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31, 2014

鲍彤:《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序言

新浪博客转发 (2013-03-28 01:17:54)
   
   1980年代那次政治改革,从......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死了。但是,20多年来,你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历史博物馆里,都找不到它的尸体。是xx在扼杀了这次改革之后,又在一切官方资料中抹去了它的痕迹。

   在1980年代的后半期,中共中央确实曾经进行过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核心人物,它的方案设计者和改革实践的组织者,是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

   赵紫阳主持这场改革,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受邓小平的指令而仓促上阵的。但是,也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持,才赋予这场改革以与邓小平的设想全然不同的意义。在赵紫阳的主导下,这次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尽管由于这次改革超出了xxx所能忍耐的限度,在x和党内保守势力的狙击下失败了,但是,它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借鉴。

   为了组织这次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代的中央曾经建立过两个机构。第一个机构,是1986年9月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长是赵紫阳,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它的任务是为中共十三大提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在它之下,设立了一个工作班子,叫做研讨小组办公室,由我和周杰、严家其、贺光辉负责。经过一年的研讨,在十三大以前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它的主要内容写入了十三大报告。十三大结束以后,这个研讨小组就完成了历史任务,它下边的办公室也就结束了工作。1997年,吴国光先生根据他的笔记和亲历,写下了《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为这段历史留下了足迹。

   第二个机构,是1987年12月初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决定,研究室的职责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同时承担中央交办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这个研究室由我、周杰、贺光辉负责。在成立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研究室为实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作了一些具体工作。

   在1989年6月的那场xx中,这个研究室被一个xxx宣布为以赵紫阳为"总后台"的"小舰队";被另外一个xxx宣布为"动乱的黑手","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因此在那年6月4号以后,这个机构自然烟消云散。曾经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的人们,大多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无法继续为政治改革尽力。

   20多年来,对这第二个机构和它的历史,没有任何记录。现在,我过去的秘书吴伟先生根据他的工作笔记和回忆写了这本书,开始填补空白。

   从第一个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的时候开始,吴伟就是第一批七位研究人员之一,参加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等文件的起草;后来,他继续在第二个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做研究工作,同时兼任我的秘书。作为那次政治改革的亲历者,他用自己的回忆录,对那段时间的经历,做一些追记和反思,我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以为愿意或需要了解那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材料,供他们研究,批评,参考。

  本书的回忆和看法,出于吴伟先生个人的视角,这种视角,同任何其他人的视角,例如我的视角一样,都不可能是全面的准确的,很可能有偏颇失当之处。这就需要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加以纠正和补充。

   当年一起工作的人,据我所知,只有一位周杰先生已经不在了。除此以外都还健在。大家对吴伟这本书的补充和纠正,肯定将具有同样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的希望。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这部分已经失落了多年的历史资料抢救回来,比较完整地留给历史。

   当年,我们这些参加搞改革的人,知不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搞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支持大家的,是一个信念,就是中国要搞改革,要搞政治改革,而且不是口头上纸面上的改革,凡是做得到的都开始着手做,至于一时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把目标放在那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我鲍彤主持的办公室,和后来的研究室,在它们存在的过程当中,一直在为政治改革努力,没有什么"阴谋策划",没有做过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当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三个人,我跟赵紫阳的关系大家都清楚,其实,周杰跟耀邦的关系,贺光辉跟薄一波的关系,高层人士没有不清楚的。xxx清楚,那些姓x姓x的也无不清楚。由这样三个人来组织研究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能有什么可告人的秘密?全是透明的。什么"小舰队",什么"动乱总指挥部",后来在"清查清理"中查了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最后查出什么东西出来了?没有。实际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用这三个人,就是想把三个人的意见,赵紫阳的意见,胡耀邦的意见,薄一波的意见合到一起,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正因为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不可告人。在本书中,作者无保留地实录了那段史实,甚至于把1989年5月我被捕前烧文件都如实写进去了,还有什么需要保留的?我为什么要烧文件?不是文件里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私密,而是怕株连无辜。根据我的微薄的政治经验,多少年来,在xxx内,凡是要打倒一个人,必然株连。凡是与被打倒的人有关的人,凡是参加过起草有关文件的人,都必然会荒唐地被追究罪责,逼供信。烧掉了,好,好得很,一切问题,由我鲍彤负责,干干净净,彻底了。

   20多年过去了。历史,似乎回到了它的原点。进行一次真实而不是骗人的政治变革,完成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任务,再次摆到了国人面前。当年,我们在赵紫阳的带领下,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做过一些工作。本书对这些工作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应该说,这些工作其实只是一种预演,而且是被扼杀的预演。对它做得不足的地方,希望现在和以后的人超过它;错误的东西,希望后面的人批评它。如果其中介绍的情况对后来者多少有某种参考价值,我想,这本书就很值得出版了。

                                                                     鲍TONG

                                                                        2012年10月19日

(转自吴伟的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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