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我的书, 但封杀不了我的头脑
作者：李锐
我是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活到一百岁。我的传记作者宋晓梦说过，我的经历换在别人身上，可能死过几回了。我的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就是文革中自杀的，小舟很早就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家英死时是毛泽东的在职秘书，他们是对毛、对国家的前途彻底绝望了。
2016年4月号第368期
回首一生走过的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二十年。
求学时心中装著国家大事
头一个二十年：读书、受教育。过去在农业社会，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英国八百年前产生了《大宪章》，十八世纪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中国在这场变革中落后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一些中国人，看到世界的潮流，想在中国进行变革，我的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他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民国时期第一届国会众议员。他的好朋友中有宋教仁、黄兴、方维夏和李六如，前两人是国民党，后两人是共产党。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追求是相同的，都是要在中国实行宪政、实现民主。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东西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有的是经验科学，中医就是典型的经验科学，到现在现代医学手段看不到经络的存在。中国两千年所沿袭的秦汉之制都是人治，缺少自然科学，没有民主传统。
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母亲反反复复讲给我听：你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说，日本是迟早要灭亡中国的；共产党是有希望的。这让我从小不是一个只一心读书的孩子，心中装著国家大事，对共产党有好感。后来看到蒋介石的国民党丢了东北，不抗日，在武汉大学读书时自发地组织了共产党的支部，去北平找党的关系，不再上学，走上革命道路。
母亲对我的教育十分严格，进入小学前就已经教我认识了两千多个汉字。我的两个姐姐进的是公立学校，公立中学学费便宜，母亲一定让我进私立学校，在最好的学校读书。我大姐考上湖南省立二中，当时省立一、三、五中是男校、二、四、六中是女校。为了供我上大学，中学毕业后大姐到上海读了一年体育专科，然后回到长沙当中学教员，在几个学校教书，一个月挣八十元，朱鎔基就曾经是我大姐的学生。我在岳云中学毕业后，一九三四年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当时国民党搞一党专政，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思想上是不接受的。一二‧九运动一来，就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再无心埋头读书，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离开武汉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办报纸、先后任高岗、陈云秘书
第二个二十年是工作：先是以革命为职业，主要是办报纸，为党工作；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为国家工作，创建了水电事业。
我是一九三九年的最后一天到的延安，一年后从中央青委转入《解放日报》工作，作国内版的编辑，用过六个笔名，写过不少文章，其中两篇写战争形势的引起总参的注意，以为是哪个厉害的军事评论家写的。在延安当然还经历了「抢救运动」，被关在保安处一年多，切身体验了「左」的危害。你明明不是特务，非逼你承认自己是特务，不承认，就用刑，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延安一共打了一万五千多特务。可是湖南解放时，长沙公安厅搞到唐纵的日记，我让他们赶紧拿给我看。唐纵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
延安一段最珍贵的是认识了一批人，其中很多成了我终身的朋友，像周建南、于光远、李昌、韦君宜、丁玲这些人；接触到的党的领导，像博古、李富春、胡乔木等，后来都对我人生不同时期的经历产生过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到热河办报，那时自己独挡一面，作报社的社长，对自己全面行政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跟高岗到了东北，担任他的政治秘书，开始瞭解党内高层的一些事务。同年的十月转到陈云那里做他的政治秘书，随同他参加了接管渖阳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家乡湖南办报，这一时期接触到大量的毛泽东早年的资料，写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的初稿。有一件事情晚年想起来都觉得十分安慰，就是在土改时，利用了我是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的一点权力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我通知下面曾国藩的故居不淮动，因为我知道曾的手稿、一大批资料都保存在故居里。但是我忽略了左宗棠，他的东西在土改时都被毁掉了，十分可惜。
办水电、当毛泽东兼职秘书
