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政治集团的瓦解纪实（上）
地方到京城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即“九-一三”事件后。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通知：“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在《人民日报》1971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的代表团离京前往纽约》的报道中，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送行的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里，这是他第一次以中央、国务院机关负责干部的身份见报。
1972年，华国锋经毛泽东提名，继任刚病死的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
1973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入中央，并宣布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参与筹备中共十大的召开。吴德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所以列席中央政治局。而王洪文、华国锋列席中央政治局，则是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提议，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工作。这意味着王洪文结束了在北京的“见习期”。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按照毛主席指示，从1974年11月开始，周总理在病房里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同志分别谈话，酝酿协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据回忆：12月21日2时，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拿着周总理亲笔写给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亲启的“特急绝密”文件袋来到紫光阁，问吴庆彤在不在。我告诉他，庆彤同志刚散会回家休息了。他把文件交给我，并说：你同他联系，总理交待让速办，中午起床后总理要看。
这件事非常特殊，我只好给吴庆彤打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叫醒。我告诉他纪东送来了一封总理给他的亲启件，让印好后中午交给总理。吴庆彤让我拆开看是什么文件。我拆开文件袋后看到一封周总理给吴庆彤的亲笔信，我马上在电话里念给他听。周总理写道：“庆彤同志：请派专人速将此件送印厂特密件印两份清样，中午前送我。又及：清样印好后，请将我写的原稿烧掉。”信后是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
——毛主席已经确定“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在此基础上，这个名单方案在反复征求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提出了其他副总理、副委员长人选的初步名单。
方案中副委员长有：康生、刘伯承、吴德、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或荣毅仁、李素文、谢静宜；
副总理有：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乔冠华、方毅。
另外，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总理设想国务院设顾问，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
12月21日夜，周总理第二次对名单方案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
“四人帮”插手人事安排
关于国务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与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有争议的。
由谁当文化部部长争议很大。吴德提出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并提名上海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则坚持让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最后，由于“四人帮”的坚持，于会泳还是当了文化部部长。
对教育部部长的争议也很大。“四人帮”始终坚持让迟群当部长，周总理同李先念、纪登奎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决不能让迟群当。最后周总理反复考虑，还是坚持让周荣鑫当部长，李先念、纪登奎都拥护。李先念提出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周总理赞成。最后他们议定：对教育部和铁道部的人选一定要坚持，对文化部和体委可做些让步。李先念曾同纪登奎开玩笑说：“文化部也不让他们干，他们就失业了。”
在酝酿人大副委员长人选时，周总理和纪登奎商量同时考虑工、青、妇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周总理曾问纪登奎：工会金祖敏的情况如何？纪登奎说：金祖敏在上海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他到工会就是王洪文点的名。因此，周总理考虑只安排金祖敏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没有考虑安排他做副委员长人选。
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又兼任了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江青坚持要谢静宜当副委员长，并且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信，周总理只好把谢静宜列为副委员长的人选。
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是杨坡兰。她到妇联工作不久，有人以“妇联机关部分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她“特殊化”问题。经过调查，来信反映杨坡兰“特殊化”的问题情况不实。但是，大家普遍反映，杨坡兰组织领导能力较差，很难胜任全国妇联一把手的工作。纪登奎听了汇报后说：看来要考虑调整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人。郭玉峰当场建议请邓颖超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但周总理坚决不同意。纪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议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总理还是不同意。这样，全国妇联的领导班子始终定不
在一次纪登奎同李先念交换意见时，李先念提议李素文当全国妇联主席。李素文是沈阳一个副食商店的售货员。1965年被商业部授予“全国财贸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李先念的建议纪登奎完全同意，并让中组部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蔡畅、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李素文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在周总理同中央政治局同志酝酿副委员长人选时，李先念再次提议李素文列入副委员长人选，纪登奎赞成，并说李素文当副委员长比他们（指“四人帮”）提的人选更可靠。周总理也同意将李素文列为副委员长人选，报毛主席批准。
关于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选，周总理曾经考虑由吴德兼任，吴德坚持说他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提议由姬鹏飞担任，周总理同意并得到毛主席批准。
“长沙决策”
从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了周总理、王洪文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同他们进行了4次重要的谈话，并且确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终形成了“长沙决策”。
周总理在京拟定的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人选名单是两个方案。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作为副委员长人选。
在讲到副委员长人选时，毛主席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但不同意谢静宜列入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总理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副委员长？毛主席同意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副委员长；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主席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在讲到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周总理在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毛主席都没有表态。最后，毛主席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
毛主席还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当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毛主席还同意修改宪法报告。
二中全会前夕，周总理考虑国务院副总理中也应增加一名年轻干部。他对纪登奎说，上海有王洪文，北京有倪志福，西北有吴桂贤，又增加了姚连蔚，东北有李素文，天津还没有人选，请天津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轻干部作副总理人选。纪登奎派郭玉峰到京西宾馆找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解学恭当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员开会，并且电话同天津市委的主要领导交换意见。市委一致同意推荐孙健，并且当天就把他的档案材料送给郭玉峰转报纪登奎并周总理。孙健是天津内燃机厂工人，1970年以后任天津一机局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市委常委，当时任天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看了简历，同意将孙健作为副总理人选。
1月4日，周总理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报去调整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3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4日，周总理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报去调整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主席圈阅的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四个名单，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建议名单》、《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候选人建议名单》、《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人选建议名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通过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全会还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周总理在1月10日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传达了毛主席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
1月11日，十届二中全会一结束，纪登奎在紫光阁召开了最后一次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做总结，对值班室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他风趣地说：今天的会议是我和吴德同志的交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在吴德同志的领导下进入四届人大秘书处的工作了。我不是四届人大代表，就没有资格参加大会了。大会开起来你们的工作会更紧张，希望你们保持和发扬在值班室工作的精神面貌，做好大会的各项组织工作，圆满完成中央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大会结束后你们再回到紫光阁，由吴庆彤和周启才同志安排，把四届人大筹备过程的档案完整地整理好，移交给中办秘书局存档。按照纪登奎的要求，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我们用约半个多月的时间整理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过程的全部材料，用周启才的话说叫“片纸不留”，移交中办秘书局存档（我在这里说到的值班室工作情况，在档案中均有记载）。接着，吴德对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散会后，值班室全体人员从紫光阁搬到京西宾馆，投入到大会秘书组的紧张工作中去。
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年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终于在1975年1月13日开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过明文规定设“第一副主席”。这样，刚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便名列在王洪文、叶剑英之前周恩来生前所处的位置……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我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我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并庄严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
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进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
叶选基在接见《南方周末》访谈时说：
有两个事实得承认，华和汪没有主动提出来让邓出来工作，这是事实；但叶帅跟他们提出恢复邓出来工作，做他们两人的工作，他们两个没有反对，这也是事实。
在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叶剑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邓。他后来曾提议，政治局常委排名，把邓放在自己前面，但邓坚持排位不变。
邓小平非常尊重年长7岁的叶剑英，在邓复出后，两人交往频繁
——粉碎”四人帮”之夜，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叶的资历当然足以胜任。1971年林彪出事后，叶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叶实际上成为尚在台上的最有实权的中共元老——这也意味着他将担负重要使命。但也有人认为，叶支持华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华的思想不正确，早晚得下。叶在中共革命家中以智谋著称，在战争年代，他主要负责总参谋部工作，被称为“叶参座”，毛曾赞叶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但是叶选基认为：
不是什么策略，当时他是真心诚意拥护华当中央主席，这是毛主席安排的，叶坚决拥护。他们有商有量，有问题就谈，取得共识就去做。叶剑英对华国锋同志非常尊重，把他当作真正的党的主席。
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检讨党的思想路线，华国锋成为一个焦点。
华被认为顽固坚持“两个凡是”，所犯错误还表现在邓小平复出和个人崇拜等问题上。
这次会议十分漫长，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长达25天。华坚持为自己的思想辩解。后来叶剑英的讲话起了关键作用。
叶检讨自己“周公辅成王”，有封建思想在作怪，“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这体现了他自我批评、勇于担当的人格风范。
叶肯定华的贡献，他说，讨论华所犯错误，对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非常重要：“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华听后不再辩解。这次会议作出让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议。
汪东兴进入最高层
对于中国而言，197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的前11个月，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中都没有出现汪东兴。直到粉碎“四人帮”两月后的1976年12月17日，汪东兴首次出现。
1976年12月17日这一天，时任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等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工业学大庆”等会议的代表。
在新华社报道的参加这次接见的领导人员名单中，汪东兴排在第6位。位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之后；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之前。
这之后一直到十一大召开前的8个月里，汪东兴参加了7个重要活动，其中的一些活动由他主持。
1977年8月21日，新华社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华国锋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同大家一起照了像。
这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中第一次出现汪东兴的职务。此前两天，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位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后，排在第五位。
有一篇文章写到：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上，华国锋强调大庆是用革命化统率工业化的典范，要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还要求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奋斗。
会议期间，华国锋把李先念、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吴桂贤等人召集起来，研究邓小平的安排问题。
华国锋主动提出：“小平抓工业经验比较丰富，是不是就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分管工业。他在党内、军队的职务就不要恢复了。”
吴德说：“就这也恐怕全党有意见呢。这就安排够高了!”
