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陈希同自述《众口铄金难铄真》

目錄

導言 ........................................................................................... 吳國光

一、關于一九八九年北京戒嚴
二、關于一九八九年北京市「謊報軍情」
三、關于當時的決策體系和信息傳遞
四、中共政治的扭曲與謊言:討論與總結

☆☆☆

第一次談話記錄

讀《李鵬「六四」日記》
鄧小平怎么會受騙?!
「六四」時保證北京生活秩序
「六四」是場悲劇
胡耀邦:鄧小平不會同意國慶進行抬鄧的大像
趙紫陽讓我大膽試驗干工作
李錫銘隱瞞上層爭論
「陳希同案」
所謂「豪華別墅」
沒有反對江澤民
附件:美國之音:《天怒》作者談陳希同案

第二次談話記錄

李鵬說過趙紫陽:「口不對心吧!」
《李鵬「六四」日記》記述陳希同不多
「六四」時的人民大會堂內
北京市提出過戒嚴嗎?
對趙紫陽的看法
李先念向我透露「中央決定戒嚴」
李錫銘說「江澤民是政治投機分子」
獄中有詩:歷史終將埋冤假
「你們是法西斯法庭!」
為什么要這樣打擊陳希同?
只是書呆子,不當政治騙子,不做小人
陳希同說鐘鴻「婉筆直書伴紅心」

第三次談話

不喜歡搞私人關系
主疑臣死
趙紫陽支持北京改革

第四次談話記錄

關于訪談發表時間

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究竟是誰? ......................................... 姚監復

第五次談話記錄

關于網文《陳希同入獄內幕》
《北京日報》搶先一天發表鄧小平南巡的新聞
南巡講話點了李錫銘的名
鄧對我說:「你告訴李鵬,5%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沒有寫信舉報江澤民
是不是權力斗爭的犧牲品?
編造內幕的作者很高明
我不承認犯罪
關于《中國「六四」真相》
2011 年以后在公布訪談錄

第六次談話記錄

把我冤枉到這個程度
再談「八九風波」
從教育改革談到考上北京大學

律師王耀庭對陳希同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請求復查的申訴書

(一)請求復查
(二)事實真相

(三)有貪必肅、有錯必糾

第七次談話記錄

我一直希望他們主動出來,糾正錯誤
尉健行一手操辦陳希同專案

第八次談話記錄

內省不咎,問心無愧
我當時的思想,是不同意動亂
天安門廣場一個人沒死
李先念講「趙紫陽想對鄧小平取而代之」
「訪談錄」發表要慎重,政治很險惡
我飽受謊言誣陷之苦
江澤民在「六四」以后有一次找我
只要國家好,個人遭遇算什么?
一切不符合實際的,都站不住腳
不公正、不恰當的事,遲早要解決

陳希同的詩文與攝影

一、眾口鑠金難鑠實,莫叫后人考證難
二、《掠影隨筆》——施長「龍園詩影集」之一
三、陳希同耐人尋味的思想與感情
四、心隨天籟,追尋返璞歸真

後記

導  言

吳國光

這是又一份來自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直接見證人的歷史呈詞。本書的重要性,盡在于此,不言自明。談話人陳希同,一九八九年時任北京市市長、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一九九二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一般認為,他對一九八九年的事態發展負有相當責任。然而,陳希同的政治命運,在天安門事件僅僅六年之后就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一九九五年,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高位的陳希同,被當局指控犯有貪污受賄及玩忽職守罪,隨即被開除中共黨籍并撤銷一切職務,并于一九九八年七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二零一一年,年屆八十一歲的陳希同,在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 室,自一月份起到二零一二年一月份,先后八次接受了本書作者姚監復先生的訪談。本書即是這些訪談的記錄整理稿。

所有這些訪談,內容十分集中。陳希同主要談了兩個問題:第一,陳希同否認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鎮壓中扮演負責角色,著重澄清他本人從來不知道自己被任命成為北京軍事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第二,陳希同否認對他的貪污罪指控,多次辯解、說明了「貪污禮品」和在「豪華別墅」享樂、瀆職等罪名的事實真相。同時,這些訪談還涉及到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等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些活動。

總的來看,這些訪談作為陳希同的一家之言,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在政治上,這則構成了一篇巨大的翻案文章:陳希同要同時洗清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鎮壓中的罪責和后來中國官方所指控他的貪污、瀆職等罪名。那么,陳希同所說,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歷史真實呢?如果他確實透露了某些政治真相,那么,這對我們理解中國政治又具有什么樣的涵義呢?下面,我將對比研究陳希同訪談與其他相關資料,分兩個方面來探討上述問題。其中,在天安門事件和陳希同腐敗案之間,我更為關注的是前者。因此,以下的討論,集中在有關一九八九年的歷史真相及其政治含義上,較少涉及一九九五年陳希同腐敗案。

一.關于一九八九年北京戒嚴

陳希同在訪談中重點澄清的第一個問題,是關于他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北京戒嚴中的身份和職責問題。他沒有正面回憶當年的事情,而是針對《李鵬六四日記》駁論。陳希同說,多年之后,看了這本《李鵬「六四」日記》的影印本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曾經被任命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在此之前,包括在一九八九年當時,沒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過他這個重要任命。陳希同說:「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也沒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揮戒嚴」;「這個指揮部的具體地點,我這個正指揮也不知道」。

此事事關重大。我們知道,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部分地區戒嚴,是六月三日夜間、四日凌晨北京軍事鎮壓的準備和前奏,而這場鎮壓致使至少數百人喪生;這也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與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國務院總理李鵬意見分歧的關鍵,而這種分歧直接導致趙紫陽立即失去所有權力并在此后長達十六年內喪失人身自由直至去世。對此,《李鵬六四日記》「5 月 18 日」一則記載:「下午三時,召開戒嚴會議。北京軍區周依冰司令員報告,決定派五萬兵力,20 日晚以前進入北京。決定成立戒嚴指揮部,北京市長為指揮,司令員為副指揮。」 而在同一則日記中,后來增加的那部分文字,卻沒有提到周依冰,僅說是楊尚昆通報了調動兵力情況。這里不厭其煩,再引原文:「下午三時,在中南海召開戒嚴工作會議,我和喬石、尚昆同志參加。尚昆向我們通報了調動兵力情況。為了協調整個戒嚴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北京戒嚴指揮部,由北京市長和北京軍區司令員為正、副指揮。」上述兩段文字所載,應該就是陳希同在訪談錄中所要否認的。

誰是誰非?陳希同表示「有機會時」要當面問李鵬這些問題。中國作為宣稱中的法治國家,應該提供這樣的機會,讓兩位前國家重要領導人就此展開公開的法庭對質。在這個機會沒有到來之前,我愿意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就此有所探討。我將首先引用兩份資料:一份就是《李鵬「六四」日記》——在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出版此書未果的過程中,來自北京的官方壓力證實了此書確系李鵬所著,雖然其中的歷史記載真偽與否有待各方研究;另一份則是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所編輯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一書(以下簡稱《北京平暴紀事》),北京日報出版社 1989 年 8 月出版,應屬北京市在事件當時所提供的官方資料。同時,我還將參考其他相關資料,試圖多方查證李鵬與陳希同的說法哪一個更為準確。

查《李鵬六四日記》,在「5 月 18 日」之后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戒嚴指揮部,亦有多處將北京市和戒嚴指揮部并提,并多次記載了周依冰在戒嚴中的一些作為。例如,5 月 20 日,根據周的請求,李鵬下令鐵道部長李森茂執行運送沙河部隊 2000 余人到達北京火車站的命令;5 月 21 日,「城區戒嚴部隊由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指揮,整個進京戒嚴部隊由總參謀長遲浩田指揮」;5 月 29 日,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確定喬石分管戒嚴指揮部;6 月 3日,「下午四時在勤政殿,由喬石召集戒嚴的緊急會議,研究天安門廣場清場問題。我和尚昆、遲浩田、李錫銘、周依冰、羅干等同志都參加了會議」;「6 月 3 日整個晚上」,「戒嚴指揮部周依冰和羅干秘書長(當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吳注)等則在人民大會堂」云云。但是,在整部李鵬日記中,沒有任何一處提到陳希同的名字,而前引 5 月 18 日日記也是唯一一處提到北京市長的地方,此后在涉及戒嚴指揮部時再也沒有提及北京市長,也沒有第二處講到所謂「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就連陳希同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這件事,李鵬在日記中也只字未提——關于這件事情,我在后面將另行專門探討。

《北京平暴紀事》是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的活動為主線之一記載當年官方口徑的資料書。但是,其中沒有記載北京市長當時被任命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指揮」。查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三十日逐條記載,陳希同名字計出現十五次, 「北京市政府」更被多次提及,也有多次北京市政府與戒嚴部隊指揮部并提——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這里使用的都是「戒嚴部隊指揮部」,比李鵬所使用的「戒嚴指揮部」說法多出「部隊」二字,明顯是專指軍隊;第二, 「戒嚴部隊指揮部」的說法首次出現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深夜有關活動的記載中,六月三日之后則密集出現。

與《北京平暴紀事》類似,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驚心動魄的 56 天:1989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9 日每日紀實》一書(以下簡稱《五十六天》),也沒有成立戒嚴指揮部和北京市長陳希同出任指揮的記載。在 5 月 18 日至 6 月 9 日的逐日記載中,陳希同的名字出現三次,一次是 5 月 20 日簽署《北京市政府令》宣布戒嚴地區,一次是在示威群眾的聲明中作為反面人物被提及,再一次是 6 月 4 日晚上發表廣播講話。「北京市政府」也多次出現,亦多次和「戒嚴部隊指揮部」并提。和北京市委辦公廳所編書籍一樣,這里也有「部隊」一詞;區別在于,「戒嚴指揮部」要到 6 月 3 日的記載中才首次出現。

目前尚難以論定其資料的權威性的《中國「六四」真相》一書,說 5 月 18 日下午楊尚昆主持了中央軍委會議,「決定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戒嚴指揮部由(劉)??華清、(遲)浩田和周衣冰組成,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這里也沒有提到陳希同或北京市長出任戒嚴指揮部指揮一事。

綜上所述,李鵬所說北京市長即陳希同擔任戒嚴指揮部正指揮一事,迄今只是單一信息來源,得不到其他相關資料的佐證;相反,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其他各類資料,所導向的結論都是支持陳希同對于李鵬的駁斥的。因此,在沒有新的可靠資料出現之前,可以認為,陳希同就一九八九年自己不知道曾經被任命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說法是可信的。

反過來看《李鵬「六四」日記》:此書整理成書應該是在 2003 年(李鵬為此書所作后記,落款為「2004 年 1 月 12 日」),那個時候陳希同早就已經成為中共政權的階下囚了。在這種情況下,李鵬明顯地采取了避開陳的名字的做法,全書完全不提「陳希同」三個字。對比一九八九年當時的官方資料,這說明《李鵬「六四」日記》采取了一種不尊重歷史真實的態度。

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在李鵬處處回避陳希同名字的背景下,他為什么偏偏在所謂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問題上要讓陳希同隱晦地出現一次?本書訪談者姚監復先生認為,李鵬這樣做,是要用北京市長的名頭,來掩蓋「六四」軍事政變的實質。這個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啟迪意義。

退一步說,如果我們姑且承認李鵬沒有編造任命北京市長陳希同出任戒嚴指揮部指揮一事,那么,在沒有進一步的權威信息出現之前,暫時的結論是:第一,即使當年確有任命陳希同擔任「戒嚴指揮部指揮」一事,做此決定者本來就沒有對此很當真,因此很可能沒有正式通知本人,更沒有廣為傳達,只是決定人把這個決定記在了自己的日記本上了;第二,「戒嚴指揮部指揮」一職即使曾經存在,也應該屬于虛職,北京軍事戒嚴的指揮權實際上屬于國務院、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和北京軍區。

二.關于一九八九年北京市「謊報軍情」

當然,陳希同沒有出任或擔負所謂「戒嚴指揮部指揮」,并不等于說,陳希同對于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運動中中共當局最終采取血腥的強硬路線不負有任何責任。正像前文所引的兩部中國官方編輯的相關書籍所記載的,天安門運動當時,示威學生和群眾就對北京市領導人強烈不滿,特別是不滿北京市對于當時情況的匯報,一般認為這些匯報促使鄧小平在 4 月25 日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

對于人們認為北京市領導人「欺上瞞下、謊報軍情」, 陳希同在本書的訪談中主要做了兩個辯解:第一,他認為「鄧小平的政治判斷能力極強,資訊來源和管道很多,是不會被欺騙和上『謊報軍情』的當的」。陳希同并藉用趙紫陽的話強化這種說法。第二,陳強調,作為市長,自己「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這一類政治思潮方面的簡報,是由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李錫銘簽發上報的」。那么,陳希同所言,是否可信呢?對此我們可以照應上述陳的兩個辯解來分析:首先,北京市是否確有「謊報軍情」?其次,如果有,那是誰的責任?

從本書的訪談本身看,陳希同并沒有直接否認北京市領導人在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期間有過「謊報軍情」的作為。根據其他相關材料,在一九八九年當時,對于高層情況有一定了解的人們,普遍認為北京市領導人曾經向中央和鄧小平提供了不真實的情況,從而導致天安門危機。據北京市方面的官方資料《北京平暴紀事》記載,5 月 17 日,游行群眾從臺基廠北京市委門前經過時,高喊「北京市委,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罪責難逃!」 5 月 18 日,北京市屬新聞單位的 100 多名新聞工作者,到北京市委「請愿」,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人民交待'請戰'真相」。 5 月 22 日,首都知識界上千人到北京市委門前示威,呼喊「李錫銘、陳希同,制造動亂的幫兇」等口號。所有這些,都表明了當時人們的這種普遍認知。其中,北京市屬新聞單位從業人員的請愿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所處位置使他們有可能了解一些實情;他們為什么使用「請戰」一詞來描述北京市領導人對待當時民眾運動的態度?這也是值得重視的史實。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主持日常編務的副總編輯陸超祺,在《六四內部日記》中,僅在 4 月 15 日到 5 月 15 日事態前期發展的一個月內,就不下十次明確紀錄了他所知道的北京市領導人對學生采取強硬敵視態度的作為。他有一處記錄,揭載了前述北京市屬新聞單位工作人員所散發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的傳單內容,其中「揭露(了)北京市領導人在這次學生運動中的不光彩的表演」。根據陸的記載,這份傳單提到,北京市領導人對四月份學生運動有分析和匯報材料,并「請戰」要求中央授權部署對于

學生運動的「反擊」;還提到市委、市政府在學潮中制定并實施「不準向學生供水、不準提供食品」等。特別是在「4 月 27 日」一條,陸超祺在寫到《人民日報》4 月 26 日社論激起學生和民眾更大反抗的時候,直接說到,這「是北京市委、國家教委向中央和鄧小平提供不真實情況,導致中央和鄧小平決策不當造成的」。

一九八九年時擔任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的張萬舒,對此也有多處類似記載,并提供了一些寶貴、翔實的資料。根據他的記載,4 月 20 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對首都大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進行分析研究,認為由于有'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破壞,整個活動出現了升溫轉向的趨向」。張萬舒用將近兩頁的篇幅,直接征引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相關文件,文件中判定學生「反動言論公開化」,「行動有綱領,活動有組織」,并決定「采取戒嚴措施,防止事態擴大。」 在「4 月 25 日」一節,張萬舒記載,上午十時,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召開各部部主任會議,傳達了當日上午八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對于頭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精神的傳達。根據這份記載,4 月 24 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會由李鵬主持,首先聽取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的匯報。李鐵映匯報了近幾天全國學潮的情況。「陳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作了主體匯報」。作為資深記者的張萬舒,還記下了所傳達的陳希同匯報的具體內容,其中講到學潮「是黨內外、國內外敵對勢力勾結發展的結果」,并說「這次學潮的矛頭是直接指向黨中央,表面上是對準李鵬總理的,實質上是對準小平同志的」。陳希同還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議,要中央、國務院「盡快拿出幾條過硬的措施」,「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在「4 月 29 日」一節,張萬舒還紀錄了新華社社長穆青把郭超人和張本人找到辦公室來,傳達了胡啟立的一段「份量很重」的話,而他們三位新華社領導人當時議論了這段話,認為「很大可能」是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給中央某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同志那里」提供了片面的信息。張萬舒特別指出,這些信息和哪怕是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們所掌握的情況也有不同,而后者比較注意「客觀全面」。

不必引用更多的史料了,至此可以得出結論:至少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份學生運動初起的階段,北京市很可能上報了與新聞單位所掌握的信息不同的資訊,認定這次學潮的矛頭是針對鄧小平的。這樣的資訊是否會影響鄧小平決策,我們后面討論。

在本書訪談中,陳希同指出,「我作為北京市市長,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關于學生運動的簡報,這一類政治思潮方面的簡報,是由北京市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李錫銘簽發上報的」。查《李鵬六四日記》與《北京平暴紀事》等書,可以看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李錫銘,確實從頭至尾在這場巨大政治風波中扮演了很積極的角色;根據我們對于中共黨政關系的了解,陳希同所說也言之成理。不過,從前面所引用的材料中,特別是張萬舒 4 月 25 日的記載,我們看到,陳希同曾經「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就學潮情況作了「主體匯報」,而根據張的記載,匯報的調子與代表了鄧小平看法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調子是一致的。反過來,陳希同在本書訪談中卻說:「北京市領導參加中央會議,我是市長,一般不會由我先講。關于學生運動情況,一般由市委書記李錫銘或者市委大學工作部部長汪家璆匯報,而不是由我匯報。《六四真相》講的我匯報情況,不真實。」 對比前引張萬舒,陳希同的說明比較無力。總的來說,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可以同意陳希同所說的李錫銘在所謂「謊報軍情」問題上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這并不能排除陳希同的責任;迄今,除了陳本人的訪談,其他相關記載,都指向陳希同在當時向中央匯報情況的過程中扮演了活躍的、重要的角色這樣一個結論。

三.關于當時的決策體系和信息傳遞

在中國的政治體系中,作為市長,陳希同同時也是中共北京市委排名第一的副書記;而根據中共所謂集體領導的原則,中共北京市委在那個階段的所有重要決定,陳希同應該都有參與并負相當責任。這也是我們難以得出陳希同在「謊報軍情」問題上沒有多少責任這樣的結論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我們也了解,所謂「集體領導」,常常不過是個說法,而中共各級黨組織的運行實際上往往是書記一人凌駕于同級黨委會之上。在北京市上報學運情況這個問題上,究竟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委副書記、市長陳希同之間的責任如何劃分,尚有待更多的歷史資料方能揭曉。如果情況屬于后者,即書記一人專斷,余人無權置喙,則不僅陳希同的責任將得到重新評價,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根據中國共產黨本身的規則,這也將支持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有關政治改革的訴求。為什么這個黨的公開說辭與實際運作相互之間存在這么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用這樣虛偽的公開說辭來掩飾其實際的權力壟斷,是不是蓄意欺騙人民?對于這樣一個欺騙人民的執政黨和這樣一黨壟斷權力的政治制度,人民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就像一九八九年北京示威學生和民眾所要求的那樣,豈不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合憲?

這種違章(即違反中國共產黨章程)、違憲(即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決策體系,也出現在中央層面。陳希同在訪談中強調,是鄧小平對于當時形勢的獨立判斷,而不是北京市的情況報告,導致了對于群眾示威的「動亂」定性。陳希同還說,鄧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這里,關于陳希??同所述鄧小平的角色,可以有很多疑問。

首先,如果鄧小平不是從北京市委、市政府獲取關于北京情況的權威資訊,那么,在北京市,是不是還存在一套乃至多套其他的資訊系統?監于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并不掌握同樣的資訊,那么,難道上述資訊系統單獨對鄧一人負責?如果是這樣,則這些資訊系統,在什么程度上是合法的,又在什么程度上是非法的?我認為,這對于了解中共政治實際上究竟怎樣運作,是很重要的;對于確定一九八九年事變的性質,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陳希同在訪談中暗示了一種可能,那就是:對于學生運動的定性,應該是鄧小平判斷其性質在先,而北京市上報相應的情況報告在后。換句話說,下面的所作所為,其實并不是對于實際情況的反映,而是體會鄧小平的「上意」所割裂、扭曲、乃至捏造的信息,用來迎合并支持鄧小平的政治判斷。那么,鄧小平主觀地做出「學生運動是動亂」這一判斷的背后,究竟是何政治意圖?這種判斷,又是通過什么人、什么渠道,怎樣傳遞到包括陳希同在內的北京市領導人和其他那些或者合法或者非法的資訊搜集系統的?監于鄧小平當時僅任中央軍委主席,并不擔任黨和國家其他行政職務,尤其是并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為什么包括陳希同在內的這些高級領導人要接受鄧的或明或暗的示意,并不惜扭曲現實而迎合鄧?解答這些問題,對于理解中共政治和一九八九年的歷史事件,也是極為重要的。

說到這里,不能不重點討論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政治信息傳播問題。我們看到,編造情況、編造新聞,作為中共的一個傳統,這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期間非常集中地表現了出來。篇幅所限,這里僅舉三個編造新聞的案例。第一個例子:4 月 19 日,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新聞組說學生「沖擊中南海」,要新華社作公開報導。根據當時的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記載,新華社在現場的記者根據目擊認為沒有發生學生沖擊中南海這樣的事情,認為「這樣違背事實的稿子不能寫,新華社更不能發」。當時新華社國內新聞部編輯一致反對發這樣的稿子。但是,《北京日報》刊發了這樣的稿子,新華社后來予以轉發。第二個例子:4 月22 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參加追悼會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陸超祺眼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主要是青年學生,約 10 萬人左右,從紀念碑到大會堂之間坐得滿滿的」。但是,新華社的報導說,廣場上只有萬余學生。作為資深新聞工作者的陸超祺的感想是:「真是瞪著眼睛瞎說」。第三個例子:新華社 4 月 26 日播發京滬綜合各界對「四二六」社論反應的新聞各一則,當時負責《人民日報》日常編務的陸超祺判斷,這兩則都「是按照領導意圖編造的新聞」。這三件事情,發生在短短的一周之內;以此推想,在從胡耀邦去世到六四鎮壓這長達五十多天的時間里,有多少對事件進程發生了重大影響的報導,其實根本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扭曲和編造!

不僅新聞報導,當時還有很多文件、講話、社論等,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發生過重要的作用,往往是激化了矛盾并最終導致巨大悲劇。然而,根據目前還很有限度的信息,已經知道,不少這樣的文件和文章出處曖昧。比如說,新華社 4 月 20 日評論員文章《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發表之后連當時黨的高級官員都感覺「殺氣騰騰」,惹得「各方反應都很強烈」, 可以說是輿論激化矛盾的第一炮。然而,據張萬舒記載,這篇文章是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新聞組組長、兼任新華社副社長和中宣部副部長的曾建徽組織人撰寫的,時任新華社社長穆青事先不知道,以至穆青震怒:「以新華社名義發表評論員文章,為什么不讓我看?連起碼的組織原則都不講。」這篇文章,「雖然以新華社的名義發出,但新華社的記者編輯一致不承認是新華社的,甚至說是『新華社被強奸的產物』。」 無獨有偶,一周之后,同樣的情節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演,《人民日報》員工群情洶涌,要求公開澄清《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不是人民日報社寫的,不代表報社的意見。

另一個重量級的例子,是陳希同在本書訪談中所提供的。我們知道,陳希同在一九八九年被廣泛認為是北京鎮壓的執行者之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陳以國務委員、北京市長的身份,「受國務院委托」,于 6 月 30 日向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作了《關于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然而,在本書訪談中,陳希同稱,「那是人家寫好了的材料,指定我去念的」;「這些報告(包括向市民的廣播講話——吳注)在討論時,我沒參加。要我讀,我就念。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改。上面布置的。向北京市民講話,用北京市長名義。向人大作報告,不好用北京市長名義,就用國務委員名義。我是照本宣科」。

這樣看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府的國務院,面對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所遞交的關于這樣一件重大政治、歷史事件的正式報告,其實是相當兒戲的。很多冠冕堂皇的報告人,根本上就是「要我讀,我就念」的傀儡。「人家寫好了的材料」,這個「人家」究竟是誰?查《李鵬「六四」日記》,竟然只字未提這個報告。既然是「受國務院委托」,為什么國務院總理的相關日記對此諱莫如深?包括這樣一個最高級別的政府報告,不僅也沒有采用所謂「實名制」,而且同樣也是出處隱晦,來歷曖昧,那么,為什么中國公民偏偏需要認真對待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可以認為,或者陳希同或者李鵬,至少其中一人,也許兩人同時,在國務院提交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的報告一事上,涉嫌犯有「瀆職罪」。甚或認為,至少在那一階段,有人非法劫持了中共黨政系統,對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虛與委蛇加以搪塞——這也正是姚監復先生所說的「軍事政變」的表征之一。

四.中共政治的扭曲與荒謬:討論與總結

通觀本書,我們看到,在中共政治制度下,公共權力的結構和運作處在一種高度扭曲的狀態。首先,名義與職責之間的關系被扭曲。不在其位者可以擁有絕對權力;重要職位(比如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新華社社長等)則可以虛有其名,占據這些職位的人對于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務不僅可能沒有權力決定,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曉。其次,信息(即對于社會現實情況的認知)與判斷(即相關的政治決定)之間的關系扭曲。往往不是根據社會現實作出決定,而是有了決定之后臆造現實。這樣的決定,因此往往形同兒戲,因為它沒有現實根據,而是出于某些人的主觀臆斷;決定的目的,更不是服務于公共治理,而完全是出于個人的權力考量。再次,由于上述扭曲,則在重大公眾事務與個人隨心所欲之間,也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狀態。上文清楚顯示,對于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一些重大決定,那些決定者本人卻視之如兒戲,草芥人命直如常事;而這種態度和行為,輕說也屬于嚴重瀆職,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這里,作為曾經接受過新聞學教育并具有新聞從業經歷的政治學者,我要特別提出政治運作的信息流通問題來加以討論。用通俗的語言來說,信息流通好似機體的神經,對于這個機體的正常、健康運作起著無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可是,我們看到,在中共政治運作中,信息流通被高度扭曲。除了前面已經談及的一些相關例子比如鄧小平如何了解當時的社會情況之外,本書還提供了兩個重要的例子。一個是,陳希同講到,「有次在主席臺上,李先念向我透露,中央決定戒嚴」。那么,究竟陳希同該不該知道這個決定?如果不該知道,那是很謬的,因為要在北京戒嚴,居然連北京市長都不應該知道;如果應該知道,難道這樣非正式地「透露」一下就具有合法效力了?那也一樣很荒謬。更有甚者,李鵬對于趙紫陽的指控之一,就是說趙向鮑彤透露了戒嚴的決定; 而鮑彤當年與陳希同一樣是中共中央委員,鮑同時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政治秘書。那么,為什么李先念這樣告訴陳希同(這已經得到陳的證實)就不是洩密,而趙紫陽把據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的戒嚴決定一事告訴政治局常委會的政治秘書(這還僅僅是指控),就要被控「洩密」呢?再一個例子是,在訪談中,陳希同不斷并多次強調:「我不知道」。對于當時的高層政治分歧,他說「我不知道」;對于某領導人當時的作用,他說「我不清楚」;「上面有兩個司令部,我不知道」;甚至自己為什么轉眼成為階下之囚,他也說「我不知道」。在當時中共的黨和國家領導層中,作為國務委員,陳希同排名大約在第二十幾位, 而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一市之長。我們可以問:如果這樣一個人物對于當時的高層政治也是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么,這樣一個人民共和國,究竟廣大人民還能知道什么呢?又怎么能夠「當家作主」呢?在中共政治運作中,究竟什么人可以知道什么信息,試問有沒有章法?

謠言滿天,據說是當時政治局勢的一個突出特點。這明顯也是政治信息的流通出現問題的表現。如前所述,政府利用官方媒體直接編造謊言,這在當時例證極多。那么,這是否屬于造謠、傳謠?事實上,在政治高度不透明(本身身在高層、名列國家領導人的陳希同,尚且不知道高層??政治的情況)、媒體為政府所操控的制度下,政治謠言一般出于四個來源,即民眾傳說政治情況、精英透露政治信息、政府公開制造謊言、當局暗地散播謠言;而就內容與事實真相之間的關系來看,所有這些謠言又可以分為四類,即:述說未經權威證實的真相(其中也許有細節出入)、在信息來源受限的情況下了解到了片面的或經過扭曲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臆造不合真相的信息、在明知真相的情況下編造不是真相的謊言。其中,就來源看,來自當局和與當局相聯系的謠言源頭,占了四個之中的三個;就內容看,至少前兩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第三種,都是整個社會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民眾缺乏知情權的產物。而中國社會信息不公開的病根,今天來看,既不是因為信息技術落后,也不是因為民眾素質低下,而癥結在于專制政治制度。

在互聯網普及的今天,當局及其內部的不同人物、派別和組織,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散播流言,或雖然掌控媒體但卻以「不作為」、不報導來面對關于重大公共事件的信息傳播,從而縱容謠言滋生與傳播,然后又藉口制止謠言來變本加厲地實行媒體與網絡控制,大肆剝奪民眾對于公共事件的知情權與發言權,更是一種惡劣做法。從最近的、仍在發展之中的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不難看出兩個方面:一個是,許多開始時候的小道消息,后來往往得到證實,這說明民眾探求真相的愿望與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府不去順勢擴大民眾的知情權,已屬違章違憲;而另一個方面則是,許多確屬謠諑的流言,很難想像是那些沒有接近高層政治之便利的平頭百姓所為,更多的倒像是當局之人趁機把水攪渾,誤導輿論,愚弄民眾,有所企圖。一個掌握乃至壟斷了媒體的政府,卻常常要靠造謠來運作,何其荒唐乃爾之甚也!

的確,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幅荒唐、荒謬的政治畫圖。本書的主人公,曾經是一個荒謬的市長,因為據他自述他在市長任內不了解本市上報中央政府的信息簡報,甚至作為市長而簽署本市歷史上唯一的軍事戒嚴令也是如同木偶一般被人牽線行動;他也曾經是一個荒謬的國家領導人,因為他作為全國排名二十幾位的實權人物而完全不知道這個國家的領導層在如何運作,甚至作為中央政府委托的報告人,在向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報告重大事務時,根本事先沒有參與這個報告的討論和形成;然后他又成為一個荒謬的犯人, 既不知道自己為什么一夜之間從中共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的成員跌落為這個黨的階下之囚,也不承認那些對他的犯罪指控有任何事實與法律根據,結果成了一個據說「一分錢也沒有貪污」的貪污犯。甚至于,對他的審判也是一場荒謬的游戲:法官不允許他講話,宣判時不讓辯護人出席——而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荒謬還沒有到此結束:入獄時,陳希同指控中國法庭是「法西斯法庭」,中國是一個「法西斯國度」; 而在「以罪犯的名義放出來」之后,繼續「接受監獄式的吃喝住行的待遇」時, 他卻不能不謳歌當今的「德政」、「仁政」。

還有太多的荒謬,并不止在陳希同身上。比如說,根據陳希同的說法,趙紫陽「不是正式囚犯,也沒有正式判刑」,但根據本書作者姚監復的觀察(姚先生在趙紫陽晚年曾經數次探望幽囚中的這位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比趙「更自由」——囚犯還有「正式」不「正式」之說?判刑還有「非正式」判刑?這顯然也是「法治中國」的天下奇聞;不是囚犯的,比囚犯還不自由,這是不是也很荒謬?太多這樣的荒謬,因為篇幅所限,這里不去逐一指出了。歸根到底,陳希同訪談錄處處都在顯示中共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荒謬和荒唐。

最后,我想說,本書具有一定價值,但要以此直面歷史則還遠遠不夠。其中一些欲言又止之處,我在前面的探討中沒有機會一一深究。比如說,陳希同談到:「學生(經過)勸說后回去了,怎么后來又回廣場了?」 我相信這對分析天安門事件的過程是一個重要關節,也相信陳希同了解更多的真相,只不過他目前選擇不做進一步披露。又比如說,陳希同透露,「鄧小平作出戒嚴、清場的決定是很不容易的」。這話是什么意思?陳希同又怎么知道鄧的這種「不容易」?總的來說,和讀者一道,我愿意感謝姚監復先生的努力,也欣賞陳希同先生的合作,他們因此給人們呈現了這份別人的敘說所難以替代的歷史資料。但是,如果本書多有讓讀者失望之處,那也是不奇怪的。訪談確實已經記下了陳希同對自己被定罪和被判刑的控訴,但并沒有記下他對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的系統回顧和歷史反思。但愿陳先生在歷盡滄桑之后,能夠繼續接受采訪,或者自己拿起筆來,詳陳真相,真正做到「歷史無欺」。

2012年5月3日,
於太平洋上「桴浮書屋」

「導言」作者簡介

吳國光,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歷史系教授,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美國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魯斯研究員,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後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北京大學文學學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中國政治、政治制度及其轉型、中國對外關係、亞太地區對外關係;著有英文書籍四種,中文書籍十六種,以及中文和英文論文多篇。,

第一次談話記錄

談話時間:2011 年 1 月 6 日 10:30 至 14:00
地點: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 室
談話人:陳希同、姚監複
記錄:姚監複

讀《李鵬「六四」日記》

陳希同:

看了《李鵬「六四」日記》,李寫道,5 月 18 日下午 3 時,「在中南海召開戒嚴工作會議,我和喬石、尚昆同志參加。尚昆向我們通報了調動兵力情況。為了協調整個戒嚴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北京戒嚴指揮部。由北京市長和北京軍區司令員為正、副指揮。【1】

這就是李鵬公開寫的,我(陳希同)是「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是副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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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傳《李鵬「六四」日記》,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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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是看了這本《李鵬「六四」日記》影本之後,才知道我被任命為「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

我想有機會時,要請問李鵬:「什麼時候你或者指定過另一個人通知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嗎?有正式檔嗎?這是什麼組織、什麼時候由什麼人決定和什麼人批准的?為什麼不在當時通知我擔任這麼重要的一個職務?這個指揮部設在何處?由什麼人組成?北京市戒嚴指揮部的任務、職責是什麼?我這個正指揮的職責、任務、權力是什麼?「六四」我在人民大會堂,萬里也在那裏,周依冰後來才來。副指揮周依冰沒有找過我這個正指揮請示,我這個正指揮也沒有指揮過周依冰副指揮。這個指揮部的具體地點,我這個正指揮也不知道。如何協調整個戒嚴工作?不知李鵬在《六四日記》公佈我是正指揮,有什麼用意和目的?

