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八九民运史

陈小雅
1996 年 6 月

目　录

八九民运史
序 历史的召唤与事实的真相
　一 八九民运与十年改革
　二 八九民运与中国现代化
　三 八九民运与文革
　四 鲜血与粪污
第一章 殒落，又一颗星！
　第一节 红玫瑰︰从盛开到飘落──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第二节 评价问题，弦外有音
　第三节 地火在寻找喷口
　第四节 高低音之间的"串音"
第二章 第一个回合──寻找交手接触点
　第一节 "新华门事件"
　第二节 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第三节 "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第三章 警钟鸣响──"四·二六社论"前后
　第一节 追悼会以后──第一个调整期
　第二节 江泽民与北京对表
　第三节 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第四章 走向高峰的学生运动
　第一节 高潮再起
　第二节 大游行
　第三节 《导报》事件的反响
　第四节 火上浇油的"对话"
第五章 赵紫阳的政治命运与运动转折
　第一节 赵紫阳要干什么？
　第二节 党内矛盾的公开化
　第三节 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第六章 从学运到民运
　第一节 并非"突如其来"的绝食
　第二节 斡旋
　第三节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第四节 邓小平上街与赵紫阳的眼泪
第七章 保卫北京城
　第一节 戒严令
　第二节 进军难
　第三节 广场的支撑
　第四节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统一指挥系统
第八章 六月腥风
　第一节 主角的替换──从"旅游革命家"的占领到四君子绝食
　第二节 镇压前夜
　第三节 最后的纪念碑
　第四节 澄清难──代《结语》
附　录
　1, 中国为什么要民主？──中国现行权力系统分析〔节选〕
　2, 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节选〕
　3,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北京市十万学生和平请愿口号
　4, 五·一一 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座谈〔录音〕
　5, 五·一四 12 人士《紧急呼吁》酝酿经过
　6, 27 军平暴报告
　7, 柴玲对"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后情况的追述
　8, 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

八九民运史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
台湾，风云时代，一九九六·六

序 历史的召唤与事实的真相

　　"人类不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河流。"

　　如果相信赫拉克利特的这个判断，那么，一切历史的研究和著述，除了供人怀古，供当事人或更准确地说供胜利者自娱以外，将毫无意义。在文化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仍处于计划体制状态下的时代，即使是历史的著作，也难免"按需生产"。这种状态下的生产者，生产〔而不是创造〕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为自己谋得"饭碗"。

　　如果倒退二十年，写作和出版此书，第一个收获必是这后一层意义的消失︰我将肯定会因此失去已有的“饭碗”。直到现在我也不能保证，这不会成为事实。因为在生存状态方面，我仍大部分受制于计划体制。

　　好在我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赞同者，六年前还曾在《光明日报》撰文，鼓吹文化生产者也要“砸铁饭碗，捧泥饭碗”。有所言，最好也有所行。也许此次出版《八九民运史》就是我的一个机会。

　　也好在人生有限，它逼使我时刻考虑，如何把上帝交给我的东西还给上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就有一种超然。面对良心，无意取媚于任何人。

　　本书写作时所本良心，是一种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感。它与我曾经从事过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相似，那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真相。只有在知道所有真相的基础上，人民作出的自主选择，才是符合民主理想的选择。一切价值的"重估"才有现实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说，真实是正义的基础。而我，是兰克学派[一]的信徒。

一　八九民运与十年改革

　　“八九民运”没有胜利者，就同“六·四”镇压没有失败者一样。至今人们提到它时，那种厌恶与消沉的情绪或许可以作为这一判断的佐证。我的朋友，无论是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至今仍坚持科学立场的研究者，或持“政府派”立场的官员，都觉得我选择这个课题是在与自己为难。显然，他们对赫拉克利特名言的体会比我深刻。

　　“八九民运”，就内容和规模来说，是中国人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六·四镇压"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有过的事件。这件事情的结局，在共和国记忆中留下的痛楚，与其在每一个公民心里留下的荒诞感几乎同样浓重。所以，对它的回味，对于任何爱国者和民主理想的信奉者来说，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愉悦。人类有逃避痛苦的本能，历史学者也并非天生的自虐狂。但如果这痛苦的根源将无休止地酿造历史的苦酒，这荒诞的魔匣将无节制地导演蠢剧，人们就不得不面对之，解析之。"不经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小智小慧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傅雷在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一书译者前言中如此说过。 

　　“八九民运”是失败的。它打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改革的进程。但“八九民运”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所得所失。而在于这所得所失中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前进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按照黑格尔"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它之所以能"中断"一个事物的进程，必是这一事物有它自身的局限性。而问题恰恰在于，“八九民运”并非外界强加给"十年改革"的事物，而是这种改革路线。模式。目标本身，在后毛泽东时代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民运史"的研究，是"十年改革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十年改革史"又是共产世界运动变迁的一个重要范例。我可以藐视我的选择，但无法回避历史的召唤。

　　社会没有参照系，就如同人在大雾中行走。反观来路，是旅人确定脚下位置的第一个判断根据。尽管人们的结论会因各自的视野各异而不同，但事实，却将为判断奠定最终的底线。

　　对于“八九民运”的研究也是这样。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国内由官方不同机构出版的"大事记"。纪实文学和述评类作品，海内外当事人的回忆录，尽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带有片面的色彩，但它们的出现，对于"底线"的澄清是有着互补效益的。本书的事实依据，除本人亲见。亲历。亲访者外，都是在综合比较它们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或解析而成。相信这类的概括，笼罩的面积越大，其抽象就越是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本书与所有前人做出的努力不但不相排斥，相反，在追求"事实真相"这一基点上，精神是相通的。所不一致的是，人们对事实的评价将根据各自的信仰和价值准则来作出。

　　我们首先需要事实，也需要对事实的初级归纳。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感谢那些官方的报告，侦察的证据，和大量的宣传品。它们中的许多，尽管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别有用心的裁剪，断章取义的排列，但多少总能反映一些事实。例如陈希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就是一例。他说，“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这场动乱……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并且"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插手。"

　　他的这些归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相当准确，看到了问题的要害的。循着他的这一启发，我们得以看到︰

　　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暴露了执政党和它的领袖与人民的矛盾。"主权在民"，是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原则。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权持有者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和他的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建立在他们对中国五亿农民的解放这一历史功绩和他们对人民的“共产主义”许诺基础上；邓小平和他的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建立在改革开放重新解放劳动和知识生产力这一事实，以及他们对人民"四个现代化"许诺的基础上〔见本书正文第一章，第二节〕。曾几何时，人民的游行队伍里自发地亮出了"小平，你好！"的标语，体现了天心。民心。民族之心，人心所向。仅仅五年不到，在同一个队伍，同一个地方，人们却喊出了"打倒……"的口号〔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四节〕。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民的前一个口号是正确的，后一个口号是反动的。它的出现，迫使执政党反躬自问，究竟在哪些方面背离了民心，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自己将如何防止从一个合法统治者，蜕变为一个仅仅靠暴力维持的政治寡头。

　　对此，邓小平是做了反思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三一日，他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说︰“第一，我们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觉到面貌一新……人民是看实际的，否则真正就要永无宁日。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第二条，是真正办几个实绩，要惩治腐败，要取信于民……要拿事实给人民，这样人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这个道理，千真万确！

　　陈希同的报告告诉我们，八九民运的第二个意义，在于揭示了"十年改革"路线。方针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共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在这个特别需要统一行动，特别需要用新的思维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历史新时期里，正是由于这条路线的存在，使来自意识形态的诘问每每成为左右改革探索实践的震荡之源；"四个坚持"成了一切党内迫害。龊龌和社会压制，尤其是对改革者实行清算的罪恶之源。在“六四”镇压后的大清洗中，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组部长宋平说︰"这次动乱和暴乱的煽动者。组织者。指挥者，不少是共产党员。"中共元老彭真也指出，八九民运是党内。军内〔见本书正文第七章，第三节〕矛盾，及其它多种社会矛盾的交叉。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这个党内矛盾的正宗源头。对此，那个把“四个坚持”写信进宪法的始作俑者，两代"帝王之师"胡乔木在弥留之际已有所悔悟。

　　陈希同的报告还告诉我们，八九民运的第三个意义，在于暴露了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八九民运中，学生和民众根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断冲破政府关于游行。结社和贴大字报的禁令，说明了现行政治原则。法规体系与宪法精神的冲突；暴露了在统治者心目中，法，与几千年古代社会一样，是制裁和限制人民自由的工具，而不是现代社会中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守护神；尤其是由"四·二六"社论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事实，暴露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奉行"习惯法"的国度〔见本书正文第四章，第三节〕，而并非一个"立宪国家"；宪法的所有条文，由于中共党的地位。党的纲领。党的政策路线的实际高于一切，都不得不以"将来进行时"屈居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

　　按照陈希同报告的归纳，八九民运的第四个意义，在于它暴露了现行"集中─计划─动员"型机制的弊病。谣言四起，谣言惑众，首先是政治缺少透明度，传播媒介的非大众化，政治表达与意见传输机制功能的退化〔见本书正文第四章，第四节〕，社会缺少缓冲机制，以及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曾试图以增加新闻的自由度对这一矛盾进行调节，但在未改变"动员型"体制的情况下，新闻媒介的单项改革，不仅无力平息已经发生的动荡，相反只能加剧事态的扩展〔见本书正文第五章，第三节〕。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陈希同们痛诋谣言之可恶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政府堂堂皇皇的出版物上，公开的散播和制造谣言。在此，仅举一例作为佐证︰某书刊载的一篇“某学院一名二年级学生”题为《痛定思痛，我悔！我恨！》的“日记”，就伪造了"新华门事件"的所谓背景材料。这篇“日记”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星期四在老 IU 带领下，我们班今天有人去新华门，听说打起来了。我没去，因为小 OU 说要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有资格。有能力来领导？"[二]而事实是，四月二十日凌晨参与新华门冲突的学生，是四月十九日晚前往请愿的。按照一般人写日记的习惯，记述者要么在四月十九日当晚记入︰"今晚……"如何如何；要么在四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追述︰"昨晚……"如何如何。而且，"新华门事件"中所谓"打倒……"的口号，现已有各种回忆和调查资料证明，纯粹是在一女生"被强行带离现场"的情况下，偶然呼出的，根本不是并不知道当日会强行清场的学生"有预谋"的活动。〔见本书正文第二章，第一节〕。

　　政府或暂时不能超越政府立场的材料存在这类问题，学生和社会其它组织的传单。大小字报及回忆材料也存在同样问题。这就给不可能事必躬亲的史书作者留下了大量的考证事务。而本书的义务，就在于本着历史的良心，对那些众说纷纭的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并试图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无法做出判断的地方，公开存疑不论。

　　以上根据陈希同提供的思路，所说的八九民运的意义，只是一个方面。当然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方面。因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对"十年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进展和成果作出了检验︰在这个政权下，人们仍需要用肚皮去推销他们的脑袋──用绝食的方法去阐扬一种观点，一个思想；它提醒人们重新考察所谓"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重新审查打着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旗号分享政权的"多党合作"的实质〔见本书正文第四章，第四节〕。它使人民再次认识到，那种没有制度保障的所谓共产党的"自我监督"。"自我革命"及自身调节的局限性，而最终大大提高人民发挥自身历史主动性的觉悟，并使这种潜能变为现实的时间大大提前。

　　恩格斯说过，无情的历史，应是觉悟了的现代人的史前史。今后的历史，应该是与文学的精神。道义的精神和人性统一的历史。

二　八九民运与中国现代化

　　此外，八九民运还存在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它对人民，对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因素，以及对适应政治现代化要求的变革理论的检验。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剥开八九民运全民性"抗议腐败，要求公平"的表层，触及这一"冰山"的水下部分，我们不难看出，它的出现，与知识阶层独立意识及全体人民参政意识的觉醒，以及它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要求的自觉适应是分不开的。

　　无可否认，无论是作为运动的思想提供者，还是实际运作者，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次运动的一个主要角色。他们呼唤了这样一场运动，但却没有能力将它善始善终。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顽固拒绝现代政治思维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知识群体缺少社会基础与适用理论及操作方案的结果。从八九民运中他们的行为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进行宣介和据以操作的思想。理论。技术手段，一部分来自西方启蒙时代的民主革命理论和历史经验；一部分来自近现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潮；一部分来自近年来东欧民主运动的实践；一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和毛泽东思想。显然，如果书写一部《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八九民运无愧于它的探索阶段的首篇，但指望这场运动，能够在一面如同西欧中世纪地图一样色彩斑斓的旗帜指引下取得胜利，无疑是痴心妄想！ N 象骑手听到战马的嘶鸣，水兵渴望大海的召唤一样，八九民运对于每一个想在中国现代化 裰骰讨辛 潞奂５娜耍 加幸恢治薹 咕艿挠栈蟆?娑砸桓鋈 司薮螅季啊５乒饪蠢炊家挥 闳 奈杼 恳桓鱿? 晌氛 鹘堑娜耍 枷 ψ约盒牧樯 舻拇叽俅掖业翘 料唷５ 牵 龆 翘 难菰保 诖竽焕囊凰布 苌倭 约翰唤雒挥谢 米保 挥斜呈焯 剩 踔亮 绫径疾恢 馈?矶嗳说闹餮菀馐度盟 遣煌５胤 硪桓 忠桓龅男 裕 淮斡忠淮蔚卦 孀判率贝牡嚼矗挪饺此娲砺业娜褐谠瓮纷 颉?诖蟛糠智榭鱿拢 迤 ? 浴?楦斜壤碇歉 懈姓倭Α＞ 谋旧兔挥谒佑衫吹耐寥馈撦

　　不过，在众多"脑袋跟着鞋子走"的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用脑袋走路"的人。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介入运动的所有知识精英的圈子中，唯一拿出了一套理论，对事件的发生进行解释，对学运加以定位，并以之为指导进行预测，以制定行动方案，付诸操作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清洗"中被判处一三年徒刑。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陈子明。

　　这个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为自我期望目标的青年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属于认识理论范畴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模式，属于操作理论范畴的“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模式。这两套模式，一套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与政治权力变动的相关经验，一套来自中国现代政党发生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毛泽东思想。

　　这两套理论，如果单纯从理论上看，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是无可挑剔的。因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肯定下一步将会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出现动乱，政党必然活跃，执政党的权力就会发生动摇，由此转出政治危机。当时，根据有关经济专家的预测，中国经济的危机将于一九九○年到来。陈子明认为，如果到那时再转成社会危机，将会出现天下大乱，中共的政权将难以经受考验。而这一次，由于胡耀邦的逝世，引导社会危机提前爆发，实际上是给了中共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即在政府经济还没有到达极弱，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的时候，它可以运用调整政策，扩大政权基础等方法，绕过"政治危机"这一关。他假设中共与他一样，是看到了这一前景的。所以存在着"体外精英"与政府合作的机会。他选择了一种类似"国共重庆谈判"，但重心倒置的方案来推进这一合作的实现。即中共在一九四五年是立足于"打"，用"谈"来争取同情和时间；一九八九年的陈子明是立足于"谈"，用"打"来争取谈的资本。

　　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共多年的严密防范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没有滋生的机会。在“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这个逻辑的链条中，每每在“政治运动”与“政治组织”之间就脱节了，每次运动过后，什么也没留下。这次学潮引发的社会危机，如果中共无法独立收拾，就不得不借用对学运可能发生影响的社会力量。而社会力量被借用时，就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用成立合法政治组织和参政作为平息学潮的条件。所以，就在赵紫阳的智囊们苦于无法收拾，军队少壮派磨刀霍霍，激进民主派一味地想要李鹏政府倒台时，陈子明却看准了，这对政府和有参政愿望的"体外精英"双方，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本着这种认识和估计，早在四月底，他便设计出了一个“三线”计划，即︰一线，由学生组成，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二线，由对学生有影响力，有社会知名度的知识界人士组成；三线，由他主持，专司和政府谈判。

　　他的这套方案，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的。在一定条件下运用，对中共政府和学生。“体外精英”三方来说，都未必不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条出路。

　　但是，放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从判断形势方面说，中国当时的危机，虽然首先来自经济，但它与西方的经济危机有着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制约因素。

　　第二，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同于西方，是一党专政；政治逻辑也不同于西方，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政权还没有经过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执政人物即使亡党亡国，也不会引咎辞职。而更重要的是没有有组织的力量取而代之。所以，无论是八○年代还是九○年代，所谓西方式“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能存在的只会是政党危机或“接班人”危机。

　　第三，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责任者，按照陈子明的观点，是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而这派人物，在运动中是与民众站在一起或至少愿意与学生谈判的。如果以危机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那么谈判的结果应该是改革派下台，“体外精英”与改革派所依赖的“体内精英”的换位。这种结果如果出现，将正好应验了《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三]早就警告人们要防止出现的局面︰“利用中国的动乱制止改革”，“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取得权力的机会，准备收拾残局”。这当然就很难为期望和支持进一步改革的运动主体所接受。

　　第四，“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模式，是五四模式。它实现的条件，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环境︰旧政权〔军阀〕统治基础脆弱，各派势力进行政治与武力整合的能力因派系的多元化而互相抵消，政治上的最终胜利有待于军事上压倒的力量和战场上的最终决一胜负。进入八○年代的中国虽然也有了民主的气象，但军队并没有经过“国家化”改造，它不同于美国的民主联军，也不可能不为共产党说话。如果希望政府让步，必须的条件是“压力”超过军力。否则，即使政府扩大参政面，其“民主”也仍然是随时可以由“主人”收回的恩赐的民主。

　　第五，实现陈子明的方案，就必须认同把学生当“人质”的做法。由于参与者政治道德的进步，它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故而人们在赞叹他的心思周密之时，无不要补充一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来！

　　──这些因素，使陈子明的设计看来完善，但在与实际对接时，难免有错位的嫌疑和实施的困难。这些，或许也是他所领导的“体外精英”始终未与“体内精英”形成联盟，就在他已依靠“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基本控制广场局势后，“一线”的学生领袖拒绝合作〔见本书正文第七章，第四节〕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无非是想说明，"八九民运史"的研究，对于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它至少可以提供一条底线。它告诉精神和思维仍停留在旧时代的人们︰历史已经进步；也告诉以激情和幻想为食粮的人们︰中国的社会发育。"政治人"的理性生长。自组织与应变能力，尚处在初级阶段。它期待中国的进步，更期待这进步是切实的。就象于光远先生所说，"股票市场是中国人学习市场经济的课堂"一样，八九民运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人学习现代民主的课堂。它不仅为政治精英提供了将民主理想原则付诸实践的实验场，也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检验这些理论的丰富实例和资料。尤其是对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它将是一个极有开采价值的"富矿"。在这方面，香港学者或许已走在了前面。但是，通过对史的了解，人们便会知道，要接受那些人们为八九民运抽象出来的民主制概念背后的事实，将远不如接受这些概念来得愉快。例如，所谓"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民运缺少负责任的领袖的产物；所谓"少数服从多数"，每每成为大众的激进主张否定理性的决断的关键环节；而"多元化"又往往是激进分子处于少数地位或权力追求时的堂皇出路，等等。它使人们看到，那种诗人笔下竞争长高，一浪高一浪如火如荼的沸腾景象，正是事物向无序方向发展，并将从它的顶峰跌落谷底的前奏。它警告人们，民主在西方国家获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在东方土地上的无往而不胜。〔参见本书附录《中国为什么要民主？》〕

三　八九民运与文革

　　所谓“八九民运”，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起，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出动军队大规模镇压止，总共只有五○天时间。在此后的几天内，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太原。西安。昆明。郑州。长春。南京。哈尔滨。长沙。天津。兰州。合肥。济南。杭州。广州。乌鲁木齐。福州等地爆发了相当规模抗议性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与“八九民运”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它的性质和作用已经超出了民运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因而，在本书中，拟不作为探讨与描述的对象。值得指出的是，官方材料对这一事件的分期，一般采用了"五六天"这一说法。这种分期法的算法，是以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为起始，以邓小平六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宣布"我们党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止，显然这个分期法是以中共党的政权所面临的一场危机为视角而提出的一种时间概念，它是不适于拿来作为描述以民众为主体的这本《八九民运史》的。同时，这种分期法，也是为"从动乱到暴乱"这个镇压借口服务的。可惜的是，他们罗织的所谓暴乱罪名，通通发生在“八九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这种欺骗的手法，当然只能蒙蔽舆论于一时，而不能篡改历史于万世。所以，这也是本书拒绝这一分期法的原因之一。

　　“八九民运”虽然前后只有五十天，但短短的时间内，却集中了无数丰富的内容。它们有︰对亡者的悼念运动。签名运动。游行请愿。绝食。自由结社与自由办报运动，还有史无前例的反戒严运动。卷入这场运动的社会各阶层也空前的广泛，他们有学生。市民。作家。知识界著名人士。记者。国家干部及少数现役军人和工人。警察……。以至于政府非出动几十万军队才能平息事件，而又不得不长久地为这种措施付出代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民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动员，除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况，是很难予以想象的。在共和国的近现代史中，只有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比拟。而无论是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对"五四"的研究，还是对"文革"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要找到它们的原因，至少要去研究此前近十年以上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与思想。八九民运也正是这样。这五十天，是浓缩了的历史。写《八九民运史》，只不过是将这五十天放在显微镜下，但是你通过显微镜看到的，已不仅是物体的本身，而是活活的一部现代政治进化史。正因为如此，本书不得不涉及一些文革结束以来，进而至于"十年改革"时期的许多问题，以求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应该指出，最早对八九民运的成因进行综合概括的，是在此问题上持"政府派"立场的何新。他关于此次运动的"四大动因"与"三大背景"的论断，形成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官方新华社五月六日《国内动态精样》中，刊登了何新写给中央领导人载有上述内容的信。该信关于“四大动因”是这样说的︰ 

　　“这次学潮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一、学生中不满情绪和促进民主改革要求的自发力量。二、大学生接受近年激进改革思潮。西方思潮和文化虚无主义三大思潮〔如《河殇》派。方励之。刘晓波〕影响而形成的极端的力量。三、因某些激进政治派别〔指党内民主派──引者注〕的暗中鼓动。四、海外敌对势力的暗中策动。” 

　　至于"三大背景"，信中说︰ “〔一〕由于近年中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使少数官员。新生资产者与多数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对立化，引起广泛不满。这一现实，也使人民对现行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怀疑。〔二〕由于屡次失误，使人民对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值降低。〔三〕通货膨胀的发展，侵害中下层人民生活，引起家广泛的不满。”

　　他的这些天才论断，因后来服务于中共对知识界和社会民主力量的大清洗。大镇压而臭名昭著，但当时光流逝，意义纷争的大潮退去之后，面对历史与科学的研究，这些论断仍能给人们一种水落石出之感。 

　　在探讨八九民运发生原因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谈到与之时间距离最近，规模和形式最相近的一场运动──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样的联想，也许是对这场运动持"政府派"立场者所愿闻，而"民运派"会引以为痛心的。但问题是这种联想。比较有没有根据？其次，才是对它的解释与评价问题。 

　　勿庸回避，八九民运和文化革命在形式上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除大小字报，游行集会，总部运动，绝食静坐之外，串联全国〔当时还没有"通电海外"一说〕，指名道姓地要见领导人，搞"百丑图"等在思路。语言上也有许多类同。对此法国《费加罗报》特派记者曾撰写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幽灵》说︰ “从昨天〔五月一日〕开始，学生运动已进入第三周。某些观察家〔他们不同于当局那样挥舞文化革命的幽灵来吓人〕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大字报。传单。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反对贪污腐败和反对派中不同派别的分裂。五月十八日，香港《快报》更是把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与‘倒邓狂澜’〔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四节〕联系起来，说“现在的情况，有点象文革时期毛泽东藉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斗倒的翻版”，称赵的此举是"活用毛泽东的高招"。

　　凡此种种形式上的比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虽然可以说明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文革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但这种政治文化只不过是传统政治结构和"两极社会"〔参见本书附录，《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的一个现代标本而已。从东西方政治运动比较可以看出，所谓文革特色，其实就是"揭杆为旗，斩木为兵"的"造反型"特色。它是"动员型"而不是"协商型"政治偏离常规的产物，同时也行使其再造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特色并非造反派的创造，它的最终制造者还在国家和政府。

　　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后者是自觉革命。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正如他对江青所说〕的钟馗而已。八○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构成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新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级，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

　　为了重建一九四九年奠定的阶级秩序，寻找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基础，与文革上台派华国锋进行政治斗争，需要彻底地否定文革，打掉文革造反派；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新的承诺，也需要重视知识文化和重用知识分子。于是，便形成了重新"正位"的特权阶级与知识阶层在邓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撮合下的短暂蜜月。但在这个貌合神离的"婚姻"中，知识分子只是拉磨的驴，特权阶级仍是磨坊的主。这一方面表现为，在大量中青年改革的积极分子当中，不论你有何德。何能。何才。何干，只要是"三种人"[五]就决不提拔。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知识阶层要求扩大参政权利，并使之不再是一种"优惠知识分子"的政策，而是一种民主制度的要求，予以通透的拒绝。针对知识阶层"政治多元化"的要求，一九八九年春，中共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与民主党派座谈时重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反对党，搞西方的那一套，我们不同意。在座的民主党派也不会同意。不合国情……如果主张多党制，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书生之见。

　　正是这种新的压抑，及片面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又一次把知识阶层与人民大众轧成了一个整体。他们本质上仍有区别的诉求，共同组成了八九民运的抗议声浪。 

　　人们普遍感觉到，阶级斗争理论在十年"淡化"之后，八九民运中突然又变得好使起来。一位在八九民运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青年帮"成员〔见本书正文第二章，第二节〕，笔者的朋友，也曾在与本人大谈革命畅想之后，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们就是要"革"你老头子这种人的"命"。一份署名"全国工农群众联合行动指挥部"题为《看准目标，勇往直前──再造一次中国工农群众南征北战的辉煌成果》的传单说︰要"牢记阶级恨，莫忘血泪仇"，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现在要反抗无产阶级专政下滋生的红色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六] 

　　读一读郑义的书信体传记文学《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八九民运对于文革的这一主题的继承性。作为文革前的一位地位受歧视者，文革初期的受迫害者，以后的造反派，他以"人权"的名义声张了那种"造反"的合理性；继而解释了作为八九民运的重要"黑手"，他的思维与文革造反依据的一脉相承性。他的"反特权阶级"的灵魂，代表着在八九民运中构成左翼激进主义呼声的全部"理性"。由他担任主要起草人的《五·一六声明》，可称之为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三节〕但是，八九民运决不是八○年代再版的文革。它的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造反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大多数参加者所持有的对法制与秩序的要求。这一首先由第一阶段学生运动表现出来，并贯穿运动始终的特点，曾给知识界人士以极大的感动〔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三节〕。后来与陈子明一道被判处一三年徒刑的王军涛，在四月下旬与本人的一次见面中也谈到︰"过去的学运是北大挑头，口号是自由。民主。人权，这次的运动以法大为核心，口号是法制。过去那种口号，政府很容易接过去，他们给你摆历史，划阶段，然后是阐明`代议制'的合理性，把抽象变成具体；而这一次讲法制就要与宪法对条文，回答不了的问题就要有承诺。""这次运动使我对前段大众文化又有了新的评价，一是它对于人的个体的自我觉醒的意义，从非理性中看出理性︰使人变得无畏，无宿命感，认识命运就在自己手中。他们不能再指望别人。那些自称有历史责任感，被青年们视为精神领袖的人，在这个时候为了忙出国，差一点写了悔过书。二是在一片悲观失望之后，人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自我牺牲。崇高。廉洁的东西，仍然能得到人们的尊重。"的确，青年学生虽然提不出更多的理论，方案，他们却为这次运动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主体。他们所倡导和努力加以实践的"和平·民主·法制"原则，得到了除政府中少数人外的全社会普遍的尊重。

　　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八九民运是一场群众自发的平等要求与学生和知识阶层的民主追求相结合，而共同参与发动的运动；没有什么理由把一场有着社会心理广泛基础的运动归结于“极少数极少数人”恶意煽动和阴谋策划的结果；也没有什么理由把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知识阶层与学生群众的合法权利区别看待。如果不是深怀阶级偏见和本能地对知识阶层怀有仇恨心理的话，至少应该承认，党的领袖。普通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待业青年，一切拥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权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遗憾的是，在八九民运中，我们屡屡听到政府官员与共产党的领导们，站在全体公民为之筑起的讲坛上，把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离间，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进行离间，甚至毫无自责。毫无愧色地把地位低微。生计无靠但绝对拥有公民权利的北京市民中的一部分称为“社会渣滓”。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民运领袖为了博得人权舆论的同情，也把那些与自己一样参与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有责任能力的公民称为“孩子”。假如真是那样，他们，就需要别人替他们负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在知识界内部，在八九民运问题上，也有人以难以置信的歧视对待自己曾经混迹其中的同类。请看"六·四镇压"后大清洗期间何新给某中央机关刊物的上书云︰“至今仍有人把一九八九事件看作`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殊不知这纯粹是欺世之论。在我看来，八九动乱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在这个事件中，天真无辜的青年学生早已成为被国内外复杂政治力量，无情加以利用的可怜政治工具。”他接着说︰“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不是抽象民主而是十分具体的〔见诸其标语口号〕。其第一步目标是颠覆以李鹏为首的国务院。更深一步的目标，则是颠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整个政治领导体制〔即所谓`结束垂帘听政'和推翻`老人政治'〕。所以，从政治的直接目标看，八九事件实际是一次未遂政变运动。”他还说︰“事态进程表明，他们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权力。他们需要让形势进一步乱下去，直到他们最终接管权力。”“这场运动的后期目标，是掀起兵变和全面内战。而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届时外部势力即将大规模而公开地插手，从而彻底推翻现制度”。他急切地提醒李鹏政府说︰“对于一九八九事件，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件的这种非自发性，这有助于揭露和认识其真正的性质。”“一九八九事件，在极大程度上，它是被其幕后的策划者所导演的，是被种种谣言和蛊惑煽动起来的……这是一部超大型的现代化妆。居心险恶的丑剧，而决不是什么悲壮史诗。它那浓重的阴谋色彩，使学生的纯真。民众的轻信，显得更加轻率荒诞。这个事件乃是对历史和人类的一次大愚弄。”“翻案必将引发动乱。”“遗憾的是，至今〔一九九一年──引者注〕尚未全面揭露这场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质，因此，这一事件的虚假道义形象依然存在。这实际是一个隐患。只要这一隐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而导致新动乱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的警觉。”

　　诚然，八九民运是不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或"史诗"性事件，不应是以当事人的判断为标准的。甚至当代人所作出的结论，也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当二○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志士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的风发意气，宣布"洋务"与"改良"作为政治路线的最终破产时，他们不会想到，当革命高潮过去之后，在社会河床底部滚滚涌动而推进历史的，正是那些点滴的改良和近代化势力在起作用。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民叛乱"或是人类进步的枢纽，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取决于路易家族的情感，也不取决于丹东。罗伯斯仳尔们的行为是否纯正，它取决于历史的走向！取决于人类作为总体的价值追求。而当人类的这种追求目标发生转换，人们将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时，他们也不妨对自己昔日谟拜的偶像弃之如粪土。所以，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是一件人类的事情，是一个关乎人类总体的价值追求的问题，是历史的事情。它与那些蝇营狗苟者的鼠目寸光。可怜私利毫不相干。

　　在何新的立论中，"权力"，似乎是一个类似试金石式的东西。他的逻辑仿佛是，为民主，反腐败就不应该有权力诉求；以权力为目标的运动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为了引起李鹏们的注意，这个"著名文字学家"一再使用了"颠覆"这个词汇。颠覆者，权力也。这种做法，正好不打自招地道明，"权力"恰恰是最能刺激李鹏们的一个实在的字眼。不管民运是否以夺取权力为目标，反正当权者把权力看作一切中心的中心，这一点恐怕要因为何新的这一强调，而更加昭然若揭了。那么，人们自然会反问︰既然权力如此肮脏，以维护权力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又有什么正义可言呢？也许是顾及到读者并不愚钝，他注意在现"政权"前面冠以了"合法"的定语。但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恰好忘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恰恰在于它的人民的拥护。人民的革命，是当今世界一切宪法之母。革命是造法的机器，并不需要"依法"行事，就尤如上帝永远无需加入教会一样。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本人同意"八九民运是一场人民革命"的观点。如果遵重事实，就应该看到它的参加者既没有要发动一场革命的意识，也没有夺取权力的迹象。对此，这"学运─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有一个清楚并符合客观实际的表述。他说︰ 

　　“从根本上讲，我们这些组织者和发起者在内心中是将这次运动当成一种政治表达的，当然不会想到暴力。非暴力原则和"理性。和平"的口号一直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我们所反复申明。一旦事态恶化，我们面对赤裸裸的暴力，首先在心理上就感到无法也无力接受……六月三日在北京街头有不少枪支弹药流入民间，`高自联'如果真的`阴谋暴乱'的话，为什么非但没有号召把武器集中，组成一支专门的武装力量，反而通知各个路口的学生将得到的武器就地上交公安机关呢？”“民主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到政权，而是为全国确立一个健全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作为学生，我们始终没有认为自己在从事一场政治运动，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投入的仅仅是学生运动，学运的目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代表人民提出问题与答案，要求政府接受。因此，在整个运动中，即使是激进的学生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采用一般政治斗争的通用策略，比如联系上层权力斗争，发动下层民众，与投入运动的其它政治力量结成同盟。”“当学运发展成为全民民主运动之后，……知识界总认为目前进行的主要还是学生运动，为了保证学运的`纯洁性'，应该由学生起主要的领导作用，他们只起咨询。参谋作用。”[七]

　　显然，在十年改革创造的社会精神文化环境下，通过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完全有条件走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八九民运，恰好是人民以非常方式表达这一愿望，表达自己的急切心理与担忧，期望亲手参加这一变革的集体行动。而拒绝人民的这一要求，漠视人民的这一愿望，对人民的合法合理要求以暴力进行回答，恰好是导致矛盾向敌对化──即改良向所谓的"革命"转变的导火索。因此，要回到真正的改革轨道，要给人民以新的信心，不仅如邓小平所说，要有新的领导群体有新的面貌，政治家无可回避的一个课题，就是对八九民运进行重新解释。

四　鲜血与粪污

　　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八]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四十年中，除一九五七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一九八九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一九八八年，本人在《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之一》中曾判断，这批人物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怀着"第二种忠诚"，但被误解的布尔什维克的"屈原"和"岳飞"。其实，一年以后，因胡耀邦“含冤去世”而引发的这种压抑和不满的暴发，虽然从客观上讲有助于推动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从主观上说，却是一种"失散了的自由电子"渴望回归"原子家族"的运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十二名学者座谈时局〔详见本书附录〕时，刘再复的一段话曾赢得满场笑声和掌声。刘再复说︰"我们党四○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自我批评的时候还可以，但不允许别人的批评。比如大跃进，过热，我们自己说说行，但彭德怀站出来批评就不行，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就不行。这样我们党就只有一个正反馈的机制，而缺乏一种负反馈的机制……由于我们不习惯于负反馈，我们就不断地把批评当作异端，就会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这几年，我们连续对政治界。文化界。理论界一些同志的处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最后连总书记也蒙受冤屈〔众笑，鼓掌〕。个人受冤屈，不能视为小问题，不仅是对人的尊重问题，另一个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见的渠道。"很难说参与鼓掌的人中没有比瓦。哈。曼。金更适合当领袖的人物，但很明显，他们并不认同于"持不同政见运动"，哪怕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治社会中的这种"戈尔巴乔夫梦"，比戈氏本人的明星史要

　　也许，事情从一九八六年的方励之开始有了变化。但他最终托庇于美国大使馆的行为，说明他没有曼德拉们的勇气。一九八九年李鹏政府的一纸“戒严令”，也许把更多的人推上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但从此开始，瓦。哈。曼。金们的成长过程，如果他们不改变路向的话，不能不说将是漫长的。

　　任何一场群众运动，哪怕是肯定会以正面形象彪秉于史的革命运动，它本身的情况与它远播的名声，总是不相称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个判断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

　　“所有的旗帜，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当你瞻仰陈列在博物馆和教堂里的光荣旗帜时──在理想和希望的名义下，人们象崇敬珍宝那样跪拜在它们面前──你不要产生错觉，因为那些褐色的斑点不是锈斑，而是血迹和粪污，粪污还往往多于血迹。失败者的粪污，胜利者的粪污，好人的粪污，坏人的粪污，英雄的粪污，带着鲜血的普通人的粪污。哪里有鲜血，哪里就有粪便。前者需要后者……如果鲜血超过了粪便，人们就唱起颂歌，竖起墓碑；如果粪便超过了鲜血，人们就高喊耻辱，并举行赎罪祭礼。”[九]

　　八九民运也不例外。它的旗帜上鲜血与粪便同在。有目的的粪便。手段的粪便，学生的粪便。知识分子的粪便。北京人的粪便。外地人的粪便，甚至鲜血背后也有粪便。对此，我们只能感叹上帝的仁慈──它总是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提供同样的机会；但我们也感叹上帝的吝啬──它总是不使人满足，给人类一个完美。对于一部史书来说，辨别鲜血与粪便的大致比例义不容辞，但它不可能象文学一样，肩负起在人类精神一切领域中道德法警与审美教师的责任。史书，只给这种审视提供一个大致的背景，为它的判断免于狭隘和独断，拓展一片环顾的空间。

　　在八九民运爆发五周年之际，向读者献上这本《八九民运史》，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在政府尚未替民运平反，尚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对这个主题作正面论述的书籍的情况下，充当所谓八九民运的代言人。我也并不认为，此时是重新议论这件给中国人民留下巨大感情创伤事件的最适宜时机。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将对人民生活带来重大变化的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稳定。在这种时刻，人民的感情将是敏感而脆弱的。作为一个受这个民族养育，深深热爱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决不希望陷同胞于水火。同时，从技术上来说，在大量当事人滞留海外或处于有形无形的监禁，公开调查或征询意见则干脆有半途夭折的危险的情况下，本书所叙述的事件难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本书之所以最终决定于此时推出，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是我感到了生命的有限；其次，是考虑发行人的利益，"五周年"这个时间似乎变成了我的最后期限；第三，正如我相信人人都有着史的权利，一个史事不妨有上十上百部史书一样，我相信自己的工作将为后来的有识者提供一种框架性基础。历史是螺旋型上升的，总有一天，政府和这场民运的参加者，都将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过去，他们"合作失败"的杰作，并引以为戒。由于历史所呈现的加速度发展趋势，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而它进入史书与科研领域的时间越早，它成为"过去时"的时刻到来就越快。我最后的自信还在于，真正的强者，面对历史不需要自欺欺人；而对于真正的智者来说，成功和失败，都是他们的老师。

　　在八九民运中，我并非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时至今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里，仍存放着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四大罪名"︰其一是在严家其起草的《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见正文第四章，第二节〕上签名。我本于新闻工作者良心要求〔而非同意严家其。戴晴的发言〕所作的这一举动，因江泽民后来成为了中共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而被认为是"性质严重"的事情。其二是列名发起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委会。其三是戒严令颁布后，参与起草致人民解放军士兵的一封信。〔其实，两年后我找出那封信看时，才发现自己"认账"太轻率，当时参与起草的只是一封动员市民"掀起一场感化士兵运动"的信而已，其中无非讲了一些"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其四，则是参加过两次游行。

　　另外，还有一条使我被置于重要监控对象的原因，就是曾作为记者的我，从八○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关注那些新闻禁止报道的人物与团体，与他们不得不处于"地下"的活动，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在我的眼中，他们纯粹是一些被毛泽东传奇和民主化理想驱动的报国无门的有志青年。令我意外的是，这些人物和团体在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几乎一无例外地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并成为海外同行和国内公安。安全部门追逐的对象。这些选择和经历，自然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对此并无丝毫遗憾。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或许还会重复这条道路。但遗憾的是，我在领受党对我生平的第一个"处分"之时，自己的内心竟有"被推了一把"的感觉。我于是理解，什么叫"第二种忠诚"。

　　写作此书时，第二个遗憾接踵而来。那就是由于以上原因，我无法真正地保持兰克学派要求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我的"第二种忠诚"与我对自己参与或同情的运动的辩护，每每交替出现，常常自觉有进退失据之感。向读者交代这一点，或许可以起到某种"免疫"的作用。

　　本书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动笔以来，历时半年，终于一九九四年三月脱稿。这一写作过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写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着之不易︰有时，大量的材料会钩起你那沸腾的回忆，尚未沉淀的激情会使你失去史家应有的"冷眼"；有时，理性的。有历史感的思考，会使你看不见事物在人们精神──现实可见的将来的潜在能动因素──方面的意义。例如，当我尝试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八九民运时，我们在感叹它的激进主义色彩所带来的历史的循环和历史的倒退时，我们可能正好忽视了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时代的具体的权力主体，他们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力；我以本能的超现实的"洁癖"讥评政治家或精英的手腕。机谋时，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引导读者陷入理想政治的泥沼；而当我想给人们一种高尚正直而又全面现实的标准之时，我正好在重复"愚民政治"的惯用技俩……陷井几乎无处不在！

　　最后，我发现，如果我不能战胜自己的怀疑主义，那么，我便永远不能前进一步！为什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你说出你知道的，你想的，这就够了！而意理，永远是与个性同在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上帝。历史，确如一条混浊的河流，画家能画其势，音乐家能鸣其心音，而只有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才会被分离为各种成份的液体。显然，液体已不是河流，因为它已经离开了河床，离开了跳宕的走势，离开了澎湃的喧响。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嘱告真诚的读者︰我期待您的理解，但不奢望您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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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一]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创立的学派。该学派主张治史不带成见，持纯客观态度。
　　[二]见《京都血火》，第三四六页。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
　　[三]载《经济学周报》一九八八年一二月四。十一日，《新华文摘》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转载。
　　[四]即十年改革中共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五]指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的人。这是八○年代中共为解决接班人问题，提出"第三梯队"战略时，同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决不与文革中的造反派分享政权。
　　[六]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第八○页。
　　[七]见王丹《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永远不要忘记──纪念"六·四"五周年》。载一九九四年四月《华盛顿邮报》。
　　[八]见《知识分子》一九九二年，秋季号。
　　[九][意]奥里亚那。法拉奇《人》，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二月第一版。

第一章 殒落，又一颗星！

四月十五日晚
有几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
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
送行……
　　　　　──某诗人

第一节 红玫瑰︰从盛开到飘落──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日，胡耀邦出身于湖南浏阳农村一个殷实家庭。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揭杆而起，发动著名的秋收起义时，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据浏阳文家市认识胡耀邦的老人回忆，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将攻打长沙的农民军拉上井冈山前，在文家市里仁学堂的操场集会时，作为儿童团员的胡耀邦与他的好友杨勇，趴在学堂的矮墙上目睹了集会的全过程。一九二九年，他在地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以后，一五岁的他，便满怀少年壮志，走上了他心中崇敬的革命前辈走过的道路。

　　一九三一年，胡耀邦来到中共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据称，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某通讯部队的号手。[一]不管他获得这个职位是否出于偶然，但它却预示了这个少年人今后的道路和角色。不久在这个已具后来的共和国雏形[二]的小政府下面，他开始负责青年工作，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青年部长，以后又转任该同盟的宣传部长。一九三三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秘书长。年末，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他跟随中央参加了中共党史上以艰苦和漫长而著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江西出发，到达陕西吴起镇的七○○○个幸存者之一。在著名的娄山关战役中，他曾身负重伤。长征结束后，他又参加了进军山西的"东征"，担任石楼县工作组组长。其发动群众，征兵。征粮的工作效率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并被指名作报告。[三]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作重新任命时，胡耀邦仍为中央局成员，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一九三七年，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次年，被任命为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胡耀邦又以开展中国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四]而闻名延安。一九三九年，在毛泽东亲自提名下，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一九四五年四月，胡耀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任华北人民军第一兵团〔后又改为直属中央军委的一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过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的战役。此后，与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汇合进入四川，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与邓小平的工作关系，始于这个时期。

　　一九五二年九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在一九五七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四年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均当选为第一书记，并一直持续到文革。一九六五年还同时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八年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胡耀邦均被山东选区选为代表。并被第二届人大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时作为四川代表参加大会，继续被选作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团中央担任领导期间，是他亲自发动了席卷全国的"学习雷锋运动"。[五]

　　这些经历表明，胡耀邦在革命阵营中，是属于那种经受过长期考验，有着特殊资历和专门经验的党员，即使在他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之前，也是为领袖们信赖和依靠的基本骨干。在延安整风直至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得以免遭整肃，也没有出现政治上的波折。尤其是在"反右"运动这个置五五万名知识分子于受迫害地位，而胡耀邦也曾严重卷入的运动中得以脱身，这不能不意味着，不管他的个性倾向和工作作风有多少特殊性，在党的这架庞大而残酷的机器中，他始终是一个忠实而得力的部件。中国共产党为共青团规定的性质和团章均表明，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和有力助手。团的书记，如果不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折，自然也就是党的中央领导接班人。

　　但是，由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精心安排的政治结构中的接班人，不少在那场风暴中息灭了生命。胡耀邦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为人诚恳。正直。开明。树敌不多。乐观。年青等原因外，也纯粹可以看作是一个偶然。

　　文革后，胡耀邦的复出始见于参加一个追悼会的领导人名单。这个名单表明，他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的身份仍然有效。一九七五年，他正式工作担任的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副院长。在邓小平组织的对文革的第一个拨乱反正的高潮期间，他主持起草了题为《关于科学技术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并与邓小平一道，第二次被打倒。胡耀邦在此一阶段的工作表明，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对过去路线有独立思考，并决心扭转党的错误的政治家。在公开的言论中，他曾反对毛泽东倡导的科研与劳动生产的紧密结合，反对时髦的开门办学，反对空谈政治和对知识分子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与"文革下台派"达成的政治共识和果敢的言行，为胡耀邦日后的政治命运铺平了轨道。

　　胡耀邦从政治上进入中国历史，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一九七七年八月，在中共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十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后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一九七八年一二月，中共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并兼任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一九八○年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与他后来的搭当赵紫阳一同进入政治局常委，并在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中任总书记。在次年六月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取代华国锋，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十二大废除了主席制，采用总书记制，胡耀邦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在这些年月里，胡耀邦的足迹从工厂。农村到学校，遍布中国大地。就象文革中对毛泽东表示崇敬的一首歌词中唱到的︰"到处都有你的声音，到处都有你的光辉。你的思想哺育我们……"就连达赖喇嘛也为之所动。[六]

　　在赵紫阳代表党中央为胡耀邦所作的悼词中，对于胡耀邦这段时间的贡献是这样评价的︰

　　"……十一年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它大批受到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他重视调动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他在关于当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到基层去……”

　　在这篇悼词中，赵紫阳称胡耀邦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的大损失。"

　　外电称，胡耀邦"在七○年代末帮助邓小平获得权力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的时候所需要的那种精力充沛的人。"他是"邓提出的经济改革的最直言不讳的拥护者之一"，他的"主要政绩之一是在十年动乱后协助邓重建中国共产党"。

　　然而，就象一朵盛开的玫瑰突然离开了枝头，[七]就在死者接到这番赞誉的两年前，胡耀邦一夜之间突然从他的政治顶峰飘落了。而且程序并不复杂，政治局只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胡耀邦便遂人心愿地提出了辞职。

　　如此辉煌的业绩，如此悲剧化的下场！用《纽约时报》记者克利斯托弗的话来说，胡耀邦“那不寻常的政治生涯由于其不寻常的结局而罩上了一层阴影。”但问题在于，这两个“不寻常”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显然从这些悼词中，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这是怎样发生的。就象从报纸和党的公告上，你无从真正了解中国政治一样，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当选"并非真正产生于投票结果，政治领导的辞职从来没有过"自愿"的事情，党对一个党员的悼词，也并不完全反映党对他的看法。在前者，他是党的一个工具，他的"升空"，除了他个人的优越条件外，背后，是那个根据本国政治定理而组建的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杠杆──一只力大无边。绝无情面的看不见的手，在托举他；在后者，同样是这只力大无边。绝无情面的看不见的手，在拋弃他。在这种情况下，渺小的个人意愿皈依于政治生活的固有磁场，尤如自由落体之服从于地心吸力，选择只能是唯一的。

第二节 评价问题，弦外有音

　　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的政治生命结束于他去世的前两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但是，在这个月份里，甚至在这一年里，也并没有出现党的分裂，更没有爆发抗议性的群众斗争。而胡耀邦的逝世，却使他的政治命运突然从他平淡的隐退中凸现出来。这其中的事端之一，就是在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上出了毛病︰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中，没有出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誉。讣告称胡耀邦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按照中共的规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是属于去世的党的领袖的。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获得了这个称号。据传，在关于胡耀邦治丧工作的一个汇报会上，谈到评价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称得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据此认为，邓小平要把这个"最高级"称号留给自己。为什么"在座的"没有称得起的，不在座的就不能称呢？

　　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者，一九世纪德国学者，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也！然而，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马克思已不是学者马克思，甚至也不是导师马克思。领袖马克思，而是圣人马克思，教主马克思，上帝马克思。被否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信仰马克思的人来说，无异于被革出教门，必然深怀被上帝遗弃之痛苦。而争取这一名誉，不亚于争得生命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阵营中争夺"正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斗争，其激烈程度往往不次于宗教的"圣战"之原因。从胡本身的情况来看，他只是在延安抗大时期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常识，而且是从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开始启蒙的。尽管他文革后拋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在被迫退休期间，他有闲暇博览群书，但他思维的特点和兴趣，显然不在逻辑严密的理论问题，而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现实问题，他具有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惯作风，是一切科学所必然要遵循的原则，也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不可须臾偏离的准则；他在哲学上的合二而一的色彩[八]，掌权期间淡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及斗争哲学，创造了中共历史上少有的令人身心舒畅的局面；他具有的天生的人道主义倾向和古代贤相亲民。下士的作风，在位期间使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虽然是有限的〕程度，等等这些，马克思或马克思式的圣贤或许也具有，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没有什么相的。正如胡逝世时外电所评论的，"胡在中国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胡耀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于自己的党的忠实，丝毫没有妨碍他思想的活跃和对事实。对人民选择的尊重。如果胡耀邦在世，预知有人会在其身后为他打一场"马属"问题上的圣战，或许会学鲁迅先生一样，说︰与其坐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啃马克思的墓砖，不如到野外去，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痛则大哭吧！

　　当历史已经进入到八○年代，逐渐从过去阶级斗争造成的意识形态迷信中苏醒的中国人，也不会因为自己的领袖是否马克思主义者而妨碍对他的尊敬。但是胡耀邦的追随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中，有许多人对于这种"正统"位势的确比胡耀邦看得更重。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个"是"与"不是"，不是一个"真""假"问题，而是一个"善""恶"问题，"美""丑"问题，"是""非"问题。他们更理解这种位势的含义及其政治上的作用。在听说邓小平关于"评价问题"发话之后，胡派重要的改革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所长苏绍智便公开撰文，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九]在四月二○日中国科协举办的纪念"五四"座谈会上，中国科协常委。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也发言称胡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人民日报》四月二一日头版的报道中，用副标题加以冠明。作为胡耀邦主政时期，新闻战线上的一名干将，与胡耀邦并称为"五胡"之一[一○]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也同时撰写了以《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为副题的文章。对此"作为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第一级"火箭"的经济学家，胡耀邦的私人朋友于光远直言不讳地说︰"这〔指是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没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观存在。黎澍去世的时候[一一]很反对表现八宝山灵堂里面的等级主义，但它是存在着的。"[一二]

　　这种"存在着的"等级主义意味着一种秩序。在正常情况下，它是集团中人用自己的经验。才华。贡献。自我牺牲换来的一种有价证券。持有者据此来展示社会对他的承认程度，并由此而获得对相应社会资源或相应的活动空间的支配权与使用权。但人死之后，这种等级对他个人的意义则不存在了。而对它的承认的意义，也就更多地表现在对他的事业的表彰与承认上。而这一切，对于他的同志与亲属，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类似的事例，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九年前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上。从法理上说，刘在政治上的去留，与中国人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中国，国家主席不是大选的产物。所以，文革中的刘少奇并不象"九。一八事变"中的叶利钦，他的权力发生的动摇或窃夺，不会引起人民为保卫"自己的权力"而进行反抗。一九六七年一月，刘少奇向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请为延河边上一稼农[一一]的做法正好证明，他的权力来自于党，由党收回，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且，由于文革中由党控制的社会舆论对刘的大量丑化宣传，使得本来就生活在政治透明度极低情况下的人民，对刘根本谈不上什么好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为刘平反，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但作为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刘少奇退出历史舞台，意味着整整一派人的退出历史舞台。故刘的政治名誉，也就是其所有政治追随者的政治生命。一九八○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重新做出为刘平反的决议，其意义决不止于还历史与公正，而在于解放大批的"文革下台派"，为邓小平时代提供政治基础，为在组织阵容上压倒文革中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的无处不在的"陌生面孔"，同时，也为刘少奇路线在新时期的推行廓清道路。

　　而对于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在一九八九年，正好关系到由他代表的改革路线的存废，关系到改革派政治力量的沉浮的问题。因为，在众人心目中，是胡耀邦，而不是亲自发起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在新时期继续推行毛泽东的"整人路线"的邓小平，更配得上称为中国改革派的代表。"改革"这个名词，在八○年代，也同"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一样，早已超出它原有的内容，成为了一种融道德理想于一体的准宗教。

　　从大的历史范畴来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八○年代，是可以称作"邓小平时代"的。但是，从中共党内力量格局的配置来看，邓小平居于"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中。在他的左面，有以陈云。王震。邓力群为政治与精神的核心，行继承之功能；在他的右面，有万里。胡耀邦。赵紫阳为行动的代表，主发展之事业。[一四]邓小平之所以能获得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与毛泽东通过强力"一边倒"的方式不同，他是通过两派之间的平衡来实现的。正如同文革后人们惯于把一切好事归于刘少奇，把一切错误归于毛泽东一样，改革时代的人民，把一切获益和灾难也统统归之于邓小平。而所谓改革派代表的称号，人们也更愿意送给胡耀邦。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

　　这种政治的格局，是毛泽东以后的七○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按照政治生态原理，[一五]毛以后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均无法达到其前代的水平。要弥补这个缺陷，继续保持党的核心的凝聚力，后者政治权力的来源必须有几个方面的保证︰〔一〕与毛相同或相当的政治经历所奠定的在党内。国内的威望。这是一种获得性权力，但是从性质上看，却是一种旧时代的权力。〔二〕由于毛泽东的认可，所奠定的组织者的地位。这是一种继承性权力，从性质上说，也是旧时代的权力。〔三〕比毛泽东更高明，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的新型权威。这是一种获得性权力，也是属于新时代的权力。──三项综合，接班人必须是集获得性权力与继承性权力于一体，熔旧时代与新时期于一炉的代表人物。既有本质的体现，又有处变的能力。

　　从第一项看，优势显然不属于"文革上台派"的四人帮和华国锋，而在属于"文革下台派"的邓小平。陈云。前者既无深远雄厚的资历，也无经邦治国的政绩。在富有正统观念的中国，他们为一时之"僭主"可，为长久之统治难。而在与文革"上台派"没有联系的人中间，政治资历较浅的胡赵显然也不能单独成为四人帮与华派势力的对手，他们的背后，还需要老人"掌舵"。

　　从第二项看，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批评──四人帮为之深恶痛绝的"小道消息"，最终把他们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华国锋拿得出手的，也只有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草书便条和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按过去方针办"的所谓"遗言"；而在过去漫长共事历史中，毛泽东送给他的老伙计们的赞扬与诅咒虽然同样的多，但是，只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它们就会变为一笔财富。因为，毛泽东毕竟也给邓小平留下了"人才难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评价，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指示。对于这些政治遗产的利用，毛泽东在生前就已经有所预见︰还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文革走向高潮时，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就说，他断定"右派"肯定会利用他的话"得势于一时"，而左派也肯定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起来将右派"打倒"。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政治咒语，在十年过去以后，只应验了一半，因为，正是他的这个警告提醒了邓小平，使他决不能给"左派"这个机会︰他决不当"短命的"赫鲁晓夫。[一六]如果历史需要，他将找另一个人来代替！

　　从第三项看，华国锋们泡制的"十年规划纲要"具有明显的，中国人既没有尝到甜头又已经厌倦了的苏式色彩。其"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口号，也不及在政治上。经济上亟待翻身的实际利益来得更迫切，更符合群众心理。尤其是到了七○年代末期，原先那个生气勃勃地把蒋介石政权赶到海岛上去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近三○年不停顿的阶级和路线斗争，政治威信流失殆尽，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留给后代经营运作的政治资源已薄如蝉翼。在这种条件下，如不改弦易辙，重登"大宝"，至多不过是落下个替他的前代来接受历史审判的命运。而在这方面，胡耀邦们年青的形象，锐意改革的决心，就比作为毛泽东的前朝"老臣"的邓小平，更能唤起人们的新的时代感，给人们信心与希望。同时，也给希望摆脱成见，寻求国与国之间更实际利益关系的世界以新的期盼。

　　──这一切，就是历史选择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左右两翼平衡结构的原因。但历史在给他这个格外的关照的同时，也为他设定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从权力的合法性〔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往往落后于他们对实际利益的觉悟，而具有传统的顽固性〕角度考虑，他要寻找自己与过去那个党和领袖〔哪怕是犯下罪行的前辈〕的联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政治社会基础考虑，又要与受害者站在一边，大举平反冤。假。错案，取消地富反坏身份，彻底否定文革，高唱改革开 颙熄 i 行曲，并给百姓以真正的实惠。而这种两难境地，不仅是中国的十年改革走过 "秧歌步"路线的谜底所在，也是胡耀邦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在胡耀邦评价问题上的"等级"问题，才会使人们联想到改革的去向与一派政治势力的沉浮问题。并使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大规模社会不满爆发的火山口。

　　在这一节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虽然胡耀邦是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假问题，但胡耀邦确有一个思想体系的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胡耀邦不是一个"无主义者"或"带有民粹倾向的现实主义者"的话，在诸多主义中，他与毛泽东主义是最接近的。胡耀邦与毛泽东一样，都是极具浪漫主义政治气质的人。在敢于"反潮流"方面，他们的勇气不相上下，尽管他们反的是"对着干"的两股潮流；而在善于运用搞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方面，很难说是毛影响了他，还是他影响了毛。直到对毛的错误进行清算以后，胡耀邦仍然将过去那套作风用于搞改革开放。致使制度建设屡屡落后于群众的"突围"实践，自上而下的改革每每变成由下对上的推动。十年过去，那种"人治"社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规律仍未改变。这种状况与毛泽东当年党政不分，四处点火，使刘。邓工作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不无相似之处。而认清这一点，对分辨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与作为总理的赵紫阳的矛盾分歧，确定在胡耀邦评价问题上"抗议派"的性质，以及“八九民运”初期政府与党的观望态度，尤其是赵紫阳的观望态度，我想是不无益处的。

第三节 地火在寻找喷口

　　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谣传"开始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哀乐传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之后，仅是中国的十年改革走过 "秧歌步"路线的谜底所在，也是胡耀邦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社会舆论的第一个反映是感到意外︰几年前还经常出现在电视银光屏上的胡耀邦，他那讲演时不住挥动的手，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的新鲜活泼，怎么会倾刻之间就撒手人世而去呢？有消息传来，胡耀邦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发作后，入院抢救无效去世的。但人们并不相信！在胡耀邦离职问题上为他一直抱屈的人们宁愿把这位"苦星"的犯病归结为受到一场围攻，他的去世肯定出于一场有预谋的"医疗事故"。因为当今医药科学的进步已经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它怎么会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年轻生命束手无策呢？特别是在此前听到过"胡耀邦有可能在新一轮的中央全会上复出，担任中纪委职务"的谣传者，更相信是有某种势力在阻挠他的出山。这种谣传还描绘了胡在下野两年中如何走遍全国，大量搜集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以权谋私。"官倒"等不正之风的材料，在湖南逗留期间，他还与他的"宿敌"──邓小平安排在左面对胡耀邦行制约功能，并在胡耀邦离职后同被"狡兔死，走狗烹"的──邓力群会谈反腐败问题，历时数小时……到底是谁在谋害胡耀邦？谁有这个能力和权力？谁有利害相关？

　　来自民间的谣言，是政治悬念的产物。而政治缺乏透明度，缺少公开性，则是悬念得以积累和谣言得以流传的基础。但是，人们没有证据，没有能力去澄清事实，而严峻的现实又迫使他们不能再沉默。他们，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只能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不满和疑惑，给假想的敌人以某种心理压力。当一个人去世时，有谁能阻挡人们对死者的悼念呢？挽联。悼文，在这时，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宣传品。

　　在胡耀邦去世的前两天中，悼念基本上限于中央明令划定的机关和单位内部。在知识分子和敏感的青年学生聚集的校园里，已有自发的群众性悼念活动。据《中国青年报》四月十六日报道，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广大群众举行了一系列追悼胡耀邦的仪式和活动，一些学校和单位里，群众自发地为胡耀邦设立了灵堂。北京高校学生和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在北长安街会计司胡同二五号──胡耀邦座落在中南海一侧的寓所里，他的家人为他设置了一个开放的"家庭灵堂"。这里，迅速地成为了他的同事。友人。政治崇拜者与追随者凭吊与寄托哀思的地方。

　　据当时的人们回忆，这个"小灵堂"的情况是这样的︰

　　"客厅改成的灵堂已撤去坐过无数各界朋友的沙发，此刻安放着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鲜红鲜红的党旗，骨灰还一息尚温。一片低低的啜泣声。没有了往日耀邦叔叔和大家交谈时那爽朗的笑声。

　　"小小的家庭灵堂正中悬挂着耀邦叔叔的最后一张生活照︰饱经忧患的面庞，背后是一片绿绿的。绿绿的冬青。

　　"一四天前的早晨，他离开家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临走前还谈笑风生，洗了一遍头，穿上那套人们熟悉的咖啡色外套，精神饱满地告别家人。几分钟后，他健步走入怀仁堂会议厅。

　　"他还没有回来时，他的衣服已经回来了，就放在那张小床上。那件旧毛料的外套，一件有细条纹的旧衬衫，领口和袖口已磨起了毛……"

　　"台历仍翻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一七]

　　……

　　"黑纱环绕着他的遗象，置于苍松翠柏和君子兰之间，更被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花蓝簇拥着，每一朵小花都是一只泪眼，每一句悼词都是发自内心的呼叫︰耀邦同志，你去的太急了！

　　"干部、工人、学生，一个接一个无言地走过这里，只有挽联上的字留下了他们的心声︰

　　"`一生正气深得人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

　　`至大至刚'

　　`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

　　飘〔漂〕浆甘兮饮水长思源'。

　　"小屋里，第一只花篮是王光美送来的。当她去花店选购时，店员们听说这只花篮是为了吊唁胡耀邦同志的，执意不肯收钱，说这花篮也代表了我们店人的心意。

　　"老部下张黎群与耀邦同志的小儿子德华抱头痛哭，噩耗传来，他夜不能寐，UnRegistered伏案疾书︰一盏多么明亮的智能卓绝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一个多么仁义正直的人民的儿子离去了！一位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停止了战斗！

　　"老红军赖大超柱着拐杖匆匆从广州赶来……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有的在灵堂里嚎淘大哭，有的跪在遗象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

　　……

　　"十几条雪白的哈达是中国藏族语系高级佛教学院的学生献上的，几个大学生将自己扎的小小的花圈奉献在灵前；街坊邻居老少几代人联袂前来吊唁。从山西赶来的种棉能手，八○岁的吴吉昌，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

　　"留言簿上还有许许多多动人的题词︰

　　"`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代表人民的领袖，真正的汉子'；

　　`民主先锋'。"[一八]

　　在普遍压抑的气氛下，这个小小灵堂的存在，对那些抱有不平心理的人们起到了非同寻常的安慰。平衡与郁闷的释放作用。

　　在中共领导者中间，历史上可称为"人民的领袖"者，在七○年代以前，只有毛泽东一人。但毛泽东最终在自己错误的积累下，逐渐失去过去由人民衷心赠与的这个称号。而在此同时，"人民的领袖"一词，也逐步赋予了"与人民同受苦难者"的含义。就如同失去精神家园的民族往往是伟大宗教的摇篮一样，"人民的领袖"一词，重音也从后面的"领袖"二字向前移到"人民的"下面。"领袖"这时也由政治的首领转变为精神的教主。在这方面，一九七六年在民族危机中去世的周恩来和一九八九年中国改革危机时去世的胡耀邦，就成了七○年代与八○年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耶酥。

　　不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人民，几乎是在他们的"领袖"离开时才发现他们的价值的。他们的英灵，借助对亡者的追思与悼念的庄严气氛飘离尘世，在高天张扬开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个人通过感觉都知道，它聚合着一股能量。而且，这能量因政府为它限定的空间所造成的压力，密度在不断地加强。

　　学生的反应是最迅速的。四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关于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刚播出一○分钟，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便贴出了大字报。其中有一幅对联是"耀邦七三先死，小平八四健在，问政坛沉浮，何无保命；民主七○未全，中华四○不兴，看天下兴亡，北大亦哀。"一份大字报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当晚，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索链上出现了第一朵小白花。小白花上的纸条上写着"耀邦不死，耀邦永存"八个字。据目击这说，当下就有人拿出步话机报告了这一消息，并 搦蝷\办。大概是对方问了送小白花人的特征，报告者说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据《北京日报》编辑的《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纪念碑前出现的第一个花圈，是署名顾保忠敬献的。它的挽联上写着"真正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胡耀邦同志千古"。据官方统计，截至十六日止，北大。人大。民院。清华。北师大等二○所高校共出现标语。挽联。大小字报三○○多份。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有花圈六个，白花一五朵，条幅五个，黑纱一个。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照片。纪念碑上放置着五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同日，一份由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的《几点建议》在各校贴出，号召花圈。挽联向天安门广场集中；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责成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当天，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八六级学生抬着制作的花圈游行来到广场，并跨过围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禁止通行的索链，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的基座。紧接着，北京航空学院动力系八七级研究生制作的花圈也送到了广场。法大花圈的白布挽带上，苍劲的墨迹写着︰

　　问历史真正无私有几人，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人民之友人民怀念。
　　　　胡耀邦同志千古

　　长空当笑，笑天下丑陋之人
　　大地当悲，悲地上英雄之杰
　　　　献给耀邦同志

　　北航的花圈挽联上写着︰
　　　　倡民主兴科学精神不灭
　　　　哭导师亿先驱心随魂走

　　还有一位署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留下的贴在纪念碑上的字迹是︰

　　　　新时代的开拓者

　　中国改革的旗帜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气象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都陆续来到广场。其中北大送来的一条白练，上书"中国魂"三个大字；北京师范大学湘藉同学的挽联，上书"三湘恸哭，四水悲歌；一生正气，两袖清风；耀邦千古"。"青年挚友，民主斗士"；中央美术学院绘制的一幅胡耀邦巨幅画象，被安放在花圈的最高处，旁边配有黑底白字的醒目挽联"何处招魂"；中央戏剧学院送上的，则是一幅"打鬼"钟馗的脸谱画……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最早到纪念碑送花圈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单位。

　　由此，原来封闭在校园和机关单位内的悼念活动终于冲出院墙校门。他们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为由，向北京市政府一九八六年反自由化运动期间定立的禁止游行集会的《十条》规定表示抗议，为那一年遭到镇压的学潮向北京市委示威报仇。并借助游行，把对胡耀邦的缅怀和继续推进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决心，展示于社会，最终还是要展示于党。

　　就在首都北京学生开始悼念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大专院校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

　　四月十五日，率先走上农村改革道路的安徽省，安徽大学学生贴出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怀念青年的朋友耀邦同志"等横幅。次日，贴出了"悼念您，激进的改革派，耀邦同志；怀念您，学生运动的理解者，耀邦同志"的横幅。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大也有类似的悼念活动。同日上午，中国近代第二都城南京政治学院挂出了悼念的挽联。写有︰"国威军威再看西南，党心民心心向书记"；"敬爱的胡总书记，泰山是您的忠骨，长江是您的脉搏"等内容。四月十七日，南京大学哲学系八八级研究生开始在校园募捐，筹办悼念活动资金。有一名"同乡校友的对联曰︰"革命六十载，心瘁胆摧，一心卒为民主死；英名九万里，内贞外达，旷世难逢天下才。"有大小字报也对社会政治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论中国特色》《耀邦改革祭》《民主科学的殉道者》等等。有文章说中国的"民主患了软骨症"，"自由聋哑了"，"教育严重营养不良"，科学成了弃儿"，"真理在墙角哭泣"，"法律成了破鞋"，问"中国还有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还贴出标语，称"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本"。

　　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上街游行的同一天，四月十七日上午，天津南开大学一千学生也高唱《国际歌》《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高呼打倒独裁！打倒专制的口号走上了街头。

　　一八─一九两日，湖南师范大学也贴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走入死谷，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没动"，"反独裁，要民主"的大字报。桂北山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也出现了"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无处不悲歌"，"肥了贪官，闲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等内容的标语。西安交大，南京大学，上海复旦的学生均上街游行。复旦大学还成立了"悼念胡耀邦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包含"取消中顾委"，"整顿中纪委"内容的行动纲领。南开大学则贴出了《新五四纲领》。[一九]

　　据报道，上街的群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数千人。围观者上万。在众多的观众中，大都怀着一种对事态的关注心情，议论着几个话题︰〔一〕事态会如何发展；〔二〕事情会有什么结局；〔三〕议论胡耀邦的为人；〔四〕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作风的不满。一般以干部与知识分子对开头两项较为关注。这说明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所有街头行动都是在追求一种政治目标的。而且也较为理性地考虑了结局。而后两项则多为一般群众议论的焦点。他们到这儿来，大多不过是要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而已。

第四节 高低音之间的"串音"

　　在这个阶段，街头的运动，与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的活动基本上是互相关切，并行不悖，互不来往的。就象是一个由高声部和低声部组成的合唱，但在这两个声部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发生一些"串音"。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北大"中国魂"白练的制作与学生拿出的第一个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七条。这"七条"的内容是︰

　　一、要求党中央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
　　二、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
　　三、要求公布中央领导及其家属的财产和收入；
　　四、要求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五、要求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六、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七、要求政府肯定学生此次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二○]

　　关于"七条"的产生和北大四月十八日游行的背景情况，一位北大教师曾向笔者进行过描绘︰

　　四月十八日凌晨一时左右，惯于"夜战"的北京大学学生，开始聚集在学校的空场上自由辩论。随后有四千人涌出校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当他们步行到达广场时，将一幅北京大学师生及校友敬献，书有"中国魂──永远怀念胡耀邦同志"，长一五米，宽五米的白练，搭人梯挂上了纪念碑基座的顶端。随后便开始到纪念碑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静坐请愿，向政府提出了"七条"要求。

　　为了把此次爆发的学运与所谓"黑手"的干预联系起来，北京市的有关材料把"七条"的产生归结于方励之夫人李淑娴与王丹的密谋，而事实上，在整个学运期间，王丹只到过方家一次。从天安门广场打电话，请李淑娴"搬兵声援"，纯粹是因为王丹只知道北大教师中他家的一个电话号码而已。至于"七条"的产生，王丹对笔者的陈述是这样的︰

　　我是参与起草者之一。因为我搞`民主沙龙'，在学生中比较有名气，所以大家推我出来。那天〔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散步，事先并不知道要游行。大家觉得，根据当时的情况，应该向政府提出几条要求，于是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凑起来，凑了七条。我们走到学校的五四广场，看见大家都聚在那儿，不知谁拿来了白布，反正就见张炳九在那儿亲手缝制‘中国魂’的条幅。后来大家说要游行，我们就跟着去了。"

　　关于这次请愿活动，十九日有一份张贴在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门前的传单是这样写的︰

　　“十八日上午，以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为主体的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高举写着`中国魂'的巨幅标语，在大会堂前静坐请愿，要求人大常委会接受学生拟定的七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为在`反精神污染'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打击的人士平反；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公布最高领导人的收入及财产；实现真正民主政治；废除关于禁止集会。游行的《十条》规定；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如实报道此次学生运动……然而，十几个小时的静坐，政府竟毫无反应。这时。纪念碑下人越来越多，学生把`中国魂'大标语挂在纪念碑上，有的学生向群众宣读七条要求……原定在校园内举行追悼大会的人大学生因受到官方阻止，只好扛花圈于〔晚〕九点到达广场。十点，万名学生汇集在一起来到新华门前，要求政府领导人出面对话，但毫无反应……十二点，新华门前人越聚越多，前排学生被挤到了新华门口，少数进到门里。他们把花圈放在那里，但立即被武警折断，然后拋回来……”

　　这份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口的传单，把"七条"中与知识界诉求有关的条文置于首要位置，表明作者希望学生运动与知识界建立某种联系的愿望。但他在把信息传递给知识界时，做了一些夸大处理。至少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政府并非完全"不理"︰早八︰○○北大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峰得以把"请愿书"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负责同志；晚七︰五○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出面与北大。人大代表座谈。但因学生方面的原因，对话没有实现。另外，上述传单关于在新华门前活动的记述也是有欠真实的。下面是两个目击了十八日午夜到十九日凌晨二时新华门请愿情况的当时记录︰……许多人堵在新华门前的长安街当中。街心站着两行交通警，不时地招呼过往行人不要逗留，但似乎并不认真。当新华门前传来一阵振奋人心的呼喊时，他们也伸长脖颈朝声源探望……靠近新华门前的地上坐着黑压压的一片学生，人圈中两根竹杆挑起一幅横幅︰继承耀邦遗志，促进民主进程。学生们有节奏地呼喊着︰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之后是一片"出来喽！出来喽！"的胜利欢呼声。但随着一个"进去喽！"的声音，欢呼声又低哑下去。

　　新华门前九个警察手挽手站成三。四排。最靠近学生的是一排便衣。他们的前面赫然站着两个花圈……随着一声声"加油！加油！"的鼓动，花圈被举起，倾斜。接着便有"冲啊──！"的呼喊声。在一阵争持之后，第一个花圈被门里的人接进去了。又是一阵"哦──，进去了！进去了！"的呼声。大约一二︰二五时第二个花圈也"冲"了进去。但等到进去时，基本也被揉碎了。学生捡起掉在地上的小白花，一朵一朵往人墙里扔，有的被挡回来，再捡，再扔。如同游戏一般。

　　又有"李鹏，出来！"的呼声一阵阵传来。人群闪开，一个人民大学的学生拖着疲惫的步子，抱着卷起的横幅从闪开处出来。上前问︰"为什么撤？"回答︰"我们是来悼念胡耀邦的。现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要李鹏出来干什么？"

　　他走了。人圈里的学生坚持要把写有"中国魂"的条幅送进去。相持一阵以后，警察的手放下，门里面有闪光灯迅速地闪了几下。可能是"取证"。

　　一时以后，警卫换人。新换上来的没有戴白手套。之后，门里闪出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朝外扫了一眼。但抱拳拱拱手，又进去了。说有点象胡启立。

　　一个戴白手套的学生指挥唱起了《国歌》。接着领呼"民主万岁！反对独裁！"天安门方向又来了一队送花圈的队伍，走进圈中。一个中心是一面鲜艳国旗的小花圈很快被接进门内。人们又带来新的口号︰"反对反自由化！""反对反精神污染！"……一辆洒水车停在南长街路口，没有对新华门前的大街进行清扫。

　　"中国魂"飘来飘去，终无所归。[二一]

　　──这是十九日凌晨的新华门。

　　为什v要李鹏出来呢？胡耀邦的评价问题是党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如果单为这一点，应该找赵紫阳，而不应该找李鹏。从个人来看，李鹏的工作能力的确有一个学习的问题，他还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在中国政府中，李鹏是"老人政治"的傀儡和代表。而胡耀邦显然是为老人政治所牺牲的。点李鹏，就是指向他的后台，学生的这一行动看似不好理解，但却是决不冤枉的。而人大的学生中途退场，说明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学生究竟要达到何种目的，以及为达到目的采用的口号和方式上，此时还没有形成共识。

　　"七条"的内容确已超出一般的悼念和学生利益范围，在多数条款上表达了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的政治要求。其中要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为在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受打击的人士平反，是知识界与党内民主派的切身利益所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则是他们在漫长历史中的不懈追求。它与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一条，都是当年二月中国科学院四二名知识分子《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中的内容。[二二]因此，它如果不是在知识界人士的帮助下形成的话，至少也是因受知识界及党内民主派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从整体上说，仍在沉默。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由《新观察》杂志社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反映了这种"沉默"的感情和思想。到会者是与胡耀邦有过共事。共谋经历，在现实政治中带有"胡派"色彩的党内中。高层干部，也有受到过胡耀邦关注。保护的知识分子，以及他的开明政策的受惠者及改革路线的赞同者。追随者，共计五○人。会议由老资格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主持。

　　会议开始时，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代表家属向到会者表示，"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坠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吉祥！"因丧事在身，胡德平提前离会。

　　胡耀邦的老战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昌首先发言。除了同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外，他还与耀邦有过三次共事经历︰第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军区，李昌任第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任政治委员；第二次是建国初期在团中央。李昌属于胡耀邦前任团中央书记冯文彬的班底，胡则是新任总书记；第三次是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工作时，任命胡耀邦。李昌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从这些共事经历中，李昌感到，胡耀邦"确实是我们党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许是由于党性的作祟，他没有去碰"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敏感问题。但接着发言的法学家于浩成，前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秦川，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研究员张显扬，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吴象，青年理论工作者韦典华都没有讳言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于浩成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敬佩爱戴的领袖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一个沉重的损失"。秦川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十年，正是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生气勃勃的。最辉煌的时期……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再高明，得不到人心，不是那么仁爱，不是那样纯洁，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与会者回顾了胡耀邦生涯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重要贡献。指出，他早在延安审干时期，就以实事求是"不信邪"的精神，为投奔革命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主持了公道，影响毛泽东做出了"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的决定。[二三]文革后期，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注重培养鼓励青年，对消除文革造成的人际隔膜，重振科研气氛起到有力的推进。中共十一大后，在邓小平尚未站稳脚根，大多数复职者政治上仍在观望，不少人还"脚踩两只船"的情况下，他英勇无畏地担当起大举为文革中受迫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内外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任，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之后，在思想战线。组织路线上进行了坚定的拨乱反正，反对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亲自点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准备。他提出的"创作自由"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开创了创作繁荣的新时代。他积极支持理论上冲破思想禁区，大胆探索，明确反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农村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符合经济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型因素和新型生产关系，使改革者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与社会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他正直诚恳。胸襟开阔。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光明磊落。谦虚好学。深入群众，勇于自我批评，对党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会者回忆，他下台后曾说︰"有四种人要慎重而又慎重地来对待︰一种人是青年学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成长；一种人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理解。宽容；一种人是少数民族；另外一种是民主党派。"[二四]与会者暗示，这段可视作胡耀邦政治遗言的话，在当前是有现实意义的。显然，在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党和政府依法执政的社会里，这种对某类人的"关照政策"不免显得有点煞有介事，但在一个没有建立起民主与法制秩序的国家，在一个从思想到观念都十分陈旧的党，在政府于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民之父母"的社会里，无疑是及其明智，难能可贵的。

　　年青的参会者对老一辈在哀悼中把胡耀邦的悲剧归结为奸佞所害，歌颂其虽大屈而无怨的个人品格表示了不满。中央美术学院张朗朗说，党史不再应该是好人和坏人的历史。如果那样，事情倒简单了。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民主的。正常的秩序，这个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女士也认为，“我们今天悼念胡耀邦，不仅仅是怀念他的伟大人格，而且应该按照他的心愿，把他已经开始的事业推向前进，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回避了……对党内不正当的事情，不能坦然处之。要使得党内好的作风不仅仅是由个人好的品格来保证，而要靠建立一套机制来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立凡说，在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下降的时刻，胡耀邦的逝世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历史机会。他警告说︰“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二五]

　　座谈会在论及当前局势时，大部分人使用了谨慎的措辞和态度。在老人中，只有秦川明确地提出，希望学生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重新再发生天安门事件"[二六]，但又强调“绝不能错误地对待年轻人。绝不能整学生”。与众人的这种谨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其的发言。作为一个与"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二七]有渊源的人物，他开门见山地把话题引向了天安门广场。他说︰“有人说中国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以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对胡耀邦同志这种悲痛的心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感，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凝聚力。说中国没有凝聚力，我看他们是离开了人民……人民对这种不公正的意见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第二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悼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希望有这样的人，在未来的年代里，对错误的做法能够公开的进行重新评价。""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时，发现都在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悼念耀邦，第二句是中国缺少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在一九七六年的时候，几乎也是叫这两句话……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对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作出公正评价。如果只是少数人议论议论，不能够公正评价，我想今后还会有严重后果。”他奉劝公安部的一些人，不要重蹈一九七六年的覆辙。因为他们每做的一件坏事，都会被记在历史上。他一以个政治家的口气预言，"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二八]

　　显然，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人们会因为一个得民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去世，再一次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并不是因为那儿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也不是因为那儿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而是因为有了一个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那儿原本是党的领袖俯瞰人民的工场，是执行国家功能的庄严领地，是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标记，[二九]但是当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改写了它的历史，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民众以自发的运动成功地干预了历史进程的摇篮之后，它便获得了新的功能。尽管一九七六年反自由化运动以后，北京市政府以实现交通现代化为由，用铁栅栏将其与道路分割，使人们只有从地下信道才能抵达广场，但它写在觉醒了的人民心目中的意义，是锁不住的！

　　但是，问题在于︰历史，是否可以重演？

　　───────────────────

　　注　释︰

　　[一][日]和气弘着《胡耀邦》称"通讯队"，见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版，第一五页；杨中美着《胡耀邦传略》称"通讯团"，见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第二一页。
　　[二]瑞金政府的全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三]见和气弘《胡耀邦》，第二○页。
　　[四]斯达汉诺夫，苏联三○年代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产生的劳动英雄。他创造了日采煤量超过定量一三倍的惊人记录。这一以新技术与劳动竞赛相结合为特征的运动，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全国全面开展，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五]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略》，第九八─九九页。
　　[六]一九八二年九月，胡耀邦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时，达赖喇嘛发来贺电“当胡耀邦于一九八○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同上书，第一二八页。
　　[七]八○年代初期，中共干部中流传胡耀邦讲过的一个故事︰在纳粹统治下的一个欧洲国家里，一天，一位政治家来到乡间，看到满目凄凉的原野中，一个小屋里的桌子上，花盆里竟然静静地开放着一枝红玫瑰。于是政治家感叹，这个民族仍然有希望。因为他们的人民仍热爱生活。[八]同[五]，第一五一页。
　　[九]见《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四日，第四三九期〔查封版〕，第六版。
　　[一○]八○年代初期的"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党内有"五胡乱华"之说。"五胡"指胡耀邦的"胡说"，胡乔木的"胡写"，胡绩伟的"胡编"。另有胡耀邦的"团派"人物胡启立。胡克实，也忝列其中。
　　[一一]中国历史学家，于光远的好友。一九八八年去世。他生前说过︰"进八宝山，死了还要排座次，何必呢？再说那里的人并不都喜欢我，我也并不都喜欢他们，又何必挤到一起去呢？"〔见于光远《古稀手记》中国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一三页。八宝山灵堂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存骨灰之处。其存放序列与死者生前官职的排名序列一致，是为一种阴间等级。
　　[一二]同[九]，第三版。
　　[一三]见王年一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一四七页。
　　[一四]中国现代史中的"左派"与"右派"称呼是一对依时间条件为转移的概念。在毛泽东时代，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由"左派"代表，保守的稳健改革由"右派"代表，后者又称"党内民主派"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邓小平时代，保守派更多地代表了对毛时代政治经济秩序持维持状态的观点，所以成了"左派"，而主张改革的激进分子由于其欧美化倾向，而得名"右派"，或援苏东成例，称为"自由化分子"。
　　[一五]从生态规律来看，在一个山坡上，如果第一代生长的是高大的乔木的话，继之而来的第二代就只能是低矮的灌木。将此理运用于政治历史分析，可以看出，继强大权威之后到来的，一般是一个"弱权威时代"。
　　[一六]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同[一三]，第七页。
　　[一七]见张凯。章立凡《送耀邦叔叔》，载《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一八]见孟晓云。王楚《一一亿中国人为你送行》，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二日。
　　[一九][二二]见本书附录。
　　[二○]关于"七条"当时就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地方称为"六条"，教委本《惊心动魄的五六天》所载为"九条"，于"七条"之外，还有"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释放政治犯，反对以言定罪"，"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但没有"七条"中的"取消北京市公安十条"的内容。〔见该书的二一页〕本人采用的是当时在广场的速记稿。
　　[二一]这是本人十八日午夜与前《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所目击的新华门请愿实况记录，部分为笔者随时手记，部分由张站在自行车后架上口述，本人记录而成。
　　[二三]同[九]，第三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的发言。
　　[二四]同[九]，第五版，《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的发言。
　　[二五]同[二三]。
　　[二六]天安门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广大干部。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借悼念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之机，反对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统治，呼吁邓小平出山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又称"四五运动"。运动遭到当局的武力镇压。
　　[二七]西单民主墙，原位于北京市西单的长安街边。一九七八年一些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在此张贴大小字报，开设民办刊物专栏，探讨文革后的中国向和处去等问题。后因官方禁止而推倒。
　　[二八]同[九]，第四版。
　　[二九]一些文章误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地点──老北京大学的"五四广场"，当作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城墙尚未拆除。现在的广场是一九四九年后，打通北京东西城扩建的。原"五四广场"在东城区五四大街沙滩北街二号，今已面目全非。

