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的博客: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

　　吴法宪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里﹐同他的妻子陈绥圻一道﹐完成了他俩多年来的一个共同心愿─写出一本回忆录。这本书﹐是他们夫妇两人十年辛勤劳动的共同结晶。它如实地记录了吴法宪的坎坷一生﹕从少年参加红军﹐长征突破乌江﹐苏北抗日﹔到解放东北﹑华北﹑广西﹔再到新中国成立﹑组建人民空军。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了军委办事组﹑领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周恩来一道筹备九大﹔九届二中全会和张春桥﹑姚文元争斗﹔在林彪事件后成为阶下囚﹔最后在审判之后保外就医﹐重新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全书史料之丰富﹐材料之生动﹐视角之独特﹐心态之超脱﹐在众多将帅回忆录中是少见的。”

　　“该书是作者用十年的时间﹐以过人的记忆力而着成。他用亲身经历的大量史料﹐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讲述了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很多精彩片段并揭示了其中的很多必然关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指导下﹐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而文化大革命则使之一系列运动达到了顶点。做为当时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作者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在那一特殊时期﹐很多中共领导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作者也因此大起大落﹐最终饱受十年铁窗之苦。正是如此的坎坷经历﹐才使其得以对政治和人生都另有领悟﹐并将其切身感受以及亲身经历详细记载于该回忆录当中。”

作者简介

　　吴法宪，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政委、司令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2004年逝世。

自序

　　我从十五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这支队伍里成长，至今已经六十多年了，在党的领导培养下，在人民的教育帮助下，扪心自问，为中国革命，为祖国和人民，我尽力做了一些事情，但贡献甚微；与此同时，那些漫长道路和艰难岁月中的酸甜苦辣，我也都一一尝过。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四周年的日子，国家公安部派人来到秦城监狱，向我宣布：考虑到我的身体的状况，安排我来济南保外就医。自那时起，至今已经十多年了。

　　这些年来，许多老同志、老朋友，以及一些年轻的朋友曾经向我建议，有的同志还主动提出要帮助我撰写回忆录，使我深受感动。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

　　“写回忆录，我早有此意。早在一九四五年在东北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妻子陈绥圻特别爱看书，老是到处找书看，我就对她说：“将来有机会，咱们俩一起写点东西。”

　　但撰写回忆录，实在是一件劳心费力的事情。我年迈体衰，深感力不从心，加之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写作条件（比如无法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的原始档案和文献），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慢慢地，自己去回忆和思考；只能参考一些已经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所以其中的错误绝不会少，我的主观想法是实事求是，如实地去反映我所亲身经历的时间和情节，不虚构，不造假，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既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也绝不违心的区成人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历史事件，是有很多的侧面来展现，完善的。在我的回忆录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所经历和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还需要其他的史料来印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来济南以后的十几年中，我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很难，太缺乏基本的条件了。但是我努力了，只有这样了。尽量为读者和历史学家提供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东西，结论有读者和历史来做，这就是我的初衷。

　　既然是回忆录，必然要涉及到各个历史时期我的那些同志和战友，我的那些上级、下级和同级都会涉及到

，因为我没有条件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有错误，自当由我负责。

　　我的写作水平，写作能力都很低，希望读者多予批评指正。

　　最后，谨以此书答谢五十多年来与我荣辱与共的老伴陈绥圻，以及我到济南后悉心照顾我的儿子吴新潮和采芹、仲秋、京秋、巴璀、梦璀几个女儿们。

　　一九九五年于济南



第一章 我的一家人
一  四世同堂

    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及弟妹们.曾祖父的名字叫吴遐渭,是个十分老实的农民,他的一生都是在劳苦之一中度过的.我八岁那年,曾祖父去世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曾祖父去世后,我们一家人及亲戚把他送到我们家后面一座小山上去埋葬的情景.那一年,曾祖父正好八十岁.这在当时已经称得上是相当高寿了.

    曾祖父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吴芳德,即我的祖父.次子即我的叔祖父,但叔祖父叫什么名字,我却不记得了.

    祖父曾在一个姓李的地主家当长工二`三十年,积蓄了五`六十块钱才娶了我祖母陈氏.婚后,祖父租了这个姓李的地主家七`八亩地种,不再出去当长工.地租很贵,是倒四六开.每年的收成,六成要交给地主,我家只得四成,大约每年要交十二担的租谷.年景好的时候,自己还能剩下七`八担谷子,这点粮食也就够全家人吃半年,其余则要靠秋季种地瓜和豆类来补充,以瓜菜来过半年.年景稍差一点,就连半年的粮食都吃不上.祖父一个大字识,但是有点手艺,会用地瓜粉做粉皮,每年的秋后,他都靠做粉皮来挣回一点钱.

    祖母陈氏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家里的房子很大,但是却破落不堪.由于家境败落,祖母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到祖母的娘家去玩,她娘家里都无法招待我,只好拿蕃薯给我吃.祖母会纳鞋底,鞋底纳得又结实又好看,因此有很多的人来找她纳鞋底.她当时给人纳一双鞋底,一般是收两个银毫子.这样每年也可以掐挣回一点钱.另外,为补贴家用,祖母还在家里养了一些鸡和兔子,同时还养了一`两口猪.

    我家祖辈都居住在兴国县的南坑乡,那是山凹里的一个村子.以后祖父和叔祖父分了家,我们一家便迁居到离南坑乡约三十里的水丰县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曾祖父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大安村,同我们一起生活.

    我父亲名叫吴功信,是个独子,小的时候念过几年书.十六岁时,父亲结了婚.母亲曾氏,是个家庭妇女,那年也是十六岁.

    一九一五年,母亲在二十岁生下了我,家里已经有了好转,刚盖起了六间屋子,其中一间厅房,一间厨房,其余四间用来住人.另外,还建了三间用来装稻谷的两层楼仓库.以后,家里又逐渐买了三亩地,一头牛和一些农具.由于我正好是盖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新福生,认为是我给家里带来的福气.

    我出生一年半之后,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妹妹,接着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到我参加红军那一年,母亲又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妹妹.这样,我家一共有二男三女五个孩子.我弟弟叫吴臣洋,小名叫九生保.由于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三个妹妹都没有名字.当时可以说是我家的全盛时期.我们五个孩子,加上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一共十几口,真的是一大家子人.

    由于我父亲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能写对联,也会记帐,所以总希望我也能读书识字,将来能成为一个耕读之家.于是,我七岁那年,父亲送我上了学.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未亮,鸡刚刚叫时,父亲就拿了一盏灯笼,扛着一张桌子,叫我去"发蒙"(我们家乡把孩子第一次上学叫"发蒙").那天,他把我送到了马古州张贤左先生家支读私塾.

    张先生大约收了二十多个学生.他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中庸》`《幼学琼林》，以及孟子`曾文教界正公的书等，还学了珠算.在张先生家,我一共上了五年私塾.

    上学之前我就在家里负责放牛,上学以后,每天清晨我依然出去放牛,放完牛后才去上学.由于家中的烧柴都归我负责,所以下午放学回家后,还要上山去砍柴.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名叫铁炉下的村子.我十二岁时,铁炉下村的人在村内的胡家祠堂办了一个小学.学校办起来后,父亲就把我送了去.当时,铁炉下村小学只设甲`乙两个班,过去读过几年书的上甲班,没读过书的上乙班.这样,读过五年私塾的我就上了甲班.我在铁炉下村小学又学习了两年,学了一些简单语文和数学.

    一九三0年五月,祖父因病去世,享年月才六十岁.祖父去世后,我们把他安葬在住屋后面的小山上,跟曾祖父葬在一起.

    随着祖父的去世,我们家也开始日渐衰落.由于给祖父治病,我家欠了百余元的债,家境日渐衰落.家中仅靠父亲一人劳作已难以支撑,于是我不得不辍学参加农田劳动,逐渐学会了各种农活.

二 十五岁参加红军

    一九三0年,我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村里也闹起了革命.开始组织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妇女会等.组织和动员劳苦民众积极起来参加革命.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我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任队长.从此以后,我天天参加革命活动,无论是开会`斗土豪劣绅`游行示威,还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写标语等,都非常积极.那年的六月,为配合红军的行动,我们还曾到离家一百二十里的永丰县荇田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没想到,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把队伍打散了.轰炸完了以后,我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找不着了,只好自己一个走了百十里路回家.

    不久,我们村又开始打"AB团".什么是"AB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些乡苏维埃的干部和村苏维埃的干部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里糊涂.我还看到一些人被杀,像我们小学校长胡风章`教员胡泽凡等都被杀了.这么些人的被抓和被杀,使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过了几个月,又把一些未被杀的人放了出来,说是搞错了.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放松了下来.

    打完"AB团"后,我们村就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里的两个恶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来,召开全村大会进行斗争,当场把他们两个杀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座茶山.斗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就更加高了.那年的村苏维埃选举,我们选举了村里的贫农许泰仁担任村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0年十一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许泰仁代表村苏维埃,动员全体村民同红军一起,参加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保卫家乡.经过动员,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都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当时红军部队集中在于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我当时还是村里的儿童团长,我们被派去为红军带路`送信`站岗`放哨`抬护伤员和准备粮草.

    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进到了离我们村仅二十里的地方,红军开始反击.战斗打响前,我们村的担架队被派到小别村,负责抬伤员.我便带领村里的儿童团,抬着三十副担架,跟着村长,准备收容伤员.

    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战斗打响了.到上午十一点,伤员陆续下来了,我带着担架队赶紧抬着伤员回到村里.每家三`四人,一共住了一百多.伤员的医治是由红军医生负责的,他们到各家去救治.

    就在那天晚上,上面传来消息,说红军打了大胜仗,将国民党十八师全部消灭,还活捉师长张辉瓒.我们村里的"老表"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连夜赶到龙岗一带的山上,帮助把红军伤员抢运到后方,并协助部队打扫战场.在龙岗,我们抢运伤员,为红军收集枪枝`子弹`炮弹和军用品,还掩埋死者,以及搬运一些国民党的伤病员.我们儿童团捡了成千上万的子弹壳交给红军.这次打扫战场的工作,一共进行了四`五天才结束.这是我首次参加战勤工作.

    在协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以后,我参加了共青团.从这时起,我就一直想参加革命.一九三0年十二月,村苏维埃主席许泰仁召开全村大会,动员村里的青年参加红军.在这次大会上,我和许泰仁的侄子许元怀等十七人一同报了名.

    知道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红军,父亲倒是很开通,表示完全同意,而母亲却只是在一边给小妹妹喂奶,一句话都不说.只有祖母在听说我要参军后,哭得很厉害.在我离家参军时,祖母一直眼泪汪汪地站在家门口,默默望着我远去.我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所以她最疼我.

    在离家去参军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诉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后要靠他了,要他一定要放好牛,多砍柴,帮助父母多干一点活.当时他才十二岁.

三  全家受到迫害

    我参军后,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双布鞋.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父亲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我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我父亲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我父亲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乡得到解放.家乡解放之时,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我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我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父亲收到了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兴,并很快给我回了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我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一九五0年六月,我接到调令,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让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我,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我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父亲接过来.不料想,我们于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还在信里说,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他们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地将我父亲埋藏了事.

    我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病,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为我们始料不及.我后悔不已.但我当时也只能用以革命利益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道理来安慰自己.

    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我手头没有钱,只好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给了我二百八十块钱的救济款.我将这笔钱转寄给了吴臣贤,要他代我给父亲买口棺材盛敛,并请他在重新埋藏我父亲后做个坟头,立一块墓碑.我还请他代我用这笔钱还清我父亲生前欠下的欠款.后来我听说在安葬父亲的那一天,乡政府还给老人家开了一个追悼会,对此,我从内心里深深表示感激.

四  解放后回家,只见一个个坟墓

    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一头骡子代步.

    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们家的祖居地,那里有我们吴家的祖宗祠堂.在我们到达南坑以后,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我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和一枝钢笔都送给了他们.

    从南坑到我家还有三十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们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我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双岭下,我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一把雨伞来接我.离别三十年,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两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

    我的家没有了,我们一行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木凳和一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我还联想到,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一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我.李文福的父亲七十岁了,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了.

许元茂`李文福告诉我,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

    这时,村里的一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的情况,还对我说起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二十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帮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一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我们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罗卜,我们的这一顿晚饭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一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我向吴臣贤借了十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表示我的感谢.对其他邻居,我就只好说抱歉了.

    刚刚吃完饭,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一九三一年初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我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我,尽管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我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从此便同他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我们悲喜交集,感概万千.

    许元怀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这次,他带着十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

    与许元怀见过以后,我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我在每一个坟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给亲人们尽的一次孝,请亲人们原谅我吧!

    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一个仓库.这样,我们一行又走了两里路,过了一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我们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我们拿来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一口大锅,又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当晚,我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

    我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我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一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

    翌日上午,我离开家乡回良村.走了三十里路.途经中州墟时,看到这个从前很大的镇子,现在剩下不到十户人家,感触很多.

    在中州墟,公社党委留我住了一晚,并热情招待了我们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来了,纷纷来看我,向我反映意见,我要良村区党委的同志也一起听一听.但是,对他们说的许多问题,我都无法表态,只有含糊其词.

    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区政府专门杀了猪来招待我们.我对良村区`公社的热情照顾和接待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们要尽力支援家乡建设.

    回到北京后,我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一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当时解放军有支援地主克服困难的任务,良村又是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仅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在这里打了两个大胜仗,应该说,良村的乡亲们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牺牲和贡献的.我认为支援一台退役的汽车是理所应当.

    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去做`无力去做.眼见乡亲们生活得那样艰苦,我却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良村,由空军的一辆吉普车把我接到兴国县.在兴国,我把家乡的一些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就离开兴国,经秦和`吉安`漳树到南昌,然后从南昌剩飞机返回了北京.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



第二章 在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一` 参加到赣东独立团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中央苏区迅速发展,红军先出闽西到福建,再经兴国`宜都`永丰`宁都`瑞金`瑞昌,向赣东北发展.那时红军发展势如破竹,天前进数百里,不久就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兴国`黎川`泰宁等二十多个县的中央苏区根据地.

    就在这一时期,"朱`毛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动大家起来闹革命,很快就掀起了一个革命高潮.就是在这次革命风暴中,我先是参加了村儿童团,以后又用吴文玉我名字参加了红军.

    我是一九三0年十二月参军离开的家乡.参军的第一天,我们先到君埠墟,第二天再走六十里路到宁都的黄陂集中.当时来报到的,共有二百多人,住在一个祠堂里.

    不久,把我们这二百多人编成红军赣东游击队,编为一连和二连两个连.我被分配到了一连.连队的干部都是红军部队以前的伤员,伤好了以后,就被留下来任职.一开始,既没有给我们发枪,也没有给我们发服装,我们整个连没有一支真正的枪.我们每人依然是身着从家里带来的便服,脚穿草鞋,手持一杆红缨枪.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基本的军事训练,天天出操跑步.

    训练了一个月以后,组织上决定将赣东游击队编入赣东独产团,部队开始发枪.发下来的枪大多是土造枪,其中有"单响"的,也有"五响"到"九响"的.可没想到,在编入部队时,独立团把我和另一个名李文福的小青年给刷了下来,说我俩年纪小`个子矮,人还没有枪高,不要我们.我们不愿意回家,就吵闹着要留在部队.这时,有一个区队长过来告诉我们,红十二军在瑞金办了个青年学校,学一`二年后,就可以当兵,他叫我们跟他走.

    没想到，我们刚走到宁都，就听说红十二军的那个学校已经解散了.我们十分着急,还是那位区队长想了一个办法,把我们送到宁都地区的宁都独立团,让宁都独立团收下了我们两人.我被编到三连一班当战士,李文福在连里当了司号员.这样,我们才总算是当上了兵.正式参军以后,团里发给我一枝"湖北造",枪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班长是一个湖北人,三十来岁,把我们看成是孩子.他对我非常关心,总是耐心地教我们下操打枪.我从部队的起居作息到各项基本军事训练,一一开始从头学起.

二  第一次打仗

    当时宁都独立团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维持宁都县城的秩序，二是负责围困离宁都十五里地的一个寨子，名叫翠微峰。寨子里面驻了国民党的一个靖卫团。这是当地的一支地主武装，共有二百多人。这一围困，前后就是半年多。

    我们在宁都县城驻扎期间，有一天队伍操练行军，由宁都出发到石城,住在石城县城北面的一条街上.第二天早上,全团会操,团长正下达会操命令时,突然听到东面山上响起了枪声.当时只知道来了一支国民党的部队,但来了多少不知道.听到枪声,团长当即下达命令,全团停止会操,立即出发,跑步向东面山上打枪的地方前进.

    我们一口气跑了三十里,来到了东面的高山底下.这样的跑路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一路急奔,我跑得累得要死,几乎连山都上不去了,可就在我拼命往山上爬时,前面传来消息,说敌人已经跑了.

    我当时有一支套筒枪和三排共十五发子弹.可没想到仗打下来,我一枪没放.这一仗打得稀里糊涂,回来后我就对班长说:"仗就这样打法呀!"班长说:"我也没有放一枪,因为前面的队伍已经把敌人打跑了."我听说是前面的队伍把敌人打跑的,就问他:"怎么没有听见枪声呢?"班长有点惊讶,说:"怎么没有枪声,你是太紧张了吧?"

    我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生怕掉队,跑得太紧张了,竟然连枪声都没有听见.我又问班长:"你看见敌人了吗?"班长回答:看见了,你真是一个孩子,打仗连敌人都没看见!"接着,他又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慢慢学,我会教给你的."

    我们是早上六`七点钟出去,中午十二点左右回到城里,来到原来会操的操场上.团长宣布说,这一次我们打了一个小胜仗,消灭了国民党靖卫团的两个连,俘虏了八十多人,打死`打伤了四十多个,缴枪七十多枝,其中最大的胜利是缴了一挺轻机枪,团长还告诉我们,要提高警惕,驻地附近要加紧修筑工事,准备坚决打退来犯之敌,保卫苏维埃政府.

    后来才知道,来的那股敌人是石城县的靖卫团,在我们来到石城以后,他们为了躲避红军,一直躲在了大山之中.那天,他们以为红军主力已经撤离了石城,就想过来占领县城.走到东面山上时,他们先打了一阵枪,想进行一下火力侦察,看看城里还有没有红军队伍,没想到我们很块就赶到了,一下子消灭了他们两个连.

    这就是我打的第一仗,是即没看见敌人,也没听见枪声的第一仗.

    我们在石城县里住了大概一个星期,就返回了宁都,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负责围困翠微峰的地主武装.

    翠微峰在宁都城西面,整个山峰像一块大石头,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弯曲的石梯小路可以通到上边.山上有三百多户人家和几百亩地,但是缺水和烧柴.这个寨子易守难攻,由于只有一条石梯小路可以通往峰上,只要用一条枪封锁那条小路,下面的人就很难攻上去.

    红军打下宁都之后,国民党宁都靖卫团的三百多人也跑到了翠微峰上,凭借着这易守难攻的山势来同红军进行对抗.在我们之前,其它红军部队曾多次前往攻打,但由于没有机枪`大炮等重武器,更没有飞机,多次攻打都没有把寨子攻下来.有一次,山上的敌人还趁红军没在城里的时候,下山大抢了一通,把附近几个村子里的东西都抢光了.

    翠微峰上的这伙地主武装是插在苏维埃根据地里的一颗钉子.上级领导决定用我们宁都独立团五个连的兵力来包围翠微峰,不让山上的敌人下山,等他们弹尽粮绝以后,再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来瓦解他们.我们三连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守那条上下山的唯一小路.

    翠微峰下有一条河,过河就是一个村庄.山上的敌人不仅经常趁黑夜派人下山来挑水`打柴,并且还不时过河到村子里来抓猪`捉鸡`打狗`抢粮食.一天下半夜,敌人一个连大约七`八十个人慢慢摸下山,想到河这边的村子里来抢粮食.我们连长很有经验,事先叫我们在河这边利用田坎挖了一些工事,然后全连散开成一线,隐蔽在河边准备迎敌.那时天虽然还没有亮,但有月光.虽然看不见敌人的脸和手脚,但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黑影子.

    班长说:"注意,吴文玉,你看见了吗?"我回答说:"看见了."班长说:"准备好,我叫你放枪你就放枪."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紧张地注视着敌人.眼看着敌人下了河,正慢慢地向着河这边走来.当敌人离岸大约还有三十多米时,班长下令开枪.我们便很快放了一排枪,有六`七个敌人被打倒在河里.其他敌人一见,立即回头就跑.

    这时,连长命令追击.但我不知道怎么个追法.班长就叫我跟在他的后面.我见他一会儿利用树,一会儿又利用石头来隐蔽自己,就学着他的样子,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他隐蔽在哪里,我也隐蔽在哪里.就这样,我们不断向前追击.眼看跑在最后面的敌人也快要上山了,连长叫我们斑从左面快速迂回到敌人的前面去,截住敌人的退路,并使前面的敌人不能回来增援.就这样,两面一包围,抓到了六`七个敌兵,其中包括两个伤兵,还缴获了六`七条枪.就这样我们连打胜仗回来了.我们班也得到了表扬.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参加打仗.

    这次战斗以后我问班长,怎么才能杀伤敌人`保存自己.班长告诉我几条原则:要学着他的样子,一是利用地形地物;二是前进时要分散,要哈腰,在平地上要匍伏前进;三是要隐蔽,要想法迂回到敌人后面去;四是要有进攻的,还要有掩护的,用火力载断敌人;五是要挖工事,要有自己的窝.最后班长还告诉我,前进时一定要快.

    打守这一仗,别的连队就接替了我们的任务,我们连则撤回到了宁都城里.集合后,团长`政委都来讲了话,表扬了我们班.我们团长是个朝鲜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政委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封正吾.

三  打"AB团"

    再说一下打"AB团".

    没有参军以前,在家乡时就看见打"AB团".到了部队以后,又赶上"肃反"`杀"AB团".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AB团",连"A""B"两个字都不认识.后来领导才告诉我们,"AB团"就是国民党,是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那时各部队抓的"AB团"很多,都关在老乡家里.这些被抓的"AB团"分子,很多都被杀掉了.别的部队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部队内杀的人就不少.

    在这次"肃反"过程中,我们连负责押解"犯人".那些被打成"AB团"的人一个一个受审,我们就在外面放哨,等审讯完,再把他们送回到关押地点.负责审问的人都很凶,"犯人"经常挨打`受刑.有时他们还把"犯人"的两个手指捆在一起,中间再加上一块木头,往下用力一压,痛得"犯人"哇哇乱叫,哭喊不已.这些人究竟是真"AB团"还是假"AB团",我不知道,反正连长`排长抓了一大堆,最后连我们的团政委封正吾自己也成了"AB团".不过,班长以下的被抓还不多.

    最后,团里派我们班押送五名"犯人"从宁都去黄陂."犯人"被绳子绑着,由战士拉着绳子跟在他们后面,两个战士押一个"犯人",专门走小路.到了黄陂以后,我们班依然还是担任押送"犯人"去受审和放哨任务.

    不少"犯人"是在夜里被处决的,不过夜里杀人没有派到过我们班.派去的都是连里最勇敢的人,大个子,用的是梭标.有时候,一个人连着被捅了十几下甚至二十多下都没有死,真惨.后来知道这些被杀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AB团".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肃反"和打"AB团",一共搞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各部队都是一面打仗,一面打"AB团".这就样,队伍还是不乱,还能打仗,大家还是听共产党的话,听"朱"`"毛"的话,这实在是不容易.红军真是好队伍!

    完成押送"AB团"的任务以后,我们班就回到黄陂到宁都之间的安福镇归队.在安福镇,全团接到命令向广昌进发.我们团的番号改成广南独立团,驻在广昌`甘竹地区.自从当兵以来,我一共到过三个县城:宁都`广昌和石城.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到过县城.

    在广昌以南就有敌人.从广昌向前再走一百二十里,就是南丰.南丰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到了广昌以后,一直没有打仗,因为那时形势好.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没有开始.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在收缩,而苏维埃地区在延伸.我们发展了,队伍也得以进行军政训练,当然主要是军事训练.

    队伍到了广昌以后,团里把我调到了一连当通讯员.一连的连长姓李,是兴国人.我除了送信`晚上送口令以外,行军时还负责扛红旗.我还记得,那是一面绣着镰刀和斧头的大红旗.

    当了三个月的通讯员,连长看我识得几个字,会写毛笔字,就叫我当连里的文书.我不懂当文书是怎么回事,连长就告诉我,第一是造连里的花名册,把全连的名字写下来,供连长早晚点名用;第二是帮司务长计算伙食帐;第三是代战士写请假条,送连长批准;第四是帮连长向上面打报告,将全连每天行军`宿营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写下来,等连长盖章以后呈报上级.

    我只念过几年书,从当时的文化水平说,这些报告究竟怎么写,我也不知道.为此,连里专门送我到团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团里一个以前曾当过师爷的书记官,教我怎样写呈子,都是老一套,我很快就学会了.

    一九三一年六`七月,蒋介石又集中了三十万人,而且调集了嫡系的部队,对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指挥,住在南昌,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加策划.敌人兵分四路,长驱直入,向永丰,宁都进攻.第二次"反围剿"以后,红军主力正在分散休整,扩大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没有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当时红军只有三万人,要对付蒋介石的三十万人.七月十日前后,军委将红军主力相继集中,绕道瑞金,宁都到了兴国的高兴墟一带,准备诱敌深入,待机歼灭敌人.我们独立团担任了北线诱敌深入和牵制敌人的任务.我们采取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打一下就跑,将敌人引诱到兴国`永丰`宁都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整个红军经过莲塘战斗`良村战斗`黄陂战斗`方石岭战斗等几次苦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共消灭敌人三万余人.这样将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宣告失败.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一连大约当了有半年文书以后,队伍整编,把红十二军的一0五团`广南独立团和石城独立团三个团合编为广昌独立师(也叫赣南独立师,后称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主力部队一0五团编为十团,广南独立团编为十一团,石城独立团编为十二团,其中只有十团是老部队.正好十团办了一个文书训练班,就派我到训练班去学习.说是训练班,其实连我在内才两个学员.教员是十团的一个书记官,由他来专门教我们俩.

    我到十团学习后不久,十团就向乐安进发,去那里剿匪和打土豪`分田地.我在团部学习期间,经常被派出去搞调查,要搞清楚哪些人在当地有钱有势,专门欺压鱼肉百姓.同时,我们还要研究拥有多少土地算是地主`土豪,拥有多少土地算是富农`中农,哪些人算是贫农,没有土地靠给地主做长工的雇农.做好了调查研究,了解清楚当地情况后,写出报告上报团政治处,由团里派人抓土豪来罚款.罚款的钱数,三百`五百大洋不等,也有罚一千`两千大洋的.我们在甘竹这一个镇子,就搞到了十来箱子的银洋,派人送到了广昌师部.

    当时部队经常利用晚饭以后的时间开展体育活动,练练跳高,跳远什么的.有时正式操课时间也搞,还规定了必须跳多高`跳多远.我们就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再在坑里加上沙子练习跳远,再弄几根树枝当横杆练习跳高.

    我那时年轻,喜欢活动.一天中午,我们两个训练班的小文书利用午睡时间,偷偷跑出去练跳高.第一次我跳过去了,第二次横杆升到了一米多,我一跳就摔在那里,昏了过去.到下午四点我醒过来以后,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门板上.那个小文书就问我:"刚才你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他这才告诉我,当时我摔得人事不醒,他们把我抬回来.团长`政委都很着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跳高了.

    十团的团长叫戴福胜,是湖南人,政委叫李纯安,是个知识分子.李政委看我在十团当文书当得还可以,就想把我留下.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们已经研究好了,我不再回十一团,就留在十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管青年团的工作.

    我虽然早已加入了共青团,但究竟怎样搞青年工作我还是不太懂.反正是在政治处挂个名就是了,很少真正做青年工作.我成天跟着团政治处主任赖际发跑来跑去,部队天天都有战斗准备,经常行军打仗.有时政委就叫我在后面收容掉队落伍人员,找老百姓搞担架抬伤员.

    一次,从南丰县出来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占领了甘竹镇,师部下令要我们去把那个团搞掉.我们一跑就是三十里.可当我们赶到甘竹镇时,敌人已经跑掉了.我们占领了甘竹镇,在那里驻了大约一个星期.

    过了几天,团长`政委又奉命带领我们向驿前开进.因为那里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地主武装搞了一个大刀会,他们个个手持大刀,头上缠着红布,赤臂,穿短裤.他们喝鸡血为盟,说是枪打不进`刀砍不入.

    到了驿前,我们刚刚摆开阵势,大刀会呼啦呼啦地上来了.他们一支枪都没有,都是清一色的大马刀,个个都是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很威武.我们走在前面的部队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有点害怕,就不够沉着,枪也打不准了,一连放了几排枪也没打到敌人.于是,有的战士真以为他们是刀枪不入呢,就往后跑. 我们团长打仗有经验.他把散乱的队伍重新集中起来,排成前后两排.前面的一排跪着,后面的一排站着.由团长统一口令,一,二,三,两排队伍一起放排枪.结果大刀会的人一片一片地往下倒,剩下的没命往回跑.他们跑我们就追.这一仗,我们一个伤亡也没有.虽然没有缴到枪,但是缴获了一堆大马刀.战斗结束后,团长集合部队讲话.他说:"什么刀枪不入,你们看,这到底是入还是不入呢?"从此以后,我们再打大刀会就很沉着,也很有把握.大刀会再也不敢向我们挑衅了.

    打完这一仗,我们全团又回到甘竹镇,继续负责警戒南丰方向的敌人.

    一天团政委李纯安把我叫了去,说师部来了电话,叫我到师部去,师长有话要和我谈.我说:"我连师长的面都没见过,都谈什么呀?"政委马上安慰我说:"你别害怕,我派一个人带你到师部."说完,他当即派了团里的书记官和我一起,赶到驻在广昌的师部,见到了师长龙普霖.

    龙普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黄埔学生,当时担任我们广昌独立师的师长兼政委.我们师里没有副师长,也没有参谋长,只有几个参谋,可以说师部领导就他一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官,心里很害怕,但师长对我挺和气,我紧张的心也就慢慢松弛了下来.

    他先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什么时候参的军,什么时候入的团等等.接着,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对此,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后,他开始考我,问我列宁是谁,我说听过列宁这个名字,但列宁是哪里人,我不知道.听我这一说,他高兴了,说:"你还知道列宁呀,真不简单!"接着他又问我:"你会唱《国际歌》吗?"

    我回答说,两年前我就会了,在村苏维埃的时候,每次开大会我们都要唱《国际歌》.他让我唱了一遍,又问我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我说红军来了以后,我们家乡解放了,除了给我们家分了地,还分了茶山,每年可以收到几百斤油茶子.再就是,我看到有的同乡,只比我先参军几个月,就当了班长,我看红军当官很容易,我想当官.

    龙普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挺老实的,是想当官才参的军呀!"笑过之后,他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我说:"共产党我知道,我是青年团员嘛,青年团就是共产党的助手."他再问:"什么叫助手?"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有点难,于是回答说我也说不清.师长就耐心地给我解释说,助手就是帮帮忙的意思.

    师长看我很忠厚`肯讲实话,就很高兴,还叫勤务兵给我倒茶.最后,他告诉我,中央准备在瑞金办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校,不久就要开学,要我们师选派一个人去学习,师里准备派我去.

    我说我还是愿意留在部队,因为我担心自己去了后学不到什么东西.师长叫我不要再多说什么了,说他已经给我们团里打了招呼,事情就这样定了.学完了再回师部.言外之意,就是回来以后,就留在师里做青年工作.

    可是从师部回到团里以后,大约两`三个月都没消息,我还在十团当我的青年干事.

五  师长叛变

    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间,有一天,我们全师突然向国民党驻扎的南丰开进,而且是大白天开进.在过去是极少这样做的.我们也不知道部队是去干什么,只是跟着部队前进.走了一天多,到太阳刚刚下山时,我们来到了南丰城的北边,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南丰的城墙了.这时,师里下令,让部队在一个离城只有二十多里的山上休息.

    当天晚上,突然发现国民党的队伍包抄过来.正在大家准备迎敌的时候,早就对这次行动存有疑心的三个团的领导聚在了一起.三个团政委,包括十一团政委胡楚夫`十团政委李纯安`十二团政委赖际发,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三个团的领导认定:这次突然的行动是师长龙普霖想要带领队伍投敌.他们决定先带着一部分人跑到师部把龙普霖抓了起来,然后带着部队快速向北撤退.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我们后面急赶紧追,但我们还是安全地撤退了.那天,一直跑到十团的原驻地才停下来休息.最后,队伍回到了广昌.

    回到广昌县城,全师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十一团政委胡楚夫向大家宣布,龙普霖是反革命,这次他带我们广昌独立师南下,是企图向国民党投降.他准备在南丰附近等国民党军上来,把我们一包围`他就宣布投降.胡楚夫还说,龙普霖同国民党勾结大概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国民党还派来一个奸细到龙普霖那里当副官,由这个副官沟通龙普霖同南丰城里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并最后策划这次妄图带领队伍投敌的反革命罪行.

    当时我们部队没有电台,广昌离瑞金有二`三百里,胡楚夫和赖际发带了一个连,把龙普霖押送到瑞金,当面向中央局领导报告龙普霖叛变情况.以后经临时中央苏维埃最高法院审判,将龙普霖和国民党派来的那个奸细一起枪毙了.

    胡楚夫和赖际发回到广昌独立师以后,全师又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他们报告了审判龙普霖前后情况.同时,他们还向大家介绍了中央新派来的师长和政委.新师长叫张世杰,是一个朝鲜人,会讲中国话,他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党员.政委叫史犹生,曾是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是一个久经锻炼的地下党员,到红军以后就一直做政治工作.

    张世杰`史犹生来到师里以后,就着手整顿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底,史政委把我调到了师政治部任青年科长.当时师政治部的编制有组织`宣传`保卫`民运`青年等科.几个科长都是小青年,也都是小学毕业生.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一起行军打仗,相互之间关系很好.史政委还经常给我们讲课,讲马克思,讲《共产党宣言》,讲列宁,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毛泽东`朱德,讲红军`苏维埃`共青团.他还告诉我们,共产党现在还处在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党员`团员的身分,要严守秘密,服从组织,牺牲个人.通过史政委的讲课,我慢慢地开了一点窍,对照土地革命的实践,我认为史政委讲的都是正确的.就这样,我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史政委的工作深入细致,不断地和我们谈心,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我们每次召集各团的青年干事开会,他总是亲自主持讲话.史政委对我很好,经常同我开玩笑,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萝卜".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外号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萝卜"是洁白的,是纯洁的意思.

六  参加青年团"一大"和在团校学习

    一九三二年八月底,史政委通知我,师里决定派我作为全师共青团员的唯一代表,参加将于九月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当即动身到瑞金.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当时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会议也开得十分隆重.在会上,除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作了报告之外,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张爱萍`团中央组织部长王盛荣`红四军青年部长萧华等,也都在会上讲了话.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江西军区青年部长康尔柱.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顶头上司,因为广南独立师归江西军区管.当时,江西军区的司令员陈毅,省委书记是李富春.

    开完会往回走了三天,我回到了广昌师部.见我回来,史政委便召集了全师干部和团员大会,要我在会上传达共青团"一大"的会议精神.当时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大胆地在台上讲了一通.后来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和团中央刊物《青年实话》，还登了我们师的这次会议的情况。

    到了九月底,江西军区又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我又去军区驻地兴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江西军区的司令部和政治部都住在兴国城外的一个大教堂里.军区司令员陈毅来会上讲了话.他讲了青年团的任务,还讲了列宁和第三国际.讲完了话,他还同我们一个个地谈话.当问到我的时候,军区青年部长康尔柱在一旁介绍,说我们师的青年工作搞得还不错.其实我那时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康尔柱这样说只是对我们的鼓励罢了.

    十月底,中央苏区在瑞金开办了第一期团校,抽调各师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去学习.我又被调到团校学习.团校开学时,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作了报告.团校的编制和连队一样,由班`排`连组成.早上要出操,晚上做游戏.我当时被任命为三班班长,我们班共十一个人.

    团校的课程包括政治课和军事课两类.政治课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的组织`任务等等.记得给我们讲课的除了团中央的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理论家,叫张知心.军事课则由红军大学派来的教员负责,课程从稍息`立正等姿式开始,以后有队列训练`战术训练`班排连进攻战`游击战等.

    到了十一月份,红军大学搞野外演习.我们团校八十多个人被编为红军大学的一个连,与参加演习的红军大学队伍一起,从瑞金出发,一路上演习行军打仗到了会昌.红军大学的康克清来到我们连当指导员,以帮助我们工作.她天天找我们开会,早上出发前布置工作,晚上到了宿营地又召集大家听取汇报.队伍在广昌驻了两天,听了县委`县政府介绍当地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演习结束后,回到瑞金进行总结,并召开了庆祝演习胜利大会.在会上还给我们团校发了一个奖杯.演习结束后,康克清就离开了团校,回到红军大学.

    第三次反"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红军乘势展开了全面的攻势,先后进行了赣州`漳州等战役.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的带领下,不仅曾攻占过漳州,并且还到过厦门附近.红军筹集了不少粮饷,并弄回不少的布匹和盐.上级还给我们团校每人一身戴红领章的新军装.

    我在团校学习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集中了五十万的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在国民党军五十万重兵的压迫之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三军不得不于十月分别撤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向川陕边和湘鄂川黔地区转移.蒋介石随即又开始集中四十万的兵力,准备进攻中央苏区.眼看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即将打响,形势发展需要干部,第一期团校提前结束了.临毕业时,红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青年部共同找我谈话.当时萧华已是总政青年部部长了,他告诉我,广昌独立师已经改编,与独立第四师及红军十二军三十六师共同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广昌独立师编为第六十四师,江西军区独立第五师编为第六十五师,红十二军三十六师编为第六十六师,红二十二军长罗炳辉,政委旷朱权,政治部主任谭政.萧华要我直接去福建邵武找红二十二军报到,由二十二军分配我的工作.他发给我一些路费和书,还有路条,当时在苏区拿张路条就可以随便通行.

    我到了建宁时,遇到了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十三军政委朱瑞.红军都是阶级兄弟,朱政委对我十分热情,招待我吃了饭,住宿了一晚,他还告诉我到邵武怎么走.

七  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到了福建邵武,我找到了红二十二军政治部,邵武县城没有城墙,只有一条大街,军政治部住在一个中学里.我找到了谭政主任,他表示欢迎我回来工作,还让青年部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后,谭政和青年部长冯功竹找我谈话,要我回六十四师工作.

    我第二天就动身回到我们师的驻地.见到我回来,师长张世杰`政委史犹生非常高兴,欢迎我回来.接着,他们下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长.我又见到了吴茂和等几个科长,政治部还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这时,已经是一九三二年年底了.

    我离开部队的时间很短,但部队的变化却很大.一九三三年一月,我刚到职不久,部队就接到上级通知,说蒋介石又调集三十多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对我们进行第四次"围剿",其先头部队已经向我新苏维埃区域的建(建宁)`黎(黎川)`泰(泰宁)地区发动了攻击,企图截断红军的退路,消灭红军主力.部队便开始进行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动员`准备工作.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赶上的大兵团作战,而且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政委将亲临前线指挥,我更感到兴奋.我们用了三`五天的时间,征集资财粮食`动员民众和准备战场,战争很快就来到了.

    这次是大规模作战,战斗是在一个宽约二百里的广阔正面战场上进行.敌人分三路纵队向我们逼近.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率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由宜黄`乐安向宁都`广昌进攻;第二纵队,纵队长吴奇伟,率国民党军第十师`第十四师`第九十师向我建`黎`泰地区进攻;第三纵队,纵队长赵观涛,率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六师`第九师`第七二九师向金溪`黎川方向进攻.中央红军当时参加战斗的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我所在的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参加打的是吴奇伟所率领的第二纵队.

    战役开始后,全军包括军部和第六十四`第六十六两个师,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从金溪`贵溪出发,跟随主力红一军团,直接摸向敌人的阵地.由于敌人旅途疲劳,刚到达宿营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对我们的到来一点都没有准备,因此战斗一打响,我军就势如破竹,蒋军全线崩溃.当时,在我红一军团和配合作战的我红二十二军的宽达七`八十里的下面战场上,到处都是枪炮声.我们由金溪沿着通往抚州的公路两侧攻击前进,吴奇伟率领的几个师则边打边退.从拂晓打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便占领了浒弯.我们一路收缴枪支,一路捉俘虏.吴奇伟的部队,号称"铁四军",被认为是国民党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他们丢下的斗笠上面,都写着"铁军"的字样.可是这一仗,"铁四军"都成了大软蛋.

    攻占了浒弯以后,史政委指定我带领一部分人负责收容俘虏.我把各单位的俘虏约五百余人,集中到一个村子里,将他们编成班`排`连`营,对他们讲俘虏政策,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然后把他们移交给了红二十二军政治部.

    俘虏移交后,我却找不到自己部队的去向了.我是一个普通政治工作干部,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一上战场,到处都是枪声,许多部队混杂在一起战斗,到处都是友邻部队,队伍的建制完全打乱了.一时弄得我晕头转向.后来我循着枪声前进,看哪里有送伤员`送俘虏下来的,我就往哪里去找.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浒弯南面的一座高山脚下,找到了六十四师,才归上了队.

    浒弯是抚州南面的重镇,镇子很大,红二十二军占领浒弯后,继续向前追击.黄昏时,追到了抚河边.河面很宽,水也很深,敌人逃过河时淹死了不少人.吴奇伟的部队大部分被我们消灭.只有少部分逃进了河对岸的抚州城.我们也就此停止追击,战斗至此告一段落.我们师在抚河南岸向抚州城警戒,并在浒弯及其周围地区打土豪筹款,搜集盐和布匹.搞到的银洋和物资,都送到了军部.

    接着,主力红军准备集中力量消灭罗卓英的第一纵队,由我们红二十二军配合作战.我们全军,于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从浒弯南撤,星夜兼程赶往宜黄县以南的黄陂`东陂一带.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我们到达黄陂附近.当主力红军正在黄陂南面的高山上同国民党军进行激战的时候,我们赶到了,部队立即跑步前进,准备前去参加这一战斗.但我们快跑到山顶时,上面来了通报,说黄陂`霍源`摩罗嶂`登仙桥一带的敌人,已全部被我主力消灭,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毙,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活捉.

    由于我们到晚了一步,没有参加上这一重要战役.事后听说,这一仗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前线统一指挥的伏击战.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个大胜仗!

    至此,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已被撤底粉碎.我们红二十二军奉命转向永丰`乐安`新干`清江方向,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活动,继续扩大苏维埃区域.不久,我们攻占了新干县城,缴获了大批资财,扩大了红军队伍,开阔了新的区域.

八  滕田整编

    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后,一九三三年五月,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二军在永丰县的藤田进行整编.红二十二军被编入红一军团,将红一军团所属的三军`四军和红二十二军的两个师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团.红三军的九师`五师被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的一团`二团,红二十二军的六十六师被编为第三团;红四军的十师`十一师被编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四团`五团,红二十二军的六十四师被编为第六团,原几个师下属的团就缩编为营,每个营下编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师师部由红二十二军军部编成,二师师部则由红四军军部编成.三军军部分散做了安置.原来的师部均改编为团部,师政治部也就成了团政治处,取消了原来的编制,只高设干事若干人.经过整编,机构大大缩减了,非战斗人员减少了,部队也得到了充实.

    我原来所在的红二十二军和六十四师的建制均被撤销,不复存在.整编后的红一军团军团长仍为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先后为扬宁`左权,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李卓然`朱瑞.下属的两个师,一师师长先后为罗炳辉`李聚奎,政委为蔡书彬,参谋长毕占云,政治部主任谭政;二师师长先后为吴皋群`陈光,政委先后为胡阿林`刘亚楼,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先后为刘亚楼`史犹生等.

    我们原六十四师师长张世杰被任命为六团团长,师政委史犹生为六团政委(后来升任为二师政治部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则为赖际发.我仍然留在六团政治处,由青年科长改为青年干事.

    藤田整编对我个人也有着特殊意义.正是在这次整编中,我由六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罗泽中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藤田整编,使我所在的红二十二军,成为了红一军团这个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一部分.从此,我就开始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和战斗.

    整编后,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便分散活动.我们红一军团转向宜黄`南丰方向,准备迎击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又集中一百万兵力,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还总结了前几次"围剿"失败的经验,决定采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集中兵力`步步为营`稳扎稳进.每前进一步都要修筑坚固堡垒,再凭借着堡垒的支援逐步向前推进.敌军每一路都集中了三至六个师的兵力,并配置山炮和野炮,空中还有飞机配合.他们每天至多前进是二十里,一般是十五里左右`就停下来修筑坚固的堡垒,等队伍集中了,碉堡做好了,再利用飞机掩护向前推进.然后,再筑堡垒,再前进.

    这次国民党军采用的进攻方法也与以前大不相同.首先是以大批飞机整天轮番轰炸,摧毁我们的工事,用大炮摧毁我们的防线,再以坦克开路,集中两`三个师的兵力,两`三万人齐头并进,一起向我们发起进攻,叫你一时消灭不了他们.这种打法,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敌人的军事策略变了,我们的也在变,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因受王明路线的排挤,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原来红军的那套战略战术丢掉了,代之以李德的那一套.李德是个德国人,由第三国际派来指导中国革命,但他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硬性搬来了苏联红军过去打仗的那一套.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完全听从`采用李德的一套错误做法,先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作冒险主义进攻.进攻失败后,又主张分兵把守,实行单纯防御,搞"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陷于完全被动的局面.

九  硝石战斗

    我参军以后打的第一个败仗就是硝石战斗.这实际上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序战.

    在硝石战斗之前,红一军团在藤田整编后,就在李德等人的命令下,与红三`红五军团分开活动,分兵把口,广设防御阵地,以致红军不能在运动战中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从而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例如大雄关和草?岗两次战斗,皆因敌强我弱,致使红军在阵地战中伤亡过大而被迫撤出战斗.

    一九三三年夏,红三军团转入闽西作战,占领了清流`归化`将乐`顺昌`沙县五座县城和闽北的一个重镇洋口,缴获物资甚多.随后,我们红一军团也沿着红三军团的路线向闽西转移,以求巩固和扩大红三军团的战果.当部队行进至将乐县城时,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改变方向,去阻击从抚州向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进攻的敌人.当时国民党军以四个师的兵力进攻黎川,而守卫的红军只有五`六百人的一个独立团,待我们赶到时,敌人早已占领了黎川城.

    按照常情,我们这时是不应当进攻黎川的,但临时中央的军事决策者却命令我们向黎川`南城之间的硝石进攻,并要求我们消灭敌人,占领硝石.而此时的硝石已成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阵地.我们在一个拂晓,开始向硝石的堡垒群发起突击.然而,连续几次冲锋,都被敌人打了下来.这一天,我们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十二点,毫无进展,一个碉堡都没有打下来,而我们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二师六团连续冲锋六次,均未奏效,全团伤亡近六百人,团长张世杰牺牲,三个营长中有两个负伤.但上面还命令我们继续发起冲锋,要我们在黄昏前拿下硝石城.

    当天下午三点,当团政委宋成泉(长征以后听说此人已叛变投敌)正在动员和整顿队伍,准备再次组织进攻时,突然传来命令,要我们停止进攻,立即撤退,而且越快越好.结果除留少数人负责撤退伤员外,其余部队匆忙跑步撤出战斗,一口气就跑了四`五十里.后来才告诉我们,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进攻硝石的部队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因为我们已钻到敌人包围圈中去了.当时国民党军在黎川的四个师`南丰的三个师和南城的三个师,共十个师的兵力,正分三路向硝石合围过来,离硝石仅有三`四十里路.我们当时正处在敌人堡垒群的纵深之中,几乎要被敌人全部消灭.

    在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团政委宋成泉在组织撤退时,命令我和政治处的其他几个同志留下负责撤退伤员,但却没有留下任何掩护部队.部队说走就走,在当时那样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只来得及找两副担架,把两个负伤的营长抬出来,还带出来一部分轻伤能走的同志.

    回到团部,政委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说:"你们部队一撤退就跑,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些掩护的人员,弄出来两个营长和一部分能走的伤员就算不错了,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无法把全部伤员弄出来."这一情况后来反映到了师部,师政委刘亚楼`师政治部主任史犹生都认为不能责怪我,不能给我任何处分.他们说,这是一次错误的战斗,打了败仗,丢了伤兵,怎么能怪吴文玉呢?这才免予追究我的责任.

十  任警通连指导员

    硝石战斗后,红一军团自江西开往福建,一天,我们六团当前卫,我在后面负责收容工作,正好走在师直属机关的前面.师政委刘亚楼看到我们六团掉队的人太多,就很不高兴地问我:"你们六团怎么搞的,队伍怎么这样不行,掉队落伍的人这样多?"我解释说,天气太热,又是这样的长途急行军,好多人都受不了,所以掉队的就多了一些.听了我的解释,刘亚楼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部队到达建宁附近的一个地主宿营后,团里突然通知我,说师首长要找我谈话.我心里想,找我干什么,一定是刘亚楼要批评我收容工作搞得不好.我刚行了一天军,很累,但还是不得不往返十几里路去师部.

    来到师部,师政委刘亚楼和师政治部主任史犹生两个找我谈话.他们告诉我,要把我的工作变一变,调我到师部警通连当指导员.这个决定大出我的意外,我说:"我从来没有当过指导员,怎么当法?"

    刘亚楼说:"吴文玉,你别嫌官小.不要以为只是个连指导员,这个官比你当青年干事可大得多.警通连有一百八十多人,共四个排,包括警卫排`通讯排`侦察排`电话排在内,你可以指挥一百八十多人,实权比青年干事大得多.至于工作嘛,慢慢就会熟悉的."

    我说:"那我服从命令,我主要是怕当不好这个指导员,至于官大官小我不在乎.我是队伍在藤田编队前,才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的,现在入党才几个月,就怕当不好这个指导员.当不好你们可别怪我."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就到警通连任了职.警通连的连长懂业务,架设电话`搞侦察都有一套.我当指导员,主要任务就是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

    我天天跟着连队行军.各个排的业务不一样,做思想工作太笼统了不行,都得要具体布置.早晨连队集合时要讲话,要提出当天的注意事项;行军时要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收容掉队落伍的人员;晚上一到宿营地,还得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布置工作,工作确实是难搞.为此我找史犹生诉苦,说这个警通连比一个营的人还多,又没有副指导员,我又是支部书记,什么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实在是搞不了.

    几个月后,我对指导员的工作慢慢熟悉了.但突然来了调令,要我到红一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重操青年工作.刘亚楼看到调令后,就问我是否向上面写了报告.我十分委曲地说:"我没有写报告,我向哪里去写呀!"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的青年干事周冠南从中做的工作,他认为一师的青年工作需要加强,于是通过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我从二师调到了一师.

    就这样,我离开了红二师来到了红一师,又见到了谭政,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当时红一师政治部的组织科长是谭甫仁,宣传科长是彭加伦,地方科长是方国华.政治部共约七`八十人,我们相互之间相处得很好.我这时对青年工作也比以前熟悉了一些.

十一  乌江战斗和温坊战斗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李德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们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各条战线,包括南线`北线`东线`西线,都不得不一步步地向根据地中心区域退却.就我所知,我们红一军团在这期间一共只打了两次胜仗,即乌江战斗和温坊战斗.

    第一次胜仗是乌江战斗.当时,红一军团由东线转向南线.经过连续几天的急行军,部队来到永丰地区一条也叫乌江的河流附近.这时正好蒋介石的八十一师从永丰县城出来,到了离永丰县城约五`六十里路的乌江附近,敌人的另一个师也从吉水往兴国前进,但与八十一师相距较远.当八十一师的队伍正在向前行进时,我红一军团的两个师突然赶到,切断了敌人向永丰的退路,全部包围了八十一师.战斗从上午十一点开始打响,到下午四点全部结束.把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师全部歼灭在乌江地区.这是红一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头打的第一个胜仗.

    当时我仍在红一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谭政派我去一师三团参加战斗.三团的团长为黄永胜,政委是邓华.在黄永胜`邓华的指挥下,三团的队伍全部展开,像赶鸭子一样,很快就把敌人赶到一个山头上,全歼了敌人一个营.

    乌江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打得最痛快的一仗.当时中央苏区的各种报刊都发表文章赞扬红一军团,特别是把红一团和红五团大大宣传了一番.

    乌江战斗本来是一场运动战,我们是远道奔袭,八十一师离开堡垒群已五十多里,来不及修筑工事,敌人另一个师在后头又赶不上来,等他们赶到,我们已全部消灭了八十一师.后来却硬把这场战斗说成是"短促突击"的胜利,这就有点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了.

    红一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的另一次胜仗,是温坊战斗.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红一军团没有担任防守任务,只是作为一个机动力量.一九三四年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一个旅,在旅长区寿年的率领下,以堡垒战术由建宁向广昌步步挺进.在占领了建宁以西的一个镇温坊后,在那里修筑了三个月的碉堡.

    在这一年的二月,我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及左权的指挥下转入这一地区,准备在建宁以西集结待机.在集结待机期间,部队十分注意隐蔽保密,采取了各种严密措施来封锁消息.我们在大`小路口都设有哨兵,不准任何人往敌人方向去,从敌人方向来的人也一律扣押不放.

    从二月初一直到五月上旬,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部队每天都是半夜起床,经过十里的行军,天不亮这就到达预定歼灭敌人的地点,然后进入阵地,隐蔽在高山森林里.森林里非常潮湿和阴暗,很少见到阳光,但部队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操课.白天不准点火做饭,饿了只能吃带去的冷饭团,渴了就喝山上的山泉水.一直到黄昏撤回驻地. 

    当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部队大都缺盐少油,有时连青菜都吃不上,更见不到肉味.很多时候,每天只能将干笋泡开后煮一煮,稍稍放点油和盐就吃.每天要早出晚归,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还要行军几十里.拂晓吃完早饭,到晚上返回原驻地才能再吃上饭.这样两`三个月下来,把干部`战士个个都弄得面黄肌瘦,全身无力,疲惫不堪.

    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还是不见敌人出来,根本打不上仗.指战员的埋怨情绪很大,都说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干受罪.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部队讲,说什么要耐心,不要心急呀!要相信短促出击能打胜仗呀!要保守秘密不要暴露目标呀等等.

    好不容易等到五月四日上午,敌军在几经侦察,甚至包括飞机侦察以后,始终没有发现我们的踪迹,这才终于出动了.区寿年旅的三个团,除一个团留守温坊外,其他两个团由区寿年率领,从温坊出来,准备进到我们每天隐蔽的高山上来修筑工事.我们在山上看到敌人浩浩荡荡从乌龟壳里出来,慢慢前进时,心里都非常高兴,认为这一下可有打仗的希望了.

    下午二点,国民党军开始进入我们预定歼敌的伏击地区,军团首长当即命令二师从北山出击,一师从南山出击,并截断敌人返回温坊的退路.接到命令,我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谭政命令一团`三团担任主攻.因为二团的隐蔽地点离温坊大约只有七`八里路,所以决定由二团下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战斗由二师首先打响,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山下.我们一师一团`三团的攻势也十分猛烈.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就全线溃退.遗憾的是二团没有坚决执行命令,没能及时赶到路口堵截住敌人,本来可以打得很漂亮的一场歼灭战,打成了个击溃战,眼睁睁地看着大部分敌人跑掉了. 

    战后,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受到表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谭政则受到军团领导的严厉批评.二团团长李苗保`政委刘发科因没有坚决执行军团命令,怕被敌人两面夹击而不敢指挥部队进入阵地,指挥失职而被撤职.当时一师的很多同志都为没有完成战斗任务而难受,我见到李聚奎`谭政都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尽管这样,温坊战斗是个胜仗.这一仗共消灭敌人两千多,俘虏千人,可能还多一些,并缴获各种枪枝两`三千,取得了当时一次难得的胜利.

    这一仗打完之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就大吹特吹这是"短促突击"胜利的典范.林彪还奉命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次"短促突击"的经验,在中央《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在总政的《红星报》上也发表了.为了宣传温坊战斗的胜利,一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还写了一首歌,歌词中有"去年的乌江,今年的温坊,打胜仗......"等词句.当时我们都下到团里教唱这首歌.

    事实证明,搞"短促出击",即乘敌人离开碉堡十到十五公里,尚未站稳脚跟时,两翼包围,断其退路,聚而歼之,不让他们缩回乌龟壳的这种机会是极少的,非常难打.况且敌人堡垒阵地上的炮火火力可以相互联系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太可能截断敌人退路的.

    除了乌江战斗和温坊战斗外,红一师在福建省三岬嶂还打了一次恶仗,也取得了一次胜利.那一仗,是一团打得最好,三团在黄永胜`林龙发的指挥下,也打得很好.因为一团能顺利攻下山头,就说明三团已迂回到敌人的后方去了,从侧面牵制了敌人,为一团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十二  请假回家未被批准

    温坊战斗不久,部队在经龙岗到良村的途径中,在离我家只十五里路的中州宿营.我问谭政,能否让我回家看一看.谭政不同意,说是敌人正向兴国前进,离中州不远了,很可能我家那边已经有了敌人,他不准我回去.

    在此之前,我们部队住在广昌时,我曾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说是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曾进到宁都,占领了我家乡,抢光了我家的东西,烧光了我家的房子,把家里的人都赶到了山上,使祖母`母亲和几个妹妹`弟弟冻饿而死,只剩下父亲一人在艰苦度日.同时还给我寄来一双布鞋.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想家,想回去见父亲一面,好给他老人家一点心灵上的安慰.

    谭政有个小秘书,叫周振华,原是地主的儿子,是我们在吉安打土豪时抓来的.谭政看他人很聪明,是个小学生,字也写得很好,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后来又让他给自己当了秘书,刻钢版印发命令`批示什么的,都是他的事.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他很了解我的心事,就鼓励我说:"回去一下吧,怕什么,去看看嘛!"我奶犹豫,怕弄不好,被敌人抓去了怎么办.他对此不以为然,跟我说:"抓不走的,去吧!"

    我又有些动心,让他同我一起再去找谭政委说说.谭政还是不同意,对我说:"不行,无论如何不行.不是不让你回去,是敌人已经进你到你家,在那里修筑工事了,你回去就会有危险,我们要对你负责.再说,你是共产党员`青年科长,到现在还想家,政治影响也不好吧?"

    我自从参军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也没怎么想过家.但那几天里却特别想见父亲一面.不准我回家,我心里特别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从此对家里的事不想也不问了.只是把父亲给我寄来的一双布鞋一直背在身上,舍不得穿,算是家里给我的一点纪念品吧!

十三`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温坊战斗结束,我们一师稍事休整后,即向赣西南转移,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到达兴国高兴圩`师子林一带担任防御任务,堵截敌人的"围剿"队伍.高兴圩`师子林的两边是高山,中间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这个丘陵地带就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一师的几个团就守在这一线.

    八月下旬,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部队进入阵地后,我们白天休息,天一黑就忙于构筑工事,一直干到天亮,为了构筑工事,我们拆除了周围的民房,砍掉了山上的树.除部队外,地方的赤卫队和群众也参加了构筑工事.就这样,我们整整忙了十多天,在修好的工事内,我们准备了粮食和水,还准备了大量的石头,以补充子弹和手榴弹的不足.

    敌人以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推进到了离阵地只有十公里的地方.我们除留少数部队在后面外,各团的主力都进入了阵地.敌人每天只前进两公里,每前进两公里即停下来构筑工事.因此,虽然只相距十公里路,但五天后才进到我们工事前.

    九月初,在步兵掩护下,敌人的一个炮兵旅开始构筑炮兵工地,开始零星炮击,同时还用飞机向我们的阵地投掷炸弹.每天持续不断.由于我们的工事比较坚固,损失不大.不过,敌人炸毁了一些村庄,使群众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由于当时我们在苏区实行"坚壁清野",敌人所到之处找不到群众,得不到我们的消息,弄不清我们的实力和兵力部署.九月十日,国民党军约五个师再加一个炮兵旅,采用纵深配置,开始向我们实行侦察性的攻击,力图摸清我们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到九月二十日左右,敌人终于摸清了我们的工事情况,便开始向我们发起进攻.

    第一次攻击,敌人正面两个师`左右各一个师,再加一个炮兵旅,主要攻击我一师一团的阵地.从早晨起,敌人便连续向一团阵地发起攻击.在团长扬得志`政委符竹庭的指挥下,一团奋勇反击,敌人死伤成堆,第一次攻击失败了.我们白天不能出去,因为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我们就晚上出去到阵地前去搜集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搞到了不少,甚至还有机关枪.

    敌人经过三天的准备,又向我们发起了第二次攻击.先是用飞机轰炸,然后用大量的炮火轰击我们的阵地,最后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以步兵向我们发起进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又被我们击退了.那天晚上,我们又出去搜集了不少枪支弹药.

    三天后,国民党军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次他们集中力量打一点,还是主要攻击我们一团的阵地.一团最后靠同敌人拼起刺刀,才终于打垮了他们的这次进攻.

    第四次,敌人集中力量向我左翼的二团发动攻击.虽然敌人的飞机`大炮把二团的工事摧毁得很厉害,但在二团的奋勇反击下,敌人的这次进攻还是被打退了.连续四次进攻均被我们击退,国民党军伤忘较大,不得不休整一个星期.我们抓紧这段时间,修复工事,补充粮食给养和弹药.

    到十月上旬,敌人又集中了六个师的兵力,在两个炮兵旅的火力掩护下,向我们阵地压来.那天从拂晓开始,先是大批飞机轰炸`侦察`继而以排炮射击.打到上午十点左右,我们的工事大部分被摧毁,部队伤亡很大,营长`连`排长大多阵亡.虽然我们全力和敌人拼杀,但他们还是由两翼攻了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军团部命令我一师迅速后撤,以免全师覆灭.我们全线撤退,连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就一口气跑了三十里.敌人只敢以飞机`炮火跟踪射击.接着,我们一路急行军到达于都附近,在那里暂休整,学习上级发下来的博古的一篇叫作《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但谁也弄不清究竟怎样保卫苏维埃.

    这就是我们在中央根据地的最后一仗,完全是分兵把口,同敌人拼消耗的单纯防御作战.

第三章 艰难的长征

一  首渡于都河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我白天还在一师三团宣讲博古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傍晚回到师部后,谭政告诉我,部队将有新的行动,今晚就要出发,要我跟师政治部一起走,不要再下团里去了.开始出发时,天已全黑,我们也没有向老乡们告别.就这样,我们静静地离开了驻地.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于都河,河上早已架起了浮桥,过桥时只看见一些模糊的影子.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艰苦卓绝的长征就在我们踏上浮桥的那一刻开始了.

以后才知道,几天前,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已从瑞金出发,率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二`红五`红八`红九五个军团,正式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于都河,又叫贡江,河面并不很宽,当时已是深秋,河流也不湍急.前面的工兵营已在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可需要过河的人多,桥面狭窄,组织得又不好,部队过桥速度很慢,等我们全师通过于都河时,已是接近午夜了.

渡过于都河后不久,部队就地隐蔽做饭休息.十月十七日晚,又继续前进八`九十里路,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的白区.我们从此离开了几年来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央苏维埃区域.

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强调保密,不仅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就是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战略撤退－长征的开始,就是一些高级干部,包括师长`师政委以至军团首长,也不完全清楚红军究竟要往哪里去,要走到哪里才是尽头.只有博古`周恩来`李德等少数几个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做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率领五个军团和中央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长征.事后才知道,当时的计划是向湘`鄂`川`黔边界地区转移,寻机与任弼时`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就被蒋介石察觉了.他一方面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队穷追不舍,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刘建绪`周浑元`李元杰等为下属各路”追剿军”司令,率十六个师尾随追击,另一方面,命令陈济棠`白崇禧率五个师在粤北`桂北和湘黔边堵截,同时指令粤`湘`桂`黔各省的军阀和地方民团,在红军行军途中处处设防,节节阻拦,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长征刚一开始,红军就被迫接连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二  突破四道封锁线

湘粤`湘桂边的安远`信丰一线,是蒋介石部署的第一道封锁线.国民党中央军及广东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在这里构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防范极其严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我所在的红一师三个团,奉命袭占新田.我们猛攻了一个下午,把敌人赶跑了,但自己伤亡也不少.与此同时,红二师和红三军团也都相继取得了胜利,并且缴获了敌人的大批精良武器和弹药,成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胜利的消息传来,大家奔走相告,都非常高兴.我们师政治部的同志还连夜分散到各团`营里传达胜利消息,以鼓斗志.

十一月二日,谭政向我们传达说,红三军团已在湘粤边界的汝城和城口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我们行经汝城时没有停留,继续前进,大方向是湖南道县`江华`嘉禾和兰山,准备前进到湘江以西地区.

不久,红军到了广东韶关北的昌乐地区,昌乐是一个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地区,九峰山和大王山高耸入云.这里多雨,山高路窄,黄土路泥泞难行,一脚踩下去,几乎让人抬不起脚,挪不动步.部队行军的速度明显减慢,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

在部队进入山区小道后,拥挤不堪,而湖南`广东的敌军则乘机从两侧向我军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由于敌人三面紧逼,全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在一路来了,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我所在的红一师正在湖南南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师长李聚奎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他带领三团绕道兼程前进,火速赶到全军的最前面,为全军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而一团`二团则交由政委赖传珠和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耿彪指挥,继续留在原地抗击敌人.

命令下来以后,谭政见三团有重要任务,就派我去三团帮助工作.我随即带了两个干事来到三团,见到了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参谋长彭明治`总支书记易秀湘,向他们说明是谭政主任派我来帮助工作的.黄永胜他们表示欢迎,要我们三人和易秀湘在一起行动.

之后,我们三人马上分散去各营,向部队说明,我们这次打到”白色区域”的目的,是要以此粉碎敌人的”围剿”,更好地保卫苏区`保卫家乡.也就是说,还是围绕《一切保卫苏维埃》这篇文章进行工作.但实际上,那时部队已经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了.

红三团接到开路任务后,火速赶往最前面.此时已是深秋季节,深山老林,天气阴冷,加上绝大部分同志穿的是单衣单裤, 更觉天气阴冷异常.另外,中央纵队机关队伍庞大,工厂`医院`印刷`出版机关等,甚至连机器设备都一起搬了出来,非战斗人员众多,车辆`骡马`担架挤在一起走不动,敌人飞机一来轰炸就散了.为了尽快给中央纵队打开通路,减少损失,我们战斗部队有时甚至不能停下来做饭,只好饿着肚子前进.在这种又冻又饿`艰苦异常的情况下,死亡`掉队`失散的人员甚多.

为配合我们执行任务,红二师四团占领了九峰山制高点－红三军团攻占了良田,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纵队,使我们顺利完成了开路和掩护的任务,并为随后攻占宜章城创造了条件.

十一月十五日,我们红三团占领了粤汉铁路上的两个点,宜章和白石渡,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紧接着,红一师师部率一团`二团相继赶到,全师会合,继续向嘉禾`兰山`道县`江华前进.我回到师部,向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汇报了随三团行动的情况.赖传珠政委就让我归队了.

第四道封锁线就在湘江以西的全州地区,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红军即已踏上征途,就无法隐蔽自己想同湘西贺龙`肖克所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师的愿望.蒋介石了解到红军的动向之后,就命令何键`薛岳`周浑元等部约七十多个团,二十多万人的兵力,会同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三十多个团十多万人的兵力,想把中央红军拦截和消灭在全州`兴安和灌县地区的三角地带.

我回到师部后不久,部队就按照上级的部署,来到了湖南的潇水和湘江地区,几乎是以直线向湘江挺进.国民党军有三`四个师在和我们赛跑,要争夺湘江岸边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是一座四周建有城墙的古城.控制了这个城,就可以控制周边渡口.但当先头部队的侦察兵接近全州城时,发现国民党的何键部队已经占领了全州城.

不过在此之前,红一军团二师的部队已经夺取全州以南的潇水西岸,占领了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道县和渡口,并在湘江上架起浮桥,顺利渡过了湘江.我所在的一师部队接到军团林彪`聂荣臻的命令后,不顾一切,兼程西进,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过了湘江.

这时,何键的二十多万部队已赶到湘南堵截我们,防止我们转向湘西;广西军阀部队约十多万人也在全州`桂林一带集结,阻止我们进广西.敌人的部队差不多都已赶到了湘江附近.虽说我们红一军团已经先一步顺利渡过了湘江,但后续部队已经没有时间渡江了,处境极为险恶,不得不在湘江边上与敌人展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直到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在湘江两岸我们血战了一个星期,打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仗,我们所有的部队,差不多全都投入了战斗.一军团在最后掩护.别的军团的情况我不清楚,一军团,首先是二师,在进到全州东南三十里路的一个山镇时,遭到敌人十六个团的攻击,我们一师部队在渡过湘江浮桥以后,立即上去和二师一起猛攻敌人的阵地.当时,在湘江西岸的这个狭隘地区内,到处都是枪炮声,战斗全面展开了.我红一师仍是三团在最前面.赖传珠`谭政又派我跟随三团行动.一上去,黄永胜就指挥全团从敌人的侧翼打过去,连续猛攻了六次.最后一次,敌人连续出击,三团几乎快顶不住了,伤亡很大.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一军团全力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机关终于渡过了湘江,但他们所带的一些电台设备`发电机`医疗器械`印刷机等,通通都扔进了湘江,一些较重的枪`炮也都扔进了湘江.当时的湘江边上,到处都是撕得粉碎的文件`书稿,银元和钞票也都丢了一地.不过这样一来,辎重队伍减轻了负荷,部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十二月三日,我们接到队伍后撤的命令.我们三团负责掩护.于是,在黄永胜`林龙发的指挥下,红三团一直坚守在陂田附近,掩护一师`二师撤退.但最后,敌人从四面包围了上来.黄永胜指挥很灵活,一看形势不妙,就放少数部队在前面抵御敌人,大部分部队撤退了.除了没有来得及掩埋牺牲的同志外,部队大都安全地撤了下来.

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根据我看到的现有资料,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大约是八万六千余人.在长征开始后仅仅一个半月,人员就折损过半,其中以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长征开始时,我一师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人了.

三  红军进入贵州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攻占了贵州边境上的通道县城,并在通道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被撤了职的毛泽东被请回来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原先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两广的军阀部队确信红军无意进入他们的地盘,就都掉头回去了,只有薛岳率领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继续在红军后面穷追不舍.这样一来,红军的军事压力减轻了不少.

进入贵州后,部队就开始了政常行军.部队改为白天行军,晚上宿营.红一军团以二师为前导,我们一师则跟在军团后面作为后卫.

从江西出发以来,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由于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因此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经过湘江两岸残酷激烈的战斗之后,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更加混乱,情绪十分低落.在进入贵州以后,谭政就组织师政治部的干部,天天下到团里`营里`连里,去做工作.当时,我带一个小组到三团,彭加伦带一个小组到一团,谭甫仁带一个小组到二团.我们每天要跟着部队行军七`八十里,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向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确是相当劳累.好在当时年轻,都支撑下来了.

下到团里之后,干部`战士提出了很多问题.回忆在湘江战斗中,误入敌人所设的陷阱,部队伤亡重大,掉队落伍减员极多,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负了伤,就只能将他们留在老百姓的家中,因为找不到那么多担架,也抬不走,对牺牲的同志也来不及掩埋,更没有办法去通知他们的家属,甚至连开个追悼会的机会都找不到.因为部队整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这些对部队指战员的情绪影响极大,干部`战士问我们究竟还要走多远`要到什么地方去`向哪里前进等等,我们都解释不了,还是老一套,什么”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什么”反攻到’白色区域’是为了更好地保卫苏维埃”等等,其实,中央苏区早已不存在了,苏区首府瑞金也已落入敌手,我们已不可能再回江西去了.

我们把这种情况向谭政作了汇报,当时通道会议尚未传达下来,谭政告诉我们,他也不清楚部队究竟要往哪里去.但在他看来现在要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蒋介石已调集了大量军队驻守在湘`鄂边的城步`绥宁`会同`武冈一带,准备拦截我们.尽管红二`红六军团在桃源`常德一带全力发动攻势,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但蒋介石的大部队已经把我们同他们隔断了.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再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十分困难的.他要我们相信中央`相信军委的指挥,并要我们把这个情况向各团的干部`战士讲清楚.

随后,我跟着三团走了一个星期,同三团的总支书记易秀湘一起,分别到各个连队,利用行军休息的时间,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三团政委林龙发也亲自集合部队讲话,进行宣传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红一军团二师攻占了黎平.黎平原由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团把守着,见红军一到,就不战而逃了.贵州军阀队伍不经打的消息,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接着,军团命令我们一师部队迅速向剑河县前进.又过了几天,就听说前面的部队已占领了贵州的黄平`施秉`余庆三个县,初步打开了局面.

我们到达黄平后,在那里休息了一天.我们政治机关就忙着在当地打土豪,征集粮食和资财,解决部队生活问题.同时把带不走的粮食分给当地的穷人,以扩大红军在当地的影响.黄平`施秉这个地方出橘子,几乎家家都有橘子,地主家里更是橘子成堆.部队的干部`战士人人都吃上了橘子.

经过这段工作,部队情绪比较好,也比较安心了,就在当天晚上,谭政召集师政治部的科长`干部们开会,向我们传达说,中央已在黎平召开了一个会议,毛泽东已重新出来领导红军行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川黔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不去湘西了,就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这些情况可以向各团的团`营`连干部传达.

谭政还向我们介绍了贵州的政治`军事形势.他说,现在掌握着贵州省军政大权的是王家烈,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只有王家烈手下的四个旅约十万余人.由于内部矛盾多,王家烈火甚至连这四个旅都指挥不动,战斗力很弱,武器也不好,一打就垮.贵州地区盛产鸦片,军队就靠贩卖鸦片来维持军饷.军官`士兵都公开抽鸦片,每个士兵都有两根枪.

说到这里大家庭都笑了,说:”一个人还能打两根枪呀?”谭政让大家别笑,并解释说,他们一根是步枪,一根是烟枪.接着他又说,贵州的百姓很穷,地主`恶霸集中,剥削统治很厉害,他们都和王家烈一个鼻孔出气.实际上,我们一路上都看到了,许多穷人都靠肩挑背驮,靠驮点盐巴来卖点钱,种点稻子`包谷`地瓜度日,缺粮少衣,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不过,由于蒋介石没有队伍在贵州,国民党在这里的影响也不大,可以说贵州是个薄弱环节,估计红军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特别是可以首先打开黔北的局面.

谭政接着向我们传达了部队下一阶段的作战任务:乘机扩大战果,继续向余庆`湄潭前进,迅速强渡乌江,打下遵义城,然后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突破乌江.最后,他要我们迅速向部队传达这些内容,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

按照谭政的意见,我们分别回到各团向团`营`连干部作了传达.由于部队行军没有可能开会,我们都是利用行军边走边谈,休息时再向各营的营`连干部集体传达.当时,我们师政治部的人下到部队很受欢迎,国为我们向他们传达消息,讲形势,这些人人都爱听.

四  突破乌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红一军团的部队全部逼进了乌江,准备强渡乌江,拿下遵义.

乌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两岸都是坚硬的山岩所组成的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乌江的江水即深又急,沿江的渡口很少,更没有桥梁.沿江的渡船都已被王家烈的部队控制了,我们找不到渡船.但也有一个有利条件,乌江的江面比较窄,从这一边打枪就可以控制江的那一边.在火力的掩护下,就有可能进行强渡.

我们一师各部队在两`三天内加紧准备,搜集来一切可以用来渡河的工具,主要是搞一些竹排和木排.同时,师里还组织各团干部侦察渡口,摸清水流缓急`江面宽窄等情况,组织好火力掩护点.

这时,敌人已经开始逐渐向我们靠了过来,国民党的吴奇伟`周浑元率领的十多万人即将进入贵州.他们从江西就开始尾追我们,后来又从湖南追到贵州,队伍早已精疲力竭,所以我们对后面的追兵顾虑不大,但也必须尽力抓紧时间,迅速渡过乌江,然后利用乌江天险来阻挡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

马上就要过新年了,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没有安排过年,也没有开会庆祝,都在全心全意地准备着渡江战斗.我们也都随团进行政治动员.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红二师在江界附近经过激烈的战斗,渡过了乌江.一月三日,我们一师一团在回龙场渡口开始强渡.战斗开始的两个小时后,就渡过去了一个营,把对岸的敌人打跑了.二团`三团当即跟进,红一师全部渡过了乌江.

五  遵义休整

渡江后,谭政用电话告诉我们,二师已接近遵义城,很快就可以占领遵义城,要我们协助动员部队火速前进,支援二师打下遵义.部队加速前进,一天行军一百多里,直奔遵义.但等到我们一鼓作气赶到遵义城下时,遵义已于一月五日被二师攻下来了.

我们没有进遵义城,而是在遵义到桐梓及四川沪州的这条公路两旁住了下来休息几天.我们回到师部政治部,向谭政汇报这一阶段随团行动的情况.师政委赖传珠也赶来听取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在最后讲话时表扬了政治部.他说:”谭甫仁`彭加伦`吴文玉`方国华,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好.你们不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解释形势任务,传达上级批示,在保证行军作战`巩固部队`改善给养生活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希望今后继续这样做.”

这时,少共国际师编入了红一军团,原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长.部队有了增长.同时连日来,我们一边行军`一边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连`排干部在沿途开展扩军工作,鼓动和吸收穷人参加自己的队伍.对被俘的王家烈的士兵,抽鸦片烟的放他们回去,不抽的就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不少连队都补充到了新兵.

这时,部队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吃得饱,吃得好,也有了肉吃.进入贵州后,师里把司令部的管理科`政治部的地方工作科和供给部三个部门联合在一起,由地方工作科长方国华带领,每天行军都跟着前卫部队走.一到宿营地,他们就立即进行调查,查清哪些人是地主`恶霸,然后由地方工作科宣布抓地主,供给部紧跟着就清查物资`没收东西和罚款,把地主`恶霸的粮食`布匹,以及猪`牛`羊`盐等都弄回来,除留下部队需要的以外,其余的都分给穷人.

当时,每到一地,我们都带着由十五个人组成的师政治部宣传队,向当地的人民群众做宣传工作.我们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红军在贵州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意义,还大写标语,贴布告,造成声势,以扩大红军的影响.我们着重向群众说明红军是”乾人”的队伍(贵州老百姓叫穷人为”乾人”).

在遵义休整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首先,是撤销了红八军团番号,将其人员分别编入红三`红五军团.撤销番号的还有红一军团的十五师(即原少共国际师).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在撤销红八军团和红十五师番号的同时,军委还决定除红一军团外,全部取消师的编制.这样,经过这次整编,除红一军团还保留有师一级的编制外,红三`红五`红九军团都取消了师的编制,将部队分别缩编为四个或三个大团.另外中央教导师也被撤销番号,编入了军委纵队.编者注

六  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

部队进入贵州后,一天,我们红一师政治部的干部`战士约七`八十人正在行军途中休息,突然从山那边飞来几架国民党军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当它们发现部队时,就对着我们投下了五枚炸弹,一下子炸死炸伤了我们二十多人,师直属队的总支部书记被炸死了.还炸死了其他七`八个干事.幸好那天谭政在司令部和师长`政委一起行军,没和我们在一起.敌机飞走以后,我们赶紧就地掩埋好牺牲的同志,把负伤的同志送到了卫生队包扎好,跟着卫生队走,重伤的同志安置到老百姓家养伤,给几块银元,那天谭政的小秘书周振华也负了轻伤,我给他包扎好了之后,就扶着他一步一步找到了队伍,归了队.

见到政治部遭到这样大的损失,谭政难过地说:”我们当时在前面走,不知道炸了这么多人,要是早知道,我也就留下了.你们在后面处理得很好,我很感谢你们,为你们的阶级感情而感动.”

师直属队总支书记牺牲后,谭政曾指定龙福才为师直总支书记.不久,他又命令我去接替总支书记的工作.下午交待任务,晚上龙福才就来向我交代.几天后,龙福才被调到红二团作总支书记去了.全师的青年工作交给整编时由十五师来的青年干事赖远超.

龙福才走后,我找谭政说,直属队单位多,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还有卫生队`警卫连等等一大堆,最好能在政治部指定一`两个人帮帮我,要不然我一个人跑来跑去的,实在忙不过来.谭政先不同意,说我年轻,有干劲,问题不大,但最后还是指定了自己的小秘书周振华和敌工干事胡保善两个人帮助我,从这以后,我和周振华白天在一起行军,一起下到各单位开展工作,晚上一起宿营,吃`住都在一起.谭政要找周振华办点什么事情,如下个通知`找个东西`写个报告什么的,都到我那里去找他.

担任直属队的总支书记后,担子比以前要重多了.我得天天把各个单位的指导员找来开会,布置`检查各项工作.在这之前,我虽然也经常下到团里,但团里有政委`总支书记在,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在从江西出发到遵义这段时间里,我总结了一条重要的政治工作经验,就是要及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用权全体指战员都能明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以及自己行动的目的,这样就能自觉地进行战斗,自觉地遵守纪律,遵守规定,才能稳定住部队的情绪.因此,每做一件事,都要在事前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有什么好处,以及应该如何去做这件事,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等等.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政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我们在渡乌江时,为适应行军作战的环境,曾大规模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沿途设立了宣传鼓动棚,向部队说明这次行动的目的,为后来顺利突破乌江起了一些作用.

另外,所谓的”政治动员”不要多,有时一`两句话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例如战斗激烈时,喊几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讲究战术`发扬火力”,”同心协力`消灭敌人”等口号,就很实际,行得通.还有,打仗时情况千变万化,有时伤的伤`亡的亡,要战士各自为战;班长牺牲了,要战士自动出来代理班长;排长牺牲了,班长自动代理排长;连长牺牲了,班长`排长自动出来代理连长等等.这些口号都能在战斗中变成实际的行动.

一天下午晚饭后,谭政和我一起沿着公路散步.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向他汇报自己的这些想法.谭政说:”你的思想很对头,很好,讲得很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因此我每次都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向你们这些科长`干事们讲一讲`说一说.”

我说:”这很重要,你不讲,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就凭嘴巴子,不了解情况,到部队讲话就没有本钱.你一讲,我们就有本钱了,下到部队以后,团长`政委`总支书记`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等干部`战士都很欢迎我们,有时忘了带饭,战士们就把自己带的饭给我们吃.我们同他们一起走,一起聊天,一起谈问题,等部队休息时,就给他们讲话,因此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到连队去.”

谭政说:”你把这一段写一写好不好,写好了交给我,我向军团政治部写一个报告.”

总支书记是红军时期一个特殊的职务称谓,实际上就是团一级部位的政治处主任 编者注

七  四渡赤水

当我们在遵义附近休整时,蒋介石已来到四川重庆坐镇,调集了自己嫡系部队和湖南`四川`云南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共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包围,准备在红军向北移动接近长江时来个迎头阻击.此时,集结在遵义地区的红一方面军,虽仍有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四个军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已不足四万人,与敌人的兵力之比是一比十.红八军团是从中央苏区最后出来的一支部队,一直担任着中央红军的后卫.前面走不动,敌人上来了,这就非打不可,它一路打仗,一路抵抗,一天走不多远.到湘江战役结束时,整个军团只剩下还不到一半的人,以后被编入一军团.还有一个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政委萧华,从江西出发时,约有六`七千人,等过了湘江后,就只剩下了千把人,以后被编入了红一军团.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左右,我们刚刚在遵义休整了五天,就接到命令,要部队继续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一月十七日,我们攻占了桐梓城.桐梓城不大,但却是众多贵州军阀的栖身之地.他们仓促逃跑前金银财宝没来得及都带走,我们在那里没收了大量的黄金和银元,好好地充实了一下我们的财库.

就在桐梓,谭政向我们简单传达了这次行动的任务: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到什么地方去会合,他没有向我们再作详细的交代.

一月十九日,红一师部队从桐梓出发,经松坎向东皇殿前进.然后绕道土城,向旺隆场方向急进,任务是为整个中央红军打开通路.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了离赤水县城只有三十里的黄坡洞,虽然连日来队伍一直在日夜兼程,走得很急,人也很辛苦,但大家情绪很高.正当大家情绪高涨地准备去赤水县城宿营时,突然与国民党川军章安平旅遭遇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旅是来增援土城的.土城原是王家烈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已被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三军团的队伍包围了.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被击溃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川军的郭勋祺旅和潘佐旅赶到了,就在青松坡一带,与我军展开了一场恶战.由于形势危急,军委毛泽东`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亲临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军委命令我们一师部队无论如何要抗击住章安平旅,阻止他们增援土城.四川军阀的队伍比贵州军阀的队伍能打,战斗力强得多.我们一师的三个团在黄坡洞摆开战场,抗击了三天,但由于敌人已先于我们占领了两面的高山,三面包围了我们,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只得在坚持到第三天黄昏时,撤出了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久战显然对我不利.中央军委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向西渡过赤水河.一月二十九日天亮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向四川的古蔺前进.经过这一仗,中央红军到达扎西时,根据现有资料,大约只剩下了三万人.

我们是最后一批渡过赤水河的部队.那天我一师部队接到后撤命令,立即返回土城场和元厚场,然后向西来到赤水河边.待整个中央红军全部过河后,我们也开始了渡河.渡河的顺序是,一团`二团在前面,师直属队和三团在一起.这时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离开了部队,队伍交由参谋长耿彪带领.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找他们谈话去了.待三团一过河,浮桥就被拉上岸毁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过河以后,我们师直属队跟着三团向古蔺前进.这天下午,下起了毛毛雨,山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刚刚走到大坝,国民党的四川地方军就对我们发起了突然袭击.我当时正跟着供给部`卫生部的骡马担子走.仗一打起来,三团就拼命向着战场跑步前进,而我们师直属队则慢吞吞地走不动.我心想,这下可糟了,前面已经没有了部队,敌人一上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看到敌人已经快上来了,就催着大家拼命往前赶.我还想把一些铜锅都扔掉,但伙房的同志不愿丢,硬是把锅抬了过来.好在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没有敢追.眼看着天黑了下来,就找了个地方宿营了.

第二天,三团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回头来找到我们,连声说:”头天晚上没有把你们掩护好,要是把你们丢了,我们真还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说没关系,敌人没有上来.不过,接着我又说:”你们的队伍打仗走得那么快,我们挑着行李担子走不动,实在没有办法,如果敌人上来,我们全得当俘虏.”

黄永胜`林龙发再一次表示歉意,并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们打土豪时搞了许多腊肉,要送给我们一点.我谢了他们,说:”我们吃包谷,把你们这些腊肉转送给师首长吧!”

我们与师部会合后,李聚奎`赖传珠`谭政`耿彪都很高兴,说没想到我把直属队都带过来了,他们还以为直属队被搞掉了呢.我说:”差一点就过不来了,我都看到了敌人上来了.”接着,我把那天的事详细汇报了一遍.

这场虚惊之后,我们继续随着大部队前进,不久到了四川的叙永县.叙永这个地方较为富裕,遍地都是橘子树.我们在这里打土豪`杀猪,改善生活.这段时间内,部队生活普遍的都比较好.

由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会穿过贵州西部而北渡长江,他于二月上旬又调动云南地方军的三个旅到镇雄,以防止我们西进.同时又令川军十多个旅由北向南压过来,令中央军周浑元部向云南扎西猛进.可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在他将军队部署就绪时,中央红军却在向相反的方向运动.二月十九日,我们一师部队奉命在太平渡地区二渡赤水,重新进入了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省.

重渡赤水后,红一师兼程前进,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守敌一个连望风而逃.第二天,红一师部队会同红三军团继续向娄山关疾进.连日的强行军,使得部队极其疲劳,但当大家得知王家烈也正率部前往娄山关,企图据险死守后,我们当即竭尽全力跑步前进,终于比敌人提前几分钟登上了娄山关的顶峰.至此,遵义的大门已经打开,沿途已无险可守.

随后,红三军团又和红二师一起直攻遵义城,我们一师部队则奉命夺取遵义城南的一座高山.这时遵义城内的敌人已大部分被消灭.这次行动我们共消灭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两个师和贵州地方部队八个团,给敌人以重创,也使蒋介石合围红军的企图完全落空.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全军的士气.

