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中）

第九章 建设空军
一、到空军工作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到达北京时是个清晨，正好是七月七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那一天。

车过芦沟桥，只见桥柱上所雕刻的四百多个大、小石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我竭力想寻找一下当年战火的残迹，但已经事过境迁，当年被炮火损坏的石狮都已修整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国家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一家三口到达北京站时，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派出空军政治部的谭石冰来接我。他把我们安排在前门外的乡村饭店暂住。当晚，刘亚楼来看我，并把我带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当时因病在北京休养，住在北京西城毛家湾的一个四合院里。

见到林彪，我先问候了他的身体，林彪对我说，身体不好，这次病得比较严重。然后他对我说：“你的工作有变动，不到十三兵团去了，要留在空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部部长。原来的空军政委萧华已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主任罗荣桓要他去作助手，这样空军就没有人负责政治工作了。刘亚楼希望把你调到空军来，已经报告了军委、毛主席，得到了批准，就这样定下来吧！”

我说：“我挨过国民党空军和日本空军飞机无数次轰炸和扫射，非常希望能建设起一支我们自己的空军队伍，但是我对搞空军一窍不通，要我来搞空军不合适，我不懂技术，又没有航空知识，搞不了。我还是愿意去抗美援朝。”

林彪说：“抗美援朝已经另外调邓华和赖传珠去了，你就不去了，黄永胜也不去了，已调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看我没吭声，林彪又说：“到空军，你还是搞你的政治工作。搞空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还是不行的。另外，你还年轻，还可以学嘛！”

见到林彪这样说，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林彪接着又说：“我现在身体很不好，不能见人，今天因为是你吴法宪刚到北京，第一次来，所以见见刘亚楼和你。现在我不在位了，今后空军的一些事情你们直接去请示中央和军委，直接请示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请示聂荣臻、罗荣桓，请示总参、总政、总后各总部。”

林彪说完后，刘亚楼接着对我说：“这下子你应当安心了吧！”我说：“我先干着看吧，干不好，我还是回陆军去。”刘亚楼说：“你还能走吗？中央选到你，是对你的信任，你走什么呀！”他接着说：“我们两个合作起来，同空军全体同志团结在一起，一定要把空军建设好。”我说：“空军的工作主要是靠你还有其他同志。你在苏联学了八年，有基础，我啥也不懂，主要是向你学习，尽量争取做好你的助手。”于是，我的工作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二天，我先去各总部报到，然后又专门找到萧华，问他对空军的工作还有没有什么交待。萧华告诉我，他在空军的时间也不长，对空军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他要我先到空军去，到工作岗位后再逐渐地去了解情况。他建议我要调查研究空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边工作边学习，从实际出发开始工作。另外，他嘱咐我要安心在空军工作，不要再提出变动工作的要求了。

一九五O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名单，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五人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

二、空军初建

这样，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开始了解情况。我依次召集了司、政、后各部的负责人来汇报情况。汇报会上，我只听不说，更不提什么意见。当时我的内心很紧张，因为我对空军应当怎么搞，心中无数，而且我对空军的一些技术业务，包括飞行、领航、地勤、气象、雷达、机场建设、营房建设、通讯等都一窍不通，只能是先当学生，先学习，求教于各种专业干部和人员。至于政治工作，由于我参军以来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对有些问题就能比较主动提出一些意见，但对怎样结合空军的飞行业务和各种技术业务，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也还是心中无数。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了解到空军的各级领导骨干，主要来自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等人为代表，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的。我们的党中央，早就有意建设起一支自己的空军飞行部队。早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其中就有常乾坤和王弼。常乾坤是山西人，黄埔学生，在苏联曾入茹可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学的是飞行和领航，主要是领航。王弼是江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的是地勤，从机械师一直干到了工程师。他们两个去苏联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通过关系，才把他们先接回新疆，以后又接回到延安。以后就在中央军委航空处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搞航空工作。

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开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各地公开招生。为此，中央在延安挑选了十九名有点文化的青年战士和基层干部，并就近在西路军失败后滞留新疆的部队中挑选了二十五名干部、战士，送进了这个航空训练队学习，其中在飞行班学习的二十五人中，机械班学习的十八人，一人因病返回了延安。在经过刻苦学习，这批人终于顺利毕业了。不想，在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变脸反共，杀害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的陈潭秋、毛泽民等，同时还把航空队的这一批人都抓起来关进了牢里。一直到抗战结束，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通过当时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进行协商，才把这批人弄回延安，统一分配在军委航空处工作。这批人中间，有吕黎平、陈熙、安志敏、方子觉、袁斌、胡子昆等人。

第三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老航校的毕业学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常乾坤、王弼告诉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关东军，包括关东军空军全部缴械投降，但好多飞机被苏联人拉走了，只剩下一些残兵游勇，交给了我们，其中包括一个日本的航空大队。这个航空大队中，有机械员、机械师和工程师，还有一个飞行技术比较好的大队长林弥一郎和二十多个飞行教员。我们就利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航空队。我们同时派干部进去，告诉他们要很好的工作，服务好了，就让他们回国去，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不久，常乾坤、王弼他们率领延安航空处的一批干部来到东北，同日本这些飞行技术人员会合在一起。这几批人，包括大革命时期派到苏联学习后回来的，一九三七年派到新疆学习后回来的，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刘善本，以及接收过来的日本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就一起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以后就称之为老航校。他们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机场里艰辛地搜寻遗弃的飞机、发动机、航空器材和汽油，拼凑成了一百多架飞机。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以后当务之急就是招生问题了。

航校的第一批学员就是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那些人，他们虽然在新疆分别学过飞行和地勤，但是入狱几年，再加上在延安没有飞行的条件，四、五年下来，也就生疏了。航校办起来以后，首先就让他们重上飞机，由日本教官带飞，待我们的技术业务恢复和熟练以后，再吸收新的学员。由于所找到的航空汽油很少，油用光了，就试验用酒精来代替，结果也是一样可以飞行。

一开始打算从部队干部、战士中挑选学员的，但前方战事吃紧，部队正在打仗，只好作罢。后来又想在东北地区招生，但是那里的青年学生大都长期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身体素质比较差，在政治上又要经过审查。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抗大一分校到达东北，他们带来了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从战斗部队中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和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就成了航校选调飞行学员的最好对象。结果，航校从东北和山东的抗大分校中选拨了一百二十多名学员。就是这批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战斗英雄，如王海、邹炎、张积慧、刘玉堤、鲁珉、林虎、李汉、马杰三、白云等。

这样几批人，就成为组建空军的主要力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中央抽调的大批成建制的陆军部队机构和人员。中央、中央军委对筹建空军十分重视。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组建空军的问题。他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占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第二天，七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就召见正在北平、曾在东北兼任过老航校校长的刘亚楼，谈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入选名单，以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

在听取了刘亚楼的意见后，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给第四野战军领导发去电报，提出“空军领导机关准备以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直属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八月一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四野：“由四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之基础的十四兵团指挥机构（包括司、政、供、卫的全部人员，以及警卫团在内），请即令开来北京待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四野于八月五日发出命令：着第十四兵团直属部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

就这样，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没有在兵团到职，就直接去了空军，而且还把兵团部也统统调到了北京，只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留下来，改去十三兵团任职。八月十九日，十四兵团直属全体人员两千五百多人，全部由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率领，从武汉来到北京南苑，正式成立了空军机关。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王秉璋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成立。后来中央军委又确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空军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对空军的建设曾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毛泽东主席曾指示：“要加速培养地勤人员，准备解放台湾。”朱德总司令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指解放台湾）。”当时，周恩来总理曾根据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战略部署，向刘亚楼提出：“航校第一批学员最好能在一九五O年九、十月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空军建设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压力。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要求，空军的全体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来到空军之前和来到空军之后，空军领导机关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也根本不休息，工作非常紧张，唯恐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为建设好空军，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决定首先抓好两条，即：办好航校和建设好空军的领导机关。

一、办好航校是建立空军的关键。如果办不好航校，也就没有组建好空军部队的可能。这一点过去我们不懂，以后懂得了。所以，中国的空军是先有学校，后有部队。空军各部队的飞行、领航、通讯、雷达、机务、地勤、气象、油料等各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在学校学好后，才能组成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关于建立第一批六所航空学校的报告。经过紧张的实地勘察，选定第一至第六航校的校址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和北京的南苑。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六个航校的校址先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整修航校使用的机场、营房、教室等又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我们本着因陋就简、逐步改善的原则，将六个航校的教室、营房，在十一月底都大体上准备就绪了。

当时之所以要将六所航校都设置在北方，主要是因为那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为保证航校训练能顺利实施，必须有比较安全的环境。在北方，受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威胁比较小。后来，我们又将东北老航校改为第七航校，校址仍设在牡丹江。这样，我们就一共有了七个航校。

要办好航校，校长和政委的人选十分重要。遵照中央指示，空军党委从东北老航校中，挑选了七个富有飞行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任命为各航校校长。至于航校的政委，空军党委于十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央，要求从各野战军挑选。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三倍于任命人选的名单交由军委选定。随后，各野战军根据军委的指示，共提出了十九名预选对象。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从中确定了七名。这七名航校政委都是陆军中的师以上干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航校的领导体系也跟陆军一样，政治委员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全盘的政治领导。

当时，航校的校长、政委，经空军党委提出意见后，都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不是由空军自己任命的。足见当时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重视程度。组建航校的架子，也都是陆军的师的机构，由陆军一个一个的调来，组成了航校的校部。有的就由调来的师政委带来。

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刘亚楼对航校的建设更是尤为重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空军第一次航校负责干部会议上强调，以“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作为空军工作的一个原则，无论是干部和人员的调配，机场、营房的修建，飞机器材的分配，还是航空工厂的整顿、建设，物资供应的保证等等，都要首先以办好航校为前提。他还提出，空军初建，没有经验，工作中要多动脑筋，开动机器，办事要迅速、准确，并且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对航校学员的选调，中央军委也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军委就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军政大学中选调空、地勤学员，并规定了严格的选调条件。之后，经过认真选拨，七个航校都接收了所能容纳的一大批学员。这批学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学员。

就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七所航校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和一九五O年初相继开了学。朱德总司令对航校的飞行训练非常关心。他指出：“空军能不能搞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一秒的事情。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一样不能完成任务。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被敌人所打败。”朱德的这个讲话，空军党委及时在各个航校作了传达，进行了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给了航校学员以极大的鼓舞。

为迅速满足组建空军部队的需要，一九五O年间，空军曾先后三次扩大了航校的训练规模。通过将近一年的培训，第一批空地勤学员先后毕业。以后，又陆续扩建了一批新的航校。通过这些措施，较快地培训出了一批部队急需的人员。

二、在抓紧航校建设的同时，也抓紧了建设空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刘亚楼对空军机关的组织、业务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非常重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空直机关参谋、干事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建设总的任务，是“建立人民空军，保卫人民祖国”。根据这个总任务的要求，空军机关一定要建立正规化的机关业务工作，树立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空军机关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刘亚楼司令员对空军机关的工作抓得紧，要求严。他要求各部门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完成日常工作；既要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对机关工作有预见性，讲究完成任务的彻底性和及时性。他对时间的要求是论分论秒，不能论小时。他要求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筋，出主意，努力完成党和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空军的任务。刘亚楼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在空军领导机关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但是，毕竟空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干部又大都来自陆军，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懂航空知识，因此对如何组织、如何编制、如何组建好空军部队等工作，只能是在学习、摸索之中前进。

一开始，空军初建时期的组织结构，只是在各大军区设立航空处。航空处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保管和维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飞机、器材、零件，以及所有的机场。后来，才在航空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各个大军区的空军司令部。与空军党委的工作重点一样，大军区空军司令部组建后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航校的建设上。

航校的建设很快就见到成果。一九五O年前后，各航校的速成班学员相继毕业。这些学员毕业后，空军就有了组建部队的基本条件。至于组建部队所需的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都是总参谋部下达命令，从陆军成建制地调来，如果我们需要军就调军的机构，需要师就调师的机构，需要团就调团的机构。当时，凡是空军的报告、请求，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几乎是有求必应。送上去的报告，差不多就能得到这样的批示，“照办，完全同意。”

但是，从陆军调来的团长、政委都不会飞，怎么办？我们考虑，不会飞不要紧，先组建以后再作培训调整。刘亚楼曾几次对我说：“像我们这样不会飞的干部，终究是个过渡干部，迟早是要由会飞的同志来担任领导职务的。”

因此，在空军部队的建设初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不会飞，都不懂得飞行的基本常识。但是，大队长、中队长都是飞行员，全部是飞行干部。当然，在团里的干部里，我们也尽可能地配备了一些飞行干部，有的是团长能飞，有的是副团长能飞。

为尽快解决航空部队的飞行指挥干部问题，空军常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准备在陆军中选调符合条件的干部，送入航校中进行紧急培训。刘亚楼趁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把急需解决航空部队的指挥干部问题，当面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很快就会议之便，口头指示有关军区负责人如数送调。结果，各军区很快选调了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干部九十多人。经航校培训后，这批干部成为空军第一批飞行指挥员。

三、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空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下决心组建空军以后，全党、全军全力投入空军建设，包括海军航空兵和民航的建设。决心虽下，但当时正值建国伊始，百废待举，我们自己不光没有飞机、没有汽油，甚至全国连一个汽车制造工厂都没有，连辆汽车也造不出来。更不用说是航空工业了。给我们建设空军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那么，靠什么来建空军？在技术和装备上问题上，当时路只有一条，只有依靠苏联。空军初建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同苏联谈判，要苏联帮助我们搞空军，搞航空工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以后半个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中共中央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的空军战斗部队，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向我出售飞机，并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技术人员，并请苏联派出空军顾问来华，参加中国空军的建设工作。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八月一日，中央又委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刘亚楼等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等人。经商定，苏联同意向我出售飞机，并派专家、顾问，帮助我国建设六所航校和组建一个空降旅，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正考虑攻打台湾。接着，王秉璋又三次去到苏联，商谈援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

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苏联政府将航空设备和教学设备陆续运抵满州里。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是用火车运来的。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的满州里，负责接站转运的同志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露天站台认真地进行检查、登记和分配，按时把一百多架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器材、降落伞、塔台车、活动修理车、充电车、充气车、空气压缩机、加油车、滑动车、交通车、吉普车等，安全地分别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的领导人手里。老航校即七航校，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日式飞机进行教学。

随着苏联援助设备的到来，聘请的苏联专家也陆续先后来到第一至第六航校。从校长顾问一直到空、地勤教员，以及维护飞机的机械师，都是全套的苏联顾问；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到有关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几乎一切都是苏联航空学校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解决苏联专家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物色翻译人员，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这一问题，请中央帮助解决。后来经中央同意，我们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选了一批俄文翻译，分配到各个航校。对这些翻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让他们享受空勤灶的待遇。这样航校的翻译工作就大有改善，翻译水平提高了，各个航校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也就进一步提高了。

同时，为了迅速提高空军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工作水平，一九五O年一月，在刘亚楼的倡议下，空军聘请了十九名苏联专家及翻译来空直机关帮助工作，请他们分别担任顾问长、参谋长顾问及作战、情报、训练等顾问，其中顾问长和参谋长顾问是 有少将军衔的苏军高级军官。

一九五O年底，我们又为空直机关增聘了十五名苏联顾问，这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搞技术业务的，也有个别政治顾问，但他们只管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党的工作，只管他们自己的事。

当时，我们空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原美国兵营。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把空直机关东边的原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华大使馆，划为顾问团的驻地。这样，顾问团与空直机关相距仅一箭之遥，顾问团在东头，我们在西头，我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们谈工作，联系和商量问题，有时候就合在一起办公。那一段时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等，都配有专职的俄文翻译。我同顾问团的接触相对较少，所以没有配翻译。

同时，各大军区的空军领导机关也聘请了相应的苏联顾问。正是在这些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空军领导机构的一整套业务工作，为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最必要的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空军的建设，同苏联党、政府和苏联空军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和航空学校的建设，不可能避免地一开始就基本上都是苏联空军的翻版。

对这一现象，我们当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空军建军初期，空军党委曾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即：先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然后再在学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先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积极与他们交流经验，认真吸收他们的经验，并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学会并很好地消化了他们的经验之后，再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改进我们自己的指挥系统、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把这条原则作为建设空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针。

由于苏联专家对初创时期的中国空军起着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因此，团结好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及翻译，做好他们的工作，管理好他们的生活，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主要内容。

早在一九四九年底，航校的苏联顾问来华以后，刘亚楼就在空军党委提出了两条，第一、对苏联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要全部照搬、全部照学，等搬过来、学到手之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第二、要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要把他们看成是老大哥，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并且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心全意地培养中国的飞行人员和技术干部。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又陆续提出和实行了几条：

一、搞好“一对一”的关系。所谓“一对一”，就是要求苏联专家同中国学员按专业对口结成对子关系，对子之间，包教、包学。例如：由一个苏联飞行员包教一个中国飞行员，一个苏联机械师包教一个中国机械师。我们强调，在“一对一”的活动中，老师必须爱护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老师，对子之间的关系必须搞好，要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还特别要求中国学员，要力争把苏联专家所教的全部学过来。因为，我们和苏联专家的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

二、强调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尊重他们，一般的不提缺点，不批评。当时空军有一句话，叫做“有理无理三扁担”，意思是说，如果和苏联专家的关系搞坏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礼，都要受到批评。

当然，我们同苏联专家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小的矛盾也就算了。遇到一些大问题，我们就反映给周恩来总理，由周恩来总理反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苏联总顾问，通过他去对空军顾问团进行说服教育和处理。当时，有那么几个顾问表现不好，总喜欢调戏妇女。听到我们的反映以后，苏联总顾问就把这几个人调回国去。我们解释说，我们两国的风俗习惯不同，中国的妇女比较严肃，不像你们那里开通，有一些做法，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听了我们的解释，顾问团的专家们也说，我们苏联也一样，不能那么随便。

以后，我们就注意找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礼节、礼貌、规矩等，介绍的含意就是，我们十分尊重你们，你们也得尊重我们。这个办法很起作用，以后就很少发生这方面的问题了。

三、尽量照顾好专家的生活。尽管当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但我们都想方设法地照顾好苏联专家们的生活。比如住房，宁肯我们自己住得差一点，也要把好房子留给顾问团。尤其是时间稍长，专家们的妻子、孩子来了以后，更是尽量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居住条件。在伙食上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加强对炊事人员的教育，要求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尽量把伙食搞好，尤其注意要搞好空勤灶和地勤灶，让苏联专家们吃好。

我们注意帮助苏联专家搞好文娱活动。当时，我们除在顾问团驻地安排电影室，定期放映电影外，还准备了国际象棋、台球、排球、篮球等文体器具。苏联人喜欢跳舞，而在航校单独组织舞会有困难，好在航校的驻地一般都是大、中城市，通过同各地文化部门的交涉，他们都同意对苏联专家参加舞会给予特殊照顾，并为此发了专门的票证，从而解决了专家们的周末活动问题。于是，每逢星期六的晚上，各航校都专门有人带苏联专家出去参加地方上组织的舞会。

四、对牺牲的专家给予厚葬和悼念。在航校建设过程中，专家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帮助我们培训空地勤人员，但有的也存在着急躁冒进情绪，希望培训得越快越好。结果出了事故，不仅牺牲了中国的飞行员，也牺牲了苏联专家。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优厚抚恤牺牲的苏联专家的妻子儿女。

还有一次，空直机关顾问团的少将顾问长，星期天打网球时突然发生心肌梗塞。他回到住地后，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之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仅三个小时就死了。他死后，我们全力做好他妻子、孩子以及其他专家的工作，并在隆重追悼后，专门派飞机把他的遗体及家属送回了莫斯科

五、作好对专家表彰和欢送的工作。我们每年都要对苏联的专家顾问搞一次评功记优活动，以表彰他们的成绩。凡是评上功、记上奖的，我们都要给他们挂红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对完成了任务，轮换回国的专家，每个人都送一点东西，作为纪念。同时，我们还召开欢送会，表扬其功绩。这样，他们回去时都很高兴，有的还恋恋不舍，不愿意走。

六、同时也照顾好苏联的士兵。苏联官兵不平等，他们把义务兵不当人看，当兵的只有服从，没有民主、平等的习惯。当时随团来了一批苏联士兵，这些士兵都是义务兵，服役完了就回家。对这些士兵我们在生活上也非常照顾他们，使他们深受感动。人民解放军内部官兵平等一致的关系，也使他们深受教育。临到回国的时候，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哭，有的说不想回去了，就在中国干。我们劝他们说，你的家就在苏联，不回去行吗？经过我们的说服和动员，他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七、办好图书馆和俱乐部。每个大单位都有俱乐部和图书馆，内有书籍、报刊。另外，有专家的单位一般每个礼拜六开一次晚会，搞演出和其它文娱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对苏联专家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我们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因人而施，按照苏联同志特点而进行工作。我们对他们各方面的照顾，目的是在于调动积极性，让他们自觉地为中国的空军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一九四九年冬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训练出第一批和第二批飞行员以后，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他们就开始分批撤退回国，只留下少数人给我们当顾问。这两年，正是中国空军的初创阶段，可以说，苏联专家、顾问在这一阶段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空军建军初期这一阶段中，空军党委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叫作“摆脱摸索，进行综合，走向提高”。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不懂得怎么办航校，怎么训练，怎么建设部队，就只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摸索，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等他们一走，我们就进入综合阶段，我们把这比作“甩拐棍”。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把所学到手的技术和知识综合起来，选择与自己有用的、好的继续发挥。把他们的各种教材、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结合中国空军的实际来进行改进，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这是建立中国空军包括从办航校开始，到大批组建部队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正是由于我们制定和实行了这个方针，才使得我们在以后的空军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培养空、地勤人员的办法。

四、“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

“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新中国空军的建军思想，版权属于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

一九五O年七月七日，就在我第一天来北京的晚上，刘亚楼带我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在谈完我的工作问题之后，刘亚楼对林彪说：“林总，我想提一个关于创建空军的基本指导思想。”林彪问：“你想提什么，怎么提呀？”刘亚楼说：“我考虑是不是可以这样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林彪说：“空军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怎么叫作在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呢？”刘亚楼反映很快，马上说：“那么，改成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好不好？”林彪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很好。就是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这样提很好。”

刘亚楼又回过身问我：“这样提行不行？”我说：“林总都说了行嘛！当然行！我刚到空军，什么也不懂，我听你的。”于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就这样定了下来。

回到空军以后，我们首先就这一思想在空军领导层中进行酝酿   ，在常委会上进行讨论。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方针要确定下来，成为空军建军的指导思想。但是，要将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和为什么要实行这一方针的理由考虑好，并逐步向下征求意见，待酝酿成熟后，再报请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

一九五O年七月十日，刘亚楼向四个新成立的航空兵师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创建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指示，并对他们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阐述。然后，他着重指出：“我们过去没有空军，没有经验，现在要搞空军，就必须要打好基础。空军部队必须要养成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空军第一次机务工作会议上，刘亚楼初步阐述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思想，说明这一建军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要从陆军调机构来，从陆军调干部来，从陆军带作风来，从陆军带传统来，要把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统统运用到空军来。把陆军的一些作战原则、训练原则、干部原则、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统统运用在建设空军的工作中，并且要同空军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人民空军的思想作风和经验来。从这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对这一思想不断地酝酿宣传，不断地补充其内容。

一九五一年二月，空军党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当时刘亚楼是党委书记，我是副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集体讨论确定：“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是空军建设的总的原则。要强调人民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具有人民军队的一切内在本质，这是肯定不移的。因此，陆军的建军思想、原则、传统和作风，对于空军是完全适用的。当然，我们不应满足陆军已有的经验，要结合空军这个兵种的实际情况、特点和需要，向前发展。

会议结束后，我们将会上确定的“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很快得到了批准。从此，“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建军指导方针和原则。

为了进一步向全空军阐明空军的建设方针，我们以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鸿为主，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写作小组集中了空军党委的讨论意见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写成了一篇题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文章。这篇文章经空军党委常委再次集体讨论，修改定稿后，经刘亚楼署名，发表在《人民空军》杂志的创刊号上。

说句实话，在“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也是根据我们在空军初创时期的实际情况。那时，我们团以上的领导机构，即“团、师、军、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是陆军调来的。我们所熟悉的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的条令、规章、制度，都是从陆军来的，我们所知道的建军思想、传统作风和作战的实际经验，也都是从陆军来的。这一切，都是几十年以来，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克敌致胜的精髓和灵魂，对人民空军的创建是十分宝贵的。所以，我们只能也必需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人民空军。

就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的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在苏联政府和军队在装备上、技术上对我们的多次援助下，在陆军老大哥的无私支援下，在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下，只经过了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在组织上、建制上、工作上、制度上为空军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顺利完成了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争取在一年的时间内组建起一支空军部队的任务、

历史证明，“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这一空军建军方针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包括刘亚楼和我在内的众多来自陆军的同志，为建立人民空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抗美援朝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把南朝鲜的军队压在了朝鲜半岛的南端。九月十日，以美国为首的十五个国家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军登陆后，很快就挽回了劣势，并且超过“三八线”把战火引向了中国边境。

在金日成的一再请求下，毛泽东决定派部队赴朝支援北朝鲜作战。十月二十日，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口号，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军。

尽管当时我们空军正在初建，但我们考虑，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参加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十一月上旬，刘亚楼和我就空军参战问题，去向毛主席当面请示报告。毛主席当时正在紧张地考虑朝鲜问题，在他听完了刘亚楼和我汇报的意见，就说：“很好，你们就准备吧！

接着，毛主席当场向刘亚楼和我交代了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准备自己参加作战，参加抗美援朝，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组织志愿军空军，空军有多大力量，就使用多大的力量。第二个任务，是现在就要准备同苏联空军一同参战。苏联准备派出一个空军军、三百架飞机到东北支援朝鲜作战。我们的任务，是要同苏联空军搞好关系，负责苏联空军作战的一切供应保证，并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打仗。这样，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就锻炼出来了。第三个任务，是不仅要修建、扩建东北的机场，还要由空军派主要负责人去朝鲜修建机场，准备志愿军空军进入“三八线”以北。如果美国轰炸中国，就要准备同苏军一起保卫东北，保卫朝鲜，保卫“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地区。

接受了毛泽东亲自布置的这三项任务以后，刘亚楼和我立即回到空军，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刘亚楼首先召集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向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着，又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各部门的主要干部参加，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同时研究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完成这三项任务。这两次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常委各同志吃、住都在办公室，随时碰头研究各种问题。连刘亚楼和我都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办公室，没有回家。

最后，常委扩大会议在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决定，一、组织指挥机构，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调原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刘震任“联司”司令员。刘震原任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建国初，外交部曾想要刘震出任大使，但后来我们向军委提义，要刘震出任沈空司令员。军委批准后，就把他留下了。

二、确定作战方针。经常委扩大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提出了当时参战的三条方针：第一、从实践中锻炼，从实战中成长；第二、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第三、一切为地面部队服务，以地面部队的胜利为胜利。

这三条作战方针，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并明确指示：“使用空军，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三、调动部队，准备参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支准备入朝作战的部队，就是我们建军后成立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混成第四旅是空军为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而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当初，中央在决定成立空军时，毛泽东曾向空军提出过两条要求：第一要尽快准备好两百五十架战斗机，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第二要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好伞兵，准备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进行空投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我们于一九五O年六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我们之所以把第一支航空部队称为混成四旅，用意在于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七月中旬，组建完毕的混成四旅第十团又移驻上海，担负保卫大上海的重要防空任务。

鉴于赴朝参战的任务很紧急，很重要，刘亚楼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我亲自坐飞机到上海去，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汇报中央军委的决定，请他们支持，把这支部队尽快调到东北去。

四、加紧战前训练。当时空军党委常委考虑，应当提出意见，报告毛泽东主席，参战关键问题是改装。由于我们的空军才刚刚建立，不仅缺乏训练，更缺少必要的作战装备。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飞机基本上都是喷气式飞机，而我们只有混成旅的十团，是我们唯一的喷气式飞机团，其它各团都是螺旋浆飞机，根本不能上战场。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向苏联请求援助，尽快购买二百五十到三百架米格十五飞机，只有等这些飞机运到东北后，尽快在航校组织改装训练，继续扩大歼击机部队，才能适应参战的需要。会后，我们立即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要求尽快购买喷气式飞机的报告。之后，中央很快就跟苏联方面接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五、当时空军党委常委决定，由常乾坤副司令负责，组织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三八线以北，建设所需机场。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按照刘亚楼的意见，我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商调混成四旅的问题。

把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驻防上海，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特殊情况所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轮番轰炸，尤其是在一九五O年 二月六日的那次轰炸，上海市损失重大。为解决上海市防空的急需，经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由苏联派出一个米格十五飞行团，经北京到达上海，进驻虹桥机场，担负上海、南京一带的防空任务。带领这个飞行团的是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上海是当时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是华东军区政委兼上海市委书记。苏联的这个米格十五飞行团来就直接在陈毅、饶漱石的领导下，由他们直接指挥。

一九五O年七月中旬，我们自己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混成四旅的第十团——组建完毕后，这个团就进驻上海，由苏联同志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对一地进行米格十五喷气式机型的改装训练。十月初，十团改装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团。之后，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向我们移交飞机、装备和上海的防空任务。不久，苏联空、地勤奉调回国，只暂时留下了团长顾问、训练顾问和各大队长顾问等少数人，继续协助我们工作。

在十团正式接替苏军担负上海防空任务之前，苏联空军飞机就已经击落了台湾国民党进入大陆的五架飞机，使国民党空军的气焰大为收敛。从那以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再也没有对上海进行过轰炸。这样，保卫上海、南京地区的任务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把混成四旅下属的个团全部调往东北参战。我到达上海以后，由南京军区上海航空处政委王集成陪同，马上去请求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接见。我把军委要调混成四旅到东北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陈毅马上表态说，既然是军委的意见，就坚决执行。接着，饶漱石也表示同意。

晚上，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邀请我留下，同几个苏联空军顾问一起吃饭。席间，大家互相敬酒。我不会喝酒，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起立向他们祝酒表示敬意。但我一向都是滴酒不沾，只能装个样子。苏联顾问就说：“你搞空军，当政委，不喝酒怎么行。”我解释说：“我真的不行，不能喝。”结果他们就要硬灌。陈毅司令员也说：“怎么样，你就喝这一杯嘛！连这一杯也不能喝吗？”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杯酒喝了。好，这一杯酒喝下去，身体就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一个晚上我都是迷迷糊糊的，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只好第二天又重新谈，具体商定混成四旅调动的有关问题。谈完以后，我就回到了北京。

不久，混成四旅被调到东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师。混成四旅走了以后，上海的防空就由防空军负责，军委专门给上海调来了一个高射炮师，用高射炮来构成上海的防空体系。

其次，我们准备的另一项工作是，组成了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一开始，我们曾考虑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后，还有一个会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为此专门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由中方的刘震担任，另由朝、中双方各配一名副司令员。但以后朝鲜人民军空军因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基本上已丧失作战能力，因此以后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事实上是由我们同苏联空军的领导人，以及轮流参战的国内各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组成。司令部建在安东（以后改称丹东）一个大铜矿里头，我们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木头房子，还利用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房子修成了一个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下面又分成中国和苏联两个指挥所。

我们的指挥所是由刘亚楼、刘震、聂凤智、段苏权等几个司令员，加上空军司令苏联顾问、军区空军司令苏联顾问等实施指挥，加上一些翻译和参谋人员作为助手。苏联的指挥所则由援朝苏联空军军长罗泊夫中将指挥。当时援朝苏联空军吃的、穿的、用的及交通运输、地面供应等，全归我们负责，而飞机、器材、零配件、油料、车辆等，则由苏联有偿提供。

联合司令部建好后，刘亚楼同我商量，说他准备在“联司”指挥所至少待上一年，好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一些作战的经验。他要我和王秉璋、王弼在北京主持工作，把后方的事情全部交由我们负责。

一开始，我也在安东待了大概两个月，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空军实战经验。但不久刘亚楼就催促我回北京主持工作。回到北京后，我又去了几次安东，但每次大约只呆了个把月左右。

再有，了解敌情也是我们在部队入朝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调查了解，当时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大约是十五个联队，美军的一个空军联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飞行师，联队下面还有大队。加上其他参战国家的飞机，总的实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一般的都在六百小时以上，有的多达三千小时以上。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分之一的人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作战。

在南朝鲜地面部队遭受损失，向南撤退时，他们就全靠美空军掩护，才阻滞了北朝鲜部队的推进。那时，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出动，北朝鲜的空军力量也很弱。美国空军十分骄横，经常是低空飞行，以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如入无人之境。北朝鲜所有的大城市，甚至一些不大镇子，几乎统统被炸，交通枢纽也被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作战部队的行动和物资的供应。

而当时，我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几个师和团，作战飞机不足二百架，加上苏联参战的一个军，总共也才五百多架飞机。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基本上都在一百小时左右，有的还不足一百小时。另外，我们地面的各种保障工作，如雷达、通讯和气象等，也远远不如美国。很显然，这将是一个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较量，我军明显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了解这些情况，就会使我们的指挥员、飞行员有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赶修机场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从决定中国空军入朝参战开始，到一九五O年底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新修和修复了东北地区的机场三十一个，其中，鞍山、锦州、沈阳等机场归苏联空军使用，丹东、辽阳等机场归我们使用。我们在前面，他们在后面。我们在一线，他们在二线。作战时也是这样，我们在低空作战，他们在高层进行掩护。而且，我们两个指挥所也相互挨近，靠在一起。

为了准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负责，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朝鲜“三八线”以北，抢修了十几个机场。但我们一边修，美国飞机一边轰炸，常常是我们刚修好一个机场，美国飞机就来炸。等美国飞机走了，我们赶紧进行修补，可修补完了又被炸。我们抗美援朝三年，朝鲜境内的机场也修了三年，一直修到停战为止，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始终不能降落飞机。偶尔那么几次，我们的飞机在朝鲜上空作战时被打坏了，不得不降落在那里，但修好以后，就又回来了。除此以外，不论是我们的飞机，还是苏联的飞机，基本上都没有在朝鲜修的这些机场降落过。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抓紧改装训练。在中央与苏联方面紧急磋商之后不久，我们请求苏联支援的新型喷气式战机就运进来了。此后，在苏联空军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对准备参战的飞行人员突击进行改装训练。一个月以后，参加训练的飞行员都初步掌握了米格十五型战斗机的驾驶技术，百分之二十的飞行员还进行了七千米以上的高空战斗训练和中、大队的编队训练。与此同时，我们其他战勤保障人员，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训练。经过突击训练，我们逐步扩大和组建了几个装备了米格十五型喷气式飞机的歼击师。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入朝参战的空军全体指战员都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经过各项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一九五O年十二月四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达命令，令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首批进驻丹东浪头机场，准备入朝作战。

部队进驻浪头机场后，连续进行了四次飞行训练，以熟悉航线，熟悉地形。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空十团全部转至浪头机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和该师的苏联顾问也随十团一起在机场组成了前线指挥所。在浪头，他们抓紧熟悉美空军的活动情况与特点，研究作战方法，很快就作好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郑重向空四师提出，一定要慎重初战，要在初战中打出士气来，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八大队首次进入北朝鲜迎战美机。第一次战斗出动的当时，刘亚楼和我都在铜矿空军指挥所坐镇。很快，传来喜讯，大队长李汉，在战友们的协助和掩护下，取得击伤美机一架的战绩。第二天又取得击落一架、击伤一架的胜利。李汉首创战绩，立即就鼓舞了其他飞行人员的胜利信心。为鼓舞士气，经我们空军党委研究批准，给李汉记一等功，以后又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首战告捷之后，刘亚楼认真总结了首战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根据刘亚楼提出的意见，空军党委决定，在我们的飞行员还缺少实战经验的情况下，先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作战，而后再单独作战；先打性能较差、兵力较小的小机群，而后打性能好的大机群。这个作战方针送呈毛泽东主席后，毛主席批示：“完全同意。”我们在北京接到这一批示后，随即按照这一方针进行作战部署和准备。

为使更多的航空兵部队得到锻炼，空军党委决定，采取“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组织已组建的航空兵部队轮番入朝作战。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始与美机交战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为止，先后有十二个航空兵师入朝参战，得到了宝贵的实战锻炼。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最先参战的是四师，他的前身是混成四旅，是我们最早组建的一支航空兵部队。在改变番号时，刘亚楼和空军党委研究决定，航空兵第一师的番号暂缺，在抗美援朝中，那个师打得最好，就授予一师的番号，作为空军的排头兵。

后来，空四师先后参战五次，击落击伤敌机八十余架，成为战绩最好的一个师。在战斗中，这个师涌现出英雄、模范、功臣一千余人。比较典型的，有战斗英雄张积慧。在一次战斗中，只在战斗机上飞过一百小时、空中战斗经验不多的张积慧，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一举击落了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作战二百六十多架次、飞行过三千多小时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飞机，将他击毙。戴维斯的被击落，在美国军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的死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它给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人员带来了一片暗淡气氛。

由于空四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特殊的战绩，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空军党委决定，将空四师的番号改为空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飞行团。以后，我们又另外重新组建了一个空四师。此后多年，空一师的训练与工作一直保持在先进水平上。事实证明，我们最初的考虑是对的。
接着，刘亚楼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四月份开始，不再由苏联空军带领作战，改由空四师带领十二、十五、十七师等兄弟部队作战。这样，中国空军就开始了由自己带领自己的联合作战的阶段。

入朝参战的航空兵另一个主力，是空三师，三师师长是袁彬，政委高厚良。空三师可能参战三次，击落、击伤的敌机和空四师相差不远，也有七十架左右。击落敌机最多的大队，是空三师的王海大队，共击落敌机约十七架。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是空三师的刘玉堤，他一个人就击落了敌机七架，他自己的飞机也曾被打掉三次，但他三次跳伞，都得到成功，安全地降落在朝鲜，然后顺利返回了基地，他真可以称得上是战争中的幸运者。

总的来说，志愿军空军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击落、击伤敌机大约在四百架左右。当然，我们自己损失的飞机可能超过美国人。至于苏联飞机击落、击伤美机，我们当时没有统计，不过肯定要比我们多。

由于我手头没有具体的材料，以上这些数据，仅凭记忆所及，可能有误。

志愿军空军同美军作战之初，力量是明显的悬殊。我们之所以能在战斗中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掩护和带领。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苏空军联合一起作战，苏联空军在高空，我们在中、低空。开始时，我们的飞行员不能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出动，因此一旦夜间和有复杂气象情况，就只能靠苏联空军出动。后来我们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分批组织部队进行夜航训练和复杂气象条件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也掌握了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术。以后，就基本上由我们自己全部承担了作战任务。

前来参战的苏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有熟练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在战斗中，他们往往士气旺盛，勇敢机智，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对志愿军空军的参战，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在参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向苏联空军学到了空中飞行编队、作战战术，而且还全面学到了地面指挥及气象、雷达、通讯等各方面的技术业务。通过战斗，中苏两国空军团结一致，共同对付美国空军，取得了空战的胜利。

当时，苏联空军实际上也是采取轮换的办法，虽然飞机不回去，指挥机构不回去，但飞行员却是一批一批地轮换，反正总是保留一个军的兵力在东北。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不久，苏联空军就撤离了东北。当时，我们的部队也停止了抗美援朝，但仍留在原地待命。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空军基本上不过鸭绿江。志愿军对美军轰炸我们的国土，轰炸我们的机场，采取了严密的防空措施。最初负责入朝指挥美军的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曾提出过飞过鸭绿江轰炸中国领土，但美国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此美军飞机基本上以鸭绿江为界，甚至在轰炸鸭绿江桥时，都在江那边，不过来。

大概只有两次，美军飞机闯进了鞍山。苏军飞机立即起飞拦截，先切断了鸭绿江上空的退路，使美机转不回去了，被苏军击落在鞍山，他们的飞行员也被擒获了。从此以后，美机就再也没有过江来。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完全掌握主动权；有利时我们就过江打，不利时我们就不过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回来。最初，看到是小机群，就乘机而入，打两仗，取得了胜利，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基地。以后，就以多层次、多梯队的混合编队，插入美机的大机群中作战，同样取得了不断的胜利。最后，就逐步发展到能以师为单位，双方同时起飞两、三百架飞机，在空中打大的空战。到这时，为减少地面部队的伤亡，只要敌机一出动，我们必定尽全力牵制敌人，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轰炸。

当时陆军曾有少数同志编了个顺口溜，讽刺我们空军说：“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带枪，稀里糊涂得了纪念章（指朝鲜政府颁发的纪念章）。”其实，这是由于他们对空军情况的不了解。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有一个发展过程。同陆军部队一样，空军也是需要在战斗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空军的力量是逐渐积蓄起来的。所以，在抗美援朝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曾批示，使用空军以采取稳当的办法好。

第三原因，是我们在战争中不断研究改进战术、技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参战伊始，就在前方待了一年多。参战初期，我们完全没有空战的经验。刘亚楼虽然在苏联学了八年，但学的都是陆军方面的知识，对空军应当怎么指挥，应当怎么打仗，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他亲自带着一个翻译，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空军作战的经验。他对空战战术的研究十分重视，根据美军当时的战术，对参战部队对空战战术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刘亚楼同刘震、聂凤智以及所有指挥干部经常一起研究，并参考苏联空军的经验，同苏联顾问交换意见，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反复实践、研究和总结，最后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这个战术原则在提交空军党委讨论、通过后，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后，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作战战术原则。

所谓的“一域”，是指在一个空域内；“多层”，则是将一个空域分成多个层次，例如四千米一层，六千米一层，八千米一层，一万米一层。不管敌人的飞机从那里来，我们都可以应付。所谓“四四制”，是指在空中进行战斗编队时，以四机编队为基础来执行战斗任务。当然，也可以采取两个队形，即八机，但最多是十二机。

这一战术原则，符合当时的空战实际，较好地体现了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和灵活多变的原则，完全具有中国的特色。以后在飞行部队中，就执照这一原则进行改装训练、作战训练和战术训练。这一战术原则的不断研究和改进，对以后的空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原因，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明显的敌强我弱情况下，志愿军空军要想战胜敌人是困难的，可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飞行员的勇敢和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我们的飞行员都是来自陆军，都经过了地面战斗的锻炼，他们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敢于以少胜多，积极求战。在战略上，他们藐视敌人，把敌人看作是纸老虎；在战术上，他们则重视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真老虎，是有牙齿会吃人的真老虎。虽然我们在装备上、技术上不如敌人，但在思想上、士气上，则远远超过了敌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就是以这样的精神来战胜敌人的。

第五个原因是，在边参战、边扩大组建部队，使他们轮番参战的同时，还注意到对有经验的飞行人员的集中使用。当时我们新组建了一个空十六师，正在青岛进行米格十五飞机的改装训练。刚改装训练完，刘亚楼就从丹东前线来了电话，要我赶紧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出补充到参战的两个主力部队，空四师和空三师去。

接到刘亚楼的电话，我就在想，十六师是刚成立的一个师，要把他们的飞行员全部调走，这个工作估计比较难做。我就和当时的参谋处长何廷一，立即坐飞机飞往济南，从五航校那里又搞到了一个教练机，直飞青岛的流亭机场。一到青岛，我就立即找到了十六师的政委张雍耿，告诉他要把十六师的全部飞行员用运输机送往东北，补充到四师和三师去。我还告诉他，十六师的机构不动，师的空架子就暂时保留在流亭航校，凡是以后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立即补充给十六师。当时张雍耿还不太满意，我就对他说：“你要服从命令，这是空军党委的决定，空军党委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的。”

当晚，我又召集十六师的飞行员作了动员，鼓励他们勇于参战，为祖国、为人民立功。去的飞行员都兴高采烈。就这样，我们很快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到了东北。这样做，飞行员的补充就比较快，如果从航校调学员培训，速度就太慢了。

第六个原因，是全国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开展了捐献飞机的运动。据统计，全国各地捐献的款项大概可以买三千七百多架歼击机，这给初建的空军增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第七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指挥与大力支持。当时，凡是空军上报的请示报告，毛主席都是随到随批。有的是口头报告，毛主席点了头之后，我们就去办。因为是战争时期，不可能那么按部就班。例如，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为解决空军装备的急需，毛主席还亲自与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了飞机。

在抗美援朝期间，刘亚楼一直是在前面指挥。开始时是刘亚楼同沈空的司令员刘震在一起。后来是南空的司令员聂凤智接上去了，他实施指挥的时间比较长。最后是北空司令员段苏权。其他的军区空军司令员，以及军长、师长、团长，也曾轮番到丹东指挥所学习，但真正担任指挥的是刘亚楼、刘震、聂凤智和段苏权。

当时在空军的苏联顾问，包括空军司令员顾问、参谋长顾问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顾问，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也都在丹东指挥所，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和休息。我们同他们交流经验，征求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吸收他们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作战指挥、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力争先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在学到的基础上再提高，我们把这个叫作“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这是我们当时领导建设空军很重要的一个方针，是经过空军党委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原则。

