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
作者：真 言
【编者按】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目 录
关于三年“大饥荒”
关于三峡工程
关于失败的教育
关于十年“文革”
关于三年“大饥荒”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的三年，是中国百姓永远的痛。在和平时期，饿死民众四千万。二零零五年九月，中共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正式内部在厅局级以上干部中公布了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数据：一九五九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一九六零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市区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年的资料计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累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5,496万人。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主编杨继绳，在其历经十五年调查研究，二零零八年五月出版于香港的八十万字专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中确认：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千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两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过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杨继绳在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403亿斤，照当时标准，相当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二零一零年七月，香港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克，历经长达三年的档案调查完成的英文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在英美同时推出。他认为死亡数字是4,500万。对于数字的来历，冯克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时说，“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3千万到3,200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千万加50%就是4,500万。”而且，冯克首次提出很多死者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冯克在书中说，只是在河南信阳，死亡人数就超过100万，“67,000人是被砖头砸死的。”他并指出，不仅毛要负责，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要为这起巨大的灾难负责。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那个一路强制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不可能发生。”六十年代曾任英国驻华大使、中国文革的见证人之一《中国：世界里的狼？》的作者乔治•华尔顿在书评中说：冯克的“编年体《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发表之后，没有人再能为时髦的‘毛主义’找到任何借口。”
中共一直欺骗世人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死人的帐记在老天身上。可是查遍各地《县志》及气象记录，那三年并无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祸根其实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家都响应号召为了超英赶美去大炼钢铁了，几乎村村都炼钢，连中南海的院子里都建起了小高炉。且不说那种荒唐之极愚蠢颟顸之极的炼钢能炼出些什么东西，只说那年粮食“多”的不得了，亩产万斤都是少的，十万斤都不稀罕，甚至有几十万斤的。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九月一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文章，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其它如“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头，足够吃半年”等等荒诞不经的大话，充斥中华大地，人皆习以为常。人大胆，地高产，人都昏了头，能吹也不要紧，可怕的是地里的庄稼没人收，上边还照着你上报的亩产万斤收缴公粮，一点都不含糊。结果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作为收成收上去了。对此，庐山会议被错误处理、深入农村考查的彭德怀看到后，焦急的以诗疾呼：“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结果不出彭德怀所料，农民没有粮食吃，只好吃野草、树皮、观音土，野草、树皮吃完了就吃人。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食人案件）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
一九五八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一九六一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一九五八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三日，青海省公安厅在给省委《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中也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人相食案件，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河南信阳地区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哀求父亲不要吃她，好给他搂草、做饭，也没有挡住她那被饿疯了的父亲。民兵受命持枪把住路口，禁止饥民流动。只有旧社会才要饭，伟大的社会主义不能要饭，谁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就是阶级敌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讨饭的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年长的农民回忆起往年饥荒时地主开仓放粮的情景，渴望着还能看到这一幕，可是至死也没有盼到有谁放粮赈灾。面对随处可见的饿殍，当时极左的安徽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还感慨：多好的人民啊，宁可饿死也不抢国库的粮食。其实，这个理反过来就是：多好的人民政府啊，眼睁睁地看着人民饿死，也不开仓赈济。
也有几个特例。安徽省有个省委副书记叫张凯帆。一九五九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下乡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是一个大县，140万人口。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大为震惊，良心难安，毅然下决心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余下的50万百姓。可是张却为此被省委书记曾希圣抓了起来。毛泽东听说后，说张凯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张被判了20年。曾希圣坚决“跟党走” 饿死700万人，民愤极大，应该被枪毙。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路线，被毛保了下来。而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凯帆，因为没有跟党保持一致，却成为共产党迫害的对象。
还有一个山西省河曲县县委书记刘毅，反毛之道而行之，救了全县百姓。他擅放国库粮，给全县农民补自留地粮，还想方设法向上级要粮。没有高产卫星，没有禁止农民开荒，河曲县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2%。但刘却因此被整肃，一九六一年六月被撤职，同年十月被中共中央通报全国。还有四川重庆市的长寿县因放粮救人，也整出个大饥荒“开仓放粮”案。
在三年大饥荒问题上，中共还卑鄙地愚弄国人说是苏联逼债，把粮食都出口顶债了。实际上不仅没有这回事，中共还置自己百姓的生命于不顾，把中国人的救命粮送给非洲的一些小国家，收买它们，让它们替自己在联合国鼓噪，好为中共争一个合法的席位。
在太多的中国人连树叶都吃不上的时候，毛泽东吃些什么呢？旅英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为了唤起对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党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确，在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特别是武昌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 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
死了那么多人，毛泽东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时，曾就核战争发过一番宏论：“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端著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千万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毛泽东为何能说出这种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对毛泽东来说，死亡多少人不过是一堆数字而已。所以，大饥荒后，对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上千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也有人不相信饿死那么多人，认为是反毛派的杜撰。《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是举世公认的权威书籍。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版的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1，翻译成中文就是《2001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在该书第185页有这么一段文字：MOST PEOPLE KILLED IN A FAMINE Between 1959 and 1961，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in China.译成中文就是：饿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在中国大约有4千万人死于饥饿。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显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三千八百万人。廖盖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他在《炎黄春秋》二零零零年第三期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千万人。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人民网邀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石仲泉做客强国论坛，以“客观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在谈到六十年代的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的问题时，石仲泉如是说：“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我们领导也认可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这个事。”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如是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一九六零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死亡979.3万。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李井泉依然执行毛的要求，因此加上这两年的死亡人数，四川大约死亡1,250万。