第二章 第一个回合──寻找交手接触点

……社会中那些不同的对立，就象不同的波纹拍打着湖的对岸，如果一个波纹的波峰与其它波纹的波谷相遇，它们就互相抵消；但如果波峰与波峰相遇，波谷与波谷相遇，它们就互相加强……

　　──E. A. ROSS

　　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人们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渡口时，运用曾经成功的泅渡经验，是很自然的。但假若这个渡口并非真正是他曾经经过的，他只是在想象中夸大了它们的相似性，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平静的潮流下看不见的暗涌。

　　一九八九年四月的宫廷里，坐着的已不是积十年动乱之民怨的"文革上台派"，而是积十年改革之荣誉，有四十年统治经验的中共"正统派"；一九八九年四月的街头，走动的也不是一三年前同一个月份里出现的人群。新人们幻想着再造"四五英雄"们可歌可泣。铭刻史书的壮举，却对六○年代英雄主义培养出来的，使英雄成其为英雄的"炼狱"不感兴趣。他们习惯于轻松的。带游戏色彩的生活，当然也不把政治看得过份沉重。与他们的前代以集体主义和无名英雄为追求理想的价值准则不同，他们把参与政治与塑造个人看作水乳交融的事情。至少，在学潮初起时，他们并不准备为自己的理想付出高昂的贷价︰胡耀邦仅仅逝世三天，《七条》已经在要求肯定"学运"的性质了。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中，一个形体动作尚未完成，就要求裁判评分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这样，正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的政治赛场上，始终没有建立起比赛的规则。在这个选择了"专政"即独裁[一]形式的国家中，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的范围也是根据这个意志富有弹性的。当统治者在本质上还有一些"人民性"的时候，他可以对人民施"仁政"，有时甚至也希望人民对它提出批评改进建议，帮助它保持新鲜。但一旦人民的意见触怒了"逆鳞"，它就会宣布这些"人民"是"敌人"。"反动派"。"反革命"，将他们〔包括代表人民这部分意见的党员〕狂暴地打翻在地，以"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专政"。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六年文革都是典型事例。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那还只是思想和政策层次的改变，它还远远未落实到法律和制度层面，所以，它在不断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又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不公正。有趣的是，中共党内的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习惯地把实际上只是持不同意见者称为"坏人"。即使是主张"政治民主化"的党内民主派，对他们的"政敌"也决不宽容。在一九八四年的清理所谓"三种人"[二]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证明，这个党的哪怕是最优秀分子，至多只会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没有批判自己所选择的制度的能力。

　　学生之所以一开始就要"讨个说法"，正是畏于这种"专政"的无常性和残酷性。这也说明，一九八九年的学生，如果对自己的信念的真诚与坚定性方面可与"四五"青年妣美的话，那么他们在对无畏方面，则不可同日而语了。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他们更愿意演出的是一场喜剧。[三]

　　第二，学生之所以要向政府寻求"公正评价"，说明他们心目中还是把政府放在权威地位，并至少相信政府是有"公正"的可能性的。试想，孙中山当年没有向清政府讨"公道"，毛泽东当年也没有和南京政府讲"公平"，那是因为他们所从事斗争的性质是革命。而今日学潮的温和色彩，它所昭示的改良性质，恰恰是从政府最难启齿的地方表现出来。

　　然而，就象巫术中所说的那样，你越怕越想什么，什么就越是要来。

第一节 "新华门事件"

　　历来战阵，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是革命，是暴乱，必以暴力相镇压；是改良，是请愿，当以谈判相调解。对于前者，中共经验丰富，手到擒来；对于后者，中共不习惯，也看不惯。中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说，我们要学会适应现代社会中的学生运动，学习用现代政治的方法解决问题。但这正好成为其政敌把他归入"自由化"阵营的把柄。对于这个信奉。也长于用"枪杆子"打天下的政权来说，政治艺术家本来就是罕有之物。当着二十世纪八○年代到来时，它不得不因为政治艺术家的纷纷离世，而实际上可用的武器越来越少。

　　就在前述四月十九日凌晨新华门请愿声浪正高，总理李鹏千呼万唤不出来之际，中南海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正召集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中宣部。中办警卫局。北京市委。市府和市公安局有关人士会议，研究决定，以北京市人民政府名义发布通告，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的秩序，由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执行。[四]

　　望眼欲穿的学生没有等来他们希望一睹尊容的领导人的会见，却等来了其"宿敌"──北京市政府一纸冷冰冰的《通告》。这份《通告》说︰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出，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领导人胡耀邦同志的不幸逝世，全市人民十分震惊和悲痛。我市群众开展了各种悼念活动，以寄托哀思。反映了人民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

　　但是，近几天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广大群众进行悼念活动之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张贴攻击。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四月十八日晚，公然煽动少数人冲击中南海，打伤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提出种种与悼念活动无关的无理要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而是蓄意制造和挑起事端，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

　　为使悼念活动正常进行，严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捣乱和破坏，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特通告如下︰

　　一、要动员群众通过悼念活动，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学习胡耀邦同志的献身精神，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一心一意地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二、悼念活动主要应当在本单位内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北京是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所在地，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维护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维护首都交通。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

　　三、绝不允许任何人借悼念活动之机，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那些搞打。砸。抢。冲。烧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

　　──这个《通告》，把几天来发生在校园和广场等地的学生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对耀邦的"深切怀念"，为"寄托哀思"而举行的悼念活动；一类是"别有用心"的造谣。蛊惑。攻击。谩骂。并根据这个分野，亮出"底牌"。但是，这个充满教条主义精神的《通告》没有分析，人们为什么会对耀邦的逝世感到"悲痛"，为什么要对他"深切怀念"，正是因为耀邦是作为"民主"先锋，在改革过程中被用"非程序"的手段拉下马，人们才有这么多的悲痛和这么多的怀念。既然如此，人们借耀邦逝世之机，发泄不满和不平，表一表平日不敢有的怀疑，义愤，以及推进耀邦未完成的民主事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通告》把这些通通不加区别地归之于造谣蛊惑，不能不说是表现出一种专横，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只能按照一种方式。内容悼念，其它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但耀邦既然是人民"自己的"耀邦，人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哀悼方式。即使与悼念活动完全无关，人民要求见自己的总理，也并非什么"无理要求"。世界上任何一国政府，有谁会因为几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坐地请愿，就不能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的呢？难道学生的事情，不也是它工作的一部分吗？好象在它专心致至地关心"治理整顿"时，其它政府工作的要求就是犯罪一样，殊不知学生所代表的人民的要求，正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不起，既然你不敢说胡耀邦是反革命，不敢说悼念胡耀邦是反革命行为，你就没有正义在握，你就不敢以"法"的名义，而《通告》中所说的将绳之以法的"打。砸。抢。冲。烧"等行为，当时根本没有发生，而恰恰是在这个《通告》以后，在西安。长沙等地"肆无忌惮"地发生了！

　　北京市的这个《通告》，是在十九日白天见报的。也许正因为它所透出的那种冷冷杀气，这一天举行的《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上，才有那么多的忧虑和警告。而事实也证明，这个《通告》非但没有制止新华门前的行为，反而在第二天酿成使学生抗议性活动升级的"新华门事件"。"新华门事件"是八九民运形成期间的一个著名事件。是它，第一个使悼念活动染上了"血"的色彩。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事件略加解剖。

　　目前，对这次事件作有公开记述的有如下版本︰

　　新华社的报道说︰"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晨，有近三百名学生围聚在新华门前并冲击中南海，他们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的呼喊反动口号，有的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据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介绍，有四名警察被人群中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冲击新华门，击伤维护秩序的民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希望围观的人提高警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离开现场。《通告》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五]

　　由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工作司编写的《惊心动魄的五六天》对这一天新华门前的活动仅作了如下反映︰

　　"三时四五分，新华门前开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希望围观的人提高警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离开现场。并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四时许，公安干警。武警战士在新华门前清场，将广播公告后仍留在新华门前的一百多名学生强行带上公共汽车。其间，一些学生将汽车玻璃打碎，还有一名女生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六] 轩彦编的《京都血火》是这样表述这一过程的︰"据现场维持秩序的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说︰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晨，有数百名学生围聚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些人向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当场有四位警察被打伤。有些人还多次冲击中南海……警察耐心地对这些学生劝说了约两小时。到二十日早晨三点四十分左右，广播要求在场学生二十分钟之内离开新华门。但他们不离去。到四点四十分左右，一部分学生被学校来的领导劝走，但快到天亮仍有二百多人不肯走。有人喊"谁走就是叛徒"。为了维护秩序，使即将大量运行的公共交通车辆能正常行驶，警察依照治安管理条例只好挟着这些学生，将他们送上大型交通汽车送回学校。有的学生极力争跳着不肯上车，又吵又骂，有人喊︰"打倒共产党！"已经送进车里的学生在车上又砸破了不少车窗玻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警察之间发生了互相推拉和 打的现象。""市公安局的同志说，外界传说公安局抓人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传唤过一个人。在这次强制学生离开新华门时，学生和警察互相推推搡搡是确实有的双方也都有人受了一些小伤。"[七]

　　那么，当时的学生为什么要对"强行带离"作如此的抗争呢？显然，他们以为是要将他们送进监狱。这里有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记述了自己在前一天新华门清场时的心态︰"……到十八日午夜之后，实在支持不住，就走出新华门前的学生队伍，到门侧一个树从中坐下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觉得有人推我，推得不重，但很有力。我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三个警察……戴上眼镜，才发现新华门前已空空荡荡……在两个警察扶持下，走进路边停放的一辆公共汽车。""我刚进车，就有人说，`可能会把我们送到公安局去'。我一惊，马上溜下汽车。"[八]

　　北京市委编印的小册子有一段记录也可以反映"四·二〇事件"中学生的这种心态︰"四︰○○东西两侧围观的人逐渐散去。在新华门前仍不肯散去的情况下，武警部队采取措施，将少数人拖上调来的公共汽车。有人呼喊"打倒共产党"。"五︰○○市公交总公司在武警。公安人员的协助下，将一百三十多名滞留在新华门前的学生疏散上车。学生边上车边砸，将五块玻璃砸碎。当车行至南礼士路口一带，有些学生从破碎的玻璃窗向外探身，有人被划伤。司机减速，学生硬扒开车门全部下车……"[九]

　　以上记述大体反映了"新华门事件"的梗概，但是，由于官方禁止刊登与自己口径不一致的消息。它们在披露真相时，都或多或少地有意隐去重要环节，或故意含糊其词。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学生似乎是在作"煽动性演讲"时，无故呼喊了"反动口号"，而且不仅不存在什么"血案"，相反，是警察被人打伤。教委本和轩彦本的记载客观地反映了所谓呼喊"反动口号"的情节，实际上是学生被强行带离现场的争吵和 打过程中发生的。但是，却把学生所说"警察施暴"，描绘成警察和学生互打。而警察身上的伤痕〔相信这是真的〕，究竟是被身份不明，别有用心的人用砖块或汽水瓶击伤的，还是在与学生推打中受伤的，则不清楚。市委本虽然承认所谓"反动口号"是在强行带离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不仅只字未提学生被"协助"时受伤的情况，反而暗示学生是在无故逃离汽车时，自己被自己打碎的玻璃"划伤"的。总之，按照官方口径，根本不承认有学生被打一事，而所谓"血案"更是子虚乌有。对中国政法大学王志勇被警察痛殴一事，有的还以讥嘲的口气说，学生喊得震天价响的"新华门前，警察施暴"，原来只有一个"在前门附进被人打伤"的学生，他的那件"血衣"是这个事件中的唯一血迹。仿佛学生要把一个毫不相关的事件，与新华门清场硬是拼接在一起。

　　官方在宣传上做的手脚，当然瞒不过在场目睹了实况的群众，他们之中大量的是各报记者。事实上，不仅存在"推搡"，而且确有痛打。据说，中宣部一干部，奉命到广场做学生的工作，被警察一脚把脸踢肿。《经济日报》一女记者，在新华门拍照时也被殴打。西单一下班的饭店工人，路遇学生经过，被警察从后面拥打。《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实习记者，于二十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地痛打，并两次被打倒在地[一○]的事实也证明，当日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警察打人事件。据学生组织的统计，被打学生约四。五十人。以互殴而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与专门学过擒拿的警察相比，当然不是对手。当场有学生手腕被扭脱臼[一一]。事后，学生还强烈要求组织新闻界进行专门调查，因为据说，强行运送学生的公共汽车被打碎的玻璃不是掉在车外，而是掉在车内。而这，显然不是学生可以做到的。

　　原国家体改委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在《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一书中，对"新华门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矛盾的第一次激化是在十九日夜里……一一点多钟，上万的学生和民众在……新华门前，反复呼叫"李鹏出来"，"李鹏出来"，学生计划在二十日五时撤离新华门，以免妨碍交通。但是，到凌晨四点二十分时，在剩下三百多名学生和一、二千群众的情况下，一批武警包围分割了学生，大打出手，很多学生被打。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气愤地喊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当时一批警察就上来抓她，学生们把她保护走了。在 打过程中，很多人受了伤。

　　关于中国政法大学王志勇被打一事，我们只能通过四月二一日出现在北京街头的这张政法大的传单加以了解︰

　　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

　　──"四·二〇"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被打真相

　　四月十九日晚，我校王志勇等三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二○日凌晨四时许，他们穿过长安街南侧街巷走上人民大会堂南侧街道准备直达地铁。走到一半，迎面来了两排武警。带队警官一声令下︰"什么人？打！"几十名武警迅速分散包抄上来，几名警察不问青红皂白，蜂涌而上，专用带铁扣皮带抽打王的头部，并辅以拳打脚踢，致王志勇头颅破裂，缝三针，多处淤血，两眼充血，眼眶发乌，左眼无法睁开，当时无法做任何医学鉴定。惨不忍睹。王被打后，拼力跑至地铁口，昏坐在那儿，后被两个好心青年护送回校。

　　据悉，二十日凌晨其它离校的一些学生也遭到无辜的殴打。连女同学也未被放过。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武警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人性，难道是共和国法律允许他们这么干的，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兄弟姊妹？难道这是党纪。军纪允许的吗？

　　我校全体师生对此事的发生无不愤慨万分。各系学生会联合决定于二一日、二二日实行罢课，坚决要求惩办元凶，有关方面公开道歉，新闻媒介披露该事件的全部真相！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凶手！

　　〔王志勇同学是国际经济法系学生〕

　　中国政法大学全体同学

　　对此，新华社当时有内参记者采访过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三名学生于四月十九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当晚一一时三十分许，乘二二路汽车回校，由于长安街交通拥挤，后决定乘早班地铁回校，走到大会堂南侧街道时，被迎面走来的两排武警冲散，学生王志勇被包围并被武警用皮带抽打头部晕倒，后被鲁艺学院的两位学生送回法大。王回校后在校医室包扎。缝针，后转北医三院就诊。北医三院出具的证明为︰"头皮裂伤，轻度脑震荡，眼外伤。"

　　学生被打，但官方把持的新闻媒介的公开报道却隐瞒真相，不仅为八九民运提供了"新闻体制改革"要求的依据，也把本来就有委曲和不平的学生激怒了。四月二十日当天中午，中国政法大学便挂出王志勇的血衣，夜间贴出了罢课通告。通告内容有︰〔一〕四月二一日至二二日罢课两天，抗议警方这种非法行为；〔二〕要求政府严惩凶手；〔三〕警方必须在报上公开对这种行为道歉，如实报道伤案经过；〔四〕第二、三条要求必须在四月二三日晚五时前给予答复，否则进一步采取行动。四月二一日开始，该校一千三百多名学生进行了罢课。中午一二时，法大校园内有学生点火烧毁了登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报纸。

　　据说，四月十九日北京市政府警告不要在新华门前闹事的《通告》发表的当天，曾有过北大学生拒绝清华同学邀请再去新华门的事情[一二]，前一天在新华门前扮 t 过组织者角色的王丹，葂"新华门事件"发生之夜，正亟亟于总结前一天行动不利的教训，筹备北京大学的学生自治组织。但"四·二〇 事件"及法大同学行动的消息传开，他们与原来"各自为政"的学校一起，立即作出了声援的反应。四月二十日中午，北京师范大学维吾尔族学生吾尔开希在校园里"三·一八纪念碑"前发表演讲。北大、人大、清华都分别贴出了《新华门血案》、《血》、《"四·二○"惨案》等大字报。北大三角地贴出了清晨刚刚诞生的"北大筹委会"的通告。通告说︰"为了抗议军警对学生的残酷殴打，为了抗议舆论的歪曲报道，我们筹委会代表北大广大同学决定，自四月二一日上午八时起，开始全校罢课。并要求︰〔一〕新闻公正报道；〔二〕严惩惨案制造元凶。请每一个真正的有热血有良心的北大师生进行罢课抗议，不达到目的决不复课。"中午四校同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一起，走出校门，上街游行。虽中途遇雨，仍有一千多名北大、航大学生高举"和平请愿"、"反对官倒"、"反对暴行"的标语，步行到天安门广场。

　　四月二一日，各校学生罢课付诸实施。已在酝酿筹备的学生组织也迅速成长起来。此前，学潮基本上是没有统一组织，没有形成统一纲领，与社会各界基本隔离，也没有体现出大的发展势头的自发的、分散的活动。而通过"新华门事件"，学生的组织化程度迅速增强，自我约束的理性水平大大提高，运用宣传手段扩大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并寻求社会。特别是知识界支持的意识也随即觉醒。

第二节 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就在学生的悼念活动因"新华门事件"转出第二个主题时，原来在近处观望。或只是以出出点子给学运"敲边鼓"的知识分子也按捺不住，走到了前台。四月二一日，他们联名发出了“八九民运”中知识界第一封《公开信》︰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耀邦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道。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构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借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引起学生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

　　敬礼！

　　一九八九、四、二一　北京

　　就在政府中的某些人竭力想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政府的行为，以便匆匆对之加以处理的时候，知识界的这封联名信却明确把它定格在法律和公民权利的范围内，意在保护学生，尽量不使之在较低的层次上与政府交手。在"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的精神观照下，它一方面警告政府不要以"杀死对手"的方式逃避这场比武，另一方面，也以婉啭的形式劝吁学生不要犯规。使学潮爆发 H 来学生提出的口号。纲领，进一步系统化趵 ６ 钪找彩墙督纭５衬诿裰髋上 刀 薹ㄋ党觯 獯谓柩 谔岢隼吹恼 卧竿 胝 我蠊谥 撦

　　这封《公开信》的出现，使原来仅有两方参加的比赛场上，出现了第三方。

　　但这个第三方的出现，并没有构成战线上的三角格局。因为第三者虽然表现了某种"仲裁人"的姿态，但它却没有公然地站到前台，而仅仅以学生的同盟或智能提供者的面目出现。这一方面适应于知识界本身无组织。无前台经验。无担当责任的心理准备等状况，另一方面，也适应了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轻视的传统。试想，中共什么时候害怕过知识分子？哪一次运动不是从知识分子开刀的呢？这一次，知识分子若跳到前台，堂堂皇皇地将它收拾，顶多不过是在无数旧例中，再增加一个新例罢了。而知识分子如果站在学生后面，以学生的名义说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青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人数众多，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是国际人权社会首先关怀的对象。连目空一切的毛泽东都说过︰"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文革中的刘少奇，不就是这样翻船的吗？

　　知识界的加入，无疑加重了学生一方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他们的智能与政治经验的帮助，也使政府中"草斩"学运的企图增加了实施的困难。但这一举动，并没有使处在危境中的学潮化险为夷。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

　　其一，"三十三人签名信"与邓结怨。

　　其二，"大闹一九八九"得到了应证。

　　所谓"三十三人签名信"，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青年诗人北岛发起，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响应，有三三人签名的一封《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其内容是︰

　　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邓小平主席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

　　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的。

　　一九八九、二、一三　〔三三人签名〕

　　该信提到的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内容也很简单︰

　　中央军委

　　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颂

　　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一、六。

　　在一般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看来，无论从语言。立意，还是态度上看，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都没有什么直触"逆鳞"的地方。北岛发起的"三三人签名"，更没有当政者理解的那层"恶意"。据魏京生本人后来说，北岛是"民主墙"时期唯一公开宣布过"与政治兴趣浓厚的诸团体划清界线"的人。他的文学刊物《今天》，是以"追求文学解放"为目的的。当时，在一个以法国"德雷福斯"案件为援例，的"民办刊物联席会议"上，他公开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但是，方励之却在两个致命之处犯了"大忌"︰一个是《公开信》的形式。它极不符合中国"太极拳"式的政治传统，使接信对方没有回旋余地。在邓小平看来，这无异于一份公开战书，一纸"最后通牒"，它的发出无非是要给邓小平一种公开的"压力"，而这本身就是不准备让他接受的。在历史上，邓小平是以打"硬"仗著称的，在与苏联的"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斗争中，他曾留下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把我压扁，但不可以把我压弯！"当人类历史进入八○年代，他本能地感觉到,对于世界潮流要有更多的适应，但是外面世界映入其眼帘的优越性，更多的是经济生活的现代化，而不是所谓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至少，他从未欣赏过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在这方面，他或许也觉得，有务实形象的赵紫阳，比具有浪漫气质的胡耀邦离他要更接近。而方励之的这种做法，无异于要在唯一的领导核心之外，另树一帜，迫使他领导的党和政府就范。

　　第二个"大忌"，是把一封涉及司法权限，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信，写给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这无异于在全世界面前再次揭触邓小平一直想避讳的"独裁者"的问题。把魏京生实际上是因触犯了他的政治权威才得以系狱，被判刑一三年这件事，在世人面前抖落。让人们再次回味，所谓"改革开放"和由邓小平创造的"复兴时代"，不过也是建立在一种"专制"基础上的东西。而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方励之是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党员之一[一三]。他们在政治上与胡耀邦有着共同沉浮的命运。但与胡所代表的党内民主派不同，方励之从一开始就以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楷模。因此，在中共方面，他这样的人早就是内控的敌人。他们没有什么理由不认为，这个装模作样的"政客"拋过来的"绣球"里，包裹的是一枚定时炸弹，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三十三人签名信"眼看着会把事态进一步扩大，所以，自一九八九年二月到三月，中共有关部门连续组织了所谓《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一四]，《对魏京生定罪判刑理由很充分》[一五]，《知情者谈魏京生》。《陈军发起签名信前后》[一六]等文章，在大陆与香港报纸上刊登，以消弥《公开信》造成的影响。为此，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还曾专门组织过对于"大赦"与"特赦"在法律上的区别的文章。但因胡启立有令首都及全国新闻单位皆不得报道此事，此事真相终于不得不在《美国之音》和中共的双重歪曲下，不了了之。[一七]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一日知识界的《公开信》，与"三十三人签名信"并无任何联系。据领衔签名的包遵信回忆，他就此事所经历的过程是这样的︰

　　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左右，《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魏群给我打电话，说她昨晚通宵都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学生们请愿示威以及凌晨警察与学生冲突的情况，还说学生现在对知识界感到很失望……我说，我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是钦佩的，对他们的民主要求是支持的，但我们支持只能是道义上的。如果站出来说话，反倒会给他们惹麻烦，使事情复杂化……下午两点多，远志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给我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说的话，和魏群上午在电话中讲的一样，只是没有说他曾经目睹昨晚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当他提出要我站出来公开表态时，我还是照上午对魏群讲的重复了一遍。远志明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却提出，我们可以建议中央领导与学生对话，这样总是行的吧。我一听觉得有道理，这倒是个好主意。他说如果你同意就起草一封信，下午我来拿。我说还是你起草吧。远说，那也行，不过你要第一个签名。我说︰行。

　　……我们到了远志明家，远的妻子说︰他们在谢选骏家。进了谢家的门，一看除了远志明。谢选骏，还有王润生。陈宣良。荣剑也来了……远志明首先拿出了一份稿子，念了几句，大家就觉得不怎么满意，我对一开始称"胡耀邦先生"不赞成，远却坚持称"先生"不称"同志"……我见其它人也不表态，就没有再坚持。接着我讲了几条意见︰〔一〕首先肯定胡耀邦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象征，他的逝世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受挫。〔二〕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中一些敏感问题不表态。〔三〕我们这封信的落脚点是放在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王润生还提出应该明确要求新闻界对学运客观公正报道。王润生和荣剑还把学生的要求概括成为四条内容。大家觉得这样很好，接着就由王润生口述，远志明执笔起草……[一八]从包遵信的这番回忆看出，这封知识界的《公开信》实际上是由与"三十三人签名信毫无联系的，原人大的研究生。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后因他们多以青年政治学院为活动地点而被称为"青年帮"〕为核心酝酿和发起的。包遵信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和名义，但并非此事的组织者。

　　尽管知识界这封《公开信》与"三十三人签名信"没有任何联系，但它所采取的，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形式。即公开的。以宣言面貌出现的。跨单位的形式。而后者不仅是中共统治绝对禁止，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实行多久的活动形式。况且，在签名者中，有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皋、李泽厚、宗璞、北岛、朱炜、刘东、王焱等十人是重复签名者，其中北岛是"三十三人签名信"的组织者。另外，"青年帮"中的远志明、谢选骏因援手苏晓康撰成《河殇》第五集[一九]，而《河殇》的主要作者苏晓康也参加了"三十三人签名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公开信》带上了某种"三十三人色彩"。

　　此外，参加《公开信》签名的许良英。苏炜。戴晴。吴组光。于浩成等人，是继“三十三人签名信”之后，就大致相同的问题另外发起的"三四人签名信"、"四二人签名信"[二○]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据称，参加"三十三人签名信"的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曾经说过，中国将形成三个集团，即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政治家，而前两集团应对后者构成压力，以起平衡作用，促进中国向前发展。与汤教授的这番言论如出一辙，方励之在年初也曾大谈过"压力集团"概念。当局有理由认为，这些事件与当前发生的知识分子的联合行动，是构成所谓"压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决定中共对八九年学潮一开始就采取严格防范和极其反常的敌视态度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以为由此可以证实他们的"眼线"所罗置的所谓"自由化分子要借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纪念日大闹一九八九年"的材料。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长陈希同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我们得以发现这个事实。

　　陈希同的报告第一节的标题便是"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其中说︰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它活动。比如，去年一二月七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二一]

　　今年一月二八日，苏绍智、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二二]，……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二月初，方励之。陈军等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二三]，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四五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模拟。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二月十六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三三人致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二月二三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与此同时北京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一七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与民主政治"，散发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酝酿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初的中国，的确是理论界空前活跃的年头。这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理论界"放"和"收"的轮转，几乎形成了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的规律。在两年一个的周期中，一九八八年正逢"夏季"︰一年前因反自由化运动而致使有人"皇冠落地"。被开除党籍的惊悸几乎被人遗忘；中共党的十三大重新肯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公开宣布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对话"联系，中共党内"左派"精神领袖邓力群落马，这些，都使人有理由相信，一个理论的"春天"已经来临。第二，一九八八年一二月十八日是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暨"改革十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国人的不论是政治习惯还是生活习惯中，都有逢十"大庆"的传统。而对于思想理论界，这莫过于一个总结反思，向新的里程迈进的极好时机。作为关心政治的青年学生或学者，问一问，十年了，我们有什么进步？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第三，改革已走入"深水区"。许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已认识到，十年改革，在经济方面基本上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解放"过程，但真正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符合规范的新经济体系尚未建立。微观层次可改的已经改完，宏观层次的改革基本未动，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国营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徘徊，政府所采取"治理整顿"措施带来的停滞，更是使人感到形势严峻，前景莫测。在政治上，中共在完成"拨乱反正"，巩固邓小平集团的权力后，改革进展不如人意，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的迹象。[二四]特别是"太子党"接班以来，其素质低劣。不负责任的表现，使中共统治基础日渐狭窄，人心浮动。加之分配不公，"官倒"猖獗，使得广大民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寻找着研究。探讨和发泄的时机和场所。正是这些因素，汇成了八八─八九年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的局面。这其实也是政治家寻求与人民沟通。对话，吸取智能，震开茅塞的良机。

　　但是，中共党内极少数与人民为敌的分子，看不见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关心"自己的国家"的命运的珍贵性，看不见他们关心社会的前途和个人命运的合理性、合法性，把人民的解放。自由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本能地当成自己的危机，四处设置"密探"监视人们的言论，挖空心思地东拼西凑了一些所谓"反动言论"，作为下一轮整肃的根据。这，就是陈希同们立场的根据，及其"材料"的由来。

　　在此，当然也没有必要否认他的"材料"确有出处。在雨后春笋般的大小会议上，在各种层次的"沙龙热"里，众多的议论中自然有各种观点。尤其是在人民群众客观存在着不满情绪的情况下，讲演者的"出语惊人"是他们获得掌声的一个重要方法。另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与组织整肃，使得早就该超越"启蒙水平"，超越"主义"而进入"问题"的中国理论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再加上中共党的体制决定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争夺战争，自然要引起一些激越言论。由于开放的不彻底，人们对西方民主的朦胧认识造成的向往，更因为政治上的人为压抑而扭曲为一种富有刺激力的探寻"真理火种"的献身活动，这种状况，在青年学生中是最普遍的。但是，所有的这些，在八八─八九年的活跃空气中，都不是主流。笔者以见证人的身份断言，那种"大闹一九八九"的意向，要不是胡耀邦的逝世，特别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和选择，很难说是会有多少人响应的。因为中国人民是务实的，他们已经偿过了所谓"大民主"的苦头，有政治头脑的人，尤其是到了八八─八九年，大多已认同了有秩序的。渐进的推进历史的方式。有见识者也知道西方式的校园民主可以锻炼知识青年，但街头政治毕竟不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必经途径。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政府中日益变得保守、僵化、坚持以"家长制"方式治国的人，宁肯相信这是危机的征兆，而不是机会的降临。由于他们控制着政治的主动权，他们也就自然而然把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后也把人民，逼到对立的位置上，同时也引导着自己来到真正危机的边缘。

第三节 "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四·二〇 新华门"的拳头，打醒了一盘散沙的北京高校学生。由政府一方掌握的宣传工具，抓住学潮中的不理智行为大作文章的"舆论"压力，压出了学潮中第一个统一组织和第一个联合行动。

　　还是在"新华门事件"爆发以前，四月二十日的凌晨，北大已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从其取名来看，是模仿波兰团结工会的产物。筹委会的纲领扩大为十一条。在原有七条外，又增加了︰一〕要求惩办元凶。二〕要求新闻界公开报道学生运动。三〕释放魏京生。四〕要求就政策上的失误向人民检讨。五〕科学理顺物价。六〕强烈要求邓小平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误的原因。去掉了要求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公正评价学潮两条。倡议各高校能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目前已形成声势的学运。当晚，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委员熊焱〔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在北大三角地，宣读了《全国高校联合会宣誓书》。

　　四月二一日，北京一五所院校在北大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下设纠察部。联络部。信息部，办公地点在北大二八楼四楼。当日上午，各校都贴出了这个委员会的通告，通知当晚十点集合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誓师大会"。要求学生穿球鞋，带足水和干粮，集队前往天安门广场，给第二天出殡的胡耀邦遗体送行。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组织纠察队，以防止坏人破坏，给政府镇压提供口实。

　　这个行动的提出，多少与北京市公安局预先发布的一个《通告》有关。这个《通告》说︰"为了保障四月二二日上午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的顺利进行，现将天安门地区的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一。四月二二日上午八时至一二时，天安门广场及大会堂西侧路，除持有大会车证的车辆外，停止其它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二。四月二二日上午八时半至一二时，南河沿南口〔不含〕以西。府右街南口〔不含〕以东。天安门广场东侧路，除允许公共汽车甩站通过和持有大会车证的车辆通行外，停止其它各种车辆通行。"同时，电台还广播了《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通告》︰"为了维护东西长安街交通的安全畅通，所有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挽联的同志，请不要走东西长安街〔东单至西单〕，可绕行前三门大街和其它街道。"未雨绸缪，从广播到戒严仅剩二四小时的紧迫时间，促使酝酿还极不充分的新生的学生统一组织迅速运转起来。并体现出空前的凝聚能力。

　　晚七点，北大。清华。人大。北京科技大。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外语学院，都有人数不等的学生开始行动，纠察队一律佩戴红袖标。他们由北京郊区的西北一线，步行来到正北面的北师大，撞开校门，与师大院内已聚集的万名高校学生汇合。九︰三○时左右，"全市高校学生誓师大会"提前举行，参加者约二万人，会议由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主持。他提出要以演讲的形式控诉"四·二〇 暴力事件"，讲了二二日晨游行的目的和路线。

　　九︰四五时，队伍离开北师大，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沿途高呼"反对暴力"、"爱国无罪"、"铲除官倒"、"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贪官污吏"等口号。队伍打出的标语，横幅有"联合起来"、"耀邦千古"、"耀邦精神不死"、"民主斗士，青年挚友"、"科学兴国，教育为本"、"争取民主，尊重人权"、"民主万岁"、"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反对腐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暴力"、"爱国无罪"、"新闻要讲真话"。中国政法大学还抬出了一块木牌，据说是某青年教师准备结婚做家具用的木料，现在，它行进在望不到头的学生队伍中，上面赫然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五、三七、四一条。队伍中，学生们五人一排，手拉手前进。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人领呼口号。纠察队员手拉手走在队伍的两边，形成队伍与围观群众及尾随者的屏障。他们沿途对背有照相机的人询问是否是记者，向他们讲述"新华门事件"和王志勇被打经过，请记者到学校去看血衣和医院证明，要求新闻界为他们说公道话。沿街群众不时对他们的口号和严整的组织报以掌声，学生则以"人民万岁！""理解万岁！"相回报。许多群众将茶杯。开水放在路边，供学生饮用。过街天桥上那幅"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交通宣传标语，被卷起了前半句，剩下"平平安安回家来"。

　　四月二二日○︰二○时，队伍经过新华门。北京科技大学的队伍第一个进入广场。随后到达的是前一天赴京的天津南开大学的"请愿团"。一︰五○时左右，清华。北航。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北师大。北大。人大。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京理工大等二十所高校，三万人的队伍全部进入广场。三︰○○左右，他们按排定的位置在广场打出校旗，就地坐下，纠察队员负责维持秩序，检查进出人员的校徽或学生证。

　　学生在广场的突然出现和秩序井然的就坐，给管理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秩序的治丧办公室提出了新的难题。但他们迅速判定，学生们风尘仆仆而来，为的是与胡耀邦的最后告别。认定他们的合理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所占据的位置应与调整。五︰○○时左右，他们开始与学生组织者交涉。要求他们把队伍从纪念碑西松墙以西，调到西松墙以东至西华灯一线。为参加追悼会的车辆腾出停车场地。但保证不会影响学生的视线。

　　清晨，当华灯熄灭时分，学生的全部队伍按要求完成了调动。同时，他们也提出三点要求︰一〕无条件保证学生人身安全；二〕瞻仰胡耀邦遗容；三〕客观报道"四·二〇 事件"。这些要求如不答应，将每隔十分钟调一所高校队伍向西移动。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进行时，他们全体起立，与播放的音乐声一起唱起了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意识到，此刻，他们已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

　　治丧办公室答应，只要学生队伍不乱，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将通过音响转播追悼会实况，"客观报道"问题非其所辖范围，答应转达。但不久，就有一队士兵从广场西北角跑步来到大会堂东路，紧贴学生队伍，由北向南站成一线。面对这种侮辱性行为，七︰五○分左右，学生在一声命令之下，整齐地开始向西推进，前锋越过隔离墩，上了大会堂前的广场西路。那个由军警组成的象征性的绿色警戒线，即如沸汤中的几颗绿豆──立刻化为乌有。

　　各种应邀参加官方追悼大会的人士，乘着大小车辆纷至沓来。他们中有党魁和政府首脑，有各单位的头头，与中共同舟共济但在大多数时候充当花瓶的民主党派人士，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左派和右派……在这个国家诞生以后，参加这样的认识不认识，喜欢不喜欢，有感情无感情，有仇恨无仇恨的人的遗体告别，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当他们走出与各自身份相称的车辆时，或许感觉到有点不虚此行，因为，这时，他们有机会目睹学生静静的方阵，而这种景观在共和国历史上的罕见，与内参。外刊按身份级别权力大小拥有知情权的多少而分配不同，并非每一个有权力者都有幸能看到的。

　　到来者的中间也有另一种人。也许与为了安抚各方有关，追悼会邀请参加与耀邦遗体告别的四千多人中，尽量照顾了党和国家机关及大专院校的中青年干部与知识分子。这些对几天来学运一直抱密切关注态度。后来终于成为“八九民运”中风云人物的人，此时从饥寒交迫。疲惫不堪，被认为是"没有资格"进入悼念大厅的学生身边走过时，怀有的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态度。有人侥幸，有人痛苦，有人因此而生长起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所在的位势的优越，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做比学生更多的事情……

　　十时正，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准时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了追悼会。他糊里糊涂地将"奏《国歌》"讲成"奏《国际歌》"，但立即又进行了更正。当广播将大会开始的消息转至广场时，学生们全体肃立，跟着唱起了《国歌》。大会堂内，邓小平没有接受胡耀邦夫人李昭的建议不来参加追悼会，站在第一排的他，与同耀邦共同开基立业时相比，在人丛中显得更加苍老。矮小，脸色极为难看。默哀三分钟时，有三个老人晕倒〔据说有人当场死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耀邦权力的继承人，不甘心被从总理位置"挤"上这个"宝座"的赵紫阳致悼词。在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加上了《讣告》中没有的"胡耀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的词句。这可以看作是自耀邦逝世以来，民心的反映，当然也是邓小平面对有可能扩大与升级的学运的一种让步。但是，悼词对胡耀邦为何在任满之前离开总书记的位置只字未提。这种躲闪的动作，虽然是对敏感问题的一种回避，甚至也可以看作一种让步，但同样使许多人大为不满︰因为，一个如此"完美"的人，你们为什么要叫他下台呢？

　　平心而论，胡耀邦的葬礼，是按照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等级，与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等的待遇进行的。胡作为一个党魁，在政府中没有任何任职，他的待遇，本是其党内的一个事物。在正常条件下，这也就可以了。但是，当这一天的份量在历史上加重，人们的希望都赋予了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不够了！

　　站在后排的人，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有的不时地走到面对广场的落地窗前，看看学生的动静，体味着两个营垒的气氛。《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事后说︰"今天北京有两个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地方，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外，这两个地方我都参加，我感到前者太小太小，而后者是太大太大。"香港《九十年代》的总编辑李怡，则对会内会外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别︰“大会堂内高度赞扬胡耀邦一生，独独是回避了八七年一月他下台的事；大会堂外则紧盯着八七年一月的事，要求为当时的决定改正……大会堂内强调胡对党的忠心耿耿，强调他顾全大局，这两年来仍不辞劳苦地到处鼓励干部`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大会堂外则强调他的自由。开放。宽松的政策，他在两年多前所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以及他两年多来的沉默……”

　　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大会堂外的学生开始喊话︰

　　"对话！对话！"

　　"李鹏，出来！李鹏，出来！"

　　他们选出北大国政系研究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政治系学生周勇军三位代表，到大会堂东门外要求向李鹏递交以"七条"为内容的"请愿书"，并瞻仰胡耀邦遗容。一一︰四十时左右，治丧办公室回答学生不能瞻仰遗容，李鹏是否能够接见，要等追悼会开完以后才知道。一二︰○○时，广场戒严解除，上万群众向请愿学生涌去。经过一昼夜等待的学生得知运送胡耀邦遗体的灵车，不再按惯例绕行广场一周，已 悁隤鬤}走时，也群情激愤地向大会堂涌去，冲破了由警卫部队组成的第一道警戒线嫜 黄降奈 褐谝惭瓜蛴刖皇狈 植磕痢?诜茁抑 校 幸 运道钆艚 谝欢 靡晃迨庇胙 妗二五]时间到了，李鹏仍无踪影。又有人说可能是一二︰四五时接见。郭海峰等三人再次出列，走上大会堂台阶后，泪流满面地双膝跪下，双手高举"请愿书"，长跪达三十分钟之久。

　　下午一时，当他们终于明白根本不会有什么李鹏接见时，他们彻底失望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队伍率先退出后，各校学生也有秩序地撤离广场。[二六]怀悲壮而来，负耻辱而去的他们，临行留下了"为民请命，万死不辞"，"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当日，各校出现了一片"无限期罢课"的呼吁，北师大一张署名"一爱国者"题为《众目暌暌的欺骗》的大字报说︰“鉴于对学生运动的不理睬，镇压立场，北师大。北大清华。南开。北航。理工大。北邮。钢院。中科院。政法〔大〕。音乐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决定统一罢课，直至政府接受十条”。清华大学出现以“物理系学生会”名义贴出的标语︰“今日人民大会堂前最可耻的一幕，强烈要求罢课抗议。”[二七]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行动筹委会的《告同学书》，则提出了下一步学运的行动纲领︰

　　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行动筹委会，面对李总理哄骗十万学生，答应见学生代表却不露面的行径，决定采取新的策略︰

　　第一，号召北京所有高校，实行总罢课，七条建议不被接受，决不复课，希望各校学生写信给外地的亲人。同学。朋友，冲破新闻封锁，揭露事实真象。

　　第二，联络全国大专院校，实行全国总罢课，壮大学生运动，使七条早日得以接受。

　　第三，采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举行游行等形式向工人。农民。市民及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宣传，说明我们的目的和要求，争取他们的支持，实行罢工罢市。

　　来自天津、上海、武汉、湖南的学生，也于此时集中到北京大学，酝酿成立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并拟在"五·四"将组织建立起来。把宪法赋予，但一直停留在一纸空文的权利变为现实。

　　至此，四月中旬以来，以悼念胡耀邦为中心内容的学潮基本结束。八九民运经过一周的锤炼，也基本走出了它的酝酿和起步阶段。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格局已经形成。从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有关政治要求，不必在别人的名义下求得自己的伸展，而是有了自己堂堂皇皇的姓氏了。

注　释︰

　　[一]在政治学的国家分类中，"专政"是与"民主"相对的一种政体。又称作专制或独裁政体。毛泽东说︰"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版，第一三六四页。
　　[二]这里指党内民主派的政治代表胡耀邦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五月版。
　　[四]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第二三─二四页。

　　[五]见一九八九年六月《半月谈》刊载的《北京新闻录》，第六页。
　　[六]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
　　[七]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
　　[八]李云。岳风等编着《颠狂的蛇年之夏》。国防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版，第一六页。
　　[九]同[四]，第二七─二八页。
　　[一○]见本书附录《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座谈记录》。
　　[一一][一二]同[八]，第二○页。第一七页。
　　[一三]一九八七年三月二二日与方励之一起开除出党的还有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刘宾雁。理论工作者王若望。
　　[一四]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二月二三日，第一版。
　　[一五]载《北京日报》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第一至二版。
　　[一六]载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与三月二二日香港《大公报》。
　　[一七]在"三十三人签名信"中，最后一个签名者陈军，曾在被中共宣布为"反动组织"的"中国民联"主办的刊物《中国之春》上撰文。由于他将签名信交海外传媒发表，海外和中共均借此将"签名"与海外持不同政见运动联系起来。有些签名者亦称不了解陈军，被人盗用了名义。
　　[一八]引自包遵信《未完成的涅──我与八九民运》。
　　[一九]《河殇》是一部反映中华文明危机观点的电视政论片。一九八八年播出后，轰动一时。
　　[二○]据许良英在《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一文中称，该信是他与施雅风联合发起的。载《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
　　[二一]金观涛只是"北京大学未来学会"的顾问之一。他说的"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失败"。戈扬当时并不是立即站出来应和，而是在轮到自己发言时说了那番话。
　　[二二]"新启蒙沙龙"并非苏。方"搞的"。它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为创办"新启蒙丛书"，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兼新闻发布会和组稿会两种功能的座谈会。该会未正式邀请方励之。方是随朋友而去的。
　　[二三]该联谊会不是方。陈主办的。其主办单位是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文化书院。
　　[二四]见本书附录《五月十四日十二名学者座谈时局经过》。
　　[二五]据当时传说，是一个在场的记者误传了这条消息。但后来市委版《平暴纪实》中说成是一"学生队伍的组织者"〔见三五页〕；教委版《惊心动魄的五六天》没有确定此人身份，但认定其事的性质为蓄意造谣〔见三五页〕。笔者认为，可能是当时有记者议论追悼会何时结束，被学生误听为接见时间，于是作为新闻发表。笔者的推测，是根据后来民运中多次作为新闻传播的"谣言"产生情况，及人们当时的反常心态可能发生的错觉而作出的。
　　[二六]关于学生行动的各个环节的时间，有许多不同说法。此处采用市委版《平暴纪事》中的说法。估计该书在时间问题上有监视器为忠实依据。
　　[二七]《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三五─三六页。

第三章 警钟鸣响──"四·二六社论"前后

　　……肌肉活动是人体产生热量的一种方法。
　　发抖，也是一种增加热度的肌肉活动。

　　生命在于运动。当社会发展停滞时，社会冲突和阶级间的斗争，是社会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社会学家的这个理论，尤如一个中性的瓶子，它即可装入意理的毒液，也可以容纳意理的甘露。马克思主义者迷信它，所以坚持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承认它，所以创造了现代的议会。然而，社会学家亦指出︰"当人们的分歧是建立在一致的基础上的时候，共有冲突会随之发生；当人们的一致是建立在分歧的基础上的时候，非共有冲突就随之发生。""非共有冲突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和分裂性的。相反，共有冲突，即以共同承认的基本目的为基础的冲突是整合性的。"[一]

　　当"四·二二"追悼会结束以后，大会堂内与大会堂外的两拨人马，原先共有的目标开始消退，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凭借以与前者对抗的牵就世俗的。公允的依据开始消失。通过一周的磨擦，政府在悼念胡耀邦问题上的确有了让步︰〔一〕在胡耀邦的悼词中，加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字样；〔二〕在追悼会召开时，没有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例行的清场，并容忍了学生对警戒线的冲击。在另一方面，学生也开始总结"新华门事件"的教训，规范了自己的口号和抗议方式，力图把自身的行为约束在法律范围之内。当这种情况到来时，事物存在着两种前途︰

　　第一种前途，冲突结束，双方关系恢复原状。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学生放弃隐含目标，以在胡耀邦悼念问题上获得的阶段性成果为满足。并在行动上对遗留问题采取从长计议的态势，使这次因耀邦逝世提出的问题，在不破坏既成秩序的条件下，按常规方式解决。〔二〕政府承认现状，不搞"秋后算账"。如果这两个条件均同时满足，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八九民运”这个名词存在了。但是，中国社会无疑地已在"悼念风潮"的名义下，取得了切实的进步。社会学家们也可把这段历史，归入"共有冲突"之列。第二种前途，冲突继续。这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冲突持续。既不加剧，也不消失。它取决于双方在枝节问题上的争持不休。前者不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后者为保全面子既不对前者发出新的刺激，也不承认其合法性。〔二〕冲突扩大。在学生方面，可能因为有了新的动力。这种动力，可能是一种新的，在有限时期内可以看到结果的斗争目标或口号，即获得"新战略"的鼓舞；可能是在组织形式或同盟军方面有了新的增强，即在力量方面带来新的信心；也可能是受到新的刺激，在新的愤怒下滋生出的勇气。而这种原因造成的反应，其激烈程度会超过前两者，但它发起的冲击却没有前两者来得那样有后劲，一般在情绪发泄完毕之后，也就偃旗息鼓。另外，冲突的扩大也有可能来自政府方面，如果它缩小与冲突方的"一致"与"共有"性，不再容忍面对"压力"逐渐失势的事实，把先前的"让步"作为杀"回马枪"留出的转身余地，对学生实行秋后算账，那么，它也就必然会得到学生们的响应，冲突由此得以扩大。

　　在这方面，读者将会看到，一九八九年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翻来翻去，也不能逃脱历史为人们划定的领地。

第一节 追悼会以后──第一个调整期

　　三双支撑男子汉尊严的膝盖
　　在你面前悲壮地跪下
　　撞开了共和国自尊的伤痕。

　　一份血写的谏书
　　在国徽前高高举过头顶
　　牵动着阵阵悲楚的哭泣。

　　哀乐低徊悲风凝滞春日暗淡长空悲泣
　　你睡意尤浓梦眼迷离
　　吐着几缕渥浊之气息
　　默默不语。

　　邪恶的皮带抽红了长安街的黎明
　　抽碎了中国人善良的梦境。

　　阴险的铁蹄踢残了四月的鲜花
　　践踏了人权的绿意。

　　却唤不醒你沦落风尘的舆论工具
　　玷污了学生的清白蒙骗了市民的感觉
　　傲慢的官吏强奸了纯朴的民意。

　　人民将理想砌进你公正的石壁
　　希望公正在你这儿诞生；
　　人民用爱心为你栽花种树
　　希望博爱永远温馨碧绿；
　　人民用信任为你铺成世界最大的广场
　　希望自由象风一样开明
　　你却酣睡不醒。

　　……

　　浩荡的春潮
　　震醒了夜寒凛冽的大街
　　干枯的老眼
　　涨满了灼热的义愤
　　失望的桅杆
　　重扬起斩浪的风帆
　　你却酣睡不醒。

　　纯情少女
　　写下了无泪的遗书
　　孱弱的书生
　　擎起了罢课的新旗
　　V 形手势
　　在英雄乐章中找到了新的和谐
　　平平安安回家
　　是慈母凝炼的祝愿
　　你却酣睡不醒。

　　莫非你威严的大理石已被贪婪蛀空
　　你正直的台阶已被特权踏破
　　你豁达的胸襟已被淫欲填满
　　你耀眼的国徽已被卑鄙腐烂
　　人民将忠诚注进你平等的地基
　　希望平等从你这儿发源。

　　……

　　醒来吧！人民大会堂
　　假如你还属于人民。

　　醒来吧！
　　假如你愿意
　　一代精英用坚强的膝盖支撑
　　中华的信心民族的荣誉
　　在世界上永远自豪地屹立！

　　醒来吧！
　　假如你还属于人民！

　　──这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四日，北京师范大学大字报栏里新增的一篇文字。题目是《醒来吧！人民大会堂》，署名"野夫"。它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了学生的心愿、纯情、意志、不平与疑惑。

　　"四·二二"以后，伤心，失望，悲愤与寻求发泄的情绪在校园里空前地聚集着。四月二三日，北京科技大、理工大、北师大、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农大、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二外等十所学校的学生均举行了校内游行。天津南开、天大、外贸学院、纺织工学院等学校也有一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要求"严惩`四·二〇'惨案凶手"，"打倒官倒"、"消除腐败"，"公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示威游行自由"。在人大校园里，贴有记述"四·二二事件"经过的大字报，宣布"对当局彻底失望"。北大贴出了《北洋军阀尚且接见北大请愿学生代表》的大字报。在罢课继续的情况下，各校还各自提出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废除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及抢占校广播站的要求。同时，北师大。清华。北京经济学院。中央美院学生也开始了募捐活动。下面是一位新华社记者记述的一个募捐场面︰

　　在积水潭地铁出处，墙壁上贴着一张大字报和一张四月二三日的《科技日报》〔《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大字报写着︰"我们团结必胜，援助我们！！！我们早已欲哭无泪，现在只有一腔热情和无限勇气。我们现在血也流了，跪也下了，但我们丝毫没有使统治者麻木的神经得到一点刺激。我们决不罢休，我们已经罢课，用你们的钱和我们的勇气和行动结合在一起……"

　　有一位女青年从摩托车上下来，拿着面值一百元一张的人民币，塞进募捐箱。从一八︰二○─一八︰五○时，半个小时内三七位围观群众捐款。除那位女青年，最多的给了五十元，最少的一元，大部分是五元或十元，旁边卖饮料的小贩不时送汽水。雪糕给学生。

　　有群众问学生，冲击新华门到底是怎么回事？清华几个学生说︰冲击新华门时我们没有去组织，是一些围观者硬推着我们向新华门涌去的。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到新华门是为了让当权者知道学生强烈反对政府的腐败。

　　另有群众问，为什么要募捐？清华两学生说，我们用募捐的钱来买喇叭。纸张和油墨，以便向群众宣传我们游行的实际情况。另一学生说，我们已经印了几百份传单，现在已经没钱了，希望群众理解和支持。"当天下午二︰三○时，人大校园还出现一则"最新消息"，称"当局已调王牌军三八军入京"。

　　在进行上述活动的同时，学生对一周以来学运也进行了反思，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目标和手段的重新认识。四月二四日，北大"五。四"操场上甚至发生了学生领袖互相攻击的事件。师大也贴出了《当心被收买的学生贵族》的大字报。"四·二二"以后，作家郑义也明确向郭海峰。王丹。熊焱提出，尽可能不要与方励之先生夫妇接触，一是为了"保护"方先生夫妇，二是为了学生的自我保护。[二]同时，在新闻界的圈子里也有谣传，方励之曾到广场去过，但被他的两个朋友架走。

　　与这些因素相关联，新成立的北京高校统一组织由历来学运的中心北大移向了中国政法大学。这是自"五·四运动"以后七十年来第一次发生的现象。从一周以来北京各高校的自发自觉行动中，北京高校的学生运动开始酝酿出多个中心。其中最显著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前者也有很深远的"北大渊源"，但它毕竟在这一次，不再在"北大"的名字下自己充当起今次学生运动的脊梁骨。有人因此而评论说，以往的学运旗帜是"自由"。"民主"，而这次的旗帜却是"法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学生将他们的专业精神灌注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去，是不无关系的。

　　至于北师大"红杏出墙"的原因，有人也曾作过玩笑式的回答︰北师大的教师。学生要为被评上国家教委的"先进单位"一事"雪耻"。因为，国家教委被昏庸顽劣的何东昌把持，是当时中国最黑暗的。散发着僵尸气息的衙门。至于北大为什么暂失"笼头"作用，可能与各种政治势力对它的渗透，主见太多有关系。因为，从行动的优劣而言，一百个将军组成的队伍，往往败北于一个团长率领的军队。作为思想。意见的自由乐园，当然不会产生出良好的军士。

　　二三日晚，前北大研究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兼职人员刘刚，与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政法大学生王志新等二九所高校学生代表在圆明园召开会议。会上总结了二二日请愿的情况，认为学运发展到这一步，应该产生一个自己统一的组织。当场决定成立"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简称"临时学联"〕，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宗旨；近期目标是把学运继续下去，长远目标是争取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化。会议选出政法大学生周勇军为执行主席，北大王丹﹑师大吾尔开希﹑清华张铭﹑人大胡春林﹑民院张启才﹑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马少方等六人为常委。

　　此前成立的北大学生自治组织"北大筹委会"表示服从"临时学联"的统一指挥。

　　临时学联选出当日，就决定派出三百名学生，到上海、南京、广州、兰州、长沙、太原、济南等地，与这些地方的高校取得联系。[三]

　　从同期的一些大字报，我们可以了解到新的共识是如何形成的︰

　　北大一张署名"地球之子"，题为《伯乐相驴──与政府联合起来》的大字报说︰

　　政府其实是头叫驴，我们本是用它来拉车的。可它现在变得好吃。贪睡。懒做，脾气还倔，动不动还刨蹶子。把它卖了，重新买一头吧，还不成。市场上还产不出别的驴。把他杀了吃肉，更不成，而且太酸。只好用胡萝卜加大棒，把它驯好。胡萝卜是人民的拥戴，而大棒，则是人民的抵制和抗议……我们所作的就是让人民觉悟，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去推翻政府，而是督促它，乃至帮助它前进。我们的统一战线也可以包括它嘛！……中国有句话，叫恼羞成怒，很有几分道理。我们要它着恼，要它识羞。但要把握分寸。火候，要有阶段性，不能让他成怒。否则，这驴子来个驴惊了，岂不糟糕！……

　　当然，这驴很不好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至少得比这驴更有耐心吧！而且，驴毕竟是驴，不能指望它太通人性，所以要讲策略。别指望一夜之间它就能到马戏团去表演，赚大钱了。动作，要一个一个地学嘛！特别是不能让踢着，它肥得很，有的是力气咧！

　　下面，也是一份来自北京大学，诞生在同一时刻的理性思考的清单︰

　　思考︰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行动？

　　连日来，爱国的民主运动使我们倍感振奋。但我们不应光有热情，还应有冷静的头脑。我们的爱国运动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显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也不是否定现有政府。我们的目的是推动民主，推动改革，清除腐化现象，使我国早日富强。由此，我们在近期内所能达到的目标又能是什么呢？我们认为︰

　　一。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学生利益的，并为法律认可承认的学生自治组织。

　　二。该组织应具备︰

　　〔一〕有为法律可承认的号召组织罢课。游行的权力；

　　〔二〕能有自己为法律所承认的公开出版物。

　　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权力的取得，是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基本条件，为达到这些目标，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

　　一。必须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权威领导；

　　二。整个这次活动的目的，不宜太分散，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

　　三。要有严格的纠察组织，提防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捣乱；

　　四。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非暴力原则；

　　五。在严密的组织下，以严格的方式多作宣传，争取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六。与全国高校取得广泛密切的联系；

　　七。学生自治组织的活动经费，难道只能靠募捐吗？考虑西安。长沙发生的暴力事件，应引为借鉴。希望我们考虑事情应该慎重，不要为坏人所利用。更不要让社会与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对立起来。我们有义务维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这张大字报的署名是"部分研究生"。另有一张写在同日的大字报，则告诫学生不要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学生运动与拐杖──再谈策略

　　……历史上，学生运动极易成为政治投机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运本身的弱点决定的。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具有最大的狂热和失控性。但只有毛一个人能驾驭它……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学潮的大方向本来是"民主"，但最终导致胡耀邦下台和反自由化，成了不利于民主的结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潮帮了倒忙……学生运动无数次成为政客们手中的拐杖，被得心应手地用来打击一些人，扶植另一些人，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不能等到再出现一个胡耀邦时才来反省。

　　我很想知道那些率先把矛头对准李鹏的人的真实身份和动机，我从那种仇恨性的煽动和挑唆性的叫嚣中，觉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阴谋，一种旨在改变民主运动大方向，并把它引向换汤不换药结局的阴谋……我们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而不是彻了张三，再换上李四，一切又都依然故我，随意打倒的危险性还不只此，它还会成为恶毒攻击的罪证，并为大规模镇压做铺垫，从而半路断送我们的事业。

　　同学们，随时警惕阴谋家和骗子！

　　我们决不做任何人的拐杖，我们要按照自己的路子走！

　　在这张大字报的下面有一个批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字报。请同学们读后三思。署名"北京市教育局一干部"。

　　"这一次呢？"这个问题现在看来，人人都会感叹事情不幸被他言中了。但当时处在中国高层政治局外的人，并没有什么察觉。因为，就在这张大字报问世的前一天，可能也正是作者书写之时，我们的总书记正坐着专列，去访问东方的一个世界上仅存的左得可爱，并对中国有忘恩负义行为的小国。在这次悼念他的前任的活动中，他似乎看准了要吸取亡者的教训。在"四·二二"学生请愿时，他从大会堂楼顶俯瞰过这支如同深渊一般的队伍。然后同几个"智囊"一起打高尔夫球去了。这一次，他想做到万无一失！

第二节 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就在赵紫阳慎之又慎，以图身免之时，他的未来的接班人却陷入了新的微妙之中。他所辖地区的一份报纸，迫使他从沉默中登台亮相了。事情发端，就是“八九民运”中新闻界的第一件大事──《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创办于一九八○年六月，是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的一张报纸。创办期间，得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钱俊瑞的支持。在北京有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宦乡。陈瀚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人作高级顾问。在改革开放的八○年代，它以在思想解放和理论探索方面的大胆与积极配合中央改革派领袖人物的言论，不断主动开拓新闻主题，在中国的新闻界独树一帜，尤其受到改革派及思想理论界人士欢迎。在人们痛恶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它坚持独立的立场，巧妙顶住上方的压力，被誉为"善打擦边球"的能手。为此，它也早就成为上海和北京保守派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九八三年，《导报》因发表南京一经济研究者的探索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学者状告中央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他所列举的经济理论界二四条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论文摘要，其中有一八条出自《导报》。《导报》因而被指控为"犯有方向路线性错误"。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运动落马，一系列的人事更动对《导报》也极为不利。但该报同仁抓住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竞争心理，用外电综述形式刊登了《克理姆林宫频频吹出改革之风》的消息。又被意识形态权威批了"别有用心！"四个大字。官司由外交部一直打到当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办公室。由于报纸为改革开放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故上海市委虽于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两度派员对其进行整顿，也未能对其最终下手。一九八八年一二月，《导报》又以刊登苏绍智在中宣部。中央党校和社科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而获罪。这篇发言中讲到，在十年前"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理论探讨方面立下过功劳的人为什么受到不平等待遇；"清污"和"反自由化"是十年改革中的两次重大失误；目前理论界仍存在禁区和宗派把持；以及学术自由是改革成败的生命线等问题。该次会议未准许《导报》记者参加，但他们从苏的手里获得了这份发言稿。该文发表后，有关报纸便接到中宣部的电话通知︰不准转载《导报》一二月二六日第三版上刊登的苏绍智的文章。此后，总编辑钦本立的命运一直是个未定之数，外界纷纷谣传，他可能会被免职。但到底是采取免职形式，还是采取"离休"方式，当局显然还举棋不定。因为该报上下团结一致，已形成一种高度认同和协同整体。外人派进来无用，新选拔上来的可能比"老板"更不好对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导报》还公然发表了与李鹏《政府工作报告》"治理整顿"方针唱反调的千家驹的文章──《走回头路不是没有可能的──读李鹏〈政府工作报告〉》。上海市委尚未及处理这件事情，学潮已经爆发了。因此，直到胡耀邦逝世，对于上海市委来说，《导报》问题悬而未决。

　　四月十七日，香港有报纸登载了《导报》将开辟专栏纪念胡耀邦的消息后，政治嗅觉敏锐的上海市委立即引起警觉。为此，四月二一日下午派出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宣传部长陈至立找钦本立谈话，要求其将最近的一期报纸清样送审。钦答应第二天一早送到。但经再三催促，方于该日下午送到。这就是第四三九期的A 版。在审阅过程中，市委领导觉得该期报纸用整整六个版面报道的"四·一九座谈会"发言记录，有些内容在报上公开会造成"思想混乱"。确切的说，主要是严家其和戴晴的发言不宜见报。还指出，小范围座谈会上发表个人意见可以，但有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一旦见报，就会成为一种宣传，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有些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是"不慎重"的。以后，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导报》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找钦谈话，要求四三九期部分内容须经删节后才能发行。

　　据说，钦本立当时答应照办，并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求停印。停发这期报纸，待修改后再印发。而电话打出时，报纸已按照与印刷厂的协议，"十六万份已全部印完了"。[四]

　　按常规，上海的读者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才能读到《导报》，但汪道涵在那个星期天〔二三日〕的早上就发现，未经删节的四三九期《导报》已经送到他家。而香港《南华早报》等海外的一些报纸却在第二天刊出了《导报》被"没收"。被"查封"的消息。《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也相继报道了这个消息。

　　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中，有几个明显可以进行对照的现象，这就是广东人买香港人的账，内地人买北京人的账，江。浙。赣人买上海人的账，而上海人买外国人的账。这种状况的形成，是与地域经济与文化的辐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买外国人的账，所以，上海市委对《导报》借海外舆论的压力来迫使其改变决定尤其恼火。星期天当天，上海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仍然责成《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虽然主观上保留意见，但面对组织的压力，也只好决定改排后再发行。

　　但是，上海市委的"书报检查官"们，并没有等来四三九期的新版本〔B 版〕，却等来了《世界经济导报》编委会的一份"紧急报告"。它谈到四三九期 A 版已流散于世的情况。其解释是︰当市委四月二二日发出四三九期停印前，该报已因各种因素流失数百份之多。〔据《导报》驻北京办事处张伟国说，当人们听说这期报纸有可能被查封时，纷纷从印刷该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将报纸偷走，并大量复印。据称，有三百份报纸被一报贩就便车批发带走。只追回二百份。当邮局的报纸被查封时，交换和赠送渠道的传输齿链并没有停止转动〕。鉴于这种情况，报告指出，如果另行发排，第四三九期《导报》将会有 A。B 两种版本流传于世，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它说︰"据了解，美国各大报纸已相应做出反应，以《导报》脱期事件做为头版消息，引起了人们对我报 A 版内容的普遍关注。四月二四日一天之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英国《卫报》。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日本时事通讯社等九家海外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以此事到我报北京办事处证实。其它国内外新闻机构在上海。北京，利用多种方式接触有关知情人员，以证实他们得到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图文传真机的普遍使用，海外报刊随时可能刊出我报 A 版文章，而海外的原文必然很快流传到学生手中，使得关心此事的学生很快可以拿到两种版本的导报，从而可能触发新的矛盾。""据闻，北京一些高校已在流传有关《导报》被`查封'。`停刊'的消息，在学生可能已实际知道 A 版内容的情况下，改出 B 版很容易引起学生包括上海学生新的更大反应，从而使事态难以控制。"另外，报告还说︰"据北京消息，中央有可能对胡耀邦同志重新作结论，在这种情况下，B 版中改掉发言人要求重评价胡耀邦的内容，会给人造成对上海领导人的看法。"该报告在力陈发行B 版害处同时，还警告这样做可能"违反中央。国务院四月二四日特急电[中发电〔一九八九〕四号]通知的精神"。根据二三日市委副书记曾庆红"三种方案都作参考，由《导报》自己决定"的精神，"紧急报告"的意见是，仍然坚持发行原版本。也许是编委会认为这样做并不需要通过市委领导批准，因此，在报告的结尾处写下了"专此奉告"的字样。

　　这份"紧急报告"与其说是一份报告，不如说是一份"宣言"。它的功能有三︰一是把《导报》与上海市委在四三九期问题上的矛盾，定位在大方向一致，仅在技术层次不够协调的位置上。既不承认有"反党"的企图，也不给对方戴上一顶"干涉言论自由"或"违宪"的大帽子。二是挽回他们的"老板"钦本立的道德名誉，由于问题出在技术环节的疏漏，老板当然不存在对党"阳奉阴违"，或声言要与之绝交的"老朋友"汪道涵所说的"不守信用"。三是将上海市委对严家其。戴晴讲话的意见扩大为"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利用海外传播媒介和已经兴起的学潮的压力，以及上海市委不了解京都政治内幕的矛盾心理，试图在新闻自由方面冲开一个缺口，迫使接受即成事实。此时，已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五日。

　　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其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四月八日，胡耀邦犯病当场，是他紧急掏出了"急救盒"对耀邦进行抢救。不论政治观点有多大的差别，至少他与胡耀邦个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他也许更关心另一个问题︰赵紫阳会在这次学运中有什么动作。这次学运中，之所以赵紫阳态度十分消极，党内民主派不停地散布舆论，要防止高层权力发生"非程序更叠"，对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抱抵制态度，呼吁要防止"走回头路"，防止"改革形势逆转"，等等等等，这些在外界看来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江泽民看来却洞若观火一般。去年年底以来，香港等地突然兴起的所谓"倒邓保赵"并非空穴来风，此"风"倒邓是假，因为从来没有什么海外几个文人的唱合能使中国改变最高权力的。中国政治奉行的原则，历来是毛泽东的那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几十年来，港台自由传媒对中国政治权力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发现和清除党内的"异已分子"，谁被它们作为明星吹捧，就意味着谁的"大限"已到。此番港报"倒邓"是假，利用邓对赵的不满"倒赵"是真。胡耀邦下台时，罗列的罪状中不是就有"疏远两位老人家"吗？众人也许对胡耀邦的上台还记忆犹新吧。那时，胡耀邦说︰"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而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说︰"胡耀邦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五]有消息说，赵的命运，在今年二月老人在上海过年时已定，而下一个接班人不是别人，正是江泽民自己。这一点也许别人不清楚，除几个政治牌桌上的老人外，全党都蒙在鼓里，但有两个人是不会不清楚的，一个是要上的人，另一个是要下的人。党内民主派之所以急不可奈地放出风声，这次又利用胡耀邦逝世问题向中央施加压力，试图通过几个学生喊喊口号就拨转中央的既定航向，说明他们也有所耳闻。这种局势，对于江泽民来说，无疑是很值得他琢磨的。

　　现在，江泽民面临的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环境。第一，他在中央没有什么根基，不象胡耀邦那样，做过那么多的好事，有如此广泛的社会联系。虽然他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就决定，他是决不能在悼念胡的问题上走错一步棋的。第二，对待学生如果过激，就立刻会引火烧身。南开大学的学生在此番悼念胡耀邦，敦促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就捎带有请校长母国光辞职的要求。现在，学生紧紧盯着李鹏，把他看作改革派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使他有一种局外观察的优势，而一旦搅了进去，便难免会骑虎难下，弄个两败俱伤。但是，自四月十五日以来，上海的学潮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胡耀邦逝世当日，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标语"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十六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出现挽联。标语。大小字报。三百余名学生在校园周围街道游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十七日，两校汇合华东师大学生，共七千人走进市区，喊着"斩奸除霸"。"争取民主"。"打倒官僚"的口号，有近千人到达市府。十八日，复旦出现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价八六年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重新评价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的功绩，追任他为终身总书记。要求言论。新闻自由，公开两会内幕。十九日，又有上千学生上街游行。华东化工学院有大字报说"改革正处在危难中"，号召人们"象莫斯科市民支持叶利钦那样支持我们的改革家。二二日，有数百名学生在市府前静座，介绍"四·二〇 惨案"，声援北京学生。复旦有大字报称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反击的檄文"。二五日，上海各高校内传播北京四·二○，四·二二情况的大小字报抄件。传单。照片明显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导报》第四三九期上的有些内容若公之于众，势必把原来目标泛泛〔有的"反官倒"。"反特权"舆论明显本来是针对赵紫阳的改革思路去的〕的学生运动，引向党内民主派向往的轨道。而这，势必给他的接班人前途带来险情。但是，不论人们相信不相信这是真的，《导报》在多年中确实表现出自己是赵紫阳的"嫡系"部队的姿态，凡是赵提倡的，不论根据如何，都是要紧跟并大张旗鼓地应合的，而凡是与赵的思路相悖的，不论其后台多硬，又必是要鸣鼓而攻之的。至少在公众眼里，它是赵的"铁杆"保皇派。考 {到这层关系，动《导报》就有可能牵动赵的神经，作为一个他的权力的未来的继承人这样做是否太过猖狂？是否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他不断地与北京的政治时间对表。终于，他等来了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和《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这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导报》问题。四月二六日，上海市召开了有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学习"四·二六社论"的《通知》。除重复了社论给学潮定性的那几句恶狠狠的话以外，还介绍了上海所处的"严峻情况"及《世界经济导报》四三九期报纸处理经过。江在报告中说︰“市委认为，《导报》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在改革。开放中发了不少好文章，许多同志为办好《导报》作出了努力，市委许多同志对《导报》的工作是支持的。为了让《导报》健康地办下去，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积极作用，市委作出了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决定说︰‘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市委决定︰停止钦本立同志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向世界经济导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由刘吉同志任组长，孙恒志。张家俊同志为成员，马达同志任顾问。《导报》整顿期间，由整顿领导小组主持《导报》工作。”同时，报告还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在"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题目下，规定"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串联"，"对内容出格的大小字报。标语，要用适当方法，坚决揭去。对内容反动的，要做好取证工作"，"对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等等。据称，上海市委做出这一决定之后，从朝鲜回京的赵紫阳颇为恼怒，说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六]究竟是真恼还是假恼？这当然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赵一直通过他的秘书对《导报》有所关切，在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时刻有过很好的配合，但此番江泽民被动，不恰恰是为他赢得了主动吗？

　　工作组进驻《导报》后，遭到普遍抵制。在它的主持下，直到四月二七日，第四三九期 B 版才付印发行。在 B 版中，撤去了 A 版中刊载的"四·一九座谈会"发言记录的二至六版。换上了赵紫阳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这篇悼词被冠以《赵紫阳号召学习胡耀邦》这样不伦不类的题目，让人感觉到两个政治命运类似的人之间那种惺惺相惜的凄凉。此外，还刊登了《十一亿中国人为你送行──耀邦家庭灵堂吊唁活动纪实》。陈退之的《要引导舆论，首先要开放和活跃舆论》。钱辛波的《舆论监督是新闻的职责，不是恩赐》，及《上海高校教授评估教育形势》。《公民讨论修宪，维护宪法权威》，和海南问题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接任者不想太大地改变《导报》已经树立起来的报风，但是，在这个已经到来的无比活跃的形势面前，它已经不能再发挥其敏捷的特点了。

第三节 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就在上海的江泽民静观形势，等待中央的反应之时，他的在北京的竞争者却加紧了动作。"四·二二追悼会"以后，北京市委频频召开会议汇集与分析高校形势。在四月二三日六七所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向与会者提出要求︰对学生中流传的谣言要坚决予以澄清；做好教师。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工作，以稳定局势；各校党委。校长。学生会。共青团对学生的一些错误做法，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对学生与校领导对话的要求可以答应；属于国务院部委的学校要主动争取各部领导。[七]可惜的是，他们错误地把这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认作是学生听信了一些"谣言"所致，而不认为谣言惑众本身就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征候，而学生此番胃口很大，并没有什么人要求和校领导对话而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在李。何再次想祭起所谓"党。团员。积极分子"这种中共在几十年统治中搞阶级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法宝"之时，他们也不了解︰党，在一次又一次地把它自己的优秀分子。持不同意见者。非同一宗派的活跃人物排出体外后，广大党。团员对它的核心的失望，以及对这种体制的憎恶。他们更不了解所谓"积极分子"的成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实际上成了一群思想保守。目光短浅。不学无术。唯利是图的围绕着权力打转，或依杖权势为生的群体代名词。

　　这样的决定，当然有了等于没有。事实上，它也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四月二四日，北京市召开党的常委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十分严峻。虽然胡追悼会得以顺利进行，但动用上万名军警保卫党的领导人举行追悼会，是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其结论是，目前的事态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 悀 隡撉 x 滥，地下组织。非法组织猖狂活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就实质来说，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G"鉴此，北京市委向中央提出建议︰一。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二。中央报刊等"宣传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声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三。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当晚，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建议下，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北京市的汇报。据称，"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八]

　　中央同意了北京市委为学生运动的定性。为什么没有同意北京市委的请战？这始终是个谜。这也许与观点上的细微差别有关，也许与复杂的权力分配事务有关，但其中也与赵紫阳始终尚未公开表态不无关系。但后来北京市委和李鹏之流一再强调是赵耽误了"制止动乱"的时机，甚至认为是赵在纵容"动乱"，那纯粹是出于权力斗争需要，嫁祸于人的一种说法。因为，从权力范围内应有的职责来看，北京市本来就负有安定一方的责任，即使上交中央，那也是政府的事，赵紫阳已于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把总理职位让给了李鹏，虽然他当时并不情愿，但无论是从党政分工还是个人道德的角度而言，他也没有一辈子要为李鹏"擦屁股"的义务。北京市委和李鹏之所以对赵的确存在的"暧昧"恨之入骨，说穿了是恨赵没有胡耀邦那么"憨厚"，他不是一个愿意让人轻意拉下马的人。而北京市的"二 X"〔希、锡〕，也许正在为下一轮政治局常委的交椅而发愁呢！

　　关于对“八九民运”定性的这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前后背景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参阅当时身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成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的一段回忆︰

　　四月二三日下午，赵紫阳按原定日程离京去北朝鲜访问。他启程时还对李鹏讲︰对同学们要采取疏导和对话的方针，不要激化矛盾。但是，李鹏一伙早已另有打算。赵紫阳前脚离开北京，他这里后脚就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

　　四月二四日夜里，李鹏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作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系统的长篇讲话。其讲话集中起来就是两点︰第一点，学生是被少数坏人操纵的，他们的矛头是对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对准老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最恶毒的是，他拿出一些青年学生为了发泄气愤和不满所画的一张"关系图"。图中写到，李铁映是邓小平的私生子，[九]窃据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要职。同时，他又缩小事态，说只有一。两万人参加运动，人不多。他的第二点的主要意思是说，而对这样的局面，中央主要领导人却软弱无力。坏人已经在攻击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了，攻击小平同志了，怎么能纵容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胡启立说︰“我建议我们还是听听群众的意见。”王震马上说︰"为什么不听听我们老同志的意见？！"其它人就都不开口了。实际上，从四月十八日到四月二三日之间，中顾委。中纪委的老人已经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活动。他们把学生在不满。激愤的情况下喊出的一些口号拿出来，作为学生运动的代表性口号，企图否定整个学生运动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在这次会上，李锡铭讲完后，国务院新任秘书长。李鹏的亲信罗干又出来讲了话。[一○]

　　──从陈一谘的回忆可以看出，即使是主张严办学生的党国要人〔鹰派〕，他们也仍然不可能承担责任。他们装好了枪药，却需要寻找一个扣动扳机的枪手。这个人是"老同志"，但又必需不同于那些被改革开放"干部年轻化"政策削夺了权力的"老同志"，他应该既有承担责任的威望，又有实际控制的权力。

　　四月二五日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与总理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向"退居二线"仅保留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的邓小平作了关于学潮情况的汇报。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和观点，邓作出指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一一]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地反对和制止动乱。

　　邓小平讲话的当天下午，中央各新闻单位负责人被召集到中南海，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传达邓小平讲话。同时宣布，中央已成立两套班子，李鹏。姚依林主持日常工作，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分管制止学潮和动乱。当晚，邓的讲话被传达到中 〞冲楦鬊鰫 M 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要求第二天〔二六日〕传达到本单位，二七日传达到北京市民。[一二]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四月二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认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污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篇社论有四个要点︰第一，是把学生和群众在悼念胡耀邦期间和之后，凡与悼念活动无关的行为与纯粹的悼念活动区别开来；第二，是把政治性的抗议行为与刑事犯罪活动混同起来；第三，是把对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攻击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第四，是把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的具体要求与"民主与法制"的抽象概念对立起来。然后，以一个"有计划"的"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的帽子，强加在这场学运身上。虽然，在事后看来，它关于"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惜纵容……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反对腐败，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不幸被言中，但它对其中道理的讳莫如深，对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合理合法的参与权力的避而不谈，都表现出一种难以令人接受的"独断"与"专横"的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难道不可以反问︰一个没有人民参与意见的"民主与法制"社会，是健全的民主社会吗？一个排除了人民的意志自由，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吗？如果反对共产党内确实存在的"专制"。"腐败"就是否定共产党，共产党在本质上与这些东西难舍难分的话，它还有什么权力来领导中国人民？如果社会主义就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的话，它又有什么理由要在这个地球上永世长存呢？

　　当然，社论播出之日，人们并没有细究其中的道理，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个感觉是"似曾相识"。的确，当思维被禁锢之时，记忆就显的愈发的敏感；当推理不能远行之时，经验便成了最可靠的朋友。人们仅仅根据条件反射，便从这篇社论中嗅出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镇压前的空气，那段刚刚过去一三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仍然记忆犹新︰

　　先是有"谣言"，[一三]然后又有所谓"诬告信"，[一四]，接着，"四人帮"断定这些都是"矛头对着毛主席的"；再然后就是有人"借悼念"总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人干的呢？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看来有个司令部"；[一五]当四月四日，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时，姚再次给鲁打电话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当晚，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有人说，“在纪念碑前送花圈二○七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单位次，……诗词。悼词。小字报，有四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镇压前〔四·五〕，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其实只提到秦始皇〕，指向党中央〔其实只指向窃踞中央权力的四人帮中的张。江。姚三人〕……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全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所谓"工农兵通讯员"和该报记者的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说"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六]

　　──从过程。思路到语言，都如此地相象。只不过上一次是用的"一小撮"，这一次用的是"极少数"；上一次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这一次是以"社会主义法制"的名义；上一次是要保卫毛主席，这一次是要保卫邓主席；上一次是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这一次是要依靠广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细微的差别，多少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同时也表现了这个党在两个时期的社会基础的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都是蔑视人民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丝毫没有现代政治的气息〔后者只是在利用现代政治的某些概念，而亵渎其精神和实质〕；都是迷信武力，采取恶劣的高压，恫吓和"铁腕政策"；都是在企图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倒自己的政敌……不过，上一次还赚得了各地党政军以上街游行为形式的"支持"，这一次的效用就远远不及了。谁要邓小平一上台就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呢？人们不再相信那个经常叫唤"狼来了！"的孩子。

　　"四·二六社论"以"法"的名义，为武力镇压制造了舆论。但在当时，按"法"的要求它所提供的证据中，只有西安。长沙两起与学生运动完全无关的刑事犯罪活动。而且在这两起活动中，新华门《通告》中警告过但并没有发生的，要依法制裁的打。砸。抢。烧行为俱全，时间恰恰发生在政府"容忍和克制"的时间下限[一七]，这些因素，及报道中提供的一些现象之不合情理，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另一个故事，那就是半个世纪前，在西半球另一个与中国同样具有逻辑思维传统的国家里发生的"国会纵火案"[一八]。下面，是关于西安。长沙动乱中的一些疑点所在。先看西安︰

　　"四·二二事件"实际上发端于四月二一日……四月二一日那天，少数不法分子借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在新城广场悼念胡耀邦之际，开始起哄闹事。下午六时许……推倒省政府大院临街铁栅栏，冲到办公大楼门前。晚一○点三○分左右……XX、XX、XXX、XX 峇 T 轮车拉走挂在广场中心旗杆上的一个花圈，边走边喊，狂呼乱叫，行至闹市区东大街时，尾随围观群众超过千人。此时，混杂在围观群众中的一些社会渣滓，开始对过往公共汽车。电车。出租小轿车投掷石块，砖头砸碎车窗 品 访娓衾 蘸腿诵械郎系睦洌 一等 鼋煌 谕！！！！！2"砸"已有确凿证据了，接着〕晚一一点一五分，不法分子在解放路企图抢劫西安金店，因店门结构牢固而无法下手，便转而冲向对面的解放百货大楼，砸碎三个厨窗和里面陈列的化妆品；晚一一点三○分，一些不法分子冲入火车站广场，砸碎一二个夜间商店的营业柜台，哄抢了价值一千多元的商品和二千多元营业款。还破坏了旅客接待站。出租汽车调度亭。晚一二时许，一些人冲入候车大厅，砸烂六个营业柜台，抢走高档香烟等商品。由于公安干警采取果断措施，当场有一八名罪犯被抓获。〔"抢"也有了证据了。于是当夜无事〕

　　四月二二日，从上午一○点开始，不断有人扔皮鞋打执勤人员，继而又向武警和公安干警投掷砖块。石头，并反复冲击政府大院西门，〔这是"打"的证据，接着〕执勤人员只好开来两辆卡车，〔为什么要开来有易燃物的卡车？〕堵住西大门，阻挡人群冲击。下午一点三○分，不法分子……点燃了一辆卡车上的篷布，纵火焚烧省政府信访室。传达室。下午三时许，歹徒们再次〔！〕点燃了封堵在西大门的卡车，前往灭火的消防车被砸坏，消防战士被打伤。随后，一伙人又推倒西门围墙烧毁一辆卡车，执勤人员迫不得已进行驱散。〔不仅有了"烧"的证据，还有"毁"的事例了。〕下午六时一○分，一辆乘坐台湾同胞的旅游车路经广场时，车窗玻璃被砸，个别台胞受了轻伤〔造成海外影响〕。

　　晚七时以后，少数不法分子又推倒临街围墙和铁木大门，冲进省检察院和省高级法院办公院内，烧毁了停放在院内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并把车库内的三辆汽车推进烈焰中，还纵火烧了存放汽油。煤气罐等物资的库房……并冲进办公楼，疯狂毁坏办公用具。砸电器。烧文件。抢财物。

　　晚九时以后……砸碎雅园商店门窗，烧毁一辆公共汽车，冲击电讯大楼。

　　当新城广场的打砸抢事态基本得到控制后，被驱散的少数不法分子从……向……逃窜，一路推围墙〔！〕，砸商店，烧汽车。到九点四○分左右……天天时装店遭到雨点般石块的袭击……几十个不法分子……从窗口跳进店内，打伤值班人员，将成捆的时装扔到窗外，抢走……一家仅有八十平米的高档服装店被砸抢一空，损失约二十多万元……

　　在这次打砸抢烧事件中，不法分子共烧毁。砸坏汽车一三辆，摩托车二辆，烧毁房屋二十间，破坏商店一四家，还毁坏了不少办公用具和其它物品，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一百二十多万元……打伤武警和公安干警二一三人，其中重伤三八人……事后公安机关共逮捕五七人，其中主犯王军……判处死刑──笔者相信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由李云、岳风等编着的《颠狂的蛇年之夏──一九八九︰学潮·动乱·暴乱纪实》对于"西安四·二二事件"的记述，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事实上，在大约同时出版的关于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国内诸材料中，此书在编排的周密性，事件叙述时的尽可能客观，以及占有资料方面，均超过其它版本〔教委本也比较详细，但它的特色在于对学校情况的掌握〕。正是他们细致周密的劳动，为我们下来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显然，"西安四·二二事件"是不法分子干的。不论干这些事情的人，其原来身份是工人。农民，还是干部，因为他们的行为直接触犯刑律，我们都不可能把他们看作"无产阶级"或"可靠的同盟军"干的，同理，如果原来身份是学生的人，一旦触犯刑律，他也立即成了不法分子，他的行为由他个人负责，如同前者的行为不代表他出身的阶级。阶层。集团一样，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上述报道表明，这些犯罪活动与学生无关。这就在法律事实上摘除了学生运动与事件的关系。但是它却与政府和警察有关。因为，据说，"陕西省政府在大批学生未离开现场之前，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一直保持忍让。克制的态度。"[一九]请注意，"忍让。克制"，这是中央对天安门广场上悼念胡耀邦的学生所采取的态度。因为这是政治。但陕西省委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法律。法律是不能容许对犯罪活动的"容忍"和"克制"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对犯罪的容忍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就是渎职！这是人类社会通理。