办了十多年的报纸，对那种坐而论道的工作实在有些厌倦。自己原本是学机械的，新的政权刚刚建立，内心是十分嚮往为国家的建设做些实际工作的。陈云曾经写信给黄克诚调我到他那里工作，黄克诚连信都没有给我看，后来他自己被调到北京，这才放我离开湖南。我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底到了北京，被分配到燃料部管水电。那时候中国的水电除了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个丰满电站，其他地方几乎是空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水还能发电，只知道用煤发电。燃料部内更是只重视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那时，我自己的水电常识也几乎是零，就坚决依靠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下的技术人员，拜他们为师。因为我自己当年就不敢报考上海交大，清华也没考取，最后进了武汉大学，我知道那些人的学问是硬碰硬的。陆钦侃比我大四岁，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我请他做我的老师。我到下面工地出差，就带上他一起去，一路上让他给我讲课。陆钦侃、程学敏、于开泉这些老技术人员后来成了我在水电系统最好的朋友。很多党内的干部对我看重技术人员，不用老干部十分有意见，后来我倒霉了，我说的那句：「老干部不学技术就不要老狗挡道」成了我很大的一个罪状。
到庐山会议之前，我在水电这个岗位上干了七年，把水力发电工程局从燃料部拉出来，变成了部外局──水电建设总局。办了水电自己的刊物《水力发电》，完成了黄河的开发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施工的水电站：新安江电站（千岛湖早就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点），在北京成立了勘测设计总院，在全国各大区都建立了勘测设计院，还办了几所水电中专，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到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上犹江五大水电站建设项目。摊子铺开，水电正是可以好好干的时候，就因为与林一山在三峡工程上的争论，碰了鬼，被弄到南宁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各自意见，被毛所赏识要去当他的兼职秘书，参加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否则我不是中央委员是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的。从庐山下来后，我自己的人生进入长达二十年的磨难，中国的水电事业也因此受到重创，水利电力部打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李锐反党集团」，我是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更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水电勘测设计机构和学校，只有成都院顶住了，没有解散。等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我再回到水电岗位，那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还没有能够将水电重振旗鼓再开张，我就因为自己坚持反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以年龄到限被离休处理了。后来三峡上马，中国的水电开发一切向钱看，少数当权者以赢得钜额利润为目的，完全没有通盘的流域开发计划，长江现在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水电是我一生工作最长的岗位，先后十一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留下了无尽的痛心和遗憾。我特别要对自己赞成修建的三门峡工程说一句：那个工程我是错误的，刚刚走出校园的年青技术员温善章和清华教授黄万里是反对建三门峡的，他们是正确的。
庐山会议受罚者中被处罚最重
第三个二十年，就是倒霉了。庐山会议后我被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是庐山会议所有受处分人中被处罚最重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被分配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那个电站是由水利部管的，是故意不让我呆在水电系统内，实际上被软禁在那里，当个文化教员。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八年，西方人认为这是最重的刑法，因为人在单间牢房里关久了会神经错乱。
四十二岁到六十二岁人生最能干事情的二十年几乎完全被荒废掉了。不过这二十年里还是做了两件事：一是修改充实了那本「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二是在秦城监狱做了四百多首诗，脑子因此没有被废掉。一九七九年我复出后，《人民日报》的袁鹰选了三十多首在《人民日报》登了整整一版，影响很大。一九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我的《龙胆紫集》和我在五十年代初那本书的基础上修改充实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算是在倒霉的二十年里还做了有益的事情。当然，在这二十年里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敢反思马克思主义。
写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
第四个二十年，恢复工作。先是回到水电部工作，从水电部退下来后，六十五岁被陈云派到中组部组建青干局，在中共十二大的组班子小组刀陪末座，参加了选拔第三梯队和清理省部级班子的工作。没有这一段经历，我当不了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在这个二十年里，所作的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写完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这本书是在一九八九年初由中央党校春秋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起初只印了五千册，内部发行，发行的时间恰恰在「六四」之前，再晚几个月就可能永远出不来了。这本书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钱锺书、肖克和张爱萍都给我写过信，对这本书的历史价值给予了肯定。全国各地群众和普通党员的来信就收得更多了，很多人拿著盗版的书到家里来让我签字。有人统计盗版书大概印了总有五百万册，我自己也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出版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这本书后来由胡乔木亲自批淮，转为公开发行，河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印了三版，现在却成了禁书，不允许再版。