遵义战斗即将结束时,我们一师经过遵义南门,直追敌人到鸭溪,一直把敌人赶过了乌江.之后,我们在鸭溪休整了几天.鸭溪这个地方很好,一坦平坝,稻田多,村庄也多.休整时,我们就清理收缴来的敌人物资,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改善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大家都为长征以来所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兴奋和激动,部队的情绪很高.

在鸭溪休息了几天之后,国民党又重振旗鼓,向遵义扑了过来.军委当即决定,主动放弃遵义,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我们几乎是一枪未放,就占领了茅台镇.茅台镇这里是著名的茅台酒产地,酒窖里茅台很多,大家都喝了一点.有的战士不会喝酒,就用这样名贵的酒来冲洗自己脚上打起的泡.

从茅台镇三过赤水河后,我们一师奉命由后卫变作前卫,兼程向古蔺前进.但等到我们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以后,毛泽东又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四渡赤水河,掉头南下,把北线敌人甩得远远的.

就这样,我们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忽东忽西,避实就虚,机动灵活地历经千难万险,最后终于北渡长江,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预定目标.像湘江战役那样硬往敌人口袋里钻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遵义会议以后的四渡赤水,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不过,那段时间的来回兜圈子,也的确把部队拖得疲惫不堪.

八  再渡乌江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命令红九军团暂留黔北,迷惑和牵制敌人,自己则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直插乌江边,准备南渡乌江.

就在渡江前夕的一天上午,谭政找我谈话,通知我要调动一下工作.其实在前一天,谭政的秘书周振华就已告诉我,说谭政已向军团部写了报告,要把我调到三团去当总支书记.我当时没有作声.果然,第二天上午,谭政就找我谈话,并要我下午就出发去三团.

我把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周振华,向他告别.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他见我下午就要走,就哭了,说:”你走了,我一个人很孤单,没有伴了.”我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我安慰他说:”不是还有谭主任吗?谭主任不是一直对你很照顾嘛!”但他还是很难受.

当天吃完午饭,我就拿着背包,带上介绍信,往三团的驻地走去.大约走了十几里路,我来到三团,见到了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参谋长彭明治`总支书记易秀湘和供给部长徐林等.黄永胜`林龙发等对我表示欢迎,说:”你来了很好,我们原本就是老伙伴了.”接着,易秀湘就调到地别的部队工作,我就当了三团的总支书记.

这天的下午四点钟,师里来了命令,要三团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再次强渡乌江,即南渡乌江.部队立即出发,顺着公路往前赶.当时只有团长`政委有马骑,我们没有,全靠两条腿,中途没有休息,一口气直达.好在我们都很年轻,走路还行.

到晚上八点多钟,队伍来到了乌江边上.这时,萧华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了.萧华当时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林彪军团长`聂荣臻政委派他来三团,帮助我们指挥攻占乌江渡口和歼灭渡口周围敌人.一军团命令我们三团必须在当晚渡过乌江,歼灭渡口守敌,夺取渡口和船只,以便让全军主力渡过乌江.

这时,天已大黑,伸手不见五指.乌江天险,悬崖陡壁,无其它路可走.乌江对岸被国民党军第九十一师所占领,并筑有工事,另外,渡口对岸有敌人的一个营,他们早就把这个渡口上的五条船，都控制在了河南岸,情况十分不利,任务十分紧急.

经萧华与黄永胜`林龙发研究之后,决定部队从我们当时所处位置右边十里路的地方偷渡过去.我们到了预定的偷渡地点,经侦察报告,河的对岸山上有两个连的敌人驻守,搭有茅草棚,筑有工事.从河边到悬崖顶上平地,足有五百多米高,只有一条小路通向山上.从这条小路可以迂回到敌人的后面,但敌人早已严密封锁了这条小路.乌江两岸山高地险,河水流急,又无渡船,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要准备好渡河的工具.部队砍了许多竹子,捆成竹排,还编一些竹绳,准备捆在两岸的树上.部队就从竹筏上偷渡过去.那天晚上,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但又不能惊动对岸山上的守敌,我们不能点灯,也不能发出大的声响,因此部队作业十分困难.

经过上半夜的坚苦准备,我们终于将竹排和竹绳准备好,下半夜就开始了偷渡行动.三团由一营担任突击营,一营三连为突击连.当三连的一个排坐竹筏到达河中央时,因水流太急,竹筏被冲散.好在指战员都很坚定`沉着`勇敢,每人抓住一根竹子,顺流飘过去,在河对岸的高山底下,找到一块小坪隐蔽了起来.

就在先头排的竹筏被河水冲散的同时,萧华等人又下令三团选择五个水性较好的同志,每人身带一根竹绳,游泳渡江.不久,游泳渡江的同志安全登陆,把竹绳拴在了对岸小坪的一棵大树上,这样,一根又粗又大的竹筏就拴在了乌江两岸,顺利地拴起了一条””蔑链桥”.

依靠这条”蔑链桥”,部队开始用竹筏来往偷渡.每人站在竹排上,用手抓着竹绳.每次可渡过去两个班二十人.经过一个多小时,三连全部渡过去了.

大约下半夜两点钟,萧华`黄永胜`林龙发研究决定,要我跟随一营行动,协助一营指挥战斗,消灭敌人.他们交待,首先消灭河对岸两个连的守敌,然后沿河南岸向左前进,消灭渡口的一营守军,夺取渡口和船只.他们再三嘱咐我,这次行动事关全军的渡江大事,一定要完成这一难巨而光荣的任务.我当即表示,虽然我刚到三团,部队不熟,地形也不熟,但是我一定去坚决完成这一难巨任务.

我当即随着三连的一个排坐上竹筏,手扶着竹筏,渡河到达南岸.一登上岸,就见到了先过河的一营营长王兴邦和胡副营长.不知是什么原因,营长情绪低落,蹲在石崖底下不吭声,但胡副营长非常积极,看上去他人很精干,见我过江后,主动向我提出,由他带领三连摸上山去,侦察敌情,查明情况,随时报告.我立即把胡副营长的意见报告了北岸的萧华`黄永胜和林龙发,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天亮前一定要摸上去.不久,三连全部渡过了河.经过简短的政治动员后,胡副营长即带领三连开始行动.

我和营长仍留在山下继续组织渡河.到下半夜三时半,二连也渡河到达南岸.经稍事休息,二连也沿着三连前进的路线跟进.这两个连都统归胡副营长直接指挥.

清晨四点时,胡副营长回来报告,说已找到了上山的小路,但摸到半山腰时,看见有一处断崖,只有一座独木桥可以通过,独木桥边只有敌人的两个哨兵把守.他们研究后,认为可以由一个班长率领五个战士,用绑带吊上断崖,爬到敌人哨兵后面,活捉这两个哨兵.我和营长认为,胡副营长的这个办法很好,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希望他亲自去作布置。与此同时,我又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河对岸的萧`黄`林三人,他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个办法好,并交待,要我们一定把独木桥保护好,不要损坏,并且还要去派部队去占领这个要隘.

清晨四点半,胡副营长派五个战士押送来他们俘获的两个敌哨兵.经过审讯,我们查明了敌人在山上的全部防守情况,得知山上只有两个连,搭草棚而居,并没有修筑工事.其实他们也刚到两天,之前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的路,非常疲劳.现在天气寒冷,他们的衣服又很单薄,饭也吃不饱,而且他们对地形不熟悉,连方向都搞不清楚,因此部队士气低落,官兵都不知道来贵州干什么.现在两个连共一百五十余人全都在草棚里睡大觉.

问清敌情后,我立即把这两个俘虏送回河北岸交给萧`黄`林三人,并向他们报告了全部情况.我和营长一起给胡副营长写了一张便条,表扬了他和三连全体同志,同时命令三连留一个班看守独木桥,其他人继续摸索上山,二连跟随三连前进,一定要想办法摸到敌人的后面去.我们还告诉他,等天稍亮,我和王营长便率领一连和重机枪排,从正面发起攻击,两面夹击,歼灭山上的守敌,然后继续向渡口方向前进,夺取渡口和船支.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萧`黄`林三人的批准.他们准备率领主力迅速赶上,支援一营.

凌晨五时,一连和营的重机枪排已渡河集结好,团主力也开始过河.我和营长当即率一连和重机枪排上山.五时四十分攻击开始.二连`三连首先在敌人的背后打响,随即我带一连从正面攻击,二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我们开始攻击时,两个连的守敌都还在那里睡大觉,没明白究竟怎么一回事就全部被俘了.

我派人将俘虏押送回团部,然后率一营迅速向渡口攻击前进.我们从敌人的则面打过去,很快就将把守渡口的一个营敌人全部消灭,夺取了渡口和五条船,为全军和总部渡过乌江打开了通道.

之后,军团部的工兵随即在大塘河`底子崖`江口等三处架起了浮桥.四月一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乌江.

这一仗以后,我们三团就一直作为全军的前卫,沿着滇黔公路,经马场`牛场`羊场,直逼贵阳.几天后,在行军途中,我见到红一军团政治部油印出版的《战士报》上,表扬了三团这次渡河的功绩,其中第一个名字就是我.我当时的名字还是吴文玉,第二个是那个胡副营长.见到这份报纸,我很高兴,感到很光荣.

建国后,萧华还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上.

九  与滇军的遭遇战

第二次遵义战斗后,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部署了五`六十万军队,以防红军北渡长江,或向西进入四川`云南,或向南穿过贵州去广东`广西,或向东返回湖南`江西.国民党军的这几个防区之间紧密衔接,想收紧最后的包围圈,把中央红军全部消灭掉.但就是没有想到我们会直逼贵阳.

这时,蒋介石调集的几十万部队已经分向了各个方面,贵阳兵力空虚,当中央红军主力出现在贵阳近郊时,全城震惊.蒋介石急电滇军孙渡率三个精锐旅驰援贵阳,从而使滇北成为了防守较为薄弱的地区,为主力红军奔向金沙江让开了路.

据说毛泽东曾说过:”看来我们要直接北渡长江是不可能了,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必需把滇军引出云南,这样才能剩虚从金沙江北上.”就这样,毛泽东以声东击西的办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事实上,我们当时无意去攻占贵阳.

作为全军前卫,我们团在抵达贵阳近郊后转而向南,向龙里前进.那天,我们沿着贵阳龙里公路(即贵阳至昆明的大公路)边上的小路上走了一天,准备在一个叫田家铺的小集镇宿营.我当时是跟着前卫一营一连的一个尖兵班行进.当日我们已走了九十多里路,但天还不黑,我满心高兴,以为马上可以到宿营地了.但快到田家铺时,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部队,正好在公路上,两军相遇,他们是四路纵队,我们是一路纵队.相遇后,一连连长叫队伍停止前进,说前面有敌人.我当时判断也是敌人,因为我们是前卫,在最前面.在我们的前面就再没有红军队伍了.

当时天已黑了下来,只看见前面密密麻麻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不清楚.我们要对面的队伍停止前进,他们也要我们停止前进.双方在相距百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开始双方都没有开枪,我们问他们是哪个部分的,他们答复是滇军二十五旅.我们骗他们说,我们是中央军八十师的,是直接受蒋委员长指挥的,大家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发生误会.他们又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说奉命去守龙里.我们又问他们要上哪里去,他们说奉命到贵阳去保卫贵阳.于是我们就叫他们派个代表过来,结果他们真的派了个连长来了.但到我们这里来一看,发现情况不对头,因为我们头上带的都是红五星的帽子,不像是中央军.他一看到不对,扭头就跑.他这一跑,我们就开了枪,对方也紧跟着开了枪.这样,就在公路上劈哩叭啦地打了起来,那个连长究竟是打死了还是跑回去了,谁也不知道.

双方一开始打,我就告诉一连长赶紧抢占山头.接着,我赶紧带着一部分部队往右边上山.这时天已大黑,公路旁有个深沟,有一两丈深,我看不见,一下子就滚下去了,摔昏了过去.醒来一看,有三个战士和我摔在一起,我身上背的手枪摔丢了,皮包带也断了.我在地上摸了半天,枪摸到了,可皮包带子却怎么也弄不好.这时,那几个战士也醒了,问我怎么办,我叫他们不要慌,都跟着我.

好不容易爬上了沟,却没想到我把方向搞错了,一下子又跑到敌人那边去了.很快,我们就碰到了一伙人,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连的同志,可仔细一看,只见他们戴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帽,这才知道我们是走错了方向.好在我们的帽子都摔在了沟里,他们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才安全离去.

这时有一个敌人士兵来问我从哪里上山,我让他跟着我走,于是我们四个押着一个,把那个滇军士兵押着往回走.走了五里多路,才找到自己的队伍.当时,他们已在山上露营,正在架锅做饭.

我回到团部,向黄永胜`林龙发报告了自己的遭遇.他们责怪我不该跑到最前面去,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想先赶到镇上去调查土豪,搞点东西来给部队改善一下生活.我告诉他们,我还抓到一个滇军俘虏.

当晚吃了饭,我和那个俘虏睡在一起.我告诉他,我们来了七`八万人,现在遍地都是.我跟他讲,对我们红军不要害怕,你把枪交给我,你愿干,欢迎你当红军,你愿回去就放你回去,他表示愿意回去,说他是云南人,是被抓来当兵的,想趁此机会回家去.第二天,我们就放他回去了.

十  掩护部队过湘黔公路

就在第二天早晨,师部来了命令,要我们三团负责掩护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中央纵队过湘黔公路.我们就在公路两侧同敌人对峙了两天两夜,一直坚持到部队全部过了公路.

黄永胜善于指挥队伍打阻击战,战术运用非常机动灵活.他只放了一个连在最前面,这个连有六`七十个人,还有三挺机枪.其它的连队撤到了团部附近的山上,一面休息,一面随时准备接受阻击敌人的作战任务,因为部队连日急行军,实在是太疲劳了.

大概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告诉敌人,我们这里有七`八万人,所以敌人根本没敢贸然进攻,双方一直在那里对峙.一直到第四天,敌人才开始向我们右翼包抄过来.黄永胜一看形势不对,说大部队大概也过得差不多了,就要林龙发带两个营先走,要我和他一起带一营留守.之后,我们也开始交替掩护,逐次撤退.到最后一个排撤退之时,敌人才从侧翼上来开始攻击,可这时我们都已走完了.就这样,打了几天,我们只伤亡了几个人,就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我们沿着前面队伍走过的路线,日夜兼程,日行百余里.我们原是全军的前卫,结果变成了后卫.

十一  巧渡金沙江

在我们的前面,毛泽东为使中央红军能渡过金沙江,作了一切准备.包括中央直属纵队和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在内的中央红军主力,越过湘黔公路后,立即掉头西进,于四月二十三日进入云南省.之后,毛泽东又采取与佯攻贵阳的办法,命令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尽量接近昆明,以迷惑国民党的云南军阀龙云.

林彪`聂荣臻奉命率红一军团急进,日行百余里,包围曲靖`马龙`嵩明,一直赶到离昆明城郊约二十余里的大板桥停住脚.为了使敌人更加惊慌,林彪让急行军后的部队稍事休息,然后作出一副准备攻城的架势.

龙云坐守昆明空城,胆战心惊.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派到贵州去了,无法迅速调回,不得已匆忙地搜罗来一些民团来防卫昆明,从而进一步为红军渡过金沙江敞开了大门.

五月三日,红一军团接到命令:停止佯攻,尽快回师金沙江.于是,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以空前的速度行进,先绕到城北,然后向西,占领了昆明西北的富民县城.龙云更加恐慌,他不断命令部队增援昆明.而没想到林彪在虚晃了一枪之后,就率部转向西北,经禄功`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按计划准备在龙街渡过金沙江.

我们三团接到的命令,是要我们尽快赶往龙街渡口,在那里渡过金沙江.但等到我们赶到龙街,却遍寻各处找不到师部`找不到军团部,甚至连其它部队也不见踪影,就只有我们三团孤单单地在那里.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江面宽约一百五十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陡壁,没有渡船,是不可能渡河的.怎么办呢?我们和师部断了联系,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了.

好不容易在路边树上找到师部留下的一个通知.要我们立即向右转,但却没有说是要往哪里去.不久,师部又派了个通讯员送了封信来,说是由于在龙街组织渡河没有成功,要我们立即赶往皎平渡渡江,路上不能有丝毫耽搁,行军速度越快越好.

接到通知后,我们连续行军一天一夜,路上只吃了一顿饭,特别是这一带地形都是横断山脉,翻过一个又一个山,拼命赶往皎平渡.等我们终于赶到渡口时,红一军团的其它部队都快过完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也都过去了.

五月八日当天,我们全团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全部渡江完毕.后来听说这个渡口是在我们佯攻昆明时,由军委纵队陈赓`宋任穷他们所率领的干部团占领的.河对面有个石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曾在里面指挥部队过江,总参谋长刘伯承也在那里一直坚持指挥,掩护部队过江到最后.红一军团最后渡江的是我们三团,等我们赶到时,刘伯承也已经走了,因为后面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

渡江后,我们在离渡口二十五里路的地方住下宿营.黄永胜`林龙发都说,三团真危险,差一点就过不来了,如果过不来,我们也就只好留在那里打游击了.当时我们还议论着,要给师部提个意见,这样大的变动,为什么即不留人,也不派人,只给我们在路边留个便条,把一个团都不要了.后来师部解释说,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情况,也是看到贴在树上的林彪亲笔写的便条后,才匆忙改变行程的.

过了金沙江,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利用金沙江这道天险,已经把蒋介石`龙云`王家烈的队伍,通通甩在金沙江以南了.这等于在几十万追兵面前,关上了一堵大门.

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终于第一次赢得了主动权.

十二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渡过金沙江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来到三团随团行动,这时,才由他向黄永胜`林龙发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但只给黄`林二人传达,连我这个总支书记和各营的营长`教导员都没有传达.因为我是总支书记,所以黄`林陆续给我讲了一些情况.但我根本就没有见到凯丰的面.

当时凯丰传达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月五日,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毛泽东重新参加军委领导,领导和指挥军队,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但只讲军事,不涉及政治;只讲博古和李德,不涉及王明.这是毛主席当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会上,当时大家还要选举毛泽东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说:“一些问题不讲清楚，我不接”.所以毛泽东只参加军委领导,和周恩来`王稼祥一起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党中央总书记就由张闻天担任了.李德被撤销了中共中央顾问的职务.会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认为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有胜利的希望.会议还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就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对李聚奎`赖传珠`谭政等师里的领导人有意见.一是因为遵义会议的情况,一团`二团早知道了,可就是不给三团传达,一直到凯丰来,我们才知道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二是因为在龙街渡口,师里不留人通知我们如何行动,以后队伍一天一夜沿江翻山越岭`连续行军将近两百里,才到了皎平渡,险些过不了江.那次减员并不大,但连续的急行军使掉队落伍的人增多,队伍走得稀稀拉拉的.我和政治处的同志曾在江边等候,想尽量使那些掉队的同志赶上一起渡河.但有的人实在走不动,又没有吃饭,肚子饿就更加走不动.有一些人落在后面跟不上队伍,被国民党军抓住就地枪决了.这些情况使我们很痛心.

后来我们就讲开了怪话.讲怪话当然是不应该的,但也反映了我们当时的一种情绪.我们说一团是模范团,二团是亲儿子,只有三团没人管.意思就是说,一团在江西就是个模范团，二团是李聚奎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它们都得到应有的照顾，只有三团是从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整编过来的，就没人管.我们还说李聚奎有宗派思想.这几句怪话，我们一直讲了很长时间.

十三  在会理休整

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迅速北上达到四川的会理城，在那里休整了个把星期，补充给养和动员扩兵，准备向北进入凉山彝族地区，队伍早已疲惫不堪，稍事休整，总算喘了口气.

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以来,湘江战役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难关.部队战斗减员损失严重.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从遵义会议以后,到四渡赤水,再到渡过金沙江,以及以后的抢渡大渡河,部队日夜兼程,迂回前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天天行军,没有休息或休息极少,一天少则八`九十里,多则百余里.走这么长的路,到天黑才宿营,天亮又走了,长时间的急行军,令人精疲力竭.虽然我们最后摆脱了敌人几十万部队的追击,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夺取遵义城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这与湘江战役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问题是部队战斗减员虽少，但掉队落伍的却较多.牺牲的同志不说,伤员带不走,负了伤只能把他们寄放在老百姓家,一个老百姓给个三块`五块银洋,就让他养活一个伤员.生病的跟不上部队,掉了队就找不回来.幸运的给人家做了干儿子,或是给地主家当了长工,惨的就被国民党军抓去杀掉了.所以在这一阶段里,部队因掉队落伍减员很多.红军到了会理后,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根据现有的资料,中央红军到达会理后,包括沿途扩充的新兵在内,大约只剩下两万人.

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部队,提高士气.在当时,政治工作的好坏,是以非战斗减员为标准.哪个部队非战斗减员最少，就是政治工作做得最好，支部工作｀党的堡垒作用发挥的最好．政治处每天都要派干部轮流在后面收容工作，督促掉队的人员尽量跟上部队．一到宿营地，就要向政治处以至团长｀政委报告当天掉队落伍的人员有多少．

政治工作人员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开展反逃亡斗争，防止开小差，特别是要防范有人拖枪叛变投敌．当时部队有法令规定，凡是开小差的，抓回来处分；带枪逃跑的，一律枪毙．尽管这样，逃兵还是有．特别是那些俘虏过来的，觉得当红军非常艰苦，有的当了一段时间就逃跑了．

政治工作人员的第三个主要任务,是扩兵.长征开始以后,从中央苏区出来一直到湘江地区,我们都没有扩什么兵.直到进入贵州以后,才开始注意扩招新兵.各个连队的指导员,每到宿营地后,除抓部队工作外,就是宣传扩大新兵.

当时各个部门各有专职:司令部指挥打仗,搞作战计划,分配宿营地;政治部门除上述工作外,还要沿途了解情况,调查当地土豪,分粮食给穷人;宣传队就每人提个石灰桶,一路写标语`贴布告,开群众大会,搞宣传鼓动工作.行军中在路上设鼓动棚,唱歌`讲演,以鼓励部队行军情绪和战斗意志;供给部搞给养,改善部队生活;卫生队防治伤病员;每个部门都很忙.

我们这些人没有马,就靠两条腿,人家走八十里,我们前前后后了解情况`做解释工作,至少要比人家多走十几`二十里.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有时候甚至只能吃上一顿饭.吃三顿饭的时候很少.大多数时间都是早晨出发时吃顿饭,喝点凉水,到晚上才能再吃上饭.至于鞋子,有的时候就把破破烂烂的鞋子修一修再穿.有的时候就靠机关打土豪,搜集各种各样的鞋子发给部队.衣服也是把地主家的长袍剪了,改成短褂穿,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做衣服.打开遵义后,拣到了国民党士兵的不少包袱,谁弄到谁就穿,所以当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当然以后过草地时就更苦.

十四  穿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

在会理休息几天之后,部队继续北上,准备穿过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凉山地区,然后越过大渡河.这时,蒋介石也已开始向大渡河地区调集军队.红军又开始了与敌人`与时间的赛跑.

我们红一师部队经米易`德昌`西昌,很快就到了冕宁.西昌城里有敌人,我们绕城而过,只对守敌进行监视,未去攻占城市.

一到冕宁,就进入了彝区,由于历史原因,彝族人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中央决定,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一定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决不能在彝区耽误时间,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刘伯承`聂荣臻和萧华率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作为先头部队,先期进入彝区,去寻求同彝族各部落达成互不侵犯的相互谅解约定,并借道彝区.后来,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由小叶丹亲自带队,护送红军穿过了彝区.这样,我们终于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来到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大渡河,发源于偏远的西北青海省,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由于地处高山地区,河的落差较大,水量也较为充沛.大渡河从起伏的山岳中,挟着大量的泥沙奔腾而下,浊浪翻滚,涛声如雷,河面并不很宽,但那河水的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都无不令人望而生畏.我们看到的都是黄泥巴水,浩浩荡荡,汹涌澎湃地往下流. 渡江艰险,登攀大渡河的两岸的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是个危险的去处.

这次,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由于每条船每次只能渡一个排,一直渡到五月二十七日中午,我们全团才过了河.

我们一个团渡河尚且如此,两万人的大部队要靠两条小渡船在短时间全部渡过去,显然不太现实.蒋介石部署尾随追击我们的十万嫡系部队即将到来,而且四川军阀调动扼守大渡河的部队也将赶到,而我们在安顺场只有两条渡船.如果我们在这里延误时机,红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

当时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城边的铁索桥.我们已经渡过河的红一师,奉命沿着大渡河右岸的崎岖小路向泸定桥急进.左岸的红二师则由林彪亲自率领,沿河向泸定桥方向急进.就这样,中间隔着一条大渡河,我们一师`二师并肩前进,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飞夺泸定桥.当时红二师的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刘亚楼.

五月二十九日,先头部队二师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扬成武的带领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来到了泸定桥边,冒着对岸敌人点燃桥板的熊熊大火,在浓烟烈火中发起强攻,终于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我们一师部队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总攻击,消灭了守敌,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夺取泸定桥后,大部队迅即从桥上渡过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

顺利通过大渡河,只是克服了漫漫长征路上的一道险阻而已，在我们前面,还有爬不完的高山峻岭`过不完的险滩急流,并且还要面临饥饿的威胁,部队的极度疲劳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有人说,红军在长征途中,面对着三种敌人:一是国民党的强大队伍;二是大自然的威胁;三是党内的严重斗争.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将经历雪山草地和张国涛分裂活动的严峻考验.

十五  二郎山和铁索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渡过大渡河后,来到了二郎山脚下.二郎山海拔三千二百米,位于泸定`天全`荥经三县的交界处,北面连着夹金山.一九四九年二野进军西藏,又经过二郎山时,作了一首歌,歌名就叫二郎山,很流行.歌词前面几句是:”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满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么被它挡......”我们当时面对的就是这座二郎山,是我们北上的必经之路.

当时,二郎山的最高峰有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队伍在那里扼守，只有攻上山去，夺下最高峰，才能打通前进的道路。拿下二郎山峰的任务，军委又交给了红一军团。

领受完任务,我们前进时,一师在后边,二师在前边,两个师的部队夹击,经过两天的激战,才把最高峰夺下来,由于敌人是居高临下,我们是往上仰攻,易守难攻,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最后我们攀登悬崖峭壁,从敌人后面绕了上去.正好这时二师也从左边上来了,消灭了刘文辉的一个团,其他的都跑了.四川军阀的队伍比较能打,跑得也特别快,尤其善于爬山,我们还真跑不过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掉.

翻过二郎山,我们下山一看,山那边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平坝.在这个大平坝里,汇集了天全`荥经`芦山和雅安等几个县,其中数雅安最大.雅安是当时西康省内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康省

的省会,刘文辉的老巢就在这里,是他的军部所在地.

我们途经天全时,天全的敌人没打就跑了.我们绕天全县城而过,而后直奔芦山,在离芦山十几里的地方,有一条青衣江,江面宽约六`七十米.江上架着一座铁索桥,桥板就直接铺放在桥面的铁索上,两则的扶手也是铁索,整座桥就好象是挂在翻滚的河面一样,人一走上去,桥就晃动得厉害.

我们一师过大渡河时是用船渡过去的，没有从泸定桥上走过,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次过这样的桥.前面的部队不敢走,说人一到桥上像打秋千一样,得蹲着,不然就摔倒了.当时林彪正随我们一师前进,一见队伍停止不前,就上前来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过河.我们跟他说,桥晃得这样厉害,谁都不敢过.他说:”这有什么呀!我先过,你们跟着来.”说完,他带着一个六`七人的警卫班,率先走上了桥.林彪在过大渡河时走过铁索桥,他上去后,虽然也是摇摇摆摆`一晃一晃的,但几个警卫员一扶,就把他扶过去了.

林彪这一带头,部队也就跟着,一摇一晃地过桥.林彪还告诉大家,桥晃的时候,身体就跟着晃,千万不要害怕.结果大家照林彪说的方法走,越走越勇敢.我们三团跟在师直属队的后面,也很快过了桥.

说实话,这个铁索桥还真是不好走,过桥时我也真是害怕.桥那么高,水那么深,晃得又那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因此上桥以后,桥一晃,我就想往下蹲.在我后面的一个班长马上提醒我不能蹲下来.他便走到我的前面,拉着我的手,要我跟着他走.就这样,他迈一步,我跟着迈一步,就这样迈过桥去了.其实走这种桥,只要多走几次就好了,像我们找的那个四川向导,他若无其事地就走过去了.

过这样的桥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超过这样的桥了.

十六  翻越雪山——夹金山

我们占领天全`芦山后,就进入了平原,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这里是汉人地区,村庄稠密,粮食丰富.部队驻了下来,好好休息了几天.打从过金沙江`大渡河以来,我们经常吃不饱饭,加上在彝族地区不能打土豪,生活就更加艰苦.来到了天全`芦山地区后,各个部队就开始准备翻越夹金山.司令部的同志到处展开调查工作,搜集有关情况,研究过山时的注意事项;政治机关则会同供给部门调查土豪`抓地主,征集资财物资,为部队过雪山准备粮食`草鞋等.各级军政指挥员也在层层向部队进行过雪山的动员.各部门都为过雪山作了一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同时,我们还在驻地附近大做宣传工作.当地的老百姓,那个时候没有听说过红军,也不知道有红军,一开始见了我们就跑,这时看到我们一不拉夫，二不抓壮丁，买东西还给钱，说话也和气，从不打人`骂人，所以老百姓都很奇怪：这个军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这样好啊？跑出去的老百姓就在当天下午陆续回来了。于是我们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十大政策”.宣传队则到处贴布告,写标语.对带不走的粮食和其它物资,除留一部分给后面的部队外,都分给了穷人.我们还乘机开展扩兵工作,宣传穷人要当红军.有的扩来三`四个,有的扩来一`二个.

休整了几天之后,部队继续行军,经宝兴来到夹金山下.夹金山海拔四千二百米,到达山顶,要经过九拐十三弯.山上终年积雪,即使在我们翻越夹金山的六月中旬,山上也还是雪的世界.厚厚的积雪从山的这一边,一直铺到山的那一边.当地老百姓把夹金山叫作”神仙山”,说上面有神仙,很少有人过去.如果一定要上去,要先烧香磕头,上山之后不要说话`不要笑,也不能在山顶停留,否则神仙就要找你的麻烦.

红一军团是二师走在前面,一师随二师跟进.二师翻过山后,不断给我们传来情况,说山上大雪纷飞,气候变幻无常,要想过山,必须要在上午九点以后,下午三点以前,别的时间都不能过.他们还说,上山时要尽可能地多穿衣服,喝些白酒或辣椒汤以增加点体温,最好每个人有个拐棍,以防滑倒.另外,他们还提醒说,一定要带足干粮和蔬菜,以防备万一一天过不去,就得准备两天过.

至于老百姓的在山上不能说话和停留的说法,二师传过来的话是,在山上,坐下以后,风太大`太冷,受不了;上面空气稀薄,人没有力气说话;上山后要立即下山,不要在山上停留,以免消耗体力.我们就分别下到连队,把这些情况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向各个连队的指战员交待清楚.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我们一师部队开始翻越夹金山.我们是从上午九点钟开始上山的,经过了”九拐十三弯”,每拐一个弯大家就休息几分钟,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攀上山顶.在山下时,看到的还是一片葱绿,虽然没有大树,但小树很多,草也很茂密.一到上面,绿色就不见了,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褐黄色.再往上,便成了雪的世界.山脚下还是酷暑天气,开始走不久就大汗淋漓.可是一到上面,冻得人牙齿咯咯响,全身发抖.才刚刚走到”五拐”这地方,雪就有一米深.越往高走雪就越深,到山顶上差不多就有一米五到两米深了.

到了第九个弯的时候,已快靠近山顶了,上面的弯就越来越小,到这时,人就不好受了,只觉得呼吸短促起来,只能大口大口地喘气.战士扛步枪的还好,扛重机枪的可真是有点够呛.那时候一挺重机枪三个人扛,一个人扛枪座子,一个人扛枪腿,一个人扛枪身.我们政治处正好走在机枪连的后头,看到扛重机枪的战士挺累,走不了,想帮他们,但我们也扛不了.最后,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就帮他们扛步枪,让他们腾出人手来,由三个人扛重机枪改为六个人轮流扛,好不容易才把重机枪弄上了山顶.政治处的俱乐部主任萧元礼和技术书记郭成柱跟着别的连队走,青年干事蔡文福和我跟着机枪连走,每人帮战士扛一杆枪,跟有病的战士一起走,等到下山时再把枪交还给战士.快到山顶时,我自己也觉得不行了,快要走不下来了.但最后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爬上了山顶.

在夹金山的顶峰,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小塔,塔上插有两杆白旗,有人说那就是神仙塔,到那里后要磕头.以求神仙保佑下山.我们队伍一到山上,连停都没有停,就拼命往山下跑,一直跑了半个小时以后,才觉得人好受多了.我们翻越山顶下山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等跑到半山腰,天就快黑了.我们摸着黑一直往山下走.

到山脚后,部队开始露营.大家马上忙着架锅弄柴做饭吃,总算休息下来了.我就下到各营去问了问掉队落伍的情况和粮食储存情况.回来后向黄永胜`林龙发作了汇报.由于那天准备得特别充分,没有掉队落伍的,大家都过了山,而且情绪普遍都很高.

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一军团政治部编了一个叫作《十二月长征》的歌,其中有几句歌词是:“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胆战心惊上雪岭,下山猛虎扑羊群”.

十七  进入藏民区

翻过雪山以后,就进入了藏民地区.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主要是缺粮`饥饿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

部队翻过雪山以后继续前行,一直沿着大金川北进.河川里的水很深,水流也很急,是从山上下来的雪水,很凉,就像冰水一样.不久,部队就越过懋功,抵达卓克基`两河口.这一带已经全是藏族同胞的地区了,见不到一个汉人.藏人的房子一般都建筑在山坡上,至少距离山底两里路以上,山沟里见不到一个村子.我们往往在走了一天之后,还要爬上二至五里山路,才能到达山上寨子里的宿营地.第二天早晨出发,又要从山上下来,继续在山沟里行进.就这样上山下山的一直走到了两河口刷金寺.我们团部就住在一个山坡上的寨子里.刷金寺很大,从长征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喇嘛庙宇,修得真是富丽堂皇.

由于藏民对我们不了解，附近的藏人都跑光了.但家里的东西却没有弄走,家里不仅有粮食,还有猪`有鸡`有牛`有羊.一开始,我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动庙里和藏民家的任何东西.可是走了几天以后,没有吃的了,困难来了,怎么办呢?老百姓都跑了,一个藏人也见不到.原先从芦山`天全带来的粮食都吃完了,眼看部队断了炊.那时大家矛盾得很,一方面要讲纪律,另一方面部队又确实没有吃的.红军也是人,也必须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去行军打仗了.

一开始,说老百姓地里的豌豆苗可以弄点来吃.可光吃豌豆苗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进一步发展到吃老百姓家里的粮食.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也没有钱.有的人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到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

部队再向前进,困难就更大了.大概藏民知道了我们在前面的行为,就把家里的食物搬到外面山上埋藏了起来,还把锅碗瓢盆也都搬到山上藏了起来.没有吃的,怎么办?为了生存,只能公开地违犯纪律了.有就拿,没有就搜,搜不到就挖.有时候一挖,好家伙,能在地下挖出一窖一窖的青稞麦!凡是挖到这样的“大家伙”，一个部队拿不了，就赶紧通知另外一个部队来驮..有时,油`盐等物品也可以从地下挖到.挖了以后,没有留钱,也没有留什么条子,只要能弄到就行了,大家分了吃了.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拔煽动,使得藏民自然害怕并仇视红军.一方面军经过藏民区域时,看到的全都是一个个空荡荡的山寨和村落,沿途十室九空.我们来到一个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也找不到.见不到人,没有吃的,有时找到的,又是一点青稞,伙夫都不知道怎么做着吃.部队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到处去抓他们的牛羊,不得不想方设法把他们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藏民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也就更加仇视红军.

有一天,我们三团来到卓克基附近.渡过一条凉水河,准备到河那边山寨去宿营.那河水真凉,冻得要死.过河以后,就在一个山坡上,离下面大概有两里路的一个山寨里驻了下来.正好那天没有吃的了,团部没有,我们政治处也没有.于是,我带了政治处的几个同志去山上找吃的.山下面有地,是种粮食的,山上就是密密的树林了.我们几个人带着枪,在树林里找到了一萝筐腊肉,我想这下好了,有吃的了.再往前,又找到了一条牦牛.这一下,大家就更高兴了.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几个干事向我建议说,我们从早晨吃了一点饭,到现在也还没有吃上饭,是不是先弄点树枝烧点腊肉吃.我同意说:“好,我们先吃饱了,再把东西弄回去.”

我不敢在山上多耽搁,怕有藏民躲在山里袭击我们,就叫大家先赶紧把腊肉和牦牛弄到山下,到离营房大约二百米远的地方再把肉烧熟了来吃.没想到就在这时,好家伙,一下子来了好多藏民!有的拿枪,有的拿大刀,有的拿棍子,把我们吓了回来.牦牛也丢了,只拿回来几块腊肉.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少数民族撵我们`打我们.也难怪,我们吃了人家的东西,拿了人家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办法生活了,还能不打我们吗?看我们只有三`四个,他们不敢吗?他们把牦牛牵回去了,也就不追我们了.

回到宿营地,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永胜和林龙发,说想弄点东西吃,没想被藏民们追过来,把我们给吓回来了,只弄回来两块腊肉.说完,我把其中一块肉给了他们,另一块留给了我们政治处.黄`林都说,是不是再派部队去弄点吃的.我说:“不要去了,他们有枪,伤亡了人划不来,现在的战士很宝贵,有一个就是一个,反正今天有点吃的了,能维持就维持吧.”黄`林就同意了我的意见.

第二天继续往前走,终于弄到了一点青稞.菜呢?摘点地里的豌豆苗`萝卜苗`大蒜苗,大家就吃这个,这算不错的了.

经过卓克基以后,还是沿着河走,这条河叫黑水河.这条河很长,是岷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一天在行进的途中,突然发现前面二师的队伍有一部分人往回走.我们就问,我们正在往前进,你们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前面不能走了?他们说不是.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二师四团和五团的,三师政委刘来楼命令他们给六团送猪`牛`羊肉和粮食去.

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要专门给六团送东西去,他们说,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同二师师长陈光带着六团,由左路北上,二师的四团`五团和师部则走右路.六团的团长叫朱水秋,政委是王集成.当六团部队快到阿坝时,被藏族的骑兵打得一塌胡涂.少数民族的骑兵很厉害,有枪又有刀,部队打不过他们.向前过不去,可后退又没有东西吃,什么也找不到,只能挖野菜吃.就这样忍饥挨饿地过了七天,全部东西都吃光了,连朱瑞`陈光`朱水秋`王集成都饿得不成样子,走不动路了.这个团原来有一千三百人,回来时只剩下五`六百人,死了一大半,不是被人家打死了,就是饿死了,枪也丢了不少.因此,刘亚楼才要四团`五团给他们送点吃的去,把朱瑞`陈光和六团的五`六百人救回来.那个时候真苦啊!

快到黑水附近时,我们转而向北,又接连翻越了三座雪山.第一座雪山是梦笔山,这座山比二郎山还高一些,山顶上有一米多深的积雪.接着,我们又翻过了打鼓山`长板山.这两座山虽然比梦笔山稍矮一点,但上山和下山的路却更陡,山顶上也都是雪,只是雪比较少一点而已.不过,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翻过这些雪山也就顺利多了.一天翻一个.早晨上山,午后下山,到山脚下宿营.宿营时有房子住房子,没有房子就露营.好在那时正是六`七月份,天气比较热,完全可以露营.

算起来,从夹金山起,我们前后一共翻越了四座大雪山.

十八  到毛儿盖

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我们来到了草地边上的毛儿盖.毛儿盖是一个比较大的的藏民村,有三`四百户人家,喇嘛庙很多.此地盛产青稞,但我们到达那里时,青稞还未黄熟.

到毛儿盖后,总部命令我们一师继续向松潘方向前进,负责警戒驻在松潘的四川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队伍,毛儿盖这个地区则留待中央进驻.

在执行向松潘方向的警戒任务时,我们除放一个营在前面担任警戒外,团部和其余的两个营就住在一起.师里分配给我们三团的驻地没有村庄,我们就住在一个藏族同胞放羊的草地里.四面都是山,中间是块小盆地,有一条小河,河边还有一个石磨.我们住的是藏民用来放牧的房子,这种房子的墙是用柳条糊上牛粪做成的,地上是湿呼呼的草地,部队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一住就是半个月.这半个月真苦,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整天都见不到他们一个人.粮食本来就不多,再加队伍人多,很快就没有吃的了.没有办法,只好天天派部队出去到处挖地窖,想方设法地去搜寻老百姓的青稞.挖出来的青稞都来不及磨一磨,就用水煮一煮,煮烂以后就整个地吃,连艘裁挥?/span>.有时就只好砸安?/span>.那时,我带着政治处的萧元礼`蔡文福两个人每天下连队去做思想工作,郭成柱就专管政治处的生活,整天到山上去摘野菜.

因为人多,野菜也很快被我们吃完了.半个月后,什么吃的也没有了.这种状况对部队打击很大,大家议论纷纷.这时大家又讲怪话,并纷纷询问上级:部队待在草地里不走,这是为什么?见此情况,我给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写了一个报告,说部队现在吃没吃`穿没穿,老百姓一个也见不到,部队情绪很不好.一团`二团都有房子住,只有我们三团住的是牛屎房.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闹矛盾和张国涛搞分裂这些事,所以大家对部队停在毛儿盖不满,为什么不打松潘?如果不赶快打出去,我们饿死在草地上了.

我的报告交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又过了五天,我们接到命令,红一军团军团部`二师和一师都转移到菠萝茨,在那里就地搞粮吃饭.

到菠萝茨,大约有两天的路程.这次还是以二师为前卫,我们随军团跟进.在这次行军的路上,我们看到路旁的树林里,有一些因掉队落伍而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遗体,因为天热,有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长了蛆.我们看了心里真难受.当然也不能怪那些藏民,为求生存,我们把他们的东西吃了,把他们的房子占了,他们没有地方去,只好跑到山上,躲在树林里,受尽日晒雨淋之苦,所以恨死我们了.在我们大部队行进时,一个挨着一个,他们不敢下来.但如果一看到中间有空隙,或有掉队落伍的,他们就跑下山来,一下抓几个,用刀砍死了就走.一路上就我亲眼所见,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就有百把人.为了搞点粮食,就牺牲这么多人,真惨哪!

有了这条教训,我们就通知部队行军时走慢一点,一个挨着一个,不要离得太开.特别是伙夫担子,由于他们挑着铜锅`水桶`洋油(煤油)桶,负担太重,走不动,所以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要掉队.

来到菠萝茨,师里分配我们三团住在半山上的一个村子里.到这个村子，要经过一条河.这条河，有深有浅，水流有急有慢，有的地方是浅水，有的地方是深潭漩涡。在组织部队过河时，由于同志们长期吃不饱，又经过长途行军，大家饥饿加劳累，体力太弱，结果我

亲眼见到十几个人被河水冲到深潭里，接着就不见了.红军从江西出发,长途跋涉到这里,就因为过河宿营被水淹死了,真痛心哪!当时我不禁流下了热泪.

看见这种情况,我们当即下令暂时停止过河,派部队去砍了点竹子,编成竹篾绳,把竹绳从河这边拴到那边,让大家拉着绳子过河.这以后,就再没有被河水冲倒的了.我第一过河时,也差一点被水冲倒,是一个战士把我拉回来的.最后,我也是扶着绳子过去的.

就在菠萝茨,我们三团出了一个乱子.有一天,三营九连在放哨时,有个班拖枪逃跑了.当时林龙发政委让一个派到我们团里来的军团保卫局特派员随着九连去放哨.那个班跑了以后,特派员就被军团保卫局逮捕了.责备他没有尽到责任.在红军的编制里,保卫局是个独立系统,保卫局长和政治部主任是一样的待遇,特派员负责所在部队的保卫`防奸和保密工作,直属保卫局领导.这个特派员后来到哪去了,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他被枪毙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一个特派员跟着连队走,连里跑了一个班,他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逃跑的那些人不是他组织动员走的,也不是他煽动走的,把责任完全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逮捕他,还枪毙了他,这个理由就不够充分.

在菠萝茨住了大约十多天,又没有东西吃了.原来我天天往连里跑,到这个时候,我也因饥饿而跑不动了,两`三天才下去一次.黄永胜`林龙发他们的情绪也不怎么好.

我们的供给处长叫徐林,是个很能干的江西人.有一天,他一下子挖出了一窖酥油,还挖出了一些腊肠(用猪肠灌肥肉做成的).挖出来以后,他把这些东西分给了全团,还给团长`政委`参谋长`总支书记等人,一人一条很长的腊肠.这可真是宝贵了,尽管这种腊肠很难吃.那几天里,我们几乎天天就靠这个过日子.先是挖点野菜,放一小点腊肠，再弄点青稞麦炒着吃或煮着吃，日子就这么过。

这个时期，部队没有打什么仗，但减员很大.主要是因为找粮食出了问题.每到一个地方,团长`政委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部队到没有住部队的村子去找粮食.我记得有一次,红二师五团由政委带着团直属队的人去搞粮食,结果被藏民打回来了,伤亡很大.直属队被打死了七`八十人,团政委也被打死了,还被藏民抓走了十来个人,其中有政治处的青年干事.事后,二师师长陈光派人去向藏民道歉,表示愿意赔钱把人赎回来.他们说不要钱,但如果我们不再去搞粮食了,他们就可以把人放回来.这确是真人真事.不仅我们这样搞粮食,中央纵队也一样,也是每到一地就派出工作组出去搞粮食.刘少奇同志曾经带着队伍去为中央纵队搞过粮食.

毛儿盖地区有很多喇嘛庙,庙很大,里面有很多菩萨,有大菩萨,也有小菩萨.大菩萨当然是泥塑的,上面涂有金粉;小菩萨是灰色的,上面灰尘很厚,大的有尺把高,矮的只有有寸高,不过做得都很精致,有手有脚.

我们一个司务长跑到喇嘛庙里去看,七转八转的就用手去摸那些小菩萨,最后又用舌头去舔.没想到一舔就觉得是甜的.再舔,还是甜的.好家伙,这可发现了新大陆!他把一些小菩萨带了回来,用水洗,洗完了用水一煮,原来,那些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很好吃.

后来我们才知道,藏族同胞家中有了喜事`做寿或是生了孩子,就用面粉加上酥油`蜜糖做成菩萨到寺庙里去进贡.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寺庙里的面菩萨就相当多了.这些面菩萨有三`五斤重的,也有一`两斤重的,还有几两重的.土司`头人和有钱人进贡的就大,而穷人进贡的就小.对这些贡在庙里的面菩萨,他们都很恭敬,谁也不敢动一下.按道理说,我们也不该动.可由于我们没有粮食吃,饿行实在不行了,没有办法,司务长就去收集了两萝筐,弄回来煮一煮,大家吃得都很高兴.都说:“这里还有这样的东西吃呀!”

从那以后,每到一地,司务长就到处去找喇嘛庙,把庙里的面菩萨弄回来吃.等到把面菩萨都吃光了,有人又发现牛皮也能吃,于是就把庙里的牛皮鼓也吃了.有的喇嘛庙里的牛皮鼓很大,我们实在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就进到庙里,把用牛皮做的鼓皮剥下来,拿回来用水一泡,煮一煮也就吃了.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是弄到了羊肉,也非吃不可.羊肉本身又油,但没有盐,就那么吃,还真叫难吃.就在毛儿盖,我学会了吃羊肉.

我们在毛儿盖地区住了一个多月,到过不少村庄,很少见到过藏族同胞.我们所到之处,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都跑了,在菠萝茨,我倒是看到过一个年轻的藏族妇女,披头散发地在路上走.不过我们没有跟她说话,也不知说什么.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说话她不懂,她说话我们也不懂,真是没有办法.

藏族是土司掌权,政权`财权都集中在土司之手.在土司下面有头人.土司和头人家中都有枪,并养有一些家丁.普通藏民也是家家有刀,用来上山砍柴开路,有的还有枪,甚至有驳克枪和机关枪,这些枪大都是从四川买来的.土司和头人常用宗教信仰等方式来欺骗和控制藏族同胞.当时就是土司和头人带着,甚至逼迫藏民离开村庄,躲进深山里去的.

就在我们为了生存而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寻所有能吃的东西之时,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朱瑞等提出要整顿纪律.这真是够主观主义的.一个老百姓都见不到,这种时候怎么讲纪律?要粮食没有粮食`要钱没有钱,可我们还要活命,还要行军打仗,怎么办?其实各个部队早就不讲纪律了,早就把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拿来吃了,把山上藏的东西搜来吃了,把地下埋的东西也挖来吃了,哪里有什么纪律!不这么样怎么办,难道要部队在那里等着饿死?

就在这时,红一师的主要领导有了变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此时被调到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师政委刘亚楼调到一师当师长.

刘亚楼一来红一师就锋芒毕露,想把一师整顿好,要求各团严格执行命令.当时,一团有个通讯员拿枪打了一头猪,后来师里知道了,要求严肃处理.一团开子个大会,说那个通讯员犯了纪律,把他给枪毙了.这个通讯员死得真是冤枉!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办法讲纪律,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不然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那个时候,师里还提出要讲队列条令,开会迟到几分钟都不行.有一次师里开会,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迟到了五分钟,就被刘亚楼罚他们立正站了五分钟.从师里回来以后,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告诉我,说刘亚楼今天不错,把一团整了一顿.因为我们那时一直对李聚奎偏袒一团有点意见,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那天师里开会,就是宣布整顿纪律,但黄`林二人回来后,连传达都没传达,因为谁都知道,那时根本不可能做到.

这时,两河口会议的决议传达下来了.红一方面军在翻越夹金山以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李先念见了面.不久,毛泽东等人又从懋功`抚边抵达两河口,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涛见了面,达到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预定目的.红四方面军当时约有七`八万战斗部队,自五月从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以来,他们已在川西地区占领了金川`懋功`黑水等县,控制了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二十余万的一个地区.与他们相比,我们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一些.根据现有资料,当时红一方面军剩下的可能还不到两万人.

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担任副主席,朱德为总司令,张国涛为总政委,陈昌浩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运动”的方针.

七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陆续来到毛儿盖.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东北同盟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沙洞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会后,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巴西向甘肃南部前进,左路军则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上.

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由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与总司令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均随左路军行动.

这些决定传达下来以后,大家非常高兴,说这一下好了,中央统一了,一`四两个方面军合起来有十来万人,如果这十来万人开到甘肃南部,就可以占领洮河两岸一大片地方,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前途很快就会光明起来!大家好一阵高兴,纷纷表示保证克服一切困难,通过草地,向甘肃进军.

后来,在毛儿盖开了个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涛在讲话中说,为了吃大米,就必须向北走,到平坝子里去,到了平坝子,我们就会有大米吃,生活就会好起来.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当时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说这下好了,统一了嘛.

十九  过草地

离开毛儿盖,我们要去的甘肃南部,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余公里.这点路程对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毛儿盖处于草地的边缘,而这块草地,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完全泡在水里,整个草地到处都是被野花野草掩盖着的泥沼,一不小心踏上,人就会陷落下去,很快没顶,可以说是死亡的大陷阱.虽然短短的路程,却足以致人于死地.本来,北上甘肃可以经松潘而不必过草地,但松潘这时已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重兵把守.要北上,就只好通过这个死亡地带.

为了能顺利走过草地,上级要求大家每人准备十至十五天的粮食,大约每人要搞十五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上交一部分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因为这两个纵队的首长多,工作忙,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粮食.我记得光我们三团就上交了四`五百斤粮食.

但是哪里去搞这么多的粮食呢?我们在毛儿盖地区转来转去,已经耽搁了将近两个月,能搞到的粮食早就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到哪里去弄呀!

为搞粮食,我们全师又转回到毛儿盖附近,专门在那里住了三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藏民们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庙里供的,几乎都吃光了,甚至连地里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地里唯一剩下的,是一些刚灌完浆,成熟得比较晚的青稞.我们就把麦粒还是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再用手去搓,麦穗上的刺很多,一搓就把手搓坏了.就这样一共弄了三天,一天顶多弄个两`三斤,多了弄不了.我弄到了大约八斤.有的战士体力较强,就弄得稍多一些,不过平均下来,离每人十五斤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当然超过十五斤的人也不少,可惜这些地里的青稞麦被我们拔光了,再也没有办法弄了.

把青稞麦粒从地里弄回来以后,我们就用脸盆盛着麦粒在火上炒,炒熟了灌在米袋子里,然后就靠着这点东西过草地.个人弄个人的,谁弄了就是谁的.

出发前的那天下午,师里突然通知团长`政委去师部开会.当时,中央军委和军团部住在毛儿盖,师部住毛儿盖附近.开完会回来,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告诉我,这个会主要是批语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团是模范团,二团是亲生子,三团没人管这样的怪话.他俩说,不仅师里的各位领导都参加了这次批评会,甚至连军团政委聂荣臻了专门赶来参加.他们被批评斗争了一下午,好象当时还有人在会上提出要把黄永胜这个团长撤了,调离三团.后来考虑到部队马上要过草地,所以只是给黄永胜提出警告.他们二人还告诫我:“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怪话了,是我们错了,错了就改吧!”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虽然没有去参加会议,因为我只是个总支书记,没有直接挨批斗,但我的心里同样很不好受.我问会上有没有提到我给谭政写的信,他们说,谭政没有上报`也没有把信交出来,所以没批我,如果谭政在会上把我的信拿出来,那就肯定撤了我的职.黄永胜还对我说:“好险,老吴!”

头天下午挨批,第二天就开始过草地.过草地时,右路军是由红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军团部跟着二师,我们一师又跟着军团部前进.在一师的行军序列中,是按一团`二团`三团排列的,我们三团又是走在最后面.草地十分危险,我们既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北针,而且就是有地图,也不可能在地图上找到草地上哪些地方下面没有泥沼可以通行.因此要过草地,就必须要找向导.

二师开始行动之前,军团部给他们找了一个向导,是个藏族老大娘,大概有六十多岁了,这个藏族老人曾走过由毛儿盖到班佑的这条路,知道该怎么走,不过因她的年岁大了,所以一路上都是由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她.就这样,我们靠着这位老人的指引,一个跟着一个,踏上了草地.

过草地的每一天,我们三团是跟着前面的部队走,我们后面就没有什么部队了.二师走了,军团部走了,一师师部`一团和二团都走了,三团跟在最后面.第一天走的都是大路,而且走得也不远,只走了五`六十里路就宿营了.沿途上一户人家都没有,但走的都是平路.向北走,没有什么高山,都是高原草地.一般的山都只有几十米高,就像是起伏不大的丘陵.

第一天的行军途中,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原始森林,都是些松树和柏树,树长得才怪呢!很粗,三个人都抱不过来,但不高,树枝很长,一根松枝有三`四丈长,也有四`五丈长的,而且枝繁叶茂,能把整个的山头山凹都覆盖上.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这样的树底下露营,下雨都不怕.大家都很高兴.我就跑到团部去向黄永胜和林龙发说,真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在这样的树下宿营比住房子还好.

晚上大家烧火做饭时,都互相告诫,一定要注意在地下挖灶.千万不要把森林给烧了.当晚,团部煮了一大锅的青稞,我带着政治处的人去打了一桶回来,里面放着盐.接着,我把一直留着没舍得吃的腊肠,切了一小段,用脸盆炒熟后,倒在那桶煮熟的青稞里拌好给大家吃.政治处的人吃了都很高兴,说我们今天的晚饭不仅有盐,还有油,真是一顿“美餐”,大家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早晨没有吃饭,队伍就出发了.再往前走,就再也没有森林,也看不见大树了,只有像小孩那么高的一些矮树,其它都是草.走到中午,我们看到前面草地上有野马和野鹿在跑来跑去,大家都说,要能打到一头该多好啊,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其实,你看着前面跑着的野马`野鹿好像很近,实际上相距很远,而且路边的水草下有很多吃人的沼泽泥潭.所以,即便你看到了野马`野鹿,也是可望而不可及,根本就打不到.

中午时分,我们过了一条河.说是河,其实也就是条小沟.河水从北往南流,水很清.看到河,队伍就休息了下来,并拿出缸子舀水喝.大家在河边一边喝水,一边就着炒过的青稞麦,一口水一口青稞,就这样吃了一顿饭.

在毛儿盖,供给处长弄到了一牛皮袋的炒面,临出发前他分给了我一斤.我一直都没有舍得吃.这时,我倒了一点在缸子里,放点水一搅,就吃起了炒面糊.

那天晚上的宿营地是个小山包.在这个小山包上,全团的队伍摆开露营,大家找点干柴草往地上一铺,就睡在了上面.由于是分头做饭,那天晚上的小山坡到处都是火.晚上我们刚刚睡下,就下起了雨.大家都没有雨具,只好干挨淋.我们政治处的几个同志,把一块演戏用的幕布挂在树枝上,七`八个人就在那幕布下蹲了一个晚上.后来还好雨停了.

第三天继续走,还是晚上煮点青稞麦吃,留下一碗到第二天再吃.这天就看见路有牺牲的同志了.有的用土埋了,插上一块小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牺牲同志的姓名和籍贯.这些同志从江西出发,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没有在战斗中牺牲,却这样饿死病死在草地上了.那天一路走来,大概看到了十几个这样的坟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这一天部队的情绪都不太好.因为人就埋在附近,大家都看到了.

晚上宿营后,我就向黄永胜和林龙发提出,要给部队做点工作,他们两人都说是应当做点工作.这样吧!把各连的指导员找来谈一谈,就谈这么几条,第一条,据前面部队传来的消息,过草地的时间,大概需要半个月,我们已经走了三天,队伍没有什么减员,这很好.第二条,对前面的路程,要有足够的估计,要准备再走个十五天.各连要好好调查研究一下,一个人一个人地去摸一摸,包括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和机关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所带的粮食好好计算一下,以班为单位讨论讨论,看看怎样才能使所带的粮食保证吃到十五天.第三条,要尽量使体弱有病的同志跟上队伍.由于体弱,这些同志没有搞到多少粮食,如果他们没有吃的了,要以连为单位自己调济一下,帮助这些伤病员同志解决一点困难.第四条,所有连里的干部,包括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都要轮流走在连队的后面,帮助督促战士跟上队伍.

那个时候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把病号都带出来,因为没有担架抬他们,马也少了.黄永胜他们都没有马了.那原来的马呢?自从过夹金山以后,我们走的都是崎岖小路,根本就不能骑马.有时过河,河上的桥就是一根木头,马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过梦笔山时走的那条路,人勉强能走,马却走不过去.所有有马的人,都将自己的马交由马夫带着绕道走另一条路.结果连马带人都没有回来,从此便杳无音信,连放在马背上的行李也丢了个干干净净.从此,就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走.

到第四天继续走的时候,牺牲的同志就多了.牺牲的人一多,就没有人去个个都埋了.这样一来,就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单位的.有一次,我一下就看到了五`六个人死在一起,心里真是不好受.

越往前走,水草地就越多,走得不好,一踩都是水,有点像走在摆动的浮桥上,一挪步脚下就摇晃,地上的泥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粘,非常难走.最可怕的是,有的地方就像磁铁,人一陷进去马上完蛋.我们陷进泥沼的人究竟有多少难以统计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得宿营.还是晚上做饭,吃一顿,留一点第二天到了有水的地方,再喝点水,吃点青稞麦.

到第五天,牺牲的同志就更多了.一路上,不时都可看到路旁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五个牺牲的同志倒在那里.还有一些人拿根棍子,在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我们在后面看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呀?就去动员他们说,同志,走呀!你是那个单位的呀?坚持走吧,早一点过去就好了,关键就是这个草地,过完草地就好了.他们却说,同志们,你我走吧,我们“革命已经成功”了,我们不能走了.问他们是不是有病,他们说没有病,主要是饿的,饭得实在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当我们提出照顾他们一下,分给他们一点粮食,让他们跟我们走时,他们说,我们要是为了照顾他们,把粮食分给他们,就会连我们也走不出草地,大家都会饿死在里头的.他们还说,为了保存点革命力量,为了革命胜利,让我们不要管他们,继续往前走.

这种话说得我们很难过,听后不由得泪如泉涌,但无论如何你再怎么劝`怎么拉`他们也不走.有时候,我看见两`三个人一起口口伞坐在路边,就那样死在伞下面了.这种情况,一天至少能看到六`七起.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常常一边走`一边流眼泪.

对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我们政治处就把他收容起来.有一次我们就收容了三个.那些实在不愿走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他们认为走下去也是死,就不愿意走了,只要求我们将来若是走到他们的家乡,就告诉一下他们的家里,他们已经死在草地上了.当时我们还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单位,以及家里的地址.其实,那是空的,是没有办法一一去通知他们的家里的.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真是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为革命为国为民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到第六天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多了.虽然那些走不动的同志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但由于人数太多,我们确实无力再去照顾那么多,只好妒忌痛走开.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因掉队而出现的部队减员,有时一看到前面的路不好走,哪怕这时的太阳还挂在半空中,我们就露营.一宿营,我们就召集连长`指导员开会,了解剩下的粮食情况.每次开会就是一件事,除了谈粮食,还是谈粮食,粮食这两个字就像是幽灵一样,老跟着我们,没完没了.开完会,大家就出去找野菜,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大草地上,也跟毛儿盖的那块盆地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野菜.有像白菜,也有像野葱`野蒜`野韭菜`野苋菜的,还有一种苦菜,虽苦,但没毒,能吃.另外还有一种叫蒿子的,长得和韭菜差不多,只是下面多了个疙瘩头.每天一到宿营地,我就和政治处的技术书记郭成柱`俱乐部主任萧元礼`青年干事蔡文福等人,一起到处去挖野菜.挖来以后,用脸盆一煮,没有油,也没有盐,就和着炒过的青稞麦粒吃一点,就算是一顿饭.由于长期缺油少盐,营养不良,虽然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才二十来岁,但全身没劲,走不动路,扛不动枪.

有的野菜有毒,部队上当不少,吃了那些有毒的野菜后,脸上乃至全身发肿,轻的拉拉肚子,严重的发烧`头痛甚至昏迷.后来就统一由供给部门找人专门鉴别,哪种野菜有毒,哪种野菜没毒,再分别通知各个连队.这样一来,中毒的现象才减少了.

有的同志实在没有吃的了,就吃自己的皮带.他们把皮带用水泡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和着青稞麦粒一起煮来吃.不过有皮带的人很少,吃皮带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当时,我们还听说不少高级干部把仅剩下的马杀了,和大家分着吃马肉.

有时候,由于实在没有吃的,一些掉队的战士就开始拣人家大便里的青稞麦粒吃.因为吃这种没有磨过的青稞麦粒,很难消化,常常是吃麦子粒就拉麦子粒,雨一淋,麦子就露出来了.放进河水一洗,就再吃第二次.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能走出草地.

草原的气候时时变化无常,常常一下子天晴,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刮风,一下子下冰雹,有时还飘雪花.有时太阳当空,一下子就会变得乌云满天,狂风暴雨.可不到半点钟,天就又晴了,但衣服已经湿了.一天来这么几次,弄得我们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中午一走路就出汗,但早晚却冷得不得了.

在过草地以前,我们凡是抓到了羊,就把剥下的羊皮留起来做衣服穿.我也弄到了一块.怎么做衣服呢?就在羊皮的中间挖个圆窟窿,从头上套下去,然后在两边腋下各缝上一条带子,把这两条带子一系,前面后面靠身就成了一个羊皮背心.就靠这块羊皮,我过了草地.草地晚上非常冷,睡觉又没有被子,每天晚上,我们都缩成了一团,我就靠这块羊皮保护了身体,没有生病.但到后来身上还是没有劲儿了,也快走不动了.

就这样走了九天多,到第十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了一大片用牛粪糊成的房子,就跟我们在毛儿盖住的房子一样,比那个要大.当时我们都很惊异,大家都说:“天哪,草地上还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是中午十二点钟到达了那个地方,就在那些“牛屎房”子里一边休息,一边做饭吃.但究竟还要走多远才能走出草地,谁也不知道.我就去问黄永胜.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不过他告诉我,队伍暂时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他已经派人到前面侦察去了,到山那边去看看有没有村庄.他还分析说,既然有“牛屎房”,就会有牛,就会有人家.

结果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翻过山二十里,就是一片好地方,那里两边沟里都有房子,还有村庄.地里有萝卜`白菜`葱`蒜`豆子什么的,长得好得很.听了侦察员的报告,黄永胜高兴地说”“这下有希望了!”他下令部队马上出发往那里走.得知前面有人家,大家的情绪马上就起来了,脚下的路也变得轻快了许多.这二十五里的路,我们只走了两个小时.

翻过了一座小山,走不远,就来到那条沟,沟两边都是人家,牛`羊`鸡`鸭`麦子`萝卜`青菜`碗豆,什么都有.这一下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都说,好家伙,这下有吃的了!我们把剩下的一点青稞麦通通都吃了,吃了一个饱,不再留了,到了这样的好地方,还留它干什么!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们赶到了一个村子.一到,就赶紧去搞粮食.没想到那一带藏族的土司`头人早作了准备,让藏民们把家里的东西都藏到了山上.除了地里长的以外都藏了起来,剩下的就只有个把鸡`没有来得及赶走的个把猪,还有狗.那些狗咬人咬得很厉害.不过地里有东西.碗豆`萝卜`土豆`大蒜等都有,.最重要的是土豆,一挖一大堆.有了土豆,我们就挨不了饿了.有的弄到羊就吃羊,弄到牛就吃牛.

这时,大家都在问:是不是我们已经走出草地了,前面究竟还有没有草地?最后终于传来消息说,前面已经没有草地了,前卫部队已经到达了班佑和巴西.大家这才总算是松了口气:真不容易啊,我们总算走出了这个饥饿和死亡的地带!

这一阶段,确定是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也是红军北上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是艰苦的一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吃的,只能吃野菜`喝冷水.那水真凉,是从雪山上下来的水.有的人受不了,喝了这水就拉肚子.我当时仗着年轻`身体好,安然无事地过来了.

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我认为藏族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和红军.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和放养的牛羊,我们就活不了,就过不了草地,就到不了甘肃,北上抗日也只是一句空话.当然在藏族同胞中,有些当奴隶的,家无寸铁,身无片布,就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子,看到我们队伍来了就跟着走的也有.但是是极个别的.有的就一直跟着我们到了陕北,成了干部,成了共产党员.但他们没有出过远门,要他们带路,还是带不了.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是很难用语言或文字完全形容得出来.当然,各个部队`各个人所遇到的情况`所吃的苦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稍好一点,有的就更苦.对高级干部,总还是有点照顾,最苦`最困难的是下面的普通战士.有的部队经过的地区好一点,吃的苦就少一点;有的部队经过的地区比较差,吃的苦就更多一点.有的部队走在前头,就好一点;有的部队走在后面就差,能吃的东西都被前面的部队吃了,后面的部队要找到吃的就要困难得多.如二师一直担任前卫,就比我们一师好一点;一师的一团`二团走在前面,就比我们三团要好一点.另外,各个部队走的路也不一样.我们行进时,是多路并进.有的路就好一点,有的就差一点.我们红一方面军只过了一次草地,而红四方面军到了阿坝又南下过草地,最后又翻过草地北上,前后共过了三次草地,那就比我们更艰苦了.

二十  向腊子口进发

草地的那边仍然还是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我们看到的情况也跟毛儿盖`菠萝茨差不多;有村庄,有庄稼,但还是见不到人.

过了草地的第二天,我们沿着一条河,一直向北向腊子口方向前进.那天没有太阳,我跟着后面的二营,准备收容掉队落伍的战士.二营的后面是个伙夫担子.这时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突然山上打开了枪,左一枪`右一枪地直往我们中间打来,我就喊:“队伍快走啊!前面发生情况了!”.大家拼命地跑,总算赶上了前面的部队.

我们刚过完,藏民们就从山上下来了,抓走了我们一些掉队落伍的人.等后面的大部队来到,他们又都上了山.后来听说,二团在我们前面遭到袭击,连团长龙振文都被藏民们从山上打冷枪打死了.这种打法,弄得我们挺难受.他从山上打你,看得清,打得准,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一枪就把一个团长打掉了.

第三天又继续走,晚上宿营的地方叫卧藏寺,是个喇嘛庙.我们三团跟师部住在一起.那时师长是刘亚楼.团里派出一连在离我们两里远的地方放了个连哨.当时一连还有五十多人,由连长`指导员带领着,执行警戒任务.放连哨的那个地方是个路口,没有人家,一连就在那里一边露营一边放哨.

由于当地的老百姓把粮食通通都埋了起来,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带着团直属队的一部分人,和全团队伍一起,到二十多里外的地方去搞粮食.他们出发前交待我,要我照顾留在后面的直属队机关和伙夫担子`行李等.他们走时天未亮,是早晨六点多钟.

天亮后不久,一个被刀砍伤了脑壳的一连战士,突然之间血淋淋地跑到我的屋子里,对着我“啊`啊”地乱叫,他已被砍得不能说话.那是干什么呀!我就赶紧派人去察看.原来是藏民趁

大部队没有回来的时候,从山上下来一百多人,个个手持大刀,把我们在那里放连哨的五`六十个人,包括连长`指导员在内全都砍死了,所有的枪支弹药,包括两挺轻机枪也都叫他们拿走了.损失真大呀!好不容易走过了草地,我们二团的团长却在这里被打死了,三团的一个连也被搞掉了,实在是令人十分痛心!

等黄永胜`林龙发带着部队回来,我们做了一个大坟,把牺牲的同志全都埋在了里面.在坟前插了一块木牌,上写“红军一师三团一连全体战士”.埋葬完了一连的同志以后,我们三团全体指战员立正向牺牲的同志表示哀悼,黄永胜`林龙发两人还讲了话.然后,部队继续出发北上.由于一个整连都被人搞掉了,所以团长`政委和我的情绪都不好.

部队继续向腊子口进发.突然从前面传来消息,说二师四团(即王开湘`扬成武率领的那个团)已经把腊子口拿下来了,而且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十四师鲁大章的一个团.这下可好了,因为腊子口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拿下了腊子口,我们就可以顺利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再也用不着重返草地了.这个消息极大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士气.

来到腊子口一看,嚯,那可真是天险!腊子口两侧的山崖都是悬崖峭壁,山势几乎是拔地而起.峭壁下有一条腊子河缓缓流过,河的右岸还有座小山,有百多米高.国民党军在隘口小山上修有碉堡,真有一夫守隘,万人难敌的气势.听说四团最后是从后面爬上最陡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打掉了小山上的碉堡,才消灭了国民党守军的.他们下面的强攻只是牵制住敌人的火力而已,根本就无法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

登上那座小山,我们向东一看,只见一坦平原豁然就在眼前,庄稼`森林都很多.看到这一景象,大家的情绪突然之间就起了变化,高兴了起来.

二十一  哈达铺缩编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我们来到了腊子口附近的哈达铺.哈达铺是甘肃岷县的一个小镇,镇上只有一条小街.

哈达镇所在的那个地区是一块起伏不大的高原丘陵,有小山,但不高,村庄稠密,庄稼也多,是一个回`汉民族杂居的地方.回族同胞头上都戴白帽子,会说汉语.当地百姓说的基本上都是北方甘肃`陕西这一带的话,我们都能听懂,而且还不难懂.在走出腊子口之前,我们在藏族地区差不多有四个月没有见到什么老百姓,一到哈达铺,见到了这么多的回民和汉民群众,可以互相通话,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们三团住在哈达铺附近的两个小村子里.一住下来,指战员们就积极地向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群众也热烈地欢迎我们,给我们送来了粮食和各种食物,使我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

从这以后是真正恢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了.为了同前一阶段不讲纪律的现象和思想彻底决裂,我连续召开了团里的政工会议,先解决这一问题.我要求各级政工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广大指战员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和争取群众.

到达哈达铺的当天晚上,黄永胜和林龙发去师部开会,回来后他俩向我们传达了部队要进行缩编的决定.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部队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以后,红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斗争.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张国涛对一方面军很瞧不起.他认为,四方面军有七`八万人,而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从江西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来到四川,队伍十分疲劳,沿途打仗很多,减员很大,剩下的也就一万多人,人少兵弱,力量不大.当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则不这么认为.四方面军同志普遍认为,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增加了红军的力量,加强了领导,因此十分欢迎我们.

在两军会合以后,张国涛与毛泽东等人的争论和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在两河口会议上就有斗争,一直到毛儿盖,争论一直在继续.主要问题是红军究竟应该往哪里去?张国涛主张西渡黄河,前往青海`宁夏`新疆地区,而且认为四方面军力量强大,究竟往哪里走,应当由他来作决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则认为,西进没有发展前途,那里一无资源,二无粮食,三无兵源,而且语言不通,大部队在那里无存身之地.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正日益加剧,想把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中国人民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已成为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们已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因此北上抗日才是名正言顺.北上首先就应当占领甘肃南部,进而建立川`甘`陕根据地.那里主要是汉族群众聚居区,有粮食,有兵源,语言相通,有我们发展的余地.经过连续几次会议,毛泽东等人才慢慢说服了张国涛,使他同意了北上.本来准备打开松潘,经松潘北上川北的,可由于中央意见不一致,我们在毛儿盖一带转来转去的转了将近两个月,我们于七月十日到达毛儿盖,一直到八月下旬才开始继续北上.在此期间,蒋介石趁机调动胡宗南的大部队占领了松潘,堵住了我们原定北上的路,中央才不得不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并肩北上.

不料,正当我们右路军按预定计划穿过草地到达巴西,左路军也到达阿坝后,张国涛突然变了卦.他借口前面河水上涨过不去,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然后秘密发电报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要他也停止前进,率部南下。突然之间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不知道.叶剑英在这个总题上立了大功,他是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管司令部的工作,一般地说,电报来了以后,先送给参谋长看,再送给司令员`政委看,叶剑英看了张国涛给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后,把电报往袖子里一拢,从参谋的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地图,骑上马,赶紧就到军委纵队所在地找毛泽东,把电报拿给毛泽东看,说张国涛要反了,要队伍返回南下,不向北进了.毛泽东看了电报,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万一处理不好,长征就会中途而废,红军甚至会自相残杀,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的千钧一发时刻.毛泽东那时年轻,思想敏捷,考虑周密.考虑片刻后他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回去把电报拿给徐向前`陈昌浩看,然后就大发脾气,说军委纵队太不象话了,没有粮食就来跟指挥部要,我们哪来的这么多粮食,叫他们自己去搞吧.然后以此作为借口,把一方面军的部队调离指挥部的驻地.”叶剑英回到指挥部后,向徐向前提出让一方面军的部队自己去搞粮食的建议,徐向前同意了.之后,军委纵队通知一`三军团快速脱离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开始了单独北上的行程.

后来听说,当陈昌浩发现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已单独离去时,曾提出要派队伍去追,但徐向前说,没有这个道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避免了一场红军内部自相残杀.如果当时发生了冲突,很有可能会导致红军从此走向衰亡.在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叶剑英`徐向前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

但当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有个新成立的红军大学,把一些暂时没有分配工作的师`团级干部组织在学校里学习,准备等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以后,再分配出去工作.其中有一方面军的干部,也有四方面军的干部,校长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李特.就在这个军校里,一方面军的干部要北上,四方面军的干部要南下,彼此发生了冲突.大家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一方面军的干部愿意北上的跟着我们走,四方面军的干部愿意南下的就南下.”

当时李特很凶,坚持要所有的干部都南下,不南下不行.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对李特的举动很气愤,准备必要时就要开枪.毛泽东说:“绝对不能开枪,开枪就坏了,他们要去就让他们去,我们走我们的.”他还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说:“你们南下是对的,你们南下吧!我们北上也是对的,目地都是为了干革命.谁走的路正确,谁就能得到胜利,这得看将来的事实.我认为我们北上是对的,你们将来也还会跟我们来的.”事情这才算平息了下来.以后还听说,在双方发生争执的过程中,个子高大的李德就站在李特的后面,准备万一不行,就拦腰把李特抱住.

就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去阿坝同张国涛会合.以后,他们又过了一次草地,回到了天全`芦山一带,但并不是所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掉头南下.如编入我们红一军团的那个团,即张云初的团,就一直跟随着红一方面军北上到了陕北.而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包括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则被张国涛挟持南下了.实际上,朱德等人当时已被张国涛软禁.就这样,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家了.红五`红九军团随红四方面军部队随张国涛再次北上时,被编入西路军,在张国涛的错误指挥下,渡过黄河西进.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马步芳的骑兵部队打击下,于甘肃西北部山丹`高堡的沙漠地带全军覆没.这样,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五个军团,最后只剩下红一和红三两个军团约六千余人跟着毛主席到达了陕北.八军团遭遇一九三四年底湘江战役之后,损失严重,在其残部被编入其他军团之后,八军团这一番号被撤销了.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被张国涛挟持南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述情况是在部队到达哈达铺以后,上级逐步向我们传达的.与此同时,还传达了关于整编部队的决定.

