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上）

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

Mao: The Unknown Story

著作者：张戎   乔·哈利戴

译者：张戎

开放出版社

目录

封面 1
版权 5
作者简介 6
中文版自序 7
内容提要 9
1 走出韶山 13 1893～1911年     1～17岁 13
2 与共产党结缘 18 1911～1920年    17～26岁 18
3 温热的信仰者 26 1920～1925年    26～31岁 26
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37 1925～1927年    31～33岁 37
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46 1927～1928年    33～34岁 46
6 制服朱德 58 1928～1930年    34～36岁 58
7 杨开慧之死 68 1927～1930年    33～36岁 68
8 “毛主席”：血染的顶子 77 1929～1931年    35～37岁 77
9 第一个红色中国 89 1931～1934年    37～40岁 89
10 从夺实权到丢实权 96 1931～1934年    37～40岁 96
11 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扔掉 104 1933～1934年    39～40岁 104
12 长征之一：蒋介石放走共产党 112 1934年      40岁 112
13 长征之二：躲避张国焘 119 1934～1935年    40～41岁 119
14 长征之三：独霸连接莫斯科之路 134 1935年    41岁 134
15 刘志丹的命运 143 1935～1936年    41～42岁 143
16 西安事变之始：张学良欲取蒋而代之 146 1935～1936年    41～42岁 146
17 西安事变之末：毛泽东杀蒋不成 154 1936年    42岁 154
18 陕北的新生活 159 1937～1938年    43～44岁 159
19 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167 1937～1938年    43～44岁 167
20 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175 1937～1940年    43～46岁 175
21 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183 1939～1940年    45～46岁 183
22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190 1940～1941年    46～47岁 190
23 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 198 1941～1945年    47～51岁 198
24 给王明下毒 212 1941～1945年    47～51岁 212
25 当上中共的“斯大林” 222 1942～1945年    48～51岁 222
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226 1937～1945年    43～51岁 226
27 苏联红军终于来了 232 1945～1946年    51～52岁 232
28 美国人救了中共 242 1944～1947年    50～53岁 242
29 蒋介石失去大陆 248 1945～1949年    51～55岁 248
30 赢得内战 259 1946～1949年    52～55岁 259
31 登基之初 268 1949～1953年    55～59岁 268
32 与斯大林较劲 277 1947～1949年    53～55岁 277
33 和大老板作交易 284 1949～1950年    55～56岁 284
34 毛泽东斯大林为什么要打朝鲜战争 293 1949～1950年    55～56岁 293
35 难发的战争“财” 299 1950～1953年    56～59岁 299
36 军事工业化的起步 311 1953～1954年    59～60岁 311
37 向农民开战 321 1953～1956年    59～62岁 321
38 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 332 1956～1959年   62～65岁 332
39 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 340 1957～1958年    63～64岁 340
4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351 1958～1961年    64～67岁 351
4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 362 1958～1959年    64～65岁 362
42 西藏的灾难 374 1950～1961年    56～67岁 374
43 “毛主义”登上世界舞台 379 1959～1964年    65～70岁 379
44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突然袭击” 389 1961～1962年    67～68岁 389
45 有原子弹了！ 398 1962～1964年    68～70岁 398
46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 403 1962～1965年    68～71岁 403
47 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 416 1965～1966年    71～72岁 416
48 浩劫降临 425 1966～1967年    72～73岁 425
49 复仇 438 1966～1974年    72～80岁 438
50 新当权者 448 1967～1970年    73～76岁 448
51 玩火险些烧身 457 1969～1971年    75～77岁 457
52 和林彪翻脸 461 1970～1971年    76～77岁 461
53 树不起来的“毛主义” 473 1966～1970年    72～76岁 473
54 尼克松上钩 484 1970～1973年    76～79岁 484
55 周恩来的下场 494 1972～1974年    78～80岁 494
56 江青在文革中 501 1966～1975年    72～81岁 501
57 邓小平迫毛让步 512 1973～1976年    79～82岁 512
58 最后的日子 523 1974～1976年    80～82岁 523
尾声 529
谢辞 530
采访名单总览 533
查阅档案馆一览表 555
中文征引文献书目 557
外文征引文献书目 598
译名对照表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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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 Jon Halliday

Copyright © Globalflair Ltd.，2005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Globalflair Ltd.，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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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书名：Mao: The Unknown Story

 著作者：张 戎（Jung Chang） & 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译  者：张戎

 发行人：金钟

 出  版：开放出版社

     地址：香港轩尼诗道402号德兴大厦509室

     电话：(852)2893 9147    (852)2893 9197

     传真：(852)2891 5591

     E-mail：open@open.com.hk

     网址：http://www.open.com.hk

     通讯处：香港铜锣湾邮箱31429号

     P.O. Box 31429 Causeway Bay, HongKong.

编  辑：金钟

校  订：蔡咏梅、张戎、张朴

排  版：Alan Chan

总经销：田园书屋

电话：(852)2385 8031  传真：(852)2770 2484

印刷：远东设计印刷公司

电话：(852)2274 1314  传真：(852)2244 5929

出版日期：2006年9月初版第1次印刷

定价：148港元

国际书号：ISBN 962-7934-19-4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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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钉错误，请寄回开放出版社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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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的详细注释，英文原文已刊于开放网站 www.open.com.hk。中文稿在翻译中）

作者简介

张戎（Jung Chang）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文革中做过农民、赤脚医生、翻砂工和电工。一九七三年就读四川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一九七八年留学英国，一九七九年入约克大学专攻语言学，一九八二年获博士学位，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位获英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人。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

一九九一年，自传性著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出版，成为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已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全球销售量达一千二百万册。二○○五年六月和丈夫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出版，迄今已出将近三十种文字版本，在许多国家登上畅销书榜，被誉为“一部震撼世界的书”。

乔·哈利戴（Jon Halliday）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作家，历史学家。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任职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通晓多种语言文字，著述颇丰。

（回目录）

中文版自序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以后，我和我的先生乔·哈利戴（Jon Halliday）萌发了写毛泽东的念头。对现代中国来说，没有人比毛泽东更重要。即使在他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徘徊。可是他怎样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世人知之甚少。真实的毛泽东，还在云遮雾障之中。

探索、解开毛泽东这个谜，对我们便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给了我们某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

我们的写作宗旨，除了“秉笔直书”，就是“言必有据”。我们走遍世界去搜集史料。俄罗斯大批新解密的档案，是我们捞“真”的大海；中国大陆二十年来出现的众多中共党史资料集、亲历录、文稿书刊，是我们掘“金”的矿山。中、俄、英等文字的征引文献书目，附在本书后面。书后还列有我们查阅过的档案馆，有的从未对外开放过。

我们采访了同毛泽东打过交道的各国政要人士，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与毛泽东、与这段历史有关系的人。他们中不少人是首次接受采访。这份长达数百人的名单，其中包括让我们受益匪浅的专家、学者，也录在书后。

捞“真”、掘“金”、奔波、分析、辨别、判断，是一项浩繁的工作。我和乔点点滴滴，锲而不舍，就这样一天天过了十二年。

我们相信书中所写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结论，都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得到证实。希望本书能为读者了解毛泽东和中国现代史，开拓新的视野。

这样一本建筑在史料上的书，要写得通俗易懂，令人喜读乐看，又不失真实准确，实在是千难万难。我和乔在写作后期，精力大部分就花在这方面。

英文原著中关于资料来源的详细注释，由于篇幅关系，只好放入开放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open.com.hk。书中引言有的出自二十世纪早期文献，用语是当年的习惯，或许读者能从中体会出一些历史感。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成书到中文翻译，我的弟弟张朴给予我很大帮助。写作过程中我们争辩论点，翻译时他协助我斟酌字句。没有他，这本书将逊色不少。

张 戎

二○○六年八月  伦敦

（回目录）

内容提要 

毛泽东，这个曾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去世已经三十年。他的统治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但他的真实面貌，一直在云遮雾罩之中。

英籍华人作家张戎，与夫婿乔·哈利戴，以十二年的时间和精力，搜集披阅难以数计的中外文献资料，深入多个国家的档案馆，采访数百名与毛泽东有关的人士，包括与毛有过往来的各国政要，完成了这部被赞为“威力像原子弹”的毛泽东传记。

本书前所未有地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红军长征为什么会成功；毛对抗日战争的暗中策略；毛究竟靠什么征服中国大陆；毛与蒋介石扑朔迷离的关系；毛为什么要打朝鲜战争；三千八百万中国人为什么会饿死；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原因；毛在党内数十年搞权力斗争的真相；毛和斯大林、苏联渊源深厚的恩仇秘闻；还有毛与妻子儿女以及女人们的关系……

作者挖掘出大量闻所未闻的史料，经过严谨的考证，以生动细腻的叙述风格，描写一个个情节丰富的故事，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长篇画卷。透过毛泽东一生的深谋诡诈与坚忍不拔，不择手段与眼光独慧，残忍冷酷与精明幽默……展现共产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崛起的惊人内幕，从而改写了被颠倒的历史。

英国华裔作家张戎与乔·哈利戴合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几经周折，在华文读者的殷殷期盼下，终于由香港开放出版社编辑出版，订于九月六日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前夕，在香港、台北与纽约三地同步发行上市。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一本具有全新视野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毛泽东传记，作者以生动、朴实的叙述风格，描写毛动荡一生中一个接一个情节丰富的故事，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画卷。

中文版由张戎根据英文版翻译而成，比原着更具中国人文气息和雅俗共赏的可读性。

张戎夫妇为写作毛传，穷十二年之精力，查遍无数资料、文献，走遍世界各地，访问数百名毛的亲友、与毛共事、交往的中外知情人、见证者及各国政要，包括六名总统、六名总理、四名外交部长、十三名前共产党领袖。这些人物中，有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美国前总统福特、英国前首相奚斯、达赖喇嘛、史达林与赫鲁雪夫的翻译、张学良、蒋纬国、陈立夫等。访问毛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达十八人以上。毛的主要同事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几乎都被访问过。同时，深入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东德、美国、英国、梵蒂冈等二十八个档案馆，取得许多闻所未闻的史料，并加以认真严谨的考证。

全书五十八章，中文版七百页，资料来源占八十二页。作者透过毛泽东一生的深谋诡诈与坚忍不拔，不择手段与眼光独慧，残忍冷酷与精明幽默……展现共产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崛起的惊人内幕，从而改写了被颠倒的历史。

张戎作品英文版《MAO: The Unknown Story》2005年6月出版后，相继已有近三十种文字的已出和将出的版本，上了许多国家的畅销榜。欧美评论界对《MAO》有很高的评价，前港督彭定康认为是一本改写了中国现代史的爆炸性着作；英国独立报认为“超越了过去出版的所有同类传记”；美国时代周刊称“这本书的威力像原子弹”。（英美书评摘要见附件）美国总统布希向到访的德国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推荐，《MAO》显示毛是比人们想像更残暴的暴君。滚石乐队主唱米克杰格（Mick Jagger）到处向记者推荐张戎这本书，足球明星贝克汉、前南非总统曼德拉都是《MAO》的读者。

更多书评摘录

建立在十多年细致入微的采访和对档案资料的研究之上，这部宏伟的传记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它提供了大量的新的发现，再加上优美的文笔，这将使它成为全世界的人都爱读的书。

──《纽约时报》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专栏作家

自从张戎的《鸿》书获得辉煌成功之后，我们一直翘首以待她和夫婿合着的关于毛泽东的宏伟研究成果问世，人们感到张戎在重写中国现代史。等待是值得的，果然不负众望。这是一部具有爆炸性效应的着作。

──《泰晤士报》彭定康（Chris Patten），前香港总督

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节与文献。张戎夫妇所讲述的故事，既令人毛骨悚然，又具有迷人的魔力。在现代政治传记中，这一部最具震撼力，最令人爱不释手，揭示了最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鲜有书籍注定能改变历史，但这部书将改变历史。

──《每日邮报》华尔顿（George Walden），英国资深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

空前的成功。对专制暴政、杀人如麻、糜烂的私生活等，有着令人炫目的描述。对看似已有定论的历史，进行了炮火密集的修正。研究成果如波澜壮阔。这是第一本充满真实细节的有关这个最大恶魔的政治传记。

──《星期日泰晤士报》
西蒙·西巴格·蒙塔菲瑞（Simon Sebag Montefiore），历史学家

张戎与哈利戴的贡献是巨大的，超越了先前出版的所有同类传记。

──《独立报》梅兆赞 （Jonathan Mirsky），资深记者，中国问题专家

张戎与哈利戴以全新的视野，刻划了毛泽东动荡人生的每一阶段。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惊人巨著。

──《卫报》迈克尔·亚呼达（Michael Yahuda），伦敦经济学院中国问题教授

这本书的资料来源，既丰富又广泛，其中包括有重要价值的俄罗斯档案。张戎与哈利戴揭开了蒙住许多西方人眼睛的有关毛泽东的迷雾，使他们不再无知。

──《星期日电讯报》
马克斯·哈斯丁（Max Hastings），历史学家，英国几家主要报纸前主编

这本书的威力像原子弹。

──《时代周刊》唐纳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资深记者

（回目录）

一本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书

摧毁中国制造之红色神话，张戎新书透穿毛魔障！

1 走出韶山

1893～1911年    1～17岁

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的祖先已在这丘陵山冲居住了五百年。

山冲有五公里长、三公里半宽，聚居着六百多户人家。他们种茶、竹、水稻，年复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航的河流，与外界少通消息，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在一九○八年驾崩这样的大事，也没能传到村里，毛泽东是在事过两年离开韶山后才听说的。

毛的父亲毛贻昌生于一八七○年，十岁时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订婚。女家隔着一座叫虎歇坪的山坳，来去只有十公里，这样短的距离，两村人却语言各异。毛的母亲由于是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在文氏家族姐妹中排行第七，就叫作“七妹”。定亲多半出于现实的考虑，七妹的祖父葬在韶山，每年要扫墓，文家希望当地有门亲戚做歇脚之地。订婚后，七妹搬进了毛家；一八八五年，贻昌十五岁时他们圆房。

婚后不久，贻昌出去当兵挣钱以偿还祖上留下的债务，几年后他攒足钱还清了债，回家做起了贩运白米和生猪的营生。他能写会算，又有生意头脑，不仅逐渐赎回了祖上典出的田产，而且买了更多的地，成为村里最富的人之一。

贻昌人很勤俭，他家老屋是茅草顶，有了钱多年后，他才下决心把草顶换成瓦顶，但仍留下了泥墙泥地。玻璃在当时是稀罕的东西，所以窗户只是些木框口子，晚上用木板遮起来。家具不过是木床、木桌、木板凳。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在罩着蓝色土布蚊帐的床上，毛泽东出世。

 

毛是第三个儿子，但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为了求菩萨保佑他不再夭折，毛的母亲到处烧香拜佛，还吃上了观音斋。毛取名泽东。“泽”在十八世纪毛氏族谱初修时，就定为他这一辈的辈名。泽东：施光泽于东方。当他的两个弟弟在一八九六年跟一九○五年出生时，他们分别取名泽民、泽覃。

毛爱他的母亲，对她保留了一种从未给与过他人的深情。母亲温和宽容，从不训斥毛。从她那里毛继承了圆圆的脸庞、传情的嘴唇和沉静自持的眼神。毛一生常谈起她，谈时还十分动容，说小时候母亲到哪里他部跟着，赶庙会，烧香纸，拜菩萨，母亲信佛，他也信佛，直到十几岁时才与佛绝缘。

毛的幼年无忧无虑。他在母亲娘家住到八岁，外婆将他视为心头肉，两个舅舅舅母拿他当自己儿子看待，一个舅舅作了他的“干爹”。在文家，毛做些轻松的农活，有时在芭蕉塘边的油茶林里割草放牛。他也开始识字，晚间，舅妈在油灯下纺线，毛坐在她身旁看书。毛后来说他十分眷念那些日子。

 

一九○二年，毛回韶山上学。上学就是进私塾，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深奥的古书不是孩子懂得了的，只能生吞活剥地背下来。毛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当年的同学记得他学习很用功，艰深的书本不仅能背诵，还能默写。就是在这时，毛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使他后来能写一手好文章、好诗词、好书法。读书成了最大的嗜好，一盏油灯放在蚊帐外的板凳上，一读就到深夜。许多年后，做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偌大无比的床有一半用来堆书，他的谈话和写作旁征博引，散落着各种历史典故。只是他的诗词在当权后大半丧失了诗意。

毛跟老师的关系不怎么好。十岁时他从学校逃走，说老师要求苛刻，粗暴严厉。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找高明”。母亲对他是听之，任之，但父亲不能忍受。父子俩常发生冲突。贻昌付学费让儿子上学，希望儿子起码能给家里记帐，而这正是毛所讨厌的。终生他对数字都不甚了了，对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

体力劳动对毛也不具吸引力，一旦脱离了农民生活，他就再也不做了。贻昌见不得儿子闲着不干活，自己辛勤劳作，要求儿子也要照办。毛不听话，他忍不住就打毛，毛于是恨父亲。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当毛向政敌展开全面报复时，有一种通行的折磨方式叫做“喷气式”：受害者面对气势汹汹的人群，双臂被狠狠地拧在身后，左右两人一手拧臂，一手重重地按头。毛对红卫兵领袖说他父亲“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其实少年的毛并没有受父亲虐待，也绝不是弱者。父亲责备他懒惰，他便顶嘴说父亲年长，应该多干。一天，父子俩当着许多客人的面吵了起来，毛后来说：“父亲当众駡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我父亲就软了下来”。一次，毛讲完这个故事，笑着说出他的结论：“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无可奈何的父亲对毛只有一项武器：钱。一九○七年，毛离开第四个私塾后，贻昌拒绝再为他付学费，十三岁的毛只得成为全日制农民。但毛很快找到办法逃离农活，重新回到书的世界，这就是接受父亲的安排结婚。贻昌想要毛安顿下来，做个负责任的一家之长。他给毛找了个媳妇，是自己的侄女，年纪大毛四岁。结婚后毛复了学。

结婚那年毛十四岁。新娘姓罗，人称罗氏。毛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只有一次提起她，是跟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口气轻蔑，还把他们的年龄差距从四岁夸大到六岁。毛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没提及罗氏早在他们结婚后一年多就去世了。

毛一生对“性”都兴趣十足，但似乎对他第一任妻子毫无欲望，跟她结婚是出于不得已。这使毛成为包办婚姻的强烈反对者。九年后他在《赵女士人格问题》一文里措辞激烈的写道：“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这叫做‘间接强奸’。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

妻子一死，这位十六岁的鳏夫就要离开韶山。父亲想让他到县城的米店去当学徒，但毛有自己的打算。他已看中了二十五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学堂。这时，新风气已穿透了韶山的山峦，吹进了少年毛的脑子里。科举制度废除了，旧的教育体系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教一整套外国来的东西，像科学、世界历史、地理，还有外文。这些新学堂是毛那样的农家孩子走出乡村、进入外部世界的大道。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改革的巨变。除了整个教育体制彻底改变外，铁路开始修建，现代工商业开始兴办，政治团体允许存在，报纸也第一次出版。留学生派出国去学习科学，大臣们则出洋考察政体。一九○八年，清廷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

毛的家乡湖南在当时有三千万人口，是改革如火如茶的省分之一。虽然这里是内地，但通航的河流把它连向沿海，一九○四年，省会长沙开辟为对外商埠，外国商人跟传教士纷至沓来。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当毛在乡间听说时，湖南已经有一百多所了，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还有好几所女子学校。

毛想上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学费住宿费贵，毛就请亲戚们帮忙，说动父亲给他出了五个月的钱。东山使毛眼界大开。从课本里，他读到拿破仑、威灵顿、彼得大帝、卢梭、林肯等人的小传，也第一次亲眼见到去过外国的人：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师，学生们管他叫“假洋鬼子”。多少年后，毛还记得那位老师教他们唱的日本歌，庆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的惊人胜利。

东山学堂的几个月为毛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省会长沙有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在毛的请求下，一位老师介绍他前去就读，尽管他不是湘乡人。一九一一年春，毛心情激动地到了长沙。这年他十七岁，是他与农民生涯从此告别的日子。

 

毛从故乡的泥土中带走了什么呢？他后来说他带走了对贫苦农民生活的“深感不平”。事实却非如此。毛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记载着毛谈论家乡的话：“人多务农，易于致富。”毛说当农民容易致富，并未说农民的生活艰苦。

通观所有毛早年文章和谈话记载，直到一九二五年底，毛只提到过农民几次。除了说家乡农民容易致富外，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在致黎锦熙信里讲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但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是对消灭他们的人曾国藩表示倾倒。毛说：“愚于今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民众的大联合（二）》里提起“种田人”，但只是泛泛的，不带感情，不像他描述学生那样长篇大论地诉苦，说学生的生活是“苦海”。同年九月一日，毛拟了一份详尽的问题研究单子，足足有七十一个大项目，农民只占第十项中的十五个分项之一，还无关贫苦农民的生活，而是“劳农干政问题”。

一九二○年下半年，毛与共产党结缘后，开始使用“工人们农人们”、“无产阶级”这样的字眼，但不过是辞藻而已。

毛后来说，在韶山他钦佩一个被捕并被斩首的农民起义英雄彭铁匠，但中共党史学者费尽心机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位铁匠存在的蛛丝马迹。毛还说，饥民的痛苦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很可质疑。一九二一年，毛在长沙时正好遇上饥荒。他的朋友谢觉哉的日记中记载说：“乡间荒象特著……本地乞食者特别多，每日总在百数以上……大半黄皮里骨，风吹欲倒。”“死者颇多，小街上施木板‘做棺材’也施不起了。”毛在这段时间写的文章对饥荒、荒民一个字也没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关心这件事。

农民的根并没有滋养出一个同情穷苦百姓的毛泽东，从韶山他没有带走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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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共产党结缘

1911～1920年    17～26岁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泽东到长沙，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长沙“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新风气，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十七岁的毛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像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

这年夏天，长沙格外闷热，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大叫“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十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一九一六年袁死后，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松懈，中国出现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民国带给年轻的毛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毛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他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毛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毛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十九岁的毛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的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毛已在报章上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产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后来毛统治时也用这个词，但他允许的还不及他年轻时万芳丛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学生一样，毛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据毛的朋友记载：“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毛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毛泽东形成了他的道德观。二十四岁时，毛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毛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毛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毛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二十四岁的毛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一九一八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杨昌济教授称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毛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老师徐特立说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毛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饺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毛要找份像样的工作都很困难。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像毛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毛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毛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毛也曾想去，对女朋友陶斯咏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个叫伯乐佛（Sergei Polevoy）的俄国移民（是个间谍）那里上了几堂课。据这人说，毛怎么也发不好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他，他就生气地离开了。结果，毛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北京当时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刚对公众开放的皇宫前，甚至还有骆驼庄重地缓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却没有明显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数人还活在一个“穷”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间小屋里，几个人合睡一张炕，同盖一床棉被，挤得紧紧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两件大衣，出门轮流穿。因为图书馆里有暖气，毛有时去那里，又看书又睡觉。

有一段时间，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毛后来说，“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于怀，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长沙。毛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

为人师表的毛当穿得邋里邋遢，好像永远不换衣服。学生们记得他不加梳理的头发和袜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双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总处于即将磨穿的状况。一次，人们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讥说：“这就算不错啦，全赤我也无所谓！”

 

这时，一桩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有中国代表团参与的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的巴黎和会，让日本继续占领它在战争中从德国手头夺取的山东一部。爱国的中国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谴责北京政府卖国，抗议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烧日本货，砸卖日货的商店。人们对民国政府深感失望，觉得它跟满清一样无能。许多人开始寻求更激进的治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毛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办杂志很辛苦。在难忍的闷热中，毛晚上用一堆线装书当枕头，臭虫在里面爬来爬去，白天不仅要写大部分稿子，还得到街头贩售，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后毛继续为别的刊物写文章。其中有十篇是关于妇女与家庭的，观点是那时大多数前卫青年的共识，即提倡妇女独立，自由恋爱，与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亲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关。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毛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毛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毛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后，他告诉身边护士吴旭君：“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亲临终之际，毛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对父亲，毛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父亲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毛的硬心肠也反映在他关于女人的文章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问题》说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样重的体力劳动：“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对此毛说：“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