汪东兴说：“最好先给他挂个顾问空职，看看他的表现再说。如果还搞翻案，立即打下去。”
纪登奎沉吟着说：“邓小平可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上上下下都有一批人。我担心他现在把话讲得天花乱坠，到时间说话不算话，那危险可就上来了。”
李先念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皱着眉头若有所思。总的来说，事情正在向健康的方向节节发展。这些文化革命才发展起来的新权贵们从过去的不同意邓小平出来，到允许他参加工作只是在安排职务上嘁嘁喳喳，说明他们正在步步溃败。所以他更不愿意在公开场合下说什么了。
虽然公开场合他不谈邓小平的事，但却能从感情上理解他的心情，并对他始终抱着毫不动摇的信任。所以当华国锋直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才不紧不慢地说：“邓小平从来没有对他的职务想得那么多，他信中只说中央怎么安排都行，所以，我们不该用自己之心度别人之腹。我们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干多少年?归根结底还是要把权力交给你们的。邓小平站出来也好，就算恢复了他的全部职务也罢，还不是为你们年轻同志扶犁拉套，为将来的国家建设打点基础吗?所以我说大家还是想远一点好，不要把眼光看得太近视了。”
这么一说，反而把有些人弄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再也无话可说。
华国锋试探地问：“先念同志，我们还是坦率地说，你认为小平的工作到底怎么安排才好?”
李先念说：“中国有句俗话‘让喜者更喜，愁者更愁’。既然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干脆让他甩开膀子大干一番嘛，干嘛非要给他留上一条尾巴，让人家很不舒服地工作呢?华主席，从小平同志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你是很尊重的。你也应该信任他，‘四人帮’及其派系人物特别恨他，也是怕他出来协助你。他出来协助你，不是更可以镇住局面吗?”
“你的意思是……”。
“恢复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轻装上阵地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上了‘四人帮”的当了!”
李先念不说则已，一说便把人们弄了个瞠目结舌。
好半天汪东兴才说：“我不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这么说，邓小平好像一点错误也没有了，反而成了功臣，这不是科学态度。”
李先念心平气静地说：“有错误就应该像‘四人帮’那样往死里整他?如果是那样，我看我们谁都免不了遭此厄运。大家都承认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干的不错，为了纠正‘四人帮’的错误，只有他敢和他们对着干。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斗争，也许倒老霉的是我们这里的任何同志。大家记得主席刚逝世。‘四人帮’就想拿上华主席开刀，这段历史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啊!”
吴德连连摇头：“纠正‘四人帮’的错误不能连他们正确的东西也反掉。邓小平的问题一风吹是不合适的，也是不行的。这样下去，怎么向全党交代?”
“这个能成为理由吗？”李先念说：“请问吴德同志，全党究竟有多少人了解事的真相?不都是听了‘四人帮’主持下的报纸上那么宣传吗?那能起多大的作用?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民就行了嘛，如果连这点气魄也没有，还怎么谈得上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呢?你们说不是这个道理？”
在李先念的提问下，其他人谁也不愿意站出来和他正面交锋。一时都沉默下来。
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姚连蔚谈话，说：“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
于是，姚连蔚开始停职接受审查。与他前后接受审查的还有一大批人：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
一年以后，姚连蔚被送回西安继续接受审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关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在西安北郊的监狱关押两年半，1984年被开除党籍。姚连蔚说，他对当官并无兴趣，只想回到工厂继续开车床，但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出狱后，姚连蔚每天读中医书，因为生病不能报销医疗费，一切自理。考取行医执照后，他开办了一家中草药诊所，后来进入了儿子开办的西安建国科技开发公司当“兼职工程师”，2012年10月去世。
陈云出山：中委直升副主席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这固然是由于在党内长期的地位和声望为他提供的历史条件，但同时也和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密不可分。这是他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现实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二天，陈云应李先念的电话征询，就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10月6日采取行动。因为：8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7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主席逝世4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11月11日的讨论进行得风风火火。12日，小组讨论会继续进行，陈云在东北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中央关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实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接着，话锋一转，扔出了他的“重磅炸弹”，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参会者都有点吃惊，因为这似乎有点“离题”了。但陈云丝毫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他接着讲：“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一口气将他准备好的六个问题都摆了出来：
第一、关于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第二、“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这两个决定中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陈云心情非常沉重地说：“这些同志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解决是很不得人心的。”
第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的问题仍然留有“尾巴”，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该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组部复查，将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第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就应该将他的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五、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一次运动。
第六、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问题给以应有的批判。
陈云发言的时候，会场上鸦雀无声。讲话一结束，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11月22日，聂荣臻在发言中也提到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陈云不时插话与他形成呼应。聂荣臻讲“二月逆流”应该平反，陈云马上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聂荣臻也认为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事情，应该早日为他们平反，陈云马上接着说道：“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当时，与会者中有些人害怕搞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认为事情复杂，要弄清非常麻烦。还有些人认为，打倒了“四人帮”，实际上这些问题就已盖棺定论了。聂荣臻坚持认为还是应该理一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这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陈云立刻接上缓慢地说道：“搞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
陈云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除于11月12日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重要发言外，还在12月10日就当时经济问题作了重要发言。
12月10日，陈云在参加东北组讨论时就经济问题发表了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两千万吨，先把农民这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等经济作物就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吃进口粮不能说是修正主义。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不要光看已有三千万吨钢这个指标，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有美国的扶植，而且主要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比外贸出口收入来得快，来得多。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发展旅游也会有害处，如外国派特务来，意志薄弱者被收买等。这些问题只要注意，就没什么了不起。至于外国人看到我们落后情况，这也不要紧。我们本来不先进，而且外国人早就知道。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立刻在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代表们纷纷发言，表示赞成并加以发挥，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从陈云发言这天开始，会议的方向开始脱离华国锋预设的轨道，大多数人没有按照他的布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及其他原定议题，而是始终围绕陈云提出的坚持有错必纠方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并相应地提出了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副主席，恢复陈云在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建议。陈云的重要发言以及代表们的强烈反映，最终促使中央人事调整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这就为陈云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创造了契机，开辟了道路。
陈云一鸣惊人的发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因而在各分组会上，表态赞成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发言十分普遍。
早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几个小组要求十届三中全会把陈云选进中央领导核心，但没有被采纳。此后，邓小平多次提议把陈云补进政治局，担任中央副主席，但华国锋总是拖着不办，推说：“毛主席讲过，陈云一贯右倾，不能重用。”到了十一大的时候，参加十一届一中全会的李强回忆说：“十一大斗争也很激烈。在选政治局委员时，我们提出邓大姐、王震、陈云同志当政治局委员。”结果未被接受。姚依林也回忆说：“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所有小组都提了，要选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李先念同志也多次提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家攻得厉害，大势所趋，才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陈云应担任副主席的是王震。他在11月28日西北组会上提了五条建议，第一条就是陈云担任副主席。他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
王震的建议，得到西北组和其他各组的热烈响应。
陈云的老部下李强在中南组书面发言中说：“我赞成王震同志11月28日下午在西北组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陈云同志是我党一位有着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同志。他有白区工作的经验和苏区工作的经验。他既有党的工作的经验，也有经济工作的经验。陈云同志过去曾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我建议请党中央考虑，选陈云同志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副主席。”
