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上）

中国改革年代的
政治斗争
杨继绳 著

出版日期：2004年11月
ISBN： 962-675-803-1
定价：港币 128

书籍介绍：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4年11月香港出版。作者杨继绳，是有三十五年新闻工作经验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对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知之甚多。他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本人也作了大量踏实的采访工程，包括访问赵紫阳、朱厚泽、李锐、任仲夷、安志文，田纪云等重要当事人。据北京一些读过此书的学者说，杨继绳这本书，应是迄今为止有关文革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破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第二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节胜利
　　第三节 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
　　第四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第五节 政治路线的大转变
　　第六节 “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第七节 四项基本原则
　　第八节 大平反 大改组

第二章　选路—中国向何处去
　　第一节 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第二节 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项基本原则?
　　第三节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第四节 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第五节 集体化，还是农民自主经营?
　　第六节 是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第三章　较量—严峻的 1983 年
　　第一节 缓改革 批《苦恋》
　　第二节 从批“异化论”到清除精神污染
　　第三节 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

第四章　涨落—风起云涌的 1986 年
　　第一节 1984—1986：政治波澜起伏
　　第二节 1986：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节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第四节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
　　第五节 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第五章　逆转—胡耀邦下台
　　第一节 “生活会”—宫廷政变
　　第二节 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胡耀邦下台与胡赵关系
　　第四节 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第六章　国殇—北京政治风波
　　第一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节 导火线—胡耀邦逝世
　　第三节 新华门前：警察和学生冲突
　　第四节“4.26”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五节 从“5.13”到“5.19”空前规模的绝食与声援
　　第六节 戒严以后
　　第七节 我目睹的“六四”悲剧

第七章　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第一节“皇甫平”事件
　　第二节 南国卷起“邓旋风”
　　第三节 改革派全面反攻
　　第四节 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第八章　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中国状况
　　第二节 令人担心的阶层冲突
　　第三节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第四节 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附　录
　　一访赵紫阳(1995 年 12 月 16 日)
　　再访赵紫阳(1996 年 10 月 29 日)
　　三访赵紫阳(2000 年 05 月 28 日)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辩护发言

导　言

“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 25 年。

在这 25 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帮”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 年 2 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度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 年 5 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 50 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 50 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50 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陈云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 50 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 90 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1979 年 11 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段谈话一直到 13 年以后的 1992 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转轨后的苏(联)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帮”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的维护者)则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以陈云为代表的第二种选择。

陈云是一位老革命家，在 1931 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 9 月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已是政治局委员。1935 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1937 年 11 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的地位还在邓小平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陈云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周恩来同时被批。拥护周恩来的人大都也拥护陈云。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陈云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铁腕人物，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陈云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六四”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四位老人，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陈云从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装左的内核。他和邓的斗争中，常以柔克刚。从积极方面看，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陈云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邓小平滥用权力。

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陈云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邓小平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

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

不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刺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个是要坚持共产党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可能不发生碰撞。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邓小平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陈云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陈邓两个阵线有分歧(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例如，陈云阵线在攻击邓小平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邓小平阵线在攻击陈云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陈云阵线如果认为邓小平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

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1992 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如前所述，贫困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 70 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过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于光远说过：“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1989 年春的北京风波就是一次演练。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会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政治智慧。

周期性和无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周期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仅仅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证这个利益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在现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内的自我完善。这就要处理好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到位，又要不伤害原有的制度。这好像是病人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剧烈的疼痛。在改革实践中，这是一个两难悖论：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中国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态度。他既然骑上了改革这头烈马，就很难半途下来。他要扬鞭策马前进，又要勒住缰绳，不要让马越过边界。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马践踏了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就很警觉，陈云阵线也会出来有所动作，或者以向邓小平送材料、加压力的方式让邓小平采取措施；一旦这种纠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马的健康和生命，邓小平阵线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为，同时对改革的烈马加以激励。改革的掌舵人邓小平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另一个“基本点”。所以，局外人看来，邓小平“左右摇摆”、 “反复无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请看:

第一轮：1976—1977

双年是 1976 年，粉碎了“四人帮”；

单年是 1977 年，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轮：1978—1979

双年是 1978 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有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单年是 1979 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抓。

第三轮：1980—1981

双年是 1980 年，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

单年是 1981 年，从 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陈云阵线开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接受了“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 24 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对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

文艺上开展对《苦恋》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批判。

第四轮：1982—1983

双年是 1982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物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单年是 1983 年，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经济上批判刘国光的“指导性计划”。左派人士发表文章，保卫“指令性计划”，批评“指导性计划”。

第五轮：1984—1985

双年是 1984，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 而是放”的指导思想。3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 14 个 城市，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

单年是 1985，7 月 29 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士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9 月 23 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这一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的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的雷宇。

第六轮：1986—1987

双年是 1986，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论形成高潮。白由派知识分子活跃一时。12 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单年是 1987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落马。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

第七轮：1988—1989

前几轮斗争周期太短。双方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就转向，因此双方的能量都有较多的积累。一旦重新爆发，其强烈程度非前几轮斗争所能比拟。

双年是 l988，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 “沙龙”、自由民主人士到处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有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民主的签名活动。

单年是 1989 年，北京戒严，“六四”镇压，左派极端活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992 年。其中“反和平演变”几乎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中心”几乎变为“两个中心”。

在这以后，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了。从 1989 到 1991 年持续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后，1992 年邓小平南巡，接着按南巡基调召开了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

1992 年 6 月 21 日李先念逝世，同年 9 月 28 日胡乔木逝世，1993 年 3 月 21 日王震逝世，1994 年 12 月 11 日姚依林逝世。陈云阵线失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势力大减。1995 年 4 月 10 日陈云逝世。逝世前 8 个月，即 1994 年 8 月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邓小平于 1997 年 2 月 20 日逝世，在 1994 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就不管国家大事了。邓陈的斗争到 1994 年就已结束。

中国的双峰政治结束后，就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

后邓时代从 1994 年开始，结束后邓时代的主要标志是：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第三个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的功过给以客观评价，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 1989 年的北京风波给以公正的结论。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执政后若干年内，都属于后邓时代。

后邓小平时代有几个特点:

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从而软化了“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是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 20 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

第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但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既享受邓小平时代的繁荣，也承受着诸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的折磨。

第四，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 WTO 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第五，真理的旗手已经从执政者转向民间及其代言的知识分子。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已经丧失了神圣性，也在相当深的程度上丧失了可信性。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打压时理不直，气不壮，他们的打压指令常常用口头传达，而不用正式文件。对一些良知末泯的执行者来说，他们做的只是一种应付上级的职业行为。“极权主义的原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在这一点上，后邓小平时代类似于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

第六，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最高执政者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社会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断。判断对了，他就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判断错误，他就会成为时代的弃儿。

在后邓小平时代，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紧迫。后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光谱和邓小平时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强的邓区和陈区已经合并，成为权力中心。最左端的是专制主义，最右端的是自由主义者。在两极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国的民主问题还没有解决，权力中心在光谱上是偏向左边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还具有无序性。

前面谈到，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因而有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实际上，所谓“两个阵线”，只是一个模糊的划分，界线既不严格，也不清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党内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非组织活动”。所以，我说的“两条阵线”或“两支队伍”，只是政治倾向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结盟，没有公开的派系活动，至于背后串联、沟通及其它活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由于两个阵线不能组成合法的党派，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合法斗争，他们的斗争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进行。

邓小平、陈云两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意见不一，他们总是“谈不拢”。邓小平为了摆脱陈云的掣肘，不开常委会(胡耀邦说:“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陈云想开常委会，是希望有说话的地方。(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附录)。不开常委会，陈云有话无处说，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人以种种形式向邓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压力，挑起斗争。

由于邓陈两人既不能向公众挑明他们的分歧，进行有程序的合法竞争，让广大群众作出选择，又不能以常委会的形式，通过民主讨论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从而付诸执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两种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摇摆，某些改革进展困难，贻误了时机；二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十分因难又十分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处在“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两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听取，两方面都不能得罪。两位总书记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斗争缺乏程序是一个原因。

这种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斗争，不公开透明，局外人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琢磨；广大群众无法自觉、自主地参与其中。由于不知内情，群众不是缺乏热情，就是热情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

就邓小平而言，他尽可能避免和陈云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怕政治斗争影响改革。就陈云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当他看到计划经济大势已去时，并不坚持己见。陈云虽然和邓小平在改革目标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只是从旁边施加影响，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实现，但从来没有取代邓小平成为第一把手的企图。

由于邓陈双方都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却很有力量。

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批评“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讨论，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经济改革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是改革进与退的焦点。如搞商品经济还是搞产品经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允许不允许搞私营经济，搞不搞经济特区，都有意识形态防守与突破。

为什么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如此突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她的最终目标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她千百次地向中国人民承诺，而且写进了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她的这一诺言，这是她领导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根基。所以，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突破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性的教义。本来，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战线就应当有这样一种责任：既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诠释，又要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器。但是，由于这两项任务是相互矛盾的，题目本身是无解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两者兼备的答案。既然选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论只能来自西方现成的市场经济理论。众所周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势同水火的。这样，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前一样，依旧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落实这一条，就成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职责。所以，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成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守护神。既然原有的意识形态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那么，这些意识形态的守护神们，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成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从共产党国家的传统来看，意识形态执掌者总是处于日丹诺夫的地位。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排斥。对国内的文化进行严格的控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迫害(注:日丹诺夫是上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指导方针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进行批判斗争，不允许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动不动就将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日丹诺夫虽然于 1948 年去世，但他的影响深远。)有人说康生是中国的日丹诺夫，康生死后，胡乔木、邓力群就继承其地位。日丹诺夫主义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也是极权制度的工具。

因此，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优势和话语优势。当他们抡起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时，改革派知识分子不是纷纷落马，就是望风而逃。然而,从中国改革整个过程来说，中国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对原有价值体系的突破，由于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彷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为卫道者提供了攻击改革者的借口。卫道者的每一次进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体系的残缺，又为下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原有的价值体系大厦业已崩溃，那些希望保持教义“纯洁”的人，只能处于抱残守缺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首的一群人。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宣传。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让他负责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76 年月 12 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胡乔木向“四人帮”上书，揭发邓小平十四条，受到“四人帮”的通报表扬。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宽恕了他，还说胡乔木揭发的基本是事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不过，邓小平只把他当“笔杆子”使用。在 1975 年邓小平二次出山时邓力群曾是邓小平的智囊之一，当时他把邓小平的思想归纳成一篇重要文章《论三项指示为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篇文章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没有把责任推给部小平，自己承担起来。1979 年他发表过同意搞商品经济的文章，后来经过反复权衡，改变了看法，反而批评商品经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里，他们两人都是中央委员，胡乔木则是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他们两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追随者。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掌握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裁判权，控制着新闻出版和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他们和党内的元老们息息相通。他们从陈云等党国元老那里得到权力资源，也听从陈云等元老们的意见。他们或直接向邓小平“左耳”写报告、送材料，鼓动邓的“左手”打击改革派知识分子，或通过影响元老进而影响邓小平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的过分行为，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邓小平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激进的一翼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专制政治有着深刻的批判，对民主、自由有着急切的渴望。一些希望尽快改变中国面貌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党内民主派是他们的亲近力量，中国的改革为他们提供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的活动又将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他们对企业、对青年、对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派来影响权力中心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的活动有着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危险，有可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作“金箍”套在他们的脑袋上。不同的时期邓小平念出不同的“紧箍咒”:“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两支对立的队伍。

对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心来说，这两支队伍都是不可缺少的。权力中心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从而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权力中心也需要自由派推动改革开放，从而为共产党创造更长远的生命力。只有邓小平能驾驭和利用这两支队伍，他像一位高明的钢琴师,一会儿敲击左键，一会儿敲打右键。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越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设限时，邓小平就利用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作为打手，打击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执掌者经常提醒邓小平，自由主义者如何违犯“四项基本原则”，鼓动邓小平念“紧箍咒”，并且是执行“紧箍咒”坚定而勇猛的生力军。当意识形态掌管者的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时，邓小平就停止了“紧箍咒”。并且说一些政治宽松的话语来安抚自由派，给自由派较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时，整个社会政治气氛宽松，改革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这样，自由主义者一旦言论过激，就会给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开辟新的活动空间；意识形态的掌管者走过了头，也势必给自由主义者创造宽松的条件。当然，这种为对立面创造条件，是通过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轴实现的。正如上面所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有周期性；宽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打压自由派的斗争。打压自由派会使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十分活跃；意识形态的掌管者活跃过头，就会出现新的宽松，自由派就会活跃起来。钟摆向左偏移的幅度越大，随后向右偏移的幅度也会相应加大。这种摇摆在 20 多年的改革中有多次来回。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运用自如地驾驭自由主义者和意识形态执掌者，是因为在这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在邓小平的左侧，虽然以保守力量为主，但保守程度是不同的，保守派的极端才是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及其追随者。在邓小平的右侧，虽然想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激进程度不同，改革派的极端才是自由主义者。从人数来看，两个极端是少数，而中间力量是大多数。由于有广阔的中间地带，所以，上述周期性的政治斗争不会酿成全面危机。全面危机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两极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的群众分别向两个极端聚集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对抗。这里的关键 是，政治权力中心能否把两极间的中间群众聚集在中心地带。如果政治权力中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中间地带的广大群众对政治中心十分不满，他们将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倾向，向两个极端聚集。这时，政治权力中心除了手中掌握的军队以外，很难调动其它资源来解救社会危机。

这本书记录了自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其中每一个材料都有所根据。为写此书，我采访了很多高层人士。我尽可能从事件的经历者、目击者那里得到材料。例如，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不少书籍都有记载，而这本书根据可靠的资料来源，对现有的出版物上的记载进行了大量的匡正。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内容，本书比现有任何出版物中所记载的更为详尽可靠。本书中北京“六四”风波的内容都是作者当年的现场记录和单位的传达，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遗憾的是，在写这本书时，我听取的基本是邓小平阵线有关人士的意见，另一方的意见听得很少。1995 年，我在写《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时，我曾通过一条渠道约访邓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听取他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

2004年8月 北京 

第一章　破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在 20 世纪最后的 20 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是十分重要的。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上逝世。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就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毛泽东的遗产是丰富的:有一定基础的工业体系,较强大的军事实力,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他的遗产也包括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政治上专制和经济上贫困。而专制和贫困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 20世纪末的改革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 20 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逝世时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 2093 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1980 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 54000 个。参加人民公社有1.7亿户,8亿人口,3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张思骞:《1980 的中国农业》)。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产值中,1979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 81.0%,集体所有制工业占 19.0%,没有私营工业(《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 194 页)。

1978 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 90.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 7.4%,个体商业只占 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2.0%(同上,第 347 页)。1978 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 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 2048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21.6%,两者合计占职工总数的 100%(同上,第1 1 1 页 )。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 700 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还有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工资 40 元左右。到了文革,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这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1982 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气中我走近了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 7500 马力,1905 年造;另一台 6400 马力,1887 年造。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被从武汉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 4%,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的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作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 180 万元,但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 475 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从 1965 年就向上级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17 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 3 千多万元。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大树底下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1953 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苏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认识了这种技术上的不可行性。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写道:“基辅的数学家已经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 (亚历克·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1979),上海译文出社 1983 年中文版第 185 页) 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 1964 年说过,全苏联的人都投入到编计划工作中去,到 198O 年才能编成 1964 年的计划。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如:毛泽东在 1957 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 15 年后钢产量达到 3500 万吨到 4000 万吨,没作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钢产量指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也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 1956 年为 310 公斤,1960 年下降到 215 公斤,1978 年达到 320 公斤,整整徘徊了 22 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1978 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 户人家有 4 户没有大门,3 户没有桌子,68 人中有 40 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 个孩子,一家 10 口人,只有 3 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1979 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1978 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粱地区,为 70 元;陇东庆阳第二,为 64.86 元;延安地区第三,为 57.2 元;榆林地区第四,为 52 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 47.6 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 36.8 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北京,第 17 页)。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 1 角 1 分钱。1.9 亿人每天能挣 l 角 3 分钱,有2.7 亿人每天能挣 1 角 4 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 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 1977 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 70%以上是二级工, 月薪为 41.5 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 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 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 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 3.8 平方米;1972 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 降到 3 平方米;到改革前的 1978 年又降到 3 平米以下。50 年代初为 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 80 年代。夏天,在这拥挤、 破旧、肮脏的工栅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 1 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 道的温度高达 39 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 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 1972 年在天津佟楼附 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且是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 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 体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 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政治体制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个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 的国家(参看:《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 头大学出版社,1999)。但是,在建国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 得不同了。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 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 三权鼎立等。”他把“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 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 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 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 第二卷第 637 页)在中国应当由哪个阶级来专政呢?1940 年 2 月,他 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 1949 年 6 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 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强调“无产阶 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 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 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 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 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 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她的 “政体”。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由《宪法》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盂德斯鸠把国家政体 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 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 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 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共和”的,不是专制的。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纲法》。毛 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于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 事。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 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 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 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这一 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 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 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 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 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 “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 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 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会 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 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 想处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 最高领导人要整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表态、围 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 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 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 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级的党委书记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 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 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 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 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巳。

毛泽东有时连这个“橡皮图章”也懒得用,他把国家主席刘少奇 置于死地,也没有动用这个“橡皮圆章”。毛泽东时代,是由他单独 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 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

2001年的一天,李锐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 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 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 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 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 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锺,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部是君临天下,统率万 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 年 11 月 4 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 年 4 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口号中,最后两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笔 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中国老百姓谁也不会想到,“毛主席万 岁! ”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原来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 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 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经问毛泽东:“你是不是 把自己看做是 16 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泽东回 答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尼克松回忆录》中追忆访华 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历经半个世纪.把战乱的 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 的制度。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 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在王朝 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 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 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 代通讯技术和现代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了一切边远的乡村、 一切山野角落,深入到了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了每 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 了尽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是极权制度。

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 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 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

在这座“金宇塔”顶端的一小群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任何事务的最后决 定权,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金字塔”顶端的其它人既 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权力。中国共产党 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政。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 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秦 始皇及中国历代帝王说“朕即国家”,毛泽东可以说“朕即社会”。

毛泽东帝国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维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政权,浴血奋战了 28 年,为革命献身的革命战士数以千万计。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政权。在这个新政权 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世时有一种通行的说法: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毛泽东逝世时, 中国共产党有 3500 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 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苏共在建党时,曾 经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列宁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马尔 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所谓“一种不定型东 西”,就是我今天赞成党的纲领和政策,就可以自行列名入党;明天 我不同意党的纲领和政策,我就不是党员。这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 在争论中,列宁的意见得到了支持。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 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但是,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 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权力的制 衡力量很微弱。以后历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 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上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 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 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一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于执 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 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 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到了毛泽东晚年只有集 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而已。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 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l959 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 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 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 1957 年以 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 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 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 “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 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 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 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了绝对权力以后, 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 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 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 的第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民主党派内设 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民主党派的核心。从经济上,它们是 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 主党派都不是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具。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慷慨激昂地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 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 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 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当然,两党的宗 旨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 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在 20 世纪末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 益集团。她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她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 身的利益。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是中国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忽视。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得处理好这个 集团的种种利益关系。

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是靠军队来维 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46 年 6 月到 1950 年 6 月, 这支军队共歼灭了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 807 万人,实现了“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 即 1949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 400 万人。到 1950 年 7 月,又 增加到 500 万人。1951 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 611 万人。朝鲜 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 400 万人以上。一直到 1985 年 6 月,邓小 平决定裁军 100 万,人数降低到 330 万人(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 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第 1084 页)。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 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她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 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80 年代撤销)、防化兵、通 讯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 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 国防科研机构和 100 多所军事院校,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 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 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 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 方式生产的。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注: “军工动员”就是用强制命令,向民用工厂下达军事装备的生产任 务,要求按时、按质完成,不计成本,民用产品要为“军工动员”产 品让路,费用由民用工厂承担。)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 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 对党的忠诚,更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 央主度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 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 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 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战士成立“军 人委员会”,可以对干部进行监督。此外,毛泽东还采用中国历代的 监军制,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 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 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 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 带兵的军官,不能自行带领属下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 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调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 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己到一个部队里去 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 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指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 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 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 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 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 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宫。他们既凭 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 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只能听命于中央;军 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 别控制,并让两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 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 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两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两人有相互制衡作用, 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 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 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 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 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 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 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 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貌。

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实行“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 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 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集中一切智慧,全力论证共产党政 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极尽才华,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它 的领袖;一切新闻机构,都夜以继日地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正 确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 一任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 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时时刻刻都在塑造 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有效。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 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 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 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 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 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 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 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 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 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为“大我”作出牺牲是可耻的。关 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 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的前一个进步,后一个 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 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 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 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 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 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的思想变得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 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 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强大力量,在政 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 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 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 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 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 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 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 标题、排版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 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 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 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 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 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 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 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 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 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 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 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寻根究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 的注释、论证、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 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我就读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是, 能借到的除了自然科学的书以外,只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的书,其它的书,一本也看不到。当时我们不知道清华大学曾有 过陈寅恪、吴宓这样的大师,只是从毛泽东著作中知道了值得骄傲的 闻一多和朱自清。

中国的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 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 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 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文 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中国 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 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 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 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 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没有这样做而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 1956 年到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 60 万不服 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 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 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掌管者,他 们把当权者的政治目标从上到下地贯彻到整个思想文化空间,左右着 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官僚中有些人本来就是知识分子,他们 被委以管理意识形态的重任以后,就不再从事知识创造工作,本人也 放弃了独立思想,转而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实实在在地掌 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 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 监督。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一目标 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 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 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 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 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 谁就是真理的化身。谁发表不同的意见,谁就会面临灭顶之灾。独立 思考也会招来横祸。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东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 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 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社会

在毛泽东时代,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 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 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 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 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 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 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 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构成一座庞大无比的金字塔。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某一层金字塔的一个网眼中。社会成员的 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

改革以前是一种身份社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身份一 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它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身份是对既有的利益、 地位的固化。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的政治身份　在农村：地主、 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在城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 烈士家属、工人、城市贫民、店员、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高级 职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等等。此外,在城乡还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 五类”,另外还加上了“走资派”这种身份。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 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人们在口头上就把地、富、反、坏、右、 资本家、走资派、可教育子女、知识分子排成一个系列。知识分子名 列第九,自嘲为“臭老九”。其中“可教育子女”是指“走资派”的 子女和“地富子女”。

这种身份系列把人从政治上划为上、中、下三等。下等身份的人 得不到官方和公众的信任,人们不敢与他们亲近,上、中等身份的人 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相当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 一旦发生了什么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常常是被怀疑和 被审查的对象。长达 20 多年的政治歧视对他们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 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连未成年的孩子也有严重的自卑感。在 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发动身份好的批判和打击身份不好的,身份不 好的总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从而更加强化了不同身份之间的政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不可逾越的性质。有的还有继承性:如“地 富子女”就是继承的身份。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 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户籍身份。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 现代物质文明以外,还可以比农村户口享有更多的优惠:就业优惠, 城镇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 贴。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 越性”。

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里人”划成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 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上是不通婚的。如果一个个城里男子找一 个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 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身份 的人。

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 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 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就非常困难。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 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 80 年代 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 600 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 每年团聚一次,要乘满 5 万节火车厢,挤满 10 万辆公共汽车,一年 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国家一年还要支付 23 亿元。

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 展的条件,需要人才的单位得不到人才。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 限制,除 1953 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 多年一直被限定在 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对距京仅有 200 多公里的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 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在人事管理中,工人 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 动部门管理。这两种编制是不能跨越的。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这种情 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干部和战士的界限也不能逾越,当了排长才进 入了干部系列。服役期满,干部“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 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战士服役期满只能 “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权 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 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干部的发展机 会比工人多,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 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 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　与此相关的 是,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级别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僵化 的人事管理制度,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如果脱离 了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 单位有关。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 之高。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都落实到每一 个员工身上。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 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过去企业分为局 级企业、处级企业、科级企业,这种划分是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 为依据。实际上,这种单位行政级别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也是对资 源控制多少的表现。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 经没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二轻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

当时的看法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 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低级形式。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和支配下 进行生产的。在城市工业中,集体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个等级。 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职工,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有差 别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全民 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谁也不愿意调到集体企业去工作。那时,工作在 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 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 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也可以称之为“软制度”）。

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 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 统。这两个方而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 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 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 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 的标准。

毛泽东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镇压的机器;认为民主是 手段,不是目的。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而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则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逝 世之前,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最受推祟的时候。 所以,在无形制度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有着重要作 用。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 价值体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君主 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 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 父,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 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 个人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 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随时随刻都在起作用,它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制度。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 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的 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 “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软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而且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 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 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 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 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 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 人一起制造了这部机器。”

第二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毛泽东逝世后争夺继承人的斗争,实质是在毛泽东身后中国走什么道路之争: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毛泽东的遗产、坚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破冰前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

如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接班人是顺理成章的。北京高层人士间的传说不能说没有根据: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毛远新当然也是一颗有实权而且有更大前程的新星。这个班底恐怕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梦想,一定是符合当时最高权力的意志。当时根本没有人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报刊上每天都在宣传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务实派没有话语权,他们虽然心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说不出口。毛泽东虽然把华国锋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但这只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这场斗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9月11到 9月17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 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 李先念、陈钖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 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 臻、陈云等。

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 前。这些面显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在哀乐缭 绕的悲痛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四人帮”不让权力落到务实派手里,想把权力抓到手。9 月 11 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 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但是在他们内 部,看来还没有个协调一致的夺权策略。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强了对华国锋的攻势。此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和张春桥。1976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 受到王、张两人的箝制。所以,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 大会,并且尽可能让叶剑英、李先念参加。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会上江青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 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 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后,逼华国锋表态,华国 锋说:“对邓小平当然要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 江青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 定,立即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叶剑英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 们都很悲痛。毛主席治丧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 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 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 锋这首的党中央周围!”

华国锋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 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9 月 12 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 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 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 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她整理 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姬为主整 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 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看到华国锋不表态,就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 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小张是指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 的秘书。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 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 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 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 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

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 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没有就此结束。9 月 21 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 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 文件没有退回。一份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份是 1974 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 认为,这是两份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 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 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从江青 等交回的文件看,他们已经对文件进行了删改—向有利于他们的方面 删改。

江青得知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消息,深夜两点钟给华国锋打电 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末寒,你 就要赶我走吗?”为什么对毛泽东留下的文件进行“大战”呢?显然, 都想争夺继承人的合法性。想从这些文件中得到自己合法继承、打倒对方的根据。谁得到了这些文件,谁就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根据。 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恐怕是永远揭不 开的秘密。

“四人帮”等在这些老元帅面前,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他们 在军队里也有人,但不一定指挥得动。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就是一个。 丁盛听说毛主席病危,特意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我 在南京很孤立,准备被杀头的,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这个军从南 京一直摆到苏州,发生什么事情,对上海是一个威胁,你们要有所准 备。”“四人帮”知道军队多数听老帅的,就抓“第二武装”。所谓 “第二武装”就是工人民兵。经过丁盛催促,马天水批准上海民兵指 挥部突击发放武器,到 8 月底就发出了 7 万多件。9 月 21 口,王洪 文悄悄回到上海。大力督办第二武装。实际上,几年来上海动用地方 经费 3000 多万元,制造了大量武器。9 月 23 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上 海的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还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 40 万 民兵,要有 40 万支枪,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9 月 28 日,张春桥派秘书萧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 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9 月 29 日,晚 11 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 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 的领导权怎么办?”她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 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华国锋心里明白, 江青已经有工作,何须再安排?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

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意见被否决。 第一个议题失利,他们又提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 是毛泽东的侄子。他的父亲毛泽民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新疆被 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毛泽东把毛 远新当亲儿子看待。1964 年,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同他谈到青年人的成长问题。 后来《毛士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大学生传达。 从这时起,毛远新的名字就被人们所熟悉。文化大革命后期,毛远新 当了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三省的实际上的一把手。毛泽东晚年,把 毛远新调到身边,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是少数能接 近毛泽东的几个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站在“四人帮”一边。毛泽东逝 世了,联络员无事可做了。“四人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希望毛 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

江青很生气地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 事!”