抗美援朝期间，空军经过初战，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不多，但把苏联空军的经验加在一起，我们也就有了比较多的经验。经过苏联专家的指导，我们的空中指挥员从不会指挥、不会打仗到会指挥、会打仗，地面引导由不懂到懂。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战争的实践，我们最后已经能够在同一个指挥所里，同时引导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机群打仗。

刘亚楼之所以在“联司”待了一两年，目的就在于要摸索出一套经验，然后在北京建立起真正能指挥全国空军的指挥所。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抗美援朝期间空军党委常委的分工。我们几个常委当时的大致分工是这样的：刘亚楼主要在丹东指挥作战，同时也兼顾空军主要工作，间或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主持工作，政治工作方面由我负责。组织机构、干部调配，由我和干部部长杨春甫负责。我也曾三次去到前线指挥所，但每次只呆一两个月，主要是去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总结党的领导的经验，党委集体领导的经验，以及组织动员部队、鼓舞士气。在这些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

王秉璋以后是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留在北京，专门负责军事行政，特别是同苏联的谈判；常乾坤差不多三年都在朝鲜修建机场，同时担任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之间的联络；王弼则主要管地勤保障，以及训练机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六、一九五五年授衔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毛泽东下令，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就是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先后发出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批准的权限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总干部部也在一月份召开了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评定工作中的标准掌握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军委决定，军官的授衔工作要在一九五五年全部完成。

空军的评衔工作是在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亚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们成立了空军评定之军衔和授勋工作的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两项工作。

当时军衔等级的设定，主要是以苏联军队的军衔制度为蓝本，也参考了朝鲜的军衔制度。因此，我们的军衔制度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国军官的军衔共分为元帅、将官、校官和尉官等，其中元帅分为大元帅和元帅两级，将官分为大将、中将和少将四级，校官分为大校、上校、中校和少校四级，尉官分为大尉、上尉、中尉和少尉四级。另外，军士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级，士兵分为上等兵和列兵两级。后来实际授衔时，由于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故大元帅军衔空缺。同时，考虑到大批副排级干部，又增设了准尉军衔。

军委规定，少将以上的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和评定，所以我们空军党委的任务只是负责评定大校以下军官的军衔。

授衔工作开展以后，立即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大多数干部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但也有不少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还公开向干部部门提出要什么样的军衔，有的人甚至哭鼻子。据说毛泽东当时曾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到一九五五年九月，我们空军及全军军官的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我被评定为中将军衔。我们空军（包括后来合并进来的防空军同志）中没有大将以上军衔的人，上将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人，中将则有我、成鈞、王秉璋、聂凤智、曹里怀、谭家述、郑任农、王辉球、常乾坤、曾国华、余立金、徐深吉、罗元法、吴富善等。少将有几十人，我已不能一一记起来了。

近些年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一九五五年授予军衔后，大将粟裕、上将刘亚楼二人对所授的军衔不满意，认为授低了。粟裕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没有听到过刘亚楼有这样或类似的表示。在授予上将军衔的五十七人中，他排名在第三十名，排名在他的后面的还有不少比他资历要老的同志，所以我想他不会对被授予上将军衔有太大的意见和看法。

当然，在具体掌握评衔标准的方面，除了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以外，还适当照顾了各个方面军干部，照顾少数民族干部、起义将领和已调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如刘震之所以能授予上将军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原是红二十五军和红十五军团的干部。

我对自己被授予的中将军衔还是满意的。当时军衔评定有几条硬性的规定，比如大将必须要在红军时期任过军以上的职务，上将必须要任过师以上职务，中将必须要任过团以上职务，少将必须要任过营以上职务。我在红军时期没有任过师以上的职务，所以中将军衔是当时我能达到的最高军衔，也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命令状授予十位元帅。同日，国务院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我们。

二十八日，国防部进行授予校官军衔的典礼，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官军衔。此后，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相继举行了授衔典礼。与此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士兵军衔的典礼。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军授衔工作基本结束。

军队实行了近十年的军衔制。一九六五年，林彪有病，贺龙代替他主持军委工作。贺龙提出要撤销军衔制，“恢复红军时期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批准，于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军队正式撤销了军衔制。

七、“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

我们在空军中一直强调要坚持“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和加强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目的既是为了完成训练任务，又是为了保证飞行安全、减少飞行事故。

在空军，飞行员不仅需要在航校进行培训，下到航空兵部队以后，也同样需要进行经常性的训练，与航校不同的是所飞的机型和科目而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些训练都是在空中进行的，稍有不慎，就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一九五O年初第一批航校刚开始飞行训练时，就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第四航校的一个学员在放单飞时，飞机撞在机场边的水堤上，结果飞机摔掉了，学员也牺牲了。

在这血的教训之后，空军党委就重点抓飞行安全的工作。我们党委一班人在刘亚楼的带领下，经过反复研究和集体讨论，认为首先必须提出明确的训练方针，统一大家的思想。当时提出的空军飞行训练方针是：“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一九六O年十二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以后，我们就一直坚持下来了，用这一方针指导飞行训练。

实际上，要想完全消灭事故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训练方针，只是想将此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要求大家尽量减少飞行事故，保证飞行安全。因为一旦出现飞行事故，就造成最大的损失，不仅飞机价值昂贵，更主要的是飞行员。如果是运输机，特别是载有乘客的飞机出事故，其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从多年的飞行训练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航校还是在飞行部队，无论是在初建时期还是在以后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以后，无论是在平时还是进行战备训练，如果离开了这个“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就必然事故严重，往往会欲速则不达。

比如说，一九五八年，在当时“大跃进”的形势影响下，个别航空兵师急躁冒进，提出“几昼夜完成全天候训练计划”的口号，结果师长本人就因飞行事故而牺牲了。这是又一次血的教训。

可以说，“稳步前进”训练方针的提出，对于保证训练质量和飞行安全，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和壮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空中防线

空军建军初期，自萧华走后，一直没有政委，我作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当时空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我到空军工作以后，就很想研究摸索一下如何加强飞行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利于保证训练中的飞行安全。

一九五二年春，我带领空军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到第二、第三航校蹲点三个月。三个月下来，通过向飞行技术人员学习和自身的观察，发现通常的飞行训练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即飞行预先准备阶段、飞行直接准备阶段、飞行实施阶段和飞行讲评阶段。这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内容和重点。每个阶段都对各级政治工作干部的工作提出了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要求。

从航校回来后，我召集了航校和部队的一些政治干部，对如何针对飞行训练的四个不同的阶段作好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我们认为，我们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不同的阶段中，应该对我们的政治工作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使政治工作与飞行训练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飞行训练、飞行安全服务。在我们统一思想以后，又对这个“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内容，进行了座谈讨论，最后我们正式把它的内容确定了下来。

接着，我向空军党委常委作了汇报。经常委会同意后，又向总政罗荣桓、萧华作了汇报，并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空军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了《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文件，在航校和飞行部队中试行。试行一段时间后，经过补充和完善，文件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正式下发空军各部队执行。从此，《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以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些文章，在《人民空军》杂志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内容，论述怎样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更加与飞行训练业务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使这一原则更加深入人心，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都能自觉地执行。这样就很快使空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干空军的人，最怕的就是跑飞机。如何把好空中防线，这是空军政治工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组建飞行部队开始，空军党委和刘亚楼同志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党和人民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空军，如何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飞行员，特别是不能发生叛逃事件，这是一个时刻令我们萦绕心怀的问题。过去的国民党军队以及苏联空军，都是采取一些消极的防范措施，甚至是采取监视等手段，防范叛逃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于是，在了解苏联空军这方面做法基础上，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总结和改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概括起来，这些做法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严格挑选，把好入门关。建设空军初期，中央、中央军委从陆军为我们挑选了一批基层骨干。这些人首先是政治可靠，而且经过了战争的考验，是我们空军的基础。以后，我们改由从地方适龄青年（主要是高中毕业生）中挑选飞行员。这项工作，很多次都是经周恩来批示，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文件的。当时，挑选飞行学员难度非常大，政治思想、身体、文化以及社会关系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严格把关，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这样就保证了飞行人员的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

第二、加强培养教育。对飞行人员，我们在进行严格技术训练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空军是高技术兵种，部队和飞行人员素质的好坏，与文化素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为提高飞行人员的文化水平，空军政治部还编印了一套文化教材，下发给飞行人员学习。我们还针对空军飞行部队大多是单兵训练和单兵作战的特点，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一定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我们提出，师、团政治委员要对飞行员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方法，要了解和熟悉每一个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生活以及家庭等情况，有问题、困难要及时解决，做到思想问题不上天（即不使飞行人员带着思想问题进行飞行训练和参加作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时期，不管社会上是如何动荡、混乱，我们都始终坚持对飞行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方法，保持了飞行人员的思想稳定和部队的稳定。正是坚持了这一点，才使得我们在各个时期内都完成了包括国土防空在内的各项任务。

第三、加强管理。在当时那种作战和训练任务十分繁重的年代，空军飞行人员都象连队战士那样过集体生活。除节、假日以外，工作、学习、训练、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这样做，有利于集中精力组织飞行训练，有利于保障飞行员的休息，因而保证了飞行安全。有一些飞行员，都三十甚至四十出头了，也仍然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由于他们的思想觉悟高，都能自觉遵守这些规定。除了飞行员，我们对飞行团的军、政领导干部，也都要求他们同样执行这一规定。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实在也是迫不得已。对这些同志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空军的建设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四、提高飞行人员的各种待遇。飞行人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待遇，在空军中是最高的，其中，空军飞行人员的伙食标准是军队中最高的。各飞行部队、航校、领导机关都设有专为飞行人员服务的空勤灶，有的还从地方上请了最好的厨师，调剂并不断改善飞行员们的伙食。空军在全国各风景胜地都建有疗养院，飞行人员每年都能到这些疗养院里享受一个月的疗养，主要是保健和体育锻炼。飞行人员如果生了病，医院里有专门的科室、病房。结婚的飞行员，不受军龄、职务的限制，其配偶都可以随军。子女上学、就业的问题，也由政治机关负责解决，以尽量解除飞行人员的后顾之优。工资、级别调整方面，对飞行人员也有特殊的照顾。飞行训练中牺牲的飞行员，经报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一律追认为烈士。

通过这些措施和办法，我们的空中防线工作成绩较大，重大恶性案件和叛逃事件极少发生。当然，重大恶性事件也不能就一件没有，一九六三年就曾发生了一起。空十四师的一名飞行员，因为怀疑其未婚妻与大队长有暧味关系，就枪杀了这位大队长，制造了一起恶性案件。案件发生后，我亲自到空十四师作了调查处理，并将这起事故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发到全体空军部队中进行教育。再有就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在我接任空军司令不久，在南空五师发生了一起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的事件。但从这以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前，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

我在空军共工作了二十一年，其中前十五年的时间主要是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我为空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当然，在那些年的空军政治工作方面，也难免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对此我也很清楚。

九、空军、防空军合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空军的建设，开始走的是苏联空军的道路。苏联是把空军和防空军分开的，国土防空军是空军之外的另一个军种。防空军不仅有高射炮、探照灯等装备，也有飞机、雷达部队。根据苏联的模式，我们在建国后建设中国空军的同时，也开始建设防空军。同我们空军一样，防空军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要进一步消减军、政费用，以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据这一精神，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个军种，改为陆、海、空三个军种，撤销公安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空、防两军党委成员于一九五七年十八日和三月四日，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在三月四日的会议上，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总干部部长萧华、副部长甘渭汉，总参谋部军备部部长苏静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组织形式、临时党委的组成、主要干部的配备、合并的时间、步骤和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等，作了通盘的研究，决定组成一个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与组织实施这两个军种的合并工作。

这次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是在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合并之前，他们还委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分赴沈阳、南京、广州等军区，具体研究与解决有关空、防合并的一些主要问题。

三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空、防合并后空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名单：刘亚楼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任副司令员。空军党委，仍由刘亚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五月十六日，总参谋部命令，军委空军和防空军从五月十七日零时正式合署办公。紧接着，各军区的空军、防空军，也于五月九日至九月十日先后合署办公。至此，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即告结束。

空、防合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合并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开了很多会议，打通了思想，使这次空、防合并得以顺利完成。

比如说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空、防合并是空军吞并了防空军军。对这种思想，我们及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向大家解释说，空、防分开有很大的弊病，防空军有高射炮、雷达和探照灯，主要担负国土防空任务，而空军有歼击机。由于两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一旦敌机来袭，两者往往不能密切配合，往往会矛盾很大。为解决这一矛盾，起初各军区空军曾指定一名副司令兼任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专门负责指挥歼击机进行防空任务。但工作起来，仍然很别扭，因为歼击机归空军建制，可国土防空方面的指挥权却又属于防空军。这样的体制有很多的不便，一旦有了作战情况，动作起来都会感到很不顺当。空、防合并以后，在国土防空方面就完全协调一致，再也没有这种隔阖了，也再没有人说什么你是防空军，我是空军什么的了。经过我们的解释和教育，绝大多数同志都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有了正确的认识。

至于防空军的领导，除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调任副总参谋长之外，其他副司令员都转到空军来任副司令员。比如成钧到了空军，仍然担任副司令员，仍然主管高射炮、雷达、探照灯这些部门的工作；谭家述到空军，也仍然是副司令员，不光主管以前的防空兵学校的工作，还统一负责全空军的学校工作。各军区防空军的领导，也都在各军区空军中担任了相应的工作。

空、防合并以后，以前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工作更加协调一致。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合并是很成功的。

十、组建空降兵

还在筹备建国之时，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建立一支空降兵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时，同时也就组建伞兵部队的问题进行磋商。一九五O年一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随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又与苏联政府进行了具体商谈。

一九五O年四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组建空军陆战部队。七月十七日，确定该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归空军建制。

空军陆战第一旅成立以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使用降落伞，如何掌握跳伞技术和怎样进行训练等问题。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只能临时聘请苏联顾问来进行专门的指导和帮助。经过一个短期的训练，伞兵们基本上都掌握了跳伞的动作要领和叠伞的技术。

九月二十九日，伞兵部队正式组建两个月之后，陆战第一旅组织了新中国伞兵的第一次跳伞。这次跳伞的成功，使伞兵们克服了畏难情绪和害怕心理，提高了跳伞成功的信心。不久，我们又专门组织了一个运输机团，来为伞兵旅的跳伞训练服务。

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以后，林彪担任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一天，中央军委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集常委会议，就扩大组建空降兵的问题进行讨论。到会的有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荣桓等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由于是讨论空降兵的问题，因此也吸收刘亚楼和我参加旁听。

会上，林彪首先发言说，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是强大的，没有问题。海军、空军和各个兵种，也都在发展之中。相比之下，就是空降兵不够，现在只有一个旅。现代战争，需要大规模地在敌人后方进行跳伞作战。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空降部队，还要有空降武器，包括空降坦克、空降汽车、空降炮兵等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扩大空降部队的建制。不过由于目前我们运输机的数量有限，就先扩大一个军，成立一个空降军，归空军建制。这个空降军，要从陆军调一个最强的军，来改建为空军的空降军。

陈毅元帅接着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这样做完全必要，在南京组建空降兵旅的时候，我就很重视这个旅的组成。当时我把华东野战军的很多战斗英雄、模范、功臣等，都调到了这个旅。实在数量不够时，也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

林彪对陈毅的讲话十分欣赏。他说：“陈老总这样重视空降部队，比我的想法又进了一步。就是应当从陆军部队调战斗英雄、模范、功臣来。要调一个最好的军，战斗经验最多、打得最好的军来改建成空降军。”之后，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和罗瑞卿，也一一发言，表示赞成林彪和陈毅的意见。

军委常委会议开完，就写了报告，上报中央和毛泽东。报告送上，毛泽东很快批示：“完全同意。”于是，成立空降军即成定局。

毛泽东批准后，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军委副秘书长萧华，召集空军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具体讨论要调那个军。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调抗美援朝中表现最好的第十五军来组建空降部队。这一决定上报毛泽东、林彪，得到批准。不久，陆军第十五军正式归空军建制，改称空十五军。

在抗美援朝中，十五军部队以“血战上甘岭”而闻名于世，涌现了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以这样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的部队改建为空降兵部队，毫无疑问，肯定能成为空降部队的排头兵。

空十五军改建以后，首先狠抓了空降部队的基本训练，达到了一般条件下人人会跳伞的标准。接着，他们又开始进行各种复杂条件下的特种跳伞试验。开始是在广州进行水上跳伞试验，继而又在东北的齐齐哈尔、海拉尔进行雪中跳伞试验，以后又在青海、西藏进行高原跳伞试验，最后还在湖北孝感进行山地、丘陵地和水网稻田地带的跳伞试验，在云南思茅地区进行森林地区跳伞试验。他们还不断研究改进跳伞方法，从一般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到炮兵、到坦克、到汽车，都进行空降。从个人到整连、整营的跳伞训练，每次都取得了成功。

从空降兵成立到一九七O年，我国空降兵部队从理论到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再到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各种气象条件下的训练、各种地形条件下的训练、各种空运条件下的训练，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从而使空十五军成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能够担负各种作战任务的部队。

十一、金门空战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为了实施这一行动，掩护大批炮兵进入前线，中央军委命令空军夺取福建前线的制空权。

一九五八年的七、八月份，刘亚楼和我带领空直机关的几个人，来到东南前线坐镇指挥，历时四十多天。首先，我们逐一检查了参战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针对国民党空军的力量和特点，同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进行研究，对部队的部署作了一些调整。

作为金门炮战的序幕，争夺福建前线制空权的激烈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这次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了五十多架飞机，我们则损失了二十多架。战斗的结果，福建前线的制空权被我们基本掌握。之后，敌人变得老实多了，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飞过台湾海峡，从而为我们大批炮兵安全开进厦门地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实战锻炼。

金门空战中，空军的很多部队都参加了战斗。其中一些组建时间不长的部队，如空九师、空十四师、空十八师等打得比较好，而这一师、空三师等几支老部队，则表现平平。战斗结束后总结时，我们帮助他们认真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金门空战，是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所经历的又一次实战锻炼。通过这次空战，我们年轻的空军部队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较好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

十二、国土防空

到了一九五八年底，我国的防空力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第一支空军导弹部队正式组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就在国庆十周年大庆刚刚结束后的几天，我们组建不过十个月的年轻的空军导弹部队，就首战告捷，在北京上空击落了美制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运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记录。以前，由于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的飞行高度，能够到达一万八千到两万米，而我们过去的战斗机飞行高度不够，我们只能对着这种高空侦察机“望机兴叹”。现在终于用导弹把它揍下来了！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拥有这种导弹武器的其它国家，都还只是停留在靶场上的射击阶段，只有我们第一次用在实战上，并取得了成功。

国民党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飞机残骸坠落在北京近郊通县东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都曾前去看过。

可是在那以后，中苏关系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原订的协议，断绝了有关援助，我们的导弹部队也暂时不可能再扩大了。以当时我们仅有的那一点地空导弹兵力，要把守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两万米以上领空，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先后部署了几架U—2型高空侦察机到台湾，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由美国专门训练的蒋军空军飞行员驾驶，完成到大陆侦查的任务。这种飞机比RB—57D飞得更高，实用升限将近两万三千米，而且侦察设备也更好。依靠这种较为先进的飞行，国民党空军屡次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

这时，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空军部队，对打U—2飞机，一定要“海底捞针，总不死心”。根据这个指示，刘亚楼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退而结网，把固定在北京的地空导弹部队拉出去，进行机动设伏。不久，这一战术果真取得了战果。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一架U—2飞机在江西上空“咬钩”了，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一举击落。

U—2飞机被击落后，刘亚楼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就说：“很好，这是个伟大的胜利。美国的U—2飞机前几天入侵苏联，苏联只是提了警告，而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随后，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又相继击落了三架U—2飞机。在一九六四年地空导弹部队第三次击落U—2飞机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汇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一九六四年七月，参战的地空导弹部队全体官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和彭真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导弹部队以至全空军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之后，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年底，国民党军的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又入侵大陆领空九十七架次，先后被我们击落了二十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十四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三架，海军航空兵击落三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击落的美制蒋军无人驾驶飞机，是空军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次胜仗。当然，上述几次战斗，对空军部队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但在当时，不仅是对我们空军自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所起到的影响都还是比较大的。

十三、立空军为标兵

一九六三年元旦，我清早起床，刘亚楼就来约我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彭真等领导那里去拜年。最后，我们拜到了毛家湾林彪的家里。

对林彪这个人，我们是很了解的。到了他那里，不能像到其他领导家那样，是没有什么闲话可谈的，要谈就是谈工作。所以一到林彪家，我们就向他汇报空军的一些情况。

在汇报中，我们谈到了北京市委当时正在大力进行的宣传空军领导机关的卫生工作。北京市委在空军大院召开了现场会议，组织北京市的一些机关到大院里参观学习。之后，卫生部长李德全又带领部里的全体领导到大院来参观学习，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也来视察。说到这里，我们说，每天来访的人很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但是又不好拒绝。

说到这里，林彪就说：“我也去看过呀，我看你们的工作搞得不错！”林彪这天很高兴，就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看空军的工作搞得不错，应该宣传，应该立为标兵、树为榜样。树立标兵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四个第一’要有标兵，‘三八作风’要有标兵，‘四好连队’要有标兵，‘五好战士’要有标兵，每个单位都可以立标兵，各行各业都可以立标兵，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先进，在全军造成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北京市委的这个办法很好，我们解放军要学习。”（“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即学习毛主席著作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组织纪律好。）

     他接着说：“我心里早有这个想法，想提出以空军为标兵。现在看来，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空军自建立以来，工作是有朝气的，要求是严格认真的，有些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所谓标兵，就是像站队一样，大家都要向他看齐。”说到这里，他问：“你们能不能把空军建设的经验，搞他个十条、八条甚至几十条，向大家作一个介绍？你们能办得到吗？”

     刘亚楼回答：“这比较困难。我们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很好的总结，现在就要的话，一些经验恐怕一时总结不起来。”

林彪说：“不要顾虑那么多，你们就搞吧，搞那么几十条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不好的，也可以作个自我批评嘛。”林彪这么一说，刘亚楼不敢再表示异议，我更是不敢说什么。

看我们面有难色，林彪就说：“这个意见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不要再说了。等一下我再和罗瑞卿、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刘志坚他们说一下，由他们去布置，你们只要准备总结经验就是了。”我们表示回去再研究一下，再将具体意见向林彪报告。林彪说：“不要报告了，就这样定了。”我们长期跟随林彪，知道他作出的决定，别人一般是改变不了的。

从毛家湾回到家里，刚刚吃过午饭，总参副总长杨成武和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就来了。原来林彪没有找到罗瑞卿和萧华，就把他们两个人找去了。林彪告诉他俩说，他已向军委提议树立空军为标兵，并且在全军树立各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掀起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以推动部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要总参和总政具体负责，拿出一个文件来，并要他俩先来同我们谈谈。

杨成武和梁必业还说，这件事情回去以后还要向罗瑞卿总长报告，学习空军是一件大事，一定要罗总长出来主持才行，他们只是代表总参、总政来向我们表示祝贺和学习的。

这就是林彪的作风，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只是他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却使刘亚楼和我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当天我们就没有休息，这么大的压力，还过什么年呢？杨成武和梁必业走了以后，我们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党办、报社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成立了一个领导班子，开始研究空军建设十多年来的各项成功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我们总结出了几十条经验。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继承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经验；二、怎样联系中国空军建设的实际来学习、吸收苏联空军的经验；三、空军在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方面和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四、怎样加强军事训练，结合实战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的经验。我们把这些一条一条地拉成提纲，没有做好的就作自我批评，实事求是。

林彪把空军树为全军标兵的这个决定，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对整个空军工作的一个很大鞭策。我们马上就在空军机关中作了进一步的动员，整个空军机关都动了起来。当时，刘亚楼和我还有一个分工，他负责起草报告，我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刘亚楼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稿，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前后不知反反复复修改了多少次，光空军党委常委会就讨论了许多次。最后定下来以后，就上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准。后来，我们又报告林彪，可他说：“罗总长批准了，我就不看了。”林彪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作风，大政方针他说了算，一般的事情他就不再过问，放手让大家工作。

一九六三年四月，经中央军委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位副主席和秘书长罗瑞卿共同决定，由军委出面，召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负责人一百多人，在北京三座门开了十天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刘亚楼介绍空军的经验。会议由罗瑞卿主持，贺龙、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刘的报告一讲就是两天。然后，罗瑞卿在会议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林副主席指示，要在全军开展比、学、赶、帮的运动，要立标兵，树立榜样，我们现在找到了空军。林副主席说，空军工作搞得不错，比较起来，空军可以成为标兵。现在开这个会议，请同志们听一听他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值得学习，空军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作为借鉴。我们不作结论，大家可以学习，也可以不学习。比空军做得好的，也可以讲出来，也可以列为标兵。总而言之，要借这个机会，推动全军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推动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和科学技术工作，推出一批积极分子、先进人物的事迹，加以宣扬，要在全军树立一个立先进、学先进、超先进的热潮，从而推动全军的各项工作，使全军大踏步地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

接着，贺龙、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也讲了话，他们都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林彪的决定，同意罗瑞卿秘书长的讲话。他们这样一讲话，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也纷纷表态，拥护林彪和军委的决定，赞成树立空军为标兵。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和军委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一个万人大会，请驻京部队、军事机关和院校营以上干部，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机关处以上干部统统到会，由刘亚楼再次介绍空军的工作经验。

我记得那些年里，在人民大会堂介绍过工作经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石油部长余秋里。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黑龙江搞起了一个大庆油田。大庆油田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搞起来的，搞之前曾说过，即使牺牲多少人也要搞，可见决心之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苏联一卡我们，国家就十分困难。油田一搞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都十分高兴。周恩来当时还说：“中国用洋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余秋里搞油田立了大功，国务院把石油部树立为榜样。

再一个就是刘亚楼。因为我们空军十多年的工作较有成效，被树为全军的标兵和榜样。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林彪随即又相应提出“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以示谦虚。这次林彪又提出“解放军学空军”。这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又学空军，就把空军推到了最前面，成为了榜样之中的榜样。

从此以后，罗瑞卿对空军的工作特别关心，要求非常严，拼命督促空军。在一次空军的会议上，罗瑞卿还把对空军的工作要求归纳为四句话：“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他的这四句话，我们在空军内部广为印发，把四条传达到了空军各个部队，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

在罗总长的具体领导下，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广下去了。以后，各大军区，各总部、兵种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大会，以后大家把这个会叫做“三代会。”各地还树立了不少的标兵。例如，空军树立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兵，名叫潘复生；南京之区树立了一个军事训练的标兵，名叫郭兴福，等等。在南京军区树立郭兴福时，叶剑英和罗瑞卿曾亲自到南京，主持过两次现场会议，以推广郭兴福创造的训练方法和教学方法。

从此以后，全军各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红红火火、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各类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全军各项工作非常活跃。我认为，这一阶段的军队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军队的最好时期。

十四、刘亚楼去世

就在全军工作蒸蒸日上、空军工作进一步有所提高时，刘亚楼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精力也越来越差。面对空军工作越来越大的压力，刘亚楼竭尽全力，想把空军的工作搞好一点。但到一九六四年，他身体已经不大行了，精力已经耗尽，开始直下坡路了。他开始是觉得身体不大舒服，有些腹泻，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底被诊断为肝癌。这时，已经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

在一九五九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刘亚楼的工作就一直受到重视。一九六O年春，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从此，刘亚楼的工作热情更高，对林彪及罗瑞卿也更加尊重。

到了一九六O年三月，刘亚楼认为，中国空军应当有结合自己实践经验的一整套东西，光依靠苏联的一些条例、条令和教材是不行的。自从开始建设空军以来我们已经度过了十二个春秋，积累了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现在开始搞自己的一套东西，条件已经具备。他曾多次说，我们应当为空军建设，为下一代留下一点东西。

刘亚楼的意见得到空军党委常委们的一致同意，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刘亚楼便亲自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集中了空军各方面的技术尖子和写作人才，住在风景秀丽的杭州，摆脱一切具体事务的干扰，集中时间、精力，专心编写各种条例、条令和教材。这一段时间，刘亚楼本人，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杭州主持编写工作，而空军党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由我及其他党委负责。

编写工作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告一段落，前后共完成了有关条例和条令三百零六本。中央军委条例、教材验收会议在审查时，认为这一批条例、条令和教材编写得好，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以我为主的精神，很好地结合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内容充实，规定具体，便于掌握和执行。可以说，由刘亚楼直接主持编写的这批条例、条令和教材，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对于指导空军的战备、训练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对于整个空军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编写空军条例过程中，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古巴，以了解和加强同南美洲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央决定以刘亚楼为团长，莫文骅为副团长。之后，刘亚楼率代表团在古巴一共访问了二十天左右。

回国以后，刘亚楼就感到自己的身体非常疲劳，很不舒服，于是开始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等北京各个医院去检查身体。经过许多医生的多次检查，于这一年的十月底正式确诊为肝癌。确诊以后，为了填重起见，我曾经两次到协和医院去听取专家的论证和汇报。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刘亚楼确实患有肝癌。这个事实虽然严酷，但已是不容置疑。我当时认为，对刘亚楼隐瞒病情是无益的。经过研究，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直接告诉刘亚楼：“专家们对你的病情已经确诊为肝癌，你需要立即停止工作，安心休养，进行彻底治疗。”记得当时刘亚楼对我说：“还是你对我坦率和真诚，谢谢你直接告诉了我，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思想上也好有个准备。”

我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林彪、罗瑞卿和萧华，他们一致决定要刘亚楼立即停止工作，接受治疗。我同时报告了周恩来，后来林彪和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亲笔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要他好好休息，认真治疗，精神上不要有负担，但是又不可忽视。

刘亚楼自己要求去上海，他认为上海华东医院的治疗条件比较好。我们尊重他的意见，立即派飞机把刘亚楼和他的妻子翟云英，以及保健医生、秘书、警卫人员等一起送到了上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对刘亚楼十分照顾，专门在华山路腾出了一座花园小楼，供他们居住。同时，还派来了一个高级厨师，照料他们的生活和饮食。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刘亚楼的病情十分重视，责成国家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派出由张孝骞教授等著名专家组成的高级医疗小组，随后也来到上海。这个医疗组就住在刘亚楼寓所的附近，专门负责他的治疗工作。但医疗组把各种药物用尽，各种办法想足，但刘亚楼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刘亚楼病重期间，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带着叶群从苏州赶往上海，亲自坐镇，照料刘亚楼的治疗工作。他不光天天派秘书或叶群去看望刘亚楼，自己也亲自去过几次。其关心的程度，确实是少有的。

林彪到苏州、上海休养后，罗瑞卿主要在北京主持军委的工作，确实非常忙。但就是这样，罗瑞卿也在百忙之中，几次坐飞机到上海看望刘亚楼。另外，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和其他几位老帅，以及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各部部长、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等，也都曾先后到上海看望过刘亚楼。

在刘亚楼去上海治疗期间，空军的工作就暂时由我来主持。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经常到上海去探望刘亚楼，并就一些重大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后，罗瑞卿总长和我一起去上海看望刘亚楼。我们当时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虚弱得几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这与以前的刘亚楼相比，几乎就是换了一个人。看到我们到来，刘亚楼勉强坐起来和我们说了一会话。我知道事情不妙，心情十分沉重，但这种情绪绝不能表露在脸上，只好强颜欢笑，劝慰刘亚楼一定要安心养病，好好治疗，但是一离开病房，我的眼泪就不禁夺眶而出。

不久，刘亚楼打电话到北京，要我到上海去一下。我以为他有什么重要事情，就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赶到他的住所。没想我进了病房后刘亚楼告诉我，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已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叶群的意见，想把她放到《空军报》社当记者，想问一下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刘亚楼的意见。第二天，我就带着林豆豆回到北京，把她安排在《空军报》社当了记者。

到了五月初，我在北京接到翟云英的电话，她告诉我，刘亚楼已经病危。接到电话后，我立即报告了罗瑞卿、杨成武，并马上会同他们，以及空军的几个主要干部和我的妻子陈绥圻，一同飞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立即赶到刘亚楼的住所。我们到时，刘亚楼已经开始便血，神志也开始模糊，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但他好像还是认出了罗瑞卿、杨成武、陈丕显和我。这时的他，尽管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可嘴里却还是翻来复去一直念叨着两句话：“毛主席重要，‘一O一’重要。”甚至第二天，他陷入肝昏迷并且一直昏迷不醒之后，可嘴里翻来复去就是两句话：“毛主席重要，‘一O一’重要......。”“一O一”是林彪在东北时的代号。我们这些林彪当年的老部下，后来也时常这样称呼他。

五月七日上午十点，一直在刘亚楼身边不时为他测量血压和脉搏的两个医生，停止了工作，站起身来同翟云英握了握手，然后又同我们守护在刘亚楼身边的几个人握了握手，也就是宣告了刘亚楼的死亡。当时，我们不禁失声痛哭，悲悼空军失去了第一代杰出的领导人。刘亚楼逝世时才五十五岁，真是英年早逝！

我和刘亚楼在空军共同工作了十五年，我们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谅解，彼此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我在红军时期就在刘亚楼的领导下工作，我对他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待我有如兄长，不光在工作上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放手去干，而且也在生活上给予我很大的关心和照顾。每次我外出休假，如果需要妻子陈绥圻陪同，他必定亲自给陈绥圻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代为请假。每次休息，总是约上我们全家一起活动。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好兄长而万分痛心！

刘亚楼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空军的建设，所付出的心血，所立下的功绩，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

刘亚楼逝世时，林彪还在上海。刘亚楼遗体火化时，林彪派人参加了火化仪式。当刘亚楼的亲属、我以及空军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随专机一起护送刘亚楼的骨灰返回北京时，林彪已先于我们回到了北京。

我们的飞机到达北京时，包括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一共二、三百人到西郊机场参加迎灵。刘亚楼的大儿子刘煜南、二儿子刘煜奋捧着刘亚楼的大幅遗照先下了飞机，小儿子刘煜宾捧着骨灰盒紧随其后。当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走下飞机后，在场的人都一一同她握手，表示哀悼。

随后，我们把刘亚楼的骨灰，直接从机场送到了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把刘亚楼的骨灰放在中山堂，这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级别领导人不幸逝世时，才能使用中山堂。刘亚楼当时只是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按理说不到享受这样待遇的级别，但是中央却决定给予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的待遇。这样特殊的举动，也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毛泽东以及林彪对刘亚楼的重视程度。

我记得当时中山堂里的正面墙上，悬挂着刘亚楼的遗像，下面安放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由四名士兵持枪守卫着。灵堂内，除了亲属以外，空军直属机关、驻京院校和部队大校以上的干部，也轮流值班守灵，每班十六人。对刘亚楼的悼念活动，整整持续了三天。每天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大约有十万人轮流进入灵堂致哀。

开追悼会的那天，除了毛泽东以外，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和所有的元帅、副总理，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到场，并一一在签到簿上签字。这样隆重的追悼会，是少有的。顺便提一句，这本签到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签名最全的一本，如果刘亚楼的亲属保存到现在，将是一本稀世之宝。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悼词是我主持起草的，最后报军委罗瑞卿总长审查定稿的。追悼会后，灵车车队由刘少奇和林彪护送，前往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灵车行进途中，沿途所有的军人全部立正敬礼。这种场面，是很少见到的。

在刘亚楼患病和逝世期间，一向不轻易对人表达感情的林彪，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特殊关注：从一开始亲自到上海去亲自主持刘亚楼的治疗工作，到亲自去机场接刘亚楼的骨灰，最后亲自向刘亚楼的遗像献了一个花圈，又亲自送刘亚楼到八宝山。这些事情表明，刘亚楼确实是林彪的一员宠将。

刘亚楼逝世以前，我曾经多次听他讲过，在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的时候，林彪曾经向毛泽东详细介绍过他的情况。于是，毛泽东把刘亚楼接到了自己的窑洞里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系统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迁到中央苏区以来，到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有时林彪也参加了毛泽东与刘刘亚楼的谈话。林彪特别向他介绍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以后所起到的正确领导作用，希望刘亚楼把这些情况记在脑子里，到苏联以后汇报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这说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林彪，对刘亚楼都是非常器重的。

刘亚楼还告诉我，在他去苏联之前，林彪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林彪在这封信里表示，他同刘亚楼情同手足，生死与共。信的最后，署名是“共患难的朋友林彪”。

刘亚楼逝世不久，还在上海时，林彪就同我谈话，对我说：“刘亚楼同志逝世了，这对空军工作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考虑要很快决定空军司令的人选问题。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举荐过你。根据刘亚楼同志的意见，现在我决定提议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你可以自己选一个能同你合作的政治委员。”接着他又说：“我已经同杨成武说了，让他先回北京，把我的意见向其他老帅汇报，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回去以后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

我表示：“空军这样复杂，我怕搞不了，我还是当我的政委，是不是可以另选一个人来担任司令员？”我还向他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如杨成武或者刘震这样的人来担任空军司令员，我保证和他们能好好合作。

林彪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你就自己选一个政委吧。”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和性格，就不好再说什么。想了一想，就向林彪提议说：“比较起来，还是余立金比较合适，他有点魄力，干劲大，又是二方面军的干部。”林彪很快就答应说：“那好，就是余立金当政委。”

不久，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中央军委的命令，由我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接替我任空军政委。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也想在这里说一下。第一件事情，是刘亚楼逝世以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林彪一九五四年二月初写给刘亚楼的一封信。当时，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在批判高岗、饶漱石。开会以前，高岗曾经拉过林彪，要林彪出来担任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务院总理）。林彪当时住在杭州，他给在北京的刘亚楼写信，要刘亚楼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高岗。林彪在信中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林彪的意见，刘亚楼向高岗转达了，但是信却没有还给林彪，他自己保存了起来。这件事情，在刘亚楼生前我曾听他提起过。所以我在发现这封信以后，当即就退还给了林彪。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清点刘亚楼的遗物时，还发现了罗瑞卿写给刘亚楼的一个便函。函中对刘亚楼有一点批评的意思，大意是说，希望刘亚楼好好休息，不要太好胜，在空军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点的，就不要多管了。这封信，是在刘亚楼逝世以后，由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拿给我看的。她告诉我说，刘亚楼在看了罗瑞卿的这个便函以后很不高兴，说：“不相信我，请军委派人来检查好了！”不过，刘亚楼对罗瑞卿的这个不满，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但是在别人面前，如在林彪、叶群去看望他时，他对此是否有所表露，我就不知道了。

十五、对空军工作的简单回顾

从一九五O年七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空军一共工作了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里，一九六五年以前的近十五年，空军工作主要由刘亚楼负责，他是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我作为空军政委、党委副书记，一直是他的助手。

刘亚楼在工作上十分好强，从不甘心落在人后。自主持空军工作以来，他竭尽全力想把空军的工作搞好，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勤奋加上魄力和才华，再加上善于思考，他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空军的主要创建人。

总结刘亚楼对空军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原则，一下子就为空军的建设铺平了道路。第二、他强调部队工作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和技术相结合，高标准，严要求，办事认真，有问必答等等。以后，他又把对空军各项工作的总要求，归纳为“高标准，严要求”这两句话。他强调对空军各项工作的总要求，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也就是要空军全体同志永远不要满足现状，工作要不断前进，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三、他在几乎是基本上脱离了空军的日常工作的情况下，运用他在苏联正规军事学院学到的知识，以及在苏联红军服役过程中的经验，结合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空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所得到的宝贵经验，组织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副参谋长姚克佑等一班人，专门在杭州全力以赴地编写出了空军一整套工作条例、条令和教材，为空军的正规化建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至于一九六五年前我自己在空军的工作，简单地说，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组织落实空军党委根据中央、中央军委方针、指示，所制定的措施、决策，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刘亚楼由于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只能处理一些大的问题，具体的工作就由我来承办。比如空军历次党代会、历届空军党委会的召开，在确定会议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后，会议文件的制定等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以及会议结束后的传达、贯彻、检查和落实，就都由我来负责实施。

二、负责处理空军的日常工作。空军日常工作经常由我负责。虽然空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是在常委办公会讨论决定后，按照常委的分工各自办理的，但总的检查、落实工作，是由我来负责的。另外，空军贯彻落实中央、中央军委的一些文件、指示，也大都由我来组织研究和落实。我还曾经多次下部队基层蹲点，也曾经下连队当过兵。

三、是做好团结工作，特别是抓好空军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刘亚楼工作能力比较强，但有时工作方法和态度过于简单粗暴，不尊重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级干部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当时，凡是有类似的问题出现，我一方面要维护他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要对他进行规劝和批评，同时还要注意做好其他同志的工作，以缓和与解决矛盾。总的看来，空军党委一班人是团结的，内外、上下的关系也是融洽的。有了这样的基础，就使得我们党委一班人，能领导全体空军按照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开展工作，取得比较大的成绩。

当然，空军当时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要求过高、作风简单粗暴等。比如说，在空军机关大院搞卫生的过程中，检查人员戴着白手套到处去摸，手套上沾一点尘土都不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形式主义，未免太过了。

我没有权利来全面评价空军的工作，也不可能在这里全面评价空军的工作，因为我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只能就回忆所及，参考我出狱后看到的一些书报杂志，写下这么一点“点滴资料”，供后人评论空军当时工作做参考，希望后人能公正地评价历史！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一、庐山斗争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错误。会议期间，彭德怀于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以来产生的一些“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谁也没想到，这封信引发了一场政治大风暴。

在建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中，毛泽东的领导和决策，已经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得心应手了，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的一些严重失误，导致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产生。他没有去很好地检查自己的失误，反而对一些提出不同意见的、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产生了一些疑虑。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这种疑虑更是有所增长，以至于他先后几次告诫人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物睡在我们身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几个人，对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就感到有些人不那么听话了，需要采取点措施来树立个人威信。他亲自领导开展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彭德怀和他的几个战友，转眼之间就成了一批牺牲品。

八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解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只是分别保留了他们在党内的职务，而这些职务仅仅是挂个名而已，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

毛泽东还于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当天，作了一个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示。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上又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以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之后，林彪推荐罗瑞卿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以接替黄克诚的工作，会议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在这里我要附带说明一下，林彪接任国防部长，这个职务并不重要，国防部长这个职务只是挂一个名，实际上军队的整个工作都是中央军委在管。彭德怀那时不但是国防部长，同时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如果只是国防部长，而没有军委副主席或第一副主席这个职务，国防部长也就成了一个摆设。林彪同时接任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样他才能全面主持军委工作，指挥整个解放军，这才是主要的。

对庐山会议的具体情况，我起初是一无所知。当时在空军，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和一个候补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是八届中央委员，副司令员刘震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他们两个上山参加了后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前，空军党委决定我和副司令员王秉璋共同去大连休假。八月十六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刘亚楼从庐山打来的一个电话，就在这个电话中，他给我传达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彭德怀在庐山发生了问题。

刘亚楼告诉我，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在庐山会议上对党中央、毛主席发起了攻击。毛主席已经决定要林彪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还提议要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说到这里，刘亚楼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他还告诉我，虽然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由于林彪身体不好，工作起来很勉强，只能在原则上进行主持，许多具体工作不能亲自参与，必须要找别人来代替他做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因此林彪选择了罗瑞卿。是林彪亲自提出，要罗瑞卿来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林彪选择罗瑞卿，不仅因为他有才干，而且因为他身体好，能组织实施许多具体的工作。

从电话里听得出来，刘亚楼当时非常高兴。刘亚楼当时为什么这样高兴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不那么好；第二是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的关系非常好。

说到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这里我说一件事情。在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一九五五年，空军后勤部的一个助理员丢了一个工作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里记录了空军后勤部一部分“五年计划”。这个笔记本丢了以后，空军党委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和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的追查。同时，我们也老老实实地报告了军委和总参谋部。没想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次三番地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责难。彭德怀说：“这还得了，丢了‘五年计划’，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一定要追查到底。”这一查，不但追查了刘亚楼，还追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在这之后不久，我陪同彭德怀去东北检查空军部队的工作，准备先到丹东志愿军空军指挥所驻地去看看。我过去从来没有陪同过彭德怀，这是第一次。开始的一路上，彭德怀要我同他下象棋，大家说说笑笑，一直都很好。车到沈阳东站时，因火车头加煤上水需要一个多小时，他还动员我到市里去看看，对我非常关心。可没想到，车到丹东的那天早上，彭德怀突然翻了脸，就在车厢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们空军丢了那么一个重要的本子，根本不在乎，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把国家的机密都泄露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感觉到痛心。”骂了一通后，他又气哼哼地说，要撤刘亚楼的职，空军司令应该让刘善本来当，刘善本是个内行。这是我头一次领教他的脾气，还真有点吓人。

不知道彭德怀当时因何故对刘亚楼不满。当然，他当时说要撤刘亚楼的职，只不过是借机发发脾气而已。实际上，要想撤掉刘亚楼的职务，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更不是彭德怀一个人所能决定的。

刘亚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情绪很不好。他当时身体不好，于是就要求去休养，差不多前后休息了一年。

因为罗瑞卿是公安部长，这个丢笔记本子的事情，后来了牵涉到了他。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当着我们的面大骂罗瑞卿：“空军丢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本子，你这个公安部长为什么不去追查？为什么要袒护空军？你不破这个案，我拿你是问！”接着，他又骂刘亚楼和我。

