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下）

第五章　逆转—胡耀邦落马

1986 年 12 月学潮的波及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 是空前的。这次学潮中提出的口号直指四项基本原则,直指改革以来 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 的结果。学潮,是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民意表达,是要求既搞经 济改革也搞政治改革的民意表达。如果说,邓小平在 1986 年大谈政 治改革只是一种设想的话,那么,学潮就要求将政治改革付诸实践。 学潮也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演示。民主之潮如此汹涌,不仅超过了中 国保守力量容忍的限度,也超过了邓小平的容忍限度。邓小平和陈云 必然要连手反击,中国的政治形势一定要发生逆转。胡耀邦在这一轮 政治斗争中被摆上了祭坛。

第一节 “生活会”—宫廷政变

胡耀邦对学生手软,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元老们对胡耀邦极为不满。12 月 27 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 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 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 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邓小平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让秘书召 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常务副总理)、胡启立(书记处书记)、李鹏 (副总理兼教委主任)、何东昌(主持工作的教委副主任)到他家来。

12 月 30 日上午,这几位领导人应召到邓家,邓说:“......凡是 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上海的群 众中有人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 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 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 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北京,第 194—195 页)了解背景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批 评胡耀邦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批评他没有传达邓在六中 全会上和陆定一那次争论的核心内容(王震在党校传达了,他还批评 胡耀邦不传达),批评今天这种局面正是胡耀邦这种消极态度造成的。 当时北京关心政治的人们感到,1957 年反右派斗争前夕的形势似乎 来临。

邓小平这次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还提到“反精神污染的观点, 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 20 年”、 “1957 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 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这个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时, 删去了关于波兰的一段话:“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 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 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 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小平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 态度一直是很坚决的。为此,必要时可以采取军事管制的手段。

1 月 6 日,邓小平这个谈话以中共中央 1987 年 1 号文件发出。

在文件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 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 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斗争前列;绝不允 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予党纪、团纪、政纪、 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重处理。”这个文件发到 全党,也就是向全党公布了对胡耀邦的批评。胡耀邦再无也法主持工 作了。

邓小平指定薄一波、杨尚昆、赵紫阳、胡启立、万里(一说是宋 任穷)同胡耀邦谈话。这些人得到什么授意,他们同胡耀邦谈什么内 容,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测:胡耀邦辞职,并作深刻检查,大概是他 们谈话的结果。

1 月 10 日到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就胡耀邦的问题,召开了 “民主生活会”。这次生活会是专门布置的,批判胡耀邦的人早有准 备,和胡看法相近的人事先不知道真正目的。习仲勋是临时接到通知 的,他一进会场看到这个态势,就大发脾气:“这样重要的会,为什 么不事先通知?”七个半天的会,集中火力批判胡耀邦,把他批倒批 臭。说是政治局会议,实际有 17 个不是政治局的中顾委的老同志参 加。这些老同志在会上起主要作用。

根据老人们的意图,1 月 10 日,胡耀邦作了检查。胡耀邦在检 查中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他检查说:“我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 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政治倾向上,“我只注意防‘左’,不 注意防右。”在用人方面,“喜欢用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等等。他还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这 是事先已经确定的)。胡耀邦这样检查,是违心的,其本意“是为了 顾全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如果胡耀邦知道有人蓄意整他,要 把他批倒批臭,他是不会作这样的检查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不管地位多高,既然被摆上了被批判的地位, 在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得搜罗他的各种问题,进行倾向一致的批评发 言。本来许多重大人事决定是邓小平定的,却误会到胡耀邦头上,如 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进中央,等等。批评者 认为胡耀邦排斥异己,搞“青红帮”(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令胡耀 邦痛心的是他过去的好朋友也不顾事实地揭发他。例如,王鹤寿和胡 耀邦关系一直很好,在延安时胡耀邦、陶铸、王鹤寿三人关系密切, 人称“桃园三结义”。在这次生活会上,王鹤寿把胡耀邦对他讲的一 些私房话也揭了出来。有人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与事实不符的话,知情 者没有一个人为胡辩解。万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者也作了批判性发 言。赵紫阳发言说:“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 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 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 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 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 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赵紫阳说:“早在 1984 年我给小平 同志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赵没有说信的内容。

散会后,胡耀邦在怀仁堂门前大哭一场,可见他在会上受到多么大的委曲。万里还是同情他的,胡耀邦爱吃狗肉,当天晚上,万里派 人把烧好的狗肉送到胡耀邦家里。

这次生活会上发言时间最长,“水平最高”的是邓力群。

邓力群一开头就说:“耀邦同志 1 月 10 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 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同意他这样的 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 他抓住了胡耀邦自己承认的“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这一点不放, 还穷追不舍,认为胡的检查思路不宽,认识不深。接着,他围绕以下 问题对胡耀邦进行揭发批判:一、关于统一思想。胡耀邦在统一思想 中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很少讲或者不 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原则,还引起他反感。二、关于 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力群说:“搞精神污染就是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他揭发胡耀邦“从 1983 年的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历 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两次否定,对党的损 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 形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讲 话是能够信任的。”三、关于四项保证和“四有”问题。这是小平同 志提出的,但后来耀邦很少讲了。四、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耀邦 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这种思想状况 由来已久。在实际工作中只防左,反右是很不得力的。五、在用人方 面,“对有错误思想的人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 事都显露出来的。”“常委中陈云同志分管干部工作。”但耀邦“实际 上剥夺了陈云同志管干部的职权”。六、“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 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

在这些问题上他又举例证,又作分析,上纲上线,使人感到,胡 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邓力群的发言是对胡耀邦的资产阶 级自由化作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算。

邓力群在发言中自我表白说:“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 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我是毫不动摇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是矢志不二的。别人骂毛 主席、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 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 愤。”他这段表白是什么意图呢?有人分析,一种意图是,他对胡耀 邦批判如此严厉,是出于一种革命的义愤。可能还有一种意图:为争 取接替胡耀邦的位置作舆论准备。

当时北京有陈云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传闻。这是有可能的:邓力 群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在 1975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表现好,社会上也没有他的子女搞腐败的传闻,对陈云的思想又很忠 诚。对陈云阵线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邓力群对他私下向下传达 1983 年春天经济汇报会上陈云批评胡 耀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为什么 1983 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 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 1983 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过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 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耀邦同志批评谅解。”接着,他把矛头指向 了支持胡耀邦的一批人:“可是我也要向你说.你在工作中,在起草 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 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 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 确的东西。我手边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 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

邓力群讲了足有五六个小时。

生活会上把胡耀邦批倒了,批臭了,现在该是执行程序的时候了。 1 月 16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只通过公报,邓小平不让讨 论,只有陈云发言。会议的决定是:“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 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 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 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常 委除了李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 的。”他怕日后说胡耀邦下台不合法,搞翻案,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一 点,话外的意思是,胡耀邦下台是铁案。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去留, 不开全委会,不开政治局会议,只是常委会几个人决定。而在常委会 前,还通过“生活会”批倒批臭,而参加“生活会”的有很多是没有 表决权的离休老人。陈云强调这个会的合法性,就是怕有人质疑胡耀 邦下台的合法性。

接着,下发了中共中央 19 号文件,历数胡耀邦的种种错误,进 一步把胡耀邦搞臭。

关于“民主生活会”和常委会的具体情况,从来没有向下传达 过。香港一些出版物所描述的情况基本是编造的。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朱厚泽向我谈了当时的情况:

1987 年 1 月胡耀邦的生活会,由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 仁堂。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 有列席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薄一波讲 了很一般的开场白,余秋里第一个发言,主要讲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 邓力群第二个发言,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姚依林 讲经济问题,重提 1983 年批胡耀邦的内容。杨尚昆提出胡耀邦接受 陆铿采访的事,十分尖锐。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 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 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 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木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 云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陈云 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才, 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小平。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 平视前方,不看人。陈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 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 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次约他去打桥牌。12 月 30 日胡耀邦应 邀去了,邓也没谈什么,只是为了缓和关系。

“民主生活会”使胡耀邦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胡耀邦对他 亲近的人说:

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想把我搞臭。“19 号文件” 是羞辱(1987 年中共中央 19 号文件,罗列了胡耀邦“在经济工作方 面的一些严重错误”,1 月 2 日给邓小平的信和 1 月 10 日、15 日在 生活会上《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不是我说的,有 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 3000 人来,是外交部的申报:到 1989 年来 1 万人,常委都圈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 3000 人。总书记这点 权力都没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34 页)

有许多重大人事问题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头上。如廖志高调 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同上,第 39 页) 胡耀邦还说:

(生活会)完全是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 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 互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 五,六个小时。没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道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 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 这七、八年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同上,36 页)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地处埋,置党规党法于何地?(同上,38 页)

胡耀邦就对他不公正的处理,还对李锐说:

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本来面目。 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结论。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 坦然的。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 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同上,第 43 页)

胡耀邦为中国改革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改革思想深得人 心,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将这样一位总书记 不明不白地推下台,造成了不公平的历史,会在群众心中留下什么呢? 答案是:对胡耀邦的无限同情,对顽固力量的强烈不满。这种同情和 不满,会凝聚成一种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将会爆发出来, 化成惊天动地的怒吼。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学潮采取了果断措施: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 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副校长职务;

1 月 13 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老作家王若望 党籍的决定,并于 14 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布这一决定;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 要受到党纪处分”;

1 月 17 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方励之 党籍,这个决定事后通知方励之,并在他所在的党支部宣布;

1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是邓小平在 12 月 30 日同 胡耀邦等人谈话时定下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两次谈到要开除这几 个人的党籍。

对这次学潮的某些鼓动者、组织者,采取了专政手段。 这时学生也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 这样,持续一个多月的、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学潮终于平息了。

第二节　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 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 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邓小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 越失望。第一次是 1981 年批评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第二次是清除精 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工作领域,而且 一次比一次更不满。对思想战线的批评材料不是来自胡耀邦,而是来 自胡乔木和邓力群。邓一问,他们反映的确有其事。中间邓让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第一 次是让启立传的话:“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 书记的根本弱点。”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这使邓胡分歧增大。清除精神污染是邓小平 提出来的,有扩大化现象。搞了 28 天不了了之。本来就完了,邓也 觉得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这以后胡耀邦多次对这一段评来评 去:“提法不科学”、“搞了扩大化”。外国记者也从中挑拨。

1984 年 12 月,作协四大,在耀邦讲话造成的气氛下,在清除精 神污染中被整的人发泄了很多怨气。作协选举,所有清除精神污染的 积极分子全部落选。一些党内元老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作协四大是对 清除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协四大是胡耀邦和胡启立主持的。胡 耀邦也就成了元老们不满的对象。

1985 年,邓小平让乔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 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 化,为什么不讲?”

1985 年在北戴河,在胡启立、乔石给耀邦传话之后,赵紫阳对 胡耀邦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要有个交待。”当时胡同意了,但 后来却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后来赵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 你不表态,怎么想的?”胡没有回答赵的问题。

邓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 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

1985 年 5 月 10 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访问,谈话两小时,并作录音。在陆铿的提问下,胡耀 邦谈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情况。陆铿回去后写了长 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赞扬胡耀邦,批评 保守势力。这篇访问记传到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

1986 年,杨尚昆从北戴河回来问赵紫阳:“耀邦同陆铿的谈话 你看过没有?”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 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 人!”

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实,由于老人们认为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换下来。 1986 年春天,胡耀邦到赵紫阳家说,邓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邓 小平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 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邓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 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胡耀邦当时是接受的态度。胡耀邦还对赵紫 阳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赵说:“我虽比你小几岁, 但我们俩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在 60—70 之间),没有你下台我接的 道理,可以让启立来接吧。”胡说:“让启立马上接还不行。”赵说: “能否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来轮流主持、轮流值班。”胡说: “这个意见好。”

赵紫阳认为,事实上,邓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中顾委主任, 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耀邦换下来,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 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很天真,只理解为年轻化,没有理解邓这次谈话更深的含义。1987 年 1 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 由于陆铿谈话和学潮,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 渡变为强迫他辞职。

赵紫阳事后对本书作者说:

小平本来对耀邦很好。闹成这样的结局是两人的政见不一致。主 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清除精神污染沿袭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 陆铿谈话是导火线。“八六”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 把耀邦拿下来。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小平 一直是信任我的。他认为“六四”才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 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经历耀邦那么长的过程。他和耀邦是几年的 积累。他对耀邦信任一年一年的减少,最后完全不信任。

有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邓小平退休。在一 次小会上,邓小平自己提出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其它人都挽留,唯 独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这个“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们的 众矢之的。这大概是陈丕显在天津大讲邓小平是我党领袖的原因。老 人们不让邓小平退休,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在他们心目中有地位,第二 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 免都要退下来,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 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1986 年《深 圳青年报》发了一篇《欢迎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曾引起了北京高 层的强烈不满。1986 年 12 月,新华社社长穆青在国内工作会议上还 说过这么一段话:“这次中央讲到,学生闹事很值得反思。原来没想到闹得这么大。为什么?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深圳青年报 登出《欢迎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还发了这篇文章的反应消息......” 后来,《深圳青年报》被查封了。

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 本书作者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 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

这只是赵紫阳的个人看法。到底胡耀邦下台与他赞成邓退休有没 有关系?1986 年 5 月,邓小平同胡耀邦谈十三大人事安排(就是赵紫 阳说的那一次,即邓想通过缓和方式把胡换下来的那一次谈话),耀 邦说:我已过 70,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 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要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 到时候再说。耀邦由衷地赞成(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注 5, 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45 页)。在那次“生活会” 上,有人说胡耀邦“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为此,胡耀邦多次辩 解:“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的私下谈话,当时很赞 同。”

胡耀邦是老人政治的牺牲品。他虽然名义上是中共中央的一把 手,实际上他必须听命于一批老人。这批老人有邓小平、陈云、李先 念、邓颖超、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这批老人中 最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还有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军委 主席,是这批老人的核心。一些重大事情,只要邓小平、陈云看法一 致,就定下来了。李先念的发言权仅次于陈云。其它老人可以和邓、陈交换意见,沟通信息,他们的意志以影响邓小平、陈云的方式来体 现。身处第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是名义上的,他们是为这些老人 办事的(赵紫阳称自己这个总书记是“大秘书长”)。如果他们使老人 们称心如意,他们的位子就可以坐稳。如果老人们不喜欢他们,随时 可以换下来。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在改革问题上一个比较开放,一个 比较保守,两人的意见经常不一致,这使第一线的领导人更难了。这 两位老人都下能得罪,使得名义上的领导人处于“一仆二主”的困 境。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谈到在老人政治下他的困难处境,他说:

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 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 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 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 了再开。”陈云听后自言自语地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 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紫阳只 听邓的,不听我的。”两个人难办,三个人更难办了。

胡耀邦也说过:“常委会很少开(李锐问:为什么不开?)。小平 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我一年去一次陈家。”(李锐:《耀邦去世前 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37 页)可见,胡 耀邦当总书记时,和赵紫阳说的情况差不多。

从十二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老人政治的情况。赵紫阳对 本书作者说:

外面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 鹏当总理也不让万里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 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 安排小平委托“六人小组”,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 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 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 “六人小组”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 “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 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 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 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 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 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 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传说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 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万不能进常 委后,邓曾和我交换过意见,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 诉薄一波。“六人小组”也不赞成。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 “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 问,作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

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六人小 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赵紫阳还说:

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 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 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 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 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 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

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 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 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

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 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 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 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 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赵紫阳说,老人政治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 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国家。这个 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马上得天下”造就一批“开国元勋”。建国 以后,“开国元勋”就转化为“镇国公”、“护国公”,就会有“元 老院”。“元老院”里的“镇国公”、“护国公”们,真正掌握着国 家实际权力。他们中的多数人只会打仗,不会建设,所以还是“马上 治天下”,即靠镇压手段维持稳定。只要这些“镇国公”、“护国公” 健在,老人政治的状况就不能改变,“革命党”也就不可能转变为“建设党”。老人政治使得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分离,潜伏着深刻的政治 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在第一线工作的名义领导人就是牺牲品。胡耀 邦牺牲了,下一个该是赵紫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多年了.老人们不可能长命百岁,老人 政治总是要结束的。江泽民恰好赶上了老人政治结束的开端。他是幸 运的。

第三节　胡耀邦下台与胡赵关系

国内外有一种舆论认为,赵紫阳对胡耀邦下台起了推动作用。吴江在《十年的路》中写道:

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 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 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这就是把两个严重 的罪名加在胡耀邦头上。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 的道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 和确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 题”,恰恰为别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吴江:《十年 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香港,1995 年,第 210 页)

吴江在他的这本书中说,赵紫阳向邓小平、陈云亲自写信,责怪 胡耀邦对国务院工作干涉过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现在两老还健在, 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极严重的,非同寻常的指控。说这 封信后来在胡耀邦下台时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由薄一波宣读了。

还说,胡耀邦不仅面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挑战,也面对来自赵紫阳方面 的挑战(同上书,第 198—199 页)。

阮铭在他的《邓小平帝国》一书中也谈了和吴江类似的看法。

1995 年 12 月 16 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 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 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 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 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 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 1983 年我和陈云联合起 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 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 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 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 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 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 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 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 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 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 年 5 月 20 日访欧前夕

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 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 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 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

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 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 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 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 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 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 就很难说了。早在 1984 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 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 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 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

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 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 1984 年我给邓写过信,告 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 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 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 解。我在这个处境下他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 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 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 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 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 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 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 年 12 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 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 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 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 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两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 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 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 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 年 3 月 5 日,我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 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我谈话的内容。他说:

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 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 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 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 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 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 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 里连招呼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 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

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 明“有间”,有一条缝。上面有一条缝,下面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 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 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两人找来做团结的工 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 做。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 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

任仲夷说他们两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 “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 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连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 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 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 1983 年,胡作了一个 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 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 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 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 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 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 。

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人的性格也不同。 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 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有胡那么 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 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权谋较少。赵善于保护自己 (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 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 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 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赵想取代胡。

1983 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连 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也有不同。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 四”以后他才放弃这个观点)。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 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 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因此,老人们也许有 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 1986 年政治改革的 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反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 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 1989 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 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 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 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 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 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 化大革命的土壤。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 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 紫阳当时不得不听。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 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 年 10 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 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 1987 年 7 月 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 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 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 框框。“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 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 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看法。 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 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

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 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 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 出了批评。1986 年 9 月 28 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 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 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 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 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 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 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 209 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 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 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 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不管是不是分管政 治改革,胡耀邦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 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第四节　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 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 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 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 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 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 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 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 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 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 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 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 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 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 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 一次又一次地冲突。邓力群说过,自 1978 年以来,逢双年资产阶级 自由化泛滥,逢单年马克思主义者反攻。

1987 年是单年,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反攻的时候了。

学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马,一批著名人士被开除党籍,造成了 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知识界的一些曾发表过过激言论的人颇感紧 张。

比较敏感的新闻界,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1986 年 12 月召开的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社长穆青作了长篇报告。他分析这 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因时说:“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宣传战线软弱无力。舆论界是不是真正掌握在党手里?有些报纸 让出了阵地。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小平同志离休》,还发表了这篇 文章的反应消息。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和小平同志商榷》。新闻自由是上海一家大报提出来的,我不同意。马达(注:马 达是一位老报人,上海《文汇报》总编,主张新闻自由)要和我辩论。 好嘛!我应战!”“有人攻击我保守,说我们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 至有人说,我们跟中央跟得太紧了,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长郭超 人插话:感到很光荣!)。有人把新华社看成官方警察,这没关系,总 比同流合污好,总比赶时髦好!”“党的舆论工具如果掌握在胡涂人 手里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手里,只能搞自由化。”“我们的舆论阵 地不能落在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里。他们 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198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 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按照历年形成的传 统,元旦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一年工作的基调。

1 月 28 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 “宽松、宽容、宽厚”的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 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 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 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1 月底,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局,加强了对报刊和书籍 出版的管制。

1987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 1 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 1986 年 12 月 30 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的谈话。邓小平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强硬的。他说:

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 化。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一个人 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 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 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可以保留。王若望猖狂得很,早 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 淆黑白、造谣污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了 吗?难道中国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势没有因此而 变坏,我们的名誉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 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 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 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反对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 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 邓小平这个讲话一传达,各级党组织马上行动。这次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但广大群众没有像往常政治运动那样响应。群众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着自己直观的理解,当时流 行着一首诠释“四项基本原则”的民谣:

民主不能大,
自由不能化,
政府不能骂,
小平不能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民主,但反对“大民主”。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展以后,又和改革开放发生了碰撞。 有些地方,在反对自由化的过程中,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削弱党的

领导,又退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了。1987 年我到重庆采访时,得知 这个城市一夜之间,让几十个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退回到党委领导下 的厂长负责制。

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资大量减少。1984 年到 1986 年,实际利用外 资平均每年递增 48%。1987 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观望不前。到下半年经 过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结果,这一年实际利 用外资此上一年只增长 16%,比前三年平均增长率少了 32 个百分点。 有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外资项目也暂时停顿。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 1 月下旬两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的公开信,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这两封信签名的 中国学生来自 100 多所大学,共有 2150 多人,其中 701 人用真名真 姓。当时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和一批华裔学者,也写信 到北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批评。

左派们不顾改革开放的大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越战 越勇,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只能单枪匹马地 直接面对左派的进攻。

当时,中纪委书记王鹤寿起草了对若干党员处分的决定草案,要 求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开除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 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 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王 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在座位上欠了 欠身,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两位老理论家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 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 天不讨论了。”苏绍智的党籍这次没有开除。

对于如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和邓力群发生了一次 冲突。这个冲突是围绕着起草中共中央 1987 年 4 号文件展开的。

所谓 4 号文件,就是《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 通知》。这个文件最初由邓力群主持起草。邓力群力图把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乡社会生活 的一切领域。胡启立对邓力群这个稿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建议 赵紫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赵紫阳知道,如果提交书记处讨论,在 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一定会获得通过。他把这个稿子压下 来了,而是让鲍彤组织人起草了另一个文件。

赵紫阳、鲍彤起草的文件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 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 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 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 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 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起草完了,赵紫阳没有把文件立即交书记处讨论,而是先送给邓 小平看。邓小平看了表示同意,他才召开书记处会议。他说:“这个 文件小平同志已经看过,同意了,请大家讨论。”有邓小平的明确态 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也无法反对了。

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发出了 《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 4 号文件),从 而阻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

八年以后,即 1995 年,赵紫阳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就这个阶 段的情况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 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 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 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 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多次讲过不当总 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 时不可能为胡耀邦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 来就不错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胡耀邦下台后,启立 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易 了。

赵紫阳想把反自由化运动控制住也很不容易。邓力群等这股力量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经动员起来,这股 力量就不甘心受到“4 号文件”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他们千方百计 地打破“4 号文件”的框框。最典型的是涿州会议。

4 月 6 日到 12 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 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 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其内容远远超出了 “组稿”的范围。参加会议的共有 120 多人。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 大多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坚定的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 示,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 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百羽阐述了从 1979 年 3 月到 1987 年春天, 共有五个回合的斗争。马仲扬强调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 “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 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 100 多个人。并且 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 干个“大批判组”。

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 号文件”的范 围,派人调走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

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就 此狠批了王忍之一次。赵质问王:“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 “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 偶尔失言。”(实际上,“第二次拨乱反正”是邓力群说的)赵还批评 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 精神状态?”

赵紫阳能够如此严厉地批评王忍之,是因为心里有底。邓力群等 一批人把改革以来的曲折总结为“几次路线斗争”,把陈云阵线作为 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 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 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要赵紫阳开一个会,剎一剎左派的威风。当 时赵紫阳要出差,说出差回来就开会。邓小平说,先开会。赵紫阳放 下出差的事,5 月 13 日就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 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四五个月了。 在全党的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他虽 然讲,决不能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还要深入、健康、持久地 进行下去,但他却说“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 空气搞得很紧张......,而是......”“而是”什么呢?是学习,是正面教 育,总结改革的成绩......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上虚晃一枪以后,他谈到问题的实质:“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 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 持,而且要加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 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 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 大忙?”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指出了“近来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对改革 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观点”,批评了“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 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 济领域”的看法,批评了“有人要打破 4 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倾向,然后说:“试问, 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 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 4 号文件 ‘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 也是违反纪律的。”

赵紫阳的“5·13”讲话,使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来了个急 剎车。左派对这个讲话十分不满。直到赵紫阳下台以后,他们才出了 这口气。1989 年春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有一篇批判赵紫阳的文章 写道:“赵紫阳同志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 1987 年 5 月 13 日的一个重 要会议上的讲话(即‘5·13’讲话)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一下改成反‘左’。从这以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就来了个 大逆转。”(《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载 1990 年 2 月 14 日《人民日报》)

赵紫阳乘胜撤掉了左派的重要阵地—中央研究室,还将他们的另 一个阵地《红旗》杂志更名为《求是》杂志,使它的影响力大大缩小。

赵紫阳 1996 年向本书作者介绍了 1987 年春夏的形势。他说:

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 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那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 按他们那种搞法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 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 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余地......反 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 往上送啊,中纪委的有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 了。还好,我跟小平彻底谈了一次。小平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 比较紧。听了我的谈话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 的“5·13”讲话。

反自由化的刹车,为“十三大”的准备工作造就了一个比较宽松 的政治环境。邓小平又调整了天平的砝码,使得十三大在“反左”的 气氛中召开。

胡耀邦下台后没有政治局常委,由赵紫阳领头的“五人小组”负 责日常工作。邓小平又委托一个“六人小组”筹划“十三大”的人事 安排。六人小组由薄一波领头。开始提出政治局常委由七个人组成: 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万里和田纪 云是邓小平提名的,他提这两个人是想加大改革的力量。但是,“六 人小组”在征求意见时,老人们对万里和田纪云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只好作罢,常委只好由五人组成。田纪云 2004 年 6 月 9 日会见《炎 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成员(本书作者是其中之一)时说,在定十三大 政治局常委时,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中央委员投票,票 数最多的前七名是常委。有些老人不同意,邓小平也没有坚持。赵紫 阳也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常委轮流主持。 这个设想也没有实现。

十三大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前进》的政治报告中。十三大的报告开始由胡耀邦负责准备,胡下台 后由赵紫阳接着准备。1987 年 3 月 19 日,赵紫阳就起草十三大政治 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赵在这封信中列出了报 告七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内容。他在信中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以此来立论,有可能避免左右两种 倾向把这个大问题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 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有好处。邓小平阅后在这封信上批 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 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 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 主义高级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这个理论的提出,使得 党的领导者既可以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减少了政治风险,又可以采 取一些原来认为的一些非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后来,老百姓 也看到了初期阶段理论的实质,说“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后来,又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代替“初级阶段理论”。其实,这两个理论的实质是一样的:既要举社会主义 的旗帜,又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在“社会主义”前面加 上“有中国特色”几个字,就可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框。十三大 的政治报告总结和吸收了改革八年来所有的成果,提出了“国家调控 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说,这比 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前进了一大步。

1987 年 10 月 25 日,在十三大上,赵紫阳作了上述政治报告, 引起了广泛的好评。

在组织上,十三大确定了比较年轻的领导班子。邓小平不参加常 委,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赵紫阳坚持要求邓进常委, 可是邓没有采纳。赵紫阳为什么坚持邓进常委呢?他向本书作者解释 说,这有两点理由,一是邓小平还是要管事的(邓小平本人向赵表示 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六四”前群众中有人 批评邓“垂帘听政”,说明赵这种想法不是多虑);二是在很多老人 还在的情况下,邓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份量太轻,总书记很难当。 邓小平虽然没有进十三大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内部决 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变。”

十三大决定赵紫阳由代总书记成为总书记,继续当他的“大秘书 长”。江泽民、李瑞环第一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乔石、芮杏 文,阎明复是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是候补书记。

十三大还有一个插曲,这就是邓力群落选的事。 由于邓力群持保守态度,党的上层一些老人很看重他,胡耀邦下台后,陈云阵线想推他当总书记。王震按照陈云的意图四处活动。有 一次王震和赵紫阳谈起十三大的班子,赵紫阳说,我还是当总理。王 震说:“对,你还是当总理好。”他就怕赵紫阳占了总书记的位置,赵 紫阳这个承诺正中他下怀。王震还找一些人谈话为邓力群拉选票,顾 卓新是被王震拉拢的人之一。顾卓新不买王震和邓力群的帐,把这个 内幕活动告诉了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温济泽也告诉李锐 同样的情况。

李锐思想开放,力主改革,和邓力群在思想上势不两立。邓力群 私下串联想当总书记的事,使李锐大为震惊,如果让王震这样的活动 继续下去,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陈云的后台,最后邓小平也不得 不同意。“左王”一旦当了总书记,改革一定要受到重大损失。李锐 和邓力群在延安整风时还有一段旧帐。当时李锐被打成特务。他的前 妻范元甄也被隔离审查。负责审查范元甄的是邓力群。范元甄是延安 “四大美女”之一。邓力群乘人之危,藉审查之机,向范元甄泄秘讨 好,花言巧语,勾引通奸。这事被发觉后邓力群和范元甄都挨了批评。 杨尚昆主持批评他们的会议,会上还作出了一个对邓力群批评很严厉 的文字结论(《1945 年 1 月 31 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 尚昆同志讲话》)。范元甄后来把这个材料抄下来交给了李锐。李锐把 这个材料一直保存在身边(李锐向本书作者展示了范元甄亲手抄写的 这份材料,好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李锐从顾卓新和温济泽那里得 到消息后,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抬头是“送紫阳并转小平同志”。

这封信一开头就写道:“邓力群同志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当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封信揭发邓力群几个问题:一、一贯抵制改革开放的方针;二、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三、思想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表现理论水平低下。

此外,李锐还重提延安这段往事,附上了《1945 年 1 月 31 日中 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信的后面还说:“最 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 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 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 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

李锐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鲍彤,由鲍彤送到赵紫阳手中,赵紫阳转 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批了三条:一、撤销邓力群的职务;二、保 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三、李锐同志不要算旧帐。胡启立向李锐传达时, 只传达了一、三两条.怕李锐不饶,继续写信,第二条没传达。

当然,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赵紫阳 把邓力群提出的“第二次拨乱反正”的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对这 句话很反感,他怕邓力群当总书记后,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 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云对邓力群没当上总书记很不满意,他说:“这都是李锐和鲍 彤搞的鬼!”

邓小平虽然不同意他当总书记,但出于平衡的考虑,要赵紫阳做工作,让邓力群选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由于是差额选举,邓力 群被“差”了下去,连中央委员也没有选上。后来又把他安排到中顾 委,想让他当中顾委常委,又被“差”了下去,只当一名普通中顾委 委员。在中顾委常委落选时。邓力群流下了眼泪。

胡耀邦虽然下了台,受了批判。但十三大的选举却出人意外。在 选举中共中央委员时,胡耀邦得了 1800 多票,只有几十个人没投赞 成票。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选政治局委员时,胡耀邦得票 166 票(全 票为 173 票),在没有投他票的 7 人当中,有胡自己的一票。与此相 反的是,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邓力群只有 85 票(全票是 187 票), 落选。胡乔木勉强选上了,也只有 135 票。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得票最 少的两个人。中顾委选举结束后照相,临时撤去了为邓力群准备的座 位(为中顾委常委准备的),胡乔木最后走过来,脸如死灰,没有人同 他打招呼。

十三大是开得很轻松的,我当时作为记者采访这个会时,亲身感 受到这种气氛。在新的政治局常委的记者招待会上,五个常委一个个 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赵紫阳回答记者 们的问题时,机智、大胆、幽默。经电视转播后,群众也很满意。公 共汽车上人们兴奋地议论,说这次记者招待会有点当年陈毅外长举行 记者招待会的味道。 

第六章　国殇—北京政治风波

1986 年的学潮平息，1987 年的胡耀邦下台，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剎车，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为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子开辟了新的空间，但由于政治体制的掣肘，使市场化的改革开始走上了“权力加市场”的歪路。中国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深。到 1989 年春天，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第一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88 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3 月 25 日到 4 月 13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到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所谓双轨价，就是同一种商品两种价格：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这是改革初期对价格“压住一头、放开一头”的结果。

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出来讲价格改革，使人们感到，中国将要迈开价格改革的步伐。

8 月 19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8 月 19 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潮。

当时群众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 200 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 500 盒火柴，广州一女士扛回了 10 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咒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群众推倒。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 7、8、9 这三个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 300 亿。

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 4000 亿元。仅仅少增加 300 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

就是这 300 亿，使得号称“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也不得不临阵退却。8 月 30 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 5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 3 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如果价格闯关不退却会怎么样呢?多年计划经济造成的隐性通货膨胀会释放出来，物价到底会涨多高是很难预料的。随着物价飞涨，社会会不会失控，也是难以预料的。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 月 26 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治理整顿必然造成经济滑坡。治理整顿这剂猛药，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也造成了连续二年的市场疲软。全国零售物价指数，1989 年为 17.8%,1990 年为 2.1%,1991 年为 2.9%。经济增长率由 1988 年的 11.3%下降到 1989 年的 4.1%,1990 年继续下降到 3.8%。商品滞销，库存增多，企业停产，职工下岗。

治理整顿必然使改革倒退。治理整顿的大刀首先砍向了改革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邓小平还要各级干部用党籍保证把乡镇企业压下来。但强行压缩对乡镇企业要造成很大损失，当时我到大连市郊区采访，乡镇企业干部用激烈的言词指名道姓地批评邓小平压缩乡镇企业的说法。治理整顿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宏观调控”。谁来“调”，谁来“控”？中央政府。靠什么调控？靠行政手段。政府职能强化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增多了，企业自主活动的空间减小了。4 月 3 日的上海 《世界经济导报》一版头条标题是《以改革指导整顿，还是借整顿算改革的总帐》，文中说：“现状促使更多的人在深思：把各种帐都算到改革份上，通过治理整顿的办法使其寿终正寝。还是将改革作为统揽全局的总方针?”