刘震说：“赞成陈云当副主席。陈云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去年金明要我转一封信给中央，我找过纪登奎，他不管。找到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亲切对我说，不光是金明的问题，‘六十一’人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他们的问题我是了解的，我那时是中组部部长，我在适当时机要向华主席报告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要管这个事。由此可以看出，陈云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非常负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很难得的。”
12月3日，韩先楚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他说：“我赞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增加一批老同志，这也是大家的要求。在党的十一大会上，我们军队代表团曾经提议陈云、邓大姐、王震等几位同志进政治局，据说其他代表团没有不同意的，但大会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我同意王震同志的意见，选陈云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并建议排在东兴同志前面。陈云同志正派，民主作风、联系群众好，善于思考问题，想得深，看得远，处事稳重，他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能力。中央委员里，他是最老的一个。过去是我们党的副主席。他对我们党的历史也比较熟悉，在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影响的。对这个问题，群众也有议论，看来是人心所向。”
同一天的西北组会上，姚依林发言说：“我完全赞同王震同志提出的陈云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常委的建议。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参加常委，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安定团结。十一届一中全会陈云同志未能进政治局，干部、党员和群众是有广泛议论的。陈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是目前仅存的党的六大中央委员，是八大副主席，现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副主席，也只剩下陈云同志一个人了。”姚依林接着说：“我是1949年才认识陈云同志的，我觉得他为人很正派，作风很深入，对同志很热忱，很平易近人，很遵守组织纪律。他讨论问题，总是把观点最‘左’的、中间的和最右的同志找到一起，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讲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也可以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他细心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取长补短，加以比较分析，趋利避害，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重大问题，往往是十来个人讨论若干天才定下来。在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他自己往往设想若干不同的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来驳。他这种民主作风，我体会很深刻。”
12月7日，谷牧在中南组讨论时的发言中说：“陈云同志长期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能给陈云同志戴这样一顶帽子。应当恢复陈云同志的名誉。”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了增补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提请三中全会通过。
陈云的当选是众望所归，得到中央全会一致热烈拥护。
史载：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恢复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再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他同邓小平等一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直到中共十三大后退出中央领导岗位。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会议。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领导层又一次作了调整。
这些调整显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只是这些调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可作出，所以不必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
会议对四位新增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工，作了这样的决定：
陈云主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
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
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
胡耀邦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许多中央委员的建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以协助中共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会议任命：
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
会议还决定：
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免去张平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胡耀邦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调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后公布）；
调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任命冯文彬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任命杨德中为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
姚依林原任商业部部长职务，由金明接任；
任命陈国栋为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任命刘澜涛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另外，会议还决定：
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
这一决定，实际上等于削去了汪东兴的实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稍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三人得到最明显的提升，这便是陈云、胡耀邦和胡乔木。陈云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四职；胡耀邦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三职；胡乔木身兼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三职。
彭真、薄一波复出
一九七八年底彭真夫妇从陕西回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几百人怀着对彭真的深厚感情，自发地赶到机场迎接。吕正操、林铁、程子华、郑天翔、王汉斌、甘英等都去了，整个候机大厅挤得满满的。由于航班延误，从下午两点多等到五点，天渐黑，飞机才抵达。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首都党政军民春节联欢晚会上公开露面。二月二十一日，彭真参加了刘仁的追悼会，并在七月二十二日写下了“深切怀念刘仁同志”八个大字。
刚刚回到北京的彭真，当时还未获得平反，暂住前门饭店。然而，老战友、老部下、亲朋好友都来了，“排着队等着看望”，“连续半个月”，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二月十四日，陈云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也留下了看望彭真的回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去处，无法再同他交往，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和为他的安危担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所以，在他复出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去看望他，表达真挚的慰问。他仍然一如既往，大度乐观，说他过得很好，没有受什么苦，只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北京市委书记处原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琪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据李琪的夫人李莉回忆，彭真回京后不久，就在家中会见了她和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彭真对她们说：“你们两个命运相同。我担心的是孩子们。听说孩子们都不错，我放心了。”彭真还说：“我想到过邓拓可能活不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书生气重。我没想到李琪也会走这条路。他性情刚强，身体好，经历的事多，不到五十一岁就走了。”
1978年，胡耀邦组织专人，对“文革”中的大案──“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11月3日，中组部完成了调查报告，指出“六十一人叛徒案”是一桩牵涉极广的冤案。还不到一年，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与会者的强烈要求推动了事态的发展。11月25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上宣布：确认“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该案平反，1978年12月 16日中央下发75号文件，1979年薄一波出狱。
出狱后，在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薄一波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应该说，薄一波从阶下囚变成中共权贵人物，他最大的恩人是胡耀邦。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和解决了调整国民经济和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彭真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彭真回京后第一次出席中央的会议。当时，彭真还没有进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只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与他被打倒前所担任的一系列重要职务相比，显然是低多了。许多已经恢复职务的老同志都关心地问他是否已经落实政策。彭真回答：“共产党员只要有工作做，就是落实。”
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经济战线的形势，充分地阐述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及其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
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回忆，1979年彭真住在北京医院接受体检，同住北京医院的他多次看望彭真。谈话中，彭真评论“文化大革命”时，“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对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惋惜不止。”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彭真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彭真会讲毛泽东的错误，因为他的冤屈实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却明确表示，这时候必须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4月22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邓小平3月30日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彭真参加东北组讨论，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透彻地解决了当前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关键问题”。
5月15日晚上，彭真就给中央写了报告。他说，一个人不管有罪无罪，判多少年，一关就那么长时间，这是社会主义法制所不能容许的，今后还要改变工作方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逮捕前工作要做充分一点，不冤枉一个好人。
9月1日，彭真在中央党校作《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间突然停电，不一会儿又来电了。这时，有个学员递了一张条子，问道：“彭真同志，你如何看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遭遇？”彭真念了条子，回答：“那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停了一阵，现在电灯不是又亮了吗？”听了这样的回答，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华国锋政治集团的瓦解纪实（下）