其实彭德怀也是小题大作，真正的原因不在这个本子上。一个公安部长应该破的案子比这个多着呢。彭德怀之所以如此，实际上可能是因为他在历史上和罗、刘有些恩怨。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为了丢笔记本的事情，我两次挨骂，实在有些想不通，于是就跑到我的老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那里去诉苦。我跟他说：“彭老总怎么那么厉害呀！为了一个本子，要撤这个，要撤那个，把罗部长也牵进去了。”罗荣桓听了我的话，只是叫我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之后不久，彭德怀在毛泽东那里开会，向毛主席汇报军队的工作。由于刘亚楼还在休养，我去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想到会开到最后，当着毛泽东的面，彭德怀又说起空军丢了本子的问题。他还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主持军委工作，一定要公事公办，对什么问题都要一查到底。”当时弄得我十分紧张。

那个笔记本到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笔记本究竟丢在了哪里，又对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到现在还是一个迷。

坦白地说，因为这个本子的事，当时我对彭德怀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后来在刘亚楼休养期间，空军的工作暂时由我主持，有关空军的问题也就由我直接向彭德怀汇报和请示。另外，时间一长，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变。我认为，彭德怀秉性刚直，炮筒子脾气，好训人、骂人，有话就说，憋不住。但是真正办起事情来，对部下还是很关心的。

与此相反，刘亚楼同林彪及罗瑞卿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据我所知，刘亚楼与林、罗二人的关系，是从红军时期开始的。大革命失败后，罗瑞卿被派到闽西去开展武装斗争，从而认识了闽西人刘亚楼。闽西暴动以后，罗瑞卿成为闽西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刘亚楼则在闽西红军中初露锋芒。一九二九年七月，闽西红军被编为主力红军红四军的第四纵队。一年以后，林彪接替朱德担任红四军军长，从此罗、刘二人便开始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先后分任十一师和十二师政委。一九三一年，罗瑞卿在林彪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任政治保卫局长。那时的保卫局在建制上是和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并行的。因此，罗瑞卿当时也是红一军团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到长征结束，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天天在一起，行军骑马，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那时军团下面的建制就是师，刘亚楼先在红一军团二师当政委，后来又在一师当师长。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刘亚楼又回到二师当了师长。随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一起到了延安，进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后，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又抽调刘亚楼任训练部长，专管军事训练。当时，林、罗、刘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刘亚楼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治病。不久，林彪也因为负伤去苏联治疗和休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林彪被毛泽东派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此时的刘亚楼，正作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在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情报处处长。日本投降后，刘亚楼随苏军来到了大连，并坚决要求回中国工作。不久，经过林彪的提议，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

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解放后，在平、津战役中东北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共同完成平、津战役的重大任务。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林彪、刘亚楼和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在共同的作战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谊。

建国以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人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却经常见面，关系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以后，罗瑞卿自然成为了林彪的助手。正如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就把总参谋长粟裕撤掉，而让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黄克诚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话一点没错。

关于粟裕被撤职这件事，我认为彭德怀的作法是欠妥当的。红军时期，彭德怀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黄克诚也是红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用起来顺手，就必然要把黄克诚调来当总参谋长。本来，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也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戴上了好几项政治上的大“帽子”。这几项大“帽子”一压就是好几年，最后在粟裕逝世时也没能完全拿下来，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终身憾事。

对黄克诚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时期，我一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我认为，黄克诚是位好领导，好老师，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他的一生，我们党中央已经在对黄克诚同志的悼词中作了公正的评价，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对彭德怀也是一样，我对彭德怀也一向都是相当敬重的。在彭德怀的问题彻底平反之后，我们党对他的一生的功绩也作了公正的评价，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认为，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他撤换粟裕总长的理由以及有关空军的一些事情。

二、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晚上，我接到刘亚楼从庐山上打来的电话，得知了庐山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到这个通知，我同王秉璋当天下午就乘机返回了北京。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场大雨，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以后，我们坐车回家的路上，看见到处都积满了水。这场雨整整下了两天，一直下到了八月十八日。

我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下午，贺龙、刘伯承与彭德怀、黄克诚同坐一架飞机，从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贺龙与彭、黄二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安排是周恩来决定的，实际上是一种监视。

那天，按照空军党委的规定，我正在机场指挥所值班。贺龙、彭德怀等人乘坐的飞机从九江机场起飞后，飞到济南上空时，因为北京正下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于是，根据当时的气象预报，我要求贺龙等人的飞机在济南机场降落，暂住一晚。八月十九日，飞机才从济南起飞回到了北京。得知飞机从济南起飞后，我随即去南苑机场迎接他们。

我刚到机场，飞机就降落了。机场上，除了我及贺龙等四个人的司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来接机。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贺龙，他和平常一样面带笑容。第二个是刘伯承，也是神态祥和。第三个是彭德怀，他的脸色阴沉，很难看。第四个是黄克诚，也是面无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们一一敬礼。他们分别和我握了握手，但谁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上了汽车就走了。我本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这个时候他也没跟我说话。我看到黄克诚那种样子，感到情况不好，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在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不好问，也不敢问。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始，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以刘少奇为首，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都到了会。除了将要被批判的彭德怀、黄克诚和患病的徐海东以外，所有的元帅和大将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驻京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各军事院校和京外部队选派的一千零六十一名师以上干部，以及五百余名有关列席人员。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开会，把整个怀仁堂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林彪主持。我记得好像是罗瑞卿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但传达得很简单，连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都没有全部念。彭德怀的这封信一直没有公布，也没有在会上印发。会议上什么文件都没有，只是听罗瑞卿传达说，庐山会议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并且点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名字，说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猖狂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接着是刘少奇讲话。他说，彭德怀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是彭德怀犯错误的思想基础。从政治上说，彭德怀有个人野心，想夺权。

再下来是陈毅讲话。他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他还说：“林彪这个人在井冈山时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冲，一下打了一个歼灭战，把进攻的敌人消灭了。以后到红四军、一军团，都打了很多胜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志，所以由他来主持军委工作，我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其内容都是批斗彭德怀，并表态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在最后讲了话，主要是号召大家继续批判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错误。在林彪的讲话中，还讲到了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

会议到了最后，罗瑞卿宣布，将所有到会的师以上干部，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别在两个地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还宣布，了解彭德怀的人参加斗彭德怀的那个组，了解黄克诚的人参加斗黄克诚的那个组，我和刘震则被分配到了斗黄克诚的那个组。对斗争彭德怀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前几年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在这本书中，对当时的斗争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认为是如实反映了当时历史面貌的。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就是持这种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的现象。特别是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成、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就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

在我们那个斗争黄克诚的那个大组会议上，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任，也是斗得非常起劲。这个大组里，是苏振华、刘震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有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非常积极，真有点像以后红卫兵的那种劲头。我想当时出的会议简报，是会真实记录下一些人的历史形象的。

批斗黄克诚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发言，后来有的人看我不发言，就对我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讲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积极发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话也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于是，我就说了关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黄克诚打仗有点往“右”偏，有点保守。由于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东北后，他又认为没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第二件事，是说黄克诚有“本位主义”思想。这件事说的是，他把新四军三师的一些剩余的黄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先把“小金库”带到东北，继而又带到天津，最后竟带到湖南去了。

第三件事，是说黄克诚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们在苏北的时候，黄克诚有一个侄子叫黄楚三，原在国民党军李明安的部队里当情报科长。来到三师后不久，就由黄克诚和洪学智介绍，在齐齐哈尔入了党。入党后，就当了师特务团的参谋长。我认为，黄楚三的职务提升得太快了，不妥当。

那次会议上，我对黄克诚就揭发了这三件事。对庐山上的黄克诚的所谓错误，我一句也没有说。不过，受到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说到最后，我也对黄克诚拍了桌子。

我当时想，这几个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揭发出来，既能让我安全过关，也不会对黄克诚有什么大的损害。我万万没想到，我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让黄克诚十分痛心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有关于这件事的两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去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我在会上说的这个“本位主义”问题，竟然在那种场合下被人曲解为黄克诚有贪污行为，并导致了罗瑞卿等人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虽然以后的调查证明，黄克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徇私的问题，但对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洁名声的黄克诚来说，这件事已经对他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年来，我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内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在批斗黄克诚会上所说的三个问题，除了在第一个问题上因受到当初华中局不正确看法的影响，对他有所误解，说得不对之外，其它两个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的“黄金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差错。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

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就这样，斗争黄克诚的会议，开了五、六天后，大家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完了，就没有什么人发言了。就在这时，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的会场。他一来就直接站到主席台前，厉声责问道：“黄克诚，你在三军团时就造我的谣，说我在长征后期，在三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杀了三军团的一些人。我杀了什么人呢？你的根据是什么？”

听了罗瑞卿的责问，黄克诚很快就回答：“不错，是我讲的，是钟伟告诉我的。他现在也在会场上，你可以问他。”罗瑞卿当场指名，要钟伟出来作证。钟伟马上站起来说：“是的，有这回事。三军团从哈达铺编队出来，队伍很疲劳，减员大，掉队多。到最后，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又没有条件把他们抬走，你怕他们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几个。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也是我告诉黄克诚的。”

罗瑞卿说的这件事，是长征后期的事。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于哈达铺改编以后，毛泽东派当时任红军北上先遣支队（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到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将刘亚楼调到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虽然同属红一方面军，而且经常在一起配合作战，但我们红一军团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军政训练、作风纪律甚至作息时间等各方面都抓得很严，而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这些方面则与我们有些差距。因此，当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人到了第二纵队，并且用红一军团的管理方式来管理第二纵队以后，曾引起一些干部、战士不满。于是有的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了彭德怀那里，因而引起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这种行为的猜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红三军团的影响。

罗瑞卿之所以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初钟伟把这事告诉黄克诚以后，黄克诚又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本来就对罗瑞卿和刘亚楼在红三军团搞整顿不高兴，知道了这件事后，更是非常生气，不但借机把罗瑞卿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还将这件事告到了毛泽东那里。也正因为这些事，彭德怀也同罗瑞卿及刘亚楼结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的长期不满和隔阂，这才有了以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很佩服钟伟的这份坦诚和勇气。其实，钟伟讲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北根据地，黄克诚在一次和我闲谈中，就说起过。处于当时的压力，很少有人有钟伟这样的勇气来为黄克诚辩解。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之后，钟伟就被解除了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去当农业厅副厅长去了。

我虽然当时没有起来为黄克诚辩护，但我内心里对罗瑞卿的话很不以为然。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又搬出来，和庐山会议又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算老帐的作法，没有多大意义。

会议就这么乱哄哄的斗了黄克诚半个多月。以后不知怎么回事，斗着斗着又把邓华也扯了进来。邓华也跟我一样，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以后又在四野工作，本来与彭德怀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九五O年夏，为了筹组入朝作战部队，根据林彪的提议，把四野十五兵团与十三兵团对换，由本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邓华转任十三兵团司令员，率十三兵团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先后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期间，邓华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关系较好。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扯进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里。

由于我与邓华的关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邓华。红军时期，我在邓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两年多。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猎负伤时，他还曾对我悉心照料过。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各处一方。这次，我虽然参加了会议，但确实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后来有人揭发说，邓华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曾主张组织野战军的机动兵团，主管全国性的机动作战，以此证明邓华有野心。我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说邓华的确提出过这个建议，我当时也参加了讨论，但我认为这只是正常的问题讨论。

现在看来，当时的揭发，不少都像这件事情一样，完全是牵强附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

后来，又要我去斗洪学智。洪学智为什么挨斗我同样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为在志愿军任过副司令员，才被认为与彭德怀关系密切而挨斗的。我与洪学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对他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斗洪学智的会场上，我一言未发，在会上坐了一个下午，我就离开了。

九月九日，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报告。在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代表中央表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接着，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

     又过了两天，九月十一日，军委扩大会议再次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这次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彭德怀等几个人，“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接着是陈毅讲话。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怀，并列举了若干事例，说明彭德怀的一些意见是和毛泽东对立的。之后，他还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同时继续宣传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表扬林彪善于作战，井冈山朱沙冲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对保卫井冈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由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揭发了“彭、黄反党集团”的问题，基本肃清了彭、黄在军队中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接下来，他就在讲话里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崇拜。他说：“我们军队离开了毛主席就不行。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和直接指挥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这不仅是因为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也因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容易，学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用。”

林彪讲完话，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空军，开会布置传达，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层一层地往下传。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对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斗再斗，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斗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彭德怀含冤死去，才告结束。这时，我也已经入狱三年了。

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彭德怀和黄克诚。直到一九六七年初，才在一个批斗会上见到他们一面。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级阶段，全国一片大乱，解放军驻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机关，几乎都被造反派冲垮，各项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各单位的党委差不多都被“踢”开了，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

一天，总参的造反派头头把军队过去和当时一些“犯了错误”的领导人，都弄到了总后的大院，开万人大会进行斗争。我参加了这个会，看到被批斗的人里面有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当时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有杨成武、萧劲光和我等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一些负责人。我坐在主席台的侧面，所以我看到了他们，但他们却看不到我。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度瞎指挥，导致了当时高指标、浮垮风、共产风的大泛滥。什么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这些提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场“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陷于崩溃，人民遭受了长达三年的空前大饥荒，上千万的人在这场灾难中死去。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这次斗争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了“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从彭德怀开刀，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谭震林、邓子恢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搞掉了，真是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三、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

一九五九年十月，庐山会议后新组成的中央军委，在北京三座门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出席会议，但其他八位元帅：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全部到会。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列席了这个会议。我以空军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军委已经组成。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后，报毛主席审定。”接着，林彪正式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负责，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军事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

林彪在会上还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

林彪讲完后，其他几位元帅轮流发言，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意见。陈毅还表示：“除了国务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积极参加军委的工作。军委开会，通知我，我必到。”

元帅们的讲话，都表示出新军委的团结一致。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老帅在一起开会。听到老帅们的讲话和表态，刘亚楼和我都非常高兴，觉得今后我们空军的工作好做了。果然，从这以后，空军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视。应当说，空军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视的。刚刚组建空军的时候，许多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抓的。连空军的装备，也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同苏联的谈判，则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当时，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他曾经常到周恩来那里去开会。不过，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空军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视了。

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划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

但在罗瑞卿主持军委具体工作以后，对有的老帅不够尊重。例如对叶剑英，他就不够尊重。叶剑英当时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工作，他所需要的经费，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这件事情我曾听叶剑英说起过。

当然，对军队的工作，林彪并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得最多是一件事就是“突出政治”。一九六O年九月初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出：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它仗就打不好。他还更进一步地强调：“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

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而“三八作风”的基本内容，则是毛泽东当年为抗日军政大学题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将这三句话、八个字概括起来，命名为“三八作风”。和平时期的林彪，也仍然喜欢用一些简洁的语言，来高度概括和表达一些新的思想或原则。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样，经他概括提出的“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就成为军队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则。

林彪认为，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要搞“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即发扬延安抗大的作风。这对于加强军队的纪律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非常必要的。他的这些意见，会后在全军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并由此掀起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次高潮。

为了更好地贯彻林彪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罗瑞卿和萧华，林彪自己很少到会。根据林彪的指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要起草、制定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把“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用文件的形势固定下来。

为了写好这个决议，会议组织了一个决议起草小组，由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社社长唐平铸和我及其他几个人组成。大家经商量决定，由梁必业带领几个人起草了一个稿子，同时由我带着姜思毅、唐平铸等负责起草另一个稿子，并要我在我们的稿子里，加进空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经验。

两个稿子起草完毕后，罗瑞卿主持会议讨论决定，两个稿子一起用，在这两个稿子的基础上，形成了会议最后决议，即《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首先强调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决议中有不少在后来广为流传的“名句”，如“全军指战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指出：“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基本的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等都是有用的。”于是，这个决议就成了全国各行各业共同的政治工作原则。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军委又在广州新盖的珠江宾馆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新军委成立一年多的工作。会议由林彪主持，除了朱德及彭德怀以外，其他八位元帅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全部到会，算得上是军队的又一次盛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是会议的东道主，他对参加会议的代表非常热情和关照，安排最好的地方给我们住，搞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最后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一套福建漆具。

与会的几位老帅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一致认为，新的军委在林彪的主持下，取得很大的成绩。林彪也在讲话中表扬了罗瑞卿，说罗瑞卿在工作上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自主持军委的具体工作以来，处理了日常事务八百多件，彭德怀、黄克诚时期积压下来的问题，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另外，他也表扬了萧华。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春节过后才结束。由于我们是在会议期间过的春节，所以军委领导决定，与会人员可以接自己的家属来广州，一起过春节。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拥护。于是，大家纷纷接来了自己的家属。刘亚楼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属子女一起接来，但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工作忙离不开，刘亚楼的家属就把我的儿子吴新潮带了来。同我们一样，我们的家属也受到了最好的招待。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做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吹捧毛泽东，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要把政治工作摆在各项工作之上，要求以“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原则来全面建设部队。为此，他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创建“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的运动。

林彪在军队中一手搞起来的这套东西，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给军委的一封信里说：“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林彪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从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呀，四个第一就是创造，就是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林彪大搞政治和大力树立自己权威的举动，是十分支持和赞赏的。由于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当时对林彪搞的这一套，宣传得不得了，也捧得不得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高潮。

这里，我想说句心里话。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点子非常多。战争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和平时期，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我们不说这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很实用，很务实。说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与些同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同心协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这一切也为以后在“十年动乱”中人民解放军经受得起考验，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成绩，也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

四、“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 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党委以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因此，这次会议也叫作“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建国十二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清理“左”的错误，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同时，进一步作好国民经济的“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

大会开始阶段，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在这之前，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曾亲自带人到农村蹲点，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然后，由刘少奇主持，吸收了一批干部，包括中央分局，省委、地委、县委的一些负责人参加，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草拟了这份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稿。这个稿子，并没有对许多真实情况进行全部揭露，没有说得那么严重，对很多问题都留有一定的余地，但大部分情况都讲到了。特别是报告稿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虽然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只一个，但“人祸”占了七分，“天灾”只占三分。报告稿同时还认为，我们在工作上存在一种急躁的情绪，农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

毛主席看了这个稿子以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召集了一个中央委员的扩大会议。到会的约有三、四百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会了。作为中央委员，刘亚楼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刘亚楼回来后，告诉我说，会议上印发了刘少奇组织起草，并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又一次修改了的书面报告稿。毛泽东叫大家先看看这个稿子，说看一看能不能发表，能不能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

但接着毛主席表态说：“从六一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

这几句话，一下子就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接着他又说：“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重写的稿子，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

毛泽东这样一表态，大家又相继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提议。就这样，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通过。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来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一番话，震动了大家。外边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但在我们军队内部开始了两个措施。第一个是，林彪和一些元帅们，还有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说要紧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他们跟军队的干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会议上乱发言，因为“大跃进”呀，大炼钢铁呀，军队都没有参加，与军队的关系不大，不存在什么“出气”的问题。他们还再三强调，军队干部不要跟着地方干部走，有话让地方干部去说好了。军队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是军以上干部，人数本就不多，再加上军队内的“反右倾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大家心有余悸。因此，在听了军委领导打招呼以后，军队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会议上发言。

第二个措施是，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林彪就说：“那好，你们要我讲，我就讲。”经过几天的考虑，林彪自己写了一个提纲，准备在大会上发言。

这些情况，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我那时与林彪的关系不像刘亚楼那样密切，在工作之外的问题上同林彪几乎说不上话。而且，虽然我参加了这次“七千人大会”，但因不是主席团成员，很多情况不知道。作为一般的与会者，我基本上只在那里听会，不发表任何意见。我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都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林彪同意在大会上发言以后，刘亚楼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将经过修改后的报告稿正式提交给大会讨论，同时又对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已经没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说法，但他在讲话中仍然坚持说，他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于一月二十九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那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亲自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的讲话很长，讲了总有两个小时，而且越讲越有劲。

林彪讲了些什么呢？首先，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林彪认为，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小得多，是次要的方面。”他还说，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在国际上，中国目前威望很高，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在国内，我们的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土改、“镇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总之，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当然，他在讲话中也承认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困难，不过他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认为，造成当时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在林彪的讲话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就会绕得小一些。毛主席的领导，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在过去，当毛主席在中央领导革命战争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胜利；当毛主席离开中央领导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革命战争就受到挫折，就失败。这是过去历史所证明的。

他又说：“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总是围绕着实际，总是从调查研究出发，总是脚踏实地。毛主席对待事物和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胜利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不受到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听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的兴致可高了。在林彪讲话时，他一直显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讲完话，他就接着讲话说：“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林彪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虑。”然后，他建议延长原定的会期，号召大家“要真心实意地发扬民主”，把心里的话通通讲出来，有气出气，开一个出气的会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紧接着第二天，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左右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的“自我批评”，曾经在当时和后来感动了很多的人。

林彪和毛泽东的讲话，果然一下子就把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扭转了过来。于是，“七千人会议”就进入了“出气”的阶段。当年，为了“大跃进”，为了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各地的干部都把老百姓家里的锅碗瓢盆，只要是带铁的，都拿出来炼钢；把一些大树，甚至是上千年的大树都砍了来炼钢。结果钢没有炼出来，农业被破坏了，工业被破坏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整个经济建设全部被破坏了。大炼钢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些地方虽然是丰产，但是因为缺乏壮劳力去及时收回来，造成田园荒芜，粮食歉收。彭德怀所描述的“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妇，来年日子怎么过”，就是当时中国各地的一个真实写照。

粮食没能完全收回来，又加上当时毛泽东搞的农村共产主义化，一个村办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了不要钱的饭，大家便到食堂里放开肚子吃，吃不完还要硬撑。这样一来，仅仅过了几个月，食堂就难以为继了。由于村里在办食堂时，把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连同做饭的锅都收走了，这一下不仅大锅饭没得吃，连小锅饭也吃不成了。就这样，农民们没有粮食吃，就吃树叶，吃野菜，吃草根，从而导致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并且饿死了不少人。当时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一人精确的统计。据我所知，仅导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下台的著名的“信阳事件”，饿死的人就近百万。当然，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事件，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像信阳一样。不过我相信，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人。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的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的。不过，对林彪的讲话，大家都表示了赞同和拥护。这样一来，就把刘少奇搞的第一个报告，完全给推翻了。

以后，刘少奇带着一批人重新修改大会书面报告，也不再说造成当时的困难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改成“七分天灾，三分失误”，把成绩和失误比作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修改后的报告对造成当时困难原因讲了两条：一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够；二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二个稿子写成以后，刘少奇又于二月八日提交给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说明，表示要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加进报告里去。以后，各小组在讨论这个报告稿时，大家都表示赞同。接着就再次召开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

二月十一日，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举行的闭幕大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大会一开始，毛泽东就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拥护大会的报告，拥护并赞扬了林彪的讲话。同时，他还在讲话中对如何克服困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搞好市场供应等等。

然后，毛泽东又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对林彪讲话没有表态。

毛泽东接下来请陈云讲话，但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马上语含讥讽地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还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

就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把两位主席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后，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发展，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林彪讲话以后，军队的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的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在武昌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五、太仓“四清”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同时，还提出要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从一九六三年起，“社教运动”先后在全国城乡开展。运动初期，农村以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小“四清”为主；城市则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不久，中央又决定把城乡的“社教运动”内容统一起来，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的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在北京召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又称“二十三条》）。通过这个文件，毛泽东断言，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一个“官僚主义阶级”已经在全国出现。出于这个判断，文件明确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观点，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这个文件还指责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作法是“形左实右”，并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光美所搞的“桃园经验”。

虽然“四清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但一开始，军队里一直只在内部进行正面教育，没有介入地方的运动。直到一九六五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才颁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军队派出干部，到地方去参加这一运动。

正当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总政治部的通知要求时，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了电话。刘亚楼逝世以后，林彪和叶群又回到了苏州继续养病，由许世友派了一支部队保护。叶群在电话里说，根据林彪的要求，她准备下去蹲点搞“四清”，但是她一个人去不行，想依靠空军。她还说，由于林豆豆在《空军报》社，看能不能从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报社调一些人，组成一个“四清”工作队，她就参加这个工作队，把豆豆也带上。

由于当时正好我们也在根据总政的指示，布置参加“四清”工作，我就在电话里答应说：“好啊，就这样办。”叶群又问：“你也参加，看可以不可以？”我说：“现在大家都在搞‘四清’，我参加一下也好，但是这个问题听一下林总的意见，还要请求一下罗总长和萧华主任。”叶群看我同意去，便说：“如果你去的话，我给你选个地方。我已经看好了苏州的太仓县，这个地方离苏州比较近，我来来往往比较方便，有什么问题向林总汇报也近。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负责去交涉，并办理一切手续。”对叶群选的太仓，我表示没有什么意见。接下来我们商定，她先带几个人去太仓，我去请示一下罗瑞卿总长和萧华主任，他们若没有意见，我安排好工作随后就到。

放下电话，我立即召集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和空军政治部的王飞、何汝珍、朱鸿、王启夫等几个人开会布置，组织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四清”工作队，进入江苏省太仓县，叶群和林豆豆就参加了这个工作队。当时，我们空军副政委王辉球也带着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工作队，进入湖南省的一个县参加“四清”。

在请示了罗瑞卿和萧华，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把空军政委余立留在家里，负责主持空军的日常工作，就赶到了太仓。到了太仓以后，叶群就把她原来住的一间房子让给了我，自己搬到一个贫下中农的家里。那是一间茅草房，房子阴冷潮湿，叶群派人把那间房子打扫干净以后，便带了一个秘书和林豆豆住到了那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原本也想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去，房子都搞好了，但是叶群告诉我：“林总说了，搞‘四清’不一定非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不可。你是空军司令，还是住在一个有电话的地方为好，万一有什么事情好找。”

叶群让给我的房子，是在一个镇子上，原来是一个堆放材料的仓库，房子也很破烂。我让人简单收拾了一下，便搬了进去。在太仓期间，驻上海的空军政委江腾蛟给我派来了一个炊事员，为我们做饭吃。除了我之外，空军工作队的其他人也与叶群一样，分散在太仓县的四、五个区里，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来到太仓不久，苏州的地委书记就专门来看望了我们，对我们参加苏州地区的“四清运动”表示感谢。

我们在太仓期间，华东局也有一个工作队在那里搞“四清”。叶群让我和他们联系，以便统一行动。华东局工作队的同志很尊重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和我们商量，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跟他们说：“我们部队的同志，对地方的工作不熟悉。在这里，我们听你们指挥，你们分配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我在太仓的期间，正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我们一天天参加劳动，同农民们一起收稻子、摘棉花，在劳动中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在整个“四清”过程中，叶群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回苏州去向林彪汇报，到了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再回到太仓。那段时间里，我同叶群经常来往，相互通报情况、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我当时觉得叶群还比较能吃苦，“四清”期间，她一直都同当地的贫下中农吃一样的大米饭、红薯，没有特意加什么菜，不搞什么特殊化。她只是带了一点麦乳精，用开水冲了喝。叶群还要把她的麦乳精送一些给我，我谢绝了，说：“我的身体好，不用了。”

到了十月份，空军突然出了一个大乱子。一天中午十二点，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南京空八师的一架轰—5型飞机，从杭州起飞训练后，飞行员李显斌将飞机飞到台湾去了。跑飞机的消息，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立即找到叶群，告诉她，空军出了大事，我必须立刻去处理。之后，我就近从空军的“四清”工作队里找了几个人，立即带着他们坐上飞机，于当天下午就赶到杭州查处这件事情，以便及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当夜查到凌晨三点，才搞清楚子事情的经过，主要是飞行员李显斌胁迫领航员和射击员，把飞机强行飞到了台湾。跑飞机的那个大队，正好是余立金蹲点的那个大队，而且当时又是余立金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因此我在生气之下，打电话批评了他。对此，余立金多少有点不满意。

这次的李显斌事件，是空军建军以来第一次跑飞机，又发生在我接任空军司令员之后不久，当时我的思想负担非常沉重。在查处的那些天里，我多少天都睡不好觉，白天黑夜地工作。很快，我把跑飞机的情况和查处的情况，连同自己的检讨，一起上报给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请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自己处分。

我在杭州一连给军委发了几个电报。林彪看了电报后安慰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只要好好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不再发生那样的事情就行了。”罗瑞卿当时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他也专门派人坐飞机到杭州来送一封信给我，要我接受教训，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在这中间，林彪还不断通过叶群给我传话说：“飞机已经跑了，要作好防范措施，要坚决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不要太紧张，不要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

我在杭州调查了事情的原因后，又带着工作组到空军所有沿海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地去通报情况，检查工作，要求大家认真汲取教训，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我们还将这一事件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印发给空军的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以后在我任空军司令员的整个期间，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的空军部队也始终保持了稳定，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不仅如此，整个部队的斗志还十分高昂，接连击落了进入大陆的台湾国民党飞机。一九六七年，在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还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可是空军没有跑一架飞机嘛！”

李显斌事件发生后，我一直都在部队处理这件事情，再也没有时间过问太仓的事情。不久，罗瑞卿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停止“四清”，回到北京主持空军工作。根据罗瑞卿的决定，我马上回到太仓，把空军工作队交给叶群，随即回到了北京。以后，叶群仍然不断地同我联系，向我通报太仓的情况。

六、罗瑞卿大将的下台

一九六五年秋，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患肝炎，住在上海养病。萧华患病期间，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经常去上海探望萧华，同时顺便去苏州问候林彪。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来往接触，就比较多了起来。

不久，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突然被撤职了。萧向荣究竟有什么“错误”和“问题”，是办公厅的工作搞得不好，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是杨成武兼任了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关系，起来越密切了。

这一阶段，罗瑞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视察。他经常坐飞机往来于各地，检查各大军区的战备和防御工程，那一年，他先到沿海各地区，从东北一直到海南，然后又去西南、西北，总之对全国的地形，差不多都看遍了。由于经常外出，他对林彪难免有些疏远。于是林彪开始觉得罗瑞卿有些变了，认为他翅膀变硬了，有些大的事情也不请求报告。例如，在未报告林彪的情况下，罗瑞卿组织了全军“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的这个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这就逐渐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林彪还在苏州，据说罗瑞卿曾经几次想到苏州去汇报工作，但是每一次打电话都被林彪拒绝，说：“你工作忙，让杨成武来就可以了。”到这时，罗瑞卿已经发现林彪在有意冷淡他，可又不好表示什么，只好让杨成武到林彪那里来来往往，靠杨成武通报一些消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瑞卿离开上海时，到正在上海的毛泽东那里，对毛泽东说，他要到苏州去看看林彪。由于毛泽东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非常欣赏，始终不忘，就说：“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作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没想到，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这个时候，叶群还在太仓搞“四清”。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并再三嘱咐我不要向任何人讲，要绝对保密。我告诉叶群，上海空军有一架小型的里—2型飞机，为了保密，可以不通过北京，我直接命令上海空军用这架飞机送她到杭州去。放下电话，我便向上海空军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当天用这架飞机送叶群到杭州。晚上，这架飞机又载着叶群，从杭州返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几天之后，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我：“毛主席决定，从八号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此时，毛泽东已经先期到达了上海。

按照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我安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各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我同参加会议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分乘四架飞机飞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刚刚在锦江饭店住下，杨成武和萧华就来告诉我，说林彪要找我谈话。紧接着，我就接到了叶群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她那里去。我很快到了叶群那里。叶群告诉我，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上海会议，主要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因为上次她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事情时，对如何处理罗瑞卿，林彪没有提什么意见。这些天来，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在上海开会，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

听到这个决定，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想到这里，我不禁问叶群：“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

叶群说：“你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

说完这些，叶群就要我在会议上发言，说就讲这些材料就行了。她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我当时并没有见到林彪，这些都是叶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而且亲自来上海坐镇主持召开的，是一个相当高级别的会议，加上要我发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叶群表示愿意发言。话是这样说了，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发言。罗瑞卿一向对我很好，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这个会议是十分保密的，与会的除了从北京赶到上海的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外，只有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总共不到一百人。我们全都住在锦江饭店，我住在八楼，同杨成武、萧华他们住在一层。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我被编在第三组，是邓小平负责的那个组。毛泽东和林彪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由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一开始会上没人发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就说：“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你先讲一讲。”

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邓小平就让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我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于是，会议就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刚到十一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

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叶群、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得就比我们热闹多了。小组会议开始后，叶群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

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办就可以了。叶群说，她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以后，当时就对刘亚楼说：“林彪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无意再进。”回家以后她对林彪说起这件事情，林彪说：“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叶群告诉我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我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我一起吃饭，我乘机在吃饭时把在太仓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当面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当即作了一些指示。我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以后，总政治部又将这个材料发给了全军。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但当时我是坚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亲自到上海主持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

如果这种情况出在我们下面的党委，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我当时连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只好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上，让我来带头发言，与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基于这个考虑，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发言。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突然来找我交代任务，要我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他特别交待，要我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架飞机到上海以后，只要三个人去接：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一个是我，是管飞机的。除了我们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我当即报告他，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等他同意后，我又告诉他，罗瑞卿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我讲话。周恩来马上问我：“接电话了吗？”我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周恩来听了后强调：“不要紧，就说你不在家。”

我刚刚想离开周恩来的房间，秘书就进来告诉我，说是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我。我刚想去接电话，周恩来立即阻止我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彭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难道彭真也有了问题？但是我绝对不敢问，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那里准备同罗瑞卿谈话。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谈话，我就离开了。罗瑞卿来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参加会议，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罗瑞卿已经到了上海。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罗瑞卿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折衷主义。这时候，发言的人比较多了起来。第五天，大家就讲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小组会宣布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朋友。

第六天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记得邓小平一共讲了五点：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

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什么话，就散会了。这个会议开得很沉闷。

回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同坐一架飞机。按照惯例，我还是赶在他们前面回到北京，然后候在机场接他们。在他们下飞机后同我一一握手时，我看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情绪都还好，只有罗瑞卿一声不响，心情沉重。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罗瑞卿。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又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他在与林彪、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一起研究后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就算靠边站了。罗瑞卿下台以后，由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了军委新的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及杨成武、萧华三人主持着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

随着罗瑞卿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林彪那里成了红人。杨成武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泽东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瑞卿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三十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

会上，邓小平总书记跟大家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三月四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参加。林彪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罗瑞卿这次参加了会议，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记录。这个时候，罗瑞卿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彭真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保持联系，有时也给我打电话，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谈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

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一九五O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

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想清楚了后，我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叶群说：“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刘亚楼说的事情你讲最合适，你和余立金都要在会议上讲这几条。我已经告诉杨成武，你们讲了以后他们会跟上来的。另外告诉你，梁必业已经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三月十八日上午，罗瑞卿在家中跳楼了。他从二楼上跳下来，并没有摔死，但是摔伤了一条腿，被送到北京医院救治。在跳楼之前，他曾经写了一封“绝命书”。这封信的内容在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里有记录：

治平：

      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罗瑞卿跳楼以后，这封信交给了汪东兴。三月十九日，叶剑英在会议上宣布了罗瑞卿跳楼自杀的事情，并给大家念了罗瑞卿的“绝命书”。叶剑英为此还写了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将军一跳身名裂”。

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罗瑞卿跳楼以后，会议就又转入背靠背地批判。到了三月底的一次大会上，彭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先后讲了话，然后叶剑英宣布会议结束，罗瑞卿的问题就暂时告一段落。

罗瑞卿治疗以后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听说，罗瑞卿的家属一直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后来李德生调北京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由于没有房子住，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才要罗瑞卿的家属搬走，把房子让给了李德生。

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我出狱之后，看到一些报纸和书刊登载过不少有关罗瑞卿事件的文章，有一些是涉及到我的，其中有实事求是的部分，我完全承担责任。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但是，有许多文章的作者，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实，更有一些人对我进行恶意的人身侮辱和攻击。对这些不实之词和恶意的人身攻击，我表示抗议。我想历史事实总是会被澄清的。




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
一、牵连到彭真

开始批判罗瑞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毛主席派江青到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策划，然后由姚文元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毛主席下定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但是，毛泽东组织的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北京遭到了彭真的抵制，彭真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一场学术争论中。这样，彭真的命运就决定了。

彭真没有参加在上海对罗瑞卿的批判，但在北京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他和谢富治有个联合发言。发言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罗瑞卿反对彭真提出的“公安工作十条”什么的。这个发言送到杭州后，毛泽东一看，认为谢富治采取与彭真联合发言的这种形势不妥，就准备找谢富治到杭州去谈一谈。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汪东兴通过萧华打电话给我，要我连夜派飞机，秘密地把谢富治送到上海，再由上海的空四军政委江腾蛟派汽车，送谢富治到杭州去见毛泽东。至于毛泽东要谢富治到杭州去干什么，我并不知道。

谢富治回到北京时，我去南苑机场接他。之后，我们两人同坐一辆车回城。谢富治告诉我，中央又出了问题，以彭真为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了全党。《二月提纲》与姚文元的文章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现在中央正在杭州开会，准备批判和撤销这个文件。

谢富治还告诉我，毛泽东对他说，彭真对北京是一统天下，什么都不准泄露，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什么情况都不向中央反映，不向他本人反映，搞独立王国。谢富治说，看得出来，毛泽东的言谈之间，表示了对彭真的不满。关于去杭州一事，他告诉我说，这次毛泽东要他去杭州，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告诉他，批判罗瑞卿的稿子不要和彭真联名，但是这件事情要他对外保密，不要让彭真知道。

这样，我才从谢富治那里知道彭真也出了问题，毛泽东准备要把彭真拿掉了。这个时候，杨成武也和我通气，说中央有个“十四号文件”，是彭真搞的，这个文件有错误，不能向下传达。杨成武和萧华出席了杭州会议，所以他们对彭真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正在杭州开会。四月中旬，中央办公厅就不断通知我，要我派飞机去接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到杭州集中。接着，又派专机送中央领导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去杭州。我先是按照要求作了相应的布置，然后每天坐镇指挥所，亲自指挥，直到安全准时地完成运送任务，我才松了一口气。虽然当时没告诉我中央在杭州开什么会，但从这些情况来看，我猜想中央一定是在杭州召开重要的会议。

后来我才知道，在杭州，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以及会后，毛主席亲自对彭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主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这个草案是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的，而且据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的这个提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并为他所采纳。

到了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毛主席在外地，没有参加。五月十日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从组织上把彭真拿掉了，并将彭真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起，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布撤销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即“中央十四号文件”），撤销以彭真为组长，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向全党解释撤销《二月提纲》的理由，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

《五一六通知》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还说：“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在《五一六通知》里还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经为我们所识破，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们身边，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很快便掀起了那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会议期间之长，在中国空军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

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这次试验，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爱萍负责主持。具体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二十一基地的全体同志，而空投氢弹的任务，则交给我们空军来完成。接到这一命令后，我认为这是空军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责任重大。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止出现万一。

在征得空军党委常委一些同志的同意，并得到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批准后，我留下政委余立金在北京主持工作，然后与当时负责基地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张爱萍的统一领导下，共同主持这次氢弹试验。

五月九日，氢弹空投任务顺利完成，整个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时，我与成钧商量，待听完张爱萍的总结报告以后，我们俩顺道去驻在和阗、哈密、张掖、武威、兰州、临洮等地的航校、高炮、导弹、飞行部队去检查一下工作，并准备在每个单位去住上几天，了解一下情况，与这些单位进行一下交流和沟通。平时我的工作很忙，很少能有机会去看望这些基层的部队。

到了五月底，正当我和成钧按照预定的安排，来到武威航校检查工作时，余立金从北京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中央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他准备把这个文件送到西北来，给我和成钧看一看。

第二天，余立金就派了一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五一六通知》。看完这个文件，我心里想，这个文件仅仅是个通知，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办法，究竟应该怎么搞法，谁也没有底，还是等中央和军委有了进一步的文件、部署具体的办法后，再一起开会传达不迟。因此，我继续和成钧一起，来到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

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

叶群说的这个“恩克鲁玛”，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纳共和国的总统，一次，在他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政变军人赶下了台，成了流亡总统。叶群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当时不太明白，但想可能是家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我匆匆结束了西北之行，于六月三日清晨乘飞机和成钧一起回到了北京。

六月三日下午，我刚刚回到家里，叶群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说，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告我的状，说：“吴法宪躲出去检查工作，迟迟不归，对《五一六通知》即不传达讨论，也不下发执行，对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由于徐深吉到刘志坚家里去的时候，正好碰到叶群，所以刘志坚在徐深吉走了之后，把他的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这才通过余立金向我发出了警告。

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准备将这次西北执行氢弹空投任务的情况，以及检查空军部队发现的一些问题，一起向常委会作一个汇报。

谁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在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北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

本来我和成钧的关系是很好的，在西北时，一路上我们两个也协作得很好，成钧对我很尊重，讲话、作报告也都同我很协调，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是在这个时候，成钧也突然跟我翻了脸，说什么“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呀，空军按兵不动不行呀之类的话，与刘震他们搞在了一起。

这样一来，常委会刚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对他们一上来就给我扣的那个“对中央通知按兵不动”的罪名，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我解释说：“据我了解，驻京的各部队机关和军委各总部，包括我们的邻居海军机关，都没有动。现在中央只是发了一个通知，主要是叫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而且文件主要是讲地方上的问题，军队方面怎么搞，谁都不清楚，军委也没有安排，不等一下行吗？着什么急呀？”

好，我这一说，他们几个就都哄了起来，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形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

刘震他们仗着是多数，在会上咄咄逼人地要我第二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说，来不及呀！空军党委委员有五十多人，就是连夜用电话通知都来不及呀！要开也起码等到六号才行。可以要求参加会议的人五号晚以前赶到北京报到。我这样一说，他们才总算是同意了。对会议的议程，我提出，第一步是传达学习文件，第二步才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对我这个建议，大家没有异议。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张廷发说：“今天的会议情况不大对头。”张廷发当时也说：“气氛是不大对头，可能有什么名堂。”

六月四日下午，我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请求军委同意我们从六月六日起召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个报告交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

六月六日上午八点，我们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九十多人，除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以外，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我首先代表空军党委常委会说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我说：“我和成钧刚刚从西北参加氢弹空投试验和检查部队工作回来，由于多数常委同志要求立即召开全会，学习和讨论《五一六通知》，因此匆忙之中召开的这次会议，常委会还来不及讨论和制订出一个贯彻《通知》的具体措施，希望大家首先集中精力，学习和领会好《通知》的精神，然后集思广议，研究和制订出一整套在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最后，拿出一段时间，对空军党委提意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党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我看看阻止不住，就索性静坐在那里，任凭他们自己上台讲话。他们一讲，就是一个上午。很显然，刘震等一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在乎我和余立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早晚。他们指责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不得力，只不过是用来整倒我的一个借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这些是他们事前早已经酝酿好的，只不过是瞒着我和余立金而已。

认真说起来，即便就是他们表面上的这个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央当时才刚刚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具体开展运动的部署，而且军委也没有任何指示。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关于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按照这个精神，我们静候中央和军委的进一步指示至少是没有什么错。我们召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离《十六条》正式通过的时间还有两个多月，中央的规定当时还没有下来，就更不要说军委和总政的部署了。难道空军能不等军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说，从我们收到《五一六通知》到开会前后，也不过才十多天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迟迟不动，是我有意躲风？

我个人认为，常委的一些同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对刘亚楼逝世后由我来任空军司令员不满。在刘震看来，他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军衔，而我却没有进入八届中央委员，并且只是中将军衔（当时在全空军，只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个人是上将军衔），所以刘亚楼逝世以后，如果从条件上来看，似乎应当由刘震来接任空军司令员。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中央和军委最后决定由我来接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刘震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其次，是他们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时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刘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成钧、谭家述等都是空军副司令员，但刘亚楼对他们的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常常弄得他们下不来台，因此他们对刘亚楼的工作作风、领导方法都很有意见、很不满意，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为经常受到刘亚楼的批评，于是觉得自己在空军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压抑，因而很不满意。他曾经跟人说过，他在空军由于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员，一次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完后批评他说：“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屁股纸用！”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人感到莫大的侮辱。

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尝试过一次与刘亚楼的抗争。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刘亚楼出国去越南访问期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上一些常委对刘亚楼提了不少意见，为此会议还专门延长了两天。当时我的想法是，尽量让他们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来，以便调解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想法却与我不同，他们是想要我领导大家对刘亚楼开展斗争。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在会上对他们提的一部分意见作了解释。在刘亚楼回到北京后，我告诉刘亚楼，说常委的同志在会议上对你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当时，刘亚楼问我都提了什么些意见，我告诉他说，都是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例如要求太高、批评不留情面、态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到常委之间的相互团结。但仅仅这样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他们对刘亚楼的种种不满。于是他们把心中对刘亚楼的那股怨气，就延续到了我的身上。

我想，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使得刘震他们几个人搞到了一起，借着我没有及时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这件事，闹了起来。结果在这次党委会上，文件讨论不成，大家也没有兴趣，就是轰呀，闹呀的。我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心想，反正文件也学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见，那就轰吧，让他们尽量把意见说尽放完。

没想到，刘震他们几个常委这样一闹，下面的人也都跟着闹了起来，因为有常委带头嘛！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足足有半个来月时间，一直闹到七月中旬。

