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滴 泪
作者：巫宁坤
目 次
前 言
1 游子还乡，1951-52
2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55
3 百花与毒草，1956-58
4 半步桥，1958
5 生于忧患，1958
6 风雪北大荒，1958-60
7 株连，1958-60
8 饿莩，1960-61
9 探监，1961
10 暂回人间，1961-6
11 牛棚内外，1966-68
12 红与黑，1968-70
13 再教育，1969-70
14 荒村牛鬼，1970-73
15 再入虎穴，1973
16 江城淹留，1974-78
17 二十余年如一梦，1979-80
尾 声 生者与死者
代 跋
前 言
我用英文以回忆录形式撰写的自传体小说，A Single Tear (《一滴泪》），于1993年初在纽约出版。同年六月英国版在伦敦发行。稍后，日、韩、瑞典文版相继在东京、汉城、斯德哥尔摩问世。多年来，众多亲友一再敦促我为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撰写一个中文本，盛情可感。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应命，深感歉疚。
1986年春，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作客期间，应主人之嘱写了一篇自传性长文，《从半步桥到剑桥》，在《剑桥评论》上发表。在这篇文章里 ，我简略地归纳了我的坎坷平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但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难，又虚度短暂的余年？这是我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为了不辜负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我至少可以把我们一家三代人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沧海一泪而已，只不过我们的故事涵盖了整个新中国的历史时期。这样一部纪实作品，尽管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不仅可为当代中国生活提供独特的见证，而且对于以悲悯情怀理解人和历史或有所裨益。
本书英文原版问世后，英、美、和其它英语国家的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日、韩、瑞典、法国、哥伦比亚等国和香港、台湾的报刊也有专文评介。在中国大陆，北京的《英语世界》独家刊載了片段摘录，并发表了编者按，《读书》等书刊也有所评论。中外各家评论褒贬不一。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本是健康的文学评论的的正常情况。无论是褒是贬，本书作者都受益匪浅。至于有人又祭起老祖宗 “焚书坑儒” 的法宝，那就超出文学评论的范畴，又当别论。
全书由我一人执笔，其中有几章是根据怡楷多年来口述整理。英文原著于1991年在母校、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驻访时完成，写作过程中全凭记忆，又不可能有日记之类资料可供查考，加以年堙日久，记忆日益衰退，不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在中文版中尽力加以修正。不足之处，请予海涵。
巫宁坤
2001年于美国维州猎人森林客中
献 词
先岳母李王慈荫的一生是爱和受难的化身
我从她的身教言教懂得了爱和受难的意蕴
谨以这部小书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第一章 游子还乡， 1951-52
一
1943年10月，在昆明度过二十三岁的生日后不久，我搭乘美国空军运输机，前往印度。下旬，在孟买登上美国陆军运输舰「乔治·华盛顿」号，取道好望角，前往美国。一艘运兵船，没有武装，没有军舰护航，冒着随时会被德国潜艇击沉的风险，在海上航行四十二天之后，终于驶入纽约港。我从甲板上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自由之神岿然高耸入云，俨然是亨利·帕特里克的呐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化身。十年前，国难当头，我在扬州中学的英文课上第一次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呼号，不禁热血沸腾。在当前人类反抗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我又听到罗斯福总统激励世界人民为争取「四大自由」而奋战。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我就中断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学习，志愿为飞虎队担任译员，现在又飘洋过海为一批来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人员担任译员。我很高兴自己能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略尽棉薄，可再也没料到争取「四大自由」的斗争竟然会决定我今后的生活历程。
这批飞行人员结业不久，战争就结束了。我辍学至今已四年，渴望重返大学继续攻读英美文学。1946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时，我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小小的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学校的生活几乎是清教徒式的，与军营生活大不相同，令我耳目一新；而《圣经》和莎士比亚则使我对人类的崇高理想感到无限向往。言简意赅的校训，「信仰、学识、服务」，则成为我追求知识为祖国服务的指南。两年后，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校园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我陶醉，而芝加哥学派文学理论又为我提供了文学研究的金钥匙。前后不到三年，我眼看就快从这所著名的学府获得博士学位了。1950年秋天，我已开始写博士论文，《托·斯·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我的指导老师是杰出的罗斯·克莱恩教授。我在哥特式图书馆的书库里埋头苦读，梦想着攀登学术高峰。
但是，早在我寒窗苦读之前，便传来国共内战烽火复燃的消息，使我的心境难以平静。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大决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和大多数中国同学一样，我是在国难和内战的阴影下成长的，渴望出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现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虽然我对国共斗争知之甚少，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窍不通，我却从来没怀疑过我迟早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一个新中国服务。不过，我还有博士论文要写，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翻来复去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有人祝贺我在新中国首都一所著名教会大学获得教职，前程似锦；我放弃在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也有人怀疑新政权是否会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府空军工作过而找我麻烦。我认为那不合乎情理，因为我是在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志愿参加抗战的，其实我心里也没把握。可是，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那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牵挂才要回去。我的双亲早已过世，我没有结婚也没订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个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可去追寻。先母饱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经失常，后来在我八岁那年自缢身亡。先父两耳板聋，从来没亲近过我。后来，当我远在昆明上联大一年级时，他在家乡死在日寇手里。可是，我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我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却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两年里，我受到「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我已成为「进步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从而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共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几个装满了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国际公寓同房间的美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不可，我只得推迟起程了。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然后前往旧金山，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顿夫妇和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回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车顶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绛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感到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后来，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上层，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兴华比我还小一岁，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流传的中国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二八，而主编在编者按里却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诗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无不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大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我利用上课前的几天时间忙里偷闲赶到市内去看望一些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和老师。当年朝夕过从、谈诗论文的几个同学竟都在市内工作，赵全章在北大外语系任教、诗人杜运燮在新华社搞英文翻译、散文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编《说说唱唱》，久别重逢自然不亦乐乎。他们显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让我感到欣慰。在老师中，我最惦念的是沈从文先生。我虽然没上过他的课，但从和他的交往中得到难忘的教益。一到北京就听到他遭逢不幸的传说，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号去看望沈公和师母。他们住的几间小平房，和当年昆明文林街上的陋室相仿佛，不过当年的陋室四季如春，而这「长安居」虽在盛夏却萧瑟如三秋。先生和师母依然谈笑自若，问长问短，言谈之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艾。我从未忘过他那独特的声音，如今时隔十年，重新面对着他的童颜，倾听他那平静如流水行云的声音，听他含笑说到「门可罗雀」，真感到「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位门生故旧遍天下的大师，难道在新中国从此就只能这样尘封土埋了吗？
二
到校后不到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从未教过书，只有十来天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还有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妓女、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在座的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现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两三个月前李政道在分手前笑着说的「洗脑袋」的前景，难道前景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
「十一」国庆前，全校师生每天下午集中在体育场排练编队游行，准备参加全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接受毛主席检阅。地理系侯教授精神抖擞，嗓音嘹亮，指挥若定。因为我们将有幸接受毛主席亲自从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我们一遍又一遍齐声练习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很反感，但是老教授们的榜样给我上了一课。「十一」大庆正日，我们凌晨起床，到体育场按规定的队形排好。然后，八人一排，「雄赳赳、气昂昂」，列队徒步几十里向市中心进发，等待在规定时刻进入天安门广场。我的两条腿和两只脚都酸痛不堪，真不知道那些老教授怎么吃得消。入场之后，满眼兴奋若狂的人群，满耳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事隔多年，我才充分体会到天安门前这个狂热的群众大会的景象和这两条震耳欲聋的口号的全部意义。谢天谢地，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种游行。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开始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大名鼎鼎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三反」就变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
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在燕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放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集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他用的是「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猪）」！文化侵略，铁证如山！于是，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为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温文尔雅、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之外的。陆家有一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她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以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人到猿，从猿到人》。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不配为人师表。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的家属，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英语四年级班上，三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比如，有一天，有一个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鸽翼》。我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一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作，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这时候，我已把继母从扬州接来，搬进燕东园四十一号的两层小楼。我们住楼上，机械系的张福范教授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下，男孩四岁，女孩两岁，可爱极了。他也是一年前才从美国史坦福大学学成归国的。起初他对我有戒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我俩原来是「难兄难弟」，才带着孩子上楼来，在我家徒四壁的「客厅」里说笑。他富有幽默感，讲话有风趣，爱和学生开玩笑。运动当中，有学生认为他的一些幽默笑话有政治问题，他为自己辩护说：「可是邱吉尔也有强烈的幽默感啊。」这一下可糟了。学生积极分子认为他崇拜大战犯邱吉尔，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要他专门做一次检讨，接受批判。张教授无可奈何地对我长叹一声：「这些人没有一丝一毫幽默感，你拿他们怎么办？」接着又说：「我要能闭上嘴巴就好啦！不过宪法是否保证沉默的自由呢？」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体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检讨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检讨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中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哩。」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打消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接受盘问，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我喷云吐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 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 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用的教材是我带回的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候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扰。这是我初次踏上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我被放逐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大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河，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他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乾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佯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镇静，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新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主任，执历史界的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蓀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亚太和大」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英籍太太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攻势」效劳。直到十一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
一
1951年11月初，我和母亲分乘两部三轮车，穿过这座工商业大城市肮脏杂乱的街道，前往坐落在南郊的南开大学。离开燕园前，负责人事调动的干部告诉我南开会为我安排上好的住房。报到之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毗邻的天津大学校园内一溜新盖的平房，两间小屋，水泥地面，门牌是「南临八号」。我和母亲各占一间，我的卧室兼作书房、客厅，她的卧室兼作餐厅。当天老人家就在新买的小煤球炉上做起饭来了。
我被分配教三门课：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中译英。教材供应成问题。我到图书馆尘封的书库里寻寻觅觅，找到十几本老掉了牙的美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导论，勉强可供英四学生人手一册。至于英三的选读课，学生有二十多人，我只得先用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的小说《自由之路》，因为图书馆恰好有几十本苏联翻印的书。英四的翻译课作业，我只得用从当前报刊上选来的文章。我的工作量最大，但我并无怨言，因为我是唯一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教授。虽然不如意的事很多，我却十分乐于满足青年学生求知的渴望，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和真理。在文学史课上，我丢掉了一年前从考德威尔那里剽窃来的马克思主义装潢，集中讲授英国文学从乔叟和莎士比亚到狄更斯和萨克利的人文主义传统，标榜密尔顿和拜伦作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为争取自由献身的战士。看到有些学生受到我的热情感染，我常感到欣慰。在讲授《自由之路》时，我应用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结构分析法，论证这本小说是一部宣传品，而不是艺术作品，但并不对它作出价值判断。可是，我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决定文艺作品的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我私心希望，我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给学生至少一种客观地研读文学作品的途径，引导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哪知道我已经进入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禁区了。
除了要面对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压制日常生活也是枯燥无味的。物质条件差，我倒不太计较，苦的是缺少人情的温暖、性灵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人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紧紧地抱成一团，在他们中间我感到格格不入。他们每人教一门已经教过多年的课，悠哉游哉。高教授，耳聋，面容枯槁，一有机会就要大唱党的赞歌，因为他根本不上课，而伟大的党却准许他保留「铁饭碗」。他们恪守古老的明训：明哲保身。而我既不「明哲」，又不知如何「保身」。
英语教授中唯一在国外学习过的是司徒小姐，五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她出生在美国，父母是广东移民，国内也没什么亲人。三十多年前，大学一毕业，她就怀着满腔热情，飘洋过海，来为「祖国」效力了。尽管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她讲的汉语还是远不如她的英语。她的宿舍是一栋小小的平房，一室一厅，门口有一堵半塌的围墙，仿佛把她和周围的同胞隔开。她喝咖啡，弹钢琴，爱上市内唯一的西餐馆，对表面客气的同事们的非议懵然不觉。每逢上午一连上两三节课后，我就到她家去喝杯咖啡。一架竖钢琴，像主人一样久经风霜，占了小半间屋子。有时候，应我的请求，她会为我弹一两支诸如萧邦的《序曲》之类熟悉的乐曲。我们俩用英语交谈，谈各自的生活经历、谈文学、谈音乐、谈那些跟她特别亲近的学生。可是我们从来不谈政治，因为司徒教授奇迹般地和周围发生的政治事件绝缘，她也不看报纸。虽然我和她都同样被目为「异己」，她的处境可比我强，因为她超然置身事外，而我还无法超脱。
第二年，情况有所好转。当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英文系的同学、诗人查良铮，和太太周与良、芝大植物学博士，回到天津。在我的怂恿下，他们夫妇都接受了南开的聘请，分别到外语系和生物系任教。同时，李天生、我在燕京教过的一个男生，也经我推荐被调来任英语助教。他们一来，我的孤独生活有了缓解。我们住的宿舍靠得很近，随时可以互相串门儿聊天。为了调剂单调的生活，周末往往相聚小饮，放言无忌。良铮常领我们一道骑自行车去逛旧城的南市，欣赏与当前政治宣传无关的民间艺人表演，那是他当年上南开中学时的旧游之地。
良铮在大学时代就以写新诗闻名，回国后却停止创作。教学之余，他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翻译。他的专业是英语，但也精通俄罗斯语言文学。为了介绍苏联的「先进」文艺理论，他首先赶译了一部苏联出版的《文学概论》，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成为大学文艺理论课的基本教材。然后，一本接一本翻译普希金的诗作。
我自己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我从芝加哥带回来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作者是一位苏联的莎士比亚专家。莎剧演出在苏联如此风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我翻译了巴金推荐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作者是两位加拿大人。这位国际友人舍身忘死、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献身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也鼓舞我继续为新中国效力。
生活中最头痛的事是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每周两三个下午。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我们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错误，提高觉悟。沉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每周两次从北京来，朗读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的笔记，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们得做笔记，因为期终还有考试。大多数人忙于记笔记，也有些人显得无聊，不停地抽烟，或是干脆打磕睡。我从不记笔记，烟又薰得我无法入睡。有一次，我随便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能的侮辱！装模作样记笔记还不如打磕睡。」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闷声不响，也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我思想落后。我越来越公开地对缺少思想言论自由表示不满。只有良铮和天生与我有同感。我发觉有些教师跟我越来越疏远了。他们的冷淡我并不太在乎，让我忧心的是他们在权势面前卑恭屈膝对学生的影响。「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冒冒失失对系领导成员提了意见，不知道老虎是从来不怕初生之犊的。
195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又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以为无非是老一套的听文件，加上轮流发言。我并不晚，可没想到长会议桌两边已坐得满满的。二十来名英、俄语老师全到了，会议室却鸦雀无声。长桌一端，系主任李教授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身后墙上高挂着无所不在的毛主席标准像。李主任身材矮小，头发花白，小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加冷漠。我在长桌另一端唯一的空椅上坐下，恰好和他正对面。我才坐下，他就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受到突然袭击，我成了一头走投无路的「初生牛犊」。若是我有一点牛劲，我或许会挺身而起退出会场，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我无能为力，只有呆呆地瘫在椅子上接受「帮助」。
杨教授带头「帮助」我。他是英语教研室主任，五十来岁，瘦削的面孔，光秃秃的脑袋。他平常说话斯文，颇有长者风度。此刻却一反常态，一开口就大喊大叫：「巫宁坤先生是以爱国知识分子闻名的，因为他不到三年前从美国回来。但是，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名不副实。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无不热切希望进行思想改造，而他却说思想改造是‘洗脑‘，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帝国主义捏造的反动谰言。他认为政治学习是‘对教授们智能的侮辱。他讥笑集体朗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其它党的文件只适用于目不识丁的大兵。他讽刺教师马列主义夜大学是一场‘闹剧’他夸口说自己从不记笔记，又嘲笑记笔记的同志是‘装模作样。他亲口对我说：‘装模作样不如打瞌睡。他经常埋怨他所谓的‘缺乏言论自由’。我倒想知道他要什么样的言论自由。高教授由于耳聋不能授课，党却准许他保留教授待遇，他表示对党由衷的感激。党的关怀备至和高教授的感恩戴德使我们大家都深受感动。而巫某却在背后诽谤他是‘一个用灵魂换取铁饭碗的马屁精。他的政治观点和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大不一样，这不是很明白吗？我不给他戴任何政治帽子。不过他确实影响很坏，不仅在外语系，而且在全校。」
我感到很恼火。这位仁兄，我对他英国文学方面的素养很赞赏在和我交谈中他也经常表示认同我的政治观点，现在却摇身一变，干落井下石的勾当。有人对我说过，他有怨气，因为我失言挑剔过他翻译的文稿，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位堂堂的教授，为了一点琐碎的个人恩怨，竟会下流到不惜以他本人根本不信的共产政治的名义大泄私愤。其它同事接着发言，揭出一些我这没遮拦的嘴巴随便说过的话作为罪证。四十来岁，开始秃顶的李秘书是李、杨二教授的门生，他首先批判我对他的两位恩师有失尊敬，接着愤怒谴责我对斯大林大逆不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阵营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后，南开大学全体师生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整队前往苏联总领事馆，哀悼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只有巫宁坤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连我在教学方面取得的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有人说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有人说我：「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司徒、良铮、和天生没有参加大合唱。我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
最后，系主任做总结。他指出，我的思想受到美帝教育的毒害而我又不愿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接受思想改造。他希望我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善意批评，「悬崖勒马」。我不知道那些批评有多少出于善意，因为以后那些先生们就更加和我疏远了。连司徒教授也不再请我喝咖啡了。我也没去猜测悬崖那边是什么。我对那些先生们落井下石感到气愤，我更气愤的是我本人在与他们交往中那么天真幼稚。良铮和天生非常同情我，也提醒我，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二
尽管我在南开的生活很不称心，我和学生的交往还是很开心的。下课以后，学生往往三三两两到家里来，谈谈学习中的心得和问题，或者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课堂上，我只顾讲课和写黑板，我眼中看到的只是大同小异的男女学生。他们在我小屋子里和我面对面交谈时，我可以从容地察看各人的面貌和特点，和他们交朋友。第一个冬天的一个下午，三年级班上一个名叫李怡楷的女生和两个同班男生来串门儿。男生叫她「假小子」，还说其实她也可以算作一名男生。他们三人都放声笑了。我仿佛第一次见到怡楷：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莫名其妙地，这次来访在我生活里打开了新的一页。客人一走，我就决意进一步认识这个「假小子」。
那周星期六的晚上，我搭乘公车到市内去，按她留下的住址找到了她家，一座西式的三层小楼。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光临惊动了全家。怡楷羞得两颊通红，先把我介绍给她母亲，又逐一介绍给她四个哥哥和三姐，大姐早已出嫁，住在附近，二姐在外地工作。全家人显然对这位老师自动来访感到高兴。我们全都给逗笑了，当她的一个小侄子飞奔上楼，一路用最大的嗓门喊着：「老姑的老师来啦！穿着一件好滑稽的长大衣！真叫滑稽啊！」
我的样子确实滑稽，身上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大衣，那是我在旧金山上船回国前夕从旧货店里买的，可是怡楷和她家里人似乎全不介意。我渐渐成了她家的常客，享受一个与「社会主义大家庭」迥然不同的传统大家庭的温暖。怡楷四岁丧父。他在世时，自己开几家工厂，用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由于过分劳累，患高血压和心脏病，久治不愈，终于在盛年去世。他死后，留下八个未成年的孩子，由遗孀一人抚养。怡楷的寡母茹苦含辛，不但把八个子女拉扯大了，而且还让他们不分男女全都受了良好教育。看着她老人家靠一双小脚，颤巍巍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声不响地忙着干家务活，我不禁对这位没上过学、弱不禁风的老人家的道德勇气肃燃起敬。我幼年丧母，真羡慕怡楷有这样一位母亲用无私忘我的慈爱孕育八个子女。没有高深哲理或宗教信仰的支持，她本能地懂得区分善与恶，对不幸的和受害的人表现出天生的悲悯。在我眼中，她是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典范，伟大母爱的化身。
怡楷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从小在慈母和七个哥哥姐姐的庇荫之下成长。家里不算富有，但衣食住行还不成问题。她知足常乐。她以为日子过得好，不受穷，不恐惧，是理所当然的。像个「假小子」般的活跃，她自行车骑得飞快，是女排的健将，冬天爱溜冰。是她教会我骑车，后来我俩就能一道骑车出游了。我从来不会打排球，也不会溜冰，她好像也不介意。虽然比我小十一岁，她从来没感到两人之间有「代差」。春天一到，我俩就开始约会了。她的品味很简单，她厌恶虚荣和铺张浪费。我俩常骑车上公园，在小湖上划船，或者上小馆子或点心铺吃点东西。她那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毒化我心灵的怨愤。和她在一起时，我就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
怡楷进入我的生命时，我正在一个险恶的海上漂流，又寂寞又苦闷。她是在十五岁上中学时皈依天主教的。1949年以后，虽然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生上教堂仍然受到当局的白眼。她继续不声不响地上教堂、望弥撒。她从不宣扬她的信仰，从不和人争论。我深为这个姑娘性格的坚强所感动。不知不觉之间，我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这一家人是以深厚而含蓄的爱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母亲和哥哥姐姐以为怡楷和我会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怡楷和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俩谈话中从来没提到过什么求婚、订婚，更别提什么戒指和婚礼了。我俩直截了当地决定，学校一放假，第二天，1954年7月8日，就结婚。
由于我不是教友，我俩的婚姻获得天津主教的宽免，但并未举行教会的婚配圣事礼仪。八日一早，我俩骑车先去她喜爱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着祈祷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一个座位上。然后去天津西开大教堂，请本堂刘神甫主持宗教仪式。随后在一个家庭食堂与我母亲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饭，就算我俩的「婚宴」。饭后，回到怡楷家接受亲人的祝贺。当天傍晚，乘火车前往青岛度蜜月。我俩从来没为前途如何操过心。到了景色如画的青岛，我俩满心欢乐，喜形于色，引得在下榻的新新饭店和海滨浴场碰见的青年人羡慕。有一次，一个青年男子在街上拦住我俩，满面笑容地说：「我注意到你们俩来来回回，我想你们可能是外地来的，可能是北京。可能是度蜜月吧。」我俩笑了出来。「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他显然很高兴他猜对了。「噢，你们看起来不一样。多潇洒，多有风度，多快乐！」我们三人都笑得很欢。从青岛，我俩又乘火车去上海，又去了与「天堂」媲美的苏州和杭州。匆匆忙忙，浮光掠影，总以为「来日方长，后会有 期」哩，谁会想到这样的赏心乐事就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新婚的话，却板起阴沉沉的面孔，宣布怡楷在毕业分配期间私自离校，不予分配工作。度蜜月还要请假，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但他们再一次让我尝尝他们的厉害。有什么大不了的？怡楷不工作也饿不死。她呆在家里，正好多读一些西方文学作品。这吓不倒我，怡楷也恬静自若。
我们搬进了南开校园内的一栋小平房，两间半小屋子。母亲和我俩各占一间，两室之间的小堂屋放上一张怡楷从家里拉来的大沙发，就权作客厅。半小间就当餐厅兼储藏室。我右边的邻居是西洋史专家雷海宗，当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听过他的课，这次院系调整也是从北京受排挤被调来南开的。雷教授学识渊博，对国际国内大事很有见地，在历史系教师中也落落寡合。
我们靠我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母亲帮我们管家，省吃俭用，怡楷好像从来不需要买什么。无班可上，她就勤上教堂，把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西方文学经典著作，有英文的，也有中文译著。她最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天工作下来，我和她谈论她白天看过的书，乐在其中。我会为她朗诵哈姆雷特那些惊天动地的独白，特别是：「啊，但愿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但愿永恒的天主并没有规定严禁自杀的戒律！」她也会为我朗诵莪菲丽亚为哈姆雷特精神狂乱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吟。有时我俩轮流读《悲惨世界》的片段。我们买不起收音机，也买不起好照相机，我就用从美国带回来的柯达勃朗尼儿童像机给怡楷拍照。她大姐送给我们一台古老的电唱机，可是我们没有余钱买唱片。于是我把一套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资本论》卖给市图书馆，得了五十元。我去市内小白楼专卖旧洋货的摊子上，搜罗到一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和一套巴哈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这些旧唱片，我们视若珍宝，百听不厌。在一个波涛凶险的大海上，两位大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和谐的宝岛。我教给他玩金罗美牌戏，她总是赢我。我们没有任何奢望，只想过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三
1955年1月，党的文艺界喉舌《文艺报》发表了文艺理论家、老党员胡风写给党中央的十万言书，抗议文艺界领导「插进作家脑袋的五把刀子」：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思想改造、党八股。人们以为文艺界将就此开展一场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性讨论，纷纷表示欢迎。不料，时隔不久，全国就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从文艺观点反动到政治上反党，从历史到目前，无一是处。毛泽东以「伟大领袖」之尊，竟又亲自出马，根据查抄来的胡风写给友人的书信，罗织成案，把胡风打成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艺界都举行声讨胡风的大会，各种报刊连篇累牍登载揭发、批判、声讨的文字。胡风本人锒铛入狱，受株连的「胡风分子」遍及全国。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虽屡见不鲜，在「解放」后的新中国竟然会以革命的名义对作家进行如此肆无忌惮的迫害，真是匪夷所思。眼看到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胡风的老朋友，也众口一词参与声讨，特别使我感到愕然，因为我一向把作家和艺术家看作民族的良心。显然，新中国的「新生事物」需要学习的还多着哩。
春去夏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红布横幅，宣告「坚决、澈底、完全、乾净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9月1日南大开学，校长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停课搞「肃反运动」，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人人积极参加运动，揭发检举。我明白，身为「落后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是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的。但我毕竟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暗藏」啊，他们总不会因为我说话不中听就诬陷我吧。何况，我是四年前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服务的。
我又错了。全校动员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体教职员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我不仅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德语讲师周基堃琨。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间，陷入一圈圈与会者的重围。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拍桌子，声势汹汹，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不定会出甚么事儿哩。开场的狂吠过后，开始盘问我的历史。我据实作答。我发觉他们是备了课的，提出的问题按时间顺序，而且目的在于显示我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1938年夏天你在武汉干甚么？」历史系一名男讲师带头问道。「我是流亡学生，要找饭吃，也想为抗战出点力，就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
「甚么训练?」
「军队政工。」
「特务？」
「不是吧。」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时候就当上特务了。 」
「我没有。」
「你在这儿是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的一名党员同事插了进来。「战干团团长是谁？」
「蒋介石。」「你瞧！你在那时候就已经和头号战犯挂上钩了。还有哪些头目？」
「陈诚是副团长。」
「你瞧！又是个大战犯！还有呢？ 」
我又说出一些国民党军政领导人的名字。
「个个都是战犯，」另一人插话。「你和他们志同道合啊！还有谁？」
「周恩来。」
「你胡说！」他跳了起来。「你公然污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在你是现行反革命！」
全场大哗。
「对不起，」喧哗过后我平静地说。「周总理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每隔一周来讲一次国际形势。他身穿军服，挂的是中将领章。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你住嘴！」主持会议的党员打断了我的话。「没人要你讲这些废话。你放老实点儿。这不是你讲课的地方。你在这儿是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越快越好。下午来必须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走吧！」
我走回家去。路很近，但走着觉得很远。心里想的祗是，妻子怀孕，老母有糖尿病，她们受得了吗？推开家门，我有气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哑口无言。
「怎么啦？」怡楷和母亲同时紧张地问道。
「没甚么。又搞到我头上了。」我嗄哑地咕哝道。
「给他倒杯茶，怡楷。」母亲的声音发抖。
怡楷还没来得及走，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他们声势汹汹，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男的我没见过，女的是中文系助教。两个男的教我站起来，上上下下搜身。女的先给怡楷搜身，又搜了我母亲。我感到莫名其妙，满腔怒火。他们随即搜查起我的家，翻箱倒柜，东西扔得满地。后来一个男的问我：「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我脱口而出答道，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笔比剑厉害的话。
另一个男的又追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嘿，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里想，难道他们居然怀疑我是暗藏的特务？「我连收音机也没有，买不起，很抱歉。」他们没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显然感到失望，临走就把我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带走了。不速之客走后，我先看看满地狼藉的衣物，再抬头看看怡楷。「要是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抄走就更好了，」我说，「免得你收拾了。他们想抄家尽管来，可是他们有甚么权利对你和母亲搜身？简直荒谬绝伦！」
「你说的是甚么权利？你真是书生气十足，教授先生。你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共产党的中国。」怡楷笑着说，把手伸了过来。「但愿你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特别因为几个月后她就要生我俩的头一个孩子了。我怎能教她安心呢，眼下我都不能保护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员的侮辱？我为甚么那么不识时务，说话没遮拦呢？除了侮辱与伤害，我得到了甚么？我不懂谨小慎微，悔之晚矣。我也感到害怕。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赞赏的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怡楷打断了我的思绪，让我吃点儿东西，而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该去开会接受审问、批斗了。
在去会议室的路上，遇见历史系的谢教授。他是个五十来岁，胖呼呼的小老头子，平日见人笑咪咪的，人称「欢喜佛」。我冲他淡淡地一笑，他却扭过头去，加快了步子。我走进会场时，包围圈快坐满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会议的党员立即宣布开会。
「巫宁坤在上午会议上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他声色俱厉地说。「他毫无悔过的表示，他没有坦白交代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认真帮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扑。我警告你，巫宁坤，你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重围，看看你在会场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们党和政府对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必须由巫宁坤本人决定，不要坐失时机。现在，请革命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巫宁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谢教授。他怒气冲冲，脸红脖子粗，一点也不像欢喜佛，倒像横眉怒目的金刚。「巫宁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令人无法容忍。你没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胆敢取笑革命同志。这是猖狂的抗拒运动，进一步向党进攻。我告诉你，你是这次运动的头号靶子，南开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你那些众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革命言论，足以给你定罪。我们伟大的党，为了挽救每一个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悔罪自新的机会。刚才我看见你晃晃悠悠从家里走过来，没有一丝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还满面笑容，」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儿，「你还有羞耻心没有？我问你，你刚才在路上为什么对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许你要我在这儿保持沉默？没门儿！你和我一起喝过茶，谈论过历史问题。但那是在我认识你的真面目以前。现在我和你划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这样做。」
主持会议的党员表扬了谢教授的发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继效尤，有大声谩骂的，有声色俱厉警告的，集中抨击我态度恶劣。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没有一点儿意义。」下午散会以前，主席宣布：「巫宁坤对运动和革命群众抱敌对态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书面检讨。巫宁坤不得和校内外任何人联系，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校园。违反上述规定罪上加罪。你听着，巫宁坤，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不过时间是有限的。」
吵吵闹闹的大会一连开了几天。每天翻来覆去告诫我要尽快「坦白」、「投降」，要不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不客气了，我的前途和家庭都会泡汤。我看出这全是心理战（虽然心理学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可是我的凡躯肉体毕竟是软弱的。我但愿我有甚么罪可坦白，不用再听这些让人心烦意乱的叫嚣和威胁。我绞尽脑汁想发掘甚么我无意中犯下的罪，或者我对自己也隐瞒的罪。但我一无所得，我的脑袋却日夜疼痛。
一天早晨，我正要从家里出门去参加批斗会，忽然听见门外人声嘈杂。我打开门，看到几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过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进入斜对面一位俄语讲师家中。逮捕人吗？我纳闷儿。这不是我探闲事的时候，我就去开会了。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现场，我发现那些批斗我的人都在兴奋地交谈，显然出了甚么事儿。不久我就听出果然出事儿了。原来当天清早有人在图书馆前的小池塘里发现英语老教授颜先生的尸体。运动开始后他也受到审查，但他拒不回答问题。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主持会议的党员一到，就宣布当天会议由革命同志进行讨论，让我回家写交代。
我回到家，看见老母一脸惊恐的神情。她先说怡楷给运动办公室叫去了。接着她小声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她家寄宿的男人，双双上吊死了。「为什么？」我问。她小声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打听。人家说，跟运动有关系。啊呀，我吓死了。你怎样？」我怎么说呢？老人家一辈子受苦受难，我能给她甚么安慰呢？我祗好假装不在乎。「他们在审查我的历史。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母亲显然并不放心，说道：「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别人家并没被搜查。」我还来不及回答，怡楷就回来了。
「你刚走，肃反办公室就来人叫我，」我年青的妻子平静地说。「一名女党员对我说，你在会议上表现很坏，会议的目的是帮助你的。你到现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而他们的耐性是有限度的。她又说，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希望我帮助你端正态度。接着她换了个话题。她说，南开有少数人自杀了。他们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但是应当防止不必要的死亡。他们相信你会比这些败类聪明一些。他们也希望我注意你的动静，以防万一。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就请她放心，我说：宁坤很愚蠢，他给自己和全家带来这么多麻烦，但是我相信他还不会愚蠢到毁灭自己的生命。他只有坦白交代，如果他果真做过甚么坏事。他不需要我帮助，因为你们给他的帮助已经超过他的需要了。」她微微一笑。
「真有你的，怡楷姑娘！你从最初的冲击恢复了，比你男人还 强哩。」「我看得出来几个人的自杀让他们大伤脑筋，这不利于党作为仁慈的大救星的形象啊。教授先生，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吧 ？」「但愿永生的天主没有订出严禁自杀的戒律！」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独白的一行，那些独白是我们在一起百读不厌的。她又一笑，这次眼里含着泪水。
自杀事件过后，运动马上降温。大喊大叫的大会不开了。我奉命回家再写一份自传，详细交代反革命社会关系，本人反革命言论、思想、行动。审讯改为在晚间以小组会形式进行，由文科积极分子主持，为首的就是那名历史系讲师。他们不再叫喊，但坚持不懈，见缝就钻。一天晚上，对我刚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的生活细节盘问之后，那位讲师突然问道：
「你和燕京西语系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是甚么关系 ？」
「我不知道你在讲甚么。」「我们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团中活动的材料。有一些是你的反动高足写的。我不妨告诉你，他们全被我们抓起来了，包括你搞到南开来的李天生。我们祗不过是要给你一个主动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你愿意交代吗？」
「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讲甚么。」
「好吧，你知道ABC这名字吗？」
「甚么? ABC?」
「别装蒜啦！你很清楚这是你们反革命集团的名字 。」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我教的四年级班上有一个叫大江的男生，积极分子认为他思想反动，说以他为首形成一个反动学生俱乐部。他笑着反唇相讥道：「是啊，一个桥牌俱乐部，A Bridge Club,简称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里，它一下就可以变成Anti Bolshevik Club、反共俱乐部，哈，哈，哈！」这话传开了，大家一笑置之。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开玩笑。」「开玩笑？你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是开玩笑？」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俱乐部。」「事实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团头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门生。他们经常开会，讨论他们读过的反动作品，其中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们的导师，你参加过他们的讨论。他们看的反动作品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从事散布反革命言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我们党和政府。它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有名称、有头目、有导师、有理论、有不少成员。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公安部门早就注意它的活动了。你管这个叫开玩笑 ？」
我感到十分惊诧。我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我眼前挥舞。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问题。我得好好想一想，回顾一下我和燕京学生的交往，写一个详细材料。」
「我很高兴你开始醒悟了。我们等着瞧。」
我回到家里，心情沉重，主要因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华出众的学生必然受到更加残酷的审讯。写材料时，我重温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以及一些谈话的内容。但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说的做的有什么罪过。他们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痛恨洗脑。如此而已。我本人的态度无疑地给了他们道义的支持。于是在我的「坦白材料」里，我承认我自己没改造好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对他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并表示愿意为他们的错误承担我应负的责任。可是我否认有这样一个俱乐部。
另一个晚上，我的「同仁们」又盘问我在美国的经历，东拉西扯，然后那位历史讲师意味深长地假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在1951年夏天回到中国？那正是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时候。」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的国家嘛 。」我觉得他的问题毫无意义。
「你是这么想的，呃？」他冷笑道。「你大概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吧。但是，爱国主义是有阶级基础的。你所爱的国家是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旧中国，不是我们所热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你老实告诉我们吧，你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从美国回来？那时候，你的博士学位快到手了，在美国大有前途嘛 。」
「我是应燕京大学电聘回来的。」我想那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身为历史讲师也得尊重吧。「不错，」他又冷笑了。「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挺好的借口，对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发火了。「你认为我是特务？CIA和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我们没说。是你自己说的。」他得意洋洋地反驳道。
可是，突然间，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什么可烦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从那以后，我心平气和，对他们刻意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
四
开学以后三周才开始上课。英语专业却开不了课，因为一位教授自杀身亡，三位教师仍遭软禁。审问会逐渐结束了，我呆在家里写自传。交上去几天之后，我又被叫去，让我再写一份更详尽的。起初我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明白，这显然是一个花招，其目的是侦查前后文本之间有无矛盾。我毫无顾虑，因为我没什么要掩盖的。
软禁在家里，日子过得倒也清静。收到巴金太太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小说《巴尔姆修道院》，我就着手翻译起来。埋头工作时，我可暂时忘却目前所处的困境，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我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为了进一步给我消遣，怡楷晚间陪我玩「金罗美」牌戏。身为一场政治游戏中听人摆布的小卒子，我们乐得享受一下囚笼中片刻的宽免。
1956年1月3日下午，怡楷正在和我打「金罗美」，她说感到产前阵痛。我扔下牌，跑到肃反办公室请假，送她去市内一家妇产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又请假去看她。一到医院，一位护士就恭喜我得了个大儿子，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我给他取名「一丁」，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与经常在「万岁」声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对比。「一丁」的来临大大鼓舞了受困扰的双亲，如同一股生力军的到来鼓舞了一枝被围困的军队。
两个星期之后，出乎意料的，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当然感到高兴，仔仔细细读了报告。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不久，肃反办公室的一名年轻干部派人来叫我 。
「你这些日子干什么啦？享清福，是吗？」他含讥带讽地说。
「我在学习周总理的报告。」我想这总不会有问题吧，可我又错了。「这样你手里又多一件武器了，对吗？」我大吃一惊，答不上来。他接着说：「我认为你眼前的任务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总理的报告保护不了反革命。」难道这个乳臭未乾的极左分子竟敢公然对抗周总理吗？我搞糊涂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类人被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转弯搞得狼狈不堪，他们还指望体面地收拾南开的肃反运动，不要太丢面子。
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派来南开的一位干部约我谈话。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说我回国才几年，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向我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他的「保证」更加深了我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时，学校宣布英语专业停办，学生转学，教师听候分配。五月中，人事处通知我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怡楷也到该校工作。有些同事羡慕我们，怡楷却并不喜欢在共产党统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更不愿离开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们出发去北京，她怀里抱着五个月的小丁丁，哭得像个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预感到这是一次强加于她的冒险的起点？
第三章 百花与毒草，1956-58
一
1956年夏初调回北京工作，我开始期盼重新投入学术生涯，同时与妻子和新生的小宝贝一起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语系资料室任资料员，负责管理英文报刊。校园很小，无景色可言。好在颐和园近在咫尺，我俩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一丁去那里遛达，在长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连忘返。使我分外高兴的是，我妹妹宁慧和妹夫张韵轩也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宁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长，韵轩在黑色冶金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他们的儿子张纯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时来我们家小住，我们就带他一道去颐和园。两个小表兄弟，面对面坐在小车上，健康活泼，仿佛象征着我对万里回归为之效命的祖国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天气好，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到各处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荡舟消闲。晚饭后一面打桥牌，一面聊天，谈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势。宁慧夫妇都在申请入党。一年前肃反运动的无妄之灾似乎已经是陈年往事了。这里当然不是鸟语花香的人间乐土，但是中国好像即将进入一个进步繁荣的时期，因为党中央不厌其烦地宣传毛泽东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思想言论自由过去被目为异端，现在却被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学院简称「干校」，规模不大，有英语、日语、法语三个系，以英语为主。英语系的学生也不过一、两百人。我当然宁愿到一所正规大学任教，但是既然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也只有知足常乐了。
七月中，我就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大会发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因此汉译英的任务很大。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包括钱钟书、杨周翰、李赋宁、吴兴华、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等人，还有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我们的工作繁重，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错误」，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发言。有时我们还加夜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美的著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时，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训。有一次，我奉命翻译朱德元帅的一篇发言稿，感到他辞不达义，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钱钟书先生，素来以言辞锋利闻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个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看来我还是太天真。尽管如此，看到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放松阶级斗争，我受到鼓舞。新党章提出防止在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也使我感到宽慰。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国庆，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我被邀参加观礼，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从城楼上挥手，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这些震耳欲聋的口号不禁使我想到历代封建帝王的专制。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个一年前不择手段诬陷胡风，大搞文字狱的暴君，我实在无法调和。可是面对这喊得声嘶力竭的游行人海，我感到十分无奈。学院为我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羡慕，不过一站几个小时对我的两条腿和膀胱却是苦不堪言。
大会闭幕以后，我和钱钟书、王佐良一起留下来，参加大会文件英译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负担较重。但我脱离教学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讲台为好学的学子授业，因此并不计较。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我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
在「百花齐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几家重要学术刊物向我约稿。王佐良主编的《西方语言文学》季刊于1957年4月创刊，其中登载了我写的一篇评论诗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译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评论吴兴华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的长文，预定在夏季号刊出。与此同时，已调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师，和原燕京西语系青年同事杨耀民，一道来访。耀民年青时患婴儿麻痹症致残，他不怕劳累拄着双拐来看望我，令我感动。他秉性谦和，待人以诚，入党后还是老样子。在交谈中提到了两年前的肃反运动，他认为中国跳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会犯肃反这样的错误，现在要补课，大力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学也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担任文研所的学术刊物《文学研究》季刊的执行编辑，特来约我写一篇万言长文，纪念美国诗人朗费罗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国内唯一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译文》月刊约我翻译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著名中篇《珍珠》。我但愿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钻研，认真做一点 学术研究工作。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无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庆祝国际劳动节。当年我教过的十多个燕京毕业生相约在颐和园聚会，邀我和怡楷参加。那天风和日暖，游人如织。我们在后山还碰见久违的陆志韦校长，大概「无官一身轻」吧，他显得更洒脱了。我们坐在包租的画舫上，沐浴着春风煦日，在座的在肃反中几乎都因莫须有的「ABC」反革命集团受过冲击，此时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旷神怡，又放言无忌了。有人带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朗读了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和党员积极投入运动，主动向各行各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都受到鼓舞，赞赏共产党作出的这个勇敢决定。是中共诚心诚意从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训吗？诚心诚意努力实现为新中国带来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许诺吗？我满怀希望，拭目以待。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我几年来第一次热心看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其它报纸，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共产党干部和方针政策的批评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反对「党天下」主张各党派轮流执政；有的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主张「教授治校」；有的大声疾呼，共产党如一意孤行，人民将起来革命。各大学、各政府部门、各「民主党派」，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鸣大放」，畅所欲言，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整风。我妹妹宁慧，作为二十八中的非党员副校长，被邀到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参加「鸣放」。她诚恳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如何改进的意见。她的发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在邻近的北京大学，「大鸣大放」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当年我在燕京任教时的助教黄继忠积极「要求进步」，后来留在北大，现在也热烈地参加大鸣大放。放眼全国，言论自由俨然「百花齐放」，岂知到头来却是昙花一现。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场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扼杀了后来以「北京之春」闻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称，这不是党所要的「建设性批评」，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罪行。曾几何时，共产党堂而皇之发动的自身整风运动却变成了一场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人们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足智多谋的「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场运动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让那些胆敢犯上的人自投罗网。
二
我落进了他的 「阳谋」罗网。
虽然「鸣放」热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干校」却并无动静。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党员，他们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在没摸清运动的风向之前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有些学生，到北大看过大字报之后，回来贴了些小字报，对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温和的批评。我问过冯副校长，他对这些意见怎么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些毛小伙子年纪太轻，不知天高地厚。」教师当中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贴大字报。
有一天，一位党员英语教师问我是否也打算参加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我是下你们的油锅炸过的。而现在你们党员却要用‘和风细雨’来整风。和风吹得党员醉，细雨打得群众湿！滚水烫一烫不会更有效一些吗？谢谢您啦，我用不上你们的整风。整了那么多年，我已经整得跟圣人一般乾净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校党委开始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琐碎的意见提了一些，但没有人碰重大的问题。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他年青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这天一坐下就谈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经历 。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严峻考验。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我自然而然被当作有特务嫌疑。有些人自杀了，但我经得住考验，赢得了党的信任。」
「我钦佩您在泰山压顶时岿然不动的精神，」我说。「但是我不明白，这些人既然放弃一切投奔革命队伍，党为什么还要采取各种严峻的手段考验他们？」
「你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是战争年代。一方面是国民党，一方面是日本人，斗争十分剧烈。党不能掉以轻心，否则敌特就会渗透革命队伍。」
「这种特务你们抓到多少？」
「不多，没几个。」
「付出伤害那么多好同志的代价？ 」
「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错误总是难免的。干革命必须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这正是为什么党中央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必须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这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我对教职员鸣放会进行的情况很不满意。好像没有人愿意在会上鸣放。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大学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嘛，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以你在学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
「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推托道。「我来学校不久，不能 就任何重大问题提出批评。」
「不一定要跟学校有关系。你回国也有好几年了，必然有你自 己的经历和观感。」
「别提我个人的经历了！肃反期间我在南开大学挨整，大概和你在延安挨整也没什么两样 。」
「那是个错误，不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要计较。我向你保证，在这次运动中，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后果。」
有的朋友怂恿我接受他的意见到鸣放会上发言，也有人教我提防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接着一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还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部书记老刘也来征求意见，敦促我大胆鸣放。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我在下一次的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首先我简单谈了一下，我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我重点谈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的遭遇。
「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有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老母进行搜身？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真是欺人太甚。南开大学至少应当向我们道个歉吧。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接着我赞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鼓励言论自由。我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加以发挥：「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这次整风运动可以成为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外交方面，我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和西方国家搞无条件的对抗，从中得到了什么？「老大哥」不是和他们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吗？我们向西方世界关上大门，从而失去了什么？谈到英语教学，我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因为这些专家无非是从苏联师范院校毕业的，而我们有的是在英、美著名大学留过学的教授。难道有一天我们也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我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我的发言表示满意，接着就让怡楷发言。她说，肃反时她根本没参加南开的运动，而她的母校竟然对她进行非法的人身搜查。她虽感到难堪的侮辱，但她更感到痛心的是对她无罪的丈夫的迫害，这使她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有些人露出惊愕的表情。但是，英语系同仁黄教授，也是美国留学生，却立即对我这样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表示同情。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肃反，伤害了不计其数的好人，应当枪毙。」英语语音学讲师葆青也十分激动地谈到肃反时她和丈夫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平白挨整的遭遇。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受到全国各地大鸣大放形势的鼓舞，我们的情绪很高。有一天，黄教授约我和一位新来的晁先生到他家午餐。他是黄教授的大学同学，也是留美学英语的，经黄引荐从外文出版社调来。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晁某是个胖子，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有点「欢喜佛」的味道。又有一天晚上，我和黄，还有另外两位同仁在兼任英语口语课的北京大学徐教授的屋子里聚会。三杯下肚，我就谈到罗斯福总统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我觉得那个文件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但是你不会认识到它们如何重要，直到你生活在一个威胁要剥夺你享受这些自由的环境，」我说。「正如一个人认为有空气是天经地义的，从来不认识这个眼不能见的元素对他的生存本身如何重要。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但是，你怎能自由发表言论呢，除非你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最后我激动地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黄教授谴责了新近由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最后高呼「赫鲁晓夫万岁！」我们觉得自己俨然是开始绽放的鲜花。
即便毛在六月发动反右派运动时，我从来没想到这运动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就是响应党的号召知无不言吗？领导上不是一再庄严地保证我们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吗？何况，我从来和资本家没有任何关系，我怎么可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不管怎样，不久就放暑假了，我得着手翻译斯坦贝克的《珍珠》。
三
暑假期间，学院相当平静，但北京绝大多数大学和政府部门已经刮起反右派运动的风暴了。我在燕大教过的学生小江来看我，告诉我他和他的堂兄大江在整风期间参加过工作单位的鸣放，批评一党专政和思想控制，反右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谴责。现在他想躲一下避避风头。我让他住在我用作书房的屋子里。但愿这场风暴赶快平息，就像肃反那样，但我很担心。他问我运动会闹到什么样子，我觉得我得让他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思想准备。「你看过《正午的黑暗》和《1984》。情况如果不断恶化，就会抓人、关人、甚至杀人。历史常常是用殉道者的鲜血写的。人类社会今天的处境会更坏，若不是有那些殉道者奉献的牺牲。」过了几天，他就不得已回单位去了，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就忙着参加政治学习了。首先是阅读和讨论党中央关于反右运动的文件，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尤其是那些由「伟大领袖」亲自执笔的。我们也看了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矛头都是针对那些在报刊上和单位鸣放过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有一些人为在鸣放中犯了错误写的检讨。接着学院党委就宣布我们不能停留在学习文件，而是要联系自己，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九月一号开学，却并不上课。这是1951年以来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政治运动。学生忙于揪斗「右派学生」。教师忙于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揭发检举其它教师。再一次，我又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在「政治学习」小组会和教职员全体大会上接受没完没了的讯问和批斗。把我打成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好像早在第一次开会以前就有定论了。会上会下都有人要求妻子揭发检举我。几个月前还对我友好的同仁和学生开始回避我了。开会中间休息时，没有人理我，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等候判决的罪犯。我感到上当受骗的愤怒，但我也明白我毫无办法。我上了人家的钓钩固然蠢得可以，但是那么多老成持重的大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是也同样落难了？
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又有一天，午休时间，我推着小推车里的儿子到校园里去转悠，好让我的脑子暂时抛开一上午闹哄哄的批斗，路上碰到了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她是多年前从美国回来的，平常见面有说有笑。我和她打个招呼，她没理会。下午会议一开始，她就跳起来指控我满不在乎推着孩子在校园里乱转，故意表示对抗运动。更恶劣的是，她说，她听到过我手里抱着孩子喊「小丁丁万岁！」，恶意糟蹋「毛主席万岁！」的神圣口号。甚至有人谴责我的婚姻是「右派反动派和反动天主教徒的政治结合。」怡楷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洗耳恭听」，如同中国悠久的国粹中陪同死刑犯押赴刑场的 「陪绑」。
黄教授是唯一站出来为我辩护的。他指出，我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和学术前程，回来为新中国服务，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承认，我有一些话也许讲过了头，但是应当考虑到我长期在国外对国情不免有隔膜。无论如何，我响应党的号召，热烈地直言不讳，而有些人却一言不发。他的老朋友晁先生，还有别人，都告诫他注意自己的阶级立场，否则他本人也会滑进右派的泥淖。
晚上我接受小组讯问，「ABC」反革命集团的老问题又提出来了。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一共有多少成员？他们在我指导下读过那哪些书？我的身份是什么？它的政治目的是什么？由于「ABC」从来没存在过，这些问题无从回答。我为什么参加他们五一劳动节在颐和园的集会？小江犯有反革命罪行在工作单位受到批斗，畏罪潜逃，我为什么收留庇护？他躲藏在我家几天，我和他谈了些什么？我简慢地答道：「他是在私人家里作客。」他们警告我不得耍滑，更不得借题发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老问题又提了出来：我到底为什么在1951年回国？我受到一个重复出现的恶梦的缠绕。
最后，国庆节前夕，我在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被正式定为最毒的「毒草」—「极右分子、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我犯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因此我是一个「三反」反革命分子、人民公敌。我的罪行累累：我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我曾在反动的国民党空军当翻译；我多年接受美帝国主义教育；我和「ABC」反革命集团有关系；我参加过反革命集团最近的集会；我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为私刑；我公开叫嚣要求给右派分子推翻社会主义中国的言论自由；我嚣张地高呼美帝的反动口号「不自由，毋宁死！」；我恶毒攻击「老大哥」，反对毛主席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我猖狂攻击毛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恨不得油炸共产党员；我在伟大的反右运动期间在家中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小江；如此等等。义愤填膺的革命同志们高呼口号，让我「低头认罪」。面对张牙舞爪的革命同志们，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声泪俱下地承认全部罪行。我觉得我在认罪时已经把自己糟蹋够了，他们还斥责我死不悔改。
散会后，黄教授留下了，走过来和我握手。开会时，我看到一个首长派头的女干部在会场后面来回走动，吞云吐雾。她也留下了，此刻我才模糊地认出原来是平日深藏不露的毛校长，也是一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
「你觉得怎么样？」她嘴里叼着烟，满面鄙夷地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咕哝道。
「现在该是你反省反动历史、反动思想行为的时候了。你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应当感谢我们没有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她冲着我脸上喷着烟。
「谢谢。」我又咕哝了一声。
尽管批来斗去，我还是想不通，一个靠教书糊口的穷书生，怎么会一下子就被脱胎换骨成为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六年前我诚心诚意回国来，为众人称道的人民革命效力，回来后尽力以我的专长和良知为人民服务。近年来历次运动中的政治迫害，我还认为是一个新政权一时的偏差，这个政权还是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出千百年的黑暗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我无法再用一厢情愿的想法哄骗自己了。我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只有听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摆布了。
第二天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都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我是祭坛上数十万牺牲品中的一个。我成了「贱民」，只求清静一下，闭门思过，等候发落。但是，办不到，我奉命参加教职员假日游览长城。我还没游过长城，但是我怎么能和前一天还围攻我的那帮人一道去寻欢作乐呢？我跟那位来家里「邀请」我俩的青年干部说我没有心情去。「哎呀，老巫，」他轻松地说，「别闹别扭嘛。会上的批评都是为了帮助你呀，要正确对待嘛。」
「十一」天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若是我目前的处境不一样，这倒是一家人出游的好日子。我和怡楷坐在大客车的一张双人座上，准备闭目养神，补一补近来所缺的觉。但是，无可奈何，车子刚上路，那位青年干部就走到我面前拉我去和冯副校长，还有其它两位干部，一起玩纸牌。「可是我不会打百分啊，」我推辞说。「没问题」，他大包大揽地说，「我给你当高参。」我逃不了啦。牌玩得满热闹的，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我纳闷儿，是否因为党中央还没宣布如何处理右派，富有政治运动经验的学校领导决定观望一下，察看政治风向。不过我却觉得活像一只被猫逮着在要吃下去以前耍弄一番的老鼠。
终于面对长城了，我实在看不出这座巨大可怕的灰砖建筑物如何值得人们赞叹。我感到十分难过，当我缅怀历朝历代无数的好男儿抛妻别子，在鞭子和刀枪的驱赶下，来修筑这个吞噬青春和生命的庞然怪物。怡楷和我离开人群，单独登上长城。到了顶上，怡楷问我：「你喜欢这个世界第七奇迹吗？」我说：「这真是个‘奇迹‘！这是那个焚书坑儒的‘千古一帝’用无数奴隶的白骨修建的专制暴政纪念碑。其实又何止他一个！一代接一代的昏君效法他，实行暴政，奴役人民，又扩建这座壁垒，妄图巩固专制王朝。奥威尔真该把它放进《1984》的，在山海关的门楼上写下但丁写在地狱门口的名言：‘放弃一切希望吧，你们进入这里的人们 ！’」
两天假期过后，批斗会继续进行，对象是其它教师和学生。李天生是一年前才调来的，被划为「极右分子」。黄教授有一些右派言论，但他为党工作多年，本可不戴右派帽子。无奈他不听告诫为我辩护，最后又在我正式定罪之后公然和我握手，就被戴上了「一般右派」的帽子。由我负责的教研窒副主任潘教授，由于「盲从」我的教学思想，受到批判，划为「中右」，不戴帽子。葆青也受到批判，幸免于「右派」之难，因为她的丈夫在外国语学院承担了全部罪状，已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 。
全体学生不过二，三百人，被划为右派的竟有二十几名，其中包括一名十八岁的女生。还有我教过的一名调干生，多年为党做机要工作，也被戴上帽子，因为他认为领导干部不懂业务，学校应由我这样的内行领导。他的名字叫向前，于是有大字报挖苦他「‘向前’不向前！」
这时候，怡楷第二次怀孕了。尽管每天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俩为一个新的希望来到一个四面楚歌的家庭感到鼓舞。一个在患难中孕育的孩子是我俩对生活的信念的证言。
运动进入尾声，学校预定十一月上课。校方接受学生的要求，分配我教三年级全部三个班的英语精读课。看起来，在教学工作上，我还是站得住脚的。同时，在新落成的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盖的小楼里，又给我分配了三大间的一套。也许党中央会回心转意，宣布这个运动又是一次错误，如同肃反一样？也许头脑清醒的领导人开始认识这个运动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个有威信的执政党，怎么可能信誓旦旦征求意见在先，又背信弃义罗织成案在后？我翻来复去考虑，对前景还抱着一线希望。我毕竟是一个有妻儿老小的凡人，我没有当殉道者的准备，我的血肉之躯是软弱的 。
十一月来到了，学校开始上课，但校方并没通知我去上课，却让我和其它右派一起到图书馆去为堆积如山的新旧书刊编目。我的任务是英文书刊。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校园里搞体力劳动。看来情况不妙。
同时，《珍珠》翻译的交稿期越来越近了。白天政治学习，强迫劳动之后，夜间我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爬格子。我的手指冻僵了，但我却为小说主人公一家人的故事感到心醉神迷。年青的印地安渔民奇诺以采珍珠为生,他采到了一颗“稀世宝珠”，却因此受到当地贪婪成性的恶人的残害。我们几个月来的受难，不是正像他一家三口，妈妈怀里抱着小宝贝，黑夜在丛山中逃避残暴的敌人的追踪？奇诺终于逃出丛山，把宝珠扔回大海，从而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我却仍然在暗黑的丛山中摸索，还不知道是否能出得去。不论结果如何，我决不会扔掉我精神自由的宝珠，它虽眼不能见，却是熠熠生辉的。
四
1958年3月初，全体师生，包括右派分子在内，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作为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他制订了惩处右派的政策规定。右派问题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但一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怡楷参加职员小组学习，根据一些发言中透露的信息，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秋后算帐”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心情日益沉重。我遭殃，我怀孕的妻子、两岁的儿子、还没出世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会掉进这个梦魇般的泥淖？我上了圈套，无计可施。我不是生杀予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手。我绞尽脑汁写检讨，指望从轻发落。我用哈姆雷特悲愤的心声安慰自己：“在这个万恶的时世，功德反而必须向罪恶请罪 —替它做好事，反而要磕头求拜。”
3月21日，在学生食堂举行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对全校右派分的处理。我名列榜首，受到一等一级处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我的处分宣布后，师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控诉我的“滔天罪行”。对这种谰言，我已经麻木了。我心里想的是，当年我不听亲友的严词告诫，兼程回国。现在，过了不到七年，他们最害怕的情况发生了。我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然而，我仍然认为并不是我犯了错误。即便没有在1951年回来，我迟早也是会回来的。而且，非常可能，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我从来没有想当殉道者，我也没有殉道者的感受。我不能以崇高的理想或正大的原则自许。然而我也无所悔恨，因为我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
受到劳教处分的还有李天生和英语二年级的男生小朱。他个头不大，思想活跃，热爱毛主席，自己出钱买了油印机和蜡纸，刻印传单，参加鸣放。他和李天生当场就被武装人员押走了。我因忝列教授，须上报国务院认可，才算手续完备。所有其它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学籍，送往百里外的农村监督劳动。
当天正赶上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得参加投票。右派理论上仍享有公民权，奉命参加投票。大会散会后，一名小干部煞有介事地召集右派分子训话，他那付模样举止活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名警官。他声色俱厉地教训一通：
“你们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但是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宽大为怀，不把你们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党的政策是化敌为友，给你们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机会。连你们投票的权利都没剥夺。你们都从各个方面罪恶地攻击过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你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你们应当从内心深处感谢党给予你们这样人道主义的待遇。现在排好队跟我到投票站去。”
我们二十多名人犯排好队，由他押解，又回到食堂，走到搁在一张方桌上用红纸包着的大投票箱面前，行使共和国社会主义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独一无二的候选人投下“神圣的一票”，证明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 性”。
投票以后，毛校长派人把我和怡楷叫到她的办公室去。屋子里满是烟臭味。她伸手指示我俩在她大办公桌对面两张椅子上坐下，手指中间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
“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他们会怎么对付你？”我一时答不上来，她倒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你说的不会错，”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过我没法知道。”
“可是我们没枪毙你，对不对？虽然枪毙你也是罪有应得。这就是国民党和我们的区别，”她接着说。“我们并不止是对你宽大，你注意，我们是要挽救像你这样犯过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我们给你的处分在你看来也许太重了一些，但这样可以让你深刻认识你的问题的严重性，帮助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果你是个老头子，我们也许会不这样处理。噢，降级啦，或者别的什么。因为你才三十八岁，对吧？将来还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这样做可以保证你彻底改造自己。你还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说的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又有气无力地说，等她打发我们走。
“现在，李怡楷，”她却掉转脸去对我妻子开腔了，怡楷在她威风凛凛的目光下镇静自若。“为了帮助你，我们必须要求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公职。明天，我等着看你亲笔写的要求退职的大字报。下个月，你们二人还可领到工资，不过那是最后一次。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就得省吃俭用，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啦。别吃猪肉啦！ ”
我俩说不出话来了。我已经认罪，但他们还这样残酷无情。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我们有什么办法？怡楷遵命写好大字报，贴了出去。一个还跟她讲话的女同事看了大吃一惊。“你神经错乱了，小李？你干什么要退职？你家里的情况还不够糟的吗？你不工作靠什么生活？你、小丁丁、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一家三口”她声音里流露出真诚的关心。怡楷苦笑着回答：“十分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克服吧。 ”
教育工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将我开除会籍。同时，我们被赶出新公寓，搬回筒字楼。过了几天，我俩又被校长叫去。“我们一直在重新考虑你们的问题。我跟人事处长说：‘老王，李怡楷已经有一个孩子，不久又要生第二个。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让她保留工作，挣点钱养活一家三口。’她简直是宽仁厚德的化身。“现在你该明白什么是革命人道主义了。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你的饭碗，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革命人道主义，哪怕是一名极右分子的老婆也受惠。去吧，再贴一张大字报，感谢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
我俩又说不出话来了。这样令人咋舌的伪善完全超越我们朴素的道德观念。这种表面的反复无常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其目的在于打垮我们的精神，并强迫我们用自己的手为他们的不人道涂脂抹粉，为他们欺骗群众的阴谋效力。我感到十分沮丧，但当晚怡楷却平静地说：“他们掌握绝对权力，对咱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毫无办法，但是必须坚守对生活的信念。”
我的妹妹宁慧也在二十八中被打成右派，罪证就是《北京日报》重点报道过的她在区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她被免除副校长职务，降三级，到一个郊区农场监督劳动。他丈夫原是一名预备党员，受她株连被取消候补资格。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我过去燕京的同事中，黄继忠多年来“追求进步”，是公认的大积极分子，鸣放期间十分活跃，后来被划为极右分子，被送劳动教养。吴兴华才华出众，既无“历史问题”，政治上又“要求进步”，已提升为副系主任，却因质疑在英语教学中要学习苏联也被戴上右派帽子。胡稼胎教授，尽管谨慎寡言，又深谙佛法，也因鸣放中有右派言论照戴帽子不误。赵萝蕤教授因丈夫陈梦家教授被划为右派受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俞大絪教授也因丈夫曾昭伦当上了大右派而心脏病发作。曾先生是当年的“进步教授”，中共的同路人”，贵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这样一来，当年燕京一共五位英语教授，其中三位男的本人，两位女教授的男人，统统当上了右派。一家一个，无一幸免。在南开，我当年的紧邻、雷海宗教授也被打成右派。查良铮谢绝参加教师鸣放会，幸免于难，却因为抗日期间爱国参军被打成 “历史反革命”，被判 “管制三年”。
王佐良教授主编的《西方语文》季刊创刊号的撰稿人中有好几名右派，其中包括吴兴华和我。刊物的执行编辑、葆青的爱人道生，被划为极右。主编为“方向性错误”做了检讨，刊物改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我为兴华翻译的《亨利四世》所写的评论，本来预定在第二期刊登的，无疾而终。右派的作品不得出版，但我被打成右派的消息还没传到《译文》，我译的《珍珠》才得以侥幸问世。
根据多年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被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人。当年一个汉朝的暴君用宫刑残害一位进谏的史官，从此成为千古罪人。相比之下，这场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施加残暴的精神阉割，更是千古奇闻。与此同时，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战场上立了汗马功劳，升官的升官，入党的入党。一代伪君子和告密者开始毒化民族的道德操守，为以后的政治迫害运动铺平了道路。
五
在等候我的处分正式批准期间，我继续在图书馆搞英文书刊编目。右派学生都装上卡车送去劳改了，只剩下我单独在一名北大英语专业毕业生严密监视下劳动。这个年轻人老滋老味，满口官方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官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交给我编目的书刊中，有一批从俄文翻成英文的小册子，都是关押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的受害者写的。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暴虐的悲惨经历像恶梦一样让我惊悸，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不断在我心里回响。有一本小册子的名字是《去告诉西方吧！》。在静悄悄的、无人问津的图书馆里，我仿佛听见作者痛苦的呼号。但我纳闷，西方国家或者我的西方朋友们是否知道或者关心中国发生在我这样的人身上的事情。于副校长说得对：“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的。”而在社会主义中国，为自由鸣放不仅要付出代价，而且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有一天，我年轻的监工把我叫到他办公桌面前，指着一堆美国出版的新书，都是我在运动开始前通过学校订购的，刚刚从日内瓦的中国大使馆寄到。“巫宁坤，这些书你还要吗？”他板着面孔问我。“你要的话就说要。你如不要，我就马上盖上图书馆的公章。”我一直在等着这些书，其中多半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教的老师们的最新学术著作；我怎么会不要呢？但是我怎么买得起呢，现在只剩下一个月的工资了？我一本一本拿起又放下，他可不耐烦了。“我还有革命工作要做，你也得回去劳动。不要浪费时间。”我捡起薄薄的一本，那是我的老师奥尔逊教授诠释英国诗人狄伦斯托玛斯诗作的专著，忍痛放弃了其它几本。当我手里抓着书离开他的办公桌往回走时，我听到他劈劈啪啪往我买不起的几本新书上盖上公章的声音，仿佛他们是该消灭的阶级敌人。那天夜晚，我很晚未睡，对照奥尔逊精湛的诠释重读托玛斯的一些感人的诗篇。在寂静的深夜，我仿佛可重新听到，在我回国的前一年，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诗人热情澎湃的声音朗诵他自己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第二天下午，正准备结束在图书馆的劳动，我又被叫到我年轻的监工办公桌前面。“巫宁坤，我奉校领导指示通知你：关于你的处分决定已由国务院批准。”他用他最神气的官腔宣布。“17日下午二时整，上级派人到你宿舍来送你去接受劳动教养。你准时在门口守候，不得违误。为了给你充分时间做好必要准备，上级决定从明天起，免除你劳动两天。党对你如此宽大，你应感恩图报，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立功赎罪。回家以前，你到人事室去一下，在你的结论上签字。”
在人事室，那位雨果笔下的警官在等我。“过来在你右派问题的结论上签字。”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打印着我的六大罪状，教我在那儿签字。我飞快地看下去，他却不耐烦了。“在这儿签字，别浪费我的时间。已经下班了 。” 我一言不发签了字。
我回到家里，把意料之中的消息告诉怡楷。悬念结束了，我俩倒感到松了口气。稍稍商量了一下，便决定不能让两岁大的儿子在场看着爸爸被抓走，明天由王阿姨把他送到我妹妹家去避难。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和王阿姨一起先带他乘332路公车到动物园去看他最喜欢的印度大象。在动物园门口的水果摊上，我给他买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小丁丁紧紧地抱着苹果，我紧紧地抱着小丁丁，直奔象苑。小丁丁一瞅见大象就乐得哈哈大笑。“大爸爸，你好多天没带我来看大象了。我好喜欢大象。你再带我来，快快地，多多地！你答应我吗，大爸爸，呃？”我一下答不上来。跟他实话实说吗？还是说句瞎话哄他一下呢？给你自己两岁大的儿子留句谎言告别？我哽得说不出话来。“一有空就带你来，小丁丁。”我搪塞了过去，心里不是滋味。这时他看到一头大象用鼻子捲起一根香蕉来，兴奋得直嚷嚷，同时张开两只小手要拍巴掌。他手里的苹果啪嗒一声掉进象苑，滚到一头象跟前，立即就给它用鼻子卷走了。小丁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伸着小胳臂嚷嚷：“我要我的苹果，我要我的大红苹果！”我赶紧把他搂得紧紧的，哄他说：“快别哭了，好孩子，爸爸再给你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突然间我感到支持不住了，王阿姨赶紧把孩子接过去。只听她说：“爸爸累了，小丁丁，阿姨带你找奶奶玩去。”我的心往下一沉，迷迷糊糊地看着孩子消失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公车上才想起没给他买苹果。那个失去的大苹果不停地在我眼前跳动，好像一个童话里的金苹果，好像是我们生活里无可挽回地失去的什么东西。回到家里，一进门怡楷就问我：“小丁丁哭了吗？”我支支吾吾地说： “本来倒是没哭，后来...... ”
我只剩下一天了。怡楷要上班，她劝我放松一下，一个人到香山去逛逛。香山是游览的胜地，我们一直以为随时可以去的，因此一直没去。我搭公车前往，发现山上游人稀少。我一一观光了各个风景点，在中山纪念堂逗留的时间较长。中山先生曾主张联苏联共。我不禁纳闷儿：若是他活到今天，他会怎样看待眼前的政治现实？最后，我在山顶一个无人光顾的茶馆坐下来喝茶，山顶上的景色尽收入眼底。我要了一小盘五香花生米，两个茶鸡蛋。看到山坡上蔓草延生，不禁想起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这是个荒废的花园，一天天零落，生性芜秽的蔓草全把它占据了。”自言自语地哼了两遍之后，我猛然打住，暗自责备自己：“你感伤个什么，老兄！你完全明白顾影自怜是毫无用处的。正如毛校长所说，现在该是你反省历史和思想的时候了。说得对，但不是她那一套。漫山遍野都有百花齐放，总有一天，这片大地上将有百家争鸣。我还有自己的园子要培植。”花生米和茶鸡蛋我都没碰，包了起来给怡楷带回去。
回到家，看到怡楷炒了两盘我爱吃的菜，作为饯行的酒席。我没有什么胃口，尽量勉强自己多吃一点。她找出一瓶几乎全空的金奖白兰地，把剩下的酒倒进两个小酒杯，虽然她从不沾酒。
“祝—祝什么呢？” 她含笑说。
“祝我们快出世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 ！”
“祝孩子的父亲早日归来！”
“他们对我说，我的劳教时间不会很长，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多长。你要受苦了......”我感到很自咎，她从小是在亲人无微不至的爱护下生活的，后来把终身托付给我，而我却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现在又让她一个人背十字架。
“你不用为我、为我们，操心。我那天就说过，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坚守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你今天觉得香山怎么样？”
“很美，美极了！我起初感到情绪低落，后来看到漫山遍野真的都是百花齐放，我就高兴了。等我回来，咱们俩一定得去跑遍每一个山头。世界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生活是值得我们为之受苦受难的。我们的孩子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目前你得为我、为全家人背十字架 ......”