经济大滑坡，改革大倒退，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几年以后，当时主持国家体改委工作的安志文向本书作者谈起当时的情况。他曾对赵紫阳说，治理整顿这个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改革出了什么大问题，需要纠偏。他建议还是用“十三大” 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 的提法。当时赵紫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1993 年，安志文去看望在家中赋闲的赵紫阳。赵紫阳对他说:“你当时认为治理整顿的提法不妥，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有点问题。”实际上，治理整顿所采取的作法正是和陈云的经济思想一致。邓小平在政治上很强，但经济上一出了问题，还得听陈云的。陈云阵线正是以“纠偏”的方式算改革的总帐，邓小平还要为陈云张目。

物价闯关失败，改革进退维谷。人们惶惶不安。1989 年 4 月 27 日，我参加了《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年轻学者在发言中惶惶然地问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向何处去？

当时人们感到最大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刺激经济活力的同时如何保证社会公平的问题没有解决。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由于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起作用，有些人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发出种种怨言和牢骚。这些怨言和牢骚也的确有它的理由，因为相当多发财的人不是靠诚实劳动。当时政策漏洞很多，法律很不健全，是与非、法与非法的界限不很清楚。那些过去被人们看成是胆大妄为的人，现在充分利用这个社会条件从事种种商业活动，大发其财。当时反映这一情况的民谣很多。例如：“提了一批吹牛拍马的，富了一批投机倒把的，穷了一批奉公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

第二是共产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正是“双轨价格”价差最大的时候，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 800 元，市场价格 1600 元。商品越短缺，价差就越大。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率、外汇汇率都是双轨的。为了得到计划价格商品、贷款和外汇，不法分子向掌握商品销售权、贷款权的人大量行贿，普通人则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干部子弟则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得到计划价格商品后，按市场价格出售获取暴利。当时社会上对赵紫阳，邓小平的儿子的传说也很多。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卖彩券，是指邓朴方当总经理的康华公司为残疾人募捐，群众怀疑其中有借残疾人的名义为个人谋私的情况。后来邓小平下令清查，公布的清查结果说是康华没有大的问题，但邓小平还是下令把康华解散了。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有此一说，1988 年彩电供应极为紧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计划价格的彩电到市场上卖，可以赚上千元，但据新华社陕西分社调查，赵的儿子最后没有倒成。

第三是经济秩序混乱。第一种表现就是全民经商：党、政、军、民、学都做起买卖来了。民谣唱：“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没有制度约束，法律很不健全，市场秩序十分混乱，不少人混水摸鱼。第二种表现是地区之间经济封锁、经济割据，并且开展“经济大战”。当时原材料短缺，为了不使本省的原材料外流，在地区在边界上封关设卡。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还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的边境检查。统一的市场被分割，全国整体优势得不到发挥。

第四是改革停滞不前，进退维谷。首先是农村改革停滞。农村改革从 1984 年以来没有什么进展，粮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怨气很大。城市改革局面难以打开。物价闯关失败以后，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之一的双轨价格，既不能退到以计划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又不能前进到以市场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原有的计划管理已经不起作用，市场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无力。国有企业越来越困难，报纸上经常有厂长们发出的要求企业自主权、改善经营环境的呼吁。改革方向不明。就企业改革而言，放权让利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希望。价格闯关失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事也只好搁置起来。

在改革进退维谷之际，对改革的不同看法也就多了起来。“文化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气冲冲”等等抱怨改革的民谣广为流传。

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被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淹没。1988 年和 1989 年是群众中传播顺口溜最多的时候。在火车上，在食堂里，在茶馆，在军营，在朋友相聚时，在党支部生活会上，都是牢骚，都是怨言。彷徨、烦躁、不满的情绪在蔓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活改善了怨气却多了。为什么？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群众不满的原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正之风；二、分配不公；三、物价上涨；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对腐败现象，群众深恶痛绝。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评最集中的就是腐败现象。

偏偏这一年交通事故特别多。接连几次大的铁路事故，铁道部长丁关根不得不引咎辞职，但他辞职后，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发生了上海真如车站两列客车迎面相撞的重大事故。飞机、轮船也事故频频。民谣又传开了:“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

1988 年夏天，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总书记赵紫阳老母的坟被挖，遗体被盗。他母亲是 1976 年 80 岁时在河南老家病逝的，葬在河南。 对赵紫阳不满的人挖了他的祖坟，这是中国人最残酷的一种报复手段。这对赵紫阳的精神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他却不动声息，要河南省“淡化处理”。人们认为，这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

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每一次革命都有明确的依靠力量，尽管每次革命都有强大的反对力量，但由于有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所以取得了胜利。这次改革也是一次革命，现在各力面都有意见，到底谁是改革的依靠力量?

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在三月一个会上说：“1988 年是难忘的一年。1989 年是难过的一年。”

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现在社会问题如此突出，是因为 70 年代末政治改革(指粉碎四人帮及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开辟的资源已全部用尽。于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空前活跃起来。

自 1988 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他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批评“清除精神污染”，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倡“全盘西化”。他已经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成了中共中央特别注意的危险分子。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经常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虽然发行量只有十多万份，但由于大胆地批评时政，在知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1988 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张显扬、许良英等人经常应邀到这些地方发表演讲。他们或含蓄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

12 月 7 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20 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进入 1989 年，民主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政府也越来越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掌握了他们的一举一动。

1989 年 1 月 6 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此时，不少人要求释放魏京生，有人为魏京生家属筹集资金。

1 月 28 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这次活动引起了政府的高度注意。

2 月 4 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 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2 月 13 日，由诗人北岛发起、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 33 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 40 周年和五四运动 70 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这封信发出后，政府以新华社记者访问司法部负责人的形式作出反驳:“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京生，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

各单位向职工传达说，冰心签名是受陈军等人的蒙骗。陈军拿着吴祖光的介绍信到冰心处，说是帮助党稳定局势，搞大赦。冰心后来说:“我以为是为中央补台，现在糟了，还影响了萧乾。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的名字摆在前面。”

2 月 26 日，张显扬、李洪林(80 年代初活跃在北京的理论家，后调福建社科院)、戈扬等 42 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

3 月 8 日，王淦昌、许良英等 42 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上述公开信各国报纸都广为刊载了，连苏联、东欧的报纸也登了。袁木在 3 月 14 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关于这几封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信时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因此不存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

中共中央向各单位的职工传达时说，这几起签名背后都是美国支持的。

美国是否支持这几起签名无法核实，但是，美国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确有其事。 2 月 25 日，美国总统老布殊访问中国。26 日晚，他在长城饭店举行得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几名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出席。他们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经济学家苏绍智、文艺界著名人士吴祖光。老布殊到别人家里作客，邀请主人不喜欢的人，主人当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请的人当中，除方励之外，其它四个人都出席了。方励之接到请帖后乘车去长城饭店。途中车子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扣下。方改乘出租车，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他又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

方又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这位外交官用外交车把方励之送到香格里拉饭店的新闻中心。在这里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第二天在家里又开了记者招待会。

28 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殊的晚宴事发表谈话。3 月 1 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晚宴事件使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了。

这种矛盾的公开化，本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意愿。有了公开化才有合法化，有了合法化才能组织化，有组织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政府的态度是：绝不让步、绝不迎合。政府认为：“迎合只能搞乱政局，一让步他们就得寸进尺。我们要作中流砥柱，要对历史负责。”当时单位传达一位中央领导人的话说：“搞万人签名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搞签名呢。”

政府这种强硬态度与东欧形势有关。当时东欧正处在剧变之中。南斯拉夫提出不要垄断政治，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乱。波兰提出政治多元化，由一党执政变成了三党竞争(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雅鲁泽尔斯基一度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这时又承认其合法地位，团结工会力量迅猛扩大，全国 1200 万工人中有 900 万参加团结工会。 2 月 12 日，匈牙利宣布 1956 年的骚乱是人民起义。这使中国十分被动：当年是中国共产党劝苏联出兵镇压这场骚乱的。对东欧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密切注意，接连开会研究对策，防止东欧的事态波及中国。

在内地政治情况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西藏又出现了不安定的情况。达赖计划在“起义”10 周年(3 月 10 日)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3 月 5 日，拉萨出现了骚乱。中央政府对拉萨实行戒严，这在当时已经比较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又增加了一分紧张。

如果说，1988 年秋到 1989 年春，改革进退维谷，政治上两种看法的分歧已经公开，那么，最关心时局的青年们却在寻找，在探索，在彷徨，在躁动不安。1989 年 4 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 50.2%；21.8%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12.3%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 年，北京，第 14 页)。 真实情况要比这组数字严重得多。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釆，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但是，热得快，凉得也快。经过一轮一轮的寻找和追求之后，青年们心中还是一片空虚。他们烦躁和不满现实。他们对师长们(方励之等)批评现实的言论狂热地信奉。他们有爱国的激情，渴望改变中国的现状；他们无牵无挂，无所畏惧；他们思想单纯，又容易冲动。他们是社会上“着火点”最低的一族，一个火星就可以把他们点燃。

1989 年是“五四”运动 70 周年、建国 40 周年、改革 10 周年。有人提出反思 70 年，有人提出反思 40 年，也有人提出反思 1O 年。 这些“反思”是要对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 10 年改革从根本上提出质疑。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对新闻界发出指示，要引导舆论。

1989 年春天，北京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一点点火星就可能引起爆炸。

第二节　导火线—胡耀邦逝世

4 月 15 日，早晨 7 时 48 分，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享年 73 岁。

他是 4 月 8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的。不久前他到广西作过调查，在政治局会上可能有些话要说。但开会不久，他伏案举手示意：“紫阳同志......”立即呈心脏病态。有人马上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硝酸甘油片为胡急救，并立即送医院抢救。但后来病情恶化，过了几天就逝世了。

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胡耀邦是因反自由化不坚决而下台的，是被一批顽固老人不公正地整下台的，人民为他抱不平者很多，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冤案。在当时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中，这样一个人逝世，终于成了一场重大政治风波的导火线。当时很多人断定将有重大事情发生。总编辑喻权域让我多注意一些社会情况，多往外面跑跑。我是几个月以前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到总社工作的，由于还没有分到房子，就住在 9 号楼招待所 1015 室。家属还没有来。9 号楼是记者招待所，在这里经常接触到第一线回来写稿的记者，是一个消息很灵通的地方。我想起了一位西方记者的一句话：“历史将在我眼前爆炸。”因此，平时不记日记的我，开始记了比较详细的日记。目的是不让在我眼前发生的“历史爆炸”逝去。为了把今天的读者引入当时的情景，在此摘引我这段时间的日记，同时把事后了解的情况作为日记的背景。

4月16日 星期日

听说一些大学里出现了大字报。今天下午，我和田学祥早早地吃了晚饭就骑自行车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去看看情况。在人民大学，果然贴出了不少大字报。一张大纸上画了一根点燃的红蜡烛，旁边写道:

　　心线正直表里通红浑身是火
　　一生光明风吹不熄泪落始终

还有一张大宇报写道:

该死的不死 不该死的死了

该死的是指那些整胡耀邦的老人。有的大字报主张“五四”搞大的政治活动: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岁在五四
　　天下大吉

署名“悲夫”，题为《悼胡公》的藏头诗大字报写道:

　　悼君唯怨是非多
　　胡公又奈邓公何
　　耀目曾经华夏客
　　邦国何事恁蹉跎

如果说上面一张大字报对邓废黜胡耀邦表示不满的话,后面的大字报就指名道姓地批邓了:

　　猫养七二鼠食尽民脂民膏最终猫成硕鼠
　　魂系民心呼喊捉鼠打鼠毕竟魂仍是忠魂

　　黑猫白猫 不抓老鼠 才是好猫
　　赌棍恶棍 只欺良民 不如拐棍

由于邓小平爱打麻将，有不少对联是用麻将牌的术语写成的:

　　借西风作胡胡公胡
　　抛四条伐民民十万
　　横批：去他妈的

这里的“四条”显然是指“四项基本原则”。

　　题：红不如黑
　　一红心开叫
　　点力不够
　　分配不好
　　同伴又不应
　　怎能成局?
　　三黑桃阻击
　　紧逼有方
　　诈骗有术
　　首攻也有利
　　居然进贯

这里的“红”是指胡耀邦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黑是整胡耀邦的人。另有一张署名“麻派子弟”的大字报写道:

　　开西风杠—杠出白板，众叹杠未开花
　　停红中碰—碰了四条，庄家胡是诈胡
　　横批：耀邦先生仙逝

这里的四条是指四项基本原则,“诈胡”是指整胡耀邦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段。

还有一些直接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如《×××政绩累累》列出邓小平十大罪状。 另有一张大字报写道:“......耀邦被贬后的中国政坛，在‘年轻化’的幌子下，杨尚昆摇晃着硕大的身躯，以高于前主席两岁的高龄出任了国家主席，大批‘太子党’、‘秘书班子’占据了党政要位，新总理继承‘父’业，腐败之风日益猖獗，官倒官商治而更甚(康华整顿结果‘毫无问题’)，全国空气沉闷不堪，改革可信程度猛降，人们从失望到绝望。……”

政府看到悼念胡耀邦的势头不对，担心出事，就提出了种种限制措施。中共中央向各省发出电报，追悼会原则上不让北京以外的人参加，规模限 4000 人。但是，这种作法却更激怒了群众，使不满情绪升级。

4月17日 星期一

同事中传说自发往胡耀邦家中悼念的人很多。我干完自己的工作之后，骑车到胡家。胡家在府右街路西的会计师胡同25号，是一座四合院。胡同里停满了汽车，上下车的人都带着泪痕。我在这里不到半小时，就有七八十个人来到这里。杜近芳、王昆和红线女的儿子三人乘一辆红色小轿车。送来了一束鲜花扎制的花圈。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带着夫人从一辆“奔驰”(香港称“平治”)280(车号 A03—0227) 上擦着泪水走了下来。

四合院里摆上了两张签名桌，桌上的五个签名簿上留下了悼念者的名字。屋里设了一个灵堂，灵堂前摆满了悼念的人送来的鲜花和花圈。当中花圈的绶带上写着李昭率子胡德平夫妇和胡德华夫妇。来这里悼念的人鱼贯而入，一批人在灵前默哀鞠躬后离去，另一批人再进去。

据警卫人员说，这两天来悼念的人很多，都是自发来的。他希望新闻界不要张扬，否则这个小胡同承受不了。

从胡家出来，沿府右街南行折东到天安门广场。正碰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生结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不到一千人。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前高呼口号：“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法制万岁!”“教育救国!”“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打倒贪官污吏，清除腐败现象!”喊完口号后高唱《国际歌》。围观者很多。不少外国记者对着学生摄像。

纪念碑北侧有九个花圈。纪念碑上下挤满了围观的人。有人倚在纪念碑石栏上，手拿长镜头相机，等待着重大事件的发生。广场上到处都是警察。广场四周树林里停着不少挂着“GA”标志的汽车。

晚上有人在纪念碑前辩论。

这两天，除北京以外，全国很多地方都在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中出现了学生游行。这些游行提出的口号还不是很激烈的，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但是，学生们的情绪还在升温。

4月18日 星期二

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 他们向政府提出七点要求：

一、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即否定 1987 年 1 月对胡的批评）；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 

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 

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 

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 

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 

学生静坐时，不时有人向学生投掷面包。学生要求人大常委派人出来将这七点要求转交人大常委。一名学生因劳累过度在人大会堂前晕倒。这个文件后来还是被人接进去了。

事后，学生们将写有“中国魂”的巨幅标语挂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晚间，纪念碑前聚集了数万人(据说高峰时达十万人)。一名学生站在高处一条一条地宣读他们的七条。每念一条，下面一片欢呼。中间换了一个南方人念，下面听不懂，齐声高呼：“换人!换人!”南方人下去了，换了一个北方人念。

晚 10 时许，又有一所大学近千人抬花圈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 警车在旁维持秩序。警车上的喇叭用平缓而温和的语调不停地广播：“请向右走，注意交通安全!”

在人大会堂东门前用绳索拉了一条线，防止学生越过。见有越线的，警察就带着笑容说:“对不起，请后退。”

凌晨 1 点，人民大学近千名学生在新华门前要求和李鹏对话，提 出了 10 点要求。高喊:“李鹏，出来!”警卫战士手挽手构成一道人墙。学生们一面喊，一面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国歌”，还挑逗表情严肃的警卫战士：“笑一笑!”

“你们也唱一支歌!”有几人将鞋子和汽水瓶扔进新华门内。学生们三次冲新华门，都被警卫战士挡住。新华门前坐着的学生和围观者近万人。据从纪念碑那边过来的人说，有人站在纪念碑上演说，逐条批判四项基本原则，为他鼓掌的人很多。

凌晨 4 时，北京市政府开出宣传车，广播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说：“近几天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广大群众进行悼念活动之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张贴攻击、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 4 月 18 日晚，公然煽动少数人冲击中南海，打伤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提出种种与悼念活动无关的无理要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而是蓄意制造和挑起事端，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真正方向。”公告要求，悼念活动应在本单位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对那些打、砸、抢、冲、烧的违法和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

天亮了，新华门前人群逐渐散去，长安街交通恢复正常。

第三节　新华门前:警察和学生的冲突

自 4 月 16 日以来，虽然学生和政府在言论上对抗，但还没有发生冲突。到 4 月 20 日凌晨，警察为了驱散集结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和学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矛盾进一步激化。

4月19日 星期三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中央美术学院挂上了胡耀邦的巨幅画像。

画像两边写着“何处招魂 中央美术学院敬挽”。这幅画像高三米、 宽两米，在很远就可以看到。花圈、挽联、条幅、诗词，贴满了纪念碑四周。有人演说，有人朗诵诗词，有人认真地抄录。照相机的银光不停地闪烁，估计有上千台照相机在广场上记录当时的情景。今晚广 场上大约有 10 万人。

形势在升级。悼念活动的矛头指向了现任领导人。 广场上看的人比参加活动的人多得多(大概是十与一之比)，外国人不少。晚 9—10 时，东、西长安街上自行车如汹涌的大潮，涌向天安门广场。

10 点半，纪念碑前一青年宣布：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向西往新华门前进。沿途警察阻拦未遂。学生抵新华门。11 点半，举花圈的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在冲突中花圈被弄碎(有人说是警察撕毁的)。听到学生高喊：“警察无赖，警察打人!”

12 点，北京市公安局开来两辆警车，反复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要求大家 20 分钟内离开现场，不离开者后果自负。过了几个 20 分钟，人们还没有离开。

吉林分社记者王景和当时在新华门前，他回来对我说凌晨 1 点 钟，警察手拉手构成了一个三层包围圈。把学生围在最中间，同围观者隔开了。东西长安街交通切断，只准出，不准进。学生齐声高喊: “坐下，坐下!”“中国人坐下!”“警察坐下!”也有个别人喊：“警察跪下!”学生坐下以后高唱《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我是一个兵》。一位自称是北师大的学生指挥。他要求大家遵守秩序，让大家离新华门远一点。警察的包围圈不断向外扩展，把围观者向外边挤。

一位美国电视记者摄像，一名警察向他冲了过去企图制止。一名中国青年推着一辆自行车挡住。群众中一些人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

凌晨 3 点半，开来了大批警察(目击者估计有上万名)，从六部口到王府井全被切断。两个警察架一个学生，强行拖上汽车。

学生反抗，警察拳打脚踢，不少学生被打伤。5 点半，人群散尽。

王景和说：他没听到有人喊反动口号。去过高校的记者对我说：清华、北大、人大等大学都有很多大字报。北大三角地挤满了看大字报、抄大字报的人。

4月20日 星期四

大雨如注。

北京大学 600 多名学生步行出校，举行和平请愿，每个人都被淋成落汤鸡。

中央对胡逝世的处理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在政治上给胡以很高的评价，只字未提他的过失。葬礼安排仅次于毛、周、朱，比叶剑英略高。没有当作一名普通政治局常委处理。这些作法的本意是安抚民心，但却带来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在 1987 年要把他搞下去呢？为什么不公开承认当时的作法不对呢？”这是学生闹事的原因之一。何况，胡下台后，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了牵连，知识分子憋着一股怨气。

这两天人们谈论的还是昨晚新华门前发生的情况，有学生挨打的种种传说。政府坚持说没有打学生。群众更多的还是相信传言，不相信政府的说法。

4月21日 星期五

新华社昨天发出的短评和消息今天被所有报纸刊登，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署名“新华社评论员”的短评的题目是《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其中写道:“有那么一些人，借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他们发表煽动性讲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污损人民英雄纪念碑，甚至冲击新华门，打伤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他们明明白白地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而是在干扰正常的悼念活动。他们的行动已经越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对这样的违法活动，采取坚决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在题为《近300名学生冲击中南海》的消息中，说学生冲击中南海、打警察、喊反动口号等。

据说，这两篇稿子是经李鹏审定的。态度如此强硬，是想把学潮压下去。但是，事与愿违。

今天，新华社收到了300多个抗议电话。新华社内部也是议论纷纷，在办公室，在食堂，都谈论这件事。有的说，稿子歪曲事实，违反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有的说，写稿的记者无耻；有的说，这两篇稿子使我们大家都蒙受奇耻大辱。据说，社长穆青对这两篇稿子也有意见。但穆青在会上说，中央领导都挨了骂，新华社挨点骂算什么?

上午，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送花圈到纪念碑，高喊“新闻自由”绕场一周。中国新闻学院一学生挨打，听到“学生打警察”的报道后,，十分愤慨，所以到广场高喊“新闻自由”。他们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事实真相。科技日报、中国日报也送了大花圈。

4月22日 星期六

昨晚 7 时 45 分，我骑车到达广场。这里聚集了约 30 万人。纪念碑上有人演讲，每讲一句，下面就有人叫好。当讲到“公布官员财产”时，下面叫好声一片。有人撒传单。

纪念碑上挽联、诗歌很多。抄录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前排人的后背成了后面人放笔记本的“桌子”。

纪念碑东边围了一圈人。一个女的说:“新闻真实，有真实吗?”另一人接着说:“人家掌握了报纸、电台，你有什么办法？”社科院新闻所举着巨幅横标:“新闻要讲真话”，引起了一片欢呼和掌声。

新华社北京分社一辆采访车停在金水桥里面。一群人围住，一边用手敲着车，一边喊：“马屁！马屁！”

一位青年画家头上缠着一块绿布，上写“坏蛋”，在天安门前作画。

9 时回社稍事休息。11 点半我们又骑车从新文化街出来。路口有警察。汽车只准出长安街，不准进长安街。长安街上没有车辆，只有潮水般的自行车向东涌去，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在新华门前，外国电视台架起了摄像机。新华门附近的墙头、树杈上都是人。大家都等待重大的事情发生。到天安门广场，只见人比 8 点钟时少多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警戒线内挤进了一万多名学生，在那里静坐。

我正在观察时，突然一股人流从纪念碑向西北角的长安街跑去。我也沿人民大会堂东门骑车北去。原来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从西向东走来。从队伍的横标可以到，最前面的是南开大学，依次是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等 20 所大学。学生手拉手，五人一行，队列整齐，秩序井然。队伍两边，也是由学生手拉手构成两道防线，防止外人挤入学生队伍。队伍一边前进一边高呼口号。学生队伍一出现，两边的人群就欢呼、鼓掌。学生喊口号，两边群众呼应，气氛十分热烈。学生高呼的口号都写在白色的横标上：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打倒贪官污吏
　　抗议新闻欺骗
　　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
　　严惩凶手 保障人权
　　抗议新华社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真相
　　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科学 民主 人权 法制
　　新闻自由人民万岁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新闻界，良心何在？反对乱涨价
　　废除特权
　　警察打人 报纸电台骗人

学生队伍在经过长安街时，一位推自行车的外国人不停地用小本记录。一位青年调侃:“老外，你这么感兴趣，进去参加吧!”老外说：“我是外国人，我没有权利。”他说他是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

游行队经过新华门时出人意料地没有停下，径自向天安门广场开去。在纪念碑北面，按学校整整齐齐地坐了一大片。周围还是学生手拉手地围成一道防线，不让外人进入这个学生方阵。这支学生队伍大约有五万人。

这时已经凌晨 3 点。人大会堂东门静坐的学生已经散去并汇入纪念碑北的方阵。他们是来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

凌晨 3 点半，我沿西交民巷回来。同行的有几位卖汽水、卖煎饼的小贩。他们今晚生意很好，想必收获不小。他们轻快地蹬着三轮车，哼着小调。

4月23日 星期日

昨天上午同时有两个追悼会。人民大会堂里面是 4000 人的追悼会，在广场上是 5 万人的追悼会。两个会的情绪是对立的。

《新观察》主编戈扬在大会堂里面参加追悼会，出门时站在大会堂东门前，看到学生的情景，写了一首诗，题为《这边和那边》。

　　一片土地分成两边,
　　中间隔着暴力的墙。
　　这边是冷漠的冰山,
　　那边是真情的海洋。
　　耀邦的尸体在这边,
　　耀邦的灵魂在那边。
　　我们都是来自那边,
　　没有那边哪有这边。

黑龙江分社记者陈坚发昨天早晨 6 点钟去广场，看到学生还静静地坐着。7 点，学生队伍从纪念碑北转向纪念碑西，面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在转向的过程中和警察有点小的冲突。学生高喊“人民警察爱人民 人民警察人民爱”，警察让步了。7 点钟，广场戒严。7 点到 10 点，学生坐在场地上喊口号、唱歌。10 点钟，大会堂里面的追悼会开始，学生坐在广场上听广播、默哀。学生队伍秩序一直很好。

在电视上，只能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追悼会，看不到学生的活动情况。到下午才听说在追悼会快结束时，三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中央没人理睬。他们要向中央领导人面交请愿书，治丧委员会的两名普通工作人员要代为收下，他们不同意，坚持要面交。学生跪了半小时，中央领导人还是没有出面。有的说，学生不该下跪，太卑贱；有的说，中央领导人大无情。

开完追悼会后，胡耀邦的灵车经西长安街去八宝山。街道两边站满了送灵的人群。类似当年为周恩来送灵的情况。学生游行队伍跟在灵车后面。学生队伍走了两个多小时，各自回校。

学生的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学生募捐，很多人解囊相助。在办公室里，同事们谈了不少见闻。

戴国强在北太平庄看到从小汽车上走下一名妇女，向学生的募捐袋里丢下了100 元。一位老先生对学生说：“你们回去上课吧。”一位工人反驳说：“他们不游行，政府还听得见这些意见吗？”叶奇元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拿出10元一张的一迭票子丢进募捐袋。学生说:“太多了，太多了!”这位干部连连摆手，一句话没说，大踏步地走了。在前门的一个募捐点，一位个体户拿出1700 元，说:“就这么多了，全给你们吧。”(注：当时教授的月薪最高是800元)

4 月 23 日，赵紫阳赴朝鲜访问。李鹏送他到火车站，问赵有什么交待没有。赵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三是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没有讲不同意见。李回去后，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三点意见。邓说，就这么办吧。

第四节 “4·26”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胡耀邦追悼会前后，很多大城市也出现了大规模学潮。连学潮历来不激烈的天津，也出现了上万学生游行、几十万群众围观的情况。

新华社 4 月 22 日的报道中说,“今天西安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围攻陕西省政府大院，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材料，共烧汽车10辆，烧毁民房20多间……有 100 多名值勤的武警和公安人员被打伤。” 新华社 4 月 23 日发出的关于长沙的报道中说：“在长沙市五一广场、火车站及黄兴路等繁华地段，昨晚连续发生不法分子抢砸商店事件。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有 28 家商店被砸被抢，部分商店被洗劫一空。”新华社奉命报道部分群众的这些极端行为，为政府下一步采取强硬手段提供了根据。但是，驻当地分社记者和我们面谈的情况与报道很不一样。陕西分社老记者老何对我说，西安事件共死了 13 人, 其中 2 名警察、11 名群众，死者中还有中学生。开始是学生要求设灵堂，和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手打人。在树上看热闹的一名14岁男孩也拉下来毒打，一位穿便装的公安局副局长也错挨了警察的打。后来才发生群众冲省政府、烧汽车的事件。看来新闻报道不符合事实的情况不止北京一处。

新闻报道和实际情况的反差进一步激化矛盾。北京市有40多所高校5万多学生罢课，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直到李鹏辞职为止。北京街头到处是油印传单，有的传单介绍“4·20”事实真相，有的揭露腐败现象(如说中央领导人搞世袭，亲属子女升官情况)。署名“北京工人联合会”的传单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支持学生。

赵紫阳去朝鲜访问的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汇报北京学潮情况。北京市委把情况说得比较严重，把很多个别现象统统集中起来上纲上线。根据北京市委的汇报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认为学潮是“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会上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

4 月 25 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同时发表了引起争议的“4·25”讲话，把学潮定为“动乱”，表示要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动乱。 4 月 26 日, 《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发了一篇社论，新华社同一天发通稿，全国所有报纸同时在一版头条登出。这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个定性的政治份量，超过了1957年对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当时的中国政治常识理解：政府必定动用专政力量粉碎阴谋、镇压动乱，参与动乱的人没有好下场。

4月26日 星期三

昨晚街头所有的喇叭都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同时广播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重申不准游行的十条规定；禁止在街头讲演、募捐。广播员的语调高昂有力，有点像文革中广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种味道。今天所有的报纸都在一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社论。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预感到，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

但是，强大的政治压力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各校纷纷集会，抗议“4·26”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校都贴出大宇报。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

同情学生的人很多。今天在新华社大礼堂听邓小平“4·25”讲话的传达。听传达的同事回来说,听众共发出五次“嘘” 声和哄笑，鼓两次倒掌。

今天上午和高露一起到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参加《民主的困惑》讨论会。这个会是贵州省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联合召开的。严家其主持，苏绍智、于浩成、曹思源、远志明、荣剑等一批活跃分子都参加了。主要内容是批判“新权威主义”。严家其说：“动乱是缺乏民主造成的，因为人民的呼声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不是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都平反了。1956 年的匈牙利 事件、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温 1976 年是有意义的。今天社论的起草人还是1976年起草那个社论的人。”于浩成在发言为“德先生”招魂。他批评政治体制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新权威主义”倡导者之一的吴琼祥中途到会。他发言说，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名义最高权力和实际最高权力分离，因而无力作出重大决策。他主张中国应建立立宪总统制。严家其说:“我们意见一致了，我们不必批评新权威主义了。”

严家其认为今天的会应限制在学术会议的范围之内。远志明说：“到什么时候了？还学术、学术。我们应当行动！”他主张搞一个签名运动。荣剑主张，为防止事态双方采取非理性行动，请社会名流出来吁请双方冷静。

4月27日 星期四

中午从社科院经研所开会回来，到复兴门桥时，看到很多人站在桥头上向北张望。有人说：“游行的学生队伍被警察挡住，过不来了。”

我骑车从西二环向北走，到阜成门十字路口(当时没有立交桥, 作者 1997 年注)。只见四周已经围了上万人，连周围的房顶上、树上都站满了人。在路口北，警察排成几列横排，把南北大道封死了。学生队伍在封锁线北面无法过来。周围的群众不停地齐声呼喊叫警察为学生让路。看来警察也不是死守不放。学生拼命前进，警察步步后退,，但进展十分缓慢。学生每前进一步，周围群众就一片欢呼，一阵掌声。不久，从西面阜外大街又开来的一支学生队伍也来到路口，两支队伍会合，冲破了警察封锁线。

在这之前，学生队伍还在中关村、人民大学南等冲破了几道封锁线。

通过重重封锁线之后，下午 3 点多钟学生队伍才到达西单。在六部口，警察手挽手形成一排排人墙，一共十几排，两排之间约一米距离，构成十几道紧密的封锁线，阻止学生东进。这时，从六部口到复兴门之间全是学生队伍和围观群众。满街满巷，水泄不通。围观群众不停地齐声呼喊:“让—开！让—开！”声音震天撼地。有人和警察谈话，劝警察让学生过去。也有人有意和警察说话，分散警察注意力，让学生乘机通过。

今天学生游行的口号是:

　　　　请愿不是动乱
　　　　和平请愿，反对动乱
　　　　妈妈，我们没有错
　　　　人民日报，胡说八道;
　　　　新闻联播，全是胡说
　　　　中央电台，颠倒黑白;
　　　　光明日报，一片漆黑
　　　　新闻要讲真话
　　　　民心不可欺
　　　　血谏政府
　　　　正义就是力量
　　　　北大清华 人民养大 为了人民 死都不怕
　　　　为民请命 虽死犹荣
　　　　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
　　　　稳定物价
　　　　打倒官倒
　　　　官倒富 农民苦
　　　　拥护宪法
　　　　宪法至上
　　　　人民政府 人民监督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决不允许 1976 年的“四五”事件重演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抬的一块大牌子上写着:
　　　　起诉书 被告：人民日报
　　　　案由：诬陷 诽谤

游行口号都写在横标上。其中有几幅横标用邓小平过去说的话

(“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等)来批驳他的“4·25”讲话。学生齐声朗诵,周围群众鼓掌。

在游行中,学生还喊了一些问答式口号。一个领头的学生提问,其他人(包括围观群众)齐声回答。例如:

“我们是反党吗?”

“不是!”

“我们是反社会主义吗?”

“不是!”

“我们是搞阴谋吗?”

“不是!”

“我们是一小撮吗?”

“不是!”

赤手空拳的警察挡不住学生和周围群众的拥挤,他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防线一地道道被冲破。学生队伍开向天安门。

在六部口南的新华街口,两位年轻的女警察(看样子像警察学校的学生)从阵地上撤换下来。她们中的一位鞋被挤丢了,穿一双白袜子站在路边哭泣。一位 40 来岁的女人对她们说:“哪碗饭不好吃?偏要和学生作对!”

在人民大会堂西停了十几辆卡车,车上坐满了军人。这时学生队 伍还在六部口受阻。一些人围着军车齐声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 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前没有停留,经建国门向北。学生在游行过 程中,群众向游行队伍中抛面包、汽水。学生游行到雍和宫,有的累 得走不动了,一些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驮送学生。北京市政府派公共

汽车在新街口把学生送回学校。 游行学生回到校门口,留守学校的学生在校门挂上巨幅标语:欢迎壮士凯旋归来!有的学校放鞭炮迎接。 “4·26”社论的态度那样强硬、坚决,人们估计政府对学生游行会采取强硬措施,大家都担心发生流血事件。学校领导一再劝阻, 学生游行前也有思想准备,有的写下了遗书,准备牺牲。医学院的学 生还带了药箱和急救用品,以准备军警镇压时急救伤员。但是,什么 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

今天参加游行的学生约 10 万人,他们来自 38 所大学。

一位军事记者说,昨天从 38 军调来了两个师,约两万人。据传说有的医院腾出了病房,并传授如何治疗催泪瓦斯造成的眼伤。为什么政府却没有动手呢?