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已严重减员,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把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陕北.陕甘支队的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林彪，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扬尚昆`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支队下辖一纵队`三纵队和军委纵队。红一军团改编为一纵队，纵队司令员由林彪兼任，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红二军团改编为三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参谋长张经武。纵队下面撤销了师的编制，由纵队直辖团。一纵队下辖一团`二团`四团和五团，我们三团和六团被编散，番号也被撤销。三纵队下辖原属红三军团的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和十三团，整个先遣支队就只有八个团，另加一个军委纵队。团以下的单位一律缩编，营缩编为连，连缩编为排。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所有的干部通通降一级使用，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但允许营长以上的有马骑。原来营长是没有马的，像我这个当团总支书记的，就没有马骑。政治处有匹马，但不是总支书记个人的，是用来驮整个政治处的行李。总支书记位于团营之间，实际上等于营级干部。整编的目的，在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保持部队的实力，以便在继续北上时更加有力于进行战斗。

决定传达下来以后，黄永胜`林龙发和我一起研究，归纳了几条关于部队整编的理由，然后在当晚召开全团会议，向大家宣布整编的决定，进行了动员。黄`林二人和我在会上讲了话，向大家说明：第一`整编是经常的事，目前部队减员大，人员不充实，连不象连，只比排大一点，每个连多的不过七`八十人，少则三`四十人，整编后，每个连可以有一百多人，能编成三个排，每个班也可以有十多人。这样队伍集中了，战斗力加强了；第二`整编后减少了勤杂人员，精减了机关，减少了非战斗人员，加强了连队，充实了战斗力；第三`部队继续北上后，会遇到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的马家骑兵队伍。马家军能骑善战，是一支骠悍的回族队伍，我们必须作好和马家骑兵作战的充分准备；第四`从历史上看，我们一直在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整编，一九三三年以前，我们从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继而又扩编成独立师，以后独立师编入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又编入了红一军团。队伍扩大了要扩编，队伍缩小了就要缩编。因此整编队伍是常事，不是谁编谁，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战斗力；第五`各营`连的干部，一定要把队伍带好，三团虽然暂时分散，但今后还会在一道战斗。一团`二团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到那里要很好地接受领导，尊重领导，要听指挥，把自己的队伍带好，尽量减少部队减员；第六`分编到其他各连的人，就在连队好好干，将来是有前途的。大家多年在一起是有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但将来还可以聚在一起。例如打起仗来，就又在一起了。不能搞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也不要在同志之间有亲疏厚薄之分，不要搞这些。就这样，我们向全团指战员讲清了这些问题。

三团的部队被编散了，番号也被取销了，有的营编成了一个连，有的营编成了两个连，并分别被编入了一团和二团。团部的直属队也解散了，卫生队编入一团，供给处编入二团，一些人被调入了连队。我们团的干部也都分散了，黄永胜到纵队部重新分配工作，林龙发调到五团当了政委，我则到纵队政治部重新分配工作。

开完全团动员大会，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但我们谁也不想睡觉。于是，团里的干部，黄永胜`林龙发`徐林`萧元礼和我等几个人，一起来到黄永胜`林龙发住的房子里，说明天就要分散了，各走各的呀！大家都不免有点依依不舍。由于我们在一起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共同度过了参加红军以来最艰苦的时刻，彼此之间感情很深。黄永胜说：“分散是自然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将来我们还是有可能到一起工作的。”接着，他解下腰带，拿出仅有的一块钱，说：“明天买点东西，我们大家吃一顿再走吧！”

第二天，我们用那一块钱买了两只鸡`两斤肉，把团部里的七`八个主要干部，找在一起吃了顿饭，就分手了。当时大家是不喝酒的。这顿饭后，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早上便高高兴兴地各自分手，到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去了。在那天晚上开动员大会时，我们几个团干部就已经分别向各个连队告了别，因此走的时候再也没有到各连队去。几个连队就由各自的连长（即原来的营长）带着，分别到一团或二团去了。那时的部队少，住得也都很靠近，走不了几里路就到达了新的驻地。

黄永胜和我到纵队部也不是一起走的。他先走，等他走后，我把政治处的郭成柱`蔡六福事情都交待完了，人也都送走了以后，才一个人背上一个包袱`一条毯子，走了约五里路，八`九点钟就到了纵队政治部。

这次在哈达铺，我们一共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就将整个部队整编工作完成了。

二十二  到二团任俱乐部文任

到纵队政治部后，政治部主任朱瑞直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领导决定我的工作是到纵队部的无线电大队去当政委，我表示自己没有当过政委，问他无线电大队有多大。他说不大，一共十七个人，但很重要。我说：“十七个人的政委不好当，我当不了，搞电台工作的都有技术，我也不懂，我一直都没有搞过电台工作，怕搞不好。

朱瑞说：“是要你去当政治委员，你还不去呀！你看别的单位都不设政委，只有团里`师里`军团才设政委，这证明无线电大队是个很重要的单位。“

我说：“再重要也是在机关里，不能打仗，没有仗打，打起仗来我们还得在后头。“

朱瑞大概没想到我不愿意干，就跟我说：“我很看重你，才叫你干这个，连这个你也不去呀？“

我表示愿意在团里工作，干什么都行，就是当指导员也行。朱瑞听了我的意见，当即和纵队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二团的俱乐部主任调回纵队政治部，要我去二团接替他的工作。我马上答应说很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纵队政治部当即下了个命令，任命我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一纵队二团俱乐部主任。命令是由纵队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签署的，当时对部队政治干部的任命，司令员一般是不签署的。

我马上动身，十点多钟就来到了二团，见到了二团政委邓华。邓华原来是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的政委，编入红一军团后，就一直在二团当政委。邓华是学生出身，文化程度比我们高，年龄比我们大，不仅领导能力强，而且待部下很宽厚，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很高兴。我还见到了二团的总支书记王道邦，以及青年干事`民运干事`特派员`技术书记等人，他们都表示欢迎我到二团来工作。

当天下午，邓华就召集政治处的同志开会，布置了下列几项工作：

第一`抓紧时间，做好调查工作。主要是根据党的民族政策，调查了解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以便向部队进行教育，从而达到团结广大回族发群众的目的。

第二`帮助部队做好防止减员的工作。部队整编以后，人员已经比较充实，而且第二天就要出发，继续北上。我们要防止逃亡，防止开小差，同时要防止掉队。因病掉队落伍的，可以找人帮助抬`也可以找车帮助推，无论如何要收容上来，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尤其是指导员，一定要竭尽全力，减少本单位的减员。

第三`部队到哪里，就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西北的群众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红军，因此要向他们多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性，尤其要以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和不打回民土豪等实际行动`来向群众进行宣传。一定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我们的“传家宝”。

第四`继续调查汉族土豪劣绅，并征集他们的物资钱财。

根据会议的布置，我们在会后分头访问了村里的回民，向他们请教回族的风俗习惯。从他们那里详细了解情况后，我们向邓华作了汇报，并将重要的几条作为纪律：

一`每个回民村子里都有清真寺，这是回民做礼拜的地方，部队不能随便进去，宿营更不准住清真寺。清真寺里有阿訇，是“管辖”回族人民的，要对阿訇表示尊重。

二`对回民不能讲“猪”这个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回民不养猪，不吃猪肉，也不吃猪油。至于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了。

三`回族妇女都比较严肃，部队指战员不要随便和她们说话，特别是对年轻妇女，更不要随便接触。

这几条纪律规定下来后，邓华要我们分头去到各营`连作了传达，要求部队除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一定要特别注意回民政策。

二十三  继续北上

部队从哈达铺继续北上后，我们又开始像以前一样，每到一个村子宿营后，如果时间还早，我们就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进行宣传；如果天色已晚，就发动干部`战士在住宿的群众家里开展宣传工作。

有了群众，我们再也不会像前一阶段那样挨饿了。可部队却又碰到了一个怎么吃饭的问题。我们都是南方人，部队在南方一直都是吃大米。到了藏族地区，虽说吃的是青稞麦，但我们也是把青稞麦粒像大米一样煮着来吃，面粉很少，因为来不及磨。现在到了北方地区，也就是在到达哈达铺以后，我们有了面粉，但各部队的炊事员都不知道怎么做，既不懂发面，也不会擀面条，只好用水一和，做成一个个汤圆，结果把这些面团放到锅里一煮，就都成了面糊糊，大家当然觉得不好吃，吃了以后都说：“这个面怎么这样难吃呀！”

后来一问老百姓，才知道要把面做成烙饼`面疙瘩`擀成面条，或是先把面发起来做成馒头，这样才好吃。当时红军的政治工作是很细致的。我们当即与供给处的人一起，召集各连指导员和司务长开会，并请来老百姓当教员，终于在一`两天时间里解决了吃饭问题。

部队一路北上，只几天就通过了通渭城，听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曾在通渭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大会，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参加。在直罗镇战斗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毛泽东。

那段时间里，部队都是正常行军，日行夜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到八十里。一般每走十里路，就有一次约五至十分钟的小休息；走到三十里路左右时，则是一次大休息`吃午饭。每到休息时间，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对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教育，同时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另外还利用空隙时间教战士识字`唱歌，活跃部队情绪。军事工作人员则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

先前我们在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为防务藏族骑兵来袭，也曾在部队中进行过打骑兵的教育和训练。由于马在草原上跑得快，战士们看见骑兵来了，心里都有些慌，结果枪打不准，被骑兵冲上来把我们的部队给打散了。后来我们研究了一种对付骑兵的战术，采取我们在江西打大刀会时的办法，集中火力来打敌人的骑兵。同时教育战士，遇到骑兵一定要沉着冷静，只要我们沉着，瞄准了他，他在马上就更好打。为此，红一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还专门编了一首歌，让各个连队来学唱。歌词大意是：“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敏捷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一起射杀。”这首歌对部队的情绪鼓舞很大，使战士们对打骑兵有了信心。不过，在以后过草地时，除六团外，其它部队都没有遇过藏族骑兵。

部队经通渭后继续前进，快到静宁附近时，过了一条河，名叫葫芦河，是洮河的支流。河水不深，只及膝盖，但石头很多。鉴于以前过河时曾有人被河水冲走的教训，这次过河时，我们格外小心。当时邓华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摸着石头过河”，意思就是要我们扶着河底的石头走路，这样就不会被河水冲走了。以后邓华又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一句成语，意思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制定好对策，然后再脚踏实地地往前走。这样，我们一步接着一步地往前走，事情就会办得比较稳妥一些。

我们过葫芦河时，已是深秋，河里的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那天，我在涉水过河时，一不小心，腿在石头上碰了个大口子，立即就哗哗地流血。上岸后找到卫生员，弄点碘酒擦了擦，简单包扎一下。但以后伤口竟溃烂起来，一直到陕北都没有好。后来还是邓华告诉我，弄点辣椒擦一擦试试，我就找了点辣椒，用棍子擀成面，糊在伤口上。嘿，还真管用！不到一个星期，伤口就长好了。

二十四  部队进入宁夏

过了静宁，就是六盘山。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我们翻过六盘山，进入了宁夏的古原县。就在这时，二团的总支书记王道邦因病调走了，纵队政治部命令由我接任王道邦的职务。这样，我就由俱乐部主任改任总支书记，负责主持二团政治处的工作。

过了古原，前面都是一道一道的沟，是长期雨水冲刷而形成的，当地的老百姓叫“川”。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沿着这样的沟往前走。一天，我们来到了三岔镇。一纵队纵队部住镇上，我们住在附近的村子里。那天宿营比较早，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部队住下来以后，纵队部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带着一个排到前面去侦察。梁兴初原是红二师五团的一个营长，哈达铺整编时降级使用，调到大约有一百多人的纵队侦察连当了连长。每天行军，他都带着一个骑兵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去侦察敌情和地形。

这天，他突然发现在离纵队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悬崖，悬崖上有几个窑洞，每个窑洞都很大，一个窑洞就可住百把人，但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到上面。他还发现窑洞里住有队伍。经过调查，知道藏知窑洞庭湖里的是国民党地方保安团，连同团总等头目一起，共约一百二十多人，几十条枪，还有驳克枪。这些地方保安团见我们来了以后，来不及逃跑，就跑到窑洞里临时躲藏起来。如果我们发现不了，等我们过去，他们再出来。

梁兴初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纵队部，纵队部看我们二团就在那些窑洞附近，当即下达命令要二团去协助梁兴初解决这部分敌人。邓华要我带一个连去执行这一任务。

我带着部队与梁兴初会合后，与他共同商量，决定先派部队把敌人包围起来，然后进行宣传喊话，告诉他们只要缴了械，就可以把人放走，争取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要他们缴械。因为上下只有一条路，他们想跑也跑不了。

我们把这个方案报告了林彪，他表示同意。我和梁兴初当即找了政治处的几个宣传员，还找了当地的几个老百姓，一齐把我们的话传上去。最初他们死不开门，后来我们又喊话说，你们除了投降，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如果你们不缴枪，我们就开炮了，我们一炮打进去，你们就全完了。其实当时我们没有炮，这叫“兵不厌诈”。这下他们答话了，要我们再等一下，让他们考虑考虑，商量商量。我们说，好，但要快，限他们一小时，天黑前如果不投降，就要坚决消灭他们。我们还再一次保证说，只要他们缴了枪，就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家各走各的路，不然一到天黑，我们就开炮了。很快，他们就答应了投降，并打开了窑洞的大门。

看到他们打开窑洞的门，梁兴初和我带着十几个人就上去了。为防止他们捣鬼，我们在下面架起了机枪。他们放下了枪，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地下去了。就这样，一百二十多人全部缴了械，一共缴了六`七十支枪，其中有驳克枪，花机关枪（冲锋枪）。这些人，包括团总在内，当场统统都放走了。那些团丁大都是胡子兵，年轻的不多。

在缴来的枪中，有一支很好的驳克枪，梁兴初看到后拿起来用手一顶，想试试枪好不好，不想“叭”地一声枪响了，把他的手打了个窟窿，鲜血直流，把手打残废了。当时是大意了，没有注意到那支枪是上了顶瞠子弹的。手一顶枪口，当然就响了。以后纵队卫生部派人来把梁兴初的伤口包扎好了。这是我们离开哈达铺以后的第一次战斗，也是一次没有打枪的战斗。

从三岔镇出发，走了三天，就听说前面红一团在青石嘴消灭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因为敌人没有想到红军竟然来得如此迅速，没有准备，才在一团的突然袭击下很快被消灭了。一团缴获了不少的马和枪，还抓了不少俘虏。我们这时也提高了警惕，防备“马家军”骑兵随时可能的袭扰。同时我们打骑兵的信心增强了，觉得打骑兵并不困难，骑兵也并不可怕。但是我们二团在北进的途中，一直没有和“马家军”的骑兵遭遇上。

二十五  到达陕北根据地

在继续前进两`三天以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们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胜利完成了整整一年的长征，完成了红军这次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

吴起镇是个小镇子，地处黄土高原，石头较少，镇上大都是用土砖垒起来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些窑洞，街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卖东西的，但却看到了墙上写有“红军胜利万岁”`“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等标语。看到这些标语，我们不禁喜泪交加，我们明白终于到达了陕北根据地，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师。虽说吴起镇只是根据地的边缘，是一个“赤”“白”交界，你来我往的地区，到处都是断垣残壁，人烟稀少，但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却是：我们终于到家了！

经过吴起镇，我们来到二道川住下，准备在那里休息几天再往前走。就在这时，“马家军“约四`五个团的骑兵队伍，已尾追我们到达了头道川，并在那里袭击了我们的后续部队，抓走了我们的一些人。支队领导赶紧组织部队，准备进行反击。

我们二团的部队首先赶到阵地。上级就命令我们沿梁上进入头道川，堵截敌人，掩护整个部队进入根据地。骑兵在山上行动不便，只能沿着沟跑，所以我们居高临下，守住了阵地。

之后，二团的部队往前去了，我与邓华在山梁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一股敌人突然从后面摸了上来，等我们发现这个情况时，他们已经上了山梁。我们的身边已没有了自己的部队，只有几个警卫员和通讯员，想从容撤走都来不及了。我们拔腿就跑，一连翻过两个川，并在两个山梁之间来回奔跑，终于从敌人的间隙之间冲了出来。幸亏当时我们年轻，跑得快，而骑兵在山上又无用武之地。接着，我们的部队很快就把敌人挡住了。邓华的一个叫刘家才的警卫员，把一支二十响的驳克枪丢给了人家。回来后邓华处罚了他，把他调离了团部，但整个部队没有受到什么其它的损失。

由于尾随在后面的这些“马家军”对我们的威胁越来越大，在中共中央机关和支队部都到达了吴起镇以后，毛泽东下决心要砍掉这条尾巴。十月二十日，陕甘支队一纵队的一团`二团`四团`五团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先将马家军的四个骑兵团诱入洛河河谷地带，我们一阵猛烈攻击，就将敌人打得落荒而逃。经此一战，“马家军”的骑兵队伍就退回了甘肃，从此再也不敢向陕北进犯了。

这一仗，我们一纵队共俘获“马家军”三`四百人，还得到了四`五百匹马和几百条枪，仅我们二团就缴获了一百多支枪和上百匹马。我们团长`政委等团里的主要领导和各营营长都换上了好马。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来表扬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打完这一仗，部队稍事休整，就沿着洛河东岸继续向东南前进。路经保安西部时，看到洛河西岸山上有个寨子，驻有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好几百人。这个寨子就像江西宁都的翠微峰一样，是国民党长期留在陕北根据地的一个据点。由于这个寨子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此陕北红军一直没有把寨子里的敌人消灭掉。我们路经洛河东岸时，纵队部通知我们先不要管它，因此我们也没有去动那个山寨。

部队又继续往前走了五`六天，来到了套洞地区。部队奉命在这里停下来进行休整。这里已经是陕北根据地了，人家也较多，再也不愁没有粮食吃了。在经历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后，我们到这时才更加感受到，只要有了根据地，什么都能有办法。

通过介绍我们得知，在一九三四年，以刘志丹为司令员，谢子长`高岗为红军政委的红二十六军创建了这个陕北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陕北的李家岔会师，刘志丹任前敌总指挥。九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自豫西来到陕西安定与陕北红军会合。不久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据说毛泽东是在哈达铺的邮局找到国民党的一些旧报纸，才从报纸上知道陕北有一大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刘志丹和徐海东也都在那里，这才下决心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来到陕北的。

不过，当时我们在下面的同志并没有见到十五军团的同志，因为他们住在洛川的那一边，相隔还比较远。只是领导同志之间保持着接触。

在套洞地区休整时，上级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我们已经整整走了一年，历经十一个省，没有休息，部队相当疲劳，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好好休整，恢复体力。第二`加紧整训，增强政治`军事素质，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政治觉悟，准备同陕北红十五军共同迎接新战斗，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第三`调查了解陕北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陕北根据地扎下根来，同红十五军团一起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使之成为全国抗日的前进基地。第四`向红十五军团学习，发展和巩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友谊，搞好和他们的关系，协同作战。第五`当时蒋介石正在部署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另外在休整期间，我们还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整编部队。根据军委命令，陕甘支队一纵队和三纵队（即原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为中央红军一军团，原一纵队纵队部和三纵队纵队部的一部分合并为一军团军团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军团下面恢复师的建制，由原来一纵队的一团和三纵队的十三团，加上新组建的三团编为红一师，师长陈庚，政委扬成武，副师长扬得志，参谋长耿彪，政治部主任谭政。原一纵队的二团`四团`五团编为红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副师长李天佑，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原三纵队的十团`十一团和十二团，组建成为红四师，好象师长由陈光兼，政委彭雪枫，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当时的名字还是叫吴文玉，被任命为红二师二团的政委，接替了邓华的工作。团长是李英华，参谋长是胡发坚。邓华被调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后，每个团都有一千多人。如我们二团整编后有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警卫排，其它团的兵力也和我们差不多，有的还更多一点。

在军事训练方面，当时红一军团教育科长陈奇涵和副科长孙毅专门来我们师坐镇帮助。他们在军事训练上很有经验，天天从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一直到军容`风纪等各个方面，对部队进行全面训练。这是我们自离开江西以来，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正规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同时，我们对部队还进行了政治教育。重点是总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经验，使大家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目的是让大家明白，在经历了长征这一重大考验以后，我们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将无所畏惧。

陕北根据地的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积极给我们腾房子，打扫卫生，帮我们烧水`做饭。行军时，他们主动给我们带路，帮我们挑担子，并牵着驴子`推着小车帮我们送东西。伤病员也有了寄托的地方。大家都非常感动。我们队伍一到驻地，地方政府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粮草。只要头天同当地村长联系好，队伍一出发，带路的人和帮助运东西的马`车就都来了，过去我们是一边行军一边开展扩兵工作，现在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动员补充兵源，总而言之，到了陕北后，我们许多事情都可以依靠有关组织和地方政府去搞。我们逐渐同陕北人民真正打成了一片，军民亲如一家。

陕北人民做的这一切，也促使我们更加尊重地方政府，爱护人民群众。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陕北人民的风俗习惯有一些和南方不一样。比如说对商店主人的称呼，在南方我们一般尊称人家为老板或老板娘，但在陕北这样叫就不行，因为这里只有开妓院的人，才称之为老板，对别的买卖人应当尊称为掌柜。再有，我们在南方到了宿营地，就下人家的门板，对人说，借个板子睡睡觉，但在北方这样就不行，一说这话，一些年轻妇女就都跑了，会以为你要对她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呢！还有，陕北窑洞的门上都吊着一个铃，你要进去，就要先拉响这个铃。虽然他们窑洞的门都是敞开的，可如果你不拉响那个铃，不经许可就跑到里面去，人家会不高兴。另外，陕北的窗户纸都是糊在外面的，这个纸不能随便碰破，碰破了他也会不高兴。

另外，陕北地区水源贫乏，没有水井，人们吃的大都是河里的水，他们的窑洞大都建在山沿上，但水在沟里。挑水就要从沿上下到沟里去，或是人挑，或是用驴子驮，这一上一下，要走好几里路，很辛苦。了解到这些风俗习惯之后，我们就及时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对我们好，我们就应当更加爱护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我们就让大家多帮助老百姓挑水，每天都要注意把他们的水缸挑得满满的。

这个时期，部队的政治机关发动广大指战员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宣传党中央`宣传中央红军`宣传长征的胜利`宣传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的意义。部队还经常派人到群众中去检查纪律，征求群众对部队的意见。我们还经常以连为单位与各个村子开联欢会，战士们自己演点小节目，并与群众一起搞活动，做游戏，打篮球。地方的青年学生也不时跑到部队来打篮球。可以说，军民之间真正是鱼水情深，关系十分融洽。

有了根据地，粮食`蔬菜`肉类等都有根据地群众供应，使得部队的生活比长征时好得多。战士们吃得饱`睡得好，晚上睡觉，白天训练，体力逐渐得到了恢复。另外，部队也得到了充实。大家都情绪高涨，朝气蓬勃，信心百倍。

不久，冬季到了。由于部队基本上都是南方人，一开始对北方的冬天睡热炕不大习惯，因为在南方都睡床。不过慢慢地也适应了。长征路上，大家穿得都很单薄，这时候上级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布是陕北当地土制的，里面是羊毛，没有经过硝制处理，一穿毛就跑到外面来了。尽管这样，大家还是感到非常温暖。团以上干部还每人发了一件羊皮大衣，也是毛茸茸的。此外，每人还发了一双鞋子，没有被子的也补发了被子，只是衬衣裤没有解决，因为一时赶制不及。总之，所有一切，都比长征路上好得太多了。

长征结束了。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我们渡过江西的于都河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吴起镇，我们整整走了一年。我们先后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建国后撤销）`甘肃和陕西十一个省。近年来有文章说，红军长征共经过了十二个省，因为在青海也发现了红军经过时所写的标语，但那可能是红四方面军所写的。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们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个同志用原有的曲子填上新词，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实际上是对红一方面军整个长征的总结，因为各个方面军所走的路线不相同，经过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我忘记了那首歌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什么人写的了，但由于它的曲调比较上口，当时流传很广，我们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差不多人人都会唱。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中央红军胜利反攻，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历经险山和恶水，战胜白军与团匪，转战十一省，行程两万五千里，大小五百余仗，溃敌四百一十团。英勇的红色英雄，无坚不摧，终于到达陕北苏区，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胜利向前进！


第四章 战斗在陕甘宁边区

一  直罗镇战斗

我们到达陕北时，中华民族正面临严重的亡国危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正进一步入侵华北。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蒋介石却坚持反共，坚持“攘外心先安内”的方针，拒绝对日作战，说什么“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为此，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然而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加紧部署兵力，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以东北军为主攻，共两个军`五个师，兵分两路。一路是第六十七军王以哲率领的第一一七师，沿洛河经黄陵`洛川向富县北上。另一路则是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亲自率领的，由第一0九师`第一0六师`第一0八师和第一一一师组成。这一路，董英斌以一0九师为前卫，让一0六师`一0八师`一一一师依次跟进，从甘肃庆阳出发，经合水进入陕甘交界的太白镇后，沿葫芦河急速向鄜县（今富县）东进。这两支进攻部队一个由西向东，一个由南向北，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合围在洛河和葫芦河之间的地区。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心在陕西鄜县的直罗镇打一个歼灭战。为打好这一仗，他亲自组织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的战前准备工作。林彪和徐海东等人则多次实地侦察地形，准备战场。他们一起研究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和计划，考虑周到细密，对敌人行动了如指掌，整个战斗计划完善无隙，是我们到陕北后最有组织最有准备的一次战斗。一切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计划进行，打得干脆利落，犹如是一九三0年十二月在江西龙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那样漂亮的一次歼灭战，一切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我们开始进行战前动员。首先，红一军团召开团长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会上讲了话，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对红一军团的战斗任务作了传达和布置。

第一步就是地形侦察。按照分工，我们红一军团主要看的是葫芦河以北的梁上地形，而红十五军团则是在河的南边梁上侦察，军团长林彪率领各师师长及各团团长着重侦察了直罗镇至黑水寺及和尚塬一带的地形情况，把每一个山坡`小河`水沟`树林`村庄都侦察到了，大小道路也搞得一清二楚。林彪一边看地形，一边对部队的行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详细规定了各部队隐蔽`伏击和进攻的出发点，明确了攻击目标。

看完地形,团长李英华回来告诉我，说那里的地形好得很。从黑水寺到直罗镇之间是一条大川，最宽的地方两边相距一至二公里，最窄的地方仅五`六百米。川中有条葫芦河，河水不深，早已结了冰。沿川边修筑有一条公路，公路的两边是黄土高山，山上草多树多，很适宜隐蔽和集结部队。敌人如果沿着这个川的公路行进，就很好打。我们可以在那里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等于是做好了一个口袋让敌人往里钻。

李英华说，林彪和刘亚楼告诉他，陕北游击队已开始在黑水地区假阻击`真诱的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准备派一个主力部队前去,以引诱敌人进入我们预定的合围地区.引诱的办法就是“如果敌人不前进，我们就主动袭击他们，等敌人一靠近，我们就马上退却。这样边打退，一直退到直罗镇为止。这是我们过去经常运用的诱敌深入的策略。

他还告诉我，这次战斗准备两面夹击敌人。我们红一军团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埋伏在葫芦河以北的山上，红十五军团由彭德怀指挥，埋伏在葫芦河以南的山梁上，等敌人进到直罗镇后，我们从南北两面同时发动攻击，把敌人消灭在直罗镇的川中。李英华最后强调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的集体决策，这个战斗计划暂时还不能往下传达，但要准备好打这一仗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对敌情作了侦察。南面的敌人有几个师，北面的敌人有几个师，哪个师在前面，哪个师在后面，各个师的大致装备`战斗力如何等等都摸得清清楚楚。

最后，大家对民情也作了分析，认为这次战场是选在我们根据地的边缘，背靠陕北根据地，我们是民心所向，保密条件也好。而国民党军队来到这里则是完全孤立的，等于是聋子和瞎子。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打好这一仗的有利条件。

总之，直罗镇战斗，从军事训练`后勤安排`形势教育`政治动员`战场准备`地形侦察`敌情研究，一直到部队的行动部署，都事先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是事先组织`准备得最为充分的一次战斗。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即战斗开始的前一天，红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邓华`参谋长钟学高召集各团团长`政委开会，又一次讲了敌情`地形情况之后，传达了军团给二师的主攻任务是从北面的山上向直罗镇发起攻击，二师三个团，包括二团`四团和五团齐头并进，共同攻击，是主攻部队。师里要求各团一定要做到猛打猛杀，犹如猛虎一般扑向羊群，坚决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坚决消灭敌人。

我们负责打的是东北军一0九师，也就是董英斌率领的那一路敌军中最前面的一个师，这个师的师长叫牛元峰。如果我们把这个一0九师消灭了，后面的三个师很可能就不来了。师里要求各团把自己所担负的战斗任务，向自己的部队交待清楚。首先要向共产党员和排以上的干部把这次战斗的任务`胜利的条件等都讲清楚，要大家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务，多抓俘虏多缴枪。现在伤兵有卫生机关收容，粮草有群众支援，军队已无后顾之忧，因此一定要猛打猛杀，坚决拿下直罗镇，彻底消灭第一0九师全部。

从师里开会回来后，我们立刻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议，对师里的指示精神作了传达和布置。晚上，李英华`胡发坚和我三人睡在一起，大家议论`商量第二天怎么出发，怎么行进。

十月十三日凌晨两点钟，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又集合全团队伍进行了一次战前动员，告诉大家当天作战的主要任务和应注意的事项。李英华在前面跟着师部一起前进，以便就近接受任务，而我则带着部队走在师直属队的后面。部队战士穿着都是羊毛棉衣，任何人都不带包袱毯子，轻装前进，战士们走得很快，当我们走了将近五十里路，到达了指定的埋伏地点时，天还没有亮。当时天上正下着小雪，山上一片白雪皑皑，山下川里都是冰。我们静静地待在山头后面的雪地里等待命令。根据命令，不准点火`不准抽烟。军团`师部领导，包括林彪`刘亚楼`萧华和团长李英华都在山上。

就在我招呼好队伍之后，李英华跑回来告诉我：“毛主席也来了，正在上面和林彪`聂荣臻他们在一起。”我惊讶地说：“啊，毛主席也亲自来指挥了！”

李英华告诉我，他是专门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马上还要上山去和林彪`聂荣臻`刘亚楼`萧华他们在一起，等接受完任务后，就回来带队伍。

一听说打仗，大家都很高兴，但陕北的冬天实在是太冷，冻得够呛，时间一长，大家就冻得直打哆嗦。一方面精神上很兴奋，但另一方面冻得实在不行。坐在隐蔽的地点，身上穿着的棉衣好像根本不管用。只想起来活动活动。可一走就会有动静，又不行。最难受的是两只脚，冷得生疼。怎么办？只有自己拿手去搓，有的直接用雪来擦脚，结果越擦越热。后来大家都用雪来擦脚擦手，才总算是保护了我们的手脚没有冻坏。

在待机的过程中，战士们十分着急，都说要打就快打嘛！天太冷了，这样干等着太难受，冲下去算了。我们不断地做工作，要大家耐心等待命令。同时还明确规定：第一`要注意保密，不要大声喧哗；第二`不准点火柴，不准冒火光；第三`每个人都要用自己手巾系在左手上，走路时一个跟着一个，不能掉队。

由于雪下得实在太大了，到后来大家的身上都铺满了白雪，一个个成了雪人。甚至连左手臂上的白毛巾都看不见了，只看见一个黑影子。好在当时大家都很年轻，加上士气旺盛，所以这些困难也都让我们克服了。

总算等到天放亮，部队终于开始向半山腰运动，在那里潜伏下来。天亮以后，东北军一0九师的大部队就慢慢地过来了。担任诱敌任务的游击队噼哩叭啦地这里打几枪，那里打几枪，一步一步地诱敌前进。当敌人被引到直罗镇及其附近地区时，指挥部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

战斗打响后，我们立刻从潜伏的半山腰往下出击。敌人这时才知中计，看见我们从山上冲下来，拼命向我们反击，炮弹`手榴弹纷纷袭来，在我们头上乱飞。部队还没有完全展开，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李英华的头部，他当场牺牲。我立刻把李英华牺牲的消息报告给了刘亚楼，他听后命令我：“现在二团就归你指挥。”他叫我带着二团从师部的左边打下去。我立即带着一连`三连`四连三个连，并肩直插直罗镇，并交待其他两个连和重机枪连迅速跟进。结果四团`五团比我们的动作还快，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前面。当时，遍地都是枪炮声，四面八方一片火海，我在前面指挥部队前进，枪弹把我的棉衣打了十几个洞，万幸的是，我居然没有负伤。

不一会儿，部队就攻进了直罗镇。这个时候，部队分散开来，只能靠各连自己发展了。我交给各连连长的任务是，哪里有敌人，哪里有枪响，就往哪里攻。就在这时，林彪派通讯员把我找了回去，通知我说：“你们的团长牺牲了，现在派梁兴初到你们那里去当团长，和你一起指挥队伍。”他当即叫来了梁兴初，让我和梁兴初一起返回战场，指挥二团的战斗。梁兴初打三岔镇时负的伤还没有完全好，这时候那只手还用纱布吊在脖子上。

直罗镇的敌人被我们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四面包围，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左冲不灵右冲更难。四边枪火猛烈，打得他们忽而东奔`忽而西逃。到上午九点来钟，我们发现有一`两千敌人想向北突围，想从我们二团阵地的侧面突围。这里恰恰就是红一军团指挥部的所在地，如果让敌人冲过去，就会直接冲到林彪`聂荣臻的指挥阵地上。

发现敌人的这个突围企图后，林彪把我和梁兴初叫回去，问我们还有几个连。我说手头还有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林彪说：“那好，以你们二团为主，从我们这个指挥阵地的右侧打下去，要快，马上行动，把这两千人解决掉。如果人不够，四团胡炳云的这个连还在这里，要他们从左侧打下去。这个连统一由你们二团指挥。”接着，他要我们把轻`重机枪全部架起来，听军团部的号令，我们也直接归他指挥，叫我们冲就冲。

结果军团部一吹号，二团的两个连加一个重机枪连，再加四团的一个连一齐开火`冲锋，一下子就把这两千人全部消灭了。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在林彪指挥下进行的战斗。

消灭了这批企图突围的敌人之后不久，围歼东北军一0九师的战斗也结束了。这时天已放晴，太阳出来，照得身上也比较暖和起来。这次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大概只用了个把小时。

我们在直罗镇打的这一仗，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0九师，缴获的骡马成群，枪炮成堆，还有很多其它武器`辎重。仅我们二团就俘获了四百多人，缴获了二十多挺机枪`四门迫击炮`一百多匹马和数十辆大车。直罗镇战斗是我们到达陕北后第第一个大胜仗。

战斗结束后，梁兴初和我先到军团部，去向林彪`聂荣臻作了汇报。之后，我们集合好全团队伍，列队向原先的驻地走去。所抓的四百多俘虏，则由政治处的人带着一个连专门负责押送。

走到后面高山上，我们又看见了林彪`聂荣臻。在他们的身边，还站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到二团的队伍来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聂荣臻都给我们鼓掌。我和团长梁兴初`参谋长胡发坚向他们敬了个礼。林彪说：“已向主席报告了，你们打得很好。”

因为部队正在行进，没有时间多说，毛泽东只说：“祝贺你们！”周恩来也说：“你们立功了！”说完，毛泽东`周恩来又对我们微笑致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只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

下午走了四`五十里路，我们回到了原驻地。到这时，我们差不多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了。可等饭弄好了，我和团里的几个人又都吃不下去，因为团长李英华牺牲了，大家的心里都感到很难过，我也没有吃晚饭，见我们这样，梁兴初就劝慰大家，说：“饭还是要吃的呀！”可我还是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

梁兴初是光杆一人来到二团的，什么人也没有带，连个警卫员也没有。我就给他选派了个警卫员，负责照顾他的生活。

当晚，我们刚准备睡觉，突然刘亚楼`肖华又来了命令，要我们继续去追击敌人，出发时间规定为次日凌晨一点。我们当即通知各连赶紧吃饭睡觉，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准备再出发。

那天整天都在下雪，部队出发时雪下得更大。我们一边走，天上一边下雪，路上很不好走。好在大家都是轻装，全部行装都留在驻地，随身只带了枪和子弹。我们一直往黑水寺追击，四团`五团在前面，我们二团在师部后面跟进。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追到太白，包围了东北军一0六师的一个团。不久战斗打响，刘亚楼命令二团从正面攻击，梁兴初和我即率领全团向敌人猛攻。很快，我们就在大雪中消灭了东北军的这个团。我们二团又俘获了几百人，缴了几百条枪。

这时，前来参加“围剿”的敌人全线崩溃，向庆阳退却。毛泽东和军团部命令我们停止追击，回到原地，总结战斗经验。与此同时，派人去打扫战场，搜集枪支弹药，并掩埋尸体。

整个直罗镇战斗，我们一共打了两仗。头一天，敌一0九师全部被消灭，师长牛元峰被活捉，第二天追击，又消灭敌一0六师的一个团。

部队回来后，清查我方的伤亡，得知两次战斗我们二团伤一百三十多人`亡八十多人，共伤亡二百多人。最大的损失还是团长李英华光荣牺牲了。我们全团一起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大家哭着向李英华默哀五分钟。追悼会上，我和胡发坚讲了话，对李英华的牺牲表示沉痛哀悼。

为祝贺直罗镇战斗的胜利，我们召开了庆祝会。庆祝会上老百姓送来了很多的猪和羊，于是大家又一起会餐庆祝胜利。后勤供给部门忙着给各个连队补充弹药`补充服装鞋袜，各单位也在忙着总结战斗经验，写“战斗详报”。

我们还补充了不少的俘虏兵。这些俘虏兵大多是东北人，都比较年轻，多在二十岁左右。日军侵占东北后，他们失去了家乡，从关外流亡到关内，因此对日本侵略军十分痛恨。对他们一宣传抗日，绝大多数人就自愿参加了红军。也有些军官混在士兵之中，我们清查出来后就把他们往上送。

经过这次补充人员`装备和给养，我们的队伍更加充实了，装备也改换了。如我们二团原来只有近千人，这一补充，一下子就扩大了一千四`五百人，各个连大多都补充到了一百三十多人。

总之，直罗镇一战，是我们到陕北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斗，干脆彻底地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歼灭战。在总结直罗镇战斗经验时，师政委萧华向我们传达了军团部总结的四条胜利原因：一是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指挥；二是有根据地政府和人民支援；三是两个红军军团紧密团结，一致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四是战场准备充分。

关于直罗镇战斗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总结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北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

打完直罗镇这一仗以后，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再也没有向我们发动过进攻。

二  秋林镇整训

直罗镇战斗后，部队就着手准备东渡黄河，经山西奔赴抗日前线。而在诸多的准备工作里面，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进行部队的军整训。

直罗镇战斗后，部队稍事休整，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经过五天的正常行军，转到了宜川县秋林镇以北数十里的地方驻扎。二团一共住了八`九个小村子，团部和重机枪连及其直属单位一起，住在一个塬上的一排窑洞里。在这里，我们开始整训，并在这里过了一九三六年的元旦和春节。

这里是陕北苏区的边远地区，人民群众都心向我们，地方上的乡长`村长也都是我们自己人。到了那里以后，乡亲们听我们说话都是南方口音，就问我们是不是中央红军。我们说，我们是“朱毛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了一年，才到了这里。最近和陕北红军一起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国民党一0九师和一0六师的一个团，还把一0九师的师长抓获了。乡亲们一听，非常高兴，热烈欢迎我们，为我们腾房子，打扫院子，整理窑洞，有的甚至邀我们同睡一铺炕，对我们非常热情。

部队刚到秋林镇时，天正下着雪，路上的积雪很多。乡亲们就为我们扫开了积雪覆盖的路，然后由乡长`村长带头，用小车把粮食`柴草给我们送到驻地，塬上没有水井，群众就用驴子到深沟河里给我驮来了水。

部队住下来之后，干部`战士也积极帮助群众开路`修路`修窑洞，帮助群众挑水`打扫场地`干家务。在上山为自己打柴的同时，也帮助房东打来烧柴。就这样，我们的干部`战士很快就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军民亲如一家人，彼此毫无隔阂。那年春节时，我们还请老百姓来一起会餐，一起开个联欢会，由部队战士自己组织小节目演出，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一起过大年。

我们当时用的钱，都是从军团供给部和师供给处领来的，是根据地边区政府出的票子，这种票子是用布而不是纸印成的。那时的东西很便宜，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二只鸡，三`四斤猪肉。

陕北的老百姓一般不大吃鱼，都喜欢吃羊肉，而且吃鸡不吃鸡头，也不吃鸡肚子里的东西。老百姓养猪不多，猪肉很少，我们则不同，部队里有很多人不喜欢吃羊肉，于是我们就号召部队吃羊肉，老百姓就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吃。按照他们的办法，做出来的羊肉果然好吃多了。那时猪肉很少，一般都是只有过年时才吃几顿猪肉。每当会餐，我们每个班都是一大脸盆猪肉，一大脸盆羊肉，再加上豆腐`土豆等蔬菜，每次大家都吃得很快活。

在秋林镇驻扎的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部队整训。当时，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传达`学习`宣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精神。瓦窑堡会议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合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陕西西安定县的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急性病，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后，继续侵占冀东`侵占热河`侵占察哈尔`并进一步妄想吞并全中国的狼子野心。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目前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空前紧急关头，一定要把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还在军事上部署，我们要打通北上抗日的道路，巩固`扩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报告的精神，首先是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传达教育的。红二师是由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邓华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大会，由他们三人分别传达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开了两天，然后各团回到自己的驻地，各自组织学习了一个多月，用会议`上课`讨论等各种方式，向全体干部`战士进行传达`普遍深入地学习`教育和宣传。

第二`进行政治形势教育。一九三五年冬，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一二九运动”，震撼了全国。在“一二九运动”的鼓舞下，国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教授`学生`工人`农民都希望建立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他们纷纷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坚持内战`不抵抗和向日本投降的政策。他们还提出了“一切爱国同胞`爱国军人`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广大海外侨胞也纷纷热烈响应，从而形成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我们把当时的这一政治形势，在部队中进行了普遍的教育。经过教育，部队团结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阶级觉悟`民族觉悟有所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的重点是学习投手榴弹`谢击`刺杀和挖工事四大技术，同时进行战术训练。在陕北这个地方，

训练场地有的是。广大干部`战士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个个精神抖擞，人人不怕冷`不怕苦，充分表现了革命战士的大无畏精神。

第四`进行纪律`政策的教育。教育的内容包括整顿军容风纪，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进行爱护陕北根据地及爱护陕北人民人力`物力`财力的教育。

第五`熟悉北方地区地形。熟悉北方陕西`山西`甘肃等省的地形，熟悉深沟高塬的特点，以便于行军作战。北方地形都差不多，都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一个个深沟和高塬。熟悉这些深沟和高塬的特点，对我们在战术上很好地利用这些地形，充分发挥各种火力，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的不抵抗主义，宣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宣传建设好陕甘宁边区这个全国抗日前进基地的重要意义，宣传扩大红军，建设好民兵`少先队`赤卫队，健全妇救会`抗日救国会等各种群众组织的重要性。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训，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而且使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为部队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  东渡黄河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师里召集各团的团长`政委开会，刘亚楼`萧华`邓华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红军准备进军山西，东渡黄河，依靠陕甘宁根据地，打通北上抗日的路线，然后再进一步开向冀东，开向热河`察哈尔，直接对日作战。当时军委认为，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如果成功，我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且红二`红四方面军也极有可能北上与我们会合。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部队东征，并有信心取得胜利。

刘亚楼等人在会上还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山西的一些情况。山西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薄弱部分，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阀阎锡山所控制。一九三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一直很深。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不准蒋介石的中央军进驻山西。为了防备外省力量进入山西，他甚至将山西全省的铁路采用窄轨制，使外省的火车进入不了山西。

但阎锡山是一个坚决反共分子，本人又同日本有勾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就开始命令自己的部队，在沿着黄河东岸的二十多个县构筑碉堡工事，并调派部队前去驻守，形成了一道沿黄河构建的封锁线，试图阻挡红军东渡黄河，向山西前进。另外，为了对付共产党和欺骗`控制群众，阎锡山在山西搞了一个叫“公道团”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乡长`村长都是乡`村公道团的团长，团员则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贫苦民众很少参加这个组织。他还在山西实行所谓的“土地村公有”制度，土地名义上是归村里集体所有，可实际上所有的土地仍然是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另外，为了拉拢人心和欺骗群众，阎锡山还在山西成立了一个叫作“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组织，以显示自己支持抗日。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牺盟会”为薄一波等人所改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救亡团体。

此外，山西比陕西要富裕，在山西筹粮`筹款`筹物资，可以较好地改善部队的供给。同时，山西的人口比较稠密，也便于我们开展扩军工作。另外，阎锡山的部队装备很好，只要我们打了胜仗，还可以改善我们的武器装备。

师里要求我们到了山西后，要很好地贯彻执行军委东渡黄河作战的战略意图，充分发动群众，揭露阎锡山的欺骗手腕，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扩大红军`壮大抗日救国武装。会议结束之后，我和梁兴初回到团里，将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向部队一一作了详尽的传达。

不久，师里又向我们团以上干部传达了东渡黄河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军事部署，说中央决定：除留原陕北红军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联合组成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扬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左路纵队，两军团分别从陕北东渡黄河，挺进山西。

一九三六年一`二月份是中央红军到达北方后所过的第一个冬天，陕北天气很冷，遍地是雪。但三六年的春天比较暖和。为进军山西，军团长林彪先召集红一军团的师长`团长等军事干部，分别组成若干个小组，与侦察科长及参谋们一起，穿上白羊皮袄，化装成老百姓，沿着黄河侦察敌情`河情和渡口情况。我们这些政治干部则留在家里主持工作。

在陕北，黄河每年冬天都冻成坚冰，一直到次年的早春，老百姓都可以在上面往返行走。可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初春，由于天气暖和，河面有的地方没有冻实，有的地方结了冰又裂开了。原先想从冰上过河，这样比较方便，但现在就不行了，于是就赶紧准备第二套方案：准备般只，选择多处渡口，准备强渡。

梁兴初`刘亚楼跟着林彪沿河侦察，整整搞了两个星期。从黄河两岸的沟口开始到吴堡县境的所有河边都看过了。一路上，他们都住在老百姓家，和老百姓一起吃小米饭`窝窝头，喝面条汤，每天他们都化装成陕北农民，身穿便衣棉袄裤，头扎白布手巾，肩上扛个筐子，手里拿个小锄，完全是一副陕北农民的模样，从各方面观察敌人。有时候，他们还在晚上偷偷摸过河去，侦察对岸敌人的据点和火力配备，画上图形，再回到河这边来。

梁兴初完成沿河侦察任务后回来告诉我，这次侦察地形，是由林彪`左权`刘亚楼等亲自率领的。林彪见到他时，还问他伤好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完全好。林彪对他说：“那你就一边工作，一边养伤吧。”梁兴初在三岔镇负伤后，到这时不过才四个多月，吊在脖子上的绷带虽然拿走了，但实际上伤口并没有完全愈合。

梁兴初接着告诉我，这次侦察跑了七`八十里路，到过延长`延川`吴堡三个县，发现了阎锡山兵力部署的弱点。他的兵力并不太多，却把所有的道路都堵上了，这就造成了他的兵力过于分散。他还告诉我，林彪已决定二师的强渡点在陕北的沟口镇。沟口镇的对岸是山西的三交镇，有阎锡山的一个团驻守。这个团大约一千多人，因打仗不多，战斗力不强，既没有什么战斗经验，士气也不高，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士兵穿着大衣，背着枪在那里睡大觉。不过，他们所修筑的工事相当坚固，还有几个很高的碉堡，上面设有了望哨。白天，可以看到不断地有敌人的部队在河边游动，而且对过往行人都要搜身检查。但我们这边的河岸高，所以我们的机枪炮火完全可以掩护部队强渡黄河，攻占三交镇。另外，沿河战线很宽，山西`陕西以黄河为分界的交界处极长，他们防不胜防，也搞不清楚我们究竟准备从哪里渡河，所以强渡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到了二月下旬，黄河水开始解冻，冰面开始出现裂缝，河水上涌。至此，部队从冰上过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看到这种情况，河对岸的阎锡山部队思想上开始松懈。这是一个有力时机，一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始强渡黄河，并指定二师四团`五团两个团为先头部队。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按照军团决定，命令五团为主攻部队，先行渡河，四团跟进，我们二团为师预备队，随时听命渡河执行任务。

接到命令之后，我们立即向全团进行政治动员，说明东征山西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并强调保守军事秘密的重要性，要求全体干部`战士熟悉地形，记住一切作战通讯联络符号，同时分配渡河船只，计划安排每只渡船上的人数等，另外，积极准备民夫`担架`粮食和鞋袜等。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从二月十八日开始，我们开始向北行进。第一天正常行进，白天行军，晚上宿营。第二天改为晚上行进，白天宿营，而且不准部队随意行动，基本上不到村庄外走动。到第二天半夜时分，部队来到河沟里集结待命，就地宿营，不再进入村庄。

二月二十二日夜里，部队接到军团命令，于次日凌晨开始强渡黄河。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当黄河西岸边我们的炮火布置就绪后，五团团长孙振山带领部队开始上船强渡，曾国华率领二十四名突击队员冲在最前面。对岸的敌人一发现我们开始渡河，就猛烈开火。但很快，我们的炮火就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了下去。

那天，梁兴初照例跟随师指挥部行动，随时准备接受刘亚楼`萧华的命令，我带领队伍在原地待命。到早晨天快亮的时候，我听到一片枪炮声，知道战斗已经开始了。半小时以后，梁兴初骑着马跑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四团`五团已攻入三交镇，敌人的高碉堡已经被占领，很快就要解决战斗，师里要我们立即渡河，准备追击敌人，打敌人的增援部队，切断敌人的退路。

天刚亮，我们全团按原定计划分批上船，顺利渡过河去。这时，我军已全部突破了敌军黄河东岸防线，控制了辛点至三交镇的各个渡口，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在东岸已建立起了坚固阵地。

阎锡山的独立第二旅正全线撤退，拼命向后跑，因此二团上岸后没有集结，就沿着敌人的退路追击前进。师里命令我们要马不停蹄地向关上镇疾进，截断关上镇敌人的退路。四团`五团紧跟在我们后面，也直指关上镇。

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二师会合一师在关上镇截住了独立第二旅旅部`第四团全部和一个炮兵连。敌人的这个团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人，加上旅部和炮兵连，共有两千多人。该独立旅的的旅长外号叫“满天飞”，据说是阎锡山的一员战将。消灭关上被围敌人的任务，军团交由一师和二师的四团`五团负责。交给我们二团的任务，是切断关上镇敌人的退路，不让他们跑掉，同时负责堵截从大麦郊和兑九峪向关上增援的敌军。

我们过河后就沿着三交镇绕道前进。那一天，天上下着小雪，北风刮得“呼呼”直响，连路都看不清楚。我们由一个向导带领，非常隐蔽地崇山峻岭中的小道上一路前奔，一直前进到关上以东十五里路的一个地方才停下来。接着，开始修筑工事，准备堵截敌军。那天晚上，我们一边修筑工事，一边听着关上方向的枪声响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关上方向的枪声停了下来，我想可能是那边已经解决了战斗。这时，我们的工事也基本做好，部队也全部展开了。

下午三点多，阎锡山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我们一开火，敌人马上就停止了前进，大概他们已发现关上的敌人已被消灭。梁兴初和我立即下令部队主动出击，一下包围了敌人的三个连。没想到我们这一进攻，敌人很快就丢下被围的三个连，往回逃跑了。四点多钟，我们全部消灭了被包围的三个连敌人，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我们俘虏了敌人两百多，还缴了两百多条枪，九挺轻机枪和几门炮。

战斗结束后，师部命令我们继续追击，向大麦郊`兑九峪前进。于是，我们又尾随着撤退的敌人，向前疾进追击，扩大战果。沿途三个五个，哩哩啦啦地又抓来了六`七十个掉队落伍的敌人。就这样，部队一路追击前进，追到半夜，大家又累又饿，实在是跑不动了，这才找了个村子休息一下。前面放出了一个连哨，警戒敌人。部队就地休息做饭，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就又开始继续追击，一直追击到大麦郊附近才停止。这时，一师`二师的部队都上来了，军团部也来了。我们二团的负担减轻了，阻止敌人`追击敌人的任务完成了。

东渡黄河后的第一仗，一师和二师四团`五团消灭了关上敌人一个团，我们二团在追击途中也消灭了敌人一个营。初战告捷，我们取得了东渡黄河后的第一次胜利。

四`兑九峪战斗

关上战斗后，我们不分昼夜地向前挺进，乘胜扩大战果，扩大占领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惊恐万状。他一面请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集中起来，编组成四个纵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开始，分路向我进行反击，企图把红军赶出山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继续打开局面，就必须粉碎阎锡山部队反扑。于是，抗日先锋军的领导决心集中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力，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附近，同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一场大决战。

这时，我们已前进到了吕梁山区。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山西，天气多阴雨。山上更是风雪交加，给我们行军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三月十日凌晨，我们奉命从大麦郊出动，向兑九峪的敌人发起攻击。天刚亮，我们就同敌人接触上了。战斗一打响，我们便按照既定的部署，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打垮了敌人的两个纵队。在追击中，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俘虏了两千人左右。但后面增援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增强，我们伤亡很大，逐渐变成了同敌人对峙的局面。

兑九峪战斗一打响，我们二师的三个团就全部投入了战斗。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等，都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战斗开始不久，萧华的左腿就负了伤，警卫员把他背到一个洼地里，然后用担架抬下了火线。连师政治委员都负了伤，可以想见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这时，一军团二师和四师的部队仍继续开展进攻。到了下午，我们二团攻到了兑九峪左边的山脚下，当时天已黄昏了，队伍集结在山脚下，我们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也打不到我们。这时，我们接到团里的命令，要我们立即撤退。

看着近在山上的敌人，我们不愿就这么撤走，于是梁兴初和我决定，先派人侦察一下敌情和地形，搞清山上敌人的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经过侦察，发现山上的敌人只有一个营，大约三百多人，工事也不强。梁兴初就同我商量，看来这股敌人发消灭，是一是“抓一把”再走，我表示同意，说“就这样干！”

于是，我和梁兴初集合部队讲话，说明了我们的意图和要求，要求全团同志猛打猛冲，同敌人拼刺刀。之后，我们组织了四个连，其中两个连由参谋长胡发坚带领，两个连由梁兴初和我带着，分左右两路，趁着天黑山上敌人看不见，一下子猛摸上去。在重机枪的掩护下，集中兵力，用刺刀`手榴弹向敌人冲锋刺杀，一下子就把敌人给压住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攻进敌碉堡内，把一个营的敌人都给“吃”掉了。我们把俘虏赶下山来，把他们的枪栓下了，还要他们背着。“抓了一把”以后，部队迅速下山，向后撤退。这一仗我们的伤亡也不小。我们上山参战的四个连，属二连的伤亡最大。上山时，八`九十个人几乎全部打光了，只剩下了十几个战士和几个没有上战场的伙夫，连里的干部则全都牺牲了。我们尽快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把伤员抬上，趁着黑夜，拼命往后撤。不久，我们遇到刘亚楼派来的参谋，叫我们撤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去。这时师部已经走了，四团`五团也走了，只剩下我们在后面。

当晚，我们全团回到了大麦郊附近。我和梁兴初来到师部，向刘亚楼`邓华`钟学高作了汇报，讲了打这一仗的情况，我们受到了师部的表扬，都说我们这一仗主动出击打得很好。刘亚楼还表扬说：“你们机动果断，取得胜利，很好。”

我和梁兴初说，看到这个机会很好，就想捞一把，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很大。听了我们的话，刘亚楼就说，师里会把这个情况报告军团部，请求给我们补充新兵。接着，他给我们介绍说，那天阎锡山出动的不是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由于我军刚刚过河，还没有站稳脚，加上地形不利，没有群众援助，要一口“吃”掉十几个团很困难，因此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改变进攻方向。

汇报完毕后，师部招待我们吃了顿红烧肉。吃完饭回到团里，我们马上召开干部会议，告诉大家，部队准备在大麦郊附近休息几天，补充部队，恢复建制，换装，补充弹药，补充鞋袜衣服等。休息两天之后，再继续前进执行新的任务。我们要求各连整理好自己的队伍，准备欢迎新兵入伍，并做好新兵的训练教育和团结工作，同时开始清理缴获的武器。这次战斗共缴获了二百多支“三八式”步枪和十二挺机枪。这些武器准备全部补给二团的新兵。

第二天，军团部很快就给我们补充来了四百多人，都是跟随主力部队前往山西参战的陕北青年，我们重新组建了二连，从别的连抽调了斑排长`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其他的新兵就分别补充给一连`三连`四连和五连。为欢迎新战士，团里专门召开子一个欢迎大会，给他们发了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和手榴弹，新战士的情绪都很高。这样，二团又充实起来了。

兑九峪战斗是我们进入山西后打的第二个胜仗，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连同上一次在关上镇的胜利，这两次胜利，巩固了我们在山西作战的前进阵地，使阎锡山逼迫红军退向黄河西岸的企图落了空。

兑九峪战斗后，为扩大战果，扩大我们在山西的占领区，抗日先锋军领导决定，整个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分别北上和南下，各自独立作战。十五军团为左路军，由大麦郊向东北方向的汾阳`太原前进，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相机占领晋南地区。晋南是汾河流域的主要粮产区，河两岸都是大块的平原，山很少，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

按照命令，我们二师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早晨由大麦郊出发。二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师部跟随二团前进，四团`五团依次在后跟进。这一天，我们前进的目标是霍县的南关村。南关村是同蒲路上的一个水火车站，军团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占领这个车站。

这天晚上，我们在离南关村大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宿营，住下以后，派人前去侦察，结果发现南关村驻有敌人的一个骑兵连，加上其它一些地方队伍，一共约二百来人。我们报告师部后，刘亚楼当即决定，要二团去占领南关，消灭南关的敌人。

第二天，我们早上七点多钟出发，十一点钟到达南关。经过观察，发现南关村两面都是高，一条汾河淌在中间，白雪皑皑的河面上结着冰。按照师部的命令，梁兴初和我商量后决定，首先带领一部分队伍占领西面的高山，同时要参谋长和当时新派到二团的总支书记，带领两个连从左翼绕过汾河，越过铁路，爬到南关村东面的山上，占领制高点，然后两面夹击，把敌人压在沟里，消灭在车站中。

结果这个策略完全成功。待东面山上打响了战斗，西面山上也向下开始攻击。两边一打，敌人马上就慌乱成一团，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的那个骑兵连全部缴械。这一仗，我们缴获了七十多匹马`一百多条枪，俘虏了包括当地官员及车站工作人员在内的一`二百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车站仓库里缴获了一大批物资。

战斗结束后，我们很快把战斗经过和战果报告了师部，并把缴获的物资派人送给了师供给部。马和骡子也全部上缴给了师部，因为我们团没有骑兵连，要之无用，我们只留下了一部分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后清查部队人数时，我们突然发现新来的总支书记牺牲了！经过了解，才知道他是在随三连冲锋时牺牲的。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当时很年轻，才二十多岁，打仗很勇敢。他是在我们要打仗的当天，才由师政治部派到我们团里来的，结果刚来到团里就牺牲了，真是可惜！

这次战斗，部队的伤亡并不大，但是牺牲了一个总支书记，令我们大家都很难过。那天，全团集合为新到的总之书记牺牲默哀三分钟，以示追悼。

那天，在战斗快结束时，从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我们从江西出发，到这里为止，还从来都没有见过火车，结果它轰隆轰隆地开了过来，就一心想把它打下来。报告给刘亚楼后，他要我们先不要惊动火车，把队伍埋伏在山上，待它进到附近时再开枪。没想到火车上的人发现南关村有枪声，很快就向后倒退回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列货车，是开往太原去的。虽然这次没有打成火车，但战士们看到了铁路，看到了火车，也得出了火车不可怕的概念。

占领南关村后，师部命令二团休息一天，改调五团为前卫，四团为本队，二团改为后卫。这样，刚刚走了两天，我们就从师的前卫变成了后卫。我们继续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越往南走，汾河流域就越开阔。我们南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地攻击前进。五团沿同蒲路一直南下，攻占了新绛`侯马`曲沃等县，二团和四团则包围 临汾城，并以临汾为中心，在临汾以西和以东地区开展工作。四团在临汾西南襄陵`古城`汾城等煤矿区的几十万工人中开展工作，我们二团即在临汾以东，包括翼城`浮山`大阳镇`北王村一带开展工作。师部驻在临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临汾城被我们四面包围着，城里的敌人不多，不敢出来骚扰，我们也没有去动他。我们的队伍适当地分散了，休整了下来。

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扩大占领区，筹集资财，扩充部队，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揭露阎锡山的罪恶，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委和游击队。这些任务交由部队来承担。这样，部队由打仗转入地方工作，大家都感到负担很重。

要很好地完成任务，首先就要充分做好群众工作。我们首先进行调查，了解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恶行。然后，组成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一村一镇地去向群众进行宣传，揭露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的真实目的，揭露他同蒋介石又勾结又矛盾，在山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政策，是意在消灭共产党，让日本人占领全中国，同时，我们还特别告诉广大群众，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和所谓的“公道团”，都是为地方豪绅服务的，是欺骗人民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削穷苦人民的种种手段，我们还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东渡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传取消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合理要求。经过广泛宣传，加上红军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爱护群众，和我们打土豪`分粮食救济穷人等实际行动，使群众对我们越来越了解，广大贫苦群众也越来越热爱和支持红军。很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群众就同红军亲如一家人了。当时，我们占领的广大地区治安情况良好，群众昼夜往来无阻，连小偷都见不到一个。阎锡山的队伍和地方民团组织的政权都被摧垮了，但表面上保甲长还在维持秩序。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我们找到了一些地下党员，帮助他们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同时，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外出活动，一面宣传，一面就进行扩兵。当时，刘亚楼`邓华对扩兵工作抓得很紧，几乎天天打电话催报数字。一天，四团在襄陵煤矿一下子扩了二百多，邓华马上把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并号召我们三个团展开竞赛。可我们这边没有襄陵那样的大煤矿，怎么办哪！经过努力，我们二团也扩大了六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上过中学或小学的，我们还扩来了一个山西大学的毕业生，以后送到师政治部当了民运干事。可以说，我们在山西扩兵很有成绩。据统计，东渡黄河以后，一军团扩充了八千名新战士。

再就是筹款`筹物资。办法还和以往一样，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罚款，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粮食和盐等物资。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准备给战士做单衣。没收的粮食，除留下部队吃的以外，其余都分给当地贫苦群众。

我们在晋南地区共分散活动了将近二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在晋南乃至整个山西地区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还发展了队伍，增加了资财。

在我们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们一军团还帮助山西的地下党组织起一支有七百多人的游击队，并派萧望东任这支游击队的支队长，张国绘任政治委员。不过，在红军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后，他们终因敌众我寡，加之没有根据地，最后没能在山西站住脚，半年后由萧望东和张国华带着一批游击队的骨干回到了陕北。

五  回师陕北

在我军主力分兵南下`北上以后，阎锡山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同时加紧集结部队，准备对红军发动反攻。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陈诚到山西担任总指挥，四月中旬，他又派遣十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入山西增援。其中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入山西，另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与此同时，阎锡山调集了五个师又两个旅，由晋中南赶来，企图首先夺取由红军控制的各个部门，封锁黄河，堵住我们的退路，然后分别围歼我左`右路军于黄河以东地区。为配合这一行动，蒋介石还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出动，袭击我军后方。这样，我们留在陕北的部队，兵力显得过于单薄，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与优势敌人进行决战，红军回师，逐步收拢兵力，西渡黄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蒋介石“围剿”陕北根据地的计划。

四月下旬，我们二团奉命经临汾`蒲县`午城`大宁往西北转移，逐步向十五军团靠拢。这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晋南，而且占领了大宁县城，正向午城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正当我们向西北转移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五团同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的队伍遭遇，双方随即对峙起来了。我们二团`四团和师部迅速绕过午城，到了午城以西。这时军团部给二师下的命令是，要坚决把关麟征的队伍堵住，不让它再往前进，限期是一个星期，以掩护整个一军团以至整个抗日先锋支队安全西渡黄河。

开始三天，是五团在那里抗击敌人，我们在后面待命。山西的地形很特殊。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沟壑。像陕北一样，山西的高地也叫塬，这种塬大都是四边陡峭`下有深沟`顶上平坦，塬与塬之间只有很窄的一块地方相联，名曰“腰险”，是个要隘，只要守住了这块地方，敌人就过不来，要想翻沟上塬也很困难。因此一开始五团守得还算顺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国民党军从远处绕到午城后面的师部附近，袭击了五团，五团死伤了好几百人，团政委林龙发负了重伤，师参谋长钟学高也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师部决定把五团撤下来，要我们二团顶上，去接替五团的防务，堵截关麟征的部队。

二团上去后，利用各个塬口的“腰险”，构筑坚固工事，顽强抗击了三天，使敌人没能前进一步。到了第七天晚上，师部突然接到命令，要二师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敌人引向西南。因为在我们的西北是永和县，而永和县就是我们预定的渡河地点。因此要我们二师诱使敌人向西南走，让他们离我们的渡口远一点。接到军团命令时，正好是我们二团紧靠着敌人，于是师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团。

接获命令，我们当即与敌脱离接触，回头快速向吉县前进。天快亮的时分，部队就来到离吉县十几里路的地方，看到山坡上有敌人的一个连在放连哨，于是断定吉县驻有敌人的部队。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师部。这时师长刘亚楼的羊癫疯发作了，神志不清，什么事都不知道，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政委又负了伤，师里只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邓华和接替钟学高参谋长职务的熊伯涛。邓`熊二人命令二团在吉县附近坚守，掩护全师向西转移，师部和四团`五团先走，我们在后面作后卫掩护。

当时，梁兴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敌人只有百把人，而且离我们不到一里路，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连搞掉。经过商量，我们当即下达命令，要一连和三连很快出动，消灭山坡上的敌人。这两个连摸上去以后，很快就把敌人包围了起来，只二十来分钟，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把这个连全部捞来了。天亮以后，我们全团迅速撤退，吉县的守敌没有敢追。就这样，我们在山西打完了最后一个小胜仗。

回到师部，我和梁兴初把作战情况报告了邓华，这时刘亚楼的病也已痊愈，恢复了神志。他们表扬二团作战主动积极，认为我们在这次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批示我们要缓慢地向永和前进。

五月五日，当我们到达永和时，刘亚楼已在那里等待我们。他告诉我们，四团正在渡河，要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饭立即渡河，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刚刚渡过河去。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一直跟随我们一军团行动的。我们当时非常惋惜，因为到得迟了那么一点，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饭，我们开始紧跟着四团渡河。渡船很大，一条船可以坐七`八十个人，来回十多次，我们全团就都过了河。我和梁兴初是最后跟随三连一起过的河。

至此，我们的东征行动彻底结束。这次东征，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强渡黄河开始，到五月五日重新渡过黄河回到陕北止，共历时七十五天。

部队回到陕北后，经过几天行军，来到清涧县住下来，开始进行整训。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东征红军部队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七`八十人，我和梁兴初也参加了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

大相寺是当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前面有两个门，两面有围子，后面是个戏台，台下有几棵老柏树，我们的会场就在这个戏台子前。戏台子上是主席台，中央军委领导`两个军团的领导和各师的师长`政委坐在戏台子上，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坐镇主持，我们团的干部则在戏台子下面，什么也没有，每人捡一块石头当凳子，坐在老柏树下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阶段是总结东渡黄河的胜利经验，毛主席和军团领导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东征山西意义很大，不仅打开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互勾结的阴谋，打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而且歼灭了阎锡山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在历时七十五天的作战中，共消灭敌人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另外，通过组织渡河作战，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军共扩充新兵约八千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并在山西的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会议的后一阶段，就反开了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毛主席在会上点了一军团的名，说一军团到达陕北后，就同十五军团的团结存在问题，第一是骄傲，两个军团会合后，十五军团就组织干部到一军团参观学习，而一军团就没有这样做；第二，一军团只顾自己，不顾友邻，对兄弟部队帮助很少，不愿意调出干部去支援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地方部队，这是严重的错误；第三，一军团的部队不礼貌`不谦虚，并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本位主义”的危害性，指出它会破坏红军和整个党的团结，影响同友邻部队的关系，结果会孤立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后果。他最后号召大家对这种“本位主义”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批评和勇敢的自我批评，坚决纠正错误，同时要求一军团的领导干部带头作出检讨。

这时林彪已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校长，一军团由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军团政委仍是聂荣臻。毛主席提出批评以后，一军团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聂荣臻的精神非常紧张，看样子负担很重。因为毛主席点了名，聂荣臻不得不带头承认错误，并要求一军团的各师`各团干部踊跃发言，揭发问题，检查自己。

一开始，发言的人并不多，所谈的也主要是军团部的问题。到后来，发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仅揭发了军团部的问题，还揭发到了师，揭发到了团，最后揭发到了我们二团的头上。

事情的经过是：在直罗镇战役后，二团曾将几个伤员，包括一个副连长`四个排长和十几个战士送到延长的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们要求归队，院方领导不准他们回部队，要把他们留在医院分配工作。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就报告了师部，师政委萧华同意我们派人去要，但是医院仍然不放人。后来在部队东征山西时，一天我们行军恰恰经过这个医院附近，于是我和梁兴初带了一个排，到医院门口去要这十几个干部`战士，并强硬地说不给就不行，就这样，硬是把人给要了回来。

就这件事，会上有人批评我们“本位主义”严重，说梁兴初`吴文玉带着部队威胁医院，硬把医院的干部拉走了。聂荣臻当即在台上问二团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并检讨说不应该带队伍去，更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讲完以后，师长刘亚楼当场代我们二团承担了责任。刘亚楼说：“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有错误我们负责。我们认为前方的部队伤亡大，补充的新兵多，缺少干部，伤愈的干部就应当及时归队，是我们批准他们去要的。”

刘亚楼解释完以后，毛主席和聂荣臻的眼睛就都朝向了我们，聂荣臻说：“即使师里同意了，你们这样做也不对，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嘛！”我很不服气地顶撞说：“那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伤员，伤痊愈了，不及时归队，医院留着不放，这样做对吗？我们这样做，也是应伤员自己的要求。”这一说可坏了，因为聂荣臻当时也挨了批评，心里本来就很恼火，听我这一说，顿时火冒三丈，立刻就对我大喊：“你这样说法对吗？”

见到这种情况，我不再吭声了。这时梁兴初站了起来说：“这件事我也有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刘亚楼接着说：“有错误我们师部负责，不能怪二团。”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啊！当时还罚我和梁兴初站了一会儿，后来才叫我们坐下。

真没想到，在总结东征的会议上，挨了这么一顿批。

六  西征甘肃`宁夏，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从而将从前的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但是，蒋介石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兵遣将，以图尽快解决西北红军问题。为此，他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积极在陕北进行“剿共”的同时，又调集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专门成立一个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准备大举“围剿”陕北根据地。另外，蒋介石在得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开始北上后，又加紧调动驻湖北`四川的胡宗南部队进到甘肃`陕西一带，准备在川`陕`甘交界处阻击红二`红四方面军，阻挠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

中央军委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陕北根据地东部及东北部的晋绥军是坚决反共的主力军，到那里去开展工作，阻力较大。南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红军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我们的前线部队与东北`西北军的广大士兵不断有联系`接触和对话，相互之间不冲突`不打枪，有的甚至像朋友一样往来。特别是东北军的士兵，他们倾向抗日，迫切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应避免同他们正面作战。只有西部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虽坚决反共，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的方向。而且宁夏拥有富饶的河套平原，人口也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是西北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能进占宁夏，就可以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使陕北老根据地也得以巩固。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宁夏`甘肃方向行动，力争建立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这样，向北可以争取打通同蒙古和苏联的关系，向南可以争取打通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并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走向抗日。

为统一协调西征行动，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代理军团长左权（兼参谋长），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毛泽东`周恩来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没有参加西征。

正在这时，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的瓦窑堡成立，继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之后，红二师师长刘亚楼也被调去学习，由杨得志接任二师师长。二师的其他领导，如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邓华`参谋长熊伯涛等都未变。梁兴初和我也仍在二师二团分任团长和政委，团参谋长胡发坚调红大学习，由夏德胜来接任参谋长。

中央军委关于西征的目的`任务传达下来后，我们立即按照野战军的要求进行动员和准备。针对西征作战区域主要是回民聚集区的特点，我们除向部队进行政治形势任务教育之外，还重点进行了关于严格遵守回民政策`纪律的教育。与此同时，我们还传达贯彻了大相寺会议反对“本位主义”的精神，把会议精神一一传达到连，传达到每个党支部，并要求大家展开讨论，展开检查，使大家深刻理解“本位主义”的危害性。在军事上，则着重进行了战场侦察和临战训练。

陕北的五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又第二次来到吴起镇，感想颇多。吴起镇是陕`甘边区最西面的边沿，背负大山，俯靠洛河，城寨筑在河堤上。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们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现在旧地重游总能引起人们的亲切回忆。

五月底，西方野战军分两路从各自的整训地出发。一军团奉命从陕北西经安塞`保安`吴起，向甘肃境内的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前进。一军团以二师为前卫，二师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

头几天没有事，行军路上，只见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人烟稀少，到处都是荒凉草坡，以及在上面奔跑的羚羊`纷飞的野鸡和乱窜的野兔。这里吃水困难，小河沟里的水都是苦水。当地老百姓吃的水大都是自家水窑里的水，再就是在冬天下雪以后，出去将积雪运回来倒入水窑中所融化的雪水。水窑里积存的水往往有限。部队到了宿营地后找水做饭很困难，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

六月三日，我们来到了离曲子镇大约有三十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出发前还没有发现曲子镇有敌人，但这时先去侦察的侦察参谋回来报告说，曲子镇是个土城，城里有敌人的骑兵部队在那里休息，多少搞不清楚。我和梁兴初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杨得志和萧华。他们就命令二团准备消灭曲子镇的敌人，同时强调不管镇上有多少敌人，都要先迅速地把曲子镇包围起来，绝不能让敌人跑了，而且要争取不让敌人发现。他们还交待，如果敌人少，二团就先发起攻击；如果敌人多，就等后续部队到来后再一起打。

接到消灭曲子镇敌人的命令，我和梁兴初两人高兴地跑回团里，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我们在离曲子镇十五里路的地方，稍事休息后，就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开会，说明情况和任务，要求大家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会上，我们具体分配了各连的包围任务，选择好突击点和火力阵地，特别要求各连准备好梯子和竹木工具，以便爬城墙用。还要准备好铁锹，必要时挖地道`炸毁城墙。要组织好机枪火力点，以掩护爬墙队伍。另外，还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首先登城。由于任务紧急，我们最后还特别强调，各连的准备工作，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部队开始做准备工作的同时，梁兴初和我就去侦察曲子镇周围的地形，发现曲子镇的城墙方圆一公里多，墙高二丈`厚六尺许，四周建有碉堡，墙外还有一丈深的堑壕，但无水。经过详细侦察，梁兴初决定从东南角主攻，在西南角助攻，并在城外的制高点架好机枪，以压制敌人的火力。

我们是从下午一点钟开始准备攻城的。奇怪的是，城里的敌人既不打枪，也不吭声。两点半，对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完毕，三点，部队开始攻城。我们一爬城墙，敌人就开始打枪了。由于我们准备充分，攻势迅猛，不一会儿就打开了一个口子。梁兴初和我带领两个连攻了进去。突击队的战士们在猛烈的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爬上城墙，并攻占了城东南的小碉堡。紧接着，我们又攻击前进到下面的街道上。守敌被迫退到西北角的居民区顽抗。杨得志`萧华就在城边外的马路上指挥我们。

我们是从东南攻进城的，进城后一直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待攻到西北角时，看到了敌人的一大片骑兵，大约有好几百匹马，从抓到的俘虏口中得知，那是马鸿宾的部下，一个外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带的三`四百人，主要是骑兵。他们准备从庆阳赶回宁夏去，这天正好路经曲子镇，在这里休息吃饭，不料想叫我们给围住了。

我们部队刚刚到陕北，只是在吴起镇的城外遇到过一次骑兵，我们对打运动战比较有经验，但是对城市攻坚战，我们没有打过，对这次在镇子里的街道上打巷战，更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攻进城后，一开始并没有顺着房屋逐渐攻击前进，也没有构筑工事防备敌人的反击，而是用两个连沿街道横扫过去，直逼西北角。我们认为敌人在街道上骑术施展不开，原以为一鼓作气把他们消灭掉是不成问题的。没想这就疏忽大意了。

就在我们一直向西北角攻击前进时，“野骡子”抽足了大烟，亲自带着他的全部兵马从西北角的各个街巷里钻了出来，向我们发动反击。“野骡子”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金钱收买的亡命徒，他们不骑马，全都光着膀子，提着一把或两把马刀，奋力反扑。他们来势汹汹地冲出来，立刻就压住了我们的前进道路。由于我们的部队没有巷战经验，也没有反击敌人的准备，敌人这一凶猛反扑，很快就被他们用马刀砍掉一些人，这样一来，前面的队伍顶不住了，我们两个连只好边打边撤。我们一退，敌人就更向前猛压，结果我们伤亡了百余人。

就在这时，战场情形又发生了变化，西北角被我们二师五团得手，在我们二团和五团的夹击下，反扑的敌人退了下去，蜂拥在几个石头窑洞内同我们顽抗。

从俘虏的口供和当地群众的口中得知，“野骡子”确实是马鸿逵部队里一个强悍的干将，因此萧华要我们告诉部队，“野骡子”的部队一定要消灭，但必须要勇敢加机智和技术。这时太阳已西下，夜幕将临，我们二团的同志对半天未解决战斗很不服气，请求再攻。杨得志`萧华很照顾我们，命令二团和五团各派一个连从两个方向进攻。

黄昏后，五团先用一个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城墙上的碉堡全部打下，把敌人逼进几个院子里。我们就用手榴弹一串串地投进去，炸得里面的敌人人叫马嘶，到处乱窜。乘此机会，我们冲了进去，用刺刀同敌人搏斗，捅死了不少拿马刀的敌人。在我们的猛攻之下，敌人抵抗不住，有的就窜进老百姓家，换上便衣，躺在炕上装病，有的则把头钻进洞里，把屁股露在外边。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抓俘虏，缴枪缴马刀。到晚上十点钟，除“野骡子”自己盘踞的院子之外，其余各处的敌人都缴了械。

最后，五团的同志把手榴弹投进了“野骡子”藏的那个窑洞，结果把他的卫兵炸死了，“野骡子”也负伤被抓。“野骡子”被俘后，五团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师领导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并给他治了伤，最后按照中央和军委指示，将“野骡子”个人放了回去。

这次战斗开始进行得很须利，一下子就突破了城墙，攻进了城，后来之所以受挫，总结起来就是一条，那就是在城市里作战，不应当只在街道上一窝蜂似地勇往直前，而应当凭借房子，凭借障碍物逐步向前推进，退却时也一样，如果只在街上猛冲，把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之前，是非吃大亏不可的。

这次战斗是杨得志`萧华命令五团增援才解决的战斗，虽然最后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二团却受挫了。因此，打完这一仗后，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事后邓华来看我，问我负伤了没有。我告诉他，我没有负伤，只是从城墙上摔了下来，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摔下来的。我和梁兴初还向邓华表示，这一仗没有打好，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邓华安慰我们说：“你们不是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吗？不是攻进城了吗？表现得很英勇嘛！最后你们二团和五团消灭了敌人获得全胜，为今后攻坚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对此你们要很好地总结，接受教训，这是我们的财富。”

曲子镇战斗打响了西征第一炮，此仗打完，马鸿逵部便望风而逃，被迫退守宁夏，再也不敢与我们正面交峰了。

曲子镇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曲子镇休息了一天。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部队继续西进，经洪德城`毛居井等地，到达七营川一带，进入了宁夏地区。在这里，部队停止了前进，同南面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对峙。此时，西征的红军西方野战军已占领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定边`蓝池`豫旺`环县`海源`同心城`七营川`阜城`洪德城等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纵横二百余公里的新根据地，和原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了新的陕甘宁根据地。至此，我们基本完成了西征作战的主要任务。

我们暂时驻扎休整的地方是一个平川，附近有条清水河。清水河是当地的一条大川，水流由南向北，一直通向黄河。河两面是山，山上有塬，山与山之间则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沟。就在这里，我们一直休整到八月底`九月初，前后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部住豫旺堡，二师师部住李旺堡，四团`五团住七营川，我们二团则住最南面，直接与东北军对峙。二营和五营负责向固源方向警戒，防御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当时在我们周围，南面是张`杨的部队，北面是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往西是邓宝珊的部队。这些部队中，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实力最强，因此东北军也就成为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

由于我们二团处于同东北军对峙的最前线，因此向东北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就成了我们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上级批示，我们自上而下地在部队干部`战士中介绍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政策教育。然后，让政治机关的宣传队下到连里开展宣传`培训工作，教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使连队的干部`战士都参与对东北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在七营川附近休整的初期，南面的东北军在蒋介石的重压下，曾派出过两个团的骑兵向我们寻衅。遵照上级的批示，我们没有予以反击，而是向其喊话，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兄弟们调转枪口打死蒋介石卖国贼”等。此后，他们没有再向我们进犯，我们也没有打他们，相互之间处于一种互不侵犯的状态。

那段时间里，双方虽然对峙，但是不打了。这一时期里，军团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统战工作。我们白天就用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晚上有时还开联欢会。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奉中央的命令，经常换穿便衣，坐上牛车，进出我们团的驻地，去东北军那里开展工作。那段时间，我们和朱瑞的接触比较多。他告诉我们，如果东北军要来我们驻地联欢，就欢迎他们来，但暂时不要到他们那里去。后来发展到双方部队直接联欢。当时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上层展开，部队除担任警戒，同东北军对峙外，主要是进行联欢。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尽量和东北军的下层交朋友，但我们也不放松对他们的戒备。不久，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就同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是我们当时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和抗日救国宣传的第一个成果。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夏季气候炎热`干燥，中午特别热，早晚却很凉，晚上要盖棉被`早晨要穿棉袄，有“早穿棉袄午披纱”的说法。黄土高原上普遍缺水，尽管我们驻扎的平川里有一条清水河，可这条河在流经同心城以下区域的过程中，溶解了大量红色岩层，使河水变苦，不能饮用。居民大都靠挖井，冬季将雪储入井中，就吃这样的水。

七营川一带村庄稀疏，人烟稀少。村子里既脏又乱，很少有座像样的房子，大多是破壁残垣。老百姓很穷，绝大多数穿得破破烂烂的，这里土地贫瘠，盐碱遍地，小麦产量很低，每亩地年产百把斤。见到这种情况，战士们都很气愤，说是马家军把老百姓害苦了。

我们的驻地是回民聚居区，根本没有猪肉吃，有时买点牛肉`羊肉吃，能买到鸡时就吃鸡。主食是麦子`玉米和土豆，蔬菜不多，但夏天有西瓜。生活很艰苦，因为缺水，很少洗澡。

这里是新开辟的区域。起初回民对我们不了解，有逃跑的，经过我们慢慢地做工作，就都回来了。我们团的七营`五营和三营住的村子都是回民村，做不好回民的工作，连脚都站不住。野战军专门向各部队宣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住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三`不准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部队里掀起了尊重回民`尊重回教和帮助回民的热潮。比如有的村庄吃水困难，要到十里以外的山沟里去挑水，我们就开展挑水运动，积极帮助回族同胞挑水。

当时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除对南面的东北军进行警戒和开展抗日宣传之外，就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当地回民建立回民政权，并依靠回民去摧毁清水河一带的反动武装，争取把马鸿逵统治下的群众统统解放出来 ；二是帮助回民群众种地`收庄稼，如早晨出操后去帮助群众抬肥`施肥，麦子成熟后帮着群众割麦子`搞秋种等；三是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这里的道路全是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成为一片汪洋。老百姓家的牛`羊圈很简陋，厕所很少，居民随地大小便。由于卫生极差，一到夏天，苍蝇`蚊子

就多得不得了，爬得到处都是，看了都叫人害怕。炕上的臭虫之多，晚上咬得人没法睡觉。一开始我和梁兴初一起睡在炕上，后来就不得不找人借了块门板，睡在门板上。为了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我们就帮助村民修筑道路，整理牛`羊圈，修建厕所，灭蚊蝇`臭虫。回民群众的房子大都破旧不堪，一下雨就漏，我们就不断帮助他们修理房子。这样，我们所驻地区的卫生状况都有了较大的改变。

同时，我们强调人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顶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吃猪肉，不准说“猪”字，不准接近回族妇女。

这样一来，群众对我们也就特别好。回民是很讲感情和义气的，他们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真正的回民军队。他们把我们长征时期经过时送给他们的几面旗都挂了出来，还请我们洗澡，请我们吃全羊，把我们当作了自己的家人。

至于部队本身，由于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任务，我们就强调干部`战士学文化。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当教员，用树枝作笔，大地作纸，坚持每天写字`识字。

那时，我和梁兴初都有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俩都要在川里骑马跑上一段时间，借以练习骑术，锻炼身体。

七  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的一天，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召集团以上干部，到一军团军团部驻地豫旺堡开会。我和梁兴初骑马跑了七`八里路，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会场。会场设在豫旺堡城外的草地上，军团部临时搭了一个台子作为主度台。

下午，一军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约三`四百人齐集在那里，一起开会。彭德怀首先在会上讲话，然后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也分别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都很短，主要是动员红军继续向西南行进，沿西（宁）兰（州）公路两侧进至靖远`固宁`会宁`静宁一带，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负责筹集资财和粮食`蔬菜，迎接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会议开完，又演出节目。看完演出，一军团军团部招待大家在一起会餐。那个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困难，军团供给部花了很大的力量，买了十头羊`一条牛和两头猪，做了红烧猪肉`炖牛肉和红烧羊肉，还有大米饭，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

会餐开始时，已是午夜时分，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我们个个都是饥肠漉漉。月光下，看见一担一担猪肉`牛肉`羊肉和米饭挑向会场。这时大家都饿了，我们一军团的干部就拿着盆子，拥上去打了饭菜就吃。因为这是在一军团的驻地，十五军团的干部是客，他们在一旁等着，比较客气。结果一军团的干部一下子就把饭菜差不多快抢吃光了。眼看着十五军团的干部没有多少吃的了，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就发了脾气，说：“军团的干部太不像话了！你们就不能照顾一下十五军团的干部吗？这样抢吃像话吗？”聂荣臻这样当着十五军团干部的面，当场给一军团干部的这一顿批评，使得我们再也不好意思吃下去了，于是不少人就迅速离开会场，饭没有吃完就走了。我也是刚吃了半碗饭，就同梁兴初一起骑马回到自己的驻地，天已快亮了。当时我们两人也是一肚子气。一天一晚没有睡觉，饭也没有吃好，肚子饿着，又挨了个大批评。这是这次会议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事后想起来，我们也认为聂荣臻的批评是正确的，当时确实也是不像话。月光下也看不清楚是谁带的头，反正就这么一拥而上。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友邻的充分表现。

尽管在会上挨了一顿批，但会后大家情绪还是很高，都说这下可好了，等二`四方面军来了，我们就可以把甘肃`宁夏`陕西的大片地区建成巩固的根据地。

九月底`十月初，西北已是晚秋季节，当时下筹备冬衣，准备向西进发，然后，我们翻过六盘山，来到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带，这时候前面的部队已和红二`红四方面军见了面。十月九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军总部会师，十月二十二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了，红军的力量增强了。不出毛主席所料，整整一年，四方面军又北上和我们会合了。

我们二师当时住在界石铺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师部住镇上，我们二团住乡下。师长杨得志则带着部队在前面，负责向一样，梁兴初带着两个连去前面担任警戒，我则带着其它队伍在后面。

我们在界石铺附近驻了下来。这是一个汉人较多的地区，我们又开始打土豪，以筹集资金`粮食`物资`布匹和药品。之后，我们杀猪宰羊，准备欢迎二`四方面军的队伍。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我们这些团的干部，既没有见到朱德总司令，也没有见到张国焘`徐向前`刘伯承`贺龙和任弼时等领导。来到我们师部的，是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在师部，我们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萧华还把师部住的房子，包括他自己的房子都让了出来，并请包括甘泗淇在内的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一起吃了顿饭。萧华把我也找了去作陪，一起吃了一顿。那顿饭全部是羊肉，有十几道菜，做得特别好。我们还把已经准备好的慰问品，送给了与我们见面的二方面军的每个指战员。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向西北前进，我们就在原地掩护，在驻地组织部队夹道欢迎和欢送。看到他们过来，我们就鼓掌`呼喊口号和端茶送水，并帮着他们抬伤员和招呼落伍掉队的同志。二方面军的部队一共过了两天，等他们过完后，我们便回到宁夏的同心城，就在同心城住下来了。

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自阿坝同红一方面军分手南下后，在“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鼓舞下，开始部队士气很高，因为大家都不习惯藏族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雪山和草原。一开始，南下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进展挺顺利，但正当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地再次来到成都附近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时，蒋介石已经集中了八十个团二十万人马在那里等着他们。这一战，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重新向北撤回甘孜。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二`红六军团来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七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在甘孜开会，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和朱德`刘伯承一起坚持北上抗日，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意见。七月十四日，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陕北。

八`九月份，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来到兰州以南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发生了一声争论：张国焘主张渡过黄河，进占甘北，然后西进新疆，打通同苏联的联系；陈昌浩则主张在甘南建立根据地，以作为陕甘宁苏区的延伸。争论的最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下，张国焘作出了组建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红四方面军遭受到了空前惨重的损失。

西渡黄河的决定作出后，还有三万五千余人的红四方面军即开始渡河西征。但当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在内的五军`九军`三十军两万余人，在靖远的虎豹口渡过黄河以后，国民党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冲了过来，把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分成了两半，致使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四军和三十一军未能渡过黄河，被阻隔在黄河东岸。

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西渡黄河后，于十一月十一日正式组成西路军，但很快就被马家军切断了同主力红军的联系。由于西路军是孤军西进，情况越来越危急。最后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张掖`武威地区被马家军围攻，全军覆没。马家军骑兵凶猛膘悍，能骑善射。西路军被包围，弹尽粮绝，悲壮失败。后来只有少部分同志化装潜行，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了陕北。

所以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同我们会师时，实际上只剩下四军和三十一军两个军，合计一万余人。相比之下，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的困难，相对要小一点，人员损失也比较少一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在静宁与一方面军会师时，队伍约两万人。

八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在陕甘宁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就有了四`五万人，这对蒋介石的震动极大。他急调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的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共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根据地，并亲临西安坐镇指挥，以图把红军消灭于甘肃`宁夏地区。

追逼我们最紧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胡宗南所率的四个师，已经进占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哨马营`保牛堡一带，对陕甘宁根据地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应迅速向山城堡靠拢，集中全力，准备在山城堡地区打好对胡宗南部队的这一仗。中央军委指出，打好这一仗，对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否则敌人会以为我们可欺，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山城堡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由一军团`十五军团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担任主攻，二方面军负责打援。

从军团部领受任务回来，杨得志`萧华将敌我情况向各团领导作了详尽的传达，并告诉我们，红二师将由西南向东北进发，担任山城堡战役的主攻任务。师里决定，由四团和五团在前面主攻，二团作为预备队在后面跟进。任务明确后，队伍迅速北上。经过四天的夜行军，进入了山城堡以西地区，利用山联塬，塬联沟的地形，隐蔽在沟里，决心打好这一仗。

十一月中下旬的西北高原相当寒冷，经常下雪。我们天天艰难地行进在雪地上，天冷，我们的棉衣单薄，沿途村子稀少，有时一夜行军七八十里，竟然连一个庄子都看不见。这里是沙漠地区的边缘，每年都被沙漠吞噬掉一些村庄和窑洞，老百姓害怕沙漠，大多搬走了，有的空窑洞还很大，一个窑洞就可以住上百把人。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子，全团人都住下了。但由于村子里没有人，我们自己带粮食，带菜，和着雪做饭吃。

部队虽然顶风冒雪，忍饥挨冻，长途行军来到山城堡附近，但大家的士气非常旺盛，决心要以打好这一仗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三大主力军的胜利会师。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胡宗南的部队是从湖南起程，经过湖北兼程北上，当时刚刚到达山城堡一带。这里人烟稀少，收集粮食困难，水源也缺乏，所以他们也是人困马乏，面临的困难并不比我们少。不过他们比我们有利的，是上有飞机`下有汽车可以帮助运输，但靠汽车运输毕竟有限。而我们，地形熟悉，又东靠陕北根据地，有可靠的后勤保证。况且我们到山城堡附近时已休息了几天，可以以逸待劳。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各参战部队完成了对山城堡的包围。当天下午，首先开始肃清外围，并逐渐向山城堡向山城堡镇内压缩。黄昏时分，外围基本肃清，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进行猛烈攻击。经过一夜苦战，到天快亮时，山城堡被攻了下来。接着，部队开始分割包围，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山城堡及附近的敌人。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共消灭胡宗南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同时其它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红二十八军击退。不过，我们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二师五团政委陈雄同志就是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的。

在山城堡战斗打响的当天晚上，我们二团奉命没有动作。第二天早晨接到命令，要我们团进到山城堡以北，防止残敌向宁夏方向逃窜，同时警戒并阻击可能从甜水堡方向来增援的马家军，以掩护进攻部队最后解决山城堡的战斗。因敌人的增援部队未来，我们二团这次没有打上仗。

经山城堡一战的沉重打击后，胡宗南部的主力向西撤退，蒋介石精心部署的整个进攻计划被粉碎。山城堡战斗后，部队回到陕北边境的桂家口进行休整。这时，三大主力红军已占领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交的一大片地区，约有三十多个县。这一大片地区里，到处都驻有我们的队伍，真是人欢马叫，好一片兴旺景象。

部队休整期间，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召集三个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庆祝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气氛十分热烈。

我们团一级干部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是师政委萧华回来向我们传达的。据萧华说，在会上，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热情洋溢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而张国焘则不大吭声，只是在表面上对大家应付一下。

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部队干部`战士的士气。根据地的老百姓也都非常高兴。

山城堡战斗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战，战斗的胜利，对国内和平的实现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九  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电话命令我们二团继续向宁夏前进。次日凌晨四时，我们全团按照师部的命令，作为前卫开始向宁夏甜水堡前进，准备消灭驻扎在甜水堡的敌人。

那一天，梁兴初带着尖兵连走在前面，我带着团部和其它各连在后面跟进。我们走得很快，到天亮时已走了四十多里路。师部随后来了没有也不知道。到上午十一点，我们已在途中休息了两次，可一看后面，师部还是没有来。因为没有接到别的命令，虽然我们的心里有些疑惑，还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走。

当我们走到离甜水堡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突然师部派来了一个骑兵，送来了师部的一封信，要我们向后撤回原地。至于为什么要后撤，信上没有说明，我们也不知道。这时梁兴初带着尖兵连已在前面跑得很远了，离我们大约有好几里路了。我们团没有骑兵，我只好自己骑着马去追上梁兴初，把梁兴初及其尖兵连找了回来。一路上，我们俩都在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回原驻地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部的所在地。我和梁兴初就跑上去找三十一军的军首长，想问问情况，当时三十一军军长是萧克，政委是周纯全，他们住在一个土窑洞里。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他们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萧`周二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要北上了，要南下，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所以部队要南下去支援张`杨。

听到蒋介石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和梁兴初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当时，萧克`周纯全要留我们俩吃饭，我们说什么也不吃，只想着赶紧回去。跟蒋介石打了近十年仗，没有抓住他，这一下可把他抓住了，大家那个高兴呀，真是没法说！心里一高兴，走路也不觉得累，平时行军走上十里`八里就要休息一次，这一下也不休息了，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师部。

在师部，杨得志`萧华`邓华告诉我们，十二月初蒋介石由洛阳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剿共”，并且决定如张学良`杨虎城不听命令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发动“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之后他们电请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住蒋介石后的善后事宜。对此，中央已作出紧急部署，令红军南下，支援张`杨的部队，防备国民党亲日派的乘机进攻。他们还解释说，师里在清晨接到军团的电话后，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们就已经走了，只好派一个骑兵通讯员去通知我们。现在队伍回来了，很好。他们让我们就在附近休息一下，明天就向南往庆阳前进。

从师部回来，我和梁兴初决定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把“西安事变”的消息简要地告诉大家。我们把干部集合在一小块草坪上开会，梁兴初首先讲话，他一开口就告诉大家，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了。大家一听都怔住了，整个会场静得鸦雀无声，不过看得出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高兴。片刻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梁兴初说：“请政委给你们讲。”

接着我告诉大家，刚才团长和我到师部，师首长告诉我们不再向北前进，而要转而向南，向西安前进，因为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双十二”。我解释说，“双十二”就是十二月十二日两个“十二”的意思。接着，他们又问是怎么捉住蒋介石的。我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怎么告诉你们哪？这是好消息，我们大家都高兴。现在部队要向西安前进，去支援张`杨对蒋介石作战。我们抗日的力量大了，形势也大有好转，不过形势究竟怎么好转，要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文件才知道，你们不要再问了，上级有了指示，我们会场告诉你们的。但目前我们就知道这么多。”我要求在会议结束以后，各连都要向全体战士传达会议所谈的情况，以鼓舞斗志和提高士气。

最后，我向各连布置了南下西安要注意的事项。南下可能要急行军，昼行夜宿，要注意做以下的四项工作：一`要做好巩固队伍的工作，减少掉队，防止逃亡；二`由于南下经过的地方都是新地区，而且是张`杨的地区，要特别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努力扩大红军的影响；三`要把东北军`西北军看作友邻部队，要向他们明确表示，红军是来支援他们的；四`可以在新区适当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个别地吸收一些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以充实部队的实力。

十二月十三日，二师开始向庆阳前进。我们二团由北上时的前卫，变成了全师的后卫。

一路上，部队情绪极高，大家一边走，一边议论，猜测全国形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但高兴之余，大家也存有一些疑虑。因为红军就那么多，根据地也只剩下陕甘宁一个，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抓住了蒋介石，内战是不是能就此停止？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究竟能不能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些都还没有把握，对此不能盲目乐观。另外，究竟是如何抓住蒋介石的，在什么地方抓的，张学良抓蒋介石同我们党和红军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清楚，都纷纷乱猜。至于抓到蒋介石以后应当怎样处理，大家的议论就更多了。总的来说，大家一致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至于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大多数人主张枪毙了他，也有不少人主张把蒋介石长期关起来，只有少数人主张逼蒋介石抗日后放了他。