华国锋寸步不让。他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 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双方 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会议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华国 锋让叶剑英、李先念等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六七个人。江青等 人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召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 了,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 三中全会报告。”

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分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 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说: “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 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应该 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范硕:《叶剑英在 1976》, 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第 259 页—262 页)。

“四人帮”在这一场斗争中,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 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 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如果说他们在战略上的错误是把本应当团结 的文革中的受益者推向了对立面,那么,在战术上的错误在于,在毛 逝世后他们全都留在北京,在政治聚光灯下明目张胆地进行夺权。

华国锋面对“四人帮”的威逼,除了正面顶回去以外,也在密谋 对策。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康生秘书李鑫。华国 锋采纳了这个建议。李光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此人和 “四人帮”在政治上不见得有多大分歧,但毛泽东晚年不见江青,都 是汪东兴挡的驾。作为一个女人,江青恨汪东兴。汪东兴也知道,毛 死后,江青有可能执掌更高的权力,这对他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 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江青,汪东兴很支持。他是中央办公厅主 任,主管“大内”的一切,解决“四人帮”问题,有他参加方便很多。

需要说明的是,粉碎“四人帮”谁是主要的决策者,在很多记述 中和事实真相有出入。有些记述说叶剑英元帅是主要决策者,华国锋是被动的。李先念 1977 年说:“去年 10 月,粉碎了‘四人帮’。这 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李先念 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 311 页)在收录这篇讲话的后面 有一个注释(注 157),原来也写成叶为主华为辅,为此李先念大发脾 气,后来才改写成以下文字:

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 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 重要作用。是年 9 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强夺取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 法。9 月 21 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 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教叶 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 月 24 日,李先念到叶 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 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 10 月 6 日对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

(《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 518 页)

2001 年 3 月,《李先念传》编写组发表了《一则重要考订》,《考订》中说,这条批注中的9月21日和9月24日应为9月11日和9 月 14 日(见《党的文献》2001 年第 3 期,第 73 页)。

9 月 11 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他离开毛 主席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我到你家里,只谈五分钟。” 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驱车到李先念家里,一进门就紧张地说:“我可能已经被跟踪,不能停留,说几句话 就走。现在那几个人的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 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说完即匆匆离 去。当天,华国锋还找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明确表示:坚决支持 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 代中国出版社,2004,北京,第 235 页)。9 月 14 日,李先念藉去北 京植物园的名义,半途中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 段时间没有交谈过,互不摸底,经过一段交谈以后才转入题。两人一 拍即合。

叶剑英也多次讲过,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领导的。

华国锋对他的老朋友张根生是这样说的:“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 之际,我于 9 月 10 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 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 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觉察,李先念于 13 日藉去两山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去了西山。当时叶李两 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 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 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 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载 《炎黄春秋》2004 年第 7 期)

张根生和吴德两个人说的时间和地点都不一致。华国锋让李先念 去找叶剑英,吴德说是 9 月 11 日,华国锋主动到李先念那里,张根生说是 9 月 10 日,华国锋把李先念叫到自已家里,到底哪一个说的 正确?我请教了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李维民将军,他当即打电话询 问了《李先念传》写作组的朱玉,朱玉根据李先念当年的记录回答说: 吴德的回忆是正确的。

当然,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叶剑英 事先做了很多酝酿工作。

叶剑英西山串联

邓小平下台以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显得十分张扬。他们的舆论机器开足了马力,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政敌早就准备对他们下手了。

事后披露的两件事可以看出,务实派和元老派对“四人帮”已经 怒不可遏。

一件事是王洪文、张春桥截取了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写给他女友的 一封信。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罗、傅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 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 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 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 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 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 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 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 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这里的罗、傅是指罗瑞卿和傅崇碧两位将军。“四人帮”看到这 封信以后,十分惊恐,他们和毛远新商量,准备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 到北京,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另一件事是与纪登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儿子有关。1976 年初,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 看望他。其中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 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 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 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想通过 新华社渠道反映到中央去。总社主持工作的解立夫把他写出的材料转 给了姚文元。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它压下来了,再没往上转。 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周明英为此成为河南省的重点 清查对象。

第一件事当时军队里的干部很多人都知道。第二件事新华社的老 记者大都知道。

邓小平下台之后,叶剑英虽然被迫“因病休息”,停止他主持中 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 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有合法的地位,加上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的陈钖联对他很尊重,叶剑英实际上还控制着军队的实权,很自然地就成了务实派和元老派私下串联的中心。叶剑英住在远离市区的西 山。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 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飙、李强、罗长青、 熊向辉、王诤、杨成武、梁必业、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接触最 多的是粟裕、宋时轮。这些都是军政要人,在党内、军内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

还在毛泽东病危时,萧劲光大将就到叶剑英处,说得想个办法, 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 了,并建议下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 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子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4,第 351-352 页)。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信息, 商量对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 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元帅:“为什么让他们这 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息,只是做 了一个手势。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 举妄动,要等待时机(范硕:《叶剑英在 1976》,中央党校出版社,北 京,1995,第 274 页)。

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和元老们接触更频繁了,讨论的问题更 具有实质性。

毛泽东逝世后一段时间,叶剑英从西山搬了下来,住在小翔凤。 在王震事先串联的基础上,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剑英的住处。他们对形势的发展和如何 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经过王震串联,叶剑英派车把陈云接到西山。陈云见叶第一句话 就说:“这个局势怎么办啦?”叶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 主席刚逝世,弯子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 些。”

邓颖超先到小翔凤,同叶剑英交谈过一次,后来又到西山会见叶, 叶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向她交底。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就是那个 ‘演员’。这个人最会演戏,她会利用和毛主席的关系扮演角色,演 出一场‘贺后哭殿’。她还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 祸于人!”

叶说:“是的,不过,对付这个‘三点水’也不难。解钤还须系 铃人。主席生前不是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吗?只要把事实真相全部公布 于众,她的戏就演不下去了。”

邓颖超说:“还有那个‘眼镜’,诡计多端,也很难对付。”

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担心的是上海的‘第二武装’, 还有北京的民兵指挥部。不过,只要三军巍然不动,他们那一点‘御 林军’成不了气候。”

邓颖超说:“叶帅,你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 人首先要站出来。”她指的是华国锋(范硕:《叶剑英在 1976》,中 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5,第 211—212 页)。

邓颖超期待的事终于出现。9 月 14 日,华国锋派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要抓“四人帮”的意见。以后华国锋和叶剑英还直接商谈过 几次。华国锋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

投鼠忌器

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泽东。

1937 年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婚姻破裂。1938 年 11 月,24 岁的江青和 45 岁的毛泽东结为夫妇。应该说.他们有过很长 一段时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还生下了一个被毛泽东视为宝贝的女儿。进入北京以后,江青很少抛头露面,只是担当一个妻子的角色。 当时到他们家作客的人对江青还有比较好的印象。也许她以当第一夫 人为满足,并不想有所进取;也许这时她深藏不露,是有更大的野心。 从她的一首诗看,后者的成分要大一些(这首诗是:“江上有青峰, 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毛泽东和江青在生活 方面并不协调,有时还闹些矛盾。后来还长期分居。但是,在政治上 毛泽东还是把江视为亲信,关键时刻让她出来帮他。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1959 年到 1960 年,全国各地饿死的人 以千万计,1961 年还在继续饿死人。面对严峻的形势,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对策。在这 期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题了一首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还写了“赠李进同志”(李进是江青的别名)。这首诗表现了毛泽 东当时的心情,也表现了毛泽东和江青的亲密政治关系。

建国以后毛泽东处理的不少重大政治事件,都有江青参与。

1950 年 3 月到 5 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放映。江青看了 以后,认为“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江青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 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副部长周扬等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没有掀起批判。但事隔 16 年以后 的“文革”中,毛泽东还重提这件事。因刘少奇当年反对批判《清宫 秘史》,这便成为刘少奇“卖国主义”的一条罪证。

1951 年,江青看了电影《武训传》,她认为这部电影“有严重问 题”。而社会上认为这部电影不错,《大众电影》杂志还把这部电影 列为 1950 年 10 部最佳国产片之一。这次又是毛泽东支持了江青。毛 泽东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 讨论》,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1954 年,由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 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红学家 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江青发现了两位年轻人的文章,就送给毛 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认为不错,让江青出面,令《人民日报》转载。 但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理由是 “党报不是自由争论的场所”。最后达成妥协,在《文艺报》上转载, 这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从而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运动。

建国以后,江青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第一次露面是 1962 年 9 月 19 日。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夫人。 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9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 刊出的接见照片上,毛泽东同苏加诺夫人握手,站在两人中间的江青 在微笑。据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政治局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20 年内,江青不得以毛泽东主席夫人的名义参加政治活动。如果这个说 法是真实的话,这次露面是一次重要突破。不过,这时已经过了 24 年了,政治局的限制期限已过。

江青公开步入政治,是在 1966 年 2 月,林彪元帅委托她起草《部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据说,这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毛泽东的 安排。在这之前三四年,她搞过现代京剧“样板戏”,开始插手文化 工作。江青插手文化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首肯的。60 年代,毛泽东 对中国的文化工作很不满意,私下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江青在文 艺界这些活动是和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合拍的。事后人们才知道,《部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也就是说,毛 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江青是比别人较早了解到了。不仅了解, 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例如,拉开文 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人写 成的。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批判《海瑞罢官》,没有得到支持(据说是找 李希凡写,李找一个借口推脱了),再到上海找张春桥(张曾写了一篇 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章:《论资产阶级法权》),张指定《解放日报》编辑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成。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的信任还表现 在一封信上。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很长 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江青:

6 月 29 日的信收到了。你还是照魏(注:文伯)、陈(注: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注:上海)住一会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 6 月 15 日离开武林(注:杭州)以后,在西方一个山洞里(注: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天,消息不大灵通。28 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注: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指林彪 1966 年 5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义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到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我就在 20 世纪60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三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还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有多次扫除。

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 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如此重 大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何等信任。我们当时听传达时, 在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形势作如此严重的估 计,是“打倒一切”的认识基础。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 到 21 世纪,有资料说,这封信是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在林彪摔 死后假造的。假造这封信的目的是想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早有察觉,以 证明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洞察一切”。即使如此,在毛泽东健在 的时候,他们假造这封信,毛泽东默认了,也说明毛泽东对江青的信 任和放纵。

江青走上政治舞台,从一名普通党员,变成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职的“中央首长”,不可能没有毛泽东 的默许甚至支持。

在 1966 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 的赞扬,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周恩来也参加了过分赞 扬江青的行列。1968 年 3 月 20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十万人的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

在抗日战争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的亲密的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的著作和思想……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们要誓死保卫伟 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对自己妻子如此没有分寸的赞扬,毛泽东没有制止,实际上已是 纵容了。为什么中央高层领导人这时突然争先恐后地“大树特树”江 青呢?这中间恐怕有不为人知的背景。这个背景一定是毛泽东有什么 意思,这些高层领导人心领神会了,才掀起了赞美江青的“大合唱”。

江青很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和她的这一特殊关系。不管在什么公 开场合,她总是用她那很尖的嗓音,高声对听众说:“我代表伟大领 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 们……”直到在若干年后对她公审时,她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是毛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咬谁呢?当然是咬那些毛 泽东认定的“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当然,她也要乘机咬她自 己的仇人,咬妨碍她夺取权力的人。

在毛泽东晚年,毛泽东也担心江青利用和他的特殊关系,干出不 得体的事。因此,他申明:“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已。”毛泽东对 江青过于专权也很忧虑,所以他多次批评江青。1974 年,毛泽东在 给江青的一封回信中写道: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得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 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不管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多少恩恩怨怨,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 人。毛泽东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说过 “四人帮”这个词,但他说的“四人帮”,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 帮派,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圈子,团结更多的人来实践“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错误。 当时在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他 们中间虽然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但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文化 大革命。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 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圈子, 排斥这些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 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 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 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伤和恐 惧。

在 9 月 18 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着意描述了江青 的花圈:“江青同志敬献的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 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 文冠果花组成。”

先下手为强

9 月 2l 同,聂荣臻元帅通过代总长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 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 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

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聂荣臻回忆录》 [下]·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4,第 867 页)

先下手为强。这不仅是聂荣臻元帅一个人的想法。华国锋、叶剑 英也准备这样做,并作了周密部署。华国锋 1999 年 3 月 9 日对原广 东省委副书记张根生说,促使他早下决心的是,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 主任张某到坦克 6 师进行活动(张某是张春桥的弟弟)。

粉碎“四人帮”中,李鑫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鑫,曾就读于南开 大学,在中央辫公厅和中央警卫团都有要职。“四人帮”想在中央警 卫团找一个自己的人,张春桥看上了李鑫,因为李鑫是康生的秘书。 张春桥把李鑫引见给江青。李鑫表示:“我一切听从江青同志的指 挥!”江青和张春桥向他了解中央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情况, 政治局委员的居住地点和警卫布置情况。并交待李鑫每天用红机子向 江青报告警卫部队的活动情况。李鑫表示同意。江青和张春桥十分满 意。江青赞扬张春桥选上了一个忠诚能干的人。可他们没有想到,半 个小时以后,李鑫把江、张同他谈话的内容全部向汪东兴作了汇报。 汪东兴连夜报告了华国锋,促使华国锋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从那时开始,李鑫利用“四人帮”对他的信任,继续和“四人帮”保持联系,并把得到的情况向华国锋这边报告。10 月 4 日早晨 7 时,李鑫向华国锋报告,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 一线,如果北京有情况,一天就可以赶到。

其实,他们不必担心。叶剑英早就把 28 军调到了塘沽一带,封 锁了入京的水陆交通。叶剑英得到李鑫的情况以后,还是立即命令李 德生把这两个师火速调回原地。

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 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 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 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头上。

10 月 6 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 8 点到怀 仁堂开会,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一名警卫参谋, 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和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静。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 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车 7 时抵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 一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 开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主要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 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 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 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搬走了所有的棹椅,显得十 分空旷。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只摆 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 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着门口。

7 点 55 分,张春桥到达。他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 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就连声地问:“怎么 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 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环视厅内, 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正襟危座、目 光严峻的叶剑英和巍然直立、满脸怒气的华国锋。

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他正要申辩,只听华国锋 严肃地说:

“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 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

接着进来的是王洪文。他一跨进门,行动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 几个卫士从旁边走过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 你们要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 扭着他的双臂带进正厅。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念完,王 洪文突然大喊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像一只发狂的野兽,从五六米 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因为双方离得 太近,汪东兴不便开枪。警卫人员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带上了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推进汽车拉 走了。

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他早希望开这个 会。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 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 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的大 休息室里待命,这次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中央 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宣读的(华国锋 1999 年3月 9 日对张根生说姚 文元也是他宣布的决定)。他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是说 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领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 201 号。行动小组里有两名女警 卫。江青看到几个不速之客,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张耀祠向 她宣读“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后一言不发,在沙发上,沉着脸, 双目怒视。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从腰间解摘下了一串钥匙,再拿了一 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启”,把钥匙装在里面.用 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同一时间,在毛远新的住处颐年堂后院。毛泽东的卫士李连庆出 现在门口。他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毛远新的妻子在辽宁,这里只有 给李纳看孩子的一位老保姆照顾他的生活。李连庆来时他正在一个人 看电视。

他看到李连庆穿着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感到有些异样。

他问:“老李,有什么事吗?”

“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李连庆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要带点东西。”

“不必了,什么也不带,现在就走!”

这时毛远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站起来质问自己的老熟人: “啊!你来抓我?”

“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奉命来向你传达一件事情。” 接着, 李连庆宣读了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毛远新没有反抗。几个军人搜出了他的手枪,把他带走了。

解决了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好回报到怀仁堂。叶剑英高兴地 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

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和谢静宜。

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华国锋等首先控制了广播 电台、新华社等重要舆论单位。

10 月 6 日晚,华国锋把耿飙找到中南海,先让他看了两张复印 的纸条,纸条上是毛泽东的手迹:“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招急, 慢慢来。”然后要求耿飙带部队进驻中央电台和北京电台。耿飙连夜 赶到中央广播电台,直奔总编办公室,台长邓岗正在那里。耿飙拿出 华国锋的手令给邓岗看,让邓岗通知所有的副手,带着行李卷住到总 编办公室,不能回家。要求他们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 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 耿飙要他们交出直播室的钥匙。耿 飙对邓岗说:“你执不执行我的意见?你如果不执行,还可以给姚文元打个电话。”邓岗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说:“不必了,我想原来的 电话已经不通了。”当时直播室的钥匙由办公室主任杨兆麟保管。他 不敢轻易交出。耿飙说:你不交出来我就派战士守在门,谁也不能进 去。 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杨兆麟马上把钥匙交出来了。与此同 时,耿飙把北京广播电台的党委书记赵正晶找去,一切按中央台的作 法办理。耿飙是带着很强的敌情观念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了安全, 他们吃的食品和喝的水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

新华社是第二天由一个“五人小组”接管的。时任北京分社社长 李普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另外四人是:郑屏年(某军政治部主任)、 徐贵年(李先念秘书)、杨家祥(通讯兵军官)、黄兴汉(康生秘书)。10 月 7 日李普吃午饭时电话铃响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电话。一个陌生 的声音问:“这是李普家吗?”沈容说:“是的,您是哪位?”对方说: “我是 39 局,中组部 x 副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李普按过电话 说:“我正请病假在家。”对方说:“我们知道,请您今天下午到紫 光阁开会。”李普到了紫光阁,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 先让大家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 件,向他们透露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交待了接管新华 社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迟浩田等人接管了《人民日报》。

10 月 6 日晚,“四人帮”刚一解决,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 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 9 号楼开会。 晚上 10 点,人已 到齐。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 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 11 人。第二天凌晨 4 时才散会。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向人家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电 话通知并征求意见。

10 月 7 日,上海的马天水到北京开会,一听传达,认为这是“宫 廷政变,右派政变”。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得到消息后,在 8 日 晚上开会,准备动员第二武装和北京进行军事对抗。12 日,中央将 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由政治局出面,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 珍等集体谈话,让他们回去做工作。13 日他们回到上海,不再讲武 装斗争,而是讲“搞合法斗争”。后来,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 冲到上海接管了权力。

邓小平一家听到这个消息表现如何呢?毛毛在她的书中生动描述 了她的丈夫贺平从外面得知消息后的情况:

10 月 7 日,贺平得到消息后,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宽街, 把消息告诉我们全家。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 看到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 候,我们怕家中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 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 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 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没听清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 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到精彩的场面,我 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着,跳得连 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见。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 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 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 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方 式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 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 年,第 523 页)

10 月 10 日,欣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 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 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 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 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能不令人欢欣 鼓舞呢?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 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 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 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 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有希望见天日,他的欣喜之情是很自 然的。他写信给华国锋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事实上,在粉碎“四 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元帅就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在当 时情况下,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不久,叶剑英又把邓小平一家人接 到西山居住。为了让他熟悉情况,还以别人的名义,秘密地按期送一 套文件。

10 月 7 日到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 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向他们通报了粉碎 “四人帮”的情况。

l0 月 18 日,中央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 号》, 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件大事。1O 月 20 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事 实上,在这之前消息已传得家喻户晓。大多数人感到轻松,感到高兴。 中圈人历来看不惯“后妃专权”,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到处指手划 脚、发号施令,早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所以,对她被捕,同情者少。

10 月 21 日,北京 150 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以后 几天,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郭沫若写了一首打 油诗,当时流传甚广: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

在流行队伍中,有人敲着竹板,用快板书的形式,朗诵着这首打油诗。

第三节　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华国锋坐上了继承人的宝座。他身兼三个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三项重要职务。与此同时,所有的报刊都大张旗鼓地树立华国锋的权威: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11 月 9 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1 1 月 2 3 日 ,《人民日报》再次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这三篇宏文都是以《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名义发出的,暗示着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华国锋。显然,这是叶剑英元帅的良苦用心。有崇拜权威传统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从这里得到了一种稳定感。他们觉得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真空,终于得到了填补。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觉得,权力过分集中于一身,矛盾也会集中于一身。如果这“一身”缺乏必要的实力、能力、资历和魅力,他将在矛盾的焦点备受煎熬,最终可能失去权力。知识界对这种“大树特树”华国锋的权威的作法也有看法。

华国锋全盘继承毛泽东

华国锋为了证明自己继承人地位的合法性,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 专为他写的“三条最高指示”:“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 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介绍说,这三条指示是 1976 年 4 月 30 日写的。那是在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时候。客 人走了以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全国形势大好,有几个省 不太好。毛泽东就在华国锋的笔记本上写了上述三句话。把“着急” 写成了“招急”。华国锋在公布的时候,为了显示“真迹”,错别字 也没有改。“你办事,我放心。”成了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 诏”,也成了华国锋的政治护身符。

为了充分显示华国锋合法继承者的地位,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 动:

华国锋主持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主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华国锋书写的胖乎乎的颜体字“毛主席纪念堂”,挂在纪念堂最显着的位置。

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自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一卷《毛泽东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言论。华国锋由此掌握了毛泽东言论的解释权。

华国锋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排地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被人们景仰。

华国锋的题字一时风行全国,像过去毛泽东的题字风行全国一样。不过在毛泽东那种狂荡不羁的字迹面前,华国锋的字更显得过分拘谨和呆板。两个人不同的字迹正像两个人不同的风格。

一首歌曲也风行起来:“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使人想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过,这难免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

叶剑英元帅称颂华国锋“有能力领导我们党胜利地进入 21 世纪,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过去沿用了 30 多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现在改为“英明领袖华国锋”。

华国锋坐上了毛泽东坐过的宝座,汪东兴立即为华国锋盖了一栋9000 多平方米的豪华住宅,后来又住进了官园,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此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强行推倒了勤政殿,花了 690万元为自己建 5387 平方米的私宅。每平方米造价 1280 元,相当于一般住宅造价的 1O 倍)。

对华国锋的神化也开始出现。某省城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走前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主席的画像。华主席的画像已用飞机从北京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各单位领导人站在迎像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像放在框里,崇敬地抱着率队伍回来。一时间,满城都是迎像队伍(吴江:《1979 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追记》,载《炎黄春秋》2001 年第 11 期)。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华国锋完全取代了毛泽东过去的地位,填补了毛泽东逝世后领袖位置的空缺。但是,在接近权力顶峰的最高层,对华国锋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增加了。

华国锋接班以后,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他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使乱了多年的社会走向安定;开始注重经济建设,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办法。又例如广东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华国锋执政时就开了头。全国进行了企业整顿,建立了规章制度,企业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铁路堵塞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教育、科学、文化也开始走上正轨。在当时,这些都是很得人心的。

但是,华国锋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

华国锋继位后提出“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一样。

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对于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来说是必要的。 但是,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 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 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务实派就没有夺权吗?难道务实派的夺 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所要执行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 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 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 想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 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 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

当时报刊的宣传使人感到是牵强附会的。说“粉碎‘四人帮’是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76 年 10 月 22 日) 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 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 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 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 级文化人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人民日报》1976 年 10 月 23 日),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 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 年 11 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部署揭批“四 人帮”的任务。会议贯彻华国锋提出的方针,只批“四人帮”的极右, 不提批“左”。 11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指导性的社论《彻底 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指出“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推行的 “是一条极右路线”。

华国锋所抓的“纲”,一开始就受到抵制。1977 年 1 月,周恩 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天安门广场又摆满了花圈。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 广场悼念周恩来,申讨“四人帮”,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 邓小平平反。当时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下贴出了巨幅标语:“要深入批 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咧?”这条幽默的标语, 巧妙地接过华国锋“要深入批邓”的口号,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过 往行人无不会心地发笑。

对“四人帮”的批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977 年初,一些 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即 1974 年发表 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红旗》杂志社给中央写报告,请示能否批判。2 月 4 日,中央的批 复是:“这两篇文章是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 判。”

平反冤假错案受到限制。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 《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发表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诗词和一 位参加者的文章,被中央斥为“反毛主席”。这一期的《中国青年》 杂志被扣压,不准发行。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 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1977 年 10 月 7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到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 过来》(这是胡耀邦支持下发表的),首次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在一个多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上万封表示支持。但是,当时的组织部长 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 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从历史上看,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对前 任的作法改弦更张。如果前任遗留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继承者又完 全沿袭前任的思想路线,他就会有负众望。毛泽东晚年遗留的问题够 多的了,华国锋完全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不仅没能解决毛泽 东遗留的问题,反而错上加错。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1977年1 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 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被定为“反革命事件”。1976 年 12 月 9 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 峰,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 年 4 月 16 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 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 奇,关押了几年,1977 年 12 月 4 日被枪毙。那时,全国被杀害的青 年思想犯有十多人。

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 搞群众运动,大搞清查战役,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各单位都成立专 案组,内查外调,批判斗争。把普通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站队” 错误无限上纲,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坚守一个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是在 1977 年 2 月 7 日,“两 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正式提出来的。这篇 社论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早在 1977 年 1 月,华 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就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 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 容忍。”《学好文件抓好纲》发表后,耿飙找几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 导人讨论,他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 这篇文章中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化了。华国锋作茧 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

“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 进一步。

“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死死钉在毛泽东为他设置 的十字架上,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

当时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解决。1977 年 1 月 8 日和 25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耍写篇社论,要求把天安门事件和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言外之音,要求解决这两个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

1977 年 3 月 1O 日到 22 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还是提 出了这两个令华国锋棘手的问题。老资格的政治家陈云在这次会上的 书面发言中指出: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 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 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 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 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如 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 年,第 207 页)

陈云提出“中央有些同志”让邓小平重新工作,主要是指一批党 国元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历史需要他。从利益上考虑,只要邓 小平出来工作,支持他的这批元老们也会出来工作。

华国锋没有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连他们的发言也不在会议简报 上登出。他在这次会上的长篇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 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到天安门事件,他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 要再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对批邓问题,他说:“批邓、反击右倾 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 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 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 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 急忙忙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汪东兴提出“两个凡是”,直接后果是阻止邓小平、陈 云等元老们出来工作。“四人帮”粉碎以后,华国锋、汪东兴和文革 中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等党国元老们的矛盾尖锐起来。和这些老领 导人相比,华、汪的革命资历、才能、功勋都无法相比,为了巩固在 毛泽东在世时得到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阻止 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从权力斗争而言,他最大的政敌是邓小平。 1976 年 11 月 18 日,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毫不隐晦地说: “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邓小平那两下子 不如华主席,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不 理解。”“邓小平问题,主席已经有了 4 号文件,4 号文件里边,不 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 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 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 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渗进去,这是肯定的, 是反革命暴乱。”他还特别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立即控制理论,控制毛主席著作的编纂,控制专案。康生的秘书李鑫的地位一下子显赫起来,他被任命 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专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 东兴)、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 理论组组长和毛主席纪念堂办公室主任。李鑫拼揍了“凡是派”的笔 杆子,控制了理论宣传阵地。

粉碎“四人帮”是解决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的第一步,但不是最 后的一步。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斗争,实质是解决毛泽东继承人 问题斗争的继续。也可以说,围绕“两个凡是”问题的斗争,是中央 领导集团内部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邓小平为一方,以华 国锋为一方。在这一轮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背后,是坚持毛泽东晚年 的路线,还是开辟新的航道。由于邓小平主张开辟新的航道是符合民 意的,所以,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 1977 年 3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于让邓小平出山呼声的压 力,华国锋说:“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适当的 时候”是无期限的,邓小平已经 73 岁,还能等多久?华国锋比邓小平 小 l7 岁。他相信时间对自己有利。拖下去吧,让自然规律解决问题。 如果不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邓小平复出,这个“适当的时候”一 定会遥遥无期,不会是 9 个月。

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说,没有忠于他的一批干部队伍。 在权力斗争面前,他面对的是一些党、政、军里的元老。这些人都比他强大。他这样一个人被赶下台,没有什么人为保卫他而大动干戈, 更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震动。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说:“那些 仅赖佳运而从简单庶人地位贵为人君的人,在其高升过程中甚少麻 烦,但要维持这个地位却有很多困难。”(马基雅维里《君王论》,惠 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7 年,第 26 页),华国锋真正地 面临了维护地位的困难。

1977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天 安门事件”之前的所有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 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打倒一年零三个月之后, 他又奇迹般地成为一颗政治明星。这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重新出 山:第一次被打倒是 1933 年在井冈山被左倾领导人撤了省委宣傅部 长的职务;第二次被打倒是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中国第二 号走资派;第三次被打倒是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被 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

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出山,其中经历了 9 个月。这 9 个月, 对于年届 73 岁的邓小平来说是漫长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的 时间太宝贵了。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并不长,因为在 9 个月之前,邓小平还是“全国共讨之”的阶下囚。在 9 个月之内完 成了这个戏剧性的大转弯,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

邓小平出山是大势所趋。粉碎“四人帮”为邓小平出山扫清了道 路。在天安门事件中蒙受打击的一大批群众,对邓小平出山呼声最强 烈,因为邓小平出山就是他们的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在运动后期没有站到“四人帮”一边的一批党政干部,也支持邓小平出山。 至于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政治斗争中站在周恩来这一边的高层人士, 更是积极推动邓小平立即出山。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晚年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物质 利益的作用,从而把中国推向了十分贫困的境地。要解决毛泽东遗留 的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强调物质利益的强者出来,才能够解决。这 个强者当然是邓小平。这是就眼前而言。从深层次上讲,毛泽东遗留 的问题更多,毛泽东身后必须改弦更张。要改变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 线,需要有一位具有非凡政治魄力的人物。在当时,这个人只能是邓 小平。也就是说,历史需要邓小平。

如前所述,华国锋是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的。1976 年 4 月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迫于当时的形势,授予他最高权力。但他的 地位是很不稳固的。毛泽东逝世后,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四人帮”, 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攻势,向“四人帮”发起了攻击,他 依靠党内元老们的力量,也顺应了民意,取得了维护权力的胜利。粉 碎“四人帮”以后,对他威胁最大的是邓小平,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 他采取了守势,死守毛泽东的遗训,站在到了元老们的对立面,也有 悖于民意。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华国锋仍然贬邓。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出 访日本前,日方对华国锋说:你们派了高级代表团,我们准备用国宾 规格接待。华国锋说:是较高级代表团。日方听了马上研究,接待时 降低了半格。邓小平出访东南亚,华国锋不让外长黄华陪同,只让副外长陪同。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邓小平致闭幕词。这表明,在开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是第三号人物。在 新选的五位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中,邓小平名列第三。在他前面的是华 国锋和叶剑英,在他之后的有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年事已高,他 也不想走上权力顶峰。邓小平树大根深,胸怀大志,邓小平取代华国 锋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过.就名义上的职务而言,在十一次代表大会时,邓小平已经 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党中央副主席。在以后他虽然取代了华国 锋,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名义上,除了军委副主席变为 军委主席以外,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的职务。这也许是邓小平 聪明过人之处。