　　另外，上面讲到"避免矛盾激化"，谁和谁的矛盾呢？常识告诉我们，矛盾是一对一对的，守法和违法是一对矛盾，护法和违法也是一对矛盾。在对待违法问题上，守法与护法是一致的，他们与违法是一对矛盾。无法理解的是，守法者与护法者怎么成了一对"矛盾"呢？但是，在"西安四·二二事件"中，这一荒谬绝伦的逻辑竟成了事实。而且只有理解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为什么在长达三十个小时〔从二一日下午六时，到二二日晚一○时〕的犯罪分子活动中，警察的影子都很少见到？世有犯罪，然后有警察，他们作为一对矛盾而存在的。但此时他们到哪里去了？是放假了？还是只注意学生去了？根据记述，只是到了二二日"下午二点三○分，当事态趋于恶化"时〔省政府起火以后〕，西安市公安局才"先后发出通告和紧急通告，在新城广场反复广播，要求围观群众迅速离开现场，严正警告不法分子立即停止破坏活动"。直到"下午四点三二分，为了制止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省政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了平息事态的果断措施。"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就在"果断措施之后，不法分子在象征法律权威的检察院。法院内肆虐横行，仍然如入无人之境！

　　从四月二一日的犯罪事态来看，主要发生地点是作为每一个省府警卫要地的市中心广场和火车站广场，在这些地方，是不应该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的。我们假定在市中心有许多悼念的学生和围观群众，晚上因照明不足怕误伤无辜，"激化矛盾"。那么，火车站广场呢？总不会也是人山人海，遍布学生吧！但是，记述表明，不法分子在"冲"进去以后，至少痛痛快快地砸。抢了半个小时。后来一举被歼，但记述未标明时间。

　　这就使我们原先假设的"政府爱护学生"，以至于"爱屋及乌"的猜度失去了根据。而且，在这方面，记述者也未给我们留下遐想的余地。请看下文︰

　　第一，"四·二二"事件事实上是从四月二一日晚就开始。当晚，不法分子拉着学生放在广场的花圈，沿街打。砸。抢直到火车站。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学生并没有在场。第二，二二日上午一○时许，不法分子就开始寻舋闹事……大专院校的队伍是下午一时半左右才陆续进入广场，他们有组织地集中在广场正面〔根据座北朝南的习惯，我们理解"正面"为南〕和东侧……而滋扰闹事，主要发生在广场西侧……

　　第三，学生看到打砸抢烧的不法行弪后，许多人表示震惊和不满……于下午三时半和五时左右……先后有秩序地退出了广场。[二○]

　　此外，记述者还告诉我们，有三一名学生因围观与不法分子混在一起，也被执勤人员强行带离现场，可见，"容忍和克制"与学生不学生的并没有什么关系。

　　二一日被"抓获"者有一八人，占总被捕人数五七人的三一％，那么，第二天，当这些人的赃物被追回后，他们是被放了还是没放呢？如果没放，那么，第二天作案要犯落网者仅三九人。我们能相信三九人有那么大的能量，干出那么多高强度。高体力的犯罪活动吗？我们如不相信他们个个有气功武术，就只能相信，由于政府的"容忍。克制"，许多不法之徒已逃之夭夭了。另外，有三八名武警和干警受重伤，他们如果不是一对一地在搏斗中光荣负伤，那么，他们有许多人挨打也是白挨了。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要理解以上事实是有困难的。我们只能假定西安城市太大，人口太多，交通极为不便，通讯设备因经费不足而不能更新，或警察队伍青黄不接，未受过训练不敢贸然拉出与极端残忍〔不断有案例表明陕西犯罪的残忍〕的对手相搏。我们还可以假定省政府的西门围墙是泥土筑的〔黄土高原特产〕，省检察院和法院的围墙，不法分子"一路"所推的围墙也均为土筑！但是，这合情理吗？！实际上，只有一个假定是符合政府的前后逻辑的︰那就是他们有能力制止不法行为，但在这之前，它要让学生受到教训！

　　长沙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地点同样是在市中心广场和火车站广场，不过历时稍短，只有六个小时〔二二日晚七时至二三日凌晨一时〕，但直到二三日○点，广场的歹徒仍"乱打乱闹"，如入无人之境。"凌晨一点，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紧急出动，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共擒获百名不法之徒。"长沙事件的损失是︰"二一名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被打伤，五辆汽车被砸坏，三二家商店被抢劫……经济损失达五六万余元"。[二一]据称，白天上街游行请愿的学生在事件发生前的下午五点三十分返校。但在被"带离现场"的百名不法分子中，"有三名大学生"。[二二]

　　令长沙市民不解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目击武警和公安干警在出动前两个小时就整装待发了，但奇怪的是迟迟没有行动命令下达〔假设这种机械的治安原则是合理的〕。直到长沙最繁华的街道──黄兴路被洗劫，事件终于漫延到数里以外的火车站广场。不过，通过国防科大版的详细记述，我们可以找到某些例外︰一是当一名女大学生要遭暴徒凌辱时，"三位壮实的汉子排开人群冲了进去，挟起那位女子……冲进蝴蝶大厦……掏出证件︰`我们是公安局的'"。另一件是凌晨，一伙歹徒试图把一辆载有妇女儿童的汽车推翻。点火时，"十名公安干警及时赶到"。

　　──这些事件又使人感到︰到底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公安是有力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二三]于是，问题就在于︰谁命令他们拖延？

　　长沙与西安的情况如此相似，但我们不能设想前者与后者之间有一种命令关系。因为它们是平级关系。它们只可能接受上级的命令。但是，仅有这样的判断也是不够的，因为，设计此事的动机未必与效果统一。中间可能会有来自执行的偏差。其结果也完全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揭开此谜，还需现在位的人物开口。

　　但是，不论如何，西安的学生运动因"四·二二事件"遭受了挫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顿︰从四月二二日起到四月三十日，国家教委编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中，都没有出现"西安"这个地名，表明没有什么"情况"。新华社直到四月三十日，才又有关于"西安大字报开始增多"的内参报道。该报道还透露，"四·二二"动乱之后，各个高校都将大小字报"全部撕掉"。[二四]所以，不论政府如何说，他没有说是学生在搞"动乱"，他谨慎地把学生与不法分子区别开来，客观后果是，学生运动因此而遭到粗暴镇压！他们的合法权益被无理践踏！

　　长沙的"动乱"时间没有西安长，学运也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停顿，这也不排除可能是"具体执行时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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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GEORGE SIMPSON，CONFLICT AND COMRMNITY〔NEW YORK︰T.S.SIMPSON，一九三七〕，P.四.
　　[二]郑义《历史的一部分》，第二四页。
　　[三][七][八]市委版《平暴纪事》，第四○─四二页。
　　[四][六]见《光明日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第二版文《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五]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略》，第一二五页。[九]事实是︰李铁映为中共元老李维汉与金维映之子。金为邓小平的前妻。在三○年代瑞金中央苏区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整肃时与之离异。
　　[一○]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一一]引自市委版《平暴纪事》，第四三页。教委版《惊心动魄的五六天》中无"制度"二字。国防科大版《颠狂的蛇年之夏》中在定性语句前还冠有"有预谋。有组织。有准备"的判断。见四七页。
　　[一二]《颠狂的蛇年之夏》，第四七页。
　　[一三]指毛泽东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打击异己，拉帮结派的传说。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三篇。
　　[一四]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冰等人，委托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告迟群、谢敬宜的信。见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迟、谢为"四人帮"派驻清华大学的军代表。
　　[一五][一六]同[一三]，第五七七─五八四页。
　　[一七]"四·二六社论"说，"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包括呼喊"打倒共产党"？〕，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但是，在追悼大会后……"其实，追悼会后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打倒共产党"更严重。在此使用"但书"，只能使人把"追悼大会后"看作一种重要时限，即在此之后的行为就不能宽容了。但是，因为他们的事先警告，学生已经大大地成熟起来，所以，镇压的时间到了，但应有的证据却没有了。
　　[一八]《辞海》"国会纵火案"条说︰"国会纵火案德国法西斯阴谋陷害共产党人的案件。一九三三年二月二七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国会大厦，嫁祸共产党人，大肆逮捕和迫害进步人士……"
　　[一九][二○][二一][二三]同[一二]，第三一─三三页，第三七─四○页。
　　[二二]教委版《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三八页。
　　[二四]新华社记者王煌彦报道。

　　

第四章 走向高峰的学生运动

后生教先生
先生赶后生
生生不息

　　──北大对联

　　当冲突在道义的领域展开时，有道胜无道；当权力介入道义的领域时，道义便成了牺牲品。但是，如果浮在虚空中的道义借助有组织的力量，加上它悲剧性的摄服人心的色彩，它便可以与权力作一番较量了。

　　在悼念胡耀邦活动中产生，借"新华门事件"的压力而凝聚的北京市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自诞生以来，就使零散无节奏的学潮开始转变为有规模，有气势的学生运动。第一次亮相，它成功地领导了"四·二二"和平请愿；接着，又实现了北京市高校六万人的统一持续罢课；随后，"四·二六"社论又对它提出了新的考验。它将如何表现呢？它说，它没有辜负历史！　　

第一节 高潮再起

　　"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当即引起了两个方面的紧急反应︰

　　其一，是作为"核心力量"的各级党政领导与作为依靠力量的"积极分子"。他们比广大学生更早地得知了党中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讲话，当日下午就进入了紧张与兴奋的状态。依照行政系统，这部分人洋葱瓣似地聚集在北京市委与国家教委的"葱心"周围，陀螺般地旋转起来︰

　　四月二五日下午四︰三○时，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市委书记李锡铭主持。何东昌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要点"……当晚，市委召开区县局。高校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指示。邓小平"讲话精神"及市委向中央汇报的提纲。[一]同时，国家教委也召开了部分高校党委书记座谈会，教委所属高校和其它一些重点高校的党委书记及京。沪市委教育部门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强调，要通过艰苦的工作，"用中央的精神来提高〔！〕和统一广大党员和师生的认识，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动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能让步。"[二]晚七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四。二六社论"后，仅过了两个小时，"二一时，国家教委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和领会好这篇社论的精神。同时要发动党支部组织干部。党员。教师和中学生的积极分子学习社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该《通知》还以高度的阶级斗争警觉性警告人们说︰"有迹象表明，有些罢课学生已开始向中学串联，值得严重注意。要记取文革中的教训，决不能让他们把娃娃鼓动起来。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制止。"[三]

　　二六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万名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反对动乱"。李锡铭在大会上讲话指出︰"部分学生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以后进行的贴大字报。搞串联。组织`战斗队'。成立非法的学生组织等活动，是在制造混乱……我们对这场动乱不能再容忍了。不坚决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他要求全市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发动全市群众同少数打。砸。抢。烧的人〔北京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人〕进行坚决斗争；严禁在街头等公共场所张贴标语，演讲和进行其它非法活动；要坚决取缔非法组织，各单位不得为这些组织提供进行非法活动的场所；要严格禁止串联，特别要注意保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并以"父母官"的口吻要"全市党员带头做好家属及子女的工作，以防上当受骗"。[四]同日，上海市委也召开了"制止动乱"和处理《导报》事件的万人大会。

　　其二，是被作为整肃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强烈愤慨和旁观群众的不满。

　　二五日当晚"新闻联播"结束刚一个小时，“二○时三○分，北京农业大学贴出《有感于中央对学生运动的结论》的大字报，称`哥们儿。姐们儿。爷们儿，赶快把书扔到火炉里去吧！去当倒爷吧！去醉生梦死吧！去放纵淫荡吧！"

　　北师大中文。历史。教育。心理。经济。数学。哲学。生物八个系〔各系百人左右〕的学生，听完社论后在校园里高呼口号，然后数千人在校内举行了游行。

　　政法大五百名学生到街头演讲。

　　二○︰三○时，北大学生于当日下午刚刚改选完毕，由孔庆东。王池英。封从德。王丹。沉同等五人组成的自治会筹委会也开始工作，他们第一次用设在二八楼的自己的广播站向全校广播了三点声明〔一〕颐茄 硕 徊环吹常环聪芊 颐堑哪康氖峭平 泄 拿裰骰蹋 硕 霾皇撬 蕉 摇！捕 场?颐墙 绦 湛危 眯挛沤缱 龉 溃 铣痛蛉诵资郑笮挛帕迪中挛拋杂伞！踩 场?颐欠炊源颉?摇?溃 ? 翘岣呔 瑁 乐褂腥说仿移苹怠?晃谎萁舱咧赋觯?"我们只要翻翻历史就很清楚，《人民日报》曾发过无数社论，但是有几篇社论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特别是在每个历史的重大关头，《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几乎无例外地成为反面教材！"[五] 

　　二一时许，民院。人大有二千多学生在院内游行。演讲。北航有三千学生集会，听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演讲。就在国家教委的《通告》发出两个小时以后，各校学生也收到了自己的组织的《通知》︰为抗议"四二六社论"二七日决定举行全市大游行！

　　当晚，西安。长沙也出现反驳"四。二六社论"的大字报。称社论"谎言连篇"，并酝酿新的抗议运动.据官方统计，二五日晚，自社论广播后，北京市高校有七千人顶着高压的政治空气上街游行。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主要是︰抗议污蔑；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坚持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学生爱国，爱国无罪；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北京日报》胡说八道；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为求自由，为求民主，决不动摇。五八所高校贴出一二七○多份大字报。[六]

　　下面是一些大字报的摘录︰

　　《也谈动乱》︰"不知是谁家喉舌的 CCTV 屏幕上，一个满脸正经的女人庄重地宣布中国出现了一次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也许是恫吓，也许是一场血腥镇压拉开了帏幕，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首都几十万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和上百万的工人。市民和干部参与和支持的爱国。爱人民的行动，以及他们最纯洁。最高尚的感情，被这个女人和她背后的某些大人物用`动乱'这个邪恶的字眼粗暴地奸污了。一个政党和政权的领袖们，撕掉最后一块遮羞布，赤裸裸地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自恃有枪，有警察，有监狱，认定了中国的老百姓是贪生怕死的群氓，在强权的大棒下一定作鸟兽散。

　　你要民主吗？八七年初已有一位大人物说过，拿几百万人头来换。或许今年的此时是付诸实施的时候了，住保定的三八军怕是已经到了吧？〔批注︰四。二二进京，有六万人〕然而，今日之中国已不是八○年。八三年和八六年的中国，老百姓的遮眼罩与神灵们身上的金粉在一年年风雨的冲刷中脱落。也许会再来一个百花凋谢的严冬，但权势者被血泪淹没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评<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并没有违宪。第一，《人民日报》没有权力决定我们这次学生运动是否违宪，根据宪法六七条，由人大常委及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关于违宪的决定和判决，才有法律效力，《人民日报》社论只是一家之言，有诽谤之嫌。

　　第二，《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学生违宪必须以具体事实为依据，以具体法律条文为准绳，他们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即为造谣诽谤。

　　第三，并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学生是违宪的。

　　一。根据宪法四一条，公民对政府和任何国家机关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十几万公民的和平请愿，违宪在哪里？？同样根据四一条，对公民的申诉，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抑和打击报复，这又是谁违宪呢？？社论以极个别人呼喊反动口号否定大多数人的正义行动，这无异于以少数共产党员的腐化来证明共产党的不可救药！二。根据宪法第三五条，公民有结社自由。在没有结社法的情况下，试问根据何法认为广大学生自动选举出的学生筹委会是非法社团？

　　根据北大学生会章程第三四条规定，不承认不能代表广大学生正当权益的`学生会'是全体学生的权力。

　　根据宪法第三五条，公民有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如果把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为目的的有组织的学生和平请愿活动认为是动乱，那么宪法的权威何在？

　　……

　　第四，在争取宪法权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履行宪法义务，我们建议开展护宪运动。

　　一。维护宪法遵严，切实赢得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二。在宪法允许范围内开展运动，根据宪法第三八条，公民人格尊严不允许任何人加以侵犯。"

　　一首题为《我曾经爱过的女人》的诗歌写道︰

　　"我刚懂事时，就爱上了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可昨夜的风/吹掉了你温情的面纱/露出了一张四十岁女人/奇形怪状的脸/地上所有冤屈的泪水/冲掉了你浓浓的脂粉/你女妖般的淫威/让我颤栗地感到/天空中滚动着黑色的太阳/月亮早已成为乌鸦的翅膀/吸血蝠一样吮吸所有的光/只有苔藓植物/才能疯狂地生长/于是我终于相信/四十年时间足够了/连大理石也会腐烂"显然，这些校园舆论充分表明，"四·二六社论"不仅没有对学运和知识分子起到弹压的作用，反而把胡耀邦追悼会后由于失掉初始依据而势头渐弱的学运重新煽动起来。这一判断的另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四。二六社论"见报的第二天，学生运动为自己书写的最伟大。最精彩，同时也最令人广为传颂的一笔。它撤底扭转了社会舆论中开始还对之抱怀疑。轻视态度的部分，它使自己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中，而胜利者的形象又为之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这，就是“八九民运”中唯一的一次，被所有传媒不约而同地称为"大游行"的一次学生游行。

第二节 大游行

　　关于这次"大游行"是如何"出笼"的？中共的新闻兼情报机构──新华社，早已对学生组织密布下"暗探"的北京市和学校的"家长"国家教委，都留下了可供查找的文字，事情的大致经过是︰

　　四月二五日晚，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决定了二七日举行游行。当晚，消息便传达到各个学校。从有关记录看，这个通知发出的时间是在当晚一一︰○○以后。《惊心动魄的五六天》说︰"二三时，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二七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四。二六社论'"。《平暴纪事》称之为"新学联一号令"。

　　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根据四月二五日晚全体委员会决议，于"四。二六"社论正式见报的当天，在政法大学主楼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会上，周勇军宣布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该会的宗旨是"民主。科学。自由。法制。人权"。临时学联采取的斗争方式是"和平请愿"。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新学联还公布了北京高校决定于四月二七日举行大游行的消息。宣布游行的统一口号十条︰"〔一〕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二〕民主万岁；〔三〕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四〕维护宪法；〔五〕爱国无罪；〔六〕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七〕人民万岁；〔八〕物价稳定；〔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人民警察保护人民。"到广场后的口号是"要求对话"，游行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八]。临时学联为这次游行制定的路线，有意避开了穿过繁华的西单商业闹市区。

　　二六日，就在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反动乱"之时，各校学生自治组织也开始了广泛的动员。同时，五二所高校贴出八六○份大字报，抗议"四·二六社论"。

　　政府当然在一开始就得到了这一行动的消息。于是，各校遵命对学生做工作，企图把事件平抑在萌芽状态。二六日深夜一二点，北京大学校广播站反复播送校长办公室的一个通知"……为了同学们自身的安全和家庭幸福，请大家谨防上当，明天不要上街游行。"

　　据称，在临时学联内部，对原有的游行决定也产生了分歧。鉴于军警出动的消息，吾尔开希。马少方主张取消原来的决定。执行主席周勇军甚至也宣布了这一取消的决定。[七]不少学校的学生已收到更改的通知。

　　但是，一场由饱满的愤怒孕育的行动，这时已如离弦的箭头无法收回。

　　《新观察》有一篇目击记，是目前可以查阅到，当时留下的一篇较为真实和全面的报道，为使后人能了解这次"大游行"的全貌，笔者不惜版面在此摘要录之︰

　　一、四月二七日八︰○○─八︰三○

　　每天，当太阳和国旗几乎同时升起来以后，天安门广场就已布满了游人。而今天，空空荡荡，隐隐透露出一种异常的气氛。铁链紧张地圈住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台阶。上面只有一个值勤的武警战士和两个清洁女工。花圈不翼而飞，胡耀邦的画像失去了踪影……

　　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广场四周的警察逐渐增多。历史博物馆停着几辆面包 悟M 大轿车，里面坐满了警察，似乎在等待什么。广场东侧有一队刚刚开来的警察，一位领导正在队前布置任务 "第一，如果有零星的学生入场我们就让他们进来；第二，如果有人搞打。砸。抢，我们就采取行动……"

　　八点半钟以后，军警一队接着一队，沿着广场两侧的道路迅跑……东西两侧的军警排成了一个个方阵，每个方阵中都有几个女军警。历史博物馆前的小树林中，掩藏着许多正在休息的军警……小树林北端，某报记者 C 趁机采访一位年轻壮实的军警︰"今天学生会来吗？"记者问。"说是要来。""你是武警吗？""我们是公安大学的。""你们其实也是学生啊！全校都来了吗？""二年级以上的。""要是今天学生不来了呢？""我们反正是听命令。"这位穿警服的大学生说。

　　人民大学。喇叭里传出临时学生自治会的通知︰原定于二七日上午八时进行的游行因故取消。但仍然有一些学生打着校旗。横幅标语，慢腾腾地正在集中。北京大学南门外。门卫严格检查每一个入校者的证件。外国记者的摄像机。照相机镜头，紧紧盯住了校门，在等待着学生出来的那一瞬间！校园内，校方广播喇叭正在大声疾呼︰现在有少数人仍然在鼓动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们感到震惊，希望学生不要出去游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二八楼学生的那个小广播站则针锋相对地广播"对话的条件"。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到三角地集中……终于集合了两千多人的队伍，向校门口走去。

　　二、八︰四五─九︰三○

　　北大的队伍走出了校门……八点四五分。

　　早已等候多时的社会各界人士欢声雷动。坐在墙头上的年轻人用尽气力呼喊着支持学生的口号。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和欢呼的群众差不多。队伍最前面是一面光辉的旗帜，红底黑字︰北京大学。这四个字的威望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确立的。从此就象是有某种遗传基因似的，七○年来的学生运动北大始终走在前列。

　　紧跟着校旗的是两条横幅标语︰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

　　……

　　队伍向东，到了中关村丁字路口。清华大学的队伍从北面过来了。两校会合后停下来商量，决定让北大先走。队伍向南，走到科学院的那个丁字路口时，迎面一堵人墙拦住了去路。人墙是由人民的警察组成的，一二百人的样子，手挽手排成了五。六道防线……一名警官走出来与学生交涉。机敏的外国记者立刻把警官和学生代表团团围住了。外国记者很多，有的扛着摄像机，三人一组，起码有三四组。更多的拿着照相机。录音机和记录本。

　　〔三十日，一位香港出版界的女士在北京对某报 D 记者说︰二七日这一天，她在香港听广播，电台每半小时报一次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她特别紧张，当时香港舆论都认为要镇压学生……〕

　　……中国记者有自己严格的纪律，没有经过批准是不准随便采访的！在这个地方有一名中国记者，某报的 A，他只能在圈子外面听。只听清了大概的意思，那位警官让学生停止游行，学生让警官让开道路。双方交涉了十几分钟，都比较客气，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纪律性决不亚于训练有素的警察，队伍稳稳地立在原地，与警察的人墙相峙着。

　　一两千名〔？〕群众插入警察与学生之间，他们有节奏地喊着︰"让开，让开！"

　　学生们也在喊"人民警察爱人民……"

　　没有猛烈的冲击，只是一步步地往前压，群众在前面，学生跟在后面。街道虽宽，但一边是民房，〔一边是〕街心隔离带。栏杆，人都往中间压，因而街心拥挤，如同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上一样。有人被挤掉了鞋。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地往前拱。警察顽强地抗拒着人流。虽然不是猛烈的撞击，但从人流中发出的缓缓的潜力如同大海的涌浪，一波接着一波，即便是坚固的大坝，也会倒塌的。大坝决口了！第一排的警察胳膊松开了，人墙倒塌了；突然失去了阻力，人流呼啦啦冲了过去……

　　此刻，大约是九点三○分。人流中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北大校园内又有许多学生赶出来加入了队伍。人数从一两千〔加入清华的队伍后应不止这个数〕猛增到六。七千……。警察显得有些沮丧。人墙被拦腰截断，他们呆在路旁，无可奈何地看着学生的队伍走远了消失了。

　　三、一○︰○○─一一︰四五

　　人民大学的学生刚一走出校门就楞住了︰街道上空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他们担心北大学生受阻，便决定向北迎接北大学生。人大的队伍有一百米长，大约两千人左右。人大有几栋宿舍是临街的，许多学生趴在窗口上观看。因为几乎所有学校都传达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关于取消当日游行的通知，所以许多学生持观望的态度。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挥手高喊︰"下来，快下来！"楼上下来了不少人。

　　在附中门口，人大的队伍和北大。清华的队伍相遇。在双榆树北三环路口，与北京外语学院的队伍相遇。据说原计划是向东，朝北太平庄走，去北京师范大学。也许因为看到了一百多米外友谊宾馆的军警防线，四所学校的负责人协商了大约有二十分钟之后，决定队伍继续向前，迎头撞向军警的防线！

　　警察排成了六排，象一把大锁似地牢牢把住了路口。警察劝学生停止游行，学生也不想多说什么，反正就是要走︰"请警察让开！"

　　正如锁不能自己打开一样，没有接到让路的命令，这些忠实的警察手挽着手，他们决不让路。据一位警察说︰"上级命令我们谁也不准后退，除非被抬下来！"

　　围观的群众声势浩大，和学生一起高喊︰"让开！让开！"喊声未落，队伍拥过去，象一把大钳似的一下就把警察的大锁拧断了。

　　这时，北方交大。中央民族学院从南面折了过来，与北大。人大。清华。北外的队伍连接起来。接着，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的队伍也先后加入了大队。记者 D 在魏公村第一皮鞋厂门前看了一下时间︰从一一点一○分到一一点四五分，队伍仍然没有过完。

　　四、一一︰三○─一三︰三○

　　白石桥。在学生队伍到来之前，警察已经筑起了坚固的防线。从紫竹院到首都体育馆，几十米长的路面上，手臂与手臂象铁索般地紧紧扣在一起。游行队伍缓缓蠕动着过来了，学生之前是群众。人流越逼越近，在几十米外就能感到沉重的压力。警察们挺起胸膛，准备承受几千人的撞击。压力是缓缓地压到警察的人墙上的，逐渐加大，人墙向后弯曲凹陷，猛力反弹，人流哗啦退下，紧接着又扑上去，潮水般地忽退忽进……

　　经过几个反复，铁链断开，人墙倒塌。军警主动撤离到路旁，大约有四五百人，列队整齐，注视着学生队伍通过。中央民族学院的队伍高喊︰"人民警察保护少数民族！"也有人唱起《便衣警察》主题歌。此时，白石桥路两旁，仅围观群众就有近万名。许多人也跟着学生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九]

　　队伍继续向南往四道口行进。然后转向东，经过大都饭店，在国谊宾馆前稍停了一会儿……继续向东……上了二环路。无论怎么绕圈子，目标是明确的。如同盘绕曲折的河流，终究要流向大海。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门前，学生们开始背诵《邓小平文选》第一三四页上的语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一听到群众中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车公庄。北航。北师大和政法大学的队伍被军警拦住了。本来这支队伍要从豁口一直向南到西单。道路被封锁了，有的学生要冲，但许多同学不同意。他们高喊︰"理智，理智！克制，克制！"

　　队伍转向西直门，再向东，在车公庄又被栏住了。学生们向警察呼喊︰"提高警察社会地位，提高警察工资待遇！""人民警察不打学生，专打官倒！"

　　政法大学前列是一条横幅︰"誓死捍卫宪法尊严"！那个黑色的"死"字，被红墨水泼成血淋淋的样子。学生们早已做好了流血的准备，有的写了遗嘱，有的写了血书。临出校门时，三位学校领导拦住了队伍。校长抱住旗杆，指着那个"死"字，含着眼泪说︰"你们不能出去，不能让你们这样流血，如果流血了，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政法大学，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经过反复交涉。冲击，警察终于让路了。这时候，许多女同学哭了……。

　　警察队伍中，也有人落泪了。

　　天安门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只许出，不许进……广场中心已空无一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显的很尴尬。

　　五、一三︰三○─一四︰○○

　　天安门东侧的南河沿路口已被封锁。三四排警察紧紧地挨在一起。受阻的人很多，自行车混成一团……

　　此时，景山公园前开过一六辆军车。每辆车上坐着四排士兵，每排九人，加上军官，大概近四○人，一个排的兵力。一六辆车，估计将近两个营的兵力，往西开，开到北长街向南拐弯。前面三辆军车刚拐过去，红灯亮了，夹在三四辆车中间的一辆摩托车紧急剎车，车上是一对中年男女。第四辆军车急剎车，而第五辆军车剎车不及，重重地撞在了前车尾部，声很大，车上的士兵吓了一跳，行人也发出一声惊呼。

　　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有一些学生从公园的另一个门跑进来，往南门外跑。门口有两便衣大喊︰"别跑！"吓得他们缩回去了。两点钟以后，广场前的路也不准公共汽车通过了。天安门前，长安街上，人们都在快慢车道中间的栏杆后面。有两次纪念堂前有一点骚动，人们登上栏杆看。有人正跨越栏杆，被警察一吆喝，就吓回去了。从西边，远远地传来了学生队伍中的鼓乐声，在安静的广场上听起来象是战鼓。

　　……从中山公园里出来了十几队士兵，步伐整齐，似乎要去接受检阅，指挥员不时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广场上也出现了军车，满载着士兵向西疾驰！看样子，学生的队伍接近了广场。

　　六、一四︰一○─一四︰四五

　　复兴门立交桥。学生的队伍过来了！

　　在前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旗帜。晃动了几下，在警察的防线前停住了。几乎没有什么冲突，只听见警察中一声喊︰"撤！撤！"防线就垮了。学生和观众向警察鼓掌。欢呼。游行的队伍摩肩接踵，旌旗招展，一眼望不到头。宽阔的马路变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人的河流。有几百名群众，在游行队伍前为学生开路。在人大前面打头的是"研究生院"。学生组织的纠察队边走边喊︰"请市民往两边走，请让一让，请协助！"

　　队伍中树立着一些标语牌。还有一组写有"目击者"的照片专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巨大的版幅，这是一张仿真"起诉书"︰

　　原告︰首都高校全体学生

　　被告︰人民日报

　　起诉理由︰诽谤诬蔑罪

　　案情︰〔略〕

　　人大后面是建工学院。外语学院。理工大学。北方交大。北方交大的一个操东北口音的学生拿着喇叭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人民养大的，我们愿意为人民流血牺牲，我们代表的是十一亿中国人民，十一亿中国人民都是腐败官僚分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清除腐败的官僚分子，我们要求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你们和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没错儿！"一女青年喊到。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围观的人中有拿录音机的，同学们认为这些人是新闻记者，有人便向喊话的东北人耳语了几句，于是他又高声喊到︰"需要广大的。正直的。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支持！向中国及世界各国一切有良知的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致敬！"掌声又响成一片。

　　学生们表示了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强烈不满。"抗议人民日报。中央电台任意歪曲学生运动"。"请愿不是动乱"等标语口号布满了整个游行队伍。有的措辞更加激烈︰"新闻界遮羞布多种层次一中的确良"。"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光明日报，没有光明；北京日报，胡说八道；科技日报，为民开道。"

　　在大学生中流传着一个政治校话︰江青看了`四。二六'社论后，一口咬定姚文元被释放了，要求把她也放了。借以讽刺那篇社论。[一○]

　　大学生普遍对《科技日报》和《农民日报》表示欢迎。一条极长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向正义的农民日报致以崇高的敬礼──首都高校全体正义的爱国学生。"

　　北医大口腔学院只有一二百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都穿著白大褂，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后是中央民族学院，举着汉藏两种文字的"尊重人权，反对暴* "。"爱国不分先后"等标语。领呼口号的男同学嗓子已经嘶哑︰"民院民院，为民请愿！"还有一队呼口号全部用四川口音，路人听了，忍俊不禁。[一一]

　　然后是气象学院。北京商学院。商学院的学生向建筑大楼脚手架上的工人呼喊︰"向工人阶级致敬！"工人们高举双手，不停地挥动。这时有个人影张开双臂，好象要工人们下来，但没有人理他。

　　一四点一七分左右，北大的队伍开过来了。他们有节奏地呼喊︰“北大北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国际政治系举着的横幅是"忍痛罢课，平等对话。”

　　有同学喊︰"官倒官倒，越倒越胖。"[一二]

　　在北大的队伍中间，夹着北京林业大学的校旗。北农大的横幅言简意赅︰"官倒富，农民苦"。"减轻农民负担"。还有一句带有自我批评的成分︰"北农大不再沉默"。据说，二二日追悼胡耀邦大会前的深夜急行军北农大没有参加。

　　一四点三五分左右，清华大学过来了。同学们高唱着用"打倒列强"的曲子填写的新歌︰"打倒官倒，打倒官倒，争自由，争自由。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向前进，向前进……"

　　开始游行队伍最后的是邮电学院，后来又续上了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在二环路上，队伍基本上是学生，站在高处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旗帜，标语；到了长安街后，群众就汇入了，形成了三股洪流，铺满了整个长安街，街中间是学生，两边是群众。三股人流齐头并进，滚滚向前。当然，学生两侧有手拉手的纠察队，与群众保持着明显的分界。西单路口的岗台上站着五。六个警察，……一个五十岁上下，手持对讲机，显然是在汇报情况。路口亮着红灯，队伍停下了。三个学生手提小型扩音器向警察交涉︰"学生要过去，你们能不能放个绿灯？""不行！"警察说。学生又要求︰"希望和平地放我们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警察始终就是两个字︰不行。

　　队伍受阻。学生们有节奏地喊到︰"学生代表，大会堂前，跪下请愿，无人理睬。人民大学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打倒官倒。"

　　十多个学生齐唱︰"……再大的风雨我们同经过，在苦的日子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从来没变过……"

　　……警察两侧的群众开始挤了。群众对警察说︰"你们不要在堵了，你们堵不住的！"一拥而上，防线就被冲开了。一阵欢呼，队伍继续向前，把一支动人的歌儿留给了人民警察︰"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八、一五︰四○──一六︰三○

　　开始学生是三路并进。东边最前列的横幅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群众把警察冲开后，自动留出了大约三米宽的信道让学生过去。警察从马路北侧向西撤走，单行列队，步伐整齐，凯旋般的。群众夹道欢送，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队伍在六部口受阻。上千名军警手臂挽着手臂组成了厚厚的人墙。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如同两个浪峰之间的短暂的平缓期。纠察队员迅速跑向前面。一会儿，队伍向前挪动了几步，又停住了。学生们好象早有这种思想准备，谁也不着急，你不让我过，我就休息反正迟早得过去。就这样走走停停，差不多有四十多分钟。

　　这时，人流已经从四个方向把路口完全塞满了。长安街上全是人。有不少自行车卡在人缝中动弹不得。有一种要把空间撑破了的感觉。人流被挤得向上漫溢，街道两旁的楼上和树上。交通标志灯上。南北两侧的广告牌上，也全站满了人。有人爬上广告牌顶端，双手敲着牌子的板面，"咚咚咚"的象是擂响了的战鼓。随着响声，千万人有节奏的同声高呼︰"不许打人，不许打人，"没有打人，这只是一种警告，为了起一点威摄作用。后来又喊︰"加油。加油！"中南海的红墙墙头上，隔着浓密的绿叶儿，有三四个穿便衣的人在向外了望。其中有一个人的手弯在嘴前，象是对着对讲机说话。

　　这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形象︰五六排警察在马路南侧贴着墙壁站立着。虽然表情不那么自然，但显得比较轻松。有的警察还象学生招手。学生一路喊着︰"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万岁！"深情的《便衣警察》主题歌，把警察也唱得高高兴兴。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察，把手举起来向学生敬礼。动作很小，有点儿犹豫的样子，举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人又放下了。见没人注意，他第二次举起手来……

　　九、一六︰四五──一九︰○○

　　队伍在南长街又遇到了一道封锁线。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队伍就冲过去了……转眼军人就被包围在中间，如同一座孤岛。忽然，许多人象大梦初醒，呼地就往广场中心跑，如同要去火车上抢占座位。有人大声说︰赶快些，去晚了没有好位置了。"广场当时还不让进，人们就站在交通隔离线的墩子上。有几位警察拉。推他们下来，群众就围过去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革命博物馆处有二五辆军车调过来增援。开走了两辆，后面的军车一下子就陷入了人群的包围之中。虽然是对立的双方，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反而向军人欢呼。有些大胆的人爬上军车与军人聊天。一个戴白帽子的外国记者，爬上车头给士兵拍照，士兵木然以对。群众高喊︰"解放军走开！走开！走开！""丢人！丢人！""回去！回去！"[一三]驾驶室里，一个中尉面有难色，拍拍司机的肩膀，不知是让进还是让退。汽车稍稍往后移动了一点儿，顿时群众中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喊︰"解放军万岁！" 中尉把帽子扔在一边，和下面的群众握手。士兵们也向群众招手。旁边一辆部队救护车想开过去，群众一用力，把它推了回去。车右边的一块玻璃碎了，里面有报话机，急救器材。坐在最后面的一位士兵激动地向群众挥手。学生们向爬上军车的群众高喊︰"下来，下来，让解放军过去！"车上的士兵全都站了起来，看样子想和群众交流些什么。军官大声喊︰"坐下！"士兵尴尬地坐下了。有两个军人下了车，拿着步话机，又生气又焦急地跑着，边跑边喊︰"让开！让开！"他们往故宫里跑，象是去汇报。

　　人民大会堂边，密密麻麻的军警坐在地上护卫着人民大会堂。当学生队伍接近广场时，警察突然拐过来，向北突击，学生队伍受阻。马路南侧被堵住了，但北侧可以通过。这时，学生纠察队象是帮助警察维持秩序那样，说︰"同学们，绕过去，往这边走。"他们和警察紧紧贴着身子，指挥同学们通过。 ……队伍继续向东，根本没有进入广场。 在东单，学生队伍已经是一段段的，不连贯了。每当队伍稍停时，都有人坐下来。许多人显得疲惫不堪的样子，但依然喊着"加油"，坚持走着。经过《北京日报》附近，不知为什么情绪一下子又调动起来，振臂高呼︰"北京日报，胡说八道！……" 建国门立交桥北面路西一座楼房上[一四]，有人放鞭炮，引来一阵欢呼。 建国们立交桥上，有五辆军车被围住了。群众情绪激动，喊︰"你们当兵的回去好好想一想吧，你们要敢动学生一根毫毛，我们决不饶你们。"……有个学生掏出北大学生证，不断地向群众作揖，嘶哑着嗓音说︰"谢谢大家，让他们过去吧。士兵是无辜的，让他们过去吧。"他反复地重复着这样的话。许多群众眼睛里含着泪花，闪开了道路。大学生送走了两辆军车，在返回来送第三辆。这时过来一个交通警察站到学生中间想指挥，"嗷──"群众把他哄下去了。

　　一群个子不高，满面稚气的男女学生，看样子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大孩子，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着。有的脸上带着泪痕，一拐一瘸的。但他们依然倔 地昂着头，一条横幅在他们的头上挺着︰ "妈妈，我们没有错！" ……[一五] 

　　当队伍行走到北面的安定门立交桥时，桥上桥下，围观者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从高楼群到大街上，彼此呼应，形成共振。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举着自己不到三岁的孩子在头顶挥舞，婴儿极乐，持续整整半个小时。许多学生都上前去摸孩子的头。一个领队的学生用干得泛白的嘴唇声音嘶哑地喊着︰"水！水！"。于是，有人也提了水桶，站到了游行队伍前。

　　路过的车上，有人朝学生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棒冰。汽水。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后来的人买不到，就成箱地买可口可乐，排在后面的人够不着，直嚷嚷"我全包了！"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模样的挺标志的姑娘蹬着，两旁有自行车开道护送，神气活现地叫着"闪开！闪开！"俨然当年的"支前模范"一般。

　　豁口一带，一伙个体户在一起议论︰这些学生年龄小，又没钱，累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一个开饭馆的说，让我去给他们炒几个菜！菜炒好以后，他硬是从外面拖进来一个头上缠红布条的学生，要请这个客。那学生推脱半天，说"绝对不能吃"，才被放了。 走在这支游行队伍中，听着旁边人山人海的呼声，有些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当队伍行进到一处时，一女生问︰"到哪儿了？"有人答︰"北太平庄了"。那女生说︰"啊！已经到了这儿了，快到家了！"另一女生问︰"往人大怎么走？"人群里登时发出嗡嗡的怜惜声︰"看！人家小姑娘，连家都找不着了！" 从早上八时出发，到晚上一一时最后一支队伍〔北京农业大学〕返校，这次游行历时一五个小时，行程三十公里，以和平。胜利而告结束。 从此，北京的舆论为之一变。自胡耀邦逝世以来，笼罩在学运头上的疑惑。哀伤。愤怒。高压的空气，一变而为自信。开朗。轻快的空气。政府，不论其在四月二七日的早晨，是否仍想再版一个西安。长沙事件，但到此为止，不论其立场是否有所动摇，它不得不暂时收起了"四。二六社论"的腔调。四月二八日，邓小平在家人的劝说下去了北戴河。据说，"邓办"人员还发出通知，要求收回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得知此讲话较迟的省市，只传达到厅局级。[一六]

　　一位学运出身的《中国日报》负责人目睹这一天学生的游行，断定它的后面一定有"高手"指挥。"一下子就把南朝鲜给`毙'了！"人们的估价不谋而合。从此，"四。二七游行"便以"大游行"加载了人们的记忆。而且，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样称呼发生在这一天的事件的。没有任何权威或新闻媒介的提示和倡议，也无须经过什么人承认。即使是在后来又出现过"五。一六"。"五。一七"和"五。二三"等从人数。规模到卷入的方面，以及声势都大大超过"四。二七游行"的情况下，[一七]人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变这个提法。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第一次给人留下的印象肯定是分外鲜明的。在"四。二七"以前，不仅学生没有过如此规模的大游行，就是全社会，也没有过如此浩大的自发组织的游行。所以，它至少是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首例。其次，它的组织性，合法色彩，与前一天发表的"四。二六社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群众看到政法大学的队伍时，他们议论说︰"你看，搞法律的也游行了，这回打官司，学生准赢！"当人们看到穿白大褂的北医学生和她们的红十字旗时，人们说︰"就这，国际战争也打不起来！"虽然象纠察队一类的组织，在"四。二二"已经出现，但它一半由于处在夜间活动，一半由于游行路线较短，所以未被广泛知晓。而这次时间长达一五个小时，路途长达三十公里的游行，如同毛泽东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以对手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告终的，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鉴于历来的群众运动往往为"非理性"情绪所左右，许多知识分子得出结论，认为"四。二七"之成功，是"理性"战胜"非理性"大胜利。

　　作为一个亲历者，笔者认为，"四。二七大游行"虽然象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但是，我以为，它对于广大公众的真正魅力，恰巧不在它的理性程度，而在于它"哀兵"的形象和"天然去雕饰"的真诚和纯情。慷慨赴义，是它的真正灵魂，不论是"誓死捍卫……"，"民不畏死……"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都体现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可以这样说，“八九民运”之比不上"四五运动"可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参加者在面对各种海外传媒时的表演心态，它因浓重的油彩而分外地凸现于历史，但它也正如油画一样，只可远观，不可近睹。因为，近观者必然会为某种程度的失真感所困扰。但是，"四。二七大游行"却没有“八九民运”的这种缺点。在那些过分工整的格律词章之外，它是一首自由的抒情诗。它的文明的性格不是刻意塑造，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在学生自觉接受了"新华门"和西安。长沙事件教训，对此次学运取得高度认同的前提下，所有最精彩的片段，都是他们自由地发挥和创造出来的。这也许是时至今日，不少民运人士为生计而历数自己在“八九民运”中的光辉业绩之时，却没有人来"认领"这次伟大的游行的缘故。因为它的确是集体的创作，是学生与人民群众共同迎来的胜利。

　　承认这一点，当然不是说没有人为学生出主意，提供经费，购买小型广播器材。学生纠察队的产生，就是他们采纳有关人士建议的证明。但是，他们当时并不象官方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成为操纵。控制学运的力量。这种状况正如一位北大女学生所说︰ "谁也不能操纵我们。我们有自己的头脑，不象有些当官的，生怕丢了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有脑袋不敢独立思考，有嘴不敢讲真心话，对上唯命是从，活着却不是独立的人，象个机器人似的被操纵着。胡耀邦逝世后大家都很悲痛，上面不重视学生的意见，《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把我们激怒了；校园里响起了《国际歌》，我们热血沸腾，这就是凝聚力！"[一八] 

　　对于这次游行，外电也给予了相当热烈的反映。香港《明报》四月二八日有一篇恳 m 可喜 "四二七运动"》说︰"将来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运〕称为`四二七运动'，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这篇社评还说︰"这四次运动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它们发生的地点都在北京。其次，它们的主要参加者都是大专院校学生。[一九]再其次，它们的本质都是爱国运动。而最要紧的是，它们都是由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甚至可说紧迫的危机感所促成。"它说，四。二七大游行"使中国的政局豁然开朗，透出希望的光芒。"在后来知识界公开站到前台的日子里，包遵信也在各种场合主张对"四。二七"大书特书，指出它是一个"划时代"事件；五月下旬，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甚至建议把这一天作为中国的"民主节"。 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认为，"八九风波"因为四。二七大游行的出现，一场可怕的危机一变而为一个可喜的转机。但是，也有不容乐观的声音存在。四月二七日，路透社发表一位六○年代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外交官的评论说︰这次学生抗议的结果很可能只是稍有收敛而不是骤变。"中共在拖延时间，就象他们对待经济问题──通货膨胀──以及腐败现象的做法一样。他们对这些问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中国是反对骤然行动的。"香港虎报四月二八日的一篇评论说，"当局昨天的容忍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而"无畏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奇迹"。

　　这些议论提醒了人们，昨日的胜利，在及大程度上是以政府的"宽容"为前提的。其中当然也有"鸽派"的作用。但这种"宽容"并不表示它突然间受到民情的感动或是民主思想的启迪。正如毛泽东早就谆谆告诫全党所说，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你"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而在四月二七日，它的态度是与警力不足，无责任政府，及体制内的离心离德分不开的。而这些现象，也可能为下一次专制极权行动铺平道路。

第三节 《导报》事件的反响

　　"四。二六社论"登报当天，江泽民在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上海也采取了响应的行动︰召开万人大会，撤销《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党内及行政职务，对导报派驻工作组。这一行为，客观上对在"四。二六社论"中仍含糊其词地所称的"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把整肃重点避开了广大的。难以应付的学生，而对准了新闻界。新闻界的背后，自然是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界。这些人有一个弱点，他们不象学生，是吃自己父母亲的饭的。他们全是捧共产党控制下的国家的饭碗的人。对待他们的有效办法，一直以来是"杀鸡儆猴"，屡试不爽。然而，这一次江泽民有点而失算了。

　　上海的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世界经济导报所在地，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条名巷。七一岁的钦本立，也突然之间举世闻名︰

　　在钦本立的办公室里，他专用的那把圈形座椅，被他的同事们当作文物，高高地放在了电视机柜架上。《导报》驻京办事处破烂不堪的平房里，两台电话昼夜不停地嘶鸣，传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问候。慰问信致敬电使邮电局突然大发其财。平日只有来去匆匆的记者编辑的报社，宛如一座集市。

　　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就导报事件于四月二五日和四月二八日两次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发来呼吁书。呼吁书说︰作为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他们深切关心上海市世界经济导报因"在一篇关于已去世的胡耀邦的文章中对当局的批评，及官方新华社提供的已明令限制报道学生动乱的消息"，"最近一期被禁止出版"的事件。书称︰"本委员会意识到你们政府目前遇到难以应付的局面，但我们作为维护世界同行的一个无党派的新闻工作者组织，尊敬而急切地请你们政府停止妨碍我们同行得到各种国际协议包括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保证的，报道新闻和意见的权利。"二八日再次发出的呼吁书，对钦本立被停职表示"深感不安"。指责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准则"，并请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该书还再次重申了其组织的"非党派"性质和"支持同行''的权利。[二○]

　　在北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文艺报。华声报都有编辑记者前往慰问。在送来的致敬信中，有的是同行写来的︰

　　亲爱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同仁们︰

　　也许我的敬意与你们的勇敢相比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是那么的软弱无力。但我们还是要告诉你们，虽然我们不能用我们的 XX 来支持你们，但我们在用我们的心支持你们！

　　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在沸腾的长安街和火热的校园，我们揣着记者证愧疚地站在那里，看着学生们打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要立法"的标语，感觉着学生和市民对新闻界极度不信任的目光，倾听着对新闻界的不满及愤怒……我们已经没有勇气申辩，我们只想流泪。

　　我们的心声由学生们喊出，而我们还在沉默，这是我们新闻界的耻辱。

　　你们的勇敢行动犹如夜色中一颗璀灿之星，给我们以慰藉，甚至支持了我们继续做记者的信心。我们向亲爱的《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向钦本立总编辑表示衷心的敬意。历史会记住你们！

　　〔署名〕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九日

　　──这封信的作者，显然是一位青年女性。另一封信，则出自一个癌症患者之手︰

　　敬爱的钦本立先生︰

　　《导报》是全国编得最好的一张报纸。它是我的良师益友。

　　开放改革。公开性。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必胜无疑。

　　全国数千万知识分子都尊敬您。

　　请多保重贵体！

　　祝健康长寿！

　　──他把对于他来说最宝贵的祝愿，送给了一个从未谋面的熟人；也把与自己的身体状况极不相称的信念寄予了他理想的事业。

　　电报，也向雪片似地飞到了钦本立身边︰

　　正义为本民主为道本立则道生钦老板安康

　　〔北京戴晴〕

　　真正的猛士青年问候您〔衢州〕

　　人民不希望十一亿中国只有一个声音

　　民主迟早会代替专制

　　真理最终将战胜强权〔黄埔读者〕

　　赤子心华夏魂忧国忧民忧党 四十余载报涯坦荡无瑕

　　请接受一个读者对老报人的问候和致意

　　〔石家庄盼民科〕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历史会公允地评价你们的

　　〔复旦一读者〕

　　怒闻贵报横遭强暴愿同诸君勇嚎悲歌〔徐州矿大三君子〕

　　上诉法庭驳回对报社的粗暴整顿压制维护新闻自由

　　国家需要民主声音期待整而不顿

　　〔湖南岳阳城陵矶〕

　　真理经得住时间考验望钦本立保重

　　〔北京六名女记者〕

　　请接受一位工人中共党员对您的敬意

　　正义的声音是谁也挡不住的

　　〔河南驻马店乡镇企业管理局 XXX〕

　　人民需要你〔陕西留坝 XXXXX〕

　　深表同情望坚持您的办报宗旨〔哈尔滨建工学院忠实读者们〕

　　纵观今日大陆众多报刊，敢为天下先，并能不囿于一党或阶层之利益，而为民族利益和未来吶喊者，唯《导报》而已。

　　〔宁夏平罗县二中一读者〕

　　您是我们心中的普罗米修斯

　　真理的声音是无法封锁的骨头万岁〔导报忠实读者〕

　　《中国日报》七四名编辑记者签名的致敬信说︰

　　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 真理不死导报乃十年改革先熜

　　向钦总及导报全体同仁致敬

　　──钦本立成了胡耀邦之后，在这个月份里收到信电最多的中国人。

　　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总编辑金尧如。总经理王家祯给《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的来信说︰

　　陡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宣布撤销先生之总编辑职务，并下令停顿世界经济导报，我们香港新闻界的老朋友不胜骇异。近十年来，世界经济导报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三中全会的路线，循着以经济改革为党的中心工作的轨道，为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思想上，理论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个贡献和你的勇于破旧探新，勇于冒险犯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处于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的严峻关头，你的去职和导报的改组顿然令人忧虑这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信号……[二一]与他们的感觉相同，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因"反自由化"运动而去职的一位青年官员说︰"《导报》在中国政治走向全面反动之际第一个倒下，这是《导报》的光荣。"

　　更多的人也对于上海市委这种干预表示出深远的忧虑，有些信电甚至寄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所在地上海市高安路五号。北京宣武区一读者去信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上海市委的头头根本不懂什么叫民意，是想让人民民主彻底成为有名无实的躯壳。"浙江省金华市一读者也去信说︰"表面上的安定团结犹如活火山上平静的湖泊，后果更难设想。"长沙井湾中学一读者说︰"只要党还凌架于宪法之上，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更不要说新闻自由了。"

　　中国的公民，按宪法的精神要求他们的领导党，应该是这个党在近十年中强调"法制"的一个必然结果。就在政府有意把"法治"这个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偷换成一个可为历代封建或专制君主接受的"法制"内容时，他们的人民却依然执着于心向往之的"法治"。这种法治，与人治和党治，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的。但是，历史表明，法治，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政治形态，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中国虽自一九五四年起，有了第一部宪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它都表现出不是一个依照"成文法"处理政治事务的国家，而是一个依照"习惯法"处事的国家。曾有一则笑话说，某中国宪法专家到国外讲学，第一章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这其实没有一点可笑之处。这表明这位宪法专家不仅熟谙法律史，而且了解中国社会的实质。不仅中共党章，党的会议的决议和某一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真正的。最后的和最高的"宪法"。后者是前者运用时的真正根本约束，也随时赋予前者弹性和张力。所以，中国社会的两极──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和那些政治生活中腐朽的堕性力量，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有时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般均不拿在中国社会中并无真正可靠基础──民众觉悟和军队支撑──的"成文"宪法要求他们的领导党，而更多的是谈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精神。

　　下面，是发生在《导报》事件中的两个典型事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干部在给钦本立的信中说︰

　　“钦总︰我不知该向您慰问，还是该向您祝贺。对您来说，在您各种离职的方式中，这是最好的方式了。您失去的，是总要失去的；您得到的，却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您应当欣慰，受损失的是作者与读者，是党的声誉，是改革事业。活到您这种岁数，还能让生命放出异彩，还能开创一项让世界瞩目的事业，还能有如此的勇敢精神加旺盛活力，应该算奇迹了。人不一定创造奇迹，人本身就是奇迹。我这样写并不暗含否定加于您的解职行为，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价值理性……您忠于您的职业，政治家也可能认为解您的职是忠于他自己的职责。我们不能把您和政治家对立起来……这里当然有手段和价值判断问题，这有历史去做结论。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忠于自己职守的有理性的人。不同的职业要互相尊重，不必用自己的职业要求否定别人的职业要求。有时政治上合理，未必价值上合理；有时价值上合理，未必政治上合理。解您的职，不应被视为报人从来可以昧着自己的职业良心，如果那样，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有不怕解职的，就应当有不怕被解职的。如此，则祖国幸甚。最怕的是一听说解职，一些人就吓得一身虚汗，大气不敢出，双手捂住头上的乌纱帽，没有多余的手去做事情。中国人的"官情"，坏了我们不少事情。祝您无官一身轻，益寿又延年！”

　　这位作者，后来终于在自身追求的"价值"与他所服务的"政治"无法平衡的时候翩然挂冠，并身系囹圄，实践了自己对钦本立的祝愿。但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党内较开明。有民主思想的干部，对《导报》事件的真实思想的。他们深知，哪怕是在号称"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有时，法律也是不得不服从于政治的。

　　与这位对"职业"角色有深刻体会的青年不同，往往在"宫庭枢密顾问"和"街头政治家"两个角色之间徘徊的严家其，却抓住了上海市委的行为中既不合价值理想，又违反政治原则的把柄。在包遵信征求其于知识界"四。二一公开信"签名时，严家其曾要求在信中加上避免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内容，[二二]对他在"四。一九座谈会"上的讲话采取"收"势，但此刻，就象职业军人听见战马的召唤，他又一次按奈不住内心的激情，要上场 杀了。

　　四月二八日，严家其起草了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今天，《人民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我们认为︰

　　一。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报纸〔非上海市委机关报〕总编辑职务，这种做法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政分开"的原则的，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漠视。二。中共上海市委某负责人说《导报》四三九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内容"，"将会加剧某些动乱因素"，这是对座谈会参加者的严重"诽谤"。

　　三。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经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和其它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宪法第三十五条，侵犯了新闻自由，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

　　对此，中共上海市委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应对诽谤四月十九日座谈会参加者进行公开的赔礼道歉，保障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新闻自由。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五八人中，部分是"四。一九"座谈会的参加者。其它为知识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及青年学者。记者。签名者或出于对上海市委处理导报行为的抗议，或出于对自身权益的要求，或有感于自身职业领域的保守状况，但他们无一不是受到了"四·二七大游行"的胜利的鼓舞，抱有趁势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的幻想。据说，在胡耀邦悼念活动结束后，党内民主派的一些重要人物曾收到过来自邓家的招呼，希望从改革大局考虑，不要卷入当前事件。其中不乏念及他们为邓王朝立过功劳的相惜之意。但他们中有的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没有听招呼。

　　有深谙中国政坛黑暗权术者，认为迫于"四·二七大游行"后的舆论形势，邓小平一定会寻找机会"转弯子"，按其一惯作风定会采取"舍卒保车"的措施，而此时，在他一边的棋盘上，可舍者一为北京，一为上海。舍北京难以自圆其说。上海的事情与邓并无多少联系。所以，捏住上海，可能坐收一箭双雕的效果配合这一公开信，《导报》的真正上司之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也致信江泽民，指出钦本立"是受本学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主持世界经济导报工作的，停止他的职务，应由本学会及上海社科院负责人协商后解决。"该信指责上海市委的决定"违背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关精神，〔党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政分开等〕不符合干部任免的法定程序"，宣布上海市委的决定"无效"。[二三]

　　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下旬的特定形势下，《导报》事件激起了中国新闻界寻求自我解放的空前浪潮，它与学生"四·二七大游行"闯开的新境界一起，创造出了一个建国四十年罕见的局面。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景象。但中华全国新闻学会会长钱辛波以其职业的敏感性预言，中国从此起"要么进十年，要么退十年。"

　　进入五月，北京传来有人要起诉江泽民的消息。被指派到《导报》任整顿小组领导人的马达[二四]，也开始向老朋友问计了。老朋友提示︰"你既然身体不好……""四·二七"之后，官方的舆论转而开始允许正面报道学运，国内国外的同声一致，加之赵紫阳回京后有责怪上海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一时间，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也感到有点儿"对"不准了。

第四节 火上浇油的"对话"

　　──对"结社自由"与"统一战线"的双重检验

　　"四·二六社论"把此次学潮置于非法地位的企图，因学生自觉的调整和统一行为而终于落空，但学生内部新生组织和原有组织的对立却成为不可避免。

　　受东欧改革风潮沐浴，特别是在波兰团结工会的胜利感召下，天真的学生以为，在八○年代的中国，只要凭借宪法上"结社自由"的条文，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了。而只要拥有组织，就拥有了与政府谈判的地位。谈判一经开始，中国通向民主的大道就从此洞开了！所以，自"新华门事件"以来，除统一成立的北京高校临时委员会〔又称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外，各校先后不一地成立了一些学生自治组织。如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又称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四·二○〕；清华和平请愿委员会〔四·二三〕，社会主义民主进步领导小组；人大学生自治会；北师大学生自治会，青年教师自治会〔四·二二〕，中华知识分子联合会；北京高校联合会北化分会〔四·二三〕；中央民族学院民主爱国会〔四·二三〕；北外声援委员会；中华学生民主同盟；陕西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浙江大学民主科学促进会；天津南开新"五四"纲领起草组〔四·一八〕，新觉悟社──临时学生会〔四·二○〕，天津学生自治会〔四·二八〕；上海高校团结学生会，上海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四·二八〕……

　　受中共"一元化"政治文化影响，他们有的也提出"废除"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切权利"的口号。[二五]有的则考虑是否通过重新选举改造原学生会，或将学运中产生的"临时学联"与原学生会合并。这种意见虽遭到学生中具有"多元民主"思想的同学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但立即引起了官方学生组织和国家教委的注意。反对学生运动者以此抓住了学生内部的矛盾，并认为有可能通过激化这种矛盾造成"分而制之"的结局。

　　四月二一日，国家教委向部分省市教育部门和委直属高校发出《通知》，通报了北京。天津高校成立学生自治组织的消息，说"这些学校内或跨校的组织，既没有经过学校或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批准，又没有经本校或有关学校广大学生按民主程序选举产生领导成员，因此是不合法的。这些组织的存在，分裂了学生群众，会严重干扰和破坏学校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必须依法予以制止。"并声称，"有迹象表明，这些组织少数头头背后还有人参与并成立争取和串联工人农民参加的组织"。[二六]

　　原各校学生会的"头"──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也感到了某种威胁。四月二五日，北京市学联发出《公告》宣布自身的"合法"和对手的"非法"。《公告》说︰

　　鉴于北京市部分高校中，在近期相继成立所谓"团结学生会"等组织，本会特发表如下公告︰

　　一。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是依照《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经过各校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按合法程序民主选举产生的，都经过正式注册，获得全国学联和本会的承认，是各校合法的学生组织，是本会的正式会员。

　　二。所谓"高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团结学生会"。"学生自治会"等组织，违反全国学联章程，不经合法程序，未得到政府批准，是非法组织。

　　三。本会号召全市广大同学，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同学们的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理智的态度，现实的选择，共同维护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安定团结局面。[二七]某校学生会的一位干部说︰"他们可以一脚踢开我们，到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脚踢开他们。何况，他们没有政府撑腰，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迟早都得解散。"

　　一个学生组织〔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经"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因为自己是"合法的"，于是就有权力宣布另一个学生组织为"所谓的"或"非法"的。这在一个号称已进入"立宪"水平的民主国家，显然是不可思意的。但在中国，却乎是合于常情的。就在北京市学联发出这个颇为令人奇怪的《公告》前不久，号称已经实现了"多党制"〔正确的解释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中共，曾本着"政治协商"〔据说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的原则，令某部门召集过一个由现有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中国有无必要实行多党制问题。会议结果竟是︰这些"民主党派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已经够了，没有必要再成立其它的党，所以不必实行"多党制"。这次会议居然还形成了纪要，文件下发各党政部门，以示党的"十三大"后在"公开性"方面确有进展，同时也证明中国的现有政治制度，是经过"民主程序"决定的。有了这样的事例在前，北京市学联的那些小动作，当然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但是，本来就是靠学生运动起家，靠在执政党〔国民党〕之外组织不同政见党起家的共产党，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儿雅量，对二十世纪八○年代的青年学生给予一点儿理解，一点儿同情呢？单纯用它的感情已经老化凝固来解释，我们将不得要领。他们所坚守这种制度，是它的前辈在创立这个国家时创下的。这个制度规定，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政权，必须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的联合阵线组成的政权。这个阵线，长期以来，是由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有席位的"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其代表产生的办法，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包括工会。青年团。妇联。学联在内的〕人民团体"协商"而定〔其实是中共指定〕的。各党派团体之所以"安心"于这种在中共面前的"乞食"状态，除他们根本不具备竞争的实力以外，承认现状能使各人分享政权的利益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可以设想，就如同分饼一样，有限的政权席位代表着有限的可分配资源，多增加一个党。团参加分享，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会减少一份，改变现有这种稳妥的制度，就会有新的竞争者的出现。而这种竞争一旦展开，那些几十年来靠阿谀奉承。追名逐利。明哲保身和养尊处优来保全官位者，势必在生气勃勃的后来者面前败北。出于这些考虑，他们当然不欢迎什么新的党。团出现，更反对所谓"多党制"。这就是中国国情。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权才能如此稳固。还是在战争年代，中共党的主席毛泽东就看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奥秘所在，并把它称作与"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并列的"三大法宝"。而被看成是这个党的"圣人"的周恩来，则是运用这种"统一战线"技巧的大师。

　　但是，在共和国建立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特别理解，在打倒了蒋介石之后，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当年的"权宜之策"〔他们从骨子里就没打算与别人分享政权，所以总把自己伟大领袖的深思熟虑理解为一时的策略〕，但是，一九八九年的风潮再一次使人们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实用性。因为，在中共面前，各民主党派虽然处在卑贱的地位，但是，它却可以起到代中共"整合"党外群众的功能。一个青年学生，他不仅为所在学校的党政机关管辖着，同时也为青年团或学联代表着，如果她是女性，她同时还为妇联所代表着。走出学校，你或为单位，或为居民委员会的党政组织管理着，如果你成了一个教师，"九三学社"就成了你的代表，如果你转行从商从事实业，也已经有工商联代表你了；如果你说你不信仰共产主义你是国民党的遗老遗少，那么，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着你，──总之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样一种结构的社会中，你的每一个自然的和社会的属性，都分别被相应的机构和团体管理着，"代表"着，必要的时候，无需你发言，就有数不清的机构团体以你的名义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党。团当然不是太少了，而是足够了！所谓政治的"协商"，就是在神不知，鬼不晓的情况下，在这些机构和团体的上层之间，进行的。而它们，都是靠共产党用国库的拨款而养活的。这就是坚不可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生存奥秘所在。六届人大期间，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绩伟先生曾就宪法修改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而采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几经周折，条文最后落实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人民民主专政"，老先生颇觉言不及意，殊不知那话是千真万确的！当无产阶级被共产党代表，共产党被它的领袖代表着的时候，人民也同时被种种与他们并不相 的党派团体代表着了。而且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及其与执政党的特殊关系，这个政权才享有了"人民"和"民主"的称号。所以，在共和国里，它们是有功之臣，是万万不能没有的。不过，它们的另一个职能，确实是直到"改革开放"已不容置疑地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八○年代才被发掘出来的，那就是︰扼杀别人生存的权利。

　　也许是意识到"消灭"原学生会是一种缺少现代民主的宽容精神的行为，为了不与原学联发生正面冲撞；也许是为避"四·二六社论"中"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指控，为政府的镇压提供借口，"四·二七大游行"胜利结束后，四月二八日，北京市"临时学联"正式改名"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又称"市高联"。"高自联"〕，这一方面表现出它仍然勇于改正缺陷，有自我约束和政策调整能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继续坚持斗争的决心。在这次会议上，市高联撤销了临时学联原主席周勇军的职务，选举北京师范大学吾尔开希担任新的主席，并决定常委五─七天一换届。为响应政府已透露出来的"对话"信息，市高联决定︰各高校不能单独与政府对话，必须以整个联合会的名义，原则上平等，由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对话的时间。地点，要得到学生的同意。政府方面出面的，应该是学生要求的人员。关于对话的具体内容，次日〔二九日〕继续开会商讨决定。本次会议还对罢课和下一步斗争形式及目标作出决定︰专业性。艺术性。外语院校明日可以复课。其它学校继续罢课到"五四"。今后是否游行，以政府的态度而定。斗争的目标，是要争取"联合会"的合法地位。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学生为争取宪法权利所做出的努力，并不取决于他们单方面的愿望，而取决于这部宪法的"实在性"。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实在性，一九八九年四─五月的事件可以提供的例证不胜枚举。除《导报》事件可以证明"言论自由"的虚妄以外，紧接着出现的"四·二九对话"则揭开了"结社自由"的虚伪面纱。

　　就在各大学校园热烈讨论即将与政府所作的对话应如何进行时，政府与学联共同策划的"对话"却抢先登台。击溃了"市高联"制定的对话战略。

　　四月二九日下午，政府方面有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参加，学生方面有来自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林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建工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一六所高校的四五学生参加的"对话"，在团中央会议室举行。其时间。地点既未经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认可，参加者也不是经过学生推举产生的代表。在"对话"过程中，政府代表明确表示，他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针对市高联提出的政府代表应经学生同意，袁木说︰"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对话，不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而是为了互相交谈，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只要大家有诚意，愿意座在一起谈，就不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

　　紧接着的四月三十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李锡铭。陈希同等人又与北京市属一七所院校的二九名学生"对话"，同样是由市学联出面组织，把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撇在一边。

　　这两次"对话"虽然几乎涉及到此次学运关心的所有方面，[二八]如"官倒"及党风问题；教育危机问题；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关系图"问题；新闻自由问题；学生运动的定性问题；"四·二〇"新华门事件与"四·二二"请愿问题；以及与此次学运产生的组织──市高联对话的问题。但由于学生参加者方面缺少统一的布署与研究，所提问题不是空洞的概念，便是缺少充足的论据谣传，再加上无政治上提出问题和公开辩论的经验，轻而易举地就被政府发言人巧妙的诡辩糊弄。搪塞了过去。

　　这就使此次学运创造的与政府对话的机会，不仅没有起到宣传学运主张，促进政府改革的目的，相反，利用这两次"对话"，中央和北京政府借机宣传了自己在反贪污腐化。惩治官倒。清理公司，等等"治理整顿"事业中所做出的业绩。而此次"对话"中学生集中提出的"官倒"。党风。教育及改革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或明或暗地指向了有关的赵紫阳和胡耀邦，这恰好与本次学生运动的另一目标──防止改革形势倒退，防止改革派人士下台──形成对立。而政府方面的人也一再声称，在这方面，他们的目标与学生是一致的。只不过为了这种"一致"，人们必须放弃宪法给予的言论。游行。结社的自由。

　　"四·二九对话"通过电视转播公布全国后，袁木。何东昌之流的表演虽然招来了大众舆论的憎恶，但"对话"的效果，却表现出学生不仅在气势上略逊一筹，就是在道理上，也显得底气不足。它让人疑惑︰"所谓学运，是否就是在这样一大堆互相矛盾和牵制的问题中盲目冲撞。的自生自灭的运动？"尽管如此，政府所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胜利。因为它虽然欺骗了舆论，但是却根本违背了对话的宗旨︰化解矛盾，把对立变为一致，由被动变为主动。相反，当他们在"对话"问题上所作的小动作一旦公着于众，立刻就威信扫地了。

　　四月三十日，自"大游行"后渐归平静的北京个高校校园，又掀起了一个评价"四·二九对话"的高潮。人们纷纷公布"对话真相"，不承认这次所谓"对话"。也有人咒骂参加者是政府的"走狗"、"学贼"，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袁木、何东昌等人。当时一幅流传广远的对联是︰

　　避实就虚政府言啥立本
　　装疯卖傻国家何日东昌
　　袁〔缘〕木求愚〔鱼〕

　　人们揭露，大家在电视中看到的政府与学生的"对话会"实质上是政府与政府表演的一个"双簧"。其中，"学生代表"中决大多数〔四五人中有四一人〕是官方指定的官方学生会代表，而不是从这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中，由广大同学共同推选出来的，他们不能代表广大学生的意见。在对话的时间上，政府二九日中午一二时给各校发出通知，而会议下午二时就召开了，根本没有给学生以准备时间。人们还揭露，市高联副主席在前往参加对话时，被阻在门外，让他进入会场的条件是放弃市高联的身份和对话条件。他因拒绝了这一要求而未能参加"对话"。在所谓"对话"过程中学生只能提问而不能反驳，因为提问之后甚至提问之中他们的话筒就被抢走。而且电视播出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回避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人们问︰"政府之所以进行这场对话是因为这次运动，但为什么不与领导这次运动的学生代表对话，而与自己选定的并没有参加运动的学生会成员对话，其用心何在？"他们感到，"除了何东昌小丑般地自作聪明外，除了袁木哼哼哈哈鬼一般精巧地推脱责任和袁立本关于`大头鞋'与`皮鞋'的狡辩外，从对话中，我们什么也没得到。这场对话纯粹是养猴人与猴子的对话，他们在默契的配合下，仅仅把对话的内容压缩在细枝末节，远远没有深入到这场运动的本质。"

　　他们愤怒地呼喊︰"学生不容欺骗！人民不容欺骗！"

　　也有的大字报和传单对于"对话"中政府发言人的讲话内容进行了批驳。有文章说，“关于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政府发言人屡次支唔，回答总是所谓所作结论是针对`一小撮坏人'，但我们学生的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根本不存在`一小撮坏人'的操纵和利用。而且，根据所谓极个别人的行为对全局定性的做法也是极其荒唐可笑，完全不合逻辑的。广大同学对所谓`对话'的内容深表不满，我们坚决要求政府对这次学生运动作出正确的。合乎民意的评价。""袁木说︰`本次运动与文革有惊人相似之处'。众所周知，文革是自上而下为权力之争而引发的动乱，本次学运是自下而上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民主运动，与`五四'倒有惊人相似之处。把文革与学运联系在一起，那是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人们对动乱年代的恐惧心理混淆视听。”

　　对于这次"对话"中的袁木的形象，著名杂文家舒展当时就有一个很中肯的描绘︰

　　你忽而党员，忽而导师，忽而政府发言人，忽而老新闻工作者，忽而国务院工作人员的种种身份变幻莫测，于是产生了怪诞奇诡的喜剧效果，使人感到你是在作戏。同时由于同你对话的四五名大学生，其中四一名的代表性和四名的合法性都使人怀疑，更增强了一场滑稽戏的剧场气氛……你明知你的对话对象中有非法组织的代表，作为国务院发言人竟然与他们侃侃而谈，要么你承认他们是合法的，要么就是你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参加这场既无代表性又无合法性的对话。

　　整个实况转播，你的镜头最长最多最大，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既然名之曰对话，那就多少要给大学生哪怕很短的正面镜头，作戏也得有陪衬的配角呀！可惜有几个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影子片断，一时使对话变成了袁木讲演会。

　　……您的大智大勇。能言善辩比起以前谈物价什么的是表现出长足的进步，说服力之强令俺拍案，感染力之深令我心酸……[二九]

　　此外，舒展还批驳了袁木发言中的观点︰

　　“党风不正是对外开放后才有的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依着你袁木，该怎么才坚决呢？更多地开除一些党员？在各条战线一切领域来一个横扫？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人人自危的新的政治运动？难道党中央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部署，你还觉得不过瘾吗？""在你批评党中央。赵紫阳和胡耀邦不坚决的三者之中，矛头显然是对准胡耀邦同志的。”

　　一篇《就教于袁木。何东昌先生》的大字报，则就所谓"长胡子"的"一小撮"问题驳斥了袁木。何东昌，它说︰

　　在二九日的对话会上，何东昌先生一再暗示有胡子的一小撮人在背后煽动。操纵学生运动。袁木先生在后面补充说，这些长胡子的人，比西安打砸抢分子更阴险。对此，我想向袁何二先生提出疑问︰有胡子的一小撮到底指谁？有何证据，务必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要有点法律概念，无中生有或不实之词是违法的……不错，是有不少长胡子的人同情和支持学生，他们和学生有共同或近似的政治观点。根据宪法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条款，他们有持有并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力，这和背后煽动。操纵完全是两码事……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向中央。国务院。人大写了"公开信"。签了名的。他们是在学生运动势不可挡，七条请愿早已提出，报纸把学生污蔑成一小撮坏人，并扬言要镇压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的。许多院校的教师，也是写了声明和呼吁书的。他们的确是长了胡子的人，但不是一小撮，他们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搞幕后活动，而是公开了自己的观点和姓名。

　　一个负责教育的部长，对自己的老师。同窗。学生如此狠毒，令人心寒。把他们看作比打砸抢分子更坏的政治阴谋家，更是别有用心。目的是制造口实，打击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再一次向知识分子开刀……

　　我呼吁，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为保卫自身的人生安全和群体利益联合起来，再也不能让每逢运动必受凌辱的局面继续下去了。

　　──男性成年有胡须

　　五月一日上午，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北大球场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会上宣读了市高联关于"四·二九对话"《声明》，对话要求草案，告香港同胞书，告全国高校同学书，以及由一些知识分子签名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

　　在内部，北高联把"四·二九对话"看成是自己的"一次惨败"。鉴于政府已把北高联看作"非法组织"，北高联想到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与政府对话。[三一]

　　五月二日，在各校学生广泛参加的选举中，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成立。该团派出代表向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了《请愿书》︰在"四·二七"游行之后，政府通过新闻媒介表达了愿意与学生对话的愿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为促成尽快达成实质性的对话，我们作为大家推选的代表，代表北京市高校广大同学，向政府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对话的要求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引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同学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团。在代表团内部经充分讨论磋商后，从中推举出若干名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它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务及决策权利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允许双方邀请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拦。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三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一○─一五分钟之内，允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均有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护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五月三日中午一二点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具体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五月三日中午一二点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五月四日继续游行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五月四日上午八点半，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五月三日上午，在学生请愿书指定的时间之内，袁木等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请愿书》发表了答中外记者问。在答问中，再次重复了只与原学联组织的代表对话的立场，嘲笑了《请愿书》企图让学生代表与党和政府平起平坐，甚至高于党和政府的设想。并对用再次游行相威胁的做法嗤之以鼻。此外，却对所谓"极少数"幕后操纵者，进一步给予了细致和具体的描绘。

　　自此，政府组织的"对话攻势"宣告全面破产。党内强硬派失去了处理学运的主动权，权力转而交给了开明派。

　　对于"四·二九对话"的诸种批评，在当时仍然局限于技术层次，在眼花缭乱，转瞬变迁的形势面前，人们还不可能对之作出政治上的评价。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政府与学运对话的偿试，是以一九八七年中共一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为依据而出台的，由于它发生在具有武力镇压信号象征的"四·二六社论"之后，它似乎是对于"四·二一"知识分子《公开信》的一种响应，同时，它又发生在学生的"四·二七"胜利大游行之后, 因而，它也就带上了一些现代民主政治的信息。它使某些迷恋西方政治形式的人们产生了某种朦胧的希望，认为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中国这个具有古老专制传统帝国政治通向"圆桌会议"的大门由此可以逐步打开，而忽略了它其实是在根本没有宪法保障的情况下，中共运用传统的"统战"手段的本质。只不过，此时的中共既没有了周恩来式的能熟练地运用这一武器〔关键是不失原则〕的大师，又增加了一个过去统战政策造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使有心在新时代为这一祖传武器创造新纪录者，不能不前后掣肘，让所谓"对话"流于有名无实的形式。与中共前辈们善于运用这一政策，实现政治的整合或战略的准备，并无往而不胜的结果相比，一九八九年的"对话"，只能为这个神奇的发明增添几页无往而不败的事实罢了。

　　───────────

注　释︰

　　[一][六][八]《平暴纪事》第四三、四五、四七页。
　　[二][三]《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第四八、四九页。
　　[四][五]《颠狂的蛇年之夏》第五○、五一页。
　　[七]参见《明报》记者采写的《北高联的四十日》，陈启明《学运领导问题浅析》。
　　[九]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主题歌，为当时流行歌曲。
　　[一○]此政治笑话应是在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因为大学生文革时年龄尚小，对姚文元的文风体会不深。当时许多文章为躲避"散布谣言"之嫌，均假托学生之口。因世有"童言无忌"之文化。可以免于追究。[一一]邓小平为四川人。
　　[一二]此是与当时流行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对应的口号。
　　[一三]中国百姓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由于多年的闭关自守，即使在政治斗争中也难免恪守"内外有别"的原则。
　　[一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
　　[一五][一八]见《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季石《北京四·二七游行目击记》。
　　[一六]《镜报》月刊，一九八九年六月号，穆望《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
　　[一七]关于"四·二七大游行"的人数，北京市与国家教委均统一用"三万"这个最低数。这个数字是根据各校报送的数字统计的。当时因慑于"四·二六社论"的调子，为保护学生和自身利益起见，各校都尽可能把这个数字缩小。所以不足为凭。给这一天游行报出最高数目的是香港《明报》月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号的一份大事记中称"四·二七五十万人上街游行"。根据一目击者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用秒表大致掐算为十万人左右。但这种算法没有考虑到各校之间后来越来越拉大的距离，及行进速度的递减等因素。所以仍为乐观的人数。而五。一六游行官方报道的是数十万，五·一七游行为"四十万"，虽然这个数字与他们企图给赵紫阳"分裂党中央，促使动乱升级"罗置罪名有关，但与事实基本差距不大。
　　[一九]"四五运动"例外，其主要参加者为青年工人。
　　[二○]该呼吁书的署名者为劳里。贝克隆特；劳伦。杰格莱昂；柯曼。麦克卡赛。
　　[二一][二三]见《世界经济导报》信稿摘编，增刊三。
　　[二二]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般》中《赞成与犹豫》。
　　[二四]原上海《文汇报》总编辑。
　　[二五]北大团结学生会王丹和北师大吾尔开希均发出过"废除原学生会"的号召。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二八。三二页。
　　[二六]同上，第三九页。
　　[二七]见《颠狂的蛇年之夏》，第四四页。
　　[二八]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一─二版；五月一日二版。
　　[二九]见《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十期，舒展《致两个袁木》。
　　[三一]同[七]。

第五章 赵紫阳的政治命运与运动转折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
　　他们的利益有关。
　　　　　　　──卡尔·马克思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掀起这场运动的学生在“告一段落”的期望中，度过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一天。七十年后的“五四”，人们以它光辉的精神为动力，胜利地欢聚天安门广场，这无论如何也是少男少女们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借以寄托的一个完美结局。

　　设想，如果运动就此结束，历史在书写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抑或是这四十年的重大事件时，该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可以肯定，它也会同人们在“五四”这一天的感受一样，它的名字将会是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它或许会成为接下来中国健康民主运动的首篇，而不是历史中断后的一个遥远的回想；它或许会成为一次历史的传奇，虽不留下现实的成果，但却可以一代一代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流传下去。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一改其神秘的沉默面孔，带着“收拾残局”的架势公开亮相，并积极干预这场运动时，它的命运就变化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赵紫阳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乘专列回到北京。紧接着发表了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对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拨乱反正”的“五四”讲话与“亚行讲话”，并创造了一次共和国有史以来的“新闻维新”的奇迹，最后，公然与他的政治"恩师"拜拜而去。

　　人们不仅要问︰赵紫阳，到底要干什么？

第一节 赵紫阳要干什么？

　　赵紫阳作为中国改革的“功臣”，与他的搭当胡耀邦相比，性格中正好缺少了一点优柔，而多了一点自负。用一句刚愎自用来形容他，虽然有失武断，但那却也恰好是他的魅力所在︰当胡耀邦以他的真情打动人们时，他可能却在用他的雷厉风行征服着世界。他识时务而无宿命论，决不放过机遇却也能等待机遇。从骨子里就不会允许自己象胡耀邦那样，甘心被敌手拉下马的。他肯定要在适当的时候有所动作。而时机，也必须是他自己选定，而不能是对手安排的。

　　我们还记得，还在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前，学运形势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了。如果打算就事论事，及时处理，也该是领导党的领袖们作出明朗决策的时候了。然而，这时，我们的这位总书记的态度却是模糊的。据说，在新华门事件发生后，政治局讨论学运时，李鹏曾说︰“这少数学生是被坏人操纵的，他们的矛头是对准党和政府的，特别是对准老同志的。”赵紫阳曾有过反驳意见︰“我不相信这么多学生会被少数人操纵。当前，还是以疏导为好。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不要激化矛盾。”政府最初发出的“对话”信号，应该是依据总书记的这一精神作出的。至于如何看待学生的请愿，他却表现出少有的严谨。试想，如果在四月二五日之前〔距胡耀邦逝世有十天的时间，距学潮初起有一周的时间，应该是足够他调查。观察和作出判断的了〕，这位党的总书记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以后，就很难说会发生众常委"请示邓小平"这出戏了。

　　四月二二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就在学生长跪等待之时，赵紫阳也并未因刚刚追念过战友的英灵而将思绪沉靡在伤感中，更没有因宣读那冗长的悼词而显示出疲倦，而是很有兴味地登上了人民大会堂楼顶，以俯瞰的姿态思考着眼前的局势。当时，北大校园里就贴有一首《念奴娇。权贵问答──四·二二大会堂纪实》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过嘲讽。词云︰

　　"李鹏紫阳
　　牵万里
　　翻上会堂屋角
　　倒背双手斜眼看
　　都是请愿队伍
　　喊声震天
　　人群遍地
　　吓倒檐上雀
　　哎呀
　　怎么得了
　　要翻天罗小平问有何方
　　尚昆答到
　　有百万军队
　　不见"四五"春月朗
　　广场遍地鲜血
　　还有预备的
　　警察不够了
　　再加军队
　　不用担心
　　天地不会翻覆。"〔四·二三〕

　　这首词意味着，不论当时紫阳心中作何感想，在广大师生的眼中，他们是一类权贵的嘴脸，一色权贵的作为。据说，从大会堂下来之后，他就同他的智囊们一起打高尔夫球去了。此后无话，第二天，他乘专列去了朝鲜。

　　四月二五日，党中央将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电征在朝鲜的赵紫阳的意见，得到的回复是"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一]就在北京市和中央为“四·二七”大游行造成的尴尬局面进退维谷，邓小平不得不避居北戴河，首脑们仓惶打出“对话”牌时，赵紫阳一行，正风光于平壤的光复大街。青春大街，观看杂技和大型歌舞《幸福之花》，并沿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足迹，访问了朝中友谊合作农场……

　　显然，比较赵紫阳的四月行迹与之五月的主动出击，人们明白无误地会感到，一种不谐调或称之为“飞跃”现象，在赵紫阳这个行事一惯老辣的政治家身上出现了。我们不必以为，是唐太宗当年派数百童男童女要寻找的“仙草”，对二○世纪末的这位中共领袖发生了作用。但从逻辑上看，在从四月二○日〔我们假定这是一个表态的最佳日期〕或四月二二日〔假如考虑到治丧活动期间，不便抽身解决重大的国事问题〕到五月三日之间，肯定有一件事情，阻碍了他的公开亮相？而历数这些天中赵紫阳的重要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朝鲜之行对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评价朝鲜之行，并非笔者认为总书记在朝期间有机会得异人指点，也不意味着身在国外的总书记，可以有机会从较远的距离观察和更准确地评估国内的形势，有机会冷静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位问题。NO！赵紫阳的沉默，并非他对形势的评估没有把握，相反，学运的形势对他来说，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情。对于一个东方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永远在中央，而不可能在社会。