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估计，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一种估计是，事变后我们和张`杨的部队联合在一起，可以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在内的整个西北联合起来，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以对抗国民党的部队。另一种估计是，把蒋介石扣起来以后，亲日派何应钦乘机调兵进攻张`杨的部队和红军，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第三种估计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属军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张`杨部队内部分裂。还有一种最坏的估计，就是张`杨可能会在国民党亲日派部队的进攻下失败，像当年的十九路军一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并且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但事变不久，他们就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失败了，十九路军被编散。

当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种结果是，内战就此停止，团结蒋介石一致抗日。这种分析的根据是，除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外，还要看到全国各个阶层`各爱国人士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民心不可侮，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进步，抗日救亡一定能实现。当然，也有人提醒说，张学良`杨虎城是不会替共产党说话的，而且我们也指挥不了他们，所以要谨慎，要提高警惕。

这时，一军团政治部来了批示，要求我们按照中央所发表的新闻报导，向部队进行宣传解释，并搜集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以便编发统一的宣传解释材料。军团政治部还向我们通报说，中央已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参加谈判。

向部队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党历来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各民族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救亡图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责任就担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我们要以 实际行动，影响东北军`西北军，影响全国的军队和人民；这次“西安事变”处理的好坏，是关系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大事，大家要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没有根据地乱猜瞎想，至于对蒋介石怎么处理，我们要等待中央的决定，中央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军团政治部要求各部队把上述这些内容编成教材，对所属部队进行系统的正面教育，作为我们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第一课。

当时我们团以上干部还知道，“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混乱。何应钦`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主张投降日本，何应钦已与日本签订了出卖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何梅协定》，

在得知蒋介石被扣后的第二天，何应钦就自封为国民党军队的代理总司令，并在河南组织了总指挥部，加紧调兵遣将，组成所谓的“讨逆军”，准备进攻红军及张`杨的部队。一时间，国民党的大军云集郑州`潼关一线，随时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何应钦还在洛阳集中了大批飞机，准备用来轰炸渭南和侦察西北，其目的就是想乘机夺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以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国民党内的另一派，就是宋美龄`宋子文`孙科等蒋介石的亲属。他们认为只要一开打，蒋介石就非死不可，因此竭力主张首先要把蒋介石救出去。

还有其它各省的军阀队伍，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山东的韩复榘，各有各的想法，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捞一把。

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如宋哲元`马占山`傅作义等。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向平津`冀东`察哈尔`热河`绥远步步进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安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的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对此，中央认为，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周恩来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张`杨及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撤兵的手谕。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挽救中华民族`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张`杨二人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全家遭杀害，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被扣留，失去自由长达五十余年。

此时，我们部队继续南下，走到离庆阳不远的地方时，前面伟来消息，说前卫部队已经在庆阳同东北军会合了。庆阳是甘南比较重要的一个县城，驻有东北军的一个团。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以后和东北军大概是不会再打仗了。

部队一面南下，一面开始进行一系列针对东北军`西北军教育。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指示，大意是：越往南走，和东北军`西北军接触的机会就越多，他要求我们，第一`要注意部队的军容风纪，着装要整洁，队列要整齐；第二`要有礼貌，同级别干部要互相敬礼，遇见对方的上级，要先敬礼，后握手问好，走时要告别；第三`队伍行进时，遇到友军要主动让路，领队人员要主动和对方打招呼；第四`态度要热情`诚恳`友好；第五`对方请我们吃饭，一律婉言谢绝，如坚持要请就去，但要注意礼尚往来，有来有往，送东西也是如此。对聂荣臻的这些指示，我们向全团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们还对如何落实这些指示，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等我们来到庆阳，见到驻守在那里的东北军时，感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友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为我们烧好了水，等着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庆阳还是由东北军来防守，我们只是经过那里，按规定不住庆阳城内。为表示谢意，我和梁兴初专门到城北东北军部队的团部去拜访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经过这里的最后一批队伍，在我们后面就再也没有队伍了。

从庆阳出来，再走两天，就到了甘肃和陕西交界处的宁县。这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阳。与此同时，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也已开始撤往潼关。

我们队伍在宁县附近接到命令，要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整待命。部队休整期间，师部住在离宁县县城大约三十里地的早胜镇。早胜镇地处塬上，比较繁华，大约有八`九百户人家。师部决定，我们二团住在宁县县城里，并负责和县政府取得联系。

宁县县城是建在塬下的沟里，穷得不得了，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县政府设在一个窑洞里，里面没有多少人。宁县的县长是个浙江人，穿着件旧长袍子，带着个老婆，一看就知道是个穿县长。不过这个县长挺精明，像一个小政客。我们进去时，他正蹲在窑洞里。看见我们进去，一开始他吓得要死，后来看我们并无恶意，才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们部队要暂时住在县里一段时间，请他多帮助。他听了之后不住地说：“好呀，你们住在这里，欢迎你们！只是我们这里穷得什么也没有，招待不周，还请你们原谅。”

我跟他说，我们只是住在城里，不干涉他的事务，他管他的县务，我们管我们的队伍，只是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粮食`烧草和马料，其它的事情我们自己负责解决。对我们的要求，他满口答应。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县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得知这个县长还抽鸦片烟。

后来，那个县长请我们吃了顿饭。过了两天，我们想，按照要礼尚往来的规定，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又去县政府对县长说：“今天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来是我们队伍住在这里，有什么违反纪律之处，请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再就是请你到我们那里吃顿饭，请你的夫人也去。”县长听后非常高兴。那一顿饭，我们搞了十几个菜，并请他们喝了点酒。

接着，师政治部就来了电话，说准备派民运科长到县城来和县长直接联系，因为早胜镇属宁县管辖，许多事情还得通过县政府来解决，要我们带他去见县长，介绍一下。以后这个民运科长就住在县政府内，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通过他去办理，我们就不再插手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在他的纵容下，何应钦等人又重新调集了二十多个师，进逼西安。随后，我们也奉命继续从宁县南下，经陕西的旬邑和淳化，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地区，准备协同东北军`西北军迎战何应钦部队，这里已离西安不远了。三原地区，除西安外，是陕西最好的地区之一，渭河两岸土壤肥沃，人烟稠密，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和棉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就在这个地区，我们渡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和春节。

利用在这里休整待命之机，我们开展了扩兵活动，各个部队都派出了扩兵小组，在自己的驻地周围开展工作。我们二团由梁兴初留在团里照顾部队，我则带着一排人到富平至临潼一带扩兵。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扩到了三百多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贫农`雇农，也有少数学生。我们整个一军团扩了几千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

正当我们在三原地区欢度春节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调一批干部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学习，为形势的发展培养和储存干部。抗大原名红大，驻保安瓦窑堡，一九三七年一月初，随党中央进驻延安而迁往延安。命令下来后，大家踊跃报名，都不想错过这个学习机会，但结果还是军事干部被批准的多，政治干部被批准的少。二师师长杨得志被调去学习，黄永胜又调来二师当师长，接替了杨得志。二团团长梁兴初也被调去学习，四团副团长季广顺调到二团当了团长。我要求去延安学习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这时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是左权，政委仍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则由邓小平接替，朱瑞调延安学习。

我扩兵回来不久，就欢送梁兴初去延安学习，那个时候干部调动很简单，一个命令下来，说走，集中到军团部就走了。那天，我叫人买了两只鸡，买了点肉，还买了点酒，请梁兴初好好吃了一顿饭，就算欢送他走了，至于黄永胜来，杨得志走，我们都没有到师部去参与欢迎和欢送。

十  宁县整训——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会上虽未对中共中央的建议作出明确表示，但却确定了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适当扩大民主的政策，表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至此，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鉴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央决定，进驻三原地区的红军队伍撤回原驻地。于是，经过七天行军，我们二团回到了甘肃的宁县县城。一军团的三个师，一师驻正宁县，二师驻宁县，四师驻旬邑县，军团部则住在宫和镇这个较大的镇子里。

回到宁县时，除沿途人民热烈欢迎我们之外，县政府`保安团`商会及地主`士绅也都出来欢迎我们，他们的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对我们都挺友好。这一变化，使我们十分直接地感受到，十年内战停止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亲眼目睹这一转变，使大家兴奋不已。

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央决定红军各部队进行集中整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我们团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在所驻的宁县进行整训。以后这个阶段应当说是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抗战的思想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后，中央曾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陆续发出了许多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一九三七年五初，毛主席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相继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央的这些指示`教育材料和毛主席的报告，即成为我们进行思想准备工作的重要学习材料。在整训中，我们全团指战员通过反复学习讨论，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克服了若干怀疑`抵触`盲目乐观情绪和“左”倾主义倾向，增强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一军团政治部还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编成了系统的教材，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再讲一九三一年日本策画的吞并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讲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全省的事件，最后讲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满州国”第二的阴谋，说明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了我们半个中国，如不奋起反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即将面临到我们的头上。通过对这个教材的学习，更加激发了全团指战员的民族仇恨，增强了他们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是抗战的组织准备。为促成全国抗战，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提出，将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编制统一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统一的相应教育。但对内强调：番号`名称着装可以变，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绝对不能变。特区政府的一套独立制度不能变。当然，对一些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如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口号，代替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抗日累进税代替过去提出的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主张。

为增强党内团结，整训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记得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联合在红一军团军团部驻地宫和镇开了一次两个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二团是我和季广顺两个人参加了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军团部临时搭了个草棚，我们就在这个棚子里开会。

任弼时专程由延安代表中央到宫和镇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还有杨尚昆`聂荣臻`左权`袁国平等。会议首先由任弼时作报告。他系统地谈了张国焘的错误，讲了懋功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上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讲了张国焘怎样阻止红军北上，怎样拉队伍南下，讲了张国焘在被迫北上后，又怎样力主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以致西路军遭到失败，大部分同志被杀害，枪支被缴械，队伍被消灭，仅剩下少数同志一个一个地分散回到陕北苏区。在系统谈了张国焘的错误后，任弼时又强调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分开。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全体干部英勇奋战的精神，强调一`四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大意义。

任弼时的报告后，接着发言的主要是四方面军同志，其中以王新亭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发言中批判揭露材料最多，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只是一般性地表了表态。

会议前后历时十天左右，张国焘本人没有到会，批判是背靠背的。会后，中央还将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了全体干部和党员。最后，中央为争取和教育张国焘，给予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至于张国焘最后只身逃出边区，投入国民党的怀抱，那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除派遣部分干部去延安抗大等学校学习军政理论之外，各部队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也都抓得很紧。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特别缺乏军事理论知识，除了系统学习军政理论外，还把毛主席在抗大所讲的战略战术问题，向我们作了传达，以帮助我们深入学习军事理论。

在部队的军事训练上，则主要是强调对战士进行队列战术的教育，有计划地开展军事训练。同时，在部队开展以识字和算术为主要内容的学文化活动，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兼文化教员。

邓小平就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抓得很紧，有时还进行测验。一次邓小平给红一军团每个团以上干部发了一份试卷，上面有十几个问题，要求大家写出答案，由他亲自一一批改。记得那次考试我得了九十五分。另外，邓小平还要求大家写日记，把每天做了此什么事都写出来，一是可以帮助记事，二是可以借此来提高文化水平。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可惜的是，我写的那些日记，后来在战争年代中都散失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军团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参赛的有一师`二师`四师和军团直属队。那时一师的师长是杨成武，政委是邓华，二师师长是黄永胜，政委是萧华，四师师长是李天佑，政委是杨勇。二师选了五团为代表，由萧华亲自带队参赛。

运动会大概开了半个来月，一共分军事`政治`体育三大项目。先是军事技术比赛，如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爬障碍`修工事`过独木桥等。然后是体育比赛，包括篮球`排球`跑步`跳高`跳远等。最后是政治测验。每天晚上，各参赛队还进行唱歌和演节目比赛。在这次运动会上，由于一师的杨成武`邓华`特别是邓华抓得很紧，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一师在大部分项目中得了第一，总分也是第一，二师全面败下阵来。二师本来是一军团的主力，各方面工作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这一次败阵，弄得二师的同志都很不高兴。萧华好胜要强，这时候一看二师成绩不好，就认为是裁判不公正。于是，在开会总结发奖的前一天晚上，私自把五团带回了驻地。对此，军团聂荣臻政委`邓小平主任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萧华。

后来萧华被调去延安学习，邓华调到二师当了政委。邓华要求严格，以身作则，什么事情都从自己做起，从师司令部`政治部做起，他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去和大家一起参加训练。有个小青年干事，跳木马跳不过去，他就帮助推着跳过去，这一下，大家都紧张起来了。军事技术`体育运动`政治等几大项目，很快的就都上去了。黄永胜对军事训练抓得也很紧，天天亲自带着部队演习`下操，亲自到场检查，部队很快就变了样。

通过整训，部队的军容风纪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几个月下来，各个部队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讲卫生`讲整洁`讲礼貌`讲文明。当时，部队的住地比较宽裕，生活条件比较好，活动也比较多，真是有面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时期，部队大大的巩固了，那些在直罗镇战斗被俘后参加红军的原东北军战士，大多经过正规训练，基础比较好，军事上都有一手。因此，在政治上得到提高以后，许多原东北军战士被提拔当了班长`排长，甚至有当副连长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原东北军战士开了小差，甚至有个别带枪逃跑，被抓回来枪毙了的，那个时候部队里有条规定，凡是带枪开小差的，抓回来一律枪毙。

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我们二团在宁县一共进行了六个月的整训。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休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我们都是三天两头地打仗，甚至有一天打两三仗的。从我参加红军以来，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休整半年不动的，这是形势空前大好的一个标志。从山城堡战斗以后，部队就再也没有打过仗。战士们体力强壮，情绪饱满，虎劲很大，部队巩固，朝气蓬勃。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整训，为即将到来的抗日出征，从各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抗日出征的准备阶段。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一  三原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北平城郊宛平县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芦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发出《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央军委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跟日军决一死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休整待命，准备开赴华北前线。

八月上旬，遵照总指挥的命令，我们从宁县出发，按照上一次去三原的路线，又来到三原地区，休整待命。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日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会上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保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然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所必需实行的军事战略转变。

洛川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必需进行的政治`军事战略的转变。因此，洛川会议决议传达到三原地区以后，我们普遍进行了深入学习，力求很好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出整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根据命令，由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O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每个师的编制人数为一万五千人左右。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共辖三四三`三四四两个旅，一军团改编为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孙毅；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政训处主任崔田民。我所在的二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黄永胜，副团长兼政训处主任邓华（实际为政委），参谋长彭明治，四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十二师的四团改编为一营，营长姓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五团改编为二营，营长曾国华；我所在的二团改编为三营，梁兴初以后回来当了营长。

由于部队改编，各级干部通通都降一级使用——师长改任团长，团长改任营长，营长改任连长，连长改任排长。由于我在二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哈达铺整编来到二团以后，就一直在二团工作，因此这次三原改编中，组织上没有要我去三营任教导员，而是把我调任六八五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当时六八五团的宣传股长是王辉球，民运股长是曾思玉。

二师接到改编命令后，即在三原驻地召开了八路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师三千多人全体到会。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军团的决定，宣布了部队改编后的番号和对各级干部的任命，特别强调要在部队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保持红军的本质，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决拒绝和自觉抵制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

会后要求大家立即换装，要大家脱下身上所穿的红军军装，改穿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我看到，许多人都将八角帽和红五星帽微珍藏在自己的包袱中，准备留作永久的纪念。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虽然极少数的同志还有点抵触情绪，但是绝大部分同志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一致认为只有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才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红军时期从此结束了。三原改编，正式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我们这些以前的红军战士，便身着八路军军服`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峰火之中。

——————————————————————————————————————— 
由于当时采用的是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因此部队不设政委，政治部（处）也改称为政训处，。其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命令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任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政委，政训处也恢复为政治部（处）。编者注

二  首战平型关

“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为我国全面抗战的起点。日本帝国主义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开始，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七月底，日军攻陷北平与天津，之后，日军又以平津地区为基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八月中旬，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攻占上海，并夺取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由于华北战局十分危急，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我们没有改编完全就绪，就在三原地区誓师出征。出征前，八路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向我们传达说，当时侵华日军成立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兵力已增至三十余万人。敌人沿着三线南下，采取大迂回的进攻态势，意在攻占太原，进而完成夺取华北五省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华北战局已陷于混乱状态，因此中央军委要求我们立即开赴山西前线，支持友军作战。中央军委强调，我们不负担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不打硬仗，而是要坚持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深入到敌后，广泛地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敌人，使敌人不能顺利南下。要设想在敌人占领整个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当时进入山西的日军，正兵分两路直攻太原。两路日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进攻平型关，如果这两个关失守，太原必然沦陷。中央决定，八路军立即兵分两路迎战日军，一二九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驰援平型关。

八月底，六八五团从三原出发，日夜兼程，赶到黄河边韩城的芝川镇集结，准备渡河后，继续西进至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河边的船只早就准备好了，只用了两个小时，我们全团的三千多人就渡过了黄河。

渡河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又走了二`三十里路，在天还没有完全黑时，部队来到离侯马不远的地方驻了下来，准备在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侯马地处晋西南，平型关地处晋东北，从侯马到平型关，几乎要穿越整个的山西省。因此，在到达侯马之后，各个部队除忙于计算人数`分配车厢外，还准备了大量的干粮，并带了不少的咸菜和油`盐及调料，我们整整忙了两天。

到达侯马附近的第二天晚上，我刚刚从下面部队回到团部，罗荣桓和萧华就骑马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当晚，他俩召集团里的几个领导开了个小型会议，就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会议的重点是批评黄永胜，主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罗荣桓当场宣布将黄永胜调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由杨得志来接任六八五团的团长。我当时对这个调动不理解，但因刚到团部，不了解情况，在会上就没有发言。会议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左右，最后黄永胜表示，调动工作是常事，我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他就走了。队伍由邓华带领到了侯马，又调来了陈正湘和萧远久两位副团长。这时梁兴初也从抗大学习回来了，当了三营营长。

经过两天的准备后，部队从侯马上了火车。我们全团三个营加团直属队，一共坐了五列火车。每列车只有少数几个客车厢，大部分是闷罐车。在这些闷罐子车里，干部`战士一排一排地按次序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坐下以后，便不能随便乱动了。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绝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阎锡山修的铁路，铁轨比较窄，火车比较小，和省外的不相通。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阎锡山要搞独立王国的野心。九月九日上午，火车开动后，一直沿同蒲路北上。火车停下来的第一站是临汾，第二站是赵城，走了一天才到达霍州。到霍州时正好碰上下大雨，从车厢里可以看到汾河里的水流很急。

    从霍州到介休，铁路所走的大都是山区，两边的山很陡。由于山势陡峭`路轨狭窄，一下大雨，两边的泥石流就冲下来把铁路压住，让火车无法开行。那一段铁路，我们常常是乘火车走几里，就得下来把铁轨上的泥石铲掉，然后再上火车往前走。由于火车头的马力不足，有时上坡时还得叫我们下去推。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但我们就硬是推起了火车，就这样，从霍州到介休，连修路带推车，一`二百里的路，我们走了一天一夜，到九月十一日下午才到达介休。

到介休以后，路就好走了，天也晴了。九月十二日，我们经平遥`祁县，来到了同蒲路与正太路相交的榆次县。九月十三日继续乘火车北上，途经太原城时，天已黑了，远远望去，只见到城内一片灯光。我们在太原站停了约几个小时，就又继续北上。以后，再经阳曲`忻州到达原平。在原平我们下了火车。部队集结起来后，迅速沿着公路向平型关急进。我们相继经阳明堡`代县`繁峙，一路急行军来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命。

九月二十四日，团长杨得志去师部接受命令，并由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带领去侦察平型关的地形和前面的敌情。回来后，他召集了干部会议，对领受的任务和观察到的情况进行了传达和介绍。我们得知，平型关位于古长城上，关内关外群山重叠，地势十分险要。从平型关东北口到灵丘县南部的东河南镇，是一条狭窄的谷道，其间从关沟至东河南镇长十三公里的地段，地形最为险要，而在这十三公里长的地段内，两侧高地十分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杨得志传达说，林彪`聂荣臻已决心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出敌不意，伏击正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五师团（即板垣师团）的第二十一旅团，以配合友军作战。林彪还指定由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七团担任主要突击力量。在师长林彪带领大家侦察地形的同时，就已划分好了突击区域，明确了各个团的任务。

我们六八五团的任务是：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由于平型关正面有国民党部队七个军约二十万人在防守，因此我们从后面截断敌人以后，就向平型关攻击前进，争取把敌人消灭在灵丘和平型关之间的山沟里。

师部命令我们团于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前到达指定地点，把包括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内的火力阵地筑好，完成各项战斗准备。同是，为保证这次战斗的突然性，师部要求各个参战部队一定要注意保密，保持高度的隐蔽性。

接着，政委邓华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战斗，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也是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同日军进行的第一次战斗。日军侵华以来，所看见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因而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这次一定要给予他们迎头的痛击，要打得勇敢顽强，敢于同敌人拼刺刀`白刃相搏，打出我军的威风来。这次战斗，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地形险要，而且林彪`聂荣臻等师首长亲自带领各团领导干部在前沿阵地作了详尽侦察，选择了最有利的地形，对整个战斗作了周密的部署。其次，我们所采取的战术是伏击战`运动战，突然袭击，这对我们来说是拿手好戏，而对敌人来说，由于他们一直没有同我们作过战，对我们这套拿手好戏还缺乏经验。再就是，作战地点是在中国，对地形，我们比他们熟悉，爬山也比他们行。他们的装备笨重，靠的是坐汽车，而我们是轻装，靠的是两条腿，在山区要比他们轻便灵活得多。

邓华还特别强调：我们六八五团在这次战斗中一定要打好，不能落后于其它兄弟部队，要打出红军主力部队的威风来。最后，他还要求我和政治处的几个股长，立即分别到各营去帮助进行战斗动员。

根据邓华指示，我于当晚到了二营，找到营长曾国华`教导员刘振球，共同商量，然后集合全营指战员进行战前动员。为保证消息不被走露，我们在动员会前规定这次动员会上不准喊口号，不准有火光，不准鼓掌等。

接着，由我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我首先把自己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之后向他们提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几点要求。然后，曾国华向全营指战员宣布了出发路线`联络口号`口令等。曾国华宣布完，部队立即出发。根据邓华的指示，我在这次战斗中随二营行动。

当天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相互照应和联络，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把自己白色的洗脸手巾，绑在左手臂上作为联络信号。我们冒雨前进，个个淋得像个落汤鸡，全身都是泥巴，好在山路并不太难走，路面有碎石子，走起来还不算很滑。

我们整整走了一夜，到九月二十五日拂晓，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内来到指定地点，在公路南侧的山背后埋伏了下来。等部队埋伏好了以后，我爬到山顶上往下观察，看到山下是一条深深的沟，沟两侧的山既高又陡。深沟里，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公路，直通平型关。那时只给团长`副团长配备望远镜，我是政治部的副主任，没有望远镜，但从山顶也可以看见，公路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既没有人，也没有汽车，只是隐隐约约听到灵丘方向有炮声，证明板垣师团正在沿着这条公路前进。

我们在埋伏地点等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日军的队伍，包括营里几个干部在内的许多人有点着急，担心我们会扑空。为此，曾国华跑到团里，去问杨得志和邓华敌人怎么还不来。杨得志叫他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队伍，特别是要把火力点布置好，掌握发突击的时机，准备一声令下，就开始攻击。杨得志还告诉曾国华，有什么事情，团部会派通讯员给各营传达，叫他以后不要再往团部跑。

等到八点左右，我们终于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汽车马达声，接着又隐隐约约在山下的公路上看见了汽车的影子。一会儿，就看见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惊叹：啊，这么多呀！看起来可能有一百多辆，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挂着一面太阳旗，一字长蛇阵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大批马车。汽车车厢里，身上穿著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的日军士兵，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坐着，每辆车有一个排的样子，约三十多人。日军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走得很慢。

见到日军的这种阵势，我们又是第一次拦截车阵，不少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于是都来问：“汽车好打吗？”曾国华说：“好打，他们在车上没有准备，我们一打枪，他们就连车都下不来了。”大家一听高兴了，说：“是呀，我们突然一打，就能叫他们连下车都来不及。”

眼看着从我们面前过了几十辆车以后，林彪从指挥阵地上给杨得志来了电话，命令队伍出击。接到林彪的命令，团部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顿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各个部队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去。我也随着二营冲下山去。

下山时，正好经过师的指挥阵地，我看到林彪正手拿着一个大望远镜，在那里边看边指挥队伍出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师指挥部离我们六八五团的指挥阵地并不远。

我们这猛一开火，立刻就把日军打得懵头转向，一时间弄不清是从哪里打来的枪。车是开不动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想从车上下来，有的就在车上向我们还击，下了车的，就凭借车辆向我们回击。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我们这迎头一击，很快就封闭了敌人前进的道路，把日军的一百多辆汽车和二百多辆马车，全部堵塞在公路中间四`五里路的范围内，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我亲眼见到二营五连冲在最前面，连长曾宪生，指挥沉着，利用地形地物，一直冲到沟里的公路上，两只队伍搅在一起，都分不清了。日军想往上跑，而我们则从山上往下压。结果他们不少人就利用公路上的汽车和辎重作掩护，或用自己携带的铁锹，在公路两旁迅速为自己挖个单人掩体，单个作战。

那些单兵作战的日本兵非常顽强，拼命抵抗，你不过去，他不开枪，你一过去，他就开枪。为消灭他们，我们只好分散开来，用手榴弹`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去打。就这样，这场混战一直打到中午时分，枪声才基本停止。此时，活着的敌人已没剩下几个。

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还真厉害，日本兵都是被我们打死的，一个投降的也没有，以前我们打国民党军队，一打就俘虏多少，这次却一个也没有俘虏到，都是一个一个地拼刺刀，我们一个坑一个坑地搜索前进。

这一仗，我们同日军基本上是打了一场哑吧仗，双方都是闷声不响地拼刺刀`拼手榴弹，一直到把包围起来的日军全都消灭。因为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语言不通，打起仗来，只听见他们哇啦哇啦乱叫，不知道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同样，我们喊“缴枪不杀”，他们也听不懂，再加上枪声`炮声`手榴弹声搅在一起，喊什么都听不清。

战斗结束后大家分析，这次战斗之所以没能抓来一个俘虏，除日本帝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欺骗教育外，语言不通，无法开展攻心战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敌人基本被消灭后，我跟随着二营在战场上搜索残敌。这时，聂荣臻突然来到了公路上，见到我就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负责找人把汽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我们来的那个沟里去。”

我表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有困难，因为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部队正在搜索残存的敌人，抽不出人来。聂荣臻就说：“那你就叫机关的同志和伙夫来搬，另外到附近村子里去找一些老百姓来帮着搬，无论是枪支`弹药`物资`衣服`食品`罐头等等，统统都要搬走，然后等待命令，放火把汽车都烧了，我们要这些汽车没有用，开不走。”我说：“好，执行命令！”他又强调说：“这个地段就归你负责了，要快。”

我立即派通讯员先去找来团政治处的人，派他们到处去动员`集合人员来搬东西，不到两个小时就把汽车里的东西都搬完了。

正在这个时候，天上来了一架日军的飞机。也许是因为闹不清情况，分不清敌我，这架飞机既没有扫射，也没有扔炸弹，只是绕了几个圈，侦察一下就走了。

等敌人飞机走后，我就带领几个人把汽车都给烧了。烧汽车很简单，用刺刀把油箱一捅，划根火柴，马上就能把汽车烧成了一片火海。那些马车我们没有烧，因为正好利用它们来拉缴获的东西。

我们从车上搬下的东西还真不少，堆在那里有一大堆，其中有三八式步枪和轻`重机枪，有一箱一箱的弹药，还有日本大衣`钢盔`鞋等等。吃的东西中，数饼干最多，都是用塑料袋包装得好好的。牛肉罐头也不少，大的有几十斤重，中的有五`六斤重，最小的也有一`两斤重，一个大罐头就够一班人吃的。还有糖，东西还真不少。

到下午两三点钟，东西搬完了，枪声也不响了，队伍撤回到了山上，准备着日军的增援部队来到。上山不久，就听说由于六八七团的堵截，日军的增援部队没有能够过来。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

打完仗开饭时，几乎全团战士都美滋滋的吃了一顿饼干加牛肉罐头。大家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说：以前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现在这个日本的运输大队长也不错嘛！当时吃不完的就交给了各个连队管生活的司务长，司务长可忙开了，动员大家把东西搬上马车就往附近的村子里撤，一路上就像长蛇阵似的，真够热闹。缴获的枪就由战士们分头背上，准备换装。

当天下午，我们清理战场，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及时把伤员运往后方医院，进一步搜检战利品。这时我们看到一些死了的日本兵，身上都带有护身符，是求神保佑他们不死。可这些护身符并没能保佑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无谓地死在这侵华战场上，家中的妻儿老小依然日夜盼望他们能回国团聚，真是可悲又可叹。

平型关一战，我们共消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有说消灭了三千多，我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马车二百余辆，烧毁汽车一百余辆。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仅六八五团就伤亡二百多，其中以二营五连伤亡为最重。五连因为是冲在最前面，拼刺刀也拼得最厉害，最后共伤亡了六`七十个，一个连差不多损失了多一半。最令人痛惜的是五连连长曾宪生，他在同敌人肉搏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曾宪生是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壮烈牺牲时才二十多岁，真是英勇顽强。

也有经不起考验的人。平型关战斗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时任一一五师参谋长的周昆，奉命去洛阳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领取一一五师的第一次军饷，这个周昆竟然见利忘义，将领到的三万银元贪为已有，携款私逃，脱离部队，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以后周昆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和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在郑律成所作的《八路军军歌》中，就有“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歌词，给平型关战斗很高的赞誉。这首歌，一时成为部队指战员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流传军内外。

平型关战斗，是一一五师领导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正确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结果，是林彪等正确指挥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一五师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将永远载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册！

三  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南下突破了国民党的内长城防线。与此同时，平`津方向的敌人也经卢沟桥`涞源`上寨等地，直逼平型关南侧之繁峙，阎锡山的几个军随之全线崩溃，向太原退却。由于正面的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使整个战场形势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并把我们置于了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之中。根据中央军委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总部决定我们向五台山区纵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

撤退后，我们利用这个休整机会，进行了平型关战斗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战斗打得好，打得顽强。所以能够打胜，大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地形侦察细致，所选的伏击地点十分有利于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第二`正面有阎锡山的部队挡住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从后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第三`保密条件好，战场周围的老百姓是绝对拥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在群众的帮助`带领下，我们可以毫无声息地从各条山沟通往我们预定的伏击点，而日军只能通行在两面毫无掩护的公路大道上。

第四`日军的行进全部依靠车辆，我们一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时之间下不了车，一个手榴弹扔在汽车上，他们马上就死伤一大堆。这一有利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熟悉伏击战，习惯于打伏击战，而且林彪指挥伏击战很有经验。过去我们在江西打了很多仗，都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在直罗镇消灭东北军一O九师时也是用的这个办法。这种办法对我们来说是老一套，常用，但对日军来说却很新，他们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

尤其好笑的是平型关战斗后，日军方面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这个林彪，在平型关偷偷摸摸地打，这不算，应当公开布置一个阵地，从正面来打。这封信后来被林彪送到了中央，成了当时的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打山西午城镇时，也曾捡到过这样的信。信是铅印好了的，说你们八路军要打仗，应该从正面来，不准在后面偷偷摸摸地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来规定！

在民主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的同时，大家还对一些具体的战术进一步作了研究。例如怎样打汽车，怎样打汽车前面的摩托车部队，还有飞机来了怎么办等等。大家认为，在战斗进行中，如果来了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它，因为这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敌人是不敢随便扫射`随便乱扔炸弹的。

在总结中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平型关战斗确实没有抓到一个活着的日军这件事。大家都说，这些小日本还真够顽强，你就是把他杀了，他也是不投降`不缴枪。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认为，双方语言不通是个主要问题，语言不通，就无法展开攻心战术。于是，在这次短暂的休整时间内，各部队掀起了一个学日文的高潮。

邓华给我们派来一个日语教员，名叫张秀珂，黑龙江人，是流亡学生，也是著名女作家肖红的弟弟。张秀珂以后一直给我当秘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张秀珂来了以后，我们在邓华的带领下，先集中了各营的教导员`各连的指导员，以及团政治处的全体同志，大家坐在一个大草棚里，先学字母，然后学几句战场上常用的简单日语。 

记得当时学的主要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没收你们私人的财务”`“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你们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并没有到你们日本去”等几句。唉，就这几句话，我们就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我们是反复地学`反复地念，念不准确，教员就一个一个纠正。大家的决心很大，认为学日文是战斗的需要，非学不可。平型关战斗，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特长都发挥出来了，可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才影响了战斗的进一步胜利。

平型关战斗中，我们曾缴获了日本人的几十匹马。这种马很大`很好看，不过我们全部交给了一一五师的骑兵连。从那以后，我们在行军中经常可以看到，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日本的大洋马，带着一个骑兵排穿越我们的部队往前走，先到宿营地去工作。聂荣臻有时和他在一起，有时不在。战士们见到林彪`聂荣臻都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领导我们打了胜仗。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山高三千零五十六米，周边长二百五十公里。五台山的峰顶平坦宽阔，好像是土筑成的一个平台，所以称之为五台山。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共有寺庙四`五十座。这些寺庙大都建筑壮观，金璧辉煌，寺内的彩画精美，塑像雕刻栩栩如生。一般情况下，寺庙里香烛很多，香气撩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这样漂亮的寺庙。

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同邓华一起住在一座庙里。邓华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诚汇报了团里的工作。

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我们在五台山期间，华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华北日军即占领了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对此，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多打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中国。”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来支持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总部的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当时的任务，是随一一五师主力前去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由于晋西南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因此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

这时，日军板垣师团已占领太原，阎锡山的部队在全线崩溃后，已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的丘陵地区。由于太原沦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沦陷的地区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为主，乱成一团。我们接到一一五师师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团在五台山的豆村休整一个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命令，杨得志和邓化便想趁机进行一次党内的组织纪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难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加上我很长时间没写这种文件了，但杨得志和邓华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当晚，我费尽了心思，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党员组织纪律教育十八条”。内容主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支部组织分工和支部生活：党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天亮后，我将这份草稿交给杨得志和邓华修改后，立即油印发给全团各连进行教育，并规定全团党员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学完。

就在我们快离开五台山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命令，要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带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把黄永胜留下了，邓华和陈正湘也留下了，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六八五团二营曾国华也留下了，要杨得志`萧远久和我带着六八五团的一营`三营和团直属队南下。这样，六八五团就在五台山分了家。我们赶紧叫司务员买了几只老母鸡，准备了点酒菜，我把政治处王辉球`曾思玉等几个股长都找了来，一起为邓华送行。这一顿送行酒，我们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时候。次日天刚亮，我们出发了，邓华也就留下了。

之后，我们六八五团从豆村出发，经五台`盂县`寿阳一路南下，到达了石拐镇。这天，杨得志告诉我，要我带领政治处的全体同志，跟随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到晋南去扩兵，这样，我和杨得志在石拐镇分了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专职任务就是扩兵，不再管部队的工作了。

从石拐镇出来，我带着团政治处的同志随左权`杨勇一起，经沁源`安泽到达临汾。在临汾附近，我们见到了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尚昆决定，杨勇留在临汾，在这一带扩兵，要我去运城地区，找运城特委的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带，因为西傍黄河，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河东。在运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条山（太行山支脉）横亘在东南部，像只卧虎似地保卫着这块富绕的盆地。据介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史名人迭出，上至传说中的舜`禹`成汤，下到名将关羽`薛仁贵等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运城时，阎锡山的运城行政公署还在城里，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是秘密的。运城的特委书记名叫张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扩兵工作视为地方党和部队的共同任务。所以他们全力进行协助，出了很多的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运城行署下辖十几个县，我们的扩兵工作就在这十几个县里进行。我把政治处的人分成相应的小组，分别派到各个县，我自己则留在运城城内扩兵，居中协调指挥。宣传股长王辉球带了一个组到河津，民运干事石瑛带了一个组到夏县，组织股长曾思玉带了一个组到临猗，还有一个保卫股长带一个小组到万荣。

扩兵期间，我们到处召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中国抗战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还用各种事例向群众说明，日军所到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到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号召有志热血男儿奋起参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亡图存，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山西，赶出华北，赶出全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慨，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运城扩兵期间，我带着技术书记杨永松和一个警卫班，住在城里一座已经停课的中学校内。除了具体负责城里扩兵工作外，我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几十里地去各地检查扩兵工作，听取有关扩兵情况的汇报。

各县扩来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临汾团部，少了则先在运城集中，然后由运城转送临汾。一般来说，每半个月我们送一次新兵去临汾团部，交给杨得志。我们在运城搞的这次扩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到了一千多人，其中有包括个别学生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中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了部队以后，我们都相应地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由于原先曾国华带领的二营留在了五台山，一直没有归队，以后萧华以曾国华这个营为主力，到了天津以南`济南市以北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这次新扩的一千多人来到团里之后，杨得志就把他们编成一个新二营，并任命周长胜为营长，蔡元兴为教导员，同时从一营`三营中抽调人员去担任各班`排`连长。新二营的人员是比较充实的，就是枪不够。其实当时我们发现了阎锡山在那里封存的一窑洞枪`炮以及鸦片，而且窑洞没人看守，但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我们没有动这些武器。这样，新二营的武器问题，就只能依靠战斗来解决了。

经过这次扩兵，我们六八五团不仅重新健全了三个营的建制而且全团有了将近四千人，应当说已经很满员了。

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的两个旅就分开了，三四三旅由师部率领，先到晋南后到晋西，准备创建晋南根据地；三四四旅则在徐海东`黄克诚的率领下，转到了晋东南，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晋西南这次扩兵，我们一一五师师部`三四三旅旅部和六八五团`六八六团都在驻地附近扩大队伍，共扩到了三`四千人。这些新扩大的人员除了补充老部队外，师部又将其余的人加上晋西南原有的地方武装，编成了一个补充团，并任命陈士榘为团长。这样，三四三旅在原来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团，等于扩大了三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扩兵任务告一段落后，我们全部人员收兵回到临汾，六八五团团部住在汾河以西一个叫苏家村的村子里。在这里，我们渡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在我们去运城扩兵期间，团里只有团长杨得志和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在家。由于团里没有了政治干部，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唐亮来团里协助主持政治工作。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我回到团部后，唐亮就回去了。

元旦过后，萧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委，接替了周建屏，旅长是陈光。接着师里又下达 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八五团政治委员。这时的六八五团，团长是杨得志，政委是我，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这样，新的六八五团团部组成了，团里的几个主要干部基本配齐了，下面的干部也发生了变化：一营营长胡炳云，教导员王东保；二营营长周长胜，教导员蔡元兴；三营营长梁兴初，教导员刘忠英。

团政治处的干部中，由于曾思玉调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王辉球调旅政治部作宣传科长，我们又任命了石瑛为民运股长，邱子明为宣传股长，还任命郭成柱为组织股长，还有一个青年股长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好这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分配来了一批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名叫肖麦萍的同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我们把他安排到团政治处当了青年股长。

随着这批抗大学生的到来，我们还逐渐把全团所有连队的正`副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都换成了抗大学生。同时，以营为单位，将所有的干部按文化程度进行编班学习。各营除正副营长`教导员外，都另设一个文化组长，专管全营的文化教育。当时有个叫李恩求的抗大学生，就在二营当文化组长。团政治处还设了一个日文教员，名叫张秀珂，他不但日文好，写作能力也很不错，以后一直在六八五团教日文，这样一来，部队的文化水准有了提高，为以后开展军事`政治学习打下了基础。学习的空气很浓。

另外，我们还从延安来的抗大学生中，选择了二十多个人组成团里的宣传队，结束了六八五团没有团宣传队的历史。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兵几路，像梳篦子一样沿铁路及公路南下，向晋西南发动进攻，先后侵占了介休`孝义等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林彪决定先避敌锋芒，让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的几个团从临汾向西撤退，进入山区，然后再寻求战机，再打几次像平型关战斗那样的伏击战。

为了布置这次撤退和实施自己的歼敌计划，林彪率领师部来到了兑九峪附近的碾头村。林彪来到后，立即就在师部召集三四三旅旅部的干部以及所属三个团的干部开会。杨得志和我前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就在林彪所住的民房内召开。屋的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桌旁有几条长板凳，我们就在那里开会，板凳上坐不下了的，就往旁边的炕上坐。

林彪要我们先汇报部队的情况。杨得志首先对六八五团的情况作了总的汇报，我补充汇报了扩兵情况。接着，杨勇`陈士榘等依次作了汇报。林彪听了很高兴，表扬我们说：平型关战斗后，我们转移很顺利，扩兵成绩很大。现在我们不仅队伍扩大了，减员很少，没有开小差的，而且部队的士气旺盛，斗志很高，一路上群众纪律也很好，这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接下来，林彪对当时的全国形势作了分析。他说，目前，日军正沿着津浦`同浦`平汉铁路线南下，整个华北已完全沦为敌后。今后，游击战争即将成为华北战场抗战的主要形式。但他认为，虽然华北已完全沦陷，但全国的抗日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他还向我们介绍，三四四旅经中央命令进入晋东南，在长治地区待命，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北方局和一一五师师部在一起，率三四三旅暂在黄河东岸`同蒲路西坚持斗争，在这里开创和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任务是在敌人南进中再打几个胜仗，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扩大胜利成果。最后，他布置了我们下一阶段的具体任务是：一`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要打好仗，多打胜仗，多打牺牲伤亡小`胜利大的胜仗；二`要开创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由我们自己派乡长`区长和县长，通过我们自己的政权筹款`筹粮`筹草和收税，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三`扩大组织抗日武装，三人一组，五人一队，逐渐扩编，从游击队改编成八路军主力；四`同国民党的抗日队伍真诚和作，一起消灭日军；五`支持在北方局领导下`由薄一波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以及由薄一波负责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六`对妥协投降`甘心当汉奸的，给予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补充军费；七`在农村地区开展减租减息`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八`部队严守纪律，爱护山西人民。

我们回到部队后，很快就将林彪的这一讲话精神，向排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作了传达。之后，部队准备转移。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就在一一五师师部向交口以南地区转移时，林彪带了一个骑兵连，骑着缴来的日本大洋马，身穿缴来的日军制服，沿着公路向隰县疾进，准备到隰县城宿营。由于当时日军正向南攻击前进，因此隰县城内驻守的阎锡山部队看见林彪等人，认为是日本人来了，就要林彪一行停止前进。谁知林彪正跑在兴头上，没有听清楚他们喊什么，仍旧沿着公路向县城前进。这下子发生了误会，城头上辟里叭拉的打开了机枪，把跑在最前面的林彪打成了重伤，伤口离肺部很近。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在进行紧急救护后，中央下令立即把林彪送去延安治伤。林彪负伤，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罗荣桓事后向我们通报的。我们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难过。在这之前，林彪经过许许多多次战斗，从没受过伤，在打平型关那样残酷的战斗中也没有负伤，现在反而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伤在了阎锡山的部队手中。好在隰县离延安还不算远，否则情况可能会更糟。

林彪负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陈光任一一五师代师长。

就在林彪负伤后不久，日军从祁县出发，沿几条公路南下，于二月底前后相继占领了隰县`军渡和碛口，从而使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受到威胁。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总部之命，带领我们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准备在公路上与敌人纠缠，敌人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伏击他一次，从而以这种方式来牵制敌人的兵力，保卫黄河渡口。这样的战法与敌人接触和打仗都很多，在敌人进入到隰县和午城之间时，我们就已经打过五`六次仗了。

在我们的节节抗击中，日军的一个中队占领了午城镇，但后续部队尚未赶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陈光`罗荣桓当即决定，要消灭午城镇的这个日军中队，并命令六八五团主攻，六八六团打援。

当天晚上，六八五团三个营在杨得志的统一指挥下，居高临下，由两边塬上往下攻，直逼午城镇。在攻进镇子后，我们又逐段地攻击前进，与敌人一间房一间房地进行激烈争夺。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整整打了一个晚上，才最后消灭了那个中队，但这一仗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小，也伤亡了百把人。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开始尝试用刚学来的日本话喊口号。但战士们喊口号，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听懂了，但为时已晚。一个中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已打死打伤，最后只抓到了一个活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抓到的活着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把他送师部后又转送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

因为敌人一共只有一个中队，所以这一仗我们缴获的武器并不多。但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找到了阎锡山部队溃败时埋藏的武器。阎锡山溃败时，丢下了不少武器和资财，有的埋在地下，有的放在窑洞里。

那是在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时，一营来人报告，说是发现了阎锡山部队埋在地下的枪和炮。听了这个报告，杨得志和我都很高兴，立刻就动员全团战士一起去挖，结果挖出很多“三八式”步枪和一箱一箱子弹，并且还有山炮。当时我们觉得山炮的用处不大，就没有要。挖出的枪和子弹，除补充本团外，其余都上交给了师部。

打了午城这一仗，终于迫使这一路敌人转而向东，到临汾与同蒲路的敌人合流了，从而粉碎了敌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这一仗的战果尽管不算很大，但对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要意义。午城战斗后，部队奉命在大宁休整了几天。

一天早晨，杨得志起得特别早，起来以后就在外面散步。我起得晚一点，就跟着他在后面走。走了一会，突然发现村子里的好些窑洞都是封起来的，我们觉得奇怪，就去问老百姓。老百姓告诉我们，那都是阎锡山封的，谁也不准动。得知是阎锡山封的，我俩就上去看了看，发现窑洞里堆的都是鸦片烟，而且并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于是我们商量，给罗荣桓打个电话请示一下，看能不能弄点鸦片来作军费！问他要不要呀！如果要，就请师部派人来弄。

我当即回到团部给罗荣桓打了个电话。罗荣桓立即答复：“绝对不能动，要照顾到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对阎锡山在山西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

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我们就没有敢动。阎锡山的鸦片可真多，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看守，难道不怕人偷和抢吗？后来一查，这些鸦片原来还是有人世间负责看守的，只是都化装成了老百姓，住在老百姓家里了。当然，我们即使弄了，看守人员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但影响总是不好。

一九三八年四月，陈光`罗荣桓又奉命率一一五师主力转而往北，向汾阳`太原方向前进，深入敌后，在晋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经过几天行军，我们来到了同蒲路的边上。师部又回到兑九峪的碾头村，我们六八五团在汾阳东南的孝义`介休`灵石`平遥一带活动，团部住在西埠头。而六八六团在汾阳以西，背靠黄河，过河就是陕甘宁边区。补充团则在后面和师部在一起。这时，日军为控制晋西南地区，已经沿着同蒲路建立了不少据点。这样，我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展开了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活动。

建立根据地，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伪政权，消灭维持会，建立包括乡政权`区政权和县政权在内的各级政权。此外，要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游击队，建立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坚持敌后抗战，并开展情报工作，深入敌人据点，掌握敌人动向。与此同时，积极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尽力帮助群众抢收抢种`搞好环境卫生等。还要向地方进步人士及地主进行统战工作等等。

罗荣桓按照北方局杨尚昆的统一计划，对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抓得十分深入细致，经常召集我们汇报和部署工作。

部队休整下来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了一系列的训练和学习。军事方面的训练，主要是组织广大干部`战士学习军事理论和基本战术`技术，特别是着重学习怎样打好夜间的仗击战和破袭战（破坏公路`铁路）。

政治方面的学习，则主要是组织营以上的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理论和中国近代史。每个星期，各团营以上的干部都要集中到三四三旅旅部，由政委萧华主持，由罗荣桓政委和杨尚昆书记分别给我们讲一次课。罗政委讲的是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杨尚昆书记给我们讲的是联共党史和哲学，我们听课回来后，再向连排干部作传达，组织他们一起学习。

罗荣桓还特别强调干部学文化，要求能写的干部都要写日记。他还指示，对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团以上干部，可以配备专职的文化教员。例如我们六八五团的副团长萧远久是工农出身，没有文化，罗荣桓就专门交待，要我们给他配备一个专职的文化教员。后来萧远久对我说：“不要为我专门配文化教员了，调个学生给我当警卫员吧，既当我的警卫员，又教我学文化。”

我说：“好，就按你的意思办！”就从部队中选调了一个从平遥扩来的学生，给他当了警卫员。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战斗常识。有一次战斗中，萧远久要他把望远镜拿过来，结果他不知道反正，就倒着把望远镜拿给了萧远久。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对萧远久说，那个学生兵还不懂得怎样搞好警卫工作，就让他专门教文化，另外再单独调个警卫员来吧！可萧远久不同意，说不用了，他就要这个学生兵，因为这个学生兵人很好。不久萧远久得了肺病，很厉害，我们报告了师部，师部又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萧远久是个老干部`老红军，应当照顾，要他回延安进行治疗和休养。萧远久对杨得志`我等几个人都依依不舍，走的时候都哭了。最后，我们要供给部门给他拿了一点钱，他就骑着马带着那个警卫员走了。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直到十月，我们在汾阳东南一住就是半年多，基本上没有打什么大仗。这期间，杨得志和我经常带着侦察员，穿着便衣，由当地的老百姓作向导，跑到日军的据点附近去侦察地形，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打伏击战，但日本人始终在据点里不出来，弄得我们一次伏击也没有打成。

有一次出去侦察，时间一长我们两人的肚子都饿了。但是找不到东西吃，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很穷，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就更穷。杨得志只好掏出一块钱，请带路的老乡帮忙给买点鸡蛋，结果他用一块钱买了二十斤。好家伙，这下可吃不完了！我们每人只吃了几个鸡蛋，剩下的全都带回团里给了炊事班。

我们出去侦察地形，经常到一家老百姓那里去，时间一久，彼此之间就熟悉了。一次那个老乡问杨得志：“长官，你有老婆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吧？”杨得志同他开玩笑说：“我还没有呀，你给找一个吧。”

结果那个老乡把这话当了真，事后还真的去找了一个高小毕业的姑娘，当地人，长得挺俊。那天是姑娘的父亲带着她一起来同杨得志见面的，一见面，姑娘看到杨得志很年轻，很威武，就同意了。这边，杨得志也觉得姑娘不错，可姑娘的父亲有条件，他硬是要杨得志拿出一百块钱当彩礼。这一下，杨得志犯了难，说“我哪来的一百块钱呀，公家的钱又不能给。”

我就给杨得志出主意说：“给他几百斤粮食算了。”那姑娘是愿意的，可是她父亲硬是不干。没有办法，这事只得暂时作罢。

这之后的一天，杨得志和我一起到师部去开会，我就代杨得志写了一个结婚报告带在身上。开会前，杨得志先试探着问罗荣桓：“现在有的干部想找老婆，怎么办？”罗荣桓马上说：“找什么老婆，还早呢！连陈光师长都还没有结婚，别人着什么急？”听罗荣桓这一说，杨得志赶紧过来跟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把报告拿出来，连师长都还没有老婆，我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跑在前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死心。不久，由于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因病回延安疗养，中央军委决定调杨得志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当时，三四四旅在晋东南活动，为了保证杨得志的安全，我将杨得志送到汾河以后，又特意派二营护送他过汾河去晋东南赴任。就在渡过汾河之前，杨得志还想把那个姑娘一起带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一百块钱来。

杨得志走后，师部下达命令，将彭明治由参谋长升任为团长。因为梁兴初也是资格很老的同志，经我提议，师部同意将梁兴初由营长提升为副团长，同时任命田维扬为参谋长，并将一一五师政治部青年部长王凤凰鸣调任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我还是任团政委。这样，六八五团新的班子又组成了。

这一阶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曾多次骑着马来我们团检查工作。过去我同罗荣桓接触较少，对他不太了解，经过几次接触后，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耐心，也非常和气，虽然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但态度好，对人和蔼可亲，能让大家说出心里话。他每次下来检查工作之前，总是先写个条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就骑着马到前面去接他。通常他都是上午来，下午回去。来了以后，总要到连里看看，听听汇报，只要看到部队干部，`战士的情绪高，他就很高兴。

代师长陈光也经常来我们团检查工作，但到六八六团去的时候更多一些。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由于当时日军的进攻重点是放在正面战场上，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很少出来对我们进行“扫荡”，因此这一阶段我们也就没有打什么仗。

但我军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对于我们六八五团来说，在晋西南的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根据地建设，还是在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四  苏鲁支队挺进山东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日军相继占领了武汉与广州。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日军被迫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并将主要兵力逐渐转移来对付打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从而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

针对这一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六中全会上，确定了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的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在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方针。如在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充分发展的华北地区，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作好在新阶段里抗击敌人残酷进攻的准备。而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的华中及华南地区，主要方针则是迅速地建立`发展和扩大根据地，以防敌人回师后发展困难。

为贯彻中央大力巩固华北的方针，同时针对日军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战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三个师的全部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的平原地区和山东，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且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罗荣桓带着一份从延安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来到我们六八五团驻地，召集我`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王凤鸣一起开会。在会上，他给我们看了这份中央来的电报，大意是，要一一五师派出一个团，东进到太行山十八集团军的总部接受命令，然后开赴山东敌后，开创游击根据地。

在看完中央的电报，罗荣桓告诉我们，萧华已经带三四三旅旅部和我们六八五团的老二营从晋东出发，到达了冀鲁边区，这是我们的第一批先遣部队。接着他宣布：“经师部研究，现在决定要六八五团作为第二梯队，过汾河`越同蒲路，到太行山十八集团军总部接受命令，然后东进山东。”

他又告诉我们，在六八五团东进山东以后，师部以及六八六团`补充团，也将作为最后一个梯队进入山东，时间可能是在一九三九年春。他介绍说，一二0师大概已进入山西，准备向冀中发展，而我们一一五师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在整个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和河南部分地区发展。

因为我们以后是单独活动，为了让我们在心里有个底，罗荣桓又把中央的整个部署及当时的形势，向我们作了一下介绍。从总体说，现在整个华北都已沦陷，同蒲路`津浦路`正太路等主要铁路干线，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不过由于敌人的兵力不够，无法全面`有效地控制所占领的地区，在广大已经沦陷的平原地区也有不少的空隙。另外，我们所要前去的那个区域，各派武装十分复杂和混乱，不仅有日伪军队，有土匪，还有少部分留在敌后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也有，但不多，也不强，需要主力部队前去支持和帮助。

罗荣桓特别强调，今后的抗战是持久战，要想在短期内把敌人打出去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长期的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他还告诉我们，国民党内已经有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苗头，到了预定的活动地域后，部队的作战方式仍要以游击战`伏击战以及交通线上的破击战为主，在注意消灭日军`伪军`亲日派和土匪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同国民党军队发生磨擦战，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游击队和各种抗日团体，要做好群众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让我们的军队和群众融合在一起，使抗战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样我们就将战无不胜。

罗政委还对我们说：“六八五团单独行动后，要多注意集体领导，注意集体研究和决定问题，多思索，多考虑。因为单独行动和在上级指挥下统一行动是不一样的，在上级指挥下的统一行动，实际上那是等待命令，不叫你走，你就不走，要你走，你就走，而且怎样走都安排好了。单独行动全靠你们自己。六八五团是红军的主力之一，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任务的，我对你们是有信心的。”之后，罗政委当即指定由我们参加会议的五个人，组成一个军政委员会，并指定我为书记。

罗荣桓最后嘱咐我们，要作好各种准备。首先是作好物资上的准备，师部可以补充少数东西，如鞋`袜`粮食等，但整个部队的冬装，要到总部去解决，总部已对此作了准备。至于军事上的准备，最重要的就是侦察好汾河流域和同蒲路的敌人据点`碉堡情况，选择好渡口和过封锁线的道路，并且最好是到灵石和介休一带去选择。

当天下午，罗荣桓就回去了。我们送他到村头时，他又告诉我人，关于东进山东的准备情况，要我们过几天去师部汇报一次。

大约过了半个月，罗荣桓来信要我和彭明治两人一起到师部去汇报情况。我和彭明治赶到师部，就我们团东进的准备情况，向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一一作了汇报。陈`罗听完汇报后，告诉我们，大致上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向山东进发。先向总部发个电报，至于具体的从那天开始行动，由你们自己决定。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以后怎么和师部联系呀，就问罗荣桓，他答应给我们一个电台，说有什么事可以发报。接着他又补充说，六八五团到晋东南以后，就直接归总部指挥，师部将不再给团里什么指示，所以我们只向师部报告一下情况就可以了。最后，陈`罗叫人弄了几个菜，留我们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们俩就告辞离开了师部。

在送我们出村庄时，陈光`罗荣桓又对行进路上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对我们作了再一次的具体交待。陈光说：“你们行军，每天走六`七十里就行了，不要走得太猛，要注意保持士气，防止减员，防止掉队落伍。过封锁线时，要注意选择好道路，通过时一定要沉着，要待两面的警戒部队都布置好了以后再过。同蒲路旁有条汾河，但水不深，涉水是可以过去的。沿途要注意保密，不要暴露部队的行踪。”待陈光把事情都交待完毕，我们就向陈光`罗荣桓敬礼`握手告别。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我们全团三千七百多人，从团部驻地西埠头出发，开始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行进。

当天晚上九点，我们就来到了汾河与同蒲路的边上。同蒲路是傍着汾河修的，路与河十分靠近，自北向南，几乎就是并行线。

我们的渡河点是选在灵石与霍县之间。当我带着团的主力到达汾河边时，彭明治`梁兴初两位正`副团长已经在预先选择好的渡口附近，亲自部署了两面的警戒队伍，准备指挥渡河。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开始渡河。八月份杨得志去晋东南时，我就是在这里送他过的河，没想到隔两个多月，我自己也在这里渡过了汾河。

渡过汾河，接着我们又抢过了同蒲路。一过同蒲路，就进入了太岳山区。太岳山的西部较低，东部较高，抬头一看，就可见到一条黑黝黝的山脉挡在面前。翻过这道山脉，我们就进入了太行山区。太行山为华北平原至山西黄土高原的交通要道，要想从山西东进山东，这里是必经之地。

在走出太岳山之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们一直都是夜间行军，直到进入了太行山区，才改成白天行军，晚上休息的正常行进。我们每天行进六`七十里，这样走了七`八天之后，就来到了十八集团军总部指定我们集结待命的北马庄。一到北马庄宿营地，我和彭明治就立即骑马赶往总部所在地，向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报到。左权要我们先在北马庄一带驻下来待命，领取冬装`钱粮，作好下一步进军的准备。

这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刚闭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由延安经西安`洛阳，回到了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回到总部后，他们立即召集一二九师部分团以上干部开会，准备传达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得知我们已到达总部附近，就让我和彭明治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彭德怀作传达报告。报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上六个月抗日战争的总结，后一部分是对当时形势`任务的分析，并重点阐述了全会制定的党在敌占区的各项政策。最后，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上，我见到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也见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和前方总部（集团）野战政治部主任陆定一。开完会，傅`陆两位副主任要我和彭明治到总政治部，去汇报六八五团的政治工作情况。

听完汇报，他们很高兴，说本来想到部队去看我们的，但因为忙没有去成，所以才叫我们到总政治部来，听取我们的汇报。

接着，傅钟和陆定一又在总部附近的村子里，召集总部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这 次会议的规模不小，到会的约有六`七百人。在我们的要求下，六八五团的团`营干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彭明治又听了第二次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会议还选举我参加主席团，坐在主席台上。就这样，我们前后大约学习了半个月。

从十一月起，太行山区就下开了雪，满山遍野都是雪，天已经很冷了。十二月的一天，总部用电话通知团里，说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次日要来北马庄，召集我们全团指战员讲话。我们赶紧临时修了个大操场，并搭了个大台子，以供开会用。同时，还想法弄了点茶，买了点花生。

第二天，晴日，万里无云。一早起来，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就忙着集合队伍，在大操场里列队等朱德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检阅。上午八点，朱德`左权等人骑马过来了。他们首先来到团部，和我们几个团的干部及各营营长`教导员见了面。朱德那时大约四十多岁，看上去还很年轻，而且身体健壮，精神抖擞。左权看上去更是如此。

到了团部以后，大家向朱德和左权致敬问好。朱德说，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他只给我们带来了两盒苏联纸烟作为礼物。这种纸烟，有三分之二是个纸筒子，只有三分之一是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了不起的好烟了。

抽着朱德带来的好烟，大家很高兴，都乐呵呵地同朱德司令拉手，同左权参谋长拉手。然后我们请朱德和左权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儿，围着炭火喝杯茶，吃点花生。但左权说不用休息了，要先去看看队伍。于是我和彭明治便引领着朱`左二人来到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时，部队早已整理完毕。大操场上，全团近四千人以连为单位，成分列式，整齐地站立着，准备接受检阅。看到我们来到会场，已先到会场等候的梁兴初发出了立正的口令，立刻全团肃立，向朱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致敬。接着大家此起彼落地呼喊口号，热烈欢迎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到来。喊完口号，朱德`左权在我们几个团干部的陪同下，检阅了全团队伍。

检阅完毕，朱德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六八五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原来是南昌暴动的底子，到井冈山后组成了红四军，以后又与红三军`红二十二军合并为红一军团，最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是有光荣传统的主力红军之一。因此，要我们一定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抗战以来，六八五团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一个是平型关战斗，一个是午城战斗，可以说已经有了打胜仗的经验。到了山东敌占区后，一定要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发扬红军`八路军的威力，多打胜仗，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左权讲话的重点，是对我们挺进山东敌后的具体指示。他要求我们：一`在敌后，以打游击战为主，但也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二`搞好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凡是抗日的，我们都要同他们联合；对消极抗日的，我们也暂时不要理他，不要动他。三`对地方抗日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人员，要尊重他们，可以向他们要求供应我们部队的钱粮，但要注意同他们协商。四`注意发动群众，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注意调查敌情`民情和友军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左权最后说：“现在进到敌后的部队越来越多，要很好地注意锻炼自己在敌后单独活动的能力。仗该不该打，怎么打，都靠你们自己处理，自己来解决。”

朱德`左权讲话后，我代表六八五团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我说，我们这次来，见到了朱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感到很荣幸。朱德总司令原来就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是我们一军团的参谋长，后来又是我们一军团的军团长，今天能得见面，感到格外亲切。我还特别感谢朱德`左权来检阅我们的队伍，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我讲完话，彭明治即向全场发出立正口令，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兼集团总参谋长左权立正致敬。随后全团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散会后，我们买了几只鸡，弄了点菜，请朱德和左权吃了顿饭。吃完饭，我问左权，我们是否把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找来，请他再作些指示。左权同意后，我赶紧派人通知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来团部集合。

等各营的主要干部集合好了以后，我请左权作指示。左权首先说：“你们下太行山以后，要从林县和汤阴之间过铁路，然后过卫河，经濮阳`东明，到山东的荷泽，再走定陶`成武，到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的微山湖一带活动。那里有我们一个敌后游击队，叫挺进支队，原来说有七`八百人。现在那里的地方党很孤立，挺进支队的处境也很危险，被汉奸`日军逼得没有出路，有被搞掉的危险。国民党队伍则是明哲保身，一心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想打仗。你们就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地方党的发展，巩固和扩大当地的游击队，创建苏鲁边区的抗日根据地。”

他接着说：“你们要实行党的集体领导，组成团的军政委员会，团一级的干部都应成为委员，重要事情都要经过军政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我告诉他，在从晋西南出发之前，罗荣桓政委已帮我们组织了团的军政委员会。左权问谁是书记。我回答说，当时罗政委指定我为书记。左权点了点头，说：“好。”

由于当时罗荣桓只指定我为书记，于是我又向左权建议，以彭明治为团军政委员会的副书记。左权立即表示同意。就这样，以我为书记，以彭明治为副书记的六八五团军政委员会，在太行山上正式成立了。

下午四点，朱德和左权一行人离开北马庄回总部，我和彭明治率全团营以上干部集体送他们出村口。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特别着重于安排行军路线。为此，我们派人到总部去领了河北`山东两省的地图。这些地图都绘制得非常精细和详尽。

十天之后，总部来电话通知我们，要求我们于十二月九日从北马庄出发东进，并且为我们拟定了一条下太行山的详细路线。我们还听说，在这之前杨得志`黄克诚他们下太行山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走这条路，总部所在地是必经之路。

五  东进湖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清晨，我们全团近四千人从北马庄出发，开始了东进山东敌后的征程。

按照总部拟定的下山路线，走了二十多里路，我们就来到了总部所在地。在这里，彭德怀派出他的秘书专门在路边等着我们。他告诉我们，彭德怀要我和彭明治两人到他所住的窑洞里去一下。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这次来，我们曾当面听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指示，可就是没有时间当面请示和聆听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尽管我们曾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听过他的报告。

一来到窑洞口，就看见彭副总司令在那里迎接我们。他拉着我和彭明治的手，很热情，要我们看他墙上挂着的地图，我们告诉他，那天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亲自来到部队作了动员，作了布置。

彭副总司令说：“那好，他们都给你们交待好，我就没有多少话讲了，但有几点你们要注意。第一`你们一路行军，不要进县城，因为县城里都驻有国民党的队伍。要走小路，走村庄，尽量注意隐蔽。第二`沿途多做统战工作，我们现在是借路经过，尽量少找麻烦，不要引起纠纷，人家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要有礼节；不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走你们的。第三`撤销六八五团的番号，改为八路军苏鲁支队，下面的营就改为大队。因为一说六八五团，人家就知道你们是一一五师的，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改为苏鲁支队，那就是地方的游击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戴的是青天白日的帽微，只要你们不吭声`不宣传，谁也不会知道你们是八路军，你们只管走你们的。第四`下太行山以后，过平汉路时，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的附近，有三四四旅黄克诚的队伍，到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帮忙，给你们指指路。“

作完这些细致的交代后，彭副总司令亲自送我们到窑洞口，我们就此告别了。

随后，部队从总部门口出发。我们走了一段平路，中午稍事休息一下，部队便开始离开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太行山，慢慢地下山了。

第二天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区，就碰到了一支游击队，并意外地遇见了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谭甫仁。谭甫仁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老熟人，多年不见，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巧遇了！之后，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到他们支队去呆了一个多小时，听谭甫仁介绍周围的一些情况。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太行山脚下，到了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林县林祁镇附近。在这里，我们驻下休息一天。

驻下以后，我们听说黄克诚同志就在附近，就想去找他。黄克诚这时已由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调任三四四旅的政委，带着一部分部队就在附近。而杨得志带着三四四旅的另一部分部队在另外一个地区活动。但不等我们去找，黄克诚政委自己骑着一匹马就找来了。我在五台山见过黄克诚政委，因此他认识我，却不认识彭明治。不过一见面，得知彭明治也是湖南人，他们也很快就相通了。

跟随黄克诚一起来的，还有三四四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周振华。红军时期，我曾经与周振华一起度过了长征的艰难时刻，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这次他听说我到了这里，特意随黄克诚跑来看看我。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久，黄克诚就派他去团里当了政委。他打仗很勇敢，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一直到一九四O年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时，我向他问起周振华，这时他告诉我，周振华已经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好几天。

    黄克诚来到我们驻地以后，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有日军据点，哪些地方有国民党队伍，在什么地方过平汉路最适当，过了路到什么地方去最好。他还告诉我们，平汉路一带到处都有日军的据点，几乎是每隔三十里就有一个，其中最大的据点是汤阴和安阳，我们要过路，就必须得从这些据点中穿过去。他说，他可以派部队掩护我们过铁路，负责把汤阴`安阳这两个大据点监视好，有情况及时通知我们，但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派队伍进行警戒。

黄克诚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在谈话中一再强调沿途一定要把纪律搞好，因为这是区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标志。他说，群众对我们亲，对国民党军队疏，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纪律好。当天下午，黄克诚就回去了，准备组织部队掩护我们过平汉铁路，我们也立即着手准备过路。

第二天黄昏，我们全团整队出发。走到离平汉路还有二十多里路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下来了。我们先来到一个村子里集结隐蔽，进行冲过平汉路封锁线的最后准备工作。我们派出了警戒队伍，由梁兴初`田维扬各带一个连，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进行警戒。当晚九点，趁着天黑，部队按照预定的路线，一口气冲过了平汉路。

相比较起来，过平汉路比过同蒲路容易，因为平汉路两边既没有沟，也没有护路的河，我们感觉很好过。可是一过了路就感觉不对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到处漆黑一片。过了路以后就听见前面响起了劈哩叭啦的枪声，却看不见哪里有敌人。这个情况，黄克诚同志没有给我们介绍过，我们也没有思想准备，加上部队长时间没有听到过敌人的枪声，一些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一过铁路，大家跑得那个快呀！没有一个掉队的。但由于平汉路以东是一大片平原，到处都是道路，处处可通，队伍开始走散了。

当时我和彭明治带着团直属队走在前面，梁兴初和田维扬带着团的主力走在后头。过路以后，我们几乎一直听到劈哩叭啦的枪声，但又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和彭明治就问带路的老乡，为什么到处打枪，是不是日军出来了？他们说不是，说打枪是当地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这一带地主的土寨子很多，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土寨子，差不多每个村都有土围墙。外面有外墙，里面有碉堡，碉堡里守夜的都有枪。一到晚上，岗楼上守夜的人就开始放枪。放枪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互相联系，是一种寨子之间`碉堡之间的联络信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伪军和土匪的骚扰，防止他们拉牲口`抢东西。老乡们都说，日军晚上一般不会出来，他们都是白天出来。

尽管枪不是日本人打的，也不是冲着我们打的，但那天晚上我们可乱了套，除团直属队外，只有三营跟着我们到了预定的五陵镇宿营地。就是团直属队，也有一些单位和伙夫担子走散了。见到这种情况，彭明治很着急，要自己出去找。我劝他再等一等，因为夜色漆黑一团，往哪里去找？反正出发时规定在五陵镇宿营，各营`连干部都知道，他们一问老百姓就会自己找来的。果然，我们耐心等到天亮以后，失散的队伍就逐渐在五陵镇集拢来了。

五陵镇位于卫河边上，是当地一个较大的镇子，也是个渡口。第二天，我们在五陵镇休息了一天。我和彭明治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这次通过平汉路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我们先解释了晚上地主土围子持续打枪的原因，之后强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在行军中都一定要按照预定的路线行进，不能各走一条路，否则就会走乱。最后，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看有掉队落伍的没有。

第三天从五陵镇出来，我们就改为正常行军，白天走路，晚上宿营。一般早晨六`七点钟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宿营，每天行进约有六`七十里。同时，沿途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向部队进行平原地区行军的教育。因为一进入平原地带，大家一方面感到兴奋，另方面也感到生疏，需要时间去熟悉它。

我们部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是在平原地区长大的，而平原地区的行军却有着不同于山区的一些特点。我们下太行山一出林祁镇，在山底下，向东一看，一坦平原，根本就看不见山，这块平原，比西安的平原地区大得多。这对我们这些在山沟里走惯了的人来说，就好象到了国外一样，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陌生环境，被搞得蒙头转向，没有山，我们就辨不清方向。在山区我们辨别方向很容易，因为我国的山脉，一般都是东西走向，而且山上的道路有限，一般只有一条道路可通。而一到平原，到处都是路，象蜘蛛网一样，大路小路到处都通。不容易分清东西南北。黄克诚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也曾说过，他刚下山时，也是这样，感觉很不习惯。

为学会辨别方向，使部队能按指定的方向前进，我们专门作了一番调查，请教了当地的老百姓，对干部进行了教育。要在平原地区辨别方向，一个是看村庄，一般村庄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居多。另一个方法是看土地庙，土地庙的门一般都是朝南的，再一个是摸树，朝南的一边比较光滑，朝北的一边比较粗糙。晚上最主要的是看北极星，要学会认识北极星的方位。

闯过平汉路以后，我们就亮出了八路军苏鲁支队的旗号。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也报请上级批准，由吴文玉改成了吴法宪。

部队从五陵镇出发，经濮阳`东明`菏泽`定陶`成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苏`山东交界处的微山湖以西地区。按照行前彭怀德的指示，这一路上，凡是经过的县城，我们都没有进去，而且连地主土围子也不进，住的都是一些小村庄。除我们自己所带的粮食外，沿途就派干部向土寨子要粮食。实在没有粮食，就在地里找老百姓遗下的地瓜吃。秋收过后，留在地里的地瓜还有的是。

尽管我们当时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载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并没有表明八路军的身份，可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论在哪里宿营都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而且凡请向导带路和雇车马拉东西都给钱，跟别的队伍完全不一样，所以老百姓很块就认出了我们的八路军身份。当时，常常是我们刚进到一个宿营地时，村里的老百姓还躲躲藏藏的，可等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时，老人`小孩都出来看我们，送我们，对我们很亲，这充分证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威力。

在山东成武，有一天我们想进入一个大寨子宿营，但寨子里的人却对我们说，只要我们不进去，我们要猪他们送猪，要粮食他们给粮食，一句话，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既然他们这么说，那好，我们就不进去，就在外面露宿。结果他们真的送来了粮食和猪。这样，他们很高兴，部队也很高兴。以后，凡是遇到有地主土围子的大寨子，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只要他们送吃的东西出来，我们就不进寨子。至于寨子里的枪，我们一条也不要，因为那都是他们用来保家的。经调查，这些枪大都是国民党军队在平汉路溃退时扔的，被地主捡来用以保家。在这个地区都是一个地主，带一大片地。地主住的都是高墙的砖平房，贫下中农住的是草房破屋。就这样，我们一路较为顺利地到达了微山湖以西地区。

我们一到微山湖地区，就开始打听挺进支队。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一个叫鸡顺集的小村子宿营，驻下以后，就派人出去侦察，目的是想找一找看附近有没有挺进支队的人，再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可一问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挺进支队，只知道国民党的刘跃庭带着一部分人住在单县县城里，究竟有多少人，他们也弄不清楚。

正在我们不知如何找到挺进支队时，天黑以后，有一个人穿著便衣，带着两个人来到我们驻地附近，恰好同我们的侦察人员迎面相遇。侦察人员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挺进支队的，来搞联络。

来到支队部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见面以后，那个穿便衣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挺进支队的政委，名叫郭影秋。他说，前几天得到山东分局的通知，知道我们快到这里了，所以到这里来迎接我们。他还介绍说，挺进支队的司令员是李贞乾，留在支队照顾部队，没有来。他是遵照分局的指示，来找我们联络的。

得知他们正是我们要找的挺进支队，我们很高兴。我说：“那正好，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还请郭影秋参加了会议。会上，我首先请郭影秋介绍当地的情况。郭影秋一开始就说，这里的形势现在非常危急。他介绍说，在我们驻地往东不远的地方就是丰县，那里有一支号称有七千人的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队伍。虽然这支汉奸队伍实际只四千人左右，但却非常猖狂，非常嚣张。现在正在全线向挺进支队发动进攻，已经把挺进支队逼到了欢口镇以北的十字河地区。挺进支队现在只剩下一`两百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些干部`战士已经开始带着枪回家隐蔽起来了。由于战局不利，湖西特委和挺进支队在当地很孤立。幸亏我们及时赶到，不然再过一个星期，挺进支队就有可能被打败。

    至于附近几个被国民党占领的县城，凡是坚持抗日的，几乎都垮了，如砀山县政府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沛县县长冯子固的手里也没有了多少队伍，只有丰县县长董玉珏手下大概还有百把人。这个董玉珏原来和我们是合作的，但现在他的态度已变。单县县城里还有国民党的一个旅，旅长叫刘跃庭，手下大概有三千人左右，他们与日伪军是互不侵犯。在整个湖西地区，真正的日军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丰县和沛县两个地方。丰县的据点里大概有三`四百人的样子，沛县的日军稍多，约有六`七百人。汉奸队伍里，最大的就是王献臣这支队伍，他占领了丰县以北的大片土地。可以说，王献臣是湖西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

听完郭影秋的情况介绍，我们就开始研究先打哪里，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法。郭影秋的意见是，擒贼先擒王，要打就先打汉奸头子王献臣，而且要打就快打，打就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这得看我们的部队疲劳不疲劳。

经研究，我们同意了郭影秋的意见，决定次日就开始向王献臣部发起进攻。从太行山下来一路东进，部队虽然疲劳，但一路上都是正常行军，部队还不算太累，完全有精力打好这一仗。另外，根据郭影秋介绍的情况，王献臣这支队伍虽然有四千多人，但兵力却很分散。在他所占领的丰县以北大片村庄中，差不多每个村庄都驻有他的部队，人数从几十人`百把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部队大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又不懂得做工事，只是凭借几个土围子来进行守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开始进攻，把他们完全消灭是不成问题的。

接着，彭明治同志提出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及具体打法，我们全体同意。于是我们连夜召集各大队长`教导员开会，部署作战，发布作战命令。除介绍情况外，主要是摊开地图，研究如何打法。

根据会议最后决定的作战计划，这次战斗以一大队和三大队打主攻，由西往东，一路向王献臣司令部所在地崔庄攻击前进；二大队打援，负责切断王献臣的退路，并阻击可能由丰县出来增援的日军。一大队由副支队长梁兴初带领，二大队由支队参谋长田维扬带领，三大队由大队长刘宗英`教导员蔡永指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带领一个特务连，随主攻方向追击前进。我们计划，次日凌晨天亮以后各部队就开始行动，从曹马集出发，争取一天时间解决战斗。

会后，支队司令部作战股长黄炜华立即草拟了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传阅后，由彭明治和我共同签署，并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各部队开始出发。一个半小时以后，到八点钟，枪声响起，战斗正式开始。由于我们的部队很整齐，战斗素养好，战斗力强，而且武器装备也好，所以打得敌人一触即溃。战斗开始没多久，我们一大队`三大队两个大队全线推进，很快就将王献臣部占领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攻了下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一起，带着一个特务连，一直紧随在主攻队伍后面前进。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就把敌人都包围在两个较大的庄子——崔庄和大王庄之内了。彭明治当即下达命令，要一大队攻占崔庄，三大队攻占大王庄。之后，两个大队稍作了一下准备，就发起了攻击。下午一点钟，两个大队就先后攻进庄子，解决了战斗。

这时，丰县的日军百余人出来增援，被守候在那里的二大队击退。当时，王献臣正好在崔庄，他见势不妙，立即带了三十多个便衣，从二大队防线旁边的村子溜过去，跟随增援的日军逃进了丰县城。

这一仗，打得王献臣最后只剩下了几十个人，队伍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后清查战果，共俘获一千五百余人，另有一部分逃散了。经过清查，俘虏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真正的伪军官兵八百多人。我们还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机枪三十余挺，驳克枪三`四十支。不过，由于战斗中一些枪弹打在麦垛和房子上，使有的村子着了火，崔庄和大王庄也都烧掉了一些房子，给群众造成了一些损失。

战斗结束后，我们部队在郭影秋的带领下，经两天的行军，到达顺河集以北的十字河口肖庄，同挺进支队和湖西特委会合。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老百姓纷纷送来慰劳品。部队和湖西特委`挺进支队一起会餐，共同祝贺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并欢庆首战胜利。

在中共湖西特委的所在地肖庄，我们住了一个短时期。当时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称为特委，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改为湖西区党委，当时的特委书记是白子明，特委下属的各县都有党的组织，有县委，也有区委，但人数都很少，而且大多还处于秘密状态。各级组织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发展抗日武装，组织游击小组`游击分队，没有建立其它的群众组织。

当湖西特委知道我们在八路军总部听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以后，就请求我们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意他们的请求，由我向特委进行传达。参加这次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的，有特委组成人员及几个县委书记，约十余人。我首先传达了全会精神，然后，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同时根据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湖西地区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统战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作了重新部署和安排。由于当时地方工作还是归特委负责，我们只是给予协助，所以我在会议上只是建议特委，要充分利用我们到来的这个时机，掌固和发展崔庄战斗的胜利，打开局面，恢复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

在我们消灭了王献臣这一股湖西地区的最大的敌人后，湖西地区的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原先回家隐蔽的挺进支队干部`战士纷纷带枪归队，挺进支队新的领导班子也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领导班子共四人，即司令员李贞乾`政委郭影秋`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挺进支队司令员李贞乾，在当地群众尊称为“李司令”。李贞乾出身于丰县北部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曾是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委员和进步人士，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丰县一沦陷，中共湖西特委就以他的名字号召，组织了一个抗日义勇军挺进支队，队伍发展很快，一下子就发展到了七`八百人。挺进支队组织起来以后，日本人把他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把他家里的人也杀了，可以说为了抗日，他是倾家荡产，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大牺牲。

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原为国民党铜山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是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挺进支队成立后，湖西特委派他担任这支抗日武装部队的政委，是挺进支队的主要领导者。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都是老红军干部，是由部队派去负责军事指挥工作的，就由他们几个人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的领导班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队伍又恢复到了原有的规模。

按照总部的决定，部队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微山湖西，东部就到微山湖边为止。我们在肖庄小住一段时间以后，便迅速把三个大队分别撒了出去：一大队撒到往沛县这一边，向东朝铜山发展；三大队撒到鱼台`金乡那一边，向西北方向发展；二大队撒到丰县那一边，向南往砀山和单县发展。挺进支队则在丰县以北`鱼台以南地区活动，并寻机向东往微山湖边发展。我们支队部和区党委靠拢在一起，在单县`丰县`鱼台`金乡一带活动。一时间，军地双方密切配合，工作进展很顺利。

国民党的几个县政府知道是我们八路军到了，纷纷向我们靠拢，希望依靠我们来帮助他们恢复政权。首先是丰县县长董玉珏`县大队长黄体润，大摆了一桌宴席，专程来支队请彭明治和我去县政府吃饭。然后是砀山县县长窦雪岩，派人给部队送来了粮食和猪肉。最后沛县县长冯子固也来要求我们派部队，去沛县支持他们的抗日斗争。他们甚至公开向我们表示，现在他们离省政府很远，省政府对他们是鞭长莫及，管不了他们，因此他们愿意把我们当成上级领导看待，在日军“扫荡”时，听从我们的指挥，叫他们怎么打就怎么打。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我们同他们商定，由这几个县供给我们粮食和物资，平时双方互通情报，战时配合作战。

在我们的帮助下，几个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快就巩固了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拼命发展自己的武装。不久，丰县董玉珏`黄体润的队伍发展到了四`五千人，沛县冯子固的队伍更是发展到了六千多人，连砀山县窦雪岩的队伍也由几个人发展到了二千多人。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借助我们的力量，巩固了政权，发展了武装，队伍的发展比我们还快得多。

这个时期，是湖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高潮时期，不过事后看来，当时我们的思想有点“右倾”，对国民党人的支持太多，以至于他们以后还有能力反过来和我们搞“摩擦”。如果当时把他们搞掉，后来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但当时他们打的也是抗日的旗号，而我们又要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如果真的把他们搞掉了，极有可能还要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权。占领了鱼台`全县和金乡等地以后，我们派出了自己的县长，其中金乡县的县长，就是我们支队政治部的民运股长李英。不久，我们又建立了两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开始筹备成立专员公署，准备由李贞乾任专员。在部队的发展上，苏鲁支队经几次扩兵，队伍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近万人。挺进支队也发展到一千多人，下编为三个营。

当时的湖西地区有个特点，就是散落在民间的枪不少。原因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会战后，队伍全线溃退南撤到徐州的途中，丢下的步枪`机关枪`驳克枪和各种子弹不计其数。这些枪弹有的被地主搞走，拿去组织了地主武装，有的则被当地的老百姓收藏了起来。因此，有了人，就不愁没有枪。要想发展队伍，只要把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收集起来，就可以编成一支像样的队伍。

一九三九年二月，沛县北部有一支伪军部队，约一千四五百人，司令员名叫藉兴科，副司令员何玉祥，经我们同湖西特委的郭影秋同志的一系列工作，主动提出反正，要求我们派部队前去支持。结果我们队伍一到，他们就反正起义了。事后，经报请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我们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的独立大队，由何玉祥任大队长，郭影秋兼任政委。因为藉兴科年纪既大又吸大烟，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所以由特委统战部门给他另行安排了工作。

这一年的三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师部`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进入到了鲁西北和沂蒙山区，在恽城`宁阳`汶上等地连打胜仗，歼灭了伪军两`三千人。胜利消息传来，我们知道是师部到了，于是立即发电联系，。很快师部就来了命令，要我们将挺进支队正式编入苏鲁支队，统一对湖西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接到师部命令，我们立即向湖西特委作了

通报，并随即将挺进支队改编为苏鲁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贞乾任大队长`郭影秋任政委并兼独立大队政委，李发任副大队长，孙鹤一任参谋长。

不久，我们将支队下面原相当于营级建制的四个大队，改编为相当于团级的建制，并在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独立大队编入三大队，编入三大队下属的一个营，由何玉珏任营长。我们以苏鲁支队和湖西特委的名义共同发电报，将改编情况报告了一一五师`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同时报十八集团军总部，得到了批准。

经过我们几个月的作战与工作，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是打开了。湖西的抗日根据地，北面到了金乡`鱼台，东面到了微山湖边，南面逼近陇海铁路，占领了砀山等县。因为西面是国民党的占领区，我们没有过份进逼，可是也进入了中共鲁西南地委的所在地曹县。与此同时，我们苏鲁支队也发展到了一万二千余人，在当地是名声大振，称得上是当时整个苏鲁地区举足轻重的一支重要武装。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在湖西地区发展的鼎盛时期。

六  南下陇海路，番号改为苏鲁豫支队

在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我们也曾多次寻求向南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部队就曾两次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过萧县境内，当时萧县属于江苏省。

第一次越过陇海路，是应萧县县委之请。抗战开始以来，萧县的形势一直比较好，差不多整个县都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县委书记叫李中道，解放后曾任过吉林省的省委书记。县长叫彭笑干，县委还有纵汉民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萧县的武装曾发展到四`五千人。但由于萧县距徐州较近，敌伪活动很厉害，这也给县委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听说我们支队到了湖西，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县委就再三派人来，要求我们派一部分队伍南下支援他们。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我们决定派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率二大队越过陇海路，去萧县开展工作，同时侦察了解情况。

半个月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陇海路很好过，只要两边搞好警戒，一下子就过去了。到了萧县以后，在县委提供的情报和带领下，半个月内打了好几仗，这里二百，那里二百，把一些土匪`汉奸的队伍打掉之后，局面就打开了。

他们还讲了一件事：有的土匪头子听说八路军到了，怕被我们消灭，就想向我们靠拢，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但萧县县委认为，这些土匪武装在打着抗日的旗号，依然还去抢老百姓的东西，坑害当地群众，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绝不能同他们搞统一战线。根据县委的意见，梁兴初`王凤鸣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一天，我们部队在白楼子东面一个叫洼子口的地方住下以后，搭了个台子，宣布要召开联合抗日大会，把那些土匪武装头子及其部下找来开会，并把他们放在会场中间，我们的部队则布置在会场的四周。一宣布开会，梁兴初就向空中打了一枪，以此为号，我们的部队立即举起枪，把那些土匪吓得要命，一个个乖乖地缴了枪，一下子就俘虏了四百多人，都交给了县委。

梁兴初等人还反映，在萧县搞枪很容易，那里村村寨寨都有国民党军溃败时扔下的枪支，那时发展部队，多么需要枪呀！二大队南下只半个月，就搞了十几挺机枪和几百条步枪。他们认为，在安徽宿县`河南永城等地区，尽管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但如果支队主力南下，相信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

听了汇报，我和彭明治商量后认为，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总部和师里的指示，在湖西地区局面基本打开以后，队伍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向南发展。于是我们向湖西特委提出，留挺进支队在湖西坚持斗争，苏鲁支队的全部主力南下，往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特委同意后，我们又向总部及师部发电请示，总部回电报说，按照情况，是否南下，由我们自己考虑决定，如果决定南下，要注意同彭雪枫部队取得联系。总部还告诉我们，一一五师师部已经进入山东，我们的行动以后由一一五师直接指挥，与总部只要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接到总部的电报，我们决定南下。四月初，支队部率领一`二`三大队和独立大队开始越过陇海路南下。我们这次南下的目的是铜山以南`宿县以东`灵壁以西地区，主要是想把这一地区的伪军和土匪队伍消灭掉，压缩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我们很顺利地过了陇海路，之后又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在徐州和宿县之间的夹沟顺利通过津浦路。在津浦路东，我们第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位于濉唐河边的灵壁重镇时村。

濉唐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来往船只很多。在时村设有伪军的一个收税大卡，据说一天可以收到好几千块钱。时村驻有伪军三百多人。

