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谁是八年抗战第一名将？

发表于 2015年07月24日由lixindai

　　在我国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名将，不能说灿若群星，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但谁是抗日第一名将?谁是抗日第一功臣?换言之，谁在抗战中指挥若干战役消灭敌人最多?谁取得的战果最辉煌，胜利的意义最重大?
　　笔者查阅各种资料，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国军在抗战中的第一名将、第一功臣，应当是薛岳。因为他指挥下的战役，消灭敌人最多、战果最辉煌、意义最重大。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其他抗日名将的宣传连篇累牍，大张旗鼓，而对这位在抗战中立下最大功劳的薛岳将军，却有意无意(可能是故意)的疏忽、 淡化，甚至掩盖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这个全世界瞩目的日子里，我们应当拂去岁月的灰尘，消除偏见的藩篱，让这位真正的抗日英雄放出光来，矗立在整个中国人的心中。
　　薛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1896年生于广东乐昌县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年仅16岁便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跟随革命党人朱执信进行反袁护国斗争。薛岳先后就读过黄埔陆军小学、武昌陆军学校、保定陆军学校，精通史地，晓畅军事。北伐时期，担任过号称“铁军”的第四军代军长。披坚执锐，指挥若定，被人视为文武双全的将才。
　　抗战一开始，薛岳便一直是前线指挥官。他先后担任过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和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一兵团总司令等职，参加过淞沪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中，他指挥第一兵团痛击日寇，取得“万家岭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活捉300余人。其战功可以和台儿庄大捷相媲美。新四军军长叶挺曾赞扬道：
　　“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立，盛名当垂不朽!”
　　自此以后，薛岳即使退职赋闲，再不打仗，也可以成为和李宗仁、张治中齐名的抗日名将。然而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休息，而是临危受命，敢打硬仗，为抗击日寇，保卫国家，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立下了无与伦比的战功。
　　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2月，又兼任湖南省主席和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到第一次长沙会战前，他已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了。
　　连战皆捷、势如破竹的日本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湖南长沙。守土有责的薛岳抱定决心，决不让长沙成为第二个武汉，第二个南昌!
　 　薛岳根据战区和湖南的地理形势，制定了一整套作战方案，决定把湘北作为埋葬日寇的战场。湘北对敌不利而对我有利：从岳阳到长沙的100公里地段，东有幕阜山、九岭山由北而南绵延耸立，西有800里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夹在中间的一条狭窄通道上，又横卧着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敌人的现代化武器施展不开，却是我军天然的拒敌屏障。
　　根据这一地形特点，薛岳制定了“争取外翼，主次消耗敌军，后退决战”的方针。具体内容就是：先利用几条河流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号称“伯陵防线”(伯陵是薛岳的字)。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对入侵日军节节抵抗，以迟滞敌军。我军要避免被敌人穿插包围，力争在运动 中跳到侧翼的幕阜山、九岭山，威胁敌军侧背。待疲惫不堪的敌人进抵捞刀河、浏阳河一带时，我军预先埋伏的主力前后左右进行夹击，在决战中消灭敌人。
　 　1939年9月上旬，冈村宁次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长沙。薛岳经过研究，判断出敌人的进攻方向。一是日军将以主力从岳阳、通城方向南进，直取长沙;二是日军以有力之一部，从南昌方向西进，以策应湖北作战，并寻机捕捉我军主力部队决战。根据这一判断，薛岳向部队下令：以主动攻击手段，消耗敌人的战斗力，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带，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
　　1939年9月14日，日军106师团和101师团，在飞机配合下，首先在赣西的靖安、高安等地，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目的是为了策应湘北，吸引中国军队主力东移。
　 　驻守这个地区的两个集团军，都是地方杂牌军队。卢汉的第一集团军(滇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川军)，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激战。为了争夺高安这个进入湘北的咽喉要地，中日两军反复拼杀，高安两度易手。后来，薛岳调来中央军王耀武等几个军，终于夺回了高安。
　　湘北的主战场，冈村宁次集中了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及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旅团)，加上一部海军陆战队，共5万多人，于9月18日，向驻守新墙河的中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
　 　驻守这一地区的是中央军第十五集团军，下辖52、79、37三个军，10余万人。总司令由薛岳兼任，由关麟征代理总司令具体指挥。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生， 以善打硬仗被人称为“关铁拳”。日本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称赞说：“关麟征一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部队的10个军。”
　　9月18日拂晓，日军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猛烈的炮火袭击之后，两个大队的步兵开始向金龙山等地发起冲锋。守卫金龙山的52军2师胡春华营，坚守阵地，连续打退了日军五次集团冲锋。有两次，等人已冲破防线，中国守军跃起来与敌人拼刺刀，贴身肉搏，把敌人赶了回去。经过两天激烈战斗，该营士兵全部牺牲在阵地上，壮烈殉国。日军也在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才占领了金龙山。
　　9月22日清晨，日军集中全部炮兵，对雷公山等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炮击，随即用两个联队的兵力轮番发起冲锋。守卫阵地的52军195师史思华营顽强坚守，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到黄昏时，全营已经伤亡过半。师长给史思华打来电话：“如果敌人火力太猛，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以向东撤退，靠拢大部队。”
　　史思华对着话筒，慷慨激昂地答：“作为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间，史思华和他的全营士兵全部壮烈殉国，日军才占领阵地。
　　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继续发动猛烈攻击，关麟征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日军有时进攻受挫的时候，竟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使中国军队丧失了抵抗力，他们才攻了上去。
　 　从9月18日到26日，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军队和以薛岳为首的中国军队，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好像步步进展，但付出了惨重伤亡的代价; 中国军队损失也不小，但使其在湘北地区消灭关麟征部队的计划完全落空。更主要的是，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正是薛岳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略部署。
　　正当中国军队按照薛岳的严密部署，撤到汨罗江南岸，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在湘北围歼来犯之敌时，薛岳却接到重庆最高统帅部撤退的命令，类似于古代宋高宗向岳飞连下九道金牌。这是怎么回事呢?
　　9月中旬的重庆，后方的最高统帅部也在紧张地制定长沙会战方案。
　　主持制定方案的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政治部部长陈诚。他们按照湘北敌情，拟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套是死守长沙;一套是主动放弃长沙，避免与敌进行战略决战。方案完成以后，他们立即呈送最高统帅蒋介石审阅和决断。
　 　在曾家岩幽静的委员长官邸，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个方案。看着这两套方案，不禁心潮翻滚，愁锁眉间。他想起半年前的南昌战役。那次进攻南昌的也是连战皆捷的冈村宁次的第11军。当时重庆统帅部的作战方案是死守南昌，南昌失守后，又下死命令夺回来。结果，为了这一座城市的得失，连连损兵折将;敌人的坦克在南昌横冲直闯，我们的士兵一批批倒下，损失了五、六万精锐部队，最终也没有夺回南昌。而日本只损失了2000多人。中日两军的战斗力之悬殊，不言而喻。
　　如今，同样的战局又出现了，长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南昌呢?一想到自己的“看家老本”第十五集团军和十九两个集团军，弄不好会在保卫长沙的血战中丧失殆尽，长沙也不一定能保住，蒋介石不禁脊梁发麻，内心发疼!他一拍桌子，下定决心，提笔在文件上批道：
　　“取放弃长沙方案，第九战区应避免与敌硬打死拼，保存主力，相机歼敌。”
　　接着他又命令白崇禧和陈诚火速飞往长沙，传达统帅部弃守长沙的战略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撤退行动。
　　白、陈两位钦差大臣不敢怠慢，星夜坐飞机直飞长沙。到了长沙，得知新墙河、汨罗江一带正在激战，第十五集团军节节后退，防线似乎已无法支持了。这似乎在印证着不守长沙的必要性。
　　白、陈得知薛岳已经把指挥部撤到禄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一所小学里，便立即赶到那里，向他出示了放弃长沙、避免与敌决战的命令。二位大员满心以为，正在“苦苦支撑”的薛岳一定会如释重负，感谢统帅部开了“绿灯”。这样的撤退堂堂正正，以后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谁知薛岳见了蒋介石的手令，一脸的不悦，很不以为然地说道：
　　“长沙是南国门户，战略要地;蒋委员长几个月前也对我说，长沙地位重要，是重庆的屏障，让我一定要守住长沙，现在怎么能改变主意?我第九战区兵力为全国各战区之冠，居然不守长沙，军人的职责到哪里去了!”
　　一番话义正词严，让陈诚和白崇禧十分感动。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蒋委员长的手令在此，岂能拒不执行?他们只有委婉劝说薛岳执行命令。
　 　然而，薛岳就像一头倔强的骡子死不回头。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当第九战区司令官，我就要凭我的脑袋办事，指挥打仗。别人的脑袋毕竟是别人的，代替不了我薛岳。如果我整天用别人的脑袋说话办事，那还要我薛岳干什么呢?二位回去告诉委员长，只要我薛岳当一天九战区司令，这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二位“钦差”见薛岳如此执拗，一时也不好强迫，只得暂时告辞。并郑重地劝薛岳要三思，不要公开违背统帅部的命令。