 

毛的激进活动很快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这次旅程将决定他的一生，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学生和教师要赶走当时的省长张敬尧，毛随代表团前往北京，游说中央政府撤张。虽然此行没达到目的，但毛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年六月路经上海时，毛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人：陈独秀。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陈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称道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这时四十岁，是个极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访陈，正好，陈在筹组中国共产党。

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苏俄政府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此后三十年里，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

一九二○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的同意。六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说，陈将做这个新党的书记，陈正在联系“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这个月，毛来见陈独秀，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立。中共创始人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毛没有被邀请为发起人之一，他这时还没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毛离开上海后，八月，中共成立。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的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 Maring）都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虽然不是创建者，但他开始为中共工作：陈独秀让他在长沙开一间书店卖共产党宣传品。陈教授刚把他的影响重大的杂志《新青年》改变为中共的喉舌，七月号就刊登了介绍列宁（V. I. Lenin）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从那时起，共产国际便出钱赞助《新青年》。毛的任务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杂志。

毛乐于从命。虽然他还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毕竟是激进分子，又热爱书报，还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开书店是求之不得。回长沙后不久，“文化书社”就在《大公报》上登报开张了。毛写了个夸耀苏俄的启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马上订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号，是书店的最大订单。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劳动界》，新生的中共对工人的宣传品。其他大部分书报也是亲俄激进的。

干这种事毛并非提着脑袋，那时候搞共产主义活动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苏俄正时髦。在长沙，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为首的是长沙知事。人们对苏俄感兴趣，大半出于相信苏俄政府的宣言，说要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特权。这番信誓旦旦，实际上只是空话，苏俄继续控制着在华最大的外国领地。

毛找了个朋友做经理，他善于用人帮他做讨厌的杂务。他本人的头衔是“特别交涉员”，向富人名流筹款，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大学、文化人联系。陈独秀和好几位知名人士为书店担保，大大提高了毛的声望。他从前读书的师范学校这时请他去做附小主事。

没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文化书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维经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产党的成员了。十二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

毛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那时最好的朋友萧瑜不赞成共产主义，从法国写信给毛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产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毛信中的这类话表明，他参加共产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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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热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岁

与共产党结缘的同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恋爱，对象是他从前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他比毛小八岁，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开慧于一九○一年出生在长沙城外一个田园诗般的村子里。生下不久父亲留学去了日本、英国、德国，一去十多年，出身书香人家的母亲把她抚养长大，从小娇弱易感的开慧出落成一个既感情缠绵又落落大方的闺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亲从国外回来，带来了欧洲的生活方式。男学生来访时，开慧也同他们一起用餐说话。这在当时还很少见。美丽优雅的开慧常率直地发表见解，让男学生们大为倾倒。

开慧的父亲欣赏毛的头脑，向有影响的人极力推崇他。他对章士钊说过：“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杨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住在他家。那时开慧十七岁，毛二十四、五岁，毛很喜欢她，她却没反应。许多年后她回忆道：“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实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一九二○年一月，她父亲去世。刚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开慧朝夕相处，开慧终于爱上了毛。她写道：

父亲死了！我对于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橾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

像一个矜持的淑女，开慧没有吐露心声。不久他们分开了，她护送父亲的灵柩回长沙，进了教会学校。别离增强了她的爱情，她写道：

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找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

毛回长沙后，两人成了情侣。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师范附小，开慧常常去那里会他。但她不愿留下过夜，他们还没有结婚。毛不想结婚，不愿受约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毛鼓吹组成“拒婚同盟”，说：“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

一天夜里，开慧走了，毛无法入睡，爬起来写了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诗打动了开慧，她终于同意了留宿。夜里，他们热烈地做爱，房间的墙壁是木板隔间，很薄，左右邻居抱怨起来。有人说学校有规矩，教师的妻子不能在学校过夜。但毛是主事，他就干脆把规矩改了，从此开了教师妻子在学校留宿的先例。

对开慧来说，留下过夜等于把她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毛。她后来写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毛对开慧的感情远不如开慧的强烈真诚，他还继续有着别的女朋友。最亲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比毛小三岁。办文化书社她帮毛筹款，因为她教的学生中有的家里很有钱。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俨如一对夫妻。

开慧发现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忽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然而她原谅了毛：“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简直有不顾一切的气象，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竟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毛告诉开慧他有女友是因为他对开慧的心摸不准，不知道开慧是否真爱他。开慧相信了他：“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更加，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到此时才都明白了。）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开慧搬来与毛同住，一九二○年底他们结了婚——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时旧的结婚仪式为激进青年所不齿，而新的国家登记制度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男女的结合只依靠个人的良心和感情。

为了这个结合，开慧最终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后果是被教会学校开除。毛继续着他的艳事，婚后不久又发展了两个女友。他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桩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二字。其中一个是开慧的表妹，开慧知道后，气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养的开慧鲜有吵闹，自己也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毛。她后来写出她的无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开慧并非旧式妇女，按传统要求对丈夫有外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其实是个女权主义者，写过雄纠纠的文章为妇女争权利。有一篇大声疾呼：“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姐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

 

毛结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紧了在中国的活动。它开始在西伯利亚秘密训练一支中国军队，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有间谍。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党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进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移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着水菱角，代表们绕籐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于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斯咏一九三一年病逝。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后，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后，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后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开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佣人。家在长沙城边，一开门是一片菜地，屋后是矮矮的山坡。那里有汪水塘，浊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经费买的，作湖南地区的机关。作为党在湖南的领导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员。他没有八方奔走搜罗信徒，只是简单地告诉听他话的人参加。首先他发展了他的朋友、书社经理易礼容。从“一大”回来后不久，毛把易从书社叫出来，傍着竹篱跟他谈话，要他入党。易有保留，对毛说：“苏联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杀三十，我是没决心。”但易最后还是参加了，他的态度是：“毛主席要我参加我就参加了。”中共长沙支部就这样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礼容，还有毛带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后毛发展了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泽民，毛把他带出来，让他管钱。毛还从家乡带出别的亲戚，给他们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党。用易礼容的话说，湖南党“就是毛主席单线领导，指挥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开什么会议。”

亲戚朋友之外，毛发展的党员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共产党的人，包括知名的刘少奇、任弼时，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又名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贺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党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俄的。

毛一正式成为湖南党的头，就着手把贺希明从党的圈子里赶出去。贺当时主办一所相当大的公众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进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毛第二年对刘少奇说：贺“不听话”，“大家把贺希明从船山学校赶走”。贺当时五十来岁，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听话”这样的字眼，足见毛放肆的一面。毛从前对同辈长辈都彬彬有礼，第一次见到萧瑜时，他曾谦恭地向萧鞠躬，说自己如何欣赏萧的文章。现在他有了点权了，举止开始变了，朋友都得顺着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与他无争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赶走贺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他赢了。在毛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但他总是精明地准时向上海打报告。

 

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会。但他少有作为。他对劳工没有什么同情，正如他对农民一样。一九二○年十一月他给朋友写信，抱怨自己作为读书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后说：“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赣交界处的安源煤矿工人写信给共产党人，要求帮助，毛去了煤矿。这是有记载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他只待了几天就走了，让其他人去做具体工作。据马林笔记：毛报告说，“他对组织劳工是一筹莫展，想不出任何办法。”

在长沙有两个卓有成效的劳工组织者：黄爱、庞人铨。他们一九二○年底成立了独立的湖南劳工会，两个月内长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这两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领导大罢工时被捕，随即被砍了头。他们的被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后来问杀他们的省长赵恒惕为什么没捉毛泽东，赵回答说：毛没对他构成威胁。

既然毛在组织劳工和发展党员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便没让毛当代表。毛后来对斯诺称他“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组织严密，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包括加入共产国际。

没当上“二大”代表对毛是沉重打击。这意味着他可能失去湖南党领导人的地位，俄国人资助的钱也就不会经过他了。所以毛一听说“二大”代表没他，立刻变得十分积极。四月他去了一个铅锌矿，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矿。他开始领导罢工游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岸英，毛没在她身边，他在代表泥木工会跟政府谈判。

湖南党的“委员会”也赶着在五月成立。这时，毛做湖南党领导人已近一年了。湖南党有三十多名党员，大部分不是毛发展的。刘少奇曾这样描述委员会的运作：他多次在毛家里开会，但除了“有时问一问情况之外，根本无法发言，最后，总是照毛主席意见办理。这就是说，湖南党内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作风，而当时在上海党内就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作风。”刘在此委婉地陈述毛在建党初期就已经形同专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现时，他的运气来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数人员，从陈独秀起，与莫斯科代表发生激烈争执，反对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个政党：国民党。莫斯科代表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党员支持他，而毛正是这样一个人。

 

国民党建于民国初年，领袖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当总统没多久就被迫让位给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自己被排斥于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孙一心想组织军队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屡屡失败后，他跟苏俄拉上了关系。

苏俄也想颠覆北京政府。它那时正致力于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由此对它满怀戒心与敌意。苏俄希望一个跟它亲近的人当权，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试探了不同的地方军阀，曾特别寄希望于吴佩孚。但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蒙古。只有孙中山不要求苏俄撤军。虽然孙说他反对蒙古独立，但他对苏俄代表越飞（Adolf Joffe）说：“苏俄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越飞告诉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

作为交换，孙中山要苏俄帮他建立军队，推翻北京政府。为此他不仅赞同苏俄军队继续占领外蒙，还主动提议苏俄进占矿藏富有的新疆。越飞十一月报告莫斯科，孙“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夺取新疆，说那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孙甚至要求苏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

孙是“我们的人”，越飞加了重点记号报告列宁。他的要价“最多不过是二百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差不多同样数字的金卢布）”，“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二百万卢布吗？”孙还占据南方沿海的广东省，苏俄可以方便地运进武器装备。苏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钱由共产国际基金支付。”这个决议是由正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签署的，斯大林此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

莫斯科知道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想利用俄国人，正如俄国人利用他一样。莫斯科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这就是它为什么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斯大林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从这里，莫斯科，我们不能公开地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都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孙中山只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想的无非是权力，资助孙只会是“浪费俄国的血汗，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

面临反抗的马林，于是把毛调来中央。毛马上加入了国民党。他从前的朋友蔡和森，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后来向共产国际抱怨说，当马林提出“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时，“赞成他的只有毛”。

毛拥护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不相信只有一两百人的共产党靠意识形态能有什么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三大”上，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国人打进来。主持大会的马林向莫斯科报告：毛“实在太悲观了，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是俄国干涉”。“革命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毛是有远见的，没有二十二年后抗战结束时的苏联出兵，就没有中共的江山。

跟国民党合作，有苏俄在后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军援，使毛看到了希望，他第一次倾其才能为党工作。莫斯科负责给中共提供钱的维尔德（S. L. Ville，驻上海副领事）特地报告莫斯科：毛“毫无疑问是个好同志”。由马林做主，毛当上了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开会时作记录。党的函件都由陈与他签字。学着陈，毛也用英文签名：T. T. Mao。他和陈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工作战线逐渐地扩大，我们的开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干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来到中国主管国共两党，名义是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在美国、墨西哥、英国都留下了显著的足迹。人们用“雄伟”一词来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伟岸的姿态。他既善于演讲，声如洪钟，又精于组织，还颇具远见。

鲍罗廷按苏联意旨改组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纵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党人非常活跃，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拥有数以万计成员的国民党中占据了一连串要职。

莫斯科向这个新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本，出钱建立、出人训练国民党军队，一手操办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训军官。军校坐落在珠江一个小岛上，离广州十公里，完全是苏联模式，有苏联顾问，还有许多共产党教官与学员。飞机大炮从苏联海运而至。在苏联人帮助下，国民党大大扩展了在广东的基地。

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个候补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间，毛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是国民党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尽心尽力为国民党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

毛的做法在共产党内引起不满。蔡和森对共产国际说：在湖南，“我们的组织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意义。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的省党部来决定，而不是由共产党的省委员会决定。”另一个执着的劳工组织者邓中夏也说：“毛那时反对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运动。”

不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开火。毛的庇护人马林这时已经离开中国。虽然毛跟鲍罗廷关系不错，但反对毛的苏联人势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内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能忘记他们跟国民党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这两个党有什么区别。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达林（Sergei Dalin）给维经斯基写信说：“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马林安插的人）说的话简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说国民党过去是、现在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国际应该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我已经写信给党的中央局要求他们换人。”

对毛的批评还有“机会主义”、“右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将在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四大”代表名单上也没有他。在一撸到底的重击之下，毛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人大大消瘦。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罗章龙告诉我们说，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时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后毛一生都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将召开，毛别无选择，只得离开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没有党的职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携带着五十多公斤的书，说是回家养病。此时，他在共产党内已经四年多了，经历了沉浮荣辱，三十一岁那年，家乡韶山是唯一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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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岁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搞得热火朝天。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

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国民党中有名的美男子。诗人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胡〕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汪又是民国革命中响当当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里，由于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着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后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鲍罗廷一锤定音，新的国民党领袖就是他了。

苏联人现在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板上立着中国保镳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着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着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着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么弟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泽民也随后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张像样的履历表。他开始在韶山一带组织基层支部，大部分是国民党支部。

国民党的主要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毛的工作也就围绕着这个主题。这跟农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没能唤起农民什么兴趣。当时跟毛一起的贺尔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合人，结果“一点又十五分时，会才完毕。”毛说“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农民开成立国民党支部的会，“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里，“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不幸。”

当时共产党在长沙领导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反帝大游行。耶鲁大学办的湘雅医学院院长给美国驻长沙领事馆的报告说，湖南省长“接到一张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是此地首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档案里。虽然毛并没有参与领导这些游行，但因为毛的名气，当局也怀疑他。

八月，省里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里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就要去广州了。离开长沙前夕，他到湘江边散步，心里酝酿着展望未来的诗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后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的功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于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后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后，国民党的《中国农民》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地占领农村。”国民党先于共产党行动起来。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于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着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 Volin）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千三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对富人。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后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千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现在，由于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征。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后向上司报告说：毛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后，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央委员，尽管只是“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里，就把暴力散布到哪里。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六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国民党中相当多人早就不满走苏俄的路，他们的愤怒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高潮。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竞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外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未来将对共产党夺权起极大作用。许多国民党名人如今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农村暴力，要求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与莫斯科的手——中共——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国民党走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当局突袭了苏联使馆，搜到大批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文件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跟六十多名党员就住在苏联使馆的房产中。李大钊不久被绞杀。

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苏联正给它出钱出力，中共也正在它的行列中并肩作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后会把中国变成苏联傀儡。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强会不惜一切支持北京政权。

于是，有一个人抓住机会行动了，他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他颁发的通缉名单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鲍罗廷为首，毛泽东也名列其中。

 

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一八八七年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盐商家庭。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个职业军人，脸上常带着凛然难以亲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为孙中山的大本营参谋长，他率团访问苏联。那时他被俄国人认定“属于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但是三个月的访问使他极端反苏，特别反感苏联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感想一个字也没有公开说出。相反地，他给鲍罗廷的印象是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充满了热情”。有了俄国人的支持，蒋上升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汪精卫。蒋掩盖他的真实色彩，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苏联军援。但同时，蒋不动声色地准备决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产党人从关键的职位上赶了下去。此事发生后，吃惊的苏联顾问开始考虑干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Solovyov）二十四日给加拉罕（L. M. Karakhan）写信说：“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一年后，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边一公布苏联搞颠覆的文件，他就发表布告，逮捕共产党人。行动首先在上海，那里蒋有了新的财源。几天工夫，共产党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产党不能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但上海继续是中共中央居住与活动的地方。此后五、六年中，上海是处于地下状况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杀共产党人后不久，汪精卫也倒向蒋，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蒋政权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赶到台湾。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分共”在即，毛泽东自言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登上了长江边上著名的黄鹤楼，在那里写了首诗。始建于公元二二三年的黄鹤楼是古今诗人喜欢登临题咏的地方。唐崔颢《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后“黄鹤”用来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事物。这似乎说中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建树，即将化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的时候。“黄鹤知何去？”毛问道，考虑着自己的前途。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过去欢呼“好得很！”的农协会暴民做替罪羊。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告诉其他武汉领导人：“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做杀人放火的勾当。”但毛这一着没用，汪精卫已在策画跟共产党决裂，把一切乡村暴力都归罪于共产党。毛只能同汪精卫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脑袋的威胁。两年前的“逮捕”是有惊无险，他还可以雇辆轿子抬他到长沙，然后跑到广州。现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陈独秀的一个儿子被砍了头。在共产党发动了一连串武装暴动，杀了不少人以后，到处就都杀开了共产党。只要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就可能被抓起来杀头。死者有的从容就义，有的慷慨宣讲信仰，有的呼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着无情的大标题，为捕杀“拍手称快”。

但这时的毛，已看准了一个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利用中共和苏联来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三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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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 F. 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喝，只好喝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于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王佐在山里）。毛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他请毛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粮油暂时由他管。毛的队伍稍事休息后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就这样把一只脚插进了井冈山。

不到四个月，毛反客为主，把袁、王和他们的一帮人变成了手下的一个团。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毛很少直接上前线。三天后，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二月二十一日，在砻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毛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细述他对梭镖的由衷喜爱，现在他亲眼看着梭镖杀人。

自从毛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讲话之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的首创。但毛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毛的人又远比他们能打仗。他们甘拜下风，让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远非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他们不会看不出，是毛泽东拆了这次行动的台，又未经许可带走了部队。中央指定毛到上海开会。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干脆装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开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夺毛的权，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党代表”。

毛能指挥部队，是因为他代表党，没有党的权威队伍不会听他的。不知是碰巧还是阴谋，中央指示发出一星期后，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结果毛的队伍完全不知道党已经吊销了他的资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进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党的职务。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毛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的“山寨”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平原上盛产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里杉竹茂密，四季浓雾缭绕，猴子、野猪，甚至老虎来来去去。井冈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却很陡峭，易守难攻，败也可以跑。浓浓的灌木隐蔽着只有猎人涉足的小径，潜向通往两个省的阳关大道。

毛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里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叫‘吊羊’、‘绑票’。”

毛的活动常常是报上的新闻，他在全国出了名，以“毛匪”著称。

当地人恨他们。当年的红军李国斌回忆道：一次“打土豪”时，数百村民冲过来，“抓了我们四十余人，关押在祠堂里，对他们实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脚去踩，打了后用禾桶盖起来，上面压上大石头，使用各种毒刑。”

官兵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没多大区别，许多人都不情愿，尤其是军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后当众处死。对毛来说，这是一次极端严重的危机，他几乎失去了整个军队。在他拐走这支部队的短短几个月中，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

毛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后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后窗，或在后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以后长征途中，尽管宿营只是临时，毛的住处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幢美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三层木头宝塔，螺旋着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位于山下大镇砻市。这座大宅以奇异的美无言地述说着井冈山昔日的辉煌。它一半是欧洲教堂式的石头建筑，一排罗马式的圆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楼房，瓦屋顶上筑着像蛇窜出似的檐角。中西两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门洞精美地连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砻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三县的最高学府。楼上三面完全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里乘凉。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共产党最常见的活动开会，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进山里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廓。他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烟，一是收集书籍、报纸。毛离不开新闻。

 

来井冈山不久，毛有了新欢：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十八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子珍原名“桂圆”，因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圆圆的月亮下盛开着桂花。她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热情好动，心头好像燃烧着火。北伐军进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她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十六岁就当上了县妇女部长。她还带头剪掉了长长的秀发，留短发是革命的象征。

蒋介石“清共”后，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王佐给了她一支毛瑟枪。

后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当毛的翻译。毛不会说当地方言。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

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结婚”了。没有举行仪式，只有袁太太给他们摆了丰盛的宴席。这时毛离开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还不到四个月。别离后毛只给开慧写过一封信，说他患了脚疾，现在干脆遗弃了开慧。

开慧对毛的感情是狂热的爱，子珍只是相当勉强地嫁给了毛。一个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众多的仰慕者。子珍觉得三十四岁的毛“年纪太大”，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毛英俊活泼的弟弟泽覃是她的一个追求者，对她说：“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后来承认她选择毛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在那个环境中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毛跟子珍的关系在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世界里，引起了不少闲话。毛很谨慎，尽量避免跟子珍一同出现在人前。路过伤病员住院的地方，毛特别要和她分开走。

结婚不到一年，子珍已决心离开毛。她对朋友说跟毛结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牺牲”。一九二九年一月，毛要离开井冈山远走他乡时，子珍抓住这个机会要留下。她当时最好的朋友曾志说：“贺子珍死都不愿意下井冈山，她不愿意走。我们都要出发时，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这样的坚持很可能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离的是毛代表的那种生活，她在十几岁时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生活。她想脱离这种生活的愿望之强烈，甚至不顾冒被国民党抓去的危险。毛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她带上。“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说。“她一边走一边哭，总是掉队。她没来的时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马夫回去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三十六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

毛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不仅残忍，而且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

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着走。当年耒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进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里，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耒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这些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不是狂热分子，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

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它喜欢用“主义”这个词儿，给这一政策戴的帽子是“盲动主义”、“烧杀主义”。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的所为不谋而合。毛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尽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时斯大林亟需在中国有个不亦步亦趋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让共产党成功。尤其是这时候，莫斯科难以对中共直接指挥。由于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国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毛此时没有任何党的职位。他曾累次写信给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员会，都未获明文批准。朱、毛会师后，毛又于五月二日再次给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毛急于拥有党的职位，还因为朱德带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住实力远大于他的朱德，毛需要党的名义。他也要显示自己是个军人，在会师时特意挎上手枪，这在他是极少见的。过后他就把枪还给了警卫员。这支军队不久便以“朱毛红军”著称。

等待授权时，毛开始表现自己了。党的命令接受了，巡视员也让巡视了，还写长长的报告。党组织正经八百地活动了。毛到井冈山八个多月，还不知道他的辖区有多少党员，巡视员问起时，他的答覆是这个县有“千余”，那个县有“百余”。毛也还没进行过分田工作。理论上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讲求实际的毛觉得这事没什么必要，打家劫舍够维持统治就行。如今井冈山首次实行分田。

 

毛要党授权的信，由秘密交通员揣着，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递上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中共正在开“六大”，地点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召开的外国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极机密地，不远万里地，耗费巨资地运来莫斯科，足见他对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国路线由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会传达，一讲就是九个小时，让在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纵观他的一生，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离开他的地盘。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来作军事报告，说毛的队伍“有一些土匪性质”，意思是毛不大听指挥。苏联人对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称他为中共武装的主要领导人。确实，毛泽东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宫战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见中共党领导人时说：战略就是组建红军。在苏联的“六大”代表都受到军训，具体的军事计划也制定出来。曾抢过银行的斯大林本人亲自负责给中共提供建军的假钞。

斯大林看好毛泽东。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当然，毛不听话。但正如斯大林后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的，毛“不听话，但是个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么不听话，斯大林有办法控制他：毛离不开党，离不开莫斯科，离开了，他只是土匪一个。

于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满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在毛泽东的上升史上，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毛与党离心离德，与莫斯科离心离德，结果党和莫斯科是要啥给啥，他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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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服朱德

1928～1930年    34～36岁

毛泽东一接到中央任命，就准备扩大地盘。国民党军队也要打来了。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打败了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大部，建都南京，着手恢复秩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率领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朱毛红军经过一些变故，眼下有人马三千。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留下了一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中央巡视员杨开明向上海报告说，红军到来前，井冈山的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毛走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走时留下的伤兵病员和地方干部，落在他们手里的被机关枪扫死。被反共复仇的民团捉住的，不是剖腹、烧死，就是活活割死。即使这样的残酷，据当时对中央的报告：“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但是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增加对反动派的仇恨。”