十一届四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八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出席了会议。另有十六名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请求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刘少奇平反
自从王光美在1979年春节联欢晚会露面之后，敏感的人都意识到为刘少奇平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呼声不断高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项工作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同年3月，中央组织部在对王光美的问题经过复查后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3月5日，中共河南省委派专人将刘少奇的骨灰盒从开封取出运回郑州，由省委书记兼省纪检委筹备组长赵文甫妥善保存。中共河南省委将刘少奇在开封病逝及骨灰寻查的有关情况向中共中央和中纪委写了报告。
6月，王光美增补为五届政协委员。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光美与其兄王光英在政协会议上的照片。
7月，王光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职务，她和她的四个孩子也住进了一座新建的公寓大楼。
11月，复查组经过周密认真的核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报告》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
11月19日，中纪委特派徐岚前往河南了解和核实当年刘少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和中纪委继续抓紧做有关人士的工作。
为了解决障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同华国锋、汪东兴面对面地进行了交锋。
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并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六名常委中，四比二的格局，明显使华、汪陷于孤立和被动。尽管如此，汪东兴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
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委中有人提出建议：如果汪东兴等人觉得无法与政治局其他人合作共事，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辞职！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见状便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对十一届五中全会将要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也表示赞同。华国锋的转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文革”后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一直抱消极态度。最为典型的是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这些事情都加深了他与许多老同志之间的矛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 1979年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说：“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专案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是我们这些好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误会。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
“我！”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同志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正因为你当时就在专案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才应由‘四人帮’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这有什么奇怪的？”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也说话了：“事实证明汪东兴同志这两年来基本上还停留在过去的‘左’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同志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
听了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汪东兴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主席的警卫干部，接受毛主席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不能接受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邓小平听完后说：“好吧，汪东兴同志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党内允许一个党员或干部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有些问题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检验了。但是，我们党从来就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外，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但是，如果想提出辞职。这同样是党章党规所允许的。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在（五中）全会上决定。”
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同志也提出了想辞职的意见。
1980年2月12日、13日，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刘少奇“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相反，那个康生是个坏人。”这些政治吹风，更使外界对十一届五中全会表示了极大关注。其时，有关汪、纪、吴、陈等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将要受到组织处理的说法早已不胫而走，人们都在等待最终结果的出现。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北厅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少奇平反和汪、纪、吴、陈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华国锋在会议上首先表态支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对江青一伙诬陷迫害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接着，其他委员纷纷就有关议题发表意见。在触及汪、纪、吴、陈辞职这个敏感问题上，陈云、彭真等人的发言十分尖锐。陈云说：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纪委……
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职务；同时《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职务。
上述发言和提议着实让在场的一些人喘不过气来。
轮到汪、纪、吴、陈表态了。
汪东兴知道大局已定，此刻再说什么也是白搭。
纪登奎、吴尽管内心并不情愿，还是口头表态愿意辞职。
只有陈锡联的表态最干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别说辞掉职务，就是要我这颗脑袋，我也心甘情愿，就请大家批准我们辞职吧。”
政治局表决结果，政治局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票同意他们四个立即辞职，并提请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
2月15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军民三万多人在人民大堂共度80年代的第一个新春佳节。叶剑英则在广州参加了当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出席联欢晚会的领导人名单中，人们发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这些十分熟悉的名字不见了，早先的传阅看来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猴年春节，一派喜气，当年推出的第一枚生肖邮票如今已经增值上千倍，80年代第一春，的确是个好兆头。连续几天，华国锋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一道频频在各种场合与各界人士联欢、座谈，显示出团结、稳定的态势。
五中全会是2月23日开幕的。先是举行了一天的预备会议，分组表决通过了大会的各项议程和有关事项。然后转入正式会议。
在讨论批准汪、纪、吴、陈辞职和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时候，气氛尤为活跃。发言踊跃，言辞激烈，争论不少。绝大多数与会者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支持中央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虽有那么几个人仍然试图抗争，但终究大势已去，没能翻起大浪。
在全会即将进行选举和表决时，中央办公厅曾给汪、纪、吴、陈等人发了通知，但除了陈锡联外，其他三个人都请了病假，没有参加对几个决议和文件的表决。
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宣布胜利闭幕。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均获批准通过。
3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
一、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二、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四、决定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五、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辨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十一届五中全会所批准的上述重大举措，标志着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汪、纪、吴、陈的辞职”和中央的人事变动，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更为重要的是，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纠正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事实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革”扫清了道路。
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偕子女，乘专机飞抵河南开封，迎接刘少奇骨灰。
当时登记为“刘卫黄”的刘少奇，死后骨灰存放在三合板制成的123号骨灰盒中。王光美握着骨灰盒许久。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后，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不要哭！”
5月19日，遵刘少奇遗嘱，亲属将其骨灰撒向大海。
汪东兴辞职
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和四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
隔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汪东兴的仕途生涯发生了鲜明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在此次会议上，汪东兴被免去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等多个职位。同时，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十一届四中全会于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开，汪东兴仍然以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主持会。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出席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已无汪东兴的名字。此次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其所担负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与其同时被免除或提请免除的人还有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在本次会议上，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一届六中全会和七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再也没有出现汪东兴。
中共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在本次大会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138人的名单中排名最末尾。