昨天民主党派 200 多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恳请中央不要镇压学生,对学生采取宽容态度。据说签名文件送到新华社后送到印厂立即排出,来不及派人送去,就用电传发给中央。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4·27”大游行的成功为学生进一步壮了胆。强大的政治压力对学生再也不起作用了。游行的成功使千方百计地阻止学生游行的学校党团组织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今后说话学生更不听了。这一天,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发生了抗议“4·26 ”社论的大规模游行。 从“4·26 ”社论以后,学生运动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 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学生和家长根 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学生背上了这个政治包袱,将影响他的 毕业分配,影响他终生的命运。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决不让步。因为 这个定性是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的(虽然是他听了政治局常委的汇 报后说的),一让步,中国就丧失了最高权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势力

得寸进尺。从这里退下来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最后不可收拾。 “4·27”游行以后接连是几天的平静。只有袁木(国务院发言 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同学 生代表对话。对话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底牌”很清楚,在“4·26” 社论上双方都不让步。谈判双方只能在谈判条件、谈判程序上争论不 休。人们都知道,“4·26”社论的问题不解决,学潮不可能真正平息。

赵紫阳 1995 年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说:

“4·25”讲话后,又发表“4·26”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 引起了 4 月 27 日的大游行,有 10 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4·26”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 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4·26”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援,那么多人担忧。

“六四”的根本问题是“4·26”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4·26”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 平的“4·25”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 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势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 公开发社论。到 5 月 17 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 歧。我主张从“4·26”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 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 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4·25”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面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4·26”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4·26”社论。

“4·27 ”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4·26”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4·26”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常委中的多数认为,“4·26”社论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缓和。

5 月 1 日上午开政治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5 月 3 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70 周年讲话，学生反应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5 月 4 日，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根据逐步淡化、逐步缓和的指导思想，发表了与“4·26”社论基调不同的谈话。“4·26”社论已经明确表示已经发生动乱，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4·26 ”社论说学生运动“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肯定了学生的行动:“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 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提出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后回来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 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但是，高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对这个讲话有不同看法。他们前些时一直是按“4·26”社论的基调向学生做工作的，赵紫阳这篇讲话使他们被动。李先念听了“亚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亚行讲话”。

5月4日 星期四

昨晚 11 点，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和总编辑南振中打电话给社内各部门领导人，说明天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要参加游行，要求各部门给编辑记者打招呼，不要参加，不要围观。

今天一上班，各部门召开会议，把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传达到每一个人。干部局长康国志清晨 6 点半就到 9 号楼招待所，挨门向在这里写稿的分社记者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参加游行。

今天有 47 所高校参加游行。警察没有阻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不到一小时就分几路游行回校。今天游行不如“4·27”游行那么整齐，显得松散。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外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喊的口号也比较温和。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捍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 “一小撮=11亿×99.9%”、“上梁不正下梁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还有关于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口号，如:“缘木(袁木)求鱼”、“如此对话，怎能东昌？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 三个人是政府和学生对话的代表。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五四宣言》，随后，游行组织者宣布：从 5 月 5 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 《工人日报》等，他们先在新华社门前集合。新华社的人当时没有参加，事后溜出来，到天安门才进入队伍，新闻工作者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周围的人热列鼓掌欢迎。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钦本立，你没有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下午 5 点半,一支学生队伍到新华社南门齐声高喊:“新华社，不要怕, 为人民，说真话!”

北京的新闻界为什么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事情是这样的： 4 月 19 口,《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座谈会，严家其、苏绍智、戴晴等一批民主派人士参加，有的人发言超出了政府能够容忍的限度，如呼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批评，说总书记下台是“非程序更迭”等，还有人批评邓小平。预计在 4 月 24 日出版的一期登出，大约两万字左右。中共上海市委得知后，由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出面，要求他们删去有关内容。钦本立不同意删改，江泽民出面和钦本立谈话。这时钦本立同意删。但此时十几万份已经印出来了。4 月 26 日, 上海市委决定这一期报纸不能发行，并停止钦本立职务，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整顿，上海市委的整顿小组进驻导报。《世界经济导报》 这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从此停刊。上海当即发生了大规模游行，打出 “还我导报”、“言论自由”、“立即恢复钦本立职务”的口号，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 的浪潮。赵紫阳认为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作法激化了矛盾，很恼火，江泽民向他汇报时，赵说:“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我不给你们加压力，但也不管这件事。”

5 月 3 日，赵紫阳还向青年发表了一个纪念“五四”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鲍彤起草的。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赵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赵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邓小平对青年的关心的内容，因为“4·25”讲话公开以后，邓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就加上了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 代青年在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几天以后,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在亚行的 讲话和‘ 4·26’社论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 见。”他实际否定了赵的亚银讲话。人们猜测,一个教委副主任公开 否定总书记的讲话,一定有更深的背景,可能高层对赵在亚行的讲话 有不同的看法。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 “4·27”游行后,学校党委威风扫地,他们也希望死守“4·26”社 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的亚行讲 话不代表中央,因此,学生继续向中央施加压力。

赵访朝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香港工委书记许家屯,让他去北京。 5 月 3 日,赵在他的中南海住宅里和许家屯谈了近两个小时。赵先问 许对学潮的看法。许说:“这是爱国行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 动。”许告诉赵,社会上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党政机关干部。 许表示,“4·26”社论把学潮定为“动乱”,激化了矛盾,这是不明 智的。他认为是李锡铭和陈希同夸大了情况,邓小平上了他们的当。 许还说:“我们再不能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 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 了。”赵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 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 志说明真相,改变对学潮的定性。”

赵对许讲,现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 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 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 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 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表示,他 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常委里,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 是李鹏、姚依林。

许受托后,第二天就和杨尚昆在杨家见了面。许把他和赵的谈话 内容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许,他 刚从人大会堂回来,听了赵紫阳对亚行年会代表的谈话,讲得很好。 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在亚行的讲话是鲍彤起草的,在常委上讨论过。讨论时姚依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赵说, 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杨尚昆对许说:“我 去同老爷子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得进去,也可能 听不进去。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 许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斩钉截 铁地说:“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 372—374 页)

5 月 8 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一、尽快公 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75 岁 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三、在全国人大 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 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 司法独立;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以上 意见由新华社发通稿,明天见报。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常委会上没 有讨论。人大要发,李不同意,袁木删了一些,5 月 12 日在《人民 日报》一版发了 300 字,三号字的标题,说是人大常委会下月要开八 次会议,其议程大体是赵紫阳提的上述内容。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 《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用大字标题登出《人大常委八次会议的议程 深得人心》。

但是,赵紫阳缓和矛盾的作法无济于事。学生要求从“4·26” 社论退回来,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这边有些人一边收集一些 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里送,一边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

这样,学生的情绪越来越激烈,邓小平镇压的决心也越来越大。学生 中的激进分子和一些真正想改变政治制度的人们,怕学潮冷场,千方 百计地激化矛盾。

李鹏对赵紫阳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 嘛!”

第五节　从“5·13”到“5·19”
空前规模的绝食与声援

经过几天表面平静之后,波澜陡起。5 月 13 日,数百名学生到 天安门前绝食,抗议政府对学生请愿采取的冷漠态度。

5 月 6 日,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 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有 23 所高校的学生签名。请愿书中写道:

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奉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 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 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 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 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 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

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 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 5 月 8 日下午 3 时左右 前来听取答复)。

但是,在什么人参加对话、多少人参加对话等具体问题上一直达 不成协议。这具体问题的症结是,政府只愿意同全国学联、学生会对 话,不愿意同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因此,对话的事一直拖延下去。 这是学生提出绝食的理由。

5 月 13 日下午,学生“绝食团”在天安门前进行绝食宣誓。誓 词是:“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繁荣,我自愿 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的指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宣誓的同时 散发了《绝食宣言》。其内容是:抗议政府对学生罢课采取麻木冷淡 的态度;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抗议给学生扣 “动乱”的帽子和一系列歪曲的报道;要求政府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 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的对话;要求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一 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口号是:“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 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持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 们!”

在宣布绝食的同时,学生领袖们在历史博物馆的西台阶上举行中 外记者招待会,向记者散发《绝食宣言》。

除了《绝食宣言》以外,还有《绝食书》,天安门广场上一位女 学生在广播中朗诵。一位青年记者从广场拿回一份《绝食书》,文字 优美,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全文抄录如下:

在这阳光灿烂的 5 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不得不将一切生之美好，毅然地抛在身后了。但是，我们多么不情愿、多么不心甘啊！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压，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紧要开头，同胞们，一切有良知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不喊，谁喊?

我们不干，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这么稚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不得不去了，是历史要求我们去的！我们最真诚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我们“被一小撮人利用”。 我们真诚地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一位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口上，问一问你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是，我们的感情一直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民族精英跪求民主，当权者却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拖再拖，爱国学生处境危艰……

我们怎么办？民主是人生最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些却需要我们这么多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史上永难抹去的一页吗?

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且不得不为之。 

我们以视死如归的气概，为生存而战! 

然而,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爸爸妈妈，请认真看一看你的儿女吧。当饥饿无情地折磨着我们的时候，当死亡正在向我们一步一步逼近的时候，你们那一颗颗慈爱的心，一定会同儿女们的心有着同样的节奏！

我们不想死，我们有对未来的憧憬，因为我们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我们不想死，祖国还这样的贫穷，我们没有权利抛下祖国死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当我们饥饿时，爸爸妈妈们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不要流泪。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你们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死亡在期等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
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地忠诚。
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割别。
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
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效。
祖国，母亲！在这个妩媚的 5 月，我们去绝食了。
我们……永远……

这天晚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教师都贴出了大字报，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

绝食开始以后,政府只派李铁映、阎明复以及北京市的李锡铭、陈希同等劝说学生不要绝食，但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不予答复。学生继续坚持绝食。绝食的学生由开始的三四百人发展到 3000 多人。中央戏剧学院等学校，不仅绝食，还绝水。社会各界焦急不安，而政府在“4·26”社论等关键问题上还是寸步不让。这样，教师、工人、干部，绝大多数人都同情学生。形成了全社会声援学生的高潮，由学生上街游行发展到各界上街游行。天安门广场经常有几十万、上百万示威的人群。接连很多天，支持学生的游行队伍像不尽的长河，在长安街涌动；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声援首都学生的大规模游行。

一位负责采访绝食的记者对我说：绝食不绝水生命极限是 7 到12 天。在绝食现场，烈日当空。绝食学生相继出现了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烦躁，有的出现了室上性心搏过速、肾功能衰竭、体循环衰竭、昏迷等严重症状。15 日就有 10 人昏迷；16 日 150 多人昏迷；以后每小时昏迷人数都在增加。到 18 日晚，送往医院的共有 1768 人，留院观察的有 803 人，多次抢救的就有 740 人。截至 19 日，累计有3500 人次晕倒，其中 2500 人次留院治疗。北京数十所医院和数千名医务人员投入了抢救工作。

几天来，抢救学生的救护车在天安门广场和各大医院间来往穿棱，凄厉的警号昼夜不停，使首都人撕心裂肺，学生的状况使各界人士心焦如焚。而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却不出面，因而引起了社会的愤慨。各界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和学生对话。连冰心这样的老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中央主要领导人迅速解决问题。

自从胡耀邦逝世以后，新闻报道一直严格控制，没有正面报道过学生的活动。4 月 27 日那么大规模的游行，只发了 100 多字的消息。5 月 6 日赵紫阳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胡启立、芮杏文打过招呼：“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高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报纸、电视可以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那时的电视新闻收视率空前高，不仅在城市，就是走在路上的农村干部，到了有电视新闻的时间，也赶紧到有电视的地方看新闻。所以，当时北京的情况全国很快就知道，全国各地都心系北京的绝食的学生。

5 月以来，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天津 5000 多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后来，外地学生乘火车到北京不要钱，有点像文革中红卫兵串联一样。

5月14日 星期天

今天午饭后去天安门广场。学生在纪念碑前绝食，广场上有数十万人。西长安街从西单以东禁止车辆通行。学生队伍不断地开进天安门，准备明天和戈尔巴乔夫见面。

人们 10 个一堆、8 个一伙地在讨论形势。人大会堂东门口，一名工人模样的人说：“学什么南斯拉夫，把我们都变成了合同工；现在又搞什么优化组合，和头儿不对劲儿的人都给‘组合’下来了。”有人附和他的意见，有人说实行合同制是必要的。在另一堆人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指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海说：“现在闹到这种地步，怎么收拾局面？”一位 40 岁左右的人一本正经地说:“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大家侧着耳朵听他的回答。他指着毛主席纪念堂说:“毛老头儿睁开眼睛就行了！”大家哄笑。一位 40 来岁的人说:“明天戈尔巴乔夫来，像这个样子，不怕给国家丢面子?”一人回答说:“中国早就没面子了，没脸没皮了。到处借债，还有什么面子？”

5月15日 星期一

天安门广场聚集上百万人。声援学生的队伍不断地通过长安街。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到北京访问。天安门广场被学生占领，只好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由于仓促，戈尔巴乔夫走下飞机时，苏联国旗也没有挂，地上只有一小块地毯。

虽然长安街两边布置了欢迎彩旗，但戈尔巴乔夫的车队没有经过长安街。大概是通过北三环进入钓鱼台。

5 月 16—17 日 星期二~星期三

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接连几天都是一两百万人的大游行。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前三门大街，都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这几天参加游行的除了学生，工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门。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海关总署、国务院直属机关、国家体改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视部等。这些单位的职工都打着写着这些机关名称的巨幅横标，特别引人注目。当然，这些中央机关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没有参加游行。打着机关名称的横标也不是经过本单位的领导人同意的。机关名称的横标都是部分职工打出来的，领导人不赞成，也不反对。

游行口号一般和各个部门的业务结合起来。如海关总署的大横标写着“官倒走私 铁证如山”，有很大的震撼力。主要口号是:

悲绝食壮士 哀冷漠政府（在人大会堂东北角，20 多米的巨幅）
学生绝食 政府绝情 人民绝望—工人
学生是我们的骄傲—北师大教工
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北师大教工
寻人启事：李鹏、赵紫阳，你在哪里?
救救我们的后代—中科院

工人是学生的后盾
人民高于政党
学生绝食 人民着急
工人工人，学生后盾；总理不理，工人不许
学潮不肯定，民愤不能平
领导多喝一口茶，学生多流一滴血
赤子热血融冰雪，政府冷漠寒人心

慈悲为怀 爱人如己——佛教声援队
弘法自由普渡众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学院
中国专利营养秘方:50 少年,60 青年,70 中年,80 正当年——中国专利局
清热解毒,托里排脓——北京中医学院
妇产医院 专治难产——北京妇产医院
小平小平，没有人性；紫阳紫阳，心地冰凉；
主席主席，主持宴席；总理总理，总是不理。
总理总理，总是不理；如此总理，岂有此理?
老子高官儿好汉 老子百姓儿笨蛋—中国怪态
白猫抓权 黑猫抓钱——35 中教师
中国已无退路! ——文物出版社
艾滋病 官倒 腐败 寄生虫—中国艾滋病防治中心

中国的瓦文萨，你在哪里?
国债=奔驰；国库券=宴席
卖掉奔驰，偿还国债
官倒不倒，人民不饶
怨怒吼
小“贫”不走，小康不来
学竹下辞职
小平您好—1984 年
人贵自知之明，谁该辞职，快快辞职
打死不抓鼠的猫

投降吧,贪官污吏!

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

决不当独裁者的禁卫军 打倒中国的秦始皇 把军队还给人民——部分军官

中苏高级会晤 88(邓氏)—58(戈氏) 老人政治何时了?

5 月 16 日，赵紫阳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赵紫阳这段话公布时，很多人感到，赵紫阳这段话的潜在意思是，现在局面这么糟糕，责任全在邓小平身上。赵紫阳和邓小平决裂了。第二天，游行队伍中多了这样一类的口号：“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 “共和国不要西太后”、“小平小平，八十高龄，身体还行，脑子不灵”、“小平辛苦，快去休息”等。有的打出巨幅横标，上写“帘政”两个大字。

在这期间，上层分歧进一步激烈。5 月 16 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4·26”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李说， “4·26”社论是邓的讲话。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这次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赵紫阳向邓小平写信要求面谈。这时邓小平决心已定，他不想再听赵紫阳的意见，而是通知了几个人：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薄一波。他们去了邓家。赵紫阳还是重申了他的意见。姚依林和李鹏说，学生动乱不能制止，是赵紫阳在亚行会议的讲话引起的，这个讲话使学生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李鹏强调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赵紫阳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在邓家的这次会上决定实行军事戒严。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赵紫阳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是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胡启立也反对军管。乔石原来不赞成军管，在这个会上也赞成了。杨尚昆原来反对军管，后来也赞成。最坚决的是姚依林、李鹏。赵紫阳后来对本书作者说：其实,这几个人的态度无所谓，邓小平动用军队的决心已定，别人是很难扭转的。

在邓家开会之前，赵紫阳的意见是多数，胡启立、乔石、杨尚昆，都是一致的。在这之前，他们根据共同的看法一起做了不少工作。赵紫阳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复想过。不赞成军管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

1995 年，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我认为，军管必然导致动武。从‘4·26’社论导致‘4·27’大游行说明，现在想用上纲上线的办法把群众压下去是不灵了；用权威人士出来压也不灵了。既然这两个都不灵了，又不退让，搞军管，势必发生冲突。一冲突就要流血。当时我还担心，学生流血会不会造成工人大罢工？当时我没有想到用几十万大军来吓住。这只有小平才有这么大的气魄。但这对共产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

5 月 17 日，北京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全国除北京以外还有 27 个城市的 170 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

5月18日 星期四

今天，总编辑喻权域本应到房山新闻培训中心去讲课。形势如此紧张，他只好让我去代他讲一次。下午我从房山讲课回来，游行的人还是那么多。车到丰台，一位头上缠着标语的学生拦车。司机说：让他上来吧，有了他头上的标语，路也好走些。汽车到复兴门再无法前进了，我只好下车步行回社。

回到社里，只见喻权域伏在辩公桌上，满脸通红。我见他神色不对，问他:怎么啦？他没回答。我向别人打听，原来是大家对今天本报的版面不满意。部主任们根据群众的呼声，到老喻这里提了一些很尖锐的意见。还对老喻说:“你休息几天，我们干几天，干对了算你的，干错了，我们承担责任。”老喻认为，这是夺权。我回来时，这场所谓“夺权”的小风波刚完。我安慰了老喻几句，急忙找来报纸看。今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用最显著的版面语言报道了昨天的群众示威。初号黑体字的主标题是：首都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大学生，副题是二号宋体：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而本报呢？只在一版右下角报道昨天的群众示威，还把示威人数大大缩小了。本报对昨天的群众示威采取了很冷淡的态度。现在的北京，很多人已经把对待学生的态度当成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本报今天的版面，使本报同人在社会上脸面无光。当然会引起报社内部的公愤。

自从前几天新闻放开以后，明天的报纸怎样报道今天的活动，对各报总编辑来说是考验，是猜测，也是押宝。在这场政治风潮中，学生是满腔热血，一颗赤子之心，但是，其中还有各种政治势力的殊死较量。目前这种较量还胜负难分。报纸如果站在最后的胜利者一边，报纸(主要是总编辑)将来会共享胜利的果实；如报纸现在支持的最后是失败者，总编辑就要分享苦果了。老喻今天的宝押对了吗?

赵紫阳想用缓和的方式来解决学潮问题为什么没有被邓小平采纳？人们猜测，因为这时邓小平已经不信任赵紫阳了。有人分析，邓不相信赵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康华公司的问题。1988 年，社会上对邓朴方任董事长的康华公司有各种传言，说他借着为残疾人募捐的名义中饱私囊。赵向邓小平反映了群众的看法，邓下令把康华公司撤销了。后来清查康华的帐目也没查出多大问题，而赵紫阳的儿子的倒卖彩电的问题当时并没有查处。邓小平是很心疼邓朴方的。在这件事上，邓和赵之间，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二是赵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把邓抛出来了。言外之意是，现在局面这么糟，是邓的责任。第三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位元帅之子向赵紫阳建议，让赵和邓划清界线，站到学生这一边。人们还分析，如果邓对赵还保持信任关系，齐心协力地缓和矛盾，有可能不发生“六四”悲剧。缓和不成就只好动用军队了。邓小平外号“钢铁公司”，了解他的人都预计到他会动用军队。

三年以后，一位高层老同志告诉我，传说中某元帅的儿子就是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他劝赵和邓保持距离确有其事，但并没有造成赵邓之间的裂痕。陈小鲁和几位高干子弟议论了这件事，其中有宋任穷的儿子。小宋回家谈了他们的议论。宋任穷向邓打了电话。后来邓派人了解，才知道这仅是“孩子们”的议论，和赵紫阳无关，和鲍彤等也没有关系。

在这期间，七位上将联名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写信，信中表示：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他们是：宋时轮、叶飞、萧克、张爱萍、陈再道、杨得志、李聚奎。当时《解放军报》一位记者采访萧克，萧克说：“中国不能出现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流血事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倒退五十年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上街的。”当然，这样的话是不能登出来的，但在新闻界同行中口头传出来了。

第六节　戒严以后

矛盾越来越激化。邓小平决定出动军队。但是,从 5 月 19 日宣布戒严时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军队一直无法执行戒严。这种军民对峙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半个月。下面再抄录我这一段时间的日记。

5月19日 星期五

赵紫阳、李鹏等今天清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从电视上看到,李鹏只讲一句话:“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声泪俱下地对学生说:“情况很复杂。”“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赵紫阳告别政坛的最后讲话。

下午,中宣部通知各报社说,中央领导人指示,各新闻单位一律 不得报道学潮的事,要制造有利于事态平息的舆论。今天上午,本报 总编辑删去了一位年轻记者稿件中有关学潮的内容,记者和他发生了 一场小小的冲突。据说今天其它报社也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下午 4 点 钟,传达了中宣部的通知以后,各报社内部这种冲突才平静下来。记 者们有意见也没有办法,只好骂骂而已。今天上午受到责骂的总编辑 们感到轻松。建国以来,仅仅开放了几天的新闻舆论重新收紧。

今天下午,在游行队伍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打出巨幅横 标:“反对暴力 警惕军管”。晚饭时,一位军事记者对我说:“今 晚大军要进城,快去广场把你儿子找回来。”群众中也传说政府正在调动军队。

晚 8 点半,我到广场去找杨磊,刘青海去找他亲戚的孩子,我们

结伴同行。9 点半,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10 点钟传说赵紫阳已经下 台,有人主张继续绝食。广场上人还是那么多。各大学在自己驻地周 围,由学生围成人墙,不准外人穿越。我们越过重重障碍,从广场西 南角挤到纪念碑北边用了一个多小时。

把杨磊从广场找回社里已经 1 点多了。只见所有的电视屏幕上都 是李鹏的头像。他在发表关于实行戒严的讲话。他不时地挥动着拳头, 声色俱厉。各处的电视机都开着,但很少人坐下来看电视。有人指着 电视叫骂:“法西斯!”

这时有人说,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 执行戒严任务。我看了看手表,凌晨 3 点。我立即下楼骑车沿西长安 街西行,奔向公主坟方向。只见沿途群众情绪激昂,有人演说,有人 喊口号,对李鹏、杨尚昆、邓小平、王震等骂声不绝。一辆辆卡车满 载着学生自西向东呼啸而过,可能是到广场去壮大学生队伍。一辆辆 卡车满载着市民自东向西飞驰,据说是去堵截军队。车上的人高呼口 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

几百辆摩托车集结成长长的队伍向西驰去,不久又从西边驰回,既威武又壮观,这是市民摩托队,是为学生壮威和通风报信的。

在公主坟,环岛周围(当时公主坟还没有建立交桥—作者 1997 年注)果然停有大量军车。这些军车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围住。在每辆 车跟前,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有的为战士念《科技日报》上报道学生绝食的文章,有的和战士谈话,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有的向战 士讲述党内腐败现象......用过去战争年代的话来说,这些人是在“策 反”。有一位战士还听得流下了眼泪。多数战士不说话。一位上尉走 下车来和群众握手,说:“我们心里很明白。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 干出对不起人民的事。”群众热烈鼓掌。

邓小平等本想利用军队来平息愈演愈烈的学潮,但事与愿违,群 众不怕军队。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之下,丰台、六里桥、沙子口、 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 口都设有路障。作为路障的有公共汽车,有马路上的钢铁隔栏、有木 头。在一些干道上,马路中间的钢铁隔栏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条 马路被封死。军队无法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 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 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在这 种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军队不进城,取消戒严,党和政府的 威信扫地,反对政府的人也会得寸进尺;强行进城,势必造成大规模 流血。

在这期间,有些“聪明”的省、市领导人看到形势前景不明,对 敏感问题不表态,不“站队”,成天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讲反腐 败、讲党风等不会出错的话题。他们这样做,为自己留下了后路,将 来不管谁主持中央,还得用他。

5月20日 星期六

今天首都气氛十分紧张。城外四周大兵压境。天上直升飞机低空盘旋。一架又一架直升飞机似乎擦着楼顶掠过。嘎嘎的马达声令人心 惊胆战。

但是,人们和政府对立情绪也更激烈。公开反政府的人也得到一 些人的支持。在人大会堂东侧,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演说:“民可载舟, 也可覆舟。我们老百姓把他们翻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做着“覆 舟”的姿势。几百名听众鼓掌,欢呼。

有人在演说中称现政府是“伪政府”、“李鹏等一小撮政治阴谋 家”。广场上出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巨幅横标:“强烈呼吁立即召开 全国人大非常会议敦促李鹏辞职、邓小平、杨尚昆引退,解救危难学 生、稳定政局”

今天人们不顾不准游行的禁令,百万人上街游行。口号有:“李 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 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

游行队伍不停地呼喊“打倒李鹏!”的口号。“打倒邓小平!”的 口号也不断喊出。一条标语上写着:“新四人帮:邓小平、王震、杨 尚昆、李鹏。”

地铁已经封锁。有的说里面装满了军人。每个地铁出口都被学生 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

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送水的 人们对政府断水行为骂声不绝:“真缺德!”广场上的学生在学习防 催泪弹知识。有的标语上写着:“防止空降兵!”

一辆装有四个高音喇叭的大轿车在长安街和前三门大街缓缓移动。不停地广播:“我们是首都工人自治会,号召全市市民走出家门, 支持学生,把李鹏等一小撮政治阴谋家淹没在人民的大海之中。”

今天本报为是否登李鹏讲话和戒严令发生了激烈争论。总编辑要 登,一批编辑、记者不让登。最后印刷厂的工人说:“没有人手换版。” 结果没有登出。因为工人不想登。

晚饭后,长安街和广场上的人比前两天要少一些,只有几十万人。 晚上 10 点,我和田学祥一起去广场,看到各方支持学生的队伍如潮 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 察队”、“市民纠察队”排着整齐的队伍开进了广场。一队“市民抗 暴团”雄纠纠地开进来了,人们一阵欢呼。一位“工人敢死队”队员 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我已经写好了遗书,不准备活着回去。”传说戒 严令必须在 24 小时内发生效力。所以人们认为,昨晚没进城的部队, 今晚一定会强行进来,因而各种“敢死队”、“纠察队”准备进行拼 死搏斗。

中国社会科学院游行队伍的巨幅横标写着:“政府已经走向了历 史反面!”“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5月21日 星期日

昨晚军队还是没有进来。今天上午我去广场,看到人比昨天少多 了。天亮后,工人都撤退了。广场和长安街上只有 20 万人左右。但 各地铁出口,各路口还有很多学生和市民把守。

这几天新闻封锁,禁止如实报道北京情况。从新华社资料室得知, 香港报纸一连几天也没让进北京。正常渠道得不到消息,各种传闻大量涌来。今天有几则传闻:

  万里发表声明,说李鹏宣布的戒严违反宪法
  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示不服从中央决定
  海南省委书记梁湘致中央,反对中央决定
  外交部通电国外,不承认中国政府
  美国航空母舰进入渤海
  这些传言基本不可靠,其中有不少是谣言。如果遵守新闻规律,

让报纸如实报道,就不会有这么多传言。 今天的群众舆论普遍谴责政府。街头演说的增多。演说的不仅是青年,一位老太大在街头演说博得了阵阵掌声。 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大标语牌上,不知谁用工整的隶书写满了四字一句的《讨邓檄文》,东南角幅一标语牌上同样写满了四字一句 的《讨杨檄文》—杨是杨尚昆

晚 12 点多钟,新华社几百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天安门声援 (传说今晚一定要执行戒严令,要采取行动),口号是“北京人,站 出来,救学生,救国家’救民族!”语句短促,颇有一种为正义去赴 死的味道。在院里集合时,穆青、郭超人出来劝阻。穆青说:“要保 住我们这支队伍。”结果还有 500 多人上街。所到处,群众高呼:“新 华社,好样的!”

5月22日 星期一

听说六里桥发生了冲突,上午我骑自行车去六里桥。站在还未竣 工的立交桥上向南望去,只见数十辆军车被黑压压的人海所淹没。第一辆军车前面,有一辆横过来的公共汽车阻挡了道路。几辆 356 路汽 车轮胎放了气,横在路口。

在车号为 P71—1834 的军车上,战士都背着枪,车上装有不少箱 子,像是弹药箱。数十名群众围着车做说服工作。在另一辆车上,学 生们为战士放录音(记录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情况)。群众为战士送 来了馒头,战士坐在车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看来他们很饿了。站 在车旁的一个人和战士谈话。这人说:“你们千万不能镇压学生。”战 士反问:“你看我们会开枪吗?”“我相信你们不会开枪。如果上级 命令开枪呢?”“向天上开。”战士用手向天上指了指。

城里传说军车进六里桥时和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位老人向大家介 绍两天前军车开过来的情况。他说,并没有群众躺在路上挡车的事。 只有一个老太太跪在地上哭求战士不要去镇压学生。在六里桥没有发 生冲突。这位老人说,在丰台群众和武警发生过冲突,武警试图驱散 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一个农民开拖拉机拉砖经过这里,把 拖拉机停了下来,为群众提供“武器”,群众拿起砖头,把武警赶走 了。

下午去广场。在天安门金水桥南挂上了“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 标。一位 30 多岁穿白色衣服的工人站在那里,对过往行人说:“工 人自治会已经组织起来了。”一会儿,过来一位 40 多岁的人说:“请 派两名纠察队员跟我去。”穿白衣服的手边没有人,他对站在旁边围 观的一位青年说:“你可以去吗?”这位青年同意了。自治会就发给 他一个红布条,说:“你就算自治会员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说:“天安门下的门洞需要人堵。”(故宫和中山公园近来不开 放,据说其中驻有军队)正在这时,从东边过来一支市民游行队伍, 自治会的人就动员这批人到天安门下去堵门洞。这支队伍果然留下了 几百人听从安排。

今天院里贴出了通知,今晚 8 点,新华社职工游行。下午 5 点半, 穆青、郭超人就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大家制止。说,新华社 昨晚游行已经很突出了,今晚再去就更突出了。我们得保住这支队伍。 你们过去的行动责任我们承担,我们会保护你们。现在外面传说穆青 下台了(我们可没有听到这种传说),你们再去游行,可能真要下台。 这个班子下了台,谁保护你们?我快 70 岁了,不怕丢乌纱帽。前几 天游行好说,戒严后游行是明目张胆地反政府,将来要追究的。由于 穆青的苦劝,预定今晚的游行取消了。

晚饭后去 301 医院。路经公主坟,这里的军车都退到 301 医院 和一所中学里去了。在 301 医院门口有学生站岗。里面有 60 多辆车, 车号是“V04”打头,分别停放在东西两边。战士有的坐在地上打扑 克,有的聊天。我问一名上尉:

“为什么不进城执行戒严任务?”
“等上级命令。”
“大概什么时候进城?” “不知道。你不如找学生打听,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一位是学生头儿。”他指不远处一位穿粉红色上衣的女学生。那位女学生 说,看来这几天部队不会进城。她说 38 军军长就住在医院里。

回来时经过军事博物馆。在地铁口的铁栅门里,一名地铁职工在 里面搬自行车,他和站在外面的群众聊天。他说地铁里面没有一兵一 卒。地铁里生活用电没有停,运行用电停了。说是上面让停的。

“为什么地铁停运?” “这是上面定的,你问李鹏去!” “既然是上面让停的,为什么要说学生扰乱了交通?” “你问李鹏去!”

5月23日 星期二

戒严令已发布 72 小时,还无法执行。政府已威信扫地。

昨天辽宁分社一记者给本报一编辑打电话说:“北京市民真伟 大,我以沈阳市民的身分向北京市民致敬!”

赤手空拳的北京市民阻挡了几十万大军进城,这是世界奇迹,也 是历史奇迹。当然,这也说明政府不敢真正动武。真正动起武来,群 众是阻挡不住的。但是,能真正把枪口对准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吗?