　　赵紫阳对学运并无许多人所说的那种“感情”可言。把一个从数十年互相倾轧的中共官僚机器中脱颖而出的“铁腕人物”，一个本身并无学运经历，又不太接近〔至少不象胡耀邦那样〕同情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事务的价值取虚无态度的“治国者”，一个被国际社会看作"务实派"的典型人物，当成是一个"群众运动的尾巴人物"，或一位感情丰富的"多汁"的诗人，是不符合赵紫阳的实际情况的。但是，他显然也不是一个有着李鹏们“贵族意识”，一切从维护既得利益出发，并天生以阶级斗争理论为行动指南的“古董人物”。他的身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能够帮助他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从一开始就并不同意党内顽固派们对学运作出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始终如一的。但是，他之所以拖延至五月初才作出公开的姿态，是因为他可能考虑到︰在无法更动的出访之前，公开表示与李鹏们的不同意见，正好会为存心“倒赵”而在党内高层的力量对比中拥有绝对优势的保守派所利用，趁其出国期间发动“政变”，也就是人们早已警告的"非程序更迭"。

　　我们无法了解赵对“宫庭政变”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以至特殊的戒备，也不能得出结论，自“倒胡”得手以来，“宫庭阴谋”已如毒菌一般，开始渗透这个党的政治思维。但是，人们的确可以查到，胡耀邦下台以后，赵对“出访”一事，总是要预作双倍的"保险"的。一九八七年六月，任"代总书记"期间出访西欧，他一方面公开宣布“总理的职位比总书记更适合于我”，表示无心中国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匆忙同意把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任会长的民间团体──残疾人联合会──下的康华实业公司〔经过改头换面〕[二]定为中国唯一的一家部级公司。

　　若说赵紫阳无心无力于党务，那恐怕是低估了赵的能力的。第一，在调中央之前，他就屡任地方党的第一书记，经历使人相信，他既能治政，又能治党；第二，还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他已经接受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任务，有理由相信，这其实也是他继胡耀邦之后任党的总书记的一个信号。因为，作为一个政府总理，是不可能有权力来制定和实施这一大型方案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党的十三大上，不是别人，正是他作的报告公布了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三，在对待胡耀邦下台问题上，赵紫阳暧昧的态度，除了他对胡在党政不分，用搞运动的方法搞经济改革的作风不满以外，并不排除他知道自己将是继承者一事。如果这些分析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就可以认为，赵在那次出访前的表现，实际上是一次"恐变症"的流露。

　　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他前脚登上东去的列车时，早有准备的北京市委与李鹏一伙便蠢蠢欲动，赚得了无冕皇帝邓小平的亲自讲话。这一方面为按照他们的意愿平息学运，重建思想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的极权统治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铺平了道路。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重要迹象是，曾当过赵紫阳的"智囊"的陈一谘提供的情况，他说︰四月二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四月二四日的政治局会议就没有让通常应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参加。甚至在此之前，"鲍彤的车也被跟踪"。在四月二八日北京市召开的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就已经断言，作为赵的“嫡系”的“两所一办”〔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发展所；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办公室，简称政改办。〕是“操纵运动的三只黑手”。[三]可见，他们不仅把赵当成了想象中的敌人，对赵的人马，早已采取了监控手段。

　　所以，可以认为，当征求赵紫阳对邓小平讲话意见的电报打到朝鲜时，一张捕赵的罗网已经形成了。赵的充满谎言的回答，不过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已。他的战场在北京，如果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话，他也要亲手安排自己的葬礼！

　　可是，当赵紫阳终于结束了他的充满惊险的旅行，双脚踏上自己国家坚实的大地时，历史给他留下的腾挪的余地，已经不多了。

　　自一九八六年起，他领导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没有整体改革设想的支撑，已经连连碰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一九七九〕，"减税让利"〔一九八二〕到"利改税"〔一九八四〕，再到"企业承包制"〔一九八六〕，在他和他的"智囊"们的想象力和实力所及的范围内，能改的都已经改完〔实际上是能"放"能"让"的已经放完让完〕，当他的智囊班子正准备欢呼十年改革创造出了几百个亿的财富时，这个数字与财政部报告的赤字刚好相等。国家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支撑下一步更加深入的。全面的。伤筋动骨的改革。而由于他的改革思路所豢养出来的企业，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没有配套的市场机制，在眼看着农民"老弟"已经"先富起来"的情况下，企业把增加的利润多数用来满足工人"老大哥"们的收入欲望。不能盈利的企业，借口设备陈旧，竞争无力仍然靠在国家的"大锅饭"体制上，向高收入单位的分配水平攀比，不少企业甚至用国家贷款发奖金，否则就要滋生不满情绪，危及社会安定。于是，放权让利，"放"出了一个投资膨胀；"让"出了一个消费膨胀。社会其它阶层在经济收入没有相应增长的情况下，因通货膨胀而生活下降，人心不稳。一九八四年，乘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刮起的"改革春风"，赵派理论家提出了价格改革"调放结合"的战略，[四]带来了价格领域的"双轨制"局面，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企业，为了获得优惠的资源，不得不卷入这种机会的竞争中去，一时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大量的滋生，严重腐蚀和毒化着整个社会空气。

　　一九八八年，邓小平企图在仍不触动产权问题的条件下，实行"价格闯关"，在"保守派"提供的闯关方案实施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闯关失败，一○月，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出台。

　　这样，就在改革派理论家大声疾呼要防止"走回头路"，提出"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时，人们实际上已经面临"由谁来领导改革？""以什么思路统领改革？""谁有能力领导深化改革？"等问题了。但是，由于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干扰，为"深化改革"服务的宏观的配套改革思路，在赵紫阳任政府首脑期间，他的"智囊"班子一直没有能力提出来。在有些时候，当有人提出时，却被适应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导人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连提交研究的机会也没有。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被新闻。理论工具当作"倒退的"和"计划经济的"思路受到批判。由于这些原因，在赵紫阳任内，他是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深化改革"这一历史任务的。

　　在政治上，赵紫阳曾有过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赵紫阳给邓小平打报告，建议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并由他本人〔包括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在内〕领导成立一个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邓同意，开始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这些以"一党专政"。"党政分开"为前提的设想，经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后，又经党的十三大确认。但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无声抵抗下，无疾而终。不仅如此，由于赵紫阳容忍了保守派对改革"难兄"胡耀邦下手，他在高层领导中日益面临形单影只，唇亡齿寒的局面。一时间几乎要"党政双肩挑"的赵紫阳，不仅失去了主管经济的权力，甚至连人事权也旁落[五]。一九八九年二月，终于传来了他要下台的信息。

　　此时此刻，赵紫阳还剩下什么呢？

　　显然，在中央，他已失去在上层的优势。但在具有新思想的中下层党政干部中仍具有威望。这就形成赵紫阳"眼前失利，但还有将来"的政治前途。

　　在地方，被视为改革的社会基础的各方诸侯，实际上是胡赵"放权让利"政策的受惠者，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权益，但却不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每次省长会议都变成了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的讨价还价的场所。因而，他们可能会支持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微观层次的改革，却把国家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而进行的宏观的配套改革视为畏途。他们可能成为赵的有条件的同盟，但这个条件是赵不能放弃其从前改革路数。

　　在社会上，被视为改革的另一社会基础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改革派的理性知音。他们一方面由于理性支配，总是着眼于改革的未来，愿意把眼前的不如意看作改革必须付出的贷价，与政府改革派共渡难关；另一方面又为越来越严重的"体脑倒挂"和分配不公现象及每况愈下的社会地位而困惑。特别是对于赵表现出来的与邓的一致︰"摸着石头过河"的小农式政治思维，及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现代化问题的漠视，中青年学者尤其不满。自年初传出赵有可能下台的风声以后，他又借压制"三三人签名信"一事向保守派大拋媚眼︰指斥这一行为是对中央的挑战与对抗，是一种与国际大赦组织遥相呼应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主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还通知各报刊电台，半年之内不得随便发表三三人署名的文章，更不得在电视。广播中出现其镜头和名字。时间之所以定在半年，有人估计是在预期的中苏高峰会谈之前不会出现大的人事更动，半年之后，鹿死谁手必有结果。同时，为对付经济危机可能出现的社会骚乱，赵还主持制定了包括建立防暴指挥中心。戒严。军管等手段在内的"紧运"政策。其中的一项杰作，就是在各大专院校加注警力。这些，都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新的不满。

　　而在当前运动中充当主干的青年学生，则较普遍地反映着处于竞争中不利地位的下层社会的呼声。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财产，反官倒，反贪污腐化这些反映平等愿望的口号，正是针对新出现的不平等而发出的。

　　而赵的改革思路的真正社会基础，是在这十年的特殊政治经济环境培育出来的特殊利益阶层，既不希望出现彻底的经济改革，也不希望倒退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去，因为后者会使之失去他们的在不平等竞争中的优越地位，两者都会损及其依赖"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大量的化公为私的优惠。

　　面对上层权力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和被看作改革派社会基础的四种势力的要求，赵紫阳能作些什么呢？他既不能满足地方诸侯的愿望，也无力实现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期待和要求。唯一可能的，就是代表那个要求不进不退的新生特殊利益阶层。而他们，又正是八九民运不满。抗议中人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渊薮──"官倒"及大公司阶层。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赵紫阳，成了八○年代末期社会政治中最尴尬的人。所有的期望与不满，前进与倒退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国家与集团利益的对抗，政治权谋与党风的背道而驰，这种种事务和价值之间冲撞。矛盾。挤压下，无能政府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见的希望，就是将赵紫阳挤出政治舞台。

　　陈一谘对赵的这种尴尬境遇也有所描述。但他把这些东西用毛泽东的"两分法"熟练地归结为"两方面的失望"。在他首先把"老人们"定义为"既得利益阶层"以后，他认为，"民众的失望与这批老人的失望从总体上来说是根本对立的。这样的对立表现为︰一方认为改革不够，改革措施不力，另一方认为改革过头了，改革导致政局不稳；一方希望加快改革，深化改革，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要求改革剎车甚至后退。"[六]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两分法"虽然可以大致描绘出历史的主动脉，但却无助于人们了解分析赵紫阳对学运的初始态度，以及五月以后的调整；既无法解释其努力所遭到的两方面的反对或冷漠，也无法让人对其"五·一六"那天对戈尔巴乔夫所作的"自杀性讲话"的动机有更准确的理解。因为，按照"两分法"，事情就变得极其简单︰既然学运是人民要求深化改革的产物，赵紫阳又是党内改革派独一无二的代表，那么，八九民运就是一场保卫总书记的运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节 党内矛盾的公开化

　　在赵紫阳公开表态之前，党内高层关于学运的看法分歧就已存在。就在北京市委组织人马，准备那个给学运戴上"动乱"帽子的报告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知识分子出身的阎明复，也在请人准备另一个"鸽派"奏本。但这个奏本并未发生效力，在四月二四日晚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研究学运问题的会议上，人们一致通过的是北京市委李锡铭那个充满血腥味的报告。

　　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就提出"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是错误的。并提出学运是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概念。五月四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提出这一看法，并要求为"四·二六"社论承担责任，再重新写一篇社论对学运作出评价。他的意见遭到李鹏的反对，也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支持。就在党内高层没有获得多数〔甚至秘密的〕赞同意见的情况下，赵紫阳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

　　五月三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简称"五四讲话"〕，五月四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的讲话〔简称"亚行"讲话〕，赵紫阳公开了党内的这一矛盾。

　　五四讲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官方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权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秘书之一胡绳起草的。稿件也经过政治局和杨尚昆事先传阅，所以说，不可能容赵紫阳有太多的"出格"发挥的余地。应该与"擅自行动"及"分裂党中央"无涉。[七]但是，在传阅中有一个插曲︰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均提出，应在文章中加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李鹏在稿子上作出修改补充后，给杨尚昆过目。杨尚昆拿着修改过的稿件亲自找赵谈过。[八]但是，参加了五四纪念大会的李鹏。杨尚昆等人，却眼睁睁地看着赵紫阳照原稿念过，并无只字提及"反自由化"问题。

　　分裂由此被公开了。但它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因为，这件事当时并未被广大听众发现。在这份长达五六千字的报告中，至少讲了"五四"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今天发扬"五四"精神的新内容。新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信任依靠青年，改革对青年素质的要求等五大问题。虽然对于当前学运有明显的警策意义，但论述并无牵强附会，大出大入的痕迹。大多与历史纪念要粘带点瓜葛。如果五四运动本身就有反对自由化的含义，赵紫阳故意省去不提，那当然马上会被向来爱在字里行间找政策的大小知识分子和干部们发现。但七十年前的这场运动，不仅没有什么“反自由化”的意思，相反，正是“全盘西化”论调在中国的滥觞之时。按照五四精神中反传统，反专制，反对腐败的卖国政府的主题，在当时的政府眼中就是极"自由化"的。中共等无数小组织，也算得上"准非法"的民间团体，就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无论李鹏当时用他"跃跃欲试"的字体，在文章中是如何加的，在纪念这样一种运动中提"反自由化"，都会给稍有历史常识者以画蛇添足之感。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大多数是为了做做样子的大会上，人们对它的长篇大论的报告根本不可能细听细想。除了知道内情的人以外，根本谈不上会造成什么影响。

　　尽管如此，这篇讲话还是公开了一个事实︰它的苦口婆心的说理态度，它提出的"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等要求，以及它对七十年前这场运动开始了较为切合原意的评价，甚至在强调党的领导时没有忘记党六八年来"犯过大大小小各种错误"，说明党是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并再次声明，人民群众和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治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也正是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它还暗示"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等等这些，都透露出一种开明的气象，都与"四·二六"或"四·二六"式的社论文章横蛮霸道，指鹿为马，以势压人的作法大相径庭。这当然也是一种新的信息。但它还不足以说服人们相信警报已经解除。中共一惯的行为早已证明，它的局部的。政策性的调整向来是极副弹性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此时此地说是对的，彼时彼地就不一定对了。朝令昔改，翻手为云覆手雨，更不鲜见。所以，事情到底如何，还要以观后效。

　　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比“五四讲话”更进一步表明了他对当前学运的态度。他对客人们说︰

　　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它某些城市的游行正在继续。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在谈到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时，赵紫阳说︰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地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限扩大，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工资低，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它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象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时，赵紫阳说︰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当时，在报纸上读到赵紫阳的这番讲话的人，还没有觉得赵紫阳的"乐观"和预言欺骗了在座的尊贵客人，而是觉得这一番"介绍情况"实在是一篇文不对题的表演。如果把在座的大腹便便，有着足够的"理智"和"冷静"的亚洲银行的阔佬们，换成杂色衣衫的黄脸青年学生，它的喜剧效果将不会那么浓烈。但有经验者也正是通过这出喜剧看出，中国的致命的不稳定因素并非来自下层社会的动乱，而是来自执政党的中央。十年以来，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这个"亚行讲话"是由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因此，不仅可能尽量多地表现出赵紫阳的个性与对待学运的独特立场，而且简直可以说完全表达这位神秘秘书的个性和立场。与领袖的鲜明的务实风格和对意识形态问题无兴趣不同，他的秘书鲍是一个有头脑。有理论。有才华并且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在赵来到中央后，他一直扮演着头号智囊加心腹的角色。据知情人称，赵的改革领袖生涯中，这位幕后英雄始终是最能影响他的人物之一。而他的这一角色，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鲍彤的祖父曾参加过一九世纪末晚清的"戊戍维新"。他多次与人谈到，他愿为前辈没有完成的，中国二○世纪末的改革成功贡献一切。如果改革需要流血，谭嗣同的选择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行事干练，讲原则却又较少衙门习气，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几次遇险中，他都毫不犹豫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有许多人认为，自胡耀邦出局以后，赵紫阳因其年轻和泼辣，在当时中共高层确属"稀有动物"，但从思想基础，改革思路来说，他与邓小平。万里并无多大区别。并且，他的一生不仅没有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在他的性格中也缺少浪漫的色彩。但为什么在一九八九年，他会做出既与他的几位同盟。同道。同党截然不同的选择，也与他本人的政治生涯背向而去的事情？笔者以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念念不忘晚清改革和帝国命运，在这样的家史国史中熏淘，以敢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为偶像的鲍彤，是分不开的。

　　赵紫阳讲话带来了普遍缓和的气氛。大部分与这场学运关系不大的人都认为，既然党的总书记已作出姿态，那么，学生也应该见好就收了。因为一场以改良为目的的群众运动，最终还是要通过执政党内的变化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此次学运与赵紫阳达成配合，不仅可以使前段纷乱局势进入可以把握的轨道，使之有利于处于不利大势下的"改革派"，就是更近一步的民主要求，也会因今次已开的中共按民意改变决策的先例，和平实现。按照鲍彤的要求，赵紫阳讲话以后，中央的宣传机器一改往日对此次学运的灰色基调，在开足马力宣传赵紫阳讲话的同时，也紧锣密鼓地组织了来自校园方面的积极的报道。就在刊登赵紫阳"亚行讲话"同一天同一版上，五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同时报道了政法大。北大。人大。清华师生对"亚行讲话"的反映。标题是《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副题是“希望党和政府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增加透明度”。消息说：

　　"当晚〔五月四日〕一○时许，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正在广播 秘絮岐蕈陧A 同学们边听边议论，讲话播完，响起一片掌声。经济法学系八六级的一位学生说︰`赵紫阳讲话比较客观，比较实际，我同意他说的八个字︰冷静。理智。克制。秩序。这的确是目前我们必需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确是最明智的'。另一位同学补充说︰`我们真诚地希望党和政府加快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办事，增加透明度。'北京大学在广播赵紫阳讲话时，上千人围在一处听。一位教经济的青年教师对记者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的作用。'一位在游行中比较活跃的同学说︰`我们欢迎政府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但关键还要看下一步如何对话，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宿舍二楼里，几位研究生与记者攀谈起来，他们刚参加游行归来，已得知紫阳讲话内容，认为讲得不错。一位同学说︰`领导人和学生都要理智，紫阳这个讲话就很理智。'计统系一位研究生提出︰`让我们用正常渠道反映问题，但首先要保证正常渠道真正畅通，否则我们如何反映？'记者今天看到的清华园是平静的。参加游行的学生已经返校，四个教学楼灯火通明，不少学生正在温习功课。汽车系八七级一位同学说︰`赵紫阳的讲话，我们能接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需要理解。四月二七日那天，我们走了一七个半小时，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我们为了什么？今天游行我没有去，我觉得游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刚从电教室看完纪念`五四'录像的一些同学对记者说，`罢课不罢学'，实际上对学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现在大家都需要冷静。可以边上课边对话。总之，是复课的时候了。在北京师范大学，刚刚从学生宿舍出来的王梓坤校长对记者说︰`紫阳的讲话比较全面，既肯定了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现象。学生的行动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对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刚才我去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我对他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希望大家明天好好看看紫阳的讲话；第二，希望同学们早日复课。'记者了解到，也有一些高校师生对赵紫阳讲话的某些内容，持保留态度。"

　　在这篇报道的旁边，还刊登了一篇题为《游行学生宣布今日全部复课》的消息，给人造成了一种学运已因赵紫阳挥动的手臂而走向平息的印象。同日，新华社也播发了《北京高校今日起陆续复课》的消息，称"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已有八○％的罢课学生复课。"《光明日报》记者也匆匆采写了一篇《五月五日︰首都高校校园印象》，给人们展示的亦是一片曙色。

　　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论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说，"这位党的首脑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反应最快的当然还是香港的股票市场。五月五日，新华社香港消息报道︰五月四日这一天，香港股票市场的恒生指数猛生六五.九点，达到三二二一.一二点，创下一九八七年股票市场大暴跌以来的新高峰。五日上午开市后，承接昨日升势继续攀升，中午收市时恒生指数达到三二五七点。

　　记者和报刊的上述报道，反映了人们期望安定，期望学运有个"善终"的良好愿望，也大部分符合事实。但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他们在匆忙响应主张新闻独立的鲍彤组织的宣传攻势时，恰好忘记了另一种存在也是事实。而对事实负责就是对历史负责。这个被掩盖着的事实是，相当的人对赵的讲话持保留和抵制态度。

　　对赵紫阳讲话采取保留和抵制的态度来自两个方面︰中央对这次学运坚持"四·二六"立场的强硬派；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对学运怀有独立期望的人。

　　在两种人当中，第一种人的反应是本能的，因此十分迅速︰五月五日，李鹏在首都八所主要院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上说︰"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意见，中央精神是小平同志的讲话"。同日，何东昌召开教委司局长紧急会议，说赵在朝鲜时就知道邓的讲话和社论，他是同意的。他在"亚行"的讲话，是特定环境对特定对象讲的话，"不能代表党中央"。在五月八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预备会上，北京市提供的七个文件中，专有一个是关于坚持"四·二六"社论精神的。这个文件逐条批驳了了赵紫阳的"五四讲话"。[九]显然，强硬派并没有把赵紫阳的讲话当成特殊场合的特定的有益无害的产物，而是把对赵的讲话进行消毒作为一种义务，一场战役来对待。这就使原先包裹在事情表面那层，"对一场学运持不同观点"的窗户纸被捅破，而使其"党内斗争"的本质大白于天下。问题只在于，双方都想利用这场平地而起的风波打倒对方。

　　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赵紫阳的疑惑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赵的政治品德的怀疑，使人们有理由认为，赵在把学运纳入其可控轨道，平定局势后，将反手处理这次学运的参加者与同情者；二是认为赵紫阳摆在学运面前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仍然是一党独尊下的"民主"，是在法制根本不健全下的"法制"︰"官倒"属于合法性腐败；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公然与宪法对抗；上海市委居然可以撤销一家报纸总编辑的职务……这一切说明，在政治的行为与成文宪法抵触的时候，在习惯法的王国里确是"合法的。所以，这个"好听不好使"的建议，不可能真正解决这次学运提出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它在本质上与“四·二六”社论没有差别。五月六日，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贴出大字报说︰

　　赵紫阳有一个讲话，貌似很理智，很有道理，很能感动那些已经有点疲倦的同学们。其实不然，仔细一分析，我觉得与《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多大差别。

　　一。他的推理过于简单肤浅。他说学生的基本口号是“拥护……”，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学生的基本口号决不只这些。赵的前提就是对事实的歪曲，这与《人民日报》说学生喊"打倒共产党有何差别？……最初的游行并无"拥护……"的口号，只是《人民日报》玩弄的少数强加于多数的惯用伎俩迫使学生别出心裁地高喊"拥护……"等口号，其用心良苦可知矣！没想到，也被人利用……现在出现的许多腐败现象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之下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某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失误，而是整个领导体制本身不合理……身上长了脓包，不是把它割掉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消炎，要除根。二。赵作为党的总书记，并未道出学生的心声……造成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是人民未能行使主人的权力。党和政府几年来一直在解决腐败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甚至更糟？因为没有改到点子上。说得确切一点，因为自身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任何事物的自身调节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我们不要指望政府会赐给我们民主，只有我们争取过来的监督权，才是有用的。

　　三。赵说的措施好听不好使。对话亦不是一个新词。早在几年前，中央就提倡和群众对话，那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它是主人提出来的，是主人给的。因此，对话超过一定范围，主人就不高兴了。他有生杀大权，为什么不保护自己呢？……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是人民的本能也是政府的本能。

　　同学们，你们没有被《人民日报》社论所吓倒，也不要被赵紫阳的讲话所欺骗。揭开它的面纱，可看出是同一个东西。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民主权力全是人民群众经过各种方式的斗争换来的。事实上，人民确实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自己〔应当是"个体"管不了的事──作者批注〕，人民也需要自己作主人，这一对矛盾达到平衡，社会才能真正稳定。

　　四。赵过于自信。不错，学生运动在没有一个别有用心的政党领导时，是会自生自灭的。但学生运动只是一种征候，就象地震前某些动物的异常活动一样。他们比较敏感，走在前面，其后必然有一场动乱，是新的层次上的动乱。不要理解为以前的暴力革命。直到旧的体制被新的更合理的体制所取代，这是必然的，没有人能阻止，也不可能用政府的调节措施来避免……[一○]这张大字报上有不少人加了赞同的批注，对赵紫阳一再为共产党的特权辩护表示不满。另有题为《要等就等一万年》的一首诗歌，则发泄了不甘心被赵紫阳"收编"，不甘纳入政府控制的渐进改良轨道的忿懑︰

　　要把猴子等成人，要把凡人等成神；
　　要把雨露等成海，要把白骨等成魂；
　　要把红旗等成裹尸布，要把鲜血等成生命树；
　　要把爱情等成干地瓜，要把野心等成五色土；
　　要把事实等成一本书，要把鬼话等成万里图；
　　要把地主等成个体户，要把生命等成真坟墓；
　　要把洪水等成相思林，要把阿 Q 等成太阳神；
　　要把未来等成一张纸，要把真理等成两片云。

　　五月下旬，为了批驳"撤免赵紫阳会出现历史大倒退"的观点，社科院近代史所一研究人员曾写大字报说︰

　　“如果说五月十九日以前的学生游行请愿活动是有积极意义的，那是因为学生提出了‘打倒官倒’等正确口号。然而……官倒作为一种大量的经过现象出现，并不是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而在于亦官亦商的经济体制。而这种体制的产生又在于赵紫阳以商品化推到工业化。现代化的错误路线。”“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这次群众运动面前，按正常道理说，是应当作一点自我批评的，如果他有‘十年失误，我有责任’这一句话，就不失为光明正大……如果他能象胡耀邦同志那样主动承担责任，事态本是可以很快平息的。但他却不肯这样做。"这张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与赵持不合作态度人们的心理︰不满的人群期待的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但他们的呼唤却召来了一个指手划脚的"救世主"。

　　就是在赵紫阳的阵营内，其它成员也未必有赵的那种自信和果敢。五月十一日，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部门负责人以上编辑。记者。干部对话时，有记者问他对学潮的事情怎么看，胡启立说︰“我想，《人民日报》二六日。二九日社论，赵紫阳`五四'的讲话，亚行讲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讲话，说明了中央的态度。这些讲话，有同志说有变化，我认为，一切的任何讲话，一个文章，都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时间地点条件而作出。还有，跟什么人谈，对象……一切讲话都有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但是贯穿的中心，就是要稳定，要团结，这是始终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经不起动乱的，要求大家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所以，这是中央再三强调，一直不变的这么一条红线。”他的答复，在那种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下，真正不失为一种机智巧妙的答复。但是仅此而已，因为过了这一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大部分人想不清楚，到底是邓小平面对当时政治局常委不得不讲那一番话，还是赵紫阳面对纪念"五四"的青年及亚行代表不得不讲这一番话？抑或是党的中央政策方针从来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说，赵紫阳的讲话和"四·二六"社论之间有那么"一条红线"惯穿，那至少也得让大家都看得出来，否则，凭什么前一个能气得十万人上街游行，这一个又要大家鼓掌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含糊其词没能说明后来的党内斗争。

　　胡启立确实不妨当他的守纪律的好党员，但这些未能消除的疑惑使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事情和赵紫阳搅在一起，充当党内斗争的筹码和工具。正是本于这种心理，一场眼看着将要被赵紫阳收进坛底的学运野火，在这个党内唯一有可能扭转乾坤的法师面前，稍加犹豫，又飘然而去。

　　赵紫阳失去的机会，在事后看来，也是中国在八○年代的最后一个机会。

　　然而，他的出面并非完全没有作用，至少，他把被“四·二六”社论轧成铁板一块，怀着背水一战。慷慨赴死决心的学生阵营，瓦解成了一些碎片；使他们的继续抗争会在国人面前显得理亏；使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情绪的这场学运出现了力量的衰竭。同时，也把知识界人士由幕后引到了前台。

第三节 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五·四前夕，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对局势曾有过一个估计︰北京的学运高潮，已随“四·二七”大游行而过去，并将以“五·四”为界告一段落。而全国的学运高潮则是在"五·四"。

　　果然不出所料，在五月四日这一天，除这次学运的发源地北京外，全国有三○个省。市都爆发了学生。教师游行请愿事件。他们提出的口号，共同内容有︰发扬"五四"精神；促进民主化进程；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要民主，要自由，要科学；打倒官倒；公布领导人财产状况；廉洁政府，惩处贪官污吏；反对官僚主义；抑制通货膨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坦诚对话，反对训话；解除报禁；保障人权，健全法制；新闻。言论。结社自由；声援北京学生；反对镇压学生运动等。

　　这一天参加游行的〔除北京市外〕有一三○所高校，人数达到一二万。其中，山西太原有八○○○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门前静坐，口号除与北京学运相似的内容外，还有"争取煤电的地方利益"，"重新评价胡耀邦"等内容；西北重镇兰州，六○○○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内有要求澄清四·二○科技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在宪法允许范围内成立学生组织；制订从政道德法。或廉政道德法等八条内容；杭州市十所高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除提出上述共同口号外，还提出公开紧俏商品，诸如彩电。冰箱。自行车等的优惠票证的分发情况和流向；在西北工业大学"五四青年会"的组织下，西安市也有三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参加的学生均佩戴校徽，穿军训服，提出"要求纠正舆论对西安学运的歪曲"，并有"吃喝官员魏明生滚下台"的口号；中南重镇武汉市一二所高校三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向省政府递交了有六条内容的《请愿书》；重庆市六○○○学生上街游行的口号中则有︰"半文盲，大富翁，中国特色；傻博士，穷教授，中国独有"，"官倒不灭，改革必败"，"民主不明，中国无望"等口号；上海市六○○○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散发了《告上海人民书》，书称︰"市民们，物价飞涨，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率达二○％以上，中国已处在危机中。三九％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下降，四二％的上海市民生活水平下降，制币的印刷机在紧张地。昼夜不停地运转，仍然供不应求。市民们，你们想过没有？钱到哪里去了？该是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榨了。我们要作真正的主人"；

　　天津市八所高校五○○○学生在南开大学举行纪念"五四"集会后，打着"谁镇压学生运动，谁就没有好下场"，"外保球籍，内争人权"，"政治公开，新闻自由"等标语上街游行；长春市三所高校五○○○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的口号中有"反对政客"，"反对滑头"；大连市两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市政府门前静坐，标语口号中有"反对专政"，"反对封建专制"的内容；福州市约两千名学生冒雨举行了游行，并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中独特的内容有"提高师范生助学金"，"取消定向分配制度"等；长沙市三○○○多学生在鞭炮声中走出校门，横幅标语中有“收回《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还我四·二四《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恢复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开辟人民批评政府渠道等内容，游行者还向群众散发了有"取消封建特权"。"抑制物价上涨，挽救农业危机"内容的《告同胞书》并进行了讲演；厦门大学二○○○学生游行后，向市政府提交了要求查处浯屿驻军殴打厦大学生事件；南京二○○○多名学生在游行中散发了《南京五四宣言──再造一个青春中国》，号召"所有的中国工人。农民。子弟兵。学生联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自由平等，享有人权的中国"，向省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中有︰一。集体造成的决策失误应集体辞职；二。强烈要求七五岁以上党政领导辞职；三。中共经费不应在国库内开支；应由各界人士组成廉政委员会，公开查处官倒内幕等内容；昆明市二○○○多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贵阳市一二○○名学生"飞行集会"；成都市高校六○○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广州市有数百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在石家庄市，五○○余名学生上街游行；远在青海的西宁市，青海师大。教育学院。青海民族学院也有近千名学生先后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静坐请愿，民院打出的标语中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内容。安徽合肥，江西上饶。赣州，河南洛阳，陕西宝鸡。咸阳，湖南湘潭。衡阳。娄底，河北保定均有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

　　面对这些游行，各地学校均先由教师。干部进行了一番无效的劝阻活动。公安部门有的设置了象征性的路障，但没有硬性的阻拦。有的事先做了清道工作，甚至全程随行。凡口号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游行，都与市民发生了较强烈的共鸣。

　　北京的"五·四"游行人数少于"四·二七"大游行。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其一，是队伍中出现了外地学校的旗帜，如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沈阳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深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西北大学。华北电力学院，以及来自四川。南京。唐山。大连。温州。湘潭。烟台等地的学生；其二，是重点院校的人数减少，但以前没有参加进来的北京市专业学校，这次参加了进来，如服装学院。印刷学院。广播学院等；其三，是加入了新闻界编辑。记者的队伍，他们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旗帜走上街头。

　　这后一个新因素的出现，使仍在"开创校园民主"还是"向社会政治纵深"两个目标面前徘徊的学运潮头，有了一个喘息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也正是由于学运出现了这种从思想。理论，到生员和激情都后劲不足的状况，新闻界得以在一时间越居潮头，在"五·四"以后，接过学运的接力棒，独领风骚。

　　新闻界本来是一个社会中最敏感的部位，但在中国，它又是受管制最严的一个部位。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与经济上"赶超型"国家的动员机制相关，更与政治上"专政型"国家的统治机制有密切联系。不论新闻还是出版，都不是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文化。知识。信息的传播角色而存在，所谓纯粹的新闻工作者，当然更是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他们统统受着共产党宣传部门的"归口"领导，而在大大小小宣传部的顶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管宣传的常委。这个常委表面上主管着党政军。工青妇。各省市自治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国务院各部委〕的上千家报纸，但党委会对这些报纸的绝对领导〔民主党派的情况类似，也是由各党宣传部领导，以便与执政党"归口"，并事先在政治上进行了自我阉割〕，就形成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只有一家报纸，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的局面。这种局面有许多特定的维持机制︰其一，办报经费由国库拨款；其二，总编辑由上级党委任免或认可；其三，中宣部定期召集中央各大报刊的"吹风会"，确定一个时期的宣传方针与宣传"口径"，规定哪些人的文章不予刊登，有越轨者要受到从"通报"到"撤职"的级别不等的纪律处分；其四，遇有重大事件，一律采用新华社所发"通稿"；其五，党内因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意识形态权威"及其爪牙，对各报动向实行日常监督，一遇风吹草动立即举报。几十年来，中国报人的命运跌宕多姿，没有一个是因为经费无着，言语失信，或迫于同行竞争而失败的，但也没有一个不是和政治原因联系在一起的。

　　八○年代以来，为了探讨全面现代化路径，也有一二人物在新闻界作出"造反"试探，如《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提出"党报即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等论题，但未及展开讨论，立刻就被胡乔木之流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代表"名义"枪毙"。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因打"擦边球"屡履险境，总算因紧跟总书记没有被罚出局，但日子也从来不好过新闻界的痛苦由来已久，这痛苦不仅在于上级的压制和种种约束，还在于新闻工作本身的特性及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要求与这种约束之间的矛盾。犹如囚禁生活对于一个生性沉静。爱好冥思苦想者，决不同于一个活泼好动。血气方刚者一样，新闻工作要求的敏锐。快捷。社会责任感与道义感，恰好与中共的新闻管理体制形成尖锐的对立。在中共四十年的统治中，有着良好记者素质者，大致有三条出路︰一是政治上被整肃，或疯或傻或自杀，能郁郁而终者，皆算善终；二是移情，要么转而充当"刽子手"或他们的鹰犬，把过剩的能量和感情交给包裹着神圣外衣的权力；要么转战其它领域，希图走出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三是消弥自身的天性，掐灭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求能作新闻战线的一名"老兵"，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总是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的天性，而他们，也正是这所有痛苦者中的最痛苦者！

　　发生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际的社会动荡，不论其价值判断如何，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毫无疑义，是一种战马对于骑手的召唤。虽有无数改革开放以来中箭落马者尸体在前，年初传出的《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刀下待毙，又有中宣部不失时机的给各报套上的"统一口径"的笼头，[一一]勇敢者还是忍不住要冲锋陷阵。只是在奉献到读者面前时，那些巨大的勇气和超凡的热情，经过与各种陷阱的周旋和羁绊的 磨，不得不只剩下丝丝热气。

　　最先行动的，应该说还是《人民日报》，四月十七日，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记者张军荣摄自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民群众自发悼念胡耀邦的照片，照片说明文字是"四月十六日，北京，人们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四月十九日，《科技日报》不仅在头版以大幅照片刊登了十八日北京部分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的情形，而且发表了《哀思洒满校园──首都大学生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倾注哀思──天安门广场目击记》两篇通讯，对学潮的初始作了首次报道。

　　四月二一日，就在新华社发出《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的失实报道，并以《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为题配发评论的第二天，《工人日报》刊登了题为《最重要的是赢得民心》的评论员文章。当中央责问全国总工会，要查处该报时，全总主席。工人出身的倪志福进行了抵制。

　　四月二一日晚至四月二二日，大会堂前学生追悼与请愿的一幕，加之学生发表的对新闻界的不信任甚至愤慨言词，极大地刺激了在场的记者。在政府的新闻管制和学生鄙视的双重压力下，不少记者选择了新闻工作的职业良心和道德，录下了当时的实况。但是，在报纸的总编辑负责与部门主任层层把"关"之下，有幸突出重围的仅《科技日报》一家。四月二三日，描绘了广场学生追悼场面的大特写《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飞遍全城。从职业要求角度看，这篇报道的感情色彩和主观情绪过于浓重，但它毕竟是大报突破封锁令，开始大篇幅报道现实情况的第一个勇敢的"吃螃蟹的人"。紧接着，第二天《农民日报》也刊出了本报记者撰写的报道《再送耀邦一程，再看耀邦一眼》。但在中央的严密监督下，《人民日报》和其它报纸除刊登新华社的"通稿"外，自己采写的报道文章却只字未提广场事态。

　　此时，各报编辑。记者的"造反"行动已开始酝酿。

　　在《中国青年报》社内，四月二四日，身兼学校部。科教部两个主要部门主任的李大同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要求按中共党的"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全社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同时，大家撰写了有关学潮情况的报道。当晚，该报二○余名编辑。记者和半数以上的部主任，与总编辑和党组成员交换了意见。总编辑与各报"对表"以后，决定如其它报纸不发，该报仍按兵不动。此后，该报一部门负责人又酝酿"部门负责人集体辞职"，但考虑到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报社，这样做只能增加报社内部磨擦，未获多数部门负责人同意。

　　二五日晚，《人民日报》的员工从电台。电视台收听到"本报"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四·二六"社论。该报国内记者又获知邓小平讲话中有"要制止学生运动，看来流血不可避免，我们还有三百万军队，不要怕影响国际声誉"的内容，忧心如焚。社论在该报发表后，该报编辑。记者针对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起草了一份《我们的意见》致该报编委会。指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原则"，指斥了新华社和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的社论"强奸民意"。[一二]该报社评报栏内贴出文章，对"四·二六"社论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驳。

　　"四·二七"大游行后，《中国妇女报》冲破禁令，顶住高压，以《北京数万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为标题，首次正面。真实报道了学生游行的情况。所引学生标语"妈妈，我们没有错！"和宪法条文，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宪法为准绳的正义立场。尤其是此项壮举出自巾帼一事，为新闻界同仁提高了据理抗争的勇气。

　　四月二七日，上海市处理《世界经济导报》，撤销钦本立总编辑职务的消息传到北京，给跃跃欲试的北京新闻界以新的刺激，人们纷纷到导报驻京办事处表示慰问和鼓励，支持导报同仁与上海市委的"非法"决定抗争，迎接新闻界争取独立解放之日的到来。

　　虽然对《世界经济导报》利用报纸出版周期短的优势，不作修理地抢先发表与《新观察》杂志共同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的全部内容有保留意见，四月底，《新观察》也发出了自己有报道"四·二七"大游行。评论"四·二九"对话的有份量的第一○期稿件。

　　四月三十日，新闻界在八九民运中第一个联合行动在酝酿中。

　　这个在五月上旬达到高峰的活动，是由两条主要线索演变而成的︰

　　其一，是以广州的《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事处在鲁迅博物馆主办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为发端，以知识界部分人士对形势的分析及展望为背景，由《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和《经济学周报》[一三]筹备的请愿为线索的活动。

　　四月三十日，《时报》驻京办邀请了一些学者就当前学运的背景。影响。评价；学运的发展趋势及可能结果；学运对当前中国改革与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等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者有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许良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包遵信，四通公司周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远志明。谢选骏，民政部干部管理学院黎鸣，《经济学周报》社长费远，副主编郑棣。王军涛〔未被邀请〕，北京大学教师孙立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力群等。

　　在发言中，大家认为导致这场学潮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总危机。它首先是经济危机的征候。经济改革走入死谷，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情绪不满。如果没有胡耀邦的逝世，矛盾也会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出来〔有人介绍了市民对学运的态度，说有六○％的人持赞成和同情态度〕，所以，学运不过是一种催化剂，它起到了催雨的作用，但雨水本身是不会结果的。关于学运走向，有人提出学运与社会民主力量结合，但与会者认为，学生不希望外界介入，以免改变学生运动的性质。学生应该干学生的事，记者应该干记者的事。学运目前面临的是学生"自治会"合法化问题和舆论公正问题。王军涛插话说按照民主政治的规则，政治过程应该与行政过程分开，不然会导致上下对立，政府不象政府，公民不象公民。周舵的发言强调了"找出有限目标"和"议定议论程序规则"及新闻监督对学运前途的重要性，既反对胡闹也反对清谈。有人还特别警告不要让陈军这种人介入，也不要去动员工人农民。以"四·二七"大游行为揭橥中国政治中非理性时代应该走向结束。

　　对于学运可能带来的成果，与会者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一是由对话入手，通过合法的程序，可能实现"结社自由"；二是由上海市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非法"手段为突破口，可能争取"新闻自由"。

　　会议结束后，东道主请新闻单位的来人留下，共同商议就上海市委错误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起草一份给中央的《公开信》，并相约五月三日下午再次集中，通过该《公开信》，五月四日正式递交上去。

　　事后，《亚太经济时报》与《经济学周报》各出一人起草了《公开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四月二七日上海市委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以及在此之前停止四月二四日《世界经济导报》的发行，我们认为，这些决定是违反宪法第三五条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是违背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及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违背党的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开的原则的。对此，我们提出以下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销上海市委的该项决定；

　　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

　　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

　　四。政府与新闻界就这一事情进行对话，新闻界对话代表从本公开信签名代表中产生；

　　五。对以上要求尽快作出明确答复。

　　在此同时，《中国青年报》也在酝酿着一场与中央领导人的对话活动。与《时报》活动是建立在"务虚"基础上的背景不同，该报的活动是在外界条件的压力下，由自身"长"出的本能需求。据这次对话的组织者李大同回忆，事情的发起有这样一个过程︰

　　我当时的思考是，本报内部的争论和分歧，实质上是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弊端，与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及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求改革这些弊端的愿望的磨擦。产生这种磨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说来，就是新闻界尚未建立和形成对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的符合新闻规律的快速。准确。灵活的多层次反馈机制。以上问题自一九八六年学潮后即成为我国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界讨论并加以改进的重点，成为我国新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改革的具体成果，体现在对大兴安岭火灾。一些严重交通事故。拉萨骚乱等重大新闻的报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威信。对以上取得的成果，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曾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八日《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中作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要从引导国内外舆论。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和我国的国际形象出发，本着中央关于`提高开放程度，增大信息量'。`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继续努力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任务。

　　然而，这项重大改革毕竟尚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就突然面对这场规模空前浩大。背景空前复杂的学潮了。新闻界缺乏成熟的对策，只好再临时采用按统一指令，"不利的事件不报"的传统做法。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显然对平息局势弊大于利。

　　结果，对新闻媒介的抨击，成为学潮的重要口号；这种抨击得到相当多公众的共鸣；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内部均就学潮报道方针发生激烈争论；一些新闻单位在内部压力下开始突破中央禁令；由于在我国新闻媒介上得不到关于这次学潮背景。状态和评论的足够信息，于是，"大道不通走小道"。"出口转内销"等方式传播的谣言不胫而走；收听《美国之音》。BBC 等外台广播的各阶层人数激增。

　　我当时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采用"不利的事情不报"的传统做法，使新闻媒介这个原来作为平息事态最有效的工具，反而成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因素，这不是事与愿违吗？所以我提出应当迅速修订学潮报道方针，这样才有利于稳定。

　　但是，这一涉及到新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家新闻单位内独自解决，再在本报内部争论没有多大意义。但作为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我，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尽责任呢？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恰当的方法和途径。四月二九日，袁木在与首都部分大学生对话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启发。他传达了党和政府准备在各个层次上与社会各界广泛对话的愿望。说"对话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看完当时的对话录像以后，我觉得那场对话的水平很低。可见尽管大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但他们受生活空间和阅历的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深切的体会，更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看来，真正能够对我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起到制度化推进作用的对话，只能在党和政府与专业工作者之间开展。这时，我便萌生了就当前新闻界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与中央有关领导进行一次对话的念头。

　　四月三十日，当我否决了其它同志提出的"总辞职"动议以后，就提出了对话的动议。当即得到十几位部门负责人的赞同。于是，我开始考虑对话活动的安排。首先要争取不被误解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我确定了几条原则，一是要站在帮助党中央改进工作的立场；二是意见和建议要以十三大精神为依据；三是不能象学生那样，提出众多的先决条件；四是要与学潮严格划清界限，只涉及新闻问题。考虑到本报总编辑徐祝庆同志的意见，我对对话活动以本报为主的原方案作了较大修正，决定广泛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意见，如对话动议得不到多数新闻单位赞同，对话活动立即中止；如对话动议得到赞同，但对话内容为非理性的激进方案所取代，则我们立即撤回动议，并不再参与此事。

　　我起草了这封给党中央的信件，印了十几份，由我报记者叶研五月三日，带到了鲁迅博物馆。据叶研说，我们的东西魅力显然比他们的大，他们的《公开信》显得象"最后通牒"，而我们的则意味着一次行动。各单位要了我们的信，准备回去征求签名。结果把他们组织的会给冲乱了……据五月三日鲁博会议的主持者──《亚太经济时报》的罗立为介绍︰

　　五月三日，原定是讨论《公开信》的事，在二楼会议室里。但不知道谁把消息透了出去，结果来了很多外国记者，四○多个外国记者，加上二○○多个国内记者，房间里坐不下，我们只好把会挪到院子里草坪上开，请各报派一名代表参加，其它人与外国记者先在葡萄架下休息。我们议定了《公开信》的第二稿。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中国青年报》的叶研也拿出一个打印稿征集签名，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后来经人提醒，叶研表示对东道主《亚太经济时报》道歉，并提议是否可以考虑将两个东西揉在一起？同意。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以后又讨论了怎么送《请愿书》的问题。[一四]大家议定，五月四日中午一二点到新华社南门集合，然后到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递交《请愿书》。当时也议论了如果学生游行，新闻界是否参加。大家的结论是，我们站在路旁表示声援。有人说，既然是"静站"，为什么不游？当时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

　　五月四日中午，各路记者顶着高温和烈日齐集新华社南门。但这时，几个原定的这次行动的主持人只字不提请愿的事，也不提到记协去的事。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却拿出了一份游行口号，说，我们提出一五条口号，我逐条念，如果大家没有异议，就算通过。这一五条口号是︰首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集会口号

　　一。新闻自由，新闻公开；

　　二。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

　　三。人民有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批评权；

　　四。新闻民主，开放报禁；

　　五。要一部保护新闻自由的"新闻法"；

　　六。新闻自由有利于政治昌明；

　　七。新闻自由有利于经济发展；

　　八。新闻自由有利于社会稳定；

　　九。捍卫新闻真实，保护言论自由；

　　十。放宽对新闻报道的种种限制；

　　十一。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真话；

　　十二。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

　　十三。反对粗暴干涉《世界经济导报》；

　　十四。恢复钦本立同志总编辑职务；

　　十五。新闻界要求与政府真诚对话。

　　从这份口号中自相矛盾的内容，人们不难看出，这次游行是在基本没有成熟考虑的情况下一夜之间，仓促决定的。但口号立即获得了通过。于是，首都新闻界成为响应八九学运的外界的第一支队伍，走上街头。

　　新闻界的游行被看成是一个壮举，但它却是新闻界对这次学运中自身不同诉求公开暴露的起点。这种不同简而言之，一是以争取新闻自由。冲破报禁为目标；一则是以争取"放宽"对新闻的管制为最近目标。前后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当前，新闻要不要对社会的稳定及执政党负责任。大致来说，前一种观点一般由生存艰难的民办报纸或由于新闻管制生存受到威胁的报刊和新闻工作者持有；后一种观点，则为在日益变化了的条件下，敏感到生存危机的报刊及新闻工作者持有。前者是这次运动中的"激进派"，具有"革命"的意向；后者是"温和派"具有"改良"的色彩。由于知识界部分勇于"闯红灯"者与前一种诉求有着相关的命运，所以，在行动时，他们是前一种力量的后盾。但在人数上，前者是少数。

　　不过，这种分歧，在当时并不明显。这表现在，虽然人们对有"最后通牒"色彩的《公开信》弃置不顾，但人们却以违反北京市"十条"规定，上街游行这种更激烈的方式进行了补充；在游行的口号中，代表两种观点的内容兼收并蓄。没有人细想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但是，到了五月五日，即赵紫阳"亚行讲话"发表以后，在新闻界代表继续讨论对话问题时，这种分歧就更加明朗起来。会议开始以后，到会的各家新闻单位代表所汇集的情况表明，通过程序对话来表达意见的方案，得到了首都新闻单位的广泛赞同；对中国青年报李大同起草的请求对话的信件内容，各单位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信件签名者踊跃。而原先由《经济学周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代表起草的，以责成中央重新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为主要内容的《公开信》不再被人提起。并且有人动议，因为这是以"首都新闻界"名义进行对话，所以，是否请非首都新闻单位就不要参加；另外，还提出这是党报与自己中央的对话，是否非党报就不要参加。按照这个动议，原《公开信》的发起者，《亚太经济时报》〔外地〕。《经济学周报》〔民办〕和"当事人"《世界经济导报》〔外地〕就可以被排除在外。但这样一来，在这次学潮报道中表现突出的《科技日报》〔专业报〕也将不能参加外，甚至连发起单位和组织者《中国青年报》的位置也会受到质疑。由于这个动议的不合情理，因此没有被通过。于是，在选派对话代表问题上，又采取按签名人数多少分配名额的办法。这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这些有一。两百人签名的报纸当然就位居这次对话的主要地位。再加上上述几个相关单位，和召开当日会议的东道主──社科院新闻所，共组成对话"十人代表团"。最多不超过二十人。对话原准备指名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进行。经咨询老资格的新闻学会会长胡绩伟后，改为"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

　　五月九日下午二时，新闻界要求与中央领导对话的联名信递交活动准时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进行。在记协常务书记杨翊致欢迎词以后，《中国青年报》记者部负责人郭家宽介绍了此次活动的大致设想︰

　　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次对话，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发生了许多海内外瞩目的重大事件。我们认为，首都新闻界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没有做到全面。客观。公正，我们感受到，这和我们现行的新闻体制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希望就这些问题，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一次心平气和的对话。把我国的新闻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此后，李大同宣读了信件全文︰

　　全国记协书记处︰

　　根据赵紫阳同志五月四日"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谈话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正常途径，就中国近日来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

　　我们认为，需要进行对话的主要问题为︰

　　一。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该报总编辑钦本立被停职的问题；

　　二。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潮，在这种重大事件过程中，首都新闻单位因种种限制，无法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并且在各方报道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因而严重损害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声誉，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扩大。我们认为，首都新闻界在这次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受到的种种束缚，违背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基本原则，现在极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就如何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三。国务院发言人在四月二九日与首都大学生的对话中说︰"我国新闻工作实行的是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我们的新闻是自由的"。我们认为，这与中国新闻界的现状严重不符。事实上，中国新闻报道的运转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迅速建立起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恰恰是中国当前新闻改革的首要问题。

　　以上对话请求，请中国记协转呈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三二个新闻单位的一○一三名编辑。记者。郭家宽补充说，他们均代表个人，而不代表所在单位。

　　在会场外面，数百名骑自行车而来的热情的大学生聚集在记协门口，打着"声援新闻界的良心"，"支持《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标语。横幅，高呼"为民说话，关系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声援新闻界的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新闻界对话的组织者，为将这次活动与学运区别开来，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早在五月四日，部分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李大同就通知该报记 怴 A 此次行事，绝对要按合法程序运行，这是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谖逶挛迦盏募 逄致刍嵘希 槎 募柑醪怀晌脑 蛑校 D"不为对话成立任何名目的组织，"解释是因为新闻界已有自己的合法组织。但是因参加对话的新闻单位和人数过多，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之前的大量具体协商工作难以由全国记协承担，有必要以一家新闻单位为主，就对话中将涉及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初步的归纳和整理。同时还议定，要"严防活动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新闻单位的参加者不得与学潮发生任何联系"，故送达信件时，不造任何声势，以"静悄悄"的方式进行。五月九日，当有记者报告︰大学已贴出告示，号召大学生下午到记协"声援新闻界"请愿时，组织者当即决定请几位身高体壮者同行，任务是把大学生挡在门外。在递交信件结束后，李大同还特别对"对话"这个词进行解释说︰"对话不是对抗，也不是辩论，而是双方充分交流自己的观点"，以防外国记者对汉语造诣不深产生歧意。

　　此后，在进一步商议各报参加者名单时，因在"四·一九"座谈会上得发言，[一五]当时有"激进派"嫌疑的《光明日报》戴晴，也被提出了异议。

　　五月九日递交对话信件一事，事后被有关的新闻报道称为"递交请愿书"的活动，也有人讥之为"新闻界跪着造反"。但李大同坚持从未使用过"请愿"这个词。在当时，尽管他逃过了与被官方指为"动乱"的学潮的干系，但却没能逃过另一种猜疑︰

　　在这次递交信件活动中，原定程序没有安排其它人讲话。但信件递交完毕后，面对众多海外新闻记者，社科院新闻所陈崇山突然提出要对这次活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介绍。她说，四月二九日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海淀区委曾举行一个北京知识分子的联谊会，当时，她提出，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够跟新闻界的同志对话，阎明复问，你们希望同中央哪一位领导同志对话？她提出，希望同芮杏文。胡启立同志对话。阎希望她能拉出一个对话参加者的名单。她于是找到会上仅可找到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法制日报》副总编王 XX。《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与他们草拟了一个名单。事后，她接到芮杏文办公室电话︰希望继续组织这次对话，她便致信阎明复，说"记协是新闻工作者的娘家"，所以请记协出面组织这次对话为宜。她除了左一个"娘家"，右一个"娘家"地称呼官方控制的中国记协，大谈了一阵"中国新闻界的耻辱"，还强调这次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对话，目的是为了促进新闻改革，而不是要把事情搞乱。" 

　　这个讲话，后来被不满的人们称为政府继"四·二九"对话之后再次导演"新闻界对话"的信号和政府"插手"新闻界的"标本"。而事实是，她的表现，只是赵紫阳"开明牌"在新闻界的一个回响而已。

　　此时，赵紫阳确已面示胡启立。芮杏文，新闻要更加开放。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一六]遵照这一精神，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于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主动前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几个大单位，听取编辑。记者的意见陈述。

　　在《中国青年报》的对话会上，郭家宽的发言对学潮发生以来事实真相与报刊的失实报道进行了心平气和的展示；指出了目前新闻管理体制是战争动员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并指出，胡耀邦逝世以来新闻界的作为，已从前段新闻改革的成就上倒退。但他也表示，不赞成在现阶段提"新闻自由"。李大同的发言着重分析了现代社会对新闻业的要求与党对新闻工作的传统观念的不相称；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在此次学运中遭受的刺激；以及新闻改革应从系统全面清理中共新闻管理思想入手。在论及《世界经济导报》问题时，他提出了妥协的处理方案︰即暂时保留上海市委撤销钦本立党组书记的决定〔因为这在程序上没有问题〕，但撤销上海市委对钦行政职务的处理，撤出整顿小组，改由宣传部门。新闻界和公众代表组成的评议会，对四三九期《导报》的社会效果进行民主评议。再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根据评议结果对钦的行政职务做出处理。胡启立对此建议大感兴趣. 表示立即转达有关人士。

　　在这次对话中，胡启立谈到︰

　　我理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加强民主法制，推进新闻改革。这也正是我们几年来在反复思考。研究和实践着的问题……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个人赞成你们刚才所说的一些重要意见，就是对我们的新闻工作，缺乏一个系统的总结回顾。在制订新闻法的同时，或者在这个之前，应该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清理一下我们的思想。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认为，通过这次事件，〔对我们的新闻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把我们历来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我们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我们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和模式，是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环境条件等许许多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一概否决，说都错了。

　　这次事件的报道……开始控制得紧一些，后来放开了一些。游行不是也报了吗？也没有什么呀！看来，增加透明度，公开化，有好处；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开性不够，毛病甚多。

　　我感到，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思想观念，领导方法，宣传方式方法，都需要根据发展了的新情况来改进和更新，这才能够实现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才能够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支持群众反映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完全靠中纪委。中监委去查，查不清楚。只有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立一套检查监督的机制，包括差额选举，人民有罢免权。你烂的不象话，下回不选你就是了……这涉及到一系列立法等等问题。

　　胡启立在谈到"新闻自由"问题时说︰

　　这个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的渠道。我们的新闻立法，第一要保证宪法赋予的权利，保证新闻自由；第二要根据宪法，防止滥用权力，滥用新闻自由。这个同志们都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没有法制就没有自由。但法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在两种经济体制转换时期，"稳定"的特别重要性。[一七]

　　本来，这并不是一次理想的对话，事前既没有通知新闻界方面，以给出准备的时间，也没有告知来者的身份。在新闻界方面，不得不仓促上镇，全凭发言人功力和素质的临场发挥。它只是赵系人物准备打好新闻界对话这一战役的前哨战，但由于后来的正式对话因学生突如其来的绝食而停止，它竟成了八九民运中〔可能也是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以来〕唯一成功的一次对话。

　　与此同时，在《人民日报》举行的对话则因没有形成任何共识，而变的有名无实。会上发言者言词激烈，邓小平。李鹏。何东昌。袁木都被点名。前来寻求"沟通"的中央"对话"代表，如同代人接受审判一般，如座针毡。但赵紫阳既然有心树立开明形象，这也是不得不忍受的事情。【五月十二日，在中央举行的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赵紫阳五月六日就新闻开放对胡启立。芮杏文的谈话。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传媒出现了一派空前自由。活跃的局面，从自己的报刊上，读者得以真正了解到发生的事实真相。尽管它仍是极其有限，很不彻底的。

　　五月五日，《人民日报》于头版《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的下方，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燕辉拍摄的高校学生"五·四"游行的照片，图中隐约可见游行队伍中高举的载有《宪法》关于公民自由权利条文的标语牌，还有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横幅。《中国青年报》于同日刊出图片，报道了数百名新闻工作者自发组成的一支队伍上街游行的事情。图片中"新闻封锁不利于稳定"的字样清晰可见；《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五月一○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大报，均刊登了首都新闻界向记协递交对话要求的消息。

　　五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刊出了"首都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请求对话"的图片。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播出了戴晴等一二名知识分子。学者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以引人注目的手法对当日广场学生的绝食及声援场面进行了报道。并传达了首都某地党政机关也参加了声援的信息。

　　五月十六日，北京出版的报章大都刊用了新华社或本报记者撰写的有关学生绝食请愿的报道，有的配以图片，显示了绝食学生晕倒的情况。其中《人民日报》公然采用了《首都一部分高校学生继续绝食，知识界人士到广场声援》的标题，海外版刊登的照片中，有绝食团成员柴玲手拿扩音器，身后牌子上学生的绝食时间和晕倒人数等场景。《科技日报》则刊登了一篇集体采写的报道，题为《国家民族利益呼唤着理性和人性》，翔实报道了学生绝食事件。同日，《人民日报》社八百员工〔包括一些资深编辑记者〕，再次上街游行。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二版的图片上，赫然有"北大教师誓与学生共存亡"的大字横幅出现，并报道了绝食人数剧增，医疗单位全力抢救的消息。《中国文化报》还刊登了报道严家其等人发起《五·一六声明》的消息。

　　五月十八日，首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五月十七日首都百万群众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学生的消息，《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予以刊载，并以显要位置刊登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紧急呼吁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本报编辑记者游行。绝食学生和群众。工人声援游行的照片。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有史以来的“新闻维新”，外电自始自终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及时的评价。国内人民亦不无耳目一新之感。几年以后，当笔者到大西南山沟里去采访，一位农村教师得知笔者曾供职首都新闻界时说，只有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几天内，中国有真正的新闻。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在戈尔巴乔夫于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科技日报》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公开性。民主化的过程中，新闻舆论起了什么作用时，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公开性的进程恰恰是从新闻开始进行的。新闻是促进公开性和民主化过程最强有力的工具。

　　显然，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新闻界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只是朝"公开性"迈出了第一步而已。因为，这只是"民事"的公开，而非"政事"的公开。尤其是党的领导核心的观点分歧，决策过程，党派斗争这些在集权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对于老百姓和有参政热情的社会集团来说，仍然是一个"黑箱"。这种"单项公开"在党中央和政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公众，使他们对政治革新的期望大大超过了党和政府实际上的承诺。

　　正因为如此，那些对中国政治更有经验的人们，即使是对学运抱同情态度者，对新闻界的这种冒险精进也不无忧虑。尤其是为赵的政治命运担忧的党内民主派，在新闻界和公众正在为"新闻的解放"而陶醉时，他们却希望新闻界能够作出"自我牺牲"，以学生的有限目标为这次运动的最高诉求；希望在《导报》问题上，钦本立不要过份僵持，以免赵紫阳没有台阶可下。中国政法大学应邀"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起诉江泽民"一事进行论证的学生表示，如若开庭，钦本立可能败诉。因为如果对照法律条文，可以在《民法》中找到"越权"一条，但此事不属《民法》范围，而属《行政法》范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年初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后，此时尚未生效。《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阻止游行队伍上街时说︰"我不是怕丢乌纱帽，只是想避免出现第二个胡耀邦。"而新闻界原先占上风的"温和派"，也担心欲速则不达。

　　另一方面，原先作为新闻界激进派后援的知识界人士，则因政府对新闻界对话要求较对学生更"垂青"，实际上即对新闻界"温和派"方案的"垂青"表示不满。他们曾用"学生要求对话，政府圆〔袁〕木头一根；新闻界要求对话，党中央全体起〔启〕立"这样一种形象的比喻，表达了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牢骚。

　　五月十三日开始的学生绝食，使赵紫阳打出的"理智。秩序"牌全面丧失了效用。这一非常的行动，使社会以"非常"形式加速了动员，一切理智的声音均被感情的呼唤所淹没，以"老庄"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走上街头。

　　这样，由学生到新闻界的"接力赛"跑道上，出现了有社会各界加入的竞走的局面。

　　────────────────

注　释︰

　　[一]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二]一九八四年成立的康华实业公司是为残疾人联合会筹积资金而成立的，附属于残联，一九八七年改装后的康华发展总公司，请来原石油部。冶金部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原北京市副市民韩伯平任总经理。这种改装使康华公司升级变成名正言顺之事。
　　[三]见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第一六三页。
　　[四]即针对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思路提出的"部分调整，部分放开"，俟条件具备时，朝全部放开过渡的战略。
　　[五]十三大后，中组部由保守派大将宋平任部长。赵作为总书记无力插手其事。
　　[六]同[三]，第一四四页。 七]这是事后李鹏一再加于赵的罪名。
　　[八]根据陈一谘和官方后来的统一口径，说加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求是李鹏提出的，但没有反映出有多少人附议。此处是采纳罗点点《流血的改革》中的说法。但两种说法均未提杨对赵说时，是否反映了李鹏的修改代表了政治局的多数意见。
　　[九]见穆望《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载《镜报》一九八九年六月号。
　　[一○]政治运动的发生过程表明，在事物发展没有超过临界点时，它是可控的，一旦超过临界点，它就将依自己轨道发展。这个问题可参见本人撰写的《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个问题》，见本书附录。
　　[一一]按中宣部当时的指示，对首都大学生的校外悼念活动和游行，一般不予公开报道；如遇特殊情况需作公开报道，各新闻单位均用新华社通稿。
　　[一二]见《明报》记者陈天权采写的《国内新闻界在学运中做过什么？》，载《明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号。
　　[一三]《经济学周报》是一九八七年由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接办的一张"同仁报纸"。
　　[一四]在罗立为的介绍中，他一会儿使用"公开信"这个提法，一会儿使用"请愿书"这个提法。
　　[一五]即《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举行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在该会上，戴晴和严家其的发言，是《导报》四三九期被查封的直接原因。
　　[一六]同[一]。
　　[一七]这次对话全文见本书附录。

第六章 从学运到民运

　　辛亥革命的光芒至今照耀人们，
　　不过，它在人们心目中只剩下两个
　　名词︰
　　皇帝和孙中山。

　　政治的最高准则是什么？民主政治家说，是对于社会利益的维护与对于生命意义的敬畏；专制政治家说，是对于权力的维护与对于权威的敬畏。如果民主政权所容纳的阶级是有限的，那并不妨碍它的政治代表以维护有限社会的利益为最高职志；如果专政的基础是广大的，那也不妨碍它的政治代表把权力看作生命的根本。总之，一个权力，是为人和人民而存在的〔哪怕是为部分人和人民而存在的〕；另一个权力下的人和人民，是为权力的存在而存在的。前一种状态意味着，权力，可以依人民的意志而转移它的载体；而后一种状态则意味着，人民，可以为权力牺牲他们的生命。

　　与此相应，革命也存在两种形式和结果︰前者为保障人民而争取权力；后者为获得权力而牺牲人民。总之，在权力与人民的天平上，重心向哪一头倾斜，是分辨政治家和革命家性质最敏感。最微妙区别的测量仪。

　　显然，没有前一种要求，就不会有八九民运；没有后一种存在，八九民运则无从染上血和火的色彩。当时间进入一九八九年五月时，如果说，政府面临的是政治家的考验的话，民运领袖们面临的就是"革命者"的考验了。

第一节 并非"突如其来"的绝食

　　那场把全社会卷入学潮，从而把一场前途有限的学运改变为“八九民运”的绝食，在公众的视野里是突然出现的。但到目前为止，政府的监测结果和民运人士的回忆资料已可以证明，它并非一个偶然的行动。按照社会学者历来的观点，学生运动本身，是不可能产生什么社会结果的。其功能，要么是反映社会矛盾的晴雨表，要么是社会危机的催化剂。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把它比喻为社会革命的"桥梁"的话，那么，它也是一座速朽的桥梁；如果将之尊奉为"先锋"的话，没有后继者的先锋当然也就不成其为先锋。当四月学潮进入五月以后，原先由悼念胡耀邦和报复"四·二六"社论而激发起来的热情，先后为悼念活动的结束。"四·二七"和"五·四"游行的胜利而失去势头。这座靠激情和对现实政治的幻想架设起来的"桥梁"，眼看着从自己身上渡过的"新闻界"扬长而去之后，已经不可能靠原来的支撑力继续维持它的存在了。它，正等待着新的激情的注入。

　　又由于"四·二九"对话所昭示的，政府〔即使是"温和"方式下〕在学潮定性与承认学生自治组织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使得饱受"革命的坚定性"教育的学生们不得不硬着头皮顶下去。正如两块坚硬的石头互相撞击，才能打出灿烂的火花一样，这就决定了，这种新的激情，一定是带有孤注一掷性质的行为才能发动的。

　　显然，这时的学运桥梁，已不是靠人们在桥面上叠木架栏可以维持，而是需要有人跳入水中，充当新的支撑了。

　　那么，在现实运动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五四以后的校园，面临着两种现实的选择︰校园民主与推向社会。所谓校园民主，就是在复课的同时，继续与政府对话，以解决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事情可以边探讨边做，如学生自治组织办自己的刊物。广播，按程序改选原来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组织。建立校园"民主墙"，举办民主论坛，邀请受欢迎的知名学者演讲等等。而前段所采用的游行。请愿。罢课等形式，一般不再轻易采用。

　　当大部分人都重新坐进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的时候，前一种选择便更加现实了。进入五月以后，许多学校已经开始实践校园民主的以上内容︰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学校相继建立起自治组织的广播站；根据研究生会章程，北大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对原研究生主席团进行信任投票，以二四四票中占二四一票通过罢免了研究生会主席团，选举学运中产生的北大筹委会的成员作为临时主席团成员；五月八日，北大筹委会就是否信任原学生会及是否退出原北京市学联和中华全国学联进行投票，投"不信任"的占九五.八％，同意退出原市学联和全国学联的占八一％；北京大学筹委会办起了自己的《新闻导报》，人民大学办起了《人民之声》，南开大学创刊了名叫《宽容》的杂志。

　　在北京二十多所高校学生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一]为首的首都高校对话团，就下一步与政府的对话健全了组织，广泛搜集对对话的要求和意见。这个对话团只有三名成员来子北高联。其成员主要由来自二四个院校硕士班及博士班的四十名学生组成〔五月八日扩展到二九校五十人〕。五月五日，对话团成立三个议题组，根据其成员的个人特长，召集人指定了三个议题组的核心成员︰第一组，讨论本次学运问题，以清华大学耿凉鹏为核心；第二组，讨论深化改革问题，以政法大学张志新为核心；第三组，讨论宪法第三五条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问题，以项小吉为核心。

　　对话团的构成与性质，决定了它在学运中温和态度和学术的风格。由于"四·二七"之后政府做出的新姿态，使人们幻想一个"对话的时代"已经开始，也就为对话团造成了一个今后学运重心的前景。为此，北高联对对话团的工作也采取了积极促成的态度。

　　但是，就在市高联的吾尔开希和周勇军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宣布"全部复课"[二]的同时，北大却贴出了坚持罢课的大字报。这种意见认为，四月以来的学生运动，在什么结果都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就此结束，既对不起自己也有负于全社会的期望。特别是在新闻界已经起来，全国的大学已经起来，都看着北京的大学生的时候，北京决不能停下来。至于赵紫阳所指出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有张大字报说，同学们只是"闻到了馅饼的香味儿，还没有看到馅饼是什么模样"，怎么可以就此罢休呢？

　　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来说，坚持罢课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北大在这次学运中，没有象历次学潮那样，起到应有的领先和领导作用。而是让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学校跑到前头去了。半个多月以来，这一直是富有民主传统，同时也富有学运领袖意识传统的。荣誉心极强的北大学生的一块心病。所以，他们说，现在，正是体现其"革命"的坚决性。彻底性的极好时机。主张继续罢课者，撕去了筹委会宣布复课的《宣言》和《近期工作计划》，手提扩音器在校园里巡回呼吁，“请同学们不要去上课……”；两派经过激烈辩论，终于达成“用民意投票决定”的妥协。投票结果︰在一二六八张有效票中，六四.二％赞成继续罢课，主张复课的只占二四％，弃权占一一.八％。于是，主张继续罢课的意见终于说服了北大学生。北大，没有复课。北师大。北农大也宣布继续罢课。

　　五月九日，就在新闻界与政府"改革派"蜜月开始之时，北京市高联宣布"复课决定"作废，在"五·四"宣读该项决定的中国政法大学周勇军，被开除出市高联。北大筹委会的宣传工具称，所谓"复课决定"并不是全体的意见〔但是多数的意见〕。十一日，市高联总部又一次由政法大移到北大，领导体制也随之由"主席负责制"改为"常委负责制"。北大，重又开始成为学运的控制中心。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罢课，并没有给事情带来新的进展。除了学生自己受损失外，被短期目标和短期行为所左右的政府和人民与此无关痛痒。它，不能完成引导全社会"过桥"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它只不过是串连下一个更激烈行动的过度性行为罢了。

　　那么，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更进一步"的行动，才能刺激起广大学生教师的热情，才能召唤全社会迅速"过桥"呢？就在市高联酝酿着权力与中心转移的时刻，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已经有了眉目︰五月五日，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室在北大未名湖湖心亭讨论下一步学运的方案时，就提出两套方案︰复课和绝食。持不同观点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五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北大四六楼部分研究生在三角地贴出《紧急建议》，建议采取"激烈行动"。其方案有二︰一是"集体绝食"；二是戈尔巴乔夫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建议》称这是"成败在此一举"的"最后拼搏"。此前，甚至还早在"新华门"请愿时，四月十九日就有北大学生打出"绝食"的白布横幅。似乎"绝食"，对于北大学生来说，早就是一种潜在的默契。至于它在什么时候发生，那倒是一个偶然性问题了。据有心把八九民运中的学生绝食算在自己账上的山西作家郑义称，还在四月二二日大会堂请愿结束的当天，他就与在学潮中表现突出的王丹。熊焱。郭海峰谈话，提出进一步采取绝食行动的建议。他用文革时期他所经历过的一场绝食作为范例，说这是给对手施加压力，逼使就范的最有力武器。因为，一但绝食开始，全社会都会因人类良心而动员起来，"救护车满城飞驰，市民包围着绝食学生，"拯救这些绝食学生的性命"顿时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话题"，等等。据说，学生当时没有采纳他的这条意见。但当五月十三日绝食真正开始，他听说发起者是王丹时，他意识到是自己十几天前的那条建议起了作用。[三]

　　现有的各种回忆表明，绝食行动是少数人自行发起的。它与北高联的计划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于对话团与政府的对话迟迟不能实现，使北高联认为，如果有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加之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机形成一种压力，或许可以促使对话的早日实现。因而也对绝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四]

　　五月十三日，经过短短两天的酝酿和组织，绝食的队伍终于出发了。据载，它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二日晚，北大三角地贴出了题为《血祭》的大字报，号召以绝食作最后的抗争。提出了这次绝食自始至终坚持的两项要求︰要求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定"四·二六"社论；政府与学生直接对话，现场直播。随后，掀起了一场绝食签名运动。先后签名者有六十多人。并成立了绝食团。

　　十三日上午八时三○分，北大三角地贴出署名"首都高校自愿绝食者"的《绝食宣言》，其内容是︰

　　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原因︰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

　　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报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五月十三日下午二点出发。

　　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

　　口号︰不是动乱，立即平反！

　　马上对话，不许拖延！

　　为民绝食，实属无奈！

　　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

　　九时三○分，北大筹委会广播了"绝食行动方案"︰

　　一。一一时三○分，纠察队在南校门集合。

　　二。绝食团中午一二时出发，一三时到达师大宣誓。誓师，通电中外记者。中外红字会和各国政府。

　　三。纪律︰除水和饮料外，不进食任何食物，不准带巧克力等食品，否则你不要参加。

　　一○时三○分，北大绝食团一百多人头扎白布条进行了"绝食宣誓"。誓词是︰

　　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繁荣，我自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的指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之后，北大部分青年教师用募集的资金为绝食学生饯行。并在书有"壮士已去，盼回还"的横幅前照相留念后，便向北师大出发了。

　　北大绝食团这时由四百人组成，其中签名参加绝食的约一六○人左右。其余的人组成了纠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后勤队，他们用自行车驮着绝食学生上路。

　　下午一六时二○分，北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北京科技大。理工大。北航。北医。北农大。民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一三所高校三百多名学生，及三名上海请愿学生，在二千多名学生的护送下，到达天安门广场。

　　一七时四○分，绝食学生再次进行了绝食宣誓后，绝食正式开始。

　　自十五日起，北高联总部迁广场办公。它与由绝食的发起人和参加者另外成立的"绝食请愿团"指挥部并列，成为了当时学运的两个中枢。绝食团指挥部由主动请缨担任总指挥的北师大八六级心理系研究生柴玲任总指挥。为了保持对绝食团的影响力，北高联主席吾尔开希与对话团的负责人王超华也参加了绝食。

　　五月一五至十六日，参加绝食的学生人数猛增了近三至四倍。[五]到五月二○日改绝食为静坐时，七天中，有三千余名学生参加了绝食。北京市医疗卫生系统累计收治绝食学生六千○三人次，其中留院观察四五六四人次，无一人死亡。

　　正如后来的评论家们所指出的，这是一步没有给自己和对方留下退路的"棋"。但是，选择了这一行动的学生，却无不认为这才是表现他们革命的坚决性的方式。他们的大多数人，无疑是怀着献身民主自由的决心参加到绝食队伍中来的。但作为一种政治行动，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种方式继续与政府的斗争，无疑是怀有将事态扩及社会，借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各国新闻媒介关注北京的机会，在全世界造舆论的设想。同时，这种不留余地的做法，也表现了行动的设计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求胜心切的心理。

　　从事后效果看，这个于五月十三日成立的"绝食请愿团"，以及那几个并没有真正绝食，但一时间掌握了几千条生命〔甚至一个国家的政府命运〕的领袖人物，的确起到了呼风唤雨的作用。这一行动也确实达到了它的设计者期望的一些指针，但唯一没有达到的是它的最后目标︰一举将对方击倒而大获全胜。而是用鲜血，换取了一种古老的光荣。

　　原来，期望通过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早日促成对话的算盘落空了；一个"对话的时代"一晃而过，被全社会的抗议浪潮卷得无影无踪。人们再一次看到"手段"如何取代了"目的"──绝食，这个对话团曾经给予信赖的，看护民主摇篮的"拿破仑的刺刀"，面对着老也长不大的婴儿终于不耐其烦，自己坐到摇篮中去了。

第二节 斡　旋

　　绝食！这一拳砸下来，首先震痛的是中共首脑盼望和等待已久的中苏最高级会谈这根神经。由于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在对待学运问题上的死硬立场，中办和国办在与学生对话条件方面讨价还价的僵持，赵紫阳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可以支配和调度力量的有限，他不得不动用起原本是和民主党派打交道，但在学潮爆发以来一直持温和态度并企图干预最高决策的统战部来。

　　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时在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征求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意见的座谈会。其实，也就是探讨如何使学生停止绝食良方的"诸葛亮会"。阎明复在两个会议之间来回奔跑，大有系国运于一身的景象。在这后一个会上，阎明复一方面不同意"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说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又透露，对于许多具体问题有分歧。他特别指出，主要是"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很多看法"。而且，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他警告说︰"学生们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他要大家给那些他们认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

　　他请到会者做做工作，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

　　同时，他又强调，"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这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的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六]

　　与会者建议，统战部出面，邀请学生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事情很快汇报上去，并得到了赵紫阳的首肯︰授权统战部主持办理。

　　当晚，各路学生代表被请到统战部。参加会议的有三种成分︰学生代表，作为"中间人"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体外精英，由团中央书记带队的共青团和学生会代表。前往的学生中有市高联的吾尔开希，对话团的项小吉。王超华。沈彤，绝食团的王丹等。作为中间人的有四通公司的周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李肃。郑也夫，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晓波，北京大学的孙立平，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王军涛。闵琦等。

　　关于这次对话，《流血的改革》作了一些表述︰

　　阎明复说︰统战部是信息传达渠道。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建议他和同学们对话，他按当时的口径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反对同学们的做法。呼吁学生们顾全大局，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

　　他说，中央是有对话诚意的，就在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一周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赵紫阳同志有一点意见，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播，使同学们知道。

　　然后，他进入正题，说，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能不能顺利进行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事情……如果天安门广场聚集两三万人，连欢迎仪式都不能举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进行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同学们可以有多种意见，可是要做出损害中苏会谈的事情，必定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是不会得到人们支持的。

　　他答应，同学们的意见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他可能了解的情况，一定坦诚地传达给学生们，他个人的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同学们尽管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

　　王丹发言说︰赵紫阳似乎非常担心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学生有所动作。记者提问也问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这是国内事务，戈尔巴乔夫是国事访问，不必担心。"四·二六"社论为学运所定的"动乱"应该平反，必须以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纠正。否则学运没有一点成果，同学们的安全也没有保证，学运不会平息。

　　沉彤说，今天绝食的出现，不是五月十五日戈尔巴乔夫来访这个日子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动乱"的提法。连改变的姿态也没有。

　　阎明复表示，同学们的意见，他会一字不改地向中央汇报。关于对话，从四月二七日起中央就在认真考虑。同学们游行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同学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是得到全国人民共鸣的。但采取什么措施，不是一两天能够答复的。如果采取敷衍态度，我们可以同意对话。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是一个同意甚至推动腐败的党中央国务院。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纸上揭露腐败现象，决定审计五大公司等等。也不排除让同学们参加的可能性……对话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内容。以前没有贯彻十三大的决议，你们推了一把，我们已经反思了。在座的中青年学者可以作证，就在这个桌台，我们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新闻法。结社法。游行示威法……都在认真准备。政府对话的诚意，同学们发生怀疑。我感觉我们首先应该检讨，没有及时把四月二七日以后的思考传达给大家。当然也有困扰︰用什么方法传达给大家呢？

　　阎还说，我认为，四月二七日和五月四日冷处理的方式是成功的。中央的确担心〔我希望我们是错误地理解了同学们的心愿〕绝食会影响中苏会谈。希望同学们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和爱国热情。中苏关系的改善会使我们没有一个敌国。我曾对香港的徐四民先生讲︰我今年五八岁，还能干几年？过几年就是他们〔指学生们〕来推进改革，希望他们能继承一个好的遗产……我不想讨好同学们，但将来的事情确是要有你们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一代之后就是你们的一代，你们注定不是享乐的一代，是忧国忧民的一代。我希望大家不要怀疑政府的诚意。

　　作为中共的统战部长，他对比他年轻十几。甚至几十岁的"中间人"敬礼有加，自始至终以"老师"相称，的确有一些礼贤下士的风度。但与此相比，对他真正的谈判对手──学生，又忍不住要拿出关于"代"的家庭教育方式。不过，到底比袁木何东昌谨慎一点，还没有把学生称为"孩子"……显然，到了八○年代后期，除了命中注定要成为"接班人"的高干子弟外，人们与中共之间"代"的关系的意识，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

　　阎明复讲话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接着是王超华发言。她把成立有更广泛学生基础的对话团称作是"向中央作了让步"。并认为今天请他们来而没有请学联〔其实请了〕，是"表明政府承认"了这些组织，也是在作"让步"。她的话还未讲完，阎明复就打断她说︰他会把她要求单独对话。公开公正客观报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但他说他不认识同学们，只是请几位老师把"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同学"请来。言下之意是提醒人们，到现在为止，他的政府仍不可能改变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立场，仍不是进行单独的对话，更没有把他们当作这些组织的代表来看待。

　　"中间人"的发言立场比较一致︰都是建议政府正确评价学运，并在此基础上调解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

　　他们讲完之后，阎明复谈了四点，似乎是要结束这场对话了。他说︰

　　一。首先感谢这么多同学到统战部来；

　　二。我今晚就向中央汇报；

　　三。推翻"四·二六"社论有难度，希望给一定时间，但希望同学们在戈尔巴乔夫来之前结束绝食；

　　四。没有根据把中央分成保守和改革的两派，但希望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作为跑龙套的，不能超出音乐的节拍，但我会尽力反映情况。本来，这场对话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因为双方底牌都已亮出︰政府方面在学运的定性问题不可能公开让步；承认学生自治组织问题也属谈判底线以外的内容。充当政府代言人者怀着侥悻的心理，希望在不挪动一丝强硬立场的条件下，只用他个人给予学生的同情和空洞的肯定换取学生在行动上的让步。到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消除他的个人色彩，这场对话，与四月二九日的对话，除在气氛上有所差别外，并无本质的不同。它的唯一收获是，学生们终于知道，共产党的高干中，还有这样的"好人"〔王丹语〕！

　　一直在沉默中的王军涛最后作了发言，不意中给对话引出了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高潮。对此，罗点点是这样记述的︰

　　王军涛︰阎部长，坦率地说，你感动了上帝。几位老师是被你们感动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仅仅讨论些技术性的东西，能度过五月十五日吗？……今天度过这一关不一定是好事……

　　阎明复反对说︰这是不对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王军涛说︰阎部长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学生，但学生们再让步，就不可能代表学生了。

　　听了这些话，阎明复似乎很动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再次重复他的意见︰

　　第一点，同学们回去只讲今天是阎明复的意见。当然不一定同意我的意见。

　　第二点，事态的发展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我保证如实向中央汇报。我豁出去了，官也不当了！也就能起那么点作用。

　　第三点，我将尽力促成有关人员与学生们选出的代表团的对话。

　　第四点，我完全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分析，深层的问题不是几次对话所能解决的。我一定以最强硬的口气把同学们的神态如实传达。

　　他最后又强调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推翻社论结论，对此不要有任何误解。不能把问题赤裸裸地摊开来。

　　阎是无能为力了。他的错误是把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倾注了真心血来扮演。他明明没有任何谈判〔还价〕的权力，却希图用个人的人格抵押来"感动上帝"──搬动广场上那座用"死"的勇气充涨起来的人"山"。

　　五月十三日的二四时过去了，五月十四日的○时又来临了。"山"，岿然不动，而且愈来愈大！

　　五月十四日是星期天。但因为第二天要实现本世纪末的两颗政治巨星的会晤，人们比往常要更加忙碌。

　　这一天，在"新闻改革"春风鼓舞下，决定作一些改弦更张的《光明日报》，由近年来活跃在知识界的作家兼记者戴晴出面，按原计划把知识界。理论界。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请到了报社，对学潮问题进行座谈。不知道是戴晴事先将计划通告了阎明复，阎临时将动员绝食学生撤离广场的任务委托给了这次座谈会；还是"绝食"造成的局势必然使之成为了议论的中心话题，反正在温元凯。李泽厚。包遵信。刘再复。苏炜。李洪林。于浩成。李陀。苏晓康。麦天枢列位知名人士之外，会场上还出现了声音沙哑的王超华。

　　座谈开始前，王超华介绍了绝食学生的情况，说坚定者大约只有二○％，主要是北大学生；动摇的有四○％；想走的有二○％，但北大同学不想走的那一部分，也是"接着坐"，到晚上一二点为止，留不留人没有说。她听说公安部有报告表明，现在大量"盲流"涌向天安门广场，坏人非常多，她感到局面已经难以控制。她听说知识界准备游行，想听听各位老师对局势的看法。她说，"你们这些学者都是在学生中相当有影响的，如果能到广场上去劝说学生离开，……至少不会有反作用。现在政府方面任何人去说，都只能起反作用。