井冈山原来的山大王多是本地人，毛走时他们留下，大部分都活下来了。一九三○年三月，袁文才、王佐死在共产党手里。莫斯科秘密命令中共这样对付这些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结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袁、王死后，余部逃进山里。奉命搜捕他们的红军李聚奎回忆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既在土匪又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井冈山人，显然更喜欢土匪。土匪带来的灾难跟共产党比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未曾有一眼回顾，一丝惆怅。他兴致勃勃，跨着大步，跟随从们开着玩笑。他有理由轻快，莫斯科已全盘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一离开井冈山，苏军情报局长伯金就跟中国事务负责人米夫（Pavel Mif）开会，讨论苏联怎样“给朱毛具体援助”。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莫斯科专门讨论给毛军援。毛已名声显赫，报上都说他是“共党中最巨者”。

政府军在毛身后紧追不舍，一场鏖战中朱德的妻子被捕。她后来被杀，头由一根竹竿挑起，悬挂在长沙城上。在这样的险境中，毛却发动了针对朱德的权力斗争：离开井冈山不到两个星期，他取消了中央特别成立的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

对中央，毛只字不提他夺了朱德的权。他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字里行间透着自己如何像久旱盼甘霖一样渴望中央指示。三月二十日，他写道：“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的接受。”四月五日，他又写道：“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毛是在讨好中央，希望他夺朱德权一事一旦被上海知道，会得到认可。

朱德没有反抗毛，也没有向中央告毛的状。他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欲，也不擅长搞阴谋。朱德一时忍了下来。

三月，在对付国民党军队方面，毛的运气来了。尽管南京政府建立已近一年，但国民党内讧不断，有的政敌对蒋介石政府开战，追击毛的队伍被调去打政敌，放过了毛。毛兴奋地告诉上海说：“后卫距敌才一里……〔敌〕张旅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毛得以轻松地拿下了闽西，包括首府汀州。这里的汀江航运繁忙，明清已出现了“上八百，下三千”的景象。四海商贾云集，欧洲大厦跟南洋小摊相映成趣。毛大打了一番“土豪”，丰富了库藏。他告诉上海：“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

红军没收了一个给国民党军队做军服的工厂，第一次穿上了整齐的军装。迄今为止，士兵们穿什么的都有，甚至有女人的裙装和天主教教士的神袍。新军装是灰色的，跟国民党一样，只是多了红帽徽、红领章。

守城的郭凤鸣旅长按毛的指示先被活捉，然后杀掉。尸体倒挂在一棵板栗树上，旁边站着毛，手指着尸体在万人大会上讲话。会后郭的尸体被抬着游街示众。作为与旧制度决裂的象征，市政府被一把火夷为平地。

毛把指挥部设在一座俯瞰汀江的雕梁画栋的楼房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不久，好日子被一名不速之客给搅乱了。来者叫刘安恭，刚从苏联受军训归国，上海派他来当朱毛红军的第三把手。刘安恭发现毛挤掉了朱德，非常愤慨，说毛“抓权”，“书记专政”，“家长制”，“自成体系”，“不服从中央”，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派”，而毛泽东是“反对中央派”。

毛再也没办法对上海封锁消息了。六月一日，他第一次向中央报告，找借口说：他离开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但是，既然有理由，为什么在这之前他写的信中不向中央报告呢？毛自知理亏，想把这事遮掩过去，把这段话埋在有十四条小标题的洋洋长文的第十条中间，算是报告了，希望不引起上海的警觉。报告其他部分充满甜言蜜语：“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睢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确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

但朱德起来反抗毛了。他有了刘安恭这个同盟，再加上部队大多数人也站在他这一边。毛不得人心。他后来自己多次说：“我很孤立，只有二十八团的林彪支持我。”据陈毅给上海的报告，很多人说毛“太独裁，不民主，对党实行家长制，爱发脾气，会骂人”。对朱德也有些批评，但只是这样一些问题：“对士兵讲话时，动不动就说我们要扩大武装，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讲到高兴时不自觉地把裤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习气，太不尊严。”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红军的党代表们在福建龙岩举行大会，辩论朱毛问题，并投票选举。会上毛泽东被选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他的对手也早有准备：他们在会前把毛所有的跟班缴了械。

 

毛马上开始打迂回战，要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他计划先夺取闽西红色根据地地方政府“特委”的领导权。这块新开辟的根据地，是共产党所占土地中最富饶的，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口和一支地方部队。毛对朱毛红军新领导说：既然被选掉，他不能留在红军里了，希望“到地方做些事”。没人意识到毛的动机。

毛躺在担架上离开了红军总部，跟着他的有妻子贺子珍和几名亲信。其中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这一小队人直奔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闽西根据地是朱毛红军打下来的，特委书记邓子恢是个听毛话的人，毛去之前就叫他准备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的打算是利用这次大会建立新特委，用计谋把跟他前来的亲信安插到关键职位上。毛没有任命权，闽西特委归福建省委领导。

到七月十日，五十多名闽西代表聚集蛟洋，会议按通知第二天开幕。但第二天没有开幕。据会后闽西共产党人向中央的报告：毛叫他们去“从事各项调查”，“费去一礼拜之久”。终于开幕了，毛又用这个那个理由，使“会场上耗费时间太多”，“自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延长二十天之久”。毛在拖时间，以使代表们在“选举新特委”这项议程前不得不离开。果然，会还在不痛不痒地开着，国民党打来了，“大会不能继续下去，遂在二十九日以前闭幕了”，“会无结果而闭会”。

代表们前脚刚走，毛马上就指定了新特委，算成是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听话的邓子恢仍然居首，毛带来的人，一个当特委秘书长，一个当组织科长负责干部，一个控制地方部队。这几个人像毛一样是湖南人，都不会说当地话。

当闽西共产党人发现毛把他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时，非常愤怒，当时就对中央说大会是“极大失败”，第二年一有机会时又起来反抗，引起了毛泽东在闽西的一场血腥清洗。

还在开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已经表现出对毛的恐惧。给中央的报告说，会上“代表少发言。后来毛同志病了，大家争论极烈，得了很大进步”。代表们想要他们的上级福建省委派人来给他们做主，可是，蹊跷的是：“交通被捕，报告失落，致省委无人前来指导”。这种怪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未来也将反覆出现：关键时刻，联络会按毛的需要莫名其妙地断掉。

一旦抓住闽西根据地，毛便着手跟朱德捣乱。他在朱德的队伍里有个同谋：林彪。林彪那时二十出头，是个孤傲不羁的人。他有三个特点吸引了毛。一是军事才能。林彪从小喜欢军事，后来上黄埔军校，在军旅生活中如鱼得水。他喜欢研究军事战略，在战场上屡显锋芒。二是他不守纪律。跟许多中共高层军事人员不同，他没在苏联受过训，没在严格的共产党纪律里熏陶过。部队里的人都知道，林手脚不干净，常私自留下缴获品，像金戒指等，还染过淋病。林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自尊心极强，绝对不能忍受批评。朱德作为上级批评过他，他对朱德怀恨在心。

林上井冈山后不久，毛就开始拉拢他，说的话都是顺耳舒服的，还单请林去演讲。毛、林从此建立了特殊关系。几十年中，毛小心注意不使林的自尊心受伤，让林凌驾于纪律之上。作为交换，在毛需要时，林总是十分配合。

第一次搭档是对付朱德。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国民党军队进攻。作为军事指挥官，朱德制定了作战计划，令所有部队在八月二日集结。但时间到了，林彪却不见踪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闽西红军待在另外的地方。这两支部队合起来差不多占红军（当时有六千多人）的半数。朱德只得率领一半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虽然朱德没受到太大损失，但半数红军不听命令，总不是个办法。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朱德指望中央给他拿主意。

 

这时党的总书记是没什么能力的向忠发，莫斯科任命他纯粹是基于他出身“无产阶级”，当过水手、码头工人。中共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做决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这段时期代表们大都是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人。直接管事的，一个是德国人叫爱斯拉（Gerhan Eisler），以后做过驻美国的情报长官。另一个是波兰人，化名瑞尔斯基（Rylsky）。这些外国人执掌着中共的财政大权，一分一毫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的中国同事管他们叫“毛子”，因为他们身上的毛比中国人多。于是就有“德国毛子”、“波兰毛子”、“美国毛子”等。有个背有点儿驼的人叫“驼背毛子”。

这些“毛子”们透过周恩来发号施令。周后来以在外交舞台上风度翩翩而举世闻名，但真正的周是个强韧决绝、无情无义的执行者。他忠实地信仰共产主义，不惜扭曲个人人格。

周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在日本，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十九岁的他在日本留学。二十三岁时他在法国入了党，成为狂热的信徒，表现之一就是奉行禁欲主义。他是个美男子，女人们为他倾倒，他本人对美女也远不是无动于衷。刚到法国时，他常常发出这样的赞叹：“多么漂亮的姑娘！”他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巴黎是美丽的……妇女也是动人的……”很快他有了个美貌的女朋友，他非常爱她。许多年后，在一次少见的坦率谈话中，他告诉侄女：“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需要“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人。“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就这样，二十七岁的周恩来与同样狂热而相貌平常的邓颖超定下了缺乏爱情的终身。

莫斯科看中了周，给他极其重要的任务：负责创建中共军队。一九二四年他被派回国，在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秘密使命是在国民党军官里埋下红色代理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共后，周恩来组织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海岸被打散时，周正害疟疾发高烧，不时处于昏迷状态，嘴里还在喊“冲啊！冲啊！”几个同事把他抬上一叶扁舟，划往香港。风浪大，小船颠簸得厉害，他们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两天一夜才靠了岸。

周从香港去了上海，负责中共的日常工作。搞地下工作，他如鱼得水，跟他工作过的人称他为“天才”，说他脑袋后边都长着眼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开中共“六大”时，他受到斯大林接见，在会上唱主角，一个人做了三个主要报告。中共的克格勃就是他在莫斯科指导下组建的，他本人亲自指挥暗杀队。

莫斯科很有眼力。周恩来是一个难得的行政管理家、杰出的组织者，具有一丝不苟的严格纪律性，对莫斯科的指示奉若神明。奇怪的是，像他这么一个能干的人，天性里却似乎又有奴性，无论主子怎么鞭笞他，他都甘心领受。在未来的岁月里，遵毛之命，他不断对自己口诛笔伐，无限上纲，用词之严峻，使听众都为他难过。

其实在毛之前，周已经表现出这种性格。一九三○年他遵命做过一次详细的自我批判，“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我自己亦将在党报上批评我这一有系统的严重错误。”次年，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个显然看出周性格中有受虐倾向的“毛子”这样说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周坐在一旁心甘情愿地听着。

无怪乎周没有做头号人物的野心。他自知没有制定纲领的才能，似乎需要有人给他发命令。这段时期曾在他手下工作的王凡西回忆周的弱点说：“在组织部的会议上，恩来的发言永远要占去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九。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上简直有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属于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长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话说得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复。一些原极浅近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于部里的五个干部（有时再加上他的太太邓颖超），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

周恩来直接处理朱毛问题。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给朱毛红军发命令全力支持毛泽东，说毛“绝对不是家长制”，擅自解散中央指定的军委也是对的：“用不着再组织军委” ，毛应当官复原职，刘安恭批评毛批评错了。刘被召回上海，不久死在战场。

毛泽东破坏党的纪律，党却给他撑腰，这是什么原因？说到底，正是毛的权力欲使斯大林对他另眼相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以中共的区区几千人要夺权，没有不惜一切的炙热的权力欲是无法成功的。

眼下斯大林也需要毛。那时正值“中东路”事件，中国政府收回了控制在苏联人手里的，横跨中国东北一千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这条铁路跟它沿线的土地当时是外国在中国的最大租界。莫斯科大为恼怒，组成了一支“特别远东军”，一度曾入侵到东北境内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掂量着“占领哈尔滨、成立革命政府”的可能性，要中共里应外合，在中国内地给蒋介石政府制造麻烦。

周恩来写给朱毛红军的关于毛的信，一开头就讲中东路问题，要朱毛红军发展游击区域，扩大红军，“准备武装保护苏联”。十月九日，有斯大林出席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到“毛泽东活动的地区”，称之为发展游击战、帮助解决中东路问题的重要地区。斯大林没提朱德。

莫斯科支持毛还有个原因。斯大林的头号政敌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斯大林流放了他，但仍害怕他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在中国有一小群狂热追随者，正在争取陈独秀的支持。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会壮大“托派”的声势，担心跟陈有老关系的毛会跟陈走。

这一系列的考虑使莫斯科决定为毛撑腰。苏联的媒体此时醒目地宣传毛，《真理报》（Pravda）在“中东路”事件关键的几个月里报导毛不下四次，称他为“领袖”——用的字眼跟用在斯大林头上的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享此殊荣，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

 

周恩来起用毛的信递到了朱德手里，朱德服从了，派人把信送给毛。毛住在山清水秀的村子六家坡，一幢两层的小楼，天井里长着一株热带风情的棕榈。他每天享用营养丰富的牛奶，一公斤牛肉炖汤，外带一只母鸡。他形容自己是“吃的多也拉的多”。

毛收到周恩来的信，却没有即刻回到朱毛红军去。他在六家坡又待了一个多月，给朱德施加压力。

跟毛住在一起的有贺子珍和一对忠实于他的夫妇：曾志和她的丈夫。毛跟年轻的妻子们不谈政治。两对夫妻在黄昏薄暮里沿着水草漂漂的小溪散步闲聊，从弯弯的小桥上看农民点着火把在溪里捉鱼，有的用网捞，有的用手抓。有时他们送给毛几条。毛爱吃鱼头，说鱼头能增强他的脑子。白天，毛常坐在窗前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英文，充满湖南腔，惹得朋友们发笑。念英文而不求长进，是毛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

朱德和同事们着了急，“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但毛就是不回来。十一月底，朱德只好正式派部队去恭迎毛，毛这才上路。

毛马上给上海写信。周恩来如释重负，称毛“来信很积极”，“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毛不失时机地向莫斯科明确表态，跟“托派”划清界线，称陈独秀为“反对革命的分子”，提议“普遍地宣传”反陈。他主持作出反对托洛茨基的决议案。部队每天出操都要喊“武装保卫苏联”。

毛留下朱德当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部队也继续叫朱毛红军，既满足了莫斯科希望团结的要求，又得以利用朱德在部队的声望为自己服务。朱德被压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发脾气。俄罗斯档案记载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对军事指挥官们发作说，他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莫斯科没有伸出一根指头管管毛。朱在毛手下就这样干了一辈子，直至两人在一九七六年先后去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回到红军的消息在福建古田向全军党代表大会宣布。毛怕官兵反对他，耍了个小小的花招。他知道士兵最痛恨的是枪毙逃兵。当时给上海的报告说：“每次出发差不多都要枪毙些逃兵，摆在路上示众，但逃兵仍然无法遏止。”在古田毛泽东提议通过一项决议：“不枪毙逃兵。”这使他大得人心。谁知几个月后古田会议的决议发表，这一条失踪了。毛已经坐稳了位子，这条决议也就束之高阁，逃兵呢，仍然被枪毙。

毛利用提出这条决议带来的好感，使其他决议获得通过，扫除他与绝对权力之间的障碍。一是职业军人的权威。朱德是职业军人，而毛不是，于是毛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以破除这一权威。二是选举，对毛更不利，他就是被选掉的。他谴责这为“极端民主化”，取消了选举。

红军要求平等的呼声格外高，共产党的主要号召力就是平等。但毛喜欢舒适，生活难免不特殊。在井冈山时曾流行一句顺口溜，讽刺毛不跟士兵一道挑粮上山：“朱老总挑米上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毛发明了“绝对平均主义”这顶帽子，来压制这种声音。自古田起，特权在中共党内成为理所当然。

离开古田，刚满三十六岁的毛泽东志得意满，在马背上哼成一首词。“路隘林深苔滑”，是行军的写照。“今日向何方？”他问道。他已计划好了答案：这就去兼并其他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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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开慧之死

1927～1930年    33～36岁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着手让各地军阀交出军权，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一批军阀顽强抵抗，一九三○年初，有几十万大军参加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莫斯科决定利用这场大战帮中共建立全国性政权。周恩来三月离开上海去苏联讨论此事，带去红军的详细材料。当时红军共有六万二千七百余人，分散在八个省，编为十三个军，朱毛红军是最重要的一个军，近一万五千人。

周走后，中共负责人是李立三，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从前的下属。李立三的晋升得益于他善于组织劳工。他与莫斯科驻上海代表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夺取一大片中国腹心地带，包括像南昌、武汉这样的省会，要把红色政权的首都建在武汉。给毛的命令是攻打南昌。

讲究实际的毛泽东很清楚，不管国民党之间怎样内战，共产党也没有办法长期控制那些大城市。刚开始，毛对命令表示踌躇。但几天工夫，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特别积极起来。原因是他意识到，李立三的幻想给了他机会，使他能够兼并彭德怀统领的当时中国第二大红军。

 

彭德怀比毛小五岁，出生在离毛家不远的村子里。在未来的红色中国，他是第一任国防部部长，也是领导阶层中对毛最直率的批评者——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在毛泽东手里痛苦地死去。

彭的眼神里、嘴唇上有着很多磨难的痕迹。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一样，彭有一个悲惨的童年。多少年后，彭这样写道：“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

彭自尊心很强，再也不愿去讨饭。他年过七十的祖母于是自己去讨。那天寒风凛冽，雪花横飞，彭的祖母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彭的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彭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那天晚上，他不肯吃讨来的米，一家人都哭起来。彭写到此时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十五岁那年，彭家乡大旱，饥民成群。他参与了强迫一家地主粜米的行动，地主说没有米，彭爬上屋顶，将瓦推下，露出米仓。彭被告聚众闹粜，团防局前来拿办，他只得逃离家乡。一九一六年，他参加湘军，当上了军官。军官的生活内容之一是赴宴，每次总有年轻姑娘陪酒。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认识彭后，告诉他：她是家里遭了水灾被抵押到酒楼来卖唱的，不跟军官睡觉就要挨打。彭德怀凑了些钱，赎出这个女孩，从此拒绝参加酒宴。他逐渐为共产主义吸引，认为共产主义是为穷人找出路。

一九二八年初，彭德怀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他发动兵变，带着八百来人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党要他跟井冈山的毛取得联系，十二月，他上了井冈山。他到来时毛正打算离开。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往井冈山开来，毛需要有人守山，以显示他的根据地巍然屹立。

毛要彭留下，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彭手下的人不情愿，说他们是来建立联系的，联系上了应该回去。彭说服了他们。他不愿意和毛对抗。国民党军队进攻后，彭和他的人在大雪中突围。彭事先已探明撤退的路，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猎人出没的小径。

毛那时在闽西。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前来会师。毛把彭当作下属发号施令，不让彭留在富庶的闽西，派彭返回满是断壁残垣的井冈山一带，“恢复湘赣边苏区”。彭默然接受。但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彭划归毛指挥。一九三○年初，莫斯科和上海统一组编红军。彭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与朱毛红军相等，彭被编为与朱毛平行的一个军。彭深受部下爱戴，巡视员报告中央说：彭的部队“听从命令，遵守纪律，互相亲爱，作战勇敢，阶级的认识……信仰彭德怀个人也浓厚，如后方医院的伤兵病好后一定要回到五军〔彭军〕工作，如果地方党部政权分配他的工作终不愿意接受，就接受了也要怠工而且经常的要求到五军去，在五军开小差的还少”。

毛泽东一心要把彭的部队重新抓过来，但彭军远在几百公里之外，他鞭长莫及。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给他创造了兼并彭德怀的机会，因为彭离南昌不远。毛一路北上，直到南昌城外。他没有去攻城，虚晃一招后下令向长沙挺进。彭德怀刚于七月二十五日奇袭打下长沙，正在休整。

长沙是唯一被红军打下的省会，彭占了它十一天，司令部设在美国圣经学校。在那里他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主席是中央的李立三，自己只做委员。彭的成功震惊了西方，尤其是华盛顿。七月四日，在向长沙进军的途中，彭的士兵在湘江上向美国军舰“关岛”号开火，打死一名美军水手，这是美国军队第一次跟中共交锋。八月六日，四个国家的军舰掩护国民党军队，把彭德怀赶出了长沙。

八月十九日，毛给上海写信说，彭的形势十分危险，“颇有牺牲与损失” ，说他决定放弃打南昌到长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说毛朝着他来了，派人告诉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过来要彭去配合他打介于南昌、长沙之间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军到永和的当天，八月二十三日，毛立即宣布两军合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毛自己当总头目（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仅是副总司令。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说，两军的合并是为了再打长沙。由于武汉是中央梦想中的红色政权的首都，毛把再打长沙说成是建都的主要步骤，夸张地说他有把握“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促进全国总暴动”。毛甚至说：“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

其实，毛根本没有夺取武汉的意思，他知道不可能，就连再打长沙也不可能成功。彭一打长沙成功，靠的是出其不意，现在守敌已有准备。朱德、彭德怀也很清楚，他们反对二打长沙。但毛坚持要打。如果不打，他就没有理由要上海同意他与彭合并，把彭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在打的过程中，据苏军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格理斯（Avgust Gailis）报告莫斯科：红军“伤亡惨重”，彭的部队伤亡比毛的多得多，“毛袖手旁观”。

三个星期过去了，毛撤销了对长沙的围攻，要带彭的部队走。彭的军官们坚决反对。他们不喜欢毛，不愿意做毛的部下。但是彭不希望跟毛发生内讧，说服了部队。许多人走得极不情愿，有的甚至想把部队拉走。这些人将在毛的血腥清洗中消失。

毛也利用二打长沙，全国报纸会大登特登的机会，把本来只统领一个军的自己，吹成全国红军及其根据地的领袖。八月二十三日围城开始那天，毛通电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地方政权，自封为主席。①

① 毛早在六月二十五日就发出过自封主席的两份通电。上海的反应是在八月一日宣布委员会主席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但此时毛又再度自封主席，直接跟中央唱对台戏。

中央没有惩罚毛。莫斯科要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需要权力欲强烈的领导人，而毛的权力欲是最强的。毛在抓权上既胆大包天又诡计多端，使莫斯科感到这个人确能成事。九月二十日，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恢复了，莫斯科内定毛做中国红色政权的首脑。这个政权的首都如今定在红军最大的根据地——江西。

二打长沙的伤亡与失败，算在李立三的帐上。李立三曾要苏联出兵帮中共建立政权，说这是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像在“中东路”事件时中国红军有义务保卫苏联一样。但斯大林是不讲什么义务的，他甚至怀疑李立三想把他拖进中国来跟俄国的宿敌日本开战。他还痛恨李说什么一旦中国红色政权成立，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十月，共产国际来令谴责李立三“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命令他去苏联。在那里，他动不动就在大会上被叫起来自我谴责，骂罪该万死的“立三路线”。之后他坐牢两年。“立三路线”这只替罪羊一直活在今天的历史书里，罪名之一是二打长沙。

 

毛的二打长沙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这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就住在长沙市郊杨家老屋。毛离开他们整整三年了。

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是坚决反共的何键。三年来他没有骚扰开慧，因为开慧没有进行任何共产党活动。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打死何键，何也没有在开慧身上泄愤。但毛泽东又来二打长沙，何键极为恼怒，决心报复，在十月二十四日逮捕了开慧和长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岁的生日。何键给开慧留了条活路：只要她公开宣布跟毛脱离关系。开慧拒绝了。她死在十一月十四日这天。次日，湖南《民国日报》以一个可怖的标题报导了她的死讯：“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莫不称快”。这仇恨的对象显然是毛。

行刑人后来在中共牢里的口供，揭示出开慧生命的最后时刻。赴死前，她穿着青裤青鞋，青长旗袍，被带进军队司令部的“法庭”。法官桌上放着一支毛笔、一瓶红墨水、一张写着她的名字的押签。法官草草问了几个问题，便拿起毛笔，蘸着墨水，在押签上画了个勾，把押签掷在地上。这是传统的签署死刑判决书的方式。两个行刑人把她的长旗袍剥了下来，算作他们的额外收入，外加衣袋里一张手绢包着的两块五毛钱。