八角村听说解放军来了,农民从四面八方迅速奔向公路,阻挡了 军车前进。星期天,从外地调来一列车全副武装的战士,刚进北京站, 火车司机鸣笛半小时。群众纷纷围向车站,逼着列车退到了丰台。

这几天由于公交停运,马路上自行车很拥挤,互相之间磕碰一下 的情况经常发生。要是过去,势必要发生纠纷,现在,相互一笑就过 去了。一位女同志被碰倒了,几位青年将她扶起来,说:“现在是非 常时期,请相互谅解。”她起来后,拍了拍衣服就走了。

北京市政府宣传学潮影响交通,实际是地铁是政府下令停运的。

这些天,学生和市民一起维持交通秩序。晚上设路障阻止军车进城,天一亮就把路障清除,保持交通畅通。

北京市政府断了天安门广场的水以后,马上就出现了“学生没有 水”的白旗。居民纷纷送水。各种可口可乐瓶,汽水瓶都装满了水, 从四面八方送到广场。不少家庭的瓶子全收光了。北京市政府看到断 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天就恢复了供水,但送水仍持续了三四天。 给在广场上的外地学生送食品,送稀饭的人更多。一位西安来的学生 对我说:“我们不愁吃,不愁喝,全是北京市民送的。”

昨天,24 名军人化装成老百姓,穿上便衣进驻了新华社,就住 在大礼堂的舞台上。礼堂大门紧闭。今天上午,不少人从礼堂侧门拥 进去,向他们提问题。一位团长回答了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来这里?为了执行戒严令。

二、为什么穿便衣?被迫的。我们本可以穿上军装,戴上军徽, 但进不来。20 日我们来过一次,路过复兴门桥时被学生检查。

三、来干什么?协助武警维持秩序。保卫新华社。新华社是重要 机关。

大家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齐声呼喊“反对军管”的口号。

今天下午,百万人上街游行。在西单附近的长安街上,三支浩浩 荡荡的队伍并行(过去游行的队伍是一支,两边是旁观者,今天满街 都是游行队伍)。靠北边的一支是汽车队伍。今天游行的标语口号是:

  反对军管
  戒严军管,动乱之源
  撤销戒严令,恢复首都正常生话
  李鹏下台,以平民愤
  李鹏丧钟已经敲响
  罢免李鹏
  打倒李鹏,全国安宁;公审李鹏,人民必胜
  石油工人一声吼,流氓李鹏抖三抖—石油勘察院
  李鹏是动乱之源

拥护赵紫阳

......

游行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下午 4 点钟左右,突然乌云压顶,

雷声大作,大雨如注。人人被淋成落汤鸡,标语口号被淋得七零八落。 队伍有些凌乱,但没有人离开队伍避雨。

在北京大学的队伍中,几位年轻教师扶着一位白发昂首挺胸的老 教授,冒着大雨阔步前进,使人们想起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教 授的形象。

在雷雨中,所有的口号变成了一个口号:“李鹏,下台!”一部 分人喊“李鹏”,一部分人喊“下台”!成千上万人的声音汇合在一 起,压倒了雷雨声。

雷雨稍停。在人大会堂北斗的长安街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 一辆汽车上高举一幅李鹏投降的漫画,并且一边敲起大鼓一边齐声高 喊:

东风吹,

战鼓擂,
现在他妈的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李鹏,
而是李鹏怕人民。 在南开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按着步伐的节奏齐声喊:

周总理,
在哪里?
你的儿子不讲理,
邓妈妈,少讲话,
快把儿子领回家:
再给三个人嘴巴:
叭,叭,叭! 南开是周恩来的母校,传说李鹏是周的养子。“邓妈妈,少讲话”

是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今天发表的公开信,要求学生相信政府,相信 人民解放军。学生对这封信很不满意。喊最后的“叭,叭,叭!”时, 脚步声也同时“叭,叭,叭!”地响,口号声和脚步声共鸣,有很强 烈的效果。

游行队伍把目标集中在李鹏身上,希望李鹏下台。这实际是不可 能的。因为戒严的决策不是李鹏个人作出的。邓小平不会让李鹏下台。 如果真让李鹏下台,又有人要说邓小平“舍车保帅”。邓小平也知道, 李鹏下台以后,反政府的力量会得寸进尺。

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五天,军队仍未进城。

昨天下午的一场大雨之后,天气显得冷。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样 过夜?我到广场转了一个多小时。

在纪念碑南面的二层台阶上,有一个小小的物资站(即群众救助 学生的物资存放棚)。不少学生,瑟缩地排队领取衣服,人人都得到 了满足。我问发衣服的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多衣服?”他说:“都 是市民送的,晚饭后两三小时内就送来了两三万件衣服,还有毯子和 棉被。”

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几乎全是外地学生。全国所有的高校 都在广场上设有营地。各校都用塑料搭起了低矮的,简易的帐棚以避 风雨。北京市民除了把衣服送到纪念碑上以外,还送到各个帐棚。一 对中年夫妇用塑料袋装了五件衣服送进西安一所大学的帐棚里。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研究生对我说:“我到一个居民楼里求援,一 下予就送来了大量衣物,装了两汽车。小孩子也送来了煮熟的鸡蛋。” 雨后学生被淋湿了,居民送来了糖姜水和热稀饭,有的还送来了 酒,为学生暖身子。送包子、送鸡蛋、送黄瓜、送饮料......送什么的 都有。在挂“体育馆居民大院”横标的送饭汽车周围,一群学生在高

兴地吃着热稀饭。 但是,学生还是够艰苦的。在天津大学自动化系的小棚里,两个

学生穿着短裤坐在水泥地上(他们的长裤被雨淋湿了)。我叫他们到纪 念碑去领一件衣服,他们说:“需要衣服的人很多,我们就这样凑合吧!”在天安门前的地下通道里,数以千计的学生像挤在罐头盒里的 沙丁鱼一样。躺满了整个通道。通道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北京市民的感情是可贵的。也有人从另外一个 立场提出忧虑:这宝贵的热情会不会被人利用呢?

5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六天,戒严令还没有执行。听说军队退到城 郊安营扎寨去了。

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宣布北京动乱没有平息,需要军队维持秩序, 但新闻媒介一直宣传北京市秩序逐渐好转。《人民日报》今天报道, 近来北京交通事故明显减少。《人民日报》另一报道说,自 5 月以来, 治安的发案数没有明显变化。言外之意是,没有必要实行戒严。从人 们的体验看,《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最近连小偷也 少了。

今天游行队伍人数不多,只有二三十万人。游行口号除了要求李 鹏下台以外,还有求万里回国,并要求他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罢免李鹏。

据今天报道,截止 5 月 24 日晚 6 时,全市 32 所医院救治绝食 学生共 9158 人次,留院观察 8205 人次。

5 月 13—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北美访问。出国 前,赵紫阳到他家里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就如何对待学生问题取得 了一致的认识。 5 月 24 日,他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要坚决保护 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要坚决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学生的爱 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冷静、克制......”这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调子 差不多,所以,学生对万里抱着很大希望。在他出国期间,通过人大 罢免李鹏的呼声很高。在人大会堂前面有一巨幅横标:立即召开人大 会议,罢免李鹏。学生游行队伍中,每天都有这个口号。在人大副委 员长中,也有很多人支持这个意见。 5 月 21 日,赵紫阳发电报让他 提前回来,希望能增加一个支持者。李鹏等发电报让他继续到美国访 问,以免力量对比的天平倾斜。全国人大 9 位副委员长向他发电报, 说有 24 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紧急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让万里立即回 来主持会议。万里到美国后,看到赵紫阳没有出席 5 月 19 日晚间的 党员干部会议,知道赵已经不行了。他访问期间一般要代表赵向对方 领导人发表礼节性问候,现在觉得很难办,打电报给中央称身体不适 要求提前回来。同时把这个意思通知美国政府,美国表示理解。他提 前回来了。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是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稿(一 个简短声明),调子和李鹏 5 月 19 日讲话的一样。5 月 25 日凌晨 3 点,他没想到他的飞机没有按他的愿望飞到北京,却飞到了上海。到 机场接他的有丁关根、江泽民、朱镕基和万里的四儿子。中央不让他 回北京,报道说“万里委员长因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留沪治疗”。 他对讲话稿不满意,要求修改,但基本调子没有改,直到 5 月 27 日 才发表“书面谈话”。5 月 31 日,经中央允许,万里才回到北京。 他一回到北京就在政治局会上说:李鹏代表中央要我发表这个声明。

5月26日 星期五

昨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播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 定。人们理解是政府的决心已定。最近两天学生也有点疲,原来一些 激进的年轻人也打起扑克来了。今天有些学生开始准备托福考试,准 备一走了之。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基本是外地学生。外地 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近日离京 2 万,来京不足 200 人。

今天南开大学教师常修泽来我这里聊天。他是从天津专程来接学 生回校的。他说:“南开的学生已经很少了,我不来接,他们也要回 去。”

看来,现在是解决学潮问题的一个好时机,只要工作做得好,可 以不必动用军队。

这两天办公室聊天的中心话题是中央的人事变动。有各种猜测。

有的说赵紫阳、胡启立等要下台。

据有些知道内部情况的同志说,调动二三十万军队进京不是对付 学生的,而是对付军队内不同意见的人,对付军内支持赵紫阳的人。 听说 38 军军长徐勤先不听从调动,不愿到北京镇压学生被软禁起来 了。军事记者说,戒严司令部的张工向他传达口头命令,让他带兵进 城。徐说:口头命令无效,要有书面文字。张工说不可能有书面的了。 徐说,没有书面的我不进城。

后来了解到,李鹏说大局已定,是因为 5 月 21 日老人们在邓小 平家开了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 22 日起停止他的工作。 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新班子的人选进行了议论,对采取果断行 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 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5月27日 星期六

今天传达了李鹏、杨尚昆、乔石、姚依林,在 5 月 22 日的讲话 要点。这些讲话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名义下发的。

李鹏说:

决定戒严常委召开了多次会,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4·26” 社论是正确的。当前是一场动乱。决不能从“4·26”社论的立场后 退。当然,这个社论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如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 得清楚一些。这是老同志的意见,不能退。否定了它就失去了精神支 柱。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已经无路可退了,再 退就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是 极少数,极少数。

紫阳 5 月 4 日在亚行的讲话没有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 准备的,和“4·26”社论调子不同,而且广为传播。这样,群众就 看到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 5 月 3 日纪念“五四”的讲话,我们 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采纳。他的“五四”讲话 使学潮升温,中央才下决心戒严。

我党代表改革开放的是小平,不是赵紫阳。十年改革的主要方针 政策是小平提出来的。紫阳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执行小平的。

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把小平抛出来了。第二天的游行口号就 要打倒小平。

我 5 月 19 日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和实行戒严都 是党的决议。如果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就应出席那个会,但他请病假 了。他是有病,供血不足,头昏。作为总书记,身体不好,不讲话, 主持会议是可以的。不主持,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但他不干。

5 月 19 日

早晨他去天安门广场的讲话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 民了。

这一场斗争的确很复杂,问题就在党内。

杨尚昆说: 游行一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们就觉得性质变了。 小平讲话和“4·26”社论是电报发给紫阳的,他从朝鲜回电报说完全同意。但他一回来就说社论不对。

5 月 3 日

他在纪念“五四”讲话中,李鹏、乔石、依林、钖铭和我都要求他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他不接受。 他在亚行讲话后小平知道不好,与陈云商量,在小平那里开了个会。小平提出问题:“退,退到哪里?”我说:“这是最后一道堤, 再退就垮了。”小平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今天只讨论退 不退。不能退。问题就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紫阳说:“这个方针 我执行不了,我有困难。”小平说:“少数服从多数嘛!”紫阳同意少 数服从多数,还说,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但是,晚上 8 点钟开常委 会时,紫阳说:“我的任务今晚结束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 不能再干下去了。我想不通,我不能执行。我辞职。”我说:“你这 个态度不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甩手。”后来他给小平、给常委写信,

说他不能执行,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要辞去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 职务。小平说:“你在五四那天亚行会上的讲话是转折,从那时起, 就闹得更凶了。”我批评他辞职有五个不好交待。他的辞职信没有发 出,但打电话给我,叫我劝小平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

小平找到陈云、先念、王震、彭真和常委及军队同志。老同志说: “太不象话了。”大家对小平提出戒严表示赞成。这次紫阳没有来, 请假。

体改所、农研中心、中信国际所、此京青年经济学会,把紫阳的 讲话基本透露出去了(指紫阳的五点意见),但是说我们否定了这个意 见。不对,我们也同意用法制来解决问题。先念说,现在有两个司令 部,究竟由哪个司令部指挥,现在不揭开不好办。

关于改革的失误,紫阳不承认多年有失误,只承认最近一年有失 误。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担了责任。

乔石说:

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了。5 月 19 日早晨赵要自己单独去见学生, 李鹏只好赶紧跟在后面。

以上记录的只是大概意思。听了传达后,在群众中有两种不同的 议论:

一种意见是,赵紫阳起了分裂党中央的作用。持这种意见的多是 领导干部。

另一种意见对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归纳起来 有以下几点:

一、赵紫阳过去有错误(儿子搞官倒,改革有失误),但这次站在 民意一边,而且在中央不怕当少数,敢顶、敢说。他想不通,不执行 戒严,辞职,是正常的,不能说是搞分裂。

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早就没有诚意和学生对话。对话的核心 问题是“4·26”社论。他们已决定不退,还有何话可对?

三、通过戒严把学潮压下去,搞掉赵紫阳,这个决定的作出还是 一些没有法定职务的老人。他们没有表决权。1987 年他们通过这种 不合法的形式搞掉了胡耀邦,这正是这次学潮的起因。现在又是这些 人用搞胡耀邦的方式来压制学潮,岂不是疙瘩越结越深?

5 月底、6 月初应当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广场上的人不多 了。外地学生走的多,来的少。不少学校局部复课。浙江、河北、湖 北、山东、黑龙江、四川、安徽、陕西等地不少高校基本复课。学生 已经有点疲倦了。学生总是要念书的,无限期罢课毕竟不是学生的意 愿。可惜,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没有采取强制但不流血的手段 使学潮平息。这时,一些激进分子怕学潮冷了下来,千方百计地制造 新的“热点”。

5月30日 星期二

几天没有去天安门广场,今天去看,多了两样东西。一是“民主 女神”石膏像;二是香港赞助的 100 多个帐棚。

“民主女神”像高 10 米左右。在广场的中轴在线,处在天安门 城楼和纪念碑之间。头部有点像刘胡兰:圆脸,向后飘的短发,面目 坚毅,双手高擎火炬。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 20 多名师生做的。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反对在广场搭设女神像。政府的广播里不停地念 着署名“国家机关某委设计院的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一封信:“强 烈要求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制止这一无法无天、强奸民意的行径。” 她要求政府拆除“民主女神”。但是,今天来看民主女神像的人很多。 广场北部挤满了人。长安街人流如潮。在民主女神周围,照相机的闪 光灯闪个不停。

在毛主席纪念堂北侧,200 多个小帐棚覆盖了一大片场地。每个 帐棚里可以躺 3—4 个人。这是香港赞助的第一批。据说还有更多的 陆续要送来。

在公安部门前有一个横联:“秘密抓人 面目毕露—首都工人自 治会”。首都工人自治会的一铅印传单说,今天凌晨 1 点多钟,在北 京饭店附近,一辆带警灯的吉普车停在一骑自行车人面前。吉普车上 跳下两名警察把骑车人扭上了吉普车。骑车人迅速丢下两个笔记本, 本上写有沈银汉的名字,记录着筹集经费 200 元。拾到的人把笔记奉 送到纪念碑前。经首都工人自治会查询,沈银汉是自治会的执行委员。 到他家里打听,昨晚没有回去。首都工人自治会到处宣传:我们是根 据宪法“结社自由”组成的群众组织,为什么秘密绑架人?首都学生 自治会就此事贴出了抗议传单。

据说,摩托车队有 11 人被抓走了。最近几天晚上再没有摩托车 队四处飞驰了。

5月31日 星期三

人大会堂东门前的广场的栏杆上新立了一幅大标语:“中华脊梁宁折不弯—一批有正义感的官兵”。军人也站到学生一边了。 为什么调几十万大军进北京?这是近来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有 人说是为了维持首都秩序,多数人不同意这一看法;有人说为了镇压 学生运动,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人,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要几十万 大军?也有人说是为了对付原有的北京驻军和在京的军内反对派;最 近又有新说法:调兵进京,你调我也调,你进我也进。形成了你包围我,我包围你,成了夹馅花卷。

人们猜测,军队内部不一致。担心打内战。

6月1日 星期四

今天凌晨 1 点钟,1000 多名大学生打着上百面红旗,擂着大鼓, 到新华社南门后又从西门进到院里。他们高喊“新闻自由”、“新华 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反对军管,取消戒严”等口号。 戒严部队没有出来制止。学生们闹腾了 20 分钟后就撤走了。

首都工人自治会有三个人被抓:沈银汉,白东平,钱玉民。据说 这个组织有 3000 多名会员。学生们为此到公安局静坐抗议。

据说学生提出了四点对话建议:取消戒严、撤走军队、不对学生 秋后算帐、新闻自由。政府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学生原计划征集 1000—5000 人自愿绝食。目前只有 300 多人报 名。

今天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一、动员学 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二、对幕后 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三、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四、加强舆论导向;五、共产党员 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 126 所外地大学的学 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昨天五人宣传小组成员王忍之(戒 严期间五人宣传小组的成员是:袁木、王忍之、曾建徽、何东昌、李 志坚)召集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新华社穆青参加。王忍之说, 最近几天,各报还是贯彻中央政策的,但参差不齐,从版面看,差异 很大。王忍之要求,一、要增加工、农及普通群众要求稳定局势的报 道;二、强调恢复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形象;三、军民关系;四、根据 李鹏讲话的精神,写一些评论。

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 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

今天晚饭后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到除了香港的 200 多座帐棚外, 在纪念碑北面又用大帆布搭起了几十座大帐棚,一排一排地,比较整 齐。似乎有长期安营扎寨之势。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少少年儿童到广场和大学生联欢。在 民主女神像下面,一名少先队员向长期坚持在广场上的一名大学生献 红领巾。这位小学生说:“能和大哥哥、大姐姐在天安门广场过儿童 节,感到很幸运。特向们献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红领巾。”她说完 后,很多围观者鼓掌。

广场西北角搭起了一个帆布帐棚,这是“首都工人自治会”。我 问坐在帐棚里的一位 50 多岁的工人:“抓去的三个人放出来了没 有?”他说:“放出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昨天下午 5点钟。”我又问:“你不怕坐牢?”他说:“既然干上了,怕也没有 用。”

听采访中南海的记者说,昨天下午江泽民来到北京,就住在中南 海里。有人猜测,可能邓小平要重用他。但从迹象看,也不像。他还 一个人到食堂吃饭,没有人前呼后拥。

6月2日 星期五

天安门广场近一个时期有三个广播站。一是代表政府的大型扩音 器,音量大,音色浑厚。最近一个时期一直广播《一位女中年知识分 子的信》、《几位居民的信》。批评民主女神像以及劝学生离开广场。 另一个是纪念碑前的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广播站。今天广播的是吾尔开 希的演说。掌声不少。另一个广播站在广场西北角,是“首都工人自 治会”的。今天广播的是 38 军徐军长拒绝执行进军北京的命令以及 被解职的经过。吸引了很多听众。

前两天广场上人有逐渐减少之势,今天又多起来了,约有 20 多 万人。今天有两件新事。

一是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等四名知识分子开始在纪念碑 前绝食。纪念碑前增加了“我们绝食 我们抗议 我们呼吁 我们忏 悔”的巨幅横标。吾尔开希今天的演说就是以这幅横标为题的。候德 健说是代表香港 100 多名影视明星绝食的。穿的背心上有这些人的签 名。他们四人发表了《六二绝食声明》,宣布绝食 72 小时,侯德健只 绝食 24 小时。

二是今天清华,北大等大学举行了十分幽默的游行,这次游行是针对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的。传说政府给游行的农民发奖金 10 元。 今天学生游行的口号是:

戒严期间 奉命游行 每人 10 元 拥护李鹏 大戒严带来大安定 大游行促进大戒严 每人9块9 良心去喂狗
拥护李鹏 独裁万岁

坚持倒退 反对前进
支持腐败 拥护镇压
反腐败有罪 反官倒有罪 要自由有罪
消灭民主 反对自由
拥护军管 要求血腥镇压学生
恢复帝制 垂帘听政
...... 一位外国人看到学生游行后说:“中国人真幽默。”

第七节　我目睹的“六四”悲剧

6 月 3 日这一夜,是中国历史上永远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我骑自行车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还看了儿童医院、人民医院、邮 电医院、二龙路医院的伤亡人员,亲眼目睹了这悲痛的一幕。下面是 这几天的日记。

6月3日 星期六

北京人第二次阻止了军队进城。 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戒严的政治表态。宣传上也是舆论一律。市民们上街比过去少多了,天安门前的学生也逐 渐减少。

但是,今天凌晨风波又起。

驻在城郊的军队穿上便衣,乘上民用汽车开进城来,又一次被市 民阻挡。

我早晨来到西单路口。只见几辆电车作为路障挡住了东西通道。 电车顶上站满了人,有的演说,有的呼喊。在电车西边不远处有一辆 大轿车被群众包围。轿车里面坐满了穿便装的军人。一位穿便衣的军 官模样的人举着小喇叭讲话。四周的群众高呼:“北京人不欢迎你 们!”再往东走,在长安大戏院(在西单十字路口往东 50 米路南,不 是后来在东单新建的长安大戏院—作者 2000 年注)门口,一辆大轿 车顶上,学生们把从车里拿出来的机枪、冲锋枪、钢盔、菜刀、三角 刀,当众展览。车上有一幅白布横标:“请看李鹏政府怎样保护北京 市民”。很多人在现场照相。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各个路口成堆的人 议论纷纷。

一位银发老干部说:“说军队不进来,又化装偷偷地进来了,今 后政府说话谁相信!”一位中年妇女说:“到底谁在搞动乱,不很清 楚吗?”

为什么军人要带菜刀、三角刀?群众中有人说,为是为了给群众 栽赃,在混乱中军人把菜刀、三角刀丢到群众队伍中,再说群众手拿 武器拦阻军车。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猜测。

下午 4 时,我从西单商场北穿过灵境胡同绕到六部口。一个多小时以前,六部口发生了一起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双方是警察和市民。

从府右街南口到音乐厅和西长安街交叉处,挤满了议论的人群。

议论的中心是警察如何施暴。 在这个十字路口还可以闻到一股刺鼻迷眼的气味。这是警察施放的催泪弹的气味。今天下午 2 时左右,警察在这里施放了 20 多颗催 泪弹。这是建国以来共和国警察第一次向人民施放的催泪弹。现在 50 岁以下的人,只从历史课本上知道反动警察如何施放催泪弹,从 来没有见过催泪弹。

地上到处是碎砖头、破瓶子,还有成堆的鞋子,也有一些自行车 零件。据现场群众说,防暴警察想拉走被群众包围的两部军车和上面 的武器。警察一进现场,就拿出警棍见人就打,胆小的跑了,没跑的 就挨了打。警察打人时,哭声、叫声一片,一片恐慌。在用警棍驱逐 群众的同时,还施放催泪弹。警察抢走了在汽车上展览的武器以后, 就向北撤到中南海西门里去了。留下的群众十人一堆,二十人一堆在 控诉警察的暴行。

在府右街力学胡同附近,有一辆警察丢下的吉普车,车号是 A01—3281,上面还有“广场 5”的牌子,车上有一把铲子和一把锯 刀。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岗亭前,也丢下了一辆警察吉普车,车号是 V02—5491,几名青年市民坐在车顶上。在长安街上还有两辆大轿车, 车号是 A01—3259 和 A01—3263。这两辆大轿车门窗玻璃砸被得粉 碎,坐椅的沙发坐垫被翻了出来,轮胎也被放了气。还有两辆 22 路 公共汽车也被堵在那里,成了激战时的“工事”。军事编辑张万来对我说,这些车里原来有武器,怕流失,所以出动警察把车里的武器抢 回去了,但车没抢回去。

一位老年妇女在力学胡同东口向一群人讲述她刚才亲眼看到的 情况,她气愤地说:“政府这样做,民心丧尽!”一位年轻人站在西 单路口的汽车顶上,手举一颗银白色的催泪弹壳向群众展示,说:“这 是李鹏政府保护群众的证据!”一位老人说:“最近刚刚平静一些, 政府又是组织农民游行,又是让军人化装进城,又是施用警棍和催泪 弹,使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另一人说:“靠警棍和催泪弹来树立政 府的权威是不行的,这只能使政府权威扫地!”

吃晚饭时候一位同事在食堂对我说,他今天采访了 17 个在六部 口被打伤的人(共打伤多少他不知道)。有的被电棍打成脑昏迷,有的 因催泪弹爆炸使腿部有 35 度烧伤,有的被射钉枪射出的钉子打伤(有 一个伤员钉子进入大腿 5 厘米)。他在六部口现场采访时看到,下午 2 点 10 分,上千名防暴警察在六部口施放催泪弹,群众纷纷后撤。 当停止施放催泪弹时,群众高声齐呼:“法西斯!法西斯!”又向前涌。 这样来回拉锯几次,一些群众受伤。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后,将北新 华街被阻的戒严部队接走,西单路口被阻的官兵依然被围。

这位同事说,下午 2 点 40 分以后,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几千人 在西单列队,唱着国际歌,迎着防暴警察前进,大批市民跟随在后, 防暴警察向府右街撤离,一些市民随之将停在六部口的两辆轿车的玻 璃砸碎。

他说,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急诊室有 11 名受伤的人,其中有学生、干部、工人。齐威,女学生,19 岁,腿部被炸伤 30 多处。王 长刚,干部,30 多岁,右膝被射钉枪射入五厘米。宁火炬,干部, 头部缝了五针。一名建筑工人被橡胶子弹打晕。一名妇女下身大出血。

他介绍说,北京急救中心外科有 8 名受伤者。外科主治医师聂星 和其他医生对记者说,这次警察打人大狠。一般警棍打臀部、胳膊等 处,这次多是打头部。

今晚 6 点半,北京电视台反复广播市政府的《紧急通告》:“全 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 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 命安全。”还广播了戒严司令部通知,说是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对付阻 挡军车前进的人。但是,今天晚饭后,上街的人比过去更多,满街都 是人。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 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很多人骂政府。

晚 8 点 40 左右,又有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 今晚可能有大的流血事件。 后来听军队里的人说,原计划军队化装分散进城,到 6 月 10 日

清场,执行戒严任务。但化装进城被群众发现,而且六部口装武器的 大轿车被群众围住。为了夺回武器,又和群众发生了冲突,打伤了一 些群众,激化了矛盾。 6 月 3 日清晨,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的一辆 汽车因交通事故撞死了人,群众误解是为军队开道的警车撞死了人, 矛盾进一步激化。六部口事件和警车撞死人使得局面难以收拾,发展 下去可能冲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被围的便衣军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6 月 3 日下午 3 点半才决定军队全部进城。部队接到通知 的时间很仓促,各部队对命令的理解也不一样。有的把子弹发给战士, 有的子弹统一保管。

6月4日 星期日

昨晚 9 点,由于街上人太多,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缝中从西单向天 安门广场挤去。街上的人都对下午发生的六部口事件非常愤慨。骂声 不绝。 10 点多,走到广场,看到天安门下万头攒动。我挤进去一打 听,原来从中山公园里面走出来一支穿便衣的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 了。有人喊打,学生劝阻,把士兵围到一旁做说服工作去了。

广场上和前一天差不多。虽然政府的广播用最大的音量反复广播 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知,但学生还很轻松,有人坐在帐棚里弹吉他。 学生广播台还播出好消息:前门西的解放军被群众围住了,进不来了。

在广场西北角有人高喊:“不好了,解放军到军事博物馆了!” 不少人闻讯骑自行车向西猛跑。

我骑车沿前三门大街往西。在前门西路北的北京供电局门前,果 然有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被群众围起来了。学生走进里 面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镇压群众。戴着钢盔的军人们紧抱枪枝,一 言不发。在前三门大街,群众用马路隔栏做了重重路障。在十字路口, 都用公共汽车做路障。

在和平门急救中心,也有一部分武装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包 围圈的群众齐声喊:“人民军队爱人民!”

在宣武门路口,两辆大电车横在前三门大街上。在电车西边,两辆军车被阻,军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车下的群众和他们说话, 气氛并不紧张。

在国华商场附近的路口,满载武装警察的三辆大轿车和一辆大卡 车被阻。车里的战士和周围的群众有说有笑。

我继续骑车由复兴门桥向西。到广播电视部门前,看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的牌子丢在地上燃烧。一辆武警的汽车也在燃 烧。这时听到西边传来了枪声,很多人以为是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拼 命骑车向西奔去。也有人知道是真子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自 行车驮着妻子。妻子说:“就站在这儿看,不要往前了。”男人说:“不 怕,去为学生壮个胆。”妻子说:“死了不值得,活着将来还可以说说 这个事情的真相。”他们还是骑车向西去了。我也加快了向西的速度。

到了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枪声密集,人声如潮。离路口 100 米,再也无法前进了。我在路北 25 号楼旁边站定。想看个究竟。我 估计要开枪也是向东开,子弹不会打到北边的胡同里。刚站定,突然 感到眼里、鼻子里很难受,有人说这是催泪瓦斯。突然,子弹的呼啸 声从耳边响过。我身边一个人“哎”地叫了一声,我一看,他的右胳 膊上的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他用左手捂着伤口,向大楼后面转移。 我也赶紧躲向大楼后面。这时,一阵阵急促的喊声:“快!快!快!闪开! 闪开!”三个人、两个人抬着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淋的伤员从胡同里穿 过。一辆辆三轮板车驮上了伤员。

枪声太密集,有点像大年三十晚的爆竹。我随着拉伤员的三轮车 向北,绕到了儿童医院。医院的过道上有鲜血。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弹,我问在现场的大夫:“是橡皮子弹吗?”他瞪了我一眼没 有回答。我又问第二个大夫:“是真子弹吗?”大夫吼着对我说:“不 是真子弹还能这样!”后来不少人说,不仅是真子弹,还是开花子弹。

一个宽大的会议室作为临时急诊室,里面躺满了伤员。我记下了 伤员的名字:

冯友祥,男,外贸系统干部。浑身是血。大腿上一个大洞,外表 直径约 3 厘米。短裤全被鲜血染红,还在上面结成了血块。大夫要剪 开他的短裤,他说,短裤上的血是他爱人的。他爱人叫刘景华,头部 受伤,现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调度员。腿部受伤。

一位干部模样的年轻女伤员一边呻吟,一边骂:“我发誓,今后 半辈子要反共产党反到底!”她这样骂,我不便问她的姓名。

我还想记录,但新的伤员不断抬进来,医务人员十分忙。一位大 夫嫌我妨碍他们,我只好离开。在一个角落的地面上躺着一具尸体, 看样子才 20 多岁,胸部佩着红校徽。

离开了儿童医院,听到复兴门外大街上枪声还很密集。我又沿西 二环向北,转向阜内大街的人民医院。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 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我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他不 说。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 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 20 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 跑了。在这个大会议室门口,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地面,议论着。我挤进去,看到一个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东西,说这是人的脑浆。 我准备离开人民医院,往口袋里一掏,发现自行车钥匙丢了。我 找了块砖头把自行车的锁砸开,几个学生围了上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以为我偷自行车,不让我离开。我掏出记者证,证明我的身份。 几位工人围上来说:“你是记者?今天晚上看清楚了吧,要真实地告 诉群众,不要说瞎话!”这时,一个学生在门口喊:“谁自愿献血?” 他话音刚落,站在门口围观的十多个人同时举手:“我去!”学生说: “真是好样儿的!”献血的人排着队进去了。

我到了邮电医院。走廊里都是伤员。有的大声嚎叫:“给我打一 针麻药吧!”其中有两名受伤的防暴警察。几名身上带血的人不让大 夫对他们两人治疗,说他们刚才打人太狠。这两位警察无可奈何地呻 吟。我掏出记者证,对那几个人说:“他们现在是伤员,本着人道主 义精神,应该为他们治。”这几名带血的人还算通情达理,没有阻止。

我又到二龙路医院,也看到类似的情况。

我从西四大街骑车南行,想经过西单路口回来。西四大街满是路 障,西单路口有密集的枪声。只好回头向北,穿胡同向西,绕到西二 环。经打听,军队已通过了复兴门桥。我穿过复兴门桥,经音乐学院 附近胡同回到社内。在各个小胡同里,都有年老的居民们站在家门口。 他们神情木然,满脸惊恐、焦虑,低声地议论。整个北京市的人都没 有睡觉。

回到社里已经 3 点半了。新华社大院里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群。 我吃了点东西后,上了九号楼房顶。从这里听到西单附近枪声大作,喊声震天。还有机枪扫射的声音,不时还闪出火光。这是真正的战争。 早晨 5 点半,我又骑车出门。在佟麟阁路和复内大街交叉处的斜 道上,满地都是砖头。在民族宫西单一带,边道上歪歪斜斜地堆满了

自行车,估计数以万计。这些自行车的主人,是开枪时弃车逃命去了, 还是受伤、死亡了?复内大街砖头遍地。在三味书屋附近的地铁工地 旁和复内大街路边,地上有一摊摊血。有人蘸血在墙上写下了大字: “人血!人血!”“为死难者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地铁工地周 围的铁皮围墙上到处都是弹孔。

西单十字路口,是一个刚结束战争还没有打扫的战场。坦克履带 在马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昨天被截的一辆军车在燃烧,路口东昨 天被截的两辆军车也腾出浓烟和烈焰。满地是路障、砖头和血迹。几 辆被坦克压坏了的自行车横躺在路中间。街道两旁的墙上弹痕历历。 天安门广场方向还有枪声。一队学生打着旗子自东向西走来。他们是 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一会儿,人群骚动,说军队来了。向东一看, 果然开来了一支军队。人们向西逃命。有的在路北的花坛下就地卧倒。 这些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们,用上了从电影里学来的卧倒姿势。我也跟 着卧倒。但军人没有开枪,卧倒的人爬起来向西跑。

我骑车向西。在复兴门立交桥西,路北有一座象征和平的大理石 女雕像,在她的胸部有两个大弹孔。这表明子弹是从军人行进的方向 朝侧后射出的。开枪不是要扫除前进的障碍吗?为什么要向后开枪 呢?