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由彭明治和我亲自指挥三大队向时村发起突然攻击。当时我们一个大队已经发展到了两千多人，两面一包围，很块就攻进去了，三百多名伪军全部被消灭，一个也没有跑掉。这次战斗一共缴获了步枪三百余枝，机枪七`八挺，子弹上万发，另外还有包括布匹`食盐等在内的一大批资材。听说我们打下了时村，国民党灵壁县县长许之信马上就来了。由于我们和地方党一时联系不上，只好把时村交给了他。

我们在时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就又回到津浦路以西，开始向豫东方向推进，一直前进到了永城。我们南下后一直都很注意与彭雪枫支队取得联系，可我们后来得知，彭雪枫支队还在平汉路以东，与我们相距较远，相互之间一时联系不上。于是我们向东走了一圈，最后回到萧县。

通过这次侦察性的南下行动，我们认为，部队向东发展很有前途。当然，向西发展也有着相当的空间，但那里已经有彭雪枫支队在活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们回到萧县时，中共湖西特委刚刚改组为湖西区党委，区党委书记仍为原特委书记白子明。湖西区党委听说日军即将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就要求我们返回湖西地区，准备反击日军的“扫荡”。我们决定尊重区党委的意见，即刻返回湖西。我们走丰县南部，顺路消灭了那里的一部份伪军以后，就回到了湖西和区党委会合，并休整了一个时期。

由于八路军苏鲁支队两次南下，威胁到了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从而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为了加强守备，日军不仅将沿津浦路`陇海路一线的各个据点都增加了兵力，而且在丰县`沛县也增加了部队，准备对湖西根据地进行“扫荡”。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我们回到了湖西以后不久，日军湖西地区的“扫荡”终于开始了。日军的这次“扫荡”，主要依靠汽车来完成，而且攻击的对象也包括国民党县政府的部队。一开始，敌人是坐着汽车出来“扫荡”，沿着公路跑一圈就回去，让我们打都不好打。后来我们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在公路旁边的各个村子里进行分散伏击，等日军的汽车一来，就用机枪扫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还很奏效，我们每进行一次伏击，都能杀伤他们一些人员。我们打了五`六次这样的小仗以后，日军就退回据点，再也不出来了。

日军对湖西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敌人的“扫荡”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作为支队的领导，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盲目乐观。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对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总结。

大家认为，平原地区，村子稠密，大车路`公路四通八达，汽车到处都可以通，敌人一扫荡，我们就很困难。只要有路的地方，他的汽车就一定比你跑得快。而我们的部队白天就不能转移，一转移就很可能会暴露目标，就会有伤亡。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以后，就必须得在那里坚守一整天。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挖沟。湖西地区是平原，既不利于部队隐蔽，也无险可守，但是可以挖沟，让村与村之间都以深沟相通。这样，一则部队可以利用这个地形来有效袭击敌人，二则在日军“扫荡”时，老百姓可以从沟里跑掉，以减少损失。最主要的，我们在公路和大车路上挖出的沟，可以使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够横冲直撞，从而让它们无用武之地。

总结了前一段反扫荡的经验之后，支队军政委员会认为，一定要动员群众，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统统挖成沟。我们认为，湖西地区土质松软，少有石头，只要大家心齐，挖成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经商量，这个挖沟的具体任务，我们就交给了支队副参谋长黄纬华，让他去组织调查研究，画出路线图来，并具体组织实施。先动员几个村子，挖出个样板来，然后要各县来参观学习，统统按照这个办法来搞。

在区党委的支持和推动下，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时间不长，整个湖西地区村与村之间的沟都挖通了。当时，大家管这种沟叫“抗日沟”。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军民上下心气相通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们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的一份电报，命令我们往南，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电报告诉我们，彭雪枫支队正从河南的竹沟往东发展，要我们尽快与彭雪枫取得联系，以配合彭雪枫部打开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大别山以北这一大片地区的局面。同时，总部正式批准，将我们的番号由八路军苏鲁支队改为苏鲁豫支队。

接到总部命令，我们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兵分两路，将四大队（原挺进支队）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为加强四大队的力量，再从其它三个大队各抽一`二个老连队，编入四大队，并留下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由他们兼任四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另外，立即给湖西区党组织一个警卫营，同时把各县的游击大队也都划归区党委直接指挥，以保证区党委能安全开展工作。同时，由支队部率一`二`三大队南下，配合彭雪枫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我们将这一南下部署，报告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后，很快得到了总部和师部批准。

随后，我们立即将南下部队集中在单县`丰县和砀山之间，然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全部越过陇海路，再次进入到皖北萧县境内，当时的萧县县委，已归属于湖西党委的领导。

我们到了萧县，彭雪枫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萧东望带了一个骑兵连来和我们联系。当时彭雪枫是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我们双方各自介绍了部队的活动情况，商讨了今后的联系办法。萧望东主任提出，他们准备要往东来，要我们慢慢地同他们靠拢，他建议把重点放在西面，先打开津浦路以西地区的局面，然后再逐步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

要打开津浦路西的局面，首先就要把萧县的工作做好。当时，萧县县委领导下的县大队有一千七百多人，大队长耿蕴斋，副大队长孙象涵`吴信容。我们到达萧县后，又把这支部队编为苏鲁豫支队的第七大队，并派去兰廷辉当了政委。七大队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津浦路以东，由孙象涵率领，大约有五个连。一部分在津浦路以西，由耿蕴斋带领，也是五个连。我们到萧县后，除县城外，帮助所有的区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时，又帮助县委新组建了一个县大队，很快又发展到一`两千人。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但由于我们收缴了大量国民党遗弃的枪支，武装了部队，队伍发展极其迅速。

不久，我们又越过津浦路，向灵壁`泗县`睢宁推进。这样，就从西北到东南再到西南，形成了对徐州的三面包围之势。我们的这一行动，使得日军大为恼火。在此之前，日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们狂妄地认为，八路军只是一些手持土枪土炮的农民，用伪军就足以对付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而且还闯入了他们的心脏地区。这使日本侵略者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八路军绝对不是一伙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因此，开始准备认真对付我们。

六月初，专门针对八路军的日军大“扫荡”开始了。在扫荡以前，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日军的这次“扫荡”，集中了近六千兵力，从徐州`夹沟`宿县`灵壁`睢宁`时村，分七路向我们苏鲁豫支队进行合围，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搞掉，最少也要把我们撵出徐州东南地区，解除对津蒲路的威胁。

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支队部只剩下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我们三人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应付敌人的这次“扫荡”，就必须将部队集中到四面都有山的铜山县张山集和褚兰集一带去。因为我们的部队刚刚南下，还没有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敌人一来“扫荡”，我们在平原地区没有什么依托，而敌人的汽车`坦克却可以横冲直撞，畅通无阻。在这种情况下，要准备反“扫荡”，就必须要依靠山。张山集`褚兰集一带四面都是山，虽然山不是很高，但比平地还是要好得多。

彭明治和我随即发出命令，命令部队立即全部集中到张山集和褚兰集地区。当晚，部队经一夜急行军，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部队刚部署完毕，就发现敌人的坦克`汽车一路一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很快，将近六千人的日军的快速部队，就包围了张山集和褚兰集。除步兵外，日军还配置有五十多辆汽车`二十门大炮和两辆坦克。

根据战前的部署，我们四个大队各挡一方，日军用坦克冲了几次，始终也没有冲过来，反而冲到山沟里去了。山区不通公路，敌人的汽车也过不来，日军便改用大炮轰。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打到天黑，不知道打了多少炮。那里的山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石头，炮弹打来，石头就满天飞，弄得我们很难受。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各在一块石崖下，用电话指挥部队。队伍各自依凭紧急筑起来的工事，独立顽强抗敌。就这样，敌人发起的几次攻击，都让我们给打了下去了。一直到晚上，敌人也始终没能前进一步。我们守住了这个山区。

随着黑夜的来临，彭明治问我：“政委，怎么办呀？”我说：“你的意见呢？突围吧！”彭说：“对，要突围，还回到津浦路西去，西面的萧县`永城是我们的根据地，往东不行，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对我们不利。”

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认为应该趁着黑夜突围出去。我们当即安排全支队分三路突围，一大队`二大队各一路，三大队和七大队一起为一路，支队部随一大队跟进，二大队断后。

天黑以后，我们派侦察部队下山侦察，发现前来围攻的七路敌人之中，已有四路由原路退回了，只有三路敌人还没有走，村子里没有动静，敌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空隙。

我们迅速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行进，因为队伍没有什么辎重，都是轻装，很容易的就突了围。敌人还在那里打炮，我们就已经走到敌人的后面来了。我们随即加快脚步，整整走了一个晚上，仍从夹沟越过了津浦路。因敌人抽调兵力围攻我人，这里防守空虚，是个空档。一过津浦路，天就大亮了。

夹沟的西面有一块叫黄藏峪的山地，山里有个大寺庙，庙前有个大森林。过了津浦路后，我们考虑部队打了一整天，又接连两个晚上都在赶路，就把二大队放在黄藏峪的口子上警戒，让其余部队在森林中稍事休息。不料还没等我们吃上饭，敌人已跟踪前来。听到枪响，部队顾不得吃饭就冲上了山顶。彭明治下了死命令，要二大队无论如何也要在山口守住。敌人拼命地攻，二大队坚决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由于战场是在山区，敌人的坦克`汽车无法前进，而山背后却是我们的根据地，因此我们在二大队顽强阻击的掩护下，支队主力很快就撤回到王白楼`洼子口地区，回到了根据地。就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阻击，我们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七路围攻。前来围攻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据点。

这一仗，是我们到苏鲁豫边区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斗。我们全支队伤亡近六百人，当然是伤的多`亡的少。二大队政委蔡元兴被炮弹击中牺牲了，牺牲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真令人痛心！除此之外，还牺牲了一些连`排干部。

应当说，彭明治在这次战斗中指挥若定，表现得很沉着，很坚定。本来，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越过我们，敌人把我们看成是心腹大患，不把我们撵走他就不会放心，所以下定决心发动这么一次大“扫荡”，对我们来说这一仗非常难打。当时彭明治的身体不好，梁兴初又不在，但他仍然同我和田维扬一起坚持了两天一夜，没有犯病，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最终指挥部队突出重围，打破了敌人精心布置的七路围攻。

部队能基本完整地回到根据地，我很高兴。回来后，我直夸彭明治这次指挥得好。他却说：“政委，你还说这个话。这次我没有搞好，伤亡了这么多人。”我说：“还要怎么好法呀？想把敌人全部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好，行动迅速。主要是我们的伤亡大了一点，这是个损失，不过我们把伤兵都弄回来了。而且，经过这一次战斗，我们尝出了滋味，知道敌人的大‘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小‘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这种经验对我们以后进行反‘扫荡’很有意义。最重要的是，从这次战斗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条经验，对我们八路军，日本鬼子就是没奈何。”彭明治很赞同我的意见，说：“政委，你说得好啊！”

经过了这次反“扫荡”，我觉得彭明治在打仗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很沉着，很稳重，从不冒失，经过这段时间单独行动的考验，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军事指挥员。

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我们便从王白楼`洼子口地区继续向西，往萧县`砀山`永城前进，最后在孙老庄住了下来。

七  挺进皖东北

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在梁兴初所派的一支队护送下，带动一个骑兵排，出乎意料地来到了我们支队部。看到陈光到来，大家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刚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现在师长又来了，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

陈光代师长住下以后，首先听取了我们汇报。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队伍发展情况。我们六八五团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从山西离开一一五师师部以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一万二千多人。现在的苏鲁豫支队一共是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同时每个大队还另编有一个重机枪连。此外，我们还有四个县属游击大队。由于国民党军溃退时，在湖西等地区遗弃了大量枪支，部队的武器装备都得到了更新，原有的都移交给了游击队。

我介绍说，彭明治很注意炮兵的建设。我们经过调查，挖到了一门山炮，于是彭明治就组编了一个炮兵连。由于缺少炮弹，这门山炮我们平时都舍不得用，但在打汉奸土围子时就很有用。一次在河南永城有个汉奸土围子，他有一百多条枪，就是不开门`不投降。彭明治就下令调来山炮，结果，我们只对着城门打了一炮，他们就吓得乖乖地开门缴了枪。

汇报到这里，我开玩笑地说：“那么厉害的山炮是很好，但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炮弹打了千百发，我们不是也挨住了吗？并没有吓倒我们嘛！”

陈光也插话说：“师部在反‘扫荡’时，也曾在陆房挨了日军很多炮弹，但我们也没有被吓倒。”

二`彭明治同志就苏鲁豫支队这段时间的战斗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粗略计算，这段时间内我们大体上打了四`五仗，粉碎敌人大小“扫荡”共五次，最大的一次就是铜山东南张山集敌人七路围攻的这一次。在这些战斗中，我们共俘获敌人，主要是伪军，将近三千人，也缴获了数千支枪支。

三`创建了根据地。我说，我们在金乡`鱼台`萧县`永城以及单县`沛县`丰县`铜山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县`区政权。这些地区的敌伪都已基本赶走或肃清，只剩下日军孤立地留在据点里。在根据地内，为抗击敌人的军事“扫荡”，挖“抗日沟”的活动正在逐步推广。

四`开展了同国民党抗日部队的统战工作。同国民党的县政权`地方部队联合抗日，他们都听我们的调遣`指挥，只是对国民党人恐怕是有点“右”，以致于现在他们的武装也发展起来，而我们又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搞掉。

在汇报的最后我们强调，湖西地区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打开，主要是因为我们执行了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师里的指示，积极组织地下党`地下武装和情报网开展工作，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如原挺进支队和萧县县大队等，在我们创建湖西根据地的工作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彭雪枫支队对我们的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湖西地区局面的打开，完全是上级正确的领导，以及地方党`地方党领导的军队和兄弟部队对我们支援的结果。

听完汇报以后，陈光代师长也简略给我们介绍了师部东进以来的情况，以及日军在陆房进行大“扫荡”的情况。接着就和我们一起研究苏鲁豫支队的下一步工作部署。

陈光代师长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下一步将苏鲁豫支队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一`四大队继续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由于在军事上一时找不出适当的人选，仍由副司令梁兴初兼任四大队大队长，政治部主任王凤鸣兼任四大队政委。又由于湖西地处陇海路北，离支队部较远，陈光代师长的意见是，四大队就直接归一一五师师部指挥，我们表示完全同意。

二`一大队加七大队的孙象涵部，进入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洪泽湖以北的皖东北地区活动，以打通和鲁南师部的联系。陈光代师长非常同意这一安排，说：“这个意见好，这样一来，师部和你们之间的联系就打通了，占领了这一地区非常重要。可是要谁去指挥呀？”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可不可以呀？”陈光说：“很好，就你带一大队和孙象涵部东去吧，只是可能会遇到困难。”彭明治说：“政委还能离开支队部吗？”陈光说：“没有关系，还有你们嘛！”

三`支队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田维扬，副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率支队主力二`三大队及七大队耿蕴斋部，在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活动，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

四`七大队耿蕴斋部和孙象涵部由于历史形成的关系，暂不合编，仍旧分两部分活动。

下一步的行动计研究决定之后，陈光代师长高兴地说：“这一部署实现以后，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都有苏鲁豫支队在活动，如果我们山东的部队再南下，就将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徐州在历史上向来就是个重要战略区，我们如果能够控制这个地区，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战，就能牵制住大量日军，这对全国的抗战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还交待说：“我回去后，口头向师部`向罗荣桓政委汇报这一新部署，你们就不用再发报了。”

研究完工作以后，我们又陪陈光代师长到部队去检查了一圈工作，接着就召集各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开会，请陈光给大家讲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对苏鲁豫支队过去的工作，他表示满意，认为我们在湖西地区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今后的部署，陈光代师长强调主要是发展根据地，压缩敌占区，消灭伪军`孤立日军`建立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在战术上，要尽快打小仗`打胜仗，以牵制敌人兵力。他还告诉我们，对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暂时都不要去破坏它，破也破不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去控制敌人的交通线，所以任何的破坏都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从而促使敌人发动大“扫荡”，增加我们活动的困难。

讲话的最后，陈光代师长还要我们很好地总结反“扫荡”的经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继续在平原地区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准备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同时，他还要我们注意经常与师部保持联系，并答应给我们增加一个电台，供我和东去的部队使用。

陈光代师长在支队部住了一个星期以后，说他离开师部很久了，准备回去，要我们派两个连送他，并说，这两个连将来有可能回来，也可能就留在师部。临走的那天，我们牵着马，依依不舍地将陈光代师长一直送过了陇海路，才在那里和他分手告别。他带去的两个连到师部后没有回来，被编入了其它部队。

按照与陈光代师长一起商定的计划，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我率一大队及七大队一部从驻地出发，开始往东向皖东北行进。彭明治`田维扬`黄炜华`郭成柱等一直送我到村口，我和他们也分了手。彭雪枫支队特意派出的张爱萍和刘玉柱二人和我们一起东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皖东北建立区党委。从此，我们三人就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部队出发的第三个晚上，我们按预定计划在宿县以南`固县以北地区，顺利越过了津浦路。过去的几次过路，我们走的都是宿县以北的夹沟，这次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我们改走了宿县以南。

越过津浦路的当晚，部队在杨屯集宿营。宿营地距固镇`宿县敌据点有五十里路，距灵壁敌据点也是五十里，距时村据点二十五里。另外这个地区是河网地带，有新濉河`老濉河`濉唐河`新河`沱河等五条河流，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其间。河网密布的特殊地形，使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顺利通行。我们原以为，在这样的地区宿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第二天早晨，前面担任警戒的部队发现，敌人正从宿县`固镇`灵壁分三路前来合围我们。由于在河网地区，他们无法使用汽车，每路约七`八百人，徒步前进，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大队部的附近，等警戒部队发现他们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离大队部驻地只有一里路左右了。

所幸当时正值青纱帐起，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高梁`玉米，敌人突然来袭后，我们急忙进到青纱帐里去隐蔽。我和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赶紧指挥队伍挖掘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派出侦察员到前面去侦察敌情。

由于青纱帐很密，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敌人，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发动攻击。他们都只是在外面用炮轰，看样子是想把我们撵走就算。正当敌人开始炮轰，我忙于指挥队伍挖掘工事时，张爱萍主动提出，要我派几个警卫员给他，他要去前面看看地形，帮助我们侦察一下敌情。时间不长他就回来告诉我，看样子敌人一时还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果然，我们前面的几个连同敌人顶住了，打了一天也没有什么伤亡。到天黑以后，我们顺利地突围了出去，敌人并没有追击，很快也退了回去。就这样，我们刚过铁路，就跟敌人打了一整天。晚上突围后，脱离了敌人的追击，进入了我们预定的区域孙家寨一带宿营。

以前南下时，我们到过这里，对这一带地区比较熟悉，所以队伍住下以后，我就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和七大队副大队长孙象涵来共同研究，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先向哪里发展。孙象涵是夹沟人，对附近的地形和情况都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研究，大家认为，按照陈光代师长交待的要同鲁南师部打通联系的任务，队伍应当首先向北发展，如再往南走，就会进到大濉河流域，河流更多，更不好活动。最后我们决定，部队下一步先转而向东，经泗县`泗洪靠向洪泽湖西岸，再沿运河向北发展。张爱萍同志也同意了这一方案。

部队来到了泗县时，张爱萍同在皖东北活动的地下党负责人杨纯联系上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皖东北专员公署就设在泗县，专员名叫盛子瑾。为了隐蔽在国民党的专员公署里，杨纯这个女同志竟然推光了头，女扮男装，化装成了一个男人。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来了金明，由他担任皖东北的区党委书记。这样，就由金明`张爱萍`杨纯组成了中共皖东北区党委，来共同负责皖东北地区的工作。从此，张爱萍和刘玉柱就留下来专搞地方工作，不再跟随部队活动了。我专门派了一个连掩护他们。他们经常派人来同我们联系。我也曾到区党委驻地住过两次。我去区党委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些情况，同时也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看区党委需要我们向那里发展，好及时派部队过去。

至于地方党的建设工作，我们不参加意见，不作任何干预，但我们和区党委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分别同盛子瑾`许志远搞好统战关系。具体分工是，区党委负责对盛子瑾专员的工作，我负责对许志远的工作，共同做好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盛子瑾的专员公署里，除了杨纯外，还有我们地下党的另一位负责人江上青及地下党员吴云村。自我们来到皖东北以后，他们两人就开始同我们取得联系，供给情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关于盛子瑾及皖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我主要是从江上青`吴云村那里了解到的，他俩曾两次前来我们驻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据江`吴二人介绍，盛子瑾本人是坚持抗战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但他的部队打仗很少，战斗力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张爱萍和我分别做工作，动员盛子瑾和许志远在张大路镇进行会谈，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共同携起手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天的会谈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协议。

会谈结束后，江上青`吴云村在随盛子瑾回专员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荪武装的袭击。袭击中，江上青不幸当场牺牲，吴云村侥幸逃脱，来到我们驻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之后皖东北区党委在泗县的李杨镇附近为江上青举行了追悼会。区党委金明`张爱萍`杨纯等参加了追悼会，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敬悼词。我也专门从五十里外的部队驻地，赶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一起为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连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开了灵壁`泗县`睢宁这一个三角地区的局面。但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一个叫高楼的寨子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对我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八  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县队伍都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砀山县也发展到两千多人。如果罗政委和郭洪涛`张经武不来这里，湖西的局面就很难挽救。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查明，那个王须仁才是真正的‘托派’，他想以‘肃托’来保护自己，夺取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权。为此，他残害了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将他逮捕了。对他的错误，我们还要请示中央和山东分局后再作出处理。至于王凤鸣，暂时仍让他兼任四大队政委，四大队由梁兴初和王凤鸣率领东去鲁南，归师部直接领导和指挥。以后怎么处理，也要由中央和山东分局来作出决定。”

听了罗荣桓这一番有关湖西“肃托”经过的介绍，我惊心动魄，我向罗政委解释，我是七月份离开支队部的，离开时绝没有想到湖西竟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肃托的事，我的电台同四大队不通报，支队电台可以通，但彭明治`郭成柱也没有说到湖西肃托问题，我连传说都没有听到。我根本不知道梁兴初被抓起来了，王凤鸣无法无天，我不清楚。我提出想见梁兴初，但罗荣桓说：“梁兴初已带四大队离开湖西去鲁南了。”后来才知道因为罗政委要走，梁兴初带着队伍到微山湖东边滕县和邹县布置警戒去了。因此，我这次回来连梁兴初的面也未见着。

罗荣桓政委最后说：“正因为你不知道‘肃托’的事，所以我才要你回支队部。‘肃托’的错误我不怪你，你不用多心。”

但紧接着，他又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苏鲁豫支队的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你离开大部分主力部队，单独带一支部队出去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样做行吗？”

我表示，罗政委批评得完全对，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历史上这样的沉痛教训多得很，想不到现在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不过我同时也向罗荣桓说明，当时我们将整个支队一分为三，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是陈光代师长来这里时同意决定下来的。陈光代师长要我向东打通同山东鲁南的联系，要彭明治向西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梁兴初`王凤鸣留守湖西地区。这些都是代师长点头批准并亲自安排的。陈光代师长当时还特别交待，留在湖西的部队由师部直接指挥。

没想罗荣桓听了我的解释后却说：“陈光同志来你们这里，并没有经过党委批准。在罗坊战斗中，我们带着师部突围后，他就到你们这边来了，这事当时我不知道。”

我继续检查说：“我们把梁兴初和王凤鸣留在湖西时，没有给他们之间规定领导上的主次关系，结果王凤鸣竟然把梁兴初给逮捕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幸亏罗政委及时赶到，不然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说到这里，彭明治和王凤鸣来了。罗荣桓当场又将王凤鸣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一顿，王凤鸣只能唯唯称是，不敢作声。

第二天上午，我在征得彭明治的同意后，又跑去找罗政委向他建议说：“现在一大队在皖东北已发展到一千七`八百人，还有孙象涵部的八百多人，加起来将近三千人，是不是再派一政委去，以加强领导。”罗荣桓问：“叫谁去呀？”我回答说，我已征得彭明治的同意，想让参谋长田维扬去一大队兼任第一政委，让王东保任第二政委。这样，两个政委，领导力量就增强了。罗荣桓听后回答：“好，同意。”

我又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留在支队部不回去了。我从一大队还带了一个连在这里，向田维扬交代清楚以后，就要他跟这个连马上出发到一大队去，我就不走了，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很快回答：“完全同意，就照这么办。”我们当即下了命令，任命田维扬兼任一大队第一政委，通知他马上走。

那天下午和晚上，罗荣桓又接连找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同志谈话，研究苏鲁豫支队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谈话中，他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一年来苏鲁豫支队的队伍壮大了，地区局面打开了，现在大片土地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这很好。今后，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挽回‘肃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是要依靠你们苏鲁豫支队。只要把情况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相信你们的。”

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

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说一下，因你曾对罗政委表示过，不愿意当政治委员，愿意当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听了彭明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很不高兴。我想我是曾经对罗荣桓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愿意带着部队单独出去活动，又得当个政治委员太不容易，担子太重。但领导真的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虽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内心不痛快。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

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九  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日军逐渐将其主要的兵力，用来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巩固其占领区，并把自己的打击重点放在了华北。针对日军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而在华中和华南，则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华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了我们在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会议认为，苏北地区已成为敌后，国民党只有韩德勤部在那里活动，而韩部内部矛盾重重，深为人民所痛恨，因此我们如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不仅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而且苏北地区靠近山东，还可与山东的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共同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决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

刘少奇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命令八路军的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根据地。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并指出，在整个江北，都应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绝不停止。复电还强调，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

    一九四O年三月，我们收到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份电报，除传达上述中原局的决定外，还命令苏鲁豫支队全部离开湖西，南下并东进苏北，以配合新四军的渡江行动。电报通知我们，湖西地区的工作由黄河支队来接替，要求我们立即作好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政治动员）和物质上的准备（夏装）。至于支队留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概不动，一律不带走。

我们接到电报以后一个星期，黄河支队就呼呼地下来了，并很快在丰县`单县和金乡接替了我们的防务。黄河支队共三个团，支队长彭雄，政治委员张国华，他们两人是同一个县的，都是江西永新人。张国华先到支队部来拜访我们，我们大致上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他要求我们派人去他们那里，对湖西的情况作一下详细的介绍。彭明治`朱涤新当即答应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吴法宪到你们那里去汇报。”张国华当即表示欢迎。接着，我便跟随张国华去了一趟黄河支队。

在黄河支队，我受到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接待。我将湖西地区的敌情，即日军`伪军`汉奸的情况，以及国民党部队顽固派的情况`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地方工作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等，都向黄河支队的同志作了全面的介绍。我还特别向他们介绍了湖西曾经发生的“肃托”错误，以及我们为清除这一错误所做的各项工作。

我回到支队部之后不久，彭雄`张国华又来到我们支队部看望彭明治和朱涤新。在闲谈中，我说起国民党在湖西的部队已有近两万人，这些部队原先同我们合作得很好，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反共高潮的到来，他们的态度就变了，不断同我们发生“磨擦”。我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错误，因为刚开始他们只有千把人，而我们苏鲁豫支队则有八`九千人，一摆出去，不就把他们搞掉了吗？如果那个时候就派我们的人去当县长，这政权也就都是我们的了。

   彭雄是个工农干部，完全是工农干部的本色，性格比较直率，他一听我这话就说：“现在我就派部队去把他们搞掉。”我赶紧告诉他，现在国民党部队的力量大了，我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只能加以严密的防范。最主要的还是，如果他们不向我们主动进攻，党的政策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

    当时，由于苏鲁豫支队的一大队和七大队孙象涵还在皖东北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发电报请示师部，询问对孙象涵如何处理，是编入一大队，还是另行编制。师部复电说，孙象涵部不动，留在皖东北交由张爱萍领导指挥，一大队可以带走。

一九四O年六月，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湖西但还没有走的时候，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从河北南部下来，先我们过了陇海路，在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支队会合了。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区域是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随后，我们苏鲁豫支队也越过陇海路到达泗县。这时，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两支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 

我们到达泗县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急电催促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八月中旬，黄克诚率部到达盱贻县中原局驻地。

在此前后，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具体方针。之后，经被中央批准，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包括其下辖的第四`五`六旅共九个团一万七千余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包括新编第三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三支队随即又编为七`八`九三个旅，共九个团两万余人，执行东进淮海的任务，配合新四军的北上部队，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

在这次整编中，苏鲁豫支队的番号被撤销，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以后又编为第五纵队的第七旅。第一支队下辖的一`二`三大队分别改称一`二`三团，支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副支队长田维扬，我仍为政治部主任。一团团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二团团长黄炜华，政委冯志祥，三团团长王良太，政委罗友荣。

部队整编结束后，队伍立即东进，准备渡过运河进入淮海区，所谓淮海区，即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废黄河的西北，直到黄海边的大片区域，包括淮阴`涟水`泗阳`沭阳`灌云`海州等县`       镇。这一区域内，有运河`监河`沂河`沭河`六塘河`灌河等河流横贯其间，由西南向东北流向黄海，完全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

作为第五纵队的先头部队，我们率一支队二`三团一路东进，经皖东北根据地到达了十九团的驻地南新集。在南新集，我们停下来布置侦察，部署渡运河。

经过几次侦察，我们了解到，运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日伪所占领，运河边上都建有敌人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大约有二`三十里路的空隙。与南新集隔河相望的淮阴`王营`鱼沟是日军三个较大的据点。北面的泗阳`众兴`陈道口也有日军驻防，而东北面的陈集`徐溜等地则为伪军所驻守，各有伪军七`八十人到百把人。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正好运河涨水，我们决定趁这机会实施渡河行动。我们以一团为主，向清江市警戒，并佯攻日军驻守的鱼沟，以保证渡河部队右侧的安全，向左，则向泗阳加强警戒，与此同时，支队主力很快渡过了运河，在日寇的据点之间穿插行进，按原计划，顺利打下徐溜`成集`钱集三个伪军据点，敌人全部被消灭，我们自己伤亡不大。

随后，黄克诚率第二支队也渡过运河，与一支队会合在一起。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南到淮阴`涟水，西到泗阳`宿迁，东到射阳，东北到响水口`灌云。淮海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占领一个县城，但重要集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便以支队部所在的陈集`钱集为中心，三个团分别向南`向北`向东北方向继续发展，以扩大我们的占领区。

在我们进入淮海地区后，原皖东北区党委负责人之一的杨纯，也奉命进入淮海区，任淮海地委书记，跟我们政治部住在一起。这时，部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重点也是开展地方工作。

淮海地区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因此，我们每控制一个地区，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久，我们就相继建成了沭阳`涟水`淮阴`泗阳`灌南五个县政府及县委领导，并由地委负责筹备成立淮海专员公署。

九月，我们在钱集召开淮海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淮海专员公署。在这次大会上，经杨纯推荐，选举我兼任淮海区专员，选举原沭阳县委书记徐一鸣任专员公署秘书长。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点便转为配合地委搞地方工作，一支队的大部分政治工作，我则交给了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急电黄克诚，要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向东南推进，控制阜宁`益林地区，支援新四军在黄桥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接到电报，黄克诚急调以张爱萍为支队长`韦国清为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进入淮海区，接替一支队的工作。同时命令我们一支队，即刻南进渡过盐城河，进占阜宁`盐城，开辟盐阜区，争取同新四军的苏北指挥部会合，以配合新四军的黄桥反顽斗争，使苏北同山东根据地联成一片。接到命令后，黄克诚亲自来一支队进行动员和布置，帮助我们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经过几天准备，九月三十日晚，我们从涟水和响水口之间东渡盐河，进入阜宁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羊寨`阜宁`上冈，南下盐城；另一路沿甸湖`东沟`益林`湖垛，向盐城夹击。两路部队边打边走，沿途连续战斗，击溃`消灭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保二旅`第八旅各一部分，占领了阜宁县城`盐城县城及下属的大部分地区，共消灭敌人约两千人。

在我们进入阜宁地区之前，为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东进黄桥，并于七月奉命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九个团七千余人。

在苏北地区，国民党的力量较强，仅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就约有十万人。由于韩德勤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任其部队鱼肉乡里，他深为苏北人民所痛恨。当时在苏北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呀，偏偏欺侮老百姓，咳！”

新四军进入苏北后，韩德勤企图乘我北上的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时，开始调集重兵共四十个团，计五万人，向新四军发起了进攻。他还挑拨`拉拢与威胁驻在苏北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出兵七千余人，与他一起围攻新四军。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的指挥下，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于十月初将韩德勤的主力一万余人歼灭于黄桥地区。黄桥一战后，韩德勤率残部逃往曹甸`兴化，苏北局面随之打开。

黄桥战役，新四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群众的帮助。在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常常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年有首流传甚广的歌，就是说这种情景的。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真好看。烧饼要用热火烤哟，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我军刚到黄桥，就受到当地群众携老扶幼的热烈欢迎，他们以当地特产黄桥烧饼犒劳我军。

我们进入苏北地区时，新四军正在进行黄桥战役。为支持新四军的黄桥战役，我们一支队在歼灭韩德勤的部分主力部队，并占领了盐城`阜宁后，奉命继续挥师南下。十月十四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一团进抵东台县白驹镇，与新四军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率领的二纵队六团会师。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第一次胜利会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师，使我华北根据地终于和华中根据地联成一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上，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南下，共同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不久，八路军第五纵队另一支主力部队二支队也相继南下，占领了阜宁的东坎`八滩等地，从而控制了阜宁全县。随后，又攻占了淮安的东部和车桥的北部。这样一来，南面是新四军，北面是八路军，我们就把韩德勤所率领的部队紧紧包围在车桥`曹甸之间一个狭窄的区域里了。

一支队南下时，因为我在淮海区兼任专员工作，一时脱不开身。所以带着队伍东渡盐河，南下苏北的是彭明治`朱涤新`田维扬和郭成柱。待我到达苏北时，支队部已经进盐城，正着手部署成立盐城县政府和县委。

苏北地区是鱼米之乡，比北方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比北方高，农忙季节以及过年时农民的餐桌上可以见到鸡鸭鱼肉，海边盛产刀鱼`虾`螃蟹，整个地区的人口比较稠密，文化程度比较高，商业比较发达，当地的风俗民情也比较开化。

盐城，有人口两三万人，市内有一部分小手工业，小作坊，商业是主要的。这里河网交织，水路交通是主要的，可以通达上海`南通`扬州`镇江等地，南来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

进驻盐城后，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地方工作。为了尽快稳定民心，我们首先是出安民布告，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地方秩序。我们的重点是，稳定工商界，使之照常开业，`照常营业，同时建立党组织，建立盐城县政府，组织民兵和游击队，开展统战工作，建立财政税收，恢复经济，恢复市属各大小镇子的工作。南方的城市比较繁华，凡有五十户以上人家的小镇子，沿街都开设有不少店铺，有饭馆和澡堂子，这在北方还是不多见的。

十  参加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一九四O年十月下旬，正当我们在盐城陆续开展这些工作时，突然接到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一份电报，说苏北的新四军要召开一个抗敌和平会议，邀请八路军派代表参加，并指定我代表八路军第五纵队去参加这一会议。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会议地点，复电说，会议地点是在泰州的曲塘。

随后，我便去与彭明治`朱涤新商量，说我过去从没有走过这条路，沿途的敌情不太清楚，苏北又是个水网地区，加之青纱帐已落，一旦遭遇敌人，不好隐蔽，是否带点警卫部队去。他俩都说，当然要带，最好带一个骑兵连去。我认为一个连一百多人`一百多匹马，太多了，走起来不方便，还是带个骑兵排，去个连长带队，就足够了。这样一共三`四十匹马，路上也好一点。听我这一说，他俩都表示同意。

十月二十七日，我带着骑兵排从盐城出发，前往曲塘参加苏北抗日和平会议。我们沿着一条被破坏了的从灌云到南通的公路走。头天我们经伍佑`大冈`白驹，到达东台宿营。因为马多，为便于喂马，我在城南找了一座学校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由东台出发，经梁垛`安丰`富安`到达了驻在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见到了副总指挥粟裕。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曲塘现在就等我去开会，要我赶紧去，并且说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条汽船。他要我把骑兵排统统留在海安，由指挥部负责安排照顾，我和警卫员马上坐汽船走。我们赶紧上了汽船，大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曲塘，这时天还没有黑。一下汽船，我马上去见陈毅总指挥。陈毅见了我，当即把我介绍给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说这是八路军的代表吴法宪。

晚上住下后，我去请示陈毅，对他说：“陈总指挥，对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黄克诚司令员叫我来听候你的指示，请你安排。

陈毅听了很高兴，他告诉我说，这个会议是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的。中央指示，在苏北要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根据这个指示，苏北指挥部为进一步争取李明扬等人与我们合作，决定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除邀请了李明扬`李长江`陈应泰以及国民党江苏省参议员韩国钧`苏北地方代表黄玉峰等人以外，还邀请了韩德勤的代表，但遭到韩德勤的拒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苏北地区实现统一战线，划分防区，团结抗日，共商大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两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应泰，孤立韩德勤。

说完这些以后，陈毅就同我拉开了家常。他先问我是否参加了长征，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说：“总指挥，你可能把我忘了，你在江西军区当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我在六十四师当青年科长，当时你住在兴国县草鸡窝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江西军区政治部召开青年工作会议时，你还给我们作过政治报告。“

陈毅马上说：“啊，那是老部下了！”我说：“是啊。是老部下，你是我们的老司令员。我那时是个青年科长，是个小小的干部。”

抗敌和平会议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会议大致定下来两条：一`当前的大前题是共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备召开苏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政权，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坚持苏北地区国共两党军队现在的各自的防区，互不侵犯，互不攻击，停止“磨擦”战，不打消耗仗，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团结对敌。会上各个代表发表了一通意见，都表示同意陈毅总指挥的意见，口头上达成协议，但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随同陈毅坐一条小船回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见到了粟裕。在海安，我向陈毅`粟裕简略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情况，他们也把新四军的情况向我作了简略介绍。我请陈毅`粟裕在本子上给我签个字，他们一人给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鼓励。他俩对我们在各自分别经过敌后游击战争和长征后，又重聚在一起，表示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由陈毅及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出面，请包括韩国钧`黄玉峰等当地知名人士吃饭，也请政治部的同志和我参加。十月份，正值盛产螃蟹的季节，大家兴致勃勃地吃了一次螃蟹宴。

十一月一日，我准备回去了，但陈毅总指挥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让我参观参观海安这个镇子。海安这个镇子比较繁华，商业也比较发达。正好当天下午，韩国钧回请陈毅`粟裕`钟期光等，把我也邀了去。参观了他的家庭花园，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十一月二日，我向陈毅`粟裕正副总指挥和钟期光主任告别，当天回到了东台，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又在白驹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处住了一晚。十一月四日，我们回到了盐城。

由于黄克诚当时率纵队部驻在东沟`益林地区，因此回到盐城后，我以电报向他请示，准备去他那里汇报一下这次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可黄克诚复电说：“不用来了，简单写个书面报告就可以了。”

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个简短的会议情况报告，并转达了陈毅`粟裕对他的问候。同时，我也向彭明治`朱涤新等转达了陈`粟两位首长的问候，以及对我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的问候。

回到盐城，我的工作重点放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当时的阜宁`盐城两县，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过程中，黄克诚曾指示我用淮海区专员的名义，委任宋乃德为阜宁县长。宋乃德是山西人，老干部，以后他成了盐城区行政公署的专员。另外，我还委任了盐城县县长，是个本地人，地下党员，但是他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十一  新四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

一九四O年十一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

不久，总指挥部准备北移。彭明治和朱涤新认为，应当把盐城让出来，让总指挥部驻盐城，我们搬到二团驻扎的冈门镇。在得到批准后，我们很快搬到了在盐城西面约二十里的冈门。冈门这个镇子很大`很繁华，有两`三万人。

我们刚刚搬到冈门，陈毅就坐着汽船来了。他是代表新四军来看望我们的，我们热烈欢迎了陈毅。当天晚上，陈毅跟我们几个支队的干部，相互之间谈了很多情况。陈毅同志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

陈毅同志刚走，过了三`四天，刘少奇同志又从洪泽湖经淮海区`阜宁地区，来到了盐城。彭明治`朱涤新和我赶紧回到盐城，接待刘少奇同志。

在盐城，刘少奇详细地给我们阐述了东攻西防的重要性。他说，在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慢慢向东发展，而皖南的新四军向北转移，这样就可以逐渐地把华北`华中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可以扩大抗日队伍，增强力量，必要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国民党原来强令新四军把江北的部队全部调到江南的一块狭小地区，企图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此计不成，又强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对此，中央决定的对策是，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同意转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必要时粉碎其军事进攻。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的阴谋挑衅。

刘少奇强调说，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建设苏北根据地。而盐城，又是苏北的中心，因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中原局都准备迁到盐城来。他还告诉我们，他已向中央提出建议，将陇海路以南包括第五纵队在内的所有八路军，统统编入新四军，而且所有的干部统统都要留在华中，不再北调。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山东军区的一道命令，将原苏鲁豫支队改编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旅，同时命令我回山东去，任教导第二旅政委，旅长是曾国华。我把这个命令给刘少奇看了，并请示他怎么办。看完电令，刘少奇立刻说：“一支队的部队肯定不回山东了，你也不能回山东。现在应当是干部向南来，而不是向北去。你应当就在苏北工作。”就这样，刘少奇把我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下达命令，将我由一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提升为第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我又去请示刘少奇同志，他答复我，这个命令要执行，因为这是经中原局同意，又经过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的。不过，他要我暂时还留在盐城这里不动。因为中原局和总指挥部现在要管整个华中的工作，盐阜地区的工作一时管不过来，所以暂时还得由我们一支队政治部先管着。他说：“过几天调几个干部来，等他们组织起盐阜地委和盐阜行政公署，正式开始工作后，你就可以离开一支队了。”

十二  断桥事件

这里我顺便讲一下我们从盐城迁向冈门时发生的一件事。

苏北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这里的大江小河连在一起，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有的河，如沭河`盐河等，直通黄海。海船四通八达，可以直通上海，也可以转入长江，通往南通`镇江`南京等地。这里的公路大都已被破坏。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许多村庄就直接建在河边，一出家门就可以上船。

在水网地带，在陆上的行动就很不方便，一出门就得过桥，桥很多，但都不是什么坚固的大桥，有的是独木桥，也有的是用几棵树，用绳子把两头一绑，连接在一起，就算是一座桥，这样的桥很不坚固。当然也有稍好一点的，是用石板或木头建筑而成的桥。

地形变了，在战术上就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做出改变。在水网地带打仗，要跑掉是很容易的，春夏秋三季岸边的芦苇很多很高，也便于隐蔽。但是要包围和消灭敌人就比较困难，有时候明明你看到了敌人，可偏偏有一道河淌在面前，你就是过不去。所以一打仗，首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桥和船，有了桥和船，就可以过河。大部队展不开，就用小分队，这样运动迅速，便于包抄敌人。

彭明治是个军事指挥员，他很注意占领桥梁和渡口，很注意保护桥的完好，这是完全对的。

那天，我们从盐城移防到冈门，把盐城让给中原局和总指挥部住。冈门原为二十团驻地，他们往西挪了挪，把冈门让给了我们。从盐城到冈门，一共只有二十多里路，就过了十几二十座桥。快到冈门的时候有一座桥比较长，有三截。我们旅部行动的时候，常把骑兵连和侦察连放在前面。正当骑兵连在这桥上过一半的时候，马把桥踩断了，六`七个战士摔进河里，马也掉进了河里，不会水的人就被淹死了。

彭明治闻讯以后非常气愤，立即赶到前面去处理这一问题。他严厉查问桥是怎么断的，是谁在桥上掉下去了。正好这时从河里爬上来一个青年干事，彭明治就问，你为什么把桥踩断了，万一有个情况怎么办？结果不问三七二十一，拨出手枪，“砰`砰`砰”连打三枪，把那个青年打死了。

我和朱涤新得知了此事，觉得彭明治这样随便枪毙人不对，就批评彭明治说，骑兵连已经过了那么多，很可能是前面的人把桥踩坏的，恰恰他倒霉，走到这里，一下掉进河里，几乎淹死，结果一上来，你“砰`砰`走”几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样做很没有道理。

彭明治不敢分辨，只说，他当时脾气上来了，想也没想就开了枪。已经开了枪，怎么办哪？

我们说，这样做不对，第一`这不是战场，在战场上你有权力，谁不执行命令就枪毙谁，但现在我们是在移防，不是在打仗。第二`究竟是谁把桥踩坏的，现在弄不清楚，其实我们当时不应该要骑兵走这个桥，应该让他们骑马游泳过去就行了。

彭明治一听，也有点后悔了，说：“人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当时也就原谅了彭明治，但表示，事情还是要上报。朱涤新和我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黄克诚和刘少奇。

黄克诚是个群众观点很强的人，刘少奇更是如此。但刘`黄二人考虑到一支队是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打仗很得力，彭明治在军事指挥上又很有经验，不便在战争吃紧的时候给予他太重的处分，就指示我们批评一下就算了。这件事就这样了了。

这件事情，说明了在水网地区保护桥梁的重要性。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青年被枪毙得够冤枉。我只记得他是个山西人，叫什么名字也都忘了。

十三  曹甸战斗

在一九四O年十月黄桥战斗胜利后，国民党韩德勤部虽号称为苏鲁豫战区，实际上已只剩下三千人左右，龟缩在盐城到淮安之间的曹甸`车桥一带。韩德勤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不断利用手下的残余力量，对我苏北根据地寻隙挑衅，制造“磨擦”，成为我们苏北抗日战争的一大障碍。

刘少奇`陈毅等进驻盐城后，不久，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二支队，也到达阜宁的八滩`东沟等地区。于是，陈毅决定打击苏北地区最顽固的反共分子韩德勤，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们的中间分子，如李明扬等，同我军合作抗日。

十一下旬，陈毅亲自侦察了曹甸的外围地形。曹甸这个镇大约有几千户人家，镇子的外面筑上围子，是座土城。从运河下来的水，一直流入曹甸外城的堑沟，成为城周围的一道有水的防御工事。另外，韩德勤的部队刚进驻曹甸不久，没有修筑什么坚固的工事，主要就是利用这个有水的外壕和围墙据守。

陈毅下令，要我们五纵队一支队由东向西，首先肃清曹甸外围。我们一路横扫，从盐城的冈门出发，经楼王庄和安丰开始战斗，一直打到运河边上，抵达曹甸西侧，切断敌人的退路，完成了肃清外围的任务。

之后，陈毅旋即命令我们一支队继续向东力攻曹甸，同时调集新四军在苏北的主力部队，由粟裕`叶飞率领，由南向北对曹甸发起攻击。同时，又调集第五纵队二支队的四团，由北向南夹击曹甸。这样，曹甸就完全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应当说胜利是有把握的。

然而事出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晚八时，，总攻曹甸开始时，北面的第二支队四团在水网地区受阻，没有及时赶到，我们一支队一团和二团担任主攻，在曹甸西门外城水壕边，连续猛攻几次，但都因沟宽水深，我们的攻城器材准备不足，加之部队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经验，这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攻城部队在敌人的猛烈反击下，伤亡不小。结果，北面的队伍没有赶到，东面的队伍也没有攻进去，只有南面粟裕`叶飞指挥的队伍约一千多人，突入了曹甸镇内，致使韩德勤得能集中力量反击新四军。最后，突入部队孤军奋战，伤亡较大，只得撤出曹甸。

这次总攻开始时，陈毅就在我们一支队指挥部，在距曹甸大约四里路的地方，坐镇指挥。当天晚上，陈毅看到没有攻下曹甸，就准备下令再攻。

但黄克诚不同意进行第二次攻击。他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城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剿灭顽匪，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然后再相机解决韩军为好。（见黄克诚回忆录308页，编者注）

粟裕`叶飞等这时也不赞成再打了。他们认为，这次攻击，部队伤亡太大，再攻也不太好打了。看大家都不同意再攻，陈毅当即决定，那就把部队都撤回不打了。

接到撤出战斗的决定，我们一支队便开始撤回盐城。但部队刚走到安丰附近，刘少奇同志亲自来了。要求我们重新回攻曹甸。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们跟随刘少奇又回到了曹甸附近。

刘少奇来到曹甸附近后，亲自侦察了解情况，并相继同陈毅`粟裕`叶飞`黄克诚`彭明治`朱涤新等一起研究。大家的意见还是逐渐趋向一致，认为韩德勤就那么几千人，局促于曹甸`车桥一带，西面是日军，东面是我们，谅他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就让他在那里耽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妨过一段时间再打。

最后，刘少奇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也认为仓促之间没有准备，再打也难以打好，不如把队伍先撤回各自的驻地，肃清土匪，进行根据地建设，准备迎接日军“扫荡”。他说，能把韩德勤消灭在曹甸当然更好，暂时留在那里问题也不大，苏北根据地已经建成，暂时不打，对我们的妨碍也不大。勉强去打，就会过多地消耗我们的力量。

曹甸战斗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曹甸战斗，实际是一次失败的战斗。

对曹甸的攻击没有奏效，原因很多。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斗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口口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见黄克诚回忆录311页，编者注）

我个人认为，陈毅的看法是对的。对这次曹甸战斗，确实存在着轻敌思想。我们调集的部队共两万余人，而韩德勤实际上只有几千人，所以总认为攻下曹甸，消灭韩德勤是十拿九稳，以我们在攻城的准备工作上，过于简单草率。运河下来的水是切断了，但曹甸外壕的水并没有减少，说明外壕的水并不完全来自运河，我们对水源判断有误。又由于我们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的经验和过水沟的器材，木板`小船也极少，攻城的梯子也准备不足，没有一定数量的爆破材料，没有炮兵的配合，主攻方向突破的选择和确定，也缺乏仔细的侦察研究。我们一支队选择的突破方向，恰恰是最难攻的地方，所以一攻不动，再攻也不动，这场本来应该打好的仗，最后没有打好。

另外我还认为，当时因八路军和新四军刚刚会合，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了解，动作不够协调，而且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这也可能是打败仗的原因之一。

在这之后，韩德勤一直在曹甸坚持了两年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调动新四军三师`二师的部分主力，和四师相互配合，才一举全歼韩德勤所部，终于彻底扫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

十四  盐城会议

曹甸战斗后，我一支队回驻盐城附近。一九四O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盐城召开 一次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五纵队一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等。会议历时三天，首先由刘少奇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

对国内外形势，刘少奇同志讲话的大意是，一九四O年夏秋以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德`意法西斯在西方所取得的胜利，助长了日本的南进野心。现在，日本侵略者决心乘英`美无力东顾之际，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也直接影响国民党的内外政策。

他指出，一方面，日本在中国的重点，将转为以打击敌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主，力求巩固其占领区。而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将暂时不作大规模的进攻。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看到日本决心实行南进政策和改变侵华方针后，必定会决心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调整其军事部署，包括加强华中兵力。蒋介石已密令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密令苏鲁战区的韩德勤进攻苏北新四军。

因此，华中的敌后抗战，将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都必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

刘少奇同志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发出的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学习华北的经验，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坚决实行“三三制”。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依据；要准备长期抗战，节省民力`物力；要特别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要密切党群关系，严格军队纪律，并做好联络友军的工作；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同志最后强调，对这个指示，一定要在苏北`苏中贯彻落实。

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着重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与策略，强调要孤立日军，消灭伪军，缩小敌占区，扩大和巩固苏北`苏中根据地。同时，要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国民党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应实行一面团结`一面进行反顽斗争的革命的两个政策。在反顽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苏北地区，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韩德勤，争取团结李明扬`李长江一道抗日。

会议最后，刘少奇宣布，由新四军一师负责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由八路军五纵队负责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并指定粟裕负责苏中的一元化领导`黄克诚负责盐阜区和淮海区的一元化领导。同时，他代表中原局，指定了各个部队的驻地范围：指定五纵队一支队住盐城，并担任保卫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务；二支队驻阜宁的东坎`东沟`益林一带；纵队部和三支队住淮海区。他指出，五纵队和一师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准备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成立苏北区党委。另外，他还要求一师和五纵队的政治部，除抓好部队的建设外，重点要放在协助开展苏北`苏中的政权工作和地方党的建设工作上。

以上就是当时这一会议的主要内容，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但一些详细情况，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后所召集的第一次会议。


第六章 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一  建设新四军三师政治部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了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五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了。将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七个师，一个独立支队，计九万余人。我八路军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的第一`二`三支队依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的第七`八`九旅。

盐城会议结束后，黄克诚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要继续留在盐城一段时间，就要我不用再管一支队的事情，尽快到纵队部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我当即离开盐城，赶到阜宁县益林镇的纵队部。不久，军委来了调令，把纵队参谋长韩振纪调到军部另行分配工作，把政治部副主任邓逸凡调到军政治部任秘书长。这样，就剩下了我带领着三师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等直属机关驻在阜宁。一月下旬，黄克诚同志从盐城回来了，就开始和我一起调整并充实三师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我重点负责建设政治部。

我首先是要健全政治部的机构。当时政治中下面不设二级部，都设科。经我提议，调来了沈铁兵任组织科长，调王恨为宣传科长，调王央公为政工科长。给我还配备了一个秘书，起初是跟了我多年的张秀坷，后来是廖一帆。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生，都会日语，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接着，我开始抓办刊物，编教材，指导三师各旅及盐阜`淮海两分区的工作。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办报纸的条件，黄克诚同志提出，要政治部先办个杂志，定名《先锋》，半月一期。黄克诚同志还专门请陈毅题写了刊名。为办杂志，黄克诚同志下令抽调七旅政治部的李恩求同志来师政治部，专门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

为办杂志，又必须建设起一个印刷厂，要解决纸张`印刷机械和印刷工人问题。为此，李恩求同志在驻地附近到处搜集，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秘密地办起了一个小型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很小，主要着眼于一旦出现敌情，便于打埋伏，或是搬动。

《先锋》杂志主要是负责上下情况的交流，转截上面的东西，包括延安党中央`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另外，转截延安新华社的时事通讯，同时发表三师军政委员会`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和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的指示及文章。再就是部队工作的经验交流，通讯和一些小文艺。

就这样，《先锋》杂志很快就办起来了。我们又通过地方根据地的联络站，很快地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发行路线，使杂志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投送到各个部队。

在创办《先锋》的同时，我们决定让朱鸿同志负责整个部队的教育工作，负责主编部队的各种教材。

这是当时三师政治部的两项主要工作，一个是办杂志，一个是编写教材。

这时，三师直属总支书记丁仲提出，他们也要办一个师直单位的油印小报，黄克诚同意了他们的请示求。于是，又从各部队调来了几个刻制蜡版的人，出版了一个油印的师直小报。出版日期三天`五天的不定。

在当时三师的直属机构中，司令部的各科是健全的，供给部也是健全的，由刘炳华任供给部长。相对而言，由张化一任卫生部长的卫生部就差一点。后来，我们从军部调来了齐仲恒`吴之理，相继任师卫生部长，加强了领导。与此同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又集中力量建设了一座野战医院，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东沟`益林`东坎`八滩`羊寨等地开设了一些商店，以筹集一点经费，支援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

黄克诚一直力主机关要精干，越精干越好，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行动，便于在敌后坚持斗争。因此，当时我们的整个师直属队，包括司`政`供`卫各部门在内，一共只有四百人左右，即使加上警卫部队也只不过才六`七百人。

机构整顿完毕，我们师部便按照军里原来的决定，于二月初开始向淮海区转移。我们从东沟`益林出发，经羊寨`佃湖，第二天晚上就渡过盐河，越过了封锁钱。第三天，我们到达六塘河边上，驻在六塘河附近一个叫刘老庄的较大庄子里。

在刘老庄住下的第二天，黄克诚即要我和他一起到了九旅旅部。当时，九旅旅长张爱萍`政委韦国清，他们热诚地欢迎并接待了我们。黄克诚向他们传达了中原局会议的情况，他们也向黄克诚汇报了九旅的工作情况。

九旅有两个团是我熟悉的，一个是翁徐文带领的从山东南下淮海区的一个团，另一个就是孙象涵率领的一个团。孙象涵的这个团原来在皖北是苏鲁豫支队七大队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曾随我南下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我离开皖东北以后，这个团被改编为九旅的一个团，归属九旅指挥。我特地去看了看他们，久别重逢，彼此都倍感亲切。

这时，我已辞去了淮海区专员的职务。当时的淮海地委已很健全，地委书记杨纯是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后来，华中局又把金明调来任淮海区党委书记。

二  盐城高干会议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召开高干会议。黄克诚带了几个通讯员和一个骑兵班去盐城参加会议，责成我们带领三师直属队留在淮海区活动。这时，彭雄还没有到职，司令部就一个参谋处长沈启贤，我感到担子很重。

五月中旬，黄克诚来电报，说他不再回淮海区了，要我带领三师直属队返回盐阜地区。于是我带领部队又渡盐河，重过封锁线，回到了盐阜区，驻在羊寨以南的一个村子里。大约六月九日黄克诚回到了师部，召集各旅的干部开会，传达盐城高干会议和中央军委华中分区会议决定，同时部署苏北根据地的工作。

从黄克诚的传达中我们得知，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盐城主持会议，宣布了一个重大的组织变动：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央军委华中分会，由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

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华中局又在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少奇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华中地区前一段的工作，大意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予我们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敌顽的夹击中求得巩固与发展。

六月上旬，华中局又在盐城召开了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在所作的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建设一支正规化党军的任务；同时作出了建立军区`军分区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一师兼苏中军区，二师兼淮南军区，三师兼苏北军区，四师兼淮北军区，五师兼鄂鲁豫皖军区，六师负责苏南地区的工作，七师负责皖北地区的工作。这样，新四军七个师都分别兼任所在根据地的军区，或负责所在地区的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主力和地方武装。各师的军政委员会兼任军区的军政委员会委员。

黄克诚最后还宣布，根据中央军委五月三十日的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军政委员会由黄克诚`吴法宪`彭雄`彭明治`朱涤新组成，黄克诚任书记。

黄克诚同志同大家商量后决定，由九旅兼任淮海军分区，七旅`八旅不兼军分区，盐阜区单独成立一个军分区，由洪学智同志任军分区司令员。

三  第一次反“扫荡”

一九四一年春，重建新四军军部后，我们很快夺取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苏北`苏中两个抗日根据地，并同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这一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注意。日军决定对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扫荡”，并加紧威逼利诱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二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指挥一师讨伐公开投敌的李长江，共俘虏李部官兵五千余人。这一胜利，更加引起了日军和汪伪军的重视。

三月中旬，日军开始调兵遣将筹集兵力。到七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第十二军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集结在东台`兴化`盐城以西的射阳和陈家洋等地，准备重点进攻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对日军这一企图早有察觉，早于六月三日就向各师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大意是：

第一`这次敌人进攻的重点，将是我苏北根据地的中心盐城，作战方式可能是多路分进合击和突然袭击。

第二`华中局和军部机关分散隐蔽，主力部队也应适当分散，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避免过早与敌作正面的决战，地方武装以连排为单位，准备广泛袭击`疲惫敌军。

第三`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桥梁道路，控制船只，粮食等重要物资应分散隐蔽于芦苇荡里。

第四`一师和三师应作好充分准备，密切注意上海`南京`扬州`蚌埠`徐州`连去港等地的敌情，分工负责，搜集情报，加紧侦察工作，及时主动掌握情况。

为便于指挥，新四军军部于七月十日撤离盐城。七月初，三师师部移驻射阳河以西，司令部住桥头，我们政治部住硕家集，都紧靠射阳河。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的清晨，突然之间，刘少奇`陈毅`曾山`赖传珠等领导同志，从射阳河坐小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们师部政治部的驻地硕家集。我一面匆忙迎接他们上岸登陆，一面给他们做饭吃，并立即通报黄克诚同志。

他们吃完饭，稍事休息后，黄克诚同志赶来向他们汇报了反“扫荡”的准备情况，他们表示满意。然后，军部继续西进，进到陈家集西北的岔头。因为岔头是阜宁地区的中心地带，相对比较安全，于是华中局和军部就决定暂时驻在那里。随即决定三师司令部也西移到瓦屋许，离岔头约七`八里路，靠近军部。我们师政治部住和尚庄，离司令部约二里路，这样，军部和三师师部靠到一起，指挥就非常方便了。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日伪军一万七千多人，开始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等地，南北同时出动，从南面`东北面`西南面和北面四个方面，对盐城分进合击。我三师的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转移至敌人侧翼，向刘庄`陈家集`板湖等地区隐蔽集结。

七月二十二日，日军占领盐城，占领了原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接着，日军便以盐城为中心，对四周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对这一地区实行分割封锁。他们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的装甲汽船，到处搜索，寻找我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由于我们事先进行了分散转移和隐蔽集结，使敌人连连扑空。

七月二十八日以后，日军的扫荡重点转向阜宁`东沟`益林地区，并占领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立即命令三师七旅部队，尾随袭击敌人，命令八旅部队在正面迎战敌人。同时，命令一师二旅破袭盐城至东沟的交通，阻断敌人的补给线；命令其它一师主力在苏中向日伪各个据点进行围困攻袭，骚扰敌人后方。

就这样，苏北和苏中的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敌人顾此失彼，完全陷于被动局面。

八月七日，日伪军大部不得不从盐城`阜宁地区南撤，东沟`益林地区被我们三师收复。到八月底，日军没有达到目的，被迫停止在苏北的“扫荡”行动，撤退了。

根据当时的战报，在这一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四军各部队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余次，用自制水雷击沉敌汽艇三十艘，毙伤敌伪一千九百余人，俘日伪军一千余人。而新四军伤亡一千余人，大大少于敌人。

这是我们在创立苏北根据地之后，苏北`苏中的党政军民经受的第一次考验。我们取得了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盐阜军民经受了考验，尤其是一些新从上海来参军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这次战火洗礼，更提高了他们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通过反“扫荡”，他们吃苦耐劳，英勇战斗的精神大大地培养和发扬起来了。他们在敌后根据地成长发展`壮大胜利，树立起了必胜的信念。

四  相对稳定时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粉碎敌人的夏季大“扫荡”以后，苏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新四军三师于九月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在瓦屋许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的是全师团以上干部。为开会，借用老百姓的木头`竹杆和稻草，搭了一个大草蓬，作为会议室，兼作食堂。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三师进入苏北以来对顽军的作战和反“扫荡”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总结部队的工作`检查部队的纪律。在执行纪律的问题上，会议着重批评了七旅和八旅。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十分关心这次会议，亲自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同志亲自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建设华中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的报告，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政策。陈毅代表华中军分会讲话，就加强军队的军政工作，特别是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军事训练`加强军民关系`整训部队和整顿纪律等问题，作了指示。当时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又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会议上作了增强党性修养的报告。

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对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黄克诚同志根据中央和华中局军分会的指示精神，提出三师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趁粉碎敌人“扫荡”之际，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伪占领区，恢复各种组织，恢复各项工作，恢复抗日政权，进一步精简机构，调整组织，全面加强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即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根据地的建设，力求同皖东`皖北和山东打成一片。经过讨论，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在此之前，我已得知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打曹甸，黄克诚就不赞成；对华中局在日军大“扫荡”前提出保卫盐城的口号，也有不同的意见。为此，刘少奇和陈毅对他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右倾”，作战不力，但当时我并不太清楚其中的详情。后来我看到《黄克诚回忆录》中有关于此事的叙说，现将这一段抄录于此：

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职务，第五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但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后来日军“扫荡”开始，我又与华中局发生保卫盐城之争，华中局及军部就认为我不服从指挥，在阜宁停翅巷召开干部会议，对我进行批评。我不服争辨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我联系打曹甸和反“扫荡”作战情况说：“这两次都是上级指挥失误，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这次会议华中局领导最后下结论认为我是错误的，坚持要我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有的争论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想当时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事后，我找到陈毅对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有什么不服从指挥？”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我觉得陈毅的这番话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注，见黄克诚回忆录 。编者注）

这次会议的召开，成了我们加强苏北根据地建设和三师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开端。为贯彻落实会议决议，会后我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加强组织建设。经华中局和军分会批准同意，我们成立了苏北区党委，黄克诚同志兼任书记，金明为副书记，统一苏北地区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苏北根据地下设盐阜`淮海两个根据地，建立两个地委，两个行政公署，两个军分区。由金明兼任淮海地委书记，李一氓为淮海行署主任；向明担任盐阜地委书记，曹荻秋为盐阜行署主任。

同时，我们三师的部队也做了一些调整。在这之前，新四军四师十旅，在豫西反顽斗争中失利，部队受到较大损失。经黄克诚同志提议，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将四师十旅与建制完整比较充实的三师九旅对调。十旅归属三师建制，九旅归属四师建制，旅团番号不变。九旅旅长张爱萍调任三师副师长。因此，淮海军分区改由十旅兼任。十旅旅长刘震，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十旅政委吴信泉，兼任淮海军分区政委，盐阜军分区仍是单独组织，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七旅和八旅仍为机动部队。

我们在军分区下面，分别建立了县人民武装部`区武装中队`乡游击小组等各种地方抗日武装，健全和建立民兵制度。

不仅如此，师的领导也比以前充实了。除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和政治部主任的我外，参谋长彭雄已于八月反“扫荡”期间到职，副师长张爱萍也于九月初来到师部，这就增加了师的领导力量。

在调整充实部队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政权建设工作。由于当时的盐城`阜宁两县较大，各有一百二十万人口。为了便于管理，将原阜宁县分为阜宁`阜东和射阳三个县，将盐城县分为盐城和建湖两个县。这样，再加上淮安`灌南和涟东，盐阜共有八个县。其后，我们分别建立了八个县委和县政府，加强了地方建设。

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都做了精简，把华中局和军部的一些干部，下放到地方，加强了地方党的工作领导。军部把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下放到我们三师。早在日军夏季大“扫荡”开始后不久，抗大五分校就由副校长冯定`洪学智率领，转移到了我们盐东。当时，他们的女生队曾遭到过日军的偷袭，一死一伤一被俘，损失了几个人。好在敌人的人数不多，洪学智在发现情况后，指挥离女生队最近的男生四队，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击溃了。这次抗大五分校归入三师建制后，校长为谢祥军，政委为吴盛昆，政治部主任为于辉。

军部的鲁迅艺术学校也同时下放到了三师，改组成为鲁迅文艺工作团，由孟波任团长，归政治部直接领导。鲁迅文艺工作团共有一百七十多位团员，大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学生。还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著名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家，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等。随后，又有如阿英`鲁莽`戈扬等著名新闻`戏剧`绘画`木刻家`分到我们师政治部来工作。

第二`加强组织纪律性，尊重群众，尊重地方，提高部队的政策观念。我们进入苏北以来，部队的纪律一般是比较好的，但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也不少，干涉地方工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这些问题，在三师高干会上，黄克诚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特别是对七旅的批评更多一些，这就使七旅的同志对我发生了误会，以为一些问题，都是我到师政治部以后向黄克诚反映的。黄克诚同志对此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是由各个方面反映上来的。我个人认为，尽管七旅原来是红军`八路军的主力之一，战功卓著，但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黄克诚同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次会议以后，七旅在遵守纪律方面有很大的转变，八旅`十旅也都有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从此，地方对军队更加尊重，军队更加支持`帮助地方工作，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的新局面。

第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我们在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财政税收，实行公粮制，军队所需的粮食`蔬菜`衣服及其它物资的供给，统一由地方政府筹划供应。为开辟财源，减轻地方负担，我们在素有金东坎`银八滩之称的一些重要集镇开设了商店，以筹集部分资金。此外，我们在阜宁东部海边开辟了一个棉垦区，每年种植的棉花远销至上海`南通`苏州等地。同时，同地方一样，军队本身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种菜`喂猪`喂鸡，有条件的地方还自己养鱼`捕鱼`捉虾，力争做到部分副食品自给。少数部队还利用海水晒点盐，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好办法。

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整个三师从机关到部队，上上下下都在搞生产。那一段时间里，早晨部队都不出操，起床后即分散外出去拾粪；晚饭后，则去菜地浇水`施肥，管理自己的一块菜田，种的菜地是向老百姓借的，给老百姓一定的补助。如果打仗了，就交给地的主人暂时看管，打完仗回来再搞生产。如果不回原驻地，就连地带菜都交还给群众。敌后生产，当然不可能像南泥湾那样大规模地去搞，但我们也从一九四二年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三年秋，我们曾开过一次三师直属队的生产展览会，著名作家`诗人白桦参加展览会后，写了一篇《记师直生产展览会》。现将这篇文章照录如下：

大路从中间穿过去，把展览会的场子分成东西一样长的两块。

西边是“小菜场”，一摊挨一摊，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各摊前都插起用木头做的招牌。

特务一连的一棵黄芽芽十五斤，它和四个五十斤以上的大冬瓜摆在一起，活像一窝净的肥猪。

菜的种类是数不清的，有大锅煮`大碗吃的青菜`萝卜，也有调味的葱`蒜之类。

还有冬天的小菜`酱菜`干菜`腌咸菜，也有自做的豆腐和豆芽。

还有不少的手工作品：篓子`篮子，各式各样的布鞋`气眼鞋`线结鞋。战士们自做自穿，跑路打仗，淌水都方便。

东面是家畜场，猪`羊`鸡`鸭，闹闹嚷嚷一大片。政治部的小马驹，看见人就乱蹦乱跳。老母猪的大肚皮着地，爬下哼哼的懒得动。供给部的那些“九斤黄”的雄鸡，长到七斤半，今天在人面前，不敢喔喔高喊了。

展览会的墙上贴着各单位的生产统计表，全直属队合计生产各种疏菜十七万六千一百九十斤，平均每人一百八十五斤。特务一连成绩最好，共生产三万零七百斤。

展览场的松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到前线拿枪，在平时拿锹，是战斗英雄，又是生产模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菜，改善自己生活

横幅是：亲自动手。

除了大力发展生产以外，我们还大力提倡节约运动。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发钱，只是每人每天有一定数额的伙食费。节约下来的钱就叫“伙食尾子”。每月的“伙食尾子”，我们都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有时可以分到一元，有时分到五角。这点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先用来交党费`团费，剩下的钱，有的就买点烟抽，有的就买点牙刷`牙粉`肥皂之类的日用品。

为活跃地方经济，我们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同时进行二五减租政策（即减收百分之二十五）以改善群众生活。当时在盐阜的一些沿海地区，经常有海水灌入，淹了不少地。我阜宁县长宋乃德，领导群众修筑了一条九十华里的海堤，挡住了海水的倒灌。当地群众把这条堤坝称之为“宋公堤”，很好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影响。

第四`清剿土匪。苏北地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当时，一些土匪还有政治背景。他们与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与韩德勤那些被打垮的部队搞在一起，抢劫残害群众，杀害我们地方干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大“扫荡”过后，我们即下决心抽调部分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开展清剿土匪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大大小小的艰苦作战与政治攻势，同时教育争取一些窝藏土匪的不法分子，终于将横行苏北多年的土匪完全剿灭。

肃清了土匪以后，我们将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大力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时，有的地方群众心里有顾虑，害怕地主报复，白天减的租，晚上他们又偷偷送回去给地主，形成明减暗不减的情况。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派出检查组，到各地检查进行教育，全面纠正，为群众撑腰。当时阜宁县委工教科有个干部编写了一个剧本叫《照减不误》，到处公演，轰动阜宁以至全盐阜区。其中有一个女演员薛飞曾大出其名，红极一时。

第五`整训部队。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以后，部队立即开始了全面的整训。整训工作由黄克诚统一领导，张爱萍`彭雄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方面，一是着重搞投手榴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和炸药爆破五大技术训练；二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进攻和防御的战术训练。同时，我们还加强军容风纪`内务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力求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学习`贯彻华中局关于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的决定，学习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健全连党支部`营党总支`团党委，健全部队的党`团生活制度，坚持每周上一次党课，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党性和党员的修养的教育。同时还在干部中进行抗日持久战`游击战等教育，并且在连队里开设语文`数学`历史等各项课程，以帮助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此外，部队里的年轻人多，我们还特别注重加强青年工作，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发展工作。针对年轻人喜好娱乐的特点，我们恢复了连队俱乐部的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包括唱歌`体育`墙报等，表扬好人好事，注意发展党团员。我们还要求连队的经济公开，在各个连队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连队的伙食。另外，要求各连队一个月开一次军人大会，以发扬民主，动员战士对部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经过整训，部队的军事技术得到提高，政治觉悟有了进步，整个部队的团结增强`情绪高涨。

一九四二年夏，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开一个运动大会，为对部队这一段军政教育的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当时我们就在司令部的驻地孙河庄与政治部的驻地戴舍之间，借用了几十亩土地，修了一个大运动场，搭了一个大篷子和一个戏台。运动大会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四个项目进行竟赛。有关军事技术`作战学习，由张爱萍`彭雄负责组织测验，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的测验题，以及歌咏比赛`体育竟赛，包括蓝球`排球`田径`游泳等，统由政治部负责，后勤部还组织了一个伙食比赛。

部队不可能全部集中竟赛。就由七旅`八旅`十旅`师直属队`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各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大会，每个团抽调一个连，每个旅共抽四个连组成一个代表团，竟赛期间的晚会，由鲁艺工作团和各旅的宣传队负责组织。司`政`供`卫各部门全力组织竟赛，前后搞了有半个多月。

从各团参赛的代表团比赛结果来看，成绩都比较好，最后总结时，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都来讲了话。在竟赛过程中，他们有时也来观看比赛。在新四军军部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如范长江`扬帆`贺绿汀`吕振`姚汝觉等都到三师参观过，并在会上作过讲演。陈毅经常带一些文化人到我们政治部同黄克诚和其他人下围棋。

总之，通过这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政策水平`组织纪律性，都有较大的提高，是部队工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第六`培训干部，参加党校学习。粉碎敌人“扫荡”过后，环境比较安定。华中局在阜宁板湖附近的汪朱集办了一个党校，抽调新四军各师的团以上干部，地方县委以上干部，轮流到党校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半年至一年。除此之外，也吸收外地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学习。刘少奇兼任华中局党校的校长，陈毅`饶漱石和华中局的组织部长曾三`宣传部长彭康等，都是党校的当然教员。学习的科目主要是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

由于我们的驻地离党校不远，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凡是党校组织讲大课，我必定带着师直属队的一些干部前支听课。一般每个星期都去两`三次。

我记得，刘少奇当时主要是讲联共党史和中共党史，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首先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再讲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他还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讲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和怎样对待错误，讲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陈毅主要是讲持久战的问题，讲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讲国共之间“磨擦”与反“磨擦”斗争的策略问题。彭康主要讲哲学，讲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讲唯物文辨证法。

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也经常作各种报告，如钱俊瑞`范长江`李恩求的时事报告，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的经济学报告，齐仲桓`吴之理的卫生与保健讲座，邹韬奋`阿英的文学报告等。办党校，使一些干部得到了一个理论学习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中局当时还出版了一个理论刊物叫《真理》，对指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成立“文化村”，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共同抗日。一九四一年秋，日军进占上海的英法租界前后，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阿英`薛暮桥`贺绿汀`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孟波`崔雨田`沈其震`吴之理`章央芬`扬帆`胡考等，陆续撤退到苏北根据地。为便于照顾他们的生活，陈毅军长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找了一个村子，取名“文化村”，安排他们集中居住在那里，由陈毅军长直接管理和指导他们进行活动。

以后，华中局给一部分上海来的人相继分配了工作，如钱俊瑞当了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沈其震成了新四军的卫生部长，冯定和薛暮桥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当了副校长和训练部部长。有一些从上海来的著名文化人，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阿英`鲁莽`戈杨`吴之理`章央芬`胡考`芦芒等，则被分配到了我们三师来工作。其中孟波担任三师政治部鲁艺工作团团长，吴之理`章央芬在三师卫生部当了卫生部长和医务主任。

阿英到三师后继续搞创作，他曾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了一个叫作《闯王进京》的剧本，公演后一举轰动整个盐阜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另外，胡考和芦芒在分到三师政治部宣传部后，继续搞他们的书画和木刻专业。后来由芦芒负责设计，我们在阜宁芦浦还修建了一个烈士纪念塔。

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扬帆，先是在盐阜区担任公安局长，以后又到我们三师政治部任保卫部长。一九四三年夏，在延安“整风”中不幸遭康生陷害，由延安方面负责用电报通知我们将扬帆送至华中局驻地关押，不久他被放了出来，但解放后，他在上海市出任公安局长时，又遭到逮捕，并冤死在狱中。

除了分配到各单位工作的人外，其他人就住在“文化村”。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文化村”的一些同志非常活跃。由于三师离军部较近，他们时常下部队来作报告，帮助部队和地方开展文娱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群众文艺骨干，繁荣了苏北根据地的文艺宣传活动。

当时在苏北根据地，还有一个青年文艺工作团体在活动，叫新安旅行团。新安旅行团最早是于一九三五年十月由江苏淮安新安学校十五个贫苦儿童组成的，以后逐渐扩大，由陶行知负责组织和领导。抗战开始后，郭沫若也曾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厅长的名义，领导过这个团体。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历经十九个省。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们由重庆来到苏北根据地，在盐阜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副主任兼财政厅长宋乃德`教育处长戴白涛的领导下，开展文艺宣传和青少年的组织工作。我记得，当时新安旅行团的团长好像叫汪逵之，一些团员后来成了我们的文艺骨干。

总之，当时新四军大量吸收了上海来的地下党员`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他们在敌后做了不少工作，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后来在敌人“扫荡”时期，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华中局将他们分散地护送到山东，再转赴延安。

在根据地内，我们还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普遍建立小学，各县建立中学，还办了不少公学`冬学，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第八`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陈毅都十分重视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亲自与一些地方开明绅士接触。当时在盐城`阜宁`淮海地区有影响的人士，如计雨亭`杨芷江`庞友兰`韩紫石等，都很尊重刘少奇`陈毅以及黄克诚同志，经常来三师拜会黄克诚师长，我们则根据“三三制”的原则，把他们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团结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救国中的特殊作用。

第九，加强对敌宣传工作，特别是对伪军的宣传工作。通过工作，伪军中间有不少同情我们，经常有人和我们通情况，同我们联络。我们的侦察人员经常在敌伪据点进进出出，通行无阻。在盐阜和淮海之间有条封锁线，那就是盐河，但少数人就可以畅行无阻，随时都可以过。那时敌伪据点缩得很小，交通往来很方便。

第十`提倡爱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解决问题。部队除自己发展生产外，一旦群众的生产发生了困难，例如遭了淹，受了旱，部队就立即行动起来，帮助防涝抗旱，农忙季节，帮助抢收抢种，那是经常的。另外，帮助驻地群众打扫卫生，挑水，有病帮助看病，更是普遍现象，几乎天天如此。军队爱护人民，人民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打仗时，替我们传递情报，运送伤员，保护我们的家属`孩子，和一些带不走的物资，包括书籍`文件`       印刷机器等，使之免受损失。所以坚持敌后抗战，基本上就是军民一家，分工合作，互相掩护，互相帮助，互相解决困难。这个时候军民关系是最好的时候，确实是军民亲如一家人。

五  陈道口战斗

黄桥战斗结束以后，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率所部占领了津浦路以西的豫皖边区根据地。之后，又企图越过津浦路，东进至淮北的洪泽湖以北`运河以西一带，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车桥`曹甸的据点打通联系，截断淮北根据地同淮海根据地的联系，企图以运河为依托组成一条封锁线，分割包围苏北新四军部队。

当时，韩德勤率领所属的王光夏部一个旅，于一九四一年七月间侵占了我淮海根据地的泗阳至陈道口一带，构筑了坚固的据点，切断了淮海区同淮北根据地的联系，封锁了运河。同时，他又派刘立卓`余士梅`徐继泰率领一一七师`二十三师侵占了泗阳`涟水之间的大兴庄。

王光夏原是泗阳县的一霸，为人凶狠残忍，杀人成性，占据陈道口之后，就疯狂摧残我抗日根据地，屠杀抗日根据地的干部`群众，还曾活埋我们的区委书记刘永安，对我们的干扰极大。

为了消除这个威胁，陈毅军长决定，调集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三师七旅`十旅，四师九旅，以五个旅的兵力，要一区，协同进攻陈道口。

陈毅当时的部署是，以教五旅全部以及四旅`七旅各一部，共六个团的兵力作为主攻部队；以五旅和九旅集结在皖东北地区，准备阻击东进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把十旅放在淮阴地区，八旅放在淮阴和涟水之间，准备阻击韩德勤向陈道口的增授。

陈道口在泗阳西北，位于运河和六塘河的交叉之处。整个镇子由三个圩子组成，即东小圩子`老圩子和西小圩子。两个小圩子和老圩子之间隔以水沟，以吊桥相通。陈道口的工事非常坚固，三个圩子的四周都是丈把高的圩墙，圩墙下面是宽一丈`深一丈五尺的水沟，水与六塘河水相通。水沟的外面，密密地设置着四道铁丝网，铁丝网的外面还设置了两千米的扫清射界。这样的据点，确实是易守难攻。

据侦察，陈道口的据点内有王光夏所部三个团，约三千余人，有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大小碉堡数十个。王光夏亲自在据点里组织指挥，自吹是兵精粮足，气焰十分嚣张。

我三师七旅奉命于十月上旬从东沟到达黄圩子。在那里，陈毅军长亲自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这个情况，当时的三师司令部参谋杨绪亮曾有一段回忆，现将这段回忆照录如下：

我三师七旅奉命于十月上旬从东沟到达黄圩子。在那里，陈毅军长亲自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他说：“蒋介石正在酝酿一个很大的阴谋，早在今年初，他就调集了三十万大军，企图肃清津浦路东的我军，然后再向苏北前进，将我军驱逐至黄河以北，配合日军歼灭我军于华北地区。六月份，汤恩伯以其三十一集团军，共九个师，约七倍于我四师的兵力，占领了我四师的地区。他们第一步计划实现了，得意忘形，企图进一步东犯我苏北根据地。看得出来，汤恩伯马上就要东进，向我苏北根据地进攻。而王光夏侵占陈道口，建筑坚固的据点，是想以陈道口为中心，控制河两岸，然后向两边扩张，东接曹甸`车桥，西达津浦铁路，构成一条通道，以便接应汤恩伯。我们劝他走开，去打日军，他们不听，他们的反共方针已定。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用自卫反击战来彻底粉碎这个阴谋，关键是争取时间，要抢在他们东犯之前打下陈道口，切断他们的通道。这一仗关系到全局，我命令你们十九团，坚决攻下陈道口，拨掉这个钉子，祝你们战斗胜利。”

陈道口战斗是由陈毅亲自组织指挥的，他根据曹甸战斗的经验教训，将这次陈道口战斗分为了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挖地道，通过扫清射界。我们从十月上旬就开始包围陈道口，逐步肃清敌人的外围据点，稳扎稳进。十月十六日，我们的包围计划就绪，部队开始坑道作业，利用所挖的交通沟，步步为营，步步紧逼，断决了敌人的一切外援和粮食供应。当时，部队在前面挖，老百姓在后面修，整整四昼夜的连续作业，我们的地道就已经挖到了铁丝网的跟前。敌人用机枪`手榴弹，甚至土炮来打我们，都没有伤到我们一根毫毛。

第二步，集中火炮轰击，摧毁碉堡群。坑道挖到外壕边，再也挖不过去了。我们便集中了所有的山炮`迫击炮，瞄准敌人的碉堡，一个一个地予以摧毁，把敌人的主要火力点摧毁了，总攻就开始了。

第三步，破坏铁丝网。当时我们七旅十九团和教五旅一团担任主攻。十九团由陈道口的西北方向向西小圩进攻，一团由东北方向向东小圩进攻。十月二十日的黄昏时分，总攻开始，冲锋号一响，先砍铁丝网。破坏组的同志每人一把大刀，把铁丝网砍破一个洞，就从洞里钻进去，再砍第二道，四道铁丝网终于被我们全破了。

第四步，攻城。第二次冲锋号响，就用事先准备好的浮桥，搭在外壕上，部队一过外壕，就架梯子，架好一个，就爬上去一群。为掩护部队爬上圩墙，我们集中了部队的轻`重机枪和几乎是百发百中的特等射手，只要敌人在圩墙上一露面，我们就立即开枪射击，密集的火力压得敌人抬不起头`还不了手。同时，总攻部队在圩墙下实施爆破，爆破成功了，把圩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冲进去了。

部队攻进去以后，顺着街道与敌人展开拼杀，一座房子一座房子地与守敌争夺，敌人越来越缩小。大概经过两个多小时，西小圩子就被我十九团攻占了，不久，东小圩子也被教五旅一团攻占。

东`西两个小圩子被我们攻克后，敌人士气十分低落，已无斗志。第二天晚上，只十分钟的战斗，我们就进了大圩子。

陈道口战斗，我们共消灭了敌人三千多，俘虏了国民党泗阳县的县长`专署秘书和各类军官三十多人，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重机枪十四挺，迫击炮两门，还缴获了电台及其他各种器材。

可惜的是，王光夏在战斗中乘乱化装跑了。陈毅军长说：“他跑掉就跑掉好了，他是一个顽固派，他还会再来的嘛，他再来就再把他消灭掉。”果然，后来我们在洪泽湖的山子头战斗中，把他击毙了。

陈道口战斗，是一次完全胜利的战斗。在陈毅军长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实践过程中，集中群众智慧，我们不断研究，摸索和创造出的一套水网地区的攻坚经验，是比较完善的，是宝贵的，战后推广到了整个部队。

王光夏的部队被消灭后，运河上的整个封锁线全部瓦解。徐继泰`霍守义的部队撤回原地，都走了。韩德勤也回了曹甸原地，汤恩伯的部队也在津浦路西停止了东进，整个淮海区的根据地恢复了，同淮北四师的交通线也畅通了。

因此，陈道口战斗的胜利，对巩固整个苏北根据地以及淮北和淮南根据地，都有重要战略意义。陈道口战斗是苏北一次极重要的战斗。

六  单家港会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侵略者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又入侵美`英`荷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方针和政策的指示，总结和部署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五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华中局委员`华中各根据地党委书记和政府`军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九十四人。我们三师去参加会议的有黄克诚`张爱萍和我三个人。彭雄留在机关看家，没有去参加会议。

刘少奇`陈毅代表华中局分别作了形势`任务和军事工作的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日军驻有十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总兵力达到二十九万人。他们还大力扩大和利用伪军，使华中伪军总兵力达到十六万人，以便腾出日军兵力用于机动作战。为巩固其占领区，确保主要交通线，掠夺战略物资，谋求支援太平洋战场作战，他们必然加紧对我各根据地的“清乡”和“扫荡”。而国民党顽固派也必然利用日军放松对正面战场进攻的机会，不断制造军事“磨擦”。因此，敌后抗战仍旧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峻形势。因此，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和残酷的。坚持今后两年的艰苦斗争，最为重要。

刘少奇同志详细地分析了敌顽我三方在华中的态势。指出：敌人占据大中城市`交通要道，控制了经济富裕地区，所以仍占有优势，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社会基础薄弱，是它不可克服的弱点。

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在华中较强，对敌后抗战仍起相当的牵制和破坏作用。

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控制着广大的乡村，建立了根据地，在乡村占有优势，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根据地不够巩固，在敌军和顽军的进攻下，部分地区已经缩小和丧失。

这是一种复杂的`不平衡的长期的相持斗争的局面。在这种特点下，刘少奇提出了我们在华中的任务：“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陈毅在会上作了关于华中军事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华中地区敌我相持斗争局面的长期性`复杂性，总结了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论证了我军应采取战略`战术，并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等问题。他还强调指出，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必须要密切配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依靠主观指导的正确性，才能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强弱的态势。懂得这一点，才不会被敌人疯狂的“扫荡”所吓倒，才不会因为逆流高涨而使自己手足无措。

饶漱石在会上作了提高党性修养的报告。他要求共产党员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水平，服从组织`服从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忠实执行党的决定和上级的命令。

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被华中局指定，也在会上作了政治工作报告。他讲了四个问题：一`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二`对友军的统战工作和对日军`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三`加强干部工作和党性修养，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爱护`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四`要正确执行党的锄奸政策，注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可轻信口供，绝不能搞逼`供`信，绝不能搞扩大化，宁可错放，不可错杀。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一共开了四十五天。会议分成几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听取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黄克诚同志的报告。