在所有起来指责我的人里面，以吴富善最为厉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一边用手仗敲着讲台，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样子真是让人看了难受。

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提意见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刘亚楼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余立金和张廷发。至于他们所提的意见，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也没有当时的记录，根据我的仔细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第一、说我与中央的指示相对抗，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在西北“躲风”，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说刘亚楼、我同彭真的关系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里去拜年，还把彭真的儿子安排在空军工作。第三、说刘亚楼、我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说东，刘亚楼和我绝不说西。不光如此，我们还把罗瑞卿说过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检查、不要翘尾巴”四句话，到处印发，到处张贴。第四、空军存在严重的“霸王作风”，好大喜功。说我没有原则，对刘亚楼一味迁就，甚至为刘亚楼助威。第五、说空军每年对师以上干部的集训，系统地一本一本学习毛泽东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学习“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会”开得太多，形式主义严重。第六、说刘亚楼和我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光批评下面，乱提口号，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过分。第七、空军大院搞卫生、整内务、植树绿化，完全是给人看的，是形式主义。第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上报击落敌机的数字有假。第九、铺张浪费，修建机场花钱太多。第十、最后也有少数人攻到了立空军为标兵的这个问题，说刘亚楼和我欺骗中央军委，欺骗林彪等军委领导人。他们说，空军建立以来有成绩，但刘亚楼和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光报好的，不报缺点错误。因此，空军不能被树立为标兵，这个标兵是假的，建议军委立即取消空军的标兵称号。

就这样天天轰还不算，常委的几个同志又提出，要请中央军委派个工作组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兴派工作组吗？如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组成，而且还宣布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

紧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的绝大部分单位，都被进驻了工作组。除此之外，一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单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进了工作组，并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他们认为，既然学校和单位能派工作组，那么，空军党委开会，也得请军委派工作组来。如果军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组到空军来，那么我这个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

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

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

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张廷发，攻击张廷发工作蛮横，民主作风差。

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

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发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

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会议期间，他向叶帅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叶剑英听了后对曹里怀说：“曹里怀你要注意呀！”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

总政工作组的胡愈之，也经常向刘志坚副主任汇报会议的情况。有一次在汇报时他说：“吴法宪看来是不能再当这个空军司令了，不能再当党委书记了，要撤下去。”刘志坚表示同意，说：“对，可能是这样吧，看看再说。”

在军委这边，叶剑英也在天天听取李文芳的汇报，可以说全部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在刘震他们向军委写报告信时，叶帅感到他应该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电话上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林彪听完后说：“他们不仅如此，还告状到了我这里，刘亚楼、吴法宪一共是二十五条罪状。等一下，我让秘书传到你那里去。”接着，林彪开始讲他的意见。他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很快，空军七个常委联合署名的控告材料传到叶剑英副主席那里，叶帅一看心里更有数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叶帅看过信以后，就把信转给了我。

对刘震等人写控告信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在看到叶剑英转给我的控告信后才了解这一情况的。对他们这种背后告状，我并不在乎，因为我确实有很多毛病，大家给我“洗洗澡”，我是很欢迎的。可这封控告信里的有些内容，也确实是站不住脚的。

大概是七月十五日，叶剑英找总政工作组汇报情况。听完汇报后，他说：“你们哪，到空军以后的作法不够妥当，你们不找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吴法宪，也不找第二书记余立金，专门找常委的那几个人，和他们搞在一起，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你们的这种作法是公正的吗？！你们是代表总政去参加空军党委会议的！你们支持他们，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吗？再这样下去你们也要陷进去的了。”

叶剑英这一说，总政工作组警惕了，态度就明显改变了，胡愈之见到我和余立金也开始讲话了。一天，胡愈之和总政工作组几个人把我和余立金找到总政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态度非常明朗。他告诉我们：“前一个时期，全会上有一些人乱轰乱批，现在情况已经搞清楚了，是他们背着你们两个党委书记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总政工作组态度的这种转变，很显然是叶剑英副主席做工作的结果，也说明叶帅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

从全会开始以后，我就没有打电话到大连去找林彪，即使就在我被攻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没有和“林办”联系，主要是不想给林彪增添什么麻烦。到七月十七、八日，叶群从大连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这个时期的情况，林总统统都知道了，空军全会的情况，叶帅经常向林总通气。现在你要沉住气，问题会很好地解决的。另外，以刘震为首的七个人，到林总这里告你们，这些材料林总要我转给你，你一看就明白了。”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叶剑英副主席告诉我，林彪的意见已经转到了中央，到了刘少奇那里。为此，刘少奇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林彪的意见。中央认为，以刘震、成钧为首的空军党委常委几个人，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错了。刘少奇副主席还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都是不允许的。背着空军党委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人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这个会上批评了曹里怀，说：“曹里怀到了那里，就把哪里搞乱。”这些都是叶帅亲自告诉我的。

最后叶副主席还说，军委常委准备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会议，包括张廷发在内的空军党委常委全部成员都到会，由他来传达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并研究空军党委全会下一步如何进行。

七月二十日上午八点，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林彪照例没有出席，陈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会。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总政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在这次军委常委会议上，首先由叶剑英副主席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他说，中央常委会认为，在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上，有几个人完全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错误的，方法上也是错误的，想达到目的也是错误的，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允许的。这几个人告的二十五条状里没有具体事实，说刘亚楼、吴法宪紧跟彭真、罗瑞卿没有根据，不能成立。最后，叶帅对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一个一个地点名进行了批评。
叶帅讲完，贺龙和徐向前在表示拥护中央常委会议意见后，也各自批评了自己的老部下。贺龙还特别批评成钧说：“你成钧对吴法宪不支持，站在对立面，想干什么？”徐向前也批评徐深吉说：“人家空军想要有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才把你从华北调到空军去，你为什么要在空军里搞这些活动？”聂荣臻因为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我又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和他的老部下，所以对这事没有太多的话，只是笼统地批评说：“你们搞的这些都错了。”

我和余立金因为是当事人，在这个会议上没有说什么话。但刘震、成钧他们因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灰溜溜的。刘震说了一句“我们有错误”，成钧也跟着说了一句“我也有错误”，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最后，叶帅说：“这样吧，明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到会讲话，你们去准备吧。”

第二天，七月二十一日，叶剑英来到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讲了三个小时的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空军党委常委七个人的错误，并告诉大家，这个会议要转过来，不能再这样开了。

听了叶帅的讲话，参加空军党委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叶帅的讲话。这样一来，会议的形势就一下子转了过来。

可以说，叶帅为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顺利进行是出了大力的。他一直在全神贯注、认真负责地关注着这次会议，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并亲自出来讲话，使会议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不然的话，空军当时肯定就乱了套了。因此，直到现在为止，我始终都是对叶帅抱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叶剑英讲完话之后，又下来个别对我说：“法宪，你应该先作一个检讨，这样才好将会议转过来。你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你这样一检讨，就主动了。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找了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曾国华、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空军副参谋长梁璞、空司党办主任王飞，以及我的秘书王南山、蔡秉林等一些人在一起，认真研究如何写好我的这个检讨。我们大约准备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一份有两万多字的检讨。之所以写了这么多，我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检讨得深刻一点、全面一点。我认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深刻、全面一点，总是有好处的。

另外，我在检讨里只讲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对任何人作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中央常委和军委都讲了话，我如果再讲，搞得不好，就会被人认为是在报复。

写完检讨，我便将检讨的内容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听了后，认为我只作自我批评的作法很好。但他对我说：”不要讲那么多，还是要实事求是，有的讲，没有的就不要去讲。“

开会时，我在会上连念稿子带举事例，一共检讨了七、八个小时，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这个检讨中，我把自己到空军以来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我认为做对了的，以后就要坚持，做错了的就检讨，以后要逐步进行整改。

我的这份检讨以及讲话记录，都留在了空军的有关档案中。由于时间相隔太久，我又无法去查阅档案，仅凭记忆，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回忆起来，能记住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我首先对空军建军以来的基本工作进行了肯定。我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开始组建空军司令部、组建航校以来，空军的建设都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且都是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开展工作的。空军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行的。空军的建设，较好地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向着“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领空，准备战胜侵略者”这个目标，不断奋斗前进的。

我说，我们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是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我们所讲的“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要在人民军队过去的光荣传统上来建设空军，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提出，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各大军区，依靠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依靠全国人民建设空军，要争气，要艰苦奋斗，这些提法也都是正确的。

我说，我们提出不能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希望有一支自己的空军部队的愿望，强调学习现代化的航空技术和各种知识，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高标准、严要求，强调由上到下、以身作则，这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还强调，空军各级党委所有的同志都要紧张地工作，从空军建军以来，我们每天工作差不多都是在十个小时以上，这些也都是对的，没有大的错误。

我还针对有人说空军是假标兵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和解释。我说，空军这个标兵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要立空军为标兵的，我们更没有欺骗中央和军委。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总结的五十多条经验教训，那都是一条一条按照事实来进行总结的，每一条都是事实。我们并不愿意被立为标兵，主要是考虑当标兵的压力太大，负担太重，这个排头兵不好当。况且，立空军为标兵，不是刘亚楼、吴法宪能够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个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军大院树立为卫生标兵，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后由他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之后才树立起来的。

我还说，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空军哪一次出了事故、摔了飞机，哪一次仗没打好、贻误了战机，或哪一次仗打好了，打下了敌机，都是向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写出报告，作出分析了的。再说，打下的敌机有残骸，打中的敌机有胶卷在，都是有案可查的，说我们所报的击落飞机数量有假，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在我的检讨前面说这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空军建军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对这些成绩必须要旗鲜明地加以肯定。这不是刘亚楼和我等几个人的事情，而是空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多年努力工作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所以，我一定要在自己的检讨前面加以说明。

除了这几条以外我就是检讨自己。我检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十几个方面：

一、我到空军以来，对领导空军的工作很不得力，这主要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是搞陆军工作的，没有搞空军的一套经验和知识，一切全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就空军的政治工作来说，在怎样把政治思想工作同空军的技术工作相结合、同空军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大问题上，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真正做好。由于我从一九五O年到空军工作以来，就一直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所以，凡是空军政治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统统都应由我来负责。

二、空军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的。但是在一些运动过程中，有时候打击面过大，斗的人过多，致使有些人蒙冤，被错整或被处理过严。这些责任都应当由我来负责。

三、空军建设中有铺张浪费的现象。为了建设空军，尽管在百废待兴、国力艰难、财政十分紧张的建国初期，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财政部都是竭尽全力，给空军拨了不少款。各中央局和省、市党委，对各大军区空军也都是大力支持。使我们感到内疚的是，由于对下属人员教育不够，使得一些部队在修建机场、营房等各项基本建设中间，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出现。另外，在“三反”中间，我们空军也发现了贪污分子，甚至还抓出了一些“大老虎”。这些责任，也应当由我来负责。

四、空军建设以来，空中事故、地面事故不少，每年都差不多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还跑了一架飞机到台湾去。这些错误，我也应当负责。

五、调查研究不够。对空军这样一个新的技术兵种，我没有很好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培养和发现更多更好的典型。因此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何紧密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和技术工作方面，产生了不少问题。

六、在修建机场方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如在修建河南长葛机场时与地方发生了纠纷，脱离了群众，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后来虽然纠正了错误，并且向中央写了检讨，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很不好。

七、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在海南岛把一架从印度飞往香港的英国运输机打伤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这件事不但使国家遭受了经济损失，陪了钱，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声誉。应当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

八、对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不够严格，并因此出了不少事故，牺牲了一些飞行员。这些痛苦的、深刻的、血的教训，应当深深地引以为戒。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虽然搞了不少安全运动，却是电报发得多，文字要求多，而落实到各方面的实际比较差，所以才会经常发生事故。当然，出事故较多，也有飞机质量不够好、一些零备件不过关的缘故。尽管当时的飞机制造工业不归我们管，但在飞机质量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那些相关的工厂里都派驻有军代表。

九、空军在作风上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锋芒毕露，而且有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的倾向。例如对卫生过分的要求，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还有，对下面的要求太高、太严，常常是批评下面多，自我批评少，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人，我们也没有随便撤职查办过一个干部，主要是进行教育。空军的老干部很多，将军也不少，这些老同志对空军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我们是承认的，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保守思想严重，不接受新鲜事物，经常在新事物前裹足不前。对这一倾向，我们应该批评。空军是个现代化的军种，不经常学习，就无法适应空军的发展需要。

十、空军搞了好几个戏剧，如《江姐》、《年轻的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都得到了好评。在全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工作的方向错了，说我们不管空军的主要工作，而去抓什么文艺表演，还邀请中央首长来观看演出，这是沽名钓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空军的文化工作也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抓。而且我们在抓空军文化工作的同时，也并没有放松其它的主要工作。

十一、在搞基地化的问题上（所谓基地化，就是基地不动，飞机飞到哪里，就由哪里负责地面保障），我们在没有经过很好准备和试验的基础上就推广了，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引起整个空军上下对此都有意见。由于各飞行大队的飞机机型各异、情况不一，飞行大队和地勤大队、场站供应脱离以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问题。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和试验就想进行独创，是我们犯的一个较大错误，也是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认真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

十二、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我们有教条主义的倾向。空军建设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不论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物力上，他们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给了我们不少飞机，派了不少的专家。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先原封不动地把苏联的经验照搬过来，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改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什么都不会，飞机飞不起来，地空导弹不会用，不按照人家的学习怎么办哪！所以，在一开始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当时只有先学会了人家的那一套，然后才能再搞我们自己的这一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不足是，我们到一九五九年以后才由刘亚楼亲自主持，开始搞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这显然是晚了一点。不过，尽管是晚了一点，我们最后还是把中国空军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搞出来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这一工作只有在苏联顾问全部撤退以后，我们完全独立了，搞自己的这一套才有可能。

十三、空军开始建军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编制过于庞大，人员过多。

十四、提拨飞行干部不够快，不够大胆。空军初建时期，团、师以上干部大都不会飞行，是外行领导内行。以后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配备飞行人员。起初是团、师一级，以后是军一级，我们都相继配备了飞行人员，可是军区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目前还没有飞行人员。就这样，有些人还批评我们这是过分强调飞行，是单纯技术观点。不过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保守思想，如果早一点把一些飞行干部，如把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抗美援朝时期的一批战斗英雄，提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空军的发展可能还会更快一些。没有及时、大胆地提拔专业技术好的飞行干部，这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一个失误。因为像我们这些干部，由于自己不会飞行，不懂技术，就只能说空话。刘亚楼也常常说，我们这样的干部，只能是过渡干部。

在我的检讨中，还有一部分是代表刘亚楼作的。刘亚楼虽然去世了，但作为他在空军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我理应代表他对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作一个检查。

刘亚楼这个人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但在思想上却的的确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平时对事对人，总是锋芒毕露。据我所知，“锋芒毕露”这四个字，是林彪对刘亚楼的批评。他经常对同级干部、对下级干部的批评过于苛刻，他说什么就必须是什么，人家一说反对意见，他心里就不痛快。所以大家都说，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自己也认为，这是刘亚楼身上存在的最大缺点。对刘亚楼的这种作风，我曾不时向他提出过意见，也曾把大家的意见向他反映过，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正。直到他去杭州主持编写条令，身体开始不好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向他提过了。所以我这次也替他向大家作了检讨。

但是，刘亚楼已经去世了，我希望大家学习刘亚楼的长处，对刘亚楼的不足之处，只能引以为戒。毕竟刘亚楼对空军的建设是有功勋的，尤其是空军建设的初期，部队迅速扩大，机构不断增多，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对空军的一整套技术业务非常生疏，而且当时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进入大陆，这使得我们的建军工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紧接着，在空军部队并没有真正组建好的情况下，中央又下达了要求空军部队立即参加抗美援朝的作战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要团结和领导空军几十万干部、战士共同完成任务，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这就迫使刘亚楼不得不要求空军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战士都要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紧张地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保卫祖国领空和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打下敌机，立下战功，也不可能把空军部队带出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和工作作风来。

另外我还特别指出，不仅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也有，空军党委的其他同志同样也有。我对别人的批评也过于苛刻，有时缺乏分析，还有好大善功的思想，喜欢听悦耳之言，不喜欢听反面意见。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想，如果刘亚楼没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与林彪的关系，他必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后来被监禁在秦城的，将会是他，而不是我。

我在会上检讨完并通过后，会议就告一段落。接着，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开始批评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

七月底，林彪从大连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军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去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

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同余立金商量，对刘震等人的批评要适可而止，搞得过头了不好，不要像他们对我们那样去对待他们。本着这种精神，刘震等七位空军党委除了在大会上先后作检查、进行自我批评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组会议上，由大家对他们作了一些批评。我和余立金都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会议的最后，我和余立金才一个一个地找每位常委谈话，然后又同军区空军的一些同志分别谈了话。会议结束后，各军区空军的同志离开北京时，我和余立金还专门到机场去为他们送行。

在常委一些人的检查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钧在检查中讲到，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四个人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贺龙听了以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你们继续讲你们的意见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成钧讲了这件事以后，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几个人也先后在自己的检查中谈到了这件事。

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宇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八月下旬，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后，我们这个会议还是形成子一个团结的会议。

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

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呢？

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第一阶段，刘震等人除了把矛头对着刘亚楼以外，还针对张廷发。很多人都说，张廷发这个人很骄傲、很霸道，处处训人。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张廷发有很多优点，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积极肯干，因此我们向军委建议，将他由空军参谋长提为副司令员。但是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也许是因为刘亚楼在世时，有一度曾经想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在空军的接班人，因此，张廷发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大。十一次全会开始以后，我在他“坐山观虎斗”时，就在心里想，刘亚楼生前对你张廷发不错，现在那些人如此攻击刘亚楼，你至少也应该站出来为刘亚楼说几句公道话吧。可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讲，只想一个人脱离出来。

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

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我和余立金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人写一个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大事记，把会议的过程全面地写一个纪要；要整理和保存叶剑英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把这次会议的大小记录全部保存起来，把所有人的发言记录在案；常委七个人联名告状的二十五条也存档；成钧等四个同志到贺龙元帅那里的汇报材料以及我的检讨，也都要全部存档。

会后，空军有关部门按照这一原则，对会议的所有材料进行了处理和保存。应该说，所保存的这些材料，都是最原始的，是确实可信的。尽管后来空军党委的变化很大，但是我想，如果没有人有意销毁，当年存档的这些材料应该都还在。

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还有一个第三阶段，这就是扩大会议的阶段。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从九月一日起，空军党委应当召开一个扩大会议。对此，叶剑英具体指示，空军团以上干部都应该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们考虑，整个空军团以上的干部太多了，都来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让他们住，于是提议改为师以上的干部到会。叶剑英副主席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然后通报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传达中央常委会和军委常委会的指示，传达林彪和叶剑英的讲话。

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病愈恢复工作。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召集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大会，再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同时，他还根据林彪和叶剑英关于空军问题的指示，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讲了几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对空军党委明确表示了支持，并对空军工作好的地方予以了表扬和肯定。因为萧华是空军的第一任政委，对空军的情况是了解的。

萧华的这次讲话，是继叶副主席讲话以后的又一次重要讲话。萧华讲话以后，叶剑英副主席又专门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最后，在九月十日，历时三个多月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终于结束了。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空军机关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经在会场上贴出了大字报，指责空军党委的这次会议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开了好几个月还开不完，应当赶紧结束，开始在空军搞“文化大革命”。

这些大字报，意味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虽然结束，但“文化大革命”却已经在空军中悄然开始。从此，整个空军就一直没有平静过。

三、接林彪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先于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然后，他又于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当时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

据我的了解，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一段会议，林彪并没有参加，仍然住在大连休息。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就这样，周恩来把林彪接走了。汪东兴和叶群走在后面，他俩的谈话，我从旁边听到了几句。我听见汪东兴告诉叶群，说毛泽东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纳放到《解放军报》社去当记者，是否请林彪转告萧华安排一下。叶群当时很高兴，说：“主席信任解放军，才把女儿送到《解放军报》社来当记者，我们热烈欢迎。我一定尽快转告林总，把这件事情安排好，请主席和江青同志放心。”说着，他们两个人也坐车离开了机场，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走后，我随即坐车回到了空军大院。

尽管我这次也去机场接了林彪，却对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要急于把林彪接回北京，是一点也不知道。因周恩来和汪东兴对我都是点滴不露，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闷葫芦一个。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是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 ，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悄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点名，可是谁都知道，实际上指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邓小平。听了周恩来的一番提示，大家心里也就清楚了。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组的矛盾开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是新帐、老帐一起算。尤为令人感到震动的，是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这篇所谓的“大字报”，全文不过二百多字，可实实在在是字字千钧，哪个能担待得起呀！

我当时的感觉十分矛盾：对林彪即将出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我心里当然很高兴。但是，我对刘少奇也一向是很尊重的，从在苏北接受他的直接领导以来，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党性强、能坚持原则的好领导，特别是他主持的中央常委会议解决了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问题，我更是深怀着感激之情。

我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发现他们虽然都很惊讶，但因为对当时的情况不知道底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都沉默不语，谁也没有发言。这些同志的资历都比我老，军衔都比我高，他们都不讲话，我就更不敢随便讲话了。所以，我没有露出任何情绪。

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五、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运会期间，正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紧张阶段。八月十二日上午，我正在主持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时，接到军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我下午三时到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列席八届十一次全会的开幕式。

下午两点半钟，我提前来到了东大厅会议室。因为是列席人员，我就坐在了最后一排，同曹轶欧坐在一起。当时我还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是康生的妻子，只是估量着她和我一样，也不是中央委员，是列席会议的，所以才坐在最后一排。

那天的会议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印发的四个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是毛泽东八月五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公开信。

这里顺便说说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在北京清华附中的一些青年学生，开始组织了全国第一个造反组织，并起名叫做“红卫兵”。“红卫兵”开始是秘密组织，和刘少奇、邓小平派到清华附中的工作组进行斗争。不久北大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等其它中学也相继出现了红卫兵的组织。

这些红卫兵，利用了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他们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章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这一下毛主席找到了机会，便大做文章，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样，这封信火药味道十足，上纲上线。这两个文件的印发，就等于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对立态度公诸于众，允许红卫兵们去攻击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三个会议文件，是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件指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法，是用大字报和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最后一个会议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被称之为“政变经”的那个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除了以大量的篇幅谈及政权和政变的问题以外，还歌颂毛泽东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天才。他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还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据我所知，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中央全会，这还是第一次，足见他的那次讲话，在当时的确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和重视。

闭幕式快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进入会场。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大家热烈鼓掌。

各位领导人就座以后，毛泽东主持了闭幕式。他首先宣布开会，接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热烈颂扬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公报》还赞扬了林彪，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公报》顺利通过后，会议就开始进行选举。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进行调整。我没有选举权，只是看到了选举的情况。选举结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了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中央常委的排列顺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的名字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则上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时，会议还增选了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了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另外，通过选举，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了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结束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主要讲要筹备九大，执行正确决定和要给犯错误的同志出路。毛泽东讲完，林彪又作了一个简要的讲话，接着便宣布散会。

我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闻，对全会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锋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当时在表面上还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已被拉下了马，而且注定了不久后被彻底打倒的命运。

六、中央工作会议

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会议。我接到军委的会议通知，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的主要方式，是开大组会议。我被编入东北大组，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任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任副组长。

会议地点就在新落成的京西宾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点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问题”。看来，毛泽东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意图，是要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公布到全党。

会议原定只开三天，后来一拖再拖，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告结束，前后一共开了二十天。在这个会上，最活跃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如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他们在各大组之间到处窜，不停地指责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处镇压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学生和红卫兵小将。

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数人说话都很少，即使发言，也大多是三言二语，表个态而已，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有多少意见可以讲。我则基本上没有发言。

眼看着会议开了十天，局面还是没有打开。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指挥我派出飞机，去各地接造反派的头头来北京参加会议，揭发问题。

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

让各地的造反派来会上点火的这一招还真管用，这些人一来参加会议，会议就逐渐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围绕着派工作组的问题，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就开始多了起来。很多人发言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一进门，就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从而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的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讲了十分钟的话。大致上是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挺身出来领导运动，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去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引火烧身。

说实在的，听了这些话，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这样引火烧身的人有吗？谁能甘心情愿地让群众轰，让群众骂，让群众搞“喷气式”，让群众挂牌游街、乱轰乱斗，进行人身侮辱？！又有谁以身作则，站出来让群众斗？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能够这样做！以我的内心来说，我就不愿意。但是，毛泽东又号召我们要这样做。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以后即将发生的问题。我当时很有些彷徨不定，无所适从。

在这终于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

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中央常委，以及国务院的各位副总理，军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会。

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会议。林彪当即宣布说：“今天晚上的会议，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检查。”到会的人一片沉默，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刘少奇开始念他已经写好的稿子，承认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受挫负有责任。他还说，他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心中无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认识问题。他还表示，他听从党的考验和审查，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不搞地下活动和派别活动，保证做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邓小平的检讨就更简单，我记得他只检讨了“专擅”两个字，至于“专擅”两个字的下面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他没有去说。

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检讨以后，林彪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立起身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犯错误，他也有责任，他也要负责等等。至于别的问题，我就记不清楚了。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情况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会上。十一月初，天安门前就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从而把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向全世界公开了。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可能从这会议之后，他们就遭到了软禁和监视，没有了行动自由。

七、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政治舞台。这些本来无权无势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翻江倒海，主要还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开始利用年轻学生的热忱和无知来大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撑腰，这一下，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尤其是以他在北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而著名。

以后一次周恩来对我说，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正像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不久，为了表示自己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他要亲自接见红卫兵。他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那一天，毛主席亲自挂帅，穿上了绿军装，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接受了红卫兵给他戴的红卫兵的袖章，表示他愿意当他们的“红司令”，从此领导全国红卫兵，更加猛烈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每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重大庆祝活动，都有一个防空警戒的问题。八月十八日那天，为了保护毛泽东等人的安全，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于清晨五点钟就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自执行防空警戒的任务，因此看到了大会的一些情况。

那一天，从凌晨一时开始，百万红卫兵和群众就开始陆续进入广场，其中有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数万红卫兵登上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从来都是举行盛大庆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门高级官员才允许上去的。让群众特别是年轻的大、中学生们登上这些地方，这是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

九时半左右，毛主席、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然后，我看到他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一边等待大会的开始，一边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也许是因为稿子写得有些匆忙。

十时正，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在他的致词中，非常醒目地给毛主席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

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这样，林彪又给毛主席加上了一个统帅的头衔。从此以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四个头衔，以后被人们称之为“四个伟大”。“四个伟大”，其中有三个最早是陈伯达提出的，只有一个“伟大统帅”是林彪加上的。这就是“四个伟大”的由来。

在这之后不久，林彪以“四个伟大”做了题词。他所写的“四个伟大”题词，在《人民日报》上与广大读者见面。从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这“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开来，也就与林彪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在庆祝大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当然知道，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意味着什么，这是他欣然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高兴地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林彪讲完，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周恩来讲完后，大会就开始群众游行。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带头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军帽，向游行队伍和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致意。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使得观礼台和广场上都沸腾了，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数万名红卫兵举着毛主席语录一起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震耳欲聋。广场上，游行的群众都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响亮的口号淹没了一切。这种场面，通过广播，也感染了全国的人民。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盛大活动。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被无限地提高了。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师生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泽东的接见。由于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巨大成功，毛泽东遂决定于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活动是从当日下午三点开始的。会上，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各地的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肯定了全国“大串联”这一行动。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

周恩来还在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学习解放军，要红卫兵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周恩来讲话以后，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向大会发表了讲话。他说：“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由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整个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改变着我国整个的面貌。”他在讲话中还要求红卫兵“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只是照稿宣读而已。

周恩来、林彪讲话以后，大约下午五点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下天安门城楼，分别乘坐检阅车，准备进入广场检阅红卫兵队伍。车辆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第一辆车是毛泽东和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林彪，第三辆车上是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后面还有几个人，我就记不清楚了。

广场上，是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负责组织部队维持秩序，组织通道，以便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辆通过。可是，毛泽东的检阅车刚刚出了金水桥，好不容易由部队战士组织起来的人墙，就让红卫兵冲垮了。当时，红卫兵们一个个拼命蜂拥前冲，想要和毛主席握手，一下子就把通道给阻塞了。大家拼命向毛泽东的座车挤来，甚至把座车都挤扁了。这一下天安门上的人紧张了，都担心毛泽东会被挤伤。为了排除险情，周恩来和汪东兴紧急组织一队又一队的部队战士，从天安门里冲出来保护毛泽东。与此同时，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也不断地给红卫兵们做工作，这才疏通了道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给抢了出来。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毛泽东第二次乘车出来的秩序就好多了。检阅车出了金水桥后，沿东西长安街缓缓走了一圈，所到之处，红卫兵们都十分激动地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喊声震天。

检阅车回到金水桥前时，天已经快黑了，但红卫兵仍旧不散，还要求再见毛泽东。见些情境，毛泽东又在天安门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这次接见活动才告结束。八月底，北京的天气还比较热，接见结束以后，不少从外地来的红卫兵当晚就露宿在天安门广场。

第二天的报纸要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报纸上要发照片。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和康生一看，就提出了意见，说照片不好，这样不好办了，因为第一辆检阅车上是毛主席和贺龙，而不是林彪。这个照片怎么登，让周恩来很是为难，因为让贺龙与毛泽东在第一辆车里检阅，是周恩来的安排。他同中央文革的人反复研究了好几次也没有结果，最后还是他自己在西华厅的办公室里考虑了半天，才找中央文革的人再次商量说：“这样吧，照片还是照登，但是照片上的说明写成‘第一辆车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周恩来这个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提法来突出林彪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这才使照片第二天在报纸与读者见了面。从此，不论是报纸上、文件上，还是在各种场合中，“亲密战友”的这种提法就传开了。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周恩来的接触比较多了以后，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亲口告诉我的。

林彪的“副统帅”称号，也是这样来的。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都称毛泽东为“伟大的统帅”，红卫兵也称呼毛泽东为“最高统帅”。既然毛泽东是“最高统帅”，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副统帅”。以后，“副统帅”的称谓就成了通称。例如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九月五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中学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这一通知的发出，就正式肯定了在此之前群众自发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串联活动。由于毛泽东要求对红卫兵的串联要有几个保证，叫作“保吃、保住、保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规定，来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地大、中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来京以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则由国家财政负担。

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大、中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联。整个串联活动在毛泽东直接的公开支持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当时，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的人的首要目的就是北京，都想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这样，在《通知》发出以后，毛泽东又先后在北京接见了六次红卫兵。连同前两次接见，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一次为止，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总共接见的红卫兵人数大约在一千一百万人左右。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全部参加了毛泽东这八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像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而且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参加的大串联活动，恐怕还从来未有过的。到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很快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为数众多红卫兵流动的需要，就开始出现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运载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在当时的火车车厢里，到处都挤满了人，不仅茶几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造成了车厢里的行李架普遍断裂，各种设备被破坏。可以说，红卫兵的大串联，已经造成了全国各交通线上的一片混乱。

到了十月份毛泽东第四、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更多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及全国各地，使交通运输部门不堪承受，反映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开始提倡徒步串联。这以后，尽管不少学校的师生响应号召，进行徒步串联活动，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不断出现，但仍然有大批师生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进行串联，使全国交通运输紧张的状态，没有得到任何缓和。

“走”的问题没有解决，接着又发生了“吃”的问题。在当时大串联的热潮中，除了北京以外，一些革命“圣地“，也是串联师生的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大多数“革命圣地”缺乏必要的接待条件。如井冈山，本来山上就没有多少人家，结果一下子就上去几十万学生，很快就没有吃的了。这一来，上山的学生都饿得不行。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马上就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大城市的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点心等。把这些食品集中起来后，要我派空军的飞机，从四面八方向井冈山上空投食品。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后来，周恩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向毛泽东请求说：“现在铁路、汽车和轮船都很紧张，粮食和住房也紧张，是否可以对串联的人数作一个限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个话不满意，回答说：“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

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再吭声了。回来以后，就又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军队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再开会研究，再动员。他接着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进行动员，号召北京市的军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要准备粮食、准备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学校、机关、厂矿、招待所和宾馆统统让出来，准备接待红卫兵。

就这样，毛主席又开始接见红卫兵。我记得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部分以外，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机场进行的。由于西郊机场的跑道不够，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我们连夜加工，临时扩展飞机场的跑道，在跑道的两侧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带，并且筑路修桥，以便使大队人马能顺利进出。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接见了两百五十万红卫兵。当时，飞机场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由于人太多，到最后散场时，挤伤了好几十个人。

散场后，我将挤伤了人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他要我负责把受伤的红卫兵统统送进空军或海军医院。为此，我们和海军又忙了半天。事后，周恩来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医院看望、慰问那些受伤的红卫兵。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的的确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能见毛泽东一面是无上光荣、无限幸福，人人都渴望着能见到毛泽东。另外，像这样面对面地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可当时他毕竟也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每次接见时，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或者是乘坐车辆进行检阅，然而每次在天安门或车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通道一堵塞，站立的时间还会更长。这样，每次接见红卫兵，也确实够他累的，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到第八次接见完了以后，精疲力尽的毛泽东终于说：“不能再见了。”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才发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学校红卫兵停止前往北京串联。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八、红卫兵的兴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各地红卫兵以串联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后，一面等待毛泽东接见，一面就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军事机关。那个时候，这些红卫兵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甚至连中南海、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都有人冲，但是唯独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不可以冲。当时，江青发出了命令，谁要冲钓鱼台，谁就是反革命，卫兵就可以开枪。

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每次接见完红卫兵以后，周恩来都要带一些人，去开会动员来京的学生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但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呢！任你周恩来说破了天也不回去。他们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干什么？于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旧”呀，闹得整个北京城不得安宁。不仅如此，中央文革还派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火种”。这些从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党、政机关去大冲、大闹。这一来，上海、杭州、广州、沈阳等城市都乱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也差不多都瘫痪了。这样一种闹法，全国的混乱是必然的。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红卫兵到处冲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搞得全国没有几个党政机关能够正常工作，几乎无一处能幸免于难，各单位的领导人更是一个个被揪斗，坐上了“喷气式”。就拿这时的国务院来说，除了周恩来自己，其他副总理都已经统统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说的话有人听，中央文革说的话有人听之外，其他任何人说话都不行，连周恩来也不行。所以，这个乱是自上而下的乱，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乱。

红卫兵运动，涉及到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就这些红卫兵个人来说，大多都是一些真诚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叫他们“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女，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红卫兵是比较盲目的、狂热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面对当时的一些现实，他们便逐渐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后被大家称为“西纠”）。不久又成立了东城纠察队、海滨纠察队等。纠察谁呢？主要是对当时红卫兵的一些错误行为纠察，想以这种方式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察自己。实际上，这标志着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思。

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即发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规定了“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的纪律。这些通令曾在全国流传一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西纠”还保护过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

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更加扩大化，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最高阶层的领导人被打倒、被靠边站的时候，这些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喊出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号。这一下惊动了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青与中央文革一起，专门研究了“联动”的问题，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于是，“联动”被强行解散，“联动”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也几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这些被逮捕的“联动”负责人，才由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释放。

随着“联动”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评声中，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闹革命”十分积极的青年学生，这时变成了“逍遥派”，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干部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参了军。

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相对应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他们的领袖是五个人，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当时，他们五个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真可以说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可说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不过，这些“司令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随着红卫兵使用价值的终结，这些“司令部”以及当年威风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与聂元梓一样，其他几大“司令”的命运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刘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学生领袖”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泽东抛弃，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谭厚兰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颈癌在保外就医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获释。

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司令”的结局。

九、军队院校的“文革”

在军队怎样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矛盾和冲突。

从总的方面看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彪长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但是，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但在当时，林彪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他不希望在军队里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想法，在军队院校里就行不通。当时军队的院校很多，单是空军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个飞行学校和空军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地勤学校，以及雷达、高炮、导弹、通讯、后勤等学校。至于全军的学校，那就更多了。

一开始，当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出于林彪不在军队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军委及时对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几条规定，明确规定军队院校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逐渐影响了全国。与全国的形势相比，军队院校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于是，军队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闹，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样，同样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并要求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

之后，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草拟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由林彪当面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于十月五日经军委和总政治部联合签署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跟地方学生一样，来了就不肯回去。只有空军的飞行学员，因为要进行飞行训练，间隔时间不能太长。我一动员，他们就立即回去了。这些飞行学员算是听指挥的，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回去了，可其余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来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在北京首先冲击的是国防部。当时，国防部在北京北海公园一带，与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单位在一起。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三点，军队院校学员们突然包围了这几个军事机关，吵吵闹闹地叫嚷着要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他们认为李天佑不久前去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天，学员们在殴打了警卫战士之后，冲进大院，赖在里面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来不可。

面对着这种局面，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在请示军委叶剑英秘书长以后，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否则会对统帅机关的安全和战备工作，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为此，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对冲进大院的学员，要他们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来了一个“四不政策”，即要求对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对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宣传部长李曼村、青年部长辛国治等几个全军文革的成员，先后出来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都是讲不了几句，就被学员们齐声高呼口号声给压了下去。最后，还是张春桥和戚本禹拿着陈伯达的一张便条到了现场，向学生们宣读说：“我听说你们冲进了国防部，心里很不安。国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地方，你们冲了不好。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但是你们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希望你们很快撤离国防部。”听了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学员们虽感到很意外，并且也很不满意，但是无人敢提出异议。不久，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们陆续散去。

但这仅仅是军队院校学员冲击驻京的军事机关的一个开头。从一九六六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住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机关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档案，肆无忌惮地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领导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

别的单位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单单从我们空军来说，当时从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空军院校和空军工厂的造反派，到处冲击北京的空军机关，把我们空军闹得乌烟瘴气。当时进驻空军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就大约有三千多人，住在空军其它机构的学员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造反派一冲进大院，就将所有的办公室、礼堂、饭厅统统占领，使空军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那个时候，造反派都是以揪“走资派”为荣，谁揪出的“走资派”越大，谁的功劳也就越大。所以，空军院校和工厂的造反派到了北京以后，最主要的矛头就是对着我，想揪出我这个“空军最大的走资派”。为显示这个决心，他们还在我家门口前面的马路上，写了好几米见方一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吴法宪”。除了揪我以外，他们也揪余立金和成钧等。闹得最凶的，是西安空军通讯学校、空军技术学院，以及太原空军机务学校的学员。除了院校的学员，空军下属一些工厂的工人也来了不少，他们和学员们会合在一起，天天要你接见，要你交代问题，要你参加批斗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正常工作。空军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飞机在天上飞，搞得不好就会摔飞机、出事故。更令人担心的是，万一形势动乱，失去控制，飞机跑到台湾或国外其它地方，我这个当空军司令的，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不得已，我向代总长杨成武作了汇报。他当时也面临着造反派的冲击，为避开学员们的揪斗，已经离开了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家，住在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里。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要我直接请示叶剑英，是否也像他一样，住到第五招待所去。于是，我又把自己的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要我先上他家里去住几天。他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说：“暂时不要叫吴法宪回去了。”

可是老住在叶帅家里也不行啊！这样不仅对他干扰太多，而且空军的机关乱成这样，我也放心不下。因此，我在叶剑英家里只住了三天就出来了。

哪知道，我刚刚回到空军大院，造反派就要来揪斗我。他们用痰盂做成了高帽子准备给我带，准备了墨汁要涂我的脸，还准备了剃刀和剪子要剃我的阴阳头。这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就通知我去“营建大队礼堂”。那时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不准建楼、堂、馆、所的三令五申下，整个空军大院都没有建什么像样的礼堂，更没有后来那样的体育馆，只是把建设大院时施工部队留下的一个简易饭堂，修改成为一个简易礼堂。这个简易礼堂，就被人们称为“营建大队礼堂”。周围的同志都告诫我不能去，说是一旦去了，很可能就回不来。他们说，在这种批斗会上，万一局势失去控制，后果就会很严重。

不得已，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叶剑英。叶帅叫我不要参加大会，并立即离开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执照叶帅的指示，我带了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时而在空军的指挥所，时而在西郊机场，时而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每天以电话和空军指挥所及各军区空军的指挥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空军各部队的动向。我还不断要求空军各领导机关和各飞行部队注意防空警戒，注意不要跑飞机、摔飞机。

我躲出空军大院后，造反派们找不到我，就弄了几部汽车，到处对我进行跟踪侦察。他们当时决定，如果一旦在路上与我相遇，或者是发现了我的住处，就要闯进来抓人。就这样，我整天一边东躲西藏地躲避学生和造反派，一边指挥部队。时间一长，拖得我精疲力竭。我还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最后我请示了叶副主席，叶帅说：“你住到京西宾馆吧，我要军委办公厅给你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些日子。京西宾馆现在由卫戍区警卫，学生是不敢冲的。”

不久，军委办公厅按照叶剑英的指示，给了我一间房子，我就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那一段时间，我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宾馆睡觉，就这样一直过了两个月。京西宾馆虽然就在空军大院旁边，但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始终没有回过大院。射进京西宾馆以后，我倒是稍稍清静了一些，可家里的人却受够了造反派的骚扰。造反派们找不到我，就晚上越墙进我家里去找。每次进去，他们都要在各房间里搜查一番，看到我确实不在才算完事。

我妻子陈绥圻当时在中国民航总局任生产计划处处长，除星期天以外，每天都要到东四的民航总局大楼上班。从位于北京西郊的我们空军大院到民航总局大楼，两者相距二十来里路。那时正值红卫兵串联的高峰期间，公共汽车十分拥挤，有时连等四、五辆车都挤不上去。好不容易挤上去了，车厢里也是挤得水泄不通。以后她经常开玩笑说，那个时候坐公共汽车，简直是天天在练习跳芭蕾舞。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她在公共汽车上往往被挤得连脚跟都落不了地。

由于交通十分困难，每天上下班往返一次，花在路上的时间要三、四个小时。每天这样上班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有时候她就想住在办公室里，不回家了。但想到每天晚上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闯进家里，常常把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吓得哇哇直哭，她放心不下孩子们，只好每天都坚持回到家里，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这样，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往往一夜里要起来几次，和在家里值班的秘书一起，应付前来寻找我的学生造反派。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持续了两个多月。

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生活状况，持续的时间长了，就不可避免地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我最小的女儿，当时才只有六岁，有时候晚上一觉醒来，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喊：“妈妈，又来人找爸爸了。”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动静。这说明，那些造反派的行为，已经对一个不懂事的年幼孩子造成了相当的心理损伤。

十、十万人大会

由于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在北京的冲击行动，已经严重影响了驻京各军事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给国防部战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为了使各军事领导机关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稳定军队，经林彪同意以后，军委决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各自撤回本单位去进行“文化大革命”。大会还专门邀请了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老帅参加大会，想利用老帅们的威望，动员这些外地学员离京返校。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总政部主任萧华和副主任刘志坚一起主持。大会正式开始后，萧华首先请陈毅讲话。因为陈毅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德高望重，在群众心里的威望较高，所以萧华首先请他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公开批评了到会的军队院校师生，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到处冲击，搞打、砸、抢，随意抓人揪斗。他说，这种行为是极端错误的，这不叫“文化大革命”，这叫破坏。他在讲话中说：“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线斗争都顾全大局，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作路线斗争，要顾全中国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为顾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他还说：“你们年轻没有经验，我跟毛主席十年，我懂得毛主席要我们干什么和怎样干，不是你们现在所做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们片面地理解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们的行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本意。我们大家还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他的精神实质。毛主席的学问，我们学不完，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努力真正学到手。”

陈毅的讲话博得了大多数人的热烈掌声，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干部，大家更是一致认为，陈毅元帅敢于讲话，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讲得真是太好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陈毅的讲话都表示赞同，也有少数学员在陈毅讲话之后当场表示了反对，而且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

陈毅讲完后是贺龙讲话。贺龙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推荐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学员提出的关于军队院校师生串联的十点建议。

接着，是徐向前讲话。徐向前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在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的情况下，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视敌人，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否则敌人来袭就不得了。他说：“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一些领导同志，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要考虑到敌人会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要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要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

最后讲话的是叶剑英。由于叶帅是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和长期负责全军院校工作的，因此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要求军队院校的师生们坚决执行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中央军委原来的规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后，要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要在北京逗留。他还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在外地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们，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迅速离开北京。

叶剑英讲到这里时，下面不断的有条子递到主席台上来责问：你们的这些讲话，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同意了没有？今天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的人到场？

叶剑英看了这些条子非常生气，他拿起一张条子，向全场的人说：“有个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XXX，递来了条子，说我们的会议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是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召开的。你们说，我们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不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同意，又经过谁的呀，大家相信我们吗？

这个时候，有人在台下高喊：“把XXX揪出来。”叶帅摇摇手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冲击解放军的各个机关，还有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解放军打解放军是帮助谁？是帮助敌人。”

这个时候台下面群情激动，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叶副主席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但也有少数人，大概有那么一、两千人的样子，不满意几位老帅的讲话，在会场上轰起来了。他们乱喊乱叫，企图闹事。萧华和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待叶帅讲话告一段落以后，就立即宣布散会。随后，立即护送老帅们离开了现场。