邓小平向“两个凡是”挑战

“两个凡是”从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是保守和停滞的。但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晚年政治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由于多年对毛泽东的神化,“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情绪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力量。

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 险的。但是,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 国法宝。为了扭转大局,邓小平不顾一切风险。

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历经 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既有政治勇气,也不缺斗争艺术。如果说,毛泽东 继承人争夺的第一场斗争是武力解决,那么,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新 一轮斗争,就得靠政治艺术了。

1977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 措辞十分巧妙的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 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 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 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 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 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 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 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 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 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 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 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 1976 年 10 月 10 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 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 这封信连同去年 10 月 l0 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 中央的考虑和决定。顺致

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1977 年 4 月 10 日

说道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 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 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 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了最大的潮流。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 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 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深刻的用意,5月3日就向全党转 发了这封信。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 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 年 5 月 24 日,他对王震、邓力群 和于光远三人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 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 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 1976 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 一个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 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 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 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 是”......(《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年, 第 35—36 页)

须要纠正的是,在《邓小平文选》的批注中写的是“这是邓小平 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的一部分”,实际参与这次谈话的除了王 震和邓力群以外,还有于光远,这篇讲话也是于光远整理的。在这段 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 挑战。华国锋迫于形势,在 3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 年“群 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 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 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 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 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期, 十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任何 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 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 崇拜。还有可能被戴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顶“帽 子”还像如来佛的五指那么沉重。

所以,邓小平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只不过他是借 助这面大旗来反对“两个凡是”而已。1977 年 7 月 21 日,他在中共 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 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 思想。”他说:

我说的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 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 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褽、歪曲毛 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 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 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 条件封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 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 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1975—1982, 人民出版社,1983 年,北京,第 39—40 页)

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 如“毛主席语录”那样有“操作性”了,毛泽东思想被模糊化了。也 就是说,使毛泽东思想的约束(主要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人们各有各的解释。谁 掌握了这个解释权,就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做自己想 做的事了。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 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 1971 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 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在多数的世界观是资 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 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了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 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毛泽东设置的一座又一座大山。1977 年 8 月 8 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 “两个估计”。9 月 19 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 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 简单地处理。1976 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 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 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两个估计” 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 17 年培养出来的?......(《邓小平文 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 北京,1983 年,第三 63—64 页)

然而,要推翻毛泽东的大山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

第四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胡耀邦开动破冰船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 话当作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在 70 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把 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代替“两个 凡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 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权威也可能根 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失去了一个毛泽东,再造一个新的“毛泽东”。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中 国要前进,也必须打破用个人权威来裁决一切的体制。必须打破坚冰, 开辟新的航道。

这条“ 破冰船”是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者胡耀邦驾驶的。

l977 年 10 月 9 日,中央党校开学。800 多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 和理论宣传干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其中之一。他们学习 的重点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在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难题。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让大家解 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对编写党史间题材料的人们提出的 编写原则是:“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 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把这两条原则理解成两 个标准:判断路线斗争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 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这两条标准是误解,应该只有一条标准, 这就是实践。于是由吴刚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文章,强调“唯一”。

在这段时期,不少报纸和社会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要求 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建国以来对一些问题的结论。这些问题都 是毛泽东有过明确的指示,要改变是很难的。对其中有些问题(如“走 资派”问题),胡耀邦让中央党校组织讨论,但有人出面阻止,认为 这些问题是讨论的“禁区”。

1977 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 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 稿,没有出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 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 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 77 期 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 光审阅。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不久的杨西光,决定进一步修改后放一 版发出。此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为了扩大影响, 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 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 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 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 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 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曾涛、华楠, 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的之前,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 治风险。1978 年 5 月 10 日的《理论动态》第 60 期全文发表,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转载;新华社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历时七个月、修改十次的文章终于发出,它产生的影响超过 了人们的预料。

用哲学武器进行政治斗争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吴冷西的电话。吴冷西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和胡绩伟在《人民日报》是老同事。接电话时胡绩伟边听边记: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 很坏,很坏。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问题时 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 23 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 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了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 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 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 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 着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 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 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 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 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 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 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 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 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 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 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 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需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 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吴冷西在电话里对胡绩伟说:“这是我个人意见,不要外传。” 胡绩伟答复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 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表示不承担为这个电话保密的义务。他们虽 然是多年的老同事,但在政治斗争中无情义可言,胡绩伟先给胡耀邦 打电话通报,第二天把电话记录稿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说:这当然 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 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

后来,吴冷西在一次会议上说,胡绩伟这个电话记录不是他的原 话,而且对他的主要意思也记录得不准确。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记 忆复述了他打电话的内容:

(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 是与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 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 当全面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 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 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 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 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 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 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以后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 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但是,文章的第二段却改变了毛 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 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提出 这个学说的时候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征和总结国际无产 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 现了才是真理,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 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 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他们的斗争,岂不是没有 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下是要等到 23 年以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 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 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 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 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 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 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 接着就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 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 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 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 ”我不是 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 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该 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 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 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 结基础。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 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 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 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 的,那些是错的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 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 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 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 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 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 现在主要任务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 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 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从上面两段文字来看,其基本精神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吴冷西自 己提供的更准确、更富有论战性罢了。吴冷西这样郑重其事地提供准 确的“版本”,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这场争论的严肃性、重要性。他要 给历史留下证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还是坦诚?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次讨论是利用这个哲学武器进 行政治斗争,但在政治斗争中,还要求在哲学方面也能站得住脚。从 纯理论角度而言,吴冷西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笔者所接 触到的人当中,也有人提出类似吴冷西的看法。当然,吴冷西也不是 从纯理论上考虑,他是很懂政治的。但是,吴冷西在对时代的把握上, 没有显示出他的政治水平。他没想到毛泽东时代业已结束,新的时代 必须破除毛泽东设下的禁锢才能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是破除这一禁锢的第一声。吴冷西机警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是 欢呼,而是忧心忡忡、而是愤怒。

当时和吴冷西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不少人。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 以后,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多年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 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王殊后来还对 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 旗的”。在5月17日接替王殊担任《红旗》总编辑的熊复说:“...... 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 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汪东兴对熊复说,“《红旗》要 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

5 月 l7 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 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 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 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 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 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 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大家可以看 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 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 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 要随风转。”

文章背后的高层较量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

6 月 2 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 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 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

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 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 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背了中央精神。 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 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邓小平文选》 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年,第 109 页)。5 月 30 日, 邓小平同胡乔木等几位起草这个报告的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 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 样,就不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 年,第 319—320 页)。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 6 月 2 日的讲话, 但问题并没有结束。6 月 15 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 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上,汪东兴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 用。他还批评《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时标题上用了“精辟阐述”四个字,他质问:“对华主席的讲话、叶 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 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7 月, 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一不要砍旗, 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 17 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就是不宣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 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几乎是思想斗争的同时,邓小平同华国锋在军事领域也进行了一 场较量。

4 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 106 号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 是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 司令部和当时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苏振华不满,4 月 12 日,他到 华国锋那里去告状,谈了 5 个小时。华国锋表示支持苏振华。还对苏 振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就到大连检阅你们海军,表 示我的支持。”苏振华回去对海军党委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 打不倒。”他布置动用 120 艘舰艇、80 架飞机,准备在华国锋朝鲜归 来后接受检阅。在实际已调了 70 艘舰艇、20 多架飞机到大连的过程 中,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知道了。他立即报告了主持军委工作 的邓小平,邓小平坚决制止了这次检阅。事后,邓小平面对面地对华 国锋说:“这是一次较量。”事后,他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到部队发 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即在军队里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 这期间,华国锋还到其它部队视察过,所在部队组织了隆重的欢迎。 华国锋在军队里的活动使邓小平十分警惕,加强了剥夺华国锋军委主 席的决心。

真理标准讨论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深入,是争夺中央最高权力斗争的继续。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光明日报》文章的批评,6 月 24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 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 载,新华社发通稿。

7 月 21 日,邓小平召来中宣部长张平化,向他指出:“你不要 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 拉!”

9 月 9 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 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

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 受实践检验》。此文于 9 月 1O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0 月下旬,井冈山时代的老革命家谭震林,给《红旗》杂志送 来一篇文章,内容是纪念毛泽东 85 周年诞辰。这本是《红旗》编辑 部约请的,但谭老先生却在文中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熊 复要删去这一段,责任编辑不同意。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谭震林自 己又送来了修改稿。把这部分内容写得更突出、更明确了。这使熊复 哭笑不得。他写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跟他谈,说明中央给 《红旗》定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除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 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理。

11 月 14 日,谭震林对编辑部来做工作的人说:“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坚持不删。

熊复拗不过谭霞林,只好给汪东兴写一封信,讲明事情来龙去脉, 并把稿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理。

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红 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 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的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 该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也 同意发表。熊复还是不敢作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去问怎么办,汪东 兴也只好同意。《红旗》第 12 期上这篇文章终于发出来了。

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 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 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 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 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中国继续沿着毛泽东晚 年的路线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 高权力,还是由邓小平执掌最高权力。一位权威人士一语道破了这场 争论的尖锐性:“这是针对两主席的。”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华主席。

远离权力最高层的老百性,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治斗争的重要 性,但是,多数人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他们期待改变现状。一些思想敏锐的人,首先挣脱精神枷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 表以后,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会上支持这篇文章的人居多。

自然科学家积极参加了论战。他们用自然科学史的大量事例来说 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新的科学实验发生冲突时,科学家是如 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的。他们用这些事实来支持《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科学发展的实例言之凿凿,说服力强,他们 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有方励之发表的 《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严家其发表的《中世纪 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严家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哲理小说 《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因其文笔 犀利又通俗易懂被广泛传播。

社会科学界一时非常活跃。邓力群、冯定、童大林、于光远等人 发表了充满新思想的见解,积极支持《光明日报》的文章。

周扬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看法,认为既 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就不应当设置禁区,限制人们去讨 论。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文化部长,参与制造了很多文艺界 的冤案,但后来在文化人革命中,自己也遭受打击,在这次讨论中, 他痛定思痛,喊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强音。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各省、市、自治区及 军区党政要人纷纷表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辽宁出版的《理论与 实践》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 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省委书记杨易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其它各省市政要接二连三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谈话,支持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播发消息,首都报纸作为 要闻争相刊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声势。

突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真理标准讨论中 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们,在以后的改革深入中出见了分歧:是走 50 年代的路,还是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两 支队伍泾渭分明,互不相让。这是后话。

第五节　政治路线大转变

“两个凡是”业已突破,“凡是派”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王牌。

要开辟新的航道,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讨论。1978 年 11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历时 36 天,到 12 月 15 日才结束。

所有的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 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 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212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 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按原来的计划,这次会议本来要讨论经济问 题。11 月 10 日,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三项议程:一、讨论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诀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 (试行草案)》;二、商定 1979 年、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 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但是,会上还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 线。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 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 1 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 9 月视察东北时提出的,当 时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华国锋也接受了这个看法。

会议外面有西单墙,会议内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会上天天有 西单墙的最新消息,成了会内会外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 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再也不能统一思想了。大家是同意工作重点转移的,但是,一些重大 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要工作重点转移?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 当时禁区的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权,会议很自 然地转变了方向。

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在讨论经济工作的 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11 月 12 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 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

一、薄一波同志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 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这个决定的第三条是:“凡在 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 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 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 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 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康生同志的错 误给予应有的批评。(《陈云文选》(1956—1985 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 年,第 208 页)

陈云这里指的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名卑鄙的政客,在延安 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整人的阴谋家。胡耀邦曾说他比“四人帮” 还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寿终正寝。死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 毛、周之下,为第三号人物。追悼会上给予极高的评价。粉碎“四人 帮”以后,他的秘书李鑫极力为他掩盖罪行。在李鑫主持编写的《四 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 问题。人们看了这个材料以后纷纷提出疑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 春桥有历史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 这个材料中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 康生和其它领导同志”。在起草十一大报告中,李鑫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行列中,讨论时大家 有意见,才改了过来。李鑫的种种努力也掩盖不住康生的累累罪行, 1981 年 1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把康生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极权政治是阴谋家的沃 土,康生是这块沃土长出的毒菌之一。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 向高潮。

井冈山时代就有相当高地位的老革命家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 “凡是派”:“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 的思想的事;谁要是批毛主席历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 进行这种批评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稣、基督、释 迦牟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 侵犯吗?”他接着提出为“二月逆流”(1967 年 2 月,陈毅、李先念、 谭震林、叶剑英等在怀仁堂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因而被称 为“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的问题。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 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 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求要为武汉 “7·20 事件”(注: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 及武汉某部官兵扣留并殴打了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的王力,后定为“反 革命兵变”)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注: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力)的问题要搞清楚;胡 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建议。大家不仅要 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 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与会者又对很多重大决 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发发重 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节节败退。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11 月 14 日,经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 《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育 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注:1976 年 4 月,南京群 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 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这些鼓舞了一些思想激进的青 年人,使得西单的“民主墙”更加热闹。恰好在这个会议期间,中美 建交谈判取得突破,12 月 16 日,华国锋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 和华盛顿发表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给全国又带来了轻 松的气氛。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 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这里他谈到,“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 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 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 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 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 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 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不因领 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 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 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 国 80 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 版社,北京,1983 年,第 140—1533 页)。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去年 3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考虑 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必须拥护,凡是 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须制止”,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 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 是主席,责任在我。

5 月 16 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我刚访问朝 鲜归来,没有看。后来中央常委对我说起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来 看,认为观点是对的,常委议一下。叶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议,大家同意。在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会议。 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 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 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 即 12 月 18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五天时 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一切问题都在中 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三中全会只是正式确认这些成果而已。12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 国发表。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 30 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它标 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它宣称要“多方面地 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 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

这次会议推翻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批评了思想 僵化,使人们感到冰雪开始消融,春天即将到来。

这次会议还给全国人民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承诺,使在贫困线上挣扎几十年的十亿人民有了盼头。这次会 议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 员。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 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 平已经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这次会议借助社会上的民主浪潮得以 成功,但是,它的成功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 1956 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探索过 程中有失误,也有经验。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 1956 年的“八大”就提出来了,21 年以后,才在这次会上真正实现。为 什么这个指导思想 21 年不能实现呢?关键在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 1956 年国外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又有大批知知分子激烈地批评 共产党,于是认为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威胁,而不是经济落 后,所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一个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它不可能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给群众以民主。“以阶级 斗争为纲”实质就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为纲。20 多年以后,中国 共产党人环视世界,才发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已经被远远抛在世界 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时,有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看到,危及中国共 产党领导地位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落后。停止“人整人,人斗 人”的阶级斗争,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

还应该承认,过去的极左路线从反面为中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 没有“文革”对价值规律的践踏,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没有“文革”对个人利益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后来的物质利益原则;没有“文 革”对知识的轻视,就没有后来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十亿 人的过度贫困,就没有后来对富裕的强烈追求......这里可以借用恩格 斯所说的一段话:“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 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 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年,第 392 页)(在 这里,“反动”一词,是指方向相反的运动。)

第六节 “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林彪说过:“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 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 几句话当然是阿谀奉承,但是,这几句话的确是残酷现实的写照。几 十年来,在中国,谁敢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最高指示?谁敢说毛泽东的话不是真理?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既有权力的强制,又有个人崇拜。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个小 型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清华“文革”怎么搞的意见。本书作者是参加 者之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提到他在 7 月 29 日的讲话 中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 一分为二。”不懂世事的我当即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 二?”他很明确地强调:“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 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

20 多年来,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了十亿个脑袋的思考, 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

中国的思想禁锢了 20 多年,现在终于砸碎了精神枷锁!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有冲跨几 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之势。

这股浪潮当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内部,是理论务虚会议, 在外部,是西单墙.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也可以说是“凡是派”的挑 战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 1978 年 9 月,《红旗》编辑部写 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 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 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 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 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 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 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叶剑英看到后,提 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搞出来,在民主讨论的 基础上统一认识。

这个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9 年 1 月 18 日到 2 月 22 日(中 间春节休息了 5 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 160 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 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从 3 月到 4 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参加会 议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军委和各省市的宣传部长也参 加了会议。参加者有 400 多人。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 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指出当前突 出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成为解放 思想的阻力。他指出,当前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有两个方面的任 务,一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个更重的方面是研究和解 决伟大转变中的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相结 合。胡讲话后宣布这次会的领导小组名单:胡耀邦、胡乔木、黄镇、 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共 11 人。会议分五个小组。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 出了 264 期《简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和综合报道。但涉及高层领 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简报》散布范围很广,传闻者更多,在 海内外影响很大。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它涉及了一系 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 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 30 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 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 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 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 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历史学家黎 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 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 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 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 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 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九评》:“《九评》所提出的 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 特别坏”,他分析了《九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注:《九 评》20 世纪 60 年代发表的九篇批判修正主义权威文章,是由中共中 央专门组织人撰写的每一篇都由中央讨论通过的)。发言最尖锐的还 有鲍彤、阮铭、李洪林等人。他们发言之大胆,可谓震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 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 一个大缺口。

但是,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我 记得我们听这个会的传达时,两位年长的记者愤慨地站起来说:这不 是全面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都错了吗?北京街头出现了《必 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乱子 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 有什么禁忌吗?”

和理论务虚会提出相类似问题,并且有更大冲击力的是“西单 墙”,两者的时间也大体相同。“西单墙”又称“民主墙”。理论务虚 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 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两者构成了中国 70 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 约两三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还有电车停车站等公共设施。那时 没有民航大楼、图书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建筑,路边没有摊贩。这里是 北京的闹市中心,距天安门广场也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 场所。

自 1978 年 11 月以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由谁开始, 这里贴出了大字报、小字报。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的大字报是针对汪 东兴的,其内容是控诉《中国青年》杂志被禁止发行,因为这一期刊 登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文章。后来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到这里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 越多,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 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 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 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北京的示范效应,使得各省市也有类 似的场所。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地是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外,人们还广泛地倾诉 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 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的气势, 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 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一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现代民主制度。他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一张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寓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 制。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一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个角色,一个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个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之一。

总之,西单墙的大字报都是相当尖锐的政治内容,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批评,但也有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在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旁边,有很多批语,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总的来说反对的批示要多一些。从发展趋势来看,要民主、反专制、否定建国以来的各项工作的势头越来越猛。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 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 越来越大。12 月 28 日晚 7 时,本书作者到西单墙看大字报,正好又 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听众约有 5000 人左右。 演讲 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 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人 民英雄纪念碑下面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 一边喊着“ 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 冲破牢笼!”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 量》。队列十分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 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措辞激烈,富于煽动性。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11 月 16 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 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 确的,这不可怕。”(《人民日报》1978 年 11 月 27 日)当时各单位 都传达了邓小平这个谈话,并组织学习。叶剑英 12 月 13 日的一次讲 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 民主典范。”

12 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议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 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邓小平需要借助群众和舆论的力量。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 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在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称,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等。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人(文革后期到北京告状的人 很多)也组织起来,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示威游行。

民主墙虽然和理论务虚会讨论的问题有相通之处,但两者是有根 本差别的。理论务虚会希望维护和改善党的领导,民主墙却有叛逆性, 它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凡是派”利用民主墙的叛逆性一面, 指摘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放出了“魔鬼”。民主墙和理论务 虚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的巧合,没有自觉的、组织上的的联系。 但“凡是派”却说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党内民主力量也怕 群众民主运动发展下去会搞乱局面。2 月初,胡耀邦把上海、浙江、 山西等地群众骚乱的材料印发给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上面批有“请 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

理论论务虚会第一阶段 2 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 开了一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 平作报告。第一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起草小组共五 人,由胡乔木主持。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3 月 30 日,邓小平作了报告,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 “民主墙”也被取缔。

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这么一种现象:保守力量的禁锢越严重,冲击 禁锢的力量就会加速积累,一定条件下就会出现冲击;对禁锢冲击力越大,就会引来保守力量更为严重的禁锢,但总的趋势是,禁锢的力 量逐步衰减。中国的改革就是在禁锢力量的逐步衰减中前进的。

第七节 “四项基本原则”

尽管邓小平一再讲要解放思想,一再讲要有民主,但是,他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 理论务虚会上的过激言词,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少人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更多的人害怕这样下去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影响社会安定。 因此,有一些人士认为,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事过 7 年以 后的 1987 年胡耀邦下台时,在天津当市长的李瑞环说:“我当时就 向胡耀邦建议砍掉西单墙,他还犹豫不定。”邓小平当时一定也听到 不少类似李瑞环的这种建议。他可能也感到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 威胁。他降低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调子,改变了支持西单墙的态 度。1979 年 3 月 30 日,在理论务虚会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发表了《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他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王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 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文选》 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年,第 150—15l 页)

......

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 (哪怕只有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 共产党员,更不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 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 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 不能不提出这些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有些坏 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 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煸动、诱骗一部分群众 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座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 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 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些人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 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 宇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 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 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 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 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 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栽们工作重点的转 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 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呢?(同 上,第二卷第 159—160 页)

为了刹住西单墙引起的这股浪潮,3 月 29 日,政府逮捕了魏京 生,4 月 4 日,又逮捕了任畹町。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 傅月华(傅月华是一位受害女工,她为自己的合法权利上访,后被判 刑,当时采访这个案件的一位记者说,傅月华案是一件冤案)。各地 也相继逮捕了一些人。10 月 1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院审理了 《探索》主编魏京生案件。公诉人称,魏京生除了主办自发刊物进行 反革命煸动以外,还在 1979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进行自卫反 击战开始后第四天向外国人提供了我国参战指挥员的姓名、出兵数 目、战斗进程和伤亡人数等军事情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及第十七条规定,判 处魏京生有期徒刑 15 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对于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经有不同意见。他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 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 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绩伟:《胡耀邦和人民日报—为胡耀邦 逝世 10 周年而作》,未刊稿)

1979 年 12 月 6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对在北京市 张贴大字报作出暂行规定。通告中说: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维 护社会秩序,便于处理大字报提出的建议和合理要求,防止匿名、化 名者利用大字报进行违法活动,规定自 12 月 8 日起实行对大字报的 管理规定,即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 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并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 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在这期间,在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议论,认为“大鸣,大放,大宇 报,大辩论”这“四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予人民的权利,为 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采取如此压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一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 脚,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1980 年 2 月 23 日—29 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 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四大”。同年 8 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 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 30 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制度上对毛泽东全盘继承。因此,要 确立四顶基本原则,又要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对毛泽东的功过必须有一个全党同意的结论。
1980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 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 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 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 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正在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 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 1979 年 11 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 始起草这个文件。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十次谈话, 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党内 4000 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又 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七次修改才定稿。1981 年 6 月,在中 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前后历时 19 个月。这么多高级干部的讨 论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所以,对毛泽东的总结,不可能是历史 的最终总结,只能是当代领导干部都能接受的折中意见。

为什么邓小平花这么大的精力来评价毛泽东?因为中国要前进, 绕不过毛泽东这座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人还要全盘继承毛 泽东的一切(虽然批评了“两个凡是”,但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不 少),另一些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会阻碍 中国前进的路;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进一步否定中国共产党,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果 不作一个权威性的结论,在党内外就可能造成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起草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 提法。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毛泽东思想”是 40 年代提出来 的。当时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是针对共产国际,其意思是,中国不必 围绕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中国有自己的方针路线,走独立自 主的路;二是受了当时苏联个人崇拜的影响,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后来考虑到,突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可能会 造成较大的社会震动。后来决定不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是 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解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 思想区别开来,前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把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和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的作为也违背了“毛泽东思 想”。显然,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 38000 字。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 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以后。晚年的毛泽东 是把了严重错误的,但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 “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 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 错误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 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六个方面重新作了阐述。当然, 这些阐述是根据新的需要而精心选择的。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这“三画红旗”。而强调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内容。对上述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以后 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部分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它们有一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 指导我们的行动。”

中国不能像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这不仅是毛泽东同 一代的革命领导人还健在(邓小平就是其之一),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中 的确有一些合理成分,不仅是否定了毛泽东后造成的理论真空一时难 以填补,而是邓小平还需要毛泽东“这把刀子”—“这把刀子”是中 国共产党的“镇国之宝”。

为 了 保 证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不 动 摇 ,《 决 议 》 对 1 9 5 7 年 的 “ 反 右 斗争”持肯定的态度:“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 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 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 和必要的。”当然,《决议》也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决议》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将在 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 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为今后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进行反击, 留下了理论空间。

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生;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遗产,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制度遗产。这是当时各种 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对毛泽东遗产这样的继承,决定了经济体制改 革可以继续单兵突进。毛泽东留下的两个问题:政治上缺乏民主,经 济上过度贫困。邓小平努力解决后者,却绕过了前者。

第八节　大平反 大改组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后,邓小平立即进行组织人事上的大突破,着手建立实施这一路线的干部队伍。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1977 年 12 月 10 日,持“凡是派”观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邓胡赵体制”形成的关键一步。

胡耀邦,1915 年 11 月生于湖南浏阳,1929 年参加革命,1933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 10 月,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 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时负伤,弹片一直留在他身上。1937 年,到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邓小平到抗大讲课,所以说他们之间有 师生关系。

邓小平对胡耀邦真正了解应当是 1949 年。这年 3 月,胡耀邦被 任命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十八兵团入川作战之后不久,便 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地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 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方而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时邓小平主持西南局的工作,他们之间有了较 多的接触和了解。

1952 年 8 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同年,胡耀邦也从四川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 第一书记,取代了冯文彬。胡耀邦调京是邓小平的提议。在 50 年代, 邓、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

1962 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 地委第一书记。1964 年秋冬,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 西北局第二书记。这一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 教育运动,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 学生要学好业务知织。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 的讲话,却从其它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 际。一些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

1974 年,邓小平复职。1975 年,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领 导。这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也大刀阔斧地开 展整顿,努力恢复科研秩序。他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 题》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实际情 况,说出了知识分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反击右帧翻案风”运动 中,被当作“大毒草”进行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探望 胡耀邦。胡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 叶帅和华主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抓,人心乐开花。” 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突出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第一书记 为陈云)。

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在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 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 在组织上还是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 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 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贴大字报,对郭玉峰的消极行为进行批评,郭 玉峰对写大字报的人施加压力。一些老干部把大字报的底稿送给《人 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报里的一些内容。

1977 年 12 月 10 日,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 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央党校时,他组织了真理标 准的大讨论。在组织部长的任上,他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 500 封要求平反冤 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 诉信 33 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 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 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 重要力量。

胡耀邦得以上升,并不完全靠邓小平的扶持。1977 年 3 月胡耀 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华国锋的主张,华国锋兼任校长,实际工作全由胡耀邦主持。

天翻地覆大平反

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2 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了主管部门的一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介绍,天 津市文革中以各种罪名开除公职遣返回农村老家的有 38000 多人。这 些人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誉、住房、子女等一系列 问题没有解决。全市重大冤假错案 371 起,大搞逼供信迫害致死 944 人。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彻底平反。只有 491 名职 工的天津汽油机厂,文革中被抄家的就有 100 多名。文革后期对这些 职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还有一大堆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冤假 错案不仅仅在文革中造成的,文革前的“反右派”、“反右倾”等历次 政治运动,造就的沉冤更是不计其数。1977 年 12 月 15 日,胡耀邦 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

平反冤假错案从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前就开始了。从 1976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2 月,有 4600 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 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他在 1978 年 9 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 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 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我在这里列举一下从 1978 到 1980 两年间重大案件的平反,就可 以看出其决心和声势:

1978 年 8 月 12 日、16 日和 19 日.上海市分别为金仲华、周信芳、郑君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金仲华 是原上海市副市长,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剧艺术家, 郑君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他们都在文革中被加上种种罪名,迫害致 死。

1978 年 9 月 8 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 250 万人 的全省广播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 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 大会之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 兵团”等冤案假案巳作了公开平反。

1978 年 9 月 11 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 剧本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1978 年 9 月 29 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 1970 年判处为现行反 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1978 年 11 月 5,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 假案,90 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1978 年 11 月 15 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上宣布:1976 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 动。为此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 16 日到 20 日,浙 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 1976 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 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8 年 11 月 16 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1979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 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 从 1967 年 1 月 4 日到 2 月 5 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 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 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 干部、群众,以及一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9 年 1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 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 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1979 年 1 月 22 日到 24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 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 “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 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 到解放。

1979 午 1 月 28 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 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 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 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 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 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它社员一样 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 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號囚 室关押多年。

1979 年 2 月 22 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 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 年 2 月 18 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 价。

1979 年 2 月 28 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 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部是毛泽东对 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 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1979 年 3 月 2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 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 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关押受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90%以上的 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1979 年 l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萧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1979 年 3 月 9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 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是指向 帝、修、反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两者构成了外事 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一定 的思想障碍。

1979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 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 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1979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 销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 计”:“前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 阶级的。

197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 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 福成为全军的标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1979 年 4 月 3 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 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 派集团”。

1979 年 4 月 4 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 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这是 60 年代中期“四清”时的错案。

1979 年 4 月 15 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 1968 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1979年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 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1979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 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 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 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 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1979 年 7 月 13 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 去受迫害的 800 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 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 1959 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 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予平反。