在冬天的寒风里，没穿外套，年仅二十九岁的开慧，被绑着押过长沙的街道。路上，一个军官下令给她叫了辆人力车，士兵们在两边小跑。刑场在城门外，四下是一片荒坟。行刑人开枪后，把她的鞋脱下来扔得远远的，怕死者的魂魄追着他们索命。

行刑人回去吃午饭。饭后听说开慧没被打死，他们中的七个人又回去补枪。他们看见她脸朝上躺着，在极度痛苦中，手指深深地戳进了冻硬的土地。

亲戚们把开慧的尸体运回故乡，葬在老屋的后坡上。岸英被释放了，一九三一年初，毛的大弟泽民帮助三个孩子去了上海，由中共地下党照顾。

毛听到开慧的死讯后，流露着真诚的感情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经常谈起开慧，尤其到了晚年，把开慧当作他一生最爱的女人。他所不知道的是，爱他的开慧，早巳摒弃了他的主义。

从毛抛下她到死，开慧写了八篇文章，述说她对毛的爱，反思她的信仰。她把这八篇东西用蜡纸仔细包妥，藏在老屋里。一九八二年维修房子时在墙的泥砖缝里发现七篇，第八篇于一九九○年再度修缮时从她卧室外的屋檐下霍然露出。

毛没看到它们，世界上也没几个人看到它们。这些文章大部分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有的连毛的家人都看不到。在开慧的笔下有她对毛强烈而宽容、偶带责备的爱，有被毛遗弃的痛楚，有对毛忍心抛弃三个儿子的伤怨。这些情绪在她最后一篇文章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那四页字句是在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在春节前两天，团年的时刻。开慧沉浸在毛走后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的句子不连贯，大多没有标点，思绪到哪笔到哪。①

① 这一篇中有些是我们看过遗稿后追记的，某些词语可能有误，记不清的以省略号标出，有的标点符号是为了清晰而加。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
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
眼泪……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我想好像肚子里有了小宝
简直大伤心了，大寂寞了，太难过了
我想逃避，但我有几个孩子，怎能……
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亲
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
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
他的美丽的影子
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
我有一信把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
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栽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
我怎怎都不能不爱他，我怎怎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三〔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开慧文稿中有几篇是写给表弟“一弟”杨开明的。杨开明一九二八年六月作为中共巡视员去井冈山，开慧请他带给毛一罐毛爱吃的辣豆豉。毛没有回信。一九二九年三月，湖南《民国日报》报导朱德的妻子被杀，头挂在长沙市街上。开慧产生不祥的预感，给“一弟”写了封信（注明“没有发去”），通篇是她的孤寂无助：

“一弟：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栗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

开慧丢不开她的孩子们。显然对毛不寄任何希望，她把他们托付给“一弟”，托付给靠得住的毛的大弟泽民：“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从报纸上，开慧不时看到毛的消息。毛被称为“共匪”，“焚杀劫掠于湘东赣西之间，惨毒不堪言状”“屠杀之人民，焚毁之房屋……猖撅异常”，等等。也有报导说毛被赶出了井冈山，“处此三面包围之中，万无生理”。

开慧揪心揪肠地盼着毛回家来，写出下面八行字，婉转哀告：

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　　寄一弟，没有发去

你现在是〔原文不清〕热爱的情人，
你许给他归来，归来。
我看见老人的心已如火焚了！
归来哟，归来哟！
伤心的别离，它的结晶品，凄凉，寂寞，已渐长渐大了！
希望你呵，带一点消息回来！
这一颗心，你去〔原文不清〕，比火焚多少？
归来哟！归来哟！

不久，“一弟”来信了，说毛将去上海（中央命令他去）。这意味着她可能看到毛了，开慧欣喜若狂。她立即给一弟回信：

“一弟：接到来信，万分喜慰。其实我是一个最能达观的人，并不忧苦得怎样利害，不过总有点难忘的感情，一时一时像暴风一样的来了，一些时又去了，大体是平静的……”

思绪一下子飞到毛身上，毛也许不会去上海？去了上海会不会不安全？“他未必能来上海罢，我倒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天哪，不谈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她逐渐明白毛不会去上海，见毛只是梦想。开慧提笔给毛写信，但改变了主意。标题“寄爱　没有发去”一行字下面的话被她撕去。她另外写了一篇回顾：《六岁到二十八岁》，于六月二十日写成。显然，她想用间接方式把自己的心展在纸上给毛看。主题除了她对毛的爱，就是她对暴力与残酷的厌恶。

一开头，开慧写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我是同情牲畜类……每当晚上上床睡觉，这些惨影，如杀鸡、杀猪、人死，在我的脑际翻腾起来，那真痛苦！我现在还完全记得那个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许多小孩都是一样，我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下手去捉小老鼠玩，蜻蜓玩，完全把它做一个不知痛痒的东西待遇。

不是舍不得我的母亲去受那样的痛苦——看见我死的痛苦——不是有这一个有力的牵绊，那我简直没有生活下来的可能了！

随即开慧告诉毛她为什么参加共产党：  “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这个时候，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时的她爱上了毛，毛把她带入了共产党。如今，她怀疑她的信仰了。这篇回顾是这样结尾的：

现在我的倾向又入了一个新时期，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或许能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

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罢！！

一九三○年二月，“一弟”杨开明被捕枪决，埋在老屋后面。几个月后，开慧也走上刑场。毛泽东围攻长沙时，没有做任何努力把她跟孩子送走，或者提醒提醒她。这其实很容易办到：开慧的家就在毛去长沙的路上，而且毛在长沙城外待了整整三个星期。但即使是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没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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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主席”：血染的顶子

1929～1931年    35～37岁

自一九二九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全控制了两支军队：朱毛红军和彭德怀军，以及闽西红区。但他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红色江西① 领袖是颇有魅力而相对温和的李文林，指挥着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毛二月从井冈山来到他们的地盘时，他们曾热情地接待这批“阶级弟兄”。毛呢，马上就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上级，派他的么弟泽覃做红色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这些都是自我委任，没有中央的授权。江西人心里不舒服，但没有跟毛争执，因为国民党军队追来了，毛得转移。

① 不包括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

留下的泽覃没有毛似的权力欲跟争斗的劲头。中央巡视员曾描述说，他干事像害疟疾，“高兴时即努力干，不高兴即不干，有些小孩子气，而且怕负责。”毛只得在三个月后重新派来个得力的亲信作泽覃的上司。此人是毛的湖南老乡，叫刘士奇。

刘士奇一来就把泽覃的女朋友贺怡夺走了。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于是刘跟毛成了连襟。刘和毛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自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江西共产党人说他“没组织〔观念〕，脾气太坏，爱骂人，态度不好”。他也像毛一样手很长，会不择手段地抓权，不到半年就抓到好几个重要职务。一九三○年二月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来到江西，要一举吞并红色江西。

毛宣布在一个叫陂头的地方，召开与红色江西的“联席会议”，时间定在二月十日。一俟通知发出，毛就把开会时间提前到二月六日。等抵制刘士奇抓权的江西代表赶到时，会已经于九日结束了。

这就是史书上的“陂头会议”，实质上是两连襟唱双簧。一唱一和的结果，“联席会议”授权毛“统一领导”红色江西，作总前委书记，刘土奇作红色江西地方党组织首脑（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红军创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地方职务：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江西共产党人当然不服。毛于是用恐怖手段来吓唬他们。在陂头，四个有名的江西领导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为了夺权而杀掉的共产党人。从此，毛和刘士奇用杀头来威胁不听话的人。中央巡视员报告上海说，刘“时常有不满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带有‘枪毙’的话语”造成了“党内的赤色恐怖”。连襟们特别爱用的罪名是“反动富农”，当时正是斯大林斗争富农的时期。毛声称红色江西“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根据是红色江西的领导们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实毛本人出身也是富农。

中共那时已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义报私仇。① 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似乎是始作俑者。

① 在井冈山宁冈县，抓国民党县长张开阳的第一届共产党政府主席文根宗在就任七个月后被仇杀。

 

中央没有授权毛管辖江西红军，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跟朱毛红军平行，连军长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据江西的报告，蔡到江西后，毛“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职，而是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连襟刘士奇当政委。江西跟上海之间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汇报人在几百公里的长途上，凭两条腿传书带信。毛竭力封锁与上海的联系，很可能还跟刘士奇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巡视员江汉波，后来冒用江的名字写了一份支持抓权的报告给上海。

毛对付中央的另一个办法是不再积极给上海写报告。他打算先夺权，再迫中央承认既成事实。中央不断给他写信，催他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他置之不理。这时一条消息在报上广为传播，说毛病死了。上海跟莫斯科久不闻毛的音信，真以为毛死了。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一篇镶着黑框的讣告：“中国消息：毛泽东……红军的创始人，在长期肺病后逝世于福建前线。”

但不到两个星期，中央就发现毛原来还活着，活得很带劲，而且抓了江西红军的权。中央急了，四月三日发通知给全国红军，措辞严峻地命令他们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中央：“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通知特别不点名地批评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

红色江西人有了中央指示，五月分就反了，有的地区的干部甚至鼓励农民起来反对毛跟刘士奇的统治。毛来了以后，把江西共产党人的注重生产谴责为“建设主义”，不断逼迫农民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农民不胜其扰。刘士奇实行严酷的高压控制，他的命令包括要老百姓“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一区又一区农民起来反抗。刘士奇宣布反抗是由所谓AB团领导的。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过去江西有过这么一个反共组织，现在早巳没有活动了。刘上奇借用AB加罪于反对他的红色江西人，一个月不到，几千“地主富农”、“AB团”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八月初，毛泽东带着部队北上长沙去吞并彭德怀了。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老领导李文林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把刘士奇选掉了。

开会时群情激愤，人们不断站起来指斥刘，矛头同时指向毛。据刘士奇后来自己给中央的报告，人们针对他和毛说：“我们党内危险，负责人好当官，会变成军阀。”说他们俩“不许别人发言，任意加入机会主义的名词”，“枪毙”了太多人，“逼成了党内浓厚的赤色恐怖”。大会作出决议，要求中央开除刘士奇。但这些红色江西人不像毛、刘那么心狠手辣，他们没杀刘，让刘去了上海。中央把刘派到另一块红色根据地鄂豫皖。在那里他遇上了一样嗜权好杀的张国焘，他也就做了刀下鬼。他走后，妻子贺怡跟毛泽覃结了婚。

刘士奇既被解职，毛泽东便失去了掌握红色江西的手。二打长沙后，他打马回头，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来报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归途中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就是在这时，毛得知莫斯科内定他为即将成立的红色政权首脑。既然莫斯科宠他，他不妨杀掉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制造大恐怖，使将来没人再敢反对他。

 

十一月下旬，毛从红军开刀。他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人能逃。他宣布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组织，首领叫甘隶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说，企图摆脱毛的兼并。逮捕和处决就此开端。

朱毛红军里，毛也有不少的帐要算。一年多以前，这支红军曾把他选下了台。一个名叫刘敌的军官给上海写信说：“我对毛素来是不太信仰的……中央八月一日来信宣布，中国临时政府的主席是向忠发同志，而毛总是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出布告，尤其是打开吉安以后，会到各军素识的各级干部，都感觉得非常不安，带着灰心的样子，觉得在共产党里面做工作还要学会溜勾子，真划不来。那时我也同情，感觉得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一天一天的削弱……”毛知道人们厌恶他，自己在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给上海的“答辩”信中，承认人们说他是“阴谋家”，“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毛打AB团，主要用的人叫李韶九。此人被不少人认为“素来卑鄙龌龊”。一个巡视员写道：“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在李韶九具体主持下，“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朱毛红军的萧克将军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朱毛红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给上海的信中自己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数被杀，所有的部受到严刑拷打。毛说刑讯是天经地义，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一旦把红军中曾经反对他的人杀得差不多了，毛就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夏天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说那个会是“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他下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在十二月七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发了一场兵变——第一场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的兵变。领导人是刘敌，并不是江西人，而是毛的湖南老乡。毛曾派他去江西红军中作军官，想用他协助掌握江西红军。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来，先对他说有人咬他是AB团，吓唬他，然后跟他说只要他合作就没事儿，还能升官。

在兵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刘敌写出是什么促使他挥戈而起。他看见李韶九的屋里“酒肉火腿摆着桌上，大喝大吃”，而脚边是受刑的同志。他听见李韶九“非常起劲高兴”地讲他怎样刑讯，周围的人又怎样恭维他。“尤其是李韶九说不是AB团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更使我怀疑而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走狗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党的干部”。

刘敌决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假装顺从，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这样一来，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为他们又要审人了，要我到小屋子里去坐，门口一条〔原文不清〕守着，听到李韶九审政治部政务科长尚子龙同志，被地雷公打得听天喊地，我便在屋子里铺上睡着打主意。”

第二天一早，刘敌继续装作讨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随我出另到一间房子，那时我又横竖是不要脸，同他大排谈一番，专门讲小话，这样一来他相信了我。”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将你这团的AB团马上肃清”，告诉他AB团就是那些毛“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刘敌回到部队，同志们“都非常稀奇，同时喜欢”，“那时党内一般干部都感觉得同志之生命毫无保障，非常恐怖”。他讲了他的所见所闻，大家都愿意随他行动。十二日，刘敌集合起部队，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没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他人都安然逃走。（后来，李死在复仇者手上。）

当晚富田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下午，江西党组织离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赣江以东。他们散发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借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把党组织作为“个人系统，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在场的中央巡视员不准公开抨击毛，说毛“与国际革命都有影响”。江西共产党人服从了命令，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中央。他们派刑讯受害者去上海汇报，给中央看他们的遍体鳞伤，说毛“阴谋屠杀江西党的干部，破坏江西党的组织”，说“毛泽东素来是反对中央的。中央屡次对前委工作指示，他屡次以个人拿些无谓的实际问题来驳批，故意不执行，中央来的通告少翻印传达下级去，中央派来的同志不理，并故意为难。……中央曾屡次来信调动毛泽东工作，然而他终置之不理”。

但是，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完全给毛泽东撑腰——哪怕他亲眼看到忠诚党员的刑伤，还对“波兰毛子”瑞尔斯基说：“逮捕刑讯我党党员的事确实是事实。”在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整人的人总是占上风，莫斯科要的是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这种人不能成事。江西共产党人虽然忠于党，但是可以被牺牲掉。中央叫他们“毫无抵抗的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无情的与他作武装斗争”，也就是说被消灭。莫斯科下结论说，毛“根本上是正确的”。

对毛来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莫斯科支持他屠杀对党忠心耿耿、没有给党造成任何危害的共产党人。

莫斯科还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交给毛，示意毛可以随意处置。在那些血泪凝成的信件顶上，是几个瘦骨嶙嶙的大字：“译后退还交毛”。意思是，翻译成俄文呈莫斯科后，交给毛。这是康生的笔迹，笔迹好像反映出他那小胡子和金丝眼镜组成的瘦削面庞。康生是中国艺术、特别是春宫艺术的监赏家，对怎样用肉体和精神刑法折磨人，也有胜人一筹的见地。他时任中共组织部部长，跟毛没什么个人关系，只是仰承莫斯科的鼻息。未来，他将成为毛迫害干部的左右手，并因此臭名昭彰。眼下，他大笔一挥，那一行冷漠的字便置无数人于死地。

毛审讯、处决了刘敌和其他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们被押着在红区巡回示众。行刑时，基层干部一律组织观看。

红色江西卷起杀人的狂潮。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清洗，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的残忍，更是禁区。

不仅是江西，红色闽西也笼罩在血雨腥风中。一九三○年七月，那里的共产党人像江西一样，趁毛率朱毛红军北上长沙时，起来把毛控制他们的人选下了台。如今，成千上万的人被害，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有一个县，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睾丸，牵成一串游街示众。恐惧、失望、厌憎，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他只是众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

 

富田事变发生时，江西共产党人曾向朱德、彭德怀寻求支持。“同志们，”他们痛苦地呼吁：“党内永远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朱、彭并不是不反感毛。朱德在事变后的一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向重逢的老战友龚楚吐露心曲，说他们的好多朋友都被害了，“这个幕后主使人，你是会知道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原注）……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完全是老毛一个人所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

但朱、彭没有支持江西共产党人。毛的背后站着中央，站着莫斯科，跟江西共产党人联合就意味着自绝于党。毛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让朱、彭做刀下鬼。朱德的总司令部就大肃AB团，五个副官杀了三个。毛随便可以叫某个受刑的人咬朱德。至于彭德怀，连苏军情报局都风闻传言，“彭可能跟AB团有关系。”

毛不仅要挟朱、彭，他还让他们手上也沾染战友的鲜血。判处刘敌死刑的“审判官”里就有朱德。

朱、彭没有起来反对毛还有另一层原因。一九三○年十二月富田事变时，打败了国民党内对手的蒋介石，正要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朱，彭关心红军的命运，担心同毛对着干可能毁掉红军。而毛，在这次跟后来的围剿中，都没有停止过打AB团。在战争的间隙中，毛打得更凶狠，到了党内报告称为“无以复加”的地步。刚刚在战场上跟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人，有的一下战场就被毛的刽子手处死。

毛的铁石心肠使他发明了一个抵抗蒋介石的有效战略：“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毛的理由是国民党军队不熟悉地形，因为交通不便，得依赖当地给养，中共可以通过控制老百姓使国民党军队断水断粮。毛命令所有老百姓“坚壁清野”，将粮食炊具藏起来，用大石头把井填死，然后藏身到山里去，让国民党军队没有粮食、水源、劳工和向导。这个战略给红区老百姓带来极大困苦，把他们的家乡变成战场。

毛的策略不得人心，但它行之有效。一名国民党指挥官后来说他的部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杓……军事情报一点也得不到”。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随所欲为。”

然而对红军打胜仗起关键作用的，还不是毛的无情战略，而是苏联人的帮助。第一次围剿刚开始，莫斯科就建立了军事顾问组，在苏联制定战略战术。在上海另设军事委员会，由苏联人跟其他国籍的人，特别是德国人组成。苏军情报局派头等情报人员、俄德混血儿左尔格（Richard Sorge）来上海，接管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的谍报网，任务是向红军提供情报。左尔格的助手之一是毛未来的亲家张文秋，他们之间的介绍人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左尔格后来扬名世界，因为他准确地向斯大林提供了日本在德国侵苏后，不会在远东乘机进攻的情报。他死在日本人的绞刑架下。

左尔格在中国的主要功劳，是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名叫斯多兹勒（Erich St?lzner）的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中共本身在国民党情报部门也有杰出的间谍，为毛的成功作出了贡献，钱壮飞就是其中一位。

这层层情报网使毛准确地获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用四万军民设下了埋伏圈，专等九千国民党军队入套。毛在前一天就得知哪支部队要来、什么时候来。拂晓，他在远处的山上等待，心里寻着诗意。晨雾未散，满山都还隐隐约约，“雾满龙岗千嶂暗”。太阳升起来了，“万木霜天红烂漫”，遍野枫树，像血一样地红。埋伏战也在这血样的山上打响。到下午结束，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投降，指挥官张辉瓒做了俘虏。毛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拿张辉瓒示众，口号包括：“杀张辉瓒的头！吃张辉瓒的肉！”张辉瓒的头真的被割了下来，钉在一块门板上，放进江里，顺江流到国民党的行营南昌，一面小白旗宣告这是给他上司的礼物。

这场埋伏战的胜利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毛的声望大增。人们只知道毛的“诱敌深入”，但光是“诱敌深入”是赶不走进攻之敌的。打胜仗靠埋伏战，而埋伏战成功的关键是准确的情报。苏联人在反围剿中起的决定性作用鲜为人知。当时毛和他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呢？毛甚至要求莫斯科给他毒瓦斯！

一九三一年四月，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进行第二次围剿。毛使用同样的“诱敌深入”战略，加上同样的苏联情报和援助，又胜了。但七月初，蒋介石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前来进行第三次围剿，毛就没那么幸运了。蒋军是毛的十倍，蒋又改变了战术，使红军无法打依赖情报的埋伏战。红军被逼得一退再退，两个月后，红区只剩下几十平方公里。就在这个关头，毛得救了：蒋介石突然停止了穷追猛打——“九一八”事变爆发。

 

一九三一年，日本不断在它早已觊觎的中国东北制造事端。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应先安内”，先扫平红军，再对付日本。九月十八日，蒋从首都南京登舰去南昌行营，要给毛日益缩小的根据地致命一击，但就在那天晚上十点钟，日本入侵东北。东北的长官张学良，人称“少帅”没有抵抗。六十多年后，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抵抗：“我们没法打胜。日本出一师人，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军队的能力也没人家的强，我们军队的一切都不如，哪里能打胜？只能说是游击战，混战。我们可以出这种野蛮的行动，这种可以，要说真正的，一个对一个打，那是没法打。中国军队的素质，那跟日本是没法子比，日本的军队我佩服得很。日本军队实在是好。”“《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叫王芸生，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说在任何人也出不了第二个政策，也只能是这个政策。”

九月十九日，蒋介石到达南昌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的首府沈阳和其他主要城市。他只得匆匆于二十日折返南京，处理危机。他没有向日本宣战，原因跟张学良差不多：打，不啻以卵击石。日本也没有向中国宣战，它没有足够兵力把中国全部吞掉，于是采取“蚕食”政策。蒋的策略是利用中国辽阔的疆土，众多的人口以及不易侵占的山川与日本周旋，争取时间。蒋寻求国际联盟的干预，同时尽快使军队现代化，希望在有可能获胜的情况下同日本作战。

蒋提出“团结国内，共赴国难”的政策。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二十一日，南京作出决定：“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号召全国搞“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但是中共一口回绝。九月三十日中共发表声明说，任何外面传的朱、毛愿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 ，称蒋是“最不能调和的死敌”。中共的口号是：“打倒国民党！”而对日本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拥护苏联”——这个提法的原因在于莫斯科认为日本侵犯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前奏。

历史后来被改写，把中共表现得比蒋介石更积极抗战，称“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是中共的要求，为蒋介石所拒绝。这不是事实。

正是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在红军岌岌可危之际，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军队。中共于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扩张，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虽然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个“共和国”，连它的孕育人苏联也不承认，但这毕竟是全世界除苏联和蒙古以外的唯一共产党“国家”。

这个国中之国由几块散落在中国腹心地带的红色区域组成，包括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鼎盛时面积达十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来万。国中之国成立时，最大的红区是赣南、闽西组成的中央苏区，有五万平方公里，三百五十多万人口，瑞金为首都。

莫斯科指定毛泽东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脑，相当于“总统”，按苏联规矩给他戴上一顶非中国习惯的头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同时又是“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务宣布的当晚，一个亲信来看毛。此人曾被毛派去监督拷问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因为他深知毛的意图，而毛又最恨李文林。拷问后他总是向毛汇报。这晚他是来向毛道喜的，一进门他就喊：“毛主席！”毛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语汇中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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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一个红色中国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的首都瑞金位于江西省南边陲，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里。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农产品丰富，到处是杉、松、枫、樟、栎，榕树华盖如云。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祠堂大得足以容纳几百人，正好适合共产党开会。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苏联式样搭了个台子，上面挂着木刻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这两位共产党老祖宗之间是一面红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镰刀斧头。再往上悬挂着用金线绣在红布上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有一副银线绣的标语：阶级斗争。大厅两侧用木板隔成十五间屋子，作政府办公的地方。部门的名字都是从俄语直译过来的，十分拗口，像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

祠堂后面开出广场，造了些建筑物，像带乡土气息的红场。广场一端是砖木结构的检阅台，作军事检阅之用。另一端是红军烈上纪念塔，形状像一颗矗立的巨大子弹，上面嵌着数不清的石头小子弹。远处树林里有座色彩鲜艳的大礼堂，状似红军八角形军帽。大门上铸着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正中是由镰刀斧头锁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点像欧洲教堂，窗户是百叶窗。礼堂可容两千人，紧贴着它有一个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两侧。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砖，以防耗子的骚扰。