十一月二十九日，总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大会。由于国务繁忙，周恩来无法参加这次大会，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在大会正式开始前来到会场绕场一周，与参加大会的军队院校人员见了一面。

这次大会仍然由陈毅首先讲话。他在讲话中反击了上次大会后一些人对几位老帅的攻击，并再次讲，搞路线斗争，不要打击面太宽、太大，不要把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他强调说。

接着，他严厉斥责了那些乱批乱斗的人：“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反而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说，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将来还了得呀！我就是这样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但这是老实话、真话。”

陈毅讲完话，叶剑英又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始就说，自己本来不想讲话的，但看到又递了很多条子，所以忍不住要讲几句。他首先念了几张条子，其中有说陈毅讲话有严重错误的，有问叶剑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军委的，也有要求给XXX恢复名誉的。然后，他嘲笑了递条子的那些人，并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

接下来，他也像陈毅一样，斥责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行为。他说：“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

这两次大会开过以后，少数学员就大闹起来了，一时间，“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就贴遍了东、西长安街。他们还向中央文革告状，告陈毅、告徐向前、告叶剑英、告萧华。这一告，中央文革就站在了他们一边，公开为这些学员们撑腰，认为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还公开点了刘志坚的名，并通过刘志坚，一次又一次地要陈毅、叶剑英作检讨。

过了几天，中央文革决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同样召开一次十万人大会，但他们决定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以保证大会的成功。他们点名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和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准备狠斗老帅和军队负责人。他们还把大会的请柬分为两种，一种是红的，一种是白的。白色的请柬是给大会斗争对象准备的，而我们收到的都是白色请柬。

那天下午，叶剑英召集我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到他的家里一起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去不去参加会议。叶剑英主张去，说要去看看学生们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都劝他不要去，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去就是挨批挨斗，而且很可能不仅仅是批斗，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罚，甚至是人身的侮辱。大家认为，如果担心不去收不了场的话，最好是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不去，让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人去，要批斗，我们大家就一起去挨批斗，无论如何要保证陈老总和叶帅的安全。可是，叶剑英又不同意由我们去替他们挨斗。就这样，从下午三点，一直研究到了午夜十二点，也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来。

在这中间，会议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人，几次打电话催问，叶帅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由于中央文革的人追得很急，叶帅不得已，就分别向林彪和周恩来汇报了这个情况。但林彪这时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江青没有办法，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

大会取消了，使得学生们在工人体育馆稀里糊涂地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的饿，最后大会还是没有开成。这一下把那些学生们惹得火冒三丈，回去以后就大写特写，炮轰、火烧、打倒几位老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了。

由于毛泽东的干预，中央文革召开大会批斗几位老帅和军队负责人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事情到此并不算完，中央文革仍然坚持要叶帅作检讨，说什么：“大会可以不开，但是必须在一定的会议上作检讨。”他们让刘志坚准备一个检讨稿子，让叶帅在会议上念。

这样，在一九六六年的除夕之夜，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了一个两千多人的会议，指名要叶剑英作检讨，并要我们一起参加。会议于晚上八点开始，萧华没有到会，由刘志坚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就由叶剑英作检讨。结果叶帅的检讨还没有念完，下面的一些人就按照中央文革事前的布置，轰起来了。只见一排排的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到这种情况，刘志坚和我们这些各总部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就赶紧保护叶帅从后台走了。紧接着，我们也从后台陆续出去，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会议就这样散了。由于当时京西宾馆是已经军管了的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冲击，因此学生们只能从前门进去，其它的地方他们是去不了的。我们这才得以安全脱身。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关于会议的情况立即反映到了林彪那里。林彪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叶剑英在会议上作检讨，还是遭到了学生的围攻。”毛泽东说他事前不知道这个会议，当即表示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

事后追查下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把这件事嫁祸给刘志坚，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运坚搞的，把刘志坚当作了替罪羊。于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刘志坚就被江青点名，撤销了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不久，他就遭到了隔离审查、关押的严厉处置。

十一、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加之一些成员也靠边站了，使得全军文革一下子瘫痪了。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在军队里就没有了办事机构。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还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接受，答复她说：“好，行。”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议去办。他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副政委王宏坤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还宣布，任命关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十二、对民航军管

从一九六三年开始，中国民航总局由国务院直属改为由空军管理，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兼任民航总局局长。从中国民航成立到一九六六年，中国民航已经开辟国内外航线近百条，建成了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机场等大型国际机场，年运送旅客近百万人，当时的业务十分繁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后，在军队院校师生冲击军事机关的同时，民航机关也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最初，民航下属工厂、学校来京造反的学生和工人，未进入总局的机关大楼，只是在民航总局机关办公楼对面的一条马路上，采用静坐包围的形式，每天红旗招展，围着民航大楼又闹又叫，同时在民航大楼周围到处贴出大字报和标语，要揪斗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和政委刘锦平。这时从外面看，形势虽然显得相当紧张，不过工作人员仍然可以正常上班，国内外航班的正常飞行和安全生产还能得到保证。

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一天下午，民航大楼外的造反派突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他们串联总局机关内部的一些人，冲进了民航机关的办公大楼，占据了办公室。总局领导立即打电话向我告急，他们担心总局机关会被冲垮，会瘫痪，以致影响国内外航班的正常运行。

我在京西宾馆接到民航总局的电话以后，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认为，民航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他要我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请求怎么办。我当即向林彪办公室汇报了这一情况。

当天晚上，叶剑英在征得林彪同意以后，通知北京卫戍区派出两个连的兵力，把冲进民航大楼里的工人、学生全部赶了出来，同时还十分严肃地告诫他们，不能再冲击民航办公楼，以保证航班的正常飞行。

接着，在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军管的命令》，具体规定了三条：第一、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负责实施。第二、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作法进行。第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联。

命令发布后，由空军派出的代表马上进驻了民航总局机关。经请示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批准，我们规定，除总局以外，各大区的民航管理局以及下属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只进行正面教育。这些措施的采取，使民航系统在当时十分混乱的局面下，得到了相对的稳定，从而保证了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安全飞行。

在那种大动乱的年代里，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民航总局自然也不免犯下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民航的国际、国内各个航班，始终都在正常、安全地运行着，没有发生大的事故，保障了国内外客货运输的需要，维护了我国的国际声誉。这些成绩，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

十三、“一月风暴”和“全面夺权”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使全国各地本已十分混乱的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更令人担忧。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和五日，由中央文革张春桥和姚文元支持、策划，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分别发表了《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报社。《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直是上海市委所领导的报纸，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由造反派夺权了。这两张报也就从党的报纸，变成了造反派的报纸，带头向上海市委开火了。

一月五日，《文汇报》发表由上海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这样公开由报纸来煽动，实际是向上海市委全面夺权的一个讯号。

到子一月六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又策划了由上海各界造反派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一直开到下午三时，中心口号是打倒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倒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大会结束时，发出了三项通令：一、不承认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二、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监督劳动；三、限陈丕显在一周以内交代自己的罪行。这一下，上海市委就完全瘫痪了。

关于这次大会，姚文元在《情况简报》中写道：“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张春桥后来也公开说：“一月六日的大会就夺了权了。”

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令。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当场写了一个“编者按”。经毛泽东当场审定后，这个“编者按”于一月九日在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发表。同一天，上海市“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共同发出《紧急通告》，责令上海市委照这个通告执行。《文汇报》、《解放日报》还同时发表了根据毛泽东一月八日谈话写成的记者述评——《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

一月十日，毛泽东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的记者述评作出批示，认为“此两件很好”，要中央文革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他要求，贺电“要指出他们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行动。同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也同时进行了转载。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行动，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讨论。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还指出：“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开展全国夺权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些文章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号召在全国进行全面的夺权。

上海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上报毛泽东，建议仿照巴黎公社的形式，并于二月五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毛泽东经过考虑以后，认为叫“上海人民公社”不妥当，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二月二十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准张春桥为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王秀珍等为副主任。

上面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规定：第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在当地的驻军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第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这样，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上海作榜样，还有中央的一系列批示，全国各省、市就照此办理，造反派们纷纷开始到处夺权。当时，不仅对各省、市、自治区，对中央各部、委都进行了夺权。而且下面的千千万万个单位，全国上下，处处在夺权。总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全面大夺权在全国陆续开始了，并在夺权后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月十四日，山西省夺权，一月十九日，中央批准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由刘格平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夺权，接着山东省夺权，二月三日，中央批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夺权，二月十四日，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夺权，三月中央批准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潘复生、汪家道任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谢富治、吴德、郑维山分别任正副主任；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夺权，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解学恭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西夺权，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程世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雪峰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曾思玉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淮湘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南萍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许世友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等等，等等......。

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内的大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进行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除了台湾，因为红卫兵是不可能去那里夺权的。当时，有人把这叫作“全国山河一片红”。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邮政部门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但因为错误地将台湾也印成了红色，被有关部门在还没有正式发行之前就收了回去。而遗漏的为数不多的几张，后来就成为集邮者争相收藏的“珍品”。

由毛泽东主导这个全国全面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实际上就是号召打倒一切，夺取所有领导干部的领导权。当时的夺权运动，已经不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夺权，而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年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的全面否定。为什么要夺权？是因为这个政权不行了，才夺权嘛！难道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级政权和党组织都不行了吗？

幸亏当时没有在我们军队里进行夺权，因为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可能需要军队的支持。如果当时军队乱了，全国就会完全失去控制。当然，如果那样，我们这些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就完蛋了。

与我们这些军队干部相比，从中央到最基层的众多地方干部的境遇就要惨多了。在全国“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被打倒了，甚至连农村生产小队的队长都不能幸免。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他还是能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江青等人在上面这一煽动，下面的造反派就积极响应。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人就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拉到清华大学里去进行批斗，并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一月上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两次冲进刘少奇的住宅，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以后，又对他们加以软禁，使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还掐掉了电话线，使他们失去和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就这样，一个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不经过任何会议的讨论，没经过任何手续，就被造反派打倒了。从此，斗争逐步升级。最后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从而走完了被彻底打倒的全过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长期被折磨之后，刘少奇终于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陶铸的被打倒，在当时对我们来说，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突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之后不到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邓小平，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铸。这个话一传出来，红卫兵一下子就把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贴遍了全国。就这样，毛泽东的一番话，造反派的几张大字报，陶铸这位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就被打倒了。没有下发任何文件，甚至连一个正式的手续都没有。陶铸不仅被污蔑为叛徒，而且在社会上成了众矢之的，造反派们把他的名字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排列在一起，从中国的“第四号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国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遭受到长期折磨之后，在合肥含冤去世。

我在东北西满军区的时候，曾经在陶铸的领导下工作过一个较短的时间。我感到，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和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人，对毛泽东及林彪非常尊重和敬佩。由于他长期在四野工作，因此对我们这些四野的干部非常热情，每次我们到广州，只要有时间，他都要请我们吃饭或来看望。因此，对陶铸的突然被打倒，我一来是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也不免感到有些难受。

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狂潮中，绝大多数在位的各级领导干部，或轻或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影响和牵连。至于那些早已被打倒的人，更是难逃其难。这些人里，彭德怀是最著名的一位。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彭德怀正在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峰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指责彭德怀在“三线”工作时，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说从揭发的一些情况看，彭德怀“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建议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在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一九六七年底，身在狱中的彭德怀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是：主席命令我去“三线”，除了任副主任以外，没有担任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抓到了成都，二十三日转到北京，现在被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还寄托着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被折磨至死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六年，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中央军委磁头会议上打招呼，指出：“贺龙有问题。”十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十二月，江青在清华、北大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她还对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O一医院逝世。

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一下子都追查到了贺龙那里。在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没有提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至死，如被迫自杀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阎红彦白天被揪斗七、八个小时后，晚上打电话给中央，请求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保护。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电话说：“你还是出来见群众，不要怕。”结果，阎红彦第二天一出来，就被群众揪住不放。当天深夜，感到没有出路阎红彦就自杀了。得知这一消息，大家都纷纷议论说，陈伯达的一个电话，就送了阎红彦的命。

事实上，在当时那种十分混乱、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单纯向群众检讨认错，没有一个是能够过关的。那个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各自为政，大家都以多抓“走资派”为荣，乱抓、乱揪、乱斗现象极为普遍。除非你不出来，只要你一出来，立刻就被批斗，而且被他们一抓走就很难回来，甚至连生命保障都没有了。一些老干部或是被随意绑架关押，或是自杀，或是被折磨至死。如山西省委书记卫桓、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就都这样惨死了。最惨的要数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他是被造反派毒打至死的。

总之，毛泽东号召的“全面夺权”，必然导致全面打倒一大批原来的领导干部，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甚至使不少领导干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些被打倒的干部，后来虽然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有不少的人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天。

十四、全面夺权变成了全国武斗

遍布全国的“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很快就使众多的群众组织产生了分歧。一开始，双方只是用嘴和笔来进行辩论。以后，辩论和争斗逐渐升级，从“文斗”发展成了“武斗”，而且所使用的武器也逐渐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动了坦克、大炮。

关于全国武斗的情况，我手里没有具体的材料和统计数字，但是从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和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接触到的一些全国武斗情况看，特别是从我随周恩来一起处理大量的武斗事件看，这一场全国范围的武斗，按毛泽东的话来说，的确可以叫“全面内战”，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这场全国性的武斗中，死的人不说，仅国家财产的损失，就无法估量，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人们相互之间感情上的分裂和仇恨了。

上海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抓的典型，可正是在上海，最先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时上海有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工总司”，一派叫“赤卫队”。“工总司”的头头就是王洪文，他们是坚决反对上海市委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作为“工总司”对立面的“赤卫队”，实际上是保上海市委的。

上海的武斗是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开始的。有关材料说，为了保证夺权行动的顺利进行，“工总司”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组织了数万人，决定对“赤卫队”采取武装行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他们首先向守卫在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发动了袭击。据目击者说，许多赤手空拳的“赤卫队”成员在这场袭击中被打得鲜血淋淋。这次武斗，“工总司”一共俘虏“赤卫队”两万人，由此可见这次武斗的规模。上海的这次武斗，算是开了全国武斗的先河。

继上海武斗之后，在其它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地、县甚至单位的夺权斗争中，也都相继发生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冲突。武斗的形式，从一开始的拳头、木棍，到钢钎、梭标，最后发展到了抢夺解放军的枪，一些有军工厂的地方还用上了重武器。

可对于这样严重的混乱局面，中央文革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公开支持。记得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就曾公开对造反派宣传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如果有人拿着大刀、长矛对着你，你们放下武器，这就不对了。当阶级敌人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中央文革的这种态度，使得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全国各个省份普遍都发生了冲击解放军、抢夺解放军枪支、抢劫战备仓库、拦劫军车、拦劫援越物资以及自制武器弹药的情况。到了这时，各地都形成了一支支的造反派武装，许多地区武斗的形势和规模，也已经发展成为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流血牺牲的人数，可想而知。

在当时全国的武斗中，较为我名的有四川宜宾、重庆、成都、涪陵，新疆石河子，湖北武汉，广西南宁、梧州、桂林，河北保定，吉林长春，辽宁沈阳，以及黑龙江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仅动用了重型武器，像宜宾、涪陵和广西等一些地方甚至把军队都牵涉进去了。

根据以后看到一些零星的统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发生武斗，双方开枪打死24人，伤74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四川宜宾地区大规模武斗。同月重庆大规模武斗，除动用了常规武器外，还使用了高射炮平射。一九六七年六月武汉地区武斗死108人，伤2774人。

另外，据我所知，广西南宁武斗烧了一条街，而广西梧州武斗几乎把城市都烧光了。四川成都的武斗发展到动用机枪，迫击炮；黑龙江武斗使用了坦克；河北保定，广西桂林，长春、沈阳都发生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武斗。

对于全国各地都发生武斗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一情况，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一九六七年中，余立金曾陪同毛泽东视察全国“文化大革命”。回来以后他向我说，七月份毛泽东在上海时，王洪文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策划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策划完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率领十万人向上海柴油机厂发起了猛攻。这一场武斗，双方死伤严重。武斗结束以后，张春桥他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后就说：“打得好！”

余立金还说，毛泽东在南京时，看到江苏一家最好的饭店发生武斗，几乎把饭店都烧光了。在听到全国各地一些武斗的情况时，他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

在上海时，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他们还一起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电视镜头。当时，造反派强迫陈、曹二人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江青与中央文革才敢于公开支持武斗，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才可能发展起来。如果一开始中央文革就采取断然措施来严禁武斗，严禁抢枪、制枪，这个武斗也许就不会发展起来，至少不会发展到动枪、动炮、甚至动用坦克的严重地步。

总之，一九六七年这一年，真是一个十分难过的年头，各级领导机关瘫痪，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人民群众的生命毫无保障，到处一片混乱。所幸的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望，以及解放军军以下机关和部队的稳定，还算勉强控制着局势。否则，一旦敌人入侵，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状况，真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十五、“可以炮轰、火烧，但不要打倒”

一九六七年初，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我仍然住在京西宾馆里。一月初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叶群的一个电话，要我立即赶到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同她一起接见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邵锦辉等五人。

对刘素媛、邵锦辉等几个人，我是比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每个星期六晚上，中央办公厅都要在中南海里举行舞会。我们空政文工团长期担任舞会的伴舞任务，去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而刘素媛、邵锦辉就是其中参加伴舞的两个人。当时，刘素媛等人在空政文工团内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她们经常出入中南海，陪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她们对毛主席非常崇敬，毛主席也把她们当孩子看，所以她们经常陪毛主席谈心、说笑，而毛主席经常也通过她们了解一些基层单位和社会上的情况。

至于这次为什么突然之间叶群找我一起见她们，我心里不禁有些诧异。放下电话，我就坐车到了空军招待所，接着叶群和刘素媛、邵锦辉她们也来了。

首先，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汇报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她说，“文革”一开始，文工团就分成了两派，她们这一派是保我和余立金，保空军党委的。另一派则与她们相反，是要打倒我和余立金。现在她们这一派只剩下了五个人，成了少数派，几乎天天都遭受另一派的围攻，甚至不让她们几个人回到团里，处境十分困难。万般无奈之下，她们只好到处寻找毛泽东救援。一见毛泽东的面，刘素媛就大哭了一场。毛泽东询问原由，刘素媛就向毛泽东诉苦，谈起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诉说了她们在团里的境遇。谈话中间，刘素媛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就直接了当地问毛泽东，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毛泽东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向刘素媛交了底。

由于毛泽东不便直接干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就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要叶群想法出面支持刘素媛的这一派。信是由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给叶群的，叶群接到这封信后，就把我和刘素媛等人找来商量。

听了刘素媛的这番话，我很高兴。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我的心里就有了底。最后，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提出：让我“站出来”以后，明确表示支持她们，我同意了。我和叶群都表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一定帮助她们把空政文工团的形势翻过来。

然后，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军报》社制造舆论，说刘素媛她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经过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团里支持刘素媛的人就多了起来。这时，刘素媛她们自己也公开说，毛泽东和林彪是支持她们的。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空政文工团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刘素媛成了多数派的头头，并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素媛和邵锦辉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由于她们能够经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在空军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人称“刘司令”、“邵政委”。

接见了刘素媛等人之后，我接连给林彪打了几个电话，意思是：空军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飞，空军领导机关老是像这样乱，我上不了班，出了事情谁负责？再这样下去，飞机跑了，或者是摔了，或者是敌人的飞机进来，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后来，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关峰四次来空军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听他们的。林彪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叶群告诉江青说：“毛主席有指示，对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空军的飞机不能出问题，机关也不能出问题、不能乱，必须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

江青表示：“吴法宪可以保，但是要写一个比较好的检讨。”叶群回来转达了江青的意见，并劝我说：“检讨写了，就可以过关了。”就这样，我按照江青的要求，写了一个检讨送给她。她看了后说：“还可以，就这样吧。”

当时我每天都在京西宾馆、西郊机场或北京军区指挥所，与各军区司令员、政委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量决定一些措施。当时我的思想是，只能让机关乱，绝不允许部队和飞行学校乱，必须保证他们的绝对稳定，严防跑飞机和敌机入侵。

事情也凑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五架飞机，当时估计是美制F—104型战斗机，为了侦察，沿福建海上飞行，有进入大陆的迹象。接到报告，我立即赶到指挥所，命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同时，命令福建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可能进入地区的飞行和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海面突然改变航向，直飞大陆。得知这一情况，我立即命令航空兵XX师起飞X批X架迎敌，并命令其它部队作好拦截准备，防止敌机跑掉。结果，飞行员果断地进行对头拦截，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敌机，立了大功。不久，部队找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证实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

应该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当时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空军领导机关被造反派长期围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空军机关和部队的全体同志，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高度协调一致，各个渠道畅通，才保证了这次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这是空军全体指战员高度责任感和觉悟的体现。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们空军进行了多次国土防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岛击落A—3B攻击机一架；五月在云南马关击伤RB—66型侦察机一架；九月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击伤F—105型战斗机两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广西板兴击落F—4B战斗机两架；五月在广西峒中击落F—4B战斗机两架；八月在广西隘店击落A—6A攻击机两架（这三次在广西的战斗，后来被称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击落U—2侦察机一架。此外，我们还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我们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余架，而我们仅损失一架飞机。

“文化大革命”以后，击落、击伤敌机情况和跑飞机、摔飞机等重大事故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样乱的情况下，我们整个空军部队都没有跑飞机，也没有摔过大飞机（包括民航在内），事故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还取得了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的胜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空军机关、部队以及广大空军指战员共同努力下，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保证了战备、防空作战和“三支两军”任务的完成。这些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也是不应该抹杀的。

关于一九六七的一月十三日这次在福建上空击落敌机的情况，我当即报告了林彪、周恩来以及叶剑英。消息传到中央以后，江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保我。

就在击落台湾国民党飞机的当天下午，叶群派秘书郭连凯在西郊机场找到我。郭连凯对我说：“江青已经决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保你出来正常工作，但是要准备揪出刘震、成钧、何廷一。”他向我解释说，揪出刘震、成钧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见。郭连凯还说，叶群要他告诉我一下这个情况，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叶群要我简要写几条关于刘、成、何的错误，以便转交江青，让她讲话时作参考。我当即按照郭连凯转达的叶群意见，简单写了几条，交给他带走了。

当天晚上，江青、关峰接见了空军院校的造反派。当时我不在场，江青讲话的内容，是第二天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给我的。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战绩，同时点了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名。江青说：“空军的同志们，你们的斗争方向错了，你们不应当指向吴法宪，而应当指向刘、成、何，他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空军搞地下活动，进行罢官夺权的主要人物。”

江青讲话的第二天，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满了空军大院，甚至贴上了北京街头。就这样，江青的一句话，刘震等人就被打倒了。虽然江青说了要保我，但我还是出不来，因为我的检讨造反派通不过。他们说：“吴法宪必须再检讨。”结果我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参加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的师生，都在两千人左右。这三次批斗大会，他们都让我一直站着，不准坐下，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让我坐在地上。

三次检讨作完，总算是让我过了关。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的头头，才开始到京西宾馆找我汇报和商量工作。以后，又经过他们半个多月的工作，大约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组织“红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组织“红愚公”出面，组织了一千多人在营建礼堂开了一个大会，“热烈欢迎”我回空军大院主持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造反派来成天揪斗我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应该在这里说一下，这就是成钧被逮捕的事情。这件事与我有关，也是我感到特别对不起成钧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被江青点名以后，刘震、成钧、何廷一“靠边站”了。成钧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检讨字数不多，却反映了他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他在检讨里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整二、四方面军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钧的这份检讨交上来后，我看完就与余立金商量，共同签名将成钧的这份检讨送给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批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传阅。于是，成钧的这份检讨就到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的手里。康生看完后，大笔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认为：“检讨中有些话是反动的，例如说，文革是一种宗派斗争，这是对文革的一种污蔑，是以检讨名义借机放毒。这个人是反革命，必须予以逮捕。”（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当时我要空军党办复印后存空司档案室）。康生那个时候是中央常委，他这样一批，问题就严重了。文件又转到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那里，他们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见。

余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亲自跑到京西宾馆来找我，问怎么办。我一看，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对余立金说：“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吧。不过最好把文件拿给成钧自己看一看。”这样，由于康生的一个批示，就把成钧关了好几年。

从我自己这方面检查，当时确实不应该同余立金把成钧的检讨往上送。如果我们不送，康生就不会批，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有了成钧的这次教训，以后刘震、何廷一等人的检讨，我们就再也不往上送了。

空军院校的师生一直在北京搞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才陆续返回本单位。到了这时，空军领导机关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十六、一九六七年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个会议破天荒地一直开了三个月。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揪“走资派”，很多军队的领导干部都同我一样，天天被揪斗，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于是，军委领导请示林彪同意，借开会的名义，把大家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林彪还规定，不经过他、叶剑英、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准返回本单位。

另外一个意图，是借开会议之机，来研究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让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

当时，前来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对“文化大革命”都有些不满。南京军区就有八个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此经常喝酒，还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说，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说：“首都‘三司’的学生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如果听任那些造反派们这样搞下去，军队就要乱了。

会议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每天会议的情况都要向林彪汇报。周恩来经常来参加这个会议，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不时来参加会议。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央文革及当时形势的干扰和影响，但在林彪的要求和叶剑英的主持下，稳定军队的这个主题，却始终贯穿于会议之中。

关于这次会议，我手头有一个资料。这次军委的会议讨论、制订的文件一共有十七个，所有的文件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精神，即稳定局势，稳定军队。这些文件，在当时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会议首先制定的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家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文件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

第二个文件是《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文件规定：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

关于这个文件，叶群告诉我说，一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个意见，在场的叶、徐、聂帅都同意。这个“七条”，很快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可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同意这“七条”，因此叶帅他们和中央文革争论得很厉害。后来叶帅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想个办法，找一下毛主席？这样，林彪决定立即带徐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林彪，同意了这个“七条”。还提议再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一条，这样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军委八条》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发。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冲击解放军的歪风开始被刹住，对保障整个军队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第三个文件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文件规定：解放军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下机关，坚持进行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于二月十一日正式发出的这个文件，对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军队的冲击，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众多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个文件，我要说几句话。我认为，这个文件的制定，并非出于林彪的本意。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彪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保证军队的稳定，二是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我看只能如此。但对林彪的这个态度，毛泽东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军区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说：“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对林彪的一个批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说的不是“请酌”，而是要必需执行。于是，在接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他立即开始了行动。就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的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在毛泽东批示“照发”以后，于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发出。这个文件，可以说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制定和执行，就使军队支援地方的任务，从之前的“支左”，一下子扩大到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项。通过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军队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结果，显然是与林彪以前的想法相左的。

除以上这些文件之外，会议制定的其它文件还有：《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关于基建工程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森林警察部队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关于军事研究机构和机要密码工厂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后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些文件的制定和执行，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军队，控制了军队的局势，而且通过稳定军队，进而逐步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为恢复军队和地方的正常秩序，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林彪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文件都是由叶帅他们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和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的。这些文件的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冲击的指导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对这一点，参加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可以证明。

林彪倒台以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是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了？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十七、林彪痛斥江青

军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稳定军队、尽量避免“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冲击的主题，显然与中央文革的意图不相符合，因而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些人的不满。为此，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与中央文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开始了。

首先是揪斗萧华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

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他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由于用力过猛，他把自己的小手指都敲断了。他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对谁有利？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

就在这天夜里，萧华的家遭到了北京军区文工团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包围。这些造反派不但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还要揪走萧华。但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

叶剑英非常生气，他立即打电话，请求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表态说：“抓萧华、抄家和抢档案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亲自到萧华家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江青不得已来到萧华的家里，对那些军队造反派说：“谁让你们来抄家的？是谁让你们来揪斗萧华的？还不赶快撤出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住。”江青这样一训，把造反派训走了。江青还批评了萧华的秘书，责怪他不该随便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那些造反派，让他们抄走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二十日上午七点半，杨成武在京西宾馆召集大家继续开会，专门传达萧华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说，江青要他来向大家宣布，昨天晚上在萧华家里发生的事情已经查明，泄露会议情况的是杨勇。杨勇在前一天晚上散会以后，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对于这件事情，杨勇要负责任。他还传达说，毛泽东已经对这件事表示了态度，认为抓萧华、抄家、抢档案都是不对的。

这件事情究竟是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不过这次会议以后，中央文革就批准又把杨勇抓了起来。

这之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时遇到萧华，对他说：“萧华，你写个简单的检讨，我给你批一下，就没有事了。”萧华听了后很高兴，连声说：“好”。谁知他这个检讨一写，造反派就继续揪住不放。于是，毛泽东又要萧华写了第二次检讨，这才让他好不容易过了关。

二十日上午，叶剑英也向林彪汇报了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抄萧华家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十八、中央文革检讨

在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的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了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关峰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之后，与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斥责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峰打断了。关峰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峰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负责，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峰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帐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我想，“二月逆流”事情的发生，是和当时军委扩大会议的气氛分不开的。

十九、“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情况都是以后周恩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和二月十六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召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几个人，当场就跟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峰等人吵了起来。陈毅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国家搞乱了，还要把军队搞乱。叶剑英还对张春桥等人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抨击，他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人民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毛主席，就擅自改变名称，这是想干什么？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要党的领导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吗？

这两次会议上，要数谭震林闹得最厉害。他说：“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还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六十五岁，不该跟着毛主席。”

这时，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接着，陈毅又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

李先念指责了大串联，说：“那样大规模的串联，把交通和秩序都搞乱了，经济损失严重。”另外，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也斥责了中央文革。当时，他们几个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周恩来跟我说，当时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劝双方冷静下来。结果，这两次会议都不欢而散。

现在想起来，老帅们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周恩来大概也有同感，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所以一直在调解。所以我觉得周恩来在政治上是很老练的。

果然，这一下子激怒了毛主席。

以后叶群告诉我，第二次中央常委碰头会后两天，也就是二月十八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干部，现在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整了这么多人。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吗？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叶群还告诉我，就在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她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大发了一通脾气，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陈毅等四位老帅和李富春等三位副总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哪，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还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的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出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他还特别挖苦谭震林说：“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六十五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毛泽东最后表示：“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就退场走了。

以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几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因有了毛泽东撑腰，神气十足，猛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给他们扣了很多的大帽子。

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

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

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学习不认真，工作不得力，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另外，他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也不称职，虽然对军队院校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军队仍然受到冲击。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向军委扩大会议作自我批评。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不久，江青等人就把这件事情捅到了社会上，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时间，炮轰、火烧的标语，贴遍了北京的街头。

     四月下旬，造反派开始围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家也遭到了围困。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搞的，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人发出指示为李富春等人解围。从这以后，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就很少在分开场合中露面了。接着，中直机关党委又组织几位老帅、副总理宿舍的党支部成员，对他们进行批斗。据说，这种方法是康生和江青想出来，由江青请示毛泽东决定的，其目的就在于不让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舒舒服服地过这一关，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

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以后，毛泽东还是对他们不放心，特别是老帅们，因为他们在军队中有一定影响。我知道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当时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被造反派们揪住，先是将他用汽车押着在北京市转圈游行示众，以后又把他关押起来。一个多月后，王秉璋得了肝炎，身体不行了。他的妻子史导来找我，要求我把王秉璋的情况报告给林彪。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叶群，请叶群报告林彪。林彪得知此事，就要叶群报告毛泽东说，七机部是重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这样就把王秉璋放了出来。

这时，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会不会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住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了些什么，都有那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后来，林豆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我还记得，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评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报告都是这样的内容。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不久，毛泽东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老帅们。所以，王秉璋实际上是为老帅们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使他们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开了一个“团结会”。当晚，周恩来拟订了一个参加“五一”劳动节首都庆祝大会的领导人员名单，这个名单里就有李富春等人。毛泽东批准后，第二天他们全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在报纸上露面是个标志，只要参加了重大活动并且在报纸上一露面，就意味着“站出来”了；一旦在报纸上没有了名字，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

以后，毛泽东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九六七年八月，经毛泽东提议，李先念被吸收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后来，又吸收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参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不过，这些老帅和副总理虽然参加了会议，但却极少发言，显得十分严肃和谨慎。另外，毛泽东几次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时，这些老同志也都参加 接见，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较靠前。

但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叶剑英在北京西山的宿舍再一次被围，参加围困的人有数千人之多，主要是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这些人分乘七十多辆汽车，来到西山中央军委的驻地安营扎寨，树起了数十面红旗，日夜轮流呼喊口号，要叶剑英出面回答问题。林彪很快就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一直没有动静。一直到五月三日，毛泽东才委托黄永胜代表他去西山做工作，命令围困叶剑英家的学生和造反派各自撤回原单位。经过黄永胜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工作，那些学生和造反派才逐渐撤离西山，事情才告一段落。

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向家里的工作人员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他还告诉我们，他夫人张茜上班还没回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

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谁反对过毛主席，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徐海东就是个例子。

徐海东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红军时期曾经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相继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鄂、豫、皖地区，在陕北和江北地区都立有赫赫战功。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他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全国人大以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到了“第一线”，而毛泽东则退到了“第二线”。就在这个时候，听说徐海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主席见到这封信很不满意，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理过徐海东。

徐海东以后就长期休养。他最初是住在总参谋部。当时，一些在北京的老部下经常前去看他。我因为长期在新四军三师工作，这支部队里的八旅、十旅都是在红二十五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他很有感情，也经常去看他。后来他转到大连休养，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还曾以老部下的名义，帮助他解决了一些问题。为此，他还送给我一个很好的白玉印章作为答谢。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我原以为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中全会上，又掀起了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而且调子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怀仁堂会议。

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讨论和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工作而召开的。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有：代表名额的分配、选举的办法，修改党章以及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当这些问题讨论和决定以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他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

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邓了恢、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见，这次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一些“左”得出奇的口号也喊了出来，并且登在了简报上。这样，江青等人通过他们第一天就点燃了大批判的烈火。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帐”。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来。在会议上就不仅仅只是批判老帅们在一九六七年的问题，而是彻底算开了这些同志的历史老帐，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所以，斗争他们的内容就很广，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当然，主要还是抓住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批判，斗得这些老同志的情绪都不好。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其实，会议上的一切，都取决毛泽东的一句话，也都是在他的眼前进行的。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我是以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参加的，被分到了华北组。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我曾经错误地批判了分到这一组的朱德委员长和李先念副总理。我说：“朱老总，你当了一辈了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总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红司令。听说你在井冈山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要把毛主席赶下台，你把这些情况说一说，也可以教育我们嘛！”

红四军七次党代会的事情，是我在中央文革提供的材料里看到的，但其它的话却是我自己说的。在讲完这些话以后，我仔细想了一想，觉得这些话说得太过了一些，是犯了一个错误。可是，朱德委员长的胸怀非常宽大，他听了我的话以后并没有生气，只是解释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时，都深感内疚和惭愧，同时朱德委员长这种宽宏的态度也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小组会议上，我还批判了李先念副总理。我说：“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保护老干部，就好像只有你要保护老干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护老干部似的。”

尽管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场合下，大家都这样说，不这样说谁也过不了关；但我随大流，这样无原则地批评李先念副总理，也是很不应该的。除此以外，整个会议期间我没有对其他老同志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

全会闭幕以后，中央决定，按规定范围传达会议的情况，同时要传达“二月逆流”问题。因此在空军的传达会议上，我也按照中央的决定作了传达。

康生和江青一直想充当反对“二月逆流”的英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批完，到了九大即将开始的前夕，康生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向毛主席书面提出了要搜集和整理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发给九大代表。这样，他们要批判“二月逆流”的问题列入九大议程。当时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意这一建议，而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汪东兴和我们都不同意。毛主席最后表示：“不要再批了。”这样才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

这样，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开始批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才结束。也就是说，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整整被批了两年多。

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看，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批评触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愿，所以他们在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作检讨、靠边站。

二十、青海事件与内蒙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下午，军委扩大会议通知开大会。下午三点，大家集合在第一会议室。大家一边等着开会，一边交头接耳闲谈。不一会儿，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陆续来到会议室。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青海省的造反派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赵永夫。

周恩来首先宣布说：“在青海发生了大规模镇压革命群众的事件，青海省军区调动军队，围歼革命群众。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经向各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省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接着，中央文革的成员一个一个讲话。

从他们的讲话中，我们得知了这个青海事件的大致情况：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青海省的造反派集中在西宁市，准备夺取青海省的党、政大权。当时，青海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为了躲避造反派的围攻，已经住进了省军区大院。于是，造反派就冲向省军区所在地，要求省军区交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后来，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军区派人包围了报社。劝造反派退出，但毫无效果。双方对峙了九天后，在二月二十二日发生了冲突，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一些人。这件事报上来以后，毛泽东三月十一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接到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革先后作了两次调查。他们在听取了选择派的片面控诉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三月二十四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接着，就在会议上宣读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以后，勾结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决定》规定的处理办法是：一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指挥外，八O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O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归刘贤权指挥。二是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的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并为死去的恢复名誉，对负伤的负责治疗，被逮捕的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三是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将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决定》宣读完，就当场逮捕了赵永夫。之后，周恩来又讲话强调：“军委扩大会议应当很好地讨论这个《决定》，接受青海的教训。今后，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准开枪，更不准打死、打伤和逮捕革命群众。”

我同赵永夫很熟悉。他原来是东北军的人，直罗镇一仗他成了我们的俘虏，就参加了红军，并从此成了我的部下，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直提升到了团长。解放以后，他在青海省军区当了副司令员。

青海事件发生后，赵永夫曾经打电话报告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答复说：“你们打得好，打得好！”可是突然之间，由于中央文革的插手，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说赵永夫是打死、打伤“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把他抓了起来，而且几乎把他枪毙了。这样的处理，弄得叶剑英也是措手不及。

青海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不过以后有人告诉我，青海发生的事件，是西宁市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在北京来西宁串联的一些学生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报社大搞“打、砸、抢”，有几个报社的工作人员竟被活活打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搞来了一批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省军区以赵永夫为代表的领导认为，这样的书面很危险，于是派出部队对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进行了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但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向部队开了枪。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不开枪进行反击，从而致使一些造反派被打死、打伤。当时的情况，赵永夫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军委和叶剑英。

中央文革对青海的整件最初保持了沉默，但几天以后就利用简报刊登了青海“红卫兵”的来信，控诉被“武装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还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审青海事件。这才有了毛泽东三月十一日的批示。

以后，中央文革找造反派几次了解情况，都是一些一面之词。依据这些一面之词，中央文革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这样解决青海事件。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由来。

就在处理青海事件的同时，又发生了内蒙事件，两个事件的经过大体都差不多。事情也巧，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王良太也是我的老部下。我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的时候，他当过纵队参谋长。一九六六年，他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他是坚决支持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等人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内蒙古呼和浩特“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在冲击自治区党委时，王良太组织部队保卫区党委，最后开了枪，可能打伤了几个人。事情很快就反映到了北京，周恩来要我派飞机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以及造反派的代表接到北京，大概是要听取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说明。

由于这个事件又牵涉到军队开枪的问题，所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又一次把这个问题弄到了军委扩大会议上。跟上次青海事件一样，造反派一攻，就把王良太也逮捕了起来。

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向我们宣布了。《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古军区党委的一些同志，不经过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了已经站在革命群众组织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决定》还认为，内蒙古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的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内蒙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和内蒙古军区的领导负责。

《决定》同时还宣布：“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古军区党委，并对军区所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等同志经过群众的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负责筹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抓起来 。”《决定》还要求“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

内蒙事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我同样不清楚，以后对王良太是如何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历史就是历史，事情总会恢复它本来面目的。

青海、内蒙事件处理完不久，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于是，大家又回到本单位，继续接受群众的冲击和“再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回了原单位，因为当时有些地方的情况比较好，有些地方则比较乱，为了保护一些较乱地方的军队领导，军委在会议结束以后，又安排他们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比如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和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就是在北京一直住到了夏天才分别回去的。

这次为期三个多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在维护军队稳定、保护军事机关不受冲击、保证军队纪律、组织军队参加“三支两军”，以及维护国家的基本稳定、维护国家的基本生产、保护国家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抹杀的。

二十一、“五一三演出”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解放军在北京的几个文艺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等，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准备于五月十三日晚上联合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当时，包括军队文艺团体在内的驻京部队，已经明显地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来被称之为“老三军”的，这一派是支持军队现任领导的；另一派是后来被称之为“新三军”的，这一派实际上是由北京“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一次出演，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所以他们又称作“演出派”。而“新三军”则因准备冲击这次演出，而被称为“冲派”。

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

他们事前制造舆论说：首都的文艺舞台决不能让“老保”占领。如果要演出，一切后果由演出派自负。这时，连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都听到了这些传言。当“老三军”在演出前，报告萧华，请求批准演出时，萧华怕因为演出引起双方武斗，就没有同意演出的要求。

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

五月十三日晚上，“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刚开始不久，北京“三司”的造反派果然领着军队的造反派就来了。他们分乘几十辆汽车，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往里冲，一边见物就砸，见人就打。两派发生了武斗，打得一塌糊涂。一瞬间，剧场变成了战场。由于来冲击的造反派很多，准备也很充分，于是设施、乐器被砸，在场的演员被打伤，参加演出的同志损失严重。

一听说发生了武斗，而且“冲派”又人多势众，北京军区、海军、空军、二炮机关里的人坐不住了，纷纷准备出去支援。与我们空军大院仅相隔一条马路的海军领导机关，由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临走前，李作鹏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这一走，海军大院就空了，叫我们在家里先不要动，万一有情况，我们既可以支援，又可以守卫，帮他们看好家。我说：“好，我们就这样分工。你们放心地去吧，有我们在就有海军大院在。你们去现场支援，担子要比我们重。”

放下电话，我立即发布命令，要求空军机关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办公室，高度戒备，并密切保持与演出现场的联系。然后，我立即向周恩来和林彪报告这一情况，并一直在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准备一旦有情况，就马上调动人员去支援，并随时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林彪。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几乎不亚于战争年代进行的一场战斗。一个文艺演出活动，竟然闹到了这样的地步，也真是史无前例。

萧劲光、李作鹏率领的海军机关人员一赶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就立即冲进去抢救伤员。“冲派”看到有人来支援，也马上调集力量，又包围了海军的人。恰好在这个时候，北京军区机关、二炮机关和其它部队的人员也陆续赶到。双方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最后，中央文革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算停了下来。

陈伯达一到现场，就指责“演出派”不该坚持演出，以至引起武斗。萧华也说：“我叫你们不要演出，就是怕发生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演出派”原本就对萧华不批准演出心中有气，认为是受到了压制。现在被冲、被打以后，反而又受到指责，就更加不满。他们纷纷责问陈伯达和萧华：“我们搞演出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难道是错了？他们联合地方学生冲击演出，搞打、砸、抢反而是对了？”

“演出派”本来是保萧华的，但萧华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使得“演出派”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此而种下了他日后被打倒的祸因。

武斗被制止下来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五月十四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并且认为萧华的讲话是对的。结果，他的话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下来以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演出派”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演出。这一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这次演出就再没有受到冲击。

六月九日，“演出派”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演出。这一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杨成武、汪东兴、姚文元等前来观看了演出，给演出派撑腰。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相反，萧华的日子却不好过了。“演出派”因对萧华在“五一三演出事件”上的态度不满，不几天就贴出了炮轰萧华的大字报。其实，军内造反派一直都想要打倒萧华。这一年的二月中旬，造反派还曾经抄过他的家。而“老三军”一直是支持萧华的。但在“五一三事件”之后，“老三军”对萧华不满，也反起萧华来了。他们把萧华弄到京西宾馆，一连斗了十多天，要萧华承认这个、承认那个，把萧华斗得抬不起头来。

“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

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一直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二十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以前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

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去巡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政委李作鹏随同前往。这时，叶帅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边站了，萧华也被轰得不能工作，杨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组”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名义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由我、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我任组长。

七月十七日，我接到通知，要我当晚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经毛主席批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吴法宪任组长。临时看守小组的任务是，接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交代的任务，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从此以后，我便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凡是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军队问题的决定，或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军队有什么指示，就由我们看守小组来传达和办理。看守小组的办公地点在京西宾馆，下面的具体工作机构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这些都是杨成武临走之前给安排的。

我们这个看守小组一共存在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没有干多少事，因为当时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机关，大部分都已经瘫痪，看守小组成立后也就没有向下面宣布，因此没有人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什么也守不住，反而是经常挨江青的批评。在那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就向中央文革写了三次检讨。

九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我被任命为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只是挂个名，她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她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对办事组的工作也从来不加干预。

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实际上行使中央常委会议的职权一样，我们的这个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以前军委的正、副秘书长。

军委办事组的成立，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领导机构与领导形式。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后，开始只是在中央碰头会议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中央碰头会议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决定或文件，由周恩来签名以后上报毛主席和林彪，经他们同意以后，才能正式形成文件，再交由我们以中央军委或者是总参、总政、总后的名义下发。

军委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采取集体办公的形式，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办公，集体讨论需要办理的事情。需要提交中央碰头会议的，晚上就由正、副组长带到碰头会上去研究；剩下的就由我们酌情处理和解决，并交有关部门办理。

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以后屡有变动，先后参加过军委办事组的有黄永胜（杨成武被打倒后，由黄永胜接任军委办事组的组长）、谢富治、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纪登奎、张才千等人。