1979 年 8 月 2 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 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革前,邓拓(《人民日报》总 编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三人以“三家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文多篇,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党集团。

1979 年 8 月 4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是描述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毛泽东 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使原西北 局的一批干部受到迫害。

1979 年 8 月 18 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二流堂”问题 所牵连到的同志彻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重庆 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 其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思来的。

1979 年 8 月 25 日,为老一辈共产党员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 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张闻天在长征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 从事外交工作。1959 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革中被打 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79 年 8 月 27 日,为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 举行隆重追悼会。徐冰等五人在文革中受迫害,于 l967 年到 1972 年 先后逝世。

1979 年 9 月 6 日,为邓拓举行追悼会。邓拓在文革中因受迫害, 于1966年5月18日被迫自杀。

1979 年 9 月 10 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 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1979 年 9 月 14 日,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 复名誉。同一天,为前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举行隆重追悼会。他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 1969 年 10 月 11 日被迫自杀。

1979 年 9 月 18 日,为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举行追悼会。章汉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 1972 年 l 月 1 日含冤逝世。

1979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 1958 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9 年 10 月 9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 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广州会议” 是 1962 年召开的一次讨论科研问题的会议,陈毅元帅曾在这个会上 作过重要讲话。《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在文革中被指摘为“资产阶级的科研路线”,不少人受到打击。

1979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凡是在 1957 年反右派 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 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 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979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 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 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 亲友间的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又使一大批长期因亲 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解放。

1979 年 11 月 17 日,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举行追悼会。冯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6 年 1 月 31 日逝世。

1979 年 12 月 29 日,为马明方和王维舟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马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王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因受迫害,马于 1974 年、王于 1970 年含冤逝世。

上面列举的仅是我当时从报纸上记录下来的一部分。这还是在全 国有影响的冤案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各省都在不断地对当地的冤案 进行平反昭雪。从 1978 年四季度和 1979 年一整年,都是平反、平反、 平反,昭雪、昭雪、昭雪。报纸,电台,朋友见面,平反昭雪都是离 不开的话题。恐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 “平冤狱”的情况。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 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不过,能得到平反昭雪的一般都是原来有地位、有名气的人。蒙 受冤屈的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所以,同报纸、电台上声势 浩大的平反、昭雪的潮流并行的是声势浩大的上访群众的潮流。当时 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要求记者帮助平反昭雪的群众络绎不绝。 两三位记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接待来访者,并敦促所在单位尽 快落实政策,还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没有专门分工从事这项工作的 记者,也有人找上家门,请求帮助。当时我家里这样的客人着实不少。 有一位名叫许大纯的老先生,是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的女婿,后任中 央银行人事局长等要职。1950 年投诚到北京,不久被诬陷,先判无 期徒刑,后改 15 年有期徒刑。幸亏 30 年代一位军界的朋友给他一个 “少将参议”的虚衔,70 年代全国对少将以上的战犯大赦时,他得到大赦。但是,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子女受牵连的问题没有 解决。他找到我,我写了一个材料,经新华社渠道送上去以后,当时 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很快批示,给他安排“文史研究员”的职务,其它 的困难也得到解决。

许大纯先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大量的受害的老百姓的困难无法 解决,上访的人们就产生了过激的行动:游行、抗议、集会。这成为 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不得不用强制来对付上访人员的过 激行为。北京的傅月华事件就是一例。

到 1980 年,平反昭雪的工作继续进行。1 月份,中共中央发通 知为谭震林平反。在 2 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作出 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3 月 20 日,又为老革命家李立三举行追悼 会,同时为李立三、贾拓夫平反昭雪。

影响最大的、也是比较麻烦的是 1957 年 60 多万被打成右派分子 的问题。l978 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指出:“对于右派一般不搞甄 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 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后来下面反映十分强烈,呼声越来越高。到 198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 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 给以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但是,《通知》还是强 调 1957 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并没有否定这次运动,其实,在 60 多万名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希翎等几个人 之外,全部得到了改正。

到 1982 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上结束。据统计, 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 300 多万人,还有一人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

在中国历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 始。这次如此大规模的平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人们都在期待着。

全面改组干部队伍

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其影响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翻身解放。它产生的强大的政治冲击波,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对过去政治运动确定的是非标准,带来根本性的震撼。当然,这一冲击波首先冲垮了对平反起阻碍作用的势力。

天津市蓟县邦均公社原党委书记刘宝金十几年来受到严重迫害。 身为蓟县县委书记的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的指示,又将刘宝 金关押 118 天。《人民日报》记者顾雷和新华社记者史博进行了调查, 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1980 年 4 月 15 日,中共天津市委作出《关 于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指示的诀定》,令马树魁停职检查。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马树魁的错误看“顶着不办”》。显 然,根据毛泽东时代的是非标准,“顶着不办”的案件是有道理的。 所以,“顶着不办”的干部大多是“凡是派” 。

对冤案的平反,一方面为邓小平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又给“凡是派”以重大的冲击。“凡是派”干部纷纷落马,在过去路线下深受其害的干部纷纷上台。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成份也迅速发生变化:在过去那些年代不能入党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因“出身不好”而不让入党的干部)大批进入党内,党内知识分子比重加大,工农分子比重相应减少。

紧接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是干部队伍大改组。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7 年 8 月 中国共产党“十一大”上产生的 201 名中央委员,到 1982 年 9 月的 “十二大产生的中央委员,再次当选的只有 90 多名,没有进入新中 委的 100 多人当中,除了几名逝世者和 40 多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的人以外,其余都是政治上难以适应。如马辉、王国藩、刘子厚、刘 建勋、纪登奎、李水清、汪东兴、郭玉峰、曹轶欧、解学恭等。在“十 二大”产生的 210 名中央委员当中,有的是平反冤案时得到解放的, 有的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采取抵制态度的,有的是思想解 放运动中有功绩的。

在 1979 年前后,各省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 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陕西、云南、西藏、 甘肃、宁夏、新疆的第一书记都是在 1977 年到 1980 年换的新人。上 海在 1976 年 10 月就全部大换班,文革中就任省委书记的只有赵紫阳 (四川)、江渭清(江西)、白如冰(山东)继续留任。他们三人是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担任省委书记的。省委书记撤换以后,省里 的其它领导人随之大部分更换。

在省以下的单位,干部也是大规模地换班。换班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从我亲自经历的天津情况可见一斑。

天津市原来的市委书记解学恭对江青是百依百顺的。为了迎合江青,天津搞了很多新花样。粉碎“四人帮”以后,解学恭等人千方百 计地保自己。对下面搞大规模的“清查”,整群众,对市一级领导却 紧紧地“捂盖子”,不让揭发。1976 年 12 月 23 日凌晨一点钟,中 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天津市委,华主席批准解学恭同志去北京。27 日 下午 6 点,华国锋接见解学恭,汪东兴也在座。解向他们汇报了天津 运动的情况,包括王曼恬的情况。(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母,和毛泽 东有点亲戚关系。文革期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同时在中央文化部任 要,很受江青信任)。华国锋对解谈了四个问题:

一、关于王曼恬问题。华说,王曼恬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要接 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王曼恬同志应当起来彻底 揭发“四人帮”,特别是揭发江青,认识自己的错误,接受教训,这 样就可以得到群众的谅解。同群众对立是不好的。市委还是要帮助她 认识错误,划清界线。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方针,一看二帮。 批评是帮助,批判也是帮助。现在对她不宜采取组织措施。

二、关于小靳庄。江青很坏,到小靳庄放了很多毒。要彻底揭, 坚决批。小靳庄的人民是没有错误的。江青到小靳庄和到大寨的态度 不一样。到大寨是压,到小靳庄是捧,说到小靳庄是“到家了”。大 寨顶了江青,小靳庄没有顶。应当理直气壮地起来揭发批判江青。

三、市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深入揭、批,特别要在批判上 下工夫,提高批判质量。江青在天津放了很多毒。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狠揭狠批。如她做的女皇衣、拖地裙、讲吕后、讲“女的是最 大的生产力”、“将来还有女皇”等等,在政治上要提到阶级斗争的 高度去批,这样就深刻了,也有高度。

四、天津要稳定。天津是大城市,又闹地震。困难不会少。稳定, 人心安定,这既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整个形势的需要。狠揭狠批“四 人帮”带动各项工作的发展,形势就会更好更稳定。

华国锋是不想撤换解学恭的。解学恭吃了“定心丸”,回来传达 时一连串说了四个“非常”:“非常幸福,非常温暖,非常重要,非 常及时。”他把天津问题的责任推到王曼恬身上,把王曼恬定为“江 青在天津的代理人”。1977 年 1 月 4 日下午 6 时 20 分,王曼恬到办 公室。她对司机和警卫员说:“我今天要看材料,看得很晚。就在这 儿睡。你们休息吧!”当晚,她服用大量的“藓克敏”(安眠药)自杀。 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市委已全体通过我的政治生命的结束。‘江 青在天津的代理人’”

但是,解学恭终究没有保住自己。1978 年 6 月,在邓小平复职 一年以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调林乎加到天津接替解学恭。天津市委被 改组。改组天津市委是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出面的,胡耀邦 也参加了。6 月 8 日下午,林乎加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召开大会, 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天津市委的决定,揭露解学恭“捂盖子”,说文革 中天津重大冤假错案 371 起,逼供信致死 944 人。作为记者,我也参 加了这个会,感到气氛热烈而轻松。不久,解学恭被开除党籍。

“邓胡赵体制”形成

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巨大变化,各级领导班子的大改组,为邓小平 造就了扎实的组织人事基础。这时邓小平就有条件构建中央的人事体制。

这时,华国锋还是党、政第一把手。现在是该请华国锋让出最高 位置的时候了。对这件事的处理也是逐步进行的。

华国锋一身集中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 个最高职务。他的这些职务是逐步解除的,开始时是以“加强集体领 导”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请他让出权力。

1980 年 2 月 23 日到 2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个重要改变:恢复“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 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机构。胡耀邦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这是文革 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同时,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进入常委的还有另一颗政治明星—赵紫阳。这一举措,一方面让 胡耀邦从华国锋那里分到了党中央的控制权,也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 的总理职务作了准备。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赵紫阳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 候,赵紫阳还是河南省滑县一个农家的两岁婴儿。但是,他有机会很 早就接触了革命,13 岁时就在家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到 开封、武昌求学。1938 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19 岁的 赵紫阳担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

1939年,赵紫阳在山东省大名县(后划归河北省至今)出席直南、 豫北地委干部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召开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决定他终生命运的人物—邓小平。1945 年晚 春,赵紫阳在土地干部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全面阐述土地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决定将这一经验在大区范 围内推广。当时邓小平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 的第一次交往。1947 年赵曾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下 面的桐柏区党委任副书记。

建国初期,赵紫阳任南阳地委书记。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这小 小的一步经过了十年的历程。1951 年 4 月,赵紫阳奉调到广东工作, 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1965 年,经过 15 年的奋斗,赵紫阳从中共华南局俱乐部秘书长 (不久改称为办公厅秘书长),一步一步地升任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在这期间,他开始是叶剑英的部下,后来是陶铸的部下。陶铸原来是 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 年专任中南局书记。

文革初期,广东省委像其它各地一样,也受到冲击。但由于陶铸 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广东省委还坚持工作。1967 年 1 月,陶铸被“打 倒”,成为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赵紫阳就受到更多的批判。1967 年 5 月 5 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对赵紫阳等 人实行“监护”,以免受到红卫兵的揪斗。但赵紫阳还是“死不悔收 的走资派”,后改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

1971 年 4 月,赵紫阳被解除监护,调到内蒙担任党委书记。当 时内蒙第一书记是尤太忠,赵紫阳是第五把手,分管农牧生产。第二 年 3 月又奉调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这期间,赵紫阳很谨慎,讲话时注意照顾到方方面面。
1973 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给赵紫阳带来了机会。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赵紫阳被选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 央委员会。1974 年 4 月,中央任命赵紫阳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 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这时广州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 将军。赵紫阳、许世友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方面态度很坚决。揭发批 判的重点是黄永胜。黄是林彪死党,长期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在广 东很有势力。

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赵紫阳也紧抓不放。1974 年, 广东的粮食产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粮征购入库量此 1973 年增长了 28%。

1975 年 10 月,邓小平在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调赵紫 阳去四川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 成都军区政委。接到新的任命之后,赵紫阳迅速移交工作,不带家眷, 只身赴任。他刚到成都,邓小平就第二次失势,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 了。如果晚半个月,他也许不能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党政一把 手了。

在 1975 年去四川赴任前,邓小平在北京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重 要谈话。邓小平对赵紫阳说:“去四川后,要放开手大胆干。不要怕 人说你是‘还乡团’。”同期,邓小平还同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 贾启允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贾启允把这句 话揭发出来了,“还乡团”就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还乡团”这个词出自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起来造反,地主逃离了家园,农民分了 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地主组织“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 “还乡团”在文革时的含义是:“走资派”复职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 向造反派施加报复。“四人帮”找赵紫阳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赵紫 阳掩盖过去了。患难见真情,相比之下,邓小平觉得赵紫阳这个人值 得信赖。1996 年,本书作者同赵紫阳谈起这段往事时,赵淡淡地说: “小平跟我是口头讲话,怎么能拿到政治斗争中去呢?”

赵紫阳在四川工作了五年。他在治蜀五年中,针对多年左的政策 对农业的破坏,对农业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 取得了显著成绩。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据报载, 1977 年和 1978 年两年粮食共增产 100 亿斤,副业收入也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1978 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71.9 元,比 l976 年增加了 18.3 元,人均口粮达 493 斤,比 1976 年多 124 斤。但是,在政治上他还 是很小心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他都跟着潮流过来 了。例如,1976 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时,四川省委和其它省一 样,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开始鲜明起来。1977 年 7 月 21 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第三天,成都 就召开了 30 万人的大会,庆祝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在全国各省 中是唯一的。赵紫阳在这个会上作报告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党久经 考验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就有过明 确的、全面的评价。‘四人帮’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是华主 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体现 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标志着我们党更加团结和巩固,更加兴 旺发达。我们坚决拥护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 议!”(1977 年 7 月 24 日《四川日报》)

1977 年 8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赵紫阳被选 为中共中央政局候补委员。在 1980 年 2 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赵 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这次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从组织 上向“凡是派”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人事上有几项重大决定:批准汪 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 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 工作机构。并选出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 任穷、姚依林等 11 人为书记。

此时,华国锋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1980 年 8 月 18 日 到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内容是讨论党和国 家领导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实际上是指华国锋 兼任的职务太多了,要加强集体领导。会议向全国人大建议,华国锋 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这一职务。当然,表面上还是华国锋主动 提出辞职。8 月 30 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华国锋的辞职,赵 紫阳正式就任总理。

1980年11月l0日到l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 开了九次会议。这些会议是对华国锋的全面清算。短暂的华国锋过渡时代从此结束。会议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 劳的,应该肯定;但对此功绩要作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个人。会议 认为,华国锋的错误包括:提出“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 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 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 案的态度,明显地违反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 个人迷信;对 1977、1978 两年的经济工作的冒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 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 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所必备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务是 不适宜的。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 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 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 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 作。邓小平虽然在党和行政上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但他担任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如本书前面听说的,在中国,这个职务是权力之 柄。再加上邓小平的资历和威望,他在中共中央一言九鼎。无可争议 地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这次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的建议。华国锋降为党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失去了一 切权力。华国锋下台无疑是改革派的重大胜利,但在老百姓中也有不 同的反映。公布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公共汽车站,一位等汽车的妇女说:“他是一个老实人。” 国外称之为“邓胡赵体制”终于形成。邓胡赵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者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对中国改革来说,这是至关重 要的事。人们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可以找到很 多惨痛的例证。不过,这些惨痛的事件是在改革者没有真正掌握国家 权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旦改革者真正掌握了权力,情况就不一样了。

邓胡赵体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处第一线, 一个出任党中央领导,一个出任国务院领导。在他们后面,由老一代 革命家掌握着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线的胡、赵只不过是负具 体执行之责而巳。这老一代革命家以邓小平为核心,以陈云、李先念、 杨尚昆、彭真、邓颖超、薄一波、宋任穷、王震等人为主体。人们用 汉代的“八老安刘”来戏称这种情况。然而,这“八老”对改革的目 标并不一致,陈云和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谈不拢”。其实, 当时邓小平名正言顺地出任党、政、军一把手比较合适。但他没有这 样做。他只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牢牢地掌握着三军指挥权。他实 际控制了国家的权力,却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这成为邓小 平时代的一个奇特的权力结构。当时他已经 77 岁,怕出现毛泽东、 斯大林那样晚年的接班人危机。把胡赵推到第一线,有利于他身后的 权力交接。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实际权力,有 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一 旦第一线和第二线发生矛盾,势必是有实权的第二线压倒没有实权的 第一线。再加上第二线的邓小平和陈云“谈不拢”,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就更难了。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 然而,不管第一线的领导人是否稳定,在邓小平这个重量级的政 治强人把握下的领导集体,终于演出了中国 20 世纪最后 20 年十分壮观的历史活剧。

第二章　选路—中国向何处去

如本书导言所述,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有四种可能的选择:政 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全面继承毛泽东的路线;政治体制基本保持毛泽东 时代的状态,经济上回到 50 年代;政治体制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 状态,经济上走市场化道路;政治和经济全面改革,即政治民主化、 经济市场化。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批倒了“两个凡是”,第一种 选择已不可能。第四种选择,即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彻底 改革政治力量微弱,处于边缘状态,不能成为左右形势的力量。所以, 政治斗争只能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即在陈云阵线和 邓小平阵线之间发生。而这两个阵线在政治改革上基本是一致的,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斗争的中心内 容是回到 50 年代,还是实行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说,是搞计划经济, 还是搞市场经济。不过,主张搞计划经济也不完全是 50 年代的模式, 而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即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 采取一点市场调节手段。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也不是一下子提出了自 己的主张,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明确的。

第一节　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陈云阵线先下手为强,抢在《邓小平文选》1983 年 7 月出版之前,于 1980 年 11 月,就出版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在党内发行。 当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推广之中,城市经济还处在“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之中,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还没有拉开。

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一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 辑。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却由邓力群主持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负责编辑。急用先学,针对当时选择改革方向的需要,《陈云同志文 稿选编》收集了陈云从 1956 年 9 月到 1962 年的文章和讲话,共 23 篇。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 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 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 改进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 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市场调节;在公有制经济 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小自由。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 调节为辅”的思想来源。邓力群在《前言》中指出:他的观点和主张 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这 就是说,陈云这段时间的论述,对于即将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 成为指导思想。1981 年 1 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在《陈云同志文 稿选编》的基础上,开始编辑《陈云文稿选篇(1949—1956)》,增补 了篇目,扩大了发行范围。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 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 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 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 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 草过一些讲话稿。

中央党校(一度称为“高级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 思想理论阵地,对提高与统一全党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当历史紧 要关头,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校长。延安整风时是毛泽东,进城 后是刘少奇,粉碎“四人帮”后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江东兴,胡 耀邦被华国锋推荐为第二副校长(当时冯文彬是教育长,后为常务副 校长)。1977—1982 年间,实际是胡耀邦主持工作。在这里学习的都 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到这样一个重要地方作报告,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 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他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 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 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论 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有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高 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统购统销,指令性 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调整是关键”,“改革服从调整”, 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 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 圈,20 多年了,还是在这个怪圈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 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邓力群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 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听 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 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 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党校副校 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 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有不少“通天人物”,而且向中央反映情 况也是学员的权利。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 江没有介意,但事情还在发展。

1981 年 6 月,党校《理论动态》282 期发了一篇文章,题为《谨 慎谦虚和实干精神》。这篇文章是孙长江写的。文章的意思是,现在 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 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本书作者到首 都师范大学孙长江家串门时,孙长江拿出了这一期《理论动态》给我 看,文后还署有孙长江的名字。孙长江说,《理论动态》上这样的文 章通常是不署名的,不知这一篇怎么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篇文章是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建议的。是针对当时这样一种舆 论:认为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 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开始打算让阮铭写,后考 虑阮铭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 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 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 “这不可能。”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人民日报》都要转 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 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乔木、邓力群,邓力群送 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铭 受到中组部的调查。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长宋任穷,问调 查他是为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 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期《理 论动态》(269 期),上面有一篇题为《跳出圈子想问题》。宋任穷指 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

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 国内环境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言必称“一五”, 行必法“一五”,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 的圈子。

这篇文章所批评的“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正是 陈云的思想。吴江恍然大悟:原来《理论动态》269 期上的这段文字, 被用来证明《理论动态》第 282 期的文章确有“不可告人的针对性”, 确实是“不可宽恕的渎神”行为!

《跳出圈子想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由胡耀 邦审定,除了《理论动态》发表以外,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很明显,胡耀邦是反对回到 50 年代的,而且坚定地站在这场争论的前 沿阵地。

1982 年 4 月 24 日,胡耀邦不仅没有按通常情况接替华国锋的党 校校长的职务(1981 年 6 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 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还辞去了副校长之职。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 王震为校长。据说王震是邓力群提名的,开始胡耀邦觉得不合适,建 议找一位年轻一点的去,他提名项南。陈云坚决反对。开始王震不愿 去,陈云亲自找王震谈话,并让他把中央党校办成“黄埔军校”,王 震才走马上任。王震上任前,有人给吴江打电话说:“书记处任命王 震当晚,邓力群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 备啊!”

当时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震不应当是合适 的校长人选。

王震是一位军人。在延安时期以南泥湾大生产而闻名。其实,“南 泥湾政策”是朱德提出来的,经党中央同意,朱德亲自组织力量到一 片荒凉的南泥湾实地勘探,并于 1943 年 3 月下令调王震率 359 旅(属 120 师)到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当然,王震对南泥湾大生产是做了 很多工作的。王震在延安时代还有一项功劳,就是发现了王实味“反 党”,并向毛泽东报告。王实味受审查,最后被枪毙。王震因此受到 毛泽东的器重,委任为“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解放战争时王 震奉命率一野一兵团进军新疆(作为彭德怀的一部),后被任命为中共 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当时还没有成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邓力群为分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上犯了 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下令撤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调回北京。文革 前王震任农垦部长,远离权力中心。文革初期,毛泽东保过他,他还 是紧跟的,“九大”进入中央委员的行列。文革后期,他开始对文革 有不同意见,曾在一个会上不指名地批评江青。他在邓小平和陈云两 位老人间行走,对两家的子女都格外关心,和两家关系都很好。十一 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自称是拿大刀的周仓。

果然来者不善,王震一到中央党校,就立即开展斗争。

首先,他不报告中央书记处,也不经校务委员会讨论,也没有和 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商量,直接命令教育长宋振庭给中组部打电话,通 知将吴江、孙长江、阮铭从党校调出。这三人正是《理论动态》282 期事件以后进行特别调查的对象(宋任穷说是“正常考察干部”)。与 此同时,胡乔木在书记处会上提出调蒋南翔任党校第一副校长(实际 是顶替冯文彬)。

孙长江给本书作者讲了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笑话。王震说:“孙长 江不能在党校教书,把他调到一个小的大学里去。”孙长江说:“感 谢王震同志对我的关心,没有把我调到一个大的小学里去。”

6 月 26 日,王震在党校部、室主任会上宣布三件事:一、蒋南 翔要来担任第一副校长;二、吴江要调离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 不进领导班子;三、阮铭这个造反派头头要清除,清除后向中央写个 报告。他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我要和这个造反派头头 较量较量。”

王震限令三天开除阮铭党籍,并通知在海南出差的阮铭迅速回 来。王震批示的关于阮铭的材料不给阮铭看。后来阮铭从其它渠道看 到了,他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连他在 1980 年在《光明日报》上发 表的文章(海外转载)也成为“反动文章”。阮铭上诉到中纪委,同时 把申诉材料送胡耀邦一份。几天以后,中纪委书记李昌接见了阮铭, 说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纪委开常委会研究处理。中纪委常委会成立联 合调查组处理这件事。李昌主持调查,他说:“现在再不能制造新的 冤假错案。”王震找陈云制止调查。陈云对王震说了三句话:“阮铭不 能留在党内。阮铭不能留在党校。全国报刊不能发表阮铭的文章。” 王震立即在党校传达。还说:“谁不同意陈云同志这三句话,就是同 中央不保持一致。” 阮铭就此被开除了党籍。

王震以阮铭为突破口,打孙长江、打吴江,实际是打胡耀邦。其 实,阮铭在文革初期参加过造反派,很快被“王、关、戚”打倒,受 审七八年。阮铭有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胡耀邦欣赏他的文章。吴江 是党校理论室主任,孙长江、阮铭是副主任。对阮铭问题胡耀邦主动 承担责任,以保护冯文彬、吴江。他在有关阮铭的调查材料上批了两 句话:“阮铭当编辑是我的主意,文彬、吴江没有责任。”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的一个内部刊物,由党校理论 室编辑出版。这个内部刊物是胡耀邦用来反对“两个凡是”的重要基 地,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立了大功。当时邓小平曾说《理论动态》“政 治上强”。王震说理论研究室是胡耀邦的“智囊团”(其实,胡耀邦 没有“智囊团”),他在党校的会上说:“听说胡耀邦在这里有个智囊团,我就是来砸烂这个智囊团的!”一边说,一边用他手上的拐杖 “当,当,当”地狠凿地板。

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后,他们反过来再查《理论动态》282 期文 章的写作意图,仍无所得。他们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要 把理论室的盖子彻底揭开。”最后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王震还是 下令解散了理论室。

7 月 20 日,党校中青干部训练班 142 名学员毕业,要求党中央 主席胡耀邦来讲话。胡耀邦这次拒绝来党校,而是把学员请到中南海 作了一次讲话,他说:

要同一切错误和邪恶作斗争,也就是要坚决相信真理与坚持真 理。在我们的事业面前,任何时候都会有极端错误的东西、极端邪恶 的势力的干扰破坏。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他们低头和投降。歪风邪气、 丑恶现象、邪恶势力总会长期存在的,要想经过几次斗争就消灭干净 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方针,是要经过努力,经过不断的斗争,把它们 缩得小而又小......今后几十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风大浪大概不 会再有了,但在某个地方,某个单位,则难免可能发生大风浪。作为 一个革命者,要站稳脚跟.......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选为中共中央总 书记(体制改变,不再设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后,党校第一副校长 蒋南翔到任。在党校大会上,王震说,党校仍有造反派在捣乱(指阮 铭),并要求将他的发言印发大会,意图是为难胡耀邦。吴江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文章。王震连夜训斥《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 们还要不要脑袋?!”吴江被一撸到底,调出中央党校,政协委员被撤 销,连《哲学研究》的客座编辑也撤销。按王震的意思,不再给吴江 分配工作,调出北京,但他的想法没有实现。孙长江从中央党校调到 一所“小的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1982 年 9 月 24 日,王震到党校开紧急会议,说是有要事传达。 他发表讲话说:“吴、孙、阮三个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 正面文章,但他们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先生不好,学生 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这三个人以调出党校为宜。” “他们写信批邓力群(吴江说没有此事,可能是邓力群辅导《陈云文 选》时学员写的信—本书作者注),可是邓力群还替他们说好话。邓 力群是正派人。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还得依靠他们,不能 依靠吴江等人。”参加会议的冯文彬向胡耀邦汇报王震这次讲话内 容。胡耀邦在电话记录上批道:“对吴、孙、阮等同志的问题要由党 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不能个人说了算!”但 最后还是王震个人说了算。当然,王震也不是“个人”,他背后还有 一批人。他只不过是拿大刀打前锋的周仓。

1985 年 5 月,胡耀邦接受香港《百姓》记者陆铿的采访时,当 陆铿提到胡耀邦和王震是浏阳老乡,胡答:“是的,他是北乡的,我 是南乡的。”陆说:“啊,那是南北呼应。”胡答:“也可能是南辕 北辙。”

第二节　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

如果不讲清背景,很多人不知道“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为什么会在中国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情还得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65 页) 消灭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马克 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 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 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 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 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 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第 441 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 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 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须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 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不需要著名的 “价值”插手其间。(同上书,第 348 页)

这样,“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 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没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无从设 想”。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

在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商品经济一直是共产主义的异端。马克 思列宁主义认为,商品经济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产生资本主义 的土壤。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不能消灭它,但要限制它,一旦条件具 备,最终还是要消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 否定更加强烈。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圣殿里一个心怀叵测的“异教 徒”。不赶走这个“异教徒”,社会主义圣殿就纯洁不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有“产品”(没有“著名的‘价值’插 手其间”),不能有“商品”。“产品”是计划调拨的,“商品”是 按价值交换的。但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商品交换行不通, 所以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 但不承认“商品经济”。这是因为,前者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后者 是一种经济性质。所以,坚持“商品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 的是政治问题,要不要“商品经济”的争论就成了政治斗争。

1979 年 4 月,近 400 名经济学家在无锡市举行了半个月的大讨 论。讨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问题”。这是一次盛 会。中国的第一流经济学家,诸如孙冶方、薛暮桥、刘国光、骆耕漠 等都参加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在半年之内召开了几十次不同规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几乎接触到在以后十几年经济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是一种什么关系、国营企业是不是商品生产者、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格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建国以来,由于实践上不可能消灭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运行 规律—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约束。因此,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经济理论界争论不 休的问题。