陳希同:

同胡德平見面時,胡問我:「為什麼《李鵬日記》裏很少談到你?是不是你同李鵬有什麼默契?」我當時還不理解,他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

後來看了《李鵬日記》,我才知道,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可是李鵬在書中沒有講,我這個正指揮,參加了什麼重要會議、提出了什麼關鍵性決策建議,具體為戒嚴做了什麼工作,似乎只由李鵬給我掛了個空名。

這樣,許多讀者都有疑問,為什麼李鵬書中不寫陳希同為戒嚴做了什麼事,有人估計是陳希同判刑了,他要劃清界限。實際上,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也沒有在 1989 年去指揮戒嚴。這樣,李鵬日記也就寫不出我作為「正指揮「的更多工作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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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讀《李鵬「六四」日記》之前不知道自己是「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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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複:

李鵬說北京市長是戒嚴指揮部正指揮,代表北京市協調整個戒嚴工作,是為了「掩飾」六四軍事政變的色彩。李鵬 5 月 20 日戒嚴令明確說「國務院決定在 1989 年 5月 20 日 10 時起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因此正指揮不知道自己是正指揮,說明這是一場有領導、有預謀的有更高級組織的軍事政變。

鄧小平怎麼會受騙?!

姚監複:

我 2004 年 3 月 5 月見過軟禁中的趙紫陽。我問他:「是不是李錫銘【2】、陳希同【3】、何東昌向鄧小平謊報軍情、誇大了學潮的嚴重性,欺騙了鄧小平,他才做出戒嚴、調兵的決定?」

趙紫陽回答很乾脆、明確:「鄧是不會受人騙的。」「如果鄧小平會被騙上當,那就不是鄧小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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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講得對:

「如果鄧小平會上當受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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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同:

對!我同意趙紫陽的這個說法。有人對我也講過,是北京市委、教委誇大事實、謊報軍情,欺騙了鄧小平,認為鄧小平辨不清真假,不瞭解情況。實際上,他有很多 管道和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瞭解的情況,而且天安門廣場上的學潮情況, 北京市的人誰不知道,鄧小平怎麼會不知道。

趙紫陽講鄧小平不會受騙,這句話說的對。

鄧小平怎麼會受騙。

這樣說,這是低估了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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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錫銘(1926-2008),河北束鹿人,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屗委員長。

【3】何東昌,1923 年生,浙江諸暨人,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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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複:

安志文認為李先念等人,教委簡報編者摸透了鄧小平內心想法和性格,專門收集直 接攻擊鄧小平的觀點、口號和大字報的內容,起到了挑撥作用。他看過那些簡報,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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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六四日記》等有關「六四」的書中提到陳希同的兩件事: 

 「簽發謊報軍情的簡報」和「對著小平耳朵大聲說」是不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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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同:

《李鵬「六四」日記》講陳希同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這件事我以前真不知道以外,李鵬講的有關我的兩件事,是不真實的。

一個是他關於北京市簡報 1989年5月5日日記中寫道:「何東昌來談高校的反映......北京大學散佈北京市領導人欺上瞞下、謊報軍情的流言蜚語。北京市委和高校的同志甚至擔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劇是不是要重演。當時北京市委執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組,後來被毛主席打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此之後他們身心都受到嚴重迫害,故至今心有餘悸。許多人在不斷地揣測是誰真正代表黨中央。」(《李鵬六四日記》,第 127-128 頁)

4 月 17 日李鵬日記中也寫下了「下午,秘書送來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簡報,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師生對耀邦逝世的態度。」(《李鵬「六四」日記》,第61 頁)

我作為北京市市長,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關於學生運動的簡報,這一類政治思 潮方面的簡報,是由北京市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李錫銘簽發上報的。鄧小平的政 治判斷能力極強,資訊來源和管道很多,是不會被欺騙和上「謊報軍情」的當的。

另外一件事,是有的書,不記得準確出處是哪個人的回憶,講什麼某月某日在 鄧小平家開會,有老人和新人。鄧小平是四川人,耳背,聽不清別人發言,陳希同 坐在鄧小平背後用四川話大聲在耳邊重複一遍。似乎我陳希同同鄧小平私交很好。 其實,我從來沒有去過鄧小平家。更沒有在他後邊耳旁大聲地重複別人的講話,我 也沒去過他家裏打撲克、搓麻將或下棋。我相信,歷史無欺。

至於有人講我對楊尚昆說過:「北京市長難當。」這話,我確實講過,是真事。楊尚昆對我的回答是:「京官難當。」

「六四」時保證北京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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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風波」中自己盡最大努力,保持北京正常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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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同:

當年作為北京市長的心態和工作是:

第一、反對動亂。對待「八九風波」的心態是,堅決反對動亂,認為北京在文革後經濟發展很快,人們生活水準顯著提高,不應當 再出現文革式動亂。

第二、保證水電及副食品供應。作為北京市長,盡了最大努力,負起責任,保證北京市水電氣的穩定供應,一天到晚抓這些事,沒有亂,包括各國大使館;保證在社會不安定時期,北京的肉菜奶蛋等副食品的供應是正常的,狠狠地抓這項工作,郊區的一些黨支部書記親自押車送菜進城,保證了 1989 年 4-6 月的居民生活供應,沒有斷過。。

第三、堅持抓改革。企業改革:北京市屬企業繼續放權,「兩保一掛」【4】保證上繳利潤額和固定資產增值,同時部分利潤分成歸企業,企業利潤與效益掛鈎。得到工人、企業的擁護,北京市財政也在增長。在京的中央企業沒有進行這種改革。改革很難,財政部、計委方面有阻力,但是我們保證上交財政規定的利潤。其次,教育改革:抓了中小學教育改革,市屬學校實行校長負責制,有責任和職務,績效提高了,積極性調動了。「八九風波」中,北京市中小學並未上街,與文革不同,這與教育改革帶來的好處有關,保證了穩定。還有,農村改革:北京農村經過人民公社化和文革以後,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責任制、鄉鎮企業、農村土地規模經營、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生產與生活有了明顯提高,人心思定。有的大學生到延慶發動農民上天安門廣場,遭到農民抵制,要打學生。我要求,一定要保護好學生,不能打,要學校派車去接回學生。農民說:「我們剛剛吃了兩天飽飯。又來折騰幹什麼?」總之,作為北京市長,我盡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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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謂「兩保一掛」,是企業要一保上繳利稅按一定幅度逐年增長;二保完成技術改造計畫;在這兩保的基礎上,實行職工工資總額與實現利稅掛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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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是場悲劇

陳希同:

回想「六四」,我認為「六四」是鄧小平不容易下決心的,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是一場可以避免、應當避免而沒有避免的悲劇,中央動盪,我不願意。上邊的鬥爭、爭論,我不知道。

姚監複:

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5】中有一個注,講李先念在 1989 年 4 月曾「要求李鵬通知北京市委,要對學潮採取強硬態度。」,(《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第 359 頁)

陳希同:

我不知道李先念給北京市委的通知。對李先念在「八九風波」中的作用,我看《李第一次談話記錄鵬六四日記》之前,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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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同床摯友宗鳳鳴記述整理,由香港開放出版社 2007 年 1 月 11 日出版。書中記述了作者與趙紫陽從 1991 年初月到 2004 年 10月被軟禁 16 年間的談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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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複:

還有傳說,在 1989 年 4 月 28 日常委擴大會上,陳希同提出「北京戒嚴」的建議,楊尚昆說:「現在不考慮這個問題。」

陳希同:

這個傳說不準確。我沒提出過這種建議。我認為《中國「六四」真相》【6】那本書裏有的說法不是事實。

姚監複:

1989 年 6 月,你在人大會堂上代表國務院作關於鎮壓「六四反革命暴亂」【7】報告的問題。這個報告是怎樣做出來的?

陳希同:

那是人家寫好了的材料,指定我去念的。主持會的好像是李先念。

對於「六四」的評價,趙紫陽、鄧小平、李鵬的評價。歷史會有評價的,黨內 檔檔案材料,將來總會公開的,真相總會在解密後清楚的。我相信,歷史無欺。學 生勸說後回去了,怎麼後來又回廣場了?天安門廣場死了幾千人,是胡說。解放軍也確實被打死了、燒了,也是一種仇恨。

總之,「六四」是一場悲劇。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黨內問題不解決,上層爭論、鬥爭激 烈,沒有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不願意發生的悲劇就必然發生了......應當認真總結歷 史經驗,歷史的客觀真相是什麼,要準確,光憑感情下結論不行,流血的問題,原 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給歷史解決。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

有了上面的決定,宣佈戒嚴了,北京市只能執行。有的事李鵬發了令,根據李 鵬意見,北京市也就簽發了通告。有的書中也有不準確的胡說八道、造謠成分,結 果眾口鑠金難鑠真。需要對歷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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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文 The Tiananmen Papers 是一部據說集合「六四」時間官方檔的書,編者化名「張良」,林培瑞(E.PerryLink)主譯,黎安友(Andrew J.Nathan)編輯,于 2001 年 1月由「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Public A FFAIRS)出版。《中國「六四」真相》是其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於 2001 年 4 月 15 日出版。

【7】1989 年 6 月 30 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陳希同以國務委員和北京市市長的身份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該報告是關於六四事件的唯一公開的官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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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不是說我搞資本主義嘛!?我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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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同: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電話通知我,明天鄧小平要去首鋼。指定我明天在首鋼等著,負責陪同。我想了一下問:「有沒有李錫銘?」警衛局副局長說:「只通知你。」我說:「李錫銘是市委書記,是不是我們一起陪同?」他答道:「我們再請示。」

第二天,李錫銘比我先到首鋼。在彙報時,鄧小平旁邊坐的是李錫銘,我坐在李錫銘的右邊。鄧小平從李錫銘背後探過頭來,問我:「你講了一個什麼放水的政策?」我答:「放水養魚。」(即首鋼交夠應上繳的,留一部分利潤發展生產,改善職工生活福利。)鄧小平一拍桌子說:「對!放水養魚好!」

首鋼負責人周冠五等人彙報時,提出要求中央支持。鄧小平說:「我們鋼要搞到 1 億噸。首鋼搞鋼嘛!需要支援!」鄧小平又轉過頭來對我說:「你告訴朱鎔基,讓他支持一下首鋼工作。」

停頓了十幾秒鐘以後,鄧小平又說:「朱鎔基這個人,我們用晚了。」我在場,鄧小平就講了這幾句話。其他那些話,什麼其他人不懂經濟等等,都不是鄧小平當時講的原話。我在當天晚上打電話告訴了朱鎔基,請他支持首鋼。他問支持什麼。我說,你去首鋼聽聽他們的困難和要求,希望你支持什麼。我考慮了一下,把鄧小平談的朱鎔基這個人,我們用晚了的話也告訴了他。朱鎔基連說了三遍:「希同同志,謝謝你!」

彙報後,參觀首鋼圖表展覽,幾十人在場,李錫銘、陳希同陪同鄧小平參觀,解說員扼要簡明地介紹後,鄧小平指著我問:「你的老家在哪里?」我答道:「安嶽。」鄧小平說:「你老家離我老家(廣安)不遠。」這時氣氛很輕鬆。

鄧小平又轉回身指著我說:「有人說你陳希同帶資味。不要緊嘛!」他講的四川話,我聽懂了,是講「資味」,不是「滋味」。

鄧小平又接著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不是說我搞資本主義嘛!?我很高興!」講完後,手往下一甩,直接走出門,上麵包車了。沒有給人打招呼、告別,怒衝衝地走了。給人的印象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餘怒未息。

胡耀邦:鄧小平不會同意國慶遊行抬鄧的大像

陳希同:

在紀念國慶 35 周年時,作為具體籌備國慶活動的北京市長,曾向胡耀邦總書記請示一些難題。印象最深的是,我曾問耀邦,「十一」遊行時,抬領導人畫像時,抬哪些人的畫像,特別是要不要抬鄧小平的畫像。在居仁堂向耀邦彙報,耀邦抽著煙,想了想以後說:「如果去請示鄧小平本人。抬不抬他的畫像。鄧小平也不會同意抬自己的畫像。」我講:「你這樣講了。我們好辦事了。」因此,國慶 35 周年遊行隊伍中,沒有抬鄧小平的畫像。

在胡耀邦領導下,我們放手幹了好多事,他是一位讓人很佩服的徹底的唯物主 義者。

趙紫陽讓我大膽試驗幹工作

陳希同:

趙紫陽同胡耀邦一樣,支持北京的經濟體制改革,讓我大膽試驗幹工作,使北京幹 了很多事。

有一年植樹節,我陪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綠化種樹。我講:「北京雨少,植樹需要水。」鄧小平說:「天老爺不下,自己幹。」報上有我同他在一起的談話的照片。趙紫陽問我:「你講的什麼掛?」我說:「北京市屬企業兩保一掛。(保證上交利潤額款,保證固定資產增值;同企業利潤分成掛鈎。)」他問:「效果怎樣?」我說:「不錯。」當時全國只有北京、西藏財政收入增加。趙紫陽說:「聽你一次彙報。」要秘書通知時間。

植樹這天是星期五,我估計是下星期彙報。結果晚上國辦打電話,趙紫陽第二 天星期六聽彙報。我想,沒有準備,陸宇澄副市長也說沒準備好彙報材料。我講, 幹了這麼點事,你怎麼幹的就怎麼說,然後我補充、插話。

星期六在中南海向國務院彙報,趙紫陽還要求上海江澤民、天津李瑞環來聽彙報。開會前,趙紫陽問江澤民怎麼沒來,秘書說,他在上海開會,飛機航班趕不上。趙紫陽不太高興。彙報結束時,趙紫陽說:「北京的辦法要肯定。全國學這個辦法,晚了兩年。現在,上海、北京先照辦。全國其他地方再看看。」

趙紫陽支持北京的改革,過一段時間,江澤民來北京參觀,由我陪同,看了重機廠等企業,他在北京的「兩保一掛」提法上,加了一個「技術改造」,成了「三保一掛」的改革。關於趙紫陽肯定北京改革的經驗,我在市委會上傳達時,按照彭真講的「有十分成績只講七分」,沒有多講,許多人也不知道。

對於北京的「優化勞動組合」、「中小學改革」,趙紫陽都支持,他問過我:「你們還搞了中小學改革?」我說:「向你彙報一次。」趙說:「全體常委都來聽你的彙報。」真的,全體常委聽了一次彙報。大學的教育改革,我們只能改革北京市屬大學。中央管的大學,改不動,他們羡慕北京。總之,趙紫陽是支持改革的。

對於趙紫陽、對於任何人,都要一分為二。他是支持改革的,至於「八九風波」中,對趙紫陽、李鵬的作用會有歷史評價的。黨內高層一致,就不會出問題。要出問題,就是黨內高層領導出問題,什麼事都不好幹。

李錫銘隱瞞上層爭論

陳希同:

我在 1989 年不是政治局委員,上面的重要會議我沒有參加,一般都是李錫銘參加,回來傳達的。現在看了《李鵬六四日記》,才知道上層爭論得這麼激烈,李錫銘回來都沒有全部傳達過。對於改革,他不積極,甚至有些改革措施,他反對。關於政治思想情況向上面的彙報、簡報,主要都是由市委管,李簽發的。

陳希同:

李錫銘跟江澤民太緊。李錫銘病重時,坐輪椅,也住在小湯山療養院,他托人捎話願見見我。我看了他。最後我問李:「江澤民這個人怎麼樣?」李錫銘答:「江澤民是一個大政治騙子、投機分子。」我又問他:「李鵬呢?」李錫銘說:「李鵬是一個大混蛋。」

陳希同:

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有一段講到:「有人說多一個外資企業,多一份資本主義。」我看過原稿,上邊明確點名說:「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講,多一個外資企業,多一分資本主義,」後來正式定稿時,刪掉了李錫銘這個名字。

姚監複:

安志文說,1989 年李鐵映主持一次會,陳希同正好坐在我旁邊,陳對安講:「江澤民經濟上不改革,你是老人,你對上面講講。」安答道:「你是政治局委員,你講吧!」

陳希同：我不是說「江澤民不改革」,我是講「李錫銘不改革」。總之,李錫銘這個人很左。

陳希同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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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貪污 50 萬、100 萬元禮品,是為了捐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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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同:

在判決陳希同貪污罪行時所列出的主要罪證是:陳希同將禮品據為己有,計畫貪污50 萬元至 100 萬元,實際上已貪污十幾萬元。對此項罪證,陳希同申辯說,將禮品登記入賬後,擬湊夠 50 萬或 100 萬元,捐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發展的基金,都有據可查、人證物證俱在,以此作為判刑罪證是荒唐的冤案。

陳希同:

事情的緣起是江澤民的指示。江澤民由李錫銘陪同視察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知 道人藝經濟上有困難,就通過中央宣傳部門,由北京市委宣傳部捎來江澤民口信: 希望陳希同市長抓一下文藝工作,幫助人藝,解決困難。

我們讓市委宣傳部長兩次去人藝調查研究了一個月,認為非改革不可,要打破大鍋飯制度,改變待遇太低局面。如工作夜餐的標準,市委機關是每人 1 元,而人藝只有 0.5 元。提出的改革方案,我批了兩次,有幾十萬元,包括解決設備老化,老演員宿舍問題等。有人說:「人藝一個單位,你兩次批了幾十萬元,其他單位怎麼辦?」 在討論有沒有其他方案時,也有人建議,採取為人藝建立發展基金會,從社會上募集基金。各方面捐獻,不只單靠政府撥款。這樣,正式經過北京市委、市政府討論同意,正式發文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為人藝發展接受國內外各界捐贈的基金會,以解決人藝創作、設施、老演員生活待遇等問題。這有正式檔。有人建議我擔任基金會會長,被我謝絕。我建議由藝術家曹禺擔任,他任副會長。市政府撥出一筆錢,幫助基金會啟動。我們設想募集目標是 1 億元。

我主動協助募款,見到董建華時,我說香港經濟繁榮,但是文化沙漠。響噹噹的北京人藝有困難,你能不能幫助一點?董建華答應,向基金會捐贈 100 萬美金,約折合 800 萬元人民幣。我又向李嘉誠募捐,他問董建華捐多少?他要多捐一些。我說:「這表示心意,不必比。」李說:「我得比他捐得多。」後來,李捐了 1300萬元,比董多 500 萬元。後來還有一位香港商界朋友(我忘了他的名字)又捐了 500萬元。

這樣我又動員市內捐獻,如北京市旅遊局捐了 50 萬元。

我動員別人捐獻,自己怎麼辦?在我的名下有一些國內外友人捐送的禮品,按規定可以上交,也可以捐贈,作為善舉,財政上是允許的合法的。我要秘書收集一下,從外事辦借來禮品,打了借條,估估價。結果只有十幾萬元。我想,湊夠 50 萬元或100 萬元,捐贈給人藝的基金會。這些禮品,在市外辦有借條。市外辦主任來看我時講,這些借條都在外事辦保存著。我請西單商場經理、建外友誼商店經理商量過,估價值多少錢,如何出售這些禮品,以便轉變成捐贈給人藝基金會的現金,他們都回去向黨委傳達過,這些人證俱在。

因此,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把這件為人藝基金會捐贈禮品的善舉,作為定我貪污罪判處徒刑的罪證?

所謂「豪華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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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豪華別墅」,實際上是財政局已建的和雞場改建的機關的普通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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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同:

判我刑的另一個罪名是瀆職罪,罪證是建起了兩幢「豪華別墅」,在有關我的電視宣傳片中,專門拍了這兩幢「豪華別墅」,觀眾們都看到了,這只是普通的單位的招待所,談不上什麼「豪華」。而且,第一幢「別墅」,是市財政局學習班用的,也可以招待外地和中央財政系統的幹部的招待所。這是一個早已建成的,而且沒有經過我批的單位招待所。第二幢「別墅」是在農業部門所屬的一個養雞場改建的招待所,更談不上「豪華」,電視片中大家都看到了,很一般的一個招待所。這怎麼成為瀆職罪的罪證了?

怎麼是供陳希同吃喝玩樂的「安樂窩」?後來組織參觀這幢「豪華別墅」的人們說:「陳希同怎麼這樣節約?」

沒有反對江澤民

姚監複：對於打倒陳希同的罪名與罪證,你本人並不認同,沒有認罪?

陳希同：

這個案件是文革後(或 1989 年後)高層領導人判刑的最大冤案;是一樁荒唐的冤案。沒有貪污一分錢的人被判成貪污犯;是一樁最不得人心的冤案。打腐敗沒有拿出腐敗證據,(姚注:使不少人認為是政治陷害,所用的手法是江澤民講的以非政治手段打擊政治犯的策略);也是一樁最不人道的冤案,在秦城監獄中,陳希同以絕食抗議生活、飲食上惡劣待遇導致生病以後才有所 改善。多次向中央申訴、申辯但是沒有回音。

姚監複:

有種說法,認為陳希同在政治上對江澤民不服氣,得罪了江澤民,所以,江澤民在 政治上要打倒不聽話的北京幫,從經濟上,以反腐敗罪名打倒陳希同。

陳希同:

不同意這種看法,我沒有反對江澤民。說江澤民參加人大北京團會議,陳希同不太 理睬江澤民,不夠尊重他。其實江澤民沒有參加過北京代表團的會。反而在華國鋒 受冷落時,我曾拉華到北京團來開會,坐在我身邊。 我沒有主動去江澤民家拜訪,是真的。而且,我也沒去過鄧小平、胡耀邦家, 只有一次趙紫陽有事找我去他家,出來時他說:可多來。我也沒有去過。

在北京市工作過的老領導,只有逢年過節去看過彭真,我是劉仁的秘書,工作關係去過他家。因此,不能說我不去他家就是我不尊重江澤民。我相信馬克思主義,也受過孔孟之道影響,不願以可恥手段討好上級。

姚監複:

還有一種說法是陳希同派北京的幹部去上海調查寫信給薄一波,揭發江澤民挪用公 款蓋私人別墅。薄把信給江,被江知道,先下手為強,先打倒陳希同。 陳希同:我沒有派北京幹部調查江澤民。我不是採用特務手段的卑鄙小人。我沒有寫信給薄 一波,揭發江的什麼事。

姚監複：社會上還有陳放【8】寫的一本小說《天怒》,據說寫的是陳希同,陳放他說還見過陳希同。【9】
陳希同:

陳放這本書 100%是謊言,為了吃飯而編造的。他根本沒有見過我。現在我還是囚犯將來有條件時,我要起訴陳放。難以欺其道。

姚監複：你的待遇比軟禁中的趙紫陽更自由。陳希同:不對。趙紫陽不是正式囚犯,沒有正式判刑,保留黨籍,仍是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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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放,生於 1944 年,1997 年創作小說《天怒》。該書被廣泛認為是影射陳希同王寶森案件,由內蒙古遠方出版社於 1997 年一月出版。陳放於 2005 年 11 月 19 日病逝於北京。

【9】2004 年 1 月 20 日,美國之音發表「《天怒》作者談陳希同案」一文。在該文中,陳放稱其本人「與陳希同比較熟」,「和陳希同通過電話」,以及「陳希同認為陳放的《天怒》寫得不錯」等等,全文見本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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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陳希同為北京市昌平縣委副書記,文革中由於曾任劉仁秘書,曾在昌平縣 200 村輪流批鬥,共參加批鬥會 313 次。90 年代又住進昌平縣等地區的秦城監獄。

現在,陳希同住在昌平區內的小湯山療養院。他拒絕了秦城監獄每月發放 3500 元的待遇,因為,他認為接受了監獄的錢,就等於承認犯罪,是罪犯。但是,接受監獄式的吃、喝、住、行的待遇。不過,可以接待客人,除了外國記者。不經批准,不能離開北京,可在北京市內活動。

陳希同仍然堅持寫詩,在獄中寫,在獄外保外就醫的囚犯身份未變的可悲處境中寫寫詩。他贈我兩首詩是:

(一)

莫教後人考證愁

——讀某些「回憶錄」、「訪談錄」、「××真相」、「日記」有感

歪曲篡改何時了? 

謊言知多少!

「假話千遍即成真」，

納粹語,頗時興。

自詡「誠信」弄筆者，

欺世、牟利有盜名。

時光飛逝難倒流。 

老病死，萬事休。 

當年諸事見證者， 

宜將真相說從頭。 

秉直筆，恥曲筆， 

莫教後人考證愁。

陳希同

2010.12

(二)

被打倒入獄後,對陳某的誣言謊語多如牛毛,中外媒體更是鋪天蓋地,各逞其能,不顧起碼的事實,大肆傳播,經久不衰,因感而記之。

眾口鑠金難鑠真

慣聆誣音心氣平，

假話千遍詡高明。1

幾杆曲筆文革亂，2

三聲訛傳曾母驚。

權欲熏熏滅心智，

忠直代代鑄冤魂。

謠言世家還謠斃，3

眾口鑠金難鑠真。

陳希同

2001.07 于秦城

1 「假話重複千遍,即成真理。」謬哉!納粹頭子之言。

2 指文革時期的幾支筆桿子。

3 記得魯迅說過,謠言世家以謠言起家,最終也為謠言所殺。

2011.01.08.於北京

附件:美國之音:《天怒》作者談陳希同案

2004年1月20日

一位接近原北京市長陳希同的消息人士證實,1997 年因「貪污腐敗」罪被判刑 16 年的這位前中國高級官員已經獲準保外就醫,回了家,并且寫了申訴材料,抨擊前中共中書記江澤民。

當年轟動一時的小說《天怒》的作者陳放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證實了這一消息。記者問:我們聽說陳希同保外就醫了?陳放答:他保外就醫了。記者問:他現在情況怎么樣?陳放答:他現在家呢。

北京作家陳放認識陳希同多年。他在 90 年代末推出的小說《天怒》,就是根據北京副市長王寶森自殺、市委書記陳希同遭到整肅并被判刑坐牢的事情而撰寫的。小說出版后,風靡一時,出現了多種、大量盜版版本。讀者很容易看出,這本書是以小說的形式映射王寶森和陳希同案。那么,陳希同如今出獄了,會不會對這本書的作者采取法律行動?

記者問:他出來,會不會對你產生影響?陳放答:沒有。我和他溝通了一下。

陳放透露,陳希同說,他要申訴。陳放還說,陳希同也看了《天怒》一書,并作出評價。陳放說:他說,還行吧。他說基本情況你也熟悉。因為我跟他比較熟。他說,當然,你也不可能實事求是地寫,因為,這個問題主要是老江,老江對我不滿意。

在 80、90 年代長期主持北京工作的陳希同現年 73 歲。15 年前「六四」時是北京市長,后來因為「平息動亂」有功,升任市委書記,再后進入中共政治局,但是,他的主要副手、主管財務的副市長王寶森 1995 年自殺后,陳希同不斷遭到調查,仕途開始走下坡路。1998年 7 月,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判處陳希同有期徒刑 16 年,這是繼四人幫在 80 年被宣判后,第一次有政治局成員被判處長期徒刑,因此轟動一時。

陳放和陳希同通過電話,他對美國之音說,陳希同寫了一份五萬字的申訴材料,胡錦濤批準收了下來。陳放說:這個申訴材料,實際上就是告老江的一封信。這是胡錦濤批的。陳放說,這說明江澤民的勢力和影響消退得很厲害。

陳放說,現在回頭看陳希同的案子,的確有遭到當時中國最高領導整肅的因素在內,但這不等于陳希同本人沒有問題。他說:他本人也有問題。而且,他本人的經濟問題跟老江也有關系,他們曾經一塊兒做過生意。

陳放說,這些都是陳希同在其申訴材料中說的。他說:陳希同在材料中說,他和江一塊兒做了一個 1 千 5 百萬的生意。是 1 千 5 百萬國有資產的轉移。這個事很大。

記者問陳放,作為一個了解北京政情的作家,是否會相信江澤民作為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會自己直接參與這樣的商業行為?陳放說:但是,陳希同是地方長官啊。老江的兒子沒這樣能力的。他是控制不了這個局面的。不過,據說,還是以江綿衡為主。所以,沒有他爸爸的授意,陳希同也不會理江綿衡的。

據陳放透露,陳希同現在得了癌癥,是膀胱癌,但還是早期的。陳希同的兒子陳小同當時判了 12 年徒刑,目前還在監獄里服刑。

陳放說,他跟陳希同相識已經幾十年,在陳希同還沒有到昌平縣工作的時候,就已經認識陳希同了。陳希同雖然出生在四川省,但自中國共產黨 1949 年奪去政權以來一直在北京地區工作,60 年代曾經在北京昌平縣任縣委副書記。

陳希同認為陳放的《天怒》寫得不錯。陳放說:他還是挺高興的。因為,他知道,歸根結底,對他的處理還是不處理,和這本書是沒關系的。這他是完全明白的。有沒有這本書,他也得完蛋,因為他知道他完蛋的根本原因。

四年前,陳放把小說《天怒》改編成了電影劇本,從有關方面籌集資金一千兩百萬人民幣,請峨嵋廠的著名導演米加山拍攝了一部故事片,拍攝已經殺青,但最后廣電總局審查沒通過,終于不能和觀眾見面。據陳放說,廣電總局拒絕讓電影發行,沒有任何理由。

陳放最近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了一本書,書名《海怒》,反映偷渡問題,其中也談到中國人在日本犯罪的情況。據陳放說,該書的日文版就要問世。

批評人士認為,陳希同是中國高層權力的犧牲品,同時他也對 1989 年 6 月中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鎮壓民主運動負有責任。

第二次訪談记录

談話時間:2011年1月17日

地點: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 室

談話人:陳希同 姚監復

記錄整理:姚監復

李鵬說趙紫陽:「口不對心吧!」

陳希同:

昨天(2011 年 1 月 16 日)晚上我突然想起,「六四」后的 1994 年,應四川省領導肖秧邀請,我出國回來后去成都。趙紫陽信任肖秧,把他從北京市對外經貿委主任調到重慶任市長、書記,后又擔任四川省長。肖秧與鮑彤也熟悉,我見過鮑彤一面,唯一的一次共同吃飯,是肖秧拉著我和鮑彤一起吃飯的。

1994 年肖秧對我講:「六四」后,趙紫陽去過四川幾次,因為四川干部對趙紫陽當年在四川工作的印象好。肖秧也接待過喬石等人,住在金牛賓館,趙紫陽來成都也住金牛賓館,肖也安排他住進這個賓館。肖秧講,當接待趙紫陽時,談過對「六四」怎么看的問題,趙紫陽說:「六四」這么處理,可能也只能這么處理。趙的意思可能是,即使有不同意見,也只能采取戒嚴的方式,搞成這樣,也只能這樣處理了。「六四」以后,經濟形勢也好了。

我從成都回北京以后,有次見到李鵬,談到肖秧轉達的趙紫陽對「六四」處理方式的看法,李鵬認為不太真實,說了一句:「恐怕他是嘴不對心吧!」

今年看了李鵬《李鵬「六四」日記》,真不知道,當時黨中央上層領導斗爭的這么激烈、尖銳,這么厲害。當然,這個說法,證明李鵬仍然懷疑趙紫陽,李鵬對趙紫陽的成見相當深,矛盾那么大,不信任程度這么深,與李鵬日記的記述還是完全符合的,看來從頭到尾就是那么復雜、尖銳、那么多的斗爭。當時,李鵬的評論趙紫陽的話,也給我這樣的印象。

以后有機會同李鵬見面,只要我不死,可以同他對證,包括他的日記里講我是「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而我自己當時并不知道的事。

《李鵬六四日記》記述陳希同不多

陳希同:

《李鵬「六四」日記》中有我陳希同的照片,并在文字說明中公布我的職務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又是北京市市長,但是《李鵬六四日記》中沒有記述我如何參與戒嚴決策、如何指揮戒嚴行動的具體事實。這引起許多人的疑問。包括胡德平等人來看我時,也問過我:「《李鵬「六四」日記》中沒有多少地方談你在指揮戒嚴方面的活動,是不是你同李鵬有什么默契?」

這是不可能的。上他的書,我不夠格。也有人懷疑,現在我是關進秦城的犯人,他的日記就盡量回避講陳希同。這也不是事實,將來一定能夠把全部真相弄清楚。北京市這一邊的工作人員,原來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員,也都沒參加過戒嚴指揮部的會。如果我是「正指揮」,他們都應知道。但是,他們原來也都不知道。

李鵬他們做了陳希同擔任「正指揮」的決定,為什么我本人并不知道?怎么不 通知本人?有沒有文字材料?將來有機會時,我想問李鵬這些問題。

《李鵬「六四」日記》中講,是李鵬、喬石、楊尚昆 1989 年 5 月 18 日下午四時召開戒嚴工作會議上決定的:「為了協調整個戒嚴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北京戒嚴指揮部,由北京市長和北京軍區司令員為正、副指揮。」但是,為什么李鵬本人或 者喬石、楊尚昆沒有通知我,這個重要決定?也沒有讓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 書記李錫銘通知我。是否李錫銘也不知道?

姚監復:

《李鵬「六四」日記》(1989-5-21)明確記述:「城區戒嚴部隊由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指揮,整個戒嚴部隊由總參謀長遲浩田指揮。」李鵬 1989 年 6 月 3 日日記中說:「6 月 3 日整個晚上,我和喬石、尚昆三人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廳,密切觀察戒嚴部隊和天安門廣場的動態。戒嚴指揮部周依冰和羅干秘書長等則在人民大會堂,總參謀長遲浩田在西山總指揮所,指揮各部隊的行動。」鄧小平則在京城之外秘密地點進行遙控。1989 年 6 月 4 日《李鵬「六四」日記》記有「6 月 4 日凌晨 3 時半左右天安門清場準備工作完全就緒。4 時左右,在大會堂的戒嚴指揮部,通過高音喇叭,宣布戒嚴部隊即將開始清場。」「下午 3 時半,我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會議......決定北京市長向市民發表電視講話」,李鵬在書中避而不寫陳希同的名字。

這說明,戒嚴總指揮所在西山,由遲浩田指揮各部隊;下面的戒嚴指揮部在人民大會堂,由周依冰和羅干指揮。最高指揮部在中南海,由李鵬、喬石、楊尚昆坐鎮,接受軍委主席鄧小平的指示。而北京市長陳希同的任務,是在 6 月 3 日清場之前和 6 月 4 日下午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以后,以市長身份向市民做一個廣播講話。《李鵬「六四」日記》介紹的整個戒嚴、清場活動中,沒有說明陳希同作為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作用與具體活動。

陳希同:

這樣講指揮部由遲浩田、周依冰直接指揮,可能是事實。這個指揮戒嚴、清場的全 部過程中,那有陳希同正指揮的作用和指揮行動?鄧小平作出戒嚴、清場的決定是 很不容易的。把我說成正指揮,責任就由我自己負。事后又把我推在前邊,事先李 鵬為什么不告訴我?