“哪儿的话，我有什么权利不背十字架？”她平静地说。“我把一些换洗衣服 、盥洗用具，放在你那个旧洗衣袋里了。你到那儿之前不会知道你真正需要什么。我以后随时把你需要的东西寄去。你想你会有时间看书吗？”
“劳动改造嘛，大概不会有很多时间看书的。你就把那本旧的英文原版《哈姆雷特》扔进去，还有那天新买的冯至编的《杜甫诗选》。我感觉好像是要去作一次新的冒险。”
“上帝与你同在！”
第四章 半步桥，1958
1958年4月17日，大院儿里几棵桃树鲜花怒放，给几座哭丧着脸的旧楼添了一点生意。下午二时整，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住的筒字楼门口。怡楷一声不响地把半空的旧洗衣袋递给我，我盯着她平静的眼神，连一声再见也说不出口就爬上了车子的后座。那个钟点，大院儿里不见人影。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却连传统的有人被捕或行刑时围观的群众也没有。
一名身穿草绿色军服的年轻司机立刻开车，另外一名年轻的士兵坐在他旁边。一路上，这两名战士一面抽烟，一面闲扯，吵吵闹闹地互相取乐。开了一个钟头以后，司机对他的同伴说：“咱们快到了。咱们交了活儿以后，回去的路上我领你去看我女朋友，你得放规矩点儿。昨儿晚上你跟那个小婊子闹得太离谱了。”那一个兵流里流气地噗哧一笑：“我放规矩点儿？我等着瞧你跟你那个小婊子放规矩点儿哩，你这个假正经！”司机回敬道：“你他妈的开口就像个臭右派，你这臭流氓！你敢再这样胡扯，瞧我不把你跟我的货一起甩在那鬼地方。” 他们俩都乐了，这时车子已经快到目的地。
我本以为车子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车子一停，我却发现眼前是一座大铁门，嵌在一圈顶上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中间。门口有两名士兵站岗，手持装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步枪。我看到墙上钉着“半步桥”的路牌。大门边上的大白漆牌子上有一行黑漆大字：北京市劳动教养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下属单位。我被领进去，交给一名面色灰黄的中年狱卒，他在“货单”上盖了验收的公章。他看了一下我被送劳教的的文书，没精打采地对我说：
“噢，你是机要单位的。这你得保密。你在北京还有哪个单位最熟悉？” “北京大学吧。”
“好吧，那你就是北京大学的。记住，你不是保密单位的，你是北大的。你要不小心泄密，那你就更麻烦了。把你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我遵命。他把我从美国带回的旧弹射式刮胡刀和几包刀片放在一边。“把手表和裤带解下来。”我遵命，把旧手表和裤带搁在刮胡刀和刀片旁边。
“这些东西等你离开这里时退还给你。我们不希望在这儿发生乌七八糟的事儿，明白吗 ？”
他们想得倒挺周到的，不过可苦了我提着裤子走路。办完手续，我被关进二楼一间监房。二十来个中青年男子，个个囚首垢面，坐在铺在水泥地上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墙角的尿桶发出刺鼻的臊味。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两三名，其余大多是“历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坏分子”。大家感到惊讶，竟会有一位大学教授来与他们为伍。这帮人算作一个班。班长郑方文一脸精通世故的皱纹，在旧社会当过警察局长，管教监犯得心应手，自然受到新同行的重用。副班长王文当过解放军排长，在内战中受过伤，少了一个手指头。他生得英俊，又会唱青衣，和一个战友的妻子勾搭成奸，被判了三年徒刑。劳改释放后，在一个砖厂就业，又在食堂偷饭票，因此被送劳教，这里叫做“二进宫”。我恍然大悟，这个“半步桥”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变化：跨过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识分子，甚至不是一个人。我现在只是一个入了另册的“分子”、一个贱民，一点也不比睡在我左右两边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们还坏，因为思想罪被认为比各种小罪更危险。
夜晚躺在水泥地上，挤在两个陌生人中间，辗转反侧，我不禁琢磨起这个不祥之兆的街名。我想起两句旧诗：“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是百年身。” 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向苦难的道路上半步桥会引我走多远。一日两餐，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玉米糊、一片咸得发苦的腌箩卜。没有油、没有肉、没有蔬菜、没有糖，不用为胆固醇操心。头两天，我实在无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给左右的难友。“不用过多久你就会吃不够的，”难友们预言。他们说对了。关在监房里，闻着我们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我们也用当初人家批斗我们的方式相互展开批斗。除了每天轮流下楼倒尿桶，我们不时到大院里打扫卫生。在那种场合，我一向认为不足为奇的新鲜空气和金色阳光成了无比珍贵的天恩。
二
暮春五月，有一天我们又出现在阳光明媚的大院里，任务是参与全民动的歼灭麻雀运动。这又是一次由“伟大领袖”亲自部署的伟大群众运动。苍蝇、蚊子、老鼠，外加麻雀，统称为“四害”。领导传达上级文件，麻雀每年损耗千百万吨粮食，为害不下于老鼠，必须像老鼠一样坚决予以歼灭。因此，全国人民总动员，在同一天从早到晚，向麻雀发动总攻击。我们一干人犯也有幸参与这一盛举。我们的武器是各人自己的洗脸盆，有搪瓷的，有铝制的，各人用一根木棒在盆底上敲个不停，参加全国五花八门的打击乐器大合奏。中华大地上空杀气腾腾的噪音，吓得一只只的小麻雀不停地东飞西窜，直到累死坠落地面。罪恶的小鸟怎禁得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随后几天，北京几家官报都欢庆歼灭麻雀运动的伟大胜利，而且报道了北京人爱吃的“铁雀儿”货源如何充裕，物美价廉。我没尝到一口铁雀儿的滋味，我的胜利果实只是我在脸盆底上敲出的一个大洞。我不得不请求批准给怡楷写一张明信片，请她另送一个盆来。
几天以后，星期天下午，我被叫到我第一天来被“交货”的那间屋子。同一个面色灰黄的狱卒指着他面前桌子上一个脸盆，还有一条草席等几样用品，对我说：“你老婆给你送来的东西。”我焦急地问他：“她人呢？” 他冷笑道： “你应当放明白一些。在这个地方你没有权利见客。那天天气很热，怡楷已近临产，在烈日之下从几十里外挤几趟公车来探监，却不得一见。我感到十分无奈，只能责备自己： “你应当放明白一些。”
据多年后的报道，消灭麻雀促成了其后两年的粮食大歉收，因为一旦天敌消灭，粮食作物的害虫就在免费供应的共产主义大食堂大摇大摆地吃起大锅饭来了。
6月5日晚饭后，我正在翻看《杜甫诗选》，忽然接到妻子从海淀区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于三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恰巧我刚读过老杜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我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都不得一见，好歹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三
在我给怡楷寄出我给女儿的祝福后的第二天，全部监禁在教养所的人员聚集在大院儿里听动员报告，人数之多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想起爱略特的一行诗，“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做报告的人是兴凯湖国营农场的一名领导干部。农场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凯湖上，毗邻西伯利亚，新近由北京市公安局开发，用来安置成千上万的劳改和劳教分子。这位报告人声称，建立农场的目的是“通过强迫劳动改造犯罪分子，把他们从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那个地区统称北大荒，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冰天雪地，人烟稀少。但是，他鼓舞人心地说“那儿有肥沃的处女地，等你们去开发。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北大荒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北大仓。那儿吃的东西有的是。玉米、小米、大米、小麦，应有尽有。兴凯湖里有的是吃不完的鱼。我是专程来接你们的。”
在忍饥挨饿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人人都向往吃饱肚皮在阳光下劳动的生活，尽管心里明白无非是远离亲人到荒原上去从事奴隶劳动。可怕的流放竟然能变成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再一次不得不佩服共产党运用辩证术的奥妙。
6月11日深夜，我们从教养所押解出来，登上停在路边的一溜公车。一眼看不到头的车队，缓缓地通过行人绝迹的街道，沿途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我无言地告别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绝对专制权力的中心，我是在不到七年前满怀憧憬来到这里的。到达前门火车站后，我们登上“专列”。一连三天三夜，这个特殊的“专列”，满载八百名劳教分子，在武装人员押解下，驶往滨湖的密山小城。我们过境休息时，小城宣布戒严。几只大木船把我们运到目的地 —— 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
第五章 生于忧患，1958
（据李怡楷口述）
宁坤被吉普车带走的那天，我站在宿舍门口，一直看着车子开出大院儿。猛然间，我眼前发黑，两腿软得快站不住了。一个路过的女同事轻轻推了我一下，急促地说：“小李，怎么啦？快回去躺下。你的脸色太难看了。”回到屋子里，我瘫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失去了知觉，直到感觉肚子里的小生命在蠢动。我吓了一跳。我会早产吗？不过疼痛很快就过去了。突然间，我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我也第一次感到十分孤单。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啜泣，我听见邻居一个妇女大声说：“打字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上班。他们说有紧急任务。”我好不容易从床上爬了起来，一路拖着两条腿走到打字室去。
我本来在教师阅览室工作，管理英文书刊。那里备有一些美国报刊，包括《生活》、《时代》、《读者文摘》、《纽约时报》。这些“反动报刊”是别的大学所没有的，而这个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教师熟悉流行的美国英语和了解“敌方”的最新情况，提高教学质量。一旦宁坤被划为极右，我就没有资格接触这些“危险品”了。我被调进打字室，首先在一台古老的台式英文打字机上摸索自学，后来专打蜡纸。不过，打字常常给政治学习让路。
我一走进打字室，以积极闻名、人称“小左”的小组长，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华侨，绷着面孔对我说：
“你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李怡楷？”
“我得等宁坤离开。后来我人不舒服。”
“他是两点走的，对吧？现在三点过了。红肿的眼睛！你为什么哭？还为他难过吗？你的眼泪证明你从来没有和右派划清界限。多么顽固！马上来开会。我们把这个会推迟到现在。你看，别的组的同志也来了。你跟着你爱人走，在错误和反动思想的泥淖里陷得很深。我们在这里是要通过严肃的批判帮助你。你先做一个自我批评。”
“对不起，我没有准备。” 我平静地回答。
“你说什么？你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却连自我批评也不准备做。她的态度能容忍吗，同志们？ ”
“不行，当然不行，”时髦的法文女打字员应声道。“李怡楷，我们大家都是来帮助你，免得你跟着你爱人走上毁灭的道路。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和他划清界限，你明白吗？”
“我明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当然知道怎么办，”一位人事科的女干部插话了。“你只不过是不愿意，因为你坚持反动立场。整个运动期间，你从来没揭发过巫宁坤的反动言行。这完全是你阶级立场的问题。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对吧？”
“我父亲是一位爱国民族资本家。他死于心脏病时我才四岁。”
“这我都知道，” 她那权威的声音说。“问题是，你没有改变你的阶级立场。除此之外，你又坚持巫宁坤的反动阶级立场。那是非常危险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离婚？别误会，没有人强迫你离婚。我只是问，你有没有过这个想法？”
“没有，从来没有，” 我答道。
“同志们，你们听听！为什么没有 ？”
“我们大家都知道，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巫宁坤有病，党正在挽救他，我有什么权利抛弃病人。再说，我是天主教徒，教会严禁离婚。”
“大家听听！抬出党的政策和她的教会的规定来压我们。我要让你明白，我们党并不禁止离婚。老丁的爱人正在办离婚。党组织和同志们都赞许她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你的宗教信仰和我们不相干。但是，你忘了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离婚权，尤其是和右派离婚。我已经说过，没有人劝你离婚。你离婚，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来是要帮助你认清你的错误和反动思想。”
其他人轮流表示同意人事干部的意见，告诫我尽快划请界限。最后，“小左”做总结，让我认真反省，正视现实，并宣布要继续开会帮助我。“今天我们不再为你浪费时间了。你回家去继续思想斗争。下次开会，我们希望你讲清楚你打算怎样和你右派爱人划清界限。如果你顽固不化，你的问题可能不会停留在‘人民内部矛盾’。那你怎么办呢？带着花岗岩脑袋和巫宁坤一起去见你的上帝？难道你对你小儿子和快出世的孩子没有任何感情吗？”
我回到家已经六点钟了，疲惫不堪。宁坤和丁丁在家时，两间小屋子总显得又吵又挤，此刻却冷清得像一个荒凉的墓地。为了逃避这突如其来的孤寂，我走出门去遛达遛达。同事和邻居们，三三两两，正从食堂往回走。我正踌躇要不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有人假装没看见我，也有人掉过头去。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孤立”吧！又回到我的小屋子，我看到宁坤从香山带回来的两个茶鸡蛋和花生米。这时我才想起从早晨就没吃东西，肚子很饿了。我剥了一个蛋，正想咬一口，可心思又回到宁坤身上。“他此刻在哪儿？有晚饭吃吗？会挨打吗？他还能忍受多少侮辱和伤害？一旦受不了，他会自杀吗？......”
我没有胃口了，但想起肚子里有个小生命要喂，才勉强就着一杯热水把鸡蛋吃了下去。那个鸡蛋和花生米就留给丁丁吃吧。我提醒自己别忘了给他买一个红的大苹果，那是他爸爸被抓走以前最后留下的话。我躺到很晚才入睡。近年来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来到心头。我倒想大哭一场，可就是哭不出来。到最后，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勇敢地单独面对世界 ，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在以后的日子里，又有开不完的小组会“帮助我认识我的反动思想”。
“去年五月的教职员大会上，你把肃反运动中巫宁坤在南开受到批斗和耶稣受难比较，有没有？”
“有的。” “荒谬绝伦，反动透顶！你怎么可以把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反动分子罪有应得的批斗和耶稣受难相提并论？你的反动阶级立场还不明显吗？” “我承认那是个错误。巫宁坤不配和耶稣比较。我的意思是说他同样是无辜的。”
“你说什么？他是无辜的？”
“我当时是那样想的。”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怎么想，没有什么关系了吧。” “你像泥鳅一样滑，像石头一样顽固，像右派一样反动。我们本来以为你年纪还轻，大学毕业不久，也许我们还可以挽救你。很明显，你的思想受巫宁坤毒害太深了。”
还有一次，他们盘问我一年前在颐和园参加五一节日游园的事。
“去年五一，你参加了ABC在颐和园的聚会，对吧？”
“那天放假，宁坤教过的几个学生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游园野餐。”
“你又像泥鳅一样滑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反革命集会。你参加了。你自己说说你的活动属于什么性质？”
“我们参加了一次野餐。我想不起有过任何违法活动。” “我们掌握你在会上的发言。你攻击南开的肃反运动，而且十分激烈，是不是？”
“我们交流了经验。当时人人都认为肃反是个错误。”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我现在怎么想，那有什么关系吗？”
“你狡猾，很狡猾！”“小左”总结道。“我们不会让你滑过去的。你等着瞧吧。”
大多数同事都不理我了。经常有冷冰冰的、鄙视的、甚至敌视的眼光向我投射过来，好像一枝枝毒箭。以前常来我们家和宁坤喝酒聊天、谈笑风生的几位同事，现在路上碰到我就掉过头去。我过去很难想象一个贱民或麻疯病人的遭遇，也从未料到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但是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呢？”我在自己寂寞的心里大声呼号。
1958年5月1日，学院组织教职员去参观半步桥北京市模范监狱，“小左”通知我要参加。一名女同事主动告诉我：“巫宁坤就关在那儿。没准儿你能见到他。”到达之后，我们二十多名“贵宾”被请进一间会客室，每人面前都有人端来一杯热茶。随即一位领导干部讲话。他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后，便宣讲通过强迫劳动将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比优越性，然后介绍这座监狱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历史、目前的规模、劳改的设施、以及在监的劳改犯类别。他最后说：“从各位将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大家可以证明我们的劳改政策如何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大家可以用铁证驳斥右派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劳改部门的猖狂攻击。”听完报告，我们去参观一个生产尼龙袜的车间。男劳改犯身上戴着整洁的白围裙，胸口印着红色的大字：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新生尼龙袜车间。他们紧张地照管着机器。我们的向导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生产的的葡萄牌尼龙袜质量是第一流的。各位老师也许有人脚上穿的就是我们的产品。优质产品专供出口，为国家创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如何把社会渣滓改造成生产力。” 然后我们又参观了食堂，里面排列着大长桌和长板凳；文娱室，里面有犯人在玩纸牌；阅览室，里面有犯人在看《人民日报》和《中国画报》；最后，一间间有几张双层床的监房，床上的内务很整洁。突然间，一名女同事大声说：“你们看那儿！还给他们淋浴！咱们宿舍里还没装淋浴哩。我几乎觉得对这些人民的敌人未免太好了。但是这也足以证明，我们党将敌人改造成新人的政策是多么仁慈！”我正在纳闷儿，不知宁坤是否也在享受党的仁慈，她转身对我说：“我们还没看到你爱人。噢，他还不算劳改犯。他的待遇肯定更好。难道你不感到对党由衷的感激吗？”
几天后，我收到宁坤的一张明信片，要我给他送一个脸盆，因为他带去的那个在吓唬麻雀时敲通了。地址果真是“半步桥劳动教养所。”我从家里拿了一个脸盆，加上一顶蚊帐、一张草席、一顶大草帽，他在太阳下劳动时用得上。我得先去宁慧姐家，因为她要陪我去。一来她不放心我怀着大肚子一个人去，二来她也很想看看哥哥。那天下午很热，一路要换两次公车，足足走了两个钟头。下车后，我们开始问路。似乎谁都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有一个男人还满脸鄙夷地瞪了我们一眼。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坐在一个门洞里乘凉。
“老大爷，” 我客气地上前打招呼。“请问半步桥在哪儿？”
“这就是半步桥，大姐。你找几号？”
“我不知道号头。”
“那找的是监狱？” 我点点头。
“你去哪儿干啥？”
“我男人关在教养所。”
“太不幸了。他怎么会搞进去的？你们样子是好人嘛 ！”
“右派。”
“哎呀！太不幸，太不幸了......顺着这路走到头，见到一堵高墙，就到了。太不幸了......”
我们向老人家道谢后，又走下去。教养所不是我去参观过的“模范”地方，而是庞大的监狱中一个寒伧的大院。我说明来意，一个哭丧着脸的中年男狱卒让我把东西留下。我问他可不可以见我爱人一面，他冷笑道：“这不是家庭团聚的地方。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我明白跟他争论没用，但是我想知道宁坤在里面受到怎样的待遇。于是我又试探道：“同志，前不久，我跟学院的老师们一道来参观过模范监狱。挺不错的。教养所也是那样吗？”他脸上露出觉得好笑的表情。“有时候，我真搞不清你们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要是所有的监狱都像那个样子，那么它还叫‘模范’干啥？常有外宾来参观，一个劲儿地拍照 ，哈哈哈！”
我搭公车回家，觉得路好像比来时更远，情绪低沉，肚子里的重量更沉。宁慧姐眼泪汪汪。
二
5月27日，我感到第一阵产痛。我单身挤上一辆公车前往海淀医院。妇产科病房护士长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爱人呢？”我含糊其词地回答：“他来不了，忙着参加体力劳动哩。”她并不觉得太奇怪，只说：“那他一定是个大积极分子。孩子出世他肯定会来的。”我的产痛消退，我的心痛又回来了。我经常祈祷来使自己平静。我并不祈求天主让宁坤早日获释，因为天主并不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清官，我只求天主赐给我受难的丈夫以承受他的厄运的力量。
病房是一间大统舱，住了十几名产妇。下午探视时间，各家的亲人都来探视产妇和新出生的小宝宝，还带来炖鸡、点心、水果等等，喜气洋洋。我连一个探视的人也没有。为了逃避难堪的问题，我就躲到休息室去看随身带来的书，《师主篇》和宁坤在被批斗期间译成的《珍珠》。但是同病房的产妇很快就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了。我担心人家会知道宁坤的处境。
6月3日凌晨孩子出世，爸爸没来。“多漂亮的小女娃！”给我接生的大夫还没剪脐带就大声说。“她爸爸呢？还在忙着劳动？我觉得全身软弱无力，但我很惊讶听到自己毫不含糊地脱口而出：“是的，他到外地去劳动了。他被划成右派。”大夫剪断脐带，一言不发就走了。护士长从此没跟我说过话，护士们没有必要也不理我啦。
生女儿后两小时，我慢慢地在病床上坐起来，取出我带来的一张明信片。我写道：
宁坤：两个多小时前，6月3日凌晨2时，我生了一个女儿，体重3800克。长得很美！恭喜！恭喜！我情况良好，勿念。你给她取个名字吧。
怡楷
我偷偷脱下医院发给病员穿的睡衣，换上自己的衣服，溜下楼，一路用一只手扶着墙。出了医院，我走到街角上，摸着黑把明信片丢进邮筒。我慢慢走回医院 ，刚进病房门口，就看到一个绷着面孔的小护士在等我。
“你哪儿去啦，李怡楷？”
“我觉得好气闷。我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
“难道你不懂，没有我们批准你不能离开病房？”她气呼呼的。“你生孩子还不到三个小时。太危险啦！你要为你自己的鲁莽负责，如果出了事儿。你明白吗？” 我表示抱歉，她叽咕道 “右派家属要放自觉一些 。”
几天后，等我收到宁坤的回信，他已经在前往几千里外的北大荒的途中了。
6月10日，我娘和婆婆一道来接我和新添的孙女回家。我娘带着小外孙一丁，婆婆带着小外孙张纯，因为他父母都发配到外地劳动去了。我去出院处办出院手续，替我结帐的女会计员把我们一家老小上下打量了一番，忍不住笑道：“两老两小来接你和小宝宝回家，没有一个顶用的！你爱人呢 ？” 我说：“在外地参加劳动。” 她摇了摇头，没再说别的 。
我娘是从天津家里来照顾我坐月子的。我回家后，没有一个同事来看望我和新生的孩子。有娘和丁丁在身边，我就知足了。我一直把宁坤发配北大荒劳改的事瞒着娘，可是她常问起他人哪去了。收到他从劳改农场来的第一封信后，我就瞒不下去了。半夜醒来，她就哭起来了。一辈子遇到的伤心事太多，哭得太多，早已受青光眼的折磨。现在雪上加霜，她的眼病又要加重了。尽管我和娘心里都想念宁坤，我们很少提起他。只有一丁常问我：“妈妈，爸爸在哪儿？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带我去看大象？”我也只得硬着头皮回答：“爸爸跟好多叔叔一样在外地劳动。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的。”
我利用休产假的时间给宁坤做冬衣，寄到北大荒去。夜深人静，我仿佛可以听见宁坤轻轻哼着家乡扬州的《孟姜女送寒衣》的小调。万喜良从南方家乡被征调到北方去给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寒衣还得要妻子孟姜女在家做好，再千里迢迢送去。等她千辛万苦走到长城，丈夫早已成了亡魂。想起这故事，我感到胆战心惊。难道历史又要重演吗？好者我眼下只要把寒衣打包到邮局去寄就行了。运气好的话，没准儿还能在棉袄棉裤当中塞进两听猪肉罐头，虽然我明知道政府规定严禁在寄到劳改人员的邮包中夹带食品。
在西苑邮局，女邮务员对邮包上的地址看了一眼就问我：“这里面有食品吗？”
“噢，没有，没有。” 我连忙回答，勉强一笑。
她伸出手在包裹上使劲地又摸又捏。“那么这些硬东西是什么？”她质问我。
“两个，哦，小、小罐头，” 我吞吞吐吐地说，觉得像做贼给人当场抓住了。
“取出来。放快点儿。” 她命令我。
“噢，就这一次吧。” 我向她求情。
“你很清楚，政府明文规定不准给犯人邮寄食物。”她提高了嗓门儿。 “你公然违反政府规定，破坏政府改造人民的敌人的工作。你在大学工作，可是你竟然不惜讲瞎话来钻空子。”
我闷声不响，把密缝的包裹拆开，取出两听违禁品，再一针一针缝上。
第六章 风雪北大荒，1958-60
兴凯湖劳改农场共有九个分场，其中六个劳改分场，两个劳教分场，一个女犯分场,每个分场都有上千的人犯。六月中那个下午，几只大木船从密山把我们这夥八百名劳教分子运送到湖边的八分场临时场地，那里已经有先遣劳教人员搭好一个厨房和一间工具棚。我们下船后就忙着搭大帐篷，这是我们搬到固定场址以前的住所。安顿下来，赶紧吃晚饭，窝头咸菜，饭后集中在帐篷前面的空地上听场长做报告。场长是北京公安干警，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分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根本逃不出去。企图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敢以身试法，因为政府经常宣传社会主义司法机关如何强大，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脱它撒下的天罗地网 。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就地取土，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防止湖水泛滥，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垦地势较低的处女地。我们用的工具是铁锹、铁锨、鹤嘴锄、夯槌、扁担。我们天不亮就起身，啃一两个窝头，喝一碗玉米粥，随即扛上工具，列队前往两三里外的工地。劳动时分成二十多人一班，每个班又分成几个小组，有挖土的，有抬土的。挖土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用锹用锄都是能手。我从来没用过铁锹之类的工具，被分配和一个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学教师用麻袋或柳条筐抬土。扁担我也没用过，搁在肩头别别扭扭，很快就把肩头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我咬紧牙关，一天接一天，磨练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样希望我这样努力劳动能得到负责监管的队长们的好感，早日获得释放。
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我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夏天白昼越来越长，我们劳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英明领袖”又发动“大跃进”，要求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队长们每天训话时问我们：“全国的革命人民都在响应伟大领袖的英明号召拼命大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怎样干，才能将功赎罪？”于是，我们的劳动时间更长。我们抬土的份量越来越重，跑得越来越快。劳动竞赛成了家常便饭。挖土小组之间展开竞赛，争取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堤贡献最多的土方。分工打夯的各组高唱随口编造的夯歌，用熟悉的小调和意在言外的双关语打动从事劳役的流放者的心。未来的史家也许会在他们的史书中为这些劳动营的歌手找到一席地。
有一个劳教分子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像一个流动的小贩，手里拿着一个喇叭筒叫卖他的货色。他过去是搞宣传工作的，现在上劳改工地搞宣传鼓动有点大材小用。“大家看巫宁坤！”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由于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过批评。“他过去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劳动时抬土抬得很少。但是现在看他，抬得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快。思想改造的好榜样！再加油，力争上游再上游！”我明白他拿我给别人做榜样，可我感到我随时会垮掉的。
每天傍晚，久盼的值日队长的收工哨子一响，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边去洗净工具，然后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活像一队吃了败仗的散兵。回到帐篷里，我们就把搪瓷饭盆搁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等那一份玉米粥。因为粥总是滚烫，我们就先到湖边去清洗一天下来的汗和土。我们又累又饿，玉米粥总是十分可口的。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从湖边回来，却发现金黄色的玉米粥变得黑糊糊的。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视眼，就问邻铺的小伙子、一个快活的小偷，这是怎么回事儿。
“蚊子，” 他说。
“天哪！那我怎么办呢 ？” 我沮丧地问他。
“吃下去。我们大伙儿都吃了。动物蛋白，你该知道，教授。你在北京大学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对不？你今天大跃进得了表扬。没准儿明天你又会因为吃蚊子得表扬。” 他调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来的大钢精勺儿大致刮去了上层的动物蛋白，把剩下的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蚊子是离京前那位公安干部动员报告里没提的东西，很快就成为一大祸害，甚至在白天也不饶人。确确实实有千千万万蚊蚋，有时甚至于遮天蔽日，因为农场位于大片的沼泽和草原中间。白天上工时我们不断受骚扰，完不成劳动定额。后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挺别致的防蚊帽，好象一顶小蚊帐，当然自费啦。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袭击。这些吸血鬼，在我夜间躲在蚊帐里做的恶梦里，就变成吃人的猛兽。
到了夏至，三点钟天亮，八点钟太阳才下去。我们每天劳动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随着大跃进升级，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不希奇。两星期一次的“大礼拜”改成了三星期一次。用大跃进的术语，大幅度延长劳动时间叫做“放卫星”。分场第一次放卫星的日子订在中秋节前夕，恰好是我三十八岁的生日。我随队去一个兄弟分场，在皎洁的月光下整夜参加收割水稻，也可算别具一格的生日派对吧。第二天，中秋节正日，上级又号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放一颗比满月还亮的卫星”。我累得要死，又想念怡楷和一丁，饱尝了“生别常恻恻”的滋味，幸好“明月如霜”，还能默颂苏东坡“欢饮达旦”后写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冬季长达六个月，北大荒冰天雪地。我们完成了导流堤工程，刚搬进八分场新建的一栋栋茅草房，第一场雪就落下了。那天是“十一”，庆祝国庆放假一天。队长们又号召大家加倍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他们大声疾呼：“力争上游无止境！”雪下得更多，把大地埋在一望无垠的白色墓布下面。我真羡慕冬眠的动物，牠它们免受严冬酷寒之苦，直到春天给它们带来生的喜悦才醒来。对于当地的农民，这也是平和休闲的季节。整个冬天地上雪深数尺，他们有什么农活儿可干呢？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马列主义辩证法”的同志们，他们认为这恰恰是处理那些在别的季节无法下手的工程的季节。
劳改营与世隔绝的场地是精心策划的选择，因为它让犯人几乎绝不可能逃跑。唯一的对外交通工具就是装运我们来的那种原始的木船。早先来的犯人从湖边凿开一条狭窄水道，通向总场场部所在的中心地区。但是来往船只越来越多，水道就难以应付了。如今大湖和小水道都冻得结结实实，这正是把小水道改建成一条运河的大好时机！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奴隶大军沿水道排开，各队分段包乾，规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第一步，用冰镐把水道里的冰切成整齐的大冰砖。然后把冰砖抬到水道的两边，堆砌成两条冰的长城。有一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38.50度，总场领导决定这正是放卫星、“试与天公共比高”的好日子。等到该出工去放卫星的时候，我们这个班一半的人还没下炕，都说是病了，包括身强力壮的班长。一个小伙子躺在炕上说：“这种鬼天气去跟冰块儿打交道，我还不如死在炕上。”那天值班的是李队长，我们大家都说他是个菩萨心肠的复员军人。他进来一眼就看出问题，脸朝着我说“巫宁坤，今天你代理班长，把已经起来的带去出工。”我大吃一惊，向他求情：“我，李队长？免了我吧！您知道我连冰镐也不会使。”他说：“没关系嘛。那边几个可以切冰块，供你们几个抬。去吧，今天放卫星嘛。”我便领着十来个裹在臃肿的冬衣里的劳教分子，缩着脖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踹到工地，去发扬“人定胜天” 的豪情壮志。
到了工地，我注意到别的班出工的人也不多。我们干活动作很快，因为实在太冷，偷懒就要挨冻。等看到送午饭的推车快到眼前，我就大声嚷嚷：“伙计们，开饭啦！”伙房的老王喊道：“滚热的玉米面儿菜团子，好东西！不限量，随便吃！”他从棉罩子下面掏出一个递给我。果真热气腾腾，可是我还没吃完它已经冰凉了。大家天天闹饿，可今天好像谁都没胃口。我又嚷嚷：“大家需要增加热量，伙计们！能吃就多吃几个。这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儿。”可是谁也不想吃第二个，我也一样。突然间我发现少了两个抬冰砖的小伙子。我的老天爷，难道他们逃跑了？我赶忙跑到两行冰墙之间的巷道，看见他们俩冻得缩在一起，仿佛已经冻成了冰人儿。我朝着他们嚷嚷：“你们想在这里冻死吗，笨蛋？有的是更好的死法。过来，快点儿，来吃午饭！不许再这么干，小兄弟！你们家里人会怎样......”我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到头来我们并没放卫星，因为，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去“共比高”的老天爷偏偏放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暴，把我们连滚带爬地轰回了监房。
水道里的冰清完了以后，我们开始用镐一点一点地挖去坚硬的冻土，逐渐加深加宽河床。这活儿极其艰苦，好者有廉价的奴隶劳动。四、五月间，春天来到北大荒，冰砖都融化了，流回河床。看吧，一条现成的运河！又一个例子，证明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客们惯于夸耀的，那创造了世界第七奇迹、万里长城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我被迫游长城的往事，那仿佛预示着我日后的遭遇。可惜我这短命的冰墙没有万里长城永恒的悲壮。
第二年冬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封冻的湖上一望无际的芦苇，运到一个计划中的造纸厂的厂址。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劳改农场也从大跃进的狂热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北大荒要改造成一座有数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有农场、养猪场、养鸡场、制糖等轻工业工厂，学校，电影院，医院，甚至一所“兴凯湖大学”，而我们将是这个新兴城市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农场领导紧跟党中央文件和党报社论，不断宣讲“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在许多工程项目中有一座全国第二大的造纸厂，年产数十万吨各种类型的纸张，为党的宣传事业作贡献。我们每人配备一个简陋的小雪撬，叫作爬犁，尾部横装一个长刀片。我们的鞋底装上滑轮，我们肩头套着一条粗索子拉着爬犁。一个中队一百多架爬犁，浩浩荡荡，向几里外冻湖中心灌木丛般的芦苇前进，从远处看来也许像一队追寻冬季运动乐趣的休闲人士。把长刀片向前一推，芦苇纷纷倒落在爬犁上，堆得整整齐齐。爬犁装满绑紧，我们就往回走，把宝贵的造纸原料送往未来的造纸厂。作为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天气好时几乎是一种乐趣。可是，天气预报往往并不可靠，我们有可能碰上突如其来的雪暴，在湖上迷失，离分场好几里地。一旦迷失，你可能冻死，或者掉进一个没冻上的冰窟窿淹死。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的爬犁大队像往常一样向冻湖中心推进。但是，正当我们开始收割芦苇，一场雪暴从不知哪儿刮起来，横扫大湖。李队长拼命吹哨子，嚷嚷：“收工回家！回家！”我从来行动迟缓，落在队伍后面。雪暴刮得越来越猛，顶风前进成为艰苦的挣扎。我低下头，我的眼镜被刮走了。天哪！我赶紧追，又弯下身子，在冰雪上乱摸。眼镜儿无影无踪，再抬起头来，一个人也看不见了。我惊慌失措，边跑边喊：“李队长！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李队长？巫宁坤迷路啦！”我模模糊糊看到眼前有一汪发亮光的水，猛一下打住。我的天哪！再一失足，掉进冰窟窿，我就会葬身湖底的深渊了！我拼命大叫：“救命啊，李队长！巫宁坤迷路了！救命啊！”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的声音从远处喊道：“巫宁坤！我们在这儿等你！顺着我声音的方向过来。不要惊慌！”过了几分钟，我就和大队在一起了，让李队长放下了心。回到监房，他跟我说：“丢了眼镜当然可惜，但总比丢了你的小命好。要是那样，我很难向政府交代啊。你是自杀了，还是逃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怎么说呢？你可别再这么干了。”我答应他下不为例。若是我淹死在湖里，我会是白白牺牲的，因为大型造纸厂永远停留在纸面上。
各种较轻松的杂活调剂了沉重的劳役。我们种过大豆。肥沃的黑色腐殖土的异香让我又哼起当年牵动着亿万抗日军民的心的《松花江上》，更加认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回想1937年冬，日军逼近扬州，我高中还没毕业，就含泪告别家人，一路唱着《松花江上》，只身流浪他乡。谁会料到呢，二十年后，日军早已战败，中国大陆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阶下囚，万里迢迢，抛妻别子，在大豆之乡哼唱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曲。
夏天，没别的活儿干时，我们就被打发到几里外树林里去砍伐小树，阳光暖而不热，空气透明，野草野花漫山遍野，这样来回走动也可算一乐也。我们整队出发，每次回程却各人按自己的步调单独行动。单独背着树捆往回走的路上，我有难得的机会私下和自己对话，或是和不在场的怡揩和一丁对话，一面嚼着我在路上摘的榛子，或是在树林里找到的野生龙须菜。就这样，尽管背上压着沉重的份量，我倒希望路更远一些。我也觉得好笑，当我想到身上背着一大捆“枝叶的伪装”，看上去一定像《麦克白斯》里从蓓乃姆森林来的“移动的树林”的一部分，正在向被围困在顿西嫰“紫禁城”里的麦克白斯进逼。“我来到这里了，你这血腥的暴君！”我大声说，一面嘲笑自己的虚张声势。
二
自从回国以来，我领教了不知多少遍：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它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哪怕是它的敌人，只要不是无可救药的，也将通过强迫劳动把他们从自身的反动阶级立场和反动思想解放出来。强迫劳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世界，一个多么美好的全是新人的新世界！从我的旧我解放出来！多么美妙的思想！多么光辉灿烂的明天！我感到心向往之 。
哪怕是在遭受审讯和批斗的煎熬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肯定错不在我。或许是我冒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极真理，或许是我经不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考验。或许是由于我闭目塞聪，狂妄自大，以致无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我所认识的近年由英、美大学归国的留学生中，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如今与小偷、流氓为伍？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甚至已经入了党。难道他们不是正直的人，既受到党的信任，又享受优厚的待遇？而我呢？“长征”路上的英雄们，爬雪山，过草地，受尽了苦难，是为了一个他们坚信的崇高理想。我的苦难所为何来？而我可怜的妻子和小孩却要为我轻率的言行承受后果。如果我死在这里，我就会像任何其它人所不齿的囚犯一样埋葬在这荒原上。我一定有什么毛病。我多想知道，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期间，那些被判以火刑处死的可怜虫，他们心灵深处受过怎样的煎熬？我私心渴望有一种魔术能让我认识那“放之四海皆准”的伟大真理。虽然身败名裂，我并不抗拒强迫改造，因为党一再宣称改造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有些时刻，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渴望思想改造，哪怕是在强迫 劳动的条件下进行。
可是，一旦来到农场，强迫劳动就不给思想改造留下多少余地。无限制的劳动时间，累得直不起腰来的劳役，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其目的都是一天接一天地榨取每个人犯的最后一点精力。伙食比关在京城教养所时强多了。主食还是窝窝头，不过玉米面没有霉味。歇大礼拜或是放卫星，我们可以吃到大米饭、小麦面馒头，还有我们自己人种的蔬菜、自己人捕的鱼。后来，有了养猪场，偶尔可以吃到一口猪肉。既然吃得好一些，理所当然我们就得加倍苦干。思想改造似乎是遥远的事，属于过去或者未来。目前，强迫劳动、强迫苦役，就是一切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政治术语，大学里的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在这里听不到了。反正，劳教分子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确实，不时也例行公事式地提到思想改造。每天晚点名，队长们往往提醒大家，强迫劳动的目的是改造思想，虽然从来没有人解释过强迫劳动怎样导致思想改造。没有阅览室，北京到处泛滥的《毛泽东选集》在这里却见不到。晚间，有时候，在用旧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下，班上一名有文化的分子读报，读的是一份皱皱巴巴的、两三个星期前的《人民日报》，读多少算多少，从来不组织讨论。
每三个月有一次为期两天的政治运动，其用意据说是加速这些敌人的改造。分场领导号召大家互相检举，个人坦白过去隐瞒的罪行，或者最近犯下的新罪行。一个小偷旧病复发，受到“同行”的猛烈批判。那个和我一起抬过土的中学教师坦白，他饿得不行，从伙房偷过两块玉米面包。那位旧社会的警察局长揭发我写过一首“反诗”，那是他“无意中”发现的。那首“反诗”是我在北上的火车上随意涂写在我那本《杜甫诗选》书后的，日期是1958年6月12日：
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唯有诗千首，天涯慰寂寥。
局长的检举没有造成“立竿见影”的后果，但是我的档案里肯定又添了一条新的罪状。另一名右派被人检举在说梦话时咒骂大跃进。（监听说梦话是自动化的，因为我们十来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张火炕上。大部分时间大家坐在地上，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偶尔一个有问题的人按捺不住，就站起来坦白交代。
一个巡回法庭定期来分场举行公审，宣判一名抗拒强迫改造的教养分子，让大家从“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一名年青的右派，过去是一所纺织学院的助教，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为他始终否认他的右派罪行。有一天，从导流堤收工回营的路上，我惊骇地看到一个快活逍遥的小流氓被绑在一棵树上，身后插了一个牌子，上面用大字写着：死不改悔的逃跑犯。后来公审时，他也被判了五年。过了一段时间，他二次企图逃跑未遂，刑期延长到十年。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教养期有多长。起初我们并不太着急，因为我们天真地认为那不可能太长，既然我们既没审过，更没判过。我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我们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学院的领导不是跟我说过，劳教时间不会长吗？在被开除之后，我不是还行使了公民投票权吗？建国十周年，溥仪皇帝和一批国民党将领获得特赦。我开始幻想在不久的将来获得释放。毕竟那些家伙都是战犯，而我干过什么？国庆那天，我被分场张场长叫去谈话。难道是要宣布释放吗？我有点动心了。
“你来这儿一年多了，巫宁坤。你对改造有哪些体会？”
“我学会体力劳动。”
“你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你前进了很好的一步。”
才向前走了一步？我还得走多少步才算改造好？我决定试探他一下。
“张场长，我们劳动教养期还有多久？”
“那要看情况了。有一天你彻底改造好了，就给你解除教养。事实上你人还在这儿，那就说明，噢，巫宁坤，你是大学教授，你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
“那就说明我们还没完全改造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或是什么 时候改造好呢？ ”
“你被解除教养的时候！”他接着说。“我说，你在这儿到底学会了干什么？”
“种大豆。”
“单靠大豆你能活下去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确实，第一年结束，有一两个人被解除教养。一个是经常和人打架斗殴的小流氓。有一天晚点名时，葛队长当众警告他，屡教不改，罪上加罪，决不许再犯。第二天晚点名，葛队长宣布同一个小流氓 “表现出色，解除教 养，”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加强改造，争取早日解除教养。小流氓当晚搬进劳改释放犯住的宿舍，继续留在农场就业，当地称为“老就”。另一名小流氓、泰国华侨，用炸药进行爆破作业时炸得粉身碎骨。第二天举行大会，宣布死者解除教养，同样号召向死者学习。我搞糊涂了，不知怎样向这些榜样学习。
有一天，我患重伤风，到医务室去取药。白大夫，过去在北京因强奸女病人判刑五年，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劳教分子以为你们比我们犯人强，因为你们没有审过、没有判过。实际上，你们服的是无限期的刑期。无限期，你懂吗？你们挨过一年又一年，永远提心吊胆。不知何年何月解除了教养，你还是回不了家，从此留场就业，永远留在北大荒。这是我刚从一位干部那儿听来的新政策。你看我哩，还有两个月期满。日子一到，拍拍屁股，归去来兮！谢天谢地，我不在你们船上 。”
无限期的劳动教养会造成难堪的悬虑不安，他说得很对，而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对付它的受害者的神经战中一件残酷不仁的武器。不过关于他本人的命运他却说错了，因为他还没期满就旧病复发，又判了五年,继续改造思想。
我很慢才认识到，大肆标榜的思想改造无非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劳改营里，委婉的面纱被撕掉，思想改造等同于残酷的强迫劳动和赤裸裸的胁迫和恐吓。绝对服从是最根本的信条，对劳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样，包括 “老就” 在内。
分场有一名统计员，年青英俊，不知为了什么“反革命罪”服刑五年后留场就业，就是一个彻底思想改造的典型。作为过去的犯人，他一向对队长们毕恭毕敬，一向一丝不苟地执行上级指示，一向把统计报表搞得准确无误，整整齐齐。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从来不多话。显然还没成家，他从来不谈他的私生活。我多么想知道，在那五年里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把他变成了这样一名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活标本。他不可能被改造好，因为从来不存在改造人的意图，他只不过是接受了教训，学乖了。若是当局真地相信过把罪犯改造成“新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这些新人回到社会上，回到家人身边和原来的工作岗位，而相反地强迫他们继续留在劳改营当奴工？一次犯罪，终身罪犯！
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我们被带到总场去参观一个兴凯湖农场长远规划的展览，接受教育。除了大量的图表和宣传画，还有一个未来城市的大型模型。讲解员是九分场的一名青年女犯，她用手中的短棒指着一个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筑物，滚瓜烂熟地说道：“那就是未来的兴凯湖大学的校址。大学有各种专业，包括农业、捕鱼、造纸、炼糖、以及其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的技艺。”停顿了一下，她又说：“你们八分场不是有一名教授吗？那是他理想的去处。”我听了毛骨悚然。幸好那大学从来没超过模型阶段。
不断听到小道消息，传说一些教养人员神经失常了，因为受不了无限教养期和永远留场的前景的压力。也有已经自杀的。我也会屈服于这种难堪的压力吗？不，决不，我应许自己，我决不会像我母亲那样用自己的手残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须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坚守我对生活的信念，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三
在没有思想改造的情况下，在休息日，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监房的时候，我就钻进带来的两小本诗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营养。
《哈姆雷特》是我百读不厌的莎剧。可是，在一座中国劳改营里读来，丹麦王子的悲剧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蕴。当年我手不释卷的那些学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评论，现在都显得遥远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呐喊“丹麦是一座监狱！”在这片荒原里回荡。艾尔西诺城堡阴森森地浮现在眼前，好像一个残暴的专制国家的暗喻。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发出雷鸣般的怒吼，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千千万万冤魂的合唱大军伴唱。罗森克兰玆和纪尔登斯丹会感到如鱼得水，若是他们有幸来到一个现代的伪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国。哈姆雷特的丧失固然惨重：父亲、母亲、天使般的情人、一个王国、还有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由于一个弑君篡位的恶魔的阴谋诡计。但是，无论剧情如何离奇曲折，动魄惊心，它不过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灵魂受难的悲剧。他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却声震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休息日，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默想他的生与死，我心里会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诗圣”杜甫的诗篇本来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古诗经典。但是，在劳改营里读来，从那些杰作中听到的是“万方多难”的时代民族良心的声音。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颠沛流离，偏偏还要“穷年忧黎元”，荷负天下众生的苦难，把数十年家国之痛化为彪炳日月的诗篇。对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当时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 “划清界限”，反而魂牵梦绕 ，写一首又一首的诗为 “斯人独憔悴”鸣冤叫屈。反观今世，反右一声令下，文艺界 “ 冠盖满京华” （手头这本杜诗的编选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阵，口诛笔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里会有老杜这样的“腐儒”发出这样的怪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带，“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饥，竟死于病毒性痢疾。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有万千难友为伍，有社会主义的劳改定量果腹，还有杜诗一卷可读，夫复何求！深夜扪心，我真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
解除教养既然遥遥无期，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除了有两位诗圣作患难之交，难友中也有声气相求的。有一天，我还在导流堤上抬土的时候，给我的筐装土的小伙子用磨得锋快的铁锹把我的右膝盖割破了。我赶紧去找带着急救箱坐在树下的教养分子大夫。他一面包扎我的伤口，一面问我怎么会来到这儿的。我告诉他我被打成极右。他又问我原来在哪儿工作，我踌躇了一会就答道：“我在燕京大学教过 ”。
“燕京！咱们的世界太小了！我进协和医学院以前在燕京读的医予。您教什么？”
“1951年我刚从美国回来，在西语系教英语四年级。”
“教授，向您致敬。要是在学校，我还不一定见得着您哩。李天生不 是在您班上吗？我的好朋友。”
“对啊。他在南开和党办的学院给我当过助教。他也被打成极右，早就送到清河农场劳教了。”
患难之交，无话不谈。李大夫的罪名是在医院批斗会上怒骂一个胡说八道的积极分子，被划为“右派流氓”。他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后，妻子和他离婚。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医务室的小屋子里，若不是继续专心搞医学科研，他是会被逼疯的。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他现在钻研各种集中营疾病，并找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治疗方法。他把病例报告连同切片寄给他过去的老师，但是从无回音。后来，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场许多难友的生命。
另一个右派难友是小邓，北师大毕业生。他曾受教于沈从文老师，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小说，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从文自传》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玩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黑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最喜爱的章节。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总是我选他读。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水气” 的段落，比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柄镰刀，锋口磨得亮锃锃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有时又弓着身子一弹，远远地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因为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磨刀干活，有时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
山头一抹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 “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我们从他那 “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可是，绝大多数难友从来是和杜甫、哈姆雷特、沈从文不搭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弱班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在夕阳中坐在监房外面的地上发呆，手里拿着一张小相片。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眼相片，随口说：“多可爱的小男孩！你的孙子？”他眼睛一亮，笑着说：“我的小孙子，我在家时总偎在我怀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你说？”他的声音是含泪的。要是我能告诉他就好了。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见到我自己的儿子。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怡楷和一丁、一毛的近照，递给他看。“多好的一家人！”他羡慕地说。“你一定想他们。你是右派？"我点了点头。他“唉”了一声。很久以后，我听李大夫说他是八分场最早饿死的难友之一。
另一个不识字的难友是“二进宫”的小陈。六年前他在广东老家持刀杀伤了他老婆的奸夫，被押送到宁夏劳改农场服五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就业。他请假回家探亲，假满后北上回场，在北京换火车。这时候，他才发现身上剩下的钱不够买车票。于是，他决定在车站的长凳上睡一夜，等天亮后帮旅客扛行李挣点钱。不料天还没亮，他就被一名巡逻的民警捉将官里去，作为劳改农场的逃犯关进劳动教养所，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陈，三十多岁了，还是想不通，他在上级批准的探亲假到期后返回农场的途中，怎么会被作为逃犯抓了起来。他常来找我，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广东官话翻来复去讲他的故事，然后，又激动又有点口吃，要求我解释：“你是大学教授。你一定能够给我讲清楚的。我求你。”听上去像对我责备，让我感到惭愧。或许他过分单纯，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的天罗地网是怎样运行的。过一段时间，他就来找我给他老婆写封信，责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祸根。为了报答我，他会把几块豆饼做的饼干塞进我口袋里。他是养猪的，这是他用来喂猪的饲料。晚间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着猪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们羡慕 。
去爱“山头一抹午后淡淡的阳光”，去爱这湖上的小船只和“老就”，这都不难，但要去爱阳光下的“一切”，却并不那么容易。那些肯定对我们并无爱心的公安干警怎么样？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李队长与众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队长和三名小队长负责管教全中队二百多名劳教人员，其中以李的级别为最低。他是本地的复员军人，皮肤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农民的语言，没有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话。他在战争中打瞎了一只眼，但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场战争，因为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他没什么文化，但从不掩盖这个缺陷。每看到墙上贴的招贴上有他不认识的字，他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童一样要我给他讲解。另一方面，看见我用起铁锹来笨手笨脚，他就抢过去，教给我怎样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辈子干这个的，没名堂；你从来没干过，一辈子读书写字，那才叫难！”
李队长和劳教人员在一起时，从来不摆队长架子，跟大伙儿有说有笑，仿佛是和同志们在一起。有一天雪太大，我们没出工，李队长值日来检查监房 。
“好大的雪，李队长！这儿常下这么大的雪吗？” 我问他。
“你以为这场雪好大，巫宁坤？你没看见两年前我女人生头胎孩子那 天那场雪。我家屋顶上的雪三尺深，大门被积雪堵死了。屋子里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会儿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里的一点乾草给她烧了一壶开水。我总算攒了六个鸡子儿给她做月子，多一个也没有。我说，那才叫一场大雪！”
“不过这雪够大的，要让我脚上生冻疮啦，李队长，” 我说。
李队长有现成的答案。 “瞎扯！在你鞋子里塞进些乌拉草，脚就暖和了。这个地区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你没听说吗？ ”
他一面说，一面脱下一只棉鞋，放在炕上。随即抓住我一只手，捅进他鞋里，问我有啥感觉。我说：“好暖和！”他很高兴，又把一只光脚放在炕上。 “摸摸我的脚。你瞧瞧乌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确实真暖和！”我一只手摸着他的脚。 “可是我不会做乌拉草鞋垫子。”
他很麻利地从鞋子里抽出一只鞋垫递给我。“你瞧瞧这鞋垫多柔和。你只要拿一个硬东西，好比说一块砖，在上面捶捶捣捣，直到捶得像丝一样软。它保你的脚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袜子。反正我也买不起袜子。”他哈哈一笑。我按他说的去做，果真一冬没生冻疮。
李队长几乎啥也买不起。他的工资不够他一家三口吃饭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同村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得不给教养人员拆洗被子，挣点钱贴补家用。分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因为所有的体力活儿都由教养人员去做。我们在歇“大礼拜”时洗衣服，但是我们的棉被自己没法拆洗。这正是李队长的妻子可以帮忙干的。我第一次请她帮忙还有些迟疑。一个冬天的早晨，中队正整队准备出工，我走到李队长跟前吞吞吐吐地说：“李队长，我的被子该洗了，不知......"没等我说完，他点点头，挥手让我入列。晚上回到监房，我发现被子有干净的香味，叠得整整齐齐。代价是八毛钱，并不多，但是我刚到时一天劳动只挣三毛钱，最后才涨到八毛钱。生意好时，她一天可拆洗两三条被，但有时根本没有生意。
尽管生活艰苦，李队长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尊严。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可是话传开了，说是其他几名队长认为他在教养人员面前有失队长的身份。他对其他队长的非议似乎懵然无知。
早春，开始化冻，有一天，葛队长派我们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去把一些原木运回来。山路迂回曲折，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难，我们奉命把原木推进小溪，人在水里扶着原木顺流而下。溪水冰凉，等我们把原木运到分场，我们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李队长一眼看到我们这副惨相，立即下令让大家上炕钻被窝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给我们烧红糖生姜水。他还没回来，葛中队长驾到。他身高六尺，一副军人的威风。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不是应当在运木料吗？ ”
“我们运了，葛队长，” 班长坐起身来回答。
“你们运了几趟？”
“一趟，” 班长怯生生地回答。
“一趟，你们就钻进热被窝了？这是谁的馊主意？”
“李队长的指示。” “他的指示，呃？好嘛，他来啦。是你让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觉，李队长 ？”
“不错，是我说的，” 他用本地农民的口音平静地回答，他的独眼直对葛队长愤怒的双眼。“这些人从冰凉的小河里上来冻得浑身哆嗦。你不想让他们冻死吧，葛队长？部队里可不是这样对待战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干啥的，李队长。这些人是接受强迫劳动的教养分子，不是度假的战士。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严格要求，不是宠坏他们。得啦，咱们今晚队长会议上再讨论。”接着，他掉过脸对我们大喊一声：“大家都起来，去把所有的木头都运回来！”
我可以看出两位队长都在尽忠职守，只不过各人是根据自己对职守的了解行事。第二天李队长没有露面，我也从此没再见过他。
我们是与世隔绝的。每两周可以寄一封家书。起初，来回信件都经过队长检查。在受检查的信件里，通信的人能说什么呢？我告诉妻子我情况很好，她不用为我操心。她也说她和两个孩子都好，让我不用为他们操心。其实我们日子过得都不好，要操心的事很多，不过简短的信传送了让双方宽慰的信息：大人孩子还都没有在磨难中垮掉。几个月后，上级宣布取消信件检查，因为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享有公民权。我们开始在家书里多写一点生活细节，过了不久上级又宣布恢复信检。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出尔反尔，也没有人说我们是否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仍旧读《人民日报》，两三个星期以前的旧报，试图从连篇累牍的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辉煌成就的报道中挖出点滴的新闻。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祖国大地变成了红旗飞扬的海洋。除此之外，我们对国内外真正的形势都一无所知。
1960年，农场种植的的玉米、水稻、小麦、大豆都获得大丰收，由于气候好，土壤肥，还有奴隶劳动。我们开始盼望提高粮食定量。没料到，国庆一过，上级就突然宣布大减定量，因为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必须运出去供应城市居民。《人民日报》没完没了地报道的那些全国各地的大丰收哪里去了？队长们从来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把问题留在自己心里。
十月底以前，上级又突然宣布，全农场右派，好几百人，一律转移到清河国营农场。清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辖的一个主要劳改农场，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队长们对突然转移也没有作任何解释，但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肯定是好事，伙食会好一些、待遇会好一些、释放的希望也会大一些。
第七章 株连，1958-60
（据李怡楷口述）
1958年7月21日产假结束，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正好赶上“伟大领袖”发动大跃进。我们没有搞“深耕”，也没有搞“小高炉”炼钢，却要延长上班时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在那台我不久之前才学着用的大打字机上每天多敲打几个钟头。我打字不断出错，在蜡纸上错得更多。每次数过我的错误之后，小“左”分配给我更多的蜡纸活儿，好让我“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随着大跃进的不断升级，我们打字员也得不断加班加点。有一次，我在古老的打字机上一直敲打到深夜，我的奶水渗透了我的衬衣。有一位女同事向小“左”建议，不让我上夜班，结果领导上却批评她 “立场不稳，同情右派 ”。
国庆前夕，“小左”通知我整夜上班放卫星。我大胆想打动她的母性本能：“我在给女儿喂奶，这是你知道的。我怎么能整夜打字，忍心丢下孩子哭着要妈妈，要吃奶？我觉得我工作一直很努力，我已经打出了那么些东西，好像也没人用。”
她的脸变了颜色，她提高了嗓门儿。“李怡楷，你忘了你的身份。你在这儿就得听我的，教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别再摆出一副教授太太的神气，你现在是极右分子家属，不许乱说乱动。所有革命同志都在为大跃进力争上游。而你，一个极右分子的老婆，竟敢拒绝为革命工作牺牲几小时睡眠？"经过这半年多惨痛的教训，我已经学会了忍气吞声，只得去通宵打字。“小左”本人却要去完成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参加庆祝国庆的舞会。国庆当天，“小左”被评为“劳动模范”，不久以后又光荣入党。
国庆过后不久，学校组织教职员去徐水县参观。徐水在北京西南方约三百里处，最近出了名，因为根据官方报道，那儿有一块试验田的棉花结的棉桃有水蜜桃那么大，“伟大领袖”已经亲临视察过了，因此各单位都争先恐后派人前往朝圣。这次参观来回要三天，我想我也许可以不去吧，因为我有一个婴儿要喂奶。小“左”却坚持我非去不行，证明我又错了。我问她是否可以带孩子去。
“当然不行！”她狠狠地说。“你认为我们是去干什么？旅游？我要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你要记住毛主席亲自去视察过了！你应当感谢组织上没有因为你的政治问题不让你参加。我问你，和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相比，喂孩子算得了什么？”
“但是我的孩子怎么办？ ” 我感到走投无路了。
“那是你的问题，李怡楷。”
带着“我的问题”，我下班后跑到附近几家食品店，找到了两听炼乳，留给了我娘。圣地没多远，但是朝圣必须花整整三天，才能显出足够的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一路颠簸走了六个钟头，两部校车还没到达试验田，奶水就渗透了我的上衣。成百上千的人围着圣地转悠，观赏田里的棉桃。这些棉桃确实比一般的大得多，可也远没有水蜜桃那么大。空气中弥漫着粪肥的味道；有一个本地农民自豪地告诉我们，除了大量的粪肥，还施了大量的化肥。晚上，又有人领我们去试验田，观赏一大排探照灯通宵照射小小的试验田给棉花加温的奇景。我听见有人赞叹： “像国庆节夜晚天安门的焰火一样！”
回到一个农民家的小屋子，我和同来的五、六个女同志睡在一张炕上。我感到我的乳房涨得痛。别人睡着了，我不断用吸奶器把奶吸出来 ，减轻压力。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试验田观赏奇迹棉桃，并听生产队长和大队长做报告，介绍他们是如何受到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从而创造了特大棉桃的奇迹。与此同时，我胸部的疼痛扩展到双臂。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女同事悄悄地跟我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让你来，把好奶吸出扔掉，让孩子留在家里又哭又饿。如果拖下去，你的奶就会有毒，孩子就得挨饿。完全不可思议！”直到第三天下午，朝圣团才回到校园。我刚在我屋子里一张椅子上坐下，我娘把孩子送到我怀里，小东西就猛吸起奶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落在她的小脸上。
二
这期间，北京市市长宣布开展一个新的运动，清除政治上的不纯分子，也就是各类阶级敌人，把首都建成一个“水晶城”。公安局的各派出所忙于注销各种不纯分子的户口。1959年1月4日，快下班时，冯副校长派人到打字室来叫我。
“李怡楷同志，全国都在大跃进，”他边抽烟边说。“全国各地都在建立新的大学。其中一所是安徽大学，就在省会合肥。新成立的大学当然缺少师资，我们响应党中央支援内地的号召，决定给你支持安徽大学的光荣任务。你到那儿可以教英语，用上你的专业。工资待遇不变。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到那儿人地生疏我不知怎么办......”