　　就在这天晚上，前方传来战报，日军已突破汨罗江，正在南岸猛攻国军的第二道防线。各路军队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长沙城仿佛危在旦夕!
　 　这下陈诚和白崇禧心里发慌了。他们一方面担心九战区的精锐主力被日军包围歼灭，或是在长沙城下与敌人死拼硬打，消耗殆尽;一方面他们也为薛岳捏了一把汗：公开违背最高统帅命令，如有闪失，必上军事法庭!另外，如果薛岳抗命造成重大损失，他们作为“钦差”也难逃其咎。想到这里，陈、白二人更加恐慌。就在那天夜里，他们连续给薛岳打了9次电话(仿佛宋高宗的九道金牌)，严令他立即执行统帅命令，马上从长沙撤出守军，并将其他部队向东南和南方撤退。否则军法从事!
　　可是，这一切吓不倒倔强的薛岳，他在电话中慷慨激昂地吼道：“长沙地位重要，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发挥良心血性，以死保卫它!我薛岳已下定决心，九战区誓与湖南共存亡!誓与长沙共存亡!”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见“尚方宝剑”吓不住薛岳，只好又委婉相劝：“正因为湖南战略地位重要，所以委员长才为九战区配置如此强大的兵力，正是为了长期守卫，与敌相持。如果因为长沙一地而失去了战区精锐主力，又怎么能与敌人长期相持?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势力，以图将来反攻。来日方长，现在切忌与敌死拼。要知道，日军一直寻求的就是速战速决。南昌战役失利的教训应该记取!”
　　丢失南昌，又损兵折将，是薛岳的一次败笔。白崇禧一下戳到他的疼处，薛岳顿时冒起一股无名火，他冲着话筒喊道：“这里不是南昌!随你怎么说，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也火了，他马上提高了嗓音：“你不要感情用事啊!伯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薛岳回答说：“就是砍我的脑袋，这长沙城也决不放弃!”
　　陈诚见薛岳软硬不吃，心中也颇为光火。但回头一想，觉得在目前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这样吵下去，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贻误战机。他觉得薛岳如此固执，也可能他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便决定仔细听一听他的意见。
　　陈诚从面红耳赤的白崇禧手中抓过电话筒，问道：“伯陵，守长沙你有把握吗?”
　　薛岳回答得干脆、坚定，铮然有声。
　　陈诚又询问各部队的情况，薛岳回答说：“各部队均按预定方案在英勇作战，官兵们斗志昂扬，杀敌热情很高。”
　　陈诚放下电话，和白崇禧商量了一番，觉得既然拗不过薛岳，只得尊重现实，让薛岳按既定方针办吧。同时立即将长沙的战情和薛岳的决定、作战方案及其执拗的态度，一并上报委员长，请他重新决定。
　　电报发出以后，不久便接到回音，最高统帅蒋介石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薛岳的意见，在长沙附近与日军决战。他电令第九战区：
　　“准备以6个师的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薛岳见到这道命令，满意地笑了。与最高统帅部的一场激烈争执，终于以薛岳的胜利而结束。
　　薛岳敢于如此强硬地拒绝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是因为他确实胜券在握。鄂南、赣西等几方面的战局均按照战前预料和设计的那样，在发展进行着。
　　9月21日，日军第33师团从鄂南的通城向南发动进攻，企图突破幕阜山的防线，向南直插到平江，从侧后方迂回到湘北，配合岳阳方向的主力，消灭第十五集团军主力，逼近长沙。
　　日军的进攻首先遭到第27集团军的顽强抵抗。
　 　该集团军是川军系统，总司令杨森。实际上只有一个军，辖两个师。川军和滇军、桂军一样，被视为“杂牌军”，历来受到蒋介石的排斥，武器装备、给养等方 面，远不如蒋的嫡系中央军。然而在淞沪抗战以来的多次重大战役中，川军广大将士爱国之热情、作战之英勇，不亚于任何一支部队。日军在长沙会战时，多次想策 反这些“杂牌军”，均遭碰壁。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和杨森的第27集团军一致对外，奋勇抗敌。
　　9月27日，杨森部134师在南楼岭、苦竹岭一 带，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一名身背图囊的日本军官被击毙。日军突然像发了疯一般，不顾一切地来抢这个军官的尸体。川军觉得奇怪，这个死鬼竟如此贵重，必有缘故，便立即用猛烈的炮火打退日军，经过几番拼死争夺，最终134师李麟昭团抢到了这具尸体，从这个宝贝死鬼身上的图囊里，搜出了日军第 33师团的作战任务和标图。从中得知，日军33师团将由北向南进击，从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直下长沙，从侧背迂回包围长沙。本来杨森集团军是由西向东布防，重点是阻击南昌方向的来犯之敌。杨森获得了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以后，马上改变了部署，命令部队立即改为由南向北防守日军进攻。同时调兵遣将，9月 28日，杨森指挥第79军和20军主力，把日军包围在长沙街地区。双方激战到中午，日军伤亡惨重，不得已向通城方向溃退。日军在溃退中，大肆焚烧两侧的民房，乘黑夜烟雾掩护退却。
　　杨森一面向蒋介石、薛岳汇报战况，一面命令各路川军迅猛追击。师长夏炯亲率399团切断日军退路，逐渐缩小包围圈。 日军地形不熟，飞机、大炮在黑夜中失去了效力，步兵只有在川军的包围圈中东逃西窜，不断被击毙。经过一夜激战，日军第33师团大部被歼。次日，在飞机和通城日军的掩护下，33师团残部才丢盔弃甲，仓皇逃回通城原来的驻地。
　　至此，冈村宁次的三路大军中的鄂南一路，已完全失败。
　　赣西一路日军，第101、106师团各一部，本应突破九岭山区国军阵地，进入湖南，从浏阳河地区包围和夹攻长沙的，结果刚一露头，就被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和王陵基的30集团军堵住在隘口，连高安城也没能出来，根本没有进入湖南一步。
　 　中路日军主力经过血战，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渡过汨罗江，终于进到捞刀河畔，长沙城已遥遥在望。但是，冈村宁次设想的消灭第十五集团军的计划已经落空。 该集团军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予敌重创之后，且战且退，十几万大军在关麟征将军率领下，井然有序地撤退到长沙东南，跳到了日军的外围，埋伏在幕阜山下，居 高临下，蓄势待发，随时准备扑向在山下河网地带筋疲力尽的日军。
　　经过10多天的战斗，精锐的日军第六师团已成强弩之末。冈村宁次的后勤补给发生严重困难。上百万的湖南老百姓，在地方政府和军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到捞刀河之间100多公里的公路、大道挖成了细土，各种田间小道也全部挖掉。这条线上的所有大桥、石桥、铁桥，全部拆毁、炸掉。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部断绝了。
　　冈村宁次立马捞刀河畔，望着近在咫尺的长沙城，心里一阵阵发怵。此时他已明白，第十五集团军并非败退，而是有计划地向长沙附近转移，布下了“口袋阵”，等待着自己钻进去呢!
　　此刻他明白，侵华战争两年多来一直保持不败纪录的他，这次要栽倒在薛岳手下了。他精心设计的“湘赣战役”已经失败了，再打下去已毫无意义了。他准备撤退了。
　　9月30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越过捞刀河，直扑长沙城北30公里个永安市，与守军25师一阵激战后，占领了这座城市。这是日军南侵以来，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日军的“虚晃一枪”，以掩护退却。
　　10月1日，进驻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退却。
　　薛岳原本已把第十五和第十九集团军的几个精锐军部署在长沙东边，准备在那里同冈村宁次决战，不料日军还没有钻进口袋就乖觉地撤退了。于是他果断地命令各部队改防守为追击，尾随敌军搜索前进。部署在敌军东侧山地中的部队，则不断对敌军进行侧击、腰袭，大量杀伤敌人。
　　10月2日，日军一部6000余人在上杉市遭到国军195师夹击，死伤枕籍，残部向福临铺溃逃。国军收复上杉市。
　　10月3日，15集团军各路追击部队尾随日军之后，先后收复了安定桥、新市、汨罗、营田。
　　10月5日，冈村宁次向日军发布全线退却的命令，命令称：“鉴于中国军队潜伏于汨罗江、修水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移，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
　　该命令是装在铁筒中，用飞机空投的，结果那架飞机被中国军队击落，命令内容被中方得知。薛岳根据这一情报，立即向各部队发出命令：
　　“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同时要求已深入敌后的各挺进部队、游击部队，加紧破坏日军交通，阻碍其退却计划的实施。
　　根据薛岳的命令，国军主力37军由汨罗渡河，向铁路正面追击敌人;52军出平江附近，向敌进攻;79军向湘鄂公路之敌的侧背攻打;其他军和地方也从各路全面反攻。整个国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军压去，日军狼奔豕突，全线溃退。失陷的土地转眼间全部收复。
　　10月10日，中日两军在湘北地区又回到了9月18日以前的阵地。第一次长沙会战历经23天，虽然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从战略意义上说，中国获得大胜，日本遭受惨败。
　　战后，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薛岳一意独断指挥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共歼敌4万多人，其中少佐以上军官40余名，缴获枪炮辎重无数。而中国方面阵亡、失踪人数达4万余人，损失火炮26门，轻重机枪270挺。
　 　从伤亡人数看，中日双方似乎打成了平手。但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本人丢盔弃甲仓皇逃跑了。冈村宁次计划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目的落空了，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更重要的是，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几乎是攻必克，战必胜，一座座大城市不断落于敌手。如今日军的凶锋终于挫折于长沙城下。这无疑是最高统帅部和全国军民的极大鼓舞。
　　战报传到重庆，蒋介石兴奋不已，当即电令嘉奖薛岳和第九战区将士：
　　“此次湘北战役，残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
　　至于薛岳胆大包天、违抗命令之事，也在大捷之后的一片庆功声中烟消云散了。
　 　薛岳指挥的第一次长沙大捷，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真正的大捷。其它的“大捷”，虽然是一时的胜利，但根本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大捷之后便是大撤退。平型关大捷没有挡住太原的沦陷，台儿庄大捷没有挡住徐州的沦陷，而长沙大捷不仅驱走了日寇，而且结结实实保住了长沙，使日寇两年多不敢进犯长沙。
　　这场辉煌大捷的关键人物，就是薛岳。可以说，没有薛岳，就没有长沙会战的胜利。薛岳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宁可掉脑袋也要守住长沙、为了国家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不仅为八年抗战，而且为中华民族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当然，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为了保存实力，先是严令撤退，后又采纳薛岳的意见，电令抗击，也可谓顾全大局，从善如流，不讲面子，同样令人感佩。
　　薛岳仅此一仗，就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第一名将、第一功臣的地位。然而他后面还有更大的战役，更大的胜利、更大的功劳还在等待着他!
来源:共识网