　　王超华还说，她在市高联常委中是很孤立的，一直起一些协调作用，但她是唯一任期最长的。当有人问有无可能将学生劝走时，她说，对于大多数学生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绝食团的领袖，他们的态度与文字里面写的也是有差别的。但他们的眼睛就盯着北大。

　　人们对她介绍的情况表示了十分的焦虑。

　　座谈会开始时，《光明日报》负责人作了开场白︰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提出用冷静。克制的方法处理游行请愿的问题，他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这是两方面都应该努力的目标。这次学生的罢课。游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都会有好处，但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态度来影响事物的进程。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超华希望能够直接议论绝食学生问题，李泽厚也不主张坐而论道，《光明日报》方面考虑留出的明天的版面，希望先议抽象问题再议具体问题。考虑到明天戈尔巴乔夫就要到达，明天见报可能已于事无补，温元凯临时动议︰《光明日报》发一个《紧急号外》。他表示，他个人愿意到广场去劝说，如《光明日报》紧急动员一下的话，可以带着号外一起去。

　　温元凯说，当然他不是简单地劝学生离开，而是有一系列的看法要表明。如果杀人的话，他也要去绝食。说到这里，会场内赞同之声大起。

　　根据会场气氛，主持者同意会后留出时间议论《紧急号外》的问题。

　　下面是此次议论的大致经过︰

　　戴晴︰我们对大家不作任何要求，你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学者。中间为了节省时间，不要重复。我提一个建议，前天晓康他们起草了一个知识界对局势的宣言，他可以说得比较"整"，然后我们每个人再作补充。

　　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教师〕︰我是这样看的，四月二七日学生的游行事件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一个新时期︰中国的强人政治已经结束。学运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们在以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参与政治。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政府或者说执政党表现出极其无能，这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希望动乱，我们希望事情能够朝着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发展，我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我们不想操纵学生，学生也不是任何人操纵得了的。所以，我们就干脆站出来说︰

　　第一，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历史教训︰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镇压五四运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四人帮"镇压学生运动，这三次大教训。应该懂得这个基本常识︰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

　　第二，既然是按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处理危机，就应该承认大多数学生自己选举的学生组织是有其天然合法性的，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动乱的根源，恰好是学生提出〔要反对〕的腐败。官倒，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中华民族没有办法。

　　第四，防止动乱的办法，必须有新闻自由，必须开放报禁，必须让权力受到监督。

　　第五，执政党也应该吸取"胡风事件"，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迫害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一种敌对的势力和一种什么压力集团，能够跟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来解决目前这种政治问题。

　　我也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的确比较危险，那么，政府希望学生理智，政府自己就应该理智。你们不希望天安门广场产生这样的状态，希望苏联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学生不在此静坐，那么，你们向学生保证了什么呢？为什么在"动乱"这个问题上，到现在为止，不肯拿出一个意见来呢？……所以，我们在呼唤同学们要有理性的时候，更强烈的呼唤︰政府和执政党要有理性。

　　苏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在，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对于执政党，对于全体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新机会。危机也是生机，如果执政党能够在全新的。现代的观念指导下，他们应该是有能力走过这个危机的。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事件发生以来，特别是前半期，执政党从面目到语言，都表现出相当的陈旧。必须一定要指出，"四·二六"社论，是真正引起这场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学生抗议运动真正的媒介……到目前为止，学生是相当理性的，而政府却摇摆不定，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它执政四十年应有的成熟和足够的理智。再重复一下，关于"动乱"这个提法必须改正，还有上海钦本立免职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非常具体。非常明白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还谈什么"克制"和"秩序"呢？

　　第二，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护宪运动"。就是保护宪法赋予每个个人和公民的权利的护宪运动。共和国是一种现代的民主政治，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它的合法性，是依靠它的法的权威来证实。来认可的。如果一个执政党，它对自己参与制定的法，采取一种为所欲为的态度，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法。那篇《人民日报》社论就充满了违法的语言，这种违法现象〔的纠正〕如果不首先从政府本身做起，是没有办法取信于民的。

　　第三，遵守宪法的内容很广泛，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尖锐，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开放的问题……如果说，这次有可能引发一场动乱，动乱的一个广泛的诱因，就是我们多年来传播媒介的不沟通，不开放。在现代开放的信息社会，用新闻封锁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国家，是非常愚蠢的……今天我们还不面对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就没有希望。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非常现成的。

　　包遵信︰我非常赞成今天的这场学生运动，他们非常理性，非常成熟的态度。所以，这场运动，应该说是一场"非常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改变了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只能听话，只能服从，〔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结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次觉醒，超越了五四精神。

　　现在劝学生回校，我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另一方面，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至少要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从四月十五日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介报道，你到底打了人没打？包括西安事件的报道。是否要一概澄清？"四·二六"社论说这场运动是"动乱"，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提法，必须要推翻。〔如若不然〕，始终有一把剑悬在头上。

　　这个运动提的口号很多，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口号是"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还有，承认公民的结社自由……我觉得紫阳这个讲话还是比较好的，但光提口号不行。你必须承诺几样东西，这样你的诚意才表现出来了。

　　于浩成〔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原社长〕︰我同意这次运动是一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是一次护宪运动。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我们的领导人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法制就是要求老百姓来遵守。首先政府要合法，官员要合法。民主的基础要合法，这是保障……有一句话说，现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只有造谣的自由。我一七岁读马列，今年六三岁……〔打算〕尽应尽的力量。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温元凯︰因为今天下午形势比较紧急，所以，我希望就谈今天下午的问题，也就是明天早上的问题。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中国政府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第二个就是要清场。

　　〔这个〕问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危险，可是又是机会。机会就意味着，我们希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大智大勇地利用学潮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变成为一种契机……我完全赞同刚才诸位同志的讲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一个政治多元化，一个民主潮流的时代的到来……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向社会发出几点呼吁。首先，我希望对政府发出三点呼吁︰第一，要理解学生，真正的。有诚意的理解学生。他们求什么？绝食。罢课，损失的都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学业。确实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政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理解，我认为是不够的。从内部传达的所有文件，都把学生说成是闹事，千方百计地动员，怎么样来扑灭。赵紫阳的讲话第一条就是︰学生不是为了推翻根本制度。他的讲话在校园里引起了鼓掌，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

　　第二，要保护学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学生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会要重蹈天安门事件的覆辙。将来我们要在历史上背一个恶名，要遗臭万年。今天你可以做，但明天就要遗臭万年！

　　第三，应该引导学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希望帮助政府改革。我们希望顾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的面子。刚才晓康同志讲，政府毕竟要有一个面子。我们希望顾全大局，这是今天下午的大局。

　　我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用一个办法来维持一个局面。

　　作为长者，我希望对学生方面也有三点呼吁︰

　　第一，我希望学生要认清国情。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但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一季度三个"居高不下"，盲流，如果学潮和盲流结合，可能会导致动乱。这是西安。长沙已经发生的事情。当然，学生这一次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的口号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危险 ㄛ O不存在、G

　　第二，要推进实际的民主。民主很容易陷入一种很空洞的口号。当前，非常现实的，就是要推动新闻自由……大家对学潮的看法都应该如实地报道出来。我们也不怕有人发什么偏激的看法……不报道就变成"黑箱"，结果到处都变成"有胡子的人"。另外就是对待学生〔自治〕会问题。学生〔自治〕会只要通过大部分学生的民主程序，如果说，他们否决了原来的学生会，而建立了新的学生会，我觉得也是合法的。如果说还不够程序化，我们可以重新程序化嘛！

　　第三，要推进实际的改革。当前改革面临一个停止和倒退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改革十年应该打一个句号，新的十年应该开始。当然，新的十年可能是以政治改革。新闻改革作为一个开头，这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对这个十年我们应该加以总结。而且，十年来的失误，我们应该加以否定……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还是在于决策，决策机制基本上没有变……而当前，我国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渡过难关……增加社会凝聚力，要增加四个意识，即公民意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我希望同学们认清国情，使当前学潮，当前社会危机，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走上更快发展的一个契机。

　　因参加北大的活动，这一天下午，严家其来得较晚，也比较沉默。也许是不同意温元凯关于解决问题需要政府的“大智大勇”一说，他发言说，眼前的问题，对于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应该很容易解决的。他谈到绝食对人的摧残，政府如果任其下去，就是一种对学生和人民的无形的摧残和镇压。但如果把学生架走，可能会引起死亡，政府对此要负政治责任，而且警察两个架一个也做不到。他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面对学生的要求，发表电视讲话，或者广播讲话，一下子就解决问题。讲话应当包含四点内容︰(一)公开宣布这次学运动是一次爱国民主运动，就"四·二六"社论做出检讨；(二)承认受到大家拥护的市高联是合法组织；(三)与对话团进行公开。平等。有诚意的对话；(四)公开宣布不秋后算账。他说，赵紫阳讲话谈到中国人的“声誉和形象”，如果政府把学生架走，那就做了最大的有损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事情，有损于中国人声誉和形象的行为。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因此，他提出现在要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并强调全体人民的利益高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利益，全国人大的利益高于它产生出来的机构的利益。而眼前的事件，正标志着"人治时代的结束"，一个"以建设民主和法制为目标的新时代"的开始。

　　此后，刘再复。李陀。麦天枢。李洪林均就学潮评价问题发表了意见，并从各自的身份。背景和感受出发，对政府处理此次学潮作出了批评，还探讨了其源于政治体制，政策与思维方式的原因。对于当前学生绝食问题，大多认为政府应该有所表示。李泽厚的最后发言认为，要政府出来就一些问题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劝学生暂时撤离广场。

　　于是，人们转而开始议论呼吁书的内容。在七觜八舌之中，人们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是为一种"现实政治"的态度；其二，以严家其为代表，道义与立场上均为学运派。坚持政府不满足学生提出的条件则无由劝学生撤退。是为"理想政治"与"原则政治"的方式。其余的人则在温。严两种意见之中来回摇摆，实质上是在原则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找不到落脚点。比较独立的第三种意见由苏炜个人持有，民主社会的特征应该是依法行事，合理的社会结构应是知识界独立于政府与学生之外，充当社会的缓冲机制。他警告人们"两极社会"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他同意到广场上去劝说，但声明不是为了谁。他们的行为不应对谁上台，谁下台负责任。因为，谁是改革派？说不清楚。

　　最后，由温元凯和苏晓康根据大家的意见同时重新起草一个文告，既似声明，又似呼吁书。结果，终因严家其说了一番要对历史负责，他个人没有权力劝学生撤退的话，和他个人不能签名的话，人们同意在呼吁书对政府的三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条的话，我们全体将站到学生运动一边"。苏晓康建议加上"坚定不移地"，最后，大家认为，既然如此，应改为"坚定不移地一同奋斗下去。"

　　这个呼吁书形成的全过程，表现了知识界在这场突发事件面前全部的矛盾态度和矛盾心理。如果没有严家其在场，知识界。理论界〔特别是感情敏感，理论上慢半拍的文化界〕也会从此卷入学生运动。但严对自己角色的自觉和坚定的态度，无疑给这个"文告"注入了过多的"声援"而不是"劝架"的色彩。究其原因，大概是前一天他已与苏绍智等人联名贴出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了》的大字报，预知知识界明日将举行第一次游行，以及他领衔签名的《五一六声明》正在征集签名的过程中。显然，他考虑到这一系列活动之间的联系和逻辑关系，不能冒然同意就此劝学生撤退。[七]不是吗？"过河"的人已经走到了桥边，此时，怎么能将"桥"拆走呢？

　　座谈举行的过程中，阎明复给戴晴打来电话，托她向各位转达了慰问与拜托之意，引起在座的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一插曲，使人怀疑有特殊背景的戴晴是否事先秉承了官方意旨，在利用知识分子。因而，反而削弱了温派意见在"呼吁书"中的份量，由苏派立场向严派倾斜。下午五时○九分，在哭泣和感情失控的大笑交替出现过后，呼吁书终于被通过。统战部派车接各位到国务院信访局与谈判无果的学生代表见面。

　　此前，在统战部，阎明复。李铁映与以项小吉等四三名代表组织的学生对话团也进行了最后的谈判。双方仍然在学运的定性问题和"动乱"的摘帽问题上争持不下。对于现场直播问题，官方以中央电视台转播部已开赴迎接戈尔巴乔夫来访现场作了搪塞。当学生宣读了一份绝食同学的遗书后，阎明复以异乎寻常的口吻说︰“我个人理解学运的原因，我知道你们的行动是学生的真正呼声，但是，‘四·二六’社论是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我有我个人的看法，但我实在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希望用你们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们自己的判断。”在谈到“清场”问题时，阎说︰“党是人民的政党，不可能用武力来对待学生，你们不撤也没关系，戈尔巴乔夫明天来访，就让我们丢丑吧。在外国，接见国家元首还有人扔臭鸡蛋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适应特殊情况。但是，我也只能为你们说这一句话，而你们，也在人民面前丢了一张牌。”

　　对话以学生代表递交了五条包括宪法第三五条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和不对运动参加。同情。支持者打击报复等内容的"最低要求"而告结束，但在实质上依然无果。[八]

　　八时四○分，当广场传出清华学生拟于当晚撤出，北三环路上出现坦克的消息时，绝食团的广播宣布︰温元凯。苏晓康。刘再复等十二位学者将步行到达广场看望大家。还没有弄清他们来意的学生顿时发出一片欢呼之声。

　　晚九时，这篇由上述一二人签名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在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宣读︰鉴于天安门广场的情势，我们十几位学者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发出如下紧急呼吁︰

　　一。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学潮的学生“秋后算账”。

　　二。我们认为，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是合法组织，政府应当承认。

　　三。强烈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座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亲爱的广大同学们︰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从四月中旬以来，你们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以令人钦佩的理性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我们相信，同学们能够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断。

　　但我们郑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面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紧急呼吁》宣读完后，温元凯。苏晓康。戴晴先后发表了演讲。为了使学生接受撤退的意见，讲演者大大褒扬了学生在前段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象苏晓康这样名噪一时的“大才子”，居然称︰“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如何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聪明得多……正因为如此，大家要讲理性，要教会他们……”

　　从他们热烈崇拜的人物嘴里，讲出如此的赞美之词，使学生们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们的警觉性并没有因饥饿而麻痹。当戴晴进一步引诱学生进入"圈套"时，原以为来声援他们，所以一个劲地对讲演者叫好的学生，开始转变态度。等到戴晴说出，学运的性质和学生自治组织又何必要政府承认；考虑到领导们的水平有限，只要赵紫阳或者李鹏到这个地方来站一下，不说什么，大家就撤好不好？他们终于发出了不是配合的声音。

　　严家其没有发表讲演，而是在学生领袖的簇拥下走进绝食圈，频频向同学们问好。

　　一一时一○分，当十二位学者撤离广场时，广场上“自由论坛”评论了他们的行动，不友好地称︰“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已经走了，有的找政府去了！”

　　笠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节目报道了十二位学者的《紧急呼吁》。戈尔巴乔夫却没有按惯例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欢迎。他的车队，离开了仓促之间没有铺上红地毯的首都机场，径奔钓鱼台去了。首都知识界从此告别了它的超然态度，而卷入了汹涌的长安街人流。

第三节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知识界与学生运动向来有着血肉的联系。这次也不例外，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以来，它就密切关注着学潮的发展，部分人士已经开始积极干预。下面，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行动的轨迹︰四月十七日，当天安门广场出现第一个由大学生送来的花圈时，中国人民大学贴出了以"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名义写的《几点建议》。其主要内容，一是建议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花圈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并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二是号召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三是要求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从这个《建议》可以看出，除第一条有现实操纵意义外，其余的均可看作一种政治观点的公开表露。虽然第一条可以想象为实现后者的渠道，但第三条明显是要追究改革派的责任，与悼念活动无实质上。政治上的联系。因此，它表现出的仍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的堆积。

　　四月十九日，同样是人大校园里，又出现以"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名义写的《告同胞书》，警告学生"无组织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你们必须在法律的保护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行动"，同时，还号召将同学们组织起来，走向工厂。街头，唤起工人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有拋头颅。洒热血的"五四"精神，为民主。自由，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献身。并提醒学生"要明确目标，不可四面出击"。较之前一个《建议》，这张大字报充满了更加互相矛盾的精神和目标不明的暗示。如果不是教师中的"激进派"所为，倒真可怀疑是别有用心者的挑动和为"栽赃"埋下的伏笔。当晚，果然发生了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

　　四月二○日，北大有学生声称，北大未来学会顾问金观涛对学运提出了三点意见︰〔一〕认为现在形势很好；〔二〕北大。清华的学生要联合行动；〔三〕要采取非暴力行动。据说，会后两校就商讨了联合行动的问题。[九]

　　四月二一日，由青年帮策划，由包遵信、北岛、苏晓康领衔，有四七名作家、学者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归纳了学潮要求，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建议。[一○]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可能出现的学潮低落提供了对策。同日，作家郑义向学生领袖提出"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绝食，并少与方励之夫妇接近等建议。

　　四月二二日，"师大青年教师自治会"贴出《运动向何处去──致广大爱国学生》的传单，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组织。宣传。纲领，然后是强有力的行动"，并提出以"持久战"为策略，以"罢课"为手段。[一一]

　　四月二四日，北大贴出一四七名教师签名的《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中国政法大也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指出需要"协商对话"，避免压服。

　　四月三十日，北大出现以"中央党校几位同学"的名义写的大字报，鼓动人们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战果，并说，"现在的形势是政府已无法实行军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对我们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数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十二]

　　五月三日，人大贴出未署名的《关于当前学生运动的目标策略的建议──立足校园，面向社会》，提出，要争民主，争自由，首先应该在校园内取得突破。

　　五月一○日，包遵信。戴晴应人大工会青年部邀请，进行讲演。包遵信预言"四·二七"大游行将会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进入重要阶段"。并希望大家尽快复课，然后考虑言论。结社自由等问题。戴晴则宣布，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开始，"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就要结束了。" 

　　五月十二日，包遵信又应王丹的约请，在北大"民主沙龙"讲演。他让人们记住四个日子︰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国家独立；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在全国引起动乱，但也暴露出党和政府的教条主义，加速了人们对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的怀疑时代的到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事件，给老人政治划了一个问号；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宣布长期封建家长制应当结束，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水平。在论及民主化的具体目标时，他说，当前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谈到"五四"，谈到对传统是否应当进行分析时，他说“当传统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板掀掉，而不是老考虑这个石板哪一块是好的，哪一块是坏的。”

　　──以上，是截止学生绝食前，知识界一些人士的动向。当然，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活动并未见诸文字或公开发表。从这个粗略的时间表，对照学潮进程，人们大致可以看出知识界人士与这次学潮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他们只是分散地，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作一些道义上的评论和符合法律与政策的建议，或就学生的咨询表示自己的观点。他们或许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将走上街头。

　　但现在，由于学生绝食，道义感的压力和新的民主社会的召唤，终于使他们决定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公开站到学生激活的，这场势必要成为全民运动的行列中来。五月十五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的当天，知识界终于打出自己的旗帜，走上了街头。但此事的酝酿，却是在绝食以前，新闻界请愿以后。其经过，包遵信在回忆录《未完成的涅》中，是这样描述的︰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五月十五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五一六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一三]据说，开始是五月九日，[一四]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筹组了五月十二日的会议。五月十二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四十多人。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五·一六声明》初稿〕。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五月十五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一五]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红庙会议以后，苏晓康。郑义带文告征求严家其意见，严将其定名为《五·一六声明》。其它人分头联络教育。科研。文化。新闻单位人士。新闻界对话组织者为保持自身的运作轨道，拒绝了邀请。在五月十五日游行开始以前，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们确曾怀疑过它是否能成为事实。许多人闻讯后，抱着"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兴门。包遵信等曾估计，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参加，最少能有几十人。据郑义回忆，他和赵瑜也私下决定，就是有几十人也要坚持游完。加之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苏炜。李陀都参加了十四日的斡旋，他们甚至临时发出了取消游行的决定。[一六]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他们的准备过程中，学生突然宣布的绝食和戈尔巴乔夫的来华日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对知识界进行了强有力的发动。当这一天下午他们来到复兴门，面对人山人海铺满望不到头的复兴门外大街时，连"总指挥"们都迷惑了。而这，仅仅是后来那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个"核"罢了！

　　下午二时三○分，在由北大制作的"中国知识界"的巨大方幅引导下，知识界的游行队伍从复兴门立交桥出发经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队伍前列的知识界人士，均头扎布条，肩披授带，上书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写在白布上的《五·一六声明》要点。队伍起初是二十人一排，两旁有各界青年自动组织的纠察队，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队伍和各方组织。发起者组成的混合编队，然后才是各单位的队伍。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六十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博士。硕士生和职工。有的打出了单位的旗帜。

　　郑义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的场景︰

　　队伍在观瞻上超过了以往的每次游行，占据半条长安街，缓缓向前推进，极壮观。我和赵瑜一左一右走在《五·一六声明》旁。赵瑜手持电喇叭……因为队伍太宽，围观市民甚众，我们的行进速度颇慢。有时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纠察奋力开道；有时中外记者冲进来，对《五·一六声明》和队伍前列拍照；有时候在路边的某单位连人带旗呼啦啦挤开纠察队，扑入大队……此时，绝食已进入第三天。天安门广场几无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队伍在绝食圈外摆正，开个简短的会，……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五·一六声明》，手持扩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边鼓噪吶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们仍叫喊听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扩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往远方……[一七]根据包遵信历史学家的回忆，当然不存在什么"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奇观。其时的情景也颇为狼狈，最重要的是，即使坐在讲话者附近的人加以转述，人们也很难听清楚说了些什么。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干人的周围，并不是绝食学生。不过，好歹总算是将《五·一六声明》象征性的发表了。

　　这份《声明》的全文是︰

　　五·一六声明

　　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国人民心中无疑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征。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民主与光明的召唤。历史终于到了一个转折点。当前，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崛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北京和祖国各地，大规模游行示威彼伏此起，波澜壮阔。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呼唤民主与法制，表达了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阶层的共同意志。这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这是一个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契机。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力，初见成效的经济改革也严重受挫，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业面临着重大危机。中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关头。在这个决定人民。国家和执政党命运的时刻，我们──参加本声明签名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特此于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郑重签署如下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一。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特别是在不久前，还存在着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帮"等独裁政权都曾以暴力镇压学生运动，其结果无一例外，都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最近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表现出值得欢迎的理智，局势因而有所缓和。如果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尊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反之，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反之，就与国家根本大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相抵触。一度把学生组织定性为"非法"的做法，结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剧危机。

　　三。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四。学运期间，以《人民日报》社论。新华通讯社为代表的新闻机构隐瞒事实真相，剥夺公民的知情权；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职务。这完全是错误的做法，是对宪法的极大漠视。新闻自由是清除腐败，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 

　　五。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承认和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基本涵义。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实质就是压制和打击不同的政治见解。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党和政府有必要重温"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训，广开言路，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共商国是，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六。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制从来不是被赐与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关头。

　　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以退却。

　　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人民万岁！

　　自由的。民主的中国万岁！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于北京

　　这份《声明》的内容之间虽然缺少一点内在的逻辑性，但它几乎汇集了学潮以来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所有重要意见。但它牵强附会的拉上文化革命，使它带上了某种与时代旋律不相合拍的个人趣味和色彩，及其以"劳动阶层"自视，把政治体制改革简单地概括为"废止特权"的做法，使它缺少作为知识界独立宣言的内涵。所以，与其把它看作知识界的独立宣言，不如把它看作知识界人士拋弃幕后导师和斡旋者角色，公开亮相的一个标志。

　　对此，包遵信后来有一个感受︰"《宣言》内容当然很重要，但更让人注目的是一长串名单……那天的讲话，与其说是有什么宣传鼓动效果，还不如说造成一定声势的轰动效果……"[一八]即使将包遵信在官方的审查和长期监禁后，形成的为自己辩护和开脱的惯性考虑在内，他的这一感受还是真实的。

　　知识界游行结束后，严家其。包遵信。郑义。徐刚等代表游行者看望了绝食学生。包遵信的即席讲演代表六○多个单位参加游行的"四万知识分子"向学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称在他们的感召和鼓舞下，四万知识分子"站起来了"；郑义则把绝食学生称为"我们的老师"，表示"我们跟着你们走"；严家其表示，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渡过困难时期，并高呼"同学们万岁！"[一九]

　　五月十六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对广场学生发表广播讲话。这个讲话指出︰"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与同学们的对话已经开始，还将多层次，多渠道继续进行。广大学生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党和政府正在研究，采取切实措施和步骤加以解决。六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将把群众关心的若干热点问题列入主要议事日程，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解决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现在，由于同学们静坐绝食时间较长，夜间气候较凉，有的同学已出现病情。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也希望学校老师。领导和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

　　讲话在广场的广播里一连播送了二四遍。一心等待中央和政府领导表态，已经坚持了两天的学生，静静地听完了第一遍。等第二遍播出时，他们便开始齐声高呼"关掉！关掉！"然后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并摇晃旗帜，高呼"对话！对话！"等广播第三遍时，全场情绪更加激昂，一遍又一遍地唱《国际歌》。中央音乐学院的小鼓"咚咚，咚咚"地敲个不停。好心的通知起草者──那个曾经致信钦本立，试图在良心和职业道德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青年，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倾注感情的文章，竟会形成一次与绝食学生耗力费神的"声浪比赛"。

　　为响应"两办"的号召，当天下午，北师大。清华。北大。北外。人大。北航。政法大。北科大。北农大等一○位大学校长通过广播向社会发出《公开信》，希望广大同学。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本着对参加绝食学生生命健康负责，对国家前途负责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不要使同学们负出不必要的代价。但是，这十位校长不知道，现在，不论任何内容的广播。签名。游行。探望，除加强"民运─学运"的热闹气氛外，均已失去了它实现本来意义的可能性。

　　当日，又有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企业界及民盟等单位十万人次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中央民族学院三四十名青年教师组成的绝食团也开进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一四○名教授就南京大学教师倡议发表《声明》，敦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辞职；同时，北大朱德熙等十位教授，也发表了请政府更正对学潮定性的《紧急呼吁书》。该校以张炳久。袁红冰为首的一些青年教师还成立了"教师后援团"，协助学生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工作，与政府进行沟通，为年高体弱，行动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方便；同时负责交换各高校教师的意见和要求，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提供咨询，保障绝食学生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当日，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人数也逾十万，波及二十余个城市，近百所高校。绝食学生增加到一千二百名。

　　第二天，与绝食学生一起度过了四天四夜的北师大青年教师刘晓波，以个人名义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他说，如果政府还迟迟不公开回答学生所提要求，绝食运动将无限期延迟下去，这对于国家和学生都将造成重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他呼吁"在最大范围内"为绝食学生开展募捐活动，因为"人的基本权利。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属于全人类的"。

　　──自"四·二六"社论发表以来，"一小撮"。"长胡子的人"一直象一个巨大的磨盘压在知识界的心头，而学生的绝食使他们终于有勇气站起来，掀掉这块磨盘。他们天真地以为，从此，人人都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再也不存在幕前幕后之分。而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第四节 邓小平上街与赵紫阳的眼泪

　　五月十三日，当北京学生把“绝食”的黑色旗幡在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旗杆升起时，八九民运中的第一个"玩火者"北京市委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棘手了。当晚，市政府便派工作人员到广场进行了一些无济于事的劝说。并带去一千包软包装饮料。以后，又命北京市红十字会接手绝食晕倒学生的抢救工作。按有关资料统计，为应付这场他们亲自呼唤来的“天外来祸”，先后调动了一百多辆救护车，数百名医护人员日夜守护绝食现场，动员五二家医院腾出近两千张病床，调运六千顶草帽，一千条军用棉被，七八辆大客车，四百多块厚木板，并在天安门广场搭起临时冲洗厕所。此外，还调用了许多防中暑。感冒。腹泻药济，及大量面包。饮料等；仅北京市急救中心，就用去近四百箱各种输液药品。[二○]事后，绝食学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与北京市与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当然是分不开的。但主要还是广大医务工作者伟大的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及全社会的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政府方面，从后来的所作所为全面判断，“救人”基本上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因为，不能设想，一个怀着人道之心抢救绝食者的人，五月十六日，当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会有意断绝天安门广场供水，此后又用枪弹夺去那些在绝食后留存下来的性命。

　　学生的绝食，使第二个"玩火者"赵紫阳也开始感到火有点烫手。

　　自“亚行讲话”之后，赵紫阳一面部署用新闻改革冲破“保守派”的反改革包围，一面拋出“六点意见”，争取社会形象的改善。五月八日，[二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北京市委提交的以坚持“四·二六”社论基调和批驳赵的“亚行讲话”为内容的七个文件针锋相对，赵紫阳提出了六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审查国务院直属的四大部级公司[二二]的结果；二。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但七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仍然保留，公布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的经历和财产；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专门受理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子弟违法乱纪的案件；四。尽快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审判，不能再搞联合办案；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他建议，如果大家同意，由新华社发通稿，明日见报。但由于李鹏坚持反对，政治局没有讨论赵的意见，有关信息只好由人大常委会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八次会议的议题中透出。[二三]

　　但是，赵紫阳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的政敌把他逼到悬崖边的时候，学生一方也同时抽掉了他身后唯一可以脱险的跳板︰就在人大公布将于六月二○日正式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考虑目前学运要求的当口，学生同时做出了绝食的决定。此时，赵紫阳还能做什么呢？而从五月十三日开始，他的阵营里除统战部长阎明复的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外，已没有其它可资利用的部件了。当新闻界准备对话的代表正情意殷殷地等待着与政府共同再创“奇迹”时，胡启立以“等待局势平静后再进行”的回答，使之成为了一个世纪性的梦想。

　　五月十六日是"巨星"会晤的日子，但是，这一天的白天，是属于邓小平和李鹏的。

　　黄昏终于来临，钓鱼台国宾馆，只安排了十分钟，是属于赵紫阳的。面对机智明快的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面对举世瞩目的时刻，赵紫阳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想到了︰“他是真的，而我是假的。我要把这告诉全世界！”所以，当他步入会场时，首先问的第一句话，是学潮以来学生使用频率很高的话︰“是直播吗？”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的最后一点担心也放下了。

　　果然，人们这一天从直播的电视上看到的赵总书记，有一种少见的轻松和愉快。但他的讲话却令举世震惊！

　　戈尔巴乔夫先对赵紫阳说︰我们两个总书记的会见，说明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见面，就是两党最高级的会晤。七八年以来，邓小平是国内外，我们党公认的领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全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能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我们党通过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因此，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二四]

　　只有党的中央，只有赵紫阳本人，才知道后面的这些话是多么地言不由衷！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他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他既不愿意再当傀儡，也不能公开与他的恩师过不去。这位曾有效解决过六十年代广东人逃港，七十年代四川人吃饭等共产党国家举世公认难题的政治家，在党内斗争的暗礁前不得不搁浅了。

　　五月十七日，也许是为了作最后的努力，赵紫阳对学生发表了那个保证决不进行“秋后算账”的书面讲话。但这个讲话除更加暴露了他面对自己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放出“洪水猛兽”后江郎才尽的窘境，什么作用也没有。此时，针对他的其实已没有多少可靠性的“信誓”，人们已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在不是你对不对我们“秋后算账”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不对你们"秋后算账"的问题了。

　　其时，这位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在诺大个中国，在沸腾的首都，已经成了最无事可做的人。等待他的，只能是一个“多汁的诗人”的命运。联想到两年前他拋弃改革派同盟胡耀邦，以开拓自己的前程，一九八九年初打算牺牲知识分子，以渡过政治危机等往事，人们只有替他感叹政海沉浮的无定而已。

　　有人愿意把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与第二天开始的“倒邓狂澜”说成是一种“巧合”。因为事情明摆着卡壳在邓小平那里；十七日，是学潮一周月，也是学生绝食达一百小时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不论有没有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人们总是会有所表示的。但考虑到邓小平作为改革领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他是否会象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一样，被推上了大街，还是值得疑问的。在那场运动中，虽然刘少奇在学校推行镇压“右派学生”的“资反路线”可以看作他为自己下台的铺垫，但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一个党的“一线”的领导人，一个国家主席，要“上大街”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当然，此次赵紫阳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还有待事情的进一步揭秘，但是，事实总归是发生了︰

　　请看《惊心动魄的五六天》对这一天的情况是怎样记载的︰

　　从上午起，声援学生的队伍打着横幅，呼喊口号，陆续走进天安门广场。游行人数达几十万之多。在声援的队伍中，有高校的教师，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有新闻。出版。科技。法律。公交财贸。商业邮电。市政。饮食。工厂。企业。医疗。国家机关等许多部门。行业的职工。还有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游行队伍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横幅。标语急剧增多。下午，天安门广场传出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仿真像，在天安门广场放鞭炮。同时，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充斥了“拥护赵紫阳”。“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在这前后，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二五]其实，说“拥赵”表语充斥与攻击邓。李的标语铺天盖地都有些言过其实。但后者的内容之丰富，却是前所未见的。如︰邓大？党大？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听小平的？听人民的？小平下台，人民作主；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请退役；想小平，盼小平，小平来了不太平；打倒中国的马科斯，赶走全斗焕，不要勃列日涅夫，要戈尔巴乔夫；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小平，我们的孩子在挨饿，你们的孩子在干什么？如此“帘政”，国将不容；人老了，弦子也调不准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天下为“公”；人过八十要糊涂；我们盼小平归故里，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涂〔一九八九〕；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帘子后面找政府；邓小平〔八五〕戈尔巴乔夫〔五八〕。一队小学生挑着的横幅上写着“邓爷爷，快出来！”有的领呼口号的人，还操着一口小平家乡的四川口音，与整个气氛的欢快。戏谑一起，既表现了人们对这个八五老翁的轻蔑，也不乏几分亲切。

　　总之，这一天，人们借声援学生发起了对邓小平的宣泄性抗议，但大量的标语口号仍是声援学生，抗议政府对绝食一百个小时置之不理和砰击弊政的。这样的口号如︰社会科学院拟定的一份“五·一七全市游行口号”，共列一八条︰〔一〕声援学生绝食斗争；〔二〕坚持改革，反对倒退；〔三〕学潮不是动乱；〔四〕推倒四·二六社论；〔五〕政府必须公开承认四·二六社论错误；〔六〕我们要民主，不要独裁；〔七〕我们要法制，不要人治；〔八〕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九〕维护宪法，维护人权；〔一○〕捍卫新闻自由；〔一一〕老人政治，必须结束；〔一二〕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三〕欢迎子弟兵和人民站在一起；〔一四〕大学生万岁；〔一五〕人民万岁；〔一六〕打倒官倒，反对腐败；〔一七〕提高警惕，保持秩序，防止坏人趁机捣乱；〔一八〕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九三学社的横幅是"要真理，不要面子"；

　　个体户请愿团的横幅是"还我自由"；

　　中国检定研究所的横幅是"腐败==爱滋病"；

　　北京服装学院的标语是"请政府穿比基尼，增加透明度"；

　　宣武医院的横幅写的是"难产，难产，政府难产"；

　　《中国青年》杂志社和团中央的一幅对联说︰

　　大贪抓小贪──安定，大倒整小倒──团结，横批︰国际笑话；

　　中央财经学院的一幅横幅是，“八八年，官员吃喝四一○个亿；教育经费三五○个亿”；航天部的一幅标语写着“导弹，导弹，瞄准腐败”；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横幅写着，"秘密决议──四一○○万党员的耻辱"；

　　公安大学四百名穿警服的学生，也打着"警察醒了，维护正义"的标语上街游行。

　　此外，还有"一天不理，是为呆也；二天不理，是为蠢也；三天不理，是为昏也；四天不理，是为恶也；五天不理，是为残也；六天不理，是为虐也；七天不理，必完蛋也！""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卖掉奔驰，不买国库券"；"给官倒放个节育环"等类标语。

　　在这一天的游行队伍里，还出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画像。

　　据有关资料统计，十七日全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数约达三五万人。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民主党派”的大红横幅引导下，进入广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单位有中直机关。中组部。统战部。国务院机关。外交部。文化部。卫生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审计署等；工人队伍里有首都钢铁厂。北京齿轮厂。北京第二。第四机床厂。北京起重机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第四制药厂等单位，及煤炭。石油。铁路。建筑。造纸工人。此外，还有上访人员声援团。失足青年声援团。个体户声援团。农民声援团。失业的人声援团，也参加了游行。据称，"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约十几平方公里的范围，二四条主要交通干线处于瘫痪状态。"[二六]

　　同时，在各个校园里，也有不少“倒邓”的言词散发。如一首用流行歌曲《一无所有》的曲子填的新词说︰

　　我总是问个不休，小平你何时才退休，你频频微笑地告诉我，老鼠还没逮够。

　　我一直问个不休，紫阳你到底几把手，你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大小总是个头。

　　我曾经问个不休，李鹏你属狗还属猴，你仿佛谦虚地告诉我，反正不属牛。

　　我必须问个不休，耀邦干嘛这样早地走，你忧郁的眼神告诉我，死了乐悠悠。

　　我还是问个不休，中国还有没有救，谁能明白地告诉我，茫茫我神洲。

　　在"倒邓狂澜"席卷首都的日子里，还有两件最无辜的东西──瓶子和猫──也遭受空前劫难。前者因为与“小平”谐音，所以每每遭到粉碎的命运。平白无故地，你就能见到有人摔玻璃瓶子，给大街楼道留下一片“水晶”；后者因邓小平六十年代初期讲过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与邓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因此批他“老右”；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又为此平反；改革出现失误后，人们便开始不客气地称邓小平思想是“猫论”了。"倒邓狂澜"中的长安街上，游行队伍常常有人用竹杆吊着这种驯良的动物，招摇过市。

　　当然，除上述这些发泄性质的“倒邓”言行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终于出现了一种严肃的声音。这就是知识界人士发表的《五·一七宣言》。下面是这篇宣言的内容全文︰五一七宣言

　　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起，三千余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六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倒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

　　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关于《五·一七宣言》的起草过程和"倒邓"问题的提出，目前，还等待更多的材料问世才能揭开这个谜。但包遵信的回忆可为我们提供一些零星线索︰

　　五月十六日晚七点多，北大一位姓邢的研究生来找我，说︰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明确提出“倒邓”，大家商量请您出头，发表一份声明。如果需要和他人联系，我们可以帮助跑。我听了一愣，倒不是由于他提出“倒邓”，因为下午我从北大回来时，从广播中听了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就感到事态的发展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的。我感到纳闷的是，这位姓邢的同学究竟是代表谁来的。他所说的“我们”是哪些人？我知道他在陈子明那个研究所兼职，但我与陈子明很少来往……起初，包遵信以为此人是学生派来的代表，但当他到广场走了一圈，用谈赵紫阳讲话，暗示推翻“四·二六”社论问题系于邓小平一人之身等问题试探之后，发现学生虽然无限忧虑，但还没有人提“倒邓”问题。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却看见陈子明留给我的一张条子，说他来访未见，让我回来给他打个电话，并告诉了他家的电话号码。陈子明从来没找过我，现在这么着急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是不是与小邢找我的事有关？我拨通了电话，陈却说没什么事，只是看看我。奇怪，看看我为什么还要我给你打电话，还是有什么事电话里不便说？这是一个疑问，带着它，我进入了梦乡……也许是因为电话里不便说，也许是因为事情已另外有了着落。如果是后者，说明有人在这个夜晚是够忙碌的，至少这个主意在赵紫阳讲话〔下午五时四○分〕之后两小时之内就想出了。而在半夜一时之前，他就为中国“第二个辛亥革命”找到了孙中山！或为"第二个护国战争"找到了蔡鄂！

　　果然，当第二天的太阳刚刚升起时，不仅孙〔蔡〕找上了门来，而且，一篇"起义宣言"〔或"护国宣言"〕都已起草定稿完毕︰

　　五月十七日晨，我起床不久，就接到严家其的电话，问我上午是不是有事？说九点在政治学所有个会，希望我能参加……严家其见我进来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在研究今天游行的口号，你看看有什么意见？说着就从正在抄写的年轻人手中，将拟好的口号拿来递给我。我看了看，有二十几条，……我说很好……这时严又将我叫到他身边，从几份复印件中拿出一张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份东西。我一看，正是《五·一七宣言》。

　　……

　　我看了以后，好半天没吭气，严就问我︰怎么样？我指一指李洪林等人问严︰他们看了没有？严说︰他们看了，说还要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反对老人政治，维护民主集中制有什么错？严说，那你是否就签上名？我说这可以。他让我先签，我坚持由他先签。[二七]此后，包遵信把这份《宣言》带到广场，并交台湾《联合报》记者王震邦，《宣言》于是便成了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倒邓狂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如果没有《宣言》，赵紫阳的讲话也会提醒人们，五月十七日的长安街上，也少不了“倒邓”的口号，但它们只不过是老百姓的牢骚发泄罢了。但宣言赋予了这一天的行为一种永恒的理性。而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泄露“天机”的讲话之所以能够"开启"这扇"地火之门"，其原因还是在自胡耀邦逝世一个月来，因"四·二六"社论迟迟得不到纠正而积蓄起来的民众的不满。当然，完全将此事存入“社会档案”也是不公允的，赵紫阳。严家其毕竟有“首义之功”。因为，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泄露的所谓秘密，对中国人早已不是秘密。他的讲话内容与“倒邓狂滥”在时间上的如此紧密衔接，无疑是在客观形势下，人们把它当作了一个行动的信号。

　　从当时的情况看，真正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所以，在《宣言》征求签名过程中，许多人提出了“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但一旦有人提出，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在辛亥革命的光荣历史教导下，在反帝制。反封建革命精神照耀下过着自己精神生活的人，要接受“倒邓”的事实并不需要在思想上作太大的飞跃。更何况党的总书记已经说话了，人们没有理由怀疑，他是在已经有了把握的情况下，才作此惊人之举的。

　　没有想到，这一回，是总书记有意放了一个“湿爆竹”。第二天，当寄望于他的人们把“倒邓”的口号喊得更响的时候，他居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不干了。第三天早晨，他来到广场绝食学生中，对自己“来晚了”表示了欠意，并洒下忧国忧民更顾影自怜的最后的眼泪。随后，在大军的进军北京声中，请假病休去了。其实，在民运中，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在考虑如何收场的问题的。大量表面上助长了学潮声势的活动，其初衷未始不是为政府，尤其是为邓小平找下台的台阶而发起的。如四月下旬知识界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试图迫使江泽民承担动乱责任；五月一七十八日"倒邓狂澜"中，《人民日报》社。理工大学研究生。化工部化学研究所。国旅北京分社。《旅游》杂志，航天部的游行队伍专程到北京市委。市政府抗议。请愿，特别是第二天由北京市所属新闻单位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报。北京科技报。首都经济信息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到市委机关请愿，要求北京市委。市府“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教委系统要求罢免何东昌；同日，以曹思源为首的“学者代表”十二人和以王丹为首的学生代表九人提出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授权一名常委处理学生绝食问题，[二八]均是一些希望问题绕开邓小平的带有引导意义的偿试。中国社会科学院甚至有部分人广为张贴《就丧失领土主权一事告全国人民书》，披露了中印边界领土争端的所谓“惊人消息”，企图把一场对内的以政治民主化为诉求的运动，引向对外的民族主义运动。

　　此次学运中，邓小平的确表现出了缺少治理现代国家政治的能力和根深蒂固的家长作风。“倒邓”问题的提出，正是这和人民对现代国家和政治家的要求已产生尖锐冲突的表现。但客观地说，这还不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只是人民中具有现代觉悟和与知识界接近的这一部分人的要求。“倒邓”，是人们政治现代化要求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这种要求的总体。因为，这种口号缺少现代政治的操作方式。通过十年改革，大多数觉醒者已经形成了渐进的。改革的。按法制轨道进行的。程序化的运作以“促使国家逐步‘长入’现代化的共识，他们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都没有进行一场革命’的思想和准备。邓小平是‘无冕皇帝’。他的权威不仅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而且是依习惯而成立的。按成文‘法’要求，对于他是不打自倒的事情；按习惯法，打倒一个皇帝需要经过革命。如果不通过革命，而是走"程序，"用成文法打习惯法，无异于"关公战秦琼"，接不上火。但是，在人民还没有准备接受一场革命的时候，提出这种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的口号，如同在子宫不适于怀胎条件下要求植胎一样，未免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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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项小吉曾荣获"第二届亚洲辩论赛"最佳辩论员称号。
　　[二]按《平暴纪事》和《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的说法，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是周勇军宣读的《五四宣言》，吾尔开希讲话并宣布了复课。
　　[三]见《历史的一部分》第二三、二四、四四、六二页。
　　[四]参见《北高联的四十日》。
　　[五]一说是十六日增至一八○○人次，见《平暴纪事》第八三页。另一说是十五日已增至三一四七人，见《颠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一二页。《京都血火》说十六日绝食学生为"千余名"。见九九页。《人民日报》五月十六日的消息也称"上千名"。在该报五月十八日的一篇特写中，始提到"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十九日刊登的一篇十八日讯中说，北京市急救中心"截至今晚六点，已救治三五○四人次"。
　　[六]见罗点点《流血的改革》。[七]通过对资料的研究表明，当时在座的人中还有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也预知知识界的有关活动，但他们当天没有象严家其那样，表现出对这一系列事情的明确的责任感和坚决性。
　　[八]见《新闻导报》第四期，暮云的报道。
　　[九][一一][十二位]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二九。三六。六八页。
　　[一○]见本书第二章。
　　[一三]包文在提及《五·一六声明》时，一概称为《宣言》。
　　[一四]包文在此提到郑义与苏晓康也“客串”参加了游行，因为，正确时间应是五月一○日。
　　[一五]根据郑义回忆，这次会议选出的游行组织者是赵瑜和他本人。后来事实上也是他们两人。参见《历史的一部分》，第四五页。
　　[一六][一八]见包遵信《未完成的涅》。
　　[一七]同[一五]。
　　[一九]同[九]，第一一八─一一九页。
　　[二○]详见《颠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三六─一三八页。
　　[二一]穆望在《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一文中，说此事发生在五月一○日，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则称是在五月八日。此处采用陈说。
　　[二二]即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康华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为当时社会所称"四大官倒公司"。[二三]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只说︰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审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
　　[二四]见《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
　　[二五]见一二八页。
　　[二六]见《平暴纪事》第八四页。
　　[二七]本节所引包遵信回忆，均出自《未完成的涅》。
　　[二八]该建议共四条。见五月十八日《科技日报》。

第七章 保卫北京城

上帝也有自私和贪婪，因为他创造了尤大。

正如一场接力比赛，自发产生的人民运动与企图利用它的人们，无不以压倒对方为目的，竞相追赶。当五月中旬即将结束时，这场
　　A 组由学生---->新闻界---->知识界---->全社会组成的，
　　B 组由玩火者们组成的比赛，双方都完成了最后一棒的传接。

第一节 戒严令

　　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终于在屡次受阻后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绝食学生避雨的公共汽车里，他老泪纵横地用手提扩音器作了其政治生涯的"告别演说"。他"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并说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邓小平启程飞往武汉，在那儿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据称是组织"第二指挥中心"。[一]

　　北京市当天下午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再次用"四·二六"社论统一思想，并提出以后讲话要以李鹏讲话为准。

　　晚十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讲话，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杨尚昆的讲话则通报了调兵情况。赵紫阳称病请假三天，没有出席大会。

　　第二天，由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和由北京市长陈希同签署的组织实施戒严的一、二、三号令公开发布。

　　组织实施令规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一○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

　　在戒严期间，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它聚众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动；

　　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联。讲演。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

　　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严禁冲击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严禁破坏重要公共设施，严禁打。砸。抢。烧等一切破坏活动；

　　严禁骚扰各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

　　在戒严期间，发生上述应予严禁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关于外国人的规定有︰

　　在戒严期间，外国人不许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

　　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关于中外记者的规定有︰

　　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挑唆。煽动性报道；

　　未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不得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像等活动；

　　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予以制止。戒严，是一个政府依法拥有的权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的权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第八十九条则规定，国务院则可"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三]由于宪法没有具体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上述机构才能行使戒严权力，也没有对国家的首都与一般直辖市进行区别，更没有对"部分地区"进行界定，所以，在戒严的"合法"还是"非法"问题上，在民运人士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但更多的人既不了解法律的具体内容，也不用这一方式来规范自己的思维。他们仅仅根据情理，就否定了戒严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愧是中共"政治高于法律"信条的忠实的无条件的接受者。只不过，这一次双方在同一信条下，高举的是两种政治信条︰当中共说"权力重于一切"时，人民却说"民心决定一切"。

　　那么，此次戒严决定的出台，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事实表明，它是以一个或几个老人的感觉为依据，以他们对权力危机的感觉为依据的。

　　根据《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和《流血的改革》所述︰四月十八日到二三日之间，中顾委。中纪委的一些老人就开始广泛搜集学生在激愤与不满情况下的偏激言论与口号，尤其是听了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的报告以后，更断言这次学潮引起的民运是一场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动乱。所谓李锡铭的报告，就是四月二四─二五日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和邓小平汇报时所用报告。它的突出特点就是首先把学运说成被一小撮坏人操纵的，然后说学生的矛头是对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对准老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的。并列举了学生根据传闻画出的"关系图"，用以刺激这些老人。其次，李的报告把学潮归咎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软弱和纵容。据说，在李锡铭向政治局汇报的当时，胡启立就建议"还是听听群众的意见"，但王震当场反驳说︰"为什么不听听我们老同志的意见"。他们由此也得出结论︰事由在学生，但根源在党内。按照李先念的说法，就是"党内的两种声音"。

　　五月上旬以来，几个已经退休和半退休的老人一直在邓小平周围活动。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四日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传达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时，也透露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多年来，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坐在一起讨论中央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垮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陈云说︰"这就是要把几十年战争夺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 

　　早在五月八日，即党的总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清理整顿公司等六条意见时，呆在北戴河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就开始召见各大军区军兵种的负责人。将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五月一○日，杨尚昆向他汇报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要求会见的情况，邓曾以"我心情不好"加以拒绝。从五月十六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苏最高级会晤的新闻节目中，人们看到的那个与戈尔巴乔夫交谈的邓小平言语支唔，反应迟顿，的确是一副"年迈昏庸"的样子。但是，据说，他居然听见了到大会堂找水喝被拒绝的人打破玻璃的声音。[四]可见他老兄虽然身在大会堂内，心却在天安门广场。学潮，他本人"四·二五"讲话的反应，广场的绝食学生，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五月十七日，是正式决定采取戒严手段的关键时刻。这一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先是讨论了退不退的问题。赵紫阳提出，不能因一个人对学潮的定性，大家就不能改动。学生运动的主流是好的，是要推动改革和开放，打倒的是“官倒”。李鹏的发言偷换了概念，把对学潮的评价问题转眼变成了对党的评价问题，说，党这么多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如果从“四·二六”社论上退下来，政府和党要蒙受重大损失。胡启立的发言比较了两种意见导致的结果，但不作结论，态度“骑墙”。[五]这一天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任何结果。

　　会后，赵紫阳要求单独见邓小平。但当日深夜，邓小平将五常委与李先念。杨尚昆一起召到了家中。

　　一开始，邓小平就对在场的人说︰就这样拖下去不行，究竟怎么办？还有没有退路？退到哪里去？

　　杨尚昆说︰这是水坝最后一个大坝，一退就垮了。

　　赵紫阳说︰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类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软办法，一种办法是硬办法。软办法就是，承认学生是爱国的，承认学生组织是合法的，改变"四·二六"社论的说法。硬办法中，一种是空硬，就是发表"四·二六"社论那样的东西，公安局发布十条，不许学生游行，上街。这种办法已被实践证明是没有效的。另一种硬办法就是实硬，也就是戒严，军管。这种办法短期内可能奏效，长期来讲会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接着，姚依林对赵发起攻击，历数了他的四大罪状︰第一，搞乱了经济，搞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支持学生，支持动乱，和党中央不一致，和小平同志不一致；第三，分裂了党〔据称，这时李鹏指着赵对邓小平说︰他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就是把你推到第一线，要你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分裂党中央〕；第四，两个儿子是最大的官倒。

　　邓小平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但现在不是来判断争论的问题，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只讨论究竟退不退。

　　于是，常委们在这个非正式会议上对戒严问题进行表决。赞成的是李鹏。姚依林，反对的是赵紫阳，乔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弃权，胡启立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弃权，保留个人意见。

　　最后，邓小平表态说︰我赞成常委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成绩是主要的。

　　戒严决定就此通过。

　　赵紫阳在戒严决定通过之后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退还是不退总要有个决断。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同志决断了不能退，有决断比没有决断要好。但这个方针我执行起来有困难。我身体不好……

　　邓小平说︰你知道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六]

　　事后，执政党没有象以往一样，将自己的决定“会知”人大。政协，连做一做让他们“举手”或“鼓掌”通过的表面文章的兴趣也没有。人们设想，如果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京的话，他会不会站在赵紫阳一边？因为，直到五月十七日，身在加拿大的万里还发表讲话，声称"学生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行动"。[七]赵紫阳甚至还电召万里提前回国。但值得考虑的是，万里虽然有他自己的明确立场，但他会与政治局常委的“集体决定”对抗吗？他会与他的老牌友邓小平在最后的年月里分道扬镳吗？他虽然有功于国，有信于民，但在现行的权力体制下，他的委员长位置的获得，毕竟是中共，特别是以老人为重心的幕后政治派给的。权力的授予者也有权力的收回能力。在这一点上，他的最后表现虽然可以称为一大"悬案"，但大至结果是不难推定的。就是赵紫阳，也没有提出戒严问题应交据说有多数反对[八]的政治局讨论，而是消极地卸去责任，万里，能够比他的这位改革盟友走得更远吗？

　　据驻石家庄的二七军某副政委回忆，他们于十八日晚便接到了进京命令。

　　十九日上午，就在北京市委召集处以上干部会议统一思想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召集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负责人，以及体改所正处级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赵紫阳当前的情况和关于戒严的绝密消息，并决定就当前形势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三所一会"之所以能一反历来党内斗争的传统，与他们新生代的特征和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他们不属于任何旧的山头，是中共党内最新鲜的血液。由于邓时代是在"前朝老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文革前十七年计划经济的思路和"左"的科研路线，使改革事业中能够提供决策参考的新思维和人才奇缺，十年文革造成的干部断层，使他在干部力量上已无法承担起改革新使命。于是，便发生了陈一谘回忆的以下过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鲍彤先找我谈了几次话，接着赵紫阳找我谈了三次。赵紫阳当时主要谈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你们在农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城市。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上过山，下过乡，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学了各种理论，思想上框框比较少。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第二个意思他讲︰不要把所有能干的人才都集中到一个单位，要把中央和国务院一批有眼光。有知识。有能力的人组织起来，用一种方式让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讨论中国改革的问题……正好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也提出应该建立一个青年经济学家的组织，这时很多人找到我，希望我出面来组建一个青年经济学会……谁来当会长呢？当时很多中青年建议由我来当。我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应该找一个更有影响的。离决策比较近的人来作这个会长。当时很多人提出来一些老的经济学家，象薛暮桥。于光远。马洪等。当然他们都很好。可是我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决定请鲍彤担任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会长。鲍彤当时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本人思想敏锐，方向清楚，办事果断，为人正派，很得赵紫阳本人的赏识……我对他说︰第一，你在改革中做出了很多重大的贡献。第二，你可以经常把上层决策遇到的问题转达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把一些研究结果转告给你。第三，中国菩萨太多，拜这个不拜那个都会有意见，把菩萨都请来也请不起。他考虑了一周以后，同意担任会长…… 

　　第一批理事二百多人，分布在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大学，都是由各单位推荐的三四十岁的。在前一段的改革中作出过贡献的一批人。从这以后，每到经济发展和改革遇到新问题需要解决。需要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召开各种不同方式的会议。讨论的结果上送。[九]陈一谘请赵的秘书任会长的做法，当时曾引起中青年学术思想界的议论，因为它违反科学相对独立的原则，把应该以自由为前提的不受拘束的科研工作纳入了奏折学派的轨道。但它从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改革派的社会与政权基础，形成了党内新生代与赵紫阳的政治同盟。他们的素质虽然限制了中国八○年代改革的想象力，但从纵向比较来看，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共和国的历史。

　　从这个背景看，陈一谘当然是要插手民运的。还在一九八八年岁末，这批忠心耿耿的"熊瞎子朋友"[一○]就在港刊上掀起了那场"倒邓保赵"的愚蠢的运动；一九八九年四月京丰宾馆会议上，[一一]他们也发出过改革派即将受挫的警告，及类似团结起来，保卫改革的号召。自四月中旬学潮之风起于青萍之末时，陈一谘就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动作了。四月十八日，以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校友名义打出的悼念胡耀邦的巨型条幅"中国魂"，就是体改所的北大校友捐款制作的。当时，起家与胡耀邦关系密切的陈一谘就关注着学潮的发展，感到"民心不死，民气可用"。赵紫阳发表"亚行讲话"以后，他们也试图与在野的"职业革命家"达成一致，使事态在赵所指引的轨道内进行。但是，这种愿望在对方记恨于他十年改革垄断了"进言渠道"的旧账面前，碰壁而归。胡耀邦逝世以来，在北大还屡次出现类似"救赵"的言论，试图把学生的抗议引向保卫包括改革派在内的"改革成果"。但这些言论也立即受到谨慎的警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决不希望学运充当"政客的拐杖"。[一二] 

　　智囊们的动作与赵紫阳的真意未必一致。前者确有利用学运挽救赵紫阳下滑命运的用意，而从赵紫阳本人在学运最初两周的情况看，是不愿当"胡耀邦第二"，所以急于要摘清自己与学运的关系的。

　　尽管如此，赵的这帮忠实的"熊瞎子"朋友并未因为赵的失势而见风驶舵，而是始终如一地站在总书记的周围。五月十九日会议的成果，是以"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该声明的全文是︰

　　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一。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二。事态演变到今天这样的严重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

　　三。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脱离人民，违背良知，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直接对立。其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轨道运行，没有政治公开性，形成了只关心上层权力斗争，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为重的局面。

　　四。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至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这种黑暗的前景是经历过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

　　五。为此，

　　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做出判断和选择；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最近一段时期的工作进行审议；

　　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吁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协助大学生做好维持秩序和后勤服务工作；

　　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六。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封按：已知戒严)

　　该项声明是八九民运中来自中共体制内，以单位名义正式作出的第一个反戒严的行动。它反映了与改革命运攸关的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在是容忍中国人做暴政的奴隶，甘心出卖灵魂为这样的暴政充当驯服工具，以沉默来默忍强权的胜利，或是做人。做共和国主人，为道义而战的大是大非面前，取义成仁，与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同进退的决心。较之于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时，胡派阵营的无声无嗅，分崩离析，不能不说是一种壮烈的举措。

　　戒严的消息带到广场，晚九时一五分，学生停止绝食，宣布改绝食为静坐。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天安门广场，实际上是当时消息最灵通之地。各种在朝在野的政治与非政治的派别，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都把自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这里。其中不乏数支与最高决策者们有密切关系的消息渠道。而这些渠道中也有"太子党"有意识建立起来的。有人就曾在广场遇见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秘书与广场绝食学生指挥部联系。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就是通过类似渠道得到戒严消息，并擅自宣布停止绝食而一度被免去高联主席职务。不过，太子党到此透露关于戒严消息，与赵紫阳派系的目的不同，主要是为了挽救其长辈的历史名声罢了。

第二节 进军难

　　还在戒严令正式发布的头一天，北京市民就已发现隆隆开入北京市区的军车，这时，人们就开始自发地起来抵制了︰第一批进城的军车被堵，是十九日下午在城西公主坟解放军总后大院门口。共五○辆，由车牌是"V"字打头的吉普车。卡车。雷达指挥车组成。卡车上装载着钢丝床。桌椅。煤炭。柴火。大米等。

　　同时，在城东的呼家楼，城西南的六里桥，也有军车被堵。人们向军人讲述北京的事态，解释学生的要求和主张，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到广场去，不能镇压学生。在六里桥，还出现附近的居民给又渴又饿的士兵送食品的情况。他们把食品交给维持秩序的学生，由学生送到战士手里，战士和学生你推我让，使围观的群众感动得直掉眼泪。

　　据后来主要担任开道和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二七军某副政委回忆︰"在这二○多天里，对我们来说，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斗。我们当时在老山，说老山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个地方比老山还要特殊。特殊就特殊在祖国的首都，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既有生死的考验，也有政治上的考验，而且斗争的性质，更主要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太复杂了。这些天经历了三个浪潮，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复杂。" (Memoir Tiananmen-2004)

　　第一个浪头是我们从驻地向北京开进。我们感到时间太紧迫了，部队来不及动员，准备工作非常仓促。十八日晚，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到北京来执行紧急任务，守卫首都的重要目标，维护首都的秩序。我们感到是非常特殊的政治任务。从胡耀邦逝世起，我们就十分关注报纸和电台，对舆论上某些导向，我们指战员还是有所警惕的。特别是我们军的领导，感到有一场风云要来……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急！

　　接到"紧急命令后，我们马上开会，统一思想。因为好几年没有复员，去年有大批老兵都复员了，剩下的几乎都是新兵。为了应付，我们打乱了全军建制[一三]临时调集，有许多干部都不认识自己的兵。二八○名战士休假迅速招回，二七九名官兵把临时来的家属送走，三六五名干部战士推迟了婚期。已经买到车票准备探亲的干部战士，通知他们不休假。病房的干部战士听说有任务赶回营房。仅用六个小时，全部准备就绪。

　　十九日上午八点多钟，执行任务的部队就开始启程，向北京慢慢地开进……我们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非常保密。家在石家庄的干部晚上都没敢回家……可是外面很快就知道了。到了保定就被拦住了。后来才知道，是赵紫阳身边的人把这样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人家。北京学生打电话到河北保定，保定学生出动拦劫。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环节上起了作用，北京的高自联来电话指示︰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走吧！

　　那么就走吧！但走了一会儿又不让走了。说是高自联又来了一个电话，说刚才那个电话是错误的……哗！一下又栏住了。拦住了六○○多人……双方谈判，一直谈到二○日的下午……后撤行不行呢？他们说后撤可以，一直把你们送回石家庄。好吧，你送就送吧！……这样，我们的部队又取道保定以西，到了徐水一带，又有四个青年在道上拦住……我一看，这四个人气色不大对，搞不好又要打电话，通报情况，又要堵车。我就说，下车，找个地方吃饭，确实也没吃饭。结果把那四个人甩了。以后我告诉先头部队，这个地方不能停留，赶快走。所以搞得大家措手不及。──这是第一个浪头。十九日夜里，机械化部队到了丰台。大兴一带。这时，部队来不及宿营，临时找不到住的地方。二○日，部队第一次进城，就接到命令，要我们紧急向市区开进……来不及开会，只能电话联系，结果在开进途中，遭到部分青年的围困。

　　我们一个高炮旅旅长，带了三○○多人，一下子到了八宝山，在那里停了一下，刚开始很好的，才过了半个小时，哗──！成千上万的人上来了。我们被堵在了八宝山和八角村之间的一段青年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垃圾桶。自行车，真是层层障碍。种种阻拦，使部队无法前进，更谈不上执行什么戒严任务。

　　从二○日上午八点，一直到二一日一八点，整整被围困了三○多个小时……白天是烈日蒸烤，晚上是冷风袭人。没有饭吃，饭送不上来……后来只能用救护车，让一些战士假装虚脱了，用送病号的名义把干粮送进来……一些厂子里的工人告诉我们战士，他们厂里有锅炉，水开了，可以去打。我们的士兵三三两两地可以去打水，人多了不让你出去，还得给他请个假，说"打开水"……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学生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吃就吃吧。吃完了，喝完了咱们再说。

　　五月二一日下午，部队接到暂缓进城，在郊区集结休整的命令。但围堵的人又不让你回来。我们有一个工兵团，有一百来人，在大兴黄村一带，最后被赶到一个厂子里去，然后把大门关起来。几个学生守在门前，光席子，一个枕头，睡在马路上，也够难为他们的……我们找到了这支部队，说回来吧！我那天换了便衣，汽车也不得不挂上地方的牌子，老远就得停下来，过关口时还得把两个指头伸出来[一四]但我们还是被看出来了……通过交涉，我们还是把部队接了回来。

　　担任清场任务的二七军奉命暂停前进。但被派遣占领"重要警卫目标"的部队却必需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据驻扎在京东通县某部中校团长回忆︰五月二○日上午一○时，该部队接到师长命令，进驻人民日报社。摩托车队刚开出营房即被当地居民围住。闯过此关后，又在朝阳区大北窑一带"被潮水般涌来的上万名市民学生团团围住，动弹不得。"他们想方设法摆脱困境退回营房。最后选择了以二九二医院为"前进基地"避开大道走小道穿农田，两步到位的方案。到了出发的时间，借用的"五副地方车牌照迟迟未到"，结果，不得不让"二一七名官兵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物资"，"身穿花衬衣。牛仔裤。新潮服"，乘坐没有车牌的大轿车闯北京。当车来到北关桥重要路口时，他们跟在蔬菜运输车的后面，"伸食指。中指作 V 字手势，探出脑袋摇旗吶喊，嚷成一片"，才算蒙混过关。但到来达二九二医院后，部队不得不采取化整为○的方法潜入市区。围堵群众在实践中也总结出识别便衣军人的经验，凡见到穿军裤军鞋。头发被军帽压倒的人，必要象"相女婿"一样围之，上下打量，审问鉴定，直到脱掉长裤看里面是否穿著军短裤。到广播大厦执勤的战士董振军被发现后，被关入地铁站，在黑暗的遂道里摸索了三天两夜，才到达指定地点。某部专业军士程志仕在被发现后，假装上厕所。翻护窗得以突围，差点被追上后，又钻入垃圾桶藏身才最终逃脱。[一五]

　　自五月二二日到六月二日，被困在城边的部队开展了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的教育，以及为驻地群众做好事的活动。这暂时缓和了军队与市民的对立情绪。而一旦他们重新开跋，这种"猫鼠蜜月"即行结束。二七军某副政委继续回忆说︰

　　从六月二日晚七时，开始向大会堂开进。当时为了防止再次进城受阻，避免和学生。群众发生正面冲突，根据上面的精神，部队采取了化整为○，行微弃服，不带一枪一弹，全部便衣。徒手，不带挎包，只提一个塑料袋，步行进入市区。

　　……进城的战士三。五个人一组，有一个人负责……有些迷路了。因为出发前只是给每人画了一个草图︰丰台--->大兴--->大会堂西南，很简单。有的战士拐几个弯就走迷了。有的只到六月三日还在钓鱼台一带。又不敢问人，怕被发觉……有的找到了大会堂也不知道西南门是哪个口，转好几圈还进不去，往往要绕到广场去。一个战士到广场坐下，结果，一个高自联问︰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民工。有人转了二三个小时的市区……有的战士找得很辛苦，又受了不少委曲，千难万难，突然在路上看见了自己的团长，忍不住热泪盈眶，上前大叫一声"团长"，结果周围的人一片震惊。怎么办？团长也害怕被围住，跑吧！

　　据北京市委编发的《平暴纪事》记述，五月二○日，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群众在昌平。朝阳。海淀。丰台。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县的路口。马路上，阻拦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武警，大批学生分散活动，动员工人。农民和群众一起行动。学生。群众拦住公共汽车，赶走司售人员，把车横在路上，或坐在。躺在马路上，不让军车。装甲车前进。有的从公共电汽车站推走电汽车当路障，有的用砖石砸碎汽车玻璃，有的扎坏汽车轮胎，有的把汽车掀翻，有的甚至投掷石块。酒瓶，袭击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有的还将车上的军官拉下来，让他表态不去天安门，不镇压学生。还有人高喊︰"军队进京，受人欺骗，北京市民行动起来，保护学生。"围堵军车的群众，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则二万余人……

　　当日，地面公共交通全部瘫痪，地铁于一○时左右停止运营。下午，有万余人聚集丰台解放军总后勤部西仓库北门，并用火点着了传达室。

　　二一日凌晨，一○○○多学生。群众冲进地铁太平湖总站，用砖头堵住铁道。二○○○多人堵住南苑机场，运油车队被拦截在外，汽油供应一度告急。宣武门。德胜门。崇文门。大北窑。吴家厂。八王坟。五棵松。广渠门。农展馆。天桥。六里桥。郎家园。东直门。东大桥。苹果园。红庙。十里堡。明光村。霞光街。亮果厂。紫竹院。三元桥。大磨厂。右安门。长安街。东单。天宁寺。莲花池等二八个路口被堵。

　　下午近四时，天坛西门传出部队准备在此空降的消息，天坛。先农坛。工人体育场大门立即被汽车堵住。截止晚六时三五分，北京站内外有二万人围堵。同时，九一七五次军列刚过沙河火车站，即被三四千名学生包围。[一六]

　　在反戒严的行列里，由北京市民中占改革的先机，"先富起来的"部分个体户青年的私人摩托车组成的"飞虎队"[一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被政府称为"社会渣滓"的人，队伍雄壮，啸聚成群，忽来忽去，传递着各处出现的最新情况，也杖着民运的声誉干一些抢劫汽油的勾当。其队伍最多时达到三。四百辆。对于北京市民的这些反戒严活动，有关外电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今天〔二○日〕，一○○多万学生和工人公开反对政府，无视戒严令拥到大街上。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拦着配备冲锋枪的军队不让进城。""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数十万群众，人们担心人民解放军会从地道冲进广场，工人们把垃圾车开到广场上，堵住地道出口。"──合众国际社

　　"〔二一日〕数以千计的市民在市区周围用公共汽车和卡车设起路障。在首都郊区的公路上，大批的军队被市民阻住无法前进。""一位驱车从东城去西城穿过北京的西方公民说，他经过了三○多个分别由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守卫着的路障。"为防止军队便衣混进城区，人们还在沿路设置了检查站。对进城车辆进行检查。──路透社

　　"支持学生的工人和市民，一到晚上就涌向广场周围，据认为，抵抗军队的阵势在整个市区有二○○万人以上。"──共同社

　　"〔二二日，〕黎明前北京的大街上挤满市民，是为了保卫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免遭他们害怕发生的军事攻击。"──美联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一个军事家，一个统帅眼里，一个拥有现代武器和作战知识的现代军队面前，在几十万大军层层的包围圈中，这些居民构筑的层层障碍密密工事，就犹如一个人看蚂蚁辛勤的搬山筑穴，蜘蛛在拉丝布网一般。据称，这次奉戒严令进京的，有来自全国七大军区的军队，达三十五万人之众。他们大多出自作为军队"精锐"的野战部队；军兵种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空降部队。导弹部队。其中二七军。三八军。三九军。二四军均为经过合成改造的现代化集团军。参加人数最多的二七军和三八军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一八]与这样的军队队峙，北京市民那些用肉体。自行车。汽车。垃圾桶筑成的路障，不能不说象是一场玩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去嘲笑这些蚂蚁，轻视这些蜘蛛。它们的辛勤。执着，表达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一种不可辱的尊严。尽管这是蝼蚁般的意志和尊严，但是它确实挡住了滚滚的铁甲，它让人民流泪，让士兵流泪，让将军流泪，让神明为之流泪！

　　有一首题为《有没有脑袋都一样──北京戒严有感》的打油诗，反映了北京民众此时的心情︰

　　@@菜篮子是您抓的

　　鸽子窝[一九]是您关怀的

　　闷罐车是您提供的

　　就这脑袋是咱自己的

　　眼睛您又给蒙上了

　　耳朵您又给堵上了

　　嘴巴您又给缝上了

　　手脚您又给捆上了

　　咱百姓还剩下什么

　　动弹不了一无所有

　　可您还说咱动乱了

　　干脆

　　这脑袋也给您了吧

　　有没有脑袋都一样

第三节 广场的支撑

　　就在军队进军北京，群众从自发到有组织地堵截军队进城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对戒严行动作出了相应的反响︰

　　五月十九日，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成立，以保护学生为有限目标，宣布如果党和政府不在二四小时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点要求，则从五月二○日中午一二时开始，进行全市工人总罢工。这一天的上午，北大五○余名党员教职工也宣布绝食，并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誓与学生共存亡"。

　　五月二一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起草了提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呼吁书。经征求该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兼社长胡绩伟的意见，以他的名义，发起了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该呼吁书〔议案〕的签名的运动。该议案的全文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定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为此，我们提议，在五月二四日至二六日左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制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

　　一时间，人大，万里，几乎成了人民的救世主。没有了这个救主，一切通过合法斗争形式争取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希望均将化为泡影。

　　一篇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散发的题为《关于当前学运筹略的建议》，号召坚持中心广场的战斗，以支持高层斗争的胜利。要坚持一到两周。[二○]所谓高层斗争，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赵紫阳。万里的联手。鉴于赵已病休，夺取"胜利"的希望当然就全部落到了万里身上。

　　万里回国前，反戒严形势下成立的各社会团体纷纷发出"欢迎万里回国"的号召。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广播站甚至已发出通知︰五月二五日上午开始紧急举行有社会各界参加的大游行，欢迎万里回国，由万里委员长主持召开人大非常会议并作出英明决策。游行口号是︰“欢迎万里主持人大，罢免李鹏，伸张正义”。与此相应，广场坚持的目标也由"对话"，"现场直播"和"正确评价"转变为︰

　　一。召开人大紧急会议；

　　二。罢免李鹏；

　　三。解除戒严令。

　　五月二二日，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开部分高校学生代表会议，宣布干预学运，具体由两位副总经理和曹思源协助学生工作，有发言权。建议权。参谋权。并给与经济支持。当日，北京爆发了戒严令发布以来首次正式游行。

　　二三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成立，同时起草了内容为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军人通过北知联编发的《新闻快讯》发表了一封给

　　学生市民的公开信，对"反戒严"行动进行军事上的指导。这封信说︰

　　可爱的同学们，市民们，我向你们致以一位老军人的敬礼！

　　这一段时间，我默默地关注着你们的斗争，我想提醒你们︰你们已经取得

　　了不可想象的胜利！我无法公开站出来支持你们，但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

　　一。战略︰

　　天安门广场数十万人，少数军队是无法解决的，戒严令公布几十小时了，没有对天安门广场采取行动，因市内兵力。警力严重不足。军队与警察受的教育也不同，很难把枪口指向人民。一千万同仇敌忾的北京人民是无法对付的。

　　二。战术︰

　　一。路口︰群众自发地拦截军车，是前所未见的壮举。千万不要撤。即使听说其它方向已开进一两支部队，也不要撤。因为，一两支部队解决不了问题，无法实施广场行动和戒严。军管。坚守路口就是胜利。为此目的，各路口必须建立稳定的指挥系统，改善无组织状态。二。分割︰这是一贯战术。人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放行军队的 2/3，卡住 1/3。在下一个路口，再放行 1/3，卡住 1/3。把成建制的军。师分割成首尾无法相顾的几部分。能做到这一步，部队的军心。战斗力就基本上瓦解了。

　　三。开枪。催泪瓦斯︰对聚集在一起的十几万人开枪，施放催泪瓦斯必将造成混乱和大批伤亡。必须警告军队领导，谁下令，谁将来必上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就算北京用屠杀可以暂时控制，全国几十个大城市怎么控制？我们没有那么多军队。

　　四。要相信人民军队的基本素质，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仅要号召他们不进城，而且要号召他们调转枪口，站在人民一边。

　　祝北京人民胜利！

　　一位老军人

　　与这位军人不同，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军委，反对以军事行动解决面临的问题。当中国新闻社记者根据传言向他们电询此事时，他们公开予以确认。二三日，在戒严以来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中，人们读到了载有这些内容的传单。

　　同时，三五位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就中国当前局势发出声明，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议。香港文艺界。宗教界人士也对戒严行动作出反应︰著名艺人汪明荃说，如果中国政府的办事方针令人民失去信心，她将考虑辞退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全港一七万基督教徒和二六万天主教徒在祈祷和做弥撒中，为中国人民的安危祈祷。查良镛〔金镛〕。邝广杰也为此辞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职务。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担任这一职务"违背良心"。

　　当日下午大雨，气温骤降，大批寒衣和姜糖水被送到广场，仅某中央机关就捐献衣服四○○○件。

　　社会各界用上述方式表达的对戒严令的不满和愤怒之情，无疑成为了广场学生继续坚持下去的道义支撑。

　　此外，支持学生广场坚守的另一支柱，是政府戒严行动所赋予他们的理想支撑。显然，原先那些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问题，还是一个可缓可急，有商量和讨价还价余地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实现，确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但是，戒严令使事情一夜之间变成了"能不能在暴政面前低头认输"的问题。正如那个绝食行动的最早播种者郑义，后来在《历史的一部分》一书中，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的一样︰“或者在专制暴政面前低头服输，永不再提什么自由。民主；或者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为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抗争奋斗。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选择了被迫害。被镇压与被屠戳，选择了流芳百世的光荣。”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一条更为简单化的道路。因为，在暴政与自由，苟活与牺牲之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逼迫人民作此选择，正是戒严的主要动机和功效之一。

　　企望问题简单化，本是根植于人类天性中的惰性之一。广场战斗的徒劳无功，坚持日久的身心疲惫，均是这种潜伏在人性深处的惰性上浮的有利条件。而支持这种惰性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进入五月下旬以后漫天飞舞的谣言。

　　下面，是这些谣言的一些标本︰

　　以李鹏。薄一波。杨尚昆。王震为首成立中央伪政府。李鹏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将学运定性为叛乱；不惜用二○天时间镇压掉广场二○万大学生。

　　万里从加拿大来电，称李鹏讲话不符合宪法。十个副委员长都支持赵紫阳同志。

　　北京各监狱除重犯其余犯人全部撤走，准备关押学生。

　　二七军的驻扎在老山前线的将士们声明支持这次学生运动。

　　邓颖超要求退党。

　　聂荣臻说︰"谁开枪打学生，我就先毙了谁！"

　　国家一一个部委反对李鹏政府。外交部已宣布脱离中央。

　　上海市已不承认北京政府。

　　世界上有三○个国家不承认李鹏政府。

　　叶飞。聂帅。徐帅表态支持学生运动，上述三人及邓颖超要求召开军委会议，罢免邓小平。

　　戒严部队兵变，三八军军长被抓。杨尚昆停止老帅汽油供应。

　　解放军三总部二○○○余名官兵呼吁士兵调转车头班师回营。要求罢免邓小平的军委主席和李鹏的职务。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举行大选，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

　　人们对有利于自身惰性谣言的渴望，自学生绝食以来就存在了。这可以从笔者一个朋友的叙述看出。这是一则关于"邓小平下台"谣言在广场激起的一场激动人心的涟漪︰

　　那天〔五月十八日〕下午下雨，我和司机躺在车里，因为连日抢救学生，太累，睡着了。突然间有人猛敲我们的车门，我们从梦中惊醒。再往外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车里的学生都从车窗。车门里往外咕碌，连滚带爬地出到外面。再看广场，欢声雷动。学生们有的在一起抱头痛哭，摇旗吶喊，大吃东西，还把东西扔给别人吃──以为胜利了！北大的学生还准备马上回学校庆祝。手提扩音器里下面的话没听见，都被欢呼声压倒了！其实，下面还有话︰此事未经证实，还在核实中。等广播第二遍时，听清了，说没戏了。这个关于"邓小平下台"的消息，是两个自称高干子弟的人在广场宣布的。当然不是事实。但它活生生地反映了，学生们需要神话，需要奇迹的精神世界。他们或许正是怀着对奇迹的渴望走到一起来的。就是在六月四日以后，学运已被无情镇压，明摆着已无回天之力时，人们仍然没有从这种梦想中醒悟过来。"李鹏被刺"；"邓死李伤杨逃"等谣言如缕不绝。六月五日，北京城南传来的数声炮响，立即给人以"情况微妙"的感觉，接着，"二七军与三八军在南苑机场伙拚。"的谣言，迅速地被生产出来。凡此种种，反应了人们在潜意识中回避最不堪面对的现实的愿望。

　　在这所有的"谣言"中，关于军队内部分歧的内容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鉴于中共政治的不透明，军队内部问题更属于"军情机密"，我们一时很难对它的严重程度及矛盾性质作出判断。但根据事后杨尚昆兄弟的下场，反观当时的传闻，则可以断定，这种矛盾至少是存在的，而且是相当尖锐的。七上将给中央军委的联名信，只不过是海底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尖顶。而军队内部，特别是以解放军三总部系统，确实对"杨家将"抱有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据称，这种反感主要是由于杨尚昆的揽权，不避嫌疑的提拔资历浅薄的异母兄弟杨白冰，以及不惜虚与蛇委地作出邓小平家臣的姿态，以博得宠信，巩固自家在军队的统治地位的行径造成的。这些，都使人认为，杨家二兄是新时期军队的最大野心家。所以在戒严的决定刚一作出，他们就把消息透露给学生，故有军队一出营房门就被堵回去，以及识破其"化整为○"战术，且反应极其迅速的情况发生。

　　在五月二三日爆发的戒严以来最大游行中人们读到的"七上将的联名信"竟是从在广场上空盘旋的戒严部队的直升飞机上撒下来的。

　　军人的干预，除通报消息，象上面那位老军人进行战略战术指导外，还有尽力化解军民对立的劝诫。它告诉人民︰解放军并不是真正的对立面。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目前他们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骗到这里来的。重要的是使他们了解真相，了解人民的意志，要理解与尊重他们。一份致广大市民的传单说︰“某些盗用中央和政府名义的人，将解放军官兵骗到这里后，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使解放军的饮食得不到保障，有些官兵已连续几天没有吃多少东西。其目的无非是试图激化解放军与人民的矛盾。因此，我们对子弟兵要加以爱护，尽量帮助他们解决饮食方面的困难。"这份传单还说︰"要理解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但也要向他们说明，军人也有拒不执行或反抗违背人民意志的命令的权力……在拦截过程中，要绝对避免与解放军官兵的冲突。同时要警惕便衣或其它别有用心的人殴打解放军战士，制造事端。”他们在宣传中还揭露杨尚昆讲话中“军队不是针对学生的”这条谎言，因为在官方通告中有"可以运用一切手段"的允诺，这必是包含了开枪和使用催泪瓦斯在内的。

　　反对杨家将统治的军人，既需要以群众的肉体作屏障，以粉碎杨氏兄弟进一步独揽军权的阴谋，也试图减轻人民的牺牲，他们向人们传授"催泪弹防护"基本知识。告诉人们催泪弹的中毒特征，使用特点，物性，及急救办法。此外，也同时作着戒严部队的工作。一位未署名的陆军少校在一封《致奉命进驻北京戒严的官兵的信》中说︰

　　亲爱的战友︰

　　我也是一个军人，出身在农民家庭，咱们是阶级兄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在北京工作，年龄比你大一点，想跟你们谈谈心。

　　……我十分痛心地告诉你，你这次来京，既不是抗敌，也不是救灾。你确确实实是上当受骗了。这次部队进京是来镇压学生运动的。

　　……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推动改革。反对腐败。打倒官倒。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场运动打中了特权阶层。腐化分子。丑恶官僚的要害，也打中了杨氏家族的要害……他〔杨尚昆〕当上军委副主席后，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亲手提拔自己的弟弟杨白冰当总政治部主任，又提拔亲儿子当二炮负责人。军委会议快变成家族会议了……杨家兄弟预感运动越深入，对他们的封建特权越不利，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排挤全党正式选举的总书记赵紫阳同志，扶植刚刚犯了严重错误的李鹏，篡党夺权，进而私自调动几十万军队向北京开进……他们的阴谋已经败露，受到一大批我军高级将领和广大指战员的坚决反对和无声抵制。有些人甚至提出"打倒新军阀"的口号。

　　亲爱的兄弟，你也许已经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头，我们都不要做出受人民唾骂。令亲人痛心的蠢事，不要当杨氏兄弟的走卒，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你的枪口，拳头绝对不能冲着大学生和慈爱的老师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宁可开除军籍，也不当别人的工具……

　　致以崇高神圣的军礼！

　　一个陆军少校

　　一九八九。五。二三。

　　应该说，聪明绝顶的杨家兄弟对于自己在军内的地位，是有明智判断的，这一方面反映在他们紧紧地抓住邓小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成不变的保权策略，另一方面，表现在此次戒严行动中对军队的不信任。有评论认为，这次调兵之所以要打乱建制，动用如此多的军力，完全不是为了对付乳臭未干的学生。手无寸铁的市民，更不是一事无成的秀才知识分子，而是为了军队内部的制衡，为了便于权威尚差的杨家将的控制，同时，通过此事来考验军队对他们的忠诚。这一套方略，比起此次民运中的第一个玩火者──北京市委的小魔小术，比起第二个玩火者──赵紫阳的优柔寡断，当然堪称是有大开大合，吐雾吞云气魄的杰作。但是，不论其技俩多么高超，玩人头者毕竟有玩火者的下场。正可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人们对广场的物质支持，构成了学生坚守广场的物质支撑。这些物质支持，除北京市政府出于政治需要的支付和各界群众自发的捐款捐物外，大宗款项主要来自几个单位，其一是陈一谘控制的体改所，其二是全国总工会〔由红十字会掌握使用〕，其三是残疾人联合会，其四是四通公司，其五是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此外，还有各种小宗款项和应有尽有的物资支持。五月十八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上述公开捐款的同时，还报道了东风电视机厂两万元，北京纺织厂一万元的捐款；以及送饮料。蜂王浆。被褥。毛毯。茶叶。馅饼。糕点，全聚德烤鸭店的一辆车上写着"送鸭汤"三个大字等情节。他们出资的时间，方式，缘由虽各不相同，但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大部分是为了一个目标，即保持对广场学生的影响力。而学生领袖，多半也是以此来判断对方的诚意的。