从 1956 年到 1957 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第一次大讨论。 当时起主导作用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经济受“有计划、按比例”的规 律支配,价值规律只起辅助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不 起调节作用。当时的经济学家还认为,“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价值 规律是同私有制相联系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自发地对生 产和流通起调节作用,成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杠杆。现在,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它虽然‘改土归流’......但毕竟是‘野性’难除,如果不 注意加以限制,它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乃至泛滥成灾。”(关梦觉: 《关于当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经济研究》1959 年 第 2 期)对客观规律进行“限制”,竟出自知名经济学家的笔下。

60 年代,在讨论管理国民经济要不要运用价值规律时,孙冶方 主张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主张经济管理应以利润 为中心。不久,这个观点就被斥为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经济建 设上,是政治统帅经济,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坚持无产 阶级政治挂帅,还是实行‘利润挂帅’,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 线。”“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在理论上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用价值规律调节、支配整个 社会生产。”(《红旗》杂志 1970 年第 2 期:《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 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过去长期违反经济规律所造成的恶 果,各方面都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哪些经 济规律办事呢?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第二才 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见 1978 年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据于光远后 来在一次会上说,这篇文章是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个人写的, 在发表时胡乔木只署自己一个人的名字)。这篇文章当时算思想解放 的代表之作。

其实,在经济运行中,只有“按比例”的规律,并不存在“有计 划”的规律。“按比例”的规律,主要是通过价格变动来实现的。“有 计划”是人们的主观行为,而人们这种“有计划”的主观行为,阻碍 了“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杨继绳:《对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再认识》, 载天津《中青年经济论坛》1984 年第 3 期)。强调“有计划按比例的 规律”,实际就是强调“计划第一”。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不同意把 价值规律放在次要地位的说法,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指出国民经济各大部类、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价值 规律来实现。经济学家刘国光等也认为,所谓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就是利用价值规律来管理经济。

直到 l978 年,还有经济学者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仍 然有影响,思想路线不端正的单位,仍然会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 的倾向,甚至出现自由生产自由种植的现象,这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不加制止,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刘炽光、龚益鸣: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制度问题的讨论》,《武汉人学学报》1978 年第 2 期)

无锡会议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 了价值规律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才起作用的界限,认为在全民所有制 内部价值规律也起作用;二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起经济核算作用的界 限,认为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也起调节作用。

仅仅承认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还不足以推动中国的 经济改革。所以,争论还在继续。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商品经济问题的不同意见还在 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下是商品经济?要不要建立 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当时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 回答。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这种意见当时 在政治上占据有利地位,因为这和过去的教科书是一致的。既然是计 划经济,那么经济体制也应当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实际上,他们 所说的计划经济,就是产品经济。因为只有产品经济才和商品经济是相对应的概念;而计划经济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概念。 然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实践是失败的。不 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计划经济体制非改不可。但是,有些人想 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又不愿谈或者怕谈“商品经济”,于是,在改革之初,闹出了一场“曼德尔旋风”的大笑话。

商务印书馆于 1979 年出版了艾尔纳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cl)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此 书出版后,得到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理论家胡乔木的高度赞扬,1980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夸奖这本书说:“我 看到一本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写的这样的书,叫《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独立的观察,收集了大量数据,这些数 据是过去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里面很少利用的......这位作者并不是 一个那种流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观点,也没有坚持到这种程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话,他一定都接受。” 胡乔木特别重视该书第十五章到十七章,即研究苏联过渡时期的那三 章,将这三章印成大字本分发中央领导人参考。还给胡耀邦、赵紫阳 写信,将此书推荐给中共中央,建议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于是,一时间形成了学习此书的高潮。刚刚从经济研究所分出去的工 业经济研究所买了 80 本,人手一册。中央党校更是把此书的重要章 节印成大字本,同马列经典著作同等待遇,供领导干部研读。

曼德尔是比利时人,时任托派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是托派著名 的政治活动家和经济理论家。西方经济学界把他归入“新左派”经济学家之列,例如,瑞典经济学家阿塞尔·林德贝克(曾任诺贝尔经济 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多年)在《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把曼 德尔的这本书列为“新左派”的代表作。

曼德尔在此书中对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及其弊 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例如,他写道:“把一切经济上的资源都集中 在国家手里,就有保持或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危险”;“把社会剩余产 品那样地集中在中央机关手里,就一定会造成中央机关成员享受重要 的特权。”他还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所出现的工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 工业之间以及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的现象,以及牺牲农民的 利益来实现工业化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高积累的弊病。

但是,曼德尔一直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或市 场机制。他还把经济激励和按劳分配都视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他主 张通过动员和命令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他声称,如果 按照他的办法去做,到 20 世纪末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每周工作 20-24 小时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化。显然,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在学习高潮中,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同吴敬琏私下议 论,认为把曼德尔此书奉为经典并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可取 的。于是,他们的看法通过马洪同志向上反映。马洪就在经济研究所 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由赵人伟、吴敬琏和荣敬本三人对曼德尔这 本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评介。赵紫阳派秘书鲍彤参加了这个会。鲍彤 一言不发,却认真记录。赵人伟等还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个书评:《简 评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十五至十七章》,刊登在《经济学动态》1980 年第 11 期上面。他们的发言和书评引起了改革领导人 的重视。一场曼德尔热的“学习运动”就偃旗息鼓了。

(关于“曼德尔热”取材于赵人伟和本书作者谈话:柳红:《吴 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2002 年,第 185—186 页;吴 江:《十年的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1995 年,香港,第 96—97 页)

1981 年 12 月 22 日,陈云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能冲击国家计划。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 围内活动。1982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陈 云在中南海办公室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国家计委 副主任宋平等人的谈话,陈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 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我们国家是计划 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要以计 划经济为主。”(在几年后出版的《陈云文选》中,已经删去了“我 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 后,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两句话。参见《陈云文选》1956—1985, 第 278 页)在这期间,陈云还批评主张指导性计划多一些的薛暮桥, 说薛“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1981 年 4 月,内部印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 题为《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它按照对计划经 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 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邓力群名列第一类;薛暮桥、 廖季立、林子力被列为第四类。当时一般倾向把学者对商品经济的态 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

1982 年 5 月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经济中心联 合召开了一个大型讨论会,讨论经济改革的理论问题。研讨会共分 8 个组,有 200 多人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主调就是肯定计划经济,强调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虽然一些学者指出,商品经济是现实 生活在理论上的概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内 容,没有本质差别(《经济学动态》1982 年第 8 期,第 8 页)。但是 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 换,不能说就存在着商品经济。

在此期间,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提出批评的文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 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 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有计划被抽象了,这是不妥当的。”(李震 中:《也谈计划舆市场问题》,1981 年 12 月 26 日《光明日报》)“如 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 经济的本质区别”(有林:《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 征》,《红旗》杂志 1982 年第 20 期)。“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 质特征只能是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当 然只能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事实上,如果没有计划经济,也就没有 什么社会主义可言了。”(陶大镛:《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1982 年 6 月 26 日《光明日报》)这样一来,1982 年原来主张商品经 济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不得不让步了:“社会主义还广泛存在着 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商品经济也是可以的。但 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 制基础上、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薛暮桥:《计 划经济的市场经济》,1982 年 6 月 21 日《世界经济导报》)当然,薛 暮桥让步是暂时的,在这股政治台风过去之后,他还是坚持原来的看 法。而 1979 年写文章主张“商品经济”的邓力群转而站到了批评商 品经济的行列以后,就成为一员坚定的左派领袖了。

1982 年 8 月,在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过程中,胡乔木组 织王忍之、袁木等五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 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 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 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的 规律。这样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 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 别。”胡乔木很快批转了这封信,以便影响十二大的政治报告。

1982 年 9 月 1 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 告中,左派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个报告写道:“我国在公有制基 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 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

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对 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 其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对于集 体所有制经济也应当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

然而,中国的改革的主导力量是邓小平为首的一批官员、企业领 导人和经济学家。在保守力量一次又一次拿起传统的批判武器面前, 他们不甘示弱,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顶住了这股强 大的政治压力,使改革形势发生了逆转。1984 年 10 月 20 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 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承认我国实行 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对前两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作了 结论。参加起草这个决定的高尚全和杨启先向我介绍了这个决定的起 草过程。

这个起草班子的成员是从起草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留下 的,有袁木、高尚全、桂世镛、王忍之、谢明干、杨启先等。开始是 由袁木负责,先写提纲。提纲讨论了多次,总是跳不出“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圈子。这时.其中一些人认为要跳出这个圈子, 就必须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所突破,即把改革的目标模式由“计划经 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在这个 问题上起草小组内的看法不一致。高尚全和王忍之曾为此争得面红耳 赤。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起草小 组对提纲讨论了两次。胡耀邦对这个提纲不满意。他再三强调,这是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他还说经济问题要听赵紫阳的意见,提 出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胡耀邦加强了起草小组,增加了林涧青、 林子力、龚育之、郑必坚等人,负责人由袁木改为林涧青。从北戴河 回到北京玉泉山以后,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分别上山主持过讨论。谈到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时,赵紫阳说,我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这期间,曾有不少人向赵紫阳提出过建议。例如,著名经济学 家董辅礽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一件事。8 月间,董辅礽、童大林,于光 远等 10 多位经济学家在百万庄开了一个会,坚决主张写进“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他们向赵紫阳写了一个会议简报,陈述了理由。 在此期间,老资格的经济学家马洪也送上了《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这篇文章是赵紫阳让马洪搞出来说服党内元老 们的。马洪让工经所的周叔琏、财贸所的张卓元拿出初稿,又让吴敬 琏参加修改,定稿后分送给元老们。此文是一块“问路石”,元老们 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连王震也糊里糊涂地说好。

在此基础上,赵紫阳又召集起草小组在中南海讨论了两次。杨启 先向本书作者介绍了第二次讨论会的情况。这次会除了起草小组成员 以外,还请来了邓力群。赵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 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赵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 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 节为辅’。”赵紫阳宣布散会,人们都站起来准备退场了,赵紫阳又 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 1979 年就赞成 商品经济。”

9 月 9 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建议 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意思:

(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 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 作用。

(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 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 的方针应当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 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 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 后不宜继续沿用......

9 月 11 日,邓小平表示同意。9 月 12 日,陈云表示同意。邓小 平还说这封信写得很好,并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也就很自然地写进了《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封信的 4 点内容也全郡写进了这个决 定之中。

邓小平同意,是因为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同意,是因 为有“以公有制为基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赵紫阳在两个老人之间踩钢丝,搞出了这个两位老人都能接受的“决定”。事后,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 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有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邓小平: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 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 年,第 83 面、9l 页)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接纳了“商品经济”。但是,这个决定为两种 对立的看法都留下了各自的活动空间—坚持计划经济看法的人也可 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坚持商品经济的人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 的内容。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来说,两方面的人都可以 各执一端:有的强调“有计划”,有的强调“商品经济”。这个决定 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从总体上放弃过去那种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 体制。

第三节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承认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又同时表示,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外国人不可能懂得这样 的表达,经济学家也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商品经济”就 是“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妥协的结果。如果不知道政 治背景,政治妥协的语言往往是难理解的。达成妥协的两种政治力量, 一方坚持计划经济,另一方主张把经济向市场化推进。

从一开始,两种力量就进行了较量。

对计划经济的传统看法是:计划就是法律,它必须是指令性的; 计划不仅管宏观参数,也管微观经济活动;计划实施方式是采取实物指标体系,实行直接的计划分配。正如本书前面所讲到的,计划工作 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 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所 以,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缓和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和经济运 行客观实际的矛盾,把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 划是刚性的,必须完成:指导性计划是弹性的、预测性的,即国家通 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 导。

鉴于多年来国家制定的指标总是偏离实际的教训,在改革进入了 第四个年头,经济学家中多数人主张,指令性计划应当少一些,指导 性计划应当多一些。

但是,如果真正把指令计划变成指导性计划,国家计划没有强制 性,计划经济也就流于形式。所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把指令性计 划看成计划经济的命根子。从 1982 年到 1983 年,开展了一场保卫指 令性计划、批判指导性计划的斗争。

1982 年 9 月 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刘 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 基本方向》,文章认为,“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 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这 篇文章捅了马蜂窝。 9 月 7 日,胡乔木就给《人民日报》领导人胡 绩伟、秦川、王若水写了一封信,追究此事。全文如下:

9 月 6 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国光同志《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在十二大期间发表,文章一开头就说“为了实现十 二大......的战略目标”,文中也引用了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但 其主要论点则与报告内容有很重要的不同。文章认为,指令性计划的 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逐步缩小,而报告则肯定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 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民生计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 没有任何一处暗示这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需要。实际上这也是计划 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方针的关键所在。将来全国性的经济体 制改革的方针虽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中央目前尚未认真研究,亦未提 出任何确定见解,这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研究解决,但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近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是一直坚 持的,对指令性计划的必要性也是一直坚持的,这个事实《人民日报》 的同志不可能不知道。作为其它时间的普通讨论文章,各种不同观点 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但十二大期间提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 的基本方向”这样的口号,则无异于告诉读者,这个基本方向就是国 光同志所提出的意见,这已经确定了,现在只要坚持这个“基本方向”, 并引用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某些提法(虽然没有说明,因报告尚未发 表),这就不能不在读者中引起误解和混乱。我认为,《人民日报》发 表这样的问题是不慎重的,因而我想指出,这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 《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早就看出一种倾向性, 即倾向于刘国光同志的意见(固然这方面的意见中又有一些较为次要 的分歧),而相反的意见则很少发表。我希望《人民日报》理论部的 同志在理论性问题上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在重大现实性问题上则需要注意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即与党中央的机关报的身份不相符 合。刘文认为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其它文章中有时也用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迄今为止,我 未见中央或国务院正式文件中使用这种提法,而这个提法因与刘国光 同志对指令性计划的意见有直接联系,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国光同志 现在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一个有影响的学者, 我很尊重他的经济学知识,但他对于十二大报告中关于计划经济的观 点发表这样的文章则同样是不慎重的。此点我已在电话中告诉马洪同 志请他转告。因事关党报对十二大的宣传,涉及的并非小问题,故认 为有义务提醒你们注意。

你们的意见如何望告。

胡乔木

9月7日

接着,刘国光受到有组织的批判,并责令他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 上作检查。胡乔木、邓力群组织一批人(有林、王忍之、袁木、桂世 镛等)写了长篇批判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 重要地位发表,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刘国光的文章是在中共十二大以 前送给《人民日报》的,正好在十二大前后发表,这就难免和十二大 报告不一致。这是胡乔木批判刘国光的借口。从上面引用的信中可以 看出,实质问题还是要不要坚持指令性计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 刘国光不仅作了深刻检查,还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写出了强调指令性 计划的文章。不过到 1984 年政治形势有所变化的时候,刘国光又回到自己的观点。 在这期间,王忍之也发表文章,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王忍之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1982 年和 1983 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政治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当时有人把持“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的内容之 一。我很熟悉也很尊敬的一位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 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当然,清除精神污染就是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显然和马克思的 说法不同。把它纳入“精神污染”的范围,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政治上清除精神污染,在改革方向上保卫指令性计划,两条战 线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这是 1983 年中国保守派的攻防战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的思想还占主导地位。然而,在计划经济中怎样运用市场调节呢?当 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这种争论不可能有结果,使得改革踟 蹰不前。

在改革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还不十分明确。有一 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在轻 松的交谈中,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计委主任姚 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 是改你们计委的。”赵紫阳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提出来 (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2004 年)。

在这里,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靠国家计委来组织国民经济是不行的。靠什么组织国民经济呢?鲍彤回忆说:
1987 年或 1988 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赵紫阳回答说:“就实际工作而 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人容易接受。 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赵紫 阳在另一个场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 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 2004 年)

胡耀邦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 题。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向本书作者谈起 1986 年的一件事: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 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 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 了(指朱厚泽取代了邓力群为宣传部长—本书作者注),你去跟紫阳 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当时 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 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 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 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姚依林“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的看法代表了保守力量 的看法。所以,经济改革上的争论,背后是政治上的较量。但是,经济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一旦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想走回头路是很 难的。

到 80 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 占了主导地位。计划管理部门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 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但是,在计 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 困难呢?因为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 征,这样,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如果放弃 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 前进。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 “地雷”才敢前进。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挑战, 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退让。改革的动作过激,超 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 从而发“卫道斗争”,改革就得被迫后退。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 特点。

中国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 的份量,减少计划调节的份量。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 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经济,这样的趋 势是必然的逻辑。

在 1992 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基本原则是一直没有被触 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提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理 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向哪边倾斜取决于政治形势。当时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里先强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内,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这是由陈云提 出的、被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采纳的模式。在十四大以前,这种提法 占统治地位。因为这个提法符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 征”这个传统理论。

二是板块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产品分成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 场来调节。例如,北方十二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 分)》指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实行计划调节, 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产品的分 配。”“对于其它产品,则可实行市场调节的方式。”

三是渗透论。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 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实 现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本来是紧密结合, 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们截然分开以致对立起来是不 妥当的”

四是层次论。一种主张是,在宏观层次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 在微观层次上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种主张 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强调计划经济的特征,在运行层次上把两者看作 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五是时空论。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根据实际情况, 计划和市场各有侧重。例如,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加强计划管理。 还有其它一些看法。在这种种看法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强调计划的作用,一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这两种不同的侧重 中,一般是由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摘、上 纲上线的。强调计划的人指摘强调市场的人是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 的人指摘强调计划的人阻挠改革。

在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胆地抛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 基本待征”的传统看法,倡导市场经济。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在学习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说:“理论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经济学家杨坚白也说:“商品 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于光远也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 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站出来重申马列主义 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 1986 年 6 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这一概念, 在西方文献中有它固有的含义......按西方经济文献解释,典型的全社 会范围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198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计划和市场 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解释:“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 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 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中共十三大在这个解释中提到“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就否定了主辅论、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 观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调节的作用 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这个提法是由廖季立的“国家调控市 场,市场导向企业”的论点而来的(廖季立:《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1986 年 12 月 8 日《世界经济导报》)廖季立当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 革委员会顾问。

中共十三大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并没 有结束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一年以后的 1988 年 10 月 8 日,陈云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 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能巩固的。 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在历史上起过作用 的办法,不应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 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国民经济就会乱套。”(《陈云年谱》 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北京,第 416—417 页)

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就有人批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 导企业”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是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直到 邓小平说“我看不出这个提法有什么问题”之后,这种批判才暂时停 息。到 1989 年至 1991 年进行治理整顿,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 理,又有人出来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 主义取向。”上海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发表文章指出:“......搞全面 市场经济实际上把全民所有制,即《宪法》里讲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瓦解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个方 面,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要改为私有制;经济运行方面让我们改革计划 经济,搞市场经济。”(蒋学模:《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 义方向》,《经济纵横》1989 年第 12 朗)

1990 年 7 月 5 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出现了激 烈的交锋。这次会是江泽民主持的。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 苏星、吴树清、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座谈会一开始, 就在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 激烈的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 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作 用,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1988 年的通货膨胀和 1989 年的北京政 治风波,都是由于前几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 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 合”的方针。主张“市场取向”的人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并且指出,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从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后退。薛暮桥在会上发言很激动,会后还给中 央写了一封长信.批驳了坚持“计划取向”的言论。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看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是常识, 在实际工作中更是没有区别。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能捅破。捅破这层 纸的,只能是政治强人邓小平。

1992 年 1 月到 2 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在沿途谈话中正式公开发表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 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次 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批评作了回答。他说: “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 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这个谈话还没有公开发表,就广泛地传开了。北京理论界 空前活跃起来。关于市场经济的学术讨论会纷纷召开,那些认为“计 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人们却沉默了。当然,他们在私下 也有议论,认为这只是邓小平个人的谈话(从职务上看,这时的邓小 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事先不经中央同意就对重 大问题发表谈话,是非组织行为。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正式确认邓小平的谈话,并将这些谈话内容作为中央的精神组织全党 学习。

1992 年 1O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这个共产党人都要消灭的怪物,终于被中国共产党人 所接纳。

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这个词连接起来了。
又经过一年的酝酿,在 1993 年 11 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所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 标,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在 20 世纪最后 的 10 年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宣告失败,苏联已经 解体,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易帜,而西方那种竞争性的市场经 济体制却显得相当活跃。在 20 世纪末,在国际上有一种大多数人能 接受的价值判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竞争性的市场 经济是成功的。中国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之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 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前 面加上“社会主义” 4 个字,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妥协,是一种折衷。 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保守派就可以随时对某些改革提出 “姓资姓社”的诘难。

第四节　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比发展私有经济更为敏感的事了。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天下为公”的古训。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消灭私有制”是最重要的理论概括。
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 30 年的努力中,消灭私有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中国已经彻底完成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 在改革前的 1978 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为 80.75%,集体所有制工业占 19.2%,两者囊括了所有的工业(据 1986 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49 页数据计算)。在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占 90.6%,集体所有制占 7.4%,个 体只占 0.1%(据 1986 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89页数据计算)。
在改革前的 30 多年中,私有经济一直被当作“祸水”加以消灭: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却要把私有经济当作搞好经济的“活水”大力 扶持。

过去被消灭了的私有经济的重新复活,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 注。有人惊呼、有人恐惧,政治上的打压、政策上的歧视,接踵而来。

然而,国民经济的航船一旦驶进了市场经济的航道,发展私有经 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买卖经济,不能自己和 自己做买卖。所以,全社会只有一个所有者(资产都是国家的),不能 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多元的所有制主体、多元的利益主体。 所有制改革就是改变原来的单一国家主体,建立国有经济、城乡集体 合作经济(包括原来的集体经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股份制经济、 私有经济等多元经济主体。

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辅 礽,1979 年提出要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以后,一直受到来自上面 的政治压力。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董受到批判,社会科院领导人责令他作检查,邓力群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点名批评董辅礽,说 他是“南斯拉夫观点”。

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实现所有制主体多元化有两种途 径。一种途径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种途径是对国 有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按国外的说法就是私有化)。中国改革在 90 年 代中期以前主要是采取第一种途径,先不触动国有经济的产权问题, 而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先是个体经济,后是私营经济)。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也大规模地采取第二种途径,先是对国有小企 业实行非国有化,后对一些大企业实行资本开放(即在单一的国有企 业中吸收非国有经济的资本),使之资本多元化.中国这两种所有制 多元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是改革初期的就业形势逼出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 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粉碎,如冰川解冻,过去被压抑的愿望奔 腾而出。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80 年代初,陆续有 1490 万知识青年回到城市。但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可能很快接纳 这么多人就业,矛盾就出现了。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对抗,上海知青的 抗议活动最为激烈。

就业!就业!就业!这是当时最为热门的词语,也是全社会极为关 注的问题。

按过去的作法,就业,就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分配工作。但是, 数以千万计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政府一方而发动各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安排本单 位的回城子女;另一方面,号召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所谓自谋职业, 就是让他们从事个体工或商业。那时,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 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条件,报纸上大力宣传个体户对 社会的贡献。在短短两三年内,个体户蓬勃发展。除了回城青年以外, 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排出国营企业的人(如开除公职的人、劳改释放 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这支队伍中最大胆、最活跃的分子。

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 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得多,其中更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 之内发起来了。随着营业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请工 人,由个体户变成了私人企业主。

这种情况的出现给城市职工以很大的冲击。过去他们看不起的职 业,现在收入比他们要高得多。过去被视为“不三不四”的人,现在 挺起胸膛来了,使他们心理上很不平衡。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顺口溜, 正是反映了这种不平衡心理。如:

上班穷，下班富,
开除就成万元户;
家里有个劳改犯,
一年就赚好几万。

一辆摩托两个框,
收入超过胡耀邦;
骑着铃木背着秤,
跟着小平干革命。

如果说普通职工只是心理不平衡的话,对党政干部来说,就面临着很多难题。我的采访本上记录着 1980 年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领导干部们在政治上、政策上把握的困难。

上海有一个居民叫×××,40 多岁。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文 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现已平反。他父亲是一个大资本家。落实政策后 他继承了一笔遗产。最近他向工商局申请登记。想买一部载重汽车搞 运输专业户。市工商管理局感到难以答复。他们倾向不批准发证。

上海崇明县裕安公社社员×××,用 1300 元向这个公社十四大 队购买拖拉机一台,个人搞运输。县委认为,拖拉机是生产资料,私 人不得占有,不能搞个人经替。已令他将拖拉机退回原队。

广州市个体户×××,继承了外祖父传下来的一种熏鸡技术。这 种熏鸡早年曾闻名省港。50 年代他外祖父逝世后这种熏鸡歇业。1979 年,这位个体户恢复了这一传统食品,生意兴隆。由于人手不够.他 一天只能制作 50 只熏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他向政府提出: 能不能雇工?没有人明确答复。

这些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当时的确使基层干部为 难。不是他们无知,也不是他们保守,因为过去 20 多年的政治学习 中,在当时的政策中,这些问题都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们不愿意用 这些现成的答案,但又没有新的答案。

现实使理论尴尬。怎样用过去一再宣扬的理论来回答现实问题 呢?1980 年,北京的一个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十个理论难题:第一,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不能占有 生产资料。现在,私人开始占有生产资料了。对这一新情况是限制还 是鼓励?第二,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私人雇工。 现在私人雇工现象大量出现了。这种现象怎样解释?第三,社会主义 意味着消灭剥削。现在剥削现象也出现了,是允许还是取缔?如果允 许,以多大限度为宜?第四,有的地方群众集资办厂,实行按股金分 红。从传统理论看,这是按资分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不允许这种 分配形式存在?第五,过去我们把私人老板当资本家,过去的资本家 已经没有了。现在又开始出现私人老板。怎样看现阶段私人老板的阶 级属性和政治态度?等等。

80 年代初期,国家对这些和传统理论相违背的敏感问题的政策 也是很微妙的。关于雇工问题。1981 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镇非 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和 1983 年的《城镇非农业个体工商 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 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为什么可以雇七个人呢?说来很可笑。 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这个界限。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只不过是举 一个例子而已。经过一百多年,企业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企业 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 道,马克思这句话不可能回答今天的企业雇多少人才算合理的问题。 可是当时人们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 理论中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为什么非得求教于马克思?因为有一批 人用马克思主义来限制改革,来打击改革者。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邓小平和胡耀邦抓住了一个典型打破了人们的重重顾虑。这个典型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他很早就是一个个体商贩,开始时贩卖水果,后改营炒货。他和两个儿子在家里炒 制西瓜子,或提篮叫卖,或摆摊兜售。他悉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巧, 创造出“傻子瓜子”这一名牌食品。加上他很会经营,生意越做越大。 瓜子的日产量由原来的几十斤增加到 200 多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在 当时个体户中成为“冒尖户”。年广久要继续扩大经营有两条路可以 选择:一是向个体经济联合体发展;一是雇工。年广久也曾想过走合 作经济的道路,但处理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复杂。走私营企业的 道路相对简单一些。他从 1981 年 9 月开始雇工。当时他只雇了四个 帮手。主要劳动力还是他父子三人。这时人们心里还可以勉强接受。 随着经营的发展,雇工人数逐渐增多,1983 年初增加到 103 人。加 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共 140 多人。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 60 多万元。从一家个体户发展到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 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年广久发展这么快,除了私营经济有强大的活力 以外,还得力于他选择的这个行业。瓜子不关系国计民生,是计划经 济管不着的空间,也是公有经济的空隙。尽管如此,他的迅速发迹, 引起了各方面的议论和指摘。当时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 万,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 政策变了。”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年广久。

一颗瓜子千斤重。邓小平、胡耀邦等对“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一些不拘泥于原来思维方式的人们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马克思说的资本的积累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可是年广久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使人贫困。相反,他雇用的工人的收入比国营企业工人的收入要高得多。

年广久并没有全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以 1982 年为例,这一年“傻子瓜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交国家税费分别为 44.6%、12.0%70 和 43.3%。

年广久开办私营企业对社会不仅没带来什么害处,反而带来了很多好处。由于他的经济实力,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的挑战和带动下,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 60 家瓜子企业,瓜子销售量达 3000万斤,被誉为“瓜子城”。全国各地也兴起了瓜子加工热,从南到北,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好吃来”、“阿凡提”等数不清的新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人们从多方面分析,看来私有经济并不如像过去所说的那么“危险”。

一颗小小的瓜子,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人们从邓小平和胡耀邦对傻子瓜子的态度得到了胆量,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中,出现了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富翁之中,有不少人过去是社会的“弃儿”。开始时政府让他们“自谋出路”。所谓“自谋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内没有他们的出路,仅靠共产主义的宽容,他们才在国营经济顾及不到的小角落里,为他们让出了一席可怜的谋生之地。开始他们是多么希望迈进堂皇的国营企业的大门啊,但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很不情愿地摆起了小摊,叫卖街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意外地得到了一次淘金的大好机会。

这个机会是在商品经济的不毛之地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为是不毛之地,他们是先行者,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先发优势和广阔的空间;因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他们得到了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旧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不受旧体制的约束;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因而有胆量。他们事先万万没有想到,在旧体制崩溃的废墟上,竟然能崛起他们新的大厦。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和末期,从事私营经济的政治风险已经很小了。发财机会的诱惑,自我实现价值的愿望,使得不少人抛弃国营企业或国家机关的“铁饭碗”,自愿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一批人和早期进入这个领域里的人不同,他们是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准备,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其中有的人还有种种权力背景,是当代的“红顶商人”,他们一“下海”,就利用种种特权,轻而易举地成 为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

