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 -197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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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革命：四清运动与文艺批判

引言

1962年，毛泽东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为主要搞阶级斗争，又回到了他能够发挥自身专长的老本行上。 

不过，他此次搞的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斗的是一批新的阶级敌人。是一批老熟人、一批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熟人。他本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故对农民最熟悉；他又是念过师范的读书人，是满腹经纶的文化人，故又对知识份子最熟悉；他又是职业政治家，是执政党主席，故又对该党干部尤其高级干部最熟悉。 

结果，毛泽东在其执政期间，非但不去好好地安顿这些老熟人，反而使劲地折腾他们，致使他们成了新中国里最不幸的人。 

1962年前，毛虽以搞经济建设为主，但也没少折腾他们： 

“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并使他们中的几千万人饿死；“反右派”运动，剥夺了知识份子发表不同政见的权利，并将他们中的数十万人打成“右派”；“反右倾”运动，剥夺了执政党干部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并给他们中的数百万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帽子。 

1962年后，毛转而大搞政治运动，更是频频光顾老熟人： 

“四清”运动，重点整农村基层干部，而这些人过去大都是紧跟执政党闹土改搞合作化的农民积极份子；“文化大革命”运动，既使90％以上的专家学者被揪斗、被侮称为“牛鬼蛇神”，又使90％以上的执政党高干被冲击、被指责为“走资派”。 

用民间俗话说，老人家是一个“克熟”的人，一个总想着法子来整治熟人的人，并且人头越熟整治得越起劲，甚至宁愿宽大那些曾与他不共戴天的“战犯”，也不肯放过那些曾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并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囚死在自家狱中。此公无疑把中国人的“窝里斗”精神发扬到极致。 

或许他在“山沟沟里”搞马克思主义搞久了，也养成了一种“山沟沟里”心态：总愿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活动，总想找自己最熟悉的人群打交道，只是这打交道的手法太辣了点。 

【45】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给执政党出了“要抓阶级斗争”的题目。会后，毛急于知道他的党是怎样来做这个题目的。 

1962年冬至1963年初，老人家风尘仆仆地巡视了十一个省。结果只有湖南河北两省的书记与他“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讲阶级斗争问题，而大多数省的领导都不提此事，都表现出与毛的要求迥然不同的施政倾向。（1） 

大多数执政党干部还不象他那样，能够把阶级斗争看得那么重要、那么迫切：既没有他那样的警觉性，能够发现那么多的阶级敌人；也没有他那样的灵活性，能够说转弯子就转弯子。大家实在是跟不上他的步子，所以只好会上恭听教诲，会下另行其事。 

大多数执政党干部也不像他那样，能够身居“二线”坐着专列到处跑，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都在现职上，都忙于日常政务，就当时来说都忙于恢复经济，忙于收拾“大跃进”留下来的烂摊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忙于度荒，忙于让老百姓有饭吃而不至于被饿死。毛在人民还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硬要他们大抓阶级斗争，实是向人民强行推销他们此时还支付不起的奢侈品。他一向以人民领袖自居，但常把自己关心的事看得重于人民关心的事，并强求人民也像他那样想问题，做事情。 

所谓“毛泽东退居二线”是一种很令人困惑的现象：你说他在“二线”的话，可他常常跑到“一线”的前面甚至前面很远的地方，致使那些“一线”大员们跑得气喘吁吁还跟不上；你说他在“一线”的话，可他又常常游离国家政治中心之外，或半年多不回北京，或整天里翻看一本本线装书。 

换作中国老话：你说他是“太上皇”吧，可他常常撇开小皇帝跑上大殿吆三喝四，直接使唤文武朝臣；你说他是“垂帘听政”吧，可小皇帝背后的帘子里常常空无一人，不知他老人家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把国家中枢权力分成“一线”和“二线”，可以说是毛在政治体制建构上的一项创举，其宗旨就在于保证他自己既能够执掌权力又不必过于分心，既能够享有许多权利又不必承担相应义务。 

这一制度创设，使得创设者本人处于进退自如境地：要想管事了抓起来就能管上，不想管事了丢下来就能走人，想进就进，想退就退，甚至以进为退，以退为进。1963年他年届七旬，正如孔夫子所言：“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距”。 

在国家日常政务之内，他是一个较闲的人。常有这样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手忙脚乱，难得片刻安歇，同时还得留意身后有人不时投来灼人的目光；老人家则在南方花团锦簇的别墅中读书看报，间或着和身旁服务员说说笑话，讲讲故事，或做做其他事情。 

在国家日常政务之外，他又是一个很忙的人。老人家原本就不是一个安于闲适的人，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就会有所举动有所作为。如他自己说的，他之所以退居“二线”，就为的是要腾出空来想一些大事情、一些国家日常政务之外的大事情。 

例如，在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期间，这位党主席比任何人都忙，先是背着党中央在那里忙于组织文章，以批判《海瑞罢官》；后又背着党中央在那里忙于“调兵遣将”，以防止“反革命政变”。林彪事后披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2） 

这一制度创设，还使得创设者本人能够拥有双重身份：只要愿意，就能以在位者身份号令一切；只要不满，就能以在野者身份评品一切，甚至能像反对党骂执政党那样来痛斥“一线”大员，痛斥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毛泽东这一做法后来为邓小平继承。邓虽在对待经济建设问题上很不同于毛，并因而给治下人民带来许多实惠；但在运作政治权力问题上又相似于毛，并因而给中国政治带来许多弊端，例如，他也搞出了这样一种局面： 

他虽不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却能掌握党和国家的最后决定权。 

他虽主要靠集体智慧搞改革开放，却能听任属下把这集体智慧归在他自己名下。无论是昔日的“毛泽东思想”，还是今天的“邓小平理论”，都是把个人名字写在集体智慧成果上。（3） 

他虽被称作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却能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不承担责任，不下“罪己诏”。权力是自己的，过失是别人的。 

他虽定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人选，将他当时还看得顺眼的一些人推上台去，但后来又屡屡撤他们的职。毛泽东曾换过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邓小平也换了三个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 

无论是毛还是邓，在权力运作上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都力图使自己在党和国家的权力架构中处于一种最佳的位置：能够拥有最大的权力，却不需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不需要亲临实际工作，不需要作出深刻反省，甚至不需要口齿清楚地说出一些话、一些让别人能听得很明白的话。 

数年前，笔者曾听一位中共老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邓的身上有许多毛的阴影。”说话者德高望重，所谈者入木三分。 

不过，人们仍怀有希望：虽然邓小平摆脱不了毛泽东的政治阴影，但未来中国将会摆脱邓小平的政治阴影，将会根除这种任由最高统治者或为“一线”或为“二线”、或换马张三或换马李四、十分怪异的权力运作体制。 

注解 

（1）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66页。 

（2）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1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7页。 

（3）当然，在这些集体智慧成果里，也有属于毛泽东个人和邓小平个人的份额，并且，他们个人的份额很可能要大于其他个人的份额；但是，他们个人的份额无论再大，也远小于其他个人的份额之总和。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意义最重大的思想交锋，即真理问题讨论，是胡耀邦等人发起的；意义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即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制，是中国老农民搞出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什么人都想占农民的便宜）；色彩最多样的新生事物，即经济特区，是任仲夷等人最先提议建立的；…… 

今天一谈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有一个老人在南中国海边画了“几个圈圈”……可是，很少有人会接着谈到这个老人是怎么想起来要画那“几个圈圈”的，很少有人会接着强调任仲夷等人的创议权。 

如此宣传个人，表面上是宣传者在为被宣传者歌功颂德，实质上是宣传者在陷被宣传者于不义的境地，即致使被宣传者有着个人独享大家荣誉的嫌疑。人们也正因此而可以说，宣传者是在有意无意地谋害被宣传者（仅就历史维度而言）。 

人们可以稍稍思索一下，毛的党在毛死后宣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成果”这一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不难想出，这一说法至少意味着两点： 

其一，毛泽东生前把集体东西据为己有，可谓“侵吞”；其二，毛的党把毛曾经据为己有的集体东西归还集体所有，可谓“清退”。 

再打个比方：毛活着时，大家总往他的口袋里塞东西，总说这里面都是属于您老人家的东西；毛死了后，大家又从他的口袋里掏东西，又说这里面还有属于我们大家的东西。 

在这里，毛不光彩，大家也不光彩：一是害毛，二是势利，三是送人东西出尔反尔。 

在宣传个人方面，我们已有过一次沉重教训，一次令宣传者和被宣传者以及整个中国大陆民众都极为难看故而堪称国耻的教训，如今还这么干，不能不让世人嘲笑我们这个民族太健忘了、太没有记性了。 

卢梭说，文明人优越于野蛮人的地方就在于拥有记忆力；有人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笔者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人的世纪，中国人若要拥有二十一世纪，就应该拥有记忆力，尤其应该拥有对自己在二十世纪所作所为的记忆力。

【46】

1963年初，毛泽东在巡视了十一省后回到北京。

巡视结果使他颇感失望，因为大部份一线工作都没有按照他这位二线人物的要求去做，没有去抓阶级斗争。或者说，大部份场上队员都没有按照他这位场外教练的意图去踢球，没有去踢别人膝盖。

这对于他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把自己置于二线位置，并不真要扮演二线角色，而只是要摆脱一线的日常事务，以便更好地把握一线的大政方针。他如今发现"一线"工作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有悖于他的意图，于是决定出面干预。或者说，场外教练观球观到上火时忍不住也要下场踢它一通。这就有了二月中央工作会议（1963.2.11─18）的召开。

在此会上，毛一再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并介绍了湖南河北两省搞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湖南经验讲的是如何纠正"单干风"、如何打击"牛鬼蛇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河北经验讲的是如何开展"四清工作"（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

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农村开始"四清"运动试点工作。

无论城市里的"五反"，还是农村中的"四清"，最初都从经济问题入手，前者主要反经济犯罪，后者主要清财务问题；最后都落实到政治问题上，"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1)从这里可看出，毛是如何在经济与政治之间搭挢的。

二月会议对城市里的"社教"运动作了明确规定，发了内容详尽的《五反指示》；但对农村里的"社教"运动只谈了一些原则性问题，而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没有形成有关如何开展此项工作的政策性文件。

毛泽东本是对农村问题的了解比对城市问题的了解要多得多，理应能够较快地拿出具体办法来，结果相反，处理前者比处理后者要迟缓得多。

这表明毛此时在如何开展农村社教问题上是较为慎重的。他或许是考虑到当时农村经济还未恢复，尤其二月过后正赶上农业青黄不接季节，故不宜搞较大的政治运动；或许是已将广大农村地区预设为搞社教运动的主战场，故还应做更多的调查研究。

这也预示毛将向农村社教运动投入更多的精力。他还要在中央开更多的会议，并作出更多的决定；还要对"一线"大员作更多的训示，并因此而发生更多的冲突。

二月会议后，毛着重研究农村"社教"问题，读了大量材料，做了许多批示，并主持召开由各大区书记和部份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杭州会议（5月2日─12日），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前十条》。这是有关农村社教运动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在此期间，毛继续强调社教运动的必要性。他非常严肃地告诉其党人，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将会出现这样一种灾难性后果：

"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任务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2)

不过，在如何将有关农村社教决定付诸实施这一问题上，毛仍主张要慢慢来。

关于实施步骤问题，毛一再强调要经过试点阶段，要分期、分批、分地区地逐步推开。

"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3)

关于处理人问题，毛也反复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人，"没有蚂蚁的地方不要硬找蚂蚁"，不要伤人过多。

对于多数群众，"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

对于犯错误者，只要他们悔改，就给以机会，洗手洗澡，主要洗"温水澡"，批评要用事实材料，退赔要合情合理，"惩办要控制在百份之一"。(4)

据薄一波记述(5)，杭州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仍放心不下，一夜未睡，凌晨时将各大区书记召来，再三叮嘱，不要伤人过多。

从毛的这番谨慎中，既可看出他的问题来，即对自己信誓旦旦要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也可看出他的经验来，即在一场前景未明的角逐中，首先设法保住自己不至于发生溃败的底线，即把尽可能多的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

正如毛担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进入试点阶段，就出现"阶级斗争"过火情况，许多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打人、捆人、甚至整死人的事件。

当年九月，中共中央又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农村"社教"运动搞得过火问题，制定应对政策，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又称《后十条》。

与《前十条》相比，《后十条》有两个特点：

其一，它不是由毛本人主持制定的，而是先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讨论、继由田家英执笔、后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毛后来嘲讽道：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6)尽管他当时也同意将此件向所有人宣读，包括向地、富、反、坏、右份子宣读。(7)

其二，《后十条》更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要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要对落后群众和地富子女予以教育，不能按阶级敌人来对待，要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予以帮助，不能搞取而代之，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相对于《前十条》来说，《后十条》更趋于缓和、更注意反"左"。

可是，《后十条》一经实施，不但没有使运动过火情况有所缓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反"左"的结果，越反越"左"。"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一地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8)这个搞阶级斗争起家的党，不斗则已，一斗则火。

就运动决策层面看，一些领导人作出许多意在强化阶级斗争的判断与部署。

刘少奇为"一线"首席大员，统一领导全国"四清"运动。他认为，农村干部的实际状况比原先估计要严重得多，因此《后十条》关于团结95％以上干部的规定不妥当，要修改。他提出，对于农村干部，可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依靠的就不依靠，不必受限于那个百分比；即使是可依靠的，开始也不能依靠，等问题摸清后才能依靠。

刘还认为，犯错误的基层干部，在上面大都有根子、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给他们撑腰；因此，"四清"运动在清查下面的同时，还要追查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9)

另外，他还主张扩大"四清"范围，不只是清经济，还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所有遇到的问题。他还提出所谓"打歼灭战"方式，即一次派出数千人乃至上万人的工作队，集中去搞一个县的"四清"运动，以便能搞得深、搞得透。

对于刘的这些判断与搞法，毛当时是赞成的，是同意将阶级斗争形势看得十分严峻的。他本人就多次谈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三份之一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对刘建议的"打歼灭战"方式，也"觉得很好、完全赞成"，尽管他半年后又反过来说这是搞"人海战术"。(10)

就运动实施层面看，一些地方以及一些工作队，也不断提供许多大讲阶级斗争的"典型"材料。其中，最"典型"者要数这三个材料：

一是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提供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称，工作队通过调查发现："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已篡夺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大权，将这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其间，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生活腐化，社会风尚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报告又称，工作队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处分原党委书记等人，终使公司领导权又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将它批转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中央批转通知称：这个事件"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硬是忘记和忽视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与此相应，这个事件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必须组织好革命的阶级队伍，建立阶级档案；彻底清除坏人，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决不可以放任自流，半途而废"。(11)

二是天津市委提供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报告称，"四清"运动前，小站地区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我们的，这里的政权已被三个反革命集团所操纵，这些反革命集团有上面的根子，得到南郊区委以及本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

报告还提供了一条为中央完全肯定的经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时，强调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份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12)

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提供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又称"桃园经验"。这是刘亲自抓的一个"典型"，较完整地体现了他搞"四清"运动的意图。他就此向毛作了报告，获其肯定；并代中央起草了向全国转发这个报告的批示，称该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13)

按王光美说法(14)，她最初是带着少奇同志给的两个思想方法下去的：一是"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二是"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王说，当时觉着他讲得很原则，但经过几个月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

王所在的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便避开桃园大队干部而搞起"扎根串连"，私下里找"根子"谈话，背地里开"根子"会议，会间还派人放哨，以防有人偷听。通过这种秘密发动工作，终于在工作队周围组织起一支属于自己的"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王还以此证明，"社教"运动初期所强调的"一切经过基层组织"的规定是错误的。

通过清理经济问题和开展阶级斗争，王的工作队终于发现，中共桃园大队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份子"，是一个"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着国民党的事"的"国民党份子"。他所把持的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的，他所把持的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可是，直到工作队走时，"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不过，"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王的工作队还发现，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都不仅有下面的"根子"即地、富、反、坏、右份子，而且有上面的"根子"即他们在公社里、区里、县里的"靠山"。

在报告末尾，王谈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哪里"这一问题。她认为，"焦点"就在"和平演变"上，即一些阶级敌人"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她还带着感情说道，无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后如何不被"和平演变"这一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解决，但我们党决心通过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来予以解决，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不久之后，这位王女士就真的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场"史无前例"地把她自己以及她丈夫深卷进去的革命。

注解

(1)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71─83页。

(2)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212页。

(3)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68─71页。

(4)引自：同(1)，同(3)。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09页。

(6)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4页。

(7)《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1963.11.14）》；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341页。

(8)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14─1115页。

(9)同(6)，第537页。

(10)同(8)，第1119页，第1132页。

(11)《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6.23）》；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434─435页。

(12)《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10.24）》；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508页。

(13)《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9.1）》；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471─472页。

(14)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7.5）》；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47】

1964年，是"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且不断加温的一年，也是中央高层出现矛盾且频频开会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开了三次工作会议，次次都议论"四清"运动，并且都作出重要决定。

5月中旬至6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明显"左"转，提出许多与《后十条》精神不一致的激进主张，从而促使中央书记处作出修改《后十条》的决定。

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1964.9.10），并于9月18日印发全国"四清"工作队，授权它们全面领导运动，即可以撇开所在地方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来搞运动，结果使得运动更加"左倾"化，使得许多农村基层干部遭受更为激烈的冲击，被斗、被打、被强令退赔。有的县自杀了数十人，有的干部退赔掉全部家当，只剩下身上一条裤、床上一片席。

12月15日至来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开始调整"四清"方向，一方面批评运动搞法"左倾"化，另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严峻性。在此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他在运动中犯了"形左实右"错误。会议讨论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1.14）》，又称《二十三条》。

在上述三次会议中，第三次最重要。它是毛泽东执政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转折点：

一是"四清"运动本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主要清理"四不清干部"到主要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转折点；

二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关系演变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可与重托到决意除去的转折点；

三是毛泽东执政角色变换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退居"二线"到重返"一线"的转折点。

据薄一波记述(1)，毛对刘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关于运动性质问题，二是关于运动搞法问题。

关于第一点。刘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事物的性质按毛的说法是由其主要矛盾决定的─是"四清"与"四不清"矛盾，并且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相交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交织。

毛不同意刘的这一说法，认为它没有说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特有性质。因为，从字面上看，所谓"四清"与"四不清"说法，什么样的社会都可以用；所谓党内外矛盾相交叉说法，什么样的党派都可以用；所谓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交叉说法，什么样的历史时期都可以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毛看来，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这一判断符合本党自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贯说法。他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还将他与刘的这一分歧写进《二十三条》中(2)。这是以中央文件形式给刘挂了一笔账，留待日后清算。

关于第二点。毛泽东无论在会议即席讲话中，还是在他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中，都对刘少奇如何搞运动的方式提出尖锐批评：

针对后者所赞成的"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的主张，前者指出，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针对后者所认可的"扎根串连"的搞法，前者指出，"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针对后者所作出的"打歼灭战"的部署，前者提出，不要搞"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针对后者所领导的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前者提出，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份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

此次毛对刘的批评是很意气用事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乃至戏剧性色彩。

12月28日，老人家拿着《宪法》和《党章》走进会场，满腹怨愤地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事情起因：在会议召开前，邓小平曾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到会；在会议进行中，刘少奇又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于是，毛泽东气得说，一个不叫我参加会议，一个不叫我讲话。

当老人家向别人出示《宪法》和《党章》时，不知他可想到别人也可以向他出示《宪法》和《党章》，要求他能够依法循章地行使权力。这里的"别人"，不仅包括"地富反坏右"，而且包括普通老百姓，以及象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执政党高干。

一个向来都在《宪法》和《党章》之上说话和行事的人，此次竟也在那里寻求《宪法》和《党章》的保护。不知当时在场者是怎样想的，但就后人看来是不伦不类的，其喊冤叫屈无异于胡搅蛮缠，还有些滑稽。

一个向来喜欢打赤膊、光脊梁的人，突然穿起了西服、系上了领带；可是，西服里面没穿衬衣，领带系在光脖子上。

注解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28─1136页。

(2)《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3.1.14）》；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558─565页。

【48】

上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两方面批评，后来又在毛的那张"大字报"中被提出来，被十分简约地概括为五个字："形'左'而实右"(1)。其"形'左'"，指刘在运动的搞法上犯了扩大化错误；其"实右"，指刘在对运动基本性质的判定上犯了立场性错误。

我们在此主要兴趣，不是想判定刘是不是像毛所批评的那样犯了这些或为"左"或为"右"的错误，而是想知道刘为什么会有这些或被称为"左"或被称为"右"的表现，以及毛为什么会作出那些或为严辞厉语或为冷嘲热讽的批评。

刘少奇所领导的运动之所以整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有许多方面原因，其中主要原因出在体制方面。

其一，从这个权力体制的内在结构上看，毛的国家属于一党专政的国家，其间各级权力机构都实行所谓一元化领导，每一权力机构除了受上级权力机构的领导外，几乎不受其他任何方面的制约。

这种垂直性领导方式，难以保证上级权力机构对下属权力机构实行有效监督。一是因为，它与下属机构处于一种一对多的关系，故存在照应不全的情况。二是因为，它对下属机构的了解多是依据下属机构自己提供的信息，故难获得较为客观的资讯。

与此相应，它的下属权力机构就很可能会无所顾忌而放任自流起来。其中，农村基层组织情况尤为严重。

由于处在这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阶梯的最低层面上，中共农村基层干部所受到的制约也最少，也最容易规避。不仅上级对他们的有效监控手段不足，而且他们本身的自我约束能力也较差，同时治下群众的主动参政意识也很弱。

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中许多人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很容易独断行事，既不好好遵循上级指示，也不好好尊重下面民情，长此以往，没有不滥用权力的，小到多吃多占，大到打人骂人。其中极端者，几乎不受任何权力制约，为官一地，称霸一方。勿庸置疑，在新中国广大农村中，有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土皇帝，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毛泽东。

这种情况对于中共高层来说，不整不知道，一整吓一跳，似乎到处都是"四不清"的人和事。用毛泽东的话说，走起路来看不到蚂蚁，弯下腰来则看到很多蚂蚁。(2)

因此，不是刘少奇个人想整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而是这个体制本身就造出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

其二，从这个权力体制的运作方式上看，不论刘少奇在前台还是毛泽东在前台，若要想有效整肃吏治，就不得不搞"群众运动"。

任何政权中的高层领导人，都不希望下属官吏过于贪污腐化、过于鱼肉百姓；即使他们自己爱搞腐败，也不希望下属跟着他们做这同样事情。道理很简单，如果下属官吏过于腐败，那么，他们就会：一是占有大量资源，从而过多地截取原是流向国库或流向高层官吏的利益；二是激起民怨民愤，从而不利于自家政权的稳定。

这种整治吏治的要求，在中共政权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一是因其执政党当初就是打着铲除贪官污吏的旗号来夺取政权的，故很想获有为政清廉的名份，以显示其"不忘本"。二是因其政权所受到的外部制约力与内部制约力都很有限，并不断弱化，故使得治下腐败现象很容易滋生，并愈演愈烈。因此，中共领导人不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真心想整治吏治清除腐败的。

可是，中共领导人只要着手整肃吏治，就会遭遇体制性困境。

他们若想有效整肃吏治，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吏治实况，了解下属官吏究竟怎样搞腐败的事实；二是要有所触痛地教训犯错误者，以使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敢重蹈覆辙。

可是，中共权力体制本身，不能为做到这两点而提供有效途径。

这个权力运作体制，如就行业领导系统看，大多是双重的，即部门与地区、"条"与"块"相交叉；如就政治领导系统即人们常说的党委领导系统看，又都是一元化的。比较而言，后者更为根本些，因为这个国家说到底是一个"党国"，是一个一党专政或以党代政的国家。

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权力机构，对上，接受一元化领导，接受单一主管党委垂直领导；对下，实行一元化领导，垄断属下一切事权乃至人权；而在其左右，不存在其他真正能与之相互平行并对之进行制约的权力机构。

于是，在这上下级权力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单一渠道的全依全靠的关系，不仅下级机构在受权方面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单一上级主管党委，而且上级机构在施权方面也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各个下属分支机构，而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对它们进行监督。

在一般情况下，上级机构只能通过下级机构自己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它们的政绩。这可以说是上级机构了解下情的正常途径。然而，这种正常途径只能提供下级机构自己愿意提供的东西，其间难免或作扩大、或作缩小、或无中生有、或隐而不报。

显然，当上级机构想要了解下属机构的实情时，即不仅要了解下级比较愿意让上级了解的那些东西、而且要了解下级存心不想让上级了解的那些东西时，就不能只依靠这种正常途径，而必须再寻找一些非正常途径。

这非正常途径通常有两条：一是鼓励下面人越过其上级机构而直接向其领导的领导打小报告，署名匿名都行；二是派出工作队越过其下级机构而直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上司情况，好话坏话都听。

两相比较，后一途径更有效些，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客观些，但其成本─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政治成本─也都更高些，因为这已是在搞"运动"了。

在工作队刚下到基层时，多数群众是有所疑虑的。因为，工作队要他们揭发的对象，过去是一直管着他们的人、一直对他们大耍威风的人，并且，将来很可能是继续管着他们的人、继续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人。老百姓的心中不仅有来自以往的后怕，而且有对于日后的顾忌。

这后一方面的担心尤显沉重。因为工作队总是要走的，总是要回到城里去的。如果此时那些被群众揭发过而又未被打倒的干部回过头来搞报复，那么，群众怎么办？再去找工作队？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为了解决基层群众对工作队的认同问题，后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有两项：

一是避开本地干部搞发动群众，也就是搞所谓"扎根串连"。先是背地里寻找出一些比较敢说话的人─任何地方都有一些相对说来胆子较大的人─作为"根子"；继而把他们组织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而后让他们再去带动其他群众一起来诉说那些干部们的种种不是。

二是为了进一步打消群众顾虑而设法贬损本地干部权威，或有意冷落他们，或公开批评他们。这就使得群众觉着这些干部没有什么人能够保他们了，甚至使群众觉着他们中一些人肯定会在运动中被赶下台，故而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结果什么样的话都敢说了，无论是这些干部的确做错的事，还是自己心中一直记恨的事，都一股脑地说出来了。其中一些胆大好斗者仗着有工作队给撑腰，竟对那些挨整干部又打又骂起来了。于是，整个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打击幅度过宽以及处理方式过严的势头。

因此，并不是刘少奇、王光美他们个人想当然地要搞"扎根串连"、要搞过火斗争，而是他们若要在这个权力体制内整肃吏治就必须采取这些严厉措施。正如在鞋匠铺里做活就必须用锥子、锤子、钳子和刀子。

运动到此，还未结束，还有一个如何收场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共搞自身整肃运动向来都是：前期刮台风，后期毛毛雨，先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搞甄别平反，重新起用。运动一来，打倒一片；运动临近结束时，党组织又出来扶起满地趴着的人，说声"委曲了"，接着宣布被整者中的多数人没有多大问题或根本没有问题，并希望他们不计前嫌、放下包袱，继续为党工作。

不计前嫌，说是容易，做就难了。这些被整治的干部，尤其是被过份整治的干部，大都满腹怨恨，一旦官复原职就会寻机报复那些整人者，让他们八寸的脚穿上七寸的鞋。另一方面，那些后来果然被穿上小鞋者，也会耿耿于怀，若无运动则罢，若有运动恐怕又要磨拳擦掌了。

如此搞运动，并是接二连三地如此搞运动（用毛的话说，"七八年又来一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破坏了我们民族的亲和力，并影响深远。

另外，在那些被重新起用的干部中，有一些人过去挨整确属冤案，但也有一些人过去挨整不能说是冤案。后者确实有严重错误，甚至有很大民愤，本应被清除出领导岗位，但在运动后期落实政策大潮中又被请了回来，继续做他那个不称职的官。这后一种人的官复原职，实为吏治中的"废物再用"，后果可想而知。

这种"废物再用"已成为这个国家里的一种常见现象，搞运动时有，不搞运动时也有，此一行业中有，彼一行业中也有。

比如，掌管国有财物的人却贪污盗窃，负责选拔干部的人却任人唯亲，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却说归说做归做，经管大众媒体的人却热衷于做"假大空"节目，当第一把手的人却言而无信、朝令夕改

这些人所犯错误，不是一般错误，而是那种完全有悖自己的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的错误，即类似那种执法者犯法的错误，是对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的根本否定。因此，这类人理应被他们所在行业宣布为永不录用的人，宣布为本行业决意剔除的人才废品。即使社会还想对他们有所使用的话，那也应是在他们被调离出该行业之后的事。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执政党在处理这些犯错误干部时，常常采取原行业原岗位消化的方式。例如，贪污犯在被教育了一番后，继续做他的经济工作；假道学者在交上了什么我的反思或我的反省之类的检查后，继续做他的思想导师工作；搞糟了甲地工作的某某书记在与上级领导谈过话后又被调到乙地工作，继续发号施令、为害他方；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体制上，出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上。

这个体制常常使执政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难以有效监督体制内的官吏，从而导致贪官污吏丛生；另一方面，难以充份吸纳体制外的健康力量─根本不允许其生存发展─以替代体制内的那些本该被淘汰出局的劣质官员；结果只能在体制内搞"废物再用"，即不断地使用劣质官员，包括使用已查出有腐败行迹的劣质官员。

这好比是，在得不到净水补充的情况下，只能搞废水循环使用，结果越用越脏，越脏越用，甚至越往要害处用，用到了今天，竟用出了贪污犯当上反贪局局长这等怪事。

概言之，搞"四清"运动这一方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前述执政党整肃吏治所要满足的两项要求，即了解基层实情和严整基层组织；但其本身毕竟是一种非正常的途径、即以非体制手段来整治体制本身的途径，并且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途径，即留下许多后遗症的途径。这如同为了治病而服用过量抗生素一样，虽能获得一些疗效，但也抑制身内白血球生长、并使身内病原体获得一定抗药性，结果更难治好病。

"四清"运动的这些特点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显现出来，以致于我们有理由说：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大意义，不过是为接踵而来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作了某种预演或示范。

最明显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并不都是原创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于刘王氏的"桃园经验"，并在更大范围上运用了这一经验。

王光美和她的工作队一进驻桃园大队，就绕开基层组织，直接到群众中去找"根子"，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带动广大社员去斗争那些"四不清"干部，再顺藤摸瓜找出他们在公社里、区里和县里的"黑后台"。

毛泽东也是按"扎根串连"这一模式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先是绕开北京到上海搞，找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做"根子"，支持他们写文章，以掀起文化领域里的批判运动；继又背着中央在全国搞，找了许多"红卫兵"小将做"根子"，鼓励他们大鸣、大放、大串连，以发动亿万群众去揪斗各行各业里的"走资派"，再一级一级往上揪，一直揪到中央里，揪出"正睡在"他身边的那位"中国式的赫鲁晓夫"。老人家竟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桃园大队"，并使他自己做了一回"工作队队长"。

在中共历史上，刘少奇最早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可此次，毛泽东也反过来学习刘少奇的思想，包括学习他夫人的思想，很是谦虚。据王光美回忆，她每次从桃园大队回京，毛都要找她了解情况；她的"桃园经验"报告出来后，毛看了很欣赏，并推荐给江青看，还多次表扬她，还鼓励她到各地去讲一讲。(3)

毛此次之所以学习或模仿刘及其夫人的经验，不是因为他不及后者高明，而是因为他与后者都受困于相同的权力体制。不论刘少奇还是毛泽东，若想有效整肃这种一元化权力体制下的官吏，若想切实了解他们为政的详情、打下他们做官的威风，都必须采取这种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

刘少奇由于身居"一线"，具体领导"四清"运动，故先遭遇这一体制性困境、并因此而先采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故为后来者做了先导性示范。

毛泽东后来重返"一线"，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也遭遇这一体制性困境。他很想整治那些已不大听话的下属官吏，尤其想整治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主席；可是，后者正掌握着或正参与掌握着中共权力体制；因此，要扳倒他，就不得不使用由此人自己摸索出来的那个方法来反对此人，就不得不"请君入瓮"。

从这里，可看出体制对于人的力量。体制虽由人创设，但一经创设出来便具有能够左右人的力量。不论是老百姓，还是执政者，都不能轻易地规避它。

从这里，还可看出这种一元化权力体制若不作出重大改革便不能摆脱它的两难处境：要么不可遏制地腐败下去，直至完全烂透而亡；要么三番五次地搞群众运动，直至过度折腾而亡。

注解

(1)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70页。

(2)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80页。

(3)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7、541页。

【49】

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严辞责难刘少奇，之所以愤然推翻由后者主持制定并已下发各地的《十七条》(1)而由自己另起炉灶搞出《二十三条》；按前述薄一波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老人家一是不能容忍刘关于"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说法，二是不能容忍刘引导"四清"运动严整基层的搞法，认为刘"形'左'而实右"。

若进一步追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容忍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和这种搞法？薄一波则语焉不详。

当毛说"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则把它说成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两种说法确有本质区别：

按照前者，"四清"是一场有着特定内涵的阶级斗争运动；

按照后者，"四清"是一场仅有一般性质的廉政建设运动，即以清官标准（"四清"）来整肃非清官（"四不清"）运动。

这里的非清官，并不特指一定历史时期才会有的资产阶级份子，而可泛指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的贪官污吏。至于那种由上面派工作队直下基层整治四不清干部的做法，很像是中国老戏里常演的那种朝廷钦差大臣直下州县缉拿贪赃枉法者的剧情。

所以，陈伯达说：所谓清不清，历代都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2)

薄一波后来抱怨陈伯达在毛刘冲突中起了不良作用，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过，就陈话本身来看，还是说得相当准确的。它确实抓住了刘上述说法的关节点，即用一般所指来替代毛的特殊所指，用那种任何社会都会有的吏治问题，来替代毛所说的那种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会有的阶级斗争问题。

这对于毛来说，显然是另搞一套，至少是淡化他早在1962年就为执政党制定好的那条"继续革命路线"。

陈伯达为党中秀才，虽非忠厚，但有观察力，不仅能观察一些大人物的脸色，而且能观察一些大问题的事理。与此相应，他的老上司毛泽东也是不仅欣赏他的俯首之态，而且欣赏他的理论才干，欣赏他能够根据需要找出种种论据来。此次毛就十分欣赏他的上述说法，并将之写进《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里。

又当毛泽东大谈党内阶级斗争时，刘少奇却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3)刘这些话惹得毛大怒，说刘存心不让他说话，接下来便上演了那幕拿着《宪法》和《党章》走进会场的闹剧。

人们会问，刘这些似是平常的话何以能激怒毛，气得他如此失态。这里面有毛自身的因素─已经养成了一触即跳的性格；也有刘说话份量重的因素--的确触到了毛的痛处。

所谓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这是刘仍在坚持他关于"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说法。因为，只有在"四清"与"四不清"之间，才会既有敌我矛盾又有非敌我矛盾─人们很难将那些多吃一点多占一点的人都说成是敌对份子；而在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就只有敌我矛盾可言了。

所谓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一切从实际从发，这原本是毛一贯自我标榜的思想路线，如今却被刘用来反驳毛本人，自是令他不快。更要害的是，刘的这些话暗示着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只具有演绎性质：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实际中有什么反映什么；而是从概念出发，从某种假设出发，预先制定一个理论框子，然后拿去套用现实。

实际上，毛所搞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带有这种演绎性质。如前文所述，他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出来的资本主义，他的社会主义的归宿点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两者都属想当然的东西（参见本书第37、38节）。

毛的后继者邓小平就承认，执政党干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即是说，毛及其党人几十年来搞的是一个假设上的社会主义、一个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一个实际所是的社会主义。可问题是，毛为了这个假设上的社会主义而动用了现实中的不计其数的社会资源，从而造成了我们这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民族在人力与物力上的巨大浪费，以致不堪承受。

一些文献在谈到毛与刘这一冲突时，多说是毛先发难的。这只是看到表面，只是看到在此冲突中，脾气数毛发得大，话也数他说得多。若从事理上看，应说是刘先挑战的。因为，早先毛已经为执政党确立了大政方针，如今刘却在那里另说一套，并说得含骨带刺。毛若想坚持其政治路线，若想维护其政治权威，就必须起而反驳刘。

一向自谦为毛泽东学生的刘少奇，此次在其先生面前，大发脾气的事没有，直接顶撞的话不多，但言必有中。毛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一会儿就说出了一大篇，米少水多。刘想半天说一句，说出来的话句句说在点子上，水少米多。

另外，在"四清"运动的具体搞法上，毛对刘的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在"四清"运动的打击方式上存在着过于严厉的情况，二是认为在"四清"运动的打击对象上存在着重点不明确的问题。

若对这两点进行比较，可以说毛更看重后者。因为，前者只是方式方法问题，后者则涉及运动方向问题。再就毛本人的历史来看，他搞起内部整肃运动来也是相当严厉的，或是很"左"的，甚至比刘有过之而无不及，前有打"AB团"之例，后有搞"文化大革命"之例。所以，毛更为关心的，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整人，而是整了什么样的人。

刘强调，此次运动既要整台上的"四不清"干部，也要整幕后的地富反坏份子；既要整党内的坏干部，也要整党外的阶级敌人。至于这两者孰重孰轻，他未作进一步分别，只笼统地说这是一种党内外矛盾相交叉现象。

毛则认为，地富反坏份子现在没有当权，过去又被斗争过，被搞臭过，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四不清"干部则不同，过去没有搞臭过，现在又是当权派，能给自己多记工分，上面的人听他们的，下面的人又怕他们；因此，要发动群众先整我们的党，整这些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4)

仅就整当权派而言，毛与刘也有很大分歧。

刘的目光主要盯着下面，盯着那些犯有"四不清"错误的社队干部，间或也游移到上面，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但只是点到为止。

毛不反对整执政党基层中的坏干部，但更想整执政党高层中的当权派。后者可以说是他多年来施政重心所在。

1962年前，他已整过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诸大员，整过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将后者逐出中央领导圈。

1962年中，他又整出习仲勋领衔的"西北反党集团"；又撤销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同时既批判邓子恢本人又敲打支持他的陈云，致使两人多年不在中央说话。

1962年后，他身居"二线"，但对"一线"大员日益不满：

他多次批评所谓"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政党），批评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利伯维尔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前者主要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后者主要批邓子恢和陈云。本来毛已批得邓与陈不说话了，但他仍抓住不放，批评不止，并以此来警诫其他大员，尤其警诫那几位曾支持他们的中央常委。

他还批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同资产阶级打交道时不讲阶级斗争，竟提出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张。

他还指责由邓小平领衔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由李富春领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北京的"两个独立王国"，指责他们已搞到与党主席分庭抗礼的地步上。前一机构统管全党政务工作，后一机构统管全国经济工作。毛的批评矛头已深戳到执政党核心圈中。

到了制定《二十三条》时，毛又当着众多中央委员的面严辞训斥那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副主席，并在心中生出要搞掉此人的念头。

此时，在执政党核心圈中，只剩下林彪和周恩来两人没被老人家点名批评了。不过，林长期处于半休养状况，已把军中大部份常务性工作交由他人代理，故大多数时间不在一线上。周虽未被直接批评，但已被旁敲侧击多次。

周过问较多的国家计委、统战部和文化部，均被毛屡屡责难，他自己身边的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也被毛横加指责，甚至被毛强令撤换。老人家频频举起的手，虽未直接打在周公的脸上，但可说是擦着周公的身子而落下的。毛不满意周，又要用周，于是采取了这种在其身边飞舞巴掌的策略，不让他疼，但叫他怕。毛周关系扑朔迷离。

此时在毛眼里，中央"一线"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诸大员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他的"继续革命"，不仅要整执政党基层干部，更是要整执政党高层领导；不仅要先搞豺狼后清狐狸，更是要先搞虎豹后清豺狼。进而不难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让所有中央一线大员的名字都上了造反派的大字报，并将其中许多人都打成走资派。

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不失理论趣味，给他所要整的执政党干部起了一个学名，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并将其定性为"党内资产阶级"。

不过，在对阶级一词理解上，毛泽东与其思想导师马克思列宁有很大不同。在先生那里，所谓阶级主要属于经济范畴，主要反映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其中最重要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

在学生这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不属于经济范畴─因为它所指称的那些人并不拥有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而属于政治范畴─因为它所指称的那些人大都掌握一定级别的党务权力或行政权力，并通过这些权力非法占有公众利益，以使自己作威作福。纵然这种政治权力也与一定经济利益相联系，但这种联系多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学生说的与先生说的，消极地看，是南辕北辙；积极地看，属后浪推前浪。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更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

总之，在这场关于重点整"走资派"的争论中，毛泽东从理论上说，并不清楚他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是什么；但在政治上，十分清楚他所要坚持的就是他曾说过的话、所要反对的就是不听他话的人。因此，他所要搞的阶级斗争，并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只是以我划线地排除异己；他所要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而只是那些不敢公然反对他却也不想完全听从他的党内领导干部。

注解

(1)所谓《十七条》，即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前期的一个讨论纪要，曾于1964年12月28日下发各地；后因毛泽东不满而于12月31日被停发，并由各地自行销毁。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33页。

(3)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3─604页。

(4)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29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2─603页。

(5)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53─1154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6─581页。

(6)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75─888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6页。

(7)参见《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载斯诺《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263页。

(8)参见列宁《伟大的创举》，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50】

毛泽东之所以要整"走资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接受了"苏联变修"的教训。他的"国内防修"政策与他的"国际反修"政策互为表里。

在他看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颜色，已经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一个甚至比一般资产阶级国家还要坏的国家。"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1)

他的这一判断，在由其写作班子起草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阐述。这篇文章名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刊登在《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和《红旗》杂志（1964年第13期）上，可视为当时国内一系列"反修文章"的一个代表作。

文章描绘了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

"不仅旧的资产阶级份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构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而后者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

文章历数了赫鲁晓夫施政路线的种种错误：

"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 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 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

"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纵观毛泽东在其执政二十馀年中所使用过的那些最显忌恨的字眼，就国内而言，大多不是被用在他的老对手蒋介石身上--尽管此公仍在那里不断说要反攻大陆、不断指责毛为暴政者，而是被用在他的老同事彭德怀和刘少奇等人身上；就国外而言，也大多不是被用在老对头"美帝国主义者"身上─尽管新中国曾与他们血战三年、并被他们封锁二十年，而是被用在"苏联老大哥"身上。若老人家再世，不知还有没有人─无论是黄皮肤者还是高鼻梁者─敢做他的老朋友或老战友。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忌恨"苏联老大哥"，有多方面原因。

就意识形态来说，毛至少有两点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

其一，毛十分崇尚阶级斗争观念，以至于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都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参见本书第22节)。赫鲁晓夫则倾向于淡化阶级斗争观念，在国内讲"全民党"、"全民国家"，在国际讲"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尽量避免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生对抗，同时劝告那些在野的共产党尽量避免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尽可能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如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其二，毛一直怀有乌托邦意识(参见本书第38节)，并于1958年付诸实践，大力兴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则于当年年底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交谈时嘲笑了毛的这一举动。(2)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交谈的一方代表当时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老大哥"，另一方则来自当年毛泽东时时提防着的头号敌国。

第二年年初，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影射了中国大跃进运动："我在那个文件里对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给予了相当有力的分析，并且我相信是正确的，虽然我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讲清楚，我们对大跃进的态度是否定的。"(3)

1959年7月，也是中共庐山会议召开期间，赫鲁晓夫又在波兰发表了影射人民公社的讲话，"声称20年代在俄国追求这种想法的人'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解少得可怜，也不知道怎样去建立共产主义'。很明显，这种谴责也同样适用于针对50年代的中国。"(4)

就党际关系来说，莫斯科与北京都是：既各有所恃，也各有所求；并且是：此方所恃多是彼方所求，彼方所恃也多是此方所求。例如，莫斯科方面实力较强而威望不够，北京方面则威望较高而实力不足。(5)

前者接连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957.8.26)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10.4)。后者则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赢得革命胜利，并在朝鲜半岛与西方头号军事强国打成平手。

然而，两者也都有弱点。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关于斯大林问题报告，报告既揭露了本党前领导人的独裁者面目，也暴露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专制化性质；既使世界为之震惊，也使苏共自己陷入窘境。

于是，在西方国家中涌起反苏浪潮，许多人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前者在某些方面已超过后者，例如，希特勒主要屠杀自家营垒外的人，斯大林则主要屠杀自家营垒中的人--其中一些人还曾与列宁共过事、还曾与斯大林一起度过艰难岁月。在东方阵营里，出现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反叛。即使在共产党威望很高的新中国里，也出现许多不满"中苏友好关系"的"右派言论"。在苏共中央内部，也出现严重分裂，致使赫鲁晓夫差一点被赶下台。因此，苏联需要支持，尤其需要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支持。

中共方面则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既缺乏设备与资金，又缺乏技术与经验，因此，中共也需要支持，尤其需要"老大哥"的支持。

然而，赫鲁晓夫所求与毛泽东所恃，或毛泽东所求与赫鲁晓夫所恃，总是不能很好地协调起来。赫鲁晓夫不能很好地从新中国那里得到声望上的支持，最终招致后者的严辞批判，被说成是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也不能很好地从"老大哥"那里得到实力上的资助，最终遭遇后者的断然毁约，被中止了所有援助项目。

在中苏诸多分歧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意气用事，即不是出于双方对各自长远利益的深入思考，而是起于他们对某些双边问题的过激反应。

如有这样一种情况，两者都对对方预期过高，都要求对方像对待亲兄弟那样对待自己，而当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产生十分强烈的心理反差，由殷切希望骤转为满腹怨愤。在这十分的期待与这十分的忌恨之间也就有了二十分的距离。这就不难理解，中苏间的怨恨往往超过中美间的怨恨或苏美间的怨愤。

在1958年至1959年间，苏方多次提出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拥有一个海军基地，以使他们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能改善通讯条件，能就近加油、维修和作短期停泊。

在苏方看来，他们的要求理应得到满足，因为，他们已与中国建立军事友好合作关系，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苏联的安全，也是为了中国的安全，何况他们已向中国提供了制造潜艇的图纸，并派遣了有关专家，因此，中国应该有所回报。

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的拒绝又引起赫鲁晓夫的抱怨："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6)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两者都需要对方支持，但都不怎么尊重对方，又都很在乎对方是否尊重自己，并准备随时还以颜色。你不敬我，我不敬你，既有你这一次，就有我下一次，遂成恶性循环。

新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之初，除了缺乏物质基础外，还缺乏技术经验，在许多方面毫无所知，故需要老大哥给予人才上的支持。苏联作出积极回应，先后向新中国派遣了上万名苏联籍专家，同时为新中国培养了比这数量更多的中国籍专家。

这些专家遍布新中国各行各业，承担其间技术总管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经济体系做了许多奠基性工作。纵观毛执政二十七年，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最好─既快又稳且上规模─时期，当数1954年至1958年春这段时期。在此期间，苏联专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自己也承认(7)，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等方面，我们由于"完全没有经验"，而不得不抄搬苏联东西，不得不听从苏联专家。（不过，他又抱怨这一时期教条主义盛行，埋怨中国人过于尊重苏联人。问题是，他独立自主干的成绩远不如人家援助他干的成绩。作为同一国人，笔者都感到有些难堪）。

许多年后，一些国人把由日本引进设备的上海宝钢项目与由苏联引进设备的许多任务业项目进行比较，感叹道："小鬼子"还是不如"老毛子"，你看人家五十年代在咱们国家搞的那些项目，虽不是很先进的，甚至有点傻大笨粗，但都是很实在的，至少没有坑蒙拐骗。

苏联专家与中国人友好合作关系，到了1958年发生逆转。其责任是双方面的。就中国方面说，主要起因于毛泽东在这一年里大讲破除迷信，大讲反对教条主义；这"迷信"主要指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的迷信，这"教条"主要指苏联专家为中国人制定的规章制度。

当然，毛这样做不是毫无来由的。从苏联老师方面来说，确有高傲自大、过于刻板的问题。从中国学生方面来说，也确有死搬硬套、盲目服从的问题--老人家曾气得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8)

问题是，他为此而掀起一场遍及全国并波及国外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做得过份了。因为，他号召中国人不要再像以往那样迷信苏联人，而要看到他们也有许许多多缺点；这就难免会刺激苏联人，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反差感，感到中国人已不打算再像过去那样与他们交往了。不久，苏联方面作出反应─也可以说是一个过份反应：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停止所有援华项目。

自此，中苏关系进入冰川期。

赫鲁晓夫曾就苏联撤回援华专家事作过一个解释(9)：

"在中国，我们顾问的处境已到了简直不能容忍的地步。成群结队的喝醉了酒的中国人谩骂他们。他们叫我们'管卡压'"。

"当他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到所住的公寓和旅馆时，发现手提皮箱翻过来了，房间遭到了搜查。这些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我们最优秀的专家 以自己的援助换来折磨。最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从中国召回我们的顾问。"

就事实而言，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不恭敬，主要表现在思想宣传上，而没有发展到"成群结队"去"谩骂"他们或"经常"去"搜查"他们房间的地步。赫鲁晓夫所说的这类事，即使有也不是普遍存在的。此公夸大其辞了。

麦克法夸尔认为，这一事件有多方面因素，而不是象苏联政府所申明的那样，即主要是由于中国方面不能善待苏联专家而引起的。他援引一个苏联援华专家的话，说明苏联政府所表达的不满并"没有引起大多数苏联顾问或苏联国内科学家的共鸣。"(10)

中共方面也对这一事件作过解释，多是强调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乘人之危"，"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从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 (11)

这种解释只谈对方责任不谈己方责任，也有失公允。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开始公开或半公开地批判苏联教条主义，并嘲讽那些认真学习"老大哥"的人，故不能不使苏联人感到中国人是在挑斗他们，是在伤他们的心。

就当时中苏两国实际利益来看，有许多互补性，本不该闹得如此意气用事。这种互补性可从这样两件事中得到佐证：

一是，1960年中国政府在苏联方面决定撤回所有援华专家时，"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苏共领导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决定"(12)；

二是，1962年苏联领导人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曾数次向中国驻苏大使表示友好，并表示苏联在当时中印冲突中支持中方："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13)。

中苏冲突之所以出现上述意气用事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处理两党关系时都拥有过大的权力，而这两个人又都有着过强的个性。他们都很机智、很富有攻击性，一旦吵起架来都是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他们都还不大讲礼仪、不大讲涵养，一个竟能脱下皮鞋猛敲联合国的讲台，一个竟能穿着泳裤会见盟国的贵宾。显然，由这样两个人物来全权处理两党关系，自是针尖对麦芒，非吵得一塌糊涂不可。

毛泽东在作国内政治斗争时，爱给对手扣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给彭德怀扣过，给刘少奇扣过。然而，就施政风格来说，他比他的这些对手更适合戴这顶帽子。

不过，作这种比方颇有些委屈前苏共第一书记，因为，就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而言，苏联的那位赫鲁晓夫远远赶不上中国的这位"赫鲁晓夫"。更何况苏联的那位赫鲁晓夫，还是打开苏联坚冰的第一人，并因此而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的先驱者。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废黜。中共为此振奋，并萌生恢复两党关系的希望，于是主动作出许多表示友好的举措：中共中央电贺苏共新领导人就职，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赶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会晤克林姆林宫新主人。

对此，苏共方面作出戏剧性回应，即通过一席"酒话"来表明他们的态度。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提议："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们来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14)

马帅所言立刻招致中国代表团强烈抗议。苏方解释这是"酒后失言"，中方认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应该说，中方的指责是有道理的，马帅的确"酒后吐真言"。不过，这里的"真言"，不仅反映的是苏联官员的一个真实想法，而且反映的是中苏冲突的一个真实情况，即中苏冲突之所以激化到如此程度，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要负相当大的个人责任。

事实上，中共自己也部分地肯定了这一"真言"。中共一看赫鲁晓夫下台就忙与苏共拉关系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该党已在很大程度上把中苏关系恶化归因于赫鲁晓夫个人。

苏联方面则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苏关系的障碍人物，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苏联方面是赫鲁晓夫，中国方面是毛泽东；如今，苏方障碍已经排除，中方障碍依然存在，因而恢复两党关系仍旧无从谈起，于是，宣称苏联对华政策不作任何改变。

周恩来总理空手返国，毛泽东主席亲到机场迎接。

在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赫鲁晓夫可算作老大家的第二代人物，属于被提拔起来的一辈，毛泽东可算作老二家的第一代人，属于自己打出来的一辈。两者间可说是一种叔侄关系，一种较难相处的大侄小叔关系：那一个仗着自己承继正统并颇有家底，这一个仗着自己独立创业且位高一辈，若彼此都随和些则能凑合着过，若彼此都气盛些就家无宁日了。

如果在巴金的《家》中，不仅叔叔辈好生事端，而且大侄子觉新也变得刁钻古怪起来，那么，此《家》中将会有另一番景象。这也就是五六十年代之交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所呈现的那一番景象。

注解

(1)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的一些插话（1964.5.11）》，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171页。

(2)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第188页。

(3)《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282页。

(4)参见：同(2)，第310页。

(5)参见艾伦．S．惠廷《中苏分裂》，载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本，第506页。

(6)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671页。

(7)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68─169页。

(8)引自：同(7)，第169页。

(9)引自：同(3)，第270页。

(10)参见：同(2)，第389─393页。

(11)参见《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401－409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64─365页。

(12)参见：同(11)。。

(13)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83─584页；参见：同(6)，第552页。

(14)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97页。

【51】

对苏关系问题，既是毛泽东国内政策的一个延续--同搞国内阶级斗争、整党内走资派相联系；也是毛泽东外交活动的一个中心--先以其为原点、后以其为焦点而展开其战略部署。

由于受到个人视野和历史机遇等方面的限制，毛的国际作为比不上他的国内作为。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曾统治世界四份之一人口达数十年之久这一事实，而非取决于他是否领导世界发展潮流、是否增进人类根本利益。

不过，毛的外交举措还是有一些可说之处的，既有一些杰作，也有一些败笔。本书将从三个方面予以概述。

其一，常能在国际政治角逐中打出一些好牌，却不能就世界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

对国际中间势力的争取，是新中国外交搞得较成功的一个方面。

在国际舞台上，新中国常常受到美苏两大国挤压而自身实力又不够强大，故比较注意做争取盟友的工作，并常常将工作的重心落在所谓"中间地带"─介于中美之间、中苏之间以及美苏之间的地带─上。因为，位于这一地带的国家对于新中国来说具有很大的可变性，既有可能变为一种支持它的力量，也有可能变为一种反对它的力量。因此，新中国必须做出努力，争取前者，防止后者。

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相对峙时，新中国努力结交许多徘徊于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国家，如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1954）和万隆会议（1955），并使自己成为这两次会议上的明星国家，从而赢得许多亚非国家的理解与尊重。

在与美国相对抗时，新中国积极发展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与英国达成妥协，同意维持香港现状，默许这颗南华明珠成了我们星球上最后废除外族统治的几块殖民地之一，尽管北京一向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作为回报，英国也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使自己成了西方世界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几个国家之一，尽管伦敦一向被视作华盛顿的头号盟友。

新中国又不断为戴高乐将军喝采，高度评价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向美国闹独立性的举动；并使自己能于1964年1月向世界宣布，将与这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欧洲大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与苏联打交道时，新中国也注意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仅在与苏对抗时，努力发展与朝鲜、越南、阿尔巴利亚和罗马利亚的关系；而且在与苏结盟时，也试图发展与东欧多事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的关系。

1956年10月，波匈两国发生反苏事变。刘少奇率团抵达莫斯科，一方面承诺继续支持苏联做社会主义阵营首领，另一方面又批评苏联在国家关系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这位大家长作出让步，以使东欧国家能够获得它们应有的一些自主权。

1957年1月，周恩来率团接连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三国，既做和事佬又说公道话。他在莫斯科说，苏联人要批评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波兰人也要批评自己的反苏情绪(1)。在布达佩斯说，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匈牙利人民对过去领导者的不满，并认为匈牙利关于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要求是正当的(2)。如此调停，自是引起苏联人不快─赫鲁晓夫抱怨周恩来给他们"上大课"；但也博得许多东欧人好感─一些匈牙利共产党员听了周恩来讲话后不禁热泪盈眶。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把美国和苏联划在第一世界，把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划在第二世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不发达国家划为第三世界。(3)