吴德辞职
前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是和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等人是在华国锋大权旁落时，被要求辞职的。
吴德在政治斗争旋涡中心，除了华国锋的下台，还从未因其他人的上上下下而失宠过。用吴德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一直是副职的原因。在文革初期，因担任北市委副书记，李雪峰挨了整，吴德就没事。
在庐山会议上，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吴德因此也没事。而李雪峰则因林彪要设国家主席一事而被开除了党籍。
吴德虽是文革中的要人，几乎所有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他都经历或参与了，但他始终不是任何一次重大事件中的决策人，他只能算作知情人或旁观者。正因为是旁观者，吴德在文革后回忆谈及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情节，要比别的人说的话的参考价值大的多。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德还和李先念、陈锡联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邓小平，还说了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但是，正如吴德自己在回忆中所说的，他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鉴于此。在1978年12月，他被免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1980年2月，又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80年4月，他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后来，中央考虑了吴德的情况，决定吴德进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样，从1982年9月起，吴德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也是退到了二线。
中央不再设顾问委员会后，年纪已经很大的吴德，实际上就不工作了。退下来的吴德，过着安宁的晚年生活。但是，历史不会在他的头脑中抹去。一幕幕生动的政治大事，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1992年，在北戴河休养的吴德，回忆了自己的风雨人生，特别是比较系统地讲述了他到北京工作后经历的政治风浪，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95年11月29日，吴德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纪登奎谈“辞职往事”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是非常正常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12月1日晚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谈话。邓小平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事安件门”、“七二○事件”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邓小平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
虽然有邓小平“和稀泥”在先，但在接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与会者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其中就包括纪登奎。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 、“大学4年没有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
段君毅：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谷牧：检查不像样，鼓掌的手举不起来.。
陈漫远：中办“五七”干校在报上登的是黑典型，实际长期不给干部工作。
廖承志：外交部有反总理、陈老总的逆流，捂盖子，有你的帐，而且是相当大的帐。
谭震林：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留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一、二、三办要撤销，否则是定时炸弹。说到党史问题，罗说陈云、聂帅写了二次国内战争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要抓紧写，有人提出“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
姚依林：从去年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简报组都要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三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完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
程子华：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纪登奎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成为定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纪登奎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又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旅游也是一个重要产业，还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一些具体意见。后来中央按他的意见，加强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此后数年旅游业发展迅速。
纪坡民写到：
十年“文革”，毛主席错了，中央的路线错了，许多资格很老、功劳很大的开国元勋、功臣战将都被打倒，靠边站了。父亲是“中央领导人”，自然也跟着犯了许多错误。
1980年5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
关于辞职下台的事，我觉得父亲还算比较通达，谈起来也不怎么避讳，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吧。
父亲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父亲因为“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接受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人。
在此之前，父亲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也要变动。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在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当然，挨批评自然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畅。1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牙利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就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又过了八九个月，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实际上，关于他们四人辞职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决定。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
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事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我对他说：“我们党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辞职这一说，你也算是首开先河了吧？”
他说：“我还不是第一个，开先例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同志是“九大”和父亲一起提上来的，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调中央后，他们两人工作关系很密切。后来，父亲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到北京军区，一个当政委，一个当司令，执行的任务叫“挖墙脚”，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况很复杂，工作很困难，但他们顺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两人合作相处得也很好。
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1975年党中央的“一号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大概也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在对“四人帮”整他的事生气。“文革”后期那种乱局，有许多事，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十年代，李德生还担任过国防大学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志才是我们党内开辞职先例的第一个人。对父亲来说，向自己的“老伙计”通报辞职的要求，揽的自然不是什么好差事，依通常的人情，也许会损害他们在困难时候结下的友谊。不过，李德生同志是有风格的，父亲去世时，他还亲自来家里吊唁，而且颇为动情地谈起当年他们任职北京军区时“一起熬夜”的情形。
陈锡联辞职
文革期间，陈锡联最备受质疑、为人诟病之事有三：一是指其与毛远新关系非同一般，被质疑将毛远新奉为辽宁以至东北的“太上皇”；二是辽宁的粮油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陈被戏称“陈三両”（指每人每月限供三両食油）；三是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文革结束后复出，宋任穷1977年10月出任国务院七机部部长，次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接替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掌控中央组织大权，地位渐见吃重。
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是陈、宋地位变易的分水岭。此次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已是71岁高龄的宋任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仍兼中组部长），而陈锡联此际却被视为凡是派大将之一员，“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要求”。自1968年后，陈、宋似乎一直都在暗地里较劲，而在他们人生的晚年，也似乎最终决出了胜负，后笑者，应该是宋任穷。
陈锡联说：“当时，既是军委常委又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有我、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毛主席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见到毛主席，主席当时眼睛不好，视力比较差，我就对主席说：我是陈锡联。主席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又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后来政治局开会，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提议。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的事情，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他要我收回了报告。这样一直到1977年3月中央正式发文件，宣布叶剑英同志的身体已经康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今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同志负责主持，陈锡联协助。
“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经常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叶帅也时常过问军委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
“当时，一些同志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对我存在一些误解，说了一些批评、指责的话。我对此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原来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消除了对我的误解。记得有一次我在301住院，粟裕同志也在住院，他来看我，对我说：原来不了解情况，现在搞清楚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小平同志在找我谈话时也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没有野心的。”
1975年1月起，陈锡联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次年2月至1977年2月，在邓小平再次落难时，陈锡联一度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过程中，陈锡联同志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见《人民日报》刊登的《陈锡联同志生平》）。