在死亡的人中，还有不少人是被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报告中谈到：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秋灾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省信阳地委上报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到各区县打人和死人的情况：“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现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阳辖内的遂平县碴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死亡达30%左右。该地区在‘反瞒产’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县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动手打人。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将‘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在一个公社主持‘反瞒产’时，一天内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中共向来是设法掩盖罪恶，它还会去夸大自己的罪恶吗？
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作家陈秉安前后历时22年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披露了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一九六二年的“五月大逃亡”，即有5万多人外逃香港，以致广东当局不得不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阻挡遣返逃港人员。而逃港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以及政治上的迫害。此外，在新疆，一九六二年也发生一次性6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原因也是饥饿，为了不被饿死。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 会议期间，曾在家乡亲眼目睹严重灾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避重就轻有限度地说了部分实话：“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就是这么几句话，让毛泽东恼恨在心。会议结束后，在整理自己的口头报告时，良心未泯的刘少奇情绪激动的表示：“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错误为止。
为饿死人的事，刘少奇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曾与毛相争，“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在此之前，刘少奇已开始反思党内的专制之风，后来在中共“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早由王稼祥率先提出，他在延安时期推而广之的提法。这一切都让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毛泽东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也有极左的拥毛派，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挟怨报复美化成路线斗争，而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披露，毛泽东在就“四清”问题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曾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中共元老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少奇出于正义与良知，对这场完全人为、不该发生的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的正视，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成了十年“文革”的肇因。毛泽东出于一己之私，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终于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把堂堂的国家主席拉下马来，打入死牢，就此引发了空前绝后的十年浩劫。
关于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是中共最大的政绩工程。围绕三峡的纷争一直不断。三峡工程有五大主要问题：防洪、生态影响、地质灾害、移民以及经费投入。三峡工程的主要作用是防洪，但外界却不清楚三峡的防洪作用实际是有限的。作为主上派的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曾在一次与三峡管委会副主任郭树言的谈话中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这样谈到，“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钱正英）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该谈话后被整理成“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记录”，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二零一零年三月答《瞭望》周刊记者问时也承认：“三峡工程防洪作用是有限的，只能控制上游来水，来减轻下游压力。而且只能把荆江河段防洪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真要是一八七零年洪水再发生，它也不能完全保证免去下游的灾害。”
关于生态影响。江河中任何一处筑坝对流域生态的破坏和物种的灭绝，都是不可逆转的。一九八七年，中国科学院专家组经详细论证后提交的《长江三峡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论证报告》基本结论是弊大于利。一九九二年召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预审会时，中科院专家曾就三峡水库建设的利弊孰大孰小与长江委展开争论。多年后，曾参与会议的长江委人士透露，当时长江委的意见是：如果没有防洪功能，三峡工程弊大于利，有防洪功能就是利大于弊。三峡蓄水后，江水由动态变为静态，水质已在恶化，这也是世界银行不肯贷款的原因之一。
二零零三年十月《中国水运报》发表的《长江污染“上吐下泻”如此怪圈亟须打破》一文中写道：“三峡总公司枢纽管理部副主任冯飞鹏告诉笔者，今年以来，他们打捞漂浮到大坝前的垃圾就达50多万立方米，花费800多万元”。“大坝蓄水期间，垃圾越聚越多，形成了一道道积厚达一米多的板块，板块上不仅可以走人，放辆汽车也沉不下去。”“租用两艘动力为2640马力的拖轮清理垃圾，每月租金就达100多万元。”为了治理坝前漂浮物，国家甚至需要专门规划修建近200个垃圾处理厂。据《湖北日报》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三日报导：“400亿！2001年，新世纪最大的环保工程落户三峡库区……。”垃圾可以花钱打捞，花钱处理，鱼类物种及其它生物物种的灭绝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关于地质灾害。据工程最初的设计，将在移民费用中拿出6亿元，专门用于地质灾害防治，但截至二零零六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上升到120亿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家组组长刘广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已查明在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2490处。”这比先前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关于崩塌滑坡问题结论报告所说的404处已经多了6倍。
而二零一零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副市长、市委移民工委书记谭栖伟透露，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问题，库区隐患点已高达10,792处，这比可行性报告高出27倍！三峡水库近90%在重庆境内，二零零九年中国科协年会在重庆召开时，有专家披露，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一千八百多起，绝大部分发生在重庆境内，其中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重庆居全国首位。这不是三峡工程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的四川、重庆大旱，二零一零年的西南地区百年不遇的大旱，谁敢肯定与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没有关系？同时，大坝建起后，实际上抬高了上游的洪水位，进一步加重了川江地区的水灾威胁。另有一点，远古时代长江并非滚滚向东流，而是向西流。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长江才转而向东。长江在三峡地域之所以能够冲破高山的阻挡，形成著名的大河峡谷地貌，就是因为这里的岩层最为破碎、软弱。三峡地域的这一地质特点，对于地学科学工作者来说，并非秘密，也非新发现，但是当权者就是不管不顾，执意要上。
三峡的移民问题。在说服人大代表通过决议时说是113万人，但现在变成了400万人，远超几倍。很多外迁移民因土地、生活习惯及其它社会问题无法融入迁入地，纷纷回流，导致不少社会问题发生，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关于三峡的经费投入，一直不清。一九八九年，金融专家本来已经算出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不会少于5900亿，到一九九二年造势迫人大通过时，说是570亿。获得通过之后，立刻长到750亿，不过三年，又长到960亿和1,200亿。到了一九九七年，内部终于承认6千亿元，与工程的反对派10年前的计算接近。到了21世纪，工程已经发电、有了收入之后，总投资变成了1,300亿（有时候也说1,800亿）；原先说的三峡工程三大项目：枢纽工程（大坝、电站、船闸等）、输电和移民，变成两项，输变电给刨出去了。究竟需要花多少钱，可以说，是个无底洞，总也填不满。仅是一个强化环境保护费投入，国务院已规划安排了393亿元资金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这个数字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另外，重庆市也安排了98.2亿元，用于水污染治理。这仅是地质灾害治理，移民方面还将投入多少？谁也不知道。
长江委二零零八年一份《三峡水库可持续综合利用规划研究报告》称，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后三峡”至少还要中央财政拿出近1千亿。而实际上，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国务院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涉及资金1,238亿元。这个一人造孽，举国买单的吸钱工程，在工程建设已告结束的情况下，仍然在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从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三峡基金变脸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征收，为期10年，其用途包括“解决三峡工程后续问题”。