老人家似是把他搞土改划阶级成份的方法搬到外交事务上，似是把他"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策略用于国际政治斗争中。他这样做显然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即能强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因为，穷人总爱找穷人说话，并且说的多是关于富人的坏话。

然而，毛泽东能够机智地划分世界，却不能富有远见地展望世界。在国际事务上，老人家作为一个预言家的记录远不如他作为一个谋略家的记录。

毛泽东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看法，较集中地体现在一篇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中。该文由他的理论班子起草，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为名义，刊登在《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上。

文章坚持认为，现时代仍然是列宁主义的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文章以此为出发点着重阐述了两大问题：帝国主义战争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

文章指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存在就会有战争：

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战争，

或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战争，

或为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二十馀年过去了，上述第一类战争和第三类战争几乎没有，第二类战争与第四类战争则有一些，而那类与"帝国主义"无关的战争倒是此起彼伏，其间包括中印战争、中越战争、以及中苏边境冲突。

文章还对核战争抱着一种相当乐观的态度：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争的"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之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是什么人类的毁灭"；相反，"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在莫斯科谈了类似看法。他对各国共产党代表说，核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只能使全世界27亿人口损失一半，但能换来这样的结果：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4)显然，这种看法已不止是相当乐观了，而是乐观得令人毛骨悚然了。

当时，老人家是在谈笑风生中讲这些话的。他的老对头赫鲁晓夫在许多年后回忆道：虽然大家在毛泽东讲完话后也跟着他笑了，"但他讲的话丝毫没有好笑之处"，"没有一个人对这种讲话有思想准备"。(5)

毛泽东之所以能如此轻松且大而化之地谈论亿万人生死问题，似与他有某种"幸存者心理"有关。

新中国领导人大都是幸存者。在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倒下去的人要远远多于活下来的人。他们大都有多次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经历，并因而有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心理，姑且叫"幸存者心理"。由于各人的素质不同，他们的幸存者心理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有的表现为一种坚守承诺的心理：我和我的战友们有过共同的承诺，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如今，战友们大都牺牲了，大都实现了他们的承诺，而我还活着，还没有最后实现自己的承诺，因此，还应继续保持革命本色，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

有的表现为一种歉疚不安的心理：我的战友们为革命已付出自己的一切，却未能享有革命的成果；我为革命还未付出自己的一切，至少还未付出自己的生命，却能够享有革命的成果；我不比他们优秀，却比他们幸运，不仅活了下来，还做了高官，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只有好好地为老百姓办事才能对得起那些先我而去的战友们。

这两种心理都是拿自己同牺牲者比，而不是同其他人比，尤其不是同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比。这两种心理都可以从《彭德怀自述》中读到，更可以从这位将军的所作所为中评品出来。

还有的表现为一种侥幸苟活的心理：老子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就得好吃、好喝、好玩，搞一点腐败也无妨；老子搞、儿子搞、妻子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如此作为就如同老话所说的"打下城池，纵兵三日"。

毛泽东执政后曾对身边人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6)上述那些因侥幸活下来而热衷搞腐败的中共高干，大概就属于他们的主席所说的"行尸走肉"。

再有的表现为一种漠视生命的心理：看到生命被毁灭的情景太多太经常，以致变得对这类事麻木了；尤其是在遭遇自己最亲近者相继死去这一系列残酷事实打击后，也就变得没有什么残烈的事不能忍受了。其中一些人还会产生一种姑且叫做破罐破摔的心理：自己既已失去最宝贵的东西─至爱亲朋，也就不在乎失去其他什么东西─如非亲非故者。

于是，这些人谈起要死人的事来就像谈平常的事一样。毛泽东正是以这种心态在莫斯科畅谈核战争后果的，只是说出来的死人数目太大了些，致使听者心惊肉跳。

不过，老人家还是很在乎自己生命的。他弥留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问大夫他还有救吗？当获得肯定答复后，他脸露红晕，显出欢娱之情。(7)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强调，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文章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不否认有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提出要有暴力革命与和平发展两手准备；但又引证列宁的话说：那种和平发展或和平过渡的机会，即使有，也是"非常罕见的"。文章明确表示，列宁这一观点没有过时，仍有现实意义。

三十馀年过去了，不仅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发展样式是"非常罕见的"，就连无产阶级革命都是"非常罕见的"，似乎可以说，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

不过，在那些非帝国主义国家中倒是发生了许多革命，但其中能使共产党夺得政权的革命也是"非常罕见的"，仅有一例，即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革命。

波尔布特及其党人就是打着毛泽东旗帜而搞起武装斗争的。他们发誓要读毛泽东的书，要听毛泽东的话，当然也要拿毛泽东的资助。可是，他们一夺得政权就大规模地杀人，杀了柬埔寨六份之一人口。在他们所杀的人中，有很多是华侨，是他们的毛先生的同族人。

注解

(1)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36页。

(2)《周恩来总理在布达佩斯积极份子大会上的讲话（1957.1.6）》，载《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关于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页。

(3)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思想；当年4月10日，邓小平正式向世界阐述毛的这一思想；参见陈明显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4)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２卷中译本，第13页。

(5)《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第259─260页。

(6)引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年中译本，第366页。

(7)参见：同(6)，第3─9页。

【52】

其二、重视与大国的外交，但缺乏对大国国情的了解。

二战后，美国与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一个主导西方世界，一个领衔东方阵营。

新中国一登上国际舞台，就面对这两个庞然大国，就不得不与它们打交道，或予连手，或予对抗：

先是实行"一边倒"，合纵苏联以反"美帝"；

后又搞起"乒乓外交"，连横美国以防"苏修"。

另外，在这"合纵"与"连横"之间，还有一段孤军奋斗时期，既抗"美帝"也反"苏修"，与前者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公开较劲，与后者在党际关系和边界划分上吵得不可开交乃至大打出手。

毛泽东作为执政党主席一向抓大事，在外交上则抓对苏关系和对美关系这类大事，并使他所抓的这些大事都带上他个人的许多色彩。

他无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热切希望中国能够跻身世界大国之列，能够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仅仅跟在某一大国后面作一帮腔者。显然，他的这一要求不会见容于那些已是世界大国的国家。因为，他这是要与那些大国分享已为他们拥有的大国权威：或是匀走他们的一部份国际影响力，或是抵销他们的一部份国际影响力。因此，与新中国崛起相伴随着的，是它与其他大国─或为这一大国或为那一大国─关系的持续紧张化。

他也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深知国际角逐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同时也深知他所执掌的国家除了人口数量外，其他方面都很难与苏美等国相抗衡。这就使他在扮演国家首脑角色时十分注意发展同大国的关系，以避免发生自己独自不堪承负的国际冲突。

由于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处于对立状态，各自都以对方为最大敌国，同时也都以一种非此即彼的眼光来审视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国家，或一个自称最讲原则的国家，不大可能同时发展与这两大对立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只能在两者间作出抉择。

毛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顺应了这一形势，在与大国交往中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势，并因此而能够借助一方以反对另一方。并且他所借助者和他所反对者都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可以互换的：或此一时打得火热彼一时又恩断义绝；或此一时势不两立彼一时又相见恨晚。

与此相应，新中国也就有了毛执政初期的中苏友好关系史和毛执政后期的中美友好关系史，也就有了两个相对安全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新中国基本上免除了遭受某一大国直接进攻的可能性。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发生武装对抗，但由于已同莫斯科结盟而使得华盛顿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蜿蜒如带的鸭绿江和图门江，成为美国轰炸机就此返航的地形标志，尽管江那边正源源不断地向江这边输送痛打美国佬的武器弹药。

当时，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三番五次请求华盛顿批准轰炸中国境内军事目标，以有效破坏志愿军补给线，但均遭美国总统杜鲁门拒绝。后者认为："如果我们决定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就必须防备敌人的报复。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在条约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们进攻共产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预防俄国出面干涉。"(1)

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发生领土纠纷，两国数千公里边境线上不时炮声隆隆。中国此时处境十分艰难：国内"文化大革命"已成为长期动乱，国外扩大邦交工作已处于停滞状态，并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敌对状态，与美国宿怨未消，与苏联新仇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虽然苏联政府未必真想与中国全面开战，但中国领导人在制定其国家战略时必须作出这一设想。遇事要考虑到最坏方面，是对一个负有重大责任者的起码要求。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中苏间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苏联虽不能征服中国，但定能重创中国，它无论在常规武器方面还是在核武器方面都比中国强大得多。

当时在英国，一个叫维克多．刘易斯的苏联间谍假借新闻记者身份"透露"一个消息，即苏联将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将有可能动用核武器袭击中国罗布泊核基地。(2)其可能出现的结果用美国人的话说，苏联人"可以在三十分种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3)

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当务之急就是要谋求一种战略平衡，就是要寻求一种国际力量或能直接援手中国或能从旁牵制苏联。为此，老人家将他那朦胧的眼睛转向西方，转向唯一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美国。

美国方面也乐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美中之间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利害冲突，并乐于在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打上楔子─美国不惧怕单个苏联或单个中国，但惧怕这两者之和。到了七十年代初，北京与华盛顿便由私下偷情发展到公开相爱，度过了一段蜜月时光，并随之建立了一种战略呼应关系。据当事人基辛格回忆(4)：

中国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不会威胁日本和南朝鲜，不会出兵印度支那─"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恶梦"；

美国方面则充份认识到："不管中国的长期政策如何，我们的中期利益在于同它合作，并支持它的安全和顶住外来压力。"

尽管基辛格在谈美国的义务时，带有美国人常有的那种直率且不怎么谦虚的口气；但就毛泽东来说，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见，毛之所以重视与大国的外交，主要出于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新中国对美苏两大国的亲疏态度，主要取决于后两者对于前者的安全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正面价值则亲，负面价值则疏。诚然毛最初之所以喊苏联"老大哥"，除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他后来转而与美国拉关系，就完全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了。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北京和华盛顿由于实用主义而结合在一起。(5)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后果，是毛泽东对这些大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考虑得较多，而对它们本身的基本国情缺乏应有的了解。

1957年，苏联接连发射了世界上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显示了它在某些空间技术领域已超过美国。

毛泽东为此感到鼓舞，很快就向世界宣布他的一个结论："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6)

后来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也宣布："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

显然，上述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后者虽在某些技术方面领先美国，但在整体实力上尤其在远洋作战能力上还没有超过美国，充其量仅达到与后者相匹敌的地步。这可以从后来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看出，即看出双方都惧怕与对方全面开战，并都主动向对方作了让步(7)：

美国方面，公开作出承诺，不再入侵古巴，并从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针对苏联的导弹；

苏联方面，则穿着衣服进古巴光着身子出古巴，先是秘密运进核导弹，后又公开撤出核导弹，即在撤出过程中拉开装运核导弹船舱上的覆盖物，任凭美国战机在其上空穿行拍照。

显然，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并不像毛泽东替它宣布的那样强大。否则，它就不会在波涛起伏的加勒比海上跳起这种不太雅观的"脱衣舞"来，就不会因此而蒙受耻辱。

诚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未必是缺点，比如，我们不能埋怨毛泽东对乌干达或乌拉圭知之甚少；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本国的安全同另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时而又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实情，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

当然，他不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所有实情，比如，毛不需要了解莫斯科国家芭蕾舞剧院正上演什么节目；但问题是，他应该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实情，尤其是它在军事方面的基本实情。

另外，人们也能够理解他很难准确地把握这个国家的军事实情，因为他所要把握的东西是人家最为机密的东西，是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翻开的底牌；但问题是，他应该出言谨慎，而不该说连人家自己都不敢说的那种大话，更不该将这种大话说给全世界人听。

民主人士张奚若曾批评执政党"好大喜功"。就实际情况来看，他还可加上一句"夸夸其谈"。五七年，苏联人发了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随即宣布苏联已经超过美国。一年后，中国人也发了"卫星"，发了诸如亩产万斤粮之类的"卫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又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开始谈论如何"5年赶上英国，10年赶上美国"这等振奋人心的事了。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也正是中印边界冲突紧张时。苏联政府表达了坚决支持中国的立场，中国政府也表达了坚决支持苏联的立场。两国政府皆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双方各自所面临的紧张局面都平息下来后，苏联人马上说中国欺侮了印度；中国人也随即指责苏联在向古巴运进导弹时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没有摸清情况便贸然行事，在从古巴运出导弹时又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不敢与美帝国主义硬抗到底。(8)

苏方的说法，让世人觉着其领导人太实用主义了；中方的说法，则让世人觉着其执政者既好为人师又唯恐天下不乱。

1976年1月，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会谈时，表示不能理解"水门事件"，不能理解仅凭几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位大总统搞下台、就能把他的"老朋友"搞得如此狼狈。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能就此问题作出十分肯定的结论来。

当来访者告诉毛这事关西方政治时，老人家立刻打断他的话，不屑一顾地说，什么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又当来访者告诉毛现在美国有许多人反对尼克松甚至有一些人要求审判他时，老人家再次打断他的话，斗气地说，我邀请他马上访问中国，消息可以登报。

对话者当面没有反驳他，但心中很不以为然，认为此人既不了解西方政治的实情，也不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还固执得很。(9)

毛泽东在此谈话中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美国万花筒中的一个普通景色，不是像好莱坞又推出什么新影片之类的事情，而是美国的一个基本国情，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国家权力是分割开来且又相互制约的。

毛泽东对"水门事件"的隔膜，反映出他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种缺陷，某种不符合他身份的缺陷：

一，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一方面期望与美国建立战略策应关系，并重视与美国总统建立个人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美国的基本国情、不大了解美国总统的个人权限。

二，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一方面说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10)，"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11)；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究竟是怎样建构的。

事实上，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至少现在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之，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老人家生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开始一天天烂下去了；并在老人家身后的"改革开放"中一天天分化开来，经济体制一天天市场化，行政权力一天天腐败化。

注解

(1)《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中文本，第448页。

(2)参见托马斯．鲁宾逊《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载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本，第280页。

(3)尼克松《领袖们》，第316页。

(4)引自《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第四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中文本，第16─18、51页。

(5)引自：同(4)。

(6)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11.6）》，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01页。

(7)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90─711页。

(8)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83─585页；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9日、《红旗》杂志1963年第22期。

(9)参见刘亚洲《"中国人爱好和平"》，载于俊道等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456页；参见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第491─508页。

(1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79页。

(11)《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载本刊1960年第8期。

【53】

其三，能够维护主权，却难以深交朋友。

关于毛泽东治下中国，人们可以说出种种不是，但找不出丧权辱国这一条。在这块土地上，统治者任意折腾老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这统治者不是异族人，而是本族人。兴之由中国人自决自取，衰之亦由中国人自决自取。

新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没有订立过什么城下之盟，在与世界大国的交往中没有丧失过什么民族尊严。这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或许有人指责它曾允诺港澳地区继续维持殖民地状况和承认外蒙古独立。人们可以为之辩解：它的这些举措只是沿袭旧政府的做法，而非出于它自己的创意，当然其中也有出于它自身权宜的考虑。

或许还有人指责它与大国交往或冷或热，或向苏联"一边倒"或与美国太亲近，缺乏自身应有的沉稳感和庄重感。人们也可以为之辩解：它的如此做法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出于如何在大国压力下为新中国谋求最佳战略地位的考虑。

对于毛泽东来说，如何处理中苏关系曾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一方面，新中国应同苏联搞好关系。

在党际关系史上，中共曾得到苏共许多帮助。就连中共自身的创建活动都是在苏共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端坐过金发碧眼且崇论闳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1)中共虽曾受过苏共或共产国际瞎指挥之苦，但毕竟得过人家许多好处，故在夺得政权后不能不与人家建立友好关系。

九十年代，国内媒体屡屡把西方国家对中国异见人士的支持说成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若历史地看，这种说法不免带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意味，明着在说人家现在的不是，暗地承认自己过去的不是。因为，按这种说法，执政党就很难说清楚自己是如何创建的，很难说清楚苏俄人为什么可以跑到另一个国家中去直接支持一个图谋推翻本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政党，而后者竟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来自境外的敌对势力"的支持。

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一直奉列宁为思想导师，承认"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苏联的今天看作是中国的明天，真诚地以苏联为楷模。

在现实利益上，新中国也急需这位走在前面的"老大哥"能够照应一下后来者，一是能够在经济建设上给予援助以利于恢复战后的经济，二是能够在国家安全上给予支持以利于抗衡美国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对俄国人抱有戒心。

在国家关系史上，俄国曾与日本同为中国的近邻大患。在众多欺侮过中国的列强中，抢走最多银子的要数日本，抢走最多土地的则要数沙俄。后者抢走的土地数量相当于毛主席家乡湖南省面积的七、八倍，或相当于蒋委员长家乡浙江省面积的十五、六倍。银子可以再攒，土地则不能再生。所以，就对中国国家资源的掠夺来说，俄国人是拔了头筹的。这就使得现代中苏关系发展始终伴有一种较为阴暗且又涂抹不掉的背景画面。

就国民心态看，在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尤其是许多非中共系统出身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心中，始终存有对俄国人的疑虑；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口中，"老毛子"（指俄国人）是与"小鬼子"（指日本人）并称的。

在现实交往中，苏联领导人也做出过一些气量狭小的举动。斯大林曾怀疑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会成为另一个铁托，故在莫斯科似热似冷地接待了这位中国同志的拜访，使得后者兴冲冲而来悻悻然而去。后继者赫鲁晓夫在与中国同志打交道时也不大讲涵养，做起事来冒冒失失，吵起架来口无遮拦。当然此公也不乏有坦诚直率之处。

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是虽有世界大国领导人的身份，却无世界大国领导人应有的气度。

斯大林执政前，主要搞地下活动，生活在白色恐怖中；执政后，很爱用秘密警察，制造出红色恐怖来，竟将苏共第17届中央委员会中的60％以上成员或捕或杀。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很不健康的，既有恐惧心理，也有对恐惧心理过度反弹的残忍心理，还有"病态猜疑心"(2)。他曾将此猜疑心用到那位来自新中国的客人身上，致使此人久久不能释怀。(3)

赫鲁晓夫则从乌克兰顿巴斯矿区一步步爬上苏共第一书记位子。在这种一党专政体制(中国也实行这种体制)内，能从基层爬到高位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此爬升者（不论是苏联的爬升者还是中国的爬升者）的人格是受过多次扭曲的，其品性其教养都是大有问题的。

证一，在这一爬升过程中，他们必须经过许多次政治斗争─他们所在的体制就是一个内斗不止的体制；

证二，在这许多次政治斗争中，他们总是站在最有势力的一方─他们作此选择不仅能获得胜利者的赞赏，而且能获得失败者留下的空缺，从而使自己更上一层楼；

证三，他们所投靠的最有势力的一方，很可能是最为错误的一方─最有势力者最难以受制约，故而最容易犯错误；

证四，他们在内心中即使不能在事前也能在事后知晓他们跟着最有势力者做了错事─他们大都很聪明，至少能明辨常识；

证五，他们在表面上都会装出一副从未做过错事的样子─最有势力者最不愿意认错（正像毛泽东不愿意否定"文革"、邓小平不愿意平反"六/四"一样），若想继续依附最有势力者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就不能够认错；

结论一：长此以往，就会使他们养成一种很为势利并很缺乏羞耻感的政治品格；

结论二：在一党专政体制（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下，选拔官吏的过程往往成了择劣的过程：提取糟粕─趋炎附势者、寡廉鲜耻者，剔除精华─刚正不阿者、襟怀坦白者。

另外，他们在长期爬升过程中，总是小心谨慎地夹着尾巴做人，总在专心致志地观察并迎合上司的一言一行。

他们一旦成了大人物后，就会做出强烈反弹，就会将自己一直受到挤压的个性猛然膨胀开来，尽一切可能地扩张自己，表现自己，四处伸手，到处炫耀。

束缚久了的尾巴骤然释放开来，就会一个劲地向上高扬起来并左右摇摆不止。这正如中国老话所言："小人得志便猖狂"。

毛的新中国正是在上述正负意义参半的背景下同苏联"老大哥"打起交道来的，既希望友好，又心存疑虑，生怕做出有损民族尊严的事来。这种友好心态非常敏感且非常不稳定。他们脸上笑容可掬，内心却十分紧张，随时准备对苏方有可能提出的无礼要求，作出十分迅速且又十分强硬的反应，致使对方先是茫茫然后则愤愤然。

据赫鲁晓夫记述，有一次，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便让下属给中国同志拍电报，希望后者拿出一块土地让苏联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中国同志很快回电，说我们很乐意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最好由你们提供贷款，由我们建设工厂，日后再用该厂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获悉后，便"在那里咒骂和发火"。(4)

数年后，赫鲁晓夫自己也向中国同志提议，希望后者能够允许苏联在他们国土上设立长波电台和潜艇码头。毛泽东很快回话，说这已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这一回就轮到赫鲁晓夫在那里不高兴了。(5)

新中国不仅在对苏关系上，而且在对美关系上以及对其他国家关系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和民族尊严意识。新中国领导者们大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尽管他们声称自己终身的政治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最初的精神恋人并不是来自域外的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而是发自本土的民族主义。他们大都是从民族主义者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即使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仍深怀着依恋故土的情感。

尼克松曾谈道："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过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当然，周恩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6)

事实上，周恩来大部份同事也和他一样，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曾经从事的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最初投入革命的动因，不是为使中国资产阶级获得更多发展的权利，而是为使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

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有三大任务：民族，民权，民生。其中第一条，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辛亥革命前，中国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7)；辛亥革命后，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主张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8)。

由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大任务：反帝，反封建。其中第一条，也是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者大多是在遭遇民族危机或民族耻辱时起而抗争的。这种抗争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现状，使他们不能不反击外强；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所孕育的智慧，使他们不能不明白一个简单道理：若自己要不倒则别人打不倒，要御侮就必须自强，要自强就必须变革，要变革就必须改制，要改制就必须首先改革本国政治专制体制--其运作者占有社会资源最多，故而对社会变革最敌视。

W．罗斯托在其现代化研究中，描述了一种他称之为"反应性民族主义"的现象─强大的外部压力往往激使弱势民族走上变革自强的道路(9)：

罗马教会的压迫、西班牙的威胁、尼德兰的竞争、以及法国的挑战，促发了英国的十七世纪革命；

在拿破仑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以及在战后英、法、澳、俄诸国所给予的压力，促发了德国的1848年革命；

受其他欧洲国家歧视的境遇，促发了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运动；

被美国海军强行打开国门的遭遇，促发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罗斯托还谈到中国，指出这个国家的革命也是起于她所蒙受的百年屈辱。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由御侮而兴变法，由救亡而兴革命。

近年来，中国大陆媒体也在某种"舆论导向"下，鼓动起一种以《中国人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其间有鼓动者方面的情况，也有被鼓动者方面的情况。

在此，笔者只谈前者，只谈鼓动者这样做出于何种考虑：

其一，在国家内部，想借以重建价值体系，恢复民族凝聚力。

当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价值失范社会。

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民族文化传统，已被数十年此起彼落的革命大潮冲击得七零八落。如今不乏见到这样的国人：在如何精打细算上，还能够看到一些成熟文明的影子，在如何待人接物上，则能够看到那种刚刚把一条腿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半野蛮人的风貌。

本世纪由欧洲引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被毛泽东不断掀起的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折腾得让许多人不敢相信了。如今那些满口马列主义大道理的人，往往不是被人看作骗子就是被人看作傻子。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新老传统均已失范的国度里，要想在精神上和情感上把不同背景的人聚拢在一起，除了皈依宗教外，就只有高扬民族主义这一条路了。因为，大家好歹都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都不能不既共同分享她的荣耀又共同分担她的耻辱。

其二，在对外关系上，想借以拒斥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压制不同政见者做法的批评，并回应一些国际势力因见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而生出的戒心和敌意。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人看好，但中国的政治形象不为国际社会称道：一是在人权问题上，一个所谓"泱泱大国"，竟容不下几个不同政见者；二是在吏治问题上，一个所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国家，竟被一些与其打过交道的国际工商人士排在世界上官员最腐败的国家之列。

中国这些不如人意方面尤其前一方面，虽不能说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批评─相反还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但可以说受到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批评─尽管批评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

就中国人内心来说，是很看重发达国家的意见的，是很看重它们的批评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将要或想要从贫民区搬到上流社会住宅区的人，比较在乎的不是那些老街坊们如何议论自己，而是那些未来邻居们怎样看待自己。

可是，中国政府在外表上又很强硬，常常摆出一副我自个儿的事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甭想管的架势。不幸的是，在其强硬的外表上竟有两个柔软的部位、两个很容易让人触痛的部位：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这是两个能使中国政府一触即跳的问题。

西方国家无疑看准了这两点，并在上面大做文章，以回应中国政府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吗？那好，咱们就来做做这方面的游戏吧。于是，这些国家纷纷向中国打出台湾牌或西藏牌：

一方面，它们以各种名义（官方或非官方）邀请台湾政府人士和西藏流亡人士访问该国，激得中国政府怒吼不止。

另一方面，它们又利用自身在民主制度和分权体制上的长处，很轻易地推卸政府方面责任：或者说，本国政府是民选政府，并且本届政府首脑还想在下一次大选中竞选连任，因而要考虑选民方面意愿，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故请中国政府能予体谅，多多关照；或者更简单地说，那是国会干的事，与政府无关。

这好比是，把打了你的左手背到身后，把没打你的右手放在身前，并急匆匆地告诉你，那是左手捣的鬼，右手可老实着呢，故请看在右手面子上，继续与我们友好相处吧。

它们显然是在打"擦边球"，既能触到中国政府的真正痛处，又不致使中国政府作出诸如断绝外交关系之类的激烈反应。

从这里不难看出，西方国家上述外交策略是颇为老到的，同时不难看出，现时中国在一些外交问题上处于十分被动甚至被人耍弄的境地。可是，中国的文明史比它们的文明史要悠久得多。当中国的先秦人已在搞合纵连横外交时，这些国家的祖先们或许正在中欧森林里为一只猎获到的熊究竟属于谁而打得不可开交。这种现实与历史的反差，使得许多国人不时有揪心之痛。

近来中国政府似乎也用上西方国家所用的一些策略，默认乃致赞许一些民间人士掀起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当外国记者质询此事时，政府发言人颇为得意且不无戏谑地答道：这是一些青年知识份子干的事，与政府行为无关；他们所言所行只要不超出法律许可范围，政府就不予以干预。

可问题是，当不是一小部分份知识分子而是广大知识分份子真要起来搞真正的民族主义，即不仅要拒斥外国的轻蔑、而且要变革本国的现状以自强自尊时，就不知政府还坚持不坚持此事与政府无关的说法，会不会呈"叶公好龙"状。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矛头所指往往是两重的：一是指向外部那些任意掠夺中国财富或不愿看到中国强大的他国政治势力，二是指向内部那些有碍民族肌体健康发展的本国社会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本国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

换句话说，被激励起来的民族主义是要扎回马枪的，即由最初扎向外部强敌转而扎向内部苛政、扎向腐败政治、扎向贪官污吏。

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鼓动民族主义就如同在驱使一只能够在空中划出折返弧线的老虎。这只老虎既可以朝着前方猛扑驱使者要它捕食的对象，也可以回过头来撕咬驱使者本人。

注解

(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0页。

(2)参见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载《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第776页。

(3)参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10）》，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71页；参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9页。

(4)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第662页。

(5)参见：同(4)，第671─672页。

(6)尼克松《领袖们》中文本，第309页。

(7)孙中山《同盟会宣言（1905.8）》，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69页。

(8)《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1.23）》，载《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9)参见W．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文本，第24─43页。

【54】

毛泽东的新中国，在捍卫国家主权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它想要做到的事，但在交朋友方面有成功有失败而不尽如人意。简略地说，它能做到广交朋友，从非洲的塞拉西皇帝到美国的黑豹党都能拉上关系；却难做到深交朋友，凡开始与它好得就像是亲兄弟似的朋友，到头来几乎都要与它吵翻脸，并吵得就像是不共戴天似的仇人。

在与苏联关系上，先是把人家尊为"老大哥"，与之休戚与共；后又把人家视作"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与之兵戎相见。

在与越南关系上，先是"同志加兄弟"，人家要什么东西给什么东西；后又与人家大打出手，打得谅山老山尸骨如山。

在与阿尔巴利亚关系上，先是把人家比作"一盏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并大发感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后又与人家反目成仇，互揭老底，互诉老朋友的种种不是。

在与朝鲜关系上，先有数十万志愿军官兵血洒鸭绿江东，继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物资源源输向这个兄弟国家；末了两国虽未公开决裂，但已面和心不和。北京申办公元2000年奥运会竟得不到朝鲜同志的一票，气得中国老百姓既责怪平壤当局不讲交情，又抱怨自家政府怎么尽交这样一些不三不四的国家。

另外，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相处时也有类似情况。新中国曾一度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相处得很好，周恩来总理曾是新德里最受尊敬的贵客（1954年），刘少奇主席也曾是雅加达最受欢迎的国宾（1964年）。可到后来，这两个国家都把中国看作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前者同中国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边界战争，后者在国内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同中国没有外交往来。

这似乎成了毛的新中国交要好朋友的一种模式：先以好得不得了开场，继以坏得不得了收场；先是欢度蜜月，后是发生婚变。这种不断搞对象又不断打离婚的模式，让世人尤其让后人觉得老人家办外交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说相好就相好，说翻脸就翻脸。

诚然，有些翻脸的事，如中越边境战争，是在老人家去世后发生的，但这些事之所以发生的最初原因可追溯到他生前的一些举措中，如对越共或亲或疏，如对柬共尽心尽力。

另外，老人家不善交朋友不等于其下属也不善交朋友。事实上，像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中共大员都很有外交才干，至少很有外交眼光。这里仅以王稼祥为例。

六十年代初，王稼祥在国内外形势都很严峻的情况下，主张适度调整国家对外政策，变过于强硬为比较温和，变过于理想为比较务实，从而为正处于困境中的新中国争取到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他建议，在国际交往中，应适当缓和同西方国家、同东欧国家、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避免与它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国际援助上，应量力而行，不要把国内挖得太苦，不要做自己力不从心的事。(1)他的这一建议后来被概括为"三和一少"。

王的主张无疑是对症下药的。然而，给人下药的前提就是断定此人已染疾病，对毛的外交政策欲予调整的潜台词也就是断定这一政策已有不当之处。显然，这是在摸老虎屁股了。很快，毛就将王的主张斥为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并将王本人逐出中共外交决策圈。

历史已证明，王的主张是实事求是的，是有生命力的，虽未在毛生前得到认可，却能在毛身后获得实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就坚持了这个"三和一少"（所谓"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包含了前人的思想成果）：

全面缓和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会儿骂这个是帝国主义一会儿骂那个是修正主义；

全面紧缩对外援助项目，不再像过去那样打肿脸充胖子，不再把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大大方方地施舍出去（到头来还不落个好，人家一升米做个恩人，自己一斗米养个仇人）。毛泽东很难深交国际盟友，表明他的外交战略及其实施方式存在严重缺陷。

毛在外交上有多重目标：

其一，在国家利益上，他要做中华民族福祉的维护者，要为新中国谋求最佳国际战略地位；

其二，在意识形态上，他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其三，在国际义务上，他要求新中国能够显出大国风?，能够在国家交往中抑强扶弱并慷慨解囊于人。

不过，他的这些目标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冲突的：

如果新中国要为自己谋求最佳的国际战略地位，那么，它就会得罪自己的意识形态盟友。

七十年代初，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考虑而积极发展与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结果导致一些马列主义政党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阿尔巴利亚、越南、朝鲜、古巴等）对中国党以及中国政府产生猜疑乃至敌视。

如果新中国要做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去支持一些国家的革命，那么，它就会激怒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促使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来防?它或反对它，从而不利于它争取最佳国际战略地位。

六十年代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系，最终促使印度尼西亚军政府与中国政府决裂，并向当时中国的最大敌国美国靠拢，同时积极参与筹组具有反北京倾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如果新中国在自身没有大国实力的情况下硬要显示大国慷慨风貌，那么，它就会狠挖自己的家底，大伤自己的元气；并有可能使受援国对它产生一种类似药物依赖的心理，即只有提供援助才能维持友好关系，甚至只有不断增加援助才能维持友好关系。这就如同人们吸食某种药物成瘾后的情况一样，即只有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保持最初吸食时的快感。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不断发生一些第三世界小国同中国关系由热变冷的情况。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中国拿走了它们的东西，而是因为中国没有给它们东西；甚至不是因为中国没有给它们东西，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按它们越来越大的胃口给它们东西。

固然，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可以有多重目标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多方面的，故有多向度的利益追求。可问题是，应该在这些不同目标间排列出先后次序来，使主要的优先于次要的，使次要的服从于主要的。

从常理上说，一个国家在不违反国际通行准则的情况下，应该将国家利益方面的欲求列于首要目标，而将其他方面的欲求列为其次目标。就实践来看，凡外交事务办得比较成熟亦比较成功的国家大都采用这种目标序列。

如美国近年来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就遇到多重目标问题：

按其人权主张，就应制裁中国，如取消中国对美贸易最惠国待遇。

按其国家利益，不仅不应制裁中国，相反还应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因为，就经济发展前景看，人口众多的中国可以为美国企业提供十分广阔的市场；就地缘政治战略看，身形巨大的中国恰好站在美国的两个潜在竞争对手日本和俄罗斯的背后（反过来看，美国对于中国来说也具有相似的地缘战略意义）；就联合国权力运作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对于由美国倡导的大规模国际行动，可以采取否决的态度，如否决联合国军轰炸南斯拉夫，也可以采取默认态度，如默认联合国军轰炸伊拉克。

两相比较，美国的人权主张最终还是要服于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国会中的制裁声浪无论怎样汹涌澎湃，就是冲不破白宫里的否决权堤坝。

新中国外交也有这方面的成功例证。在中国与各国关系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较为特别。两国关系虽从未达到像中苏关系、中越关系、中阿关系所曾达到的那种热烈程度，但比它们稳定得多、持久得多。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双方政府在建构这一关系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两国意识形态的异同或两国领导人的好恶，而是两国共同具有的长远战略利益。这就使得两国关系既不会因国际阵营的分化而出现裂痕，也不会因两国政府的变更而受到影响，更不会因其他国家的鼓动而发生反目。

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处理中国多重外交目标时，不能始终坚守一个较为确定的目标序列，有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也有以意识形态或其他价值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情况，并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时有情绪化的表现。

七十年代初，中国发展与美国关系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甚至可以说，新中国只是到了此时才开始实施自己的最佳地缘政治战略。不过，毛在具体处理这一关系过程中，有时很情绪化地将中美间的国家关系渲染为他与尼克松间的个人关系。

就在尼克松因"水门丑闻"被迫辞职而在美国成了过街之鼠时，毛泽东发出邀请，欢迎下台总统访华。这显然有向美国国会乃至美国人民叫板的意味：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此人，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毛泽东很喜欢此人；你们赶他下台，我们请他做客。

据代为接受这一邀请的尼克松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威尔回忆，他听到毛泽东说这些话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而不是作为前总统女婿─被伤害了；并认为这不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而是说给两亿美国人听的，那是"两亿座火山"。（参见本书第52节）

显然，毛的这一邀请，虽是尽了他个人对尼克松的情份，却有损中国政府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故有损中国国家利益。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2)

实际情况是：就在毛说话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比如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在核战争问题上、以及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双方主张都不相同；在此之前，赫鲁晓夫1954年第一次访华后就预感："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3)；在此之后，最起劲地反对这两个"头"的人，正是宣称要有这两个"头"的人。

显然，毛关于两个"头"说法的出发点，不是国家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宣传色彩，并十分情绪化。

可见，毛泽东在处理新中国外交关系时拥有多重目标，但未能理顺其间的序列关系，一会儿以此为首要目标，一会儿又以彼为首要目标。如此做法，时间较短还显不出什么，时间一长就会显出其外交举措是前后不一的，甚至是前后冲突的，就会使他的国际盟友生出种种疑问：

你过去说要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重，如今怎么又讲要以中国国家利益为重呢？

你过去说要对兄弟国家倾力相助，如今怎么又讲要对援外项目量力而行呢？

显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很难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信任关系，尤其很难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那种较为持久的信任关系，即很难深交朋友。

这就好比去赴一个要吃许多道菜的宴会，绝大多数人都是这道菜吃多些那道菜吃少些，唯有毛泽东竟把每一道菜都吃到极致处，都吃个大饱，结果只能是边吃边作间歇性呕吐，吃饱这一道菜后，就去倒空它，接着再吃饱下一道菜

毛泽东所督办的中国对苏联外交、对阿尔巴利亚外交、对越南外交，都可以说是一种呕吐性外交，先是食欲大开，猛吃社会主义同盟风味大菜；接着大倒胃口，剧烈呕吐起来，把猛吃进去的东西甚至把自己胃里的胆液都狂吐出来；接下去又开始吞食中国国家利益风味大菜 如此吃法是要吃坏自己身子骨的，如此吃相是要吓坏同席进餐者的，使之望而生畏、不敢再与这位吃吃吐吐者共享佳肴了。

毛泽东在国际难以深交朋友，在国内更是如此。他的国际行为方式实是他的国内行为方式的延续，即他在国内党内惯于"克熟"的行为方式的延续。曾与他共过事的人不计其数，能和他共始终的人寥寥无几。当此公弥留时，垂泪在旁的老友仅叶剑英一人，而叶某还算不上他的一等战友，仅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末帅。就是这位老友也被他整肃过，并对他怀有不满，一等他过世就大动斧锯将他晚年倾力搭起的文革戏台拆去半边。

注解

(1)参见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3.31）》、《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6.29）》；载《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446─460页。

(2)毛泽东《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1957.11.19）》，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08页。

(3)《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第665页。

【55】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国内搞起了两方面阶级斗争：一是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封资修"，即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精神产品。

后一方面还可分出两个层次：一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文学作品等）开展批判运动，二是在思想学术领域（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等）开展批判运动。相对说来，毛泽东对前一层次过问较多，对后一层次过问较少。

文化艺术产品雅俗共赏，似乎什么人都可以根据自身感受予以诉说。思想学术产品则为阳春白雪，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依据一定学养予以评析。这学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知识，二是研读心性。晚年毛泽东似是不缺前者，很缺后者。

他已"耳不顺"多年了，听不得不同意见，也看不得不合自己口味的文章。其阅读生活已成信马由驴之势，多是由着性子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不想读什么就不读什么。另外，他已不动笔写大块文章了，也就不感到有认真辨析各方说法的需要了。他已超越了学术论战，故也失去了参与学术论战的能力。

自1962年底起，毛泽东就开始谈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斗争，并一发而不可收地谈下去。越谈话越多，越谈火药味越重，以致浓烟滚滚，最后轰然起火为"文化大革命"。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华东省市委书记时对戏剧界作了一番评论(1)：

"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泊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不过，旧戏中的"《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毛此时批评戏剧界，还留有一些馀地，虽指出好戏不多，但承认坏戏也不多；虽不满意旧戏泛滥，但补充说其中不失有好剧目；并表示要进行分析，要以理服人。

1963年，毛泽东更经常地谈到戏剧问题，语气也更趋激烈：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2)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3)

在毛对文艺工作所作的诸多批评中，语气最重影响最大者，要数他分别于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所作的"两个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4)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5)

前一个批示批的是各种艺术部门特别是戏剧，后一个批示批的是各个艺术协会及其专业刊物，但都已接近全盘否定了。不过，这还主要说事，说有关部门和有关机构的事。接下来，老人家就要谈人，谈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了。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老挝客人时谈道：

"胜利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十五年，我们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好一些，电影界也有。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6)

文艺界闻风而动，在毛作了上述第一个批示后便进行了第一次整风，整了一个月；在毛作了上述第二个批示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整风，整了十个月。这一下文艺界真的睡不着觉了，老人家该高兴了。

在两次整风前后时间里，一批文艺作品及其作者受到批判。

戏剧方面受到批判的有：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该剧作为"鬼戏"最先被抛出来接受批判，成为八届十中全会后文艺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京剧《谢瑶环》（田汉编剧），等等。

电影方面受到批判的有《北国江南》（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早春二月》（谢铁骊编剧、导演）、《革命家庭》（夏衍、水华编剧，水华导演）、《林家铺子》（夏衍编剧，水华导演）、《红日》（瞿白音编剧，汤晓丹导演），等等。

与此相关，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等因领导失误而被免职，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也因强调"写中间人物"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中间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

作为执政党主席，毛泽东无论做什么事总会有响应者，此次搞文艺领域里的大批判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相比、甚至与同时进行的"四清运动"相比，他此次做此事的响应者、尤其是有资望的响应者要少得多。

毛以下的中央常委，除半病修的林彪外，其他人都不持积极态度，至少没有表现出他们在"反右派"、"大跃进"时曾表现出的那种亢奋状态来。这或是因他们曾跟着毛整知识份子整得心有愧意，或是因他们正忙于收拾毛退居"二线"后留下的烂摊子而无暇他顾。

中央常委以下的那些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周扬、齐燕铭、邵荃麟、邓拓等，也都持审慎态度。一方面，他们作欢迎状，因为，党主席临幸文艺界，当是他们诚惶诚恐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忧心忡忡，因为，老人家此番到他们负责守望的园地来，不是为了踏青观花，而是想要操刀弄戈。若他只是去赶杀那些外部闯入者，或拒斥西方的"资产阶级文艺"，或拒斥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他们或许还能跟在后面摇旗呐喊。若他反过身追究他们这些守望者的责任，责怪他们护园不力，竟容忍各种"封资修"毒草到处滋生，他们就将无言可辩乃至无地容身。

最初，在还没有大规模整人时，他们对于这种批判是支持的。如周扬在196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强调要"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树立批判的旗帜"，批判各种新老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新老修正主义思想。(7)

继而，当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被打上黑色标记时，他们开始犹豫了，并试图将一些由"左派"文人挑起的思想冲突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尽量不伤及作者本人。

最后，到了自身也被打入黑帮中时，他们彻底失望了，其中责任重大且品性高洁的邓拓自杀身亡，决意不再与这场运动发生任何关系了。

鉴于许多中央大员对开展文化领域批判运动持不积极态度，毛泽东只得将目光压低，投向执政党内较灰暗的层面，从中寻觅能够为他充当文化打手的人。

在中央里，他对康生多有依仗。此公长期负责中共情报工作，既搞党外敌人的情报，又搞党内同志的情报，是一个在制造冤假错案方面有特殊才能和重大业绩的人。

八届十中全会后，他积极协助毛搞文化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出面点了许多文艺作品及其作家的名，将他们打入另册，还组织"左派"笔杆子，对杨献珍（哲学）、孙冶方（经济学）、翦伯赞（历史学）等学者进行理论围剿，致使中国学界噤若寒蝉。

在地方上，他对柯庆施多有青睐。此公多年主持中共华东局，一向亦步亦趋于毛，用薄一波的话说，已把毛主席的心思琢磨透了（参见本书第20节），并因此深得后者信任。

他所管辖的上海市，成了毛泽东位居"二线"时最爱滞留的地方之一，也是北京"一线"为请示"二线"而频频南下的目的地之一，最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

另外，他还为毛泽东搞文化专制主义提供了一批象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以笔为刀的文化酷吏。他们既是此时的文化批判运动的参与者，也是稍后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官，是从主帅毛泽东麾下最先杀出来的一彪人马。

八届十中全会后，柯庆施较早听到毛泽东谈旧戏改革问题，并迅速作出反应，提出"写13年"（即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的口号，甚至说不演13年的戏就不看。(8)在批判"鬼戏"《李慧娘》及其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期间，用江青的话说，"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就是由柯庆施组织人起草的。(9)

毛泽东四下寻觅文化打手的目光，也落到自家屋檐下，看上了夫人江青。当然，这里面也有后者积极请战的因素。

早在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曾因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关系断得不甚明白以及江青个人生活经历不甚清楚而作出限制后者公开露面的决定，致使此人被政治尘封二十馀年。她长期以来坐着中国第一夫人的实位，既有表现自己的渴望，又有表现自己的演技，却因受禁令而不能公开展示自己。可以想象，这个女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毛启用此妇人，一方面，表明他如今不再遵守那个中央决定了，不再"金屋藏娇"了；另一方面，表明他如今搞文化批判运动已是"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了，竟让一个三流演员来对整个文化界指手划脚，或说是予以羞辱。

江青最先做的是文化监察工作，勿宁说是文化特务工作，用其本人话说，"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10)如今国中，有人仍在从事这种"审读"工作，仍在从事这种"文化特务"职业，江清馀孽犹在，文革遗风犹存。

1964年6月，江青公开出席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在其间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戏剧领域阶级斗争严重性：

"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馀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馀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11)

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所作的上述批示相比，江青对戏剧界现状所作的这个分析要具体得多，其间还作了数字分析。几天后，毛读到这个讲话，欣然批语："讲得好"。(12)

注解

(1)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48页。

(2)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1963.9）》，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94页。

(3)毛泽东《对<戏剧报>的两次重要指示（1963.11）》，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95页。

(4)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1963.12.12）》，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374页。

(5)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1964.6.27）》，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441页。

(6)毛泽东《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的谈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09页。

(7)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载《红旗》杂志1963年第24期。

(8)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26、1229页。

(9)江青《为人民立新功》，载《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8页。

(10)同(9)，第29页。

(11)江青《谈京剧革命》，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

(1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0页。

【56】

六十年代，毛泽东对新中国文艺工作抱否定态度。十几年后，其党人对其否定也抱否定态度。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1)

然而，后者对前者的否定也有不妥之处，把毛的指责概括为"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一说法本身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毛所指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就不是凭空想像的，而是有一些根据的。其夫人还为此作过数量分析，虽谈不上精确，但谈出了大致实情。薄一波在许多年后也承认，当时文艺界"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与舞台上大量演出的基本原封不动的旧戏相比，还是显得太少"。(2)因此，毛泽东当初之所以能把文艺界批评得无话可说，其间既有后者畏惧前者的因素，也有前者确实说到后者痛处的因素。

显然，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很难用一两句话予以断评，必须从不同层面予以阐释。

在评价层面上，毛的批评是过于严厉的，如斥责整个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并已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的说法，打击面过宽，打击力过重。─这一斥责已为中共中央所否定。在描述层面上，毛的批评是有些根据的，如揭示戏曲舞台上演的多为"古人"、"洋人"和"死人"，就不能说是捏造，就不能说是老人家在造谣。─这一揭示已为薄一波所确认。

在解释层面上，毛的批评则是相当苍白的，如偏重于指责文艺舞台上多为旧戏而鲜有新戏，却很少去说明文艺舞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般景象。─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薄一波均语焉不祥。

如果说毛对此有过解释的话，那么，他的解释也只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即新中国不得不接受国民党留下来的各种文化人才，并让他们继续操持旧业，而这些人大多属于难以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显然，这一解释既大而化之又乱扣帽子，不足以回答新中国文艺界为何难出新品尤其不出精品这一恼人问题。

欧阳修曾说，诗人往往因处境穷困而作出好诗，"殆穷者而后工也"；并且处境越穷则诗艺越精，"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

司马迁也说，大凡古之名篇如《周易》、《春秋》、《国语》、《诗经》、《离骚》等，都是古之圣贤作于困境中的，传世之作亦是发愤之作。太史公的《史记》也是如此，也是他作于刑辱之下的。（《报任安书》）

两夫子说的是一个道理：苦难的经历有助于成就伟大的作品。那么，他们的这一文论能否适用于他们的那些后人呢？

二十世纪无疑是中国人民苦难丛生的世纪：

上半个世纪，中国人打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既同外国人打，又同本国人打，直打得血雨腥风；

下半个世纪，中国人搞了一场又一场运动，既搞经济运动，又搞政治运动，竟搞得民不聊生。

若再将时间跨度缩小些看：

上半个世纪后二十几年，中共党人承受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苦难，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掉了成千上万颗脑袋；

下半个世纪前二十几年，中共党人制造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苦难，搞出中国史上的最大饥馑，酿成人类史上的最大文祸。

前一时期，最苦难者要数敢于反抗旧政权的人，尤其是那些拿起枪杆子的人；

后一时期，最苦难者要数敢于批评新政权的人，尤其是那些仍保持革命精神的中共党人和那些仍保持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

依"穷而后工"说，这一世纪的深重苦难，应该有助于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历史、认识人生，进而有助于他们的文化人创制出相应的文化精品来，即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然而，就实际情况看，这个世纪的中国人虽承受了巨大的世间苦难，却未获得相应的文化回报，或者说"国家不幸诗家也不幸"，"穷"而后却不"工"也。

人们仅在二三十年代前后时间里，还多少能看到一些斑斓的文化色彩；一到四九年后，就几乎看不到任何绚丽的文化景象，相反倒能看到许多极为丑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明星们，一到毛泽东治下就黯然失色了，就不再有什么佳作问世了，致使他们的创作生涯呈虎头蛇尾状。

从中共党人方面来说，至少应该创制出许多能反映他们如何历尽艰险打天下的佳作来。

连一些外国作家都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跃跃欲试。埃德加．斯诺就曾对红军长征发出感叹："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3)实际上他自己就很想把它写出来。

哈理森．索尔兹伯理记住了斯诺的感叹，并打算由自己来做这件斯诺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情。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寻找这一写作机会，并抱着极大的耐心去等待这一写作机会，一直等到76岁高龄时，才获准亲临红军长征的路线，并据此写出一部美国版的长征史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4)

鲁迅先生也曾为陈赓将军向他描述的红军业迹感动不已，并萌发创作冲动，想写一个类似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那样的小说，但最终未能成稿。据知情者冯雪峰解释，这主要是"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5)

鲁迅先生在此写作上的进与退，似是表明这样一种见解：若想真实感人地写出中共党人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就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情趣，而且要有亲身的革命经历。换句话说，此事最好由中共党内的那些既会舞文弄墨又有革命资历的知识份子来做。

可是，在中共后来的人员构成中，这类知识份子最为匮乏。

这个党原本就是由知识份子创立的，其后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高潮中以及在三十年代的抗日民族主义高潮中，又吸收过许多青年知识份子。很不幸，这个党在其革命过程中损失最大的部份就是它的知识份子群体。这其中，既有被国民党惨杀的--如方志敏、恽代英、瞿秋白、以及柔石、胡也频，都被作为"共匪"处决了；也有被自己人冤杀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绝大部份知识份子党员、以及中央苏区和陕北苏区中的一部分知识份子党员，都被当作"AB团"清洗了（参见本书第25节）。

当革命成功时，这个党里仍还活着的老资格知识份子党员寥若晨星，并都成了职业官吏或职业政治家，主要从事那种十分功利且十分忙碌的工作，不大可能去搞那种身心均须处于自由状态的创作活动。

他们所用言辞讲求实用性，讲求直截了当，以使平常百姓一听就能明白。一部《邓小平文选》的词汇量，大体上不超过一本普通中学文化水平读物的词汇量。这种表达方式属于普通的应用文体，很难归为高雅的美文文体。

他们所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十分匮乏，故而很难从容地进行创作活动，很难长久地盯着一个作品，琢磨它的方方面面。诗人元帅陈毅曾很想写一个反映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剧本，但一直苦于没有时间，后来当众向其上司周恩来抱怨此事。后者则当众批准他一个"创作假"，一个只是说说而已的"创作假"。(6)说完话，陈还得要去忙他的副总理诸多事务，而只能在工作之馀偶发一下文墨之情，作一两首诗词，得一二言佳句。

做诗填词，可说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的一道风景线。该群落中凡有才情者大都爱做此事。究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诗言志方式多样，既可畅快淋漓，也可吞吞吐吐，故比较适合中共高干在党内外斗争中时而豪放时而隐忍的心态；二是做诗无需大块时间，车上马背，饭后茶馀，即可哼哼然而成篇章，故比较适合这些忙忙碌碌者不时想偷出点空来宣泄一下文思才情的需要。

有点例外的是，曾由毛泽东大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三大常委都很少做诗，至少在他们坐上高位后鲜见有诗。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与他们都非常讲究实际有关。前者说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话，中者说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话，后者则说过"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人过于实际，就与做诗无缘了。

至于那些资历较浅但也经历一段艰苦创业时期的知识份子党员，大都在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中被整肃过思想，后又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被触及过灵魂。其中那些专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几乎都被严加批判过，有的还被关进监狱里。出自军旅的解放军作家是如此，出自城市的地下党作家也是如此，前者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后者如鲁迅先生的许多弟子们。

毛泽东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四九年前，前者不时向人们谈起自己对先生的仰慕之意。四九年后，后者的诸多门人，从胡风到萧军等─均是先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留下的嫡亲骨血─个个挨整，以致于他们在四九年后的处境还不如他们在四九年前的处境。虽不能说他们蒙冤受屈都是出于毛本人的筹划，但可断定他们为人处事都不适合毛当政的时代。

大陆知识界传有一句戏言：鲁迅先生如果活得长久些，准是个大腕级"右派"。从此言中可看出人们对毛自我表白的那句话是很怀疑的：要么你的心后来变得不与鲁迅的心相通，要么你的心本来就不与鲁迅的心相通。

对于鲁迅以及像鲁迅这种类型的人，毛泽东可以做到远而敬之，但不能做到近而听之。他一坐上执政者位子就容不得那种嫉恶如仇且不平则鸣的知识份子。

冯雪峰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中共文人。他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鲁迅晚年最为亲近最为信赖的挚友之一，另外还是鲁迅与毛泽东之间的思想联系人。

毛泽东曾通过冯雪峰了解鲁迅先生。1933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潜入江西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屡屡找他谈论鲁迅，有一次见面就说："今夜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7)

鲁迅先生也通过冯雪峰知晓毛泽东。1936年4月，冯雪峰又从陕北苏区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很快找到鲁迅，向先生"谈长征情况，谈毛泽东做的党内斗争和毛泽东的坚强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性战斗精神，后继有人了 '"(8)

就在冯雪峰穿行于上海与苏区间这段时期里，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屡受排斥打击，鲁迅则在思想文化界屡遭明枪暗剑；冯本人，在苏区属"毛派"的人，在上海为周氏知己。从这里，一可看出，此时毛的处境与周的处境颇为相近；二可看出，冯在处世为人上绝非趋炎附势之辈，其晚年遭遇更能说明这一点。

冯雪峰属于中共内最为匮乏的那种既有卓越文才又有革命资历的知识份子党员。他既是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又是亲身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故属于那种能将红军长征业绩写成史诗般作品的最佳人选，很可能是唯一人选。

冯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曾以缺乏真实感为理由来替鲁迅放弃写红军小说进行辩护，但此次就无法以同样理由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了。于是，他拿起笔开始了这一创作过程、这一漫长曲折且终无结果的创作过程。

1937年底，他请长假回义乌老家写作，乡居三年，数易其稿，写成五十万字文稿，定名《卢代之死》。1942年2月，他突然被捕入狱，遂将此稿失落。

新中国成立后，他重写此稿，但在写的同时接连遭遇厄运，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1955年因"胡风事件"被迫检查，1957年又因"右派问题"被开除出党，最后不得不将第二次写出的几十万字文稿锁入箱中。

1961年，他被摘去"右派帽子"，于是翻出旧稿，准备写完此书，以了却心愿。很快，他就被告知，像他这样的"摘帽右派"不适宜写作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的重大革命题材。这一次，"他不再把这部稿子锁回箱子，而把它投入熊熊炉火之中。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焚烧的不仅是文稿，也是他的心。""他的头发从两鬓花白到满头皆白，仿佛在顷刻之间。"(9)

人们还可补充说：这把火烧掉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心血，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象；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由于这个独特的艺术家的故去，而永久地失去了。

如今，人们只见老红军萧峰留下的长征日记，不见老红军雪峰本应留下而终未留下的长征史诗；只见外国作家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不见中国作家写的"长征─记忆犹新的故事"─《卢代之死》。

执政党如此处置冯雪峰及其作品，实属精神自戕行为，即自己毁弃自己通过遭受苦难而积聚起来的文化资源，使自己在经历千辛万苦后而不能获得相应的文化回报、不能创制相应的文化精品。