整个地方封了起来，常人不能进去，只住着警卫部队、通讯服务人员。金库、电话总机、电台也设在这里。党的领导跟本地人没什么来往，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说当地话，也不打算学，需要时用本地干部作翻译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举行隆重仪式，庆祝国中之国的成立。黄昏后成千上万的人被组织起来参加提灯游行，手执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着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灯笼。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踩着高跷，有扮作“英帝国主义”的，赶着一群戴锁链的“囚犯”，背上写着“印度”、“爱尔兰”。一串串用于手电筒的小电珠，悬挂在大木柱之间的铁丝上，晃来晃去。到处是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队队按指定路线游行的人群拍手、呼口号，这是他将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大众的预演。

毛此时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莫斯科虽然让他作了“主席”，但并不想要他做独裁者，在他周围摆了一大批听话的中共领导。最高军事指挥现在是朱德，职务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苏联受过训，苏联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诚。莫斯科曾考虑过让毛当军委主席，后来改变了主意，只让毛当十五个委员之一。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周走后，上海组成“临时中央”，由年轻的博古（本名秦邦宪）坐镇，主要职责是在莫斯科与各根据地之间上传下达。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那年六月由于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后枪毙。逮捕向的国民党情报机关首脑徐恩曾认为，告密者“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①

① 徐说：“一天，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地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抓住了向忠发。“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喝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着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

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

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①

① 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尽管回忆录不能在大陆出版，龚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龄时回大陆定居。

毛的“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一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①

① 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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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夺实权到丢实权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成立前后，毛身边来了一批由苏联培训的高官。毛在他们面前依然摆出独裁作风，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外交部长”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会上他们给他扣大帽子，甚至说他是“富农路线”。这是个可怕的罪名，毛当初曾用它把许多江西共产党人送上刑场。现在虽说他掉不了脑袋，但他说话不再说一不二了。周恩来刚来时，一次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毛照旧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请他让位，由周主持。毛没法子，请“病假”。同事们巴不得，马上同意，毛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生着闷气上了东华山。

东华山是瑞金附近的一座石头山。此起彼伏的大黑石深处坐落着一所庙宇，掩映在浓郁的水杉松柏中。伴随毛住在这里的只有妻子贺子珍和一个班的警卫。庙堂又大又空，透出湿冷的阴气。毛的卧室狭小，泥地上长着幽幽的青苔。门外，冬天的风卷落残存的树叶，不绝的雨滴进石板上的裂缝里，带出渗人的寒气。毛的心情也同样阴暗丧气。

偶遇天晴，毛搬一把板凳，坐在院子里。他带来两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文件、剪报、笔记，跟多年的诗作。警卫员把箱子摞起来，毛读着箱子里的珍藏，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

高层的机密文件仍定时给毛送来，同时还有他钟爱的报纸，包括国民党的报纸。这些报纸上常有共产党员脱党启事。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

《伍豪启事》毫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死之际。

 

跟毛走的红军并没有照他在会上说的往东北方向去。上路后，毛突然改变行程，朝相反方向的东南海岸前进。毛通过林彪把这一既成事实电告中央军委，中央不得不再次开会，认可毛的新路线。后来毛的同事们谴责毛的海岸之行为浪费时间。

四月二十日，毛夺取了靠近海岸的漳州城。毛瞅准了漳州守城兵力薄弱，他去那里是为了私人的目的。

其中之一是获得更大的名声。红军进城时排成四行，军号震天，毛特意骑了匹白马，头戴遮阳盔，一反常态地衣冠楚楚。毛收集了大量关于自己的新闻报导，寄给“战友”们，诸如“红军人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万余人……”“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毛算准了，他的名气越大，莫斯科越得依他。果然，当他的同事们后来气愤地撤了他的军职时，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艾威特（Arthur Ewert）告诉中共：“毛泽东是个知名度很高的领袖” ，莫斯科反对解除毛的职务。

繁华的漳州还使毛得以聚敛一笔私财。一辆卡车满载着沉甸甸的箱子从漳州开到江西红区，箱子上写着大字：“毛泽东亲收”。公路开到尽头就由脚夫挑。“这是毛主席买的、缴获的书，”大家部这么说。有书，但更多的是金银财宝。挑夫在毛的大弟泽民的监督下把它们秘密挑到一个山顶，然后泽民和两个毛的贴身警卫员把它们搬进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这几个人，再没别的人知道。毛就这样悄悄地给自己留下条后路。

 

一九三二年五月，当毛逗留在漳州时，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那年“一·二八”日本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于日本此时在上海地区的军事目标有限，国际联盟得以调停战火。在这场一直持续到四月下旬的危机中，中共继续攻城略地。四月十五日，中共口头上“宣布对日战争”，但宣言与其说是抗日不如说是倒蒋，称倒蒋“是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前提”。蒋介石明白中共不会跟他联合抗日，于是在上海危机结束后，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开始进攻红色根据地。

收到蒋介石即将围剿的情报后，中央令毛率部返回江西苏区以御敌。毛回电说他不相信蒋会大举进攻，中央的“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毛拒绝离开漳州，又待了将近一个月，直到蒋的意图已公开，毛明显错了，这才不得不于五月二十九日动身。数万红军由于跟着毛绕了个大弯，现在不得不多走三百公里。南方的气候已酷热难当，不少人患病死去。路上他们还得跟新的敌人作战：粤军。粤军一向与蒋介石势不两立，迄今为止避免和红军作战。但毛打漳州震惊了他们，毕竟漳州离广东只有八十公里。他们于是向红军出击。在一个叫水口的地方，红军打了一场少见的恶战，伤亡惨重。①

① 打得最勇敢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兵变”的将士们。这是自南昌起义以来的唯一兵变。他们的到来使中央苏区红军的兵力增长了三分之一，达五万多人。总指挥季振同把部队带进红军后，很快就后悔了，一再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中共知道这是他想逃跑的借口，把他扣了起来，后来处死。

在毛不听指挥逗留漳州期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实在拿他没办法，曾集体给莫斯科去电，告毛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与国际指示唱反调”。但莫斯科回电说，他们无论如何得跟毛合作，维护毛的威信和地位。

显然，莫斯科认为毛是不可或缺的，其他人可有可无。毛有恃无恐，跟周恩来等会合后，反守为攻，伸手要权，提出红军中设立总政治委员，由他来担任。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提议答应毛的要求，“以毛任总政委”。在瑞金的领导们不同意，要把这个位子给周。周找出各种理由帮毛说话，恳求道：这样一来，“政府主席〔毛〕将无事可做”，“实在不便之至”。八月八日，毛当上了红军总政委。

 

毛就这样在莫斯科纵容下夺回了军权。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红军协力支援这两个红区。毛的任务是率领中央苏区的红军北上进攻若干城镇，以牵制一部分敌军。毛遵命攻击了几个地方，但一遇强敌就停下来。中央要求毛积极出击，“呼应配合”，毛则保持观望，按兵不动。

蒋把红军赶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际，下一个目标轮到中央苏区。莫斯科的战略是迎头反击。但毛再次拒绝执行，坚持要“分散”部队，躲避蒋军。①

① 毛不相信红军能打败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他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那时莫斯科正跟国民党政府频繁接触要恢复外交关系（一九二九年苏联因为“中东路”事件跟中国断交）。毛认为蒋会向苏联作姿态，给红军留一条生路。中苏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复交。

中共其他领导认为他的做法是“极危险的”。毛固执己见。用周恩来无可奈何的话说：“争论则不胜其争论”，“令人无所适从”。

一场紧急会议十月初在宁都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苏区的八个领导人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对毛的愤怒和谴责可以从会议文件里略见一斑。毛被指责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与会者“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毛已形同敌人〕，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要不是周恩来护着毛，对他的谴责还会更严厉。会后有几个成员向上海报告说：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在上海的博古等人，对毛的行为怒不可遏，超乎寻常地不征得莫斯科代表的同意，就给宁都会议发电报，称毛的行为“不可容忍”，再不能让毛继续指挥红军，甚至建议开除毛的党籍。

不等莫斯科出面保毛，宁都会议就一举拿掉了毛的军权，要他回后方。遵照莫斯科维护毛的声望的规定，向部队宣布时，只说毛是“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莫斯科收到的报告则说毛回后方是“因为生病”。

宁都会议期间，毛两次给上海发电报，请求莫斯科干预。但莫斯科代表艾威特显然也对毛的行为不满，决定用信使，而不是电报，转告莫斯科。莫斯科不同意赶毛出军队，艾威特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说：“解除他军职以及谴责他的决定，我们事先都不知道。”

莫斯科对中共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错的，但对毛只能用友善的劝说。”“关于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我们再次强调：努力友好地争取他接受积极反击的路线……我们反对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调离军队，要是他守纪律的话。”究竟对毛怎么办，莫斯科的主管十一月二日紧急请示斯大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毛的同事们被责令写报告解释为什么把毛踢出红军。莫斯科批评那些谴责毛的人，赞赏周恩来对毛的和风细雨。

莫斯科的力挺来迟了，毛十月十二日已经离开了宁都，也离开了红军。总政委一角由周恩来接任。毛一生都记恨宁都会议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特别不放过周恩来。尽管周为毛缓颊说好话，但他毕竟同意了撤毛的职，而且取代了毛。毛上台后，周作了一百多次检讨。四十年后，身为总理的周，刚被确诊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国、日本等国谈判，却不得不一次次严厉指责自己，罪状之一就是宁都会议。

 

毛坚决拒绝回瑞金去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到汀州“养病”去了，进了苏区医疗条件最好的教会医院。住宅是一幢两层楼的别墅，原属于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徒，如今被中共占用作疗养院。房子座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湾中，楼上一圈宽阔的木头平台，给楼下遮荫。平台上四面来风，风把几株芭蕉吹得像扇子一样搧来搧去，雨后闲坐正好看“芭蕉叶大栀子肥”。

这幢别墅现在成了毛泽东与瑞金抗衡的司令部。他把追随者们召来开会，叫他们在国民党打来时不要抵抗，而是撤离前线，要他们对中央指示：“合我口味就执行，不合就不执行。”

一九三三年一月，负责上海机关的博古来到中央苏区。那时中共组织已不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秘密存在，原因是国民党治安的成功以及大批中共党员叛变。① 二十五岁的博古，入党只有七年，但他聪明过人，跟他有过交往的斯诺称他的大脑“比周恩来更快、更微妙，也许更灵巧”。他的俄文、英文都很好，在苏联受训三年半。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果断，敢做敢为，尽管他比周年轻得多，资历也差得远，一到瑞金大家仍公推他为中共第一把手。中共领导们对周在毛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姑息迁就非常失望。他们让周管军事，周并不介意，他没有当头号人物的野心，欢迎有个顶头上司作决策。

① 在有关中共历史的书上，中共在大城市的失败被莫名其妙地怪罪到几年前就下了台的李立三头上。

博古决心对毛采取行动。面临蒋介石大军压境，他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博古也听到不少对毛的反映。彭德怀就说毛“心术不正”，“侮辱”朱德，毛“喜欢挑起内斗”，毛“手狠，要是你不服从他，他总有办法压服你，他不懂得怎样团结干部”。

博古离开上海时，莫斯科代表艾威特一再叮咛他跟毛搞好关系。但莫斯科允许博古拿毛的追随者开刀。从二月起，这些人，包括邓小平、谭震林、毛的么弟泽覃，在瑞金报上被点名批判。当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实际上是针对毛，毛的公众形象并没有受丝毫影响。另外，博古也没有采用毛整人的办法。尽管批判的语言听起来怪吓人的，什么“打得粉碎”，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仅限于言辞而已，被批判的人并没被当敌人对待，批判完后还给了他们重要职务。

博古打破了毛自立的体系，使全党听从指挥反击围剿。结果是出奇地成功，红军首次进行大兵团作战，在两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打垮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使蒋的第四次围剿在三月以失败告终。

 

蒋的失败因素之一，是他不得不同时对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这年二月，日本侵略军从东北越过长城向关内进犯，直接威胁古都北平（北京）。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成为除日本、萨尔瓦多和梵蒂冈外，满洲国国旗飘扬的仅有国家。斯大林这样做目的是讨好日本，使日本不致进攻苏联。

中央苏区的胜利，像从前一样，还得益于苏联情报人员，苏联驻华武官雷邦（Eduard Lepin）是中心人物。莫斯科派来若干秘密军事顾问，其中一位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后来几经周折进入瑞金。毛见到他时曾对他表示恭维。李德写道：毛“提到一九三二、三三那个冬天的反击战，称赞它的成功，说他知道是我在上海出谋划策”。

打了前所未有的胜仗，周恩来的地位和安全感都大大增强。莫斯科爱的是成功者，毛紧张了，想到莫斯科也许会移情于周，尤其是毛还曾反对过莫斯科的战略。一九三三年二月，他病也不养了，从汀州搬回瑞金。莫斯科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告诫毛的同事们“不管怎么说，必须团结毛工作……关于毛泽东，你们必须尽绝大努力对他取容忍和解的态度”。

毛继续出席最高层会议，该他主持的他也主持，绝密消息没有瞒他。但毛知道莫斯科对他的青睐不那么靠得住了，报上在批判他的追随者，他十分孤立。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看他。“那时鬼都不上门，”毛说：“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

毛果真是失宠了。一九三四年初，他丢了“总理”职位，尽管仍是“主席”。中共在莫斯科批准下把这个位子给了苏联训练的三十四岁的张闻天。作为对毛的补偿，他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员。但他没能进入中共的核心：书记处（又称常委会）。莫斯科批准的单子上没有他。开中央全会公布任命时，毛拒绝出席，说是病了。“生的又是外交病，”博古说，但由毛去了。

毛的知名度依然不减。中共和莫斯科的出版物还是继续宣传他。红区、白区、外部世界都知道这个“毛主席”。但在中共核心，博古把毛比作苏联的名誉主席：“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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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扔掉

1933～1934年    39～40岁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那年五月，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默认日本人占领华北大片土地，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这时蒋已在苏区外围修了公路，集结大军，调运粮草。他的军队围住苏区，逐步推进，一次推进几公里，然后停下来修筑碉堡，筑成后再推进。碉堡与碉堡之间机关枪构成封锁火力网。如彭德怀所说：蒋“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

红军人数大大少于蒋，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蒋介石聘请了德国顾问团训练军队，特别采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整德军的冯·赛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的建议。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莫斯科都决心保卫瑞金。既然蒋有德国人帮助，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共的德国顾问力量。派驻上海的是军事专家斯坦恩（Manfred Stern），此人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以克虏伯将军（General Kleber）的名字著称世界。李德这时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现场指挥。

中共在一大块稻田中给李德修了一所独立的房子，要他没事别出房门。他是个“洋鬼子”，招人注意，当时国民党正在宣传中共受苏联的指挥。中共领导人给李德提供了一位太太。女方条件是“身体健壮”，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应付外国人的性欲。朱德夫人康克清说：“当时女同志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后来找到个“大个子，长得不错”的前童养媳。“当组织上动员她给李德做老婆时，她起先表示坚决不干。过了几天，通知她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你同他结婚。’她勉强服从了这个‘组织决定’。婚后，两人关系一直不好。”

在这第二次包办婚姻中，前童养媳生了个男孩。孩子的肤色黑黑的，更接近中国人而不像白种人。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第一号人物博古。他们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现在一块儿讲俄文，放松时跟翻译打牌、骑马。管军事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也跟他来往频繁。毛不会说俄文，很少见李德，见面时，李德注意到，他总是“保持着庄严的矜持”。莫斯科使者跟博古、周恩来要好，对毛显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逼已经六个月。无论莫斯科的顾问还是中共领导都没有办法对付蒋的碉堡政策和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家心里部明白，根据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来电说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准备撤离。一接到这个电报，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泽东。二十七日，上海电告莫斯科：“瑞金来电说毛长期生病，要求将他送往莫斯科。”毛并没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难之时捣乱，眼下最需要的是团结。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电“反对毛来”，理由是旅途须经过白区，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是在当地实在没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毛也无意被打发掉，“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他说。但博古又想出个万无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来扛中央苏区这面大旗。毛身为政府主席，留在苏区等于向外界宣布红色政权依然存在，这是莫斯科无法反对的。

中共高层谁也不愿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是战死就是被国民党抓去枪毙。毛的么弟泽覃、毛带去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头号人物瞿秋白，都这样死去。留下而又活下来的人不少充满怨气，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摊子的第二号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伤没法走。他曾躺在担架上去见朱德，请求被带上，但没有用。二十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当时“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

说漂亮话的是周恩来，陈毅显然对这套冠冕堂皇的话嗤之以鼻。

毛泽东知道，留下来即使不丢性命，政治上也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将远离中央与红军。随后半年时间里，毛全力以赴不让博古等人把他丢下。

毛的主要办法是守候在撤离的出口。当时首先考虑的突破口是苏区南线。毛立刻来到南线司令部会昌。

南线领导人都看出突然光临的毛在他们那里没什么公干，他满清闲的，早上去爬山，还写了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爱拐到当地部队办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甚至亲自给下面部队修改文件，“有时修改一个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

到了七月，来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突破点改变了，不再是南线，而是西边。一支八千人的队伍由那个方向离开红区去探路。毛带上二十多个随从（秘书、医护、厨师、马弁、一班警卫）去了瑞金西边的鄠都。毛的落脚点是当地指挥部，距撤离起点鄠都河渡口一箭之遥，只需过街穿越一个宋代的城洞。毛在这个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队人马走。

离开瑞金来鄠都前，毛要大弟泽民把他的宝藏，那批两年前从漳州运回来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博古。私藏缴获品，直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小的过失。这不仅完全违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纪律”之一的“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表现出毛头脑里曾经转过跟党跟莫斯科分手的念头。但毛别无选择。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金银财宝埋在山洞里没用了，还不如拿出来“买”张“离境票”。此时的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财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许诺说，带上他走他一定不会捣乱。博古终于同意了。当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赖”在离境口。

被认为“政治上动摇，在党内老是犯错误”的中央苏区副主席项英被指定留守。项是中共领导中唯一出身工人阶级的人，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事。但他对中央带着毛走非常担忧。项英了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苏区时正碰上毛大杀AB团，当时就说毛这样做是为了私人权力，他尽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项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项英是AB团。据周恩来后来对共产国际说：“被捕的人口供说项英属于AB。”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Aleksandr Panyushkin）记载道：毛“想搞掉项英，因此指他是AB。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干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时，项英是最坚决要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的人之一。毛对项英的仇恨最终导致项英十年后的死亡。

项英向博古强烈建议不要带毛走。李德写道：项“明显地提及毛泽东在一九三○年左右推行的迫害忠诚的共产党人的恐怖政策。他警告说毛跟党中央对着干的严重性不可小觑。毛一时的节制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一有机会他就会跳出来把红军和党一把抓在手里。”李德说，但博古不知为何特别乐观，“他说他跟毛好好地谈了一次，相信毛不会挑起争夺领导权的危机。”

毛这时也确实开始好好表现。七月以前，在南线时，他不断批评中央，叫那里的部队不要听中央的，按他本人的指示办。当一个干部对毛说他被任命为土地部长时，毛说：“你不要当土地部长，你去当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到九月，毛的行为大变。爱跟他一道贬低中共其他领导的林彪来看他，跟林同行的聂荣臻注意到毛完全没有“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反而是小心“注意纪律”。

 

毛在鄠都时，中央正式通知他跟大军走，他便派人接来了妻子贺子珍。孩子不允许带，两岁的儿子小毛就这样留下了。毛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

小毛生于一九三二年九月，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生在福建龙岩一幢漂亮的房子里。毛看到女儿时开了个玩笑：“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话把子珍逗乐了。还没满月，子珍得跟毛离开龙岩，把女儿寄养在奶妈家。一走三年，再回来时，听说孩子已经死了。子珍心里始终半信半疑，共产党掌权后一直寻找这个女儿，一九八四年去世前不久，才断了这个念头。

子珍的第三个孩子早产，生下来三天就死了。小毛是她的命根子。离别时子珍恸哭不已，把孩子托付给留下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泽覃。

小毛最初住在奶妈家。国民党军队占领后，泽覃秘密把他转移走了。泽覃还没来得及告诉妻子就阵亡了。那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小毛从此下落不明。

共产党胜利后，早已不是毛泽东夫人的贺子珍，一心要找到小毛。寻找小毛带给她的是新的悲剧。贺怡觉得很对不起姐姐，孩子是托付给她的，她急切想找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追寻的过程中，她出车祸死去。后来找到一个男孩，说是小毛。子珍的哥哥叙述这件事说：子珍“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两点，一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油耳朵，二是看他有没有腋臭，她认为她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毛泽东的这两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

当时别的女共产党员也在找寻失散的子女，一位红军遗孀已认了这个孩子是她的儿子，中央作结论，把孩子判给了她。子珍的哥哥去见毛，把孩子的照片给毛看，希望毛出面说话。毛婉拒了，说“这事我不好管”，要他按中央说的办。子珍没有同意，继续与孩子来往，后来还张罗他的婚礼。红军遗孀说子珍“抢她的小孩”。为小毛，子珍一生心里都未能平复。①

① 这样的悲剧并不罕见。当时共产党人不仅要准备丢掉孩子，有时党需要资金时还得卖孩子。子珍的朋友曾志一九三一年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厦门党机关经费困难，就把她刚生的儿子卖了一百块钱，钱花了才告诉她。半个多世纪后，在讲这个故事时，伤痛显然仍在她的心上：“当然心里面很难受。送到那个人家里去以前，我们两个人〔曾志和她的丈夫〕把这个孩子抱到中山公园玩儿。那个孩子很好玩儿，四十多天，很能笑，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铁牛’，是个男孩，很健壮，黑实黑实的，从来不随便哭，拉屎拉尿也不爱拉在身上……后来就把他送去了。送去以后心里很难受，但我还足克服了。可是我那个孩子送去二十六天就死了。我们那个时候的书记也不敢告诉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没说，他也没吭声。我晚上有时很难受，暗暗地流泪，也不好意思公开。有一次看到我好像是在流眼泪，他就想我可能知道了，他向我道歉。”

毛没有跟孩子道别，也没有显露过悲伤。他有悲伤，是为他自己。当时鄠都的红军指挥官龚楚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下了毛在鄠都的情景。九月上旬的一天，龚楚正在研究地图——

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跑到大门前，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脸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

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鄠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

龚楚又写道：

从旁观察，毛泽东居处，除了我常到外，没有什么人来往。中共的高级干部更没有一个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抑郁和凄怆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九月间，我收到了十块银元的特别营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泽东处，作为晚上消夜时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时才去，贺子珍将炖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毛泽东很高兴，他的酒量很好，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便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

……当谈到我过去被处分的事，他说当时并不赞同给予我以处分，但周恩来过于刻薄，才闹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龚楚还说，毛对其他领导人也“表露着深深不满”。酒后伤感，他喟然长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点轻微咳嗽，脸部更加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荧荧的豆油灯，神情显得非常颓丧。”

红色政权的崩溃、跟儿子的生离死别，都不足以使毛落泪，只有失掉个人权力才有这样的力量。

准备走了，横祸飞来。当时正是发疟疾的季节，鄠都蚊子成群，直直钻进人的鼻孔里。毛患疟疾病危，发四十一度的高烧，说胡话。他急需复原，马上康复，否则即使不死他也没法随军离开。苏区最好的医生傅连暲马不停蹄地从瑞金奔来，衣不解带地照看毛，使毛迅速康复。傅救了毛的命——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傅在以后几十年中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医护。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七十二岁的傅被打断肋骨打破了头，他给毛写信说：“你在鄠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毛是这样在傅连暲信上批示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但后来毛听说傅曾对其他领导人谈论过他的健康情况，这是毛的大忌，他也就任由博被投入监狱。入狱十五天，傅死在囚室的水泥地上。

 

一九三四年傅抢救毛时，红军正在蒋介石军队的紧逼下边打边退，撤离的准备工作也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这是一场战败后的撤离，但也是战略转移，设法接近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这就是“打通苏联”。这一战略已设想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苏军情报局的首脑伯金就对派驻中国的名牌间谍左尔格说，他的使命是想办法把中国红军弄到苏联边境去。