有公民要求国家财政部公开三峡工程建设资金，遭到拒绝；要求法院判决财政部依法公布，法院不予受理。有记者要求采访国家财政部、三峡集团总公司等关于三峡建设资金情况，均遭拒绝。至今，三峡工程实现发电收入每年200多亿元，但并不属于中国百姓，也不属于国务院。三峡工程所有的水轮发电机已经私有化，属于长江水利股份有限公司。那些三峡主上派，相关部委、各级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持有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也就是说，解决问题靠全民，实现收入归个人。这就是三峡工程的实质。三峡工程从开工起就一直攀附在社会肌体上诈取民膏，究竟何时完了，谁也不知道，可以说，大坝不倒共产党不完就会一直吸下去。
以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黄万里为代表的反对派，一直反对修建三峡大坝。黄万里先生更是以其多年的江河治理经验，死谏三峡工程不能上马，认为是“祸国殃民的工程”，曾预言“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他曾六次上书最高当局，三次直接致信江泽民，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始终没人理他。黄万里曾于一九五七年，激烈反对在三门峡筑坝，但没有人听。结果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搬家多达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像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15辑）。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二零零零年四月，黄万里以89岁高龄且身处癌症晚期，致信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陈说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也未见回音；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临终时，还念叨：“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工程决议案提交全国人大表决时，只发给人大代表支持上马的宣传材料，不发论证过程中的不同意见；施工工期长达20年，工程投资却按静态计算，不考虑银行贷款利率、通货膨胀和归还期等因素，这在世界大工程中独一无二。特别是动态投资比静态投资大出好几倍，让代表审议时，却不将这个数字一并公布。实际是哄骗代表不负责任的投糊涂票。不少了解内情明白真相的代表知道，三峡工程纯粹是江泽民好大喜功、图谋青史留名的形象工程。一个业务问题不让专家决定，却让不懂水利的人大代表表决，这分明是中共在找替罪羊，为自己留一手，要嫁祸于人大代表，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谋一件合法外衣，因而不愿被利用。
表决之前，台湾归来的农业和环境专家、人大常委黄顺兴依程序登记，要求大会发言，却一直“排不上”。四月三日表决当天，无论怎么举手，主持大会的万里就是不叫他。忍无可忍之际，他从位子上站起来，准备读出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突然全场扩音系统遭关闭。黄顺兴愤而退席以示抗议，并在人民大会堂外召开记者会，对全国人大的这一做法表示正式抗议。在此之前，一九九二年三月份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黄顺兴曾对《三峡议案》的完全不符合民主程序大声抗议。同年九月，中共在全面压制反对意见之后，强行付诸表决。本次人大会议，黄顺兴根据议事规则，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三峡议案》作为重大议案重新考虑。黄顺兴的提案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但是会议主席完全不理睬这一合法的投票结果，拒绝给黄顺兴发言权。最后2,633人投票，仅有1,767票赞成，有177票明确反对，664票弃权，另有25人没有按表决器，勉强通过，是全国人大有史以来所有通过的议案中得票率最低的一个。致使赞成的人当中，不排除许多人是盲目投票。
按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的说法，“赞成的人多，不可否认有人对工程本身并不太了解，单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抱着只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主张就拥护的想法”。真正反对的肯定远远不止上述数字。真正的三峡工程根本就是一个通不过的项目。
三峡工程人大会议上被通过，有江泽民的直接功劳。江泽民坐上总书记的位子才20多天，就急乎乎的外出考察，第一个地点就是三峡坝址。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会议担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三峡工程时，可能会出现赞成票不足半数的局面。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的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就三峡工程进行动员。实际就是干预“两会”。三月十八日，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江泽民亲自召集“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针对三峡工程讲了两个多小时。告诉委员和代表们，党中央和他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两会”党员代表、以及委员，同党中央在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支持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历经两次论证，均遭反建人士质疑，如论证领导小组成员12人，全部是主张上马的水电部副部长和总工程师，明显是“自我论证”；审查人员又几乎是论证的原班人马，显然是“自我审查”。重新论证时请了20位特邀顾问和412位专家，但就是不让黄万里参加。为什么容不下一个黄万里？为什么不敢给他半个小时？反对意见那么高，不明情况那么多，14个专项论证报告，有5个报告专家组不签字，超过三分之一，还能强行上马，全世界也只有无法无天的中共才能干得出来，也只有天不怕、地不怕，不负责任的中共才敢干。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主体完工。已耗资上千亿元，号称打破一百多项吉尼斯世界记录，举行庆祝仪式时，却只有建设单位和相关方面的专家代表出席，连大坝所在地湖北省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中共高层更是无一到场，当年摇旗呐喊的头面人物也无一露脸。整个仪式仅有8分钟就草草收场，连敲锣放鞭算起来花费不过几百元！一个世界级的大项目的场面，连一个小县城的招商引资项目都赶不上。吹了那么长时间，这么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事怎么反倒不吹了呢？在牵扯到个人身名利益的时候，共产党人是从来不糊涂的。谁都不想去承担历史责任，谁都不愿做历史的罪人。
在大学念水利的胡锦涛主政后一次也没去过三峡工程的工地。在大学念地质的温家宝上任时，按理应同时接任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却在两个多月后才就任此职，更是早早于二零零八年就把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一职交给了副总理李克强。而且任职以来，温家宝只去过三峡库区两次，两次主要是关注移民问题。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问题逐渐呈现后，中共高层更是只有副总理曾培炎一人去过三峡工程，参加三峡水库船闸通航的庆典，而曾培炎三峡之行虽然担的是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职责，而实际不过是出于与江泽民的个人关系，使三峡工程不至于过于冷场过于难看而已。
二零一零年七月，仅相当于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通过三峡大坝，中共上下着实捏了一把汗。为以防万一，准备退路，喉舌又开始在舆论上造势，“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大坝上”的声音开始频频见诸于媒体。而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新华社就豪气干云，发出题为《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的稿件。之后，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新华社发出题为《三峡大坝二零一零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稿件。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新华网发出《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稿件。直到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央视网发稿称，“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从万年、千年、百年，到“能力有限”，三峡大坝的防洪作用就这么没了。不难看出，喉舌新华社声音的日渐式微与一直以来吹嘘的大坝的巨大防洪作用之间自相矛盾。究竟是喉舌新华社在忽悠欺骗百姓，还是三峡大坝实际的防洪作用有限，两者必居其一。
这还不算，二零一一年春，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旱，三峡工程却出现洪季开闸、旱季蓄水，加剧自然灾变的逆调节。对此，下游省份怨言颇多。江西省甚至上书中央，认为干旱跟三峡大坝有着直接的关系，并提出要修建鄱阳湖大坝，以减抵三峡大坝的不良影响。
李鹏卸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关于三峡问题的回忆录《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该书于二零零三年六月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他专门拿出一部分向读者介绍写书的意图。他特别提到，“在这里，我特别怀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是他们提出了建设三峡的设想，并主持了初期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三峡工程作出了重大决策。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
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继我之后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吴邦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还有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同志，对三峡工程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峡工程的设想是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决策是邓小平；决定是江泽民；实施是朱镕基。他干什么去了？找不到。说他在推卸责任应该不为过吧？不出事可以说是在表示谦虚，万一出了事，足可以拿出来挡一挡。写书本是为了立传，但必要时也可以立此为据。所以说，说共产党是为了人民是糊涂至极！
六十年来，从“为人民服务”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哪个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哪个是真正为了人民？又有哪个是真正为百姓做事呢？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照壁上就是“为人民服务”，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名字就叫《求是》，它的所谓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但中共什么时候“实事求是”过？三峡工程中共强奸民意，强行通过，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专家组组长沈国舫仍宣称：“在所有大工程里面，三峡工程经过最民主的决策过程，是决策民主化的一个典范。”中共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但中共什么时候为人民群众着想过，什么时候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各地频发的矿难死人，全球第一，是管不了，还是根本就不管？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半年内职工频频跳楼自杀，直到多达11名才开始装装样子，做做调查。共产党漠视百姓生命到此等地步！中国百姓在中共眼里不过是奴工、牲口、数字而已。所以说，中共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的独裁统治，它的经济发展也好，其它发展也好，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这一点。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般的可悲了。