自己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对“打倒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这成了陈锡联心中永远的痛。邓小平却没有介意。
“四人帮”一粉碎，陈锡联就与李先念一起到西山去看望邓小平。一见面，邓小平就要拉手，陈锡联心想，“小平同志没有怪我！”他兴奋地说：“不粉碎‘四人帮’，就见不到您了。”这时，邓小平的耳朵已经很背了，由卓琳在一旁翻译。听了陈锡联的话，邓小平没吭声，但看得出心有同感。
1978年秋冬之际，邓小平约见陈锡联。陈锡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了老首长。一见面，陈锡联诚恳地检讨：“在我的一生中，感到最对不住你的，是在你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话。我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上总可以说一句话吧，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我却没有说。”邓小平摆摆手：“那个时候，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陈锡联坦承自己存在错误与不足，邓小平宽慰他：“你在北京不欠账”“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在外界眼中，陈锡联担任中顾委常委，待遇应与国家领导人类似，实际差别并不明显。陪伴陈锡联22年的警卫秘书夏志伟回忆，陈锡联退隐后的待遇差别在于安保。1976年前后，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家中住了一个警卫排，分成3个班，共二十多个警卫员，在院子一前一后设了两个固定哨，晚上还有游动哨。“1980年后，他自己要求减少人，慢慢变成两个警卫班，然后是一个班。”夏志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锡联去世后，这一个警卫班才撤走。
在中顾委担任常委的陈锡联，承担的一项工作就是出席各种纪念活动和开幕仪式，例如“七七事变”50周年暨百团大战纪念碑落成典礼、中央革命根据地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等等。作为曾主管体育的国家领导人，他还到上海、郑州、广州等地出席过各种运动会。夏志伟回忆，1998年，他还曾陪“首长”去过香港，在浅水湾住了五六天。
陈锡联在回忆录里写道：“1994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我和其他同志前往山西太原，出席徐向前同志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当时我身体不好，但是接到通知后，我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中央的委托我不能推托，战争年代徐帅救过我一命，今天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也要去参加。”
后来，在一些场合，有些老同志对陈锡联有看法，邓小平都适时为他解围。对此，陈锡联激动不已。
对“文革”的反思还在继续。1984年开始，四个老干部成了重点做检查的对象。
陈锡联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受邓小平邀请，去他家里谈话。他对邓说：“我这一生中，感到最对不住你的，是在你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话。”邓小平说：“那个时候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你在北京不欠账，你的问题主要在东北。”
检讨不能通过的干部还要重新写。吴德和陈锡联的检讨迟迟通不过，许多干部对他们“文革”的表现有意见。吴铁梅表示，最后是邓小平替自己父亲说了话。陈锡联在回忆录中也写道，邓小平替他跟其他干部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邓小平在文革之后，为几个老部下作出结论：
“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
这让陈锡联少受许多滋扰。在《陈锡联回忆录》中，陈锡联把自己对邓小平的感激倾注在字里行间：“他……关心爱护部属的长者风范，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使我终生难忘。”
对老部下陈锡联，邓小平生前一直非常欣赏。1989年11月20日，他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谈话中，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有这么一段话：“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一句“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完全折射出陈锡联的战将风采。
1980年1月，陈锡联响应邓小平号召，辞去一切领导职务，随即当选中顾委常委。在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等主持下，1975年10月秦基伟由成都军区司令员调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1977年12月取代纪登奎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这时候接替陈锡联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0年1月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三书记袁升平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傅崇碧担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陈锡联在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说：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的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个重要改变：恢复“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机构。胡耀邦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这是文革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同时，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的还有另一颗政治明星－－赵紫阳。这一举措，一方面让胡耀邦从华国锋那里分到了党中央的控制权，也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的总理职务作了准备。
在晚年一次与记者交谈时，陈锡联坦率承认，自己在“文革”中也犯过错误。他回忆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约我到他家里谈话。当天，我和夫人王璇梅就去了小平同志家。一见面，我就自己在东北“支左”中犯的错误向小平同志作了诚恳的检讨。而后，我又对自己在老首长第二次被打倒时，没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感到内疚。我对小平同志说：我是政治局委员，当时我在会上却没为你说一句话。小平同志说：那时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你在北京不欠账，你的问题主要在东北，群众对你有些意见，你要做深刻检查。而后，我就有关问题向小平同志作了说明。陈锡联说：“我写完检查呈交中央后，小平同志还亲自过问。1980年我向中央提出辞呈后，小平同志仍然关心我，他还对一些同志说：陈锡联同志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也不是造反的人。”
1982年9月，陈锡联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常委。他说：一个人犯了错误没关系，只要能吸取教训，认真改正，可怕的是仍然坚持错误。陈锡联晚年常思索平生作战的得失、指挥的对错，均有独到理解。谈到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重大事件，陈锡联均有新的见解，但是从没有写成文字。他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也不想写。”他又说：“红军时期，和我一块儿打天下的有两千多人。解放时，只剩下十几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有什么好说的。”
1998年2月，陈锡联、张爱萍、肖克等老同志被邀赴香港看回归景象。他一路上兴奋地说话，与老友话旧叙今。“小平没实现到香港土地上看看的愿望，咱们倒来了。”到70层的中银大厦参观，陈锡联兴奋异常，大步前行，时细雨霏霏。就在他们登上顶层的前两三分钟，雨停雾散，一缕金光直射对面港湾。港人见陈锡联圆脸大耳，说他身上有豪气，以与他照相为荣为福。善开玩笑的陈锡联幽默道：“让我也沾沾你们的财气。”看澳门回归，也是陈锡联的心中夙愿。他不好明说，他等待着看澳门天空下飘扬的五星红旗。
从党的七大到十五大，陈锡联届届出席。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同志们还选我，我还愿意出席十六大，来个十届大满贯。”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在北京病逝。
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华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在干部工作问题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定于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五月十五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要求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中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了由党政军群等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并发表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的社论。社论说：“对刘少奇同志作不公正的判断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扯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曾经进行得非常广泛，非常持久。刘少奇同志的案件既然是假的。就必须宣布是假的。如果中央明知是假的，由于计较暂时的利害得失，秘而不宣，不予以平反、不予公开平反．那就背离民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信于全党，失信于全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中央宁可承担可能由此产生的某些风险，也不能不下决心为刘少奇平反……”
这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和立场。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在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法律手段后，没有多少人会冒着风险来在这些与他们切身利益看来似乎关联不大的问题上说三道四。早在追悼会前不久，《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刊集中篇幅发表了不少刘少奇的照片，并介绍在文革期间为刘少奇鸣不平的许多群众的事迹，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就是明显的例证。
到了五月十七日下午，整个天安门广场是罩上了一片哀悼气氛，五星红旗低垂，—万余名参加追悼大会的群众代表和各部门领导，都胸佩白花，臂缠黑纱，缓慢地步入人民大会堂。大概是由于时过境迁的缘故吧，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并没有四年前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那种悲痛欲绝、哭声震天的气氛，不少人若无其事，甚至面带笑容地东张西望，还有些人纯粹是来看热闹的。
万人大礼堂的正门口，悬挂黑纱制成的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会场主席台正中，安放着刘少奇的大幅遗像。遗像前摆着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刘少奇骨灰盒，周围摆满了松柏和长青树。
两旁摆放着数以百计的花圈。
王光美的花圈，放在骨灰盒的前面。
一切就序后，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从休息室慢慢地走出来，站在主席台的前面。
华国锋沉着脸，扫视了一遍会场的情形。除了邓小平、彭真等人老泪纵横外，他看不出有多少人是从内心感到悲痛。下午四时，他以低沉的音调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在哀乐声中，全体与会者肃然默哀三分钟。乐队奏国歌。
接着，邓小平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陈永贵也参加了追悼会。当他接到通知时，多少感到了一些惊奇。他已被冷落了一段时间了，甚至连华国锋也不是那么频繁地和他见面了。他们见一次面，也很难了。
在大厅里，他和薄一波碰面了。
“永贵同志，这一段认识有提高吗？”
“有提高，我还在继续学习，也要准备好好检查。”
“那好，我们党总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留出路的。我们不会像林彪、‘四人帮’那样，一整人就非要把人整死不可。”
陈永贵想到，我这个农民副总理对他已经没有半点用处了，所以他的言行已经带出浓厚的教训人的味道。看来，我也得辞职，这倒无所谓，我本就是农民，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大不了再回大寨种我的地，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自我安慰着。
邓小平的悼词已接近尾声了：
“刘少奇同志是—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邓小平继续用悲痛的音调说道：“刘少奇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这时，站在刘少奇遗像下的王光美己经泣不成声了。她由她的几个子女们搀扶着，从这种最高资格的追悼大会里，得到了一种安慰。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好像噩梦刚刚过去，一场新的生活只是刚刚开始。