第二阶段，分组汇报。由各个地区的区党委书记，新四军各师和各个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分苏南`皖东`淮南`苏中`苏北`淮北等地区，依次分别汇报了建设根据地以及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包括政治`军事`作战`党的建设`部队本身的建设`群众组织的建设，民兵`地方武装的建设等，都作了全面的汇报。在我的记忆中，好象只有五师，在鄂中因交通阻隔，没有来参与汇报。

第三阶段，讨论华中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我记得大约是九条，大意是：

第一条`加强对敌斗争。敌后各根据地的形势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我们在各方面都有有利条件。我们有根据地的广大群众，有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有过去的斗争经验，完全可以坚持各个根据地的斗争。

第二条`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民主进步人士共同抗日。同时加强对敌伪的宣传教育工作，争取伪军反正。

第三条`坚持反击顽固派的斗争。在反顽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力求每战必胜。

第四条`加强军队建设。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思想工作，保持高昂的士气，提高战斗力。要区分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任务，主力部队主要用于机动作战，地方部队主要是分散袭扰敌人，同敌人不断的进行游击战争。

第五条`开展群众工作，特别要搞好“二五”减速减息工作，使之落到实处。

第六条`开展生产自救。在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争取部分粮食蔬菜自给。

第七条`加强政权建设，各级政权都要实行“三三制”`加强党委建设，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加强党员的修养，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八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办好报纸，搞好中`小学教育，办好党校，搞好干部的轮训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

第九条`加强锄奸保卫。肃清汉奸，防止敌人奸细混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

对这个决议草案，大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最后逐条通过，形成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同时，会议也正式通过了刘少奇等人作的报告。

第四阶段，是总结阶段。刘少奇最后代表华中局作了会议总结。他还逐个评比了各个根据地工作的优劣好坏。由于华中局当时驻盐阜区，盐阜根据地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也许是出于严格要求自己的原因，刘少奇把盐阜区的工作，摆在了华中各区最后一位。有些同志对这个结论提出了些意见，但都被驳回来了。这样，就使一些同志背上了包袱。

会议期间，华中局还组织各地区及各师的负责人轮流到党校去作报告，介绍本地区`本部队的斗争经验，如一师的粟裕`二师的谭振林`三师的黄克诚`四师的邓子恢`六师的江渭清等，都去党校作过报告。我们三师参加会议的三个人，都曾去党校讲过一次。张爱萍讲的是他怎样领导和部署消灭洪泽湖土匪的经验，我也由华中局指定，去党校讲了一次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党校的学员们听后都反映，这个办法好，好就好在使党校的同志学习很实际。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就来了命令，把刘少奇调回延安中央工作，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仍是新四军军长，并代理军分会书记。

七  淮海军民反“扫荡”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军第十七师团一部及伪军第三十六师共五千余人，分别由泗阳`淮阴`涟水`南新安镇`沭阳等地出动，向淮海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分区和十旅旅部的所在地小糊庄`陈圩`张圩等地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把我淮海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消灭掉。

根据新四军三师司令部的部署，十旅的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内线坚持斗争，而十旅主力大部与淮海区的党政领导机关一起，跳出合围圈，转向灌云东北等敌人后面比较薄弱的地区。敌人的五路合围扑了个空，党政机关主力部队都走了，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痕迹。

敌人扑空以后，就在六溏河（这是一条从东向西南的河流，拐入运河）两岸，反复“扫荡”，寻找我主力部队。同时，他们又在高沟`杨口`陈家集`钱家集`湖庄等地设置据点，并修通彼此之间的公路，以相互策应。淮海根据地被这些据点和公路严重分割，从而加重了淮海根据地以后坚持敌后斗争的困难。

淮海根据地被分成几块以后，敌人就实行分区“清剿”，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进行“扫荡”，就像梳头一样，今天梳过来，明天梳过去，反复地梳。这样一来，就使淮海区军民处于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师里曾有意让十旅和淮海区的党政领导机关暂时转移到盐阜区来，但他们一直没有离开淮海，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着淮海地区的敌后斗争。

淮海区军民对付敌人反复清扫的办法是：

第一`保存主力，精简机关，疏散`转移到敌人侧翼的虚弱地点，暂时隐蔽，使敌人找不到我们的主力和领导机关。

第二`以小股武装，一个排或一个班，加上民兵，天天晚上袭扰敌人的据点。用打枪`打炮`爆破等方法袭扰敌人，弄得敌人日夜不安，疲惫不堪。

第三`发动群众，军民同挖抗日沟，用来隐蔽伏击敌人的“清剿”部队。常常一阵手榴弹或一阵机枪，就能打死一堆敌人，然后再趁敌人慌乱之际，我们就顺着“抗日沟”跑了。

第四`声东击西，以小股部队袭扰东面的敌人，但实际上我们的主力已转到西面去了。等敌人往西面一扑，我们又转到了东面，使敌人捉摸不定。我们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第五`开展夜间活动，所有部队的活动统统在夜间进行，是夜露日宿。因为群众是我们的，敌人在晚上是不敢出来的，所以每天一到晚上，就是我们活动的好时机。

第六`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统统埋在地下，把猪`羊`牛`鸡赶出庄子，放养于隐蔽处。敌人不来，群众就在地里生产`种庄稼；敌人一来，立刻就躲得无影无踪。

第七`破坏公路，断绝敌人的运输补给线。敌人修一次，我们就破坏一次，敌人在日间修，我们夜间马上去破坏掉。只要汽车一来，我们就在沟里用枪打`用手榴弹炸，直到汽车动不了为止。这样一来，群众的粮食他们抢不到，补给的粮食又往往到不了目的地，这就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第八`孤立日军，重点打击伪军，歼灭伪军。只要伪军一出来，就这里几十人`那里几十个地歼灭他，使伪军不敢嚣张。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终于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扫荡”，但由于敌人的据点并没有被拨掉，整个根据地仍被分割成几块，给以后的作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八  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和八日，毛泽东相继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开展整顿党的作风的活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总称为“整顿三风”。当时，毛泽东给“整风”规定的总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从此，延安就开始了整风运动

直到这一年六月，我们在敌后才得到延安发来的有关“整风运动”的正式文件，同时接到华中局`华中军分会`新四军军部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接到华中局`华中军分会和军部的指示以后，黄克诚立即召开了三师的师党委会议。会议决定，在三师各部队中展开“整风运动”，“整风”的重点是师部`旅部机关各部门和部队营`团以上干部。具体办法是，由师政治部负责开办一个“中干队”，调王恨为队长，主要负责师直属队和七旅`八旅`十旅营`团干部的“整风”，每期半年，轮流集中，如有敌情，“中干队”就随师政治部行动。

这时，盐阜区`淮海区的两个党校已接受任务，准备对县`     区以上干部进行轮流集中“整风”，因此师党委会决定，将军分区的营`团干部也调去党校学习，师部和旅部的一般机关干部，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时间也可以适当放长一点。部队的连`排干部，由团里组织学习文件，以教育为主，每周集中学习一次或两次。

“整风”的学习文件，主要是毛泽东的两个“整风”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文件都由三师政治部编印成册，下发到各部队，作为整风文件。

在敌后进行“整风”，不仅要坚持抗战打日军，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磨擦”作战，同时还要进行生产和军事训练。这许多任务穿插在一起进行，日军来了打日军，顽固派来了反“磨擦”，在前面两项任务之间进行后一项工作，利用战争的空隙进行“整风”`军训和生产。所以，敌后“整风”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战争中穿插进行的。

就在战争的空隙里，三师第一期“中干队”开学了。开学时，黄克诚亲自作了动员报告，讲了“整风”的重要意义`目的`方针和方法。我也在会上讲了一下关于“整风”的具体步骤和办法。

“整风”主要是以自学文件为主，适当作些辅导报告。黄克诚`张爱萍`我`彭雄`洪学智`杨光池，还有政治部的李恩求`朱鸿几个部长，以及“中干队”的队长王恨等，都曾轮流在“中干队”作过报告。

我们“整风”的具体步骤是：第一阶段，学习`阅读文件，认真做笔记，对不理解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第二阶段，对照文件，联系自己的思想，写出检查`心得，有的能写的就再写个自传；第三阶段，给上级机关和领导提意见；第四阶段，总结。

我们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开始办“中干队”，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为止，一共大概办了四期，其间因反“扫荡”停办了一段时期，每期约一百多人。轮训完毕之后，学员们就各自返回原岗位。

机关干部的在职学习，步骤和办法与“中干队”的集中学习是一样的，只是时间比较长一点。因为连队的工作比较忙，连`排干部参加“整风”，只限于每星期集中上一`两次课，他们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部队的整训和战斗准备上。

党校的“整风”学习，由区党委直接负责，师里不插手。

三师的这次“整风”，在黄克诚的领导和掌握下，搞得是比较稳妥的。在“整风”过程中，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为目的，没有搞什么“坦白运动”`“抢救运动”。因为在敌后搞“审干”，既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进行调查，交通又不方便。那样一搞，势必影响团结，造成混乱。因此，我们只是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帮助同志。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自勉之，自己说多少，算多少，没有开过任何的斗争会，没有处理过任何人，更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偏差。可以说，三师的“整风”，取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比如，我们师直属队的科`团以上干部三十余人，由我主持，在师政治部集中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整风”。我们主要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以自我批评为主，互相之间提的意见只供本人参考。各个同志在“整风”中的自我检查很中肯，对领导提意见也很诚恳，参加“整风”的人没有一个被斗`被整的，也没有一个因此背上包袱。经过“整风”，大家的工作责任心`党性更加增强，互相之间也更加团结。

当时师党委的几个同志，和盐阜地委的向明`刘彬`曹荻秋，淮海地委的金明`李一氓`刘震等一起整风，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天天开会，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检查。有时也互相提点意见，但这种批评不会造成隔阂和不团结，更不会造成成见。通过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师部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内部更加团结，打起仗来，军队和地方政府协同动作，后来反“扫荡”时，我们三师政治部就和盐阜行政公署在一起行动。

我们这次“整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才结束。“整风”结束时，我们于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召开了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对“整风”运动进行全面的总结。由于黄克诚去淮南军部开会，由我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这个总结报告经师党委一致通过，却因战斗任务紧急，一直没有整理发表。

就在“整风”总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克诚从淮南军部开会回来了。既然师长回来了，我就请他在大会上讲话，他立刻就同意了。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日本已经每况愈下，而我们解放区壮大了，部队也多了。今后几个部队联合起来，协同作战，打大一点规模的战斗，甚至是战役，将是不可避免的。新四军是如此，八路军也是一样。如打陈道口，就有四师的队伍`三师的队伍`二师的队伍，还有从山东下来的梁兴初的队伍。在三师的队伍中，有盐阜区的队伍，还有淮海区的队伍。这样几个部队联合作战，如果没有正规化`现在化的一套，就不能集中统一指挥，就可能各自为战，就不可能打胜仗。因此我要讲一讲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有六条标准：

一`集中统一指挥行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要集中统一`坚决执行命令，听指挥，强调令行禁止。反对游击习气`各自为战；反对本位主义，不顾整体。

二`军队的装备要逐渐改进。除缴获敌人的以外，在自己的根据地要尽量设法制造各种比较好的武器，如手榴弹`地雷`炸药等，要尽量的多搞。

三`要加强军队的正规训练，包括军事技术训练。手榴弹`刺杀`爆破本是我们的专长，但这还不够，还要学会使用炮兵，要学会使用迫击炮`六O炮，甚至野炮。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以为现在没有，就不学了。现在没有的也要学，要学会用炸药对付敌人的坦克车`装甲车。不仅要会跑，会防御，还要学会攻坚战，会攻城，攻碉堡。军事训练要全面加强，军事训练的时间要增加。要大力开展体育运动，加强部队的体力。要加强干部的军事学习，加强对指挥员的训练。

四`严格军队的纪律，整顿军容风纪。要颁发队列条令，纪律条令，严格按条令办事。对部队要求严格，说到做到。军队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五`加强现代化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的领导。总结“整风”的经验，继续以“整风”的精神，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队应当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对这一点，黄克诚在苏北时就已经提出来了，以后在北京任总参谋长期间又加以重申。

六`要建立和健全有头脑的司令部。一定要加强司令部的各项工作，包括作战`情报`后勤`卫生`供给等部都要加强，使之能集中力量为战争服务。

黄克诚的讲话向来不长，顶多一`两个小时。他那个时候就能有这些思想，就是现在看来也不落后呀！

这次会议开完，我们三师的“整风”运动就基本结束了。经过这次“整风”，三师和苏北军区部队内部的团结，以及军地之间的团结，都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真正达到了“整风”的目的。

就这样，“整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结束了。这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九  第二次反“扫荡”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美军相继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海战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为改变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态势，阻止美军反击，急于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为此，华中日军企图尽快消灭我新四军的领导机关及新四军主力，以确保其占领区的安全。

苏北的盐阜地区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又是三师师部及主力的所在地，向来为日军所瞩目。

一九四二年秋末冬初，日伪军开始“扫荡”淮海`淮北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并开始向苏北盐阜区和苏中各根据地的据点增兵，同时加紧进行侦察和作战演习。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敌人的这些动向，断定敌人在淮海等地区进行的“扫荡”只是侦察性的行动，接下来他们将对我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其重点可能是苏北和苏中地区，首当其冲的很可能是盐阜区。因此，华中局要求华中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的准备。

为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和不间断的指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一九四二年底从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盱贻县东南的黄花塘地区。这次搬迁是绝对保密的，定下来以后很快就走了，具体什么时候走的，连我都不知道。

遵照华中局和军部的指示，我们也从十月份开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了很多准备工作。

第一`在党`政`军`民中间公开`全面地进行反“扫荡”动员。向大家说明敌人的这次“扫荡”，比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扫荡”的规模会大得多，情况也会严重得多。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我们的政权更加巩固了，军队扩大了，我们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群众对我们更加信任和拥护，我们的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再加上我们有第一次反“扫荡”的经验，我们完全有把握粉碎敌人的这次扫荡。

第二`加强情报侦察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南京`扬州`泰州等都建有直接的情报网。在司令部住了个方志逵，在政治部住了个袁信之，他们都是专门负责搞情报工作的，有的情报关系，还是由黄克诚亲自掌握的。除司令部的情报处以外，政治部的保卫部`联络部都搞情报工作。自行车侦察队大大地扩大了，他们各有自己的分工，骑着自行车，穿着便衣，天天往据点跑，路上碰到敌人就往青纱帐里一躲。当时决定，在南面，要加强对淮阴`扬州`东台`盐城的侦察；在北面，要加强对徐州`新安镇`灌云`连云港的情报工作。在这些地方的据点，一旦有什么动静，我们随时能掌握住。

第三加强通讯工作。在盐阜与淮海之间，在各个根据地之间，通讯联络工作都加强了。除电台外，我们控制了各个陆路交通口和渡口，建立了不少通讯站，有个交通站就设在盐河边，从而保证了通讯联络畅通无阻，邮件和报纸的传递，一直就没有中断过。

苏北当时的这两条是受到表扬的，一个是敌伪联络工作，一个就是通讯网的工作。新华社为此发表过好多消息。

第四`认真精减领导机构，充实连队，加强战斗部队，增加连队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地雷等各种武器，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也大大地精简，精简下来的干部用来充实基层。

最重要的一条，是把师`团的一些干部，包括师参谋长彭雄`七旅政治委员朱涤新`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赤明`十旅政治委员吴信泉等几个团长`政委，调往延安学习，以保存干部。他们之中，只有吴忠信因交通阻塞，没有去成。

第五`把一些文化人，统统分散予以安置。解散了政治部的鲁迅文艺工作团，在这个问题上，我同黄克诚是有不同意见的，我有点舍不得，黄克诚说，“胖子，现在不解散，将来够你负担的，会遭受损失的。”

当然最后还是按照黄克诚的意见办了。鲁工团的一百七十多人，统统分散了，有的到了延安，有的回到了上海，大部分交给了八旅。当时八旅由张爱萍负责，我找到张爱萍，问他能不能在八旅重新组织起一个文工团，张爱萍说，“行，你不要，我要。”以后阿英所写的大型话剧《闯王进京》，就是八旅这个文工团演出的。

我们把医院的伤病员，医务人员也全部分散到民间，在医院下面组织了三个卫生所，分别安置在羊寨`板湖和益林。部队家属也统统分散，大部分安置在阜宁和阜东的老百姓家中，也有的疏散到了上海等地。

第六`发动群众，破坏道路和桥梁，堵塞河道，剪断敌人的电话线，拨掉敌人的电话杆子，以此来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孤立敌人的据点，使他们彼此之间完全失掉联系。同时，发动群众挖沟`改造地形，以利我之隐蔽和限制敌之行动。

当时我们还采取了很重要的一条措施，决心是全体群众下的，那就是把敌人可能安据点的一些大城镇统统拆掉。所有的城镇居民都搬到了农村，使敌人无落脚之地。如东坎，原有五`六里路长的一条街道，统统拆掉了。还有八滩，这么大的一个镇子，把所有的街道全部拆掉了。在东沟和益林也拆掉了一部分，还有一些小镇子里的高楼`炮楼`坚固的庙宇`祠堂，凡是估计敌人可能修筑为据点的统统拆掉了。这些地方如果都让敌人按了据点，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太小了，就太困难了。更重要的是，一旦让敌人站住脚，就会对周围的庄子烧杀抢掠，群众就会遭殃。所以这个决心是全民下的，我们一动员，群众自动地就把该拆的都拆掉了。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才有这样高度的觉悟。

第七`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把物资统统埋在地下，把牛羊猪都赶走。我们还组织群众，进行转移演习，只要敌人一来，村村都是空的。

第八`组织游击小组，给他们发了枪。这些三五成群`一组一组分散活动的游击小组，主要任务就是偷袭敌人，迷惑敌人。他们声东击西，大造声势，只要敌人一来，就要让他们日夜不安，疲惫不堪。看来好象是我们主力在那里，其实都是民兵游击队。

第九`扩大对伪军的宣传工作。我们公开警告伪军，如在“扫荡”中帮助日军侵犯我根据地，残害群众，抢劫东西的，将给予严厉的惩处。如在“扫荡”中给我们送情报，保护根据地的老百姓和干部的，将会立功授奖。我们还动员伪军家属一起做瓦解工作，要他们做一个外表是白的，但内心是红的真正的中国人。对日本人可以应付，但实际上应当心向根据地的人民，不要骚扰根据地的人民。

第十`搞反奸斗争。村镇中凡当过汉奸`土匪的，或是同敌伪有联系的，还有会道门和流氓`地痞等，都统统交由群众控制`监督起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不准他们同敌人通情报，不准他们为敌人带路，否则将追杳他们的责任。另外，组织少先队，儿团到处放哨，盘查行人。

第十一`部队领导机关统统划小，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少数人和师`旅`团`军分区指挥所一起行动，实现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措施。

第十二`反扫荡作战的具体部署是：

经军部批准同意，以第八旅主力和第七旅二十一团及盐阜军分区地方武装，坚持盐阜区内的反“扫荡”斗争；以第七旅主力，和第八旅二十团在敌“扫荡”开始时，转移到淮海区，与在该区的第十旅配合行动，策应盐阜区的反“扫荡”作战。同时，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任盐阜区党委书记，并兼任八旅旅长`政治委员和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使盐阜区的党`政`军领导统一起来；以刘震为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金明为十旅政委兼军分区政委，由他们两人统一淮海区的党`政`军领导。与此同时，华中局`华中军分区和军部也决定由洪学智接替彭雄，出任三师参谋长。

总之，这次扫荡前的准备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做得更要深入，更要充分。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日伪军相继出动，敌人兵力增至两万四千余人，完成了对盐阜根据地和国民党韩德勤部所驻的淮安以东地区的包围。

根据上述情况，军部判断敌人很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所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盐阜根据地。一月十六日，军部发出了反“扫荡”作战指示，指出，现在，东南亚的缅甸`印尼等国已开始同日军作战，使得日军的兵力严重不足，因此敌人这次对盐阜区“扫荡”是局部性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在敌人的“扫荡”开始时，三师主力可以暂避敌之锐气，但必须要把一部分主力留在盐阜区，选敌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以鼓舞党`政`军`民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情绪。已过盐河进入淮海区的第七旅，应立即停止于适当地区。一师`四师和三师十旅也应积极袭击敌之据点及交通线，配合盐阜区反“扫荡”作战。指示还要求各部队适当配合韩德勤部的作战，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改善国共关系，但要谨防其乘机破坏我们的根据地。

果然不出军部所料，一月二十二日，敌人由淮阴`宝应等地出发，首先对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进行合击。韩德勤部在敌人的进攻下，一部阻敌，大部在我军的掩护下，退入淮海根据地。

一月二十六日，敌人开始向盐阜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扫荡”。反“扫荡”初期，我们按照在反“扫荡”的预定方针，避敌锋芒，保存主力`保存干部。

一月二十七日，日军加上伪军一部共两万多人，合击盐阜区的东坎和八滩地区，企图围歼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我们除留一部分主力由副师长张爱萍率领，于内线阻击迟滞敌人，与敌周旋外，师部`七旅主力及八旅一部已先期向盐东`阜东和淮海地区转移。敌人的合围企图落空后，他们又以“梳蓖拉网“战术，连续合击我阜东和滨海地区，继续寻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但连连扑空，始终未能得逞。

早在敌人对盐阜根据地的合围之前，我们师部就已经分成了三个部分；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侦察队及司令部部分机关指挥人员，活动于阜宁以东`射阳河一带的沿海地区，指挥整个盐阜地区的反“扫荡“作战；参谋长洪学智带领司令部的主要机构，转移到东坎以东地区；我和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带领师政治部和行署的部分干部，由师部警卫营四连（这个连共七十多人）保卫，转向盐东地区。我们三路人马在阜宁西南的张郭庄分手，各自向规定地区转移。分手前，黄克诚还指定我，除指挥所带部队外，还负责指挥七旅二十团在阜宁以南`盐城以北`湖垛以东这一带活动。

我和曹荻秋率部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相继渡过射阳河`通河`串肠河，在上冈以北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于二月十九日拂晓到达新洋港口北岸。由于连日急行军疲劳，导致我一时大意，下令部队在离港口不远的三灶地区宿了营。这个地方离港口以南的南洋岸`伍佑等敌伪据点都很近。

天刚亮，日军一个大约有百把人的中队，就分坐几条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们住的南岸。盐东地区地广人稀，新洋港又比较宽阔，河道没有被堵塞住，敌人的汽船来得很快。幸好我们所带的警卫营四连张连长还没有睡觉，正在侦察地形布置警戒。敌人一靠岸，他就发现了，赶紧跑回来报告我。我当时和曹荻秋同住在一间屋里，刚刚睡下，还没有合眼。听说有情况，就赶紧起床。一面要张连长赶紧通知四连集合准备迎敌，一面通知保卫部长周彬赶紧保护曹荻秋及政治部以及行署的工作人员往北撤退。因为当时政治部只有保卫部还带有一个驳克枪班，其他的人有的有一支手枪，有的根本就没有枪，无法作战。

我同张连长到了最前面，布置两个排先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待机，另外一个排分散开来，准备流动作战。等到敌人监近时，我一声令下，我们集中在前面的这两排就机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另外的那个排也东面打几枪，西面打几枪，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他们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队伍，迟疑着不敢轻易前进。

他们事先大概没有得到我们来到盐东的情报，这次来三灶，和我们只是偶然的遭遇。他们随身只带了几挺轻机枪，因此更加畏缩不前。

又是我再次疏忽大意，当我用望远镜观察敌人情况时，暴露了自己的身形，敌人一阵子弹打来，我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叫张广林，一个叫聂继祥的都为掩护我而牺牲了。

敌人不进攻，我们也不出击，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八点多钟。这时，我估计机关人员大概已经撤到了安全地带，就组织四连交替撤退，一直撤到十五灶，同机关人员会合。

我们走后，据说日军又在海边仔细搜索了一番，最后才坐上汽船，退回到南洋岸去了。这是我们在反“扫荡“开始后与敌人打的第一仗。

这次遭遇战，我们打死打伤了一些日军，但自己也死伤六`七个，特别是我的两个警卫员的牺牲，更是令我十分痛心。战斗结束后，三师政治部和警卫四连为张广林`聂继祥举行了追悼会，哀悼他们为国家`为人民`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他们将永垂不朽！

打完这一仗，我立即发电报，分别将这一仗的情况报知黄克诚及张爱萍`洪学智。他们都立即复了电，表示对我们的处境很担心，要我们向北靠，不要过分向南走。黄克诚还再三强调，反“扫荡“的第一阶段要以避敌锋芒，保存自己为主，一定要保护好指挥机关和干部不受损失。对我的疏忽大意，他们却没有提出丝毫批评。他们的复电，给我很大的安慰。

此后，我们在盐东坚持斗争，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天天搬家，再也没让敌人钻我们的空子。这段时间里，我们同地方党政干部一起，组织游击小组，侦察情报，袭击和迷惑敌人，破坏公路，堵塞河道，截断敌人的通讯联络。就这样，在“扫荡“期间，我们再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同黄克诚`张爱萍`洪学智之间的电报联系，也没有中断过。

在盐东，我们同敌人游来游去`兜来兜去地搞了一个多月。

张爱萍带领主力，黄克诚和洪学智带领机关，也在同时与敌人转来转去转了好几个圈了，但都没有碰到敌人，只有我一开始就和敌人遭遇上了。

这就是“扫荡”开始时的一些情况。

在“扫荡”中，敌人集中兵力对阜宁东部`西部以及射阳河以东地区进行“清剿”，并修筑公路，安设据点，建立伪政权，妄图长期控制这一地区。这时，我们坚持内线作战的八旅主力`七旅二十一团，以及盐阜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互相配合，不断地袭扰敌人。与此同时，外线的十旅`七旅主力和八旅二十二团，也不断地配合作战。

那个时候，我们部队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出动，因为晚上是我们的世界。部队三五成群，到处活动，遍地打枪。这样，敌人白天不敢出来，怕遭到伏击；晚上不敢睡觉，怕遭到袭击。敌人的每个据点，都处于孤立`疲惫和恐慌之中。

在这一时期，我们自己的部队虽有伤亡，但不大，就连后方医院都没有遭到什么损失。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根据地的群众之中，有群众和我们一起活动，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就这样，敌人在我们内`外线部队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三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根据这一新的动向，军部于三月三日命令我们三师，密切注意敌人的行动，准备集中兵力尾追`侧击撤退之敌，攻取敌之薄弱据点，力争恢复盐阜根据地的原有态势。

随后，黄克诚下达命令，要我和曹荻秋带领三师政治部和行署干部，返回八滩以东地区。这时，黄克诚已先期从射阳河以东返回了这一地区，洪学智也带领司令部的干部到达了这个地区。待我们到达以后，师部的领导机关就在这里汇齐了。相隔一个多月，大家重新见面，都非常高兴。大家都认为，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中，部队没有遭到任何大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军部的指示，恢复我根据地的原有地区。

师部匆匆召集了一个会议。经研究决定，立即集中兵力，实施反击。黄克诚要洪学智和我留在原地待命，自己带领少数人员赶往八旅，去与张爱萍共同研究具体战斗计划。

三月二十五日，三师各部队开始展开全面反击。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紧密配合，内`外线部队互相策应，以“围点打援”`伏击和袭击等手段，先后攻克了东沟`陈集`八滩`单家港和湖垛等据点，收复了这些地区。

在这些反击战中，尤其是黄克诚`张爱萍亲自指挥的陈集战斗打得最为漂亮。张爱萍经过详细侦察，制定了周密的战斗计划。八旅先用五天的时间挖坑道`修筑工事，然后在火炮和机枪的掩护下稳扎稳打，经过两天激战，将日军一个中队及伪军共五百多人全部消灭，没有跑掉一个敌人。这一仗给了敌人很大的震动。当然我们自己八旅主力也伤亡了二`三百人。

到四月十四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这次苏北地区的第二次反“扫荡”，由于我们在战前对敌情掌握准确，准备充分，部署周密；在敌人的“扫荡”中，部队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内`外线配合默契；在敌人将要撤退时，迅速集中兵力，适时发起反击，因而顺利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取得了较大胜利。我们先后共歼敌一千八百余人，攻克据点三十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挫败了敌人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情绪，为以后彻底恢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  “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在苏北第二次反“扫荡”期间，根据地军民涌现了很多英雄集体和各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旬，正向淮阴进行撤退的敌人，由于侦察到我们淮海区党委`淮海行政公署`淮海军分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都住在六塘河刘老庄一带，于是集中步`骑兵一千多人，在日军师团长川岛的指挥下，于三月十八日拂晓突然包围了刘老庄，想一举消灭我淮海根据地的领导机关。

幸运的是，我淮海区领导机关已于前一天离开了刘老庄，住在离刘老庄只有二`三十里路的一个村子里。当时，三师七旅十九团在团长胡炳云`政委刘锦平领导下，坚持淮阴`涟水之间的反扫荡斗争，住在刘老庄的是该团一营的第四连。

发现敌人突然来袭，四连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马上意识到，领导机关所住地离刘老庄不远，敌人个把小时就可以赶到。在这危急关头，为掩护领导机关安全撤走，白思才`李云鹏立即集合部队，布置伏击，以阻滞敌人前进。他们迅速把部队布置到有利阵地，作好战斗准备。当敌人最后完全进入到我埋仗圈以后，白思才下令集中全连的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敌人一下子摸不清这里究竟有多少队伍，立即仓皇撤退。

但一个小时以后，敌人发现刘老庄里的新四军部队并不多，就重新进行部署，展开兵力，从四面八方向四连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敌人集中各种火器向刘老庄进行猛烈射击，把刘老庄轰得乌烟瘴气。于是，四连撤入“抗日沟”固守，一时间倒也没有什么大的伤亡。

上午九点，敌人发起第一次冲锋，被我四连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打了下去。接着，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并冲到四连的前沿阵地。四连战士先用手榴弹集中投掷，继而又同敌人拼刺刀，又把敌人打了下去。

敌人见三次冲锋都没有奏效，就集中炮火猛攻四连阵地。四连全体战士在连长`指导员的指挥下，沉着坚定，凭借着一段不长的“抗日沟”，经受住了敌人千百发炮弹。结果，连长白思才被炮弹炸断一只手，立即昏迷了过去。指导员李云鹏也在战斗中负了几次伤，满身都是血。四连的战士有的断了腿，有的断了臂，整个战场上血肉横飞，尸体纵横。但是，四连的干部`战士怀着对敌人无比的民族仇恨，以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从拂晓起战斗了将近一天。一天下来，战士们一口饭没吃，一滴水没喝，脑袋饿得发晕，喉咙干得冒火，眼睛被炮火熏得充血，鼻子也被呛得出了血，却仍然坚守战斗岗位。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在敌人最后一次冲锋之前，连长白思才咬紧牙关，命令剩下的战士上起刺刀，把子弹全部搜集起来集中使用，严阵以待，准备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同敌人展开最后的一场肉搏战。

临近黄昏时，敌人终于从四面八方攻上来了。四连为节省子弹，不再轻易使用武器，一直等到敌人离阵地只十来米时，连长才命令开火。随着这一阵猛打，敌人又倒下去了一大片。但这时，四连的同志已伤亡了一大半，子弹也越来越少，等敌人又重新冲了上来时，连长`指导员大喊：“同志们，杀呀！”战士们跃出“抗日沟”，同敌人拼杀在一起。到天黑以后，全连干部`战士共八十二人全部壮烈牺牲。

待我增援部队赶到时，敌人已经撤退，战斗已经结束。我们八十二烈士的牺牲，换来敌人的伤亡是一百七十多。

这次战斗后，淮海区和苏北的新华分社，专门写了这次战斗经过，发到了延安，延安向全国作了广播。在全国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朱德总司令把四连的“刘老庄八十二烈士”这一悲壮事迹，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后来，淮海区人民在刘老庄建起了“八十二烈士”陵园，用碑文记述了“八十二烈士”的英雄业绩，记载了战斗详情。人民为缅怀战士忠骨，经常前往悼念。

十一  彭雄`田守尧的牺牲

这次苏北第二次反“扫荡”，我们还遭受了一个重大损失，这就是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和八旅旅长田守尧的不幸牺牲。

在日军调兵遣将即将对苏北根据地开始“扫荡”时，中央和中央军委来了电报，要我们三师抽调四`五名旅以上干部去延安学习。经师党委研究，黄克诚最后决定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八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七旅政委朱涤新`十旅政委吴信泉五人，携妻子一起去延安学习。临离开部队时，师里给他们配备了警卫部队和马匹，发给了经费。

彭雄`田守尧`张赤民三人原准备从盐阜区赶往淮海区，会同在淮海区的吴信泉和朱涤新一起，经山东转赴延安。不料这次“扫荡”恰恰是从北面先开始。敌人一从淮海区开始扫荡，就封锁了盐河，过不去了。彭雄他们先是避敌锋芒，转移到了阜东海边，准备用船从海上前往山东根据地，再从陆路去延安。也由于这个原因，吴信泉和朱涤新这次没能去成延安。

由于情况紧急，他们在八滩找了一条木机帆船。他们化装成平民，带上队伍，带上机枪，船上用麻袋装沙包做了工事，准备得很充分。

船行的第一天，虽然由于船舶的颠簸，大家头晕`恶心`呕吐`滴水粒米不能下咽，但总算平安无事。

第二天拂晓，船行至山东境内奶奶山附近的海面时，日军的汽艇追踪而至，要求立即停船进行检查。一开始大家隐蔽到船舱里，只留少数人在外面应付，想以商船的名义蒙混过去。不料敌人一上船，一眼就看见一个警卫员身上带的驳克枪，于是一场海上短兵战揭幕了。敌人跑回自己的汽艇后，立即将汽艇驶离海船，然后用重机枪猛烈扫射。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射，船上不少人都身负重伤，彭雄`田守尧及田守尧夫人`张赤明的夫人等都已牺牲在船上。幸好这时艇上的敌人也弹药用尽，暂时离开了我们的船。

到天近黄昏时，海船凭借风力，驶近山东鲁南根据地海滨。但这时船又搁了浅，后面又有三只敌舰追来。正在危急之时，一一五师的一个连队正在海边活动，闻听枪声，赶来解救了剩下的一些同志，包括张赤明本人和彭雄的夫人吴为真同志。把他们接上了岸。

经过短时间的休息，没有牺牲的同志，如张赤明等继续经山东`河北`山西到延安。对彭雄`田守尧等牺牲了的同志，山东方面举行了公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把他们葬在了滨海地区。以后山东军区发电报告了中央军委，军委又转告我们，我们这才知道这一惨重损失，但这一惨案前后的详细情况，我们是在彭雄的夫人吴为真在大“扫荡”结束后返回苏北根据地时，从她那里才得知的。当时吴为真已身怀有孕，她觉得继续长途跋涉困难较多，就要求返回苏北根据地。

这是我们在这次反“扫荡”中受到的最惨重损失。

随着第二次反“扫荡”的胜利结束，苏北根据地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工作。

首先是总结经验，宣传胜利。党`政`军`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都自下而上的总结了反“扫荡”中间的经验教训，然后综合汇总，向延安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送出作战报告。

其次是召开祝捷大会，隆重庆祝反“扫荡”作战的胜利。除各地区`各部队分别召开祝捷大会外，师部和盐阜地区联合召开了一个万人祝捷大会，主要负责干部在会上讲了话，表扬了一些好的单位和个人，树立了好的典型，如“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对个别表现不好的进行了批评。如八旅一个团政委，在“反扫荡”期间，擅自离开部队达半个月之久。张爱萍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撤了他团政委的职务。

第三`对牺牲了的干部`战士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决定立即修建盐阜区阵亡将士纪念塔，以纪念死者，激励生者。仅仅两个半月的时间，由芦芒参与设计的芦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就落成了，塔高六丈，背靠黄河堤，上面站着一个铁铸的黑炯炯的战士像，全副武装，脚穿草鞋，手中紧握钢枪，朴素`庄严`肃穆地站在高高的塔上。塔的东北角，筑有彭雄参谋长和田守尧旅长的纪念碑。修塔所用的材料，都是群众自愿捐赠的，并以最快的速度建成。这座塔，是盐阜人民团结的象征，也是牺牲烈士崇高的民族气节的象征。

第四`，发展地方武装，充实主力部队。我们把游击小组发展到班，班合成排，排又合成连，依次上升。最后差不多所有的县，如阜东`射阳`阜宁`建湖`盐城等都组成了独立团，后来，我们又将独立团陆续编入主力部队。这时，新的游击小组又如雨后春笋般地起来了，扩大了一批又一批。反“扫荡”的胜利，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不少的青年直接到主力部队要求参军，使主力部队不断得到充实和扩大。

第五`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伪军投诚反正的增加了。一个两个，三五成群，一个班`一个排地到我们部队来投诚。凡是家在根据地的，几乎都跑回来了。有的还带回了枪和手榴弹。伪军投诚的数字在当时没有统计，但估计人数是不少的。

第六`组织搞了一些在根据地可行的建设工作。由于苏北是水网地区，修桥补路，拆除河障，势在必行。对海堤`河堤也进行了修补，防止水流侵袭。没有公路的地方就修上路，以便手推小车的通行。只有拆毁的房屋一时修复不了，只有逐步施工修复。

第七`党的领导本领更加提高。当时，不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很多。我们经过审查，不断发展新党员入党，党的组织也迅速扩大。同时，我们在地方开展拥军优属，在部队开展拥政爱民，党`政`军`民更加团结，更加亲如一家。人民群众都踊跃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第八`为扩大党和军队的影响，我们还组织人搜集战斗故事，编印成册，广泛宣传。

到一九四四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受重大失败。为扭转被动局面，确保日本本土和东南亚的联系，日军集中大量兵力用于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敌后战场的兵力有所削弱。从一月份起，我们乘机展开局部的反攻，接连攻克汤沟`高沟`杨口`王集`徐溜`林公渡等二十余处敌伪据点，基本收复了敌人第二次大“扫荡”时侵占的地区，使六塘河两岸的地区全部得以恢复，而且把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

我们顺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一九四三年，打开了扩大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十二  陈绥圻重返上海

苏北第二次大“扫荡”初期，我和曹荻秋率三师政治部和盐阜行署机关的部分同志到盐东，张爱萍的妻子李又兰`曹荻秋的妻子汪云和我的妻子陈绥圻等，也都跟随我们部队一起行动。李又兰和汪云当时都已怀有身孕，行动十分不便。因此我们购买了几套便衣，给她们用假名字买了几张伪居民身份证，准备寻找机会，让他们和陈绥圻一起去上海，到陈家中暂时住一段时间。

我的妻子陈绥圻，原是上海一个女子中学的学生，一九四O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要她撤离上海，到苏北来参加了新四军。她在军部的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即留校工作。在敌人第一次“扫荡”期间，军部精简机构，将抗大下放给三师师部。一九四二年四月，师政保卫部长周彬去抗大检查工作时，把陈绥圻要到了师政保卫部任内勤干事。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并于这一年的十月结了婚。

在决定陈绥圻她们去上海后不久，我们得知盐东一个叫潘干臣的大地主，有几条平时用于捕鱼的木帆海船，也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盐东之间，贩运点货物，做点买卖。于是我们找到他，请他把李又兰`汪云和陈绥圻送到上海。

一九四三年二月，陈绥圻她们三个在盐东的海边登上了海船。当时与她们同行的还有三师卫生部药材科长洪振声和盐阜行署的一个工作人员李毅。他们准备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为部队医院购买一部分必需的药物回来。

陈绥圻他们一上船，船工就扬起巨大的船帆开始南下。由于不习惯海上的生活，经不住海船的颠簸，上船不久他们就开始呕吐，最后吐得只剩下一些绿水。在船上的两`三天，他们躺在船舱里，粒米未进，根本就不敢起来活动一下，更没有兴致去观赏什么海上的风光。好在总算安全地到达了上海。

陈绥圻的家里只有母亲和哥哥陈耔圻。陈绥圻离开上海后，他们是借住在别人的一间楼房里。由于房子小，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怎么安排也是住不下。于是大家商定，女的，包括母亲在家住，男的，包括陈耔圻`洪振声`李毅去外面找旅馆包房暂住。

过了几天，陈耔圻一早赶回家中，告诉家里人说，洪振声和李毅昨天一昼夜都没有回到旅馆，估计可能已经出事了。他说他有个同学在警察局做事，准备去问问他，看能不能打听出一点消息。

不久，陈耔圻就赶回家来说，洪振声`李毅两人确已被捕。事情的经过也弄清楚了，原来新四军一师曾在上海设置了一个地下机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采购药材`布匹等军需物资。这个机关早些日子已被日伪特务破获，特务们就在那里坐等，进去一个就抓一个。洪振声和李毅刚一找到那里，立即就被抓走，关押在警察局里。陈耔圻说，对洪`李二个究竟作何处署，还没有确实消息，但他已告诉他的同学，这两个人确实是为做买卖，想赚点钱才到那里去的，请他同学尽可能帮帮忙，放了这两个人。

这件事使大家吃惊不小，尤其是陈绥圻的母亲受不了。老人年轻守寡，好不容易才带大了一双儿女。她整日里担惊受怕，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坐在床上抽烟，脑子里胡思乱想，有时甚至胡说八道。眼看着当时可能发生问题，她的精神崩溃了。正在这时候，同样身怀有孕的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也来到了陈绥圻的家中。唐棣华原来是和杨光池的妻子孙红在一起，去了孙江苏泰州孙红的家，这时又从泰州转来上海。

又过了几天，陈耔圻回来告诉家里人说，他的同学告诉他，因为洪振声`李毅坚持说自己只是个商人，去那个地方只是为了洽谈生意，并不知道对方是些什么人。敌人从他们的供词中找不出什么破绽，又没从他们身上搜出任何东西，别无证据，加上那个同学的周旋，就把他俩放了。洪振声很快就返回了苏北根据地，只有李毅还流落在上海。他已经给了李毅一点钱，叫他自行设法返回苏北，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得到了这个信息，大家才稍微放宽了点心。

不久，陈绥圻的母亲接到浙江绍兴老家的来信，说是祖母病重，要她回去控望。母亲坚持要陈绥圻兄妹二人一起，随她返回浙江绍兴老家。唐棣华`李又兰等人见到母亲身体如此境况，而且形势也已趋向缓和，虽然李毅仍滞留上海，但估计他还不至于出卖别人，因为如果真要出卖的话，在狱期间他就这样做了。因此，她们都劝陈绥圻还是顺从母亲的意见，随母亲一起回乡下去，以免她病势加重。后来大家又商定，陈绥圻和哥哥随母亲回绍兴农村，李又兰也返回宁波老家，剩下唐棣华和汪云仍住在陈绥圻家中，等候根据地的消息，待敌人“扫荡”过去后，再设法返回苏北根据地。

大概是一九四三年五月，陈绥圻一家三口从绍兴乡下重新回到上海。这时唐棣华已返回苏北，而汪云却不幸因产后得病，抢救无效，病故在医院里。汪云遗下一女，由一个姓李的老中医收养。这位李大夫是地下党员，在上海行医多年，很有点名望。李大夫有位义女和汪云相识，因而收养了这个孩子。

陈绥圻到上海后，立即去李大夫家看望了汪云留下的那个女孩。不久，又经过李大夫的关系，跟随一个经常往返于苏北和上海之间的商人，回到了苏北。

陈绥圻回来的那天，我正在司令部开会。听到她回来的消息，会议一结束，我顾不上吃饭，就匆匆回到政治部。两人见面，喜出望外，互相叙述离别后的种种情况，真是一言难尽了。

可陈绥圻的母亲在经历那场惊吓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到后来，竟然发展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地步。整天就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喂她吃饭她就吃一点，不喂她也不知道要，一切都要依靠别人。一旦发病，整天就叨唠不休，什么话都说，但不乱动，还是文静的坐在那里。全国解放后，我们曾把她接到北京，想为她治治病，但终因久病而医治无效，于一九五三年病逝了。

十三  再战韩德勤

一九四三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盟军已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德`日`意已处于不利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希望盟军在迅速战胜德国以后，能集中力量打败日本，能很快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的力量更加壮大，使他的统治难以为继。为此，他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反共高潮。

这一年的三月，蒋介石公开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同时，他又密令所属部队，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进行包围和进剿，力求逐步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月上旬，驻华中阜阳`蒙城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越过津浦路，东犯淮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在第二次大“扫荡”期间被日军逼得无路可走，由我们三师部队保护退入淮海根据地的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竟然背信弃义，以收复失地为名，突然率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三纵队西渡运河，进占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青阳镇`山子头地区，并派第八十九军赶赴灵壁，接应王仲廉部。

陈毅军长以大局为重，派人去直接同韩德勤谈判，对他晓以大义，但韩德勤却依然执迷不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粉碎王仲廉`韩德勤两部东西对进的图谋，新四军军部当即决定，在王`韩两部会合前，首先给韩德勤部以坚决打击，然后再转移兵力阻止王仲廉部东进。

山子头战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山子头战斗是在陈毅军长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这场战斗打得好，打得漂亮，完全是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进行的。

三月十七日，在陈毅军长的亲自指挥下，调集了四师`二师和三师各一部，以四师为主，开始包围侵入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部队。我军各个部队都是星夜赶到预定地点，作好了一切准备，把敌人包堵得严严实实。三月十八日晚，随着陈毅的一声号令，在炮兵的掩护中，四师`三师及二师发起了总攻。首先是三师七旅十九团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其它部队也随后跟进。经过一夜的战斗，山子头的守敌被完全歼灭。

这次战斗，我们俘获了国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从陈道口战斗中侥幸跑出来的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在这次战斗中被我击毙，还打死了韩德勤独立旅旅长李仲。这一次，共消灭韩德勤所部六千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六十多挺，大炮六门，电台两部，以及许多军用物资。

后来，陈毅军长遵照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释放了韩德勤，并归还了部分人枪，共千把人，八`九百支步枪，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同时给了他一块地方，把靠近日军据点的睢宁`宿迁地区交由其驻守，并警告他不得再侵犯抗日根据地，敦促他与我们共同抗日。

从此，韩德勤再也没有同我们苏北`淮北部队发生过“磨擦”。

十四  屡立战功的第七旅

《黄克诚回忆录》曾写道：“第七旅作为军部的机动部队，转战苏北`淮北`淮南等地区，屡立战功。”

现在我简略的介绍一下七旅的情况。这是一支什么部队呢？

新四军第三师是新四军的主力，而第七旅是新四军主力的主力。作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机动部队，它是三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时候也归军部直接指挥。

七旅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卓越战功的老部队。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在井冈山时期，它是“朱毛红军”的第二十八团，当时的团长是林彪。一九三O年下井冈山以后，部队扩大，编为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林彪升任为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二十八团编为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这以后，它都始终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团。红军长征时，抢渡乌江，打腊子口的，就是这个第四团。当时的团长是王开湘，政委是杨成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包括红四团的整个红二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平型关战役后，到一九三九年进入苏鲁豫边区后，改为苏鲁豫支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

进入苏北以后，七旅在苏北`淮北`淮南进行过许多战斗，为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及后面将要提到的阜宁`两淮战役等战役以外，还有以下一些较大的战斗：

一`八月十五，中秋夜战马圩。

马圩位于陇海路沿线的邳县之东，是汉奸马坤的据点。马坤经常配合日军到我们根据地里来“扫荡”，疯狂欺压人民。群众都非常痛恨他，当时有首歌谣：“天上乌云汉奸心，才狼本性要害人，不灭日军和汉奸，穷人日子难翻身”。

一九四三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当马坤正和他的三个婕太太饮酒赏月，欢度中秋，匪兵们也都在大吃大喝，许多人喝得酩酊大西醉时，七旅二十团经远距离奔袭，突然包围了马圩。在团长王东保`政委宋维轼`参谋长彭飞的指挥下，不到两个小时，就攻下了敌人的四个炮楼。这时，马坤退入到圩子中最高的一个炮楼里，拼死顽抗，死不投降。他凭借着制高点，用机枪向进攻部队进行猛烈扫射，打死打伤我不少同志。眼看离天亮只有两个多小时了，马坤据守的那个炮楼还是打不下来。

彭飞参谋长命令三营组织了一个爆破组，组长王二保`战士李启全在我火力的掩护下，带着弹药包，爬到了敌人的炮楼下，李启全同志用自己的身体和竹竿顶着炸药包，拉响了导火线。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炮楼被炸了一个大口子。乘着烟雾弥漫的机会，战士们很快登上云梯，冲进了炮楼，当场击毙了马坤。

但王二保`李启全两同志也壮烈地牺牲了。由于我们在政治工作上的缺点，对烈士的英雄业绩宣传不够，烈士的英名没能得到相应的褒奖和传扬，几乎被烟没了，这使我们深感遗憾。

二`保安山，打得敌顽团团转。

一九四四年十月，国民党顽军王毓文`陈梦洲率兵近四万人，向新四军四师部队驻地发动袭击，企图消灭四师部队。

由于四师师长彭雪枫这年夏天在河南夏邑县与日伪军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为统一指挥，军部命令成立临时指挥部，任命七旅旅长彭明治为前线指挥，九旅政委韦国清为前线政委，统一指挥三师七旅`四师九旅和山东部队王秉璋旅的五十二团迎敌作战。

我七旅部队奉军部命令，一路急行军赶往指定地点保安山，支援四师。部队刚刚到达保安山准备宿营，敌人的炮火就连珠般地向我袭来。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七旅一面组织部队坚守阵地，一面组织飞虎队，抽调能打善战的战士八十余人，每人配备一支冲锋枪`一把大马刀`四枚手榴弹，并配备了两挺机枪`两个掷弹筒。飞虎队由一名连长带领，趁黑夜一直冲到敌人的军部附近。一个班长抓住了敌人的一个哨兵，逼问出了敌军部的所在地和当晚的口令，然后就直奔敌人军部。他们先是用掷弹筒和手榴弹向敌袭击，再用机枪和冲锋枪猛射。这一出奇不意的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当官的就乘马逃走。这一跑，敌人军心立刻动摇，那些当兵的也纷纷逃跑。

偷袭成功后，带队的连长按照事前的约定，下令点燃三堆大火，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看到信号，立即命令七旅`九旅和山东王秉璋部全线出击。一时间，冲锋号四起，各部队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蒙城`龙山集等地，共消灭顽军两个师，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取得了这次反击战的胜利。

这次反击战不久，华中局和军部就下令，调三师副师长张爱萍接任了四师师长。

三`支援二师，淮南反顽战斗。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为支援二师的反顽斗争，七旅来到安徽省的怀远`蚌埠`凤阳`定远一带。根据军部的决定，由二师四旅`五旅和三师七旅统一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由二师政委谭震林`七旅旅长彭明治分任正`副指挥。

当时，驻在淮南津浦路西的国民党桂系部队的一七二师`一七一师，在一七二师师长李本一`一七一师师长曹茂琮的率领下，分两路向新四军二师攻来。为鼓舞士气，一七二师师长李本一竟抬着棺材上阵，口口声声要与新四军决一死战。担任正面阻击的七旅十九团`二十团，在站鸡岗拼死迎战，并取得了首战胜利。

接着，七旅部队又在黄瞳庙一带，包围了一七一师的两个团。一七一师师长曹茂琮效法李本一，也命令士兵抬着棺材上了阵。只见黑漆漆的棺材两边，写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碗口大白字。曹茂琮还叫嚣：“不消灭共产党誓不回还”。曹茂琮亲自上阵督战和指挥，还亲手枪毙了一个身负重伤的团长。敌人组织起强攻队，在二十多挺机枪的掩护下，向七旅的阵地猛扑过来。七旅沉着应战，向敌人反冲过去，与敌人拼开了刺刀，白刃格斗，刀光闪闪，敌人一下就垮了。战到最后，曹茂琮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成仁，扔下棺材就跑了。

打扫战场时，发现被曹茂琮枪毙的是五二七团团长莫春漓。从他的尸体上，搜出了一本“阵地日记”。日记中有四句话，写的是：“站鸡岗，多伤悲，壮士冲锋不见归，千军万马无退路，北上剿共几人回？”

七旅这次配合二师，在淮南津浦路西打击国民党广西部队，两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为此，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给他们发了嘉奖电。

七旅是个有光荣历史的部队，从井冈山到红一军团，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再到新四军三师，几乎每一次参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写上这些，主要就是想多记载下七旅的一些活动。

十五  攻克阜宁城

一九四四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失利，败局已定。

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讲话。他要求全军在一九四五年里开展攻势作战，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们现有条件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之后，黄克诚师长兼政委，几次召集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正好，当时国民党在冀鲁豫边区的孙良诚率部投降日本，被编为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被委任为总司令，张绥玺为副总司令，下编两个军，第五军军长王清翰，第四军军长为赵云祥。一九四四年底，他们从冀鲁豫边区出发，沿陇海路东进，到达了东海边，并在新安镇`灌云一线集结。随即，再经响水口`东坎`阜宁`上冈到达盐城。之后，第二方面军孙良诚司令部以及四军军部驻盐城，第五军王清翰部驻在阜宁，周围都没有据点。

这时，我们苏北盐阜`淮海根据地的军民，以临战姿态，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原准备在敌人的前进途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由于敌人采取密集队形推进，队伍聚集在一起，不好打而作罢。

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们终于趁敌人在苏北地区立足未稳，南下队伍前面紧密，后面疏松之时，打了他们的尾部。一到三月份消灭了他们一千二百多人，解放了灌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人口都比较稠密，这一地区的解放，使根据地一下子增加了近百万人口。

三`四月间，日本侵华军和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为加强长江下游的防务，再次收缩兵力，把阜宁`东坎等地区的日军全部调走。这样一来，阜宁及城北各据点的守军，就只剩下了王清翰军的五个团，约三千四百多人。

黄克诚决心抓住这个战机，利用日伪军交替防务的大好机会，攻克阜宁城。他立即在师部所住的阜宁与淮安`涟水边界地区的孙老庄，召开了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党委会。参加会议的有洪学智`我，以及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刘震`十旅政委金明`吴信泉，八旅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还有师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沈启贤。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已经开始了夺取能够夺取的城市的行动，我们也应当立即开始行动。接着，大家分析了盐阜区的形势，认为在盐阜区，比较好打的是阜宁，原因是孙良诚部的主力已全部南下盐城，阜宁城比较孤立，北面已经没有可以增援的部队，从盐城到阜宁的一百二十里路中间，也没有什么敌人的队伍，加上目前日伪正在交接换防，因此打阜宁是最有利的，比较有把握的。于是会议决定，攻打阜宁城。

目标选定以后，要研究的就是攻打阜宁城的具体部署。当时七旅已归军部直接指挥，到淮南津浦路西支援二师反顽斗争去了。所以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集中八旅全部`十旅主力`师特务团以及阜宁独立团`阜东独立团`盐城独立团`射阳独立团`建阳独立团，共十一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

阜宁城地处射阳河边，城南就是射阳河。阜宁城外，主要是东面`西面和西北面都设有许多大小据点。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又决定，以八旅全部和十旅主力先攻取阜宁城北的外围据点，并以主力一部阻击向阜宁增援之敌；攻击据点时以东坎的马路为界，马路以东由十旅负责，马路以西由八旅负责。同时，以师特务团为主，加上阜宁独立团和射阳独立团，将这三个团部署在川场河的两岸，阻击盐城或苏中可能向阜宁增援之敌，或截击阜宁可能南逃之敌；再将阜东独立团`建阳独立团和盐城独立团，分别部署在阜宁城以西`湖垛以北`鲁公祠`新兴场以东，牵制各处敌军的行动。

以上就是当时在师部决定的阜宁战役的整个部署。

阜宁战役从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开始，参战部队分别向阜宁城以北`以西及东北方向开进。师部直属队也于四月二十一日从孙老庄出发，经过三天的急行军，于四月二十三日黄昏进入头灶以西的张家湾，并在张家湾成立了临时指挥所。

临出发的前一天，黄克诚在上厕所时不慎摔了一跤，腰部受伤不能行动，是用担架把他抬进指挥所的。他一面接受师卫生部长吴之理的治疗，一面指挥战斗。

这时，八旅已进到了阜宁的西北地区，十旅也已进到了阜宁以北及东北地区。在四月二十三日这一整个白天，十旅的刘震`吴信泉，八旅的张天云`李雪三，以及各旅的参谋长`侦察人员，加上各团`营的干部，都在按照师里的规定，对自己所负责的各自作战目标，进行侦察，选择突破口`前进路线和火力阵地，准备各种攻坚器材`爆破炸药等。到二十三日黄昏时，统统作好了准备。

师特务团团长黄励华负责指挥的阜宁`射阳独立团及其它三个独立团，也各自进入了自己的指定位置，隐蔽集结待命。部队所在的地区，由民兵`地方武装封锁消息，滴水不漏，不使敌人发现我们大部队的行踪。

四月二十四日黄昏，黄克诚发布攻击令。黄克诚`洪学智`我及沈启贤这时都在张家湾作战指挥所里，紧张地等待着战斗的开始。

下午时分，先后，或者说，几乎是同时，各部队开始攻击各个据点；八旅主力在张天云`李雪三的指挥下，以二十二团猛攻头灶`七灶`张庄等据点；十旅主力在刘震`吴信泉的指挥下，攻击阜宁以北的大孤庄和小孤庄两个据点，并以十旅主力一部进到小孤庄以南地区，准备打击从阜宁出来增援的部队。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旅和十旅先后顺利解决了战斗，据点里的敌人被全部消灭掉，没有跑掉一个。

在攻击各个据点的战斗正紧张进行时，驻阜宁的伪第五军军长王清翰沉不住气了，他于四月二十五日拂晓时分，率领两个团分三路拼命前进，增援大`小孤庄。但这时大`小孤庄的战斗已经结束。十旅二十八团，在团长钟伟的指挥下，又回过头来猛攻王清翰带来增援的两个团，敌人支持不住，立即向阜宁城溃退。十旅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见状，乘机向溃退的敌人发起猛攻，尾追赶敌人进了城，与敌人展开巷战。这时，扫清了阜宁西北敌人据点的八旅二十二团`二十四团，同时也从张庄向阜宁城发起了攻击，占领了阜宁城北门外壕两侧的据点和炮楼。不久，也攻入了城内。十旅和八旅部队各自按照划分的攻击区域，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地攻击前进。

这个时候，黄克诚`洪学智`我及沈启贤，还有司令部各科室的人员，也前进至张庄指挥攻城作战。上述四个师，就是按照黄克诚的命令，在阜宁城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四月二十五日晚，王清翰乘双方在城中混战之际，令人在阜宁城的两边架起浮桥，率部分残敌渡过射阳河，向盐城方向逃跑。但桥小人多，逃跑的敌人一下子过不去，我二十八团很块就攻到了浮桥边，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跑不了了。随即，二十八团与二十九团会合在了一起。至此，阜宁城全部被包围。我们这时是战斗攻势和政治攻势同进进行，通过喊话，要被包围的敌人放下武器，出来投降。结果，大部分敌人都缴械投降了。

洪学智和我提出要到城里去看一看，黄克诚批准了，同意我们去城里，要我们看实际情况实施指挥。结果我们进城后，八旅和十旅的部队已经会合，战斗基本解决。我们见到了二十二团和二十八团的团长`政委，他们报告说，战斗已经结束，残余的敌人由一个副师长带领，已放下武器投降了，正在集合听命。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阜宁城内的战斗全部结束，我们胜利完成了攻取阜宁的任务。

王清翰所率的南逃队伍，也在川场河两岸被黄励华所指挥的三师特务团和阜宁独立团`射阳独立团堵截。一场混战，又俘敌八百多人。我们自己的伤亡很小，但缴获很大。可惜的是，最后王清翰还是带一部分人跑掉了。这样，堵截敌人南逃的战斗也结束了。

阜宁战役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二十六日结束，共历时三天。我们毙伤敌人四百人左右，俘敌副师长以下两千二百多人，攻克阜宁县城及外围据点二十二处，给孙良城部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不仅扩大了苏北根据地，切断了南通至赣渝这条连结苏北与苏中的重要公路，而且为即将开始的大反攻积累了宝贵的攻坚经验。

攻克阜宁以后，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师前指及八旅`十旅的参战部队集结于东沟`益林`羊寨`周门`甸湖一线，以一星期的时间，进行休息`整顿和总结。这次战斗总结，先是八旅`十旅分别开会，然后再集中到师里开会，共同总结阜宁作战的经验教训。

总结阜宁战役的胜利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战前计划周密，部署得当，准备充分细致，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所有的军事干部都仔细看过地形，都了解自己所担任的任务，都组织部队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准备。

第二`突破点选择正确。我们先打阜宁城以北的据点，如张庄`大`小`孤庄等。这些据点大都筑有坚固的工事，守备的部队也比较强，都是防护阜宁城的要害。我们一打，敌人就会从城里出来拼死增援。我们刚打下据点，敌人就来增援，我们乘机入了城，减少了攻城这道步骤。这样，战斗结束得很快，也减少了我们的伤亡。

第三`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配合作战，充分发挥地方部队的作用。这次攻打阜宁城，把五个独立团和师的特务团全部用上去了，牵制和截击了阜宁南逃之敌，这一着布置得好，最终使敌人没能全部退走，扩大了阜宁战斗的胜利。战后，有一次黄克诚对洪学智和我说，把师特务团放到射阳河以东是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手头就没有了一点机动兵力。但不这样做又不行，总得有足够的兵力，才能堵截南逃之敌呀！当时如果有足够的兵力担任打援和堵截任务的话，王清翰就跑不了了。

第四`对孙良诚部队的政治攻势和瓦解工作做得好。自孙良诚部南下以后，我们就专门开展了针对孙良诚部的政治攻势。他们的士兵以冀鲁豫边区的北方人居多，我们三师也是北方人多。我们就通过各种关系，利用老乡关系去做孙部伪军的工作，散发传单`写联络信，以及用小孔明灯，通过射阳河，由上而下，使之飘到阜宁城里去，向阜宁城发出各种宣传品。我们在宣传品中指出，他们原来是国民党的部队，现在却向日本人投降，当了汉奸，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回头是岸，弃暗投明，千万不能跟着卖国贼汪精卫走绝路。在阜宁战役中，我们又组织政工人员，向他们喊口号，要求他们过来谈判。这样才使得被围敌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我们缴械投降，从而使我们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自苏北根据地创建以来，淮海`盐阜两区的部队共同作战，打这么大的战斗，还是第一次。因此，两个地区的部队胜利会师后，大家交流作战经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热得不得了。许多干部好久都不在一起了，这次见了面，都很高兴，互相往来访问。这次相互配合作战，加强了淮海`盐阜两区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友谊。

阜宁战役中的地方支援和配合工作也做得很好。战前他们封锁消息`准备粮草。战役刚一结束，盐阜区的党政部门和群众就杀猪宰羊，送来了各种慰问品，慰问参战的各主力部队和各独立团，以及在战斗中负伤的伤员们。

淮海`盐阜两支部队会师不久，我们就集中师政治部的全部力量，在东沟以北召开了一个几万人的祝捷大会。这个大会由我主持，黄克诚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淮海地委书记金明，十旅旅长刘震`政委吴信泉，盐阜地委书记刘彬`行署主任曹荻秋，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等，也都在会上讲了话。会议结束后，十旅和八旅的文工团还分别给部队`群众演出了节目。这次祝捷大会对部队和群众的鼓舞很大。

阜宁是我们在苏北地区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座县城。这次战役打得比较顺利，漂亮，是我们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所打的一个比较大的战役，仅次于以后的两淮（淮阴和淮安）战役。

十六`两淮战役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在波茨坦发表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九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九日，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万人，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分多路突破日军防线，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六十七万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

八月九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宣战一事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的对日宣战，认为这样一来，抗日战争的时间已大大缩短。他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于八月十日和十一日，连续发布延安总部第一至第七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向附近各城镇及交通要道上的敌人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否则予以坚决消灭。

当时延安有个部署，主张南进。中央的命令是，由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师打前阵，华中二十万大军随后跟进，向南京及其以西地区前进，把上海甩在后头。

根据中央的决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我们三师部队除留十旅仍驻苏北以外，七旅`八旅部队全部西调，集结于津浦路西，会同二师部队，准备向蚌埠以南的明港`浦口`南京方向前进，并准备阻击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的东犯。此时，一师部队也已到达了南京与杭州之间的天目山。

这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的“整风”还没有结束，华中局所属各地区的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各师的师长`政委，都在盱眙县黄花塘开会。由于形势变化，会议正准备结束，这时发生了一个小问题，临时把洪学智`刘震`刘彬和我等几个人都从各自的驻地叫到了黄花塘。

接到华中局通知的当时，我和洪学智都住在益林以南的南窑，我们立即骑马出发，到落马湖改乘帆船去黄花塘。临出发前，突然又接到中央的一个命令，要新四军二十万部队停止西进，命令三师首先向东肃清敌伪各据点。

就在开往黄花塘的船上，洪学智和我交谈，商量怎样贯彻中央要三师东进的指示。洪学智说：“现在部队不向西了，我们干啥？”我说：“目标只有两个，淮阴和淮安，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了。”洪学智表示同意：“对，那就打淮阴和淮安。”我又说：“如果两淮没有打下来，我们再往前走，敌人就是在我们的屁股后面，会给我们造成后顾之忧。”当然，这些我们都是闲扯。到底打不打淮阴和淮安，最后下决心的是华中局`军部和黄克诚。

我们到达黄花塘以后，才知道是让我们来对质。原来是韩先楚向中央告了黄克诚一状，说黄克诚在搞宗派主义。韩先楚的电报从延安转到了华中局。为证实黄克诚究竟搞没搞宗派主义，华中局就把我们都调到了黄花塘。

看了中央给华中局的电报，我们一致认为，黄克诚为人非常正派，他是不会搞宗派主义的。然后，由我们七个人（金明`李一氓`曹荻秋`刘彬`洪学智`刘震和我）联名向延安发了电报，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接着，黄克诚同洪学智和我一起商量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向黄克诚谈了先打两淮的意见，他同意我们的意见，并立即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报告。

当晚，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召集黄克诚`洪学智` 我和刘震谈话，宣布华中局的决定，先打淮阴和淮安，任务由三师执行。他们还说，淮阴打开以后，华中局和军部立即就过去。

由于华中局“整风”没有结束，黄克诚一时还不能离开黄花塘。谈完话以后，他就对洪学智和我说：“麻子（指洪学智）`胖子（指我），你们先走，先去淮阴前线指挥，我在这里连夜发报，下达命令，把部队调集起来。七旅`八旅已经西去，来不及赶回，先调十旅围淮阴，调盐阜独立团围淮安。先围起来，等你们赶到以后，再作具体部署。”

自从彭雄牺牲，张爱萍调四师以后，三师师部就只剩下了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洪学智和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当时，我们都尊称黄克诚为“老头子”。又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所以有时我们也戏称他为“黄瞎子”。黄克诚则称洪学智为“麻子”，称我为“胖子”。那时，我们从不介意这样的称呼，反而觉得备感亲切。

我是政治部主任，按照习惯，是不指挥队伍的。由于黄克诚一时还不能离开黄花塘，因此，黄克诚在八月二十二日从军部所发的电报上明文规定，两淮战役由洪学智`吴法宪统一指挥。

按照黄克诚的意见，第二天一早，为争取时间，我和洪学智两人只跟黄克诚打了一个招呼，就骑马离开了黄花塘。中午过了兰山河，到了蒋坝，接着又过了落马湖，第三天就赶到了淮阴城南的一个叫作十里长街的村庄，决定立即调师部`政治部机关连夜前来。

当时，师部已经按照黄克诚发出的命令到达了指定位置，住在淮阴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离淮阴城只有七`八里路。鉴于任务非常紧急，师部各机关赶来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部署攻打淮阴和淮安的行动，生怕敌人先向南逃跑了。

当天晚上，洪学智和我先听取了李新宇`王扶之`何凌登等师部几个参谋的汇报。他们主要是讲哪些队伍已经到达指定地点，哪些队伍还没有到。我们还了解到，负责围城的十旅部队已经出动，但还没有完全形成包围圈。

在黄花塘时就定下了，打淮阴由十旅负责主攻。十旅旅长刘震为急于赶回部队，执行任务，比洪学智和我早一天离开了淮阴，待我们赶到淮阴时，十旅已大体完成了对淮阴的包围。当时刘震率十旅指挥部驻王营，在淮阴城北，洪学智和我率师部驻十里长街，离运河南面的闸不到十里路，由于要指挥打仗，在攻打两淮期间，我一直没有回政治部去。那些日子，洪学智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两人形影不离。我们准备让部队从东南`西北两面夹击淮阴，然后到城里会合。

次日清早，洪学智和我就带着司令部的一些人，骑上马先去前面看看，看究竟是哪些地主已经包围好了，哪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包围。结果发现，淮阴和淮安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完全截断，还有敌人在那里活动。由于钟伟率领的十旅二十八团和特务团和我们靠得近，回到师部以后，我们就向二十八团团长钟伟下达命令，要他们负责截断运河，截断两淮之间的这一通道。

晚上，我们约刘震和钟伟来十里长街会面，互相交换一些情况。然后，洪学智急着要去侦察地形。我说：“队伍已经把淮阴包围起来了，慌什么，睡会觉，第二天再去吧！”

我们就一觉睡到了天亮，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发去看地形。我们先到南面去看了一会，主要是考虑怎么打。回来以后，我们召集了刘震`吴信泉以及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师特务团的团长`政委开会，由洪学智主持，研究和部署怎么打淮阴。

会后，按照分工，刘震他们从王营出发，再次侦察淮阴西北部的敌情和地形；洪学智和我负责再次侦察东南部的情况。两路侦察回来，我们又一起开会，互相通报侦察结果。经过侦察，大家对敌情和地形已搞得清清楚楚，哪里好攻，哪里不好攻，都心中有数，所以会上的意见都趋向一致，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因攻打淮阴主要由十旅负责，所以洪学智要刘震先提出攻打淮阴的具体计划。刘震提出来以后，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这个计划。

会后三`四天时间里，各部队作攻城的准备，主要是做工事`挖地道`做梯子`搞土炸药等等。等到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以后，我们又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了检查。

在第二次看地形回来的途中，洪学智下了马，牵着马，和我并肩走在一起。洪学智对我说：“胖子，你看是不是用政治部的名义，出个布告，安定一下民心。”我答应道：“你说得有道理，我赞成搞一个，但是不要用政治部的名义，要用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

洪学智说：“那好，加上司令部的名义好。”这件事本来应先请示黄克诚，可是当时情况紧急，我们就先办了。

晚上，我们两人就你一条我一条地凑起来了。凑完告示的主要内容以后，找谁写呢？我们就找来了司令部的通讯参谋李新宇。我们告诉他，要搞个布告，你把意思记一记，再整理一下。布告的大意是：

一`本师和军区部队奉命进攻淮阴`淮安，消灭日寇`汪伪，目的是解放淮阴`淮安人民，彻底歼灭日伪。

二`本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保护人民，除日伪外，其他城市人民一律受保护。

四`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保护工商业，各行各业照常开工`营业。

五`作战期间，实行戒严，以维持秩序，防止坏人`汉奸捣乱，搞好治安。

六`收缴一切枪支，号召人民检举揭发敌`伪汉奸。

七`两淮的政权，由苏北行署（主任李一氓`副主任曹荻秋）接管。

八`淮阴属淮海区，淮安属盐阜区。

九`照章纳税（当时运河上往来的船只装载猪`盐的很多，主要是盐，盐税的收入所占比重很大）。

十`乡下的农民，进城捉拿汉奸，要经过两淮政府的批准（那时汉奸跑进城的很多，如果都来，岂不是搞乱了）。

李新宇写完以后，洪学智和我又改了一遍，然后交由当时的文印股张学让`许光华他们刻印。这个布告很重要，因为打完仗后，要按政策办事。安民告示大概就这十条。

对了，还有一条，布告里明确碇要保护寺庙，保护历史文物。淮安县有个湖心寺，是很大的一个庙宇，在当地很有名。以后黄克诚`洪学智和我都去参观过，还见了湖心寺的方丈。这个方丈和我们有点关系。当时的保卫部长周彬反映，他曾给我们提供过情报。

在攻城的前一天，我们赶印了一些布告，准备进城后张贴。

八月二十八日，各部队开始肃清外围。经过三天的战斗，外围敌人的各种据点全部被我们肃清。

九月二日下午二时，总攻开始。战斗打响后，洪学智和我就到了南头。这时，二十八团的队伍已向前推进了五`六百米。团长钟伟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他找了一口大棺材，里面填满了黑色的炸药。然后，二十八团用这口大棺材，在淮阴城的东南角炸了一个大洞，爆炸声刚停，二十八团就从洞里冲进了淮阴城。与此同时，王营那边的进攻部队也从西边冲进了淮阴城。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基本解决了战斗。我们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攻占了苏北的历史名城——淮阴县城。我记得，那一天是个阴天，没有太阳，还下了点小雨。

这一仗，我们共歼敌约九千人，并击毙了伪二十八师师长潘干臣。潘干臣有一个小舅子，是从妓女院里搜出来的，在押送途中，跳进护城河自杀了。

在攻打淮阴前，我们曾想争取潘干臣起义。当时宝应县的一个县长（名字我忘了）是咱们的人，和潘干臣认识，两个人是同学关系。我们把这个县长调来了，让他设法进城去见潘干臣，做些工作。结果潘干臣天天说要见，但始终没有见他。只让一个参谋长天天陪他去喝酒。后来就把这个县长抓起来了，关在监狱里，把他打得要死。打开淮阴以后，我们才把他从监狱里救了出来。

攻克淮阴以后，三师政治部曾编了一个反映淮阴战斗全过程的话剧，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战斗打响以前，我们派了一个菜农张老汉去淮阴城送最后通牒，但潘干臣却把他杀了。这件事，引起了人民的义愤。剧中的这个情节，就是根据这件事改编的。

由于钟伟及其所领导的二十八团在攻克淮阴的战斗中表现突出，战斗结束后，黄克诚`洪学智和我三人联名签署，发出了一个嘉奖令予以鼓励。

打开淮阴之后，洪学智就把盐阜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政委杨光池叫到了师部，当面交待要他们继续调动分区的部队南下，加强对淮安的包围，等八旅`七旅的部队回来担任主攻。

原来准备二十日开始攻打淮安，因为黄克诚师长还没有回来，他来电指示要等七旅到了以后，再主攻淮安，因此又等了两天。这时，八旅的队伍西进没有走成，回来了。七旅的队伍在津浦路西和广西李品仙部打了一仗以后，紧接着也回到了苏北。

到八月二十二日，正好黄克诚也从黄花塘赶了回来，就马上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他在师部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我们就分批出发。洪学智和我随同黄克诚一起，来到设在淮安北面里夏河的师指挥所指挥战斗。

参加攻打淮安的部队是七旅`八旅，以及射阳独立团和盐阜独立团，攻城的具体计划由八旅旅长张天云和七旅副旅长胡炳云负责实施指挥。当时七旅旅长彭明治因肺病休息，七旅暂由胡炳云负责。

黄克诚一发起攻击令，八旅就从靠近运河的西南接近淮安城。他们用预先运去的重磅炸弹，将西南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然后部队立即从这个缺口中涌入城内，迅速排除各种障碍，全面发起攻击。

七旅则是从城东南和南面突破敌人城墙的一线防御的。发起总攻前，七旅已将工事推进到了城下护城河边。然后，他们用麻袋装上河沙，在护城河边构筑起比城墙还要高的碉堡，并且还占领了一座高塔。总攻一开始，七旅在碉堡和高塔上集中了几十挺轻`重机枪，对着早已选好的突破口进行猛烈射击，一下子就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压住。趁此机会，突击队奋勇登城，只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敌人的防线突破了一个大口子。七旅部队顺城而下，把敌人打得四处逃窜，溃不成军。

激烈的战斗只进行了两个来小时，淮安守敌就被我们全部歼灭，共俘获敌人五千多。至此，两淮战役全部胜利结束。

整个两淮战役，我们新四军三师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歼灭伪军近一万四千人的重大胜利。这是自我们三师成立以来，在对日伪作战中所获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也可以算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对日伪打的最后一仗。

淮阴`淮安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苏北地区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和重镇。当年两淮被日军侵占后，曾成为分割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四个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一个大钉子。当时决定拿下两淮，考虑的不仅是三师的问题，还关系到一师`二师和四师。拿下两淮，整个津浦路以东就联成了一片，我们就控制了北起陇海路，南至兴化的五百公里的运河线，使华中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当时攻克两淮的重大战略意义。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还想就三师再说几句。新四军第三师自一九四一年初成立至抗战胜利的五年中，共作战五千余次，歼敌六万余人，自己伤亡一万余人，部队由二万余人发展到七万余人（包括主力和地方部队），开辟了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八百多万人口的解放区。除完成苏北战斗任务外，第三师还先后调两个团（淮安大队和二十三团）`一个独立旅（后又归建）支援山东和皖江地区作战。师主力第七旅作为军部机动部队，曾转战苏北`淮北`淮南等地区，屡立战功。

这一点，也得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认同。当时华中局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三师的战斗力较强，部队充实，基本上保持了过去优良的作风和制度，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与反映部队的问题，保证一切，每一号召能很快地动员起来，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执行。”

就像黄克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在坚苦的抗战岁月里，新四军第三师就是以这种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作风，打败敌人，创建了苏北根据地，与苏北广大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见黄克诚回忆录第六章321 322页）可以说，新四军第三师为苏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七章  解放战争（一）激战东北

一  进军东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打下淮安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就来了命令，要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去东北，部队要编足三万五千人，十月一日出发，十月十日到达山东蒙阴地区待命。

东北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就说明了争取东北的重大意义。他说：“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他又向全党说明，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的话真是一言九鼎。

事实上也是如此。东北物产丰富，松辽平原是我国最大的粮食产地之一，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森林面积广阔，覆盖面积超过内地的总和，各种矿藏储量丰富，很多都是全国之最。而且东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国共双方谁拥有子它，谁就可能在未来的角逐中有胜算的把握。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军挺进东北，极其有利。当时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迅速溃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的精锐大军还窝在西南，美械装备的主力尚在缅甸，一时来不及去填补东北这块在苏军撤退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这就使我军挺进东北夺取东北这一战略要地成为可能。

于是，就在庆祝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和以蒋介石为一方的国共双方对东北的争夺就开始了。

为抢夺东北，从苏军出兵东北以后，中共中央连续下了十几道命令：

八月十二日，决定派干部去东北工作；

八月二十二日，电令山东分局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去；

九月十一日，要求山东分局抽调四个师共二万五千人至三万人的部队去东北；

九月十四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九月十九日，决定由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六万部队`四千干部，迅速从海陆两路进军东北，限十一月底前到达；

九月二十三日，命令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五千人去东北；

十月二十三日，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十月三十一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总部于十一月四日成立。

与之相对应，八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公布划分东北三省为辽宁`辽北`安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和沈阳`长春两市，任命了九省主席和两市市长，同时要求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把东北全境交给国民党政府，实行“行政接收”；

十月十六日，蒋介石将“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组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任命杜聿明为司令长官；

十月二十四日，杜聿明率部由昆明经南宁到达广州，并从广州海运北上，于十一月中旬在秦皇岛登陆；

十一月一日，美国军舰将国民党石觉部第十三军从上海全部运抵秦皇岛，后又从越南海运国民党赵公武部第五十二军至秦皇岛，两个军共七万人；

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在美军飞机的支援下，以优势兵力攻占山海关，随即沿北宁路蜂拥北进，从而正式打响了东北争夺战。

要想同国民党军队争夺东北，时间是决定一切的，时间就是生命。但由于国民党有美国的援助，有飞机`轮船和汽车，而我们只有两条腿，我们是以两条腿，和国民党的飞机`轮船，以及汽车轮子赛跑。赛跑的结果可想而知。

在接到中央将三师部队调往东北的命令以后，我们就立即分头进行准备。可以说各项准备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从整编队伍`编排行军顺序`选定路线`设置兵站，到部队的政治思想动员，再到安排留守队伍`准备后勤供应，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准备一些冬装等等，我们天天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进驻淮阴，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和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等都已到达。我们就在淮阴当面接受了军部的命令。经过十天紧张的准备，队伍开始行动了。

根据中央的命令，新四军三师北上东北的部队，除师的主力第七旅`第八旅`第十旅`独立旅和师部的特务团外，还带走了盐阜军分区的两个独立团，阜宁独立团和淮安独立团，按照命令上的要求，编足了三万五千人。留在苏北根据地的部队，也是三万五千人。

我们部队的指战员有很大部分是苏北人，要他们远离家乡，北上东北，需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但由于时间紧急，只好一边走一边进行政治动员。最为要命的是，出发时，我们每人只领到了一身适于南方气候的夹衣，先头部队甚至连这身夹身都没有有，仍是一身单衣。

队伍出发时，三师党委常委成员只三个人，就是黄克诚`洪学智和我。队伍到达东北以后，在兴城县的江家屯，黄克诚告诉我，林彪准备派李天佑来担任三师的副师长，但他的意见是，准备要刘震任第一副师长，洪学智任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我们到阜新时，才正式任命刘震为第一副师长。从那以后，三师党委常委成员就是四个人。

部队在向北行驶，我有时去司令部和洪学智一起处理一些问题，有时则在政治部率队前进。黄克诚是跑前跑后，有时住八旅，有时住七旅，有时去十旅。黄克诚经常或是出去开会，或是下去检查工作，很多时候都不在师部，每当这时都是洪学智和我两个人在师部看家。

部队从苏北出发后，经沭阳，过陇海路，就来到了我们第一个预定集结地点——山东临沂地区。在临沂，我们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陈毅是在延安参加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返回苏北途中，得知新四军军部已决定迁至临沂，于是就在临沂等待军部的到来。

黄克诚` 洪学智和我去见陈毅。陈毅军长向我们介绍了“七大”精神和延安情况。之后，我们请求陈毅军长同我们部队的干部见见面，作些指示。陈毅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他亲自为三师部队送行。

陈毅军长主要是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六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德`意`日被打垮了，英`法受了重伤，只有美国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还得了不少的便宜。另外，战争期间，尽管苏联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东欧的几个国家解放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东德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世界上除了帝国主义阵营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现在的世界，苏联和美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它们分别是两个阵营的领导力量。

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是不是也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看我们共产党的力量和斗争情况了。

他告诉我们，苏联对日作战，是迫使日本投降的一个主要力量。东北获得解放，也完全是依靠苏联的力量。但苏联人不能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因为中国也是个战胜国。《开罗宣言》上明确规定，要把东北交还给中国政府。但现在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一党独霸，在国际上也是由国民党政府代表我们国家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和对日作战的胜利者，完全有这个权利去接收东北。

他说，蒋介石现在想靠美国的支援来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不仅是东北，就连我们艰苦奋斗牺牲流血建立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也要独占。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签了一个《双十协定》，但那是不算数的，因为蒋介石一贯不讲信用，他签这个协定只是个缓兵之计，想争取点时间，好把远处西南边陲的精锐部队，调到他所需要的地方去，调到东北去。

他还指出，东北是蒋介石和我们的必争之地，谁能抢先到达东北，谁就对今后的胜利增加了几分把握。蒋介石有美国的援助，有飞机，有军舰，正从海上`空中向东北运兵，而我们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已经派了几支部队去东北，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但力量还远远不够。

陈毅在讲话的最后鼓励我们说：“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兼程北进，坚决向东北进军。同志们，我们要和国民党赛跑，跑得越快越好，要赶在国民党的前头。关键的第一步是要抢占山海关，不让国民党部队在秦皇岛`葫芦岛和营口登陆。现在苏联红军已经决定要从东北撤军，缴获日本人的武器准备留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让国民党进入东北，你们一定要火速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陈毅的讲话很有感染力。他的讲话，大大提高了大家的斗争情绪和北上争取胜利的信心。

为了尽快赶到东北，我们在临沂把全师部队分成了两个梯队：由司令部`政治部率领主力部队作为第一梯队，昼夜兼程前进，直奔山海关；由供给部`卫生部率医院`干部家属组成第二梯队，随后跟进。这样，我们的行军速度显著加快。从苏北出发北上时，部队每天行军约六十里，而从临沂继续北上后，每天至少行军八十里。

从临沂出发后，我们经蒙阴`莱芜`章丘`商河`宁津进入河北省，再经献县`河间`任丘`廊坊`香河`蓟县，然后转向东，经玉田`丰润`迁安，向山海关前进。这一路行进，所经过的地方，全是自己的根据地。所到之处，当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都是全力支援。一切生活供应`食宿经费全靠他们解决。我们要粮食给粮食，要钱给钱，还帮助我们组织车马运输，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山海关附近。

一路上，山东`河北根据地的群众除用歌舞表演来热烈欢迎和欢送我们之外，还不断为我们送各种各样的慰问品。部队长时间的长途行军，能有双合脚的鞋穿，保护好双脚，是至关紧要的头等大事。地方政府就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给我们做鞋。在这次部队的一路北上行进中，我们常常是这双鞋刚穿上脚，那双鞋就又“慰问”来了。真是穿在脚上，暖在心间。

当时，虽然我们一天至少走八十里路，最多要走到一百二十里，体力消耗极大，但因为一路上都有群众的欢迎和鼓舞，部队干部`战士仍然情绪饱满，精神充沛。

到河北的河间县以后，为加快部队的行进速度，我们又将原先的二个梯队组建成三个梯队。司`政领导机关率主力部队仍为第一梯队，供给部`卫生部`医院为第二梯队，一些带着孩子的干部家属为第三梯队。一梯队的行进速度，每天至少一百里，二梯队的速度稍慢一些，但每天至少也在八十里，三梯队的速度则更慢一些。

可惜的是，尽管我们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但铁脚板终究没能走过汽车和轮船，更追不上飞机。当我们一路紧赶慢赶，终于赶到山海关附近的建昌营时，才得知杜聿明及其所部，已由美国海军海运到秦皇岛登陆，先于我们攻占了山海关。算起来，他们启程的时间要比我们晚二十天左右，路程要比我们远一倍多，却比我们早十多天到达了山海关。

因秦皇岛`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们不能再走山海关，只能偏西经建昌营，于十一月下旬出冷口进入东北。随后，第二`第三梯队也分别于十二月初相继出喜峰口`古北口进入东北。

就这样，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三万五千余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分别从苏北盐阜`淮海地区出发，徒步行军约两个月，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在十二月初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二  初到东北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进入东北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部队的日常供应问题。在关内，我们虽然一路行军，但部队的供给是有保障的，需要多少粮`菜`油和饲料，由先遣队找到村公所报个数就行了。因为部队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对于我们到来，事先都有准备。但是一出冷口就不行了，没有了根据地的支持，部队的供给毫无保障。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受着奴化教育，对我们毫无了解。他们向往的只是正统的国民党军队，对我们的到来往往十分冷漠。

再则主要是穷。十四年来，东北人民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从吃的来说，他们只能吃配给的橡子面和发霉的棒子面，像大米`白面这样的食品，则是日本人的专用品。如果有人胆敢违反禁令，吃了这些东西，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被当作经济犯抓起来投入监狱。

从穿的来说，每个人每年只配给三尺“更生布”。所谓的“更生布”，就是用麻袋和破布制造的再生布，数量即少又不耐穿，因此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样的人家，谁有事就穿上裤子外出，没事的就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我们到东北不久，就已是数九寒天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凛冽北风中，还能看见不少孩子一丝不挂地站在路口，眨着好奇的双眼观看我们这些过路的大兵。见到这种情况，我们部队的许多同志都出于同情心，把好不容易才带到东北的一些衣服，拿出来给了这些孩子们。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东北人民还要每年出劳工，去义务为日本人干各种苦活。有的去边防为日本人做工事，有的是下窑为日本人挖煤和开矿，有的甚至还要去当“国兵”，被日本人训练成炮灰。

亡国奴的生活真不是好受的。当时，在日本人的满州国统治下，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绝大多数都穷得叮当响。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油水都被榨干了，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就这样，他们哪有什么多余的粮食来供应部队。加之，东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最早是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占领期间，还运走东北大量的大豆和牛`羊`马匹和各种物资，苏联红军纪律不够好，绝对不能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较。