“党组织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派你去安徽，而没有派你去边疆地区，新疆啦、青海啦。你是很幸运的，李怡楷，你想想......" 他没说下去，我明白他的意思。“巫宁坤结束教养以后和你到一起。”
“那要多久？”
“大概一年吧。要看他改造的快慢。你八号一定要走。你可以到总务科领火车票。再见，再见。”
这么随便我就给处理了！两年多前，我根本不愿来北京，但还是照样被调来。现在我根本不想离开北京，却又被作为一个“不纯分子”下令离开。他们已经把我丈夫往北流放到千里之外，现在又把我往南流放到千里之外。大概这就是“小左”要等着“瞧”的！祸不单行果然是一条普遍的真理，我又怎能除外。
回到家里我已经镇静下来。我坐下来一面给孩子喂奶，一面把新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娘，说话时尽量保持冷静。“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全国都在大跃进，成千上万的人从首都派出去支援内地。我的工资不动！” 我娘自然感到沮丧，但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我搭公车去广安门宁慧姐家告别。奶奶提出：“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去合肥，怎么还能上班？你上班，谁照顾孩子？你走后我们也都不会放心的。谁知宁坤何年何月才回来？我跟你一起去合肥吧。”奶奶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主动要帮助我，我自然满心感激。我随即去广安门派出所给她办理迁户口手续，老人家就和我一起回到了西苑家中。
晚饭前，“小左”来到我家，通知我晚上要为我开个会。送别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已经有十来个职员坐在那儿了 。“小左” 宣布开会。
“这是给李怡楷送别的会。她已经被调到安徽大学。在为她开过的若干次批判会的基础上，我们来为她一年来的工作和政治上的表现做个小结。我知道同志们都愿意在她离开以前再给她一些帮助。”
在座的同志们都踊跃发言。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左”得可爱。最后，“小左” 请那位人事科的女干部做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李怡楷的情况相当熟悉了。她犯了很多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但是没有决心改正错误的表现。”她以权威的口吻开始发言。“第一，她为极右分子爱人鸣冤叫屈；第二，她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第三，她隐瞒巫宁坤的反动言行，破坏伟大的反右运动；第四，她在小组讨论时一言不发，对政治学习进行消极抵抗；第五，尽管大家给了她大力帮助，到今天为止她还没和巫宁坤划清界限；第六，她竟敢拒绝参加放卫星，表现出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第七，她利用在教师阅览室工作之便，把刊登政府关于劳动教养条例的报纸私自带回家，妄图从中找到漏洞，为巫宁坤翻案。同志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那么我们的集体鉴定就放进她的档案。”
“小左”对人事干部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然后宣布：“明后两天你不用上班了，李怡楷，给你充分时间准备行装。你不想讲几句话感谢我们大家长期以来对你的帮助吗？”
“我由衷地感谢诸位同志。”我哽咽道。“大家把本来可以用于大跃进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觉得过意不去，我请求大家原谅。再见。”
只剩下两天为流放的远行作准备！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而且全都得由我一个人做。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一上午，我忙着到各有关单位办理调动手续：人事科，从那位给我做总结的女干部手里领取调令；总务科，为我本人和婆婆申请两张火车票；公安局派出所，在凛冽的寒风中排队，注销北京户口，领迁移证；粮站，领粮油定量转移证；如此等等。我跑了好多路，因为风太大不能骑车。好在没有人家要去辞行，也没有人来送行。
等我回到家，已经该吃晚饭了。我真想躺下，可是我娘一见我就说：“姓左的女同志来过，说晚七点要为你开个会。“天哪！难道他们不嫌烦吗？”我心里在呻吟。匆匆忙忙吃了晚饭，喂过孩子，我再一次回到办公室。除了平常参加的十来个人，又来了几个领导干部。“小左”照例主持会议。她开腔道：“今天开这个会，是因为李怡楷没有坦白承认昨天会上指出的她的七点严重错误，群众感到十分不满。革命同志们有责任帮助她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随即全体在场的革命同志轮流重复我的罪状。最后，于副校长要求我低头认罪，警告我如果继续顽固不化，就会更深地陷入“右派泥淖”。我的脑袋沉重，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咕哝道：“我相信我犯有同志们提出的全部罪名，因为参加会议的革命同志决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这些罪名并不真实。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谢。我永远不会忘记诸位宝贵的同志式的情意。”
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能整理行李。宁坤的工资早已停了，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掉，可是我也付不起家具的运费。走投无路，我只好叫来一个卖破烂的，眼睁睁看着他把我娘送给我们的几件好家具运走。快到午夜，我才把宁坤的书籍用他的旧铁皮箱和纸板箱包装好，把我们的衣服、厨房用品、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装进我能找到的箱子和箩筐。我跪在地上用粗绳子捆了几个铺盖卷儿，累得站不起来。我们当晚睡的被褥要等到早起再打包。
等到我爬上床，挤在两个孩子身边，我全身冰凉，筋疲力尽，洋炉里的火也快灭了。我听见北风呼啸，担心明天会太冷。我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一边一个。转眼间，大风变成了狂飙。这座楼年久失修，门窗都刮得卡嗒卡嗒地响。突然之间，一扇窗户被刮走了，掉在外面地上，玻璃粉碎的声音刺耳。接着，窗户一扇又一扇刮掉了，直到我们完全暴露在暴风雪下面。鹅毛大雪刮进我的屋子。我把所有的棉大衣、棉袄、棉裤压在棉被上，缩在被窝里，紧紧地搂着两个小东西。我感到好像生活在《里尔王》中暴风雨的场景，或是《呼啸山庄》一开头风雨呼啸的场景，那些是宁坤过去爱读给我听的。幸好这场暴风雪刮的时间不长，两个小东西也一直没惊醒。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要搭学校派的一辆老卡车前往几十里外的前门火车站。一位老司机开车来接我们，他很不开心地嘟囔道：“这么冷的天儿这么早出车，真是的！ ”我说真对不起，他的气消了一些，又说： “真没见过这么冷的天，在这儿住了快六十年啦。都是他妈的西伯利亚寒流搞的。当然怪不了你。可你男人干么要当什么右派？我真不明白这些傻知识分子，白读了那么多书。现在你瞧这两个可怜的小东西！” 老司机和他的助手帮我们把行李装车，随后我们爬上了敞蓬卡车，大家挤在一起。眼看两位小脚老人家好不容易才爬上车，我心里真难过。车开出几分钟之后，我猛然想起，这两天忙得晕头转向，我忘了把我娘送我们做结婚礼物的两幅溥心畲的画从墙上卸下来了。
“娘啊，墙上挂的溥心畲的画忘了。这教我怎么办？”
“是你爹最心爱的两幅画。精品。留在墙上就等于永远不见了。快点，请司机开回去。”
我从来没见过我娘这么坚决。她帮我打定了主意。我转过头，大声朝司机座里喊道 ： “老师傅，我有重要东西忘在在屋子里了。很对不起 ，可是劳驾务必把车开回去......”老师傅一定听出我急得要命，他一面掉头往回开，一面喊道： “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许会误了火车！”
几分钟后，我回到卡车上，怀里抱着两幅红木镜框里的画。我看见我娘眼里含着泪水。我低头看着两幅画：一幅上面题着：“雁来云杳杳，叶落蒲萧萧”；另一幅上题着：“危嶂悬秋叶，遥峰入暮烟”。宁坤在家时常赞赏这两幅画和题诗的幽远境界，不知何年何月他才能重见天日和这两幅画？一路上北风呼号，雪花纷纷扬扬落在我们一家三代五口老小身上，仿佛喜庆时抛撒的五彩碎纸，为我们送别，祝愿我们在前路茫茫的征途上逢凶化吉。我突然想到，既然西伯利亚寒流把这里搞得冰天雪地，宁坤身在中国的西伯利亚不定冻成什么样子啦。
到了前门车站，离开车时间只剩十几分钟。我赶紧办了行李托运手续，又急急忙忙跑到一个有一列客车停靠的站台，怀里抱着毛毛，丁丁拽着我的棉猴，到了跟前才知道那不是我要搭的车。我又飞奔到另一个站台，两位小脚老人家摇摇摆摆跟在后面。等我跟在丁丁和奶奶后面爬上一节硬席车厢，列车已经要开动了。我站在车厢门口，从我娘手里接过大包小果，我还来不及抓住最后一个包袱，里面有毛毛的尿布，列车就开走了。我怀里抱着孩子，匆匆挥手向我娘告别，她满面泪容立在站台上，手里提着尿布包袱。她孤零零搭下班火车回天津去。
车厢挤满了人，虽然离春节客运高潮还有一个月。起先我抱着毛毛站在通道里，近几天的忙乱搞得我疲惫不堪，后来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夜半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地上，丁丁靠在我身上，呼呼大睡。奶奶眼看找个座位没指望，后来就挤出去，站到两节车厢之间的连廊，虽然颠簸摇晃，至少离厕所近，方便了患糖尿病的老人家。
我们得在蚌埠换乘慢车。车站候车室更像难民收容所，污秽的地面上挤满了人，有坐着的，也有躺着的。我让丁丁和奶奶在包袱上坐下，就抱着毛毛去排长队买车票。花了两个钟头才一步一步挪到售票处窗口，买了两张去合肥的车票。等我们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挤上一节硬席车厢，我发现这里更挤，通道里横七竖八塞满了扁担和箩筐。我们后面还有人上来，把我们推到通道当中，动弹不得。这一下奶奶可急坏了。 “六个钟头！我怎么去上厕所呢？我犯了什么王法该受这个罪？” 我掉转脸去，不忍看她泪痕斑斑、皱皱巴巴的脸。我无言告慰陪同我受难的老人 。
三
终于到了合肥！到行李房一问，才知道行李还要等几天才到。我们事前被指定在合肥中共市委党校招待所住宿，地址是屯溪路，离车站很远。我雇不起三轮车，只得硬着心肠把一家老小带上公共汽车，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所谓招待所原来是寒假空着的学员宿舍，屋子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取暖设备。假期食堂就餐的人很少，我们赶到食堂，晚饭已经开过了。我赶紧买饭票，买了一些冷菜冷饭。行李没到，没有铺盖，只好穿着衣服睡，真怕老的小的冻坏。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搭公车找到省委去报到，接待处的干部说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我离北京前领导说分配我去安徽大学，他让我过两天再来问。我讲了我们住在招待所的困难，他说大家都忙着大跃进，个人有困难要克服。隔了两天，我又去省委，接待的换了人，还是说不了解情况，教我耐心等待。第三天，我惦着取行李，去火车站看看，一到就看见我的行李乱七八糟地堆在外面，我赶紧雇了两部板车，把东西运到住处，晚上总算有被子盖了。
我每天上午去省委，天天碰钉子。一直等到第六天上午，我又准时去，接待的干部才说大家都忙大跃进，有些小事不接头，我提供的线索很好，确实是分配到安大，我可以持省委介绍信去报到啦。我回到党校，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拦住两个拉着空板车的农民。一问，知道他们是从郊区公社送东西进城的。我诉说了我的困难，央求他们帮忙把行李拉到安徽大学，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太和两个小娃娃。他们面有难色，经我好说歹说，又忍痛答应给每人十元钱，（二十元占我当时月工资三分之一），他们终于跟我进去，把行李分装两部板车上，一部上面坐了丁丁，奶奶抱着毛毛坐在另一部上，我只能跟着车子走。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安徽大学，距我离开北京已整整一个星期！
这座大跃进的产物是建在郊区一片乱坟岗上的。全部校舍都是簇新的。教职工宿舍一律按社会主义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校领导干部住的是盖在校园安静的一角一栋栋雅致的两层小楼，每栋都有五、六间居室。教授和处级干部住的是奶油色的两层楼公寓，每家有四居室一套。讲师和科级干部住的是灰色的三层楼公寓，每家有三居室一套。助教和其它职员都住在红色的三层楼公寓，统称“贫民窟”。每套两小间或两间半，没有卫生设备，每层三户合用一个蹲坑，各家的煤球炉都放在过道里。理所当然我分到的是贫民窟131楼最小的一套，虽然我有四个户口。奶奶住一间，我带两个孩子住一间。我想尽办法，东西还是放不下，大门关不上。好在我们老小都睏得睁不开眼，就“夜不闭户”，一觉睡到天明。上午，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向系领导求情，经派人调查核实后才批准我搬到稍大一点的一套。
我又花了一天时间重新搬家，大致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去外语系办公室报到上班。我问系办公室汪主任，我教什么课程。听了我的问题 ，他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你说什么，李怡楷同志？什么课程？”
“北京的领导对我说分配我来这里教英语，因为新成立的安大外语系缺少英语教师。”
“我们确实缺少英语教师，但是你怎么能上课呢？不行，绝对不行。你爱人是极右分子，正在劳动教养。你是他的家属，怎么可能在一所社会主义大学教社会主义大学生？这是明摆着的事。李怡楷同志，我们了解你会打字。我们也缺少英文打字员。领导上决定分配你当英文打字员。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对吧？我们希望你对安徽大学的大跃进作出贡献。你这就去向小组长报到吧。”
我走到打字室向小组长报到。她跟我握手，笑着说欢迎我参加打字室工作。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的和一丁同年 ，我们俩也许有共同语言吧。提到她爱人，一位俄语讲师，是外语系的党总支部委员，她脸上有得意之色。她本人是俄文打字员，把我介绍给另一位年长的英文打字员老陈，随即指着一台古老的Underwood牌的台式打字机，对我说：“这是你的，一直在等你来！大跃进热火朝天，工作做不完。老陈忙得不可开交。你今天可以开始工作吧？”她边说边交给我打蜡纸的任务。离开北京之前，我以为从此与蜡纸再见了。谁会想到，跑了千百里路，我又干起不是本行的老行当来了。
和全国各地一样，安大也是“政治挂帅”。政治学习、大会小会占用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就任意推迟，星期日经常放卫星。工作这么重，还有一个小孩要喂奶，一个大的要抚养，我的身体越来越感到吃不消。小组长，绰号“小辣椒”，原来又是一个“小左”。她总找我的岔，监视我的行动，甚至于上厕所也不放过。宁坤写给我的两周一次的家书也要交给她检查。她是职员政治学习小组长，开会发言时往往把矛头对准我。
“小辣椒”还不时专门为我召开小组会，帮助我加速思想改造。她责成我必须“暴露思想”，争取革命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我总首先感谢党组织和小组长领导下的同志们对我一贯的关怀。然后我就坦白承认，一天工作下来，还要喂小的、管大的、烧饭、洗衣、搞卫生，我根本没有精力想什么，脑子往往一片空白。“小辣椒”总会批评我不肯暴露坏思想，因此妨碍思想改造。“你的教授爱人被划为极右分子，又送去劳教，你怎么可能不对我们的党心怀不满？只要你一天不和他划清界限，你就决不可能真正体会我们的党对你、对你爱人，是如何宽大。你必须首先暴露思想，否则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就一定会继续毒化你的脑袋，那是十分危险的。”她对我提出严正警告，仿佛我已经走上通往地狱的下坡路了。我明白，她整我可以向党组织邀功，也有党组织作她的后台，我无法和她较量。她一再重复我早就领教过的 “治病救人” 的口号，启发我自投罗网。但我也记得一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身为右派家属，挨批、挨整、被歧视、被孤立，已经司空见惯，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逐渐泰然处之了。
日常生活也成为茹苦含辛的挣扎。1959年秋季，大跃进的第二年，全国发生大饥荒，生活必需品日益减少。党组织宣称这是由于自然灾害，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大跃进的后果。同时，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逼债，不仅为那些苏方以“兄弟般的援助”建设的工厂，而且要为朝鲜战争中支援中国志愿军的军火，以食物偿付。于是，偿债列车把一车皮一车皮的食物源源不断运往莫斯科。中华儿女只有挨饿的份儿了。1959年夏季开始，粮食定量从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减到二十四斤，平均每天八两。供应的品种主要包括：山芋乾、山芋面、玉米面、高梁面。大米和小麦面只有在逢年过节小量供应。食油从每月半斤减到二两 。猪肉和鸡蛋，起初少量定量供应，后来干脆完全绝迹了。营养根本谈不上，大家开动脑筋怎样把八两粮食做出来显得多一些，哄骗自己。我一个接一个试了党报上刊登的各种烹饪法，也无济于事，肚子还是永远饿得难受，听丁丁总嚷嚷肚子饿更加难受。出卖食物的黑市公开露面，但价格高得让我无法问津。我的体重不断下降，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奶奶因营养不良糖尿病加重，早就回北京住到宁慧姐家去了。
我整天上班，而且上班时间越来越长，还要带两个小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丁白天上幼儿园，由我接送。一毛没人管，我只得雇一个阿姨带她，帮助做点家务事。每月工资二十二元，占我工资40%。 简直是发疯，可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日子虽说难过，但我觉得，宁坤被迫流放，我怎么样也得咬紧牙关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而且，谢天谢地 ，没有发生更坏的情况。
小高阿姨是合肥市郊区肥东县乡下的农民，一副朴实的农民面孔，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我们相处得很好，也许因为我们俩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吧。我把孩子和家交给她，很放心，相安无事过了好几个月。后来，一天上午我正在打字室上班，保卫科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又怎么啦？我有些紧张回到屋里，发现一名保卫科干部坐在外屋一张小折叠桌旁边，小高低着头站在他面前。
“怎么回事儿？” 我惊慌地问道。
“你让她自己给你说吧。” 保卫科干部冷笑着说。
“小高，你说吧。”
她突然掉转身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
“我是罪人，李老师。” 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待我像自家姐妹，我反而对不起你。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干这种事。要是我再干，你就杀了我。李老师，请你饶了我吧，救救我吧。你一定会饶了一个可怜的农民吧......” 我感到困惑，也感到难堪。我自己是一个入了另册的人，如今眼看一个如此悲痛的姐妹，不知做错了什么事，跪在我脚下求情，我真受不了。
“小高，快站起来，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我一边劝她，一边伸出手把她扶起来。
她哭得更凶，一开口就语无伦次。保卫科干部插话，告诉我一名巡逻的校警抓住她把我家的食物和衣服从校园围墙的墙头扔出去，由站在墙外的她嫂子接着。我本来常认为自己穷得像乞丐，想不到这个农家妇女却还来偷我！保卫科的人说，看来她是初犯，给予宽大处理。不过安大校园里她是呆不下去了。这可难为我啦！让她走，一毛怎么办？不让她走，我就是在家里窝藏小偷？天哪，为什么这种事非得落在我头上？
“如果她现在就走，我孩子没人管。”我考虑了一下以后对保卫科干部说。“我想留她在我家，等我解决了孩子的问题再让她走，当然要保卫科同意。”
“李老师，你担风险吧。”他同意了。“不过，你要承担责任，如果她再犯案。”
保卫科干部一走，我让她先洗脸，然后在单人床上坐在我旁边。我不能决定对她说什么。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她这样一来不是跟我过不去吗？如果她真的缺什么，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我讲？我再穷也会尽力帮她的。现在我一定要让她明白，偷盗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她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那样我是否会对她作出过分严厉的裁判？何况我有什么权利裁判她呢？仅仅因为这个没受过教育的穷农家妇女偶然拿了我几样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是毫无价值的？不，我不能那样教训她，我得为她着想。她帮我带孩子、做家务，在我孤单时跟我作伴。现在她碰到了困难，该是我帮她了。
“小高，别太激动。你犯了个大错，也没法挽回了。眼泪是洗不掉的。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罪。大家生活都艰难，人难免受到诱惑。我决不会抓住你小辫子不放，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姐妹。现在你也不能为这件事跟自己过不去。这很重要，你听见吗？学校不让你呆下去，我认为呆下去对你本人也没什么好处。你也许不愿意回家，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拿不到二十二块一个月了。但是你可以守着爱人和孩子，那可比我强多了。从这次的事情吸取了教训，你会活得更好的。先呆在我家，等我决定怎么办。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你听见了吗？我们俩还是姐妹。”
她又哇哇地哭起来。我轻轻地在她背上拍着。
“小高，打住，要不我就要真生你的气了。我得马上回去上班。等毛毛醒了，替我亲亲她。”
这新的难题成了我沉重的心事，常让我夜里睡不着。我怎么办？小高非走不可。我也害怕再找一个阿姨，不定会出什么问题。其实我根本雇不起阿姨。我得克扣食物才能付她的工资。每顿饭，我总让一丁先吃饱，然后自己才吃。我已经没什么奶，一毛要喂稀饭，几乎用掉我们全家的大米定量。鲜牛奶是专门供应高干的，我只能跑附近的食品店，为她搜购奶粉，虽然明知市上出售的奶粉的成份大多是糖和其它非奶制品。我的面部和小腿已经有明显的浮肿症状。我知道我应付不下去了。
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翻来复去思考之后，春节假期快到时，我无可奈何地决定和一毛分手，把她送到天津去托付给我娘。这个十九个月的小女儿还没见过爸爸，现在又要被迫离开妈妈的怀抱了！
如果我们在家生活这么艰苦，宁坤在北大荒劳改营的日子不知要更艰苦多少！
我真害怕在一年中客运最拥挤的时候带两个小孩挤慢车去天津。旅行一度是赏心乐事，现在却好像从一个恶梦走进下一个恶梦。客车永远是拥挤的，但在春节假期就挤得水泄不通。小高送我们去火车站，然后就回家。事前我警告她不许哭，但她还是哭了，又给孩子每人买了一小袋水果糖。我们在烟雾缭绕的候车室里等了个把钟头之后，终于被周围的人推到站台上。我左手抱着一毛，右手搀着一丁，小高从后面把我们推上了一节硬席客车的车厢。车厢里挤满了人，通道里也有人坐在地上。我想我也得赶快坐下，要不然可能就没空了。我把一毛抱在怀里，让一丁在我身旁坐在地上。这时已是半夜，孩子们很快就睡着，我自己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清早我们到达蚌埠，换车去天津。候车室混乱不堪，挤满了大人、小孩，还有行李、箩筐、扁担、活鸡活鸭、各种蔬菜，空气中弥漫着烟臭。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小块空地放下我们的包裹，对一丁说：“妈妈得去排队买票。你和妹妹坐在包裹上等妈妈。你四岁了，是大哥哥，你看着妹妹，不要动。”一丁笑着点点头。我花了一个钟头才买到票，回到原处，看见一丁在打磕睡，毛毛却不见了。我大吃一惊，猛一下把一丁推醒：“丁丁，妹妹呢？”他一脸害怕的神色。“我不知道。我睡着了，等我醒来，她不见了。”我赶紧说：“别害怕，丁丁乖乖！呆在这儿不要动。做个好孩子，听话。妈妈去把妹妹找回来。”其实我倒感到很害怕，拐卖小孩的故事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我在坐着和躺着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从大厅一头一直到另一头，一路喊着：“毛毛，毛毛，你在哪儿？妈妈在找你，快到妈妈这儿来，毛毛，毛毛！”没有回应，没有毛毛的影子。我感到惊慌失措了。这时我想起我还没到大厅的角落找过。我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等我到了最后一个角落，才看见我的小宝贝蜷缩在污秽的水泥地面上。她边哭边喊着“妈妈！妈妈！”我在几个人身边绊过冲到她跟前。“毛毛，毛毛！妈妈在这儿！别哭！别哭！”等我把她抱到怀里，我倒哭起来了。我使出全身气力拥抱她，吻她。这时我才发现她的棉大衣不见了。“毛毛，你的大衣呢？”我惊慌地问她。“我不知道，不知道。” 她哭着说。 “没关系，别哭，好乖乖！”我把她抱得更紧。一丁跳起来欢迎他失而复得的妹妹。我们是最后上车的，当然没有座位，不过毛毛安全地躺在我怀里，我也不太介意了。
我娘突然又见到我和两个外孙，又惊又喜。等我告诉她这次为什么回家，她止不住流下眼泪说：“怡楷，你怎么受得了这么多罪！你理当把毛毛送到你娘这儿来。不回家，你该去哪儿？要不有个娘有啥用呢？不过你会很想她的。”
娘说得对。我知道我会很想她的。但是感谢天主，她有一位慈爱的姥姥收留了她。
第八章 饿 莩，1960-61
1960年10月26日，我们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养分子，由武装公安部队押送，搭乘 “专列”抵达茶淀，这是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一个小站。下火车后，我们背上揹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包裹，列队步行十八里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国营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虽然又饿又累，我们却满怀希望。我们以为，在这个直辖首都的主要劳改农场，我们一定会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伙食。
迎接我们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环绕的灰色墙顶上布满了铁丝网。一群绷着面孔的公安干警把我们领进门去，铁门两边有持枪的士兵把守，枪口装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处岗楼上的士兵拿着手提机关枪。进去以后，我们一排排在地上坐好，听三分场场长做报告。他说这次移监的目的是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他强调严守监规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严重警告：“你们任何人胆敢企图逃跑，必定要受到严厉的刑事处分，虽然我们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图都决不可能得逞。没有管教干部带领，或书面批准，任何人不得外出。警卫人员随时随地可对任何企图逃跑的人犯开枪。你们进门时看到墙头的铁丝网了吧？那是通了电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电的铁丝网拼，那是找死。就算你万一溜了出去，外面有骑马的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沿着大墙巡逻。他们一瞅见逃跑犯就立即开枪。你们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们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我得把丑话讲在前头。”
我决没有逃跑的念头，但是对于囚禁在这样一座禁卫森严的监狱里却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是一再说我们不是犯人吗？这位场长不是也说我们是不可能企图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吗？而我们明明被关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监狱的牢房里。我不禁怀念起兴凯湖的劳改营，那里见不到警卫人员，更不用说装了刺刀的来复枪了。和这座灰墙环绕的大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平静开阔的大湖，每逢歇大礼拜我可在湖边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认识到，那种没有警卫的自由无非是一种假象。那里没有必要设置警卫，因为遍布营地的沼泽比持枪的士兵还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实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说。“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则你就会被软化而忘掉严酷的现实。”监管越严峻，我的心灵就应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我们排着队，经过虎视眈眈的警卫和他们的刺刀，离开分场大院，前往田野劳改。值日的队长把出工人数告诉警卫班长，班长一个一个点数人头放行。傍晚收工返监，班长重新清点人数。政治学习，不如说是批判会，占用晚上的时间。队长们一个个都是铁板面孔，俨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他们和李队长毫无相似之处，李队长完全够不上这个制度的化身。名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我过的和感受的却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囚徒的生活。
在移监之前，我已经从《人民日报》报道的字里行间猜出国家形势并非大好，但是我无从知道情况坏到什么地步。我们到达三分场那天，曾经指望吃到一顿一般给新来的人吃的好一点的伙食。不料我们吃到的却是萝卜片和山芋片的清汤。汤里没有一个油星子，饭后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兴，因为东北太冷不种山芋。还有些人说大伙房没空给我们做一顿好饭，但迟早会吃到的。当天晚饭吃的是同样的东西，随后两天也一样，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两餐。第四天，清汤里没有山芋，增加了萝卜叶子。我们觉得肚子总是饿，但是照样每天下地劳动。
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大白菜，装上卡车运往北京。每一颗大白菜都装车之后，值日队长教我们把掉在菜田里的菜帮子都捡起来。我怯生生地问他：“干什么用？”他答道：“你们明天的伙食。”于是我们把菜帮子都捡起，装进箩筐，准备送往伙房。队长喊道：“回来。你们为什么没把乾菜叶捡起来？”我感到莫名其妙，又问他：“干什么用？”队长胸有成竹地说： “你们春天吃。”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双手按他说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说，缺少食物，成为我们的心病。难友们无止无休地谈论他们吃过的好东西，把各色美味佳肴吹得天花乱坠，还煞有介事地交换食谱。他们互相倾诉夜以继日的饥饿如何煎熬他们的肠胃，又把他们变成老皮厚脸的、沉迷精神会餐的饕餮。与此同时，伙食越来越坏。到后来，真正的粮食完全不见了，给我们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窝头，用的原料是乾白菜叶和一种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据说其中含有10%的淀粉。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养分，但是我们当中马上就出现了可怕的、鲜血淋漓的消化道问题。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员，由于长期便秘，差点儿因肠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供应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们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长开动脑筋，请一位过去制造精密仪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这件精密仪器小心翼翼地把这宝贵食品分成均匀的份额，发给各人。在他运作的过程中，几十只眼睛都紧盯着他和他手里的秤杆，在运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开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变质的，谁分到谁倒霉。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里有好几片实在无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们扔在门口一条大家夜间用作小便池的水沟里。一位难友、前共产党员，马上跳下去，把它们捡了起来。正当他把它们一片一片往嘴里塞，一名队长走到他面前，呵斥他说：“快扔掉！你不要脸！你还当过党员哩！”他回答说：“但是我饿啊！饿啊！”他继续咬嚼，直到吃完为止。晚间政治学习，我和他都受到严厉批评，我的罪名是浪费社会主义的粮食，那位共产党员的罪名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饿啊！饿啊！”
其它一些饥饿难忍的难友开始搜索新的食品资源。有一位逮到一只田鼠，他趁队长不在眼前，捡到两块砖和一些乾树枝，点起火来把它烧熟，狼吞虎咽吃下肚。还有一位逮到一条蛇，他送到伙房去，让一个伙夫做成一锅蛇羹，两人饱餐了一顿。
我既无想象力又无本领去开发非正统的食品资源，在全中队是第一个严重浮肿病号。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肿，两腿软弱无力，下地劳改时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样子，因为周围没有镜子，但是从战友们枯槁的面容，我不难想象自己已经面目全非。不久之后，我上了严重浮肿病号名单，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义”的食物补助。每天晚饭后，我去伙房领一个用旧报纸糊的口袋装的麦糠，和一碗猪骨汤，那是用农场养猪场饿死的小猪骨头做的。我成了难友们羡慕的幸运儿。可惜我的好运为时不长，因为小病猪和麦糠的供应都断绝了。越来越多的难友的浮肿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他们来不及分享我短暂的好运了 。
二
虽然党报和管教干部都避而不谈，即便在与外界隔绝的劳改农场，大家都知道全国正在经受一场空前的大饥荒。我们是从三分场场长的大报告中才领会到情况是如何严重的。他首先大谈“三面红旗”，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何无比正确，又罗列统计数字证明它们的光辉成就。然后，他把近年来的饥荒完全归罪于气候反常、粮食歉收，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他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实行一项符合共产党一贯的 “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措施。过去，给劳教分子寄递食品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食品包裹不利于思想改造。眼下，根据新的情况，准许家属和亲戚亲自递送食品，教养分子本人也可写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个政府无力供应人犯最低的口粮，把责任转嫁给他们的家属，却仍旧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从事强迫劳动！
我们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义”果实是一名中学教师的妻子亲自送来的小麦面烙饼。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我们大家又饿又馋的眼睛死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咬嚼这种不可思议的美味佳肴。我没有写信给怡楷传递“革命人道主义”的新信息。她远在千里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让她为我的处境忧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烙饼，我不止是眼馋了。我想到怡楷家里人就在天津，离我不远，也许我可以向他们求援吧。求还是不求，这是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天的问题。有一个政治贱民作为近亲已经够他们受的，我还能让他们冒政治风险送食品包裹到监狱来吗？我能忍心让我那慈爱的岳母为我的处境忧心忡忡吗？这时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讲的话：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问题是“活下去还是不活”。面临生死攸关的挣扎，我抛弃了重重顾虑，向我那些好亲戚求救。
1961年元旦后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肿恶化没有出工，队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进屋子我就看见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旁边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员。四哥当初上的是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肃反运动中，他被诬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尽了身心摧残，以致精神崩溃。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们家，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后来还没痊愈就回天津家中去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病还没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谢天谢地，他还可以不辞辛苦来探望他病重的妹丈。接待员站在一边监视我们的行动。四哥打开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鸡蛋、一块煮羊肉、还有我岳母亲手为我做的十个花卷。他又掏出一些咸萝卜，接待员出面干涉了：“不许收咸菜。对浮肿有害。”四哥立即把咸萝卜放回手提包，让我很失望。他告诉我这些食品都是从黑市用高价买的，但是，只要“革命人道主义”继续实行，他们就一定想方设法再给我送吃的。这时候接待员心不在焉向外面张望，我飞快地把手伸进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咸萝卜，塞进我的破棉袄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却胆小怕事，给我的胆大妄为吓呆了。
“你口袋里揣着什么？”我又问他。
“只有两个窝头，”他说。
“交给我，快！”我命令他。
“这是我的午饭，”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吧。马上交出来！”
我不容分说从他口袋里强夺了两个金黄的窝头。可怜的四哥，好心没得好报，辛苦了一天，他还得步行十几里崎岖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车站，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车回家。我觉得自己活像希腊寓言里的那条蛇，在好心的农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后把他咬死。
我满载而归回到监房，成为少数“富有者”中的新贵，受到周围“贫困户”的嫉羡。我把珍贵的黑市食品每天为自己限量配给，可是一周下来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踌躇又写信求援，“仿佛是越尝滋味越开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样 。
春节前夕，没想到老母也来探监。她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学的二哥结伴同行。他们带着两个装满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场。我得到批准和家人在一起过夜，“招待所”是干部和留场职工子女上的幼儿园的一间大屋子。由于浮肿，我周身软弱无力，一位新来的队长、刚从部队复员的年轻战士，主动帮我把铺盖卷儿扛到幼儿园。一路上，他很和气地说：“老人家来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两天。过春节嘛！”他主动为一个劳教犯扛行李，我本来已很感动，此刻又听到他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意，我更感到惊异。看着他紫红的农民脸膛儿，我意识到他新来乍到，还没有“进入角色”哩。也许是李队长第二？我真心诚意向他道谢，并私心祝愿他永葆无邪的青春。
面对白发苍的老母，我欲哭无泪。老人家年已六十六岁，一双小脚，从火车站走十几里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没有树木的原野上找隐蔽的处所方便一下。这是一个敬老的文明古国！
娘从一路提来的食品袋里先拿出个纸包，边打开边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烤炉烧饼，萝卜丝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连影子也没有。白萝卜倒有，不如扬州的好吃。现在好面粉也困难，春节一户才配给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萝卜丝，加了葱花，滴了几滴麻油，一个一个在煤球炉上烤出来的，自然没有烧饼铺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说：“哭什么，吃吧。”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吃起烧饼来，不知不觉就把十个都报销了。
娘问：“味道还可以吗？”
我说：“说不上，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再来十个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说：“听说你们这里饿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着，我就放心了。”
我们和其他难友及家属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轻松地交谈，仿佛他们是在进行正常的春节拜年活动。我没看到有人流过一滴泪。连一滴泪也没有！也许这些人已经与眼泪和欢笑无缘了？当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挤在两位妇女中间躺下。二哥和我把两张方桌拼成一张“双人床”，我们俩躺在一起，悄悄地谈了一夜。他告诉我大跃进造成的祸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我给他讲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涯、在清河的饿以待毙。他一边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面轻轻说：“皮包骨，没一点儿肉了。我们得赶快、赶快给你多送东西，要不然就会后悔莫及了。”
“五一”劳动节，宁慧从北京来探监，大腹便便，路上当然很辛苦。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岁的儿子和平。我记得和平是个很坚强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面目全非就哭了，宁慧也忍不住泪如雨下。我强作欢颜安慰他们：“别这样，你们那么远来这儿不是来哭的！你们看到我还活着，应当高兴啊。你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可以帮助我早日恢复健康。”我们隔着一张长桌面对面站着，桌上搁着他们的旅行包。我们讲了一点家常，十五分钟的接见时间就完了。
一旦拥有这些食品，我成了难友们嫉羡的对象，尤其是那些“贫困户”。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来“送牢饭”，路上也要耗时费日。还有人本来是养家活口的，他一走家里的人吃饭都有困难，哪有钱买黑市食品送来。中队里偶尔有人偷别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东西锁在两个旅行包里，堆在我枕头后面。我给自己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好像一个吝啬鬼花每一分钱都心疼，因为我不知道在这里还要关多久，也不知道亲戚们什么时候能再来。有一天，从地里劳动回来，我发现一个旅行包上的小挂锁被砸了，丢了几样吃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向队部报告。抓住小偷不会太难，因为嫌犯肯定是一个因病留在家里的“贫困户”。一转念，我又暗自 思量，不管他是谁，我可怜的难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权利，他为什么不能采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况，在他硬着头皮下手干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经受过怎样痛苦的思想斗争？若是我像他一样走投无路，难道我就不会干出同样的事，或者更坏的事？再说，他并没动我大多数的宝贵财富。
“贫困户”中有一个搞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学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用他的优美的柳公权体写的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我踌躇起来，我觉得，这些食品是我的亲戚们作了重大牺牲买来救我命的，我无权拿来做人情。第二张条子内容相同，加了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看着他优美的柳体书法，我心软了。我上中学时练过柳字，始终没有入门，因此我一向钦慕柳字写得好的人。这么优美的书法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这个不厌其烦地吹嘘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递给老刘一张烙饼。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去了，因为队部认为重病号继续留在普通监房影响其他教养分子的士气。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我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
“别挂在心上，老刘，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把你的柳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
“那可不成。”他无力地微笑着告饶。“要是你真喜欢我的字，等环境好转后我给你写个条辐。”
“老刘，你可要说了算。多保重！” 我无力地哈哈一笑。
三
冬去春来，全国期盼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感谢亲人送来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我的身体好了一些，但是我的健康受到严重破坏，很难迅速复原。两条腿还是浮肿，软弱无力，人常晕倒。一天，队部批准我去农场医院门诊部看中医。大夫是劳改犯。听了我的主诉之后，他摸了我的脉，看了我的舌苔，然后摇着头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很惊讶你的情况还这么好。尽管，如你所说，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但你的五臓脏六腑功能呆滞，不易吸取养分。一条冰河要想解冻，重新畅流，一两天风和日暖是不够的。需要时间，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想吓你，在目前情况下，真可说人有旦夕祸福。我在这儿见的多了，唉！你是位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千万保重。”
我并不感到惊惶，但我肯定也没从他的话里得到任何安慰。
后来，五月的一天，分管我们班的队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一个偏僻的角落“执行一项任务”。任务是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队长没说明坑是作什么用的，因为他们一向让我们盲目服从命令。
我们越过荒芜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进发，一路上感到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可是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我们三个人干这点活不需要很长时间。坑一挖好，我们就看见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地朝着我们走过来。车子快到眼前，我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一个死人！车子在我们挖的坑前面停下，赶车的“老就”??跳下来，哭丧着脸咕 鲁道：“把他推下去，盖上土，麻利快点儿！别婆婆妈妈的！”我掀开草垫，看到一双我认得出的深陷的眼睛，吓得我全身发抖，两腿发软。我们用铁锹、铁锨草草地埋葬了老刘。赶车的往新填满的坑插进一跟木片标记，上面有用黑漆写的一个号码。他让我们搭老刘刚腾空的车子回营，我们三人都宁愿自己走回去。一路上，脑子里冒出《哈姆雷特》中墓地那一场。我怨自己没有那个掘墓人对死亡轻松的态度。接着，我又为自己开脱道，毕竟他干这个行当干过三十年了，而我干这个还头一遭。晚间，我按规定去向队长汇报。
“报告队长，我们完成了任务，”我说话时有点自满情绪。
“你们挖了几个坑？”他绷着脸盘问道。
“一个，”我据实回答。
“一个”他狠狠地问我。“就一个？我问你，一个坑能睡几个人？你愿意跟另外一个死鬼合用一个坑吗？你这无用的书呆子！我不该把这轻松活儿派给你的。回去写个检讨交上来。”
我不介意做点家庭作业。不过这件事对我有了启发。死者上大学时是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如果他能那样摔手而去，我怎么知道下一个不轮到我呢？农场已经饿死了许多人犯，不过死亡从来没有靠我这么近。我惊惶失措了。我不愿不见怡楷一面就摔手而去，可是我又不愿让她烦恼。我翻来覆去地进行思想斗争。我该不该要她来看望我？我非要不行：一别三年，这次见面对我们俩都非常重要，既然死亡已离我这么近。我也非常想再见我的儿子，也至少见我女儿一面。可是这样做是否真的对她或孩子们有好处？如果他们就此再也不见我，是否对他们更容易一些？或许我太自私了吧。我要她来看我，是否会给她在政治上惹来更大的麻烦？不行，我不能那样做。我为什么要给她的沉重负担再火上加油呢？可是，如果我把她蒙在鼓里直到为时已晚，难道她不会怪罪我吗？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有权利把她关在我生命的门外吗？“祸福与共，病康偕老！”终于我抛去重重顾虑，向她发出一个“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第九章 探监，1961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宁坤调到清河农场时，我曾希望情况会有好转。至少，他现在离我近了一些 ，邮件往返也会快一些了。按照监规，他每个月写两封简短的信，告诉我他好着，教我别担心。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我自己就得了浮肿病，连小丁丁也出现营养不良的症象。他在监狱里能靠什么活下来呢？我知道担心并没有用，然而我的忧虑时常使我夜不能寐，而夜又很长。
新的一年来到了，但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新的东西，除了四哥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到监狱探视宁坤的情况：“他身体还可以，不是太好，但眼下有谁身体好呢？你不必担忧。我们过些时再给他买些黑市食物送去。”
二月里，我和一丁又度过一个孤凄的农历除夕。在这举国欢庆的春节，我们母子俩分配到一斤白面粉、半斤肥猪肉、一小棵卷心菜。为了让孩子高兴高兴，我把猪肉和卷心菜外叶剁成馅儿包饺子。我们把小小的菜心养在一碗水里，给冷清清的房间添一点生气。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我心里感到好受一点。这时候，他突然问我：“妈妈，你知道爸爸今晚也在吃饺子吗？”我想这不大可能，但是我说：“我希望爸爸也在吃饺子。在天津家家户户都吃饺子，这是风俗习惯。”天哪，他们既然已经养不活他，为什么不放他回家呢？我曾模糊地希望到寒假时去看他。可是，寒假快开始时，领导上宣布要大家留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毫无办法，唯有等放暑假再说了。
谁知五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时间，在打字室接到宁坤的信。急忙打开一看，比往常更短：“怡楷：我病危。望即来见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出了什么事？三个哥哥来信一直教我放心。难道是我被蒙在鼓里？我惊慌失措，就不顾“小辣椒”的阻拦，直奔系主任办公室去向李主任请假。我一声不吭地把信递给他，然后提出要请假去探视病危的丈夫。“你怎么知道他的病就像他说的那么严重？”
“李主任。”我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他。“我爱人走了三年多了。以前来信一直说他身体很好，让我放心。如果不是情况十分危急，他绝对不会让我忧虑的。我太了解他啦。何况，您知道的，他的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管教人员不会让他把信发出，如果他讲的不是实话。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
“别感情用事嘛，李怡楷。”他开始提高嗓门儿了。“我办不到。你是打字员。你要做的工作很多。系里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你却要请假去看望极右分子爱人。你现在还是他的爱人，但你也是国家干部。你必须站稳立场，和右派划清界限。这是个立场问题啊！不行，我不能批你的假。就这样吧，李怡楷同志 。”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我灰溜溜地离开办公室?，拖着两条腿走回家去。一进家门，就听见一丁照例嚷嚷：“妈妈，我好饿！”心里感到比平常更难受。我赶忙打开小煤球炉，做了一锅山芋面糊。一丁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他看到我没吃就问我：“妈妈，你怎么不吃啊？你不饿吗？我一天到晚都饿！”
“乖乖，那你就多吃点儿吧。妈吃不下。你爸爸病了，病很重。他们不让我去看他 ”我说不下去了。
“妈妈，我们一定得去看他。大爸爸生大病，他一定特别想我们。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你再去找他们嘛。我也要去看大爸爸哩。”
孩子说得对，我不能那么轻易地认输。长期在恐惧中生活，畏缩几乎成为第二天性了 。可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必须进行抗争。
看着一丁上床睡觉之后，我离开我们凄凉的小屋，走到校园那一头领导干部住宅区。一走进李主任家灯火通明的客厅，我就看到“小辣椒”的爱人、系总支委员吴老师和那个与一丁同年的儿子小明在玩。他一会儿把小明抛到空中，一会儿又玩驮驮背。父子两个笑声不断。我看傻了，呆呆地站着不动，说不出话来。李主任先点了一支烟，然后转身对着我。
“李怡楷，你又来干什么？”他不耐烦地开腔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不能去清河农场看你爱人。我不能让你在政治上犯错误。我们党一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连日本和国民党俘虏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你干什么要为你爱人担心呢？他这几年一直很好，是不是？他还没死，是不是？”“但愿如此吧。”
“那就得啦。这也足以说明他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要是他真的病了，农场领导会按党的政策给予他必要的医疗。你还能要求什么呢？你也不是医生，你去有什么用，就算他是真的病了，嗯？”
“李主任，我来系里工作两年多了，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现在我爱人垂危，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他身为右派，罪有应得。但我们的孩子总归是无罪的吧。小丁丁和小明同岁，已经三年多没见到他爸爸了。我们的女儿一毛出生时，她爸爸已经关进劳动教养所了。我只向您请几天假，好让我们都能见他一面。我一定尽快赶回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我希望我的要求是和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的。”
“你这个人真顽固，李怡楷同志。”他厌烦地说。“我拿你有什么办法呢？得啦，我准你一星期的假。你一定要及时赶回来。再见 。”
黑夜里，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个快乐的孩子的欢笑一直在我耳边回荡。“但愿宁坤能活着回家和咱们的孩子玩！”我默默地祷告。回到家，我看到一丁睁眼躺着。我一把扑在他身上，搂了又搂。我先使劲忍住眼泪，然后才告诉他：“一丁乖乖！我们要去看大爸爸啦！妈妈得感谢你让我再去找他们?。也不知怎么的，妈妈有时侯脑子就不管用啦。我们有整整一个星期的假！”
我孩子从床上跳起来，搂着我的脖子。“妈妈，我太高兴啦！我这一下可见到大爸爸啦！咱们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就走！”
二
在硬席客车上挣扎了一天一夜之后，我在清晨牵着一丁的手走进家门。妈妈和全家人都大吃一惊。我把宁坤的短信给他们看，妈妈立即流下了眼泪。我后悔我太冒失了。因为家里多年来出了那么多伤心事，妈妈的眼睛已经快哭瞎了。但她很快就擦去眼泪，用她平日那种令人舒心的声音说话了。
“他怎么会病成这样？你的几个哥哥给他送去了不少好的食物，现在他的身体该好些啦。怎么会病成这样呢？可能搞错了吧。别担心，怡楷。”
不久，哥哥们就跟我讲了老实话。宁坤的浮肿非常严重，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惊动我是没有用的，尽管他们自己都感到很难过。他们一直都在希望高价的黑市食品会渐渐帮他恢复健康。那为什么会来了这封告急信呢？我急不可待地要去见他。
大哥警告说：“‘五一'我们去看他时，宁坤看上去身体很坏。他妹妹一看到他就失声痛哭，我的大小子和平也跟着一起哭。你是一个人去，我知道你会受不了的。不过你非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可”他哽咽了。
“我一定做好思想准备，大哥，您放心吧。”自从爸爸在二十多年前去世之后，大哥始终关注着六个弟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大多是不幸。他以完全忘我无怨之心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我的伤心事又给他增添了新的负担。
尽管挤了一整夜的硬席车的疲劳还没消除，第二天一大早就独自乘上了开往茶淀的慢车。我把一丁留给妈妈照看，她是天还没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的。我在黎明前离家时，她递给我一个旅行包，包里又装满了黑市食品。她平静地说：“替妈妈告诉他耐心忍受。好人受难。你去吧，见个面对你俩都有好处。”
我在茶淀小火车站下车时，太阳已经升起。我走进萧条的候车室去找办理到农场探视手续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窗口挂着一个大字牌子，上面写着“探视宁河农场劳教分子登记处”，窗前已经有几个妇女排着队。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邋邋遢遢、形容憔悴的中年女子，身上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灰布男式干部服上衣。她手里拿着一把生满锈的大铁锹。干什么带把锹？是给她男人用的劳动工具？为什么不带食物包？过了一会，我忍不住问她：“大姐，这锹作什么用？”
“告诉你也没关系，妹子，因为你也是去同一个地方的，”她满不在乎地回答。“昨儿个接到场部通知，说我家右派男人死了，让我来收尸?。我带这把锹就是来埋死鬼的。我男人死了，明白吗？”
我注意到她身边站着一个男孩，满脸病容，身上只穿一条灰色破短裤，脚上趿着破旧的黑塑料凉鞋。“这是你儿子，大姐？”
“是啊，和那个死鬼生的。他刚十岁，没吃的，没穿的，没学上。人死了，他就死了。对不，妹子？可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
“我很难过。”我爱莫能助地说。
“他死了，他现在安宁了。不用为他难过了。他不再需要吃的了。可我们娘儿俩怎么活下去呢？”停顿一会儿之后，她问我：“你男人也是右派？”
“是的，他也是右派。”
“他还好吗？” “希望他不出事，”我无力地说。可是那把铁锹使我心寒。宁坤写那封告急信到现在快两个星期了。我是否也来迟了呢？天哪，我会不会也需要一把铁锹呢？
填好表格之后，我和那个带着儿子和铁锹的女人一道离开候车室，走上去监狱农场的十几里长的碎石子路。一路上，听她说她也是头一次来。他男人给家里写过信，要她送吃的。他该知道家里的难处。她到哪里找钱给他买吃的呢？一个小学教员，工资本来就很低，后来因为他说党支部书记专横就被打成右派，开除，劳教。“我靠打零工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我给他写回信，还是向邻居借了八分钱买的邮票。我总盼他有朝一日会回家，恢复工作，一起过小日子。好歹从今以后他不会再给家里写信啦。”
我将目光从她身上转移开，以平息自己的感情。虽然时值暮春，周围的田野却满目萧瑟，一派凄凉。没有树、没有鸟、没有野花，甚至没有绿草。如此劳改天地！我的思绪被那个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的一声叫喊打断了：“瞧，妈妈！那儿是什么？”远远地，我可以看出一座大怪物似的城堡式建筑，高高的灰墙头上像蛇一样盘绕着带刺铁丝。它比紫禁城更令人望而生畏。再走近一些，我看到瞭望楼上的武装士兵。农场大门口警卫森严，卫兵步枪上的刺刀在上午的阳光里闪闪发光，使我不寒而栗。一名卫兵挥手要我们到大墙外一所小屋去。小屋门上的牌子写着“探视室”。走进去，看到几条歪歪斜斜的白茬长板凳上坐着几个女人。我们一声不响地坐下。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男人的脑袋从一间内室探了出来。
“你们这些人来早啦。”那人粗声大气地说。“干么这么急？他们要到吃中午饭才收工回来。你们等着吧。”“可我不用等。”和我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急忙对他说，几乎带着点儿胜利的神情，同时举起了那把锹。“瞧见这个了吗？那个狠心的男人，他再也不会回来见我了，我可以去他那儿。这是他儿子，他也能去。”
“给我看死亡证，”那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身上穿着制服。看过死亡证后，他喃喃地说：“呵，是的。你是他老婆？”“要不是他老婆，我来这儿干啥？他在哪儿？”
“嗯，你迟了一步，明白吗？这种天气，尸首不好放着的，明白吗？他昨儿个晚上已经给埋掉了。待会儿把他的东西交给你，你等着吧。”“干什么要等？我要离开这鬼地方，越快越好。”
“负责死者遗物的同志吃饭去了。他要到一点钟探视开始才回来，明白吗？说话就到啦，慌个啥？”
他转身回内屋后，死者的妻子嚎啕痛哭起来。“呵，呵，你这个狠心的男人啊！你怎能撇下我们不管啊？呵，你这个狠心的男人啊，你怎能把我们娘儿俩撂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啊？你这个狠心的冤家，呵，呵，呵！”孩子不声不响地啜泣着。屋里的其他女人都耷拉下脑袋。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轻声说：“别哭啦，别哭啦，天儿这么热，你得保重，现在”“现在他走啦，我可咋办？”她又号哭起来。
这时候，另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寒碜的包袱，随手扔在号哭着的女人脚边，以打发公事的口气对她说：“得啦，别哭啦。这样哭下去有什么用？死的不是他一个。昨儿个一晚我们就埋了五个。没东西吃就没法儿活，很简单。现在回家去，另谋生活吧。”
“他埋在哪儿？我们能去看看吗？”
“有什么用？快带孩子回家去，别误了火车。”
“火车，是啊，火车，我们可连买车票的钱都不够。”
“这，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啦，对不起。”他边说边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我从妈妈给我的钱里掏出两张一元的人民币，塞进她手里。她抓住我的手，我赶忙说；“回家去吧，大姐，一天下来你够受的啦。孩子也太累了。走吧，不用说啦。”我轻轻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她喃喃地说：“那就再见吧。但愿你的运气比我好。”
我隔着窗户目送娘儿俩上路。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沿着刚才走过来的漫长而崎岖的碎石子路走去。她肩上扛着那把没用上的大锹，柄上挂着死者留下的包袱，仿佛是他的生与死的见证，我默默地在心里为死者和生者祈祷，而且感到对我自己的命运几乎无可抱怨了。
突然间，我感到很累，累得睁不开眼。我坐在长凳上睡着了。一阵脚步声把我惊醒，我抬起头，看到十几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站在门口。办公室里的那个家伙从里面出来，走到门前，开始大模大样地向那些人训话：
“你们大伙儿听着。你们的家属来这儿探视，给你们带来了食物。我们允许这样做，因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我们党的政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满足你们腐朽的资产阶级胃口，而是为了帮助你们彻底改造自己。你们必须加倍努力，弃旧图新，以报答党和政府的宽大，并且也报答家人的帮助。现在我开始喊名字。准许你们每人和家人谈十五分钟，可你们说话得注意。我一次叫一个。巫宁坤！”
听见报这个名字，我大吃一惊。我在门口那些不成模样的脸中找寻过，可无法认出哪个是宁坤。他们身上穿的是沾满泥巴的破衣服，脸容苍白得怕人，看上去全都是一个样子。这时，我看见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探视室。没错，他确实是宁坤，但完全变了样。离家不过三年多，他怎么会变成眼前这个人了？他想对我笑一笑，但又马上收敛了笑容。一名狱卒领着我们出去走进一间小屋子，我们俩相距大约五尺面对面站着，那家伙在我们中间靠边站着。
“你们可以谈十五分钟。别犯傻，否则今后不许探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宁坤手里拿着一个绿色搪瓷饭盆，里面盛着水，他的手在颤抖。这是我当初寄给他的，但已遍体鳞伤。他向前走了一步，向我伸出手来。“你喝水。”他小声说，随即低下了头。看见水才使我感到口渴。整个上午我没喝过一口水。我丈夫给我带来了生命之水！在我大口喝水的当儿，我看到他头上覆盖着一层寒碜的短发，稀稀拉拉，好像我在路上经过的那些坟堆上的枯草。我想起三年前他那一头油光雪亮的乌髪。他的两只耳朵瘠薄蜡黄，就像只有压在一起的两层皮。他又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他浮肿的脸是死灰色的，他那双过去炯炯有神的眼睛呆滞而凹陷。泪水涌上我的双眼，但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因为我不愿让狱卒看着我伤心而幸灾乐祸。我原以为我有多少话要向他诉说，我们分别那么长久了，而此刻却在浪费我们的几分钟。
宁坤先开了口。“真对不起，要你走了那么远的路过来。你还好吗？一丁、一毛好吗？”
“我们都好。两个孩子留在我娘那里。我们都想念你，希望你早日康复。”
“我现在好多了，感谢党的关心”
“你病得很厉害，宁坤，我们必须”我惊慌失措地开始讲了，可我心乱如麻。“我听说有个地方可让我们过夜。我得去向值班干部申请。”
这时候，狱卒开腔了。“你们时间到了。下地去吧，巫宁坤！”我还没反应过来，宁坤已经走了。我手里拿着那只空搪瓷盆慢慢走了出来。
我得到许可和宁坤一起过夜。大墙外面有一所幼儿园，那是所有探视的妇女和他们的男人过夜的地方，男女合睡一张大炕。犯人们要到晚上政治学习之后才能出来。周围的女人们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在小声交谈。我注意到她们全都穿着一色的灰布干部服。他们神情悲伤，让人以为她们都在居丧。不用说，我在她们眼里也一样。
男人们终于来了，宁坤却不在其中。我丈夫呢？我接二连三地向他们打听，可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我答案。一个上了年纪的右派不祥地说：“在这样一个地方，什么事情都说不凖准的。”我身边的二、三十名男男女女发出一片嘈杂声，有的说话，有的叹息，有的哭泣。我多么羡慕他们啊！我再也无法忍受，就走出屋子去等他，盼啊，盼啊。我在空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半夜光景，一个巡逻的卫兵走过，他问我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我告诉他我获准探视爱人，我还在等他。他说：“现在太晚了。你进去休息吧。眼下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我没法儿说。明儿个早上你就会知道啦 。”
回到屋子里，我看到成双成对的男女脸朝着脸缩在炕上，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他们还在小声说着。我多么羡慕啊！天花板上一只光秃秃的电灯泡发出眩目的光，使我想起在上午阳光里闪闪发光的刺刀。炕上铺的破篾席老是隔着我的衬衫扎我，好像不让我忘记自己悲惨的处境。他究竟出了什么事？难道他已经？我永远见不到他了？我竭力将这些让人发疯的念头从心里驱赶出去，可那把大铁锹总是幽灵似的在我眼前晃荡。
直到早上我才弄清楚他昨晚出了什么事。我找到那个批准我过夜的值班干部。他说我爱人昨晚出来时，私自将晚餐的两个代食品花卷儿带出来，显然是想带给我吃的。
“违犯监规。”他郑重其事地宣称。“当场被抓获！”
“但那是讲不通的。”我温和地和他讲道理。“我已经在探视家属食堂吃过晚饭。何况我做梦也不会去吃他的口粮。我自己给他带来了不少很好的食物。”
“他也那么说，可是证据确凿！所以就关一夜禁闭，不准吃晚饭。”
“只是因为带着自己的晚饭？”我惊诧地问他。
“犯更小的错误都会关禁闭的。这儿不是大学，更不是俱乐部。这儿是监狱，是劳改单位，一切从严。不过，考虑到你大老远从合肥赶来看他，你们还没在一起呆过，这次我们对他宽大处理。过一、两个小时，他从禁闭室放出来，我批准他和你单独见面两个小时。这是革命人道主义，你明白。你别走开啦。”
两小时后，宁坤来到探视室前和我见面。我焦灼地问他：“你没什么事儿吧？”
“别害怕，这地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昨天晚上我出来时被抓住了。一晚上一人呆一间屋子，倒落个清静。我只为不能遵守和你的约会感到不安。你必定会以为我不打个招呼就走人了，那未免太不礼貌啦。”他笑了一笑。“呵，这些把我们抓在手里的小暴君！”“值班干部说，你私自将口粮带出来给我吃，所以关禁闭。”
“他们知道那是瞎话。我只是想让你开开眼，见识一下他们给我们吃的是什么。不是食物的食物！”
“现在别生气啦。你究竟怎么样？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从你的短信里看不出来。”
“对不起啦，我在信里无法说实话。他们无权检查我们的信件，因为连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我们的来往信件都得由他们检查。是啊，隐私权）毕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到现在还找不出一个确切的译法。幸运的是，今天咱俩也许能享有一点‘隐私权'了。幼儿园看门的是个劳改释放的老头儿，他一个人住在那边的小屋里。他把屋子借给我们和家属单独见面。当然，得给点报酬。”
我们走到幼儿园附近的小屋前，宁坤敲敲门，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乾瘪老头开了门。
“老王，这是我爱人，我们想在你这儿呆两个小时，你方便吗？”
“没问题，反正我要去打扫幼儿园。你们自便吧。”
“给，老王，这是我爱人带来的柿饼，”宁坤说着从他的草编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递给他。“我分些给你。甜得很。”
“我爱吃柿饼，不过，你知道，我更爱吃真正的食物，煎饼、糕点、花卷儿什么的 。”
“那就下次吧，再见。”
我很客气地感谢他让我们用他的屋子。
“要是你下次不给我些真正的食物，谢我也白搭。” 老人走后，宁坤出声一笑说：“老王是个实话实说的人。可怜他的生活一直很困苦。不知为什么事坐了五年牢，刑满留场就业。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人疼他，他也不关心别人。他借屋子给我们用，要我们用食物作为回报，直来直去。多年社会主义劳改的产物！”
“我为他感到难受，下次我给他带点吃的。”我说。“可给我谈谈你自己吧。呵，这么多年了。”
“说来话长，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而咱们只有两个小时。还是先谈谈你自己和孩子们吧。”
记忆的闸门打开了，过去三年里纠集成一团的记忆：别离的痛苦、凄凉的岁月、不眠的长夜。无止无休的屈辱、孤零零看着远离父亲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每天挣扎求生中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在如此孤寂的漫长岁月之后，我是多么渴望将这一切向他倾诉！可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我怎么能给我心爱的人再增添负担呢？于是，我告诉他我一直很好，白天打字，晚上和星期日跟丁丁玩。一丁是个五岁半的大孩子了，长得很好，很乖，能够一字不顿地背十几首唐诗了。宁坤这时才听我说，一毛从上年春天起就住在姥姥家。她长得很漂亮，爱唱歌跳舞，再过几天就满三岁了。我说我答应过一丁，要带他过来看爸爸。
“我不知道你该不该带他来。也许他该学会忘记，你明白”
为了改变话题，我要他给我说说他自己的情况。“比起以前那个地方来，这儿怎么样？”
“唉，”他叹了一口气。“我们本来天真地希望，这个在首都市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方会实行比较人道的，或者说比较不那么不人道的政策，给我们较好的伙食和较少的折磨。在沼泽遍布的荒原上，我们的生活是无休止的苦役和难熬的饥饿。夏天蚊蚋成群，咬人吸血，冬天漫天风雪，照样出工。然而，那里至少有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可这儿，有的只是代食品和严管。北大荒有一点是我所喜欢的，那掩盖万物的白雪，它消弥一切，令人忘却。但愿我能忘却！”
“你必须耐心，宁坤，”我尽力安慰他。“妈妈要我捎话给你，让你耐心忍受一切。她说你没有做错事，不过好人往往要受苦受难的。也许，他们不久就会放你出来吧，既然政府已经无力养活犯人。这是谁也说不准的。”“真是说不准的！可笑的是，他们总爱说，右派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强迫劳动彻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后，就可解除劳教。那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永远！全凭捉摸不定的党的政策！我的生命，咱们的生命，全在他们手里。生死无定，朝不保夕！”稍停之后，他无力地微笑着说：“确实，我必须耐心，怡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真找不到一句话来安慰我饱经忧患的丈夫。
“我很高兴来到这儿亲眼看到你的病情。”
“你来得太好了。我已经觉得好受些了。你是第七个来探视我的亲人。难友们当然羡慕我得到的食物，但他们更加羡慕的是，在我危难的时刻，我的亲人们和我站在一起。正如你常说的：‘人并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千真万确，即便在面包意味着生死存亡的时候！在绝望的时刻，我曾在心里呼号：‘同胞们，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以至你们要把我扔给狼群啊？'荒原上真有饥饿的狼群，夜晚我听到过狼嗥。接着，我就想到我的磨难并不是人民造成的，我有什么权利责怪人民呢？我对人民有过什么用处吗？后来，我就责备自己不该顾影自怜。我的亲人们都受我株连吃尽苦头，但是，他们一听说我快要饿死，不是就接二连三赶来，用食物和爱心来救我的命吗？”
“你不该这么责备自己。你蒙受无枉之灾。只要你好生照顾自己，尽快恢复健康，你的亲人们都会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的。”
“你说得对，我必须这么做，才不致使大家的关心和牺牲付诸东流。你四哥有没有告诉过你，他来给我送救命粮时，我把他要当中饭的两个窝头抢了过来？我那不知羞耻的行径必定使他感到震惊。我已经没有你过去赞赏的高尚情操了。”
“他看你饿成那样心里难过极了。”?
“人的身体是何等脆弱啊！几年时间的营养不良，几个月天天捱饿?，就会使一个人变得不成人形。然后就得花不知多长的时间才能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有些人连拉都拉不回来了。而更坏、更可悲的是饥饿会使人道德沦丧。一个忍饥捱饿的人肯定成不了‘宇宙的精英，万物的灵长'！为了自己存活，一个饿得要死的人就不惜抢夺他人的食物，就像我抢你哥哥的窝头一样。饥饿历来都是战争中的可怕武器，可现在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饥饿被用作和平时期的一个致命的武器。”
“你想得太多了。你太累了。你的草包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呵，有的，我差一点儿忘了。大哥给我送来不少吃的，其中有几个大鸭蛋 。我只剩下一个了，好大的。咱们在老王的小炉子上煮煮吧。”
宁坤从草包里拿出那个大鸭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得意微笑。
“你瞧，还有我在地里捡的柴火。”
“你喜欢怎么吃？”我问他。“我好久、好久没给你做过吃的了。” “咱们煮煮吃得啦。我来生火。我在荒原上宿营时学会了生火。”蛋煮好后，我递给他吃。
“不，不，咱俩一定要分而食之。你和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在一起吃过饭了。”说着，他便用老王那把生锈的菜刀把蛋切成两半。“给，一半儿给你，一半儿给我，否极泰来！”
三年多以来，这是我俩第一次在一起进餐。这是否也会是最后一次共餐？我不敢往下想。
宁坤吃完蛋后开始说：“现在我要给你讲个滑稽的小故事，这种事只有在这种地方才会发生。我差不多成了放高利贷的人。”
“什么意思？你向难友放高利贷？你哪来的钱放债？”
“比那还坏。我借食物给一个捱饿的人，他答应加倍奉还。”
“他真的加倍还给你了？”
“他要是能还就好了，可怜的老刘！”
“你是说他死了?”
“我给他挖了坟，下了葬。他当初在炕上睡在我的右侧。在大学里他是运动员。是他的死把我吓得写告急信的。我不愿不见你一面就走掉。但是信一寄出我又后悔，反而希望你来不了才好”
“你独自承受痛苦的时间太长了，宁坤。你早就该写信教我来，老早就该写的。”我埋怨道。我的喉咙堵住了。“我回去一定和哥哥们商量，我们必须”我没说下去，因为我还一点主意也没有。“你必须自己保重，不要着急，不要担心。我只有一个星期的假，但我会尽一切可能再来的。”
我沿着那条寂寞的崎岖小路走回车站，我的心沉重地负载着宁坤所身受的苦难和痛楚，负载着对我们前途茫茫的忧虑。但是，在那个昨天的劳改犯的小屋里两小时的团聚也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信念。宁坤在那小炉子里点燃的火焰一路上在我心头闪烁。
三
当晚和哥哥们商议时，我说我发现宁坤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我不愿惊扰妈妈，可我们必须在为时不太晚之前想出一个办法，能使他脱离危险。我该怎么办？由于事无大小都必须通过本人的工作单位，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是去找原单位，尽管存在着可以预见的困难。我真怕重访那往事不堪回首的旧地，又跟那些官气十足的上司打交道，当年正是他们把我丈夫送进牢狱，又把我发落到内地 的。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
第二天，我乘上早班火车前往北京，在新火车站下车。两年半以前那个严寒的冬天，我带着两个小儿女仓皇上路，是从前门旧车站上车的。眼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客，来到了无情无义的异乡。我挤上一辆开往西直门的公车，一路颠颠簸簸。车上挤满了没有笑容、面有菜色的男女老少。透过车窗，我看到的是同样的面孔。肉铺子是空荡荡的，糕点店的橱窗里只摆着瓶装的汽水。我当年离开后竣工的那些高楼大厦，多姿多彩，将整个城市的阴沉面貌衬托得更加突出。这个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弥漫着一种全城举丧的气氛，沉浸在一种神秘的灾难之中。
到了西直门，又挤上一辆开往颐和园的公车。一路上，我想到那些上司会打各种官腔来搪塞我，但是我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想起另一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要赤手空拳去闯虎穴了。路上花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到了西苑站下车。周围那些熟悉的景物勾起了或喜或悲的回忆，但是我心事重重，顾不上沉浸在回忆之中。我本来希望，在走到学校门口那段短短的路上，不要碰到熟人。偏偏我运气不好，遇上了一个又一个以前的同事。一共有三个英语系老师，在宁坤挨整之前，他们都是经常和他杯酒言欢的。现在对面走过来，连个招呼也不打。
我走进副校长办公室时，他的女秘书差一点儿惊跳起来。我隐约记起在给我“送行”的那次批判会上，她说的那些恶毒话。现在，我站在她跟前，告诉她我从合肥赶来，有最紧急的事要见校领导。她冷冰冰地说：“于校长忙得很。你和我们已经没有组织关系。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我瞪着她的眼睛，毫不迟疑地说：“巫宁坤快死了。我必须马上见副校长。”
几分钟后，我被领进副校长室。他从一本打开的《毛选》上抬起眼睛，伸手指了指一把椅子。
“李怡楷同志，你好吗？”他以往常那种毫无表情的官腔招呼我。“看见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我们总是很高兴的。你在合肥工作，是不是？你来北京有什么事啊？”
“于校长，我爱人在清河农场病得非常厉害。他快死了。”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请求您帮助。”
“他真的病得厉害？” 他漫不经心地说。
“是的，确实非常严重。他长期捱饿，得了恶性浮肿，有死亡危险。”
“这倒确实是个问题。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帮得上忙。你很清楚，他被定为极右之后就从我们学校开除了。他已经和我们没有组织关系。你也一样。你必须相信农场党的领导，相信党的正确政策。现在所有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大跃进，你必须马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要是你乐意，你可以请安徽大学的党领导给你指示。可是，大跃进时期，在首都转悠，那是要不得的，何况你还是右派家属。”
他还想给我来个下马威！但是我不吃这一套啦，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于校长，我十分清楚我们两人都和学校没有组织关系了。所以离开之后，我从来没有麻烦过您。现在他生命垂危，只有送他去劳教的单位才能救他一命，才能要求农场马上释放他。”
“听说他病了我也感到遗憾。我也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我希望情况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我确信，农场一定会按照党的正确政策给予他一切必要的照顾。你必须相信党和党的政策。你应该马上回去工作。我校实在无能为力，因为巫宁坤已经不是本校的教授了。”?