姚監復：由你向市民廣播講話,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六四」情況報告,也是由 你做的。

陳希同:

這些報告在討論時,我沒參加。要我讀,我就念,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改。上面布置 的。向北京市民講話,用北京市長名義。向人大作報告,不好用北京市長名義,就 用國務委員名義。我是照本宣科。

姚監復:

這也許就是《李鵬「六四」日記》中講的「為了協調整個戒嚴工作」的宣傳工作,需要用陳希同的名義,而不是只用戒嚴部隊的名義。掩蓋了軍事政變的實質。

「六四」時的人民大會堂

陳希同:

「六四」那天晚上,很多領導人都在人民大會堂,包括萬里都去了。由羅干、李錫銘負責,北京市的領導人也在場。上頭作了戒嚴、清場的決定,至于為什么做出這個決定,下邊不清楚。

《李鵬「六四」日記》說,任命我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不知道。

「六四」那天晚上我和其它領導同志一起,在人民大會堂。為什么去?為了清場。大家都觀察現場。

天安門廣場上,從旗桿到紀念碑之間確實沒有死一個人。凌晨前,廣場上侯德 健、劉曉波、周舵、高華等人向戒嚴清場部隊提出和平撤退的建議,經過上面批準 同意了,由天安門廣場西南角學生隊伍全部撤出了,廣場上沒有開槍、死人。

上面有兩個司令部,我不知道,李鵬知道。李錫銘參加政治局會議,有的內容傳達,有的沒有傳達。因此,對于后來造成這樣嚴重的后果,同最上層的爭論有關,我原來不清楚。

北京市提出過戒嚴嗎?

姚監復:

1989 年 4 月 28 日常委擴大會上,是不是北京市提出戒嚴的建議。楊尚昆說,現在不考慮這個問題?鮑彤作為常委秘書,參加了這次會議。」

陳希同:

我參加了這次會,但是我沒有提出戒嚴的建議。會議主要聽安全部、公安部匯報情 況,北京市也介紹情況。回憶當時是由李鵬下戒嚴令,總理有這個在局部地區下令 戒嚴的權限。考慮北京市還要不要以市政府名義再發個和通告。上面認為還必須用 市政府名義貫徹實行李鵬總理的戒嚴令。這樣,就根據李鵬的戒嚴令,由我用北京 市長名義再簽發通告。這些都是上面決定的。我只是簽發。

市政府主要管經濟。市委管安全、公安等,管保衛工作和意識形態。北京市安 全局向市委匯報。

姚監復:

你也參加勸說學生回校的工作嗎?陳希同:我也去勸說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回校復課。我同李鐵映、李錫銘三個人一起去的。李鐵映、李錫銘先講話,學生起哄。我講話時,學生還鼓了掌,似乎對我講的話印象 還好。但是也沒有解決回校復課問題。這時還沒有絕食。

平心而論,光靠情緒不能公正地作出判斷,需要平心靜氣地好好總結。到了適 當時候,歷史總會解決一切問題的。

對趙紫陽的看法

陳希同:

我認為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關系,總起來講,鄧小平是信任趙紫陽的。我一直不理解,「八九風波」怎么會最后鬧成這樣?李先念在人大常委會上講:「趙紫陽企圖搞掉鄧小平,取而代之,才鬧成這個程度。學生大部分都回學校了,后來又回到天安門廣場,原因是趙紫陽『五四』亞行講話后,學生感到受騙了。」

李先念向我透露「中央決定戒嚴」

姚監復:

趙紫陽認為,改革開放前李先念一直是經濟工作主管,不倒翁,文革中也沒下臺, 不像陳云大躍進前靠邊站。因此,李先念認為改革開放是否定他的功勞,對主張經 濟改革的趙紫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仇恨。

《李鵬「六四」日記》透露 1989 年前幾年,李先念、陳云極力想說服鄧小平撤換趙紫陽。李趙矛盾是公開的、表面化的、激烈的,而鄧小平還想用趙紫陽,認為沒有合適的可替代的人選。趙是可用不可信,隨時都可撤換的一個棋子。

陳希同:

李先念的國家主席位置讓給比他年紀大的楊尚昆。李先念會不會心里有氣、有沒有 不當國家主席的氣,有沒有質量問題,我不清楚。有次我在主席臺上,李先念向我 透露過,中央決定戒嚴。

陳希同:

對《六四真相》等西方、境外談趙紫陽和「六四」的書中,許多內容都是不準確的。關于陳希同的內容,幾乎 100%都是假的,除了我同楊尚昆談「北京市長難當」,楊尚昆答「京官難當」這件事是真的以外,《中国「六四」真相》書中講到陳希同的事,全都不真實。

那些書中把趙紫陽說成完全是民運觀點,主張多黨制等,我不知道這些是不是真實的趙紫陽思想。還是被塑造成這樣的思想?我腦子里好多問題沒有解決。「六四」前,認為中國搞多黨制可能會亂。

李錫銘說「江澤民是政治投機分子」

陳希同:

李錫銘后來有病,坐輪椅,也住在小湯山療養院。他先來看過我。后來我也去看過他。他對改革開放的起碼常識都不懂,鄧小平南巡講話記錄稿的初稿中點了他的名,說「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講,多一個三資企業,多一份資本主義。」李錫銘原來跟江澤民跟得很緊,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江澤民把李錫銘拋了出來,把責任推給了李錫銘,最后江澤民保住了總書記位置,沒有事,而李錫銘調動了工作,當個部長。

李錫銘發現江澤民態度變了,出賣了他,把責任推到他身上。他說:「江澤民是政治投機分子」。他還說:「李鵬是個大混蛋。」可能是這種心理。

把陳希同打入監獄,李錫銘心里有個疙瘩。我去看病中的李錫銘時,我講:「把我打入監獄,不是你的意思。」聽了我的話,這時,他的眼睛里充滿了眼淚。半天他說不出話,他對我心有內疚。

至于李錫銘講李鵬是個大混蛋,可能是認為李鵬也不支持他。

獄中有詩:歷史終將理冤假

陳希同:

我相信孫子講的,「君子無憂無懼,內省不咎。心中無愧,夫何憂何懼?」內心無愧,還怕什么?說得對。「六四」,將來也會說清楚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當是無所畏懼的,事物本來面目就是如此的,還怕什么?畏懼什么?我在獄中寫過一首詩:

順乎自然天地闊，

隨遇而安處處家。

歷史終將理冤假，

燕山腳下看朝霞。

「你们是法西斯法庭!」

陳希同:

我對自己的事絕不推諉,即使該槍斃也絕不推諉。鳳凰衛視說過,陳希同可能被槍斃。在文革中,不少好人被槍斃了,犧牲了,這是歷史事實。但是,我確實一分錢也沒貪污,為什么重判?所以,我在審判時說:「你們愛怎么辦就怎么辦。」我無可奈何。這在錄像中有我的這句話,記錄在案。在宣判時我要發言,最后陳述。但是,法警把我拉走,法官不允許我講話。我轉過頭來對審判官大聲喊:「你們是法西斯法庭!」旁聽的群眾中有人喊:「讓他講!」

我不服一審判決申訴后,進行二審判決,宣判時不讓辯護人參加,在秦城監獄 里宣布判決詞。我說「這是法西斯國家!」

為什么要這樣打擊處理陳希同?

姚監復：江澤民為什么要如此嚴厲打擊、處理陳希同的問題?

陳希同:

江澤民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到的是問心無愧。他們所揭發的事,好多是假的。如果說是權力斗爭,我沒有爭權奪利,我絲毫沒有此心。我也沒有反對過江澤民,也沒有反對中央指示。

姚監復：鄧小平視察首鋼,為什么只有你去陪同?江澤民等人沒去?

陳希同:

中央領導人工作忙,有時鄧小平來視察北京市屬單位,只通知北京市負責人陪同。如鄧小平視察亞運會工程時,就由張百發,北京市副市長陪同、匯報。鄧小平去首 鋼視察,只通知了我陪同,中央沒有人去。我向警衛局提出,李錫銘是市委書記, 是否參加,他們請示后同意的。

姚監復：對你判刑,鄧小平知道嗎?他為什么沒有為你說話?

陳希同：當時,鄧小平還在世,但是,病重了,幾乎是植物人了。那是 1995 年。

姚監復：有人認為,如鄧小平仍能干事,你不至于判刑。

陳希同：

事情應當是逐步積累,才發展成最后結果的。對于事態為什么會發展成這樣,我自己不明白背后的深層原因。我講真話,真感到對我的判刑是一種恥辱,是我們黨的 一種恥辱。既然判我重刑,我提出,你們給我戴手銬、穿囚衣,但是,他們沒有給我戴手銬、穿囚衣,似乎又沒有當成重犯。我看審判陳良宇的電視,倒是給陳良宇戴了手銬。他在判決書上簽字,沒有提出上訴,他是認罪的。

姚監復：你為什么不公開辯白澄清事實?

陳希同:

辯不勝辯。毀譽也好,造謠也好,我不辯。對我至少有 200 多處不是事實的造謠,辯也辯不過來。魯迅說,韌性戰斗。歷史上的是非功過,誰也欺騙不了。袁崇煥當 年在北京被千刀萬剮,被認為是奸臣、賣國賊,最終歷史承認袁崇煥是忠臣。現在 說的假話太多了,讓后人考證太麻煩。

姚監復：你講出真情實況,我設法公開發表,可不可以?

陳希同：我現在的身份還是犯人。如果發表,我推測,可能有危險。

姚監復：也有人說,越講了真實情況,越安全,越沒危險。

陳希同：寫出了,誰也不看。有人通知我,不要見外國記者。

只是書獃子,不當政治騙子,不做小人

陳希同:

我對胡耀邦很尊重、很佩服,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身正氣。對鄧小平,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沒去過他的家。萬里、彭真、劉仁是老領導,只是過年時拜年去,平時也不去。中南海趙紫陽家,有事去過一次,他說:「以后多來。」我也沒有再去。我不愿走門子。

我實際上是個書呆子。我寧愿永遠做一個書呆子,也不當政治騙子,不做小人。

陳希同說鐘鴻「婉筆直書伴紅心」

鐘鴻為 1948 年在北京師大的地下黨員,解放后在北京市委宣傳部工作,1957 年被錯定為右派分子,開除出黨,去農場勞動改造,文革中受迫害。后在北京京劇團任編劇,撰寫、拍攝戲曲電視劇《曹雪芹》時,得到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的支持。她寫的回憶錄《風雨半枝蓮》一書中,公開地感謝陳希同。我將此書轉贈給陳希同。陳希同說,讀完鐘鴻的書《風雨半枝蓮》,我寫了一首詩:

紅顏坎坷豈薄命，

柔里寓剛才女情。

憂而不傷怨不怒，

婉筆直書伴赤心。

2001.01

第三次談話記錄

談話時間:2011年1月26日

地點: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 室

談話人:陳希同、姚監復

記錄整理:姚監復

不喜歡搞私人關係

姚監復:

關于你被撤職、判刑的內情,有個信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你聽到過沒有。1 月20 日我見到張木生【10】,他是原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百業信息報社長,現在是中國稅務雜志《香港傳真》負責人,曾去過西藏任職,了解上層一些信息。張木生說:在鄧小平視察首鋼以后,曾經放話說:「我在首鋼的講話是最后一次講話,告訴他們,看他們改不改。如果不改,我就到北大去講了。」還說:「讓陳希同進常委,當我的聯絡員。」這樣,當權者就擔心如果陳希同真擔任鄧小平的聯絡員,那末未來政治格局就不利于當權者了。因此,你的政治命運也就決定了。

陳希同：我不知道這個信息。過去沒有聽說過。

姚監復：你和那些高級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系如何?

陳希同：

我對上面的領導人,從來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只有劉仁是我的老領導,去得多一點,也是逢年過節拜訪。這也許是我受孔孟之道的影響,不喜歡搞什么私人關系、 人際關系。應以忠厚、恕道待人,自己追求清高,認為那種不正常的關系卑鄙。我 愿意永遠做一個書呆子,不愿當小人,政治小人。在法庭上,也不讓我講。 尉健行這個人是后來整我的,他搞了很多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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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張木生,1948 年出生,前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1996 年任《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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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主疑臣死

陳希同:

你講的,鄧小平視察首鋼后的講話,我確實不知道,上層的權力斗爭,確實很復雜。但是,我確實沒有像傳說的那樣,去收集江澤民在上海的什么材料,向薄一波告狀,薄一波把我的告狀信交給了江澤民,因此,江才整我。后來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11】來看我,倆個人談起這樁傳聞,我們都哈哈大笑,這是無中生有的事。我說,這既誣陷了陳希同,也誣陷了薄一波。這個假消息流傳得很廣。

但是,我不知道,江澤民是否對我有懷疑。中國古話:「主疑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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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薄熙成,1951 年生,是前中共黨員領導人薄一波的第三子(大哥薄熙永、二哥薄熙來、四弟薄熙甯)。曾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現任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北京六合興科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六合興飯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興大助學基金會理事長、六合興助學中心(即「興大」)、興大助學基金會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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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支持北京的改革

陳希同:

在支持北京市改革方面,我對趙紫陽的印象好。他支持我們的「放水養魚」、「兩保一掛」(保證上交利潤、固定資產增值,利潤掛鉤分成)等改革措施,趙紫陽都是支持的。他親自聽匯報,并且要上海、天津按北京的辦法辦。匯報會,江澤民沒來,趙紫陽不高興,后來江澤民專門來北京找我,參觀了機床廠、重型機械廠等幾個廠。他回上海以后,搞了「三保一掛」,加了一個「保技術改造」。

在北京的中央企業很羨慕北京市的企業的「兩保一掛」,給企業一點權、一點利益,都很高興,刺激了生產積極性。北京市管企業的廠長感到有了一些調動、批準資金的權力。中央企業覺得北京市的辦法比他們的好,主要是有了一些自主權。為了爭取企業「兩保一掛」的權,是改革,阻力很大。財政部認為,國有企業的所有的錢都應上交,需要什么錢再打報告要,收支兩條線,企業一點自主權也沒有。確實應當下放權力。商業部門也是搞了承包改革,有一定自主權。西單有個商店當了 20 年的經理說,終于第一次當家作主,可以有權批準買茶壺了。

還有中小學教育改革。北京市的這些改革都得到了趙紫陽的支持。李錫銘,對這些改革都不感興趣。鄧小平他肯定知道北京的事,他在上面有好多渠道了解下邊情況。

朱镕基后來搞的企業改革,同北京的改革政策也相似。北京市的改革,不是后來的「買斷工齡」等辦法,我們提出的是優化勞動組合,專業培訓,自己搞服務業免稅兩年等辦法。趙紫陽支持北京市的改革辦法。

(2011.01.26)

第四次談話記錄

時間:2011 年 03 月 23 日 10:00-12:00

地點: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X 室

參加人:陳希同、鐘鴻、姚監復

記錄整理:姚監復

關于姚監復起草的質疑陳希同曾擔任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文章,可否現在發表,姚監復徵求陳希同的意見。

關於訪談發表時間

姚監復:

這是我根據《李鵬「六四」日記》所記錄的「八九風波」中重要事件,發現其中沒有提到陳希同。因此,寫了這篇文章,提出質疑,究竟誰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認為陳希同不是正指揮。(姚將這篇文章給陳希同,見本書 81 頁。)

陳希同:

(認真看完姚監復文章全文後)你可以為我沒有擔任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提出十點質疑。其他人也可以提出十二點、十四點質疑。連胡得平看我時,也問我:《李鵬「六四」日記真相》怎麼沒提到你,是不是你同李鵬有什麼默契?實際上,李鵬根本沒有告訴過我,要我擔任北京市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到了 2010 年,我看到《李鵬六四日記》中有文字說我是正指揮,才知道李鵬任命我為正指揮的。

姚監復:

為了對歷史真實負責,我先把這篇文章發出去,可不可以?文章中不引用你的話,全摘自《李鵬「六四」日記》,我提出質疑,只提出問題。

陳希同:

其實,最根本的事實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擔任正指揮這件事。李鵬沒告訴過我,我也沒有擔任正指揮。副指揮周依冰也沒有向我請示報告過。

姚監復:

現在公開發表者篇文章,先引起注意,是否合適?陳希同:現在,我正在就對我判刑問題提出申訴,還沒有回答。所以,先不發表為好。到今年年底再發表好不好?

姚監復：我尊重你的意見。

陳希同：那我們就君子協定,到年底再發表。

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究竟是谁?

姚監復

一、李鵬說陳希同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

2010 年公布的《李鵬「六四」日記》,首次透露絕密信息:1989 年 5 月 18 日下午 3 時「在中南海召開戒嚴工作會議,我和喬石、尚昆同志參加。尚昆向我們通報了調動兵力情況。為了協調整個戒嚴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北京戒嚴指揮部,由北京市長(李鵬故意不寫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名字——姚監復注)和北京軍區司令員為正、副指揮。」但是在李鵬透露此重要信息的書頁上有陳希同的照片,并有文字說明:「北京市長陳希同被任命為戒嚴指揮部正指揮。」

二、陳希同是「正指揮」。怎么《李鵬「六四」日記》中沒有真正指揮北京戒嚴的行動的記錄?

《李鵬「六四」日記》記錄了北京戒嚴的關鍵時刻的重要行動,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找不到正指揮陳希同的重要實際指揮行動。人們以為李鵬是回避判刑的陳希同的名字,但是「正指揮」總不能不參與重要指揮行動呀!一系列的北京戒嚴行動是由其它人出面指揮、匯報的,恰好把陳希同「正指揮」排除出去靠邊站了,這讓人思考:陳希同是真正的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嗎?試從 1989 年 5 月 28 日陳希同被李鵬任命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以后,重要政治活動中主要角色出場情況看,陳希同并沒有發揮「正指揮」的作用。

·趙、李去天安門廣場,沒有陳希同。1989 年 5 月 19 日凌晨 5 時,趙紫陽由中辦主任溫家寶陪同、李鵬由國務院秘書長羅干陪同,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同學。按《李鵬日記》,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陳希同沒有參與看望活動。

·鄧小平開會,沒有陳希同。1989 年 5 月 19 日 10 時,鄧小平對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三總三位負責人和三位老紅軍談戒嚴:「要準備流點血」、「隔離鮑彤,切斷他的對外聯系」。陳云插話說:「打斷學生的指揮系統。」鄧說:「戒嚴要多少時間定不下來。」「成立中央宣傳小組,對戒嚴要及時報導。」「要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中央領導問題。」10 時鄧小平召開的重要會議,戒嚴指揮部正指揮陳希同又沒有參加,正指揮如何指揮?

·李錫銘在戒嚴大會報告北京學潮情況。而不是陳希同報告。1989 年 5 月 19 日晚上 10時,在總后禮堂召開首都黨政軍干部動員大會,喬石主持、李鵬作報告,楊尚昆即席講話。《李鵬日記》強調這次會議,李錫銘同志首先介紹了北京學潮發生的經過和發展的趨勢。請注意這個報告不是由「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陳希同」,而是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作的。這位正指揮又沒有出臺露面作報告。

·北京戒嚴令是李鵬發布,而不是陳希同。李鵬 1989 年 5 月 20 日以總理名義發布國務院命令:「國務院決定自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時起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李鵬命令「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可是陳希同能組織國防軍實施戒嚴行動嗎?這位北京市長、正指揮能真正指揮軍隊和各部委嗎?不能!實際指揮的是周依冰和李鵬。《李鵬「六四」日記》透露,部隊進城受阻,調不進來。「唯一成功的是從河北沙河縣乘火車到達北京站的 2000 余人,這是根據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同志的請求(按《李鵬「六四」日記》周是北京戒嚴指揮部副指揮——姚監復注),我(李鵬)下令鐵道部長李森茂執行運送沙河部隊的命令,他執行了。」可見,真正的前方指揮是周依冰,總指揮部的正指揮是李鵬。而不是掛名的虛有其名無實際 指揮權的陳希同。由沙河調兵事件看,在指揮部隊進入北京城的行動中,陳希同沒有 指揮權,也沒有經過正指揮陳希同,實際上副指揮周依冰直接向李鵬報告,由李鵬下 命令。

·戒嚴部隊由遲浩田、周依冰指揮,而不是陳希同指揮。戒嚴行動由解放軍執行,實際上是一場武裝政變,目標是武力威逼之下撤銷趙紫陽總書記職務。因此,《李鵬「六四」日記》透露:「受阻部隊原地休養三天,同時調后續部隊進京,形成大軍壓境之勢。城區戒嚴部隊由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指揮、整個北京戒嚴部隊由總參謀長遲浩田指揮。」這樣,北京城區的正指揮是周依冰,整個北京戒嚴部隊正指揮是遲浩田,這是大軍壓境的軍事行動,陳希同插不上手,怎么是正指揮?他怎么能調動、指揮解放軍的一兵一卒?如何指揮?

·實際上有另外一個真正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看來「北京戒嚴指揮部」是借用做遮羞布用的一塊假招牌。《李鵬「六四」日記》5 月 25 日指出:「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告北京市民書》,提出解放軍是人民子弟兵,來北京市維護首都治安,恢復正常秩序,希望廣大愛國學生和各界人士能充分理解,給予協助和支持。」證明實際上存在一個強有力的有實權的「戒嚴部隊指揮部」,來北京以武力維護首都治安,希望學生支持。為了這個目的,多掛一個牌子「北京戒嚴指揮部」,以掩耳目,好聽一點,再把北京市長陳希同掛上正指揮的名義,名正言順。可是為什么不用「北京戒嚴指揮部」、以「陳希同正指揮名義」發布《告北京市民書》呢?看來,李鵬心中早不把這個「正指揮」陳希同看在眼里,出牌也亂了,反正就是大軍壓境,免受沖擊,把趙紫陽拉下馬就行了。可不用時就不用,實在沒牌時也拉出來湊數,敷衍一下場面,救救場。如給人大常委作「六四」的報告,讓陳希同以國務委員名義代表國務院作報告,為李鵬當替罪羊打頭陣,承擔歷史責任,即使這樣,也沒有公布陳希同的「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名義。

·5 月 26 日中央向各省市領導打招呼,沒有陳希同表態的記錄。《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26 日)記錄了,中央領導同各省市負責人對處理趙紫陽方針打招呼的情況,遼寧、山西、新疆、四川、云南、廣西、甘肅、青海等省、自治區的省、自治區黨委書記與省長自治區主席共同表態,擁護中央決策。北京市只有市委書記李錫銘表示,完全贊同中央的分析和決策,態度非常堅決。《李鵬「六四」日記》中沒有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北京市長陳希同在關鍵時刻對戒嚴的表態,《李鵬「六四」日記》沒有說明。

·戒嚴部隊清場任務,沒交給陳希同指揮。1989 年 5 月 29 日《李鵬「六四」日記》「晚上,我主持常委碰頭會,再次明確由喬石同志分管戒嚴指揮部。重點討論了如何清理被動亂學生占領的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既要進來,又要盡量避免發生流血沖突,這是當前要處理的事。」5 月 27 日《李鵬「六四」日記》記錄,晚上,常委開會。會議要求北京市在三、四天內清理天安門廣場,以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和保證會議的順利召開。」李鵬要喬石分管戒嚴指揮部,不知是陳希同為正指揮的「北京戒嚴指揮部」,還是遲浩田、周依冰直接指揮的「戒嚴部隊指揮部」?這些討論戒嚴的重要會議,正指揮陳希同是否參加會議?會后李鵬、喬石是否向陳希同傳達、布置任務?任務是否能夠完成、如何完成?三、四天后的「六四」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指揮是否由正指揮陳希同親自執行?這些關鍵情節,在《李鵬「六四」日記》中都沒有交代。如果沒有任何實際指揮權力和行動,陳希同這個「正指揮」的名義究竟為什么設置?莫名其妙!

·李錫銘提出組織北京百萬工人大游行支持戒嚴,陳希同似未參與。《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30 日)記錄常委碰頭會上,李錫銘表示北京市委有把握組織百萬工人大游行,顯示工人反對動亂,支持戒嚴,結束當前僵持局面的方案。但是,李鵬認 為「我們都感到北京市沒有這個把握。所以,沒有對此建議作出決定,要聽取他們游 行具體方案的匯報后,再做決定。」引人注目的是,此提案沒有以戒嚴指揮部正指揮 陳希同的名義提出,也不是陳希同、李錫銘兩人名義共同提出。后來,似乎也沒有工 人游行具體方案再提出來,干脆就是「六四」出動大軍,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 市民。從整個過程,看不到北京戒嚴指揮部和正指揮陳希同的影子與具體活動內容。

·李鵬找北京市經委、工廠負責人談生產與工人游行情況,沒講到陳希同在場。1989年 5 月 31 日《李鵬「六四」日記》記有,李鵬直接找北京市經委及首鋼、石化、內燃機廠負責人談生產情況,對組織工人游行、工人糾察隊、維持社會秩序,都很有把握。但是,李鵬卻未明確說明,負責「協調整個戒嚴工作」的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陳希同是否參加這次重要談話,如果身為北京市長,又是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陳希同都沒有資格參加組織北京工人游行的會議,那末證明李鵬的指揮已從最上層指揮到最下層的北京市經委和工廠企業基層生產單位了,早已越過并架空了正指揮、市長陳希同了。

·1989 年 5 月 31 日北京戒嚴實施方案,經過正指揮陳希同簽署上報了嗎?《李鵬「六四」日記》透露「今天(1989 年 5 月 31 日)鄧小平、楊尚昆批準了戒嚴指揮部關于部隊進入北京市區執行戒嚴任務的實施方案。戒嚴指揮部將實施方案以命令行事下達北京、沈陽、濟南軍區和空軍。」這種上報軍委主席批準,以命令形式下達軍區和空軍的戒嚴任務實施方案,只可能是軍事系統的運作方式,指揮員不可能是非軍方人士的行政人員,如陳希同。因此,《李鵬「六四」日記》中沒有說明,是陳希同為正指揮的北京戒嚴指揮部,還是遲浩田、周依冰為指揮的部隊戒嚴指揮部上報鄧小平的,是完全漠視陳希同這個正指揮的存在,或者陳希同只是李鵬等三人口頭封的一個空空蕩蕩的有名無實的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

·1989 年 6 月 1 日決定以工人糾察隊出面清場為好,為何不用陳希同正指揮執行此任務。《李鵬「六四」日記》透露,6 月 1 日晚上常委會「原則上同意北京市和戒嚴部隊提出的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方案,大家認為,由工人糾察隊出面清場比戒嚴部隊直接清場要好。因此,會議確定北京市和戒嚴指揮部以工人糾察隊為先導,戒嚴部隊為后的方式清理天安門廣場。」李鵬沒有講清楚,軍方的進入北京市區的戒嚴實施方案,已經在5月31日經鄧小平批準后以命令方式下達各軍區,怎么6月1日又出來一個北京市和戒嚴部隊的清場方案?這后一個方案,常委只是「原則上同意」,是否胎死腹中、并未實現?但是,會議確定了清場時,以工人糾察隊為先導,即不拿武器的工人走在前邊,不致于同學生、市民正面交鋒,用槍炮子彈進駐天安門和清場。即采取 1976年「四人幫」處理天安門事件不開槍不打死人,只用大棍打人的清場方式。但是,為什么「六四」沒有采用這種較為溫和的方式?在 5 月 31 日和 6 月 1 日討論清場方案及組織、動用北京工人糾察隊清場的方案的提出、討論和確定的過程中,作為戒嚴活動正指揮的陳希同是否參與討論與決策,是否由他負責執行?為什么最終并未執行工人糾察隊清場方案?這些重大問題,《李鵬「六四」日記》只字未提。這可能只說明,動用軍隊鎮壓的方案是最高領導最終決策,軍方為正指揮。陳希同的名義上的正指揮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李鵬「六四」日記》中是不值一提的。

·中央軍委批準的北京軍區提出戒嚴部隊隱蔽方式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方案,并不是通過陳希同正指揮的戒嚴指揮部報告。1989 年 6 月 2 日李鵬日記證實了,北京軍區向中央軍委直接報告,戒嚴部隊截至 2 日凌晨 3 時,已有 25000 人進入天安門廣場,東區為東側(應為西區、西側-姚注)的人民大會堂、西(應為東-姚注)側的公安大院(《李鵬日記》中東、西方向寫反了——姚監復注),北側天安門與午門之間,在南,北京站也有先期從沙河到達的 3000 兵力,已形成四面對天安門包圍之勢。」這種部署的報告,不是陳希同這樣的行政干部的正指揮寫得出來的,只能是北京軍區、總參謀部才可能提出來的。因此,李鵬日記中根本沒提到陳希同為正指揮的北京戒嚴指揮部,在這個近 3 萬人進入天安門四周形成包圍態勢的重大行動中的作用,也未由陳希同,而是由北京軍區直接報告中央軍委,可見陳希同的角色只是表面的裝飾而已。

·清場時才用上陳希同。6 月 3 日下午 15 時決定當晚清場,晚上 18 時、22 時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學生、市民離開廣場,不要上街時,才用上陳希同。《李鵬「六四」日記》透露,是「楊尚昆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直接向軍委主席鄧小平匯報,小平同意批準了今晚的清場方案。」「總參謀部向戒嚴部隊下達緊急命令,要各部隊按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方案,立即組織部隊開進,如遇到阻攔,軍隊有權實行自衛,采取堅決措施,迅速到達指定位置。」從制定、討論清場方案,到匯報、批準和執行行動方案,李鵬沒有提到陳希同作為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作用,似乎沒有出面,沒有任務也沒有任何上傳下達權力。唯一能做的事,是陳希同簽署了向市民的兩次緊急通告,要市民、學生離開廣場,不要上街,這是北京市長的份內之事,那是什么戒嚴正指揮角色。實際上的指揮員,《李鵬「六四」日記》講的明明白白:「6 月3 日整個晚上,我和喬石、尚昆三人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廳,密切觀察戒嚴部隊和天安門廣場動態。戒嚴指揮部周依冰和羅干秘書長等則在人民大會堂,總參謀長遲浩田在西山總指揮所,指揮各路部隊的行動。」即前線指揮員周依冰在人民大會堂,各部隊調動的正指揮遲浩田在西山總指揮所,最高指揮部李鵬在中南海,聽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統一號令。陳希同的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這個角色,放在那里都不合適,是個多余的人。只能在需要向北京市民發出警告時,在廣播里出現于緊急通告之前。

·李錫銘,而不是陳希同提出北京市建區級戒嚴指揮部。6 月 5 日李錫銘提出成立北京市區級戒嚴指揮部,實行區級自衛戰;保衛居民和機關安全。辦法以區委和政府為主,同時配備一定數量的戒嚴部隊,加以配合。李鵬在 6 月 5 日日記中透露,「我同意李錫銘的意見,并通知戒嚴指揮部研究他提出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此意見是李錫銘個人提出,沒有同北京市長陳希同聯合上報。李鵬通知「戒嚴指揮部研究」,不知是批給總參謀長遲浩田、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的部隊戒嚴指揮部研究,還是批給陳希同為正指揮的「北京戒嚴指揮部」研究?研究結果如何?各區的區級戒嚴指揮部是否成立?李錫銘市委書記是否可以領導這幾個區級戒嚴指揮部?還是歸正指揮陳希同領導?還是戒嚴部隊直接指揮?李鵬沒有說清楚,估計李錫銘、陳希同也不清楚,打的是一場胡涂戰,瞎指揮、亂指揮,反正目標是清場、鎮壓民主運動,手段是殘酷的、不計后果的。

總之,從《李鵬「六四」日記》記錄的上述 15 個事件中,看不出陳希同這個「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發揮了什么指揮作用,更看不到這位「正指揮」的真正指揮權力、作用與后果。那么,人們就會在看完《李鵬「六四」日記》以后,產生一個問題:「陳希同是真正的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嗎?」真是一個「陳希同之謎」,也是又一個「六四之謎」。

2011、03、03

第五次談話記錄

時間:2011年10月8日15:00至17:00

地點: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X 室

談話人:陳希同、姚監復

記錄整理:姚監復

關于網文《陳希同入獄內幕》

姚監復:

陳市長,這是最近網上發出的一篇文章《陳希同入獄內幕》【12】,流傳甚廣。鐘鴻和我都得到了,現在送給你看看,是否真實。

陳希同：(認真閱讀《陳希同入獄內幕》全文后,笑著說)假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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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這篇《陳希同入獄內幕》的網文,實際上是《江澤民其人》一書第八章:「搶灘北京希同束手恐嚇臺灣導彈狂射」的前兩小節。該書 2005 年 9 月 25 日,由「博大出版社」在臺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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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請萬里、胡啟立,根本沒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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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復：這篇網文說:

江澤民在上臺后高舉「反和平演變」的大旗,對于改革派以及與趙紫陽關系密切的人進行整肅。此時,陳希同偏偏「逆流而動」。」「當時隨著趙紫陽下臺的還有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這三位是因「六四」下臺的級別最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陳希同并不避諱,秘密安排了胡啟立和萬里會面,地點就在首都賓館。陳不但出面作陪,還到賓館門口親自迎接胡啟立。無巧不成書,陳希同以為安排的天衣無縫時,沒想到被日本人捅了漏子。那天傍晚,正好有幾家日本電視臺和報社的駐京記者也去賓館的日本餐廳聚會,其中一位走錯了路,進了陳希同的包間,親眼見到胡啟立、萬里與陳希同觥籌交錯,陳希同當時以為闖進來的是日本商人,就沒有理會。結果第二天,那個日本記者寫了篇報導,發表在日本報紙上。第三天,新華社內參又以《國內動態清樣》形式,將消息遞送到江澤民那里。這讓江又驚又怒。江澤民驚的是,陳希同本來就資歷甚深,能力頗強,現在居然和胡啟立走在一起。江一時拿不準鄧小平是否屬意胡啟立復出,并為重新起用趙紫陽打鋪墊。江澤民怒的是,陳希同竟然背著江和江最忌諱的趙氏人馬搞在一起,顯然是故意跟江為敵。江澤民立即下令由中紀委出面調查。首都賓館負責人證實此事后,江親自給陳希同打電話,指責陳喪失立場,陳推脫是應萬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辦。江不敢得罪萬里,只能自己生悶氣。后來,鄧小平親自下令讓胡啟立復出,印證了萬里與趙系人馬關系密切。江澤民最怕趙系東山再起,因此對陳希同憤恨不已。」

陳希同：

這樣造謠的材料能出臺,不知作者處于什么目的。把事情編得好像有這么回事,似 有似無,又有鼻子有眼睛的具體事。

這篇文章講我宴請萬里、胡啟立的事,是根本沒有的事。在 1989 年之后,我沒有請萬里、胡啟立一起聚餐過。不說觀點,只講事實,這是沒有的事。

姚監復：你是不是單獨、分別地宴請過他們倆人呢?