然后，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从九月初到十二月初，我们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和干部约十三万人。与之相应的，国民党部队也在此期间陆续到达有八个正规军，三十万人左右。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很快的，一些村子就空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州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的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

黄克诚的电报，确确实实是当时我们的真实写照。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让伤病员吃粮食，其他人吃点野菜掺此粮食煮的大锅粥。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严冬酷寒。东北冬天零下四十度左右，实在让我们这些南方人经受不住。由于部队在苏北时仓促出发，好一点的领到了一身夹衣裤，还有的人则什么都没有。可是越往北走，天就越冷，待我们到达东北时，已将近数九寒天，部队夜晚行军，不消多久，露在帽子外面的头发上，眉毛上就会结成一层白霜。因为冷，鼻子里老往下淌鼻涕，不久，淌下来的鼻涕就会冻成一根一根的小冰柱。另外，枪炮上的钢铁部分`火车上的扶手，不能用手去摸，一模就会沾掉你一层皮。炮兵营的指战员没有经历过这样严冬，早上起来擦炮两只手沾上炮身就拿不下来，强行拿下来时，手就被剥了一层皮，血淋淋的。

当时部队的减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冻伤。许多战士被冻坏了双脚。又由于我们对防治冻伤缺乏经验和常识，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地防治冻伤，也加大了减员的比重。

后来我们才知道，对冻伤的处理，像我们吃冻梨那样，不能一下子就把冻梨泡在热水里，这样冻梨就会烂掉。人体的冻伤也一样，如果发现有人冻伤了手或脚，必须动员他们先不要进屋，就在外面先用雪搓，待冻伤部分的肤色由黑开始转红以后，再进屋用凉水去拨，最后才能用热水去洗。如果一开始就用热水去洗，冻伤的部位就会坏死，最终的结果就是截肢。

还有，部队夜间行军，走不多久，鞋后跟就会沾上厚厚的一层冰雪，使人走起路来就像穿上一双高跟鞋，很容易把脚扭伤，因此必须及时把这层冰雪敲掉。另外，行军时，途中休息的时间不能过长，骑在马上的时间也不能太久，骑一会儿就必须下来走动一段，否则这双脚就不是你的了。

当时，先到东北的一些部队，从日本人的被服仓库里搞到了大头鞋`皮帽子`皮大衣等，什么都有。而我们后到的部队，什么也没有搞到，穿着一身秋装，真是越走越冷。到了这种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军容风纪了，被子也好，毯子也好，只要能御寒，就都往身上披。就这样，好不容易捱到阜新，黄克诚才亲自下令搞了些白布和棉花，让各单位自己做棉帽子和大衣，这才算是过了一冬。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装备问题。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最先率两个团跨出山海关，来到锦州`沈阳一带。他们从日本人在东北的一些军工厂和军火库中，搞到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后来就传说，在东北，武器堆积如山，有的是枪炮子弹，根本不怕没有枪，怕的是没人扛枪。他们向中央建议，准备到东北的部队可以少带甚至不带武器，到东北以后，就可以全部换装。

中央本来也是要我们少带或不带武器的，由于黄克诚的坚持，所以我们三师北上时，部队仍是全副武装，只把多余的武器留下来交给了留在苏北的部队。但在北上途中，由于行军速度一再加快，部队也相应作了一些轻装。加上一路上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都热烈的欢迎和欢送我们，对这种感情，我们无以为报，根据他们要求，沿途也留下了一些枪支弹药，留下一些也是完全应该的嘛！到了东北就会有更好的，就可以换装了嘛！

那知道，到了东北一看，什么都没有，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先到的部队拿走一些，在民间又散落一些，还被苏联红军运走了一大批。我们到得比较晚，什么也没有搞到。换装没换成，连原有的火力配备，也相应削弱了不少。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克诚给中央发的一封电报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换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又说：“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的武器，且多残破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军队没有武器，就像老虎没有牙齿一样，别说打仗，连吓唬人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当时最可怕的还是无根据地`无群众。无群众，也就无人抬伤员，无兵员补充，无情报来源，无后勤供应保障。

总之，刚到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完全是个疲惫之师，极需要休整和补充。可当时东北的形势十分严峻，要得到休整和补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由林彪带领前总极少数参谋人员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待林彪赶到辽西前线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和绥中，接着又进占了兴城`锦西和葫芦岛。

当时林彪带着几个参谋和秘书，就在兴城的江家屯等我们。我们经建昌营出冷口，再经青龙到达江家屯。就在江家屯，我们见到了林彪。在这之前，梁兴初率领的山东第一师约七千五百人，已经到达兴城。这样两支队伍共约四万多人会合到了一起，由林彪直接掌握亲自指挥。

整个十二月份到一月份，美国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战略要点。当时，除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已由美国军舰海运至秦皇岛登陆外，全部美械装备，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也被运进东北，充当进攻东北的骨干力量。

自夺取山海关以后，国民党军队凭借精良装备，初战锐气，长驱直入，沿北宁线疾进。杜聿明的气焰十分嚣张，叫嚣着要在三个月内解决整个东北问题。这些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其中百分之八十系海运，百分之二十为空运。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称：美国仅为空运国民党军，就耗资三亿美元。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敌我力量明显悬殊的形势下，延安中央及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却要求我们在锦州地区与来势汹汹的敌人进行一场大决战。

林彪是十一月十八日到达辽西前线的。经过对敌我双方的一番观察和了解，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央军委拍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到补充。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作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林彪避免在锦州决战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是林彪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贡献。对此，陈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称为共产党人在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他在信中还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我们到了锦西后，林彪亲自指挥我们三师和山东一师的部队向后退却。不过就在从锦西后撤的途中，我们还是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当时林彪一直想以武力侦察一下敌人的战斗力，想先打一仗试一试，摸摸敌人的情况。

正好，十二月初的一天，国民党五十二军的一个先头师进到了江家屯附近。林彪同黄克诚商量以后，命令梁兴初所带的山东一师同新四军三师八旅，在第二天的拂晓时分，向五十二军的先头师发起突然袭击。当时敌人正在徒步前进，我们一打，他们很快就守住了兴城以西的主要山地。在山上，我们前进了十几里，把敌人击溃了。

战斗从早上打到了下午，双方仍然是一个僵持局面。林彪在同黄克诚商量后，下令把部队撤回到江家屯`红螺寺一带，不打了。在我们撤退时，敌人也没有再向我们攻击，因为他们也是刚从秦皇岛登陆，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之后，国民党军不敢再盲目前进，就暂时在兴城住下了。

这次战斗，我们虽然抓到了一些俘虏，有少量的缴获，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比较大，因为无后方，伤员送不出去。打了这一仗，我们发现这个部队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每个班有三挺轻机枪还有冲锋枪。

正如《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所写的那样：“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过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力也确定顽强。”

通过这次武力侦察，我们得到两点印象：一是敌人武器精良，火力强，不好打；二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过于密集，而且是一面推，使敌人得以集中火力打我们的一面，导致伤亡太多。我们在这一仗中所取得的实战经验，为林彪以后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四  明确东北的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队在夺占山海关之后，依靠其兵力优势，与我们争夺中长路及沿线的大`中城市，先后占领了绥中`锦州`锦西`长春`沈阳等地。

对如何开展东北的工作，林彪有自己的看法。林彪认为，不应与优势敌人争夺交通要道及其大`中城市，而要把我们的主要兵力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然后再依凭这个根据地，与敌人进行夺取东北的斗争。

林彪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在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十一月二十四日，刘少奇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十二月七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彭真`罗荣桓，再一次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肯定是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战机。”电报同时还指出：“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林彪果断停止了与国民党军队在锦州的决战，于十二月上旬直接指挥新四军三师和山东一师大踏步地后退，到达了锦州以北的义县，在那里休息了一天。然后，又继续沿清河后撤，到达了阜新。

在阜新，林彪召集我们团以上干部开了个会，传达了中央对东北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并总结了兴城附近一战的经验教训。林彪和黄克诚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讲话的总的精神是：

按照中央的决定，在东北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党的组织与政权，为今后的反攻打下可靠的基础。

中央这个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时整个东北的敌我态势，还是敌强我弱。从兵力上看，国民党部队将近三十万人，而我们只十余万人。从装备上看，国民党部队几乎都是美械装备，而我们基本上还是一般的轻武器，也就是步枪加轻重机枪，而且弹药甚少。有的部队装备甚至比以前还有所削弱。加之我们的部队都是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又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则是乘坐轮船`飞机来的精锐之师，他们冬装齐全，武器精良，就凭借这些优势，他们长驱直入。东北的一些大城市相继为国民党部队所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而我们，则处于既少工人又少农民的中`小城市。

因此，林彪和黄克诚在讲话中都指出：部队当前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后方，站稳脚跟，让部队能得到短期的休整，使伤病员能有安置之处，使后勤供应和兵员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为将来的大规模作战打下基础。

林彪还谈到了重庆谈判问题。他说，蒋介石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谈，只是个阴谋，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好让他能调集精锐部队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之后，结合兴城战斗的经过，林彪又讲了对敌作战的一些战术原则。在作战的规模上，林彪强调先以小打的方式，摸索经验，熟悉情况，然后在适当时期再打大仗。在作战的原则上，林彪强调：每战要以数倍`以至十倍`二十倍的兵力去对付敌人。对作战时机的选择，林彪则强调，应当是在敌人刚刚到达一个新的地点，还来不及筑好工事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在作战的具体战术上，林彪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即“一点两面”`“三三制”。

所谓“一点”，就是集中力量攻敌人的一点。所谓“两面”，就是包围好，截断敌人的后路。所谓“三三制”，具体的说，就是把一个班分成三个组，每组三至四人，在战斗中充分利用地形地物，以疏散的队形前进，从而避免敌人的火力杀伤，减少自己的伤亡。

我个人认为，林彪提出的这些战术原则，如“一点两面”`“三三制”，及以后提出“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既简单又实用，在以后的东北战场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部队后来的训练和打仗，完全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些战术原则进行的。

由于东北的条件比较艰苦，与出关前动员时的描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林彪在会上提出，各部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细致地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他还要求各个部队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动员一切力量发动群众，组织和依靠群众，剿灭土匪，建立自己的政权，要在近几个月内打下可靠的根据地基础。

这是我们到东北以后第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的大致情况。

这次会议开完，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发来了后来被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明确指出，我党现阶段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应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电报还指出，目前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指示，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明确了东北的工作方针，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  秀水河子战斗

阜新团以上干部会议结束以后，林彪同黄克诚商量后决定，部队继续后撤。

撤退时，我们分为两路，梁兴初带领的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这两支部队相互靠拢在一起，沿着北宁路北上，由林彪直接掌握和指挥。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都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六八五团团长彭明治，副团长梁兴初，我任该团政委）。新四军三师的其它部队，包括师部`八旅`十旅和独立旅，由黄克诚指挥，从阜新出发，经彰武继续向北，最后占领了通辽。

部队从阜新出发时，天气变得更加寒冷，沿途一片冰天雪地。我们沿着铁路往北走，看到沿途人烟稀少，居民大都为少数民族，以蒙古族居多。我们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到达通辽。到了通辽之后，部队就停下来进行休整。在通辽，我们度过了一九四六年的的春节。

在我们前往通辽的同时，林彪直接带领的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经彰武到了法库，驻在法库以南的秀水河子。秀水河子位于由北向南的秀水河与东西横贯的彰（武）法（库）公路纵横交错处，是当地一个较大的村庄。就在这个秀水河子，我们在林彪的亲自指挥下，打了出关以后的第一个漂亮歼灭战。

这一仗，是在我们当时节节后退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对打击敌人气焰，恢复和坚定我们的斗争信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春节，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就设在秀水河子的一个小学校里。所谓总司令部，其实也就是几个参谋，一个秘书，一部电话而已。林彪就是用这么几个很少的人在那里指挥队伍。

春节，按照习惯，一师的梁兴初，七旅的彭明治`朱涤新分别带领下属各团的干部，去给林彪拜年，林彪给大家讲了话，并集体会了餐。

这时，一直尾随我们北上的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新民`彰武。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的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全团`二六五团的一个营和师山地炮连`汽车连，竟然毫无顾忌，孤军深入，逼近了秀水河子。

这个机会难得。从兵力上说，我们占绝对优势。敌人只是四个营，而我们一师是三个大团，七旅也是二个大团。我们是以六个团的兵力，打敌人的四个营。

从双方部队的部署上看，林彪率领的这两支部队，已在秀水河子附近活动，在部署上不用作多大的变动就可以投入战斗。而且这两支部队经过了半个月的休整和练兵，体力和战斗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提高。相反，国民党军是远道而来。

善于抓住战机的林彪，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艰得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决定，部队撤出秀水河子，在附近集结待机，等敌人进入秀水河子以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为统一作战指挥，林彪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由彭明治任指挥，梁兴初任副指挥。

林彪指挥打仗时一贯都是亲临第一线，具体部署指挥，选择主攻突击点。他拟定的作战部署是：七旅十九团和二十一团，在秀水河子东南方向，实施主要攻击任务；七旅二十团进到刘家窝棚地区，负责阻击新民`公主屯方向的来援之敌；辽西军区保安第一团归七旅指挥，配合二十团作战；一师一团和二团在秀水河子以北和西北方向，实施主要攻击任务，三团集结于四爱窝棚`叶茂台一带，负责阻击由彰武方向的来援之敌，保障我侧后安全。

二月十一日黄昏，七旅部队按照战前部署向秀水河子接近，在团子山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营接触，十九团当即由正面进行攻击，二十团绕到团子山以西，准备断敌退路。但敌人发现我军后，立即退回到秀水河子。

二月十二日上午，七旅二十一团进到东西八家子和拉拉屯，与秀水河子隔河相望。下午，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向二十一团出击。二十一团扼守阵地，战斗到傍晚，敌人又退回到了秀水河子。

二月十三日下午十七时三十分，总攻开始。随着指挥部的一声令下，一师一团`二团从东北`西北方向发起突击，七旅十九团`二十一团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发起突击。敌人以猛烈的炮火拦阻我部队前进，并在村北和西北高地拼命抵抗。一师部队反复冲锋多次，仍没有冲破敌人的防线，敌我双方始终处于胶着状态，战斗非常激烈。

秀水河子的南部，是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七旅十九团`二十一团的突击方向正好选择在了这里。结果他们一突成功，占领了秀水河子南侧的一些村庄和一个高地，并乘势向北继续发展。

南部被突破后，敌人慌乱起来，把炮火仓促向南转移。趁此机会，北面的一师一团`二团再次发起进攻，集中火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并于二月十四日零时三十分进入村庄。至此，七旅和一师部队全部突破敌人的层层防守。

之后，我们的进攻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猛打猛冲，迅速向秀水河子中心发展。敌人则倾其全力，利用工事`房屋`院墙，进行拼死顽抗，不断向我反击。战斗进入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战斗进行到二月十四日凌晨四时，攻入秀水河子的各部队，勇猛穿插，穿墙越院，逐街`逐院`逐屋地与敌人争夺。各部队互相配合，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的团部压缩，终于打掉了敌人的这个指挥机关。这时，敌人已溃不成军，大部分缴枪投了降，只有第二六六团团长率少数残部向西南逃窜，最后也被我全部截获。凌晨六时三十分，秀水河子战斗全部结束。

正当秀水河子战斗激烈展开之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从新民`公主屯方向来援，进到秀水河子以南太平庄`大荒地一带。我担任阻击任务的七旅二十团迅速进到黄家荒地`凤鸣山一线与来敌死打硬拼，歼敌一百多人，迫使援敌狼狈窜回，增援没有奏效。

这一仗，我们全歼了敌人四个营，俘获的敌官兵近三千人，并缴获了敌人所有的武器。包括火箭筒`六O迫击炮`火焰发射器`轻重机枪`三O步枪和弹药等不计其数，另有美制十轮卡车十二辆，战防炮六门。有些新式武器，我们过去见都没有见过。

秀水河子一仗，完全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事实证明，我们完全能够战胜全副美械装备`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战斗中，我们看到敌人的火力的确很强，黑夜中曳光弹，在天空中四处飞舞，就像节日里放出的礼花。但是我们正确运用了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抓住敌人轻敌冒进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孤立突出之敌，打得干净利落。可以说，这是我们出关以后所打的第一个漂亮歼灭战。

它，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提高了我们的斗争信心。它，对伪满残余势力是个打击，对新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是个支持，对东北广大人民群众是个鼓舞。

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贺电说：“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的的地位。”

六  建立西满领导机构

一九四六年春节以后，黄克诚率除七旅之外的新四军三师，离开通辽，来到郑家屯，与李富春率领的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会合。不久，打完秀水河子战斗的七旅也来到了郑家屯。

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命令，在西满成立了分局和军区。所谓西满即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安`开鲁`阜新`郑家屯`扶余等地区。中央任命李富春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黄克诚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分局和军区的驻地在郑家屯。

就在郑家屯，新四军三师的领导机构分成了三下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师部留在郑家屯，与西满分局和军区机关一起工作。副师长刘震带领八旅和特务团北上，在前郭旗`扶余一带建立了辽吉军区，负责开辟松花江两岸的工作。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和我带领师主力七旅`十旅和独立旅，随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南下法库。洪学智兼任了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我兼任了军区副政委，辽西军区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法库城内，部队分别住法库`康平`开原`铁岭一线，沿着北宁路和中长路，在辽河两岸同国民党军相对峙。

当时我们的任务有三：一是监视敌人，阻滞敌人向北前进的时间；二是阻击敌人，力争在阻击中消灭有可能被我们消灭的敌人；三是保护根据地的建设，同时发动群众，搞土改，清剿土匪，建党建政，在李富春`黄克诚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建设西满根据地。

这段时间里，林彪总是在我们附近，直接指挥我们辽西军区三师的部队和从山东来的一部分部队。邓华司令员`陶铸政委`洪学智和我大都随从林彪指挥所行动，一切听从林彪的指挥。

由于大批国民党精锐部队已经调进东北，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组织七千学生上街游行，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随即斯大林下令，要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中全部撤走。三月十三日，苏军开始由沈阳沿中长路撤退回国。

第二天，三月十四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接着，又先后占领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和法库等地。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了架势。三月十四日，苏军撤出四平，林彪命令三师十旅趁势于三月十八日攻下四平。四月中`下旬，苏军又陆续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撤退，我们的部队则相继于四月十八日攻占长春`四月二十四日攻占齐齐哈尔`四月二十八日攻占哈尔滨，填补了苏军撤出后的真空。国民党政府原以为苏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不料给我们造成了进占大城市的机会。

部队进占大城市后，获得了一部分军用物资，使我们的武器装备得到一些改善，给养问题也迎刃而解。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从而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七  四平保卫战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正式公布。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但国民党方面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

一直到了三月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才勉强同意在东北停战，双方同意并由军调部派出东北执行小组进入沈阳，以实现东北停战。

但实际上，东北的战事并没有停止，一天也没停。

在这之前，国民党军队继续源源不断地由美国军舰运入东北，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夺取全东北，其重点又首先是四平。双方都在酝酿着一场东北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会战。

四平位于中长`四梅`四洮铁路的交叉点上，是进出东南满`西北满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谁控制了它，谁就可能控制了东北的命脉。因此，国共双方对四平都十分重视。蒋介石说：“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

在给林彪同志并告彭的关于组织四平会战的电报中，毛泽东说：“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我们当时在东北的部队一共也只不过十余万人。

从一九四六年二月初到四月上旬，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敌人因兵力未到齐，就逐步向前推进。他们先进至铁岭，而后进至开源，在开源暂停一段时间后，又向昌图前进。我们三师七旅`十旅从铁岭开始，节节抵抗至昌图一线，构筑坚固工事，并且在昌图`开源之间多次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阻止迟延了敌人的进攻近两个月。

国民党军进攻四平的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他派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到沈阳，当面向杜聿明交代和布置任务。杜聿明共调集了十个师，准备兵分三路突击四平：右翼兵团为新六军及八十八师`一九五师，以北宁路为中心，沿抚顺`开源`大台子`哈福车站`公主岭，向四平以东攻击前进；中央兵团为新一军，沿铁路线向四平街`双榆树`双城子攻击前进；左翼兵团为七十一军，沿辽河向昌图`八面城`郑家屯攻击前进。

我们的对策是：根据中央和东北局要在四平打一场生死保卫战的指示，林彪调集了十四个师（旅）的兵力，以四平市区为中心，构建成了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林彪命令，原山东的部队，包括梁兴初`李天佑`梁必业`万毅`周赤萍所属的各部，在四平以东的东丰`平冈`到火石岭`西丰一带阻击敌人前进；辽西军区所属的原新四军三师七旅的部队扼守中长路，在开源到泉头车站`四平一线抗击敌人；原新四军三师十旅，坚守昌图`八面城；原新四军三师独立旅，在通江口`胡家屯`三江口一线布防，阻止敌人向郑家屯`双辽前进。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的部署，全部部队摆开，一线式的配备，后面没有纵深部队。

林彪实际上不想打这个仗。

四月十一日，林彪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里，把理由说得很清楚：“在此种情况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黄克诚也不想打这个仗，为此他曾向林彪，向中央发过不进行四平保卫战的建议电。在《黄克诚回忆录》中，他曾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现将这一段叙述抄录如下：

应当把四平及其它大部分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我连续给林彪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于是,我于五月十二日给中央发了长文电,电文如下：

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二`顽九十三军到达，如将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不利，故提上面意见，请考虑。

我发给中央的这封电报，也始终未见回音。

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毛泽东约我到他住地吃晚饭，我们边吃边争论问题。当谈起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主力决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通过这次同毛泽东的谈话，我才明白，当初林彪既不撤兵又不给我回电的原因所在。”

林彪当时不能不服从毛泽东和当时东北局书记彭真的决定。

四平保卫战之前，林彪在梨树镇召开了一个所有参战部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和东北局彭真的指示，主要意思是，要保卫四平，争取时间，实现停战，以保证长春在我们的手里。

接着，林彪对四平保卫战进行了部署：第一`要构筑好工事，坚守工事，利用工事，尽可能地用各种武器杀伤敌人，以挫伤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的锐气。这是战斗中的主要任务。第二`不轻易放弃一个山头，不轻易放弃一个村庄，不轻易放弃一个阵地。第三`一面作战，一面研究和学习战术。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士气。

至于东北局甚至中央的一些人提出的“最后一战”的口号，林彪是反对的，因此他在这个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个口号。

会后，我们就在“保卫四平”的口号下，全力进行作战准备。首先是沿着铁路，一段一段地修筑工事。按照命令，我们辽西军区修筑工事的重点，是从开原到泉头车站这一线。这个阵地比较好，从平原到山区，还有一个辽河。沿途工事筑得比较坚固，成为以后保卫四平的一个重要条件。

辽西军区所属的三师十旅修筑工事的重点是在昌图`八面城一线，独立旅修筑工事的重点是在通江口`胡家屯`三江口一带。也就是说，三路进攻四平的敌人，我们辽西军区部队要负责阻击两路，即沿铁路的一路和铁路以西的一路。

到四月初，敌人开始行动了，但每天走的路很少，一天也就是走二`三十里路左右，有点像他们在江西五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的做法，三路敌人中，西面的七十一军最先开始行动。随之，我辽西军区司令部便主动撤出法库，向八面城`郑家屯方向转移。四月四日，法库被七十一军占领。

四月十五日，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先头部队两个团，突然冒进至八面城以南`昌图以北的大洼，离他们的大部队已比较远。林彪的既定方针，是趁敌人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求得彻底歼灭一部。现在，既然八十七师的两个团已经送上门来，林彪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即会同邓华，在辽西军区司令部指挥山东一师和我们三师十旅的部队，就在大洼`金山堡一带，采取拂晓前隐蔽伏击的办法，趁敌人顺着公路前进时，发起突然袭击，将八十七师的先头一个团全部消灭，团长被打死，另外一个团在后撤中被击溃。

大洼战斗，是我们在秀水河子战斗后获得的又一个较大的胜仗。这次战斗共歼敌四千三百余人。这一仗一打，国民党军就缩回到开源以南去了。由于受挫，七十一军就在辽河边上驻着，没有再敢前进。

中路敌人新一军是从四月七日开始行动的。他们刚从海轮上下来，喘息未定，就开始猛攻，抢占了铁岭和开源。接着又组织飞机和大炮，猛攻开源以北的泉头车站。他们白天攻击，晚上退回开源城，天天如此。驻守泉头车站的刚好是我们三师七旅部队。七旅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部队，战斗力很强，加之泉头地形险要，又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新一军在八天时间内发起的十多次冲锋，始终都没能攻破七旅的阵地。七旅部队坚守在这一线上，利用坚固阵地杀伤敌人，造成了新一军的大量伤亡。

右路敌人是新六军外加两个师，也是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这一路敌人由抚顺`本溪出发，在东丰附近遇到山东部队的坚决抗击。山东部队也是在红军主力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初期与我们辽西军区部队一样，都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部分，因此战斗力也相当强。新六军也是白天进行攻击，晚上就退回清源，退回安丰。他们攻了一个星期左右，没有攻动，没有前进，相反还造成了大量伤亡。

就这样，敌人在东路`中路和西路都遇到了我们坚决的抵抗，都没有攻动，一时间，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一直对峙到五月十日左右。

由于四平久攻不下，蒋介石十分恼火，严令杜聿明必须在一星期内攻占四平，并再次指派白崇禧到东北督战。

五月十日以后，敌人增加了飞机和大炮，继续向我们发起猛攻。因敌人的火力太猛，我们遂有计划地向四平`平冈`西丰一带后撤。敌人乘机前进，我们又坚决予以阻击，就这样一直打到了四平街头。

后来由于我们在东面的部队比较少，被新六军在东丰突破了防线，到五月十六日，新六军占领了西丰和哈尔苏，然后新六军向四平以东迂回包围四平，攻占了哈福车站。同时，他们又配合新一军，占领了四平东南之重要高地塔子山，形成了对四平的威胁。

鉴于部队减员较多，战场形势对已不利，林彪当机立断，决定于十八日晚撤出战斗。这时，敌人已迂回到四平东北的火石岭一带，我们再不撤退，就可能要吃大亏。当晚，各部队按照林彪的部署，有计划地分批撤出了战斗。四平保卫战宣告结束。

五月十八日，林彪致电中央东北局，请求放弃四平保卫战。他报告说，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在复电中，毛泽东表示，同意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究应采取何种方针，由林彪根据情况决定之。

就在毛泽东复电同意放弃四平的同一日，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

四平保卫战历时月余，共歼敌一万余人，但我们自己也伤亡了八千余人。

关于我们在四平保卫战中的损失，《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人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乘下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下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

在撤出四平的前夕，五月十七日，林彪曾通知邓华`陶铸`洪学智和我到公主岭去接受任务。林彪当面交代我们，准备放弃公主岭`放弃四平，全线撤退。要求东面山东的部队，向东和东北方向撤退。西面辽西军区的部队，向西和西北方向撤退。

具体部署是，东面的部队，一部分撤往伊通`双阳`吉林市，一部分撤往梅河口和通化方向。辽西军区的部队，七旅归由林彪直接指挥，沿中长路撤到陶赖昭，撤到松花江北岸，阻止敌人北上。七旅从此就离开了我们的建制，离开了三师。三师的八旅`十旅和独立旅，撤至双山`长岭`农安`怀德`双榆树一线。

林彪的这个部署，是根据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制定的。林彪总的意图，就是要求各个部队都撤到中长路的两侧，让出中长路，让国民党军队沿着中长路前进，而我们则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去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在公主岭，林彪还交代，部队分散以后，定有三条任务。第一`坚守中长路两侧的阵地，敌人如果来犯，要寻找机会消灭敌人。第二`抽调大批干部，大力开展根据地的工作，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建立民兵，筹集物资，准备过好到东北后的第二个冬天。第三`要很好的解决部队的装备，在注意恢复战士疲劳的同时，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准备到冬季再作较大规模的战斗。

离开林彪以后，我们率领部队立即开始行动，撤到了指定的双榆树一线，司令部就在双榆树宿营。因为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撤退途中没有遭到损失。

国民党占领四平以后，也没敢立即贸然前进。一直到五月二十二日，他们才进到公主岭。之后，发现我们又主动从长春撤退了，才北上占领了长春。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他们才推进到了松花江南岸，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则陆续撤至松花江以北。从此，国共两军就在松花江两岸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八  建设根据地和整顿部队

我们撤出长春不久，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就到了东北，东北表面上实现了停战。实际上，因为我们已经后撤，这个时候也没得打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蒋介石`周恩来`马歇尔达成《东北停战协议》。六月六日，国共双方下令，自六月七日起，东北停战十五天。《东北停战协议》期满后，国民党方面又要求延长停战期，我们都同意了。

这是因为国共双方都需要时间。国民党需要利用休战时机，整顿内部，巩固占领区，等待增援部队，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创造条件。六月十五日，林彪曾就当时形势答新华社记者问，说国民党军“侵占地区越大越多，他的兵力就越分散而处处薄弱”。此次宣布停战十五天，“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结果，但就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来说，可能是暂时无法进攻的停战，是准备作新的进攻的停战。”

同样，我们也需要时间，利用休战时机，集中全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整编和整训部队，以积蓄力量，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

就在这停战期间，党中央决定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六月十六日，中央给东北局发出了《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指示电。《决定》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七月三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在东北民主联军驻地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由林彪主持，我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了近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教训，对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乡村`作战指导方针等问题，统一了认识。七月七日，会议通过了由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有名的《七七决议》）。《决议》首先纠正了在和战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关于创造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

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决议》提出的任务有三，即深入乡村`清剿土匪`整顿部队。为此，《决议》要求各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奖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村的高潮。”

《七七决议》，是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员`政治委员之后，在第一次召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东北工作的重要决议。

当时东北局的领导力量很强，在东北的中央委员有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有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等，共约二十人，占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近百分之三十。其中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四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们都参加了会议，一起作出了七七决议。

在东北局扩大会议召开前不久，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地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随后敌人先后对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有鉴于此，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决议》，进一步指出：“全党同志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抛弃一切侥幸和平的心理，抛弃对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任何幻想，抛弃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胜利会很快到来的思想，坚决执行东北局七月七日的决议，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战争保存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争取全国范围内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实现。”

以后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七七决议》和《补充决议》的制定，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东北地区的对敌斗争，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次东北局扩大会议是东北全党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哈尔滨会议后不久，彭真就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离开了东北。

一九四六年七`八两个月的时间里，北满`西满`东满各地，根据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从地方党`政机关，抽调了三分之二的干部，组织了大量的工作团`工作队，深入乡村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我们部队机关虽有战斗任务，但也尽可能地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当时，下乡干部的总数，曾多达一万两千余人。这样，很快就使东北扩大农村的土改运动蓬勃兴起。

经过反霸清算`分地斗争，农民有了土地，我们共产党人也有了家。有了土地的广大农民非常感谢共产党。他们踊跃参军，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三年中，在东北共有近一百五十万农民参加了我们的军队。

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了第一次整编。整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地方兵团和主力部队分开。根据东北局的决定，成立了西满`辽东（南满）`吉林（东满）`内蒙古`冀察辽五个军区，下辖十二个军分区，管辖地方兵团。撤销原北满军区，所辖的几个军分区，分别由总部或西满军区管辖。

主力部队则分别编成野战纵队。这项工作是从一九四六年八月开始的。

八月份，东北民主联军原山东第一师`第二师第七纵队三五九旅，合编成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

九月份原新四军第三师的八旅`十旅和独立旅，奉命改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我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指定我为二纵队的党委书记。这时，七旅早已被拨出了，特务团也拨归辽西了。三个旅编成了三个师：八旅被编成第四师，师长陈金钰，政委李雪三；十旅被编成第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枫梧；独立旅被编成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吴信泉。稍后，吴信泉调任二纵队副司令，李雪三调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由张天云接任六师师长，石瑛任政委，李世安接任四师政委。下辖的三个师都各自成立了骑兵大队和山炮营。全纵队三万余人。

十月，原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与山东第七师合编为第六纵队，司令员陈光，政委赖传珠，下辖第十六师（由七旅改编）`第十七师`第十八师。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原新四军第三师在西满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部队，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

就这样，我们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在这次整编之后，分别被编入了二`六`七三个纵队，均集中于北满，由总部直接指挥。 

整编后，二纵队继续北上整训，纵队部来到了齐齐哈尔。在这里，东北局与总部又命令我们与驻在齐齐哈尔的西满军区领导机构暂时合并。这时，西满军区的司令员仍是黄克诚，政治委员仍是李富春。我们与西满军区暂时合并后，洪学智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刘震兼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员，我则兼任了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

我们在齐齐哈尔及其周围地区住了近两个月。其中纵队部驻在齐齐哈尔，四师驻安达`五师驻哈尔滨以北的绥化，六师驻白城子以北`齐齐哈尔以南的贲和镇。另外，除了我们二纵队以外，一纵队和六纵队也都驻在北满地区。

这两个月时间里，部队除整训外，还担负了北满的剿匪任务。东北地区的土匪，是日伪残余`封建势力和国民党三位一体的政治武装，人称“中央胡子”，活动十分猖狂。据《四野战史》载：“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整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由于匪患已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严重障碍，东北局决定，以师为单位划分地区，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剿匪。因为不肃清土匪，建设巩固根据地就十分困难。

在西满军区这一时期，我曾两次到哈尔滨开会。第一次是去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在哈尔滨，我见到了原任过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的朱瑞，当时他正在到处收集野炮`坦克及炮兵器材，负责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和特种兵纵队。

第二次是去参加东北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我是作为西满的军队代表去参加会议的。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东北最高政权领导机关——东北各省行政联合委员会（简称“东北行政委员会”），并推举林枫为主席。两次开会，回来后都向部队作了传达。

自一九四六年五月我们从四平撤退以后，一直到十月份，除了在南满仍有战事发生之外，整个西满和北满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超过松花江一步。利用这个时机，我们全力建设根据地，清剿土匪，整顿和整训部队。在剿匪过程中，仅六`七`八三个月，就发展了十多万人民自卫武装，并将一部分地方兵团升级为主力兵团，使原来的主力兵团得到进一步的充实，每个师基本上都编足了一万人。

同时还加强了特种兵的建设，收集和修复了日伪遗留的残破坦克`大炮，组成了十个炮兵团和一个高炮大队，一个坦克大队，拥有各种火炮一百多门，战车四十余辆。不久，又成立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统辖各特种兵部队，任命朱瑞同志为司令员。

至此，东北民主联军已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共五个纵队，外加四个独立师和特种兵部队，主力部队已达十二万人。再加上主要由翻身农民组建的地方武装，到十一月底，我们在东北的总兵力已发展到约三十六万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利用休战时机，加紧增调和整补部队，到九月底，国民党在整个东北地区，也一共拥有第九十三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共七个军二十五万人。连同地方团队，国民党当时在东北地区的总兵力共约四十万人，只比我们稍多一点。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八月底致电东北局，通报国民党军可能于十月份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要求加紧做好一切作战准备。根据总部的指示，二纵队在九月份就把建设根据地和剿匪工作，交给了北满军区的地方兵团。刘震和我离开了齐齐哈尔，率纵队司令部进驻中长路上的太康县。我们负责主持二纵队的工作，加强部队整训，全力准备冬季作战。

这时，洪学智已奉命调到北安军区任司令员，就和我们分手了。

九  新开岭战斗

新开岭战斗，是继秀水河子战斗`大洼战斗之后，我们在东北打的比较成功的一次歼灭战，也是我们在东北第一次歼灭了敌人一个完整师的战斗。

当时东北的敌人虽然略多于我们，但由于占地广`战线长，没有力量发起全面进攻，因而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敌人对南满发动进攻，对北满采取守势，准备先集中主力进攻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待稳固地控制南满以后，再集中兵力夺占北满。

一九四六年十月初，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南满解放区，至十月中旬，先后攻占我柳河`兴京等地，打通了沈阳到吉林的铁路线。接着，又集中八个师的兵力，于十月十九日起，分三路向通化和辽东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安东（今丹东）进攻。

辽东军区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决定诱敌深入，准备必要时放弃安东，待敌人兵力分散后，再集中兵力歼敌一路或一部。为此，辽东军区先以小部队迎敌，诱敌放胆进攻，而主力三纵`四纵隐蔽集结于通化以西，待机歼敌。

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第五十二军`新六军各一部占领安东。十月三十日晚，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进至新开岭至阳边的袋形谷地。这时，先期到达新开岭的第四纵队主力早已占领了有利地形，完成了攻击部署。

十月三十一日拂晓，四纵以五个团的兵力向敌发起攻击。开始，四纵由于战术部署不当，兵力`火力不够集中，加之敌人又控制了战场的制高点老爷岭，致使攻势一度受挫。

十一月二日凌晨，第四纵队重新调整部署，将进攻兵力增加到八个团，同时集中炮兵支援十师，首先攻克了老爷岭。制高点一丢，敌人随即全线崩溃，被四纵压制于河套谷地内，敌第二十五师被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我们歼敌一个完整师，约八千余人，四纵自己伤亡约两千人。

战后，中共中央专门发来贺电，并且向各部队通报了新开岭战斗的经验。电报指出：“此次作战证明，战役上要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你们三十一日包围二十五师，一日，九次攻击皆未奏效；二日拂晓集中炮火破南北山（指老爷岭）一点，从此扩张战果，即于半天内将该师全部歼灭。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法。”

这次战斗，主要是四纵打的，四纵当时的司令员是吴克华，政委是莫文骅。在南满的另一主力纵队，三纵队的司令员是韩先楚，政委是罗舜初。

    我们二纵队没有参加新开岭战斗，但在通报上学习了新开岭战斗的经验。我相当强烈地感觉到，三次战斗，从秀水河子战斗`大洼战斗，一直到这次的新开岭战斗，都证明林彪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以及集中优势于敌人数倍的兵力，攻其一点的打法是非常成功的。

十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针对国民党军在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林彪和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针锋相对地决定：坚持南满，巩固北满，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战术。也就是说，以南满地区的主力部队，迎歼来犯之敌，保卫解放区；以北满地区的主力部队，看机会南渡松花江，策应南满部队，南北满部队密切配合，力求改变东北的形势。

为很好地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经中央同意，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成立了南满分局和南满军区，以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同时，派出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委，并决定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萧劲光兼任分局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率领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坚持南满斗争。

同时，为配合纵队和三个独立师，我们北满的部队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起，利用松花江冬季封冻期，先后三次过江进行支援南满部队的作战行动。在此期间，南满的部队也进行了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这样，我们在以松花江为阻隔的南满北满两战场，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作战。这次作战，就叫作“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当时，在根据地没有完全建设好`气候严寒`武器装备比敌人差的条件下，不论是南满的部队还是北满的部队，冬季作战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在北满，由于松花江的阻隔，只能在十二月至下一年三月半，松花江冰冻很厚的期间，人马辎重车辆才能畅通无阻，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三月半以后开始化冻，大兵团作战就困难了。由于我军御寒装备不足，严寒季节受冻伤的威胁很大，难以坚持长期的作战活动。

南满的情况就更为困难，当时南满根据地只剩下四个小县，即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抚松和长白县，人口仅二十二万，地方又穷。三纵`四纵集结在这一狭小山区，二十二万人要养活近六万部队和地方干部，非常困难，总之是天寒地冻衣食困难。加上在这一地区，敌人很嚣张，伪满遗留的反动势力较强，土匪较多，而且群众基础又差，部队侦察敌情，安置伤员，补充粮食弹药都有较大的困难。而且当时南满领导层对根据地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留，有的主张走，把部队全部撤往北满。这样，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

为统一干部思想，十二月上旬，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在七道江召开会议，作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斗争的重要决定，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七道江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改变以后东北的形势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官长官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六个师第一次进攻临江，南满部队开始“一保临江”的行动。三纵从正面进行阻击，四纵深入敌后，两个纵队互相配合作战，共歼敌七千余人。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我北满主力一纵`二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冒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一下江南。一纵和六纵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的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我们二纵队攻克了伏龙泉，还在靠山屯打了一个胜仗，歼敌一千多人。我们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第一次进攻。由于寒流侵袭，北满我军冻伤减员日益增多，于是总部命令我们于一月十九日转回江北休整。

当时对我们来说，天气是朋友，也是敌人。因为天气严寒，松花江冰冻三尺，车辆`马匹`汽车甚至轻型坦克，都可以从冰上通过，给大兵团的作战行动带来了方便。但同时，零下二`三十度以至零下四十度的天气，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一下江南”的时候，正值东北“‘三九’”`‘四九’，冻裂石头”之时，一个晚上行军下来，各师少则冻伤几百，多则上千，部队的冻伤减员数有时甚至要高出作战伤亡数的几倍。最容易冻伤的部位是手和脚，尤其是脚，轻者冻肿，重者发黑，就可能致残。另外，伤员的死亡率也很高，有冻死在战场上的，也有在向后方转移过程中，冻死在路上的。

另外，严寒的天气也给打仗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枪栓经常拉不开，冻住了。而且手一碰就粘下一块皮。好不容易把枪栓拉开了，里面的撞针又因冷缩变短，枪还是打不响，以后战士们就把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打仗时再装上去。

最苦的还是守山的部队，行军打仗时还能活动一下身子，蹲在山上却不能动窝，干受冻，那才是最艰苦的，送上山的窝头，都变成了冰砣，得用枪托砸碎了，才能就咸菜吃。这个时候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主要是针对部队进行如何防护冻伤的常识教育，注意保护好干部战士的身体，不被冻伤。还经常针对在酷寒条件下作战的困难，对战士进行精神教育，并进行物资准备。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杜聿明又调集四个师的兵力，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了进攻。南满部队进行了“二保临江”的战斗。二月六日，三纵`四纵向敌发起反击，使敌人被迫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第二次进攻。可到了二月十三日，南满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军又集结了五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命令，要我们在北满的部队“二下江南”，支援南满作战。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北满的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再一次越过松花江，向长春`德惠`农安方向发起进攻。六纵`一纵以远距离奔袭手段，歼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团。我们二纵则奔袭德惠，陈兵于中长路以西，摆出了一副准备进攻长春的态势。敌人以为我们真的要进攻长春，赶紧从南满抽兵增援长春，从而减轻了南满的压力。最后经南满部队奋勇作战，敌人第三次进攻临江，又以失败而告终。

“二下江南”的时间较短，我们只打了一个礼拜，队伍就撤往江北休整。当我们北撤时，国民党军打开了小丰满电站水库的水，洪水漫平了松花江的江面，浅处没膝，深处及腰。过江时，水凉扎骨。一上岸，棉裤立刻就上了冻，再加风助寒威，真算得上是透骨寒。

回到江北，部队只在江岸边休整了一个礼拜，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就又命令我们第三次越过松花江南下。

这次下江南，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下江南，林彪率领的前指总部，都是设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并没有同我们一起过江。可这次下江南，林彪就带领少数参谋，一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前线指挥所，与我们二纵队司令部会合后，同我们一道过了松花江，在农安前线指挥。

就在长春外围，德惠的西北面，国民党军有个极为重要的据点，名叫靠山屯。“一下江南”的时候，我们二纵队曾攻占过这个据点，消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连，鉴于这个据点对守卫长春的重要性，我们走了以后，国民党军又调来一个加强营外加一个地方保安团，约一千五百多人。这一次，他们精心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想以此来作为长春北部的屏障。

经过侦察，林彪下决心要拨除这个据点。

林彪把我`刘震及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叫到指挥所，当面向我们交待任务。他说：“这个据点虽然重要，但是离长春比较远，比较突出。上一次，我们打过，这一次我们也要把它打掉，把守军全部消灭掉。”

林彪又告诉我们说，新一军难打，他一个营，我们就要用一个师去打，五师一万多人要全部出动，还要外加一个坦克中队的四辆坦克。为了增加战斗的突然性，他还要五师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方式，突然包围靠山屯，然后围而歼之。之后，他又亲自交代坦克中队，要坦克中队听从五师的指挥，协助五师冲进靠山屯。

领受完任务后，五师在钟伟的指挥下，一晚上走了八十里路，于次日拂晓前把靠山屯包围了起来。我和刘震则跟随着五师进行指挥。

随行的坦克中队，由于天黑，道路又不熟，有的一开，就开到沟里去了，好在沟不算太深，上面还有一层很厚的冰，总算又爬出来了。

拂晓时分，总攻开始。由坦克掩护步兵冲锋，一攻就破。大概只经过三个小时，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营加上一个保安团，就全部被消灭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坦克协同作战，感觉坦克真是个好东西。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更加敬佩林彪。以这样一位全东北的统帅在冰天雪地中亲临前线，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除指挥整个战局外，还直接指挥我们纵队一个师去进攻一个据点，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我们攻占靠山屯后，敌人迅速调集第七十一军的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一部向北增援。林彪又指挥我们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在农安至长春之间消灭敌人两千多，迫使增援的敌人缩回到长春以南的公主岭`大屯一线守备。

我们的这一系列行动，使国民党的东北主帅杜聿明以为，我们这次“三下江南”的目的，是要攻占长春，因此，为保卫长春，他继续抽调南面的部队向北增援。林彪见到这种情况，加之松花江开冻在即，便指挥我们又撤回到了北满。这次“三下江南”期间，林彪自始至终都和我们在一起，是林彪亲自和我们在一起打了这一仗。

由于松花江即将开冻，暂时不会有过江的作战行动，因此回到北满后，我们二纵队就退回到前郭旗`长岭`扶余一带，进行集结和短时间的休整。

在我们撤回北满以后，杜聿明又开始集中大约七个师的兵力，于三月二十七日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我南满部队在陈云`萧劲光`萧华的指挥下，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以积极的进攻达到防御的目的。四月初，南满部队终于打退了敌人，不但保住了临江，南满的局势也大有好转。

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共歼敌四万余人，迫使敌人由攻势转入守势。从此，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已开始操纵在我们的手里了。

十一  东北军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之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在哈尔滨分别召开了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军事和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由于东北战斗频繁，间隙时间很短，因此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会议是分别开的，这就节省了时间，会议都是三`五天就完了。

军事工作会议由林彪主持，各纵队司令员及各师师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林彪首先听取了各纵队司令员的汇报，然后由林彪总结了作战经验，并提出了对下一步行动的要求。

林彪在会上就战略`战术`指挥方法`部队作风等几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一些意见。

在战略方面，林彪指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杜聿明已变“南攻北守”为“防御待援”，被迫采取了守势。而我们，则只有坚决的进攻，才是胜利之本。按照中央军委的的指示原则，“围城打援”，应该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歼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林彪说：“坚决进攻，包围城市，诱敌增援，消灭运动中的敌人，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作战的目的。”

林彪要求各部队必须尽快学会攻坚，要立即准备和训练指挥员战士学会各种攻打据点，攻打城市的办法。为此，必须加强部队的爆破力量，学会用各种爆破手段去爆破敌人坚固的工事。日本人在东北留下了许多爆破筒，一根爆破筒就能炸掉敌人的一个大碉堡。这是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要普遍训练干部`战士学会爆破筒的使用办法。

为更好地进行爆破，还必须学会挖坑道。要把进攻的道路挖成沟，让部队从沟里向前运动，以避免敌人的火力杀伤。另外，要攻坚，还必须要加强部队的火炮力量，要把各种火炮集中起来使用，攻其一点，不能满城都打。过去有的部队的打法是错误的，最典型的是“三下江南”时打德惠的那一次。德惠的守敌只有一个团，而我们的炮弹打了几千发，满城噼里叭啦地响，还是没有把德惠打下来。正确的火炮使用方法，应当是首先集中炸他一个点，顶多打开个二`三十米的口子，待部队突进去以后，再往前延伸射击。就这样突破一段，延伸一段，火炮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在战术方面，林彪过去曾在阜新提出过“一点两面”`“三三制”。这次会议上，他总结了“三下江南”的作战经验，又提出了“四组一队”和“四快一慢”两个原则。

关于“四组一队”，林彪解释说，“四组”，即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和掩护组。由这样四个组，合成一个尖刀队，这就是“四组一队”。尖刀队突进目标以后，对敌实行猛烈的攻击，在敌人肚子里面开花。

提出“四组一队”的目的，主要是提醒大家，突击连队要分工，小组要互相掩护`互相配合。至于实际运用，应根据具体目标。同志们提出可以组成三个组`五个组，也有将机枪组加在一起合成一个战斗班的，这都可以。总之在实际运用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所谓“四快一慢”是指：第一`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包围敌人要快。第二`抓住打击敌人的战机后，进行准备要快。不仅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要快，准备炸药`战前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也都要快，忙个满头大汗才好。第三`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一旦突破，要尽快投入兵力，迅速扩大战果。第四`追击敌人要快。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这时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

“一慢”，是指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慢呢？是指总攻发起时机的决定上要慢。一定要认真`仔细检查准备工作是否做好，再慎重考虑一下，再下决心。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指挥员一定要沉住气，不管是上级来催，通信员来左催右催，都要沉着应付，反正是要准备好了再打。不过，总攻一旦开始，一切就都要快。

在指挥方法上，林彪提出，要改变过去传统的那种逐级指挥的方法，必要时，总部可以直接发出命令，指挥到师，甚至到团。总部的电台，要保证和每个主力师`独立师，甚至团的电台，都能联系上。发报的顺序一般应该先是师，后纵队，再兵团（也叫前方指挥所，即南满前方指挥所和冀察辽前方指挥所）。部队接到命令以后，要立即行动，各自向既定的目标前进，各走各的。时间就是军队，兵贵神速。这样，动作起来，才能比什么都快速，要是一级一级的往下传达，敌人早就跑了。

在部队作风上，林彪强调，军事行动，必须是高度的集中指挥`高度的统一的行动。各级部队都要做到闻风而动，一有命令，立即执行，不允许有一点迟疑。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然后再提出意见。

林彪还经常强调要抓紧根据地的建设，积极发动群众，强调做好群众工作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我每次见到他，他都讲：他只抓三条，一作战`二政治思想工作，三根据地建设，其它分别由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领导同志分工负责。

以上就是林彪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经验总结。我个人认为这个总结非常重要，是我军转入反攻前的重要精神准备。他总结`提炼出来的这些战术原则和指挥方法，对以后东北的战局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们以后的训练和作战，完全是按照林彪提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进行的。

这次哈尔滨军事工作会议，实际上可以说是林彪和刘亚楼两个人共同主持的。刘亚楼于一九三六年底被中央派去苏联学习。学习完毕，正值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他不得不留在了苏联。一九四五年八月，他以红军少校军官的身份随苏联红军回到了东北。一九四六年初，他在大连充当我方和苏联红军之间的联系人。随后，林彪把他留在东北，当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参谋长。林彪对刘亚楼十分欣赏，几乎是言听计从。据说，对炮兵的使用方法，还是刘亚楼提出来的。

在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的同时，也在哈尔滨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东北民主联军各纵队及各师的政委在一起专门总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当时的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因患肾病，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去苏联治病未归，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议是由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主持的。

会议也是首先听取各纵队政委的汇报，然后进行总结，最后由谭政讲话。谭政讲话的重点是如何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认为，要加强战时的政治工作，最基本的是要抓基层，特别是要抓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因为我们打仗，靠的就是连队。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部队才能普遍保持高昂的士气，必胜的信念，才能英勇顽强，果敢进取，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战争的胜利才有可靠的保证。而要抓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必须先要抓好连队的党支部建设，这是连队的核心。

谭政指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后，东北的军事形势，已开始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取得了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进攻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大力宣传中央“围城打援”的战略方针和总部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使部队指战员都能懂得下一仗该怎么打，该如何在尽量减少自己伤亡的基础上，大量消减和杀伤敌人。进攻战中的政治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加强，但坚守阵地的教育也要做好了，要做到攻必克，守必牢。攻，就能攻城`克池，迅速消灭敌人；守，就能坚决守住，做到人在阵地在。

他强调，一定要结合部队的实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把政治工作做得生动活泼，一定要结合每个人的职责`每个部队的任务和每个单位所担负的工作，来进行有计划性的工作。要按照每次战斗任务，在每个战斗行动中，指战员们所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进行工作。这样的思想教育，才是最实际的。

他还说，东北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因此，搞好部队的团结，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注意强调部队内部的团结，干部`战士团结一心，上下一致，艰苦与共，共患难，同生死。同时，更要特别强调各个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协作，强调各个班`各个排`各个连`各个营`各个团`各个师`各个纵队之间，兄弟部队之间，都要加强团结。要做到协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依靠。在协同作战时，不争俘虏，不争枪，以完成共同的战斗任务为主要目标。

他还认为，搞好战勤工作，也是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战争打到那里，兵站就要设到那里。尤其是在东北的冬季，天寒地冻。严冬作战，部队很苦，很冷，一定要搞好前线部队给养，保障供应，保持指战员的健康和体力，同时加强防冻教育，减少部队减员。

另外，在战场上喊话，对瓦解敌军很有作用。要让所有的战士学会一定的喊话内容。当然，有的时候不能喊，因为要保守军事秘密。只有在战场上形成了对峙，包围了敌人以后才可以这样做。

他还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最有效果的。

谭政最后说：“总之，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与每个战斗`战役的实际行动完全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每个人的身上，不要说空话。”

谭政讲话的要点，我能回忆起来的，大致上就是这么几条。当然，这些也是罗荣桓过去一再强调的。

我可以这样说，谭政讲的这几条工作原则，在以后东北的战场上是长期起作用的。虽然在以后的每个战役`每次战斗，都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内容，而且我们都要随时结合当时当地的敌人情况，地形情况和战术要求，战斗方式，以及各种武器`枪炮`刺刀`手榴弹的使用去做思想工作，注意怎样结合实际来鼓舞士气，但是一些总的原则是不会变的，也没有变，以后一直是这样做的。

会议结束后，由于两个会议都要立即深入传达到连队的每个战士，要反复进行教育，以便使他们在作战行动中能坚决贯彻执行，所以我开完会就赶回部队，布置传达贯彻执行，没有在哈尔滨多呆半天。

十二  夏季攻势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东北局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二月一日发表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的精神，对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作了分析。五月五日，会议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五五决议）。决议指出，从贯彻执行《七七决议》以来，东北的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变化。当前，东北正处于一种新的形势，敌人已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民主联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了进攻。这就在东北全党面前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即：“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一九四七年春末，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还保持有正规军七个军，连同非正规军部队，共约四十八万人，主要配置于松花江以南的铁路两侧，以及赤峰`承德地区。他们根据蒋介石当时对东北的“内线作战，持久守势”的方针，企图巩固其占领区，等待关内抽兵增援后，再发动攻势。

而同时，东北我军全部野战军和地方军，连同一九四七年四月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的冀察热辽军区部队，总兵力已达四十六万人，敌我兵力基本相等。但我们的机动兵力已超过了国民党军队。

当时我们在北满根据地已经比较巩固，而且有松花江阻隔，无须重兵防守。林彪决心待松花江开冻后，率北满主力大举南下，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变两个拳头为一个拳头，转入战略反攻，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场的形势，并配合关内各战场作战。

五月十三日，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发动夏季攻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集中南`北满主力，在长春至沈阳段和沈阳至吉林段铁路两则对国民党发起了战略性的反攻战役。

林彪初定的整个夏季攻势作战计划，原来只是一步。在后来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变作了两步：第一步，从五月十三日开始到六月三日，各个主力部队同时对防御薄弱之敌，实施突击，歼灭分散孤立之敌，收复小城市，即县城，和广大农村；第二步，从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一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相机夺取中等城市，并寻求机会，歼灭敌人部分主力。

在夏季攻势作战的第一阶段，“东总”给予我们二纵队的任务，是和一纵队及两个独立师一起，远距离奔袭怀德县城，“围城打援”。

接到“东总”的命令，五月十日，我们全纵队就集结在前郭旗`扶余一带，进行临战前的最后准备。“三下江南”以后，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准备下一步的战斗行动，在军事`政治以及后勤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部署。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就是向部队指战员全面传达“东总”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会议和《五五决议》的精神。同时，根据“东总”的要求，全面开展了攻坚打援的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好的训练效果。

五月十三日上午，部队开始出发南下，一昼夜行军将近二百里，以远距离奔袭的方式，突然包围怀德县城。

当时二纵队纵队部，只有刘震和我两个人，没有副司令，没有参谋长，连政治部主任也没有。在走到离怀德县城大概还有十来里路的地方，刘震和我两个就分开了。刘震直奔怀德城下，率领四师和六师，直接指挥包围怀德城。我则带着直属队的一部分，在那里布置兵站运输`粮食接济，设置医院`伤员收容所等，准备各种后方工作。

后方工作部署完了以后，我赶到怀德城下，与刘震会合。我们一起召集四师和六师的师`团干部开会，研究攻城计划。我们命令钟伟`王凤悟带领部队，绕道进到怀德以南，在公主岭与怀德之间的大黑林子一带，阻击敌人的援兵。

从五月十四日开始，我与刘震同四师和六师的师`团干部一起看地形，侦察敌情，修筑工事，挖掘坑道，布置炮火，选择突破和主攻方向，研究兵力配置，以保证主攻方向的绝对优势兵力。各攻城部队昼夜都在进行攻城准备。五月十七日清晨，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刘震一声令下，四师从西南向东北，六师从东北向西南两路合围，开始攻城。结果一突就破。经过短时间的巷战，黄昏时分就结束了战斗。

怀德一战，我们全部消灭了国民党第九十一军的一个加强团，团长在逃跑时被当场击毙，副团长以下二千四百多人被俘。这是夏季攻势开始后，我们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好，正在这个时候，怀德城内刚刚解决，五月十七日黄昏，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军部率八十八师全部及九十一师大部赶来增援，就在大黑林子一带，被我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一纵`二纵五师及两个独立师团团围住。当时敌人正在进行中，还没有来得及修筑工事，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被我们围住了。在我们的伏击下，敌人很快就垮了下来，只几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除第七十一军军部有少数人跑掉以外，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一万五千多人全部被歼。

我们二纵四师和六师在攻占怀德城以后，乘胜前进，又攻占了四平以北的公主岭，切断了长春同四平之间的铁路联系。同时，我东满的部队占领了四平以东的东丰`西丰及梅河口，南满的部队攻占了四平以南的昌图`开原，切断了四平和沈阳之间的铁路联系。另外，辽西军区的部队在向四平以西的郑家屯推进，也攻占了玻璃山和双山。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基本上被我们清除干净，四平陷于孤立。此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就摆在中长路的两侧，准备围攻四平和阻击向四平增援之敌。这就是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结束时的敌我态势。

六月十一日，夏季攻势的第二阶段开始。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围攻四平和打援。当时林彪和“东总”的部署是，集中七个师的兵力围攻四平，把十七个师放在四平以北及以南地区，担任阻援任务。

在这一阶段中，“东总”给我们二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打援，要我们把四师`五师和六师三个师的部队，全部摆在昌图`泉头车站这一线，构筑好坚固工事，坚决打击从沈阳出来增援四平的敌人。

由于夏季攻势开始以来，我们的部队攻无不克，因此轻敌思想就有所抬头。前线指战员根据所得情报，估计四平守敌约一万八千人，就极力请战，攻取四平。结果林彪同意了，下达了攻击命令。

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围攻四平的部队开始攻打外围据点。六月十四日攻城，一直打到六月三十日，攻城部队打得英勇顽强，但仗打得十分艰苦。双方的几百门火炮对射，十多万士兵手中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武器同时啸叫，手榴弹象冰冰雹似的互相砸向对方，天空中，国民党的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地面上，人对人地激烈巷战，一堵墙，一堵墙地争夺。白天，民房和各种建筑物熊熊燃烧，浓烟滚滚；黑夜，整个城市火光冲天，如同白昼。

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双方都损失掺重。据事后统计，国民党军损失两万余人，我们也伤亡了一万多人，我们有些部队失去了战斗力，但四平始终没有攻下来。实际上当时坚守四平的是国民党七十一军由军长陈明仁指挥的三万五千多人，他们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拼命死守，等待援军。虽然损失了两万多人，但还剩下一万余人。后来，陈明仁成为蒋介石风云一时的战将，蒋介石还给了他一枚勋章，并且升他为兵团司令员。在四平，林彪没有捉住他，然而他得到了教训，一九四九年在长沙还是率领他的兵团向四野司令员林彪投降起义了。据说，当时他伸出大姆指说：“明仁敬佩林彪和四野。”当然，这是后话了。

就在这时，六月二十日分别从长春`沈阳出来增援的国民党十个师的部队，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术，已逐步逼近了四平，而这时，四平又久攻不下。林彪果断决定：从四平撤兵。

根据总部的部署，当时我们二纵会同其他兄弟部队，一直隐蔽集结在昌图`泉头车站一线，准备迎站沈阳北援的敌人，但因敌人队形过于密集，使我们无隙可乘。在歼灭了敌人一个团之后，六月三十日就接到“东总”的命令，所有部队全部停止攻击，撤出战斗。夏季攻势宣告结束。

四平攻坚战以失败而告终。我跟林彪打仗多年，极少看到他打败仗，但四平攻坚一战，却是他所打的少有的一次败仗。虽然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世上没有一仗不败的常胜将军，但是，从总结教训的角度看，四平攻坚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轻敌。

由于轻敌，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估计不超过两万，实际兵力三万五千人，超出原估计的一倍。而且敌人有空投接济，弹药充足，而我们则有时打着打着，弹药就供应不上了；由于轻敌，在外围据点还没有全部肃清，炮兵还没有全部进入阵地时，就匆忙发起了攻击；由于轻敌，攻城时，也没有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由于兵力不足，以致不能多路突破，突破了的也难以迅速发展。

由于轻敌，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也过大。应当说，我们还是第一次打这样的实打实的大规模的攻坚战。虽然夏季攻势前，我们曾就攻坚问题作了一些准备，但经验还是十分不足。这次攻城，就缺乏事前的深入调查研究和细致的准备工作。

夏季攻势历时五十天，共歼敌八万三千余人，收复城镇三十六座。攻势结束后，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南满和北满的主力会师，形成拳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攻势结束后，我们的部队集中在中长路`北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我们二纵来到了双山`长岭一带进行整训，后勤支援这时已全部沟通，部队前进到哪里，兵站就设置到哪里，后勤补给线就跟到哪里。从此，伤病员`弹药`粮食`装备等一切运输，全由后方负责，部队已无后顾之忧了。

不久，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司令员兼政委林彪，副政委罗荣桓，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指挥部，召集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夏季攻势中的经验教训，各个纵队的司令员参加了会议，政治委员留在家中主持整训工作。于是，我们二纵队的刘震司令员带着我们攻克怀德和大黑林子阻击敌人的作战经验，去双城参加了会议。

会议结束后，刘震回来向我们传达说，林彪在会上就城市攻坚的战术问题，讲了许多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进一步强调了“四快一慢”的战术原则，强调在决定发起总攻的时机上一定要“慢”，但又不能变成慢腾腾，懒懒散散，要防止左`右偏差，政治上是如此，军事上也是如此。

林彪说，攻城的目的是既要攻城，又要打援，有时以攻城为主，有时以打援为主，有时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这要根据当时的敌情区别对待。但要注意的是，攻坚时必须集中兵力`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为此，一定要组织起尖刀队，以“四组一队”的队形直插敌人心脏，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首脑机关。另外，进攻时队形一定要分散，要教会战士如何利用地形来保存自己，减少伤亡。

林彪还强调，要搞好部队的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首先要抓好连队，抓好战士的五大技术训练，即射击`刺杀（拼刺刀）`爆破`手榴弹和土工作业（会做工事`会挖坑道），并且要让战士多练习班进攻`排进攻，使每个连队都能筑起同敌人一样的工事，有外壕`有鹿砦`有碉堡`有铁丝网等各种障碍物，也就是说，把敌人工事中所有的一切都做上，然后反复进行对抗演习，以提高部队的战术运用能力和突破能力。

除此之外，林彪还要求我们的团部`师部`军部的指挥机关要进一步练好夜间作战，在战术上，要争取先发制人，动作要迅速突然，长途奇袭，使敌人想跑也跑不了。

会上，林彪还就四平攻坚战的失败作了检讨。认为四平历时半个月的攻坚战，最后打成了得不偿失的击溃仗，成为相持不决，消耗自己力量的不利战斗，对此，总部应进行检讨与吸取教训。

这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对夏季攻势经验教训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秋季攻势的一个重要准备。

十三  秋季攻势

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结束后，我们收复了大片地区，为此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要求东北全党象一九四六年七月那样，动员干部下乡工作，抽调大批有经验的新`老干部，组织工作团到新收复区去，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

与此同时，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八`九月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下令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部队整编工作。将西满辽吉军区的部队编为第七纵队，由邓华出任司令员，吴富善为政治委员。以冀热辽军区的部队组成第八纵队和第九纵队。八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道生，后为邱会作。九纵司令员詹才芳，副政委李中权。以东满的三个独立师，组成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同时成立南满军区前方指挥所，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

整编以后，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已发展到九个纵队（中缺第五纵队），三十九个师，连同地方武装共五十一万人。

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因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失利，决定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部，将其并入东北行辕，派总参谋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郑洞国`罗卓英为副主任。杜聿明`熊式辉被免职后，离开东北。

陈诚到东北后，将国民党在东北原有的九个军，编成四个兵团，同时大量收编游杂武装，将其编为十一个暂编师，拨归各正规军指挥。这样一来，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也增至了五十万人。

陈诚认为，杜聿明“防御待援”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是被动挨打的方针，因此他开始将主力部署于长春至沈阳和沈阳至锦州一线，以军为单位进行重点守备，并把重兵集结于沈阳地区，以便随时都能向南和向北增援，从而确保北宁路，维护中长路，打通锦承路。陈诚把这一战略方针称之为“机动防御”。

这样，在秋季攻势发起以前，敌我双方的总兵力已基本相等，我还略占优势。

九月上旬，为配合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攻势，林彪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发起秋季攻势。他准备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首先向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南线发动进攻，调动其北线兵力南援，尔后乘机在北线出击，南北相互配合，交替进攻，以求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九月六日，陈诚为打通锦承路，指挥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建昌方向进攻。林彪在得知敌人这一行动以后，当即命令南满第八`九纵队兼程向建昌方向急进迎敌。九月十四日晨，八纵`九纵与敌遭遇。一场战斗下来，歼敌将近两个师。

为配合南线部队作战，林彪又命令北满的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七纵`十纵共七个纵队，以远距离奔袭方式全面展开行动，分别向沈阳以北各据点发起攻击，并破袭北宁路和中长路，同时佯攻吉林市，诱敌增援，寻机歼敌。

十月八日，蒋介石飞抵沈阳，亲自调整东北的军队部署。并紧急从华北抽调五个整编师（军）和一个炮兵团出关增援。却没想，这些增援的大部分部队刚一出关就被围住，前进不得，只有一小部分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

在秋季攻势中，我们二纵队的四师`六师始终集结在长春与四平之间的公主岭`梨树这一线。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箝制新一军，只要新一军敢出来，就要打他个措手不及。但新一军始终都没敢出来。所以，在整个的秋季攻势中，我们二纵的四师`六师同一纵一样，始终没有打什么仗，只消灭了敌人的几个据点，大概前后一共歼灭了四千多人。

只有五师是个例外，他们在这次秋季攻势中参加了一次大的战斗。五师的战斗力很强，可以说是东北民主联军中主力的主力。《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是这样评价五师的：

“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攻`猛打`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五师师长钟伟打仗勇猛如虎，深得林彪的喜爱。钟伟以后升任十二纵队的司令员，是东北野战部队中唯一的由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员的。五师政委石瑛，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他善于做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善于团结钟伟，善于调动师团军事指挥员的积极性。

在秋季攻势中，五师被林彪抽调出去，由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接指挥。在战役中，他们打了个胜仗，歼敌两千多人。林彪当时很重视五师，五师经常都是由他直接指挥，那里需要增援，他就把五师调往那里。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有个好作风，就是使所有的纵队干部都能够及时了解中央的指示，了解总部对东北的整个部署，这是当时林彪在指挥上的最大特点。当时，只要有部队行动，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不管哪个部队往哪里去了，总部都及时通报，使我们这些纵队干部都能心中有数。

十一月五日，历时五十天的秋季攻势结束。在整个秋季攻势中，我们共歼敌近七万人，攻克城市十五座，迫使敌人孤守在长春`吉林`沈阳`四平等三十四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所占地区只占东北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

秋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林彪对秋季攻势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又提出了“三猛战术”和“三种情况”两个战术原则。

“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所谓“猛打”，就是在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适当的配备齐，而且尽量秘密接近敌人，让各种火力交叉集中，再加爆破组的爆破，统一向主攻目标射击，于同时猛烈开火，这就是我们所谓“猛打”。对各种火力用法，林彪是一向反对零敲碎打，反对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

所谓“猛冲”，就是在用猛烈的火力对主攻点开始攻击后，突击部队应乘敌人发呆`发慌，一时拿不出主意和来不及调兵之际，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刺刀`手榴弹开路，奋勇向前冲，以刺刀刺杀敌人。林彪认为，不敢以刺刀杀敌的，不算最勇敢的部队与战士，他要求我们各部队，都必须具有刺刀见血的威风和随手榴弹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

所谓“猛追”，就是对已被冲乱而溃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去，追到底，一直到把敌人歼灭为止。

“三种情况”，讲的是处于防守中的敌人三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退。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林彪提出了三种基本不同的打法。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等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发起攻击；如果敌要退不退，我们若是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可能会被敌人碰下来。因此，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力量跟他打，抓住他，使他走不掉，然后准备好了再大打；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待命令，这时，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要求，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要求，而且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追就是了。这就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战术原则的基本内容。

林彪还要求，东北民主联军从上到下的所有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都要把这些战术原则准确地掌握，并灵活地根据具体情况应用于实战中。当然他也强调，战役指挥员是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

以后，我们就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统称为“六项战术原则”。这“六项战术原则”，是林彪根据当时东北的战争进程，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各个阶段都有侧重。这些战术原则在以后东北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应有的作用。应当说，衡量这些战术原则的成功与否，应该是创立者所指挥的战争的胜利或是失败，是战争的实践。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许多不负责任的说法，对林彪提出的这“六项战术原则”进行了恶意的贬低或曲解，这是极不尊重历史`极不尊重事实的行为。即便就是毛泽东，当年对林彪的这些战术原则也是充分肯定的。

当然，无论多么成功的战术原则，都只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这一点，林彪自己当年也曾说过，这些经验，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运用这些经验。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经验。

我个认为，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由大到小，由弱到强，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全国率先转入全面反攻，并取得全面胜利，固然是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关内各战场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有东北局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有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但林彪当时在东北战场上刻苦钻研战争艺术，善于总结战争经验，善于把握战机的能力和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我们在东北战场上各次战役的胜利。

十四  冬季攻势

在五十天的夏季攻势和五十天的秋季攻势以后，连续九十天的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又开始了。

秋季攻势结束，为了与我们相抗衡，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竭力扩编正规军。除原有的九个军以外，又编成了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三个军，另加三个暂编师，使其总兵力达到了五十八万余人。陈诚在吉林`长春`四平等战略要点上，各配置三至五个师来担任独立防守任务。对铁路沿线的一些次要城镇，也各配置一至两个师，用以担任守备任务和互相支援。另在沈阳`铁岭集结重兵，以利于往来增援，这就是冬季攻势开始以前敌人的态势。

东北我军在秋季攻势结束以后，根据“东总”的指示，进行了短期的休整。经过休整，部队士气旺盛，斗志高昂。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七十三万人，已超过了东北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报请中央`中央军委的同意和批准之后，林彪决定利用江河结冰，便于机动兵力作战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在冬季攻势中，我们除同样采取南北夹击，东西呼应的大规模运动战之外，针对敌人集中兵力，固守大中城市，我军打运动战的机会日益减少的情况，又进行了必要的有利条件下的攻坚战。

冬季攻势的作战行动共分为四步。

第一步，我们第二纵队和其它纵队自公主岭以北地区迅速南下，二纵队和七纵队于十二月十五日包围了法库的守敌。第八`第九纵队由沈阳地区东进，于十二月十六日包围了新立屯的守敌。其余各纵队同时向铁岭`沈阳之间的地区开进，准备迎歼沈阳`铁岭出援之敌。

我们突然包围法库`新立屯之后，国民党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军于十二月十六日分别由铁岭`沈阳出援。新二十二师在进至铁岭以西的镇西堡`娘娘庙一线时，发觉了我们的打援企图，即向铁岭回撤。十二月十八日，二纵队五师追歼该敌近一个团。同时，第七纵队也在法库以南的大孤家子等地，歼国民党新三军暂五十九师主力一个团。这就是冬季攻势第一阶段的一些情况。

第二步，陈诚在发现我们主力集结于沈阳以北地区后，于十二月二十日急调长春`四平`开原`锦州和辽南等地的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新五军主力向铁岭`新民`沈阳地区集结，以解除我们对沈阳的威胁。为创造战机，林彪`罗荣桓命令第一纵队一部佯攻法库，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沈阳西北，准备迎歼可能从沈阳出援的敌人。同时，命令第二和第七纵队及炮兵司令部主力，向西迅速突击进攻彰武。根据林彪`罗荣桓命令，这次攻袭彰武，由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实施前线指挥，但一些问题都是由我们和七纵队以及炮兵司令部的领导，共同商量决定的。

接到进攻的命令，我们二纵队和七纵队一起，于七月二十日晚迅速从法库远距离奔袭彰武，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对彰武的包围。

在一起看了地形之后，刘震`我和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炮兵司令部司令员苏静`政委邱创成共同开会研究决定作战方案。整个的作战部署是，先肃清彰武周围的敌人据点，由二纵负责打掉彰武东南的三个据点，由七纵负责打掉西北的两个据点，由二纵五师担任打援任务，准备迎击由新民`新立屯可能来援的敌人。攻城时，二纵以两个师从东南向彰武并肩突击，七纵以两个师从西北向西南并肩突击。炮兵集中使用，主力放在二纵这边的主要突破口上，炮兵司令部政委邱创成负责在我们二纵这边指挥炮兵。炮兵的一部分，放在七纵的突破口上。三纵与七纵的作战分界线，是彰武城最中间的一座庙宇。庙宇以南地区由二纵负责，以北地区由七纵负责。作战方法是，先打外援据点，进而包围彰武城，部队以土工作业，在地下挖沟，一直挖到彰武城的外壕`铁丝网和城墙跟前，然后进行爆破攻城。同时还商定，会后每天以电话互相交流准备工作情况，待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就发起总攻。

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二纵和七纵各自打掉了指定的据点，肃清了外围。然后，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个晚上挖沟，白天因防止敌人飞机`炮火的侦察`轰炸，只能安排部队休息，天黑以后，才开始作业。当时正值冬季严冬，天寒地冻，冻土难挖，有的实在不好挖的，只能用热水在上面烧，把冻土化开后再挖。就这样，经过三个晚上的坚苦作业，二纵和七纵按照既定部署，各自挖了一条长达三千多米的深沟，一直挖到了彰武城下。

然后，我们又同在我们二纵这边负责指挥的炮兵政委邱创成一起，研究确定了炮兵的位置和部署。全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二纵`七纵和炮兵司令部的领导又共同开会，研究确定了攻击日期和步骤。我们将总攻计划报告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告了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副政委，建议在二十八日晨六时开始攻城。

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我们命令二纵`七纵如期开始行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六点，炮兵开始集中火力轰击突破口。打了大概只四十分钟，就把突破口前沿的工事`铁丝网全部摧毁了。接着，突击部队引爆了堆在城墙根下地道口里的炸药。我们原来还准备了不少梯子，准备爬城墙用，结果炮兵一轰，加上城根前地道口的炸药一炸，几乎就把城墙打平了，连外壕都差不多被填了起来。结果，部队一突就破。等部队突进城以后，炮兵就延伸射击，五十米一打，五十米一打，一直掩护部队打到分界线。由于我们的炮火猛烈，把敌人打得躲在地堡里，统统不敢抬头，有的就藏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到上午十点多钟，二纵和七纵的部队就在分界线上会合，攻克了彰武。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战斗，彰武守敌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等部一万多人，全部被我们消灭，一个不漏，并俘获了他们的少将副师长李福太。

攻克彰武不久，林彪`罗荣桓就来了命令，要二纵`七纵就在彰武地区原地整顿休息，准备继续战斗。这就是冬季攻势的第二步。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林彪`罗荣桓就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以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统一性。对此提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复电表示赞同。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中央军委正式批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仍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高岗，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这一决定传达下来以后，东北部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很高兴。当时正值新年，各个部队都杀猪宰羊，一来欢度新年，二来庆祝改变番号。

接着，开始了冬季攻势的第三步。

在我们攻打彰武期间，沈阳之敌按兵不动，不敢出来增援，使我们“围城打援”的计划落了空。这时，林彪下了命令，以三纵`六纵`十纵三个纵队，除以一部包围法库外，主力在沈阳西北隐蔽待命。其余各纵队分别向沈阳以南`以西地区出击，扩张战果。到十二月底，各个纵队先后攻占了北票`黑山`大虎山`台安等地。

各纵队在沈阳以西`以南地区的活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认为我们主力已经分散。于是，从一九四八年元旦起，陈诚集中新五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和新一军的主力共十五个师，分三路向彰武`法库推进，想解法库之围。

这个时候，林彪的目的达到了，敌人终于动了，原来不出来的敌人出来了。这正好造成了理想的在运动战中分批歼敌的有利时机。林彪当即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灭比较孤立突出和战斗力较弱的左路军新五军，尔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一月五日，我们二纵和原先在沈阳西北地区隐蔽待命的三纵`六纵`十纵，奉命按预定部署，将新五军主力合围于公主屯地区。接着，对被围之敌展开猛攻。经一月六日和七日两天激战，我们就在公主屯周围地区，像抓鸭子一样，把新五军军部及第四十三`第一九五师的官兵，包括伙夫`马夫在内，全部都俘虏过来了。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第四十三师少将师长留光天`少将副师长程化龙`少将参谋长易希殷，第一九五师少将师长谢代蒸`少将副师长阎咨筠`少将参谋长陈士杰，一个不落地都被我们抓了过来。

在围歼新五军的战斗中，二纵和三纵的部队还发生了争缴枪支，争抢俘虏的情况，闹了一点小冲突。两个纵队的领导知道这一情况以后，立即各自制止了自己的部队，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这一情况被东野总部领导知道以后，不仅没有批评，反而还表扬了我们，说二纵和三纵互相让步的这种态度很好。

新五军主力被歼后，其它两路敌人仓惶退回铁岭`沈阳。林彪见暂无战机可寻，又正值严寒，于是决定结束第三阶段作战，命令各纵队转入短期休整，治疗冻伤，补充兵员`弹药，调整部队，总结经验。这是东北战场冬季攻势的第三步。

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屡受打击，损兵折将，丢城失地，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蒋介石于一月十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重新部署。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辽热边区指挥所，以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为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为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指挥所主任。虽然陈诚还是东北行辕主任，但已无实权。当陈诚于二月五日返回南京后，卫立煌就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这是继陈诚更换杜聿明以后，国民党在东北第二次更易主帅。

一月二十日，为继续发展冬季攻势的胜利，林彪`罗荣桓发布命令，各纵队结束短期整训，继续向敌人发动攻势。冬季攻势的第四步就又开始了。

命令下达后，到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先后攻占了新立屯`沟帮子`盘山`辽阳`鞍山`营口`法库`开原等地。在我们攻占这些城镇时，沈阳之敌孤守沈阳，只作了一些象征性的出援。

这个时候，林`罗为完全切断沈阳与长春之敌的联系，在攻占法库`开原后，命令主力向北移动，再次攻夺四平。如果沈阳之敌出援的话，就力争歼灭他们一部分，为最后夺取全东北创造条件。

林彪的部署是：以一纵`三纵`七纵及独立第二师主攻四平，由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统一指挥。我们二纵`六纵`八纵`十纵及三个独立师，集结在昌图`开原`通江口地区，准备歼灭可能从沈阳`铁岭向北援救四平之敌。

三月十三日凌晨，主攻四平的部队顺利攻克四平。另外，在我军团攻四平期间，吉林守敌已先于三月九日弃城逃往长春，我们当即收复吉林。

由于沈阳之敌始终没敢出来，我们二纵队和其它准备打援的部队，无仗可打。

随着四平的攻克，冬季攻势就全部结束了。

这次冬季攻势，从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结束，整整打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我们共消灭了国民党新五军等部八个师，并争取了一个师起义，共歼灭十五万余人。我们攻克了战略要点四平`吉林`营口等城市十八座，将敌人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相互不能联系的孤立城市内，为尔后全歼这些敌人奠定了基础。

这次冬季攻势，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

冬季攻势结束后，林彪`罗荣桓又召集了所有纵队的司令员到双城开会，总结冬季攻势的经验与教训。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在会上讲了话。他们的讲话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第一`要灵活地处理集中作战和分散作战的关系，攻城作战和力争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关系。也就是说，有利于攻城打援的时候，就攻城打援；敌人出来了，有利于运动的时候，就打运动战。

第二`组织好连续作战，恰当处理好作战与休整的关系。现在的仗一打起来就是四`五仗，甚至七`八仗，往往是分散打了，集中起来再打。因此，我们就要着眼于连续作战的组织，处理好作战与休整的关系。比如，这次我们打了彰武，就在彰武休整；打了公主屯，就在公主屯休整，因为那个时候，主动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敌人是被动的，我们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这样，我们各个纵队可以轮番作战，休整的休整，作战的作战。在天气严寒的条件下，在连续行军作战之后，要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息和整顿补充，使指战员们的体力得到恢复，使部队战斗力不致被削弱，这是十分必要的。这次冬季攻势，由于在战役指挥上恰当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因而在攻城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第三`战斗的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另一个就是正确的战术，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则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中最主要的一个。只有政治工作强的部队才能发挥全体战斗员的勇敢，才不至于在敌人面前扒着不动，才不至于发生那种人多{密集队形}才敢前进`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进的现象，才能使战斗员在战斗中有主动性和在战术上有创造性。

从秀水河子战斗起，在东北我军部队陆续广泛运用的“一点两面”`“三三制”等六个战术原则，在战争实践中经过了检验，是成功的。这实际上也是广大指战员的集体创造，是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出来的。

第四`东北各野战军`野战师，在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集中指挥下，互相帮助，互相协同，互相体谅，互相指挥，共同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出现了一个大团结的局面，这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

会上所总结的，以及以后在部队中进行传达教育的，大致上就这么几条。

十五  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

冬季攻势结束后，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九月上旬，在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处于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中。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整军运动主要是以师为单位进行。我们纵队这一级在作统一布置以后，就深入到下面，帮助基层部队开展这一活动。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对加强部队建设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按照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二纵队的整训地点，六师在公主岭，五师在四平，四师在东丰`开原以东。我们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和直属队，则在四平至梅河口，铁路边一个叫平冈的小镇子里。我们就在这里，指挥和组织三个师的整顿`训练和休息。

作为政治委员，整个纵队的政治整训都是由我负责的。将近半年的部队政治整训，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行形势教育。当时东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人才五十多万人，而我们已发展到将近百万人，我们的力量已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力量。蒋介石的五十多万军队，大多被围在几个点，一个长春，一个沈阳，一个锦州，一个山海关，还有一个绥中，就这么几个点。而且铁路沿线都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这几个点互相不能联系，补给也没有来源，全靠飞机空投，但数量毕竟有限，所以他们的粮食`衣服和弹药补充都十分困难。当时蒋介石曾说，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是军心颤裂，战力不能恢复正常，将士没有斗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占据着主动地位，要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

一九四八年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篇社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从全国形势的根本变化，说明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必然性，要求大家从思想上准备迎接全国的胜利。

再从部队本身来看，冬季攻势以后，部队充实得很，一个连队将近两百人。由于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补充，我们全部都换成了美式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装备齐全。就拿我们二纵队来说吧，那时的编制就不是三个师了，而是四个师，将近七`八万人。大家一看，就非常兴奋。部队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就在这时，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我们唯一留下来的的儿子在齐齐哈尔出生了。由于他正好是在“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过程中诞生的，于是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新潮”。

第二`诉若运动。以“忆苦思甜”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是在西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的三纵队首先搞起来的。后来经过中央军委的总结，就在全军各部队中普遍推广这一活动。具体的方法是，各个连队先选择一些苦大仇深的战士，向大家诉说入伍前所受的剥削和苦难，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从诉过去的苦，到思现在土改后分得土地`成为土地主人的甜。这就叫做忆苦思甜。通过这样的教育，使战士们普遍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懂得我们打仗就是在爱国保田的道理。特别是那些从国民党军俘虏过来后参军的士兵，经过诉苦运动教育后，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斗志更加高昂。这个教育，在当时各部队中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这个教育，效果最大`最好，因此，中央军委毛主席称之为“新式的整军运动”。

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指出：“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的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地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第三`进行各种政策的教育。重点是进行城市政策教育`统战政策教育`俘虏政策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等。

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就是要使部队广大干部战士懂得，东北的敌人现在只剩下几个为数不多的大中城市。这几个城市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以后，就是我们自己的了，因此，对城市的一切建筑，必须加以保护，不能予以破坏。对中央先后颁布的城市政策，必须认真学习，要注意保护城市工商业`交通运输和历史文物，要维护好社会治安，把新解放的城市治理得跟老解放区一样。

进行统战政策教育，就是要让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现在要进一步扩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反蒋的民主人士，团结一切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把他们团结到共产党这方面来，团结到解放区来，和我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对俘虏政策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是要求广大干部`战士一定要严格执行俘虏政策，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身上的东西，除武器之外，一概不没收。对起义的要热烈欢迎。同时要坚决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集中统一，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互相帮助，共同对敌，以大局和全局为重，反对本位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加强对新战士的教育。新战士的教育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部队的新兵，一般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解放区内经过土改后的翻身农民，阶级觉悟较高，有保田`自卫的自发愿望；另一个方面就是被俘国民党官兵，他们在经过初步教育后，自愿参加解放军，他们大多数谈不上什么阶级觉悟，但这部分人却比较多。有的连队，“解放战士”差不多要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四十，后来甚至高达百分之五`六十。所以，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就特别重要。在当时，怎样去团结他们，怎样去像自己的阶级兄弟一样对待他们`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变成一个有政治觉悟`有阶级觉悟的解放军战士，是我们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然，要使敌人的士兵，变成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这个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必须经过深刻的教育，才能使他们真正的转到人民这方面来。在“新式整军运动”中的“诉苦”活动，一般都能把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因此，这个教育就是当时整个政治教育的中心。

另外，由于连队的新战士多，我们还要求充分发挥老战士的作用，强调每个老战士都必须要团结几个新战士，同时还强调连队的政治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做到每个人的身上。由于经过“忆苦”和“三查”，连队的党支部和团支部对每个战士的家庭情况都非常清楚，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因此经过两`三个月的教育之后，“解放战士”一般都能觉悟过来。

第五`进行保卫`爱护解放区的教育。这也是我们当时的政治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这项教育活动，使全体指战员懂得，必须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教育自己和家属，爱护和建设好解放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政府的法令`规定，加强军民团结，做好拥政爱民工作，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

在冬季攻势后长达半近半年的整训中，我们是把政治整训放在第一位的，首先拿出了三个月的时间来重点进行政治整训，然后，我们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重点进行军事训练。当然，这两个方面的整训，也是穿插进行的，不能截然分开。

我们这次军事大练兵的指导思想，是林彪提出的三句话`九个字，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由过去的野战变攻坚，这可真是个新课题。从纵队来说，必须演练几个纵队的协同作战，练步炮协同，练各兵种的联合行动。在师`团的演练内容上，除了练协同作战之外，主要是练“一点两面”，练“四快一慢”，练捆炸药包，练爆破，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练攻城，练巷战，练翻墙，练穿墙打洞，练破地堡，练过外壕，练土工作业，练实战演习等。

部队把前一时期在攻坚作战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集中起来，对部队进行再教育。演习中所做的工事，要尽量同国民党军的城市防御体系相仿，外围据点`地堡`碉堡`外壕`铁丝网一应俱全，尽量做得逼真。在演习时，先分股训练，然后进行合练，最后采取对抗演习。