“确实不是了。可是他在这儿工作过两年，您还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扬过他。”
“我必须纠正你。当时不知道他会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我才说过他是个优秀教师的。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将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我们送他去了农场，给他一个通过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机会。只要他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他最终就能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他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是个专家，他年纪还轻。他只有四十岁，对吧？要是他彻底改造好了，他还能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所以，当务之急不是为他的健康操心，而是帮助 他如何改造自己。”
我忍不下去了。“我感谢您对巫宁坤的关心，于校长。但事实是他快饿死了。我个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不让他死去，使他才有可能改造自己。两天前我见过他，他已人命危浅了。他就亲手埋葬过一个同炕的右派。要是您拒绝采取行动去救他的命，你们给予他的宽大处理就会无异于判他死刑。巫宁坤有死罪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略微提高了嗓子。“我们送他去农场改造时并不知道会发生饥荒。”
“当然不知道。”我豁出去了。“他满腔热情，放弃国外的事业，回来为新中国服务，当时他也不知道今天会在狱中奄奄待毙。当初，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家，鼓励他对党和党的政策提出直率的批评，他也不知道后来会打成右派。”
“谁教他说错了话。”他打断了我。“我们欢迎建设性的批评。”“他太傻，他不知道说什么话才符合要求。他已经为自己的愚蠢错误受到严惩，但是，他该在劳改农场悲惨地死去吗？我们的两个小家伙肯定是无辜的。您可能记得，一丁才五岁，一毛至今还没见过爸爸。他们这么小就该成为孤儿吗？”
“由于天灾和苏修背信弃义，我们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困难。任何人都无权抱怨。人人都必须全心全意支持党的国内外政策。”
“当然必须支持。”我附和说。我看得出他正在找遁词。我已经身在虎穴，只有孤注一掷了。也许他只是一只纸老虎。我继续说下去：“我们还必须帮助党和政府减轻供养这么多犯人的负担，想方设法让一些像我爱人那样的人犯获释。他生命垂危，而且本来就没审没判。我恳求您立即采取行动，以免为时太晚。让一个教授饿死狱中，这对学校、对政府?，有什么光彩？在能够救他的时候见死不救，这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我对您的全部请求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使他将来有可能为人民和党服务。要是您愿意，您不妨在他痊愈之后再将他送回农场劳改。我小时候常听妈妈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希望这与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我恳求您立即采取行动，不然就来不及了。”
“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可惜他以前说了那些话。我来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保外就医。我不作任何承诺。下次校党委开会，我把这件事列入议程。现在你该回合肥 工作去了。”
“下一次党委会什么时候开？”我紧钉着问。
“一两个星期之后吧。”
“我刚说过他快死了，他等不了那么久。您不答应迅速采取行动，我不会离开。您有权采取行动，于校长。我能在学校招待所过夜，等待您的决定吗？”“不，不，这不行，影响不好。我先跟其它领导同志谈谈，然后学校再和农场党委联系。我可以答应你，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得到回音。我只能帮你这么多忙，你决不能再呆在北京了。”
我估计我已经把他逼得够呛了。他是推搪躲闪的，但是在我们交锋的过程中 ，他那僵硬的态度已经显然软化了下来。可怜的人，他是在延安培养出来的冷漠无情的党员干部，但他终究是个人。也许我来闯虎穴的目的还没落空。我心里怀着一线希望之光跳上回市内的公车。
四
在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我突然想到我的一个星期假期只剩下两天了。我该在第二天就登上火车南下回合肥去的。但是，我怎能不让宁坤看到我在虎穴中得到的这线希望之光就走呢？我怎能不带一丁去看看爸爸就走呢？这是我答应过孩子的。他们父子俩被拆散已经三年多了。谁知道要到何年何月父子才能再见面呢？即使还能够再见到的话。假如我带他去农场看他爸爸，那末我就会超假，就得付出挨批挨罚的代价。
我整夜辗转反侧，饮泣吞声，眼前浮现着我丈夫枯槁的容颜。最后我下定决心：我必须带我们五岁的儿子去狱中看他爸爸。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可妈妈比我起得还早。
“你晚上没睡好，怡楷。”我在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柔和的责备。
“是的，娘，不过您也没睡好。”我柔和地回答。“您知道，我得把事情仔细想好。明儿个，我准备带小一丁去农场看他爸爸 。”
“呵，”她顿了一下。“我还以为你今天要回合肥哩。那你就要超假了。你肯定这样没有问题，怡楷？”我在她的目光里看到了忧虑。呵，我非得不断地让我可怜的老母为我忧心忡忡吗？
“不是没问题，娘。”我实话实说。“可我必须做我非做不可的事。要是我现在不带一丁去看他爸爸，这孩子就有可能永远见不到他爸爸了。因为超假受处分，我认了。您别担心，娘。”
“那就去吧，孩子。做你非做不可的事吧。”妈妈柔和地说。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含着泪。
过了一会儿，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票子放到我手里；“这钱是你哥哥姐姐给你的。拿去给宁坤买些好的食品。贵就贵点儿吧。救命要紧啊！孩子起床时我帮他穿衣服。你这就去吧。”
我拿了上次给宁坤装食物的两只空旅行袋，匆匆出了家门。我钻进一条又一条小街，寻找半伪装的黑市食品贩。我哥哥姐姐的工资都很低，我把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送到黑市商人贪婪的手里，心里感到很难受。但是我却不顾一切地抢购我所能找到的食物：煮鸡蛋、熟肉、馒头、煎饼等等。活命的食物，我祈祷，我存着万一的希望。
一丁看见我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回家，就张开两只小胳膊抱住我的脖子，激动地说：“妈妈，你现在真的要带我去看爸爸啦，嗯，妈妈？真的，真是现在？”
“是的，是真的，乖孩子，你高兴吗？”
“太高兴啦，妈妈！该看看爸爸了，你知道。幼儿园每个小朋友都有爸爸。他们总是问我 ：‘一丁，你爸爸在哪里？'走吧，咱这就去！”
“我们得等到明天早上，小乖乖。去那儿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车开得很早 ，所以今天晚上你得乖乖地早早上床睡觉，要不然你到时候会起不来的。从火车站到农场要走很远的路。你必须睡足，才有力气走路。”“咱们为什么得走路？”他惊讶地望着我。“为什么不搭公共汽车呢？”
“乡下没有公共汽车，孩子。你能走吗，乖乖？”我怎能对孩子说，政府不愿为探监家属提供交通方便。
“能，我能走，妈妈！我能走很远的路去看爸爸！”他起劲地夸口说，就像要去作一次愉快的假日旅游。
我在黑暗中醒来，但我已经能听见我娘在厨房里轻手轻脚走动的声音。我身边的孩子还在睡着。我用手电筒照了照手表：四点钟。火车五点半开，现在我必须把孩子叫醒，虽然小家伙还要睡。昨晚他上床很早，可翻来覆去折腾了好久。我给他穿上妈妈给他准备好的干净衬衫和短裤，他还只有半醒。
“这就去吧，孩子。”我们吃完妈妈给做的简单早餐后，妈妈轻声地说。“小一丁，乖宝贝，你得做个好孩子呵。你爸爸看见你会有多高兴。他多爱你呵。”她停了一下，边用手给孩子捋捋头髪发，边对我说：“怡楷，再捎妈妈的话给他，让他耐心地忍受，赶快恢复健康。他没有做错。他只是说话太直率。诚实的人是会受苦受难的。”
我们出门时天快亮了。我每只手各拎一只旅行包，小一丁在一边帮着。一辆破旧的公车在街角停下，小一丁急忙爬上车，又立刻转过身朝着我。“把包给我，妈妈，快！”看着他伸出的小手臂我迟疑着，但司机不耐烦了。我赶紧将一只包递给孩子，他用两只手死劲儿拉进车里。我又拖着另一只包上了车。我对他微微一笑，他也回头对我笑笑。在下一站换车时，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上了车。
在火车上，一丁很快就睡着了。一小时后，我们在茶淀下车，他拖着步子走出车站。然后他停了下来，一屁股坐到地上。我大吃一惊。
“怎么啦？一丁乖乖？你不想去看爸爸啦？”
“我要去，可我没力气走路了。”
我突然明白，可怜的孩子营养不良，身体很虚弱。他也有轻度浮肿病。也许我不该带他来长途跋涉？我向周围看看。在这里下车的旅客，都是女人，已经匆匆向农场走去。我们母子俩在这荒凉的乡野怎么办呢？反正现在不能半途而废了。我把两只包搁在地上，蹲下来盯着孩子。
“来，乖乖，咱俩玩驮驮背吧。你好久好久没玩过了。是吗？”我听起来几乎是很开心的。“那两只包怎么办，妈妈 ？”
“别操心，小老爹。我先背你一段路，再回来拿包。一个来回，再一个来回，多好玩！”
我背着孩子，边走边唱《小肥猪进城》，他高兴得笑个不停。走了四、五十尺路后，我停下来把他放在地上，随即匆忙回去取包。这样往返了几次，太阳升起了。我汗涔涔的，我浮肿的双腿跨不开步了。这样走下去，到农场的十几里路要走几个小时。我坐在路边上歇了一会儿，又仔细看看身边的一丁。孩子显然觉得好多了，我狠了狠心。
“现在你能走了吗，乖孩子 ？”?
“我试试，妈妈，我试试。”
“你是个非常勇敢的孩子。爸爸会为你感到十分骄傲的。”??
于是我们母子俩慢慢朝监狱农场走去，带着两旅行包黑市食物。我不知道在路边休息了几回，不过孩子再也不要驼驼背了。我们到监狱时已近晌午。我们走进探视室，跟我们同车来的妇女坐在那几条歪歪斜斜的白茬长板凳上，一声不响。一丁很快又睡着了，他的脑袋枕在我的胳膊肘上。半小时后，宁坤朝我们走来，步子不稳。他跟上次一样穿着泥泞的衣服，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脸色黄里泛灰。他带着微弱的笑意看着我，好像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一名狱 卒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监视着我们这帮人。
宁坤站在我面前，轻声说 ：“你又来了，走这么远的石子路。”
“我带一丁来看你。”我把显而易见的事说了一下 。
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放在熟睡着的孩子头上，嘴里喃喃地说：“现在是个大孩子了。三年多啦。”这时候一丁惊醒了。一眼看见他爸爸，孩子吓得紧紧贴着我。
“这个可怕的人是谁，妈妈？我害怕，我怕死了。带我去看爸爸，我的大爸爸。”“这就是你大爸爸啊，宝贝！”我焦急地哄他。“快叫吧，叫爸爸！”“爸--爸！”他大声哭了起来。
宁坤垂下了头。我紧紧搂着孩子，不知怎么办。不知不觉，我们的十五分钟已经到了。宁坤和其他犯人一起，急匆匆离开探视室，下地劳改去了。他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一丁眼泪汪汪地看着爸爸远去的身影，始终紧紧地搂着我。可怜的孩子显得疲惫不堪，很快又在我怀里睡着了，满面泪痕。这就是他盼星星、盼月亮的父子团聚吗？这就是我所祈求的吗？不成，我决不能如此轻易地认输。我把睡着的孩子放在长凳上，走出探视室。我走到值班室前，敲了门。
“谁？进来！”
我推门走进去，看见一个身穿草绿色短袖军衬衫和军裤的中年男子坐在办公桌前。
“你有什么事儿？”他点燃一枝烟，悻悻地问。
“我叫李怡楷，同志。我是来探视巫宁坤的。我需要您帮助。”
“我知道你是谁。教授夫人，对吗？”他含讥带讽地说。“这儿不是大学，你知道。这是国营农场，一座监狱，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你两天前来过，现在又来了。你没有正事儿可做吗？”“我知道，可是……”
“可是你又看你爱人来了。巫宁坤是极右，你别忘记你是国家干部，尽管你还和他保持着夫妻关系。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你这么频繁地来看他，这对你不利，对他也没好处。必须让他认识到他的右派罪行是多么严重，他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还有对你本人和你们一家人。划清界限，这对你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赶快离开这儿，回你工作单位去吧。”这些话听来多么耳熟！
“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同志。”我彬彬有礼地说。“可是，您很清楚，巫宁坤的病情很危险，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他埋葬了睡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我带了我们五岁的儿子来看看他病危的爸爸。”
“你怎么能把一个五岁的娃娃带到劳改农场来？这对孩子不好。”
“也许不好，肯定不好。可是我必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孩子跟他爸爸分开已经三年多了。要是他不能得到允许和他爸爸一起呆些时间，也许他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作为妻子和母亲，我请求您允许我和我孩子在这儿和他爸爸一起过夜。这不是过分的要求.再说小家伙也没力气走回火车站去了。”
他扔了烟蒂，抬眼朝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眼睛看着我 。
“小孩子已经很累，大概走不了那么远去车站吧。得啦，李怡楷，根据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我准许你在这儿和巫宁坤一起过夜，条件是你不能再到这儿来。你答应吗？”
“我答应，我答应，”我急切地说。 “我们准许巫宁坤在晚上政治学习之后，到幼儿园的大房间，和你与你儿子一起过夜。他必须在明早五点钟归队，准备出工。然后，你们就必须离开。”
“谢谢您，谢谢，”我几乎是感激涕零了。对我卑微的请求是批准还是不批，他毕竟大权在握啊。
“你记住，你答应再不到这儿来了。”我走出值班室时，听见他在我背后说。
一丁打了个盹后，精神好多了。我急于想摸清楚他对再次见到爸爸有什么反应。“乖宝贝，你刚才没跟爸爸说什么话啊。你不总是说想爸爸吗？”
“那不是我爸爸，家里照片上的大爸爸多好看啊，可那人样子太可怕了。妈妈，你快带我看我自己的爸爸吧！”
“可他就是你爸爸，一丁乖乖。他病得很厉害。他穿着劳动服在地里干活，身上沾满了泥巴。所以他刚才样子就不太好看了。你记得以前他是怎么跟你玩的？他是怎样老是搂抱你的？看人不能光看外表，一丁乖乖。爸爸真好，他非常爱你。晚上他来看我们时，他就会穿得干干净净，很好看了。”
“他真的会来吗？呵，太好啦！我要跟他说话。我不会哭了，妈妈。”
我带一丁到肮脏的探视家属食堂吃晚饭。我们每人一个红高梁面窝头，两人合吃一碗淡而无味的熬大白菜。探视的家属都是中青年妇女。大家都站着吃，因为没有桌椅。大家都吃得很慢，没有人说一句话。吃完饭，我们都到幼儿园那间大屋子去等自己的男人。一丁拉在后面，自个儿在幼儿园游戏场上玩。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听说我们的男人们要很晚才能出来。不知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检讨会要开很长时间。
我坐在炕沿上，和身旁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青年妇女说起话来。原来她是位大夫，来探望她的丈夫，他也是大夫，被划为极右。
“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在学校时和一个什么人有瓜葛。” “什么，……！我爱人巫宁坤也和那个有牵连。还有他的一些好学生。”
“我姓江。我听我的两位堂哥讲起过巫教授。”
“哦，大江、小江！我认识他们。反右开始后，小江还在我家住过几天。他们俩怎么样？人在哪儿？”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才小声说：“死了，两个都死了。他们拒绝承认被指控的罪名，被定为死不悔改的头目，判了无期徒刑。他们死在狱中。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她又哭了，我轻轻地在她肩上拍拍，也止不住眼泪往下流。我亲爱的苦难的姐妹们，我为你们和你们的亲人祈祷，为生者和死者祈祷。
突然间，我听到小一丁激动的叫喊：“爸爸来啦，妈妈！”他奔到我身边，宁坤和十来个难友慢慢地走在他后面。宁坤的脸洗干净了。他那打了补丁的衬衫看上去也很清爽。
“一丁乖乖，你现在记得爸爸了吧？”宁坤迟疑地低声问道。
“我的大爸爸！”一丁扑进了爸爸张开的双臂。我的眼睛模糊了“你决不能犯傻，”我对自己说。“现在是高兴的时候。宁坤还活着，父子团圆了。”宁坤想把孩子举起来，就像在家时常做的那样。我脑子里闪过吴老师举孩子的镜头。但是我看出他现在太虚弱，没法把孩子举起来。
“呵，乖乖，你现在成了大孩子啦。你不是小丁丁，你是大丁丁了。大爸爸不能再把你抛到空中了。记得以前爸爸把你抛多高吗？”
“我记得，我记得，大爸爸！那你为什么不回家来呢？我不喜欢这地方。妈妈一天到晚忙，总也没空和我玩。你真差劲！”
“太对不起啦，我的宝贝。爸爸没法子。”他轻轻笑出了声。我不得不强忍住眼泪。但宁坤还是高高兴兴地说下去，虽然他的声音走了调。“咱们来弥补一下吧 。”
“那你给我讲个故事。你已经好久、好久没给我讲故事了。”
“你先给爸爸背首唐诗吧，丁丁。”我插嘴说。“爸爸还没听你背过哩。”
“好的，我来背。我会背十多首了，爸爸，你爱听哪一首？”
“我不知道你会背哪些，大丁丁，你随便背哪一首爸爸都爱听。”
一丁一字不顿地背了一首七绝。宁坤搂住他亲了又亲。
“背得太好啦，真是太好啦！你长大也可以当个诗人。你给我说说这首诗讲的是什么，我好久没听人念过唐诗，听不大明白，脑子不灵了。”
“呵，你太笨啦，爸爸！这首诗很好懂的。一个人年青时候离家，等到他再回到家里，头髪发已经白了。家里的孩子都不认识他，问他是从哪儿来的？你说好笑不好笑？”
我觉得这首诗太好了。“大丁丁，什么时候爸爸回家，你会不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罗，别说傻话，爸爸。你不会在外面呆那麽久的。现在轮到你给我讲故事啦。”
“好，孩子。来，坐在我腿上，就像在家时一样。”
孩子在他腿上坐好，宁坤就像往日在家里那样讲起故事来，声音很轻，一板一眼的，一边轻轻摇晃着孩子。
“从前，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幸福的人家。爸爸是个采珍珠的渔民，他本事很大，会钻到海底去寻找美丽的珍珠。妈妈又年青又美丽。他俩非常相爱，也非常爱他们的小男孩。”
“小男孩叫什么名字？他几岁了？”
“他叫小狗子，大约四、五岁，跟你岁数差不多。他们很穷。有一天，小狗子的好爸爸采到一颗很大、很大的珍珠，那颗珠子值很多、很多钱。城里一些坏人看到大珍珠就起了坏心，想把它抢走。后来，他们就假造了个罪名，把他关进大牢。后来”
我看到孩子脑袋耷拉了下来，也像在家里一样。大炕对面的墙角上立着一张童床，摇摇晃晃的。我把孩子抱过去放在床上，宁坤在他脸上亲了又亲 。
我俩回到炕边。我这才注意到其它十来对夫妻全都已经和衣上了炕，脚上还穿着布鞋或凉鞋。他们一个挨一个整齐地排列着，仿佛是泡在有咸味的泪水里的沙丁鱼。我对宁坤笑笑，他也对我笑笑。我们似乎已经失去哭的能力了。
“咱们也躺下吧，这么一天下来把你累坏了，怡楷。”
“你才真的累，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儿。”
“是啊，大伙儿都累了。”他指指和我们同炕的同路人。“咱俩也随俗吧。”
我俩挤进留给我们的那点小小空间。我特为让他睡在我的左边，因为他的左耳是聋的。我俩脸朝脸躺下，我就对他那只好耳朵讲起话来，不过那只耳朵好像也不太好了。想必饥饿也减弱了他的听力。
“丁丁刚一看见你就哭了，也认不出你，我希望你别介意。”
“我怎么会介意？这是很自然的。我倒是为整个事情感到难受。为什么一个小孩子该被带到这种鬼地方来？”“你是说我不该带他来这里看你吗？”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很高兴他来这里看到爸爸的悲惨处境。他会记得的。谁知道我是否能活着再见到他！”
“别那么说，宁坤。我有一点儿好消息。”于是，我简单地讲了一下北京之行的情况，以及于副校长怎样终于答应帮忙。“我觉得有希望。全国有千千万万人饿死，但是让一位大学教授饿死在监狱里，那究竟不一样。他们可能乐得将你推给我，是死是活全由我们自理，正像他们迫使家属供应犯人一样。我们必须永远保持求生的勇气，我们一定要永远不丧失希望。你一定要恢复健康，哪怕只是为了我，为了丁丁，为了还没见过你的小毛毛。”
“我很难受，怡楷。我决不能让你为我担忧，你的负担已经够沉重了。只是有时侯我觉得非常虚弱，非常消沉。好，我一定要恢复健康，一定。即便是要从孩子们嘴里抢食物。”“你最需要食物。食物便是你救命的药。孩子们有我管，你别担心 。”
“让我像国王般大吃大喝，而把忧虑和捱饿的孩子全都留给皇后，嗯？”“你老是逗我，宁坤。”
接着，为了改变话题，我告诉他我把他的书全都好好保存着。他那只完成了一半的《乌托邦》和《巴尔姆修道院》的译稿，我都仔细地包扎好了。他必须赶快复原，回家完成这些工作。
“乌托邦，顾名思义，是永远无法实现，永远完成不了的。那位可怜的圣人，他为他的乌托邦付出了他的头颅。要是我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宁可搞出一个《哈姆雷特》的新译本。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莎翁的悲剧和丹麦王子铭心刻骨的受难和我同在。啊 ，‘丹麦是一座监狱！”
随后，他讲他在农场劳改的情况。只要有力气干活，下地劳动他并不在乎。他还讲了管教干部们的情况，有些恶劣，另一些也颇通人情。还有那些代食品，吃了不当饱反而生病。还有那些已经饿死和命在旦夕的难友们。他讲得很平静，不带怨恨之情，仿佛只是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给他讲些孩子们的趣闻，那些会使他感到不安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讲着讲着，一会儿也没睡。我想起他早上又要去做苦工，就坚持要他睡一会儿。正在这时候，尖厉的哨子声刺破了夜的宁静。男人们都一骨碌爬起来，急急忙忙走出去。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宁坤已经走了。我跳下炕，走到门口。在半明半暗之中，我可以看出宁坤幽灵似的身影消失。主啊，他还能熬多久？我们何时何地才能重见呢？
五
六月初三是我们女儿的三岁生日。可怜的孩子还不认识她爸爸哩。到监狱去见见尚不相识的爸爸，看起来不免凄惨，但这是我能给我女儿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可是，我答应过那个值班员不再去探监。他会宽容我的失信，允许我再见宁坤一次吗？一毛会跟一丁一样给爸爸那副可怕的样子吓坏吗？
我带一丁探监回家，看见一毛正在和我大哥玩。
“妈妈，你带哥哥到哪儿玩去啦？我找了你们一天！姥姥总跟我呆在一起。”
“我带一丁去看爸爸了，我们玩得很开心。明天你想去爸爸那儿过生日吗？”
“我不要去。我就在这儿和我爸爸一起过生日。”她指指我大哥。她跟姥姥住在我大哥隔壁房间里，已经习惯于跟着同年纪的表哥叫他爸爸 。
“可你还有一个爸爸，小毛毛。”我娘哄她说。“你一定得去看他。你哥哥已经去过了。”“呵，是的，大爸爸多好啊！”一丁插嘴说。“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会钻到海底采珍珠的渔民，真好听。”“我也要听那个故事，妈妈 。”说着，一毛扑进了我怀里。
我很高兴这么容易就把一毛说动了。不过，我还得帮她为这次见面作好准备，以免她到时候害怕。还有，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从车站到农场那段长路就更难了 。
第二天早上，我背着一毛，手里提着一旅行包黑市食物，走上了那条漫长的碎石子路。没走多远，我那两条不争气的腿就吃不消了。我把一毛放在地上，坐在路边歇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可能像哄一丁那样哄一毛走那么远的路。偶尔有一个农民打我们眼前走过，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过了好久，我看到一辆马拉的大车从车站方向过来，我认出赶车的就是那个已释放的劳改犯。我爬起来大声招呼他。
“老王，真高兴又见到你。你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你用过我的屋子，还答应给我带真正好吃的东西来。”?
“我今天带来了。这是我女儿。小丫头走不动，你能让她搭车去农场吗？”
“我看能行。不过，你看得出来，车上装满了东西，马饲料又喂得太少。我想您就甭上车了。”
“呵，我可以跟着车子走。毛毛，来，王爷爷让你坐他的大马车。那不是太好了吗 ？”
“谢谢爷爷。要是您爱听，我可以给您唱个歌。”
“多可爱的小姑娘！快上车吧 。”
一毛在车上坐稳，我就从包里拿出一盒饼干送给老王。
“好，你真客气。把你的包也放在车上吧。”
老王急不可待地撕开盒子，津津有味地大嚼起饼干来。没多大功夫，他就把一盒饼干吃光了。他扔掉空盒子，咂着嘴说：“哎呀，这饼干真好吃！欢迎你再来用我的屋子，没问题，没问题 。”
到了值班室，我又来到那位值班员面前，准备他对我大发雷霆。反正豁出去了。
“干什么，李怡楷？”他吃惊地说，但并不是怒气冲冲的。“你说好不来的，怎么又来啦？我对你和你右派爱人这么宽大，你却不守信用。我们可以把你的表现报告你工作单位，你知道。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嗯？你很清楚我不会让你再见他的。”
“这是我们的女儿。”我指着坐在我腿上的一毛。“她是在她爸爸离家后出生的，今天是她三岁生日。”
“你带她来这么个地方过生日，第一次见她父亲，真有你的！小姑娘好漂亮！”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好吧，好吧，你是个心气很强的女同志，我拿你有什么法子呢？我知道我这人心太软，可是，得啦，等你爱人收工回来，你再见他一次吧。十五分钟，一分也不多，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你可答应？”
“我答应，我答应。他若身体好了，我也就安心了。他若好不了，我再来也没用处了，对吗？”
“我要书面保证。”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白纸。
我从他办公桌上拿起一枝钢笔就在纸上写下：
保证书
我保证不再来探视我爱人巫宁坤
李怡楷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
宁坤又一次看见我，同时第一次看到女儿，他那呆滞的双眼露出了喜色。我事前尽力向三岁的孩子作解说：爸爸因为有病还得下地干活，生产粮食给我们大家吃，身上穿着带泥巴的劳动服，样子会很难看。然而她还是被爸爸的样子吓坏了。我紧紧搂着她。提醒她我昨天和今天在路上跟她说过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就笑眯眯看着她父亲，羞答答地叫了一声?“爸爸！”
“这就是我的小公主！”宁坤笑逐颜开地说，但我听得出他的声音里含着眼泪。“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真是一只小凤凰！可惜咱们今天不能在咱家的宫殿里庆贺你的生日，小毛毛！”
“不要紧，爸爸。妈妈说你快回家来啦，明年咱们在我的宫殿里庆贺我的生日。”
“可是你的宫殿在哪儿，我的小公主？”
“在我故事书的森林里，当然嘍喽。你多傻，爸爸，连这都不知道！”宁坤和我都笑了起来。
“爸爸，我过生日，你不亲亲我吗？妈妈亲了。姥姥亲了。大伙儿都亲了。”
宁坤踌躇了。“我这身泥巴会弄脏你的嘴巴和漂亮衣服的。”
“别犯傻，爸爸！姥姥会给我弄干净的。来吧！”
宁坤把她搂在怀里，亲了又亲。
“你是个心气很强的小姑娘，跟你妈一样。我太高兴了！”他又朝着我说：“有一天，这只小凤凰会翱翔云霄，在天堂门口歌唱！”我们的十五分钟一转眼就过去了。配给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抗争。宁坤急匆匆赶往地里去劳动?，他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我瞧见眼泪流下他那苍白的两颊。
第十章 暂回人间 1961-66
1961年6月29日，中午过后不久，我和几百名劳教、劳改犯一起在农场收割小麦。骄阳似火，汗如雨下。忽然，值日队长通知我去和一名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我心里有点打鼓:人事干部找你往往没好事。来人是一个中年男子，身穿短袖白衬衣和草绿色军裤，蹲在打谷场边上的树荫下。他用近乎正常的声音招呼我：
“巫宁坤吧？你生病了，对吗？现在怎么样？”
“好一些了，”我含糊地回答，还不知他的来意。
“那就好。农场领导决定让你回家，保外就医。革命人道主义 ，你明白吗？”他用官腔宣布。“你现在就回队部去，先把帐结了，然后收拾行李。明天一早，总场有大车送你，还有其他几名保外的，一起去火车站。明早八点整，你在分场大门口等着。人事科有人来发给你一张火车票。保外期间要好好表现，明白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没什么话要说，只含糊地说了声“谢谢”。事情的变化来得突然，虽说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却也简单得不可思议。复杂的感受让我不知言从何起。“你回家，保外就医。”那么简单，那么说一不二，正如当年不经审判一下就罚我无限期的劳教。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听任社会主义政治风云的摆布！自从那个四月十七我被押上囚车之日，三年多的黄金岁月被糟蹋了。我无日无夜不梦想释放回家。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亲人身边，可是又觉得前途茫茫。会思想的芦苇连思想也不会了。我疲惫不堪，连怨恨的力气也没有。我只想摆脱几个月来如影随身的死亡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同班的难友，爬上大车，从人事干部手里接过一张硬席火车票和保外的文书。我必须在天津换车，于是我下车后坐上一辆三轮车直奔幸福里岳母家。熟悉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似乎不真实。我真的是在生者当中吗？在胡同口，我撞见了怡揩的一个侄儿，四年前最后一次见面他才六岁。他没认出我，正如不久前一丁来探监时背给我听的那首唐诗里说的，“儿童相见不相识。”他一定给我的囚首垢面吓坏了，一认出我来就飞奔回家，用最大的嗓门儿喊道：“老姑父回来啦！老姑父！”我的岳母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泪流满面，马上就去给我泡一杯热茶，老人家知道我爱喝茶。我告诉她我是被批准保外就医回家，她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怡楷的众位兄姐看到我的惨状都流泪了，但庆幸我活了下来，又放了出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说大家给我送去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救了我的命，想让老人家感到欣慰，反而又引她流泪。当时一毛住在大姨家，就在附近，三姨去领她回来。我女儿起初不认识我，过一会突然想了起来，一下扑到我怀里：“你是爸爸，妈妈带我去那个好怪的地方看你。噢，爸爸！我不让你再回那个可怕的地方去！”我答应她我决不回去，姥姥听着又流泪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给怡楷发了个简短的电报，告诉她我四号到家，然后就先搭火车去北京看望老母和妹妹。那天正好是“七一”、中共的四十大寿。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相形之下，下面的行人好像小人国的侏儒。我想起五年前我从观礼台上遥望他踌躇满志向广场上狂呼“万岁”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又想起一年后他用“阳谋”坑害了无数知识分子，两年后又搞“大跃进”，不知又害死了多少人。一座座新建的高楼正面悬挂着红彤彤的条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和公车上面有菜色的乘客、沿街食品店里空空如也的橱窗，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想起十年前初次来到这座古城新都时犹如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土的感受。现在我觉得更像一个从死亡归来的游魂，我口袋里的保外文书把我和首都的芸芸众生划清界限。这些好人会怎么想，若是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件？他们会不会，像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那个小城镇安分守己的居民看到新释放的犯人华尔让的黄护照时那样，吓得退避三舍？或者，他们会不会，像小说中那位慈祥的主教那样，为一个“危险的犯人”提供食宿？幸好我不需要到一个小旅店去求宿，而受到老母和妹妹泪如雨下的接待。
我们之间没有多少话要说。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活着来到她们面前，这就够了。其余的就意在不言中了。下午，他们陪我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园去散步，离半步桥也不远。我一点也不“陶然”，只能和亲人一起欢庆我从死亡的阴影里归来，明媚的阳光闪耀着新生活的希望。
7月2日，我搭一班早车回天津，当天又搭夜车去合肥。那是我先母的故乡，我仿佛又要回到黑暗的子宫，从头开始生活。7月4日中午到达，我走进候车室，拖着我的行李和两条浮肿的腿，汗流浃背，倒坐在一条肮脏的长凳上。等了几分钟，只见怡楷急匆匆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但是你终于回家了，我太高兴了。小丁丁着急等着再见大爸爸哩。”我盼星星盼月亮等这个团圆的时刻，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年离别，受苦受难，我们俩又在一个新城市来到一起。我心潮起伏，如果我开口说出我的感受，我一定会放声痛哭的。我只轻轻地说：“终于回家啦！”怡楷见我热得累得不行，又跑出去给我买了两根冰棒。然后又跑出去雇了一部双座的三轮车。等我吃完冰棒，我俩就坐上三轮，在灼热的阳光下前往安大校园。一路上，她告诉我，她好不容易才请下假来接我，部分原因是我的电报没有签名。我咕哝道：“省几分钱买根冰棒。”她说：“我理解。但是他们看事情总不一样。我的顶头上司‘小辣椒'质问我：‘你怎么知道电报是你爱人发来的？他在接受劳动教养，是不是？他怎么可能突如其来就来这里？逃跑还是什么？你不能借口有一份没签名的电报就请两个小时的假。上个月你刚去看过他，超了假。上次小组批评会上，你答应弥补损失的时间。现在你却又要去逛荡了。'我走投无路，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一个党员干部求情，答应他如果接不到你我晚上加班。他们处处给我颜色看。但是我真开心，我那次深入虎穴不是劳而无功。”
两间小屋子比“栗子壳”大不了多少，但是我自视为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因为我又和妻子、儿子在一起了。不过，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上午，怡楷带着我的保外就医证件去保卫科给我报户口，却被复员军人史科长拒绝了，他说材料不够，必须有更正式的文件和我的人事档案才能申报户口。如果月底以前收不到材料，我就得回劳改农场去，否则就作为逃犯送交本地公安部门。怡楷问他公家是否可以给农场发个电报索取有关材料，史科长驳斥道：“难道你认为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专门发电报帮忙把一个罪犯留下来？”外语系领导的意见也一样。走投无路，我只得起草一份给农场人事科的电报，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又不得不写长一些，由怡楷自己掏腰包去发了，希望能让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僚主义挪动得快一些，不致误了史科长任意规定的期限。在等候发落的期间，我常做恶梦，或是被当做逃跑犯五花大绑押解到一个边远的新劳改营，就像兴凯湖放猪的小陈那样，或是用华尔让的黄护照到了一个法国小城镇被赶进狗窝。这种提心吊胆的等待毒化了我们团圆的喜悦，直到月底最后一天，保卫科科长才不经意地告诉怡楷我的材料都到齐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材料早在我到达后几天之内就寄到了。可是科长大人故意把我们蒙在鼓里，作为对阶级敌人进行的无止无休的神经战的一部分。
每想到华尔让出狱后处处受到歧视的悲惨遭遇，我就很不愿意在安大校园里抛头露面，只得“深居简出”。后来，经不起怡楷再三再四催我尽快去看病，一周之后我终于走出家门，到卫生科去求医。一路上，对面走过来的人瞪眼看我，满脸惊愕的神色。到了卫生科，一位医生轻而易举就诊断我患有严重浮肿和肝肿大，随即开了处方：维生素乙1一瓶、白糖一斤、黄豆一斤。我向医生致谢，因为我知道这些正是我需要的，而到黑市去买要花很多钱。不料，等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女药剂师盯了我一眼，跟我要医疗证。她轻而易举就弄清我的身份，顺手把处方撕得粉碎，扔进字纸篓。
为了补充我配给的山芋乾、玉米面、高梁面，怡楷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市内的食品黑市去找便宜货。当初关在农场，我还能靠自己劳改所得养活自己，每月还能省下几块钱。现在说起来是“自由”了，其实只是挨饿的“自由”。我成了怡楷“养的汉子”。要养活一家三口，她不得不计算她每月五十九元收入的每一分钱。平均每天合一百九十六分，除去房租、粮食定量、水电、家具租金、幼儿园学费、一丁医疗费、工会会费等等，就所剩无几了。靠宁慧每月支援我三十元，我们可以从黑市补充一些植物油、鸡蛋、红糖、大米，和少量猪肉。鸡蛋一般要卖六毛钱一个。有一个星期日，怡楷从外面采购回来，用一条手绢包着四个小鸡蛋。她高兴地说：“一块钱四个，真便宜！丁丁，今天中饭可以吃炒鸡蛋啦！”一丁高兴极了。没想到，她把鸡蛋往碗里打的时候，一股臭气冒了出来。一丁大叫：“好臭！好臭！”他妈急忙走出去，把臭东西倒进垃圾桶。“你这坏蛋！你这坏蛋！”她咕哝道，仿佛在责备一个看不见的人影。
后来，我稍好一些，可以骑我们当年在天津买的那辆旧英国自行车出去，我也偶尔去逛食品黑市找便宜货。看到白面花卷和熟肉，我馋得口水直流，可是我只买得起一毛钱一根的小豆冰棒，在寒风中解馋。还有一次，碰上一个小贩兜售一筐又大又红的苹果，我马上想起在北京动物园一丁被大象卷走的苹果。小贩叫卖道：“大苹果一元一个，又脆又甜，真便宜！”我对自己说：“你一定得给他买一个。别舍不得！”这价钱让我发憷，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掏出了一张一元的票子。一丁一拿到苹果就欢喜得直喊“大红苹果！好香啊！”他咬了一口，我急切地问他：“甜吗？”他咕噜道：“甜倒还甜，就是味道好像棉花一样。”显而易见，没有什么法子补偿他失去的金苹果了。
我的病体逐渐复原。为了减轻怡楷的负担，我也学着做一些家务事。最难的活儿是用旧报纸和劈柴生煤球炉，需要的时候把火搞得大大的，晚上把火封起来过夜。我往往要搞两三次才能把炉子生着。做饭需要好火的时候却往往看不见火苗，不管我怎样用我们的破巴蕉扇拼命煽。有时，一早起来，发现炉子没有一点热气，我的心也就凉了，如同在劳改营发现一个长期挨饿的难友在夜间熄灭了生命的火焰。碰上这种情况时，一丁就从他每月半斤的“儿童饼干”定量中带上几块去上幼儿园。怡楷干脆“枵腹从公”。
合肥的溽暑是令人胆寒的。我们的两间小屋子，白天热得受不了，夜晚闷得喘不过气来，蚊子成群，一丝风也没有。我们尽力用配给的大巴蕉扇扇风，赶吸血鬼。时间一长，汗流得更多，我们只得躲进蚊帐避难。人泡在汗水里，无法入睡，我就给怡楷讲一千零一夜北大荒和清河大狱生与死的故事，同时纳闷儿我们会有怎样的未来。
有一次，怡楷问我，在受了十年的磨难之后，我有没有懊悔过回祖国来。我说：“其实没有。面临死亡的恐惧的折磨，我也有过短暂的痛苦的悔恨。但是一瞬即逝，当我记起有多少人，比我更冤枉，已经饿死或正在饿死。在北大荒大雪封门的日子，我有空闲反思十年来我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在我回国以前，看上去好像有几种途径可供取舍，但我不可能作出其它选择。我的决定是我的一生、我的梦与幻想、我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因缘际会的自然结果。当然啦，最好能让我免喝苦杯，但是喝苦杯肯定胜过与狗腿子们同流合污。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不回来，我就决不会找到你的。”
“现在你又拿我开心了。”她轻轻地说。
“岂敢，岂敢。我实在感到难过，我让你为我的一些选择付出 沉重的代价。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倒觉得近几年的经历激励我向 上，而不是使我堕落沉沦。我还讲不清它们对我的全面影响。但是我敢肯定我决不会徒然受难。毛泽东也为自己的严重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是否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唯有希望事情往好处发展。”
为了克服饥荒，党号召大学教师，像其它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自己动手生产的食物补充口粮定量。报刊大力宣扬“伟大领袖”的光辉榜样，他亲自动手，把中南海的御花园改成了菜园。校园周围没开恳的空地分给了全校教职工。我在分给怡楷的一小块地上种了大豆。夏末秋初，我的体力进一步恢复，我常抱着一把锹寻找没人要的小块荒地，种上蚕豆或绿豆。不久以后，我的行动引起了怡楷一些同事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姓刘的英语教师好打抱不平，他公开说：“巫宁坤抱着锹在校园里开荒，这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活生生的讽刺。应当让他教书，不应当浪费他的才能种绿豆。”由于“大跃进”彰明较著的失败，有些知识分子的嘴巴又放肆了。我有话也没处说，得庆更生就该知足了。怡楷的一些同事倒羡慕我活着回家，因为当时他们的亲人在乡下人民公社饿死，他们在学校连黑袖章都不敢戴。
二
1962年春节假期，我回家八个月后，二舅从天津把一毛送回来了，因为两年来姥姥把自己的饭食尽量省下来喂这个孤儿般的外孙女，结果自己因严重浮肿病倒了。我们对姥姥作出的牺牲感到内疚，但是欢庆全家四口四年来第一次欢聚一堂。
春天一到，瑰丽的玉兰花为死气沉沉的景色增添了一点生趣，我的健康也更有起色。星期日上午，我们带一丁、一毛去逛市内唯一的公园逍遥津，相传三国时代曹操的部将张辽以八百人在这里破孙权十万之众。历史是无情的，成王败寇同样化为粪土，今天生杀予夺的奸雄到头来也无法逃脱同样的命运。对于安大许多人家，逛逍遥津是家常便饭，而对于我们却仿佛是珍贵的生活的馈赠。
其实这公园没什么好玩的。可是，难得逍遥，怡楷和我在两行盛开的白玉兰和紫玉兰之间来回漫步，看着两个孩子在近处的沙坑里玩耍、或者笑着喊着打滑梯、或者在曹操的点将台上互相追逐。我们俩边走边谈，心情比较舒畅，有时谈到我是否有可能早日重上讲台。尽管我的贱民地位造成明显的困难，怡楷知道英语专业急需高年级教师，便鼓起勇气把我们的想法向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提了出来。没料到，李主任不但同意我们的想法，而且几天之内就光临我们的陋室了。
他开门见山就很客气地说：“巫先生，我早该来看你的。但是，如果没有党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新变动，我来一趟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最近召开的广州会议的情况，你一定从报上看到了吧 ？”
“看到了。”
“好。知识分子现在要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受到党的信任，享受更好的待遇。这个对你也适用。1957年你给整得很惨，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要向前看。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我很感激。”我急忙回答，生怕又上钩。
“那就好。我喜欢你的态度。有些知识分子不明白我们党的政策一向是左右交替的。1957年，我们左了，现在我们向右转。这要看情况而定。那天俄语组冒教授用我们党今天右的政策攻击昨天左的政策，我马上警告他：‘老冒，你小心点儿。也许明天你就会因为今天讲的话给揪出来。'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见过的可多啦。”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答道，衷心感谢他对党的变化无常的政策所做的出乎意料地坦率而简洁的分析。“我过去在政治上很幼稚，现在也一样。”
“所以你才碰上那么多麻烦。你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国文学专家，我们正缺像你这样称职的教师。你管你的教学，我们管政治。你头上还戴着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加‘劳教分子’，目前还不可能恢复公职。我们想让你先当临时工、合同工。这还得由校党委正式批准，不过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既然党有新政策，你又有真才实学。”
第二天，英语教研室主任杨教授来访，用流利的英语和我讨论英国文学。这次专业性的拜访实际上是一次口试。过了几天，系里就通知我九月起当临时工，合同每三个月签一次。每月工资六十元，不到我当年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且不能享受一般教职工的福利，包括大学生都享有的公费医疗在内。为了我备课的方便，住房增加半小间，搬到132楼20号。好在我们早已能身体力行“知足者常乐”的格言。
又过了几天，杨教授再次光临，给我分配了新学年开始后的教学任务。一门课是四年级的高级英文作文，学生二十多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门其他教师拒绝接受的课。另一门课是三年级二十多个学生的泛读课，他还带来两本书给我作教材。一本是捷克共产党革命烈士伏契克的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当时中文译本广为流传，作为革命英雄主义的证言。另一本是近代英国小说家希尔顿的中篇小说《别了，契普斯先生！》两本书我以前都没读过，虽然当年我在昆明上大学时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万世师表》。我很高兴有新的养料滋润我饥渴的心灵，不过二者的结合倒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伏契克的《报告》，据说是他被关在布拉格盖世太保监狱里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偷偷送出来的，简略地记下了他所经受的种种酷刑，和他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英勇献身的精神。我往往为他夜以继日的身心受难感动得泪如雨下，但也无法不感到历史的讽刺：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壮烈牺牲，不过为建立一个在摧残人性方面不亚于纳粹党的政权铺平了道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偏轮到一个共产党劳改营的幸存者来为一个在纳粹酷刑室受害的共产党人作证！契普斯先生是完全另一种的英雄。在他毕生为学生献身的精神中，我看到一种无限温和、无限高贵的情操，可以引导我和学生交往，尽管我的身份很暧昧。伏契克和契普斯都使我在面临新的挑战中感到谦卑。
我用家里唯一的一张椅子当“书桌”，坐在一张小木凳上，一面挥汗如雨，一面为两本读物编写详尽的注释。这时候，其他教师正在度暑假。我把两本注释送给杨教授审查批准，然后交打字室打印。九月初开学上课，第一次走进教室上英三的泛读课，面对二十几个男女青年学子，恍若隔世。顾不上猜测学生怎样看待这个戴着两顶“帽子”的老师，我把精神集中在讲课上面。所谓泛读，作为精读课的辅助性课程，一向不受老师和学生重视。首先，由于受从“老大哥”引进的教学法的影响，英语阅读课早已被简化为学习词汇和语法重点。精读课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一大堆分析语法结构用的专门名词。课文在这个过程中不见了，因此学生并不真的学会怎样读书。泛读课的要求更低，学生只要记几个新单词，会作简单的复述就行了。当年我说过，这种机械的方法是培养学究和奴才的最佳途径。
现在既然在教育原则上没有发言权，我至少可以认真对待我自己的教学工作。我已经为学生准备了详尽的注释，没有必要再在课堂上花时间讲解生词和语法。想到我在劳改营里如何与《哈姆雷特》、杜甫的诗篇、和沈从文的小说相依为命，我就有意探索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通过对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锐感应，培育独立思考，从而有助于一个自由心灵的成长。我朗读《绞刑架下的报告》，声泪俱下，使一个共产党的自由战士在一个共产党的劳改营囚徒身上再生。作为一个热爱学生又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契普斯的形象无形中使我的学生更亲近我，尽管政治辅导员一再警告他们不得与阶级敌人“亲如一家”。学生交来的作业中有时夹带一些表示钦慕的字条，情意那么感人，害得我这“孤家寡人”不禁潸然泪下。一个叫小张的男生聪明好学，他感谢我的“诠释和分析”为他“展现了一个充满奇迹的新世界”。小徐总是沉默寡言，面无笑容，在信里说他非常同情我，因为他教中学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又说我的讲授“照亮”了他压抑的生活。我撕毁了这类字条，又警告他们千万不能再做这种鲁莽的事，否则我们都会在政治上“犯错误”。
同时，一经我班上的学生宣扬，其它班级的学生、青年教师、甚至合肥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有时候，来晚的人就得站在过道里，从开着的窗户听课。怡楷提醒我，“树大招风”。我发现自己进退维谷。一方面，我得满足雇主的期望，他们给我这个宝贵的饭碗，仅仅因为他们相信我是个称职的英语教师。另一方面，我也得躲开同行间的妒忌和政治问题的激流险滩。处于这种情况，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也许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可是，天哪，如果我停止把语言作为人文学科讲授，我对这些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还有什么用处呢？得啦，不管怎样，我也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认识行事，尽管我已经如履薄冰了。
另一门是四年级的写作课，我每周要批改二十多篇英文作文。我们小屋里只有一张从安大租用的小书桌。这时一丁已经上小学，他每晚要做家庭作业，等他九点钟上床才轮到我用书桌。等我坐下开始看作文，我的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为了提神，我开始抽起烟来，我抽的是最便宜的、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杨教授和冒教授抽的烟要贵五、六倍。有一天夜晚，怡楷和孩子们都已熟睡，一个点燃的烟头从我没知觉的手指间掉落铺在我脚下的、一块怡楷从天津家里带来的小地毯上。她给地毯冒出的烟呛醒，一骨碌跳下床，把我推醒，踩灭了刚烧起来的火。她果断地说：“马上上床睡觉。从今以后不许再开夜车，放烟火。”尽管这工作很辛苦，有时在学生的作业中碰到一个新鲜的想法或者说法，好像突然打开一扇窗户，可以看到一颗年青的心灵，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三
1962年9月我开始任教之后，外语系领导派了一名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青年英语教师小冯来跟我进修，同时监督我的思想改造。他在我指导下读英国文学作品，向我交读书报告，我每两周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不言而喻，我不断进步，但离“摘帽子”还有一段距离。小冯是一名复员的解放军尉官、共产党员，但天性谦和，笑容可掬。平常在看过我的思想汇报之后，他总会说几句鼓励的话。若是正好赶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他就会收起笑脸，批评两句“思想改造抓得不紧”。但是他来我屋里听我辅导，总是谦恭有礼，和孩子们有说有笑。每逢寒、暑假回南京或上海探亲，他回校时从来不忘给孩子们带点巧克力或奶油太妃糖，这些奢侈品是他们难得吃到的。我常纳闷，在这长达两年的微妙的双向交流中，他轮流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有过什么样的感受。我“摘帽子”的那天，他就不用再扮演我的政治“告解神父”的角色，也许会感到如释重负吧。
1964年7月4日，仿佛是纪念我保外就医回家三周年，外语系在大学七层主楼一间阶梯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员大会。一位人事处的干部在回顾我的右派罪行之后，宣读校党委决定，给我“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按照事前的通知，我作了简短的发言，再次承认我的右派罪行，感谢党“给我一个新的政治生命”。我泣不成声，仿佛七年来积蓄的苦水冲破了防洪的闸门。有几个同事和我握手，祝贺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李主任答应我，很快就可以让我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同一天晚上，我们还来不及为我重新当上“人民”庆贺，怡楷就接到家里发来的急电：“母病危速归”。怡楷第二天一早匆匆上路，六日抵津，才知道妈妈患肝癌，发现时已是晚期，经手术抢救无效，危在旦夕。老人家在医院病床上还惦着我这个老女婿，怡楷把我‘摘帽’的好消息讲给她听，这是她几年来一直盼望的。为了安慰奄奄一息的亲娘，她又添枝加叶说我已恢复教授职位，享受原先的工资待遇。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一个悲痛欲绝的女儿还能给她垂危的母亲什么别的安慰呢？我怎能忘记她老人家给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如许的爱心和理解？我怎能忘记三年前怡楷三次探监时转告老人家的话，“好人受难，耐心忍受”，一句话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她在7月8日逝世，正好是我们俩结婚八周年纪念日，我清清楚楚记得她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作为“婚宴”。她一辈子生活简朴，受苦受难，而从她自己所受的苦难中，她找到丈夫的力量，尽力帮助受侮辱的和受损害的。她完全无愧于她的受难。
八月初怡楷奔丧归来，副系主任姚老师约她面谈。他通知她，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她教公共英语，因为她丈夫已经摘了右派帽子。至于我本人恢复公职一事，拖到年底，李主任和人事处的交涉毫无结果。外语系党总支一位委员向我宣布，临时工工资待遇加十元，还说：国家经济目前还有困难，这是党组织的“一点心意”，表示肯定我在思想改造和教学工作中取得的进步。事前我已听到，人事处长说得斩钉截铁：“一旦开除，永远开除。”这象征性的加薪意味着我们的伙食中可以增加一些鸡蛋，但是也让我直面我的“新政治生命”：我是一个“摘帽右派”，如此而已。帽子摘了，不错，但仍旧是“右派”，这是今后许多年我无法逃避的政治现实。
阶级斗争的弦放松了一些，我的日子也好过一些。我教四年级泛读课，冒昧从《格列佛游记》选了一些能折射当今中国社会的篇章作教材 。“摘帽”以后，我又被分配教一门四年级的听能课，教材除了北京电台对外广播的英语节目，还有我从外台英语节目选出的片段，这些外台包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日本广播公司等等。学生们都很爱听，或许由于他们是生平第一次听训练有素的本国人讲英语，也或许由于他们注意到北京电台和西方电台报道方式之间的差异。一般公民“偷听敌台”是要受刑事处分的，安大得向合肥市公安局申请特批，准许我为了教学工作需要收听外台，并作录音。在这个省会的全体居民中，只有一个“人民的敌人”可以悍然收听敌对国家颠覆性的宣传！
1964年，中共与“老大哥”关系破裂，双方进行公开论战。“伟大领袖”大声疾呼，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每隔数年搞一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会走上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年底以前，知识分子又被投入另一场政治运动。全国学习中共中央抨击苏修及其盟友的九篇文章，简称“九评”。我们无法知道苏修如何承受这一连串的狂轰猛炸，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成了苏修的替罪羊，被冠以“散布修正主义病毒”的罪名。于是，在英语教研组政治学习会上，我们先一篇一篇地学习文件，然后人人过关，轮流做检讨，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最后接受同事们的“帮助”。身为“摘帽右派”，我敬陪末座，受到同事和党员干部的狂轰猛炸，仿佛我就是“苏修”的化身，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我怎么会和中共昨天的“老大哥”挂上钩的。
在猛批“苏修”的同时，为了保证农村的人民公社不“变修”，全国农村从1962年底开展“四清运动”，肃清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中的贪污腐化。1965年，安大中、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被派下去搞一年运动。老年教师不参加“四清”，又无课可上，1966年初，由校党委统战部长、原外语系李主任率领，到郊区一个公社去“观察四清”。我虽然是个“临时工”，也算“统战对象”，有幸和数十名教授和老讲师同行。我们住在一所小学，轮流到各生产队听报告，了解各生产队和公社干部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然后各人结合自己的“活思想”写学习心得，大多冠冕堂皇，敷衍了事。
在农村“观察”三周之后，李部长又领我们去安徽北方的煤城淮南市，“观察工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淮南市分五个区，每个区都是以一座煤矿为中心的小城镇。我们乘车经过的街道都盖满了煤灰，空气中烟雾弥漫。作为李部长的老朋友、潘市长的客人，我们下榻在可称豪华的洞山宾馆，客房设施包括地毯和现代化的卫生间。白天，我们分乘两部大客车参观煤矿、工厂。每到一处，都有领导干部陪同参观，中午有丰盛的午餐招待。晚间，安排宴请和文娱活动。潘市长设盛宴欢迎，以善饮闻名的姚主任在席上代表大家祝酒，频频用罕见的茅台酒乾杯。散席后，他踉踉跄跄回到屋里，在卫生间地上滑了一跤。马上请来一位外科医生，缝上他脑门和鼻子上的伤口。
这次的淮南之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红旗单位”谢一矿的参观访问。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天早晨，我们来到这煤城的骄傲，煤矿的领导干部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宽敞的会客室。一面墙上挂着大幅的毛主席像，对面墙上挂满了奖旗、奖状，五颜六色，名目繁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奖、最佳矿井安全记录奖、矿井卫生奖、如此等等。我们一面饮茶，一面听党委书记做报告。他首先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介绍煤矿过去在日军占领和国民党剥削下的悲惨历史，解放后迎来的新生。如今，生产突飞猛进，矿工生活无比幸福。可惜我们无法知道生产如何突飞猛进，矿工生活如何幸福。
从会客室出来，我们由几名干部领进贵宾更衣室，换上保护服，包括矿工头上的照明灯。然后，我们先乘电梯下矿井，再换乘小火车，一路上向导讲解地下掘煤工作如何进行。我热切地盼望亲眼看到矿工是怎样干活的。但是上级有指示，向导不能把我们一直带到采煤工作面。我们回到地面，又到更衣室，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接着，向导说要领我们去洗澡。我们先穿过矿工浴室。一间大厅里有四个巨大的水泥浴池，里面盛满了热水。向导说，第一个水池里的水洗黑了以后，第二个水池就开放。他接着又自豪地说：“这些浴池是解放后新建的。”我问他：“我们用哪个池子？”他笑着说：“哪里的话，我们怎么能让贵宾洗大池子？那怎么行？”
说着我们已走到一间单独的屋子，门口挂的牌子上面写着“贵宾浴室”。一名服务员递给我们每人一块雪白的大浴巾、一双浴室拖鞋、一小块香皂。我们在清澈的热水中洗了个澡，水一点也没变黑。
洗完澡，我们去参观位于谢一矿一个偏僻角落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我们首先参观几间展览室，墙上挂的画和玻璃柜里的陈列品说明本地资本家和日本鬼子怎样剥削和压迫矿工。接着是一间“大病房”，当年日本鬼子把那些由于劳累过度和身患重病的矿工关在这里等死。墙上挂着死者和垂死者的图片。病房对面是一间大厅，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三个斗大的字：万人坑。向导说明，在整个占领期间，日本鬼子把死去的和垂死的矿工扔进一个露天大坑，前后一万多人。然后，我们跟着向导走进大门，绕过一座巨大的木板屏障，在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悲惨景象：玻璃板后面是堆积如山的人的骷髅、头盖骨、四肢、身躯。我看着简直透不过气来。我从上小学起就听到过日军暴行的故事，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们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的铁证。而这些尸体不过是千百万受日本侵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几千分之一！万人坑使我们大家都黯然失色，相顾无言。任何一个幸存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宽恕或遗忘？不过，我的思绪很快就奔向近年来人为的大饥荒造成的千百万饿鬼和历年政治运动中整死的冤魂。有朝一日，也会有人为他们建一座纪念馆吗？
大体上，比起我关在大牢里饿以待毙、妻离子散的日子，我和全家的生活都好多了。一毛回来以后，当年夏天老母也从北京回来，全家终于大团圆了。1963年7月2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哪里知道，在祖国的政治地平线上又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它将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我们一家人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
第十一章 牛棚内外， 1966-68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5年，文化领域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苗头。一些著名的影片，诸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官方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星期日，安大常组织全校师生前往市内一家电影院免费看这些“毒草”，然后在政治学习小组会上进行批判，提高觉悟。我从没看过这些影片，今日一见倒是“相逢恨晚”，发现它们在艺术上远胜于那些歌颂伟大的党和共产主义英雄人物的公式化宣传品，实在看不出它们何毒之有。报刊上不仅对“资产阶级”电影和戏剧大张挞伐，连传统京剧也不放过，使人想起希特勒当年对“堕落的艺术”的打击。年底以前，全国的报刊大张旗鼓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年是我的母校西南联大的教授、明史专家。他也是中共的“同路人”，“解放”后入党，近年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红极一时。他根据毛泽东授意写的历史剧歌颂明代清官海瑞，而现在却被一口咬定是借题发挥，为被毛泽东罢官的彭德怀元帅翻案。
1966年春，对吴晗的批判升级。他和《人民日报》主编邓拓、北京市宣传部长廖沫沙合作的报纸专栏《三家村》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毒草。其结果，不但这三位享誉文坛的党员文人身败名裂，而且堂堂的北京市长和市党委也受株连被“一锅端”。5月1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国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除“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显而易见，对一部历史剧的批判不过是发动另一场政治运动的突破口，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运动又将怎样进行。
6月1日清早，从附近的广播大喇叭中，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30新闻播送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全国革命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的语调比1957年反右派的社论更加歇斯底里。我从怡楷的眼睛里看到不安的神色。一丁问我：“爸爸，牛鬼蛇神是什么？”我答不上来，他妈给我解了围：“一丁，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见过。等着瞧吧。”
我急急忙忙去文科楼上八点钟的课，精神有点紧张。一进楼门，我就看到门厅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我飞快地扫了一遍，发现都是针对冒教授、杨教授、和姚主任的，感到松了一口气。也许作为临时工，我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吧。走进教室，发现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便去系办公室了解情况，却看到我班上几个学生正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我想跟他们打招呼，可是谁也不理我。我不知怎么办，走出办公室，碰上杨主任皱着眉头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我焦急地问他：“杨主任，我们从此停课了吗？”他结结巴巴地说：“没有，没、没有。暂时停、停一下。长期停、停课怎么受、受得了？”他的口吃比平常更厉害了。他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儿子，当过海军舰长，从南京一所军事学院调来接替李主任的。他有在莫斯科大学教过几年现代汉语的经历，比较重视业务工作 。
与杨主任的想法相反，课一停就是好几年，我也从此以后就没在安大教过书。学生吵吵嚷嚷要闹革命，校领导慌了阵脚。既然中央文件已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列为斗争对象，校党委就姑且先“抛出”三名老教授和中文系一名常在本地报刊发表文章的青年教师，作为“靶子”。几乎一夜之间，校园变成了一座用竹杆和芦席搭起来的迷宫，芦席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肆意攻击校党委抛出的四个靶子，也不放过其它中、老年教师。我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曲径中游荡，东张西望，暗自希望这一次我或可幸免于难。不久，我就看到一张把我画成“笑面虎”的漫画，下面的说明是“死老虎没死！”我不免有点惊慌：难道这次他们真的要把我整死吗？一张大字报罗列了我的极右罪行。另一张揭发了我的罪恶历史：我当过飞虎队和国民党空军的翻译官。还有一张谴责我在教学工作中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思想腐蚀社会主义青年。我的罪名包括：抵制教学改革，坚持用英文文学原著作教材，而不用中文政治性文章的英文翻译；在听能课上散布敌台的反动宣传；选用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吃野鸭、喝法国白葡萄酒、呷小杯浓咖啡；抬高一名英国资产阶级的中学教师，用来美化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格列佛游记》含沙射影攻击新中国；如此等等。我本指望可以幸免，但我又错了。一名右派分子，哪怕已经“摘帽”，是理所当然的“牛鬼蛇神”。在家里孩子们也把“笑面虎”当作我的绰号，他们哪里想到眼前可笑的胡闹可能会对我们全家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连几天，各系学生写的揭发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遍布全校的大喇叭不停转播《人民日报》一篇接一篇煽动性的社论，或者革命学生声讨四名“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一触即发。6月6日之夜是一个合肥特有的闷热的夏夜。我在蚊帐里好不容易熬到半夜才睡着。过了一会，我就觉得怡楷不停地在用胳臂肘推我，小声说：“你听，多少人叫嚷，喊口号！”我听见校园中心人声鼎沸，迷迷糊糊地说：“学生吃饱了没事干。咱们睡吧。”又过了一会，我还没完全睡着，又听见怡楷更紧急地小声说：“你听，他们在喊你名字，朝我们这边过来。”我还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听外面有人用脚猛踢我们的大门，嘴里喊着：“巫宁坤，开门！开门！”奶奶带两个大孙子睡在外屋，下了床，颤巍巍地打开门。一群我班上的学生冲了进来，叫嚷着“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带头的男生叫汪崇德，英语学不好，但“出身好”，杨主任教我给他个别辅导。他们把我拖下床，拉着我往外走，经过外屋我一眼看见一丁和一毛在墙角蜷缩在一起，又抖又哭。我连忙说：“别害怕，乖孩子。这都是我班上的同学。你们认识他们的。”下楼到了门口，我定神一看，只见外语系几位教授直挺挺跪在我门前小道上，我真有点“受宠若惊”。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搡，把几名老“牛鬼”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
到了球场，眼前的景象令我惊骇：几十位教授和老讲师跪在水泥地上，前前后后挤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一名男生正站在前面一个小台上怒气冲天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我的学生从我背后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倒了。
声讨结束，一个刺耳的男声从大喇叭里宣布：“革命的同学们！今晚我们在揪斗安徽大学的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人民的敌人一直在梦想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天堂！但是我们胜利了！现在让我们收兵，准备明天继续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屋里，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钟，全身酸疼，头昏眼花。我纳闷这种流氓行为和所谓的文化革命有什么关系，我的脑子也无从理解这么不可理喻的行为。我倒是想到，在希特勒恐怖统治早期，纳粹冲锋队员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不过社会主义大学生不分青红皂白揪斗自己的老师更加荒诞不经 。
第二天上午，全体“牛鬼蛇神”、各系教授和老讲师，连同我这名临时工，一共四十多人，在一间会议室听报告。统战部一名干部大讲，我们为资本主义复辟，犯下的罪行如何严重。他强调，学生夜晚采取的是革命行动，完全是由“牛鬼蛇神”的可疑活动挑起的。他们正义行动的威力粉碎了我们的复辟梦。所以，我们要回去深刻反省，书面汇报，学生的革命行动如何给予我们深刻教育、如何“触及我们的灵魂”。简言之，我们要承认罪有应得，同时感谢党和革命群众竭尽全力把我们“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淖中挽救出来”。
从此我又成为“专政对象”，离我“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有话放在心里，却仍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显而易见，并不是因为我做了或没做什么，而是因为我已经被永久打上“阶级敌人”的烙印。1958年，我是原单位唯一被打成右派的教授，成为众矢之的。我是个例外，连我自己都怀疑过我是否咎由自取。今日环顾左右，这么多前不久才戴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桂冠的衮衮诸公和我“同流合污”了。我揣度，在“伟大领袖”亲自领导下，“伟大的党”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陈出新，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给知识分子安上一连串罪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文革是反右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升级。因此，我觉得没有理由怪罪自己，反倒感到轻松得多，虽然我又得重新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自己”，一名临时工混杂在数十位教授和讲师当中“鱼目混珠”。
全家又受到株连。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被勒令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同时又要她提防我“一时糊涂干出什么自绝于人民的蠢事”。怡楷请他们放心：“感谢同志们关心。但是巫宁坤不会糊涂到那个地步。何况，他小时候母亲就上吊死了。他早就免疫了。”三个孩子经常听到同学骂他们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八岁的女儿在路上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按照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在一张旧报纸上描了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巫宁坤！”的大标语，又在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标语被单独贴在十字路口一块牌子上，十分引人注目。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成天孤零零地坐在一个墙角，两手搁在膝盖上，呆呆地看着别的孩子嘻嘻哈哈地玩乐，回家后仍然发呆，甚至被人怀疑是个哑巴。
二
八月中旬，“红卫兵”得到“伟大领袖”的祝福在北京诞生，从此飞扬跋扈，任意揪出文化界名流和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时隔不久，戴着红卫兵臂章的大学生从京城降临安大校园，“传经送宝”，推广他们“横扫牛鬼蛇神和四旧的革命经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也奔赴北京和其它城市进行“革命大串联”、“交流革命经验”。乘车乘船一概免费，食宿一概由接待单位负责免费供应，一代青年倒是实践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箴言。不过其结果，全国交通一片混乱，各旅游胜地却人山人海。九月，本校学生免费旅游归来，身穿时兴的褪色草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耀武扬威。为了加强对牛鬼蛇神的专政，他们从“世界革命中心”北京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传单，宣扬“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非凡的睿智和才能，揭发控诉“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滔天罪行。与此同时，骇人听闻的消息满天飞：红卫兵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任意残害无辜人士，任意抄家，没收私人财物，任意毁坏文化遗产。“红司令”一声令下，千千万万红卫兵誓言“砸烂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色恐怖开始席卷中华大地了。
九月中，有一天中午，一帮红卫兵又闯进我们家，高呼“打倒江钟杰！打倒地主！”这是我继母的名字，“解放”后她受我早已过世的父亲株连被划为地主。她正坐在她的小床边上喝茶，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生猛扑上去，一边一个抓住她，嘴里喊着“走！老地主！”吓得老人家浑身哆嗦。
“让我先上一下厕所吧。”她哀求道。
“你是想耍什么花招吗，地主婆？”怡楷插话了：“奶奶有糖尿病。她得常上厕所，尤其是精神紧张的时候。”
“你能保证她不企图逃跑吗，李怡楷？”
“没问题。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厕所只有一个门。”
“好吧，你去吧，江钟杰。我们在外面等你。”
两个钟头以后，老人家才颤巍巍地走进家门，白发散落在脸上。她倒坐在小床上，一丁急忙拿起热水瓶给奶奶掺了茶，一边端各起杯子递给她，一边轻轻地说：“奶奶，先喝口茶吧。出了什么事儿？”。我突然觉得几个月来一丁长大了许多。他刚十岁，可是他的童年已经被扼杀了。
“完了，完了，丁丁乖乖！你快没奶奶了。”她边说边哭了起来。 “奶奶，您镇静一下。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儿，”怡楷边说边坐到她身边。
过了一会，奶奶才接着说：“她们先把我押到篮球场，我一路走一路抖，她们还骂我走得太慢。我不知道一共搞去多少老人，男的女的都有。红卫兵先让我们排好队，押着我们在校园里游街。他们一路喊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某某某！把地主统统赶出安徽大学！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什么的。然后又把我们押回球场。一个男生红卫兵训话，大骂地主阶级犯了多少罪。最后他命令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安大和合肥市。如果我们不执行命令，就要倒大霉。那我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身为牛鬼，一筹莫展。一个以敬老闻名的社会，怎么能堕落到迫害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大学生、民族的精英，怎么能这么快就堕落成毫无人性的暴政工具？我的义愤自然也是白搭，到头来还是怡楷出面去想方设法。
“奶奶，您镇静一下，休息休息。我总说，天无绝人之路。我现在就去找红卫兵讲讲道理。”她去了快一个小时才回来，神情沮丧。
“我跟他们说，奶奶今年七十一岁了，糖尿病很重。她老人家只能跟我们住。她没别处可去。我看不出她呆在学校对任何人有什么害处。他们回答我：很遗憾，不过那跟我们没关系。北京和上海已经带头把地主分子赶回原籍。你一定听说了他们是怎么干的。比较起来，我们太宽大了。我们怎么可能搞例外呢？这是红色恐怖！执行命令，否则。他们现在是狂热分子。别指望他们发慈悲。”
我们跟奶奶商议了一下，决定她只能回扬州去，好歹家里还有堂弟妹可以照料她。也许等局势平静下来，她还可以和我们团聚。第二天上午，怡楷去派出所办手续把奶奶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到扬州。下午，怡楷又去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去扬州的夜车票，回家后再急忙搞了几个小菜给奶奶送行。奶奶说没有胃口，我们好说歹说劝她吃了半碗饭。我们让孩子们先上床睡觉，奶奶拉着一丁的手，泪痕满面。等事前约订的一部三轮车来到，我陪奶奶坐上去。她连一个小箱子也不敢带，怕引人注意。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七十多岁的寡母，患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目送她孤身走上回乡的路，我心里比自己八年前爬上吉普车孤身去充军更难受。我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我的老母呢？不过，比起怡楷家在天津的几位长辈，她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怡楷的舅父舅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家里被红卫兵残酷斗争之后活活打死。她的继祖母和女儿不堪红卫兵的凌辱，双双自缢。四位老人的尸体被扔上卡车送到火化场。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些无辜的老人要被青年学生如此残暴地杀害，而这些爷爷奶奶本来会像自己的孙男孙女一样疼爱他们的？为什么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犯下了这么多无可饶恕的罪行？两年前姥姥去世，怡楷悲痛无比，现在她反而觉得老人家至少逃过了这场劫难。在红色恐怖统治下的国土上，死亡成了唯一的避难所。
不久之后，安大红卫兵开始到教授和老讲师宿舍抄家。在前往某户抄家时，他们一路上敲锣打鼓，高呼流行的革命口号，搞得人人自危。在里面有人家被抄的宿舍楼门口，两名红卫兵手持红缨枪站岗，重现“伟大领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当年农民造反的风采。
一天早晨，大喇叭播发了外语系“红卫兵司令部”的“一号通令”，勒令外语系牛鬼蛇神于上午九时整到水泥球场报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不得违误。名单包括四名俄语老教师，五名英语老教师，外加鄙人。我到达时还不到九点，其它九名牛鬼已经整整齐齐排成一溜，耷拉着脑袋。他们面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服、鞋子、艺术品、收音机、各式各样的家用物品，显然是从他们家里抄来的。批斗现场围满了看热闹的“革命群众”，胜过中华民族传统的“示众”场面。我赶忙站到队末，小小临时工早已习惯于敬陪末座。主持批斗会的一个男生宣布开会，控诉我们大家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他又指着脚下的私人生活用品作为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而我看着这些东西却想到美国人家的车库买卖。然后，他宣称，我们的工资待遇与工农群众相比高出太多，下令每人要当场自愿提出减低工资。我本以为我的工资已经够低的，现在却被逼得吞吞吐吐地说我一个月有三十元就够了。于是我每月一下就少了四十元。然后我们就在校园里列队游街，每人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也怪，我却连一顶帽子也没捞到。一路上押队的红卫兵高呼口号，无非是“万岁”或者“打倒”。游街后，我们被领进文科楼一间教室，一位姓萧的党员俄语教师宣布牛鬼蛇神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改造。完全出乎意料，我竟官封小组长，真是莫大的嘲弄。
当天下午两点是规定我们第一次政治学习的时间。我提前了几分钟，还没到大楼门口就看见我的九位“牛朋”，包括一位满头白发的女俄语讲师，都蹲在楼前的空地上拔草，他们头上的高帽子上下跳动，俨然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一景。我问哈佛人、花白头髪的姚主任：“你们在干什么？谁让你们干的？”他一本正经地答道：“总比什么也不干好些。闲着站在这儿给群众印象不好。”我二话没说，领他们进了教室，各人面前有一张小课桌。作为小组长，我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把高帽子脱下来，各人就把自己的帽子立在自己面前。他们对红卫兵这般过分的卑躬屈膝，让我感到不是滋味。
我问大家： “谁让你们戴着高帽子来的？”
“红卫兵没说过我们可以把帽子拿下来。”哈佛人抢先回答，他是以不折不扣按党的指示办事闻名的。“我们都是罪人，既是资本主义，又是修正主义。我认为我们应当放谦卑一些，表示低头认罪。”
“老王，”我转向一位1950年起义的国民政府外交官。作为起义人员，他在运动中是应当受保护的，我好奇想知道他是否感到党和政府背信弃义了。“你在巴黎是戴惯大礼帽的。用当年的大礼帽换来了你面前的高帽子，你有什么想法？”
“小组长的问题触及了我的灵魂”，前外交官严肃认真地答道。老王是一名老式的小文官，一向兢兢业业，我常纳闷他起义的勇气是哪来的。“大礼帽掩盖了我丑恶的反动的过去。这高帽子更合适，因为它显示出我的真面目。我感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帮助我正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罪行，帮助我触及自己的灵魂。”接着，七十高龄的俄文翻译教师吴老发言，一口江西官话。
“我和老王有同感，不过我的情况比他的还坏，因为我一度是党员。我1922年入党，离建党还不到一年。不幸得很，不久以后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组织还在地下，我无法重新取得联系。为了谋生，我给国民党反动派做事。但是我从来没出卖过党或者任何同志。因此，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叛徒。不管怎样，难道我不是全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吗？和党组织失去联系，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在与党分离的漫长岁月中，难道我不是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吗？解放把我带回党的怀抱，我也从此献身给党的伟大事业。所以我就存在一个幻觉，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虽然我还没有重新入党。突如其来，红卫兵小将声讨我是叛徒。他们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一个狗叛徒。”
吴老平日德高望重，不苟言笑，一转眼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狗叛徒”。我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正在踌躇，俄语组孔教授举手要求暴露思想。
“红卫兵今天上午的革命行动确实触及了我的灵魂。我家里有那么多的‘四旧'。我和它们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早已习以为常。一旦它们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才感到震惊，感到羞耻，我竟然会长期迷恋这些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余。甚至有金戒指和其它腐朽的东西，感谢红卫兵天经地义把它们扫走了。”
孔教授的妻子、白头发的俄语讲师，插话了。“从我的大箱子底下，红卫兵发现了许多我早已忘了的东西。有我的结婚礼服，绣花织锦的 ，实在太腐朽了。我做梦也不会再穿它的，不过我想我大概是留着作为我们婚礼的纪念。多可怕的对四旧的留恋。”
起义外交官又补充说：“红卫兵根本没搜查我的家。他们走进来，很和气地要我交出我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于是我交给他们我的小礼服和一副金钢钻袖扣。地地道道的四旧！”
俄语组冒教授也当过国民政府外交官，他是外语系头号牛鬼，也是全校四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一方面由于他历史复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怪话连篇。平日他讲话俏皮，往往取笑同事或党员干部，此刻他发言却仿佛心情沉重。
“我姓冒，冒充的冒。我冒充是教授、诗人、学者，但我只是个骗子。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小官，我接受过日寇占领时期汪伪政府一个名义。我一向过着腐朽的生活。今天早上堆在篮球场的东西，大多数是我家的。所有的国画、书法条幅、摺扇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四旧。其中有一些是父母传下来的，我一向当作传家宝珍藏。我多年来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和品味的腐蚀，现在我可以把这些四旧看作我肮脏的灵魂的罪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胜过在座的任何人，因为我罪大恶极，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我一向钦佩伟大领袖毛主席辉煌的诗词，相比之下我自己的诗只是垃圾。但是现在我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些宏伟诗篇，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已老态龙钟，但我仍然心甘情愿通过艰苦劳动改造自己。”
我觉得冒教授的检讨也算得上一篇冒充沉痛的杰作，差点儿忍不住以小组长之尊问他，既然“一死”不足以赎罪，他打算死几回？不过我倒真心希望红卫兵不会胡闹到真的把他那些珍贵的艺术品一股脑儿扔进一堆篝火化为灰烬。前两天，红卫兵要放火烧图书馆，幸亏馆长急中生智，对他们说1958年夏“伟大领袖”驾临新建的安大曾亲临图书馆视察，他们才悻悻而去。可是，在市中心，一帮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一位老年学者家中，把他毕生收集的三千册中国古典文学善本书统统扔进他们在门前生起的一堆篝火，老人家痛不欲生，从二楼书房的窗口朝着篝火跳下，当场毙命。红卫兵见死不救，反而当众宣布：“死者顽固不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打成现行反革命。”虽然与京、津、沪等大城市相比，省会的红色恐怖是“小巫见大巫”，无辜惨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第二天中饭后，外语系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我家查抄四旧和反革命罪证。四人小队由小包带领，他是我教过的男生，两年前毕业后留下当助教。他平常见我总是未语先红，今天却绷着脸对我说：“巫宁坤，把你从国内外收到的信全部交给我”。我说：“我们没有保存旧信的习惯。”那是我们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吸取的教训。于是他下令让我开一个和我通讯的亲友名单。我照办。四名抄家客翻箱倒柜，仿佛十一年前肃反时在南开大学演过的旧戏又卷土重来。几小时后，抄家小队收兵，带走几件可疑物品。一件是我的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有十五年前我从旧金山上船回国前李政道用白漆写的“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字样。还有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有我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后和李政道以及我的美国朋友伯顿夫妇的合影。另外还有我的柯达布朗尼儿童照相机、两个从旧唱机拆下的电子管、一个一百瓦灯泡、和几条旧领带。连我们的英国自行车也不由分说被我班上一个男生强征去“闹革命”了。