　　海外的援助也是广场〔尤其是后期〕物质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月十九日台湾《联合报》报道，蒋纬国解囊台币一○万元，通过民间团体给广场学生购买营养品；五月二八日，香港声援团带来捐款六五万美元。港币二○○万元，五○顶帐篷。还有五车皮包括药品。食品在内的物资。[二一]六月一日，台湾李登辉总统也表示，除声援外，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其它方面也支持"。[二二]

　　但是，任何外在的支撑条件都不如内在的理性对事情具有决定的作用。那么，此时广场学生是如何看待"坚守广场"这个问题的呢？

　　显然，原来大家认为，绝食这张最有力的牌打出以后，政府除了让步，转弯，就再没有退路了。和平请愿，取得胜利的希望，仅仅在于大家“再坚持一下的最后努力之中”〔毛泽东语〕。但是，人们心目中自己的政府，居然打出了戒严牌︰以数十万正规军对手无寸铁的饥饿学生，虽然政府将为此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和承担更严重的历史后果，但与它的对抗已经没有取胜的可能。况且，绝食提出的三项要求，已因下述事实的出现，而使“坚守”渐渐丧失意义，或显得理由不那么充分︰赵紫阳五月十七日书面讲话已明确，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李鹏在五月十八日与绝食代表的谈判中也声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该次对话也进行了现场直播。甚至在《世界经济导报》问题上，有关人士也透出活动的口风，说那只是“临时的决定”，──这些事实表明，政府面对舆论压力，确实也做出了希望和平解决的姿态。在进行这些退让的时候，虽然不那么明快，不那么情愿，不那么彻底，发言人甚至要用恶狠狠的口气来挽回他们失去的颜面。但它的确是按照学生的要求进行进行了答复。这也给学生的继续坚持，带来了一些舆论的压力。鉴于五月十八日北高联和绝食团。对话团成员与李鹏见面成为现实，要求电视实况转播的条件似也部分满足；有关人士又传来军管的消息，五月十九日凌晨，学生领袖们开会决定停止绝食。但晚十时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播出以后，广场群情激愤，北高联在次影响下，又决定举行广场二○万人的集体绝食。并宣布不愿参加者可以离去。当时就有五○人撤出了广场。后经各方做工作，仍然维持了静坐的决定。但是，戒严的消息传出以后，在“撤与不撤”问题上，广场的学生实际上立即就分裂成两派。一派以一惯带有温和色彩的吾尔开希为代表，一派以态度始终激进的王丹为代表。为这个问题，两种观点展开了拉锯战︰

　　首先，是吾尔开希以个人名义号召撤退。据他本人后来的回忆说，事情是这样的︰

　　(封按：非此时！)

　　……我曾得到的消息是，军队将会残酷镇压广场学生。我是在五月十九日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时间很紧急，没法召开全体会议。但也是在当时有几名常委在场的情况下，讨论了一下，决定由我个人来呼吁大家撤离天安门广场。”

　　但是，他的这一行为的后果，是他立刻被罢免了北高联主席的职务。

　　五月二一日下午，北高联召集五○多所高校“自治会的负责人开会，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会上，对撤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对此问题投票表决时，三二票赞成撤离，一四票反对，二票弃权。于是，会上提出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口号，其内容是︰“拥护党内改革派，打倒党内保守派”；决定撤离的方式是︰“游行。宣传。回校后继续罢课。”

　　但是，这一集体决定也未付诸实施。据《平暴纪事》称，这与“幕后人物”的干预有密切关系。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干预”呢？北高联宣传部的负责人在事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知识界开会，一致决定坚决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坚决同李鹏伪政府斗争到底。[二三]

　　此期“知识界”有案可查的会议有两个，一个是当日〔五月二一日〕下午陈子明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会议〔详见本章第四节〕；一个是五月二二日严家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碰头会议。据参加者回忆，这一天，除李泽厚外，社科院几乎所有精英都参加了会议。主题是讨论广场学生“撤与不撤”的问题。苏绍智。严家其。高瑜等均主张撤，但以郑义为代表的“晋军”均强烈反对。会议结束时，竟成压倒呼声。严家其宣布，会议只是一个凑情况，谈观点的碰头会，所以不作任何决定。这与北高联宣传部长的提法有出入。( 坅騿 G 五六天说是五二一上午知识界的珶 )

　　在以后的几天里，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撤”与“不撤”的大讨论︰

　　五月二二日凌晨三时，吾尔开希再次发表讲话。他说，争民主，争自由不能以学生的鲜血为代价。要是学生真的流血了，这场斗争很难说是成功的。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希望学生和工人队伍暂时撤离广场。但是，仅仅过了十分钟，北高联王丹便宣布，吾尔开希的意见不代表市高联，也不代表广场指挥部。他说，他个人的意见是，这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意味着对政府高压政策的屈服和学运的失败。并说，是否撤离，要待指挥部集体讨论过后才能作出决定。在集体讨论中，吾尔开希提出将队伍撤到使馆区，争取外国人的支持的意见也被否定。到凌晨四时多，广播里传出指挥部已与部队达成协议︰只要同学们维持广场秩序，部队将不开进天安门广场。一位自称指挥官的人也通过广播证实了这一消息。

　　为了体现传播媒介的价值中立，“学运之声”往往交替广播着两派的不同声音。一份以“全体北京高校暨全国各地参加这次民主爱国运动的学生”名义散发的《紧急呼吁》说︰“通过三○天坚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已取得初步胜利──自五月二二日上午一○时起，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大学生大规模地。有秩序地。迅速地撤离天安门广场，返回校园，重新整顿，重新准备，把这场科学。民主斗争继续再深入持久广泛地进行下去。”并呼吁政府和人民协助这一返校行动。而另一份落款是“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宣传部”的传单，则呼吁坚持。它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退让，天安门广场的人数减少，阻截军队的力量减少，他们就可能不惜流血，采用暴力镇压，北京乃至其它大城市的人民就会在军管的专制恐怖中生活，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会停滞不前。”一份署名“中华民主同盟会”〔亦称五月同盟〕“广场智囊团”的传单说︰

　　目前，撤出广场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是一种最为糊涂的思潮和招术。但我们相信，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是出于糊涂，而非出于什么恶意，所以我们才在这里申明大义，力排糊言，极言不撤……广场若干阵营早已成为此次运动的标志，如不攻自破，不论设置何种理论。理由，都将是对中国民主运动和精神的一个沉重打击。参加者必将遭到历史的嘲笑。其实，撤出论者，尤其是领导者，主要是因为物质消耗问题被搞得头脑不清。坚守广场，每日要耗费五万元用于饮食等。但这并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广场各校，应立即向支持广场的费用自负过渡。决不能吃大户，决不能让经济问题把广场圣地和伟大的民主运动拖垮，各校都有革命民主的不辞职责，应该主要自己筹款。

　　为了实现撤出广场这一目的，主"撤"的学生领袖和学运的社会支持团体，提出了以退为进，走向全国。走向全民的方针。这既可以回避所谓"失败"问题，满足参加者的荣誉心，又能达到撤退目的。一位北大学生的大字报说︰

　　……虽然人民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但这只是外部动力。人民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是关心我们的身体，因为未来必定要依靠我们。这也要求我们自重……同学们，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捍卫天安门广场这面大旗，并不一定要孤立地在天安门广场上。，要高举这面大旗，就应该让它深入民心，真正成为实现民主的熊熊火炬。鉴于现在的情形，中央高层角逐已成定局，高层内部已达成妥协，一致对付学运，我们的要求不可能为当局接受，因此，我们呼吁有步骤撤离广场，保存实力……尽快结束目前这种消极的对峙，把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从天安门广场传播出去。

　　这场“撤”与“不撤”的大讨论，导致了学运领袖和学运事实上的分裂︰五月二三日凌晨三时，市高联召开了各校代表大会，通过五点决定︰一。选举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成员，代理高联行使两天权力。北高联总部撤回北大，运筹全市斗争，行使绝对权力；二。一致通过坚决不撤离广场的决定；三。临时指挥部在四八小时内行使有效权力，除正常工作外，还要重新筹备长期的、稳固的广场学运指挥部。四。临时指挥部行使权力期间，广场上其它任何组织机构均告无效。五。公告发布后即生效。

　　就在五月二三日，北京市爆发戒严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的队伍中，素有“学运龙头”之称的北京大学，仅有几百人参加。一位女大学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可能是因为连续几个晚上拦军车，过于疲劳吧。不过也有些人已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事已至此，应该适可而止了。”[二四]

　　自二二日以后，静坐学生大为减少。二二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队伍全部撤离广场，广场有九九所高校的旗帜，其中外地六四所，北京三五所，计万余人。每面旗帜下实有人数平均逾百。据王丹称，流动人数已超过固定人数。是为"旗多人少"时期的开始。到二四日，北京的校旗也开始减少，由前两天的三五面，减为二八面，而外地的旗帜则由六四面增为八九面，是为"旅游革命家占领时期"的到来。

第四节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统一指挥系统

　　那么，后期广场的支撑主要来自哪些因素？谁是决定广场学生命运，实际上也掌握着邓小平一生清名及共产党形象的关键人物呢？从各种资料分析，可以看出，与十天以前运动主动权在绝食团领袖手中不同，此时，它已转移到一个名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协调组织手中。这个组织正式成立于五月二三日。但在前一天的凌晨，广场的广播站已透出了某种信息。消息称市高联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下一步将成立一个争取民主的联合指挥部，吸收工人农民参加。从广播的内容看，当时这个组织的结构已经确定，但目标。功能还未下传到学生领袖。名称待定。

　　至于这个“联席会议”的酝酿过程，参加过其五月三一日前各次会议的包遵信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又称“首都各界协商会议”，即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通告取缔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

　　联席会议的一些主要参与者，五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曾在蓟门饭店开过两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后来的联席会议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联席会议的前奏。

　　五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左右，王军涛给我打来电话，说目前运动出现很多问题，大家需要在一起交换一下意见。他准备请一些人开个会……五月十八日，这个会议在城西北元大都遗址附近的蓟门饭店举行。会议由王军涛主持。参加者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兼职人员︰郑棣〔《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杨百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刘刚〔北高联成员〕。刘苏理〔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小平〔政法大教师〕。刘卫华〔华中师大教师〕。此外，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主任张伟国。北大教师后援团负责人张炳九。山西作家柯云路等。主要议题是怎样能影响学生，控制广场局势。王军涛说，我们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体工作可由他和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来承担。

　　在这个会上，包遵信说，做这项工作单靠他们这些人不行，建议动员一些社会贤达，象周谷城。费孝通这些老前辈们。他们说话，比较有份量。

　　由于要赶赴复兴门参加邓正来。周舵。陈兆钢发起的知识分子绝食活动，包遵信离会，但王军涛表示，一定要他赶回来，请他“担任这个会的召集人”。因为在复兴门听到了军队可能要进城的消息，包遵信已无心回去参加会议。但第二天一早，陈子明。王军涛就亲自到了他家，用车将他接到蓟门饭店。

　　十九日的会增加了酝酿知识分子绝食活动的邓正来〔某民办研究所负责人〕。周舵。陈明远。陈兆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社经科所兼职人员〕。在学生绝食开始率先到广场声援的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提出动议，呼吁广场学生立即撤出。但他的建议遭到"冷落"。这天会议的成果，一是决定整顿广场秩序，二是通过了一份警告"军管迫在眉睫"的《告人民书》。【由此可见，这个联席会议的酝酿，是在“倒邓狂澜”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另一名负责人 XX 的话来说，陈子明原来设计了一个“三线计划”，自己不公开出面，[二五]“到五一七时，他感到再不跳出来，可能什么都捞不着了。”记住这一点，对人们理解这个“联席会议”为什么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撤退了就不存在控制的问题，失去了这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牌，“三线计划”就可能成为泡影。从包遵信的叙述还可以看出，这个会议急需一个有社会影响，可以作为公开的召集人的人物。发起者始而寄望于包遵信。而这一点，从五一七“倒邓”问题提出前夜，陈子明那个神秘的来访已露端倪。

　　包遵信的回忆没有记述二○─二一日两天的会议情况。大约因为戒严令发出，情况有了突变，“三所一会”和四通公司这两个有份量的社会团体公开跳到前台，所以原来的设想要进行调整。但五月二一日，陈子明电告张伟国，说政府已请他出面调停，让学生退走，条件是撤军。这一电话内容的真实性显然有待商榷，因为政府究竟根据什么，认为陈子明有驾驭学生的能力？“政府”在赵紫阳已经“请病假”，鸽派已明显受挫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人在民间寻找协调力量呢？这还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说，“太子党”还希望能纠正父辈的错误，正做着最后的努力的话，那么，郑义的回忆说明──戒严前夕，他数次到朋友家，请人通过邓朴方做邓小平的工作，但邓朴方根本就找不到了[二六]──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对于陈给张的这个信息的另一种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由于戒严令的发布，陈有意以金蝉脱壳之计替自己的活动寻找解释，而他知道，《导报》的电话是被安全部监听的。不过，这样的努力当然也是杯水车薪。因为，官方的记录留下的完全是来自另一方面的佐证︰〔五月二一日〕下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等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六个分指挥部的会议，参加者有体改委。社会科学院。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单位的人。会议要求组织专门舆论班子，准备办报纸，搞《李鹏其人》材料。要求指挥中心一天换一个地方，最好能到部队高级干部的宅院。要求一些指挥人员转入地下，并确定密码等特殊联络办法。[二七]这一天，广场的广播里传出"成立一五人组成的广场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消息。

　　五月二二日晚，王军涛。陈子明把包遵信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东北角。参加者有三○多人。包遵信回忆说︰

　　究竟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王军涛事先没对我讲过，所以一直到开会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当主持人和王军涛让我讲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后来军涛说，你就讲讲白天会议的情况。我只好如此，将白天严家其召集一百来人开会的内容简单介绍了一下。开完会后……我问军涛，才知道今晚的会，是筹备召开各界联席会议的。

　　五月二三日，北高联撤出广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会议室成立。据包遵信回忆，到会的大约有五○来人，除前述蓟门饭店会议的参加者外，还有陈子明《北京之春》时代的朋友，全国总工会工运学院的吕嘉民，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人员。《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甘阳。作家郑义。学生代表王丹。柴玲等。王军涛主持了当天的会议。会议指定了王丹为召集人。为会议定名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协商联席会议”。根据郑义回顾，“联席会议”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成立“以绝食团指挥部领导成员为核心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二八]

　　由同一天成立的"北知联"主办的《新闻快讯》第三期报道了这一消息︰

　　统一指挥坚持斗争

　　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

　　本报讯︰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保卫天安门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副总指挥四人，常委委员七人……总指挥部同时规定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纪律若干，以确保运动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顺利进行。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有︰柴玲〔总指挥〕。张伯笠〔副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连胜德〔副总指挥〕。郭海峰〔秘书长〕。李录〔外联部长〕。王刚〔后勤部长〕。杨朝辉〔纠察队长〕。王超华〔常委〕等组成。其中连胜德。李录为外地高校联合会代表，杨朝辉〔北师大职工子弟。北太平庄玻璃店职工〕为工人代表。[二九]

　　从广场指挥部组成人员的名单可以看出，学运领袖两名最主要人物王丹。吾尔开希退出了一线指挥。但也就是从此，在广场学生中始终扮演"中坚"角色的王丹，开始进入更高层次的活动──成为了最高指挥中心“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召集人。实际行使主持会议的职责。[三○]

　　四月二四日，柴玲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誓师大会上举行"就职宣誓"，誓词是︰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保卫伟大的祖国不受一小撮阴谋家的颠覆，为了一一亿同胞不在军管统治下流血牺牲，为了中华民族不沦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为了千千万万的儿童享受自由民主的和平生活，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诚，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排除万难斗争到底。王丹则代表"联席会议"作了题为《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关于时局的声明》。

　　从第三期《新闻快讯》上，人们还可以读到这个联席会议《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信中在揭露北京市政府制造混乱的一系列阴谋后，提出了“全市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戒严令，坚决推翻李鹏政府”的口号。

　　据甘阳向包遵信复述二三日下午决定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经过时称，指挥部与联席会议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但包遵信认为，“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

　　这个"联席会议"在五月三一日前共开会八次。与民运势头渐趋低落相应，二七日以前人比较多，每次都有五○─六○人，二八日以后，社科院的场所已不可能借用，会议地点转到西郊，每次就只剩二○来人了。其中五月二五日的会议，已决定广场学生于月底撤回学校。并在广场进行了宣布。但由于总指挥柴玲一人闻"撤"则哭泣，并在以后召开的"战地联席会议"中以多数票通过了“采取最激烈行动”和“主动出击”的方案，上级“联席会议”又将撤退计划改至六月二○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之日实行。据称，柴玲反对撤离的借口，是“知识分子将借此左右广场运动”。她是宣过誓的。就象美国电影中那个机器人"霹雳五号"的传奇故事一样，权威一经培养成熟，就会独立于她的创造者，拥有自己的情感。意志，便不在受人支配了。

　　显然，柴玲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打算真正撤离广场。因为，为了给继续坚守的行动寻找根据，联席会议这一天由甘阳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对本次民运和学运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立场及对时局的态度进行了重申。由于它可以被视作这次运动最后一个有代表性的，并在客观上带有总结意义的文告，所以实录于此︰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伟大的"四月学潮"迄今为止已持续了四十余天，并已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运动"。由于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至非理性的行为，致使目前中国政治局势已出现极其严重而又复杂的状态。为重申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立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特发表关于时局的 n 明如下

　　一。这次学运和民运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纯粹自发的群众性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它之超出"四·五"运动以来历次学运和民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场独立不倚，根本不依执政党内部斗争形势为转移的人民民主运动，执政党和政府的任何领导人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也没有力量来左右这场运动。恰恰相反，这场民主运动的目标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团都必须顺应这场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出发点是︰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清除执政党和政府中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才能真正杜绝万民痛恨的"官倒"现象。显而易见，这些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因为如此，这次运动才得到全国各地。港澳地区以至全世界人民群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也才能从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如此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

　　三。由此，对这场伟大的学运和民运究竟抱什么态度，已经成为衡量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分水岭。肯定和顺应这场运动，就是肯定和顺应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否定和反对这场民主运动，就是否定和反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切政治党派和领导人都将在这场运动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并将由此得到人民群众的公正评判。

　　四。李鹏总理以及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人之所以在这场运动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无视人民群众的心愿，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否定。反对甚至镇压的完全错误的态度，从"四·二六社论"到顽固拒绝平等对话，使人民群众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领导人是不可能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可能领导中国走现代化之路的。而五月二十日李鹏签发的极端非理性的戒严令，更是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法西斯恐吓手段，它使全体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鹏等人在台上，所有参加过声援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市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发布戒严令以后，各界人民群众才一致提出罢免李鹏。何东昌等人的完全正当而合法的要求。

　　五。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于执政党的政府的腐败以及官倒等现象，无疑负有重要责任，但在访朝归国后，他发表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讲话，表明了一个政治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应有的正确态度，同时也确实一度创造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这一讲话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众对赵紫阳采取了比较肯定的态度，并希望事态能在赵紫阳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六。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任何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果认为这场伟大学运和民运在一开始就以拥护谁，打倒谁为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这次学运的水平及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法制觉悟，同时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根本的问题，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对立功面，谁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必将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顺应面，谁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一些政治领导人，恰恰仍然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根本缺乏开创“新思维”的政治素质。他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看成仅仅是党内斗争的反映和工具，总是想当然地认定这场民运幕后一定有党内高层人士做后台，因此极端错误地认为，只要解决了党内斗争，也就解决了问题。；只要找出了所谓“后台”，这场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这种看法未免太落后于时代，也太低估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质。我们在此严正指出︰试图用解决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次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是幼稚可笑的，枉费心机的。党内斗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场伟大民运的结束。说到底，不是党内斗争决定这场运动，而是民主运动必将最终决定党内斗争的最后结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次学运和民运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坚决支持，因此，不管党内谁上台，只有首先站在这场运动的一边，才能得到广大党员的信任。如果站在这场运动的对立面，那必将在党内失去合法性基础。其最后以不光彩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八。不管党内斗争如何，这次学运和民运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目标，我们重申近期的具体目标如下︰第一，解除戒严令，撤回部队；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李鹏五。二○讲话，公开肯定这次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组织以及其它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间自治组织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全体人民一致发出的罢免李鹏的呼吁，从而创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上解决问题的良好环境。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为使政府方面对广大学生和人民坚定的决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特在此向全国和全世界郑重宣告︰如果近期内不召开人大紧急会议，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将至少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会议召开。

　　九。这次学运和民主运动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高度理性。冷静。克制。秩序的和平请愿运动。我们正告某些政治领导人，一味采取高压和恐吓的非民主的非法手段来解决问题是不会奏效的；企图以武装力量军事解决问题更只能玩火自焚，谁胆敢下令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和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谁就是在把执政党政府和军队推向绝路。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执政党政府和军队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十。伟大的"四·二七"和平请愿大游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值此"四·二七"游行一周月之际，我们特发表以上声明，以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并向全国人民倡议︰将四月二十七日定为"中国自由民主节"！在这篇文告上落款的组织名称有九个，堪称八九民运之"最"，除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外，还有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外省赴京高联，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市民敢死队。

　　但是，自二六日以后，全总的四人不再出现在会议上；自称是“经受过较长时期的考验和选择，其权威性即对学生群体的影响力比这批一个月间仓卒形成的核心要大得多”的“文革中的学生领袖”郑义，也因不能发挥作用，于二六日离京回家；二八日以后，柴玲也不再到会，后来作为知识分子绝食主角的周舵与刘晓波，是二七日以后才正式参加的。这预示着，知识精英公开取代学生在广场中心地位的时期开始到来。

　　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陈子明此时也放弃了对广场的兴趣。这个从四月底以来就设计出“三线计划”的人，几乎是在前三个“玩火者”的须 已散发出糊焦味的当口，兴冲冲地赶往“火场”的。此前，他的理论与措施如影随形一般通过浑然不觉但却在冲锋陷阵的学生。大声疾呼的学者投射出来，当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自己会干什么〔包括陈子明《北京之春》的另一战友严家其〕时，他象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地俯视着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观察着每一群人，并考虑着棋盘上的棋子。而当他的战友──处在“二线”的王军涛郑重宣布，自己将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三一]时，处在“三线”的他，却考虑如何与李鹏政府“握手言欢”的问题去了。[三二] 

　　与严家其们“决不向末代皇帝称臣”的刚烈举措不同，的确早就对赵紫阳改革思路抱批判态度的他，在赵失败时自然不会萌生“同进同退”的忠义之情，相反，此时，过去一直垄断着“进言”渠道，也最靠近最高权力的三所一会的“集体自杀”，在客观上为这个十多年来卧薪尝胆的青年，腾出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这个机会曾经在赵紫阳改任总书记，体改所不为李鹏政府所用的当口出现过，但由于“血亲”的原因，李鹏更愿意使用高干子弟的群体，机会转瞬即逝。而这一回，处理民运问题“太子党”显然不是他的对手，他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

　　但机会总是与危险同在的！

注　释

　　[一][五]《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
　　[二][三]见该条第二○款，第一六款。
　　[四]见《流血的改革》。
　　[六]此处列举戒严令通过过程，是参考《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和《流血的改革》等资料整理而成。因它们的叙述各有侧重，本书根据谈话的逻辑关系对之进行了部分调整。 七]见《人民日报》五月十九日头版。
　　[八][九]见《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
　　[一○]一则用以形容"帮倒忙的朋友"的寓言故事说︰有一个隐士与熊瞎子交了朋友，一次，他们在森林里游玩，隐士睡着了，有一只苍蝇停在了他的鼻梁上，熊瞎子为了帮朋友赶走苍蝇，搬起一块大石头砸在隐士的脸上，隐士因此死去。
　　[一一]即"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一二]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二节。
　　[一三]一说是"杨家将"不愿单独承担此举的后果，有意让尽量多的部队卷入事件的措施[一四]打"V"形手势，以示胜利。这是八九民运中在互不相识的参加者和同情者之间互相沟通，以为勉励的一个最流行的手势。
　　[一五]见《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开进》，载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戒严一日》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版。
　　[一六][二○][二一][二九]见《平暴纪事》第九九。一○一、一○五、一一四、一○五页。
　　[一七]据《平暴纪事》称，五月十七日的倒邓狂澜中便出现了一支有二○○多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到邓小平府上高喊"小平出来"；而《颠狂的蛇年之夏》称它于五月十八日○时正式纠集而成。《京都血火》称其成份中"无业人员和个体户占七六％"，因流氓。诈骗。盗窃等被判刑。劳教。拘留处理过的人员"占三四.三％，见该书一三三页。
　　[一八]参见《明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号载文《党指挥枪？枪指挥党？──谜一样的人民子弟兵》。
　　[一九]"菜篮子工程"因政府为解决市民副食与蔬菜供应问题的措施而得名。后扩展为国家对用于消费的物质生产和供应的干预。"鸽子窝"指居民住房的狭小如同鸽子窝。
　　[二二]据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广播。
　　[二三]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二四]见《颠狂的蛇年之夏》，第一七八页。
　　[二五]早在四月底，陈子明就提出了他的“三线”计划。即由在这次胡耀邦逝世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学生运动构成第一线，通过与社经所有联系的大学青年教师对之产生影响。二线，由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功能是指导与保护学生，也可以制约学生，由与知识界朋友较多的王军涛和闵琦联络，二人均为该所元老，也是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时期的同志。包遵信的回忆证明，他们联络知识界的渠道之一，就是紧紧抓住包遵信。三线，由陈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线二线造成的压力，专司与政府谈判。
　　[二六]见《历史的一部分》，第七二页。
　　[二七][二八]见《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一五三。九四页。
　　[三○]见《未完成的涅》。
　　[三一]据包遵信回忆，王曾在酝酿“联席会议”的蓟门饭店会议，和成立会上均事先告知与会者，自己将对此负全责。
　　[三二]对此事，参加的知识分子多有保留看法。当时，被招前往的人当中有人当场拂袖而去。但考虑到维护民主阵营的声誉，多不愿提及此事。

第八章 六月腥风

　　相传回教主鄂玛下令焚毁亚历山大图书馆时说︰

　　"如果这种书籍与《可兰经》相合，则就无需这种书籍；
　　如果与《可兰经》不合，则这种书籍根本即应消灭。"

　　异化现象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表现为被人创造的经济秩序与技术手段对人的支配；在东方帝国，它表现为被人创造的政治制度对人的制约；在一场革命中，它表现为手段对目的的修正。半个月以前，无论是进军。静坐。还是绝食于天安门广场，那只意味着一种行动，可现在，坚守天安门广场却似乎成了目的。

　　广场乃是学运中枢。学运乃是全民族解放的希望。依照这种三十年代革命理论的逻辑，天安门广场成了又一个瑞金，又一个延安。

　　但是，这必然随之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对广场管理水平要求的提高；对于民运的制裁手段也就变得似曾相识，变得古老。

第一节 主角的替换──从"旅游革命家"的占领到四君子绝食

　　如果说，八九民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水平最高的一次民主运动的话，那么，其组织管理方面的创造应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如果说在"四·二二"请愿产生出来的纠察队标志着运动第一阶段的管理水平的话，那么，天安门广场绝食营地的"生命线"则表志着运动第二阶段的管理水平。

　　所谓"生命线"，是学生绝食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立起来的一条绝食学生的救护车信道。它的中心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的旗杆前。在拥挤嘈杂的广场上，这儿辟出了一块空场，场内停放着随时准备发动的救护车数辆，周围是整装待发的，由白衣战士和担架组成的救护队。"生命线"由这块空场向东向北伸出，然后呈辐射状散开，如同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末稍连接着北京市急救中心和北京同仁。天坛。朝阳。友谊。积水潭。复兴。铁路总医院等三二家医院。自五月十五日至二四日的十天时间里，从这儿运出救治的学生达九五一八人次，保证了绝食学生的及时抢救需要，无一人死亡。据称，这条生命线是北方交通大学师生与红十字会的杰作。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场纠察队纪律的严明和群众的自觉维护。

　　但是，政府的迟迟不表态造成的社会各界的卷入，给被声援者的广场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请看五月十八日新华社记者对广场情况的报道︰"今天游行的规模在百万计以上。除教育界。科技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工人的比重很大。据现场观察︰轻工。纺织。化工。建筑。机电。冶金。仪器仪表。电子。商贸。旅游，几乎都有职工参加。工人参加游行，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几乎都乘大小车辆来广场；二。不象学生有统一的指挥；各单位自成一体，口号五花八门；三。捐钱送物数额较大。""工人参加游行，造成广场秩序更加混乱。车辆过多拥挤在广场及长安街，直接影响救护车的通行。学生的临时广播站多次呼吁，要求大家帮助维持生命线──即救护信道的畅通。多次紧急调动纠察队开赴现场疏通。但学生纠察队的负责人对记者说，经过几天的辛劳，纠察队员的气力都快用尽了。"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声援人群发生冲击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事件，给政府造成镇压口实，维持这些地方游行秩序的沉重责任，也落到了这些纠察队的身上。

　　如果说，五月十八日广场出现的问题还带有某种喜剧色彩的话，那么，一周以后由于外地学生的大量涌入，它面临的境况，则带有悲剧色彩了。五月二三日发生的湖南浏阳三名进京人员用颜料污损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事件，仅仅是给民运敲响的第一声警钟。在八九民运中，全国学运对北京的声援，以及外地学生的进京运动，无疑是这个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北伐"运动的起源，最早开始于悼念胡耀邦阶段天津学生的进京活动。四月二○日下午五时，南开大学五○余人组成的赴京请愿团正式踏进天安门广场。第二天，这支队伍就扩充到一百多人。四月二二日，他们参加了北京高校学生人民大会堂前的第一个联合行动。在"四·二七大游行"以后，当北京学生出现告一段落的情绪时，外地刚刚兴起的学潮，成为了首都学运坚持下去的外在动力。五月三日，两名山东大学学生《致北大同学的信》中说︰"我们是为北京的同学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感召而来的……我们代表一些同学，对你们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并且说，"从四月十五日到今天，学潮已进行了一七天，进展到这种程度，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不但会遭到政府的耻笑，也会让人民失望。"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纪念"

　　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天津、武汉、沉阳、吉林、四川、唐山、上海、湖北、深圳、山西、大连、湘潭、温州、南京、烟台、香港等地二十三所高校的学生。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第一批绝食者的行列里，也有来自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七名学生。

　　从"倒邓狂澜"开始后，全国二○多个省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自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游行人数上万的城市有兰州、郑州、昆明、哈尔滨、南京、合肥、上海、武汉、长沙、太原、济南、石家庄、成都、重庆、广州、长春、福州、南昌、贵阳、宁夏、杭州、海南、乌鲁木齐、桂林、沈阳；仍处在戒严状态的西藏拉萨，也有三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西安仅五月十七日，南京、上海、太原、长沙仅十八日就有上十万人参加了游行；太原。吉林大学各二百多名学生，上海。兰州。长春高校各一百多名学生，西安一五○○学生和郑州。济南等城市的学生进行了绝食；昆明大专院校和部分中专罢课；武汉长江大桥上出现了一万余人的静坐。十九日福州学生因冲击火车站，导致停运六小时。哈尔滨也出现学生坐轨阻止列车运行事件。

　　与此同时，有大批外地学生进京。五月十七日，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吉林。辽宁。河南二万多学生进京；五月十八日，有河北、河南、山西、天津、吉林等地四十多个学校和单位的二万余人分乘四一趟列车〔其中哈尔滨一五○○人强行乘车〕进京；五月十九日，有三十多个院校的二万多人分乘二三趟列车进京。

　　这种进京的趋势，不仅没有因为戒严令的颁布而减弱，相反，在五月二○─二一日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后，使进出京流转速度大大加快︰五月二二日起，各地又开始发生学生强行登车，造成多列火车停运事件。二三日，有二。三万名外地学生分乘四趟列车进京，四五六○人离京；五月二四日，一。四万人进京，八二九○人离京；五月二五日，一。四万人进京，一。一四万人离京。自五月十九日至三一日，一三天内有二十万〔人次〕学生进京。[一]

　　外地学运的高涨和学生进京，使运动出现了持久化倾向。但也给运动的控制带来新的不可测因素。首先是红十字会发出了"天安门广场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的可能"的警告。其次是外地学生的生计问题。由于他们仓促来京，不带钱粮，没有住处，对广场靠捐献建立起来的给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后期广场领导系统的矛盾，学运与社会的矛盾，主要来自这个因素。而进京"支持革命"者的状况也十分悲惨。他们中的人有两种情况，同时带来两类问题︰

　　一类是在北京各高等学校有同学、熟人、同乡关系的，能够住进高校的学生宿舍。这时，一个同学往往会领来两三个。三四个同学或熟人的熟人，往原本很拥挤的宿舍里硬塞。许多大学的宿舍里一时间人满为患︰不是走廊过道里躺满了人，就是供水不足，洗澡票价提高。有一个学校食堂，一顿供应的馒头。米粥被三千外地学生"一取而光"。[二]使原来的在校学生要么从图书馆回到宿舍便没有了住处；要么到食堂吃饭已没有了饭菜。引起本校学生与进京"革命者"的尖锐冲突。

　　另一类人在北京举目无亲，又不可能住旅店。于是，天安门广场的地下过道便成了他们的理想的栖息之地。遇上刮风下雨，里面能装上几千人。一位河南学生当时在《北京日报》撰文《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对此描述说︰

　　……因为听说捐款很多，吃穿都不用愁。但到这里后，就感到有些傻眼了。我们吃的都靠市民自愿送来，但平心而说，现在又有多少市民富裕到那种程度呢。于是，我们的眼睛几乎每时每刻不在为寻找吃的而忙碌。每当出现提着稀饭。馒头的市民，我们老远就眼巴巴地盯上。说实在话，那情形简直连花子也不如。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一个比较主动的办法还是募捐……不但包括捐款，也包括捐衣。捐物。咸菜。馒头。面包等一概来者不拒。据统计，天安门广场的外地大学生来自全国四百多所大学，中专则无法统计。二四日，纪念碑东侧的食品发放点围满了排队领食品饮料的外地大中专学生。一位负责的学生告诉记者，领吃的人太多，而食品太少。送食品的车还未到这儿就被截住，东西一下就分光了。二六日，开着机动车来送饮食的单位已十分稀少。下午三时，烈日当头，一辆平板车上放着两桶绿豆汤驶入广场南侧，还未停稳，一个桶就被围上的人挤翻。[三]

　　学生的油印刊物《新闻导报》第七期上，一篇由该刊记者采写的报道说，外地的大学生没有挡日避寒的帐篷，甚至连棉被。大衣也没有。仅有的几件棉袄和单衣铺在冰凉的石板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气渗人的夜晚。他采访的一位山东工业大学的女生说，由于昼夜温差大，她们出来时只穿了两件单衣，因为寒冷，夜晚只能睡两到三小时。这篇题为《广场──时代的难民营》的文章说︰"绝食结束后的第六天，广场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时代的难民营。""尽管静坐在广场上的绝大多数是被称为时代骄子的大学生，可从他们身上已无法领略到时代骄子的风采。疲倦抹去了姑娘脸上的红晕，灰尘遮住了小伙额上的刚毅。一面面红旗与一堆堆垃圾相应；招展的横幅下一桶桶泔水发出令人窒息的腥臭。"

　　尽管这些外地来的大中专学生中，许多人一下火车就认真地参加了游行和堵截军车的活动，但不少人是抱着亲身经历一下"千载难逢"的"历史大转变"的浪漫热情来的，在他们盼望的东西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便去满足起瞻仰祖国名胜古迹的愿望来了。白天，校旗插在广场上算是一席领地，免票进出北京大小公园。晚上回到旗下，算是歇息的归宿。到五月底，尽管广场上旗幡林立，但北京高校的学生已基本撤退，天安门广场于是出现所谓"旅游革命家"占领时期。

　　据包遵信回忆，他曾代表"联席会议"协调过外高联与北高联的关系︰

　　五月二八日，在文化书院开会……说到了外高联与北高联的团结问题以及广场秩序。卫生都极差，市民已经啧有烦言，……决定当晚在北大开一次北高联与外高联的联席会议……我们在〔北大〕二九楼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也不见外高联的人来……只好决定撤。当我们快走到三二楼时，见外高联一帮人闲闲悠悠地走了过来。我们只好又回到二九楼。等他们都聚齐了，就通知我们到第二教室楼去……没料到了二教却吃了闭门羹，又通知我们到文史楼去……同样进不去。没办法，最后只好在与文史楼几步之隔的化学楼后面的草地上开会。奇怪的是，北高联的一个也没有来。由于北京学生接受"达七位数字以上的海内外捐款"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他们又不断地以"指挥系统"的名义号召外地学生经费自理，加之外地学生的境遇每况愈下，最后，终于酿成六月一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及其丈夫封从德被原副总指挥连胜德。原绝食团常委王文等"绑架"事件。[四]

　　关于民运领导层内的权力之争和廉洁问题，当然不应归咎于外地进京潮流，即使在没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时日渐长，自然会暴露出来。但是，外地进京潮流无疑充当了各种矛盾的催化剂。它把"社会是否能承担一次大的动荡？""人民是否有义务支付看不到成果的民主运动？""`革命者'是否有权利要求人民作出无限期的牺牲？"等问题，尖锐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官方公布的以下数字，变得有感染力了︰

　　铁道部说︰增开一列客车，要少开七列货车。货运量日均减少一千多车。收入减少九千万元。

　　张百发副市长说︰北京市一一○○万人口，加一三○万流动人口，按最低供应标准，每天需要五百万斤蔬菜，五十万斤鸡蛋，六十五万斤盐，四千吨粮食，四万吨煤。现有一七二条公共汽车路线基本瘫痪，地铁停运，造成九十万人次上下班困难。

　　──这些，虽然在民运色彩的字典中可以解释为"四·二六社论"的过错，并追究政府的责任，但是，任何一个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政治家或实习生，都要问一问︰自己，能做些什么？

　　失控！意想不到的结果！的确是进入五月下旬以来，笼罩在民运参加者和领导人心头的阴云。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根本就不是开始那种学生与政府双方"对话"的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可测量的因素构成的子系统集合而成的巨型系统。对于只会谈原则和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它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大"怪物"！而且，这个怪物象雪山上向下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如果它不能自生自灭的话，最终不免演变为一种社会毒瘤，既消耗着全社会，又毒害着民运的声誉和理想。

　　怎么办？市高联依据毛泽东当年"到工农群众中去"的思路，想出了到全国各地"播撒火种"的办法，实际要达到的则是"大串联"和"上山下乡"疏散红卫兵小将，恢复城市秩序的效用。名之谓"空校运动"。

　　主张坚守广场的"联席会议"，则推出了取代学生为广场主角的“千人接力绝食”方案。关于这次绝食，从已经批露的材料看，有这样一个过程︰

　　二六日晚北大学生筹委会广播站播出了一份《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请愿书》。其内容为︰“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自愿组织绝食团，替代现在广场上正在绝食的学生、发起人︰国家各部委领导和工作人员、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报名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二台阶。时间︰五月二七日。二八日。人数︰一至五千人。凭证件自愿报名。联系人︰华夏子。截止时间︰根据事态发展而定。请愿内容︰一。要求撤离所有部队；二。为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正名，是救国而不是动乱；三。将所有不义之财上交国库；四。释放所有政治犯；五。要求昏庸无能的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罢免职务，欢迎辞职；六。要求保护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七。要求代表真理的赵紫阳主持工作……口号︰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不怕砍头坐牢；真理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精神永存；民主万岁。"广播还宣布，二九日绝食开始，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二七日，就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公布了将坚守广场，直到六月二○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为止的消息以后，又公布了成立“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合绝食请愿团”的消息。在第二天由留法中国学生联合会发起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出现了“绝食请愿团”的传单。该传单除前述《请愿书》中的请愿内容外，还增加了决不允许以各种借口予以打击和镇压民运参加者；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大赦国内言论政治犯；交出"官倒"子弟，人人报账，欢迎有错即改，欢迎真诚的领导和领袖；要求迅速清理整顿中央政府的裙带关系要求立即改组中央政府，老的退休，淘汰昏官。庸官和恶官，选拔人民真正的公仆掌管国事；要尽快修改宪法；反对专权者和机会主义者趁机发动兵变和政变等要求。传单把《请愿书》中的"口号"改为誓言︰“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民主救国运动的彻底胜利，不怕开除党籍。公职，不怕开除干部队伍。丢掉领导职务，不怕砍头和坐牢。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惜为整个民族利益而献身！”传单将原定的二九日开始绝食，推迟到三十日。

　　二九日，北大学生的广播也播送了推迟的消息。

　　五月三十日，预定的绝食日期到了，仍未付诸实施。其中原因，包遵信的回忆或许是一种解释︰

　　五月二九日晚一一点我回到家里，就见桌上一张条子，说何维凌[五]来电，让我回来不论何时都要给他回个电话……一刻钟后，他就到了我家……他一见我就说，你能不能跟王军涛他们说说，动员广场学生在月底撤离？……你打算怎么个撤法？何说，可以确定一个时间学生撤离，撤离之后将广场打扫干净，表示我们欢迎解放军进城。然后在广场或者什么地方开个联欢会，军队领导和学生代表都讲几句话造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气氛。

　　我真佩服何维凌的想象力，竟然要让一片乱石瓦砾长出一丛又一丛的鲜花。不过，既然他把学生撤离的步骤考虑得这么具体，肯定不是随意说的……何维凌说︰我到这儿来包括刚刚讲的撤退办法，都跟朴方说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的首肯。这件事杨家也知道，撤的办法就是得到他家的默许……

　　我与何谈到三十日凌晨四点多……他从我家一走，我就呼王军涛，让他上午派车来接我。

　　五月三十日上午，在我讲完与何维凌谈话内容，确定了由王丹等人负责经办之后，会议就转入讨论绝食问题了……那天会上大家的意见是︰此事〔绝食〕联席会议不做什么决定，由刘晓波去组织发动去，联席会议采取支持态度。

　　六月二日下午五点左右，王军涛。甘阳又来我家，说刘晓波绝食引起很大震动……他们还对我说，打算组织第二批。第三批……这样接力式地把绝食进行下去，直到政府退让，取消戒严令。他们动员我参加第二批，甘阳还说他也参加第二批。从这个回忆提供的情况看，绝食的推迟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后续无人〔因为设计者要求知名度高的人参加，所以一般报名者难以令人满意〕，按常规，只有至少准备了三批轮换的人马，才能开场；第二，原担任"协调"和后勤工作的联席会议因考虑接受何维凌的方案，打算把原来就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这次绝食“个人化”。只是后来看到“震动”很大，而官方并无动静，所以又想全力促成。

　　就在联席会议开过之后，王丹便着手准备撤退事宜。三十日下午七时四○分，他便通过广播宣布︰北大学生将于当天全部撤离广场。并说，这并不标志学运的结束。今后要转入校内的民主建设。如︰组织合法化。民主沙龙。新的社团。组织学生到社会去宣传建立独立工会。知识分子联合会等。──这个往日以"坚定"。"不调和'著称的学运激进派领袖，之所以能转眼之间改变调子，回到“五。一三绝食”前北高联“右派”的立场上去，相信除广场的不如意状况和"以同学生命做抵押"的精神重负日益沉重之外，联席会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对它的服膺，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六月一日，此次绝食的发起人之一，"千人接力"第一轮〔三天，七二小时〕出场者刘晓波，也按"个人化"方式在北师大发表了绝食演讲。他说︰“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光荣！”“我明天下午要去绝食，是由我发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建”。“我们抗议以李鹏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专制的军事管制去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我想借这次绝食，告诉国内外舆论，所谓的一小撮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他们是公民，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这个讲演分别在北大。人大。清华等校的学生广播站广播。

　　六月二日下午四时，刘晓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扎营，宣布"七二─四八小时有限绝食开始。"[六]

第二节 镇压前夜

　　五月三十日虽然没有按原定计划举行绝食，但广场上却出现了另一件新鲜事──由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首都八大艺术院校推出，由中央美院雕塑系二十多位同学集体创作的"民主之神"塑像，在天安门广场落成。这座高十米〔人像高七米〕，用泡沫塑料和石膏等材料制成的塑像，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中轴线，国旗旗杆与纪念碑的中点──原国庆节期间置放孙中山画像的地方。这一塑像的成立，及其周围的彩旗与艺术气氛，使单调沉闷的广场一时间如同置身节日。但它的位置的选择和女性性别，立即招来了种种非议，并有指斥其为"强奸民意"的痛诋。不仅如此，经过三天四夜的设计制作奋战的作者们面对这件成品时，他们发现，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塑像虽然有防雨特性，却经不起大风的吹刮。他们不得不告诫前来观看的游人，"最好不要离塑像太近"，希望最好保持十米的距离，以免风大像倒，砸伤游人。

　　与"民主之神"像带来的戏剧性效果不同，六月二日开始的新一轮的绝食，却揭开了这次民运一直等待的一个严肃的主题。

　　参加绝食的四个人中，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一年前因发表尖锐的传统文化批判言论和与新一代青年思想领袖。美学权威李泽厚论战，在各大专院校刮起过一阵"刘晓波旋风"，是第五代青年崇拜的新偶像。一些勇敢的新闻媒介称之为"黑马"，意识形态的官僚则视之为"疯狗"。周舵是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属改革十年形成的中青年理论界人物。台湾歌星侯德建则是因一首《龙的传人》，几乎成为中国大陆尽人皆知的人物。北师大校刊前主编高新则兼有中共党员的身份。

　　绝食开始，四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刘晓波首先说明了绝食的目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专制机器的强大，也由于几千年中国人的怯懦和盲目顺从，整个世界看待中国的前途。中国问题的思路，一直是从执政党着眼，从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着眼。但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到五月的全民民主运动，在向全世界宣布，这种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思路……〔因是整理现场录音，此处不清楚〕人民已经觉醒了，人民再也不会跪倒在地，以衬托几个独裁者的高大形象。〔热烈欢呼鼓掌〕我们需要对话，我们需要平等。我们主张和平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反对任何暴力。但我们不畏强暴，任何暴力也吓不倒我们。我们将用这种和平的方式粉碎李鹏政府的戒严和军管。消除李鹏政府的这种狭隘的封建式的农民的仇恨心理〔热烈欢呼，长时间的鼓掌〕。不要叫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能和中国的民主进程。

　　另外，这一次绝食，我们的另一个宗旨，就是想公开地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极少数极少数"，所谓的"黑手"，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们是中国的公民，他们所干的一切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大学生运动没有错，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一小撮"的人也没有错〔鼓掌〕。我可以代表我们四个人公开宣布︰我们不但不恐怖，反而，我们为能够充当这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黑手"而骄傲，而自豪，而荣耀！〔好！长时间欢呼鼓掌〕。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来……基本上处于顺从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会动口而不会动手，只会空谈理论而很少行动。今天，我们四个站出来，就是要代表我们自己，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一个公开的，知识分子联名出现的，真正的行动！以行动抗议李鹏政府的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我们几千年的沉默，软弱，盲目，顺从所犯下的种种过失……

　　接着，周舵宣读了《六·二绝食宣言》︰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我们长期的软弱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一〕。绝食目的︰

　　一。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采取合法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行，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制度。政府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互相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了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过失，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便他下台，仍然应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力。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和平谈判，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我们抗议李鹏政府的新闻封锁，要求立即解除新闻戒严。

　　三。此次学运，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的民主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对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是同情与支持，而是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应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四。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渡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们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为政府决策的制衡。所谓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过失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五。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的政治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发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制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吸取沉痛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理论，不讲程序。操作；只讲目标，不讲手段过程。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

　　侯德建为大家唱了他为八九民运而创作的新歌《漂亮的中国人》︰

　　爱自由的人们
　　张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人们
　　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人们
　　团结我们的力量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是
　　多么的漂亮
　　把耳朵竖起来
　　谁也不许再撒谎
　　把眼睛睁开来
　　谁也不许歪曲真相
　　我们手挽着手
　　把脚步迈开
　　慢慢来
　　谁也不用慌慌张张。

　　可是，正当这批知识分子用折磨自己的腹胃来推广自己的思想，企图用"张开的翅膀敞开的胸膛"感动人民也感动政府时，政府那张原来看去撒得太大的网，却正在慢慢地收拢︰

　　第一个行动，是抽掉这次非暴力的和平民主运动的精神支撑──使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这一行动流产。首先是五月二五日由加拿大访问归国的万里被阻隔于上海。然后他被告知，不得就国内问题发表个人或作为委员长与〔实际已没有了主席的〕中共中央口径相悖的意见。[七]五月二七日，万里在上海发表了拥护戒严的书面讲话。这篇讲话指出，种种情况表明，确实有极少数极少数人在搞政治阴谋，利用学潮蓄意制造动乱，严重干扰了北京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和教学。科研秩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严重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对此，广大公民和青年学生要高度警惕。我认为，对于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必须加以保护，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对于煽动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必须予以揭露。他还说，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杨尚昆五月十九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国务院根据宪法第八九条赋予的权力，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他并且呼吁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做好维护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五月三十日，六名人大常委委员公开发表声明，对香港《文汇报》五月二五日发表的五七人签名呼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之事予以否认。[八]

　　第二，是从五月二六日起，北京和中央机关开始了新的统一思想和支持戒严的动员工作︰

　　五月二六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区。县。局。总公司及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会议。李锡铭传达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做好舆论宣传；组织群众，维护首都秩序；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广泛开展慰问解放军。公安干警。武警。交通民警活动。

　　同一天，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指示精神。中顾委主任陈云作了讲话。

　　五月二七日，全国政协举行主席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政协主席李先念作了讲话。

　　在万里发表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面讲话后滞留上海不归的情况下，五月二九日下午，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进行了统一思想的座谈。

　　五月三一日上午，北京郊区顺义县一万多农民。工人。商业职工。教师举行"坚决反对动乱群众大会"；下午，大兴。怀柔两县分别举行群众集会游行，抗议极少数人制造动乱。在大兴县的集会中，人们在"反对动乱，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中，烧毁了方励之的画像。

　　六月一日，门头沟区。通县。房山。延庆。昌平同时举行了号称"二○多万农民和城镇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所作出的正确决策"的游行集会。

　　第三，打掉民运侧翼──剿灭"飞虎队"；绑架"工自联"头头，激化矛盾。

　　从五月二六日开始，北京市公安机关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活动，抓获了"飞虎队"的队长和一批骨干分子。据北知联《新闻快讯》三一日发布的消息称，遭逮捕者包括汽车司机易京瑶在内，共为一二人。这就摧毁了民运中自发产生的信息传递系统。

　　五月三十日，工自联执行常委沉银汉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被"一辆装有警灯的吉普车上冲出的两名警察"绑架。同日遭到逮捕的还有钱玉明。向东平。

　　六月一日，北京市总工会发表声明，要求取缔"工人自治联合会"。指斥工自联的所作所为是"企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公然破坏正在恢复的首都正常秩序"。

　　一时间，关于有关部门提出的逮捕名单多种多样的谣言顺势而起。[九]《新闻导报》称，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被捕，"揭开了大清洗的序幕"。

　　第四，制造舆论，为清场铺平道路。

　　六月二日，新华社发表北京市委宣传部撰写的《认清动乱的实质和戒严的必要性》。重弹其"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早有预谋，目的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制度，并有周密策划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插手等论调。各大报对此进行了刊载。

　　最先感觉到气氛变化的人群，是可以看到卫星传送的海外电视节目的外商和华侨。他们在得悉北京附近地面军队调动情况后，纷纷撤离北京。

　　与政府的这些"准备运动"相应，一些来历不明的煽动造成了民众中反叛倾向与暴力主义的呼声突然抬头︰

　　五月二九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广播站播出题为《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文章说︰"不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层次。多渠道的。既可以表现为罢工。罢市。罢课。罢教。示威。游行，也可以表现为怠工。躲避。敷衍等消极抵抗，也可以表现在拒买国库券。提取存款等具体手段上。一句话，只要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和伪政府过不去，每个人都一点一滴地破坏，瓦解这个本来就很虚弱的纸老虎。那么，李鹏。杨尚昆垮台必指日可待。"[一○]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农大。理工大。北师院。北方交大分别出现题为《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分析》的传单。传单说︰

　　现在一部分掌握共产党。中国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不顺从民意，不听人民的呼声，而一意孤行，动用军队来压制人民的吶喊，这就极有可能导致这场民主爱国运动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巨变。人民不惜拋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他的政府，人民将自愿组织起来，组成以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爱国力量为主导力量，将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并有可能包括有血性。有良知。有理性。向人民投诚的共产党军队〕来与共产党的腐朽力量相斗争。相抗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去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台湾国民党李登辉已经宣布，台湾不但要从思想上，道义上支持大陆的民主爱国运动，而且还要从其它方面给予支持援助，据有关人士分析，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如果一再地不明事理，就有可能导致人民组成能够顺应民意。并获得美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尊重人权要求民意国家的支持，可能被称为民主党的反对党派。以共产党开明人士组成的改革派，以民联为机构，以要求民主的人民为主体，民主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以三个党为主体的多党制，进而过渡到议会制，从而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真正合好，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中国人民必须特别珍惜并且坚定地。彻底地把目前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到底。[一一]

　　六月一日，北大自治会的广播甚至报道了李登辉的上述言论，并说︰"政府说学生运动中有台湾特务，如果这个人是搞人权。搞民主的，就是特务我们也欢迎。"

　　尽管这些言论传播半径有限，并没有在仍然怀着浪漫幻想的学生和斗志日益怠懈的市民中引起反响，但由此，一个为军队开进北京市区，最后以扫平"反革命暴乱"为借口，结束四○余天来的民主运动的舆论气候已经造成。

第三节 最后的纪念碑

　　军队全速前进！

　　终于，在集结多日之后，最后的行动命令下达了。军令如山倒！还在六月三日的清晨临之前，松懈疲惫北京市民在睡梦中就听到了一个声音︰

　　"市民们，起来吧！军队进城了！……市民们，起来吧！军队进城了！……市民们……"仅仅只有这一个声音，没有了往日摩托车的喧哗，在沉睡的城市夜空里，它显得那样凄清，那样哀挽！只有这一个声音，再没有听到响应，但它顽强地喊着，也许是缓慢地登着自行车，越走越远。

　　凌晨两点，一五辆军车在西长安街被惊醒的群众包围；二︰三○时，三千军队由东面开进，在距广场五百米处受阻；三点，在民众的掌声中，三千军队撤退；同时，有部分军队被赶进天安门附近的建筑工地。堵截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当最后一个"红色的白天"到来时，人们被暂时的胜利又一次欺骗︰军队进城了！又会怎么样呢？血！那个在戒严令发布当天，人们相信一定会兑现的情景；五月二二日晚，在丰台大井附近发生的戒严令以后的第一桩流血事件；[一二]仿佛也证明"流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但因一段较长时间的双方的克制，以及后来一系列"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这一意识渐渐被淡漠了。善良的人们在看到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本质时，将这次反人民的戒严行动的本质忘却了。

　　但是，"这一回真的死人了！"六月三日白天，北京城里传开的一个消息把人们的警觉又重新唤醒︰一辆警车撞死三人，撞伤一人，军队要行动了。在这一消息传开的同时，人们也了解到︰虽然未进行化妆开进的部队，被凌晨的呼声唤出的市民堵在了半途，人们痛殴了这些军队，但是其它军队已趁着黑夜，大量地渗入城区。几个奉命先期到达大会堂的军，由于执行从六月二日便开始的"F 七五行动"〔即化妆进城〕计划，顺利地到达集结地点；在阻截的军队和运输车中，人们找出了机枪。匕首。绳索。子弹进行展览。当天上午七时至一○时在西单路口被围的"军火轿车"中，有"机枪五挺，冲锋枪一百多支，手枪七支，子弹 X 万发，电台 X 部。"[一三]下午二时二○分，在六部口又有一辆弹药车被围，为解救被围的这批武器，中央警卫团向密集的人群施放了催泪弹。

　　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

　　晚七时，已进入大会堂的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某师长说︰按照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后面部队将在二一时开始强行开进。

　　四︰三○时，在大会堂西被围的五千名士兵与群众发生冲突。人们看到了"血"！

　　五︰三○时，五○辆运兵车在东直门被栏截；七︰五五时，又有七○辆军用卡车在建国们立交桥被阻。

　　晚七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重申戒严令原则，警告人民不要上街，离开天安门广场。声称戒严部队。公安干警。武装警察有"强行处置"一切情况的权力。

　　此前，武警部队接到北京军区命令，当晚八时到军区"领受任务"。当他们五○名"戴头盔。盾牌。电警棍，又装了一千发催泪弹"的防暴警察到达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室时，众多的二星、三星将军已经云集此地。宽大的军用地图上若干个三角形红色箭头，从东线。西线。南线。北线直插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盘踞的天安门广场。军区政委刘振华当着众将军的面，对他们进行了动员︰"同志们，目前，首都从学潮引起的动乱现在已经发展成暴乱。他们烧军车，抢军火，伤害解放军战士，性质已经变了。""现在搞打。砸。抢。烧。杀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群众，而是反革命暴徒。我们要开进天安门，清理天安门广场，要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国家政权，保卫首都北京！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大部队把路打开。"接着，军区周司令员说︰"没人阻拦要进，有人阻拦也要进！军区首长直接指挥你们，今天一定要开进天安门广场。"[一四]

　　晚九时一○分，这支由五十名防暴警察开道的军区首长指挥车队，从西山的北京军区出发。那么，担任开道主体的军队情况又如何呢？据某集团军少将政委王福义回忆︰

　　……军区命令，以 X 集团军的建制，并由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往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一○时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成四路纵队乘车东进。据此，张副军长提出将整个集团军密集收缩在一公里之内，人车集中，首尾相顾，形成铁拳。

　　……经简短研究，刘参谋长及司令部同志提出以 A。B 两个步兵师，一家两路，齐头并进，坦克师。炮兵旅和工兵团随后跟进。整个车队先头设六百人左右的防暴队。排障队开路，两侧有各自的防暴队护车，人车相互掩护前进。整个战术以集团密集队形，对付人海战术，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木棍等的攻击，以强大的威势对付反革命的气焰。八时许，集团军的车队上路，由于 A、B 两个部兵师尚未赶到，没有侧翼保护的军队遭到了四面雨点般飞来砖石的袭击。九时二○分，部队集结完成。九时半，这支从一九二八年随彭德怀平江起义，历经保卫井冈山，两占遵义城，激战直罗镇，大战平型关，辽西会战，天津攻坚。抗美援朝等战役的军队，正式从记录了他们光荣历史的军事博物馆出发，向天安门进军，去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敌人"晚一○时，军队在木樨地向密集的围截群众开枪。军队的宣传车反复播送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地上车上的军人齐声高呼︰"严惩暴徒！""如若阻拦，坚决还击！"的口号。[一五]车到复兴门时，一八辆装甲车从立交桥下冲上长安街，加入了大部队，使举步维艰的军队行动大大加快了进度。尽管如此，从公主坟到天安门，实际距离只有七公里左右的路程，这支机械化部队却花了整整四个小时。

　　它们到达天安门的时间是六月四日凌晨一时三○分。也就是在这同时，一天多来弃服微行，轻装简从渗入北京市区，已进入大会堂的二七集团军，领受了戒严指挥部命其捣毁天安门广场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指挥员撩开大会堂二层的窗帘，俯瞰着情绪激动而秩序○乱的广场。在那里，准备"背水一战"的人们把棉衣。被服堆成了一个个的小山，并用火将其点燃……

　　此前，就在木樨地军民箭拔弩张，血战犹酣的当口，天安门广场的民运领地内，按原计划举行了"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关于这个"大学"的成立，是五月二九日○时，北高联。外高联。绝食团在天安门广场开会，决定联合成立"全国高联"时议定的。设想是用香港支持的帐篷设立教室，以广场为根据地，办成黄埔军校式的大课堂。为了使"大学"有个正规的模样，六月二日晚，人们还拆除了广场上不规则的帐篷，让学生到广场的香港接待处领取统一材料，搭设统一帐篷。人们没有想到，仅仅三○个小时以后，这些吉普赛式的营帐就将被付之一炬。

　　严家其以名誉校长的身份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作了讲话。其中一句"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给尚不知军队强行开进消息的听众留下了不祥的印象。加之轮到"大学"校长作家老鬼讲话时，忽然寻不见他的踪影，更给事情带上一种诡诘的色彩。它与此时广场仍然沉浸其中的懒懒气氛一道，形成一出荒诞剧的特有氛围。

　　不久，军队已经开了杀戒的消息传到广场。不断地有人在广场学生的广播站失声痛哭地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地杀人。一一时二○分，一辆代号为三三二，丢失了大队的装甲车〔经刘家窑─天坛公园─磁器口─和平门─正阳门〕堂堂皇皇地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一六]原先还烟火缭绕的广场东路小吃摊商转眼隐入了黑暗。有女人惊得哭叫了起来。这辆找不到大队的甲壳虫飞快地在广场上兜了两圈，又到崇文门─宣武门一线寻觅了一遍，最后决定停在大会堂西路。而当它第二次进入广场时，惊惧的人们开始咒骂︰

　　"法西斯，滚回去！"

　　"刽子手，滚回去！"

　　身着汗衫，脚穿拖鞋的市民开始用棍棒敲击铁甲。一时找不到武器的群众撬起大会堂周围地面的水泥砖。路过的人们纷纷以分到一块碎砖，并向这庞然怪物敬一石为快事。

　　与此同时，○○三号装甲指挥车经蒲黄榆─崇文门─东单，于午夜○时二○分到达天安门东侧的金水桥边熄火。在路经中国革命博物馆北门时，它撞死了一个正在翻越隔离栅栏的黑衣人。还没有见过血和火的皇城墙下的居民在骤然来临的暴行面前突然喑哑，紧接着便如山洪爆发一样地发出了怒吼︰

　　"压死人啦！"

　　"压死人啦！"

　　"打，丫亭的！"

　　人们追逐着这辆装甲指挥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金水桥边，把铁棍插进装甲车履带，浇上汽油将它点燃。

　　一时整，天安门广场上政府的广播开始反复播送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的《紧急通告》。广场上的人们第一次知道，政府把反对军队进城的抵抗已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发出了"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的号令。之后，三颗信号弹在北京的夜空升起，大会堂东南角的军队朝纪念碑发出一阵密集的射击。四面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出一道道闪光的弹迹……

　　网，已经越收越拢了！

　　在军队与市民的混战中，操着原始武器的市民死伤惨重。纪念碑下广场学生的救护站里，人们送来了血肉模糊的市民和死去的学生。但头脑清醒的大学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非暴力原则。这表现在不断送往广场救护中心的伤员中，不少是学生救下来的军人。[一七]但面对严酷的形势与惨烈的刺激，没了主意的学生领袖多少也有些乱了方寸。

　　人们听到，在学生广播站的广播里，一会儿是吾尔开希因愤怒失去控制的声音︰

　　"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因为晕倒，他的声音嘎然而止。

　　一会儿，柴玲又声嘶力竭地质问︰

　　"市民敢死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市民敢死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一会儿她又领头宣誓︰

　　"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

　　事后，戒严部队从一名英国记者手里缴获的一盘录音带，也反映了清场前学生的混乱思绪。一个人气急败坏地对英国记者讲︰

　　"快和中国断交吧！"

　　"快叫美国出兵吧！"

　　旁边有人插话︰"美国太远了！"

　　"叫苏联出兵吧！"

　　"把邓小平。李鹏他们通通抓起来！"

　　在这个时候，唯一清醒的，对广场的学生有左右力量的，是四名绝食者这个小集体。他们原打算只开一个头，然后把接力棒传给后面的绝食者，没想到他们的开头就是结尾，并且还要替整整一场持续了五○天的"学运─民运"结尾。那些曾经为这次民运推波助澜，出谋策划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没有在混战的人群中。有北京市民在，他们料定军队进不了城。就是进城了，有的人还怀着幕后活动者逃避责任的侥悻心理！

　　不过，这四个人没有逃避。

　　他们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劝说几个打红了眼的市民敢死队成员放下武器。第二件有意义的事，是决定和组织和平撤离。关于这个过程，罗点点通过对当事人的访问，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将近三点半时，北京大学的邵江闯进绝食者的帐篷，蹲在周舵的地铺前，用紧张得发抖的声音描述了他亲眼看见的血腥场面。然后带着哭腔恳请四人劝学生撤退，说柴玲的话已经没人听了，"只有你们几位老师能救大家了！"周舵先征求了高新的意见，高新同意撤。但立即就有人反对。理由是北京市民为了保卫学生，堵军车，流血牺牲，死了那么多的人，我们撤了怎么向人民交代？不流血，怎么唤起民众？但侯德建也同意撤。于是，周舵又找刘晓波谈。刘晓波开始不同意，但被三位说服。接着，周舵提出了具体方案︰第一，说服学生领袖，由柴玲和李录指挥学生撤退；第二，在广场广播站发表讲话，请广场上的全体人员放下手里的一切"武器"，准备和平撤离；第三，四人中派出两人去找部队谈判。让他们配合，留出撤退信道。

　　接着，四人进行了分工。然后一起去说服柴玲。李录，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他们就同意了。周舵开始用学生的广播对广场上的人喊话︰

　　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离。我们要求同学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周舵在广播里把上述内容讲了两遍。刘晓波。侯德建。高新也都讲了话。接下来是与军队谈判。

　　正当周舵。侯德建向广场西边大会堂方向寻找军队谈判，同行的宋医生说跑去太危险，最好找一辆救护车时。一个奇迹出现了，已被军人团团围住，只留下东南角一条"只许出，不许进"[一八]的广场之中，居然有一辆白绿相间的中巴开了过来，虽然上面坐着人，但一经说明，"乘客"均下车来。更巧的是，司机知道军头在哪里。这辆车飞快而又准确地绕广场半圈，把他们送到了广场东北角。一行四人步行来到历史博物馆西路和长安街交汇的路口处。

　　有几位军官朝他们走来。双方握手后各作自我介绍。军队的代表是某团上校政委季国新，部队番号为五一○四八。

　　周舵说明来意和方案后，提出希望他们报告指挥部，给学生撤离留出时间和信道。季国新表示欢迎他们的态度，答应马上报告指挥部。并要他们原地等候。

　　在谈判代表等候回音的过程中，大约是四点一○分左右，广场上的灯突然全部熄灭。这是戒严指挥部与各部队约定的准备清场的信号。就在这个时间里，二七军派出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由二○五名侦察兵组成的"特缉分队"摸出了大会堂东门，直插人民英雄纪念碑。

　　大约去了十几分钟，季国新回到谈判地点，对谈判代表说︰"首长欢迎你们的态度。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乱。政府的通告你们应当早就听见了，已经播放了几个小时，反复动员你们离开广场。我们当然不愿意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几位这种时候来绝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们能说服学生撤离。时间已经不多了。上级命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天亮前完成清场任务。天一亮，市民出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一点你们应该能理解。"

　　周舵说︰“现在不是谈论谁是谁非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已经停止绝食了。我们起了什么作用，历史和人民会做出评价。政府的广播根本没有说明从什么地方可以撤离，你叫我们怎么办，怎么撤离法儿？”

　　季国新说︰"广场南边一直留着信道。"

　　他们没有多争辩，相约保持联系，随时通报情况。四个人就朝纪念碑飞跑回去。

　　在广场灯光再次复明时，学生广场指挥部的广播站里传来了副总指挥封从德的声音。他再次强调了非暴力和平请愿的原则，命令学生命市民交出手中的棍棒。人们遵从了这一命令。接着，封从德建议用口头表决的方式，对撤退还是坚守作出决定。他喊坚守时，赞同的声音听起来比同意撤退的更响亮，声源主要来自纪念碑西南角市民聚集的地方。但封从德宣布︰赞同撤退的居多。全体开始分批撤离。

　　周舵通过广播通报了谈判情况，并对学生说︰"不同意撤离的同学们，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行动上要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我们争取民主，应当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我呼吁同学们，一定要保持理智。冷静的态度，坚持非暴力原则，这才是我们成熟的表现。"侯德建说︰"我们这些人一定最后撤，只要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同学，我们四个人也不会走。"周舵又将"不要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类话劝告了一番。然后二人又再次跑去向军队通报情况。但饿了两日的侯德建已经体力不支，周舵不得不扶着他跑，两人抱着只要不死，就要把学生已同意撤离的消息送到，以争取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平安撤离。纪念碑下刘晓波和高新继续留下做学生撤离的工作。

　　第二次与季国新见面，他们没能争取到更多的撤退时间，东方此时已开始泛出鱼肚白。归途中，他们查看了沿路的帐篷，见里面确已无人。待回到纪念碑下时，见学生的队伍已经开始缓缓撤离。

　　学生们排着队，打着各校的校旗，喊着口号从东南角向外走着，自己的广播里播放着悲壮的《国际歌》。东南角的广场上，军队留出一条狭窄的信道，把撤退学生原先宽阔的队列拉成了一条细绳。纪念碑东边北边仍有大片学生手挽手沉默着坐在阶梯上一动不动，士兵却紧贴着他们倚上了台阶。挥动枪托驱赶剩下的人。

　　"尖刀班"奉命要端掉学生的"广场指挥部"，而此时的指挥部里，只剩下一台永不知疲倦的扩音机了。

　　一阵扫射之后，唱着《国际歌》的喇叭终于喑哑下来。

第四节 澄清难──代《结语》

　　天安门广场的清场，结束了五十天的北京"学运─民运"，但没有结束由此引发的全国性的学生与民众抗议活动，更没有把这件事情，在哪怕是最现实的人的头脑中打上一个句号。限于资料，本书的简写本不打算去揭示这场运动在外地的来龙去脉。下面仅就第二个问题稍作分析︰

　　开枪以后，人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死了多少人？"第二个问题便是"谁对？"

　　这个共和国历史上的惊叹号，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上带来的震动是剧烈而巨大的。当思维还来不及处理上述那些纠葛时，各色各样关于死亡。开枪。血的故事却飞遍了全城︰

　　仅根本没有进行有意搜集调查的笔者个人，当时所经历或听到，的几则传闻就有︰

　　一。木樨地二二号楼关山复之女婿，在高层建筑的阳台上中弹身亡。

　　二。同一幢楼上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李立三之遗孀李莎家，子弹穿过窗户碰在墙壁上，落在她面前。

　　三。家居玉泉路一带的一科研机关干部，见坦克装甲车开过的路段，一被压扁，血肉均被履带带走，只剩一身影的小孩。

　　四。躲在三里河路边树从中录音的 XX，亲眼见士兵持枪追杀一青年，对准青年藏身花坛扫射。

　　五。家居木樨地的 XX，在燕京饭店附近街口，见一士兵持枪追杀一卖香烟小贩〔女孩〕，直追至女孩钻进一铁桌底，打死为止。

　　六。团中央下属单位中年干部 XXX 在翠微路附近回家途中被子弹射穿肺部。

　　七。某民办研究所研究人员 XX，四日凌晨前往复兴医院，见急救室内死伤遍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死亡人数。

　　八。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 XXX 途经府右街回家，被枪弹击伤左腿，致残。

　　九。一辆担任清道任务的装甲车，行至建国门立交桥，撞翻一辆军车，车上一名军人被摔死。

　　一○。一辆从东面来的装甲车，途经中国革命博物馆北门前东长安街时，将一企图翻越隔离栅栏的黑衣人撞翻压死。

　　一一。协和医大研究生〔女〕XXX，协助协和医院抢救伤员，曾抬送死尸到停尸房，见冰柜人满为患，柜门无法关闭。

　　一二。四日二点以后，军队进入广场时，一头缠布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与一群军官遭遇。学生朝军官举起手中的木棒，军官掏出手枪将其击毙。

　　一三。在公安部门前的长安街上，笔者于黑暗中曾踩到三处粘稠物体，直径约七○公分左右。天亮看时，鞋上粘满干硬的血浆。

　　一四。在南池子靠近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处，六时三○分左右，笔者见一小三轮上拉着一身穿碎花衬衣，头部绷带渗出鲜血的少女，边哭边向尾随的旁观者用标准的北京口音说︰"这都是叫他们打的……"

　　一五。同一时间，某报记者在公安部大门附近的街边见一青年敞开衣衫，嘴里说着︰"畜牲，朝这儿打！"向对峙的军队走去，被军人当场击毙。

　　一六。应戒严指挥部邀请，参加六月七日官方组织的"广场调查"的记者 XX，调查时遵循大会堂工作人员指点，特地注意了大会堂东路西北边第三棵灯柱附近的地面，发现有一大块被水洗过的地面，颜色明显浅于周围的路面。

　　关于六月四日白天与晚上传闻︰

　　一。六部口南，坦克路遇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调头过程中碾死学生六人。

　　二。六月四日凌晨，某出版社工作人员 XXX 在西长安街路遇一从广场出来的医务人员，白大褂上满身是血，他声称经手救过三○多人。同一人路经六部口，见附近西长安街中一名军人躺在地上，有报纸盖脸。同一人稍迟，在月坛南儿童医院附近一饭馆前，见一身份不确者〔可以肯定不是学生和军人〕停尸路边，头盖骨被砸碎凹陷下去。

　　三。中央某机关干部 XX，四日上午骑自行车到建国门一带查看街景，正遇士兵枪击外交公寓。经建国门内大街回家时，又遇戒严部队朝一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开枪。

　　四。六月四日夜，和平里一带枪响，居于某国家机关楼房内的一退休老妇开灯观看，被窗外子弹击中身亡。玻璃上溅有血浆。

　　事后，有关的文字材料也描述了死伤情状︰

　　一。冲突始于木樨地以西的公主坟。军队向前推进时对人们使用了电棒。当一位年轻妇女被打后，一位青年对士兵讲，不应殴打妇女。但他遭到一阵容痛打。当时士兵还没对人开枪，仅对地面开枪……所以当部队推进到木樨地时，人们的胆子很大，却遭到了实实在在的枪击。士兵们向各处开枪，包括附近的高级干部公寓楼。一个男青年〔某官员的女婿〕到厨房打水时开了灯。士兵看到灯亮，就对着窗户开枪，杀死了这个青年。还有一些人被这种随意和毫无目的的枪击夺去了生命。[一九]

　　二。六月三日晚，群众试图去阻拦军事博物馆附近的部队。站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学。北京农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开枪之前，武警用砖头。带有金属扣的皮带以及足有一米长可能有钉子的棍棒殴打群众。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自行车和三轮车运往复兴医院。所有伤员头部都有伤，大部分伤员的眼睛在流血。鲜血从他们的前臂流过，从肘部淌下……大约夜里一一点二○分，部队部开始向在木樨地的人群扫射。我身旁的一位妇女中弹后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鲜血从弹孔里喷出。[二○] 

　　三。大约晚上一○点二○分，士兵那边突然起火……两侧的士兵开始向前移动……北京大学李平上前准备与士兵对话，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他。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倒下了。当我和其它两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往回抬时，又是一排子弹打过来，打中了我们当中一人的前臂。我们把伤员抬到复兴医院。由于李平被击中头部，很快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二一]

　　四。晚上一一点四五分，我们的车跟着这辆救护车到达了复兴医院。平均每分钟都有自行车或三轮车送来一位伤员……大约在午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走到距路障约一百米处。士兵正在胡乱开枪，死尸和伤员横在街上……我在地上发现了两种武器的弹壳︰AK 四七型和五○口径机枪。[二二]

　　五。截止六月四日凌晨二点四五分，光是复兴医院就有二六人死亡……一些身着白大褂带有红十字号的救护人员也被打伤并送到复兴医院。[二三]

　　六。"○○X 号装甲车上的驾驶员……由四个学生背到医院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与此同时，医院的急救室里躺满了被戒严部队打死打伤的人。地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凝固的人的血浆。一个护士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场面，脚踩上去咕唧咕唧……'分不清是谁的血，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医生正给一个不省人事的妇女包扎伤口，那腹部的巨大伤口从脐上一直到横膈，切透了那女人的腹腔和胸腔，医生面无人色地说︰`不是匕首就是刺刀，手真狠。"[二四]

　　七。四日凌晨二时左右，在南长街南口，"一辆公共汽车猛然向军队冲来，嘎然而止，没有伤人。两人从车后跳出，立即被射杀。我看到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都很愤怒，他们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下。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工人抱腹，弯下身子……鲜血象水龙头的水一般从背后涌出……"[二五] 

　　八。同一时间，历史博物馆前，"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在人丛中大哭，说他哥哥给军人打死了。他要和军人拼命……凌晨三时左右，我看见有人抬着血淋淋的尸体和伤者来回奔跑。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满身鲜血，由一名工人抱着……"[二六]

　　九。在某医院，"有一护士剪开伤者衣服时，吓得连退两步。医生也呆了一阵。原来，伤者的胸口血红一片，部分好象不见了……一位同学说他是逃跑时从背后给军人射伤的。[二七]

　　一○。一位波兰国家电视台记者说，一名站在距他一米远的学生，在对向前推进的士兵辱骂之后被枪杀。[二八]

　　一一。到清晨五点，死在复兴医院的人数已达五九人……儿童医院死了五五人，铁路医院死了八五人。[二九]

　　非官方的死亡估计数字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六月五日在北京的外国报刊记者引用来自北京各医院的消息说"一四○○人死亡，一万人受伤"。[三○]此外，多篇报道引用中国红十字会的某些消息来源，六月四日提供的，即有二六○○人死亡，一万人受伤。一些报道中还给出了更多的伤亡数字。[三一]

　　北京政府尽管在军队开进前的舆论准备及军队的动员中，赋予了自己这次行动充分的"正义"，但这些关于死亡的谣传，显然还是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的国家和文明人，可以象古代血族复仇社会的崇尚那样，不仅对死亡无动于衷，而且简直以杀戳为力量和荣誉的标志。也许是出于上天赐予的"好生之德"的本性，那些曾以堂而皇之的名义鼓励过镇压行动的人，也不得不对"谣言"略费唇舌。首先，是六月六日下午，国务院发言人，那个被群众称为"脸皮可进入自然博物馆"的袁木举行的国内记者招待会，不得不首先谈到这个问题︰

　　……暴乱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对伤亡情况都很关心。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混乱，许多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解放军官兵受伤五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二千多人；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除此之外，军队到目前为止还有四百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就是傻瓜也知道，一个能把活人的身份分清的人，把死亡者的身份分清是不困难的。况且，一个能说出死者中谁属"罪有应得"，谁属"误伤"的人，没有理由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即使退一步说，分不清非军人中的"暴徒"与群众的话，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应该是可以区别的。但是，正是在这个应该最不含糊的地方，发言人有意采取了含糊其词的做法。这个欲盖弥彰的办法恰好证明，即使在"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军人的死亡与群众也是决不成比例的。

　　再看戒严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张工的闪烁其词︰

　　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了，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如果说袁木采取的是一种鱼目混珠的手段的话，那么张工在这里则使用了以偏概全的伎俩。首先，他把军队的开进过程与清理天安门广场区分开来，然后把一时四五分进入广场，对广场实行包围过程中驱赶。弹压。反冲击过程〔共约三个小时〕从"清场"时间中排除出去，最后把广场限定在历史博物馆西路以西，人民大会堂东路以东，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以南，毛主席纪念堂以北的地域内，大谈什么绝对没有死伤一人，以图消弥关于"血洗天安门"的传言，是十分虚伪的。本人相信，在上述范围内上述时间内，部队驱赶离去的人群和打扫广场的垃圾时，的确未曾死伤一人。由于本人的亲身经历，也相信那种"坦克碾压帐篷，帐篷里还有熟睡的人"的说法纯系无稽之谈。但问题在于张工的这种"保证"对于海外的"血洗天安门"的传言没有说服力。因为，在不了解中国首都城市地理的人们心目中，天安门就代表北京；血洗不血洗说的也不只是四点半到五点半。如果军队没有"血洗天安门"的话，袁木所说那死伤的两千余人又是从何而来呢？如果这个数字在他的心目中还够不上"血洗"的话，那么，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官方关于死伤数目的另一个解释，出自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报告指出︰"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暴乱中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等。"这个面对至少是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常设委员会的报告，不得不把死亡人数中的军人与非军人进行了区别。而这个数字恰好揭露了袁木当日故意在这一点上含混其词的拙劣。

　　应当指出的是，官方公布的这种死伤人数表面上看是为了澄清真相，或者不妨说是在"减轻罪责"，但它极其迷惑人民的地方在于，你若是过于强调死亡者中群众所占的比例，就意味着你漠视了军人死伤的无辜性质！而问题恰恰在于，无论是军人还是群众，都是不该死的，他们，都是北京市"戒严令"无辜的牺牲品！！真正的罪犯，是那些把军队用于处理现代社会常规事务，把军人和民众逼上对峙火线的人！！！

　　这里，就自然牵涉到一个"是"与"非"的问题。

　　自学潮爆发以来，政府中的"鹰派"就一直在为镇压寻找理论根据。习惯于阶级斗争逻辑和"冷战思维"的他们，当然立即就发现"理论"是现成的︰其一，你们不是骂党和国家领导人吗？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反党。用你们民主派的语言说，就是反人民，因为共产党与现代世界上多数政党一样，都无不是以多数名义进行统治的。其二，你们不是鼓吹"民主"吗？你那个民主的模式与我们的不一样，因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搞资产阶级民主就是搞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自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仅这两条就够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都是做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写进宪法了的。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比之个人的权利当然更重要千百倍。反对这一点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观，引而伸之，也就是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如果你说这种判断没有事实根据，你没看见我发现了有那么几条"反动标语"有人呼"反动口号"，是事实铁证如山！如果你说那不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要求，你看到的是表面只有政治庸人才看数量我看到的是"一小撮"，一小撮才代表实质！

　　这种逻辑并非笔者的杜撰，在前述"四·二六社论"、戒严通告、镇压前的"紧急通告"中均呼之欲出，"平暴"之后更是所在多有。请看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陈希同的报告也没有什么新发明︰

　　……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不过陈希同的报告所强调的"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似乎更增加了"动乱"或"暴乱"目的的险恶，在原来就可以十恶不赦的罪名下补之以千刀万剐。虽然看来至今证据不足，但在中共的习惯思维中，它肯定是一个"莫须有"的存在。

　　那么，即使如此，他们就拥有了动用军队镇压的正义理由了吗？

　　首先，笔者认为，八九民运与十年改革一样，其主体的行为特点不是"有计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使是在设想过为这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合理性解释的人们那里，如本书《序》中所言，它不仅有着明显的生搬历史教科书的痕迹，本身还存在与现实对接错位的矛盾。所以，它至多是一种仿真的实验室理论而已。而所谓"组织"，如所有公安部。安全部。国家教委。北京市政工人员提供的追踪监测资料所展示的，那均是在运动开始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预谋"对于整个运动来说更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有，那只能限定在一些具体行动的策划方面。

　　但是，作这样的说明仍然不是笔者不辞的义务。笔者的义务在于说明，如果陈希同们不是更崇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自发的"动乱和暴乱的话，那么，"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则不应受到另眼的看待。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区别于纯粹破坏的建设行为，都必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恩格斯说过，工程师之区别于蜜蜂的根本一条，在于工程师是有蓝图的。蓝图者，用之于建设，凝聚着计划和预谋，以有组织的施工队伍为被景的实物体现而已。现代社会平稳发展。平稳变革与平稳过渡，在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目标分歧客观存在条件下的社会整体的整合而不是崩溃，均与人类对自身行为的计划性。预谋性。组织性无法分离。所不同的是，在社会生产生活内容单调，社会各阶层缺少发育的古代社会，它的计划。预谋和组织的权力发源于一个中心，而现代社会则必须通过多层次的整合调节才能达到最后的平衡。所以，是否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不仅是工蜂与工程师的区别，也是古代政治思维。政治手段与现代政治思维。政治手段的区别。