当然，这不等于说该党毫无文化精品可言。事实上，这个党也产生过一些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佳作，比如产生过像《毛泽东选集》（第1─4卷）和《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这样的佳作。

就《毛选》来说，虽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仍不失为一部文史哲兼达的名著。它是中国百年来一部最有政治实用价值的论说文文集，从中可清晰地看出中共由井冈山到中南海的发展轨迹。另外，它还是"五四"以来一部非常优秀的白话文文集，通俗易懂，清晰生动，比起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的文章来，更有可读性，更容易打动中国老百姓的心。

至于《毛诗》，鲁迅先生曾称其间有"山大王"气(10)，即有霸气，有草莽气，或说是有一种怪异的雄浑之气。此诗主不仅做了山里的"大王"，而且做了国中的"大王"。其诗文自是杂呈绿林、秀才、王者诸般气象，确为中国诗坛之尤物。

然而，毛泽东（包括为其文字润色的人）的文化成就，在其党内属特殊现象，用曹孟德《短歌行》里的话说，属"月明星稀"现象：月儿太明亮了，致使周围许多星星显得模糊起来，其中一些星星完全看不见了。在中共思想文化的夜空中，人们常常只见皓月当空，不见群星灿烂，只知有《毛选》《毛诗》，不知有其他锦绣文章。

不过，这当空皓月，只是一轮孤寂的月亮，一轮带着寒意的月亮，不能与星辰同辉，不能让知识界感到温暖。

注解

(1)引自《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22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22─1223页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1页。

(4)关于此书写作情况，参见哈理森．索尔兹伯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自序》，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5)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94页。

(6)参见冼济华《周总理给陈毅创作假》，载《中国演员报》第52期。

(7)引自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8)引自《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9)参见吴长华《冯雪峰评传》第十、二十、二十一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10)参见：同(7)。

【57】

新中国文化艺术界，除有中共知识份子外，还有所谓"党外知识份子"（毛泽东在60年代常常带着情绪谈起他们，称之为旧社会留下来而新政权不得不接受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前者鲜有文化精品，后者能否予以补偿呢？人们指望后者能做什么呢？

若指望后者能很好地用艺术形式去反映中共党人所承受过的苦难，似是难为了他们。这是要他们去做他们做不了的事，去做连鲁迅先生也望而却步的事。沈从文写得了湘西风情，写不了江西军情；艾芜写得了南行记，写不了长征记；老舍先生写得了正红旗下，写不了太行山上。

若指望后者能很好地用艺术形式去反映中共党人所制造出的苦难─也是他们中许多人所亲身承受过的苦难，似也难为了他们。因为，他们既有作此创作的有利条件，也有作此创作的不利条件，两相比较，后者更为重要些。

这些知识子无疑拥有许多可资创作的素材，拥有许多对苦难的直接体验。

在毛泽东知识份子政策的关照下，他们大都有过十分坎坷的经历，不是在此次运动中出问题，就是在下次运动中出问题，躲过了"反右"，躲不了"文革"。纵观这些人走过的一生路程，就数在中南海红太阳照耀下走过的这段路程最显曲折，拐了许多个弯，每个拐弯处都有过一个揪心的故事。

有一个为笔者所熟识的艺术家，出身上海富家，早年同情革命，曾为中共地下党秘密运送过红色宣传品；进入新社会后，欢天喜地，只觉得眼前一片阳光，无论做什么事都有用不完的劲；到了1957年，睛空打雷，因出于好意给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继而被扔进社会最底层，过了二十馀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六零年在劳改农场中几乎饿死，饿得他这位昔日上海各大饭店的常客竟成了老鼠和蛇的天敌，在地里干活时只要抓住这些小动物就立刻活剥生吃；后来逃到新疆，与小偷乞丐为伍，破衣烂衫地流浪了十馀年。如今，艺术家已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心中仍不能完全摆脱往日的阴影，白天欢声笑语，晚上常做恶梦，尤其是冬夜被子盖得不严时准做恶梦，梦中情节多是劳改队里的事，多是"队长"又朝他吼了什么的事。

除拥有可资创作的素材外，这些知识份子还拥有进行创作的技能。这是他们的强项。

与来自"解放区"的知识份子相比，出于"国统区"的知识份子受过更多的学术训练，拥有更高的专业素质。胡乔木与季羡林为清华大学同级生，前者很早参加革命，后者一直经营学业。一个成了中共笔杆子，一个成了清华名教授。前者长于起草政治文件、整理首长文稿，后者长于钩沉文化典籍，撰写学术专论。

文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像老舍、沈从文那样的大手笔，在延安作家群中是看不见的。诚然，后者中也有一些文学禀赋较高的作家，但他们大都结局不好，如才子王实味被砍了脑袋，才女丁玲被打成"右派"。

有了感人的创作素材，有了精湛的创作技巧，还未必能创作出好作品来。作家们还需要有其它条件，就客观方面说，还需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就主观方面说，还需要有一种较为从容的创作心态。然而，就新中国文化界实际情况来说，这两者都无从谈起。

就创作环境而言，新中国的作家们大都缺乏能够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评论的空间。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执政党领导，只能在后者严格划定的圈子里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能搞一种"鸟笼文学"或"鸟笼艺术"。

作家们，常常被要求去写这一题材或那一题材--这些题材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既不熟悉也不喜爱：

例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歌功颂德的文章，去歌颂说一不二的执政党是如何英明正确的、以及高高在上的毛主席是如何亲切温暖的--这对于那些原本有些傲骨的作家来说，是很难下笔的；

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阶级斗争的故事，去编织这一拨人如何要置另一拨人于死地，以及另一拨人又如何反过来要置这一拨人于死地的情节─这对于那些生性温文尔雅的作家来说，是很不适应的；

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写那种非常表面化的题材，去描写那种红旗飞舞、群情激昂、豪言壮语不绝于耳的场面─这对于那些笔触细腻、擅长刻划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家来说，是很感别扭的；

稿子即便写出来，也未必能够出版，还须报送有关部门审查。这种审查主要不是依据艺术标准或学术标准，而是依据政治标准。一部书稿，不管有多高的艺术性或学术性，只要不能达到执政党的政治要求，就不会获准出版。

这种政治标准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尤其对于许多造诣很高的老作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于是，他们很少动笔了，即使动笔也很难写出佳作了，并因而造成一种令执政党十分尴尬的局面：新中国文化艺术成就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旧中国文化艺术成就。并且，这种政治标准就其自身来说，是非常不确定的，是随着执政党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小说《保卫延安》，因涉及彭德怀将军指挥西北野战军的事迹，在庐山会议前被认为是好作品，在庐山会议后被定为"黑小说"，遂遭查封。

电影《燎原》，则因涉及刘少奇参与领导安源煤矿大罢工的事迹，在1966年前被认为是好作品，在1966年后被打成"黑影片"，遂遭禁演。

由此可见，这一政治标准从其骨子里说，不过是一种极为庸俗的政治实用主义的代名词而已，是随着官场权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像是旧时官宦人家看门人脸上的那双不时作仰上俯下翻动的势利眼。

作品即便问世了，也未必能够获得公正评论。因为，文艺评论所依循的批评标准也要政治挂帅，也要以党内斗争的需要为转移，甚至要以某些权势人物的臆想为转移。

康生没看过小说《刘志丹》，却能够凭猜测而断定它是反党的，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也没看过此书，竟能够带着肯定的口气念了康生写的条子（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名下的一条语录），并就此发了一通议论：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1)

从事创作活动需要有一个好的心境，既要有冲动的激情来奋笔疾书，又要有从容的心态来感悟评品。然而，这种心境对于新中国里的许多作家来说，仅是一种奢望，至少在1957年后仅是一种奢望。

或许在新中国红旗的掩映下，他们的脸上常显笑意，陪着对自己不大放心的执政党笑，陪着识字不多的群众笑，有时也为自己笑一笑─此次运动我总算过关了；但其内心是十分酸苦的，是欲哭无泪的，隐有愁痛，隐存羞愧。

接连不断的整人运动，使得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有所顾虑，甚至有所恐惧。昨日张作家犯错误了，今日李作家也犯错误了，明日或许就要轮到自己犯错误了，所以，从现在起就要格外小心，尽量不去碰那些有可能引起争议而祸及自身的问题。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发表后，受到许多好评。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它搬上银幕，并请作者本人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就在此时，有人指责小说宣扬"人性论"，宣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这些说法在当时都是文艺工作者深感恐惧的"大帽子"。迫于压力，作者在改编时不得不"把那些有可能涉及到'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后来一些文艺工作者如赵丹等将电影与小说进行对照，深感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 "，比如，影片拍到父亲终于找到失散多年且无时不在想念的女儿时，竟没有流出热泪的镜头。(2)

许多作家在伏案创作中，不时停下笔来抬起头，四下打量，看看那些拿着"帽子"提着"棍子"正盯着自己的好事者；随后伏下身来抓起笔，涂涂改改，一直改到自以为人家抓不到话柄为止。作家如此创作，一是不可能集中精力，二是不可能坚持己见，故而很难创作出那种有着一以贯之的气概和个性的佳作来。

在作家们内心中，除有受别人羞辱之苦外，还有受自我谴责之苦。他们中许多人都曾迫于压力写过所谓"触及灵魂"的思想检查，既痛骂自己，又揭发同仁，故使自己成了一个屈服于政治淫威的精神自首者或思想告密者。这些事对于那些传统型中国知识份子来说，最有损他们的名节，最能使他们的内心隐隐作痛。

此外，一些有影响的名作家，还有担负社会工作过多的烦恼。一位知识界朋友曾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老舍先生去看望因被打成"右派"而避居京郊的王莹。闲聊中，老舍先生竟羡慕起这位落难者来，说她多少还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还有一个外界少有打扰的地方，不像自己担任许多社会职务，将大量时间耗费在很不合自己性情的官场应酬上。

老舍先生所说的官场应酬，无非这样一些事情：或是上传下达，说上一些套话；或是迎来送往，陪上一些笑脸；或是让一个很含蓄的人频频张口，高呼充满革命激情的口号；或是让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屡屡举手，赞成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

不过，执政党让老舍先生出来做这些事情，并非恶意，其间虽有为己所用之意，但也有厚待客卿之意。

对于大多数执政党干部来说，在官场中担任一定级别的职务，既是自己获得上级信任程度的标志，也是自己获得个人待遇水平的尺度，因而都比较看重职务、看重级别，品评人物少不了要谈一下该同志在这方面的情况。即便在日常交谈中，他们一说到自己有什么样的级别和享受什么样的待遇、以及他人有什么样的级别和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时，就立刻兴致勃勃起来，眼睛也显得更亮些。

不仅如此，他们还能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为别人也像他们那样考虑问题，于是给他们较看重的一些社会贤达也安个什么职务，或为某某委员或为某某长，以示垂爱。

他们此举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谓大恩大德，感激都来不及；但对于像老舍这种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来说，则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政府还信得过自己，忧的是自己将很难静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就舍公本心而言，最想做的事不会是当官，而是写作，不会是要以官位显于世，而是要以文名传于世。事实也是如此，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老舍先生当过什么官，但也没有多少人不知道老舍先生写过《骆驼祥子》。

这种由执政者向清纯学人授以官职的做法，有些类似猫儿想送兔儿可口食物，结果送了小鱼儿。显然，猫儿是出于好意的，是想与兔儿共享好事的，可问题是兔儿接受不了猫儿这番好意。小鱼儿在这一方是美味佳肴，在那一方则难以下咽。

诚然，也有兔儿渐渐爱上了猫食勿宁说兔儿渐渐变成了猫儿的情况。有那么一些步入官场的学者文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坐稳了官位，尝到了甜头，并且乐此不疲，一坐就坐到了一大把年纪还不想下来，还美其名曰：亦学亦官，亦雅亦俗。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亦此亦彼的人，再也做不了一流的学问，再也写不出一流的佳作。

老舍先生善解人意，拉不下脸来拒绝执政者的好意，故而做了人家的应酬官；可老舍先生酷爱写作，打心底里不喜欢官场上的事情，于是有了他在王莹面前发的那一通牢骚话。

总之，中共党人以其自身在建国前所承受的苦难和在建国后所制造的苦难，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提供了最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中共党人及其治下百姓，未能看到最上乘的文化产品。

这对于那些牺牲于苦难的人─无论是长眠于雪山草地的红军战士，还是长眠于劳改农场的知识份子─来说，是非常遗憾的。

这对于那些活过了苦难的人─无论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还是政治运动中的幸存者─来说，是非常尴尬的。

不过，最尴尬者，不是别人，而是最高执政者本人。因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既创制不出反映前一苦难的文化精品，也创制不出反映后一苦难的文化精品。前者是他本应该做成却没有做成的事，后者是他既不想做成也无法做成的事。

毛泽东尤为尴尬的是，他自以为提出了一条十分正确的文艺路线，他也清楚在这条十分正确的文艺路线下却未能产生十分辉煌的文化成就。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因尴尬而自责、而自惭形秽，反倒是由尴尬而恼怒、而迁怒他人，愤愤然抱怨文化艺术界拿不出新作品来，总在那里炒剩饭、"推陈出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死人，外国死人"。

问题在于，他除了抱怨失败外，还应该抱怨失败的原因，抱怨造成这一局面的真正责任者。抱怨者最应该被抱怨。

注解(1)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2页。

(2)周哲《周恩来和赵丹谈文艺需要民主》，载《炎黄春秋》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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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上）

引言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前半期，一方面搞四清运动，以整基层干部；另一方面搞文艺批判运动，以整知识份子。 

可是，就在这被整的基层干部的上面，还坐着许多高级干部；就在这被整的知识份子的后面，还站着许多党中要人。此上面者曾庇护过其下面者，此后面者曾怂恿过其前面者。 

因此，四清运动和文艺批判运动只要继续向前推进，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这些坐在上面的人和这些站在后面的人，触及到许多执政党高层人士、许多中央大员。 

这些中央大员多是位居"一线"的当权派，直接掌管着国家权力机关，直接统领着执政党干部队伍。 

显然，"二线"上的毛泽东要扳到"一线"上的当权派，就不能采用常规的方法，不能依靠现成的权力体制和干部队伍，而只能采用非常规的方法，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58】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此序幕在一阵阵紧锣密鼓声中，展现了一幅浓墨重笔的文字讨伐场景、勿宁说是文字"北伐"场景：一位出自上海的评论家倾其严辞厉语，以抨击一位身居北京的剧作家、准确说是"客串"剧作家，即本为历史学家和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 

此抨击者与被抨击者，都有不寻常背景：一个身后站着毛泽东，另一个身后则排列着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等人。前者为中央主席，虽于这一时期总爱在南方徘徊，不愿回京城日日早朝，但仍贵为天子；后者均为中央大员，常驻北京，总揽日常党务国务，掌有朝中诸多实权。 

发表姚文元文章，可以说是"二线"毛泽东决心要讨伐"一线"中央的一个前哨战，或者说是前者在向后者发起政治总攻前所作的一番火力侦察，以试探北京方面将对此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抵抗？若抵抗会抵抗到何种程度？ 

序幕本身场面不大，仅为一场笔墨官司；但就其已触及到以及将触及到的人和事来看，紧接其后的正剧将是大戏连台、高潮迭起，"好戏还在后头"。 

不过，在进入正剧前，应追溯一下此序幕何以发生的一些缘由。这戏外的事也是很有"戏"的。 

令人有些诧异，不仅批判《海瑞罢官》的人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而且创作《海瑞罢官》的人也受到过毛泽东的鼓动，尽管这种鼓动是间接的。无论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能从老人家那里找到自己之所以要那样行事的依据。 

1958年，毛泽东挂帅搞"大跃进"，搞出了假话大泛滥、牛皮吹上天的局面。后来，毛自己也觉察出问题来，于是号召人们讲真话，并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抬出明朝海瑞作榜样，要求党员干部们像海大人那样讲真话。 

就最终结果看，毛此次号召党员干部讲真话，与他此前号召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如出一辙，又耍了一回"阳谋"：先是满脸谦恭地劝人讲话，后又陡然变色地以言治罪。 

1957年，有人听信他而说了真话，结果被打成"右派份子"。1959年，又有人听信他而说了真话，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在深受1959年"阳谋"之害的人中，最突出者要数彭德怀与吴晗两人了。前为武将，后为文人；武将直言快语，文人编剧本讲故事；直言者落难于当年内召开的"庐山会议"，编剧本者落难于数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了"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的话后，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后者将此书长时间放于案前，"批阅文电之馀，便拿起仔细阅读"。他上庐山进言时，"脑子里是否想到了海瑞，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1) 

八届七中全会之后，胡乔木将毛泽东关于学海瑞号召告知吴晗，并鼓励他写这方面文章。很快，吴晗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刊登在195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上。不久，他又写出《论海瑞》一文，刊登在9月17日《人民日报》上。后一篇文章由于发表在"庐山会议"后，故被加上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话，以示将海瑞骂皇帝与彭德怀骂毛泽东区别开来。后来应京剧表演家马连良之请，历史学家吴晗客串戏剧创作，七易其稿，终将海瑞故事编成一个剧本，并接受友人蔡希陶建议将剧名定为《海瑞罢官》。1961年初，该剧由北京京剧团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礼堂正式上演。(2) 

《海瑞罢官》上演数年后，毛夫人江青开始找人写文章批判此剧。1965年初，她因在北京遭拒绝而向上海求助，获积极响应。在柯庆施支持下，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筹划此文，由姚执笔，十易其稿，写成这一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名篇。 

此时江青，既没有很高的职位，仅为行政九级；也没有显赫的声名，已沉寂幕后二十馀年；却可以到上海滩呼风唤雨，并返转直扑北京城。事后她在谈到自己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时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3) 

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4) 

他在另一处又说："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5) 

毛这两处讲法有些不同：一是事先被他人告之，一是事先由自己建议；但其间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文章写出前他点了头，二是文章写出后他审阅过，并认为"基本可以"。 

这篇为毛认可的文章，洋洋万言，从历史到现实，从艺术到政治，说了《海》剧许多不是。 

其间说得最重的话，要数对剧中的"退田"情节与"平冤狱"情节的批判。姚将它们与六十年代初的"单干风"和"翻案风"直接划等号： 

戏里的"退田"，就是指现实中的"单干"，就是"要求恢复个体经济"，"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戏里的"平冤狱"，就是指现实中的"翻案"，就是要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抱不平"，"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退田"与"平冤狱"，就是现实中"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后来，康生又作了一个重要补充，即"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6) 

康这一观点立刻获毛肯定："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7) 

1965年12月21日，毛说了上述的话；可在此前9月23日，他曾当着彭德怀面说过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8) 

当时，中央分配彭德怀去西南地区抓国家战略后方"大三线"建设。彭对此任命有顾虑，说自己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9) 

对于彭的担心，毛"斩钉截铁"地表示："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10) 

就在老人家表示这一"衷心诚意"同时，有两样工作正抓紧进行： 

其一、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工作，仍准备"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11) 

其二、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炮制过程，正处于紧张运作阶段。 

关于姚文对《海瑞罢官》的责难，人们已作过许多反驳，其中一个反驳就是认为姚文元对《海》剧的责难，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就是为了混淆事实而颠倒了时间过程(12)： 

吴晗创作《海》剧是在1961年前，而所谓有人刮"单干风"、"翻案风"则在1961年后； 

吴晗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是在1959年6月16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则在7月14日； 

吴晗发表《论海瑞》一文虽是在庐山会议后9月17日，但已加写批判文字，以"与彭德怀同志'假冒'海瑞问题划清界限"。 

不过，就实际情况看，姚文元对《海》剧的责难，虽有许多强拉硬扯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因为，一个剧本，不仅有它的文本意义，姑且把这看成是作者在创作时原本设想出的意义，而且有它的解读意义，姑且把这看作是读者在阅读时以自身理解方式领悟出的意义。 

用接受美学的话说，这后一方面意义，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进行再创作而获得的意义，既包括作者在进行一度创作时所设想出的某些意义，也包括读者在进行二度创作时所联想出的许许多多意义。 

同理，在《海》剧创作时，吴晗先生或许没有想到太多问题，至少没有想到后来才发生的那些问题，如刮"单干风"、"翻案风"等问题；但在《海》剧发表和上演后，读者和观众就会由此而联想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吴晗先生始料不及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对"大跃进"实际后果有了一定认识的人，在看到《海瑞罢官》这出戏时，很难不将它与现实联系起来。因为，戏中的一些情节与现实中的一些情况确有相似之处：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烧成了"昏君"，是无疑的； 

1959年，毛泽东遇到海瑞式的直言大臣，是无疑的； 

其后，他拒纳忠言且又"廷杖"忠臣，也是无疑的； 

结果，他一意孤行，搞得民生凋敝、国力衰微，更是无疑的； 

1961年至1962年，毛泽东又遇上一批大臣进言，要求他改弦更张：一是分田承包，二是平反冤案，也都是无疑的； 

1962年及其以后，毛泽东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还倒打一耙：狠批"单干风"、"翻案风"，又都是无疑的。 

对于毛泽东这些倒行逆施，广大老百姓不太清楚，但有两种人是心中有些数的。这两种人分别为一部份中共高干和一部份知识份子，前者了解实情，后者眼光敏锐。当这两种人在看到《海瑞罢官》中的那些与现实颇为相似的情节时，不免会作出些古今联想，不免会生出许多怨气。 

其中最有代表性人物，要数吴晗同事也是"三家村"村长邓拓先生了。此公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书记，既是中共高干又是知识份子，既了解实情又擅长分析，并且既敢于讲话又善于讲话。他在六十年代初，也就是在《海瑞罢官》剧目上演前后时间里，写出了许多杂文，以讽喻手法针砭时政，甚至针砭老人家本人(13)。 

如在杂文《专治"健忘症"》中，他对那种"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的人作了十分辛辣的嘲讽。那么当时谁是国中最不讲信义者呢？深知"阳谋"厉害的知识份子对于这一问题是不难作出回答的。邓本人正是在"反右"运动中不为毛看好而被撤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的。 

如在杂文《"伟大的空话"》中，他又奉劝那种爱说诸如"东风"、"西风"之类大话的人尽早去"休息"。在当时该休息却未休息且又大话连天的人中，最突出者恐怕也要数那位说是退居"二线"却总在干预"一线"的老人家了。 

像邓拓这种很爱做借古讽今文章的人，在看《海瑞罢官》时，很难想象他不会从这古代的事上联想到今日的事上，尤其当这两者很相似时，就更难想象他不会在为古人喝采时有意拖着长长的尾音。 

即便就吴晗本人来说，也很难做到在其创作中只想剧中情节而不想剧外诸事。 

他写作《海瑞罢官》时，正值1960年大饥荒，农村中有大批人饿死，城市里也有许多人因营养严重不良而全身浮肿，作者自己也不会吃得很饱。当时中央首长都限量吃饭，他这位省市级干部就更是如此了。 

面对此景此况，熟知明史的吴先生，很可能会想起海瑞时的那句民怨：嘉靖嘉靖，家家净也；很可能会将这句古话同眼前现实联系起来：时下的中国，岂不也是"家家净也"吗？就乡村而言，过去除有贫农外，还有一些中农和富农，如今就只剩下清一色贫农了。 

同样道理，毛泽东作为读者或观众，也会按自身理解方式来领悟《海瑞罢官》这出古装剧，也会由此而作古今联想。 

事实上，他也更容易作这种联想。因为他本人就是当今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就是这些年来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或直接责任者，因此他对于这借古讽今事，自会比别人更敏感、更容易生出疑心。 

他本来就以为，"单干风"和"翻案风"是冲着他来的，如今又发现，《海》剧中既有"退田"情节又有"平冤狱"情节，故很容易警觉起来：这出戏究竟要干什么？ 

即使他本人没有觉察出什么来，但只要有人从旁稍作点拨或稍发谗言，他就会十二分认真地去揣测它乃至信以为真。康生对他说《海》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他听后即信之，并当作自己的看法说给手下的那些笔杆子们听，于是乎有了戚本禹文章的发表。戚文说："《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鸣冤叫屈"。(14)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专制统治者都有许多相似处，比如，大都刚愎自用、文过饰非且又坑害忠良。与此相应，凡是抨击专制统治者的作品或凡是歌颂其反面骨鲠忠臣的作品，也都有着较多的象征意义或较宽的打击幅度。比如某一作品中的某些骂皇帝的话，既可用在李皇帝身上，也可用在赵皇帝身上；既可用来直讽已死去的皇帝，也可用来影射正活着的皇帝。 

因此，这类作品的解读意义十分宽泛，可被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意义。 

老百姓方面，在观此类作品时，很可能是会心会意的：如果当朝者是个贤君，那么这作品与他无干系；如果当朝者是个昏君，那么这作品骂的就是他。 

统治者方面，特别是那些实行苛政的统治者们，在观此类作品时，则可能是疑神疑鬼的：总觉着作品中那些骂人话是对着自己说的，总喜欢在那里搞"对号入座"。 

毛泽东就常常爱搞"对号入座"，常常自比秦始皇，并因此而很不喜欢那些痛骂这个暴君的作品，到了晚年还掀起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其间翻出郭沫若早年著作《十批判书》，指责它"尊孔反法"、"大骂秦始皇"，并写诗作评，讥之"不是好文章"。 

简言之，上演后的《海瑞罢官》所具有的意义，不限于作者在创作时所设想的意义，还包括观众在审视时所领悟的意义；而在这后者中，无论是赞成它的人所要肯定的东西，还是反对它的人所要否定的东西，都不全是作者原本想提供的东西，都有可能是观众自以为是的东西，并都有可能对应着现实中某些真实的东西。因此，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意义所作的许多非难性发掘，若都被安在作者头上，都被说成是吴晗蓄意表达的，则是十分冤枉的；但若都被当作无稽之谈，都被说成是没有事实背景的，则是十分片面的。 

"文革"后一些为吴晗鸣冤的文章，为了证明吴晗的无辜以及姚文元的无理，往往将前者的古装剧作说成与现实政治没有多少关系，以显得吴晗是非常意外地被卷入到一场政治漩涡中去的；同时将后者对前者的许多指责都说成是凭空捏造的。 

显然，这种辩护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也是言过其实的。 

较老到的政治家在实施重大举措时，很少去硬造形势，而多是想借助某种已有形势，多是想做一做借题发挥的文章，并为此而努力寻找那种确实能借以发挥的话题，那种说起来能让人觉着很像是回事的话题。 

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从批判《海瑞罢官》入手，应该说是找到了那种确实能借以发挥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中，无疑有一些虚构的东西，但也有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一些与当时中国政治实情很相似的东西。这就如同他后来发动群众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样，其间固然有蛊惑人心的一面，但也有确实抓住当时群众心中业已存在的反官僚主义情绪的一面。晚年毛泽东的政治运作能力虽已严重退化，但还没有退化到颠三倒四、胡言乱语的地步。 

不过，毛泽东从《海瑞罢官》中所抓住的那些非虚构的东西，并不都是作者原本设想出来的东西，而有相当一部份是包括毛在内的诸多读者后来解读出来的东西，故不应该让吴晗为自己作品的解读意义负完全责任，至少不应该让他为此负刑法责任。 

然而，毛泽东的专政机关就让吴晗为此负了这样的责任：将他捕入狱中，摧残致死；并株连亲属，将其妻其女也捕入狱中，致使母女两人也像其夫其父一样，都未能活着走出牢门。 

注解 

(1)引自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589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31页。 

(2)参见于伶、子真《吴晗和<海瑞罢官>》，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3)《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8─39页。 

(4)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谈话（1967.2.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2─493页。 

(5)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7页。 

(6)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2页。 

(7)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12.21）》，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93页。 

(8)引自《毛主席与彭德怀的谈话摘录（1965.9.23）》，载《彭德怀自述．附录二》，第288─289页。 

(9)引自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696页。 

(10)引自：同(9)，第698页。 

(11)引自：同(9)，第700页。 

(12)引自：同(2)，第2─6页。 

(13)在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期间，邓拓先后为《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写了150馀篇杂文，为《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写了18篇杂文。这些杂文大都从现实问题入手，旁征博引，评品人物，讽喻时政。 

(14)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1966.1.15)》，载《人民日报》1966年4月2日。 

【59】 

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一个被用作借题发挥的话题，不只是一个说起来很像是有那么回事的话题，即有一定事实背景；而且是一个可由此引发其他许多话题的话题，即有较大语义拓展空间。 

在对它的批判中，毛泽东真正看重的，不是吴晗这个人这个剧本，而是由此人此剧所能引发出来的那些东西，其中最突出者，要数"一线"中央对他的节节抵制，以及他对这些抵制的逐次摧毁。 

最初的抵制：北京方面对姚文的发表不予理睬。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中央暨北京市各大报刊均不作转载不加评论达十八天之久。当时"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1) 

在此期间，毛泽东见北京湖南两地报刊拒载姚文，便指示上海方面将此文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但"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北京新华书店奉命对"征购通知"不予答复。(2) 

继而的抵制："一线"中央对姚文掀起的批判运动进行限制。 

在毛泽东持续压力下，"一线"中央不得不作退却，同意首都各大报刊转载姚文。《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于11月29日转载，《人民日报》于11月30日转载，《光明日报》于12月2日转载。 

不过，这些大员们虽已后撤，但未一撤到底，仍在后撤过程中不断筑起防线，以作逐次抵抗。他们虽同意刊载批判《海》剧文章，但不同意将这一批判提升为政治讨伐，竭力想把它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 

《人民日报》在转载姚文时，特意置于《学术研究》栏内，并加上一段经周恩来和彭真审定的"编者按"，阐述"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方针"，既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什么，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什么，只是表明一种如有问题尽管讨论的态度、一种各方主张都予宽容的态度。 

《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12月12日发表邓拓一篇署名为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侧重从学术研究角度来批评吴晗剧本，试图把许多针对它的指责从政治批判上拉回到学术讨论中。邓拓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过问下撰写的，是经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的。 

再次的抵制：彭真等人对所谓"要害是罢官"的说法予以辩驳。 

12月22日，毛泽东在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时，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庐山会议"翻案。彭真当即作出说明：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次日，彭真在单独求见毛泽东时，又就上述问题作出说明。彭一再申辩使毛不得不置缓词：吴晗问题两个月后再做政治结论。(3)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吴晗在作自我批评同时，详尽叙述了《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试图说明此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作者还特意点出此剧是在《论海瑞》一文基础上写成的，而此文已明确写有批判"庐山会议"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话了。 

1966年1月中旬，戚本禹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均被送审中宣部。这些文章都坚持毛的观点，即《海》剧的实质在于为一小撮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鸣冤叫屈"，在于"配合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宣部以给吴晗做政治结论尚早为由，将这些文章扣住不发，直到毛亲自出面干涉为止。前后长达两个半月之久。 

最后的抵制："一线"大员拟定"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以作为政策性文件来规范日渐失控的文化批判运动。 

1964夏，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组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小组"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中央一线"。 

姚文元文章一发表就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引起思想混乱。人们很难理解一个普通评论家竟能够直接点名批判一位首都副市长，或一篇戏剧评论竟能够上纲上线地谈出那么多重大事件来。人们搞不清楚这场运动究竟要干什么，不知它还会整出什么样的人物，还会生出什么样的是非。知识份子尤其那些既有见识也有经验的知识份子，忧心忡忡且又思绪纷纷。 

鉴于这种情况，北京大员们试图订出一些规矩来，以使人们在作出言谈举止时有所依循，进而消除已弥漫在许多人心中的不确定感。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任何权力体制都要求维持一定秩序，以能够为权力拥有者带来安全和为权力运作者带来效率；作为中共权力体制"一线"领导，自然负有维持治下秩序的职责，至少此时还负有这种的职责。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着手为如何开展这场运动制定具体规定，以将它纳入"一线"中央所能控制的范围内。 

彭真在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政治问题；此次运动要坚持"放"的方针，要让大家说话；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康生在会上持相反意见，认为应该谈《海瑞罢官》要害，谈吴晗政治问题，并指责有人搜集左派材料。(4) 

2月4日，根据彭真指示，列席会议者许立群和姚溱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强调此次运动，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份地放出来"；"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5) 

2月5日，许姚起草件经彭真修改后提交中常会讨论，获得通过，但还不算最后通过，还须报请那位滞留南方不归的老人家认可。 

2月8日，彭真率陆定一、许立群等人专程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在汇报过程中，毛没有表明反对态度，但说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话。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汇报者反映左派文人关锋也写过有问题杂文时，毛答道："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另外，毛两次问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总的说来，老人家没有否决《提纲》。(6) 

2月12日，《汇报提纲》由彭真授意加写批语，经邓小平签发，作为中央文件下达，以指导各地运动。 

可见，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线"大员，彭真与陆定一等人曾经拥有相当份量的合法权力，并能运用这种权力对毛进行相当有力的合法抵制。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一段时间里，他们能够控制中央报刊以迟滞这场文化批判运动的势头，能够召集中央会议以谈出不同于毛泽东想法的东西，能够批发中央文件以下达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指令，甚至能够打着中央旗号以贬斥毛泽东直接支持的人和事。 

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曾请示北京方面，《提纲》中谈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责成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代以回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Ｑ，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7) 

彭真如此回话，已近乎锋芒毕露，以至于张春桥在被告知时当即作出判断："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8) 

尤其彭后一句话，表面上是对上海市委的批评，骨子里是发毛泽东的牢骚。 

彭真等人不会不明白，没有极其强硬的后台，无论如何姚文元也不敢撰写公然挑斗北京方面的文章，上海市委也不敢批准发表这样的文章。他们刚开始时或许不太清楚姚文的背景，但稍候时日就一定清楚此文后面的来头究竟有多大。从他们很不赞成此文又不得不同意转载此文这件事本身就可看出，他们受到了一个比他们所有人都更有权力的人的压力。 

这些大员心里很清楚，这种非党性举动的根子出在谁身上，但又不能直接说穿他，至少不能直接斥责他，于是，只好拿名义上仍属中央"一线"管辖的上海市委作话头旁敲侧击，明里指责上海市委不讲党性，暗里抱怨老人家身为党的主席却不按党的规矩行事。 

注解 

(1)引自《5．16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页。 

(2)参见：同(1)；参见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967.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8页。 

(3)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5页；参见：同(1)，第6页。 

(4)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6页；参见：同(1)，第8页。 

(5)《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6.2.7）》，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611─613页。 

(6)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7页；参见：同(1)，第8─9页。 

(7)参见：同(1)，第9─10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23─624页。 

(8)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24页。 

【60】 

以往人们在谈论"文革"初始阶段时，大都对毛泽东如何发动攻势这一方面谈得较多，而对中央"一线"如何作出抵制这另一方面谈得较少，尤其对这些抵制所具有的意义未能给予应有的阐释，致使后者显得十分消极被动，似是懵懵懂懂地挨了整、受了冤枉。 

这种谈法仅突出了这个阶段一头一尾的情况，即谁挑起冲突和谁赢得冲突的情况，而淡化了这一头与这一尾之间的情况，即你来挑战我作回应这一冲突本身的情况。事实上，中央"一线"大员尤其那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大员，对于毛发起的批判运动，并非消极被动，而是作了相当有力的抵制，至少作了能够大大激怒老人家的抵制。 

毛泽东发动文化批判，并非自批《海瑞罢官》始，但因发动文化批判而遭遇中央"一线"强烈反弹，确是自这一批判始。这其间，不仅有前者为什么要选择《海瑞罢官》来大加批判的问题，而且有后者为什么也相应地要抓住这一批判予以强烈反弹的问题。 

概略地说，这一批判迅速地激化了中共高层原本就隐有的许多重大分歧和许多非毛化情绪，并使它们浮上台面。 

例如，对吴晗大加批判，自然涉及执政党究竟怎样对待知识份子、怎样评价"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等问题； 

又如，把《海瑞罢官》说成为彭德怀翻案，自然涉及中共高层在事隔数年后究竟怎样看待庐山会议、怎样评价"大跃进"等问题。 

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共高层人士并非完全赞成毛的做法，其中一些人士甚至还想纠正毛的做法。 

老人家对知识份子向来评价不高，尤其对文化教育界知识份子一直抱着不认同态度，以至说出这样的话："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 

另一些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陈毅等，则对知识份子持基本肯定态度，常常替他们说一些公道话。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作过一个主题报告，对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群体作了一个基本估计： 

积极拥护共产党的进步份子约占百份之四十左右， 

一般拥护共产党的中间份子约占百份之四十左右， 

缺乏政治觉悟的落后份子约占百份之十几， 

各种反动份子约占百份之几。 

即是说，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是拥护执政党的，理应为执政党所信任。(2) 

1961年6月，周恩来又就知识份子问题发表讲话，承认"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民主作风不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搞"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先给人家言论定个框子，然后根据框子去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政治上去戴帽子，从组织上去打棍子，从历史上去挖根子。(3) 

周这些话显然是在为知识份子这些年来遭遇鸣不平。自他1956年作那次报告到他当下作此次讲话之间，中国知识份子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和"反右倾"运动。这些运动有一共同点，就是以言治罪，就是先让人们发表意见后让他们饱受"五子登科"之苦。 

1962年，周又频频谈到知识份子问题，既向他们表示敬意，又向他们表示歉意。3月2日，周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者和出席全国戏剧创作会议者作报告，开口便是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几年来，大家生活工作都很苦，甚至精神上也不愉快，但仍做出显着成绩。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4) 

他的这个敬辞带着苦味，有些感人，尤其对于那些饿过肚子挨过整仍努力工作的知识份子来说，当属很体己的话了。 

周还特别谈了如何善待知识份子六个问题：一是要信任他们，二是要帮助他们，三是要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四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五是要承认我们有错误，六是要改正我们的错误。这第六条只要毛还在台上便不可能做到，但这第五条若就周个人来说便已当场做到："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5) 

周这些讲话对知识份子有理解、有肯定，后面讲话还有同情、有歉意。不过，执政党总理身份又难为了他，使他在讲话时不得不搞一点"左"与"右"的平衡，既为知识份子说了一些公道话，也不忘为"反右"斗争说上几句捧场话：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6) 

周恩来的副手陈毅则要爽快得多。1962年3月，陈在一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讲话中，不提一句"反右斗争"，却发了一通"右派言论"。(7) 

1962年3月，在一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讲话中，陈毅开口便道："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 

这位挂着元帅衔的副总理，性格豪爽且才华横溢，一旦想出气就能出它个酣畅淋漓且声情并茂： 

"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如果说经过十二年改造，他们还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 

我们把人家的住房、吃饭、穿衣都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还不如资产阶级高明。 

"有一个网，我可以漏网求生，没有个网，到处都是网，你哪里能够生呐！（笑声）是呀，无网之网，大网也，网死人啦，网哉！网哉！（大笑）这个不好，今天我是出这个气。" 

陈还对知识份子整体状况作了一个基本判断：绝大多数者是拥护执政党的，是热爱祖国的；绝大多数者是有一定水平的，是可以为我们服务的；他们是"人民的知识份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脑力劳动者"、国家"主人翁"。 

他特别谈到，文学艺术方面知识份子从"五四"起就基本上站在人民一边了，在建国后就更是如此了；可有些人还将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 

他接着指出，"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形势已很严重，"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 

比如，他们明明知道你修的水库不科学，过两年就要报废，就要动员人去挖掉它、炸掉它，但不敢讲话；明明知道你亩产万斤水稻违反科学常识，但不敢讲话；因为，"一讲就说我们保守，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我们只好不讲"。 

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在谁身上呢？ 

陈认为，不能对党员干部和知识份子"各打五十大板"，而应"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 

陈进而指出，就党自身来说，主要责任不在下边而在上边，因为这些运动是由中央发动的，故"首先要中央负责，不能首先责怪做实际工作的同志。" 

陈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主办外交事务，兼管科学文教工作，故而能就执政党知识份子政策说上一些话。如在1956年1月，他直接参与讨论周恩来关于知识份子问题报告草案。如在此次会议上，他既以知情者身份披露：中央从来就没有做过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又以领导者身份表态："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以后不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当然，这个表态只反映他陈副总理想法，至于执政党以后搞不搞运动则要由那位党主席说了算。 

有趣的是，陈毅兼管知识份子问题，却没有直接参加五十年代那两场反"右"斗争，因而比较干净。1957年，他因患有心血系统疾病而离职修养。1959年，他又奉命看守国务院而未上庐山。 

然而，这并不能减轻这位副总理的内心自责感。他在此会上十分动情地说，应该给广大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脱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说着就站起身来向全场知识份子深深鞠了一躬。 

陈毅这番讲话因十分诚恳且十分生动而获六十馀次掌声和笑声。 

不过，陈很清楚，他的这些言谈虽能赢得知识份子喝采，却不合乎某一些人口味，故而自嘲为"右派言论"。事后，也确有人发指示，不许传达这个讲话；也确有人说怪话：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份子"讲话呢！(8) 

陈还想明确告诉人们，他的这些"右派言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而是郑重作出的，故在畅言之后申明两点： 

一、"我今天讲这些话，是经过考虑的，是比较有把握的，不是完全有把握"； 

二、"这是中央的方针，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 

陈上述申明将其讲话的个性和党性都作了交待：话是我考虑好说的，也是合乎中央方针或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其间既表明我陈毅个人态度，也反映中央多数人意愿。 

显然，陈毅讲话不完全属于他个人行为。他告诉与会者，他曾把"讲话的大体意思"预先向总理讲过，并获得总理赞成。陈毅讲话可以说是反映了许多中共高层人物的一种共识，即执政党要记取教训，不要再像以住那样整知识份子了，而应信任他们、善待他们，充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 

仅隔数年，毛泽东又来支持姚文元发文章，点名批判一位明史专家，并欲将这一批判推及整个知识界，故不能不触发中共高层内原本就隐有的积怨。正像陈毅1962年讲话一样，彭真等人采取抵制姚文元文章和保护吴晗的举动，也不完全属于他们个人行为，也可以说是反映了许多中央一线大员的一种共识，一种在如何对待知识份子问题上的共识。 

彭真等人此次对这一共识的表露或说对这场运动的抵制是有一些特点的： 

一是力图按组织程序办事，尽可能地发挥自己占据"一线"的优势，运用手中合法权力，监控官方传媒，颁发中央文件，以将此次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 

二是试图借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来警诫此次运动。《二月提纲》在谈到此次运动方针时，第一句话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在此之前，彭真已多次谈到"放"的问题，由他授意写出的《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就以此为主要话题。 

在毛的那篇讲话中，所谓"放"的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是发展科学艺术的好方法，而且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 

"知识份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方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9) 

1957年3月12日，毛讲了关于"放"的话；到了6月8日，他又为执政党中央起草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此公话音落下不足三月就开始大食其言了，对知识份子说是"放"实是"收"，说是"说服"实是"压服"、甚至"一棍子打死"，最后打出了数十万被彻底剥夺发言权的"右派份子"。 

毛这篇讲话，若仅就字面看，单纯得很，明亮得很，似在显示一种雍容大度的气概，似在表明他毛泽东也想附庸风雅一下，学一学史上贤君，搞一搞"兼听则明"；若再将此言与此人稍后实际所为参照起来看，就复杂得多了，也阴暗得多了，使人觉着此公气量狭小却又故作大度，害得治下臣民不知如何进退是好，先是遵旨进言，后又因言获罪。 

可见，毛这篇讲话有两重意义：一是就其字面来说的直陈意义，二是对那些亲眼看过这由其言到其行过程的人来说的解读意义。前者好比是一篇发表在商品上市前的广告词所产生的效应，后者好比是人们在看到假冒伪劣商品后再来评品那篇广告词时所生出的感受。前者仅触及人的耳目，后者则发自人的内心。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彭真等人为什么要跳过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并又跳过此人在1957年夏季所写的关于反击右派的文献，而单单挑出他在1957年春所作的这篇讲话，更准确地说单单挑出这篇讲话中的"第七点"，来作为《二月提纲》立论的主要依据，作为中央一线借以限制此次运动的一种权威性说法。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篇讲话所具有的解读意义至少可以警诫两方面人： 

一是警诫毛泽东，不要再做那种出尔反尔的事了； 

二是警诫知识份子，不要再上那种"引蛇出洞"的当了。 

就实际效果看，前一警诫未能够奏效，未能够阻止毛泽东继续搞他的政治运动，后一警诫倒起了作用，致使许多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的知识份子，真以为"文革"初期批判运动又是一次"鸣放"，又是一次"阳谋"，故纷纷采取保守立场，甚至还当了一回"保皇派"。 

不过，他们此次还是站错了队，还是站到了毛主席正对面的那个队伍里。说是"保皇"，实是保中央"一线"，保毛决意要搞掉的那些中央大员。他们1957年因进言而犯错误，1966年又因退守而再犯错误，进也不得要领，退也不得要领，当好老人家的子民实在不容易。 

此外，彭真等人之所以挑出毛这篇讲话作为《二月提纲》依据，还有一层"拨乱反正"用意。1949年后，执政党知识份子政策前后不一致，"反右"运动前相对宽松（尽管已发生"批胡风"等运动），"反右"运动后过于苛刻。彭真等人此次重新提出并大加肯定毛在1957年3月所讲的那次话，而把他在此之后所说的许多话晾于一边，从而显示他们赞成前期政策而不认同后期政策，并试图从后者这里回到前者那里。 

关于如何看待"大跃进"和"庐山会议"问题，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有许多中共大员持保留乃至批评态度（参见本书第29─32节）。 

刘少奇在谈到"大跃进"错误时，一方面说不是路线性质的，一方面又说要过五年或十年才能做结论；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一方面明显加重对彭德怀个人的批判，一方面又暗暗降低"庐山会议"本身的意义。他还特别提到，这几年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就"人祸"方面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一些负责同志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民主作风。 

朱德在会上讲：这几年"左"的歪风起来了，党内民主不够充份，党内斗争过于扩大，致使人们不敢讲话。 

陈云会上不讲会后大讲：一是大讲这几年来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突出表现为不讲真话，尤其不讲反面意见；二是大讲当前形势不像毛所说的那样正在好转起来，而是十分严重，需要经过许多年努力才能恢复过来；三是大讲"包产到户"必要性，一直讲到毛面前，致使龙颜大怒。 

据《彭德怀传》记述，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出中南海，落户京西挂甲屯吴家花园。不久，彭真与杨尚昆奉命前来安排彭学习事宜。公事之馀，"彭真不无感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份了一些。'"(10) 

从这话里可以看出，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中共高层最初就存有异议，朱德陈云自不必说，就连出身刘少奇华北局系统的彭真也有不平之音。至于过了数年后，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大都为事实验证后，这种异议就更多也更明确了。 

彭真在1959年时还只是私下向彭德怀表示同情，到了1965年底前后就运用手中权力公然阻止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牵扯起来。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不久后一次会议上，彭听到有人汇报吴晗因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而很紧张时便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了半月，他又把吴晗找去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1) 

中宣部长陆定一则多次谈起斯大林晚年犯错误话题(12)，谈起这个对于毛泽东来说很敏感很有刺激性的话题。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小舟与李锐、周惠等人私下议论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当这些话被捅出来后，"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做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13) 

这一问题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和如此爆炸性，就在于斯大林因其生前恶行被揭露而成了一个声名狼籍的人--虽然中国老百姓还不明真相，但中共高层人士已知许多实情；而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泽东一人能与此公相提并论─有着相似的政治身份，也是党老大，有着相似的执政方式，也爱搞个人专断；因此，在这个党里尤其在这个党的高层里大谈斯大林的错误，也就大有影射毛泽东的嫌疑。 

1964年底，刘少奇为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曾提出一个"矛盾交叉说"：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相互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叉。（参见本书第47节） 

刘这一说法本身是否正确，尚可讨论；但若用来状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的性质，倒很适合。后一运动所引发出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交叉"的。 

就所要批判的吴晗这个人来说，既是知识份子、明史专家，又是执政党高干、北京市副市长（与中央"一线"有较多联系）。因此，大张旗鼓地批判此人，就会同时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知识份子的思想言论问题，故容易使人想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并激起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存有的不满；二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党内同志尤其党内高层同志的不同意见问题，故又容易使人想起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并触发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积有的怨气。 

就所要批判的由吴晗写出的那个剧本来看，其间既有所谓"退田"问题，又有所谓"平冤狱"问题。姚文元则把它们与现实中的"单干风"和"平反风"联系起来横加指责，故又触及到中共高层在"包产到户"和"甄别平反"等一系列问题上所隐有的分歧。 

因此，大肆批判吴晗及其剧本，就会同时激化中共高层本已隐有的许多矛盾，就会产生一种"共振"效应。无论是毛泽东发出的冲击力，还是中央"一线"作出的反弹力，都是相当剧烈的。 

注解 

(1)毛泽东《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1964.10.1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31─332页。 

(2)周恩来《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1956.1.14）》，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3)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6.19）》，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328页。 

(4)周恩来《论知识份子问题（1962.3.2）》，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3页。 

(5)引自：同(4)，第366─367页。 

(6)引自：同(3)，第332页；参见：同(4)，第363页。 

(7)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3.3）》，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第3─26页。 

(8)引自《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8页。 

(10)引自《彭德怀传》，第652页。 

(11)引自《5.16通知．附件》，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4─13页。 

(12)引自：同(11)。。 

(1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8─179、320─326页。 

【61】 

由毛泽东创意设立的中央"一二线"体制是一怪异的权力运作体制：一方面，赋予"一线"可以监管全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赋予"二线"既可以监控"一线"也可以绕开"一线"直接过问下层事务的权力。 

依据前一方面，彭真等人可以批评上海市委，可以指责它遇事为什么不请示、不汇报。 

依据后一方面，毛泽东也可以批评彭真等人，既可自上而下地去训斥他们，又可自下而上地去拆他们的台。 

依据前后两方面关系，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在其间投机行事，或充当"二线"窥探"一线"的眼线，或充当"二线"整治"一线"的打手。 

这种权力体制，既给这个党的中枢权力运作带来政出多门、权责不一等弊病，也以此为代价而给这个党的主席进行高层权力角逐预留下很大的回旋空间。 

当中央"一线"依据他们的道理指责上海市委不讲党性背着北京方面发表姚文元文章时，"二线"毛泽东也有他的道理可说： 

上海市委虽未向北京方面打过招呼，但已向本主席打过招呼； 

北京方面虽是"一线"，但遇重大事情还应请示我这个"二线"； 

你们在事发当初，不明事情原委而作出抵制举动，还情有可原，但时过数月，已明知我是此事后台却仍要追究此事责任，抓着上海市委不放，指桑骂槐，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于是，老人家很快就凭借着这个体制所赋予他的特殊权力，以及凭借着他个人所拥有的巨大权威，对"一线"的一系列抵制活动作出一连串激烈反应。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抱怨："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现在大、中、小学大部份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垄断了"，这些地方的文化批判运动还没有真正搞起来。他还点了受到北京市委庇护的"三家村"的名，并警告中宣部不要步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因犯错误而被撤销的后尘。(1)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两次找康生谈话，另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对北京方面作出更为严厉的批评："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发出警告："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要彭真就回话杨永直事，向上海市委道歉。(2)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康生向会议传达毛近期多次讲话精神。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与会者也依照毛讲话精神批评彭真。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起草一个撤销并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二、成立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强调：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地方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出，主要是党、军。他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提法，说出一段后来被"革命造反派"屡屡诵读的名言：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3)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谈到彭真问题：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情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的本质已隐藏了三十多年。(4) 

至此，彭真的倒台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中央一线的崩溃，已成定局之势。 

就在批判彭真等人的同时，军队里也掀起"阶级斗争"的波澜：一是整出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案，二是推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同时提名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昔日延安抗大正副校长此时又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新的一轮合作关系，一轮最终未有善果的合作关系。 

林彪虽为军队统帅，但长期处于半休养状况，是个病号。罗瑞卿因此而获有较多实权，不仅能够管总参谋长份内的所有事务，而且能够管国防部长该管而未能管起来的许多事务。于是，在中共军队高层内，也形成一种类似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里的"一二线"关系：罗为"一线"，林为"二线"。 

然而，这种"一二线"关系对于那些权力意识很强的人来说，是很难处理好的。 

就"一线"者来说，我既然在前面办实事，就应该拥有实权；并且，我既然还能够办更多的实事，就还应该拥有更多的实权。 

就"二线"者来说，一方面放权于人，另一方面又不放心于人；一方面鼓励人好生使用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时窥视人是否僭越权力。 

林罗二人都属权力意识很强的人：一个精力旺盛，什么事情都想抓起来管起来；另一个则疑心重重，总担心自己地位受到别人威胁。因此，他们不可能长期合作下去，虽于1959年秋手拉手地坐上中共军队中最显赫的两个位子，但到1961年后就开始磕磕碰碰起来了。 

其间比较重要的冲突有这样两个： 

一是所谓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1964年，罗在林彪过问不多情况下，大抓了军事训练工作，抓得轰轰烈烈，抓得全军上下兴起一股大练兵大比武热潮。为此，罗获得许多中央领导的好评，但也遭到自己顶头上司的不快。林彪指责说，军事训练搞得太多，冲击了政治。罗难以接受这种指责，用词颇为尖锐地辩解道，搞政治工作应落实到包括军事训练在内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而不能搞"空头政治"。于是，林给罗扣上了反对"突出政治"的大帽子。 

二是所谓罗瑞卿想要林彪"让贤"。1964年，毛泽东发出要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指示。罗在向林汇报军队为贯彻这一指示而采取那些措施时，讲了有些老干部应该"让贤"的话，致使后者发生猜疑。1965年12月初，林向毛告发，罗曾托已故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叶群捎话，希望她劝林彪好好保养身体，不要多管军队事情，而让罗去主持一切。这一告发虽在一些人看来属于"死无对证"的事(5)，但在毛泽东那里获得迅速反应。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林彪等人对罗瑞卿进行所谓"背靠背"揭发批判，随后削去其兵权。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中央有关方面在北京开会，继续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前期会议对罗进行所谓"面对面"斗争，致使他不堪屈辱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未遂。后期会议对罗进行缺席批判。最后会议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将罗的问题定性为"篡军反党"。 

1966年2月2日至20日，也是彭真在北京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制定《二月提纲》前后时间，毛夫人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做了一个会议《纪要》。两个会议时间相近而主旨不同：一个强调"有破有立"，对现实多有肯定；一个强调"不破不立"，对现实多有否定甚至完全否定。 

《纪要》宣称：自建国以来，文艺界就"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毛泽东读至此处，感到言犹未尽，于是提笔批语："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6) 

就此座谈会的形式看，很不正常。江青不是军人，却能够主持军队会议。会议也不是中央会议，却能够评判中央路线，并且一评就评出它十几年功过是非，其《纪要》也被当作中央文件于当年4月10日批发全党。 

就此座谈会的背景看，又有许多合法性依据。军队统帅林彪热情提供会议场所，党主席毛泽东也热衷担当场外指导。这也是他们两人继整罗瑞卿后再度作出的连手进击。 

前者明令总政治部，"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后者亲审《纪要》，看了好几遍样稿，作了十馀处改动，使之成为一份直接反映他本人意图的文件、一份直接鼓动"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注解 

(1)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07─413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9─1240页。 

(2)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3.28─30）》，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05─406页。 

(3)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41─1242页。 

(4)参见：同(3)，第1242页；参见：同(2)，第406页。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270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8─623页。 

(6)引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载《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第4─5页；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8─623页。 

【62】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此时仍滞留南方，但事先对会议作出许多安排，并最终从会上获得他最初想获得的许多东西。 

会议最重要成果，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5.16）》，即人们习惯上说的《5．16通知》。此件在会前就已由陈伯达起草并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而成定稿了，在会上主要是供人们学习领会，并履行组织通过手续。 

《通知》有三方面内容： 

其一，宣布两条决定：一是撤销1966年2月12日彭真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是"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后一决定为毛泽东亲笔所加。 

其二，对《二月提纲》作了十个方面批判，指责"这个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底的修正主义"。其中有五个方面批判、六段话（最长者四百八十馀字）为毛亲笔改写。 

其三，向全党全国发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一号召用语全部出自毛本人手笔：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第一段话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要搞文化批判，批判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二是要搞政治"清洗"，清洗那些"混进"党、政、军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相比较，后者更根本些，是前者得以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 