这个目标极端机密，至今也鲜有人知。七月，一支六千人的队伍被派往相反的福建、浙江方向，作调开敌人的幌子，美其名曰“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中共领导人后来不否认这个名称只是为了宣传，用李德的话说：“没人梦想要去北上抗日。”这支队伍里有三百多担子，挑着一百六十多万份宣传品，一路行踪被中共自己大加张扬，引来追剿不断。官兵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是不自觉的送给敌人的诱饵，连指挥官也蒙在鼓里，更想不通的是他们的使命毫无意义：这样小规模的队伍是不可能调开敌人的。几个月他们就全军覆没。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执行者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们中有的人自己也成了这个政权的牺牲品。军委的警卫负责人杨世坤是其中之一。在离境前的纷乱中，他溜走了，跑到山里藏起来。他有个女朋友是当地的农民，当局抓住她，问出了杨世坤的藏身之地。经过激烈交火，这个神枪手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被赶出了它占据的疆土。鄠都河上由一条条船架成浮桥，船上悬挂着马灯，与两岸灯笼火把互相辉映。河岸上挤着给红军送行的士兵家属和组织起来的乡民。重伤员交给了当地的老百姓。靠近城墙的一间街屋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屏住呼吸，眼睛紧紧贴在门缝上，看外面的红军队伍从鹅卵石铺成的路上哗哗急步走向渡口。男孩的父亲曾在这里经营一爿小店，四年前在毛泽东打AB团的高潮中被砍了头。像无数老百姓一样，男孩盼望共产党一去不归。这种心情在六十年后我们见到他时，还看得出来。

十月十八日傍晚六点，病后的毛泽东，瘦削但不失风度，长长的头发向后梳齐，在警卫的簇拥下离开了鄠都指挥部，穿过宋代的城洞，跨上浮桥。从这个起点，萌生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神话——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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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征之一：蒋介石放走共产党

1934年    40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行军分成三翼，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包括毛和十来个中共领导，以及参谋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和庞大的警卫部队。

大军缓慢地向正西行进。兵工厂、印刷机、银元财宝，都被成千挑夫挑在肩上。大部分挑夫是刚强征来的，由国家保卫局看管。行政负责人李维汉透露说：挑最重的担子的成员“多数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体力差”，“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道：“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已经不容易，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有些体弱的病号，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更多的人是脚沤烂了，用破布包起来，一踏着地就疼得难忍，不能走路。离开根据地又越来越远，有的挑夫开小差溜了，老实的也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去。”当兵的也不断逃跑，当官的疲惫，顾不上了。

长征队伍得穿过四道碉堡重重的封锁线。然而，奇怪的是，它们竟完全不构成障碍。

第一道封锁线由粤军防守。粤军陈济棠是蒋介石的仇敌，曾跟红军作买卖钨的生意，也跟红军谈判好了要给红军让路，所以红军一帆风顺地通过了。蒋介石早知红军跟粤军的交易。十月三日，长征前十多天，蒋对行政院长汪精卫讲到粤军会“网开一面”。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派忠实于蒋的人去督促粤军，蒋拒绝了，叫他：“你不管。”

十一月初，长征队伍来到第二道封锁线。虽然他们延绵几十公里，行动缓慢，很容易挨打，却没有受到像样的攻击。一翼红军面对粤军，自然相安无事。但另一翼要对付的是湖南军队，指挥官是坚决反共的将军何键，四年前就是他枪杀了毛的前夫人杨开慧。居然，何键也让红军安然通过。

第三道封锁线照样了无战事。蒋介石非但没有责罚何键，反而于十一月十二日任命他为“追剿总司令”，把守第四道封锁线。封锁线设在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西岸，江上没有桥，红军只能涉水渡河，又没有高射机枪，只能任由国民党飞机轰炸。要消灭红军，这里再合适不过了。然而，红军于二十七日在长达三十公里的江段上开始过江，过了四天，四天都没有受到骚扰。河对岸的碉堡群形同虚设，何键的军队在附近城里袖手旁观，蒋石的飞机在头上盘旋，只是侦察不扔炸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渡河，蒋介石没有阻挠。到十二月一日，四万红军主力都顺利渡过湘江。

只是在这时，一直在“函电交驰”的行营“聚精会神”、“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语）的蒋介石，才派飞机狂轰滥炸渡江红军，封锁了湘江。被切断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中，三千多人死亡。虽然过江的队伍只是出发时的一半，但这一半是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① 何键十二月二日发电报说：“匪主力已全部通过全州、兴安中间地区〔过了江〕西窜。”

① 过江的四万人，除了在湘江边被打死打伤打散的以外，其余在到达湘江前六个星期的行程中掉队、病逝、累死、逃亡或死伤于沿途不时有的小型遭遇战。

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

 

这是为什么？且看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蒋介石的动作。他把红军继续往西赶，赶进贵州，然后赶向四川。这两个省和相邻的云南省一道组成了中国的大西南，占地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一亿。四川最大，最富饶，人口多达五千万。险峻的山岭护卫着它，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声。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但这几个省表面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独立王国，拥有各自的军队，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四川省更分成不同的“防区”，由大大小小的军阀分别统治着。蒋介石要统一大西南，就必须派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去。但这些省拒绝接受中央军。中央军强行进入，战争便不可避免。蒋不希望打仗。他的作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蒋之所以保存红军主力，是因为不如此西南三省的军阀便不会感到足够的威胁。蒋对秘书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就在红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进的当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蒋介石的算盘他一生都秘而不宣。

 

蒋介石放走红军也是对苏联作的姿态。蒋希望跟这个强大的邻居改善关系，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莫过于宽容中共了。但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经国是蒋的长子，也是唯一的亲生儿子。经国出生后，蒋似乎由于感染性病而丧失生育能力。他过继了二儿子纬国。但经国仍然是他的爱子加继承人。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物。传宗接代是头等要紧的事，“无后”是对祖先的罪过，对父母的不孝，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话里有一句诅咒人的话：“让你断子绝孙！”对祖先、父母负责任的孝道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品德，蒋视此为人格的中心。

一九二五年，经国十五岁，蒋送他去北京上学。那时蒋在国民党里是一颗正在高升的新星，支持国民党的苏联人便打上了他儿子的主意。经国一到北京他们就找到他，邀请他去苏联。年轻人很高兴，到北京才几个月就起了程。带经国去苏联的是邵力子，莫斯科埋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

红色代理人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叶埋进国民党的。那时孙中山为了要苏俄资助，敞开了国民党的大门。中共于是在几个层次上渗入国民党。一层是像毛泽东那样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公开活动；一层是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共产党员；第三层是共产党员假装脱党进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一大批秘密共产党员蛰伏了下来，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为毛泽东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世界上任何别的间谍、代理人都相形见绌。有些红色代理人的真实面貌到现在仍不为人知。

邵力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但按莫斯科的指令一开始就不公开参加中共的活动，连中共领导人也不都知道他是谁。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时，邵于二十三日给他的苏联上司发了封电报，电报马上呈交斯大林本人，说：“上海使我激愤难平，我不能做反革命的工具，我请求指示应该怎样斗争。”

他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公开投向中共。他一九六七年死于北京，今天仍只被称为共产党的同情者。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邵力子把蒋经国带去苏联。一九二七年，经国学习完后要求回国，莫斯科不但不准，而且强迫他公开谴责父亲。斯大林把他扣做人质，对外却宣布是经国自己不愿意回国。斯大林喜欢扣人质。美国共产党领袖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的妻子佩吉（Peggy）曾描述他们的儿子蒂姆（Tim）是怎样被扣作人质的。他们夫妇一九三五年离开苏联回美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尔斯基（Dmitri Manuilsky）来访，“炸弹是轻轻地掷下的，几乎不经意般地掷下的。曼努伊尔斯基告诉我们，不能带蒂姆走，他说：将来会送他回去的。”但苏联人并没有把蒂姆送回。

蒋经国的人质身分在一九三一年底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挑明。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红色代理人。这可以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她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是她在莫斯科的联系人）的绝密信中一览无余。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同志：我不得不向您陈述以下事实，因为它们可能危及我将来在中国的活动……我希望您仔细考虑，然后告诉我应该怎样行动。”她报告的内容之一，是对在上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女士的不满，说史“不顾你们反覆的指示，继续与不可靠的人保持关系，给他们钱，然后又要党把钱还给她，”“她把外国同情者带回家来，把这个为重要目的专设的联络点糟蹋了。”“我已经把你们孤立她的指示，通知了中共中央。我不明白我们的同志为什么还在西安给她工作……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指示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吧。”

孙夫人代表莫斯科向蒋介石提议，用经国交换两名在押的重要苏联间谍牛兰（Noulens）夫妇。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蒋写道：“孙夫人欲强余释放〔牛兰夫妇〕而以经国遣归相诱。”蒋介石拒绝了。审判和监禁这两名间谍都在报上公开报导，用他们交换儿子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莫斯科的提议在蒋心中掀起巨大波澜。随着，他写出自己的担心，即经国可能被“苏俄残杀”，他就会绝后了。

蒋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写道：“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十二月三日：“近日思母綦切，念儿亦甚。中正死后，实无颜以见双亲也。”十二月十四日：“晚间，以心甚悲伤，明日又是阴历十一月初七先妣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念，不孝罪大。”

蒋介石拼命想说服自己，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说：“尝思传世在德行与勋业，而不在子孙。前代史传中圣贤豪杰、忠臣烈士每多无后，而其精神事迹，卓绝千秋，余为先人而独念及此，其志鄙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害，在余虽不能生见其面，迨余死后，终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魂魄。”

但是，他说服不了自己。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写道：“心绪纷乱，自忖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枉在人世间，忝余所生，能不心伤乎！”

就在那个月，邵力子的儿子志刚在罗马遭暗杀。志刚是当年由他父亲作为经国的旅伴带往苏联的。后来经国留做人质，他回国了，以后去了欧洲。意大利的报纸称这桩凶杀案为情杀：“一个伤害了情妇的中国人的悲剧结局”，“情妇”据说是个捷克女郎。今天的中共政协称志刚是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所杀。

在随后几年中，蒋介石的一个想法逐渐成熟：同莫斯科作笔交易，以中共的生存换回经国。对以反共为旗帜的蒋介石来说，这桩交易不能点破，只能用微妙的方式去处理。他要削弱红军又不消灭它们，让他们暂时苟活，生存在一个不能发展的狭小空间。蒋知道抗日之战迟早要爆发，而且苏联人希望他打日本。俄国是日本的宿敌，斯大林最怕的是日本占领中国后，用中国的资源和中苏间七千公里长的边境进攻苏联。用中国打日本、让日本陷进中国，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核心。一旦中日开战，蒋介石相信莫斯科一定会命令中共打日本，那么红军就大有可能被日本人翦除。

蒋不要红军待在中国的腹心地带。他看中一处可以把他们“关”起来的牢笼，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一带。那里地广人稀，中共可以生存，但不会有什么兵源。虽然此地比起中国南方来离苏联更近，但供蒋选择的“牢笼”不多，蒋也自认有把握能把红军圈在那里。

一九三三年四月，蒋任命邵力子做陕西省主席。不用说蒋知道邵的真实身分，他就是要利用邵来为中共创造落脚点。邵的前任是同情中共、曾申请加入中共的杨虎城将军。但即使是杨当政，陕北的红色武装和根据地也极其弱小。邵的到来，才使这里的小小游击区日益壮大。

杨虎城继续任陕西国民党军事长官，与邵融洽协作。长征开始后不久，陕北红区已发展成为一块三万平方公里、九十万人口的大根据地。就这样，蒋在拔除全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同时，让陕北一枝独秀，发展得欣欣向荣，成为全国红军的家。蒋后来对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使者居里（Lauchlin Currie）说：“我把共产党人从江西赶去陕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降低到几千人，但没人去动他们。”

赶的办法之一是任凭中共截听他的部队的电台通讯，因为红军总是朝蒋置兵薄弱的地方行进。红军发现在长征途中，“敌军电报不断被我侦译，我军对敌军动向一清二楚。”蒋明明知道，口头上也说要变更密码，但只是说说而已。

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各部红军大多保持着电台联系，但它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断了。当时的联系要靠上海电台中转，蒋介石在长征前夕破获了上海电台。中共重建通讯的努力未能成功：它派往上海的电台人员一去就投向了国民党。中共派杀手把他杀死在一家德国医院的病床上。

 

蒋介石用中共换儿子的交易是这样开始的：长征前夕，他第一次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苏联提出要求释放经国。这在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接着他用行动表示他会为莫斯科做些什么。首先是让中共轻易地突围。在突围开始的十月上旬，蒋远离前线，跑到一千公里外的北方去了，一去就是四十天。

莫斯科对蒋发出的信号心领神会。从蒋要求释放儿子到中共过湘江，脱离蒋的碉堡封锁线，莫斯科显著加强了对经国的控制。那时，曾在农村和西伯利亚金矿做过苦工的经国，正在乌拉山重机器厂工作。他后来自述道：“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一月间，苏联内政部突然对我严密监视。每天总有两个人跟踪我，我几乎连一刻的自由都没有。我觉得我像个囚犯一样。”

十二月初，中共穿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蒋介石马上又向莫斯科提出释放经国的要求。克格勃的人告诉经国：“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苏联政府对蒋介石说他儿子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又感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蒋介石明白他的儿子是安全的，只是他还得再为中共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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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长征之二：躲避张国焘

1934～1935年    40～41岁

十二月中，蒋介石把长征的红军赶往贵州。正如蒋预见的，四万红军的降临吓坏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后来写道：蒋“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后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八个师进驻省会贵阳，立即开始修机场、筑公路，照王家烈的说法是“反客为主”了。

蒋接着把红军朝四川赶。他截断了红军的其他途径，只敞开这一条大道。蒋的计划是按贵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后再把红军北上赶到陕北去。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毛泽东死活不进四川。原因并不是他有意破坏蒋介石的计划，而是为了个人在中共党内的权力。

毛一进贵州就积极行动要夺权。他早就在进行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第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

这两人曾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不甘心比他们年轻的博古跨越他们成了党的领袖，把他们时时排斥在决策之外。张闻天后来说博古“排挤我”，“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 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毛跟博古的两位嫉妒的同事在担架上谋画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有一次碰头是在一处橘林里，绿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橘子。担架夫停下来歇气，把他们并排放在地上。“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呢，他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各人的位子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博古爽快地同意了。他一直在为丧失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而非常苦恼，曾屡屡举起手枪对着自己，好像在考虑自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到十七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争来争去，毛等三人把责任都推在博古与李德身上。

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里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指挥权。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是唯一的外国人，被撤了军权。尽管毛的“三人集团”提议要毛接管，大多数人没有响应，要周恩来继续作“最高军事首长”，“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①

① 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拥戴毛，还可从另一事实上看出：毛后来虽然屡提遵义会议，可除了他的两个同谋者外，点不出几个支持他的人名来。

不过，毛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一个成败攸关的突破：他终于进入了决策核心“书记处”。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首领张国焘。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议毛进书记处，尽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无权提议谁做书记处书记。

毛当上了书记处书记，这使他只需对付几个人就能决定大局。长征途上的四名书记中，张闻天是同谋，陈云是一个躲开权力斗争的人，又常常在基层处理行军中的具体问题。剩下的只有博古跟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拉周打博。遵义会议要写一个“决议”，一般这是第一把手的事，但这次张闻天获权起草。这个决议将要传达给全党，还要送交莫斯，对周恩来再重要不过。张闻天初拟的决议上，标题就点了周恩来的名，说丧失中央苏区他是祸首之一：“博古、周恩来、华夫（即李德）同志错误军事政策的总结”。周跟毛等人合作了，他的名字也就被划掉了，决议中对他的批判也大大降级。

正如李德冷冷地写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离，使毛集中火力攻击我们而放过了他”。这样一来，毛在书记处中占了多数。遵义会议一结束，参加者分别回他们的队伍，毛立刻左右书记处作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帮助者”这个头衔，军事辞典里大概难以找到。毛就这么把一只脚插进了军事领导中。

新的书记处接着把王稼祥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最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三星期后，二月五日，在位于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号人物。夺权的经过是这样的：毛跟张闻天结伙先去找周恩来，谈好了再去把这个“多数人决定”通知博古。博古后来说，他们跟他“没完没了地谈，施加了无穷无尽的压力”，他不得已才让位。

由于张闻天当第一把手不是遵义会议的决定，而是几个人搞的“政变”，因此密谋者们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打了一场胜仗，有了定心丸，才宣布了这个更换。从此毛泽东当上了那个虽不乏雄心但欠狠心、欠手腕的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已在川北的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朝四川行进。四川就在遵义北边，接近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新疆，是红军北上打通苏联的必经之路。① 二十二日，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要张前来配合策应。

① 美国驻云南的副领事当时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的形势一天天地更严重了。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共产党人就要不管怎么样闯进四川了。到时候，那个人们知道的打通苏俄的计划就要实现了，那时再谈摧毁共产党就是一句空话了。”前苏联军事顾问斯坦恩制定了几套朝四川方向运军火的方案，包括提供“飞机大炮”，“和足以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苏联武官雷邦也为运输途径提出秘密建议。莫斯科派中共前负责人李立三到靠近中国边界的秘密苏军情报点，着手恢复跟中共的电台联系。

但对毛来说，四川不能进——进了迟早要跟张国焘会师。这时，张闻天尚未当上第一把手，一旦会了师，张闻天任一把手将毫无希望，毛也就当不了幕后操纵人。

张国焘的资格很老，一九二一年中共召开“一大”他就是会议主席，那时毛泽东还不起眼，张闻天连党也没入（他一九二五年入党）。不像毛，张国焘是按共产党程序选出，莫斯科钦定的书记处书记。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联住了好些年，还见过斯大林。他一九三一年一月从莫斯科回国后，被派去中央苏区以外的鄂豫皖，到一九三二年夏天，把鄂豫皖建成了个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五十万人口、四万五千红军的大型根据地。蒋介石在那年秋天把他赶出鄂豫皖，他到了四川北部，一年内又建立起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拉起一支八万人的大军。①

① 张国焘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北在一帮格外贪婪的军阀统治下。县城里也有“打精巴子”的老百姓；穷得赤身裸体，缩成一团在路上走。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就有农民起义，红军得以大量征兵。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官徐向前论才能在中共将帅中数一数二。红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底从川北入川时，据徐向前说，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想趁机跟着入川，但四川军阀“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给中央军“吃了闭门羹”。

凭实力，凭资历，凭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后都几乎可以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

张国焘不会当毛的傀儡。像毛一样，他也会为了权杀人不眨眼。在他的根据地里，他也屠杀当地领导人，也亲自主持过刑讯。受害者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勒死，有的活埋。红四方面军指挥官徐向前说：张国焘“借口肃反，翦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

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场，毛泽东难以出头。要是他跟张国焘争权夺利，说不定自己会丧了命——他在江西大打AB团时的同伙刘士奇，就是张国焘杀的。迄今为止，毛对付的党的领导人都为党杀人而不为个人权力杀人。无论毛如何跟博古、周恩来捣乱，他们也不会碰他。但对张国焘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毛一定得回避跟张国焘会师。

但毛无法反对进四川，他只能跟着走。到了四川边境，他开始耍花招。他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一支尾随的敌军。这支敌军是四川军队，有能征善战的名声。毛的用意是红军如果打败，那么他就可以以川军太厉害的借口把红军留在贵州。

这场埋伏战毫无道理。敌军并没有挡在红军前面，而且根本没有骚扰红军。遵义会议制定的向四川前进的计划中，曾特别说：“对尾追之敌”“应迅速脱离”，“勿为敌人所抑留”。但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顺从了毛。

一月二十八日，毛下令在一个叫土城的地方设伏。结果如毛所料，敌军名不虚传，反守为攻，把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根据毛的部署，红军还被摆在背水作战的地位上，背靠一条被窄窄的峡谷挤得水流湍急的赤水河。毛站在远处的山顶上，观看他的队伍的惨败，一天后才下令退兵。天下着雨，山路滑，退兵争先恐后往前赶，伤员和妇女被推到后面。敌人紧追过来，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背包被一把拽住，她甩手扔掉了背包，才得以跑脱。长征中这是唯一一次非战斗部队成员离敌人如此近。

四千红军死亡或受重伤：整个中央红军的十分之一。土城之战是长征中最大的败仗，一天之中损失的人数比渡湘江时的伤亡还多。后来中共说，遵义会议后毛挽救了红军，事实恰恰相反。

赤水河上红军搭起浮桥向西退去，重武器和X光机等医疗器械都扔掉了。朱德手提驳壳枪，亲自掩护撤退。他平常安详从容，现在也忍不住恼火发脾气。疲惫不堪的官兵们背着拉着他们的同志，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下大雪了，雪埋住了密密的森林和深深的峡谷。严寒、饥饿、筋疲力尽、伤员的痛苦呻吟，使幸存者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这场败仗为毛不进四川提供了根据。就在这时，毛与张闻天夺了博古的权。两天后的二月七日，入川计划宣告作废。但这时红军已经在四川境内了，因为赤水河以西就是川南。军事指挥官都赞成继续北进，与张国焘会合。毛的老搭档林彪也和别人一样不满毛挑起土城之战。当毛到林彪的部队去争取林的支持时，林把一肚子的火都挂在睑上。但是，依然是毛说了算。

红军于是再渡赤水河返回贵州。成千伤员被留在河西边的深山老林里，无衣无食无药，几个月内大多数都难逃一死。①

① 长征中一般是把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留给他们一点钱。他们的命运靠的是运气。张国焘的部队留下了一些受伤生病的女兵。在红色统治下受过罪的当地人有的在她们身上泄愤，用割乳房、把木棍打进阴道等种种酷刑折磨她们。为了生存，有的女兵嫁给了当地相对富有的人，但中共掌权以后，她们被划为“地主”，一生挨斗受歧视。一九八五年，党史学者找到她们时，看见这些六、七十岁的人在严寒的十一月连鞋部舍不得穿。

二十七日，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要的是红军去四川，不要红军在贵州立足。他派了两个师前来攻城，又派飞机轰炸。红军打退了进攻者，稳住了阵脚。毛大喜过望，因为这两师是强敌中央军，如果红军能抵御他们，就能在贵州站住脚。兴高采烈的毛赋词抒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有了这场胜仗垫底，毛和张闻天才向中央红军，以及向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发电报宣布：张闻天现在是头号人物，毛是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紧接着任命毛为红军“前敌总指挥”，一个专门为毛设立的位子。自宁都会议以来，毛第一次有了军事职务。

但毛的“胜仗”代价惨重。彭德怀心情沉重地报告说，三军团“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另一位“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的军官黄克诚央求说：“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

可是毛为了在贵州待下去，仍要再打现已控制了贵州的中央军。三月五日，他下令“消灭”中央军的两个师。这一命令在野战指挥员中引起强烈抗议。林彪在十日打“万急”电报反对打这个强敌。

那天凌晨，张闻天召开了包括林彪、彭德怀等野战指挥员在内的二十来人的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毛泽东在会议上完全孤立，甚至张闻天也不支持他。毛争着争着脱口而出，威胁辞职：以“去就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众人抓住这句话，马上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被撤了职，前敌总指挥大家选彭德怀替代。

毛自知失言，立刻行动要夺回军权。当天晚上，他手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周还是“最高军事首长”。毛要周第二天早上再开一次会，这一次的关键是，野战指挥员都无法参加，他们已回各自的部队去了。

毛向周建议干脆取消前敌总指挥，代之以一个新的“三人团”，由毛、周、王稼祥组成。周接受了。毛是一举数得：既不伤彭德怀的面子，又安抚了因未获实权而牢骚满腹的王稼祥，还使自己从此在军事指挥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

第二天开会，一切按毛的意思办。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一职被取消了，不打中央军的决定也被推翻，大多数人的决定就这样被几个人串通着一笔勾销。

“三人团”决定在名酒“茅台”的家乡附近的鲁班场进攻中央军。彭德怀请求道：“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中央军〕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但“三人团”坚持说：“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当红军遵命向中央军的坚固阵地进攻时，国民党以机关枪迎候，红军大败，伤亡一千多。受到重创的队伍又拥挤渡过赤水河，被逼回川南。