在广播电视部门前,两辆汽车在燃烧。在复外大街居民住宅和国家信息中心的墙上,有很多弹痕。居民的窗玻璃上的弹孔周围,有放 射状的花纹。我找到我昨晚站立的地方。不远就有大片大片的鲜血, 路边铁栏杆上几毫米厚的铜条被子弹穿透。木樨地地铁站上有深深的 弹孔。这时我才知道我昨晚的危险,有点后怕。在木樨地桥上有几辆 公共汽车作路障。大桥北边的人行小桥上也有一辆电车作路障。桥西 有几辆汽车在燃烧,浓烟滚滚,很呛人。我过桥西行,突然西部一群 人拼命向东奔跑。我只好沿玉渊潭小河西岸向北,在中科院对过停下。 向南望去,只见几十辆坦克从西向东开来。第一辆坦克向桥上的公共 汽车路障连撞三下,坦克跳了很高,几乎翻了过来。两边的人群高呼: “好!翻他妈的!”后面的坦克放了几颗催泪弹,一股黄烟,幸好是东 北风,我这边没有受害。几十辆坦克东去以后,又有几辆军车开来。 一辆军用卡车被路障挡住,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冲上前去向车上扔砖 头。我继续沿河边向西北走去,从玉渊潭水闸绕回三里河大街,再到 复兴门大街。街道两边骂声不绝。两位白发老太太说:“北京从来没 有这种情况,日本人的坦克也没有进来过!”

密集的枪声从昨晚 11 点到今晨 7 点半。整个上午,零星的枪声 不断。

广播电视部门前的汽车是军队进城前烧的.其它汽车都是军队进 城后愤怒的群众烧的。国华商场前的军车是今天早晨烧的。

今天一整天,同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叙述自己看到和听到的死亡 情况,有些情况简直骇人听闻。

住在 9 号楼 1013 室(我的隔壁)的陕西分社记者小卜清晨从西单回来告诉我:今晨 6 时,在电报大楼附近,一辆坦克从东向西开来, 市民唱歌,喊口号,坦克向一群学生猛冲过去,因有催泪弹,学生睁 不开眼,后面又有铁栏杆,学生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路。坦克过后, 有 11 具尸体。第一具尸有血,头压扁。其余尸体当时没看到血,人 都压扁了。一中年妇女过来,呼天抢地般大哭。

《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老周说,一孕妇在院内乘凉,一颗子弹穿 透腹部,胎儿和母亲都死亡,其夫一时精神失常(老周的女儿在医院 工作,情况应当是可靠的)。

《半月谈》小何说,当晚他在复兴门立交桥,装甲车开过来,老 百姓手挽手想挡住,装甲车开得很快,挡车的人只好让到桥两边。装 甲车用机枪从上向下扫射,小何迅速卧倒,一骑自行车青年脑浆被打 出。

国内部政治组邹爱国说:今天早晨 6 点钟,我和小何、小张去六 部口,亲眼看到坦克压死 11 个学生。在音乐厅北口,一颗子弹打入 一个人头部左侧,一块头骨掉了下来,是白色的,一学生赶快拾起头 骨送上救护车。一颗子弹穿过一个人眉间,当场倒下。

日记里写的木樨地当时没有立交桥,那时有两座桥,一座是走汽 车的宽桥,在宽桥北边 1O 米处有一个人行窄桥。1995 年建立交桥后 这里面目全非。

6 月 4 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怎样呢?在现场的同事和朋友 回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大概 1 点左右,北京市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发 出《紧急通告》,说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现在必须坚决反击。1 点 55 分,从人大会堂里向广场打出催泪弹。群众声泪 俱下地向军人讲理,让他们不要开枪。一位妇女喊:“打倒军阀!反 革命法西斯!”这时,从南面开来装甲车,后面跟着部队。工人自治 会向车上丢汽油瓶,装甲车着火逃跑。从故宫、中山公园等处开出大 量解放军,和群众发生冲突。4 点钟,广场灭灯,一片漆黑。广播通 知让人离开。4 点 40 分灯光重开,这时广场已被包围。四周的军人 处于临战状态,架起了机枪,战士爬在机枪旁边作瞄准姿势。在恐怖 中,群众高呼:法西斯!法西斯!4 点 50 分,纪念碑前的学生讨论撤 离问题,有人主张保存力量。5 时左右,军队向纪念碑开枪(向上), 同时装甲车从广场西北角开来。装甲车在广场东南留出一条通道让学 生撤离。警察用警棍和皮带驱赶,有惨叫声。学生一边哭一边唱国际 歌,打着旗子撤离。很悲壮。很多人鞋子丢了,但队伍很整齐。学生 还没撤完,装甲车就在帐棚上来回压。有人说帐棚里还有学生。在历 史博物馆西北角和金水桥附近,有机枪扫射声。这是对付工人自治会 的。事后政府宣布,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但群众中与此相反的传 说很多。

6月5日 星期一

昨天傍晚,一场雨冲掉了长安街上的血迹,但坦克履带的痕迹清 晰可见。被坦克压碎的交通分隔水泥墩、压坏了的自行车比比皆是, 被烧毁汽车还冒着一股青烟。

在电报大楼门前,一辆被烧毁的汽车上吊着一具尸体—头上戴着 军帽,全身赤裸,只有脚上穿一双浅黑色尼龙袜;头部烧焦了。全身皮肤惨白,腹部有一个三、四寸长的口子,从中可以看到肠子。在尸 体旁边有人用粉笔写着:“刽子手,他亲手杀死了四个人”,是一笔很 漂亮的隶书。由于这一行字的影响,有人向尸体上吐唾沫。有人说: “死得活该!”

在音乐厅附近的新华路口,横放四辆坦克,坦克前站着十多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名头戴钢盔的胖军官笔直地站在路旁。在坦克 中间有一条狭窄的信道,从这个信道里可以南北穿行。在六部口的长 安街口,20 多辆坦克把长安街拦腰斩断。六部口以东被封锁,行人 和车辆不能进入。在新华门前军人在操练,口令声使人胆寒。

今天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了一整天。

今天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群众开始抢购粮食,蔬菜价格涨了一 倍。

新华社院里站满了议论的人群,一圈一圈,大家交换见闻,多是 哪里打死了人之类的消息。

今天下午 5 点钟,西单枪声密集。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响了一个多 小时。其间,西南方向也有清晰的枪声。据从西单回来的人说,六部 口方向向西开来了坦克和军车,一些人又在西单用公共汽车设路障, 所以军人开枪。群众一听到枪声就向四方奔跑。

下午 7 点钟,西单浓烟滚滚。7 点 40 分,西单又枪声大作。从 西单回来的记者说,7 点钟,军人用火焰喷射器烧毁了作为路障的公 共汽车,用浓烟作背景,拍摄电报大楼前的那具军人尸体。大概是制 作“暴乱”的录像。有人向里面观看,军人就开枪,当场死了两人(其中一位是老人)。

晚 12 时零 5 分,西部不远枪声大作。
晚 12 时 40 分,西部不远又枪声大作。
晚 12 时 42 分,西单又响起了枪声。
晚 12 时 55 分,长安街枪声大作。 在两次枪声间歇时,有群众的呼喊,听到是骂邓小平、骂解放军。

一阵骂声,一阵枪声......不知持续了多久,我入睡了。天刚亮,楼顶 上的直升飞机又把我惊醒。

今天,新华社不少人对戒严部队用新华社的名义发布歪曲事实真 相的消息十分愤慨,抱怨穆青太软弱,不敢顶,使新华社蒙受了耻辱。

食堂旁边的布告栏里有人贴出了这几天新华社发出的歪曲真相 的稿件,上面有王忍之、曾建徽、袁木等人签发后,直接送新华社让 发的。这大概是总编室哪位编辑贴出来的,说明他们发这些稿件是无 可奈何。

  驻外记者纷纷发回电报,其中一份是:
  “纽约·联合国分社·请转

北京新华社总社的同事们:

正义和良知向你们呼吁: 请把天安门流血事件真相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外国朋友和我们一起焦虑地期待着,你们不能沉默! 为了民族,为了真理,为了新华社的荣誉,从灵魂深处发出正义的吼声!!!

圣地亚哥分社全体同行。1989 年 6 月 4 日晨”

如果单从长时间的密集的枪声来判断,北京市一定是血流成河、 尸横遍街。但是,实际死人并没有这么多,其中不少战士的枪是向上 开的。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指挥官,也要尽可能减少普通群众的伤 亡。据一位有亲属(在空降师)参加执行戒严任务的同事说,空降师接 通知后,从南苑机场乘卡车进城,到永定门车站受阻(火车司机开着 火车头来回急驰,卡车无法通过)。他们只好下车跑步进城。卡车上 留一个司机和一个战士,并且广播:你们不烧车我们就不开枪,你们 烧车我们就开枪。汽车没有被烧,安全地开回去了。跑步进城的部队 被群众阻拦,军人就分成二个纵队,两边的纵队拿着刺刀,中间的纵 队向天上开枪。这个部队没有死人,也没打死老百姓。但部队受伤不 少,钢盔打破 60 多个,说是阳台上扔下的花盆打的。

但是,在高度对抗的情况下,被激怒了的拿枪的年轻战士,就很 难有什么理智了。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 数字。群众中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袁木说的这个数字。事后我听袁木周 围的人说,袁木曾建议由红十字会出面作一客观统计,但他的建议没 有被采纳,他只好按政府提供的数字说话。军队到底伤亡多少?政府 公布的数字应当不会缩小的:戒严部队、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负伤 6000 多人,死亡数十人。“数十人”,到底是多少?一直没有公布。 从报纸上宣传暴徒的罪行来看,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在几十万军人 中,受伤数千人是不会少的。群众死亡人数袁木没有公布。我曾向在 北京市高教委工作的清华同学任彦申打听死亡数字,他说,北京市委负责尸体收集的人告诉他,死亡 296 人。但我也听到过一些地方尸体 就地掩埋、就地火化的传言。如果真有就地处理尸体的情况存在,那 位收集尸体的人提供的 296 人,就不是全部了。还有一种说法,被打 死的学生有一些按正常疾病死亡处理,这又减少了打死的人数。到底 死亡多少群众和学生,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

据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说,进入北京戒严的 27 军的军部在石 家庄。6 月 4 日到 6 月 5 日,石家庄数万名群众包围了这个军的军部, 抗议 27 军在北京的行为。27 军的家属给自己当兵的男人写信,叫他 们不要打学生。

6月6日 星期二

公共汽车不通。还有零星枪声。所以,除了家住社附近的人外,其它人都没有上班。

上午 8 点半,我去西单。昨晚被烧的十几辆汽车上显出一个个大 窟窿,这大概是火焰喷射器的痕迹。在电报大楼前军人的尸体移到了 西单路口,腹部那个口子扩大到十多厘米宽,一大堆肠子鼓了出来。

西单路口西北角那个食品店门前(当时这里没有建中国银行—作 者 2004 年注),有四棵直径一尺左右的槐树倒在地上,碗口粗的树 枝压得粉碎。上面有履带的痕迹。一人说:“这是暴徒的拳头打倒 的。”另一人说:“这是暴徒的坦克撞倒的。”满街都是压碎了的水 泥墩和钢筋、汽车零件被压成扁扁的白铁。

在人民银行门前(还未完工)的马路边躺着一具青年人的尸体,穿 着运动衣,皮带上有一串钥匙,脚穿布鞋’头部满是血,瞪着两眼。

旁观者说:“他死不瞑目。” 复兴门立交桥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桥两侧排着两列坦克,大炮指向两边(二环线南北)。 在没有军人的地方,群众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议论纷纷。 最近两天,北京的高校设灵堂、戴黑纱、开追悼会。全国各大城

市都举行了抗议游行,游行队伍举着花圈和挽联,喊着打倒李鹏、邓 小平、杨尚昆等口号。长沙学生卧轨使京广铁路中断。兰州几千人的 敢死队占领了公路桥梁,使陇海铁路不通。上海满街都是路障,防止 军人进城。成都市中心盐市口人民商场被烧。西安群众设路障和军人 对抗。

从新华社收到的外电得知,北京的镇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世 界各国反应强烈。6 月 5 日和 6 月 6 日的《参考资料》作了大量的报道。现摘要如下:

香港近 200 万身穿深色或白色服装的市民 4 日在香港最大的跑 马场参加“黑色大静坐”,然后举行环岛大游行。澳门 5 万多人 4 日 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对北京流血事件抗议活动”。

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 6 月 4 日就采取了抗议行动:

来自美国各地 25 所大学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云集华盛顿,在中 国驻美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示威者”。一些集会 的留学生说,他们是开车 12 小时专程赶来的。1500 多名中国留学生、 当地华人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 城市多伦多,二至三万华人和留学生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游行。

在巴黎的中国使馆附近集会的中国留学生和法国人约 3000 人左右。 数百人在伦敦抬着两个象征性的棺材在街头游行。在维也纳、海牙等 欧洲城市也有中国留学生游行。在里斯本的中国留学生向中国驻葡使 馆递交了抗议书,并在使馆前放置花圈,为死者致哀。东京华侨总会 发表声明:“对用武力杀伤众多爱国学生和市民表示无比愤慨。”在 东京的留学生和华侨约 2200 人佩戴黑纱参加了抗议集会。

很多国家领导人和政要都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的武力镇压表示 谴责:

6 月 6 日,美国总统布殊就北京局势最新发展发表讲话,说“必 须强烈地和明确地表示我们对最近几天事态的谴责”,他下令采取以 下行动: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暫停美国 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长逗留时问的请求;

—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 医疗援助。

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发表声明说:“不加区别地枪杀手无寸铁的 人民深感震惊。”英国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说“北京的枪杀事件是 对人类的犯罪。”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北京事态表示“严重关 切”。

法国总统密特朗谴责中国领导人下令部队向示威者开枪。他在 6 月 4 日发表谈话说:“一个政权为了维持下去而不惜向它培养的、为争取自由而反对它的青年人开枪,这个政权就没有前途。”法国前总 统德斯坦发表谈话:“天安门广场的‘天安’这个字的意思是‘天上 的和平’,现在就是在这个天上的和平的广场上,在昨晚留下了几百 个或者是几千个青年人的尸体。”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发表公报, 对北京的镇压“表示法国共产党的震惊和愤怒”。

意大利政界人士 6 月 4 日下午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一致“遣责 中国政府对学生使用暴力”。意共总书记奥凯托约见中国驻意大利杜 攻大使,并递交了一封致中国领导人的信。信中说:“我在这里表示 我和我们全体意大利共产党人对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闻所未闻的大 屠杀行为的愤慨和严厉谴责。”

欧洲共同体的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取消预定的同中国的部长级 会谈。欧共体执委就中国局势发表声明,“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 遭到镇压表示遗憾。”5 日宣布取消正在那里访问的中国外贸部长郑 拓彬与共同体官员的会晤。

西德总理科尔表示,北京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震惊,他对争取更 多的自由和人权的中国学生表示“由衷的同情”。西德政府发言人就 中国事件发表声明:“联邦政府谴责对以和平示威争取民主权利的公 民出动装甲车和动用射击武器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瑞典首相卡尔松发表谈话说:“对这种令人震惊地使用军事暴力 的做法,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瑞典政府 5 日作出决定,“鉴 于中国当前事态的发展,取消中国前国家主席、现政协主席李先念原 定 9 月 8 日访问瑞典的安排。”

瑞士政府就北京事态照会中国驻伯尔尼使馆,“联邦委员会谴责 对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的暴力镇压。”

芬兰外长和芬共主席就北京局势发表声明:“我们以震惊和忧虑 的心情关注着北京向我们传来的事态发展。使用如此程度之暴力令人 无法理解。”

日本首相宇野“对北京事态表示不胜忧虑”。日本三个在野党 “对中国形势表示遗憾和忧虑”。日外务省发言人“对于北京的流血 感到严重关切”。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计划,霍克政府对中国的镇 压“深感悲痛”。

新西兰总理帕尔默说,新西兰政府将“就中国政府使用军队对付 没有武装的市民这一不可接受的行动提强烈的抗议”。

泰国总理差猜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

菲律宾总统科·阿基诺夫人 5 日说:“我和全世界领导人一样对北京的事件向暴力发展表示沮丧。”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于“中国政府镇压北京要求民主的游行者使人感到震惊和沮丧”。

......

世界各大媒体对中国镇压学生的谴责更是势如波涛汹涌。

6月7日 星期三

街头有不少铅印传单,其中一张写道:

你有机枪坦克可以屠杀人民,
你有电台报纸可以传播“新闻”,
你有权力可以自封领袖,
你缺少什么?
你缺的是十亿人的心。

昨天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六四”伤亡情况。他说军队死 伤 5000 人,群众死伤 2000 人。一共死亡不到 300 人,其中学生只 死 23 人。大部人不相信。有人指着电视上的袁木骂:“戈培尔!戈 培尔!”(注: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傅部长,“谎言重复一千遍可以 成为真理”是他的名言)

这两天有各种传说,有人说邓小平死了;有人说有可能发生内战。

今天阴雨,天空低沉。商店关门、公共汽车不通、人人都阴沉着 脸。在北京的旅行者都纷纷离开了。新华社九号楼招待所里只剩下 10 来个人,留在这里的人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北京有些家庭 也把老弱转移到外地。北京站显得比较拥挤,人们都想离开这座城市。 大家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更怕部队之间发生摩擦而导致战争。

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电视不断播出北京的反革命暴乱 的情况,电视屏幕上全是暴徒烧汽车,抢武器,杀解放军......开电梯 的女服务员说:“全是造谣!”的确,电视、报刊的确有夸大群众暴 行的情况,这大概是为了证明的确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证明“开 枪有理”吧。本来,绝大多数被烧的汽车是军人开枪后烧的,电视里 却说群众先烧汽车,军队不得不进城平息“反革命暴乱”。

6月9日 星期五

今天下午公共汽车可以穿过天安门前,但还不允许自行车通过。 晚饭后,我骑自行车沿长安街西行,从民族宫到公主坟路障全部清除 了,并且已打扫干净,但没有看到公共汽车。骑自行车的人不少。不 时有军车通过。车上的军人把枪架在车顶上,威风凛凛。马路两边岗 哨很多。在长途电话局、在复兴门立交桥、在燕京饭店,都驻有很多 军人。宣武饭店、长安大戏院、中山公园、故宫、北海公园、天安门 广场、都成了兵营。

人们的舆论开始转弯。前两天慷慨激昂的骂声没有了。新华社院 里聚集的人群没有了,街头群众议论的人堆没有了,但在办公室里还 是关起门来议论。另一种看法也出来了(前些时群众舆论一边倒,都 是支持学生的)。今天上午我去西单首都打字机行买打字机,乘服务 员到库房取机器的机会,一位 50 岁左右的售货员和我交谈了较长时 间。她说:“不动用军队解决不了问题,开枪是应该的,对暴徒还能 手软?枪子没长眼睛,误伤是难免的。叫你不上街,谁让你上街 呢?”“木樨地是匪窝子,在这里多打死几个人是可以理解 的。”“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他跑不了。我们的空中也控制起来 了。”“高自联的头头应该枪毙。”我看她态度如此鲜明,就和她谈 起家常,才知道她家里男的是二炮的一位军官。儿子没有考上大学。

对成天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老人来说,媒体的宣传是很起作用的。 今天上午碰到了离休多年的朱波,他说他很久没上街了,但每天听广 播,看电视。朱波说:“你看这些暴徒多狠,把我们的战士的肠子都 挑出来了!”“对这些暴徒就得狠狠地镇压,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在拿起棍子打暴徒。”

报纸、电视又不断地发布通缉令和处理罪犯的消息: 新华社上海 6 月 1O 日电:上海“工自联”9 名头头被抓。 新华社上海 6 月 10 日电:上海逮捕制造骚乱事件的 10 名罪犯。 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首都抓获参与反革命暴乱的 400 多名暴徒。

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通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封锁、翟伟民、梁擎暾、 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 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烽、熊焱等 21 名“高自联”头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O 日电:首都“工人特别纠察队”6 人落网。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各 地公安机关部署查缉,严防方励之、李淑贤外逃。”

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 缉“工自联”头头韩东方、贺力力、刘强。

6 月 16 日上海《文汇报》报道,在光新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 作恶的三名罪犯判处死刑。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北京判处八名打砸抢烧罪犯刑事犯死 刑。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北京已有 109 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合会”的头头 也在缉拿之列。有的省市也开始搜捕本地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 通缉,抓捕,自首,检举,判刑,枪毙,取缔非法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各家报纸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

6 月 9 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且发表了十分强硬的讲话。他肯定“4·26”社论是正确的,认为“4·26”以前 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他 首先“对在这场斗争上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 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并提议为死难的烈士默哀。但是邓 小平对死伤群众没讲一句安抚的话。可见他旗帜之鲜明。他坚持他在 4 月 25 日讲话时提出的看法说:

《人民日报》4 月 26 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 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 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为反革命暴乱, 也是必然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 第 302 页)

不过,像历次反自由化高潮过后一样,他总要强调改革开放的方 针政策不变。在 6 月 9 日的这次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没有 错,强调“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 不变”。在这之后层层开会,用邓小平这个讲话统一思想。

6 月 30 日,经新华社发通稿,所有的报纸都同时登载了国务委 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署名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 况和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两万多字,点了几十个人的名。从这个报告的八个小标题就可以看到其态度的强硬和偏执:一、动乱的酝酿和 预谋由来已久;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三、《人 民日报》“4·26”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四、赵紫阳同志“五 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六、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七、极少 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基调。

6 月 19 日到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批判 了赵紫阳。万里也挨了批评。23 日到 24 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 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说“赵紫阳同志在关 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这 次会上撤销了赵紫阳的各项职务。会议没有安排赵紫阳发言,赵向主 持会议的姚依林提出发言要求。姚依林给赵 15 分钟。赵紫阳拿出准 备好的稿子一口气念了 20 分钟。他一共讲了 5 个问题:一、动乱以 来的一些事实和他的思想状况;二、自学潮以来自己是怎样做的,哪 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妥,对 11 个问题作了解释和自我辩护: 三、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这里他强调政治改 革要和经济改革协调进行,强调“政治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跟上”;四、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问题对他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就此对大家讲一讲他的思想状况;五、 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他的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李鹏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有保留意见。他最后说: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 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 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 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 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 的......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 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对赵紫阳这个申辩不仅没有考虑,反而加重 了对他的处理:原来准备保留的中央委员位置也不给他保留了。事后 让王任重负责调查赵紫阳的问题,调查两年,最终还是没有查到赵紫 阳“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证据。王任重据实报告,陈云批示:“到 此为止。”但从此一直对他软禁。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议决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

会后,万里在家里说:“胡赵万,胡赵万,三个倒了两个半。”

赵紫阳丢了官.却在群众中得了分。他成了反对镇压、并为反对 镇压付出了代价的代表人物。他的这个结局在几个月以前是没有人预 料到的。 1989 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向 邓反映了赵紫阳的不少问题。邓听完后,态度很明确地表示:“不能倒赵。”李鹏回北京向赵紫阳转达了邓的这一态度。赵对李说:“不 要在会上传达,个别说说就可以了。”邓回北京不久,即向赵提出, 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休。赵不同意。如果不是北京 政治风波,赵紫阳就会成为真正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正如赵紫阳说的:“我下台和胡耀邦不同,胡耀邦下台有一个过 程,我下台带有突发性质。小平后来说我是自我暴露的。”

1989 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是群众中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是反对 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大演示,是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大冲 击,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挑战,也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检阅。邓小 平真不愧为“钢铁公司”,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他寸步不让,敢于 冒天下之大不韪,采用大规模的军事镇压来扭转局面。

“六四”是两个基本点碰撞最激烈的表现。两个基本点的碰撞 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在某些方面有 冲突之处,这种冲突可以通过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加以缓冲;而政 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却具有刚性,是无法缓冲的。政治 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权力制衡问题。权力制衡就要触动中国共产党的 现行领导体制。两位总书记的下台都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引起的。他们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中没有回旋的余地。

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实际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内 传统势力。虽然他和陈云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 现行的领导体制,为了保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管你地位多高,只要你有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的倾向,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够坚决,都得把你赶下台。对这一 点,邓小平在同李政道谈话时说得很明白: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 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犯了 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 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 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 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在起作用。(《邓小平文选》第 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 324 页)

1989 年 11 月 23 日,邓小平同坦桑尼亚革命主席尼雷尔说“中 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发生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 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 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 344 页)

不管从哪个观点来看,“六四”是一场空前的悲剧。它在人们的 心中,在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疙瘩。这个疙瘩 也许成为将来某个时候复发的“病灶”。疙瘩总要解开,病灶总要根 除。对于没有身负“六四”历史责任的下一代领导人来说,“六四” 还是一张很有价值的“政治牌”。这张“政治牌”在未来的权力角逐 中,在已经得到权力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中,也许大有作用。他 会不会打这张牌,能否打好这张牌,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在于有胆有识。 

第七章　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邓小平在“六四”中的举措，严重损害了他在改革开放中所建立起来的良好政治形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定会知道。用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记载；他也一定会知道，在现代社会，用几十万大军来对付老百姓会在国际上留下什么样的形象。他一定记得，段琪瑞政府只枪杀了十几名学生，在历史教科书中受到怎样的鞭挞。哪个政治家不想名垂青史？“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痛苦。

一位接近上层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夫人卓琳很着急，劝他不要抽烟。他冲着卓琳吼了起来：“我连抽烟的自由也没有啊！”他的小女儿毛毛不怕他，对他说：“你想要自由？学生争自由到天安门前静坐，你也去静坐吧！”逗得邓小平笑了。

“六四”以后，改革开放的形势一下子发生了逆转，外资进入大量减少，改革踟蹰不前，批评改革的声音一时显得很强烈。邓小平是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他虽然已经风烛残年，但还是要用生命中最后的热能，给中国的改革事业加温，在改革和开放中重建自己的形象。

第一节 “皇甫平”事件

1989 年正是经济上“治理整顿”时期，又发生了“六四”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本来已经很困难的改革，这时就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当时有的报刊开始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判“市场化”，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判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批判“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些批判文章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级思想上政治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1991 午1 月 27 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前往上海，1 月 28 日晚抵上海。在去住地途中听取朱镕基的汇报时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知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对陈云的抱怨，因为浦东开发晚了正是陈云的阻挠。

邓小平在上海一直活动到2 月 20 日晚才回京，他的春节是在上海过的。值得注意的是，陈云也在上海过春节。当时，邓小平曾约陈云交谈，并一起同媒体见面，但被陈婉拒，可见邓、陈两人还是“谈不拢”。谈不拢也罢，邓小平就自己开展了积极活动。他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工业公司、上海航天局中华机器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工地等处。在视察中，他不停地宣传改革开放。2月 14 日下午，邓小平和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及各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在上海的陈云却没有出席这次重要活动。

在上海，陈云不愿谈，邓小平却和执掌军队的杨尚昆进行了两次谈话。

1989 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和陈云在镇压学生运动中达成了一致，一批老人连手用武力平息了学潮。邓小平可能认为，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是和陈云寻求共同点的一次机会，他主动发出信息，但陈云不买帐。邓小平不得不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言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言论不少是针对陈云的。

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言论直指陈云坚守的阵地：计划经济体制。

他说：

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他接下来的讲话更具有突破性：

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90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 月 2日、12 日和 4 月 12 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头 条位置，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这些评论的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评论传播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冲击性的，一时成为北京知识界的见面话题。

有陈云在上海不买邓小平的帐在先，在北京陈云阵线的人紧随其后，对“皇甫平”的几篇评论，北京的报纸持冷淡态度，有关部门还追查这几篇评论的来头。有人告诉追查的人们，这几篇文章是传达邓小平的谈话，他们回答说，就算是邓小平的谈话，《解放日报》这么发也是不对的，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传达，怎么能这么直接捅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社长高狄还亲自到上海，打听邓小平是不是真的讲了这些话。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旁敲侧击的文章。针对邓小平谈话中“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和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

《求是》1991年第九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 的文章(《光明日报》8 月 7 日全文转载)，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 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尤其尖锐：“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据说这篇文章是王震让发的。《求是》第十六期一篇文章写道：“总之，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得出可以不问‘姓资姓社’的结论。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在批邓。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12 年之后。

当时我还亲身经历了一段小插曲。那时改革停滞有一个理论依据，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针对以“稳定”压改革的现状，我为《半月谈》写了一篇题为《推进改革和长治久安》的文章(《半月谈》1991年第14 期)。在这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影响稳定的一些社会矛盾之后指出，只有加快改革，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我还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稳定，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如果把停滞当稳定，或者为了求得暂时稳定，不去触动社会矛盾，矛盾就会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大爆炸，酿成严重的不稳定。”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徐惟诚的严厉批评。他们说这篇文章“有片面性”、“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两位部长的批评在新华社传达以后，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可见，当时群众是要求加快改革的。《半月谈》这次遭批评的还有该刊副总编于有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资姓社”的诘难。两位部长对于有海的这篇文章的批评更为严厉。

有人说，当时围绕“姓资姓社”的大批判，实际上是批邓。从逻辑上看，这次批邓的总后台是陈云。这股“批邓”风越来越强劲。一 直到 1991 年 9 月 2 日才开始转折。这个转折是一个小小的事件造成的，人称“九二社论事件”。
9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报社领导人高狄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全文发出去了，广播电台也当晚广播了。江泽民发现后，指示要把“姓资姓社”这两句话删去。这样，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同一篇稿子新华社发两次，实属罕见。更令人难堪的是，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国外舆论大做文章，说中共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但是，《人民日报》并没有就此转弯。在9 月 28 日出版的《内部情况》中发表了一篇“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的来信。来信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胡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戈叶之流”是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高狄还为这封信写了一个“编者按”，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接着，“编者按”引用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号召读者“应该以这几名共产党员为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注：关于“九二社论事件”的材料引自胡绩伟：《论防“左”为主》，载《历史的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43 页)

高狄是1989 年“六四”之后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岗位上调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在北京风波期间，《人民日报》“不听话”，发表了不少同情学生的报道。特别是在“六四”期间，还发了“号外”，抗议对学生的镇压。发“号外”的编辑被送进了监狱，但有些高超的编辑举动，使当局无可奈何。例如，1989年 6 月 7 日的 4 版上，有两个十分鲜明的标题上下呼应。一个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杀》，一个是《警犬报警荣立三等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前一个标题是同情被杀学生，后一个标题是骂军警的。但看内容，前一篇说的是“克什克腾旗百只珍兽被害”，后一篇是安徽巢湖石油公司一只警犬“报警”及时，避免了一场火灾。高狄到《人民日报》后，不仅对内部进行了清洗，还高举反和平演变的旗帜，唱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最高调。

与“两种改革观”提出的同时，在党内高层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反和平演变是一项十分严峻和紧迫的任务，应当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

“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这样高，除了“六四”的影响之外，还有苏联的“八一九”事件的影响。

“八一九”事件是富有戏剧性的。1985年前后，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怀有好感，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不过，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搞的“公开性”，中国的知识界和改革者感兴趣，却使保守派不安。随着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背离传统的共产主义原则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对他开始不满了，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国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到“八一九”信息的。

1991 年8 月 18 日 16 时 50 分(莫斯科时间)，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国家安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下令，对戈尔巴乔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全保卫局长是专门负责领导人安全的。8月 19 日 6 时零5分，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 127 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8 月19 日 6时 25 分，亚纳耶夫、帕夫诺夫和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为期 6 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紧急状态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6时 34 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指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决心“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

1991 年8 月 19 日，新华社连发了三条消息：一、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亚纳耶夫履行总统职务；二、摘要播发“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三、紧急状态委员会人员组成。新华社是继塔斯社之后，第一个发布消息的，消息发得很及时。整个下午，办公室议论纷纷：“戈尔巴乔夫是不是被抓起来了？”“叶利钦怎么样？”“这件事对中国改革会有影响的。”年轻人说：“中国的正统马列主义者该高兴了。”......