第二段话又对第一段话中的第二层意思作进一步阐述，定性更高，用词更趋激烈。那些"混进"者们被直接说成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是要来夺取我们的政权的；尤为严重的是，他们中一些人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成了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末了一句话后被解释为特指国家主席刘少奇。 

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较多的高层权力斗争色彩。思想文化问题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领导权问题才是它的核心所在。 

执政者毛泽东真正看重的，不是舞台上演了什么戏剧或报刊上登了什么文章，而是党政军大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他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鼓励批判《海瑞罢官》，说到底是要向中央"一线"权力集团挑战，是要借文化艺术舞台来上演政治夺权剧目。 

当此剧第一幕结束时，老人家已一举夺下中共北京市委大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大权、中共中央宣传部大权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权，整出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撤销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长职务、撤销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加予彭、陆的主要罪名，是坚持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以抵制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加予罗的主要罪名，是"篡军反党"；加予杨的主要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 

关于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高层权力斗争问题的真实用意，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看得最清楚，也表露得最清楚。就在《5．16通知》获得通过后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就此通知精神作了一个解释性讲话。他讲话没有稿子，故讲得结构松散、逻辑有些零乱，但要讲的问题都讲到了，并都讲得很有个性，很能抓住人。(2) 

他首先大讲政权的重要性：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 

"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因此，无论碰到什么千头万绪的事情，都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他接着从横与纵两个维度--世界现状与中国历史--来大讲政权斗争的严峻性。 

"世界政变成风"："一九六零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类似情况："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为此，林引用了许多材料，包括引用了诸如赵光义"烛影斧声"、康熙"传位十四子"等传说性东西。由于渲染过份，以致危言耸听，二千年中国史在他口中几乎成了一部政变史，一部透着血腥气与诡诈气的宫闱秘史。 

林彪谈世界政变成风，谈中国历史黑幕，目的还是为了谈中国现实，谈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现况。 

林彪接着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着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着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搞政变要抓两个东西：一是"抓笔杆子"，造舆论；二是"抓枪杆子"，搞军队。"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正是抓了这两个东西："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 

林这些话很是惊心动魄，尤其后一段话，绘声绘色且又故弄玄虚，有意识地营造了一种神秘、紧张乃至恐怖的气氛，从而烘托出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的严峻性。 

数年后，林彪这些讲法随着他本人受批判而被否定了，即因人而废言了。用来指责这些讲法之所以有问题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这封信据说写成于1966年7月8日，即林作上述讲话五十馀天后；公布于1972年5月下旬，是"批林整风汇报会议"（1972.5.21─6.23）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文件。(3) 

毛在信中评论了林的"5．18讲话"，谈出了他的两点不满：一是大讲政变问题，二是大吹他毛泽东著作。 

关于前者，毛是这样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4)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毛不大赞成林关于政变的说法，但难以看出毛坚决反对林这些讲法，更难以看出毛之所以反对林这些讲法的充足理由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毛提出了什么反对理由的话，那也只是认为林这些讲法与众不同，太特别了。 

就内容来看，林的讲话应该说摸到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决中共高层内的领导权问题，要搞掉中央"一线"上的刘少奇等人。林的讲话应该说抓住了《5．16通知》─特别是它的第三部份─的精神实质。 

就形式来看，林的讲话又太有他个人的特点，总爱用他"自己的习惯语言"来谈领导权问题，谈得过于直露、过于渲染，以致将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谈得赤裸裸且惊心动魄，谈得连毛泽东这位事主都感到诧异、都感到不自在。 

林彪之所以采取如此讲法，似与他的军人出身有关。无庸讳言，林曾是一位优秀将领，拥有许多军事天赋，如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迅速且准确地选定主攻方向，并坚决地予以突击。 

例如，在林创制的诸多战略战术中，最为林本人看重的，要数"一点两面"(5)。该战术大意为：在一攻势作战中，应集中己方最强劲的力量向着敌方最薄弱的"一点"实施突然攻击，同时部署己方的所有助攻力量在敌方的"两面"或多面朝该点作求心攻击，以最终歼灭该敌。 

在"一点两面"战术内，又最为林本人看重的，要数"一点"。其间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要正确地选出这"一点"，二是要断然地突击这"一点"，对之"猛打、猛冲、猛追"（即"三猛战术"），敢于"刺刀见红"。 

当这种军事行为方式被运用于政治斗争时，若仅从策略上看有长处有短处：长处在于十分讲求打击目标的明晰性，尽可能迅速且准确地弄清自己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谁，所要突破的关键点在哪里；短处则在于不大顾忌打击方式的掩饰性，以致在意图的表达上和在手段的选择上都近乎是赤裸裸的。 

这些长短处在林彪"5．18讲话"中都表现得很充分份。其话语十分明快，能够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实质，抓住毛心底里的意图；但也过于直露，竟将一向被大幕覆盖着的执政党高层内的"很多鬼事、鬼现象"都给抖搂出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官方传媒上被宣传说具有反修防修永葆革命本色的崇高目的；在林彪讲话里则被还原为这样一件事─不过是中南海宫廷斗争向外并向下的一种延伸而已。 

政治与战争虽有联系，但确有不同。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虽是政治的继续，但只是政治的一种特殊样态的继续。(6)战争直接诉诸力量，要求以最断然的方式解决问题。政治尤其是那种很注意向老百姓作宣传的政治，除了要凭一定实力外，还要务许多"虚"事，或铺陈造势，或遮遮掩掩。 

林彪在其5月18日讲话中，还嘲笑了一种人："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甚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这一嘲笑可以看作是某些军事家对某些政治家的嘲笑，嘲笑他们过多地注意了次要方面乃至于忽略了主要方面。 

军事家开起战来可以不顾及那些坛坛罐罐的东西，一个劲地向对方要害处狂砸猛打。政治家做起事来则常要顾忌许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有时还要人为地制造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这如同读书，由于处处在意，就不免圈圈点点，甚至在已经抓住文章中心大意后还要再划一些条条杠杠。 

林彪说到底是将军而非政客。他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到极致上；要么不说话，要说就说到要害上，说到执政党最高权力究竟由谁来执掌这一核心问题上。 

注解 

(1)《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6.5.23）》、《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5.24.）》、《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5.16）》，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24、24─25、13页。 

(2)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1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6─23页。 

(3)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43页。 

(4)《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5─56页。 

(5)林彪《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1947.2.）》、《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1947.4.19）》、《战役指挥问题（1947.9.30）》，载《林彪文选》上册，131─140、141─163、167─177页。 

(6)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译本，第43─44页。 

【63】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本党高层中的领导权问题，是要搞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当权派。 

那么，毛泽东为实现这一意图而采取什么方法呢？ 

基本方法就是搞群众运动，就是发动群众起来整他们的领导以及他们领导的领导。 

所谓"搞群众运动"，有两个基本环节： 

一是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一些执政党领导人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合乎组织程序的正常方式与不合乎组织程序的非正常方式，将群众鼓动起来，使他们充满激情，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去做鼓动者要他们去做的任何事情。 

二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受到鼓动的群众纷纷起而"犯上"，冲击那些一直管束他们的领导干部，冲击那些总在约束他们的规章制度。 

不过，被鼓动起来的群众，既有按上面的要求来行事的一面，也有按自己的理解来行事的一面。与此相应，这一群众运动既有按预定部署进行的可能，也有以失控形式或近乎失控形式进行的可能，不仅会冲击鼓动者要求他们去冲击的人和事，而且会冲击鼓动者没让他们去冲击的人和事，甚至会冲击鼓动者本人。 

在整党内"走资派"问题上，毛泽东之所以采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事方面的原因。 

前文在分析"四清"运动的体制性原因时曾指出，执政党实行一种姑且称为"一元化领导"的权力运作体制，其内部只存在单一渠道的纵向监控关系，而缺乏分权性的横向制约机制。当其上级权力机构─不论是"四清"时由刘少奇领衔的"一线中央"，还是"文革"时由毛泽东挂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想要有效地整肃其下级权力机构时，就会因遭遇体制性困境而另辟途径（参见本书第48节）： 

─当上级想要了解下级的实情时，尤其是想要了解下级不听上级话而"犯错误"的实情时，就不能只是采用这个体制本身所提供的常规方式─由下级自己提供有关自己情况的方式，而应加以采用某些体制外的非常规方式，如由上级派人越过下级而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去搞"扎根串联"，动员群众大胆揭发他们的领导，有什么说什么； 

─当真的揭发出许多问题来时，还要动员群众起而斗争他们的领导，写大字报，开批判会，甚至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已是在搞运动了。 

此次运动所要整治的主要对象是十分特殊的，是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高层人物。 

这些人物既拥有很高的声望又掌有很大的实权。他们大都经历过出生入死的革命，做出过不同凡响的业绩，并被大众传媒广为宣传。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当权派，其中一些人还是"中央一线"大员，并构成了中共高层中的多数派，占据着中央机构里的大部份关键性岗位。 

显然，要整治这些特殊人物─准确说是特殊人物群体，也必须采取某种相应的特殊方法，某种能够对症下药的特殊方法。为此，毛泽东选择了群众运动方法。 

群众运动无疑具有这样的功能，即能够有效地消解这些特殊人物所拥有的上述两大优势：声望与实权。因为，群众运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打着某种"民意"的旗号，即有着某种天然的权威，某种高于其他权威的权威，从而使其鼓动者可以借此来否定政敌的权威，或是贬损他们在老百姓心中已享有的权威─声望，或是侵夺他们在现任要职上已拥有的权威─实权。 

最明显不过的道理就是，用群众运动方式尤其是用全国性群众运动方式来整治某些人，也就是将这些人置于一种"千夫所指"的地步、一种"国人皆可骂"的地步，故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搞臭他们，进而清除他们所曾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另外，群众运动常常情绪化，常常带有报复性色彩。在一个非民主化社会中，所谓"群众"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下层，长期苦熬于受压抑的境地。当他们一旦能够起来批判别人时，尤其能够起来批判那些曾严厉管束过他们的人时，就很可能要向那些人宣泄他们以往的积怨，很可能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小子怎么也有今天这熊样？！ 

其中，一些过激份子还会将他们怨愤的情绪化为过火的行动，不择手段地羞辱乃至摧残他们的批判对象，既搞政治批判，又搞人身攻击─漫画其生理特征，公诸其个人隐私；既搞文斗，又搞武斗─殴打、捆绑、"喷气式"。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尤为突出。许多曾经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至少曾经看起来像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旦上了"革命群众"的批斗会，个个蓬头垢面，威风尽失。 

群众运动作为一种权威资源，还可被其鼓动者用来进行高层权力斗争。 

当时在执政党中央里，由于大多数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持消极态度，持不理解不紧跟态度，致使毛泽东还不能稳居优势的地位，还存在权威资源匮乏的问题。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老人家除了继续在高层内做说服工作以争取更多人支持外，还转而到高层外去开发新的权威资源，去发动他的群众运动，打起"广大群众要求"即"民意"的旗号，借以强化自己在高层中的地位，同时向那些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发出警告：若不改弦更张就会被戴上"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帽子。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主张受到许多中央委员的冷遇，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1)面对这一形势，毛只好到高层外去寻求支持、去搬兵，以弥补他在高层内已显匮乏的权威资源。 

结果他搬兵搬来了"红卫兵"。 

8月1日，即全会正式开幕的第一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当日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并附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 

8月7日，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称《十六条》）获得通过的前一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此前写出的那张大字报； 

8月10日，即《十六条》公开发表后的第二天，老人家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在场群众讲了一段迅即传遍全国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另外，会议还请来了包括聂元梓在内的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让这些虎视眈眈的"革命小将"坐在那些惶惶不安的中央委员身旁，列席会议全过程。 

老人家通过这些举动向中央表明，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他毛泽东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一，革命群众是支持搞这场革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两张大字报的标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另一是《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明确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份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2) 

其二，他毛泽东也是支持革命群众的，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他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作出表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于热烈的支持。"(3)他还在自己的那张大字报里发出盛赞：北大的那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 

正是借助群众运动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权威性，毛泽东在得不到许多中央大员积极支持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作出政治退却，反而强化了他个人在中央里的权力地位，使他能够在此次会议上由"二线"重返"一线"。"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 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4) 

7月29日，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进行期间，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份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均与会讲话，承认"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承认自己已有些跟不上形势了。毛泽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隐身坐于幕后。当最后一个发言人话音落下时，大幕豁然敞开，老人家闪身出现在台前，向革命小将频频挥手，全场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声经久不息。 

这是戏剧性的一幕，但上演了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并蕴涵着一个很确切的喻义：毛泽东作为一个很富有表演才能的政治家，在人民大会堂里由幕后走上前台，隐喻着他本人在执政党高层中从"二线"重返"一线"，再度统揽中央大权。 

不过，话说回来，毛泽东最初划分一线与二线时，就没有将这两条线划得很开、分得很清；而只是在其间拉上一层帏幕，不掀开它便有一线与二线之分，掀开它二线也就变成一线、后台也是前台。 

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种由掌权者自己为自己设计权力运作体制的做法有很大弊病，是许多恶政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要制约掌权者的统治，而是为了要方便掌权者的统治，使他能够随其心意地进行统治。毛泽东创设所谓"一二线体制"，就为了使自己能够在执政党高层权力格局中处于进退自如境地，能够在自己所划分的一线与二线之间很方便地进进出出，进可抵于一线，退可守于二线。 

毛泽东在世时，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了一套权力运作体制。邓小平复出后，也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了一套权力运作体制，以保证自己虽不具有第一执政的名份却能掌有第一执政的实权。邓小平谢世后，其继任者是否也想按自己的需要创设一套权力运作体制？是否也想在中央机构里拆拆建建以使自己统治起来更方便些？ 

但愿执政党中央的权力运作体制，在其政治强人纷纷谢世后，不要再像裁缝铺里的那些布料一样，只是根据不同执政者的高矮胖瘦来裁剪拼接；而应像公民守则一样，不论张三李四都要依此行事。 

执政党中央权力机构的创制权，不应归执政者个人或少数政治寡头所拥有，而应归公议机关─或公民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所拥有。当然，这里所说的公议机关，不是那种橡皮图章、那种只会为执政者频频举手的表决机器；而是这样一种机关：不仅是能给执政者划定运作?围的权力机关，而且是能对执政者进行质询盘诘─就像老师讯问有过作弊记录的学生一样─的督察机关。 

需要说明，毛泽东在作一二线进退时，并不是赤裸裸的，还讲了一点行事的名义，还设法为自己何以要退又何以要进找出一些理由。他当初退了下来的名义是："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想让其他一些同志"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5)他后来转而又进的名义是：中央一线同志已无法领导正迅猛发展着的文化大革命了，故需要本主席亲自出来驾驭这场群众运动。 

1958年，老人家推开周恩来陈云等人而跑上前台，亲自挂帅搞"大跃进"；时隔八年，他又推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而再度跑上前台，亲自挂帅搞"文化大革命"。两次挂帅，搞的内容很不相同，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政治斗争；但搞的形式很是相似，都打着群众运动的旗号，都借着群众运动所具有的那种近乎天然的权威性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地位。 

在执政党中央里，老人家一旦身旁冷落、帅旗下人马无多时，就会跑到中央外去招募新勇、扩编队伍以增自家军威。他此次招蓦新勇，招来了一群青年学生、一批儿童团、一帮成熟不足而活力有馀的躁动者。靠这些人来打开局面，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声势是能够造起来的，至少能够在初始阶段造起一派蓬蓬勃勃的气象来。 

注解 

(1)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利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8页。 

(2)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966.5.25）》，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3)《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8.1）》，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62页。 

(4)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50页。 

(5)引自：同(4)。 

【64】 

《5．16通知》发表，掀起了第一波"红卫兵"运动，其范围仅限于部份大中城市里的部份大中学校。《十六条》发表，又掀起了第二波也是更大的一波"红卫兵"运动，其影响已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为躁动也最显真情的一幕。 

1966年5月25日，即《5．16通知》公开发表后的第九天，亦即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当时，宋硕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列数他们的种种"错误言论"，指责他们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打着"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旗号，"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致使北大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深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图的康生，是这张大字报的幕后主事者。(1)事前，他派夫人曹轶欧率调查组进入北大，名义上代表中央理论组下来了解情况，实际上搞"扎根串连"：避开北大校方，先找出一些像聂元梓这类敢做出头鸟的"根子"，并把他们串连起来，再鼓动他们站出来，公开反对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事后，他避开中央一线，将大字报底稿密报正在杭州的老人家。 

6月1日，即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后的第八天，毛泽东读到了它的底稿，立刻责成北京方面予以广播和刊载。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登载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在"欢呼"之馀，还发出这样的号召：凡是反对毛主席的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把他们打倒。这已是半明半暗地要将群众运动这把火烧向执政党高层。 

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全国震动，许多大中学校纷纷响应，一时间"大字报满天飞"（毛泽东语(2)）。西安交通大学6月2日一天就贴出一万馀张大字报。 

大字报锋芒所指，主要集中在两类人身上：一是学校领导，即所谓"形形色色的陆平和彭佩云"；二是专家学者，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有点类似"四清运动"所要整治的两类对象：一是党内"四不清干部"，二是党外"四类份子"。 

在要不要打倒前者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并因此而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是主张予以打倒的"造反派"，一是反对予以打倒的"保守派"。 

至于要不要整治后者，则没有多少分歧。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在批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的问题上，都是不遗馀力的。即使在那些后来也被打倒的学校领导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曾积极领导过或参与过对后者的整治，有意无意地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从自己身边引开，引向那些既无任何党派庇护又无自我保护能力的知识份子身上。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亲笔写上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话，发出要整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号召，致使中国知识份子进入了他们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些人还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 

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来羞辱知识份子，尤其可以来羞辱大知识份子。心术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目不识丁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口号，甚至知识份子自己也整起自己来：变节型知识份子整执着型知识份子，流氓型知识份子整君子型知识份子，贫学型知识份子整富学型知识份子 正如"大右派"罗隆基说的，小知识份子整大知识份子。 

如此整治"学术权威"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一大批像傅雷、老舍这类既有造诣又有气节的知识份子因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1966年夏秋期间，北京什刹海四周常常围拢起一圈又一圈的人群，围观着一具又一具从湖水里打捞上来的自尽者尸体。 

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笔者，在整"反动学术权威"最厉害的那段时间里，就有好几位教授先生从正对着他家的一幢高楼上跳下来。他亲眼目睹这些学术名流尸横水泥地面的惨状和尸体旁的标语：" 自绝于人民，死有馀辜！" 

有一位文化人在其文章中谈到，较诸东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古代中国文人自杀的事，除了头有屈原投江、尾有王国维沉湖、中间冒出个李贽自裁外，还鲜有其例。(3) 

不知这位作者后来有没有把文章接着做下去，谈一谈现代中国文人自杀的事。若是谈的话，似应得出与他先前说法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几十年中，中国文人尤其中国精英文人自杀的事，就不是什么"实例的匮乏"了，而是实例狂涌，数不胜数。 

学友间相谈过，若将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知识份子自杀情况作一认真统计，其运作无疑是工程浩大的，其结论也无疑是骇人听闻的。若再将这种非战争状况下的知识份子自杀情况作一纵横比较，其结果也一定是令人震惊的：纵比，肯定冠盖中国历史；横比，也很可能冠盖东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老人家在此问题上又放了一颗"卫星"。 

以往中国文人在遭遇劫难时，尚有些去处可躲避，借用那位文化人所引述的话说："入而儒，隐而道，逃而佛"，即可躲于山林，避于庙观。当蒙古铁骑纵横中原时，那些不从"鞑子"的读书人，只要穿上道袍，多半可安下身来。又当满清八旗入主北京后，那些誓不降清的士大夫只要遁入佛门，也多半可消灾避祸。 

可到了"文革"时，那些不合时宜的中国知识份子能往哪里躲呢？哪里都有"造反派"，哪里都有"公检法"。不要说外面的尘世之人想往庙里观里躲，就连庙里观里的脱俗之人也要被拖出来羞辱一番。 

有一幅照片拍下了当年一幕真实景象：许多满脸愁容的和尚被排列在哈尔滨"极乐寺"庙门前"示众"，其中几人还拉着一幅大标语，上面写有八个大字："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插页） 

不过，在毛所要搞的这场革命中，批"反动学术权威"、斗"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还只是前奏曲，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是重头戏。正如毛在指导"四清"运动时所说的，"先搞豺狼，后搞狐狸"，重在整"当权派"。 

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重在整学校里的当权派。继北京大学整出陆平校长后，南京大学整出匡亚明校长，上海音乐学院整出贺绿汀院长 

冲击学校当权派造成两方面后果： 

其一、学校秩序持续恶化。学校中的主要领导人被贴上许许多多大字报，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乃至丑化。这就使得他们在群众眼里成了一些很可疑、很不值得尊敬的人；同时使得他们所掌管的那些曾能有效监控校园的职能部门发生瘫痪。于是，整个学校开始出现各种无政府主义现象。 

其二、批判矛头继续上指。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内，学校里的当权派只是执政党既定政策的执行者。当对学校领导的批判一旦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时，一旦追究起他们之所以要如此行事的根子来，就会将矛头进一步指向这些学校领导的领导，指向高教部、书记处、中央一线。 

面对如此形势，中央一线迅速作出向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决定，同时还作出"八条规定"，即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4) 

关于中央一线为何要派出工作组、为何要制定各种限制性规定这一问题，以往人们多是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即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免混乱、为了维护学校秩序，也就是为了应对上述第一种后果。(5) 

这种说法虽有助于渲染中央一线的善意以及因此而受到的委曲，但也低估了中央一线的作为。事实上，人们还可以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即中央一线之所以如此行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想主动且有效地控制乃至遏制这场运动，以防止它搞过了头、搞到它不该搞到的地方─中央一线。这种努力可以看作是对上述第二种后果的一种反弹、一种非常积极的反弹。 

正是出于这一积极方面考虑，就不难理解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不是仅做"维持会"工作，而是积极干预运动，甚至想扭转运动方向；就不难理解工作组本想阻止整人可结果自己也整起人来，并且整得有些过份，以致整出一些人命来。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造反派乱斗干部教师事件。工作组立即予以制止，并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予以谴责，随后将处理此事过程写进《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6月20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批准转发这一简报。中央批语称："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6) 

6月21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掌握在工作组手里的学校大权，如果代表我们则要拥护，如果不代表我们则要夺过来。当日，工作组成员王光美尖锐指出：蒯大富要夺权。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郑重宣布：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6月26日，许多师生员工在校园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工作组。在此前后时间里，刘少奇和薄一波都向工作组发出反击指令。于是，清华园里掀起了"反蒯斗争"，掀起了围剿造反派运动，致使蒯本人被开除团籍并被关押18天，致使另一人因不堪批斗而自杀身亡。 

外省高校也出现类似情况。6月6日，西安交通大学一部份学生试图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批评陕西省委。当天，工作组就在中共西北局支持下作出反击决定。7日、8日、9日接连三天，全校各系频频召开批斗会，批斗所谓"闹事的尖子"，并将其代表人物李世英戴高帽子游校，致使他于9日中午愤而自杀，未遂。 

经过工作组一番"反击"，造反派势头被遏制住了。约在6月下旬至7月中旬这段时间里，学校秩序有所恢复，重大事端鲜有发生，中央一线基本上控制了局势。 

必须承认，刘少奇是一个很有党性且很为干练的党务工作者，在处理那些他认为是犯了错误的人时，是很坚决的，也是很有办法的。不过，他的处理方式大都偏于严厉，用彭德怀将军曾评论他的话说，有些"左"。他以往在"延安整风"、"解放区土改"、"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运动中都有过这方面表现，都有过"扩大化"问题。 

然而，此次与以往有很大相同：以往他所要整的人，多是他的上司毛泽东授权他去整的人，即使整得过激了些、超出了授权者预期，也至多被批评一下；此次他所要整的人，竟是他的上司毛泽东唆使着来反对他的人。他不经意而撞到了正搜寻着自己的枪口上，打了几十年猎物，打到末了打得自己竟也成了被打的猎物。 

注解 

(1)参见林浩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载《北京日报》1981年1月9日。 

(2)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2.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93页。 

(3)李洁非《自杀与被杀》，载《中华读书报》1996年10月16日。 

(4)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5)参见：同(4)。 

(6)《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6.20.）》，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49页。 

【65】 

对于中央一线的反击，毛泽东很快予以反击，即对反击的反击。 

7月18日，老人家从武汉回到了北京。 

他在听取各方面汇报后发了一番感慨："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只有北洋军阀！" 

他接着批评道："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给群众运动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纳入邪轨'。"(1)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再次批评刘少奇等人，并作出从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知。 

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每年中共中央至少召开两次全会。可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三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召开一次全会。 

一般说来，中央全会上所要讨论的许多议题，理应是多数中央委员所已从事的主要工作。就这几年而言，多数中央委员即中央一线所已从事的主要工作，正是在想方设法地恢复被毛领导的"大跃进"搞垮了的国民经济，对之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显然，召开这种由一线唱主角并唱出那番台词的会议，对于那位已退居二线却很好抢戏并死不认错的老人家来说，不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老人家不在一线就不愿意召开中央全会，回到一线就急着要召开中央全会，急着要借此会议改变党的工作重心，清算此前的中央一线工作，确认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任务。 

7月24日发开会通知，7月27日开预备会议，8月1日开正式会议。 

8月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批评中央一线：(2)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 

─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 

─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5日，毛泽东写出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再次严厉批评中央一线：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3) 

从这些批评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的中央一线是很为不满的，甚至是深为憎恶的，竟将他们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均是中共政治教科书中的大奸大恶者─相提并论，指责他们"镇压学生运动"、"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既揭了他们在"五十多天里"所犯的错误，也揭了他们在"1962年"和"1964年"所犯的错误；并将这些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假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将他们本人侮称为"牛鬼蛇神"。 

他这张大字报是他晚年难得写出的几篇政论文章之一。在此文中，已没有诸如"因为 ，所以 "之类的分析性陈述，或诸如"假如 ，那么 "之类的推理性陈述；而只有许多不容讨论的断言，左扣一个大帽子，右扣一个大帽子，最后还来了一句"又何其毒也！"红卫兵大批判言辞跃然纸上。正像该文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整个文章的水准也就止于一张"大字报"─一种用政治术语泼骂大街的文体─的水准。 

若从行文上看，人们很难相信写这张大字报的人曾写过像《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那样的佳作。毛泽东老了，已在文思才情方面严重退化了，可是，他还不服老，还要在文化思想领域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不过，老人家有一点很好，就是在写不写文章上是有气度的，也是很骄傲的。自己写不来，就不写或不多写，并也不让别人代写─很可能不相信自己身边那些人有代自己捉刀的能力，而宁愿发那种三言两语但确由自己亲口说出的"语录"，以作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相形之下，另一些领导人就显得气度不够了。当他们已很难亲笔写文章而又很想发文章时，便采用了这样一种写作程序：其一，由自己出个题目，大大咧咧讲上一番话；其二，让自己秘书班子找一僻静处去细细琢磨，先是整理首长思想，将那东一句话西一句话归拢起来，接着谋篇布局，最后码字成文；其三，将文章署上自己名字，或发于中央报刊，或收入自家文选。结果造成了中共文献史上的一种有趣景观：该党头号文章高手不到七十岁就很少发表文章了，而文才远逊于他的后来者过了七十岁、八十岁还在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大作。 

这种官场文风也影响了学界文风。如今一些所谓"学术名流"也照此办法行事，先让弟子代笔成文，后把自己名字签在一连串名字最前面，以科研项目负责人自居，甚至把自己名字签成唯一作者，仅在后记中表示感谢某某学生为本文提供过某些参考资料。学界似也成了先生为首长弟子是秘书的官场。略有不同，这种文风在官场仅为不甚高雅，在学界则属腐败现象。 

八届十一中全会有破有立：破，主要是中央一线工作受责难并致使中央一二线制度被取消；(4)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获通过。 

关于运动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十六条》将其概括为："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后来人们将此任务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 

关于运动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十六条》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关于运动所要采取的主要方法，《十六条》指出："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充份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十六条》还特别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复述《二十三条》已说过的话。不过，先前主要整的是执政党基层中的当权派，此次主要整的是执政党高层中的当权派，主要整的是先前整人的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破与立，还体现在中央领导层人事变动上。 

在中央常委会内，刘少奇由排名第二降至第八，林彪由排名第六升为第二即坐上了"副统帅"位子，周恩来排名第三未动，邓小平由排名第七进至第六，朱德由排名第四退至第九，陈云由排名第五降至第十一即倒数第一；另外新增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分别排名第四、第五、第七、第十。 

在新增者中，陈伯达、康生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较早参与毛泽东策划"文革"活动，属老人家圈内的人；陶铸来自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属较有影响的地方长官；李富春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属周恩来系统的人。 

在中央政治局层面上补进六名成员，除上面提到的陶铸、陈伯达、康生外，还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后三人均为军方要人，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分别名列第八、第九、第十。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会，文化大革命正副统帅都作了讲话。 

毛泽东提出要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九大"，并谈到此次会议所作决定还有待"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贯彻执行。他还谈道，"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5) 

林彪总结道："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同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6) 

事实发展印证了林彪这一评价。正是通过毛泽东主持召开此次会议，文化大革命又获转机，由近乎停顿到再度进击─红卫兵狂潮，一波刚落，一波又起，一波比一波，起得更为高涨，起得更为汹涌。 

注解 

(1)毛泽东《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7）》，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38─440页；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6页。 

(2)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2─53页。 

(3)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8.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20─421页。 

(4)参见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35─438页。 

(5)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8.12）》，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21─423页。 

(6)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8.12）》，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82页。 

【66】 

8月18日，即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第六天，亦即为贯彻全会精神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8月13─23日）进行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会议参加者多达百万，会议主角只有两个：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 

"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东西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 

大会上的这两个主角通过一个戏剧性情节而溶为一体："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1) 

此时此地，毛泽东穿戴这身红与绿装束颇具政治象征意义： 

"红袖章"，象征着他在这场运动中所使用的突击力量，即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的造反派； 

"绿军装"，象征着他在这场运动中所凭恃的依托力量，即由其"亲密战友"林彪直接指挥的解放军。 

前者多为体制外力量，为他冲锋陷阵；后者则属体制内力量，为他压住阵脚。 

最初，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烈火烧了起来，烧得全国红通通，就是靠这两大力量齐心协力。 

后来，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蓬勃势头维持下去，不能阻止这场运动陷入持久内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所依靠的这两支力量各自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以及这两支力量相互之间发生剧烈冲突。 

末了，老人家既不穿"绿军装"也不戴"红袖章"，只着一身色调灰灰的"毛式制服"。 

此外，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还借助了一支后勤保障力量，即由周恩来总理领衔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周恩来任劳任怨地替他照应着政府部门诸多日常事务，维持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至少不让它完全停下来；另外还不时为前方正开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输送各种给养，如在"文革"初期为许多来京串连者送粮、送药、送车票。 

在广场上，红卫兵们还只是用言辞表示他们"什么也不怕"；走出广场，他们就立刻用行动表明他们什么都敢做。 

自8月20日起，首都红卫兵们纷纷涌上街头，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 

他们到处更改名称，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更名为"红卫兵战校"，将"长安街"更名为"东方红大路"，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更名为"反修路"，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的"协和医院"更名为"反帝医院"，将"全聚德烤鸭店"更名为"北京烤鸭店"─因为，"'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2)。 

其他城市也效仿北京行事。上海将《新民晚报》改为《上海晚报》，天津将"劝业场"改为"人民商场"，成都将"陈麻婆豆腐"改为"麻辣豆腐"，无锡则将"东林小学"改为"红卫兵小学"─因为原校名"是以明代东林党人聚集讲学的东林书院所在地而得名的，全校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再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3)。 

红卫兵还将人们穿着打扮从头到脚地管起来：不许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不许穿"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不许穿"火箭鞋"和各种高跟皮鞋 如有违抗禁令者，就会受到"革命小将"惩处，就会被当街或理去头发、或拔掉鞋跟、或剪破衣服。当然其间也不乏有一些建设性提议："火箭鞋"可以削去鞋头改为凉鞋，高跟鞋可以改为平底鞋，"'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馀下部份，可做补丁"。(4) 

红卫兵管人们的穿着还管到了警察的身上。北京女15中学红卫兵指责现行警察服装是学习苏联的，要求予以更换。由谢富治主事的警方迅即作出肯定性反应，并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发出消息：中国人民警察服装改革事宜，已报经国务院批准，数月后在全国开始执行。(5) 

红卫兵"锐利的眼睛"（《人民日报》社论语），还盯到了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的长发上，向她发出必须予以剪短的书信警告。这位女子可不像警察那样好说话，说让换装就忙不迭地换装，而是拒绝这一要求，表示她要遵守其母临终时要求她不剪短发的遗训。(6) 

各民主党派，本来就被认作资产阶级政党，此次自是被排入"四旧"之列，免不了又要像他们在1957年时那样成为运动的对象。他们此次尽管未能像执政党里的"走资派"那样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但处境要比以往恶劣得多。他们如今不只是遭遇以往曾遭遇过的那种口诛笔伐式的批判，还遭遇以往未曾遭遇过的那种极为羞辱人格的"批斗"。他们被强拉到大庭广众之处，低头弯腰，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有他们名字，名字上还打了红叉叉。所有在场群众都可以骂他们，打他们，向他们吐唾沫。 

尤为严峻的是，各民主党派能不能存在都成了问题。一些红卫兵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予以解散并登报声明。结果还未到72小时，各民主党派就都惶恐不安地贴出内容相近的《通告》，表示接受红卫兵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并报请中共中央处理。(7)各种宗教，本来就被执政党教科书宣布为"麻醉人民的鸦片"，此次就更是在劫难逃了。 

佛教寺院均被红卫兵扫了"四旧"，菩萨被推倒，僧侣被揪斗，许多和尚尼姑还被强行还俗。一时间，偌大中国竟找不到一处可以公开焚香拜佛的庙堂。在该教中国化后千馀年历史中，恐怕只有公元844年"唐武宗毁佛"事件才能够与此次劫难相比。 

天主教教堂和基督教教堂也都受到红卫兵查抄。这两个教中的许多神甫、牧师以及修女，被指控为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派到中国从事文化侵略活动的阴谋份子，若是洋人则被递解出境，若是国人则被监管起来。教堂各种设施均遭破坏，圣坛被捣毁，条椅被砸烂，基督受难雕象也被焚烧，致使这位西域圣人在遭受罗马总督的十字架刑后，又遭受中国红卫兵的火刑。 

伊斯兰教也难逃劫运。即使在该教势力十分强大的新疆地区，红卫兵也敢于并能够闯进清真寺，围斗阿訇，焚烧古兰经。历来富有战斗精神的穆斯林们此时也只能垂手立于一旁，至多暗地里咬牙切齿。 

因此可以说，红卫兵运动的狂热超过一切宗教的狂热，尽管其持续时间很短。 

公民的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是每部现代法律所要保护的最重要目标，但在"破四旧"中都成了可随意侵犯的对象。"抄家风"和"打人风"，是红卫兵运动中最具有反文明性质的两股恶风。 

在这一运动中，仅北京市就有33695户被抄家，被抄走黄金10313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613618件；全国共被抄走黄金119.8万两，白银1200万两，银元979万块，美元356万元，其他外币374万元，金银器1719万件，文物1亿件，书籍525万册。(8)红卫兵除了抄走贵重物品外，还抄走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家具、被褥、衣服、鞋袜，毛巾，甚至抄走房屋，致使被抄人家无以生计，苦不堪言。 

这实质上是又一场全国性的剥夺运动，一场经最高当局默许而由青年学生实施、劫富不济贫的剥夺运动。剥夺的重点，是那些从旧中国保留下来的尚有些家底的有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和知识阶级（资深专家学者）。通过这次剥夺，大陆中国人在财富上又进一步平均化了。除了中南海里那位至少拥有数十万元稿费的老人家外，大家都没有多少积蓄了，都成为无产阶级了。 

红卫兵在向旧世界宣战中，不仅口诛笔伐，而且拳脚相加，显示出强烈的暴力倾向。他们打了许多人，其中有"反动学术权威"、"四类份子"、"走资派"，以及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红卫兵。他们打人方式很激烈，除了公开在批斗会上挥舞皮带暴打那些挂黑牌子的人外，还私设牢房，用酷刑折磨那些他们认为是有问题的人。 

北京第六中学一些红卫兵曾私设一个所谓"劳改所"，用以关押所谓"黑七类"、"狗崽子"、"混蛋"，并对他们施以"跪煤渣"、"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等酷刑，还用被拷打者鲜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出一幅红通通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每一个字均有拳头大小。他们在这个"劳改所"里先后打残数十人，打死数人。(9) 

北京地区在"破四旧"运动前后时间里有1600馀人被打死，其中大兴县在8月27日至9月1日六天时间里有325名"四类份子"及其家属被打死，其中年纪最大者80岁，年纪最小者38天，全家被杀绝者22户。(10) 

诚然，并不是每个红卫兵都参与过抄家打人的事，故不应让所有红卫兵为此承担责任，甚至不应让他们中的那些确实参与过这些事的人为此承担主要责任；但这些过激行为毕竟属于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部份，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部份。 

在红卫兵狂潮中，"破四旧"是一大波澜，"大串连"是另一大波澜，另一将红卫兵潮水激得四下飞溅的大波澜。 

在伟大领袖赞许下，千百万青年学生坐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既可到首都北京去瞻仰他们的红司令尊容，又可到其他省市去援手他们的红卫兵战友，同时还可一路观光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各地的风物名胜。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或家庭出身不好、或生性不喜政治─而处于运动边缘的学生，将革命串连与旅行观光弄了个本末倒置，对爬名山逛大城市的兴趣比对喊口号写大字报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十分珍惜伟大领袖向他们提供的这一免费旅游机会，北上南下，东来西去，风尘仆仆地跑了半个中国。在他们随身携带的地图上，一条不断标出的旅行线路将许许多多地名"串连"起来了。狂热躁动的红卫兵运动竟也夹杂一些悠然闲适的情调。 

毛泽东之所以要支持红卫兵"大串连"，也与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所遭遇的体制性困境有关。 

由于中共实行一党专政体制，已将社会中一切异已力量或消除─完全予以取缔、或消化─完全为我控制；因而当毛泽东决意要整治自家执政党时，就不可能从这个体制外寻找到某些可资利用的政治力量，而只能够从这个体制内策反出一些不安于现状且又敢于做"出头鸟"的人─大多是一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鼓动他们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反对他们所在的这个体制。 

这些被策动起来造反的人，最初处境都很困难，一是处于较分散状态，二是处于少数派地位。 

他们若要改变这种处境，就必须相互串连，一来可以抱团结社，拉起队伍，成立各种形式的红卫兵组织；二来可以使不同学校的造反派相互援手，从而改变这些学校中所存在着的十分不利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状况。 

在运动初始阶段，各校保守派学生接受本校党委约束而固守本校，各校造反派学生则受中央文革小组鼓动而频频穿行在各校之间。 

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各校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状况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变化。在每个学校里，人们所看到的保守派学生，基本上都是本校学生；人们所看到的造反派学生，除了有本校学生外，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后者正是通过这种串连、这种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流动，而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再三再四的使用，并产生成倍放大的效应。 

这就好比一个城市里的出租车，在该城汽车存有总量中仅占二十份之一，但在该城汽车流动总量中能占二份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比例放大效应，就在于出租车比其他车更具有流动性。它们总是在跑，总是在运营中。 

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不仅鼓励造反学生在不同学校间进行串连，而且鼓励造反学生在不同地区间进行串连。并最终鼓励出一个"大串连"的狂澜来。 

于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放大效应，又在更大空间里显现出来。人们就会在一个本地只有1万名造反学生的城市里，先后看到2万、3万乃至5万名造反学生。并且，这些新增造反学生不只是进驻本地的某些学校，还十分招摇地走过本地的大街小巷，一面挥舞旗帜，一面高呼口号，从而将声势造得更加轰轰烈烈。 

另外，参加串连活动本身也能激起许多学生的政治热情，改变他们原先趋于保守的政治态度。有一些外地学生来京前是保守派，离京后便成了造反派。还有一些北京学生在本校并不是造反派，但一出北京城就以首都红卫兵自居，就为首都红卫兵荣誉鼓舞，转而支持或策动其他城市的学生起来造反，造该地领导的反。 

在红卫兵四处串连中，有两个基本流向： 

一是以北京为原点作辐射性流动，即首都红卫兵纷纷走出去，将文化大革命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 

二是以北京为目标作向心性流动，即各地红卫兵一批批被请进来，学习首都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在101天的时间里（8月18日─11月26日），先后8次（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至26日），总共接见了11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见者微笑、挥手、作俯临大地状；被接见者欢呼、跳跃、"一蹦尺把高"。 

这种领袖临幸群众的接见方式，十分类似那种具有精神暗示性的宗教仪式，如活佛给信徒摸顶，神甫给入教者作洗礼。通过这种方式或仪式，能够在施与者与被施与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神关系，一种姑且叫做神人相通的精神关系。施与者自以为将身上所具有的某种神圣东西赋予了后者，被施与者也自以为从前者那里获得了某种神秘启示、某种精神力量。 

历史曾留下这样的镜头：一位女红卫兵在与伟大领袖握过手后，又是蹦，又是跳，高举着手不断喊着："我同毛主席握过手啦！我同毛主席握过手啦！"于是，许多只手都伸过来了，都要握一握这位幸运者的手，都要与她分享某种难以言喻但确然存在的体验。 

红卫兵"大串连"，无疑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许多声势，但也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极度混乱。几乎所有客运车船都严重超载。定员100人的火车车箱挤进300人，连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许多人。几乎所有交通枢纽都人满为患。有些车站（如安徽蚌埠火车站）还发生因拥挤而踩死人事件。几乎所有交通运行计划都朝令夕改。火车站里已没有不晚点的车了。就在人员急剧流动同时，大量生产急需物资和大量生活急需物资长时间积压在各个车站码头上。整个国家交通运输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国务院叫苦不迭。中共中央决定解决这一问题。 

10月29日、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紧急通知：北京学生暂缓外出串连和外地学生暂缓来京串连。 

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续发出通知：暂停一切乘车串连和一切乘船串连。不过，这些通知还留下了两个尾巴：一是允许步行串连，二是许诺明年春暖季节再准予大串连。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步行串连。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仅有数行字的通知：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大串连"尽管有种种不是，但对于许许多多置身其间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他们大为兴奋的事，既满足了其中爱搞运动者的表现欲，也满足了其中爱好观光者的好奇心，并令他们久久不能忘怀。 

那一年，笔者还是小学生，不够串连资格，但也随着人流来到了北京，并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在京盘桓期间，正值秋冬交替之际，满地枯黄的树叶，满街鲜红的袖章，北风呼呼，红旗猎猎。 

注解 

(1)新华社1966年8月18日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2)新华社1966年8月22日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3)新华社1966年8月26日讯《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7日。 

(4)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5)新华社1966年8月27日讯《中国人民警察服装实行改革》，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8日。 

(6)参见：同(4)，第65页。 

(7)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0─71页。 

(8)引自陈明显、罗正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9)参见：同(4)，第74─77页。 

(10)参见：同(7)，第69─70页。 

【67】 

1966年12月17日，《解放军报》刊载林彪署名文章《<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1966.12.16）》(1)。该文开篇即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基于这种评价，林彪提出执政党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关于如何读毛主席的书，林彪提出一个"三十字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早在1959年庐山批判会议上，林彪就声色俱厉地对正挨整的彭德怀说（也是当毛泽东面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2) 

在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林彪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大英雄"。在此宣传中，林最爱使用的字莫过于"最"字了，常用它打头以引导一组组最高级颂词，例如： 

"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 

"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3) 

关于毛主席著作，林彪作了这样的评价： 

"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平的着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 

"什么李达、康斯坦丁洛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那么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4) 

"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5) 

对于毛泽东本人，林彪又作了这样的歌颂： 

在我们党内，他比所有人都强。大家一起搞斗争，有的年龄比他老，有的年龄比他小，但对于辩证法的核心，"我们没有懂，但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 

"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哪一方面他都比我们强； 

"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6)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样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 

列宁，"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的，那样复杂的，那样激烈的，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7) 

"不能不承认天才"，"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8) 

因此，"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9) 

必须承认，林彪的语言是很有个性的，其特出之处就是非常明快，三言两语就能把话说到极致处，说到无以复加或无以复减处，直截了当，一竿子捅到底。这或许与他久当司令而擅长写"手令"有关，即讲起话来就像是下达作战命令似的，一语破的、干脆利落而不模棱两可、拖泥带水。 

不过，林彪上述评价毛泽东的话，虽形式十分明快，但内容大为不实。(chinesenewsnet.com) 

比如他说，毛主席活到90岁、100岁，我们都不能反对他。结果，毛主席还没活到80岁，林彪自己就密谋反对他，并差一点干掉他。 

比如他说，毛主席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出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一个。林彪作为一个精于算计的军事谋略家，喜欢用数字来谈问题，并常常谈得不错，但此次谈得就不怎么样了。 

其一，毛主席说过许多前后矛盾的话，若句句是真理且一句顶一万句的话，那么，就会在他说过的话中发生真理与真理的混战，并且是大规模的混战。 

其二，毛主席既为他的党建立了巨大功业，也为他的党以及他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并且后者更甚于前者；因此，当林彪说像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时，人们就不应该为此类人出得少而觉着这种人是十分精贵的，而应该为此类人出得少而觉着这种少是值得庆幸的。 

不过，我们的兴趣主要不是想指出林彪所说的话有多么错误，而是想揭示林彪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林彪无疑是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事实上，他比中共党内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了解毛这个人，既了解此人有许多长处，也了解此人有许多短处（可从其属下后来拟定的"571工程纪要"中得到佐证）。可是，他此时公开给与毛的评价，不是一分为二的评价，而是一切皆好、一切皆"最"好的评价。显然，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尽说一些立论十分片面的话，自有其话外的用意。 

以往人们多是把这用意解释为，林彪想博得毛泽东对他的好感和信任。这种说法过于一般化了，因为，毛泽东周围的许多人，既有象林彪这样的中央大员，也有端茶倒水的男女服务员，都程度不一地怀有试图取悦于老人家的想法；至于他们如何取悦于老人家，就不尽相同了，就要依据他们不尽相同的身份而去行事了。 

作为毛泽东倚为臂膀的重臣，林彪发表上述言论不是想仅仅让老人家听觉愉快，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帮他一把。他这些言论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给毛泽东树立绝对权威，而这正是后者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为需要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如全国第一支红卫兵在其大字报中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造反"运动(10)，一是要造以执政党中央一线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反，二是要造以"四旧"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反，简言之，就是要造各种既有权威系统的反； 

而要使造反具有合理性，就必须使造反本身也具有权威性，并使这一权威性高于造反对象所具有的权威性，即前者比后者更有权威些； 

因此，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感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这场运动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双管齐下： 

一是设法大树这场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即毛本人的权威，鼓吹个人崇拜； 

二是设法大树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即广大群众的权威，强调群众运动合理性。 

这两个方面还可以相互溶合：既可以宣传说，毛主席与广大革命群众"心连心"，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也可以宣传说，广大革命群众与毛主席"心连心"，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捍卫毛主席、捍卫他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 

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尽管其中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其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他还与陈伯达相呼应，将当时中央高层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提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1) 

比较而言，林彪在大树毛泽东个人权威方面的贡献更突出些。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字眼以及最简洁的表达式，来歌颂这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并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条件地听从此人的指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12)。 

这实际上是在树一种绝对的权威，一种不必思考只须服从的权威。这显然是在倡导盲从、倡导迷信，是在塑造一种很像旧时菩萨神的偶象。这种情况使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带有十分矛盾的性质：一方面作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作造神运动；一方面要"向旧世界宣战"，另一方面又到这个旧世界里翻找用以向它宣战的武器。 

然而，在我们这个仍保有封建迷信传统的国度里，在中共这个仍保有个人专断传统的党里，林彪搞起的这一套愚昧主义东西既适合国情又适合党情。无庸置疑，它的确获得了巨大实效，至少在一段时间里的确造出了一个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现代神。 

毛泽东被冠以四个伟大称号："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被颂扬为各族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每个人都怀揣着"红宝书"，一会儿捧读它，一会儿高举它。每个家庭都供奉着"宝像台"，早上请示，晚上汇报。 

红卫兵们谈起毛主席就露出无限崇敬的神情，看到毛主席则流出无限幸福的眼泪，就连声名显赫、举止庄重的周恩来总理，也一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上紧握毛主席语录、嘴里跟着红卫兵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频频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并不忘道一声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注解 

(1)1961年5月，《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开始刊登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军报所登语录进行补充整理，出版《毛主席语录》一书，大量发行于军内。"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等人又将《毛主席语录》冠以由林署名的"再版前言"，大量发行于全国各行各业，以至人手一本。 

就数量来说，《毛主席语录》印了几十亿册，可与《圣经》和《可兰经》相比，堪称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三本书之一。但就生命力来说，前者就无法与后两者相比了。如今，那两大经书仍频频展读在其千百万信徒手中，而那本"红宝书"只偶尔出现在街头旧书摊上，开价很低。不过，它已溶入到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已作为一种负面的东西存留在许多国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参见韦梅雅《〈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寻踪》，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8期，第10─24页。 

(2)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7、252页。 

(3)引自《林彪文选》下卷，第22─23、161、178、187、191页。 

(4)引自：同(3)，第187、204、204页。 

(5)引自《林彪文选》上卷，第276─277页。 

(6)引自：同(3)，第179、229、179页。 

(7)引自：同(3)，第205、178、178页。 

(8)引自：同(3)，第178─179、206页。 

(9)引自：同(3)，第182页。 

(10)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6.24）》、《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7.4）》、《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7.27）》，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63─65页。 

(11)引自：同(3)，第230页、229─230页；参见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10.16）》，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33─141页。 

(12)引自：同(3)，第198页。 

【68】 

不过，若把这造神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林彪，则过于拔高了他；换一种说法，若把这造神的祸害完全归罪于林彪，则过于冤枉了他。发生在中国六十年代下半期的造神运动是一复杂现象，有多方面原因。 

就被造神者方面来说，毛泽东也确实拥有一些可被用来造神的资才。尽管其"德"很有问题，但其"才"出类拔萃。在搞政治搞战争上，此人可谓世上枭雄，虽不能说百战百胜，但其间胜算多于败绩，被他搞掉的各方强人不计其数。另外，在吟诗填词写文章上，此公也是一把好手，虽不能说篇篇瑰宝，但其中不乏上乘佳作，足显绿林秀才之风采。 

再者，毛身为党魁，在与党中同志分享党的荣誉时，自是能分得最大份额，有时甚至能分得所有份额，即党的所有成就都被划归在他的名下，都被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另外，毛本人亦好名好权，喜欢别人为他歌功颂德，为他大树权威。这可从他四十年代提拔刘少奇为副手和六十年代提拔林彪为接班人的用人倾向上看出。 

因此，这个党若不造神，则罢；若要造神，非毛不可。毛本人所具有的那些条件使他成为当然人选或唯一人选。 

就造神者方面来说，这是一项有许多人参与的事业，一项由延安整风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事业。 

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向全党宣布：毛泽东同志，是我党的"伟大领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科学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1) 

以此为发端，这个党开始了神化毛泽东的运动，开始将他比作党的化身，比作人民的大救星。 

1947年秋，陕北佳县老百姓终于向毛泽东喊出了往日只能向皇上喊的"万岁"声。(2) 

1949年后，这一"万岁"声由民间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而响彻新中国每一个角落。 

1956年间，这一造神运动因斯大林问题被揭露出来而短暂地收敛了一下。 

是年2月，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大会议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正式揭开斯大林问题。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搞个人崇拜能够将一个革命领袖变得极为专断和极为卑劣，并能够给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和巨大耻辱。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两次谈到要借鉴苏联教训(3)： 

"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此前7月，周恩来在上海党代表会上作报告《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也谈到要借鉴苏联教训： 

我们的"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4) 

这位中共大员心里一定很清楚，不要说西方议会允许唱"对台戏"，就连在他曾屡屡出使的国民党统治区也允许唱一些对台戏：至少王芸生先生的《大公报》可以讥讽包括蒋夫人宋美龄在内的国中显要；至少傅斯年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上可以大骂"皇亲国戚"，并居然能够接连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人从财政部长位子上骂下去(5)。 

1956年，中共无疑赶了一回世界潮流，诸大员纷纷表示也要在本党中反对个人崇拜以及与此相伴生的个人专断现象，但结果只是作了一番姿态，并很快退回到他们原先的立场上。 

1957年，毛泽东和他的许多同事，包括邓小平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反右派"运动。在他们所反对的那些"右派言论"中，就有许多话是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权的。此次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党外民主人士向执政者唱"对台戏"的可能性。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地为个人崇拜问题翻案，指责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并抱怨自家党里也有那么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或对此"有共鸣"。 

他还说，不应完全否定个人崇拜，因为其间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6) 

显然，老人家又在捣浆糊了。本来1957年所反对的个人崇拜，就是那种"不加分析、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如今毛硬是在它之上加塞一个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并将它与真理崇拜这另一个问题搅和在一起。这是抽掉了问题的特定背景来谈问题，东拉西扯，节外生枝。 

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7) 

老人家就在讲这些话前后时间里，还做了两件与此有关的实事： 

其一，凭借其个人权威，责成执政党中央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推翻执政党中央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已作出的决定，发动全党批判"反冒进"，责成曾参与其事的周恩来等人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违心检讨； 

其二，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毛主席万岁"声中，视察了华北、华中、华东等地，为"人民公社"叫好，为"大办钢铁"喝采。于是，个人崇拜的热浪与大跃进的热浪交相迭涌，一浪高过一浪。 

1959年夏，毛泽东又一次行使其个人权威，裹胁着执政党中央，发动了"反右倾"运动，整倒了敢于直接批评他搞糟了大跃进的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从此以后，这个党里就再没有人敢站起来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了。 

在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讲了这样一段话：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8) 

李锐先生现场记录了这个讲话，并于数十年后评论道："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刘少奇后来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两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9) 

由于毛泽东一意孤行以及执政党中央对他曲意迎合，致使"大跃进"运动以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和老百姓饿死几千万告终。 

面对这一惨况，许多详知实情─既详知形势有多么严峻，又详知恶果因何而生─的执政党大员，终于冷静下来，开始对毛的执政方式发生怀疑乃致怀有不满，并以委婉的方式将他们这一心态表达出来（参见本书第29─32节）。 

也正是从此时起，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执政党中央一线在如何宣传毛泽东问题上，开始变得审慎起来，虽不能说是改弦更张，但不再为之增温加热，甚至默许像邓拓这类骨鲠之士不断发文章，对其弊政旁敲侧击、含沙射影。 

必须承认，像刘少奇这类中共高干，尽管他们搞政治常常不够磊落，但他们内心深处仍不乏有同情老百姓的良知。他们毕竟出身革命者，既有过救民于水火的意愿也有过与民共甘苦的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这位刘主席就曾屡屡为挨饿群众流泪，说执政党太对不起他们了。 

就在刘少奇迟疑不前时，林彪脱颖而出，成了中共造神事业新一任领导者。 

他先是在由自己统领的几百万军队中大力开展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并发誓要把整个解放军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对于此举，毛泽东大为欣赏，并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他接着又将自己所搞的这套东西由全军推广全党全国，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对于此举，毛泽东更是欣赏，并决定让他接替刘少奇而做了执政党第二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运动犹如一锅沸腾的开水。这锅水自延安整风运动起就开始烧了，就已经有许多人忙于锅前锅后了，先是由刘少奇领着一拨人烧，继是由林彪领着一拨人烧。前者把冷水烧成热水乃至烫水，后者又把烫水烧成开水乃至蒸气。因此，若把烧开那锅水的责任都推到林彪身上，既不真实也不公平。当然，也不能低估林彪在烧开那锅水的过程中的作用。他毕竟烧了最后一把火，一把最大的火，大到终于把锅里的水烧得沸腾起来。 

前文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执政党高层领导权问题；他为实现这一意图而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搞大规模群众运动。（参见本书第63节） 