红卫兵总部又勒令全校牛鬼主动交出属于四旧的书刊文件和其它物品，否则格斗勿论。我选出了一堆中、英文书刊，其中包括我在曼彻斯特学院1948级纪念册《曙光》，这名字在当时倒有点反讽的意味，另外还有我在曼院和芝大的学位证书。我还得自己把它们送到一个新成立的四旧存放室。在去交四旧的路上，我经过起义外交官老王夫妇住的公寓楼。王太太正在从三楼一个窗口大哭大喊：“我不是地主！我是老王的爱人！我要收回我们值钱的东西！”路上有几个人抬头往上看，有人说：“这女人疯啦。”我走到四旧室，发现里面已经放满了图书、艺术品、衣服等等，便自我安慰我的损失和别人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后来听到怡楷三哥世瑜的损失，我却吓呆了。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民间宗教专家，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收集了几千种稀有的“宝卷”，却被街道上的红卫兵用三部板车拉走了，下落不明 。
随后几天，在外语系带动下，各系红卫兵纷纷对本系采取了类似的“革命行动”。全校牛鬼随时随地被揪斗，其余时间在校农场劳动，或干脏活，例如从粪坑把大粪抬到农场。与此同时，大部分革命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免费旅游。旅游客从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带回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除了那些神化“伟大领袖”、歌功颂德的文字，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疯狂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了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的总头目。红卫兵深深卷入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全国分裂成两大“造反派”。时隔不久，派系之间在大字报上的唇枪舌剑发展成武装斗争。到了1967年夏，全国实际上已处于内战状态。
校园和合肥市一样掌握在两个势不两立的武装造反派手里。男女小青年成群结队，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手里拿着大棒或匕首，在大街上游逛，搜索敌对派别的成员。骇人听闻的传说不胫而走。市民没有必要就不出门，后来干脆到外地去避难。怡楷和我不知怎么办，就到火车站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发现站台上人山人海，眼前有一列火车升火待发，不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就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不难想象列车穿过第一个隧道时坐在上面的人就会摔死，后来听说果真如此。这番景象让我想起，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逃难时乘的火车，但哪怕在那时候也没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火车顶上。我们当当机立断，我们只能就地凑合着活下去，而不能拿孩子们的性命去冒这种危险。
一旦党的领导瘫痪，“革命小将”要么外出免费旅游，要么忙于打派仗，牛鬼也就没人管了。校园空荡荡的，夜晚一片死寂。有一天，怡楷找回了我们的英国自行车，她是在一栋男生宿舍发现的，扔在墙角的垃圾堆旁，毁得面目全非，好像一个整得遍体鳞伤的老知识分子。我们在两个大缸里储满了饮水，用所有的票证尽量储备食物。
燃料成了大问题。时值盛夏，煤球停止供应。煤球工人，和其它行业的工人一样，也停止生产，有的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一派，有的去周游全国闹革命。走投无路，我和住在我楼上的一个年轻人在烈日下拉了一部平板车去十几里外的一个煤场，但愿能拉回一车煤球烧炉子。煤场挤满了人和平板车，我们一到就听说我们得自己动手做煤球。排队等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终于付了钱，开了票，去领每户每月二百斤定量的煤。然后是抢一辆小铁板煤车，装满煤灰，沿着一块跳板，推过去，倒进一台煤球机。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二人才光着上身把四百斤宝贵的煤球拉回家。虽然全身黑汗淋漓，我感到一种反讽的满足，有气无力地对一同拉煤回来的年轻人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怡楷和一丁帮我把两大筐煤球抬回家后，我蹲在小厨房里水池上面唯一的水龙头下面，用水冲洗我满身的煤灰和汗水。
有什么睿智的先知能告诉我，这片国土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者走火入魔，还是一个民族正在经历什么神秘的危机？
1968年2月下旬，我收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得知老母病逝。幸而两派的小将忙于打派仗，顾不上对牛鬼专政，我才能向系主任请假一周奔丧。多年来，我常常惦着回故乡一行，怎么也没料到，“三十一年还旧国，”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经过一夜车船的折腾，我这个游子终于踏上了阔别三十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声：“故乡，你的游子回来啦！”可是故乡变化不小，乍一看，几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墙不见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见了，我的脚下是一条板着干部面孔的水泥大街。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两三层的水泥楼房，要多丑有多丑。而我呢，“尘满面，鬓如霜”，形同陌路。我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家门，两扇黑漆大门变成了一扇寒碜的小门，进门后才知道经过“房改”，原来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经住上好几家了。
听堂弟妹们说，老人家是因为缺医少药，糖尿病加剧致死。灵停在她度过最后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的黑屋子里，棺材是用两扇旧门板打的。第二天，我默默地跟在一辆平板车后面，把灵柩送往城郊去安葬。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从小是个孤儿，在叔父家长到三十多岁，后来被嫁给我父亲作填房，接管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父亲赋闲，家里靠典当过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们拉扯大了，还不让失学，谈何容易！后来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国后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满心以为从此可以欢度晚年了。无奈十七年来，老人家受我株连，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最后还赶上文革苦海无边，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脱。
安葬后第二天，弟妹们忙着闹革命，我独自到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故乡似曾相识的面貌，听听久已生疏的乡音。三十一年前，敌军压境，我才十七岁，满心的恐惧和梦想驱使我在腥风血雨中独自背井离乡，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如今梦想早已破碎，恐惧却牢牢地织入生活的经纬，新世界还是镜花水月。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来的，磨难还没尽头哩。
三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在全国范围内闹得乌烟瘴气，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伟大领袖”下令，由解放军和工人分别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和中学，领导革命。1968年春夏之间，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下，两派形成“大联合”，加强对阶级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名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深挖阶级敌人，一一打入另册。
各系红卫兵随时通过广播大喇叭勒令被点名的牛鬼参加劳改。外语系红卫兵首先揪出冒教授、孔教授、“狗叛徒”吴老和我。孔教授夫妇的女儿贴了一张大字报，指控她父母是“反动派”，因为他们开后门让她进了外语系上学。冒教授的儿子勒令他每天劳改回家后在毛主席像前面低头认罪。其它各系相继效尤，被揪的范围从反动学术权威扩大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党政领导干部和各系系主任。我竟然官运亨通，又当上了外语系牛鬼小组长，这时候我的小组已有十多名组员，其中包括李主任和党总支郭副书记 。
李主任十几岁参加东北红军，后来转战抗日和国共战争的战场。他一向以响当当的老革命自居，体内还有一颗日军的子弹，压根儿没拿红卫兵当回事儿，而把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看作党中央内部周期性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料1968年5月16日，这位老红军突然之间发生了猝变。那天是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516”通知发表两周年，安大造反派为了表示庆祝，下令全体牛鬼从早到晚整天劳改。下午，外语系小组全体人马在学生宿舍前面劳动，李主任跟我打了个招呼，说身上不舒服，就坐到路边嗑瓜子儿，后来随便说了一声“老巫，我先走啦，头疼，”就提前下工了。等到我们收工把铁锹和锄头送回工具房，突然听到大喇叭里爆出广播员用歇斯底里的语调播送一条十万火急的通知：
“请注意！请注意！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全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师傅、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顷接北京党中央急电如下：‘党中央确认安徽大学李某某、杨某某二人为苏修特务。上述罪犯应立即由解放军6408部队逮捕，听候处理。’革命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揪出这两名苏修特务！”
我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周围人潮汹涌，奔向李、杨二人住的宿舍楼。几分钟之内，抓特务的小将们从背后猛推两名“苏修特务”沿着校园的大路飞跑，紧跟在后面的人群边跑边喊“打倒苏修特务李某某、杨某某！打倒苏修！”等等。两名罪犯的胳膊被十字交叉扭在背后，头发往后揪，头向上抬。他们身上的白体恤撕破了，李主任光着双脚，杨主任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还穿着黑布鞋。在校园大门口，二人被押上一辆军用吉普车送往市内省公安厅拘留所。
当晚，两名老革命、老党员又被押回校园接受批斗，水泥球场挤得水泄不通。我从远处观看。在全场高呼一连串少不了的口号之后，第一个跳上台的是姓马的俄语教师，他是李主任1958年从南京军事学院带来的亲信之一。他还没开口先左右开弓刷了他的老首长几个嘴巴，然后大叫大喊控诉他多年来欺骗了他的部下。接着造反派小将纷纷上台，斗争两名“苏修特务”，拳脚交加，骂不绝口。革命群众发泄了革命义愤之后，两名“特务”又被押回市内拘留所。以后几年中，除了偶然拉到大会上批斗，两位老共产党员苦尝共产党牢狱的铁窗风味，既不审，也不判。
炎夏，阶级斗争也随着升温。一天早晨出工前，红卫兵头目宣布所有牛鬼必须在右臂佩戴臂章，一律用四寸宽的新白布缝制，用毛笔黑墨写上本人姓名和罪名，当天下午出工前检查。怡楷翻了所有的抽屉，也找不到一张布票，一片新白布。想不出别的办法，她就从我的一件旧白衬衣撕下一块，再用手把边缝好，然后用她清秀的书法写上我的大名和“头衔”。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希望这个能对付。这些红卫兵好像忘掉他们‘红司令’经常挂在嘴上的‘节约闹革命’。”下午，值班红卫兵检查，别人都没问题，一看我的臂章他就扯了下来，扔在地上。
“巫宁坤，这是什么玩意？你是在找麻烦吗？”他对我嚷嚷。“难道你不知道必须用新布吗？难道你不知道边必须用缝纫机缝吗？”
“我们家没布票了。我们从来没有缝纫机。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你不要嚣张，巫宁坤！”他对我大吼。“明天你戴个新的来，要不你等着瞧！”
收工回家，没戴臂章，怡楷一看就明白了。她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了五寸布票，急忙到学校商店花了她一分一分省下来的钱买了五寸白布，又在邻居的缝纫机上缝了边。第二天一早离家去劳改，我亮出崭新的臂章，上面是怡楷手书的“极右分子”四个大字。出门前，我跟她说：“真对不起又给你找了那么多麻烦。不过我真希望他们让我保存那个旧布做的就好了。可以进博物馆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臂章上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副校长年青时入党以前被国民党逮捕过，臂章上写着“狗叛徒”，俄语教师吴老的臂章上有他用工整的颜体写的“狗叛徒”三个大字。归国留学生分别戴的是“美帝特务”、“日本特务”、“德国特务”，如此等等。
安大的牛鬼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上自校长，下至掏粪工人，仿佛也有点“大联合”的味道。浩浩荡荡的“牛鬼大队”正式成立，由化学系摘帽右派姓王的助教任大队长，“狗叛徒”吴老任副大队长。劳改队有这么一位1922年的老党员领导，我感到十分荣幸，又十分滑稽。由老教授、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的劳改大军，每天清早八点整在水泥球场集合，按军事编制排列。值班红卫兵首先批判我们的种种罪行，再下达当天劳动任务，然后由王大队长给各小组分配具体任务。
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大队长本人领导的“重体力劳动”小组。组内其它成员包括张校长、教工工会林主席、体育教研室蒋主任。我们在烈日之下拼命踩水车，从附近的小河把河水车到校农场浇灌乾裂的农田。我们每天轮流把一条龙似的水车扛到河边，仿佛我们是一些原始部族的居民，在履行什么古老的仪式，来驱除一个恶魔。我经过劳改的磨练，对干这苦活本身并不太介意。但是我真不忍看着全省的头号大学的校长被贬成一名苦力，扛着一架原始的水车穿过校园，而不是领导全体教师教育青年学生学习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
更糟糕的是，有时我们被派去干毫无意义的活儿。合肥的八月天气酷热，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开发校园一个偏僻角落的荒地。地硬得像石头，我用铁锹挖了一上午才翻了几尺见方的一小块。我的右手磨出了血泡，我的嘴巴乾得冒烟。终于熬到午饭时间回家，我恨不得马上先吃一块西瓜。进门一听怡楷轻轻地说：“跑了一早也没找到西瓜，真对不起，”我就像小孩一样哭开了。拖着脚步进了厨房，我打开水龙头，大口猛喝不干不净的生水，直到怡楷过来关上水龙头。突然间我感到无地自容。即便在最好的时候，生活也从来不是一次有许多西瓜可吃的野餐。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不是写过：“生活比所有事物的沉重还要重”？那年我在狱中饿以待毙时，我睿智的岳母不是给我带话教我耐心忍受吗？如果我乾渴得没有一块西瓜就受不了，那我怎么能锤炼自己去面对明天的不测风云？
在校农场，场长当了牛鬼，监督我们劳改的工人郑彪是一名复员大兵，彪形大汉，横眉怒目，活像招贴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他突然掌握了专政大权，得意忘形，对一百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任意嘲弄，任意惩罚，任意延长烈日下的劳改时间。酷暑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怵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郑彪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他揪出一个牛鬼，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沈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也快瞎了，拄根拐杖走起路来也趔趔趄趄的。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挨骂挨打，却一直矢口否认。一有时间，他就伏在书桌上，眼睛紧贴纸面，用他优美的书法反驳对他的诬赖。然后他就把写好的申诉贴在公共场所，并寄给本地法院。郑彪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动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沈瞎子，你以为你装瞎就能蒙混过关吗？”郑彪声势汹汹地质问道。“没门儿，老狗！都写在你的自传里头，你还想抵赖？1937年，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当时我是个流亡中学生。为了生活，我在一个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当了三个月的报务员。”
“你敢否认你干的不是军事情报吗？连我这个大老粗也明白你一定参加过特务组织。你想糊弄谁？”审问者得意洋洋地讥笑道。
“我从未参加过特务组织。”沈瞎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从没参加过？你敢再说一遍？”
“我从未……”
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把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打翻在地了。紧接着又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提了起来。
“跪下，低头认罪，你这老疯狗！”
沈瞎子跪下了，一点也不像疯狗，倒像一座古墓旁有眼无珠的翁仲。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微弱，但毫不含糊。郑彪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对瞎子拳打脚踢，倒活像一条疯狗。
“你马上坦白认罪，否则……”
瞎子默不作声。郑彪眼看威胁无效，大吼一声：“你这瞎狗，你是自找苦吃！”话音刚落，他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猛然捅进沈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我自己的眼睛本能地闭上了，我的嗓子堵住了。我身上一阵颤栗，汗流浃背，我的眼睛疼痛。天哪，他还不如承认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尽管根据我自己当过流亡学生的经验，我相信他的话。等我再睁开眼时，只见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瞎子押走了。
“你们大家亲眼看见了，这狗特务多么顽固不化！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打垮了！”胜利者耀武扬威地挥动着铁拳对我们吼叫。“这是给你们大家上一课。我们对你们牛鬼蛇神太宽大了。可是你们别忘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流几滴血吓不住我们。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全部反革命罪行，胆敢顽抗，无产阶级的铁拳就把你打得粉粉碎！现在回去劳动，多干一小时，补上给老瞎狗浪费的时间。”
四
牛鬼分大、小两等。小的分别由各系红卫兵管制，每天劳改、批斗后还可以回家。大的从九月起关进“牛棚”，由校红卫兵总部集中管制。牛棚设在一座男生宿舍底层，四十来人分成六个小组，男的每组六、七人，领衔的是张校长兼党委书记，其余人选包括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宣传部长、总务处长、保卫科长、系主任、老教授等等。女的只有四人，编为一组，领衔的是校长太太、物理系党总支张书记。我这个小小临时工也忝列“校管专政对象”，而且荣任小组长，真有点“受宠若惊”。每间宿舍有四张双层床，由小组长分配床位。进“棚”以后，首先布置环境，在室内墙壁上贴满标语，无非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低头认罪，重新做人”，如此等等 。
随后，六位小组长奉命起草一份集体“认罪书”，组长中包括党委宣传部黄部长，大家当然推他执笔。他义不容辞，驾轻就熟，奋笔疾书，初稿又经全体组长集体讨论修改，字斟句酌，定稿后送请红卫兵头目审定。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挖空心思杜撰的“奇文”大致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
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狗胆包天，竟敢反对伟
大领袖，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光
辉革命路线，真是死有余辜。感谢您的英明伟大，您亲
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一定
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
思想，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
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战
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万岁！
这篇集体智慧的结晶发给全体罪人死记硬背，然后每天清早头等大事就是在过道内集合，全体肃立，面向伟人石膏胸像，齐声朗诵，向毛主席请罪。
牛棚生活常规是白天劳改，晚间在小组会上交代问题，或大会上接受批斗。这时候，全校的青年学子都忙于闹革命，工人阶级忙于领导革命，一切脏活、累活，从掏粪到车水，顺理成章统统成为这一百多名男女牛鬼的专业。我因为有北大荒三年苦役的熬炼，在一群老弱书生之中，当仁不让当上了主要劳动力。合肥的夏天往往烈日当空，不但无雨，而且难得有风，气温经常在摄氏四十度上下。从早到晚，或是拉着满满的一板车红砖，奔来跑去，或是在校农场车水抗旱，日复一日，才真正体会“度日如年”的滋味。
劳改队里千方百计逃避劳动的大有人在。吴老可总是身先士卒，手脚不停。这位皓首书生，他怎能顶得住这无止无休的苦役呢？眼看这老人衣裤褴褛，光脚套一双支离破碎的黑塑料凉鞋，容颜枯槁，腿脚浮肿了。我在劳改营患过浮肿，差点儿送了性命，怎能袖手旁观呢？经我再三敦促，他才跑了一趟校医室，校医给他开了一盒维生素乙1针剂。也不知费了我多少唇舌，他才断断续续勉强做完了规定的疗程。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活像一名苦行僧，他的灵魂深处到底闹着什么样的革命呢？
牛鬼一个接一个病了，只有发高烧才能豁免劳改。有一天正午，大家又热又累，正盼着收工。郑彪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能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名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条粗绳子，哼哼唷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众牛鬼个个汗如雨下，声嘶力竭。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话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家连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慌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去拉一部板来，拉他去卫生科瞧瞧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张校长抬上车，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小人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地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值班的校医看了一眼就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能让他休息。”回到牛棚，我把病假条交给红卫兵头目，又转述了校医的话，他教我不要“大惊小怪”。
每逢星期六晚间不开斗争大会，牛鬼家属可以来牛棚探监。怡楷从不错过这个机会，我们谈话时王大队长在旁监听。他总抱歉地说：“李怡楷，对不起，规定如此。”其实我们毫不介意，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要掩藏的。见面讲两句家常，知道彼此都还好，我们就放心了。有一次，经不起孩子纠缠，她把小一村也带来了。他一见我就问：“爸爸，你呆在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家跟我玩儿？”怡楷替我解围说：“小村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爸爸和王叔叔，还有别的叔叔阿姨，一起住在这里学习毛主席著作？”
九月中旬一个晚上，我女儿一毛送来一大碗饺子，来祝贺我四十八岁生日。面对一个个玲珑剔透的饺子，我看出怡楷的手艺和心意，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还来不及吃，王大队长已经一个接一个把它们掰开了。
“王叔叔，你这是干什么？”一毛噘着嘴问他。“妈妈好费事把它们包得这么好看。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很对不起，一毛。上面的命令！检查里面是不是不是夹有纸条什么的。”
“吃起来味道还是一样嘛，毛毛。别跟妈妈说，”我赶忙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永远不会，”一毛慢吞吞地说。
七年前，我唯一的女儿三岁生日那天，由她妈带着到清河农场来探监，那是她出世后第一次见到爸爸。现在，她是十岁的大孩子了，可以独自来探监，祝愿爸爸生日快乐，我大概也算得上“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
五
从马鞍山钢铁公司派来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到校，工人“师傅”们就认为安大对待牛鬼太宽大了。杀气腾腾的刁师傅来到牛棚训话：“在马钢，我们让牛鬼蛇神蹲真正的牛棚，每天中午在大太阳底下在砖块上跪两小时，向毛主席请罪。不这样，怎么能触及他们的灵魂呢？”随后，每天吃完晚饭，他就驾临牛棚，亲手帮助牛鬼触及灵魂。第一个得到他“帮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学教授王方，他的臂章上写的是“美帝特务”。
“王方，你狗胆包天，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字不漏都打了叉。你居心何在，你老实交代！”刁师傅每晚问同样的问题，嘴里喷出同样的酒臭。
“我当时心不在焉。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我孤苦伶仃的老母。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手在干什么。”王教授每晚作同样的回答。
“你撒谎！你翻来覆去放同样的屁，你这老狗！你以为你就能蒙混过关吗？工人阶级的眼睛是雪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他一面咆哮，一面用他那炼钢的铁拳左右开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
“你为什么玷污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光辉语录，王方？”
“我心不在焉…….”
没等他说完，炼钢的铁拳又落在为人方正的老教授身上了。“你撒谎，你放屁！我教训教训你！”他的教训是刷更多的嘴巴。”你是有意识、有目的干的！你是美帝的忠实走狗！你反对毛主席！你反对光辉的毛泽东思想！你是最恶毒的现行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坦白不坦白？”
“我不是故意的。我……”
“放屁！”刁师傅打断了他的话。“明天晚上在牛棚开你的批斗会。给你一个最后机会，在毛主席宝像前接受批斗，低头认罪。”
第二天晚饭后刁师傅准时驾临，主持批斗会。全体牛鬼四十多人在过道里分别靠两面墙坐好，王方快步走到毛像前，扑通一声跪下，泣不成声地说：“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在火柴盒上玷污了您老人家的光辉语录，罪大恶极，我向您请罪。”
刁师傅喝令罪人转过身面对全体牛鬼，接受批斗。和王方同组的王恒第一个举手要求发言。这位老先生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二级教授 ，因倡议“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后调来安大，摘了帽子。眼下是安大领衔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方的火柴盒罪行就是他揭发的。
“王方请罪是假的，我揭发。”王老教授一口上海官话，难得带头发言。“他装模作样跪在毛主席跟前请罪，其实他是在搞噱头。开会之前，我亲眼看见他用袜子和裤衩捆在膝盖上，他还说这样他跪多久都不怕 。这也算是真心实意请罪吗？”
刁师傅怒吼一声“他妈的！”一把将王方提了起来，又喝令他把裤腿拉了起来。果不其然，两个膝盖上都包上了护膝。刁师傅破口大骂： “你这个混帐王八蛋！你敢当众搞鬼，罪上加罪！”转眼之间，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刁师傅宣布，勒令王方深刻反省，后天交上认罪书，争取宽大处理。
第二天一早，经红卫兵头目批准，王方上午去卫生科包扎伤口，下午留“棚”写认罪书。当晚刁师傅没有按时驾临，大家松了一口气。第三天，还不见他那“雄赳赳、气昂昂”的领导阶级形象，大伙儿倒纳闷儿起来。我是牛棚生活用品采购员，每周一次去学校商店给大家买香烟、牙膏、香皂、草纸等等。这天晚上，大家写交代材料，我早已写过一遍又一遍，便去采购。一到商店门口，迎面碰到刁师傅正从里面出来。他右手拿着一条香烟，左手却吊在悬带里，脸上也横七竖八贴满了绷带，那样子和王方的面谱大同小异。我大吃一惊，连忙问：“刁师傅，这怎么搞的？”他答道：“卡车出事了，倒霉。”听上去多少有点人情味。我又脱口而出问他：“疼吗？”他瞪了我一眼就掉头走了。回到牛棚，我急忙把香烟、火柴送给王博士，又悄悄地把我的“号外”告诉了他。刁师傅从此以后再也没光顾过牛棚，“火柴盒反革命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揭发检举二十年来早已司空见惯，牛棚里当然更不在话下。偏偏“棚友”之中又有保卫科史科长在内。深挖阶级敌人原是他的本职，如今却套上“坏分子”的臂章。为了立功赎罪，他更念念不忘告密、破案，弄得人人自危。和他同组的政教系李主任，“红小鬼”出身，如今却套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臂章。他平日闷闷不乐，寡言少语。这一天，史科长抓住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证，迫不及待跑去向红卫兵头目检举邀功。原来李主任的铺位守在房间门口，门关不紧，风呼呼的，害得他咳咳呛呛。他随手捡了张纸条，折了几叠，用一个图钉把它钉在门框上，把门卡住。哪知保卫科长阶级斗争觉悟高，一下就发现了敌情。他趁李主任去上厕所时，拔下图钉，铺开纸条一看，原来是欢呼“伟大统帅最新最高指示”的小传单，上方印有伟人的小头像，那图钉恰好钉在他眼珠上。这还有得了！
红卫兵头目立刻下令全体牛鬼在过道集合，批斗现行反革命罪犯。史科长手持罪证，揭发罪犯对“四个伟大”的刻骨仇恨，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慷慨激昂，还勒令罪犯交代犯罪动机、作案经过等等。那罪犯受到突然袭击，吓得面无人色，当场扑通一声跪下，一路膝行，来到伟人胸像跟前，放声大哭，呼天抢地：“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本来是您的红小鬼，由于阶级斗争觉悟不高，却堕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泥坑，现在又犯下了现行反革命罪行，完全辜负了您老人家的苦心培养，忘恩负义，死有余辜！我恳求您老人家再给我一个最后的机会，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接着，“棚友”们奉命批判，无非照例给他戴上左一顶、右一顶大帽子。唯有史科长心犹不甘，又拿出办案专家的架势，口口声声“大案”、“要案”、“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如此等等。幸好小将倒有“政策水平”，只勒令罪人深刻反省，写一份认罪书。
史科长“嫉恶如仇”的表现深得工宣队的欢心，在对付顽固不化的牛鬼时对他的专长十分倚重。马列主义教研室有一位以怪僻闻名的讲师，为他提供了“立功受奖”的大好机会。这位怪人，大名杨博廉，平日蓬头垢面，矮小的身躯上套着一身褴褛的灰布毛服，无分冬下脚踏一双漏出大脚豆的破球鞋。不过三十来岁年纪，看上去却已未老先衰。他住在单身宿舍，三餐不正，独往独来。深度近视，不戴眼镜，却手不释卷。熟读马列经典著作，不过不看报纸，因此跟不上当前的政治形势。碰到理论问题，他却说得头头是道，常常搬出马列经典和那些只顾紧跟当时党的宣传的同事纠缠不休，因此赢得一个“唐吉柯德”的外号，却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
这一天，举行全校师生员工批判刘、邓大会。工宣队根据中央文革最新号召宣讲：“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贯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直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是为苏修和美帝的利益服务的。
会场鸦雀无声，忽然听见杨博廉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自从工宣队进驻以来，“臭老九”一向唯命是从，对领导阶级不敢说半个“不”字，更别提公开唱反调了。如今小小杨博廉竟敢跳出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针锋相对，真是不可思议。好者大家对他不合时宜的言行早已见怪不怪，一笑了之。但是，领导阶级的代表对这样公然向他的权威挑衅的言行怎能放过。
“你说什么，姓杨的？”王师傅强忍着满腔怒火问道。“你胆敢死保最大的走资派，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你是现行反革命！”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姓杨的平声静气地答道，对周围的政治现实浑然不觉。“他们二位仍然在职，是不是？我相信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现行反革命罪行?”
王师傅怒吼道：“你放屁！现在我正式宣布你为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杨博廉！”全场齐声响应：“打倒现行反革命杨博廉！”
“把他关进牛棚，单独禁闭！我们再来收拾他。”王师傅大声命令坐在他身后的红卫兵头目。
“唐吉柯德”束手就擒。三名红卫兵把他押送到牛棚，一路拳打脚踢。当天晚饭后，全体“棚友”奉命在过道集合，批斗现行反革命。两名红卫兵把罪犯从禁闭室押解出来，喝令他在伟人胸像前下跪。
王师傅厉声说：“杨博廉，你听着，我们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犯了死罪，只要你老老实实在毛主席面前低头认罪，还是可以争取宽大处理。你坦白交代吧！”
满面伤痕的马列主义讲师有气无力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你不知道？你这狗反革命！”王师傅噼噼啪啪刷起他嘴巴来。“你跳出来公开保刘、保邓，犯下了死罪，你还敢撒谎抵赖！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是教马列主义的，我只能讲真话，不能睁着眼讲瞎话。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公开诽谤人民共和国元首?”
没等他说完，王师傅就拳足交加批斗起来，大吼一声：“我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现行反革命！你这癞皮狗臭老九！”
这时候，保卫科长走到王师傅面前，低声下气地说：“王师傅，您请休息一下。我来给他尝尝我的手段。”他喝令罪犯站起来，面对观众，从身后抓住他的手腕，狠狠一拧，只听马列讲师尖叫一声跪了下来。保卫科长得意洋洋地质问道：“现在你坦白不坦白，杨博廉？坦白！交代！”他对倒伏在他脚下的身体踢了一脚，嚷道：“你别装死狗！爬起来交代！”那身体还是纹丝不动。打手朝王师傅看看，师傅立即命令两名红卫兵“把他带走，关进禁闭室严管。”罪犯退场后，他又转身对我们训话：“你们大家都看见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如何顽抗。你们也看见了，他是自找苦吃。他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他给你们上了一课。你们不要希图侥幸，赶快坦白交代全部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第二天一早就听说严管的罪犯趁夜晚上厕所时逃跑了。几位工人师傅带领多名红卫兵，兵分几路奔赴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处追捕危险的逃犯。当晚，我们又奉命在过道里集合，只见两名身强力壮的小将连拖带拉把逃犯揪了出来，喝令他在伟人像前跪下。“唐吉柯德”双手带着手铐，满面血肉模糊，矮小的身材套在破烂的毛服里显得更小了，活像一头牺牲的羔羊。
工人阶级代表又咆哮了：“昨天你公然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我宣布你为现行反革命，但我还指望你接受教训，回头是岸。而你呢？你自作聪明，你以为你可以逃出我们的手掌心。现在你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任何阶级敌人都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逃跑本身就是现行反革命。你现在是双料现行反革命。你低头认罪吗？”
罪犯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我企图逃跑，我确确实实想逃跑，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你们的刑罚了。我也不明白我犯了什么罪，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刘主席。”
没等他说完，站在附近的保卫科长就过去刷起他嘴巴来。“你这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你跟你的刘主席！我先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条癞皮狗逃跑犯！”
王师傅狞笑道：“我看我们对他的宽大都白费了。老史，给他来点新花样。”
老史随即拎过一个旅行包，从里面取出一根粗绳子。两名小将和他一起动手，先把罪犯捆绑起来，再把他悬吊在半空中，然后三人一起，一面用军用皮带猛抽悬在半空的逃跑犯，一面狂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博廉！打倒逃跑犯杨博廉！”“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全体在场的牛鬼当然也跟着齐声喊叫，我感到胆战心惊，无地自容。我起先还听到受刑者痛苦的号叫，后来他的声音就逐渐消失了。工人阶级代表一面下令收兵，一面伸出铁拳指着仍吊在半空摇荡的躯体，吊着嗓子号召我们“从这反面教员身上吸取教训，举手向人民投降。”
为了防止再发生夜半逃跑事件，每间“牛窝”夜晚从外面上锁，四十多名男女人犯若要方便只得委屈洗脸盆了。不久之后，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全校革命师生在校内外游行庆祝，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牛棚里自然别是一番景象。杨博廉被逮捕法办。张校长“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路线”，在全校大会上“坐喷气式”斗了三个小时，最后倒在台上，被抬回牛棚。我这名小小临时工竟然也有幸当上了刘少奇的“黑爪牙”，跟着上台陪斗。刘少奇既倒，“伟大统帅”自然又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十二章 红与黑，1968-70
1968年11月，“伟大领袖”连续发表了两次“最新最高指示”。一曰：全国高等院校必须立即开展“斗、批、改”运动继续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工人和贫下中农中去进行教育改革。二曰：广大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安大全体革命师生照例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欢呼庆祝，散发小传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定，响应“伟大领袖”最新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老、弱、病、残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开展新运动。
出发前一天下午，“牛棚”放假半天，让“牛鬼”回家准备行装。我一进家门，看见家里凌乱不堪，仿佛又被抄过家了。一村一看见我就喜笑颜开地说：“爸爸，我跟哥哥、姐姐一起住到幼儿园，妈妈说的。多好玩啊！你们要都来就好啦！”我把他搂在怀里，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们一走，三个孩子都得交给幼儿园。怡楷正忙着给一丁、一毛收拾行李。她又给我看她已经把我需要的东西放在一个小手提包里了，好像十年前那个四月的下午我离家去充军一样。怡楷下了长面条作晚餐，她苦笑说：“吉祥如意！”这是几个月来全家第一次在一起吃饭，也是我们分手前最后的晚餐，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重聚一堂呢。然后一丁自告奋勇给我们蒸一锅馒头，让我们带在路上吃。等他打开大蒸锅盖子一看，他就傻了。“怎么会都是巧克力的颜色？”妈妈笑着说：“没什么，碱放多了。帮助消化，照吃不误。丁丁，别难过。你想到给我们做就让爸爸妈妈开心了。”这时候，一丁、一毛就背上行李卷儿准备走了。一丁说：”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爸爸妈妈放心。”一毛也说：“我也会照顾村村。孩子们都那么镇静懂事，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我感到既高兴又难过。
一丁、一毛走后，我问怡揩：“你给准备语录牌了吗？一人一块，糊上红纸，写一条毛主席语录？”怡楷“哦”了一声：“我都忙忘了。我到学校木工房捡了一块小木板。不知塞到哪儿了。红纸是从系办公室拿的，他们有的是，准备随时写最新最高指示用的。”一村到堆在床上的东西里翻，找到了埋在下面的木板和红纸，又从书桌抽屉里拿来一枝毛笔和一瓶墨汁。怡楷搂着他说：“小村村，没有你帮忙我怎么办呢？干脆你告诉我，我们该用哪一条语录吧。妈妈忙得晕头转向啦。”
“妈妈，我会老师教我们的一条容易的。”说着，他就用千篇一律的唱经的调子背了起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
“很好，说得对，村村。我们把这一条给妈妈用。现在你能给爸爸想一条吗？”
“我实在记不起别的了。来一首杜甫的诗怎么样？”
怡楷笑了起来。“那不行，村村。必须是一条毛主席语录。”
“那是为什么呢，妈妈？”
“因为规定人人都这么做，乖乖。让爸爸自己去想吧。他会背好多语录。”
我会背的语录确实不少，因为是规定的功课，但是我只能用一条反映我牛鬼身份的。怡楷建议用经常有人引用的关于人犯错误的一条：“任何政党或个人都很难不犯错误，但是我们要尽量少犯错误。一旦犯错误，我们就应当改正，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怡楷又说：“人们可以从中看出本人承认有罪并愿弃旧图新。其实这只是一条常识，对任何人都适用，包括发这高论的伟人。”我俩都笑了，然后怡楷用毛笔把两条语录抄在红纸上，再贴在木板上面。
时候已不早，该送一村去幼儿园了。怡揩问一村要不要玩驮驮背。孩子悄悄地说：“我要跟爸爸玩驮驮背。我们好久没玩过了。”在即将长期分离的前夕，这一点要求太微不足道了。怡楷轻轻地哄他说：“村村乖乖，爸爸得挑你的东西。让妈妈背你好吗？”我生怕孩子会哭闹，可是他一声不响就顺从了，我觉得更难过。我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孩子的铺盖卷儿，一头挑着一个装满他的衣服和鞋、还有零星用品的旅行包。我走在怡楷身旁，她背上背着我们的小儿子。夜晚黑沉沉的，我们默默地走着。有一次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村村！”他也轻轻地回答：“爸爸！”我们再也没开口。
我们到了幼儿园，值夜班的阿姨咕哝着怪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赶忙打开孩子的铺盖卷儿，铺在地板上两个小朋友中间，帮他钻进被窝。临走经过两个大孩子睡的屋子，我们探头看到另外两间的地上，一丁、一毛分别睡在别的孩子中间。回家的路上，我们俩搀着手，默默地走着。回到屋里，怡楷说：“不早啦，你该走啦。以后几天要走好多路哩。我多想知道我们有什么奔头儿。没关系，至少咱们走在一条路上”她把几个巧克力色的馒头放进我的手提包里，又递给我语录牌，我就走了，让她孤零零收拾凌乱的家。
第二天一早，我和“棚友”们背上挂着语录牌的背包列队走到球场，分别插入各单位的队伍，排在革命师生后面，成四路纵队。怡楷和外语系女教师在一起，离我不远。大队走出校园，留守人员组织了家属在路边列队“热烈欢送”，敲锣打鼓，呼口号。突然间，我在人群中看到我们的三个孩子站在一起，身上穿着臃肿的棉大衣，在幼儿园老师们带领下，和其它孩子们一起，挥动着小胳膊，喊着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万岁！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我们从他们眼前走过时，一丁、一毛激动地喊着：“妈妈，再见！”“爸爸，再见！”小一村光发呆，拖着鼻涕。怡楷快步走过去给他擦了鼻涕，又小跑着回到队伍里。我们已经向前走了一截路，听见小一村使劲用他的小嗓子喊着：“妈妈，再见！爸爸，再见！”怡楷掉过头去向他挥手。我咬着牙只顾向前走，眼睛盯着“狗叛徒”吴老背包上的语录：“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响应“四个伟大”金口玉言的号召，全省头号大学的师生员工，三千之众，浩浩荡荡走上新“长征”的道路，人人背包上都挂着毛主席语录牌。一路上，红卫兵带领大家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沿途居民奉命在马路两边列队欢送，用相同的口号欢呼他们“史无前例的革命行动”。有一个老大娘指着走在我前面的吴老和姚主任，对身边的另一个老大娘大声说：“你瞧，白头发老头子！他们也跟着跑！哎呀呀！”一辆大板车，一般都是马拉的，却由张校长拉着，车上装的是辎重和红卫兵头目的行李。一辆空荡荡的校车慢慢地跟在队伍后面，作为病号的“救济车”。
大队蜿蜒前进，像一条有几千双脚的巨龙。据说这条巨龙正在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长征，但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它是奔向何方。中午，又累又饿的长征队伍到达肥东县，有大学食堂的厨师备好的午饭。饭后，红卫兵和革命教师为当地居民表演“忠字舞”，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牛鬼蛇神”不配跳忠字舞，由红卫兵押解到十字街头表演批斗，由高头大马的张校长扮演头号活靶子。小城的居民似乎欣赏“牛鬼戏”远胜过忠字舞。本省头号大学的校长做痛心疾首的检讨，他们听了都纷纷鼓掌，而不喊“打倒”什么的。
当天下午又走了二、三十里，日落时分到达撮镇，在当地中学过夜。外语系十几名“牛鬼”以一间教室暂作“牛棚”。晚饭后第一件事，处理脚底上的血泡。我不知怎么办，郭副书记说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是当步兵时学会的。他用一根干净的缝纫针挑破我双脚上的血泡，再贴上小绷带，明天我就可以重上征途了。这时候，两名红卫兵走进来，组织我们学习。其中一名指着吴老问道：“你从今天一天的新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我真心相信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白发苍苍的老共产党人非常认真地答道。“在行军的路上，我边走边想那些参加长征的英雄。我从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汲取力量。他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跟他们比起来，我的困难算得了什么？有一点儿疲劳，脚上打了几个泡，算不了什么。这趟长征一定会把革命带进我的灵魂深处。”
他充满革命激情的发言被红卫兵打断了：“很好，你们自己讨论吧。别出去。”他们急急忙忙出去和同伙们发掘小城的夜生活了。
第二天，行军路上的情况差不多，除了一个小插曲。早上走了十来里路之后，走在我身旁的老郭突然“哎唷、哎唷”地呻吟起来。“哎唷 我肚子、肚子疼。”
我大吃一惊，连忙问他：“老郭，怎么啦？我去找红卫兵联络员请校医来。我看见有随队的校医。”
“不用，不用，是我的胃溃疡。”他边说边用一只手按在胃部。“我需要吃一点硬东西把痛压下去。自从在部队里得了这毛病，每次犯病都是这么办的。医生没用处。”
我突然想起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丁做的巧克力色的馒头。我掏了一个出来，递给他。我抱歉地说：“样子难看，老郭。丁丁做的，碱放多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吃下去。”
“啊，正是我需要的，谢谢，老巫，谢谢！”老郭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碱能治我的胃痛。”馒头梆硬，可是病人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又挺起腰继续“长征”。
当晚，我们在巢县的一个中学一间教室宿营。老郭又动手处理了我脚上的血泡。晚饭后，两个红卫兵又来主持我们的政治学习。
“吴某人，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长征确实对我、对我的思想改造，非常有好处，但是，我也得承认我累极了，脚上的血泡疼极了。我到底上年纪啦。”
“你觉得你明天还能走吗？”
“我想我可以试试看。”老吴吞吞吐吐地答道。
“你不用试试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嗯？别忘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对你们牛鬼，我们也是按革命人道主义办事的。明早再看吧。”
早晨开拔之前，红卫兵通知老吴上救济车。当晚到含山县城过夜，同一个红卫兵又问他：“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好多啦。我衷心感谢毛主席和红卫兵小将们对我这样宽大。我一定加倍努力改造思想。”
“很好嘛。你明天能走吗？”
“噢，我很愿意走，不过我脚上的血泡”
“那么你还想搭校车？”
“要是红卫兵小将批准的话?”老吴陪着笑脸说。
“原来是这样！你舒舒服服坐了一天的车，还想再享一天的福。什么‘感谢党的宽大'，什么‘加强思想改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想糊弄谁啊？你别倚老卖老，得寸进尺！好好反省一下，明早交一份检讨。”
当夜，在我们借宿的县立中学礼堂的讲台上，吴老戴上老花眼镜，在暗淡的灯光下写了检讨。早晨出发之前，他向红卫兵交上“家庭作业”。年逾七十的老共产党人一瘸一拐地走完了最后两天的长征，这时候校车上，除了两个生病的女教师之外，空空如也，慢得像一辆灵车。
十二月二十五日，长征大队到达目的地、霸王别姬的乌江。革命师生按系别分别住在公社各生产队贫、下中农家。校管专政对象减为二十人，连我在内，被关押在镇上一家老当铺的库房里，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抵押给命运的人质。住定以后，放假一小时，上街采购生活用品。我走进百货公司去找牙膏、香皂，碰上怡楷，在没人注意时小声说：“圣诞节快乐！”她听了两眼发亮。很多天以后，我才有机会再见到她。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四个伟大”七十五岁生日。当典“牛棚”里四名小组长开会研究决定，为了庆祝伟人寿辰，我们除了吃长寿面，别无良策。采购员还是我。我上街买了十斤水面、十斤酱肉、二十个鸡蛋、四斤新鲜菠菜。棚友中有两位烹调能手。他们把酱肉切成薄片，在两个洗脸盆里排成向日葵花瓣，当中放一个煮熟的鸡蛋黄，构成一幅群众心向“红太阳”的画面。大家饱餐了一顿，准备好好睡一觉，恢复疲劳。不料，值班的红卫兵晚饭后回来，把我们狠狠训斥了一通，骂我们以庆祝毛主席寿辰为借口，满足我们腐朽的口腹之欲。他大骂时，唾沫四溅，酒臭薰人。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二十人分成四组，由红卫兵押解到小镇的大街上，为本镇居民搞批斗演出。校长、副校长、校工会林主席、和我为第一组，站在镇中心的百货公司门口。这是镇上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街上挤满了附近地区赶集的农民，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观众。演出还没开始，站在前面的两个男小伙子拉瓜了起来。
“嘿，搞啥名堂？”
“安徽大学红卫兵演出批斗牛鬼蛇神 。”
“牛鬼在大学都干了些什么？”
“干反革命！干修正主义！”
“他们搞那个干啥？”
“别犯傻。是刘少奇让他们干的。”
“那毛主席怎么不管呢？”
“别讲蠢话。”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
“别问我。红卫兵会让你明白的。你好好看，好好听。”
主持批斗的红卫兵首先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威力、毛主席各项最高指示的绝对权威。接着他解释安大三千师生长征到农村来，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最新最高指示。第一步就是斗争隐藏在大学里的“牛鬼蛇神”。然后，他从张校长开始，一一痛斥我们四人的罪行。他不时停下来，责令被批的低头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包括借口庆祝毛主席生日大吃一顿。演出结束时，观众和革命小将、“牛鬼蛇神”一起高呼口号，不外“打倒”和“万岁”，如此等等。后来的几个月里，类似的演出成为标准的保留节目。
二
过了几个星期，校管的大牛鬼奉命回本单位接受管制。冒教授、孔教授、和我走到离镇四、五里路的南庄生产队，住进外语系的“牛棚”。这所砖瓦房的女主人金大妈的前夫是富农成份，虽然早已去世，而且她也改嫁了一个老贫农，她却仍算富农。革命师生，主要是十几名俄语一年级学生，都住在贫农家里，“牛鬼”就都住在全村唯一的富农家里。凑巧也只有这一家有一间大屋子容得下十二名牛鬼。“牛鬼”组长是一位俄语教师，本来是个积极分子，由于历史问题也被圈了起来。铺着稻草的土地上已经有九名“牛鬼”的铺位，组长把我们新来的三个插在他们中间，每人铺位不到一米宽。两名红卫兵睡在厨房里一张竹床上，正对着无门的“牛棚”，就近看管。我们每天清早首先列队走到村子中心的“忠字墙”，墙上绘有“四个伟大”的巨幅肖像。十二人在墙前站成一排，大声背诵集体认罪书，恳求“大救星”宽恕，并保证彻底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牛鬼”和革命师生在同一个伙房用餐。做饭的是学校学生食堂的一位中年男厨师，胖得流油，烟不离口，每天有两名“牛鬼”帮厨。他用一个长柄大勺从大铁锅里把菜舀到我们碗里。可是，每餐前，人人都得先向毛主席“请示”，对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回到像前“?汇报”，高呼“毛主席万岁！”?
南庄有二十多户人家。由于地理位置好，水稻旱涝保收。小山上还有一座桃园，每年可以收几百斤大甜桃。另外，每年养几百只鸭子，中秋节前后就沿江而下赶到九十里外的南京去销售。全村绝大多数人家都是贫农，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大家笑称“地主”，因为他父亲当年是个地主，“解放”后被镇压时他还是个小孩。正是这名“地主”被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委以统率鸭子大军的重任。娄队长四十来岁，身材短粗，话不多，受到全体社员的敬爱，因为他有能耐保证他们有较好的收入。他尊重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下来的工人师傅，常和他们一起喝酒。有一次，三杯下肚，工人师傅老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问他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一个“地主分子”。队长直截了当地答复了他：“他在行，干得好。”他对大学来的人都很客气，不管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每逢红卫兵为生产队举行“牛鬼”批斗演出，他应邀发言，就批评挨斗的“牛鬼”不重视农民的艰苦劳动。“你能吃你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的字吗？”他总这么问，挨斗的也总回答说“不能吃”。但是，尽管他的儿子如果上工可以和其它小青年一样挣钱，他却坚持让他继续上学，好学会“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因为他自己由于不识字上过当、受过骗。
社员们不明白大学的师生所为何来，因为他们好像啥也不“干”，尽管工人师傅和红卫兵一再宣称他们是来进行教育革命，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次大会上都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万岁！”的口号，但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贫农，以讲老实话闻名的，却对红卫兵说：“万岁”?得好！谁能让一朝又一朝皇帝坐金龙宝座，又让你们小少爷们闹革命，若是没有世世代代的农民“万岁”有些红卫兵在背后骂他“思想反动”，但是他们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们下来是向贫农学习的。
农历新年快到了，社员们忙着准备过年。本村的裁缝挨家挨户给孩子们做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屠户给每家杀一口猪，石磨日夜不停地磨黄豆做豆腐。孩子们欢天喜地地玩闹，嘴里嚼着新做好的花生糖、芝麻糖、炒米糖。家家户户大门上贴上了写在红纸上的春联。文革以前，人家往往选用吉祥如意的对联。现在报纸上推荐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春联。我们的女主人不识字，又不放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找我给她选一副无人可以挑错的。为了让她放心，我选了万无一失的口号“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又请冒教授用他那精湛的书法写在红纸上，再贴在大门上，也许可以辟邪吧。
与此同时，据说为了严防阶级敌人在节日期间捣乱，红卫兵不时举行批斗“牛鬼”大会，打乱了社员们准备过年的热闹活动，也更加衬托出我们贱民的处境。春节前几天，怡楷来看我。她住在邻近的生产队刘庄，每月一次来送生活费，这时候已减到十五元。她告诉我，有规定，节日期间，每系可以放一名有孩子留在学校的女教师回家过节。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留在学校，举目无亲，她认为她最有资格回去一下。但是，这个机会却给了“小辣椒”，她的两个孩子有她母亲住在一起照料。她叹了一口气：“政治挂帅，连这件事也不例外！”
然后，她给我看一丁写来的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的。他的字体比蝇头还小，密密麻麻，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才看明白。原来他等我们走了一周之后才有机会回家。不料学校已经派人用一根大钉子把大门钉死，据说是怕小偷撬门。幸好邻居有人在家，他们家的凉台和我们家的相接，他就从邻居家翻凉台过去。一进门，他就发现妈妈特地从市内长江饭店为他们买的小蛋糕都坏掉了，他只好忍痛扔进垃圾箱。又过了三天，他再回家，哪知道更坏的事情在等着他。屋子里满地是水，是从楼上人家流下来的，他们白天外出忘了关水龙头。他好不容易才把水扫到楼梯上。然后，他一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从床底下把几个泡在水里的重箱子搬到了床上。他又用洋灰在大门口外面筑了一道小小的防洪“堤坝”。一丁这时刚十三岁，身材矮小，不过是个大孩子，却被时代“逼上梁山”为父母分忧了。
他又讲了幼儿园里的情况。厨师刘叔叔让他帮厨，给他一些额外的东西吃。妹妹和弟弟都很好，只出过一个小事故。也不知是吃的东西不合适，还是夜里着了凉，一村夜里拉肚子，把床单和褥子搞得一塌糊涂。阿姨骂了他一顿，吓得他直哭，又让一毛把床单和褥子抱到废弃的游泳池去洗。褥子在水里变得很沉，一毛被拽下水，幸亏有一个过路的人把她救出。不过，现在都好了，妈妈不用烦心。怡楷被这小事故吓了一大跳，就把信拿去给工宣队师傅看，满心以为她有充分的理由在节日回家一趟。“你能想象那家伙看过信说什么吗？”她激动了。“他说：‘李怡楷，你听我说。你儿子确实把家庭琐事给你写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个字讲他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最要紧的事，不是和他们一起过年，而是在他们脑袋里装满毛泽东思想。第二天，他自己就带着几只活鸡过江，回马钢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去了。”
一丁的另一封信也使我们捏了一把汗。“楼下邻居吴阿姨也和你们一道去乌江了，留下两个男孩让老人带。老人不识字，所以吴阿姨有信来由我念给他们听，回信也由我写。后来有一个同学对我说，‘吴阿姨已在乌江被揪出来了，是历史反革命，而你还为他们家通风报信，家属委员会已经提出你的问题了。后来我就没再去过吴家念信写信。妈妈放心吧。'”天哪，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差点儿也会掉进“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的虎口！
春节过后，社员们开始准备春耕生产。我们上午下地，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下午政治学习，为“落实政策”做准备。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们不时找我们单独谈话，或是在会上告诫我们要“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重复到让人作呕的程度。
四月的一个雨天，我们被领到镇上的旧戏院参加全校大会。一个破败污秽的场所给安大的师生员工挤得水泄不通。舞台上方挂着一条大红布的横幅，上面有用墨笔写在八张正方形白纸上的特大号大字：安徽大学宽严大会。军宣队头目、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主持会议，首先宣讲 “在当前政治运动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百多名牛鬼蛇神已经被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他宣称，举行宽严大会将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证明党的政策无比英明正确，最后号召罪犯走坦白从宽的生路，不要走抗拒从严的死路。
接着，工宣队头目宣布四个从宽和从严处理的名单。从宽处理的第一人是化学系助教、牛鬼大队王大队长。反右运动中，他在复旦受过批判，但并未划为右派，后来由于人事工作中的错误，他被误认为右派，应予平反。据称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从宽处理的第二人是老党员、副校长。他在学生时代被国民党警方逮捕，曾供认自己的共青团员身份。这是个早已处理过的陈年旧案，本人也从未否认过。他的宽大处理包括：从行政九级降至十八级，重新分配到数学系当行政助理。从严处理的第一人是老党员、孙教务处长，和我有“同棚”之谊。他早年参加革命也有被捕的遭遇，现在人家拿出一张国民党时期的旧报，上面有一份被捕的共产党员退党的声明，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和他的一样。他一直矢口否认他当过叛徒。他的处分是撤消原职务和行政级别，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
这时候，工宣队头目大声吼叫：“把反革命敌特带出来！”全场骚动，大会进入高潮。两个武装的彪形大汉把一个剃光了头的小老头子推到舞台中央，老人低着头。一个大汉喊道：“抬起头来，沈瞎子！”我一眼看出，从上次在校园里的批斗会以来他衰老了许多，我的心往下一沉。随即我听见工宣队头目宣读他的罪行和对他的判决书。他的罪状包括：1。1937年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 2。文革期间疯狂反扑，多次张贴小字报抵赖自己的罪行。由于反革命敌特顽固不化，判处劳动改造五年。工宣队头目问他：“你认罪吗？”沈讲师摇摇头说：“不，我没有犯罪”没等他把话说完，观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打倒沈瞎子反革命！”武装的彪形大汉一面往他手里塞一枝钢笔，一面说：“不管你认罪不认罪，你在逮捕证上签字。”瞎子尖声喊叫：“我不签字。反正我也看不见。”武装大汉一把抓住他的右手，把食指按进一盒印泥，然后捺在逮捕证上。沈瞎子成了阿?的接班人！革命师生员工又喊了一阵口号。宣判后的罪犯被武装大汉拖下舞台。
我跟着拥挤的人群慢慢走出了会场，看见沈瞎子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外面一辆卡车上，等待被押回合肥和任人摆布的厄运，俨然是对那些把他推入这个深渊的力量的无言的谴责。革命师生、工宣队、军宣队熙熙攘攘从他身旁走过，有说有笑，仿佛刚看完了一场轻松的演出，现在该去小馆子饱餐本地风味了。
三
宽严大会标志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牛鬼重新按系别集中在乌江中学。教室暂作牛棚兼斗鬼场。为了从宽或从严处理作准备，人人轮流作最后的坦白交代，由“棚友”指出其中的漏洞和前后矛盾的地方，再作补充。一周之后，大多数牛鬼回到各自的科系，文革语言称之为“回到革命群众中去”，听候处理。各系牛棚解散，“牛鬼”也分散住到社员家。
冒教授和我相依为命仍住原处，由俄语一年级学生陈宇监管，三人各睡一张竹床。这位红卫兵爱读中外文学作品，如今可以躺在床上和两位文学教授夜话，也是“斗、批、改”的意外收获。冒老是名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后裔，家学渊源，又毕业于俄文专修馆，精通中国古典和俄罗斯文学。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说不完的文坛佳话和个人轶事，背不完的古典诗词，再加上他本人和钱钟书唱和的旧体诗，听得小陈入迷，有时忍不住哈哈大笑。幸好我们的富农女主人和贫农男主人，一天劳动下来，一夜呼呼大睡，不受干扰。
小陈贫农出身，粗眉大眼，性情耿直，不会溜须拍马。他晚上回来往往讲一段他和工宣队师傅林麻子的最新遭遇战。林师傅不但对“牛鬼”严格要求，对红卫兵的思想和阅读也抓得很紧。有一天晚上，一进门他就兴奋地说：“今天下午我碰见林麻子。他看我手里拿了一本书，马上就问：‘小陈，你在看啥书？”我说：“《红楼梦》。”他说：“那是啥玩意？你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嘛。”我回答他说：“这是毛主席推荐的伟大古典小说。”他说：“但是我不相信它能跟毛主席著作一样伟大，对吗？”“我不相信他自己读毛主席著作，靠他识的那几个大字，哈哈！”小陈还告诉我们，工人师傅多半酗酒，晚上往往在一个本地干部家喝白乾，经常酩酊大醉。零买来的酒一般装在用过的生理盐水瓶里。有一次，林麻子在路上看到另一个师傅从镇上回来，手里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盐水瓶。他三步併作两步走到那人跟前，一把抢过瓶子，拔下橡皮塞子。“我想喝一口想得嗓子冒烟了。你可别拦我！”说着，他把瓶子倒举起来，猛喝了一口，马上又喷了出来。“你他妈的！这是什么臭玩意儿？”那个师傅哈哈大笑：“给我炉子喝的煤油！活该，你他妈的贪嘴的麻猪！”笑话马上在社员和大学生中传开了。小陈最后说：“他们怎么能找到时间读书，即便他们想读？”
有一天很晚了，老冒和我已经上床睡觉，小陈还在暗淡的电灯下看书。林麻子突如其来光临，满嘴酒臭。“小陈，你在看啥书？”
“郭沫若写的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三百周年的文章。”小陈回答，他想这次大概没问题吧。不料师傅又问他：“你为啥不读毛主席著作呢 ？”
“林师傅，这是毛主席自己推荐的，而且是《毛泽东选集》的 附录。”
“它可能跟毛主席自己的著作一样好吗？嗯？”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化身走后，只听小陈愤慨地自言自语道：“老天爷，这些家伙能领导‘文化’革命吗？”
第二天夜晚，小陈正在灯下入神地看中译本的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他急急忙忙把书塞到枕头下面，打开了桌上的一本《毛泽东选集》。林师傅进来，看见他正在研读天下唯一值得阅读的书，满意地宣称：“小陈，我很高兴看到你听我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我真高兴！我认为，没有任何书能比得上毛主席著作。记住我的话，小陈。”他一走，小陈忍不住要和我们分享他的乐趣。“老冒，老巫，这简直太妙了！我正在紧跟着斯巴达克斯骑在马上飞跑，逃避敌人的追捕，这时候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我的心跑得比斯巴达克斯的马跑得还快。啊，多精彩的冒险！”
这个期间，怡楷有时从刘庄上乌江镇，来回路上往往来看我一下。小陈一见她来，就说有事到村子里去。我俩喝杯绿茶，讲点闲话，谈谈不在身边的孩子，或是揣测我们的前途。她每次都带一包五香花生米和几块茶乾，她知道我爱这些小吃。她也跟我讲她住在一个贫农家的故事。主人老刘两口子待人很好，但是作为“牛鬼”家属，她受一个俄语女生监视。两人合睡一张不宽的竹床，这位“巾帼小将”占了靠墙的一边，睡得稳稳当当，让老师夜夜冒一翻身就会掉地的危险。更糟糕的是，夜里耗子在床上跑来跑去。“有一夜，两只耗子在我脸上打架，把我惊醒。我惊叫了一声，吵醒了女将。我赶忙说对不起。她只说怕耗子是‘?缺乏革命性?'。反正我从来就没有‘革命性’。第二天早起，我到水缸去舀水洗脸刷牙，看到水面上漂了一只大耗子。这次我没惊叫，跑去叫老刘来看。他伸手把死耗子抓出来，扔进垃圾堆。他说：没什么新鲜的。下次政治学习会上，我的‘床伴’揭发我胆小不如鼠，抵制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时候，她的好友、俄语女教师江楠和她一道来。我们的谈话题目离不开“牛鬼”会如何处理。怡楷和我早已习惯于党的反复无常，不再为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操心。可是江楠忧心忡忡，因为她的丈夫、老党员、校工会林主席在宽严大会上被宣布有严重问题，被押回校园单独监禁、严格审查。怡楷和我尽量安慰她，说他的问题一定会顺利解决的，虽然我们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
社员们忙于春耕春播，革命师生呆在屋子里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谈论教育革命。红卫兵头目不准老冒和我参加讨论，命令我们二人执行生产任务，去生产队指定的一块地上种白菜，供食堂用。冒老从来没下过地，何况步履蹒跚，所有翻地、种菜、挑水、挑粪的活儿，理所当然都是我份内的事。他老人家高兴时，帮我浇浇水、施施肥。其实，巴掌大一块地，能有多少活儿。闲下来，坐在田头，目标太大。我心生一计，我俩还有看菜地的任务，于是在一处田埂下面挖了一个洞，面向菜地，宽大足以容二人并坐。小小天地，不啻红色海洋上的一叶方舟。冒老大喜，称之为“二牛桃花源”。我干活时，他可以倚靠在洞中抽烟养神，或小睡片刻。我无活可干时，二人促膝谈心。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你休想关起。这时我才知道他早年在北平攻读俄语，因为系出名门，又人才出众，随意出入豪门。后来出使莫斯科，诗酒风流，名噪一时。此刻置身“桃花源”里，远离批斗会的唇枪舌剑，冒老讲起往事来，津津乐道，毫无愧色。
有一次，我有心跟他开玩笑，就绷起脸来给他上了一课。“老冒，我看你的思想改造开倒车啦。你念念不忘你过去腐朽糜烂的生活，说得津津有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足以证明你坚持反动立场。老冒，我看我非揭发你不成啦。”
他也一本正经地答道：“老巫，我低头认罪。我儿子在家里也控诉我犯有同样的罪行。他经常让我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我就合着他，就如同他小时候我哄他玩儿一样。有一天，他命令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觉得他搞得太过分了。我说：‘你小时候，我从来没让你给我、给祖宗磕过头吧，有没有？这是老封建嘛。'他可乐了，他说：‘老封建，算你说对了！对你再合适不过了，你是封建余孽嘛。用你教我的一句话，这叫做‘以毒攻毒！别废话，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听了一惊，追问道：“老冒，你到底跪了没有？”
“跪啦。我一想，‘六六'那天夜里，咱们几十人被赶到广场，在大庭广众之中罚跪。如今在自己私宅里跪一跪，又有何不可呢？二话没说，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等我丈夫喊我们吃晚饭，我的腿已麻木得站不起来了。还是儿子过来扶起我。一家三口又坐到一起，吃了一顿我丈夫做的好饭菜，儿子还给我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哩。多荒唐的闹剧！”
我又接着批他：“老冒，你不但坚持反动立场，更严重的是，你玩世不恭！”
他理直气壮地答道：“难道你不是吗，老巫？这个年头，除了玩世不恭，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跟他说我大半生的遭遇和他的有天壤之别，我没有资格玩世不恭。我给他讲北大荒劳改营的故事，还有清河劳改农场饿莩遍地的景象。一半或许因为他本人是书法家的缘故吧，听我讲起一个年青书法家活活饿死的事，老人家泫然涕下了。可是，他随即倒打一耙，故作正经地说：“老巫，你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很清楚，我们党一贯坚持革命人道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更是三令五申。抗日战争期间，从来不许虐待俘虏。解放战争时期，政策也完全一样。劳动教养分子怎么可能受到虐待，甚至活活饿死呢？我看，要么是你凭空虚构，要么是你神经错乱。我看我非得检举你不成啦。”说完，他哈哈大笑。
到了四月中旬，政治学习的题目是如何贯彻“四个伟大”关于干部下放的最高指示。广大干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势在必行。工宣队、军宣队头目热烈赞扬伟大领袖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的深远意义，号召广大教师争取“光荣下放”。人人表态热烈响应号召，可是人人都惟恐这一“光荣”落在自己头上。实际上，下放对象限于那些解除专政的“牛鬼”、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有工宣队的眼中钉。怡楷在劫难逃，早在5月10日公布名单之前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当晚，怡楷来给我“报喜”。第二天早晨，学校派大卡车送这些“光荣榜”上题名的选民返回校园，收拾行装。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受我株连，被迫独自带三个小孩流放农村，比起十年前来更是每下愈况了。我对这“伟大战略布署”感到茫然，我也无言可告慰我的妻子。我送她走回刘庄，在黑暗中无言地告别。
四
怡楷一走，日子就更难过了。“斗、批”搞得差不多了，坦白交代也完事了。闲下来，我将被如何发落成了我沉重的心事。或许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七月一个大热天我突然发高烧。路过的校医来看过两次，给我吃了一些退烧的药，烧不退反而上升。最后他决定送我去镇上的卫生院住院治疗。正当我挣扎着从竹床上坐起来，准备走，怡楷突然牵着一村出现了。这是我六个月来第一次看见这孩子，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又躺倒在竹床上。一村来到我跟前，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然后用两个小手指捡起暗藏的宝贝，放进我嘴里。“我盒子里最好的一块糖。我留给你，爸爸。好吃吗？”我只能点点头，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你怎么回事儿，宁坤？”
“我发了几天高烧。你进门时我正在准备去医院。你怎么会知道我病了，怡楷？”
“我不知道。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一村几天前从合肥回家了。我就想带他来看你。你们好久没见了。校医怎么说？”“无名病毒感染什么的。让我去住院。”
怡楷看见我走不动，就把我放在自行车上推到镇上去，把一村托付给金大妈。我住进已经有十几个病人的大病房。院长李大夫新近解除专政，给我检查了一下，没做什么诊断。在几天滴注抗生素之后，我退烧出院，怡楷才带着一村回 她“光荣下放”的村子。
八月的一个下午，烈日当空，一丁突然出现在我屋里，汗流浃背。“一丁，怎么回事儿？”?我惊慌地问他。“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了？”
“妹妹在合肥病重，来了个工宣队师傅教妈妈赶紧回去。我在香泉中学寄宿了一阵，可学校因为闹大水不能按时开学。食堂关门，我没处吃饭，只得回生产队，在邻居孙奶奶家搭伙。她没多少东西给我吃，我一个人也孤单，我就决定来找你。你看他们能让我呆下吗？”
“你当然呆下。”小陈插话。
“好，那就解决了。”我放下了心。“你说说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走来的。”
“走？多远？几个钟头？”
“四十来里，我估计。我歇息走走。出门很早。一路上吃了好多西瓜。”
一丁刚十三岁，大热天在路上走了六、七个钟头。金大妈对孩子的毅力感到惊讶，给他做了一大碗蛋炒饭。当天夜里他发高烧，第二天上午小陈带他去看校医，拿了一包复方阿斯匹灵和治中暑的草药。几天以后他好了，小陈带他去驻马河游泳，那是与刘邦争天下的楚霸王的大军饮马的地方，小陈顺便给一丁上了一堂历史课。
一丁的到来不仅让我重享片刻的天伦之乐，也丰富了老冒和小陈的生活。我和头生的孩子分离大半年了。他长大了一点，但是由于营养不良，跟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还是矮小。他是自己学会游泳的，现在又有小陈乐意当他的教练。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小陈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待一丁，从来不让他觉得他爸爸是归他监管的“牛鬼”。夏天下午很长，没有学习或劳动时，我们就都躺在凉床上（一丁和我睡在一起），小陈带头，大家轮流朗读一篇鲁迅作品，一丁也参加。有时侯，我们会中途打住，议论其中的一段，或者弄清某个论点。
一丁天生不爱多话，可会讲故事，几个月的幼儿园生活给他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有一天，他讲给我们听：“一天早晨，过了早饭时间，阿姨发现我屋里所有孩子都还在呼呼大睡。等他们都睡醒起床，阿姨问他们为什么没准时起床。他们都说巫一丁讲孙猴子的故事，一直讲到很晚。”
我焦急地问他：“你犯规挨罚了吗？”
他笑笑说：“有那么点儿。老师们罚我白天轮流给各个班讲。”
小陈高兴地说：“那太棒啦。你做了一件大好事，让那些被父母亲丢下的孩子们开开心。我一向喜欢看《西游记》，不过我好久没看过了。一丁，你也讲几段故事让咱们开开心吧。”
我不放心就问他：“小陈，这能行吗？”“没问题。孙猴子是毛主席表扬的革命者典范。红卫兵人人都要向他学习。讲吧，一丁，讲金猴的故事。”这样一来，在让人懒洋洋的炎夏的下午，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讲童话，让三个躺在竹筏上在狂暴的革命急流中漂荡的成人开开心。
有一天下午，一丁正在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林麻子闯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他声色俱厉地问道。
“这是老巫的儿子，林师傅，来看他爸爸的。他正在给我们讲一个孙悟空的故事。”小陈回答。“您知道，毛主席十分推崇《西游记》。”
“我知道。不过你不应该跟归你监管的对象在一起玩闹。你应当监督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对这孩子也适用。”
小陈晚饭后来，面有愠色。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林麻子决定不让一丁再呆下去。对你的思想改造不利，对孩子也没好处，他这么说。”第二天一早，一丁搭小轮去裕溪口，再坐火车去合肥找妈妈，她还在那里看护一毛。
一丁一走，我们的生活又回到单调的老一套：一日三餐、偶尔的政治学习、菜地浇水施肥。白菜出现营养不良的迹象，红卫兵头目下令教我多施化肥。菜倒是长得快一些，不过等到老冒和我把收割的白菜抬到伙房，菜叶子已经由绿变紫了。胖厨师看了一眼就说：“你们把这个送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哪是蔬菜？明明是劈柴嘛。抬走！”于是冒老教授和我又把我们的劳动果实送进垃圾堆。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件等候处理的废品。
秋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帮厨，当时全系的革命师生就在附近的公房里开会。突然间，我看见一个男社员从不远处的东郢村朝着公房跑过来。过了片刻，我看见本系岳副书记从公房出来，跟着那个社员向东郢飞奔。显然出了紧急事故。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纳闷儿。革命师生散会后来伙房吃午饭。他们激动地谈论着，原来是江楠在她住的社员家上吊死了，我听了大为惊骇。下午，我看见在伙房的墙上和门前空地上贴满了写在黄纸上的标语：
江楠畏罪自杀
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
一张芦席裹了当狗埋
我听惯了文革夸大其词的革命辞令，并没把这些标语的恶毒语言当真。可是，两天之后，话传开了：江楠的坟被盗了，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尸体就暴露出来，然后有人又挖了几锹土盖上。又过了一天，她的坟再次被盗，这次是一条野狗把尸体咬得粉碎。社员们愤怒地质问：“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活该被野狗吃掉？我们犯了什么错，就该遭这样的晦气？”工宣队头目召开全系大会，宣布几项紧急措施：（1)江楠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正式宣布为“现行反革命”；（2）事件绝对保密，任何人向死者配偶泄密以现行反革命论处；（3)红卫兵与革命教师应以毛泽东思想帮助社员破除迷信；（4)将对事件进行调查，任何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流言蜚语将按违犯革命纪律严肃查处。
可是，社员们不受“革命纪律”约束，却公开谈论。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死者生前曾遭一名至数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奸污，并受到威胁，她如胆敢泄露真相，他们将严惩她的丈夫。后来，死者发现自己有孕，就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要找一家医院打胎。但是，按政府规定，必须提供父方姓名。这头目不但不设法帮忙，反而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受害者走投无路，痛不欲生，曾对一位好友吐露唯有一死了之。她的丈夫原来已在校园单独监禁，但仍可由红卫兵押解到食堂用餐。从她死后，他再也不许离开监禁室，三餐都从食堂送来。他对严管措施的升级措施感到惊愕，认为这是他的案情严重的迹象。他被蒙在鼓里，一直到文革结束、工宣队回马鞍山之后。对江楠自杀的调查毫无结果，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又过了几年，死者“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才终于得到平反。
江楠之死驱散了一丁的小住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田园生活的幻觉。我的思绪又回到十年前在劳改农场饿死的难友，但是江楠之死更令人毛骨耸然、更令人痛心疾首。这噩耗很快会传到怡楷那里，给她沉重打击。她们二人同病相怜，而且一村和她的女儿同年，在一起玩得很好。仿佛有一种阴影笼罩着我周围的人。社员们摇头叹息。他们再也无法了解，这么可怕的事，怎么会发生在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安徽大学？老冒和我相对无言。小陈一向大声说笑，现在只顾埋头读书。有一晚，他正在读《水浒》，忽然又听到邻居的狗叫。他急忙关灯，钻进蚊帐，打起呼来。我们听见脚步声接近，大门吱呀一声，又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几分钟后，小陈从蚊帐钻出来，打开灯，重新回到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中去，小声骂道：“真他妈的讨厌！”
批斗牛鬼蛇神进入尾声，斗争矛头指向青年教师，几乎是要人人“过关”。我看到几张给我的政治“告解神父”小冯贴的大字报，抨击他“拜倒在极右分子脚下，丧失阶级立场。”后来就轮到学生了。一个英语专业一年级的男生、贫农出身，被押到各生产队轮流批斗，只因为他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获得冠军是由于他们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日本和其它国家运动员所取得的胜利呢？”他胆敢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幸好他的阶级出身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住在南庄的好几个俄语一年级学生都受到批判，不过小陈被整得最凶，因为他经常和林麻子顶撞。该他上场的那天，老冒和我奉命参加。秋末的一个下午，批斗会在生产队工具房举行。十几个同班同学、两三位教师，各人自带小凳子，在许多铁锹、锄头、柳条筐、扁担当中找个地方坐下。林师傅坐在一张大藤椅上。墙上贴满了“打倒陈宇！”之类的标语。空中挂着一条白布的横幅，宣告“陈宇不投降就教他灭亡！”
会议由小陈的同班同学小裴主持，他是班长，又是林麻子的宠信。“小陈的阶级根子好，出身经济落后的淮北贫农家庭，和我一样。”他用老一套的阶级分析开了头。“然而由于他狂妄自大，又放松思想改造，他不虚心向工人师傅和贫下中农学习，反而接受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罪恶影响。事实上，他正在很快地陷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泥淖。我要求他今天暴露他的灵魂，做一个触及灵魂的检讨。”
小陈情绪低沉，以他平常硬梆梆的口气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二十一岁的生命是一本敞开的书。我从来不想掩盖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我欢迎我的同班同学、工人师傅、贫下中农对我的批评。”说到这里，他的两只大眼睛怒气冲冲。“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敌人，也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
没等他说下去，小裴插话了。“我警告你，陈宇，这不是你虚张声势、美化自己的时候。你目无工人师傅，反对毛泽东思想，走得够远了。该是你坦白罪行，挽救自己的时候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裴。”小陈又提高了声音。“我听到过这些罪名加在‘牛鬼蛇神’身上。我自己也干过。而你现在跟我这样说！你难道不是把你的阶级弟兄和敌人混为一谈吗?”