陳希同：沒有。

姚監復：是不是有一個首都賓館?

陳希同：

有一個首都賓館,是屬于國務院系統管理的賓館。反正我宴請萬里、胡啟立這事是編出來的,我從來沒有設宴請他們兩人吃飯。

姚監復：怎么又有日本記者報導、新華社內參轉登消息的事呢?

陳希同“沒有此事,完全是編造的。如果登了,我應當知道,當時我還在臺上。

姚監復：是不是作者想把你和趙紫陽聯系起來?

陳希同:

我沒有請萬里、胡啟立,也沒有請芮杏文一起吃飯。這位作者先生很有政治頭腦,把下臺的和在位的放在一起,把我同萬里、胡啟立,也是想同趙紫陽聯系起來。

北京日報搶先一天發表鄧小平南巡的新聞

姚監復：這篇網文講到北京日報比人民日報早一天發表鄧小平南巡新聞。

舊恨未去,又添新仇。鄧小平 1992 年春天南巡,陳希同早已知道鄧小平力主繼續并深化改革。陳在當時北京電視臺的節目間歇不斷打出深化改革的口號,利用各種口號發表改革言論,這都讓投靠陳云和李先念等左派元老的江澤民十分不快。為了避免鄧小平對江澤民不滿的信息透過媒體泄露給民眾,江澤民指令中央報刊對鄧南巡的報導,要遵循中宣部統一報導口徑,不準擅自行動。不料陳希同又先行了一步,他要求北京市委機關報盡快對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做出反應。在陳的授意下,《北京日報》全文轉載了深圳報紙上關于鄧小平南方講話的內容,比《人民日報》還早了一天,令江澤民十分被動,在江澤民看來,陳的改革言論和表現,更凸顯江的僵化和保守。江澤民對陳希同的痛恨又加深了一層。

陳希同:

《北京日報》比《人民日報》提前發新聞?《北京日報》不敢搶在《人民日報》之先。《北京日報》根本不請示我,宣傳工作由市委書記管,李錫銘對我有不同看法。北京市經濟改革是思想解放的,在鄧小平南巡前兩年就進行了「兩保一增」的企業改革,當時還有阻力和不同說法。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他又講解放思想,把我也解放了。因為李錫銘曾經講過:「北京日報不能登陳希同的講話,」「不能在報紙大標題上出現陳希同的名字。」我不可能批準《北京日報》搶先登新聞,我不了解事實真相,不會批的。《北京日報》不可能也不會出現比《人民日報》早一天搶發鄧小平南巡的新聞。

姚監復：我將來可以查查 1992 年的《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看看是不是早一天發出南巡新聞。

陳希同:

不會!絕對不會!姚監復:安志文告訴我,「六四」以后有一次開會,你坐在他旁邊,對安志文說:「安老,你向上邊說,要進行經濟改革,現在,改革有點停了。」安志文回答說:「你是國務委員,你向上邊說。」陳希同:我記得安志文。當時是有這個意思。我認為思想解放了,就聰明了,否則笨,沒主意。我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文章,講到解放思想是法寶,署名陳希同。同鄧小平 南巡講話的思想是一致的,意思差不多。

這篇網文說成《北京日報》登南巡講話是「陳希同授意的」,這不可能。我指揮不動《北京日報》。要《北京日報》不登我的文章,聽李錫銘書記的。要登陳希同的講話內容時,新聞標題中也不能出現陳希同的名字。因此,這篇網文講的「陳希同授意」,是假的,想象的。(姚監復注:談話后,查報紙。鄧小平南巡的新聞,《人民日報》比《北京日報》發表的時間早。但是,《深圳特區報》記者寫的報導鄧小平南巡的綜合報導,《北京日報》是 1992 年 3 月 30 日發表,《人民日報》是 3 月 31 日發表,晚了一天。)

南巡講話點了李錫銘的名

姚監復：鄧小平是否在首鋼講話中,提到誰不改革誰就下臺的話?這篇網文說:

鄧南巡不久以后,時任首鋼的董事長周冠五又與陳希同等人安排鄧小平視察首鋼,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居然沒有一人到場。鄧小平當著首鋼眾多干部、工人的面說,我最近說的話,有人聽,有人不聽,北京市已經行動起來了,但中央一級還有人頂著不辦。鄧隨后要求陳希同給中央捎話:「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這些話當時在江澤民聽來簡直如同五雷轟頂。江澤民聽得背后直冒冷汗,通過中央辦公廳責問陳希同為什么事先不向江澤民通報鄧巡視時間。陳反駁說中辦應該向鄧辦了解鄧的活動安排,而不應向北京市發難。江澤民受到頂撞后更是怒氣沖天,氣恨不已,從此更下定了倒陳的決心。

以上是否真實?

陳希同:

鄧小平視察首鋼時的講話,沒有說:「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他在南巡途中和深圳講過「誰不改革誰下臺」的話。「下臺」的話,是早在南方講的。他在首鋼的講話,向江澤民匯報過,李錫銘書記去匯報的。我也向北京市區縣一把手傳達過,主要是要解放思想,經濟發展速度不能慢,企業要深入改革等,同鄧小平在深圳講話是一致的。鄧小平講,經濟發展速度慢,社會主義優越性表現在哪里?他講要速度,要搞活企業,肯定了北京市企業改革的「兩增一掛」政策。我講「放水養魚」。鄧小平說:「放水養魚好!」

姚監復：鄧小平在首鋼的講話,沒有象南巡講話那樣在黨內外公布?

陳希同:

沒有。鄧小平講話很重要,主要講的是:1、要搞活企業,不能不改革;2、經濟發展速度要快,太慢了就不是社會主義。3、思想要解放。

姚監復：鄧小平在首鋼的講話,批評了「多一家外資企業,多一份資本主義」的說法嗎?

陳希同:

他是在南方批評李錫銘講過「多一家外資企業,多一分資本主義」。檔初稿點了李錫銘的名,到后來正式公布的文件改為「有人」。這樣講,一點常識都沒有。

姚監復：這是你匯報的嗎?

鄧對我說:「你告訴李鵬,5%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陳希同:

李錫銘到處講話,類似的話他講過。我沒有直接聽見他講這話,也沒匯報過。上面有人調查。我知道,中組部派人到北京市委調查此事。后來,李錫銘去人大當副委員長,保住了職位,級別待遇沒有動。他在北京經常講話,這也「不準」,那也「不準」。

關于發展速度,有人說,我講過 2020 年翻兩番,2-3%的增長速度就可以達到。為什么要這么快?這話講得有鼻子有眼。這不是實事求是。我認為可以快時,為什么要慢呢?我反駁要慢一點的說法,理由是西方國家 6%的增長速度就了不起,因為它們的基數大,我們國家的基數小,怎么可以比呢?

鄧小平南巡就是要求發展速度要快,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解放了生產力,沒有阻礙,社會主義能夠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南巡講話要求全國和各地區都應發展得更快些。鄧小平到首鋼講話,更進一步,批評了不快的論調,用不著倒算,不必那么快。而是,可以快,為什么不快。人家西方 6%了不起,它們基數大。我們人口多,增加 1%也了不起。他駁斥了不必快的論調,闡述了要快的思想。

南巡講了應當快,首鋼講話更深刻,為何要快。要繼續解放思想,主意多了。

速度問題,搞好企業問題,北京市委放水養魚,「兩增一掛」,給企業一點點自主權,保證上交任務的利潤額和固定資產增值的前提下,企業可以從效益中拿出一部分多得,讓企業活起來了。過去統收統支,一切上交,然后上面再批錢給企業,搞得很死。我們給企業一點活力,企業的積極性提高了,經濟效益也提高了。

當時有一年許多省、市、自治區的財政收入都下降了,只有北京、西藏增加了。趙紫陽當時也很著急。那年植樹節,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都來種樹,我在他們三人之間跑來跑去,胡耀邦說,你去陪鄧小平同志。鄧小平說了,植了樹,天不下雨,種樹有困難。趙紫陽則關心北京市的「兩增一掛」效果如何,而且要聽匯報。這天是星期五,我以為要到下周才匯報。當天晚上就得到通知,趙紫陽要聽北京市工業改革的匯報。何時?明天早上九點。我沒想到這么快。我通知陸宇澄副市長,讓他準備匯報。他說:「太緊張了!」我說:「你匯報,我補充。」匯報會,趙紫陽通知天津、上海參加。江澤民沒有來。趙紫陽問:「為什么沒有來?」很嚴肅地問。答復說:「有個會,也趕不上飛機了。」

趙紫陽在會上很肯定北京市的改革。趙紫陽說:「照北京的辦法,我們晚了兩三年。天津、上海兩家按北京的辦法改,把企業搞活。其它地區看看再說。」會后還一起照了相。我回來在全市作了傳達。表揚的話沒說,不吹噓自己,說北京的好話,不傳達。但是,在常委會上,對主要領導同志傳達了。

在首鋼時鄧小平說:「你們改革叫什么?」我說:「放水養魚。兩增一掛。」不要卡死,不要竭澤而漁,將先取之,必先予之。養雞生蛋,不要殺雞取卵。搞活一點,企業積極性大大提高。

李錫銘對這種改革是站在旁邊觀望。

姚監復：鄧小平在首鋼講話向誰匯報過嗎?

陳希同：李錫銘向江澤民匯報,我向李鵬匯報。
姚監復：他們怎么表態的?

陳希同:

鄧小平對我說:「你告訴李鵬,5%無論如何是不行的。」當年李鵬政府工作報告宣布的計劃增長 5%,鄧小平嫌低。同李鵬的分歧,鄧小平是了解的,他比我們清楚得多。

姚監復：李鵬知道鄧小平的意見嗎?

陳希同：他好像不知道。

姚監復：李鵬如何響應你傳達的鄧小平的意見呢?

陳希同：

我講了鄧小平的意見后,他沒有說話。但是,他后來把經濟增長率從 5%,提高到 7.5%,超過原來的計劃。姚監復:鄧小平在首鋼沒有批評李錫銘?陳希同:我看過鄧小平南巡講話文件的初稿,上面講了「誰不改革誰下臺「,而且點了李錫銘的名字。在首鋼,鄧小平沒講這個話。李錫銘、陳希同之間有矛盾和分歧。李錫銘好多方面不贊成我。人已經死了,我不說了。

姚監復：他不同意你的那些觀點?

陳希同：我講「依法治市」,他也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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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七個省委寫聯名信向鄧小平舉報江澤民一事,也是編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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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寫信舉報江澤民

姚監復：這篇網文還講到你和七個省聯名向鄧小平告江澤民的狀,這事是真是假?網文說:

根據陳希同的觀察,江澤民絕對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江在 1986 年上海學潮后對那些敢于挑戰他的學生進行秋后算賬之事,陳也頗有所聞。既然得罪了江,出于自己安全的考慮,陳希同希望趁著鄧小平還活著,把江澤民拉下馬。于是陳希同在1995 年初聯合了七個省委,給鄧小平寫聯名信舉報江澤民。這封信的內容外界不知情,鄧看后沒有發表意見,卻把信交給了薄一波處理。「六四」之前,八大元老在商量趙紫陽的接班人問題時,鄧是想讓李瑞環或喬石上任的,薄一波當時極力推薦江澤民。鄧小平也是年事已高,沒有精力再換一茬總書記,否則在 1992 年南巡后就會動手,但是他把信交給薄一波,也是想讓薄一波看一看他推薦的江澤民是個什么貨色。

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慣于投機鉆營,過河拆橋,落井下石,在高層里口碑甚差。其中有一件事最說明問題。1979 年給薄一波平反出獄的是胡耀邦,當年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使薄一波增選為中央委員、后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副主任的還是胡耀邦,但 1987 年 1 月 15 日薄一波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實際上名為生活會),力主讓胡耀邦下臺。

薄一波看到陳希同這封檢舉信,不但不想繼續往下追究江澤民的問題,相反還暗為高興抓住了江的把柄,因為這就等于抓住了江的權力,可以好好利用和要挾江,為兒子薄熙來和親信等加官進爵。于是薄一波把江澤民叫來,一言不發親自把信遞過去。江看過舉報信內容后,臉色發青,一身冷汗,戰栗不已,當場哀求薄一波在鄧小平目前為他美言,保住自己的總書記的職位。薄一波表示盡力而為,并授意江要想以后不節外生枝,就必須把陳希同搞倒,做法上可以先從陳希同的周圍下手。江澤民點頭如搗蒜,連連稱是。薄熙來日后飛黃騰達,全靠其父與江澤民的這層特別關系。

陳希同:

這位先生說我和七個省委寫聯名信給鄧小平告江澤民的狀,我根本沒有聯合別人寫 信告狀。我不搞什么暗中揭發,不參與權力斗爭。

姚監復:

那你沒有聯名寫信,也沒有自己一個人寫信?陳希同:沒有!鄧小平、薄一波、江澤民的關系,后邊高層的事我不知道。姚監復:你找過七個省領導談此事嗎?

陳希同:

還有種傳言,說我聯合了 17 名中委反對江澤民。外電還說,鄧小平把這封信批給江澤民看,「澤民同志閱」。公安局送上講此事的材料給我看過。這份材料說我聯合倪志福,倪就住在我的樓上,我看見倪時說:「有人說我聯合了你。」他哈哈大笑。這個材料純粹是造謠。造謠手段是很高明的,順著權利斗爭手段的邏輯發展的思路編故事,令人深信不疑。

姚監復：你自己沒有向上告狀?

陳希同：沒有。從來沒有!

我這個人受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教育影響很深,又有孔孟之道的影 響,認為做人要光明磊落,絕不干那種寫黑信、告黑狀的事。認為那樣做很卑鄙, 令人看不起,這是一個人的性格。

而這份網文的作者是從權力斗爭的常態采取的手段編造的故事,達到了騙人的 目的,取信于人了,手法相當高明。

我向你講過鄭國子產【13】的故事,可以欺其方,合乎邏輯,下屬告訴子產,他說放生的魚開始不動,后來搖頭擺尾游走了。實際上被他吃掉了。由于描述的魚的狀態,合乎常態,子產就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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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孟子·萬章上》「昔者有饋生魚與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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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權力斗爭的常態說我寫信告狀,很多人就相信了。我從秦城出來以后,好多來看我的人都講,「你不寫那封信就好了」。年青人也說:「陳伯伯,你要是不寫那封信,多好。」也有人打抱不平說:「你寫了信,有什么了不起!」我在監獄里允許聽收音機,從收音機里就聽到外電講到我寫了告狀信。這篇網文實際上是舊事重提,仍是造謠,只是把我聯合的人從 17 人降為 7 個人。告狀信的傳遞方式,由原來講的鄧小平—王瑞林—江澤民,改為鄧小平—薄一波—江澤民。中間人由王瑞林改成薄一波。人們都從習慣的天經地義來考慮,而沒有想到,根本沒有這回事。

我相信真的假不了,但是眾口鑠金難鑠實。被謠言折磨是痛苦的,但也有人理 解。薄熙塵來看我時,他講到有人說,我的信由薄一波轉給江澤民時,薄熙成也哈 哈大笑。我講這也是對薄一波的大不敬。

有一位薄一波的老秘書,在他身邊工作了 16 年,重要檔案都由他經手。薄一波去世后,他又負責清理薄一波遺留的檔案,又干了三年。他說,在這十多年間,他沒有看到過陳希同告狀信,在最后清理檔案中,也沒有發現這封信。在一次聚會中,他對我們講過,在薄老處當了 16 年秘書,重要檔案經手,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封信;薄去世后,陸續清理檔案、照片達兩年多,也沒有發現這封信。

因此,關于我告江澤民的狀,是從來沒有的事,謠言真厲害。薄熙來靠這封信就能飛黃騰達?他自己也會有意見。我當面對他們說:「寫信告狀,同本人性格不合。你們都當君子了,子產為相,威信高,有人送來活魚,子產要部下放生了。交待了,又想起這事,檢查一下部下工作。他問,放生了沒有?答:放生了!他又問如何放的,答道,魚缸里放久了的魚,放到河里,開始不走,后來有一條搖動尾巴,游走了,跑了。其它的魚也跟著游走了。子產相信了部下講的過程,魚、鳥呆久了,放生了也不動,合乎情理,思維常識。實際上當天部下把這些魚吃掉了,而君子子產相信部下合乎邏輯思維的假話。論語說,「君子可欺以方(子產的思路),難也罔其道(不這樣思考,很難受騙),往矣」你們都是君子,難也。

是不是權力斗爭的犧牲品

姚監復:

你沒有聯名告狀,但是有沒有權力斗爭的影響?

網民認為江澤民對待陳希同是「清理政敵」的「權力斗爭風暴」,你的看法呢?

陳希同:

我不關心,也不參與權力斗爭。我從來沒有把江澤民當政敵,我堅決支持江澤民, 尊重江澤民。是否告過狀,可查檔案。這同本人性格不合,我從不告陰狀,我沒有 這個事。至于別人怎么想的,我不管那些事。

姚監復：你不參與權力斗爭,鄧小平、江澤民會考慮權力分配問題。

陳希同：

鄧小平在首鋼講話,他有什么想法,我們不清楚。他講話中確實肯定了北京改革的做法,講過「放水養魚好。」但是,上次你講的情況(張木生說,鄧小平在視察首鋼以后,曾建議陳希同進常委,當鄧的聯絡員),有可能對有關領導人有影響。

姚監復：鄧小平在首鋼講話提到「反左」嗎?

陳希同：沒有提到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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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造網文《陳希同下臺內幕》的作者很高明,君子可欺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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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復：網文《陳希同下臺內幕》說,「陳希同 1995 年初的舉報事件,更讓江澤民感到必須立即動手。」

先從北京的副市長下手,經過一番精密的盤算,江澤民把槍口對準了王寶森。1995 年,首鋼前董事長周冠五因經濟問題下臺,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獄。北京市秘書集團受賄案被曝光,副市長王寶森在同年 4 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懷柔縣一個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徑是王吞槍自殺。而實際上從現場的腳印、創口、火藥、彈殼等線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殺而非自殺。現場只找到了子彈頭,子彈殼已經被踩入土里,說明王死時身邊有人。

國安內部消息,這個人就是江澤民派的國安特工。王寶森的死使陳希同慌了手腳。這預示著權力斗爭風暴拉開了序幕。周北方被判刑,讓鄧小平不得不考慮后事,如果與江澤民交惡,鄧家后代可能成為被江整肅的對象。陳希同見自己舉報信送上去幾個月,江澤民竟然還在臺上,說明鄧小平無意換馬。至此,陳希同終于知道自己是在劫難逃了。

江澤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證據不過是陳希同「自 1991 年 7 月至1994 年 11 月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物 22 件(其中金銀制品 8 件,貴重手表 6 只,名貴水筆 4 只,照相機 3 架,攝像機 1 臺)共計價值人民幣 55.5 萬余元。」(新華社北京 1998 年 7 月 31 日電)。這對于政治局委員這個級別的領導人來說,實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說相當清廉了。陳希同為此鋃鐺入獄,因貪污罪被判刑 13 年,因忘忽職守罪被判 4 年,兩罪并罰共計有期徒刑 16 年。

2003 年底,陳希同因為膀胱癌而保外就醫。出獄后,陳寫了 5 萬字的申訴書,指控江澤民父子的犯罪問題。陳說他曾與江澤民合伙做生意,江澤民兒子江綿恒非法轉移國有資產涉金額 1500 萬人民幣。這也許只是陳希同可以透露給媒體的東西,隱藏的內幕只能等到陳可以自由發言的時候才有可能披露更多。

陳希同：

我現在保持低調。我可以在北京活動,見誰都可以,如果離開北京,要打招呼。上 網,也要注意。

我的小孩也被判刑 12 年【14】,在監獄里上了兩個大學,學了法律,減刑 4 年。罪名是挪用公款,為旅游局蓋房子,當時在新世界賓館。我與兒子沒有同江綿恒、江澤民合伙做生意,也不知道什么 1500 萬款項事。

「5 萬字申訴書」,也沒有那么多,我只寫了兩、三千字。我也并不是向中央申訴,而是通過律師向法院申訴,判刑是法院判的。我從來沒有同江家發生經濟來往,我兒子與江家父子也沒有經濟聯系。我的申訴同這個網文講的 1500 萬元的事沒有關系。

這位老兄比《天怒》作者高明,善于欺其方,但也是胡說八道。有人訪問《天怒》的作者,問他為什么胡編亂造,他自己說:「我也得吃飯。」說來說去,造謠多如牛毛,一條一條去駁,永遠駁不完。本來真想問問這些作者,后來想,總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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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陳小同,1958 年 1 月 15 日生,四川省安嶽縣人。原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原北京源基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理。1995 年 8 月 1 日被捕,1997 年 2 月 10 日被判刑 12 年。(《判決書》見本書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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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復:

至少兩條應當澄清:1、你不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2、你沒有貪污一分錢,你的禮品拿到辦公室是為了估價后向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基金會捐款的。禮品拿到外事處有借條,不是據為己有。因此,我建議早一點發表你的訪談錄和判決書、答辯詞等文件。

陳希同:

公開發表關于我的判刑的法院判決書、律師的辯護詞和我的答辯,律師還有顧慮。 我確實沒有貪污一分錢,那些禮品是準備估價、折價捐給人藝的。有一條可以 作證:這些外賓送的禮品,都是在外辦登記在冊的。暫時沒送還,工藝品放在辦公 室是為了估價。重要的是外辦有登記、有借條,秘書有證言,他也登記的,雙重登 記,這怎么是「據為己有」?我見到外辦負責人和秘書,他們說,借條還保存在那里。這樣查清是不難的。律師說,有借條,就不是判決書上說的「據為己有」。我同江澤民沒有權力之爭,我沒想去挑戰。江澤民通過中宣部要北京市政府支持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李錫銘執行,我提出解決方案,批了兩次支持人藝的款項,30 萬元。後來有人說:「你批給人藝錢,別人怎么辦?」后來就成立了人藝發展基金會,北京市委、市政府批準的,從社會上國內外募捐,我計劃目標是 1 億元人民幣。我帶頭募捐,找了董建華,捐了 100 萬美元,當年達到 2000 萬元。如果我不下臺,1億元目標當年就能達到。還有人捐了 500 萬元。我建議,當基金會委員要先捐錢,不當掛名委員。為了人藝捐錢,我才借出禮品進行估價,而法院判決說我「據為己有」,借出來登記了,怎么成為「據為己有」?有借條,怎么是「己有」?借用的東西,有借條。

我不承认犯罪

姚監復：讓你走出秦城的情況是怎么樣的?
陳希同:

允許我出獄的一個文件只有 100 來字,其中有兩個「罪犯」字樣,因此保外就醫的這個文件,我沒有簽字。既然,以罪犯的名義放出來,保外就醫,那我也不要政府 發給我的每月幾千元錢,只要政府象秦城監獄一樣,管我的吃喝住。

我在判決書上沒有簽字,不承認自己有罪;放我出來的文件上,我也沒有簽字,因為上面寫有「罪犯」,我不承認我犯罪,也不承認我是罪犯。1995 年 4 月 26 日我失去自由,1997 年 2 月判刑 16 年,1998 年 7 月 31 日進秦城監獄,前 3 年算雙規,不計入刑期。一共 14 年在獄中。至今還認為是刑期未滿的罪犯。

對我的這種判刑,被人稱為:

第一、「文革后最大的冤案。」陳良宇認罪,我不認罪。因此,我這個案件是文革后對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一級干部判刑的大冤案。

第二、「最荒唐的錯案。」我一分錢沒有貪污,沒有瀆職,沒有蓋高級別墅,電視上介紹的罪證只是一座普通招待所,我當市長前修建的,成了「西山陳希同安樂窩」,被批判,還組織參觀,實際上是北京軍區的養雞場,現在成了北京市委宣傳部老干部活動站。

第三、「最不得人心的假案。」有借條的禮品,怎么成了「據為己有」的罪證?第四、「最不人道的大案」。我已經過了 82 歲了,還莫須有地定為罪犯。因此,我在申訴。

關于《中国「六四」真相》

姚監復：

你前兩次同我談話中提到張良編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有關你的一些情況不準確,有的不是事實。我從香港帶回了 2010 年 10 月第 59 版的《中国「六四」真相》。有幾個問題,請你核實一下,可以嗎?

陳希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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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4 月 25 日没有參加鄧小平在家中召開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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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復:

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194-196 頁介紹了 1989 年 4 月 25 日上午九時鄧小平在家召開了會議,會后根據鄧小平的講話寫出了影響「八九風波」的重要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中国「六四」真相》明確地指出「根據回憶記錄綜述」,會議參加人有陳希同:

鄧小平在家中聽取了李鵬、楊尚昆、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李錫銘、陳希同 等人的匯報。

李鵬:「還有的公開要求政府下臺,胡說什么要公開研究和討論現有中國政治和權力問題,實行普選。修改憲法。開放黨禁,取消反革命罪。北京、天津等一些高校已經出現了非法學生組織。」「什么?」鄧小平耳背。陳希同大聲說:「非法學生組織。如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學波蘭團結工會在北大成立「團結學生會」。鄧小平點頭。

陳希同說:「我們已要求有關部門盡快查實這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的身份和背景。」

鄧小平示意陳希同談一下北京市的情況。陳希同馬上說:我向小平同志報告一下這兩天北京高校的情況。23 日以來,北京已有 48 所高校六萬多名學生參加罷課。這次罷課有四個特點:

一、 制造輿論,尋求社會支持。北大、清華、師大、人大等院校的學生集中在教學樓、操場講演、游行,主要是要求學生罷課、教師罷教,師大公開呼喊「打倒鄧小平」口號。不少學生在街頭到處張貼大小字報,散發傳單,在社會上擴大影響。北大、人大、清華、民族學院的學校廣播站已被學生非法組織占領。

二、 用罷課行動來要挾同中央對話。北大、清華、師大、人大、政法等學校成立非法的學生糾察隊,學生糾察隊員守在教學樓或教室門口,阻止學生上課。郵電學院等校學生干脆用鎖把門鎖上。

三、 進行募捐,籌集資金。24 日起,動物園、展覽館、美術館、西單、復興門、天安門等地,到處都有學生募捐。北大學生說,24 日下午他們就募捐達五千元。

四、 謠言四起。高校內流傳著各種謠言,其中有一個謠傳范圍很廣,說清華大學名譽校長劉達最近到小平同志家,向小平同志匯報學校情況,小平同志聽了后說,要派軍隊鎮壓。

陳希同的一席話,使原本就很緊張的氣氛更加緊張了。姚依林說:「這次學潮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由自發性的悼念轉變為一場動亂」。鄧小平說:「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陳希同:

我沒有參加過鄧小平家的任何會議,也沒有參加過《中国「六四」真相》上講的 1989年 4 月 25 日鄧小平在家中開的這次會議。你拿的這一版的《六四真相》跟以前的版本不同【15】,有一個版本還說:陳希同坐在鄧小平身后,大聲把別人講的話講給耳背的鄧小平聽。這個版本只講了「大聲說」,沒講「坐在鄧小平身后」。實際上是我沒參加在鄧小平家里召開的這個會。

姚監復:

《中国「六四」真相》寫道,「根據會議記錄綜述」,在五一節趙紫陽主持常委會。列席的陳希同代表北京市首先匯報。

陳希同說:「這次學潮到現在算是一個低潮。鬧得最兇的是『4.26 社論』發表以后那兩天,這兩天,我們與學生進行了對話,看起來效果不錯。很多學生不鬧了,一些學生組織頭頭這幾天膽戰心驚,生怕被抓。清華大學的幾個非法組織頭頭,已經辭職并宣布不參加游行......現在學生們不僅不愿進行領導,而且還不愿被領導。一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開始相互指責對方有野心,甚至指責是團委或學生會的人。一些年齡較大的同學中受尊重的人,已經怕站到這次學潮的前列,這對化解學潮很有利」。陳希同說:「五四學生大規模游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估計會有三四萬人,絕大部分學生已經與這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相疏遠,這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慢慢地被孤立起來」。陳希同還說:「我補充一點關于學生串聯的情況。一、北京學生到外地串聯......二、外地學生來京串聯......如果局面沒有大的改觀,學生串聯情況會更加頻繁。」

陳希同:

北京市領導參加中央會議,我是市長,一般不會由我先講。關于學生運動情況,一般由市委書記李錫銘或者市委大學工作部部長汪家繆【16】匯報,而不是由我匯報。《中国「六四」真相》講的我匯報情況,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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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此處有誤。據查《中國「六四」真相》前後版本均有「鄧小平耳背,陳希同大聲說......」內容。

【16】汪家繆,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遠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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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復:《中国「六四」真相》寫道:

1989 年 5 月 8 日趙紫陽主持常委會,聽取北京市關于學潮情況匯報。李錫銘、陳希同首先匯報。李錫銘說:「這次學潮的確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北大為什么鬧得這么兇呢?就是因為有方勵之、李淑嫻夫婦在背后策劃......希望中央對我們北京的工作提出明確的方針,以便迅速制止事態的發展」。陳希同接著說:「這幾天來,我們市委、市政府的處境非常困難。紫陽同志在亞行年會上的講話發表后,總的社會反映是不錯的。但也有一些同志提出疑問,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感到有些迷惑,工作上感到無所適從。他們說:」總書記的講話沒有對學生運動明確提動亂,也沒有明確肯定這次學潮的背后有黑手在幕后策劃,與「四.二六社論」的調子不一樣,讓人不好理解。我們到底以哪個為準」?趙紫陽表態:「關于我在亞行年會上的講話,我講錯了我負責」。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319—320 頁)

陳希同：這些匯報是不是汪家繆講的?

姚監復:《中国「六四」真相》寫道:

1989 年 5 月 18 日趙紫陽最后一次參加的常委會上,薄一波通報了元老對北京戒嚴的堅決態度,楊尚昆通報了決定 21 日戒嚴的部署。列席的李錫銘、陳希同說:「我們早就盼望在北京市區實行戒嚴了。不戒嚴,我們就理不直,氣不壯,腰桿子不硬。現在好了,有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作為我們的堅強后盾,有黨中央、國務院的果斷措施,有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支持,我們有信心、有決心盡快盡快恢復首都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這是揚眉吐氣的決定,我們從心底里擁護」。會議決定,19 日晚 10 時在國防大學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干部大會會議。趙紫陽、李鵬分別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講話,李錫銘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介紹北京市學潮的發生和發展情況。

(《中国「六四」真相》479—480 頁)

陳希同:

李錫銘是市委書記,當年他負責政治思想、處理學潮。我作為市長,要保證好水電氣、肉奶蛋糧食的正常供應。關于「六四」的許多書,有真有假。但是,我的真實 思想確實是不同意發生動亂。希望局勢很快要平靜下來,我們能夠做好工作,改革 開放還需要穩定,不能動亂。

姚監復：為什么要調動軍隊?

陳希同：出現后來的嚴重局面,我是沒有料到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姚監復:

《六四真相》下冊中提到的戒嚴指揮部的會議,上層決策層的活動中,都沒有提到參加人員中有陳希同。證明《李鵬「六四」日記》中明確指出「陳希同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是不真實的。希望以后有機會請你指出《六四真相》、《李鵬六四日記》等書中的不真實、不準確之處,特別是有關你本人的不實之詞。這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2011 年以后再公布訪談錄

陳希同：君子协定,你在 2011 年以后再公布访谈录。

姚監復:

我建議關于你不是貪污犯、也沒擔任「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等重要信息,反映真實的史實,早一點公布,讓人們能全面分析人和事,分清真假善惡。

陳希同：

你是好意,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正在申訴。還是上次講的君子協定,過了年底以后再說。你保留好你整理的訪談錄。

姚監復：我同意,保證遵守君子協定,不在 2011 年給出版方。

陳希同:

凡是錯誤的,歷史一定會否定。凡是正確的,歷史一定會肯定。正確的,誰也改不了。錯誤的,可能長期存在,但是絕對不可能永遠存在。歷史的辯證法就是正確戰 勝錯誤。不管聲勢、權力多大,都不能永遠堅持錯誤,不要迷信,要相信真相總會 戰勝謬誤,無非是時間問題。

姚監復：揭露真相,需要斗爭,才能爭取早日真相大白。

陳希同：公道自在人心。但是,弄清真相不會是很容易的事,需要有信心堅持到最后。

姚監復：還有權力斗爭,黨的斗爭的復雜背景。

陳希同:

權力斗爭,我不感興趣。黨管思想、政治,政府不管。我的態度是不同意動亂。但是,采用什么手段,我沒有權力決定,也不會征求我的意見。我想不到上層這么復雜,也沒有想到 1989 年的這么嚴重的后果。

姚監復:

感謝你多次同我談「八九」和「一分錢沒貪污的貪污犯」的問題。真真假假,一定會水落石出。我保證遵守諾言、君子協定,2011 年底以前,訪談錄不拿出來。

第六次談話記錄

談話時間:2012 年 1 月 26 日 15:30-16:30
地點: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X 室
談話人:陳希同 姚監復
記錄整理:姚監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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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錄暫不公布,再等一等最高人民法院對申訴書的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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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復：你好!請你看看我給你寫的一個短信:

姚監復 1 月 25 日致信陳希同

陳市長:
      龍年好!愿龍園施長龍年大吉,一切更順利!      遵照你提出的「君子協定」,我在 2011 年未發表「訪談錄」。現已 2012 年了,我建議用

      「姚監復記述」名義發表,責任由我(作者)記述者負責,與口述者無關,綜合的題目是否可用下題

      《眾口鑠金難鑠真——保外就醫的陳希同 2011 年談話摘錄》

      請酌。認罪的程維高已公開出書,為小事辯護,責任推給秘書。你的辯白,總有人講講公道話,理應仗義執言。請支持。祝健康!

姚監復

2012.01.25

陈希同:：建议再等等高法对律师申述的答复,如「维持原判」,则可发表你的访谈。今天我给你律师的申述书。

姚監復 1 月 26 日致信陳希同

      陳市長:

      你好!龍年龍園市長理應自由騰飛,思想要自由,人身要自由,鳴冤的自由權利總不能剝奪吧!?大吐一口怨氣、冤氣,與健康有益。如果我能協助受委曲、冤枉的公民大聲喊冤,乃痛快大事。因為我在文革中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家破人亡身殘,無人理睬,故能夠理解你的心情,也感到是自己的事,感同身受。希望早日鳴冤。擊鼓不開堂、不響應,只有自己大喊冤枉了。

      我建議你和律師再寫個提出最后回答期限的申訴,說明「如高法不在 3 月 5 日前回答,陳希同將采取其它方式向人大和有關部門及其它單位提出申訴和自辯。」

      如下述建議稿可供參考:

      請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2 年 3 月 5 日前答復「2008 年 12 月 8 日關于請求對陳希同一案進行復查的申訴書」的申請。

      最高人民法院王耀庭律師代表陳希同在 2008 年 12 月 8 日向你院提出請求對陳希同一案進行復查的申訴書,至今已逾三年未予答復,違反了有關法律。陳希同本人向高法申請:希望在 2012 年兩會召開之前的 2012 年 3 月 5 日以前,收到對申訴書的書面答復。如果在 2012年 3 月 5 日前仍未收到答復,陳希同將以其它方式向人大和有關部門及其它單位提出申訴和自辯。

      特此申請。」 

       另外,無論回答與否,我建議在兩會期間公布訪談錄。并送給人大常委會一份。請酌。

署名仍為「姚監復記述」,你有回旋余地,可否?