关于失败的教育
国际社会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达程度上，有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那就是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奥林匹克，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大奖。中国的东邻日本，一亿多人口，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经出了18个了，仅二零零八年就出了3个物理学奖。小小的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80多个诺贝尔奖。而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学，都60年了，至今还是零。是中国没有人才吗？中国人的聪明举世闻名，身在海外的华人已有9人得奖。为什么在海外行，在大陆就不行了呢？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根子显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据说温总理立刻约见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而几位校长的共同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二零一零年四月，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到，“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二零一零年五月二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与两位校长的观点相认证的是：五月十二日公布的年度QS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分列第12位和第16位。这还仅是在亚洲。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界的骄子，几乎倾举国之力兴办，为什么还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会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呢？
据媒体报导，二零零九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这到底是为什么？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二零一零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给出了答案。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60年前还要差。”“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意识形态控制太强。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
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为什么二零一零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状元会被美国11所顶尖高校拒收，二零一一年北京三名文科状元同时弃北京大学，内地共11名状元弃清华、北大而选择香港大学，这就是答案。并不是港大特意来挖高考状元，恰恰相反——港大并不稀罕状元。早在二零零五年，就有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理由是：港大对高考分数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7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流星一现的改革辉煌。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汉大学，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败利弊之后，励精图治，领全国之先，全面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改革后的武大，文气被发挥到极致。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真正以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培养学生。学生可以“逃课”，逃掉不喜欢的课，自主选课，从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自由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期末考试没有统一的试题格式，没有AB卷，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的自由向学、自由论争之风炽烈，精神气象非今日能比。成功的改革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不少高分学生宁弃清华、复旦而报武大。
然而，仅仅6年，这场让全国学界甚至国外都叫好的改革，却被教育部的一纸公文突然刹车，化为乌有。一九八八年二月，改革者刘道玉被毫无理由的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一场令国内外瞩目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被扼杀了，所有成果被冰封。刘道玉成为制度的殉道者，从此离开教育，归隐山林。二零零八年三月，时隔17年后，72岁的刘道玉应邀在武大人文馆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也是他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演讲结束后，所有学生都不退场，给与这位前武大校长、一个传奇式的长者，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以此表达对前校长的支持，对现制度的憎恶。
衡量一所大学的根本不在于有多少高楼院所，而是软环境。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内的一代科学大家，要么是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要么是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共60年都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没完没了的运动，一场连着一场，不断的整人、害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一九五七年，内战结束仅仅7年，百废待兴，正是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中共一场反右把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覆灭了。其后不到10年，“文化大革命”降临，知识分子又被整体划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10年，每天战战栗栗的处于被管制之中。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本以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不到5年，又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彻底断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从此被中共画地为牢陷在中共设定的思想牢笼里，一切唯党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不仅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同时，在物质上也被闹出造原子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可悲笑话。
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被禁锢没有痛彻心肺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压统治对人思想的钝化，使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灵动的思想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了。实际上人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那个思想，没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尸体。60年了，中国何曾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何曾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说得过去吗？这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岂止一个巴金，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六十年诺贝尔奖中国空缺，没有听到当局的反思声音，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而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5日以石墨烯研究捧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一个写本书都要被抓去审讯的国度，思想还有几多价值？因为在诺贝尔奖的标准里，作家需要有独立的价值观，不能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而在现实中，中国文学只是商业和权力的自娱自乐，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均不在视野之内。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预言，中国本土10年内会出现诺贝尔奖得主。但也提到，一个人才的横空出世并不像预言那样简单，中国学术界若不能解决掉自身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人还将会10年、20年永远等下去。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
对这种知识领域的专制，有学者如此感慨：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分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而不是创新中度过一生的。一个让国民从生至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傲视世界的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
对这种极端悖谬的教育体制，也有抗争。海归教授清华美院陈丹青的愤然出走，北大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对研究生的罢招，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的提前退休，等等。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沉默。陈丹青的出走，因于美术专业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试。他说，艺术学院招生的外语和政治考试，外语考试是否必要，自是见仁见智，但是政治课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不仅是艺术学院，中国人有多少人会去质疑那个政治课是高考必考之课、应考之课呢？有多少人会认为那个政治课其实是中共在强奸民意呢？有多少人会认为各单位那个党组织其实是个绝对多余应该剔除的毒瘤呢？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这是一个长居纽约16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其实何止是学生，全体国民还不都是这样吗？真是怜其不幸，悲其不争。