有心人会察觉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提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了微小的却是微妙的变化。而每一变化都是政治斗争胜负或妥协的结果。

1981 年全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到所有制改革问题:“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请注意,这里在“一定范围”所允许的仅仅是“劳动者个体经济”,也就是相对于集体经济的个体劳动者。

1982 年 4 月 26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再一次肯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这里的提法还是“个体劳动者经济”。

1982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问题”,又一次强调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还指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来说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要鼓励个体劳动者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这里第一次提出“鼓励适当发 展”。

1984 年 10 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还说,“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决定》还提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请注意,这个《决定》在所有制问题上和过去相比,有几处突破。一是个体经济可以和全民经济、集体经济进行联合。如果全民经济和个体经济联合了,全民经济也就不是单纯的全民经济了。这对过去那种追求“纯之又纯”的全民所有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二是小型全民企业可以租赁或承包给个人经营,对于传统理论来说,这是和共产主义理想相悖的。三是把全民、集体、个人、三资企业都看成社会主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决策已具雏形。四是除了允许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外,还允许发展多种经营形式。这主要是指国有经济, 过去一直称为国营经济,即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现在可以国家所有民间经营,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过去一直提“国营经济”为主导,从此以后,就改为“国有经济”为主导了。也就是说,国有民营经济也是主导经济。

1985 年 8 月 28 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现在公有制占 90%以上,与此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这些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17 页)

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公有制应当是百分之百的。邓小平这里在公有制后而加上了“为主体”三个字,就不是百分之百的了。这就为非公有制经济让出了发展空间。

直到 1987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所允许发展的还是“个体经济”,还没有打开“私有经济”这个门子。其实,这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有相当规模的私有企业。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雇工,也就是没有剥削,而后者有雇工、有剥削。更严格地说,区别在于雇工人数在 8 人以下。

198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私有经济上终于有了突破。赵紫阳在这个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它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太多了,而是发展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

“私营经济”长期被共产主义者视为罪恶的渊薮,现在却在共产党的决议中成为鼓励发展的对象。对这种奇特的现象,“十三”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释,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雇工。剥削,还是允许的。以“消灭剥削”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公开允许剥削,这不能不说是“大踏步地后退”。当然,这种后退是为了将来“大踏步地前 进”。

国有经济的发展,私有经济的消灭,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所以,在 20 世纪 50 年代,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有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总有震天撼地的欢庆锣鼓。而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私有经济回归,不仅没有欢庆的锣鼓,还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

且不说 80 年代的争论,就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私营企业还是处于一种矛盾的状况:实践中还在迅猛发展,理论上还受到限制。

1995 年秋天,《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的一篇文章,意思是关于私有经济的理论需要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都是市场主体,在市场上是平等的,不能说谁为主、谁是补充。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威人士看到后,不仅批评了这篇文章,还通知所有报刊不能转载。《经济参考报》的《理论文摘》版的编辑不知道上面有这个通知,摘发了董辅礽的这个观点。为此,办了多年的、很受读者欢迎的《理论文摘》在上级的责令下被迫停刊。我也为此受到牵连,把我从理论部主任的岗位上调到其它岗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政治压力、贷款优惠、税收优惠等多方画的原因,很多私有企业以其它所有制形式登记,一些私有企业戴上了“红帽子”(国营、集体)、“洋帽子”(三资企业)、“小帽子”(个体企业),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六假”企业(假国营、假集体、假外资、假校办、假残病、假知青)。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欣欣介绍,据各省一致反映和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六假”企 业比实际注册的私人企业要多 3—10 倍。另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抽样调查,我国乡镇企业中,有 83%是私有企业(1994 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第 71 页)。

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羿远铮介绍,据工商局和工商联分别在不同地区调查,注册私有企业和非注册私有企业之比从 1 比 2 高到 1 比 10 不等。以乡镇企业名义注册的私有企业占乡镇企业总数的 83—86%(1996 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12 页)。

进入20 世纪末,由于私有企业在法律上得到了相对平等地位,政策环境也大为改善,因此很多私有企业要求明确产权,还其本来面目。

中国的私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几个高潮,这几个高潮都是政治松动的结果。第一个高潮是 1985 年。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过去长期争论的“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作了政治结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壮了胆,个体工商户(当时没有统计私有企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第二次高潮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姓资姓社”的诘难受到压抑,为私有经济发展造就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第三次是 1997 年 9 月的中共十五大,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有所松动,为私有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下岗工人需要再就业,为发展私有经济提出了必要性。1998 年春天我到广东南海市采访,得知这个市 1997 年私有企业的注册资本比上一年增长了 331%。注册资金 100 万元到 500 万元的企业增长了 123%,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增长 386%。私有企业的税收比上年增长了 23%。这里的私有企业成为职工的主要就业渠道。南海这么一个县级市,在私有企业就业的就有 40 多万人。

以上说的只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私营经济,其中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曲折而复杂。而将国有企业改变为非国有企业,其中的斗争更为激烈尖锐了。一方面,反“私有化”的斗争没有一刻停止过,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在每时每刻都在向前推进。

由于在中国政治条件下反对“私有化”有着话语优势,所以,中国国有企业的“变性”,是用“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等等名目进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上升。左派政治势力不能容忍这一情况,他们通过“万言书”的形式,不断地向中共中央和向国内外发出强烈呼声,希望扭转私有化的趋势。

第一份万言书:1995 年初,题目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份“万言书”对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现实深表忧虑,文中指出:“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份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 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

这份“万言书”使得不少私人老板惊恐万分,有人向国外转移资产,为自己打开一个“太平门”。

第二份万言书:1995 年夏天,题目为《未来一、二十年内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这篇文章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主要内容的,但文中还强调:“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能上升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

第三份万言书:成稿于 1996 年末至 1997 年初,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文章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996 年 11 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学习心得,内容是针对关于所有制的传统理论。这篇东西很快受到一些坚持传统理论人士的批评。在批评者散发的厉有为的稿件前面,批评者加上了这样一个按语: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敢于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 18 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居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表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说了一句话:在学习讨论中没有禁区。从而为厉有为解了围。不管左派怎样反对,私有化在中国已是不可逆转。20 世纪末,国有企业在种种改革名义下,相当多的企业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国有企业变成了民有企业。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过程有加快之势。这是国有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潮流,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世界少有。

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情况(以工业总产值为例)

年　代	1978	1980	1985	1990	1992	1994	1995	1996	1999	2000
国有工业比重	77.6	76.0	64.9	54.6	51.5	37.3	34.0	28.5	30.56	23.5

资料来源：按1997年版《中国统计年鉴》413页、1997年版和2001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第401页数据计算。

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私有化潮流在这里涌动,另一方面,在官方文件和舆论媒体上,又同时进行着反对私有化的强大宣传。这种舆论和现实的扭曲,使得私有化不能够公开地、透明地、民主地进行,常常是少数人的幕后操作。在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没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地方政府也不能真正代表公众的利益,没有完善的私有化法律程 序,没有公正的私有化过程。在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的幕后博弈中,牺牲的是公众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一些企业经营者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国有企业职工一夜之间成了雇佣劳动者。进入 20 世纪末,不少学者不断地抨击这种不公正的私有化情况。我也写了几篇这样的文章,呼吁在国有资产重组中,要公开、透明、民主,不能搞黑箱操作,不能以经营者为主导(杨继绳:《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 年 2 月 10 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民有化过程剖析》,载《中国投资》2002 年第 11 期,等等)。

第五节　集体化，还是农民自主经营?

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仅使中国农村贫困不堪,也使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1978 年到 1979 年,安徽省率先突破集体化,搞起了包产到户。农民欢呼,政界骂声四起,安徽面临四面楚歌。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

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 12 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装膛”。

新华社记者赵华冑是一位农业问题专家,1979 年冬,他先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不仅不让搞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也不让搞。

后来赵又到福建,差点闯了一场大祸。

建瓯县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省里派工作组来“纠偏”,这些被“纠偏”的地方生产都大幅度下降。赵华冑写了《福建建瓯县包产到户走了一条“之”字路》的稿件。《福建日报》收到新华社的通稿以后不敢发表,把稿件送到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那里。廖志高把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林麟找去,拍桌子质问:“你们怎么写这种稿子!”

林麟推说:“这是总社记者写的,我们不知道。”

过了两天,华国锋在北京农业经营工作会议上说:“我在省里工作期间,做过一些调查。农业许多任务序一环套一环,要配套作业,一家一户不容易干。特别是割稻,一个小组没有十来个人干下起来。前面几个人割,后面打禾桶脱谷,还要递稻把子,挑稻禾子......”那时他还是中共中央主席,虽然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但对包产到户还不让步。

当天,参加会议的福建代表就把华国锋这段讲话传了回去,福建省委大受鼓舞。当时正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立即向参加会议的干部传达。廖志高在会上说:“新华社的赵华冑很不光彩,偷偷摸摸地到福建来写了建瓯的稿子。我们要组织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还对在场的林麟说:“分社也出一个人参加调查组。”后来因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的事不了了之。

不仅省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中不少人反对包产到户,农村干部中很多人也反对。他们用顺口溜表示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是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在来信前面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辑作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条“编者按”打破了通常文字简短的常规,其篇幅之长,编排之显要,使人感到是中央对重大问题的表态。其中写道:

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 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经发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作法。

张浩的信中写道: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关于“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于下:

洛阳地区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干部和群众对此作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他们问我:“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是不是党中央的精神?上头有没有通知?你们甘肃省这样搞了没有?”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和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他们听了很满意。有的还说:

“我就想党中央不会有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20 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他们表示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这么干。他们还说:“公社化刚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太快了,那是错了。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实际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再退到组,就又错了......”

《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成千上万,一般来信是很难发表出来的。张浩来信为什么能这么隆重推出呢?这与新上任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有关。当时,《人民日报》把一篇谈春耕的社论送来审定。王任重看到华国锋在社论的清样中有一段批示,其内容是批评农村中出现了抢农具、闹分队,影响集体经济巩固。根据华国锋这个精神,3月 14 日,王任重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亲笔信,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正好这时收到了张浩的来信, 这是体现王副总理精神最好的稿件,总编室没有和农村部商量就发表出来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多年来,人们从这里的只言片语中辨别政治方向。这个《编者按》和《张浩来信》态度如此明确,很自然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骚动。大量的群众来信涌进《人民日报》编辑部,质问的,责备的,愤怒的,要求立即答复的,也有少数拥护的。就是张浩信中说的洛阳地区,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洛阳地委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制止混乱。洛阳一位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了一 篇质问信,还附了一首打油诗:

《人民日报》太荒唐,
张浩不写好文章,
一瓢冷水泼洛阳,
弄的群众无主张。

张浩来信对安徽的冲击更大。当时的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田学祥在一篇报道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从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一播出,安徽大地便彷佛爆炸了原子弹。有人狂喜,有人丧气,有人欢呼,有人气愤。有人迫不及待地找报纸,像拿到奖旗,有人义愤填膺把报纸撕得粉碎。而在省委机关,当天上午几乎没人办公,各办公室在并无人组织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开起了激烈的辩论会。有人希望当天的报纸像天女散花一样在全省散发,对资本主义的春天来场狂风大雪,也有人希望把当天的报 纸扣发,来个滴水不漏。在安徽广大农村,本来很少看报、常把生产队报纸糊墙卷烟的农民,却一反常态地到处找报纸。许多人读完后,把它扔进粪池,再压上石头,把它用石棒捣烂扔进泥塘,把它用来当手纸,即使没有大便,也要在肛门上蹭一蹭。有个农民甚至跑到城里邮局、报亭,拿出厚厚的一摞人民币买下登载这则报道的所有报纸,然后一把火当众焚烧,引起一大群人跺脚拍手叫好!更多的农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如霜打了的麦苗,一群群人跑到公社,找到县委,奔到地委,来到省城。人们说,上面就是有人怕农民高兴,农民一高兴,这天总变,过去有好几回了!

《人民日报》3 月 15 日发出这组稿件,由于对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冲击之大,被人们称为“3·15 事件”。几天之内全国就冲垮了两万多个承包组,冲掉的承包户就更多了。

《张浩来信》发表过后万里来到安徽全椒县。县委领导向他汇报:

“《人民日报》文章一播,不得了哇!乖乖,全县上下乱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农民找公社、县委,领导吓得躲起来了......”

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的!”万里接着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

1979 年 3 月 30 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又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一封是安徽省农委的两位干部,批评了张浩来信,指出:“编者按”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混乱。已经搞了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但是,这天报纸在同一版还发表了河南省兰考县一位干部的来信,题为《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肯定了张浩的来信。在这组稿件前面的编者按写道:“本报 3 月 15 日发表张浩同志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目的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分队现象和影响春耕生产的不正确作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继续讨论。”

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前后,在北京祟文门饭店召开七个农业大省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七个省都不同意马上推广安徽的办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七省市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汇报。安徽省的代表是省农委主任周日礼,当时也在场。

华国锋问:“你是安徽来的?”

“我是安徽代表周日礼’”

“噢噢,你们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

不等周日礼回答,华国锋又说:“你们省委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周日礼回答:“农民春耕情绪高涨,生产搞得很好。我有具体的数字和全面情况。肥西县山南公社是全省最早大面积包产的,实践结果,麦子总产 2010 万斤,比历史最高年份增长了......”

华国锋似乎有点不相信。他问:“你讲的情况省委知道不知道?”

“我是省委派来的。”

华国锋扭头对王任重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万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王任重立即一个电话打到安徽。万里对他说:“安徽包产到组我批准了,包产到户我也批准了,个别单干的,我也允许试验!”

王任重回答说:“试验可以,但现在不能宣传。”

王任重和万里通话半小时后,走到华国锋身边说:“万里同志的电话打通了,和周日礼同志说的一样。这些情况是省委同意的。”

华国锋说:“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

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随着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

1979 年 9 月,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放开了一个口子:“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是,这个决定又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除了山庄、窝铺和某些有特殊困难的地方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1980 年 2 月,万里从安徽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上任以后,万里感到他在北京的处境比在安徽困难得多,各方面斥责包产到户的声音很强烈。农口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在 1980年第二和第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批评“包产到户”的作法。万里离开安徽以后,接任他的省委书记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他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这对万里来说简直是“后院起火”。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讲话。1980 年 5 月 31 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年,第 275 页)

但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没有停止。1980 年 7 月 11 日至 12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地支持包产到户:

中央不反对包产到户......

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吴象:《胡耀邦与万里 在农村改革中》,载《炎黄春秋》2001 年第 7 期)

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和胡耀邦朝夕相处,他们决心解除包产到户的“紧箍咒”。1980 年 9 月 14 日到 22 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为“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去东北,一 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1980 年 9 月 27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 75 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又放松了一步,它把农村分为三个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只认为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 年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 1982 年 1 号文件)比 75 号文件又进了一步。它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至此,包产到户才算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六节　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虚构的理论,还加上了毛泽东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指导思想,扩军备战,与发达国家冷战对峙。虽然中国还很穷,但还不遗余力地输出革命,给不发达国家“无私地援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又反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高举“反帝反修”的两面旗帜,使中 国和世界隔绝。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1972 年,虽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在 80 年代初,还有一些单位把和外商的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1980 年 6 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 和其它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7 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观念还是难以打破。

1982 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的中英文双语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 10 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 1953 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

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9 月 16 日,我发出了一篇《外国专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当天就作了长篇批示:

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开创新局面,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面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不适应开创新局面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4 天以后,赵紫阳也作了批示,并对解决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各种涉外问题作了安排。10 月,国务院召集了十几个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了 5 天会,研究解决这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文件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原则,其它对外开放的单位可以参照办理。

围绕对外开放开展的政治斗争是全面的,仅从广东就可以看到其复杂和激烈的程度。

1978 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

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 1962年,那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引致的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

据宝安县反映,1978 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全县共外逃 1.38万人,逃出 7037 人。其中 8 月份以后外逃的 1 万多人,逃出 5400 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 121 人,党员 29 人,团员 161 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 4.6 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 2500 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80 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 400 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

梧桐山海拔 998 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中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 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自相残杀。(庄永竟:《洋参丸大王自传》,第 60 页)

1978 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

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人们在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政府向人们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 1978 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 2000 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 3000 元港币。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 100 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 30 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萧全珍 7 月份收到了 9000 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 月 10 日用 4500 元买了 450 公斤粮食,33.5 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

“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级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很硬气:“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习仲勋是一位十分务实的高级干部,会后,他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第二天就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1979 年 1 月 8 日到25 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 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1979 年 4 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凭他的革命资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敢说话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

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工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

在哪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 号文件。

50 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对外开放不是一帆风顺。80 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最突出的是走私。

当时没有想到走私是高额关税造成的,而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

1981 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他们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中共中央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1982 年 2月 21 日到 23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共 68 人出席了会议,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 1952 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 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胡乔木在两省座谈会上的一个插话中强调:“我认为,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胡乔木的这些话使得处于开放前沿的干部感到十分紧张。10 多年后,广东省一位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当时听到这段话,我感到背心发凉。”

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

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一定要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如何“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文件中最能落到实处的措施是:

根据广东情况,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重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

(2)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p>

(3)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

(4)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看来,所谓健康发展,除了整顿党风等以外,主要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而党风,党纪也是实现前 3 条的组织保证。

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文件中转述了陈云的一段话:

“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这段话是 1982年春节讲的。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的压力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胡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10 多年后的 1998 年春,本书作者就这次两省会议访问了任仲夷。这时他已离休在家。

他对本书作者说,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耀邦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两省会议以后,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作了一个汇报。我想把汇报时常委的意见向你谈一下。我本想到广州亲自和你谈,因为太忙,很难离开,所以请你和刘田夫到北京来一趟。”

任仲夷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和省长刘田夫一起飞到北京。胡耀邦和赵紫阳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你给政治局写一个检查好吗?”

任仲夷想:“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工作上当然不会一点缺点也没有,写个检查当然是可以的。”他连夜写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到广东以后注意了搞活,在加强管理方面注意少了,今后要注意加强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从北京回来后,两省会议的文件就发下来了。在省委讨论之前,他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

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我们坚决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 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常务副省长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并提名让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琢牵头来办,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这些文件上面看了很高兴,但对广东干部来说,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在执行中把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梁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人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 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梁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级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梁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把这问题归咎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梁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1983 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梁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

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

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为了对外开放,当年邓小平派了两位思想解放的干部分赴两省,一个是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是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他们两人上任以后,陈云阵线一直盯着他们,从而酿成批评两省的专门会议。他们两人这次算是过了关,但陈云阵线并没行放过他们。后来他们抓住了“晋江假药案”大兴问罪之师。其实,那时的所谓假药就是银耳加白糖。胡耀邦建议让项南再留任一届,有人坚决不同意,最 后还是罢了项南的官。这是后话。

为了挽回两省会议文件对开放的负面影响,1984 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全面肯定特区的成绩。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他建议增加开放城市。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摘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陈云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

这样,就出现了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

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们正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特区。”1987 年,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承包开发 32 平方公里的洋浦,建立自由贸易区。1988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率国家有关部门到海南进行了考察论证。田纪云和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与“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达成共识,确定了洋浦整体开发的总体方案。这个方案既给予开发者自主经营权,又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完整。保守派针锋相对,就在田纪云到海南考察之后,政协主席李先念派出的全国政协工作组也到了海南。田纪云前面走,他们后面到;田纪云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就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全国政协工作组按他们的调查结论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了报告。这样,田纪云主持搞的开发方案被搁置起来,还传出了“丧权辱国”的咒骂声。

今日的世界,经济活动是跨越国界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实现高效率;只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才能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一,为保证本国居民的就业率,不能把市场全部让给外国商品。市场就是就业机会,商品出口就是变相的劳动力出口。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最怕失去市场。第二,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为了民 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将全部市场让给外国商品。民族工业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有两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和贸易壁垒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总的趋势是自由度越来越大,贸易壁垒越来越小。1947 年成立关贸总协议时,中国是缔约国之一。1994 年关贸总协议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即 WTO。

1986 年,中国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议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后,这两种态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和反对的主要原因除了对中国加入 WTO 以后的利弊的评估不同,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很多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加入 WTO 的利弊研究。他们一个一个行业地分析损益,一个一个地区权衡利弊。研究者出版的分析成果汗牛充栋.但还是两种态度: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认为利大于弊,反对者认为弊大于利。

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为此写了一本专著,名日《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年,北京)。这本书强烈批评“市场浪漫主义”,认为 WTO 是经济强国拆除经济弱国自我保护屏障的战略工具。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WTO 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美国企图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让各国把经济主权交给由它操纵的各类全球经济组织,这样,美国将成为各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淘汰各国政府,实现美国赢家通吃的美梦。韩德强警告说:如果听 任“市场浪漫主义”,中国经济未及起飞,就可能先被击毁在跑道上。

作为经济弱国的中国,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的食物。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但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利大于弊。中央政府持利大于弊的看法。中国政府一直是积极争取尽快加入 WTO 的。

自 1986 年以来,中国参加了数十次多边工作组会议,进行了数百场双边谈判。人们通常把这个漫长的过程以 1993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93 年以前,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既不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又要说明中国是能够履行 WTO 那一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为了向别人说清这个不可能说清的问题,整整花了六年时间。一直到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团 1993 年才痛痛快快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 年后主要是在开放的范围、条件、速度等方面不断地讨价还价,无非是利益的博弈。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不是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自己的谈判实力地位。由于中国的发展程度较低,谈判地位不是很有利的。要完全按国际贸易原则办事,中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一边谈判,一边创造加入 WTO 的条件。进入 90 年代,中国在开放贸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

从 1986 年开始,经过 15 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 2001 年 12月 11 日正式成为 WTO 的成员。

加入 WTO,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

加入 WTO,意味着中国全面接受了世界贸易规则。

加入 WTO,意味着国际社会将用世界通行的规则来约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此时,十多年的恐惧和期盼变成了现实。

从入世后不久的实践来看,当初的有些恐惧是多余的。例如,加入 WTO 以前,利弊分析者认为,由于中国商品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头几年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入世第二年的 2002 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 24.7%,顺差比上一年增长了 34.7%。又如,不少利弊分析者认为,加入 WTO 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可能全军覆没,但是,2002 年中国的汽车产销达 320 万辆,比上一年增长 86 万辆。媒体用“火爆”、“井喷”、“春风得意”、“春光满面”来描述这一年的中国汽车业。

这时人们才发现,过去看轻了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过去这种优势被关在国门之内,“养在深闺人未识”。加入 WTO 以后,这个优势才在国际比较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第三章　较量—严峻的 1983 年

第一节 “缓改革” 批《苦恋》

1983 年,不仅农村经济改革迈开了大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 了日程。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8 月 30 日通过 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上充 分发扬人民民主;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讲话中还指 出:“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 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 揭露后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 接着讲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方方面面,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肃 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 革”,“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 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 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这篇讲话的最后, 他否定了当时有人重提的“兴无灭资”的口号,认为“这个老口号不 够全面,也不够准确”,“有些同志......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 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 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北京,第 327—338 页)

邓小平这篇讲话当时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政治改 革的春天来了”。紧接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是在宽松的气氛中 召开的,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此时,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各家报刊发表了大 量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1980 年 10 月,《光明日报》连续三天 不惜版面发表严家其、鲍彤、于浩成、张显扬、吴明瑜等人谈政治改 革的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的敏感和尖锐:严家其《改革 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吴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 要》,鲍彤《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于浩成《政 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江春泽《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 当家作主》,张显扬《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吴大英《健 全法治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证》,高放《要改革,就要重新 总结历史经验》,胡华《深批左倾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萧灼基《学 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 ,林韦《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方针坚持下 去》......这些文章有着广泛的读者。

面对新的改革形势,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地抵制。他们以波兰事件 为借口,扭转了政治改革的形势。

1980 年 7 月,波兰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国家过去靠财政补贴 维持较低的商品价格。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加上西方逼债,波兰政府 不得不减少财政补贴,使肉和肉制品价格大幅度提高,结果引起了战 后波兰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在这 次工潮中出现了团结工会,它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从而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波兰的政治风云影响到中国。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 态度。我的笔记本上有当时传达的他们两人的内部讲话的大意:波兰 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 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

但是,陈云阵线却持相反的看法。1980 年 9 月 24 日,胡乔木给 胡耀邦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信中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 发像波兰那样的局势”,“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 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 响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工会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我 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其它群众组织也可能出 现类似情况”。

胡耀邦没有及时表态。后来胡乔木让中共中央秘书局把这封信印 发各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并要求各部门都从各自角度出 发,对波兰事件进行研究、制定对策。 .

1980 年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胡乔木《关于波兰 问题的信》,中宣部长王任重说:“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 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 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不要再宣传。”等等。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的意 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 除了波兰事件以外,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也使坚持马克思主

义传统思想的人不安。农村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了雇工现象,出现 了私人搞长途贩运。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论。有人指出农村出 现了剥削,出现了投机倒把。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现象是绝对不能 允许的。面对改革中的这些情况,那些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 突然高涨起来。这种呼声,是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的,是针对农村联 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

波兰事件和国内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使中国的“两个 基本点”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从改革开放倾向到四项基本原则。

对陈云来说,当时遇到一个契机,这就是华国锋“洋跃进”造成 的经济过热。按照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就是“宏观失控,经济混乱”。 遇到这种情况,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收”,即“调整”。

1980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是一 次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调整,即调整“洋跃进”造成的经 济过热。12 月 26 日,陈云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主题报告。 这个报告共讲了 14 个问题。谈到利用外资时,他强调“我们必须清 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有 警惕”。谈到经济形势时,他说:“经济形势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 形势不稳定。”“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 退,而且要退够。”他批评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小挤大, 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 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 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文选》1956—1985, 人民出版社,1986 年,北京,第 248—251 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 讲话中,对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来了一个大转弯,强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 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对于他 三个月以前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作了新的批注:“方 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 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 但是,大家翘首以待的“完善的条例”一直到他逝世时还没有出来。 这是后话。

在这之前,以翁永曦为首的四位青年上书陈云,提出“抑需求, 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 24 字方针。陈云很欣赏这个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表示赞同,并提出经济上调整,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陈 云的看重,翁永曦一下子提拔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成为副部级干部。改革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人,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师 的问题端了出来,翁永曦被贬到安徽一个县里。但翁永曦不甘寂寞, 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记者把他的看法写成内参,邓小平看到了批示道:怎么这个人又出来了。这一次,翁永曦连九品芝麻官也丢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接受了“缓改革”的建议。在经济改革中,坚持计划经济,坚持“指令性计划”,一些坚持“商品经济”看法的 经济学家受到批评,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时最突出的事例是 对《苦恋》的批判和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叶文福原来是军队里 的诗人,他的诗作《将军,不能这样做》,尖锐地批评了军队里高级 干部的特权现象,因而被迫离开了军队。后来他到处演讲,大胆批评 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弊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了一篇 话,学校的政工干部反映:“党组织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 话就把它全吹了。”邓小平在 1981 年 7 月 17 同宣传部门的谈话中不 点名地批评了这位青年诗人,叶文福受到了单位的批判,从此就销声 匿迹了。

《苦恋》引起的风波比叶文福风波要大得多。

《苦恋》是著名军人作家白桦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发表在 1979 年 9 月出版的文学刊物《十月》上。1980 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以 《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导演是彭宁。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 的遭遇。青年时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相救,彼此相爱。 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 逃往国外。在美洲某个国家他成了著名的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放 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绿娘一起返回祖国。回来享受到短暂的快乐后就 不再被政府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备受折磨。他女儿觉得这个国家 再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反对,女儿反问父亲:

“您爱这个国家,苦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 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以生鱼、鸟蛋为生, 成了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红日当空,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 尽,他用最后的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太阳和人》在审片时不仅没有通过,还引起轩然大波。文艺界 的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个剧本“否定 30 年,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 的领导,是一部很坏的影片”。当时社会上流行“伤痕文学”。伤痕 文学就是揭露和批判过去极左路线给人们心灵、家庭、社会所造成的 伤痕。实际上,伤痕文学所揭露的不仅仅是“四人帮”的极左,也揭 露和批判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苦恋》是伤痕文学中 高层次的代表作。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就提出要批判 《苦恋》。1981 年 4 月 17 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社论:《坚 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批评文艺界“违反 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4 月 18 日,《解 放军报》第三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部队读者批评《苦恋》的 3 封“来 信”。其中来自白桦所在的武汉部队的信—《一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的作品》最为严厉。4 月 20 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 剧本〈苦恋〉》。4 月 22 日,《时代的报告》杂志为批判《苦恋》出了 增刊,第一次就印了 15 万份。上面除了有批判文章以外,还作为“靶 子”附录了《苦恋》的全文。读者为了看《苦恋》,一抢而空。

《解放军报》、《时代的报告》开头,《北京日报》、《文学报》、《红 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刊紧跟其后,不惜篇幅,发表多 篇批判文章,还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而《文艺报》、 《新观察》、《北京科技报》则发出不同的声音,为知识分子说话,指 出“有人在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下搞‘左’”。但和批判的 声音比起来,这种声音十分微弱。

胡耀邦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 对策。当时主管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要《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 报》的文章。《人民日报》文艺部认为,《解放军报》的文章带有“文 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转 载,就表明中央同意这样做,所以按兵不动。胡乔木得知《人民日报》 不转载的后台是胡耀邦,就把状告到邓小平那里。于是,就有了邓小 平对《苦恋》的谈话。