      敬祝

      龍年新運,吉祥如意!

姚監復

2012.01.26

陳希同:

我意見,再等等。我全權委托的律師王耀庭在 2008 年 12 月 8 日曾向最高人民法院報送了「律師王耀庭對陳希同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請求復查的申訴書。」至今,已經過去三年了,至今沒有任何答復。沒有說「同意復查再審」,也沒有說「維持原判」。最近,律師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報告,認為高法不作回答,違反憲法。但至今仍不作回答。我意見,再等等,看高法有沒有回答,再說。我今天可以給你,律師的申訴書。

姚監復:

你的意思我記在短信上面:「建議再等等高法對律師申訴的答復。如維持原判,則可發表你的訪談。今天。我可以給你律師的申訴書。

陳希同:

這是律師 2008 年 12 月 8 日向高法提出的申訴書。(見本章后《律師王耀庭對陳希同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請求復查的申訴書》)

把我冤枉到這個程度

陳希同:

訪談錄的發表還是等一等。對你這樣熱情、主持公道,為我澄清好多事實,還其本 來面目,我很滿意,你的正義感很強,我很高興、感謝。

對于把我冤枉到這個程度的訪談,你遵守君子協定,等到 2011 年底沒有公布。我堅定的相信,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是黑是白,總有弄清楚之日,歴史一定會弄清楚一切的。等一等再公布你的訪談錄,申訴書過去兩年了,我死不了。再等等,看看情況。上面是既不表態同意復查再審,也不說堅持原判,根本不理你,也不管你。再看一段時間,如果仍是不作回答,我只有和盤托出。我給你的申訴書,說明這個案子完完全全是一個冤案。

有些人講,陳希同案是文革以來訴諸法律的最大冤案,最荒唐的案件。瀆職罪、玩忽職守罪的罪證就是建了兩個豪華別墅,我既沒有批示建這個招待所,甚至也沒有去過。尉建行為了整人、迎合當時領導人而湊的材料。

姚監復:

是尉建行,還是江澤民要這樣整你?陳希同:各有各的責任。具體整我的材料是尉建行負責。整人的材料,要實。就是要拍馬屁,也要拿出確實的材料,要可靠,不然上面的人也被動。一個二級招待所怎么能稱為 豪華別墅?還組織參觀,結果讓群眾看穿了「罪證」的真相。因此,律師申訴,要 求復查再審。高法不回答,律師又寫了幾次信,這次上綱,不回答,違反法律,也 違反憲法。等一等,看看這次回答不回答。

你整理的訪談錄,保存好。不管上面如何答復,是維持原判也好,還是復查重 審也好,將來這個訪談錄都可以公布。

判我貪污罪,可是實際上我一分錢也沒貪污。瀆職罪一件事、一個罪證也沒有。這樣的判決,不得人心,反而使人們看到真相。這樣的判決,對我不算什么。不得人心,因為這個案子是用了假的罪證。這也確實是最不人道的判決,我已經 82 歲了!是老人,得重病的老人!

姚監復：鮑彤判刑前失去自由的兩年,也計入服刑期。為什么你 1998 年之前兩年失去自由,卻未計入刑期?

陳希同：

“前兩年不算入刑期。即使算了,也不認罪。反正,再看一看。不管高法怎么答復,你寫的材料將來可以發表。這都是你同我面對面談的話,你記錄、整理的,又經過我看過。將來全部材料整理好了,我還要認真看一看。這樣保證 100%的記錄都是我的原意。你做的工作,不會浪費的。

我們再作個君子協定,再等一段時間以后再發表。

姚監復：是不是這次君子協定也有個期限?兩個月以后發表行不行?

陳希同：兩個月可能不行。看看高法會不會答復。如維持原判,我就公開發表。

姚監復：程維高認罪了。還寫書為自己辯護。你不認罪,為什么不能早日為自己辯白?

陳希同：再等一等。即使高法同意復查重審,這個訪談錄也可以發表。

姚監復：如果敢于對陳希同案復查重審,這有利于黨的威信。

陳希同：

是的。鄧小平復出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消除了歷史上的多少冤案,提高了黨的威信。聰明人就會早解決各種冤案。

姚監復：現在已經是 21 世紀了,執政黨不應再重復上個世紀的歴史錯誤,制造冤案,還不復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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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趙紫陽是搞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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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同:

我一直認為,趙紫陽是搞改革的。這是對趙紫陽總的評價。對于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各種講法。趙紫陽講過,「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我認為趙紫陽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括得最精確,直到現在很多人的概括沒有趙紫陽概括的準確。「八九風波」以后,有人講,趙紫陽講過的話不要再說了。我認為,中央文件中寫上了,鄧小平同意的話,不要以人癈言。

姚監復：你講的「有人」,是李錫銘嗎?

陳希同“不是。是另外一個人。

趙紫陽是支持改革的,能虛心聽取意見,對改革他是有功的。趙紫陽曾經問過我:「北京的「兩保一掛」是怎么回事?」我說,是保證上交國家利潤、保證固定資產增值后,與利潤掛鉤提成留給企業。欲取先予。趙紫陽就安排北京市一次匯報,并要上海、天津負責人與會,向北京學習。對于北京的教育改革,趙紫陽也是重視和支持的,也安排了一次我向國務院匯報。趙支持我們搞的校長負責制、教師聘任制,基本工資制加績效工資,提高了教師的工資收入,「八九風波」中北京市屬學校教師上街的較少。

再談「八九風波」

陳希同認真閱讀姚監復記錄整理的 2011 年 10 月 8 日陳希同與姚監復談話記錄稿,并談看法。

陳希同：

網上講,鄧小平在首鋼講話中說「誰不改革,誰下臺。」這個不準確。鄧小平在首 鋼沒講過這個話,根本沒這個事。這是他在南巡中講的。當時我也不知道這個話。 后來才聽說的。

陳希同：

(評論《李鵬「六四」日記》說陳希同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怎么成了正指揮?太失實了!明明是假的,說成真的。真真假假,從來沒有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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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次也沒有去過鄧小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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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同：(談《六四真相》說陳希同參加鄧小平家中的會)我沒有去鄧小平家開會。從來沒有去過鄧小平家。

姚監復：以前你是不是去過鄧小平家?陳希同:沒有去過。一次沒去過,半次也沒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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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京市長,我在「八九風波」中

主要抓市民生活供應,保持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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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希同說,我在 1989 年的思想是真正希望不要發生動亂。文革中十年動亂,國家貧窮、人民受難。改革開放以后,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至于后來發生「六四」,不是我的決策,也沒有參與這個決策,好多事情都是后來才知道的。我作為北京市市長,沒有失職。

      第一,我要保證市民的生活供應,保持安定,北京沒有水電氣是不行的,一點也不能出問題,包括大使館。

      第二,是肉奶菜的供應不能中斷。向農民做工作,要區、縣干部保證,有的村支部書記押車送菜進城。這是市長的責任。

      第三,勸阻農民,不讓進城。向區縣長布置任務要做到農民不要進城,這一點做到了。在延慶有大學生發動農民進城,農民圍攻學生,說「我們農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怎么你們要我們上街?」反映給我以后,我說:「絕對不能打學生。通知學生所在的學校,派車把學生接回學校。」

      第四,我積極支持學首鋼「兩保一掛」改革經驗,進行北京工業改革,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工人、干部收入增加了。中央企業我管不了。這項改革深得人心,北京工人忠于職守,并沒有大量投入游行之中,看熱鬧的有。「兩保一掛」的改革政策得到趙紫陽的肯定與支持。北京還做了優化勞動結構的改革,車間主任、工段長確定要多少人,剩下的重新組合,不是一次分配定終身。人員可以流動,減下來的進訓練班學習技術再分配到其它專業去,有的進入服務業,市里規定可以兩年免稅,下崗者也滿意。不是后來的政策,買斷工齡,下崗后不管了。趙紫陽同意我們的「兩保一掛」 的改革辦法,企業領導自主權和利潤留成,可以發獎金。這是北京市屬企業的改革,中央企業沒參加。這樣,在「八九風波」中,北京市屬工業的工人相對穩定。

      第五,北京市中小學教育改革,也得到了趙紫陽的支持,向他和中央領導匯報過,實行了校長負責制、教師聘任制,基本工資加績效工資制,師范學院學生公費上學,退休教師百分之百的原工資等改革,這樣,北京市中小學生在「八九風波」中并沒有像文革的紅衛兵那樣大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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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中死了幾百人,作為市長,我感到遺憾,歴史總會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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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復：

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舒的《歷史大爆炸》說,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副會長譚云鶴查過醫院的尸體,「六四」死了 727 人,其中軍隊 14 人,地方學生、群眾 713 人。作為北京市長,你對此有何感觸?

陳希同:

我感到遺憾。「八九風波」的歴史教訓值得總結。當時的事實也要認真調查,值得研究。我當時得到的死亡數字是二百多人。「六四」是一場應該不死人,可以不死人的事件,只要弄好了的話。值得總結。

可以做到的事。上面僵到那了,當時內部斗爭到那個程度。我感到遺憾,但是也沒辦法。很遺憾。上層對趙紫陽的態度,當時我也不知道,以后才了解。但是,我一直認為趙紫陽是搞改革,支持改革的。他對改革有功的。能虛心聽取意見,有干勁。「六四」是另外一個情況,事態發展成那么大的狀況,總書記不能不多擔點責任。胡耀邦下臺時,社會上鬧的也厲害,但是沒有趙紫陽這次這么嚴重。西方國家出這樣的事,領導人要承擔責任。歴史真相總會弄清楚的。鄧小平的問題,我不太清楚,他們上層的爭論是什么,互相爭論的分歧是什么,

李錫銘參加政治局會議,可能知道,他回來傳達的是不是全部問題,也不知道。這 就是實情。有一些事,在事后才知道。我作為市長,不贊成動亂,希望和平解決、 處理了,有些事情以后再慢慢談。作為國務委員、北京市長,我只希望和平處理學 潮,有什么要求和問題,以后再談,很歡迎群眾提出意見,以后再說。 我想,對「八九風波」以后終究有一天會真相大白。各方面都冷靜下來,弄清真實 情況。

從教育改革談到他考上北京大學

陳希同:

我在北京市教育和改革方面加了一條,北京市的師范學院老師退休領取 100%的工資,師范學院學生全部學費為公費,溫家寶前年才執行這個政策。為什么要這樣做?我到師范學院做過調查,老師確實很辛苦,存在很多困難和問題。師院老師培養教師,要培養的學生應當是特別優秀的,因此應當提高他們的待遇。與普通學校不同,是培養學生為教師的。

當年我考大學時是 1947 年-1948 年,除了考慮愛好,更重要的是考慮畢業以后找工作有沒有希望。我在舊社會上大學、上中學時都申請獎學金,自己還兼圖書管理員,以獲得一點收入,班上前三名可免學雜費。我一直在前三名之內。我在成都華西協和附屬中學上學,當時我都享受獎學金。吃住學費靠自己解決。因為家里經濟困難,是個窮學生。考大學時我報的北京大學,招考地點在重慶,當時固定考試地點,不像現在可以就在本地參加高考。我報考北京大學,因為北大是有名的學校。報考什么系?我的志愿選擇的并非自己愛好,而是全部公費的北大教育系。我考慮教育系,第一可以上學為公費,因為家里沒錢供我上大學。第二,教育系畢業可當教師,不會失業。這樣填專業,說不上志愿。后來,收到了北京大學的新生錄取通知書,毛筆寫的字:「改取中國文學系」。估計有可能我的語文考試得分較高,北大注意培養人才,要造就人才,才改了我的報考志愿。當時考慮去不去北大?因為,中國文學系不是公費。后來幾個人商量,北大很難考,錄取率只有 1-2%,很難考得上。還是應該去。這樣籌集了路費,買黃魚票坐船,轉程到了北京。天無絕人之路,到了北大,難于考進來,只好硬著頭皮來北大報到。當時北大校長是胡適,教務長是賀麟,研究黑格爾的哲學家。我就找賀麟說,我家里沒錢,才報考公費的教育系,你們替我改了志愿,「改取中國文學系」,不是公費。我已經來了,怎么辦?賀麟是教務長,可能也能管事務,他就問了我好多話,了解我的情況。后來知道,他也是四川人。賀麟最后說:「那就給你公費吧!」這樣,我就當了北大中國文學系的學生。當年上課的老師有沈從文、川島(姓章,他的女兒就是我的夫人)等一代名流。但是,那時也沒有認真學習,因為我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民青,后來轉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入團早,入黨是 1949 年 12 月。1950 年就出去工作了。我主要是自己后來讀書,當年在北大中國文學系忙于工作了。

我講這一段經歴,主要是說明我關心教師的思想是有切身感受的。既然國民黨對學教育的學生都享受公費待遇,共產黨領導下的師范學院學生為什么不可以享受公費待遇呢?因此,北京市不管中央教育部的規定,我們決定師范學院學生學費全部公費。溫家寶前年才開始搞。我當市長后三年就這樣做了。

律師王耀庭對陳希同一案向 

 最高人民法院請求復查的申訴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1998 年 7 月 31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1998)高刑字第 266 號刑事判決書,判處「被告人陳希同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六年」。1998 年 8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以(1998)刑字第 7號刑事裁定書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 請求復查

1、經過認真查閱相關材料,并經長時間調查,本律師認為:當年對陳希同一案的判決,所依據的事實不清,證據不真,實屬冤假錯案,理應依法重新審理。

2、本案在開庭審理中,沒有依法認真核實證據。在庭審時,陳希同對公訴方的一些重要舉證,明確表示異議,但法庭未嚴格依法傳喚相關證人到庭,當面進行質證、辯論,對陳希同被別人提出的證詞,沒有理睬和認真核實就做出了結論,陳希同當時十分氣憤地說:「你們愛怎么定就怎么定吧!」這個場面經電視播出后,公眾都看到了,聽到了,影響很是不好。

3、非法剝奪了陳希同在法庭上的發言權。1998 年 7 月 31 日上午 10 時市高級法院宣判后,陳希同依法舉手要求發言。當時在旁聽席上有人高喊:「讓他講吧!」但審判長充耳不聞,下令立即將陳架出了法庭。1998 年 8 月 20 日上午 10 時,最高人民法院復審宣判時,陳希同又依法要求發言,審判長回答:「這不是你講話的地方」。這兩次公開剝奪陳希同為自己發言辯護的權利,給在場的眾多記者和旁聽人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4、在審查陳希同的過程中,他對一味強加罪名的做法極為不滿,經一再提出意見后,也不予改正。此后陳希同就就拒絕再看材料,拒絕再提意見,拒絕在不真實的材料上簽字。在市高級法院公開宣判及在最高法院宣布終審判決后,就是在最后的刑事判決書上,陳希同也拒絕簽字。當然,沒簽字也強制執行了,但這必將在新中國法制史上留下一個大懸案。

5、曾經向法院提供證詞的人,有的向我表示,由于當時種種原因,證詞是不真實的,是假證,要求撤回,換上反映真實情況的證據。本案的一些知情人,有的也要求如實作證,澄清事實真相。以上這些人都強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此案,還事實本來面目。

6、陳希同一案判決已經十年了。此案公布后,公眾普遍反映這是個大冤案。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質疑本案的真實性、公正性的反應越來越強烈。建議最高法院要高度重視民心民意!

7、我是一名律師,從事律師工作已有 30 年,依法賦予我們律師的職責是:以事實為當事人進行辯護,依法為當事人進行辯護,和法官共同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司法的公正。但此案在審理過程中,作為陳希同的律師,出于種種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無法會見有關本案的某些當事人和知情人,無法取得真實的證言、證據,也就無法為陳希同進行辯護,無形中將我的辯護權也給剝奪了。群眾和同行也對我多有責難,意見很大。我盼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夠復查陳希同一案,我將依事實為陳希同辯護、依法為陳希同辯護。

綜上所述,我鄭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對陳希同一案重新立案,重新取證,重新審理,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司法的公正。

(二) 事實真相

根據陳希同一貫的陳述,和幾年來我所做的大量調查,本律師認為:

(1)陳希同沒有貪污,判貪污罪不成立。

原判決認定陳希同貪污的唯一事實證據,就是所謂的「貪污禮品」、將禮品「據為己有」。認定陳希同為北京人藝募集資金只是避人耳目,是貪污禮品的一個「幌子」;陳希同將禮品捐作人藝基金這件事「沒有人證明」。

真實的情況是:陳希同確確實實是將禮品捐給北京人藝基金會,支持北京人藝的發展。這是鐵的事實,各個環節都有證明。法庭否定陳希同將禮品捐作北京人藝基金的所謂證據,都是不真實的。

1、鐵的事實是:陳希同當時奉命去「幫助抓一下北京人藝的工作。」由于人藝資金困難,他先后批準市財政兩次共計撥付了 35 萬人民幣,予以支持。后來根據建議,為了減輕政府負擔,為北京人藝籌集更多的資金、以利其今后的發展,經過市委的同意,市政府正式批準,成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基金會」,向海內外籌集基金,預定目標為一億人民幣。陳希同帶頭積極募捐,基金會成立不久,即受到良好效果。成立基金會的動機、目的等等,完全有案可查,絕非為貪污禮品而先做出的幌子。

2、陳希同為人藝募捐心切,決定將其收到的禮品也捐作人藝基金,某日主管禮品的秘書對陳說,今天收到一件值錢的禮品。陳當即對秘書說,可將放在辦公室尚未上交到市外事辦公室的所有值錢的禮品,捐作北京人藝基金,他認為這對人藝也不無小補。他還當即告訴秘書:「金鑰匙不能賣,這是榮譽標志品,賣了人家會笑話北京市政府真是窮暈了。」「XXX送的萬年日歷表也不要賣,可以送交表廠研究,我們自己也要能制造得出來,」等等。以上都是鐵的事實。

3、陳讓秘書估算一下,所有存放在辦公室、還未上交到市外辦的禮品總共值多少錢?秘書回答:約合十幾萬元。陳希同嫌太少。于是他又在市委常委會上提議:大家如收到值錢的禮品,可以交到他那里,爭取湊個 50 萬-100 萬元,捐給人藝,也算一件善舉。(此事因陳下臺,最終未能辦成,但仍有證可查)

4、時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劉錦云,曾去陳希同處將其新的著作贈送給陳,陳希同對他說:「過些天還要把一些值錢的東西賣了,捐給你們。」所謂值錢的東西,即指禮品(可以查證)

5、關于將禮品捐作人藝基金這件事,陳希同在多個場合都說過。聽到的人都可作證。

6、為盡快辦成此事,陳希同讓秘書通知西單商場總經理王權到他辦公室,當面交代變賣禮品事宜,并讓他看了部分禮品,要他將賣的錢打入人藝基金會,捐給北京人藝。陳說如他辦不了,就交由北京國際友誼商店去辦,王權當即表示保證辦好。王權雖已去世,但他從陳處回去后就布置了這件事,這都有證可查。

7、判決書中所謂陳指使人「部分禮品由其辦公室轉移」,這完全不是事實。陳希同沒有指使任何人轉移所謂的「贓物」。他調市委后,在搬家時,陳希同還明確指示秘書:「公家的東西一律退還,不要讓人家戳咱們的脊梁骨。」還問過秘書,尚未上交借來擺放在辦公室的幾件禮品,上交了沒有?如果上交了。向外辦打的借條,是否退回了,等等。(這都可以查證)。

8、指證的所謂貪污的禮品,是陳希同擔任市長以來,各個時期、各種情況下收到的。有的由外辦隨即取走;有的由秘書隨即上交;有的暫存未交,都由秘書統一保管、辦理。這些禮品,按照政府活動禮尚往來的有關規定,贈送時都是公開透明的,有多人在場見證。外辦人員未在場時,均由秘書補辦手續。(可查證市政府外辦有關文件記錄)。

原判決所指控的「貪污禮品」,經查,在外辦的禮品登記冊上都有記錄。對于登記在冊的禮品。外辦有權、有責隨時進行清理和處理。對于必須交還的禮品,外辦也可以隨時索討。因此外辦登記在冊、留在陳處、尚未上交的禮品,根本不是貪污性質,也構不成貪污行為。法院的認定是明顯缺乏法律依據的。

9、為了防止錯漏和丟失禮品,不論是否屬于外辦管理的,陳希同多次指示秘書都要 一一登記,不許漏掉。如要貪污,豈能如此留下把柄。(可以查證)。

10、原起訴書所指控的「貪污」禮品中,把按照規定允許個人使用的禮品,把借來擺放在辦公室、借條還存在外事辦公室的禮品;把規定屬于「公有」,秘書、警衛可以因公使用的禮品統統計入貪污之內,很顯然這是錯誤的,是法律不允許的。

11、關于動員日商將其贈給陳希同之日元轉贈人藝基金會一事,公訴人指控說,這是陳為了預謀以后貪污禮品而搞的「幌子」。事實真相是:陳希同在新世紀參加一個日商舉辦的活動時(當時有許多干部參加,可以作證)日商在贈送的數據袋中裝有 100 萬日元。秘書發現后實時匯報給陳希同,陳當即決定把錢以日商的名義捐給人藝基金會。陳第二天便把中方負責人找到辦公室,布置說,請轉告日商三點:(1)100 萬日元陳市長收到了;(2)陳市長建議以日商個人的名義轉贈給北京人藝基金會,他是否同意?(3)如果同意,他能否再追加一些。在中方負責人找到日商談話時,這位日商開始顯得很緊張,說到可否轉贈時,立即表示:「愿意,愿意!」并又增加了 400 萬元日元。共計 500 萬日元,捐給了人藝基金會。此事陳在好幾個場合都說過。但在法庭上,公訴人竟指控陳是為預謀以后貪污而搞的「幌子」。總之,把捐獻給人藝錢物這件事都定為「幌子',這完全違背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審判原則!

12、陳希同對自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是嚴格的。他曾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不能以他的名義和他的影響,受別人請托辦私事,謀私利;不準以自己優越的工作崗位和職務之便,受別人請托辦私事,謀私利,他還專門召集秘書、司機、警衛開了一次會,要大家在交往中注意人格、國格,說你們如果貪污受賄了,我也救不了你們!

綜上所述,大量的事實足以證明,陳希同沒有將禮品據為己有。他決定將禮品捐作人藝基金這件事,是完全真實的。這件事情正在辦理中,只是因陳下臺,失去自由,未能最后完成。在動機和行為兩個方面,陳希同沒有任何貪污問題。判處陳希同犯貪污罪,沒有最起碼的事實根據。陳希同積極支持、幫助文化事業,為北京人藝解決經濟困難,竟然獲罪、判刑,實屬典型的冤假錯案。

(2)陳希同沒有瀆職,判玩忽職守罪不能成立

原判決認定陳希同指使、縱容王寶森動用財政資金,修建兩座「豪華」別墅,其行為構成玩忽職守罪。

本律師認為:兩座豪華別墅實為兩個公家的普通招待所。市長、副市長各有分工,各司其職。王寶森是常務副市長,他有它的分工和職責,修建虎峰山莊和懷柔果品實驗基地,之前并沒有向陳希同報告過。陳希同也沒做過任何批示、如果王寶森這樣做有什么問題的話,陳希同也不應承擔任何具體的法律責任。

(三)有貪必肅、有錯必糾。

      陳希同一案有冤有假有錯,理應依法盡快糾正
      本律師認為:

      事實是依據,法律是準繩。隨著時間的推移,此案的冤假錯性質日益明顯并完全顯現。公眾質疑本案的真實性和公正性的呼聲愈來愈強烈。出于職業道德和天職,出于對歷史的責任,出于對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信仰,出于對偉大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熱愛,我以律師的名義,特此鄭重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對陳希同一案依法終審,以服眾心、以敬歴史。

      此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申訴人:王 耀 庭
2008年12月8日
北京市逢時律師事務所
聯系電話:13601265450

第七次談話記錄

時間:2012 年 2 月 3 日 15:10-15:50

地點: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X 室

談話人:陳希同 姚監復

記錄整理:姚監復

我一直希望他们主动出来,纠正错误

姚監復：這是對你六次訪談的記錄整理稿,請你審閱修改定稿。是不是可以早一點公布?何 時公布為宜?

陳希同:

上次我說了,等一等高法申訴書的答復。你整理的訪談錄,早晚要發表的。不會沒有價值。早點公布,也可能促進問題的解決,但是我三年都等了,再等一等。他們不聽我的申訴,我照顧他們夠可以的了,沒有在國外公布,也沒有在國內公開發表。

我一直希望他們主動出來,糾正錯誤,他們表現得很頑固,實在沒辦法,就逼 得我公開講出真相來,這也是維護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也是維護黨和國家的長遠 利益和大局。高法作為法院,自稱司法獨立,如果不講這是假話,你這個高法對于 律師代表我申訴,過了三年,總應該有個回答。如果你們高法認為委屈了,你們可 以向上級黨組織提出意見,不應該不睬不理,這種不理睬的態度是何道理?你有意 見,可以向上邊提,或者把申訴轉給上面,不應不理不睬。

清朝廣東有個官員兩廣總督葉名琛,他提出的對敵作戰方針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史訓,今日仍有。這種態度是不對的。如果你認為有委屈,可以向上級反映,有黨的領導關系。他們采取死皮賴臉手法,對申訴,有個回音才對,你們可以駁回申訴,維持原判;也可以復查、重審,不應不理不睬,肚量真大。不死,不殉國,不投降,也不作戰。不戰不和不守,也不死不投降,不理睬態度,古之所無,今日還有。看出他們的一種心態。法院歸黨領導,如是黨的決定,法院并不同意,就應向黨提出。矛盾上交也可以,把申訴轉上去處理。

姚監復:

是不是原來就是上級黨組織做了決定,法院執行而已。現在也不敢再往上報?又不 能駁倒申訴書提出的非罪的事實。只能不戰不和不降了。

陳希同:

那他們也應報上去,也不報。賴著。不管怎么說,他們總是個最高人民法院!中紀 委交給你們也好,最后一關在高法,你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獨立審判,怎么只是 按上面意見辦?提了意見沒有?不提反對意見,高法就逃脫不了責任。如果接了案 子,提了不同意見,那也好。反正到現在為止,三年了,沒有回答。

姚監復:

公檢法辦胡風一案,法院、檢察院都提出了根據罪證不能定為反革命。公安部羅瑞 卿說,是毛主席定了性,反革命。這樣胡風就定為反革命集團罪。

陳希同:

法院、檢察院提出了不同意見,就好。我的申訴,高法不報上去,這樣做是不對的,違反憲法和許多法律,必須有個回音。我的申訴書給你了。

姚監復：我把律師關于陳希同的申訴書作為附件,收進第六次訪談錄中了。

尉健行一手操辦陳希同專案

陳希同:

這份申訴書里舉出了沒辦法推翻的事實。這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看來,他們日子 也不好過。法院也是聽中紀委的。陳希同項目組的負責人是尉健行,他一手操辦, 案子移交到法院,也是由他簽字移交的。尉健行是中紀委的,北京市委書記,又是 陳希同項目負責人,材料那么多,應當弄真實。他害我陳希同坐那么多年監牢,受 屈辱,一身的病,家里人也受牽連,被迫害,你尉健行如有良知,應有反省。你是黨內法官,態度特別不好。我曾經寫過一封信給尉健行,將來找出來,可以給你。我在信中說明了當時真實情況,希望他主動糾正。尉健行一手操辦陳希同項目,認定「陳希同觸犯刑律,移送司法當局。」觸犯刑律的罪證就是禮品和招待所兩件 事,而這都是不實材料。尉健行這樣做,既害了陳希同,制造了大冤案,弄得我很 苦。同時也使中央上邊很被動,相信了尉健行。按照你搞的不確實的材料對陳希同 錯誤判刑,尉健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高法作為陳希同案件的承辦人,確實不好 辦,只有根據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定案的材料來辦案。我說過,你要拍馬屁,也應把 材料弄真實,不然不好辦,上邊也被動。

陳希同:

這個訪談錄公開發表的時間,再等一等。對于你。第一肯定你是仗義執言,因為你也在文革中挨過整,感同身受,我當時也挨過整。你能了解我,理解我的處境,到現在還是犯人身份。你這樣做,是難得的。第二,事情很復雜,需要采用巧妙的斗爭策略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不論何時發表你整理的訪談錄,都是有價值的。你寫的,不會沒有價值。但是要選合適的時機發表。記下了的這些談話,都是有價值的。《李鵬「六四」日記》講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那里當過正司令呢?當然有些事也可采取不理的態度處理。

文懷沙看我時講過,對于冤屈、誹謗、誣陷不屑辯論,「何以息謗?曰:不辯。」

姚監復:

你是多年不辯,并沒有自明。應當自辯、辯誣,否則眾口鑠金難鑠真。特別是由黨組織、由法院定下的案子,不知內情的人難以辨別黑白。

陳希同:

訪談錄,先等一等。但是,你可以寫文章。如你以前寫的《陳希同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嗎?》提出了好多疑問。可以發表,只是不要寫你見了我和我的談話。至于貪污犯問題,你可以用申訴書的內容,我借的禮品,外辦、秘書雙登記。禮品放在辦公室里是為了估價,西單商場經理來估價過,回去還傳達了,王經理去世了,但是聽到傳達此事的人還在。禮品估價是為了捐給人藝發展基金,當時不少人都知道此事。總之,這不是為了「據為己有」,不是貪污的罪證,借據都在外辦。用途是為了捐獻,也不是貪污。這些全都有證明人。這些事實,你可以寫,只是不要寫明你是同我談的,可以說是申訴書所說。

姚監復：我尊重你的意見,將考慮你的建議,是否先寫文章。

第八次談話

時間:2012 年 4 月 24 日 09:30-11:30

地點:北京昌平小湯山療養院 XX 院 X-XXX 室

談話人:陳希同、姚監復

記錄整理:姚監復

內省不咎,問心無愧

姚監復:

從今年 2 月起出現了舉世矚目的薄熙來、王立軍案件,人們自然聯想起陳希同、陳良宇案件,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一個比一個嚴重,陳良宇認罪服刑,薄熙來接受調查,從谷開來刑事案件看,問題性質更為嚴重。反過來看,對陳希同的處理太重,是個冤案。2012 年 2 月的香港《新史記》有文章,對陳希同案件有新的看法,認為是冤案,但是有不少不準確之處,如還認為你向鄧小平告了江澤民的狀,才遭到江的打擊,而你告訴我,這不是事實。這樣,是不是到了時候,可以公布我對你的訪談錄了?

陳希同：還是再等一等,看一看。

陳希同:

關于我向鄧小平告江澤民狀的謊話,「君子可以欺其方」,編造者,本著權力斗爭的思路編的事,當然適用于古今中外,聽者以為是正確的天經地義,人們也都相信,為了權力告狀,被告者為了保住權力而打擊報復。但是,我沒有權力,也沒有權力欲,半點權力都沒有。權力斗爭中,凡是能用的手段,各種卑鄙的手段都會采用,目的是為了奪取權力,這種斗爭,無產階級內部有,至于資產階級內部權力斗爭多的是。但是,我沒有參與任何權力斗爭,不管他們怎么想。對方怎么想和怎么干的,我不知道。我只想,把自己職務上應做的工作做好,沒有花心思去搞權力斗爭。可以坦白地講,我只想做到:內省不咎,問心無愧。夫復何懼?司馬牛問孔子「何謂君子?」孔子答:「無憂無懼。」這就叫君子。司馬牛又問孔子,如何無憂無懼算君子?孔子答:「內省不咎,問心無愧。」我是唯物主義者,內省不咎,問心無愧。

我当时的思想。是不同意动乱

姚監復：對于 1989 年 6 月 30 日你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做的關于「六四」的報告現在你怎么看?

陳希同:

1989 年 6 月 30 日那個報告,是一切都搞好了,讓我念的。我沒有參與寫報告,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改過。由于我是國務委員、北京市長,要我念。我也不能多說幾句話。

從內心講,當時我不贊成動亂,希望保持安定,作為北京市長,我做了應做的事。至于調動軍隊,我沒參與,我也沒當過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對于《李鵬「六四」日記》的這個說法,我只能笑笑而已。真是那樣,應當有人找我談過話,沒有任何人找我談過我是正指揮。楊尚昆沒談過,李鵬沒談過,李錫銘也沒談過。

胡德平來看我時也問我:「你作為『六四』的重要人物,《李鵬「六四」日記》里面居然沒有提到你。」這樣引起了各種爭議,我才知道這本書。我想,當時我不是政治局委員,我沒有資格參加這些會。我對德平說,我當時主要聽李錫銘傳達常委會、政治局會的內容,他傳達什么,我就知道什么。后來,才發現這本書。胡德平根據書上內容才向我提出問題。

姚監復：你那個報告中講鮑彤泄露戒嚴的秘密,不是事實。初審時,以此為鮑彤罪證。二審時把這個罪名去掉了。

陳希同:

那個報告是別人寫好了,我照稿念的。我對鮑彤的印象,開始還不錯。我和他還吃過一次飯,肖秧介紹的,我認識他了,見過一兩次。他很有頭腦。

姚監復：那個關于「六四」報告是誰起草的?

陳希同:

誰寫的?是中央負責起草的。中央拿出稿子要我念,我不能不念。我當時的思想,是不同意動亂。學生老呆在天安門廣場,應找學生談。開始那次談話,去了三個人,李鐵映、李錫銘和我,三個人談,那次學生還歡迎我的講話,我講時還鼓掌。后來沒想到鬧到這個程度,長期靜坐,沒想到。作為北京市長,出現這種秩序,我有責任。要是進行商談就好了。上面有這個意思,后來越弄越僵,流血了。我不知道,如果當時不鬧得這么僵,不弄到那個程度,是不是有其它結果。

天安門廣場一個人沒死

陳希同:

「六四」那天晚上,天安門廣場一個人沒死,說廣場上坦克把學生壓成肉醬是不對的,不是事實。那天我在天安廣場人民大會堂。在第二天我才知道,別的地方發生沖突,死了人,有學生,也有解放軍,被燒死,吊在過街橋上,搞成那樣。有錄像,在中南海門口有人跑到軍車上和打死解放軍的資料。這是很不愿意看到的事。現在回想,當時如果處理得好,有些事是可以避免的。

清場時廣播動員群眾撤走,沒有死人。軍隊出來清場,拿著盾牌讓學生走。學生他們提出撤走,我聽見旁邊請示,只要和平解決就可以走。經過人大會堂里的人,向中央請示,同意讓他們走,離開天安門。讓他們退場,真是和平解決,從天安門廣場西南角撤走了。解放軍進入廣場清場,清理廢棄物。一滴血沒流。這是真實情況。外電說,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不是事實。

姚監復：

從天安門廣場西南角撤走的學生,經和平門到西單六部口郵局前面返回西郊學校時,遭到由東往西走的坦克碾壓,死了人。

陳希同：我不知道。學生往西邊走,怎么走到六部口了?