与陈丹青持同样观点的2011胡润艺术榜榜眼，李苦禅入室弟子、著名书画家崔如琢，直言“我认为从解放后，这60年是没有艺术大师的年代”。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解放后为什么没有产生大师，为什么美术学院没有培养出来大师呢？原因是体制存在问题。”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教育、知识分子历来都倍受尊崇。封建时代，秀才见官可以赐座，而商人见官只能站着。国民党时期同样如此。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十年，共产党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分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上世纪三十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榘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40%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内容之一。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5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而东北大学是160万元。
一直以来被中共一再抹黑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实际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开明人士。凤凰卫视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专门有一集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刘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征地时为使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采取的是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甚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简单说几句，大意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校训中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此外，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要请他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至于所谓的水牢、收租院等等，全系共产党为了政治需要胡编、捏造，不值一提。共产党为了让人们相信所谓的“旧社会”如何坏，它的“新社会”如何好，为它的非法夺权制造依据，编造了多少谎言！
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被尊为圣人，皇帝到了孔庙门前都要下马，以示尊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清圣祖康熙大帝奉孔子“万世师表”，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而且，孔子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当年侵华日军在进入挂有孔子像的人家时，都施礼退出，决不冒犯。但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却被蔑为“老二”，不仅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唯独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例外。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排于世界各国末尾。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早在一九九三年就提出本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如今新世纪又过去了10年，还是没有达到。二零一零年五月，新的教改方案获得通过，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要到二零一二年达到。就这样一推再推，一拖再拖。
一向被瞧不起的印度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都达7.4%，比我们的3%（很多年份还达不到）高出一倍还多。印度一九四七年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一九四九年就通过宪法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虽然当时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未能完全落实，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分，可是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也都由政府买单。
印度经过与我们“新中国”同样的时间，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名至实归。并且政府办的医院对于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费，无论你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享受免费医疗。二零零八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3.41倍，印度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负担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为十多亿人口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一年级到八年级，学校不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教材由政府专门拨款购置并向学生免费提供。每位在校学生每年免费领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现在全印度1.2亿学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类的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唯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每月12卢比（合2.4元人民币）的“政府福利基金”（仅相当于印度平均工薪三百分之一）。学生每年只需要缴144卢比，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30元。大学教育，每年每生费用也只合人民币三百元左右。
陕北的吴起县在花五千万修一公里路和高中以前的所有学生教育实施免费之间，做出了良心选择。吴起县能做到，其它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吴起县县委书记曾表示，吴起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有钱，而“全民免费教育”也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耗钱，在吴起县每年需要5千万元。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发展教育的决心。与此相印证的是，二零一一年二月，陕西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镇坪县，二零一零年地方财政收入3,400万元，却出台政策，在全县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将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陕西的另一个全国百强县府谷县也在同月出台政策，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
二零一零年七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布，教育部官员八月十六日在湖北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时表示：未来十年，中国仍将坚持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百姓翘首以盼的十二年义务教育，还得等10年！据媒体报导，二零一零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以国家经济能力来说，不仅可以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都完全可以做到。但共产党就是不做。
为什么搞三峡工程有钱？办奥运、办世博、搞国庆庆典有钱？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候，它甚至动用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二零零八年六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 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万5千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
作家韩寒说：“一个国家，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到处撒钱，几百亿几百亿地为了一两句赞美签单子，几千亿几千亿地开这会那会，当研究表明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需要投入一千零几亿时，它却表示，拿出这笔钱有困难。”多年来，中共一直吆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实际上，中共从来都是空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的重视过知识和人才。相反，对知识的践踏和蔑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却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对邪恶的中共来说无所谓。
对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只是任继愈、钱学森，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问题非常简单，不难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其中包藏着共产党的险恶用心，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天机：外国人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只准知道给定的答案，只能回答给定的答案，只准你死记硬背上面的标准答案，不准你自己另寻答案。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说，长期固守一种模式，必致思维僵化，头脑简单。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听话，听指挥者的话，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是党的号召，就是对的，第一反应实际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听，不折不扣地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维。
所以，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为什么中国书呆子这么多？外国人就很少见？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十多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当指挥者高喊：“让领导先走！”所有学生都乖乖地听话，在大火面前连求生的本能都失去了，最后只能葬身火海，这就是本质原因！在中共这个教育模子出来的只能是书呆子。
知识本来是启迪人心智的，到了共产党手里竟成了使人变愚的东西！罪恶的体制埋没了多少天才，造就了多少庸人！对共产党来说，你只要听话，听党的话就可以了。中共需要的永远是容易统治的应声虫、奴才、顺民，而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你要能独立思考，跟党不一致怎么办？还得让党拿出功夫、精力来搞思想统一，不如干脆就是一个不允许，省事。不然的话，改变一个教育方法有什么难的？太容易了！但它就是不改！