二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在一九六七年初产生的。在这之前，中央曾经是两个会议：即中央常委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先后被撤消职务，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政局常委会议和书记处会议都先后停顿。这样一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务，就全都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当时，他既要管国务院的工作，又要管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于是，经请求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就以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形式，集体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由周恩来负责主持，吸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讨论和解决党、政、军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把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报请毛泽东批准后执行。

当时，还有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由陈伯达主持，也吸收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负责解决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所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也需要毛泽东的批准才能执行。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中央日常的工作会议。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意见很大，他们要求周恩来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要周恩来直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为党中央日常工作机构。

最初，周恩来没有同意江青等人的要求，照常举行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主要的问题都拿到这个会议来解决。于是陈伯达和康生等人就通过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发泄不满，要求毛泽东下令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来代替它，江青甚至提出公开挑战，宣称：“一定要把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摧垮。”

毛主席当时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中央常委办公会议开不成了。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被打倒，几乎只剩下了周恩来光杆一人。周恩来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经毛主席批准，取消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合并，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我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早已是这个会议的负责人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十一个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我、叶群、汪东兴。不久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李先念也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六号楼。钓鱼台宾馆原来是国务院招待外国元首的地方，一共有三十多座小楼，装修极其豪华，其中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是最华丽、最好的。当时，江青一人独占了三座楼。除了住宿的一座楼以外，她还有一座专门放电影的楼和一座专门带舞厅的楼。江青也曾为毛泽东在钓鱼台准备了一座楼，但毛泽东除了去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曾在里面休息过几小时以外，再也没去住过。

钓鱼台里也有一座楼是供周恩来使用的，这就是五号楼，但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华厅。另外，陈伯达住在七号楼。从条件上看，五号楼和七号楼比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要差一点。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都住在十六号楼里。十六号楼是一座大楼，楼上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楼下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般是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三、四点左右。

整个“文革”期间，钓鱼台都是北京的一块禁地，全部由中央警衛团警卫，戒备森严，任何人都不能冲击。江青曾经下令，如果有人胆敢冲击钓鱼台，一律逮捕，并且可以开枪。那个时候，造反派可以冲击北京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南海都被造反派冲击过，但是没有人敢冲击钓鱼台。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所决定的重大问题，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签字以后，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有一次陈伯达提出，以后会议上定的文件，由周恩来一个人签名上报就可以了。但是江青提出了意见，说：“还是总理的一贯作法好，这样可以表示由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共同负责。”周恩来转而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谁都没有说什么。就还是照原样办理。经毛主席、林彪同意的文件，有时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有时用国务院的名义，有时联名下发。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九大以前中央的一种集体领导形式。一般是用文件的形式将所讨论的问题报告毛主席。但有的时候，由毛主席直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也不少。林彪因为身体的关系，除了毛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以外，很少参加会议，都是由叶群代替他参加会议。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相反，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傲慢。我记得，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你过去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不感兴趣，现在该相信我们了吧，我们还是能处理一些问题的吧。”

周恩来说：“当然啰，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威信很高，钓鱼台是我们为招待外国元首而修建的，现在让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办公地点，这是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一种尊重。”

江青说：“你们现在也是无实可待，闲着可惜，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早就建议你和我们合作，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但你就是不听，硬要维持你那个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一直到会议开不成了，你才来钓鱼台。这个教训，你是应该吸取的吧。”接下来她又说：“你想和我们中央文革唱对台戏，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都搞‘文化大革命’，只有中央文革的旗号才打得响。你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合理又合法的。”

还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会，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人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

听到这里，所有到会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会场一片寂静。等了一会，康生才说：“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恩来只好点头称是。江青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沉默无语，很难表示什么。

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感到难过。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德高望重，是我们心里非常敬佩的领袖之一。而江青是狐假虎威而已。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

我相信，别人对此也有看法。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我，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我们，周恩来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时，林彪曾明确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支持。”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除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外，就是江青和康生在起作用。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都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谁不听她的，在中央文革就呆不了几天，甚至会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傲慢。因此，每次碰头会上，我们基本上只有反映情况、听取命令以及具体贯彻执行的权利。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时间不长，我就开始感到紧张、疲劳和力不从心。因为我们要经常接见各地的造反派，处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问题，我对地方的问题本来就不熟悉，每次接见基本上都是陪衬。时间一长，我感到非常厌倦。

有一段时间，杨成武经常不去参加会议，他要我参加会议以后，向他汇报情况就行了。可江青抓得很紧，每次都要追问我，我只好替他打圆场说：“杨代总长的身体不好，要我代为请假。”

在当时，我除了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之外，还一直担任着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工作相当忙。每天中午起床以后，都是先抓紧时间处理一下空军的事情。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们说，这是“搞点自留地”，下午去做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晚上再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至于我担任的副总参谋长职务，那基本上是挂名的，总参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但空军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一点也不敢疏忽。这样一来，弄得我每天精神都非常紧张。

二十四、武汉“七二O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市发生了一场反对和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谢富治的事情。这一事件的发生，震惊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应十分强烈。

这个事件的发生，还得从军队“支左”说起。在毛泽东作出关于军队应该支持“左派”的指示以后，全军各部队便逐渐开始了“支左”。但关键的问题是，谁是“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军区的领导的认识，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一样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以支持“造反”为目的，而地方上的领导更着眼于当地的稳定。

在当时，武汉地区了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了两大派。其中一派是号称有一百二十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对全面否定和打倒湖北省委，拥护军队。因此，这个组织得到了武汉军区的支持。事实上，“百万雄师”的本身就包括了很多部队的干部、战士，也可以说是在军区支持下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另一派，是被称为“三钢”（“钢工总”、“钢三司”、“钢九一三”）的造反派组织，“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以及“三司革联”等造反派组织。这一派的政治倾向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他们在人数上尽管比“百万雄师”要少，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另外，武汉还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两个造反派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已被陈再道打成“反革命组织”，其首领朱洪霞、胡厚民等也被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带领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由于武汉的局势动荡，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还特意先期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为毛泽东的到来作准备。

毛泽东到了武汉以后，听取了关于湖北和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认为“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而“三钢”和“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武汉军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的意见一言九鼎，一句话就决定了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命运。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周恩来只能照办。

在这之前，由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先后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当周恩来还在北京的时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组成一个三人小组，代表中央去这些地区处理武斗问题。这个三人小组由谢富治带领，成员有王力和余立金。谢富治等人到达重庆以后，发现问题严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区领导在“支左”问题上方向搞错了。他们觉得，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他们几个人的能力和身份所能办到的，必须要向中央汇报，由中央出面来解决。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就没有继续飞往昆明和贵阳去处理问题，而是转飞武汉，准备向毛泽东、周恩来当面汇报重庆的问题。

这个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也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三号。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十六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

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上午连续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朱洪霞、胡厚民放出来。他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要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如果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就会转过来拥护陈再道。他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七月十五日起，一直到七月十八日，周恩来每天下午都在东湖宾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对“支左”问题的汇报。汇报结束之后，周恩来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给‘三司’、‘三新’平反，迅速将朱洪霞等人放出来，支持造反派。估计给‘三钢’、‘三新’平反以后，他们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开完这些会议以后，于七月十八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因为北京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来处理。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来负，但是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会议还决定，要陈再道、钟汉华立即支持“三钢”和“三新”，并且要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像支持上海的“工总司”和王洪文那样，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会议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萧前和副司令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行，何况，作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

尽管中央作出了决定，但要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的书面批示和“军委的八条命令”来作的，没有错。

事实上，由于当时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非常严重，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使两派群众组织都满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另外，朱洪霞、胡厚民等人是陈再道下令抓起来的，现在又要放出来，还要平反，陈再道当然不会服气。况且，如果“三钢”、“三新”翻过身来，也必然要揪陈再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三钢”、“三新”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几十辆车上街游行示威，很快将“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大字报贴遍了武汉街头。另一方面，“百万雄师”也不甘示弱，也组织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这一下，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就进一步激化了。

七月十八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钢”、“三新”才是革命造反派。他还说，要为“三钢”、“三新”平反。王力讲话以后，“三钢”、“三新”就开始到处播放王力讲话的录音，“揪出陈再道”的声浪也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百万雄师”的不满，他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游行，反对表王力的讲话，把反对王力的大幅标语贴满了整个武汉。两派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

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组织了两千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二十多辆汽车和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想质问王力：“百万雄师”究竟是不是群众组织？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是不是错了？但王力就是拒不接见。军区领导对群众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没有奏效。

上午七时，“百万雄师”的代表二百多人及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的住处——东湖宾馆百花三号，强烈要求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但王力不敢去军区大院。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离毛泽东的住处——梅岭一号别墅，已经很近了。

这时，随同王力来到武汉的几个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学生，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气势汹汹地开始辱骂群众，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于是，在一片轰叫声中，王力被抓了起来，塞进一辆小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接着，“百万雄师”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了数万人。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大街上游行。同时，武汉军区独立师的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这一场大游行，导致了武汉三镇的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一时间，“揪出王力”、“揪出谢富治”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当天下午，“百万雄师”又召开了七万人的大会，向王力、谢富治等示威。七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再次出动几百辆汽车，继续在武汉大规模游行。后来人们把这些统称为“七二O事件”。

王力被“百万雄师”弄到武汉军区大院的当天下午，军区领导设法将他弄了出来，并转移到了二十九师的驻地。不久，二十九师的领导又将他转移到了小洪山。一直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才由刘丰将他转移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毛主席虽然亲自在那里坐镇，但是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更加激化，问题更加严重了。在北京的领导着急了。在七月二十日上午，当“百万雄师”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以后，江青就非常担心武汉局势的变化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她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是毛泽东不愿意。她只好找林彪。林彪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毛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的详细内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同时，江青又给张春桥打电话，要张春桥立即赶到上海，亲自安排毛主席到上海的一切事情。

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飞机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到的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到了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周恩来的飞机于二十日下午从北京起飞。在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为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还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

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晚上八点钟，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毛泽东的决定传来，我们在北京为他这次转移研究、设计了两种方案：一个是用飞机直飞上海，一个是调一条军舰从长江到上海。最后，毛泽东决定坐飞机。汪东兴直接从武汉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准备专机，而且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一九五五年以后，中央对毛泽东乘坐飞机有一个规定，就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不能乘坐飞机。从那以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这一次情况紧急，就只好破例了。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三十四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

周恩来在武汉送走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召开会议，对陈再道、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并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暂时负责武汉军区的工作。他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之后，周恩来离开武汉，于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余立金和刘丰的护送下，转移到了山坡机场。周恩来上午回到北京后，就立刻通知我派飞机把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一起回到北京。飞机到达西郊机场时，中央文革组织了三万多人在机场两边夹道欢迎。当谢富治等三人走下飞机时，首先是周恩来，然后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一一上前和他们握手、拥抱，就象迎接英雄一样。王力下飞机的时候，是一瘸一拐走下舷梯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是腿被打伤了。然后，谢富治三人由周恩来、江青等人陪同，坐着汽车在机场跑道上转了一 圈，向群众招手致意。

有人说，周恩来返回北京的飞机，本来要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是由于我从中操作，才使周恩来的飞机早到北京，硬是强迫周恩来不得不在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真亏他们想得出来！事实上周恩来回北京的飞机，要比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早半天，根本不存在我从中操作的问题。为了给周恩来的一些行为开脱，有些人竟编造了这样的谎言！如果周恩来总理还健在的话，他自己会同意这种说法吗？！

在毛泽东等人安全离开武汉以后，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军联合行动，进行武装游行，声讨武汉的“七二O事件”。同时，会议又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武汉军区发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五人到北京来开会。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中央就派车把他们直接送到了京西宾馆。紧接着，中央文革就把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给了造反派，马上就有造反派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周围遍地插上红旗，把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中央文革又组织了驻京部队部分干部、战士，由江青、戚本禹和关峰带领，在京西宾馆对面的军事博物馆前面集合，分乘几十辆大汽车，围着京西宾馆一边绕圈一边喊口号，向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示威。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央文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十万人的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这个大会，本来林彪不想参加，但江青打电话给叶群说：“这样的大会，林彪同志不出来不好。”这样，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门。

七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公告》承认：“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打击压制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O’叛变事件。”武汉军区还在《公告》中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的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变行动”，“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封信认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了“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就在公开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接下来，就是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批斗会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轮流主持，但是叶剑英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他在这个会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周恩来讲完话，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相继讲了几句。在这些人的讲话中，数江青的调子最高，她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陈伯达也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而是一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中央文革在会议开始后便派车去接王力。不久，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了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那一天，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

接着，周恩来让大家开始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发言。陈再道和钟汉华则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大家乱轰一气，也是有点无可奈何。

中间稍事休息以后，江青和杨成武组织了一帮秘书来到会场。这些秘书一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到陈再道、钟汉华面前示威，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赶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七二O事件”。在责问过程中，就有人对陈、钟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陈再道。

到了下午再开会时，会议的气氛就更凶了。我同陈再道以前很少交往，对“七二O事件”也不够了解，本来不准备发言，但是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得我气往上冲。这件事，就是我前面说的周恩来专机改降山坡机场的事情。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一气之下，我就冲到了陈再道的面前，训斥他说：“你弄来那么多的群众，占领了机场，结果总理的飞机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恩来责怪我说：“你怎么打人哪！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危险哪！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涉及到我，我就要批评你。”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意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我就对周恩来说：“打人是不对的，总理你就批评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公开批评我打人是不对的。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接受周恩来的批评。从那以后，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作任何发言。后来，当周恩来要我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

事过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过于鲁莽。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百万群众的行动，岂是一两个人控制得了的？群众冲进了机场，又与陈再道何干？设身处地想一想，陈再道应该也是不愿意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七二O事件”这样严重后果的。我想，事情闹成后来那样，恐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现在形势好了，军队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现在看来，“七二O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

二十五、逮捕王、关、戚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自“文革”开始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一直都非常活跃，真正算得上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几个风云人物。尤其在武汉“七二O事件”后，王力等人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可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我突然听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康生谈起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当然，王、关、戚都没有到场。

江青首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表现不好，有野心。他们想搞掉三个常委，问题很大，错误严重。”江青所说的三个常委是谁呢？后来我才搞清楚，是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三个人。但是，王、关、戚三人具体是怎么想搞掉三个常委，有些什么最严重的错误？会上并没有细说。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王、关、戚的倒台，大致上与一九六七年的这几件事情有关。

第一件事情，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华社送审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里，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接着，在八月一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里，也提出要“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响遍了全国各地，促使全国范围内的反军、乱军事件不断发展，有的地方发展到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有的野战军甚至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提出要“还我长城”。

第二件事情，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姚登山原来是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印尼共产党在印尼政变未遂，印尼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他在斗争中坚持原则，表现不错，受到了表扬。回国以后，曾作为英雄人物，在江青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此，姚登山同中央文革的接触较为频繁。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讲了一次话，公开动员他们起来夺权。结果，在姚登山等人的带领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之后，周恩来把王力讲话的记录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批了三个字：“大毒草”。

第三件事情，是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及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国驻香港新闻工作者，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集会后，冲进代办处内进行打、砸、抢，并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这件事情发生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关锋在得知此事后，想趁机扳倒康生。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 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手迹。他想说明康生和刘少奇的关系非同寻常。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关锋要我派飞机去给毛泽东送信，后来我才知道他送的就是这封告康生的信。

这几件事情都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九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十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和我一起，在首都剧场审查“样板戏”。散场以后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到毛主席的住处开会。接到通知，我们立即赶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赶到时，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已经在等我们了。由于林彪已经服下安眠药睡觉了，按照惯例他没有到会。

在会上，毛泽东指示：“王、关、戚三个人，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要拿掉。但是戚本禹比较年轻，错误也比较轻，所以要把王、关、戚三个人分割开来，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戚本禹转过来。”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上，周恩来当面严厉批评了王力和关锋。然后，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也对王力和关锋进行了批评。接着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了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议改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到戚本禹被打倒时，原先由十四个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只剩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想来也是有点好笑，整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中央文革，最后居然也被打得只剩下这么几个人！

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逮捕以后，没有人去过问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人敢去过问。他们的事情一直由中央文革负责，除了中央文革以外，谁也不能插手。当时，对其他重要的人物都设有专案组，唯独对他们三个人没有设立专案组。因为他们的问题一经追查，必然要涉及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甚至还可能涉及到毛泽东本人。所以，对他们是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既没有公布罪状，也没有进行任何批斗，只是把他们关起来拉倒。

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编是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中央文革实际负责的是江青，这个问题是扯不清的。把这个责任完全扣在王、关、戚的头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

到了后来，又有人把“揪军内一小撮”和这个口号归罪于林彪的头上。我认为，这更是于理不通和毫无根据的。林彪当时是军委的负责人，把军队搞乱了对林彪究竟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林彪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江青发生矛盾和冲突。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是林彪所不情愿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当时，戚本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两个孩子没人养了怎么办？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两个孩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

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二十六、中央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还下设了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一、刘少奇专案组；二、王光美专案组；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四、陶铸专案组；五、陆定一专案组；六、张闻天专案组；七、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我，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一、彭德怀专案组；二、贺龙专案组；三、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一、“五一六”专案组；二、抓叛徒专案组；三、叶向真专案组；四、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等人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主管彭真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专案的是江青。又如中央专案组“二办”里，主管彭德怀专案的是黄永胜；主管贺龙专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专案的是江青。中央专案组“三办”里的各个专案，主管都是谢富治。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据我所知，从我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起，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捕时为止，这一段时间内，除了刘少奇以外，中央再也没有正式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整个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关于几个专案组我还记得几件事情，在这里说一说。

第一件事情，关于刘少奇被定案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然后，凭着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最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来，就据此“证据”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案，“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

第二、关于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整理出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报告送上来以后，黄永胜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同意。”

这些年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报刊和书籍上说，黄永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的“同意”两个字，是他“残酷迫害彭德怀的一个铁证”，是他的一个“反革命罪行”。而黄永胜一直只承认，当时他只是同意上报党中央。

关于当时的这个报告还在，我已经找到了。节录部分如下：

时间是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

此报告的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

黄永胜的批示：“同意”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

按照我们当时的作法和理解，黄永胜当时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中央。

由于黄永胜已经去世，我不得不在这里替他说几句话。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第三、关于为罗瑞卿做手术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罗瑞卿因腿伤的问题，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三O一医院。由于伤口长期不愈合，几次做手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本人要求截肢。之后，总医院组织有关专家会诊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也建议为罗瑞卿做截肢手术。这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后请示林彪，林彪回复：“到秋天以后再动手术为好。”他的考虑是，八月上、中旬天气太热，伤口很容易感染，而截肢是个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出问题不好。再一个就是罗瑞卿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要抓紧时间搞一点材料。于是，专案组根据林彪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罗瑞卿的手术推迟到秋凉以后再进行。这个报告上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研究通过。

     以后给罗瑞卿做的截肢手术很成功。关于这次手术，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总院副院长曹根慧主持罗瑞卿大将的截肢手术，手术医生是骨科副主任党光博和主治军医王一德、麻醉科主治军医宋运琴、手术室护士张晓媛。外科主任陆唯善到场指导。整个手术进行顺利。当时罗瑞卿平躺在手术台上，头对着门，脚对着窗户，陆唯善主任从侧门进入手术室，一直站在手术台边，视察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手术做得不错，手术以后恢复良好。但是因为股骨头已经坏死，所以截肢以后又进行了切除股骨的手术。当时的病例至今都保存着。”我认为这个描述基本属实。但不知为什么，三O一医院给罗瑞卿做手术的几个医生，“九一三事件”以后也都被捕了。我认为，他们为罗瑞卿做手术是认真负责的，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罗瑞卿专案组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材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搞的。一次，专门从海军调来负责罗瑞卿专案的张晓山对我说：“对罗瑞卿确实搞不出什么材料，东拼西凑的还是不行。”

     一九五九年以前，罗瑞卿一直任公安部长，在这期间他曾搞过几次反侦察工作。专案组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就把这些也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次驻厦门一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跑到了台湾，并在那边升了官。罗瑞卿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向台湾发了一个假情报，说那个人是假投降，结果台湾就把我们跑过去的那个师长抓起来枪毙了。还有一次，当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怕台湾潜伏大陆的特务搞刺杀行动，于是就要浙江省公安厅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发报给台湾，说毛泽东已经到了杭州，问怎么办。台湾方面立即回电说，应当怎样怎样。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很快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些都是我们反侦察的工作，当然不能算作罗瑞卿的“罪行”，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因此，一直到我被捕以前，对罗瑞卿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作什么结论。

第四、关于陆定一的专案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妻子严慰冰引起来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约陆定一谈话，拿出一叠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写给林彪的匿名信照片，公安部进行了调查，核对了许多人的笔迹，确认这是他妻子严慰冰写的。彭真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给他写匿名信，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另外，这许多匿名信的署名都是王光X，发信的地址也是用王光美母亲所办的托儿所地址，这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的方式发的，这等于是公开的传单。

     过了几天，彭真又告诉陆定一：“关于严慰冰的问题，中央常委讨论过了，认为严慰冰是个危险分子，中央常委决定要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里去。严慰冰的案子由中央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显然，是他们委托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陆定一的。

    为了避嫌，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工作。四月，中央专案组要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以约严慰冰谈话为名，将严慰冰带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到怀仁堂前，要她坐上一辆黑色的“吉姆”车里，一直送到了炮局胡同一号看守所里予以关押。一九六七年初，又将她送进了秦城监狱。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说：“叶群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了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林彪见了这些匿名信非常生气，为此专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向中央写了一个证明：“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的时候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里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因为严慰冰的问题而受到株连，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了软禁。一九六八年，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二十七、“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昝。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亲自召集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较大，应 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二十八、到上海带人

    一九六八年春，上海的红卫兵搞到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一些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情，并将这些材料印成了小册子，在上海市悄悄流行了。江青知道以后着急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哭哭啼啼地向周恩来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

    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事情决定了，但是派谁去呢？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我去。江青说：“吴法宪有飞机，来去方便，就要他去。”我不想去，怕事情办了反而不讨好，就说：“我对上海地方的事情不熟悉、不了解，怕办不了事情。”这个时候陈伯达说话了，他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听了陈伯达的主意，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

    于是，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会议接着决定，我负责到上海去把抓到的人和收到的材料送过来，由杨成武负责在北京接人和材料。至于怎么处理这些人和材料，会议没有具体讨论。

    会后，我把授权书复印了几份，保留在我的办公室里。江青这个人反复无常，经常出尔反尔。像这次去上海，我怕弄不好江青以后说成是我去收集她的材料，就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上海以后，我把授权书交给了张春桥，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交待的两个任务。我还特别向张春桥说明，由于我在上海不熟悉，具体问题需要他来办理，他交来什么人，我就负责转送北京去；他交来什么材料，我也就负责统统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

    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想，这个报告是会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在我临离开北京时，江青当面向我交待，要我为她找到一个叫孙竣青的人，把他带到北京来，说是想见一见他。我说我不认识孙竣青这个人，她就说，“你自己想想办法嘛！”接着她告诉我，这个人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最后，她还特别吩咐我，把这个人带来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张春桥知道。

    不让我告诉张春桥，我就只好通过空军找。正好碰到了空四军政治部的一个部长，他对上海文化界的人很熟悉。他说他知道孙竣青这个人，于是就通过这个文化部长，把孙竣青找了来。孙竣青来了后，我告诉他说，江青要他到北京去，想见一见他。孙竣青听了很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明天晚上就有飞机，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吧。”我是把孙竣青当作江青的客人送到北京的，还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哪里知道，孙竣青一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至于江青为什么要抓他，还有江青为什么不让张春桥知道这事，我实在是至今也搞不清楚。

二十九、林立果到空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学校里混乱的情况还没有好转。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她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他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很快成了学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他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沈阳军区政委、中央政治局联络员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空，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再说离你也近一些。”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了“党办”一个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他。以后，帮助他的人又加上了一个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积压文件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他的写作水平不错，一九六六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党办”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我对他说：“林立果在政治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现在要看其它方面的表现，主要看他的思想意识、工作情况怎么样。”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我表示，只要他够条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会上，支部的其他同志也对林立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然后，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我又鼓励他说：“有这样的决心就好。希望今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步。”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预备期为一年。以后，林立果转正的支部大会，我就没有再参加了。

    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她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我表示说：“这样很好，立果向你们反映什么问题都可以。空军有林总和你的支持，工作是一定会搞好的。”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一九六五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结果她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儿林豆豆。”我把毛泽东写的这个报头和题词，转交给了《空军报》社的社长朱鸿。这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空军报》这个报头的来历。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一、“杨、余、傅事件”

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乱糟糟的“文化大革命”终于逐渐安定下来，筹备“九大”一事也被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就在这时，一九六八年三月，北京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个事情，实际上连我也一直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瑞卿下台后，经林彪提议，杨成武被任命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又当了组长，实际上也就是军委秘书长。

     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从杨成武大女儿杨毅的工作安排也可见一斑。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是叶群出面要我安排的。据我所知，对下属的子女如此关心，由叶群亲自出面安排工作的，仅杨毅一人而已。

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但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

    有这样一件事，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杨成武派人去上海为江青取材料。叶群通知我，要我从空军里派一个人，交杨成武统一安排去执行任务。我当即派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朱铁峥。杨成武也选了总参一个叫陈洪的干部，与朱铁峥一起去上海办这件事情。然后，江青、叶群、杨成武三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布置任务。在他们开会研究之前，叶群跟我说，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越少越好，让我不要参加。

    事后，朱铁峥告诉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杨成武负责把这些材料拿回来。这个任务，杨成武就交给了朱铁峥和陈洪去具体完成。朱、陈二人到了上海，把这一箱材料拿回来交给了杨成武。然后，杨成武就把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宾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央文革碰头会在怀仁堂开会。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杨成武到怀仁堂时，江青突然向杨成武发开了脾气。她说：“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说：“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说：“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说：“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就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这箱材料烧掉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关于组织写作“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的事。一九六七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并且提出要先写出一个提钢。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提纲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提纲由军队组织写。

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抽调了三十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来写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杨成武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社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三、四个月，提纲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提纲里面总共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在这之前，有一次，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你们现在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示”。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以后，毛泽东一看就说：“我早已经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我把这两件事情一联系，我当时就感到江青这个人，用心叵测。

“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提纲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以后，我就感觉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的信任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事情总有症候。从表面上看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是与以杨成武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是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的，文章写好以后，杨成武在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曾亲自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酌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随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将这篇文章送到了陈伯达处。以后经陈伯达同意，这篇文章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了。文章见报以后，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电台一天三、四次地广播。我还记得，文章发表以后，杨成武曾高兴地对我们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以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

谁知道，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了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真理相对的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十二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各个地方的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九六七年底，有一次我们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这次审查。这个时候，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中央军委任命刘贤权为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组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实际上等于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当时刘贤权还没有到任，政工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组副组长刘锦平在主持，刘锦平原是中国民航总局的政委，经杨成武提议，调来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的。那天的晚会就由刘锦平主持。

这个晚会，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到场。这个事，杨成武头一天晚上曾经告诉过我，但他那天大概因为在忙于别的事情，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没有及时通知叶群。林彪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到了八点钟就要吃安眠药睡觉，如果晚上八点钟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参加，就一定要早一点通知他。那天因为事前没有接到通知，依照惯例，林彪到了晚上八点钟就吃药睡觉了。而在京西宾馆这边，所有预定来的领导人都到了场，唯独林彪和叶群没有到。看到林彪没到，江青不干了，非要坚持等林彪到场不可。结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从床上拉起来，送到京西宾馆看节目。

这一折腾，叶群不干了。演出刚刚开始，她就把杨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里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杨成武解释说：“这次演出，我已经委托刘锦平主办，要他全权负责。”叶群斥责说：“叫刘锦平主办，你就撒手不管了？你这个总长是干什么吃的？”她这一骂，骂得杨成武一声也不吭了。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对这件事，杨成武不满意，我也不满意。

这两件事情以后，杨成武的情绪有些低落，经常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甚至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也经常不参加，只是要我在会议以后向他通报情况。

杨成武和我在红军时期就相互认识，一起在军委办事组工作，也有半年多时间。本来我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时间也相互配合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我们两个人之间却出现了矛盾。

矛盾是由扬毅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京西宾馆办公处理问题时，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副主任周宇驰一起闯了进来，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吴司令，空军发生大问题了！余政委的秘书单世充的老婆縱素梅找到党办，哭哭啼啼地来告状，要我们救救她。”

事情是这样的：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那天下午，他的老婆来到空军党办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提出的根据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杨毅因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而单世充则几乎天天往京西宾馆跑，还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每次縱素梅问单世充去干什么，单世充就说是到京西宾馆洗澡。

除此之外，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縱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我听了以后，不觉大吃一惊。我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真要是这样，对杨代总长的影响就不好了，杨代总长会怪我们的。但是，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你们先找单世充谈一谈，问清楚究竟是怎样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要单世充承认错误，不准再闹离婚，同时不准縱素梅到外面去乱告状，要注意保护杨代总长的威信。”

王飞、周宇驰回去后就找单世充谈话，但由于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就形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一怒之下，就把单世充给软禁起来了。

我听说单世充被软禁以后很生气，因为关押了单世充，一是叫我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代，二是我认为这是党办王飞等人借机扩大事态，要整垮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空军党办的王飞、周宇驰等，对党办另一个和他们有分歧的科长卫球不满。由于卫球曾说过不同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而这句话又正好是林彪讲过的，于是王飞、周宇驰直接向叶群控告说，卫球反对林彪，是“现行反革命”。王飞、周宇驰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党办另一些秘书的不满，从而就在党办里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王飞、周宇驰为首，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以卫球为首，包括了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他们两派之间对立情绪严重，关系十分紧张。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一听说王飞等人扣押了单世充，反映到我脑子里的就是王飞、周宇驰要借机整人了。于是，我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我找到了周宇驰。盛怒之下，我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并且对他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

没想到周宇驰回去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向我大发脾气。她问我：“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我解释说：“叶主任，你这样说不是事实。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怎么成了立果要夺我的权？”叶群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我说：“叶主任，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批评了周宇驰，周宇驰是空军党办的副主任，难道我连批评周宇驰都批评不得吗？”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很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O一’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我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

消息传得很快，刚刚放下叶群的电话，杨成武的妻子，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赵子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要我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林彪和杨成武都是我的上级，而叶群和赵子珍这两位主任也都是了不得的人，我谁都惹不起。在当时，为了一个单世充，真弄得我左右为难。一边要我放人，一边不让我放，真是弄得我好为难。

明知道这次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当时我实在是不愿意去，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子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

我当时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我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子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得罪了。

余立金看到这种情况，就动上了心思。这以后，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杨成武那里。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我自己认为，几年来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不错，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

这两位主任都是不得了。

回家以后，我把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了叶群。叶群告诉我，杨毅和豆豆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杨毅早就给我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

她说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而且也不归我管，但对单世充究竟作何处理，我却一时举棋不定。为了慎重起见，当天晚上，我亲自找縱素梅谈话了解情况。縱素梅所说的情况，与党办几个人向我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在同縱素梅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谈话，一边要秘书作记录。最后，这份记录交縱素梅自己看过，并签了字。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叫秘书去复印了几份，以备日后查证。

第二天上午，赵子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他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縱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余立金同回到空军大院以后，就立即找縱素梅谈话，警告她不要为人所利用，扩大事态。并一再对她晓之以利害。縱素梅留恋与单世充的感情，不想让单世充真的受到伤害，就想要改口，但是话说出以后，再改也难了。

赵子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另外，当天是星期天，陈绥圻也正好在家休息。于是，我告诉陈绥圻，要她和我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

临走的时候，我又带上了秘书张云龙。我的本意是，在杨成武和我谈话时，如果有机会，就请他记录一下。后来，车到了杨家门口时，我又考虑这样恐怕不太妥当，就叫张云龙在车上等候。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子珍把我们带到了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子珍向陈绥圻说：“成武同志要和法宪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一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不能证明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当然我希望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材料怎么办，也不是我做主的事情，要上面来定。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军委办事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空军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处理，基本上都交给了余立金，怎么能说他在空军没有权呢？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对他，我们是需要教育一下，并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理。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要是弄得满城风雨，影响好吗？”

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我和陈绥圻走的时候，杨毅还在那里哭哭啼啼。赵子珍送我们走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在那里大声叫喊：“要把杨毅弄出空军也不要用这个办法嘛！”

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内容没有通知，只是说要赶快去。

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

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毛泽东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杨毅和单世充的问题上，即使他全是错的，也不至于受到这样严重的处理！除了空军这件事情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这样处理是不是太重了？我当时也不敢多问。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接着，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毛主席还说：“至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毛泽东和林彪走后，周恩来继续主持我们开会。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很强，考虑问题非常周密。在他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讨论和决定了五个问题：

第一、要我立即派飞机去广州，最迟要在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来。黄永胜到北京以后，只准我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回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他谈话。

第二、通知李作鹏和邱会作两个人，带领中央警衛團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跟他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来，由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同时准备飞机把傅崇碧送到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衛局副局长杨德中带领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我问周恩来说：“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周恩来说：“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代杨德中带警卫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要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

第五、决定于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布置完这些事情以后，就要我先回空军大院，一是安排飞机到广州接黄永胜，二是协助杨德中逮捕余立金。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立即通知指挥所安排飞机，同时给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奉命转告他，说中央决定要他立即到北京来，飞机可能很快就到广州，请他作好准备，等飞机一到，就立即随机前来北京。

    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我家里来。这个时候，杨德中也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商量好，由他带领警卫团的人在我家的院子里等候，等余立金一来，就执行逮捕任务。接着，我要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他到我家里来一下，说我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逮搜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

    接着，我又通知空军党办和空政保卫部对余立金的家进行搜查和监视。这时，余立金的秘书打电话到杨成武家里，说，吴司令半夜里把余立金政委抓走了，想问问杨成武，这是不是吴法宪搞的政变。当时杨成武正在睡觉，只是秘书听到了这个情况，没有惊动杨成武。

    大约就在这时，由李作鹏和邱会作带的部队也到了杨成武的家，把杨成武带到了人民大会堂。以后听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起，他们到杨成武家，要杨成武跟他们走时，杨成武还以为是我伙同李、邱在搞政变呢。

    我把两件事情办完以后，就又回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已是拂晓，天快亮了。周恩来正在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同郑维山谈话。周恩来见我来，就叫我也一起参加。我坐下后听见周恩来告诉郑维山，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被撤销了代总参谋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线，揭发他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又带领我们一帮人找傅崇碧谈话，不过这次谈话是由林彪亲自主持的。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上午十时左右，林彪、周恩来又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找杨成武谈话。林彪第一个讲话，他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杨成武当时想申辩几句，但没有容他多讲，林彪就接着对他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林彪当场命令我，准备飞机把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去。同时，要我通知武汉军区立即作好准备。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便同杨成武一一握手告别。

杨成武走了以后，林彪同周恩来一起商量，要我负责清查杨成武所有的文件，并封存备查。这时，江青在会议上又提出，是不是把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也一起收审，以便彻底清查问题。陆力行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上海市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都是由她姐姐保管的。在此之前，江青已叫人将陆力行的姐姐收审了。对江青的这一提议，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于是就算通过。陆力行被抓起来以后，可能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

从大会堂回来，我按照林彪的命令，立即通知空军指挥所准备一架大飞机，把杨成武一家人和家里的东西一起送到了武汉。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左右，去广州接黄永胜的飞机即将降落在西郊机场。我接到报告以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坐车去接黄永胜。

黄永胜下了飞机，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一路上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紧急要他来北京。由于周恩来曾明确交待过在路上不要对他说什么，我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总理在人大会堂等你，由他亲自和你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把黄永胜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不久，林彪又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现在总参的问题和北京卫戍区的问题都解决了，空军政委的问题怎么办？你可以考虑一个能同你合作的人选。”我想了一下说：“现在空军没有别人了，只有一个王辉球。他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同志，现在任空军副政委，提他任空军政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王辉球在空军的时间也很长了，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原来空军是两个副政委，一个是余立金，一个是王辉球，现在余立金不行了，那么就是王辉球吧。”林彪听了很高兴，说：“很好，提一个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当政委也是很好嘛！你写个报告来吧。”

    回去以后，我立即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这个报告经过林彪报毛主席批准，王辉球就正式接替余立金当了空军政委。

    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驻北京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这个会议从晚上九点，一直等到了二十四日凌晨才开始。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以及刚刚到北京的黄永胜，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林彪在会议上首先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事前和毛主席商量过，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

    林彪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比其它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除韩先楚、排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部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接下来，林彪讲了杨成武个人所犯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之后，林彪又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重点从哲学上讲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批判了杨成武所署名的“大树特树”那篇文章。

周恩来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和命令”。他还在讲话中要大家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周恩来讲完话，是江青讲话。她的讲话不长，只是表示了“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

陈伯达的讲话稍长一些，他除了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以外，还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过程。他认为，从“文革”开始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一共经历了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清除“王、关、戚”；第五个回合就是这次与“杨、余、傅”的斗争。他在讲话中还就批准发表杨成武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评，说由于杨成武不断地催促，就让这篇文章发表了。

接着是康生和姚文元讲话。他们讲完话后，时间已是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了。就在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的军队干部，以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看见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到会的军队干部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场面十分热烈。

这次会议开过以后，本以为事情就至此为止了，没想到后来又召开了一次更大的会议。这次大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原因是出自一件小事情。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的第二天，江青给温玉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送到北京卫戍区收发室时，收发室的人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傅司令，哪里又来了一个温司令！”他们把江青的这封信退了回去。这个情况反映到江青那里后，她大为恼怒。就在当天晚上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要单独召开一个卫戍区的干部和地方干部一起参加的会议，对“杨、余、傅”问题进行传达。这样，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决定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传达中央的两个命令。另外，会议还决定，这两项命令都发到解放军团以上单位，并向全体指战员宣布。

第二次大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参加者约有十多万人。大会首先宣布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布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命令说：“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接着，又宣布了黄永胜、温玉成任职的命令。两个命令宣布完毕，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相继讲了话。

杨成武到了武汉之后，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暴露了。很快，武汉的红卫兵就准备包围杨成武的住地，把杨成武抓走批斗。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央文革以后，经碰头会议研究，又把杨成武一家转移到了河南的龙门，并在那里住下了。

至于杨毅，由于她已经不能在《空军报》工作，我们把她调到四川的一个航校当了干事。但是杨成武的事情对她刺激实在太大，她到了四川不久就吞服安眠药自杀，好在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杨毅自杀的这件事，我报告了林彪。林彪说：“那就把她送到杨成武那里，让他们全家住在一起吧。”按照林彪的意见，我派人把杨毅送到了龙门。至于那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向我提出，要把我的两个和单世充关系比较好的秘书调到五七干校去，我没有同意，在一般的情况下，司令员的秘书和政委的秘书关系比较好是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扩大打击面。

“杨、余、傅事件”以后，叶群对我说，“要防止‘后院起火’，你要把陈绥圻调到空军来，替你管管家。”不久，叶群就通过军委办事组，把当时任中国民航局生产计划处处长的陈绥圻调到了空军，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与此同时，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妻子，也同样作了相应的安排。

一次，林彪还曾经要叶群对我解释，说当时为什么没有提我当总参谋长，是因为我的资历不够。我当时就对叶群说：“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要当这个总长。我当不了总长，这一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我说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建国以来有好几个总长倒台了，如黄克诚、罗瑞卿和杨成武，甚至包括粟裕

黄永胜接替杨成武任总参谋长以后，军委办事组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我仍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同时周恩来宣布，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所有成员，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还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刘锦平被调回民航工作。

关于恢复总政治部，是江青在一次碰头会议上提出，要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要军委办事组写出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同意”的批复。这样，李德生就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以后，李德生的兼职很多，既是总政的主任，又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等。

“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至牵连到他的妻子陆力行，那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二、中央文革碰头会进一步分裂

毛泽东常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就开始对军委办事组不断寻机闹事，从而导致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始分裂。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成玉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在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由于时间紧迫，而且外交部早已经将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了阿方，临时换人也来不及了，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黄永胜回国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会以前，毛泽东对我们说：“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历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不久，江青到了场，毛泽东就再没有说这件事情了。

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我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不断地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当晚十一点就散会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左右，我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间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他，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好，就是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

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汪东兴也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这件事情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江青对我们的不满，林彪看得很清楚。一次林彪对我说：“江青说了，第一步是拿掉杨成武，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还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主席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接着，一九六八年五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样了！”黄永胜有个秘书叫李必达的，原来是温玉成的秘书。他这个人很有心计，平时对我们说的话都暗中留意，听到我们说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写成个小“小报告”，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他把这个“小报告”送到温玉成那里，温玉成便转交给江青。之后，江青又将这个“小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转交给了林彪。林彪就又转交给了黄永胜。

黄永胜看了这份“小报告”，十分生气，认为温玉成太绝情，竟然在我们中间使用特务手段，把这样的报告送给江青，险些酿成大祸。于是他和我商量，决定对李必成采取措施，由我派飞机把李必成送到广州去软禁起来。

到了此时李必成仍然不死心，在被送往广州的飞机上，他又悄悄地把一个《毛主席语录》本丢在他的座位底下，上边写了几行字，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希望检到这个语录本的人，能把它送给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飞机到达广州以后，机上的服务员在搞卫生时，检到了这个语录本，回到北京就立即交给了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胡萍又交给了我，我马上转给了黄永胜。

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这一事件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潮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三、八届十二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说：“关于‘九大’开会的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原定在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以前召开的“九大”，没有开起来。于是，毛泽东提议，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并将这个会议作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中央全会，全会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五人，但实际上只到了五十九人。在没有出席的一百三十六人里面，除了有十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打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七十四人。所以，实际与会人数为一百三十三人。

     在十月十三日的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共三项：一、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进行专案审查，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面前的敌人很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要困难得多。问题是犯了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都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各项任务，都要彻底完成。把这些任务都搞完，估计要搞三年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夏季就估计差不多了。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共讲了两次话。他的这两次讲话，都没有讲话稿，也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事前只准备一个提纲，然后在会议上即兴讲演。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还说，我们国家的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一片红就等于欧洲一片红。

    他还在讲话中谈到了世界文明史上几次文化革命运动。他认为，第一次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影响了人类文明上千年。第二次是十四、十五世纪在意大利首先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资产阶级文明，使欧洲进入了繁荣时代。但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生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全会讨论了刘少奇专案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认定，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曾三次“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同时，全会还根据康生等人的提议，专门用了几天的时间，又批判了一次“二月逆流”。

    最后，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意见》、《关于“九大”主要议程的决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一致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共中央还没有开除过任何人的党籍，但是从刘少奇开始，第一次使用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办法。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切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全会以后，江青还准备以“美国特务”的罪名，把王光美判处死刑。但毛泽东说：“王光美纵然是特务，也要留活的证据。在延安我就不赞成杀王宝味。要刀下留人。”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使王光美得以幸存下来。

    在全会上还批判了“二月逆流”。这一点，我已在前面关于“二月逆流”问题的章节里讲过了。

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闭幕。在闭幕式上，毛泽东再一次讲了话。他说：“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情不大了解，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会议上，先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然后大家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大家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情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有些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在背后议论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有左、中、右。通通是左派，我就不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但保还是要保。对邓（小平），有人说开除党籍，我有一点保留，他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

闭幕式上，还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逆流”应当成为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个内容。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

四、九大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立即紧张地投入了“九大”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会后，林彪便考虑组织他自己办公室的秘书构思报告的初稿。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要在这个报告里很好地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对此，林彪很高兴。

当陈伯达去请示林彪时，林彪提出了自己看法和意见。根据林彪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

这一下就把林彪和陈伯达原来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共同构思推翻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不敢表态，而黄永胜和我们几个人多半只是听会，总感到人微言轻，讲话无足轻重，而且没有发言权。反正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因此，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的稿子给推翻了。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这件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关于文化革命是文艺复兴的讲话，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作用，理解上有偏差，渐渐的毛主席也考虑到林彪并不是他的思想和路线的理想继承人，实际上坚定地执行他的思想路线的正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是把我们全都蒙在鼓里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O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恢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帐，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

看了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动员大家批判陈伯达。为此，他们在事前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说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反对过鲁迅的大众文学，曾在天津被捕自首过，是个叛徒等等。但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在会议上始终是一言不发，因此对陈伯达也就没有批判起来。

不久，报告其它几个部分也都出来了。这几个部分都经过毛泽东的一一修改，并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顺利通过。

有了上一次陈伯达挨批的教训，几次讨论谁都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有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

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未发，送到他那里去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九大”即将开始之前，汪东兴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汪东兴与当时是“九大”的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帮助周恩来筹备“九大”，因为毛泽东已将“九大”的具体组织工作，全部委托给了周恩来。汪东兴住院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于“九大”的准备工作非常繁忙，希望我兼任“九大”秘书处的工作，帮助他处理“九大”的日常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

以后，我就参加了“九大”前的组织筹备工作和“九大”期间的会务工作，周恩来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我完全听周恩来的，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由于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代表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酝酿产生的，以至有个别非党员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也是十分特殊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大会选举了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我也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大会还通过了会议的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由于林彪对整个报告有看法，从没有读过一遍，所以读这个报告的时候，有些地方读得不太通畅，这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满，这是后话。