“正是你自己敌我不分，”另一男同学、积极分子绰号“小尼姑”发言支持小裴。“党交给你监管两个‘牛鬼’的政治任务。而你干了什么呢？你变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俘虏。你一次也没有汇报过他们的反动言行。你不但不让他们劳动，反而陪他们去游逛散心。你不但不监督他们改造思想，反而迷恋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品味！是不是这样？”
“打倒陈宇！陈宇必须坦白交代，低头认罪！”
冒老和我身为“罪证”，如坐针毡。这时候，另一名阶级弟兄拍案而起，指控小陈流传一首他和“二牛”合写的反诗。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众目睽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听小裴勒令老冒坦白交代。
冒老毫不含糊地高声回答：“有一个星期日，小陈陪老巫和我到附近的霸王庙去散步。我步履蹒跚，滑倒在楚霸王项羽的塑像前面。感谢小陈把老朽扶了起来。我随口说出两行打油诗自嘲：‘霸王庙前出洋相，教授原来是草包'。是老巫续了后两句。”“是我，”我坦白道。“后两句是‘牛鬼蛇神我不要，滚回人间去改造。'与小陈无关。”
小陈发言了。“也许我对老冒、老巫宽大了一些。但是我认为我只是根据党的政策规定给他们以人道主义的待遇。我和他们一起读的文学作品都是毛主席推崇的经典著作。”
“陈宇在打马虎眼，”另一阶级弟兄插话。“他不但包庇二牛的反诗，而且背给我们听，散布他们恶毒的不满情绪。他对这一切都没表示任何的悔恨，反而胆敢盗用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为自己开脱。陈宇亵渎毛主席！陈宇罪该万死！”
“陈宇不仅和牛鬼友好，而且跟他们的家属亲热，”一名阶级姐妹揭发。“巫宁坤的儿子未经批准和他们住在一起，陈宇领他去驻马河，教他游泳。我听那孩子叫他：‘陈大哥’，有没有，陈宇？”
“他确实叫了，怎么的啦？”
“这样一来你就成了一个阶级敌人的儿子的兄弟！”
“那你说他该怎么叫我？”
“没得叫的。首先你根本不应该和他打交道！”
对陈宇“不分敌我”的抨击原来只是一场前哨战，更严重的罪名是反对以林麻子为代表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陈宇经常顶撞林师傅，每逢师傅用毛择东思想帮助他。”小裴宣称 。“不仅如此，他还散布流言蜚语中伤我们大家十分敬佩的好师傅。林师傅是工人阶级代表，是毛主席派来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陈宇反对林师傅就等于反对工人阶级，等于反对毛主席。打倒陈宇！陈宇必须低头认罪！”
全场高呼：“打倒陈宇！陈宇必须低头认罪！”
“我小时候，我爹妈总教我当个诚实的孩子，不要对他们隐瞒什么。”陈宇好像在顾左右而言它。“后来毛主席教导我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因为林师傅代表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来的，我觉得我对他也得像对我的爹妈、对我的老师、对我的同学一样。如果由于无知或傲慢，我出于无心地冒犯了林师傅，我现在当众向他请罪。”
“陈宇狡猾抵赖！陈宇必须承认反对工人阶级、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小裴带头喊起了口号。
出乎意料地，林麻子发言，收拾僵局。
“同学们，我们大家在这里开会是为了帮助陈宇，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我是工人宣传队的一名队员；我的任务是帮助大家在革命的道路上向前进，而不是计较对我个人尊严的冒犯。陈宇让我操心，因为他浪费时间读什么梦啊、楼啊，什么郭沫若、阿??，什么鲁迅和猴子，乱七八糟，全都是古人、死人。为什么不好好读毛主席著作呢？天下没有比毛选四卷更好的书。我一贯跟他讲的，现在我在这里向你们大家讲。小陈，回屋去，好好想一想，写一篇自我批评。”
我猜想，林麻子自以为得胜了，大可摆出一副宽宏大度的胜利者的姿态。第二天话传开了，林麻子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一起庆祝他征服小将的胜利，喝了半瓶白乾。
至于陈宇，当晚他一回到屋里就放声大笑；“想治我！门儿也没有！不过你们俩得格外小心。我不信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但是他们随时可以跟你们过不去。我必须多读鲁迅的杂文。他对那个时代和他同代人那些锋利的批评在今天也同样适用。若是他活到今天，他也会被打成极右的，没错儿！”两天以后，小陈被分配到另外一家，和一个阶级弟兄同住。老冒也搬到另一家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孤家寡人”，这家的小主人、小金把他的四柱卧床搬进来和我同住。
外语系“牛鬼”一半已在“解放”后下放农村，剩下的五人归一名英语毕业班男生小孙监管。他受到工人师傅信任，因为一来他出身贫农家庭，二来天生羞怯，不会跟师傅们顶嘴。他住在系领导所在的一个村子，不时把我们五人从各村集中到一起学习或劳动。他从来不教训我们，不咋呼，不大声说话，而且动不动就脸红。晚饭后他往往来找我，陪我去散步。他说，他对我的事一清二楚，因为他听过我的检讨，看过我的自传和其它材料，他看不出我有什么问题。时间一长，他就把自己的情况讲给我听。他从小父母双亡，他和弟弟就由一个嫁在附近一个村子的姐姐抚养。过了几年，姐夫再也容不下两个孤儿了，姐姐二话没有，带着两个弟弟和自己的一儿一女回到父母的茅屋。公社以产梨闻名，叫做良梨公社。姐姐多干多得，不仅养活四个孩子，而且送两个弟弟上学。1965年小孙高中毕业，考上安大，全村欢庆。不久，小孙要搭火车去省城入学。车站离家十里。小孙身材矮小，姐姐二话没说，背起弟弟的行李，一路走到车站。
“你有这么一个有爱心的好姐姐，真是太幸福啦，”我说。“你姐姐一定为你感到骄傲 。”
“我知道，”小孙说。“姐姐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她决心送两个弟弟上学。她希望我们刻苦学习，可是从不责备我们，从不教训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
“所以你从来不教训我们，不提高嗓子跟我们说话？”
“我不知道，”他说着脸就红了。“姐姐说话总那么柔和，她从来不伤害任何人。我会羞愧死了，如果我教训你们，提高嗓门说话，伤害谁。同学们批评我性格软弱，不像个革命小将。但是每逢我看到他们盛气凌人，欺侮老师，我的脸就发烧。我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大革命，有许多事我也不理解，可是那并不等于我们有权任意伤害人。无论如何，我会对不起我姐姐和过世的父母，如果我干了其他红卫兵干的一些事。”
他还没读完大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眼看他就要毕 业，拿到一张“合格完成四年英语专业课程”的文凭。
“我毕业后能干什么？”他一脸无奈的神情。“大学一年级，我很用功，但是学的东西现在都忘光了。我当然愿意为人民服务，可是我拿什么去为人民服务？”
“这不能怪你，小孙。”我想安慰他一下。“二战时期，我自己中途退学去当了五年空军翻译，荒废了学业。仗一打完，我就回大学弥补失去的时间。目前你们也不忙，你何不马上就复习旧功课，学点新课？”
“你能帮我吗？我不聪明，可是我愿意学。”
“现在我等着做结论，有的是时间。”
于是我开始帮他复习旧课，然后进入大二的英语课本。我警告他不能靠背单词、抠语法的机械的办法学英语，试着教给他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有一天，他带来一本初级法语课本，我们就开始攻第二外语，虽然我的法语也早就上锈了。他十分好学，接受能力也不错，我便鼓励他多读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这都是毛主席最熟悉的。这个年青人天生一颗好心，经历了三年的红色恐怖而居然一尘不染。我希望优美文学作品可以陶冶情操，扩大他对人生的视野。我还能给一个窝工的鬼找到更好的消磨时间的办法吗？当然我们得十分小心，否则他就会重蹈陈宇的覆辙，犯“敌我不分”的错误。
秋去冬来，飞舞的雪花意味着社员和他们的水牛、红卫兵和“黑五类”，都将开始冬眠。66、67、68级毕业生早就远走高飞了。剩下69级学生作为革命的主力。但是他们也只是在耗时间，争取毕业分配出人头地。关于首都和别处的政治斗争的报道和新闻在师生当中只有轻微的回声。照样有老一套的政治学习、敷衍了事的讨论、谣言和闲话，但是没有多少激情和兴趣。毛主席像章和忠字舞已经退出文革舞台。有一天，几名红卫兵走进伙房去吃午饭，按规矩先向毛像鞠躬，背语录，喊口号，不料林麻子厉声问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不许搞腐朽的封建主义东西！”小将们恍然大悟，他们又落后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了。
冬去春来，生产队小山上的桃树开花了，小孙常带领他放牧的一小群牛鬼到果园去学习。我们坐在繁花似锦的树下，呼吸花香醉人的新鲜空气。一天下午，春光明媚，我们正准备在那儿聚会，却看见好几个社员正在队长指挥下砍伐桃树。小孙大惊失色，急忙问道：“娄队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满面愠色的队长回答：“小孙，上级命令！挖资本主义根子！水果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从卖桃子得到的额外收入会腐蚀我们的灵魂，他们说的。明白吗 ？”小孙说不出话来，但是我看见他眼里有泪水。
晚饭后，小孙来和我去散步。他情绪低沉，含泪说：“这场革命有许多事我没法理解，我也许永远不会理解。我是在果树当中长大的。它们是跟我玩耍的朋友，它们的果实养活了我。粗暴无理地砍倒一棵鲜花怒放的桃树，这就如同杀害一个欢笑的青年！我恐怕当不了一个好的革命者”不久以后，小孙被分配回他自己的公社中学当英语教师，而他那些更革命的同学就分配在安大或城市政府机关工作 。
四月底，岳副书记向我宣布对我审查的结论。（1）没有发现新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2）解除临时工合同，5月1日起生效；（3）下放和县高庄生产队，与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又补充说：“你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结论，虽然你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了。反正李怡楷每月还有工资。我希望你能体会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在会上表达你对党的感激。”听上去仿佛我获得了什么浩荡的皇恩。我写了几个字把“好消息”告诉怡楷。两天以后，4月30日，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岳副书记宣读了《中国共产党安徽大学委员会关于巫宁坤问题的决定》，然后由我向党、向安大和外语系领导、向全系革命师生对我如此慷慨宽大的处理表示由衷感激。回到金家，社员接二连三来跟我说，他们对于我的处理感到十分愤慨。“他们指望你靠什么生活？特别是他们自己承认并没有发现任何新问题！”村子里那个爱说实话的社员说：“毛主席不是最近刚讲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说了也白说，老巫，‘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还不到五十，好好保重身体。”陈宇前来话别。“看上去，你和李老师从此以后没有机会在大学教书啦。注意自己的健康，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我跟一丁玩得很好。告诉他陈大哥想念他。”我听得出他有些感伤了，就跟他说：“别这样，小陈。我并不那么悲观。如果中国连我这样一个人的容身之地也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将会伊于胡底。咱们走着瞧吧。我个人的命运并不让我忧心忡忡，更不应当成为你思想上的沉重负担。当心你那张大嘴巴！”我们俩都哈哈大笑。
第十三章 再教育， 1969-70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又搬家了！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全家会因此再一次流放！我简单的头脑再也想不通：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这种做法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一想到搬家自然就会唤起十年前仓皇离京不堪回首的记忆。而这一次又要孤零零带着三个小孩下放到一个陌生的村子。一听说我将第一批下放，我就跑去找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问他是否可以给我男人几天假回家帮他女人搬家。
“你说什么，李怡楷同志？你很清楚这是办不到的。”沈师傅答道，他嘴里叼着的香烟呛得我咳嗽。“你爱人现在还是群众专政对象，而且还是校管一级的。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让他出来乱跑？何况，不就是搬个家吗？打行李、搬东西，还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准备到农村参加劳动，你说对不对？”
“但是我是个有三个小孩子要照顾的女同志。”我回答他，希望他也许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
“那又该怎么样？毛主席不是教导过你们，‘妇女能顶半边天'吗？还有‘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孩子们，对啦，搬家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锻炼，对不对？还有，李怡楷同志，你别忘了，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哪个同志不会出来帮助你？你放心吧。”
这样一来我又得“自力更生”了。回到家，三个孩子同时扑进我怀里，我在心里啼笑皆非地对自己说：“李怡楷同志，你顶的不止是半边天啊！你放心吧。”孩子们帮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霉臭的屋子的窗户，然后擦洗长了毛的家具，晾晒被褥，这样才能让我们在自己家里团聚几天。
“可惜爸爸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帮忙搬家。”我无奈地说。
“妈妈，别着急！我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啦！”一丁自豪地说。
“我也是男子汉！”小一村抢着附和道。
“别忘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孩子们！”一毛不甘示弱。也许对孩子们真是很好的锻炼吧。
我只剩下四天功夫，其中一半时间要花在大大小小的欢送会上，听那些不下放的人翻来覆去地讲当下放干部如何是史无前例的光荣，还要跑遍校园里和街道上的有关部门，办理转人事关系、迁户口、转粮油关系等等手续。我的同事没有一个来和我分享下放干部的“光荣”，更别提帮我的忙啦。
头一天晚上，一毛突然发烧，我想等早晨再带她去卫生科。到半夜，她全身烧得滚烫，我慌了，背起她去看急诊。到了卫生科，两扇大门紧闭。我使劲敲了半天，才有人答应，我说孩子发高烧要看急诊，里面的男声边打哈欠边说：“我是药剂师，不管看病。今天是刘医生值夜班，你去她家找她吧。”我又背着烧得滚烫的孩子，按着他给我的宿舍号码去找。快到刘医生住的红楼时，路对面平房窜出一条大黑狗，一路狂吠着冲过来，吓得病孩子直叫。天哪，这不是祸不单行吗！我想起娘说过，碰到狗追，千万别跑。我就地站住不动，教孩子“别怕”，其实我很怕。幸亏狗主人把狗唤了回去。我背着一毛，爬上四楼，敲刘医生的门。我隔着门大声说：“我在准备下放，孩子发起高烧，请你给看一看。”起初无人应声，等了半天才听见刘医生隔着门没好气地说：“我家里也没药，看了也白看。明天带她来卫生科瞧瞧就是啦。用不着深更半夜大惊小怪。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哩。”我无言地背着孩子下了四楼，回到家里，用湿毛巾给她冷敷。早晨又背她去卫生科，值班的医生给她挂了盐水，又开了些退烧的药片。谢天谢地，在我出发那天，她的烧已退了。
一毛躺在床上，脸又瘦了一圈，还说可惜不能和哥哥一起收拾行李。我猛然注意到一丁已经不是我心目中无忧无虑的孩子，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我十三岁的大儿子已经身不由己长成一个“男子汉”了。我惊奇地看着他如何仔细地包装爸爸的书刊稿件，又巧妙地把两幅溥心畲的画夹在他自己的一堆画当中，免得会被当作四旧扫走。
5月15日上午，我还得去听有关下放部署的最后一次报告，地点是三年来开过无数次批斗会的水泥球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头目们再一次表扬第一批“光荣下放”的教职员，然后庄严宣告：
“下放干部是毛主席派到贫下中农中去落户，并向他们学习的。你们一定会受到公社领导干部和贫下中农最热烈的欢迎。明天一到落户的生产队，保证就会‘四有'，这就是：有干净的屋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一缸清水喝，有生产工具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听了他的“四有”保证，我觉得稍微放心了一些。可是，在散会回家的路上，一位女同事悄悄地警告我说：“听上去不错。不过，我要是你，我就一个人先下去，看看那里情况怎样，而不是一下把三个孩子都弄下去。这几个月，你不是看到一点农村的生活了吗?”我猛然认识到，尽管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我还是多么天真幼稚。还没回到家，我已经决定先带一丁下去，暂时把两个小的留在幼儿园。我实在不忍在短暂的团聚之后又和他们分离，进退都为难，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晚饭每人一碗面条，然后我就搀着他们，一边一个，走回幼儿园。我答应我在新家住定之后就来接他们，其实我对明天的事也毫无把握。
回到家时间不早了，我和一丁一起动手，把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拆散，捆扎成几捆，再把棉被和褥子打成几个行李卷。然后把锅盆碗勺、台灯、尿盆以及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装进纸板箱子和箩筐。半夜前，一丁和我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把所有东西，包括两筐煤球和两捆劈柴，从我们二搂的屋子搬上停在路边的一部破旧的卡车上。最后，紧挨着一丁，在铺在水泥地上的一条棉褥子上躺下，希望能睡几个小时。孩子疲惫不堪，很快就呼呼大睡。我还没睡着，忽然听见大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天哪！这教我怎么办呢？我们的铺盖卷儿要湿透了，煤球要化成煤水了。”我不知怎么办，起身下楼出去看一下。我发现别的下放干部都在忙着用大油布复盖车上的东西。
“老孙，你从哪儿搞来的大油布？”我问住在我楼下的一个外语系职员。
“原来就在车上。”他不耐烦地回答我。
“可我车上没有啊！”我着急地说。
“那我可没办法，”他说。“也许你可以去找孙师傅试试，是负责这次下放工作的。”
我冒着雨穿过校园找到孙师傅的宿舍，把他叫醒。他连门也不开，隔着门打着哈欠说：“你去找你的司机老黄。”我又摸到老黄家，很高兴看见他还没睡，正在和另外几个司机喝酒。可是，他只说了一句话：“不巧送你的车是唯一没有大油布的，你倒霉。”我又回到屋里，狠着心把一丁叫醒，让他帮我把几个铺盖卷儿和两筐煤球从卡车上卸下来，抬回我们宿舍楼下门口。我知道楼下老孙家行李已经装车，就问他是否可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他家空屋子过夜，被他一口回绝。划清界限，好吧。我只得又和一丁一起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搬回楼上。
我们母子二人在地上躺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刚要入睡，广播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我们“闻鸡起舞”，赶忙把褥子和毯子打成铺盖卷儿，就着暖壶里倒出来的一杯热水吃了两个凉馒头。等我们把铺盖和煤球又装上卡车，就得赶到水泥球场去参加最后一次欢送大会了。广播大喇叭一个劲儿地播送着《毛主席语录》歌，水泥球场四围悬挂的红旗迎风招展。一毛和一村已经站在人群中等我们，一丁走到弟弟、妹妹身边去，我马上加入一百多名排成军事队形的下放干部的队伍。工宣队头目们从队伍面前走过，摆出首长的架势微笑着点头、握手，在每人胸前别上一朵纸做的大红花，下面挂着“光荣下放”的红纸条，祝大家“在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上取得胜利！”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原来是本省最高领导人、李德生将军大驾光临，前呼后拥。大首长作了简短的讲话，表扬我们是全省第一批“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光荣道路”的干部。然后，他从我们队伍前面走过，和每一个人握手，似笑非笑地说声“再见”！
现在我们准备好被运走了。孩子们跑到我跟前。我一遍又一遍地搂抱一村和一毛，强忍住眼泪。我把口袋中仅有的几块钱和指甲剪交给一毛，嘱咐她“别忘记给弟弟剪指甲。”我们在车队中找到了自己那部破卡车，一丁先爬进了驾驶室。我紧紧把一毛抱在怀里，看着她瘦削的小脸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我放下一毛，又抱一村。我上车在一丁身旁坐下，司机就开车了。我含着眼泪回头看见我的两个小东西哭着朝我挥手。我高兴的是一村没有拖着鼻涕，像五个月前我们出发“长征”时那样。“这条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要把我领到哪里去 ？”我的心在呻吟。
二
从安大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不过三百里路，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破旧的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颠簸簸，震得我全身酸痛。我时睡时醒，每次脑袋撞在玻璃窗上，司机就叫一声：“别把我的玻璃撞碎！”一丁脑袋靠在我肩上一路睡了过去，直到司机猛一刹车把车子在一个村子口上停下。我可以看见男男女女在远处稻田里劳动。司机走出驾驶室，向他们挥手，大声叫喊：“快来啊，接收你们的下放干部！”
几分钟之内，男男女女的社员就一窝蜂沿着从村子到公路的小道飞快地朝着我们走过来。为首的中年男子敲着一面破锣，他身后一个小青年打着一个小鼓，另一个敲着一对钹，显然是为了对下放干部表示热烈欢迎。一群半裸的小孩子光着脚跟在大人旁边，一面笑，一面喊：“下放干部！下放！下放！”离我们还有十来尺远，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嗄哑着嗓子喊道：“搞什么名堂？我们只听说有人要下放到我们生产队，可还没日子。怎搞，欢迎吧，可教我怎么办呢，这么多行李， 还有个大孩子！我是队长。我叫李庭海。”
他身后一个年青妇女插话说：“就叫他老螃蟹。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你看他像不像一只横行的螃蟹？”
“你住嘴，你臭奶们子！”老螃蟹转过身去，举起拳头吓唬那个女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看见这个没有？《公安六条》！你们谁敢跟我捣乱就符合《六条》当反革命抓起来！”大人孩子都放声大笑。
“我是安徽大学的李怡楷。”我边说边向他伸出手去。“我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我大孩子一丁。我把他弟弟和妹妹留在学校，以后去接他们。从现在起我在你的领导下生活和劳动。”
“我的妈啊，三个孩子吃口粮！生产队咋养得起？可你已经来了，我怎么也得让你住下。一个奶们子带这么些东西，有钱的城里人！都过来，大家动手，把她东西搬到公房去。老李，公房就是你的新家，等给你盖好房子再搬。”说着，他就领着我走进村子去看我的新家。这位队长身材短粗，眼有血色，走起路来横七竖八，真有点像只大得可怕的螃蟹。
公房是一间用土墼盖的小茅屋，屋顶上竖着一根斜塔似的烟筒。老螃蟹一脚踢开了门，我跟着迈进黑屋子。苍蝇蚊子扑面。一股尿、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扑鼻。老螃蟹点了一枝烟。我咳嗽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可以看出屋子里一半堆满了犁、耙、大掼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一座烧草的大灶占了屋子一角。队长指着这堆东西对我说：“你得忘掉城里的舒服生活，跟它们在一起住下来。我喊两个小青年把这些农具堆在一边，再帮你把屋子搞干净。你给他们带香烟来了吧？”我说没有，他显得很失望。“带酒了吗？”他又失望了。
两个小青年，一个叫小黑子，一个叫小水子，要帮我把半间公房变成一座私宅。我很快就懂得村子里几乎人人都有个外号。小黑子得了这个名字，因为他生得比别的男孩都黑。小水子出世那年村子里闹过一次小水灾，他的姑表哥、队长的儿子，就叫大水子。他们两个都是体魄健壮的小青年。他们不抽烟，称呼我李大妈，一开口就脸红。他们马上就跟一丁交上了朋友，三人一起把农具、种子、化肥推到屋子的一边，清除了成堆的垃圾。只放得下学校减价卖给我的木架双人床。我们新婚时买的一对单人床，拆散了打成捆的，就靠在墙上。木箱、皮箱、纸箱也靠墙堆着。小书桌靠另一面墙放着，还有一条长凳、两张方凳，这是学校减价卖给我和三个孩子坐的。椅子是不许买的，工人师傅问道：“贫农坐椅子吗？”等到半间公房收拾得差不多，老螃蟹闯进来了。“好得很嘛。你瞧，我们照顾你们下放干部。”他说。“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老李。你跟我都姓李。我俩是兄妹。”
“谢谢你啦，李队长，你很帮忙。我确实需要一点东西。我们离开安大以前，领导上说一到生产队保证‘四有'。有干净房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干净水喝。所以我没带大米、面粉。我能跟你或者生产队借点儿米吗？”
“老李，你跟你哥讲笑话！新米还没收割，陈米早就吃光。我是借了米给我家奶们子和两个小子吃。明儿个你可以去西埠一趟，拿粮票到粮站买米。今儿个嘛，你只能克服啦。水嘛，这前塘的水尽你喝。小黑子，去给老李挑一担水来。”
说完站起来要走，他看到了两捆拆散的单人床，眼睛一亮。“这是什么？单人床！太好啦！老李，你用不了这么多床。借一张给你哥。我儿子大水子正需要这个。小水子，把床扛到我家去给你表哥睡。他一定爱睡的。你需要什么东西，直管跟我说。毛主席在中国有绝对权威。我李庭海在高庄有绝对权威。我是生产队的唯一的党员。我就是党。你和我可以合得来，李大妹子，只要我们两个互相了解，互相支持。”?
太阳快落山了。我又累又渴，比饿还难受，但是我一定得找点东西喂我挨饿的儿子。我想起了我两天前买了配给的一斤绿豆。我翻纸箱找绿豆，一丁就动手升煤球炉子。炉子上热气腾腾的水壶不仅引来了邻居家的小孩们，连他们家的大人也拎着破篾壳暖瓶来灌开水了。邻居们都羡慕我。他们一年分到的稻草勉强够烧一天的三顿饭，开水就成了奢侈品！一丁和我喝完绿豆粥，又把所有排队的暖瓶灌满。然后我用一点热水在我带来的大木盆里洗了个澡，一丁就跟着小黑子和小水子到后塘去洗澡了。
邻居们一吃完晚饭，洗过凉水澡（男的在后塘，女的用木盆），就陆续到公房前面的小块空地来看看新来的下放户，各人自带小竹椅或小板凳。他们的问题可不少。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是一个人下来？你男人呢？”
我哪能告诉他们我男人还关在牛棚里，那样一来我在这些新邻居当中马上就会成为准敌人。他们又怀疑我是否离了婚的，或是根本没结过婚，或是男人在劳改。“我们结婚十五年了。我还有两个小孩留在合肥。等我安好了家就去接他们。我丈夫还在乌江公社劳动，安大还有不少人在那儿。领导上会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下来。”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的工资不高。过去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九元。到了乡下，我每月少拿两块钱。” “我的妈！一个奶们子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们农民可真穷。我们一年要等到年底才能见到现钱，还得挣够了公分。一半人家，辛苦一年下来到秋后算帐，倒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你，一个奶们子，每个月拿五十七块现钱！”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羡慕我的低工资，而现在这些善良的农 民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可恨的剥削者。
“我得养活三个孩子啊。”
“那你的男人呢？他挣多少？”
“他过去挣的比我多，可是文革当中调整过工资。”
“你要不想告诉我们就别讲。你为什么被下放？”
“响应毛主席号召嘛。”
“别糊弄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不了。可是孙堡街上的明白人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大多数人都能留在大学和城里，对吧？我们就是不懂”
他们的问题都是直截了当，意料之中的。一个妇女带着孩子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好像一个石子被一个顽皮的孩子扔进村子的水塘，打扰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他们声音里毫无敌意，只有无邪的好奇。他们令人松心的坦率几乎使我感到“宾至如归”。
第二天一早，我饿醒了，面对我们的新生活，百感交集。“难道这就是我和一家人被注定要在其中度过余生的世界？”一切似乎还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却无从逃避老螃蟹和他安插我们住的这个家这一离奇的现实。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命运就是顶住半边天，和这个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打交道。我到十里外的西埠区市镇去了几趟，买粮食和在乡下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葫芦瓢、扁担、拨火棍、大扫把、和两只水桶。我能从革命之火的洗礼中拯救了我们那辆英国自行车，真是天大的幸运，否则我现在就寸步难行了。一丁很快就学会从前塘挑一担水倒进大水缸。我也学会了用大灶的大铁锅烧饭，虽然眼睛给烟熏得流泪。我得尽量节约用煤，因为以后没处买啦，但是还不时烧开水给邻居家灌暖瓶。有一天，我在煤球炉上用一个大钢精锅蒸馒头，给他们看见了，当然后来我也得给他们一家一家的做。
全村十八户人家平均分住前高庄和后高庄，两个小村相隔几百尺。晚饭后，我轮流到各家串门儿，逐渐认识了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老螃蟹一家住在后高庄一座破烂小茅屋。邻居说，如果他没有把钱都花在酒和烟上，他完全可以给家里人盖一座好房子住。一座孤零零的极小的茅屋里住着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大家叫他“小五保”，因为在1960年那场饿死了全村一半人口的大饥荒中，他父母双亡，他的衣食等等五种基本需求就由生产队保证供给了。
我住在前、后高庄的交界处。我的紧隔壁邻居是孙奶奶，她寡居多年，生产队的三条水牛有一条归老人喂养。她的儿子基升，外号黄鳝篓子，壮得像条小牛，偶尔发脾气就动手打他那非常温顺的妻子。他们有一个病态的三岁的女儿，叫小兔子，还有一个还没起名字的男婴。全村年纪最大还下地的是孙开道，他是孙氏家族的族长，人人尊称“三老爹”。他不但是三名犁田手之一，而且担负“看水”的重任，因此大家又戏称他“水利部长”。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基贵，小的叫“小蛋”。基贵十六岁，在农村几乎算成年人了，却比六岁的弟弟更天真幼稚。我还没见过他的面就听到他的丑名了。他也许是全村长得最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女孩子们都躲着他，因为他时常从她们身后拽她们的大辫子。也许也是全村最壮的小伙子，他挣的工分却比别的小青年少得多，因为他什么农活也干不好。他是家里的败家子，全村的笑柄。全村的大人孩子，连他父母和小蛋也在内，都当面叫他“孬基贵”，或者干脆就叫“孬子”。每逢邻居有人告他拽了谁家大姑娘的辫子，到谁家屋里偷了吃的，摘了谁家菜地里半熟的西红柿、黄瓜，他爹唯一的对策就是把他痛打一顿，或是用粗绳子把他五花大绑关在屋里。他每次作案都是被当场抓住，因为他从不躲躲藏藏。
孙开道家隔壁住的是小黑子和他妈、继父犁田手王学贵、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他们家紧邻是小水子和他爹妈，他姑妈“老棉胎子”嫁给了老螃蟹。再过来住的是小水子叔叔、副队长陈安友一家，他八岁的儿子“尖嘴猪”以擅长小偷小摸闻名全大队。村子入口处有孙家另一户住着一栋新盖的砖瓦大屋。
有些邻居把鸡蛋卖给我，有时他们也拿到大队的小店去换盐、碱、针、线之类的日用品。我接受老螃蟹的提示，买一些中等价钱的香烟放在家里，于是男社员们就来串门儿抽枝烟。老螃蟹，不用说，是常客，一天几次来抽烟。而且，没过多久就开口向我借几块钱，答应“明儿个就还”。我并不感到太意外，但是仍然很气恼。虽然我也很拮据，几块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就像讹诈。然而我也不敢拒绝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用他的“绝对权威”来对付我。不成，我得罪他不起。我把几张一元票子搁在小书桌上，他急不可待地伸手抓起，他两只血红的眼睛发亮。我很快就明白，“明儿个就还”只是借钱不还的一种说法。
一丁好像喜欢他的新朋友和新环境。他和其它小青年一道在后塘游泳，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和成年的男社员下象棋。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给他们讲孙悟空的故事。按照村子的风俗，他们也给他起了个外号，“金猴”。每晚讲完孙猴子历险的故事，他就领着我去作另一种冒险：在水田之间的田埂上捉萤火虫。一丁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这些长翅膀的小生物，用牠们身上闪闪发光的魔灯照亮黑夜，使他心醉神迷。他把萤火虫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带进蚊帐，然后藉助它们闪烁的光捉蚊子。那些魔幻的小灯给他照亮了什么喜悦与惊奇的幻想？听到我儿子发出无忧无虑的孩子的欢笑，我感到满心温馨，但也更让我感到他爸爸和弟妹不在我们身边的凄凉。
三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在这新家里几乎感到快乐了，但我很快就知道这是朝不保夕的快乐。六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发高烧病倒了。我从来没发过烧，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我感到惊惶。我让一丁步行二十里地到香泉镇去拍一个电报给宁坤，让他请假回来一趟，宁坤的请求却被系工宣队头目断然拒绝了。后来才知道我得的是疟疾，这个地区的流行病。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让我服了不少奎宁，我的病就好了。
紧接着天就下起雨来，一连下了几天几夜。一天深夜，我和一丁被怕的坍塌声惊醒，接着是我们的两个暖瓶爆破的声音。我把头伸出蚊帐一看就吓呆了，原来是烟筒倒了，塌下来时砸烂了搁在锅台上的暖瓶 。雨现在从房顶的大洞哗哗地往下落。我身处黑暗势力的重围，惊慌失措，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过了些时候，我镇静下来，直面现实，想起我下来是要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的。谢天谢地，夏季天亮得早，雨也停了。我起床后赶忙跑到后高庄队长家，向他报告我们母子给出乎意料的灾难吓坏了。
“下了那么多雨，你还指望什么？那烟筒也老了，当初就没盖好。我这就派两个人去搞。你当然得请他们吃顿饭。当然还得有酒有烟。”
我当然赶紧骑自行车去西埠买了两斤猪肉、一只母鸡、几斤青菜。一丁在家把煤球炉升起来。我用大钢精锅煮了满满的一锅饭，炖了一锅红烧肉，又炒两盘素菜。鸡，我只得麻烦隔壁孙奶奶给杀了，在她大灶上烧好。两个年轻的男社员没花多长时间就清除了砖土垃圾，修好了灶，用砖和泥盖了个新烟筒。快到中午，我把四盘菜、一锅大米饭、一瓶白酒放在我们的小折叠桌上摆好，老螃蟹就大模大样地闯进来了。
“老李，麻利快，这两个小伙子！”说着，他就在桌旁坐下，点了一枝烟，又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快来啊，你们俩，来尝尝我妹子的手艺！这红烧肉真鲜，我说就是比我家奶们子烧的菜好吃。”
“李队长，烟筒不太直，”一丁站在旁边说。
“那有什么关系，”队长用手里的筷子一比划打发了他。
“反正你们一家人在这里住不长的 。”
他们三位速战速决扫光了四盘菜、一大锅饭、一瓶白酒、一包香烟。这时候，小黑子的哥哥尹富贵走进来，找老螃蟹说：“你借的那一百元，我盖屋急用。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别再拖啦。”老螃蟹醉薰薰地说：“你他妈的放屁！我李庭海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咋会欠你的钱？”富贵恼了：“你借酒装疯，想赖帐？你今儿个不还，我要你好看！”老螃蟹一把掀翻了我们的活动桌，杯盘在地上砸得粉碎，吓得一丁躲到我身边。老螃蟹一骨碌跳了起来，嗄哑地嚷嚷：“你他妈的想造共产党的反？《公安六条》！”话音刚落，两个人就揪成一团，大打出手，从屋里一直打到屋外，刚好遇上前高庄的社员去上工。富贵被人拉开，老螃蟹骂骂咧咧，肚子里装了大半瓶白酒，摸回家去午睡。烟筒能在天再下雨之前修好，我真得谢天谢地。
过了几个晴天，雨又下了起来，常是倾盆大雨，昼夜不停。烟筒虽歪但没倒，稻田却都淹了。有些邻近的村庄已经淹了。有一天，陈安友冒着大雨来到我屋子。
“老李，”他神情严肃地说。“我是副队长，我有责任警告你我们眼前的危险。如果这大雨不赶快停，全村和你家就会被洪水冲走。那么一来，我们都有自己一家人要照顾，有谁能来帮你呢？我要你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拼死拼活逃命。今儿个晚上，你和你儿子要参加巡逻，监视水位上涨。你一看到出现危险的迹象，马上快跑去报告我们的水管员三老爹。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助你和你儿子，可是我有奶们子和儿女要管。我并不是说我们抛下你不管，但是漂亮话在这种情况不管用。”
我并不感到被人抛弃，不完全如此。一个硬闯进来的外人，我有什么权利指望社员在自家面临没顶之灾的时候来帮助我？自欺欺人的漂亮话我听得太多了，我倒喜欢这农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抵御能够轻易地就把我和儿子冲走的汹涌的洪水？我一筹莫展地看着一丁。我孩子说：“妈妈，万不得已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大木盆当救生船，划到安全的地方。我今晚不睡，陪你看水。”我搂着他说：“有你这么个好儿子，我们肯定可以渡过难关。”晚饭后，我把所有的现款和粮票都放在口袋里，躺下打个盹儿，这时候一丁就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凝视诡秘的黑夜，探寻危险的迹象。我起身后，带着一丁去察看附近稻田的水位。我可以听见远近的洪水怒号。我撑着一把油布伞给我俩挡雨，一丁拎着马灯照路。一丁惊慌地说：“妈妈，田里的水差不多跟田埂平了。咱家大门和稻田在同一水平上，水马上就要进咱家啦！我们马上去告诉三老爹”我们母子二人顶风冒雨踹着泥泞走到他家，把他叫醒。开道从家里出来，胳膊下面夹着一把锹，急急忙忙走到田边放掉一些水。回到屋里，我让睁不开眼的一丁去睡觉，单独守望。我继续在田边来回巡逻，突然间听到两只大狗在狂叫，声音比下放前半夜背一毛去看病听到的还可怕。眼看着狗朝我跑来，我赶紧跑回屋里。惊魂稍定，突然想起下来之前有人警告过我，安徽有狂犬病，千万别让狗咬着。我精疲力竭，不知不觉陷入了沉睡。等我醒来，天已大亮。谢天谢地，雨停了！
太阳一连出了好几天。淹没公路的洪水一退，连接县城和各市镇的农村公共汽车又跑起来了。已经是七月了，我想我得抓紧时间让一丁到初中注册，要不然就会耽误了。香泉是附近唯一有初级中学的市镇。镇上除了有一处温泉，用作附近地区的公共浴池，还有一所麻疯病院。一个晴天的早晨，我骑自行车带着一丁上路去学校，我们的午餐口袋挂在车把上。半路上，我看见小基贵朝着我们飞奔过来，一路狂喊：“救救我，老李！救命啊，老李！”等他到我自行车前站住，我看到他只穿了一条污秽不堪的破短裤，头髪像发像一堆乱草，浑身上下都有泥巴和伤疤，活像《圣经》里那个浪子，让我这三个孩子的母亲看了心疼。
“你在这儿干什么，小基贵？你爹妈到处找你好几天了。他们都急死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小基贵？”
“开道不是爹，他揍得我好疼，你不知道啊。老李，你救救命吧。我饿死啦！”
“你回你爹家里去，小基贵。他会给你杀只鸡的。我给你蒸大馒。”?
“我才不吃他的鸡，我要吃”说着他就一把抓住我的午餐袋，黑糊糊的手指伸进去，掏出一个我昨晚蒸的的馒头吃起来。他几口就吃掉一个，又伸手去抓第二个。我推着车子向前走，他边吃边跟着走，我又接着劝说他回家，还答应不许他爹再打他。他吃完第二个，又伸手要再拿。我说；“小基贵，这是我和丁丁的中饭，别再拿了，我给你一个大西红柿吧。”他接过去，边啃边跑，一会儿人就不见了。
到了香泉中学报名注册，我说：“我是安徽大学的下放干部。我儿子在合肥小学毕业。新学年开始，他是否可以入学？”老师说没问题，让一丁填一张注册表。
他一看家庭住址就惊讶地说：“高庄，太巧啦！你们村有个孬子在我们学校撒野发疯，胡闹了好多天了。到食堂抢饭吃，追赶女学生，男生就扔石头砸他。在街上跑进饭馆子连偷带抢，没少捱打。他初来时睡在空教室里，后来就睡到温泉去了，听说和来洗澡的麻疯病人打得火热。劳驾带个信给队长和他家里，让他们快来人把他接回去啊。”
正在这时候，基贵冲进来，嘴里嚷嚷：“老李，救救我！老李，救救我！”有几个男生追赶他，向他扔石头。我走到门口，向那几个男生喊话：“同学们，请你们别作弄这可怜的孩子！我是他生产队的下放干部。他有病。我回去教他爹妈来领他回家。”我又转身对基贵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回你爹家里去？那儿没有人朝你扔石头。你妈一定会给你吃好的。我给你蒸大馒。”他大声说：“开道他打我。我喜欢在这里。”他突然放声大笑，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得乱七八糟，好笑极了。一转眼间，他就溜了出去，不知去向了。
我一回到高庄，立刻登门找到三老爹和三奶报喜。他爹就骂骂咧咧地说：“这该死的孬子，我家的败家子！我要去把他抓回来，好好收拾收拾他。”我说：“他是你亲生儿子，开道。你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好好调理调理。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说什么也不许再打他了。你答应吗？”老贫农嗄哑着嗓子说：“老李啊！亏你给我把孩子找回来了，哪能再打他呢？我要杀只鸡给他补补身子。”他当晚去香泉，把儿子带回家。
有一天，我正在做午饭，一群孩子突然间冲进我屋子，齐声嚷嚷：“大妈，有人来找你啦！”我伸头往外瞧，一眼看见小一村沿着土道走进村来，怀里抱着个大饼干罐，身后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我近来一直在想我该去合肥把两个小的接下来。我非常惦念他们，而且让这么小的孩子独自生活也不安全。现在来了这个意外的惊喜！这位年轻战士解释道，他搭安大的卡车下来，顺便把一村带回家，因为孩子最近不舒服，他姐姐很不放心。一村回到我身边当然好，可一毛就孤零零一个人了。我好像不断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村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哥哥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他也学会捉萤火虫，把它们装在自己叠的纸笼子里。除此以外，他总爱自己呆着，可能因为他在幼儿园惯于一个人坐在墙角上。他常坐在大床上，一个人玩跳棋或象棋。他每赢自己一盘就快乐地大笑。虽然刚来不跟年龄相仿的孩子玩，他有时却教基贵下棋。他也会给他讲一两个金猴的故事。他常说，“基贵好温和。我喜欢他。”
过了不久，我就骑自行车带着一村去南庄和他爸爸团聚一下，不料一到就赶上他发高烧病倒了。更坏的是，还流传着要把他“遣送回乡监督劳动”的说法。看着他躺在乌江卫生院的病床上烧得痛苦呻吟，我想起袁枚悼唐朝诗人方干的两句诗：“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大雨又下了起来，淹没了道路和田畒。一丁和我轮流监察上涨的水位。等到雨停，我们家的存粮快见底了。
四
八月中旬，我决定把一丁送到学校去，他可以在那里吃住，虽然学校九月才开学。那样我就可以带着一村去安大，把一毛接回家。于是一天清早，我推着自行车往香泉走，一村坐在横梁上，一丁的铺盖卷儿和旅行包捆在车架上，一丁在车子另一边走着。
路走到一半，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急迫地从我后面喊过来：“李怡楷，站住！李怡楷，站住！”我掉转身来，看见一个男的骑在自行车上朝我过来。他三十来岁，身材不高，我模糊地认出是外语系工宣队的一位师傅。“李怡楷，这事万分紧急！你女儿病重。你必须马上回安大！”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呆得说不出话来。一丁赶忙扶住自行车，不让倒下。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她害的什么病？她现在在哪儿？”
“我们还没完全弄清她到底生了什么病。她几天以前发高烧，被送到安医。他们的诊断是大脑炎。那是传染病，安医又没有传染病房，所以后来就转到了105军医院。由于大雨和洪水，我们没有法子派人通知你。我好不容易挤上多少天来从含山开到和县的第一趟长途汽车。我姓戴。我认识你，但交道打得不多。现在你必须赶快去看你女儿，不然的话。”“不然什么？”我感到恐怖极了。孩子还活着，还是已经没有了？他是在把坏消息瞒着我吗？“跟我说实话。我需要决定怎么办。”
“真的，她住进军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幼儿园派了个阿姨陪她住院。别的我不知道。你赶紧上路吧。别再浪费时间。”
我决定按原来计划先把一丁送到学校。我们中午以前走到学校。管注册的老师看见我们吃了一惊。“你们来得太早了。学校最早九月才开学。而且，教职员工都去抗洪救灾了，不完成任务回不来。”
我向他说明了我所处的困境，他马上就同意让一丁住进男生宿舍，在食堂买饭吃。我先给他买了饭菜票，然后去宿舍。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放了几十张双层木床。水泥地面上布满了垃圾。我帮助一丁打扫了部分地面，擦净一张床，挂上蚊帐。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一家点心铺子，匆匆忙忙吃了面条和饺子。我好像不断地在和孩子们作无定期的分离之前吃最后的一餐饭。
跟一丁挥手告别之后，我骑上自行车上路，一村坐在我面前。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公社停留一下，向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组长请假。我又想顺便到公社卫生院取一点中暑和腹泻的成药带在路上，以防万一。我还没走进卫生院，就听见一男一女大哭大嚎：“啊！我苦命的女儿啊！”这是死了亲人的哀号！它刺痛了我的心。我问鲁医生怎么回事，他摇摇头叹息道：“太不幸啦。他们来晚了，拖了几天才把孩子送来。急性肺炎，太不幸了。我认识这家人。一个很好的小姑娘。”他的话让我听得心慌意乱。一毛是否也已经太晚了？我的心被恐惧揪成一团。我去药房取药，经过一间屋子，看见妈妈抱着死去的女儿恸哭流涕，爸爸也站在一边啜泣。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禁不住流下泪来。这女孩死得很惨，但至少死在妈妈的怀里。我女儿却会更不幸，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泪流满面了。鲁医生来到我眼前，悄悄对我说：“李老师，镇静一下。你的担子很重”我匆匆离开卫生院，又到大队部去向大队书记请假。但一路上，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抱在妈妈怀里的死女孩，那痛不欲生的爹妈的哀号。最后回到高庄，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再一次请假，这次是向我的顶头上司老螃蟹请假。
“队长，我的家怎么办呢 ？”
“你的家？你的家是我们的公房。我就让小青年夜里来值班，就像你没来以前一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难道说你不信任贫下中农吗？难道你不是下来向我们学习的吗？难道你不信你哥吗？”
反正我也没别的办法。胡乱吃了点晚饭，我就收拾了一下东西，准备明早上路。半夜时分，迷迷糊糊正要入睡，猛然听得有人砸门。难道又有红卫兵来抄家？我慌忙下床，只听见三奶在门外气急败坏地喊道：“老李，快开门，快！救救命啊！孬子发疯，抄起菜刀要杀小蛋，我得把他放在你家过夜。”我一打开门，她就冲了进来，掀起蚊帐，把小蛋扔在一村身边，转身又出门了。我听得出她家那边人声嘈杂，但我太累了，明天还要赶路，实在没精神去管人家的是非。
门栓也没插，我就钻进蚊帐，在一村和小蛋中间躺下。只听见三奶又冲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道：“老李，快来，开道和老螃蟹一起下手，要把孬子活活打死。只有你能救他的命啦。你是国家干部。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快来啊，快，我求求你！”一个下来接受再教育的牛鬼家属，去救一个贫农的儿子，不让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共产党员队长打死？我为难了，但她已拉开蚊帐，拖我出来。黑夜苍茫，我慌慌张张跟在她后面走，差点儿一脚踩进孙奶奶家门口的牛粪堆。还没走到她家，我就听到开道大喊大叫：“你这个孬子，你这个祸害，祖祖辈辈的脸早都给你丢完了，现在又要杀你亲弟弟，他是我家命根子，不如先把你宰了！往死处打！”在嘈杂的人声中，也可听到基贵凄厉的尖叫：“我要死啦，我要死啦！开道狗地主！螃蟹狗地主！你们要杀贫农!......”