林彪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例如，他所作的"5．18讲话"，就把前一个问题阐述得极为明晰，以致明晰到赤裸裸地步；他所搞的那些个人迷信东西，就非常有效地煽起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激发他们满怀真诚地投身这场"革命运动"。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林彪是凭着他为毛泽东做出实际业绩而坐上"接班人"位子的。 

大陆出版物在解释毛泽东为何重用林彪江青这类人问题时，多是采用"受骗说"，即认为主要原因是前者受了后者的欺骗，或说后者通过欺骗而获得前者的重用。 

这种说法相当片面，仅说出问题的一个次要方面。问题的基本方面，是林彪等人通过做出实际成绩而获得毛泽东信任的，或者说他们因做了毛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获得毛给以重任的回报。因此，他们与其说是欺骗了毛泽东，勿宁说是迎合了毛泽东。 

就毛自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容易上别人当的人。此公一生都在研究人揣摹人，故也擅长识别人使用人。尽管他对他所干的事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有时并不清楚，但他对他所用的人究竟能不能为他办事大都心中有数。他基本上是量才用人的，你对我有多大用处，我就给你多大职权。 

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受骗说"，显然是想解脱他，想把他与林彪等人的关系描绘成好人上坏人当的关系。 

然而，作这种解脱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带来负面效果的，即在把毛解脱于一种尴尬境地的同时又把他置身于另一种尴尬境地。 

如果说毛是在头脑十分清楚的情况下领着林彪等人做了许多恶事的话，那么，对于毛本人，人们就有理由指责他是祸首；对于林等人，人们既可以指责他们，说他们有意助纣为虐，也可以开脱他们，说他们是受别人鼓动而作恶的。就后一方面说，他们即便本来就已邪恶，也会被这种鼓动变得更加邪恶；换言之，他们若不受毛的怂恿，就不会邪恶到这种程度。 

如果要避免人们对毛作上述指责，就只能说他是在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下允准林彪等人去做恶事的。然而，这种说法又引出另一结论，即毛十分无能、十分愚蠢，竟不能识别这样邪恶的坏人、这样明显的坏事。人们不免要问：他的那些天才到哪里去了？他的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盯什么东西去了？这种说法显然有损老人家的那种好争强斗胜的自尊心。 

可见，上述"受骗说"，虽掩饰了毛的邪恶，却凸显了他的愚蠢。捉了襟，见了肘。邪恶的评价固然不好，愚蠢的评价也不好。尤其对于那些以心智见长的人来说，后一种评价似是更难容忍。 

曾有一本杂志载有这样的话：最令男人羞辱的称号是骗子。哲学家康德则认为这一称号不是骗子而是蠢人。政治家毛泽东似也持后一种观点。 

1975年8月某日，老人家与几个女服务员一同观看一部香港电影。影片演的是两男子与一女子故事。甲男忠厚，乙男奸滑。两人同救一位落井女子。甲男缒井下，乙男留井上。甲男将昏迷女子放入筐中，乙男将筐拉出地面。甲男尚在井中，乙男就封井口并藉恩人名份娶了女子。看罢电影，女服务员们叽叽喳喳都说乙男不好，老人家独说甲男不好，说他太愚蠢了，将他好一顿奚落。(10) 

注解 

(1)刘少奇《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4─370页。 

(2)参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 

(3)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9、235。 

(4)引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7─208页。 

(5)参见沈非（包遵信）《思想启蒙．学术积累．社会关怀─关于傅斯年》，载《东方杂志》，1996年第三期，第82─85页。 

(6)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1），第169─170页。 

(7)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73页。 

(8)引自：同(7)，第359─360页。 

(9)引自：同(7)，第360页。 

(10)引自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162─165页；参见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本，第64页。 

【69】 

对于林彪搞的这些个人崇拜东西，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的呢？ 

就当时公开表明的态度来看，他是支持林的。这既可从他对林的提拔中看出，也可从他对其他一些中央大员的惩处中看出：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污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戏。"(1) 

不过，就数年后公布的1966年7月8日他给江青的信来看，他似又顾虑林搞的那一套东西：(2)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引者）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据一些文献披露，毛泽东将此信写成后，曾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周经毛同意将信转告林彪。林因信中有对自己的批评而感到不安并有悔改表示。毛遂将原件销毁。人们现在看到的这封信是经毛泽东本人校阅过的抄件。(3) 

这一所谓"抄件"说法，很有一些"故事"味，同时也不免使人生出一些疑虑来。 

既已允诺销毁却又留下抄件并在日后将它公布出来这一出尔反尔作法，实在是小家子气。这就很难让人相信，自视很高的毛泽东竟也如此行事，或执意要维护毛泽东形象的执政党竟也允准披露如此材料。 

不清楚周恩来是何时将此信转告林彪而使他感到不安的。若在毛信写成许久后转告，尚可理解；若在毛信写成不久后转告，就难以解释两个月后林彪仍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将毛"吹得神乎其神"，仍在那里"借助锺馗"。 

正是在此次讲话中，林讲出了这样一些极而言之的话："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洋人古人哪里有毛泽东思想呢？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呢？" 可以说，在林彪历次捧毛讲话中，就数此次捧得最高。 

据所披露材料，毛泽东是将信给周恩来和王任重两人看的，王是中南地区主要负责人，毛正是在王的治地武汉写这封信的，故可推测，毛在此地写成此信不久后便给王和周看了。至于周何时转告林，根据"文革"初期毛、林、周三人密切协作关系推测，应是周看到此信不久后的事。不过，这就很难解释林为什么还会在两个月后作那番信口开河且一泄千里的讲话。在此信中，毛说他是"违心地同意别人"搞他的个人崇拜的，"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可是，在数年后与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毛又说他本人当时就感到需要搞一点个人崇拜(4)：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斯诺谈道："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领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斗争的终止。" 

毛答道："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在毛与斯诺谈话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已经开过。 

在此次会议上，毛龙颜大怒地斥责了陈伯达，并间接地批评了陈的支持者林彪。毛指责他们鼓吹所谓"天才论"，指责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毛说成是"天才"，名曰树毛，实是树他们自己。 

可是，毛又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这被批判的人以及这被批判的理论，都曾经为文革初期个人崇拜运动的兴起，也可以说都曾经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毛对此必须作出解释，必须给出一个能够前后照应起来的说法，于是： 

一方面说，当时他所面临的形势─自己在大权旁落的情况下去反对握有重权的刘少奇─迫使他不得不搞一点个人崇拜； 

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份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5) 

他的这一说法，就自身来看，似是能前后照应起来；但与他的另一说法即前述"迫上梁山"说法联系起来看，就很难前后照应起来。 

两相比较，还是毛给斯诺的说法即"需要说"更真实些，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合乎此公的政治脾性。 

尽管毛泽东向斯诺表白，他非常"讨嫌""四个伟大"的称号；但事实表明，他既要做伟大的政治领袖又要做伟大的精神领袖，既要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又要享有最高的精神权威。他不仅是这么想的，而且是这么做的。几十年来，他总是在领导人民，总是在教育人民，总是在试图把数万万人的手脚与脑袋都管起来，既要指导人民怎么去做又要教导人民怎么去想。(6) 

不可否认，毛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曾经搞得有声有色，搞得全国人民都自觉地按照他的教导去努力行事，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样不可否认，毛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五十年代搞得有声有色则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六十年代搞得有声有色则迎来了"十年浩劫时期"，国家遭遇政治动乱，民族陷入精神危机。 

注解 

(1)引自《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5.24.）》，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24─25页。 

(2)《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7.8.）》，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5─56页。 

(3)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页。 

(4)《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本文引自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文本，第264─266页。 

(5)引自：同(4)。 

(6)毛泽东既要当人民的政治领袖又要当人民的精神领袖这一做法遗风后人。其继任者也是既要掌有最高政治权力又要享有最高思想权威，既要做党老大又要做总设计师，要对人民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进行一揽子设计。 

之所以出现这种权力传承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毛所建立的权威系统已成为国家制度。他的继任者只要不改变国家制度，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维系这种权威系统，就会同时肩负这两种权威的重任。 

不过，与前任者相比，继任者在具体运作这一权威系统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一是因其治下社会格局已比过去散了许多，至少民众心理已出现离心化倾向。二是因其自身人格实力也比前任差了许多，很难藉此造出足够的个人魅力来。 

继任者尤其在理论水准和文化素养方面很难与前任者相比，故更难担当起那种连前任者都很难担当起的思想权威的重任。他若执意担当此任，就必须借助他人力量： 

一是借助秘书班子的力量，让他们将自己断断续续说出的一些很原则很散落的话，加以充实整理，形成若干文章；并由此创造出一种很独特的文体，一种介于讲平常话与作大报告之间的白话文文体，一种结论性东西多于论证性东西的论说文文体。 

二是借助官方学人的力量，鼓励他们就首长的三言两语做出一篇篇研究论文，继而再将之汇成一本本研究专着。 

于是，这位继任者，不仅拥有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由个人署名的论着体系，而且拥有了一个规模更大的以前者为对象的阐释体系。 

【70】 

既要当人民的领导又要当人民的先生，对于许多政治家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一个犹如既要得到熊掌又要得到鱼翅的两难问题。 

搞政治尤其搞毛泽东所搞的那种政治的人，大都很现实很功利，有时能功利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这固然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但更是与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关。 

因为，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追求权力的事业；而所谓权力，按M．韦伯说法，指的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与他人相处中权力拥有者能够强制性贯彻自己的意志(1)，或按R．A．达尔说法，指的是一种影响力，即在一个只有A与B的系统中权力拥有者A有影响B改变自己的行为和倾向的能力(2)；因此，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为了获有对于他人的强制性影响力。 

又因为，搞政治所要强制性影响的对象不是被动的，而是常有反强制性影响的倾向和行为；因此，若要搞政治就会面临人与人冲突问题。这种情况在毛泽东那里尤为突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搞的政治就是一种"与人斗"的事业。 

参与政治冲突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报复倾向，即自己一旦遭受对方打击便设法使得对方也遭受自己的打击，使自己的创伤能够用对方的创伤来予以补偿； 

二是有推断能力，即能够依据一些征兆来推断自己将可能受到何种方式攻击，并据此作出预防性反应。 

前一个特点，使得某些政治家在其政治角逐中，不仅要一时击败对手，而且要彻底击败对手，不仅要将其打倒在地，而且要将其打到再也站不起来时为止。换句话说，受打击者不仅要为他此时已经作出的行为而承受处罚，而且要为他此时并未作出但将来有可能作出的报复行为而承受处罚。正如彭德怀将军不仅为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了几句话而受斥责，而且为他日后有可能翻案而被整倒、"被搞臭"。因此，这种类型的政治斗争是奉行过度打击原则的，故而是残酷的。 

后一个特点，使得许多从事政治斗争的人，不仅要考虑出己方如何攻击对方的方式方法，而且要考虑到对方有可能通过一些迹象而大致准确地推断出这些方式方法，并因而会相应地采取一些十分不利于攻击方的防御措施。这就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己方准备攻击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干扰对方作出准确的推断。为此，他们便制造假象，便采取许多不合常规的方法，其极端者甚至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使用许多十分卑劣的手段。因此，这种类型的政治斗争是奉行谋略致胜原则的，故而是诡诈的。 

政治斗争，尤其是那些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斗争，正由于具有这一残酷性质和这一诡诈性质，而使得许多参与其事的政治家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并使得他们特别讲究实际、讲究眼前利害得失，有时为了成功而不惜做出许多有悖常理的事情。 

然而，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权威者，就不能太讲究实际、太讲究功利和权变了，相反倒应超脱些、倒应多关注些理想层面或理念层面上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精神权威者，有两种基本类型：即道德权威者与思想权威者。前者能够为人们提供如何处世为人的行为示范，后者能够为人们提供如何把握事理的认识范式。另外，还有一种复合类型：集思想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者。 

其一，一般说来，在一个十分世俗的社会中，若要做一个十分高尚的人，就需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比如： 

在一个多数人都忙于追逐自身利益的社会中，若要身体力行地去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就意味着自己将多做奉献而少有回报甚至没有回报； 

在一个各种谋术大行其道的社会中，若要身体力行地去倡导光明磊落的风范，就意味着自己会屡遭暗算而难获成功； 

在一个权势风标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若要身体力行地去推崇忠贞不渝的气节，就意味着自己要常常坚守在失败者一方； 

可以说，那些真正能够感动苍生、彪炳青史的道德权威者，大都有一个苦难的人生甚至殉难的人生。 

无论是西方的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还是中国的东林党人和早期共产党人，都莫不如此。 

其二，要想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就不能只是沉浸其间，还必须从中超脱出来，从其之外的某个角度、某个能将其整体构架尽收眼底的角度来审视它。换句话说，要想观察一个事物的全貌，就必须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故能从其上下左右各个方面来打量它、测度它。正如古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此，作为思想家所应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应拥有一种不拘泥于现实事物的眼光，一种能对现实事物作超越性审视的眼光。 

要想深入地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有着专注精神﹐能够将自己注意力持久地集中在所研究的问题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自己营造一种较为单纯的研究氛围﹐一种能够坐下来盯着一件事不放而将其他诸事统统置于脑后的研究氛围。为此﹐可从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从环境方面做起﹐尽量排除外物的干扰﹔二是从自身方面做起﹐尽量减少内心的欲望。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要使自己同纷繁忙乱的﹑有着种种诱惑的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距离。 

因此﹐作为思想家所应具备的条件﹐除了有前述能够超越研究对象那一条外﹐还有能够超越世俗生活这一条。 

另外﹐思想家们所做的研究多是前瞻性的﹐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人们从未遇到过的﹐属于完全未知的领域。思想家们在研究之初﹐并不了解它们是有益于人的还是无益于人的﹐更不了解对它们作研究是有益于研究者本人的还是无益于研究者本人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执意要作这种研究。即是说﹐他们不是为了谋求某种明显的好处而开始研究的﹐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 

因此﹐在思想家所应具备的条件中﹐还须加上能够超越功利目的这一条。 

可以说﹐精神的超越性和非功利性﹐在思想家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那种清远空灵﹑无声无色的理念世界﹐是这些精神守望者常常栖居的地方。 

前文曾说﹐道德权威者通常有一个苦难的人生。这里则说﹐思想权威者通常有一个澹泊的人生。 

无论在先秦的老子和庄子那里﹐还是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们都可以看到﹐超越静观或超然沉思﹐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至少在他们生命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 

其三﹐还有一类哲学家﹐如中国的孔子﹑墨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不仅以其哲学思想启迪世人﹐而且以其道德实践示范天下﹐集思想权威和道德权威于其一身。正由于拥有这双重权威﹐而使得这些精神传道者在人类历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孔学和墨学﹐成了先秦时期信徒众多﹑声势浩大的两个门派。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在西方哲学史上留下着述不多﹐不属于最为博大的哲学家﹐却成了最受尊敬的哲学家。 

若仅就思想建树来看﹐中国先秦时期并不只有孔墨两夫子在那里滔滔不绝﹑开宗立派﹐而是有着许多宗师﹑许多门派都在那里言之成理地阐发自家主张﹐故成诸子并立﹑百家争鸣之势。像老庄﹑荀韩所提出的那些学说﹐无论在立意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论证的精巧性上﹐都不逊于孔墨所立之说。 

若再将思想建树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看﹐整个这一时期恐怕只有孔墨两家可以傲视天下﹐其他各家则无法与之相比。两家的开山夫子﹐都是既以其学理来说服人又以其行为来感召人。孔子既提出仁学主张﹐又身体力行地去推行它﹐开坛讲学﹐亲传弟子三千人﹐游说各国﹐颠沛流离十四年。墨子也是既提出兼爱学说﹐又身体力行地去实行它﹐广收门徒﹐四处奔波﹐劳累得"摩顶放踵"﹐浑身上下尽是伤痛处。 

另外﹐就两家学说内容看﹐都有相当大一部分关乎人们日常伦理行为﹐本身就讲道德实践﹐并适用许多人。孔子讲仁爱﹐有教无类﹐教了方方面面的人。墨子讲兼爱﹐不以贵贱取人﹐即便贩夫走卒也能广纳门下。墨子死后属下弟子分成八大支系﹐墨门声势由此可见一斑。至于老庄之说﹑荀韩之说﹐就不象孔墨两家那样具有十分突出的道德实践意义。它们不是大众哲学﹐不具有很广泛且很现实的行为示?效应。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了解它们﹐能够读之﹑品之。并且﹐在这很少的人中﹐又只有极少的人能够体察它们﹐能够行之﹑悟之。 

例如﹐像庄子那样有意识地远避尘世生活﹐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即使有人能够做到﹐也很难以他那样的心态和感触来领略人生。 

又如﹐像韩非子学说中的许多东西﹐就只是对少数统治者说的﹔而在这少数统治者中﹐又只有极少数称孤道寡者能够依此行事。 

集思想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者已不多见﹐集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于一身者就更不多见了。 

阿拉伯的穆罕穆德可说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并且是这极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作者﹐就将其排名世界第一﹐称之为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在非宗教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都取得了无比辉煌成就的人。(3) 

欧洲也曾有过一段政教合一时期。教皇一度既拥有宗教领域的最高权威﹐也拥有关于世俗生活的最后发言权。不过﹐教皇所享有的精神权威﹐主要是从耶稣和他的使徒那里承继下来的﹐而不是由他们本人创立的﹔他们对于世俗生活的发言权﹐也仅是其宗教权威的一种引申而已﹐并非是一种十分成熟的世俗权威。另外﹐就整个西方文明史来看﹐这一时期是不甚昌明的。 

在中国历史上﹐大禹和周文王或许能算做这种集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于一身者。两人均有王者身份﹐亦是得道之人。前者克己奉公﹐一心为天下苍生治水﹐堪称道德楷模。后者陷逆境而愤发﹐推八卦而演《周易》﹐成了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不过﹐史书上关于这两人业绩的记载有许多传说的成份。并且﹐文王当时还只是姬姓的部落王﹐还没有像他儿子武王那样成为统领四方的天下王﹐故还未能享有最高政治权威。 

在这两人之后﹐就很难再从中国史上找到这种集王者和圣人于一身的绝对权威者了。所谓"外王内圣"﹐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就像柏拉图所推重的"哲学王"仅仅存在于他的"理想国"里一样。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前文所说的政治权威者通常具有的素质与精神权威者通常具有的素质是不兼容的﹐极而言之﹐就如同秦始皇身上的品性与孔夫子身上的品性是不相容的一样。 

对于这一层道理﹐中国史上那些明君圣哲们似很清楚。在由他们建构的国家制度中﹐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虽有许多联系﹐但在根本点上是迥然有别的。两者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域﹐并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即所谓"政统"与"道统"。前者的最高代表当是本朝皇上﹐后者的最高代表则为千古圣贤。 

这种关系在那些读书做官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两栖于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精神领域﹐在朝廷拜皇上﹐到文庙拜孔子﹐认前者为政治领袖﹐奉后者为精神导师。他们不会把皇上喊成"伟大导师"﹐也不会把孔子喊成"伟大领袖"。 

如果皇上也是一个读过圣贤书的人﹐那么﹐他与这些士大夫们的关系就是双重的﹕在政治上是上下级关系﹐在精神上为师兄弟关系。他在金銮殿上可以乱拍惊堂木﹐竭尽王者威风﹔但进了孔庙也得三叩九拜﹐恭行弟子大礼。他可以砍士大夫的脑袋﹐但不能"洗"士大夫的脑袋。他有权力随意惩处高官大吏﹐但没资格强去"改造知识份子世界观"。 

中国的宋朝﹐虽屡遭外敌侵扰﹐但其社会制度发育得相当成熟。它的政治方面无疑是相当专制的﹐是能够把其官府系统管理得严严实实的。它的学术思想领域也无疑是相当繁荣的﹐大师辈出﹐学派林立。尤为称道的是﹐一些享誉千年的书院正是在此朝度过了它们的鼎盛期。这政治方面的发展与这思想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各行其道的。 

在赵家皇帝中﹐很少有人像20世纪新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那样频频干涉学界诸事。比如﹐既不向那些书院提出必须服务于朝廷的政治任务﹐也不向那些书院派出完全受命于朝廷的政工干部﹐更不会自以为是地去充当学界导师﹐向莘莘学子大谈什么"世界观方法论"问题。 

与此相对应﹐在各个书院里﹐也很少有人像20世纪新中国的许多读书人那样热衷于歌颂政治权势人物。比如﹐不会去大谈什么赵匡胤的哲学思想如何如何伟大﹑赵匡胤的政治思想如何如何英明﹑赵匡胤的外交思想又是如何如何有谋略 ﹐不会去出版什么第一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研究丛书﹑第二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研究丛书 。 

上观两千年中国史﹐很少见有哪位封建君主敢大言不惭地说﹕老子既是天下最有权力的﹐又是天下最有思想的﹐既能在政治上统领整个国家﹐又能在精神上教导全体人民。反观20世纪新中国﹐倒可看到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就是这样自以为是的﹐并真的被许许多多人奉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数千年历史﹐就数他老人家冒了尖。 

不过﹐历史最终能不能就这样认可他﹐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夺取政权前﹐他虽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都颇有建树﹐但其影响仅限于他的党以及他的党所控制的地区﹐而未能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威者以及整个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权威者。 

入主北京后﹐他的最高政治权威者的地位无可置疑﹐但他的最高精神权威者的地位大为可疑。 

就思想层面而言﹐他先是提出一套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继又提出一套如何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结果﹕ 

1962年后﹐他自己就遗弃了他的前一个理论﹔ 

1978年后﹐其党人又否定了他的后一个理论。 

古人有言﹕"人亡政息"。毛泽东人亡﹐不仅"政息"﹐而且思想遭到冷遇﹑甚至遭到批判。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权威是附属于他的政治权威的﹐而不同于史上圣贤所享有的那种独立不倚且经久不衰的思想权威。 

再就精神权威概念所涵盖的道德层面来看﹐老人家就更显尴尬了﹐无论如何也做不了他所执政的这个国家的道德楷模﹐甚至做不了他所领导的这个党的道德楷模。 

1980年秋﹐中共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召开了一次超大型会议。出席者达四千馀人﹐均为党内各方要人。许多与会者认为﹐毛的个人品质有严重问题。其中一些人在诉说毛的这一问题时﹐还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来。 

为此﹐邓小平不得不出来为他的老首长说话﹕"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4) 

如果说指责毛泽东个人品质不好的那些人只是说了其一﹐那么强调个人为制度所决定的邓小平也只是说了其二。除此之外﹐还有个其三﹐就是制度能够决定人但其本身也是由人制定的或是由人选择的（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提出过类似问题(5)）。 

至于人为什么要制定或选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制度﹐除有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人自身方面的原因﹐即制定制度者或选择制度者很适合或很喜好这种制度。 

据黄克诚记述﹐毛泽东早在主政中央苏区时﹐就"过于使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例如﹐过于使用像李韶九这种很会顺从自己但品质很坏的人﹐过于纵容他为所欲为地搞"肃反"﹑打"AB团"﹐以致激起"富田事变"﹑造成红军分裂。(6) 

另外﹐邓小平本人在为毛泽东作上述辩护的同时﹐也承认后者有这样的问题﹕"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7) 

在一个党里﹐有了这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整"的党老大﹐又有了这样一个"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的制度﹐自呈相辅相成之势。人们既可以说后者影响了前者﹐为前者提供了制度性保证﹔也可以说前者影响了后者﹐为后者提供了创设性动力─前者毕竟拥有能为本党制定或选择某种制度的权力。两者互为因果﹐很难说谁就绝对地影响谁﹐或谁就绝对地被谁所决定。 

诚然﹐这位党老大有时也会作出一些谦让姿态﹐比如提议不准以个人名字命名城市或街道﹑不准向个人祝寿或送礼。他的这些姿态﹐孤立地看很悦目﹐很让那些仰着脸看他的人感动不已﹔但与他实际做出来的那些事联系起来看就很表面化了﹐就很不足以称道了。 

在他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运动时﹐都有一些人站出来劝阻他﹐十分认真地指明其间种种弊端﹐但他拒绝劝阻﹐并严惩劝阻者﹐甚至置其中一些人于死地。当他搞的这些运动已完全失败并造成惨重后果时﹐又有一些人站出来纠正他﹐十分善意地提出许多补救措施﹐但他又拒绝纠正﹐并又严惩纠正者﹐末了还不许人追究他的任何责任。他的这种宁可我负天下而不可天下负我的执政方式﹐实属无道之君所为。 

总之﹐毛泽东在其执政生涯中﹐既要做全国人民的政治领袖又要做全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就如同既要当秦始皇又要当孔夫子一样﹐无疑是困难的﹐是不伦不类的。(8) 

注解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英文版﹐第53页。 

(2)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3)迈克尔﹒H﹒哈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1─5页。 

(4)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302﹑308─3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6)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7)引自﹕同(4)。 

(8)如今﹐达赖喇嘛也面临同样问题。他的因袭身份要求他既要做藏人的精神领袖﹐又要做藏人的政治领袖。前者要求他必须讲心正意诚﹐必须为人坦坦荡荡﹑有话直说﹔后者要求他必须讲斗争策略﹐必须学会躲躲闪闪﹑含煳其辞。可是﹐他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很难将这两者统一起来。 

一方面﹐他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份人坚决主张西藏独立。他若要想继续做这些信徒的领袖﹐就应该针对他们的主张给出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说法。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大多希望以较为缓和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即大多支持西藏高度自治﹐而不赞成西藏独立。国际社会十分明白﹐他们如果明确支持西藏独立﹐就会冒两方面的风险﹕一是要与中国政府直接对抗─这是他们不愿由自己来冒的风险﹐二是会促使许多西藏人为此而流血（因为中国政府会为反对西藏独立而不惜动用武力）─这是他们也不愿看到的由别人来冒的风险。基于这些考虑﹐他们倾向于促使达赖喇嘛能够与中国政府对话﹐寻求一种双方均有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达赖也十分明白﹐他既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就应该尊重国际社会的意见﹐就应该针对他们的主张也给出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说法。 

显然﹐达赖喇嘛针对这两方面主张所给出的两种说法﹐是很难一致起来的。这种不一致﹐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是很正常的﹐是很适合他的职业的─相机行事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日常功课﹔但对于一个精神领袖尤其是一个宗教领袖来说﹐就不正常了﹐就不合乎他的身份了─一个受人敬仰的活佛﹐应该像赤子一样单纯﹐而不能老于世故﹑通权达变﹐或者说﹐应该像水晶一样透明﹐而不能一面清晰﹑一面朦胧。 

当然﹐达赖喇嘛也有自己的话可说﹕我们搞的"政教合一"不好﹐即在把政治"合"入宗教的同时﹐也把前者讲求功利﹑讲究权谋的行为方式带入后者中﹔然而﹐你们搞的"教政合一"也不好﹐即在把宗教"合"入政治的同时﹐也把后者讲求功利﹑讲究权谋的行为方式强加于前者。 

【71】 

老人家曾对斯诺说，在人们称呼他的“四个伟大”中，他只想保留“导师”称号而不要其它称号。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其它称号倒是可以给他，因为它们大多指的是政治权威者，故与毛的实际身分相差不远；唯独“伟大导师”称号最个适合于他，无论就这一称号的思想层面看，还是就这一称号的道德层面看，都不适合于他。 

接下来的问题是，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长于克敌致胜的政治领袖，却硬要做一个志在教化人民的精神领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只能是把他在政治上搞的那一套东西强加到人民的精神上，使之完全政治化，准确地说完全毛氏政治化。在新中国上层建筑中已不存在任何能够独立于毛式政治的精神领域，在新中国民间社会中也不存在任何能够独立于毛式政治的精神生活。 

其政治清明，则清风远播；其政治黑暗，则黑云遮天，不论其政治方面还是其精神方面都不见天日。就毛泽东执政总体情况来看，政治清明时少而政治黑暗时多，并致使社会其它方面也趋于恶化，与各种政治运动此落彼起相伴随着的是民族精神素质持续下降。 

近几十年来，我们民族精神素质虽在识字率上提高了许多，可以说与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但在另外两个重要维度上下降了许多：其一，在知识精英层面上，人格涵养水平大幅度下降，那种道德文章皆佳的学术大师在新中国学界已成濒危物种；其二，在普通民众层面上，人伦道德水平大幅度下降，那种温厚侠义并重的淳朴民风在新中国民间已是昨日气象。 

与毛泽东党天下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至少有一长处，就是社会精神权威系统与社会政治权威系统处于相对分离状况。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Tobin）曾告诉世人，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就在于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中国传统社会的建构者们虽未说出这句话，但有意无意实践了这句话，即没有把思想权威、道德权威这些个“鸡蛋”都统统放到政治权威这个“篮子”里，从而能够减少一个社会在发生权威危机时所要承担的风险，至少能够避免出现因政治权威系统崩溃而连带其它权威系统一并崩溃的局面。 

政治权威尤其那种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威，是依附于某些集团或某胜个人的，而这些集团或这些个人均处在变化过程中，或作强弱变化，或作存亡变换，强则其政兴，弱则其政衰，存则其政举，亡则其政息。换句话说，政治权威这只篮子不是什么耐用品，而是一种易损品，一种隔不长时间就要加以更换的易损品。 

自秦以降两千余年里，中国的政坛上不知该换了多少朝代，而附属于这些朝代的政治权威系统也随之来去匆匆，此时确立，彼时崩溃。 

在这大约相同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所依循的精神权威系统，诚然也有许多变化，但这种变化远没有达到那种在确立与崩溃间不断周而复始的程度。 

特别是近千余年来，这种精神权威系统就几乎从未出现过彻底崩溃的情况。读书人一直是拜儒为主，兼拜佛老。老百姓也一直是拜天地，拜祖宗，遇有难事拜菩萨。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紫禁城头上的大王旗朝朝变换，老百姓心中的敬畏物代代相传。 

即便在强大外族入主中原、汉家天下为之变色时，这种精神权威系统也没有被彻底摧毁。曲阜孔庙里耸立着许多巨大的用蒙文、满文书写的御碑，就是很好的证明。 

那些起于塞外莽原、惯于纵马挥刀的胡人皇帝大都明白：他们可以统治汉族人，但不能非礼孔夫子，不能亵渎被征服者心目中的这一精神偶像；他们必须入乡随俗，必须尊重汉民所尊重的一些道德楷模，尤其是那些教人温和厚重的道德楷模。于是，他们沐浴更衣，恭恭敬敬地拜了这位不通胡语的“大成至圣先师”。 

就某个朝代来说，尽管政治很腐败，很不成体统，但道统还在，学统还在，至少道统的威仪还在，学统的规矩还在，孔夫子的牌位还立在那里，做学问的章法也摆在那里。谈到圣贤时你就得作毕恭毕敬状，写起文章来你就按规矩起承转合。 

一些两栖知识分子，在官场见风使舵，百般钻营；回书斋正襟危坐，规规距距读书习字，故都有些学问、有些文才。对于他们来说，政统不在，道统还在；道统不在，学统还在，文章还在。明朝张居正大槪就属于这类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页76-107。〕 

不论是既有道统又有学统的士大夫，还是没有道统仅有学统的士人夫，都传承相似的东西。左光斗为史可法业师时讲圣贤之道，张居正为万历帝业师时也讲圣贤之道。尽管先生不同，弟子不同，讲的方法也不同，但讲的内容相近，多为圣贤书上的东西。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精英教育体制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就其外部关系而言，是相对独立的，即相对独立于皇权系统；就其内部关系而言，是相对统一的，即相对统一于圣贤衣钵；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是催人上进的，即激励读书人动心忍性，行大道于天下； 

就其实现方式而言，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说归说、做归做，有人躬行践履、义无反顾。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史上有一种突出现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时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愤而挺身过问世事，甚至世道越为黑暗，成仁取义之士越发汹涌，不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扑后继、慷槪赴难。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从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为教育保留一块相对纯净的天地、一块以孔圣人为尊的天地（或者说没有把精英教育这只“好鸡蛋”放进官场政治那只“破篮子”里），故使读书人虽生活在政治黑暗的社会里，却受教于大讲君子操守的学堂中，被鼓励做对国家对社会有担载的人。 

当然，他们由学堂进入社会后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人会屈从政治压力，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有人会坚守圣贤之道，求仁求义，在所不辞。 

中共自身发生发展史就提供了这方面例证。它的第一批党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大都是出身各类学堂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他们很少有人能读到或能读懂马列主义大部头著作），另一方面也读了许多讲忠孝讲仁义的圣贤书。他们大多是从前者那里获得革命的理想，从后者那里获得做人的品性——做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党人所应具备的品性。 

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晚年常谈到，早期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既给了他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给了他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恽代英曾说：“我对于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这句话令匡先生久久不能忘怀，成了他晚年之所以要写《孔子评传》的一个早年情结。〔李慎之，《“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匡亚明先生印象》，《炎黄春秋》1997年第6期，页52-54。〕尽管旧中国的政治状况相当恶劣，但旧中国的各式学堂曾向中共革命组织输送了一批批热血知识分子，一批批为求民族大义而不惜赴汤蹈火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夏明翰、恽代英等。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政见，但不能不敬佩也们的人格，即沐浴过圣贤之风的人格。 

与此同时，旧中国的贫瘠乡村也向中共武装力量输送了一批批敦厚坚忍的青年农民。他们很快就成为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最勇敢、最守纪律的革命战士。 

与旧时学堂教育类似，旧时乡村生活也是相对单纯的。一是因其本身处于自然经济状况，故很少受其它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因旧时官府只要能收上粮赋、征得徭役，一般不多干预乡村生活、尤其不多干预乡村人民精神生活，不大操心老百姓是信神还是信鬼、是拜祖宗还是拜菩萨，故使得乡村生活又很少受官场政治流弊的影响。 

尤其是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受官场政治影响更少，故而民风更为敦厚。另外，这类地区还常常在不同村落、不同祠堂、不同民族之间爆发大规武装械斗，故而民风又较强悍。 

这类地区通常杂居着不同族类，如中共元帅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一带居民就分属“军、民、客、土、苗”五个族类。〔《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页1。〕由于不同族类差别较大，故其间纠纷较多，也较尖锐；又由于当地官府力量相对弱化，故民间纠纷较难获得权威性仲裁；因此，不同族类在解决彼此纠纷时，较容易走上极端，较容易斥诸武力，直接用刀枪棍棒来判定是非曲直，常常能将两户间的争执，如争一垄地一渠水，演变为两大宗族间的武装对抗，即有千百人参与的流血械斗。长期生存于此地的乡民们，自是尙武尙勇，并好抱团好讲义气。 

中共武装力量最初兴起的地方，几乎都是这类官府力量较为弱化而民间风尙较为敦厚强悍的边远地区，几乎都是数省交界的几不管地区，如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闽粤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西边区，陕甘宁边区等。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分析了红色武装割据之所以可能的条件：1、白色政权的持续的分裂和战争，即所谓军阀混战；2、有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工农群众和国民革命军的存在；3、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4、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存在；5、党的组织有力量和党的政策不失误。〔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50-52。〕 

就实际情况看，还应加上一条，即所在地区民风敦厚强悍。这里的许多乡民或山民均有拿过刀枪的经历，或参与过宗族械斗，或打过野猪山鸡，甚至当过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初上井冈山时，就得到过王佐和袁文才的帮助，并收编了他们的土匪队伍，使之成为草创红军中的一支生力军。 

另外，在中央红军发展地区内，自闽粤边界起，沿粤赣边界、湘赣边界，直至鄂南，是客家人与土著民杂居地区，也是宗族冲突和武装械斗高发地区。这种地理人文情况对于红军发展来说，既有其弊处：浓厚的宗族意识不利于确立鲜明的阶级意识，不利于讲革命团结、讲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也有其益处：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有较强的战争承受力，出生于此地的战士也多能抱团、多有尙武精神。〔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井冈山的斗争（1928.11.25）》）中，将中共武装割据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概括为：1、有持续的军阀混战：2、有很好的群众（主要指受过大革命影响的群众）；3、有很好的党：4、有相当力量的红军；5、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6、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59-86。〕无庸置疑，毛泽东的党曾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大量的精神资源，用以成就他们的夺权事业。人们既可以从其知识分子出身的党人身上看到那种未有恒产而有恒心的传统士风，也可以从其工农大众出身的党人身上看到那种刚勇的古朴民风。正是在这种士风和这种民风的吹拂下，新中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然而，毛泽东的党执政后未能很好地反哺曾哺育过他们的传统文化，不是去发扬光大它，而是去伤害它、羞辱它，并致使自己治下社会风气日下。 

在其治下的高等学府里，既很难培养出许多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大师型学者，也很难培养出许多像夏明翰、恽代英那样的热血知识分子；相反倒很容易造就一批腐败文人，一批惯于看风使舵的政客型教授、一批擅长搞大批判的高学历者、一批酷爱打小报告的读书人。 

士风已堕落到多少代以来的最低点。 

在其治下的社会基层单位里，大锅饭式的劳动制度养懒了许多任务人农民，使他们得过且过，能少干活就少干活；假大空式的政治宣传又教傻了许多老百姓，使他们竟能对一些莫须有的东西信以为真。 

毛泽东的专政机关又通过对民间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对一切民间独立声音和一切民间独立团体的坚决取缔，对一切敢于拍案而起者和一切敢于直言不讳者的彻底清理，而将这个曾出过陈胜吴广李贽海瑞的民族整治得没有脾气了，致使老百姓们即便挨饿挨整也不敢有怨言，更不敢有义举。 

长此以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勤劳、智能、勇敢等质量，都被打了许多折扣。 

邓小平也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认为社会风气在“文革”前是好的，到了“文革”中才开始恶化的，“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02-303。〕事实上，社会风气在“文革”前就已开始恶化了，在“文革”中只是变本加厉而已。其中士风的恶化可追溯到1950年代那几场整知识分子运动。邓公自己就积极参与其事。 

我们的社会风气所以全面恶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国家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国家体制把包括思想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所有权威都置于某种政治权威下，准确地说都置于某种很容易出乱子的政治权威下。或者说，这种国家体制在权威资源配置上，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一个很容易破损蓝子里。 

这种覆盖一切领域的政治权威，无事则罢，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波及整个社会，就会造成全面危机，可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十分不幸，作为这种政治权威的主要担当者毛泽东，偏偏是一个患有政治多动症的人，一个总爱折腾出事来的人，总爱将手里正拎着的那只装满鸡蛋的大篮子悠来悠去，直至悠脱了手，砸在硬邦邦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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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下）

【72】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经毛泽东审定，传出一个信息：新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党内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深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用一句话即社论题目的话来说：这一年，将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年。 

当年4月，周恩来又传出毛泽东的话：“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22。〕 

在此之前的1966年10月，毛泽东还说过：“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枓》第25册，页151。〕 

总之，在毛泽东原设想中，1967年应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至少应是其形势能够明朗或其局面能够得到控制的一年。 

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1967年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形势最不明朗、局面最为混乱的一年。这一年，派仗打得最凶，人员死伤无数。 

后来形势发展更为严峻。老人家不仅在1967年结束不了这场革命，而且在他此后整个有生之年也结束不了这场革命。整个事态已成毛公不亡则文革不息之势。 

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却难以驾驭它、更无法结束它这一情形，对于他本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但就事理而言实属必然。因为，老人家所发动的这场革命本身就不存在任何成功的可能性，无论在此革命的对象上，还是在此革命的方式上，以及在这两者的关系上，都是问题丛生且难以解决。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槪念，故而也是一个能将这场革命的对象问题搅得混乱不清的槪念。 

就字面意义来看，这一槪念不可能具有它应有的确切涵义。一个明显事实，就是这个槪念的炮制者本人，对于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类问题，是不甚了了的。 

毛泽东无疑拥有相当丰富的中国乡村生活经验和中共革命斗争经验，但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的情况，既缺乏亲身感受（他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又未做专门硏究（其本人读《二十四史》的兴趣更甚于读《国富论》和《资本论》的兴趣），因而不大可能在这方面形成较为实际且较为系统的看法。 

他的执政实践也表明，他既不大懂资本主义的经济，例如，不伦不类地将只有新中国才有的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利伯维尔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画等号；也不大懂资本主义的政治，例如，在与外宾谈话中承认自己不能理解“水门事件”，不能理解几小卷磁带就能把一位大总统搞下台这一合乎西方政治运作程序的事实。当然，这种不理解丝毫不妨碍他仍能就此问题说上一大通自以为是的话。 

就这些槪念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所谓“走资派”，主要指执政党内那些未能很好地听毛主席话故而为他所不满的干部。问题是，毛主席话本身就不确定。他常常先是说一个人的好话，继又说这个人的坏话；今天举荐一个人，明天又打倒这个人。这几乎成了他如何使用干部尤其是如可使用高层干部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先是整倒刘少奇，继又整倒林彪，后又整倒邓小平；可这三人原先均是由老人家自己委以重任的，尤其后两人最后获他重用的时间均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 

这后两人情况恰好表明，不要说普通群众不大清楚这场运动究竟要打倒哪些人，就连毛泽东本人最初也不大清楚他发动这场运动究竟会打倒哪些人。 

毛泽东为整“走资派”而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一群众运动有一显着特点，用《十六条》的话说，就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也就是说，这一运动尽管是由执政党主席发动的，但其进行过程既不受执政党组织控制，也不受政府部门领导，而是靠群众自己来运作的。 

然而，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又不予以控制，对于任何一个原本有序的社会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在一个有序的社会尤其是一个因集权统治而高度有序的社会中，大多数群众都受到较为严厉的约束和控制，过着十分拘谨的生活；故在他们心底，对于那些长期管束他们的社会监控系统，一直存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抵触情绪；而当他们一旦被解除各种约束并拥有可以冲击一切的权力时，就回自然地将他们的矛头指向他们心中长期感到不快的东西，指向各种制度，指向各级官吏，其后果只能是全社会无序化。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正是如此。昔日的群众一旦成了“造反派”，就首先大造社会监控系统的反，人造体制和官吏的反，逢规章制度就当“管卡压”来破除，逢领导干部就当“走资派”来打倒。他们造遍了旧体制和旧官吏的反后，接着又造其它造反派的反，与他们大打派仗。 

于是，这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成了一个“打倒一切”的运动、一个“全面内战”的运动。 

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群众运动，也对参与其间的人进行选择，选择那些特别适应于它的人、那些特别适应于在乱世中大展手脚的人，并把他们送上运动的潮头，任其兴风作浪。这就使得本来已很混乱的运动，再添一层混乱。 

例如，那些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倾向的人、或有着强烈的冒险性倾向的人，就特别适应于这所谓的“造反运动”，故而比较容易在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其间的领袖人物。这便印证了那句老话：“乱世英雄起四方”。 

另外，某些有着强烈的投机性倾向的人，也比较适应这场造反运动，比较容易从中脱颖而出。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由最高执政者本人发动的。运动初期京沪两地的一些造反人物，就是在毛本人直接或间授意（即所谓“打招呼”）下而采取“革命行动”的。换句话说，这些造反者是在拿到了“尙方宝剑”后而去行事的，或说是在看到了“底牌”后而去押宝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参与这种“造反”，就不是什么要冒很大风险的事，而是一件大有机会可趁的事。 

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不确定的，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也是无秩序的；若再两方面联系起来看，此次革命所具有的那种荒诞性质就更是显露无遗了，同时，老人家能够发动这场革命却无法结束它的那种尴尬境况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在这场革命之初，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执政党高层中的领导权问题，是要整一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整一整那些已不太听话的中央大员们。显然，他这时想整倒的人不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当运动即将全面铺开之时，老人家还通过《十六条》再次强调，在执政党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大多数”，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这是在告诉人们：此次运动的打击面不要太宽了。 

然而，当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并不予控制时，其锋芒所指就不会完全限定在发动者原先所设想的范围内。他们既会去冲击发动者曾让他们去冲击的对象，也会去冲击发动者未叫他们去冲击而他们自己想去冲击的对象。 

结果，他们冲击了几乎所有的当权派，所有曾经管过他们的这个“长”或那个“长”，给他们贴大字报，挂黑牌子，开斗争会。除此之外，他们还冲击了其它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与他们同属一类的人。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既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发动群众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扩大打击面乃至打倒一切的过程。 

最初，姚文元文章发表后，运动的范围主要限于思想文化领域，打击面也主要限于某些知名学者，以及某些兼有知名学者身分的执政党干部——多是负责文教宣传工作的干部。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发表《5·16通知》后，运动的范围则进一步扩大到大中城市里的大中学校，打击面也相应地扩大到学校中的部分教职工、部分校领导、以及那些由上级单位派下来领导运动的工作组。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并发表《十六条》后，运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全国所有的文教单位和党政机关以及街道里弄，打击面也扩大到凡是“红卫兵”看不顺眼的一切人和物，其中有知识分子、党政干部、以及早先已被打倒过一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外还有各种文物、各处古迹。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发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后，运动的范围再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工矿企业、农村社队以及军事机关，打击面向上扩大到刘少奇、邓小平，向下扩大到几乎每一个工厂厂长和每一个公社书记。 

转过年来，搞“一月革命”，反“二月逆流”，又打倒一大批省市领导干部、国务院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整个执政党干部队伍似已到了“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地步。这正应了林彪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的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12.3）》，《林彪文选》，下册，页241。〕 

就在整当权派的同时，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他们或因政治观点不同或因派别利益不同而相互打起派仗来了，先是文斗，继是武斗，其激烈程度已近乎历史上的国共战争。于是，这场革命的对象又扩大到造反派自身中来了，即造反派们不仅是革命的主体，而且自身也成了其它造反派欲予革命的对象。 

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是被迫卷入进去的当权派，还是主动参与其间的造反派，都获得了一种平等性，即都有了自己的政敌，都面临着被他人打倒的危险。 

前文已谈到，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基本设想中，整“走资派”是目的，搞“群众运动”是手段。然而，这两者间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到了一定时候，手段便上升为目的，群众运动本身也成了高于一切的东西。 

由毛本人主持召开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任务。关于这一提法，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作了一个权威性解释：“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10.16.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134。〕 

林彪在此会上，也说了类似话，也认为执政党中央内存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5.）》，《林彪文选》，下册，页229-230。〕毛本人也主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为此与周恩来发生分歧。〔高文谦，《艰难而光挥的最后岁月——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本文引自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页67-68。〕并且，他也赞成陈伯达等人就此问题所作的解释，批示要将陈伯达讲话稿，“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05。〕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迅即在全国展开。各地的造反派纷纷起来揭露各地的“走资派”是如何不准他们起来革命的，其中一些人还将矛头指向中央，指责刘少奇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运动，故要求打倒他们。 

如此批判，虽能将眼下的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同时也将毛最初发动这场革命的基本设想弄了个本末倒置：本来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人，而去发动群众；眼下是，为了坚持毛主席群众路线或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而去打倒刘少奇等人。 

原先，毛泽东为这场革命所设想的目的是整走资派，所拟定的手段是搞群众运动。如今，手段获得剧烈的扩张、膨胀乃至吞噬了目的，并使自身上升为目的，至少使自身显得比目的更重要些、更崇高些。 

这个运动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声势，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惊心动魄，硬是将数万万人激动得兴奋不已，如醉如痴。并且，这个运动还产生了超出其发动者所预料的巨大效能，不仅可以整“走资派”，而且可以扫“四旧”、斗“地富反坏右分子”，可以“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促进“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运动所具有的这种波澜壮阔的声势和这种横扫一切的效能，不只是震慑了毛泽东所欲打倒的那些人，还震憾了毛泽东本人，使他对这个由他自己发动起来的运动产生了一种敬畏感乃至一种信仰——真诚地相信，这场运动是伟大的，是神圣的，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真理。 

老人家被感动了，被他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感动了，并将之奉若神明，只是一味地去顺应它，而不约束它，更不准其它人去质疑它、阻止它。毛泽东为自已造了一个他必须依其行事的神。 

正像费尔巴哈所说的神是人的“异化”一样，这场运动对于其发动者来说也是一种异化。毛泽东发动了这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又反过来左右着他。毛泽东鼓动着群众运动一个劲地搞下去，而群众运动也反过来裹挟着他一个劲地走下去，使他欲罢不能、愈陷愈深。 

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发生逆转，方法上升为目的，或者说，目的已不太重要，过程就是一切。这就好比某人原想摸着石头过河，可下到河里后，就总是在那里摸着石头，总是过不了河，因为，他已喜欢上了这样不停地摸着石头，而搞不清楚了摸着石头究竟要干什么。 

其二，老人家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发生冲突，目的是要打倒某些政敌，方法则在制造出更多的政敌，而要再打倒这些新增加的政敌，就还得再使用那个能制造出更多的政敌的方法。这就好比大师傅揉面，面多了搀水，水多了搀面，面又多了再搀水，水又多了再搀面……结果面团越揉越大，大到揉面者无法收拾的地步。 

胡耀邦生前曾向其属下谈了他与毛主席的一次对话。他问主席：什么叫政治？后者答道：政治就是要把自己方面的人搞得越多越好，把敌人方面的人搞得越少越好。 

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无疑是他搞政治的经验之谈，准确地说是他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之谈。他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十分注意做分化敌对营垒的工作，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用吴稼祥先生在其《智慧算术》中的话说，毛此时搞的多是“加法政治”，即多用“加法”（争取盟友），少用“减法”（树立敌人），并最终使“和”数远大于“差”数。〔吴稼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第1章（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老人家执政后，反其道而行之，大搞阶级斗争，到处寻找乃至人为制造阶级敌人，今天打击这一批人，明日打击那一批人，结果与他对胡耀邦说过的话正好相反：将自己营垒中的人搞得越来越少，将“阶级敌人”或“阶级异己分子”搞得越来越多。再用吴先生的话说，他此时搞的多是“减法政治”，并且是一减再减。 

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尤为突出。就像当年国民党剿“匪”越剿越多一样，此时毛泽东斗“阶级敌人”也是越斗越多，不仅斗了绝大部分“当权派”，而且斗了绝大部分“造反派”，最后斗得身边寂寞，斗得举国抱怨。 

就在他行将就木的1976年春，病榻前，只有“四人帮”一干人在谈阶级斗争新动向；深宫外，竟有成千上万人聚啸天安门广场，指桑骂槐文化大革命维护者。老人家愤然起身，抱病做了他平生最后一次减法，又抓了许多“反革命”、许多“四·五分子”。 

数月后，大自然规律则对这位屡屡爱用减法的政治老人的生命，也做了一次减法。庆父退场，鲁难落幕。 

【73】 

如前所述，在文革前期高层权力斗争格局中，毛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诸大员；他所启用的突击力量，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他们直接操纵各种官方传媒和各种造反组织，既通过体制性方式，又通过非体制性方式——也是更有效的方式，去打击毛授意他们去打击的对象）；他所凭籍的依托力量，是以林彪和叶剑英为代表的军队系统诸大员；他所藉助的后勤保障力量，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系统诸大员。 

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时，上述格局基本未变。这可以从此次会议人事安排上看出： 

将国家主席刘少奇从中央常委排名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补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名列第五位、第七位；将军队元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补进中央政治局，占新补者总数一半。另外在此前数月（1966年1月），毛还同意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四元帅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补进中央常委会，名列第十。 

另外，还将地方大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补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紧排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四。 

在这些人事安排中有两点得注意：一、军队高级将领在文革前期有降有升。降者如罗瑞卿大将和贺龙元帅，升者如上述陈、刘、徐、聂、叶五位帅，其中叶剑英在数月内连获四分要职，即中央军委副主席（1966.1.8）、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5.23）、中央军委秘书长（1966.5.23）、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8.12）。 

从总体上看，升的面要大于降的面，基本上照顾到全军的各个方面，以及历史上形成的除“一野”外的各个山头，而不只是照顾到林彪的“四野”山头。由此可以看出，老人家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非常注意做军队方面的工作，以争取行伍中人的支持。 

二、周恩来总理在文革期间获得更大职权。相对于其它中央一线大员来说，周受冲击最少，其权力范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接管许多“靠边站”大员的工作而得以扩展。 

虽然周多受极左势力困扰（也曾为他们拥戴），但他也常使这一势力受挫。事实上他是这一势力屡屡想予撼动却又最难撼动的实权人物。 

虽然周仍在党内招路第三，但此时二号人物林彪在抓权方面不如先前二号人物刘少奇，故而给他留下较多的权力空间。林毕竟军人出身，对诸多政务之事既缺乏兴趣、也缺乏经验，再加上身体多病、性格孤僻、常年深居简出，故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让权他人。 

由这两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很注意争取盟友，甚至能够为此做出妥协。例如，毛曾经严厉批评过由周恩来副手李富春经管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斥之为北京的两个“独立王国”之一（另一“独立王国”是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但此时又同意将李补入执政党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常委会。这表明他为了孤立和打击刘少倚的党务系统，而不惜向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作出让步。 

毛所作出的这些努力是得到回报的。他之所以能将文化大革命的开场搞得那样轰轰烈烈，固然与他发挥了他的个人魅力有关，但也与他得到了他的许多下属一主要是军委领导人和国务院领导人一大力协助有关。 

可是，到了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上述高层权力斗争格局便被逐步打破。由于会议将刘少奇等人力图控制群众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故而在两个向度上为造反派开了可以“打倒一切”的绿灯： 

一是向后，可以清算一切。因为，在中共政治术语中，所谓“路线性错误”也就是全局性错误，因此，若要“彻底批判”某一错误路线，就必须触动与它有关的一切人和一切事。 

二是向前，可以冲击一切。因为，凡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是应予“彻底批判”的。这实际上是给群众运动解除了一切约束，使其不可避免地朝着“打倒一切”的方向发展。上述高层权力格局的各个方面都将受到它的冲击，无一能幸免。 

1966年10月18日，即中央工作会议正在举行之际，北京街头响起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清华大学校园里也贴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12月25日，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5,000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将他们誓言打倒刘邓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此后，刘与邓便被淹没在举国一片“打倒”声中了。就在党务系统中的当权派横遭冲击时，国务院系统中的当权派也陷入厄境。 

这两个系统的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其间的界线是相对而言的，甚至是相当模糊的，有许多相互交叉处。例如，薄一波若从历史渊源关系上看，与彭真、安子文等同属刘少奇的北方局系统，若从现任工作关系上看，又与李富舂、陈毅等同属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又如，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现任书记处总书记的工作则他与后者捆绑在一起，同进同出，最后同遭贬黜。再如，文革初期工作组的工作主要由党务系统具体负责，但工作组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国务院各部委。 

起先，国务院系统中的一些当权派因参加工作组而受到造反派追究。例如，北京地质学院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揪斗该部副部长邹家尤，控诉他在任地院工作组组长期间镇压学生运动。 

又如，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也以相似理由屡屡揪斗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 

不久，国务院系统中的多数当权派因本部门工作而受到造反派冲击，一是批判他们多年来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二是批判他们在当前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之际妄图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国务院的所有副总理和各部部长都被贴上了大字报，都受到了冲击。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军队开始受到冲击。 

10月下旬，一些军事院校造反学生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从底层冲到顶层。11月上旬，又有军校学生冲进国防部大院，冲上总参谋部大楼。 

北京已无军事禁区了。 

11月13日、11月29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两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学生，并作了旨在稳定军队的讲话。随即，造反派便将批判陈、叶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大街上。此后，这些共和国元帅们的名字便频频与“打倒”、“炮轰”、“声讨”等字眼连在一起了。陈毅还获得一个“老右”称号。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其《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口号。于是，全国各地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一批高级将领先后遭到揪斗。 

1966年12月，主张一切都可以冲击的中央文革小组自身也受到冲击。 

北京林学院学生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等大字报，后又在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大标语。清华大学校园内也出现“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等大字报。北京大学署名“虎山行”的大字报宣称：“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由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校的一批老红卫兵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也在西直门城楼上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撒传单、贴标语、说“江青太狂了”，说“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后面半句话的矛头显然已不仅仅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指向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了，指向老人家本人以及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58-162。〕面对群众运动的冲击，上述高层权力结构四个方面都作出自己的回应。 

中央文革小组方面作出回应最快也最严厉。他们迅即将针对他们的冲击行动定性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二月黑风”，并责成公安机关逮捕那些公开反对他们的人。 