姚監復：他們從和平門往北,經六部口、西單,往新街口方向返校。

陳希同：聽說是軍隊往天安門廣場方向行進,遇到阻攔時,開了槍。

姚監復:

軍隊從西往東受阻時開過槍。但是,學生撤退回校,由東往西走到六部口時,坦克從東往西開過來,從后面追上來壓死學生,就更沒有道理了。

陳希同L真實情況是學生撤退以前,還是撤退以后開槍?

姚監復：我看到的材料是,學生撤退以前,在長安街沿途開過槍;在撤退過程中,至少在六部口,學生又有傷亡。

陳希同：你不知道好多人往天安門廣場沖。在天安門廣場上確實沒有死人。

姚監復：到了現在,你對 1989 年 6 月 30 日那個關于「六四」的報告是不是感到遺憾?

陳希同:

沒有遺憾。我承擔責任。中央指定我念,我就念了。至于「六四」的真相,上層如何斗爭?為何形勢發展到這個情況,我至今不清楚。原來認為中央是團結的,鄧小 平是有威信的,印象很好的,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配合得很好,怎么上層出 現了這么多事,一步一步地發展成「六四」那樣,我卻是不清楚。

姚監復：你對李先念怎么看?

陳希同：

我同李先念接觸不多。有次開大會時,李先念是政協主席,他對我講過,趙紫陽象戈爾巴喬夫,想對鄧小平取而代之,有搶班奪權的思想的話。

姚監復:

李鵬在《李鵬「六四」日記》中說過,李先念在 1989 年以前的「前幾年」,李同陳云、鄧小平在春節的上海商議過,撤掉趙紫陽總書記職務的事,只是鄧小平說沒考慮好誰代替趙紫陽,因此才暫時保留了趙的總書記職務。1989 年 5 月 19 日鄧小平就下決心撤換趙紫陽了。

陳希同:

我沒看完李鵬的《六四日記》,別人的書,我沒看完。這本書寫了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這就不是事實。我希望能將這個事存檔,以后要澄清。類似的書中講到我的一些事,如果不是事實,我不能承認。

「訪談錄」的發表,還要慎重,政治很險惡

姚監復:

對于「訪談錄」的發表,我寫了一個「後記」,講明陳希同并不同意現在發表對他的訪談,而是記述者我本人的意愿和決定,責任在我本人,希望不致于帶給陳希同本人和家人麻煩。能否這樣解脫、減輕你的責任,及早發表?

陳希同:

關于「六四」報告,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念,都一定會發表。歴史問題只有歴史才能最終作結論,只能由實踐作出判斷。對于歴史,會有不同看法。歴史的問題很多,對秦始皇的評價就有爭論,這不要緊,最后歴史總會作出公正解決,要不帶感情、客觀地對待歴史問題。歴史有客觀標準。一件事對不對,應不應做,都要一分為二,實際上,沒有絕對的對和絕對的錯。「六四」好多事,如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最后學生是和平撤出的,我從人民大會堂樓上看見撤退者,沒死一個人。天安門廣場沒死人。

姚監復:

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舒著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歴史的大爆炸》一書,第 431頁,引證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云鶴親自去醫院查明尸體,「六四」一共死亡 727人。包括軍人 14 人,地方學生、市民 713 人。

陳希同:

當時,我要何魯麗負責調查死亡數字。可能是死亡學生多。將來會弄清楚的。這個悲劇是不愿發生的。回頭看,能不能避免?能不能處理好?如果處理得好,就可以避免。最主要的是中央上層有分歧。現在,弄不清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沒參與高層決策,沒有想到這樣的結果。留待歴史評判。歴史事件要歷史地看待,不是馬上能弄清楚的。現在看,這樣說有道理,那樣說也有道理。例如我自己就有這樣的經歷,「六四真相」有三處提到我的地方,就是這樣。如講在鄧小平家開會,他聽不清楚,就由陳希同坐在他后邊,用四川話大聲復述一遍。實際上,我根本沒去過鄧小平家,也沒參加這個會。還說,我上班簽發文件,謊報軍情。實際上,政治思想方面的簡報,都由市委書記李錫銘簽發,而不是由市長負責。至于我講當北京市長難,我確實講過,是對楊尚昆講的,他答道:「當京官難」。我被抓進監獄以后不知多少冤假罪名打在我頭上。

我飽受謊言誣陷之苦

陳希同:

胡耀邦、趙紫陽同志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我陳希同比他們是一個小人物,一個市長、市委書記,比他們差得遠。但是我遭受的謊言、假話的攻擊,比他們多得多,幾乎全世界輿論都集中攻我,真不少。

《天怒》這本小說作者說他去過我家談了三次,全是謊言。

我飽受謊言誣陷之苦。有些相信過的事,也要打問號。造謠者能說會道,捏造假象,把謊話編得合情合理,如編出我寫信給鄧小平告江澤民的狀,鄧小平給了薄一波,薄轉給江澤民,這樣才遭到江的打擊。實際上我根本沒有向鄧小平寫信告江的狀。在我保外就醫期間,有位年青人就對我講:「你要是不給鄧小平寫信告狀,就好了。」可見謊話影響之深。我講過子產的故事,「君子可以欺其方。」人們習慣于相信權力之爭的官場規則,通常政治家都慣于采取各種辦法,誣陷、打擊對手,人們也就容易相信編造的權力斗爭的謊話了。 我不是政治局委員,黨內很重要的事,如果繪聲繪色地編造出來,君子可以欺其方,人們容易相信。讓仆人把魚放生,仆人告訴他,魚開始不走,后來才游走了,子產相信了,實際上仆人把魚吃了。四川農民告訴我,鳥關在籠中久了,也不會飛走,飛不動了。「方」,政治上合理,通常對頭的思路,權力斗爭的必然結果。仆人也是用這個辦法欺騙子產。可是我從來沒有權力欲,不追求權力,我衷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我也相信孔孟之道,要懂得做人道理,我學中文,學過傳統道德。

姚監復：你怎么看薄一波、薄熙來?他們倆人不一樣嗎?

陳希同:

不一樣。薄一波是從延安來的老干部,薄熙來是參加文革武斗的紅衛兵。近來才知道薄熙來的一些情況,對內幕也不了解。我在「六四」以后,曾經列席過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還定了趙紫陽保留中央委員職務。

姚監復：根據《李鵬「六四」日記》,薄一波反對保留趙紫陽中央委員職務。

江泽民在「六四」以后有一次找我

陳希同:

鄧小平當時的一些想法,我也不知道。我沒去過鄧小平家。我不是到處跑官的人,晚上不會自己主動跑到領導家里去。趙紫陽有一次有事要我到他家,走時他要我以后去他家,后來我也沒去過。李鵬的家,我也沒去過。鄧小平的家、楊尚昆的家,我也沒去過。只是彭真是老領導,過年時我去拜年。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我很佩服劉仁。劉仁對我講過:「沒事,找他們干什么?」康生要整劉仁,文革前康生就說,劉仁不去他那里。劉仁說:「康生不分管北京工作。我去他那里干什么?」沒有事,從來不去;有事找,才去領導人家里。他從來不搞什么「關系」。

江澤民在「六四」以后有一次找我去過一次,當時他已經當總書記好久了,他問我:「你平常到哪里去?」我說:「澤民同志,我哪里都不去。」他好像是問我,經常去哪些領導人家里。我認為,把自己和領導人的關系變成主奴關系,是很卑鄙的。

姚監復:

你認為,江澤民對你的問話是政治性問題嗎?陳希同:我想,他是問,我同哪些領導人比較接近。我實際上在上頭沒有一個人有很深的感情,沒有一個鐵哥們。對彭真,只是逢年過節去。我出了監獄后,只去看過彭真夫 人,九十多歲,快一百歲了。應該看看她。劉仁的夫人,我也去看過。其它人,沒 有去。我覺得,那種跑官,令人惡心。

只要國家好,個人遭遇算什麼?

姚監復：文革時,打倒你的一個罪名是劉仁的秘書吧?

陳希同：文革中把我打成劉仁的黑干將。當時,給我戴上各種政治大帽子,但是就沒有找出我貪污的任何罪證。

陳希同:

你寫文章,一篇文章只說一件事,如說我沒有貪污,說清楚,就達到目的。其它可能是猜想的,就不宜寫出來。寫出來的事實是絕對準確的。又如《李鵬日記》講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正指揮,我也沒有指揮。講清楚就行,其它的少說。

我現在還是在秦城監獄服刑戴罪之身,保外就醫,我的戶籍還在秦城監獄。處 于這種狀態,沒有恢復公民待遇,不能隨便亂說。但是,我一分錢沒貪污,不是貪 污犯,我認為這件事應當說清楚。

姚監復:

我在訪談錄后面寫了一個后記,說明陳希同本人并不同意現在全部公開發表。但是,我作為記述者,認為有必要對歴史負責,對公民負責,對希望了解史實的讀者負責,公布訪談錄,責任由我自己負責。

陳希同:

我不怕。謊言就是謊言。胡耀邦、趙紫陽總書記受罪、被撤職,但是胡耀邦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員;趙紫陽被軟禁,仍然可以打高爾夫球,生活待遇沒有變。而我是真正到監獄服刑,我有四次幸免于難,病危,現在患癌癥,繼續治療中。他們職務高,受罪的比較少。

我從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歴史角度認識自己的遭遇,保持樂觀、開朗的 心情,你注意到我的詩影集中的基調不是灰暗的,而是開朗的、對未來有自信的。 只要國家好,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個人遭遇算什么。以后,你可以看 我的更多的材料,個人是小事,比起人民利益,算不了什么。歴史上各種冤案枉死 者多了。腦袋還在頭上,問心無愧,我還不會死。

姚監復：現在,能夠自辯,講清事實,為什么不爭取早一點公開說明真相呢?

陳希同：一位 102 歲的老人,曾經受過誣陷,他對我講過:「何以息謗?曰無辯。」

姚監復：是文懷沙嗎?

陳希同:

對,是文懷沙。你想幫我,是好心。你看,薄熙來的事他不得不承認用人不察。北京、上海、重慶三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同樣下場,同陳希同、陳良宇相比,其下場何其相似乃爾?薄熙來沒定案。而我的思想認為,要真正分清是非,一定需要一定過程,要有一定過程,絕不會一帆風順地討還公道。要斗爭,要努力爭取,是對的。

先提出兩個問題,人家可以接受。「陳希同不是貪污犯」的問題可以先一步講,因為這個觀點現在可以講。「貪污禮品」說明什么?「將禮品據為己有」是假的,是謊言。這點講清楚了,就是最大的澄清。很多人認為我貪污了禮品,你可以在文章中用「知情人說」,代替我自己出面說。我擔心訪談錄帶來很多麻煩,在政治以外弄點什么。

要講究點策略和方法,只要把這個問題說透,其它不說自明。「貪污禮品」是假的,代表了許許多多的話。這個問題說清楚了,會讓大家認可。

給鄧小平寫信有啥用?要真實,莫讓后人考證愁。不要圖一時之快。要經得住歴史的考驗。為何禮品這個罪是假的,這事講清楚。雙重登記了,就不是據為己有。律師的申訴書,寫出了這幾條就了不起,就可以申訴。說清楚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無話勝有話。雖然我接觸的不多,可是我看到不少例子,經不住歴史考驗,只圖逞一時之快,沒有用。要說駁不倒的這件事,等于其它的事也都說了,大家會想,有的事算什么事?!引起震撼,令人清醒的,哪個都比不上。要守紀律,拿出新的事實,站得住腳。意境要新。使人感到,是新的權威的新的說法。現身說法,律師的說法。由本人回答問題時說,反而不好。你可以用「知情人說」、「申訴書說」。

一切不符合實際的,都站不住腳

姚監復:王寶森案件,還有挪用資金,是不是事實?

陳希同:都是假的。正像所謂「豪華別墅」一樣,是沒有的事。最后的判決書,都沒有提挪用資金等材料。二審中沒有瀆職罪的具體事實,除了所謂「豪華別墅」。

姚監復:港刊《新史記》2 月號有關你的文章題目仍然是「陳希同寫信告江澤民」。

陳希同:仍在說「寫信」,這是要害。實際上,我沒有寫過告江澤民的信。

陳希同:發表訪談錄,我不怕。但是,要講策略,要有好辦法。我對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講過,你爸爸有個觀點我很同意,他說,不管什么人講的,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要記住他的話。80 年代初期,胡耀邦進入黨中央,要來北京視察,我作為農業副市長陪同他三天,從天上到地下,考察綠化、美化,研究富民小康。第一天坐地鐵,從地下看北京。第二天乘直升飛機,從天上看北京,先到八達嶺,看長城上邊的游人很清楚。再到平谷許家塢,降落在田間看玉米。又到密云水庫,吃飯休息。胡耀邦又到延慶,沿途講要多種樹。在密云水庫休息時,當時的縣委書記、后來任水利部部長的紐茂生講到江青提倡大種文冠果,有點不以為然,不料胡耀邦不同意紐茂生的看法,他講:「江青說得對的,也得承認她說得對。」紐茂生走出了以后,胡耀邦又對我說:「如果蔣介石說的是對的,也得承認他是對的。」胡耀邦這種實事求是的對事不對人的態度,我的印象很深刻。他還講,黨的組織渙散,黨組織不起作用。如果 20%的黨員真正起作用,黨組織就不會渙散。總書記的這番話,確實是實事求是的。對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也應如此,都要這樣看。這樣,才能站得住腳,經得起歴史的考驗。不能只講符合自己感情,不太正確的話,這樣不行。我寫了這句詩,眾口鑠金難鑠真。本人深受謠言之害,深受其苦,這些謠言、誣陷都是不對的。對于這些不對的東西,魯迅認為,對謠言的辯駁,是抬高了它。抬高了一個,又扯出了另一個,沒有意思。要相信,歴史是無情的。

你想發表訪談錄,是好心。不如先就一個問題說清楚,新的觀點、真的事實, 其它不說自明,比起寫很多文章更起作用。平反的事不應著急,政治上的其它問題 不容易解決。先講「陳希同貪污案是冤案」的禮品問題和「北京戒嚴指揮部我是正 指揮」兩個問題,寫兩篇文章。

姚監復:「六四」問題,先講你不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問題?

陳希同:

只講這一件事。其它的數據,留著有好處。面對許多過去的造謠,現在先提出有可信度的一件事。證明這件事是假的,人們會思考,一連串的事也可能是假的,其它 的事也可以研究。以后,就這樣一個一個的個案做下去。按照哲學的邏輯,這些事 情中間存在必然聯系。

我承認「六四」我確實不贊成動亂,應用正常方式處理問題。不能像文革那樣 亂。延慶農民要打學生,說剛剛吃飽飯,怎么又來胡鬧?人心思定。我要求學校把 學生接回去,農民不能打學生。

對「六四」有人評論,如果學生不那么堅持,也可能和平解決。我沒接觸過王 丹,不認識他。他可能掛上安全部的號,上面知道不知道他,我不知道。王軍濤承 認,天安門沒有死人,這是真話。不管別的,確實當時有些人要與鄧小平對抗。

不管中外,一切政治不符合實際的,都站不住腳。

陳希同:

我的信念,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它是否定不了的。我八十多歲了,經歴過新民主主義時代,同現實比較,我想,誰也駁不倒馬克思主義。我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人詆毀它。人各有志,我仍然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真理。基于這個理念,我相信,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真的事就一定會正確處理,你不糾正,歴史也會糾正。暫時的不公道,要相信歴史會還以公道。不急于討還公道,要求判斷公正。恰好相反,真正的是非、真偽,最終需要等待歴史作出最后的決斷。

姚監復：港刊評論陳希同的文章中提到你的經歴是否準確?

陳希同:

我大學畢業后,擔任過公安分局秘書科副科長,分局團總支書記、派出所副所長。北京市委副書記劉仁要找一個年青人當秘書,我就在劉仁處工作了十年,主要管文 件。后來響應黨的號召到基層鍛煉,我就到昌平縣委當副書記。我到基層工作,對 我了解工農、了解基層情況極有幫助。

我認識到革命是站在污泥之中清除污泥,這是列寧的話。革命并不是想象的很美好,也有斗爭,不是絕對的光明,共產黨內部有陰暗面。過去有,今后仍然會有,這是正常的規律。中國共產黨如此,西方政黨也是這樣,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的陰暗面超過我們多少倍,如美國總統被暗殺的案件,到現在也破不了案。看起來是偶然,實際上是客觀規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就要準備斗爭。

不公正、不恰當的事,遲早要解決

陳希同:

關于講陳希同貪污案是冤案,不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文章,表述方式可以考慮。想達到辟謠的目的,要說一個事就把它說透。用事實說話,事實無聲勝有聲。貪污問題可以說把外辦登記的禮品是據為己有的貪污罪證,純粹是冤案。因為,禮品從外事辦借出經過雙重登記,不是「據為己有」。放在辦公室,是為了估價后捐贈給人藝基金會,也不是為了貪污。文字不用很長,集中說清問題,勝過千軍萬馬。為政為文,不用太多太長,言簡意賅。

文章用「知情人」名義,不用我現身說法。以后慢慢來,不必萬炮齊轟,全部 炮彈一次打完了。

陳希同:

不符合事實的肯定要平反,這才符合馬克思主義,我相信,這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內省不咎。早一點解脫最好。我自己在思想上已解脫。對的或錯的,終究會回到原來面貌。高崗兒子來看我,要我題字,我寫了一句:「還歴史本來面目」,他很高興。

很多事情,有一條是最重要的:如何使中國老百姓好起來,我們這個民族更快地振興起來,我們國家更快地實現民主、富強。這要一步一步地走,搞文革式大民主,老百姓不愿意。這么多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國家的國際地位提高了,但是民主制度必須加強。溫家寶多次講政改,但是要一步步來,采取漸進方式,大運動式不行。不論哪個國家,日子都不好過,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美國是民主典范,還有「占領華爾街運動」,抓了 700 人,代表 99%反對 1%。人們懷疑美國的民主是不是絕對的好。民主不是抽象的,要創造超過資本主義的民主,使我們的民主比他們的更好,美國民主也不是最完善的民主。

不公正、不恰當的事,遲早要解決,公正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解決,也要一 步步來,但是必須解決。西方國家,對違法鬧事的人,對這些人,美國也鎮壓。民 主、自由都是具體的,其它國家的經驗可資借鑒。

「六四」期間,為了保證北京社會安定,不出生活方面的問題和混亂,作為市長我主要抓水電氣熱和糧菜肉奶的正常供應,村支書押車進城送菜,大使館的牛奶供應沒有中斷。我不是什么「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這個當事人也不知情。

北京市抓改革也起了作用。北京市屬工廠,沒有成建制的工廠工人參加游行, 因為身受改革之利;中央單位有。中小學教師也沒有成建制的參加游行。農民也沒 有大量進城,我對各區縣布置開會,做工作,盡力保證北京社會安定。

對于上層決策有不同態度,我很不同意。領導人負什么責任,是不是敢于承擔責任,我了解得不深。但是,我認為,對的就是對的,即使趙紫陽下臺了,過去他講的是對的,仍然是對的。有一次一位常委講,趙紫陽講的那個話,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以后不再引用。我當時就講,我認為趙紫陽這個話,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括得很準確,打中要害。現在,我也認為,這是最好的概括。不能因人廢言。

當時北京汪家繆也向學生做工作,學生開始往回撤。后來,上面有不同聲音,學生又回到天安門廣場。我回想,趙紫陽當年是支持北京市的改革的,對于「兩保一掛」,他是支持的,要北京市向中央匯報,政治局委員、常委都來聽。在植樹節,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都來種樹,胡耀邦對我講,你去陪他們,同他們說說。我向鄧小平說:「天不下雨,北京種樹困難。」鄧小平說:「老天不下雨,我們自己干。」趙紫陽一邊種樹,一邊問我:「你那個「兩保一掛」是什么意思。」我講,是為了把企業搞活,留點利益給企業,調動起生產積極性,結果國家收的稅也多了。趙紫陽聽了我的匯報,馬上告訴秘書安排北京市匯報。星期五講的,當晚國辦就來電話,告訴我明天匯報。當時一些省經濟上不去,財政收入下降,趙紫陽找了幾個省市一起聽匯報。開會時,趙紫陽看到天津李瑞環到了就問:「江澤民怎么沒來?」趙紫陽有點不高興。我才知道,趙紫陽要天津、上海市領導一起聽匯報。我匯報完以后,趙紫陽肯定北京的經驗,要求上海、天津照北京的辦法做。他說:「晚了兩年。」趙紫陽的結論是,北京的做法,天津、上海也照著辦。全國看看再說。過了兩天,江澤民來北京,我專門陪他參觀了幾個工廠。這可能是 1987-1988 年間,趙紫陽當總書記之前的事。

對于發表訪談錄,不要急,要相信「假的都是短命的」。我佩服編假話、謊話的人,能把假的編成使人相信,手法的確比別人強。貪污禮品是假的,說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也是假的。但是,政治很險惡。不要急于發表訪談錄,你可以先寫兩篇文章,以「知情人」名義,先不用我本人的名字,先講「禮品」和「正指揮」問題。先看看再說。

姚監復：發表這兩篇關于「禮品」和「正指揮」的辟謠文章時,可不可以附上你的「眾口鑠 金難鑠真」和「考證難」詩詞?

陳希同：可以。
姚監復：你有沒有詩影作品可送給出版單位?還有你的詩的掛歷嗎?

陳希同：詩影集送完了。還可以找一找今年的掛歷。(秘書找出一本掛歷,說是「最后一本」。)

陳希同：我就不簽名了。「施長」就是陳希同。

陳希同的詩文與攝影陳希同的詩文與攝影

姚監復

      陳希同系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有老北大的國學根底,在人生的特殊階段,以詩言志,以攝影抒情,留下了令人回味與深思的印象。

一、眾口鑠金難鑠真,莫教后人考證愁

      2011 年 1 月 6 日,元旦長假過后,我在昌平小湯山療養院同保外就醫的陳希同會見時,他在談話中幾次提到他在秦城監獄中寫的一首詩,題目就是「眾口鑠金難鑠真」。

      他向我解釋了「鑠」。

      《辭海》解釋為:「《國語·周語下》:『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韋昭注:『鑠,銷也。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形容輿論力量很大。亦謂眾口一詞,可以混淆是非。」「熔化。《淮南子·兵略訓》:『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刀。」

      「喻誹謗。《新唐書·魏元忠傳》;『卿累負謗鑠,何邪?』」「通『鑠』。光輝美盛之貌。《詩·周頌·酌》;『于鑠王師,尊養時晦。』毛傳:『鑠,美。』」

      《辭源》對鑠,還有一解是「消損,毀損。《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戰國策·秦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主要含義可能是「熔銷。《墨子·經說》:『火爍金』。」

      但也有另一義「輝煌。通『鑠」』。《詩·周頌》:『于鑠王師,遵養時晦。』」

      陳希同隨后找來了兩首打印好的詩送給我,并在詩末簽上他的名字。他的詩題就是「眾口鑠金難鑠真」

眾口鑠金難鑠真

      被打倒入獄后,對陳某的誣言謊語多如牛毛,中外媒體更是鋪天蓋地,各逞其能,不顧起碼的真實,大肆傳播,經久不衰,因感而記之。

慣聽誣音心氣平, 

 假話千遍詡高明。1 

 幾桿曲筆文革亂,2 

 三聲訛傳曾母驚。 

 權欲熏熏滅心智, 

 忠直代代鑄冤魂。 

 謠言世家還謠斃,3 

 眾口鑠金難鑠真。

陳希同
2001.07.于秦城

1「假話重復千遍,即成真理。」謬哉!納粹頭子言。

2指文革時期的幾枝筆桿子。

3記得魯迅說過,「謠言世家以謠言起家,最終也為謠言所殺。」

      同時,陳希同又送我了另一首詩:「莫教后人考證愁」。副標題為「讀某些『回憶錄』、『訪談錄』、『某某真相』、『日記』有感。」它是針對他讀過的一些有關「八九風波」的流行書籍而發表的評論,不滿意其中有關陳希同的活動與職務的不真實記述,如《李鵬「六四」日記》中有陳希同的照片,說明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陳希同」,而陳希同在 2010 年看了這本書才知道此事。張良:《中国「六四」真相》說,陳希同參加了鄧小平在他家召開的會議,而陳希同講,他沒去過鄧家開會。

      因此,陳希同在 2010 年 12 月寫下了「莫教后人考證愁」的詞。他也在詞題邊上簽名送給我。

莫教后人考證愁
——讀某些「回憶錄」「訪談錄」、「XX 真相」、「日記」有感

陳希同

歪曲竄改何時了?
謊言知多少!
「假話千遍即成真」,
納粹語,頗時興。
自詡「誠信」弄筆者,
欺世、牟利又盜名。

時光飛逝難倒流,
 老病死,萬事休。
 當年諸事見證者,
 宜將真相說從頭。
 秉直筆,恥曲筆,
 莫教后人考證愁。

二、《掠影隨筆》——施長「龍園詩影集」之一

       陳希同在 2011 年 1 月 6 日贈我兩本他的攝影集:《掠影隨筆》和《心隨天籟》。在我和陳希同談話結束時,又來了他的一位友人,看到《心隨天籟》后,講他沒有這一本影集,就拿走了。我只帶回了《掠影隨筆》。

       這本《龍園詩影集》由陳希同自題書名「掠影隨筆」,署名為「施長」,他在扉頁上用毛筆題寫了「姚監復同志雅正 陳希同(施長)」2011.1.6.北京小湯山」

      在詩影集扉頁前貼上了一張紙,上面印好了陳希同致編者王漢林的兩首詩:

《湯山情》初成致王漢林同志

兩載拍攝意難忘,
 海天思結凝小湯。
 幸得故人具慧眼,
 匠人獨運輯影忙。

龍園施長
2007.10

《掠影隨筆》編成致王漢林同志

即興拍攝，
信口胡吟。

唯舒胸臆，
何來邪心。
編者善計，
新編輯成。
一壺濁酒，
共祝康寧。

龍園施長
2009.5

2010年12月

      編者王漢林在《掠影隨筆》編后感言中介紹了此前的《湯山情》及本影集的編輯過程和他的感想,及對陳希同詩詞、攝影和思想、感情的評價,也許能幫助人們從另一個側面了解陳希同。王漢林寫道:

      《湯山情》編輯出版后,受到同志親友的普遍好評和肯定,都希望能看到作者施長老人新的影集。為滿足大家的期望,我們征得作者的同意,對現有的一些詩稿、影稿進行了搜檢、整理,編出了《掠影隨筆》這個集子,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

      作為形象思維的藝術,詩與畫本是同出異名。一副好的畫常常就是一首詩;一首好詩,也常常就是一幅畫。常有后人以畫配前人之詩、以詩配前人之畫的。詩畫結合,可使兩者相得益彰,詩情畫意更為突顯,從而更耐人尋味,耐人欣賞。

      大師齊白石有一幅小品不倒翁,上畫一個頭戴烏紗、手搖白扇,鼻梁花白的縣官,已是十分令人生厭。大師又在旁題句云「手搖白扇儼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將汝忽然來打破,通身何處有心肝!」詩畫并存,更加發人深思。

      同樣,大師黃胄的「毛驢負重圖」也是如此。他寥寥幾筆劃出兩頭毛驢馱著重物,在崎嶇的道路上行走,已使人感到毛驢的勤勞可敬。他又在畫上題句云:「其形蹇陋其質憨,哪能媚首聲呢喃,負重粗糲蹣跚路,引吭嘯傲天地間。」這就把毛驢勤勞勇敢。剛直不阿,心地開闊的品格呈現在世人面前,簡直就是一曲毛驢頌。

      詩畫如此,詩影亦然。在這個影集里,作者和編者對詩影結合,雖未能做到盡如人意,但確也做了些努力。

      在攝影作品中,有的專注掠美,充滿浪漫主義激情,有的則與現實結合,促進客觀事物的發展。有的則二者兼之,引人入勝。品類之繁,不一而足。不少優秀作品,都給我們以美的享受,陶冶著人們的情操。「掠影隨筆」則力求貼近現實,貼近生活,影響生活。這也不失為攝影百花園中一朵小花,在攝影創作的現實主義道路路上也做了一點有益的探索。

      作者曾在一位友人的影集上題句:「靈動瞬間景,幀幀倍有情,畫如畫師意,留影留君心。」這也可以視為作者的自況。在他的一幅幅影作中,的確存留著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存留著對祖國和人民的愛心。

      我們祝愿施長老人繼續保持業余攝影愛好者充沛的感情,不要放下照相機,繼續抒發胸臆,在不同的環境下,實踐自己的理想、信念。

      影集前面有《作者的話》,左邊是一群高飛在空中的鴿子,書的《編后感言》上的照片,也是一群展翅飛翔的鴿子,也許是象征著追求自由、和平、和諧的生活的心愿。《作者的話》抒發了陳希同「自尋其樂」,又「寄興掠影話短長」的不甘寂寞的心境。

      繼《湯山情》之后,幾位故人又熱情編輯了《掠影隨筆》,這是我在抱病療養中「老有所樂」的一些印記。

      我國有的地方,已步入老齡化階段。由于生活質量的提高,已是人生七十今不稀了,老年人口將要大量增多。「老有所養」,這個前人樂道、向往的「仁政」、「德政」,在今天社會主義的中國,得到了廣泛實行。對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各級政府以及社會團體、熱心助老人士,已經做了許多努力,今后還有大量的工作要繼續做下去。與此同時,又倡導「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這就使老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身心更加愉快健康,獲得更有意義,更有滋味。有為、有學、有樂......實為通向健康長壽之要旨也,正是:

人生難得壽而康，
老當益壯何憂傷！
 自尋其樂精神爽，
 寄興略影話長短。

龍園施長2009年5月

      從《掠影隨筆》的目錄看,陳希同能自尋其樂,歌頌「德政」、「仁政」的攝影作品較多,「北京奧運」、「過硬政績」「這個『形象工程』好」、「永世享和平」、「百鳥朝鳳」、「農家樂小店」,還有許多花鳥蟲魚、名勝古跡的美麗照片,如「北京市花市樹」、「牡丹」、「詠紫薇」、「雞冠花贊」、「玉蘭」、「葫蘆」、「碧桃」、「毛白楊」、「泡桐」、「龍柏」、「愛鳥樂」、「鳥兒開會」、「歡呼貓頭鷹」、「擇木而居」、「記垂釣」,和「游紅螺寺」、「游云居寺」、「重游靈山」、「長城慕田今更秀」、「訪張家灣村」、「訪大楊山森林公園」等。我在 2011 年 1 月再訪陳希同時,說了一句話:「你的影集與朱厚澤的格調不同,你選了許多明亮的美好的歡樂的畫面。朱厚澤的影集照出了北京的古建筑的厚重、神秘、陰暗、黑洞洞的一面,讓人感到壓抑、令人窒息。」陳希同笑著說:「你沒有認真看我寫的詩吧!?」我無言以對,只好說:「一定認真拜讀。」

三、陳希同耐人尋味的思想與感情

      我接受了陳希同的要認真讀他的詩的指點,發現影與詩中確實「存留著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耐人尋味,耐人欣賞」。似有政治諷刺詩之味。

      《通吃》的詩,寫的是蜘蛛,照片有五福,張著明亮的大網的和暗黑的不易被發現的小網,在網中間或邊上有主人——蜘蛛,粘牢在網上的是大的和小的昆蟲。陳希同的詩是:

通吃1

巧結粘網奪天工，
 滿腹殺機坐帳中。
 蜜蜂惡蚊皆美味。
管它益蟲與害蟲。

1前人有一謎云:南陽諸葛亮,獨坐中軍帳,張氣八卦蓬。要捉飛來將。打一物,即做網蜘蛛也。

《葫蘆》有兩首詩:

葫蘆

葫蘆里裝的什么藥
花繁似錦傲龍園，
葫蘆懸架添新妍。
欲問匏中何所有，
靈芝鶴頂未便言。

2002.10.15

長鼻葫蘆

同出異名寶瓠瓢，
任君評點誰最嬌。
今又喜見新變種，
長鼻懸膽弄妖嬈。

2002

      他的「暮春京北」似在寫景,又似意有所指。

暮春京北

京城春老春芳歇,1
 京北暮春似仲春。
 黃紅紫白看不盡,2
 柳絮亂飛鳩長鳴。

2009.4

1北京北部地區氣溫較低,春來春去也相應較遲。城里春花即將凋零,燕山南面卻正盛開。 
2指連翹、桃花、丁香、李花、海棠等各種春天開的花。」

《詠紫薇》贊譽花紅,也在怨世情「人無千日好。」

詠紫薇1

連綿吐艷越三月,
 壽冠群芳一樹榮。
 縱是人無千日好,
 偏生花有百日紅。

1紫薇,又名光桿樹、搔癢樹、馬桑樹、百日紅,連續開花可達百日。「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是舊社會流傳的對世情的一種看法。」

      他的《贊市樹》、《詠市花》,對北京市 1987 年 3 月 12 日北京市八屆六次人代會確定的市花為月季、菊花,市樹為側柏、國槐拍照、寫詩。20 年后的 2007-2008 年又舊事重提,再寫新詩,似在懷念陳希同時任北京市長時的一項政績,也有以花喻人對人品的比照之意。