各兵种的联合行动，是这次大练兵中的一个重要的新课题。过去，我们只是步兵的单一作战；现在，我们自己有坦克，有炮兵，还有工兵`通讯兵`铁道兵和后勤运输等各种兵种。联合训练的重要内容，就是各兵种之间要协同好，以作战攻城或野战为中心，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然，自己的炮把自己人杀伤了，这不行吧，所以，各兵种必须主动协调好。后勤兵站运输跟不上也不行吧，对这些如果训练不好，就会出问题。

再一个，就是干部训练，对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这些军事干部，包括政治干部，单独进行军事训练，教给他们怎么指挥队伍，怎么组织火力，怎么修筑工事，怎么挖沟接近敌人的据点。在沟里，敌人的火力打不到，飞机炸弹也不容易打中，很安全。

这许多教育，都要实际操作，所以部队很累，一天八小时的训练都不够。“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当时是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后勤问题，也是军事整训的一个重要内容。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与以前的作战方式不一样，要组织铁路运输，要有一定的供应线，要有兵站，有医院，有后方。部队到哪里，医院就要设到哪里，部队到哪里，兵站就要跟到哪里。部队到哪里，粮食就要运到哪里，弹药就要运到哪里。因此，后勤工作也是这次政治整顿和军事大练兵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军政整训的过程中，我们还表彰了战斗中立过功的英雄模范，表彰他们的功绩，给他们发纪念章`功勋章，给予各种精神鼓励。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给予物质奖励的。

我们还利用这个时间，为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并以烈士的典型事迹来教育部队，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的这样一种精神。与此同时，搞好烈属的抚慰工作，抚恤慰问，向地方政府开出证明信，请他们协助安置好烈士家属。另外，我们还分别组织慰问队，到医院和后方去慰问本部队的伤员。伤愈的希望他们早日归队，继续到前方作战。

还有，当时部队团以上的干部，有不少人已经结了婚。因此，利用这个较长的战斗间隙时间，我们还安排了干部家属到前方来和丈夫见见面，作短暂的团聚。

整训期间，部队的作息时间还是比较正常的，一般是白天整训，晚上就可以休息。那时纵队有个电影队，但片子很少，所以部队看电影的机会并不多，主要还是靠自己搞文娱活动。开晚会的时候，战士们自己演`自己唱`自己跳，非常热闹。此外，各部队也很注意开展体育训练，搞各种体育活动，利用早`晚锻炼身体。

总之，在那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工作，忙得我们不亦乐乎。经过这次整训，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饱满，生龙活虎，如虎添翼。

总之，这次政治和军事整训，可以说对最后整个消灭东北蒋介石的队伍，解放全东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们二纵整训期间，还有过这么一个小插曲。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份，当时刘震已经到部队检查工作去了，我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在家里主持部队整训工作。突然之间，上面来了命令，要我到吉林市去开会，所有的纵队都去了人，说是讨论准备攻打长春。东野后勤部准备了各种招待，连会议室都布置好了。我们一到，就先组织我们参观了日本人修建的小丰满水力发电站，然后就回来开会。开会时，我没有见到林彪司令员，只见到了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和谭政主任。一开始开会，罗荣桓就宣布，“现在这个会不开了！”他解释说，总部原来准备打长春，但中央军委来电报指示，暂时不打长春，先搞部队整训，准备下一步夺取全东北，消灭蒋介石在东北的全部部队。

对长春，则继续由第一兵团萧劲光`萧华的部队围而不攻。后来对长春从来也没有发动过攻势，直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固守长春的国民党军起义或投降。有人说，林彪对长春久攻不下，这不是事实。林彪原准备攻长春，但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攻锦州后，林彪连准备攻长春的会议都没有开，那里来的久攻不下呢？只有围而不攻而已。从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对长春围而不攻，而蒋介石对长春长期空投，坚守不出。

结果，打长春的会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们白跑了一趟，坐了两天的汽车，又回到了平冈，随即我就到达公主岭（现在的怀德）一一六师检查`督促工作去了。

十六  辽沈战役

在我们各主力纵队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的前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新组建了三个纵队：将直属的独立第二`四`五三个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平升；将辽东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独立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将热河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麟。到八月份，又以护路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同时，以七个炮兵团，主要为山炮`野炮`榴弹炮`高射炮，组建成炮兵纵队，苏静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委。又将两个前线指挥所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

八月十四日，考虑到下一步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与东北军区分开，各负其责。同时，成立东北野战军领导机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野战军司令员，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兼任野战军政委，野战军下辖十二个步兵纵队，十五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三个骑兵师，共七十万人。加上军区所辖地方武装，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已远远超过卫立煌下属的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

不仅如此，冬季攻势后，东北解放区土地面积已达东北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人口占了东北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且，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尤其是军工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整个解放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

这一切都说明，冬季攻势以后，东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呈现出敌弱我强的态势。

这时，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判断我东北解放军主力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入关寻求机动作战。因此，蒋介石决定固守东北，钳制我军，不让东北解放军入关，以利于巩固华北。

根据蒋介石的这一命令，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决定集中兵力，进行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的安全，并相机打通北宁路。他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十万人守备长春，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十五万人防守锦州，他自己则率三十万人驻守沈阳。

蒋介石和卫立煌的这一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他们一直在寻找东北大决战战机。敌人的这一兵力部署，对我们来讲，是较为理想的部署之一。因此，部队整训完毕以后，毛泽东就决定适时发起辽沈战役，全部歼灭东北的国民党军。

进攻方向的选择，是辽沈战役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地敌人外，无仗可打。沈阳是重兵防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开刀，只能在长春和锦州之间进行选择。战役究竟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呢？

毛泽东从全国通盘考虑，始终瞩目于锦州，要“关门打狗。”毛主席就对东北的情况就作了全面的分析，并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也就是说，不准东北蒋介石的部队往关里跑。要东野将主力转到北宁线，切断蒋军从陆路`从海上撤回关内的要道，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各个击破，全歼蒋介石在东北的部队。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又发出电报指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还指出：“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部署，国民党的锦州主帅范汉杰在被俘之后曾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长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折断了。”

而林彪的考虑则有些不同，他从东北的局部出发，主张先打长春。

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一起联名致电军委，提出：“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电报认为南下北宁路作战，困难很多，不如先打长春，等待沈阳之敌出来增援，再消灭敌人。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但指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七月二十二日，他又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重申：“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不仅是林彪，就连卫立煌和蒋军东北“剿总”，也判断我军先攻长春的可能性很大。辽沈战役期间，曾率“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在其回忆录中就曾写道：“卫立煌当时对东北解放军冬季行动判断有错误。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发动对长春攻势的可能性极大。理由是解放军主力在北满，长春已被包围，国民党军在长春虽然工事好，但粮食`燃料都困难；解放军进攻长春，交通补给条件都好。他认为，确保沈阳`锦州是没有问题的，国民党军主力都集中在南满，从北满到南满交通补给线长，同时解放军大城市攻坚作战经验不足。”范汉杰也回忆道，我以前认为解放军不可能从长春越沈阳侧面行动全力南下。

林彪对南下攻打锦州的打法，有不同意见，是从东北局部考虑的。他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电报往返，各抒已见。其间，中央军委曾提出严肃批评，并强调，应从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迅速下决心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全力夺取锦州。几经反复之后，林彪最终还是在毛泽东的坚持和说服下，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全力夺取锦州，完成“关门打狗”的任务。

整个辽沈战役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在林彪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意完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南下攻打锦州以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他同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一起，拟定了南下作战的具体计划，决定攻打锦州之役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奔袭歼灭北宁线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之敌，切断关内外敌人的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在兵力配置上，他决定以六个纵队来攻击北宁线，以五个纵队集结于沈阳西北及长`沈之间，担负阻援和打援任务。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这个作战计划。

我们二纵队当时接到的任务是：以五师配合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兄弟纵队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敌，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和山海关。其他两个师会同第一`第五`第六`第十等兄弟纵队，阻击沈阳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之敌，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

在接到进军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各部均已到达指定地点，并肃清了北宁线上的高桥`塔山`兴城等地的敌人。

十月一日，二纵五师配合三纵，在炮纵主力的协同下，攻克了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义县，歼敌约万人。至此，东北野战军已切断北宁路，完全孤立了锦州，使锦州处于我们四面包围之中。攻克义县后，五师就回到了二纵队，回归二纵队的制。

但在义县战斗中，我们有很大的损失，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义县战斗已经结束，但为及时总结经验，战斗刚刚结束，朱瑞亲自赶去第一线视察炮兵阵地，不幸在途中踏上地雷，光荣牺牲。

朱瑞对建设东北炮兵和指挥作战建立了重要的功勋。他一点一滴，一门一门炮地搜集，组织起来并训练了炮兵部队。东北炮兵纵队的建立，和他是分不开的。朱瑞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除此之外，其他部队伤亡不大，攻城很顺利。

在攻克义县的当天，东北野战军总部发出《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动员令。动员令指出：“我在北宁线上的第一步任务已胜利完成。第二步，是准备夺取锦州，歼灭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北援之敌及长春突围之敌。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锦过程中准备打击援敌和突围之敌，使这一攻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成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一战役必然是极其紧张`激烈的连续作战，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确地执行命令，不怕伤亡，不顾疲劳，不因伤亡泄气，不因疲劳偷懒，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战役的全部胜利。”接到动员令以后，我们立即分头向部队进行了传达教育。

东北野战军的首长是跟着部队前进的。当我们二纵队经过一夜的紧张行军，于十月四日晨七`八点钟到达帽儿山一带，与九纵相会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已先于我们到达帽儿山上。他们得知二纵队已到达，就派警卫员把刘震和我叫到了山上。我们当时感到很突然，心想林`罗怎么走得这样快呀！比我们还先到呀！

待我们到达山上时，只见林`罗`刘`谭他们都在观察地形。帽儿山离锦州大概有八至十里路，山下就是一片开阔地，再也没有山了。在帽儿山顶，东面可以看到打虎山，西面可以看到塔山，可以纵观锦州全局。林`罗`刘`谭当时就在帽儿山上对攻打锦州，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就在帽儿山上，林`罗亲自向我们交代了任务，大致上确定，二纵和三纵是从北面攻击锦州的主攻部队，并具体规定了我们的突破口`攻击道路和与其他纵队的会合点。林彪很重视五师，特别交代最好把五师摆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最重要等。对四师`六师摆在什么地方，林彪也都提出了意见。我们当即表示，一定按林总的意见办。林彪要我们立即回去，准备和三纵并肩从北向南攻击锦州（二纵在右`三纵在左）。

同样，在帽儿山上，林彪`罗荣桓也分别向七纵`九纵和八纵布置了任务，要七纵`九纵从锦州南面，越过大岭河`女儿河，由南向北攻击锦州；八纵从高桥这边，由东向西向锦州进行攻击。

林彪将炮纵的一部分主力安排在七纵那边，要他们把炮阵地设在罕王殿南山`紫荆山一带，炮纵其余的大部分主力，林彪摆在了帽儿山，也就是安排在我们二纵进攻阵地的后面，炮纵政委邱创成同我们在一起指挥。炮纵的装备大部分是二八野炮，最远的炮射程可达二十多里。也就是说，在帽儿山上，炮纵的炮火不仅可以控制锦州的机场，而且还控制了锦州所有的据点。

待给各纵队布置完任务，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和刘震回到了帽儿山下的指挥所。林`罗`刘`谭等人也走了。他们住在义县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和刘震回到指挥所以后，连夜召集各师师长`政委开会，传达东野总部首长的命令，部署了我们二纵自己要完成的任务。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实地观察了总部指定的进攻道路和突破口，明确划分了各师的作战分界线，并根据地形地貌，选择了各师攻击的路线。通过观察，我们决定先从锦州车站下手，那里有五`六个据点，必须先拿掉，不先占领车站，就不好攻打锦州城。

经过两天的准备，我们于十月七日开始肃清外围据点。结果集中火力一打，这几个据点一攻就破，守敌全部被歼。

七号以后，我们就全力准备攻城。第一`是给各部队下达任务，进行政治动员，然后区分三个师的作战分界线。

第二`部署挖掘攻城时用的壕沟。这是作战部署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从帽儿山下去，一直到锦州城前，全部都是开阔地。加上敌人飞机的空中侦察和轰炸，这就更显得挖沟的重要性。秋季天气晴朗的日子居多，地还没有封冻，挖沟也还比较容易。部队全部摆开，一个连接一个连，每个师负责挖两条沟。四师两条，五师两条，六师两条，一切运输往来，都在沟里进行。白天休息，晚上挖沟。一到黄昏就开始挖，到晚上十二点左右，给部队送一次夜餐，吃完饭就再挖。拂晓以前，撤回驻地睡觉休息。由于几个师同时都在挖沟，大家拼足了劲，比赛着干，进度非常快，一个晚上就挖两三里路。走在沟里，敌人看不见，枪炮又打不着，我们完全安全，敌人完全被动。三个晚上，我们就把沟挖到了锦州城下敌人的炮楼跟前。林彪曾来视察过我们二纵三个师所挖的这几条沟，并表扬我们说：“二纵这个部队真不错，你们真是说到做到。”

第三`搞好火力配置。在突破口的前沿阵地，轻重机枪迫击炮`六0炮的位置得部署好。掩体`阵地得构筑好，大量的炸药包`爆破筒得准备好，手榴弹得一束一束的捆好。尖刀队`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支援组，统统都得组织好。所有的指挥员包括从班长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的代理人统统都得指定好，万一战斗中有人牺牲或负伤，马上就会有人出来接替指挥。

第四`搞好后勤准备。战斗打响之前，卫生所设在哪里，伤员送什么地方，弹药和粮食`蔬菜在哪里领，这些都得事先安排好，并通知到每个连队。还有，抓到的俘虏往哪里送，收容俘虏的地方，也都得事先准备好，通知到。

部队这时的士气很旺，经过将近半年的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干部战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人人奋通，个个当先。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争先恐后地争取参加突击队和爆破队。这些行动完全是自觉的，说明了部队政治觉悟的空前提高，“新式整军”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各项战前准备完毕，经过我们的认真检查，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我们便向林彪`罗荣桓报告，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随时听候林` 罗的总攻命令。

十月十日左右，罗荣桓`谭政又在他们的驻地，召集参战纵队的政治委员开会，听取各纵队政委简单汇报攻城政治动员教育的情况，以及战术`技术准备情况。听完汇报，罗`谭就执行城市政策问题再次作了交代，要求各部队入城后一定要做到，保护好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好工厂`商店，保护好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保护好名胜古迹和建筑物，看管好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它财物，一切缴获都要归公。同时，还要遵守公共秩序，不滋扰人民，维护好解放军的声誉，切实做到人人守纪律，人人以实际行动作宣传。罗`谭还要求，参战的兄弟部队之间，一定要团结一致，以消灭敌人为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争夺俘虏兵，不争抢缴获。

会上还对战前的动员口号，作了统一规定。记得这些口号有“一定要打下锦州”`“夺取全东北咽喉”`“活捉范汉杰”等。

回到纵队后，我立即将会议精神向各师作了传达与布置。

十月十三日晚，林彪发出命令，要求所有参加攻打锦州的部队，在次日早上八点钟以前，都进入到最前面的突击阵地，准备上午十点开始攻城。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时，随着林彪的一声令下，参战各纵队开始向锦州发起总攻。几百门大炮一齐轰响，猛烈的炮火集中飞向突破口上的工事`碉堡。只见炮弹所到之处，尘烟飞腾，遮天蔽日。霎时间，敌人防守的锦州城就被打得城垮堡飞。

我们二纵队进攻的锦州城北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非常坚固，要从这里攻城，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林彪将炮纵的主力集中放在了帽儿山上，使炮兵居高临下，容易发挥出威力，因此只经过了大约二十分钟的炮击，我们进攻突破口上的敌人工事就全部被摧毁了。

这时，前面的突击部队报告，说可以开始攻击了。我们立即电话报告给林彪，说二纵可以开始攻击了。林彪要我们再稍等一下，说先让坦克为我们开路，要我们到十一点钟时再突进城去。不大一会儿，就见坦克跃出隐蔽地，冲向锦州城。我们一见，马上下令部队跟随坦克，沿着已挖好的交通壕沟，冲向锦州城。

三十分钟后，我们的部队就全线突破，突击部队迅速进入城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冲，牢牢控制着突破口。接着，后面的部队就源源不断地跟着向前突击，直向锦州城的纵深发展。

十二点钟时，林彪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南面突破了，东面也突破了，要我们大胆地分割`穿插，先把敌人插乱，再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攻坚动作，对固守楼房`碉堡的敌人实施坚决攻击。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们要求各部队在锦州城里大胆地进行分割`穿插，逐街逐巷地攻击前进。对固守在坚固的楼房`碉堡里的敌人，一定要先组织火力掩护，再以爆破筒或炸药包炸，最后组织部队冲上去。

到十月十五日拂晓，各路攻城部队先后在指定的会合地点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胜利会师。打掉了国民党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但这时，由市区退入老城的残敌一万余人仍在顽抗，林彪命令我们二纵与七纵南北夹击，再次向老城发起攻击。二纵和七纵，经常在一起配合打仗，前不久打彰武就是二纵和七纵，这次打老城又是二纵和七纵。

我们攻克老城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当时的老城内有个城隍庙，敌人做的工事十分坚固。守敌借着这个工事，不断进行反击。战斗中，双方的手榴弹都是成串地往对方砸，子弹密集得几乎在空中相撞。经过几个小时激战，老城才终于被我们拿了下来。

十月十五日下午四点，在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之后，锦州之战全部胜利结束。这一战，我们全歼十五万守敌，而且俘获众多，共俘敌九万余人，包括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仅我们二纵队就俘虏了两万人。

说到俘虏范汉杰，还有一个小插曲：十月十四日下午两点，我们各个方向的部队都已经攻进锦州城。就在这最紧张的关头，范汉杰乘上一辆吉普车，直奔锦州机场。当时，我`刘震和炮兵纵队政委邱创成一起，正在指挥所里一起指挥战斗。范汉杰的吉普车从城里出来后，我们看得很清楚，这辆车是直向西开往机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从北平方向来了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里。林彪这时来了电话，命令邱创成，要打掉这架飞机。结果炮兵乒乒乓乓一气打了二十来发炮弹，还是没有打中。林彪又来电话批评说：“你们的技术太差了。一定要打掉，非打掉不可！”林彪这一批评，邱创成赶紧指挥炮兵又打，结果一下子把飞机打着了火。看到飞机起火，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一下子都跳了起来。这架飞机，显然是蒋介石从北平派来接范汉杰的，把这架飞机打掉，范汉杰就无法再跑了，只能是束手就擒。我们一开始打炮，范汉杰就没敢再向飞机靠近，就停下来蹲在机场的草窝里。飞机一着火，他眼看没有了逃走的希望，就跑回锦州城里。我们攻下锦州以后，他又向南跑，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最后还是被我们抓住了。

国民党重兵防守的东北咽喉之地锦州，仅仅只守了三十一个小时，就被我们攻了下来，这样的结果不光是蒋介石`卫立煌等人想不到，也是林彪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打下锦州，完全截断了卫立煌集团向关内撤退的陆上道路，为全歼东北的敌人奠定了基础。为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攻克锦州以后，十月十七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至此，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

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是全歼廖耀湘兵团。

打下锦州后，我们就马上处理战后的一些善后工作。这些工作非常多，诸如安置伤员，悼念阵亡将士，处理俘虏，调整部队的干部配置，调配武器装备，组织部队休整，补充粮食和冬衣，对新补充的大批“解放兵”进行短暂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把我们搞得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林彪来了命令，说是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已经从沈阳出来了，要我们立即准备回师东进，吃掉廖耀湘这条大鱼。

我们攻克锦州以后，长春守军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降，东北重镇长春和平解放，这使蒋介石受到了致命打击。他和杜聿明一起亲自坐飞机赶到沈阳另作部署。当时蒋介石估计，我军攻打锦州，伤亡很大，可能得休整个把月，因此下决心趁这个机会，将东北的蒋军统一从海上撤回关内，准备放弃东北，实行总退却。

由于他对卫立煌已失去信任，十月十九日，他宣布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统一指挥这一撤退事宜。

在这之前，我们攻打锦州期间，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兵团于十月十一日攻占彰武以后，因害怕我军的威力，以后就一直观望`徘徊在彰武`新立屯之间，不敢继续前进。我们攻克锦州后，廖耀湘不愿听从卫立煌的命令重回沈阳，便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蒋介石同意廖耀湘的请求，命令廖耀湘兵团由彰武`新立屯地区南下北宁线，准备撤入关内。

攻占锦州以后，我们有两个攻击方向：一是向南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一是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林彪决心向东。这里，有《阵中日记》的两段文字为证：“十六日：我决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十八日：形势发展对我更有利，我决在锦州以东地区，再歼敌一`二十万人。”

十月十九日，林彪在获悉廖耀湘兵团一部已占领新立屯，并继续南进后，判断他们有可能南下实行总退却，当即向中央军委建议：东北野战军的攻锦主力回师东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用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办法，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中央军委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出，一定要把营口堵住，占领营口，不让敌人从营口向海上退却，这是中央的命令。

十月二十日，林彪发出了攻击廖耀湘兵团的命令：

命令原在辽西牵制廖耀湘兵团的十纵队，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到黑山`大虎山地区构筑工事，隐蔽待命，敌不动则我不动。若敌西进，则坚决迟滞敌人前进；若敌东退，则插到新立屯以东，切断敌人退路，争取时间，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命令攻克锦州以后尚未得到休息的一纵`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九纵`六纵十七师和炮纵主力，立即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进。要求各部队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中途只能作短暂的休息。不管部队多么疲劳，只要走到了黑山`大虎山`沟帮子一带，就是胜利，谁先赶到，谁就会得到最大的胜利。

命令四纵`十一纵继续在塔山地区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保障主力的作战安全。

命令十二纵队及五个独立师进到铁岭`通江口地区，钳制沈阳地区之敌。

命令独立第二师以四天的行程赶到营口，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

命令还指出，如果廖耀湘兵团先转向营口撤退，全军主力立即跟踪追击，争取在营口`牛庄一线歼灭敌人。

十月二十一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联名致电各纵队：“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变，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也不要怕），对全国革命来说，仍然是最值得的。”
接到命令以后，从十月二十二日开始，我们二纵队连续四天四夜不间断地行军，一直向指定的方向前进。为了抢时间，我们先是急行军，后是强行军，只管向前走。当时东野总部的指示是，不要去管掉队落伍的，掉队就让他掉队，落伍就让他落伍，赶到多少部队就算多少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白天黑夜地向前赶，干部`战士都是十分疲劳。这四天四夜都没有宿过营，只是在途中做饭吃的时候，指战员们在地上躺一会儿，然后爬起来吃完饭又走。

那几天，有这么多的纵队向着同一方向前进，路上十分拥挤，有的时候简直就是走不动。由于路窄，总部就要你自己找路走，有时就得绕路，这一绕路，就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

十月二十一日，南下北宁线的廖耀湘兵团，开始猛攻十纵队坚守的黑山`大彪山阵地。我十纵的全体指战员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顽强抗击，一次又一次地打垮了敌人整营`整团的多次冲击。尽管敌人调来飞机集中轰炸这个山头，但十纵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经过五昼夜的激战，到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和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几个主力纵队终于陆续赶到了。十纵光荣完成阻击任务，阻住了廖耀湘兵团的前进，为全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条件。这一仗十纵打得空前惨烈。事后了解，十纵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了十几个人，有的甚至只剩下了七`八个人。

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从锦州城赶来的东野主力部队，在黑山和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这大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把廖耀湘兵团团团围住。这里正是歼敌的好战场，敌人既无坚固工事可守，又无有利地形依托。这一场空前规模的围歼战，从十月二十六日清晨开始，十纵拦住先头，六纵截断后尾，我们东返的主力纵队往中间猛打猛冲，廖耀湘兵团就乱了套了。

当时，林彪给我们下的命令是全线出击。我们几个纵队也不用讲什么战术`策略，反正就在这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一直打到把敌人全部消灭为止。围歼战开始后，敌我双方几十万队伍打在一起，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战斗。我们的部队则不管三七二十一，以团`以营`以连为单位，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猛打`猛冲`猛追，包围圈越压越小，仗也越打越乱。

正在这时候，三纵队在胡家窝棚，一棒就打碎了敌人的脑袋——廖耀湘兵团的前进指挥所，同时还打掉了新三军`新一军和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这一下子，失去了指挥的敌人就彻底地乱了套。我各个纵队乘机向敌纵深，猛烈穿插，分割围歼。激战至二十八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的五个军，十二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十万人，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新一军主力及新六军全部，俘虏了廖耀湘本人，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在赶往辽西的过程中，数我们二纵队绕路最远。我们是一直绕到阜新，从阜新拐弯，再向黑山前进。所以这次围歼战中，我们二纵是最后赶到的。等我们赶到时，廖耀湘兵团大部分已被歼灭，我们只是在向黑山`大虎山前进途中打了一下，大概只俘虏了三`四千人。

战斗结束后，在这片围歼的战场内，敌人丢下的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装甲车`坦克`榴弹炮`枪支`弹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俘虏兵也到处都有，真是一派兵败如山倒的凄惨景象。而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全部歼灭廖耀湘兵团以后的辉煌战果。

廖耀湘兵团被歼之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逃走，将沈阳交给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由他统一指挥残余的十四万人孤守沈阳。

林彪是一个极善于抓住战机的人。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刚一结束，他就立即乘胜部署打沈阳的工作。由于我们二纵队在这次围歼战中，基本上没有打上多少仗，因此林彪将攻打沈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围歼战的枪声刚一停，东野总部就来了命令，要我们二纵队和从长春下来的一纵部队，于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就出发，日夜兼程，向沈阳进发，立即准备进攻沈阳，一定要全部消灭沈阳之敌。这样，辽沈战役就到了第三阶段，解放沈阳，解放全东北。

总部命令我们二纵和一纵经新民`巨流河，迅速进抵沈阳西郊，会同已经进抵沈阳以南的十二纵队和进抵沈阳北郊的六个独立师一起，包围沈阳。

二纵队接到这个命令以后，于十月二十八日黄昏出发，连夜行军并架浮桥渡过了辽河。这时，辽河已开始结有一层薄冰。当晚下半夜我们就赶到了巨流河。渡过巨流河以后，经兴隆店`三台`马三家，连续两天三夜的急行军，于十月三十一日晨到达沈阳西郊。

在我们从辽西出发的二十八日晚，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乘坐的小吉普车在我们部队的行进路上与我们相遇。他们是要去指挥沈阳的歼灭战，要赶在我们的前面。林`罗当面向我和刘震交待，到达沈阳后，一定要先截断敌人往南的退路，切断苏家屯往鞍山`营口方向的铁路线，不让敌人从海上逃跑。部队到达沈阳附近后，就等待总部攻击沈阳的命令。

三十一日早晨，我们到达沈阳附近，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并切断了从沈阳到苏家屯的铁路联系，然后积极准备攻打沈阳。纵队部对四师`五师`六师的战斗部署如下：四师准备从正面向沈阳车站进攻，五师进至苏家屯，准备由苏家屯向北进攻，六师准备由西南向沈阳进攻。

十一月一日早晨，我们接到林彪`罗荣桓下达的向沈阳发起总攻的命令。

八点钟，我们在扫除外围据点后，就集中炮火，轰击敌人的防御工事，打开突破口。沈阳没有城墙，一遇到敌人的碉堡或坚固的房子，我们就用爆破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三个师很快就突了进去，然后分八路向沈阳市中心攻击前进。先攻占了西车站，继而又攻占了铁西区。在攻占了沈阳市中心和平区以后，又转向东北，最后攻占了沈阳市的老城和小故宫，即原张作霖的住所。接着，我们又转向北攻，在环行大马路中心的太和旅馆附近，同一纵队和独立师会师。

到十一月二日，沈阳全部解放。我们歼灭和俘虏了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以下的国民党守军十三万四千余人。这一战，光我们二纵队就抓了四万多俘虏。

沈阳是蒋介石在东北最大的据点，也是最后的一个据点，是蒋军的老巢，攻占了沈阳，就解放了全东北。沈阳这个城市，虽然经过战斗，但破坏不多，因为守备沈阳的蒋军已经毫无斗志，我们是一攻即克，差不多是攻一地就下一地，最后是一路缴械，一直到全部解决战斗为止。

由于沈阳守敌的抵抗并不激烈，所以解放沈阳时，我们二纵队的伤亡很小。但可惜的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却牺牲了一个好干部。他是五师的一个团长，名叫薛剑强。薛剑强是豫东永城县人，在我们二纵队一直是一个拨尖的干部，从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到团长，都非常优秀。薛剑强这个人打仗非常勇敢，也非常机智，几乎每打一仗，身上都要带一次伤。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展评选英雄的活动，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英雄。沈阳战斗胜利后，仗已经打完，我们缴获了很多东西，他高兴了，就摆弄起刚缴获的一门火箭炮，结果引起了爆炸，把他自己给炸死了。我们当时都很痛心：他在战斗中历次负伤，都没有牺牲，结果却在摆弄战利品时牺牲了，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呀！他的牺牲，是我们二纵队一个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干部，对缴获来的炮和炮弹，在不熟悉它们的性能之前，都不要随便摆弄。

在我们攻占沈阳这个国民党在东北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据点的同时，东北野战军的其它纵队也解放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锦西`葫芦岛等地，使东北全境均获得解放。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个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伤亡近七万人的代价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又十六个团（内有一个军起义`一个兵团部并一个军投降），共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国民党军队除杜聿明率残敌一万余人从营口乘船逃跑外，其余的全部被歼。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加上人民解放军在其它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从一九四五年冬天，十万大军陆续出关进入东北，到一九四八年冬，全部解放东北，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接着又是八十万大军入关支援华北` 解放平`津，一共只用了三年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经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东北的全部解放，为夺取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最主要的是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指挥。抗日战争一胜利，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立即从山东`苏北`华北`西北等地调集大批部队和全国各地的干部，共十三万多人进入东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去东北的是最多的，党中央下了最大的决心，下了最大的本钱，要夺取全东北。

第二`东北的党`政`军`民团结一，,密切配合，上下一心，将士用命，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上面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打到哪里，就胜利到哪里；打到哪里，交通运输兵站就设到哪里，后勤就支援到哪里。不管我们部队走到哪里，各级地方政府带领民工`担架`车辆，把粮食和各种物资送到那里。部队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地方政府也就连续支援，一直支援到我们进关打天津为止。仅以辽沈战役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支前的民工就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经常在前线参战的有十万人，由后方运送到前线的粮食约七千万斤，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东北背靠苏联和外蒙古，使我们完全没有后顾之优。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以后，我们历来就是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只有在东北，敌人没有把我们全部包围住。虽然当时苏联刚刚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难，但苏联红军撤退时及撤退以后，都给予了我们适当的援助。尽管援助不多，却完全可以解除我们的后顾之优。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不能否认东北局`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的领导成员，特别是林彪，在具体指挥上的功绩。林彪曾是东北局的书记，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是事实上的“东北王”。在三年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政才能，他的特殊功绩是无可非议的。

攻占沈阳以后，我们在沈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按照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命令，除留下必要的部队看守仓库以外，全部撤出城外驻扎，就连我们纵队部也撤到了城西和苏家屯一带，城里的统统由东北军区指定的卫戍部队来担任警戒，维持市内秩序。

部队撤离沈阳之前，我们先清理了战场，将街道上的敌人尸体全部运出城市，就地掩埋。除将我们自己的伤员送往医院外，也把敌人伤兵收容起来，送到医院。俘虏兵集中编队，由我们派班长`排长`连长带领着，也全部撤到城外。

就在部队撤出城后，我们二纵队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后来作了检查，这就是部队私拿仓库东西的事。

蒋军在沈阳市还是留下了不少东西：军火库里有不少的枪支弹药和各种车辆；被服仓库里有不少的冬衣，如绒衣`毛衣`风衣`棉衣`大衣`鞋袜等；粮食仓库里有不少从美国运来的面粉和罐头食品，一日三餐，分别打开一个罐头就可以了。按规定这些东西是一概不准动，要交由沈阳军管会主任陶铸统一处理。但是，当时陶铸手下没有兵，还得由我们部队来看守这些仓库。我们二纵队攻占的地区，是蒋军主要仓库的所在地。这些仓库就由我们二纵队派部队进行看守。

按照政策，一切缴获都应当归公。我们也是这样进行教育的。但是由于胜利，又有大量的缴获，使我们有的部队看到眼红。有的就搞本位主义，偷偷摸摸地把仓库里的面粉搬到部队里去吃，把衣服装备拿到部队里去穿去用。这些事情最终传到了我们纵队党委的耳朵里。当时我是纵队的党委书记，我很担心，怕这件事情万一被查出来，就不好交代。可我把这件事拿到纵队党委常委内部议论时，大家的意见却很不一致。有人就说：“咳，政委，捞这么一点点算啥呀！仓库里的东西多的是，而且仓库是由我们守备的，拿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也就睁个眼，闭个眼，说我是官僚主义也好，是纵容也好。究竟下面拿了多少东西，我当时也是心中无数。

可也不能让部队就这样任意拿下去，于是我就说：“拿了就拿了吧，但是以后再也不能拿了，得把仓库全部都封起来。”结果我到处贴封条，然后把仓库交给了军管会。当时军管会也是忙得紧，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详细检查，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没有被发现。

后来我们自己一检查，好家伙，弄的白面够我们吃半个月的！当时在东北，部队都吃高粱米，这下弄到了这么多的面粉，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些面粉，我们不仅在沈阳吃，进关的时候还带走了一些。还有，从仓库里拿出来的服装，我们全纵队六`七万人每人分到了一件毛衣`一件衬衣`一条皮带`一双鞋。毛衣有薄的，也有厚的，质量很好，全都是纯羊毛的。

这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内心受到谴责，感到不好受。最后，北平和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平城里一个叫九爷庙的地方，东北野战军总部召开了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我先和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几个同志商量说，我们在沈阳犯了政策性的严重错误，如果在这次会议上不作检讨，不作交代，以后就不好交代了。与其将来受处分，不如现在受处分。我是党委书记，我愿意负责，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于是，经过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同意，这次会上，由我发言，对这件事作了一个全面检讨，并且上交了一份书面检讨材料。大意是说，在沈阳战斗中，我们二纵队违反了城市政策，私分了一部分缴获的东西，装备了自己的部队。而且，对拿了些什么东西，怎么分配的，我也全部都作了交代。

我在会上这么一检讨，其它纵队的同志立即哗然。说：“你们二纵队怎么这么干哪！”我们受到了大家的责难。但林彪在我作完检讨之后没有说话，只有罗荣桓问我：“你现在才讲，早为什么不说？”我说：“早，我不敢讲。”以后罗荣桓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后来，野战军政治部把我的检讨全文登了出来。这个检讨书一登，整个东北野战军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还骂：“这个吴胖子，当面说得漂亮，这个政策，那个政策，轮到自己就抓一把。从沈阳捞了，到北平才作检讨，现在还刊登他的检讨全文，好像是表扬他似的。”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我觉得这是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犯的第一次大错误，越想越觉得严重，包袱一直背到四野南下。已经错了，无法挽救，给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诚恳接受，毫无怨言。

后来因为我主动作了检讨，部队又急于要南下完成解放中南的任务，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林彪`罗荣桓没有给我任何处分，只批评了一次就算完事。

从我自己来讲，打了一辈子的仗，还没有干过这样违反纪律规定的事，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当然，事情不是我干的，是下面的部队自己搞起来的，但我后来没有顶住，实际上是默认了。不管怎么说，把仓库里缴获的东西私自拿来照顾自己的部队，而且拿的数量还不少，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全纵队有六`七万人哪！从历史上来说，这次是犯了一次不小的错误。

十七  准备入关

沈阳刚刚打下来，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我们就接到了东北野战军总部转达的中央军委命令，要东北野战军在作短暂休整后，于十二月上旬立即准备进关，协同华北野战军，消灭傅作义部队。

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就想，从辽沈战役开始，任务一个接着一个，部队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干部`战士都已经相当疲劳，一行起军来，拖得相当厉害，掉队落伍的战士相当多。另外，还有许多战后的善后工作要做，马上进关，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对此纵队党委的一些常委很着急。

由于我在红军时期就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的老部下，当他在红二师`红一师师里工作时，我在师所属的团里工作，我们彼此之间比较熟悉。我就找到刘亚楼说：“我们二纵队打了这么多仗，也打得很苦，你看，从打义县以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休息。现在要进关了，这样多的部队总不是一天就走得完吧！

刘亚楼当即告诉我，部队入关的行进顺序已经排好，我们可能走在最后。这样的话，等前面的部队开始行动以后，我们至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休息。

听了刘亚楼的话，我很高兴地说：“那好，我们一定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把部队整顿好`补充好。”我还要求说：“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让我们纵队部搬到沈阳城里住几天呀？”

刘亚楼答复说，那得请示林`罗首长决定。第二天，他来电话通知我，已经把我们的意见反映给林`罗首长了。当时林彪没有说话，是罗荣桓说：“算了，可以，搬来吧！”就这样，我们二纵队队部就搬到了城里，住在和平区，全部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我们再次进城时，沈阳市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一天，沈阳市军管会主任陶铸请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和野战军以及东北军区的干部看戏，也请了我们二纵队的几个干部，并且准许我们带妻子和孩子一起去。我的儿子新潮，那个时候还不到一岁，我抱他坐在腿上看戏。正好，我们的位置就在林彪和罗荣桓的后面。孩子不懂事，把两只手扒在了林彪的肩上。林彪回头一看，见是我的孩子，就笑了笑，问我：“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也有儿子了！”我说：“是的，有了。”这时，罗荣桓也回过头来同孩子拉了拉手，亲了亲他，我们都很高兴。孩子看不懂戏，没看多长时间他就又哭又闹，我们只好向林`罗首长告辞，先回去了。

接着，我们抓紧时间进行部队入关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赶紧处理完诸如俘虏`伤员和安置后方等工作，并向部队进行入关教育，介绍华北解放区情况及华北敌情，说明进入华北地区后我们应注意的政策和各种事项。另外，还有补充兵源`弹药`物资`冬装，设置兵站，安排交通运输线，整编部队，把一些涉及到地方的工作，向地方政府办理移交手续等等，忙得一塌糊涂。

入关之前，为了进一步加强各纵队的实力，东北局和东野总部决定，将东北军区属下的十四个独立师分别编入各个纵队，使各纵队都有四个师的编制。我们二纵队就增加了一个以罗华生为师长`邱子明为政委的独立第七师，约一万余人。

在此期间，为保障东北野战军顺利入关作战，东北`华北解放区共组织了三十万民工随军行动，还组织了一百五十七万群众及三十四万辆人力车，参加修桥补路，运输物资等战略工作。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已基本作好了各项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就立即入关开赴华北战场。这时，我不禁回忆起三年前出关的情景。我们新四军三师奉命进入东北以后，除七旅编入六纵队和师特务团编入七纵队以外，其它部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改编为二纵队。我们二纵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东北局`东北野战军的正确领导下，以及部队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打了不少胜仗，和其它部队一起共同圆满地完成了解放全东北的光荣任务。

有本书上介绍了这么一段资料：

在“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后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指出：从二纵调出的火炮共三十五门，占十二个纵队调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还多。

还说：二纵队在东北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指打沈阳犯了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


第八章 解放战争（二）挥师南下

一  入关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华北的国民党已成了惊弓之鸟。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所部的五十余万人，驻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的一个狭长地带内。傅作义正举棋不定，是紧守平`津？是从海上撤逃，退守江南？还是西窜，缩回绥远老巢，保存实力？

与此相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对策则非常明确，这就是：就地歼灭华北国民党军，绝不能让他们跑掉了。如果他们跑了，不管他们窜到哪里，都会对迅速解放全中国十分不利。辽沈战役结束前后，毛泽东就接连给东北野战军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电报指示。归纳起来，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有：

一`应该清醒地看到，敌人或逃或缩，都对我们不利。我们的方针是，不让敌人逃走，更不能让敌人缩回。要迅速地完成对敌人的战役分割和战略包围，以求全歼。在辽沈战役未结束之际，就应组成先遣团，战役一结束，就火速向北平开进。

二`部队要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突然隔断北平与天津`天津与塘沽`塘沽与唐山之敌的联系，不让敌人缩回，也不使敌人逃掉。

三`部队行动必须十分隐蔽。东北局要让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部队入关的两个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的主力部队庆功`祝捷`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林`罗`刘等，可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在沈阳的新闻，还由新华社播发了这条新闻。

这样，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向沈阳发起攻击前，由东北野战军四纵和十一纵组成的先遣兵团，就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先行入关。

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入关以后，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中央军委连续电报指示东北野战军火速入关，并于十八日命令东北野战军停止休整，各纵队以一`二天的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取捷径，以最快的速度进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让敌人从海上跑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式开始入关行动，各纵队先后分为三路，分别由山海关`冷口`喜峰口陆续入关。至十二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全部入关。进关的部队共计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包括九个炮兵团，三个装甲团，两个工兵团，一个重迫击炮团等共五十五个师，约八十万人。

进关初期，为了行动保密，部队夜行晓宿，每天都是夜间行军，拂晓宿营。部队是边开进，边动员，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反复进行入关教育。我们反复向广大干部`战士说明，入关作战，主要是为了配合友邻部队解放整个华北，以加速解放全中国。我们特别强调，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积极配合华北野战军，两军团结一致，共同消灭蒋军在华北的全部部队。

到十一月底，我军进关的行动被敌人察觉。八十万大军进关车马轰隆，人如潮涌，要绝对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行动暴露后，部队索性改为昼夜疾进，行进速度更加加快。

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沈阳乘火车到锦州，然后再换乘吉普车和大卡车入关。

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安排，我们二纵队几乎是最后一批人入关的。我们于十二月三日从沈阳出发，经过七天的急行军之后，到达了山海关，在那里奉命休整了两天，等待命令。

二  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根据中央军委“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的方针，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平绥路东段发动进攻，包围张家口`新保安，切断敌人西逃的道路，从而正式发起了平津战役。

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全部入关以后，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这个后来被题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示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古冶诸点之敌，以两个纵队位于廊坊`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古冶诸点之间，构筑两面阵地，防敌逃跑。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先包围津`塘`芦`唐诸点。休整后，力争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从本日起的两个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日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日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

电报还指出：“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为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电报还规定了攻击的次序：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并说，“只要将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同时，为协调平`津地区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中央军委决定，整个战役的指挥，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以后，即由林`罗`刘统一指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的作战行动，并负责尔后一个时期（大约三个月）管理平`津`张`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这一部署，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由蓟县地区南下，于十二月二十日先后到达宝抵`廊坊等地，隔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三个纵队由丰润`抚宁沿北宁线南进，于十二月二十日解放杨柳青`唐山等地，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两个纵队由山海关向天津`塘沽地区前进，准备攻克塘沽，阻断敌人的海上退路；以四个纵队会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于十二月十七日起，先后攻占海淀`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和黄村等地，完成对北平的包围。

十二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首长来了命令，要我们二纵队立即从山海关出发，同七纵`十二纵一起，并肩攻占塘沽。接到命令的当天，我们就从山海关出发，日夜兼程，迅速向塘沽地区进发，并在塘沽附近与七纵`十二纵会合。

这时，林彪又来了命令，要求二纵`七纵和十二纵迅速侦察塘沽地形，限一星期之内把情况搞清楚，并把塘沽包围好，等候攻击命令。

按照命令，我们三个纵队的领导干部，包括二纵队的我和刘震`七纵队的邓华和吴富善`十二纵队的钟伟和徐斌洲，大家一起前去侦察塘沽的地形和通道。我们看到，塘沽东靠渤海，是海河的出口地，其它三面都是盐场，由于海潮咸水倒灌，终年都是一片汪洋，是盛产芦盐的地方。尽管当时已是十二月底，别的地方已是滴水成冰，但塘沽这里因是海水，盐田上面只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一踩就破，而且盐田四周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大部队无法通行。我们还观察到，塘沽守敌侯镜如所属的五个师，都已移驻到海上的军舰中，随时都可能逃跑。我们的炮火封锁不了，当时我们又没有海军，无法对塘沽形成四面包围，更无法切断敌人的退路，全歼守敌。

经过三`四天的侦察和研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无法对塘沽实施包围，建议放弃包围塘沽的计划，改为对塘沽采取监视牵制的作战方针，先攻打天津。我们把这个建议报告给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诸首长，总前委又报告给了中央军委，都迅速得到了批准。

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总前委决定改变原定计划，除以十二纵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敌人外，集中兵力转攻天津。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率人组成前线指挥所，集中一纵`二纵`七纵`八纵`九纵五个纵队`二十二个师共三十四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五百余门`坦克十六辆`装甲车十六辆，包围并强攻天津。刘亚楼率领的前线指挥所，设在天津西南的杨柳青。

天津守敌共约十三万人，由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统一指挥。天津这个城市邻近海滨，市郊多低洼地，市内河流纵横，而且多高大建筑物，这些自然条件，形成了天津易守难攻的特点。不仅如此，国民党军还修筑了相当坚固的城防工事。在城外，他们环市挖掘了一条长四十五公里`宽十米`深三到四米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的水，水深经常在一米半到两米上下，护城河的外侧，设有铁丝网`鹿砦和布雷场，以及二十余处外围据点。护城河的内侧，修有高约六米的土墙，墙上有铁丝网`电网，每隔三十米还筑有一个碉堡。市区内，陈长捷还利用高大的建筑物，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市区防御中心。北部是防守重点，南部的兵力相对的弱一些。

于是，根据天津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形，以及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和中部兵力`工事均不强的特点，刘亚楼经与参战部队的领导集中讨论后，明确提出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具体部署是：

以一纵`二纵配属三分之二的炮兵部队和十辆坦克，由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统一指挥，于和平门南北地段，由西向东实施突击；以七纵`八纵配属三分之一的炮兵和十辆坦克，由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统一指挥，从王串场`民族门一线由东向西实施突击。另外，以九纵及十二纵三十四师由南向北实施助攻，以小部兵力在北面实施佯攻，以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大家同时还商定，西`东两个主攻集团的会合点为金汤桥（即今解放桥）

任务分配完毕，各参战部队很快就完成了对天津城的包围，同时，各部队都对自己所负责区域内的敌情`地形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纵队，到每个师，每个团都拟制了详细的攻城计划并以保障顺利突破护城河为主。

战斗开始之前，“前指”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还特别要求各部队在攻城的过程中，对那些据守在市内高大建筑物`工厂`学校的敌人，应采取先包围`暂时不攻的办法，待打下天津`大部敌人就歼之后，再回过头来解决这部分敌人，以减少战火对城市建筑的破坏，以利今后的建设。

中央军委`总前委林`罗`聂决定，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三日至十二日，为我攻津部队扫除外围据点的时间，在此期间，陈长捷曾几次派代表来找刘亚楼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携带轻武器南撤。针对陈长捷的要求，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他们彻底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的建议。陈长捷拒绝了我们的反建议，决心顽抗到底。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起，参与包围天津的各个纵队开始负责清扫自己进攻地段上的敌人外围据点。这些外围据点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明碉堡群，也有暗地堡群，还有一些是普通村庄改建的。我们把二纵队的指挥所设在和平门以西五里路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利用河堤挖了一个地下指挥所，就在那里用电话指挥几个师各自肃清攻击道路上的外围据点。

肃清外围的命令下达后，我们二纵四师便开始沿着北平到天津的公路，逐个肃清北仓到西车站之间的据点，打了一个多礼拜，全部都打了下来。五师则沿着杨柳青河堤以南，横扫附近敌人设置有工事的村落和一群群暗地堡。这些暗地堡基本上都筑于地下，上面只留出一个瞭望孔和一些枪眼，而且暗堡群和村落就位于护城河的外面，堡与堡`村与村之间有交通沟相通，很不好打，但五师还是把这些村庄和暗地堡一个一个地打了下来。六师是沿着北兴庄到和平门往前横扫，彻底肃清了在杨柳青河以北，和四师相接的西车站这一段的村庄和暗地堡。

到了一月十二日，我们全部完成了肃清突破地段上全部敌人外围据点的任务，俘虏敌人近两千。

一月十三日，我们全天都在作攻城的准备，包括火力准备`突破点的准备`渡护城河的准备`攻击梯队配置的准备等等。其实，有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例如，对渡河器材的准备等。

天津的护城河宽十米，水深经常为一米半至两米。我们临攻城的前几天，陈长捷垂死挣扎，命令打开西邻三元村附近的水闸，使南运河的水大部分都流入护城河，同时堵塞护城河流入海河的通道，使护城河的水有进无出，导致河水暴涨，严重影响了我们攻取天津的行动。这时，疏通河道，迫在眉睫。经过老乡们的指点，我们终于在南运河的上游找到了一个闸门，落下这个闸门后，南运河通往护城河的水终于断了流。尽管如此，当时护城河的水也已经深达三米。当时天气很冷，但冰很薄，水还在流动，冰上不能过人，没有桥，部队就很难过河。

前线指挥部给我们派来了一些工兵部队，专门为我们架桥，就这样也无济于事，架的桥远不够用。攻城时，我们将是三个师齐头并进，后面还有一个预备师，攻击面相当宽，都要从桥上通过是不可能的。而且护城河紧靠城墙，就在敌人炮火的有效射程内，部队集中从桥上通过，伤亡就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自己想办法作准备，不完全依靠工兵。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要求工兵帮助我们排除地雷，其它事情我们自己去做。天津护城河外侧，设有铁丝网`鹿砦和地雷场。进攻时，如果有人踩到地雷，伤亡就不会少。因此，攻城之前，我们首先要求排除敌人埋下的地雷。为了加快扫雷速度，除“前指”派下来的工兵以外，我们自己还组织了一些小工兵连`小工兵排，一边学习排除地雷，一边清除铁丝网`木椿`铁钉`竹签`玻璃渣等障碍物。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一月十四日上午十点整，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我们开始向天津城发起了总攻。

随着总攻命令的下达，天津城外的几百门大炮一齐轰鸣。经过四十分钟炮火的猛烈轰击，我们二纵三个师主要攻击地段上的突破口，都被轰开了一段二十米到三十米的一段口子，铁丝网`鹿砦`城墙等也被摧毁得差不多了。而且敌人的地堡被掀掉，高层建筑物上的火力点也被压制住了。

这时候，我们下令部队开始渡河。这个渡河呀，真是五花八门，渡河器材各种各样，有的用橡皮船，有的用气包，有的用横干，有的用木排`木板，有的用竹竿，有的甚至用簸箕，用盆用桶。一些会游泳的就游泳过去了，我甚至还看到有的战士扒在用麻袋装的棉花包上过了河，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热闹得不得了。不过最有效的，还是拉绳子。在河这头的木椿上拴根绳，派人拉到河对岸拴上，然后大家拉着绳子过河。指战员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拥而过。真正从桥上过去的，实际上只有弹药和骡马大车。

攻城的关键是渡河，但由于准备充分，我们只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部队就全部过了河。

一过护城河，部队立即从被轰开的城墙缺口处，突进了天津市郊。进城以后，四师主攻车站，五师主攻和平门，六师在和平门与车站之间，和五师并肩前进。

战斗进行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四师的前进受到了阻碍。他们在攻占车站以后，迎面就遇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天津面粉厂，也是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部所在地，周围工事坚固。按照林`罗`聂遇到坚固的建筑物先包围，暂不攻的命令，四师部队先把军部和其所辖部队包围了起来，暂时不再前进。

可是五师呢？他们一路单刀直入，向和平门攻击前进，一直攻到了老城。六师也很顺利，一路前进，和五师在老城会合。然后他们又各自继续前进。不久，六师攻占了劝业场，而五师也攻占了中原公司。中原公司是天津市的最高建筑物之一，陈长捷的指挥部原来就设在这里。

下午四点，天津面粉厂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表示愿意谈判投降，要我们暂时停止攻击，给他们一点时间在内部统一意见。到晚上八点钟，六十二军军长以下的人员全部放下武器，我们占领了天津面粉厂。

晚上，四师`五师`六师继续沿海河南岸攻击前进，三个师的目标，统统指向金汤桥，并已和桥北的七纵部队会师。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到清晨六点钟，四师和六师也都到达了金汤桥，并先后与桥北的七纵`八纵部队会合。

十五日下午三点，前线指挥部宣布：天津十三万的守敌已全部被消灭，我们解放了天津市，活捉了陈长捷。

天津解放的当天晚上，攻进城里的各纵队除留一定数量的部队维持市内秩序外，主要的部队都撤出城外休息`吃饭和睡觉。我们的部队从一月十四日早晨八点进入阵地后，一直打到了十五下午三点，已经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指战员们都非常疲劳，撤出城外，可以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大部队出城后，我带着纵队领导机关，组织司`政`后各部门的干部和少数部队，开始进行战斗的善后工作。主要是：

一`打扫战场，清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和潜藏在老百姓家的敌人，收容俘虏，收容伤兵，集中掩埋牺牲了的同志，准备将来修建烈士陵园，收集武器弹药，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工厂`商店，严格执行城市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影响面很广。

二`分派部队看守仓库，包括粮食`被服库`军械库`弹药库等。将缴获的各种车辆和各种火炮，统统集中起来交给了天津军管会，经过他们的接管和查封以后，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三`向城市人民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我们用开会`撒传单`写标语`街头演讲等各种方式，向天津市人民宣传我们的城市政策，宣传“约法八章”，宣传我们军队的纪律，号召人民自动检举和清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以及潜藏着的枪支弹药。我们的这些政治宣传，使群众完全放了心。

四`作群众工作。战斗中，有的房屋被炮火打着起火，战斗结束后，我们立即组织部队，帮助扑灭火灾，防止火势蔓延，并帮助群众清理现场，整理东西。我们还特别注意帮助清理敌人据点周围的地雷`炸弹，防止造成群众的意外伤亡等等。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纷纷打着旗子，前来热烈欢迎我们，欢迎东北野战军的队伍。还有不少人给部队送来了猪肉一类的慰问品。这些慰问品，我们统统交给了军管会统一处理。

天津战斗中，各参战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除个别工厂`学校被敌人纵火烧毁外，其余均完好无损，保证了整个城市的顺利接管。为此，战斗结束以后，各参战部队很快就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战斗结束后，刘亚楼在天津召集各纵队的领导干部开会，传达了林`罗`聂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很快撤出城外，稍事休整后，立即转移准备下一步的攻打北平城。

这样，整个天津战役就宣告结束了。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也是我军参战的各兵种协同最多，协同最好的一次战斗。战斗中，各兵种，包括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铁道兵，统一行动，密切配合。如坦克为步兵开路；炮兵压制敌人的火力；工兵排除地雷`清除障碍；通讯兵保障部队的通讯联络，部队前进到哪里，电话线就架到哪里，这些都保障了战斗的顺利发展。

加之，我们在战前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渡河器材，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而且我们采取了先南后北，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穿插分割的正确战术手段。因此，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九个小时，就攻克了这个既有重兵守备，又有坚固设防的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事后，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了我们攻克天津市的经验。

在这里，我想特别的讲下，在天津战役中，我们防空工作也是做得最好的。当时，“前指”将高射炮兵分布在天津四周，敌人的飞机只要一来到天津上空，就会遭到高射炮火的密集射击，敌人的飞机往往来不及掷下炸弹就吓得飞跑了。我们打天津的那几天，天气非常晴朗，但只要敌人的飞机一到，我们所有的高射武器就都一起向它开火，飞低了用高射机枪打，飞高了用高射炮打。它顶多飞到四千公尺，再高它也飞不了。我当时亲眼看到，我们的高射炮一开火，所有的炮弹都在飞机四周爆炸。从我们开始肃清周围据点起，一直到全部解放天津，几乎天天都有敌人的飞机来，但几乎都没能把炸弹投下来。开始总攻的那一天，天上一下子就来了三`四架飞机，可我们的高射炮一阵轰击，就把他们撵走了。原来驾驶员也都是怕死的呀！

连带说一句，我从参军到打天津，打了近二十年的仗，几乎没有一仗不受敌人飞机的威胁，不挨敌人飞机的炸。抗日战争时期，挨日本飞机的炸，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挨国民党飞机的炸，直到打天津这一仗，才第一次对敌人的飞机毫无顾虑。这一仗，敌人的飞机不仅没有投下一枚炸弹，还被我们的高射炮打下了好几架。看见敌机往下掉，我和刘震都兴奋得跳起来鼓掌。当时，这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天津战役结束后，我们二纵队奉命由天津杨柳青转移到杨村`武清`廊坊三个地方休整待命，准备打北平，消灭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华北的全部力量。我们纵队司令部设在武清县城。我们当时的任务是，一方面是待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攻打北平城；另一方面是总结经验，休整部队。

当时被我们围在北平的敌人，共有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连同其它地方部队，共计二十五万人，由傅作义统一指挥。在天津被攻克和西撤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北平守军已完全陷入绝境。如果傅作义坚决不投降，北平也会炮火再现。

与傅作义的接触和谈判，早已在秘密进行。早在一九四八年底，中共中央`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北平地下党就开始和傅作义进行谈判，谋求和平解放北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根据这八项条件精神，一月十六日，平津前线指挥部致函傅作义，提出和平缴械出城接受改编的两种办法，敦促其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

在解放军大军临城的情况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一些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守军开始协议撤离市区，进至平津前线指挥部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了。整个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其它战场的胜利，已经奠定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北平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城，当时拥有人口两百多万。为保护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平津战役期间，中央`中央军委一再指示平津前线指挥部，要尽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以便能完整保存这座城市。所以，北平和平谈判的各种问题，一直都是在中央`中央军委的全面安排下，由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领导具体负责执行的。北平和平解放后，我记得好象是由叶剑英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们的部队举行了入城仪式。入城式是代表性的，参加仪式的既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也有华北野战军的部队；既有步兵，也有包括坦克`装甲兵`工兵等各特种兵。当天，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先从各个方向进入南苑机场，然后在林`罗`聂及刘亚楼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从南苑机场开进北京。一路上，入城部队都受到了北平市民`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平津前线指挥部进驻北平后，林`罗`聂`刘等首长都住当时的北京饭店。各个纵队则都返回原驻地不动。

到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在进驻北平以前，平津前线指挥部，在南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各个部队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检阅。由于当时北平城内的情况还比较复杂，中央领导同志都暂时住香山。

之后，我记不得是那一天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香山接见了东北野战军全体师以上干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要求东北野战军准备继续南下，担负起解放中南地区，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任务，配合二野`三野打过长江，消灭蒋介石`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等国民党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听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大家都极为兴奋，感到这对东北野战军的百万指战员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

接着，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城内朝阳大街的九爷府，召开了全军师以上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前后一共开了十天，我们二纵队的干部就住西单饭店。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当时正是天津战役的关键时刻，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由罗荣桓去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里，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二`会议同时组织我们学习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现在看来，问题就更加清楚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三`总结了辽沈`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和经验教训。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专门讲了一个团结问题。强调不仅东北的部队内部要团结，更要在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统一号令下，和全国各个兄弟部队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共同消灭蒋介石的全部力量，解放全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

林`罗讲话之后，各个纵队的干部都相继发言表态。我除表态之外，还在这次会议上检查了前面提到的二纵队在沈阳私分粮食`衣服的错误。由于我主动地作了检讨，没有受到更多的批评。回到二纵队，我们紧接着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会议作了传达，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准备立即南下，打到海南岛，打到镇南关（后改睦南关），解放全中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了。

三、南下途中，打猎负伤

平津战役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主要是上面机构改编，下面军、师、团的建制不变。当时中央军委的命令是：

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兵团，全野战军共十五万五千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二十八万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全野战军共五十八万一千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九十余万人；原华北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三个兵团共二十三万八千人。

同时，除四个野战军以外，中央军委还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大军区，并决定由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此外，组织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组织北京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东北野战军的十二个纵队，从一到十二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共十二个军，外加特种兵纵队。我们二纵队被改编为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共同隶属于十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我们二纵队的四师、五师、六师和独七师分别改称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和第一五二师。

随着十四兵团的组建，我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震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这样，我便离开了三十九军，三十九军政治委员由原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接任。

队伍整编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起，第四野战军在林彪的率领下（罗荣桓因病留天津治疗），分多路由平、津地区南下，差不多每个军都分成了两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行程约两千公里。部队经河北、河南到达长江沿岸。五月三日，发起渡江战役，从汉口以东的团凤、武穴地区强渡长江，相继解放了武汉三镇，并在渡江战役中歼敌二十五万余人。之后，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进军江西、广东、广西各省，负责消灭华南的国民党军及白崇禧率领的桂系部队。

这次进军，实际上是又一次的长征，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向南方长征，走的都是大路，而且我们是胜者，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要走、要打，都由我们自己掌握。当然，有一点却与红军时期的长征一样，那就是这次南下同样是都依靠两条腿来走路。天气炎热，兼程南下，部队指战员都非常艰苦疲劳。

四野部队以东北、河北和山东籍的战士居多，初到南方，由于生活习惯和气候不同，指战员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再加行军疲劳，日晒雨淋，酷暑，部队指战员普遍感到非常艰苦和疲劳。而且南方雨多、蚁虫多，后勤部门却来不及给每个人配发雨具和蚊帐。这样一来，疲劳加上淋雨和蚊虫叮咬，因病减员的数字相当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和以前长征时不同的是，这些病号都被收留到地方医院休养了，再也不会有因病掉队而牺牲的事情发生了。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广大干部、战士在“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的鼓舞下，士气非常高昂，一路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尊重沿途各地的党、政组织，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就这样，部队一鼓作气，一路挺进到了镇南关和海南岛。

令人遗憾的是，我由于一次意外事故，没能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因此没有经受这个锻炼。

队伍南下时，我被留在天津，等待组织十四兵团。我和刘震两家住在一起，当时刘震还兼任三十九军军长，不久，刘震走了，返回三十九军指挥部去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在天津等了一段时间。

趁着在天津逗留无事的期间，我与邓华、莫文骅等人先后参观了塘沽、大沽和天津市的一些工厂。当时天津市的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是我们新四军三师的老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我们几个人就去拜访了他，向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并请他照顾一下我们留在天津的家属。他向我们交代了一些南下时应注意的事项，还请我们在天津一个名叫“古士林”的法国餐馆吃了一顿饭。

四月底，我接到命令，要我与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第十四兵团政委莫文骅，以及谢阜民、刘转连等一批调动工作的干部一起，从天津出发，去武汉就任。我们随即从天津出发，先坐火车经济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换车直达开封。当时，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政治部主任谭政都在开封。林彪司令员告诉我们，四野司令部和中南军区司令部准备立即搬到武汉去，要我们先走，到武汉集中报到，接受任务。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们继续经郑州，到了漯河。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漯河，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改乘吉普，沿着四野的兵站线走，经上蔡、汝南、正阳，来到罗山以北的铜钟镇。走到铜钟镇时，正值天下大雨，河水暴涨，汽车过不了河，只好在镇上住下了。

不久，雨过天晴，大家都想去镇外玩一玩，看一看铜钟镇的风景，顺便拿上了鸟枪，想打几只斑鸠回来烧着吃。

这时天已近黄昏，走着走着，我看到一座寺庙的屋顶上，停着三只鸽子，就要警卫员把我的鸟枪拿过来。那是打天津时缴获的一支德国鸟枪，是三十九军后勤部政委于辉给我拿来的。我觉得这枪的确不错，就一直带在身边，并曾用它打过几次鸽子，都打到了。

警卫员把枪拿来之后，推上了子弹。我一看，嘿！里面装的是个打老虎用的大号子弹，就把子弹里的火药倒了一些出来，再装上去。遗憾的是我没有注意到枪筒子里都是土，因为紧急赶路，一路上都顾不及把枪擦干净，我负伤以后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靠在土墙上瞄准鸽子，一扣板机，轰隆一声，枪就炸了，把我左手的大姆指炸飞了，中指和食指各炸掉了一节。当时，大量的流血，加上十指连心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是我自己犯了个大错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灾难。

一看这种情况，邓华`莫文骅`谢阜民和刘转连他们赶紧就跑过来招呼我，把我扶起来。帮我用手帕把伤处一扎，然后叫警卫员从旁边的村子里弄来了一个竹床，让我睡上。邓华`莫文骅他们几个亲自动手，把我抬到铜钟镇一个地主的家中。当时，这个地主全家都已逃跑，只有一个母亲带着个小女孩在家。

然后，邓华`莫文骅他们就在镇上到处给我找医生，可就是找不着。本来，镇上驻着地方军区一个独立团的团部，但部队已经出发剿匪去了。就在邓华他们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说来也巧，这个独立团的医生回来了。他请假回家探亲，正好在那天回来，准备去追赶部队，邓华他们就找到了他。那位医生立即就用大量的酒精给我消了毒，并重新为我包扎好伤口，同时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血清。

独立团的医生告诉我们，对我的伤势来说，这些处理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地彻底治疗，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又是一件巧事，恰恰在这时候，三十九军的南下队伍正好路过这个地区。邓华和莫文骅带着我的警卫员，连夜找到了一一五师副师长黄经耀和师卫生部长石光华。黄经耀听说我受了伤以后，当即要石光华带领医生`护士连夜赶到铜钟镇，为我做手术。

那天，大概是晚上十二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一开始，石光华就给我吃了麻药。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麻药的滋味。一直到清晨手术完毕，我还没有清醒，就一直睡在当作手术台的竹床上。

邓华`莫文骅他们为了我一夜都没有合眼，整夜都在为我奔波`忙碌。想起他们当年以老红军战士之情照顾我，至今令我激动。我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很快，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都知道我负了伤。他们说，让我一个人在那里不行，不安全，又从一一五师给我派来了一个一百七十多人的连队，专门为我警戒，保护我的安全。他们还决定，把石光华部长和医生`护士都留下，专门为我继续治疗伤口。可见刘震`吴信泉`黄经耀`石光华等同志对我爱护关怀备至。战争年代的那种同志之情`战友之情，真是没法比！

第二天，邓华`莫文骅`刘转连和谢阜民等看到我已经有了警卫部队，又有医生在我面前，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就离开了铜钟，继续向武汉前进。他们在临走时还向开封发了个电报，把我受伤的事，报告了四野的林彪司令员`萧克和赵尔陆参谋长，当时他们都还在开封。莫文骅是我们十四兵团的政委，更加关心我，后来又给我派来一个组织干事王春本给我当秘书，到武汉后，照顾我的生活。

林彪得知我受伤后，又指示四野后勤部给我派来了一个技术比较高超的日本医生。这位日本医生在铜钟住了两天，看见我的伤口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住，没有什么大事，加上又有医务人员在我跟前守护，就告辞回去了。这时，四野领导机关已开始向武汉转移，所以那个日本医生临走时，劝我再休息几天后就转到汉口去继续养伤。

我在铜钟整整住了十天。我痛定思痛，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情绪很不好。我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四野的领导，回想我自参军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很侥幸，没有负过一次伤，这次我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用枪打鸟，自己把自己的左手拇指给打掉了，真是无法向组织上交代。后来又听说，四野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并通报全军，批评我违犯了纪律，说是吴法宪用枪打鸟，把手炸坏了，要大家注意，以后不要随便用枪打鸟。我听说之后，更加感到内疚和难过。

十天以后，石光华看我的伤势比较平稳，就准备护送我去汉口。临行前，我要刘震和吴信泉派来的那个警卫连回一一五师报到，只要石光华和一`两个医护人员护送我到汉口。然后，我带着几个警卫员分乘一辆吉普、一辆中卡，从铜锣出发，经罗山、宣化店、三河口、黄陂、滠口到了汉口。当时正值雨季，公路上都是泥巴，遍地泥泞，很不好走，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了汉口。

一到汉口，我立即去见林彪。见到林彪，真觉得不好意思。林彪司令员看了看我的手问道：“痛不痛”？我说：“不痛”。林总说：“什么不痛，十指连心哪！好一点没有？”我说：“好了一点。”林彪司令员又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就在汉口住下，找医生治疗，好好休养三个月再说，别的事，你就先不要管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

接着，我又去见了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兼武汉军管会主任陶铸。他们都知道我负了伤，也都安慰我，要我好好养伤。

就这样，我在武汉住了下来。关于我在武汉的生活，谭政、陶铸已经指定要四野司令部管理局负责人苏焕清负责，一切费用都由他们供给。正好，苏焕清是原来我们新四军三师司令部的管理科长，我们早已熟悉。最早苏焕清给我安排在扬子口饭店四楼住了几天，以后在兰陵路给我找了一座房子，最后又在胜利路给我找了一座更大的房子住了下来。这时，莫文骅派的十四兵团的组织干事王春本也到了，一边给我当秘书，一边照顾我的生活。

在铜锣受伤以后，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因枪炸负伤的消息，告诉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她在天津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告诉了她，只能增加她的焦虑，也于事无补。因此在铜钟，我给她写信时，只说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一切都很好等等，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负伤的事。

不想刘震在给他妻子李玲写信的时候，告诉李玲说，我在铜钟负了伤，还可能有感染破伤风的危险。李玲看到这封信后，为我十分担忧。第二天，正好陈绥圻到她家里去，李玲一见陈绥圻就掉开了眼泪。陈绥圻当时觉得十分诧异，紧盯着连声追问：“是否前方来了信，出了什么事？”李玲一开始不说，陈绥圻就一定要李玲把刘震的信拿出来看一看。李玲被逼无奈，只好把信拿了出来。陈绥圻一看就慌了神，马上回到自己的住地，就准备来找我。因为当时还处于兵荒马乱的时候，她怕带着孩子路上不好走，就把新潮托付给了一直负责照顾他的日本保姆。当晚临走前，她给新潮喂了一次奶，就自己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南京，想从南京转乘轮船到汉口来看我。但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空军正加紧轰炸南京，轰炸上海，轰炸长江航道上的一切船只，轮船无法通行。困在南京的陈绥圻心挂两头，急得不得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确切知道我的情况之后，她就又回到了天津，准备带上孩子再设法乘火车到武汉来。我得知她一定要来，就派了警卫员去天津接他们母子。不久，我们全家就又在汉口团聚了。

我在武汉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直住到了十月。最初，什么事也没有，光是休养治疗。后来，十四兵团在汉口成立，调来了原热河军区的架子，组成了十四兵团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当时，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留在北京待命，我就协助政委莫文骅筹建十四兵团的机构。不久，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也来到了武汉，我们三个就共同担负起了组织十四兵团领导机关的任务。

七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召见正在北平待命的刘亚楼，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决心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刘亚楼建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十四兵团机关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很快将十四兵团部调到北平的命令下到四野。但四野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都留下来，只由当时兵团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何廷一，于八月中旬带领十四兵团机关共两千五百多人，从武汉前往北平报到。机构既已调走，我在武汉就又没有什么事了。

由于我负了伤，结果有两个重大战役我没能参加。一个是沙市、宜昌战役，十四兵团所属的三十九军和四十一军、四十二军，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这个战役，打了胜仗，从沙市、宜昌一带渡过了长江。再一个就是衡宝战役，这个战役，消灭了白崇禧率领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四万多人。这两个战役我都没有参加上，失去了两次很好的锻炼机会，一直觉得非常遗憾、非常可惜，同时也深感这是对我个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衡宝战役后，林彪的指挥所就离开了武汉，搬到了衡阳。不久，莫文骅和黄永胜同时接到调令，要他们去十三兵团分别任政委和副司令员。这样，他们就先走了。

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感到非常不习惯。当时，我离开了部队，一个人同家人，以及几个警卫员、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单独住在一起，各方面都有困难，非常的不方便。

不久，林彪司令员通知我，军委决定调我也去十三兵团，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还调曾国华去十三兵团任参谋长。这样，我和曾国华两个很快就结伴离开了武汉，去十三兵团报到，准备参加进军广西的战役。

莫文骅、黄永胜、我和曾国华四人走时，都没有带家属，我们的妻子、孩子就暂时留在了武汉。

四、进军广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上旬，在国庆大典后不久，我和曾国华一起离开武汉，坐汽车沿粤汉铁路南下。

我们首先到了长沙，见到了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王首道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黄志勇。王首道、黄志勇等热烈欢迎了我们，并坚持挽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当时，中央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黄克诚尚未到职，由王首道主持湖南的工作。

继续从长沙出发后，我们经湘潭、湘乡，再往南走就来到了衡阳。在衡阳，我们见到了林彪、萧克和赵尔陆。林彪有个习惯，每逢指挥大的战役，总是把指挥所移到最前面。当时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林彪的指挥所就设在衡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就在这个小山上，林彪接见了我和曾国华，跟我们谈了话。他对我们说：“你们到十三兵团报到后，要立即准备进军广西。你们要把敌情、地形、道路统统摸准、搞清楚。部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行军和一系列的战斗，已经很疲劳，你们在湘西可以适当休息一个短时间，养精蓄锐，然后准备进军广西。要从湘西一直打到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地，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广西的地形复杂，石山很多，溶洞很多，山路崎岖，道路很不好走。因此，进军广西，可能要比从北方进军湘西还困难。对此，你们要注意作好部队的思想准备，做好动员工作，作好体力准备。要千方百计地把敌人截住，把他们插乱割断，不使他们逃往云南，逃往海南岛，以至逃往越南。”

第二天，我们就经邵阳走向湘西。在邵阳，我们见到了四十九军政治部副主任周彬。经他招待，我们在邵阳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又在洞口遇见了38军军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老战友见面，他们热情招待我们，我们就在洞口又住了一个晚上。

从武冈起程，我们再往北返，翻过雪峰山，来到安江，见到了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莫文骅，向他们报了到，并汇报了林彪关于进军广西行动的指示。之后，十三兵团便立即开始了进军广西的一系列筹备工作。

来到十三兵团后，我便立即开始了工作。首先我住到兵团政治部了解情况，熟悉干部和政治部各部门的工作。然后，我又组织由兵团政治部各部部长带领的工作组，深入到所辖的几个军里去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当时，归十三兵团指挥的共有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五军和四十九军。除三十九军外，我对其它三个军的情况都不了解。因此，我到任后，首先就是去部队了解情况，帮助部队实际准备进军广西的工作。

我在下面部队一直工作到十一月初，才回到兵团部。我回来不久，兵团机关即转移到衡阳，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式开始进军广西。十三兵团的四个军先后从驻地出发，进军广西。根据行动计划，三十八军沿会同、南丹、即湘、黔、桂边境前进，最终目标是百色，负责截断白崇禧退往云南的退路。三十九军沿龙盛、荷茨、柳州、南宁、恁祥，直扑镇南关（即今天的睦南关），进抵中国与越南边境最重要城市防城。四十五军从广东韶关西进，一直进到湛江以北，负责占领整个广西东部。四十九军负责占领广西的西北部，即全州、桂林一带。

到十二月中旬，四个军都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全部解放了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共歼灭十七万人，实现了中央军委制定的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部队开始行动后，兵团机关就沿着湘桂路进入了原国民党政府广西省省会桂林。在桂林，我们接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决定将广西的新省会建在南宁。同时，中央公布了广西省领导的任命名单：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云逸，第二书记陈漫远，书记莫文骅`贺伟，副省长贺希明和雷经天。雷经天是参加百色起义的老同志，贺希明则是原盐阜根据地的财政厅长。

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成立广西军区，由十三兵团兼，任命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莫文骅兼政委，第一副司令黄永胜，副司令员彭明治`李天佑，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国华任参谋长。李天佑刚调来不久，彭明治就调去了北京外交部，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另外，原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进军广西时，被中央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后来指挥十三兵团进军广西的是黄永胜代司令员。

广西军区成立后，我们又进一步组建军分区，先后组建了桂林军分区`柳州军分区`百色军分区`武鸣军分区`梧州军分区`贵县军分区`南宁军分区`玉林军分区等各个军分区，并派遣干部，组织机构。这时，第四野战军和中南军区又决定，在南宁成立军管会，并任命莫文骅为军管会主任，我为副主任。

这时，我们兵团部已移到了位于广西中部的柳州。在十三兵团机关进入柳州时我们就商定，由十三兵团兼军区副司令员彭明治带领一部分直属队，先进入南宁负责治安卫戍工作，之后我再率兵团政治部进入南宁负责军管工作，政治部的全体成员就作为军管会的成员，参加接管南宁的工作。莫文骅和黄永胜则暂时留在柳州，以便指挥和掌握各个军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战斗情况。我们同时还决定，把三十九军所辖的独立第五师暂时留在广西，兼任南宁军分区的工作，师长罗华生兼任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邱子明兼任军分区政委。

从衡阳开始，一路进军广西，我们在沿途所见到的广西的地势`风景真是特殊。尤其是广西的东北部，一些山峰几乎是从平地拨地而起，如玉笋，如翠屏，如巨象，如驼峰，真是千姿百态。广西的山多岩洞，洞内石钟乳`石柱`石花等应有尽有，组成各种景色。最美的还要算桂林至阳朔一带，处处青山绿水，地地奇山异石，构成了长达百里的漓江美景。

我们兵团部所在的柳州，风景也十分秀丽，随便走到那里，放眼望去，群山奇特苍翠，柳江水清澈如镜。在进入广西之前，我没有想到广西的景色居然如此别具一格。遗憾的是，当年军务倥偬，没有闲情逸致，去一一观赏品评广西的奇山异水，只是在行军途中匆匆一瞥而已。

南宁的风景就不如桂林和柳州了。但向南到凭祥友谊关的风景也很美，特别是武鸣`百色也很漂亮，以及到钦州`北海`十万大山也都有许多特殊风景。后来我才知道，广西不仅全省的风景都很美，而且冬无严寒，天气暖和，雨水充沛，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各种生产。在这里，只要人勤劳就饿不着。

到了南宁后，我才了解到，广西是一个壮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有壮`汉`瑶`苗`侗`回`彝`水`仡佬等十三个民族。壮族是我国五十六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五、重建广西

    广西解放以前，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省政府机关都在桂林，南宁只是个一般的城市，全市只有十六万人口，地方很小，而且经济也不发达，整座城市没有什么好的建筑。现在南宁一下子突然改为省会，各方面就比较困难了。

    比如，南宁居然没有一所大医院！于是，我们把十三兵团在东北接收的一个日本人的医院，改为了南宁医院。南宁当时也没有什么电影院和剧院，也没有大学，只有几所中学。当时，广西唯一的一所大学——广西大学，是在桂林。

    其实，不光是南宁，当时的整个广西，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蒋家王朝推翻了，广西全部解放了，广西变成了人民的广西。但什么都要搞，一下子究竟从哪里开始呢？

当时，广西省委书记、省长、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召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有关领导研究后，决定首先从建立广西的行政秩序入手，同时抓紧剿匪工作，恢复生产，积极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云南。我们首先抓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建立广西省的行政秩序。我们首先建全了省委、省府、军区、军分区等各级领导机构，配备好各级干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从上到下的建立起一系列的党组织，从省委、地委一直到县委、区委和乡党委。同时，还建立起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工、农、青、妇、少先队等等，把人民群众都组织起来。再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组织省政协，地区政协，县政协等各级政协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工作。

二、清剿土匪。广西国民党部队被消灭前夕，白崇禧将总数约为四十万的部队分散开来，化整为零，隐藏在各处，骚扰社会治安，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不肃清这些土匪，基层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由于三十八、三十九两军由中央军委和四野命令，战役结束后就调出了广西，组建成机动兵团。军区决定由四十五和四十九军两个军分散进行剿匪工作，划分了各自负责的区域，大力剿匪和肃清暗藏下来的反动势力和国民党部队的残余势力。同时，结合剿匪开展土改反霸工作，把剿匪、土改、反霸三项工作结合进行。

三、恢复工农业生产。我们当时十分重视尽快恢复交通、工商业、文化、卫生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建立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尽快建立各种新秩序。

四、支援二野进军云南。二野的陈赓兵团当时奉命进军云南。这个兵团非常辛苦，从山西出来以后，相继参加了冀鲁豫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然后又从南京到安徽、浙江、江西、广东，一路横扫过来，最后军委决定由他们进军云南。他们走的路最远，也最辛苦。这次他们进军云南，要路过广西，军委要求由广西负责陈赓兵团进军云南的一切准备工作。

为了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这个任务，我们派人修整道路、准备粮食等。一切支援工作，我们当时都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当陈赓兵团经过广西的时候，我们在南宁，都热烈的欢迎、接待和欢送他们。除此之外，三十八军的部队还执行了为陈赓兵团开路的任务。他们从广西的百色先于四兵团向云南前进，很好地配合了陈庚兵团解放云南。

从全省来说，要抓的就是这几件大事。当然，还有很多的具体事情要抓。就我个人来说，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南宁军管会的工作上。莫文骅虽然是军管会主任，但他只是在总的方面管一管，没有参加多少军管会的实际工作。他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抓军队和军区的军政工作。另外，莫文骅是南宁人，许多事情都牵涉到他的亲戚、朋友，一些关系不大好处，因此采取回避政策，一些事情都由我来出面处理。这也是他比较聪明、稳重的一种做法。

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份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工作，南宁市算是建立了初步秩序。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清查敌人所遗留下来的人和物，把包括各种机构、人员、设施、车辆、资财及仓库里的所有物资，一一加以清点后进行接管，并对留用人员给予妥善的安置；第二、协助省政府派来的市长，召开市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市政府机关，产生新的人民政府；第三、协助市委召开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市委领导机构；第四、协助市政府召集南宁工、农、商、学、军各界代表和著名人士（或称民主人士）代表会议，成立南宁市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恢复教育，帮助各中、小学生开始正常上课；第六、发展文化事业，组建了南宁剧院。由十三兵团政治部负责，我们在一个被烧毁的废墟上修建了一个南宁剧院。这个剧院既可以放映电影，也可以进行文艺演出。我们兵团文工团就经常在这个剧院里，进行和负责组织各种演出活动；第七、组建卫生机构，以军区的医院为主，组建了一个比较大的医院；第八、恢复商业。南宁傍靠邕江，各种商业活动以前还是比较活跃的。经过我们针对工商业者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商人们渐渐懂得了我们的城市政策。很快，各个商店就陆续恢复了营业；第九、恢复公路交通，并恢复邕江航运；第十、开始建设南宁人民公园。

这许多事情，都是由我率十三兵团兼广西军区政治部全体人员，协助当时南宁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来努力完成的。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南宁市的工作上。直到南宁市的秩序初步建立以后，我才逐渐的抽出精力参与部队的剿匪工作。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委邓子恢，第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在汉口召集中南各省军区负责人员开会，专门讨论剿匪问题。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指定我代表广西省军区去参加会议。

我于一九五O年三月初到达武汉。这次剿匪工作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星期，首先由各省军区汇报剿匪工作情况，然后听取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领导的讲话。林彪限定广西一定要在两个月内发动群众，造成巨大的声势，基本肃清境内的土匪，建立起广西的新秩序，保障省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

这时我的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都还在汉口。开完会，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沿湘桂路到了柳州，再从柳州坐汽车来到南宁。

我一回到南宁，就立即向十三兵团和省军区的领导汇报了会议的情况。然后，我们立即召开全广西的剿匪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在广西参加剿匪的军队干部和各军分区的干部统统到会。

剿匪工作会议由张云逸司令和莫文骅政委共同主持，我在会上传达了各位中南军区领导、特别是林彪的讲话精神和要求。张云逸司令员对这个会议非常关心，天天都来坐镇参加会议，天天提出意见，连我的传达都全部听了，非常重视。在这个会议上，正式部署了广西的剿匪工作，并决定由黄永胜、莫文骅、李天佑和我四个人专门负责剿匪工作。

为造成声势，全力开展剿匪工作，三月份，我们在南宁召开了一个庆祝广西全省解放和动员剿匪的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三万多人。省委第二书记陈漫远、书记贺伟和我在会上讲了话，动员全省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剿匪。我们还在会上着重宣传了党的一些政策，例如对主动投降者给予优待，对顽抗到底及窝藏土匪者进行从严处置等。大会最后还宣布，民间所藏的枪支弹药，一律都要收缴。会后，《广西日报》通版刊登了动员剿匪的材料，宣传党的政策，以造成声势，使老百姓中的少数人不敢再收藏土匪，使土匪在群众中无立足之地。

通过我们的艰苦工作，广西的剿匪工作开始还是有成绩的，但后来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后来，中南军区又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来广西坐镇督促剿匪，才完全肃清了广西全省的土匪。那已经是一九五O年下半年的事了。

一九五O年五月，我们接到通知，中央军委决定把十三兵团部机构调到郑州，负责先期到达郑州、开封、洛阳、漯河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三军的整训，同时任命黄永胜为十三兵团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曾国华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准备要我们带领这四个军去参加抗美援朝。原十三兵团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李天佑则留在广西不动。

接到命令之后，我工作重点立即就转到了十三兵团这边，但还是在广西继续呆了一个多月，因为在广西还有一些未了的工作，确实一时脱不了身。当时，黄永胜也因有事准备先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到郑州，最后是曾国华带领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先去了郑州。

等我把广西的工作都交待完毕，时间已是七月初了。我走时，广西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热情地欢送了我。

在去郑州的路上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离开南宁，我们一家人先坐吉普到柳州，准备从柳州再换乘火车，去武汉中南军区接受任务。吉普车刚到柳州市郊，迎面遇到一个大陡坡，坡下面就是柳江。司机同志开车迎坡而上，想从这里进入市区。不料车到半坡，上面突然下来一个交通警，拦在车前不让走。这时司机同志就十分为难，往前开吧！就会把这个冒失鬼压死，不开吧，车在半坡，停不下。眼看着车就要往坡下滑，一滑就要滑入江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人十分机警的警卫员戚永法赶紧跳下车，抓起路面上的一块石头，赶紧垫在吉普车的后轮下面，这才总算是让车停住了，把这场危险渡过去了。当时的吉普车，只是上面有个蓬子，两边是空敞着的，这一路上，戚永法就一直将自己的双腿搭在外面，准备一旦有什么事情，好随时跳下车去。也真是多亏了戚永法，如果不是他，不是路上正好有那块石头，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坠入柳江喂鱼去了。从这件事情来说，戚永法对我们全家都有救命之 恩。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怀念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车停下以后，戚永法就和那个交通警察吵了起来，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那个警察解释说，市交通部门有规定，不准从这里上坡进入柳州市，主要就是怕出事，怕车滑入江中。戚永法生气地说：“我们初到柳州，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再说了，如果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你可以等我们上去，再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你看现在这样多危险！你拦在前面，车又停不下，如果不是我用石头垫着，车就会滑到江里去，车上的人会全部死掉的，到那时，我看你怎么办。”

我告诉戚永法，先不要吵了，想办法把车开上去再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车弄上了坡，开到了柳州市里。不久，市里的同志就来道歉，说要处分那个交通警。我告诉他们算了，他今后注意再别把车拦在半坡上就行了。

一到武汉，谭政就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工作可能有变化，可能不去抗美援朝，而改去空军工作了，要我立刻去北京。

当初我刚到南宁时，曾给江西永丰老家去过一封信，询问家中情况。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才知道从我离家以后，一家老小都已冻饿而死，只留下了老父亲一人，肩挑黄烟，靠做小买卖为生。这时，我就向谭政提出，要求在我去北京之前，绕道江西回家一趟，把孤苦无依的老父亲，一起带到北京去。

但谭政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他告诉我：“你先去北京报到，建设空军的任务紧迫，还是以工作为重。至于你父亲，等你到北京以后，再派人去接也是一样的。”他还说：“林总现已因病在北京休养，他这几年心力交瘁，勉强支持到现在，中央已批准他去北京休养。你到北京先去找他，你的任务他会当面向你交代的。”

没有办法，我只得服从谭政的决定，带着妻儿，立即乘火车赶往北京，因此我没能及时地将父亲接出来。刚到北京不到十天，就接到家中族人的一封信，告诉我父亲已经患痢疾去世了。这样，家中剩下的唯一亲人，没有能再见一面就离我而去了，我心中十分伤痛，当时没有及时赶回去，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后悔。

（回目录）（接中：第九章）

Nova的博客

Pages

Saturday, March 15, 2014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

第一章我的一家人

第二章在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第三章艰难的长征

第四章战斗在陕甘宁边区

第五章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第六章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第七章解放战争（一）激战东北

第八章解放战争（二）挥师南下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Pages

Saturday, March 15, 2014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

第一章 我的一家人

第二章 在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第三章 艰难的长征

第四章 战斗在陕甘宁边区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第六章 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第七章 解放战争（一）激战东北

第八章 解放战争（二）挥师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