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害怕和张国焘会师的毛硬是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再渡赤水，强回贵州。这个决定是如此不通情理，如此不得人心，一道不寻常的命令以“党中央总政治部”的双重名义下达给了几个高级指挥员：“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传达，以保秘密。”

两个月了，红军四渡赤水，绕来绕去。李德纳闷地记道：红军在“兜圈子，越兜越小，有的地方经过了两三次”，“疲惫不堪、毫无结果地乱绕”。眼看着红军给自己徒添惨重伤亡，他以为这一切是“古怪、不理智”。不仅中央红军无端受罪，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已离开根据地前来策应，何去何从，悬而不定。为了个人权力而不顾红军死活的毛，后来把“四渡赤水”叫作他的“得意之笔”。

 

蒋介石跟李德一样，也完全不明白“红军徘徊于此绝地”是在搞什么名堂。他以为红军肯定会进四川，中央军可以就势跟进，已在三月二日飞往四川最大的城市重庆，实行统一四川的大业去了。他的首要任务是取消大小军阀割据的“防区制”。但军阀们暗暗抵制，蒋无法制住他们，中央军不在手边。

蒋努力要把毛赶进四川，他飞返贵阳，派飞机轰炸红军，使红军不能在贵州立足。同时，蒋公开地将把守在四川边境的部队调开，等于告诉毛：那里没设兵，赶紧去四川！但毛带着红军朝相反的方向——南方——跑去。蒋搞不懂红军在干什么，一度猜想他们是不是想打贵阳。但红军没在贵阳停留，急急地从贵阳旁边南下走了。

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下，红军每天急行军四、五十公里，走得死去活来。过来人描述道：“部队越来越筋疲力尽了。飞机在天上飞过的时候，我们简单地往路边一滚，也顾不上像从前那样看看有没有东西作掩体。在村子里睡觉时，要是炸弹落下来，我醒都不会醒，要是落在我身边，我翻个身就是。”“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虽然年初有几千人参军，① 红军人数还是少多了。”

① 贵州的老百姓非常贫穷，红军得以招收数千士兵。

在这段急行军中，红军不得不丢弃剩下的医疗器械，医院也解散了。伤员从此几乎得不到治疗。除子弹伤、炸弹伤外，大多数人的脚还因为穿草鞋天天疾走，擦伤感染，一着地就疼痛异常。

而红军要是进四川北上，完全不必经历这些灾难——红九军团就是证明。在贵州境内南下过乌江时，九军团的两千人因作后卫被截断在乌江北岸，他们无法继续南下，只好去四川。他们发现，除了一两场小小的遭遇战外，再没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下、在阳关大道上大摇大摆地行走，一停下休息就是好几天。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也给他的妻子带来痛苦。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土城恶战之后，红军在瓢泼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来到白沙。即将临盆的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里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她跟毛的第四个孩子，这天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红军只在白沙停留一天，像以往两次那样，子珍得把孩子留下。当她就要被抬着上路时，泽民的妻子把女儿里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然后抱着孩子，拿着一把银元和做货币用的鸦片，去找人家收养。泽民的妻子让她给女儿取个名字，子珍不住地流泪，摇摇头，说她再不会见到这个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夭折了。

共产党掌权后，子珍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寻找她遗留的孩子，但她从未认真找过这个女儿。她对身边的人伤心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了什么人家。”但孩子萦绕在她的内心深处。一九八四年，她去世的那一年，当年的干部休养连连长去看她，闲谈中，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是在哪个，哪个地方生的小孩子，你还记不记得？”

生孩子时毛泽东没有来看子珍，尽管他在同一个镇里。后来行军路上遇上了，子珍告诉他孩子丢下了，毛只点点头说：“你做得对。”

贺子珍对毛的冷漠是难过的。她对朋友说，毛有一句话使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事实上，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有个女人在行军中临产，还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孩子留在了空屋里睡过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上路了。在涉过一条冰冷的河水时她晕了过去，她的战友们找来一张木桌，轮流抬着她走。安全部门头子邓发的妻子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嘴里骂邓发。邓发被找来，站在一边垂着头。博古夫人说：“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

子珍产后两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差一点丧命。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三架敌机在一片梯田尽头出现，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脸部看得见。子珍跟战友正在一条小径上歇气，猛然机关枪扫射下来，炸弹跟着落下，一时胳膊腿横飞，鲜血和脑液把土地搅成一滩滩红色的泥浆。

十多块弹片切进子珍的头上、背上，其中一块从背上划开一道大口子，一直划到右胳膊。她浑身浸透了鲜血。医生把伤口表面的弹片夹出，嵌得太深的只好留在里面。虽然用了白药止血，但血还是从不省人事的子珍的伤口里、鼻子里、嘴里淌出来。医生给她打了强心针，说她也许只能活两小时。连队负责人商量把她留在老百姓家。他们立刻给毛打电话，毛就在隔壁的村子里，他没有来看子珍，据说他“很累”。他只在电话里说不能把她留下，并派来他的医生，和两个担架夫抬子珍。直到第三天毛才来看妻子，那时子珍已苏醒过来，但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再往下的行军中，子珍实在忍受不住痛苦，哀求身边的同志给她一枪，让她死去。

 

两个月的向南，向南，没有一个目的地，红军队伍里人人都在问：我们上哪儿去？上层人物知道计划是进四川同张国焘会合，长远的战略方针是北上靠近苏联，但现在的行程却跟计划背道而驰。林彪大声抱怨：“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四月，林彪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毛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立刻北进与张国焘会师。连曾为私利支持毛不进四川的张闻天，也对毛非常生气。李德记道：“有一天，洛甫〔即张闻天〕突然跟我攀谈起来。我们通常很少打交道，可这一次他对我提起红军的危机，说这是遵义以来毛不计后果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为了红军不致全军覆没，“三人团”应该“让位给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

毛对他的同谋者变卦大为恼怒。有一次，他跟李德同行，提到张闻天的名字时他声音变得尖利。他说张“吓破了胆，在搞阴谋反对他”。但张闻天对毛不构成威胁，他已上了毛的船，要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毛同时尽量拉拢他，他知道张闻天喜欢年轻活泼的姑娘刘英，就提议把她调到张的身边，使他们得以朝夕相处。

四月中旬，红军进入中国西南角的云南省。毛下令停下来。但停下来得对付此地的土著苗族人，他们骁勇善战，长征初期已经给红军制造了无数麻烦，根据地是没法建立的。下一步怎么办？毛说还要“向东及向南”。但向东无路，国民党大军正压过来；向南死路一条，那边是法国殖民地越南。

毛的指示激怒了野战指挥员们。四月二十五日，接到命令的当天，林彪打电报给中央说“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彭德怀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毛再也拖不下去了。四月二十八日，他终于下令转道向四川行进。一踏上往北的道路，红军前面便是坦途一片，甚至还不乏有人暗中相助。当天红军就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等待着被“缴获”，车上装着二十份十万分之一的精细地图，外加大量土特产：茶叶、火腿、白药。显然，要么是蒋介石，要么是云南当局，用这种办法催促红军离开云南，快去四川。红军到达四川边界金沙江时，三个渡口城都敞开大门，毫无抵抗地接纳了红军，还献上食物、金钱。

渡金沙江花了整整七天七夜，船只在无人把守的渡口穿梭来往。蒋介石的军队待在附近不动。飞机在空中盘旋，只是侦察，不找麻烦。过来人的印象是苍蝇多得怕人，“太阳一出来总有好几十万，比飞机还讨厌”。

红军虽然进了四川，但为了避免与张国焘会师，毛不愿再往前走，要就地建立根据地。他派红军去围攻离江边不远的会理城。会理城易守难攻，既有护城河环绕，又有十五世纪的坚实城墙。本地军阀拼死命守城，把城墙外的房子一概烧掉，使红军攻城时失去掩护，又杀了几十个怀疑亲共的士兵，以防有人给红军作内线通风报信。蒋介石看看红军停下来了，就又开始轰炸。红军伤亡惨重，无医无药。毛是不管的，他从来没去看过伤兵。

红军的重大损失使将领们忍无可忍。林彪把毛带着红军走的这一大段弯路形象地比做“弓背”，说他们早该走弓弦。为了以中央的名义来压制这片反他的声浪，毛要张闻天召集会议。

会议于五月十二日在会理城外一问草棚里召开。毛寸土不让地捍卫自己的权力，发出阵阵暴怒之声。他用老办法给彭德怀扣帽子，说他“右倾”，说他挑动林彪夺权。林彪待要争辩，毛冲他大吼：“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林彪吼不过毛，只好不作声。彭的弱点是脸皮薄，不好意思为自己争夺权位，哪怕争夺得有道理。他也没法跟毛比赛扣帽子。

最重要的是毛有张闻天当枪使，张不敢不照毛说的办，虽然他于心不安。他后来说他“勉强”地按毛的意思作了结论，用“很厉害”的、“过火的”“机会主义大帽子”打击彭德怀和别的反毛的人。人们只有沉默。跟毛作对非同小可，又怕内讧分裂党和红军。结果毛仍然掌握军权。毛对差点取代他的彭德怀恨之入骨，会一开完就把彭的朋友、跟彭意见相同的黄克诚在干部会上狠批了一顿。黄知道“真正矛头是对着彭德怀的”，只是“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会理的仇，毛记了一辈子。

毛也很聪明地作了让步，收回了打会理的命令，明确同意“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毛躲避这一天躲了将近四个月，损失了三万红军。长征，也就长出来两千多公里。

毛仍然害怕与张国焘会师，深知一场恶斗必不可免。他马上着手准备这场权斗。首要的一步，是让他的地位得到莫斯科认可。由于电台联系没有恢复，五月底，毛派他信得过的陈云去苏联。陈云既是书记处书记，人又谨慎，与世无争，对毛乐于从命。在莫斯科，陈云的报告经过仔细推敲故意含糊其辞，给莫斯科造成印象：毛做领袖是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经大多数人推举的。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进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掹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着木板做桥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后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长征》（The Long March）一书封面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以后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中共政权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

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

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顺场。那里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①

① 一九四六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辞。有两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我们访问的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无伤亡吧。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 （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毛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步行过了泸定桥。他离张国焘只有三百公里了。在他跟张国焘的先头部队之间横着藏民散居的“大雪山”。尽管山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毛翻山的那个季节和那个地点并没有积雪，只是寒冷异常，刺骨的风吹着夹雪花的冻雨袭击着没有冬衣御寒的红军。筋疲力尽的官兵渴望减轻一点负担，把厚一点的衣服在山下热的地方都扔了，如今他们只好靠出发前喝辣椒水来抵抵寒气。翻越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严重减弱的身体无法与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拼搏，许多人就长眠在那里了。担架夫跟挑夫最苦，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再也站不起来。

毛泽东爬雪山没坐担架，是自己走过来的，拄着一根木棍，走得还比他年轻的警卫员轻松。

张国焘的人在山那边等着欢迎中央红军，预备了一大堆急需的物资：盐、茶、鞋袜、毛毯、手套等等。毛跟中共其他领导收到额外的食物、粗呢制服、驴马，毛的马是特别挑过的，性情温顺，还有个医生来给他当护士。一星期后，六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纵马三天，穿过峭壁森林，来到抚边村与毛等会台。中国两支最大的红军就此会师。

几天之后，七月四日，蒋介石的连襟、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拜访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拜访名目是谈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但临走时孔对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递信给斯大林：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释放我的儿子吧！苏联大使显然早有准备，当场回答道：“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但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跟蒋介石合作，暂时地保持了良好关系。战略要地四川如今由蒋全盘控制。中央军跟随毛入川之后，蒋本人马上在五月分再回重庆，在四川待了好几个月，着手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大省建成未来对日作战的基地。

毛泽东也在他的上升史上迈出了一大步。长征前他几乎被扔下，数月之间，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实际掌权人。虽然中央红军从四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一万，但没有关系：红军可以重建，可以壮大——只要有莫斯科的支援。而莫斯科只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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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长征之三：独霸连接莫斯科之路

1935年    41岁

当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进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于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进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里处于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着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里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着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怕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征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与民争食”。田里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后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里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后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后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进，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里，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后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后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进去。这里杳无人烟，吃住无着。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如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后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后，毛坐着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后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画：“草地看上去是一张诱人的绿被，但下面是杀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离开那狭窄的小径而踏上绿地，薄薄的一层便在脚下断裂，人被吸了下去……我们赶着当地的牛马，他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挂着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冻雨。没有屋子，没有树，眼睛望穿也望不见灌木丛。我们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这还是八月中呢！……赤痢、伤寒，又开始了它们的征服……”

李维汉回忆道：“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刘英说：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也开始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部队。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见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彷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只有一二十间屋子的小村落班佑过一夜，住进以犛牛屎为墙，以犛牛屎为屋顶的牛屎房，在犛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干衣裳，是不可思议的豪华，只有幸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华。仅林彪的一军团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军团人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毛泽东要张国焘的数万大军放弃平坦的大道，转兵前来经历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义，毛给张国焘打了一封封电报，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后发的电报里，毛谎称路不长，可供宿营的处所也多：“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

毛要张国焘把伤病员、辎重都统统带上！表面上他说这是使他们“免致抛弃”，实际上是让张的队伍加倍受苦。毛是以中央的名义下命令，张国焘只好服从，带着数万大军开进草地。一两天后，草地的滋味他就领教够了。九月二日，部队来到一条涨水的河前。他给毛发电报说：“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

第二天仍无法过河，他决定不再前进，电告毛：“（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张国焘打马回程了。

在这样的周折下，一个月过去了。寒冷的季节在高原来得格外早，张国焘做出了一个毛泽东想要他做的决定：停止北上等待来年春天。他电告毛：北进“时机已失”。他的部队中三分之二的人患了脚病，行走困难，再行军“减员将在半数以上”，而且“阿西以南彩病号尽需抛弃”。

张国焘推迟北上，毛抢先与莫斯科取得联系的意图可以实现了。

 

但问题来了：张国焘要毛所在的右路军也停止北进，南下跟他会合。张在九月八日命令右路军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所有部队南下。徐、陈决定服从张国焘。毛当然不可能南下，但他担心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会被带走，于是悄悄用一个谎言拉走了他们。在九月九日到十日的夜晚，他和张闻天对少数几个人说张国焘命令右路军负责人加害中央，因此他们必须连夜把部队带走。① 刘英记得她是在半夜被叫醒的。“‘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答〕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同时，毛派他信得过的叶剑英，带走负责通讯联系的二局，把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偷了出来。

① 那天晚上，这个谎撒得很含混，而且是对少数几个人说的。十八个月以后，毛才在较大范围内宣布说张国焘叫他的人“解决”中央。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毛着手清洗张国焘的时候。在那之前，尽管也有中央决议谴责张国焘“分裂红军”，这个指控并不在其中。毛张之间无数的电报也没提这件事。甚至毛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跟莫斯科恢复电台联系后给莫斯科的谴责张的电报也没提这事。一九三八年四月，毛向莫斯科报告开除张国焘出党，也没提这件事。这一切都证明，张国焘没有下令伤害毛。

在带领中央红军出走上，毛的关键同盟是彭德怀。不久前，彭才反对过毛的指挥；跟张国焘会师后，他也不是对拉拢他的张无动于衷。彭决定跟毛走，原因不仅是毛代表中央，还在于北上意味着打通苏联。彭很清楚，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九月十日清晨，徐、陈两位指挥官早上起来，大吃一惊地发现毛等人不见了，中央红军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接着营地外围的部队报告，毛一行人在后面放了警戒哨，端着枪准备向任何追兵开火。部队请示徐陈打不打？他们决定：红军不打红军。毛得以顺利离去。

队伍走了一阵子，看见红四方面军的宣传队在远处山坡上招手喊话：“同志们！不要跟高鼻子走！赶快回头呀！”高鼻子指李德，他也接到那个谎言，说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解决中央”。喊话使被偷偷带走的官兵第一次听说他们跟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红军分裂了。惶恐不安的情绪笼罩着部队。政治部立即派人到连队督促士兵们快走，怕动摇的人往回跑。

这时毛手下的部队不到八千。毛站在路边，默默地看着他们走过，计算兵力，观察情绪。他特意让彭德怀站在身旁，以示对他的支持。大多数红军战士，甚至高级军官，都难得离毛这样近。长征以来，这是毛第二次在部队前露面，第一次是在遵义群众大会上。

毛的下一步是让蒋介石不给他找麻烦。为此他得设法通知蒋，现在往北去的只是一支被严重削弱的小部队，内含中共中央。果不其然，出走后几个小时，国民党就知道了这些情况，知道有哪些部队跟毛走，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筋疲力尽。九月十一日，毛出走那天，蒋介石电告毛将通过的甘肃省的省主席：“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

张国焘显然认为这是毛有意透露给国民党的，第二天他给毛等发电报说：“兄等走后，次晨胡〔宗南〕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派〕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泄密使毛余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顺风。只在一个叫腊子口的山隘处有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虽然参与的人只有十来个，后来被吹嘘成“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大仗。如李德所记：“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截没有敌人。”中央军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在他们南边平行，目的是不让他们折回中国腹心地带。

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次日，在甘肃南部的俄界，毛宣布去陕北红区。毛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陕北，莫斯科在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电告他们要大力发展这块根据地。

 

甘南沿途是灿烂阳光下的金色谷穗，绿色草原上的柔顺绵羊，农夫荷锄徐行的田园风光。好客的当地人把红军迎进家里。官兵们多少个月来第一次洗到热水澡，刮了胡子理了发，吃着由羊、鸡、大蒜、花椒跟面条烙饼组成的美味佳肴。

为了不把当地人变成敌人，毛泽东发布了严格的命令，要“严整纪律”、“违者严处”。当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红军禁止杀猪吃猪肉，回民中的有钱人也不能当土豪打。

友善的结果是红军大量逃亡。国民党电报说岷县一地就有一千多红军战士自首。毛要政治保卫部门“注意收容落伍人员”。未来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回忆道：“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和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处理”是处决的委婉说法。黄又写道：一天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硬是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直到夜里十一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

最后这一个月的旅途是最轻松的，但毛丧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队、死于疾病与政保部门之手。到达陕北吴起镇时，部队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离开井冈山时数量相当。从外表看更凄惨。一位过来人说他们“在服装上破烂得不成样子。没有鞋袜，很多人用毡子包在脚上，有人还穿草鞋。”吴起镇已经是个很穷的地方了，但是当地人还都觉得中央红军“实在像一群叫花子”。

看似对毛更不利的是，张国焘在毛等出走以后，宣布另立中央。然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踏上陕北红区的土地时，他的心情远远不是失落沮丧。与张国焘相比，他与苏联的距离是“一步之遥”。莫斯科来人找中共非他莫属。用他后来的话说，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以胜利告终。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来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来了。他叫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他穿着羊皮袄化装成货郎，穿过戈壁滩跋涉而至，头脑里装着跟莫斯科联系的通讯密码，那是他经过反覆背诵而刻在脑子里的。张浩还带来一名苏联培训的报务员。不久，跟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重新建立起来，控制通讯的是毛。

张浩带来斯大林的话，红军可以通过外蒙古“接近苏联”接受军援。中共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打通苏联”——可以开始行动。

毛的使者陈云此时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产国际作了亲毛的汇报。十一月，苏联出版了经过仔细审改的陈云的报告，称毛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真理报》发表文章，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把毛描绘成好似契诃夫（Anton Chekhov）笔下的主人公，病体歪歪但意志坚强地奋斗。标题赫然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自中共成立以来，莫斯科首次正式认可毛为中共领袖。

长征结束当天，蒋介石约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是长征开始后蒋第一次见鲍大使。蒋提议跟苏联签订一个针对日本的秘密军事同盟。日本这时对中国的侵略又升了级，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苏联人对蒋说，要订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调整关系”。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中统”创始人陈立夫随即秘密跟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谈判与中共打交道的具体问题，用的词是与中共“合作”。

谈判中，陈立夫向苏联大使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儿子经国。陈立夫对我们说：“我给他讲：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弄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要扣住我们领袖的儿子呢？为什么不能放他回来呢？”陈立夫补充一句，说他这样做“没得到蒋公的同意”。看来作为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的知情人，他知道这交易绝对不能说是蒋要办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蒋经国不放。经国做人质迄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乌拉山的重机器厂中，爱情给这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黯淡生活带来了一束光明，他跟俄国姑娘、技术员方良（Faina Vakhreva）结了婚。十二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为了毛和中共，经国的人质生涯还得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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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刘志丹的命运

1935～1936年    41～42岁

长征后的未来十年里，毛泽东的“家”安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傍着黄河。这里是望不尽的黄土天地，单调而又悲壮的苍凉。流水切割成的沟壑像满脸皱纹，峡谷像锯齿般裂开，深长几百公尺。住宅多是依山挖进的窑洞。

全国剩下的唯一红区陕北，是刘志丹创立的。毛到达时，刘有五千人马，比毛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他是个英雄。但当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欢他剥夺教堂和富人的财产，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身上下都是反骨的密谋家”。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镰，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

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着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着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中共说他死在战场上，但他死的前后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

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

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长征时他负责看守红军的金银财宝。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自己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他〔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人。这样的死法太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裴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刘志丹死前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要他死是毛泽东的意思。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这意味着，刘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报告就是直接对毛。两天以后，毛任命刘志丹为他迄今一直被排斥在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等于刘获得全面平反，进入军事决策机构。这样刘死后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他手下的人不会愤怒造反。最后，十三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刘就被打死了。

刘志丹下葬的时候没让他的遗孀看遗体。她回忆说：“我要开棺看他一眼，周恩来副王席劝说道：‘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所以没看到。”七年以后终于让她开棺看了，但那时遗体已经腐烂。那一年毛泽东整饬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特别需要根据地的稳定，需要利用刘志丹的名字。他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亲笔题词，说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这三个人死了，潜在的对毛造反的本地领袖不复存在。后来，虽然陕北人有过一些小规模反抗，但都不足以威胁中共政权。毛泽东于是安全地在陕北住了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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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西安事变之始：张学良欲取蒋而代之

1935～1936年    41～42岁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长征完毕到达陕北时，他的目标除了生存就是打通苏联。蒋介石要的是把红军关在他划定的地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前东北“少帅”张学良。少帅的司令部在西安，与毛的驻地相距三百公里。

苏联对毛的武器援助可通过两个地方，一个是外蒙古，一个是新疆。少帅的三十万大军驻扎在通向这两个地方的路上。

少帅的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利奥纳多（Royal Leonard）。他描述少帅道：“我第一眼的印象是他像个扶轮社的总裁，胖胖圆圆的，生活优裕，风度轻松随便，讨人喜欢。五分钟不到我们就成了朋友。”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被炸死。① 父亲死后，张学良归顺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继续驻扎东北，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他率领二十万东北军退入关内。蒋介石给了他一系列重要职位，他也跟蒋和蒋夫人宋美龄关系亲密，蒋比他大十四岁，张说他把蒋当作父亲。

① 史书上说这是日本人干的事，但最近俄罗斯情报方面称，暗杀是斯大林下令、由后来杀死托洛茨基的爱廷贡（Naum Eitingon）组织的，然后弄得像日本人搞的一样。

但少帅不甘心久居人下。东北面积是法国和德国的总和，他曾是那里的最高统治者，不惯于听命令。中国当时想取代蒋介石的大有人在，都清楚成功取决于强邻苏联的支持，都在和苏联拉关系。一九三三年，已失去东北的少帅由于失去热河，被迫“引咎辞职”，去了欧洲。在那里他向苏联暗送秋波，竭力要去苏联。但看出他野心的苏联人拒绝他入境。斯大林不喜欢少帅。几年前少帅曾收复了苏联控制的中东路，斯大林大为恼怒，派兵入侵东北，跟他打了一仗。少帅也对法西斯主义相当倾心，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一家关系亲近。一九三五年八月，莫斯科通过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称少帅为“败类”、“卖国贼”。

张学良一朝被蒋委派为看守中共的“典狱长”，莫斯科对他态度大变。他值钱了。他可以使中共生存得好一些，更可以帮助中共打通苏联。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的报告可以看出，毛泽东到陕北几星期内，苏联外交官就开始跟少帅秘密来往。