刘华清原计划于19 日访苏，新华社消息的草稿也写好了，现在访问计划得取消了。

中央连夜开会。第二天传达上面关于对“八一九”事件宣传报道的意见是：这是一件好事，对中国也是好事。西方对苏联施加压力，会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要客观报道，但也要有倾向(意即倾向紧急状态委员会)。报道不要太集中，不要让人感到我们喜形于色。他们(指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困难不少，有西方制裁的考验、罢工考验、经济考验、今年过冬的考验。

20 日上午，在中宣部召开的一个宣传业务会上，中宣部长王忍之说：“苏联这次干得很漂亮，特别是舆论控制得很严。我们”5·19“(指1989 年 5 月 19 日实行戒严)就没控制好！(说到这里他拍桌子)他妈的，”5·19“以后《人民日报》一直和我们唱对台戏！”。他批评《中国青年报》7 月31 日报道苏共的一次会议，报道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平静，“最轰动的新闻是没有出现轰动事件”。王忍之说：“说人家很平静。平静什么？在准备干大事呢！”

但是，这个“大事”没有干成功。8月 19 日 11 时 46 分，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莫斯科大批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叶利钦。紧急状态委员会出动坦克，军警和群众对峙。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站在塔曼师110 号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反击政变。支持叶利钦的人越来越多。乌克兰、塔吉克斯坦也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某些军队和克格勃部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上演了三天的政变闹剧宣告失败。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中国高层很多人表示惋惜。有人说：“紧急状态委员会手太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叶利钦扳掉。”戈尔巴乔夫复职以后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非法，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在这之后，一些苏共党的负责人受到查处，几万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夜间失了业，收入、看病没有着落，生活成了问题。不久，苏联解体。

苏联的剧变，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不能不引起震动。陈云阵线借“六四”镇压的余威，以苏联“八一九”事件为依据，加强了对邓小平阵线的攻势。“两种改革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这个提法的潜在意思是：陈云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的改革观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把“反和平演变”提到重要地位，这个作法的深层意思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等于对经济改革的全面否定。

“八一九”事件以后，有人要求和苏联决裂，也有人提议发表新的《九评》(注：《九评》是指20 世纪 60 年代中共中央组织人撰写的九篇批评苏共“修正主义”的评论员文章)。当时的报纸上反复宣传，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实际上最害怕苏联的事件在中国重演。在传达中特别强调苏共几万名领导干部失业的事，意思是反“和平演变”涉及到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因此，人们纷纷总结苏联教训。

苏联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当时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是：一是戈尔巴乔夫这类“叛徒”掌了权，二是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三是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是对群众缺乏教育。当然，经济没有搞上去也是重要原因。

后来，不少学者对这四条提出了批评，说这四条只看领袖，不看群众；只看外因，不看内因；只重政治，不重经济。认为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不可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的确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看成最重要的教训。同时把改革中的很多东西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改革面临挑战。当时的确有一股或明或暗的“批邓”风。邓小平当然不会让步的。

1991 年8 月 22 日，邓小平 87 岁生日。在北戴河的生日聚会上，他谈到苏联问题。他说：

中国还没有能力去管人家的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戈尔巴乔夫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很笨。先把共产党搞掉了，他凭什么改革？苏联共产党一分裂，民族矛盾就要发生。这个局面迟早要来，他没有办法收拾。苏联有苏联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他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改革策略有错误，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苏联的教训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个特色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这一条什么口号也不灵。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发生动摇。

邓小平提出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后来，在16 个字后面加上了“有所作为”，成为 20 字方针。

第二节　南国卷起“邓旋风”

由于陈云阵线的抵制，邓小平1991 年春节上海之行以及发表的讲话，不仅没有产生作用，“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还越来越高，改革开放还继续倒退。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危机感。但如何看待苏联剧变的教训，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不同的看法。改革派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一党专政，在于没有民主，在于没有搞好经济改革。而传统势力则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在于没有防止和平演变。

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自陈云。1989年 9 月 8 日，陈云同李瑞环谈话时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9月 16 日，陈云致信薄一波、宋任穷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提出要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送上最近给李瑞环的谈话以及 1987 年同赵紫阳、胡启立的谈话(《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北京，第 428 页)。苏联剧变使得陈云的“大呼特呼”得到了更多的人响应，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反和平演变几乎成了主调。中央党校也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部长。

在这段期间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语录歌”又在社会上弥漫着，只是把原来那种战斗旋律改为轻音乐化的旋律。这实际是改革受阻后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彷徨，而左派们却利用这个机会借尸还魂，重新祭起了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不仅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干部“反和平演变学习班”，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处境和政治态度怎样呢？

1989 年5 月 30 日，江泽民奉调秘密进京。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 6 月 23 日—24 日)上被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接替了赵紫阳的职务。江泽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荐的(实际是李先念先听取了陈云的意见)，邓小平也同意。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是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的一种妥协。十三届五中全会上(1989年 11 月)，邓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了江，但留了一手，让他信得过的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让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这说明邓小平对陈云阵线提名的江泽民，还是有一定保留，还想看一看。

杨尚昆不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在军队里也有很深的关系。杨尚昆和邓小平1932 年相识，60 年来关系一直很好，深受邓的信任。

早在1981 年 7 月 10 日，经邓小平提名，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任命的前一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军队的问题较多，你到职后，要多调查研究，把军队建设理出个头绪来；要拟几个制度，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同时，要设想五年内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什么样子，以后又怎么办。”可见，从1981 年开始，杨尚昆就替邓执掌军队。

1982 年9 月，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军委不设常委，日常工作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杨尚昆在军队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1987 年10 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继续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 年 4 月，杨尚昆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政治份量更重了。

1989 年11 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辞去军委主席，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杨尚昆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军委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次会上，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江泽民虽然是军委主席，但由于资历浅，又没有军中的经历，只能听命于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是听邓的。也就是说，邓虽然不当军委主席，但对军队还有绝对的控制力。

江泽民的地位既然是邓、陈政治妥协的结果，一旦妥协的条件改变，政治妥协就会变成政治对峙，江泽民就会夹在两座政治山峰之间备受煎熬。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已经清楚地摆在他面前。在北京政治风波那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江泽民临危受命是很危险的。对突然升迁，他家里没有喜悦和兴奋，却有无名的恐惧。据接近江泽民家庭的一位记者对我说：“江泽民奉调进京时，夫人王冶坪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当时的江泽民不是政治强人，把他放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只能权衡左右，在两个山峰的斗争中见机行事：哪边的力量大，就倾向哪边。在“六四”以后，左边不仅力量大，而且十分活跃。江泽民就说了一些左边喜欢听的话，做了一些左边喜欢的事：

对一些私营企业主的某些违法行为，他提出的处置办法是：“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

他几次重提毛泽东说的、多年没有人说的“这两把刀子不能丢”的话(“两把刀子”是毛泽东在1956 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他批评苏联“修正主义者”丢了“两把刀子”，强调中国不能丢。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第 32l—322 页)。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 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重提阶级斗争，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知识界对这句话有不寒而栗之感：按他这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再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焦点”了。

他在中央党校开办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他同意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湖南搞试点等等。这些有的并不是他的主意，但必有他这位总书记的同意和支持。

江泽民的这些表现，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

“两个基本点”这架天平过度向“左”倾斜，使邓小平深感不安。在他88 岁高龄的时候，他决定采取大的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固定下来，把“改革”这两个字深深地铭刻在他身后的历史上，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他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是批评在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 年1 月 18 日到 2 月 21 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党内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那种思潮，反复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并且警告他们，谁想改变这个方针，谁就会被打倒。他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举世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針政策不变。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十三届八中全会原来说是要讨论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由于支持邓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弃了原来的议题，重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当然是满意的。南巡时邓小平对左派发出警告之后，又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为改革者壮胆。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说“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邓小平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这里，邓小平又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又批评了左派理论家，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主要是防“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谈到经济特区，邓小平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都记得，当年陈云批示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把经济特区和旧中国的租界并提；大家也记得，当年邓小平要多搞几个开放城市，陈云提出了不要“口子开得太多”的限制。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我的一个大失误”，是明批自己、实批陈云。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忠于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杨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军事按纽。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香港《大公报》1月 23 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深圳参观植物园动手植树》，1 月 27 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见面》，1 月 28 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参观电子公司游市容》。如影随形，2月 1 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两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报刊的着意宣传，是显示邓的力量，显示有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护航”。

在这期间，杨白冰又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一说法虽然使杨家得罪了很多人，改革派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适，但对于反对邓小平改革思路的人来说，不能说没有震慑力。

邓小平南巡，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广东、从香港传来了大量的关于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传阅2 月 4 日(壬申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

当时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当作喜讯来传播。也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有人说，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

邓在南巡讲话中有批评江泽民的内容。1992年 4 月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讲到，朱镕基懂经济，不服气不行。还说对朱镕基用晚了。人们猜测邓是打算用朱换江。江当时也感觉不妙。5 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报告起草班子时，起草者看到他情绪不高，面色不好。他还对起草者说：“报告一定要写好，不管十四大谁来作这个报告。”他是总书记，还会有别人作这个报告吗？对政治十分敏感的“笔杆子”们感到：江泽民话中有话，他对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但是，邓“换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说：“事不过三，你已经换了三位领导人了。”(注：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面对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江泽民不得不重新权衡左右的力量对比。江泽民最终还是站到了邓小平这一边，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2月 28 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 1992 年 2号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 月 9日至 10 日，江泽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3 月 11 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这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当时人们猜测，这次会议结果不是以会议公报形式，而是以新闻形式发表，是不是还有保留呢？

第三节　改革派全面反攻

1989 年以后三年改革的倒退，企业界和知识界感到十分压抑。

1991 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论界在小范围内不声不响地重新拨旺改革之火。这样的小会我参加了几次，我们自己也举办过这样的会。1991年 11 月，经报社领导同意，《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当时我是理论部主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在新华社新闻大厦l05 会议室召开的。我们请来了薛暮桥、厉以宁、董辅礽、季崇威、戴图晨、张卓然、杨培新、陈吉元等 1O 多名头牌经济学家，当时薛暮桥、厉以宁还刚刚挨了左派领导人的批评。在座谈会上，他们一吐为快，发言激烈。我们还请他们每人带来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记得是11 月 16 日)，我们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些学者的发言摘要。在整理这篇摘要时，我把“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放在旁边，作为尺子(“六四”后邓小平曾肯定了这个报告)，“把政策用足”，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以后，每人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们交来的文章，一连登了十多天。没想到，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摘要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国外有四大通讯社发了消息，有的通讯社还以“中国的改革者发起了反攻”为题，有两家外国报纸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发言摘要。外电对中国事情这么强烈的反应，按过去通常作法，新华社应当收在《参考资料》中，但这次并没有收进去。因为这是新华社自己点的火，在当时那种反和平演变的气氛中，上面看到了可能给新华社带来麻烦。但在国内企业界反应强烈。后来厉以宁见了我说：“你们发了我的文章后，我收到了这么多读者来信，都是企业写来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足有半尺高！可见学者的发言表达了企业界的心声。

1992 年春，邓小平旋风从南方刮到了北京。在1990 年和 1991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真正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再没人提了。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到处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3 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

根本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了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 年代、60 年代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留恋阶级斗争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有人攻击特区，1984年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人们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讨左檄文”，中央党校的这部录音带畅销一时。2004年 6 月 9 日下午，在一个田纪云在座的饭桌上(本书作者也在座)，有人称赞他在党校 1992 年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很有骨气，问田当时是不是感到有风险？田纪云说：“当然有风险。我讲的左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纪云还说：“为了防止左派告黑状，我一作完报告，就从主持人那里要了一份录音和录像，托邓楠送给小平。后来，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状，说田纪云在党校讲话不好。小平说，我听了录音，没有什么。多亏了这么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邓小平已经88 岁了，来日无多。像毛泽东晚年担心他的路线会变化一样，邓小平也有这种担心。毛泽东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怕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也怕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权。他担心的还是“两个基本点”，对改革开放更为钟情。因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功绩还是改革开放，所以，他对田纪云等批评左派是很满意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原来传说的“南巡讲话”中对这一代领导集体流露出不大放心之处，经整理后正式传达时有“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这句话。不管怎么样，领导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让他的第三个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让改革开放路线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具体的路线、方针。他要为将来的路铺好铁轨，并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条铁轨，造成这样一种格局：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除此以外，邓小平还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把年仅49 岁的胡锦涛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代决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邓小平把江泽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为江泽民办了“后事”。这种隔代决定继承人的作法，为今后的高层政治增添了复杂因素。

南巡讲话已经为他这种努力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党代会上把这个思想体系确立起来，并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从而用党的组织力量来推行。江泽民在这一点上是密切配合的。邓小平只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进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目标。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做得很有份量”。

1992 年10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 2035 名代表。600 多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次盛会。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14 年的改革开放；肯定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明确了 90 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反复酝酿，九易其稿。在这次会上，代表们经反复讨论后通过。

十四大撤销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表示，老人们不再当现任领导人的保姆，让他们在家里颐养天年。江泽民不必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看老人们的脸色行事。不过，直到1994 年邓小平和陈云因身体原因再也不能问事时，江泽民才算真正走出老人政治的阴影。

十四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采纳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解释。总纲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时，陈云还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影响。1993年 3 月，李铁映就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之前，到杭州拜见陈云，听取陈关于改革的意见。但是，十四大以后，陈云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铺轨”到此还没有完成。再经过一年的酝酿，1993年 11 月14 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 50 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这个设计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这个决定还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决定的产生，江泽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算是两代领导人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共识，也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接。

到现在，邓小平对身后的事更加放心了。“十四大”以后，江泽民虽然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杨氏兄弟不一定听他的话。所以，有杨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泽民还不算完全接班。这时，江泽民面对一个现实、两个机会。一个现实是，杨氏兄弟两人执掌军队，并且过于张扬，军内老将们对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提出的用军队“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也得罪了很多人。两个机会是：一是张爱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将在1989 年春天上书中央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六四”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另一个机会是杨尚昆虽然是“六四”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执行者，但他内心深处还有不同看法(1998年他对 301 医院的蒋彦永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江泽民是这样利用这两个机会的：一方面他提高这七位上将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时以超乎寻常的规格举行追悼会)，争取老将们在邓小平面前说话，批评杨尚昆兄弟的种种不是；另一方面通过某种方式让邓小平知道杨尚昆兄弟对“六四”心怀异见，使邓小平担心日后杨尚昆可能为“六四”翻案。经过努力，邓决定剥夺杨氏兄弟的兵权，但杨家兄弟还不知就里。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杨尚昆提出让他的弟弟杨白冰进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坚决顶回去了。江泽民敢顶，是因为他事先从邓那里得到了承诺。江泽民借邓小平之手，赶走了杨家兄弟，换上了份量比杨家兄弟轻得多、且没有政治野心的刘华清和张震。从此，江泽民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委主席。接着，江泽民在军队中大批提拔干部，大批任命上将，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定。

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部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在权威政治条件下，新领导人要“站住脚，做好事”，他必须使自己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逐渐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注：“三个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常识，不是什么理论，不管谁执政都会向老百姓有类似的宣称。“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执政的合法性。“三个代表”比“四项基本原则”大大前进了一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按邓小平的意愿向市场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进，国民经济也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如果1992 年邓小平用朱镕基顶替江泽民，情况会怎么样呢？朱镕基当五年总理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计划经济思想很重的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不提产权改革，在粮食和棉花流通中取消了农民的卖粮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垄断性大企业，影响了中国的市场化进展。这些是和邓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让朱接班，其结果可能还不如江。可见，权威人物选择接班人，常常选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

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引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

一是大讲13 年(1989 年到 2002 年)的成就。这使人们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印象：江泽民不顾事实地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其实，他完全执政并没有13 年，他虽然 1989 年当了总书记，但 1994 年才开始摆脱邓小平的控制；他讲的 13 年恰好是“六四”以后的 13 年，人们认为他是在强调“六四”镇压的效果。

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马毛邓三者是后人或别人摆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神龛”的，而江泽民却自己爬上了“神龛”。

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许这不是江泽民的本人的意愿，但不可避免给人们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枪”、“恋权”的把柄。他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后，有时还站在保守立场，对新领导人指指点点，群众也很反感。

而且，这三件蠢事是和大树特树江泽民的权威连在一起的。对这种“造神”宣传，也许是“权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干部和知识界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第四节　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邓小平南巡使左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企图破产，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更加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自由化，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 1986 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 1980 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事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的时候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力量，因此要用专政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是邓为“六四”镇压辩护。在铁血的“六四”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提“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其震慑效果远远高于80 年代。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样，就给中国的造就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格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法律化、固定化。当然，这种“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也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这里说的“权威政治”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不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又不让人口自由流动，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经过 20多年改革以后，政治权力放弃了对居民生活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只保留对政治、思想、文化、舆论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在政治制度上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代的状况，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但还由政治权力审批各种发财机会，由政治权力扼守阶层地位的上升通道。权威政治，既不是极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权威政治就是最高领导人“说话算数”。“六四”以后邓小平说过，在第二代领导人中，他“说话算数”。第三代领导人当中，如果江泽民“说话算数”，就算稳定了。也就是说，中央领导人必须有绝对权威。

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这是康晓光等奉为圭臬的模式(见康晓光《中国政治前景选择》等著述)。他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为这个模式进行了精心的妆扮之后，在中国政治市场上高声叫卖。但在中国知识界和民间响应者寥寥。因为它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现实的危害。

残酷的是，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的现实正是沿着这条路往前走。自从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语虽然还在出现，但出现的频率比 80 年代小多了。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改革的内容的提法更加谨慎了。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三次党代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

1987 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改革措施上，首先是“实行党政分开”。十三大政治报告也提到“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但放在后面，语气也不那么绝对。

1992 年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没提改革的紧迫性，没提“党政分开”。对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由十三大的“不照搬”改为“绝对不搞”。

1997 年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就是说，毛泽东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必须坚持。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加以完善而已。

三次党代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法的微妙变化，使得实践中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民主在倒退。80年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在各种研讨会的讲坛上发表政治改革的意见，90 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险的词语，提起政治改革，人们就谈虎色变；80 年代报纸还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90年代又是舆论一律了；80 年代的差额选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90 年代末一律改为等额选举；80 年代初各省人大对省委提名的干部有时还能说“不”(当时有几个省省委提名的省长没有选上)，90年代中期以后，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实际上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在干部任命上，更加强化了领导人的意图。“十六大”还没有开，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建立，但中央有关部门的新领导人就提前就位，连民主的形式也不走一下。十六大要修改宪法，在修改前中宣部下令不允许一切报刊对修改宪法发表意见。对事关全民利益的宪法修改，竟不让老百姓发表意见，简直是不可思议。

由于市场化的迅速推进，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很多人的钱包鼓了起来。庆典的鞭炮逐渐掩盖了天安门前的枪声，灯红酒绿冲淡了长安街上学生的鲜血，大学生沸腾的政治热血已经化为考“托福”的实惠行动。一个在“六四”时天天上街游行、喊着十分激进的口号的青年，现已人到中年。他对我说：“看来老邓‘六四’那么做是必要的。虽然死了一些人，但换来了十几年的稳定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个别的。这正是“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

1994 年底“双峰政治”结束，邓小平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原来意义上的“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保守派中有些人发现，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加上权威政治，不仅不会失去什么，还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还发现，市场化的过程正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原来取保守态度的官员们，也“咸与维新”，加入了推进市场化的行列，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由此结盟。

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民众参与程度更加降低，结果，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扭曲。然而，这种扭曲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吴敬琏们还不停地为新出现的经济精英鼓掌欢呼。但是，一旦人们注意到扭曲的倾向时，局面已经不可逆转了。于是，吴敬琏们惊呼：“中国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

由于权力缺乏制衡，由于民众对政治和经济决策参与度太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坛的腐败是空前的。

自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官员都采用委任制。这种由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命运的制度沿袭至今。在“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条件下，经济领导部门掌握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审批权，即发财审批权；党政部门掌握的是人事任免权，即升官审批权。经济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是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商品”，是最值钱的。由于权力缺乏监督，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它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微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

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把公权作为谋私的手段，然后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我提拔了你的人，下次你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了不可告人的关系，形成了官场的人身依附、团团伙伙。

买来的官是要支付成本的，为了收回成本并得到盈利，就得向下一级卖官，就得贪污受贿，因此层层卖官，上行下效。

中纪委在中共十五大的工作报告中说：“从1992 年 10 月到 1997年 6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731000 多件，结案 670100 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669300 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21500 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刑事处分的 37492 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 20295 人，厅(局)级干部 1673 人，省(部)级干部78 人。”

中纪委在向中共十六大的工作报告中说：“1997年 10 月至 2002年 9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861917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 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 人，厅(局)级干部 2422 人，省(部)级干部 98 人。”

众所周知，受到查处的只是腐败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但中纪委提供的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最近五年官员腐败情况又有所发展。仅从人数还看不出严重程度，因为受处罚的金额提高了。同样的贪污金额，十五大可能受处分，十六大可能在处分线以下。80年代贪污受贿 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 年代初期贪污受贿 30 万元以上的竟然可以留下性命，90 年代中期贪污受贿 100 万元以上、甚至 1000 万元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

90 年代以来出现的群体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从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揭露了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多起。“烂一窝，抓一串”的案件越来越多。1996 年揭露的山东泰安市委，1998 年揭露的广东湛江市委，1999揭露的宁波市委，2001 年揭露的厦门走私案、沈阳市政府慕马案，2003 年揭露的襄樊市委案，就是整个领导班子集体犯罪的典型。省委一级集体犯罪没有披露，但河北省程维高案、云南省委李嘉廷案、贵州省委刘方仁案、还有福建省委的案件，都涉及大批同案人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善于捕捉商机的人，有经营才干的人，将自己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人，他们会先富起来。

这些人先富起来，老百姓是口服心服的。人们难以接受的是那些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聚敛财富的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红顶商人”(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 2 期)。所谓“红顶商人”，是指用政府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市场制度又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红顶商人”的出现是必然的。“红顶商人”中的多数人自己并没有“红顶”，但利用金钱收买官员的“红顶”来敛财，也有的利用父兄的“红顶”来敛财。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红顶商人”的父兄都是坚定的保守派。

在 20 多年的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

第一个敛财高潮是在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垄断)。在1994 年以前，官定汇率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在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记者告诉我，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拥有半山别墅，还拥有赛马和游艇。

第二个敛财高潮是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 年一直实行到 1993 年。例如，1988 年，1 吨钢材计划价格 700 元，市场价格 1500 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 2000 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20%，1988 年上述三项价差达 3569 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30%(胡和立，1989)。那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如果上述双轨价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

第三个敛财高潮是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价格时得到的财富。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使用权和旧区拆建权的取得、银行贷款的取得等，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第四个敛财高潮是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拍卖给个人所有，低价出售给有权力背景的人。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国有资产重组变成了对国有资产变相的瓜分。

“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机会中产生的。

国外有些人士把“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说成是“中国模式”，并且加以肯定和张扬。他们隔岸观火，不知道这所谓“中国模式”的深层有多少危机、多少苦难、多少无耻。而国内的有识之士对此却洞若观火。前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主任是赵紫阳)安志文，亲自参与领导了中国80 年代的经济改革。90 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主任的岗位上，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改革。他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前景深表忧虑。现摘引他 2001 年 8 月22 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一个人说了算，其它人不敢说话，党内生活不正常，社会问题就多。没有党内民主，就很难实现社会民主。

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在战争时期可以，在建国时期不行。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20 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

过去说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政改不搞，经济改革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经济可以发展，但带来的社会问题权力腐蚀人，在台下本来很明白的人，上了台就胡涂了。当权的要自觉地改难。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上到下的改就改不动。他们接受国内外情况多，应该知道这个常识，但当了权就维护权力。为维护权力搞稳定不是个办法。权力垄断、舆论垄断不仅给事业造成危害，也危害一代人。如果权力不受监督，处分多少人也不行，也治不了腐败。这些都是常识问题，但不知道当权者怎样想。面对这么复杂的局面，靠一个人的头脑、靠一个声音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再伟大的人物也非犯错误不行。我是赞成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挑战共产党，所以，要先通过搞党内民主来搞社会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救自己的唯一出路。社会民主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恩格斯在90 年前讲了一些话，他说，我 30 年不讲共产主义、不讲共产党。写《共产党宣言》时，社会主义太滥，所以我们讲共产主义。第一、第二国际成立后，我们就不讲共产主义了。我和马克思当时对欧洲革命形势的估计有错误，认为资本主义问题很严重，革命快来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世时就完成了，就印了，后来停了，发现经过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快了，这是新的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时期的手段。革命胜利了再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行了。

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世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世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性的，这是不行的。

不能说哪个地方搞得好都是执行了“三个代表”。我不认为“三个代表”有什么问题，但我对这种造舆论的方式有意见。这样搞危害很深，我很反感这样做。我不是对江泽民个人有意见，这是制度问题。斯大林搞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个人专政。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讲民主、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他的行为和说的不一致。邓小平的实践是两句话：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经历、他的环境、他的制度、他周围的人，都不允许他有所作为。

现在本来是个转机，但却搞起了个人崇拜。新一代领导人靠这个吃饭不行。现在每天都在捧他的人，不一定是五体投地地佩服他。

对前途我有一定的忧虑。政治体制不改革，市场经济就要走上邪路。现在的作法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提出讲政治(当时还没有“三个代表”)，我还没弄清楚。当时我去薄一波那里，讨论“讲政治”的问题，薄说：“现在讲政治就是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江泽民的权威。”

新左派、新儒学都有他们的主张，但他们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人权、法治、自由、民主，是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还是要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怎么办？经过社会民主主义来解决更平稳一些。从实践上讲，中国实行民主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和平过渡是上策。经过震荡来改，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利益多元化以后，取得一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还是可以有共识的。不要把一切学说，一切思想都打上阶级烙印，否则，永远走不出去。

从2002 年到 2004 年，我和安老的几次接触中，他进一步重申了他的上述看法。有这种忧虑的，不仅仅是安志文一人。在北京，我接触到一些 80 年代改革的领导人和积极支持改革的学者，不少人都持这种看法。

第八章　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中国状况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毛泽东逝世时大不相同。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的状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自 1978 年开始，中国经历了 20 多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1992 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基本消失，政府不再下达指标，管理生产，制定价格，分配物资，资金和人员。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到世纪之交期间，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平衡。

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农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放开。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固定，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 70%以上，接近 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呆、坏帐，私营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

对各产业、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数量表达，陈宗胜、樊纲、王小鲁、李晓西等经济学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数据。下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供参考:

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估计可达到 45%，“十五”预计达到 65% (“九五”即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即 1996 年—2000 年;“十五”是 2001 年—2005 年)。

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为 45%，“十五”预计为 60%;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达 60%，“十五”末达 75%;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可达 65%，“十五”末可达 75%。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

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 50%，大致在45%—50%之间。由此可以估计，“九五”末达到 55%，“十五”末可达到 65%—70%。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等行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这些行政垄断行业，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劣势地位。一些高干子弟和其它有权力背景的人，在这些垄断行业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

由于市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大量存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选择的斗争还在继续，但不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还在坚持，但已经松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还是像过去一样给予打击。但打击的手段、方法，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血腥。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对不同政见的人是用“杀、关、管、批”的手段;现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书籍，不批作者，不批文章，而是以技术上(如“没有送审”、“超越该出版社的出版范围”等)的借口处罚出版社。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虽然经常批评这本书、批评那篇文章，但是他们心里明白，这些被批的书(黄色的、腐朽的除外)说的是实话，讲的是真理，如果自己出面批这些书，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录。所以，他们发禁令常常不发正式公文，而以口头形式，以免留下文字凭据。他们的这些批评，多是职业行为，是做给上级看的。有些书被中宣部查封了以后，它的盗版书在书摊上大量出售，中宣部不再过问。

第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指导思想，但加上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初级阶段”和“中 国特色”的定语。这样，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可以放手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和先进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经济提到了首位，阶级斗争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邓小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的思想，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让人们放手发展经济，实现他提出的经济上“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则淡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私有企业主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处于全面衰退的今天，把“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这些任何政党都可以提出的普世性目标，代替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第四，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领导权，但这个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相信传统的教条，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他们不再唱共产主义的高调，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他们不追求出身纯之又纯，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一起奋斗的人们......党的宗旨、党的作风、党的成份，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1995 年广为传播的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俗称“左派万言书”)中，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堡垒”，是“铁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像一种骨质酥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四、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

“左派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他们是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提出问题。

第五，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 1978 年到200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由 3624.1 亿元增长到 88189.6亿元，增长了 23.33 倍，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幅度(31.5%)。按汇率换算，2000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84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 2000 美元。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这块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跨世纪前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 2004 年初完成的调查报告中显示：2002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 1995 年的 0.437 高出 1.7 个百分点。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由 1995 年的 0.280 提高到 2002 年的 0.319，提高了近 4 个百分点。与此不同的是，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 年的 0.381 下降为 2002 年的 0.366，下降 1.5 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份报告认为，就全国而言，2002 年收入最高的 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 6.1%，比 1995 年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最高的 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 19.8%，比 1995 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最高的 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 31.9%，比 1995 年提高了1.2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对全国样本来说，虽然收入最低的 5%人群组和 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也就是说，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表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季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财经》2004年 3/4 期合刊)。这个数据考虑了住房的差别，但没有考虑收入最高层的收入，因为最高收入层是很难进入调查样本的。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它在 0 到 1 之间，如果基尼系数为 0，则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为1，则表示全社会的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 0.3 属于相对平均，在 0.3—0.4 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 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从上面数据看，中国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水平之高，而是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之快。进入新世纪，基尼系数还在继续扩大。

第六，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00 年)一书中，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作了修订(未出版)。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 1000 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 1.4%，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定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社会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常常被高处的“云雾”所笼罩，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很难得知其真面目，像峨眉山的金顶一样，越到顶端越是朦胧。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 30 万)、中高层干部(约 30 万)、中型企业经理(约 700 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 90 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 80 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等行业，约 2000 万人)总共大约 2930 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 4.1%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3.中等阶层:据国家统计局 2000 年数字，工程技术人员(工业、农业、卫生三个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为 959.3 万人，科研人员 274506人，教师 1178 万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律师共约600 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 1100 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 1000万人，小型私有企业主 150 万人，个体工商业者 2571 万人，其它有中等收入的约有 1000 万人，以上总计 8585.75 万人，占全国从业者总数 71150 万人的 12.04%。户均年收入 10 万元左右。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2000 年 3.3355 亿从业 人员中，扣除农业大户和管理者，还有 3.2 亿左右)、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 l 亿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 2000 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 1.89 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 5.29 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 73.5%。

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统计中包括渔、牧、林，这三者占的比重不大)。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蓝领工人，约 1.89 亿人。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两者之间。这是就总体而言，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

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此他们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也要让子女上学，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能够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上大学的也是少数。

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部分人约 7000 万人。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 2000 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 1000 多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 4000 多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9.5%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则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 10个等级(最高为 10，最低为 1)，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我能得到的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将不同的职业的财富、权力、声望纳入不同的等级，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查数据和实际判断，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中的权数:财富为 O.36，权力为 0.38，声望为 0.26。例如，高级官员的财富等级为 7，权力等级为 10，声望等级为 9，加权综合后为8.66 。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 7，权力等级为 6，声望等级为10，加权综合后为 7.40。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数据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加权综合数据 7.5 以上的为上等阶层，6 至 7.5 的为上中阶层，4.5 至 6 的为中等阶层，2 至 4 之间的为中下阶层，2 以下为下等阶层。(见下表)

20 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

社会群体	财富等级 (权数0.36)	权力等级 (权数0.38)	声望等级 (权数0.26)	加权综合 等级	占从业总人口 的比重(%)	所属阶层
高级官员	7	10	9	8.66	1.4 %	上等阶层
国家银行及国有 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	8	9	8	8.38
大公司经理	9	8	7	8.10
大型私有企业主	10	7	6	7.82
高级知识分子 (科学家和 知识界、文艺界名人)	7	6	10	7.40	4.1%	上中等阶层
中高层干部	6	8	7	7.02
中型企业经理	7	5	7	6.24
中型私有企业主	8	5	6	6.34
外资企业白领雇员	9	4	6	6.32
国家垄断行业 中层企业管理人员	7	5	7	6.24	12.04%	中等阶层
一般工程技术人员 和科研人员	5	5	7	5.52
一般律师	5	6	7	5.90
大中学教师	5	5	7	5.52
一般文艺工作者	6	5	7	5.88
一般新闻工作者	6	5	7	5.88
一般机关干部	4	6	7	5.54
一般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	4	5	5	4.64
小型私有企业主	7	4	5	5.34
个体工商业者	6	4	5	4.98
生产第一线操作工人	4	2	4	3.24	73.5%	中下等阶层
流动民工	3	1	3	2.24
农民	2	1	4	2.14
城市下岗待业人员	2	1	2	1.62	9.5%	下等阶层
农村困难户	1	1	1	1.00

从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有以下几个特点: 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73.5%)和社会下层(9.5%)。

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总人口80%以上的阶层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1亿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在城市做工，用打工的血汗钱回家交纳政府的各种费税(如“三提五统”)，但城市还经常拖欠他们的工钱。他们在城市从事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劳动，以保证城市生活正常运转，但得不到城市人的平等待遇。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2.04%，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此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

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

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

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上等阶层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全都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通过以上阶层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改革进入20年，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具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社会公正问题更形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

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众所周知，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的和对改革成本承担较小的社会阶层是各级掌权者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和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大的阶层是工人和农民。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更多的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当然，对旧制度的历史责任是不应当追究的，但制度变革的成本的收益应当大体对称。农民在旧体制下受损最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补偿，而1984年以后，农民一直是弱势阶层之一，还继续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种种经济负担来承担改革成本和城市化成本。工人，在旧体制中名义是主人，实际上没有得到足额工资(工资的另一部分，即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由国家集中，国家给职工提供保障，实际没有很好地保障)，改革后通过下岗来承担改革成本。

强势群体中的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与改革初期和中期有所不同。社会公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思考和争论，但是争论的双方不完全是原来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斗争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是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以维护权益和争取权益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知识界，是不同思想派别的争论。

第二节　令人担心的阶层冲突

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 

但是，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 

激烈阶层冲突经常表现为群体性事件。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的群体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时，采取有组织的集体抗议行动。他们集会、游行，集体上访、罢 工、阻断交通、围攻冲击党政机关和重点建设工程，甚至采取打、砸、 抢、烧等激烈手段。参加人数有上百人、上千人甚至上万人或数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群体事件20多万起，而且数量年年增加。2002年4万起，2003年5.8万起，2004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上升30%。

据研究者分析，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一是参与人员的外延扩大，但仍以工人、农民为主;二是数量递增，规模呈不断扩大化趋势;三是来势猛烈，矛盾冲突的形式渐趋激烈;四是组织严密，呈明显政治化倾向;五是矛盾复杂，处置工作的难度增加。

阶层冲突在城乡有不同的表现:

在城市: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 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加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在企业里，没有保护他们利益的劳工组织。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劳资矛盾中常常站在企业主一方。工人对待资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对策是:“跳槽”，离开这家企业，另找新的工作;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深圳曾发生过一起纵火案，却使一些无辜者受害)。这些部是单个人或小群体行为。在个别地方和企业，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人也曾自发组织过罢工，但范围不大，影响面小，常常被资方另招来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罢 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投资方作些让步，但事后资方很快将罢工组织者开除。

拖欠民工工资是群体事件的一个引发因素。广东工人群体事件七成源自欠薪。拖欠工资的既有私有企业，也有国有企业。一些大城市建筑工地大量拖欠民工工资，引发了一些群体事件。温家宝总理去四川时曾为一名姓熊的女子讨回了1000多元工资，他回北京后，发现欠农民工的工资是普遍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总共达千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家工程的欠款。

劳资冲突不仅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兼并、拍卖、破产)职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是近两年来劳资冲突的一个新的爆发点。以1998年9月下旬为例，在不到1O天时间内发生了几起比较大的集体劳动争议，都与企业资产重组有关。

1998年9月23日，成都机床厂部分工人连续三天将108国道(川陕 公路)阻断，造成成都东郊交通局部中断，数千市民围观。示威工人 标语上写着:“四个月不发工资，我们怎么活?”、“东嘉集团是骗 子集团。”1500多名职工的成都机床厂有700名退休人员，亏损严重， 被私营企业“东嘉集团”兼并。但兼并以后转机不大，职工连续四五 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医药费也没有报销，因此引起职工不满。