1981 年 7 月 17 日,邓小平同中宣部负责同志谈关于思想战线上 的问题。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 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 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 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 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91 页)邓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由《文艺报》写批判《苦恋》 的高质量文章。8 月 3 日,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也讲到“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 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 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错误倾 向。”此后,白桦在他所在武汉部队里一度失去自由,开大会和小会 接受“教育和批判”。白桦在检查中说:“历史老人最终是公正的。” 意在《苦恋》是好是坏,历史自有公论。《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 就白桦的这句话写了长篇批判文章。

胡耀邦对批判《苦恋》,态度不是很积极的。1981 年 1 月 1O 日 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 子。胡耀邦回答说:“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电影,我没去看,听说有 人反对你这部片子,有人支持你这部片子。我们家就是两派,一派是 我的秘书,他反对。一派是我的儿子,他支持。”他一再表示,在这 部片子没有审查通过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 不看。经过一段时间批判以后,9 月 25 日,胡耀邦对文化部副部长 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10 月,胡又对《文艺报》 负责人张光年说:“批《苦恋》的事了结了。”(白桦:《我理解他》, 载《胡耀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 90 页)根据邓小平 7 月 17 日的讲话,《文艺报》负责人唐达成、唐因执笔写了批判文章,经 周扬、张光年等人组织多次修改,又经作家协会讨论,中宣部讨论再 修改,10 月 6 日《文艺报》发表,10 月 7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苦恋》风波就此平息。

对《苦恋》的批判虽然结束了,但对思想界、文艺界的影响并没有结束。作家们写作更加小心了,1982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四届 二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克服并改变涣散软弱状态,更加坚定有力地在 更高水平上贯彻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指导”。这次会上作家们牢骚颇 多,著名作家邵燕祥写了一首打油诗:“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敬 静无哗;不辞百万成虚掷,难得金人似傻瓜;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 何日笔生花;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

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在不丧 失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前提下,他们是不会让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和 原则阻碍改革开放的。在对右的势力给以适当打击之后,他会敲击钢 琴的另一个键,使改革开放的音调高昂起来。

第二节　从批“异化论”到清除精神污染

“异化论”风波陡起

1982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十一届中 央委员中的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 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说,社会主义 仍然存在着异化现象。人民把权力给一些人,而有些人依仗这权力, 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王若水在他的 《抽象的人道主义》中说,人道主义不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人 道主义是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是用以反对神道主义 和兽道主义的武器。这样的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同时也引起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注意。周扬在 1982 年也在一次讲演中讲过“异化”问题。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1983 年 3 月 7 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 报告。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 席了会议。报告会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周扬的报告讲到 “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念了开头以后,由于身体不好,由 广播员代读。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 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 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 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播员读稿 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会议休息时,邓力 群上前向周扬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是 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说不能换。当天晚上,胡乔木就给中 央党校打电话,说周扬的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要解散,延长三 天组织批评这个报告。经过两天的准备,3 月 12 日继续开会。由北 京大学的黄楠森、人民大学的靳辉明、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文艺 报》的唐达成发言。这四个人的发言部是上面授意的,他们的发言没 有点周扬的名,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其观点是鲜明地批驳这 个报告的。

周扬这个报告本来是中共中央的安排。1982 年 11 月间,中共中 央就有一个决定,1983 年 3 月 14 日是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为了纪念,要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作报告; 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 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为了起草这个报告,周扬请王若水、王元化、 顾骧协助。从 1983 年 2 月 15 日到 3 月初,他们在天津迎宾馆工作了 20 多天,才拿出稿子。在这期间,法院要开庭审理王若水与前妻离 婚一案,通知王若水出庭。因此,到天津的第三天,王若水就回北京 了。执笔起草的只有王元化、顾骧两人。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印刷 厂印成清样,分送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审阅。大约过 了三天,胡耀邦将稿子退了回来,在他的名字上划了圈,没有提修改 意见。

周扬在党校报告的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对总编辑 秦川说:“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 热烈。王震和邓力群都参加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发了这 个学术报告的消息,消息说,周扬的“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 月 12 日,秦川去周扬家,对周扬说:“你的文章我们登出预 告好几天了,你的稿子还没有给我。”周扬说:“乔木说让改一改, 关于异化问题,联系实际略为展开一下。我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出来 后又没有专门搞过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加上身体也不好, 我没法改。”秦川说:“那就发表吧,7 日晚上的电视我看了,王震、 邓力群都过来与你握手,还会有什么问题?”周扬说:“我考虑一下 给你。”他又反问一句:“你敢发吗?”周扬把文章看了看,还是交 给了秦川。

3 月 13 日和 14 日,胡乔木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和王若水到 周扬家谈话。胡乔木说周扬讲话中关于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要把社 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周扬讲话发 表的问题,周扬谈了看法。但事后在场的人回忆的情况不一样。周扬 的记忆是,当他问到“是否改了以后再发表”时,胡乔木回答说:“可 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事后胡乔木认为,他坚持改了以后才能发表, 当时在场的王若水作了详细记录,他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 写道:“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 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 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人 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 那没关系......如果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前面加一个说明。

3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用一又四分之三的版面发表了周扬这 篇讲话,用不到半个版面发表了四位批评者的发言综述。发稿前,王 若水和总编辑秦川商量处理这篇稿时,王若水说,作者周扬不同意修 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不应勉强。胡乔木和周扬谈话时并没有指出这篇 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 到,而且文章是探讨,不是结论。不必请示发表是可以的。

文章见报的这天一大早。邓力群给秦川打电话,大发雷霆,说: “讲话是王若水‘钻’到周扬身边搞出来的,宣扬的是王若水的主 张。你要把这个情况 9 点钟以前送到中宣部来。”秦川解释:“是我同意王若水去的,不是他要‘钻’进去的。”春节前周扬请他帮助起 草讲话,他不愿意去。(秦川不知道王若水去天津只 3 天就回来了, 没有参加起草)当时,他刚离婚不久,把几年不在身边的孩子接回来, 准备过一个团圆年。秦川对他说:“周扬同志是轻易不求人的,去去 为好。”但文章发表后邓力群还是打电话给王若水,让他作检查。秦 川和王若水两人不得不作了检查。

事后,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 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 这份材料中写道:

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 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 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 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 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 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 威性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若水 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据此,邓力群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

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不同意见 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 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 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 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得 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 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 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态度。

这个报告中央没有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 要与被批评的人见面,要核对事实。根据胡耀邦这个意见,3 月 21 日,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见面会由胡乔木主持,参加者有邓 力群、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人。地点在中南海的中宣部的一个小会 议室。1998 年春,本书作者访问过当事人之一的秦川,他向作者详 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还交给我他写的记述这件事的一篇文稿。

这一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的两旁。被批评 者先看邓力群的这份报告。秦川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 说清楚,觉得邓力群有点意气用事。周扬看完了,脸上的气色发生了 变化。他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邓力群写的那个 材料,掷在胡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 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胡乔木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胡乔木瞪大了眼睛,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胡乔木大声说:“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说:“我只是反对你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 双方剑拔弩张,出现了党内会议中少见的情况。坐在胡乔木对面的秦川只好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 坐下说吧!”胡乔木也意识到自己失态,接过秦川的话茬说:“是啊, 我和周扬早年在上海就在一起工作了。”他冷静下来后问周扬:“告 诉你不要发表,你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 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 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胡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坚持他从来没 的听到过不让发表。

两人相持不下。旁边一位插话说:“我们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 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让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申明他 没有听说过不让发表。

贺敬之说:“我相信中宣部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周扬同志 不会说假话。”

贺敬之骑墙的插话使会场一时沉寂。邓力群突然站起来,大声说: “周扬同志,希望你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周扬是中宣部的顾问。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 的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

这次会核对事实的任务没有完成,不欢而散。事后,周扬给胡耀 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了一封信,说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与 事实有出入。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一个事实真相的说明。这封信 送上去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反应。其原因是胡耀邦的袒护。有人认 为,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和胡耀邦之间展开。由于谁也说服 不了谁,4 月份以后,这场冲突进入了僵持、胶着阶段。

文艺界充满火药味

1983 年 4 月以后,胡乔木为了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暂时放下了“异化”问题.转而从文艺界入手。
4 月 30 日到 5 月 3 日,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胡乔木、邓力群、周扬出席。列席旁听的顾骥记录了这次会的情况。会上不仅批 评了《苦恋》,还批评了《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 《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 30 分钟》等一系列作品, 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严重”。

会上,胡乔木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

我读的文艺作品不多,全局估计不好说。但是,从许多方面,从 许多人:作家,批评家,读者里了解的情况,说一点看法,我想不会离事实太远。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文艺界不是很高了。会上列举的一 些材料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久了,出版的 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不是愈举愈高,而是愈举愈低。作家批 评家躲开它,躲开社会主义。如果说程度如何估计说不清,但事实是 确实存在的。如果对这事实都不注意,我们的革命良心就存在问题。 如果认为良心可以安,那么这样的同志的革命良心是值得分析的。已 经那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东西,怎能视而 不见。不忙作结论,不忙批评?(说这些话时胡乔木提高嗓门,声色俱 厉)攻击不限于来自文艺界,但比较起来文艺界突出......我认为我们 文艺界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否定社会 主义事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可怀疑的,是童话。说我们相信 童话太多了,60 年是童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童话,对这样的论 调采取自由主义,慢慢讨论吧,我不赞成这样的态度。我对朱某某讲, 四项基本原则要是可以放弃,只有我们解散共产党。但是我们共产党 是不会解散的,所以四项原则不能放弃。

他接着说: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赞 成少写。如果将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在文艺作品中表现, 也要占百分之五十五,那么,这样也就是党本身的错误了。......张某 某这样的作家,把党的错误充分描写,无异是教育青年怀疑共产党。

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注: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胡乔木谈了他的看法:

我们要坚持一些东西,也要反对一些东西。双百方针是有目的的, 不然就同战国时期一样了。双百方针不是独立的,不能认为文艺就是 一个双百方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存在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想不反对 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主观上想不轻易反对一些人,但我参加革命就 是要反对一些人。这些人存在么。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然有 所坚持,就必然有所反对。对专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以至反对社会主 义的作品不能容忍,不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有一位知名人士写过一 篇大学教育方面的文章,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要我们大学 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继承北大老传统。当年蔡元培提倡“兼容 并包”是进步的,但要在今天的大学实行“兼容并包”,就是要在我 们的大学里允许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顾 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 年,上海,第 85 页—88 页)

1983 年 8 月 1O 日,胡乔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谈话,对 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首先把王若望发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 文艺界的大形势之中:“一方面由于你个人的遭遇,使你写了一些文 章,说了这样一些话,反映了全国的一股大潮流。不仅是文艺界,还 有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毫 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比这更不好的,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 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也许他自己说他是共产党员。 这股思潮经过 1981 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 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在这里表扬了钱钟书, 说王若望没有像钱钟书一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王若望所有的文

章都没有歌颂这个好时代。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 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 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 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 “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 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 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 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 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 还残酷。”胡乔木的谈话又从批评王若望转而批评文艺界其它人。“茹 志娟在文学技巧上进步了,但对生活冷眼旁观......现在有些作家一味 寻找生活中灰色的东西,或者一味模仿西方文艺的技巧。”“《文艺报》 对徐迟的批评是正常的,他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可笑的。我很客观地认 为,这样的讨论是正常的,怎么说是围剿呢?”“《晚霞消失的时候》 作者是一个青年,宣传宗教思想,贾平凹也宣传宗教思想。还有人宣 传存在主义思想。很多出格的东西部放出来了。”胡乔木说:“现在 文艺界混乱比诸 1981 年思想战线座谈会时的情况严重得多。”他说:

现在要大喝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不然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名存实亡!

1983 年 8 月 11 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

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这不是和平演变吗?

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 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是执政党, 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非常乱七八糟的事情,不像样子的事 情;这些事情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有问题的人要检讨,要整风、整党。 闹的笑话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宣传部都有。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要研究处理。

还有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真正离经叛道的文章,他们也敢发...... 大学教授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出格的文章,教育部要管,要加以追究, 要批评。

1983 年 8 月 20 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 文如下:

一、文化系统有几位演员表演得很不象样,要适当批评,还应重 一些。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

二、文物部门外行领导,急功近利,考古界甚为不满。挖掘草率, 保管不善。

三、出版方面领导太弱,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1983 年 8 月 27 日,胡乔木在《李大维:祖国统一 3 点建议》材 料上批示:

建议切中时弊。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议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 锁,现在是泛滥成灾)。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宣传(与其让美国文艺传播,不如让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教育了 我们好几代人)。

胡乔木在 1983 关于文艺的谈话、批示,信件,火药味很浓,在 文艺界广泛传达。一些政治敏感的人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 酿之中。

新闻界: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斗争 胡乔木一手抓文艺界,另一手抓新闻界。他在新闻界抓的是“党 性和人民性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批评“不听话”的报人,极力

保证党委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看作最高原则。什么叫党性?理论上的回答是,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 表现。对于办报人来说,党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严格按各级党委的要求 办报。发什么、不发什么,包括版面安排,完全听党委的。过去几十 年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翻开 1955 年的报 纸,可以看到连篇累牍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历史证明,所谓 “胡风反革命集团”纯系冤案;翻开 1957 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势如 洪水的反右内容。历史证明,60 多万“右派分子”全是错案。翻开 1958 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对“大跃进”的齐声赞扬和放高产“卫星” 的连连喜讯,但实际上,“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饿死的灾难。至 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更是不堪入目。可以说,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报纸,基本是“满纸荒唐言,浸透人民泪”。有良心的报人回 头翻阅报纸,无不感到羞愧难当。

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几十年,过去一直很听话。文化大 革命以后,他想到几十年来《人民日报》种种有损人民利益的宣传。 开始独立思考。从 1979 年开始,他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 “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他说:

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 人民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 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 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 也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历史上也有不统一 的时期。

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个凡是”阶段《人民日报》党性 和人民性不一致的实例以后說: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共产党是不 是革命党,不能决定于自己认为如何,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承认不承认。 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期,尽管他们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 界上最革命的党,但人民不承认;那个时期他们把持的中央党报,自 己也吹上了天,认为办得最好,最有党性,但人民不承认。事实说明: 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分不开,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胡绩伟:《从 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1997 年,第 199—200 页)

1981 年 1 月 23 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说:“把 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致走到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有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相当流行, 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羞耻。”

中宣部向各单位传达了胡乔木这个讲话。胡绩伟对胡乔木的批评 不服。2 月 8 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辩解以 后说:“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和领导对 立起来’,把它列入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内,进行 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信发出去以后没有回音,胡 绩伟又写了一篇题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文章,进一 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表述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 高于人民性”,1982 年 2 月 4 日,将此文寄给胡乔木,并附一封信。 3 月 26 日,胡乔木回信,否定了胡绩伟这篇文章,说“不要用人民 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没有完。1983 年,中共中央宣传 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材料。“党性来 源于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这个材料的按语说:“在对外开放的情 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理论 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 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胡绩伟知道自己已 被内定为大批判对象,时年已到 66 岁,也是出于是拥护中央 65 岁退 职的号召,1983 年 10 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 务的请求。他想,与其受批判后下台,不如主动退下来。

1983 年 10 月 28 日,胡乔木受书记处的委托召开会议,正式宣布胡绩伟的错误。胡乔木说: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 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 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布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 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 一致的大问题......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 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 主义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这是对党的性质 发生动摇。

胡乔木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表述是否科学上做文章,其实 这不是主要的,实质的问题是,办报人听不听党委的话,“这是同中 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1983 年 10 月 30 日上午,是个星期天,胡乔木和邓力群到了《人 民日报》社,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胡乔木首先宣布了中央书记处 10 月 20 日上午的会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同意胡绩伟的 辞职请求,并决定将他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已经是人大 常委了。原总编辑秦川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任总编辑。决定 将副总编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两人仍 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活动。

接着,胡乔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简单而抽象地肯定了两 人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作出的贡献,但严厉而详尽地揭露批判他

们两人的“错误”。他说:“《人民日报》工作里面的缺点,或者包括 错误,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工作也有重要的关系。”“关于胡绩伟和王 若水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在整党过程里面能 够得到彻底的解决。”他指出,这两人的主要问题是“在四项基本原 则问题上和中央没有保持一致”。他说:

我想应该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 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 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 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 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 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是不积 极的。

胡乔木认为,胡绩伟的错误思想表现得最完整的是他 1979 年在 高级党校的三次讲话。他用很长的时间批判了这三次讲话.他说:

在这里面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 民伟大?他的回答是人民伟大。党有时候伟大,有时候不伟大......第 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党的纪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也是全党所认 同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 中央。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央服从谁?”......这就是说,党报不能 仅仅地服从党,因为党是会犯错误的,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那么 怎样保证党中央不犯错误呢?就是要保证党中央经常处于人民群众的 监督之下。而为着使党中央能够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很

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党报。党中央要办好一个党报,这个党报 能够代表人民对党中央实行监督......党报是要代表党中央的,党中央 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不错的,但是绩伟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党报 和党中央的关系摆颠倒了......

这样不妥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这就是表示了他对于党中 央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党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接着,胡乔木的批评转向了王若水,转向了“异化”问题。他引 经据典,认为“异化”在马克思学说里不占重要地位。他引用一些事 例证明,王若水宣传“异化”,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青年人坚决地反 对社会主义”。接着他谈到民主,他说:

“党中央服从谁?究竞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一个问题 所包含的错误思想,必然同时包含着对于民主的一种片面的错误的了 解......所以,不能随便地滥用“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因为这样 的话,很容易煽起一种盲目的不满情绪,以致被一些社会上的坏人所 利用......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的,还要加上 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的(他举了一个例 子:一条船在大海上出了危险,是听船长的还是少数服从多数?)...... 片面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 长时间的倾向,纠正一次改变一下,可是过了不久,原来的倾向又表 现出来了......我坚决地反对进行这种片面的民主宣传,这样的宣传使 得群众走到一条邪路上去,引导群众思想完全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胡绩伟对胡乔木宣布中央决定时又大加批判的作法十分不满。他愤愤地说:我辞职,中央批准,这是正常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 30 多年,人老了,响应中央号召,是自动提出辞职的。在中央批准 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两位顶头上司、两位中央领导人,到《人民 日报》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不是欢送我而是宣布我的“错误”, 发动报社同志来批判我。这种作法,合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吗?合乎 共产主义道德吗?现在很多机关有成千上万的老同志辞职,有哪一个 机关采取“批一通,赶出门”的办法呢?既然把我调出《人民日报》, 偏偏又规定要我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既然要我留在《人民日报》 整党,又迫不及待地把我调出《人民日报》。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胡乔木想在《人民日报》和新闻界发起一场对胡绩伟的大批判。 但批判会开不起来,开起来的会也稀稀拉拉,批判只好虎头蛇尾。这 次安排的以秦川为首的新班子还是“不听话”。胡乔木决定从根本上 对《人民日报》大换血,调王忍之、卢之超等四人到《人民日报》接 收权力。但是,他这一企图被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等人抵制 了。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次抵制情况:

1984 年 1 月 19 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 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 中组部有的领导准备批准。这时听说王忍之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激昂 慷慨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了。于是我同陈野萍(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 合适。1 月 7 日,在习仲勋处谈及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 野萍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12 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来催 此事;野萍告诉我,他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19 日的 书记处会议上,好几位同志说到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过左,决不能去 管报纸,耀邦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这个名单不 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 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加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未发。这个名单就 被否决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第 282—283 页)

只搞了 28 天的清污运动 胡乔木在文艺界、新闻界点上了大批判之火,该把“异化论”的斗争引向深入了。“清除精神污染”是异化论风波的发展和深入。 当时,把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不一致的思想称为“精神污 染”。1983 年 6 月 4 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 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部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回忆,在中央上层,对清除 精神污染有不同看法。 8 月间,他列席了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会上 书记处农村改革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谈农业问题,他谈到有人主张在农村清除精神污染。万里习惯地甩着钥匙链说:“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 而且散发材料。材料上的那些事,如果让我找,我可以找一百个例子。” 邓力群说:“我没有发。”万里说:“我这里有一份。”胡耀邦、赵紫阳 也先后说:“我这里也有一份。”邓力群生气地说:“作为研究室主任, 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研。材料内部发得很少。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说过,有八个以上的雇工就是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激动地 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赵紫阳细声慢 语地说:“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关系。”万里说:“我的意见是 农村不搞清污。”方毅也接着说:“我们科技战线不搞清污。”

但是,“清污”运动还是在发展。1983 年 9 月 22 日,《中国教 育报》发表社论:《教育工作者必须反对精神污染》。9 月 24 日,邓 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上讲话,强调要“努力 清除各个思想领域的精神污染”,把这场斗争从教育界推向各个思想 领域。

周扬对关于异化的批评不服。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为自己在 党校讲话辩护,并附上马克思讲异化的 18 条论述。当时,邓力群等 正在为邓小平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9 月 30 日,邓小平就周 扬的信向报告起草者邓力群等谈了一些话:

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 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 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 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变质,提出走资派,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 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 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即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 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 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 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 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 “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 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 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论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 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讲这个,清清 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得组织点文章。需要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邓小平对二中全会报告起草者邓力群、龚育之、郑惠说:“不能 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 不能搞精神污染。”最后他们写成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 迫切任务》的讲话稿。

1983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 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其中大部分篇 幅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 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 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 的不信任情绪。”“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 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 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们没 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 来了。”“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 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 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 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 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说社会 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的自身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 量。......这实际是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土义,使人们对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 没有希望。”“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 39—42 页)

邓小平的坚决态度,使得各方面部加紧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部 署: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拥护邓小平的上述讲话。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会上认真讨论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要求各级纪委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 校校长王震的讲话,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 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 一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很少发表评论的新华社, 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同一天,文化部长朱穆之 在一个会上发言讲到,将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学家邢贲思同记者的谈话,指出 理论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前列。他说, 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精神污染相当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污染 面广,包括理论、文艺、新闻、教育、政法等方面。都有精神污染; 一是某个领域污染程度相当深,像“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论, 理论上很玄,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方面。

同一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提出,各级团组织,要动员 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地积极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前列。

11 月 5 日,周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他所发表的“人道 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据说这是被迫的。

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文 明村(镇)建设座谈会闭幕。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对农村精神污染现象不能低估。
11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
11 月 20 日,文化部长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防止精神污染。当前主要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 向。

这一切紧锣密鼓的宣传使人们感到,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 临。

在各省,也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我当时出席天津市 委的一个报告会,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再旺作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我 习惯开会带一本书,以便在会前的等待中打发时间。这天我带的是捷 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写的《第三条道路》。没想到,市委书记在报 告中提到一系列有精神污染的书,其中就有《第三条道路》。此外,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一大批书都列为禁 书。在工厂里,清除精神污染就针对青年工人的头发和服装了。有的 厂党委书记上班前拿一把剪刀站在工厂门前,凡有穿喇叭裤腿来上班 的不让进,或者干脆拿剪刀把裤腿剪开。有些对外开放的单位和“三 资”企业,也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出现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据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期间派人对基层的反精神污染情况作 了一些调查,发现了反精神污染的扩大化现象。这种扩大化危及到改革和开放。他们把清除精神污染中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 报。邓小平也怕影响改革开放,才点头刹车。

这时,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开始向后撤退。11 月 28 日,中宣部部 长邓力群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和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说:“不能把经济 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

11 月 30 日,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总政党委扩大会上说:一、 清除精神污染态度要坚决;二、要严格掌握清理的范围和界限;三、 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四、要严格区分矛盾的性质。

1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清除精神污染,划清政策界 限》的评论,指出“我们要在经济战线继续进行改革,对经济改革中 出现的或正在探讨的问题,更不能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

12 月 7 日,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 代表时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其实, 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的。

12 月 13 日—22 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宣布:“在自然科学 技术工作中不提反对精神污染。”

12 月 14 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的领 导人谈话。他说:“清除精神污染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 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 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接着,他讲了 8 条具体意见:不干涉人家的穿 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对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 不要禁止;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电影、戏剧、

曲艺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滥砍;等等。 在这次谈话 6 天以后的 12 月 20 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说:

上次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 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 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中出了漏洞:一个是 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 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剎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万里插 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 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 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 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 镜出版社,1997 年,第 338 页)

从此以后,报纸上就很少出现“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这场 来势很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作为这次斗争的文字结果之 一,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要求各 高等院校把这篇文章作为政治课教材,组织学生学习。胡乔木这篇文 章是专为批判周扬而作的。为了这篇文章,他动用了八个单位的人力, 集中了一批“秀才”,帮他起草。“历时三个月,四易其稿”。这篇文 章在《红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以后,又发单行本。1984 年 1 月出版,印数达 2000 万册。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接受他的这篇 文章,很快被人淡忘。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又给他的对手施加一点抚慰。1 月 26 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以春节的问候: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中的“你”大概是指“异化论”,胡乔木也承认这个理论的锋 利,但必须放在“剑匣”里收藏。“我的好友”是指周扬。可是,周 扬是看不到“雨后的阳光”的。他在 1983 年 11 月 5 日以向新华社记 者谈话的形式,对“异化”问题作了检查,这个检查经新华社发通稿, 为各家报纸采用。这次检查是违心的,被迫的,是痛苦的。熟悉他的 人说,他从此被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重创。 郁闷成疾,从此一病不起,“伤口会愈合”没有实现,僵卧病床数年 而终。(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 年,上海,第 115 页)

清除精神污染实际只搞了几十天(有人说只搞了 28 天),无疾而终。

为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这么快就结束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联 合抵制的结果。胡耀邦 1989 年 4 月 5 日在自己家里同李锐的一次长谈中说:

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两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 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 为这三人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 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 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 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文章: 《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抵制,其它书记处成员都不赞 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 28 天, 停了下来。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乔木、邓力群两 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锐: 《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 297 页)

“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夭折。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占多数)比较 高兴一部分人很不满意,还总结“中途夭折的教训”,并把这笔帐记 在胡耀邦身上,到 1987 年 1 月批判胡耀邦时算总帐。

第三节　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胡耀邦始终是一位焦点人物。他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因他而引起的政治争议和政治风波也是突出的。

胡耀邦为人廉洁奉公,思想开放,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眼中。他 是一位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是一位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独立 思考,为人直率,敢于直言。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两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立了头功; 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级干部就有 6000 多人,为改革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在这两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 风险。他做好了这两件事,使压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释放了出来。这 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反对 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当然不会让步的。但他思想比较解 放,对知识分子比较宽厚。因而对批判文艺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资 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一些老人对他 早就不满意。邓小平对他也不满意。他也有缺点,如好即席发言,轻 易表态,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不少“辫子”。知识分子却喜欢他这 样,认为这才是平民领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发表 了一篇该报记者张戈非的一篇纪念胡耀邦的稿件,表达了知识分子上 述看法:“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

为了进一步研究胡耀邦这个人,2004 年 6、7 月间,我两次访问 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绩伟。他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是同行,他对 我谈话很坦率。他认为,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台。为什么呢?他不仅 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 出来;他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 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他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 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 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胡耀邦最终成为 某些人推行新的专制主义的政敌。胡绩伟借了他写的一本书给我:《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说的这一段话(第 304 页)。 胡耀邦虽然使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平了反,复了职,但由 于胡耀邦有上述思想,有些老干部复职后对他并不满意。左派们不时 地向胡耀邦发起攻击。1981 年初发生的“社论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较量。
1981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组织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写成的,其中有些话是胡耀邦的原话, 这些话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稿件由胡耀邦审定,先在《理 论动态》上发表,再作《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可以说,这篇社论完 全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

为便于局外人理解,我对中国这个时期的“左”、“右”稍作解 释。简单地说,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就是右,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就是左。 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左当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号,表示 “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进改革者被说成 右,顽固保守者被人称为左。中国的改革过程应当以反左为主。这是 时代决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务决定的。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提出 了“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说法(1995 年赵对本书作者说: “我已经改变了。”)。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 倾向,经济上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赵紫阳的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一 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张在经济上反左,在政治 上也要防左、反左。从中国改革总的要求来说,胡耀邦是对的,但他

由此就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 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是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就是批评这种倾向,阐明了多年来 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因而触及了左派的痛处。他们向邓小平告状, 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 20 多处,却连一 处反右也没有”,“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 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给人一个印象,20 年来一贯 ‘左倾’”,他们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找一 些人来谈这篇社论,邓小平说:“总的说,问题不大,不像反映所说 的毛病那么大。那些同志把问题看得太重了。”“这篇社论没有大错。” 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实际上给左派 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来取代中央的“以反左 为主”的方针。胡乔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 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通 报强调反右,还说:“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 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给《人民日报》 社社长胡绩伟打电话,要他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胡绩伟不要说这 篇社论是胡耀邦主持撰写的。胡绩伟理解为,这是要他承认错误,以 便证明胡耀邦错了。胡绩伟想: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的党中 央主席职位,改选胡耀邦继任。如果胡乔木把这个通报发到全党,必 然使大家认为胡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可能影响对胡耀邦的继 任。因此,胡绩伟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后来这个通 报没有发,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论风波”就此停息。

进入 1983 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但城 市改革的动静不是很大。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 邓小平主张改革可以向城市推进。陈云阵线的意见认为,还应继续贯 彻“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总体改革应放在“七五” 计划期间。胡耀邦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千方百计地将改革向城市推进。