胡平：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有如此恶劣的手段
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胡　平

　　 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上是真实的，可靠的，但远远不是完整的、全面的。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些相关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参照其他信息来源。戚本禹的文章涉及很多重大事件，我这里只谈两件。

　　 先谈陶铸事件。

　　 在1966年8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可是到了1967年1月，陈伯达和江青就在一次接见造反派代表的会上提出陶铸是保皇派，把陶铸打倒了。

　　 戚本禹在文章里写道，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陈伯达也是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陶铸之后－－引者注）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此批评很害怕，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江青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的问题果然很多，他确实是到处保皇的，是坚决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江青他们打倒陶铸没打错。事实上，毛后来也没有再责备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这件事。

　　 但认真说来，陶铸和江青、陈伯达无非政见不和而已。既然都是同事，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讨论争辩呢？看来江青、陈伯达还是和陶铸辩论过的，只不过辩不赢。戚本禹写道：陶铸有理论，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个道理来，就是错的东西，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江青、陈伯达拿他没办法。再说，陶铸的职位高、辈分高，不把江青放在眼里，所以只好把陶铸打倒。

　　 但问题是，就算陶铸被视为文革的绊脚石，把他撤职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把陶铸囚禁，剥夺其人身自由呢？为什么陶铸得了重病也不给认真医治，一直迫害至死呢？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而总是用野蛮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分歧呢？

　　 再谈戚本禹本人的遭遇。

　　 戚本禹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的意思是要稳定军队。可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领会。关锋写八一社论，提出下阶段的任务是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就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紧接着，王力又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提出要夺外交部的权。毛很不高兴，下令将王力、关锋二人停职反省，隔离审查。戚本禹赶快向毛写检讨，毛还回了信，仍称戚为同志，于是戚本禹暂时无事。可是之后不久又出了几件事，江青怀疑戚本禹背地里整她的黑材料，怒气冲冲来到戚的办公室兴师问罪。这下，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戚本禹讲到一个细节，说：“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江青真是文青，抓人都抓得这么文艺性。

　　 于是，戚本禹和王力、关锋都被关进秦城监狱。30年后，王力写文章，控诉其在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折磨。关锋则被关疯掉了。戚本禹没提他在秦城的遭遇，想来不会比王力、关锋好到哪里去。当戚本禹被抓进秦城时，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来，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没人照管，江青和吴法宪下令把他们送到遥远荒凉的青海塔尔木。戚本禹从1968年入狱，直到毛去世也没放出。毛死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打倒，戚又被当作四人帮一伙被判处重刑18年。

　　 读到戚本禹的这番遭遇，令人不胜感慨。按说，戚长期在中南海工作，深得组织信任，一度还被江青视为亲信，就算犯了严重错误，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处理呢？为什么动辄就关进监狱遭受非人待遇呢？

　　 文革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它的残酷，不但对“阶级敌人”十分残酷，对昨日的盟友也十分残酷，而且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志同事也十分残酷。我们知道，共产党从起家那一天就十分残酷，对敌人残酷，对自己人也残酷。不过当初搞暴力革命，好歹还可以诡辩说是被迫，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误伤盟友、误伤自己人在所难免，用电影里列宁的话说，当两个人殊死搏斗时，你怎么分得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但如今既然早已大权在握，为什么不能从容点、文明点呢？陶铸事件、戚本禹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共高层，发生在中南海，都是和毛本人直接相关，不是下面的人胡搞的。还不是对所谓阶级敌人，而是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僚或多年的亲信，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关起来，不给别人任何一点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整个党国，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话，就是一台绞肉机，一台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要给这样一台绞肉机贴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标签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有了如此恶劣的手段，怎么还能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正因为文革把残酷推向极端，物极必反，所以才引出文革后的自由化浪潮。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性的回归、文明的回归，但不幸又被“六四”拦腰中断。八十年代的王蒙，写过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强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竭力提倡“费厄泼赖”，提倡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提倡文明精神和道德节制，提倡民主和宽宏大度。可是到了2013年出版的《中国天机》一书，王蒙却通过和一位美籍华裔朋友的对话表示：中国只配粗野的统治，不配文明的统治；如果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中国就会大乱，那个文质彬彬的统治者自己也会丢掉脑袋，少则三天，多则两礼拜。当年的习仲勋，出于对毛时代的痛定思痛，提出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然而今天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在打压不同意见方面，却走得比江、胡还要远。

　　 固然，今日中国的残酷，在程度上比毛时代要轻一些，但由于它是濒死的病毒获得某种抗药性而再现生机，因此比毛时代的病毒更顽劣难除且更具扩散性。如何制服这一病毒，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分享：Please enable JavaScript to view the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相关文章
　　作 者：胡平
　　出 处：北京之春
　　整 理：2015年9月18日16:4

向宪诤：中共反腐败闹剧演到临“剧终”时越演越砸

中共反腐败闹剧演到临“剧终”时越演越砸

作者：向宪诤

　　习近平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败就是现在掌权的太子党、红二代发动的一场针对江胡时代得势、而被认为心怀异志、不守政治规矩的草根出身的权贵或政治派别的权力斗争，或者说是洗牌；只不过是以反腐败的名义，消灭政治对手的势力；同时，换上自己培植的人，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所谓“忠于党忠于领袖”），窃钩者诛，窃国者为王侯，并任由新权贵家族集团继续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搞腐败，继续在股市、房地产和新经济领域兴风作浪，予取予夺。试想，由最有权、最腐败的人来“反腐败”，来推行毛泽东式的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这种共党的传统剧目最后能有啥好的结局？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8月7日，中共原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去世，终年85岁，消息传出，很快网友刷屏留言“反腐倡廉尉健行”——这只是前半句，记得那段民谣里还有下半句是“满朝文武吴官正”，意思说中共自己反自己的腐败，不是反腐倡廉“未见行”，便是满朝文武“无官正”，巧合的是里面包括曾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和吴官正的名字，当然也包括其继任者贺国强、王岐山等新权贵，再往下，各级部长、省长、书记、市长、局长没有一个不腐败的，包括县市级大大小小的纪委书记；若不是因权力斗争而相互厮杀，反腐败斗争不过是虚幻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场游戏一场梦”，容不得半点认真的。

　　 中共历次反腐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以失败告终。记得中共落草为寇时，总头子毛泽东在延安时每天要吃两只鸡，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敢反他的腐败？同样，1949年以后，腐败以特权、特供的方式普遍存在，特别是1979年经济大发展之后，腐败到了猖獗的地步，大官大腐，小官小腐，无官不腐，中共特有的制度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邓小平时代，他自己儿子都是“大官倒”；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以“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为名，各级官员权力寻租、腐败登峰造极，邓小平家族、江泽民家族、李鹏家族、叶剑英家族、王震家族、荣毅仁家族、朱镕基家族、温家宝家族、李瑞环家族、贾庆林家族、曾庆红家族……，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据《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傅才德耗时三年的大作《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揭露了万达上市之前的2007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儿子王新宇的北京铭豪控股公司，以300万人民币（50万元美金）获得了万达集团2.5%股份。贾庆林女婿公司的潘永斌花了120万人民币（20万美金）购入了万达的原始股。接着2009年，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以2860万美金的价格购入了万达原始股股份。当万达上市，并且股市疯涨的时候，今年4月，王兆国儿子王新宇的北京铭豪控股公司的50万元美金原始股上涨了1000多倍，达到6.4亿美金。贾庆林女婿公司的潘永斌20万美金的原始股，上涨1250倍，达到2.5亿美金。按照贾家的原始股上涨比例，习近平家族的2860万美金万达原始股，应该上涨1250倍，达到357.5亿美金。也就是说当王健林家族的财富达到350亿美元成为亚洲首富的时候，习近平家族财富已经达到357.5亿美元了，比首富还富。

　　 先后被抓的周永康集团、郭伯雄及徐才厚势力，甚至贵为中办主任的令计划，比起这些“巨擘”来，只算是“小巫见大巫”。江泽民之后，胡锦涛也好，胡锦涛的继任习近平也好，敢反邓家、江家、李家的腐败吗？目前仅有的反腐败也仅仅是针对涉“谋反”的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那伙人及其派系势力，习近平所谓的“政治规矩”就是“站对队，跟对人”，如果站错队，跟错人，那么就是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下场——据说如今薄家人还在试图为薄熙来叫屈鸣冤，期待“平反”，据说习近平委托家人传话进行安抚，由此可见“太子党”家族对习氏如此反腐败同样不服气。还有一些腐败官员，一直到死都不受追究，比如生前带病提拔、死后未受任何追究的前政治局常委黄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等人，因为有“背景”，谁敢拉他们下水、反他们的腐败？中共高官，哪一个不是整个家族都腐败？再说中共也曾用“借人头”的死刑方式吓唬过那些贪官（如今暂时不用了），比如成克杰、胡长清被判死刑，但结果吓唬住谁？各级官员无不是“前腐后继”，一浪更比一浪高。前任省委书记刚刚高调反腐败，接着栽了，继任者继续反腐败，同样腐败被抓，因为这是中共的制度问题，如果不从制度着手，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反腐败，腐败仍然层出不穷。

　　 还有，中共各级政权，每年“三公”消费（包括公款吃喝、公车费用、公款境内外旅游）高达9000亿，不是腐败是什么？每年军费开支超过7000亿，其中多少用在军事开支了，多数被喝酒、文工团和贪腐了，军委两大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都是“大老虎”，据说家里抄出数吨现金，媒体还称90%的将军是由两人提拔的，可见其腐败足以“富可敌国”。哪一个国家的军队有中共的军队腐败？还有一个军中“中老虎”谷俊山，也是家里现金堆成山，如果不是其情妇“起义”事发，军队纪委哪一级可以反他的腐败？如果不涉及政治斗争、权力撕裂，所谓反腐败斗争岂不都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针对腐败的制度成因，则需要从现行的体制着手建立民主制度，包括财务公开制度、人才任用选拨标准、权力公开透明度、行政权限制、信息公开，以及独立的弹劾权、监督权、批评权，特别是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等，可是如今上台的习近平、王岐山，尽管口口声声说反腐败，口口声声说深化改革，可如今一项也没有落实，反而抓捕那些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律师等维权人士，这不是明摆着就是“老子就腐败，你能怎么样？”。所以说，反腐败就是中共的表演，只是其“反腐败”越演到临“剧终”，就无法控制，只能越演越砸；其腐败已病到不治的地步，必然一边反腐败，一边腐败又出来，腐败越反越多，越反越力不从心。