有1.5万名职工的长春拖拉机厂，累计亏损2.5亿元，实际资产负债率为129.4%，累计拖欠职工工资11个月。企业信誉属于BBB级，不可能筹措到资金。长春市政府想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没人愿意兼并。有关部门先后找了10多家国有优势企业洽谈重组事宜，都因拖拉机厂包袱太重而望之却步。最后才找到私营企业春威集团，决定由春威集团兼并。但职工认为:一、私营企业兼并国有大企业不符合国家政策，是“挖国家的墙脚”(实际上国家没有这样的政策—作者注);二、在没有正式移交的情况下春威集团派人进厂，安插在公安处、财务处主要部门，并擅自把西大院出租;三、春威集团原承诺出资2600万元，帮助厂区重建并发两个月工资，原定21日发工资，但到25日没有动静;四、职工发现春威集团的汽车向厂外拉钢材，认为国有资产在流失。职工怀疑原领导班子在和春威签订合同过程中有私人交易。9月24日，长春拖拉机厂数千职工在厂区内示威，9月26日，示威者集聚到长春市主要交通路口堵塞了交通，从早晨8时堵到下午5时。示威者还举着大旗向吉林省委、省政府进军，被警察堵住。示威持续6天，震动了东三省，长春市出动了数百名警察，暂时拘留了几个带头人，省、市委出面做工作才平息。

1998年9月25日，原包头钢铁厂“五七”工厂150多名女工，连续两天在包头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打着“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要想靠子女，子女又下岗”横标。

自1996年以来，因资产重组而引发的这类事件在各地常有发生。在企业兼并破产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人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者。生活困难、心理落差和对私有企业的传统观念，使得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在国有企业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和兼并这家企业私人雇主最容易发生冲突。

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历史包袱也会引发劳资冲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他们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本应是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由国家集中起来了，由国家来提供上述保障。在这方面国家对工人欠债很多，工人居住条件恶劣，不少企业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国有企业因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岗，特别是一些资源性城市(以某种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形成的城市)资源采尽以后，也有大批工人下岗。工人下岗的时候应当是清算过去国家欠工人的债务的时候。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只给小量的钱“买断工龄”(所谓“买断工龄”，就是企业给工人每一年工龄经适当的补偿，让工人和企业脱离一切关系，企业再不管工人的各种社会保障。每一年工龄给多少钱，因企业状况不同而差别很大。一般情况是，一个20年工龄的工人，可以拿到两万多元)，让工人离开企业。2001年，因对“买断工龄”不满，数以万计大庆石油工人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抗议活动，使举国上下震惊。国家一方面动用大量警察加以震慑，一方面拿出一大笔钱加以安抚。这笔钱主要是“中国石油”出的。有了这笔钱，大庆工人“买断工龄”的价格远高于其它企业，因此，其它企业因“买断工龄”利益受损的工人，抬出了“工业学大庆”的老口号，要求按大庆的价格“买断工龄”。实际上，他们这种要求不可能满足。

在旧城改造中，一些房地产商对原有住户补偿不足，强迫老住户拆迁，这是近两年群体事件的一个新的爆发点。

在城市参与群体事件的可能还有一支新的力量，这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每年有近百万大学毕生找不到工作。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多是没有上层关系的工农子弟。为供他们上学，家庭负债累累，毕业即失业使他们和家庭陷入绝境。

在农村: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 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所、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凌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如水火。

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书记是由乡镇党委委任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现在媒体热衷炒作村民选举，试问: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

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压榨。

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而基层政权的重要职责是“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相悖。所以，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屡屡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就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近年发生了几次群体性冲突，其规模之大、行为之激烈，令人震惊。

基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采取暴力行为，最容易引发农村群体事件。湘南某镇在1999年1月根据县委和县政府的安排，准备集中力量对农村社会治安进行一次重点整治，召开全镇农村整治动员大会。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及县驻镇农村整治工作队队长等人商定，利用召开动员大会之机，将该镇村民自发成立的“减负组”的部分减负代表和该镇因农民负担问题多次到省、市、县上访的退休工人屈某等6人作为反面典型，列为“帮教”对象，用捆绑挂牌的方式在大会亮相。在会议召开之时，被捆绑的村民亲属冲进会场营救，引来上千名群众围观，进而发展到群众起哄，车辆被砸坏，干部被打伤，帮教对象被村民接走。湘中某县一农民因无力上交提留款项，干部就搬走村民家的东西，从而发生争斗，村民在被打伤后自杀身亡。上千名村民到县政府要求给个说法，使县委和县政府有数星期都无法正常工作。1998年，湘北某县组织由民警、税务人员和乡干部组成的30多人的行动队，深夜到某村拘留“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某，数百名村民为救出这位“农民英雄”，与行动队发生了武力冲突，15名行动队人员被打伤，另外10人被迫脱衣承认“错误”，最后有关部门只得将毛某放出，被围困近15小时的行动队员才得以脱身。

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圈地”运动也随之加剧。到2003年底，全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官方数字是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每年还以200万人的速度增加)。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费很低，使他们处于“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状态。强势群体占有城市化的收益，却让农民承担城市化的成本。各地都发生过农民对抗土地征用、群体上访等维权活动。

群体性事件实际是老百姓的维权活动，是弱势群体对抗强势群体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体事件就是阶层冲突的一种表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后，由于制度缺陷，弱势阶层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正常渠道，从而导致激烈对抗。

如何对待群体事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积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行言论自由，让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有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政府利用公权保证各阶层协调发展，并使弱势阶层的权益不受侵害。另一种态度是，把群体性事件看成是群众闹事，企图用警察等强制手段，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有些当政者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最近几年，中央把减少群体事件的任务层层落实到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地方政府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好动用军警对付群众，抓捕闹事带头人。近两年来，各地都在加强军警对群体事件的控制力度。一些基层公安干部把对付群体事件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河口分局指挥中心主任荆向莹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基层公安机关处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前沿，既要有应对突发性治安事件的心理准备，又要有足够的警力作为保障。要加强指挥系统建设，强化信息控制、后勤保障和应急队伍建设。要强化平素训练和预案演练，确保群体性治安事件一旦发生，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各地都加强了警察对付群体事件的演练。据报道，深圳700民警针对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演练。广东佛山巡警为了应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大规模演习，报道描述道:“全身装备的防暴队员排出整齐的队列，利用手中的盾牌将滋事人群往后压，但人群仍手拿木棍向防暴队员猛击。民警命令警犬对着人群狂吠，同时后面两辆防暴车连续发射了七枚催泪弹。仅10多分钟时间，一场群体性事件被及时制止了。”另有“南宁举行处置群体性事件演练”报道说:“8月7日，广西南宁市举行处置群体性械斗事件演练，整个演练紧紧围绕即将开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安全保卫工作实战需要，演练运用科学的指挥系统，参演人员反应迅速，决策果断，充分检验了有关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协调作战能力。”有的媒体发了演练的照片:“公安干警在演练中抓捕‘带头闹事’人员”、“村民与公安民警进行‘械斗’的演练”。各级政府鼓励对群体事件“果断处置”，《武汉晚报》报道:“恩施州公安机关在恩施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对当日发生在利川市团堡镇堵塞国道、打砸抢烧、暴力冲击党政机关的群体性暴力事件进行了果断处置。 2月7日下午1时许，柴家湾村等地村民约300多人利用当日赶集人多的机会，有组织地乘车涌入团堡集镇，围攻冲击镇政府，堵塞318国道，造成150多辆车辆被堵，并烧毁和砸烂车辆，用石块和砖头等物暴力袭击，砸伤在现场维护秩序的公安干警和群众。州公安局、利川市公安局、恩施市公安局、州武警支队迅速调集警力，采取果断措施将领头闹事者强行带离现场，疏散闹事群众，迅速平息了事态。”

过分迷信警察的力量，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旦激化到警察也控制不住的时候，就会引发上层的重大政治震荡。这种政治震荡可能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结局:一种结局是使专制更加强化，警察对社会控制更加严密;另一种结局是通过政治突变，使民主化进程发生重大突破。到底是哪一种结局，取决于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强弱。

第三节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在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时刻，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个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但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

这场争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状况下出现的，是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对当前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思辩。然而，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出了20年改革的时限。它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每一位参与争论的学者来看，很少有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者或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位学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号称同一派别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所以，我曾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左派，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派。尽管人物阵线不十分清楚，但两种不同认识倾向是明显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与其说是梳理两个思想派别，不如说是在梳理两种思想倾向。

是什么人在争论？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参与改革讨论的只有经济学家。当时我曾写文章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目前参与这次争论的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冷冰冰的经济学中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辩，多学科的专家们对当今社会进行联合会诊，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断代遗传。其主要力量是45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50—60岁的人很少。这是因为50—60岁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

75岁以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李慎之(1923—2003)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的造诣，青年和中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的研究，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美国所所长和副院长，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研究颇深。邓小平出访美国，李慎之任随团高级顾问。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还有一大批，我称他们为“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如李锐、杜润生、于光远、胡绩伟、李普、朱厚泽、曾彦修、吴象等。

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从20多岁到40多岁，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青年学者持自由派的立场，但不敢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自由主义者借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行政权力扩张;宣扬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强制;呼吁政治开放，批判专制政治......只要不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论著是不愁发表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不能说“新左派”是社会不公正的专职批判者，但可以说，如果社会状况良好，也许不会出现“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中国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已经忘却了毛泽东在世时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升华为一个象征社会公正的符号。与此同时，老百姓对近年来新崛起的上层社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新左派从上述群众情绪中吸收了思想灵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价值，并大力批判“垄断精英”，自称社会底层的代言人。

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留恋。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种情况下，新老左派会合流，共同声讨自由主义者。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出现是高兴的。老左派的刊物(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上常有新左派的文章，但新左派的刊物上很少有老左派的文章。

新左派的“新”，一是相对于老左派(邓力群、王忍之、袁木等)而言，他们是新生代，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二是他们的思想来源和老左派有不同的地方，老左派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吸收了现代西方“后学”的思想。三是和老左派产生的背景不同，老左派面对传统体制的解体，以维护传统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姓资姓社”，新左派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批判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四是指他们很多主张与老左派不一样，例如，老左派否定“文革”，新左派认为“文革”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毛泽东，老左派“三七开”，新左派是“二八开”，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毛是“倒二八开”，认为毛是中国最新最大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民主的渴求、对特权的憎恶，新左派与老左派泾渭分明。他们虽然都把自由主义当对立面，但处理方式有点不同:老左派视自由主义为异端，用政治武器来打压;新左派视自由主义者为论敌，用理论武器来批判。

1992年以来，胡乔木、李先念、王震、陈云等相继逝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左派影响日渐消失，新左派有可能取代老左派的地位，成为抵制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辩护士，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

新左派的优势是:一是以某些民众情绪为依托(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近百年造就的反西方情绪);二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环境中，有着语境优势;三是有《读书》、《天涯》等杂志作为阵地。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采取攻势，自由派处于守势(也可能是有意淡化)。

争论双方的处境与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有关。双方都声称自己受到 压抑，都说对方在政府那里“得宠”，都说对方是政府用来打压自己 的工具。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派别，不管立场 如何，都以批评现实社会为职志。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好，新左派也 好，都从自己的角度批评时局，批评政策，批评不良的社会现象。他 们一方面小心地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批评资格;另 一方面希望政府采纳自己的意见，并以意见被采纳为荣。政府既吸收 两者的某些思想来修订方针政策，又对两者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防 止他们过分越轨以影响社会安定和政府的权威。新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依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吻合。使他们 有时登堂入室;而新左派中的激进一翼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思路，否 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性，与当今主流思想相悖，也可能成为政治上 的反对派。自由派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赞同，对向西方制度学习的热情， 与主流思想的改革开放相吻合，使他们有时进入“高参”行列;而自 由主义中激进的一翼对英美社会制度的崇拜、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批 评、对经济私有化的公开鼓吹，与主流思想很不合拍，也可能成为政 治上的反对派。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 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主流思想对自由派持有更多的警惕，常常 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基础而加以防范。

他们在争论些什么?

这场争论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对中国改革前制度的评价，对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道路的走向，双方都有重大分歧。

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 改革2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争论双方各有不同的评估。

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当前的批判对象应当是资本主义，是市场霸权。

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历了50、60、70、80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有质变。”(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坚持继续批判这些东西还是阻挠这种批判，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

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中国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汪辉:《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新左派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统治，是人民呢还是寡头?是权力呢还是资本?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国公司正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这一现实的威胁，恐怕就谈不上懂得民主。”(韩德强，2000年)

自由派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正在从不合理的体制走向合理的体制，走向人类文明的主流。他们所说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对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已经在政府之外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将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雏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让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新左派认为上述看法是当今既得利益集团虚构的神话，他们认为，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垄断精英，垄断精英是改革中社会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而不是应当鼓励发展的阶层。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搞得好，就可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搞不好，就可能形成一个金权、家庭统治的新型专制制度，就像某些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这是两派一致的看法。但是，新左派认为这种危险在于市场霸权和垄断精英，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种危险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原有的权力结构，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

面对当前的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走出困境，而制度创新的目标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个目标他们说不出口;新左派没有提出自己的明确纲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看法 中国改革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承认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但对不公正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中国的改革是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原来权力持有者及其亲属利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为自己谋利。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寻租”现象泛滥，权钱交易每时每地都在发生。依靠权力发财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他们还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几乎没有什么触动。这是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强调让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减少“寻租”机会，强调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新左派不仅批评自由派想“经由市场自然达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还把不公正的原因归咎于市场，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归咎于过去多年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他们认为，在资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

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没有关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

新左派指摘自由主义者对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大肆掠夺国有财产的现象保持沉默，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垄断精英的代言人。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实现公正的基本方式。真正落实市场原则(充分自由竞争、公开透明)，就可以达到相对公正的分配。从经济上来说，只有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保证自由交易，社会不公正问题就会减少。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这本身就是平等的、公正的。既然道德的基础在公正，而公正体现在契约，所以等价交换就是公正。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博弈，必然会产生合作剩余，即使是不等价交换，合作剩余在双方分配不均，但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只要不断重复自由交换，公正就在其中。所以，经济学家讨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

新左派认为，人们在市场上所交换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交换过程中还有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货币平等交易的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早期资本主义由此造成尖锐的社会冲突。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由交换自身是不可能解决的。他们认为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法权上的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公正，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只是一种可能性，它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实际上享有这些权利。要使形式上的平等变为实际上的平等，还需要整个社会和每个适法者具备某些必要条件。

新左派批评自由主义者把解决中国当前社会问题寄托于完善的市场制度，是“制度乌托邦”。他们问道，迄今为止，哪个西方国家曾有过这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新左派忧心忡忡地认为，20年的改革造就的垄断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他们已经有力量与体制抗衡，靠“规范市场”是解决不了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何况垄断精英阶层只允许按他们的意愿来“规范”市场，不会按照理性的市场要求来规范市场。新左派认为，不仅要关心过程公正，也要关心结果公正。他们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原则，是不够的。无论按特权原则分配还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如果结果是财富都垄断在少数人手中，都违背了结果公正的原则，也将为民主设置障碍。民主和公正不能简约为“市场竞争原则”。

对国际问题的争论 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两大阵营之间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判断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国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世界?争论双方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即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市场化、民主化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果已水落石出，中国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融人世界主流体系。

新左派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美英式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得到这种生活方式)。“当我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资本主义是怎样肆意横行的时候，意识到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冷战思想家所说的一小撮革命家阴谋的产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培植社会变革的土壤。”(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新左派认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只利于发达国家压迫和剥削后进国家，其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是不公正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加入WTO持保留甚至抵制态度。

自由主义者承认当今世界贸易规则有不公正之处，但是他们强调，“不承认市场秩序是人类自愿合作的扩展秩序，偏说它是弱者‘不得不接受’的制度安排，恐怕有悖于历史事实。”(王思睿:《现代人类文明的主流》)现在，100多个国家一边抱怨不公正，另一方面却积极参加WTO，不能否认100多个国家权衡利弊的智慧，自由主义者承认这个世界以强凌弱的现实，但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咀咒这个不平的世界，而是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只有参加世界竞争才能使自己强大。

民族主义是新左派张扬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新的政治形式。因而全球化的经济过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其政治保障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民族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地干预当代的经济过程，并且把自己看成全球经济活动的最大的代理人。”(汪辉:《文化与公共性》)他们认为，代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民族主义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从学理上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群体第一”这一点上成了“个人自由第一”的对立面，而“民族第一”和“国家第一”在通常情况下也是一致的。在外敌侵略面前，自由主义者也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保持着警惕。他们认为，民族解放任务完成、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但过分的民族情绪有可能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常常是专制政权用来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不同思想的工具。民族主义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这种感情力量能够很容易地调动起来，一旦调动起来就难以控制，就可能成为冲击理智的破坏力量。他们警告，不要轻易玩民族主义这把耀眼生辉之“火”。

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学生上街抗议美国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十分活跃，有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估计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只是幻想，有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有的提出大幅度增加军费以扩充军事实力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力度。他们批评自由主义者近几年来对西方的“权威和物质的新的臣服”，“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堕落，投降兴趣和维持会情结反而在高涨。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这种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质主义和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合法班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编者的话)在这种上纲上线、潮水般的批评面前，有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出现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发表了忧虑的言论，这些言论立即遭到新左派的声讨。甘阳发表文章，将质疑北京反美大游行中出现暴力行为的知识分子称作“败类”、 “奴才”，说他们“随着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做的就要紧跟”。一些自由主义者顶风反驳，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资中筠在文章中说:“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地‘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在这样开篇之后，她有针对性地一一陈述自己的看法: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不能因一颗炸弹就改变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去搞军备竞赛;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外搞霸权并不能否定他们国内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呼声不能被民族主义淹没，不能让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是逆潮而行，是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等等。

对美国“9·11”事件，新左派中有些人鼓掌叫好，自由主义者则普遍同情。

需要指出的是，从民族主义的逻辑来讲，是应当主张主权高于人权的，但有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在这一点上却与自由主义者一致:人权高于主权。

自由为先还是民主为先? 双方都赞同民主，但两者各有其出发点。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自由精神的发扬，新左派关心的是用民主来制衡市场权力。新左派的批评指向精英垄断，希望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制约市场霸权;自由派的批判指向行政强制，希望通过经济自由来提高效率。

民主制度在对公共问题作决策时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在这里，民主和自由发生了矛盾:对于民主来说，通过表决，少数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服从多数人的判断;而自由主义不必因此而服从，他们唯一合法的手段是说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者认为多数人可以决定许多公共问题，但是，到了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界限，就得“行人止步”。他们认为，民主如果同自由主义相结合，就是自由的民主，即使由多数人来行使权力，也要受到法治和宪政的限制。民主也可以同极权主义联姻，即行使权力的人不受制约，这就是“极权民主”。所以，自由主义者申明:“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不可能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早已存在于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约束的‘超越现象’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

甘阳批评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分子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把自由归纳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第一原则。”甘阳批评上述倾向是“中国知识界集体道德败坏症”(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甘阳还写道:“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同上)新左派主张“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即“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决策和安排”。他们还认为，“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自由主义者把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新左派把市场力量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并且两眼盯着政府的缺陷，新左派主张限制市场力量并且两眼盯着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对市场完全放任，他们认为限制市场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例如，反垄断法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必须具备的因素。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私人经济领域、自愿结社和社会运动。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个人(特别是底层百姓)之间的政治表达空间。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可能造成政府和民众的直接对抗。中国目前底层人群的政治表达一是寄希望于新闻媒体，二是上访，三是民间社团的表达，四是非秩序行为，即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重视。新闻媒体控制过严，很难表达底层的声音;上访的效果更差;民间社团的表达渠道也不畅通;非秩序行为常常引发暴力对抗。所以，公共领域的问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自由主义者看重正在发育的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就是将来市民社会的主体，有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市民社会，就会产生对公共事务的要求，进而就会发展出公共政治表达空间。而新左派把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正在发育的中产阶层看成垄断精英，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产物，他们要表达的是垄断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声音，通过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底层的政治表达空间。他们问道:“许多政治精英及他们的子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大公司和企业的代理人。我们能说他们是市民社会的代表吗?”新左派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空间不一定要有市民社会，甚至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有人还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市民社会，也有公共政治的表达空间，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三结合)。鉴于“四大”已经被邓小平废除。新左派很看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希望从未来的中产阶层中寻找公共政治空间，新左派从传统政治领域寻找公共政治空间。从争论双方的文章来看，自由主义者比较亲近中产阶级，他们对私有企业主抱着很大希望(是逻辑，而不是口头表达)，他们更关心强者、能者如何充分施展才能，如何更多地为社会(首先是为自己)创造财富。而新左派更亲近底层社会民众，他们对私有企业主持批判态度(是口头表达，不是逻辑)，他们认为如果仅由这批人操纵的政治表达空间，就会对底层产生压迫关系。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让社会底层参与政治领域。

对在改革中崛起的垄断精英阶层，争论双方都怀着忧虑和警惕。垄断精英阶层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争论双方都担心，如果任垄断精英阶层发展，这个集团不仅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还会左右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私有企业在受到传统体制的压制时，学者们支持它(特别是自由派);当他们已经发展起来，并与官员私下结盟时(大款“傍”官员，官员“傍”大款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学者们呼吁社会防止发展为黑金政治。如何防止，争论双方有着不同的主张。新左派主张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对现行体制要保持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制度化的，又有非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官商私下结盟的主导方面是政府官员，只有建立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才能防止黑金政治的产生。

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 在经济政策上，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派强调效率.在这里，不少人将平等和公平划等号，又将公平和公正划等号。如果把公正和效率放在一架天平上，毫无疑义的是公正优先，因为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准则。这方面的争论有些概念混乱。

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能者、强者的积极性。为此，就得保护私有财产，就得为强者和能者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经济平等”的口号之下，没收个人财产，将所有众人的生产资料交由一个政治组织来掌管，其结果是政治权力进入了个人家庭生活，进入了个人的闲暇，也切切实实地控制了个人的肠胃和头脑。这样，所有的个人必须仰承权力的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独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经济平等”、“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强调经济平等。他们认为强调效率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垄断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奴役。有人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认为“将效率置于一切之首的实用主义，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创造了障碍”，“现在人们寄希望用私有产权的合法化来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然而，如果私有化的过程不是在民主和公正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合法过程保护的就是不合法的分配过程。”(汪辉:《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以平等之名无限扩张权力，可能造成政治权力对民众的奴役;新左派担心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可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经济寡头对民众的奴役。

双方争论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以外，还涉及了更为广泛的领域:

—自由主义者讲“告别革命”(李泽厚)，对以往的过激的社会变革手段持批判态度;新左派强调“对革命激进主义的反省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反面”(甘阳)“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鲁索，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自由主义者对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提出种种反思和批判，新左派则维护这一革命传统。

—公共性和差异性。“不能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以换取由资本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汪辉:《文化舆公共性》)自由主义者同意他的前半句话:不能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但自由主义者的后半句话是:以换取由一种先验的理想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也就是说，争论双方都主张多元化，反对单一化。但新左派反对的是资本控制的单一化，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正是这种单一化;自由主义者反对的是政治权力控制的单一化，认为当前最大危险还是这种单一化。

—对社会现代性的认识。自由主义者把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认为发达国家那种个人自由、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契约整合才是现代化。当然，他们也承认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有多样性的现代化社会模式。新左派认为，既然现代化有多种模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

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进入2004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2004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次重大斗争显示，它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武装，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告诫人们:“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为了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组织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还出版了《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并为这本书举办了隆重的出版式和研讨会。

《光明日报》2004年6月14日报道这次研讨会时说:“专家学者数十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的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可能导致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

第四节　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当前，中国要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解决在中国特有的改革路径中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或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使制度始终保持有利于他们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已经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最近几年，一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这里有一个怎样驾驭资本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资本带来的罪恶有过深刻的批判，写出的文字汗牛充栋。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揭露和批判的都是符合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这像给小孩洗澡把脏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一样。资本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要驾驭它，让它为人类服务。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

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也提出了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

当前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与缺乏民主制度相关联。

中国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是听任问题的发展，成为权贵资本主义;二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到底出现哪种后果，取决于是否搞政治体制改革。

走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现在显得相当紧迫。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当前两种思潮的交锋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是两种倾向不同的思想的争论，还没有发展为政治斗争。我们应当寻求这场争论的积极意义，从中找到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我想，能不能在各执一词的论战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从而找到更多人能够接受的正确东西?

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天平上的两个砝码。对这两种目标的追求是社会前进的两翼。两者缺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公正，只有去其两者之极端，相互兼容，才可以两者兼得。人间没有理想国。无论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国还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以后，吸收了自由主义中不少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和社会平等、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马克思批判了“兵营共产主义”，他理想的新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把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力图创造尽可能多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暂且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如公正、平等原则，没有社会主义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20世纪并不是哪一种文明胜利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的共同胜利的世纪。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两极状态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会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抹杀人权，也会导致总崩溃。而中间力量占主流的国家，则比较稳定。

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变化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二元对抗的思维转向多元并存、互补、互转、互通的新思维。新思维已使上述两极有互相融合之势。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就不是极端的左翼。这温和的两翼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想。现在，在这温和的两翼之间很难看出明显的界限。

当然，个人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与集体主义(以及 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两极的融合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这个 课题至今因没有完全解决而被高度关注。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评 委会给其得主阿马蒂亚·森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他澄清了使个人价 值得以集结到集体决策当中去的条件，这些条件使集体的规则不至于 损害个体权利的重要部分。”

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把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梳理为新左派同自由派的争论是一种简约。实际上，参与争论的学者很少有纯粹的自由派或纯粹的新左派。“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秦辉)持这种态度的人在争论双方都有不少。当前的思想是多元的、交叉的、互混的。这种多元思想的交叉和互混表明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可能。从上面我介绍的双方争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点:

都需要市场经济，都不迷信市场，都不要市场霸权;既要反对“不公平的伪竞争”，也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平”，而要公平的市场竞争。

都需要行政权力，都反对行政权力过分扩张，都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既反对垄断精英控制政治权力，也反对政治权力妨害经济自由。

都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既反对把民主当成少数精英谋取利益的工具，也反对把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要把民主制度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

都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都看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中国有利有弊，尽管双方在利弊的权衡下各有轻重，但都在寻求趋利避害的途径。

都呼唤社会公正。不公正的原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改革前的旧体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正在完善的市场;从解决方法上既不能完全坐等市场制度的完善，也不能发动底层群众来与精英阶层对抗，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都主张多元化。既不能实行资本霸权的一元化，也不能实行政治强权的一元化。

等等。

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共识。当然，分歧会更多一些，上述共识中也包含着不少分歧。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抛弃自立门户和党同伐异的学风，对不同看法大度包容，对批评对象思想本质良性把握，对批评者新思想的吸收，激烈而不敌对，鲜明而不偏激，深刻而不片面，共识就会越来越多。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不同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融合的，如专制和民主，只能后者取代前者。自由和公正只能在民主的条件下兼容。近年来在国内外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声音，这声音起源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新著《第三条道路》。应当注意，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奉行民主政治，是排除专制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专制的地位。“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414页)从政治常识来看，权力不能同体自授，权力制衡也不能同体制衡。为什么不能同体制衡?这是简单的力学常识。为什么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因为他的手使再大的劲也是内力—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那么，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怎样走出专制，建立民主制度呢?不少人推崇晚年的蒋经国的民主化的果断作法。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件成功的例证。

晚年的蒋经国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了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蒋经国意识到，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谁也阻挡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1986年9月28日，135名反对派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他们提议建立新党，起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消息传到蒋经国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以后，才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派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一笑了之。事后他对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对于蒋经国晚年的这一历史性的果断，中国知识分子写下了不少赞美的文字。戴晴女士写道:

“乾纲独断，以专权雷厉风行”，恐怕正是十年、二十年前蒋经国的模式，也未尝不是我们今天的模式。蒋经国已经离世，他的灵柩所过之处，数万人沿街恸哭，世界上闻名的产花地鲜花销售一空。为什么?他安排了蒋家王朝统治的终结，他安排了党禁报禁的废除。“不错，我是一个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个，我以专制保证民主制度的开端......”

以中国之国情，专制只能在专制者手中结束。(戴晴:《从林则徐到蒋经国》)

由这里引出了新权威主义的论题。 80年代，新权威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员吴稼祥曾写文章鼓吹新权威主义，他写道:

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政治强人，就类似于近几十年来在东亚诸国和若干地区产生的那种政治强人......

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民主政体可以产生有权威的领袖，也可能无法产生。专制政体也是如此。事实上领导一个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的伟大领袖人物产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选举的，也有继承的，有任命的，也有政变上台的，从世界近代史上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实例......

新权威主义不仅强调领袖人物，还强调与领袖人物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调英明的见解、果断的行动、排除任何障碍的力量以及高超的应变能力。(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

1996年10月29日，赵紫阳在他家中同本书作者也谈到了新权威主义这个话题:

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但是，大陆不是台湾，邓小平不是蒋经国。邓小平有足够的权威，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来结束专制，反而加强了专制。是邓小平不如蒋经国开明、果断，还是大陆的民主化条件不如台湾成熟?也许兼而有之。但不管怎么说，邓小平这么高的权威，都没能结束专制，在他以后，中国还会有强人政治吗?还会有能够结束专制的专制者吗?

事实上，自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中国再不可能出现邓小平、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可能有邓小平、蒋经国那样的权威。进入中国最高层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他既没有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获得功勋，也没有在非凡的政治风浪中得到荣誉。他们没有政治资本。想平地起高楼，通过宣传手段和组织手段人为地制造一个新权威，这是不可能的。硬要这样做只能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今后只能是常人政治。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一个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社会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合力的方向的判断。判断对了，他就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判断错误，他就会成为时代可悲的弃儿。

如此说来，中国未来民主化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只要民主力量发展了，在各种政治力量中成为一支强大力量，足以影响社会合力的指向。到这时，善于审时度势的掌权者就会因时就势，果断地作出决策，加速民主制度建设。

经济市场化是民主力量发展壮大的一个条件。中产阶级的壮大，某些政府行为逐渐回归社会，现代政治文明的传播与普及，封建专制思想的逐渐削弱，契约关系逐渐代替行政关系，乡村选举的民主实践，党内民主化的逐渐加强，等等，这些都是民主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条件。当然，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伴随着种种政治斗争和曲折。

附　录

一访赵紫阳（1995 年 12 月 16 日）

再访赵紫阳（1996 年 10 月 29 日）

三访赵紫阳（2000 年 5 月 28 日）

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辩护发言

本书作者按：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访问赵紫阳时，曾承诺在世纪内不向外透露访谈内容。我忠实地遵守了承诺。现在进入新世纪已有四年，赵老身患重病，趁他健在的时候我将三次访问的记录公布出来，给历史留下一个见证。

附录一：一访赵紫阳

时间：1995年12月16日上午9时至12时15分。

地点：北京灯市西街富强胡同6 号。这是一个复合四合院，由南院和北院组成，是赵下台后的住处。赵的家人住在北院。门窗油漆一新。门外有一个小牌，上写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院里有几个战士看门。战士们住在南院的南屋。南院的北屋就是赵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我们就在这里交谈。一张宽大的写字枱上散乱地放满了文件。写字枱前后墙上各有一张挂毯，在前面墙上的一张是草原上一群奔马，突出的是一匹白马和两匹赤马；后画墙上那张是绿树丛中几只鹿。赵养了一只白毛狮子狗，白毛已经发灰了。我们走进这个办公室时，他把小狗抱起来，放在写字枱前面的桌子上。我们谈话时，小狗一直蜷在那里。

赵红光满面，气色很好，动作敏捷，看不出老态，不像76 岁的人，只是头发全白了。他记忆力很好，思维很严密。就我提的问题，他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赵的老乡宗凤鸣先生把我介绍给赵，并一起听赵的谈话。

问：中国共产党历任总书记下台都是要作检查的，而您下台却没有作检查。您能否结合您在“六四”前后的经历，谈谈自己的想法？

答：关于“六四”问题，北京的老百姓都很清楚。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主要谈我在“六四”前后的经历。这个发言海外报纸去年都发了，你可能看到了。现在再谈，也没有这个发言详细、准确。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事实过程，讲我处理这件事的过程和争论。

我去朝鲜访问前没有明显的争论。当时提的方针，包括不激化矛盾的方针，邓是同意的。李鹏同志内心可能有想法，但我去朝鲜前也没有表现出来。争论出在我从朝鲜回来之后。

我去朝鲜前学潮是向缓和方面、平息方面变化的。学生之所以集会，主要是悼念胡耀邦。我主张不要干涉学生的悼念活动，学生悼念的要求不能说不好。他们在外面悼念，我们在人大会堂里面开追悼会。追悼会开完后，耀邦的灵柩顺利送到八宝山了，学生没有理由再闹了。我认为，只要我们以后的工作不犯错误，事件可以平息。因为我觉得不会出大问题，可以走了，才放心去朝鲜了。

李鹏送我到火车站，问我有什么交待没有。我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三是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没有讲不同意见。李回去后，把我的意见向邓汇报了，邓说，就照紫阳的意见办吧。

我去朝鲜后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提出要向常委汇报，说情况很严重。常委开会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正如人们说的，谎报军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来，说学生要搞全国性的大串联，要建立组织，大事不好。我去朝鲜以前北京市不跟我讲，也同意学潮实际在平息。当然，他们在常委会上讲的情况不是没有，但他们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了。李鹏主持常委会，听汇报后，他总结，说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

第二天，他们去邓那里汇报。有李鹏，有杨尚昆。小平一向对学生闹事反感，如果我去汇报说学潮正在平息，他也会点头。他听李鹏一讲，觉得问题严重，就发表了“4·25”讲话，给学生运动定了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李鹏立即通知各单位传达，北京市马上开了几千人的大会传达。

“4·25”讲话后，又发表“4·26”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4 月 27 日的大游行，有十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4·26”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4·26”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引致那么多人声援，那么多人担忧。

“六四”的根本问题是“4·26”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4·26”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4·25”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势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5 月 17 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4·26”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4·25”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因为他们把邓推到前面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4·26”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4·26”社论。

“4·27”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4·26”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4·26”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五四”我要发表一篇讲话。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我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我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因为“4·25”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加上了这一段。