党务系统方面的领导人，大都被冲击得焦头烂额，已很难作出回应，只有刚从地方大员升任中央大员的陶铸最初还能够替这一系统的人和事说一些话。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同时兼任中宣部部长，以替代彭真和陆定一。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又—补进中央常委会，排名第四，位居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前，成为党务系统方面的最高职务者。 

最初，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抱积极态度。但随着运动打击面不断扩大，尤其扩大到像刘少倚、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时，他就持保留态度了。 

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会前江青做陶铸工作，要他打头阵，向刘邓发难，但被他婉拒。在几次生活会议上，都只有陶铸和周恩来“从头到尾没有发言”。〔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8。〕他在被打倒前数日，即1966年12月28日，还在中宣部说了这样的话：“刘、邓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47。〕陶是性情中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批评他不该保他的老同事王任重时，这位写过《松树的风格》一书而被誉为青年导师的人被激怒了：“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条。”〔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0。〕陶铸不愿“落井下石”的结果，是自己也落到了井里，并承受了雨点般的石头。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宣布：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随即，“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口号声，响彻北京，传遍全国。 

1月8日，毛泽东亲作批判陶铸指示：“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上的照片和电视里都有邓小平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在中南局宣傅毛泽东思想都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昵！”〔毛泽东，《对批判陶铸的指示（1967.1.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484。〕 

毛泽东一言九鼎。陶铸被正式打倒，一夜之间，由红线人物排名第四突变为黑帮排名第三。用其遗孀曾志的话来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妇孺老幼，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6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9-360。〕面对由群众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国务院系统领导人和军委系统领导人也都作出回应。由于他们的处境相对说来要比党务系统领导人的处境好些，故而他们的回应更有力些，并且是一次不成再来一次，直至将毛本人激怒而把他们重重打压下去为止。 

国务院系统分管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在196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召开的工交企业座谈会上，全盘否定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反对在工交企业中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们还拟出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正相反对的文件，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亦称《十五条》）。 

新文件要求工交企业应结合原四清运动部署来搞文化大革命，应分批分期进行，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八小时生产。 

中央军委系统的多数领导人，都反对在军队中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反对乱冲军事机关、乱揪军队干部。他们还敢于直接表明自己这一态度，并为此不惜冲撞为毛泽东所宠爱的中央文革小组，以致于这一小组组长陈伯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1967年1月20日，在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抄家一事，先是徐向前元帅猛拍桌子，继是叶剑英元帅猛拍桌子，前者拍砸了茶杯盖，后者拍折了手掌骨。老将军们如此狂怒，竟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陈伯达等人震慑住了，使他们哑然失语。会后陈伯达传给叶剑英一个电话留言，说自己安眠药吃多了，并申明将自己说过的“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那句话收回来。〔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1月2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在数次求见林彪而不获答复的情况下，坐车直闯林彪住地，当面向后者提出要搞几条规定以稳淀军队。林彪虽自文革爆发以来一直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但此次连连点头，同意这位不速之客的意见。据徐向前事后分析，“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盘算，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9。〕林彪当即口述命令，经秘书记录整理成文，再经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联席讨论，定为七条，又经在京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增加一条，最后报请毛泽东批准，遂成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全军。此命令对军队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用了许多“不”字，如不允许乱抓人、乱抄家，不允许戴高帽、挂黑脾、游街、罚跪，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得擅离职守，不要外出串联等等。〔《中央军委命令（1967.1.28）》，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26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7-831；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5-586。〕国务院系统领导人制定了旨在稳定工交企业的《十五条》，由周恩来、陶铸、谷牧面呈毛泽东，当即为后者否定（1966.11.22）。时隔两个月，军委系统领导人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八条命令》，由林彪、徐向前面呈毛泽东，则当场获后者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1967.1.28）林彪也当场致辞答谢：“主席，您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9。〕 

尽管国务院系统领导人进言和军委系统领导人进言在毛那里获得不同反响——由此可见后者对这两方面人的倚重和顾忌是有所不同的，但两大系统领导人都面临相同形势——各种矛盾正在激化，尤其是以1967年1月“上海风暴”为发端的夺权运动正在使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并且，他们大多还未被正式打倒，故都还负有维系国家秩序的责任，还拥有能为此事说话的机会。于是，他们联起手来作出他们理应作出的回应。 

这就有了所谓“二月逆流”一幕。 

【74】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是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1966.7.8）中的一句话，后成为一句名言。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反复诵读它，用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文化大革命后的研究者也频频引述它，用以探寻这位老人家何以要发动这场革命的思想脉络。〔王年一先生曾把载有这句话的据说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比作“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之一；王着，《大动乱的年代》第1篇，第1章。〕就字面看，这句话大而化之，有点类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样的话，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拿来说一说。就内里看，这句话特有所指：说话者所要“大乱”的天下，指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大员掌有许多实权的天下；说话者所要“大治”的天下，指的是他本人能够再度统揽大权以及能够实施他的诸多共产主义空想的天下。 

因此，毛设想中的这个由“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更替权力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实际发展过程也显示了这一点：先是1966年秋冬如火如茶的造反运动，继是1967年1月狂风骤起的夺权运动。 

从当时形势来看，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这一夺权运动，除要解决领导权归属问题外，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即不仅要将许多权力从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人手里夺回到忠于他本人路线的人手里，而且要运用这夺回来的权力大治他的天下。 

老人家毕竟是党、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下最终还是由他个人说了算。因此，他鼓励造反是有一定限度的，即只能去反那些不听他话的人，而不能反到他自己头上来，只能去乱政敌的部署，而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上演的仍是那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老戏。 

当群众运动不仅打倒了毛本人想打倒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而且打倒了毛未曾想打倒的许多当权派时，当这一运动不仅搞乱了毛的政敌的部署、而且搞乱了毛自己的天下时，他就不会再放任这种局势没完没了地发展下去，而要设法控制它，赋予它一定秩序。 

若要做到这一点，毛就必须重建权力系统。这种重建权力系统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夺权”的过程。 

那么，要让哪些人来夺权呢？ 

用毛的话说：一是“革命干部的代表”，代表着能够对刘邓路线反戈一击的党政系统干部；二是“军队的代表”，代表着能够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军队系统干部；三是“革命群众的代表”，代表着造反派组织以及从背后操纵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三方面的人，构成一种被称作是“三结合”的权力系统，以替代原有的权力系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蕈报》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30日）。〕 

那么，要夺哪些人的权力呢？ 

在高层内要夺什么人的权力，毛心里很清楚，即要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诸大员的权力、以及与他们联系密切的一部分政务大员（如薄一波）和一部分军方大员（如贺龙、罗瑞卿）的权力。这一任务到1967年初就已大体上完成了。 

可是，在高层以下要夺什么人的权，他就不清楚了，也不可能很清楚，只是十分笼统地说要夺各地各部门的“走资派”的权。 

至于他心目中所设想的“走资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就过去而言，指的是那些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二是就当下而言，指的是那些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 

至于在各地各部门中，哪些领导干部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哪些领导干部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不可能搞得一一清楚了，而只能藉助手下人——当时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来进行确认并予以打倒。 

然而，毛所使用的这些手下人，大多是靠造反起家的，大多是靠批斗领导干部而使自己获得显赫地位的。因此，他们的切身利益就在于打倒领导干部，并尽可能多地打倒领导干部。结果，他们把毛本要打倒的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执行过刘邓路线的当权派；把毛本要打倒的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当权派。 

这实际上是要打倒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原因十分简单：其一，刘少奇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多年，与此相应，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大都听命过他，或说大都执行过他的路线；其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既显现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景象，又生出了许多背情悖理的事端，使得大多数人不理解，至于那些首当其冲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更感困惑了。 

因此，与“夺权运动”相伴随着的，便是“打倒一切”。各地区各部门乃至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被造反派打落了乌纱帽。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除了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外，其余者不是被打倒，就是被勒令“靠边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还被认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此会议结束数月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当作“走资派”来批斗，其中许多人被戴上了高帽子游街，被罚跪广庭大众面前，挨打，挨骂，蒙受各种羞辱。 

与“打倒一切”相伴随着的，便是“天下大乱”。在大多数地方，旧的权力机构已被冲跨，新的权力系统还很难建立起来，从而出现了权力真空状况，或说是无政府状况。当时，全国所有省一级党政机关都先后发生夺权运动，但只有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五省市的夺权运动得到中央的迅速认可，〔上海市1月6日夺权，《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夺权者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写了由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以示认可；山西省1月14日夺权，《人民日报》，1月25日发表认可性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贵州省1月25日夺权，《人民日报》2月1日发表认可性社论《西南的春雷》；黑龙江省1月31日夺权，《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认可性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山东省2月3日夺权，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认可性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另外2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夺权运动全都处于难产状况，其权力系统大部瘫痪，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各地夺权运动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也给执政党中央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并因此而激化了其间业已存在的许多矛盾。 

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在执政党高层内，主要夺党务系统诸大员的权力，而对于政务系统和军队系统的许多领导人不仅不予夺权，反而多有倚重。 

权力与责任一致。既然这两个系统的许多领导人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仍负有相应的责任：政务系统大员仍负有行使政府基本职能的责任，军队系统大员仍负有完成国防战备任务的责任。 

因此，他们对于眼前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的形势不能无动于衷。 

另外，这些大员们除了负有职权上的责任外，还负有为许多已被打成“走资派”的人鸣不平的道义——勿宁说是一种情义。 

迢些尙在台上的人与那些已落台下的人，多有密切关系，或是在长期工作中建立的业务合作关系，或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袍泽故旧关系。 

国务院分管财政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与各省市主管经济事务的负责人，就有过许多“条条”上的业务关系。他们每年都要数度见面，或核查本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或商讨下年度计划安排问题；平时还保持经常性电话联系、作请示，或予指示。长期如此合作，自然会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理解且相互照应的关系。 

“文革”爆发不久，大多数省里的干部或被“揪出来”，或被“靠边站”，而身居中央的李先念虽处境也不太好，但还能够说上一些话。 

这种情形对于后者不免有一种道义上的压力：本来大家一起做事；如今其它人因做了大家一起做的事而受到打击，我能够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吗？ 

在后来的怀仁堂会议上，李先念虽不是主角，但也站起来说话了，抱怨造反派整老干部太过，并坦言自己曾为此数度落泪。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与华东地区一些省市负责人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不显、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曾长期在一起打江山，同属一个“山头”：第一次国共战争时，同属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游击队；抗日战争时，同属新四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同属华东军区或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他们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可以说是一种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如今，老部下们纷纷落难台下，有的竟被造反派强行揪走，生死不明；而老首长陈毅、谭震林还能频频出席中央会议，还有一些发言权。这对后者来说有一个紧迫的选择：若要明付保身，只需闭上嘴巴；若要念及袍泽之情，就得开口说话。 

陈与谭本来就属那种既重感情又爱说话的人，为党中两门“大炮”，此次也不例外，只是结果有些特别了：前者口角生风，大会讲，小会讲，滔滔不绝且愤愤不平，以致留下话把，让造反派变出一个《陈毅黑话集》；后者口无遮拦，为老部下陈丕显被造反派扣留事而虎啸怀仁堂，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 

【75】 

1967年2月，在几次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与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联袂发难中央文革小组，指责后者鼓动造反派乱党、乱政、乱军。 

随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人，将此事定性为“二月逆流”；再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将此事称之为“二月抗争”。 

据当事人之一聂荣臻回忆，双方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要不要党的领导； 

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 

三、要不要稳定蕈队。 

这些分歧自文革开始就已出现，到怀仁堂会议时达到高潮。〔《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669。〕当时，执政党中央面临两方面难题：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步履艰难，但必须要进行下去，老人家意志一向是不可违逆的；一方面，国家基本生活秩序屡遭破坏，但还得要维持下去，至少还得要管一管生产，这个天下毕竟是属于自己的。 

并且，这两方面问题很难兼容，强调前者就要破坏后者，强调后者则会触犯前者。于是，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又成为一个难题，一个更为棘手且更为迫切的难题。 

于是，中央政治局自2月8日起，每两三天便召开一次碰头会，以协商处理上述难题。碰头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有两方面人参加，一方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方是负责文化大革命具体事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可是，这两个方面人或因政治倾向不同或因情感倾向不同而更难相容。碰头会一开就是对抗会，就是吵架会。两相比较，还是副总理们和老将军们这一方脾气发得大些，桌子也拍得响些。 

在2月14日会议上，叶剑英将军质问对方：“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还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7-588；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页64-65。〕叶剑英后一段话颇有反驳力。按正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说法，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建立政权的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它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巴黎公社之所以最后陷于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较为成熟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政权要依靠政党，要依靠军队。如今，陈伯达等人一方面支持造反、支持夺权，乱党、乱军；另一方面又大谈“巴黎公社原则”，甚至把上海造反派所夺取的权力机构命名为“上海公社”。叶话无疑是在嘲讽陈伯达：你身为党中大秀才，怎么连巴黎公社常识都弄不清楚？ 

后者似是感到此话分量，窘然作答：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08。〕 

14日会议上，徐向前将军也拍案相问：“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而且他还质问：“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32；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页65。〕在2月16日会议上，双方又发生冲突，仍是一方气盛一方势弱。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方面的人，怒气冲冲，吼声如雷，“大闹怀仁堂”。 

中央文革小组方面的人，基本处于守势，辩解要多于发难，低头记录要多于抬头发话。值此，“二月逆流”或“二月正流”达到了它的高潮。 

谭震林副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是此次会议主角，前者发了最大的火，后者讲了最重的话。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向张春桥提出，要保陈丕显。张说，这要同群众商量。谭当即打断他的话，火气冲冲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敎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其它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 

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说着便站起来，收起文件，拿着衣服，就要离开会场，同时留下话：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劝他不要走。陈毅也劝他不要走，“要在这里边斗争！”谭停住脚步转身道：“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 

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面泪！”李先念说：“我也哭过三次。”〔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页65-6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08-211。〕 

会后，谭震林仍觉话未说完，又上书毛泽东和林彪，继续倾吐心中不快：“这是我第三次反击。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还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 

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 

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 

……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 

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布尔日，《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页28；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7-408。〕这些话今天读来，仍能使人强烈感受到说话者那种锤胸跺脚、指天骂地的狂怒来。 

在中共党内生活中，谭震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担当、敢讲话，素有“谭老板”称号。此次，他发的就是他的那个“老板”脾气，竞说要造当时直接隶属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反，甚至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比做“武则天”。 

二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属毛的老班底。谭在怀仁堂上说：“我从并岗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对毛主席！”他说的是实话。 

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是“毛派”，并因此而受到当时左倾中央的歧视。 

后来，他也一直是毛的铁杆拥护者，以致谁与毛的意见不同，他就和谁急。1959年庐山会议，他为维护毛以及毛所发动的“大跃进”，不惜与他多年交好的黄克诚拍案大吵，甚至不惜将他一向敬重的彭老总比做是后脑有反骨的“魏延”。〔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82-183。〕然而，这场文化大革命伤透了他的心，并因此而伤害了他与毛的关系。他虽未直接责怪毛，但已将毛全力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说得一无是处，并说着就要拿衣服走人，还嚷着“我不干了，不跟了！”其怨愤情绪已波及到他那位老上级了。尤其他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等于在说这一次党又犯了路线错误，并且是最严重的路线错误。如此说法显然已将毛泽东主席置于难卸其责境地，同时也为说话者本人自掘陷井。 

当出席会议者向毛汇报到谭拿衣服要走人那段情景时，老人家冷冷地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随即，谭老板就被抛出来了，写有“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的大标语贴遍全国各地。 

陈毅就在劝说谭震林不要走留下来作斗争时，也说了一段话，一段不太长但能深深触痛毛泽东的话。话的大意如下：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了修正主义吗？〔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10；《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609；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页67。〕就笔者所见，国内有关“二月逆流”文献在谈到陈毅这段讲话时多是语焉不详：或只提到陈讲了话，但回避陈讲了哪些话；或虽列数陈讲了哪些话，但回避陈话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也是最能触痛毛泽东的涵义。 

陈毅这段话几乎是直接了当地说，毛泽东总爱重用那些拥护自己“最起劲”的人，可那些人到头来竟变成了或将变成反对他的人。 

他先是用过去完成时态叙述，即“历史不是证明了”：谁反对毛主席——这里明指刘少奇等人（刘等此时已被公开打倒）；继是用将来进行时态叙述，即“将来还要看”：谁反对毛主席——这里暗指林彪（数月前陈毅曾在家宴上向他的几个老部下谈道：“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陈毅传》，页600-601。〕）。 

再是用斯大林生前重用赫鲁晓夫身后却为赫鲁晓夫否定这一教训，进一步影射毛泽东用人路线。可是，许多文献在评述陈毅这一讲话时，对于非常清晰的近乎白描的第一点反倒避而不谈；对于不那么直截了当的具有影射性质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却谈得很清楚，还加括号注明这是“指林彪”的。 

这或许是为尊者讳，不愿谈一个受尊敬的“老革命家”在讽谏本党主席的同时也殃及了另一些“老革命家”。然而，这里避讳的是“二月逆流”的一个关节点，一个最终把毛泽东激怒起来进而改变整个事态进程的关节点。 

【76】 

陈毅在中共高层里属于有胸襟气度者。他说上述那些话，主要不是针对此时已经落难的刘少奇等人，而是藉此，一来表示他对毛泽东用人路线的不满，二来倾吐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怨。这两点均触到毛心中最敏感处。 

毛泽东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在用人搞内部整肃方面，总爱重用那些非常顺从自己且又非常严待他人的人。在江西打“AB团”时，他重用李韶九，结果搞了扩大化，冤杀红军将土无数。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他又重用康生以及刘少奇等人，结果也搞了扩大化，整出“特务”一万五千人。 

李韶九和康生属坏人，已有定论。刘少奇不能说是坏人，但其工作方式方法有许多问题，尤其在处理人问题上偏于严厉，或说偏“左”。刘这一问题在他后来参与领导“土改”、“反右”、“四清”等运动时都有所表现，甚至在他刚被卷入“文革”时也有所表现。延安整风扩大化错误固然与康生有很大关系，似也与刘少奇等人有很大关系，更与重用他们的毛泽东有很大关系。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三赴中共中央党校道歉，承认自己应对此事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75-281。〕在延安整风中还有一个不大为硏究者重视的现象：就当时中共高层来说，参与整人的人，相对说来战功不大，甚至战功全无；而被整治的人，除留苏派外，大多战功卓著。 

陈毅在述话中提到的那几个在延安“最起劲”拥护毛的人，除邓小平外，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出身，准确地说是曾由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系统出身，故都不属军中元勋。另外，陈毅此时不便提到的正坐在台前的康生也不属军中元勋。 

就刘少奇个人来说，虽革命资历很老，但军事生涯不长。他参加过长征，但职务仅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属军团长彭德怀和军团政委杨尙昆的下级，任期只有数月；此后还任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属下的地方工作部部长，任期也是数月。还任过新四军政委，但真正在职期也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参加过新四军的皖东根据地和苏北根据地的创建活动，但一般不直接插手军事指挥工作，而主要是过问政治路线方面问题，如批评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过于屈从国民政府，而主张新四军不受蒋介石节制，放开手脚壮大自身力量，尽可能多地夺取蒋军韩德勤部地盘，以建本党根据地。〔叶飞，《少奇同志与新四军》，《缅怀刘少奇》（中夬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05-113。〕他后被调回延安总部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位居朱德之后、周恩来之前（周由第一副主席降为第三副主席），1944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名列毛泽东之后、朱德之前。 

邓小平军事生涯要比刘少奇等人丰富些。他曾参与红七军创建活动，曾担任八路军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政委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单暨西南军区政委等要职。不过，他主要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故在战功上不能与刘伯承等老帅相提并论。 

在被整者中，既有当时代为行使八路军总指挥实权的彭德怀，也有当时代理新四军军长职务的陈毅。即是说，当时中共两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军事长官均属挨整对象。 

刘少奇本人，既参与组织华北座谈会，整了彭将军的风；又支持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搞出“黄花塘事件”，整了陈将军的风。〔《陈毅传》，页283-288、491-496。〕不过，此饶氏后来反戈一击，又与高岗连手整他的前上司刘少奇。 

中共声言“枪杆子出政权”，故而对其军人多有依时。中共又强调“党指挥枪”，故而又对其军人多有约束，尤其是对那些能征惯战的悍将型军人多有约束。 

因为，这些军人有英勇无畏之气槪，又多有桀骜不驯之脾性，既不畏惧外部的强敌，也不畏惧自家的领导特别是那些长于耍笔杆子的领导，甚至不畏惧那个当政委出身的毛主席。因此，为了保证党保证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需要在适当时候整肃一下这些军人。延安整风则提供了这一机会。 

那么，起用什么样的人来从事这种整肃活动呢？ 

若起用军人来做此事，将会遭遇袍泽之情这一难以逾越的障碍。 

若让陈赓去向彭老总放放炮，或让叶飞去向陈老总提提意见，问题都不大；但若让陈叶二人分别组织一帮人去斗各自老首长，似不大可能。 

毛泽东将目光落到了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多是出自中共地下党组织，或说出自中共北方局系统，故与军队没有多少历史瓜葛；他们本身也具有某些适合于做此项工作的素质，他们曾长期在“白色恐怖”中作地下斗争，其中一些人还坐过大牢，经受严刑拷打而不改革命意志，故在其性格中也有较硬朗的一面，并不十分怯于那些剽勇强悍的军人；他们曾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故在对人的揣摹和对事的筹划上都颇为老道，甚至能够为了某种需要而搞出一些深文周纳、强加于人的东西，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了维护毛泽东，竟能板起面孔硬说彭德怀将军“里通外国”、“搞非法组织活动”。 

毛泽东起用这些人还能获得其它方面益处：一是可以在自己与那些资深军人（如彭德怀、朱德等）〕和那些有军人背景的资深党人（如任弼时、周恩来等）之间，建起一个缓冲层，从而使自己在与这些实力派人物打交道时，能有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 

二是可以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因为，把这些战功不多的人提拔到那些战功卓著的人之上或安排到能够有效监控后者的岗位上。 

既使他们能深深感到党主席对自己的重用，故十分效忠后者，如陈毅嘲讽的，这些人先前根本没见过主席，可到了延安后“最起劲”拥护主席。 

又使他们能深深感到周围人对自己的压力，感到那些身经百战者正用一种审视且不服的眼光注视着自己一言一行、故而做起事来十分谨慎，十分勤勉，并很注意搞好同一部分军人关系。刘少奇在担纲“中央一线”时，谨言慎行，一日工作常达十六小时，并很尊重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以及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罗瑞卿大将。 

然而，党毕竟崛起于暴力革命，是靠枪杆子安身立命并打出一片天地的，故其军人功劳最大。按情理说，贡献应与权利一致；但实际上，许多战功赫赫的人竟要屈尊于一些战功平平的人之下，并事无巨细地接受他们的领导。显然，前者心里不会感到十分平衡，其中一些人还会将他们心中不平以某种方式表露出来。 

建国初期，曾有高岗和饶漱石连手反对刘少奇事件。在高饶提出的许多条反对理由中，有一条是所谓“军党论”，即认为这个党本来是军队创造的，其大部分骨干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如今却让非军队系统出身的刘少奇等人占去过多权力，“红区”党有被“白区”党取代之势。 

高饶的人品均有问题，并且他们所搞的“倒刘”活动也有可议之处，比如人们可以把他们这种私下串连以反对其它同志的做法说成是阴谋活动。当然，他们也可以为自己作出辩护，比如可以援引长征初期毛泽东私下串连王稼祥、张闻天以反对当时执掌大权的博古、李德的做法来模拟自己的做法。 

高饶的反刘举动确有问题，但其间反映出来的情绪有一定代表性。 

在建国初期六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不仅东北的高岗和华东的饶漱石不服刘少奇，而且西北的彭德怀和中南的林彪（此二人在中共战功榜上为数一数二人物）也都不怎么高看刘少奇等人。所以，当彭德怀被打倒时，毛泽东翻出旧账：“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高饶联盟实际上是“高彭联盟”或“彭高联盟”；〔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17，328。〕当林彪被批判后，邓小平也翻出旧账：高岗“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3。〕 

中共高层里的人特别是那些挨过整的人，大都心里清楚，延安整风扩大化错误固然与刘少奇、康生等人有关，但根子不出在这些人身上，而出在那个对他们大加重用的人身上。 

陈毅在怀仁堂翻老账时，虽字面上是在奚落刘少奇等人，但骨子里是在警诫老人家：你过去搞延安整风用错了人，如今搞文化大革命又用错了人，用了那些先是拥护你继是反对你的人，即十分类似赫鲁晓夫的人。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冲着毛泽东大吼：你在延安操了我40天的娘（指1945年华北座谈会整彭约40天），我在庐山就不能操你20天的娘（指庐山会议前期反“左”约20天）？彭的话粗了点，但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我在延安挨整就是你主的事。 

另外，彭的骂娘话还透出他的这样一些心态：一是对那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党老大存有不服之心，即这个党不能只许你来整治别人而不许别人来批评你，你能整别人，别人也能整你。这是以讲粗话的形式坦露了彭德怀要与毛泽东平等相待的心迹。 

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革命党人所应具有的心理素质，也是中共党内许多从不讲粗话的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最为匮乏的心理素质——挑战毛泽东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二是对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整人现象存有怨愤之心，以致将它称为“操娘”，置于国骂肆虐之下。 

延安整风运动，无论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共党组织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把毛泽东确立为中共的绝对领导者，使他在党内拥有几乎可以支配一切的权力，故而既可将他的许多长处尽其可能地表现出来，施惠他所领导的党，也可将他的许多弱点无以复加地表现出来，贻害他所统治的国家。 

就当时来看，延安整风运动过于突出毛泽东个人不能说全无意义。 

此举至少适应了当时中共在全面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时的需要，即需要有一面人格化旗帜来统一党内各个山头、各种主张，真正做到“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而有效集结自己的所有力量用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 

就长远来看，这种做法隐有相当大的负面意义：其一，混淆了革命党的性质，而将它染上浓厚的封建宗法团体色彩。一个凌驾于全党同志之上的党主席，俨然如旧式会党中的党老大或掌门人：他可以监控所有党人，而自身不受任何监督；他可以对所有犯错误党人施以严厉家法，而自己不论犯小错误还是犯大错误都不受任何制裁。这就使得中共组织具有许多不光明性质。 

其二，混淆了事非上的标准，而将它定位在党主席个人身上。自延安整风运动始，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毛主席的欲求就是本党最大利益所在。显然，这种看法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把毛确认为一个绝对客观且绝对公正的人。可是，这个前提很难成立，因为，一个乐于做一个唯我独尊的人，无疑有人格方面的缺陷；而一个旨在维护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的体制，则能把他在人格方面的缺陷腐蚀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相对说来，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影响显现较早，很快显现在那面于1949年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上。延安整风运动的消极影响并非一开始就十分突出，而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凸显出来，最终极度凸显在这场乱党乱军乱国的文化大革命中。 

不管后人怎么看，毛泽东本人无疑将延安整风运动视为他平生一大杰作，并对之呵护有加，只准其党人称好，不准其党人说坏。延安整风运动的负面意义遂成中共党内禁忌。 

可如今，陈毅在怀仁堂上将它提出来，揭了短还不够，还要挖苦一下。这不只摸了老虎屁股，还摸了老虎虎须。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 

据常事人王力回忆：“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5-406。〕 

18日夜，毛泽东紧急召集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开会，说了许多怒气冲冲的话：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一二三，97%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 

毛泽东最后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并说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退场。〔趟峻防、纪希晨，《“二月逆流”——中国：1967年纪事》（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页223-224；《陈毅传》，页283-288，页491-496，页610-611；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409-410。〕说是提议，实已不容商量了。 

政治局奉命行事，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严厉整肃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指责他们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违心检讨，痛责自己种种不是。 

3月18日凌晨，最后一次“政治生活会”结束。陈毅对身边秘书感慨道：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今天，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时隔四十一年后，我又挨批判。〔《陈毅传》，页611。〕不过，这两个3月18日对于陈毅来说，还是有些不同，前者只有失败，后者不仅有失败，而且有屈辱。这种屈辱不仅在于君子蒙受小人的百般奚落，而且在于君子良知遭遇君子嘴巴的公然背叛。这怎能不让陈老将军黯然神伤。 

【77】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直排合订本），页3。〕这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话，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尊奉的一个政治信条。他无论在党外打老蒋，打日本人，还是在党内斗王明、斗张国焘，都能够把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搞得清清楚楚。 

不过，他晚年搞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另一番景象：在文革前期，他还能将他要打击的对象是谁和所要依靠的力量又是谁这些问题搞得大致清楚；当打倒了“刘、邓、陶”后，他开始将“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问题搞不清楚了；又当反击了“二月逆流”后，他又开始将“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问题搞不清楚了。 

老人家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又转过身来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先是整陈毅、谭震林这些中共元老；继又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秀；再又整林彪、陈伯达这些老部下、老亲信；再后仍是，此时打压一下这拨人，彼时打压一下那拨人，既批“四人帮”，又批“右倾翻案风”。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反“二月逆流”是一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毛还可勉强地说，运动正按照其预定部署向前发展着；在此之后，他完全就是摸着石头下河了，他已不能预料自己将会摸到什么东西、将会摸向什么地方。 

1968年10月，林彪在中共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主席原定在1967年的3、4月分要见到文化大革命的眉目，但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致使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8。〕 

林这段话无疑有许多可议之处。比如，他可以说那些掀起“二月逆流”的人应对文化大革命陷入困境负责，别人也可以说那些反击“二月逆流”的人应对此事负责。不过，林话倒也说出一个事实：自“二月逆流”事件——既包括那些“发难”事件，也包括那些“反击”事件——后，文化大革命前景已变得十分不明朗了，已不可能获得令发动者本人感到满意的结局了。 

毛泽东为发动文革而组建的政治营垒包括三个集团：其一，中央文革小组。这主要是一个秀才集团，其间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陈伯达为代表的北京帮，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二是以江青为代表的上海帮，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其二，林彪集团。这主要是一个军人集团，其主要成员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办公室主任亦是林彪夫人叶群。这些军人均出身于曾由林彪统领的“四野”即“东北野战军”。 

其三，周恩来集团。这主要是一个元老集团，在周恩来以下有所谓“三老”、“四帅”。前者包括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皆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者包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皆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前者中的李富春被周恩来指定为副总理小组组长，负责协调各方面工作，后来，因此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后者中的陈毅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外交工作，是一个常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之间走动的人，后来因此被冠名为“二月逆流”的“联络员”。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9-860。〕就这三个集团相互关系看，他们一方面因毛泽东召集而坐到一张桌子前来，另一方面又因不同背景和不同欲求而各成系统，时而相互援手，时而相互争斗。例如，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集团既为整周恩来集团而结成同盟，又因向毛泽东争宠而相持不下。又如，周恩来集团与林彪集团，在是否要制止造反派搞乱军队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点，并协力制定出“军委八条”；但在由谁控制以及怎样控制军队这些问题上又存在严重分歧，以致林彪声言要批“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揪“带枪走资派”。 

就这三个集团与毛泽东关系看，他们既有听从老人家指挥的一面，也有试图按照自身欲求行事的一面。他们的欲求与毛的意图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在如何对待老干部问题上，周集团与毛有分歧；在是否要打倒一切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与毛的本意也不尽相同。 

毛泽东在处理自己与这些集团关系时，也相应采取两方面举措：一方面予以重用，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予以控制，以防止他们尾大不掉。 

就毛对这些集团的控制来说，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他们耳提面命，直接予以督导：二是使他们相互制衡，间接予以操纵。 

相对说来，后一种控制方式更有效些。好比在一架天平上，若把所有重物都置于一边的话，那么，为了获得平衡，就需用等量砝码置于另一边：反之，若把许多重物分置于两边的话，那么，为了保持平衡，只需用少许砝码或置于这一边或置于那一边。 

这种分而治之方式，是史上许多专制君主常常采用的或不得不采用的统治术。他实行独裁统治时常常遭遇一个人应对许多人的局面，故不堪其重、不堪其烦。他们若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得设法将这些人分离开来，并使他们相互抵牾而处于僵持不下犹态，从而使得自己或超然其外以静观其变，或插手其间以力促其变，并且所用之力向左向右都收决胜之效，是大是小均在随意之间。 

这种统治方式尤为适合毛泽东需要。此公执政，既要总揽党、政、军大权，又要过着优哉优哉生活——随心所欲地博览群书且随心所欲地饮食男女，常常穿着睡袍治理天下——至穿着睡袍出席陈毅元帅的隆重葬礼。对于他这种类型的执政者来说，最适意的执政方式自是那种无须事必躬亲却能事半功倍的分而治之方式。 

在毛所组建的文革营垒中，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集团主要做鼓动群众起来造反的事，属不稳定力量；周恩来集团则主要做维系社会基本秩序的事，属稳定性力量。 

在这个营垒中，有两个集团激进，有一个集团稳健，有两个集团四处动乱，有一个集团四下安抚。前两个集团由于受到最高执政者较多关照，故势头强劲，后一个集团由于老成持重并握有许多实权，故能对前两个集团予以制约，故能使整个营垒保持一定平衡。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这种平衡，周恩来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集团则获得迅速扩张，致使毛的政治营垒发生极度倾斜，其稳定性方面急剧坍塌，其不稳定方面极度摇摆，并危及毛自身安全。 

周恩来集团大部成员因受批判而靠边站，以致许多政府工作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中央文革集团则到处鼓动打、砸、抢，以致将“文化大革命”弄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林彪集团则乘势抢占军中实地，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真心想把解放军变成一支如他们所说的“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并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军队已有相当大一部分不姓“毛”而姓“林”了。这一集团遂成老人家执政数十年所遇到的对其权力乃至生命最具有威胁性的政治力量。 

于是，毛又转过身来打压这两个集团，先是揪出中央文革集团中的“王关戚”，抓了许多“5·16分子”，继又连锅端掉林彪集团。好在他此前打压周恩来集团时留有余地，只是严厉批判“三老四帅”，而未彻底打倒他们，仍将他们留在营垒中，当然只是将他们留在营垒中的边角处，罚他们站在那里，听任其他集团的人朝之讪笑，做鬼脸，吐口水。 

毛一方面发起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另一方面邀请这一逆流主要当事人于当年4月30日到家中开所谓“团结会”，还允准他们公开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来还允准他们中除谭震林以外的所有人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并让这些人作为“右派代表”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这样做似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其一，周恩来集团主要成员在怀仁堂上举动并无大错。毛本人在作中共十二中全会闭幕讲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点：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人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9。〕当然，毛做出这种怀柔的姿态是有前提的，即那些当事人必须先做出臣服的姿态，认错的检查。事实上，也正是这个中共十二中全会整“二月逆流”整得最凶。据当事人聂荣臻回忆：会议组织者将他们这些人精心安排在几个大组中进行围斗，“大搞逼供信”。林彪还在他的大会讲话中将“二月逆流”定性为：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它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聂荣臻回忆录》，下册，页856-859。〕在此情势下，“二月逆流”当事人在事发一年八个月后又痛做了一次检查。作为回应，毛泽东则以不知实情且超然事外的口气将他们犯错误的事轻描淡写一番。他的“恩威并重”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周恩来集团自身分量很重。他们是元老派，是中共历史上形成的许多重要“山头”的代表人物，也是实权派，是仍在台上的党政军负责人。若要打倒他们，就会在他们的一大批老部下中激起不满情绪，在他们的主管领域里造成失控局面。 

这些人可以说是毛泽东多年整人整剩下来的最后一拨中共元老。 

若再将他们整倒的话，就会使中共党组织应了“洪洞县里无好人”这句戏言，不仅这个党的革命历史说不清楚，而且毛自己的革命生涯也说不清楚！似是带着一帮子“坏人”浴血奋战数十年。 

其三，这一集团仍可被毛用来搞政治平衡，用来钳制另外两个集团，遏制他们过于扩张的势头。后来事实发展也显示了这一点：该集团先是助毛打压中央文革集团中的“北京帮”，继又助毛平息“林彪事件”，收拾残破的局面。 

【78】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追随者，是一个新兴的权力集团、一个靠造反起家的权力集团。不过，他们所造的这个反隐有一个矛盾：造反的始作俑者，是执政党主席毛泽东；造反的主要对象，就体制来说，属于执政党自家的权力系统，就人事来说，多为毛泽东本人的老部下。就毛泽东方面说，本是想改变既有权力体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想触动其中的根本点，本是想清洗既有干部队伍中的一小撮人，而不想打倒其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后者可以教训一下，但不要一棍子打死，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 

就反派方面说，则很难把握好这个度：若不积极造反，若不豁出去造反，就不能取悦于毛，就不能获得他的重用；但若将这个反造得忘乎所以，造得有失分寸，就会获罪于毛，就会在自己好不容易爬到一定高度后又被他反手一巴掌打落下去。事实上，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把握不好这个度，都是造反造过了头，都是开场轰轰烈烈收场凄凄惨惨。一直能从1966年火红到1976年的造反英雄是十分罕见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绞杀中，老干部的幸免率很低，造反派的幸免率也很低甚至更低。老干部还有所谓“重新解放”的可能，即在被打入“牛棚”后还会复出的可能。造反派就没有这样的可能，一旦失势就很难再起于东山。 

造反派们之所以把握不好这两个限度，有两方面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或是因他们多有野心，希望得到的东西要多于毛打算给他们的东西；或是因他们过于单纯，搞不清楚哪些东西是毛要他们反的，哪些东西是毛不要他们反的，哪些东西是毛撒开手来的，哪些东西是毛紧握不放的。 

就客观方面说，他们的身边有一种狂热的氛围，促使他们争做革命派，争用最激烈的言论和行动来攀比谁最革命；他们的面前也确有一片诱人的空间（刘少奇集团面临崩溃而将留下一整块权力空间，周恩来集团面临重创而将让出一部分权力空间），诱使他们去为此而大展手脚。 

然而，一定权力体制内的空间既是有限的也是有序的，因此，当某一集团过度扩张自身的空间时，就不仅会因侵蚀其它权力集团的空间而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弹；而且会因破坏整个权力系统的秩序而激起这个秩序的最高监控者的强烈反弹。 

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故须对其治下的许多人和许多事作出统筹安排，酌情让一定的人办一定的事，酌情给一定的人以一定的权，而不会允准手下人去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事权。 

他可以让中央文革小组去抓文化大革命的事权，但不会让他们去抓国务院的事权、去抓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外交要务，至少眼下不会让他们去这样做。他心里清楚，这些人是做不了这些事的。 

周恩来深知毛的想法故而敢向毛曾支持的造反派发出警告：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不能夺，政权中的外交、财政、公安的权不能夺。 

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的大权都夺过去，要有界限。〔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11-215。〕毛泽东所支持的造反和夺权是有限度的。反可以反别人，但不能反到他自己头上来，不能反到正由他直接监控着的国家中枢权力。造反派可以夺各省市的权力，但不能未经毛的允准而夺中央的权力。中央大权的举废予夺必须由他本人来拍板决定。他只准夺由刘少奇领衔的党务系统大权，不准夺军委系统的大权和国务院系统的大权。 

他虽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及其追随者去夺刘的党务系统大权，但又对这个新兴的还未成熟的权力集团不大放心，故授权周恩来从旁或予协助或予钳制。这就使得后者既总理政府各部门工作，又襄理中央文革小组所管诸多事务，频频出席各种“文革”会议，领衔接见或参与接见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既给以鼓励，又给以告诫。周公成了“文革”中最为忙累的人，同时也成了除毛公外最有实权的人。 

毛不仅要亲自圈定夺权的对象，而且要亲自过问夺权的步骤。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夺下刘少奇亲信彭真等人的权力，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夺下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权力，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把刘少奇邓小平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都是严格按照他的部署进行的。 

然而，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未能很好地尊重毛的这一权威。当天陈伯达和江青在接见中南地区造反派时，径自点名批判当时还在台上工作的陶铸。结果，“打倒中国最大保皇派陶铸”的口号，迅即响遍全国，毛主席司令部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刘邓路线第三号人物。诚然，在此之前，毛本人已经对陶怀有不满，已想将他逐出中央（参见本书第73节）；换句话说，若没有摸到毛本人的真实意图，陈、江等人再有胆子也不敢做出这等大事来。可问题是，在毛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具体安排时，陈、江等人就将此谢捅出来了，并代为办理了。这显然是对毛的权威的冒犯，属越轨行为，故要受到惩罚。 

2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此事，发了火，讲了一些很重的话：〔叶永烈，《陈伯达传》，页376-377，396。〕“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老人家还抱怨道：“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从毛这一抱怨中可以看出，他非常看重自己对执政党中央的监控权，十分在意其间重大问题是否向他本人报告。任何人，不论是过去的刘少奇还是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都不能无视他的这一权力；若有越权者，不论是重臣还是宠臣，都要受到他的严厉惩处。 

他除了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狠批陈江二人外，还责成中央文革小组再开专门会议批评二人。此会于2月14日举行。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批评，使周恩来集团成员受到鼓舞，使他们半是趁着主席的气头半是顺着自己的性子，也起而痛说这些人倒行逆施，并越说越上火，以致说成“大闹怀仁堂”之势。因此可以说，毛泽东2月10日的讲话以及中央文革小组2月14日的批评会，是“三老四帅”2月14日和2月16日发难政治局碰头会的一个重要诱因。 

不过，这个诱因是误导性的，即误导这些人也跟在毛的后面去敲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可他们刚一这样做就遭到毛反身一记重击，随即又遭到他们曾敲打过的那些人反身肆意敲打，竟被打得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人没有搞清楚——或在思想上搞清楚但在行动上把持不住——这样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的党里，毛本人及其宠臣的错误，只能由毛自己来批评、来纠正，而其它人批不得、纠不得。毛很难容忍有人显得比他更正确、更高明。 

此前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他先批“左”的，可当彭德怀等人也来批“左”时，他就不能容忍了，一怒之下打出一个“反党军事俱乐部”。 

此后在1975年中，也是他先批“四人帮”的，先使用“四人帮”这个说法的，可当邓小平等人也来批这些人时，他也不能容忍了，痛斥后者肆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打压中央文革小组半途而废，致使这一集团及其追随者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最终搞成“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局面。他们以往按毛泽东旨意造反，如今除了按主席旨意造反外，还按自己意愿造反。他们主要事业就是造反，就是不停顿地造反，不停顿地揪斗各种权威人物，不停顿地冲击各种权力机关，并在此过程中无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 

1967年7月18日，中南海造反派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抄家和批斗。他们强迫刘在一片声讨声中“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同时在另处批斗了王光美，事后还将他们夫妇俩隔离监管起来。8月5日，造反派再次批斗刘少奇夫妇，“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将刘打得鼻青眼肿、腰不能伸直。最不近人情的是，造反派还让他们的孩子（均未成年）到场观看。无论对于台上正受着各种凌辱的父母来说，还是对于台下正睁着惊恐眼睛的儿女来说，都是精神酷刑。〔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页27-31。〕就在这同一天同一个中南海里，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也都受到羞辱性批斗。陶铸因其不屈服而被打得头部血肿。 

而7月19日，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开始批斗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将他打倒地下七次，打断肋骨两根，打得不省人事。仅隔一周时间，自7月26日起，北京造反派先后六次将彭德怀将军拉到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七次将他游街示众。在此过程中，“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此时他还有两根肋骨处于骨折状态。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游斗”中几度昏迷。〔《彭德怀传》，页720-726。〕周恩来集团中的“三老四帅”均遭“炮轰”，有的还被抄家。尤其是爱说话的陈毅屡屡被造反派勒令检查，却总是过不了关，总是处在造反派围追堵截中，常常需要周恩来亲自保驾才能脱身。周恩来本人也未能幸免“炮轰”，先是被怀疑在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即曾在上海报纸上登过“反共启事”；〔《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1967.5.19，1968.1.16）》、《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的真相》、《“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枓》第25册，页468-480。〕继又遭到“首都5·16兵团”点名批判，被指控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毛泽东的可耻叛徒”，等等。批周的传单撒到了北京的大街上。 

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成了造反派所要冲击的首选目标，即使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也不能幸免。1967年夏，数十万红卫兵围攻中南海这一国家脏腑之地，要求交出“窝藏”在里面的刘少奇，不达目的就在红墙下安营扎寨数十天，天天都用高音喇叭向里面播送他们的“严正声明”和“最后通谍”，其间不时冲击大门，致使门卫频频告急。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集团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常权派”的口号。于是，全国各地的军事单位又成为造反派的冲击目标。凡为造反派不满的军事首长，都被扣上“陈再道式人物”（陈因“7·20事件”而被解除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的帽子，营房被闯入，武器被抢劫，人员亦受伤害。 

冲了内政机关，又冲外交机关。第一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造反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请自来的常客，或静坐门前示威，或径直闯入办公大楼试图捉拿该部部长予以批斗。不久，北京造反学生又将冲击范围扩大到外国驻华机构，竟于1967年8月22日一把火烧掉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造反派们在冲击各种权威人物和各种权力机关同时，又相互打起派仗来。先是文斗，开辩论会，贴大字报，口诛笔伐。继是武斗，除原子弹和飞机外，各种武器都施展开来，一时间，枪声大作，炮声隆隆。四川省武斗已打到万人规模，广西省武斗则打出野外运动战、城市攻坚战、以及抢劫援越军列的铁路战等各种战例。整个国家处于失控中。 

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个地步，毛泽东也坐不住了，也感到“天下大乱了”、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恢复秩序。他毕竟坐拥这个天下，他鼓动造反派所反的东西，说到底是一个仍由他本人最后说了算的权力体制。因此，他支持造反派是有限度的，是会在后者超过限度时转而打压他们的。 

为了平息武斗，他动用野战军来对付各地武装起来的造反派。野战军本是国家武装力量中一支随时准备打仗的部队，是解放军的精华。 

毛此前不准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使之成了整个军队乃至整个国家中唯一一支还未被这场运动搞乱的有组织力量，成了他此时最后一支还可动用的预备力量。 

几十个番号的野战军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迅速从各战备营房开至各武斗场所，首先隔离冲突双方，随后收缴各派武器，很快就平息了大部分地区的武斗，并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各造反的仲裁者乃至领导者的角色，接着又将后者挤到所在地区的权力边缘位置。各个地方政府一时间都成了军政府。草绿色最夺目。 

为了追究天下大乱责任，毛又向中央文革小组开刀，先是切出王力、关锋，后又切出戚本禹，打出一个“王关戚反党渠团”。毛非常不满这些秀才以文乱军，不满他们在《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抢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1967.8.1）》，《红旗》，1967年第12期。〕一字千钧地批道：“还我长城”。他还非常不满王力发表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夺本部部长大权的讲话，怒不可遏地斥之为“大大大毒草”。随后，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北京帮”除陈伯达外的所有人，都被打倒，都被送至秦城监狱收押。至于陈本人也仅是侥幸过关，并不再为老人家重用了。〔叶永烈，《陈伯达传》，页428-449。〕 

毛还允准大抓所谓“5·16分子”，并同意将他们与“王关戚”联系起来，都归在“极左思潮”名下。1967年6月14日，“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正式成立，其规模不大，仅在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商学院等高校中有少数成员，但其口号引人注目，竟高呼“打倒周恩来”。 

他们是造反派中的造反派，激进派中的激进派。他们此时所要打倒的周恩来，已是中共高层中唯一未受冲击的稳健派人物，故代表着这个高层中最后一点稳定性力量，或代表着这个国家中最后一点残存秩序。 

因此，若再打倒周公，“天下大乱”将乱上加乱，整个局面将不堪收拾。 

显然，这一局面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他很快作出反应，拿激进派开刀，在上层拿“王关戚”开刀，在下层则拿这个小组织开刀，并要由此开出一个大口子来。自当年8月起，北京方面开始打击这一组织，打击的力度越打越重，由批判到逮捕，由责令检查到刑讯逼供；打击的范围也越打越大，由该组织成员扩大到其它造反团体成员，由北京一个地区扩大到全国各个地区；打击的时间也越打越长，一直打到毛泽东逝世后才不了了之。有趣的是，在抓“5·16分子”这一问题上，不同的政治集团却表现出相似的政治态度来，都表示要坚决予以打击。 

本来，这个激进派就与中央文革集团以及林彪集团有密切联系：他们的上层代表人物就属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口号也曾是林彪亲口喊过的。如今，他们却遭到这两个集团大张旗鼓的讨伐：江青向人们说，为了清查“5·16”，她三天没有睡觉了；林彪告诫人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292-293。〕林、江等人之所以如此绝情，说到底是想以攻为守，是想通过对先前盟友的背弃与打击来洗刷自己和解脱自己。 

对于这个激进派，周恩来集团尤其是周恩来本人于公于私都是深恶痛绝的，故都是要予以打击的。至于这位老成持重者是怎样实施打击的，尙须作进一步硏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那些曾搅得他心神不宁的造反尖子大都在反“5·16”运动中被整治下去，或被送进监狱，或被送去办“学习班”，痛作检查，饱受批判。 

为了彻底解决大中学生大打派仗问题，毛泽东向学校派出“工宣队”和“军宣队”，想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力量来整肃这些已令他很为失望且十分厌倦的“革命小将”。 

1968年7月28日，他亲自出面召见并训斥“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土、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是实行军管；二是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纵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1968.7.28）》，《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153-154。〕至此，大中学生造反活动已接近尾声，其政治影响力已无足轻重。不久，他们连学校也呆不下去了。大学生先被下放农场劳动，后被分遣各企事业单位做基层工作。中学生则被下放农村劳动，由文革骄子变成文革弃儿。老人家对他们已是眼不见心不烦，在后来许多年里，除了偶而过问一下如复李庆霖信外，就再也不提起这些当年曾誓死保卫他的“红卫兵”了。 

后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三届”，即应于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城镇初高中生。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群体，即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的成长期与毛泽东的执政期大体重合，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而多受后者影响。他们读书不多，经历不少，曲曲折折。童年和少年时，他们经历了大饥荒，饿过肚子，学过雷锋。少年和青年时，他们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先是在毛主席发出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下，积极投身红卫兵运动；后又在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半是自愿半是无奈地从城市来到农村，来到中国社会发展最落后地方接受再教育。 

这些来自城里的孩子，过去曾被告知，世界上还有2/3的劳动人民在受苦受难，他们大都生活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今亲眼看到，就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竟还有这么一大批衣衫滥褛的劳动者以及这么低矮的茅屋和这么昏暗的油灯，而自己正生活在这一切之中。 

如此再教育，使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并使他们拥有了一段曲折的人生，使他们日后能不时地撩起衣裳让人们看看“蹉跎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 

【79】

在文革左派联盟中，继中央文革集团之后，林彪集团也因过度扩张而招致毛泽东打压。相对说来，老人家打压前者要容易些，打压后者则难得多。 

前者是一个秀才集团，并且是一个角色错位的秀才集团。他们本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做了横冲直闯的事，做了毛所说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事。他们除了会说说写写造一些声势外，别无所长。因此，老人家用起他们来没有什么顾忌，打发他们走也不觉有什么后怕。 

后者是一个军人集团，其中不乏身经百战者。他们出身背景相近：资深军人大多出自“四野”——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武装力量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少壮军人大多属于空军——新中国国防力量中在现代化程度上与外军相对差距最小的一个军种。他们不轻易服输，被逼得太急就会铤而走险；他们多属同一山头，很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反叛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直接掌握武器，拥有实实在在的杀伤力。 

因此，毛泽东为打压他们必须用相当大的力气，并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林彪集团扩张过程有两个阶段：是谋求对整个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以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为其成功标志；二是谋求国家主席权力，以中共第九届二中全会为其失败标志。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顶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在很长时间里，因自己处于半修养状况而不得不让其它人掌有较多实权。当时中共军队较有实权者为罗瑞卿大将与贺龙元帅。前者一身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后者主持军委常务工作。 

文革爆发前后，林彪与毛泽东联袂整倒了罗瑞卿与贺龙。林也因此增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成了全军乃至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不过，林彪此时所掌军权仍然有限，既有毛泽东君临其上，又有诸将帅钳制身旁。 

此时在中共高层军界，一方面，林彪获得提升；另一方面，其它诸帅，除了被打倒者（彭德怀和贺龙）和靠边站者（朱德》外，也都获得提升：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帅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颇具实权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徐以及聂荣臻进入中央政治局。另外，军委属下最重要军职即总参谋长职，也由聂荣臻老部下杨成武上将代理。这后一方面将帅大都属于周恩来集团，与林彪分享着中共高层军权，并因此而对后者有相当大的制衡力。 

显然，这种权力格局是由毛泽东安排的，是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如前文所述，毛搞这场革命是以军队为依托力量的，而这个军队是由不同“山头”组成的。因此，他要依靠这个军队，就应尽可能广泛地照顾到它的各个山头的利益，尤其要安排好它的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在发动文革时所需要的支持力量，至少是象征性的支持力量。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军的主要山头有四个：红一、二、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的主要山头有五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以及华北野战军（后一部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一部划入第二野战军建制）。 

到了文革初期，除了“一野”的司令员彭德怀以及“一野”前身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外，其它四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即“一野”的刘伯承、“二野”的陈毅、“四野”的林彪、华北的聂荣臻，以及“二野”前身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均获晋级性安排。 

毛泽东通过此举安抚了军中大部分山头，并藉此向国人显示军队大多数将领是与他站在一起的。另外，他把军权交与林彪集团与周恩来集团分享，也有利于他对军界上层实行分而治之，使他们能够相互钳制。 

可是，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上述权力格局。陈、叶、徐、聂四帅均遭批判，另外朱德、刘伯承早已不管军队（一个赋闲多时，一个重病在床），于是乎整个中共上层军界就只剩下一颗帅星在那里闪闪发光。林彪身边已无与他旗鼓相当或相差不远的军中元戎了。 

林彪在助毛整肃了那些与他分庭抗礼的帅级人物后，又寻机整肃了许多不怎么听他话的将级人物，并以此来警诫全军。 

1967年夏，林藉“7·20事件”之机积极参与整肃地方军区大员，整倒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陈曾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以及后来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1968年3月，林彪又积极参与整肃北京军界大员，整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第一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杨、傅均来自华北野战军即所谓“晋察冀山头”，为聂荣臻元帅老部下。余立金出身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后一直在新四军以及主要是由新四军发展而成的第三野战军中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属陈毅元帅老部下。 

杨成武也曾是林彪老部下。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杨先后任过红一军团的二师四团政委和一师师长，林彪任该军团的军团长，故两人过从甚密。杨在许多年后写了《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追忆了他与林这一段交往。抗战爆发不久后，杨就不再归林指挥，而长期跟随聂荣臻转战晋察冀。文革爆发后，杨与“四帅”较接近，而与林彪保持一定距离，用后者话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回忆录》，页850。〕遂被林视为异己。 

“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进入军委办事组，也都成了中共军队领导层核心成员，就连刚参军的林彪之子林立果也获得可在空军里调动一切的权力。至此，在北京最高军事权力机构中，除军委主席一职外，其它较有实权的岗位大都归林彪集团所有，解放军几成“林家军”。 

不过，林彪在用人问题上有严重缺陷，他是一个握有重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多病的人，不能亲自过问许多事务，故需要有一批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他又是一个猜忌心重的人，不大相信外人，故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仅限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他还是一个性格孤傲的人，不喜四下走动，不爱拉拉扯扯，故他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只能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 

可是，他在战争年代仅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不像彭德怀那样指挥过中共所有山头的部队，而只指挥过中共众多山头中的一个山头的部队，只掌握过中共武装总体力量中的一个分支力量，如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一方面军中的第一军团、抗日战争时八路军中的第115师，以及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中的第四野战军，故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仅为中共众多将领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人中，又有一些较杰出者，如黄克诚（曾为四野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后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华（曾为四野第七纵队司令、第15兵团司令，后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以及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曾为四野第6纵队司令，第15兵团副司令，后为志愿军副司令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长）等四野名将，早在1950年代末就因彭德怀案而遭贬谪，故不能为林所倚重。 

由于上述一系列原因，林晚年在使用人问题上，既很难募得贤人、难诚服众人。林在文革中最为倚重的四个老部下，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虽都有些资历和战功，但都算不上全军的拔尖者。 