“敬爱的刘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难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致悼词以后，华国锋又带领与会者向刘少奇遗像三鞠躬。乐队奏国际歌。这时，华国锋等领导人排着长队，按秩序到王光美及亲属跟前，同他们握手表示慰问。
“光美同志，请您节哀。”
“华主席，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以后，已经挺过来了，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我们。”
华国锋听了，觉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弄不明白她想的什么，但他没有仔细考虑这件事。
王光美和邓小平握手时，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中国革命离不了你。”邓小平深切地凝望了她一眼，说：“是喜事，是胜利！”
彭真握住王光美的手时，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人到老反而特别易动感情，一遇激动的事就掉泪。
转到陈永贵和王光美握手时，他只略微碰了—下便离开了。他这时才正眼瞧了王光美一眼。唉，原来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为什么要把她说得那么可怕，那么歹毒，那么十恶不赦呢？唉唉，这个舆论工具呀，真能把人造成鬼，也能把鬼揑成人！离开好远了，他还忘记不了他的手指和她那双冰冻的手相触的瞬间的感觉。
据王光美传出话来，刘少奇生前有遗言，他们骨灰将撒在祖国的大海里。
陈永贵辞职
1977年7月14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这次会议上见到了久未谋面的邓小平。二人握手后，陈永贵对邓小平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你年纪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陈永贵拉到休息室的一条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我想请教你一下，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贵吸了几口烟，不知如何回答。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贵频频点头：“对，对！我同意你的意见。”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把话都说绝了，你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几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陈永贵张了张嘴，好半天才说“明白了。”其实他并没有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时代的车轮进入80年代，陈永贵并没有什么变化，还对邓小平的复出心存芥蒂，曾多次对华国锋说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1980年1月15日，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后，陈永贵招呼邓小平走进休息室，问道：“小平同志，这些天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些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你，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邓小平抽了一口烟，笑了笑。（后来，陈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害怕。）停顿了一下，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你自己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表示同意。表态时他轻声叹息：“陈永贵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会后，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邓小平找他谈了话:“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要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震慑很大，停了一会他才说：“我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决定。”
上世纪80年代末，陈永贵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生命垂危之际，他终于恢复了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叫我到另一个地方继续给他干事。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
汪东兴遗体告别仪式上，《汪东兴同志生平》被印成7页A4纸，装订成薄薄一册。纪坡民拿了一份，又帮没能出席的老干部子女带了几份。
“你一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给个什么评价呢？就是这个‘生平’。”他说。纪坡民收集生平资料的习惯源自他父亲的葬礼。1988年纪登奎去世，正逢中央治丧改革，以往念悼词的冗长流程改成了印一份“生平”。
关生平资料的解读角度颇多。例如，赵树凯就曾留意到纪登奎的生平资料：他的身份介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而不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德生平资料中的头衔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而同为中顾委委员的汪东兴，生平资料的头衔是“曾担任党的重要职务”。
论头衔的长度和完整程度，陈锡联的生平资料值得细读，包括了“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央军委原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原司令员”在内。
而官方概括性评价的措辞也历来被家属所看重，他们尤其重视父辈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否得到官方承认。
纪坡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父亲的“生平”定稿前，有关部门曾专门征求家属意见，纪坡民的一条意见是，父亲曾多年在北京军区、中央军委担任领导职位，但生平中却没有体现。有关部门最终部分采纳了他的意见，最终“生平”写了纪登奎历任诸多军方职务的其中一个——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其他职务被淡化。
1995年11月29日，吴德去世后，吴铁梅为了父亲“文革”中的评价措辞，曾一度与治丧委员会争执。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她提出，这份初稿中没有父亲参与的两件大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粉碎“四人帮”。
治丧委员会认为，吴德“文革”前的事可多写，“文革”后的事可不提。吴铁梅想法刚好相反：“文革前的反正档案里都有，唯独文革后要写清楚，我爸不是‘那边’的，是‘这边’的”。
吴铁梅把父亲1995年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的口述实录《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拿给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回去研究研究”。吴德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夜里11点半，吴铁梅接到电话，父亲“生平”里头多了一句话：“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吴德同志完成了中央部署给他的工作”。
夏志伟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治丧委员会给陈锡联写完“生平”后，曾找家属商量修改，“家里意见是把文革和评价写进去”，治丧委员会答复说，“这个不好说，牵扯到方方面面，最好一带而过”。
相比之下，汪东兴生平资料中“文革”时期着墨颇多，如“保护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及时向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地方、军队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图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坚决执行党中央政策，协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来是因为他粉碎过‘四人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外，一位董姓的北京老工人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汪东兴后来的淡出，老人淡淡一笑：“国家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免不了的。”
吴德膝下有一对女儿，大女儿吴铁梅退休前从事文物局工作，二女儿是医生，家中再无人从政。吴铁梅没有收父亲口述史的稿费，而是换成了成百上千本书，“谁来问我爸爸的事，我就给他看这本书。”
汪东兴和陈锡联的儿女大都在军队。陈锡联长子在沈阳军区以大校军衔退休；次子是飞行员，1982年执行飞行任务时遇难；三儿子在2011年晋升中将军衔，小女儿也是一名军医。“军区的人说，这几个子女都比较低调。”纪坡民说。
纪登奎有五个子女，两个在国内，三个在国外，纪坡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退休后一直在家中读书撰文。他时常接受采访，替早逝的父亲说清很多事，可有的事连他也说不清。他说，“他们几个人，是大格局中的小事儿。”
华国锋辞职
华国锋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1980年8月18日到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内容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实际上是指华国锋兼任的职务太多了，要加强集体领导。会议向全国人大建议，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这一职务。当然，表面上还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辞职。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华国锋的辞职，赵紫阳正式就任总理。
——2008年2月，华国锋接见《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写作小组成员时透露，当年辞职是考虑到“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事先和叶帅说了。有的说我傻瓜，有的说我太老实，我没有后悔。”写作小组成员李海文称，遵照华国锋要求，“不要突出个人，要写出集体领导”，华国锋曾言：“写历史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听某某权威下了定论”、“要去伪存真，说事实”。
1980年。北京。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各项提案进行表决。
会议由彭真主持。
宋庆龄等人以“身体不适”为名请了假，没有参加大会。
会议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权利中“四大”的条交的议案。
同时．人大常委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副总理的职务。并决定，接受吴德辞去本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请求并报全国人大下一次会议追认。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的当天便详细听到了彭真，韦国清的汇报，他问：“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各项议案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她说她尊重大多数委员通过的各项决议。表示不想过多地介入党派之争和政治漩涡。”
邓小平笑了笑：“看来不少民主党派都有相同的态度。殊不知我们党内的每一个风波都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韦国清说：“委员们都对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的辞职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当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并把他们的检查印发给大家后，委员们也就理解了。”
邓小平点点头，松了一口气。
他想起了陈云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五中全会上的一段话，越想越觉得他很有远见。陈云在提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辞职时说：“我同意他们提出的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当时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还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查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完不了也只好暂算完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于光远后来曾说，对于华国锋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让大家畅开讲话。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在《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那篇文章中写道：“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曾评价华国锋，说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他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