　　 这个时候，就往往是大戏“演砸”的时候，习近平是从基层的县委书记书记上台的，一步步走上副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总书记，三十多年来，哪里容易腐败，腐败哪些环节，寻租何以得逞，他岂不心知肚明？不腐败，中共掌权哪会有什么“先进生产力”可用？不腐败，江泽民如何会提出“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就是中共集团集体腐败的通行证，没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腐败就不可能突飞猛进、登峰造极。中共掌权，只能腐败，靠腐败“解放生产力”，靠腐败才能维持现状，才能让各级腐败分子效忠，如果不让他们腐败，谁还帮总书记卖命维稳，卖命镇压？

　　 没有腐败，就没有中共的今天——腐败也是中共固有的“领土”。至于王岐山，恐怕与习近平并不真正合拍，习近平可能意识到越反越腐败，戏提前演砸了怎么办？但王岐山属于极度自信之人，有点类似党内“经济沙皇”朱镕基的性格，有点“摸不着石头也要下河”的劲头，以为党纪委的权威不容挑战，观众对他的期待，冲他高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于是他不得不把戏演下去，有时候半夜公布一只“大老虎”，平时隔三岔五几只“小老虎”，最后观众都陷入“审丑疲劳”了，他还得卖力，继续演下去，结果恐怕会被群起攻之，要么既得利益集团拿下他，要么他们“对决”、“火并”，最后在你死我活中分崩离析。无论是腐败的，还是反腐败的，向来反民主、反法治、反普世价值的中共都没有给他们出路，他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一言概之，习近平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败就是现在掌权的太子党、红二代发动的一场针对江胡时代得势、而被认为心怀异志、不守政治规矩的草根出身的权贵或政治派别的权力斗争，或者说是洗牌；只不过是以反腐败的名义，消灭政治对手的势力；同时，换上自己培植的人，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所谓“忠于党忠于领袖”），窃钩者诛，窃国者为王侯，并任由新权贵家族集团继续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搞腐败，继续在股市、房地产和新经济领域兴风作浪，予取予夺。试想，由最有权、最腐败的人来“反腐败”，来推行毛泽东式的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这种共党的传统剧目最后能有啥好的结局？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刘浩锋：国企资本化改革将被倒逼入股蒸发

我 的 预 言
——国企资本化改革将被倒逼入股蒸发

文/ 亚洲新闻周刊 主笔 刘浩锋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中国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看了一眼，马上想到何新为何登黄鹤楼提赋，开篇即“改革梦残”，又言“同光再现”。深感中国是被西方所谓顶层设计牢牢绑架了。一种巨大的惯性在逼迫我们的国家大踏步朝万劫不复的邪路走去。

西方经济学破产了依旧在指导国政

　　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早期因为扩大差异化，在经济成长期，确实激发了市场活力与国民经济发展，但经历三十年发展后，它已经陷入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资本家与劳工大众、权贵与人民两极分化的格局，经济的循环链条已经高度失衡，引发了经济增长衰退，乃至局部陷入金融危机如民生银行倒闭，以及地方经济危机如温州行业经济资金链断裂等不断恶化的状态。

王军涛：习近平冒险反腐的前景

习近平冒险反腐的前景

作者: 王军涛 

习近平反腐将终於何处？

　　如果让公众回顾习近平主政以来哪个方面最出乎意料，很可能是“反腐”，如果再问他们习近平主政后最大建树是什么，答案可能还是“反腐”。自反腐大戏拉开帷幕，及至大老虎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等公开处理后，习近平还会继续往下走吗？这一直是困扰公众的问题。

　　习近平反腐在中共执政史上的抱负空前大，大概仅次於毛泽东的文革对干部的清洗，超过邓小平在六四镇压后的清洗。在没有宪政民主取向的改革情势下，习近平反腐走宫廷阴谋方式，确实不好回答上述问题。因为反腐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了。我们很难获得政治博弈中各方的具体信息，而且，习近平现在的想法也会随着博弈情势变化而变化。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综合评估习近平反腐的进展，研判习近平反腐是否会停顿以及在哪里停顿：一是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什么；二是习近平反腐受哪些因素制肘。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方面获取的信息不断调整判断。

为什么反腐：有四种说法

　　关於习近平为什么反腐，可以有四种说法：一是习近平反腐与江泽民和胡锦涛反腐大局一样，不过是做做样子，糊弄老百姓，以便缓解中共执政合法性压力；二是以反腐巩固自己的权力，绝对掌控党政军机器；三是按照中共传统红色理念，重整江山；四是真正反腐，彻底清除腐败。

　　如果是第一种反腐，习近平的目的已经达到，百姓普遍对习有效刹住官场不正之风评价很好。打了几只死老虎和病老虎，更是让百姓相信中共有反腐决心。但是，根据目前反腐情况看，习近平不会是仅仅为了缓解执政合法性装门面反腐，因为反腐已经是重洗权力核心的生死博弈。在有思想的人心中，反腐不仅没有提升中共威信，而是让人们彻底失去对中共制度的信心。

　　如果是为了巩固权力而反腐，习近平基本上达到目的。习已经掌控纪警军特务系统贯彻他的旨意，并通过一系列领导小组完整掌控所有党政军运行指挥。如无意外，基於前几年反腐拉下的官员，再以去年通过的连坐制和今年即将通过的人事制度改革，习近平应该可在十九大上成为多数并恢复党内权力的正常运作。这个意外就是尚存的更大老虎是否会与现有权力格局中的异己联合，对习近平发起反击。毕竟习的权力斗争已经伤及所有其他派系。

　　如果是第三种可能，习近平要通过反腐重整河山还有许多变数，因为掌控权力与重整河山反腐的方向、力度、阻力和演变前景都很不相同。掌控权力只需要清除掌握绝对权力的障碍即可，但重整河山除了要清除掌控权力障碍政敌外，还要改革制度和建立新的官方思想，因此，克服重整河山遇到的其他思想、政治、社会和习俗阻力。这些阻力会产生新的政敌。目前来看，习近平与普世价值的冲突和企业家的冲突已经浮现。

　　最后一种虽然是最理想的反腐，但最没可能。要做到彻底清除腐败，几乎所有党政军干部都要清洗，习近平自己恐怕也要自裁以谢天下。根据现有资料，如果他不担任总书记并大力反腐，他的家族不会退出经济领域。其实，薄熙来在主政重庆后，自己的家人不许在重庆承揽项目。

反腐的制肘因素及其影响

　　笔者认为，从目前资讯看，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第三种情况：他要按照红色理念重整共产党的江山。这使得他的反腐面临阻力很大，而且前景最不确定。他的反腐会受制於下述因素：

　　党内其他派系特别是元老的反对。习近平承继中共大统本是前朝元老和各派达成共识的结果，但他独揽大权重洗前朝元老安排的人事格局。虽然，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已经初步掌控大局，不断粉碎各种反抗，有些反抗肯定有元老在背后怂恿和操纵；但中共近三十年的干部队伍基本还在，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分属各派系。反腐极有可能引发这些中共官场权争老手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反贪，并给更大的草根上位的腐败干部抵制反腐机会。届时，不仅反腐、而且习近平政治生命都自身难保。至少，在习近平通过十九大完成确保大权独揽的人事格局之前，所有依照程序的会议都是习近平的坎儿。

　　共产党执政能力和绩效被削弱。中共虽然权贵大都来自太子、秘书和团派，但真正维持中共党国机器运转的是凭藉办事能力而从草根上位的官员队伍。如果没有这些官员，中共无法维持稳定和完成各方面的管理工作。而这些官员一般都很腐败，而且这些腐败都暴露在公众面前。此外，他们一般民愤极大。整肃这些官员可以深得民心。然而，大面积清洗这些官员会严重影响中共执政能力。有迹象表明，最近中共经济问题和恶性事故，都与此有关。如果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危机或者是严重动摇中外对习近平信心的事件发生，习近平要考虑停止或放缓反腐工作。否则，一旦因反腐酿成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重整河山乃至反腐都要翻车。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反腐会不断因形势不好而放缓甚至陷於困顿。

　　自身利害关系。反腐虽然能建立习近平的人望并恢复人们对中共的信心，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伤及自己。因为中共官场事实上没有清白的。习近平家族的腐败问题被外媒揭露一些。王岐山暂停访美，据说就是因为可能会碰到被质问过去写信给美国金融界安插好友子女工作。今天习近平反腐主要依靠力量是红色太子。但这些太子上位大都不是公正程序上来的，不少人很腐败。习近平无意或许无能动这些太子。如果反腐总是这样选择性歧视性进行，终归会影响习的声望。

　　现代制度和文化建设。习近平上位前对现代文明各方面制度和文化不是很瞭解，因此，他的反腐更多的是宫廷阴谋，而不是制度和文化建设。随着执政时间增加特别是实践历练，他也许会逐步接受一些现代制度和文化，这些至少会改变他对腐败问题特别是反腐败方式的认知。反腐败着眼点和方式的变化，转变反腐败方式和内容，自然会转变人们心中的反腐败力度。

习式反腐败前景不确定

　　综上所述，有抱负和责任心的习近平反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红色理念而重整中共江山，就此而言，习近平反腐还远未达到目标，还会继续，至少在十九大之前，不能停顿。但现实中各种因素制肘，使得习近平不能毫无顾忌地推进反腐事业，因此反腐会走走停停。至於，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打，则取决於政治情势需要。不过，即使要打更大的老虎，也要更长的准备期。

　　笔者最后必须说一句：在没有现代宪政民主的制度和程序的情况下，习近平打虎是一项冒险，无论成败都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

北大教授章启群：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地时候！

　　后30年的办学产业化，乌龟王八都用办学捞钱，而解放前地主资本家是贴钱办学。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和政治镇压，好人全被打倒。试问，北大物理楼被塑像的物理“先贤”，哪一个有叶企荪的高贵品质？

北大教授章启群发出吼声：
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地时候！

2015-06-22 汇道刀会

　　考察今天美国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更为警策，更加清醒。除经济总量之外，美国在军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众多层面均领先于世界各国。支撑这个世界第一领跑能力的当然是实力。而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背后，不言而喻是人才。从每年获得诺贝尔奖各种奖项的人数，以及世界科技新闻，就可以看出美国巨大、雄厚的人才实力。同样，在文化、体育、艺术、学术等方面，美国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储备。