四人中，衔上将者仅黄一人，余皆中将，而全军仅衔上将者就有五十七人。他们甚至算不上“四野”的拔尖者。若论资历，他们中无人能比上黄克诚与谭政；若论战功，他们中也无人能比上邓华与洪学智。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主力兵团——解放军第13兵团——曾有临阵换将一幕，即中共中央军委在该部出征前把由邓华领衔的解放军第15兵团部与由黄永胜领衔的解放军第13兵团部进行对调。换将理由很简单，就是邓比黄更有指挥作战能力。邓后来果不负其命，成了这个世纪少数几个能将美军打得没脾气的统帅级或准统帅级人物之一。 

邓华与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建立了十分亲密的袍泽情谊，后也因此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株连，被整得声泪俱下。十分巧合，此次具体负责整治邓华的人，正是当初临阵换将换下来的黄永胜。军中荣耀已从战场换到会场，以迎合政治领导取人。中共军队一些将领越来越变得像政客了，并形成风气，影响深远。 

林彪把军中许多大权交与他的老部下，致使“四野”风头太劲，同时激起其它“诸野”心中不平。“四野”有骁将，“一、二、三野”也有悍将。如陈锡联（曾为“二野”的主力纵队“二纵”的司令，后为解放军炮步司令）和许世友（曾为“三野”的主力纵队“九纵”的司令以及山东兵团司令，后为南京军区司令）等，都是名震全军的猛将军，自是不服黄永胜一干人。 

他们不服也为毛泽东所用。毛后来正是藉助其它“诸野”的力量来打击林彪集团的，其中尤为藉重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曾任“二野”6纵17旅旅长）、张才千（曾任“二野”中原独立旅旅长）等将领的力量。有趣的是，这几位将领在历史上都属于出自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都不是毛的嫡系。 

毛的老部队为出自井冈山的红一方面军。该方面军中最为善战的将领，也可以说是中共全军中最为善战的将领，当数红二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长林彪。建国后，先是前者被毛打倒，继是后者因被毛猜忌而出逃遇难，另外他们许多老部下如黄克诚、谭政、黄永胜等也被连带整倒。毛到晚年时已将井冈山的人整得差不多了，故转而依重其它山头的人，其中许多人出自大别山，做过毛的老对头张国焘的老部下。 

上述林彪用人情况在中共非军队系统中也能见到。一个地方长官一旦升任全国长官，就大肆提拔自己先前主政过的那个地方的干部，从而造成一种很不协调的局面：权力是全国性的，用人却是地方化的，或是有严重地方化倾向的。其结果既难以广揽人才，又难以诚服众人，往往使用一个人就会得罪一批人，就会被大家指责为搞帮派。 

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被以《党章》形式确立为毛主席接班人；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叶群均被安排进中央政治局。军人集团遂成政客集团，军权遂加党权。 

若从人数上看，这个集团加上正日益接近他们的陈伯达，刚好占21人制政治局的三分之一，超过中央文革集团，而与元老集团相当。 

若从政治运作上看，这一集团比前一集团更有实权——握着“枪杆子”，比后一集团更具声势——有着“左派”形象，至少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是反“二月逆流”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 

值此，林彪集团进入了全盛期。然而，这一集团并不满足这些成果，还想获得更多东西。 

其一，他们已在形式上获得许多军事指挥权，但还想在实际中运作这些权力，藉用聂荣凑的话说，还需要“预演”一下，看看“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聂荣臻回忆录》，页862。〕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其主要内容为：抓紧反坦克武器生产，组织战时指挥部并进入临战状态，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严密注视中苏边境形势。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号令下达全军，致使整个国家武装力量闻风而动，迅即进入指定状况。19日，林彪以电话记录并急件传阅方式将此号令报告毛泽东。林这是打着“副统帅”的牌子来行使三军统帅的权力，并对毛先斩后奏。 

其二，这一集团已经通过《党章》的形式获得“毛主席接班人”的名分，但还想通过《宪法》的形式获取“国家主席”的职务，并为此不惜与毛大唱反调。 

1970年3月至8月间，毛泽东多次指示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表示自己不宜再当国家主席。林彪集团则多次要求写上此节，并建议毛任此职。不仅吴法宪、陈伯达一再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林彪本人也数度出面阐释这一主张，认为“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其间还发生一场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在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前这句话曾被写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毛审阅时未提异议。此后这句话又被写入“九大”政治报告讨论稿和新党章草案，毛审阅时则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划去。此次讨论《宪法》草案时，林彪集团坚持要将这三个副词写进去，张春桥等予以反对，于是前者指责后者“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在林彪集团关于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此职的提议中，前半句话是实话，是他们决意予以实现的；后半句话则有很大弹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幌子。若不设国家则罢，若设国家主席无非两种可能，如毛想任此职，则此职非毛莫属；如毛不想任此职，则此职非其接班人莫属。 

就以往经验看，前一种可能似乎不存在。十八年前，毛就厌倦了当国家主席所必须做的那些繁文缛节的事情；文革以来，他更是天马行空，更是不愿接受任何约束；另外，他年事已高，不堪过多政务劳累，故若要他再做此事就是要他早死的话。 

林彪明知道老人家不想做此事，却硬要设此职，显然是想让毛以外的某人去当此国家主席。其夫人叶群在与吴法宪私下交谈时谈出了这个某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394；《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5-26。〕林竭力以毛的名义去订一份毛不想吃而他自己很想吃的饭菜，并希望毛在这分饭菜被端上来后因毫无食欲而顺手推给坐在旁边的他这个定饭者，任其享用。许多人不解，林彪已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成了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为什么还要冒与毛作对的风险去谋求那个很不确定的国家主席职务呢？ 

就当时情况看，林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此时虽有第二号人物的名义，却无相应的实权。在党、政、军三权中，他虽已掌握较多的军权——最高军权不在其内，但只享有很少的党权和政权。因为，在执政党的党权方面，仍是大权独揽于毛本人，小权分散于诸多集团与诸多个人；在共和国的政权方面，仍是事无巨细地由周恩来经营着。 

执政党高层三大集团中，周恩来集团树大根深，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像军队老帅请假这样的事，也是直接报周恩来批准，而无须由林彪点头；〔《聂荣臻回忆录》，页863。〕中央文革集团虽根底较浅，但直接依附老人家，也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林彪集团与其它两个集团仅呈三足鼎立之势，前者对于后两者来说并不具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如果林彪在获得毛主席接班人名分后又获得国家主席职务，那么，他的上述境况就会大为改观。他既可以按法统直接号令周恩来集团所控制的政务系统，也可以按法统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团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统。当时中共高层已在议论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如果这场革命一旦结束，那么，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许多权力就应该按法统归还给政府方面，或者说归还到国家主席名下。 

这就使得林彪集团，一方面在与中央文革集团关系上，一步加强它在实权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在与周恩来集团关系上，又能进一步加强它在声势方面和法统方面的优势。 

林彪不是不知道他执意要设国家主席的风险有多大，但也估算过这个风险有可能带来的回报有多大。 

【80】 

林彪集团在上述军权方面和政权方面的扩张，不仅侵夺了其它集团的权力空间，而且触犯了毛泽东个人的权力禁忌：号令全军，是他到陕北后就从未放手过的权力；国家主席职务，是他在数年前一度放手别人而给他带来很大不便的权位。 

老人家立即作出反弹。 

据汪东兴回忆：毛在看了“林副统帅指示第一个号令”传阅件后，“一脸不高兴”地对汪说：“烧掉。”未等后者反应过来，他就自己划着火柴，烧了这个号令。接着，他还要烧装此文件的信封。汪急劝道：“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这才作罢。〔《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14-15。〕毛在此未作任何批示，仅有划火柴举动，无言却再明白不过地告诉属下：他所拥有的这一军权不容他人染指，林彪号令作废。 

1970年3月初，在京常委向在武汉的毛泽东请示：要不要在宪法修改草案中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毛随即派汪东兴飞回北京传达其指示：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本人也不愿再当国家主席。 

3月中旬，林彪让他的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建议毛当国家主席。毛王顾左右而言他，要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向政治局传达其意见，建议由毛兼任国家主席，并附言他本人不宜任国家副主席。次日，毛不再回避而直接批复：“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下旬，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并借古喻今：“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这已在暗示：那些要他当国家主席的人，用心可疑。 

7月中旬，毛又作指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18-26。〕8月23日，中共旭二中全会碰山召开。 

林彪集团在会上置毛的反对于不顾，继续坚持他们的主张，并率先发言，试图改变会议进程。林彪在大会上讲，陈伯达、吴宪法、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在小会上讲，上下呼应且声色俱厉。他们还使除毛和林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听了两遍林彪大会讲话录音，并抢发了反映他们意图的会议简报。 

由此可看出这个军人集团很有些韧劲，很有些主动进击精神。不过，军人进击多为冒险，多为孤注一掷地企求成功，要么势如破竹，要么一败涂地。林彪此番举动也是在冒险，在向毛这个强人硬是讨要他不愿给的东西，已迈出了无法后撤的一步。 

8月25日，毛在确认林彪集团意图后，决心予以反击，当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诸如收回会议简报、暂停分组讨论等一系列决定，给已滑出预定轨道的会议来了个急刹车。 

他在会上甚为恼怒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转过脸对林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幕命集团的斗争》，页28。〕这就把有关国家主席问题一下子讲到底了：要我当这个主席，我不接受，并视之为害我；要林当，我不准。 

8月31日，毛在经过数日深思后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并印发全体与会者。这是一篇七百余字的文章，似是他文字生涯中最后一篇较完整的政论性文章。文章的文体仍属大字报体，其间的语义结构和标点符号都有些问题。文章的立意则是十分鲜明：揪出陈伯达，藉以打压整个林彪集团。 

文章的话头是谈陈伯达的理论问题，指责他鼓吹天才论，“欺骗了不少同志”，并将这位中共大秀才，归类到“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中。 

文章的重心是谈陈伯达的政治问题，从其历史谈到其现在：“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卅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卢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476。〕毛这些话定性很重，已在政治上将陈一棍子打死。老人家整人，要么不整，要整就整到底。 

1971年3月24日，毛又就陈的问题写了一段话，又给陈扣了几顶大帽子： 

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702。〕毛这些话有实亦有虚。陈在历史重大问题上，既有与毛配合不好的记录，也有与毛配合很好的表现。别的不论，仅拿他在文革前期表现来说，就是配合很好，并好得不能再好，以至于劳苦功高。 

毛主持起草《5·16通知》——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文件，后被确定为这场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他领衔组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机构，直接取代中央书记处，并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他亲自掌管《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权威性的喉舌，发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陈伯达在中共党内，一无显赫战功，二无显着政绩，仅凭跟在毛后面做秘书、耍笔杆子而当上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执政党第四号人物——仅次于毛、林、周。这一简历本身就说明，他与毛在历史上配合很好的情况要远远多于配合不好的情况。他似是一双被毛穿了许多年直至穿坏了的鞋子。老人家在丢弃它时，嘴里只字不提它曾长年累月地为他踩污泥、蹚浑水，而只念叨着它曾在某个时候将他的脚磨出过几个泡泡来。 

至于责怪陈伯达在庐山上“煽风点火”，倒能说得上，因为他的确煽动起许多与会者，其中包括毛最为亲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44-45。〕不过，指控这个秀才造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又责之过严：一是造出的势确有些大，但不像毛说的那样大；二是造势的人也不只是陈伯达，还有其它一些人。 

毛也十分明了这后一点，并作了相应安排：先收拾陈秀才，再问罪诸将帅，“先搞狐狸，后搞豺狼”。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仍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抓住不放”，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00。〕 

所谓“打石头”，即批发一系列文件。“头一块石头”，是毛于1970年11月16日批发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以及他本人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和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毛于12月16日批发38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并责成北京军区召开批陈会议即“华北会议”（1970.12.22-1971.1.26）。“第三块石头”，是毛于1971年1月8日批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要求军队开展整风运动，进行“自我教育”。 

另外，他还作了其它一些批示，例如，批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批1971年1月9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批卷入陈案的刘子厚“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所谓“挖墙脚”，即改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正是华北会议进行期问，中共中央决定，免去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职务（郑和李皆卷入陈案），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所谓“掺沙子”，即渗透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7日，毛派非林彪班底的纪登奎、张才千进入由黄永胜等人控制的这一军事要害机构，以增加它的透气性。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泽东乘专列巡视南方，依次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会见沿途地区负责人，向他们打招呼：“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不只是陈伯达有间题，其它人也有问题，“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老人家越来越直露且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了林彪，谈到了“庐山这件事”的真正事主。庐山云雾正在散开。 

他谈到那些人在庐山上，“先搞隐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未瞒着的两个人，一是陈伯达，一是林彪。未瞒者自是参与其事者。 

他还谈到那些人发难庐山的“纲领”，就是鼓吹“天才论”和要求“设国家主席”。关于前者，他报怨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关于后者，他一针见血地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显然指他的那位“接班人”。 

毛泽东还将“庐山这件事”，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上纲为“路线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党已有五十年历史了，经历过“十次分裂活动”或“十次路线斗争”，此次再庐山上发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对『九大』路线”的活动，就是第十次分裂活动，与之斗争则为第十次路线斗争，只是眼下未做结论。 

另外，老人家的谈锋还触及到林彪的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关于前者，他多次谈到，“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并讥之为“夫人专政”。关于后者，他说，将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害了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554-55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85-176。〕 

老人家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年青人也在揣摩着老人家，并最终作出要将他干掉的决定。这个决定本身就似乎是一个“超天才”的决定，一个在数万万人中唯有此人才作得出的决定。不过，从这个决定实施情况看，倒提印证了那位老人家对这个年轻人所作的断言，即实际上害了他。 

【81】 

毛泽东在庐山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整倒了陈伯达；下山后又砍出“程咬金的三板斧”，重在打压林彪手下几员干将；接着“游说”南方，话锋直指这一集团主帅本人。他从山上追到山下，由干将问及主帅，已作出步步紧逼态势。 

不过，老人家此次是在追逼一个军人集国，一个不轻易放弃抵抗的集团、一个被追急了就会掉头反扑的集团。其元老军人对于毛要他们公开低头认错一事，采取软磨态度。其少壮军人走得更远，竟密谋以非常规方式将毛除去。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要林彪集团一些成员作检讨，后者予以敷衍，既未在大会上作检讨，也未在小会上作检讨。林彪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这个检讨。”吴法宪在拖延一个月后方于9月29日向毛交上他的检讨书。叶群随后于10月12日向毛交上她的检讨书。 

毛于10月14日在吴法宪检讨书上批道：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它宣讲员的意见。毛话意思是催要总参谋长黄永胜、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等人的检讨书。这几位将军仍是一拖再拖，一直拖到转年三月才交出他们的检讨书。 

林彪逃亡后，毛泽东曾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留出10天时间，以观察他们能否主动揭发林彪并检讨自己。结果，四将军沉默以待，直至被拘押。〔《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217-218。〕 

在黄永胜等三月检讨后，这一集团仅剩主帅林彪一人未作悔过表示。不久，周恩来专程去北戴河林彪处传达毛泽东意见，希望后者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1971.4.15-29），并在会上作认错性表态。林予以拒绝。在建国后的中共高层里，林彪是唯一与毛泽东发生冲突而未作检讨的人。 

197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焰火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照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林彪此次一反常态，不像以往那样总要比毛早到一会，而是让毛等了他很久才闷闷不乐地走进场来，不向毛打招呼，甚至不看毛一眼，默然落在一旁。 

林立果等少壮派认为：黄、吴、李、邱“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段话是林立果等人一次密谈要点，为林亲笔所记：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06。〕那么，他们自己又如何呢？若就结果来说，少壮派不比老总们好，也以失败告终；若从气魄上看，少壮派则比老总们大得多，竟想以取事政变方式将那位已红透了天的“伟人领袖”干掉。 

他们这一策划活动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在1971年3月下旬，二是在当年9月8日至12日期间。 

在前一个高峰期，他们开了两个会议，拟了一个纪要。 

旬初，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与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司令部秘书处副处长）等人密谋此事。 

旬末，林立果又与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治委员》、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驻地上海）、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驻地杭州）、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驻地南京）等人密谋此事。此次密谋亦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驻防沪、杭、宁三地的王、陈、周三人：“四方”，即前述“三国”再加上他们的老首长江腾蛟。 

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林立果等还拟出一份《“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谐音）。这分纪要属一揽子计划，涉及九个方面问题：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条件、4．时机、5．力量、6．口号和纲领、7．实施要点、8．政策和策略、9．保密和纪律。〔《“571工程”纪要》，由林立果等人于1971年3月22日至24日间拟出，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附件》，于1972年1月14日下发全国。〕这九个部分可槪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实情，二是拟定对策。 

前者包括对国家整体局势、本集团现实处境以及毛泽东个人执政方式的分析。后者包括对军事政变的时机，步骤和手段的拟定。相对而言，后者谈得较空，该集团不久便全军覆没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证明：前者谈得较实，谈出了这样一些实情：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为此，《纪要》提出口号：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 

这些话当时是作为“反面材料”向下传达的，却在许多听传达者那里引起了共鸣。如那个“变相劳改”说法就为许多“知青”接受。 

《纪要》中给听传达者留下最深印象的部分，要数《纪要》作者对于“B-52”（指毛泽东）的评论。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这些对毛的评论可说是入木三分。其中有许多话显然不是这些少壮军人自己能说出来的，而是他们将某些与毛相处较久并对毛了解颇深的人——很可能就是林彪——的话复述出来的。 

据传，林彪生前曾向爱女豆豆坦露过他这方面的心迹。又据传，周恩来在林彪事发后曾对这位林家遗女特意关照：“小孩子家不要乱说！” 

当然，大多数国人都不会希望这位林女士“乱说”，倒是十分真心希望她“实话实说”。这既是对历史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她林家负责——如果她能有这个机会的话。 

后一个高峰期，林立果等作了许多谋划，但都未来得及实行。 

9月5日夜，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通过电话将毛南巡讲话内容告知北京于新野。次日，周宇驰乘直升机将于新野电话记录材料送至北戴河林家父子处。 

9月6日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当面将毛南巡讲话内容，透露给正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在武汉访问的李作鹏。后者当即形成三点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114-116。〕一、感觉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二、感觉“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感觉是对着林彪的。 

当天，李作鹏在陪同外宾返回北京后便将刘丰所言告知黄永胜和邱会作。即晚，黄永胜又通过电话将李作鹏所言转告北戴河叶群。这一夜，无疑是林家的一个不眠之夜。 

9月8日，林彪下达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晚，林立果将林彪手令出示于江腾蛟等人。江随即表态：“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当夜，他们议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用火焰喷射器或四〇火箭筒袭击毛的专列，二是用一〇〇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三是让王维国趁毛接见时用手枪刺杀，但都议而未决。 

9月9日，林立果等人继续策划。周宇驰提出在毛专列经过硕放铁路桥时予以爆炸方案。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提出在毛本人出席会议时予以劫持方案。 

9月11日，林立果等人再度策划：第一步，由江腾蛟在上海组织谋杀活动，或用手枪、或用四〇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第二步，若江举不成，则由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在硕放组织炸桥活动，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第三步，若鲁举还不成，则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派出强击机轰炸毛的专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124-129。〕 

当晚十点多钟，就在他们继续密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告毛泽东已离沪北上。 

据汪东兴记述，毛的专列于当天午后13点12分启程，急速行驶，风弛电掣般地扑向北京。当王维国打电话时，列车已驶过了安徽蚌埠市，驶在了淮北平原上。〔《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195-196。〕 

此处离林立果等人所议论的第一谋杀处上海市已有六百公里之遥，离第二谋杀处硕放桥也有五百公里之远。可是，前一行动方案指挥者江腾蛟，后一行动方案指挥者鲁珉，都还在北京坐而论道。林彪集团已失去除掉毛泽东的机会，已失去自己的大势。 

林立果在获知国电话内容后，当即跳了起来，下令进入一级战备；并向在场人员痛哭道：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其父林彪）交给的任务，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向有关人员宣布南撤计划：林彪等人于次日凌晨8时，由山海关机场乘机直飞广州；北京同党于次日晨7时至8时，由西郊机场乘机直飞广州；另派机先飞上海接载该地同党，再飞广州。周还通告后续行动计划：林彪抵达广州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实行武装割据，与北京政府形成南北朝局面；同时争取苏联等国援助，对北京方面构成南北夹击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页138-148。〕 

9月12日晚7时左右，林立果乘坐256号专机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20时15分，飞机落地。21时左右，林立果抵达北戴河中央疗养院林彪处。林家随即进入异常紧张状态。 

13日零时过后不久，林立果与其父其母以及随行人员仓促登机，强行起飞，轰然冲入茫茫夜空中。 

按汪东兴说法，当晚11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寒暄之间特意询问256号专机情况，并提出要亲自来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的电话引起林家的警觉与恐慌。林彪随即做出提前动身并改变原定航向的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205-206。〕 

256号专机升空后，先是向西飞行，在张家口地区上空转而向北飞行，很快飞出内蒙境外，最后因不明原因而坠毁在外蒙境内温都尔汗地区。机上8男1女全部遇难。 

【82】 

1949年后，中共党内最遭非议的政治集团，无疑要数林彪这一拨人了。左派不喜欢他们，右派也不喜欢他们。“文革”刚过半程，他们就被定性为“林陈反党集团”；“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而受到法律起诉，其残余骨干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从十六年到十八年不等。于是，这一集团一身而享有两大“殊荣”：既是在毛生前被打倒而在毛身后未获平反的仅有的两大集团之一，另一为高岗饶漱石集团。又是被自家政权按法律程序起诉的仅有的两大集团之一，另一为江青张春桥集团。 

中国有句老话：“成者王侯败者寇”。 

此话用在林彪身上最恰当不过：当他跃居党内第二号人物时，便被誉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战友，并受到千百万人一日数次祝福，祝—个老病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当他亡命温都尔汗后，顿时成了本党大奸大恶者，被说得一无是处。党中央下文件（中发【1972年】4号），指责他“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许多老百姓在震惊之后，也痛诉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背后下毒手”，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野心家。 

中共中央还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请一些党内元老也是林彪老同事来谈论林彪历史，以证明此人原本就不是一个好人。 

于是，这些老同志们步履蹒跚地走进会场，同时也走进自己心中那些已尘封多年的角落里，做起翻箱倒柜的事来，结果也真翻出许多尙可拿出来用一用的东西。例如揭发此人：曾在某个时期里思想动摇（如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自动离队），曾在某次作战中指挥有误（如1947年6月率部攻坚四平失败），曾对其他同志关心不够（如在井岗山时期不能善待同级党代表何挺颖），曾对友邻部队援手不力（如1936年春东征山西时不愿拨兵拨款给15军团），还曾怀揣一个小本本专记自己打了什么样的胜仗，……。 

如此行事，似又在重复当年整彭德怀的一些做法。虽整的对象不同，一是为民请命者，一是为己争权者；但整的方式相似，即为了打倒并搞臭一个人，就不仅要把他宣布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且要把他描绘成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至少是一个历史可疑分子。无论是整彭德怀运动还是批林彪运动，都找了许多知根知底者（多为元勋级老干部）来揭他们的老底，来找他们的历史污点。 

必领承认，这样做的成效很显着、很能损害一个人的名誉。 

同时也应承认，这样做的格调很不高：其一，若存心找一个人的缺点，并且是找他一生的缺点，自是能找出许许多多来；同理，若存心找一个人的优点，尤其是找一个曾有过一系列重大建树的人的优点，也是能找出许许多多来；如今人们只谈及林的前一个方面，而不提他的后一个方面。 

其二，在所找出来的缺点中，有一些较为严重，但也有许多纯属陈芝麻烂谷子，陈旧且琐碎，很难摆到台面上。比如说林用小本本记自己战功这件事，就很难说有什么大错，相反，倒可以说林彪颇具有军人荣誉感的一种表现。世上有哪一个军人不看重自己打胜仗的荣誉？又有哪一个军人不因铭记这种荣誉而获得激励以争取更大荣誉？ 

空军英雄王海击落击伤敌机九架战绩，除了他所在部队记得清清楚楚外，他本人也会记得清清楚楚，至于他用不用小本本记，则无关紧要。 

其三，如此大揭林彪老底，正如中国老话说的“墙倒众人推”。揭老底者大多是林彪的老战友、老同事，所揭老底也大都是早已有的陈年事。林彪尙在台上时，大家都不提这些事，闷在心里；林彪跌落台下后，大家则纷纷谈起些事，并作积怨已深且一吐为快状。 

后人即使不怀疑这些老同志所揭之事的真实性，也会觉着这件事——一些七、八十岁的白发苍苍者群起而愤愤数落往日尘烟中的一位二、三十岁的涉世不深者——本身显得气度不够。 

当然，后人也能理解这些老者何以要这样做：一是林彪在过去尤其在文革期间整人太甚，致使许多受害者对他恨之入骨；二是毛泽东主席希望并要求他们这样做，希望并要求他们能够彻底划清与此人的界线，并能够将这条界线从现实里划到历史中，以表明他们不仅现在反对此人，而且过去一直记恨此人。 

这种揭老底的做法，可以说是老人家搞党内斗争的一种模式，一种效用显着而品位不高的模式，整彭德怀如此，整刘少奇如此，整林彪仍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感到自己将要成为下一个被打倒者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要抛他的历史材料，以将他说成是一个有严重历史问即有“自首分子”嫌疑的人。为此，他在最后一次接受开刀治疗时，迟迟不进手术室，长时间地待在卫生间里，又一次细细审读他写给中央用以证明自己历史清白的申辩材料，以防那种整人老戏在自己身上重演。〔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352-354；周恩来，《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枓》，第25册，页468-480。〕这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评价方式，使得中共学界关于林彪问题研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多是列数罪状而较少剖析成因。 

例如，对于林彪集团试图谋杀毛泽东主席这件事，几乎所有为中共官方认可的相关文献都以谴责为主，或抨击他们大逆不道，或嘲讽他们自不量力。可是，对于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这一问题，那些文献多是语焉不详，常用诸如“抢班夺权”之类的话打发了事。 

林彪并不属那种轻举妄动之辈，而是一个酷爱用脑的人，在执政党高层中可排入城府较深者之列。他之所以授意或同意部下去策划谋杀党主席之事，一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也一定能通过这种思考为自己这样做找出许多理由来。 

至于他究竟怎么思考，究竟找出哪些理由，我们不可能知道得很详尽。不过，他在思考中所面临的基本事实，我们能大体知道；并且，他在分析这些基本事实时所遵循的常规思路，我们也能大体推论出来。 

他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毛泽东已把他自己与林彪集团的冲突定性为“路线斗争”，即有党以来“第十次路线斗争”。 

这一定性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林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他不难考虑清楚的问题。他只须作一个最简单的归纳推理，就能大致推出这一问题的答案来。 

经验个案一：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一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七次路线斗争，是斗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斗争的结果是：高岗一次自杀未遂，二次自杀身亡；饶漱石在艇布开瞧籍后，随即因“发现”有“包庇反革命”问题而于1955年4月1日被逮捕审查，在被拘押十年后于1965年9月23日获假释，1967年被重新收监。林彪谋事时他仍被囚于狱中，后于1975年病死。 

经验个案二：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二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八次路线斗争，是斗争“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结果是：彭德怀1959年被打倒，1966年被造反派公开批斗，不久被正式收监审查，前后被审讯两百余次，常常被审上大半夜乃至十几个小时，多次被审得精神恍惚。林彪谋事时他仍在狱中度日如年，已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了，除非毛死在他的前面。 

经验个案三：毛执政后所搞的第三次路线斗争，亦即有党以来第九次路线斗争，是斗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结果是：刘少奇1966年被解除实权，1967年被隔离审查，1968年被中共中央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而受到唾弃，1969年11月12日病死开封囚禁地。 

这些经验个案都是林亲眼所见的，有些还是他亲身参与制造的。 

据此，林不难得出结论： 

自毛执政以来，所有被认为是错误路线头子的人均被置于死地，绝无例外。如今，林自己已被毛认作是建国以后第四次错误路线或有党以来第十次错误路线的头子，其本人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实际上，这一集团成员已把这一前景以非常清晰的方式描述出来了。《“571工程”纪要》明确指出：“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 

诚然，毛在南巡中也说过一些要保林的话，后者也多半能获知前者说过这些话，但是，林不会很看重毛这些话，他不会不记起这样一些事： 

其一，1959年8月1日，毛再庐山中央常委会上说，还让彭德怀“干”国防部长，可到了8月16日，他主持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彭德怀“调离”国防工作岗位。也正是在通过此决议后而于第二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被任命为新国防部长。〔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55，355-358。〕 

其二，1966年9月14日，毛在刘少奇检查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1966年10月25日，他又在中央工作会上说：错误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转年1月13日，他深夜召见刘少奇，没有批评，很客气，送其出门时还叮嘱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页7-15。〕后来事实表明，此次召见意义，仅仅在于老人家要向他的这位老同事作最后道别。 

另外，林还多半能获知，毛在南巡中除了讲要保他林彪时话外，还讲了与此相反的的话：“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接着，他历数了自陈独秀以来所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说他们都未能改正错误。他还对后来向李作鹏通风报信的刘丰说：“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枓》，第26册，页554-55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93，104。〕林彪等人不仅清楚地知道毛最终要对他们做出什么事来，即要把他们打成机会主义路线分子：而且清楚地知道毛眼下要对他们做出什么事来，即要剥夺他们正执掌着的军权。 

在南巡过程中，毛多次说到他在建国后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军队事情交由别人管：先是让聂荣臻管；继是让彭德怀管，因为人家在朝鲜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行吗；后是让林彪管，但由于他身体不好而多是让贺龙、罗瑞卿管；再后是杨成武管；再后是黄永胜管，黄既是总参谋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他和军委办事组里的那几个人都参与了庐山那件事，到现在还不好好交代，“一字不提林彪”。 

于是老人家作出决定：现在我要管军队事情了，我不相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简言之，他要从黄永胜那里收回军权了。〔《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93-94，102，121，155-156，159。〕 

前文曾谈到，林彪虽名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但实际掌握的权力仅限于军权；并且虽名为国防部长，但通常不直接行使军权，而由黄永胜等人代为行使军权。 

因此，毛要夺黄的军权，就是要夺林的军权；而一旦失去军权，林彪及其同党就将在中共高层权力角逐中因一无所凭而任人践踏。 

这个集团以往在爬升过程中，曾踩了许许多多人，并踩得很重，以致积怨很深。因此，当他们一旦失去权力依托时，就会遭遇人人喊打的局面，甚至遭遇那些曾被他们践踏过的人的践踏。 

林彪等人还不仅知道老人家要夺他们的军权，而且知道老人家将在什么时间夺他们的军权。这个时间就是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举行期间。 

这个会议已预定在毛由南方返回北京后立即召开。 

毛此次南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召开这个会议而去做打招呼工作的。他一路上不断向沿途各省市负责人（大多是中央委员）表示，他已十分恼火林彪和黄永胜那些人了，已不能容忍他们再像以往那样执掌大权了。他想通过“游说”而使这些地方大员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有思想准备，不至于对会上将发生的某些事感到太突然，不致于再像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那样胡里胡涂跟在陈伯达后面乱跑。 

林彪集团在获悉毛南巡讲话内容后，立刻就明白了老人家的意图，即他想在此会上收网了，想对他们这些人作组织处理了。林立果向同党宣布：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指四届人大），人大会议前要开三中全会，全会一开，林彪就不占优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页129，141。〕 

于是，林彪集团面临两种抉择： 

其一，消极地等待一系列事情发生：被剥夺军权，被公开批判，被抓起来一些人接受审讯。鉴于毛的专政机关在审讯政敌方面的高效性，可以肯定，这一集团曾密谋杀害毛的活动将很快被逼供出来。仅此一项就能定许多人死罪。 

其二，积极地做出一些事来：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孤注一掷，抢先一步干掉那位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老人家，或许还能杀出一条生路来。不过，这要冒很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一败涂地。 

林彪作了后一选择，作得相当果断。 

他在9月6日这一天内，接连从两个不同渠道（广州顾同舟电话于新野和武汉刘丰面告李作鹏）获悉毛南巡讲话内容，仅隔一天，便于9月8日向林立果、周宇驰下达手令。林、周随即由北戴河飞赴北京，向同党宣布：林彪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页129。〕 

应该说，林彪是一个把毛泽东看透的人，并且是一个有着军人脾性的人，一个情急便拔刀相向的人。可是，此次拔刀的结果，是断送了自己以及妻儿的性命，并留下了“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骂名。 

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林彪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并因此而成了一个凡党人皆痛骂的贼寇式人物。这就使得他曾经作出的许多重人举动，特别是他最后作出的破釜沉舟举动，得不到较客观的评价。 

值此文末，笔者再就他这最后举动说几句话：若从法统上说，当属犯上作乱，有些类似古时臣子“弒君”之举。 

毛的地位是经党章国法确定的，毛已成为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人格化代表。不要说谋杀他，就是反对他，也属不可饶恕的叛逆性行为。 

若从情理上说，则属迫不得已，即出于自保、出于对毛泽东的恐惧。只是军人的恐惧常常以铤而走险的方式表现出来，困兽犹斗。 

若从道义上说，在这谋杀者与这被谋杀者之间分不出绝对的优劣。 

这个谋杀者确有图谋不轨的问题，这个被谋杀者也有滥杀无辜、滥施苛政的问题。党让林彪坐上接班人的位子是它的一大失误，而让毛泽东坐在党老大的位子坐了那么久也是它的一大失误，或说是它的更大失误乃至最大失误。因此，人们可以较公允地说：毛公曾合法地整死许多不应该整死的人，林某则不合法地谋杀一个早该下台的人。 

【83】 

在这场林彪与毛泽东的角逐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前者无疑输得很惨，后者也没有因此而赢了什么。若就此角逐的最后几天看，毛是一个胜利者、一个颇有些走运的胜利者；单就此角逐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看，毛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做了诸如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类蠢事的失败者。正是毛自己，先是积极地提拔林，使之坐大而拥有日后反叛的力量，后又急切地威逼林，陷之窘迫而萌发即刻反叛的念头。 

在林彪事件中，毛泽东所遭遇的不是一般的失败，而是损失惨重且影响深远的失败。这一失败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状况，加速了他的生命衰老过程。这一失败也大量损耗了他的政治资源，降低了人们对他个人崇拜的热度、以及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热度，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调整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攻守态势。 

老人家在经历林彪事件后大病一场，虽未一病不起，但已每况愈下，像“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类曾专门用来描摹伟大领袖风采的亮词，已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有关他的报道中。 

据知情者回忆，老人家次病重期间曾一度拒绝治疗。他肺部遭致严重感染，并引起心脏衰竭和全身浮肿。在经初步治疗未见好转情况下，此公突然宣布：“所有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谈药的事，就给我滚。”他就这样硬挺了十天，直至生命垂危才接受治疗。〔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译本，页519-539：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244-248。李为毛的专任保健医生，张为周的专任保健医生。两人都从各自角度记述了这件事。不过，前者记为1972年1月下旬前后发生的事，后者记为1971年11月中旬前后发生的事。〕 

老人家这样做，或多或少可以看做一种自弃行为，其间透出些许心灰意懒的情绪，甚至是沮丧厌世的情绪，尽管持续时间不太长。 

毛泽东在从林彪事件中挣扎起来后，主要忙两件事：一是试图恢复国家正常生活秩序，二是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声誉。 

这两件事从政治进退上看均属守势运作，前者是依着大家的想法来行事，后者则捂着自己的伤疤不让揭。 

毛后来将这种守势运作一直保持到其逝世时。尽管他在此期间也有过一些攻势举动，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但他的这些举动毕竟是以攻为守，即主要是为了惩罚那些已经碰了他的伤口的人，并以此警戒其它还没有碰但准备碰他的伤口的人。无庸置疑，遭遇林彪事件是毛在政治进退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攻势如潮；在此之后，他就抱残守缺了。 

毛所要做的这两件事，虽都为守势运作，但在性质上完全不兼容：要想有效恢复国家生活秩序，就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要想坚持文化大革命方向，就无法改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这种对立性质，不仅存在于毛所要做的这些事之间，而且存在于他为此而所要用的那些人之间。他在恢复国家秩序方面，主要靠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在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方面，主要靠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集团。前一集团中的人大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大都直接挨过后一集团的整治。后一集团中的人全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曾当面冲撞过前一集团中的许多人，甚至羞辱过他们。 

两大集团互有怨恨，势同水火。 

因此，让前一集团来恢复国家生活秩序，他们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都会想方设法地纠正后一集团的许多偏激做法；而让后一集团来看护文化大革命成果，他们自然会把防守的重点放在那些“老家伙”的身上。 

毛泽东在做上述事和用上述人时所遭遇的困境，从根本上说缘于他自身的问题，缘于他一人而兼有两个相互对立身分的问题：—方面，他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故有责任维护这个国家的基本秩序；一方面，他又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而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地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秩序。 

毛泽东只要继续想做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完全放任国家生活的无序化，不可能完全消除政治上的稳健派，而常常会在国家形势乱到一定程度时急忙从幕后走出来，强调纪律，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重要性，常常会在执政党高层中有意识地保留一些趋于保守的人，保留一些能够在乱时替他看守政府或在治时替他恢复秩序的人。 

然而，毛泽东只要继续坚持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就不可能彻底扭转这场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不可能彻底剔除那些到处煽风点火的人，而一定会在国家秩序迅速恢复过程中不时发出话来，要人们警惕右倾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定会在自己身边有意识地保留一些十分激进的人，保留一些因文化大革命而崛起故视这场革命为身家性命的人。 

毛这后一用人倾向突出表现在他对江青的态度上。 

据许多曾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记述，老人家晚年相当厌恶他的这位末任妻子，以致不愿看到她。他曾三番五次地当着许多政治局委员面痛斥此妇人，说她“有野心”，“志大才疏”，“积怨甚多”，甚至提出要将她“撵出政治局”；但实际上从未将此妇人逐出中央高层，而一直将她留用（有时重用）到自己逝世时，并眼睁睁地看着她十分招摇地在政治局内充当中央文革集团首领。他也曾言辞激烈地警告江青及其同伙不要搞小帮派，但总是雷声大雨声小，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取缔这个小帮派。 

毛泽东之所以对江青采取这种压而不弃的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人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并因此而被许多人看作是这场革命的一面旗帜。 

文革前期，她先是积极参与打倒刘少奇的活动，既在高层会议上指着刘的鼻子严词责问，又在大专院校里鼓动红卫兵去揪“中国的赫鲁晓夫”；后又积极参与反对林彪的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最先向毛泽东揭发陈伯达等人的问题，故被毛认作是立有大功的人。 

文革后期，她又为难周恩来、顶撞邓小平。在防备以这两人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有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方面，就数她警惕性高且攻击性强，挑鼻子挑眼，胡搅蛮缠，搅得政治局开不好会议不成事，搅得众大员做起事来畏首畏尾，生怕又被她抓着什么辫子。 

对于身为人夫的毛泽东来说，江青缺乏起码的做人教养，自是一件很令他烦恼的事情。可是，对于身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来说，江青敢吵敢闹、敢泼骂中央高层、敢与党内元勋争长论短，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被他大加利用的优点，即可以被他颇为有效地用于制衡党中显要，尤其用于制衡那种温文尔雅的党中显要，以肆无忌惮欺彬彬有礼，遂使后者陷于一种类似“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样的窘境。 

事实上，他对周恩来就采取了这种以刁蛮克儒雅的制约方式，即把那位连他作为丈夫都不愿多见几面的难缠女人置于这位谦谦君子的近旁，任其隔三差五地向此公吵吵嚷嚷，有时还耍泼放赖；长此以往，既会有损他那端庄方正的形象，也会磨砺他那忍辱负重的耐性。诚然，周有时也会出现被磨砺得失去耐性的情况，虽未直接向江本人发作，但迁怒于自己手下人，向他们发一通莫名之火。〔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249-256，257-261。〕不管怎么说，江青事实上已成了周恩来以及其它许多中央大员的克星，成了他们一想到她就头疼的人物，并因此而成了毛泽东的一块不可多得且难以舍弃的有用之材。 

毛一人而兼有上述两种互不兼容的政治身分，却又无意放弃这两种身分中的任何一种，结果只能使其工作重心不断发生摇摆：一会儿落在试图恢复国家生活秩序的努力上，一会儿又落在设法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努力上。与此相应，其用人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会儿倚重老干部集团而打压中央文革集团，一会儿又倚重中央文革集团而打压老干部集团。 

这种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的摇摆，在从林彪事件爆发到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两个周期：其一，先是倚重由周恩来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收拾林彪逃亡后留下的烂摊子；继又藉重中央文革集团，来批判周的“右倾回潮”。 

其二，复又倚重由邓小平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整顿”各行各业，以求“安定团结”，并“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再又藉重中央文革集团，来反击邓的“右倾翻案风”。 

老人家如此施政，恰似小顽童搭积木，搭搭拆拆，复又搭搭拆拆。 

他总是忙个不停，并总是劳而无功。1976年9月，他终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可是，他所执政的这个国家的秩序仍是混乱不堪，他所发动的这场革命的前景更是凶多吉少。 

【84】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平息了林彪事件之后，就在后者的允准下抓起恢复国家秩序的工作。所抓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其中较突出者有两项：一是恢复生产秩序，二是落实干部政策。前者涉及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后者涉及一大批下台老干部能否重新工作问题，都是他这个当总理的必须要为之操心的事。 

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要求进一步批判林彪一伙人破坏经济建设的罪行，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会议提出重在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的任务，要求各级企迅速恢复和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岗位责任制、质量检验制、经济核算制，等等。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继续批判林彪一伙人，批判他们破坏国家经济政策、反对抓生产、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会议提出重在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任务，决定大力加强农业，大幅度增加对农业投入；决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以及货币发行量。 

1972年至1973年间，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数次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提出报告，要求进口国外成套设备，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均获批准。总共计划进口成套设备26套，所需资金43亿美元。 

就单项说，最大者为武钢1米7轧机。就总量说，最多者为化学工业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厂。 

进口这些成套设备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能够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尤其能够改善农产品短缺状况，如通过扩大化肥生产来增加农业产量，通过引进化纤工业以弥补棉花供应不足。二是利于破除闭关自守思想，进口外国先进设备本身就是承认自己在此方面落后于人，同时也表明自己愿意取人之长。 

这后一方面意义，从今天角度看很一般，但就当时情况看已显得十分突出了。当时有一个医学代表团出国考察归来，准备做报告，但受到军代表警告：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做这个可能会惹来麻烦的报告。同时还有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出国考察归来，不仅不敢做报告，而且不敢写报告，不敢谈人家的长处，更不敢谈自己的短处。周恩来对此批评道：这种“老大”的风气、这种“随便给人家戴高帽子”的风气不好。他明确表示，要“学外国长处”。〔周恩来，《要学外国的长处》，《周恩来选集》下卷，页474。〕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社论根据周恩来指示起草，并经他本人审阅定稿。社论意图很清楚，就是向全国表明中央有意让许多受冲击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为此，社论强调“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肯定那些“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不过，社论也坚守一些在当时不得逾越的界线，如坚持“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坚持认为这些老干部在文革前或文革中确实犯了错误，因而正告他们只有在“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的前提下，才能重新被使用。这实际上是对他们采取保留态度，只恢复工作，不恢复名誉，至少不完全恢复名誉。 

显然，观种涉及许多权力人物进退的大事情，不可能由周恩来做主，而必须经毛泽东点头。事实上，也正是后者最先发出这一信号的。 

早在1971年11月，他就对一些人说，不要再讲叶剑英他们搞“二月逆流”这件事了。翌年1月，他又出人意料地亲临陈毅追悼会，并当着许多人面评说亡者，称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 

另外，毛还直接过问一些重要人物如邓小平的复出事宜。1972年8月3日，邓小平从流放地江西上书他的这位老首长，先是愤怒地谴责林彪的罪行，继之深刻地检讨自身的错误，并郑重地作出“永不翻案”的保证，最后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还能为党工作，希望主席能够予以考虑。〔邓小平这封信，不久便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材料广发全国，但到了邓执政后因信中多有自辱之词而被禁止刊行，以致许多大陆出版物一触及此事就作讳莫如深状。〕8月14日，毛读到此信，并写下批语，对此人作了一个总体性评价：“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按：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信的批语（1972.8.14）》，《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6册，页707-708。〕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同年12月，经毛泽东提议，邓又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另外，在教育和科学等领域，周恩来也作了许多旨在恢复秩序的努力。毛泽东曾于1968年7月21日发表指示，责成理工科大学“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为刊发《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所作的“编者按”。〕这一办学方针由于过分强调从实践中来，从而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如基础科学理论的教学与硏究不受重视，高校学生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等。 

1972年7月，周恩来在与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谈话中指出“要把综合性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暨注释》，《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枓》，第26册，页706-707；周培源，《“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人民日报》，1977年1月13日。〕同年9月，他又给中国科学院的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再次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硏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周恩来，《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1972.9.11）》，《周恩来选集》，下卷，页473。〕同年10月，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博士时表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周恩来，《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1972.10.14）》，《周恩来选集》下卷，页473-474。〕随着恢复国家秩序工作逐步深入下去，周恩来开始谈起反“左”问题来了，开始由表入里地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症结来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快要走到他所能走到的极限处了。 

1972年8、9月间，周责成《人民日报》社&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11月，他又在中联部和外交部关于外事工作要批判“极左思潮”报告上批语：“拟同意”。 

不久，周的批“左”努力获得毛的否定性回应。 

就《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表示赞成周总理批“极左”一事，老人家于12月17日表明自已态度。他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51。〕毛这一批右不批左精神迅速被传达全党全国。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一回应，就在于周恩来批“极左”批到了他的痛处： 

其一，在中共政治术语里，所谓“左”或所谓“右”，指某种错误倾向，常发展成为错误路线；而路线错误非同一般错误，常常导致全局溃败。周恩来此次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做法都当作“极左”东西来批判，已是在有意无意地暗示着：这场由老人家搞起来的政治运动可能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其二，在中共政治运作中，像决定是批“左”还是批“右”这种涉及基本施政方向的大事，就只能由党主席来拍板，而不能由其它人来自作主张。周此次在未经毛允准情况下由自己来提出批“左”任务，当属越权行为，至少有着越权行事的嫌疑。 

另外，周此次责成批左的《人民日报》，属于中央文革集团直接控制的单位，他在这一年里过问颇多的教育部门也是中央文革集团插手较多的领域。因此，周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他所代表的老干部集团对中央文革集团的挤压。 

这种情况是毛不愿看到的，至少是他不愿继续看下去的。 

因为，前一集团本来就在实力上大大超过后一集团，如今又趁着恢复国家秩序机会进一步削弱后者，故对它形成压倒性优势。后一集团以往还可藉助林彪集团与前一集团抗衡，如今已无盟友援手，已呈独木难支势。如果任此局面发展下去，那么，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强者会因其过强而能够直接威胁他们的上司，弱者会因其过弱而难以承担守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任务，因此，无论出于搞分而治之权术的需要，还是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老人家都要制止这一局势的发展。 

于是，毛的施政重心开始发生转移，由十分关注国家秩序能否得以恢复转向特别在意文化大革命是否受到贬损，由积极支持老干部集团转向大力扶持处于弱势的中央文革集团。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国务院计划工作批示：一、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没有走上正轨；二、搞计划要以地方省、市、自治区为主；三、要把协作槁起来，一旦有事好办；四、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 

〔陈明显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页176。〕这四条批示均有批评性质，尤其最后一条批示属画龙点睛之笔，即明确指出国务院方面已犯了只抓生产不问政治的路线性错误。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很快又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出来。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向王洪文和张春桥谈起郭沫若及其《十批判书》，表示赞成郭的历史分期说，即把中国奴隶制社会与中国封建制社会分界期定在春秋与战国间；但反对郭书的尊孔反法观，批评郭书不该标榜孔子人本主义而大骂秦始皇，并指出国民党、林彪都尊孔反法。 

8月5日，毛泽东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69-470。〕毛泽东作这些谈话的对象，都是中央文革集团的成员。他们迅即打出“批林批孔”旗帜，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报刊竞相登载评法批儒文章，形形色色的人物——识字多的，识字不多的，甚至不识字的——都来批判孔夫子。 

这些庞庞杂杂的批判言论槪括起来不过寥寥数语。 

法家主张变革，故而是进步的，儒家反对变革，故而是保守的乃至反动的；这种儒法斗争延续了两千余年，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当前斗争焦点，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这场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对此，抱支持态度的人，就是革命派；反之，就是保守派，就是“现代儒家”，就应予以批判乃至打倒。 

这一运动借用历史来比附现实，借批古人来暗讽今人，说是批判孔夫子，实为影射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仍在台上但不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集团。 

相对其他行业，以教育部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声势最大。第一篇重头评法批儒文章——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就是由大学教授杨荣国署名的。 

第一个大型评法批儒活动——1973年9月8日至1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战线批判孔子座谈会，则是打起了整个教育界旗号的。此后，也是数学校中人写批判文章最多、开批判会最勤。 

教育界批林批孔落到实处，就是批“右倾回潮”，就是把周恩来在1972年前后为恢复学校秩序所作的许多努力，说成是搞到退，说成是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以恢复旧教育制度。 

中央文革集团还为此搞出一系列“事件”来。 

1973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告，本年度高校录取学生要进行文化课考试。6月底，辽宁省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试中，答不出许多题，却写了一封信，一封充满怨气的信。 

在此信中，他抱怨这种考试让那群“不务正业”的“大学迷”给垄断了，抱怨这种考试对于他这位“负全面责任”的生产队长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整天忙于集体生产而无暇钻进自己小屋里去复习迎考。 

中央文革集团立即抓住这件事做典型，大加渲染，藉以指责此次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 

1972年12月12日、28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刊发《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都加上“编者按”。小学生叫黄帅，是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她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先由其亲属授撰写，后经刊发者刻意加工编排。 

“日记”记述了这位小学生在学校里的一段经历：一次次地向一位很有问题的班主任老师提意见，又一次次地遭到后者打击报复。 

“来信”将她与那位班主任老师之间的冲突，上升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与“旧教育制度的『师道尊严』”之间的斗争。 

“编者按”十分严肃地指出：这个小学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流毒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固，因此，要继续搞教育革命，“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毛泽东此次整治周恩来是内外有别的，在公开场合，搞指桑骂槐，即通过搞“批林批孔”来影射“周公”；在高层内部，就不大讲情面了，一是毛本人直接批评周主管的工作，二是发动政治局委员当面提周的意见。 

1973年7月4日，毛在向王洪文和张春桥谈批林批孔问题时，还批评了由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也修正。”同年12月，毛在一次谈话中，又批评了由周恩来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以及由叶剑英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央军委：“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69-471。〕 

1973年11月，毛又以周恩来工作失误为由，责成政治局开会对他进行“帮助”，要大家向他提意见，找缺点错误，作诛心之论，最后还免不了要被“帮助”者作出检讨，痛责自己一番。于是，政治局关起门来一连开了许多天会。 

会上的详情，不得而知。会下的反应，倒可以从周恩来保健医生回亿中看出一些来。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不仅事主遭冷遇，而且连事主的随员也遭冷遇。 

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 

至于周本人，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页310-314。〕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但一直关注会议进展，最后还对会议作了总体评价：“这次会开得好，很好”；江青两个说法不对，一说这事“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说周恩来“迫不及待”。〔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71。〕 

从这一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既要整周又要用周的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会议中的批判调子已高到什么样的程度。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献词》，号召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提出警告：“大事不讨论，埋头干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这几乎是在复述毛泽东批评外交部亦是批评周恩来的那段话。 

1月18日，经毛泽东允准，中共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选编）作为本年1号文件批发全国。 

1月25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京举行。会议主要发言者为迟群、谢静宜、江青。他（她）们拿着中共中央1号文件，大谈批林批孔运动的必要性，并数度以隐去姓名方式复述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那些话。此次大会主持者为周恩来。 

【85】 

“批林批孔”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国性动乱再起。 

许多学生再度以写大字报、搞大批判为主课。他们为张铁生、黄帅的“反潮流”精神所鼓舞，也起而批判“智育第一”、批判“师道尊严”，批得文化课上不了，批得老师们灰溜溜。本来已渐趋稳定的教育秩序，如今又陷入一片混乱中。 

许多任务人也再度擅离工作岗位，重建造反组织，又打起派仗来。 

其中一些人还走出厂门，搞跨行业跨地区串联，又像文革初期那样在社会上横冲直闯。还有一些工人已厌倦了这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不积极批林批孔，也不上班不工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既成了那些“革命派”搞运动的理由，也成了这些“逍遥派”不劳动的借口。许多任务厂停工停产。 

国家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974年上半年，批林批孔运动进入了高潮期，工业生产水平则跌落到最低点。例如，煤炭生产比计划欠产835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6.2%；钢铁生产比计划欠产188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9.4%；化肥生产比计划欠产185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3.7%；铁路货运量比计划欠产2,100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2.5%。另外，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2.5亿元。 

由于上半年欠账太多，致使整个1974年度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仅达到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为0.3%。在此之前，1973年度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为9.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为9.5%。纵观整个文化大革时期，就完成国民经济指标情况而言，除了大打派仗的1967年和1968年外，就数批林批孔的1974年差。 

国家生活秩序再度趋于紊乱，不仅对老百姓不利，而且与毛本人作为国家执政者的角色义务相冲突，也使他不得安宁。于是，毛再度转移施政重心，又开始强调秩序，强调要抓经济生产，要搞安定团结；与此同时，又开始频频打压中央文革集团，并转而倚重老干部集团。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告诫参加运动者不要成立战斗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串联，不要打派仗，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5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告诫人们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通知还特别指出，在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时，要限定范围，不要搞扩大化。 

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强调恢复生产、恢复秩序，并措辞严厉地批驳“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等过激提法，责令所有擅离职守者——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其它人——都必须返回原工作岗位，否则停发工资，按旷工处理。 

7月17日，毛泽东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话了：“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他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还由江说到江的党羽：“她算上海帮呢！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03。〕 

毛这个批评很重。他指责江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可他自己这一次就给江戴了三顶大帽子：“帽子工厂”、“钢铁工厂”和“上海帮”。 

不过，毛这个批评总体看来就像是一位长者训斥不争气晚辈一样，内里有恼怒，有失望，甚至有厌恶，但没有真要将她踢出去的意思。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190。〕 

毛的这一指示成了四届人大的指导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毛本人也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生出许多倦意来，也想搞安定团结了。在会议筹备期间，他对周恩来集团多有重托。当周恩来集团与江青集团发生争执时，他也是对前者多有支持而对后者多有批评。 

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发生争执。江青挑起事端，并盛气凌人地逼邓小平表态。后者予以拒绝，拂袖而去。当晚，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议论此事，宣泄不满。 

次日，王洪文密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告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新生事物不支持，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另有意见。他还反映，周恩来生病住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常常谈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去得较多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他还形容此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对于王这番话，毛未作肯定性答复，反而规劝告状者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页92-100。〕 

王洪文的告状内容大都属实，后来竟成了执政党检察机关起诉他的罪证材料。这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起诉以及审判他的人来说，都有些讽刺意味。 

另外，王所告内容本属毛十分在意的事情，既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有朝中重臣在他离京时交往过密的问题，结果并未使他作出激烈反应。从中可以看出，老人家此时心态是急于恢复国家秩序并很不信赖中央文革集团。 

江青并未就此罢休，仍设法影响毛对下届国家权力机关的人事安排。11月12日，她写信向毛推荐一批人。 

毛当即批复：“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1月19日，江又写信向毛推荐自己。毛批道：“你的职务是硏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江又托人向毛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大为光火：“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10。〕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权力很有限，仅限于操持政治运动。他们在搞运动时可以呼风唤雨，可一到强调秩序时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甚至其本身都成为整肃对象。他们若要改变这一窘况，就必须将自己的权限从搞运动方面扩展到其它方面，至少扩展到行政系统中去；眼下说来，就必须抓住召开人大重组政府之机，积极谋求国务院要职以及人大常委会要职。1974年江青集团对召开人大的企求与1970年林彪集团对召开人大的企求颇为相似。 