华国锋“淡出”政治舞台
“淡出”是一种电影术语，又叫“渐隐”，指的是画面逐渐由清晰到模糊、到消失。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虽然中国的实际领袖已经由华国锋转为邓小平，但是华国锋在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不知内情的人，只是从《公报》第五段中关于华国锋提议“少宣传个人”那一段话中，隐隐约约感到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发生了一点麻烦。不过，这只是“隐隐约约”。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决定对中共高层领导“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但是，该“减”该“出”的，毕竟还是要“减”要“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人事大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这样，也就“减”去了汪东兴。
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
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1980年5月6日至9日，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
接着，华国锋从南斯拉夫前往罗马尼亚，应邀到罗马尼亚进行短暂访问。
1980年5月17日，华国锋主持刘少奇追悼大会。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赵紫阳除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尚未安排其他职务。但是，不久之后，便显露了对赵紫阳的重要安排。
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
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党政分工的决定。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指出：
这次会议的革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上。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各级党委第一把手已不兼任政府职务。
正因为这样，不光是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应当说，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属正常人事变动。
政治局召开九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华国锋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是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或新闻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之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共计出席者29人。
召开这9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1980年8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和叶剑英的发言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叶剑英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全党打招呼。《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通报》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1981年2月4日，这一日子对于华国锋是难忘的。
这天，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新任中央主席胡耀邦建议由华国锋出面宴请越南黄文欢。华国锋拒绝了，不愿露面。
胡耀邦求助于邓颖超。邓颖超是黄文欢的老战友，要出席这次宴请的。邓颖超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希望华国锋能够主持这次宴请。华国锋只得答应了。
于是，在除夕夜，华国锋来到钓鱼台18号楼——这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席间，当招待员给华国锋递上一盘煎鸡蛋时，使华国锋意外惊喜：因为这煎鸡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的。华国锋平时最喜欢这道菜。国宴厨师知道华国锋将要辞职，今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所以特地做了这道他喜欢的菜。宴会结束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地回身跟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说道：“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华国锋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错误有如下具体的论述：
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在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但胡耀邦的发言，对华国锋采取了力求客观的态度。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说，他在政治局的讲话中，对华国锋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在当时那种氛围中，胡耀邦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曾谈及了《决议》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
邓小平指出：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保持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2日-13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华国锋落选了。当然，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也就不复存在。从此，华国锋一直是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华国锋一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之外，华国锋没有再担任别的职务。
2002年11月，由于年事过高，华国锋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
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去世前已退党？
2001年，日本《朝日新闻》曝光了华国锋已经退党的消息。当年11月的香港月刊《争鸣》报导，时任中央委员的华国锋继没有出席在9月中旬举行党的六中全会之后，不久又提出了退党申请。据外电报导，当时胡锦涛曾特意就华国锋要求退党一事主持召开会议。会上，华国锋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严厉谴责党的腐败现象。
2001年11月6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华国锋是否要求退党？”时称：“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的范围，以后不要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这种问题。”当时有媒体分析，朱邦造的躲闪正说明这一事件不是空穴来风。
2005年，又有多家媒体相继报导：华国锋以背叛农民和工人正当权益和代表贪官利益、代表资本家利益为由向胡锦涛提出退党。还有媒体报导，追随华国锋提交退党报告的还有：原华国锋办公室主任、华的老警卫员、华国锋的机要秘书、华的专职司机。
华国锋将魂归故里
位于山西省中部吕梁山东麓、汾河西岸的交城县，是华国锋的故乡。交城县只有20多万人口。街上跑的是当年北京“面的”那样的出租车。我下榻的芦川大饭店，这家宾馆在交城算是不错的了，一进门那“宾至如归”四个大字，一望而知是华国锋的手笔。
故居和母校
永宁南路是旧县城一条主要街道。华国锋的两处故居，都坐落在永宁南路上。
华国锋的出生地在永宁南路46号，一座典型的晋中农家小院。小院在清末民初由贾氏所建，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大体上还是原样，主体结构80%完好。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就出生在这里。院子里的一棵桃树，据说华国锋出生时就已经有了，如今长得粗壮。
1991年，华国锋回故乡时，特地到这座他出生并度过童年时光的小院细看，无限深情的感慨：“到家了！到家了！”
这座小院就是华国锋心中永远的“家”。
虽说华国锋曾经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但是诞生了华国锋的这座小院，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晋中百姓小院。院子里晾着衣服，放着塑料脸盆、水桶和自行车，没有任何纪念性标志，也没有任何修缮。
沿着老城的永宁南路，相隔几百米，是华国锋的另一处故居。永宁南路29号，大门之侧倒是竖立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石碑，上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华国锋旧居”。落款是“交城县政府2007年10月公布，天宁镇人民政府立”。“2007年10月公布”之时，华国锋尚健在。
这座小院同样有着七八米高的围墙。大门上方，有一个圆环式的砖雕，看得出这围墙是当年建造小院时的原物。大门之后同样是一堵影壁墙，上面的砖雕虽然有些残缺，但是相当精美。这座华国锋旧居除了门口有一块石碑之外，一切如旧，里面仍然住着普通的居民。
华国锋家在天宁镇并无自己的房屋，曾迁徙多次，租过多处房子。其中住的时间较长的，除了华国锋出生的那个小院之外，就是永宁南路29号这处小院了。华国锋家租住此院北房两间。
1928年，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去世。靠着娘家的接济，35岁的苏妈妈带着两个儿子艰难度日。她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坚持送两个孩子上学。1929年，华国锋入城内下庙小学读一年级。1933年，12岁的华国锋考入当时交城最好的小学念高小。这所小学当时叫“交城县立第一两级小学”，现在叫交城“城内完全小学校”。
离永宁南路路口一箭之遥，有一座颇具气派的百年老校。波浪形的红色围墙，拥立着一座绿瓦红柱、牌坊式的校门，上方是华国锋题写的“城内完全小学校”七个金色大字。步入学校，翘起四角、古色古香的吕祖阁、奎星楼翼然而立。操场之侧的主席台上，矗立着红底金字的八个大字：“勤奋求知，团结向上。”下署“华国锋”三字。
地处吕梁山脉的交城，90%以上是山地。华国锋当年打游击的据点之一是卦山。卦山在交城县城北三公里，进山之处高悬华国锋题写的“山形卦象”四个字。所谓“山形卦象”，是指山的地形如同八卦太极图形，因而得名卦山。
在天宁寺大雄宝殿的佛像前，我见到白色毛泽东半身雕像和华国锋彩色照片，这大约是交城人对于华国锋的特殊的怀念方式。
在天宁寺，我还见到有两间屋子门前挂着“华国锋同志手书毛泽东诗词碑刻展”的牌子。酷爱书法的华国锋，晚年把毛泽东所有诗词恭恭敬敬地手书一遍，交城朋友见到后，索取墨宝，刻在一块块石碑上，陈列于此。
华国锋打游击的另一处所是交城玄中寺，那是一座在交城与卦山天宁寺齐名的古寺。玄中寺又名石壁寺，位于交城县西北十公里石壁山中。那山崖如斧劈刀削一般笔直陡立，是名副其实的石壁。山门之上高悬华国锋手迹“石壁圣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逐渐失去了“英明领袖”的光环。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逐渐淡出中国政坛。
1987年1月初，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华国锋的多年挚友、亲家，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的李立功向中共中央提出，让66岁的华国锋复出，接替下台的胡耀邦。李立功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邓小平选择了赵紫阳接替胡耀邦。
叶落归根思故乡
1949年，28岁的华国锋离开山西后，只回过故乡交城3次：
第一次是在1958年，当时华国锋在湖南工作，出差路过交城，回家看望老母亲。
1991年8月底，华国锋偕夫人回到交城住了近一个星期，重游交城的旧居以及曾经打过游击的地方，感触良多。乡亲们都亲切地喊他“华老”。
1995年，华国锋偕夫人再度回到交城，看望许多当年的老朋友，深感故乡的温暖。不过，乡亲的盛情，又使华国锋心中不安。从此，他没有再回交城。
乡情，乡亲时时萦绕在华国锋心头。华国锋生前曾吩咐后事：“让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的骨灰暂时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2008年9月22日，华国锋之子苏彬、苏华以及华国锋的老秘书曹万贵来到交城卦山，为华国锋选择墓址。亲属提出选择墓地的“四不原则”，即“不占用耕地、不与民争地、不破坏环境、不损坏古迹”。他们选中卦山南麓的荒山石坡，作为墓地。墓的两侧是两大块山崖。如果说墓是鸡头的话，那两大片山崖如同张开的鸡翅。“华老是属鸡的呀！”
山西省建筑设计院承担了华国锋墓的总体设计。据说，墓前将有365级石阶，每36级为一组，每组石阶中间有一平台供歇脚。
墓的外形为5.5米见方的石鼎，看上去像个巨大的H，取意为“华”的汉语拼音开头大写字母，而5.5米的寓意是华国锋在55岁那年成为中共中央主席。
华国锋的墓南距县城一公里，紧连规划中的卦山公园，东邻60米宽的卦山大道、迎宾大道，交通方便。
2009年4月8日上午，华国锋墓奠基仪式在交城县卦山南麓举行，山西省委原书记李立功主持了奠基仪式。
预计一年之后，华国锋墓落成，华国锋可以魂归故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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