中国古代没有发育出自然科学，却有发达的史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开创了秉笔直书的传统；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独立思考的传统。我写这本书，一是记录下历史事实；二是以史为鉴，认清教训。自认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
发挥馀热：在家研究思考问题
最后一个二十年，就是在家研究、思考问题，发挥我的馀热，也完成了一件具体的工作。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我是在一九八六年二月从冯文彬那里接手负责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从中央、省，到地、县分四级，一共三千零六十七部，总字数逾十五亿字，我担任中央卷的主编，干了整整十二年。这些资料搞清楚了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譬如早期的抓AB团，一共杀了十几万人。文革后肖克提出AB团问题应该重新审查，是一个冤案。中组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写出了一个结论报到中央，因为王震不同意而不了了之。好在当年的原始资料都在「组织史资料」中得到保存，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把AB团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的。中共历史上的其他很多运动，譬如延安的整风运动、山东的肃托等等一系列运动，有了这些资料，后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客观地进行研究，作出结论。
一九九一年《炎黄春秋》创刊，我在二○○六年担任了《炎黄春秋》的顾问。去年中组部来人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再当这个顾问，我坚决拒绝了：不是说老有所为，发挥馀热嘛。我担任「炎黄」的顾问就是要发挥馀热。他们也没有再说什么。我的最好的朋友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黎澍、李慎之也走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些年黄乃、朱厚泽、李普、于光远、胡绩伟、陆钦侃、程学敏这些党内外，思想一致的老朋友也都陆陆续续地走了。参加「炎黄」每年的新春茶话会和各种讨论问题的会议，让我结识了很多新的、年轻的以及比我小个十几岁的一批朋友，这些朋友懂得电脑，会上网，信息比我灵通多了，跟他们的交往让我能够及时地瞭解国内外最新的信息，虽然整日坐在家中，并不觉闭塞，依然耳聪目明。
我活一天，就会继续思考一天
我这辈子在党里生活了几十年，跟党的高层领导高岗、陈云、周恩来、毛泽东、胡耀邦、赵紫阳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跟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也都打过某种交道；也写过很多书，对毛泽东做过专门的研究，自费出版的文集有近八百万字。很多人并不把我看成共产党的官员，而认为我是研究毛泽东的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研究三峡问题的专家。不幸的是，近几年来我被列入了一个不公开的黑名单，所有的著作都不能再在大陆出版。我回忆一生亲身经历的《李锐口述往事》，女儿一家从香港带入北京时被海关扣留，女儿跟海关打官司，两年了，法院一直拖著不开庭。
我有一个好老伴，尽管她的年龄也大了，身体不好，但是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我现在还可以坚持游泳、下围棋，读书、改文章，思考问题。那些不喜欢我的上面的人可以封杀我的书籍，但是不能封杀我的头脑。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继续思考一天。人类社会的进步靠什么，五四运动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认识到：靠科学和民主；慈喜太后晚年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停科举，办大学、办洋务，想搞君主立宪。共产党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且就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变成了高举的大旗，消灭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其实在西方，马克思只是一个学者，他的的理论只是一个哲学流派，不是什么主义。共产党开始是以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宣传吸引了我们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它的队伍。我的好朋友黎澍没有去过延安，对问题的看法就与我不同，比我敏锐很多。他一进北京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因为那时毛泽东住进中南海里了。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但是中国也有孔孟之道：「民贵君轻」。
前几天早晨醒来睡不著，想出了一首诗：
- '双百'方针刚起头, 忽然反右乃'阳谋'。
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周有光老的话我是同意的：「中国不能同世界脱节」。我活了一百年，总结一生的经验，一句话：「中国不能脱离世界，也脱离不了世界。」世界在进步，因此我对中国的前途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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