邻居们都在围观，如同传统的示众场面一样。三奶拉着我挤到人群前面，我一眼看到了基贵。他半裸着身子，被粗绳子紧紧捆绑在他家门前那棵孤零零的树上。开道和李队长都赤着膊，手里都挥动着一根大树棍。三奶拉着我走到他们跟前，在昏暗的灯光里，我看得出基贵全身都在流血。我问开道：“三老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打基贵了吗？你这是干什么？他难道不是你的亲生骨肉？你的头生儿子？你们两个大汉把一个小孬子打成这个样子，你做爹的不心疼吗？”
“他不是我儿子就好啦。他妈没生他就好啦。我是答应过你，老李。可他又干下坏事，我只得又把他绑起来，他挣脱了，夺过一把菜刀要杀小蛋。不把他打死，全家不得安。”
“死了清净！”老螃蟹以权威的口吻说。“他从香泉带回麻疯病，传给全村一百多口人怎么办？他又狗胆包天，满嘴喷粪，诬蔑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有‘奸臣相'，罪该万死！小蛋检举他，大义灭亲，他竟敢杀人灭口。根据《公安六条》，他是特大现行反革命。他罪该万死，打死他也是为民除害，三老爹也省心。”
“这不行，李队长。”我鼓足了勇气说。“大家都冷静一下。基贵有病，应该给他看医生，不是把他打死。杀人偿命，罪责难逃。赶快住手吧，我请求你们！”
“老李，这关你什么屁事？”老螃蟹满口酒臭、怒气冲冲地对我喝道。“你算老几？奶们子，下放的。你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生产队的内政轮不到你来掺和。生产队归我领导，孬子的事有我和他爹做主。”
“我很清楚我下来是干什么的。”我竭力保持镇定。“可是眼看一个贫农的儿子，一个无辜的小青年，要给他的亲爹和生产队领导活活打死，我能够不管吗？要是你们不放了他，我就马上去大队把宋书记请来。”
这时候基贵的妈冲到他男人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三老爹，可怜可怜吧，别把我们的头生儿子打死。给你生了个孬子，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要打死他，你就先把我打死吧”她嚎啕大哭起来。?同族的孙奶奶也走上前来，为她的侄子求情。
开道叹了口大气说：“我这回就饶了你，孬子，最后一回。要是你敢”没等他说完，我就抢着说：“孩子受不了啦，快给他松绑吧。你瞧他瘦成这副样子，作孽啊，你得给他调理调理。不许再糟蹋他。”
基贵边呻吟边嚷嚷：“开道不是我爹。毛主席是我爹。老李是我妈。打倒开道！打倒螃蟹！”
围观的乡亲们轰然大笑。老螃蟹气得暴跳如雷。“你这王八蛋！你敢打倒我？我是队长，我是共产党！我手里有《公安六条》，你是现行反革命！我要看着你死。三老爹，我是想帮你个忙，你可又把王八脑袋缩回去了。告诉你，别指望我再帮你了。真他妈的！”他转身要走时又说：“别忘记你答应请我吃饭的。”
孩子松了绑，遍体鳞伤，慢慢爬回他爸爸的破茅屋去，好像我在公路边上见过的一条被人打得半死的狗。我回到自己的茅屋，倒在一村和小蛋中间。我紧紧抱着一边一个孩子，尽力想忘去刚才经历过的情景，不然我生怕我也会成孬子了。我为一个贫农的儿子和我的牛鬼的女儿逃脱死亡的魔掌祈祷。
五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先背着小蛋把他送回家，再背上还没完全睡醒的一村，肩上挎着个小包，一手提着个旅行包，一手从后面搂着一村，他双手搂着我脖子。我得走十里地到西埠搭公车去县城，换长途汽车去含山县城，再上火车去合肥。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重地跋涉，如同八年前背着一丁去清河劳改农场探监。一村一个月前刚满六岁，正好和一丁那时候一样。我们的恶梦难道没个头吗？我走一段路就得坐在路边歇一会儿。一村完全醒了之后，他就自己走了。走到一半，我们发现前面的小桥被洪水冲掉了。缺口上面搭了一块窄窄的长木板，下面流着汹涌的洪水。我没能耐从木板上走过去，更甭提带着一村和旅行包了。
我在路边坐下，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我非得向前走不行，可是怎么走呢？这桥什么时候才修得好？我可等不及啊。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老张、和我同时下放的一名党员干部，沿着公路朝我们走过来，我想这可好了。我马上站起来招呼他。“老张，你得帮我过这个大缺口。我女儿在合肥病危，我得赶去看她。情况紧急，请你帮我的忙。”他对一村和我的旅行包看了一眼，摇摇头说：“对不起，李怡楷，我帮不了你。我要赶公共汽车去和县接我女儿。”说着就掉头走了。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农民走过来，我迎上前去。“大哥，你能帮我和小家伙过到对面去吗？我急着要去赶公共汽车上县城。我女儿在合肥病危，我要赶紧去看她。”他马上就说：“没问题。你肯定是下放干部。女儿病重，妈妈还在这里，真作孽。路又冲断了，你哪里碰上过这种事。我先把小家伙背过去。再回来拿包。最后再接你。”一村和旅行袋到了对面，他又回来伸出一只手给我拉着，领我走过去。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说：“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我住在高庄。有空来玩。”他说他是本大队王庄人，帮我这点小忙是应该的。
我们又走了五里路才到西埠，眼睁睁看着人家拼死拼活挤上开往县城的公车，望车兴叹。从西埠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天气又很热。但是我别无选择，脑子里总在想一毛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一村勇敢地和我朝着县城走去，脚上穿着黑塑料小凉鞋。我们走一段路就坐在路边上树荫里歇息，好不容易走到十里铺，离县城还有十里。一村实在累得不行了，我拦住一个农民拉着一部空板车朝县城方向走。他听我说了我的困境之后，就让我把孩子和旅行包都搁在车上，我跟着车走。等我们走到和县汽车站，已经是下午，所有去含山的车票都卖光了。我硬着头皮向一个售票员苦苦哀求，他终于卖给我一张站票。等我们到了含山，天已经黑了，赶紧走到火车站。九点钟我们才上了去合肥的慢车。一村马上就睡着了。十一点多钟火车才到合肥。我是最后一个出站的，背上背着瞌睡的孩子，手里提着旅行包。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眼前也看不到一部三轮车。
我坐在路边，又不知怎么办了。附近没有旅馆，即便有我也住不起 。正当一村在我怀里入睡，我看见一部三轮车朝我蹬过来。我急忙向蹬车的打招呼。“同志，请你帮忙。”我喊道，心里明白没有一个蹬三轮儿的会愿意在这个钟点老远地去郊区。“请你帮忙送我和我小家伙去安徽大学。有紧急情况。”“哦，不行，我不去。”他摇摇头。“太远，太晚了！”
“请你帮忙，我求求你。我女儿病危，一个人呆着。所以我才从含山坐夜车赶来。如果我坐在路边上过夜，这小家伙也要冻病啦。我在争取时间，请你帮帮忙。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现在需要你帮助。”
“毛主席话当然不错，可是你出多少钱？”
“两倍，三倍，你觉得辛苦一趟该付多少就是多少。”
我坐上车，怀里抱着一村，脚下放着旅行包。光着上身的三轮车工人飞快地蹬着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只有行人道上有人睡在凉床上。午夜以后，我们穿过一条近路去大学，过去我在白天也回避的地方，因为那儿有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和医学院的解剖室。周围有死亡的阴影；我紧紧地搂着一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为我可怜的女儿祈祷。等我们终于到达安大，大铁门已经锁上了。我放大了嗓子才把门卫叫醒。蹬车的不肯蹬进去，我只得又背上一村走到幼儿园。
值夜班的阿姨被我叫醒，懒得多话。她让一村睡到地板上他的老地方，让我跟他睡在一起。在一毛睡的褥子上，我看到她的一只红布鞋和她喜欢的洋娃娃，从这里可以看出她被送走时一定很慌张。也许她再也不需要它们了。我来得太晚了吗？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泪。我又累又，可是我一会儿也没睡着。我只愿天早一点亮。
一村还在熟睡，我已经走到三里路外解放军105医院了。问讯处的女护士吃惊地问我：“你来这么早干什么？我们八点钟才上班。”听我说明情况后，她就到住院登记册上找一毛的名字，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我着急了，难道她已经不在了吗？一名护士领着我从一个病房找到另一个病房，还是找不到。我更急了。最后，她说既然当初诊断为大脑炎，或许我应当到隔离病房去看一看。那儿的病人登记册上也没她的名字。护士长允许我自己挨着病房去找。快走到最后一间时，我看到安大幼儿园的一个阿姨站在门外。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李老师？”她绷着脸问我。“你女儿多少天来高烧不退。他们还没查出来她害的什么病。幼儿园派我来照顾她，等你来。我还得假装是她母亲，要不然医院就不收她。现在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一看见我女儿，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一毛已经不是本来那个漂亮的小姑娘，而是瘦得皮包骨，憔悴的小脸烧得通红。我拼命控制自己的感情，轻声说：“毛毛，妈妈来啦。你觉得怎么样？”她惨淡地一笑。“妈妈，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盼你来。我想有九天或者十天了。我真开心你来了。哥哥弟弟怎么样？”她没烧到讲胡话，还那么镇定，我稍微感到宽慰。一个性格坚强的小姑娘，我女儿。“村村跟我一起来了，回到幼儿园。哥哥在香泉上初中。你放心吧。”她又问我：“你想爸爸能来看我吗？”我的心一揪，我自己发高烧他不是也不许回家看我吗？我只能说我试试吧。接着又问：“妈妈，我托王祖鑫叔叔带给村村的麻饼和桃片，你收到了吗？”她的头脑这么清醒！“收到了，早就收到了，我没能写信告诉你，因为邮政被洪水切断了。”
这时候，一位军医来查病房。他一看见我就问：“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没等我回答，一毛就说：“王大夫，这是我妈。她下放在和县，刚从那儿来的。”王大夫露出困惑的表情。“又出来一个妈？另外那位女同志是谁呢？”我接着说明情况，澄清了混乱。王大夫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一毛的病史。安医怀疑她患大脑炎，但后来在这里做的检验结果是阴性的。他们又根据几种假设，做了一系列检查和化验，先后排除了疟疾、肝炎、流感、肺炎。目前的意见是伤寒。她对最近的滴注的反应好像好一些。王大夫并不悲观，但是他拒绝提出愈后。
一毛入睡以后，我急忙回到幼儿园，安排一村的食宿。我又抢时间跑去找工宣队领导，请求他们准许宁坤来医院和我共同看护女儿。我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我回医院之前，先去市区给一毛买了半个西瓜，她说过很想吃。可是她尝了一口就推开了，我看了很着急。幸好从我来到之日起，一毛的体温开始下降。同时，多天来第一次大便。我端着便盆去处理传染病人粪便的小屋子倒大便，在低矮的过道里一头撞在房顶。头顶隐隐作痛，我也顾不上去理会。过了两天，实在痛得厉害，我就跑去找一位护士。她以为是头痛，让我看内科。我说是头顶上痛，她扒开头髪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黑铁丝做的发卡嵌进我头皮去了。她拔了一下拔不出来，因为卡子和头发、血块纠缠在一起。她用水浸湿，然后才慢慢把卡子拔了出来。她说伤口已发炎，再晚一点就会出大问题啦，她奇怪我怎么会那么麻木。
一毛先开始吃一点流体食物。一周之内，她的体温恢复正常。她又能吃固体食物了。发烧的红晕一退，她的小脸苍白乾枯。为了让她早日复原，我知道必须给她吃一些滋补的食物，这在医院是办不到的。她身体又太弱，暂时还不能跟我到高庄去住。她必须出院在合肥住一段时间，补一补身子，逐渐复原。
安大招待所答应给我一间客房，住到一毛能和我回家。她出院之前，出院表上“最后诊断”一项空着没填写。我问王大夫怎么回事，他说实在无法确诊。由于他们诊断的手段有限，我觉得这可以理解。我想，要给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作一个确诊，那就会更难啦。可是我说总不能什么也不写。踌躇了一会儿之后，他写下“病毒感染”。
我借了一部板车把一毛拉到招待所，路上碰到的一个熟人看见她满面病容就问我是否送她去住院。到了招待所，发现对门住的是俄语老师吴老夫妇。他的“狗叛徒”罪名早已清除，但作为退休后返聘的“临时工”，他也被解除合同，等着办手续回九江老家。他们十分热情地让我们用他们的煤球炉和炊具，甚至粮食。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同志间的温暖。大概牛棚里患难与共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宁坤的友情。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沈瞎子，他从乌江押解回来后就住在这里。原来那次“宽严大会”上的宣判只不过是一场“逼供信”的演出，无奈顽强的老人实在无罪可认，而那些生杀予夺的头目又死不认错。于是，他也在等着办手续回安庆老家。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还得等一个侄女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送贫困潦倒、双目失明的伯父还乡。因为公用厕所是在过道的尽头，双眼瞎的老人上厕所必须经过我的门口。不只一次，他摸进了我的屋子。有一次，他的拐杖捣翻了我在对面吴老家的煤球炉上给一毛热的牛奶。他知道我是谁之后，就说宁坤在牛棚里对他很好，他祝愿宁坤比他幸运一些。我说：“沈老师，您的情况也会好的。”他说：“我？我不值得再活下去啦。我现在要叶落归根，一死了之。好了好了。我再也不用挨打挨骂，受苦受难啦。”我不忍再看他零乱的白发下绝望的眼眶了。我心里想，“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他一定会想到这两行诗的。很久以后，我才听说，他还乡以后不久就因严重内伤死去了。
六
我在招待所住下不久，一天半夜一丁突然敲门来了。听他讲他怎样一个人在大热天从高庄走到乌江去找爸爸，我感到惊奇。一丁干巴巴地说：“一毛这场大病当然是件大坏事，可是它却让我们一家人从5月16号以来第一次聚到一起。这叫做‘坏事变成好事’，妈妈，正如毛主席教导的。”
九月初，中、小学已经上课，一丁和一毛都要迟到了。等到下一次安大有卡车去孙堡公社，我们一家母子四人就搭车回家了。我们坐在卡车上，挤在一起，面前放着三筐煤球，是用吴奶奶和一位女同事送的煤票买的。我们顶风坐着，等到家时已经被煤灰染黑了，活像一家大小“牛鬼蛇神”。
回到我的公房住家，我大吃一惊，发现自行车不见了。它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事情严重，”我大声说。正在这时候，老螃蟹闯进来了。我递给他一包在合肥买的香烟。
“‘奔月'，好牌子，三毛五一包！”他边说边刮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枝烟，把那包烟放进口袋。“味道比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好多啦！这就是你女儿，好漂亮。我们把你东西保管得很好，老李。你不少什么吧？”
“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把它靠墙放着的。”
“哦，自行车，对啦，自行车。老冯借去了。他看你在街上骑过，恨不得骑一下你的外国货过过瘾。他来找我，说借用一天。反正车也闲着。”
“可是我把车锁上的。”
“不错，车是锁上的。我们砸了锁，容易得很。”他吃吃地笑。“老冯是公社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的贫农代表。你不想得罪他吧，老李？”
“可现在我的车在哪儿呢 ？”
“那你得去问他。”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孙堡去找我的自行车。大胖子老冯正忙着卖鱼。 “老李，你回来啦。欢迎欢迎。哦，你的自行车在家闲着，我用了一下。我想你不会在意的。”“你怎么会想起去搞我的车？”
“嘿，还不是老螃蟹的主意嘛。他说老李上合肥了，车子靠在公房，你想尝尝外国车的味道吗？我说咋不想，车子锁上了吧。他说那怕啥，榔头一砸不就开了嘛。你请我喝两次酒，买鱼虾少要点钱，车子就归你骑。我想好在你也不用”
“我现在要用啦。车子呢 ？”
“就靠在那边墙上。老李，真是好车 。”
我走到他身后。我的自行车被砸得面目全非。我气极了，掉转身来质问他：“老冯，你怎么把我的自行车毁成这个样子？”
“我带着我奶们子骑到小堡，上坡时车子坏了，把我们摔了下来。老李，你真运气，我们俩都没受伤，要不你有责任啊，因为车子是你的 。我看车子没什么大毛病。你可以把它放在我这里，等我慢慢找人修修。他妈的外国货，街上修车的都没办法。你可以等，你也可以推回家，找人修。也许你需要它。”
我咽下满腔怒火，把我残废的自行车推回家。这是它第二次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做贡献。
响应“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学和大学停课三年之后又上起课来了。与此同时，千百万初、高中毕业生都到边远地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公社和工厂。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子女升学和就业都受歧视，有路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去参军、加入体操队或杂技团。这些都是我做不到也不理解的，我决心让孩子继续上学，尽管当时学校非常混乱。一丁在香泉中学上了几个星期之后，转学到新成立的孙堡初中，离家只有三里路。现在他放学后可以帮我干点家务活，特别是从前塘挑水。一毛上公社的小学。一村上本大队的初级小学。这个小学只有一间屋子，老师的讲台后面的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在讲课休息时老师在灶上烧午饭，满屋子都是烟。陆老师是一个回族中年人，本来是挑货郎担的，他教给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一村后来需要抛弃的不多。后来他干脆不干了，因为付给他的钱少得可怜，他又重新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去了。这时候，一村也跟着姐姐上孙堡小学了。
我们的临时住处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我们母子四个都睡在这张床上。“人多热气大，”一丁绷着脸引了一句毛主席语录。一村只说：“人越多越热闹！”没料到小孩子的话竟然是未卜先知。一个下雪天的下午，邻村的下放干部老陈突然光临。老陈是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技师，她的丈夫是和县医院的药剂师，像宁坤一样是“摘帽右派”，也还没解除专政。我们经常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见面。除了我们的处境大同小异，我们俩都是天津人，确确实实有“共同语言”。我的三个孩子也爱陈阿姨，因为她心直口快，跟孩子们也说得上话。
一村看到陈阿姨突然从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来临，兴奋地说：“陈阿姨，雪这么大，你回不去。你得和我们住一起。”“我没准儿真住下，小村村。”
“你怎么在这大雪中跑出来，老陈？”我焦急地问她，已经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我真的无家可归了。你知道我是借人家一间屋子住的。今天上午房东来找我，说要收回屋子，因为春节期间她儿子要结婚。我去找队长，他说他唯一能提供给我的是生产队的牛棚。他可以把它收拾一下给我住。等我配给的木料来到，他可以盖一个新牛棚。”
“这真是岂有此理！”一丁几乎大叫了。
“但这是现实，孩子们。不光这样，他还说我连牛棚也不能住，除非我先同意他的安排。我说他尽可以留住他的牛棚，从他家走了出来。我又去找大队书记，他正忙着准备过节，等过完春节再研究。我要坚持用配给我的木料盖一间小茅屋。但是，目前我无家可归。”
“老陈，我们这屋子只放得下这张双人床。不过床相当大，又是冬天。我们挤一挤没问题。孩子们太高兴了。”三个孩子同声唱道：“欢迎！欢迎陈阿姨！”陈阿姨感动得要流眼泪。“陈阿姨给你们包饺子吃好不好？”
她是包饺子的能手。当晚我们就吃上了饺子。晚饭后，大人孩子都开动脑筋，研究五个人睡一张床的最佳方案。最后决定，老陈和我各把一边，两个小的夹在我们俩当中。一丁横卧在我们脚下。这个安排一直维持到过完春节，孩子们欢送陈阿姨去另一位女下放干部处投宿。
皖南春来早。该是给下放干部盖房子的时候了，按人口每人配给0.30立方米木料。老螃蟹亲自出马，带了两名亲信，前往县城木材场领取我们四口人的1.20立方米的木料。他在县城吃饱喝足之后，押着由两个小伙子拉着装木料的平板车，把十几根又粗又长的木料拉到后高庄，整齐地堆在自家的屋檐下。
“老李，有这么多好木料，我给你盖一座大房子。你放心，交给我办好啦。”反正我也不懂怎么盖房子，他既愿意包办，也只有让他办了。他决定给我盖一座四架间的房子，木架、土墼墙、茅草顶，我说听上去不错。新房子要盖在工房附近的地基上，可是打房架的主要工程却不在这里进行，而是由木匠带着徒弟和打下手的社员在老螃蟹家门口干。等梁、椽、柱、门等等都加工好了，再运到前高庄在新房址装配。后来才明白他的心计。全村的劳动力都参加盖墙和上房顶。全部费用由政府拨给我盖房用的专款开支，公社把钱交给队长掌握。老螃蟹让我买一条好烟，两瓶白酒，表示对他和其它生产队干部的谢意。
盖好的房子一头有一间屋子，各用一堵竹子和泥巴的墙隔开，中间留下一片空地，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两间屋子都没有门。“你要门干啥？浪费好木料。”老螃蟹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窗户。为了迁就我，他让瓦工在我屋子正面墙上留下一个洞，那就是我的窗户。大门关不上。“那又该怎么样？哪家也不关门的。”他一挥手就抹杀了我的意见。
“老李，你真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你这座多好的新房子。你比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还阔。你还拿五十七块一个月，五十七块！”我说，我当然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也感谢他领导下的高庄贫下中农。
总的说来，这次搬家，从老鼠窝到一座干净的新茅屋，几乎是一桩喜事。一村跟我睡一间屋子，一毛睡在另一间屋子，一丁睡在中间“堂屋”。一丁发表意见，他认为大门关不紧在设计上有一个技术性的理由：他和煤球炉睡在一起，这么样的一扇门可免他煤气中毒。他又说：“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我的理论。”一毛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多希望爸爸现在回家和我们一起享受新房子！我在合肥病得快死了，他都不能来看我一下。”
我们搬进新家的欢乐很快就被人破坏了。一天半夜，我们早就睡觉了，一帮穷凶极恶的家伙突然间冲了进来。起初我以为是一场恶梦，但很快我就面对着十来个真人，有男有女，手里都挥动着晃眼的大电棒。
“我们是大队民兵营突击队。全国在凌晨两点开始统一行动，进行政治大清查，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一个为首的年轻人郑重宣称。“你是李怡楷吗？”
“我是啊，安徽大学下放干部。”
“你家几口人？”
“五个人。不过这里只有四个，我和三个孩子。我丈夫还在乌江。”
“他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
“安大没派他下来。”
“你敢保证你家里没有藏坏人吗？”
“我敢肯定。”
我被带队的讯问时，其余的人用大电棒到处探照。随后一个女民兵来向他报告：“在一个屋里找到一个小男孩，另一个屋里有一个小姑娘，堂屋里有个大男孩。”
“你们在床底下照了吗？”
“我们照了。有个大箱子。”
“拉出来，打开检查。”
他们打开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着宁坤的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是李政道用白漆写的 “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几个大字。
“啊，这是什么东西？”带队的睁大了眼睛。
“英文打字机。我是打字员。”
“你现在不打字了，留着它干啥？”
“给孩子当玩具吧。”
“你敢保证这不是发报机 ？”
“别开玩笑！”
“李怡楷，你能保证你家里没有暗藏的反革命吗？”
“当然没有。”
不速之客鱼贯而出。我知道孩子们都醒了，吓得不敢出声。我赶快先去看一毛，再去看一丁，最后看一村，对每人说：“别害怕。快睡觉。天快亮了。”什么时候在夜晚我的孩子才能安然入睡？我再也睡不着了，天刚亮就起床，想出去吸点新鲜空气。一开门，吓我一跳，那帮男女都坐在门前地上和水沟边上，身旁还乱七八糟放着棍棒。我“哦”了一声，他们抬起头看看。过了一会儿，带队的下令收兵。我说了一声：“辛苦啦！”
第二天早晨，我把一村送到大队小学上课之后，就去大队部，希望能为夜间发生的怪事找个解释。这时候碰到另一个下放干部、俄语老师老张。他劈口就问我：“昨天夜里有人到你家来吗？”我告诉他昨夜的情况。他透露道：“这个行动是两天以前在这间办公室策划的，我也在场。两家被选作主要对象：一家是你，另一家是地主李善柱。大队民兵在李善柱家挖地三尺，据说是找暗藏的田契和金银珠宝。当然什么也没找到。”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政治上和大队唯一活着的地主平等。只是他们没有挖我新房子的土地。
但愿我知道这场恶梦什么时候完结！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 1970-73
一
在牛棚羁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5月1日下午，我终于拿到一张从乌江到孙堡的长途汽车票，前往另一个村子，和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突然之间，我获得了自由，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在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也解除了临时工合同。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成了不折不扣的“非人”。为了捍卫言论自由，我赢得了挨饿的自由。下车的地方离高庄不远，我在公路上碰上怡楷，她正从大队小学领着一村回家。路上她问我是以什么身份下来的，我只能笑着说：“荒村牛鬼，老婆要养活的第四个家属。”
两年来全家人第一次大团圆。家人落难，我问心有愧。但看到三个孩子相当健康快乐，我也感到宽慰。一丁晒黑了，和村里别的小青年一样。一毛瘦一些，不过面有血色。一村笑声不断。但是我们今后怎么办呢？一家五口靠怡楷每月五十七元工资过活。我再次成为她的负担，心里很难过。却说，我没有被遣送回乡只身流亡，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她感到心满意足。她还不到四十岁，已经早生华髪，而且经常腰痛。她从无怨言，认为天意莫测，祸福都可坦然面对，我们的日子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村民们，官称“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把我看作一个怪物。美国留学生、首都的大学教授，如今靠奶们子才有碗饭吃！他们认为，要么我是无可救药，就像附近麻疯院里那些病人；要么是上面掌权的人神经错乱，就像本村那个孬子。老螃蟹听说我是不带工资下放，大失所望。他说：“老巫，我在经济上帮不了你的忙，但在政治上能帮忙。”我一听就明白他话里有话：你在经济上不给我点好处，我可就要让你在政治上吃苦头。看来我怎么也跳不出“群众专政”的罗网。我也成了“不给出路”的典型。因为我不是“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没资格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到年终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一个自由的牛鬼，可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牧场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庄，我就听到社员抱怨，记录他们每天劳动报酬的工分表搞得乱七八糟。每个成年男女，劳动一天记十分工。生产队没有记工员，队长每天抓一个上过一、二年小学的小青年来记工，记多记少队长说了算。可是，大多数社员不识字，不知道一天辛苦下来自己到底记了几分工。社员们认为我可以当一个信得过的大公无私的记工员。老螃蟹“顺应民情”，让我每天收工前去记工。于是我又当上了生产队的“临时工”，我的报酬是每次一分工，约值人民币三、四分钱。年成好的话，一年下来我或许能挣十块钱。每天傍晚，我手持工分表，前往当天上工的田头。老螃蟹口授每个社员应得的工分，如果他认为某个小青年工作疲蹋或是和他顶嘴，就扣工分，结果就会发生争吵。他一向给自己记十分工，不管他干了或者没干什么。上工时，他常到田头分配任务，然后人就不见了。到该收工的时候，他从外面回来，经过我家，醉醺醺地喊一声：
“老巫，记工去！”
“李队长，你哪儿去啦？”我在路上问他。“哦，在孙堡饭馆子里和冯胖子，还有别的干部喝酒吃饭。要跟他们办事，就得搞好关系，这你还不懂吗？”他总这样回答我。
等我在田埂或小道上找到一小块平地坐下，我就会问他：“李队长，你记几分工？”
“十分，还用问吗！”
“你的工种呢？”
“外交，还用问吗！”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此人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老螃蟹。他目不识丁，粗野无赖，却毫无顾忌地滥用文字为自己效劳。他是绝对地毫无顾忌，因为作为生产队独一无二的共产党员，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侯，个别小青年冒失地质问，他有时啥也不干，或者花生产队的钱大吃大喝，还要记全工，这样做是否公平？他就会用他经典的论证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镇得哑口无言：“党给了我一切。解放前我家是五辈老贫农，今天翻了身，我不享福让谁享福呢？现在我是共产党员。我要让你明白，是党，是共产党，给了我吃足喝足的权利。明白吗，你这害红眼病的王八蛋？你放老实点，要不就给你套上《公安六条》！”他随身携带一份《公安六条》，早已弄得皱皱巴巴，像废纸一样了。
有时也分配给我一些别的零活，我就可多挣几个工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队长让我爬到村口孙家的瓦屋顶上用白漆刷“农业学大寨”五个斗大的字。在另一个政治运动中，大队宋书记下令，教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产队，花一整天工夫，在那些较好的茅屋的土墼墙上，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标语。除了学大寨之外，号召社员们“山山水水重安排，建立共产主义天堂”，如此等等。英雄气概的标语好像没有给社员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些字。我的报酬是在一个社员家里吃一顿米饭加煮白菜的免费午餐。白头髪的老大爷感谢我用我的书法美化了他们各家的茅屋。他又指着贴在墙上一个显著位置的他孙子的成绩单。爷爷得意地说：“他才十岁，可比大队书记识的字还多。”我仔细一看，五门课中有三门的成绩是用红笔写的“不及格”；可是，对老人家来说，红色当然永远意味着“双喜临门”。
我也奉命在晚间参加社员不定期的政治学习。我的任务是朗读党报社论等等文件，并作一些讲解。人人都参加，因为每人可记两分工。在地里辛苦一天之后，他们正好放松一下。小青年们互相逗闹取乐，年轻妇女有的给怀里的孩子喂奶，有的忙着纳鞋底。谁也不理会我读的是什么。有一天，小黑子说：“巫大伯，你多读一点。”我吃惊地问：“黑子，你要我读什么？”他说：“随你读什么。反正这些都不是为我们农民写的。我就是爱听你读，爱听你的调子。”听他这么说，我既高兴，又感到不安。难道我在不自觉地用我的声音破坏党的宣传吗？我会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吗？尽管如此，我很高兴看到农民的头脑并不像党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二
我们一家人进入下放生活的轨道，分工自然地随之而来。怡楷是全家的“衣食父母”，整天忙于参加每一级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性会议。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些五级会议往往是重复的，发的学习文件也是雷同的。“无事瞎忙，遍及全国上下的瘟疫，”怡楷说。我妹妹夫妇、怡楷的哥哥姐姐、扬州的堂弟妹、其他亲友，都在从事同样的无效劳动。身为“摘帽右派”和已解雇的临时工，又无其它身份，我“因祸得福”，免于下放干部这种无谓的忙乱。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男”，顶住本来属于家庭妇女的半边天。我当上了家庭厨师。厨房在一丁睡觉的堂屋里。他的小床靠后墙，煤球炉靠前墙，我在炉子上烧饭，水缸就在近旁。堂屋的一角有一个碗橱，是一丁用劈柴拼凑起来的。它立在两条腿上，因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只得用一叠土墼作第另两条腿。和一丁同室而眠的还有一只大公鸡和十来只小母鸡，牠们在堂屋的另一角一丁砌的鸡窝里过夜，面对大门，离一丁的床不过两三尺远。
除了为我们提供鸡蛋，这群小母鸡是孩子们的宠物，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给每只鸡取个名字：大黄、小黑、珍珠、雪白、等等。蛋生下来，一个孩子就用铅笔在每个上面写上日期，放在一个篮子里。邻居又教给我们怎样孵小鸡，一窝二十个。在等啊盼啊几个星期之后，看着一只只小鸡脱壳而出，孩子们真乐死了。
可惜，没过多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乐就被破坏了。首先，篮子里的鸡蛋开始在夜间不翼而飞。怡楷和我大惑不解，一天决定守夜侦察一下，故意把鸡蛋放在一个大搪瓷盆里，盖上一个盘子。没等多久，我们就惊愕地看见一只大黄鼠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牠跑到搪瓷盆前，一点声音也没有，先用一只前腿把盖推掉，再用两只前腿抱住一个蛋，随即就一溜烟不见了。几分钟之后，牠又回来，重演那敏捷的行动。它抱着第二个蛋溜走时，我扔过去一只鞋。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三老爹，说该死的黄鼠狼偷了我们的鸡蛋，请教他该怎么办。他听到我骂偷蛋的畜牲大为惊惶。“老巫，快别那么说！这是黄鼠大仙啊，大仙啊！你千万不能讲不敬的话。亵渎大仙会让你本人和全家倒霉。大仙赏光要你家的蛋，你应当感到荣幸啊！”我不忍心反驳这老实人，但这个荣幸我敬谢不敏。我们把鸡蛋锁在一个木盒子里。
两天以后，尖嘴猪来串门儿。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说：“巫大伯，你们丢了鸡蛋？也许我能帮你找回来，要是你给我两个大馒。”我怀疑他可能在骗我，但是两个馒头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跟着他走到三老爹屋后，看到一棵大树下面有一个大洞。我从洞口扒走一堆树叶和稻草。瞧吧！我们家的鸡蛋，每个上面都有铅笔写的日期，在洞里堆得整整齐齐！三老爹听说我侵犯了圣洁的大仙府邸，感到十分惊愕，同时也为我全家担忧。
我们的再教育从蛋又发展到鸡。每天傍晚，我们的鸡回家上窝，孩子们就站在边上，一只接一只点名清数，直到最后一只进来。有一天，他们发现少了三只鸡。孩子们想也许牠们误入了邻居家的鸡窝，就到他们家的窝里去找。可是一只鸡也没找到。我说：“黄鼠狼是偷鸡的 篋贼。我猜一定又是那该死的黄鼠狼干的。”三老爹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说：“老巫，上次你家少了蛋，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这会儿你又对大仙不敬了。我真为你担心，老巫！”这时候，老螃蟹刚好路过，我就把丢鸡的事跟他讲了，心想队长也许能帮忙。他说：“不可能丢的。你养的鸡太多，数不清了。再不就是你得罪大仙啦。”孩子们丢了几个朋友，很不开心地上床睡觉了。第二天，尖嘴猪又来串门儿了。“巫大伯，你家鸡丢了，真糟糕。我要是你，就不去找。”我马上就明白他知道内情。“哦，鸡哪儿去了？又在那个洞里？”他挤挤眼，摇摇头：“哦，不是那样。要是你真想知道”我说：“得，两个大馒。”他放低了声音，说得飞快：“这次是我姑爹老螃蟹干的。昨儿个下午，他跟猴子基文一块来我家。他对我爹和猴子讲：‘老李、老巫养鸡太多，搞资本主义。我们得想点办法。'后来他们三个一起去公房，我跟在后面。经过你家门口，我看见你在屋里看书。他们把公房的门敞开，你家的鸡就进去啄地上的稻粒子。随后他们就把门猛关上，捉了你家三只老母鸡。他们三个一人一只鸡揣在怀里，一手捂着鸡嘴，不让出声。晚上生产队全体干部在他家大吃大喝。”我问他：“还有谁在场？”他说：“还有我，没别人。我干了一条大腿，粉嫩的。不过他们不许我喝酒。”当晚，怡楷从外面开会回来，我悄悄地把故事讲给她听，她十分气愤。可是我们记得老螃蟹的绝对权威，决定还是不声张为好。
作为再教育的一部分，生产队分给我们两小块地种蔬菜。我们在一块地上种黄瓜、西红柿、韭菜、四季豆、水萝蔔，供春、夏、秋三季食用。另一块地上种白萝蔔和塌棵菜，供冬天用。为了给蔬菜地积肥，我们在屋子外面先挖一个坑，埋进一个残破的水缸，再围上一堵半截的泥巴墙，就算个露天厕所。路过的人看见里面有人可以把头掉过去。有一两次，我蹲在破缸边上，看见三老爹正朝着厕所走过来，我急忙低下脑袋，偏偏听见他客气地打招呼：“老巫，可吃啦？”从此以后，每逢怡楷或一毛解手，我就站在墙的缺口充门神。
一丁在家庭分工中是重量级的。下午放学回来，他经常从前塘挑两桶水倒进水缸，或者从邻居家借一担尿桶，从我们的破缸装上半桶粪尿肥，再到后塘掺上半桶水，去浇两片菜地。我们种的黄瓜和西红柿有一些下了小基贵的肚子，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蔬菜吃。一丁精心培育的白萝蔔和塌棵菜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也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我们全家盼望着大丰收的喜悦。日子一到，全家出动，带着一把锹、一个箩筐、一根扁担。走近菜地，突然发现我们宝贵的菜园被盗空了。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菜叶和萝蔔纓，好像战场上的断肢残臂。孩子们都哭了。怡楷找到老螃蟹，告诉他我们的蔬菜被人偷光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家家都种菜。为什么有人要偷我们的？最后他又说：“如果有人偷，那一定是公路那边的生产队的人干的。你的菜地靠公路太近。你家的青菜和萝蔔比我见过的都好。”他的内侄尖嘴猪却知道实情，因为他并不隐瞒他多么爱吃“老巫家又香又甜的大萝蔔”那是他在姑爹家吃到的 。
这些小偷小摸的行径使我们感到气恼，主要因为它们破坏了孩子们生活中的乐趣。我们从剩下的母鸡收到足够吃的鸡蛋，从邻居家买蔬菜 。后来老螃蟹出乎意料地送还单人床，我们甚至感到和好了。我们向他致谢时，他抽着我们的烟说：“没问题。老李是我妹子。这是你家的床。”他走了不久，尖嘴猪光临，一进门就说：“李大妈，你家的床回来啦。你知道为什么吗？”怡楷说：“这是我家的床。你姑爹跟我们借的。”这男孩小小年纪，懂的事可不少。他咧嘴笑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是因为姑爹给我表哥大水子打了一张新床。李大妈，用的是你的木料。”我们觉得难以置信。尖嘴猪接着说：“跟我来。我带你们到公房看点东西。”我们跟着他走进怡楷的旧家，看到一架新犁、一个新耙、还有一个新的斗形木制容器。“那是干什么用的？”我问他。我们的小向导回答说：“过年时候各家蒸糯米糰子用的。这些也都是用李大妈的木料做的。”怡楷恍然大悟，当初盖房子为什么老螃蟹要在他家门前施工。她沮丧地对我说“这太荒唐了！木料是公家的财产，拨给我盖房专用的。我是要负责任的。”尖嘴猪又说：“还剩下整整一根大木料。就搁在我姑爹床底下。他说大水子娶亲要打家具，这根好木料正好用得上。”
除了照例的两个馒头，我们又给了尖嘴猪一把糖果，因为我们确实赞赏他在再教育方面给我们的帮助。怡楷决定她必须向大队领导汇报一下，看他们是否能帮点忙。大队副书记听了以后似乎很愤慨。“这是国民党作风，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干的事。我们研究一下，采取必要措施。”过了一些时候，小道消息传来，说老螃蟹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大队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是他为自己开脱，说他没收我们多余的鸡、蔬菜、木料，是为了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大队领导再也没理会我们。
老螃蟹继续进行他声称的“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大队会议上受批评后不久，他在工间休息时在田头召开了一次“大批判”会。怡楷和我刚好路过。我们听到他提高了嗄哑的嗓门，狠批生产队里资本主义的表现：“生产队有这样的人，不下地干活，却养太多的鸡偷吃公房的粮食。有人不劳动，却靠四处写几个字得工分。寄生虫！资本家！阶级斗争！” 他泄了愤，我们暗笑。
但是老螃蟹并不就此罢休。又一天，他闯进我们堂屋，在折叠桌旁坐下，随手点了一枝我们的烟。他说：“老巫，给我开个代办条。”代办条是经手人出具的购物证明，在公社，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可以代替收据或发票。我常给他写，没当回事。“前几天我在西埠买了两个大箩筐，五元一个，两个粗筛子，二元一个。没别的。替我写上我名字。”我一向替他写上他的名字，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又点了一枝烟，带着代办条走了，我也忘了这回事。后来我听说孙堡街上一间公共碯所墙上发现了一条反革命标语。公社保安人员急于破案，便要求各生产队取得可能嫌犯的笔迹。于是我给他写的代办条就被交了上去。不过，老螃蟹大失所望，因为保安人员发现我的书法和墙上的笔迹毫无相似之处。他并不死心，立即检举我在家偷听敌台广播。这次他说的倒有一点影子，因为我们确实常让一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学和中学兴起了英语热，可是好的英语教师不多，公社中学尤其如此。我们觉得让一丁听听本国人的英语对话有好处。虽然这并不是犯罪行为，我们还是把音量调得极低。无奈隔墙有耳，何况是土墙。保安人员找到郭书记了解我的情况，我在安大的老上司说：“告诉你吧，老巫是省公安部门批准的全省唯一可以收听外台的人。”
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也养了一头猪。一头混种小白猪，属于“小而圆”品种。我们的小而圆也是一丁的室友。我在前墙脚下为牠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稻草窝，和一丁的床相距咫尺。我喂牠山芋，看着牠剥了皮以后才吃，觉得很好笑。老螃蟹一下就看出问题，他认定我养的是一头资本主义的猪，因为他本人只用山芋皮喂猪。小而圆很野，常挣脱系绳往地里跑，得由小黑子和小水子两个棒小伙子出动才能抓回来。有一天，我喂牠新出锅的山芋，牠居然咬了喂牠的手。我实在应付不了，而牠又长得很慢。老螃蟹竭力主张消灭这头资本主义的猪。他订了日子，亲自出马当屠夫，我当然要付给他屠宰费。
我从来没有见过杀猪的场面。那畜牲狂乱的奔跑、那恐怖的尖叫、一把把亮晶晶的屠刀、那致命的猛刺、喷射的鲜血、死亡前的挣扎、半裸的老螃蟹不停地咒骂“你这资本主义的猪！你这资本家！”、还有看热闹的社员们的欢快，这一切为我的再教育又上了一课。在开水里脱毛之后，资本家被分解成许多块。然后屠夫到后塘去洗净脸上、手上、臂上、身上的血。他回来饱餐了新宰的猪肉，喝了大半瓶白酒，然后趔趄着走回家去，手里提着猪肝和一大快猪肉。我们从此没再养猪。
我现在是个闲人，可以读点书了。怡楷把我的书都装在几个纸板箱里，尽管当时许多同事已经把他们的的书刊都当废纸，六分钱一斤，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因为书和书生都给贬得一文不值了。箱子一打开，我们发现有些书在前一年的洪灾中被泡坏了。另一些书被耗子咬坏了，其中有那本和我共度过牢狱之灾的《杜甫诗选》，还有我在1957年动手、后来半途而废的《巴尔姆修道院》的译稿。我有点难过，怡楷感到痛心。我转念一想：“可怜的小耗子！他们必定比我在1960年那个冬天还饿！”我们把书摊在屋前的空地上在太阳里晒一晒。有一些好奇的小青年路过，拣起我在曼彻斯特学院美术史课上用的课本、海伦·加德勒的《古今美术》。他们看到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裸体人像，就吃吃地笑，互相用臂肘推来推去。第二天，老郭叫我到公社去一趟，因为老螃蟹检举我用淫秽的图画腐蚀生产队的小青年。老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不禁笑出声来，说检举我的人真是一只“无事生非的老螃蟹”。
三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抱怨，当我们看到贫下中农，理论上也是国家的主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专横贪婪的地方干部手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老螃蟹利用每一个新的政治口号捞到好处。“在农村挖掉资本主义根子”的运动一来，他就扛着一把大斧子挨家挨户把门前的一两棵树砍倒，因为他懒得不肯栽树，又嫉妒别家门前成荫的树。高庄本来就以树少闻名，这样一来就一棵也没有了。接着他又把运动深入到社员的鸡窝里。本来有规定每户只许养四只母鸡，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蛋和鸡是他们唯一的现款来源。一天夜晚，他手提马灯，挨家挨户，查点窝里有几只鸡。他起初坚持要每家当场把超额的鸡杀掉，后来开恩让每家交一只鸡给生产队，到市场上出售。他自己家无鸡可交，他奶们子养的几只鸡早已被他宰了下酒了。十多只鸡被他捉走卖掉，但卖得的钱并没入生产队的公款。各家都养猪，一般每年要杀一头。不管哪家杀猪，老螃蟹从不错过。他一向是杀猪后的鲜肉宴上坐首席的贵宾，他一向在酒足肉饱之后回家，手提一大块瘦猪肉，外加猪肝或里肌。在每家为每个好日子举行的每次家宴上，老螃蟹也是当仁不让的首席贵宾。农业机械化的风一刮起来，老螃蟹一早带着管钱的保管员孙基文到县城去采购，晚上才醉醺醺地带着一部手提拖拉机回来。他要我给他和基文各记十五分工，外加出差费。因为社员中没有人懂得怎样摆弄这新鲜玩意儿，七手八脚就把拖拉机搞坏了。队长又得花一整天送它去县城修理。这个过程重复了好几次，直到报废的拖拉机被扔在公房外面。对于高庄的社员们，农业机械化的代价高达数百元，包括风尘仆仆的队长可观的出差费。
生产队在后高庄开队务会议由我负责记录。年底，会计员公布各家的明细帐目。每户共得工分多少，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多少，家里有急事从保管员借了多少现款。收支相抵，盈余户可领到应得的现金，少则数元，最多的也到不了百元。至于亏欠户，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研究各户的帐目，讨论他们提出的从公积金中给予补助的申请。老螃蟹是五个亏欠户中挂头牌的。他欠生产队一百元现款，因为他向保管员借钱有求必应。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笔欠款是否可以全部或部分勾销。大多数社员一言不发，只有几个小青年发言反对免除任何欠债。最后，大队的唐大队长代表大队党支部做总结。他首先表扬李队长一年来在生产队工作的成绩，然后对他的家庭负担过重表示同情（事实上他儿子大水子已经挣全工分）。最后，出于对一个贫农弟兄、共产党员、模范党员的阶级感情，建议给他“割尾巴”，即一笔勾销他的欠债。有权有势的大队长问道：“有谁有不同意见吗？”沉默。“那么一致通过。散会。”老螃蟹朝着我说：“老巫，在记录上写下，生产队全体社员，在唐大队长参加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给李庭海队长割尾巴。”我再次领教了他的领导艺术 。
从后高庄回家的路上，我问小黑子为什么其余四个亏欠户的问题没有讨论。比如说，三老爹，他家确实困难，孬子挣不到什么工分，小蛋才六岁。“巫大伯，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你懂很多书，中国的、外国的都懂，但是你读不懂生产队生活这本活书。”黑子说，一面搀着我在黑暗中崎岖的小道上摸索往前走。“人人都知道这个会是干啥的，除了你以外。也难怪，我们是在这儿长大的。你真需要再教育，巫大伯。”
“双抢”以后又开了一次生产队全体大会。双抢是一年最辛苦的时候，一面抢收早稻，一面抢种晚稻，一天劳动连轴转。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少人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规定每年分三期征收公粮，即按早、中、晚稻先后登场时间征收。但是，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的鼓动下，号召各公社在早稻收割后将全年的公粮一次缴齐。唐大队长驾临高庄，要求社员们响应号召。
“我很高兴听到汇报，高庄今年早稻收成很好。”他圆滑地开始说。“你们干得很辛苦，双抢的确累得你直不起腰来。我在解放前给地主老财累死累活。如今，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们都解放了。我们怎样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呢？我们怎样表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呢？你们会说，收获更好的稻，更多的稻，按时缴公粮。好得很！但是，这样做够不够？我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所有先进的大队都会用新收的早稻一次缴齐全年的公粮。我们大队党支部作出决议，让新建大队成为一个先进大队。你们是要一个先进大队？还是一个落后大队？”
“我们当然要一个先进大队！”老螃蟹毫不迟疑地大声响应。“好得很，你们有一个先进的生产队长。你们大伙儿怎么讲？说啊，大家说，我们是讲民主的。我欢迎每个人有啥说啥。”“唐大队长，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三老爹开腔了。“你对我很了解。我是个老贫农。我热爱毛主席。可说实在的，我们米缸里没米了。这些日子我们累死啦，感谢老天爷早稻总算收好了。我斗胆问一声，我们能不能向生产队借一点，帮我们度过几天青黄不接的难关，比如说，每人借个一、二十斤？那在总数量里算不了?”
“开道，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气愤。”唐大队长声色俱厉地说。“你说你是老贫农，你又是老一辈的。这对整个生产队是多坏的影响！大队号召你们大家用你们收割的全部早稻缴公粮，而你却要留一些装进你的肚皮。这像一个老贫农讲的话吗？我们要当先进大队，你要拉我们的后腿。那正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想干的，你讲的是他们要说的话。我说，你最好做个检讨。”
“我只是一个大字不识字的老贫农。说错了，我随时可以做检讨。”三老爹说。“可我们的肚皮像我们的米缸一样空。不光是我一家，大多数人家都一样。我们一直靠借来的米下锅，为了能干双抢。我痛恨地主，你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大家都记得，地主在双抢时给我们吃的最好。为了更好地剥削我们，我知道，但是，……”
老螃蟹打断了他的话。“开道，你疯啦，像你家孬子一样？你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鬼话。如果你不改邪归正，就给你套上《公安六条》，管你贫农不贫农。唐大队长，我们继续开会。我代表高庄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向大队党支部宣誓：我们保证用收割的全部早稻缴纳全年的公粮。如果我们收成不够，我就到别的队去借一些早稻，补足欠缺的数量。”“庭海，讲的太好啦，”唐大队长热烈地说。“我保证你当上大队的一名先进生产队长 。”
“散会！”老螃蟹宣布。“明儿个早上开始，我们把早稻送到收购站。老巫，在记录里写上：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一致。哦，算了，你知道写什么的。”
第二天，老螃蟹又来我家，手里拿着几张大红纸。他满面春风地说：“老巫，明儿个县里来人调查好人好事，公社有话要做好接待工作。你马上给我写个光荣榜，表扬好人好事 。”
“李队长，怎么写？表扬哪些人？”
“嘿，这有啥难的。高庄生产队光荣榜。模范共产党员、生产队长李庭海同志先进事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打倒刘少奇，打倒林贼！领导全体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双抢全面胜利，一次缴纳全年公粮。艰苦朴素，公而忘私。还有什么什么的，你往上堆就是啦。我过一会儿来取。”
“下面写谁的名字？还有别的好人好事吗？”我问他。
“老巫，你真孬。当然是高庄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一致通过。我是唯一的党员，咋会还有别人呢？”
过一会儿，他来取走我写好的“光荣榜”，亲自贴在村口孙家的大屋正墙上。
除了缴公粮，农民还得为修路、浚河、抗洪等等提供无偿劳役，自带工具，自备口粮。所谓“捣乱分子”，一般是不服从队长领导或是讲怪话的青年社员，就会被罚为大队作无偿劳动。社员们从广播大喇叭里听到“某队某人今天早上向大队报到，劳动一天。自带工具和口粮。”他们就在心里接受教训，记住自己在社会主义农村“主人公”地位。自然，农民也得服兵役。每年从青年社员中挑选表现好的去参军入伍，几年后活着回来可指望当上“公家的人”，在公社或者县城弄到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高庄的孤儿“小五保”被恩赐这个荣幸，被送上越南前线，因为他一向服从命令，埋头干活，从不顶嘴。比起其他小青年来，他还有一个优越条件：没有人会为他在远方战场上的安危揪心，如果他死在异国沙场，也没有人会为他哭泣悲伤。
我过去一直以为，只有知识分子在变幻无常的政治气候中受害。但是再教育让我明白其实不然。1971年春，王庄的队长被押解到各生产队游街示众，接受批斗，因为他说过“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面带“奸笑”。现行反革命诽谤！他被撤了队长职务，每天到大队干无偿劳动。他被押到高庄批斗，怡楷一眼就认出，老王就是一年多以前在洪水冲断的公路上帮她和村村渡过难关的好人。几个月后，发生“林彪事件”，全国又掀起轰轰烈烈的批判林贼的政治运动。
一天下午，老王满面春风走进我们的堂屋。“老巫，我来请你帮个忙 ，”他说。“现在人人都说林彪面有奸笑，大队书记要我交一张入党申请书。他说我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我是个睁眼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我来请你帮我写一张入党申请书。”
“没问题，老王，”我说。“不过你得给我讲讲你本人的情况，还有你为什么要入党。”
“其实没关系，老巫。得啦，就说我是贫农，我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我热爱毛主席。我痛恨奸笑的林贼。这就行啦。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入党。”几分钟后，他离开我家，手里拿着他要求加入“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写在从一丁的笔记簿撕下的一张纸上。
小黑子的生活也在另一方面受到影响。他订娶亲的日子时，林彪发动的“三忠于”运动正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伟大领袖”最忠诚的法定接班人号召全国上下“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三个“忠”字的组合成为全国风行一时的装饰图案。小黑子准备结婚用的新床打好后，木匠在三连锁的圆环每个当中嵌进一个精雕细刻“忠”字，作为四柱卧床正上方的中心装饰，社员们都赞不绝口。没料到，婚礼还没举行，“三忠于”和它一命呜呼的倡导者一样声名狼藉了。木匠被请回来，敲掉三个臭名昭著的字，留下三个空洞，作为一个荒诞时代盲目的见证人。
哪怕是与世隔绝的麻疯院也抵挡不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三忠于”运动的高潮，鲁大夫被请到麻疯院会诊。他发现那里面身患古老的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每派都宣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鲁大夫告诉我：“一派力竭声嘶地咒骂另一派是‘反革命麻疯鬼'。两派都挥舞着夹在残缺不全的手指间的小红书。我从来没见过更可悲的景象。”我说：“这地方听上去倒像今日中国的缩影。”
“三忠于”对我们家也小有影响。两个大孩子在我下来之前都已改名换姓，因为我的“巫”姓太臭了。随着当前的时尚，一丁改名“李农”，一毛改名“李忠”。林彪事件在孙堡初中向学生宣布后，一毛回家跟我说：“爸爸，我一定得改名字。”我问她是否想好了一个新名字，她悄悄说：“我考虑好了。‘忠'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半部单独发音和‘忠'字一样。下半部是‘心'字，我干脆把‘心'去掉，光用上半部。你说呢？”我觉得很好玩，就说：“妙极了！你现在是无心的李中！”我女儿不喜欢我的小玩笑，噘着嘴走开了，但是并没再改名字。我们下放结束回城之后，她又恢复了我当年关押在半步桥劳动教养所时给她取的名字。
四
农村生活中另一种灾难是疾病。由于社员们既无空又无钱，他们从来不上公社卫生院看病，除非病得不行。疟疾一发，病人就服几粒奎宁 ，躺在床上，盖上大棉被，捂出一身大汗。寒热一退，病人马上下地干活。邻居们发现怡楷的急救箱里有一些对付常见病的成药，如果患腹泻或痢疾就来要肠胃消炎片，头疼感冒就要复方阿司匹灵，眼睛发炎就要氯霉素眼药水。
小黑子一头浓密的乌緑当中是一片难看的秃顶，那是因为小时候害过毛囊癣。小水子的妈“乔老伯”是一个唠叨但心肠好的老大娘，她患血丝虫病多年，两条腿肿得难看，社员们叫做“橡皮腿”。多年前刚得病时，她只晓得一个土方子，就是让小男孩往病腿上撒尿。多年后才得到确诊，为时已经太晚了。虽说她爱和我开玩笑，我从来不忍心问她是否还难受。她整天有说有笑，你再也想不到她先后嫁过三个男人，生过十一个孩子，死了十个。她跟这第三个丈夫生的小水子是唯一活下来的。我看着她百般溺爱这羞涩的壮小伙子，真是感动。但若是她急于要他从地里回家干活，她就会把嗓门儿提得高高的喊道：“小水子，你这个挡炮子的，你这个活不到十六的，你给我回家来，快快！”我就会逗她：“小水子妈，他已经十七啦。你说的不是真心话。不灵的！要是他活不到十六，谁给我家缸里挑水？我到后塘洗澡，谁给保驾不让我淹死？谁天天晚上在笛子上吹那些让我听了落泪的曲子？”她就会笑得前仰后合，责怪我“取笑一个可怜的老贫农”，紧接着就要把小水子送给我做乾儿子。
紧邻孙奶奶大不一样。她老人家从早忙到晚，喂牛、给全家烧饭、照顾两个很小的孙男孙女。她不分冬夏，不论晴雨，总光着脚跑来跑去，披散的白髪盖在满布皱纹的蜡黄的脸上。其实她腾不出多少时间管孩子，小孙子就由四岁的孙女小兔子看管。一毛常去和小兔子玩。一天中午，一毛从学校回家吃午饭，听说小兔子发烧躺在床上，她就带着一块小硬糖，钻进他们家黑漆漆的堂屋去看她。片刻之后，她冲出来，惊惶地大喊：“快点儿来，孙奶奶，孙奶奶！我推小兔子，她不动啦！”奶奶赶忙进屋，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怀里抱着死孩子。她又哭又号：“我可怜、可怜的小兔子啊！”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号，直到孩子的父母从地里赶了回来。孩子的爹、基升下自己的屋门，钉了一个薄皮材，当天下午就把孩子埋掉了。他们没费神去了解孩子是怎么死的。
病痛自然也有我们的一份。怡楷是全家第一个病倒的，也是唯一享有公费医疗的。三个孩子轮流发高烧。背一村或一毛去孙堡看病是我的事。一丁病得走不动时，村里的一个小青年就背他去。尽管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们常常查不出孩子们生的什么病，他们竭尽全力使体温恢复正常，让他们继续上学。有一次，一丁病得没力气从病房走到户外的厕所，鲁大夫二话没说就把他背过去。
一到夏天，高庄蚊虫成灾，传播疟疾。周期性的疟疾害得我骨瘦如柴。到高庄后的第二个夏天，一天下午我发起高烧来，开始说胡话。怡楷冒着大雨去孙堡把鲁大夫请来。她不在家的工夫，我们的茅屋给雨水淹了，雨是从关不严的门和前一年雨季起就漏雨的屋顶进来的。我躲在屋子唯一无雨的角落里一毛的小床上。淋成落汤鸡的大夫忙不迭地搭起一个临时装置，挂上盐水瓶给我进行滴注。紧接着他又去帮怡揩用洗脸盆把泥浆水戽出去。雨停了一小时后，泥浆水也戽完了，两名公社干部从门口探头探脑，喊道：“老李，我们到各生产队跑跑，看下放干部在这场大雨中是否需要帮助。有什么……”怡楷回答说：“感谢你们的关心。如果早两个钟头来，你们也许能帮点忙的。不过还是感谢你们。”
不过，当然喽，我们有鲁大夫。下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他接待我时彬彬有礼，让我这个“贱民”感到受宠若惊。他给我开了些保肝的药，问我公费医疗证的号码，我说我没有。“巫老师，你是说忘了吗？”我说：“不是，我就是没有。我不是下放干部。我是李怡楷的家属。”他觉得难以置信，小声自言自语道：“这怎么可能呢？”他很快就了解到我的处境，从此以后对我们格外关照。
鲁大夫刚三十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他的妻子是社员，带着三男一女住在附近一个生产队。他出身贫寒，上过两年小学，但从小爱读书，从一个邻居学中医，又从医学书刊上学到西医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作为卫生院的骨干，他经常一上午做两个手术，下午又穿着草鞋到一个僻远的村子去接生。在许多社员的心目中，他是救命恩人。可是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局限性，兢兢业业争取更上一层楼。晚间没有出门急诊的任务时，他不顾院长的警告，常带着一本初级英语读物来这个“政治麻疯病人”家串门儿。在暗淡的灯光下，他花一个又一个小时，在我们的帮助下，探索一门外国语的奥秘。他梦想有一天能看懂英文的医学文献。他也梦想他的孩子们有机会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为了弥补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的缺陷，他贪婪地阅读任何他能找到的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和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他相信，一个医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医疗技术，而且要有一颗仁医之心。而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孕育对人和生命的爱心”。和紫禁城里那些大御医相比，鲁大夫高尚多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没有任何专制政权可指望腐蚀或压垮的品质。我有机会来接受这位农民医生的再教育，可说是三生有幸，不得不归功于那居心要置我于死地的红色恐怖。鲁大夫不仅帮我恢复健康，而且帮我巩固对生活的信念。
鲁大夫是在我们亲友星散时的患难之交。和我们保持正常书信来往的只有我妹妹一家和怡楷在天津的亲人。我妹夫原来在鞍山钢铁公司任高级工程师，在“清队运动”中几乎被造反派工人打瞎，幸存后一家五口下放辽宁盖县农村。怡楷的三位哥哥在饱经凌辱之后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当时人人自危，虽亲友之间也常音问断绝，生怕来往信件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被查抄，当作反革命言论的罪证。我身为“贱民”，自然更无人问津了。
1973年岁末，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喜交集。1958年被划入另册之后，我就和他失去联系，转眼十五年了。他用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老师从查良铮处得知我的景况，语重心长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那当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烛照的声音又在我们风雨飘摇的茅屋中回荡，“字字化为金”，连十岁的小一村都听哭了。从此以后，他就知道有个“沈伯伯”，几年之后回到城里就一本一本读起他的书来了。
第十五章 再入虎穴， 1973
（据李怡楷口述）
一
一年复一年，下放生活好像是又一次没来由的无期徒刑，重演我们不堪回首的旧事。除了那难以忍受的悬虑，日常生活也越来越艰难。我每月五十七元的工资很难应付五口人吃饭、三个孩子上学、全家轮流生病、各种零七八碎的费用、外加老螃蟹不断的小额“贷款”。我们没钱添置衣服，于是我开动脑筋把用五颜六色的碎布打补钉变成了一门艺术。夏天一村常一丝不挂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村子里玩乐。除了孩子们的课本，我们从来不买一本书。老螃蟹消耗我们少得可怜的资源固然恼人，他的明偷暗抢，借钱不还，我们还能宽容。但是，要对付他不择手段的讹诈，却威胁我们的心灵平静。
林彪折戟沉沙之后，邓小平重新上台收拾乱局。1973年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无奈宁坤连身份证也没有，寸步难行，无法去政府机构提出申诉。他只得将一份份申诉书分别寄往安徽大学、省领导部门、中央领导部门，要求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全如石沉大海。我们觉得“守株待兔”无济于事，只得由我再次上阵，进入一个又一个“虎穴”，重演1961年从清河农场将宁坤从死亡边缘抢救回家的战斗。
我先到安大，找到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要求给宁坤落实政策，分配工作。他一口就回绝了：“如果我们连一个巫宁坤也不能从外语系清除，那么安大的文化大革命就应该算作彻底失败了。何况，你干什么要给他找工作呢？你每月还有五十七元，在农村生活那可不少啊。你还想要什么？你们两个最需要的是再教育。”
在安大碰了钉子，我决定远征北京。找到原单位，发现整个学院已经下迁了，于校长本人正在等候重新分配工作，呆在家里读《资治通鉴》。于是又到教育部和国务院上访，得到的答复是宁坤的问题归安徽省领导部门处理。我北上前，听宁坤说他有个姓吴的亲表姐在北京，是他二舅的女儿，多年没见了。她的丈夫在中南海当“御医”，应当消息灵通。我如有空不妨去看看他们，请他们指点一下他的问题该怎么办。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我按着他新近打听到的地址找到了他表姐家在中央组织部的宿舍。不料表姐一口否认有这么个表弟，也不承认有宁慧这个表妹。我又提到不久前来高庄看望过我们的李家表姐，她说：“不记得。我离家很多年了，亲戚早就不来往啦。”天气很热，我渴极了，主人却连一杯凉水也没给倒。我回家后，问宁坤是否真有这么个表姐，他答不上来。北京之行劳民伤财，无济于事，倒是亲身体味到“六亲不认”的滋味。
走投无路，但我们并不死心。我在合肥时听说杨效椿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文教副主任。他是老党员干部，1957年在省委宣传部长任上被打成右派，摘帽后官复原职，文革中再遭批斗，现在又“结合”了。听说他重视知识分子，于是宁坤又给他写一份申诉，准备我尽快再去合肥，设法把申诉送到他手中。不料回家后第二天，毛毛又发起高烧，住进孙堡卫生院，由我陪她住院，六天后才回家。毛毛住院期间，宁坤认为事不宜迟，已将申诉寄给他的棚友安大张校长转交杨主任，这时候张本人已被结合当上安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六月下旬，毛毛基本复原后，我又去安大。当时杨主任在安大蹲点，有一个办公室，专门处理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我找上门去，办公室负责人杨伯川告诉我，杨主任已收到宁坤给他的报告，并作了批示，责成安大尽快落实政策，他建议我去找张校长了解情况。当时张校长因病正住在安徽省医院。我又跑到市内省医院，一口气爬到五楼的高干病房。
张校长坐在病床上，一看到我就说：“你怎么喘成这样？是接到通知后来给老巫办手续的吧？杨主任早就有批示了。你怎么到今天才来呢？”
我感到莫名其妙，问道：“张校长，您说什么？我们没接到任何通知。上月我曾来安大，向外语系工宣队沈师傅汇报情况，请求给宁坤分配工作，被他一口回绝。我又去北京到高教部上访，他们不予受理，让我回合肥反映。”
张校长一骨碌跳下地来，激动地说：“我亲眼看见，杨主任一看完老巫的报告就说：‘真没想到在我们安徽省还有像巫宁坤这样的人被埋没在农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现在国家多么需要人材啊！这个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他随即提笔在报告上的空白处作了批示，写不下，他又在信封背面接着写完他代表省委所作的批示。安徽大学应尽快为老巫恢复工作，如安大有困难，可调到另一所大学任教。每月工资不低于一百元。我以为早就解决了。我知道有来自极左方面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抵制，但我没料到他们竟敢不执行杨主任的批示。太不像话啦！这群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党的政策，什么是办教育，整天胡搞，想把安大搞垮。老巫在农村几年的情况我都知道，他受了很多委屈，农村干部对他不了解，继续迫害他。我听了很气愤。他的业务水平很高，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不会留在安徽的，安徽容不下他，他一定要回到北京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你这趟来得太好啦。一定要尽力争取彻底解决问题。时候不早了，你马上到省委大院直接去见杨主任本人好啦。他很平易近人，你就说是我让你去见他的。你如实告诉他，他的批示至今安大仍未落实，请他过问一下。你和他谈话后，先来我这里把情况讲一下，再回安大。”
我听了这好消息自然十分兴奋，马上跑到省委大院，要求见杨主任。不料磨了四个多小时，说得舌敝唇焦，传达室说什么也不理会，因为我没有特别通行证。我又回到省医院，向张校长汇报情况。他听后又激动地拍着桌子说：“真不像话！这群不学无术的人专门搞官僚主义，怎么有得了！这样吧，效椿同志每星期五下午都来看病，他看病后必来看我。下次他来时，我一定把这些新情况都告诉他，请他再次过问此事。你下星期六再来一下吧。”我正起身准备告别，他又说：“我又想起另一个办法，你去找安大的赵书记，他是个好人 。”
第二天早晨，我到安大人事部门去追查杨主任批示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不知道有什么批示。既然是代表省委批的，那你就到省教育革命委员会去问吧。”当天下午我又跑到教革委，居然见到了一位分工管安大的副主任，他说杨主任的批示几个星期以前就发给安大了。于是又回到安大，找到人事部门负责人。他爱搭不理地说：“省委是有批示的，批文原来由某某同志保管，后来他调动工作去了山东，走前也没办移交，可能批文还在他抽屉里锁着哩。你在合肥跑这跑那也没用，还是赶紧回农村接受再教育吧。”踢皮球的老一套！极左分子们显然在拖延时间，等待下一次政治风向改变就推翻杨主任的决定。”
我再次去省医院向张校长汇报。他听后大怒说：“我早知道那群人不可靠，为了怕他们抵赖，特意在一次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宣读了老巫的报告和效椿同志的批示全文。读后，我又把全件交给全体与会同志传阅。谁也赖不了。你还回安大继续和他们进行斗争吧。”
回到安大，我又跑了几个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知道批示现在哪里。”最后，又找到人事部门负责人，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听说杨主任批示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宣读过。读后还传阅过，会上决定执行省委指示。怎么现在连批示的下落都不明呢？”
人事大员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质问我：“你怎么会知道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我说：“这又不是国家机密，全校的人都知道 。”
他又强词夺理地说：“知道又该怎么样？会上是讨论过的。但扩大会议的决定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们还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巫宁坤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何处理。你来合肥日子不少啦，还是赶快回去吧！”
碰壁之后，又按张校长指示去找校党委赵副书记。他和我素不相识，却热情接待了我，我和他谈了三个小时，详细介绍了宁坤的历史情况和多年来受迫害的经过。他一再表示同情我们全家的不幸遭遇，最后说：“安徽现在还有像巫老师这样的人埋没在农村，而学校现在每天都在叫嚷‘教师奇缺，尤其缺高年级教师，要想办法从外地调教师。'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怪现象！你每月只有五十七元收入，要养活五口人，呆在合肥每天要住招待所、吃食堂，怎么受得了？你明天就回家吧，这事由我负责处理，落实后尽快通知你们。”
为了等杨主任的消息，我在合肥又住了三天。盼到星期六，又去省医院。张校长一见我就兴冲冲地说：“杨主任昨天来了。他听到他的批示遭到某些人抵制，非常生气。他要立即追查是谁们在捣鬼，并要求尽快落实。你可以回家啦，等好消息。”
有了三位领导干部的支持，我满以为宁坤的问题很快就可解决。星期日清晨，我心情舒畅地登上长途汽车，颠簸了四个半小时后到达和县，又步行三十里才回到高庄，但并不感到太疲倦。宁坤和孩子们听到我的历险记后，既感到荒诞不经，又为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从那时起，我们全家天天盼望着安大来信。每天下午，都要有人到大队办公室去看信，去前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却天天都失望而归。几次写信去探问，总是石沉大海。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全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我生怕夜长梦多，便决定再上合肥，而且下定决心，不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决不回来。
到了安大，先去张校长家中了解情况。张校长的太太热情接待我，她说：“张校长因患美尼尔氏症经常昏迷，仍住在医院，医生不让他多见客，但你是可以去见他的。他很关心你们，前几天还说起：‘如李怡楷再来合肥，让她来见我。老巫连个身份证也没有，不能出头露面办任何事，全靠她一个人跑北京，跑合肥。他们又那样穷，她从农村来一次真不容易，路上多辛苦啊！' ”
我又到省医院，张校长一见到我就满面笑容问我：“是给老巫办手续来的吗？这次可好啦！”我说：“两个多月来，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得急死啦，不得已又来合肥。”
张校长脱口而出骂了一声“他妈的！他们还在捣鬼。”我吓了一跳，生怕影响他的病情。他休息了一会儿，接着说：“上次你走后，效椿同志亲自到安大去解决老巫的问题。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他指着军宣队负责人问他，为什么老巫的问题拖延至今不予解决？他说：‘我几个月前所作的批示不是代表我个人，我也根本不认识巫宁坤是谁。我是代表安徽省委文教部作的。你们为什么当面说照办，背后却拒绝执行。你们过去对他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他是1951年由美国回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如今被埋没在农村，没有工作，生活非常困难。这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你们知道吗？现在我要马上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你表个态吧：安大到底还要不要他？若是要，马上请人家回来。若是不要。我负责安排，保证有地方要他。'军宣队负责人声言，巫某在安大复职就无异于‘承认安徽大学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杨主任不再和他们纠缠，随即安排调老巫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同时恢复公职。老巫的调动由赵书记负责处理，怎么又拖了下来，肯定又有人在捣鬼。你去见赵书记，请他抓紧办吧。”
回到安大，我就去见赵书记。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干革命四十多年了，还没见过这么难办的事，明明上级有批示，下面就硬是层层顶着不办，表面上还装着‘服从组织’的样子。我和他们缠了两个月了，还没结果。你来得很好，你去找他们据理力争，你不要怕。”
我又找到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干部。他阴阳怪气地说：“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经过省委、校党委、和人事部门的努力，基本上解决了，但还要上报省革委会，请发正式调令。快过年啦，你回去等着吧。”
我以为大功告成，就回到高庄，全家人自然又都欢天喜地。不料等了半个多月，还是杳无音信。我沉不住气了，不顾天寒地冻，又从和县爬上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晕车呕吐，疲惫不堪，回想起来其实是青光眼的症状。多少年来忙着活命，哪里顾得上小小眼球。到合肥后，挤上公车，好不容易走到安大。先到招待所落脚，倒头就睡，顾不上吃饭，反正也没胃口。第二天，又去人事部门。那位官员一见我就问：“你怎么又来啦?”