　　撇开政治思维和政治手段不谈，"政治目的"就成了最核心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搞改革开放，搞四个现代化固然好，但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复辟资本主义"可能就成问题了。持有"绿色政治"观点的笔者，不欣赏以物欲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社会自我生长机能，以剥夺和奴役劳动者为财富奠基的资产阶级国家，更无意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征服世界"和"永世长存"提供依据。笔者也无意于作一些"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各自如在不同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大树，谁也不能代替谁"这类常识性的论证。仅仅从保留这个地球上人类对自身未来的选择机会考虑，笔者也不赞成某一种社会制度〔哪怕有时候它显示出无可置疑的优越性〕统治全球。这一点，是笔者需要声明，并区别于其它民运同情者的地方。但是，即使如此，笔者认为，不论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它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说以社会基本结构与发展阶段和发展契机相联系的社会选择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只能在意识的范围内解决。不惜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意识形态战争，不仅无助于维护一种意识形态，相反会证明它本身虚弱的。暴虐的。落后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无论是暴民的"革命"还是暴君的专制，都具有一种相同的本质。也就是说，他们的位置可以互换，但其自私性。狭隘性与短视特点，均是同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六四”事件死难的无论是民众还是军人，他们最终应当归于同一合葬墓。在那个墓碑上只有一个数字，一个永远不再重复的时间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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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此处引用数据均出自《平暴纪实》。《惊心动魄的五六天》及新华社报道。据北京站负责人说，自四月二一日以来，由该站进入北京市的学生达三七万人次。
　　[二][三]见《京都血火》，第一四一。一四○页。
　　[四]在六月一日召开的新闻发步会上，柴玲称"绑架者"是外地来的学生。李录怀疑"有同学已被中共收买成了内奸"。六月二日的台北《中央日报》按这一口径发布了消息。而六月三日香港《新报》批露的情况则是，连胜德。王文等请柴玲交代一笔未上交的捐款的下落。有录音为证。
　　[五]邓朴方北大同学，改革初期的幕僚人物，后作为体改所派驻美国联络员旅美。经常出入邓。赵幕府，八九民运中弃赵跟邓。
　　[六]侯德建因有片约在身，只绝食四八小时。
　　[七]见《流血的改革》。
　　[八]在五月二一日胡绩伟委托四通公司代征集签名这份议案上签名的常委委员不足召开紧急会议的法定人数。但将五月十七日以厉以宁。江平等二四位，同日卢嘉锡领衔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五月十八日在全总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同日张友渔等有相同内容的呼吁书上先后签名，同意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加在一起共有五七人。构成了超过 1/3 的法定人数。四通公司代理人在将消息发送《文汇报》时，未对"在议案上签名者"与"先后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者"进行区别说明。在后来的清算中，此事被称为"四通公司侵权案"。
　　[九]这些谣言说，戒严指挥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北京市委各有自己的逮捕名单。其中戒严指挥部关照的是学生领袖；安全部的目标是与外国人有联系者；公安部的眼中钉是学运黑手；北京市的死敌则是"飞虎队"和工自联。
　　[一○]引自《惊心动魄的五六天》，第一八二页。
　　[一一]引自《平暴纪实》，第一一八─一一九页。
　　[一二]按新华社五月二三日发布的消息，及《戒严一日》中中尉干士任斌的回忆，此次流血事件是协助转移军车的学生与士兵均遭到身份不明早有准备者的袭击。其中军人一一六名受伤，学生一一名受伤。被当场拘留审查的一○人当中，有五名北京人，五名外地人。但称此事为"五二〇惨案"的学生传单说，他们遭到的是头戴钢盔，手持电警棍的防暴警察的袭击。报道此事的北大传单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传单除在细节上有差别外，内容大体一致。
　　[一三]参见《戒严一日》上册，第一四二─一四三页；本书附录《二七军某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和"平暴"经过的报告》。
　　[一四][一五]同[一三]，第九二─九三。八九页。
　　[一六]见李勃《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载《戒严一日》下册，第一一○─一一一页。【[一七]这类事例，哪怕就是在为戒严和开枪寻找合理性的《戒严一日》中，忠实于事实的指战员和编辑者也没有故意隐去不提。
　　[一八]见赵晓强《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载《戒严一日》下册，第二一二页。
　　[一九][二○][二一][二二][二三][二九]据国际特赦《中国︰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
　　[二四]见《流血的改革》。
　　[二五][二六][二七]见《明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号。
　　[二八]路透社华沙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消息。
　　[三○]见法新社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发自北京的报道。
　　[三一]见一九八九年七月香港《争鸣》杂志和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香港《文汇报》。

附　录

1, 中国为什么要民主？
──中国现行权力系统分析〔节选〕

中国人民大学 何凡兴

　　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民主，这是权威们和老百姓都承认的事实。但是，现行政治体制是如何运转的？它不民主的根本表现是什么？不民主导致哪些不治之症？今天，当我们试图将民主向前推进并希望取得某些实质性成果的时候，不得不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想和分析。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是一党一派的权力体系，即由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并在执政党内不允许不同派别的公开。合法存在。这种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将国家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形成"一党一派一领袖"的政治体制〔简称三一体制〕。这不但为中国四十年来的历史所证明，而且几乎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

　　一个人怎样掌握和控制整个国家的权力？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竟可以决定十亿人的命运？是君权神授？制〔治〕国之才？个人魅力？

　　根据我的研究，这种权力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决不是靠某个人或少数人所维持，而是靠一个特殊的权力系统来维持的。这种权力系统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武力系统。主要指军队、警察、便衣、法院、监狱等。中国有一位伟人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队，便没有……一切"。在这种体制下，谁最能控制军队，谁就最有权。反之，在这种体制下，如果没有人能有效地控制军队，整个国家就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尽管这种体制主要建立在武力之上，无论哪一种力量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都不可能单纯靠武力来维持。

　　二。意识形态系统。任何国家都有一个用以说明掌权者掌权和所作所为合理性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而维持中国这种"三一体制"的意识形态主要为三方面：

　　一，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该学说认为︰由于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全社会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而工人阶级只能通过时其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而共产党又是由最有权威。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来主持〔《列宁选集》第四卷，一九七页〕。如果你同意这种逻辑，你就必须承认"一党一派一领袖"政治体制的天然合理。不容置疑性；如果你不同意，则可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使你"同意"，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又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理论依据。大家想想，建国四十年来，无论是党内或党外的哪一次政治斗争中受到"特殊照顾"的人现在几乎都已平反，但可以预计︰如果这种政治体制要维持下去，它不得不继续使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对待对此持异议者，以维持"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从理论上推演，这种"三一体制"不但真正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真正代表所有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如何呢？问题出在哪里？

　　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在正统的宣传中，社会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将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将日趋没落下去。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大概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昨天被斥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今天又可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反而倒退到初级阶段了。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弄清了社会主义的含义，而在于它主要是作为一中意识形态。权威们通过将制订和推行的政策标上"社会主义"，来说明所有政策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以获得人们对现行政策的拥护。此外，也可以将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策称之为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来不断地向人民说明，确实存在一个完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此论证当政的权威们所作所为都正确。

　　三，马列主义指导论。通过说明马列主义是人类最伟大最正确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劳动人民求得彻底解放的学说，并说明党政的权威们正是马列主义的最忠实的信徒，能最完全。最彻底。最全面理解马列主义精髓的理论家，从而说明党政的权威们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人们都应该绝对服从。在政治上应该与其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如有不同意见，必当斥之。诛之。当然，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学说都只是马列主义的一部分，但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故对它们单独进行分析。

　　这套意识形态尽管有许多误区，但由于他们"逻辑性"很强，能"自圆其说"，因*?此，不少人相信它，而且不但使很多老百姓也使不少高级领导人陷进去而成为其牺牲品。已有大量事实表明，不少高级权威曾使用这套意识形态来帮助维持这套"三一体制"，但最终自己也被这套意识形态所伤害。所吞没。

　　武力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是维持国家权力的两个最主要的支柱，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多少年来，尽管权威们也发现了这套意识形态中已有不少问题，甚至提出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但要维持这种"三一体制"，就决不会允许人们对它进行全面分析和公开的批评。另一方面，若没有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去取代它，要建立起一个新体制也是不可能的。

　　三。组织系统。国家权力的维持和行使必须靠一套相应的组织系统来完成，通过组织系统这条传送带进行权力分配，资源控制。维持中国"三一体制"的组织系统，其根本特征是︰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任命和自下而上负责制，若不实行这种原则，这种体制则无法维持。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可以搞一些选举，但只能限于基层，或进行一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严家其说︰"在选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时，在开人大会议前预先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九九％都通过。而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由十名以上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只有一％当选，不但北京是这样，全国都是如此。"在这种干部制度下，某位权力至高无上的掌权者只要有效地控制少数几个下属就可以控制整个国家。因此，在这种体制下，权术高度发达。最常见的两类权术是︰〔一〕"提吹术"，掌权者通过越级提拔听话的下属或亲友来换取对前者的忠诚和吹捧，，来维持对自己的崇拜和权力，一旦发现不听话者，就马上将其替换掉；〔二〕利用矛盾搞平衡术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以上三个系统可以使全国绝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或行为上处于服从和不得不服从的状况，是维护这种"三一体制"。"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体制硬件"。我通过研究发现︰这套权力系统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系统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差别之一，是现行政治体制用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封建社会皇权的旧意识形态。比较一下两者的某些特征，则可发现他们在外表上的某些差异和本质上的同一。

　　现行体制与封建社会专制体制的另一重大差别是所有制……事实表明，"一党一派一领袖"的权力系统通过生产资料公有以达到可以控制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存，而使国家对人民的控制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五○年代中─七○年代中期为空前绝后的顶峰……即使出现五九─六一年大量饿死人〔据说饿死二○○○万人〕的情况下，人民也无力起来"闹事"或"揭杆而起"。

　　……这种"三一体制"的"体制硬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新闻不可能自由。

　　从一些民主国家的情况来看，所谓新闻自由是︰公民只要不表现有推翻政府的目的和诽谤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对政府的所有政策和任何官员进行公开批评。在"三一体制"下，人民不但不能对政府的政策和高级领导人公开体批评意见，而且对他们规定的一些原则也不能讨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体制是一种刚性系统，不能对其进行直接抨击，在这种权力一元化体制下，如果能允许公开对高级领导人和正在执行中的政策进行批评，那么，整个社会将失去权威，任何政策也就无法贯彻下去，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

　　二。人民无真正的选举权。尤其是没有选举那些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选举权，而只能采取从上而下的任命制……

　　三。法律无权威。由于权力一元化，人民无新闻自由。无选举权，各级干部主要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受人民监督。制约，掌权这就可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在极端的情况下，连国家主席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某些事情上，社会甚至无正义。无是非。因此，若不改革这种体制，法律就不可能有权威，人治就不可能变为法治。

　　四。国民性毛泽东曾经对尼克松说过︰斯大林式的专制现象在美国不可能发生，因为美国人民不答应……由此可见，一定的权力系统必须有相应的国民性来维持……。与"三一体制"相适应的国民性主要表现为二种特性︰奴性和寇性。即在强权之下，大多数国民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一旦没有强有力的控制，大多数国民又唯我独尊。各子为政。不妥协。不宽容。不合作。正是这样的国民性才使得这样的体制能长期存在下去。而一旦打破之后，又必然是一派混乱。混乱一段时间后，人们有觉得需要新的权威来统一，来维护安定团结。社会稳定。于是二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在"专制─混乱─新的专制"之间恶性循环。此外，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国民性还有介入奴性与寇性之间的"皇权崇拜癖"。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国民性呢？*?下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皇权崇拜癖

　　将国家的一切和大众利益的维护寄希望于某一位"清官"。"好皇帝"身上，而不是寄希望于建立确保法律为全社会最高权威的制度上。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性善说，以及马列主义的阶级学说中对无产阶级尽善尽美的假说，使得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中导向︰既然人可以通过时修养。教育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达到尽善尽美，那么，也就可以将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少数或某个人，而不必对他进行制约……

　　二。奴性

　　对强权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阿 Q 精神。说假话等，原因︰由于专制政治体制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严密的组织系统，人民无真正的结社。言论和出版等方面的自由和权利，人民作为一个在空间上和心理上分散的个体，无力反抗，只能逆来顺受。而当个体的奴性积淀为集体的奴性定势之后，专制体制就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三。在无强权控制下唯我独尊、各自为政、不妥协、不宽容、军阀混战、家长作风、"婆媳现象"、派性、不团结、不合作、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等，都是中国人寇性的表现。原因︰〔一〕价值二极化。在这种社会中，只有绝对好和绝对坏，那么，谁都认为自己最好，别人不好；公开承认错误被认为是丢脸的事……〔二〕无结社自由和达到互相沟通的新闻自由。因为寇性的反面是团结合作等，而团结。合作只有通过组织，通过坦诚意相见识，互通信息来实现；〔三〕用人标准的任意性。即用人既可以凭关系，也可以凭才能，于是互相不服气。瞧不起；〔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大多数人只能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无社会的责任感。

　　可悲的是，权力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中隐含了人性善的假说。但实际上该体制鼓励。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挥。发展，如说假话。利用群众斗群众。一盘散沙等等，而压制。打击人性中"善"的特性，如说真话。创造性等等。

　　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那么，他将在不同程度上表现这些劣根性，并且内化到他的深层意识中，以至到国外多年，身上还留有这种"国粹"。多少年来，不少人都在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传统文化并非要彻底否定，所要否定的只是传统文化中产生国民劣根性的成分。如果我们要对"一党一派一领袖"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不同时对与之相适应的国民性进行改造，那么谁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而不重复几千年来"专制─动乱─新的专制"的恶性循环……即使是让那些要求民主最坚定的勇士去取代现有的权威，也很难保证这些民主斗士不变成新的"权威"。

　　通过以上分析和对四十年来历史的考察发现；权力一元化政治体制具有四个自身无法解决的对社会进步有决定影响的问题︰

　　一。无法保证国家实现最佳决策，出现严重失误之后也不能保证其能得到迅速纠正。四十年来的重大失误有︰大跃进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人口问题。农村政策问题。教育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由于权力一元化，在该体制下，国家政策不是通过各种观点的充分讨论。争辩，然后在各派力量的妥协中产生，而是通过各种潜在的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由少数人说了算；〔二〕无新闻自由，不能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无真正的选举，人民无监督。更换最高领导的权力。

　　二。政治腐败成为不治之症……

　　三。人力的巨大浪费……为了维护权力一元化和社会稳定，最强壮的体力和最优秀的脑力不是被用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而是进行无休止的整人和被整的内耗之中。它必须经常地把一批又一批人打下去，又一个一个地平反，这怎么还有心思搞现代化呢？……另一方面，由于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现象的存在，在很多问题上，人们不能也不敢说真话，"时间长了，许多人就抱着一种懒得说。懒得想，甚至懒得生气而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这种现象表面上也能给人以安定团结的假象，但实际上这种安定团结是以人的麻木。冷漠和压抑为代价的"〔胡绩伟语〕。但是在私下，几乎人人都有牢骚，个个都有难言的苦衷。一个国家，如果人民的士气长期普遍低落，能较快地推动经济发展吗？……

　　四。无法防止社会动乱。由于要维护权力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在党内和党外必须经常地进行清洗运动。权力斗争，这种非程序化的权力斗争其实质就是一个个的动乱……另一方面，由于该体制自身无法解决以上三个问题︰决策常失误。腐败和国民士气普遍低落使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又由于没有新闻自由这*?个"安全阀"〔有人称之为"出气筒"〕，人民中日益积累的不满，一旦爆发出来，必将造成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威们对抗的局面，如"四·五事件"，以及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些事件。另外，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某个能对军队进行有效控制的人手中，一旦没有这样的人取而代之，谁又能保证整个国家不出现真正全国性的大动乱呢？……

　　综上所述，"三一体制"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现状而无法保证不断进取。这种体制不但使国家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况，也使不少高级领导人得到一个个不幸的下场……

　　……四十年来的情况表明︰我们的权威们和广大人民都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高度民主和繁荣昌盛的国家，但是，由于我们对体制和国民性的研究和认识还不深入，还不系统，而无法达到既要有效地防止动乱，又要逐步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的目的。我想，现在是时候了。

　　原载《人民之声》第一期

2, 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节选〕

陈小雅

　　近年来，由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切入，由于各自观照事物的角度不同，对辛亥革命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新问题之一，就是辛亥革命应该避免的观点……

一

　　……辛亥革命，准确地说，是以革命党人长期倡导的武装斗争为开端，有社会上各种反清势力〔包括统治阶级中下层的官绅与军人〕参加的，以推翻满清贵族极少数人的狭隘专制统治为目的的，一场兼有武力与谈判。斗争与妥协的革命。从革命的发动来看，它实际上是"三道合一"。"四极动员"的结果。所谓"三道"，一是革命党人长达十余年的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二是立宪派发起的"请开国会运动"；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收回利权运动。所谓"四极"，即会党。新知识界。中下层官绅与新军等四种社会力量。这场革命的最终成果，一半得之于地方独立，一半得之于中央政变。它的发动是出乎革命党人意料的；它的过程，是不受革命党人控制的；它的结果，也革命党人始料所不及的。在这场革命中，革命党人拥有宣传与号召舆论的能力；会党拥有凝聚与网罗社会下层组织力量的能力；立宪党人拥有基层政权管理能力与控制地方局势的财力；而北洋军阀，才控制着左右全局的军事实力。

　　正因为辛亥革命具有如此复杂的面目和性质，因此，即使它不存在前述所谓"大气候"之类的背景，即使它完全是一种主观努力的结果，从技术层次上说，它的"避免"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整地单独承受它的全部结果。

　　……正如历史所昭告我们的，革命，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无可避免的。古今中外，抹煞革命是不会有满意结果的。但以不断的改良，促进社会矛盾转化；以改革主动解决尖锐化的社会问题，达到革命的效果，而避免伴随革命而来的动乱的事例，则大量有之。这就是说，在革命发动以前，在一个有行政效率的发育成熟的社会中，握有对未发事件控制的主动权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政府。政府的政策，政府对社会矛盾作出的反映如何，直接决定着矛盾的走向与双方对峙的性质……

二

　　构成辛亥革命一支重要力量的会党，是明亡之际，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商品经济侵入，中国的旧有社会进一步解体，流民激增，会党也空前活跃……太平天国失败，会党势力便渗入新军。在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控制新军的程度。从组织联络功能来看，它的效率已经超过清朝的地方政府甚至军队。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真正拥有强大的组织系统和对社会下层动员能力的反清势力是会党，而不是新式的革命党。如果没有他们的参加，革命至多是一种"秀才造反"，不可能起到席卷全社会的作用……如果清政府能够在较早的时候，向汉族开放上层政权，结束少数民族的狭隘的专政，这股力量必将自行瓦解。但清廷没有表现出这种历史主动性，反而在革命已近燃眉之际，还成立了用以欺骗立宪舆论的"皇族内阁"，这无疑是对仇满的社会势力火上浇油的举措。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为一场"革命"，而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动乱和下层造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在一群新式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的参与和领导下发生的。而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及其组织，又都是清政府洋务运动和开放政策的产物……清廷采取这些政策，原本是要为挽救大清帝国的命运，借法子强，制造"中兴"而用的……但是由于清廷在这时并没有相应地扩大政权基础，采取广泛地吸纳社会优秀人才的措施，而是频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造成威信激剧流失，使上述改革措施造就的社会新生力量，迅速产生离心倾向。当着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革命的社会力量正在聚集之时，清政府却把这些原来聚集在杨务派周围，或是对皇权寄托希望的新知识界领袖排出"体外"，迫使他们与社会下层原有的异己力量结合，并给他们送去了革命的纲领和领袖…… 

　　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新军，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如果说，在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一年，湘。淮军还带有某种地方武装色彩的话，那么，中日甲武战争期间，清政府聘请德国教习编练的北洋新军，则是一支拱卫京畿的重要国防力量了。但是，就在这支军队地位显要上升的时候，它在思想上却日渐分属于价值与目标高度分化的各种利益集团，成为国家分裂的潜在力量。北清廷视为"王牌"的北洋六镇，更是成为一种高度私人化的军队，关键时刻，它便成了清廷的颠覆力量。辛亥年间的"武昌首义"，促成南北统一的紫禁城的"逼宫戏"，吓走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的"京城骚乱"，这些重要的角色，都是由新军扮演的。

　　辛亥革命的第四个重要角色，也就是这场革命导火索的点燃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导演的"保路运动"。这场运动，是二○世纪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系列"收回利权运动"的继续，并最终酿成了武装冲突。考其运动的由来，一方面是国内民族资本的发展，逐渐与〔通过清政府"宁赠友邦，勿施家奴"的政策实现和保障的〕列强的在华利益形成冲突；另一方面，也是直接触发的原因，乃是清廷"下放"给地方官绅自办铁路的权益，重新收归国有的"整治"政策。这种"与民争利"的嫌隙，所激发的保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当然比捍卫一个空头理想而作出的反应，要坚决得多，甚至激烈得多。

三

　　世界历史上，凡专制的权力发展充分的政权，都免不了脆性瓦解的结局。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愈是成熟，它一旦过时，面临的"转轨"问题就愈是艰巨，主动性也愈小……

　　一般说来，君主制发达的国家，多是社会阶级尚未充分分化，或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在各民族。各阶级面前占压倒地位的社会。在这种国家里，政权是统治阶级的禁脔。统治阶级或民族以皇族为中心，形成政治社会的一极；广大社会其它阶级或民族形成另一极。前者通过庞大的官僚系统控制着社会利益的分配，主宰着国家机器的运行。这类国家显然具有两套政治调节系统︰一套是内部调节系统；一套是外部调节系统。

　　内部调节系统，一般用于常态社会。它依照社会事务的性质，可分为经济系统。文化系统。政治系统……在内部调节系统中，皇权处于权力发摄中心和政治主体位置……皇帝并不只是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仲裁人，他本身即是国家，他的意志便是国家的意志。除颁布法令作为一般社会行为准则外，他还经常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治术〕系统，调节超常状态下的社会……所有这一切决策，基本都是出自前代统治的经验，虽然圣君贤相也可能参照民情，倾听舆论，决定政策；虽然皇帝也设置了一套监督与制约官僚系统的制度机构，但在最高层次上，皇权却不受任何制约与监督，故他也无法逃避"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规律。

　　每当皇权腐败，原先"无所不能"的内部调节系统便失去作用。于是，社会的第二套调节系统──外部调节系统，便自动开启，通过"天下大乱"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这第二套调节机制的激活，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实现的。它并不依赖一个类似统治体系神经中枢发出指令，但也不是纯粹地依照"天遣"。它依据的是一种特殊的机制……中国子周代以来的思想家，就给社会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这种思想，便是"革命"的思想。不过，这种"革命"与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不同，他并不表示制度的转换，而是"革其王命"〔即"王者易姓"〕的意思。在这套理论中，"造反"是一种比"皇权"更高的"天权"……所以古来所谓革命，大多以"奉天承运"，"吊民伐罪"，"顺天应人"自相勉励。而所谓"载舟覆舟"，"造反有理"的理论，也远较西方发达

　　中国政治的这套外部调节系统，是以思想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它的主要载体，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常态社会下，靠皇帝身边的士大夫，向皇帝灌输这套思想，以使社会矛盾尽量在体制范围内解决。当皇权腐败，体制内解决问题已不可能，大量知识分子的目光便转向社会，甚至直接加入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去，寻找或辅佐"新天子"。

　　清中叶以后，帝国照例出现了周期性衰败征兆……虽然他们已难能可贵地作出了象"洋务运动"。"戊戍维新"。"新政"这样的应变措施，但却没有改变千年来形成的"二元对置"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尤其是在政治系统封闭的情况下，开放社会系统的政策，只能加剧革命的总动员与旧政权的总崩溃的到来。 狴 H，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既可以说是新式革命 "长子"，也可以说是旧式革命的"继承人"。它的爆发，不仅是对清王朝一朝统治的清算，而且是对两千年来专制制度的总清算。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接过祖传的令牌，登上紫禁城的金銮殿时，他唯一可做的事情，只能是代表他的前辈，来接受历史的审判罢了。

四

　　……革命党对这场革命所负的责任，主要的应从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个层次上提出要求。达到了这个要求的，应享有荣誉；未达到要求的，应吸取教训。

　　那么，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应做到哪些事情呢？用通俗的话来说，一个是"破"，一个是"立"。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可知，在社会各种力量的参加下，革命在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情，是不可能再好的了。但革命在第二阶段的事情，就不够理想了。

　　所谓"立"的任务，就是政治建设的任务。在这个方面，通常的指针有两项︰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制度设计，一个是对设计的实施操作，其中包括根据偶法因素随时修订方案等随机调节的过程……严格地说，辛亥时期的革命党活动，是在一个"有纲领而无计划，有组织而无调度，有目标而无角色分工，有理想而无现实感"的层次上进行的。

　　举例来说，革命党人在革命爆发前七年，就提出了"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主张，用以区别此次倡导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方式上的不同。但同盟会从来也没有明确过以何省为"雄据"之点，并实现行动上互相配合的统一调度。各革命小团体往往各行其是︰他们有的侧重于运动会党，有的重视在军队中建立组织，有的热衷于暗杀活动，有的热衷于游说八方。许多称的上"职业革命家"的人，不是自视为革命的鼓吹者，宣传家，就是埋头于具体事务。他们亲自募捐。运饷，甚至研制炸弹，却荒于政治形势分析。政治过程设计，更没有考虑到各种政治派别在革命中将起到何种作用，政治家将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各种革命力量的整合。当多次军事冒险失败，革命党几乎认为起义无望的时刻，革命突然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以意外的形式暴发了。由于事变的这种突发性，造成革命后几乎大部分独立省份的政权，都落在了革命党以外的政治派别手中。但革命党人在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却无视现实地将政府要职全部分配给自己的同党，造成立宪派。旧官僚和社会名流"多不到政府就职"的局面。堂堂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竟然形同往日的同盟会机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真诚的革命者孙中山被视作"独裁者"，伪善的袁世凯被称为"中国的华盛顿"，也就不足为奇了。

　　辛亥革命之后，政治动荡频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制度性回溯时期……整整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探索期，才算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础……

　　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革命党在革命前作了哪些事情呢？一是革命团体联盟──同盟会内部，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组织机构；二是孙中山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后的治国机关"设想──五权宪法。辛亥起义后，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时，政权建设这们并没有采纳孙中山苦心孤诣的"五权"模式，而是把同盟会的框架从东京照例地搬到了南京。这种从美国"拿来"的制度，借助革命狂澜，仅勉强实行了两个月，便寿终正寝了。

　　……

　　在选择国体的问题上，辛亥志士们的一个最大错误，也是不分历史条件，不分阶段地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清朝末年，由于清廷控制能力的下降，中国的南方与北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态度上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南部的起义与北部的政变，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当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时，北方实际上控制在军阀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南方本来不必急于"问鼎中原"，而是先以南部联邦的形式，巩固已有的胜利果实，利用共和的优势和南方的资源发展经济，在实力与人心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在选择有利时机与北方决战。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与北方的袁世凯作明知无望的妥协，以至于把革命成果"拱手"送给他人。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辛亥革命从参加者和决定因素质方面来说，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但从大的方面来看，握有主动权的有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一是清政府，它的主动权主要在运动爆发以前；一个是革命党，它的主动权主要在*?运动的酝酿过程中。在运动爆发以后，它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此之前的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给二者分别赠送两句迟到的名言。给前者的是︰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梁启超语。

　　给后者的是︰

　　"机会，只有对有准备者，才是存在的。"

　　原载《求索》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全文一万字

3,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北京市十万学生和平请愿口号

　　尚晓原　一九八九，四，二八整理

[共同口号]

　　和平请愿，反对动乱

　　公平对话，平等对话

　　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坚持改革开放

　　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反贪污，反腐败，反污蔑，反造谣

　　人民万岁！理解万岁！

　　爱国无罪！

　　新闻自由

　　反暴力，反欺骗

　　为民请命，绝非动乱

　　我们不反党，我们不反社会主义

　　"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文选》第一三四页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邓小平文选》第一三四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爱国热忱，人民作证

　　人民日报，胡说八道

　　北京日报，胡编乱造

　　中央电台，颠倒黑白

　　民不畏思，奈和以思惧之

[北京大学]

　　宪法至上

　　坚决维护宪法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五条……第三七条……第四一条……

　　坚决维护宪法尊严

　　抗议《人民日报》任意歪曲诬蔑学生运动真理万岁

　　清除官倒〔僚？〕，铲除官倒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全国人民国家主人

　　无民主，毋宁死

　　北大北大，不怕不怕

　　忍痛罢课，平等对话

　　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清除

　　北大北大，人民北〔养〕大，

　　为民请愿，洒血不怕

　　联合起来，推进民主

　　真正听听人民的声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国际关系学院]

　　抗议新闻欺骗

[北京农业大学]

　　农业为本，教育救国

　　打倒官倒，减轻农民负担

　　官倒富，农民苦

　　民以食为天

　　无农不稳

　　重视教育，教育救国

　　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官僚

　　畯怐漕 ~是正义

　　惩办贪官，废除特权

　　拥民主而亡，抱科学而死，视死如归

[清华大学]

　　坚持法律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

　　民心不可欺

　　拥护四项基本原则

　　反贪官，救百姓

　　新闻立法悲歌一曲壮君行

　　拳拳赤子心

　　新闻要讲真话

　　新闻的生命在于事实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尊重宪法，人民必胜

　　廉洁奉公，民主万岁

　　得道多助

　　爱国不是反革命

　　实事求是，教育立国

　　宪法立国

　　官倒不倒，人民不饶

　　严惩贪官，清除腐败

　　我们一无所有

　　为国为民，一片诚心

　　我以我血荐轩辕

　　安定团结[中国科学院]

　　拥护改革，哪来阴谋

　　士气不可辱

　　钱太少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不再沉默

　　血谏政府

　　民主选举不能仅有一个"候选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良心正义民主

　　新闻要真实

　　民主要靠争取

　　民主自由永存

　　民主+改革=现代化

　　一腔热血付东流？！

　　为民而死

　　干部要年轻化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历史作证，人民必胜

　　位卑未敢忘国

　　爱我所爱，无怨无忧

　　热血救国

　　劳而无获，苦浮人生

　　天赋人权

　　读书不忘爱国[北京外语学院]

　　我爱天安门

　　稳定物价，促进民主，大小老九，共求民主

课罢课支持理甀

[北京理工大学]

　　人民大众是中国的上帝

　　为民主战

　　官倒不倒国家倒

　　我哭我泣为我民，民捐民助求民主

　　妈妈，我们没有错

[北京师范大学]

　　面黄肌瘦，我们的老师在挨饿

　　教育危机，祖国的花朵在凋谢

　　抗议政府污蔑

　　正视事实，保持国格

　　反对挨饿

　　正确评价

　　救救教育，救救孩子

　　解放报禁

　　不许七六年天安门事件重演

　　民主共和万岁

　　失民心者失天下

　　精忠报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安劳分配，铲除官倒

　　不自由，毋宁死

　　公布官员财产

　　祖国不会忘记

　　民主科学，振我国魂

　　民意不可辱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反迫害争民主

　　欲盖弥彰，纸是包不住火的

　　政府应该说真话

　　妈妈，我们在这里

　　一心为公，终生报国

　　重视教育，珍惜人材

　　兴国在于科技

[北京科技大学]

　　反对大量进口轿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誓死捍卫宪法

　　为民请命，虽死犹荣

　　起诉书︰原告︰北京市高校学生

　　被告︰人民日报

　　事由︰侮辱，诽谤

　　……

[北京医科大学]

　　对症下药，打倒官倒

　　治民病，医国患

　　救国救民，救死扶伤

　　共和国万岁

　　+爱国魂+

[北京体育师范学院]

　　振兴教育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敢于面对事实，讲真话老的不退出来，新的就进不去

[北京邮电学院]

　　坚决要求对话

　　爱国忧国报国

[北京师范学院]

　　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无忧事事忧。路在何方？

　　尊师重教，教育救国

　　教育不兴，师魂安在

　　国殇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人民警察保护少数民族

　　七十年了！还要多少代！

　　甘洒热血

　　生死自由魂

　　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

[北方交通大学]

　　"四·五"运动是可以理解的

　　面团法律形同虚设

　　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围观者]

　　天之骄子，人民感谢你们

　　学生代表历史，学生代表人民

　　欢迎勇士凯旋

　　壮士们，到家了

　　凯旋在子夜

　　向冲在最前面的勇敢的人大人致敬

　　谁是最可爱的人──人大人！

　　人大教师向你们致敬

　　平平安安回家来

　　大快人心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历史的记录

　　四·二七运动的勇士，民主先锋，辛苦了

　　学生是中国的希望

　　后生教先生，先生赶后生──生生不息

　　二二楼全体教师

　　学生万岁！理解万岁！

　　

4, 五·一一 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座谈〔录音〕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胡启立就新闻界对话问题与《中国青年报》社部分干部的座谈〔录音〕

　　徐祝庆︰今天启立同志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到我们这儿来，跟大家一起座谈新闻改革。听听新闻报道。新闻改革方面大家有什么意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谈。

　　胡启立︰作为我们中央分管宣传和新闻这一块的干部，作为一个老的青年工作者，应该和我们《中国青年报》的同志，保持一种直接的接触。可是我过去这点并没有做到。向大家来表示我的歉意。今天，一方面来看看我们老同志，再一个和同志们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关起门来谈一谈。我知道同志们这一段时间办报很不容易，社会反差很大。记者们与报社工作的同志受了不少的冤气，也有很多的意见，因此想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因为记者和群众有很密切的联系，你们又是青年报的工作人员，负有领导的责任。因此对你们的看法特别重视，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声音。直接听，比我们看材料。听汇报强得多。真正理解群众的脉博。就是这么个想法。因此我想今天来了就不拘形式，也不摆架势，不摆样子大家都……我也……都是党员，你能够发表不同意见……重大事情……不必非得字斟句酌……你也得负责任……那样大家都感到非常吃力。主要是想听听同志们的呼声，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使我们比较直接了解群众的脉博。我可是没有准备什么成篇或者是成套的东西准备在这里发表。毫无这个意思。主要是听大家的。这就算我的开场白。

　　包括你们无论多么尖锐的批评，也包括对我的，对中央的，有什么意见都请你们说。在这里说什么都可以，我都愿意听。我将非常虚心的非常诚恳的听大家的意见。谁先带个头？大家也可以插话嘛！

　　〔静场约一分钟〕

　　郭家宽︰好吧，我先带个头吧。我没有准备，启立同志来，这也是刚得到的消息。感到既很意外，作为我个人又感到很高兴。我是参加了请求和中央负责同志对话的那封信的签名的。并且，前天下午，我也是作为记者代表，到记协递交了那封信。我们始终称那个送去的东西是一封信，信还在起草的时候，我就强调……就写一封信，谈谈我们的观点，希望能够从这次学潮中的新闻报道，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同时想透视一下，我们新闻工作多年来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想法。当然现在新华社就这么发通稿了，大家都叫它作"请愿"。那么，我就先从这封请求对话的信谈起。

　　写信这个想法，最初同志们在一起议论，是四月三十日上午。比较早。紫阳同志那时候在朝鲜还没有回来。四月三十日上午开始酝酿这个事情，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觉得非常难办。心里非常难受。当然，前天下午在记协，考虑到有那么多外国记者在场，我斟酌了一下，用了"尴尬"这个词。我们新闻工作者在这次学潮中间感到比较尴尬。我是十九日才从外地赶回来，回来后到广场上看了看，到耀邦同志家里面去吊唁。从当时的情况，没有料到后来会发生学潮。因此后来学潮发生之后，也没有料到规模会越来越大。再一个没有料到的是，与八六年学潮不同的是，连着几天都上了大街，而不是在校园里。还有一个没有料到的是，学生这次闹的时候，群众反映这么强烈。那么多，几十万市民在旁边围看，支持，鼓掌，送面包，送汽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社会事件。作为我们新闻记者来说，因此显得非常被动。特别难受。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十年以来……我七九年从中国青年报复刊后调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当了十年记者，过去的情况也了解一些……说实话，这十年，中国的新闻事业跟其它事业一样，变化是非常之大的。前天晚上，香港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我，我讲了这一点。这和十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新闻报道比过去是开放多了。

　　但是还是不行。在平常的时候，它可以显示出比过去进步很大，但在突如其来的事变当中，一下子又显得非常之被动。有些东西就不能报。当然头几天还好，上面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令。据我们了解，一八。一九。二○，每天下午，总编都到中南海开会。去了解精神，回来以后传达贯彻。对悼念期间的报道，刚开始几天没有什么明确的限制。我知道的就是一条︰单位内的可以报道。单位外的，街上的，不让报道。到了后来，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十八日晚上，十九日晚上，我去到新华门，出现了那样的情况，这时，新闻媒介才开始有所反映。反映的用的都是新华社的通稿。这个稿子一出来，据我们了解，在公众中的反映就是比较强烈的。而且，十九日晚上我在新华门，在那呆到一点多，据我们，还有其它许多同志，在那呆的时间更长的，我*?们觉得新华社的那个报道，是不够客观，不够真实，不够全面的。也不能说它完全不真实，不客观。因为它里面写的，也是真事，发生了。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喊"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就突出此例了。确实有一个学生，被警察推到车上去的时候，才喊了这么一句口号。没有别人附和着喊。报道突出的这个也是真实情况，但没有反映出广大学生对耀邦同志的那种悼念之情，以及他们的爱国激情。这是更大多数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记者来说，认为总体上失真，总体上不够客观。事实证明，这个报道实际的社会效果也是不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关于警察打人的问题，在这篇报道里没有反映，只是用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外交词令，就是"采取强制措施"怎么怎么样。但是写了警察挨打，这也是真实情况。警察打人的问题，在袁木和学生对话的时候，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了。阎立本同志做了很多解释。我们听了这个解释，总的来说还是羞羞答答的。实际上一句话明确地说︰"警察确实打人了。"〔二七日，警察还把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同志打了。我听说，新华社分社的很多同志联名写了一封信，要找人大谈话。──插话〕确实打得比较厉害。也不说别的，我们报社就有一个实习生，大学刚毕业，二○日凌晨二点半，在广场也挨了打。两次被打得抱着头躺在地下。但没有流血，然后又被审了两个小时，放回来。就是说，当时打的时候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听你分辨。他说我是中国青年报的实习生，我们到广场实地了解情况。那边说，你别说这个，上来就打。

　　……这是新闻报道。那么我想，到了二一日晚上，学生进一步扩大事态，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跟警察打人以及新闻报道没有客观地反映事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学生队伍出现了一些︰"严惩凶手！""人大，人大，人民养大，为了人民，流血不怕！"这样的标语。我觉得这是扩大了事态，扩大了……

　　那么，二一日晚，十几万学生开始进驻广场，那样地悼念耀邦，很遗憾，因为我第二天要参加追悼会，晚上一二点钟就离开了没有亲眼目睹学生入场的情况。但是我们有的同志，一直在那儿呆了一个通宵，看到学生列队的情况，入场的情况，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看着升起的国旗唱《国歌》的情况，以及后来三个学生跪下请愿。这些情况，到现在为止，我可以不对这次学运学潮作任何评论，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七分对三分错，还是怎么样？我不想作这个评价，我觉得这是政治家的事情，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作为我们新闻记者来说，我们的职责是真实地反映这时发生的一切。真实反映，客观报道。只要我真实反映出来了，客观报道出来了，究竟是怎么一个性质，政治家自会去评论它，人民自会去评论它，历史自会去去下结论。但是，后来我们之所以感到尴尬，感到难受，就是因为，连新闻记者起码应该做到的，真实。客观。全面的反映发生的事情，这都无法做到。但是有几家报纸还突破了一下，《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妇女报》。本报没有登，用的都是新华社的通讯。

　　这些情况，在我们报社内部，激起了比较强烈的反映。编辑记者，中层干部与老总们之间，交锋，矛盾，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是拍桌子吵架。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报纸上来反映这些真实情况？当时的见解，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是主张真实报道的，老总呢？没有同意发这个东西。平心而论，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交锋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客观真实地反映。我觉得，这是我们记者。新闻工作者的天职。后来，事态进一步扩大，到了二七日，十几万学生上街游行，当然了，更直接的原因是《人民日报》四月二六日的社论，对于定性的不满，不服气，感到委曲。另外，我还从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反省一下，我觉得二七日事态扩大到那么大，仍然跟我们新闻界没有尽职有关系。所以，在二七日的游行队伍里，如果要分类的话，大概数量最多的是责骂新闻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自由"。"开放报禁"。另外还有一句骂新闻单位的顺口溜，不知道启立同志听说没有？"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光明日报，没有光明；中央电台，颠倒黑白；北京日报，胡说八道。"对我们客气一点，没有编在这里面，但游到这里时喊了一句︰"中国青年报，莫明其妙"。还算口下留情。所以，我们当时站在旁边看，作为一个记者，心里感到非常难受。一方面，从个人感情来说，为学生的这种热情所感动，再一个从职业道德来讲，为一个记者没有在报纸上全面反映这个事情而感到难受，感到失职。这里，我想再强调一遍，我不想对这场学潮在这个时候对它的性质做出评价，我们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的版面上可以不去争这个评价。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新闻记者的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客观全面公正的报道。这一点没有做到，所以，我认为，是后来学潮继续升级扩大，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冲突越来越激烈。但是后来我们议论了一下，觉得我们老这样去为难总编辑*?也不是事儿呀！其实，主要问题也不在老总们的身上，这是我的想法。我们反思了一下，觉得问题还是在我们的新闻体制。以及我们党现在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方法上。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和大同他们几个在一起，自发的酝酿了一下，越过老总们，直接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对话，谈谈我们作为普通记者的心里话。出发点是一个记者的良心和职业道德。我还补充了一句，我们签名的人，许多都是中共党员，出于我们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那天香港电视台采访我，我也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有这么多报纸。电台。电视台，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自己的首都，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的公众还要听"美国之音"！从"美国之音"去收听北京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记者的耻辱。我说，作为记者来说，我们中国记者的素质一点也不比美国记者差，"美国之音"也有不准确，不真实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参考消息》第一版，合众国际社发的这篇述评，评我们的这封信，说《中国青年报》请愿记者李大同说，"实现新闻自由的时候到了。"根本没讲过这句话，不论是在会上，还是对外国记者，还是个别在一起的时候。显然是不真实的。所以，我说，如果对中国事情的了解，外国人怎么比得上我们有优势？我们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太深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我们的受众，把耳朵借给"美国之音"呢？这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不是我们办不到这一点，而确实是新闻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遇重大问题，就要听"美国之音"，就要把频道调出来。于是就考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封信。不光是谈谈这次学潮中的新闻报道，而且要谈一谈我们的新闻体制，谈一谈我们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点。信谈了三段，提出目前我们新闻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那三个问题，希望有机会和中央负责同志在一起就几个问题探讨一些心得，交换一下看法。想把我们的新闻改革切实的往前推进一步。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特别是在这样的比较严重的关头，比较重要的时期，以后我们的新闻工作不要给党。给国家帮倒忙。

　　当然，如果这次对话能实现，那个香港记者也问我，是否认为会取得很大的成效？我说，只要对话能实现，我决不希望一次对话能取得很大的成果。中国的新闻改革跟其它改革一样，非常艰难。肯定是个渐进过程。我是第一次和启立同志这样面对面坐着谈心里话，其实复刊的时候启立同志来过，这是第二次，平时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谈谈我们的心里话，供中央领导同志，党中央，政府，在研究新闻问题，新闻改革，特别是下一步在制定新闻法的时候，能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意见。胡启立︰关于新闻体制，你们有什么想法？

　　郭家宽︰提到这个问题，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新闻体制，打个比方来讲，多年来和计划经济一样，是计划经济下的大一统的新闻体制。它起源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而且我们的报纸，一开始诞生就是党报。一直延续下来，建国以后，没有相应的改变。以应和平建设时期的需要。甚至在过去左的路线下不断地强化，到了文革发展到顶峰时期，而我们的新闻体制也糟糕到顶峰时期。不夸张的说，如果说五八年我们的新闻工作起到了祸国殃民的帮凶作用，文革当中更是起到了帮凶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把它定在七八年五月十五日，是中国新闻事业开始有了变化的一个开端。这十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各项改革都在往前推进，新闻事业，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地改变。这几年，改革的步伐加快了，确实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整个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平时没有什么大事时可以放得开一点，袁木同志那天讲，我们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我们都感到好笑，但是你说它完全不是总编辑负责制也不是，平时权力很大，发什么，不发什么，总编基本上可以定，但到关键时刻，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就不行了。那么形象地说，我们的新闻体制，就象产品经济下，大一统的计划体制，那种方法，那种模式。

　　现在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还是限制太多。

　　关于"新闻自由"这个口号，现在新闻界呼声很高，我个人的观点，我现在还不愿明确提这个口号。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自己有……新闻法……也是新闻工作经常受到限制的一个理由，比如说，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大局的稳定，社会效果不好。比如这次上海，停《世界经济导报》也是这个原因。里面有些内容对大局的稳定极为的不利。平时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东西不让发，明明是事实，我们觉得从新闻的角度讲应该发，总编不让发。那么从这次学潮，从新闻报道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事情恰恰相反。限制过多，卡得过紧，有时候甚至搞歪曲报道，恰恰会造成社会动乱。如果能够让新闻工作按新闻工作的规律办事，最起*?码一点，按新闻的……来办事，客观。真实。全面，反而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真正的，民主气氛下的安定团结。

　　李大同︰这次启立同志来，我们确实是出乎意料。我们要求和中央领导同志对话，这封信就是由我起草的。并且第一个人在上面签了名，并且把我是中共党员，现在担任什么职务都列上。我就是准备被开除党籍，彻销职务，我准备接受这样的处理。因为这在新闻界，毕竟三十年来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举动。我们当时觉得，确实……很大。而一些老同志。报社的领导同志，和我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建议我们不要搞这样的活动，当然我们当时也不够冷静，很粗暴的对领导说︰"请允许我们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现在看来，全部情况是在一种非常良好的气氛中进展，今天启立同志亲临本报，所以，我确实想借这个机会讲一点真话。把任何的虚饰，或者说作一点外交词令的表示，我都不想做。我很怀疑，经常在中宣部召开的各报总编辑的会议，是否有那样的氛围来真实的反映新闻工作者的心声，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场合能够作那样的表达。但是我相信，各报的总编辑为了自己的手下各部门的主任好，其实在很多问题上，心是相通的。但是，他们处于他们的地位，他们所承担的这种政治责任，在关键时刻就缺乏一种洞见。刚才家宽同志介绍了一下本报和总编辑之间所发生的剧烈的磨擦。据我所知，本报确实是最剧烈的一家。简直是一次浪潮不行就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不行就第三次浪潮。但据我了解，首都各家报纸，都发生了这样的和总编之间的磨擦。《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一后，有一五○多位编辑记者具名，要求和编委会对话，要求和编辑们说明，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出笼的？包括《科技日报》。《中国妇女报》。都有类似的行动。我想，新闻界这次的这样剧烈的不满和行动，包括游行，本人在理智上是非常反对这种非程序行为的，我想，游行是可以的，但是既然北京市有这样的十条规定，那么，事先还是应该去通过一下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什么人去申请过。并不是你那十条就是不许游行。我觉得也不尽然，也许申请了也可能同意。我事前觉得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事后，我听说，当时鲁博会上的议定，实际上是静站，那就是说记者心里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后来由于时事使然，走动起来。就是原本不想走进去的，已经无法不走进去了。原来不想参加的，也只好支持自己的同仁。那么，你现在是以"一种非法行为"来谴责它呢？还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闻界推进新改革的要求"来肯定它呢？我都觉得为时过早，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历史来判断。

　　我想提请中央领导同志考虑的是，我们这个要求对话的信上所写的，主要是新闻体制改革。刚才家宽讲了一下，我们的体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产品经济形式下的，包括战争年代形成的某些传统，造成了某种体制。家宽讲的，只是它的性质的某个方面，我还想补充一点，我非常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对我们的新闻体制作出根本性的反思。而不是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我们新闻改革的方向。我认为我们的新闻体制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工具性。这和我们的新闻理论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新闻是一种宣传工具，是一种党的喉舌。并且只要它坚持了党性，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人民性。在这一点上它们天然是统一的。党性和人民性。事实上，无论是从事实际的新闻工作者，还是新闻理论的研究工作者，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认为，在我们目前这种新闻体制下，党性和人民性是常常不一致的。常常发生矛盾和偏离。但是由于我们这种体制没有一种自我调整的能力，在实际运作当中就常常体现一种惯性，如果正确的路线占主导地位，而我们党的领导人，比较开明，比较明智的话，我们在报纸上见到的报道就比较开明，比较开放，一但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或由于我们党的个别领导人的个性使然，就可能使我们的报道受到极大的紧缩和压抑。而这套工具式的体制，是无条件的对上负责的。而我们这套新闻体制，竟然在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深刻的反思，但是对我们的新闻工作，没有做出非常深刻的。非常认真的，或者叫做里程碑式的反思。在这方面的工作，缺点还是很多的。

　　从我们实际新闻工作者看来，中央领导同志对新闻业应该是一种受到遵重的职业这一点看来认识得不够。总是把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等同为党的宣传干部。按照党的宣传干部的这一套管理体制。方法，来进行管制。当然，"管制"这个词似乎严重了一点。意思是这个，进行……因为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好，无论是世界潮流的发展也好，信息，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该值得尊敬的独特的职业。而决不简单是党的一个宣传阵地。我觉得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一点上，认识还不够。在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上，我专指这次，前头还有很多例子可举。*?我们这些第一线的编辑和记者，感受到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可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耻辱感？就是中央的禁令直接侵犯了我们的职业道德，伤害了我们的职业荣誉感。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激动的，〔哭。有人插话，我们感觉那是犯罪……〕

　　XXX J 中央领导同志。。獯窝 痹谌褐谥械姆从场！！＃ 颐亲魑 钦 煞茫肆斓纪 Σ酵 镜慕不啊！度嗣袢毡 飞缏 院螅呷昭 稚辖帧５笔保 易魑 桓錾阌凹钦撸?最担心的是，因为从社论，从讲话，从北京市。上海市万人党员大会，这个调子是很紧张的。最担心的是，既然是对待"动乱"嘛，那还有什么客气的？如果流血，我们当时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绝对不是靠某个人的意志可以收拾的。绝对不是！十几万学生游行，几乎是百万群众夹道欢迎。就和解放军当年进北平一样。这种民心民意的反映，如果中央领导同志不知道的话，我不相信。因为天安门广场华灯上，到处都是摄影机，都是现场。

　　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讲︰李鹏同志不知道有三个人在那跪下，我对这种说法也表示怀疑，当时的人是十几万啊！不是一个两个。但是，如果李鹏同志真的不知道的话，那是不是李鹏同志这个渠道不通了？就在眼皮底下。而且群众也是一种情绪，幸亏中央也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这真是一个万幸。前天我回来回得晚，在个体户饭馆那吃饭，讲的都是学生游行的事。老板和老板娘在那聊天，说二八日，派出所的警察就把这一片的五、六百个个体户全招去了，开紧急会议，谁给学生捐款了？非法游行，谁给钱了？谁给学生送水了？送面包了？可口可乐？自己交代，互相揭发。大家都说没有。后来那老板娘说︰"我们凭什么不可以给学生送水？派出所的所长，他家打大衣柜，让木匠到我这儿来吃饭，给我扔了五○元钱吃了我一个星期。"她说仅仅是一个所长啊！所以我觉得，悼念耀邦同志，对于耀邦同志的看法。民心评价之外，也确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党风。社会风气，已经到了不能不收拾的地步了。如果中央不在这方面下决心，我觉得这个国家不可收拾。那么多老百姓，不要说我们对学生如果象电视对话的态度，说实话，对对话的反映并不好。如果有那个决心，有那个及时劲儿，把官倒收拾收拾，把贪官污吏收拾收拾，我觉得学生也还是很理智的。李大同︰刚才很激动，我还是接着把想说的话，继续刚才几个同志……我们这次和老总冲突，我刚才讲了第一条原因。我还想接着讲，我们这个职业，是有我们的职业规范的，是有我们的职业道德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我们自己异化成一种服从性的工具。不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是成百上千万的公众，我们在向他们传达信息，这个信息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全面，是不是客观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公众的检验。我们必须得对人民负责。这是我们的天职。这次我们冲突，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发与不发，你们是站在中央一边还是站在学生一边？成了这样一种问题！似乎发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试想一想，那天我们国家全部党政军领导干部都在大厅里悼念，都出来看到十数万学生坐在那，这是多么大的新闻！你不发它就没有了吗？它就不存在吗？外国记者就不加以报道吗？我们竟然可以视而不见，在中央最主要报纸上居然可以只字没有，将来我们翻开历史，我们说新闻是记录历史的，翻到这一天的报纸，只字没有，这会怎么样？因此，我们既不，我们没有这种政治上的选择，我们并不是说发了这个东西了就站在学生一边了，不发这个东西就站在中央一边了。我很不同意老总的这种论题。我们说，我们作为记者应该首先站在事实一边。首先报道时空发生了什么变动，不行！那么，事实证明不行！那天晚上，有多少记者自动齐集在这间屋子里，全部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素材集合起来，供我们几个人制作。很多同志要求一夜不睡，早上报纸一印出来就驮上报纸到外面去散发，来挽回我们报纸的声誉。我们很多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竟然不敢说自己是《中国青年报》的！因为我们没有报道。只好说我是市民，我是外地人。摄影记者说我是《科技日报》记者，人家要他掏出记者证来，又不敢掏，说我是暗房工人。这种耻辱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超过了我们涵养的极限，说句老实话。因此，我想请中央领导同志应该好好听取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心声。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新闻体制除了政治上的不利以外，刚才家宽同志已经讲过，由于不报，由于片面地报，起到了扩大事态的作用。我们当时要求报的一个论据是︰这会帮中央的忙。因为我们的标题就是《悲痛。理智。自励》我们在向学生暗示，你们应该这样。应该坚持这样。我还想请中央领导同志注意，我们现在这种体制，在极大地削弱我们这支队伍的质量。我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注意到没有，前些日子，中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中国潮"的报告文学发奖大会，前十名有七名是记者。那么，记者成为"走穴"的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最优秀的记者不给报社*?写东西了。纷纷走向比新闻自由度更大的文学领域。我非常担心这种状况下去会怎么样。包括本报一些非常优秀的记者，不写了！都去写报告文学了。我们队伍里到底还能留下多少真正优秀的人？因为他们真实的见解，他们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不能在他职业的圈子里得到展现，他只好去"走穴"，就象那些流行歌星一样。不给他提供正式演出的机会，他只好去"走穴"。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苏联。东欧，世界上和我们共同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闻公开化方面迈出的一步接一步的坚实的步伐。这种不断的信息传过来，对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刺激非常之大。不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一个副总编辑刚刚到苏联去采访回来，他在私下里和《共青团真理报》的总编辑说，你们说老实话，你们现在还受什么约束？这位《共青团真理报》的总编辑说，除了外交问题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受任何限制。当然，还要有法律的保密范围。不用提，我们自己就会自我约束。那么，苏联报刊的发行量，包括《真理报》的发行量，大幅度的上升。有一个陪同团的女工作人员告诉他，每天干什么呢？就看报纸，因为现在报纸上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她订了五、六份报纸，每一份都要看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提供的东西……为什么《参考消息》的发行量最大？有没有想国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正规报纸的发行量，不如《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大？说得过去吗？因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太少了。特别是公众关心的信息太少了。公众拿来和自己身边的事情相对照，觉得这是不真实的。是我不关心的。他就不喜欢这张报纸。《中国青年报》之所以比较受到欢迎，就是比起其它报纸来说，更多的接近群众接近青年，但又决不是完整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呢！我们的职业规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件事情的话，我们能够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去反映它。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失职。

　　那么，我感到，作为领导中央报刊的中宣部的工作，有极大的缺陷。事实上，关于报纸日常的这种宣传报道，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的指示精神还不是非常之多的。主要还是中宣部的领导，在那召开例会也好，谈他们的意见也好，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到这个报纸已经十年了，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赵紫阳同志十三大上讲的"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我们中宣部究竟根据没根据这样的精神全面清理我们的指示，我们给报社的这些规定？清理过没有？我相信是没有的。这各种各样"不许"的禁令究竟有多少呢？我们的副总编辑高伟同志，没有费劲就闹出了三十个。送到总编室，这也不许，那也不许，以至细致到了某种提法都不许！

　　〔胡启立问︰从哪一年开始？〕从三中全会以来。〔胡问︰说什么不行？〕"不许"，迅速地就整理出三十个不许，其实远不止这个数，我相信。老高也可以谈……〔众议论〕

　　郭家宽︰不光旧的，今年元月份又来一个新的，就是中宣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发的《关于突发事件报道的严格限制》，比十三大的精神，比去年都是个大倒退。去年“一·一八”一架安二飞机摔下来，全都损失十八万。到了去年夏天，三七五○飞国内的，飞机摔下来，当场摔死四十多个人。我们通讯员听说了连夜现场采访，发来电报，据说，这个人还没落实，还受到一些批评。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飞机摔下来，这个人错在什么地方。

　　〔插话，议论〕有人解释说那架一一八上坐的是外国人，所以才报。这架坐的是中国人……我想，这次学潮中间缩手缩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李大同︰……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不清理，不宣布的话，他不整你就算了，他如果整你，这都有效。我们上次有一篇报道出了一点问题，这个张……当总编辑也当了有几年了，竟然从自己多少年的笔记本上查到这样的规定，他要到档案库里去查，你们说说，谁的脑子里能记住这么多如牛毛的规定啊？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一个基本原则下的工作，而不应该是在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禁令规定下的工作。很多临时性的某个个人的意见，就必须成为一条，有案可查，援引先例。这很麻烦的。

　　我很希望责成中宣部的同志根据党的一三大的精神，根据紫阳同志这次讲话的精神，对造成这次极为严重的不满，造成这次学生的大规模的游行，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这已经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了。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制度化的保证。我们新闻工作者手里，没有一种宽松、宽容、大胆工作的尚方宝剑，没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噤噤，我深为老总们难受。

　　我们为了筹备好这次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会谈，这些日子里也在广泛征求新闻界的意见。我们感到，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中央提供一份可供参考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我们不想仅仅是发发牢骚就完了。这没有多大意思。当然，也应该发，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很难听到我们的牢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意义的。〔胡︰*?这不是牢骚，这是理性的思考。〕我们很想经过非常充分，非常严肃的研讨，给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具体的操作的方案……

　　……造成学生事态扩大一个很重大的原因，中央各大报纸，而且我相信是所有省级以上的报纸，都在头条刊登《人民日报》这条社论。它究竟？社论是代表编辑部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在西方新闻界，转载别人的新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转载人家的社论，那是决无仅有的事情。不可能的。这只是代表你们编辑部的观点。现在我们的新闻运转机制里有一个很要命的弊端，就是把社论和新闻混为一谈。新闻本身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性。或者叫做暗示性。这是一个亟需改变的状况。即便是在党报上，我们也应该把言论和新闻作严格的界定。新闻就是新闻。新闻就是事实的报道而不代表谁的观点。如果要发表观点的话，可以用本报评论员文章。可以用社论文章。如果我们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我们可以采用党中央发言人的方式，正式对某一个事实作出我们的看法。但是事实另外有其它的含义。现在我们在新闻报道上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事实上就是新闻和言论混为一谈了。似乎你发表了这个新闻就是支持了谁，就是反对了谁。这是不应当的，这是一个极大的混淆。界限不清。

　　我们建议中央可以责成宣传部研究这个问题。能否把报纸上的言论和报纸上的新闻事实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使公众知道，事实就是事实，而小楷，代表编辑部观点。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的混乱。如果编辑部对某个新闻事实有看法的话，他完全可以加编者按，可以加编后，可以加短评，来表达编辑部的观点。但决不能由此来不能报道某一件事实，不能全面的报道某一件事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种惯性。现在位居领导岗位的同志不由自主地这么去考虑问题，发表什么就代表了什么，就意味着什么。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也是我们这种陈旧的新闻体制的惯性。现在应该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要把新闻事实，和编辑部的言论分开。

　　那么，刚才也算提了一个建议了，就是建议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全面清理一下中央宣传部，关于各中央新闻单位，乃至全国新闻单位这个不许发，那个不许发的……它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是受当时的一种形势，受当时中央某位领导人的看法左右的。缺乏根据的东西。我们建议把这些东西清理一下。刚才老高讲，这三十多来，不费劲，就三○多条。事实上已经无法报道了，如果连"危机"这两个字都不许提，这个报纸上还能提什么呢？有危机感是中华民族有希望的表现。现在我们有一些领导同志听不得这两个字，似乎一提危机就是眼前一片漆黑。并不是这样，居安思危。古训就是这样，危是什么？就是危机。居安尚且要思危，在我们现在困难的时候，就更应当思危。而不必讳言这个东西。要相信我们的人民有这样的抵抗力，有这样的承受力。

　　另外，我还想请中央领导同志要象当年学习法律那样，了解一下现代新闻学的东西。当时，中央在耀邦同志带领下，请了法律方面的专家专门去讲法律方面的课。我看了后非常感动。这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并不是大专家，大学者，是政治家，他并不一定具备每一个领域里的完备的知识。但是我现在感到……我去年接受了人大舆论研究所的一份问卷调查，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现在中国新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发给副教授以上的同志。我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看到这样的问卷调查，但是我当时就非常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究竟写什么？最后我还是写下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彻底改变传统的新闻观念。要树立起现代的新闻观念。我是非常有切肤之痛地写下这句话。因为在我们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一件东西能否顺利的展开，或者具有某种动势常常取决于中央主要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知识和观念。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现在的新思维，为什么现在是响彻世界的口号？大家认为他是一颗新星，今天《人民日报》大标题叫做"新型领导人"。为什么他们要强调他是新型的？我想，他就是具有一些新的观念。我很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请一些新闻界的专家和学者具体探讨一下，你们认为现在世界新闻的潮流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应当确立起一种在现代新闻观基础上的。全新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不应该继续延袭我们在战争年代在产品经济的模式下。习以为常的。陈旧的。封闭的僵化的模式。应该建立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动态的新闻模式。这就不是党的领导人，在党的范围内的一两句话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很希望中央能够召开专门的会议，就这个问题统一全党的认识。而且，这封信里面写得很清楚，首先是全党的认识，然后是全体人民的认识。能就中国新闻公开化的问题，作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如同我们对教育作出的纲*?领性规划一样。我认为它的重要程度，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决不次于教育的。甚至对教育也是一种极大的推动。这也是一个建议。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深深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第一部《新闻出版法》正在制订之中。我们接触了新闻界很多老同志，中年同志和青年同志，没有一个人在谈起这部法规时不表现出忧虑。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基本人身权利的基本法规。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是性命攸关的法规。我们很多同志在议论的时候，都非常担心会出现一部什么样的法规，为什么现在还处在一种非常秘密，非常不公开的状态下。我们曾经听说……〔有插话〕，这部法规出台前的一个信号，曾经给我们的心中投下了阴影。法规还没出现，先拿了一部《新闻记者管理条例》来讨论。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权利还没有确定，已经要我们来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并且说，这就是新闻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感到大惑不解。我们很担心这部法规，在这样秘密的状态下制订，它是不是一项保障新闻自由的法规。还是一项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我们很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够把新闻法的制订过程公之于众。应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这部法规的草案，至少要在知识界。法律界和新闻界进行广泛的讨论。集中大家的。全民的意见。我相信这是一部基本法，基本法是不能由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应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是关系到每一个公民基本权利的法规。应该有它的公开化和透明度。而不应该象现在这种，我相信老徐〔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就没看过，看过吗？〔答︰没有。〕这样一个大报的总编辑都不知道在制订什么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很担心，确实很担心。我们很希望能看到这份草案，能够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

　　我不知道今天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事情能不能说？〔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郭︰我们信上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是这样，《世界经济导报》是一张创刊还不久的报纸。它基本不是以刊登新闻为主的一张报纸。而是一张集中地反映知识界的各种不同的见解和声音的一种报纸。它大概是八○年，还是八一年创刊的，现在八九年来，它逐渐地在读者中建立了自己的信誉。很难想象，这样一份严肃的报纸，特别是在一座城市，而不是在首都，发行量能够达到三十多万份。象我们全国性的大报《科技日报》，现在也就是七。八万份。这样一份严肃的，甚至很难看懂的报纸，竟然可以发行到三十万份，应该说，它在全国公众中，尤其是在知识界中，是有它的一种崇高地位的。也是受到我们这些以刊登新闻为主的同仁的很大的尊敬的一张报纸。因此，让这张报纸在这样一种突然的情况下整肃，在全国新闻界的同仁的心上，蒙上了一种极大的阴影。从中央到地方现在为什么纷纷在声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就是因为唇亡齿寒，我想明确的说出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容忍这种非程序的。非法律的这种事情一再发生的话，我们自己还有什么保障呢？我承认上海市委有权力停止钦本立的党组成员的职务，作为上级党组织，无论是根据党章，还是根据其它的中央规定，它是有这个权力的。无论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它有这个权力但是我觉得上海市委决无权力越级停止钦本立同志的总编辑职务。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正式建立了国家的新闻出版机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党不应该直接过问，或者是直接干预政务方面的问题。何况在不经过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决定，就更不应当。据我们所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海社会科学院和设在上海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共同领导的这张报纸，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上海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给上海市委的抗议信，他们的信里面都讲得非常明确，撤销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完全是非程序的。而且在中国新闻界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这就是事前的新闻检查。但这话可能说得重了一点，但我觉得实质上是一种检查。是根据这个领导人他个人的看法，他认为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发表的看法可能要造成动乱，可能社会效果不好，他就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是合法的还是个问号，来停止这张报纸的出版，来要求改版撤销，他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力，我是很怀疑的。

　　郭家宽︰另外，方法也是突然袭击式的。据我们了解，《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记者也是和上海市民一样，在同一天的电视上看到万人大会和它们被整顿的。

　　李大同︰现在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意见在冲突︰上海市委认为，这些文章发出去会引起很恶劣的社会效果。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同志则认为，这篇文章发出去会有好的社会效果。我认为是两种社会效果论之间的斗争，或者叫做磨擦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解决这两种"效果论"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动用权力！而不是一种同志式的协商和探讨。这是很不应当的。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这个事情在海内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建议中央能否这样考虑？暂时*?做出这样的调解︰继续保持停止钦本立同志党组成员职务的决定，但是能不能把这期报纸的是非稍稍的容当后叙，可以提交到一个评议委员会来做出裁决由党的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由新闻界的同仁，由各个方面不同的公众来对这期报纸。这些同志做出一种评议，但是现在能否先行恢复钦本立同志的总编辑职务，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我想可以极大地挽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造成的影响。这证明我们党还是会实事求是地来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也承认有点过急，处理得不是非常恰当。他首先越过了上海新闻出版局，这是不应当的。这个指令应该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出的指令，不应该是上海市委的指令。因为它不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我个人建议中央能否考虑这样一种暂时的平衡。不要以为这是一种退步，退让。我觉得做出这样一种举动确实代表了一种民心如果做出这样的举动，一定会赢得新闻界同志的一致叫好。说明我们党确实是实事求是的，有错就改。

　　我占用的时间太长了。

　　王石︰有两年不到中央去开会了，启立同志好久不见。我是一九八六年一二月三十日获准辞退总编辑职务的，是在耀邦同志下台的前不久。〔众笑〕那时候报社同志送给我一个很好的绰号，叫做"检讨专业户"。因为，我在做总编辑的时候，当然也是工作没搞好，这我有责任。我不赞成《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据我听到的同志的意见，都不赞同这个社论。有人认为，这是不是中央对学潮的一个不科学的，或是错误的判断。我是赞成客观的。真实的报道这次学潮的。我觉得报道比不报道有好处。事实证明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耀邦同志追悼会的那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下午学生撤退。因为那天，我在大会堂里边追悼了耀邦同志，但是我感到好象光在大会堂里边追悼了还不够。我看到好多同志从大会堂里边一出来，追悼会一结束，看到广场上那么多学生在那儿追悼，马上就要掉眼泪，包括钟佩章同志。我无法理解和猜测，那一天，那么多高级干部从大会堂里出来，面对着这么一种情景，究竟心里是一种什么样复杂的情绪？那天，直到学生撤退完了我才回家。在广场，有三点对我个人冲击相当大。我抑制自己，在大会堂里没有掉眼泪。但在广场上，我掉了好几次眼泪。第一，我问学生啥时候来的，在这广场里呆多久了。他们都是走了六个多小时，后来我看新华社内参《动态清样》讲，是走了一七个半小时，来来回回。我看见有人往学生坐的里面扔塑料包，学生又把它扔出来，扔到武警战士前面。学校里边想法拉着一点面包，一点油饼，还在那说︰"大家不够分着吃吧。"〔哭〕我都在想，这么多青年，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是要动乱？是要反党？搞垮我们的社会制度？我确实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不是。学生里大概有很多共青团员，也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的后代。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客观地去理解了学生的感情，他们的真心实意。我在那站得很累，想到学生堆里坐一下，他们拉着手怎么也不让我进。要学生证。我说我这么大的年级，哪儿来的学生证？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学潮到底怎么判断？这个问题，中央现在或不管是什么时候，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回答的。

　　第二，那天我站在广场，最使我难受的是那三个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长跪不起。我在那看着表，一二︰五○开始下跪，到一︰二○分起来，那么，我就在想，人民大会堂啊，这学生在里边都是相当反映了民意的啊！群众后来对学生的欢迎，以至到现在，《动态清样》上反映的这些证明了，包括紫阳同志讲话也表达了对学生问题的实质性的理解。在我们的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竟然有代表民意的代表长跪不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这种事，我感到特别难受。那一天电视讲话，何东昌用讥讽的口吻说，用一种封建习俗来丑化我们……下面的话没说出来，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更加难以理解何东昌同志，究竟有多少人民的思想感情。作为国家的教委主任，究竟理解不理解学生？

　　第三个比较难受的，是我们到处听见别人骂报纸。我是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我想不到会有那么一种结果，大标语呀！新闻要讲真话。我弄不清楚，我问︰"你们到底要求什么？"他们说我们不要求什么，我们只要求能够如实地，原原本本地把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请愿……为什么报纸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呢？那天晚上，有些年轻同志要写这篇稿子，还向我作了采访。我也看了他们写的稿子，我是觉得，那天还是应该有所报导的。后来，"四·二六"社论上，也到那天划了个句号。"……追悼会之后……"才是什么什么。

　　最近以来，我听见的议论很多。我觉得有四个问题应请中央考虑。能否做出解释，说明，或者回答。一个问题是"四·二六"《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紫阳同志后来的讲话，五月四日的讲话到底一致不一致？我看是不一致的。因为"四·二六社论"的*?调子是动员全党反动乱。那就是说，有动乱了，所以要反动乱。但紫阳同志后来的讲话说，"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我最近在看新华社的动态清样上边，有的省建议中央……还有，紫阳同志五·四讲话里面讲到透明度不够，公开化不够。而这个意思，据我个人的理解，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也不太一致。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讲的是苏联的。波兰的自由化问题。

　　第三是反自由化的问题。一九八六年的反自由化问题。但据我了解，在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人对此有不同的认识。第四个问题是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的做法，不是他个人的做法，而是党内采取那种办法合不合乎党章？正常不正常。八六年以来，我听到很多议论，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的。怎么能够高级政治生活会议就辞了职了呢？应等到一三大才是……至于耀邦同志工作当中有哪些缺点和错误，我觉得都可以客观地评价。现在我不理解的是，当内的这种意见，这次由学生在悼念耀邦同志的时候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党内政治生活不太正常的一个表现。我想，这是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真正的团结统一才会有所加强。

　　另外，我讲一点对我们国家新闻改革的看法。新闻改革已经进行很多年了，口号喊得也很响亮。这几年新闻改革的实际状况，就我个人的研究和听到一些同志的看法。刚才家宽讲了，确实我们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也确实有进步。它主要表现在这么几点上︰我们办报的思想，比较坚决地拋除了阶级斗争工具论这样一种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报纸上的新闻品种确实多了。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确实多了。不要说比很早的过去，就是比前几年，也确实有所加强。新闻媒介起的作用确实在加强。第三，报纸宣传的内容比以前有开拓。第四，报纸本身的经营管理都有不少的改进。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新闻改革，恐怕有相当多的属于新闻业务的范畴。真正的新闻改革现在还进行得不多。那么有几个问题，在新闻改革时需要考虑一下︰第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新闻民主与政治民主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目前，我们的整个改革当中，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拖后。教训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作大踏步的改革比较困难。我认为新闻民主，是政治民主的一个伴随物。同时，新闻民主又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催化剂。学生游行里也表达了希望我国政治民主快一点的愿望。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指导报纸的观念也应该有所改变。前些时候，我看见保加利亚的党中央报纸，大概是叫《公民事业报》总编辑访华，《动态清样》上登载了保党中央的一个决定，它对报纸有一个改变。两条，一个是把保党中央机关报的性质，改成保全党的报纸。这是根据了列宁的说法。这与过去就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机关报是从上到下，作为全党的报纸，就包含了全党对党中央工作的监督在里面。第二，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副总编辑有权签发，对党中央领导。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总书记进行舆论监督的稿件。它还决定，鉴于报纸作用的加强，保党报的总编辑要由保党代会来决定。我并不是说要我们中国的报纸完全仿效它这样，恐怕也不大可能，但是它对报纸的性质规定，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变化。那么这里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

　　第三，对报纸和新闻宣传，要尽量减少权力的干预。这个刚才李大同同志已经讲了很多。我总觉得，我们对报纸的作用一方面太夸大。好象社会上一有什么风潮，有什么动乱，有什么大问题，都是报纸在那儿鼓励起来的。其实，据我体会，报纸也没那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总是在几个问题上不能够正确地去看待。比如说，因为是党报，所以在任何时候，宣传都要作政治考虑。我不反对在重大问题上作政治考虑，在外交问题上就需要作政治考虑。但是不是一切问题上都要作政治考虑？那么一切都可以有规定限制你，你就没法搞新闻报道。在一个就是所谓社会效果。而我们常常是人为的，提早的在那儿估计社会效果……我想，作为党报，作为总编辑，都是有政治水平的。他在发出每一个报道的时候，会作政治考虑的。安定团结这些都要考虑的。

　　如果让报纸按照新闻规律去办事，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它的客观效果，很可能是积极的作用，正面的作用。而不是负作用第四，要尽快地建立新闻法规。现在，好象是听说在新闻法制订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于新闻自由难于界定。

　　第五，新闻体制要有一个变化。特别是总编辑要有自主权。在法定的规定下，总编辑要有什么样的自主权，这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的见解是，新闻宣传的是*?非，大量的不是有领导去干预。应该是由法律去判决。

　　贺延光︰我想给启立同志提个问题。中央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这是十三大提出来的。我坚信，到现在为止，中央并没有改变这个方针。那么，作为重大问题的决策人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局以上各层的领导同志，我觉得也很有必要让人民知道和了解。前几天，北京市陈希同市长，在北京市万人大会上提出，他可以公布个人财产。但是，当我要求访问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却遭到他的拒绝。〔插话︰他儿子做些什么，搞什么公司，都不要求谈。〕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象启立同志，还有中央各位常委。领导同志，我们的人民不太了解。象您，个人的性格是什么？兴趣如何？爱好如何？生活方式怎么样？家庭成员怎么样？这些我认为都是重大问题。

　　〔众笑〕因为它会决定重大的命运，所以人民有权利了解这些情况。今天能不能请启立同志……〔众笑〕当然今天时间部行，那么，回去以后……我作为本报的专栏记者我能不能访问启立同志和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既然能访问，能不能报道？但是我觉得很悲观，陈希同同志的秘书跟我说，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报道了他本人，那么对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来说就很难堪。他本人宣传自己有多少财产，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是不是也可以宣传？不要说陈希同国务委员这样的级别，就是前一段，我采访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发言人，结果还作了检讨。〔众笑〕也是说同样的道理，事情是大家做的，不要宣传我一个人嘛！

　　正象刚才大同所说的，我们这些中央领导，应该看一些关于新闻的知识。新闻，是向公众提供公众需要关心的事实。特别要及时地提供一些事实。向中央领导同志一出来，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当选了，马上就有一条简历，哪年入党呀，多大岁数什么的，就完了。至于别的东西，其实更重要的，影响这个人做出决策的一些东西，人民的兴趣更大。所以，我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开放新闻的时候，能从自己做起，首先让新闻记者报道自己。

　　XXX︰……在制订新闻法的问题上，国外有两种可以参考的做法，一种是追议制，一种是审查制。国民党的时候就实行审查制，这会出现"开天窗"的情况。我认为，我们的新闻法，应实行追议制。

　　现在的新闻体制，逼迫新闻站在了政府面对观众的最前沿。新闻改革能否象市场体制那样，让新闻相对独立，让政府也超脱，这样对政府的形象也许更有利。

　　XXX︰现在是党控制一切，所以碰到困难党就麻烦了。

　　XXX︰没有缓冲机制了。

　　李大同︰本来我们的新闻应该起这样的作用，它是弹性的，能够缓解各方面压力的这样一种机制。我还想再简单的说两句话。建议中央重新建立新闻体制的时候，要考虑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就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遵循的一些……现在我们一些东西……而不是应该让你了解的就让你了解，不应该让你了解的就不让你了解。而且我担心现在的新闻体制，使真正做出决策的主要中央领导人，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这是个很大的危险。刚才延光提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昨天已经了解到李鹏同志确实不知道外面有长跪不起的学生。但是我们的学生跪了四五分钟。在四五分钟里，我们的新闻媒介，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能把信息传递到李鹏同志那里去！那天阎明复同志都说了，即使打个电话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再派车去也来得及。〔胡︰只有几分钟。〕就几分钟的时间嘛？〔当时我是在临春。就是嘛！〕就是没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想一想吧，这是多么大的危险啊！

　　XXX︰我来说两句。传达小平同志讲话的时候，在新华社和中宣部这样的机构里面，在几处都……这样的情况怎么看呢？作为我个人，对小平同志的讲话是有看法的，我觉得他把问题看的太过了。对形势的判断并不准确。但是，我还想一个问题，小平同志八五岁了，我很想知道，究竟哪些领导同志，究竟怎么样向小平同志汇报的？因为没有传达其它人的，光是传达小平同志的，借小平同志的威望，来做这样的决定……我希望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都要实事求是。

　　李大同︰最大的危险就是以为报纸上不登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没有的东西。以为报纸上登的东西，我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就是人民相信的东西。这是最大的危险。中央应该能够，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政治家，应该很敏锐地感到，对耀邦同志的这种悼念为什么会这样剧烈？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对耀邦同志这种非程序性的处理极大的不满。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就是因为它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不满，说实在话。没有道理。但是不许登，就以为大家没有这种情绪，这就非常危险。不知道启立同志您是不是特别相信我们的内参？事实上我们的内参说的真话也是有限的。反映内参都要受到严厉批评，*?为什么？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不愿意听到自己不愿意听到的声音！这样怎么能够领导好我们这个国家，怎么能够不出现失误呢？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

　　XXX︰……一个是谁是动乱根源，一个是从反精神污染到自由化……是贪官污吏，……提个意见，小骂大帮忙……党不能做违反党章，违反程序的事情……小平同志有很大功劳……但是小平同志即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常委和中央委员，……如果这样的话，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都讲话，那都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胡启立︰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中央全会，在选举，一三届选举的时候紫阳同志取得了全会的许可，以后，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和小平同志商量。这个是取得了大会的通过的。〔大家七嘴八舌〕

　　李大同︰……我们去年去新疆讲学，正好碰到彭真同志到新疆去，这时候彭真同志已经退了。他既非中央委员，又非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也非中顾委委员，纯粹从法律上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个普通公民。但是他在新疆在干什么呢？召集新疆师级以上的自治区干部大会！作指示。召集自治区所有常委开会！作指示。自治区第一书记以及其它几个常委要陪着他视察工作！他究竟代表谁？他究竟以什么身份来代表？这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在西方，这是不可想象的。里根，行吗？他可以去当演员，但不能继续他在职时候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徐祝庆︰现在已经五点了，大家还有什么？

　　胡启立︰我想到各编辑室去看一看大家……我想，座谈是我们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终点。我觉得今天来，很有收获。不虚此行。来了以后听了同志们很好的意见。我觉得不仅是这次对话，今后……按照即定的程序，我们有些同志应该参与决策，因为有很多思想很好。就我的理解，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看法和要求。我理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加强民主法制，推进新闻改革。这也正是我们几年来在反复思考。研究和实践着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识。听了大家的发言，使我更加深了认识。新闻改革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刚才同志们发言过其实况也肯定了，这几年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之后，新闻改革是有了进展的。比起过去，很有进步。这是同志们的努力，也是我们共同的努力吧！但是还远远不够。我个人赞成你们刚才所说的一些重要的意见。就是对于我们的新闻工作，缺乏一个系统的总结和回顾。在制订新闻法的同时，或者在这个之前，应该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清理一下我们的思想，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同志们啊！……我们前不久发了一个文艺方面的若干意见，前后开了几十个座谈会，广泛征求文艺界同志们的意见，试图总结我们的党在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因为这个问题太突出，把文艺变成阶级斗争的……把文艺界的空气弄得非常紧张，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全是从文艺上开始的。什么评《武训传》，以至后来的《红楼梦》。《水浒》等等的，总的来说，是在这方面作了个彻底的反思，发了个若干的意见。这个文件获得了文艺界绝大多数同志的承认，觉得这次的文件写得还可以。觉得把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历史经验都写进去了。

　　我也不是说这个文件就尽善尽美，好得不得了。这也不是我们写的，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产生的，对吧！

　　从新闻这方面呢？我们就做的很差。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跟你们说老实话啊，我是主管新闻工作的，我在这个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这我得承担责任，你们要批评，什么都可以。我认为，通过这次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把我们历来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我们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不是我说了就可以决定的。我这样做就违反党章了。我们可以提出这个建议，认真地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和模式，是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环境条件等许许多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一概否决，说都错了。它在当时的情况下发生过重大的作用。保证了我们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些都不多说。时间条件地点都在变化，情况也在变化，这些问题我们好好总结一下也有好处……

　　这一次这个事件的报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开始控制得紧一些，后来放开了一些。游行不是也报道了吗？也没有什么呀！看来，增加透明度，公开化有好处。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开性不够，毛病甚多。许多问题变成大道不通走小道，小道不通，出口转内销。听美国之音。因为没有什么好听，只好听它的。还有刚才各位提到的，领导人的情况，大家都非常关心，当然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不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选举的时候都作了介绍。但群众不知道。另外我们缺乏完善的法律。*?我赞同这种意见。要考虑按照制度相应的法律。对国家哪一级以上的干部，要有财产的申报制度。应该还有监督制度。是可监督的，可操作的。这个有什么不好呢？因为你没有贪污你为什么害怕这个事情？〔李大同︰向群众公布你可以享受什么也可以〕你比如说，我就这些个工资，大家也不相信。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这个问题你说清楚了，我看也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大概就住宅比较宽一点，我们这些人的家具，我不知道别的人，政治局以下的。我们这些人的家具是国家给配的。特供，这个问题早在半年之前，因为学生反映很强烈，就决定把高级烟酒通通取消掉。现在我们的特供点在西四这边，它是向全市各大公司。旅馆供应高级蔬菜和肉类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去买的时候，按照高价来买。蔬菜比市面上高一○％，肉比市面上高二○─三○％，当然品质要好一点，因为质优价优。烟酒确实是取消了的。但这些我们说了我认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领导人到电视上说，这个东西，也不成个道法呀！〔插话︰你们应该有一个制度来作保证〕我说了你就信吗？那完全可以怀疑嘛！芮杏文同志被人问︰"你一月挣多少钱？"他说︰"三百。"别人说︰"你甭胡说了，我还挣五百呢，你三千差不多！"过去，中南海封闭，在过去的历史年代中，也许你是把中南海的领导人往好的想，什么"八角楼的灯光"呀；现在你可能往坏的想，什么都坏，实际上也没那么坏。〔众笑〕

　　所以，我觉得大道不通，小道盛行，谣言甚多，谣言满天飞，真假难辨。这是激起群众愤怒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紫阳同志跟我们讲话就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并不是完全都信。比如说谁是谁的女婿，这我们都认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你没有办法，大道不通！所以，我感到，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思想观念。领导方法。宣传方式。宣传方法上，都需要根据发展了的新的情况来改进和更新。这才能够实现一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样才能够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支持群众反映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同志们，我跟你们说，我们坐在中南海是每天睡不着觉的。经常睡不着觉，不能说每天，夸大了啊，〔众笑〕中国这么大，谁知道底下搞些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个人贪污不贪污？腐化不腐化？完全靠中纪委。中监委去查，查不清楚。我看这个东西只有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立一整套检察监督的机制。包括差额选举，外面的人民有罢免权。你烂得不象话，我们下回不选你就是了。采取种种有效的办法来同不正之风作斗争。这涉及到一系列的立法等等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先讲这么一个意见。第二个是同志们谈到的新闻改革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新闻自由的问题。议论的一个交点。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必须通过立法的渠道，我们新闻的立法，第一要保证宪法赋予的权利，保证新闻自由。第二，要根据宪法，防止滥用权力，滥用新闻自由。这个同志们都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法制就没有自由。但是法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既很重要，又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单纯是新闻界自身的事情。比如说，大家所关心的，为什么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反差很大。有的建议立即制订新闻法，把这些记者们管一管，严加管束。有的就要求，你要制订新闻法，你就得完全放开。这个尺度怎么掌握？不能够由某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这个要新闻界和社会各界按照立法的程序进行充分的。广泛的讨论。进行民主的协商。上上下下多少次，这样，然后最后通过人大，才能够把它确定下来。这整个来说，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加速这个过程。这个制订的过程，我认为也是一个学习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民主和运用民主自由的过程。全民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这个你要问第一线的同志，他们的牢骚和他们的苦恼也是相当多的。相信你们知道得比我多。就在北京地区，你下去跑跑问问，有些县里打得不得了。我讲这是个建设过程，这是个学习过程，认识过程。怎么样把我们学习的水平提得更高一些。更成熟一些，做出比较准确的决策。我们要加速这个过程，这只有依法来做，没有别的出路。党中央也不能来干这件事情，我们来代替立法机关。制订一个新闻法，然后让人大来举手通过。因为干不了，而且也不可能。要经过社会各界来协调。当然，最后，大家都通过了，党中央可以来确认这个东西，作为党的一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那是可以的。