二零一零年秋，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改方案通过，大学教育仍然沿袭旧的一套，仍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你校长再有本事，仍然在共产党的手心里转转。全世界都在搞素质教育，唯有中共搞应试教育。甚至把社会事业搞成了社会产业，把高尚的教书育人，搞成了充满铜臭的赚钱机器。这就是根本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这就是答案。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印入眼帘的赫然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完全就是共产党实施愚民统治的工具！
罪恶的教育体制不仅误人还吃人。二零零九年北京大学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一名硕士、一名博士、一名双硕士自杀。二零一零年以来，也曝出全国多所高校学生自杀或杀人的消息。克拉玛依大火，如果不是中共的愚民教育，学生也断不会在火灾面前领导说什么听什么，没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致使自己葬身火海。与其痛恨共产党官僚的冷酷与极端自私，不如声讨共产党罪恶的教育体制。为什么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就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发展，专制独裁永远都跟不上时代发展。误人误国，只此一点，中共的罪恶就用滔天都形容不了！
中共让人笃信标准答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谎言太多，你一独立思考，就把谎言揭穿了。试举一例，李大钊是中共的创始人，为了表现李大钊生的光荣，死的也伟大，一直宣传说李大钊死前曾两次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而据《党史博采》二零零七年第4期发表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披露：“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所以，北京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百分之五，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中共教科书上的造假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为其无神论的理论基础服务，再是为其打砸抢起家的罪恶历史辩护掩饰，还有就是为其暴政、欺骗的专制独裁统治服务。为此而不惜全面造假，系统造假，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事实真相与中共的愚民欺骗宣传完全是南辕北辙。
关于十年“文革”
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之重，究竟到什么程度，至今也无法估量，难以估量。《九评共产党》中这样描述：“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之疯狂、之残忍、之乖戾，对人性的极度摧残与灭绝，令人晕厥，古今无有，空前绝后，无法用文字描叙。当时的中国，像刮起了十六级台风，摧枯拉朽；又像印度洋大海啸，席卷一切。整个国家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人们像发烧至失去理智，至疯狂，血脉贲张；又像鬼魂附体一般不由自主。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域白昼，人人脸上绽著无拘的笑容，个个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没有自己的思维，唯有“造反”二字。人人都彻底放开，个个都畅快淋漓，没有任何约束。时而像潮水漫卷，急进骤出；时而似无头苍蝇，忽东忽西；时而如旷野中奔跑的野兽，亡命狂奔；时而像泄劲的种马，徘徊踯躅。疯狂之极，荒唐之极，邪性之极，迷乱之极，真是群魔狂舞！那无尽的喧嚣、难抑的激情、极度的狂热、无止的膨胀，亘古未见，绝无仅有，永不会再有。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大疯人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恍若梦中，至今也想不明白人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那漫延全国的武斗滥杀，造就了多少腥风血雨！毛泽东公开支持武斗：“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武汉、广西“四•二二”、 北京大兴县、内蒙“内人党”血案、云南、四川等大屠杀，不啻外族入侵的战争。广西武宣县有组织的杀人、吃人，更是把时代推到了含毛茹血的蛮荒时期。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拽住哪块割哪块。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盛极时期，甚至摆出“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食堂的大锅里都煮过人肉！1968年8月27至9月1日，短短五、六天之内，北京市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325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仅满38天，其中有22户全家被杀绝！湖南的道县专门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8月29日，湖南省驻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开进道县，9月初的几天里还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空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文革”的滥杀不仅滥觞于“文革”高峰期，甚至在接近结束的后期，也同样如此。据“文革”后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陆续公布的张志新惨死真相：张志新在狱中身背18斤重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无数次对她实施强奸、轮奸。最后，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精神崩溃，脱光了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著经血吃馒头，等等。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惨绝人寰的磨折之后，1975年4月4日早上被执行枪决。
“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几个大汉在张志新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刺向她的喉管，然后粗暴地将一段3寸长的不銹钢管插进气管，再用线将刀口缝上。整个过程，没有采取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因言获罪的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被割喉管的犯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喊冤，就是高呼口号，这被当权者认为影响极坏，辽宁公安局因此而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泽东的亲侄子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在江西赣州，因质疑“文革”，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被判处死刑的李九莲临刑前，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串在一起。她不仅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还被活摘器官！在执行死刑前，被4个武装警察摁在囚车壁上，由两个穿白大褂的用手术刀活体取肾，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措施。这颗年轻的肾被移植给了一个等待已久的“革命干部”。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4月江西省新建县，为李九莲鸣不平的中学女教师锺海源被处决时，执法的副营长故意只射中右背，而不是一枪毙命，早有安排的医护人员把她抬进蓬布军车，同样活体取肾。一个军医用拖把来回拖扫手术流在车厢底板的鲜血，挤在一个塑料桶里，竟然盛了半桶血！她们仅仅是10年“文革”中几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缩影！中共主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极端残酷血腥、人性的极度泯灭，在这史无前例的特殊时代，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2009年去世的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在其“绝不说半句谎言”、如实记录“文革”血泪的《牛棚杂忆》一书中说，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笔记录文化大革命。”
中共的滥杀由来已久。早在三十年代的苏区，中共制造的腥风血雨，就曾肆虐湘鄂西。1932年担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的夏曦，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在革命的名义下，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亲手杀人，他的4个贴身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以致贺龙不得不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所以，“文革”时期中共的滥杀绝非偶然，暴力专制的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贯嗜血。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承认：“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在较早期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中译本中，列宁也认为：任何政权都具有两种职能，一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是牧师的职能。
张志新事件暴露后，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分组会上的发言中，以《吸取历史教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谈张志新同志被害这种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有关问题》为题，作了深刻的反思：“从张志新同志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在法律上明确地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把政治思想反动与有行动的刑事犯罪区别开来。人们思考问题、发表和保留意见，不应视为犯罪，而是党章和宪法都保障的基本权利。”“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来定罪。即使政治上确实反动的，只要没有破坏行动，也应当区别于刑事犯，也不能处死刑。”
“文革”之荒唐乖张令人匪夷所思。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却要去农村接受文盲、半文盲的农民的再教育；交白卷就可以上大学，手上的茧子厚、脚上的牛屎多才配上大学。这种颠倒乾坤的混蛋逻辑只有邪恶的中共才能想得出来，做得出来。全球绝对独此一家，绝无分店。
对这个人类历史上仅见的巨罪，有“中共的良心”之称的胡耀邦认为，“文革，那像纳粹法西斯。”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中共自己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了这样一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从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被毁。而专家根据各地县志的记载统计，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至于挨批挨斗的更是不计其数。能活下来实属不易。