我说：“上次你让我回去等调令。我们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收什么调令。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得又坐几百里地的长途汽车来向你请示。”
他没好气地说：“我们忙得很，问题要一个一个处理，你瞎催也是白搭。跟你说过了，你丈夫的工作问题原则上已解决，但还有些具体细节要研究。你还是回去等着吧。”
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如今。你这次不彻底解决，我就不回去。从明天起，我每天来听你的回音。”
从此以后，我每天一早就去人事部门“上班”，坐在门口一张长凳上，用从我一件旧毛衣拆下来的毛线给一村织毛衣，没有人理我。见到那位官员，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发调令。他总是说：“还有一些具体细节要研究。你回去等着吧。”我一连“静坐”了三天，毛衣也打好了，决定再去向赵书记求援。我问他，他们说的“具体细节要研究”是怎么回事。
赵书记说：“什么‘具体细节’，他们又在搞鬼。杨主任给你丈夫批的每月工资待遇不低于一百元，被他们擅自改为文革前的临时工工资七十元，并已写入给安师大的调干公函，我很生气，但再拖下去，又怕夜长梦多。你还是见好就收，不要再跟他们纠缠，尽快让你丈夫去报到吧。”
我说：“这真是欺人太甚，违法乱纪！我们感谢您和张校长的大力支持，抓紧时间去报到，等宁坤取得教师身份再向省委反映吧。”
三入“虎穴”，精疲力竭，但是，谢天谢地，终于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夹缝里取得了全家人渴望的成果，一村也美滋滋地穿上了用旧毛线织的新毛衣。
二
三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城，但是五年的下放生活在他们心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一毛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作为见证。
鞋
来美国六年了，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还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这双脚，不太长却特别宽厚，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妈妈老爱说。也是呢，那年爸爸、妈妈挨整，被赶出大学，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我才十岁。
一天清晨，我学着村子里别的孩子的样子，背了个粪筐去“钩屎”，搜集狗、猪的粪，作肥料。每交给队里十斤粪，就可以换得一分工（合人民币三、四分钱）。
“哈哈！城里来的丫头子，钩屎还穿鞋。”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嘛。”邻家的英姐护着我说。
从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从那时起，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大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既不觉得烫，又不觉得疼。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而不跌倒。下雪的时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妈妈的旧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春节到了。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妈妈，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着，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一毛，农村人讲迷信，过年一定要穿新的。咱们不兴这一套。马上就是春天了，还要什么鞋。”妈妈哄着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已经会放牛了。十四岁的英姐也讲了婆家，学着绣花，做鞋子。英姐家里穷，她哥哥说不到媳妇。她爸爸就给他们“换亲”-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的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说有那个工夫，不如多看些书。牛儿吃着草，我就和英姐坐在草地上，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羡慕地问。“你要上学的话，也看得懂的。”大队小学里，只有我一个女生。“家里不教念书，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针在头皮上刮刮，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你把书上的故事讲把我听，我给你做双鞋。”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英姐，真的？我给你讲故事，还给你唱歌。”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去工地慰劳挑河的民工，我都带头呼口号，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西游记》讲完了，八个样板戏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深蓝色的鞋帮，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我那份乐啊！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既不过年，又不是 节，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会弄脏的。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我老问。“明年，一毛，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妈，表哥、表姐。”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远点。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妈妈把我轰开了。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英姐倒是出嫁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连着生了二个女儿。她生第三胎时，正好是春节。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让我看你的双胞女儿们。”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让她歇着吧。”她婆婆进来了。“英姐，我走了。”我把带给她的一把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跟着她婆婆出去了。
“她为什么哭？”一进堂屋，我迫不及待地问。“咳，命苦啊。”她的眼圈红了。“已经养了二个给把人家的东西，又来了二个吃饭的。大年初一，图个吉利。初二才把二个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怎么离开她家的。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倒是随着河水，清清爽爽的去了。不像其它同命运的女孩子们，一生下来就给倒提着，往尿桶里一丢了事。这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因爸爸、妈妈的平反而离开农村，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爸爸、妈妈到另一所大学里任教，我也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去上学。第一天上学，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刚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老师就把我拦住了。“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笑着。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老师问，并没回答我的问候。
“我?”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不是年节，又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着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咳，搬家一乱，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
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
一
直到1974年1月底，极左分子被迫放弃阻挠拖延的策略之后，我们才终于收到调令。久经变幻无常的政治气候的折腾，生怕夜长梦多，我便冒着大雪出发前往芜湖报到。老王、一位好心的下放干部，恐怕我忧患余生又在路上出事，欣然陪同我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我们先挤上公共汽车去和县金河口，搭轮渡过江，然后老王好不容易才死劲把我推上了一节拥挤不堪的铁皮车。车厢中央赫然在目的是一只大尿桶，让我想起半步桥劳动教养所监房的往事，回味无穷。
安师大新任的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魏心一满腔热情地接待了我。五十年代早期，杨效椿任省委宣传部长，魏任副部长。反右运动中，杨中箭落马，魏也于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两人都平反复职，文革开始又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近年再次平反，魏在杨的领导下对新职满怀憧憬，一心要办好这所全省最大的大学，首先要恢复对学问和有学问的人的尊重。他说他早就盼望我来，加强英语教师队伍，并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到各有关部门走了一圈，办了各种手续，第二天身上带着一百四十元现款回家。外语系一位女副书记，不顾一位副主任的反对，坚持从系里小金库借给我两个月的工资，“让巫老师和家里人欢欢喜喜过春节”。我被停发工资已四年之久，对我来说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八年来，这是全家第一次在一起欢度春节！怡揩的情绪甚至没受到明显影响，当她得知她再一次没如愿被分配教学工作，因为外语系书记说：“我们正缺打字员，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嘛。”
不幸的是，春节一过，我们一家又要拆散了。安师大人满为患，暂时没有住房可以分配给我，而系里已经决定要我在二月开学时就上课。经魏书记特批，我带着一丁和一毛住进附近的鸠江饭店一个小房间，他们俩已经转学到师大附中。怡楷得带着一村留在高庄，等候房管科给我们一家五口分配住房，科长把我的名字放在等候分配住房名单的最下面 。
自从我在1966年5月底上过最后一堂课之后，一转眼七年半过去了。大学学制从四年改为两年，招生办法不再是通过统一高考择优录取，而是从工、农、兵中选拔，条件是阶级出身好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金榜题名的称为“工农兵学员”，以别于文革前的“资产阶级大学生”。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统称“上、管、改”。教师成为学员监管下的改造对象。
外语系副主任、张副教授分配我教英语专业二年级一班精读课。全班二十人，其中一半是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下放几年期间靠收听英语教学广播节目自学过英语。其余的是由公社、工厂、部队选拔的，没学过英语，对于英语也无兴趣，只想混张大学文凭。张副主任规定选用教材范围限于英译毛主席著作、党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官方肯定的新小说等等。在课堂上，我把每篇教材中的单词、成语、典故等等译成汉语，加以解释，再把语法的难点处理，对于这种课文本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往往把课文朗读一两遍来打发时间。有些学习比较好的同学爱听我朗读，课后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因此受到政治辅导员和那位女副系主任的警告。这让我想起，在高庄时青年社员爱听我读报，尽管他们听不懂我读的党八股。我暗自好笑，我的声音中一定有什么异端的魔术吧。
英语教师中唯一留过学的是张春江老师。他当年在美国攻社会学，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兼任校务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沪江作为教会大学停办，同时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张老师被重新分配到安师大，不是当教授，而是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英语教师，月工资66.50元。从此以后，每逢政治运动，他就被抓起来，运动结束后又放出来。如此三进三出，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在沪江大学任校务委员时抗拒接管。他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顾影自怜。他的座右铭是“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每次出狱后，他就马不停蹄，以同样天真无邪的热情，继续为他热爱的国家服务，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和同仁。他教授英语口语，许多学生都敬爱他，不仅因为他讲的是完美无缺的美国英语，而且因为他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学业。打字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帮忙。他的十个指头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键盘上飞舞，快速惊人，节奏优美，准确无误，（他也会弹钢琴），要么清理积压的工作，要么赶印一篇几小时前刚发表的重要党中央文件或者《人民日报》社论的英语译文。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劳动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资待遇一成不变，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任何奖励。他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活的传奇。对于那些毁了他的一生又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们，他也是活生生的无言谴责。
我第一次在外语系露面，春江就轻快地走过来，张开双臂欢迎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失落多年的兄弟。他住在赭山顶上两间破败的小屋子里 ，他的太太是艺术系的钢琴教授，也曾留学美国。我们两人都没课时，他就会很吃力地爬上山，带我一道回家去。我们俩一面喝杯清茶，吃点零食，或是吃一顿他动手做的便餐，一面聊天儿。他从来不提他多年来遭受的苦难。他爱谈的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他那份忘我的献身热情令我感动。他真如一江春水在一个漫长的严冬流贯许多人的生命。
另外那位张老师，全系唯一的副教授，却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人物。他是三十年代从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可惜他好像并没有从武大外语系几位名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入党升官。他随着每个政治风向的变动，紧跟党当时的路线。作为党员，他担任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而自己却并不教课。我每天上课以前，他发给我一枝粉笔，其它教师也一样。他在早晨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以前走进办公室，从来不在下午五点以前下班，天天如此。光凭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从不迟到早退这一条，他年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贵为副教授，他享受全系最高的工资待遇。有一天，系办公室一位干部感慨道：“我真想知道老张每发一枝粉笔，国家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是党员教授为他每月一百几十元工资干的唯一的工作。”这话其实不完全公平，因为党员教授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不久前，在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张春江老师受到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批判，这个积极分子指责张老师在讲授英语虚拟语气时用的例句“我若为王”。他被控两条罪名：一条是“指鹿为马”，另一条是“怀有反革命复辟的梦想”。党员副教授一向以英语语法专家自命，在业务服从政治的原则下，站稳立场，此时毫不含糊地站在工农兵一边。
二
一家两地分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我带两个大孩子在学校职工食堂就餐，且不说饭菜如何难以下咽，三个人每月买饭菜票的钱超过我每月七十元的收入。而怡楷和一村的下放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了。我离开后的第二天，老螃蟹就下令让三老爹把我们家的两块菜地犁平，并公开宣布怡楷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把我们的茅屋拆掉，给木料派更好的用场。我不断地催房管科长早日给我们一家人分配一个住所。四月中旬，我得到通知，我的住房已经分配了。我急不可待地去看我的新家，指望一家人早日住到一起。我看到的是一座临时性工棚中的一间屋子，和我们在乡下住的茅屋差不多。这间屋子原来是一家裁缝铺子，前不久乔迁到一个好地方去了。屋子面积大约十七平米，泥土地。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把一家五口安顿在那间屋子里，只得向系领导汇报，凑巧听汇报的就是那位当初坚持要让我予支两个月工资的副书记。她听了很生气，让我再找房管科，就说没法儿住，要求另行安排。科长没想到我刚出“牛棚”不久居然就不服从分配，拿起笔把我的名字重新写在等候名单的末尾。过了几天，政工科和财务科同时通知我：如果我不及早搬进房管科分配的宿舍，我自己就得付积欠的旅馆费。有一些好心的同事为我担心，因为我显然付不起这笔费用，同时也因为某些极左分子可能把它歪曲成政治问题。暑假一到，一丁、一毛回高庄去和妈妈、弟弟一起度假，俄语讲师顾永年邀请我搬到他家去住，她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家中度假了。为了把我从进退两难的困境解救出来，这位相识不久的同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睡，自己冒着同情“摘帽右派”的风险，铺一条凉席睡在地板上。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在当时简直有天方夜谈的味道。但是旅馆的帐单一直压在财务科，直到几个月后，财务科长被魏书记当面批评“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才解决。
八月中，我终于分配到“新居”。校园围墙外面有一座当年的美国基督教会的教堂，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不久前被安师z大接收，改建成教职工宿舍。它立在凤凰山下一个高坡上，俯视一条通往专门接待党政领导干部等贵宾的铁山宾馆的汽车道。上帝被无产阶级专政扫地出门，他的家被分隔成八段，每段再分成两小间，分配给八家居住。从高庄搬家的重任又落在怡楷和一丁的肩上。我直到要搬的那天才搭学校派的卡车去高庄。事有凑巧，怡楷的三哥世瑜从怡楷的家书中得知我们要回城，特地从天津赶来帮忙。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一到就说高庄很像西安附近的新石器时期的半坡村，惊叹我们那么多年怎么居然活了下来。但是我们和社员们朝夕相处多年，等到一家五口和三哥一起挤坐在我们寒碜的行李上，身旁还有一个木箱装着所剩无几的母鸡，挥手向欢送的邻人老小告别，真感到依依不舍。正当卡车启动时，小基贵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像平常一样半裸的身子污秽不堪。他奔跑着追赶卡车，拼命呼叫：“老李，带我走！我是你儿子！老巫，带我走吧！”他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怡楷和我同时提高嗓门儿喊道：“再见啦，小基贵，再见！你快回家吧！”怡楷咕哝道，一半说给自己听，一半给全家人听：“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的新家比高庄的茅屋还小，不过有水泥地。我们还是在那个小煤球炉上烧饭，晴天在户外，下雨下雪时就把炉子抬进来。这里没有池塘，八家合用一个露天的水泵，冬天上冻要用开水浇。这里没有自家的露天厕所，公共厕所在山顶上，上山的崎岖小道没有路灯，厕所里也没灯。家里谁要是晚间非得上厕所，大家就会警告“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毛一天晚上去上女厕所，碰上的是另一类惊险。隔壁沈老师十七八岁的大儿子是个孬子，摸黑闯了进去，吓得一毛大声呼救。
教堂比一般住房高得多，各家之间的隔墙只有几尺高，上面有一个共同的领空，因此从一头可以清晰地听到另一头讲话的声音，颇有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味道。（我想建筑师是重视音响效果的。）师大有音乐专业，许多教师的孩子都学着摆弄一种乐器。我们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学过音乐，我们给一丁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他就开始跟数学系的雷教授学起来。他在家练琴的声音惊扰了隔壁的沈老师，他太太、附小的教师，在家破口大骂“臭右派”，我们只当没听见。她的小儿子、附中的学生，把大粪浇在我们门上，我们也听之任之。后来，怡楷被外语系的女副主任叫去谈话，命令一丁不许在家练琴，因为沈老师告发我们纵容孩子在家练琴，妨碍他备课。一丁改到门口空地去练，沈老师仍旧不依不饶，最后一丁干脆不学了。但是“臭右派”的咒骂声仍然时有所闻，直到沈老师作为“统战对象”搬进更好的宿舍。
巫李一家又得到怡楷的同事、姓秦的男打字员的关心。他和太太带着一个婴幼儿住在教堂的门厅和钟楼。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市内有两位“摘帽右派”，我教的班上也有少数男女生，偶尔来串门儿。有一次，黄昏时分，怡楷和我送一位客人出门，回家的路上碰见姓秦的抱着孩子站在教堂门口。他问我：“那个男的是谁啊？”我说：“中学老师。”他又问：“哪个中学？”我说：“十中。”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朱老师。”他心里有数地说：“哦，老右派。他呆的时间不短啊。”朱老师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被打成右派后辗转来到江城教中学英语。我恍然大悟，为什么系领导对我们的私人来往了如指掌。不过，我们觉得秦某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正在争取入党。
我们一家人的团圆是短暂的。1975年春天，一丁高中毕业，又得下乡接受再教育。他被分配到当涂县农村一个生产队，当上“插队知青”，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之后，又轮到一毛到皖南山区的泾县西阳公社“插队落户”。怡楷放不下心，挤上送知青下放的大客车，希望亲眼看看当地情况如何，不料被押车的干部赶下来。她并不就此罢休。第二天一早，下定决心的母亲开后门上了一辆开往泾县的邮车。在关得严严的车厢里，挤在邮包当中，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她到达公社时已精疲力竭，得了急性肾盂肾炎。在公社卫生院接受紧急治疗之后，她又搭一部过路的拖拉机前往十五里外一毛所在的生产队。前一天，一毛挤在装满知青和行李的车上，被颠得一路呕吐，妈妈到达时她还病懕厌厌地躺在床上。第二天一早，一毛下地干活，妈妈抱病走到公社，搭长途汽车回芜湖上班。三天来，母女二人在再教育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我们本来想一丁、一毛也许可以豁免，因为他们二人已经跟随我们在农村接受了四年多再教育。他们一年多以前刚刚回城，可是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又被下放了。我们束手无策，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也茫无所知。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全国千百万青年人都面临同样的命运。两个大孩子一走，家里两间小屋子突然间显得空落落的。一村放学回家也不大开口，常常埋头看《西游记》或《三国演义》。我有空就重读英国史家吉朋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抚今追昔，有时不禁哑然失笑。怡楷难得有空，一有空就打开她喜爱的《师主篇》读几页。
教育革命的一个新花样叫做“开门办学”。大学师生每学年要花好几个月走出校门，去“和工农兵相结合”。第一学期，我和班上的二十名学员被派到市内光华玻璃厂“学工”。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将一篇厂史翻译成英文，作为今后的教材。然后，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坐在一台生产热水瓶胆的回旋机器旁边，从中挑出残品。运气不错，我的收获很大，要不然我可能会因“未完成任务”受到批评。
第二学期，我在繁昌县郊外的一个仓库兵军营呆了好几个星期，那里有许许多多散布在山区的军用物资仓库。我和学员一起“学军”，不过由于年纪大被豁免军训。我们参观了一座由一名“模范仓库管理员”负责的仓库。他响应“伟大领袖”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熟悉每一种物品所在的位置，必要时几秒钟之内可以在黑暗中找到某一件物品。我们参加会议，听团长向全体官兵宣读最新的军法审判文件，进行军纪军法教育。边疆某建设兵团团长和政委联手强暴全部下放女知青，被处极刑的案件，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各地下放女知青受到性伤害早已不是新闻，但是这两个军中败类的罪恶行径却是我们接受再教育中新的、难忘的一课。
后来，我又有机会带一个毕业班学员到泾县一所公社的高级中学进行教学实习。一到公社，我们受到分管文教的副书记热烈欢迎，原来他是安师大政治教育系毕业生。邱书记身材高大，性情开朗，马上表示要尽快抽空下去看望母校来的老教师，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学校的校舍是一座破败的寺庙，周围是种着茶树的梯田。一块“大雄宝殿”的匾俯视一个空荡荡的大堂，原先住在这里的菩萨、罗汉被“扫四旧”的铁扫帚扫地出门，如同基督教的上帝的命运一样。
邱书记“一诺千金”，果真在下一个星期六就光临了。全公社唯一的高级中学的中年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照例为年轻的顶头上司举行家宴，我也有幸应邀参加，因为校长把上级的临幸归功于我。邱书记听说我有肝病不能陪他喝白乾，他哈哈大笑，一口乾了一杯，接着说：“我最近肝炎刚好，医生也跟我那么说。我做的恰恰相反。跟医生对着干，巫老师！”全桌的人都笑了。其他客人包括副校长、大队书记和副书记。酒足饭饱之后，好客的校长问他的贵宾；“明儿个是想爬山还是想钓鱼？”年轻的书记回答：“跟你说实在的，我的手痒，早就想打麻将。可是，现在哪儿找得到一副他妈的四旧呢？”书记十分清楚，早在红卫兵破四旧之前，麻将就已经被宣布为腐朽的地主和资本家们邪恶的玩意，麻将牌一律被没收或者当众焚毁。没料到，大队书记却有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太巧啦！在破四旧运动中，我从两个老地主家没收了两副麻将。它们一直被扔在大队部楼上。我们肯定可以从两副牌当中拣一拣，湊凑足一整副。”邱书记大乐。
第二天早餐后，邱书记约我一道溜鞑到大队部，那是一座老地主的房子，两层楼的木结构，顶板高，柱子粗，在这个地区常见到的。大队书记领着我们上了空荡荡的二楼。我跟在两位书记后面，来到地板上堆着麻将的角落。我们三人一起围着一堆四旧蹲下，分别按花色搭配。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就凑足了一副一百三十六张的麻将牌。大队书记把牌放在一个布口袋里，提在手里，陪同我们回到校长家。邱书记急不可耐地要上阵。方桌拉出来，四张椅子摆好，我们四个人，三位书记、一个牛鬼，就打起麻将来，一圈接一圈，直到校长太太做的午饭上桌。我有二、三十年没打过，牌艺荒疏，一牌也没胡。幸而好，我们没赌钱。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又回到牌桌，一直打到另一家准备的晚餐上桌。年轻的书记在牌桌上大显身手，兴高采烈，在饭桌上继续跟他的医生“对着干”，一杯接一杯和另外两位书记干杯。晚餐后，他还想再上牌桌，无奈他连路也走不直了，只得作罢。一天下来，我有个感觉，文化大革命快闹完了。正如“伟大导师”所爱说的：“事物走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三
总的说来，我们搬迁到芜湖标志着我们的生活开始往好处走。固然，一丁和一毛被迫离开我们，归计遥遥无期。怡楷又得在我们新家里过第一个春节的前夕离家，奔赴天津探视患晚期肺癌垂危的大姐。我在政治上受歧视仍然是严酷的现实，不过我已经毋须接受批斗了。房管科甚至在我们每一家两间屋子的后面盖了一个简陋的厨房，有自来水龙头和洗涤槽，煤球炉子也有处放了。我们几乎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们知足常乐的生活很快又受到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的威胁。
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怡楷的日子也更难过。偏巧这时候一村患小肠疝气，急需住院手术。1975年冬，一村刚十二岁，住院必须有家长陪伴护理。我要上课，这个任务又落在怡楷身上。她去向那位“小左”式的女副系主任请假，被她训了一顿：“打字室工作这么忙，你怎么偏偏在这时候请假？偏偏在这时候给孩子动手术？等放寒假再说吧。”怡楷说孩子的病情严重，医生说要马上手术，她也无可奈何，等孩子出院后她来加班加点。还是那位女副书记出来解围，让怡楷尽快送孩子住院。第一医院设在一座天主教女修道院的旧址。一村住的是一间修女住的小屋子，三张病床之间是窄窄的“一人巷”。怡楷只能和衣躺在病房门口的长凳上过夜，自然睡不好。一天早晨，她实在太睏，就挤在一村身旁睡下了。不料隔壁床上的癌症老人断气了，医院工人来要进“一人巷”收尸，怡楷半个身子悬在那里挡路，被推了半天才醒。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一面咬着烧饼油条，一面咕哝：“怎么睡得这么死！”一村说：“妈妈，你再不醒，他们也许会把你抬走的！”
1976年春，在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猛攻下，邓小平第三次下台。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批判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在安徽省会，首当其冲的是杨效椿和他的同僚。在安徽大学，张校长和五个系新复职的党总支书记被控“进行资本主义复辟”。九月，新学年开始，掌握省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军方领导人派出一个新工宣队，进驻安师大，领导运动。这个新工宣队，由模范煤矿工人组成，号称“十面红旗”。不料运动大张旗鼓开始后不久就被迫暂停，因为全国上下都忙于为毛泽东办丧事了。
九月的一个下午，我又在我们的小隔间里自得其乐，读几页《罗马帝国衰亡史》。古罗马帝国和当代中国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个下午，我重读吉朋笔下的东罗马帝国朱士提年大帝和西奥多拉皇后的故事，妙笔生花，叹为观止。朱某靠阴谋诡计胁迫伯父乖乖地让出皇位，碰上一个沦落风尘的倡优却乖乖地束手就擒。西女登上大位之后，当政二十二年，为所欲为，朝庭内外闻风丧胆。我不禁暗自惊叹：“红都女皇何其相似乃尔！”正在这会儿，广播大喇叭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告：当天下午四时整将发布重要新闻。这条通告每隔几分钟就用低沉的声音重播一遍，背景有哀乐。我心里想：“这可新鲜。哦，哦，老头子翘辫子了。准是那么回事儿。”四点整，毛的死讯成为世界新闻。那天是1976年9月9日。
按规定，全国上下哀悼七天。哀悼期一满，以红都女皇为首的“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安师大，追悼大会后第二天，“十面红旗”就召集大学和附中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在大操场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我对运动和会议已经厌烦透了，更加我认为我和这次运动绝对挂不上钩。可是我又不得不忍受又一个荒诞的运动，听又一次大会上愚蠢的废话。于是我尽量往后坐，离最后一排还有几尺远，跟一个年轻的英语教师聊天儿打发时间。主讲的人是一个姓许的年轻女子，不久前从安大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她左得可爱，深得工、军宣队的欢心，已经扶摇直上官居安大党委副书记。她奉派到全省各高等学校，揭露安大张校长和同党五大书记的右倾翻案罪行，从而推动当前的运动。我断断续续听到她的话。我对同事说：“快点儿散会就好啦。我等不及回去读我的吉朋。”他没答理我，却竖起耳朵边听边说：“你听，她刚点了你的名。”我的名字？没错儿。我听到她说，安大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就是巫宁坤问题。“一个被安大赶走的反动教授，却由杨效椿和魏心一互相勾结，调进安师大，受到重用。”我心里想：“哦，哦，怎么又搞到我头上啦！”接着，我又听到她掉转脸质问坐在她身旁的魏书记：“我问你，魏心一，你还要右到哪儿去？”魏书记答道：“最近在一次会议上，省委宋书记说：‘你一直是个右派。'他说的‘你'指的就是我。我在师大的工作中肯定犯了不少错误。我欢迎全体同学和教职工对我提出批评。”我觉得他的回答非常得体，他不愧为久经诬告考验的干部。
散会后，我回到家门，怡楷已经先到了。她含笑问我：“你感觉如何，反动教授？”我看出她并没被新的政治风暴吓倒，到底久经考验了。我说：“你不怕吗？”她说：“怕有什么用，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回来的路上，有人跟我说，“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别理他们。”我心里还是没底。这个运动怎么搞法，对我后果如何？再关牛棚，还是再送劳教？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我先找到教学小组的组长，问他：“小丁，还要我上课吗？”小丁是69级毕业生，一个出身农家的和蔼可亲的党员。“当然啦，巫老师，你不上谁上？”他那朴实无邪的一笑让我感到放心。在课堂上，我发现学生像平常一样专心听讲。下午政治学习会上，大多数学生都作了千篇一律的发言，表示准备积极投入当前的政治运动，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提高觉悟，没有人提到我或者正受到批判的学校领导人。外语楼的门厅里贴了几张大字报，只有张副教授的一张点了我和张春江的名。他指控魏书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因为他在一次讲话中曾表扬这两名“反动教师”积极参加“开门办学”。一位同事站在我身旁看这张大字报，笑着说：“老张又想捞政治资本啦！”有一些同事开始回避我。在打字室，姓秦的干脆不理怡楷了。他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我路过时，他就直瞪着我，两眼流露出“阶级仇恨”。
怡楷和我稍感宽慰的是，至少一丁和一毛幸免于眼睁睁看着爸爸遭受新一轮的政治迫害。一村在一中上初中，每天上学穿过师大校园。这时候，行政楼四周贴满了大字报。他放学回家路过那儿，常停留一下浏览大字报。有一天，他回家时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爸爸，你是白猫还是黑猫？”我感到莫名其妙。“一村，你什么意思？”他说：“财务科长吴瞎子贴的大字报说，邓小平讲过‘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魏心一把你调来任教，又强迫命令财务科支付你的旅馆费，正是执行邓小平这条资本主义路线。爸爸，你说吧，你到底是白猫还是黑猫？”我们父子二人都哈哈大笑。我很高兴看到孩子也并没给声势汹涌的运动吓倒。
正当运动进入高潮时，一毛突然间从生产队回来探亲。我们看到她当然喜出望外，但也告诉她，选择的时间不完全恰当。她满不在乎地说 ：“没事儿，我已经全都知道了。那个姓许的女将到皖南各大学做报告，每次都要点爸爸的名。恭喜恭喜，爸爸！你现在是全安徽省的头号反动教授，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有名。”她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小王是本校体育老师的女儿，她是个爱好运动的假小子，天真无邪，有话就说。她听说一毛回来马上就跑来看她，一见面就说：“一毛，这几个月我好想你。可我爸说我不能再跟你交朋友，因为你爸爸受批判了。”一毛说：“我无所谓。你自己决定吧。”我插话说：“小王，你爸爸也许说得对。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小王冲着我嚷嚷：“我才不干哩，巫伯伯，除非你撵我走！”我们三人都笑开了。
大学和全国的心态都和文革早期大不一样。大多数人对于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和越来越艰苦的生活感到非常厌烦。尽管“十面红旗”闹得满城风雨，学生和教师队伍中很少有人对眼下的运动表现出任何热情。许多中层干部都愤世嫉俗，纷纷公开对目前整肃老干部的运动表示不满。全市街谈巷议的是贴在大学一面墙上的对联。上联是“小平小平为国为民”，下联是“江青江青是个妖精”。普遍的感觉是中央的变化迫在眉睫，人人脸上都有“等着瞧”的神情。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的遗孀为首的四人帮覆没。新领导核心公开承认文革为“十年浩劫”，是毛掌权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也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然而毛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当然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面对全校大部分师生的反对，“十面红旗”拒绝撤退。后来学生们公开建议为他们开欢送会。模范煤矿工人们恼羞成怒，再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扬言要在校园过冬。他们的头目宣称：“我们把棉大衣都带来了。我们一定要把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料，冬天还没到，“十面红旗”就灰溜溜地打铺盖回煤矿去了，连欢送会也没开。
四
我从“四人帮”覆没得到的意外收获是以医疗照顾的形式出现的。十一月的一个上午，我正在上课，女副主任突然派人来找我马上去见她，刻不容缓。我心里不免又嘀咕起来。一见面，她就说：“巫老师，我们刚接到市血吸虫病防治所电话通知，你必须马上前往镜湖区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两年前你的化验结果是阳性的。当时四人帮横行，他们说：‘不要抓小虫，要抓革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遭到破坏。现在，作为老年知识分子，你被安排优先接受治疗。现在跟你太太一道回家去，收拾一下，准备住院。”我感到莫名其妙。全省有不少地区流行血吸虫病，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症状。为了防止任何差错，我先去防治所要求确证。他们给我看我三次化验有两次阳性记录。我探问是否可以重新化验。值班的化验员简慢地说，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暗示我对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缺少正确认识。我再罗嗦免太不识抬举了。
于是，我去报到，住进一间大病房，和十几个其他中青年“同病相怜”。治疗方法主要是每日滴注锑剂，这是毒性很强的危险品，疗程一个多月。三组患者同时在三家区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从小道听说其它两处有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其实死亡离我们也不远。我们病房门口有一张破躺椅，常常有新死去的病人放在上面，等着送往太平间，因此我们有时在深更半夜被哀恸的哭声惊醒。出院时，值班医生警告我们：“你们的血液里带有大量的剧毒。今后一个多月，千万不能摔交，因为流血会造成当场死亡。”我耳朵里响着这严厉的警告，回家后行动“谨小慎微”，从来不敢越家门一步，到冰天雪地去冒险。
我出院回家几天后，怡楷中午回来，发觉煤球炉子灭了，两只暖瓶都是空的。她一手提着一只暖瓶，又冒着大雪到校园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她去的时间比往常长得多，我猜想可能是由于天气恶劣吧。但是等到她终于回来，我大吃一惊，看到她脸上和浑身上下都泥泞不堪，她用左手托着右臂。一村一手扶着妈妈，一手拎着两只没有塞子的空暖瓶。原来怡楷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回家的路上，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滑倒了，紧靠她左边走的一个大块头女生倒在她身上，使她右臂肘猛撞地面。女生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就走了，只说了一句“我得赶一场电影。”怡楷的胳膊疼得钻心，动弹不得，这时候一村刚好放学回家路过，把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现在她摔断的胳膊疼痛不堪，必须有成人马上陪她上医院，而我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年青的朋友小林从外地来，走进我们家的门。于是，在一村和这个天赐的小伙子一左一右扶持下，怡楷再回到风雪中去，在寸步难行的街道上艰难地往前挪，路上又滑倒了一次。到了第二医院，她托着一只断臂，忍受着钻心的疼痛、饥饿的煎熬，从一个科转到另一个科，一直到晚饭后好不容易才将右肘的粉碎性骨折处理完毕。晚上十点多，她才在大风雪中走回家，上了石膏的伤残的胳膊吊在夹板里。父母双双病残，刚十三岁的一村从此挺起胸膛，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担当全部家务活，直到哥哥姐姐回家过春节才交班。怡楷从此不能当打字员，二月开始改教英语，一丁说：“这也算坏事变成好事吧。”
两年以后，我因病住入位于当涂的解放军86医院，曾进行全面体检。难得检查的医师很友好。他听我说曾接受过血吸虫病治疗，就特地用直肠镜为我仔细检查。他并没发现任何患病的遗迹。
“你命大，没有死于锑剂中毒。”军医总结说。
“但是我看到病历上明明记录着检查结果，三次中两次阳性”
“我知道，我知道。”军医带着会心的微笑说。“但是，如果化验员没有把用过的试管洗过，或是洗得不彻底呢？那是常有的事啊。” “在这片土地上要存活确实是没完没了的冒险。”我叹了一口气。“被友军的炮火打死打伤，战场并不是唯一的地方啊。”军医又笑着说。
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但各条战线上的极左当权派还在顽抗。在教育战线上，高等院校终于在1977年夏末恢复通过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全国积压了多年的千百万高中毕业生参加1965年以来的首次高考。录取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一丁和一毛瞒着生产队领导偷偷复习五门功课，准备应考，因为生产队不愿知青流失。他们在县城参加考试回农村后还得为“资产阶级大学热”做检讨。一毛总算被安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一丁考试成绩优异，英语得105分，却成了“政审”的牺牲品。因为他父亲当过极右分子，全国高校的重点英语专业都“碍难录取”。连安徽大学也把他拒诸门外，因为知情者透露，“录取他就意味着巫宁坤卷土重来”。他被安师大阜阳分校看中。所谓“分校”是阜阳师专的前身，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戴上了大学的“帽子”，后来正名为阜阳师范学院。我这个含疚的父亲到火车站去送他登程，眼睁睁看着壮实的大小伙子含着眼泪登上北上的慢车，前往有“安徽的西伯利亚”之称的淮北“深造”。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逐渐恢复和国外亲友的联系。我和在香港的姐姐音讯断绝多年，突然收到一封来信，孩子们惊异不已。因为长期以来，“海外关系”是见不得人的“家丑”，我们一直没跟他们讲过。除了一个姑妈，不久他们又发现还有一个大伯在新泽西州。1977年9月，又冒出一个外甥女、一个堂姐的女儿。她夫妇二人带着他们四岁的儿子从纽约回国探亲，我认为他们来芜湖探望舅舅一家是理所当然的。不料她从北京来电话，说接待人员告诉他们，芜湖不是“开放”城市。我一听就火了，当即说：“他们睁着眼说瞎话。杨振宁博士不久前刚来过。他就住在离我住处一箭之遥的铁山宾馆。我常有幸目送他的车队从我门口经过。”
这样一来，我的外甥女，年过三十，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舅舅见面，离她母亲在台北去世已经多年了。我向系领导汇报即将有“海外关系”光临，房管科奉命立即让我搬出教堂，调整住房，以免“外宾”（我外甥女的丈夫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留下错误印象。在某些掌握房屋分配大权的干部眼中，“摘帽右派”仍然是最臭的“臭老九”，有教堂可住已属宽大。直到“外宾”肯定来临的前夕，原来住户搬走之后，才允许我们搬家。实际上，我们直到第二天才能搬，因为我们得先清除成堆的垃圾，清洗污秽的窗户和水泥地。两间小屋子墙上石灰剥落，厨房的墙给煤烟薰得漆黑。房管科，为了应付装饰门面的紧急政治任务，派了一个小临时工提着一桶石灰水，用一把笤帚把所有的墙草草粉刷了一遍，结果每面墙都像一幅大地图。凑巧得很，一丁从生产队回来，又当上搬家的主力。他用平板车把大件家具拉到新居，其它东西等客人走了再搬。
外语系工宣队夏师傅来到新居，交给我三十元人民币，原来是魏书记刚批准给我加的工资，以弥补当初我从安大调来时被无理克扣的部分。夏师傅是新近复员的军人，待人和蔼，主动提出用这笔钱替我去铁山宾馆买两条“大中华”牌香烟、两瓶“古井贡酒”，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供我招待“外宾”之用。后来发现，我的亲戚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些高档商品就交给夏师傅酬谢这次为接待工作出力的人们。
我的外甥女一家三口从上海乘火车来，下午到达，下榻新建的芜湖饭店。我们要等电工把原住户割断的电线修复才能接他们来吃晚饭。天气酷热，我们生怕美国来的娇客热得晕倒，特地从春江家借来一台电扇。住在本地的表侄李伟做了满满一桌菜，给人一种生活富足的假象。我们的亲戚觉得我们的住房相当整洁舒适，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几小时前刚搬进来，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留在上帝之家哩。我和怡楷身上穿的都是一件崭新的白的确凉短袖衬衣。这是当时的时尚，也是我俩多年来添置的第一件衬衣。一天下来，晚上睡觉以前得脱下来洗净，这样早晨才有得穿。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家五口陪着远客观光校园，外甥女为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彩照。一上午下来，我俩的衬衣汗得透湿，午饭后非洗一下，等晾得半乾才能再穿上，去出席副校长为欢迎我的亲戚举行的晚宴。当年的“海外关系”、政治包袱，今日的“统战”贵宾！次日早晨，贵宾们乘软席车回上海搭机返美。当天下午，外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在党员会上扬言：“巫宁坤沾上‘海外关系'的光，搬上楼，加工资，又该翘尾巴了。大家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原来如此！
第十七章 二十余年如一梦， 1979-80
一
随着邓小平和成千上万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平反复职，五十五万以上右派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当年反右运动的总负责人邓小平决定对绝大多数“错划右派”给予“改正”，然而坚持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确有极少数真正的右派分子企图推翻中共的统治。为了抓一小撮所谓“真右派”，“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不惜将五十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使他们备受劳改和凌辱之苦达二十二年之久，几百万家属备受株连。为了证明“错划右派”并非完全无错，中共中央拒绝补偿“改正右派”二十二年来由于工资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右派改正”的决定于1978年10月以中央55号文件下达，改正工作由本人当年所在单位执行。安师大办理改正人数达二百四十余人，就一所规模不大的省校而言，这个数目相当惊人。一位当年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男教师，这时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办理改正。他办妥改正文书后，走出行政楼，一头撞在墙上。有过路的人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医院他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我虽然没有流血抗议的勇气，这位难友触目惊心的呐喊却使我对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认识。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原单位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改正办公室”的头子不是别人，而正是那个当年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愧为一脉相承的好党员。他绷着面孔说，我的问题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质。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考虑到我多年来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进步，党组织决定对我宽大处理，给予改正。宽大无边，嗯？我从安师大动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对改正抱过高的期望，因为来自极左方面的阻力还很大。“不管结论怎么写，只要给你改正就签字。”所以我把“改正决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签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所谓“右派问题结论”签上字一样。然后，我应召去院长室由院长“接见”。姓王的院长讲了几句客套话，随后轻松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们感到很抱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赔礼道歉”吧。仿佛这一句官样文章就补偿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难！学院指望我回来后教英语系研究生，怡楷同时调回来工作。一村高中还没毕业，可以随同父母迁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学，可等毕业分配时调来学院工作。
我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旧金山他曾帮我整顿行装，送我上船回国，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我想阔别二十八年之后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我“开后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当时的国宾馆的房间号码，打了电话给他。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他约我周末见面，可我当天下午就要离京。他说正忙于准备讲稿，于是我们商定在他房间内见面十五分钟。政道比我小六岁，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现在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
时间到了，我准备告别。他的太太走进卧室，取来一册简装本的当代美国作家瑟伯的近著《当代寓言》递给政道，他签上名题赠给我。他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寓言，发生兴趣，这可是新鲜事儿，我也感到高兴。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我们都住在国际公寓。有一次他在我屋里聊天到深夜，谈到《红楼梦》，他认为这部经典作品“不科学”，因为主人公出世时嘴里含着一块“宝玉”，我无词以对。当时，我或许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话作答：“天地间有许多事情，决不是你的哲学所梦想得到的。”今后，有一天，如果他读到我半生坎坷的故事，希望他不会说：“这不可能是真实的。一定是宁坤编造的一篇爱国主义的寓言。”
在乘火车回芜湖的途中，我在安徽砀山下车，去探望小孙和他的家人。我摸黑找到他任教的中学，他那份惊喜让我完全忘掉了旅途的劳顿。第二天一早，他领着我回到他在良梨公社的家，见到他在小学任教的妻子和两个宠爱的儿子，又见到他慈祥的姐姐，一家人都为我即将返京复职感到庆幸，硬留我住了两晚。他也领我去看他在那里长大的老家，几间小茅屋比我们在高庄的故居还不如。小孙也许永远住不上北京饭店那样的金窝银窝，这个老鸦窝却哺育出了一只金风凰，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真人。
作为“改正右派”，我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了。暑假期间，江西省教育局在庐山举办英语教师讲习班，我和另外三位老教师应邀任教。教师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令我感动。意外的收获是有幸探访一位“棚友”。上山以前，我已打听到，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吴老，当年被遣送回乡后当上了庐山植物园图书馆管理员。如能和老人“登高壮观天地间”，再探一探这位剥去“狗叛徒”伪装的老革命的心路历程，我将不虚此行了。植物园古树参天，浓荫蔽日，好一个修行养性的所在！十年阔别，怡楷和我重见吴老夫妇，恍若隔世。吴老瘦骨嶙峋，须发全白，但双目炯炯，眉宇之间仿佛有一股超凡脱俗之气。他兴冲冲地带领我们观赏各种奇花异草，逐一介绍，如数家珍。回到图书馆，享用吴师母为我们烹制的午餐，吴老谈笑风生，没有提到过牛棚岁月。我正不知道说点什么，一抬头，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条幅，是吴老用他那一笔不苟的颜体写的十四个大字：“往事如烟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那是“十年浩劫”期间，另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被迫害致死前的诀别诗。我心底一亮，啊，老吴果真脱胎换骨啦！我也毋庸赘问他的如烟往事，心路历程，他那仙风道骨和庐山的苍松翠柏融为一体了。
十月中，我再次回北京，办理调动手续。院长办公室派人通知我，学院上级机关的首长邀请我一同到市内观看英国老维克剧团上演的《哈姆雷特》。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首都观看我最赞赏的莎翁悲剧，它曾是我在北大荒劳改生活中重要精神支柱，由一个著名的伦敦剧团演出！但是我没有心思接受一点小恩小惠，作为右派改正的补偿，便婉言谢绝了。几小时后，新任的陈院长又派人约我去一谈。他快人快语，很有礼貌地劝告我不可感情用事。到头来，我搭上首长的“红旗”大轿车，风驰电掣，直奔首都剧场的艾尔西诺王宫，离我被同一单位的军用吉普车押送到半步桥劳动教养所已二十二年，当时囚囊里带着一本原文的《哈姆雷特》！
二
又搬家了！时代不同了，这次有许多人主动来帮忙。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丁、一毛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放岁月，现在却要留下来 。1980年2月29日，我和怡楷带着一村启程北上。到火车站送行的除一丁、一毛外，还有不少同事，包括外语系领导干部。分手前，一毛要我留本书作个纪念。我想了一想，没有比那本《杜甫诗选》更合适的了，虽然它久经沧桑，已经被耗子咬得面目全非。它既是她名字的出处，也是我们一家人劫后余生的见证。书的末页已有我在流徙途中信笔涂下的小诗，现在又在前面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说当年如何“以言获罪，流放北大荒，囚车孤愤，但读杜诗而已”等等。来年夏，一毛赴美求学，行囊中带着这本杜诗，上面有我赠书时的祝福：“他日鸾凤高翔，有厚望焉！ ”
小黑子从高庄赶来芜湖为我们送行，带着他哥哥十来岁的儿子。他坚持要把我们一直送到南京。我们得在南京停留两天才能搭乘快车去北京。南京距高庄不过百把里路，但他们叔侄二人以前还没来过这座古城，于是我领着他们在一天之内尽可能观光了一些名胜古迹。我也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拜见了恩师羊达之教授。我在扬州中学上初中时，他是初三的历史老师。抗战初期，我流亡到四川，在国立第二中学读完高三，他是我的国文老师。高中毕业后，一别四十年，这时候他在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已是颇负盛名的老教授。他年近八旬，却没有一丝白髪緑，看书读报也不用戴眼镜。师母和老师年纪相仿，身体也同样健康，老人家为我们三个不速之客亲手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简略地汇报了一下我们一家几十年来的经历，年逾古稀的老师听了禁不住泪如雨下，庆幸我居然从漫长的梦魇中生还。到达北京后不久 ，我收到老师寄赠的条幅，是他用小篆写在宣纸上的陈雨义的词《临江仙》，我在交谈中曾提到过这首令我心醉的宋词。词人劫后余生，追忆故国旧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
-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我把条幅送到家乡裱好，挂在我的小书房里，时时提醒我梦魇的“二十余年”和不堪回首的“古今多少事”。
一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3月2日到达后，我特地领着他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孩子对广场一头高踞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另一头新建的存放他尸体的纪念堂，都不感兴趣。他唯一的感想是“我敢说，春天一到，阳光灿烂，在广场上跑着放风筝一定好玩。”
校园离颐和园不远，原来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高的红砖教学大楼。我一到校就听人说，文革期间有一名女生被批斗逼疯，从楼顶跳楼身亡。在大楼后面，有两座一模一样的三层楼灰砖建筑，看上去很像营房，不像教职工和学生宿舍。另外有两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平房，是大太监留下的遗产，倒使一个无树、无花、无草的灰濛蒙蒙的校园不显得过分单调。分配给我们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在校园最后面一座四层楼的灰砖宿舍的顶层。
有一些老同事来看望我们。法语系徐教授、我当年的酒友，第一个闯了进来，一进门就用他的广东国语乍呼起来：“老巫，我来向你赔礼道歉，我不该在批斗会上说了那么些你的坏话。”我很惊讶，在所有那么些人当中，怎么他老人家偏偏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老徐，没你的事儿，”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根本不记得你说过什么话，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挨整和你有任何关系。人人都得发言表态，立场问题嘛，你怎么能例外。我不怪罪任何个别的人，更不用说你老兄。或许我们全都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中的演员。每人都不得不演一个角色。不管怎样，我总活过来了。”
徐教授年逾古稀，头髪和胡须都白了，说话一向大嗓门儿。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几乎吼叫起来：“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随大流，胡说八道坑害你，实在卑鄙。我更对不起我亲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划为右派，我跟他断绝关系，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为了保护自己，一个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
“老徐，千万不要太难过。”看到他如此痛心疾首，我非常感动。“究竟并不是你的错。令兄现在在哪儿？”原来他哥哥就和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他在二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英语学位，回国后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被打成右派后，失去教职，从大学宿舍搬到市内一个潮湿的地下室，继续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右派改正后被学院请来为英语研究生开翻译课。
另一位同事、英语讲师小廖接踵而来。1954年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开外语系，和我同事，后来也调来学院。“您在南开受迫害，有我一份。巫老师，肃反时，我是您的专案小组长，您知道吗？”听上去，他好像是在坦白什么严重罪行。
“小廖，我从来没有把你算在参加迫害我的人当中。”我请他放心。“当时你刚从大学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你追求进步，党教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别无选择。如此而已。”
“不完全是这样。”他继续用沉重的语调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特别卖力气整你，因为我动机不纯。我想得到组织的好感，我想往上爬。”
“你对自己太严厉了，小廖。其实，对于我并没造成任何后果 ，对吗？”
“也许并没有。可是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衷心请您宽恕。”
我请他放心，我从来没有对他怀有任何芥蒂，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是好同事。另一位老同事轻飘飘地问我：“老巫，真的很惨吗？”她也参加过批斗大合唱，但显然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
“哦，你瞧我不是活下来了吗？”我含糊地回答。
“确实。而且，怎么搞的，你还这么年青！”“一位劫后余生的老先生说，‘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我刚六十啊！”我笑着说。“这里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带着心脏病或者拄根拐杖。让他们失望啦。感谢毛主席，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了锻炼。也不过是二十年嘛，我再给他们二十年整死我。” “你听听！你一点儿也没改。你没接受教训。我为你担心，老巫。”
“且慢！是谁该汲取教训？我，还是犯了错误的党？”
过了几天，陈院长来访。他是北京大学三十年代的毕业生，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深造过两年。我发觉他很随和，容易交谈。他关切地问起我们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情况。我正有话要说。 “我们安顿得差不多了，还见到了一些老同事，”我答道。“有些同志登门赔礼道歉，因为自己当年在运动中参加过整我，我很感动，但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怎么能怪罪他们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也有的同志认为我还没有接受教训。”
“是谁说的？”
“别管是谁说的。我还没学会揭发检举哩。到底是谁要接受教训，是我还是党？”
“是党在1957年犯了极左的错误。是党正在从多年来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于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从过去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必须解放思想向前看。”
“但是我有顾虑。我的改正本身似乎是模棱两可的，至多也不过是部分的。我的结论写得不像改正错划，倒像是宽大处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哦，是这样的。去年我来办理改正，负责人让我明白，我的问题是两可的。只是考虑到我多年来‘表现好'才给予改正的。”
“胡说八道！这不行。我们一定要重新审查，彻底改正。”
暑假快到了，有一天行政副院长来访。“巫宁坤同志，”他以相当正式的口吻说。“上级领导机关的高干即将前往北戴河休假两周。分配学院一个名额。我们决定，巫宁坤同志最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
我久闻北戴河的大名，那是中央领导人和其他特权人士的避暑胜地。我新近改正，从来没有奢望过到那儿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度一个赏心悦目的假期。多大的诱惑！另一个对我“二十余年如一梦”的小小的补偿。
“张院长同志，”我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学院领导决定给予我这一难得的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不明白我怎么配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刚回来几个月，没有什么贡献。许多其它同志这些年一直在这里为党工作。十分感谢领导的盛情，但是我不能遵命。”
院长并不就此罢休。他又说：“巫宁坤同志，你也同样一直在为党工作啊，虽然不在学院。请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准备一两天内动身。”
第二天，政工副院长驾临。“老巫同志，”她用更有人情味的口气说。“你怎么会不愿去北戴河休假呢？这可不行。经过这么些年，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听我的，老巫，准备明早出发。”
“副院长同志，我在北大荒休息够啦。有湖、有江、有森林、有很多鱼，夏天也凉快。学院许多同志劳苦功高，可能也愿意去，请您把这个荣幸让给他们吧。”
但是，我的结论复查被拖延了，因为遭到来自极左的抵制。人事处长奉命处理复查。有一天，他问我：“巫教授，麻烦的是，你在结论上签了字，是不是？”
“确有其事。你指望什么呢？1958年我在右派结论上签过字，对不对？文革期间，有多少老干部在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结论上签过字？那些结论还算数吗？”
“你的话有道理。我抓紧时间去办 。”
三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译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却由三联书店于七十年代在香港两次盗版，连译者的名字也没署。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派一位编辑来芜湖找我，约我修订旧译，1979年在北京再版，纪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这次署上译者的大名。我问这位编辑，三联当年在香港以那种方式翻印我的译著，做法是否恰当？他的姿态很高：“反正是宣传进步作品嘛。”我过去翻译的美国短篇小说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选集中出现，当然没有稿酬。
我也应一些老朋友之约，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我翻译几首狄伦·托马斯的诗。谁都知道他的诗常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威尔斯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对于我们这一代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好比暮鼓晨钟！
另一个稿约却使我感到啼笑皆非。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几个月，《世界文学》、当时全国唯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约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在当年十月号刊出。简直不可思议！自从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本书挨批以来，“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偏偏会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还他一个公道？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抒情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月，我听说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十二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我和国内学术界隔绝多年，闭目塞聪。我想若能参加会议，一定可以从同行专家的聚会中获得教益。我去向陈院长请教。他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问他为什么我没有接到邀请。冯教授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陈院长大乐，说道：“老巫现在是我们学院的英语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特邀请帖。
二百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参与盛会。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包括几位“改正右派”。会场在金牛宾馆，原来是毛泽东的“行宫”。当年他下榻的那座楼仍然作为“圣地”保存，有一名老服务员给参观者当向导。另一座楼里有当年伟人用过的巨大游泳池，眼前干涸见底。我随口说，成都居民这么多，可惜它不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向导狠狠瞪了我一眼，满脸惊愕的神情，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我很快就发现，那个死者的幽灵不仅在他往日的行宫作祟，而且在今天的会场上流连。尽管人人把“解放思想”挂在嘴上，大多数发言的人还是四平八稳，言之无物，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西方通俗小说”、“现代派文学”等等，均不置可否。
在一次为数不多的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员作报告。他的题目是《要文学，还是要革命》，颇有挑衅性。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前写过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认为它是对革命的威胁，用的正是这个题目。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报告人又抬出泽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流通。泽丹诺夫何许人也？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这太荒唐啦！我感到愤慨，但是我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组进行专题讨论。我选择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直到主席介绍一位中年男同志发言，原来此人来头不小，官封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他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哄堂大笑。这时候，处长换上严肃的语调，接下去说他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但是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如此等等。最后他以权威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发言后就宣布散会。处长的发言显然就是这个讯号。散会的时候到了，下面的节目是告别宴会。我应当放过他吗？要我管闲事，跟这位权威人士较真儿吗？会场上比我有资格发言的大有人在。只争分秒的决定！我举起手，试探性地问道：“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事出意外，但主席也只好请我发言。
我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儿子一顿屁股，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对。”哄堂大笑。我接着说，我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也不能说我赞成它。道理很简单，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尽管政治学习搞了几十年。何况，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独立的共产党，也有同样数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处长同志，到底哪个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没有回答，我继续发言：“经过多少年来的混乱，经过一帮自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加于全党全国的十年浩劫，我们怎么能坚持马列主义，而不首先老老实实虚心学习，探索它的真面目？”
下面，我谈到现代派文学的问题。“这一点对有关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适用。全中国，甚至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先读书，后批评，车前马后不行。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愿如此。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倚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泽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我走出会场时，有好几个人和我握手，兴奋得说：“讲得好！”南京大学“改正右派”、中文系张教授拦住我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眼睛里含着泪水。
十二月中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卞之琳老师，听说他身体欠佳，因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一见面他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后跟我说，宁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们不是应当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解放思想吗？”我很老实地向他请教。卞老师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老实的忘年交。“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出于对一个久经患难的老朋友真挚的关怀，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时我也认识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后的中国还有漫长的艰苦道路要走。
我的改正结论复查迁延不决，又听说陈院长即将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我便抓紧时间去向他求教。“陈院长，自从您四月间下令复查我的改正结论，大半年过去了，问题至今还没解决。1957年给我做错误结论，他们可没花这么长时间。您认为我还得等到新的一年开始再说吗，院长同志？”我尽量说得轻松一些。
“什么？我还以为早就解决了。每逢我们努力执行我们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总会有来自极左的阻力。”听上去他很气愤。“这样搞决不行。我一定要在今年，不是明年，解决你的问题。彻底改正，不是部分改正。这不仅对你本人重要，而且对那些极左的同志也很重要，他们需要从中汲取教训。”
新年前几天，政工副院长叫我去开个小会，由那位负责改正工作的干部没好气地宣读学院党委的决定：“巫宁坤同志的右派问题应予改正。撤消原结论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副教授职称，恢复高教四级工资待遇。”
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1964年“摘帽右派”，1980年“错划右派”，二十二年的黄金岁月一笔勾销！
尾 声 死者与生者
从游子还乡到“右派改正”的三十年间，坎坷路上相遇的人们，死者与生者，现在都一起活在我心里。
在学院，于副校长，当年主持过“鸣放”和“反右”的，已在我们归来几个月前患心脏病不治去世。听同事们说，他在文革期间身心备受煎熬，思想感情有很大变化。怡楷和我特地去看望他的遗孀，表达我们衷心的慰唁。我们说，感谢他二十年前接受怡楷的请求让我从劳改农场保外就医，要不然我多半早就死在他前面了。毛校长、那位让人望而生畏的女将，已经离休，住在市内一座高干招待所颐养天年。听说她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任职，我觉得很滑稽，因为我回来后听当年的教师党支部书记老刘说过，她给我那么严厉的处分，即使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也是违法的。晁教授，现在已是英语系唯一的正教授兼系主任，又是学院党委会委员。他见到我时轻松愉快地哈哈笑道：“老巫，好久不见了。”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仿佛我们俩半小时前刚在一起喝过茶。他那震耳的笑声比往年更加洪亮，部分地由于春风得意、自命不凡，部分地由于腰围倍增，足以见证多年来养尊处优的生活和从不困扰的良心。
英语语音讲师葆青逃脱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因为她丈夫承担了全部罪责。反右几年后，道生已解除劳教回家。但是，作为右派家属要承受的压力终于迫使葆青提出离婚。文革期间，道生被下放在江西劳动时自杀身亡。怡楷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的哀悼。??年4月，我被关进半步桥劳教所后，曾与道生有相对无言的一面之缘，没想到那也是最后一面。我们几乎不敢正眼看葆青，回想在短暂的“北京之春”的那些日子，我们两家人，各自带着头生的小宝贝，在一起消磨过多少欢乐的时光，从来没有为未来操过心。葆青后来和学院一位教日语的同事结婚。这位日本留学生，受过“武士道精神”的熏陶，又是老共产党员。“红色保护伞”理所当然自封为她的政治思想管教员。才貌双全的妻子不服管教时，老党员就发挥“武士道精神”拳足交加。他们的婚姻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了。怡楷不胜感慨地说：“托尔斯泰说得好，‘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在一个国家里，政治干扰家庭生活，许多不幸的家庭都是同样的受害者。葆青和道生，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本来是个幸福家庭，却落得家破人亡，实在太悲惨了，可是谁能怪得着受害者呢？再说，幸福的家庭也各有各的幸福。有些家庭从每个政治运动中满载而归，升官发财，也有些家庭在每次政治风暴中首当其冲，受到千锤百炼。我们久经磨难，居然存活了下来，我感到很幸福。”
1966年盛夏，燕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新北大多少位教授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不堪凌辱，第一个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爱人、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学贯中西的吴兴华教授，在烈日下劳改，口乾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脏水。（在这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诗，如听天籁。）脏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幸免于追认为“现行反革命”。兴华时年四十五岁，比“同病相怜”的杜甫逝世时还小十三岁。兴华残破的遗体匆匆火化后，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就被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一间民房栖身。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人世。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这位“新月派”诗人、蜚声国际的考古学家含冤弃世时还不到六十岁。
在燕京的青年教师中，杨耀民当年放弃基督教，加入共产党，在文学研究所得到重用。文革一来，他成了“文艺黑线”的替罪羊，他那半瘫痪的躯体怎禁得住残酷无情的“文攻武斗”，也只得一死了之。我当年的助教黄继忠，在清河农场劳改多年后被遣送回江西原籍和老母相依为命，右派改正后回北大任英语副教授。有一天，他从北大来电话，说他心上有一桩往事要一吐为快。我感到莫名其妙。他骑自行车来到我家，他的吐露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他给我当助教时，上级曾交给他汇报我的可疑言行的政治任务。几个月后他被解除“兼职”，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使命 。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韜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官至新北大副校长，文革一开始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备受凌辱，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太太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1979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谢世。
在北京市内，我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号探望沈从文老师。他住的是一座破败的四合院里一间朝西的小屋，除了放一张小床之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哩。比起五十年代的东堂子胡同的陋室来更是每下愈况了。我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沈从文之音依然那么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过的河流，皆似乎一一从心上流过。河面还泊了灰色小船，漂泊了翠绿菜叶。”老师从来没有谈到个人的困苦，从来没有怨天尤人。他一脸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说他对苦难安之若素，他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我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老师，他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我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老师潸然泪下。1973年，我的大学同学蕭珊在上海经受多年劳改的煎熬之后死于肝癌，当时她的丈夫巴金还关在牛棚。另一位是杰出的诗人查良錚，他在南开大学惨遭迫害二十余年，终于在“四人帮”覆没后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还背着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在冲破长达数年的重重阻力之后，他的平反工作和遗著出版才最后落实。沈老师又等了六年才分配到一套较好的住房，这时候他走路已经离不开助行器了。两年以后，心脏病突发，一位巨人离开人世。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悼念的专文，几天之后北京的报纸才作了简短的报道。师母婉言谢绝了官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倡议，只由遗属出面邀请至亲好友参加告别。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参加这种仪式，因为我一直觉得，官方近年来为文革受害者补开的追悼会不免有鳄鱼的眼泪的味道。
萝蕤孓然一身，也住在她父母身前寓居的的一座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她自己的家、梦家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被横扫的命运。两间小屋的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睡觉、工作、休息、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题赠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尽管如此，劫后余生，年近古稀，她毅然投身翻译惠特曼的巨著《草叶集》，夜以继日伏在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一字一句重铸惠特曼的诗篇，《纽约时报》曾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仍在为精神分裂症服用药物。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我想那种药肯定有副作用，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我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弔，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魇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我们返回北京的消息在亲戚中不胫而走。1981年秋，李家表姐从上海来北京探亲旅游访友，在我们家小住。她到市内看望那位多年不见的表妹和“御医”妹丈，回来后对我们说：“二表妹托我捎话给你们，那年怡楷去她家，她很失礼。外面人都以为当老头子的医生怎么了不起，其实伴君如伴虎，全家人日日如坐针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多少年来，搞得几乎六亲不认，请亲友谅解。”没过了几天，二表姐和姐丈就从西单的寓所驱车来看我们了。虽然我们和“御医”还是初会，但大家都是劫后余生，一见如故。后来，表姐因肾衰竭加剧赴美求医，我和怡楷专程去他们在西单的寓所话别，岂料竟成永诀。
在天津，怡楷家的住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被毁，不过全家人奇迹般地幸免于难。随后好几年，他们都住在极其简陋的防震棚里。曾到清河给我送救命食物的大哥和二哥，文革中受尽折磨，先后逝世。我们远在剑桥访问时，多病的三姐病逝北京。幸存的三哥，不分酷暑严冬，在他的小防震棚里重操旧业，埋首历史研究。文革过后，他还希望找回被红卫兵抄走的千百种秘密宗教的宝卷，就从一个政府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打听它们的下落。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最后得到的答复是“多半当废纸处理了”。一位加拿大同行来信说，他多少年来一直盼望有一天读到这些珍贵无比的文献，哪怕一本也好，文革既过他以为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啦。当他获悉这些文献的悲惨命运，感到伤心欲绝。他说，真好比突然丧失一个你一直希望重见的老朋友。
1987年夏，我重返安徽讲学，得与“牛棚”难友重逢，其中包括安大张校长和孙副校长。安师大魏书记已升任省委宣传部长。他们三位都精神焕发，对“改革开放政策”充满信心。冒效鲁已升任俄语正教授，由小陈陪同来招待所看我，谈笑风生不减当年。我们三人回顾在南庄一起度过的荒唐岁月，小陈脱口而出背出老冒和我拼凑的那首打油诗，不禁都哑然失笑。我答应第二年再回来聚会，没料到第二年春天冒老就与世长辞了。
一位老同事告诉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和职业打手史科长、两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听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就瘫倒在地，暴露了“纸老虎”的真面目。这位同事发表感想道：“正如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觉得难以完全同意他的说法。“那你怎么解释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呢？俗话说：‘修桥补路双瞎眼，男盗女娼子孙多。'不如说，这些恶棍草菅人命，却忘掉自己迟早也会面对死亡。也许他们残酷无情地置受害者于死地时也相信过‘恶有恶报’，从来不怀疑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这些可怜虫幻想自己可以在地上的共产主义天堂获得奖赏，从此飞黄腾达。而他们不过是小爬虫罢了！”
老共产党员、外语系李主任，在共产党监狱囚禁五年之后才放出来，原来当初宣布他是苏修特务的电文是他的政治上的敌手玩的花招。他被释放之初，军、工宣队头目在会议上告诫大家不得与他亲近，后来被安排了个有名无实的职务，还受排挤。最后他回到黑龙江故里，当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他不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首长，而是经过身心受难变得更加通达人情的人。后来，每次因公进京都来西郊过访，杯酒言欢。也不妨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安大真正的新闻人物是我当年的学生汪崇德。他阶级出身好，文革中的极左表现深得军、工宣队欢心。毕业分配时，他经大力推荐进入总参二部，从事情报工作。后来，被派到驻非洲某国大使馆武官处工作。他异想天开，给该国政府写了一封信，申请政治避难。该国政府一向仰仗北京的经济支援，理所当然把他的信交给大使馆。他奉召“回国述职”，同行的有四名同僚，搭乘的是瑞士航班。这位军事情报官员发挥特长，避开四位押送者的耳目，把一纸政治避难的申请送到机长手中。班机在日内瓦着陆后，瑞士安全人员登机，把藏身厕所的中国军事情报官员领走。无奈瑞士政府用不上他的“专长”，又没有第三国肯接受他，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风云人物成为流落日内瓦街头的难民。
我常想到北大荒。我纳闷儿，不知道那个好心的李队长的下落如何。他是否由于表现软弱受到处分，或者因为他不适于当狱卒而重新分配工作？不过，十之八九，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和妻子儿女、甚至孙男孙女，还有乡亲们，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他充满爱心，也必然受人爱戴。在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有朝一日我未尝不会和他“狭路相逢”。我一定会本能地拥抱他，称呼他“我的弟兄”。葛队长是用更加严峻的材料制成的，符合一个优秀公安干警的要求。然而他从来没有滥用职权，从来没有打骂教养人员。他是一个模范的执法人员，而这在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中却是罕见的。难友李大夫于六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在街道上半私营的联合诊所工作。文革期间，他又被开革，流浪街头。文革结束后重返联合诊所，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再次被送劳教。再次获释后，他终于告别他热爱的北京，首途赴美，继续进行他对“集中营热”的独特研究，在这方面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
我也不忘清河劳改农场。那位让我们借用他的小屋会面的老王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继承人也会让探视教养人员的家属借用他的屋子吗？来探视的家属少不了，因为清河仍然是北京市一座人满为患的劳改营。老刘，那位我亲手掩埋的青年书法家，他的浅坟现在被荒草覆盖了吗？或者，他妻子终于从湖南来把他的遗骸运回了家乡？
最后但并非次要的，我难忘高庄，我们的好大夫不时来信增强我的记忆。人民公社解散，农民开始单干之后，鲁大夫来信说：“老螃蟹住进了新盖的房子，村子里的人说用的木料是你们的屋子拆下来的。但他还不满足，因为他现在不能靠剥削同村的农民过日子了。人家常听他咒骂新制度，梦想过去的好日子回来，让他‘用党给他的权利喝足吃饱'。村子里的人摆脱了老螃蟹的暴政，愉快地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虽然生活还很贫困。”
小黑子和小水子都“成家立业”，不顾“计划生育”的限制已经快有第二个孩子了。小基贵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孬子出人意料地‘名利双收’，”鲁大夫写道。“有一天，他又突然冲过村口的公路，被一辆卡车压伤，随即送到和县医院诊治。三天以后由同一辆卡车送回高庄，他的左腿没了，拄着一副字杖跳来跳去。他妈伤心死了，号啕大哭，像发了疯似的。三老爹倒挺看得开，说这是‘恶有恶报'。后来卡车司机主动提出赔偿三百元，他大喜若狂，又说这是‘善有善报'，因为他三年前饶了孬子一条命。三百块钱！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压死一条水牛赔偿一千二，压死一个好劳动力赔偿一千。屁用没有的孬子拿他的恶腿换来三百元！做爹的怎能不高兴得心花怒放呢！现在永远残废了，孬子再也不能到处乱跑，给他无事生非了。这笔钱正好用作给小蛋订亲的礼金。”怡楷感到又难过又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鲁大夫来信又提到基贵的新趣闻。“基贵常拄着双拐靠一条腿蹦蹦跳跳来到卫生院，让我处理他截肢手术伤口的炎症。我问他：‘基贵，你挣了三百块钱。你不想用这钱装一条假腿吗？'他的回答是：‘鲁医生，我要一条假腿干啥？别拿我开心。那不是把好钱往水里扔吗？给小蛋当礼金是正经事。'他的话引起我思量，是否经过这次事故和截肢的痛苦，他得到一种休克治疗，把疯狂的恶魔从他身上赶走了。我要继续对他进行密切随访。”又有一条趣闻：基贵来卫生院后往往一瘸一拐地去孙堡街上，和一个年轻的小窑煤矿工人坐到一处。小窑没有安全措施，这工人在一次爆炸事故中炸掉了一条腿。有一次，这位“同病相怜”的难友出钱请他喝杯茶，外加一包花生米，小基贵乐坏了，好像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玩具的小孩。两个年轻人有时下一盘象棋。一次，孬子居然打败了工人阶级，他高兴得想跳起来，忘了他只剩下一条腿。他得意地说：“我有两个好老师，一个小一村，一个李农。”
不难想象，基贵和矿工坐在一起，拐杖靠在各自身旁，活像“工农联盟”的化身。
我们自己如何？怡楷为“改正”提供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1980年9月，新学年开始，她教一班公共英语。后来，春节前几天，她在上课时突然头痛欲裂，恶心呕吐，被学生护送回家。一位医生说是美尼尔氏症，另一位说是神经错乱。最后，首都医院眼科胡大夫诊断是晚期青光眼。怡楷向他请教患病的原因，高龄的老专家问她生活的经历。听完她简单的叙述后，这位慈祥的大夫说：“那你还指望什么？多少年来的种种压力必然会使你身体付出某种代价。若是你没有一个坚强的性格，它支持你度过无尽的艰难困苦，那些压力可能会毁掉你的神经系统，或者你的心脏。各地的精神病院住满了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你来晚了，幸而还不太晚，我一定全力以赴挽救你的双眼。不过我看，你必须从此放弃教学工作，虽然你恢复上课不久。”以后几年中，她的双眼先后动了几次手术，她来美后被确定为 “法定的盲人”，并授予一根盲人拐杖！那是我们三岁的外孙艾里克最喜爱的玩具。
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或许我们变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贵一样；或许我们变得谦卑一些，因为亲身体会过农民遭受的那么多贫困和苦难；或许我们从他们对生活无言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许，如同一头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馈牠的养料，一个在苦难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样能够回馈他的养料。
1986年夏，在告别剑桥大学前发表的《从半步桥到剑桥》一文中，我写过：“当我再次怀着新的乡思遥望家园，我多么希望：北京的半步桥有朝一日也成为一个文物古迹，点缀一个更新的中国的新的天和新的地，如同复制的威尼斯叹息桥点缀着剑桥！”眼前，半步桥，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依然人丁兴旺。1988年4月，我被一部吉普车押送去劳教的三十周年，承一位在公安部门任职的朋友的盛情，一早从市内开着奔驰轿车前来学院，陪同我和怡楷去旧地重游。春光明媚，我们一路风驰电掣，刚到西直门，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难道是天地哀悼我死去的黄金年华？哀悼千百万未能幸存的冤魂？司机放慢了速度，几分钟后风停日出，我们直奔半步桥，但我已经没有“二进宫”的雅兴，只感到“此身虽在堪惊”。下车后，朋友和门口站岗的警卫打了招呼，然后为我拍照留念，身后挂着“北京市监狱”令人不寒而栗的大牌子。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还有待在地平线上出现，但是它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并不遥远的将来。
代 跋
我从不会写旧体诗。1994 年春，有幸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客寓逸夫书院雅群楼，位于吐露港上。山岚水色，心旷神怡。夜来推窗北望，四十年来家国之痛都来心头，感喟不能自已，遂得仿七律一首。虽平仄不调，对仗欠工，然亦得一吐为快也。
吐露港望远
绿水清山怜我凋
天涯笑傲只身遥
四海无家一滴泪
万里还乡半步桥
任他狂犬吠红日
有我知音慰寂寥
七十余年如一梦
不留软骨羞儿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