贊市樹

國槐側柏傲長壽,
土生土長遍城鄉。
品格堅毅人欽仰,
當選市樹倍榮光。

1987.5

詠市花

(一)
春末月季紅似火,
金秋佳菊滿城香。
姊妹逞艷會有時,
竟將京華巧點妝。

1987.5

(二)
幾場北風寒更寒,
弱質凋零息爭妍。
唯有月季共秋菊,
義結金蘭猶傲天。

1999.11

(三)
殘菊猶有傲霜枝,1
月季披霜倍嬌紅。
姊妹凌寒無懼色,
秉性堅韌花中雄。

2007.10.16

1入冬以來,百花凋零,為月季、秋菊,時至仲冬,尚在凌霜爭艷,遲遲不肯謝去。

(四)
 洛陽牡丹甲天下,
 京華敢不傲神州!
 但愿各方有志者,
 繁育推廣爭上游。

2008.10

      在詩的前言中,陳希同特別指明市花、市樹的特點,體現了北京人的品格。市花「有艷而不俗,清香縷縷,不畏酷暑,不畏霜寒,恬淡高雅,品格稱羨。」市樹「長壽難比,自強不息,耐寒耐旱,久經考驗,挺拔傲立,高風亮節,葉茂如蓋,綠蔭護人,遍及城鄉,土生土長。」

      陳希同的描述花木的一些詩作,也值得玩味。

碧桃

移來碧桃一樹紅,
 眾人嘖嘖賞興濃。
 莫道開花不結籽,
 身懷絕世諂媚功。

2000

樹眼

高高青楊長眼睛,
陽剛帶柔倍多情;
樹本無眼疤充眼,
敢笑有眼無珠人。

2008 春

泡桐

庭前泡桐樹
高直誰呵護?
三九一夜寒風狂,
斷卻枝無數。
任憑威勢虐,
彎腰恥求恕。
帶到來年盛夏時,
繁茂挺如故。

龍柏

翠枝屈聳欲問天，
暴雨冰雪何兇殘！
歷盡兩劫練肝膽，
龍柏傲立迎新年。

2007.12.112 晨

      陳希同的一些詩也直接抨擊時政,如形象工程、科學發展等不過硬的政績。

過硬政績

形象工程到處立,1
勞民傷財罵難息。
湯院栽樹一千二，
郁郁蔥蔥硬政績。

1現在一些地方領導人喜歡搞所謂的形象工程,企圖留名千古,顯示政績。實則勞民傷財,群眾討厭。這種政績,過不得硬的。小湯山療養院院長劉江虛心采納建議,今春下令栽了 1200 棵樹,有銀杏、柿子、玉蘭、泡桐,把幽美的療養地變得更美了。」

打基礎

滴水不漏賴根基，
鋼筋結網徑線密。
理論不諳 ABC，
侈談發展惹笑啼。

2008

2001.8

1998.冬

2007.6

      陳希同詩中也借景詠志和指責權貪。

落日壯心

日落心猶壯,
 余輝爭射天。
 光熱終有盡,
 興歇宜自然。

2008

擇木而居

青楊高挺鵲巢多,
 良禽擇木居安樂。
 可憐愚人不如鳥,
 棲身權貪鑄罪惡。

2008.春

歡呼貓頭鷹1

腐水橫溢碩鼠歡,
 偷油盜糧毀家園。
 貪欲如熾渾不懼,
 兩聲鴟笑齊膽寒。

2005 冬

1 貓頭鷹是夜間捕鼠能手,其叫聲如同一陣狂笑,老鼠聞之,無不喪膽。」

      對幾副群鳥飛翔和群聚水邊的照片,陳希同寫了諷刺詩「鳥兒開會」。

鳥兒開會

鳥兒開會,群鳥飛集。

清點鳥數,都已到齊。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隨便議議,不拘一題,

暢所欲言,互相學習。」
 眾鳥聽罷,喳呀聲起。
 瞎掰瞎聊,談天論地。
 時而爭吵,時而嬉戲。
 臨近晌午,都喊肚饑。
 佳肴美味,早已備齊。
 一擁而上,爭相啄食。
 以爪剔嘴,甚感愜意。
 盒裝禮品,各取其一。

「議程」完畢,紛紛散去。
 有一小鵲,心頭有氣。
 躍枝上前,責問主席:

「無題無備,開啥會議!
浪費時間,浪費精力,
浪費錢財,有害無益。」
如此「三浪」,理當制止。
大家議議,訂個規矩,
以便今后,有法治理。

2008

四、心隨天籟,追尋返璞歸真

      陳希同在政壇上經歷了大風大雨、大上大下后,以攝影配詩,「以情寄景,以景寓情,或發于詩,或留于影」,或二者結合,由王漢林編成龍園詩影集三集《湯山情》、《掠影隨筆》和《心隨天籟》。2011年1月23日陳希同贈我《心隨天籟》時題:「姚監復同志戲賞 陳希同(施長)2011.3.23,北京小湯山。」這是以夏、秋、冬、春四季風景為主的攝影品,配有詩文,影集一反常規,把春從起首移至最后,并問道「虎年春來何遲遲?」最后贊揚「春花不老」、「春真來了。」

      在扉頁,陳希同的題詞是:

心隨天籟，和諧自然；
夏秋冬春，又臨新年。

      第一幅作品是「夏 團荷田田」,第一首詩是「返璞歸真」:

返璞歸真
——夏日荷塘及其它

小荷飛立蜻蜓
蜜蜂蟄戀花心
珍珠蓮葉倒影
鴨兒列隊泳行
金鯉戲水 鳩鵲亂鳴
涼風習習 草香陣陣
寂無人語 滿耳蟬聲
好一幅自然和諧美景
引得老夫遐思頻生
把「返璞歸真」
追尋

      在《心隨天籟》書末,又附錄有「《湯山情》作者贅言」及致王漢林詩:

      余運交華蓋,惡疾加身,手術之后,轉赴湯山繼續療養。此地景物,宜人宜愛。春夏秋冬,即興拍攝。久而久之。積稿頗豐。幾位故人來訪見之甚嘉,熱忱慫恿編輯成冊。乃將影稿及有關詩稿,悉數付之,俾供斧正,亦聊存一段經歷之念想耳。

龍園施長
2007 年冬

龍園施長2010 年冬

《湯山情》初成作者致王漢林同志

兩載拍攝意難忘,
 海天思緒凝小湯。
 幸得故人具慧眼,
 匠心獨運輯影忙。

      王漢林的《編后感言》記述了陳希同身處病中和逆境,仍樂觀超然地以獨特眼光拍攝景物、撰寫詩詞情景。

編后感言

      北京小湯山療養院位于京畿之北,因系清浴宮遺址所在地和富有溫泉而聞名。

      龍園老人因病于 2006 年初秋到此療養。老人是位業余攝影愛好者,在一年多時間里,在這狹小的方寸之地,拍攝了一批頗有價值的作品。這些作品體現了情景結合、詩影結合、考察與紀實結合,實屬難得。

      老人年近八旬,疾病困擾,身處逆境,但他老當益壯,情緒良好,充滿樂觀精神。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他對祖國的山河景物都無限熱愛,更屬難得。

      為抓拍美好的瞬間,老人起早待日出,忘食守候晚霞。盛夏冒雨出行,凌寒不畏手凍。這種執著敬業精神,亦屬難得。

      老人以獨特的眼光拍攝了兩千多幅湯山風物。當朋友們相聚在一起,戲賞這些作品時,無不被作者的超然、樂觀心態所感動,紛紛勸老人將作品編輯成冊,給朋友留作紀念。

      受眾友人之托,我們著手將龍園老人的湯山攝影作品和有關詩詞編輯成冊,以饗友朋。由于編者水平有限,定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敬請大家不吝賜教指正。

      在編輯過程中,我們得到眾多朋友的及時指正和幫助,再次深表感謝!

      至此影集編成之時,衷心祝愿老人家戰勝病魔,健康長壽,生活幸福,并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王漢林
2007年12月

      

      在《心隨天籟》的大自然四季風景為主的攝影作品中,也有令人品味的詩作,如《孤荷》、《天意莫測》、題《雪竹長卷》和《虎年春來何遲遲》。

孤荷

孑立池塘里，
煢煢親朋疏。
倒影常相伴，
自言身不孤。

天意莫測 

早雪月季。今年 10 月 31 日,未到立冬即下大雪,實屬罕見。據報導,這是 20 年來第一次。

大雪紛飛未立冬。天意莫測變幻功。
 群芳膽寒蔫萎盡，
月季挺立分外紅。

2007.10

2009.7

題楊竹《雪竹長卷》1

雪壓翠竹腰難斷，
韌比勁虛品更高。2
峣峣易折皎污易，
剛柔相濟對頑曹。

2009.10.31

2009.12.13

112 月 12 日應邀去畫家楊竹家做客,楊出示雪竹長卷(20.08 米)囑于長卷題字,將作為自己家藏。并稱此前已將另一幅同樣長卷捐贈北京奧運會。

2 虛心、勁節,歷來被列為竹之兩大優秀品格,對于「韌」則不論及。愚意以為,「韌」當與「虛心」、「勁節」同列為竹之三大優點,「韌」比前兩點甚至更要高出一籌。昔日魯迅倡導韌性戰斗,良有以也。」

虎年春來何遲遲
——北京庚寅年入春,比往年晚一個多月

乍暖還寒話早春,
今年早春倍惱人。
久寒偶暖春何在?
「立春」逾月不知春。1
大小中暴雪五降,2
狂嘯強弱寒風頻。
雨水無雨雪代雨,
「元宵」有雪雪打燈。
添衣減衣將息苦,
升溫降溫心不寧。
萬物遲遲不生發,
眾「蟄」沉睡了無「驚」。
斑鳩不鳴鵲不語,
池棲難緣草難青。
「春分」尤寒延供暖,3
連翹未黃已「清明」。4
頑冬戀棧揮不去,
萬紫千紅待真春。

1 據報導,北京今年入春將遲至四月份,比過去晚一個多月。

2 北京立春后,連續五次降雪。小湯山暴雪兩次(降水量超過 10 毫米為暴雨)。

3 按規定,居民供暖至 3 月 15 日為止。由于今春氣溫過低且長,入春比往年晚一個半月,北京市政府決定將供暖期限延長七天。北方一些城市也仿此做法。

4 連翹是春天最早開放的花之一,花呈金黃色。」

      陳希同終于在 2010 年 4 月看到了春花綠葉,高呼「真春來了。」

真春來了

頑冬歸去矣，
真春喜到來。
嫩綠千萬樹，
到處看花開。

2010.4

春花不老

春寒萬物難生發，
群芳貪睡春夢佳。
春光已老花不老，
游人遲賞盡春花。

2010 春

      陳希同的《心隨天籟》,以無盡的五顏六色的郁金香、櫻花和漫山遍野的淡紅粉白的山桃花收官,讓讀者們相信「真春來了」,「到處花開」。但是,他的人身并未完全自由,他被限制在北京市范圍內活動,「保外就醫」不能自由去外地,攝影作品局限于北京市,特別集中于小湯山療養院的龍園,只能「心隨天籟」,而不能身隨天籟。他在申訴,對貪污犯罪名從未認罪,他希望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可能有一個答復,因此要求我對他的訪談摘錄不在 2011 年內公開發表,到 2012 年再說。我估計,作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陳希同的申訴不會有他盼望的結果,真春不會很快到來。「春寒萬物難生發」。也許發表訪談,是韌的戰斗的一種方式,對他本人無害。至于訪談中有關「六四」中「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辟謠,以及他否認貪污禮品的實際情況,我想,如實轉達給關心陳希同案件和陳希同本人的讀者,讓人們了解不同人物從不同側面提供的歷史的細節。從而作出更具有真實性的判斷,比壟斷思想、硬性統一思想的官方黨史更具有其價值。我相信,讀者永遠比作者更聰明更公正更客觀也更正確。

      最后,在君子協定的 2011 年即將結束,2012 年昔年即將到來之際,我收到了陳希同贈我的掛歷,以他的 12 幅攝影作品和配詩為背景。

      首頁上陳希同題句:

      詩影結合,躋身掛歷即興即景,亦戲亦實。

      姚監復同志雅正

封面選詩影為龍柏:

陳希同(施長)
二零一一·十二·七 北京

龍柏

翠枝曲聳欲問天,
風雹冰雪何兇殘!
夏冬兩劫驚肝膽,
龍柏傲立迎龍年。

龍園 施長
二零一一年攝于近郊

      年歷中還收集了“百鳥朝鳳”、“落日壯心”、“真顏難留”、“洋花郁金香”、“東方廣場”、“滿腹殺機坐帳中的蜘蛛”、“通吃”、贊美綠化的“這個形象工程好”、“五指峰”、沒有風來吹你的那邊倒的“詠柳”、“野鵝湖”、“紅葉”、殘菊猶有傲霜枝凌空無懼色的“嚴霜市花”、瘦地古柏冷颼颼的“慈禧浴宮遺池”及一根老槐橋中立的“護老槐”等詩作于攝影。在 2011 年歲初的 1 月 6 日,陳希同市長以筆名施長贈我詩影集《心隨天籟》,到 2011 年 12 月 7 日以陳希同署名贈我詩影掛歷。

      我希望 2012 年我記述的陳希同談話錄能公布于眾,由讀者們判斷是非、真偽、忠奸。

後   記

姚監復

歴史的偶然性給我一個特殊的機遇:見到了一位歴史的見證人陳希同。他的特殊經歴,作為許多重要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和當事人的見聞、感受和辯白,肯定是不少讀者關心的和有興趣的。我在 2011-2012 年間,對陳希同作了幾次訪談和追記,并將記錄稿送請他審閱、修改。他同意在適當的時間以適當的方式將記錄稿公之于眾,以澄清一些不實之詞。但是,考慮陳希同本人仍為戴罪之身,刑期未滿,只允許保外就醫的特殊身份,他不愿意引起當局誤會以致帶給他本人或家屬新的麻煩,因此,他本人并未決定立即公布記錄稿。

由于我已屆八十,腦力日衰,難以對這些訪談錄再做更深入細致的考證,我想只有早日公開發表,引起有識者重視,進行研究核實,才能使歴史真相大白于天下。為了對歴史負責,對勝負兩方面的當事者的回憶錄都應公布,讓讀者自己判斷。我相信,讀者永遠比作者更聰明。因此,作為訪談的記述者,我個人決定公之于眾。此決定與陳希同無關。希望不致于對陳希同帶來麻煩。和諧社會中,申訴、伸冤不應引來壓制與迫害。

由于陳希同長時期失去自由和保外就醫期間難于查閱檔案數據等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在回憶中可能有不夠準確之處。記述者整理的這十份訪談錄,由于陳希同本人有病,近期住院治療,未能詳細審閱修改,肯定有遺漏和失誤之處,這應由記述者負責,并向讀者致歉。請以陳希同將來的回憶文章為準。由于各人所處的地位、環境與思想認識有所不同,肯定會有不同的判斷和結論,作為訪談的記錄者,我負責記錄與轉達談話人的原話和原意。即使是談話中所說的事件與觀點有重復之處或同記錄者的觀點與了解情況不一致,記述者仍照陳希同原話記錄,未做改動。我相信讀者比我們更聰明,會做出有智慧的獨立判斷。最后真誠希望得到批評指正。

姚監復
2012.03.26
2012.05.10.修改

附录一

關于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 陳希同

1989 年 6 月 30 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

1989 年春夏之交,從 4 月中旬到 6 月上旬,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社會基礎。正如鄧小平同志說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場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中,趙紫陽同志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極其嚴峻的形勢面前,黨中央作出了正確的決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得到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贏得這場斗爭的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干警,為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堅決反對動亂和暴亂,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表現了很高的政治覺悟和主人翁責任感。現在,我受國務院委托,就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情況,主要是發生在北京的一些情況,以及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工作,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匯報。

一、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勢力,總是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這是他們長期的根本戰略。這些年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誤和經濟上的暫時困難,更加緊了這個戰略的實施。在我國,黨內黨外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西方國家的這種戰略相呼應,內外勾結,上下串通,為在中國制造動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長達幾年的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正因為這樣,在動亂的醞釀、預謀和發難的整個過程中,包括制造輿論、歪曲真相、造謠惑眾等諸多手段的使用,都顯示出了國內外、海內外相互策應、相互配合的鮮明特點。

這里著重講一講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情況。去年 9 月,黨中央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對這個決策和采取的各項措施是支持和擁護的。整個社會秩序和政治形勢是基本穩定的。今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的贊成票(只兩票反對、4 票棄權),通過了李鵬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然,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對于黨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誤,一些國家公職人員中的腐敗現象,以及社會上的分配不公等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同時在推進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義等方面,還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議,這些都是正常現象,也是黨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的問題。但是,當時在黨內和社會上的確有極少數人緊密勾結,明里暗里進行了大量極不正常的活動。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趙紫陽同志去年 9 月 19 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后,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系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反動雜志《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吁趙成為「獨裁者」。香港《解放》雜志也刊登長篇論文,說北京一些人同香港傳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滅」的關系,這種微妙關系「有了一個最新的個案顯示,那就是在最近一個月掀起的倒鄧保趙風」,還說什么「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準了趙紫陽」。同這種「倒鄧保趙」風相配合,北京《經濟學周報》發表了同趙紫陽原秘書鮑彤聯系密切的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與另一個人關于時局的對話,攻擊「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提出中國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中國不再允許像文革那樣用非程序化的方式進行權力變動」。這個對話的核心問題,就是為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制造輿論。這個對話曾經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內外勾結進一步加緊,陸續出現了一些觀點十分錯誤乃至反動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他活動。比如,去年 12 月 7 日,由《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金觀濤擔任顧問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大型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份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今年 1 月 28 日,蘇紹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方勵之等人在北京的「都樂書屋」搞了一個所謂「新啟蒙沙龍活動」,參加的除中國人之外,還有一些美國、法國、意大利的駐京記者,共 100 多人。方勵之說,這類集會「對當局采取完全批判、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現在需要行動」,「連開三次就要上街了」。2 月初,方勵之、陳軍(反動組織「中國民聯」成員)等人又在友誼賓館舉行了所謂的「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方勵之主要就所謂「民主」和「人權」兩大問題發表了演講,陳軍把「五四運動」同「西單民主墻」作了類比。方勵之說:「希望企業家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爭民主而斗爭。」2 月 16 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廣為散發方勵之致鄧小平的信,以及陳軍等 33 人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實行大赦,釋放嚴重觸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謂「政治犯」。2 月 23 日,臺灣《聯合報》發表《大運動的開端,大沖擊!》的文章說:「紐約發宣言,北京公開信,神州春雷動,民主浪潮涌。」2 月 26 日,張顯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李洪林(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包遵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戈揚等 42 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也要求釋放所謂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學陸續出現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量大小字報和集會。比如,3 月 1 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討鄧檄文告全民書》的大字報,胡說什么「共產黨的政治就是空談、強權、獨裁、武斷」,公然要求「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原則」。3 月 2 日北京大學貼出題為《為中國人悲哀》的小字報,叫喊打倒「專制」和「獨裁」。3 月 3 日清華大學等院校出現署名「中國民主青年愛國會籌委會」寫的《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鼓動「在愛國主義民主戰士方勵之的領導下,參加到‘民主、自由、人權’的激流中去」。3 月 29 日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廣為張貼方勵之給香港《明報》寫的《中國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喪失了吸引力」,要組成政治上的「壓力集團」,去實行「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改革」。他所說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全盤西化的代名詞。4 月 6 日北京大學貼出一份題為《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以完全否定的態度提出了「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馬列主義到底還適合不適合我國的國情」的問題。4 月 13 日北京郵電學院等校收到署名「廣西大學學生會」寫的《告全國大學生書》,號召「高舉胡耀邦的畫像和『民主、自由、尊嚴、法治』的大旗」,來紀念「五四」青年節。與此同時,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謂的「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僅北大學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 17 場講座,活動十分頻繁。他們曾經把原非法組織「人權同盟」的頭頭任畹町請去,圍繞所謂「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散布了許多謬論。他們曾在塞萬提斯像前舉辦討論會,公開宣稱「要廢除一黨制,讓共產黨下臺,推翻現政權」。他們還把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請去,充當他們的「軍師」。李淑嫻煽動說:「要使民主沙龍合法化」,「要經常在這里集會」,「要取消北京市關于游行的十條規定」。所有這些,都為后來發生的動亂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香港《明報》載文評論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爭取人權而發起的串聯與簽名運動,已對學生產生極大影響,他們早已在醞釀于『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采取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裝滿火藥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總之,在極少數人的預謀、組織和策劃下,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形勢。

二、學潮從一開始就被動亂的組織者所利用

4 月 15 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醞釀已久的學潮和動亂提前爆發。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達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為學生的悼念活動提供了條件。但是,極少數人卻利用這個時機,以「悼念」為借口,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學潮從一開始就被極少數人所操縱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動亂的性質。

這場動亂,首先表現在大量的大小字報、標語、口號、傳單和挽聯等,對黨和政府進行了肆意的攻擊和詆毀,公然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現政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報,有的謾罵共產黨是「一代奸黨」,「是個即將潰滅之組織」;有的攻擊老一輩革命家是「朽翁聽政」、「獨裁集權」;有的指名道姓地逐個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胡說什么「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卻沒死」;有的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制」,「取消各團體、軍隊、學校、單位的黨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發表《私有制宣言》,號召「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去迎接共和國新的明天」;有的還提出要「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等等。許多大小字報用不堪入耳的語言,誣蔑鄧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鄧小平」。

這場動亂,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動亂策劃者們這個期間提出的綱領性口號,無論是通過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王丹在天安門廣場首先提出的「九條要求」,還是后來提出的「七條」、「十條」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反自由化中所謂「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這兩條的實質,就是要在中國取得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實現資本主義化的絕對自由。同這種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識界的所謂「精英」分子,也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極少數人,在此期間也組織種種座談會,利用輿論陣地大肆宣傳,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志社 4 月 19 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劉銳紹(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等人。他們議論的中心也是兩個,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游行示威,說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后來,當上海市委作出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正確決定之后,一貫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趙紫陽同志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

這場動亂,還表現為在極少數人的挑唆和策劃下,許多行為都是極其粗暴的,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法律和法規的,是嚴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們不顧憲法對「四大」的廢除,不聽勸阻,在校園內鋪天蓋地地張貼大字報;他們不顧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關于游行的十條規定,不經申請批準,連日不斷地舉行大游行;他們在 4 月 18 日和 19 日深夜接連沖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并且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發生過的事情;他們違反天安門廣場的管理規定,多次強行占據廣場,4 月 22 日那一天幾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無法正常進行;他們無視北京市的有關法規,不經登記就成立了「團結學生會」(后改名為「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并且向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合法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奪權」;他們不顧法紀和校紀,搶占辦公室,搶占廣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園里造成了嚴重的無政府狀態。

大量制造謠言,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是極少數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采用的另一個重要手法。學潮之初,他們就造謠說,「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大罵胡耀邦,胡是被氣死的」,誘導人們把矛頭指向李鵬同志。事實上,那次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是教育問題,當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同志正在就有關文件作說明時,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臟病暴發,立即就地進行搶救,緩解后被送進醫院,根本沒有什么生氣的事。4 月 19 日夜間,一位師大外語系的女學生在參加晚會后回校途中,被無軌電車撞傷,經搶救無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謠說:「共產黨的軍警開車軋死了學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情緒激動。4 月 20 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將沖擊、圍堵新華門的學生強行帶離現場,用公共汽車送到北京大學,又有人造出了所謂「4·20 血案」的謠言,說什么「警察在新華門打人,不光打學生,還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緒更加激憤。4 月 22 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結束,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離開人民大會堂之后,有的人為了制造攻擊李鵬同志的口實,又精心策劃了一場騙局。他們先是造謠說「李鵬總理答應 12 點 45 分出來接見廣場上的同學」,接著就由 3 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臺階上跪遞「請愿書」,然后又宣稱「李鵬臨時變卦,拒不接見,欺騙學生」,煽動起廣場上數萬學生的強烈不滿,幾乎造成沖擊人民大會堂的嚴重事件。由于這些謠言的蠱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學生同政府的對立情緒。極少數人就利用這種情緒,提出了「和平請愿,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造成北京 6 萬高校學生罷課的嚴重局面,許多外地高校也相繼罷課,使學潮升級,動亂擴大。

這場動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已經不局限于高等學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區而是向著全社會和全國各地擴散。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后,一些人到中學、工廠、商店、農村串聯,上街演講,散發傳單,貼標語,搞募捐,千方百計擴大事態。有的中學出現了「罷課罷考萬歲」的大字報,有的工廠貼出了「聯合工農,打倒暴政」的傳單。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還提出了「南下北上,東來西走」的口號,企圖發動全國性的大串聯。南京、武漢、西安、長沙、上海、哈爾濱等地的高校都發現從北京去的學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學生也到北京參加游行。在長沙、西安等地,發生了嚴重打、砸、搶、燒的違法犯罪活動。

這場動亂一開始就有海外、國外各種政治勢力插手。國民黨豢養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劉曉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要參加學潮的學生注意「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系,力求以一個堅強的群體進行有效的活動」,「應把徹底否定 1987 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系」,「加強與社會其他各界的聯系」,「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中國民主聯盟」的兩個頭頭王炳章和湯光中還急急忙忙從紐約飛往東京,企圖闖回北京,直接插手這場動亂。一些主張在中國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特邀方勵之領銜,從哥倫比亞大學發回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須擁有對執政黨的選擇權」,煽動人們推翻共產黨。一個化名「紅巖」的人從美國用傳真電話發回「修改憲法的十條意見」,提出全國和各級人大代表以及各級法院的法官,都應「由無黨派候選人中選舉產生」,企圖把共產黨從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中徹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國的原「中國之春」成員,匆匆忙忙地組成了「中國民主黨」,向北京一些大學發出了《告全國同胞書》,煽動學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們下臺」,「促使中共結束其專制統治」。港臺、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一些反動政治勢力,也通過各種渠道,采用各種手段,紛紛介入。一些西方通訊社表現了異乎尋常的熱心,特別是「美國之音」,每天用三種節目,花十多個小時,向中國大陸進行喋喋不休的報道,造謠惑眾,煽風點火,為這場動亂推波助瀾。

以上大量事實說明,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學潮,而是抱有明確的政治目的,背離了民主和法制的軌道,運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學生,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挑起的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如果不是這樣從本質上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就會在斗爭中陷于極大的被動。

三、《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對動亂的定性是正確的

從 4 月 15 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 4 月 22 日治喪結束,趙紫陽同志對悼念活動期間出現的日益明顯的動亂跡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縱的態度,助長了動亂的形成和發展。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同志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回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的分析和討論。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議在他 4 月 23 日出訪朝鮮前開一次會,但他不僅拒不接受,反而若無其事地打高爾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這樣的態度,使黨和政府喪失了制止動亂的時機。

4 月 24 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萬里同志作了匯報。在萬里同志的建議下,當天晚上由李鵬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會議一致認為,當時的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斗爭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同時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力爭盡快平息動亂,穩定局勢。次日上午,鄧小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央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對動亂的性質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大大地提高了廣大干部的認識,增強了大家平息動亂、穩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氣。《人民日報》4 月 26 日的社論,體現了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和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指明了動亂的性質。同時,明確地把極少數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同廣大青年學生區別了開來。社論的發表,使絕大多數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動有了方向,可以旗幟鮮明地開展工作了。

《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連召開黨內外各種會議,堅持原則,統一認識;運用各種形式澄清謠言,安定人心;支持學校領導、黨團員和學生骨干大膽工作,對參加游行示威的學生進行勸阻和疏導;積極開展各種對話活動,努力爭取群眾。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學生的對話,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同學生的對話,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領導同志同學生的對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時,認真做好工廠、農村、商店、中小學和街道的工作,穩住大局,防止動亂向社會蔓延。各省、市、自治區也按照社論精神,抓緊做好本地區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態的影響向外地擴散。

由于4月26日社論旗幟鮮明,使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被迫在策略上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社論發表前,大量的標語,口號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發表后,4 月 26 日,非法組織北京「高自聯」就發出了改變策略的「新學聯一號令」,要求 4 月 27 日「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游行到天安門」,規定的口號包括「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等,并且在方勵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打倒獨裁統治」等顛覆性的口號改成了「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各界群眾贊同的口號。日本時事社這時從北京發出一則題為《年輕官員結成支持民主化集團》的報道,把所謂「趙紫陽智囊團」里的一些人物稱之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輕官員」,說他們「頻繁地接觸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參加游行的北京市內的各大學的新自治會代表,給學生們出主意」,在 27 日的大游行中,學生們舉著「‘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等標語,這也是遵照了這個集團的指示」。學潮的頭頭們原來打算要「百日游行,無限期罷課」,社論發表后,這個勁頭沒有了。5 月 4 日同 4 月 27 日的游行相比,學生人數由 3 萬多人減少到不足 2 萬人,圍觀的群眾也大為減少。「五四」游行之后,經過各高校黨政領導做工作,80%的學生都復了課。全國各地在《人民日報》「4·26」社論發表后,局勢也迅速趨向平穩。顯然,再做一些工作,這場由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引起的動亂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實說明,《人民日報》4 月 26 日社論是正確的,它的確起到了穩定首都、安定全國的作用。

四、趙紫陽同志「五四」講話是動亂升級的轉折點

在動亂接近平息的時候,作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卻采取了出爾反爾、反復無常的態度。本來,在他出訪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見時,他就打回電報,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4 月 30 日回國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還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講話和 4 月 26 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認為前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沒過幾天,他卻在 5 月 4 日下午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發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同志講話和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第一,在已經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第二,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只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于極少數人已經在制造動亂的正確判斷。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是鮑彤事先為他起草好的。鮑彤還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當天下午就立即廣播,并且要連播 3 天;又要求《人民日報》次日在頭版顯著地位發表,同時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對不同的意見不僅扣住不發,甚至不許在內部參考讀物上發表。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經過《人民日報》及某些報紙的大肆渲染,在廣大干部、群眾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

趙紫陽同志的講話同中央的方針截然不同,這一點不僅在國內引起廣泛議論,連國外的輿論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報道中說,趙的講話「與一周前對學生們的嚴厲譴責形成了鮮明對照」,是對「上周的判斷的一大修改」。法國《世界報》5 月 6 日也載文指出,「這位黨的首腦(指趙紫陽)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勢的發展變得對他有利了」。這篇講話拋出之后,各級領導干部、黨團員和群眾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無所適從,許多人都表示反對。有的人說:「中央出了兩個聲音,誰對誰錯,以誰為準?」有的說:「要我們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個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說:「紫陽在上邊當好人,我們在下邊當惡人。」學校干部和學生骨干普遍認為「被出賣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傷心得流下了眼淚,學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動。當時,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處境非常困難,明知道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對下還要違心地說是一致的,只不過是「側重點不同」。許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請示,而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卻遲遲不召開會議。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強烈要求下,5 月 8 日勉強開了一次會,但根本不聽北京市的匯報。會上有的同志反映,趙紫陽同志 5 月 4 日的談話與 4 月 26 日的社論精神不一致,他聲色俱厲地說:「我講錯了我負責任。」在另一次會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都說「被出賣了」,趙紫陽同志生氣地責問:「誰把你們出賣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賣。」當時,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臺報紙相呼應,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連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號:「北京市委,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罪責難逃。」大家眼看著事態越來越惡化,有些措施想辦也辦不了。

同上述情況相反,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卻從趙紫陽同志的談話中受到了鼓舞。嚴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發展研究所所長)等人說:「現在出現了轉機,要發動知識界支持趙紫陽。」張顯揚說:「不是說要利用學生嗎,趙紫陽現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趙紫陽同志的鼓動和少數人的策劃下,北京大學和師范大學「自治會」的頭頭當晚就重新宣布罷課,許多學校也相繼宣布繼續罷課,并且組織了「糾察隊」,禁止愿意復課的學生去教室上課。接著,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 月 9 日,30 多家新聞單位的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上街游行,遞交請愿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師范大學、政法大學等十多所高校的上萬名學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聲援記者,散發傳單,鼓動罷課絕食。從此,事態驟然逆轉,動亂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響下,外地已經平穩下來的局勢又重新緊張起來。趙紫陽同志講話之后不久,5 月 9 日、10 日,山西太原就發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學生沖擊省委、省政府,沖擊當時正在舉行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洽談會、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和民間藝術節的事件,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五、以絕食相要挾,使動亂更加擴大

善良的人們提出,學生鬧得這么兇,是不是政府對他們理解不夠,體諒不夠,讓步不夠?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從動亂一開始,黨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憂國憂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提出的促進民主、深化改革、懲治官倒、消除腐敗的要求同黨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決問題。但是,這種良好的愿望并沒有得到積極的響應。政府提出,希望通過多渠道、多層次、多種形式的對話,來溝通思想,增進理解,而非法學生組織卻對對話條件提出了很高的價碼。他們要求,對話的對象「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的人員」,每次對話「必須出具聯合公告,由雙方共同簽字」,對話要由「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地點輪流舉行」。這哪里是什么對話,完全是擺出一副要同黨和政府進行政治談判的架勢。特別是趙紫陽同志的「五四」講話以后,極少數人更是利用這一時機,把黨和政府的克制視為軟弱可欺,要價更高,條件更苛刻,使動亂不斷加溫,步步升級。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態度,希望繼續保持對話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眾和爭取多數。5 月 13日凌晨 2 時,「高自聯」的頭頭提出了對話的要求,凌晨 4 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答復同意,但天明之后,他們又自食其言,取消了這次對話。5 月 13 日上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信訪局再次通知他們,決定于 15 日同學生進行對話。他們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參加人數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個 20 人的名單,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 200 人,還沒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責「政府對話毫無誠意」,在接到對話通知僅 4 小時之后,就急急忙忙拋出早已準備好的《絕食宣言》,發動了一場歷時7 天、前后有 3000 多人參加的大絕食,從此長期占據了天安門廣場。「高自聯」的頭頭王丹說,選在 13 日開始絕食,「正好可以借戈爾巴喬夫訪華壓他們」。極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把絕食學生當「人質」,以他們的生命為賭注,采取極其惡劣的手段要挾政府,使動亂更加嚴重。

在學生絕食過程中,黨和政府繼續保持了極其克制的態度,竭盡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學校工作人員、各級領導干部直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對他們進行思想疏導。其次是協助紅十字會,先后調配了 100 多輛救護車,抽調了數百名醫護人員,晝夜守護在絕食現場,并動員 52 家醫院騰出近 2000 張病床,保證因絕食休克或致病的學生及時得到救護和治療。三是提供各種物資,盡可能減少絕食學生的痛苦和保障他們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調干部、工人和車輛,通過紅十字會,晝夜為絕食學生運送飲水,提供食鹽和食糖;環衛局調出了灑水車,配備了臉盆、毛巾,供絕食學生洗漱;醫藥公司調來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瀉劑,交由紅十字會分發;食品部門運來大量飲料、面包等,以備緊急搶救學生時使用;商業部門調運了 6000 頂草帽,北京軍區應北京市要求送來 1000 條棉被,供絕食學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為保持絕食現場的衛生,搭起了臨時沖洗廁所,環衛工人還趁深夜進行了絕食現場的大清掃;18 日大雨前,又從公共交通總公司抽調 78 輛大客車,從物資局調來 400 多塊厚木板,供絕食學生避雨、隔潮。在長達 7 天的絕食期間,沒有發生一起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得到任何積極的反響。事實一再教育人們,極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是執意同我們作對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讓一萬步,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事態急劇惡化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不僅沒有做他應當做的工作,反而煽動新聞界,進行錯誤的輿論導向,把已經惡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難以收拾。5 月 6日,趙紫陽同志對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和思想工作的胡啟立、芮杏文同志說,對學潮的報道「放開了一點,游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甚至還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在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會主義逆流稱之為「國內人心所向」和「國際進步潮流」。他的這番指示,當天就向首都主要新聞單位作了傳達,隨后又作了多次部署。這樣,《人民日報》等許多中央報刊便對游行、靜坐、絕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積極支持的態度,進行了連篇累牘甚至言過其實的報道,連香港報紙也對這種奇特的現象表示驚訝。