　　还有同志提出了，对学潮的事情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人民日报》二六日。二九日的社论，赵紫阳五·四的讲话，亚行的讲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的对话，说明了中央*?的态度。这些讲话，有同志说有变化，我认为，一切的任何一个讲话，一个文章，都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时间地点条件而作出。还有，跟什么人谈，对象。至于我今天说的话，就是在你们这种情况下，跟你们说的。如果把我的讲话，一字不漏地整理，然后《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这一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一元化的社会，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社会，各有各的看法。你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呢？马上就会有人质问。所以，一切的讲话都有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但是，贯穿的中心，就是要稳定。要团结，这是始终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经不起动乱的。要求大家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只有在稳定的，而不是动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我们才能够顺利前进。当然，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秩序发展的道路，走上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所以，这是中央再三强调，一直不变的这么一个红线。这也是广大的学生。新闻工作者更为希望的一个方向。当然，这样做不是说就不要民主了，不让人说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已经多次说过了。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中间，形势变化是非常迅速的。一个晚上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说我们社论已经发了，非镇压不可，这怎么可以呢？你有原则还要灵活呢？你要灵活反映呀！学生的行动已经表明，那我们当然不能有出格的行动啦。如果北京出现了象长沙和西安那样的抢王府井，那我们的公安人员就坐那儿劝劝？劝不下来，我们也不管，你们去抢吧，这象话吗？你们哪一个也不会赞同这样的政府。

　　这个事情既是有原则的，也是灵活反映的。理智的。这样，我觉得就有可能，把事情逐渐引到一个好的结果，学生不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吗？把贪污腐化。贪官污吏打倒吗？要求民主吗？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吗？这些，正是我们的希望。完全有可能引上一个好的发展。就是原来讲的，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真正引向积极的方面。这就很好嘛！这就可以实现赵紫阳同志讲的，实现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据说，学生游行那天，香港衡升指数报界，丢了六○多个百分点，不得了啊！诶，二七日游行没出事，衡升指数立刻上升。缓回来，又上升几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的人讲，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安定的信心。这么一看哪，诶，有希望！有的人讲，这次学生和政府表现出来的理智和克制程度，使得外国的观察家都大掉眼睛。就是原来的估计错误了。原来估计要出大事。流血！有惊无险，大家觉得，心里放下一块砖头。但是事情还在发展，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发展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环节的某一个锁链。有了这一个锁链，还有下一个锁链。一环扣一环在不停地发展。事情总是有两种可能的。而不是一种可能。好的可能和坏的可能。我们现在努力地要把它引向好的结果。有没有坏的可能呢？赵紫阳同志和社论里也讲了，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没有人利用，那才叫奇怪呢！而且，我觉得也不一定都是坏人想利用。你比如说，六○年代调整下马的中专学生，到中南海去跪着。，要文凭。你说他是坏人吗？他不是坏人。昨天，五二个人到中南海去请愿，为了什么呢？为了菜园子的纠纷，果园的什么事情，我都不太想讲。也是给下跪。要求中央给解决。同志们，去年国务院信访办接待的集体上访是一八○批。个人不算。这些人背后，少者有十几个人，多者，背后是成千上万的人。平均是两天一批。如果都采取街头民主的办法来要求我们解决，那我们中南海新华人门就天天跪满了人。而且也没办法解决。这怎么能解决呢？

　　社会是复杂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光游民就有一千多万！你说这些人是坏人，他也不是坏人。当他可以找到饭吃的时候，他不坏。可是当他找不到饭吃的时候，他就什么事都干！他为了抢劫，就可以杀人。所以，我们如果为了民主和自由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法制，出现的后果，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学生命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我讲的是广大学生。个别学生我不敢保。但广大学生是不会做的。如果政府的法制权威由此而削弱，天天游行示威，一定会有人跟上来。而且现在，我跟你们说，我们的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个政府是不管生产的。他那个生产是由市场去调节的。是资本家在那干着。资本家什么时候都管他那工厂。总统倒台，政府倒台，内阁倒台，市长下台对他是毫无影响。市场都是管着的……我们就不行。我们的市长。省长，都是直接管着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现在市场五○％是国家管。

　　……我不是反对对话的。我是赞成对话的。就是同志们说的客观报道里面，有这么一个实际的，不同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国家，是正在从计划体制朝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新旧体制并存，两种规范，两种模式并存。这是有它的特殊情况。因此，为什么政府再三强调安定团结，再三强调要稳定。这个大家也能够理*?解。在加上我们的法制不健全，漏洞很多。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一句话，同志们所有要求，总的一句话是要求我们深化改革。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如果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法存在下去。可是如果要作这件事情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要认识我们国家确实处在一个困难的关头。这个困难关头我们能不能渡过？至关重要。你们也谈到东欧国家情况。如果东欧国家出现的动乱出现在中国，这就不得了。象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情况出现在中国，那就不得了。因为我们国家人太多。

　　我相信能够得到大家坚定的支持。包括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当然了，改革还是很困难的。有些问题不光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比如说，党报的问题，党报的作用是党章第二章，第一五条规定了的。这句话讲︰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它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我们举手通过的党章，只要我是共产党员，我就必须遵守这个制度。这个事情，我指的是党报，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它一些宣传品。当然，党报也有一个如何管法的问题。比如说，把党报变成一个党和政府的文件汇编？也是不行的。怎么管法，这是值得研究。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

　　同志们今天发表的这些意见很重要，我想请你们把这些发言……所谈的要点整理一下。如果太长，说实话，中央同志那里的文件就太多了，看不了，希望把重要的意见都整理好，我负责帮你们送到所有中央领导同志手里面去。请他们了解你们的声音。

　　另外就是很有收获，受到同志们的启发。我在此，再次向同志们表示感谢。而且希望以后继续这种谈话。我说完了。〔鼓掌〕

5, 五·一四 12 人士《紧急呼吁》

酝酿经过五月十四日十二名知识界人士《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酝酿经过

陈小雅录音整理

　　《光明日报》负责人︰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提出用冷静。克制的方法处理游行请愿的问题，他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这是两方面都应该努力的目标。这次学生的罢课。游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都会有好处，但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态度来影响事物的进程。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超华︰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有点过份了。你们这些学者都是在学生中相当有影响的，如果能到广场上去劝说的话，昨天 XXX 作了一个讲演，他是劝说学生撤去的。这和他以往的态度不太一致，……但至少他的讲话没有任何反作用，只是没有积极的效果而已。但现在政府任何人说都是反作用。

　　李泽厚︰现在这么张坐而论道，不如积极地跟学生和学生代表谈一谈。

　　戴晴︰当然不是坐而论道。明天，明天诸位的名字出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内容是你们对时局的看法，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光明日报》领导︰我建议，两件事情，先讨论这件事情，小王同志的事情呆会儿……温元凯︰对于第一件事情我有个临时动议，明天报纸是来不及的。《光明日报》有没有可能发一个《紧急号外》？一些人对时局的看法，只有一页。而且我很诚恳的有一个建议︰我个人是赞成的，我愿意到广场去而且《光明日报》紧急动员的话，带着号外一起去。

　　戴晴︰好叻！好叻！

　　温元凯︰……啊！结束绝食，我赞成王超华人的意见。而且我们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劝学生离开，而是有一系列看法的……

　　戴晴︰对了！对了！

　　温元凯︰……这是一条。我们今天开会就拟出几条东西，对不对？发社论，怎么样？我们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场内赞同之声大起〕我想我们这几个人是能得到同学的。〔苏晓康询问发言者的姓名〕我叫温元凯，温元凯。〔苏︰闻名已久！闻名已久！〕

　　王超华︰我的意思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是有可能的。绝食代表团中的几位高级的……他们的态度和文字里面写的还是有区别的。我做过一些同学的工作，他们说，那你怎么不跟北大的去说啊？眼睛都看着北大的。包遵信老师是前天下午到北大作过一次讲演，北大学生觉得特别受鼓舞……学生现在有一种焦虑心情，他们在北大发起了一个签名，……已经有二八三个签名了。内容把学生那几条都包括了，其中"动乱"这条也包括了。有季羡林。谢冕。金克木。严家炎。曹文暄等。〔场内议论〕

　　温元凯︰如果杀人的话，他也去绝食。我愿意表这个态。那当然不能够杀人！

　　王超华︰……我来他们都知道……和王丹……是他们开车把我送到这儿来的戴晴︰那要不，〔征询领导意见〕，怎么样？要不先拟一个文字，一个钟头？谈完然后我们再说，好吗？李洪林︰劝学生结束绝食的主要目的，是学生已经受到了锻炼，不要考试了。但问题是这个动员的人能否取消"动乱"，能否让学生今后不受报复，让他们得到保护。

　　XXX︰具体问题现在太多，扯不清，我来谈一谈。我们三位是自发来参加这个会的，也不是名人，也不是学者……我们牟其中先生是企业界人士，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的代表……这几天，形势发展到现在，从我们的心里说也很焦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过来人。我们知道发展到现在，必须有一些人出来做工作，来顾全大局。我们认为，紫阳同志的讲话，就是从咱们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可以想一想咱们中国的历史，咱们国家领导人，出现了这样的事，还能讲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是很开放的……

　　戴晴︰您看这样好吗？让学者们先谈。

　　XXX︰不是谈。你们主要是谈，我们是这样，我认为现在紧急的是，第一，咱们定下来，不要写一篇挺长的文字，怎么能劝他们？打动学生的心？第二，大家要有牺牲精神，要学生哄我们怎么办？象小苏刚才说的，既然要去，要做学生的工作，打死我们也要去。我们尽到责任……

　　温元凯︰如果是这样我反对！嘿嘿！ XX︰为什么呀？我们是去劝学生去的。

　　苏炜︰如果这样，那就毫无作用……你拿什么劝他们呢？

　　XXX︰对呀，这下一步咱们再谈。这两条……苏炜︰没法定，你刚才这个态度是没法定的，我不同意，没法理解……

　　〔场内议论纷纷〕

　　戴晴︰你既然是来听会的，还是以我们为主，好不好？〔XXX︰行！行！行！〕我提这样一个建议，就是明天出现在《光明日报》报面上的，这是要发到全国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的作用，对吧！你们既然来了，而且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四点，那么我们能不能争取在四点以前，把我们的见解。就是对时局和我们今天情况的见解，我们不对大家作任何要求，你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学者。你们有什么意见就怎么说。中间为了节省时间，不要重复……这样行吗？

　　领导︰好吧！

　　戴晴︰如果这样，就开始。我作一个建议，因为前天晓康他们起草了一个知识界对局势的宣言〔即《五·一六声明》──陈注〕，他是起草者，他又是很有文才的人，他可以说得比较"整"，然后我们每个人，有历史学家什么的，再根据自己的，再说，我们作补充。

　　领导︰可以。

　　苏晓康︰我就先说。我是这样看的，四月二七日学生的游行事件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一个新时期，也就是说，中国的强人政治已经结束。学运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们在以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参与政治。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政府或者说执政党表现出极其无能，这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希望动乱，我们希望事情能够朝着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发展，我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我们不想操纵学生，学生也不是任何人操纵得了的。所以，我们就干脆站出来说︰第一，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历史教训︰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镇压五四运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四人帮"镇压学生运动，这三次大教训。应该懂得这个基本常识︰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

　　第二，既然是按现代民主的办法来处理危机，就应该承认大多数学生自己选举的学生组织是有其天然合法性的，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动乱的根源，恰好是学生提出〔要反对〕的腐败。官倒，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中华民族没有办法。

　　第四，防止动乱的办法，必须有新闻自由，必须开放报禁，必须让权力受到监督。

　　第五，执政党也应该吸取"胡风事件"，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残酷迫害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一种敌对的势力和一种什么压力集团，能够跟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来解决目前这种政治问题。

　　我也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的确比较危险，那么，政府希望学生理智，政府自己就应该理智。你们不希望天安门广场产生这样的状态，希望苏联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学生不在此静坐，那么，你们向学生保证了什么呢？为什么在"动乱"这个问题上，到现在为止，不肯拿出一个意见来呢？……所以，我们在呼唤同学们要有理性的时候，更强烈的呼唤︰政府和执政党要有理性。

　　苏炜︰现在，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对于执政党，对于全体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新机会。危机也是生机，如果执政党能够在全新的。现代的观念指导下，他们应该是有能力走过这个危机的。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事件发生以来，特别是前半期，执政党从面目到语言，都表现出相当的陈旧。必须一定要指出，"四·二六"社论，是真正引起这场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学生抗议运动真正的媒介……到目前为止，学生是相当理性的，而政府却摇摆不定，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它执政四○年应有的成熟和足够的理智。再重复一下，关于"动乱"这个提法必须改正，还有上海钦本立免职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非常具体。非常明白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还谈什么"克制"和"秩序"呢？

　　第二，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护宪运动"。就是保护宪法赋予每个个人和公民的权利的护宪运动。共和国是一种现代的民主政治，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它的合法性，是依靠它的法的权威来证实。来认可的。如果一个执政党，它对自己参与制定的法，采取一种为所欲为的态度，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法。*?那篇《人民日报》社论就充满了违法的语言，这种违法现象〔的纠正〕如果不首先从政府本身做起，是没有办法取信于民的。

　　第三，遵守宪法的内容很广泛，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尖锐，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开放的问题……如果说，这次有可能引发一场动乱，动乱的一个广泛的诱因，就是我们多年来传播媒介的不沟通，不开放。在现代开放的信息社会，用新闻封锁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国家，是非常愚蠢的……今天我们还不面对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就没有希望。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非常现成的。

　　包遵信︰我非常赞成今天的这场学生运动，他们非常理性，非常成熟的态度。所以，这场运动，应该说是一场"非常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改变了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只能听话，只能服从，〔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结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次觉醒，超越了五四精神。现在劝学生回校，我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另一方面，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至少要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从四月十五日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介报道，你到底打了人没打？包括西安事件的报道。是否要一概澄清？"四·二六"社论说这场运动是"动乱"，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提法，必须要推翻。〔如若不然〕，始终有一把剑悬在头上。

　　这个运动提的口号很多，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口号是"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还有，承认公民的结社自由……我觉得紫阳这个讲话还是比较好的，但光提口号不行。你必须承诺几样东西，这样你的诚意才表现出来了。

　　于浩成︰我同意这次运动是一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是一次护宪运动。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我们的领导人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法制就是要求老百姓来遵守。首先政府要合法，官员要合法。民主的基础要合法，这是保障……有一句话说，现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只有造谣的自由。我一七岁读马列，今年六三岁……〔打算〕尽应尽的力量。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温元凯︰我是到北京来出差的。因为今天下午形势比较紧急，所以，我希望就谈今天下午的问题，也就是明天早上的问题。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中国政府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第二个就是要清场。

　　问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危险，可是又是机会。机会就意味着，我们希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大智大勇地利用学潮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变成为一种契机。这就是带来的机会。过去不是讲了吗？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这不就是机会？这不就提出要改了吗？这次学潮，我目睹了上海和北京的学生游行，我是非常感动的。而且老实讲，也是热泪盈眶。我完全赞同刚才诸位同志的讲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一个政治多元化，一个民主潮流的时代的到来。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面前，是被动的，推诿的，是希望糊过去的，甚至把学生当孩子那么哄一哄，骗一骗，吓一吓能够糊弄过去的，不是真正地解决问题。这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赵紫阳同志的讲话〔亚行讲话〕，带来了很大的转机。我们看到那种杀气腾腾的口气已经得到了抑制，一个理性的声音出现了。在法制。理性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人们看到了这么一种希望。但是，理智，在当前，尤其在今天下午这个情况下，我感到，我希望，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向社会发出几点呼吁。首先，我希望对政府发出三点呼吁︰

　　第一，要理解学生，真正的﹑有诚意的理解学生。他们求什么？绝食﹑罢课，损失的都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学业。确实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政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理解，我认为是不够的。从内部传达的所有文件，都把学生说成是闹事，千方百计地动员，怎么样来扑灭。赵紫阳的讲话第一条就是︰学生不是为了推翻根本制度。他的讲话在校园里引起了鼓掌，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

　　第二，要保护学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学生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会要重蹈天安门事件的覆辙。将来我们要在历史上背一个恶名，要遗臭万年。今天你可以做，但明天就要遗臭万年！

　　第三，应该引导学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希望帮助政府改革。我们希望顾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的面子。刚才晓康同志讲，政府毕竟要有一个面子。我们希望顾全大局，这是今天下午的大局。我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用一个办法来维持一个局面。

　　作为长者，我希望对学生方面也有三点呼吁︰

　　第一，我希望学生要认清国情。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但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一季度三个“居高不下”，盲流，如果学潮和盲流结合，可能会导致动乱。这是西安。长沙已经发生的事情。当然，学生这一次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的口号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危险不是不存在。

　　第二，要推进实际的民主。民主很容易陷入一种很空洞的口号。当前，非常现实的，就是要推动新闻自由。而且，首都新闻界的卷入，首都知识界的卷入，我感到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局面。而且新闻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包括象《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海青年报》，都已经对学潮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客观报道。包括中央电视台。要进一步推动新闻自由，大家对学生的客观评价，而且社会各界对学生的看法，都应该如实地报道出来。我们也不怕有人发什么偏激的看法……不报道就变成“黑箱”，结果到处都变成“有胡子的人”。另外就是对待学生〔自治〕会问题。学生〔自治〕会只要通过大部分学生的民主程序，如果说，他们否决了原来的学生会，而建立了新的学生会，我觉得也是合法的。如果说还不够程序化，我们可以重新程序化嘛！

　　第三，要推进实际的改革。当前改革面临一个停止和倒退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改革十年应该打一个句号，新的十年应该开始。当然，新的十年可能是以政治改革。新闻改革作为一个开头，这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对这个十年我们应该加以总结。而且，十年来的失误，我们应该加以否定。难道十年来的失误，还是一两个领导人，召集一帮秀才来发一通议论吗？十年改革的失误，应该更广泛地讨论。要进行更深层的发掘。我个人认为，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还是在于决策，决策机制基本上没有变。尽管改革以来，我们的决策比过去好了很多，但是机制没有变化。包括对学潮的估计，这样一种决策机制是危险的。这是导致我们四是年来非常非常多的失误，包括给民族带来灾难〔的原因〕。我非常欣赏苏晓康先生写的《乌托邦祭》。每一个读了《乌托邦祭》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会想到，有庐山会议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而且有庐山会议的刘少奇，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说得尖刻一点。所以，这是很深刻的。而当前，我国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渡过难关……增加社会凝聚力，要增加四个意识，即公民意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我希望同学们认清国情，使当前学潮，当前社会危机，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走上更快发展的一个契机。

　　严家其︰我相信，有能力的政府，这个问题应该容易解决。但到中国就变得非常难解决。主要问题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没有看到这些学生是他们的儿女。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我今天想讲一个意思︰马上，立即制止对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人民的一种无形的摧残，同无形的镇压。对于绝食不加理睬，我认为就是镇压。一个人，时间长了，二十四小时了，现在﹑到了三十六小时，时间更长。如果今天晚上把他们架走，我想也会造成一些人的死亡。任何一个学生的死亡，我们的政府都要负责任。这就是一种政治责任，一种历史责任……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面对学生的要求，认真地，或者马上，或者在几小时之后，发表电视讲话或者广播讲话。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活在世上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这样做……我想只要做到四点就能解决问题︰

　　第一，公开宣布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人民日报》要对“四二六社论”进行自我检讨，进行自我批评﹑批评，批判这篇社论。而且有必要追究这个社论产生的过程，追究这个责任。〔李洪林︰这是真的罪魁祸首。〕同时，我想，袁木﹑何东昌，他们应该承认错误。几次对话问题的错误。他们造成了现在学生绝食的这种行为。

　　第二，承认现在受到大多数学生拥护的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合法组织。

　　第三，与受到大多数学生命拥护支持的对话团，进行公开的﹑平等的﹑有诚意的对话。

　　第四，公开宣布不搞任何“秋后算账”。

　　……我希望这个意见能够马上反映给中央。这样一讲，保证所有的学生全部撤离广场。〔场内七嘴八舌〕

　　如果不能做到，他们就有政治责任。就要追究责任。这将造成严重后果。

　　我看了赵紫阳的一句话，他说︰要自觉地维护国家尊严，有损中国人声誉和形象的行为，我们都不能支持。我想，我们的政府部门如果把我们的学生一个一个架*?走的话，那就做了一个最大的，有损国家尊严和利益，有损中国人形象和声誉的行为。这是最大的损害中国人声誉的行为，是决不能容许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政府就没有脸面在国际交往方面，同戈尔巴乔夫打这样的交道。它就会威信扫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公开地宣布这四条。

　　另外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说我们学生的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呢？这个爱国性就表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中国，确实是几个人的中国，或者某一个人的中国。中国人民的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也不是上下的问题。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同政府的关系问题。人民有权力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人民有权力来影响国家的重大决策。这就叫民主政治。也包括制订宪法和修改宪法。包括影响其政府领导人当选，这些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如果人民找不到这样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愿望，没有新闻自由，只有诉之于一些不规则的行为。甚至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诉之于绝食这样的行为。绝食行为，是一个人到了最伤心的时候，才进行的。有几千人这么伤心，采取这样一种行为，政府居然能够无动于衷！我认为真是武断〔？〕到极点，是不能容忍的。

　　民主的道理很简单。而法治的核心，是政府不能做任何法律不许可做的事情。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而民主地解决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我们人民的呼声，怎么样也没办法来感动我们的政府，说明我们的民主，是太……〔此处不清楚〕。所以，赵紫阳同志提出来，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认为首先要理解什么叫民主。

　　另外，为什么说是爱国主义的行动呢？我认为，只有那些维护个人的权力，为了把这个权力看作至高无上的，为了不惜镇压人民的人，那些人，才是人民的败类。所以，我觉得爱国主义的定义，要重新加以定义。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一次的群众运动。他们确实为了使我们国家更加富强而进行的斗争。而不爱国的，是袁世凯﹑张勋，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历史上一个一个的罪人。

　　另外，我们现在要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应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学生的全体的意志高于学生代表大会，既然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全体，它就有权力来修改它的章程，而确定新的行为规则。这里呢？新产生的组织就是合法的。人民的全体的利益高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利益高于它所产生的机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关系。一个团体的理事会，它要服从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权力，它应该服从全体……我感到这次学生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就是人治时代的结束；而开始了一个以建立民主与法制为目标的新时代。

　　但是，这个新的民主与法制的时代，要依靠全中国人民，要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建设成功。

　　刘再复︰刚从国外回来……基本看法︰我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对民主化进程是一次巨大的推动，对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已经展开了新的前景。可以说，对中华民族的二一世纪……它结束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我们将进入的这个时代，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时代。另外，我觉得有人，比如袁木，把学生运动比作文化革命运动，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性的行为，它是领导发动的变态性的群众运动，不是健康的群众运动。学生命在文革当中是盲动的东西，有很大破坏性；而这次学生运动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是健康的。理性的自觉。非常清醒，非常理性，它自己掌握自己。目的不是破坏民主秩序，而是呼吁民主秩序。它是富有建设性的。所以，我今天从道义上完全支持它。

　　我们这次学生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方式。就从学生命的基本口号来看，非常之尊重和拥护共产党这一套。所以，赵紫阳同志确信中国不会动乱，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学生要求改变领导方式，，就是说，这种领导方式再不能通过一种长官意志的。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不能通过过去那种"圣旨"的方式，简单摄入的方式，而应该通过对话的方式，协商的。民主的方式，一中民主和法制的程序。我们尊重党的领导，但是领导必须坐下来耐心地听取意见。所以，这次学生运动对政府，对人民，都是一种民主的尝试。所以，它把民主的进程大大地推向前进。

　　我们常常讲民主与法制，但是没有民主就很难实行法治，当个人的权威大于法制的权威，当"刑不上大夫"的时候，还有什么法治？这是第一点，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

　　第二点，我对党和政府的呼吁﹐希望我们的党和政府﹐用积极的﹑真诚的﹑热情的眼光来看待学生运动，把我们的学运视为我们改革的伟大动力，伟大的爱国民主行动。所以，要收回对这次学运的错误评价，包括"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的错误评价和袁木。何东昌的错误讲话。我们中央应该有一个重要领导人站出来表态。而且应该以学生运动为契机，认真地反省一下十年来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历史功绩应该充分评价，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失误要正视，而且要习惯人民对失误的批评。并且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要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所谓人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我们党四○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自我批评的时候还可以，但不允许别人的批评。比如大跃进，过热，我们自己说说行，但彭德怀站出来批评就不行，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就不行。这样我们党就只有一个正反馈的机制，而缺乏一种负反馈的机制。没有负反馈的机制，生命系统就会倾斜。政府和党就会处于盲目状态，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大的震荡。由于我们不习惯于负反馈，我们就不断地把批评当作异端，就会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这几年，我们连续对政治界。文化界。理论界一些同志的处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最后连总书记也蒙受冤屈〔众笑，鼓掌〕。个人受冤屈，不能视为小问题，不仅是对人的尊重问题，另一个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见的渠道。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这种渠道。政协。人大。报刊，都没有真正提供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所以，逼得学生不得不走向……在反省自己思路的时候，我认为有一点特别要重视，就是胡耀邦同志曾经说过的话，我们这几年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呢？是三中全会恢复起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现在有失掉了。我们党在三中全会以后，威信急剧上升。当时有个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对待知识分子，对待历史，给各界受打击的人平反冤案，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冤案，恢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而这几年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一条成功的基本经验，随便处理人，随便撤职人，开除党籍；被处理的同志没有申辩的权利，而且他的申辩没有发表的权利……我相信只要党和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积极态度，中国不会动乱，而且会建立一种动态性的民主秩序。

　　最后我想说，这次上街游行，是过去那种不稳定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希望党和政府从自身寻找不稳定的原因，探讨消除不稳定的民主秩序的因素，不要再从什么"长胡子的人"身上去寻找原因。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我也呼吁我们的学生，用理性来对待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政府和领导人做出积极反应的时候，也应该相应做出反应。

　　李陀︰对目前中国发生的这么大的政治动荡，性质究竟应该怎么看？我想提点看法。这场动荡的性质主要是两个矛盾︰一个是由我们的现代化带来的民主进程和现有体制的极不适应。极不协调，所发生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是造成学生上街的一个根本原因。而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裹足不前，甚至连苏联已经有的，比较现成的经验，我们都置之不顾，反而出现了一种迹象，我们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对四人帮那个反思，所带来的很小的进步，很可能要倒退回去的迹象，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不但没有前进，而且有一种倒退的趋势。比如说，随便撤人的职，比如说家长制，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党内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实际上都倒退了。〔倒退……胡耀邦下台……倒退，──大家赞同〕胡耀邦下台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它说明民主进程与体制的冲突，是一个严重的例子。再一个，我们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不同步带来的冲突。我们过去有一个想法，认为经济改革可以脱离开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脱离开民主进程，也能取得相应的成绩。这，我觉得是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持有的一种幻想……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经济改革的停滞和经济改革的危机。

　　这两个冲突，就是我们今天发生这场伟大的爱国卫生运动〔戴哈哈大笑；温︰也是"卫生运动"〕，民主运动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反对说︰它不是动乱。它"不是"什么。那么，它"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应该及时地给予总结，给予论述，这样，我们才能马上总结经验，来提高认识。

　　第二点，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它从来没有过的严重考验，在这一点上，中共应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两种态度，一个是对人民，到底持什么态度？一个是对民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在这两个态度上跟国民党相反，它才建立，才不断取得进步的，才有了后来四九年的胜利……我们把学生当成敌人。不要说，一个事件如果有几百人的话，我们都不能轻易地说谁是敌人。成千上万，甚至上十几万人到几是万人，一个政党，它敢说它面对的是敌人！我们这个党的性*?质就要考虑了。究竟把自己和人民摆在一个什么关系上？几千名学生绝食，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什么时候有过？甘地绝食才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

　　第二就是民主。说民主说了不少年了，但是正是在这场动荡当中，我们感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意识非常之差！不知民主为何物！当学生用他们的具体行动把现代民主施之于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惊惶失措！……叶公好龙！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还有什么民主？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对这场民主运动究竟持什么态度，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对党的宗旨。党的性质。党章一个严重的考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决策人，领导人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非常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和过去有一个不同，就是这是一个民主的大学习的运动。我们看一看学生把运动发动到推向高潮的整个过程，我们倒觉得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不断地在尝试着，实践现代民主。他们犯过错误，他们现在还在犯错误，他们现在很多行为是违反民主的。但总体来说，我们看到的种种迹象，看到种种事实，他们在学习民主。学习怎么样具体把民主实施到中国来。但是相反，我们看到了何东昌。袁木，这种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人，他敢于同学生对话！〔大家笑，七嘴八舌〕……目前，是我们学习民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不要丢掉这个时机。如果这个时机处理好了，可能从上到下，大家都慢慢明白，五四以来搞了七○年的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第四点，一个具体问题，知识分子能不能在今天下午起点作用？我说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最高当局，最高决策人，要提出最起码的几点保证……我认为，三条保证︰

　　〔一〕否定"动乱"这一说法，肯定民主爱国运动。最起码，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二〕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
　　〔三〕钦本立复职。如果有这么三条，学生还在那儿坐着，我愿意去和学生谈。

　　温元凯︰这是不可能的。李陀︰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没有这几条，我们凭什么去和学生谈？脸皮有多厚？

　　温元凯︰你又不代表政府，谁会说你脸皮有多厚呢？

　　李陀︰当然。我们能说什么？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如果将来抓起来，孩子们如果将来分配受阻碍，孩子们如果挨了打……饿死了，我们负得起责吗？

　　温元凯︰现在已经三点四○分了，你现在有什么可能让领导表一个态？

　　戴晴︰四点钟他们有人来，政府方面有人来。

　　麦天枢︰中国政府和中共四九年来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危机，又是最大的机会。这个机会在于，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用和学会在公开反对……〔此处不清〕另一个学习的机会是它在处理学生运动问题上，在观念和行为上，都不能用统治的方法。现代民主在施政行为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个东西比较苛刻。过去我们在统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大批政府的领导干部，能力极弱，适应复杂局面的能力退化。他们只需要简单运用权力︰行和不行。需要镇压，这种简单的方法。而用民主的方法，是需要智能，需要聪明，需要理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应利用这种机会来展示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对他们的考验，是给他们的一次机会。第二，我想这次学生运动对当前的时局，对我们大伙儿，需要排除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认为不后退才能保住面子，不让步才能保住面子。现在其实是只有承担责任，承认错误越彻底越能保住面子。〔对！对！对！〕

　　温元凯︰这是柏杨讲的"死不认错"！〔大家笑〕

　　麦天枢︰看我们党和政府处理问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它能把我们过去的错误。失误和当前对学生运动处理的错误和失误，承认到什么程度。这是现在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误解是，学生并不是要推翻谁。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不说理论上是什么，我们从实际当中是承认的。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它要民主。要进步，要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是现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第三点，在学生运动合法性，学生运动的性质上，要赶快做出认识和表态，避免事态扩大。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大的问题，要做出具体的承诺。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要通过法律程序……简单说，我们现在新闻自由不能没有了。不考虑了。这不行的。怎么这么大个新闻自由？我们应该说具体的。不做具体的，我们将来做不到，会进一步失去民心。

　　温元凯︰袁木也讲了很好的话，说"中国从来没有新闻检查，都是总编辑负责制"党中央。国务院不是讲了吗？兑现就是了嘛！

　　麦天枢︰当然新闻自由它是一个法律过程，不简单地是一个人说一句话。但这*?些问题政府到底有机会，也有必要，也必须作具体的承诺。

　　李洪林︰以上同志们讲的我都很赞同。补充一点，"由少数人制造的动乱"，这样一个颠倒的判断，必须把它更正过来。我们有这么一些官员，希望有这么一些……〔大笑，乱〕……这不是觉醒，是官方单位的一个口头语。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人代表政府来发言，我觉得……〔大笑。乱。来电话。于浩成。包遵信插话，李泽厚笑个不止。〕……改革在十年里面，始终是左右摇摆。虽然我们现在的领导人老是害怕，规定说我们党内不要有改革派。保守派之分。谁都可以看出来，有两种倾向性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反复呢？就是旧体制顽固地不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改革会使许多人丧失他的职业，许多人会丧失他的特权，许多机关要变成精简的对象。这样庞大的一个上层建筑，压在这样一个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怎么治理呢？恰恰是用得病的原因来治理这个病。不是吗？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治理整顿。什么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呢？加强集中统一，加强政府干预，加强行政管理，包括物价，派检查部……农业不种粮食，工业，煤炭。能源。交通不赚钱，靠赔本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合理了呢？要维持他们，非搞治理整顿不可，所以肯定越治越坏……

　　政治上，八六年下半年活跃了一下，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借口。所以八七年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什么民主改革？因此异常腐败……忍耐是有限度的。不能说什么"端起碗就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把群众说成猪了。〔插话︰对！好象是他恩赐的。〕不能是这么个关系。〔给你肉吃，你还骂我。〕人都不能有更高的要求了！〔主人思想〕根本就是旧体制全面的回潮，整个改革到了危险的程度。

　　混乱，不满，整个社会躁动不安，这已经到了大家不能忍受的程度。最规范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首先上街了。暴发了这场学潮。这一点不认识的话，我觉得大部分政党都要犯历史错误。

　　……它不光是个信号，而且的确是个机会。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加以因势利导，推动中国的发展，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现在都在叹息民族精神颓废啦，社会风气不好啦，确实社会上看起来到处一片混乱，衰败，漠不关心，各种自私自利，对我们民族的出路……通过这件事看出了我们民族振兴的一线希望……为什么把它看作洪水猛兽呢？共产党一向是搞群众运动。我就是搞学生运动起家具的。共产党不就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吗？并没有提出要推翻共产党，并没有提出要根本改造这个政府，也没有提不要搞社会主义。要加快民主化进程，要改革，要反对贪污，反对腐败。正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非常可贵的一种动力。为什么党要如临大敌？要动用军队呢？

　　……

　　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能提高威信，不要等百年之后别人来纠正我们的错误。政府和党的领导真正是通情达理，事情很简单，很容易满足学生的要求，会很大地提高自己的威信。这样的提法群众会欢迎︰共产党所需要的，不是群众害怕的。共产党的威信如果靠枪维持，这个党的威信就完了。共产党的威信，只能靠群众发子内心的真诚的拥护……

　　李泽厚︰我不讲了，四点钟了。建议《光明日报》发表。

　　温元凯︰现在我建议讨论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实际发生的可能性。

　　XXX︰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一下。提点建议。不光是这些，建议《光明日报》马上给上面打个电话，要求上边马上出来见一面。

　　李泽厚︰现在的问题是采取一个什么方式，怎么谈，这个恐怕要议论一下。

　　温元凯︰刚才晓康。李陀他们提了些看法，我建议咱们赶快拟一个东西出来，没有多少论述，这个道理都很清楚的嘛！三。五条就行了，五、六条也可以。作为一个紧急号外，印它几百份，二百份。这个就包括两层，不是说简单要学生撤离的问题。要学生撤离，是顾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面问题。但是同时对政府提出几条。现在不要提太多，刚才李陀提三条我看就挺好。简明的几条，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愿意出来做工作。刚才苏炜也讲了……

　　李陀︰就是两条，对话。

　　苏炜︰不对学生和学生领袖打击报复。戴晴︰现在是这样啊，政府无能，大家已经看到了，无能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这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别的东西在起作用，而是他们本人的素质和性格在起作用了。现在唯一的一个站出来的人就是阎明复。阎明复现在正在……刚才我嘀嘀咕咕在那打电话，我就是说，我们都在这儿，我们的大致意见是什么，然后他说，他们原来说请大家一起到统战部去交换一下意见，后来又说，他们可以派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听听我们的意见。总之呢，就是阎明复成了我们一个总指挥。现在一些学生正在统战部。〔严家其︰现在学生成了统战对象。〕我觉得阎明复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冒着，其实他就是一个翻译嘛！不当统战部长对他来讲是一件舒服的很的事情。实际上他这样做吧，我跟他接触，我体会到他，刚才大家强调得不够充分，确实出现了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个，一支新的力量。类似的力量，就是"四·二七"那个处理方式。这种模式能不能结束目前的这个局面，那么，实际上是主张另外一种模式的人始终在紧盯着的。〔插话︰对！〕这个模式结束不了，那个模式就上来了。〔对！〕

　　李泽厚︰我们这次要帮助……

　　戴晴︰对！但是我又跟他说，对，我们是帮你啦，我们现在等于是替政府扛着，你政府要不干了怎么办呢？咱们有什么办法，而且咱们现在的脑袋，也是在铡刀上放着的啊！〔现在反自由化不彻底呀！〕我认为阎明复的情况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这次阎明复他……他也就完了。

　　温元凯︰我们还有一个对历史负责。

　　众︰对！

　　于浩成︰刚才温元凯的建议怎么样？

　　〔众人议论。〕王超华︰学生对政府现在是不抱一点希望。学者签名一点作用都没有。学生觉得你们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失望，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作用。

　　严家其︰一个是政府应该引导引导，但是公开讲话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温元凯︰这就是加剧事态嘛！这个意思刚才戴晴已经讲了。

　　苏晓康︰拟个东西。如果政府不答应，我们也应去做这个工作。这个责任是政府负的，我们现在是为政府……

　　苏炜︰我们不是为政府，我们是为学生〔温︰对对对！〕我是担心学生出事情。

　　温元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模式不行，另一种模式就要上来了。

　　戴晴︰要是把学生架走，就绝对不是简单地架学校去而已，那就是架到监狱里去了。〔众笑︰完全有可能。〕

　　严家其︰押走学生的话，中国的动乱就开始了。伊朗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苏炜︰如果这样，那就是动乱的开端。〕伊朗就是打死了几个学生，然后一次次把棺材抬出来游行……

　　李泽厚︰政府出来讲话的可能性很小。赵紫阳已经讲过了，还有谁出来？希望尽量避免今天晚上这一次。告诉他们，这个奋斗是长期的。我们怎么在这个时候起一点作用，这就行了。其它那些慢慢讲可以。

　　温元凯︰发出点什么声音。〔对！〕

　　刘再复︰刚才讲，写在前面有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们只能往好的方面争取。

　　温元凯︰这些人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里放出来，是不一样的。其实晚上八点钟。九点钟。一○点钟拿到中央去是一样的。

　　严家其︰那就只能起草一个东西，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广播播出去。我相信这是会有作用的。但是，我们没有权力，我们没有权力让学生撤走……

　　〔于浩成︰要支持赵紫阳……温︰对！对！对！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苏晓康︰反正，但是不是无条件的……XXX︰对！对！苏炜︰不是我们在为政府的面子，我们是在为学生，为历史。温︰对！对！对！苏炜︰政府早都没面子了。真的，它可不是贵不可言。XXX︰那行，那行，刚才讲的那几条行清楚嘛！〕

　　〔戴晴接阎明复电话……〕

　　严家其︰……需要讲两点。第一点讲学生的爱国主义，承认以前的手段是错误的……广播演说……〔此处不清楚〕

　　戴晴︰〔放下电话〕我觉得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尽到了。我觉得他做得对！他找的是谁？

　　王超华︰吾尔开希。所有的"招"都用光了。

　　戴晴︰现在你们诸位是最后的一张牌。就是请李泽厚等人出来。〔众笑〕现在而且，那边对阎明复说︰学生在对你耍两面派……昨天学生已经向他保证过，只要这个开始了，就把大家劝回去。〔王超华︰但是说的是尽力。〕是尽力。那么现在他知道，他们也尽力了，这种局面学生领袖也控制不住了。所以现在阎明复传达的，学生现在提出来的唯一的一张牌，就是请大家。学生能听谁的话呢？就能听你们的话了……那你们能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他刚才这样说还是比较潇洒的。而不是说"你们都是赶死队，赶快顶上去！"没那意思。他说，你们试试……后来我说了，我们要发一个东西，他还是很支持的。温元凯︰现在写好了，我念一下︰

　　……

　　李陀︰我提个问题，第一条和第二条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上面两条和撤离广场联系是什么？这边没有讲话，学生就要撤离，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温元凯︰在第一，第二条的前提下……〔改一下。〕

　　苏炜︰不要用同样的口气。

　　王超华︰我们需要的是把"秋后算账"那个……〔写进去。〕

　　苏晓康︰前面是对政府的，后面换一个口气，加上"亲爱的广大同学们"〔对！对！〕"自从昨晚得知大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但改革和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后面再接你下面的话。〔好的！好的！〕希望还要加强"希望你们保持这次运动中的……"〔大家异口同声︰理性精神〕……

　　李泽厚︰去的时候光讲这个我估计还不行。现在他们不是分析了一下情况吗？有一部分非常坚决的……，能够把他们里边的那种人物找出来，找一个地方坐下慢慢谈……不然我们谈过去以后，他们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对！〕……通过他们找到那些……〔死硬派〕……这样比较好。假使能够做到，他们能够听我们的，那就很了不起了！〔对对对！〕

　　XXX︰但是北京市委已经宣布，赵紫阳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中央。这个不对头的。

　　〔互传了一通关于邓小平。赵紫阳的小道消息。苏晓康和温元凯又各将起草的文章念了一遍，众人又提意见。〕

　　苏晓康︰是不是把"学潮"改为"学生运动"？

　　包遵信︰我认为"学潮"好，不一定是贬意的。

　　严家其︰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居然面对这样一个事情而不能出来处理，他就没有脸面代表人民很好地会谈。我们的呼吁目标，应该是党和政府领导人，公开出来宣布……前面我们讲的几点。而不是我们去劝学生撤离。我们不能做这个事！反正我不签名……这是很简单，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全场沉默三秒钟。争执。王超华不同意严的观点。〕

　　苏炜︰……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是对中央领导人说的，要求他立即发表〔XXX︰做不到的。〕

　　严家其︰做不到他们怎么能回去呢？做到他们马上就回去了嘛！

　　李泽厚︰我是一个和大家有分歧的人，我是想建议……不想整个地答复。因为估计，我估计是有人想把事情……我是从这方面考虑……

　　温元凯︰赵紫阳下台……

　　李泽厚︰不在于赵紫阳下不下台……

　　苏炜︰知识分子的立场在于……赵紫阳……上面谁是开明派，谁是保守派，没意义！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不要再表现出我们要来安排人事那种……

　　李泽厚︰对！对！对！

　　温元凯︰这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怎么能不管？

　　苏炜︰你也管不了！管不了！管不了！

　　温元凯︰中国就是这些人哪！当然我也管不了。〔激烈争吵〕苏炜〔平静〕︰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缺乏一种缓冲的机制，缓冲的力量。这种两极化的社会就容易出现问题。那么缓冲的力量，缓冲的机制是什么呢？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种力量，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政府提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对学生说说话，从我们独立的地位来说这个话。和过去比，我们在这场运动中应该起这样一种作用，这对我们整个社会向前推进，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应该起一种好的作用。

　　温元凯〔平静〕︰我想是一种积极调解作用。

　　包遵信︰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起这么一种作用，就是公开的说，不能象过去似地，老在背后……

　　苏炜︰我现在还是同意到广场上去。我个人同意，但不是为谁。〔七嘴八舌〕

　　刘再复︰你可以这样想。但……支持我们党内的一些改革派……

　　苏炜︰我不相信！〔笑，笑〕

　　苏晓康︰这样，我们还是不要在本本之外……我是担心学生〔李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要保护学生……只好暂时，使这个坎过去。还可以再来〔可以再来〕，怎么保护呢？……

　　苏炜︰现在我们是下堵注。我们现在是把良心押在这个……说不定官方很愿意利用我们这个来缓解他们的压力……以为有糊弄过去了。但实际上也没那么容易让他糊弄。

　　温元凯︰它既然能够收，这就意味着它还能够再来嘛！签了名有怎么样？刚才我说了，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走上街头游行……过去闻一多什么的，多了！这种例子。

　　李泽厚︰所以说，"暂时"两个字重要。〔笑〕温元凯︰大家给一次机会有什么不好呢？我告诉你，我们根本不保谁，但是你要看到两种模式在现实地讨论中间。你三八军两个师在北京，这很具体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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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家其︰应该加上这么一句，假如你们干什么的话，我们干什么。〔对！对！对！〕不然我们就欺骗了学生欧！〔七嘴八舌，笑；XXX︰对！我同意。王超华︰希望和学生一样，也能坐在这里。〕参加你们游行示威，坐到一起，可以！

　　温元凯〔大声地〕︰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条，我们将参加……〔苏晓康︰坚定不移地〕

　　严家其︰……为中国民主政治而奋斗到底。

　　李陀︰我觉得严家其解决了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包袱。真的！怕把学生骗了。如果骗了学生，我一辈子都活不好……

　　严家其︰我们说的话要算数，我们就和学生站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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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7 军平暴报告

　　二七军某副政委关于参加首都戒严与"平暴"经过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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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前十天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大气候，小气候"指示的感想；第二个，是戒严的经过；第三个，想汇报一下北京市政府和人民群众是怎样对我们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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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反官倒，爱国运动。这只是看到表面现象。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为什么呢？我想有这么几点理由︰

　　第一，"惩治腐败，反对官倒"，只是他们用来煽动群众的策略手段。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既然是"惩治腐败，反对官倒"，为什么要采取静坐。绝食这种非正常的方式？为什么要在天安门广场树起"自由女神像"？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全盘西化。他们坚持要在宪法当中去掉四项原则。大家知道，刘晓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自由化代表人物。他就说要用多党制代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成立了许多非法组织，以至于在中国形成一个所谓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们有工自联。高自联。外高自联，什么敢思队。飞虎队。纠察队；有的还成立了什么党派，有纲领，有宣言，有参加组织的登记表。这不是有组织是什么？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一点爱国主义的味道。他们为什么要国际红十字会来干预？为什么专跟"美国之音"的指挥棒转？他们为什么要拦劫军车？为什么要污辱我们的干部战士，并让外国人照相？他们为什么要同国民党特务勾结？方励之之流为什么要逃到美国大使馆？……一度时间，"美国之音"放个屁也是香的。有的人总是信以为真。

　　有个谣言，说二七军和三八军在南苑机场打起来了……我想把我们和三八军的关系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家自从调到北京军区以来，一直是邻居，友好相处……三八军和二七军历史上都是在胶东起家的。他们中的若干老干部，过去都是认识的。在这次行动中，我们接到命令后出发，十九日在保定受阻，三八军帮我们联系，送水，送饭，到保定市政府帮助做工作，因为他们比较熟。他们有一支部队部被围在六里桥，被打了。我们知道后，派了二百多个人，戴着钢盔。拿着手电筒开道，把人群驱赶到一边。我们怎么可能在南苑机场打起来呢？……谣言还说三八军的导弹在建国门把我们的装甲车打了。我们根本没有装甲车，而且一开始根本没有到建国门桥这儿来嘛！

　　另外还有一个谣言，说我们军的领导是中央某个领导的儿子，某个中央领导的女婿，〔突然提高嗓门，似有愤怒地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军的领导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全场轰笑〕。我们的军长，家庭出身于江苏吴江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朱政委出自无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副军长出自保定 XX 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王参谋长是江苏宜兴县的一个农民；我是江苏扬州江阴县的一个农民，还没有本事攀上那么高的大官〔众笑〕。他们的家属，在地方上都是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干部，或者教员……有一次，我们一个战士听到一个小学生在校园里说，我们的战士见人就杀，杀了就笑〔众笑〕。小孩子说，战士都打了兴奋剂。战士问小孩怎么知道。他说我在家听我爸爸妈妈说的〔一阵容不安的嘘声，笑声〕。你说可能吗？我们过去和美国人打仗，和日本人打仗都没有干这种事情嘛！在老山前线一年多，用不着这样嘛！我们奉命到北京来维持秩序，难道还要打兴奋剂吗？这是大笑话嘛！但是还有人相信。

　　所以，谣言造到一些单位，对我们很有抵触情绪。怕什么？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嘛！〔众笑〕用不着害怕，人民子弟兵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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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从五月十八日到六月一○日的情况。

　　在这二○多天里，对我们来说，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斗。我们当时在老山，说老山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个地方比老山还要特殊。特殊就特殊在祖国的首都，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既有生死的考验，也有政治上的考验，而且斗争的性质，更主要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太复杂了！

　　这些天经历了三个浪潮，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复杂。

　　第一个浪头是我们从驻地向北京开进。我们感到时间太紧迫了，部队来不及动员，准备工作非常仓促。十八日晚，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到北京来执行紧急任务，守卫首都的重要目标，维护首都的秩序。我们感到是非常特殊的政治任务。从胡耀邦*?逝世起，我们就十分关注报纸和电台，对舆论上某些导向，我们指战员还是有所警惕的。特别是我们军的领导，感到有一场风云要来，所以思想上还是有一点准备。所以接到命令不是十分太突然。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急！

　　接到"紧急命令后，我们马上开会，统一思想。因为好几年没有复员，去年有大批老兵都复员了，剩下的几乎都是新兵。为了应付，我们打乱了全军建制[一三]临时调集，有许多干部都不认识自己的兵。二八○名战士休假迅速招回，二七九名官兵把临时来的家属送走，三六五名干部战士推迟了婚期。已经买到车票准备探亲的干部战士，通知他们不休假。病房的干部战士听说有任务赶回营房。仅用六个小时，全部准备就绪。

　　十九日上午八点多钟，执行任务的部队就开始启程，向北京慢慢地开进。前面这个紧张还好说，，因为部队适应了。但到了后面就难了！我们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非常保密。家在石家庄的干部晚上都没敢回家。有的电话都没有来得及打，有的家属都不知道丈夫到哪里去了，怎么一个晚上没有回来？到营房里也找不到。可是外面很快就知道了。到了保定就被拦住了。后来才知道，是赵紫阳身边的人把这样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人家。北京学生打电话到河北保定，保定学生出动拦劫。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环节上起了作用，北京的高自联来电话指示︰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走吧！

　　那么就走吧！但走了一会儿又不让走了。说是高自联又来了一个电话，说刚才那个电话是错误的，不能让走。哗！一下又栏住了。拦住了六○○多人。坚决不让走。双方谈判，一直谈到二○日的下午。后来是这个样子，"你说不让我们前进，我们后撤行不行呢？"他们说后撤可以，一直把你们送回石家庄。"好吧，你送就送吧！"结果就上来两个学生，要把我们送回去。走了大约十来里地，我们说︰"你真的把我们送回石家庄吗？如果这个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翻了车，你负不负责呀？"他说︰"算了，你们自己走吧！"那么，我们说︰"派个车子把你们送回保定，送到学校。"学生也同意。

　　这样，我们的部队又取道保定以西，到了徐水一带，又有四个青年在道上拦住。一个干部向我报告，我一看，这四个人气色不大对，搞不好又要打电话，通报情况，又要堵车。我就说，下车，找个地方吃饭，确实也没吃饭。结果把那四个人甩了。以后我告诉先头部队，这个地方不能停留，赶快走。

　　这些情况，都是未预料到的，所以搞得大家措手不及。──这是第一个浪头。时间是五月二○日。

　　我们五月十九日从家里出发，到了十九日夜里，部分部队到了丰台。大兴一带。这时部队来不及宿营，临时也找不到住的地方。

　　五月二○日，部队第一次进城。摩托化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接到命令，要我们紧急向市区开进。因为二○日一○时，国务院要发布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来不及开会，只能电话联系，结果在开进途中，遭到群众。部分青年的围困。

　　我们一个高炮旅旅长，带了三百多人，一下子到了八宝山，在那里停了一下，刚开始很好的，才过了半个小时，哗──！成千上万的人上来了。我们被堵在了八宝山和八角村之间的一段青年公路上。卡车。公共汽车。垃圾桶。自行车，真是层层障碍。种种阻拦，使部队无法前进，更谈不上执行什么戒严任务。

　　当时，我们也组织部队，搞些宣传。你再怎么宣传，他就是不听，还搞反宣传。部队只好命令︰原地待命。如此，从二○日上午八点，一直到二一日一八点，整整被围困了三○多个小时……白天是烈日蒸烤，晚上是冷风袭人。没有饭吃，饭送不上来。在下面，我们有一千多斤的干粮︰馒头。包子。饼子，送不上来。后来只能用救护车，让一些战士假装虚脱了，用送病号的名义把干粮送进来。我们的士兵也下来找些吃的，到饭店里，一根棒冰从三角五角卖到二元三元；早晨早餐卖油条什么的啊，六元钱！〔众笑〕有个青年推着汽水车来卖给我们。结果他哥哥紧赶过来，把他大骂一通︰"谁要你把这拉来卖的？还不如送给大学生呢！"一些厂子里的工人告诉我们战士，他们厂里有锅炉，水开了，可以去打。我们的士兵三三两两地可以去打水，人多了不让你出去。还得给他请个假，说"打开水"〔众大笑〕。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学生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吃就吃吧。吃完了，喝完了咱们再说。

　　有些"飞虎队"轰隆隆地就来了，打着旗子，后面还带着个女的。他们来了，进行一些言语侮辱。看到一个胖一点的干部，就说︰"哗！这是邓小平的儿子"，"那是杨尚昆的女婿"。〔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的战士始终保持克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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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一日下午，部队接到暂缓进城，在郊区集结休整的命令。但围堵的人又不让你回来。我们有一个工兵团，有一百来人，在大兴黄村一带，最后被赶到一个厂子里去，然后把大门关起来。几个学生守在门前，光席子，一个枕头，睡在马路上，也够难为他们的。〔笑〕回不来，然后我们找到了这支部队，说回来吧！我那天换了便衣，汽车也不得不挂上地方的牌子，老远就得停下来，过关口时还得把两个指头伸出来〔大笑〕，但我们还是被看出来了，虽然是便衣，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军当官的。通过交涉，我们还是把部队接了回来。

　　二二日到六月二日，我们部队广泛地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的教育，积极为驻地群众做好事。……

　　从六月二日晚七时，开始向大会堂开进。当时为了防止再次进城受阻，避免和学生。群众发生正面冲突，根据上面的精神，部队采取了化整为○，行微弃服，不带一枪一弹，全部便衣。徒手，不带挎包，只提一个塑料袋，步行进入市区。

　　只有几个领导同志有几台车。我是晚八时到达大会堂的。这天晚上，因为一辆中央电视台借用的武警车发出交通事故，一下轧死七个人，他不是成心，使进军的意图被重新激怒起来的人群警觉了。原进城的战士三。五个人一组，有一个人负责。这个办法很管用，因为进度很快。但交通车出事后，有人造谣说，是部队开道的警车压思了人，就不太方便了。再加上战士经过训练，作派与社会青年不太一样〔笑〕，有的也来不及买便衣，就穿著部队的球衣。球裤或衬衫，还有的下面穿了一双解放鞋。有的人晚饭没吃，就给了点儿钱给他，让他到街上去买点儿面包吃。一些商店。饭馆的人也发现，"今天晚上，怎么小平头这么多呀！"〔众大笑〕结果在虎坊桥。宣武门一带，当时就给堵住了。大部分已经进入大会堂，外面还有几千人。有些是迷路了。因为出发前只是给每人画了一个草图︰丰台--->大兴--->大会堂西南，很简单。有的战士拐几个弯就走迷了。有的直到六月三日还在钓鱼台一带。又不敢问人，怕被发觉。有的被困被打，仍高度忍让。后来大家座谈时，有的战士说，当时的情况是身上在流血，心中在流泪……有的找到了大会堂也不知道西南门是哪个口，转好几圈还进不去，往往要绕到广场去。一个战士到广场坐下，结果，一个高自联问︰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民工。有人转了二三个小时的市区……有的战士找得很辛苦，又受了不少委曲，千难万难，突然在路上看见了自己的团长，忍不住热泪盈眶，上前大叫一声"团长"〔大笑〕，结果周围的人一片震惊。怎么办？团长也害怕被围住，跑吧！

　　六月三日七点钟左右，我们一台送武器的弹药车路过西单路口的时候，突然被拦住了。当时这个车上装了一百多枝冲锋枪，五挺轻机枪，七枝手枪，剩下的都是弹药。被围住后，市民蜂涌而上。我们一个师参谋长叫王小京，具体处理这台车的事。当时，许多人把枪抬到车顶展览，有的人还照相。当时有一种说法，说车里有菜刀，还有尼龙绳。本来，凡是戴大盖帽的都有尼龙绳。他们说这是用来勒脖子的〔笑〕。一些暴徒还围上来质问︰"你们为什么要穿便衣进城？""为什么还带着武器？"后来这个参谋说︰"我们又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之所以穿便衣，是为了避免和群众发生正面冲突。至于带武器嘛，就跟学生带课本，农民带锄头，工人带工具一样。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提出︰"我要找你们高自联的头头谈判。"接着，他提了三条︰"第一，你们的行为，拦截军车是违法的；第二，车上的武器一旦丢失，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第三，你们展览这些装备，让外国记者照相。录像，对我们国家的利益是有损害的。"当时，有一位高自联纠察队的负责人说，我们愿意帮助你们把弹药车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去。后来，在广大群众。部分学生的帮助下，很负责地把车押送到了海军总医院。这个大学生姓任，先拦后送，将功折罪。

　　三日下午，六部口又有一台弹药车被围了。这辆车是中央警卫团打了催泪弹，从人群中抢出来的。未丢一枪一弹！六月四日凌晨一时三○分，戒严指挥部授予我集团军捣毁设在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根据当时广场的情况，我军领导经反复研究，认为兵力不宜过多，决定用侦察兵，共二○五个人组成一个特缉分队。

　　我在窗上看了一下，天安门广场情况仍是乱哄哄的。这一堆，那一堆，围在一起。

　　四时二五分闭灯，我们侦察分队利用这个闭灯的时候，由大会堂东大门出发，直扑高自联指挥部。为什么要闭灯？外边现在有很多谣传，说闭灯后轻重机枪一起扫*?射，坦克压过去。其实，这是清场开始的一个统一信号。告诉所有部队，现在要开始清场了。另外一种考虑，就是给这帮人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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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八日

　　"英模报告会"录音整理

7, 柴玲对"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后情况的追述

　　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点。我是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着。

　　关于自六月二日到六月四日这段时间整个广场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我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告诉每一个同胞，每一个中国公民。

　　六月一日晚上十点左右，最初的一个讯号是一辆警车撞了无辜的四个人。其中三个已经死了。紧接而来的第二个讯号是，一些士兵，他们整车。整车地放弃他们的枪支。军衣，以及其它一些器材，丢给堵截军车的老百姓和我们的同学。对这种作为，同学们很警惕，及时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交给公安局。我们有收条为证。第三个讯号是，六月三日下午约三点左右，准确时间是两点十分，六部口。新华门同时出动大批军警，殴打我们的同学和市民。当时，我们的同学是站在车上，用着话筒，对他们喊︰"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我有一个同学，他刚刚喊第一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军人冲上来，对他的腹部就是一脚。骂他︰"谁他妈的爱你！"迎头又是一棍。这孩子当时就倒下。

　　从那以后，我说一下我们的位置。我是总指挥。当时，在广场上设立一个广播站。这个广播站叫绝食团广播站。我一直坚守在那儿。通过广播指挥全场同学的行动。当然，我们的指挥部也有其它同学，象李录。封从德等。我们不时收到来自各方面的告急。同学们。市民们不断有被打的消息。被残害的消息传来。那晚九点钟到十点钟，情况愈来愈恶化。这样的消息已经传来不下十次。当时，我们指挥部在当晚七点。八点左右，实时向记者举行一个招待会，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全部告诉在场的中外记者。外国记者很少，因为据说在一些大的饭店，外国人住的饭店，有军队军管。而且，他们的房间也都被搜查。那天，只是零散的，有一两个外国记者进入了广场。指挥部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提出的唯一的口号，就是打倒李鹏伪政府。

　　九点正，全体在天安门广场的同学站起来，举起了右手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受一小撮阴谋家的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丧生，我宣誓，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直到最后一个人！

　　十点正，广场的民主大学正式开业了。副总指挥张伯笠任民主大学的校长。各界人士对民主大学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当时的情形是，指挥部这边连续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情况非常紧张，而在广场的北部，我们民主大学成立的掌声雷动。民主大学设在自由女神附近。而周围，东西长安街上已经血流成河。刽子手们，那些二七军士兵们，他们用坦克。冲锋枪。刺刀。催泪瓦斯〔在那个时候已经过时了〕对着哪怕只喊一句口号的人，哪怕只扔了一块砖头的人，他们用冲锋枪追他们打。所有在长安街上的尸体，都在胸前血流一片。我们的同学跑到指挥部来，他们的手上，胸上，他们的腿上流血。是他们的同胞生命的最后一滴血。他们气愤，把这些同学抱在怀里……

　　十点以后，指挥部要求大家……为什么要求大家？我们自四月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以来，一直演变到五月以来的这个全民运动，我们的原则自始至终是和平请愿。我们斗争的最高原则，始终是和平。很多同学，很多任务人。市民，他们到我们指挥部来说，既然都这样了，应该拿出武器来；男的同学，他们也很激愤，我们指挥部的同学告诉大家，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我们就是这样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大家在《国际歌》声中缓缓地从帐篷中走出来，挽着手，走到纪念碑的北侧。东侧。西侧。南侧。大家静静坐在那儿，用我们平静的目光迎接刽子手的屠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而不是武力与武力的战争。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以和平为最高原则的这场爱国运动，最后结果是同学手里拿着一些棍子。汽油瓶等等不成为武器的武器，根那些手持冲锋枪，坦克，这些已经发了疯的无理性的士兵去拼搏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这场民主运动最大的悲哀。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儿。他们在等待着牺牲。这时候，在指挥部的小棚子里，这里有几个话筒，外面有几个喇叭的小棚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的一刻到来了，为这个民主牺牲的时刻到了。有一个小同学，他叫王力，他只是有一五岁。在那个时候，他写了绝笔。我已经记不起那个绝笔具体的资料，我只记得他跟我说这么一句话，说"有时候人生挺奇怪的，生和死，就是那么一瞬间。"他说，有时候爬来一个小虫子，他想去踩死它，那小虫立刻就不动了。他才一五岁，就开始考虑什么是死亡。共和国，你要记住！你要记住！这些为你奋斗的孩子们。

　　大约在凌晨两。三点多钟的时候，指挥部不得不放弃在纪念碑底下的广播站，撤到纪念碑上面的一个广播站，指挥全场。我作为总指挥，跟副总指挥李录等同学，环绕着纪念碑四周，向同学们作最后动员。同学们就这么默默地坐着。他们说，我们就默默地坐着，我们第一排是最坚定的。同学们说，我们后面的同学也这样坐着，哪怕第一排的同学被杀，被打，我们都静静坐着，我们不动，我们决不会杀人。我跟大家讲了几句话。我跟大家说，有这么一个古老的故事，可能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有一群蚂蚁，大概有十一亿，有一天，山上起火了，这些山上的蚂蚁必须到山下去，才能整个家族得救，这时，这些蚂蚁就围着一团滚下去，这些蚂蚁烧死了，但是更多蚂蚁活下来了。同学们，我们在广场，我们已经站在这个民族的最外层，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只有我们牺牲，才能换来这个共和国的生还。

　　同学们唱起了《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他们的手紧紧地挽着，直到最后。

　　四位绝食的同胞︰侯德建。刘晓波。周舵等，他们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们说，孩子们，你们不要再牺牲。但是，每一个同学都非常坚定。他们去找军方谈判。找一个所谓负责戒严指挥部的军方人士谈判说︰我们撤离广场，但是希望你们保证同学们的安全，和和平平地撤离。这时候，指挥部在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是撤离，还是留？决定把所有同学撤离。但是，在这个时候，这帮刽子手们，他们没有信守诺言。在同学们撤离的时候，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也冲上了纪念碑的三层。

　　没有等指挥部把这个撤退的决定告诉大家，我们设在纪念碑上的喇叭已经被打成蜂窝状。这是人民的纪念碑呀！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呀！他们居然向纪念碑开枪。其它多数同学撤下来了。我们是哭着撤走的。市民们都说，你们不要哭。同学们说，我们会再回来的。因为这是人民的广场。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仍然有些同学，他们对这支军队还抱有希望。他们以为，顶多是军队强行地把大家架走。他们太疲劳，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把他们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有人说，这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在广场最外层的工人自治会的人，他们浴血奋战，他们通通都死了。他们最少有二、三十个人。

　　据说，在同学们打算撤离的时候，这些坦克。装甲车把帐篷。棉衣洒上汽油，还有同学们的尸体，通通都焚烧了。然后用清水洒地，广场不留一点痕迹。我们这次民主运动那个象征──民主女神，也给他们碾成碎块。

　　我们手挽着手，绕过毛主席纪念堂，从广场南面走向西撤离的时候，我们看见纪念碑南侧坐着大约有上万的黑压压一片戴着钢盔的士兵。同学们喊︰"狗，法西斯！""狗，法西斯！"在我们往西撤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排排的军队，他们跑步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市民们。同学们咬牙切齿地喊︰"法西斯，狗！""畜牲！"那些士兵们目不斜视，火速向广场跑去。

　　我们经过六部口撤离的时候，指挥部所有全体成员站在第一排，经过六部口，也就是六月三日下午，在那儿经过最初一场血战的地方，瓦砾片地，有烧毁的。砸毁的垃圾箱。我们从六部口一直走到长安街上，沿着一条血路走下去，只见只有烧毁的车，地上是瓦砾。残渣，可以看到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但是没有一具尸体。事后我们才知道，这班法西斯，他们在前用机关枪，在后就收尸。杀人的时候，后面就有他们的士兵把尸体送往公共汽车。三轮车上。有的人还没有死，还没有断气，可是已经被活活地闷死了。这帮法西斯，把他们的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遮蔽得无影无踪。我们只有用我们的胸膛，我们要大游行，再回到广场上。这时候，所有市民都来劝我们，他们说，孩子们，你们知道吗？那边架起了机枪，你们不要再牺牲了。我们只好从西单往北，往高校区走。

　　路上，有位母亲嚎淘大哭。他的孩子已经死了。路上见到四具尸体，是市民的。这些尸体暴尸街头。是他们打死的。

　　越往北走，越接近我们的学校，每一个市民，眼里都含着泪。有的市民说，我们买国库券，难道是换子弹来屠杀这些无辜的人民吗？屠杀我无辜的孩子吗？

　　我不断收到消息，有同学目睹的消息，有市民告诉我的消息，这帮刽子手，他们真杀的呀！他们对着长安街两旁的居民区发射火箭炮〔应是夜光弹──陈注〕，有孩子。老人，通通丧身枪下，他们有什么罪，他们连口号也没有喊。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是凌晨两点钟在长安街上堵坦克的，他亲眼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孩子，她的右手挥舞着，站在坦克车的前面，车从她的身上过去了。他被碾成肉饼。我们这位同学，他右手挽着的同学，一个子弹过来，倒下了；左手挽着的一个同学，一个子弹过来，也倒下了。他说，我是死里逃生呀！

　　我们回来的路上，妈妈在找自己的孩子。她说，我的孩子，他叫什么什么，他昨天还在，他还在吗？妻子在找丈夫；老师在找同学。周围的机关上还挂着"拥护党中央的正确政策"，同学们愤怒地扯下这些标语，烧掉了。

　　电台里还叫嚣着，军队开进北京，是要制止一帮暴乱分子，是要维护首都秩序。我想，我是最有资格说，我们这些学生是不是暴乱分子，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把你们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你想一想，年轻的孩子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静静坐在纪念碑的下面，他们用目光迎接刽子手的屠刀的时候，他们是暴乱分子吗？他们如果是暴乱分子，他们还会那样静静地坐在那儿吗？法西斯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可以厚着脸皮，昧着良心撒谎，撒天下之大谎，如果说，那些拿着冲锋枪，枪杀无辜市民的士兵，是野兽。畜牲的话，那么，这些坐在电视屏幕前，照相机前撒谎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因为，就在我们手挽手撤离广场的时候，我们还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一辆坦克车追过来，向同学们放催泪瓦斯。坦克车就在同学身上压过去，在同学的腿上。头上，许多个同学再也找不到完整的尸首。谁是暴乱分子？！就这样，前面的同学还是按照原有的步伐走着。同学戴起口罩，因为瓦斯刺得每一个同学的喉龙干死。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学们，还有什么能够收回他们的生命。他们永远地，永远地留在长安街上。

　　我们这支从天安门广场被迫撤下来的同学们的队伍，缓缓走过北大的校园。因为有很多外地的同学，北大已准备好了床位接待大家。可是，我们非常非常难过，我们是活着的人，可是，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广场，留在长安街上。他们永远永远回不来了！他们中有的很年轻很年轻！他们永远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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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明报月刊》1989.7 月号)

8, 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

——89 年浪漫主义的悲歌

陈小雅

缘　由

　　自本人去年在《北京之春》刊登《六四事件两大“悬案”追踪手记——访宗凤鸣、于浩成先生》之后，原准备告别这个主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先后又发生宗先生邀请我研究“赵紫阳思想”，宗先生把我所列的 16 个问题在老人中传阅，以及他的朋友姚监复先生追询1989 年初发生的香港“倒邓保赵事件”真相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八九民运史》和《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两书和上文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直存在着误解，所以我向姚先生和鲍彤先生表示，有机会时，一定予以更正。

一　“倒邓保赵”与赵紫阳、陈希同均无干系

　　我在《八九民运史》（以下简称《史》）中提到 1989 年初在香港媒体发生的“倒邓保赵”风潮时，是这样说的：“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其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4 月8 日，胡耀邦犯病当场，是他紧急掏出了‘急救盒’对耀邦进行抢救。不论政治观点有多大的差别，至少他与胡耀邦个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他也许更关心另一个问题：赵紫阳会在这次学运中有什么动作。这次学运中，之所以赵紫阳态度十分消极，党内民主派不停地散布舆论，要防止高层权力发生‘非程序更迭’，对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抱抵制态度，呼吁要防止‘走回头路’，防止‘改革形势逆转’，等等，这些在外界看来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江泽民看来却洞若观火。去年年底以来，香港等地突然兴起的所谓‘倒邓保赵’并非空穴来风，此‘风’倒邓是假，因为从来没有什么海外几个文人的唱合能使中国改变最高权力的。中国政治奉行的原则，历来是毛泽东的那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几十年来，港台自由传媒对中国政治权力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发现和清除党内的’异已分子‘，谁被它们作为明星吹捧，就意味着谁的’大限‘已到。此番港报’倒邓‘是假，利用邓对赵的不满’倒赵‘是真。胡耀邦下台时，罗列的罪状中不是就有’疏远两位老人家‘吗？“（见《八九民运史》第二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第 123 页。）

　　当时（1993 年）我为什么会写下这段文字？由于距离时间太远，加之 2006 年脑出血后遗症，现在我已经没有清晰的概念，经重新翻阅当年的卷宗，发现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拥有的是这几份资料：

　　材料一：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2-3 页：

　　1988 年 10 月 31 日《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上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一文。李怡与“以国务院体制改革所为代表的赵紫阳的中青年智囊团”人物有联系（《九十年代》1989 年 2 月号）。文章攻击邓小平，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祇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

　　1988 年 11 月号香港《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长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知名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北京同海外中间媒界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断言，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并暗示邓小平是赵独裁的障碍。”对于西方和港台一些人，“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

　　同期《解放》杂志刊登了陪同弗里德曼同赵紫阳会见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返港后发表的一些言论和文章。张在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时表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随后，他又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假若赵紫阳是个独裁者》。文中称：要改变中国 200 年来的悲剧历史，祇有进行“独裁改革”，“邓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将中国今后经济改革的问题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是很自然的”，赵即便拥有过去 8 年的权力还不够，要有蒋经国那样的权力，中国才有希望。港刊评论，“这也暗示赵的权力要超越邓。”

　　材料二：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 9 月 19 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

　　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嫡要刊登。

　　——大概是鉴于陈希同等死死咬住这个事情不放，而且大量摄入记忆的是赵的“智囊”们当时在海外对这场“风波”的解读，我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一种“赵是遭人陷害”的印象，所以，我在《史》中写下了那段话。当时，我的基本观点有四：

　　1、结束老人政治，没什么错。
　　2、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拥有集中的行政权力（按政治学分类，行政集权不等于政治专制），这也没有错。
　　3、鉴于中国政治的特点和胡耀邦的前车之鉴，这个“倒邓保赵”风潮祇能增加改革的阻力。而且有可能使赵重蹈胡耀邦的覆辙。
　　4、所以我倾向于这是赵的对立派制造的风潮。

　　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两个问题：

　　1、赵对“新权威主义”有兴趣。
　　2、89 年以后，李怡在北京建立记者站的尝试失败，最终导致《九十年代》关闭。

　　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风潮”与赵系人物有一定关系呢？是否也存在激进的浪漫派“熊的服务”式的帮倒忙的可能呢。因当时没有证据，我祇能存疑。

　　关于“熊的服务”式的帮倒忙，我在《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隐士在森林里午睡，他的熊朋友在一旁守护着他。熊朋友看见一只苍蝇叮在隐士的鼻子上，于是一巴掌打了下去。苍蝇是被打死了，但隐士的脑袋也开了花。

　　由于存在上述疑问，所以，我的搜索引擎并没有放弃搜集另一种可能性的功能。

　　2005 年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采访赵紫阳的材料问世后，使我对此有了较为肯定的看法。杨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 2 写道：

　　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

　　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第 595 页）

　　我认为，杨先生此处所说的，就是 89 年 2 月份发生的“倒邓保赵”之事。这段对话有三个要点：

　　1，从语言的时态看，杨说“北京风波时”邓对赵的缓和意见不采纳，是因为邓已经不信任赵，说明在风波之前有一件事起了关键作用。

　　2，赵的“缓和意见”，实际上在 4 月 20 日已经流露。据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说，当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学运情况时，李鹏说：学运是少数坏人操纵，矛头是对准党和政府，特别是老同志的。赵就说道：“我不相信这么多学生会被少数人操纵。当前还是以疏导为好。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不要激化矛盾。”这就是说，赵的意见在党内高层，是 4 月 20 日就已经公开了的。而这个意见，在他赴朝之前并没有公之于众。所以杨先生此处所说“缓和意见”，应是指 5 月初赵从朝鲜回来后到 5 月 17 日前这半个多月的“主政时期”的一系列措施；而不是指戒严决策已经做出以后，他还有什么缓和意见。说明陈小鲁的“分手”建议不是针对戒严，也不是针对学潮中的意见分歧而言。

　　3，赵一言点出陈小鲁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出人意外的），说明不仅确有此事，而且他知道是陈小鲁干的。但是此事与他无关。在他的自辩词中，他一再声明自己没有什么智囊团，就是与其它人的行为脱钩。如果没有此事或他不知道此事，他在此就应该回答杨：“没有这回事”或者“我不知道这件事”，抑或“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以赵的精明，他应该不会作一个让人产生歧义的回答。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看法，故而，我在《中国“牛仔”》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1989 年初，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策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邓小平反目，甚至自行其是地在香港掀起了‘倒邓保赵’的舆论风潮，我们可知，玩弄政治，在高级干部和军干子弟中，是一种历来的传统。他们的‘无法无天’，既是他们特权地位的产物，也是那个社会无法治秩序的写照……”

　　姚监复先生找到我，就是为我在《牛仔》中的这段而来的。据他从鲍彤先生处了解到的情况，陈小鲁建议“与邓拉开距离”确有其事，但时间不是在 1989 年年初。他请我提供我所了解的资料，认为“过去，我们忽略了对于子弟们的研究，现在应该加强”。我表示，如果我说错了，我有义务改正，但在这之前，我希望听听鲍彤先生的意见。

　　在等候姚先生安排的时间里，经朋友安排，我访问了杨继绳先生。当我玩笑式地谈到姚先生正在“追杀”我时，他感到很有趣。接着，我请他回忆访问赵时，为什么会提出那个问题，以及记录是否准确，刊出时有没有删节等。杨先生说，他的文稿是经过赵认定的。赵的评价是“文字是准确的”。至于当时为什么向赵提了这个问题，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听到一些事情。从字面上看，对于这件事“赵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含含糊糊……”原来，杨先生近来整日泡在北海图书馆里，沉迷于的县志的研究，对于我的突然造访，一时想不起具体情节，也是情有可原的。

　　事有凑巧，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俞梅荪先生所写的一篇 1988 年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纪念文章。其中提到，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是随访者之一，著名政论家林保华先生在来访的一行中担任记录。他还将此次访问与陈希同的“诽谤”挂上了钩，并说：“在会见时赵紫阳还说到：“最近，香港报刊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所以，当时即使香港报刊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和报道，也与赵紫阳无关。”

　　感谢俞先生的这篇宝贵的回忆，这才使我回过头去看陈希同们的指控，里面确曾提到张五常的大名。也就是说，“倒邓保赵”一事，既与陈希同们的“陷害”无关，可能也与赵紫阳本人无关。祇是浪漫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们的一种愿望而已。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可以就政治问题发表任何高见，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祇不过运用到内地，就完全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

　　那么，这和赵身边的人会不会仍有关系呢？在姚先生的引见下，我终于见到了鲍彤先生。

　　鲍先生十分客观地为我们讲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下面是我在事后的一点追记：

　　姚：89 年初“倒邓保赵”这件事，赵怎么把它和陈小鲁联上的，你知道当时的情形吗？

　　鲍：89 年审查赵的时候，给他提了十几个问题，一个一个要他回答。你知道这些问题吗？（问陈）

　　陈：我不知道，我祇知道陈希同报告，李鹏讲话的一些指控，相信也就是那些问题。您知道这些问题吗？（问姚）

　　姚：我知道一些。譬如，和索罗斯基金会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搞下来就是个“死罪”啊，所以，陈一谘他们在海外，赶快一刀砍断这个关系。索罗斯把账目也拿来了，说，你找啊，找到一笔是一笔……

　　鲍：89 年的 9 月开始，也给我提了十几个问题……

　　陈：给您提的问题，和赵的一样吗？

　　鲍：不知道。我 9 月 20 日以后开始写了一个说明，以后流到了海外。写完交上去以后，他们说，你就等着做结论吧！……其中有那么一条，问“倒邓保赵”的事，我很干脆，说不知道。后来，陈小鲁对我说，我判刑后，他去找过杨尚昆，问杨尚昆：“鲍彤又不是坏人，为什么判他的刑？”杨尚昆说：“怎么不是坏人？要赵和邓拉开距离还不坏？”

　　陈小鲁说：

　　“那句话是我说的。”但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有这件事：邓讲过“动乱”以后，5 月初，我们中心一次开会的时候，陈小鲁说过，现在邓在学生中的形象很坏，赵紫阳最好和邓拉开距离。不然，学生会对紫阳不满。我当时根本连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认为，提出“理智、秩序”就已经和“动乱”的调子拉开距离了。所以，连表扬一下他我认为都没有必要。很快我就忘了。

　　鲍：赵开始也否认，说不认识这个人。其实，他怎么能不认识这个人呢？中心开会的时候，总是见过的，我也介绍过是陈毅的儿子。紫阳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在英国使馆当武官，大概谈过几句话……

　　陈：那是哪一年的事？

　　鲍：85 年。

　　陈：那怎么会跟 89 年的事有关系呢？

　　鲍：是啊！？

　　陈：他们对你写的材料有追问吗？

　　鲍：没有。交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陈：再没有反复，说明他们对你的解释是满意的。

二　关于鲍彤家世的一点误解

　　接着，我向鲍先生求证了一个关于他的家世的问题。

　　陈：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您的祖上和翁同和有关系，参加过戊戌变法，是这样吗？

　　鲍彤颇感意外地说：“没有。”又略作一番思索后，他说：这个说法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产生的误会。他的舅父叫吴其昌，曾经当过唐文治的学生，唐文治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创办者，而他当过宣统皇帝的父亲的老师。吴其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个老师是梁启超。 翁同和是“帝师”，唐文治也是“帝师”；梁启超领导过戊戌变法，所以，他们就以为吴其昌和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了，其实，是两个时代的人。吴其昌是 1944 年去世的。

　　陈：因为这个误会的历史渊源，我把您在 1989 年的一些做法，与维新志士的血缘关系作了一些联想，重订《史》的时候，要改正过来。

　　我在《史》中写道：这个“亚行讲话”是由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因此，不仅可能尽量多地表现出赵紫阳的个性与对待学运的独特立场，而且简直可以说完全表达这位神秘秘书的个性和立场。与领袖的鲜明的务实风格和对意识形态问题无兴趣不同，他的秘书鲍是一个有头脑、有理论、有才华并且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在赵来到中央后，他一直扮演着头号智囊加心腹的角色。据知情人称，赵的改革领袖生涯中，这位幕后英雄始终是最能影响他的人物之一。而他的这一角色，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

　　鲍彤的祖父曾参加过 19 世纪末晚清的“戊戍维新”。他多次与人谈到，他愿为前辈没有完成的，中国 20 世纪末的改革成功贡献一切。如果改革需要流血，谭嗣同的选择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行事干练，讲原则却又较少衙门习气，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几次遇险中，他都毫不犹豫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有许多人认为，自胡耀邦出局以后，赵紫阳因其年轻和泼辣，在当时中共高层确属“稀有动物”，但从思想基础，改革思路来说，他与邓小平、万里并无多大区别。并且，他的一生不仅没有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在他的性格中也缺少浪漫的色彩。但为什么在1989 年，他会做出既与他的几位同盟、同道、同党截然不同的选择，也与他本人的政治生涯背向而去的事情？笔者以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念念不忘晚清改革和帝国命运，在这样的家史国史中熏淘，以敢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为偶像的鲍彤，是分不开的。

　　现在看来，这番发挥的议论，虽然也自成道理，但其追溯的“祖源”应有所更改。

　　因为吴其昌也不是凡俗之辈。回到家中，我请朋友帮我搜索了一下网上资料。关于吴的纪录有：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海宁硖石人。幼失父母，生活艰困，眇一目，刻苦好学。8 岁即能日记数百字。16 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好治宋理学。以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例假日常怀烧饼坐图书馆中，攻读终日。 1923 年毕业后至广西容县中学任教，并扶助弟妹求学。1925 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1928 年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 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军兴，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吴其昌一生爱国。在无锡国专时，慨国事日非，曾上书政府，洋洋数千言。唐文治大为激赏，改杜牧诗赞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1926 年参加318 反帝大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惨案发生时，枪弹从他耳旁飞过，当即扑倒在地，方免于难。918 事变后，与夫人诸湘、弟世昌乘车南下，谒中山陵痛哭，通电绝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动，传为爱国壮举。抗战开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国难当头为念，坚持讲课、写作。临终前一月，应约着手写《梁启超传》，仅完成上卷而卒，年仅 40岁。

　　关于那件震惊全国的“哭陵事件”，确切时间是在 1931 年 11 月 20 日。参加者有吴其昌本人，其弟吴世昌和妻子诸湘，所以又被称为“阖门绝食”。当时，他们在总理灵前宣读的的“绝食宣言”——《昭告总理文》慷慨声言：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吴令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

　　若从遗传学角度考量鲍彤先生的行为倾向的话，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事件。

三　赵紫阳并无“抛邓”之意

　　这次与鲍彤先生的会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修正了我（相信也是海外媒体）一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赵紫阳在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时，是否存在“抛邓”的意思？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陈：紫阳，或者您，知道香港发表“倒邓保赵”文章的事吗？你们看到过，或者是否订阅了那些刊物吗？

　　鲍：我们中心，紫阳办公室，都有这些报刊，秘书给他堆在那里，他有时看，有时不看，有时看得很仔细……香港人要怎么写，张五常怎么说，不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严家其说，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他说“非程序更迭”……

　　陈：就是高瑜发在《经济学周报》上那篇采访严家其、温元凯的文章吗？？

　　鲍：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很影响邓和赵的关系。我觉得，严的这个讲法有点……有点敏感过度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但这可能引起邓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严家其是你的人。

　　陈：是不是当时他们也听到一些风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赵不行了？我当时也是从老严他们这个渠道，还有《导报》这个系统里获得这个消息的。

　　鲍：当时，确实有这个谣言，李先念在上海、江苏跟人讲。但是，实际上一直到89 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非常信任赵。……其实，说起来很好笑，严家其是谁推荐的呢？是胡乔木。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说他懂政治学，表现也不错。

　　陈：胡乔木当时是不是还是很往这边贴的？

　　鲍：这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他和邓力群不同，邓是见风不使舵的人。……刚开始，严还不愿意干，我还到他家去找他。一开门，是高皋，问，你来干什么？你要家其做官，我不同意。她说做官的没好人……

　　陈：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讲话前，他问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直播”，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听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人事后还议论，说“以前根本不理咱们，这次怎么这么待见我们了？”这件事，是不是事前有考虑的？

　　鲍：事前紫阳对我说过，就按照这个讲话直播。但是，我看电视，播紫阳讲话时，他是这个姿势（做闭眼举头张嘴打鼾的样子）……

　　陈：这很奇怪。我不记得当时播出的情况了，最好以后再看看这个情节。

　　鲍：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事先写好的，但那段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一整段话是我加上去的。

　　姚：广东顺德的一个同志看了那段录像，后来说：如果是形势大好的时候，你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谁谁谁指导的，这是把功劳归于他；但在已经搞砸了的情况下，你说这个话，这不是说这个责任是属于邓的吗？

　　鲍：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似乎是五四以后），毛毛找到阎明复，哭了，说邓在学生中的形象搞坏了。我们当时的意图，是改善邓的形象，缓和他和学生的关系。因为学生说他“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嘛！

　　陈：您当时真的没有抛邓的想法？

　　鲍：没有，是想保护邓。当然，现在这样说也不必要了，因为海外……

　　陈：不，不，我们不管现在怎样讲是否策略，好象邓后来杀人了，你当时的想法就不该说了。当时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是搞历史，不是搞政治。

　　姚：你的动机是要保护邓，但 XXX 看了以为是发出倒邓的信号……

　　陈：我们当时都是这个感觉……

　　姚：他和赵都太没有政治经验了。

　　陈（对着鲍彤）：您承不承认是“没有政治经验”？

　　鲍（略为迟疑地）：是，“没有政治经验”。

　　陈：您是否听紫阳说过“民气可用”这句话？XXX 的回忆里这么说。

　　鲍：我倒是听阎明复说过这句话。你不要把 XXX 的回忆太当真，他和紫阳根本没多少接触的。

　　（2007 年 3 月 31 日于北京）

　　——北京之春(4/30/2007 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