　　人才由教育培养出来。人才的培养大约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学生到2049年（建国100年）时则为中国社会中坚。从这个角度省察中国今日的教育能否为此承担历史重任，是刻不容缓的战略思考。

　　毋庸讳言，新中国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国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观念和体制问题，现在已经出现灾难性后果，而且积重难返。对于今天中国教育面临巨大危机，很多人估计远远不足。因为教育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处理不当会马上产生后果，立竿见影。教育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于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战略性调整，则未来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无异于羊入狼群，后果令人不堪设想。

一、尖锐的两大现实问题

　　1、庞大的教育规模后面是世界一流人才断缺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科学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大陆至今无人获得这两个奖项，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然科学家属于世界一流的几乎没有。每年世界发布的十大科技新闻，至今也与中国无缘。这个现象常被人们提起，也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

　　反思一个特殊的现象会让我们不寒而栗：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的中国人（包括华裔外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丘成桐、陶哲轩等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过学。反过来说，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至今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菲尔茨奖获得者。

　　当然，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例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曾经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从事“两弹一星”和其他某些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不少应该属于世界一流，例如钱学森、华罗庚等人。然而，这些科学家都不是新中国培养的，基本上也都是欧美的留学生。

　　1949年后中国仍然不断派遣留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留学生更多。今日中国已经或曾经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有3百万之多，归国者上百万。按照一般规律，一个人从事科学创造的黄金年龄是30~40岁。如果说1970年代之前中国教育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以后，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培养的学生包括留学生达到这个黄金时段的中国人至少几千万。但是，其中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科学家。

　　简单归纳一下以上信息，我们可知：第一，中国人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第二，1949年以后我们自己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科学家。结论自然指向一个总根源：教育。

　　这就是钱学森不断提问的要害：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国际战略的因素，今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情景，是一去不会复返了。

　　可能也有极少数例外：陈景润的成就应该是世界一流。最近张益唐关于“孪生素数”证明的成果也达到世界一流。但是这两个个案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教育在科技人才培养上的尖锐问题，即“钱学森之问”。

　　中国当前也在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航天和军事科技犹为瞩目。但是，这些都属于模仿和追踪，尽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领先。科技不能领先，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何以应对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占居最高学术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学者。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但是，其学术水平实在乏善可陈。少数学科例如考古学，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有所推进；经济学由于现实问题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对策。但是在学术水准上，仍然没有重大突破。

　　反观今日之中国学校，尤其是大中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可谓空前。全国“985”大学39所，“211”大学100多所，省市重点中学、小学更是无法统计。国家的教育投入虽然只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但比起当年的西南联大，甚至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的投入，可谓天壤之别。此外，今日中国基础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从每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买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资，可谓不惜血本。社会上的课外教育是当前中国巨大的产业。教育，实际上得到举国重视。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学生中也没有世界一流人才。这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人才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原因在哪里？

　　2、社会道德失去底线，人格教育失败

　　人类社会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这一目标，培养社会公民的文明素养。故孟子曰：“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韩愈《师说》亦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捷径就是教育。无教养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因此，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无论如何清除不了的。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种种空前严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从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机。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与一般的违法犯罪相关，但本文重在揭示这些事件背后深层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会性的欺诈。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例如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中国欺诈方式之新奇独特堪称世界第一，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中国的骗子人数稳居世界第一是毫无问题的，可以推断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业的职业性犯罪。例如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法官犯法，等等。医生、教师、法官的职业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有这些犯罪人员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犯罪，实质是丧尽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后是校园血案频发，更让人们心惊胆战。从1990年代开始，在校学生自杀和他杀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学生中盛传“感谢不杀之恩”成为毕业用语。这其中轰动全国的是“马加爵杀人案”、“付成励杀人案”等，轰动世界的是“朱令铊中毒案”。

　　孤立地看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没有普遍性。但是，从现在频发的难以统计的校园自杀和他杀案件，应该不能简单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用金属铊毒杀自己同学的事件在不断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学1994级化学系两名学生因同学投毒发生铊中毒。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2]残杀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华个案，北大发生过，复旦的投毒案近日正开庭审判。这些中国最好大学中的残杀室友案，实在是令人寒心彻骨，彻底绝望。甚至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法学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学生用刀砍杀老师，真是空前绝后的绝大讽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校园血案已经从大学蔓延到中学。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一名16岁的高一学生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学生，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

　　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也）可以改变。

　　不难看到这个绝命辞所指何处。

　　校园生活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要毁弃、自杀？师生、同学之情是最珍贵的情感之一，有什么仇恨要相互残杀？我们很难完整统计近20年来中国校园血案的次数，也很难描绘具体的情景。仅从上面描述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今日中国校园发生的血案决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园血案展示了在校学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极致，反映了当下学校人格教育的深层失败。当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园血案，美国校园枪击案也令人震惊。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此与中国校园血案混为一谈。设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国的学生像美国学生那样手里有枪，校园情景我们能够想象吗？

　　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约束分为刚性与柔性、内在与外在。法律、法规、上司、家长、老师等等的约束是刚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约束是柔性的、内在的。我们社会如果只有刚性的、外在的约束，失去柔性的、内在的约束，也一定会崩溃。如果说，连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没有道德自律，社会的道德底线则绝无保障。更何况受教育者带着心灵的创痛，扭曲的人格，他们的社会行为如何能有道德底线！

　　由以上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分析，足以证明当下中国教育在深层次上的失败。

二、“应试教育”模式之恶果分析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这个教育规律逆反。

　　具体说，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人才与道德断缺的直接原因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

　　1、“应试教育”模式对于科学人才的摧残

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现都基于两个条件，即天赋和兴趣。不能说新中国的天才学生比民国时期少，更不能说新中国没有天才学生。从教育普及程度与人口增长可以推断，新中国的天才学生只能必民国时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没有出现像钱学森、华罗庚等那样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强烈兴趣的整体缺失。这种对于科学创造强烈兴趣的丧失，是“应试教育”直接恶果。

　　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入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我们的教育消磨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此外，“应试教育”模式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着重技能训练，实质上与马戏团的驯兽没有实质区别。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的伤害是彻底的，如同釜底抽薪。高考的题型及回答技巧，已经深深嵌入学生的思维之中。可怕的是，越是高考获得高分的学生，进入这个陷阱就越深，伤害越大。他们是考试的高手，却是科学创造的低能儿。笔者深切感到，近几年来这个现象在北大已经非常突出地展现出来。

　　2、“应试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灾难

　　“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是灾难性的。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为了升学率，中、小学教育之首恶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小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质言之，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而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种为了培养“少数”而让“大多数”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的教育，本质上是反教育的。

　　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受到的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而那些学习优秀的少数学生，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道德教育。由于学习成绩被当作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被忽略不见。出现在大学里的问题，例如大学生的精神问题甚至高校血案，其实是这些中、小学德育缺失的直接后果。

　　由于“应试教育”这个根本的原因，现在中、小学的德育和素质教育基本形同虚设。因为，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而礼义廉耻又何从谈起？中国教育的失去正是这一根本指向，把教育混同于学手艺的工匠学徒。可以推想，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是，漫长的学龄与人格教育无关。从根本上说，受过教育的学生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因此，举目中国社会，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在学校都没有受到严格、完善的人格教育。他们其中很多人没有基本的文明意识，例如不敬业，不能平等待人，等等。中国旅客糟糕的世界形象是各色人等的缩影，而校园血案则表现出人格扭曲的烈度。

　　3、“应试教育”导致家庭教育扭曲

　　应该强调的是，形成中国目前顽固的“应试教育”模式，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学校，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因素。限于篇幅，本文略谈一点：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也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大多数中国人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唯一一重心。即使是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家庭亦是如此，甚至这个观念更加强烈。而且，孩子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这种家长“望子成龙”的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现实，让学校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压力不仅直接体现在中、小学老师身上，而且更加沉重地落在中、小学校长身上。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全国的中、小学面临这一同样现实，它们也别无退路，只有“华山一条道”：不惜一切追求升学率。由此也产生一些奇特的现象：一些个别中学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数竟然占全省的80%以上！然而学生生活之单调、刻板令人难以忍受，甚至为高考开誓师大会，口号是“拼尽最后一滴血”，被称之为“高考集中营”。但是，这种教育史上空前的怪胎却得到社会仰慕，仍然生源滚滚，十分红火，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圆梦之地。而这些高考名校招收的收费生，每个人其金额竟然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多！因此，这一类中学教师的收入，亦是北大、清华等名校教授的几倍，这也是人所共知、习以为常的。

　　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观念极度扭曲。中国几千年优良的家教传统，例如教育孩子节俭、勤劳、忍让等，今日已经所剩无几，或可谓荡然无存。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他们在学校、社会和家庭重重压力之下，悲观消沉，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有各种中、小学生残害自己父母或其他亲属的报道，就是佐证。

三、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学校都有考试的设置。学生学习不能没有考试，学校招生也不能没有考试。但是，像今日中国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态，而是教育的变态，亦可谓千古独步。问题在于，现实的教育问题如此尖锐，真正的学者痛心疾首，社会批判不绝于耳，而现状却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门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真正的教育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教育改革的阻力也来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坚守着旧有体制，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这个利益集团中之最庞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团。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衙门的实质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个官僚集团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而无论教育的现实问题如何严重、尖锐，都不会丝毫影响到这个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

　　这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首先是升官。具体分析一下，现有39所“985大学”的校长和书记都是副部级干部，而很多“985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从教育部的厅局长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个副部级位置，给教育官僚们留下了巨大的升迁空间。不仅是副部级位置，还有厅局级、处级位置等等。全国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数我们是可以想象和估算的。其次是经济的利益。由于“官本位”体制，教育官僚的权利之大、好处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多，这个官僚集团掌握的巨额资金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反而会越来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团在现行的体制中如鱼得水，滋润无比。他们绝不想改变现状。