大会从四月二日起开始进行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在会议快要进行到大会发言的时候，康生交给我一张名单，要我去布置他们在大会上发言，我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就到几个小组去跑一趟吧。”在这几个人中间，第一个就是纪登奎。当时我不认识纪登奎，就通过刘建勋找到了他。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提出要把纪登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才叫他在大会上发言亮相的。

四月十四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相继在会上发了言。在周恩来和康生的发言里，除颂扬毛泽东以外，也赞扬了林彪，而且评价相当高。当周恩来在讲话中称颂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大会发言以后，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章程，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用党章的形式来明确规定接班人，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最后，主持大会的毛泽东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很高兴地表扬了孙玉国，认为孙玉国三月二日和三月五日两次在珍宝岛指挥反击苏军入侵的战斗打得好。

从四月十五日起，大会进入了第三项议程：酝酿和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选举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在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九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选安排，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占多少，已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几个人反复协商之后确定下来了。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军队干部占的比例高，是当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乱。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毛泽东明令军队参加“三支两军”，这才使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了下来。以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领导职务基本上由军队负责人兼任。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军队干部居多。这样一来，在中央委员和修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军队干部也就比较多。

对此，江青、康生他们很有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的头头。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通过，因为许多造反派头头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行呢？所以，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大会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九大”代表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正式选举时仅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一千五百一十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一千五百一十张的全票，林彪得了一千五百零八票，周恩来得了一千五百零九票。据说林彪没有得全票的原因，是他为了显示与毛泽东有一定的距离，与叶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不过，我没有问过，也没有听叶群说起过，所以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事实。

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一千五百零二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

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郭玉峰不通过周恩来和我，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我，我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我都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九大”一共选举出中央委员一百七十名，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一共两百七十九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并没有按惯例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间隔了几天，主要是“酝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人选。毛泽东便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个人，到各代表团去征求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人选的意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了。因为他原来是中央常委，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指名让他去征求意见；而黄永胜不是中央常委，反而参加了三人小组。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陈伯达已经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了。

江青呢？也不大满意，但是她又不敢反对，因为她的资历不行。毛泽东在当时当然不会指定她去参加这个三人小组。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在黄永胜到中央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想把黄永胜拿掉的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变得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提名她为当常委。她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没想到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资格，才能、威信都比较低，无论如何都不行。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谁当常委，毛主席自然会考虑，会作出安排的，我们去过多干扰毛主席不合适。”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和蔡畅当政治局委员，想要拉拢周恩来，让周恩来提她当常委。她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又碰了个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要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她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活动四处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中央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下来以后，他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我和黄永胜相交了几十年，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人说黄永胜“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一个“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居然放着现成的中央常委都不去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态度以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全部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里包括了李先念和叶剑英。李先念很谦虚，当场表态说：“主席，我不能再当选了。”毛泽东说：“行，要把你选上。”

以下是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公布的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在二十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干部也占了半数以上。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除了温玉成以外，全部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温玉成在军委办事组的时候，由于与江青比较接近，同大家关系就不够融洽，人缘不太好。九届一中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温玉成本来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得票比较少，特别是广州军区的一些同志都不选他，致使他落了选。选举结果公布以后，温玉成很不满意，认为江青这个靠山靠不住，便同江青疏远了，转而靠向林彪和我们。江青看到这一情况，便提出要撤掉温玉成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林彪同意了，建议把温玉成调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彪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温玉成一家是由我派飞机送到成都的。温玉成走之前，在军委办事组大骂江青，说江青是武则天，是慈禧太后，有了她，中国就不会太平。同时，他还揭发江青对他说过的一些话。后来，他又跑到林彪家里去哭诉。林彪安慰他说：“是江青要把你搞走的，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你到那边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一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都选上了。所以，在当时的人事安排上，基本上是毛泽东说了算，他点到谁就是谁。

刘伯承等几位老帅尽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仍被选为军委副主席，但以后还是没有参加军委的日常工作。不过，“九大”以后，凡是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几位老帅都参加，而且一律坐在前排。毛泽东要接见群众，特别是接见军队干部，都要通知他们，让他们随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场。如果当时他们有人在外地，也必定要我派飞机接他们回北京，使他们能参加接见。

另外，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富春除了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选上；而谭震林和邓子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可见对他们几个人，毛主席还是区别对待的。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虽然没有明令撤销，但是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名称已经看不到了。

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代替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仍然每天晚上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毛主席、林彪一般情况下依然不参加。凡是政治局提出的问题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交议的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以后，仍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主席和林彪，得到他们批准以后执行。 

五、与江青等人的分歧公开化

“九大”以后，政治局内部以军委办事组和原中央文革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批判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企图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而进行。

    林彪从内心里是看不起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的，这一点江青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九大”以前，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康生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里，还是在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作的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林彪以后，林彪表示说：“我从来就不念别人的稿子，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后来，当我们向林彪说，张春桥、姚文元到处宣传“九大”政治报告是他们写的，说他们为“九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说陈伯达的笔杆子已经不行了时，林彪对他们嗤之以鼻。

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是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了一个什么样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问题。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来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就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和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也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员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情提到了政治局里。她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一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江青的这些活动，每次我们下来以后都报告了林彪。记得林彪曾有一次对我们说：“现在江青在中央是为所欲为，谁拿她也没有办法。”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人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像上面那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这里，我说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期间，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九大”的宣传工作。由于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的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出现，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他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

我说：“我过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一些问题的利害关系也不大懂得，谢谢林总对我的关心。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

后来，我又向叶群建议，把这件事情告诉周恩来。不料叶群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适的时候，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动。听了我的话，周恩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

我非常佩服周恩来的这种气度。他非常有涵养，遇事冷静，沉着大度，绝不会为了什么闲言碎语而受到刺激发怒。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以后。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心。一次，周恩来要我转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说是出去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苏州不动。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就有点犹豫，说：“这个话我怕不好说。”周恩来鼓励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嘛！”以后，我找机会把周恩来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林彪。林彪说：“谢谢总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现在就连转车也转不了。”以后林彪还是没有出去。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周恩来的好意是真心感谢的。

周恩来的批评并没有使江青有丝毫的收敛，相反，她的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我们到了钓鱼台十一号楼以后，见到江青同姚文元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来了以后，江青就招呼开会。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她自己，一共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江青说：“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我们几个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是在一边悄悄作记录。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那天，江青一个人从上午九点一直说到了十二点，一气说了三个小时。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她首先是吹嘘她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说起，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同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的途中，飞机曾降落在西安，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还对我们说起了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的事情。她说，在未婚以前，毛泽东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闲游。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进行整理的抄写的。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国以后就同毛泽东分居一直到现在。

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开始攻击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批完周恩来，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江青对康生则半是吹捧，半是批评。她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在江青一个劲地信口开河过程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只听不说。姚文元出来捧场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看到我们几个人仍是一言不发，江青只好宣布散会。

从十一号楼出来，我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俩在车上就议论开了。对这个会，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合法，她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就有这个权力单独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显然，这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组织活动，其目的是破坏团结，动员和拉拢我们拥护她来反对周恩来、反对陈伯达，并损害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我们认为，她这样做在组织上不合法，弄不好还会把我们也搞到“小组织活动”里去了。这件事情必须报告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又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应当马上报告林彪。

下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和我一起到林彪家里，把这个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要黄永胜和我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告诉我们：“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我们说，毛泽东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我们，要我们赶快去。

当黄永胜和我赶到毛泽东的住所时，已经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由于我们要去参加会议，我们向毛主席汇报的时间很短。黄永胜对会议的情况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也只是向毛主席说了一句一向郁积在我心里的话。我说：“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说到这里，叶群来了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周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托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了。

然后，我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事情就这样又不了了之了。

再有一件事是“九大”以后，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新华社曾在全国公开发表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前面是毛泽东，后面是江青。发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想表明江青是紧跟毛泽东的。然而，这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黄永胜说，这张照片本来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的合影，是江青告诉这个记者，要他把林彪和周恩来的影像剪掉，然后把她自己的影像合成到这张照片上去，于是这就成了公开发表时的样子。

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的一天晚上，我正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到江苏厅去开会，黄永胜和叶群突然从后面叫住我。接着，叶群交给我三张照片，并告诉我说，这是江青要那位记者剪贴照片的所有原件。她要我回去把这三张照片复印三份出来，让黄永胜、我与她三人各保存一份复印件。

由于有了上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教训，这次我们就没有再向上反映，而是把原件复印一下，留一个证据，也就拉倒了。

六、珍宝岛战斗

说到林彪的“一号命令”，不能不说起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

    从五十年代末起，中、苏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从而后来导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从一九六四年以后，苏联方面开始是在蒙古，后来直接在远东方面大量部署部队，对中国施行武力威胁。这样一来，原本亲密无间的邻邦发生了边界的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苏联边防军多次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挑衅。开始，他们只是推推搡搡，后来发展到用棍棒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抢夺我方人员的枪枝。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他们的行动就发展到用装甲车碾压我方人员，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方多人。那一段时间里，军委办事组不断接到下面的这方面报告。每次我们都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林彪和周恩来，并请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护我方人员的安全。

    这样，由毛泽东和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有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和林彪一致决定：对苏联方面的挑衅要给予坚决回击，并对此作了具体的部署。

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将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主要交由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新疆军区去执行。同时，要求解放军三总部、海军、空军以及全国各大军区密切配合，同时作好全面防御的准备。为了执行好毛主席、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向沈阳、北京、新疆三个军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加强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的边防警戒工作，作好以军事上的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我们在电报中强调，各边防部队要严格执行“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边界斗争方针，并具体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我方出现伤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自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

    在电报里，我们还要求边防部队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作好准备，多设想几种情况，拟订好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联军方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另外我们还强调，边防上的斗争主要是政治、外交斗争，一切要服从政治，服从大局，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接到我们的电话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抓了这项工作的落实和具体的部署。一九六九年一月，沈阳军区制订了计划，调集兵力，成立了边防斗争的指挥所，并向军委办事组写了报告。经我们研究，并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批准，同意了沈阳军区的这个计划，决定以珍宝岛为中心，开展反击苏军挑衅的边防斗争。

    接着，我们以总参的名义向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发出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要他们注意具体布置多少兵力以及选择好反击的时机，要注意尽量减少损失，保护自己，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抓证据，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抓俘虏、缴获证据。同时，我们再一次规定，不准先开枪。我们并不想向苏联挑衅，而完全是为了自卫。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宝岛战斗打响了。很快，陈锡联司令员就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非常兴奋，告诉我们说战斗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没有抓到俘虏。

    不久，沈阳军区的战斗报告送了上来，我们才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当时我们派出的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遇到苏联部队的拦截。这一次，苏联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只带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装向我们的巡逻人员压了过来。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的巡逻人员随即向后撤退。这时苏联方面突然摆开战斗队形，想包围我们。就在这时候，我们的第二支巡逻组赶到了现场。见我们的增援部队来到，苏方的一个上尉指挥苏军突然开枪，一下子打死、打伤我们的边防人员六人。我边防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还击，一下子就打开了。苏联方面出动了装甲车，射击我方人员，而我们岸上的支援部队，一边开枪拦截，一边登上珍宝岛，营救我已上岛的部队。大概打了一个小时，我共打死打伤苏军六十余人，击毁一些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我方共牺牲了十七人，重伤十一人，轻伤二十四人。

我们很快将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毛泽东看完后说：“打得好！”

由于苏联方面这次吃了一些亏，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就开始调兵遣将，调集了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准备与我们进行一场大战。这一次，他们不再只是由步兵单独出动，而是让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活动，寻找机会报复中国边防部队。

    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军委办事组指示沈阳军区，调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老坦克部队，在珍宝岛地区集结，分批进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并指示一线边防部队，要避免在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发生冲突。

    到了三月十五日，珍宝岛上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这天一早，苏联边防部队在十多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又登上了珍宝岛。岛上，我们的步兵一个排利用修筑好的工事与来敌对峙。八点钟，苏军首先开火。他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守在岛上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沉着应战，一直等苏军装甲车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突然还击，一下子打掉苏军的两辆装甲车。以后，我们后方的炮兵开火，将苏军步兵压制在岛上的中央。

十点钟，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向岛上的中国部队又一次发起进攻，同时用炮火拦截我们的支援部队。我们的战士同苏联坦克展开激战，击毁苏军坦克和装甲车三辆，击伤两辆。苏军的装备本来就比我们要好，加上我们又是步兵武器对付坦克和装甲车，这个仗是很难打的。我在战后看到参战部队缴获的苏联坦克和装甲车上边，弹痕累累，但是都没有致命伤，不仅步枪、机枪打不进去，就连炮弹也打不进去。个别的弹孔是靠火箭筒在很近的距离内打进去的。我们的战士是非常勇敢的。

到了十二点，苏军利用火炮猛烈轰击守卫在岛上的中国部队，并对十公里宽，七公里深的地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又派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数百步兵来进攻我守岛部队，我边防队和支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了两个小时。最后在炮兵的支援下，终于打退了苏军的这次进攻。这次战斗一共是九个小时，苏军共投入了五十多辆坦克、装甲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炮击。战斗结果，我们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三辆，共打死、打伤苏军一百四十人。我方牺牲十二人，伤二十七人。

以后中苏之间虽然又发生了几次冲突，但是都没有前两次战斗的规模大。以后，苏军派人来岛上收尸，我们都没有还击。几次战斗，我们一共打死、打伤苏军二百五十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七辆。

三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表彰了参战的全体人员。

七、“第一号命令”

在中苏边界的东线珍宝岛地区这几次武装冲突以后，中苏之间除了炮战，没有再发生直接的地面战斗。不过，在东面战斗中吃了亏的苏联人，一直想报复我们。到了八月份，在新疆又爆发了中苏之间的边界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对我们十分恼火，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特别是苏联军方，主张对我们实行空袭，甚至动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核攻击力量。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等人主张同我们对话。

但在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情报，特别是总参的有关情报说：苏联可能考虑对中国采取突然袭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正常的联系都断了。为了与我们取得联系，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邮电部门打来电话，说要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通话。但是我们的接线员，把他们骂了一顿，说我们和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把电话挂掉了。这样苏联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我们直接对话。

    到了九月份，来了一个机会。柯西金要到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而周恩来也要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所以苏联方面就千方百计同我们联系，想让柯西金在河内同周恩来见面谈一谈。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为了避免同柯西金见面，提前到达了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达河内以前回到了北京。但是后来经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人商量，同意让柯西金来同周恩来谈一谈。

    苏联接到这个通知时，实际上柯西金已经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吉克，但为了面子，他们对外宣传仍是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考虑，不让柯西金进北京市，就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安排同柯西金会谈。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乘飞机到了北京，在机场和周恩来进行了会晤。柯西金对中苏发生的流血冲突表示遗憾，并和周恩来共同商定，近期内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一级的会谈。

然而，这次两国总理会晤后，中苏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苏联在远东地区继续大量增兵，使中苏边界地区部署的苏军兵力达到四十个师。这些情况不断地通报到中央，引起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战备，绝不是林彪一个人想当然。在这方面，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要加强戒备。尤其是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来说，在如何应对苏联大规模突然袭击的这个问题上，更是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他不得不格外慎重地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否则，稍有不慎就将成为千古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完成国家军事防御战略重点的转移。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以来，我们军队最主要的作战方向是在东南，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战略目标是解放台湾。这样，广大的东北、西北地区就成了我们的“大后方”。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当然也就落在林彪的身上。当时他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如何解决防御问题；二是如何解决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苏联的问题。对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和“两打”的问题。“三防”是指“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指“打坦克”、“打飞机”。

根据林彪提出的防御原则，我们作了相应的安排：一、在“防空袭”和“防核攻击”方面，重点是加防空力量，尤其是加强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北”地区的防空力量。这些地区原来的空、防力量比较薄弱，许多重点目标的防空都是空白。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陆续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以及“三北”地区，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另外我们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和调整“三北”地区的航空兵部署。

另外，根据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石家庄等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地下人防工事的工作。这些地下人防工事，要达到“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水平。这样，一旦发生突袭或核攻击，地面上的人就可以转入地下，减少伤亡。在北京开始修建地铁，既可以解决交通问题，还可以防空袭。

为了保证国家和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还在全国选择建设了几个战略指挥中心。这样，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中央和中央军委能够安全迅速地转移到这些地方去实施指挥。在毛泽东、林彪可能居住的地方，我们还特意修建了可靠的地下工事。

在“防突袭”方面，我们考虑，苏军的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他们的坦克和装甲部队，从装备到力量都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突击力量很强，而我国的“三北”地区又大都是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这就非常有利于苏军装甲部队的行动。因此，在战略上我们应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扬长避短。但是现代化的战争，不应当让对方长驱直入，要找一些战略上的支撑点来进行固守，吸引对方的兵力，然后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出于这个考虑，林彪开始提出，在“三北”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要进行人工“造山”的工作，以形成有效的战略防御点。所谓的人工“造山”，就是在选定的地点建筑起若干个“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每个“山头”之间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这样的“山头”既可以抗击核攻击，又有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储备，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后选择了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的试点，以形成对北京防御的支持。以后，他还曾亲自视察过这项工作的开展。

对于华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认为山西一带的地形是可以利用的，于是要亲自去看地形。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林彪通知我准备飞机，说他要到张家口一带去看地形。我准备了两架飞机，除了林彪自己乘坐以外，还有一架飞机供警卫部队使用。

那天上午八点，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不久，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到了。等到九点，林彪带着叶群来到机场。我们一起登上飞机，向山西飞去。

北京离山西并不远，所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到了山西上空。这时，林彪指明要先看看平型关，于是我们的飞机在平型关上空盘旋，林彪看得很仔细，说：“平型关这个地方是可守的。”

看完平型关，林彪又提出要看大同，最后又看了张家口。看完张家口，我们的飞机就在张家口机场降落，林彪说要看一看驻张家口的某军，并在张家口住一晚。林彪自己住一个地方，并用自己带来的炊事员做饭。他是从来不跟外人吃饭，也不吃别的炊事员做的饭。我和阎仲川、郑维山则同军领导一起吃了饭。吃完饭，林彪接见了该军师以上的干部，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加强战备，还具体指示某军，要他们依托张家口地区的地形，修筑几个地下防御工事。讲完话，他又为某军题了词。

那天晚上叶群来了兴致，要我陪她一起到市里去看看。这样，我又陪她去市里转了一圈。第二天，我们陪同林彪回到了北京。

以后有人说林彪这次看地形，是为政变作准备。我想，以上的事实上已经说明了问题。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到西郊机场去转车，在车上看到空三十四师的情况。回到住所，他将看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苏联利用我们的节日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这个看法。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要秘书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等几个人找到毛家湾，对有关作战问题作了指示。他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谈一下战备的问题。这个仗看来是八成打不起来，但是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说不定在人们欢欢乐乐的时候，战争就开始打响了。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天，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也是星期天。如果敌人乘我们过节，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在蒙古的空军基地，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用导弹打，更是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到了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到一排排的飞机还停在跑道上，没有一点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一旦遭到空袭，就会被全部打掉。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

接着，他发出命令：“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了留下作战值班的飞机以外，其余的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防止敌人进行空降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值班的工作人员，立即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也要抓好。这个问题，我已经向毛主席报告和请求过，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同意要空军连夜疏散飞机。这样，你们研究一下，回去进行部署。至于国庆招待会，我已经同周恩来商量了，你们就不要参加了。”

回到军委车组，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黄永胜负责总参和全军，我立即回空军，按照林彪的要求，连夜疏散飞机。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到了下半夜，飞机转场和其它措施全部都已经落实，我打电话向“林办”作了报告，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过了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十月十五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战略动向。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作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由军委办事组部署部队的备战问题。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还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据汪东兴后来告诉我，第二天毛泽东快要走的时候，江青去了。毛泽东正在吃饭，江青要服务员拿碗筷，想跟毛泽东一起吃。可毛泽东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毛泽东这一说，服务员就不敢动。江青碰了个钉子，很不高兴地回去了。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十月十七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撤离北京的不光是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部门的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中央、国务院各单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其它各单位自行负责。这次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从拟定名单到具体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他和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一个一个研究决定，并具体办理的。

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在对一些老同志的安排上发生了问题，对他们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

至于以后有些报纸、文章把这个帐统统算在了林彪的头上，说林彪为了迫害老干部，处心积虑地搞了个“一号命令”，一下子把老干部都轰到了外地，从而造成了刘少奇等人的死亡。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紧急疏散这件事情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常委、政治局共同决定的，具体执行的是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如果周恩来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许多老同志自己也可以作证。为什么只讲林彪和我们而不讲毛主席和周恩来呢？这是不公平的。应承担这个责任的，绝对不应该是林彪和我们。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疏散的决定之后发出的。林彪十月十六日到了苏州，十七日下午他才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这六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要防备苏联以十月二十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实行突然袭击，尤其是十九日和二十日应该特别注意；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各军区，要立即将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紧急疏散，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三、要保证通讯联络的畅通；四、加紧国防工业的生产，特别是要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五、各军区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战略导弹部队要作好发射准备。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他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给起的。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说林彪当时搞政变没有任何证据。

第二、从一九六九年初开始，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共同决策。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过多次讲话、指示，中央发过多次文件，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能因为林彪一个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当时的中苏关系确实错综复杂，以后的多种材料也证实，当时的确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世界上有很多因缺乏及时、有效防备而遭到惨重损失的例子，也有不少因采取了措施，而使战争没有打起来的例子。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第四、说许多老同志的疏散，是因为“一号命令”而起，这就更不是事实了。实际上是战备疏散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这件事情，只要稍稍一查证，就可以弄明白了。

关于这件事情，以及其它与此类似事情的一些说法，当时是为了稳定局势的需要，有倾向性，对事实有歪曲。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评价，最起码也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八、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空军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向我提出，林立果到空军已经快一年了，他学习努力，工作也很积极，现在他想到下面去转一转，搞一点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我说：“这些都很好。他是空军党办的秘书，为空军党委做一点事情，应该放手让他去干，对他也是一个很好地锻炼。能够下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也算是一点成绩嘛！”

    为了工作方便和林立果的安全，我要王飞他们成立一个调研小组，让他们用这个调研小组的名义下去活动。我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下面部队飞行训练的情况、事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还特别叮嘱王飞和周宇驰，下去后，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出任何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林彪了。

    以后，我实在是因为各方面的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具体过问调研小组的情况。这个调研小组到底有多少人，又开展了些什么活动，我并不知道。“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人把调研小组与“小舰队”联系起来，说是我批准成立的这个“小舰队”。实际上，我批准成立的只是一个调研小组，而“小舰队”是林立果他们背着我搞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知道有这个“小舰队”的问题。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林立果在空军的任职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十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现在中苏边界的局势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一O一’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一O一’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一O一’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纳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是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十月十七日，由我和政委王辉球共同签署，同时任命刘世英、周宇驰和林立果三个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关于任命林立果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我见到林立衡，她对我说起，林彪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操纵的。经她这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林彪确实从没有对我直接提到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在这之前，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办公室主任。这样一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就完全被王飞、林立果、刘世英、周宇驰等人所控制了。

林立果的任职命令公布以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工作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你也要感谢党办的同志们，他们费了不少心血。”我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这句话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曾经想收回，但是又怕得罪林彪，收回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有这样做。但是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对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有详细说明。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以后把空军闹得天翻地覆。

    这句话后来被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起初是在一九七O年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林立果和周宇驰他们下去蹲点以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离起降飞机。这两个报告经毛主席和林彪同意以后，传回到了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并指定周宇驰到会作说明，周宇驰在会议上介绍情况时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当时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因为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对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的。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尽管我当时对王飞、周宇驰等人的做法非常不满，但由于林立果搞了调查报告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对林立果表示鼓励，我送给了他一块怀表。这块表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打淮阴时缴获的战利品。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吴司令，你这样器重林立果！我们立果说，永远是吴司令的小兵。”在这个时候，我哪里能想得到，就是这个林立果，以后竟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事情，还和空军党办的一些人，一起来搞我的材料！

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一九七O年七月三十一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在空军办公大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会，听取林立果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即听他作“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林立果用这种方式，想哗众取宠。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随后，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辉球。

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我和陈绥圻正好住在西山。这个“讲用报告”开始以后，王辉球才要秘书通知陈绥圻去参加会议。等陈绥圻从西山赶到了空军大院时，林立果的报告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会议中间，周宇驰对陈绥圻说，林立果讲完是不是请她也讲几句。陈绥圻因事前没有准备，就说不讲了。周宇驰又提议：“那就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吧？”陈绥圻不好再推，就让他帮助拟几个口号。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讲完以后，王辉球首先讲话，接着王飞又讲了话，他们两人都对林立果的报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王飞还利用这次讲话的机会，又宣传了我说的“两个一切”。最后，陈绥圻带领大家喊了十几个口号，会议就结束了。

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在林彪和她的培养、教育下，林立果到空军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事后我找到王飞，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到处宣传我说过“两个一切”的问题。王飞解释说，他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样多，他认为，这句话无非是表扬林立果的意思，说林立果水平高，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要他立即在录音上把“两个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准再扩散。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会。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和信。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但是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在给“三代会”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录音之前，我再一次告诉王辉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飞的讲话录音删掉。当陈绥圻得知要放录音之后，也向我要求把她领喊的口号部分删掉，我要她自己去向王辉球反映。结果王辉球把自己和王飞的讲话都删掉了，唯独留下了陈绥圻喊口号的录音，这样一下子就把陈绥圻推到了前面。陈绥圻对此很有意见，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了。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接着，我又就“三代会”代表要求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件事，给叶群打了电话，谈了我的看法。叶群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要印发。”但是有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推波助澜，挡也挡不住。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后期，连周恩来都提及此事，我就又严令将此风刹住，但也未完全奏效。这个事情，我在以后的章节有详细论述。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
一、汪东兴传回的声音

一九七O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八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代为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里已经到了三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二、宪法修改小组

三月十三日晚九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林彪以外，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负责四届人大的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接着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其他成员由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共六人组成。这个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并准备报告毛主席批准。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去研究。

    很快，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找了一个会议室，开始了工作。康生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并确定一个叫李鑫的同志负责。我们每天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开会工作。

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研究一九五四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因为这个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曾广泛听取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所以要大家先研究这个宪法。然后还要研究苏联、朝鲜、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各国的宪法，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些宪法有的几十条，有的上百条，还有的只有三条。另外，我们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以及袁世凯制定的宪法等。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传阅这些宪法，然后集体讨论。

在新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是研究要写几章，搞多少条，在序言、总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务院等章节该如何写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小组里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有的主张写一百多条，有的主张写几十条；有的主张设国家主席，有的主张不设，议论不一。康生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终于统一了几点意见，修改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而且毛泽东制定的宪法原则，基本上都要继承下来。至于写几章、写多少条款等具体问题，写起来再看。

三、林彪的意见

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一九七O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就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我们向林彪说起，军委办事组已派吴法宪和李作鹏参加了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我们还说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的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因此，我认为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林彪的一个警卫参谋，李文普，写了一篇文章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话，因为林彪最讨厌参加接见外宾的外事活动。（见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 编者注）我感到这个说法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反映了林彪的性格。说林彪急于抢当这个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违背林彪处世哲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在我们面前从来未表示过想当这个国家主席，给我的感觉，他个人当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是无所谓的。但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元首。林彪曾经郑重向中央表示：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另选一位国家副主席。有人说不想当国家副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嘛！如果们叶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说叶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另外退一步说，想不想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犯罪的标准，如果说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篡党夺权”，那么“篡党夺权”的人就太多了嘛！

四、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冲突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就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如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

设国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林彪和叶群住在北戴河，事后我把这种情况通过电话反映给叶群，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怀疑。叶群在电话中对宪法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兴。

以后叶群在北戴河对宪法修改工作很关心，常来电话询问讨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林彪的意见：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条上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大常委会中设主任不设委员长，林彪认为不妥。这一点康生是最不满意的。

尽管当时组里矛盾很大，但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宪法草案基本上是依据康生的意见起草的，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研究，包括条款、文字、标点都进行具体的推敲，但在有些问题上各不相让。这个草案一共是六章，即：（一）、总纲；（二）、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三）、国家机构；（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五）、民族自治和自治机关；（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这个宪法草案的总纲里，也依据“九大”通过的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另外，宪法草案还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各级人大常委会，都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

一九七O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去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他们两人再讲话，我都不吭声，索性连话也不说了。

看来，张春桥的话不简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几个文人，他们说打倒谁，就打倒谁，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打倒林彪，靠你张春桥能打仗和支撑国家吗？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其它问题，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话，我一个人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陈伯达也不说话。就这样，宪法修改小组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准备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研究。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的情况以及发生的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供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他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是全力支持我的，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

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等人进行斗争。我们设定，为了防止在政治局讨论时再发生争论，要准备一些材料来驳斥他们。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八月十五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所准备的几个文件。我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叶群还专门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要我们抓住张春桥、康生前一天的话同他们在这个会上斗一斗，因为他们公开影射林彪是赫鲁晓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我们都预料会上会有一场冲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首先是审议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一条一条地讨论和通过。结果很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设立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发生任何争论，风平浪静，三、四个小时就把文件都通过了。十五日的会议就这样过去了。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打电话到北戴河，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和叶群。林彪听完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确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最后，周恩来说：“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在讨论宪法期间中央、国务院、军委留下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黄永胜、纪登奎上山，吴法宪、李先念回北京看家。到了八月十七日，黄永胜提出意见来了，请示周总理，说最好能让他上庐山，北京有什么事情留李德生在家就行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你还是留下来吧。“这样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黄永胜就没有参加。

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我提出，用南北分开的形式来运送会议代表。长江以北的会议代表，

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直升飞机飞过长江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我主要是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所以才想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办法。南方各省的会议代表，则可以直飞南昌机场，然后从南昌乘汽车上庐山。这样南北分开，三十四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二百五十五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另外，我还提出，为了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绝对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还应该要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搔扰。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去具体落实。他说飞机的事情他就不过问了，由我全权负责就行。最后，他还特别向我交待，要我次日与江青一起乘飞机上庐山。

    那些年里，只要是江青坐飞机是一定要我陪同，把我就当成她的人质。这个问题林彪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江青对他说过，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一个是防止摔飞机，一个是防止跑台湾，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江青的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这个我心里明白。

    我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用全部精力来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运输任务，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更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一任务，也是对空军战备工作的一个检验。除了留下几架直升飞机准备运送人员和食品外，我决定将空三十四师的大型飞机全部调用，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的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南昌，他嘱咐，等毛泽东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八月十九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我八点钟以前赶到了机场，不久江青也赶到了。江青到了，但周恩来要我给毛泽东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到这事心里生疑，问我：“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我只好含糊其词。

我们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我打电话去催一催。我只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们先派飞机把她的汽车和下飞机用的梯子送过去。不然的话，她觉得下飞机和乘车都不方便。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于是我赶紧请江青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江青喜欢打扑克，就拉了自己的秘书和护士，又叫上了我，四个人一路打扑克。

飞机到了安庆时，天气转好了。我又陪同江青从安庆乘直升飞机到九江，并在九江机场见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栋梁。杨栋梁告诉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我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而我在九江机场留了下来，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我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中午，杨栋梁带我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大约一点钟，毛泽东的专列开过来了。当时，毛泽东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面一列是警卫部队，后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车。

专列到站后，我见到汪东兴，他说毛泽东正在休息。这样，我不便打扰，就把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然后，我回到九江机场去继续接人，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毛泽东上庐山。

我刚回到机场，江青就派了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来找我，说是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告诉给了他。他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哪！”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哪。”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晚上快九点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趁着当时天还没有全黑，我便乘车往山上去。没想到，车刚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我的车对撞，差一点把我的座车掀到沟里去了，卧车的门都碰坏了。当时真是好险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我们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后我找到程世清，把我们在途中撞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要他不要追究撞车人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安排一下，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好在没有人受伤。”周恩来嘱咐道：“要告诉程世清，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这是第一次上庐山，来到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库边上，专门给毛泽东修了一所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原来住过的别墅，周恩来和邓穎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我们比较靠近。

在我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当时，除了叶剑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帅都已经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   编者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   “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车到九江以后，我和程世清就分开了。这一天，我在机场先接了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四点，周恩来、邓穎超也到了。周恩来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说飞机还没有到齐，请他先走。于是，周恩来就先走了。

六、开个神仙会

傍晚，我上了庐山。我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我。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我们乘车走了一段，然后下车沿小路走上去，原来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还有水。我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以后就变成了他们所说“反党结盟”的所谓“证据”。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的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指康生、张春桥等人），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我们转了一圈之后也就各自分手回去了。

人都到齐了，可是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都没有开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常委们还没有开会，而开会的时间要由毛泽东来定。我想，正好用这个时间去看看山上部队的同志们。

当时，空军在庐山上修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这是汪东兴布置的，他说山上山下都应当有直升机场，整个会议的物资和人员都应当用直升飞机来接送。为此，我们空军的人，由副参谋长胡萍带领的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都驻在山上。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先到直升机场去看望了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去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下午回来后，才知道陈伯达来找过我。我赶紧来到陈伯达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下午常委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会，决定八月二十三日开大会。我简单寒喧一下就告辞了。

接着，我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我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我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放心。”

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立即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四军的王维国和南京军区空五军的陈历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我问了一下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我，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彪。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她还告诉我：“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七、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的位置摆在主席台上，我们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坐在台下。当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他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接着，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他还宣布，会议前半段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会议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时，黄、纪上山，我和李先念回北京看家。

     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康生对我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和说明。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

林彪接着就讲开了。他首先谈了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看法。说对这个草案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很好，概括地说是“简要明了，条理清楚”。他说，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确立了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样一个地位，同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尤其写上了整个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一个特点非常重要，他很高兴。第二个特点是宪法草案的条款、章节都写得很明确，第三个特点是文字写得很顺畅，第四个特点是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关于民主方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这些写进了宪法，这是“文化革命”创造出来的民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记得一共讲了五点。

另外林彪还讲到了天才的问题。林彪说：“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人是有天才的。然后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八、改变全会的三项章程

二十三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毛泽东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这一下子，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敬开烟了。这样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了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九、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会议组织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连老帅们都到了。

     听完录音，叶群又找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因为毛泽东表了态说“不要点名”。她还专门算了一下各大组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我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叶群又告诉我们，她上庐山前翻了几本书，准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叫我们需要的时候到她那里找。

回来以后，我想了一想，作些什么准备呢？过去书读得少，现在要想从书里找一点马列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还真的想不起来。想来想去，只好去找陈伯达，他是“老夫子”，读的书多嘛！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发现他吊儿郎当地根本没有搞什么“语录”。我催促他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我这一说，陈伯达马上就积极了起来。当时他从北京带了三个专门搞理论的人上庐山，这时就要他们几个现找。

从陈伯达那里回来，我也开始到处找“语录”，结果找到林彪几条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话。我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一下。

不久，陈伯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语录”搞出来了。接着，他用电话一条一条地给我传了过来，我一条一条地记。然后，我把这些“语录”整理了一下，又问他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吧”

快到中午时，叶群带了林立果来到我的住处。林立果见到我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我明白，他是指我前一天晚上提议讨论林彪讲话这件事。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汪东兴听说了，还把陈伯达搞的这些“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打印了几十份，给我送来了几份。然后，我把打印好的材料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我要了一份去。这样，不少人的手里都有了陈伯达搞的这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

十、华北组“起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这一组由张国华、梁兴初和谭甫仁三人主持。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编者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了话，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康生，却还要明知故问。由于叶群事前打过招呼，不能点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点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词地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表态说：“反对‘老三篇’是错误的。”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他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别的情况。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是一般，比较平静。

晚饭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后，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我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从林彪那里出来，又见到了叶群。她要我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一说，要我们同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通个气，不要点康生和张春桥的名，因为毛泽东打过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可以坚持。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晚上我们一起凑情况，才知道当天下午华北组“起哄了”。首先是陈伯达发言，他把我的话搬出来说：“吴法宪同志说得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然后是汪东兴发言。他的发言是下午所有发言人中调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拥护毛泽东出来当国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话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以至后来人们纷纷起来响应。接着，陈毅元帅也发了言。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

他们几个人讲完话，华北组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指责那些反对“天才论”的人，而且要追查这些人究竟是谁？

在其它的几个组里，西北组邱会作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康生都赞扬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他还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华东组也比较热闹。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对关张春桥来的。王洪文还发言批判杨成武，说杨成武反对“天才论”。总之，在六个小组里，大家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么人反对天才论，张春桥在会上显得很沉闷，心情很紧张。

会议的情绪在周恩来的身上也有体现。这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对江青他还是表面应付。

虽然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识到，我们所指是什么。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威信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只是“文人”，写写文章，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他们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另外，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讲，但是对于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支持、利用一帮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击一大片，制造混乱，破坏生产，大家是有很大怨气的，也是很头痛的。

所以，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查觉到了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就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几个人欺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其实，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欺骗他们，就是想欺骗他们，在座的有相当一批老同志，个个身经百战，独当一面，哪一个是好欺骗的？只不过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的情绪，对中央文革一帮人心里都有气。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因此，许多人发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出出气。就像韩先楚同志说的：“这两天真是痛快！”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八月二十五日一早，大会秘书处就发来了全会的“六号简报”，反映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华北组的简报说：大家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语重心长，非常好，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有关内容。

“六号简报”可以说是所有简报中最热闹的一份，其中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份量。

接着，秘书又拿来了我所参加的西南组的简报，大家的发言也是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另外把我的讲话也登出来了，我想还是等等看的为好，所以叫秘书把简报扣住了。

十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求救了

刊登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的紧张了。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那样像二十四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

十二、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下午四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十三、首当其冲的陈伯达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后来，叶群真的来约我们一起去上山逛一逛。在山上，我们正巧遇到了陈伯达，由于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十四、追查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他还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他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

关于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八月二十七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当时康生说陈毅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话我一直没告诉陈毅。后来，整个会议一直把陈毅元帅算到我们“军事俱乐部”里，叫作批判“二陈”（陈伯达、陈毅）——真是冤枉！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这样，康生的气焰才稍稍收敛了一点。见到这样，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

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十五、周恩来要我写检讨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要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那些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当时会议还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拿着这个提纲，我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十六、黄永胜上庐山

这时，黄永胜也上了山。根据会前的安排，这次全会从八月二十日起，黄永胜一直留在北京看家。不过，我们在山上天天和他联系，他是办事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应当向他汇报情况。另外，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

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内容，我用电话传给了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我说：“可是不能再发了，情况全变了。”接着我把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他听得不明不白，就很着急，一再让我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我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

二十七日晚，我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这样，我也就有了思想准备，看来是要倒霉了。

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坐飞机来到庐山。他这次来庐山，具体的事情都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不叫我管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

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上午，我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了周恩来。他看过以后很高兴，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以后他跟人说：“吴法宪不如陈伯达，陈伯达根本不作检讨，但是吴法宪检讨了三次。”

我听到了这个话也不很满意，心想：我这样做是尊重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为了保护“副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出来横加干涉！

十七、《我的一点意见》

我的检讨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打击报复，批了一大通，说什么“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具体我记不清了。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又加了几句话：“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

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写了三次了。”看到周恩来出来说话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这样我的检讨才算通过。由周恩来、康生两人签名印发给全会，而且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再通过一下。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这个材料我记得不全，大意是：“这个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的人，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他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话是形容这位理论家（可不是野心家）的心的广大而已。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认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在一起。”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讲话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

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讲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一点底。

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

十八、“陈伯达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

     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

     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大家到齐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

     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先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

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个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

     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

     从那以后，陈伯达就被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庐山的一所房子里，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衛团的人看着他，失去了自由。我和陈伯达这一别就是十一年，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审判我们的时候，我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陈伯达已于一九八九年世了。

十九、周恩来坐镇西南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全会就开始批判陈伯达。九月一日上午，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为了监督对我的批判，康生还亲自来到了西南组。

     小组会开始后，他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

     接着，曹轶欧又标榜起了康生和她自己。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这时有人出来拍马屁了，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

     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他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康生就不到会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其它小组的会议，也是一样，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因为不了解情况，只是听听而已，大都没有发言。

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会和公报

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九月二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六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六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九月四日上午，周恩来见到我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自从“九大”我被周恩来提名为大会副秘书长以来，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我一直都参与，但这一次他让我“靠边站”了。周恩来对我很客气，生怕我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我早已对此有了思想准备，我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这样，周恩来搞了一个调和，让我们双方各派两个人来参加公报的起草。

     九月四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由黄永胜作了说明，然后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时大家都被陈伯达的问题搞得很紧张，所以对这两个报告，谁也没有什么心思讨论，也就很快通过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其实，公报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叶群和李作鹏只是听，表示同意就是了。这一次公报都是些冠冕堂皇之词，对庐山会议的斗争，只字未提。

九月五日开大会，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九月六日上午，继续开大会，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决议：

1、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2、通过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3、通过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O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4、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九月六日下午三时，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接着，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哟。”这时，我想，那些“红秀才”，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还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团结。他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接着是康生讲话。康生以胜利者自居，神气十足地大讲了一通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大概一共讲了四点：一、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要学好，不能只学几条“语录”；二、学习马列主义，要注意联系实际；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好毛泽东思想；四、要系统的学习，不要各取所需。总之，康生的这些话，是在不点名地批判我们。

在闭幕会上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与全会的开幕式不同，闭幕式的气氛很紧张，到会的人没有几个面带笑容。 

二十一、林彪要我们见江青

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吧，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到黄永胜的住处。这时，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同志来看黄总长。但是对我、李从鹏和邱会作就不同了，连过去比较熟悉的一些同志，也不敢来看我们了。大家表面比较客气，但是思想上都比较紧张。

二十二、下山

一九七O年九月六日晚上，我想到下山的飞机还没有安排，就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请把胡萍叫来，我直接安排。”我说：“胡萍只是一个副参谋长，最好还是由王辉球、邝任农他们负责一下，他们两个你也熟悉。把他们两个留在庐山，替你安排，把曾国华放在九江机场指挥。”周恩来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打完电话，我就把王辉球、邝任农、曾国华找来，一起布置了用飞机疏散下山人员的问题。我要他们对这一事情各负其责，一切听从周恩来的安排。然后，他们三人就分散到九江和南昌机场指挥。

     下山的时候和上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上山的时候是周恩来放手全权由我来安排的。但是下山的事，周恩来不叫我插手了。由于这次庐山上的情况，我感到周恩来已经和我疏远了。

     九月七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那一天，恰巧林彪和叶群走在我们的前面，前来送行的还有程世清，他是东道主。我们上了林彪的飞机，当时林彪和叶群的情绪都很好，由叶群安排我们和林彪一起照了相，叶群还开了几句玩笑，所以照片上大家都是面带笑容。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送走了林彪、叶群，我们又和程世清一起合影留念告别。在飞机上，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庐山，我们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斗争。我从八月十七日上庐山到九月七日下山，一共是十八天。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过，最倒霉的十八天，整天忙于挨斗，忙于被追查。

     我这个人有一点迷信，我发牢骚说：“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摔死的好。”庐山这个地方上不得。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整掉了彭德怀、黄克诚；这一次又整掉了陈伯达，我们也挨了整，下一次还不知道轮到谁。我在庐山上作了三次检讨，还是没有过关。我想了想，这几天真象是一场梦，怎么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九大”前后，我们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的矛盾逐渐的公开化了，在一系列的事情上，如在稳定军队的问题上；发展全国经济的问题上；文艺政策的问题上......，毛主席都公开的批评了江青，而站在我们一边。尤其是汪东兴多次传来毛主席的话，都是支持我们的嘛！汪东兴还再三的对我们说：“他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代表毛主席的。”

     再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那还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我们讨论一下是否设国家主席，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也是林彪同志当。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不一定当得了国家主席。这件事，要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再说，除了华北组的讨论和那个简报外，其它小组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嘛！这比起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斗争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情况差远了。那次会议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指着鼻子，面对面的骂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对此，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也没有说过一句“过火”的话。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他们说：“看着吧，这件事情没有完。”我提出了几个原则：一、坚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强调问题是我八月十四日的电话报告引起来的，由我主动承担现任；二、我的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三、黄不作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看情况定；四、我、李作鹏、邱会作也不相互埋怨。总之无论如何不要涉及林彪、叶群，也不要涉及到黄永胜，这是大前提。”临下飞机前，他们三人又一次劝我说：“不要多说话，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气。”

想起解放前，自己打了几十年的仗，解放后在空军也工作了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翻船，我深深地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丘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十九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后给我们定性的文件，说是我们进行地下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其性质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这个结论未免太“高抬”我们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给我们下的“结论”。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们的说法又改变了，说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我们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的“狗咬狗”的斗争。这样，到目前为止，对庐山会议下结论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

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动机既不是反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对“九大”路线，我们当时的矛头是对着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林彪一再说过，对康生不能点名，所以我们只是想轰一轰张春桥、姚文元而已。所谓“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之争也是对着张春桥、姚文元来的，而决不是对着毛主席的。

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不过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说张春桥、姚文元了。这不仅仅是林彪，我们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个人之间也有许多恩怨。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问题上；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