“文革”对人性的践踏与扭曲登峰造极。诗人郭沫若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郭沫若曾亲自抄写亡子遗留的日记八大本，以缓释巨大的丧子之痛，但还要公开发表文章吹捧毛泽东，以苟全性命：“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鲁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夫人许广平为求自保，还要贬抑鲁迅、烘托毛泽东：“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著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同样不得不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特殊人物尚且如此，普通人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
著名作家老舍，从国外回来，一心想报效祖国，1966年，老舍到香山看望一位老友时说：“腹中已有的三部书稿，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言毕，泪水夺眶而出。8月23日，他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举著黑牌挨斗，深夜了才被赶回家，还要求第二天顶着黑牌再来挨斗。第二天一早，老舍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离家到了太平湖，坐了一天，投水自尽。著名文人胡风得悉后发出如此感慨：“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被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上，脖子里被灌滚烫的沙子，被用皮带抽，拧耳朵，揪头发，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血。吴晗夫人袁震于1969年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生死不明的吴晗撒手西去。同年10月，吴晗被折磨至死。女儿小彦也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后，于1976年跳楼自杀。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他说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所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被共产党自封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在被批斗、自杀等原因死亡的人中，同五七年反右一样，知识分子占了很大成分，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专家，是真正的精英、国家建设难得一遇的人才。如果没有这场浩劫，能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给国家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大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百姓的生活质量将会有多大的提高！然而，随着精英们的离去，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是无法想像的。当年英法联军毁了一座圆明园，让国人直到今天还痛心疾首，而中共毁掉的却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园。毛泽东一个“破四旧”指示，他教导出来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就替英法联军完成了他们未竟的事业。多少价值连城的名胜古迹、传世文物、稀世珍宝被当做“封、资、修”毁掉，那是永远永远都不可能再有的。仅北京一地，1958年“大跃进”时千方百计被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有4,922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有人说，单是那被损毁的文物，足可以买下一个国家。对此，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历史上，中国的文物古迹历经四大劫，第一劫是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对北京特别是圆明园的洗劫，第二劫是太平天国对六朝古都南京的毁灭性破坏，第三劫是日本侵华的大肆掠夺与破坏，第四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如果说外族入侵，实难回避，那么这第四次浩劫，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西来幽灵对中华民族文化遗留的灭绝性的毁坏。四大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的积存，中国是全世界文物最为丰富的国度，然而，一场灭顶之灾，一切都如被扫荡过一样，洗劫一空，残缺不全，破坏之严重，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要彻底，只此一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用尽世间的语言都形容不了。
10年“文革”下来，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在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大别山金寨县的一个村，万里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竟然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严寒中只能蹲在锅灶口取暖！在凤阳县前进生产队，10户人家中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 期）万里只是看了一个安徽的几处地方，就如此感慨。而其实当时中共治下的广大中国哪里不是赤贫如劫！后来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万里直言：“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1978年9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也承认：“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最引人注目。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文革”所导致的国民在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全面堕落所造成的民族精神的断裂和崩溃，更是多少个世纪都难以挽回的。今天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全面大滑坡完全是“文革”之罪。中共深知那齐天罪恶的巨大，至今不敢组织人全面反思，全面研究，深怕那如天之罪越暴露越大，索性就不提了。“文革”结束后，中共一句“向前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打发掉了，这样一场由昏君引发的政治昏斗，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难，让中共就这么淡化了，没有了。“向前看”，说的多么轻松！别人的事儿它为什么不向前看？！而且毛作为直接的罪魁祸首连责任都不用担，黑锅让林彪、“四人帮”背了。毛也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责任，按他的说法，“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怎样搞“文革”，在当时连刘少奇、周恩来两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猜不透：“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周恩来也猜不透，他说：“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们。”(1966年12月13日接见科学院革命代表的讲话) 老帅及其他政要们更是蒙在鼓里。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老帅们以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场了，该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横扫了，刘少奇检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经是老六了，“四旧”已无藏身之地了，还要怎么样？该收场了！没想到林彪却在讲话中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什么时候完呢？没人说得上。以党而论，这么大一件事，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国家而论，执政党的主席要搞一次有关国家命运的大行动，国家主席、国家总理不清楚。谁清楚？他老婆，江青同志。他成立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叫自己的老婆在里面负责任，让自己的亲侄子担任他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联络员。他家里能用上的人都用上了。这时候，中国已经是毛泽东的家天下了。而太多的中国人却还在那里擎著小红书，傻乎乎的“万岁！万岁！”喊不停。可悲的中国人！
提到林彪，中共对全世界宣称，林彪是叛逃国外，看得见的理由是他飞到了蒙古。一个已是二号人物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人，党章上钦定的接班人，他有必要叛逃国外吗？到国外能当得了一把手吗？林彪会如此弱智吗？林彪是坐飞机了，可林彪的飞机是到外国去吗？周恩来亲自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这是干什么？飞机不是鸽子，中国的机场都关了，你让他往哪飞？这不是逼他吗？林彪是走了，他为什么不利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走，还要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十几个小时后才走？如果出走是有预谋的，这又作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一听到林彪死了，高兴的拍手笑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语）。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究竟是否存在个林彪反党集团？那个《571工程纪要》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本《毛家湾纪实》（中央党史出版社）这样简介过其中的内容：“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像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还有如下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林彪专案组认定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却没有一个看到过这个《纪要》。专案组查了几年，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林彪何时、何地、如何“授意”，或“指使”林立果搞了《纪要》。对此，晚年的邱会作斥为“荒唐”：“这让人感到荒唐。《纪要》如果是个军事行动计划，应该简明扼要，为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的政治话、废话、骂人话，说了很多和军事行动不相干的话？”而且林彪飞机的黑匣子也一直被忽略。黑匣子是确定林彪事件性质的必要证据，当年专案组在“文件”中，提都不敢提黑匣子，更不敢提出要回黑匣子的事。如今事隔近40年了，为什么还不要回黑匣子？！到底怕什么？
对于林彪要搞政变的问题，被诬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出，“九大”后林彪名正言顺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政变。而所谓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在晚年与儿子的谈话中更是列举了八个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程光着《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邱会作的儿子还补充了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驻林彪的家，把每一个纸片，每一个线头，都翻过了。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也反复地仔细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政变痕迹。他们对我们家搜查，把棉衣的里子拆开看，皮箱的衬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业本、我的大学课本、笔记本，都一页一页地编号，查过后盖上‘验乞’的专案组公章，真可谓一针一线一纸一物都不放过。”