　　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教育部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们不禁会发现有一个本质特征：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例如，无论是把高考从一次变成多次，还是英语减分、语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丝毫不受影响。所以，他们热衷的正是这样无关痛痒的“改革”。这恰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对于任何损害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的改革，对于真正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会举措（例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团都会自发本能地反对，坚决将其扑灭、扼杀。从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发言，即可看出其语言之刁钻，态度之蛮横，理由之荒唐。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情景与刘志军时期铁道部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附庸。现在人们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图。过去被称为“电子一条街”的北京中关村，现在则电子业萧条，而课外教育红火。从到处闪烁的高楼上巨大的广告，人们都知道这里已经成为“课外教育一条街”了。而早已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着名企业，而且也是青年人励志的模本。这个教育商业集团不仅利用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商业运作，还不时与教育官僚集团相互呼应，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推波助澜，共谋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垄断大、中、小学各种教材的出版、发行。

　　第三个既得利益集团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既不是纯粹学者，也难说是纯粹官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以官僚的身份出现在学界。他们是官僚身份和学者身份两位一体。这种两栖的身份使他们获取双重的好处：进而能做官，成为纯粹的官僚；退而能为学，继续在学界颐指气使。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因此，他们经常以“专家”、“学者”身份为这个教育体制辩护，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说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由此可见，虽然现行的中国教育与教育规律逆行，其灾难性现状和巨大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会力量能够冲破的。而寄希望于现行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四、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场化

　　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官本位”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计划经济”都无法运行，“计划教育”如何能够正常运行？简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运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间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只有运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国教育要进入常态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

　　中国学生的高考情结及其变态现象，主要是由国内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数量极少造成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具有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省份，一般省份的中学生考入“985大学”大约为几十万分之一，考入“211大学”的中学生也是几万分之一。惨烈的竞争是导致高考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这可以说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指出这个现状，就自然知道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依靠简单的高考改革是解决不了的。无论是一次高考还是多次高考，只要升学的比例不变，对于中学生和老师的压力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实质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力兴建大学，大力兴建高水平的大学，增大中学生升学比例，尤其是增大升入优秀大学的中学生比例。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一切异想天开和花拳绣腿的做法，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有害而无益。

　　但是，兴建大学仅仅依靠政府的财力则远远不够。现有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3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宣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由此推算大约每年国家的教育投入是15590亿元人民币。但是，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更不用说是大批兴建大学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近年外流的教育经费却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目前出现了留学大潮。可以说正是国内高水平大学太少而将大批中学生挤出了国门。[4]数据显示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为309.54万人，除去回国的大约100多万，仍在海外的约有200万。自费留学占到整体人数的90%以上。如果按照一个学生的年费用20万元人民币计算，全部留学生的金额可达4000亿人民币。我们为什么不用新的政策、法规，让这笔巨大经费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近5年国家年平均投入的教育经费是15590亿人民币。如果每年再增加4000亿人民币用在中国大陆的教育投入上，我们现在“985大学”、“211大学”的数量可以增加多少？

　　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让孩子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出国留学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选择。这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独生子女，实质上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很多中国家庭用一辈子积蓄让子女留学海外。这些留学生中除了不到1%的学生能够进入国外一流大学，其余学生大都进入二、三甚至不入流的学校。设想，如果中国再由民间资金新建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中学生和老师为高考还会这样玩命吗？出国留学还是这样火热吗？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的弊病，中国教育的广阔前景才会展现出来。

　　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大规模的新建大学出现，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可以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任教。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

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早稻田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五、最后的呼吁

　　中国教育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须与纳税制度改革配套，否则无人主动捐资教育。还要改变人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试图一蹴而就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幼稚的。

　　但是，中国教育必须立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作出战略性调整，必须有顶层设计。在目前，恢复私立大学，实现教育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腾飞，才能在人类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近代欧美还是日本的崛起，在根本上都得力于大力发展教育。当年邓小平在1977年断然恢复高考，及时挽救了一大批人才，尽可能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才不足，展示出一个伟人高远的眼光和伟大的气魄。教育是最能考验政治家战略眼光的试金石。

　　今日中国之教育危机丝毫不亚于1977年，而三十年后之中国未来完全系于当下。如果坐失良机，一错再错，则将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之遗恨！

两岸领导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讲话

(2015-09-04 09:52:15)

习近平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

2015年9月3日

　　全国同胞们，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全体受阅将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 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 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各国来宾和军人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 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 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的新征程。

　　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 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 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 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 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军将士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前进道路上，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马英九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上的讲话

2015年9月2日

　　在开始致词前，我要先介绍特别从美国等地来华，参加纪念抗战活动的外国贵宾：第一位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孙子戴维．罗斯福伉俪与他们的两位女儿；第二位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先生的外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先生；第三位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先生的孙女玛莉‧艾森豪威尔女士。

　　第四位是前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上将的孙子威廉‧魏德迈先生及他的女儿；第五位是与我国在抗战期间情报合作密切的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负责人梅乐斯将军的儿子查尔斯‧梅乐斯先生；第六位是飞虎队王牌飞行员，曾击落18又1/4架日机的希尔先生的女儿夏侬‧史瓦普女士和她的两位公子。第七位是仁安羌大捷当中为盟军解围的新编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将军的儿子刘伟民先生伉俪；第八位是飞虎队飞官李学炎将军的女儿李舒非女士、儿子李为平医师伉俪；第九位是曾参与卢沟桥战役的谭瑛将军的女儿谭惠珠女士和她的先生；第十位是曾经参与缅甸仁安羌战役的英国退役陆军上尉费兹帕特里克先生；第十一位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援救出近百位被德军判刑的比利时人的钱秀玲女士，她的儿子Dimitry De Perlinghi医师伉俪及他们的公子。

　　今天，我以虔敬的心情，主持「中华民国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暨民国104年军人节表扬大会」。

　　刚才我颁发了「国军楷模」、「国军模范团体」、「敬军模范」以及「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奖」等4个奖项，我要对获奖的国军单位与官兵表达祝贺之意。同时，我也要恭喜获得「敬军模范」以及「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奖」的国军同仁与社会贤达。

　　今（104）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降书、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才我也颁赠了8位曾经参与抗战的前辈们「抗战胜利纪念章」。为了感谢国内外的抗战前辈，从今年7月起，我们开始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到目前为止，已经发送了6,653枚，其中大陆地区有705位申请，已经发放了402枚。

　　我在这里要代表政府与全国同胞，向所有抗战的前辈们表达最高的敬意与最深的感激，各位的牺牲与奉献，换来了国家的生存与民族的尊严，这段历史，中华民国永远不会忘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永远不会忘记！

　　现在，我要从世界、中华民国以及台湾三个层面，来谈谈纪念对日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的意义。

　　首先，八年抗战不但挽救了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也帮助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保卫战。国军以落后的装备与训练，对抗先进精良的日军，历经重大会战22次，大型作战1,100多次、小型作战3万8千多次；官兵伤亡322万人，共有268位将领殉国，百姓死伤更在2,000万人以上。但是国军不妥协、不投降，坚持到底，终于获得最后胜利。

　　民国30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我国对日宣战，与英、美结盟抗日。国军也承担责任，到境外作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国31年4月，国军新38师所属的113团刘放吾团长率领全团八百官兵，在缅甸击溃数倍兵力的日军，解救了7,000多位英军、记者及传教士，轰动中外，史称「仁安羌大捷」，这更是国军境外作战的首次大捷。参加这场战役的英国前陆军上尉费兹帕特里克先生今天也在现场，他曾经出版三本书记录这段历史，强调中华民国当年身陷苦战，仍然援助友邦，力克强敌的故事。

　　抗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在军事及外交上大力协助我国。他说过：「二次大战胜利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全力坚持对日作战，避免了日本与德国会师，将战场连成一线」。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芮纳．米德在他2014年专书《被遗忘的盟友》序言中也强调：「中国的抗战是在毫无胜算之下，坚忍不拔、不顾一切、奋战到底的英勇故事。证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必将灭亡的预言完全错了。这个贫穷、低度开发的国家，孤军奋斗，力抗日本4年，牵制了80万全球最现代化的雄师劲旅；同盟国能在欧、亚战场同时作战，节节胜利，多靠中国与日本缠斗不休」。这些都说明了我国抗战的艰辛与血泪，以及对二战胜利的卓越贡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70年间，国共内战、韩战与东西方的冷战相继登场，国际情势发生巨变，使得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英勇奋斗以及对二战的贡献往往被国际社会所忽略。随着时代变迁，档案开放，史观也日趋多元，这段历史在70年后的今天终于逐渐得到应有重视，不再「被遗忘」了。

　　接下来，我想和各位谈谈抗战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近年来，关于「谁领导抗战」的议题，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中共自称领导抗战，共军是「中流砥柱」，忽视当年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八年抗战的历史与贡献，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中共曾参与抗战，这一点我们从不否认；但中共并非居于主导地位，而是辅助地位，也是事实。民国26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蒋中正委员长在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号召全国军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9月22日公布的「共赴国难宣言」，中共响应政府号召投入抗战，经军事委员会收编为第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后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几乎同一时间，中共就确定了「七分壮大、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发展策略。

　　十年前，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共曾经把抗战划分为「正面战场」及「敌后战场」，肯定国民政府领导正面战场，但强调共军在敌后战场的贡献。事实上，随着大量史料公开，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抗战期间不论正面或敌后，国民政府始终居于领导地位。

　　在抗战期间的22次重大会战当中，中共唯一参与的所谓「正面作战」，是民国26年9月太原会战当中的一场「平型关战斗」，动员了第115师1个团兵力歼灭日军500余人的补给部队。此后，中共就转往敌后从事游击战，如所谓「百团大战」，采取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策略，保存实力，并吞地方部队，甚至攻击国军，扩大地盘。

　　抗战8年268位殉国将领中，仅有1位八路军少将副参谋长左权属共产党籍，这与国军其它267位将领的惨重牺牲对照，抗战是谁领导的，已经十分清楚。更何况所有重大会战与大型作战都是国军主导，抗战胜利后，东京湾盟军受降典礼由国军参加、中国战区国内外受降典礼也全部由国军主持。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抗战是国民政府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艰苦奋斗的成果。没有抗战胜利，就没有台湾光复；没有国军牺牲奋斗，也不会有今天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繁荣的生活。我身为中华民国总统，有责任将这段国家重要历史清楚的交代，并传承给后代，不容抹煞。