然而，老人家很怀疑他们拥有从事政府方面工作的能力，并还在生着他们的气。于是有了上述情景：一方举起荐来没完没了，另一方发起火来越发越大。毛泽东责成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管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事实上是让周主持一切。因为，王无论在资望上还是在才具上都无法与周相抗衡。 

毛泽东还提议让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事实上是让邓成为国中最有实权的人。因为，他这个主席向来不管日常工作，而那个总理也不管许多事务了。 

周恩来1972年5月被发现患有膀胱癌，1974年6月住进医院，已无治愈可能。他手上那一大堆工作必须交给一个能够胜任的人。周推荐了邓。毛也选择了邓。 

毛泽东在确立四届人大方针时，除了强调要安定团结外，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承认这个国家还应该有经济方面夙求。 

周恩来在向四届人大提出的《政府报告》中，再次重申三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任务：“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话音落下，人民大会堂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四届人大后，邓小平代行周恩来职权，总理党政军日常工作。他所抓工作的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各行各业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秩序，名曰“全面整顿”。“整顿”的核心，是整顿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既整作风，即“软、懒、散”的作风；也整人，即在领导班子里搞“派性”的人。这些人多是“造反”起家，虽相互间有冲突，但大都肯定文化大革命，大都属于中央文革集团支持者。 

邓小平提出，先是对这些人进行规劝，若规劝不成则坚决将他们清除出领导班子。他还提出，青年干部培养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来，不要一下子由基层提拔到高层。 

与此同时，他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将那些一直被审查而又审查不出问题来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并将其中一些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最关注的事情自然是权力问题。他抓领导班子整顿，也就是要对各级权力机构的权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削减造反派分额，加大老干部比重。 

整顿经济生产。在四届人大闭幕后半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点整顿了几个关键性行业，并取得显着成效。 

1975年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讨论当时国民经济最薄弱环节即铁路运输问题，并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铁道部在万里领导下，坚决执行这一决定，迅即改变全国铁路面貌，第二个月就将所有堵塞地段疏通，并创下全国日装车数历史最高纪录。 

5月8日至29日和7月20日至8月4日，中央先后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和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分别讨论这两个行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会后经上下努力，很快就改善这两个行业的生产面貌。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数1975年春季到秋季这段时间经济形好。而整顿军队工作在1975年1月25日进行，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并谈了他本人对军队的看法，批评多而肯定少。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队整顿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军队整顿主要整五个方面问题：一是“肿”，人员超编，开支增大；二是“散”，派性严重，组织纪律性差；三是“骄”，盛气凌人，不尊重群众；四是“奢”，闹享受，闹待遇，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五是“惰”，革命意志衰退，不求进取，得过且过。〔邓小平，《军队要整顿》、《军队整顿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3，15-24。〕 

调整文艺政策。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作了一个书面谈话，抱怨文艺界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批评一些人对待作家，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出神经衰弱症来；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要“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7月25日，他亲自为电影《创业》解除禁令，并批评禁演者：“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来信的批语》，《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28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19-520。〕稍后，他还将有关电影《海霞》争执批给政治局解决，听任邓小平等作出决定准予上映。当年，《诗刊》和《人民文学》均获复刊。 

整顿还涉及科技领域和教育领域。胡耀邦主持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主要强调：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硏要走在前面；加强科硏专业队伍建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理论研究工作，鼓励学术交流和学体争鸣；承认差距，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提纲》在经邓小平认可后，报请毛泽东批复，未获允准。 

教育部长周荣鑫频频发表讲话，抱怨这些年来教育革命有严重片面性：一讲教育，就全盘否定；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办学校，不提倡读书；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也不能当技术员或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 

教育部属下杂志《教育革命通讯》也频频发表文章，强调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还是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毛泽东的确想搞“整顿”，不仅允准别人去搞，而且亲自过问其中一些事，如亲自过问文艺政策调整问题，甚至过问某些影片审查问题。 

文艺界本属于文化大革命策源地，并一直由那个除了毛谁都敢骂的江青把持着。毛不亲自发话，其它人是不敢贸然触动这一领域的。 

另外，老人家还阻止过中央文革集团打着“反经验主义”旗号来干扰整顿工作，4月23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责这些人不该只提反经验主义，不提反教条主义；并批评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263。〕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还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他又补充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45。〕毛泽东支持“整顿”是有前提的，即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 

早在1974年底，他一方面授权周恩来组阁四届人大，另一方面授权张舂桥、姚文元负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事宜。四届人大召开后，他仍是一方面支持邓小平抓“整顿”，另一方面支持张春桥等人抓“学习”。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毛在1974年底的一段谈话；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不同文章中的33条语录，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选编，以左证毛那段谈话。〔《毛泽东有关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编者按”发于篇首》，《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该理论大意如下：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搞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 

对于毛泽东这一用意，邓小平十分清楚。他在大力整顿国家各方面秩序的同时，不忘举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子，并作举得很高状。他提出全党工作要以毛主席三条指示为纲，第一条就是要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它两条分别是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2。〕 

由他授意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强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在三项重要指示中占首要地位。”〔《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507-518。〕 

尽管邓小平说，这三条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但实际上，它们是无法统一起来的，第一条是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第二条和第三条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 

邓小平若要切实有效地恢复国家秩序，就不能再搞继续革命，而应尽可能地纠正这场革命；可这样一来，就无法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只会招致提倡学习者对于恢复秩序者的不满和打压。 

【86】 

1975年秋，中国政坛风云突变。 

毛泽东施政重心又一次发生转移，由支持邓小平搞“整顿”转为指责他搞“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其同事，分别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向毛泽东写了两封揭发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里的种种不良表现，尤其揭发两人因在中共十大上没有当成中央委员和在四届人大上没有当成国务院部长而公开抱怨中央。 

迟和谢为中央文革集团在教育界代表，直接掌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刘信经邓小平转呈。 

毛对此信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54。〕11月3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毛主席对刘信批示，表示中央支持迟群反对刘冰。随后，迟群倚恃中央支持，发动该校师生员工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名为大辩论，实为大批斗，一是批斗写信者本人，指责他们是“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撤销他们一切职务，并将他们送到校属农场监督劳动；二是追逼写信者后台，矛头直指教育部长周荣鑫和转呈此信的邓小平。 

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集党政军领导机关百余名老干部开会，宣读《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有三：其一，确认刘信为诬告信； 

其二，传达毛对刘信批语，并指出当前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其三，预先向与会者打招呼，通报毛与中央对此事态度，以免大家再犯错误。 

稍后，中共中央又将这一讲话要点以通知形式，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委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负责人作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309-310。〕12月14日，中共中央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转发全国大中小学党支部，供各校参照实行。 

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至党内外群众，遍告全国老百姓。于是，又一场批判运动，先是在教育界，继是在其它各行业，迅速且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了。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泽东就这场运动作了一系列谈话。 

从其谈话记录（由其侄儿毛远新整理）看，老人家的思绪有些不连贯了，话与话之间多有跳跃性，但谈话的要旨还是很清楚的，可槪括为两个方面： 

一、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些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认为，文化大革命错误有两个：一为“打倒一切”、二为“全面内战”；但这两个错误不全是消极的：虽然打错了许多老同志，但“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二、批评邓小平以及许多老干部，指责他们错误对待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批评道：“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还分析许多老干部犯错误原因：其一，他们“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其二，“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要厉害。”〔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59-561；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页473-475。〕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成了这场运动的指导方针，即指明这场运动要坚守什么和反对什么：坚守文化大革命、坚守阶级斗争，反对翻文化大革命案、反对邓小平。这场运动也正因此而被命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命名不够简洁却能将此次运动所要反对的人和事一并凸显出来。 

从毛上述谈话中，可看出他对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相当失望，并欲以打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又要回过头来倚重中央文革集团？又要重演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何用人那一幕？ 

答案似是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他会再次启用这一集团，启用他们去搞大批判，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重用这一集团。他对后者也已相当失望。他将这一集团不无戏谑地称之为“上海帮”或“四人帮”，言辞之中既有恼怒之情，又有鄙薄之意。 

毛泽东在对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均感失望后，开始重用一种介乎于前两者之间的政治力晕。这第三种力量以华国锋为代表，主要人物有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汪东兴等。 

这些人物与前两个集团，既有些联系也都有些区别，故而派别色彩不大鲜明。他们都有老干部背景，在文革前就担任较高职务，经营一方；在文革中也多是负责事务性工作，忙于维系被造反派屡屡破坏的社会秩序。因此，他们对老干部群体有亲身了解，与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同时他们也有一定行政工作能力，而不是像中央文革集团成员那样空喊口号、不做实事、还尽找麻烦，并因此而对后者心存戒律、羞与为伍。 

他们都持拥护文化大革命态度。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受冲击的程度较轻，而获提拔的速度很快，或由地方官员一跃而为中央大员，或由部门负责人一跃而为国家领导人，都先后达到他们一生仕途的最高点。就个人情感来说，他们深受毛泽东的重用，故对毛感激涕零，并因此而对毛坚持要搞的这场革命抱着欣然认可的态度。 

另外，这些人，无论在待人接物上，还是在政治权欲上，都显得比较低调。他们大都给人以“老好人”形象，性情随和，目光凝重，举止迟缓，公开露面时多是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同进同出，一起登台亮相，又一起出场谢幕，而不像江青那样喜欢一个人跑到前台上指手划脚，并要求将所有灯光都打在自己身上。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城府很深，善于韬光养晦；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比较实在，做事认真，不大会处心积虑地踩着别人往上爬，对同事和和气气，对领袖忠心耿耿，只是忠得有些愚信愚从。 

这些人总体说来政治棱角不突出，待人接物不咄咄逼人，虽不能为两边的强硬派所喜欢，但能为居中的多数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既有行政工作经验又拥护文化大革命，故能为那位兼有国家执政者与文革发动者双重身分的老人家所信赖，正如他后来给华国锋写了的那句带有政治遗嘱性质的话：你办事，我放心。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主席提议，并经政治局通过，在周恩来逝世后，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一通知表明毛已将政务系统实权和军队系统实权一并交给了第三种政治力量。对于毛这一人事安排，另外两大政治力量都心有酸楚。上述两大职权，在邓小平集团看来，本就属于他们，此前不久还掌握在他们手里：在江青集团看来，应该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批邓最积极，反击右倾翻案风功劳最大。 

不过，两者心态不完全一样： 

邓集团此时正横遭批判，并且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横遭批判，故对自己被夺权解职事已有心理准备，不会太想不开，相反倒会在不幸中暗自庆幸，庆幸这些至关重要的权力没有落到自己的政治死敌“四人帮”的手中。 

江集团此时正处在批判者位置上，正口诛笔伐老对手邓小平，一时间意气风发，大有主中国政局非其莫属之声势。可结果是，毛把从邓处夺下的权力，没有交给他们，而是交给批邓表现很一般的华国锋等人，故使他们深感不平，心怀妒意。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接管大权者同邓集团多有联系，对江集团多有反感乃至隐有敌意，故使他们越发不满，并心存忧虑。 

2月3日，张春桥写了一篇“有感”，其怨愤之情跃然纸上：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361。〕所谓去年“一号文件”，指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即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所谓又一个“一号文件”，指上述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通知。 

两个“一号文件”，令张春桥感到沮丧，但可以使研究者从中看出毛在此期间思想变化轨迹：从前一个文件里，可看出他试图在邓江两大集团之间搞平衡，分授不同要职，以使相互牵制；从后一个文件里，可看出他又想在邓江两大集团之外启用和强化另一种政治力量，想对中共高层权力框架作重大调整，挤压两端，提拉中部。 

对于毛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执政党高层内没有也不敢有反对声，可是，中南海红墙外响起一片喧哗声。 

1976年春，在中国许多城市里都爆发了群众自发性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主题，是悼念周恩来总理并反对江青等人。在此主题中，还隐有同情邓小平因搞整顿而获罪和抱怨老人家忠奸不分的政治倾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随即引发大规模群众性悼念活动。 

最感人场景要数北京老百姓为周总理送灵一幕：数十万市民自发列队数十里长街，在隆冬寒风中默默伫立数小时，送遗体去，望骨灰归，黑花灵车驶过时，路边一片粼粼泪眼。 

周生前口碑甚好。在当时老百姓心中，此公属执政党好官，清正廉洁，一心为国，不与江青那类人同道；可是好人多难，前者屡遭后者攻击，屡受后者恶气，前年“批林批孔”如此，眼下“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如此。所以，许多群众对周的悼念，既有表达对亡者哀思的一面，又有排遣对现实政治对江青等人不满的一面。 

中央文革集团方面，对逝世者早有怨恨，对悼念者心存戒虑。 

1月15日前，即规定悼念期内，他们指令宣传媒体尽量淡化此事，不专门组织全国性报道，不发有关群众自发举行悼念活动的消息，压缩刊登国外唁电的版面，不要因发悼念周恩来的消息，而影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报道。 

1月14日，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前一天，据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在头条位置上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报道宣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磨不灭的光辉，砍不断的怀念——新华社记者对姚文元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的控诉》，《人民日报》，1977年1月6日。〕1月15日后，中央文革集团一方面下令立即结束治丧活动报道，另一方面又通过他们直接控制的刊物发出一系列有损于周的报道：2月6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转载一篇海外文章，谈周恩来在1927年“4·12事件”中有叛变嫌疑。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录锋新闻稿时’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4句题词全部删去。 

3月25日，《文汇报》刊发一篇新闻稿《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写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等话，已近乎点名批判周恩来及邓小平了。 

中央文革集团这些举动招致民间社会强烈反弹。自2月起，重庆、福州、武汉、贵阳、郑州、西安、太原、合肥、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先后出现群众性抗议活动，矛头直指中央文革集团。〔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篇第9章。〕4月以前，南京抗议活动最为激烈。许多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张贴标语。其中一条标语赫然写着：“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还有一些抗议者进入车站，用柏油和油漆在过往列车上涂写大标语，以将他们的愤怒传至远方。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抗议活动，随后发出电话通知，将此事定性为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责成地方当局迅速平息事态，并彻底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7册，页417。〕南京风未平，北京波又起。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自3月底后愈演愈烈，至4月4日清明节达到高潮。在这一天中，先后进入广场者达到两百万人次。前来悼念者，亦悲亦怒，既抬来花圈摆满广场，也带来愤慨顷泄纪念碑前。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小字报、讽剌诗，以间接或直接抨击那几个中央文革的人。〔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集体化名），《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有搞影射的。许多诗文影射江青为“妲己”、“武则天”、“白骨精”，还影射她与张春桥、姚文元为“三人十只眼，阴谋想夺权”（江与张均戴眼镜，一人四只眼）、“清江姚桥命不长”、“青春元凶滔天罪”（取一人一字）。 

也有搞指名道姓的。有一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多次提到江青，说她扭转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妄图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说她污蔑文化大革命，妄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并披露1975年7月毛泽东曾严厉批评江青。 

有些诗文在痛斥江青等人同时，还旁敲侧击老人家。有诗道：“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此处皇妃那拉氏自是指江青，此处皇帝佛朗哥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江的那位夫君。 

还有诗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林彪集国曾指责毛泽东为当代秦皇，毛本人也多次自比秦皇，故使得这个古代君王称谓与毛有了较多的象征性联系，指责秦皇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攻击毛。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问题。会议将这一群众性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立即清理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阻止群众继续前来举行悼念活动，向全国揭露敌人阴谋，追查政治谣言，抓反革命。毛泽东随即批准政治局上述决定。 

4月5日凌晨，有关部门出动两百辆汽车将广场上大部分花圈运至八宝山销毁，并组织大批民兵、警察和军队封锁纪念碑四周，把守广场进出路口，其间还逮捕数名在场群众。4月5日白天，数十万市民再度进入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四下寻找抗议目标，扭打便衣特务，冲撞警卫战士，涌上人民大会堂台阶，围攻“联合指挥部”（官方负责清理广场部门）所在地，焚烧汽车，点燃建筑物。 

这些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是毛泽东执政以来从未遇到的事情。他以往所遭遇的挑战，多是来自党内高层人物，如彭德怀、邓子恢、刘少奇、林彪等；而此次所遭遇的挑战，直接来自下层，来自普通群众。诚然，他1957年也遭遇过党外“右派”的挑战，但那时的“右派”主要是知识分子，而此时的“群众”包括各阶层人士，除有知识分子外，还有产业工人、一般干部以及前“红卫兵”等。 

以往，老人家搞定了中央，也就搞定了全国；此次，他搞定了中央，却未能搞定南京、北京，未能搞定与自己住所仅隔墙的天安门广场。虽不能说广场上那些慷槪激昂者已明确反对毛本人，但可以说他们已明确反对毛的政治羽冀、反对他的夫人以及他的夫人所领衔的中央文革集团，并明确不满毛的政治举措、不满他所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对于执政党来说，若要解决高层冲突比较好办，只要关起门来开会就可做到；但要平息大规模群众骚乱就不那么简单了，除开会外，还须采用其它办法。5日傍晚6时25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是由少数坏人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其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其目的在于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号召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首都；告诫在场群众迅速离开，不要受坏人蒙蔽。吴德这一讲话实为最后通牒。 

9时35分，大批警察、民兵和军队开入广场，挥舞皮带棍棒暴打仍留在广场守护花圈者。遭围殴者约有两、三百人。纪念碑四周地面血迹斑斑，天安门前渐趋平静。 

4月6日，毛泽东在获知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平定消息后，欣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继续评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83-584。〕同时，他责成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二、鉴于天安门广场事件和邓小平最近表现，撤销邓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两项决议，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次日在《人民日报》刊载。吴德广播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也随同发表。 

这一人事调整，可以说是毛一生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中的最后一个。设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职，是中共建制史上从未有过的，表明老人家已将华国锋正式确认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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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结束语

在平息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毛泽东无论就其事业来说还是就其生命来说，均呈强弩之末状。

尽管各种传媒仍在猛批右倾翻案风，但民间反响不大，至少不显热烈。老百姓们大都已被持续不断且颠三倒四的政治运动搞得疲惫不堪且拿不定主意了。他们对于眼下报纸广播所宣传的那些事，既没多大兴趣也不怎么相信，持不积极参与态度。毛泽东所搞起的这场群众性运动正在失去它的“群众性”意义。

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毛要他们搞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已有倦意，但还无反心，还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这场革命，更没有用行动来结束这场革命，进而结束毛的政治统治。他们既不满现状，又不打算改变它，也就只好“熬日子”了，只好采取老百姓天然拥有的这一能应对一切或熬掉一切的生存方式。事实上，谁也熬不过老百姓，三皇五帝如此，毛泽东也如此，何况他这时已成枯油残灯，“熬”不了多久了。〔关于毛泽东最后日子，李志绥大夫在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作了详述，参见该书序，第88、89、90节（中译本），页1-28，583-598。〕5月11日，毛发生第一次心肌梗死，经抢救脱离危险，但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咽喉已麻痹，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5月30日，毛出现暂时昏厥。6月26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此次心肌梗死范围过大，已无恢复可能。他的肺部和肾脏均有严重症状。7月28日凌晨三时，毛躺在病榻上感受到唐山大地震余波。9月2日，毛发生第三次心肌梗死，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心肌梗死。自此，他的全身机能均处于迅速衰竭中。毛本人似也感到大限在即，数度询问大夫：我还有救吗？大夫一再安慰：我们都有信心治好主席的病。9月9日零时过后不久，老人家抓住大夫的手，作了最后一次询问。他曾经想要得到什么就能到什么，此时又得到他想听到的答复，却未得到他想拥有的东西。他在被告知自己还有救后，顿时露出喜悦神情，随即便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生前说过一句类似格言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所谓“卑贱者”，即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所谓“高贵者”，则是那些社会地位优越者，其生存状况与前者完全相反。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5.18），《毛泽东思想万岁》（1957-1960），页217-218。〕若严格地说，毛这句话有些大而化之。因为，“卑贱者”中有聪明人也有蠢人，“高贵者”中有蠢人也有聪明人，并且前者中的蠢人比例与后者中的聪明人比例都相当高。

毛自己提供了这方面例证。他1958年说出此话，本想鼓动全国老百姓搞“大跃进”，并贬斥那些不支持这一运动的人；结果在被他鼓动起来的人中人多为头脑蒙昧者，而在被他贬斥下去的人中不乏有头脑清醒者。

就毛执政多数时间来看，那些被称为“革命群众”并有“革命行动”的人，大都头脑发热，盲信盲从；而那些被打成“右派”或被打入“牛棚”的人，倒是比较冷静，比较有主见。然而，这两类人都是毛泽东治下的“卑贱者”，前者因愚蠢而卑贱，后者因聪明而卑贱。

若不那么严格地说，毛上述话也道出一些人情事理。卑贱者至少有一长处，就是做事比较谨慎。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制，故而没有多少可以骄傲的东西，相反倒有许多必须顾忌的地方。高贵者则高高在上，常常无所顾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致干出许多蠢事来。

另外，在“卑贱者”中，有一些不安于现状者。他们虽生于困苦，但很想改变自身这一境况，即所谓“穷则思变”。他们既积极进取，又因长期在艰难生活中磨练而较能吃苦耐劳，故常有成就。

若从思想史上看，毛这句话很难说有多少原创性。早在一千多年前，高僧惠能就说过类似话：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意为最下等的人有最上等的智慧，最上等的人有可能被埋没了智慧。——《坛经·行由第一》）惠能本人出身寒微。其父籍贯范阳（今北京市附近），因获罪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一带），在惠能三岁时亡故，留下孤儿寡母。

惠能自幼未读书识字，稍长靠卖柴为生，廿四岁时经人指点，投于黄梅东禅寺，欲得道成佛。

五祖弘忍先是对他且讥且疑：“你这岭南“獦獠”（意为野蛮人），怎么能够成佛；继而留他做了八个月寺中杂役，每日劈柴舂米；最后向他密传袈裟，并命他即刻南归。”惠能一上路就受到许多欲夺袈裟者苦苦追逼，后来长期隐居深山，卅九岁时复出为僧，开坛讲经，凡卅七年，终成禅门大宗师，堪称中国佛教史上最聪明的和尙。

显然，惠高僧的这句话，尤其前半句话，可说是他本人经历的一个写照。那么，毛泽东的那句话，或前半句话或后半句话或整个一句话，是否也可说是他本人经历的一个写照？

答案似为肯定。

执政前的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卑贱者”，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当他在城里求学时，不过是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年青人，长衫布鞋湘潭话；但他比那些城里人更了解中国农村，更了解中国最大人口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

当他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时，不过是一个刚从外省专枓学校毕业的小职员，在前来借书的人中，他认识的教授比认识他的教授要多得多；但他比那些或着西装革履或着长袍马褂的名流学者们更相信学以致用的道理，更相信大学堂之外还有一片更大的天地。当他在与党内那些或留过苏或留过法的领导人一起讨论中国革命时，只能谈出一些“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间或讲一点《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水浒》里的典故；但他比那些吃过黑面包者或喝过洋墨水者更熟知中国国情，更善于持枪纵横九州岛大地。

尤为“卑贱”的是，他本人和他所归属的革命组织，被国民政府宣布为“匪首”和“匪党”，他的脑袋也多次被明码标价予以悬赏；他和他的党人在廿八年革命中，有廿六年处于劣势，常常被强敌围着打、追着跑，有一次竟被追着跑了两万五千里。

然而，毛所在的中共组织，特别是毛执掌最高权力时的中共组织，也有自己的许多长处，至少比当时的执政党更易于获取民心，更注意谨慎行事。毛和他的同事们十分关注下层人民，能够与他们同甘共苦，能够为他们仗义直言乃至拔刀相助，故而受他们衷心拥戴。毛和他的同事们由于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屡遭挫折，故而遇事多从困难方面考虑，并能拿出相应办法。

他们不轻谈决战，不指望一口吞下对手，而注重稳扎稳打，点点滴滴地积聚自己力量，并最终转弱为强。他们一旦获得优势地位，就会向对手发起穷追猛打攻势，而不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机会。他们在艰苦创业的廿八年中，除了处于劣势的廿六年外，余下二年，一年与对手持平，再一年便将对手打翻在地，进而将诺大个国家一举拿下。

执政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高贵者”，其高贵的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其人被颂之为“红太阳”，其话被奉之为“最高指示”。他几无遗漏地控制着他的臣民，并随心所欲地治理着他的国家，既享有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所曾享有过的权威，又享有了他们未曾享有过的权威。

但此公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愚蠢的人，一个干出许多荒唐事的人，其荒唐的程度也是无与伦比的。他执政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搞出了“文化大革命”。前者的结果，是在无大规模战争、无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数千万人。事后，毛的宣传部门硬是将此“人祸”说成“天灾”，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后者的结果，使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并富有智慧的民族陷入极度疯狂中。其间，老人家还为之欢呼不已，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诚然，毛不应为这些运动负所有责任。因为，他搞这些运动都曾得到他的许多党人和许多老百姓的支持或认可，后者也应为此负有一部分责任，即负有参与这些坏事和纵容不良领袖的责任。

但是，人们有理由认为毛应该为这些运动负主要责任或决定性责任。最初，这些运动都是他力主发动的；后当这些运动露出败象并有人指出来时，又都是他坚持要搞下去的，并严惩讲实话者；再当这些运动完全失败时，又都是他迟迟不让收场的，并不准说出真相。

毛泽东在其党中在其国中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其个性因此而获得最充分的发展，既能为那些传统人性论提供最有力的经验证据，即一种不受约束的人性究竟会成个什么样子；也能为那些传统环境论提供最有力的经验证据，即一个专断强横的制度究竟能把统治者变坏变蠢到何种程度。

不过，老人家除了有因其“高贵”而非常愚蠢的一面外，还有非常聪明的一面。他虽不能很好地成就他的事业，却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能够富有谋略地操纵中共高层、进而控制整个国家。

他不只是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而且在犯了严重错误并带来巨大恶果的情况下仍能够有效地维系他的权力。“大跃进”惨败后，他竟被说成是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他仍能躺在病榻上监控着政治局里的一举一动，并能随其心意地决定着中央大员的升降去留。他哼哼呀呀说出的那些只能由其身边服务员依其口形变化而估猜出来的话，仍被全党全国奉为最高指示。

他甚至能够将自己曾拥有过的许多权烕由身前延缓到身后。他的政治继承人宣布，毛主席执政业绩“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过不及功，功大于过，毛泽东仍应享有党和人民的尊敬。尽管执政党内也有人认为，毛三分功七分过，功不抵过，但其意见不入主流。

毛泽东执掌这个党有四十一年之久，执政这个国家也有廿七年之久。这个党这个国家的高层人士都做过他的部下，其中一些人还因受过他的宠爱而做过他的亲信。他们对他本人多是以敬畏心态来仰视，对他所做事情也尽量从善意方面去理解。并且，他们也深知此人对这个党的影响有多大，深知此人的荣誉关乎着这个党的荣誉，关乎着他的许多老部下的荣誉，故而深恐否定毛泽东也会连带地否定这个党否定他们自己。

1976年毛病重时，他的党人在如何处置其夫人江青问题上，有一种“投鼠忌器”的心态，担心若搞掉江青等人就会伤害他们的主席。

毛逝世后，党人在如何评价其本人功过问题上，也有一种“投鼠忌器”的心态，担心若搞清楚毛泽东问题就会危害他们的党、危害他们一直声言要为之奋斗的事业。

然而，历史是严肃的。

已经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也是难以长期掩盖下去的。

本该否定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破坏人的基木权利的东西，那些侵夺人的生命、摧毁人的尊严的东西，也是难以长期维护下去的。

而不该否定的东西，自是否定不了的。

这个党在执政前，出过像李大钊、夏明翰、江竹筠那样的人——他们追求理想、追求民族兴盛和社会公正。

这个党在执政后，出过像彭德怀、张志新、胡耀邦那样的人——他们坚守理想，坚守自己对这个党所曾作过的承诺以及这个党对人民所曾作过的承诺。人们可以不赞成他们所追求或所坚守的那些具体目标，但不能不敬重他们在这追求或这坚守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执着精神。

写至此处，笔者不禁生出一问：假使这些中共先烈们能够活着看到今日中国的景况，尤其是看到今日海峡两岸当局争执的景况，他们会有何种感受呢？他们的党曾经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推翻了那边的党，而那边的党如今又以民主自由为理由来拒绝他们的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要求，摆出一副你若不想学好我就不理睬你的架势来。

1940年代，延安政府在与重庆政府谈判中屡屡提出，你方若实现政治民主化，我方就称臣国民政府；你方若实现军队国家化，我方就交出武装力量，……。

1990年代，台北当局在向北京当局陈述他们的和平统一方案时，就几乎是在复述他们的谈判对手于五十年前已说过的那些话，……。

可谓，数十年河东，数十年河西，双方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面对这种角色语言倒置情况，活着的中共党人若有良知，就会羞愧无颜而抬不起头；牺牲的中共党人若有所知，当回泪眼相向而遗恨身后。

不过，这种情况在那些靠着不民主不自由或安坐高位或盗窃国库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他们很轻松地回应对方：你们要我们放弃什么，我们根本不考虑；你们骂我们如何不是，我们毫不在乎。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执政党，尤其是这两个执政党的老党魁蒋先生和毛先生，都做过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前者搞专制统治，杀共产党人杀得太多：后者也搞专制统治，整知识分子整自家党人整得也太多。在现代中国诸多党派中，就数中共最为多难、最为悲怆，其优秀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不是让蒋先生给杀掉了，让本党人尤其让毛先生给整倒了。

对此，国共两党内部都有一些人士能够予以反省。其代表人物，那边当推蒋经国，这边当推胡耀邦。蒋胡二人在1970、1980年代先后坐上国共两党党魁席位。他们政治信仰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尽相同——前者为蒋介石直接继承人，后者为毛泽东间接继承人而仅享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然而，他们执政心态相近，都深怀愧疚感。

他们都为本党以往所作所为而感到愧对治下人民，故将自己执政事业看作是在赎罪，是在还债，还本党积欠老百姓的债。经国先生开放党禁、开放舆论，还人民以应有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耀邦同志倾其心力平反冤假错案，还好人以清白，还天下以公道；又身体力行推动改革开放，还人民以应有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大陆人民这一权利在海峡对岸人民的生活景况的参照下显得尤为突出。胡耀邦此种心迹在其同事万里那里也有所表露。〔张广友、韩钢，《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页1-9。〕然而，在胡与万的党中，还有一些人抱着另外的心态：

其一，拒绝还债，不承认以往的累累欠帐，不支持今天的改革开放。

其二，虽做了一些还债的事，如赞成改革开放，却为此而要人民感恩于他们、歌功颂德于他们，硬是让自己以债务人的身分坐着债权人的位子，甚至效法前人，作伟大领袖状。

我们民族拥有数千年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文化，因此而拥有十分发达的历史意识。我们的人民拥有很多史趣史识。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大都爱听爱说史上掌故，并在这听与这说中显示出相当强的解读能力。

我们的历史学科在我们的所有人文学科中最显突出，最有学术水平。我们的历史学家已将过去两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也会给这近几十年被遮遮掩掩的历史还以本来面目。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除有搞清历史事实的欲求外，还有从中获取教益的欲求。以史为鉴已成为我们史学研究中的一种强势传统，尽管其间难免有因价值欲求过强而影响研究结论客观的情况。

就今天而言，我们民族能够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获得哪些教益呢？这是一个需要许多学者乃至整个民族共同努力才能予以充分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允许人们从不同视角给出不同答案的问题。这里仅指出，在我们民族有可能获得的许许多多教益中，有两点最重要，最能弥补我们民族现今最为匮乏的东西：

其一，通过认真反省这段历史而复苏一个伟大民族所应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耻辱感。这也正是鲁迅先生曾苦心孤诣地做着的事。

我们应从心底，耻于我们曾做过的那些丑陋的事，更耻于我们还在做以及还会做我们曾做过的那些丑陋的事。我们将会因此而重获我们先人曾有过的那种“知耻者勇”的襟怀，并重现我们史上曾有过的那种最感耻辱亦是最显壮怀激烈的景象。

其二，通过认真反省这段历史，重获伟大民族所应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荣誉感。

我们将再次发现，我们民族在有过那样一段百般屈辱的历史后仍保有不屈的精神，在有过那样一段遍体鳞伤的经历后仍拥有敢于裸露疤痕的勇气。我们将再次确信，那些以不择手段方式获取成功的人终究是卑劣的，而那些以光明磊落方式作出业绩的人终究是荣耀的，尤其是那些因其刚正而遭厄运的人终将享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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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

本文将对本书写作理念作出陈述。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一个很摆平又必须摆平的问题，即幸福与德行有可能相背离的问题：

一个有福的人未必是一个有德的人，有可能一生屡作恶事；一个有德的人必是一个有福的人，有可能一生历经苦难。

一个民族若要维护其社会公正，就必须设法在这德与这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对那些有福而无德的人予以追究，对那些有德而无福的人予以补偿。

反之，若不作这种究和这种补偿，那些有福无德的人就会无所畏惧，那些有德无福的人就会深感失望。于是，这个民族就会出现价值失衡，只重视幸福而轻视德行；这个民族的许多成员就会在价值取向上，只重视个人私欲的满足而轻视社会公益的实现：只会为了幸福而放弃德行，即不怕作恶——因不受追究；不会为了德行而放弃幸福，即不愿行善——因没有补偿。

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将因失去社会公正而失去道德约束力，将因失去道德约束力而失去社会凝聚力，将因私欲横流而溃为一盘散沙。

（若要实现着种追究和这种补偿，就应有能承受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的承载系统，就应有能裁决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的裁判系统——从略。）

难各个民族如何实现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似是没有统一途径。

有些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途径来实现的：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下地狱”，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上天堂”。这种途径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经典性表述。

我们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着史途径来实现的：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留下骂名，即所谓“遗臭万年”，犹如家出“三世状元”的秦桧。

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享有盛名，即所谓“流芳百世”，犹如生前“披麻带孝”的岳飞。

这种着史途径在“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句名言里得到经典性表述。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刘少奇子）、何家栋，《“中共资深新闻工作者”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第10版。〕从这里可看出，刘怕毛也怕史，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于怕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人相食”后，刘开始与毛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1976.4.30），自己给自己作“盖棺定论”：“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夺取全国政权，“持异议的人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参见本书第13节）

从这谈话的时间和这谈话的内容看，毛是在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可见，毛也是很在乎历史褒贬的，尽管他常爱摆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架势：“和尙打伞”——无发（法）无天。

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话中自是含有这样一层意思：我刘少奇的是非功过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说了算，而要由历史由后人来评定。彭德怀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诉，也是向历史申诉——因为他已对那个奉老毛为神明的中央颇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听到侄女悄声说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来时，先是一愣，接着欣然地笑了。

显然，他笑在历史将还他以公道。事实也是如此：在现世中，毛把彭押上了批斗台；在历史中，彭则把毛钉上了耻辱柱；并且，这种反差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显强烈，一方愈显冤屈，一方愈显卑劣。

从彭与毛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人物是要过历史关的，他们的较量是要从现世中延续到历史中的，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可是，现代中国仍有一些权势人物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自己还在台上时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纵容属下为自己评功摆好。稍有史识者观其“行状”，不禁想吆喝一声：你急什么？

从彭与刘的寄望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学家是负有双重责任的，除了负有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外，还负有辨明是非的道义责任。或者说，中国史学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记录历史事实；二是维系人伦价值，故多有道德评价。

前一职能无疑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必须具有的智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别强调的职能。

与前一职能相比，后一职能有较多主观性。不过，这种主观性是相对的。比如上述道德评价，就当时来看，可说是一些人的主观判断；但就后世来看，则成了一种确已存在的历史现象，一种不可更改的客观现象，有些类似于波普尔（Karl R. Popper）所说的“世界三”（world3）。或者说，中国史学“双肩挑”：左边肩膀挑着史实；右边肩膀挑着公正，故多有人物褒贬。这右边房膀挑着的东西，有些类似其它民族多由宗教挑着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民族的历史所具有的与其它民族的宗教所具有的功能，在内涵上是相互交叉的：有不重合的部分，即一是记史一是敬神；有相重合的部分，即维系人伦价值。

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至于人们内心具体敬畏什么则因人而异，既有人敬畏宗教性东西，如许多西方人敬畏上帝，也有人敬畏非宗教性东西，如许多中国人敬畏历史。前者的敬畏感由宗教意识维系，后者的敬畏感由历史意识维系。

从这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臣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我们民族通过着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它许多看法，至少还可引伸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蓄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毁损历史亦是毁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毁史者即祸国者，即国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指控那些毁损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人做出只有汪伪政权的人才会做出的事（参见本书第41节）。同理，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大跃进”史的人，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文革”史的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人。

就学术方面来说，传统中国史学拥有传统中国最有水平的学术成果和最见功底的学术大师，或者说，传统中国最好的学术成果和最好的学术大师多与史学研究有关。

传统中国史学由于既拥有学术龙头地位又具有兼容并包性质，从而导致这样一种现象：传统中国的学术极致处与价值极致处是重迭在一起的，与此相应，国学大师的文章与道德是并称于当世的。

比如“章疯子”太炎先生，不仅做出顶级学问，而且坚守终极价值，即坚守我们民族价值系统中的那些最原则的东西，即那些属于“绝对命令”的东西，故而既是睿智之士，又是耿介之士乃至激愤之士。

反观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文学科之所以不出大师这一现象，就学者方面来说，既有学养不足的原因，也有人格猥琐的原因，即在为学做人上，似是太实际、太圆滑了，似是太会顺应各种政治形势、人会迎合各种权势人物了。

其二，当代中国社会风尙发生畸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忘却历史。

一些权势人物有意识地掩饰历史，不准谈“大跃进”，不准谈“文革”，不准谈“六四”，不准谈……以致某长官被人们戏称为“某八十”，即此人说了80个不准谈。过去许多当皇帝的人都不干涉史官事务，如今一些搞宣传的人却敢歪曲历史、封杀历史。他们嘴巴上整天说着要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总是在那里毁损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尊重历史。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脸皮也太厚了。

许多普通民众无意识地遗忘历史，患了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和“被虐待狂症”，对于那些曾无情作践过他们的人和事，或抱着漠然的态度，或抱着感恩的心情。

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民族中，历史感的匮乏直接导致道德感的丧失：许多人只考虑当下的利益，不考虑当下的行为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义务关系；只知现在，不知过去和将来、不知历史和责任。

这种道德感的丧失最突出地表现为信用感的丧失：许多人为了抓住眼前的利益，既能够不履行自己在过去所作的承诺，也能够不实践自己对将来所作的承诺。

信用是在坚守承诺中实现的，坚守承诺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信用是以历史为载体的，是有历史品格的。这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商人之所以很讲信用，就在于他们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故而多有历史感；同样不难理解，当代中国商界之所以缺乏信用，就在于此间几无文化几无历史。

信贷业不乏有“借钱不还钱”现象，或在应该还钱时不还钱，或在当初借钱时就没打算还钱。一些有着权势背景的企业和个人正是靠着“借钱不还”而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商场上也不乏有“一锤子买卖”和“假冒伪劣品”。前者只要“现在”而不管“过去”和“将来”，后者则连“现在”都具有虚拟性。

与经济领域有许多“借钱不还钱”现象相似，政治领域也有许多“讲话不算话”现象。在共和国宪法中，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在执政者实践中，我们则看到了“阳谋”，看到了对所谓“反革命言论罪”和所谓“反革命组织罪”的严惩，看到了对所谓“颠覆XX罪”和所谓“加入XX罪”的严惩。

我们民族的发展正面临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形势，并正受到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制约。在与发达国家即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打交道时，我们常常遭遇对方充满狐疑的目光，以致一度在美国民意测验中被美国公众指认为最有敌意的国家。可是，这个美国恰恰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市场和中国海外人才的最大聚集地。

在发展现代新经济时，我们也遭遇信用不足问题。

现代新经济有两大杠杆，一是风险投资，一是知识创新，都是以高度信用为前提的。很难想象：在一个借钱不还现象屡有发生的国度里，有许多人敢作风险投资、敢作这种风险再加风险的投资；在一个盗版现象泛滥的国度里，还会有许多人愿作知识创新、愿作这种二年努力一日被盗的创新。中国已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

其三，笔者对黄仁宇先生关于中国史书“最大的通病，是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怎样读历史》）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

一是在描述层面上，与黄先生无多分歧，认为中国史书确有一些内容“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二是在评价层面上，与黄先生有些分歧，认为中国史书拥有这些内容未必是弊病，更谈不上是“最大的通病”；三是在解释层面上，就黄先生在大陆出版的几本着作来看，认为黄先生未能充分说明中国史书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或中国史官为什么都要这样著述历史。

黄先生认为，作历史硏究应“极欲知道”历史现象“何以如是”（《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可是，黄先生在向我们指出中国史书的“最大的通病”时，未能让我们知道这一现象“何以如是”。历史本身是有不同层面的，既有技术层面，也有价值层面以及其它层面。与此相应，历史著述也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既可以从技术角度切入，如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大历史观”；也可以从价值角度以及其它角度切入，如《资治通鉴》中的“臣（司马）光曰”所作出的那些评述。

在此，我们不否定黄先生的大历史观，但否定黄先生对传统史观的否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设想为一个有着X轴、Y轴、Z轴的三维空间。将由X轴与Y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技术的面，即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技术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延伸的曲线，左端为“不可用数目字管理”，右端为“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总体趋势趋于向上。将由Y轴与Z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价值的面，即中国史书所坚守的那种价值的面（或道德评价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震颤的线段，一会儿左端（有德）低落（无福）而右端（无德）高起（有福），一会儿左端（有德）高起（有福）而右端（无德）低落（无福），总体趋势趋于持平。

此外，我们还可以作其他连接，还可以看到其它层面。黄先生主张史书不应“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对于一般史学来说，属于适宜要求，因为学科分工要求历史学研究方式与伦理学研究方式应有所区别；但对于中国史学来说，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因为这好比是强求一个养母扔下她已照看多年的养子。

两千年来，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的监护人，或者说，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史学的被监护人。一旦脱离这个监护人，这个被监护人就可能由养子变成居无定所且行无定规的浪子，如现代中国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权势人物们。传统中国史书比较注重采写政治方面史料，既对之作如实记述，又对之作善恶褒贬，从而对那些政治权势人物至少形成两方面压力：一是成就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二是道德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品行卑劣的人，既使自己留下恶名，又使子孙蒙受耻辱。

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感较淡薄的民族里，能够让那些权势人物特别是那些权倾天下的至尊君主感到害怕的东西，也只有史书了。这一点可以从李世民与褚遂良关于史官应对天子“备记善恶”那段著名对话中看出。

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起于乱世的草莽英雄外，大多数中国政治权势人物都曾熟读过史书，至少都曾在弱冠之前熟读过史书，都曾把读史作为自己的一门必修功课，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感到史书的分量。

对于他们来说，史书既是从事政务的教科书，故受其教化；又是人物操行的鉴定书，故受其震慑。

比较而言，中国史书对权势人物的制约力要大于对普通百姓的制约力，君主比人民更怕史，贵族比庶民更怕史。这不仅因为前者比后者受过更多的史书教育，而且因为前者中的许多人本身是要上史书的，是要受到历史严厉考核的，其生前拥有权势的打小与其死后受到严厉考核的程度成正比。现代中国一些权势人物，总想着要高升，要进中央委员会，要进政治局……不知是否想过，自己在成为国中权贵的同时，也上了历史考评的名单，即要接受后人非常严厉乃至苛刻的剖析和评断，并将因此而使自己的明亮面与龌龊面都展现在包括自己的子孙在内的世人面前，有可能像个君子，有可能像个小丑。

人和人不一样。有人不在乎这一点，只要活得好，哪管身后事，故而使用起权力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也有人很在乎这一点，很在乎自己身后是否被“掘墓鞭尸”，故而使用起权力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可以说，中国史上凡是有品味有教养的政治家，都很在乎自己身后事，如胡耀邦言：“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近闻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坦言：自己若能被后人称为“清官”就很满意了。）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用黄先生话说即“以道德的立场解说历史”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将中国政治道德尤其是中国高层政治道德，维持在一个大致说得过去的水平之上，至少维持在毛泽东这一朝的水平之上。史书能在相当长时间里，使中国权势人物尤其是能上史书的中国权势人物，在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受到较大的道德压力，至少在死后受到清算。史书拥有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这种作用常常是通过一个时间差——褒贬对象的生前与身后的时间差——来实现的。笔者注意到，黄先生在他的几本着作中都谈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或“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中国史书“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已讲解了两千年，无疑成了一种长期历史现象。按黄先生上述观点，似乎也应有了一种“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何况我们民族向来是很讲求实用的，既然能长时间做一件事，就一定认识到做这件事是有许多好处的。一个很实用的民族，不大可能长时间地并很努力地做着一件很无用的事情。

黄先生是学术前辈，学养丰厚。我读过他的书，受益颇多，本想就上述问题请教他，后知他已仙逝，不禁怅然。

本书书名中的“春秋”一词正是取其传统意义：一是记述历史，二是褒贬人物。这正是本书所信守的一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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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成书过程

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我觉得应写点东西，谈点我该谈的话，不过，当时只打算写一短文，只要能谈出我对此人的基本态度就可以了。

这年夏天，我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内有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前一部分题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当年即被北大学生拿去登在他们自办刊物《边缘》上，近年又被不相识者粘贴到互联网上。

就在我写作上述文章前后时间里，中国大陆兴起一股“毛泽东热”，并愈演愈烈，至年底达到高潮，处处可闻歌颂“伟大领袖”声，以致“红太阳颂”成了流行曲。

如此为毛大唱赞歌，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症”——竟忘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以及谁是酿造这一苦难的主使者，或者说患有严重的“被虐待狂症”——竟以感恩的心态和愉悦的心情来怀念那位做贱过无数国人的施虐者。

我觉得还应写点东西，谈点更到位的话。

1993年底至1994年春，我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政权暴力背景”的文章，后将其中一部分独立为文，冠以篇名《暴力与政权——毛泽东与亚里斯多德合论》，托请友人辗转寄往纽约《知识分子》杂志。

承蒙总编梁恒先生厚爱，我这篇稿子能以五万余字篇幅一次性登在该刊1995年冬季号上。

写出这篇文章后，按原计划，我应立即转向其它方面硏究，或转向语言哲学与现代汉语分析硏究，或转向当代中国民风问题研究；但实际上，我已深陷毛泽东问题而不能自拔了，我已深感这一问题对我有着很大的挑战性，或说有着很大的诱惑性。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20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是给中国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着他身后的中国。与此相应，对于他以及他所做的事，中国大陆40岁以上的人，数以亿计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发言权，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话。因此，将这样一个人写进书中予以发表，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其意义大小与困难多少成正比。

于是，我怀着冲动并硬着头皮继续硏究毛泽东问题，历时几年，经过几个阶段：

自1993年底至1995年夏，写出本书第1、2、3篇，历时一年半；自1995年夏至1996年初，应同事所请为一《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撰写《总论》，历时半年多；自1996年初至1998年夏，写出本书第4、5、6篇，历时一年半；自1998年夏至1999年夏，通改全书两遍，删去许多万字，历时一年整。

这本书，最初由只想写一篇短文写起，结果欲罢不能，愈写愈多，并且欲速不达，愈写愈慢，不期然而写成今天这个摸样。

书成鸣谢

回首此书写作过程，心中除有这不期然而然之感外，还深怀感激之情，深深感那些给我以鼓励和帮助的人。

几年来，我虽是只身行走，但不感到十分孤单，因为一路上常遇扑面的乡音——这是友人给我的鼓励；几年来，我虽是长途跋涉，但不感到十分困乏，因为一路上常有歇息的驿站——这是友人给我的帮助。

感谢这乡音，感谢这驿站。

感谢李锐先生对本书的厚爱。

李先生早在1995年就披阅过本书前两篇稿子了，此后又陆陆续续（用他的话说“零零碎碎”》收阅余下稿子，其间还数次约见笔者予以指教，最后，尽管对本书一些提法有保留，但仍慨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笔者十分珍视李锐先生所做出的这—切。

在研究毛泽东问题上，李先生无疑是一位前辈学者，并且是一位身分特殊的前辈学者。他做过毛的党人，亲身参与过毛的事业；做过毛的秘书，就近观察过毛的言行；还做过毛的囚徒，刻骨铭心地感受过毛的苟政。他对毛的硏究也正因此而可以说，是直接以他的人生经历为脚注的。

记得在1999年1月《方法》杂志座谈会上，听李先生谈起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他切记的一个信条：做人不要趋炎附势！

显然，李先生后来做到了这一点。他在青年时曾为反对国民党专制而站在共产党一边，在中年时曾为反对大跃进蛮干而站在彭德怀一边，在老年时又曾为反对当局调动大军扑城而站在和平请愿学生一边。

他在这些紧要关头，都不趋炎附势，都站在民意方面，并且都站在弱势方面。他的人生轨迹，也正因此而多有亮点且多有曲折。

似乎可以说，在李先生那辈人中，政治人格健康者大都程度不一地蒙受过政治运动磨难；换言之，未受过政治运动磨难者大都或多或少地患有着政治人格障碍症。似乎他们只能在这政治运动磨难与这政治人格障碍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感谢余英时先生对本书的厚爱。

1980年代，笔者通过读《士与中国文化》而知余先生学贯中西，既理出西方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发展线索，也谈出中国的“士”的源流演变。书中考释“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种质素：一是知识技能，能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如教育、科学、新闻等；二是社会良心，能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如自由、公正、理性等。这种知识分子，在西方产生于近代，以启蒙学派为发端；在中国产生于先秦，为孔墨诸子所彰显，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1990年代，笔者又通过读余先生几篇文章而知余先生正是自己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或“士”：不仅精研学术，而且关注现实，“有勇气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对于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直抒己见，致使自己一些论着在一些地方被列入禁书。

事实上，《士与中国文化》这一学术论着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知识分子”一词对于大陆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词，也是一个被搅得说有多乱就有多乱的词。

毛在世时，“知识分子”被说成是“附着在皮上的毛”，大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需要改造思想。于是，“知识分子”成了这个国家的“贱民”或“老九”，其中大多数人都程度不一地挨过整，轻者受辱，重者送命或九死一生。

毛去世后，“知识分子”又被说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其“知识技能”方面受到肯定，其“社会良心”方面则是常常遭到冷遇。有关方面对于知识分子以独立立场评说国家大事的举动，大多是抱着斥责有加的态度，至少是抱着疑神疑鬼的态度，斥之为“精神污染”，疑之为“自由化”。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应与“工人阶级”一样，都属于给这个“国家”打工的人，只应该给这个“国家”打工做事，而不能对这个“国家”评头论足。于是，“知识分子”又成为一个角色特征不明的社会群体了，“士”似乎不“以天下为己任”了。

在这一背景下，余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直接出版于中国大陆，显然是要给此间已被搅得混乱不堪的“知识分子”槪念正本清源，并藉以表明自己在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可能有人会说，毛泽东等也强调知识分子应具备两种质素：一曰“红”，二曰“专”。诚然，这“专”类似于上述“知识技能”，但这“红”不同于上述“社会良心”。这“红”是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上述“社会良心”则是超越特定经济阶级和特定政治集团的，是要为社会公共利益仗义执言的。

就余先生本人来说，虽严厉斥责毛独裁，却十分推崇马克思，将马克思与伏尔泰并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再就马克思本人来说，虽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却为无产阶级大声疾呼，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感谢苗力田先生对本书的指教。

苗先生为古希腊研究权威陈康先生的学术传人，属于目前大陆已不多见的那类道德文章皆佳的老辈学者。他坚守书斋，曾主持翻译《亚里斯多德全集》，并关怀社会，曾为北京“那一日”守夜，默读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他对后学坦诚以待，慷慨予教，曾就本书写作提出过很有价值的学术意见。

我在思考毛泽东及其党人兴衰史时，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在他们夺权成功与他们执政失败之间似有一种反相关关系，即夺权越成功则执政越容易失败。

我向苗先生谈了这一看法。苗先生当即告诉我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中就有近似思想，并建议我将此书认真读一读。他后来还送给了我一本他收藏多年的英文版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审阅了我根据他建议而写出的那些章节，并根据希腊文版校改了文中所引用的亚里斯多德有关论述。

感谢吴稼祥先生对本书的关心。

在现时中国大陆，以非官方立场研究毛泽东问题不是什么显学、什么显事，很少有人愿做这种很难上媒体的学问、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家都很忙、很实际。因此，我这些年来与外界少有联系，与许多老友已久未通音讯了。不过，我与稼祥倒是常有来往，常就许多问题交换看法。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几乎每写一篇都要先请他过目，倾听其意见，每每有收益；另外，还常常蹭他的饭局，喝他的老酒，在他的房间里翻找“历史上的花生米”。

除了常与论诸多书中的问题外，稼祥还帮我做了许多书外的事情，例如，书成之前曾一度为我提供写作场所，以帮我克服居室拥挤的困难；书成之后又设法为我联系出版事宜，以使之能尽快问世。

感谢李慎之、王若水、田崇勤、何家栋、邵燕祥、包遵信、朱维民、谢幼田等先生曾就此书给笔者以指正和鼓励。

感谢何频先生和张芸女士为出版本书做了许许多多工作。

特别要感谢许许多多在此不宜提名的前辈与好友向笔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本书无疑参考了和引证了许多先行著述。笔者已在前文注明对这些著述的借鉴，再于此处表示对这些著述的作者的谢意。在这些著述（包括毛泽东著述）中，有的为笔者赞成，故能从正面充实笔者的思想，有的不为笔者赞成，但能从反面激发笔者的思想。

在此，还感谢我的一位已故多年的老师——安事农先生。

安先生1920年代东渡日本，在有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参加的统考中考进前一百名，获官费生资格，入东京帝国大学修农科，学成回国，先后担任苏北农校校长和南京几所大学教授；1950年代应聘为安徽省农业生物研究室主任，后替友人章伯钧说话，称批章者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结果被打成“右派”，一度被下放农村当农民，后又被调至林场当技工，月薪40元。

笔者1970年下放到安先生所在林场（安徽省新马桥五七干校林业队）当林工，很快就成了先生家的常客，成了先生家那几年唯一的常客。当时，我很想跟先生读点书，先生也很愿意教我点东西，先是教我农林方面知识，后又教我文史方面知识。如今，先生教的前一类知识我已记忆模糊了，先生教的后一类知识我还记得起一些来，例如：安先生在领读项羽本纪和刘邦本纪后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起于乱世的帝王都有些不择手段，都能够玩出许多下三滥的东西，如言而无信、过河拆桥；在他们身上，有豪气，也有痞气、流氓气。

安先生在谈到李林甫这个人时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杜绝言路（不让人说真话）的朝代，不是官场腐败就是政治黑暗；凡是杜绝言路的人，不是昏君暴君就是奸臣佞臣；几无例外。

安先生在谈到魏忠贤这个人时讲了一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大规模且有组织地整治知识分子的事，大都是宦官集团干的事，如后汉、后唐、后明的党争。换作今天话说，这种宦官集团就是那种有强烈窥阴癖倾向的特务集团，寡廉鲜耻，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故而在整人方面颇有手段、颇有效能。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特务集团很为那些品位不高的统治者所喜用。这些统治者大都是极端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一定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许多卑劣手段。

……

坦率地说，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类话，只是感到话很特别，感到话中有话。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越发能理解这些话了，越发能领悟先生在说上述话时的那种凝重神情了。学生今天写出的这书中无疑有先生昨天播撒的种子。

最后，谨向我的父母表示我的愧疚之意和感激之情。在知道儿子写这本书后，老人家们就一直放心不下了。他们是过来人，见过风风雨雨，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事。他们不希望我做此事，但又不强阻我做此事，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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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版权信息

书名／毛泽东执政春秋

作者／单少杰

出版／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年12月29日

页码／640页

ISBN／9570823216

定价／380

类别／政史

制作信息

制作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排版制作／龙之蚩蚩

排版样式／老牛样式 5.6 (2013-01-01)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3年4月22日

更新时间／2013-04-22T20:58:03

制作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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