1983 年 1 月 20 日,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 报告,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提出“从实际出发,全 面而有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 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 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 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胡耀邦 在讲话中还强调:“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是否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 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1 月 21 日,《人民日报》一版 头条公开发表了这篇讲话摘要。

这个讲话触怒了陈云和他的追随者。尽管胡耀邦传达的是邓小平 的意见,但在组织上他被人抓住了辫子。当时党的另一重要领导人赵 紫阳出访未归,而涉及这种重要问题的讲话,他又没有和其他人协商 并取得共识。胡耀邦这个讲话引起了一场争论:是改革服从调整,还是调整服从改革? 按常规,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应该以党的文件全文发下去,但胡乔木不同意发。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 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发表 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留下一个空白, 怎么向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发。为什么胡乔木敢这样坚 持?他认为讲话全文没有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向邓小平谈了 这个意见,邓小平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四个坚持?这个 稿子不能发。”后来,经过胡乔木修改,加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胡耀邦的讲话还是发下去了。

2 月 16 日(大年初四),胡乔木让《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总 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去他家中,对胡耀邦这个讲话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批评《人民日报》宣传了这篇讲话。胡绩伟回忆说:“乔木的 谈话那样声色俱厉,好像把他对耀邦的不满都倾吐出来了。”

胡乔木说:“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马上忙于 宣传,弄得过分不好。”“中央同志有些讲话是在个别场合说的,根 据这些讲话作宣传更要注意。”“中央的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的某 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紫阳同志在耀邦同志离京前,曾 当面和耀邦同志谈过,改革要有步骤,不能一哄而起。今年改革要集 中到利改税。改革要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不能一下子都去搞承包。” 他还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请我修改, 我改了一次,临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整个讲话是好的。 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的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 方。十二大开了才几个月,十二大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 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 而且压力大。”“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他说胡耀邦的报告“把个人利益强调得过分”,“把国家利益和社会主 义利益放在一边。”

听了胡乔木的批评以后,胡绩伟认为:“一个书记处书记能够对 总书记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事,但最好是对总书记当面讲,或者有总书 记参加的高层会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 自己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的同志这次什么都不在 乎了。乔木同志不只批评全面改革,批评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而 且给耀邦的讲话扣了一个‘违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责《人民 日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 征兆!”(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1997 年,第 327 页)

胡绩伟说的“危险的征兆”变成了危险的现实,并由此引发出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1983 年 3 月 17 日下午,赵紫阳召开了一次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常 委的汇报会,由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和副主任宋平汇报。邓小 平主持,陈云等老人都参加了。没想到,在会议中间陈云拿出准备好 的讲稿,一条一条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起胡耀邦来了。例如:胡耀邦

曾说过,财政赤字是假的。陈云在发言中说:“国家财政赤字是确实 的,不是假的。耀邦。”陈云批评耀邦时,每批评一件事,后面总是 像老师对学生的口气,亲切地称呼一句“耀邦”。陈云还批评了胡耀 邦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看法,“说‘一五’时期搞 156 项是走了弯路, 这种看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他愤慨地说:“连‘一 五’都要改?”还问胡耀邦:“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因为十二大决 议中有“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对陈云的批评,胡耀邦 没有辩解,不停地点头认错。看来,陈云憋了一肚子话,这次一吐为 快,一共讲了十条。陈云还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地说:“应该下放 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邓小平没有想到也不愿意陈云会 这样批评胡耀邦,有点不高兴,说:“今天主要是听汇报。”

胡乔木等希望全党都知道陈云对胡耀邦的严厉批评。会后,胡乔 木对邓小平说:“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对地方影响很大,要不要找 各省同志打个招呼?”他是指召开一个省委书记会,传达陈云对耀邦 的批评。邓小平回答说:“你们商量一下吧!”赵紫阳等就准备开一 个会商量这件事。赵紫阳说:“书记处可以准备准备。这件事到底怎 么讲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讲。”

过了两天,邓力群在既没有向邓小平报告、也没有向书记处请示 的情况下,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这 次会是 1983 年春节后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当时我也出席了这次 会议。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说是中宣部长邓力群要接见与会代表。 我们乘车到中南海。等了一段时间以后,说邓力群来了先合影,再听报告。我们在院里排了一个半圆形的队伍,为照相作准备。不一会, 一辆高级轿车从中南海西门开了进来,一直驶到我们这个半圆形队伍 的当中。当时站在第一排的人看到汽车直冲自己而来有点紧张。合影 后就进到里面作报告。这次国内工作会议由徐占琨负责简报工作,记 录当然也是他的事。他也让我作一份记录。记录交上去以后,再没有 退回来,也没让向下传达。正是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陈云对胡 耀邦的批评。他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上也传达了这个内容。广东 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把《红旗》会上的这份传达记录稿送到了中央, 胡启立才得知此事。

赵紫阳从胡启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 他有没有这么回事。邓吞吞吐吐。赵紫阳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 定一下吗?怎么还没开会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

就在中央还没有最后定是否要开这个会的时候,胡乔木、姚依林 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 到通知问习仲勋,习仲勋说不知道。又问胡启立,胡启立也说不知道。 习仲勋认为,在总书记、常务书记、中办主任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竟 然有人发出召开批评总书记会议的通知,这是很不正常的。习仲勋和 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做了不少工作。邓 小平决定这个会不开,还说“胡赵格局不能变”。赵紫阳在天津得知 这个决定,但是,开会的事已经传开了,海内外沸沸扬扬,认为这是 一次“倒胡行动”,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不过赵紫阳对这件事的性质持不同看法。他 1995 年 12 月 16 日对本书作者说:“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 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 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认为不是什么“宫廷政 变”,但他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也没有说死:“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

赵紫阳从天津回来后,胡耀邦到赵紫阳家看望。胡对赵说:“那 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 事了。”赵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 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我也 不认为乔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

事后,胡启立对赵紫阳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 兴。”(以上关于 1983 年批评胡耀邦的情况来自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本书“附录”)

情况可能不像赵紫阳说的那么简单。胡耀邦回忆说:“1983 年 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 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应过来后, 破涕为笑,谈别的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截《当代中 国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38 页)胡耀邦还说:“1983 年那次会是 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同上,第 43 页)

就在陈云批评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小平写 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计委工作很难做。 这封信没有什么反应。邓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 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

赵紫阳曾向本书作者谈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他说,在改革的问 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 那是在 1983 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 单地搬到城里来。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在经济发展 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赵主张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张提前 翻番。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不过从胡耀邦对李锐的谈话来看,胡耀 邦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是对的)。在陈云批评胡耀邦之前,邓小平 找赵紫阳、胡耀邦、胡乔木一起到他那去谈了一次话。邓小平说:“今 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 门。书记处只管大事。”

客观地说,经济工作应当由国务院管,胡耀邦管得过多是不合适 的。他曾找国务院的几十位部长一一听取汇报,并即席发言,这些即 席发言,部长们当作指示。由于他不是主管经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 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长们为难。1983 年初胡耀邦主张“包字进城”也 有过粗、过急的问题,赵紫阳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围绕陈云批评胡 耀邦那次经济汇报会引起的风波,是不是一次未遂政变?是不是要胡 耀邦下台?这要有分析。从赵紫阳等国务院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经济 问题的争议;而在左派那里,是不是要藉此机会要胡耀邦下台?是有 这种可能的,但还要有新的史料证明。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 对这次批胡事件用了“拆台”二字,我觉得在现有的资料情况下,比 较妥当。吴江认为,这件事明显地暴露了在改革问题上两股势力的较 量,胡耀邦首当其冲。

胡耀邦得罪陈云那股力量由来已久,“党校事件”中已见端倪。 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和陈云看法不一致。陈云认为胡耀邦不懂经济, 胡耀邦认为陈云还是坚持老套套,老框框不放。1980 年末,在中央 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讨论 1981 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一 次争论;1981 年底,又在同样的会议上.为 1982 年的速度发生过一 次争论。胡耀邦在同李锐的谈话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胡耀邦说:

1981 年、1982 年的争论:经济上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 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问题,并非批评什么人。

翻两番问题。1980 年夏,在武汉讨论经济,到 2000 年翻两番。 紫阳、姚依林心中无数。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 点二,力争百分之七,不能少于百分之六。姚说只能百分之六,1984 年争五保四。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 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时,我就在下面鼓气。在起草十二大报 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我在下面讲了要百分之十,向乔木反映, 乔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问:一、是否搞高指标?答未超 过百分之七。二、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此事。三、不要整党? 答要整,是文件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报告中写了。

胡耀邦这里说的生产目的讨论,是指 1979 年 10 月,《人民日报》 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其意是在发展 生产的前提下,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有人误认为这是针 对某人的,也有人说胡耀邦主张“高消费”。

第四章　涨落—波起云涌的 1986 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斗争也逐步深化。1986 年的反 自由化斗争,比清除精神污染的规模、声势和影响要大得多。当时出 现的形势有如耗散结构论中的“涨落”。在耗散结构论中,“涨落”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这里不便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只能给出 一个大体的意思:所谓“涨落”,是一种能量运动的过程和方式,它 使系统达到了一种远离平衡的状态,系统内可能由渐变发展为剧变。 1986 年,政治能量已经到了很活跃的程度,其运动已经十分激烈, 出现了剧变的可能性。

第一节　1984—1986：政治波澜起伏

1984 年,是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一年。其标志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过去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 写进了决议;二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有突破性进展。

1985 年,改革中两个失误使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是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使改革大将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的职务;二是福建省的晋江假药案,使改革大将项南失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1985 年 9 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 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 9 月 18 日到 23 日召开的。这次大会 的名称前面既没有届,也没有次,在党史上也没有突出的记载。在这次大会之前的两天,召开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后的第一天又 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

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呢?这次党代会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计划的建议》;邓小平讲话强 调改革,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 有计划,按比例”。二是讨论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邓小平提 出到“十三大”他全退;会议中间正发生学潮,所以又增加了一项内 容,即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85 年 9 月,是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 进出口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 40 多亿美元,达 164.4 亿美元,其中进 口额 108.3 亿美元,出口额 56.1 亿美元。逆差 52.2 亿美元。由于中 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 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这 些情况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流传最广的是上海宝钢项目上吃了日本人 的大亏,因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一些人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 经济侵略。当时还有一件事大伤中国人的感情,8 月 15 日,以日本 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里 有东条英机等 14 名甲级战犯和大批侵华阵亡者的灵牌。青年大学生 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 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 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 安门。校长丁石孙几次出面劝阻,使校方和学生意见严重对立,因而出现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大字报。学校关闭了大门,一些学生冲击南门, 要求出去游行。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 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 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 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九·一八”以后,事件还没有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 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 10 月 1 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 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 月 17 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 万人以上。

这次学潮是怎样平息的呢?当时刚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身经 历了这段历史。2004 年 5 月,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

从此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九·一八”北京学 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 40 周 年。中日贸易逆差大,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 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 行。9 月 18 日到 23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 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 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 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 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 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这次平息学潮,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 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 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 报。这样的大字报虽然不多,但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看到,社会 上的确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情况更加强了 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也增强了他们对改革的担忧和疑 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学潮,对会议无疑会产生 影响。邓小平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说:

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 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 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 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 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 (《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 146 页)

学潮平息以后,1986 年,政治上又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

4 月 13 日到 16 日,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 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 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 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 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胡启立传达的话可能在书记处经过讨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他是 1985 年 8 月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 部长的)4 月 12 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 宽松、宽容、宽厚,创造出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4 月 22 日,朱厚 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 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朱厚泽的讲话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5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

第二节 1986：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潮的平息,邓小平感到局势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

6 月 10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 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 年就提 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 160 页)

6 月 28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 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 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 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 革。”(同上,第 164 页)

7 月 12 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 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其中有的文 章思想相当解放。研讨会结束时朱厚泽讲话,他说,目前经济体制改 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使全 面改革的浪潮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向下深入。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 政治体制。

7 月 31 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 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 8 月 15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

9 月 3 日,邓小平对日本朋友竹入义胜说:“我们提出改革时, 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 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 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 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北京,第 176 页)

9 月 13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说:“不搞 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同上,第 177 页)

9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又一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上,第 178 页)。 11 月 9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 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上,第 179 页) 9 月 5 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学习讨论了邓小 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直机

关的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讨论这篇文章。 如此集中、如此高调地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要展开。 中宣部召开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会上语出惊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 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 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这等于放开坚持了 几十年的舆论控制,即“放开报禁”。

8 月 7 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夫人和孩子也在座, 接见充满了和谐的气氛.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 “第二种忠诚”是指怀着赤诚的心对党提出批评。万里说:“我赞成 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 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 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 都要垮台。”这段话传出以后,对知识分子颇有鼓舞。

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 1986 年 7 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 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 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 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这个题目 和 7 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地相似—1979 年 11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写的一篇以三人辩论形式的文章:《政 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自由讨论?—从“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 限”谈起》,胡乔木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下令把郭罗基 赶出了北京(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9 月 8 日,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新 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强调,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热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 道主义,呼吁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以更高的调门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 中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到处发表讲话。他们讲话的内容,主要 是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批评共产党的腐败,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讲话,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他 们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我曾参加过一次刘宾雁在天津大学的报 告会。可以容纳 5000 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 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 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情况的确如此。可见大学生们 对政治改革的关注。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 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批评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界活跃起来了一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的忧虑和警觉也同时 产生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就激烈起来。刘再复的文章发表后,老文 学评论家陈涌就发表文章,对刘的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滕藤关 于报纸的讲话广播后,朱厚泽就接到了几个批评电话。朱厚泽为滕藤 打掩护,说他是化学专家,不了解情况。在滕藤发表这个讲话后不久, 中央派他到天津办一件公务,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不接待。李 瑞环说:“那个讲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总编辑决定的人来了,我 们不欢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然而,中国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中国现行的政 治体制既产生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 传统。西方国家先是以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政党是 在议会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在议会制的舞台上活动。马列主义是先 组织革命政党,由革命政党来夺取政权。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 党专政,政党在国家之上。政治改革,要改变一党专政的状况,这等 于让中国共产党让出权力。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 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有人从分析中国的政治传统得 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历来总是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从力量上战胜并驾驭其它政治集团,否则,中国就会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 国家就不能统一,社会就不能安定。既然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 集团”来控制局面,那只能是一党专政了。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界很 有市场。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状况,既要克服苏联自十月革 命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又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更为重 要的是要克服执政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一提起政治改革,就要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三节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1986 年,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持保守思想的人一直 想寻机向改革者挑战,但是,这一年改革思想占主导地位,保守派没 有翻起什么大浪。只有两个政治小浪花可以花一点笔墨:“马丁事 件”和“秦柳方上书”。这两个事件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秦柳方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资格研究员,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就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学经济学家。建国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研 究。进入 80 年代,他总觉得改革开放玷污马克思主义的圣洁,对改 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所以,他十 分赞成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参与反自由化。1986 年初,他给中央写 了报告,列举了他认为学术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种表现,希望引起中央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马丁的文章。 马丁写了什么文章?为什么能成为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 1985 年 11 月 2 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马丁的真名是宋尤祥,南京大 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这篇稿子的是该报“社会之声”栏目的责任 编辑徐景春。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文章抓 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很引入注意。

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 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出笼的背景。一些在北京 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12 月 9 日和 10 日出版的第 49 期《北京周报》上,刊登了马丁 文章的译本。有英、法、西、日、德、文版。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1985 年 12 期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

马丁文章的读者范围在逐步扩大,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 这个生疏的名字。

1985 年 12 月 11 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 800 字的 电讯。电讯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仪: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 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 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时事通 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自己理解和主观判断。 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 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 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 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 对待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章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 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 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 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 月 11 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 一个近 500 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那么 在纽约出版的《中报》却对马丁的文章进行批判。《中报》是一张中 文报纸,总编辑傅朝枢曾当过阎锡山的秘书(1989 年“六四”后傅 朝枢曾来北京,杨尚昆接见过他。《中报》采取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学 生的立场,当然在北美难以立足,1989 年 8 月就关门大吉。这是后 话)。1985 年 12 月 19 日,《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 主义》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指摘马丁文章认 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 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 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 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马丁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12 月 18 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 判文章,很快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发出。《参考资料》是司局 级干部能看到的有关国际动态的内部刊物。泰柳方正是从这个内部刊 物上收集到自由化的材料的。

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 年 2 月 21 日,新华社的一份等级 更高的内部资料上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 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 了《中报》的社论。这种内部资料是供省,部级干部和中央委员参阅 的。所以,这期内部资料一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为了使广大群众参与反自由化,1986 年 3 月 4 日,新华社的《经 济参考》报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 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 80 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作了摘要转载,从而影响更大。

1986 年 2 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的文章,说这是“高 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马丁文章的问题越来越大,似有不断升级之势。事态没有进一步 扩大,还得感谢秦柳方,正是他向中央揭发理论界自由化的那篇报告 救了马丁。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 赵紫阳。1986 年 3 月 3 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 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由 于胡、赵两位领导人的干预,一场在经济理论界反自由化的风暴没有 刮起来。

1986 年 3 月 13 日,《北京周报》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 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 3 月 14 日,人民出版社 给中宣部送去《关于马丁的文章和纽约〈中报〉对该事批评问题的报 告》。事情应当就此终结。

但是,由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和内部资料把矛头指向“某 些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一批经济学家得到胡、赵的批示,有了尚方 宝剑,开始对新华社作出回应。

3 月 22 日,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萧辅礽、 曾彦修、张惠卿等 30 多人,专为“马丁事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 议由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座谈会上于光远首先 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了马丁的文章。指出《中报》对该文的指责是 无的放矢,批评新华社以外电歪曲报道为依据,以讹传讹,是对中央 工作的干扰。于光远发言时态度激烈。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社 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冯兰瑞、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 《红旗》杂志副主编苏星、《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等都谈了和于光 远类似的看法。但态度比较缓和。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在国 内部分管内参,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在会上成了被告, 他的发言不断被与会者的反驳所打断。这次会议提出两条要求: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上次的失真,应根据当天会议讨论情况,重新 写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简报,上 报中央。

改革派乘胜追击。1986 年 4 月 1 日的上海《社会报》、《世界经 济导报》报道了马丁事件引起理论界关注的消息。《社会报》的标题 是《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 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4 月 7 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 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该报围绕“马丁事件”又作 了大规模的讨论。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 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 “马丁公案”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结论。

但是,在上层,坚持改革和坚持反自由化的斗争还很激烈。在中 央机关,传统思想比较严重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共中央中宣部, 一个是国务院的国家计委。胡耀邦为了解决中宣部的问题,调贵州省 委书记朱厚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2004 年 3 月 3 日,朱厚泽在他 的万寿路新家向我谈起了当时的情况:

1985 年 8 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 处,分管意识形态),调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胡锦 涛当时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中央要求我做好交接工作。胡锦涛到贵 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两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 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贵阳,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 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 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 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就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的专 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车见到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 怎么搞?”他想听我的意见。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 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 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中央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假期办 公。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 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 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 准备发言。到了 11 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 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 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 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 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 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 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 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 没有说话。那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 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 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回顾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 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第四节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内部的 斗争是围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起草展开的。胡耀邦 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作 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泽 对形势不很乐观。他不想搞一个大文件,而是想零打碎敲地推行政革。 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

这段时间内,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应?”我 说:“反应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 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 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 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 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 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 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 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没办法支持 我。如果我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 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 “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 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 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3 月 8 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3 月 9 日在 出版工作协会上,4 月 4 日在光明日报社,4 月 21 日在翻译家座谈会 上,4 月 22 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5 月 2 日在全国图 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 议,不写报告。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 面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朱厚泽用这种渗透的办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 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 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 ‘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胡耀邦执意要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文件,“关于精神文明 建设的方针问题”就是他所希望的这样的文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 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 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 高,要吸收全世界一切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总之,是民族精神的现 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 思想去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 火不容。

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 针的决议》,夏天就准备就绪。文件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之“以经济建为中 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 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努力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 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 实现现代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 大解放。”

这个文件送到北戴河之前,先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最早 提出反对意见的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稿”送给 邓小平和陈云。“修正稿”完全否定了胡耀邦的稿子,提出“清除精 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陈云赞成“修正稿”,邓小平赞 成胡耀邦的那个稿子。还是邓小平说了算。这是第一回合,胡耀邦领 先。

到了北戴河。胡乔木、邓力群、王震、彭真、薄一波、余秋里等 一致批评胡耀邦的那个稿子,坚持必须加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胡耀邦退让了,在第五部分加进了一段话: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在北戴河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多数人同意这一妥协。陆定一坚 决反对。他要求去掉这句话。他说反自由化是苏联教条主义针对我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的,后在文革中又被“四人 帮”使用。他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 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 历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 极为不利。”

从北戴河回北京以后,邓力群等人又拿出一个稿子,要求讨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向胡耀邦请示,对邓力群的稿子怎么办,胡 耀邦表示,还是用北戴河定的稿子。邓力群的稿子就被搁置一边。

9 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先在小组会 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9 月 28 日,在人民 大会堂的全会闭幕会上,胡耀邦念了一遍决议稿,问大家:“还有什 么意见没有?”准备让与会者举手表决。陆定一(他坐在中顾委席的前 面)站了起来,发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话。他简短的发言引起 了热烈鼓掌。其中,中顾委(坐在大会堂右边,中间是中央委员,左 边是中纪委委员)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 余秋里、杨尚昆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议 论纷纷。这是中国共产党全会上很少出现的情况。胡耀邦在犹豫间,邓小平发言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 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 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 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 10 年 20 年。(《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 182 页)

胡耀邦在布置会后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 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无法传达,等整理出来后 再传达。

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 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小平 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 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 20 年, 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 50 年,一共 70 年,反到下世纪中叶。”

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出现要相反 的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 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

不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同 十二大的政治报告相比,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即废除了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 胡耀邦的解释是:“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精神对 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

第五节　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1986 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 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 化,因而也就没有减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影响方励之等人对 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

改革进入到 1986 年,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显 着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 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 途径、方式,认识并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自从 南京的顾尔镡因批评四项基本原则被处理以后,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 的批评隐蔽化了。1986 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 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 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 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 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 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 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 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1986 年,这 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 踊跃。1986 年 10 月到 12 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 讨会 20 多场。

当时,大学生中有四个不满意,一是对改革进展缓慢不满意,认 为改革阻力大,效果小;二是对民主权利太少不满意;三是对党内腐 败不满意;四是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意。从这四个不满意中 他们得出四个反思:一是对中国革命根本教训的反思,认为中国革命 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洗礼,因而封建主义 在我国根深蒂固;二是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教,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比 资本主义落后,政治上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三是对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反思,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应当广泛吸收西方文化; 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 主政治,不仅不能起指导作用,反而禁锢人们的思想(船夫: 《 (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38页)。

不满的情绪积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思,使一颗颗年轻的心躁 动不安,而他们所尊敬的师长和社会名流,发表的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的激烈言论,像一杯杯烈性酒,更使他们如醉如痴。他们跃跃欲试,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次风暴式的冲击。11 月的一次书记处碰头 会上,朱厚泽拿出五份新华社反映各地学潮的内部调查材料,希望引 起注意。但没有引起胡耀邦、胡启立、乔石的重视。他们认为不会出 大问题。朱厚泽担心,学潮一起来,一定会引起更强有力的反资产阶 级自由化运动。

但是,风暴还是来了。它的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选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集中了一批 著名的科学家,群星灿烂,是安徽省最有影响的学府。11 月下旬, 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12 月 1 日, 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 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从而 揭开了这次学潮的序幕。

12 月 4 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 8 名 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 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 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 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 己争取到的。”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学生们要民主,要自由的决 心更大了。

12 月 5 日,下午 1 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 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 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12 月 9 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 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 2000 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 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 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 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 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 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 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 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船夫;《(1979—1989)十 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 年,北京,第 144 页)

12 月 7 日,上海同济大学校园贴出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的 大字报,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7 日到 18 日,上海各校 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学潮。

18 日,同济大学出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 的大字报。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各校都骚动不安,校际间串联频 繁,大字报、演讲会越来越多。各高校学生准备 19 日举行大规模的 游行。

12 月 18 下午 1 点半,上海市长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学和 学生对话,希望能平息事态。事先听说他要来,大礼堂里挤满了人, 楼上楼下,台上台下,挤得水泄不通。他坐在主席台上指着台下的一 位学生说:“解放前我也闹过学潮,那时的市长吴国桢坐在我这个位置,我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是理解你们的。”然后,他开始向学生 做工作。但是,他只要讲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 发出一片嘘声。会场秩序十分混乱,学生们先后上台演讲,批评社会 主义制度。江泽民希望和学生对话,无法进行下去。江泽民讲话平淡 冗长,一位学生喊:“不要啰嗦!”江泽民很生气,问这位学生:“你 叫什么名字?你敢出来,敢上来吗?”广播里传出市长问学生的姓名, 不少人为这个学生担心,怕秋后算帐。但这位学生却从容地走上台来, 问主持人:“我可以讲两句话吗?”主持人说:“你可以讲三句话。” 这位学生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请大家尊重市长。”第二句:“请市 长讲话简短些。”第三句话,讲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他的举 止引起了全体鼓掌。接着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上台发表看法。到下午 5 点半,江泽民得到了讲话机会。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 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享,民治’......”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 “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一下子掌握了主动权,他镇定自若 地说:“这是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在 1863 年 11 月 19 日在《葛底 斯堡演说》中的话。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 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 们惊诧得目瞪口呆,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泽民反过来教育学生: “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

12 月 19 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 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 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 共有数万人之多。晚 7 时 15 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 要求与市长对话。 8 时到 12 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 没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但是, 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 800 多名学生携带大衣、 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 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 5 时 45 分,公安机关组织 2000 多 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

22 日到 23 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 20 多所 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 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 度瘫痪。工人和干部虽然没有参加,但同情支持学生的人不少。

在这期间,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12 月 5 日和 9 日,武汉大学、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 并冲进省政府大院。

继上海大规模学潮之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 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北京在 12 月 1O 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 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北大到清华“点火”,这次清华却走在北大前 面。北京集中进行了两次游行。第一次是 23 日,清华 1000 多人的游 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 3000 多人。这次游行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制止游行,26 日,北京市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 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 10 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 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 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12 月 29 日,北师大学 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 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 10 时天 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12 月 31 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 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 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 旦。中午 12 时开始,下午 5 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 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层党员民主选 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2)由人民民主选举人 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3)允许私人和团体自 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4)禁止政治迫 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学潮南北共震,震动全国,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12 月 30 日上午 10 时,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 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就学生闹事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他 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 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 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 包括法律处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 京,第 194,195 页)

邓小平的讲话,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学潮态度坚决。党委和政府 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

1 月 1 日,北京严寒,干冷干冷。广场实行戒严。为了对付学生 到天安门集会,政府已经组织了 3600 名优秀少先队员在人民英雄纪 念碑前举行“为了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题集会。下午 1 点钟,数 百名大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按照预定的暗号,突然打出了横幅, 高喊“修改 10 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等口号。仅十几分钟就被警察制止,52 名学生被警察带离现场,进 行教育审查。

白天的游行被强行平息以后,学生们抵触情绪很大,在校园内掀 起了抗议活动。当晚北大、人大等数千名学生冒着严寒向天安门步行 进发,高呼“还我同学”、“自由万岁”等口号。2 日凌晨 1 点 30 分, 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播讲话, 告诉学生被扣同学已返回,希望他们返校。团干部,学生骨干也多方 做工作。警察也组成“劝说线”进行阻拦。但是,仍有 400 多名学生 突破警戒线,于 3 时 30 分游行到天安门,于 5 点 30 分才乘学校租来 的车回校。

北京的元旦游行使全国 18 个省市、28 个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字 报和集会游行,连拉萨也出现了大字报。

胡耀邦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 施,还希望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时我在天津。天津历来是不怎么闹事的城市,这一次学潮的规 模也不大。但市委书记李瑞环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 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 太软弱。他还回顾 1979 年胡耀邦对西单墙态度不坚决,他说当年是 他建议取缔西单墙的。由于李瑞环态度强硬,天津的学潮很快平息下 去了。李瑞环的坚决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12 月 30 日邓同胡耀邦 等人谈话时),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虞锡圭写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学 潮的经验的稿件,胡启立要向各省转发。李瑞环不同意,他说:“我 这把斧头只有我这个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别去处去就不行了。”

12 月 25 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他们高 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他们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 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 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 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 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 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 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 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陈丕显在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大讲邓小平还是我党的领袖,表示坚决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邓小平虽然是 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陈丕显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想,是不是有人在否定邓小平实际上的领袖地 位?我和张宏文两人采访了这次会议。按照通例,王震在天津的活动 得发消息。但他讲的内容一句也不能写进稿子。我们只好根据当时的 形势,瞎编了一篇官样文章,送李瑞环审定后发出。稿件的开头两句 话是“窗外天寒地冻,室内热气腾腾”。我们嘴里却念着:“窗外天 寒地冻,室内杀气腾腾。”

5 天以后,即 12 月 31 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 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 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 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 不信来试试看!”

胡耀邦 1985 年行之有效的“对话”、“沟通”的方式,在这次 解决学潮中没有发挥作用,他对激进分子的“冷处理”更是引起了元 老们的不满。胡耀邦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中国会发生什么呢?人们 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