一向所说的林彪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叶群说“不设立国家主席，林彪摆哪儿”那句话，已经证明是汪东兴说的。拿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话说：“林彪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还有必要冒着和毛泽东对抗的风险，拿着实权去争国家主席这个排名远远在后面的虚权吗？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竞选来争取，这应该是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行为。”
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认为：“林彪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和即将通过的宪法中法定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接班人，这比国家主席地位高多了。况且林彪历来重实际、轻虚名，他对国家主席是看得很轻的。”
毛泽东身边的人张玉凤在她的回忆录中，还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完全是中央为了应对当时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与张玉凤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的，还有姚文元的回忆录《回顾与反思》。姚文元写道，“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1968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让他活着干什么，一个已经没有丝毫利用价值的人？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133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一直瞒着他，直到二十多天后的11月24四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身陷囹圄的刘少奇还没等揣摩出他们究竟是良心发现还是另有图谋的时候，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当即气得浑身颤抖，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这就是让他活着的目的！从此以后，刘少奇至死再未说一句话。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刘少奇就这么垮了。刘少奇死时白发一尺长，化名刘卫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个党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实际是老乡，在湖南的两个“冲”——韶山冲与炭子冲，相距不过60华里。毛泽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文革”初期，刘少奇也曾经想过要用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1967年8月5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人在乎什么宪法。批斗照样进行。
说到违宪，网上盛传毛泽东于1961年在秦皇岛的一个中共高层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这样谈起过宪法：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
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虽然是网传，但依毛泽东的品性是完全与之相符的。
说到宪法的问题，中共从未给宪法应有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老百姓只知有党，不知有宪法。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由国民变成党奴了。中共治下，宪法就像晚清时的光绪皇帝，不过是个摆当，真正管事的是他娘。中共不仅违宪，连它自己的党章它也从来不当回事。比如，中共“六大”于1928年召开，“七大”则是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的，中间相隔了17年，而“八大”是1956年召开的，中间隔了11年，“九大”是1969年，中间又隔了13年。为什么不按党章规定的时间召开代表大会（党章规定一届任期为三年）呢？是因为毛泽东总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召开，好让自己十拿九稳的当选或连任党的主席，1945年是如此，1956年也是如此。按照党章规定“九大”应该在1961年举行，但61年正是全国挨饿死人的时候，饿死了4千万，凄惨的现实正在为彭德怀的正确作证，如果这时候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就要下台，所以就不召开，无限期地推迟，直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九大”时无人竞争又一次当选了主席。
不仅是代表大会，届中的历次全会也全凭老毛个人的兴趣。例如，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领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6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11个月。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按毛的意愿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什么时候达到毛的目的了，什么时候散会，否则，会就一直开下去，永远不结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正因为如此，专制独裁的毛泽东对“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才非常困惑，他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毛泽东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国主席刘少奇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而被随意打倒批斗致死一样。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早在《延安日记》中就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违反党章这样的大事，没人管，没人问，没人监督，在党内哪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不仅是中共，朝共也是如此，1980年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一拖就是30年，2010年冬天，金正日要向儿子交权，需要走走程序，披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就开第七大了。2011年6月6日，召开了时隔30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专制、独裁、极权的共产党！哪还有什么规矩、原则！
中共的阴险毒辣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十一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其实什么“路线斗争”，愚弄百姓而已，全都是头头们的争权夺利，每一任都否认前一任，每一任都要走新路，过去的都错了。共产党的“斗”，不仅体现在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国外斗、国内斗，也体现在窝里斗。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整得多少人生不如死！大量的罪恶直到今天还被掩藏着。怀疑一切，无情斗争，是贯穿中共整个党内斗争的主线！
几乎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案都平反了，不平反的都有特殊原因。而所有平反的冤假错案全都是栽赃陷害，采用的都是极其流氓卑鄙的手段。林彪、“四人帮”不能平反，一平反没人给“文革”顶罪了，毛泽东就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待了，共产党不倒，黑锅就要背到底。而其实，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他们不过是执行者，真正的责任者在毛泽东，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作为中共的魁首，没有毛泽东允许，哪个高级干部可以随随便便地被打倒？哪一场运动可以任意地进行？
毛泽东及中共制造的冤假错案太多了，无辜的冤魂太多了。毛泽东死后不久，太湖每到夜间就响起全国各地不同口音的冤魂们的哭诉，讲述的都是土改、镇反、反右、三年“大饥荒” 等时期的冤屈事实。公安部门曾进行过录音，把冤魂们讲述的事实发到事发地进行核实，结果证实所言不虚，令人十分震惊。消息传到高层，间接的引发了高层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当时胡耀邦、赵紫阳、陈云、习仲勋、万里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党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一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达文件，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陈云当场拍板：“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错案包括王实味、许继慎、段德昌、何笃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后来，中共认为此事对自己比较负面，多次派部队于夜间以机枪扫射、手雷轰炸，但也无济于事。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太湖闹鬼之事才渐渐平息。
对“文革”这样一场闹剧，从上到下也有不少人是清醒的，甚至是反叛的，如遇罗克、张志新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她在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郭世英是诗人郭沫若的儿子，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这种即使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与质疑，在当时注定不会有结果。他们的小组后来被打成反动组织，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还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当时年仅19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9月24日，她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 DDT杀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成，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銹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绝后的祸国殃民运动，“文革”结束后，不少党内外人士，积极倡议中共当局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纪念告慰逝者、警示后人，引以为戒，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巴金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甚至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在1980年4月于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因此，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记“文革”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但中共就是不应允。有学者为此而感言：我们知道，一个不敢铲尽罪孽的民族是缺乏勇气的民族，一个不想反思罪过的民族是欠缺良知的民族，一个不能直面丑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