　　最近，我一再呼吁，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史实，就事论事。七年多来，海峡两岸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开始了历史性的和解与合作，我们深切盼望，在两岸交流空前频繁的此刻，大陆当局能够以同样的原则，看待抗战。对日抗战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前人「留取丹心照汗青」，后人更应「不容青史尽成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都应该忠于抗战历史，永志不忘。大陆当局如果能主动以「面对历史，实事求是；面对老兵，将心比心」的态度，公开表示「八年抗战由国民政府领导、中共参与辅助」，既符合历史，也展现高度，这样才能获得海内外华人的肯定。

　　第三，我想与各位谈谈台湾人民的抗日与抗战。历史上，台湾人民的抗日与抗战，要比大陆人民至少早30年。先从抗日谈起。1894年甲午战争清廷战败，次年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全台悲愤。当年进京赶考的全国举人「不畏斧钺之诛」，以「公交车上书」提出「弃台民即散天下」的警告。台籍进士丘逢甲的著名诗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以及次年又写下的「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充分反映了当时台湾人的痛心与无奈。台湾反侵略、反殖民的武装抗日行动，从1895年5月，日军在北台湾澳底登陆就开始，到1915年台南爆发的「噍吧哖（西来庵）事件」，已长达20年之久，之后再转为非武装抗日。这在世界殖民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抗争实例。

　　抗日先烈先贤中，包括成立「台湾民主国」的丘逢甲、刘永福；组织新竹义勇军的吴汤兴、徐骧、姜绍祖；台中的林朝栋；彰化的吴彭年、云林的李品三、屏东的萧光明；领导游击战的「抗日三猛」林少猫、简大狮、柯铁虎；发动台南「噍吧哖事件」的余清芳、罗俊、江定；主导「雾社事件」的原住民莫那鲁道；在民国成立后返台参与或协助起义的罗福星、林祖密等，这些先烈先贤的抗日行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日军据台的第一年，各地激战连连，日军费时6月、多次增兵才结束「乙未战争」。日本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中将）以及近卫步兵第2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都在战争中死亡，战斗情况激烈得无法想象，根据学者估计，台湾军民死亡人数超过十万。日本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1921年所写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一书中也曾坦承，光是1898年到1902年，就利用总督府颁布的「匪徒刑罚令」诱杀了台湾抗日志士达11,950人。

　　日本开始殖民统治后，台湾抗日行动一直持续，除了武装抗日外，还有以新闻、教育、文化等方式，推动非武装抗日、争取自治民主、设立议会的先进，包括林献堂、蒋渭水、廖进平、翁俊明、连雅堂、蔡培火、简吉等以及后期的蔡忠恕、李建兴等的地下运动。台湾的抗日运动，不但持久，而且波澜壮阔，令人动容。

　　再谈抗战。抗战时期，李友邦将军组编「台湾义勇队」在闽浙沿海游击抗日；翁俊明领导「台湾革命同盟会」；李万居等台籍人士参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丘念台组织广东「东区服务队」；林正亨加入缅甸远征军；谢东闵、黄朝琴、连震东等先贤也贡献心力，他们志在光复台湾，同样令人感动不已。

　　先烈先贤的做法虽各有不同，但都志在追求自由与民主。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证明：台湾当时虽然是日本殖民地，但他们效忠的祖国并不是日本。台湾同胞抗日决心非常坚定，充分展现了台湾的主体性。

　　最近，国内关于台湾人的抗日与抗战有一些讨论。对此，我必须表达我的态度：我绝对尊重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也明白在历史格局当中，人民面对时代与命运，有许多无奈与感伤。但是，台湾多少前辈，前仆后继，为了反侵略与反殖民付出心血、甚至生命，史实俱在，不容选择性遗忘，更不能让子孙不知道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如同于右任先生的诗句：「不容青史尽成灰」，这就是我的基本态度，也是中华民国面对国史应有的态度。而我们讲述这段历史，是为先烈先贤发声，也让当代社会对这段重要历史留下见证，这是我无可回避的职责。

　　8月14日，日本安倍晋三首相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谈话，提及日本「侵略」与「殖民」的错误，以及日本「对妇女尊严与荣誉的严重侵害」。中华民国政府相信日本愿意反省检讨，但更希望日本未来能够做得更多、更好。

　　我要再次重申，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是基于「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的信念。我们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谴责侵略；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要追求和平。

　　敬祝各位贵宾、官兵和宝眷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谢谢大家！

李洪林：我所了解的三次整风运动

　　源于炎黄春秋。转发者按，有七十年党龄的李洪林出身贫民，小中大学都是在抗日流亡过程中完成的。入伍后一直在中央部门从事理论研究，并经常奉命为顶级报刊写社论或评论。他没挨整，职位不高，典型的文人，与民同心。古 松

我所了解的三次整风运动

李洪林　口述　　邵思思　整理

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中国共产党在1942、1950、1957年进行过三次整风运动。我是1946年才入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我没有经历过，但在延安生活过，先是有所耳闻，后来做了细致的研究，也可以说说。

　　延安整风是从1942年开始直到1945年才结束的一场政治运动。当时中共还没有夺得全国政权，可以叫作“运动治党”。这是毛泽东为夺得全党最高权力而精心策划的一次党内战略决战，最后以他大获全胜而结束。

　　原来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遵义会议以前不是，遵义会议以后也不是。然而到了陕北后，毛泽东却利用整风成立的“总学委”，一下子把党中央原来的领导机构予以架空：他是“总学委”主任，康生是副主任，所有党的高干都编入学习组，于是“总学委”就取代了党中央，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了。能够阻挡他攀登最高领导职位的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等人，都只有在学习小组里挨整的份儿。整个整风过程，既批“教条主义”（王明）又批“经验主义”（周恩来），既批“左”倾，又批右倾，批来批去，只有毛泽东“一贯正确”，于是整风的目的就达到了。

　　原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在苏联召开的，抗日战争之初就准备召开七大。在整风结束时七大“胜利召开”了。这次大会的口号是“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才正式奠定了。

　　本来，发动群众乃是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基本路线和方法。不过为了特定目的，使“人斗人”成为一种模式，则是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它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一、学习文件，思想发动；二、批判斗争，即“百分之九十五”围攻“百分之五”，这是群众运动的主战场；三、组织处理，即人事安排，这是政治斗争结束之后，胜利者的“战果分配”和对战败者的处置，包括处分、调动、清洗、关押。王实味就是先被关押，后被杀头。从此以后，这种“整风模式”就成为毛泽东“运动治国”的通用公式了。

共产党从可以批评到不可批评

　　1950年的整风我参加过，这次整风是在刚刚夺得全国政权时进行的（1950年5月1日发布整风决定）。那时中共还比较清醒，知道刚刚上台执政，应该谦虚谨慎，克服居功自傲情绪、防止腐化堕落。但那次整风只走走过场，在党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其之所以沦为走过场，是因为这一年接连搞了三次震动全国的巨大运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这些运动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安心坐下来整党呢？

　　在此之前的4月，中共曾决定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决定真的实行过一阵子，虽然见报的批评都经过选择，绝不会伤筋动骨，但毕竟表明了这样一条准则：共产党是可以批评的。可是经过几轮“运动治国”，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之后，一条新的政治准则就完全取代了旧的准则，这就是：共产党是不可以批评的。这条准则，谁也没有制定过，谁也没有公布过，却在中国大陆风雨无阻通行了几十年。它标志着人民和这个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敢于批评到不敢批评，从拥护党到害怕党。应该说，这种变化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因为它必然会使掌权者踌躇满志、一意孤行，直到踏入深渊。那时再后悔，便已经晚了。

整风变成反右

　　1957年的整风，经过反复发动，确实把党内外都发动起来了。人们纷纷“大鸣大放”，对党和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批评。但它很快就变成“反右派运动”。原来毛泽东和党组织“苦口婆心”欢迎大家给党提意见，是在“引蛇出洞”。引出来之后，党就忙于领导全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斗争，哪里还有工夫整风呢？

　　这场运动一共打了多少右派？权威说法是五十多万。另外有说三百万的。不管划了多少右派，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以言论定罪的“文字狱”。

　　历史上的文字狱，都是先有反叛当朝的文字，然后定罪。然而“反右派”文字狱的罹难者，不但并未写过反叛当朝的文字，而且是为了爱护当朝、应邀讲了些谏诤良言，结果一下子就被打入“敌人”的行列，变成了“专政对象”。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都懂得“不教而诛谓之虐”（不警告就施刑，乃是暴政）。而毛泽东则把拥护共产党的朋友和群众“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那就远远超过“不教而诛”的程度，背离人类良知的底线了。

　　“反右派运动”在毛泽东“运动治国”的链条中，是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它不但消灭了一切不同意见，打断了中国知识界的脊梁骨，使民主党派匍匐称臣，而且使中华民族的正气遭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摧残。“诚”和“信”是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底线。离开这两条底线，任何社会群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人们一面口是心非欺骗别人，一面提心吊胆防备上当，怎么可能共事？怎么可能团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贬义的处世哲学，然而“反右派运动”以后，这种准则已经变成全民的“防护服”了。从此以后，两副面孔，双重人格，便成了中国人的普遍特色。

　　让毛泽东十分得意的是，“反右派运动”大获全胜之后，全国人民变得更听话了。他无论说什么，中国人都一片欢呼。正如林彪后来所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在谄媚，毛也明知他在谄媚，他自己也知道人人都能看穿这种谄媚的把戏，但全中国的人们无不郑重其事地假戏真做，这不是整个民族在堕落吗？

　　1957年鸣放时，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是胡绳的秘书被打成右派。整风开始时，政研室党支部书记到处找人征求意见。胡绳的秘书很热心地提了些意见。“反右”时，支书从小本子上把他的意见汇在一起揭发出来，把他打成政研室唯一的右派，算是完成任务了。

　　不过“反右派”运动各单位有“指标”，必须完成“任务”，是普遍现象。上边压下来的硬任务，非完成不可，是毛泽东“运动治国”的惯例。他还常常用数字指挥这些运动。他脑子里随便想个“百分之一、二、三”，或更常用的“百分之五”，写成中央文件，几万中国人，几十万中国人，甚至几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政研室那位秘书的右派帽子，就是上面发下来的“指标”，反正非找个人戴上不可。他还算是“幸运”的，“下放”农村苦熬了若干年，没有被累死或饿死，改革开放后又回到北京，担任一个重要刊物的主编，为改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于在“镇反”运动中被列入“指标”的人，早就沉埋于地下了！