在輿論的錯誤引導下,從 5 月 15 日開始,上街游行聲援學生的群眾一天比一天多,聲勢一天比一天大,從幾萬人、十幾萬人發展到幾十萬人,全國各地還有 20 多萬學生趕來聲援。一時間,似乎不參加游行就是「不愛國」,不表示聲援就是「不關心學生的死活」。在這種情況下,絕食的學生騎虎難下,欲罷不能。許多教師和學生家長給領導機關和新聞單位寫信、打電話,要求報社、電臺、電視臺不要把絕食的學生逼上死路,要求發發善心,救救孩子,停止這種「殺人輿論」,但沒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學生絕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會秩序陷于一片混亂,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受到嚴重干擾,一些活動日程被變更,有的被取消。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會城市游行的人數急劇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現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廣,騷擾如此之嚴重,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

為了給學生撐腰打氣,給動亂火上澆油,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所謂「精英」,紛紛赤膊上陣,走上前臺。5 月 13 日晚,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他們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的大游行。5 月 14 日,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報》記者)、于浩成(原群眾出版社社長)、李澤厚(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蘇曉康(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劉再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等 12 人又發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吁》,要求宣布這次動亂是「愛國民主運動」,要求宣布非法的學生組織為合法,說如果不能實現要求,他們也將參加絕食。這個呼吁,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在中央電視臺公開播出。這些人還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進行煽動,誣蔑我們的政府是「無能的政府」,說什么由學生絕食「看到了中國的光輝前程」。接著,又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發表了《5·16 聲明》,倒打一耙地威脅說,政府如果不接受極少數人的政治要求,「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在事態一天比一天嚴重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利用 5 月 16 日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機會,有意識地把斗爭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更使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在會見時,一開頭就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黨的這個「決定」。第二天,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就發表了極其猖狂惡毒的《5·17 宣言》。他們咒罵說:「由于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經死亡 76 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他們毫無掩飾地說,「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他們聲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對于這種極其反動的叫囂,港臺的一些報刊也遙相呼應。香港的《快報》于 5 月 18 日發表《倒鄧倒李不倒趙》的文章,說什么「趙紫陽的講話充滿暗示,現時國內的烏煙瘴氣,全因鄧小平掌舵而起」,「現今群情洶涌要倒鄧倒李,而趙紫陽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還說,「倘若倒鄧成功,而中國的改革確能走上開明法治之途和實現民主,對香港來說,是一則喜訊」。在這一派呼嘯聲中,咒罵鄧小平同志、攻擊李鵬同志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有的要求「鄧小平滾下臺」,有的提出「李鵬下臺,謝國安民」。在這同時,「擁護趙紫陽」、「趙紫陽萬歲」、「趙紫陽榮升軍委主席」等標語口號充斥于游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動亂策劃者們企圖借混亂之機,亂中奪權。他們散發傳單,宣稱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籌委會」,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會,并鼓吹成立「北京區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們攻擊依法選舉產生的國務院是「偽政府」,造謠說已有外交部等十幾個部「宣布獨立」,脫離國務院,世界上已有 30 多個國家同我國斷交。他們還造謠說,「鄧小平已下臺」,于是就有人抬著棺材游行,燒毀鄧小平同志的模擬像,在天安門廣場燃放鞭炮慶祝他們的「勝利」。

首都的局勢越來越嚴重,無政府主義惡性泛濫,許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亂和白色恐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黨和政府如果還不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那么,就會再度嚴重貽誤時機,進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這是廣大人民群眾絕對不會允許的。

六、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確措施

為了保證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已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產、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況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89 條第 16 項授予的權力,國務院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斷的、正確的決策。

5 月 19 日,中央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干部大會,宣布了進一步采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趙紫陽同志頑固堅持同中央正確決策相對立的錯誤立場,既不同意和李鵬同志一道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也不同意主持大會,甚至連出席一下大會都不同意,把他同黨鬧分裂的態度公開暴露于全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

在這之前,5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問題,極少數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當天就泄露了戒嚴的機密。一名在趙紫陽同志身邊工作的人對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說,現在軍隊要「鎮壓」你們,別人都同意,就是趙紫陽反對,你們要做好準備。17 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泄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之后,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叛徒」,就是「猶大」。5 月 19 日,就是這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長高山,趕到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開會的人傳達了所謂「上邊」的指示。隨后由陳一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主持,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 4 家的名義,起草了《關于時局的6 點聲明》,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廣播,并廣為散發。《聲明》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并且授意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要盡快結束絕食」,暗示政府將「采取極端舉動(軍管)」。接著,自稱來自「體改委」的一些人竄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說什么「懷著極為悲痛極為憤慨的心情,公布一個絕對真實的消息,趙紫陽總書記已經被罷免」,呼吁全國罷工、罷課、罷市,煽動群眾「立即行動起來,進行決死的斗爭」。這個演講,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廣為散發。當晚,在北京站廣場等公共場所還發現題為《關于學運策略的幾點建議》的傳單,指示「目前絕食對話已不是我們的手段和要求,應當改為和平靜坐,并旗幟鮮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號,即:(一)紫陽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三)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還說「對軍隊的到來不應采取惶惶不安、如驚弓之鳥的態度」,「這種對待軍隊的態度及方式,要在他們到來之前反復向同學們解釋宣傳」。最近一些已經被逮捕歸案的「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也交代,5 月 19 日下午 4時許,有人自稱中央某機關工作人員,拿著條子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透露了即將實行戒嚴的消息。正是極少數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同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緊密結合,使他們得以及時調整策略,在當天晚上搶在中央召開首都黨政軍干部大會之前 45 分鐘宣布把絕食變成靜坐,造成既然學生已經停止絕食政府就沒有必要戒嚴的假象,以迷惑群眾;得以及時組織力量,裹脅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堵截軍車;得以繼續組織輿論,混淆視聽,擾亂人心。他們一面惡毒咒罵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說什么「我們不要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一方面大肆吹捧趙紫陽同志,說什么「黨無紫陽,國無指望」,呼喚「還我紫陽」。他們還陰謀集結力量,搞更大的動亂,宣稱要動員 20 萬人占領天安門,要在 5 月 20 日組織全市性的總罷工,并且同 19 日趙紫陽同志稱病請假 3 天相配合,揚言 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斷然決定于 20 日上午 10 時起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以防止事態更加惡化,掌握制止動亂的主動權,給廣大反對動亂、渴求安定的人民群眾撐腰。但是,由于我們的決策事先被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所掌握,部隊進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和阻撓。戒嚴的前夕和戒嚴后的頭兩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輛公共汽車被劫持,當作路障,交通陷于癱瘓,各路戒嚴部隊不能及時按計劃進入指定地點。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駐地繼續被圍堵,街頭煽動的演講隨處可見,制造謠言的傳單比比皆是,數萬人的游行示威接連不斷,首都北京處于一片混亂和恐怖之中。隨后幾天,戒嚴部隊采取不同的方式陸續進入城內,廣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萬難堅持執勤,各城區和近郊區把工人、市民、機關干部組織起來,建立了約 12 萬人的首都群眾維持秩序工作隊,各遠郊縣也出動了民兵,依靠軍、警、民的協同努力,使首都交通運輸和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轉,人心逐漸趨于安定。但是,極少數人制造動亂的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目標絲毫也沒有改變,事態正在一天一天地向著反革命暴亂的方向發展。

戒嚴之后,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繼續占據天安門廣場不走。他們要把廣場作為所謂「學運乃至全民族的一個中樞」,一旦政府作出什么決定,就準備在廣場上「作出強烈的反應」,「組成一個反政府的統一戰線」。他們早就策劃在廣場挑起流血事件,認為「只要不撤離廣場,政府就會進行鎮壓」,「鮮血可以促使人民覺醒,使政府分化瓦解」。為了支撐廣場的局面,他們依靠海內外反動勢力提供的資金,不斷改善設施,裝備先進的通訊工具,每日耗資 10 萬余元,而且開始非法采購武器。他們依靠香港聲援團提供的帳篷,在廣場建立了所謂「自由村」,開辦了所謂「民主大學」,聲稱要使它成為「新時代的黃埔軍校」。他們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樹立了一個什么女神像,原來叫「自由女神」,后來又改名為「民主之神」,把美國的民主、自由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劉曉波等幕后策劃者擔心靜坐請愿的學生難以堅持,就親自走到前臺,搞了一個 4 人參加的 48 小時至 72 小時的絕食鬧劇,為青年學生加油打氣。他們說:「只要廣場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堅持斗爭,輻射全國,直到政府垮臺。」

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利用政府和部隊在戒嚴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態度,繼續組織各種非法活動。他們繼「高自聯」、「工自聯」、「絕食團」、「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之后,又相繼建立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他們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名義,明目張膽地打電報給一些部隊,挑撥離間,進行策反。他們組織專門的輿論班子,籌辦地下報紙,從事顛覆政府的地下活動。他們結成死黨,集體進行地下宣誓,聲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皇帝稱臣」。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在國際飯店召集「高自聯」的部分頭頭開會,提出了退出天安門廣場的 6 個條件,即「軍隊回去,戒嚴取消,李鵬下臺,鄧小平、楊尚昆退休,趙紫陽復出」,并且準備組織所謂「凱旋在子夜的大進軍」。特別嚴重的是,他們認為趙紫陽同志請病假離開總書記的崗位之后,從黨內解決問題的希望已經渺茫,轉而寄希望于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會議。嚴家其、包遵信等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說什么「目前憲法受到少數人的粗暴踐踏,我們緊急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解決當前面臨的嚴重問題」。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員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發出《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的征詢意見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簽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發了加急電報。他們采取陰謀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發函、發電時,只講建議開會,而不講他們真正的主張,企圖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盜用他們的名義,強加于人,以售其奸。在辦了這些事情之后,嚴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報》上,發表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呼吁「每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每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總理職務」。

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還肆無忌憚地挑動和組織暴力行動。他們糾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竄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網羅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湊所謂「敢死隊」、「飛虎隊」、「義勇軍」等恐怖組織,揚言要軟禁、綁架黨和國家領導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政權。他們散發煽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傳單,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號召組織「可能被稱為人民軍的武裝力量」,「團結包括臺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它的政府」。他們揚言,「秋后算賬,非算不可」,要算黨的帳,算政府的賬,并且準備了要鎮壓的干部名單。香港《明報》還刊登了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之一的劉曉波 6 月 2 日同一個所謂「大陸民運領袖」的「對談」,公然叫嚷「期望趙紫陽復出,我們就必須在人民中組織武裝部隊」。

動亂策動者的種種活動,都有雄厚的財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單位給予幾十萬元的物質支援外,還得到海外敵對勢力和一些組織與個人的財力物力支援。美國、英國和香港的一些人,給了上百萬美元和數千萬港幣。這筆錢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壞戒嚴活動,每一個參加設路障、堵軍車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 30 元的報酬。同時,他們還許下高價,收買暴徒,去燒軍車和打解放軍,許諾燒一輛軍車給 3000 元,抓住或打死一個軍人也給幾千元。臺灣一位軍政要員發起了「送愛心到天安門」的運動,帶頭捐款 10 萬元臺幣。國民黨一個中委發起募捐 1 億元臺幣,設立所謂「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基金」。臺灣藝術文化界一些人發起「血脈相連聲援大陸民主運動」。北京「高自聯」致函「臺灣藝文界朋友」,說什么「在此關鍵時刻,得悉臺灣藝文界挺身而出」,「給予我們急需的物資和精神支持,我們對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所有這些說明,極少數人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制造的動亂,絕不象善良的人們想象的那樣,只要政府做點讓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發布一個戒嚴令就可以解決問題。他們是橫下一條心,要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聯合起來,同我們死戰到底的。一切一廂情愿的善良愿望,只會使他們更加放肆地向我們發動進攻。時間拖得越久,付出的代價越大。

七、極少數人是怎樣挑起反革命暴亂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擔負著「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的神圣職責,而且擔負著「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義務,這是憲法第29 條明文規定了的。部隊進城維護社會治安,正是執行憲法賦予的任務。

5 月 20 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之后,盡管遇到重重阻攔,部隊仍然按照既定計劃,采取不同的方式,陸續進入城內,到達一部分警戒部位。極少數暴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深知,如果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全部按計劃到位,那么,他們正在從事的種種非法活動和反革命活動就無法再進行下去,他們的全部陰謀就將很快以失敗而告終。于是,他們窺測時機,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動亂加劇,最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6 月 1 日,我公安機關收審了非法組織「工自聯」的幾個頭頭,他們就借機煽動一些人,包圍和沖擊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機關和公安部。6 月 2 日晚,中央電視臺借用了 10 個月的武警部隊的一輛吉普車,在返回原單位途中,由于車速過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車事故,撞死了人,但沒有一個是學生。這本來是一起交通事故,有關部門正在處理,而極少數人卻有意把它同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城的行動聯系起來,大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的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鼓動不明真相的人,要搶奪尸體,舉行抬棺大游行。一時間,人心浮動,氣氛緊張。經過這樣的煽動和鼓噪,暴亂的火就被他們點了起來。

6 月 3 日凌晨,當部分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就有人有組織地煽動一些人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路口阻攔大小車輛,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曹各莊附近 12 輛軍車被攔。從燕京飯店門前經過的戰士被強行搜身。電報大樓前的軍車輪胎被扎穿,并被隔離墩圍住。

拂曉前后,永定門橋頭的軍車被推翻。木樨地軍車車胎被扎穿。朝陽門的 400 多名進城戰士被歹徒用石塊亂砸。六部口、橫二條一帶軍車被攔截,戰士被圍困。

早上 7 時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鉆進被圍困的軍車內,搶奪裝有子彈的機槍。從建國門到東單,以及天橋附近,進城部隊被零星隔斷,遭到圍攻、毆打。在建國門立交橋上,有些戰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戰士被打得遍體鱗傷。

上午,虎坊橋一帶的進城部隊被沖,戰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傷的戰士在送往醫院途中遭攔截,急救車車胎被放氣,傷員被綁架。虎坊路至陶然亭 21 輛軍車被圍,在戰士轉移彈藥時,前往護衛的民警被打傷。

中午,被攔阻在府右街南口、正義路北口、宣武門、虎坊橋、木樨地、東四等路口的解放軍戰士,有的被打傷,有的鋼盔、軍帽、雨衣、水壺、挎包被搶。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輛載有槍支彈藥的軍車,武警部隊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圍均未成功。車上的槍支彈藥如被搶走或發生爆炸,后果不堪設想。為了保護首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武警部隊施放了催淚彈,驅散了人群,搶回了彈藥車。

在攔截、砸搶軍車的同時,一伙暴徒圍堵和沖擊國家機關和重要部門。他們沖人民大會堂、沖中宣部、沖廣播電視部,沖中南海的西門和南門。保衛這些機關的武警戰士和公安干警數十人負傷。

隨著事態的急劇惡化,暴亂的挑動者更加猖狂。下午 5 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聯」大廣播中大肆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一伙暴徒糾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單附近一個建筑工地的圍墻,搶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鋼筋、磚塊等,準備打巷戰。他們的廣播站不斷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燒瓶、如何堵燒軍車之類的「知識」,進行教唆和挑動。他們策劃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時機,煽動更多的人上街,發動更大規模的打、砸、搶、燒,造成一個群眾暴動的態勢,一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

正是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反革命暴亂。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樣殘害解放軍的

自戒嚴以來,陸續進城的戒嚴部隊根據中央的指示,始終保持高度克制的態度,盡量避免發生沖突。6 月 3 日暴亂發生后,在部隊進城前,為了避免傷害群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于晚 6 時半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這個《通告》,通過電臺、電視臺和各種廣播器,進行了反復廣播。

6 月 3 日晚 10 時前后,奉命向城內開進的各路戒嚴部隊先后進入市區。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嚴重阻攔。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仍然采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而反革命暴徒懷著對解放軍的刻骨仇恨,卻利用這種克制,發動了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

22 點至 23 點,從翠微路、公主墳、木樨地到西單一線,有 12 輛軍車被燒。有些人用卡車運來磚頭,向戰士猛砸。一些暴徒把無軌電車推到路口,放火焚燒,阻斷了道路。有的消防車趕去滅火,也被砸爛、燒毀。

23 點前后,虎坊橋 3 輛軍車被砸,1 輛吉普車被推翻。安定門立交橋軍車被圍堵。崇文門大街一個團的戰士被圍堵。建國門立交橋 30 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 300多輛軍車被圍堵。為保證軍車前進,有的戰士和指揮員下車做疏導工作,被圍攻毆打,有些被強行綁架,不知去向。被打傷的,有尉官、校官和將軍。在南苑三營門受阻的軍車,為避免沖突,往東繞行,至天壇南門再次被堵,許多軍車被砸、被燒。珠市口一輛軍車被堵后,一幫人爬到車上,下邊有個干部模樣的人勸他們下來,當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 月 4 日凌晨以后,焚燒軍車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壇東側路、天壇北門、前門地鐵西口、前門東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單、復興門、南禮士路、木樨地、蓮花池、車公莊、東華門、東直門,以及朝陽區的大北窯、呼家樓、北豆各莊,大興縣舊宮鄉等地,數十個路口的數百輛軍車,被暴徒用汽油、燃燒瓶和土制噴火器引燃,火光沖天,有的戰士在車內被活活燒死,有的跳下車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幾輛、十幾輛,甚至二三十輛軍車同時被燒,一片火海。在雙井路口,有 70 余輛裝甲車被圍,其中 20 余輛車上的機槍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 多輛軍車被暴徒付之一炬,現場濃煙沖天。有的暴徒手持鐵棍,推著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見車就燒。多輛部隊運糧車、被服車被暴徒搶劫,不知去向。有幾名暴徒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開著搶來的裝甲車,邊行進邊開槍。非法組織「工自聯」還在廣播上宣稱,他們繳獲了一部軍用電臺和密碼本。

在砸毀、焚燒軍車的同時,一些暴徒對民用設施和公共建筑物發動了攻擊。西城區的燕山等商店的櫥窗被砸。天安門前和毛主席紀念堂西側的松樹墻被點燃。一些公共電汽車、消防車、救護車、出租汽車被砸毀和燒毀。特別惡毒的是,一伙人駕駛一輛裝滿汽油的公共汽車駛向天安門城樓,企圖放火燒毀城樓,在金水橋南被戒嚴部隊及時截獲。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們不僅瘋狂攻擊軍車,大搞打砸搶燒。而且,對解放軍戰士發動了滅絕人性的殘殺,手段極其兇暴野蠻。

6 月 4 日凌晨,東單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磚頭、自行車砸砍戰士,許多戰士血流滿面。復興門一輛軍車被截,車上的某部管理科長、管理員、炊事員等 12 人被拉下車來,強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傷。六部口 4 名戰士被圍攻毆打,有的當場死亡。廣渠門附近 3 名戰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眾救出,兩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區西興盛胡同,有 20 余名武警戰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傷,有的下落不明。護國寺一輛軍車被截,戰士被拉下來痛打后當作人質,一批沖鋒槍被搶走。一輛裝滿磚頭的汽車,由東交民巷開往天安門廣場,車上的人高喊:「是中國人的上來,砸解放軍去。」

拂曉之后,殘害解放軍戰士的暴行達到令人發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隊的一輛救護車,拉了 8 名受傷的戰士送往附近醫院時,被一伙暴徒攔住,當場就打死一名,還叫嚷要把其余的7 名一齊打死。在前門大街的一家自行車店門前,有 3 名解放軍戰士被打成重傷,暴徒們圍住狂叫:「誰敢救他們就打死誰。」在長安街上,一輛軍車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擁而上,猛砸駕駛室,將司機活活砸死。西單十字路口以東 30 米處,一名戰士被打死,又在尸體上澆汽油焚燒。在阜成門,一名戰士被暴徒殘害后,尸體被懸掛在立交橋的欄桿上。在崇文門,一名戰士被一伙暴徒從過街天橋上扔下,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暴徒們狂叫,這是「點天燈」。在西長安街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解放軍軍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體掛在一輛正在燃燒的公共汽車上。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等車輛達 1280 多輛,其中軍用汽車 1000 多輛,裝甲車 60 多輛,警車 30 多輛,公共電汽車 120 多輛,其它機動車 70 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干警負傷 6000 多人,死亡數十人。他們為保衛祖國,保衛憲法,保衛人民,付出了鮮血甚至寶貴的生命。對他們的功績,人民將永遠銘記。

如此慘重的代價,最有力地說明了戒嚴部隊所采取的極大的容忍和克制態度。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軍隊。這支軍隊對敵人狠,對人民和,歷來如此,他們在戰爭年代能夠打敗美帝國主義武裝起來的國民黨 800 萬軍隊,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能夠有效地保衛我們國家的神圣領土、領海和領空,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卻造成這么大的傷亡呢?為什么他們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為好人和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采取的斷然措施難于出手」。這也正說明了人民解放軍是熱愛人民的,是不愿意誤傷群眾的。他們忍辱負重,從容赴死,正是人民軍隊本質的充分體現。否則,怎么可能造成這么大的傷亡和損失呢?這不正說明我們的軍隊為了保護人民而不惜犧牲自己嗎?而最終為了平息反革命暴亂,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圍觀的人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誤傷,有的被持槍歹徒擊傷擊斃。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 3000多名非軍人受傷,200 余人死亡,包括 36 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護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等。對于被誤傷的群眾和執行任務中受傷害的人員,政府要認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國之音」造謠和一些人有意傳謠,社會上一度盛傳,戒嚴部隊進城之后,「血洗天安門廣場」,「有數千人甚至上萬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實情況是,戒嚴部隊進入廣場之后,凌晨 1 時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該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這個緊急通告用高音喇叭,進行了反復播放,時間長達 3 個多鐘頭。這時,停留在廣場上靜坐的青年學生集中在廣場南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3 時左右,他們經過內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嚴部隊表示,愿意自動撤出廣場,戒嚴部隊當即表示同意。凌晨 4 時半,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吁。」同時,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于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廣場上的數千名青年學生聽到通告后,打著各自的旗子和橫幅等,兩邊布置了手拉手的糾察隊,于 5 時左右離開廣場。為了保證學生們的安全撤離,戒嚴部隊在廣場東側南口開出了一條寬闊的通道,保證學生順利、平安地離開。這時,還有一些堅持不走的學生,戒嚴部隊按照「通告」要求,強制他們離開了廣場。到 5 時半,清場任務全部完成。廣場靜坐的學生,包括最后被強制離開的,沒有死一個人。有人造謠說,廣場「血流成河」,自己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完全是胡說八道。

以天安門廣場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嚴部隊全部到位為標志,首都反革命暴亂被一舉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干警不怕犧牲,英勇戰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人民群眾救護傷員、解救被圍困的戰士、積極配合和支援戒嚴部隊,涌現出許多動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北京市的經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其他方面的損失更難以用金錢來計算。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正在為挽回遭受的損失,進行艱苦的勞動。現在,首都各項秩序基本恢復正常,全國局勢也較快地趨于平穩,這反映了中央的正確決策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擁護。但是,動亂和暴亂尚未徹底平息,極少數反革命暴亂分子不甘心滅亡,仍在進行種種破壞活動,甚至夢想卷土重來。

為了取得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徹底勝利,我們要放手發動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亂分子的工作進行到底。要徹底揭露動亂和暴亂的陰謀,依法懲處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即那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搶、燒、殺等種種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通過堅決果斷、艱苦細致的工作,集中打擊極少數首惡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頑固分子,盡力擴大教育面和團結面。在此基礎上,依靠廣大群眾,努力增產,厲行節約,艱苦奮斗,盡快把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損失全部奪回來。委員長、各位副委員長和委員:

我國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正義斗爭,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但是,在國際上也有一些國家,主要是美國和西歐某些國家,歪曲事實真相,進行造謠中傷,甚至對我實行種種的所謂譴責和制裁,掀起反華浪潮,粗暴干涉我國內政。對此,我們深表遺憾。對于一切外來壓力,我國政府和人民過去沒有屈服過,現在不會屈服,永遠也不會屈服。謠言必將破產,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我國將毫不動搖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我國將一如既往地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世界發展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

附錄二

陳希同案時間表

注：本時間表全部根據官方公開信息整理。

1994年6月21日

·中共江蘇省委收到一封署名「江陰市深受其害的單位」關于無錫市新興實業鄧斌非法集資的舉報信。

1994年7月15日

·江蘇省委 7 人調查組先期奔赴無錫進行調查。

1994年7月29日

·無錫市新興實業總公司總經理鄧斌被逮捕。
·鄧斌被指控從 1989 年 9 月到 1994 年 7 月的 6 年多時間里,非法集資人民幣 32 億元。

·江蘇的調查發現,非法集資案涉案人鄧斌「打通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廳級干部李敏亦涉案。

·李敏交代收受首都鋼鐵公司副總經理、派駐香港的周北方為感謝李敏為他妻子、孩子辦理移居香港的「辛苦費」80 萬港幣。

1994年11月3日

·中紀委召開第四次協調會。中央紀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檢察院、公安部、江蘇省共同研究了對李敏、周北方等人問題的查處工作。
1994年12月7日

·中紀委、最高檢察院、北京市紀委抽調 23 人,組成中央聯合專案組。劉麗英任組長。1995你看3月13日

·周北方在首都機場被捕。 ·周北方交代陳希同秘書陳建的受賄情節。 

·據報道,周北方、陳建供認原北京某機關副處長,下海經商的胡某涉案;胡某交代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涉嫌濫用職權、貪污、挪用公款,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等。

1995年4月6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王寶森在北京市懷柔縣自殺。王寶森的死被認為與無錫鄧斌非法集資案有連帶關系。
1995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批準陳希同引咎辭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常委、委員的職務。據稱,陳希同是因為他對北京市發生王寶森(元北京市副市長)涉嫌經濟違法犯罪案件并自殺身亡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引咎辭職。
1995年9月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決定撤銷陳希同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的職務,并建議罷免其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1997年8月29日

·中紀委作出決定,開除陳希同黨籍。鑒于陳希同的有些問題已觸犯刑律,檢察機關對其依法立案偵查。
1998年7月31日

·北京是高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陳希同貪污、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 16 年。

附錄三

陳希同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貪污、玩忽職守上訴案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1998年08月20日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陳希同,68歲,漢族,四川省安岳縣人。曾任北京市市長、國務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98年2月27日被逮捕。

辯護人:王耀庭,北京市逢時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級高人民法院審理被告人陳希同貪污、玩忽職守一案,于1998年7月31日作出(1998)高刑初字第266號刑事判決。陳希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陳希同任北京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物22件,總計價值人民幣555956.2元,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交公,由個人非法占有。被告人陳希同任北京市市長期間,于1990年和1992年指使、縱容王寶森動用財政資金,在北京市八大處公園和懷柔縣雁棲湖畔修建兩座豪華別墅。違規建造別墅及購置設備款共計人民幣3521萬元。陳希同任北京市委書記后,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經常帶情婦某某與王寶森等人,到兩座別墅吃住享樂,兩座別墅成為陳希同、王寶森享樂的場所。其間,耗用服務管理費人民幣240萬元,吃喝揮霍公款人民幣105萬元。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四條、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六十九條第一款和一九七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的規定,認定陳希同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犯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六年,贓物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陳希同不服,以其沒有占有對外交往中所收禮物的故意,未將禮物交公是為捐助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對于玩忽職守,已經以辭職承擔了責任,不應再承擔刑事責任為由提出上訴。陳希同的二審辯護人王耀庭提出了陳希同占有在對外交往中所收禮物的主觀故意不明顯,要求二審對有關證人證言加以核實;對陳希同的玩忽職守行為,不應再追究刑事責任的辯護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陳希同貪污罪、玩忽職守罪的事實,有證人證言、物證、書證、贓物估價證明、審計說明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陳希同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物,沒有按照國家規定交公,直至1995年2月,其秘書陳健涉嫌犯罪被審查,陳希同要身邊工作人員清理了有關禮物后,也未向任何人說明禮物要做捐助使用,相反卻讓其子陳小同將部分禮物從其辦公室拿走。且陳希同提出的證人,均不證實陳希同的上訴理由和二審辯護人的辯護意見。陳希同指使、縱容王寶森違規建造豪華別墅并在其中享樂,耗費公款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依法應當受到刑事處罰。陳希同及辯護人對此提出的“不應再追究刑事責任”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于法無據。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陳希同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物不按照國家規定交公,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已構成貪污罪;違背職責指使、縱容王寶森動用財政資金違規建造兩座豪華別墅,并在其中吃住享樂,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已構成玩忽職守罪,均應依法懲處。陳希同的上訴理由及二審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陳希同的犯罪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本案經合議庭評議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16次會議討論決定,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于1998年8月20日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附錄四 

陳小同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1997年2月10日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別以被告人陳小同犯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陳小同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本院經合議庭評議,并經審判委員會到庭參加訴訟。本院經合議庭評議,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作出決定,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起訴書指控:一、被告人陳小同在擔任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第一副總經理職務期間,于 1992 間在促成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購買香港 XX 貿易公司代理的荷蘭飛利浦公司價值 71.9 萬美元的電話程控交換機設備后,收受香港 XX 貿易公司經理XXX 按合同總價值百分之二給予的賄賂款 1 萬 4 錢美元(折合人民幣 7 萬五千余元)。二、被告陳小同于 1994 年 6、7 月間,利用職務之便,擅自將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欠北京 XX建筑公司的工程款人民幣 500 萬用挪用給首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個人對該公司承攬的玲瓏花園項目的投資。現被挪用的 500 萬元人民幣公款已全部追繳。

在法庭審理中,被告人陳小同辯解稱,其不知在幫組港商 XXX 聯系北京 XX 單位安裝電話程控交換設備后給予的提成款中,也包括所在單位項目的提成部分;用于個人入股的人民幣500 萬元,事先已向 XXX 等人講明系借款,案發前已經將投資股份轉讓給了北京建華置地有限公司,請求法庭上考慮上訴情節,給予從輕處罰。被告人陳小同的辯護人認為,北京新世紀飯店購買安裝飛利浦公司生產的設備是經集體決定的,并非陳小同利用職務便利促成,XXX在請托陳小同聯系其它單位購置該公司設備后,付給的提成款,與陳小同的職務無關,認定其中 1 萬 4 千美元為受賄款的證據不足;陳小同向 XXX 借款人民幣 500 萬元用于個人投資,騎在案發前將該款債權債務及投資股份均已征得有關單位同意轉移,其行為系犯罪中止;陳小同擔任合資公司管理人員,不具有國家國家工作人員主體身份,請求法庭對其從輕處罰。

經審理查明:

一、被告人陳小同受北京市旅游事業管理局委派擔任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中方總經理)及籌建處主任期間,于 1992 年 4 月,在該公司購置電話程控交換機設備過程中,其接受香港 XX 貿易公司總經理 XXX 的請托,促成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購買該公司代理的荷蘭國飛利浦公司生產的價值71.9萬美元的電話程控交換機設備后,于1992年下半年,被告人陳小同收受XXX以提成款名義給予的賄賂款1.4萬美元(折合人民幣7萬5千8百78元 6 角),案發后,陳退賠全部贓款。

上述事實,有證人證言、有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賬冊、合同書、香港 XX 貿易公司投標書、北京市旅游事業管理局證明等書正在按證實、被告人陳小同的供述與證據基本相符。

二、被告人陳小同受北京市旅游事業管理局委派擔任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中方總經理)及北京源基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理期間,于 1994 年 6 月,其為個人投資入股獲利,利用職務便利,將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所欠北京 XX 建設公司的工程款人民幣 500萬元,以“暫借工程款”的名義轉入北京源基房地產開發公司賬戶后,通過其它單位將該款轉入北京首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個人投資入股該公司開發的玲瓏花園工程項目。1995年 2 月,陳小同因周北方等人案件發生后,唯恐上述行為敗露,遂以重新簽署合同底頁的方式,將其在北京首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玲瓏花園項目中 5%股份的所有權,轉讓給北京建華置地有限公司,并由該公司總經理 XXX 與北京 XX 建筑公司總經理 XX 各以所在公司簽訂了借款人民幣 500 萬元的協議書,開具了借款收據,將該款歸還。

上述事實,有證人王光偉等人的證言;有北京新世紀飯店有限公司賬冊、北京源基房地產開發公司賬冊、北京 XX 假日飯店有限公司賬冊、北京建華置地有限公司賬冊、北京首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賬冊、合同書、協議書及北京市旅游事業管理局證明等書正在案證實。被告人陳小同的供述與上述證據相符。

本院認為,被告人陳小同身為國家管理機關工作人員,利用受委派擔任合資公司管理人員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給予的錢財;擅自挪用巨額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其行為已分別構成受賄罪、挪用公款罪,依法應予懲處。鑒于被告人陳小同在因挪用公款被檢察機關偵查期間,能主動坦白受賄犯罪事實、退賠全部賬款,確有悔罪表現,對其所犯受賄罪酌予減輕處罰;所犯挪用公款罪情節嚴重,鑒于其所挪用的公款案發前已全部歸還,認罪態度較好,可酌予從輕處罰。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陳小同犯有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被告人陳小同關于其收受 XXX 給予的錢財,不明知系所在單位購置電話程控交換機設備的提成款的邊界及其辯護人關于陳小同不具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認定其所收 XXX 給予的錢財系賄賂款的證據不足;陳小同已于案發前將所挪用公款的債權債務轉移,應以犯罪中止論處的辯護意見,經查,均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納。據此,本院根據被告人陳小同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四條第一款、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條第一款第(1)項、第三條第一款、第十二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九條第二款、第六十四條,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陳小同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 6 年,剝奪政治權利 1 年;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 7 年,剝奪政治權利 1 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 12 年(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羈押一日抵刑期一日,即自 1995 年 7 月 21 日起至 2007 年 7 月 20 日止),剝奪政治權利 2 年。

二、扣押在案的人民幣七萬五千八百七十八元六角,予以沒收。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向本院提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