而这一切，当时周恩来和汪东兴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问题我们都是及时向周恩来汇报，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因为周恩来掌握全盘工作，许多问题上无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经常借重和依赖于我们去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当时和周恩来之间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支持了我们而批评了江青。还有汪东兴不断地给我们打气吹风，我们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些表面上的假象造成了我们的一种错觉。这正是我们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现。当然这里也有个人恩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后就逐渐地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这也是在庐山上爆发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二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

当然，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认识到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以这次上了当，翻了船。这也就是李作鹏在飞机上说的：“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
一、继续审查

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上午，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李德生前来接我们。这里我说一句话：无论是在军委办事组时期，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李德生同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相处不错。这也可能是造成了他在一九七五年因被江青等人告状而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的原因。

     下了飞机以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随即离开机场，返回到他们的住所，我则留在机场，准备迎接从庐山回来的飞机。下午周恩来与康生乘坐的同一架专机回到北京。我看到，他们两人显得很亲热。“九大”以后，凡是周恩来外出，都是由康生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即被称为“康代总理”。然而，很少见到周恩来他们如此亲热。我当时内心里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九月九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八月十四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这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十四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吴法宪说到会议上的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我就对周恩来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在庐山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八月十四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没有什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也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康生一听就火了：“你念了语录很好，但是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争论了起来。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二、林彪要见毛主席

国庆节前夕，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约林彪去谈了一次话。从中南海回到家里，林彪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下。

     我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见面对我说：“毛主席谈到了庐山的问题，我说，我选吴司令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从林彪的话中我听得出来，他的意思很明显，毛泽东在考虑把我拿掉另找人选。林彪则是在尽力保我。

     林彪接着又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我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接见。回到家里，我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一见毛泽东。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

我原以为，这件事林彪和毛泽东已经说好，没想到一打电话毛泽东却不见，又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等到国庆节以后我又两次请求见毛泽东，他还是说不见。这样，我前后三次请求见毛泽东，都被拒绝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这次在庐山犯了“错误”，从此坐上了冷板凳，我心里清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二十年后我看到有关文件，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在南巡时讲话说，黄、吴、李、邱在庐山上分裂党，犯了错误，但是他还是要挽救我们。毛泽东还说，我们几个在庐山会议以后根本不去找他，但是他还是要找我们。这就很不符合事实了，明明我三次求见都被拒绝了，还要说我们坚持错误，不去找他！

被毛泽东三次拒绝后，我把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听了后，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说，我准备再写个检讨。这次林彪同意了。

三、检讨过不了关

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接下来，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二千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我在庐山上的讲话哪一句是假话呢？那都是白纸黑字有证有据的嘛！说我们“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说：“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怎么没有呀？不说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以前的事，就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斗争，哪次不比这次厉害得多！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以后，黄永胜和我一起把这个批示报告给了叶群，因为毛泽东在我的检讨书上还写了“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他的意思是要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也检讨。

这样，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写一个检讨。当时叶群的意见是要军委办事组的宋诚来帮她写这个检讨。叶群这个人很精，她考虑到“林办”的秘书们还都不知道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她怕扩散。这样又由我们找来宋诚帮助，由叶群亲自布置，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了。

这一下，毛泽东很快就又批了，而且批得比我的更厉害。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就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接着他说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他还说“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当叶群说：“天才”方面的语录时，毛泽东批示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最后，毛泽东又把我们都捎上去了，说：“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粉碎“四人帮”以后，都说毛泽东对江青早有觉察，并且有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而江青在被“公审”时扬言：“都说毛主席对我有批评，你们拿出来，我看看。”实际上，这个证据谁也拿不出来。毛泽东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是一言九鼎，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打倒与否，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对江青有一个哪怕是像对叶群这样的批示，江青也不至于到那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关键是毛泽东对江青究竟是袒护还是“批评和斗争”。

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他看看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因为我们黄、吴、李、邱四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和四野的干部，所以毛泽东把我们叫作“一统天下”。李德生、谢富治是

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把他们掺进来，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叫作“掺沙子”。毛主席希望他们进来以后同我们来斗。但是李德生、谢富治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大家都是实实在在地工作，所以同我们相处很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随后，毛泽东又自己决定，把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一点意见》，转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批判陈伯达，批判“军事俱乐部”，同时也进一步批判我们。这样毛主席一手在全国发动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四、毛主席“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华北会议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而华北会议的召开，则是由三十八军给军委的一个报告引起的。

三十八军是北京军区建制的一支野战部队，驻守在京、津一带，军部设在保定。这是东北四野的一支老部队，也是当时全军在装备上、力量上最强的部队之一。当时在保定还有河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持左派”的命令之后，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在保定各支持一派，从而使保定地区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双方积怨甚深。一九六七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保定地区的问题，陈伯达到保定讲了话，在言论上倾向河北省军区，引起了三十八军干部战士的不满。

庐山会议以后，陈伯达垮台了，三十八军党委于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日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由我们转给了毛主席。这个报告告了陈伯达一状，说陈伯达在一九七O年，从唐山到保定到处开会、讲话、接见，说陈伯达是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

毛泽东看了以后，如获至宝，就在三十八军的问题上作文章。他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示，指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特别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写上：“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最后毛主席指示：要北京军区召开一次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进行“批陈整风”。

毛泽东这一批，谁也不敢说二话，全部照办，林彪也没有办法。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决定将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扩大到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军委各总部的团以上干部。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还指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三人领导会议。后来周恩来提出，这是一个军队的会议，军委办事组不参加不好。这样，毛泽东又批准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共五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负责。会议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他对华北会议的安排和处理，很明显是表明他不再相信我们军委办事组了。也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以后，这次是首先向军队开刀了。

华北会议从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一直开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整整开了一个多月，这也是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次毛泽东决心要“挖墙角”（这是毛泽东的语言，即挖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的“墙角”，好让我们垮台）。所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会议期间，除了五人小组以外，他还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江青先后两次在会议上讲话，并点了很多人的名。会议的情况，都由这些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只有我和邱会作二人完全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华北会议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实际上会议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李雪峰和郑维山。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在庐山会议上，他们俩和陈伯达都在华北组。当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他把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出了简报，这一来就闯了大祸。

除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牵连外，就是陈伯达在视察保定的时候，由李、郑二人陪同。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来视察，李雪峰是地方领导，郑维山是军区领导，能不去陪一下吗？毛主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中央文革当时权倾中央，成了全党、全国的太上皇，还不是毛主席您老人家撑腰的吗？您委任了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不但解决各地而且解决全国的问题，李、郑作为一个地方领导能不让他跑，让他说吗？就是康生、江青来跑、来说，你一个领导能制止得了吗？这又算得了什么？所以说“路线”错了（就是跟错了人）一切都错了。“路线”对了（就是跟对了人）一切都对了。为了打倒陈伯达，也是为了“挖墙角”，李雪峰和郑维山也只好作了牺牲品。

华北会议刚一开始，以三十八军政委王猛为首的人就对李雪峰、郑维山群起而攻之。这个王猛，当时可真是够“猛”的。在会上猛攻李雪峰、郑维山，后来成了“文革”红人。

     华北会议的最后，有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和邱会作去参加会议。我们到会以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第一、撤销李雪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第二、撤销郑维山中央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他还宣布了中央关于北京军区改组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然后，周恩来作了会议的总结，同时又重新宣布了陈伯达的错误，但这时已经叫作“罪行”了，并给陈伯达扣了几顶帽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陈伯达这一下子是彻底的完了。从陈伯达的事情上，我看到毛主席的作法是一旦得罪，就要一棍子打死，而且还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有人说，郑维山是林彪的人，这是不对的。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的人。据我所知，黄永胜曾几次提出要调梁兴初来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但是林彪不同意。他对我们说：“一定要保留四方面军的人。”这样，林彪几次将郑维山保了下来。而这一次江青向毛泽东提议，毛泽东下了决心要把李雪峰和郑维山拿掉。这也是给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看的。

虽然这次华北会议没有批判黄、吴、李、邱几个人，但是我在心里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以后事情怎么发展很难预料。但是黄永胜还是满不在乎。

五、“不要学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黄永胜提出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报告，结果毛泽东批准同意了。

     会议准备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由黄永胜代表总参，李德生代表总政作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报告。然后讨论战备训练工作。这时李德生已经成为主要领导，李作鹏、邱会作和我的地位都已经降下来了。会议由黄永胜和李德生负责。

会议期间我曾提出，我们军委办事组是不是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也好下个台。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同意，他们说：“屎不臭，挑起臭。”我说：“我和叶群已经检讨，虽然挨了批，但总算有个交代。你们三个人没有写过检讨，不如借这个机会过关。”他们还是不同意，都说：“你检讨过不了关，我们的检讨也过不了关，一样的。”这样，我也就没话说了。

在这个会议上天天出简报，都统统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我们没有听到各军区、军兵种的人说起庐山会议的事情，反而有不少人说好话，赞扬军委办事组是历届军委领导中工作最扎实的，说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如何好，如何正确等等。总之是一大片的好话和赞扬声。我看到以后有些担心，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但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也就仍然登上去了。

     结果简报送上去，毛泽东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上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跟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毛泽东这个批示下来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给了林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都传阅了。这一下黄永胜着了慌，说：“毛主席批评了，怎么办？”这时，会议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去了。我们只好召集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连夜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议开得很突然，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接着我作检讨，我把我的检讨和毛主席的批评都念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作了检讨，这时大家表情严肃，陈士渠说：“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其他人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会后，我们军委办事组一起商量，决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每人把会议上的检讨归纳一下，写出一个稿子送中央和毛主席。这时我提出要在检讨中写上对张春桥表示歉意，但他们三人都不同意写，关于我们之间串联的情况也没有写。

     他们三个人的检讨经过集体研究后上送中央、毛主席。我当时还想：怕是你们的检讨也通不过。结果一下子毛主席批准了，说他们三个人的检讨是：“很好。”我真不明白了，我这个人一再检讨还过不了关，而他们一再不检讨，反而是一检讨就过了关。看来还是不检讨的为好。

在黄永胜三人的检讨上，毛主席还批了一段说：“吴法宪、叶群过去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这个话周恩来又传给了我们。毛主席还指示：”要召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要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住所突然召集会议，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参加。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第三是吴法宪过去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作一个汇报。”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笑了。这时候，康生起来要去厕所小便，毛泽东说：“李作鹏，你去扶一扶康老。”这样要李扶康生去小便，李也不得不照办。让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扶康生去上厕所，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康生离开书房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宣传起了康生。他说：“康生在苏联就反对王明，是个坚决的反王明分子。回到延安，又和王明斗......。”说到这里，康生回来了，毛泽东又对他说：“你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你是站在正确方面的。”

     其实康生在苏联时根本谈不上反什么王明，相反还是王明最大的拥护者。这些情况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他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康生在庐山会议立了大功。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

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六、周恩来带领我们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十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车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车。我坐这样的专车还是头一次。我在空军多年，“近水楼台”，只坐飞机，没有坐过专车。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毛主席不坐专机，只有建国初期坐过几次伊尔－14型专机。那是由刘亚楼司令亲自陪同。以后怕出危险，就由中央做出决定，毛主席外出只坐火车不坐飞机。这是题外的话。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你睡不着觉啊？”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我写的检讨同以前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了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集体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他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这个意思我不是完全理解，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庐山会议本来是想批一下康生、张春桥，但是反而倒了一个陈伯达，又引出了黄、吴、叶、李、邱一大串，这不是原来的本意。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他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象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十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一回到北京，毛泽东又召集我们到他那里开会，想了解我们到北戴河的情况。那天，他一见到我们就问：“挨批了吧？”他的意思，是说林彪批评了我们了吧。这时没有人吭声。我壮着胆子说了一声：“批评了。”周恩来也笑着说：“批了，批了。”这一下子毛泽东高兴了。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印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

     对毛泽东的这句话，我们几个都表现出感激的心情。并异口同声的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关心和爱护！”

     毛泽东又问我：“你的检讨写好了吗？”我说：“明天送主席。”他却说：“不用急，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写。也请永胜同志转告叶群，写好了直接送给我。”

     之后，他又要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问题，如各地要有多少人到会等等。周恩来说：“回去研究一下，向主席写一个报告。”

     这些问题说完，毛泽东站起身，向我们挥了挥手说：“散会”。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没有同我们任何人握手。我们从他的书房里出来时，心情已经有所缓和。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什么道歉的话。黄永胜说：“你这个人一左一右怎么回事？”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这一次，能让我们平平安安过这一关，就谢天谢地了。”李作鹏说：“这还是暂时的，这个问题没有完。”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我鼓励自己，要沉住气，可还是不行。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批示）是一样的，要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全国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前周恩来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规定由我们几个人在会上作检讨，并要我第一个发言。


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会议仍然与九届二中全会一样分组，我还在西南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在原来的大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在后面指挥。毛泽东决定，把我们的检讨发给每个人先阅读，以后再开小组会议批判我们。

     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

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同志对我们没什么积怨，这时的会议气氛显得比较缓和，各组都批不起来。这与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态度大大不同，那里大家一哄而起。可现在大家却都说是“情有可原”，甚至有些人同情我们。

会上也有很积极、很活跃的人，如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就点名批判我。但她也有友好的表示，西南组的正、副组长张国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周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曹轶欧商量，说要猛斗我两天。曹轶欧反对说：“不要加码，不合乎毛主席的批示。因此他们的意见被曹轶欧制止。由于康生是中央常委，所以曹轶欧的意见非同一般，她说不行，张国华和周兴也就那样办。

我们这个组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张国华他们不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而是听曹轶欧的，也很会见风使舵。当时，让我感动的还是这几位老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他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我没想到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的前期，他们是被我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发言比较客观，调子并不是很高。可能他们对中央的情况了解多了，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人，积极性蛮高。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陈锡联当即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我跟他说：“当时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讲过。这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让他们讲就是了，没有问题。”

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我说：“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我说：“不用了”。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我想，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他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他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人来说，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到了会议快结束时，王辉球和王秉璋来找我向我解释。解释什么呢？说是在会议上被逼的，讲过以后又道歉，说是不应该讲。我说：“你们讲嘛，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讲的实事求是就行了。”

会议开了十多天后，秘书组要起草总结。原来对我们错误的调子提得很高，而且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我们表示，中央工作会议对我们的批评，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我们一定要接受批评......。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其它？但是有一点，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八、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又紧接着召开第二个会议，原班人马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有和解的迹象。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首先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接着，就是“乒乓外交”事件。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时候，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样世乒赛以后，美国队来北京访问了，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一九七O年十二月，斯诺在北京见了毛主席。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作中间桥梁，经过他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经过慎重的研究，毛泽东决定同意基辛格来谈。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周恩来让外交部通过叶海亚总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不断与美方联系，最后商定，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的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准备把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起，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不然的话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讨论时决定，趁当时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在，一起开个会议，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会议的人员编组都不变，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和中央联络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了。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这里我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说，林彪和我们是因为反对和美国改善关系、反对中美建交而投靠苏联的。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据说毛泽东一九七二年会见尼克松时曾经说过：“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很显然，毛泽东这里指的是林彪，但他的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事实上，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和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九五O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他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是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一九七一年五十七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

与之相对应，在当时国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坚决主张防范苏联的。自一九五九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起，中苏两党的关系便逐渐破裂。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蒙、中苏边界调兵。考虑到这一情况，林彪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的建议。这个问题正合毛主席的意思，所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所采纳。第二、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研究部署了在北方的防御体系。把重点战略防御目标从南面防御美、蒋转到了北面防御苏联。第三、为了防止苏联方面的核突袭，以及苏联机械化作战的强大实力，林彪考虑了一套“山、散、洞”的构想。即靠山、分散、洞库隐蔽的防御作战方案。这个设想，当时得到毛主席的大力支持。

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九、管不了的林立果

林立果到空军以后，开始还比较谨慎。但后来，在空军党办一些人的怂恿下，仗着自己是林彪的儿子，就越来越不象话了。他和党办的一伙人，不但在空军司令部兴风作浪，而且闹到了外地，将整个空军都搞得乌烟瘴气。我由于一直兼任着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对空军的事没有太多的时间过问，空军的主要工作当时是由空军政委王辉球和空军党委其他人负责。后来我因庐山会议的事，逐渐从中央退下来以后，回到空军一看，才开始听到对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反应。但由于庐山会议的问题，我被搞得焦头烂额，想管也无能为力了。

大约是一九七O年十月，叶群对我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我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我听了以后说：“既然你同意了，我也就没有意见。”

林立果去了广州不久，就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感到不错，觉得还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就上报了总参。这个材料后来经毛泽东和林彪的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

这之后，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开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下去的时候少说一点外行话。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为了这件事，我又打电话去告诉叶群，叶群也不同意。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后来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

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在搞调查研究，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一九七O年十一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说是在空九师蹲点，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对我说，他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

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和空军二高专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再就是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前面提到过，我在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以后，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大肆宣传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的意见，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大肆宣扬之风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这个“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八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却仍然进行得热火朝天。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在庐山上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从山下打电话给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检统统洗掉。同时，我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也要求他这样去做。

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和秘书张叔良一起来到空军学院，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一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两千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了，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磁带也全部洗掉了。事情办完以后，陈绥圻打电话到山上告诉了我。

我开完九届二中全会下山，到空军学院为“三代会”作总结的时候，还特别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老实说，关于“讲用报告”的事，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也有些事情是我当时想到了，但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另外，我也开始感觉到，在林立果的支持下，空军党办的人已经开始不听我的招呼了，而且空军的事情也有些失控。比如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虽然我再三强调了组织纪律，作了几个明确的规定，在“三代会”上也收了一部分，但是其它散发出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收回了，而且代表们回去照样宣传。根本上的原因是这些事情牵涉到林立果和林彪，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也被庐山上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上空军里的这些事了。

后来，空军内不断有人向我反映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想让我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一九七O年中，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张雍耿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反映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在沈空情报部散布说，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谁要阻挠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都不行。这个处长还说，以后到空军司令部，不要随便找人，在司令部就是找曾国华、何振亚，到情报部就是找贺德全，到作战部就是找鲁岷。

另外，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的秘书张云龙调到广州军区空九师以后，发现了一些情况不正常，就向我汇报。结果空九师的干部把他看成是钉子，对他进行跟踪、盯梢，把他所有的情况都记录下来，并且有意地将他派到下面的团里去，不让他呆在师部。

还有，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秘书李学敏，随邝任农到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后，他告诉陈绥圻说，刘锦平的秘书在上海扬言说：“不让学习林立果的报告是歪风。这个歪风，在民航是顶住了的。”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所以听到这些反应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一九七O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一次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高得不得了，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听到这样的反映，我很快给三十四师的负责人打电话，叫他们以后不要再这样搞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还收到了两封信。空十二军的一个署名江卫东的在信里说，现在从空军直属机关一直到广空，到十二军，都在以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态度来层层站队，把我和“吴办”都划到了对立面。江卫东的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我要秘书把它交给了进驻空军的李德生。

我收到的另一封信，是广州军区空军桂林场站政治处一个叫吴统成的干事写来的。这封信反映说，广空政工会议期间，有一个副部长告诉桂林场站的副政委，说林彪曾经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看了以后对林彪说：“这比你当年还成熟。”信件还反映，这个副部长还告诉那位副政委，要他们赶紧对“讲用报告”表态，不然的话，就要犯错误。吴统成认为这件事情有损林副主席的威信，因此写信向上反映。

吴统成的这封信是直接写给林彪的，但信被作为一般的群众来信处理，首先到了军委办公厅，办公厅主任萧剑飞看了后，因为信中的事情涉及到空军，就把信转给了我，要我负责处理。我让人把周宇驰找来，给他看了吴统成的信。周宇驰看完后故作惊讶地说：“这是谁造的谣啊！这封信谁看了谁都会生气的。现在快到国庆节了，还是要保护林副主席国庆节能出场要紧。这封信是不是不要转到‘林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算了。”

我说：“你可以亲自到广空去一趟，主要是到桂林场站去平息这个问题。要找到吴统成，告诉他他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支持他。同地告诉广空，今后不要再这样搞了。”周宇驰当即答应，说：“我第二天就走。”可周宇驰离开我家以后，不久就来了一个电话，说：“首长，我不能去了，林立果找我有别的事情。”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有了林立果，周宇驰就可以违抗我的命令，我竟然连周宇驰都指挥不动了！

我给当时的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打了一个电话，把吴统成信中讲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要他注意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同有关的人员谈一次话，再不要作这样的宣传了。我还告诉王璞，大托铺基地公开出售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很不好，要予以禁止。

过了两天，萧剑飞给我来电话说：“林办”正在查找吴统成的信，要我赶快把信退回去，他好转“林办”处理。我告诉萧剑飞说，这封信我已经处理了，处理结果我会给叶群打电话的。接着，我打电话到北戴河给叶群，把吴统成的信在电话上给她念了一遍。然后我告诉她，为了保护林副主席的声誉，我要周宇驰亲自去一趟广空，平息这个问题，但是周宇驰竟然不去，没有办法，我只好给王璞打电话，现在王璞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叶群说：“既然是这样，你把吴统成的信烧掉就算了，不用再转到‘林办’来了。”

接着，我又打电话责问周宇驰：“既然我们已经商定，由我们直接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又捅到‘林办’去？”周宇驰向我解释说：“因为事情要牵涉到林立果，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和林立果通个气。”

这个情况使我感觉到，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我已经控制不了了，让林立果到空军来，实在是一个大失误。

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迷。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十、庐山会议以后的江青

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以后，江青等人反而对我们几次故作姿态，表示友好。我想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我们制造假象，麻痹我们。一个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动静，表面上嘻嘻哈哈，但是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一棍子打下去。这方面江青实际上是受命于毛主席。

首先是江青到军委办事组来看望我们。江青是从来不到军委办事组来的，但庐山会议后的一天下午，江青突然来到我们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和我们一起陪着她，在办事组里东转转、西看看。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对我们客气过。她说她是支持军委办事组同志们的，然后又同我们哼哼哈哈地扯乱谈。在我的记忆中，她呆了个把小时就走了，我们也没有留她吃饭。

不久，江青又想起要照相，请林彪和我们一起去钓鱼台她的住处。江青又是搞灯光，又是摆姿势，又是拿道具，忙个不停。给林彪照相时，她要林彪手拿毛泽东的著作，戴着眼镜，做出一副认真读书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就登在《人民画报》上，以表示团结。

大概是一九七O年十一月，周恩来要我亲自送江青到海南岛去休养。以前，江青每次乘飞机外出，周恩来都要我陪同，可在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就不叫我陪同了。但这次他又安排我送江青。

一上飞机，江青就要我和她一起打扑克。我没有这个心思，就推说我要保证飞行安全，不能玩。江青坚持要我参加，说：“好好玩一回吧，其它事情不要你管。”我只好从命，打完了扑克，她就开始追问我，到毛泽东那里究竟告了她一些什么状。我只好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她接着又说：“你还写了两次检讨，黄、李、邱他们根本不作检讨，一点责任也没有，太不象话！”我一听，心想，她这话，是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只好来了个不吭声。

到了三亚，江青一个人独占一座专门给中央领导修的房子，我则住在海军招待所。一天之内，江青要我到她那里去好几次，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什么安排警戒呀、车辆呀、游泳的地方呀，事情真多。她还想去湛江，要我到湛江去看地方。我去了一看，湛江没有适合江青住的房子。回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我才算了。

处理完江青的事情，我便回到北京。结果回来没有几天，周恩来又要我再去三亚，把江青送到广州去。原来是因为江青嫌三亚这个地方不好，住不惯。我又急忙调飞机并随机飞到三亚，把江青送到了广州。

在广州，江青住在珠江边一所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里，我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这一次江青不让我走了，要我陪同她在广州一起玩几天。可住了不到三天，又出了问题。江青住的房子虽然好，却由于珠江上过往的船只过于吵闹，让她晚上睡不着觉。

到了第二天，江青坐着汽车，一下子到了机场，要飞机立即起飞回北京。我得到通知，立即赶往机场，并在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要我无论如何想办法拖住江青，不能让她回北京。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见，他们俩口的事情我也搞不清。但周恩来的话是必须照办的。我就对江青说，北京天气不好，硬要起飞是很危险的。江青只好又回去了。

到了晚上，周恩来给我来了电话说：“你想办法动员江青到上海去，我已经给张春桥打了电话，通知他也动员江青到上海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我告诉江青，这几天北京的天气都不好，不如先到上海去住几天，然后再回北京为好。江青同意了。这样，我又陪同江青坐飞机来到上海。当时，周恩来为了江青的事情也是两头为难，为毛泽东的这个“家庭问题”费尽了苦心。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意见要坚决照办，另一方面是江青又不能得罪，连我们都感到为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周恩来突然要我和李作鹏一起，送江青到青岛去。因为青岛有海军的一个基地，周恩来让李作鹏去的目的是便于照顾江青。我向周恩来提出，是不是让李作鹏一个人去就行了。周恩来不同意，说：“你是管飞机的，你不去行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李作鹏一起，陪江青到了青岛。为了一个江青，周恩来竟然要我们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一到青岛，江青就到处跑。一天，她跑到了一个公园里，让当地的群众发现并围了上来。群众围得越多，江青就越高兴。可是我们却十分担心，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江青爱出风头，感觉还很好。

一天，江青提出要到胶州湾去看看。为此，海军方面调动了四、五艘舰艇，让她乘着军舰去胶州湾看了阵地，玩了一天。江青又心血来潮，要海军组织演习给她看。李作鹏没有办法，只好组织了一场演习。李作鹏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身海军军装。第二天，我们都穿上了海军军装，照了不少的相。

就在这时，我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叶群回到了北京，说可能得了癌症。正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袁升平赶到了青岛，来看望江青和我们。我和杨得志也是老搭档了，我就把江青交给了他和李作鹏，立即返回北京。

刚刚回到北京，又听说江青把手摔断了，周恩来要我立即派飞机，送最好的大夫吴階平到青岛为江青看病，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江青非闹着要回北京。周恩来又要我去青岛把江青接回来。到了青岛后我问李作鹏，江青是怎么把手摔断的。他说：“什么摔断了手！也就是有一天晚上，她睡觉不注意，从床上掉了下来。其实什么也没有摔着。”他接着又说：“江青难伺候，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她让我们把几个海水浴场的人都赶走了，让她一个人到那里游泳，可她还是不满意。她到海军的任何单位，我们都是按照最高的规格来接待她。她吃完、喝守，抺抺嘴就走，完了还骂人。”李作鹏对她也非常不满意。

就这样我们把江青接回了北京。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九月份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到南方去了，一路上去串联，要拿掉我们，而我们则完全蒙在鼓里，正在疲于奔命忙于侍候毛泽东的夫人。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

十一、和叶群的最后一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上旬。叶群因为在乳房上发现了一个肿块，害怕是癌症，回到北京，到三O一医院检查身体。那几天，我正好奉周恩来之命，同李作鹏一起，陪同江青在青岛玩。听到这个消息，我便于八月七日下午回到北京。回来后，我就和陈绥圻一起到毛家湾去看望。

     当天晚上，开完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要我和邱会作一起到毛家湾去找叶群，向她要回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幅“龟虽寿”的字。周恩来告诉我们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一次他去看康生，康生拉着他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后来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的“龟虽寿”，毛主席写给林彪的是全文，就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回来，作为范本。

     我和邱会作就到了叶群那里。只见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和张清林也在那里。我们说明了来意，叶群就要林办的秘书去找那幅字。然后，叶群就一手拉着林立衡，一手拉着张春林，宣布他们两个当天就要订婚。我和邱会作立即就向叶群表示祝贺，一个是祝贺林立衡的婚姻大事，再一个就是祝贺叶群经检查不是癌症，这真是双喜临门。

     等林办的秘书把那幅字找出来以后，我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要我立即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和邱会作就告知辞走了。八月八日上午，叶群坐飞机回北戴河，我又到机场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

     这之后，我与叶群还通过一次电话。九月上旬，空军召开航校工作会议，部署学校工作，九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向全体与会人员做报告，中间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要陈绥圻帮助找两部影片。她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要秘书从王辉球那里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二、毛泽东南巡

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完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为实现“九大”的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他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的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是在九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是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

     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济南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情况和与人谈话的内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于八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在武汉，他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他又相继在长沙、南昌分别召见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他于九月三日到杭州、九月十日到上海、九月十一日到南京，先后同上海、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谈了话。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同吴德、李德生谈了话。

     毛主席一开口就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毛主席总结了十次路线斗争。这样把我们的问题也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纲上。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个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材料，批了三十八军和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议，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报告上加上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指庐山会议华北组那个攻击张春桥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周总理也作了总结，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没有问题了，解决了。其实，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级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这些，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中央来作。”“当然还是要挽救，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救得过来救不过来，也难说，凡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了没有？改也难。”

在这之后他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当然这些是整理以后的毛主席的讲话。我还听说，当时见过毛泽东的一些人说到，毛泽东当时直接点我们的名，对他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倒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和黄、吴、李、邱的关系是很好地呦。”他们当时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竟然紧张得忘记了表态。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不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自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作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十三、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即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他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飞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时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飞机了。但是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二十师来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以后，直升飞机又开始向怀柔方向飞去。我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这些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了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

当直升飞机从张家口往回飞的时候，我已经查明了直升飞机上的人有一个是周宇驰，但还是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谁。他们乘坐的汽车上留有一双鞋，还有一大包美金。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了周恩来。

上午八点多钟，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地区。这时我才彻底查清，飞机上除了周宇驰以外，还有于新野和李伟信。驾驶员一共两人，机长陈修文。当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周宇驰命令陈修文往乌兰巴托方向飞行，但陈修文机智地骗过对方，飞回了北京，结果被周宇驰发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直升飞机降落以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捉。在监视这架直升飞机的过程中，杨德中始终同我在一起。

这时，时念堂来电话报告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把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向时念堂作了传达。

这之后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空军还有那些单位，你认为是没有把握控制的？”我回答说：“除了上海的空四军、空五军以及广空以外，其它各军区空军，我都比较有把握。”周恩来接着告诉我说：“已经决定对空军的机场、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我表示同意，并希望立即这样做，周恩来说：“好！”

到了中午十二点，我看在西郊机场没有什么事情了，就向周恩来请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周恩来说：“你在西郊机场再待一会，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机场来协助你，回头我再通知你怎么办。”李德生不久就到了西郊机场。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周恩来通知我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离开西郊机场之前，我跟李德生、杨德中商量，让胡萍先回三O一医院，并派我的车送胡萍。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多钟，我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我紧紧地握手。然后周恩来说：“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主席。”

接着，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她也同黄永胜和我紧紧握手。她手里拿了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我一起在东大厅打牌。我当时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有鬼，打就打！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我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江青看我们没有异常的表现，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我准备一下空军的战备资料，准备晚上开会研究。另外，他还要我们通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员也一起来参加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我要张叔良打电话告诉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要他们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向我汇报。

九月十三日下午六点，雷达兵部的一个处长向我汇报了雷达兵的部署情况，并带来了作战防空部署图。我听完汇报以后，又进一步考虑和准备意见，准备晚上向周恩来和黄永胜汇报。

晚上九点钟，周恩来召集黄永胜、我、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又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这一措施经毛泽东批准后，马上进行了实施。

会议上，周恩来和黄永胜都认为，空军现在的防空部署比较恰当，特别是对苏联的防空作战部署很好，不要再作变动，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要作具体的布置，包括空军、海军、民航的一切飞机都不准起飞，不许再有一架飞机外逃，要坚决堵住一切漏洞，坚决守住空中防线。

会议开完，已经到了九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半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厅，要我和他自己一起住在东大厅。然后，我们就各自进入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起床以后，我首先在电话上向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要求空军指挥所再清查一次，禁航的命令是不是落实了。我还再三告诫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准再跑一架飞机。不久，空司来电话请示，各个航校是不是可以在本场上空进行训练飞行。我说：“绝对不行，要坚决执行禁航的命令。如果有那个飞机起飞了，要拿领导是问。”

九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我一直研究全国、全军的情况。研究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将我们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个大军区。

九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和码头的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

我在会议上提出，应当向全军发一个电报，说明派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助空、海军和民航保卫机场、基地，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不要认为陆军是去监视空、海军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军的同志应当欢迎陆军的进驻，陆军也应同空、海军多商量办事，双方要很好地协作，共同完成保卫机场和码头的任务。周恩来和黄永胜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黄永胜当场找来总参的一个同志草拟电报，交周恩来审改后，交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传阅，然后送毛泽东批发。毛泽东立即就批发了这个电报。大约在九月十五日凌晨二点，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仍然分住两处休息，大家都没有回家。

一九八一年我来到济南以后，听空军的同志告诉我，当年陆军进驻空军机场以后，有的地方不仅不允许空军的人出入机场，甚至连上街买菜都不允许，以至连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困难。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分了。林彪跑了，与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无辜的！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我起床以后，空司来电话报告说，禁航的命令已经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要他们继续检查，防止发生飞机、人员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点，我和黄永胜来到周恩来那里办公。我们进去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那里。接着，周恩来带领我们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点，周恩来告诉我们，外交部已经报告，证实有一架中国的大型军用飞机，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周恩来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馆派人去实际察看情况，并设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点钟，周恩来又告诉我们，三叉戟飞机确实已经烧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已经全部烧死，飞机残骸散布在温都尔汗附近大约八百米的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向我们表示友好姿态，外交部已经电告驻蒙使馆，将死亡人员和飞机残骸拍摄照片送回国内，最好能将遗体也运送回国。

周恩来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说完，周恩来就准备去向毛泽东汇报，我们也就休息去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起床后首先给空司指挥所打电话，检查空军各个机场的情况。下午三点，周恩来起床以后，我向他汇报了自十三日以来空军贯彻执行命令的情况，以及陆军部队进入空军机场的情况。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满意。

周恩来又问我关于民航的情况，我说：“民航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有意见分歧，但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的。”周恩来说：“是不是请李德生同志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民航的负责人先谈一谈，然后再召集会议解决？”我表示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下午五点，周恩来先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再带我到福建厅，让我看驻蒙古大使送回来的照片，要我辨认一下这些人的遗体。他们人虽然烧死了，但是遗体还勉强可以辨认。我大概找出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以及其他人的遗体。至于飞机，大部已经烧毁，只能看到散布在草地上的残骸。从残骸上看得出，飞机在迫降时是右机翼先着地，然后引起油箱起火的。

看完照片，周恩来要我先回房间休息，准备晚上八点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九一三事件”的处理。他准备先请示一下毛泽东。接着他又说：“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想洗个澡。”我看得出，他是松了一口气。我当即回到东大厅的房间里看文件。

晚上八点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福建厅等待。一直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才穿着睡衣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当时的周恩来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他首先给大家看了外交部送来的照片，然后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他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周恩来还说，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九一三事件”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来，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和他两人共同回忆的林彪过去的十六条错误。我记得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究竟打多久，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长信，就是针对林彪的。

二、一九三四年，在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林彪拥护王明路线，写文章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

三、遵义会议后，反对毛泽东的作战计划，说什么“现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队非常疲劳”。

四、长征部队到达贵州以后，林彪主张在土城同敌人一次决战。土城战役没有打好，部队向云南转移的时候，林彪不愿意去。

五、在土城战役之后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张在贵州的鲁班场同国民党打一个决战。

六、红军过金沙江以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不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队伍，要彭德怀来指挥，并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

七、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林彪拥护张国焘的主张，所以张国焘的伪中央选了林彪当中央委员。

八、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不愿意留在陕北，要求毛泽东给他两千人、枪，他要带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九、林彪不愿意当红军大学校长，认为这样就是贬低了他。

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林彪又执行了王明的路线，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不搞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十一、陕西洛川会议上，林彪主张扩大规模运动战，不主张搞游击战。

十二、平型关战斗以后，毛泽东指示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而林彪主张以团为单位开展运动战。

十三、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单人独马地闯到阎锡山的部队里，被阎锡山的部队开枪打伤。

十五、林彪在负伤以后，要求到苏联去养伤。当他从苏联养伤回来以后，中央派他到重庆当谈判代表时，他有“右倾”情绪。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东北不愿意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先打锦州的指示，主张先打长春。

今天我写到这里，不禁感概万千。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

我到济南以后，看到了萧萧所写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林立衡》，也不禁为林立衡的遭遇大惑不解。当年曾受到中央文件表扬的林立衡，为什么以后的遭遇如此之惨？个中详情，只有林立衡自己来解了。

九月十六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周恩来说：“明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会堂和京西宾馆了。黄、吴、李、邱也回家住。吴法宪在政治局的活动多，空军的指挥暂时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吴法宪处理空军的一些问题。”说完，周恩来还问我是不是同意。我怎么说呢，只有表示坚决照办。

临散会，周恩来还高兴地说：“今晚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张春桥马上说：“好。”马上叫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给政治局的同志每人倒了一杯，大家碰杯以后都喝干了。我不会喝酒，做了一个样子。喝完酒，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大家回去休息。”

九月十七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就去找周恩来，向他请示说：“我准备回空军了，看总理有什么交代。”周恩来说：“你回去吧。回去后可以在空司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要注意稳定空军和民航，弄清问题，防止人、机外逃。为了帮助你工作，我准备派杨德中到空军去参加你们的会议。”

我回空军大院以后，先到空司指挥所了解情况，然后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了林彪等人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要大家揭发批判。我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检查，表示空军的问题，首先我要负产主要责任。会议上，大家发言踊跃，纷纷起来揭发问题，并对‘九一三事件“表示愤慨。会议开到十二点钟，杨德中一直在座。但到下午三点继续开会时，杨德中就没有再来了。

九月十七日晚上，我又检查了一次空军各部队的情况。结果还好，部队、机场、学校等所有的单位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打电话问我：“空军司令部有五个人跑到了广州，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周恩来说：“你立即查一下，我也要广州军区查一查。”我说：“好。”

结果一查，是空司汽车队的王琢、雷达兵部的许秀绪、情报部的王永奎等人。我当即通知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焦红光查明情况和堵截，要他们见到空司的这五个人，就立即逮捕起来，押送回北京。

过了一个小时，焦红光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这五个人，说这几个人先是到白云山雷达站，以后又到了九师沙堤机场，最后向北走了，现在已经到了韶关附近的雷达站。我命令焦红光立即把这五个人逮捕起来。焦红光说：“已经要求广州军区协助我们办理此事。”这个情况，我很快报告给了周恩来。

到了晚上十一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说：“据广州军区报告，这五个人已经抓到。你要注意加强对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强调纪律，所有人员不经过请假批准，不准外出。如果有人要外出的话，请告诉我。”我向周恩来表示坚决照办，同时将他的指示转告曹里怀、王辉球、曾国华等人，要他们一起进行布置。

就在这天晚上，染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

处理完这些事情，已经是十七日深夜了。到这时，我才回到家。见到陈绥圻，我简要地告诉了她这几天的情况。我说：“我对‘九一三事件’以前确实毫无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绝对会报告中央，绝不会去投靠苏联。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陈绥圻说：“见到你很高兴。今天张叔良告诉我，在查抄于新野的宿舍时，查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对你和‘吴办’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地记录，连秘书张云龙是什么时候走的，接替他的秘书是谁，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有记录。真是想不到，他们对我们竟然使用这种特务手段！”

陈绥圻还告诉我：“张叔良说，王飞已经通过空军党委下命令，任命他为空军党办的处长。王飞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看他们把我们架空到了何等地步！对你进行封锁，连你身边秘书的任命都不通过我们。”说完，她就叫我赶紧休息，说我这几天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吃了一点早饭，就到空司指挥所去开会，继续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同时，我要曾国华召集空军直属各大部的人开会，整顿空军直属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以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晚上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我晚上八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于晚七点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把空司的会议交由梁璞继续主持。

晚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经过会议逐字逐句地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

散会以后，我回到空军办公楼，继续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发言都比较积极，但也有少数几个人默不作声，其中有空司气象部的副部长，他表示不相信会有“九一三事件”，说：“这是不可能的。”会后，我和王辉球、邝任农、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气象部副部长谈话，他仍然不相信。我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谈完话，已经是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就在办公室支上一张床睡下了。

九月十九日上午起床以后，我仍然没有回家，就在办公室里吃了一点饭，然后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我首先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通知空军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并将会议记录上报，同时考虑进一步揭发问题。然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错误，准备写出检讨，上报中央。

下午三点，周恩来通知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到人民大会党谈关于民航的问题，至于民航哪些人参加，要我们自己定。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民航的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参加会议。

下午四点，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告诉我们，北京卫戍区从周宇驰和于新野乘坐的直升飞机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给林立果的秘信，密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说毛泽东已经在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另外还有一个名单，周恩来要我辨认一下。这个名单里的大部分人我是认识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我不认识。于是周恩来就要我同李德生一起，到空军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时他还决定，由李德生负责，把名单上的人都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便召开会议研究民航的问题。民航到会的有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由于他们三人意见分歧比较大，周恩来便指示李德生负责进一步搞清情况，并找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谈话。

散会以后，我到西山参加黄永胜召集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由黄永胜代表中央传达了中央文件。传达完文件，黄永胜又要求各部门回去立即组织传达，并开展揭发批判林彪等人的运动，运动的情况要向中央写出报告。

军委办事组会议开完，我又回到空军大院。晚上周恩来告诉我，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我两人共同负责。

九月二十日凌晨一点，李德生找我一起同空六军军长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谈话，追查王飞九月到空六军检查工作的情况，看王飞是不是借检查工作的名义秘密到了北戴河。谈完以后，李德生让我们先回去，准备第二天再找王飞谈话。

凌晨三点，李德生又来找我和梁璞一起辨认周宇驰带的那份名单，结果梁璞全部认得，名单上的人都是司令部的。李德生决定，他自己立即去亚非疗养院准备地方，同时由我和梁璞负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李德生还确定，由梁璞具体承办这件事，他自己在亚疗负责接收。之后，我们便开始分头行动。地方准备好了以后，李德生给我来电话，要梁璞开始送人。等这件事情办完，天也就亮了。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在办公楼开会，首先由李德生传达了中共中央五十七号文件，接着我补充传达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的林彪十六条历史错误。李德生在讲话中还说：“吴司令多次向我主动作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我都报告了周总理。”

下午，在李德生、杨德中的参加下，我开始召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会的人纷纷积极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我要大家对我的错误也进行批评，但他们的发言都没有涉及到我，只有梁璞说了一句：“王飞曾经说了许多假话来欺骗你，但是你过于相信王飞。”

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的同时，空军直属机关各大部，也分别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晚上八点，我听取了各大部的汇报。

当晚九点，周恩来打电话找我说：“要对空军和民航各单位的情况进行检查，如果有问题，要立即向我报告。”

放下电话，我马上找民航总局副局长马仁辉，一起分析民航所有机场的情况，并研究如何堵塞漏洞，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谈完以后，已是晚上十点了。我当即将民航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一一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从九月二十一日零点起，我开始向中央写检讨。我一边回忆，一边构思，一直到凌晨四点才睡觉。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我起床以后，李德生通知我，要我转告刘锦平到京西宾馆去谈话。我随即打电话通知了刘锦平。然后，从十点半开始，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才体会。这天的会议，李德生、杨德中没有来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以后，双方团结的情况。一般地说，双方都是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办事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下午三点，我向周恩来报告了检查的情况。周恩来说：“你们检查一下很好，一定要搞好团结。”

下午四点，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点才结束。晚饭是利用休息，在会议室吃的。开完会，我同李德生一起找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谈话，他当时在解放军三O一医院看病。李德生首先向龙道权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精神，然后我要他立即赶回广州军区去主持工作，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要他坚决贯彻禁航的命令、严格管理部队、一切问题要多请示和报告广州军区等。

接着，我同李德生又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谈话，他当时也在三O一医院治病，要他回南京军区空军主持工作。我还特别交待刘懋功，要他特别注意空四军和空五军的问题，因为王维国和陈励云已经被隔离，要他认真组织好这两个军的班子，以指挥队伍。

谈完话，我就在办公室主持起草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准备上报给中央。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态拥护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第二部分是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揭发出来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如何进一步深入地揭发和批判。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四点，才在办公室休息了。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办公室里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写的报告。下午两点，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再一次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对林彪等人进行了揭发批判。我的发言大约两个小时。我要张叔良记录我的发言，并据此草拟我向中央的检讨。

张叔良写完以后，我又修改到深夜十二点，然后交张叔良重新抄录一遍，于次日凌晨四点由我签名以后发出。我在检讨中再次明确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并在检讨的后面附上了揭发材料。

大约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要我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的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我交代给梁璞和作战部的人员，要立即制作表格和写好报告。梁璞他们一直弄到天亮才成。表格和报告作好后，我约王辉球一起审阅以后，签署上报。

由于这些文件牵涉到空军的整个情况，属于核心机密，因此在送走之前，我亲自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要他自己到西华门去接。打完电话，我又派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吕秋振亲自送这些文件到西华门，并交代一定要亲自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打收条。

在这段时间，张叔良还把他主动记录下来的有关十二日晚上和十三日所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给我看了，其中包括他在场听到的一些往来电话和我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他都记录在案。我看了以后，表扬他主动作了这件事情，并告诉他，这个记录，我没有时间详细看，先由他负责，保存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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