运动治国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留下的传家宝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一党专政。这并不是他的创造，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列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独掌政权，决不与其他阶级或政党分享政权。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传家宝“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斗争哲学”，也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把它发展到极端，使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手段或形式，也就是“运动治国”。

　　“运动治国”是毛泽东真正独创的法宝，即把特定范围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动员起来，向其余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一、二、三的人宣战。这一场战争打完了，接着就掀起另一场战争，永不休止。除了刚才提到的运动以外，像“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肃反运动”“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个接一个，中国人就没有喘息的机会。

　　这些运动尽管打击对象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都贯穿着群众性的思想斗争，也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狂轰滥炸的“大批判”，摧毁斗争对象的意志，使他“口服心服”地匍匐在党的脚下，俯首称臣。毛泽东把它叫作“思想改造”，其实是用“党性”吞噬“人性”的“运动”。我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思想斗争运动”，并且专门写了一本《中国思想运动史》，记载了1949—1989年四十年间中国独有的“运动”。它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恐怕再用两个四十年都难以恢复，因为它已经伤害到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摧毁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态。这种“思想改造”，确切地说是“文化征服”。

　　思想斗争运动的效应，不限于斗争对象本人，也不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时段。每一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即使只有人口的百分之一，全国也有几百万，再加上他们的亲属，该有多少人呢？一次“运动”就有这么多人，接连不断的“运动”，又该有多少人呢？其实在这种“人斗人”的运动中，没有人能幸免于难。被斗者当然只能听凭宰割，斗人者又何尝不是胆战心惊？有幸被划到那百分之九十五里的人们，除了少数奴才甘愿充当凶恶的打手之外，绝大多数群众无非是奉命摇旗呐喊而已。其实他们的独立人格早被历次运动所吞噬，虽然此次运动没被列入“百分之五”，但下一次又该轮到谁呢？所以毛泽东“运动治国”的威慑效应，几乎压弯了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使他们失去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正是“人性”里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几乎所有中国人”并不夸张。连他的“亲密战友”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都不能享其天年，还有几个中国人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呢？

　　其实“运动治国”虽然是毛泽东的发明，却也正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的名义把全部社会资源收归“公有”，由共产党代表社会来统一占有和支配。而在所有的资源当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因为自然界的一切“自在之物”，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才能成为社会的财富，包括“人”本身的繁衍，也要靠“人”自己。所以“社会主义”所要消灭的“私有制”，说到底，就是要消灭所有“属于自己”的“个人”，也就是消灭一切有独立人格、能自由思想的个人，才能使整个社会都在统一意志的支配下，有计划地建设起一座“共产主义天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第一，消灭（即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使所有的人都失去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第二，消灭一切个人思想，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哈耶克把这种“思想征服”叫作“思想国有化”。但思想不是实物，不能没收或占有，它只依附于人的脑袋。斯大林的办法是把不服从统一意志的脑袋砍下来。毛泽东的办法是“思想改造”。他的“运动治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断发动的用“党性”征服“人性”的运动

潘晴：大陆变局与两岸的选择

大陸變局與兩岸的選擇

——光復會在臺灣立法院舉辦研討會

潘晴供稿

　　【中華民國臺北市二〇一五年九月五日訊】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暨「黃花崗」雜誌（huanghuagang.org）於今日下午假中華民國立法院舉辦了主題為「大陸的變局與兩岸的選擇」座談會。是次活動分為三節。

　　 第一節的活動由臺灣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兼副教授、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曾建元先生主持。曾教授還帶了中華大學和臺大的二十餘位年輕研究生來旁聽。曾教授首先做了個二十分鐘左右的開場白。他首先表示，我們今天借用立法院的場地，就是要讓大家體驗立法院開會的感覺。

　　 曾教授接著扼要介紹了臺灣實行民主的歷史。他說早在一八九五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明治憲法」就進入臺灣。臺灣也曾有抗日活動。儘管臺灣的武裝抗日很快就被鎮壓，但地下抵抗活動還是持續了二十年。林獻堂曾經給梁啟超建議，在臺灣採取「愛爾蘭模式」；推動日本人在臺灣設立議會，實行有限的地方自治；並且臺灣在日據時代確實做到了鄉縣自治。

　　 曾教授也說，大陸的地方自治時間並不晚於臺灣。光緒末年頒佈了地方自治的規程，並在江西、東北遼寧等地都取得相當成果。後來孫中山先生也曾倡導地方自治，讓人民學習民主。孫先生曾說三民主義的三個革命同時完成，並且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但也表示要因地而異——條件成熟地區先行實施民主。這對今天依然有啟發作用。

　　 曾教授總結道：臺灣的憲政經驗可以追溯到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以及臺灣民主國。我們今天享受的是先賢們之成就。

　　 曾教授接著介紹了大陸著名作家和歷史學家、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發起人與負責人辛灝年先生，並請辛先生講話。

　　 辛先生首先謝謝曾教授，謝謝立法院讓我們在中華民國的立法殿堂裡座談討論，並且謝謝在座的朋友。

　　 辛先生表示：大陸近年來發展很快，但這只是個假象，大陸已經陷入困境。他然後簡要回顧了中華民國實行憲政的艱難歷程。首先有三次復辟：袁世凱、張勳、北洋軍閥。蔣中正先生北伐，打倒軍閥，迎來民國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自由各方面都有長足進步，為日後的八年全面抗戰奠定了基礎。

　　 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勢，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從此喪失此前享受的相當大自由，而且慘遭荼毒與鎮壓，八千多萬人死於非命。這絕對是專制復辟。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復辟是不會長久的。俄羅斯共和國在經過七十四年的共產復辟後得到重生，法蘭西共和國也戰勝了六十二年的復辟。

　　 時至今日，中共依然只行經濟改革，不思政治改革，這就造成社會對立、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企圖用經濟挽救政治正是所有專制國家的特徵。
辛先生指出，要保存中華民國，就必須反對復辟和結束復辟。他說共產復辟之所以在大陸持續了六十餘年，乃因為這是在革命的旗號下實現的復辟。共產復辟同樣是專制復辟。

　　 辛先生表示，中共依然在倒退，但人民已經等不及了。人民依然在痛苦之中，農民工的孩子成為賤民。大陸人民的面對選擇是要不要像臺灣人民一樣走向民主。一九八五年，中共為了統戰而承認國民黨也曾抗戰，這就打開民間反思的閘門。經過一連串的重新思索，大陸人民喊出了「光復民國」的口號。大陸青年渴望自由和民主。他們的政治訴求就是在大陸光復民國。大陸人民的民主運動屢屢遭受挫折。經過中國共產黨半個世紀的統治，有人認為我們追求民主是徒勞的。這就大錯特錯了。我們要走孫中山先生開闢的自由民主道路：進行思想革命——驅逐馬列，掀起民權革命——為憲政奠基，推動民生革命——反權貴，反腐敗。這是人民的選擇！

　　 辛先生指出，在世界各地，一大批中國人在推動光復民國運動。國父曾說：「有思想才有信仰，有信仰才能產生力量」。海外民運也認識到民主道路是最有利變革的道路和思想，可以減少流血。他們把臺灣當成榜樣和燈塔，他們的具體方向和道路就是中華民國的方向和道路。這是大陸人民的選擇。

　　 辛先生表示，一九四九年，臺灣人民選擇了中華民國，接受了中華民國，支撐了中華民國。如此纔有臺灣的土改和經濟發展，纔有臺灣今天的民主和自由，以及臺灣人民的幸福。臺灣已成為先進的民主地區。但是，臺灣目前有種本土化的傾向。我們沒有理由干涉和批判，但本土化不僅會讓大陸人民傷心，而且如果持續下去，勢將演變成中華民國的終結。如果要問我的話，臺灣人民應繼續選擇中華民國。在此前提下，臺灣對付中共有我日前講過的上中下策（具體內容見http://huanghuagang.org/20150830-news-release.pdf）。上策不現實，下策不可行，因此建議採取中策，即維持現狀。這需要是積極維持，不苟且偷安，不偏安一隅，否則就經不起中共的脅迫。

　　 辛先生的講話持續四十餘分鐘，並贏得聽眾的多次掌聲。

　　 其餘兩節的活動由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和「黃花崗」雜誌義工李剛負責主持。第一節持續了約五十分鐘，由光復委的座談小組主講並答問。座談組有四位成員，分別是著名民運人士潘晴先生，大陸來臺學者孔識仁先生，前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程幹遠先生，以及大陸首位人權律師郭國汀先生。他們首先各自做了十分鐘的發言。

　　 第一位講話的是潘晴先生。他談了些個人感受。他說：「對我來說，中華民國包含很多元素……我小時候不知中華民國，只知國民黨反動派。」他還曾因為名字諧音「盼青天白日」而荒唐獲罪。

　　 潘先生表示，人類歷史靠共同記憶延續。現實是臺灣人民所享受的人權自由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政之下。展望未來，我們要認識到歷史與每個人都有關。我們要求同存異，彼此交流；而我們的共同基礎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當對岸的法西斯暴力強權企圖剝奪中華民國的抗日榮光，我們一定要抗爭到底。

　　 第二位發言的是孔識仁先生。他強調了中華民國歷史的合法性。

　　 孔先生說，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標誌抗戰建國，因為實現憲政纔算完成建國。這是由抗戰建國綱領所決定。中華民國丟掉大陸不是因為喪失民心。一九四二到四九年，蘇聯給了中共二百多個步兵師的裝備。蘇俄把收繳的關東軍裝備和德軍裝備，還有美國援助的四十餘億美元裝備，統統給了中共。中共當時擁有的武器裝備已經接近歐戰水平。所以說，丟掉大陸是外力。

　　 孔先生表示，大陸民主運動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九年有過兩次高潮，但都不具備本土化特徵；而二十一世紀初出現的民國熱，則是本土化的必然結果。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復國運動必將成為民主運動的主流。中華民國憲法繼承了公天下高於官天下的傳統，又借鑑了外來思想，因此極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