“4·26 ”社论各方面反映都不好。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包围我，影响我，要我坚持“4·26”社论。开始我没有讲话。李鹏到我家谈这事。我说要让学生复课，有问题可以对话。我看了公安部“4·27”游行的录相。费孝通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找我。费孝通态度很明确，说要想法挽回。我找北大和北师大的两位校长，两人的态度不一样，但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耀邦的事基本平息了，“4·26”社论把学生激怒了。“4·26”社论发出后，学生冲出校门要上街。学校领导和党团组织出来阻止。因为“4·26 ”社论态度很强硬，学校怕学生一上街后真会发生流血事件。但“4·27”游行什么也没有 发生，学生胜利了。这时学校的领导和党团组织感到灰溜溜的，感到以后的学生工作更不好做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事情很不好办。有小平讲话，又发了社论，学生怕秋后算帐，要求收回社论。而李鹏、北京市委坚持“4·26”社论不能退。还拿邓作牌子，说“4·26”是邓的话。事实上，是他们定性在前，邓讲话在后。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骚乱、动荡、风波，都是讲规模，没有讲性质。小平讲动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 什么样的动乱。动乱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就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定性上。在 5 月17 日常委发生争论时我是这么说的。

当时常委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采取逐步缓和，逐步淡化的方法，不再说“4·26”社论了。5月 4 日，我接见亚银时，就根据这个精神发表了讲话。提出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问题，提出学生和政府要冷静、克制……八个字。这个讲话反应很好。北京 7 所大学复课了(当时报纸有报道)。这是又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一次机会是耀邦追悼会完毕)。但这时学生还不放心，认为我讲的是空话，没有落到实处。这时如果继续对话，加紧做工作，形势就会好转。

但是，不知有什么背景，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的讲话和‘4·26’社论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上否定了我的亚银讲话。我想这一定是有背景的，他自己不可能发表这么大胆的讲话。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4·27”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4·26”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我的讲话不代表中央。

这时，学生要求对“4·26”社论有说法，而另一些人坚持“4·26”社论不能退。他们还收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两面挑拨。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方面都不买我的帐。学生想要“4·26”社论的结果，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这边邓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李鹏对我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和学生对话，对一次和学生闹一次。李鹏坚持只和学生会对话，不和闹事的学生对话。我说，和学生会对话等于和自己对话，没有用。现在另一方是闹事的学生，要和他们对话。

戈尔巴乔夫访华，学生占领了广场，连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也没有，政府大丢面子，也给李鹏他们以口实。我在和工人对话时劝告学生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学生没听懂我的话。我这话后面的意思是：你们闹得越激烈，有人越高兴。

学生闹得越来越厉害，李鹏和北京市委对小平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一定要非动武不可。

戈尔巴乔夫走了以后，我想，事情拖得这么久了，学生也疲了。

广场上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北京的学生都回去了，留在广场的多是外地学生。如果我们在“4·26”社论上退一点，事情有可能好转。“4·26”社论不退，学生怕秋后算帐，就很难安定。

学生中也有激进分子。在快冷下去的时候，他们搞起了绝食。

我认为，军管必然导致动武。从“4·26”社论导致“4·27”大游行说明，现在用上纲上线想把群众压下去是不灵了，用权威人士出来压也不灵了。既然这两个都不灵了，又不退让，搞军管，势必发生冲突，一冲突就要流血。当时我还担心，学生流血会不会造成工人大罢工？当时我没有想到用几十万大军吓住，只有小平才有这么大的气魄，但这对共产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当时学生不相信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这说明我们在群众中有信誉。1976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纠察队；北洋军阀也只打死十几个人；一二九运动蒋介石也没敢开枪，我党历来没有这个历史，所以，学生不相信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

结果开枪是把事态压下去了，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失太大了。这样的搞法只有邓才下得了决心。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好几个军区的力量。

我在解放前也闹过学潮。组织学潮搞无限期罢课最不得人心，是得不到支持的，学生还是要念书的。“五四”前学生已经闹够了，他们不会无限期罢课。政府退一步，给学生个台阶，就可能平息，用不着动武。

怎么退？在 5月 17 日晚的常委会上，我说后退的事我承担责任。

小平只要讲这么一句话：“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当时学生游行的口号中有拥护改革开放，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尽管他们有些口号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小平可以接过来，用来缓和矛盾。只要小平讲了这么一句话，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直到最后我还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军管就要流血。确定戒严后我给邓写了一封信：我担心出现更严重的后果(我是指工人罢工)。

后来有一种说法，说镇压是被迫的，是无奈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有多次机会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关键是我们的措施不对，方针不对。

事后也证明，哪有什么黑手？哪有什么组织、领导？真正有组织、有领导就好办了。他们的领导也是当时产生的，甚至一天换一个。

我当时就说，我们是执政党，谁能有组织、有领导搞么大的事件来？

说开枪是没有办法是后来讲的，一开始是说动乱就要镇压，后来才说镇压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谁克制？要不是我从中做工作，早就这么干了。李鹏还对外国人说，我们没有橡皮子弹。

学生中也有激进分子，他们就怕学生不闹，于是一会儿搞自由女神，一会儿搞绝食。

你问对付学生为什么要调这么多军队，开始军队开不进来，后来才越调越多。调少了也怕军队发生变化。这时我已经下来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5 月 16 日，上午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我会见。晚上开常委会。在这之前，我已很明确地提出“4·26”社论要讨论。这天的常委会上我正式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定性不恰当，要改。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改“4·26”社论的定性，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

这天晚上我和李鹏发生争论。他说，没有必要让你承担责任，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他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我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鹏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决定是常委作的。

第二天，我给邓写信要求面谈。邓通知了几个人—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和我。我们去了邓家。本来是我要求谈话，他通知了这么多人，显然不是要听我的意见。我还是重申了我的意见。姚、李说，学生动乱不能制止，是赵在亚行会议的讲话引起的，这个讲话使学生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我表示，对搞军管我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很难执行。胡启立也反对军管。乔石原来不赞成军管，在这个会上也赞成了。杨尚昆原来反对军管，后来也赞成。最坚决的是姚、李。其实，这几个人的态度无所谓，就是五个人都不赞成，邓也可能实行军管。在邓家开会之前，我的意见是多数，我、启立、乔石、尚昆，都是一致的。在这之前他们和我一起根据这个意见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这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复想过。不赞成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所以，对下台我并不闷气。

这件事不像别的，不像过去搞运动作检讨。过去搞运动我作过不少检讨，那时总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自己可能有错误。包括文革，我作检讨也是这样。这一次我不这样看。当然，这和文革后思想解放有关。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

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劝我不要讲话，劝我作几句检讨，不深刻也行。他们没有想到我在会上有这么个发言(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他们几位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都印发作为中央全会的材料，我的这个发言开始也印了，后来又收回了。原来要给我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我有这个发言，就不保留中央委员了。那一天姚依林主持会议，我要讲话，他说：“不讲了吧！”我坚持讲。姚让我讲15 分钟。我事先准备了稿子，20 分钟念完了。我一讲话，他们很不高兴。开完会我就走了。第二天复会，把我的中央委员也没保留了。关于我的问题组织处理进行投票，我没举手。我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持动乱我不接受。”

在整个动乱期间小平一直在北京，并不是传说中他在外地。

问：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 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作些说明。

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在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 年 5 月 26 日

访欧前夕

这中间有个误会。确定耀邦下台以后，1987年 1 月，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有人批评耀邦不受约束，好即兴发言，对重大问题轻易表态。我也讲了这方面的问题。我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我说，早在1984 年我给邓写过一封这样的信。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

他在日本访问，一下子就邀请了3000 名日本青年到中国访问。 一回来就忙得一塌糊涂。他到朝鲜访问答应金日成派飞行员到中国受训，可以开中国的飞机。小平对他这一点很不放心。

吴江的书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实际上没有念。

当时要念了就不会产生误会了。说邓要退下来胡举双手赞成，我不同意他退，事实并不是这样。耀邦是否说举双手赞成我不知道，因为耀邦下台之前邓没有说他退的问题。

1986 年2 月，耀邦到我家对我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任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耀邦当时持接受的态度。耀邦还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我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我们俩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在60—70之间)，没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让启立来接吧。” 他说：“让启立马上接还不行。”我说：“能否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来轮流主持，轮流值班。”他说：“这个意见好。”

小平没有同我谈他退不退的问题。

我不赞成邓退出常委，那是胡下台以后的事。1987年夏天，成 立 7 人小组，负责为十三大人事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这次小平讲，十三大他不做常委(军委主席还做)。当时我不赞成。理由有二，一是小平还是要管事的(他自己说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何况在很多老同志还在的情况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份量太轻。但我主要的看法是在常委外面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六四”就有人说“垂帘听政”。(插问：为什么小平从一开始不自己担任党的主席？)这一点我说不清，只能是猜测，大概是考虑舆论吧。一开始叫华国锋下台，胡和我都不同意。不管怎样，华在粉碎“四人帮”时还是立了功的。胡不愿接党的主席。胡说，华在台上并不妨碍我嘛！邓不接受胡的意见。陈云坚决要华下来。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邓商量好了再开。”陈云听后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已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

1986 年还有这么一个情况。胡访问欧洲时，多次向记者讲十三大老人退不退的问题。我外出访问时一概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总书记回避不了。是否有人从这里觉察出我们对邓下台态度不一致？

胡下台不是讲邓退下来引起的。小平的心胸不是那么狭窄，他还是伟大的嘛。他对胡很了解，只是认为胡不够持重。

关于对学潮的态度问题。在1986 年闹学潮时，12 月 30 日，邓找我们(还有何东昌等)开了一个会，讲了一篇很严厉的话，说这次学潮是长期对自由化放纵的结果。还说，我讲过多次的王若望等人的问题为什么不处理。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1986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 30 周年。费、钱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

我没有批评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1986年学潮是我和耀邦、启立三个人一起处理的，没有分歧。所以，学潮问题我不会批评耀邦。

关于1983 年陈云联我倒胡的问题。

说 1981 年陈云倒胡没成功，说有三次常委扩大会在经济问题我批评耀邦。事实是，有一次常委听财经小组汇报，汇报的中心内容是“经济指标不搞那么高，定低一点，让下面超额完成，比高指标好处多”。这是我安排汇报给小平听的。小平说指标定得太低。这次汇报是对小平这个问题的回答。

那天主要是计委的姚依林和宋平汇报，小平主持。我插话：前几年我们带有还帐的性质，所以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会上没有争论。就在这个时候，陈云拿出讲稿，针对胡耀邦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10条(也可能是 7 条)批评意见。如耀邦曾说过，财政赤字不可怕，是假的，陈云就说：“财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耀邦！”还有耀邦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谈过看法，陈云对他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评。陈云批评时，耀邦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承认。看来陈云是憋了一肚子气，一吐为快。小平不愿意在这个场合下批评耀邦，也不愿意争论。他没有思想准备，不太高兴。说：“今天主要是听汇报。”

在改革的问题上我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我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 年，他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我制止了。我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和耀邦在经济发展中的分歧在陈云批评他之前，在邓那里谈了一次话，说清楚了。我主张不要追求速度，他主张提前翻一番。这是我们的根本分歧。小平找我、耀邦，乔木一起到他那里去谈了一次话。我说耀邦这些讲话行不通。耀邦接受了。小平说：“今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门。书记处只管大事。”

胡乔木认为耀邦在1983 年那个全面改革的讲话全文没有四个坚持。小平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四个坚持？这个稿子不能发。”

陈云批评耀邦之后，胡乔木说：“经济工作的不同意见对地方影响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来打个招呼？”小平说：“你们商量一下吧。”我们定下来开一次会商量一下。事后我在书记处说：“书记处可以准备准备。这件事到底怎么讲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讲。”

过了两天，胡启立到我那里去说：“邓力群在新华社的一个会上把陈云批耀邦的话捅出去了。”我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吞吞吐吐。我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会还没有开怎么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之后我去天津。家里来电话说：“各省打招呼会不开了。这是小平定的。”

我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告诉我：“那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事了。我并不认为问题很严重。我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也不懂。我也不认为乔木和邓力群(指当时的邓力群)有非分之想。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的讲话憋了一肚子气。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同舟共济。”

事后，胡启立对我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兴。”

就在陈云批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写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计委工作很难做。这封信没有反应。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

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

陈云的确有一肚子气。我劝耀邦到陈云那里去谈一谈，他答应了，但没有去。

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小平为什么不信任耀邦？根本原因外界不清楚，国外也是乱猜测。小平对耀邦态度改变，有人说是受陈云的压力，有人说是受到挑拨。挑拨是有的，关于四项基本原则问题，邓力群不断打报告。这些最多只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耀邦外事上的毛病、经济工作中的乱讲话，邓并不看重。邓了解他，他们的关系很深。

根本原因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邓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来搞，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邓在反自由化问题上对胡越来越失望。1981年批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第二次是反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主持的工作领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满。中间邓让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第一次是让启立传的话：“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这使邓胡分歧增大。反精神污染是邓提出来的。反精神污染有扩大化现象，搞了28天之后不了了之。本来就完了，邓也觉得反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这以后胡多次对这一段评来评去：“提法不科学”、“搞了扩大化” ……外国记者也从中挑拨。

1984 年12 月，作协召开“四大”，在耀邦讲话的空气下，在反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怨气很大。作协选举，所有的反精神污染比较积极的人全部落选。这样一来，很多老同志有意见，认为作协四大是对反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协四大是耀邦和启立主持的。老同志对他们当然有意见。

1985 年，小平让乔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1985 年在北戴河，在启立、乔石给耀邦传话之后，我对耀邦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要有个交待。”当时他同意了，但他却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后来我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邓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陆铿1985 年和耀邦谈话我不知道。就在 1985 年 7 月，邓要乔石传话时，乔石、启立对我说：“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太不象样。陆把他说成开明派，挑拨离间。耀邦没有批驳，而是迎合的态度。”

1986 年，从北戴河回来的一位老同志问我：“耀邦同陆铿的谈话你看过没有？”小平对这位老同志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小平还对这位老人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我观察到，从这时起，老人们对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后来我联想到，1986年 4 月，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顾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他换下来，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也是这么理解的。

1987 年1 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只是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渡变为这种辞职的方式。

对后来耀邦辞职，我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为他说话。我知道，老人们已经定了，说也没有用。

事实上，1986年学潮发生后，邓在 12 月 30 日的谈话中指名批评胡耀邦，这个讲话当时就发到各地去了。他已经无法工作了，只能辞职。

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转向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虽然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但我想，让别人搞就没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很不错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来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对我和胡耀邦关系的传言有三个原因：一是不了解胡为什么下台；二是我们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确有分歧；三是耀邦下台是我接他的职务。

外电说，邓受到压力，在胡、赵两个人中，邓只好牺牲胡保赵

不是这么回事。邓不是受压力才让胡下台的。

也不是胡让邓退休，邓才让胡下台。如果是这样，邓就没有伟大之处了。

邓每次对思想战线上的批评材料不是来自胡，都是乔木、力群反映的。邓一问，他们反映的确有其事。思想战线是耀邦分管的，这当然使他被动了。

邓了解胡。有一次邓向我介绍胡的长处之后。说胡不够持重。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深，邓对胡很了解。

我和胡的关系基本是好的，但也不是很好。他这个人的确有毛病。

例如，经济工作上的分歧，在小平处已经定了，主要由财经小组和国务院管，1984年，他又以端正行业不正之风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听汇报。汇报会上，他又下指标。他定的指标国务院不知道，但部里都来国务院要钱要物，说是耀邦定的指标。

总之，在改革问题上我们基本是一致的，是互相支持的。在经济发展上，我们的意见不同。他还是搞宣传鼓动、搞群众运动那一套。

附錄二：再訪趙紫陽

时间：1996年10月29日下午3点半到6点。

地点：还是上次那个地方。张广友得知我要访问赵紫阳，一定要同去。还是赵的老乡宗凤鸣先生引见并作陪。这次访问张广友说话太多，影响赵的讲话时间。

这次一开始是闲谈。老张问他看过《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张广友著)没有，这本书要再版，您有什么意见。赵说，眼睛不好，白内障做了两次手术，很少看东西，看东西也很粗。你的书我只是翻了一下。

谈到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赵紫阳说，身体除了眼睛，都很好。一个星期打两次高尔夫球(他的写字枱上有一本《中国高尔夫》杂志)。 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别的地方不能去。看看电视，爱看历史剧，不管写得好坏。看书少，看些闲杂书。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看不到了，信息也不灵。国事已经很淡了。不能说不关心，但的确是淡了。对当前事想得少，想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谈到境内外写他的书。赵说，《赵紫阳传》的作者赵蔚我不认识，他是抄报纸写的。我的家庭情况他也写得不对。老张拿出香港出的《赵紫阳的崛起与陷落》问他看过没有，他说，我没看过，听都没听说过这本书。

赵说，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 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是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当时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我写这封信，除了看了陈俊生的发言以外，因为领导制度问题我过去想过。我当总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书记处和常委的议事规则。我主张重大的事情必须一人一票，否则谁赞成谁不赞成、多少人赞成，不清楚。事情一过，就会说我当时就不同意。我主张重大事情举手或投票，但这个想法没有实行。党内要有制度，还要遵守制度。《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很好，就是没有执行。人治的特点太厉害了。粉碎“四人帮”后，叶帅出来进去地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党内生活不正常”。问题在没有制度，有制度就好办。我写的那封信就是这个意思。信送上去后我没有再问，也没有回音。

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 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 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但是我也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急，要渐进，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不能搞得天下大乱，不能像走马灯一样换领导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在台上。西方这样可以，社会照常动转，中国不行，几个月换一次领导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台湾地方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我们也不同，他们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他们一个大党，一个小党，不能形成轮流执政，但有合法的反对派。谈到“六四”。赵说：“《许家屯回忆录》写的‘六四’那一段是符合事实的，大体是那么回事。”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他说，外面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 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六 人小组”，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 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组”在 征求老同志意见时，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 “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 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 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 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

传说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万不能进常委后，邓曾和我交换过意 见，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六人小组” 也不赞成。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做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

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六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老张问：李鹏是怎样当上总理的？

赵答：总理人选只有李鹏一个人。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田纪云嘛，没有人提他，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说我提田纪云，没那么回事。对李鹏当总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邓说：“他年轻，知识面广。”不知道小平怎么认为他知识面广。(杨问：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在考虑李鹏当总理时，有人担心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就提姚依林。小平否决了，说姚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

话题又转到“六四”。大概是5 月 3 日，在万里出国前，我到万里家和他长谈了一次，谈得比较好。我主要向他讲了学生的事怎么看。 我说，现在开放搞了这么多年了，外面什么东西学生都有印象，学生们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说。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就认为是要颠覆我们。这样，本来不是对抗性的就搞成对抗性了。有的人把学生的话收集起来，往这儿送，往那儿送。往邓那里送，说矛头指向邓了，把邓激怒了。

我说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采取对话疏导的方式可以缓和下来。我说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要变，不能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论，否则就不理解青年，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万同意我的看法，说：“对呀，李瑞环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太软了，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李瑞环不对呀！”他也认为，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变了，我们还是老思维方式不行。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说反党，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像鲍彤那样秘密审判。

鲍彤有什么事？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和泄露机密。什么机密？起诉书说，有人问他：“赵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 “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这也算泄密？就连这件事鲍彤都说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了朱琳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练，紧张得了不得；二是议论了戒严。反革命宣传和泄密这两个罪随便就可以加上。审判鲍彤连证人都不让出庭。现在说是把他放了，但还不给他自由。 天天讲法，这是什么法？

原来搞鲍彤是为了搞我的问题。以为我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和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查索洛斯基金—索洛斯是匈牙利人，是个大富翁。他出资金支持体改所的研究工作。他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我不知道，对这个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认为他有这个背景，安全部认为没有这个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

公安部1987 年 7 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索是个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比较慎重，我把公安部的信批给了安志文(当时安是体改委党组书记)，让体改委和这个基金脱钩。我的意思是社会上对体改委的议论已经不少了，不要再增加议论。鲍彤的事是先入为主。李鹏对邓小平说过鲍彤是坏人，说我受了鲍彤的影响，在老人家脑子里留下了印象。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中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

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成。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

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吴江讲的几件事情都不符合事实。说耀邦赞成邓退休，就让他下台。耀邦决不会说“我举双手赞成”，邓也决不是在这件事上对耀邦有意见。耀邦下台前邓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他退不退的问题。外国记者问我邓退休问题，我从不回答。

小平对耀邦很好。有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政见不合，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反精神污染”沿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陆铿的谈话是导火线，86 年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

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他认为“六四”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 他对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减少，到了最后完全不信任。

耀邦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为什么不为他说话？说也没有用，我也认为耀邦再也无法再搞下去了。

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 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不知道耀邦的苦处，我一当总书记就怕这件事。我说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也不懂，我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我很难。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

还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他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我跟他谈了一次后，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 这就产生了我的“5·13”讲话。我不愿当总书记，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在这个位置比别人要好一些。要是让别人当总书记，更不好办。

邓小平在政治上绝不放松 

小平在政治上决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那个问题吧？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在这里。再这样搞 10 年，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很难说。

现在要找到政治体制如何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办法。现在这个问题是禁区，不允许讨论。这就找不到建设性意见。

腐败啊，社会风气不好啊，问题都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过去，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老办法就有效。能回到那个时候吗？又想搞市场经济，又想搞那一套，不行。怎么办呢？ 这是很重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看连标也治不了，都是空话。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如何改变？过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国也不行。但是，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但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就收不住了。结果还是舆论一律。

杨问：听说1975 年您去四川时小平和您有一次重要谈话。1976 年您在这个问题上保护了他。这是他后来起用您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有这同事？

赵答：1975年我去四川时小平是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是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那时派贾启允到云南， 小平也和他谈过这样内容的话。在批邓时贾启允慌了，沉不住气了，把这段话说了出来。“还乡团”就成了邓的一条罪状。我当时觉得这 是口头谈话，就没有说出来。

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

杨问：前一段时间外面传说，杨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还在，把“六四”问题搞清楚，他可以承担责任，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这不可能！

附錄三：三訪趙紫陽

时间：2000年5月28日(星期天)上午9时半至11时40分。

地点：××街××号××家。××是赵在广东时的朋友。

访问目的：帮助赵搞一个口述历史。

参加人：×××，×××，×××和我。前几位是老同志，是口述历史的提议者，让我具体承担这个任务。

8 点 30 分，我们3 人到达×××家。×××拿出××买的新录音机给我，我不会操作，正摆弄间，赵紫阳和其夫人到达。赵夫人由一位随行的小保姆搀扶。赵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他身板挺拔，红光满面，白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身穿灰色夹克衫，显得很精神。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很成功，现在看东西不成问题。笑谈间我问他的小白狗，他说已经死了。

赵紫阳说：你当记者这么多年怎么不会用录音机？他说，他夫人不敢碰电器，连电视也不敢开，逼得他学会了。赵调好录音机把它放在茶几下面，他说，工作人员进来看到录音机不好。

赵很小心，他说，他的警卫人员每天要向上面汇报他的情况，这是他们的工作，不能怪他们。他举起自己的一个黄色小皮包说：出门时我考虑是拿个塑料袋呢还是拿这个包？这就算公文包了，怕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谈完了，送走赵以后，××夫人说，今天很不容易，先是中央警卫局把这条街的汽车都赶走了，接着北京警卫局又派几名警察来守卫，后来派出所又派警察来加强保卫。赵来时还有几位中央警卫局的陪同，赵进来后警察站在门外。大家分析，今天这么重视，大概是临近“六四”之故。

赵紫阳说，7 年以前，我怕有些事情忘记了，曾经把“六四”一些事写过一些东西，留下一些记事啊，就算记事。我跟他们讲是随便的，现在为了方便起见，我就照这个材料讲。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一些前因后果搞清楚。把“六四”事实本身搞清楚。有些事情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讲了，但有些事没有讲。

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迭稿子讲了起来。由于这次谈话他从头说起，所以很多内容与前两次和我谈话的内容有些重复。

第一個問題，學潮的起初階段

学潮的起初阶段是围绕着悼念耀邦逝世开始的。耀邦是 4 月 15 号逝世的，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有自发地上街搞纪念活动，随后发展到上万名学生上街。4 月 18、4 月 19 两天晚上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4 月 22 日，举行耀邦追悼会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学生几万人。当时所谓学潮就是这么回事。学生上街人数越来越多了，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不恰当的话，但总的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什么有××的事。

那时我调录像看，那时公安部有录像，从录像当可以看到，18日夜晚发生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叫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边的人，围观的人往前挤。学生几百人，外边围观的人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见什么人哪，后面往前涌，往前涌往前推的时候，前面的学生还喊，要守纪律。后来学生自己总结经验，在他们的周围自己组织纠察队，把学生队伍和围观的人隔离开了。

中央同意学生集会悼胡

至于 4 月 22 日的追悼会时，天安门前几万学生集会是经我们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设 上高音喇叭，外面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当时，“4·26”社论之前所谓学潮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个是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特别 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藉悼念耀邦来表示对 腐败的不满意。第二是对耀邦1987 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 对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认为耀邦下台、那种更换 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冤，鸣不平。第二个原因就是对 1988 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来，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 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不满意，所以，学生用悼念耀邦的方式 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大体上当时情况可以这么分析。上街的学生有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对我 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对党反社会 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那时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耍依法惩处以外，一般要采 取保护手段，违法行为才依法处理。在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游行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现在追悼会已开了，你们也参加了，再没有题目闹了，要复课。第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多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当时想是召开种种各样的会议，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现对打、砸、抢、 烧、冲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

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有文件可查。后边讲的三条是我去朝鲜以前说的。我记得追悼会结束，我们一同下电梯时我对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个意见。 4 月 23 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可以说，在我去朝鲜之前，对当时的学潮，常委中没有发生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 4 月 19 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冲新华门，你知道不？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说，乔石在第一线，分管政法，他在第一线，有各种预案准备着，他会应急处理的。随后我把李鹏的电话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 20 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大部分学生都走了，遗有少数人没有走，乔石让警察清了场，强令留下的学生上了车，送回了学校。

这一段就是说，我出访朝鲜之前学潮的情况、当时常委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4·26”社论出台前后

“4·26”社论是个关键。将来你们还可以从各方面收集些材料，把这一点讲清楚。学生这种不满情绪，当然总是要表现出来的，但学潮怎么闹成这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在“4·26”社论以前没有这么大的事。

(李普：你的意思是，学潮闹大了是“4·26”社论刺激起来的？)

“4·26”社论以前没有那么大的动作，只是有点不满，这些不满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如果那个时候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这么大，“4·26”社论是转折点。

4 月 19 日，我就访朝鲜事问邓，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他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我是 4 月 23 日离开北京的，不记得是上午还是下午，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找万里(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本来和我是一致的，从始到终是一致的)，要求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转告李鹏(我出访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4 月 24 日 晚上，李鹏主持了常委会，真是非常的快啊。

在李鹏的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和缓的情况，上街的学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学生主张复课，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学生要上课，那些激进分子在教室门口把着，不让进去。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当时如果接着做工作，疏导啊，对话哪，可以提出些狠的要求啊，会更缓和一些，这是很好的机会。但他们汇报情况时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你说激进分子有没有呢？会有的，学生到外地跑一跑也是有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但总的当时是趋于缓和。(以下未和录音核对)他们还说学生在街上募捐，组织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实际上 22 号追悼会以后，很多学生已经回去了。

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得很多，说领导人 几句难听的话不算什么。当时还说我的孩子搞“官倒”，说我把多少 车皮化肥运到老家去了。几万人中间不可能没人说过激的话，但一集中起来就显得了不得了。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说成是针对邓 小平的，这很容易影响邓小平的思想。李锡铭等人这么做，是他们原 来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

24 号晚上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我出访朝鲜前李锡铭给我打过电话，说问题非常严重。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

4 月 25 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李鹏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快解决。

邓这个人有个特点，如果有另一种意见他也不会这样。我4 月 19 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25 日李鹏、杨尚昆一讲，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 月 25 日邓同李鹏等的讲话本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4 月 26 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访问朝鲜以前，李鹏从来没有谈过这些看法。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原来的分析和方针。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就不清楚了。

邓家对李鹏把邓小平推出前台不满

邓对李鹏大面积传达他的讲话很不满意。5 月 17 日，在邓家决定戒严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很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稿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不算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学生说“小平您好”他特别高兴，说他不好就很生气。当时我听别人说，学潮中邓朴方对人说： “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

有些人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这就把邓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形成的思维方式激活了，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24”常委会纪录和邓的讲话稿通过我驻朝鲜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这是党内多年形成的惯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情况，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

但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对常委会纪录表态。(以下经过录音核对)看了邓的讲话，我不认为会对学生采取什么行动，我当时的马上的反应是，恐怕又一场大的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会起来，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势头要受到伤害。对此我很担心。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反自由化不力。我当时认为学潮平息不是很大的问题，不管邓怎么讲啊，都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现在没有闹啊，闹是“4·26”社论以后闹起来的嘛！

“4·26”社论大大激化了矛盾

下面主要是讲“4·26”社论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规模急剧扩大。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只要进一步做工作，学潮可以平息。但“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学生多年没听这种话，“反党反 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什么什么，他们多年没听这种话，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绪极为激动。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激怒了，被推到激进的一边。我从朝鲜回来以后，找几个大学生谈过，他们都反映这个情况，“4·26”社论一发，包括机关也非常不满意，怎么搞这样一个东西！“4·27”游行一下子上升到 10 万人。社论言辞严厉，学生以为这次游行可能受到镇压，所以游行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是可贵的，是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完全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发表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知识分子反应十分激烈。

政府这样，社会上更加支持同情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像可以看到，学生当时的游行沿街群众拍手欢迎，呼喊一些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弃了。本来布置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哪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生怕矛盾激化，因为小平讲了那么严厉的话，怕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克制，不要动武。 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

当时只有李先念给小平打电话，他听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了电话：“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个话不知准不准确。王震也主张抓多少多少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

原来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哪。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本来准备发生事情，结果游行这样顺利，回校以后当然是欢欣鼓舞，更无所畏惧了。“4·26”社论激起了一个很大的行动。这个行动的结果，原来出校门时，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啊、党团组织啊、校长啊、教师啊，都拼命地拦阻，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啊，出去会怎么怎么样啊，学生回去后欢欣鼓舞，欢呼，搞得党团干部受到学生奚落、讽刺，感到很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他们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 月 1 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 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以下未同录音核对)原来以为“4·26”社论调子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上线的老办法不灵了，历来上纲上线的办法很灵。第二说明什么呢？ “4·25”、“4·26”广泛传达了邓的“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也说明再靠最高权威领导人的发话也不灵了，第三个说明什么呢？北京市政府刚刚发布了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了；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很担心，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跟“4·27”以前不一样了啊，学生经过 “4·27”大游行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办法了，政府的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出动军队了，但学生认为政府是不敢出军队的，以后这个事情就此较难办了。而政府只剩出兵这一招了。 “4·26”社论给整个北京事情简直起了很坏作用，增加以后解决问题很大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途径，要用强制的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途经沈阳，听了沈阳的汇 报，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的同志也怀疑：还用这种办法行吗？(将来写的时候不要写这一点，不要影响辽宁省委的同志)，这样做适得其反，他们讲传达邓讲话时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就觉得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它办法都不灵了，就存在着大规模的流血可能。

原来邓说，鉴于解决耀邦问题的教训，解决赵的问题要符合手续。实际上解决我的问题也不符合手续，不是政治局委员也可以投票，已退休的老同志也参加解决我的问题的投票。李先念还说：感谢李鹏给他们投票权。耀邦下台时，常委除了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陈云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小平不管这一 套。

这次赵紫阳没有谈完。我(杨继绳)说：既然这么麻烦，何必兴师动众。赵老会用录音机，让他自己录不就行了吗？以后我就没参加此事。听说赵也没有录。

(编者注：文中的××，部分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而隐去当事人的姓名和地址，另有小部分是在听录音带纪录时听不清内容，又无 法再与赵老核实，故以××代替，谨此向读者致歉。)

附錄四：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自我辯護發言

这次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4 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进行申诉就上街示威，我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极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应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稳定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因与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4 月 26 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浑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 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当时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后来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一些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进“4·26”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为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 (“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几个地方。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讲过这点。

（二）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实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 4 月 19 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 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2.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3.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枪、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也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也都同意。4 月 23 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4 月24 日到 30 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 4 月 26 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4·26”《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 5 月3 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有了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否定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有些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 5 月4 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我在访朝归来之前，李鹏同志批发的《人民日报》第二篇社论(4月 29 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4·26”)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 99.9%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5 月 4 日的讲话，特别注意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一致。 另外有些话(如反动乱的问题)我在 5 月 3 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必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二是我提出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见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以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5 月 5 日)李鹏同志会见亚行年会代表和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的差不多。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5月8日的常委会和5月10日的政治局会。4月27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4 月 26 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 80 岁(或 75 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舆论等密切结合起来。5 月 13 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道。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 4 月25 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尔 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 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 4 月 28 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道，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所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 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地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 5 月16 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 4 月 26 日社论的反应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5 月 4 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转过来。但是到了5 月 13 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 5 月 16 日晚的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 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 论主要是依据 4 月 24 日常委会的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会的工作。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 5 月 16 日晚的常委会上还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同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也没有谈下去。

九、5 月17 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 5 月 4 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4 月 26 日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5 月 18 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 5 月19 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5 月 19 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如果周总理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再不出来，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待。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 9 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5 月 19 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 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在接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疼、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 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之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1989年李鹏同志向人代会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的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基本建设规模1985 年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的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 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 1988 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身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1987 年以前，我国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1988 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放开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地提高存款利率，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储蓄率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了票子。着重讲 1988 年发生的这结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1988 年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我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 自从我去年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要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性。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经验来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能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 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四）

同志们就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对我提出我批评的意见。我愿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间确实有所增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

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竞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期间，我感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经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究竟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1987 年 4 月以来，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的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 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这个观点。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 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12 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计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跟上。

（五）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

事实上从 4 月23 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道。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5 月 19 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加 5 月 19 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 4 月 26 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4 月 26 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 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 5 月 19 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对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由我直接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了包袱。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本书作者注：这篇报告是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下来的，后来又以一位老同志那里的原件为依据进行了多处校正。相信是目前较为准确的版本。）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