那时张学良频频从西安飞上海、南京秘密去见苏联人。表面上，素有“花花公子”名声的他装作去会女朋友。利奥纳多回忆道，一天，少帅叫他“把飞机竖着飞，一支机翼贴近街上，从他朋友住的饭店窗前飞过。我们飞的地方离饭店正面只有十公尺，马达的轰轰声把窗户震得哗哗地响。”少帅的一个女朋友住在那里，这是表演给她看的。一九九三年，九十二岁的张学良对我们说：“我这个人，说起来你会笑，我在上海有个女朋友，那个时候，戴笠拼命侦察我的行动，他们都认为我找我女朋友去玩去了。实际上我是到上海谈判去了。”

据鲍大使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学良向苏联人表示，他决心跟中共建立反蒋同盟，与日本决战，他希望莫斯科支持他。反蒋就是要蒋介石下台；与日本决战，只有中国的最高统帅才能做到。这些话表明，张学良想取蒋而代之。

少帅也许真想与日本决战。这是斯大林求之不得的事，但蒋介石迄今为止不肯做。少帅是在向斯大林表态：我张学良来做。

蒋介石不是不想打日本。他的心态是自知打不赢，政策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推迟决战的时间。他完全可能希望日本掉头打宿敌苏联，放过中国，实行蒋介石版本的“以夷治夷”。

斯大林就怕这一点。他希望日本陷在中国，用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极力鼓动对日决战。但是，斯大林不信任少帅，尤其不相信少帅有能力统率全中国来打一场对日大战。一旦中国陷入内战，只会加速日本征服中国，对苏联更危险。

莫斯科没有直截了当拒绝张学良。相反地，它给张学良一个它在慎重考虑的假象，目的是利用张帮助中共。苏联外交官要张学良直接跟中共建立联系，让张学良感到，这是因为他们是驻南京使节，不便同他谈这样的事。少帅与中共之间的秘密会谈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首次开场。

 

苏联人只是拉住张学良，毛泽东却真想跟他建立同盟，拉蒋下台。依赖苏联的张学良替代蒋，对毛是理想的出路，中共一下子就会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毛甚至还可能幕后操纵张学良。毛指示谈判代表李克农向张学良表示支持他取代蒋介石：在“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倒蒋后成立新的政府和军队：“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毛叫李克农“暗示”：“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张学良〕担任。”毛还叫李表示：“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毛有什么能力给少帅军饷、械弹呢？这自然是暗示莫斯科支持少帅。

对这样一件大事，张学良希望跟莫斯科直接谈判。一月，他看到一直对他关闭的苏联大门打开了。宋庆龄与中共特科之间的联络员董健吾从上海来到张学良的西安总部。董告诉张学良，毛的儿子正秘密住在他家，现在有计划把他们送去苏联，请张学良派人护送他们去。

杨开慧在一九三○年被国民党枪杀后，她跟毛生的三个儿子被送往上海。最小的四岁的岸龙来后不久就病死了。岸英、岸青因为生活在秘密环境中，不能上学或在董家之外交朋友，身边充满压力与紧张关系。负责照顾他们的董的前妻对这两个男孩不能算好。孩子们有时候偷跑出去，在街头流浪。多年以后，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岸英情绪非常激动，对妻子说他当年曾过过这样的生活，在人行道上睡觉，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和烟头。

在这些年中，毛泽东对儿子们不闻不问。莫斯科如今决定把他们接来苏联，去专为外国共产党领袖子女办的学校上学。斯大林亲自过问毛的儿子来苏联一事，毛没什么意见。

张学良把这一建议，看作是苏联人同意跟他的人在莫斯科谈判。他立刻派一直代表他同苏联人打交道的李杜做使者，以护送毛的儿子的名义去苏联。这一行九人的整个行程安排全由他包了，不仅为莫斯科省了一大堆麻烦和一大笔旅费，还保障了毛的儿子一路的安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李杜带上毛的儿子、保姆等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海港马赛。莫斯科告诉少帅，他们可以在巴黎取得签证。少帅有所不知的是，莫斯科压根就无意让他的代表入境。

 

同月，广东、广西两省联手发动了一场战争，以抗日名义倒蒋。毛劝张学良抓住这个机会，跟红军联合，也像两广一样，分裂出去独立，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毛要把大西北从中国分出去，变成又一个外蒙古。他对中共政治局说：“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苏联人〕可以同你联盟”。

张学良不感兴趣。莫斯科也一样。六月下旬，中共跟莫斯科之间的电台联系在中断二十个月后重新建立起来。在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中，毛要求莫斯科支持西北独立，向莫斯科要“每月三百万美金的资助”。毛的计划递到斯大林手里，斯大林很不高兴。他需要能对日全面开战、拖住日本的中国，不要一个四分五裂、使日本有机可乘的中国。

毛的电报发出后不久，七月，两广的倒蒋战争失败。公众舆论激烈地反对任何分裂中国的举动。斯大林再次看到：蒋介石是唯一能团结全国抗日的人。八月十五日，莫斯科给中共发出具有转折意义的电报，命令中共停止把蒋介石当作敌人，跟蒋合作。电报说：“把蒋介石跟日本人同样看待是不正确的。你们必须努力停止红军跟蒋军之间的敌对行为”，“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斗争”。“一切服从于抗日事业” 。斯大林要中共支持蒋介石做中国领袖。

莫斯科命令中共马上跟蒋谈判合作，毛不得不接受。中共与蒋的代表在九月初开始谈判。蒋介石在长征一结束就同莫斯科谈起与中共改善关系。莫斯科要他直接跟中共谈，意在提高中共的地位。

张学良完全被蒙在鼓里，仍然以为莫斯科支持他取代蒋。当他对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说他“希望与中共的倒蒋抗日联盟会得到苏联的支持”时，大使跟他哼哼哈哈，助长他的幻觉。毛泽东呢，收到莫斯科八月十五日转折性的电报后，立即派叶剑英去长住西安，让少帅放心，不要因为中共跟蒋介石谈判就以为政策改变，中共和莫斯科扶张倒蒋政策不变。

 

斯大林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做领袖，一方面壮大红军。一九三六年九月初，苏联开始经外蒙古运军火给中共。毛的货单包括“飞机、大炮、炮弹、步枪、对空机关枪、浮桥等等”和苏联飞行员、炮手。共产国际十月十八日电告：“货物没有你们二号来电所要的那么多，没有飞机大炮。”尽管如此，苏军情报局管辖的“一家外国公司”“将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提供司机和汽油，来回两次给你们运货”，每次“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苏联准备供给中共的步枪数目与供给刚爆发内战的西班牙一样多。

十月，中国红军开始行动，要打到邻近外蒙边境的一个沙漠据点去接收苏联军火。这时毛在陕北的军队刚增加了两支队伍，一支是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年前毛巧施计谋迫使他们待在川藏高原过冬。病死、冻死、战死，八万大军折损了一半。①

① 据二○○五年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毛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对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说：遵义会议后，他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因为拥有数万大军的张国焘正前来吃掉他，但他保持冷静，转危为安，反而“歼灭了三万多”张国焘的部队。毛泽东的这番话也清楚地表明遵义会议后他为什么死活不进四川。

尽管张国焘的人马仍是毛的一倍，但他的“中央”已经垮台，他深知自己处在毛的刀俎之间。徐向前回忆说，张“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张国焘没有进监狱，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毛将再次削弱他的部队，然后收拾他。

另一支前来会师的是红二方面军，由“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率领，被蒋介石从湘鄂边界根据地赶到陕北。这块根据地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间也经过血腥的清洗，贺龙后来说：“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只在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到才活下来的”。“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幸存者回忆说，有的来不及杀，“用麻包装起来，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都变了颜色。”

三支红军会师后，毛有了八万人马，是他一年前的二十倍。但靠这支军队打到外蒙边境并非易事，国民党重兵挡在前面。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武器落到中共手中。十月二十二日，他飞来西安亲自督战。

张学良处在两难地位。他把蒋的作战计划偷偷告诉红军，也给红军现金和冬衣，但无法帮更多的忙，他不能不执行蒋的命令。一个星期不到，红军大部被国民党军队压回陕北根据地，“打通苏联”计划告吹。

毛紧急向莫斯科要钱，“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共产国际马上寄来五十五万美金，通过美国经宋庆龄转交。但这无法解决长期问题。吃的只有黑豆，天开始下雪了，士兵们还穿着破烂的单衣草鞋，窑洞也不够住。前方指挥员彭德怀住的是一个一公尺高、二公尺宽的牧羊人的土洞，在沙漠边上，外面狂风乱吹，飞沙一阵阵扑进来。就连毛本人也无法享受舒适。党中央搬到了小城保安，在那里他和怀孕的妻子住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窑洞里，洞顶往下滴水。有次一个警卫员推门进去，被大蝎子咬了一口。带着传染病的耗子到处乱窜，有的大得像猫，人睡觉时它们大大咧咧地坐在人胸脯上，长尾巴在脸上扫来扫去。

 

这时张学良看到了一个取代蒋的机会。眼下蒋介石在西安来来去去，张可以劫持蒋。蒋介石既成了他的阶下囚，他又拯救了中共，斯大林极可能会把筹码押到他身上。这是场赌博，但张学良肯赌。他曾对身边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张学良告诉毛的代表叶剑英他准备发动“苦跌打”，法文“政变”的音译。十月二十九日，叶剑英用隐讳的语言打电报给毛：“有主驻蒋说，”苏军情报局知情人季托夫（Aleksandr Titov）披露档案材料说：“叶剑英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讨论过捉蒋的问题。”那个月，叶离开西安回保安见毛，揣着少帅的“苦跌打”计划。

毛向莫斯科隐瞒了这一计划。他知道斯大林不会喜欢。斯大林现在比任何时间都需要蒋介石。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国跟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使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受敌的局面，日本正从外蒙古南边向苏联中亚地区移动。条约宣布的当天，斯大林紧急命令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严厉告诫中共放弃反蒋政策，拥护统一的中央政府：“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领导全民族的政府。赶快做出方案来！”

毛明知自己是在跟斯大林对着干，于是小心翼翼地与捉蒋行动保持距离。捉蒋前张学良打电报要叶剑英回西安：“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来址此。”毛留住叶剑英不放，一面对张学良称叶“已动身”。同时，毛怂恿张学良捉蒋，打电报表示中共跟蒋介石的谈判谈不出名堂，因为蒋要价太苛，“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毛给张学良的印象是，红军只可能跟少帅合作，莫斯科迟早会支持少帅。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再次到达西安。对自己的安全，他没有作任何特别的布置。他住在西安郊外的华清池，身边有几十个自己的卫兵，但大门跟院子都是张学良的人把守。少帅甚至还把他指派捉蒋的人带进去到处看一番，连蒋介石的卧室都看了。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蒋介石被劫持。他刚做完每天必做的早操，正穿衣服，听见枪声连续不断。张学良派了四百多人进攻他的住地，蒋的卫兵奋起抵抗，死伤枕藉。蒋跑进后山，最后在一个荆棘丛生的岩穴里被抓住，身上只穿着睡衣，鞋丢了，背受了伤。跟蒋一道越墙而逃的随从被打死。蒋介石能活下来，实在是很幸运。

捉蒋行动开始时，少帅给毛泽东发了份电报，告诉毛他已经动手了。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接着说他要“改组联合政府”。这两句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张学良要把蒋介石当反革命置于死地，自己在毛和莫斯科支持下坐上“联合政府”第一把交椅。捉蒋不是什么迫蒋抗日的“兵谏”，更有人认为这损害了抗日。胡适当时指出：捉蒋时，绥远抗战已经开始，“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这时把蒋介石抓起来，“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了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少帅本人直到死都坚持说他劫持蒋介石“动机纯洁”。

毛接到少帅电报时，笑呵呵地对秘书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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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西安事变之未：毛泽东杀蒋不成

1936年    42岁

捉蒋的消息传来，中共领导人群聚在毛的窑洞，大家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笑完后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除掉蒋介石。蒋一旦死去，中国就会出现权力真空，那就是莫斯科插手的绝好机会。

在他给共产国际的首批电报中，毛恳求莫斯科卷入：“请你们赞助我们”，“用大力援助中国”。他拐弯抹角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在共产党的辞典里，这就等于判死刑。毛很清楚他的目标跟斯大林有矛盾，所以装作他也是在捉蒋之后刚听说，向莫斯科保证中共“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背着莫斯科，毛想方设法地要张学良杀蒋。十二月十二日捉蒋后他立刻给少帅发电报说，对蒋“紧急时诛之为上”。同时他派在外交方面初露才华的周恩来去西安。周曾跟张学良谈判过，两人似乎一见如故。派周去的目的是说服张学良杀蒋，用周到西安后给毛的第一封电报中的话，就是对蒋“行最后手段”。

中共总部保安离西安三百公里，骑马要几天，毛请张学良派飞机到附近的延安接周恩来。延安这时在张学良手中，有一个飞机场。为了鼓动少帅尽快派飞机，十三日，毛暗示周恩来会带去莫斯科支持他的话：“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

但张学良这时需要的不是中共私下传话，而是莫斯科的公开支持。十四日，苏联的两大主要报纸《真理报》、《消息报》 （Izvestia）都在头版刊登文章，强烈谴责他，说他的政变是为日本服务，并且毫不含糊地支持蒋介石。劫持蒋两天之内，张学良就明白莫斯科欺骗了他，中共不守信用，他赌输了，他完了。

这一击沉重非常。少帅拒绝邀请周恩来，对毛要周去西安、请他派飞机接周的若干电报，一概置之不理。毛只得在十五日径直派了周去，一面电告少帅：“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延安〕。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

周到达延安时，不但没有飞机接他，连城门都关得死死的，他只好在严冬的城外过了一夜。这是张学良把他的一肚子火都发泄在周恩来身上。毛十七日不得不两次打电报给张学良：“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

这天的张学良已冷静下来打定了主意——放蒋。为此他需要中共的合作。中共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少帅周围一大群关键人物在中共掌握之下，没有他们的认可就放不了蒋，秘密离开会有生命危险。

少帅派利奥纳多驾飞机下午去接周。天下着雪，利奥纳多一看他接的是共产党人，傻了眼，不久前他的飞机还挨了他们的枪弹。他决定捉弄他们：“我有意专挑颠簸的气流飞。不时地，我转过头去看机舱里的那些共产党人，看到他们一手揪开黑长胡子，一手端着个罐子发吐，我心里直乐。”

张学良表面上好像一点事也没有，还跟周挺热络，顺着周说话。当周劝他杀蒋时，他也装作同意。周向毛报告说：“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

为了使这样一个前提成为事实，毛希望挑起南京与西安的内战。他设想派红军向南京方向出击，十五日，曾秘密要他的军事指挥官“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因为此举对红军来说无异于以卵击石，也没有把握能否挑起内战。十六日，南京对张学良宣战，派兵朝西安方向前进，还轰炸了西安城郊。这正中毛的下怀。他竭力劝张学良反击，打到南京去：“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此点祈考虑。”毛盼着大战会断了张学良的后路，使他不得不杀蒋。

 

就在毛积极运动杀蒋之际，斯大林决心要救蒋。十二月十三日，蒋被捉的第二天，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南京召见苏联代办，对他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斯大林着急了。

十四日午夜，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话响了，是斯大林打来的。斯大林问：“中国发生的事是不是你决定的？”季米特洛夫赶紧答道：“不是！那是给日本帮最大的忙。我们的政策还是既定政策。”斯大林接着提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呈交给他的一份准备发往中共的电报草稿，赞成杀蒋。斯大林阴沉地说：“这个王明是什么人？他是不是个搞破坏的？听说他想发电报去支持杀蒋。”

当时在共产国际机关里，没有不想杀蒋的，甚至斯大林的亲信、通常冷冰冰的曼努伊尔斯基也搓着手，激动地拥抱季米特洛夫的助手说：“我们的亲爱的朋友给抓起来了，哈哈！”

王明分辩说，那份电报草稿是根据前苏军情报局负责外国行动的阿图佐夫（Artur Artuzov）的建议写的。阿图佐夫被抓起来枪毙了。枪毙前他写了封血书申辩自己无辜，看管他的人冷冷地加上一句说：血“是鼻血”。斯大林放过了王明。季米特洛夫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是一再警告了中共，可中共还是跟张学良建立了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很难想像张学良干这样体铤而走险的事没有跟他们协调，他们很可能甚至参与其事。”这些话等于说毛称他事先不知情的电报都是假话，毛公然无视莫斯科的命令。

大概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开始怀疑毛泽东跟日本人有什么瓜葛。斯大林已经在怀疑、拷问几乎所有的苏联“中国通”。捉蒋四天之后，在押的一个人“供出”他被卷入托洛茨基派的阴谋，要挑起日本（跟德国）打苏联。毛的名字在他的口供里。毛被整了一大堆“黑材料”，随时可能用来指控他是日本奸细，外加“托派”。

季米特洛夫在十六日给毛拍了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谴责捉蒋，说这一行动“客观上只会有害于抗日统一战线，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电报重点是：“中共必须坚决采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事端的立场”。这就是命令中共帮助释放蒋介石，恢复蒋的全国领袖地位。

 

收到这封电报后，据宋庆龄说，毛“大发雷霆，跺脚咒骂”。他对付的办法是装作没收到莫斯科来电，对张学良和中共政治局都秘而不宣——连周恩来也没通报，因为周此时正在去西安劝张学良杀蒋的路上。① 毛继续努力要除掉蒋。

① 毛后来称莫斯科十六日的电报“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称他十八日要求莫斯科重发。这不可能是事实。中共核心的收发报员告诉我们，电报译不出会马上要求莫斯科重发，不可能等两天。更何况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十九日还对政治局说：“国际指示还未到。”

毛在跟莫斯科作危险的对抗。但对毛来说，除掉蒋以后给他开辟的天地值得冒这个风险。

其实，一旦知道没有莫斯科作后台，张学良立即决定他不能杀蒋，必须把蒋介石保护起来；他还得当蒋介石的人。他不可能再信任中共。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放蒋，而且跟蒋一块儿走，做蒋的阶下囚。这是他生存的唯一希望。否则他定会死在许多因他捉蒋而痛恨他的人手上。送蒋回去会得到蒋的好感，使蒋宽恕他。这又是一场赌博，这回他赌对了。蒋跟蒋的继承人软禁带保护了他半个多世纪，最后他获准离开了台湾，二○○一年以百岁高龄在夏威夷寿终正寝。

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谴责他政变的消息公开以后，张学良去见蒋介石，站在那里对着蒋默默地流眼泪，使蒋觉得他“若甚愧悔”。他半晌“无言自去”，以后又回来，对蒋说他已经体会到他的行为“轻率鲁莽”，他要“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蒋介石也很合作，南京政府十六日对西安宣战后，蒋马上派人带信出去，命令南京“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南京照办了。蒋介石明白，要获得自由，做样子的谈判是免不了的。他自己不便谈，南京表面上也做出决不同劫持者妥协的样子，但南京派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以私人身分来西安交涉。宋二十日到达西安，蒋夫人宋美龄两天后也来了。

二十日，莫斯科把它发给毛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又发了一遍。毛无法再装作没收到任何电报了，只得把电报转给周恩来，要他帮助“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毛的目标此时与斯大林同调了。他们要蒋“停止‘剿共’政策”，并且坚持要蒋见周恩来。蒋见周不是一件小事，等于政府承认中共是中国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必须剿灭的土匪。

二十三日，周恩来跟宋子文、张学良会谈。宋子文说中共的条件他个人没什么意见，他会向蒋介石转达。但是蒋介石拒绝见周。少帅非常焦急，蒋不见周，他们就走不了。蒋依然坚决拒绝。

莫斯科知道用什么作诱饵能让蒋见周。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夜，博古到了西安，带来莫斯科的话。圣诞那天，就是这句话使周恩来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卧室。这句话是：莫斯科将释放蒋经国。正是得知了斯大林这一承诺，蒋才同意了中共的条件，要周在他回南京后“直接去谈判”。

蒋、周的西安会晤是简短的，但“以中共换儿子”的交易，就此达成协议。国共内战结束了。

 

当天下午，蒋介石夫妇离开了西安。张学良跟他们同行，自愿飞去做阶下囚。蒋介石经过这一番磨难，声望如日中天。汽车开进南京时，民众报以热烈的夹道欢迎，鞭炮声响了一夜。他似乎是个赢家。但是输的前兆已经隐约可见。蒋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阻止毛的发展，他没料到，毛泽东是阻止不了的，斯大林是算不过的——小小的中共刚刚才被他本人提携成了主要在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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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陕北的新生活

1937～1938年    43～44岁

蒋介石获得自由不久，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为中共规划好了下一步的蓝图：放弃武力推翻南京政府的政策，停止没收土地，停止阶级斗争，承认南京为合法政府，置红区和红军于它管辖之下。毛接受了这一转变，把它作为权宜之计。中共向南京做出公开保证。一个历史新时期开始了。

经过谈判，中共最后得到一块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两百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在延安。边区由南京政府资助，蒋同时发军费给养给四万六千红军。

斯大林只是在对蒋介石的让步满意之后才释放蒋经国。三月三日，苏共政治局作出决定，装腔作势地说：“不反对蒋介石的儿子返回中国。”四月十九日，做人质十一年多的经国终于回到中国，与父亲团聚。离苏前，斯大林亲自给他“做工作”，季米特洛夫也一再威胁他。经国当面表现得很顺从，归程中给季米特洛夫发电报说：“您所有的指示都将圆满完成。”到了海参嵗，他被带去当地克格勃的办公处，在那里他最后一次对莫斯科表演忠诚：“我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送经国乘火车穿过漫长的西伯利亚的，是后来中共克格勃头子康生。几个星期前，康生刚把十四岁的岸英和十二岁的岸青从巴黎接到莫斯科。毛的儿子们在巴黎等了好几个月签证。因为苏联人不想发签证给护送他们的张学良使者，连带他们的也拖着没给。西安事变后，苏联宣布不给张学良使者签证，打发他回国。而毛的儿子在一九三七年初到达莫斯科。他们给爸爸写信，给他寄照片。毛很少回信。

 

与毛对儿子的冷漠感情相反，蒋介石为了尽快让经国回来，不断让步。他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任命带经国去苏联的邵力子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以纠正一向反共的报界和公众舆论。这个对莫斯科作的姿态，为中共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邵力子做中宣部长期间，苏联得到广泛热情的宣传，中共也显得和善可亲。邵批准出了本《毛泽东自传》，把毛表现成一个人性十足的好人，坚决抗日的爱国者。扉页上毛题词说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自传于十一月一日出版，风靡一时。就在这段时间，中共积极抗日的形象出世了，公众对中共的印象也变得好起来。

《毛泽东自传》大部分是美国记者斯诺在头年夏天对毛的访问记，毛一生仅此一次对人系统地谈自己的生平。根据这些谈话和对其他中共领导的采访，斯诺写了本《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全球为中共重塑形象，把它血淋淋的过去从人们脑子里抹去。

斯诺的访毛并非偶然。是毛叫上海地下党找一个可以为他做宣传的外国记者，再找一个医生。毛选中了斯诺，看中他是美国人，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周末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纽约先锋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写文章，也同情中共。斯诺七月来到红区，同行的是黎巴嫩裔美国籍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药箱里藏着共产国际的绝密文件。马海德留下来做毛的医生。斯诺住了三个月。

毛着实准备了一番，要求是“安全、保密、热闹，隆重”，政治局根据斯诺交来的问题单预备了答案。毛对斯诺讲的故事既有宝贵的讯息，也有大量的虚构，斯诺一概不加分析全盘接受。他称毛和中共领导“直率、坦白、直来直去不要花样” ，相信“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毛掩盖了中共跟莫斯科的关系，声称他倒喜欢跟美国友好，斯诺照本宣科，使许多人至今仍信以为真。

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他给那时尚在延安的妻子海伦（Helen Snow）信说：“别再给我寄更多的谁谁谁要改他们的话的要求来了……就这样，砍了这么多东西，书读起来快像海外奇谭了。”但斯诺对这个背景绝口不提，相反说毛“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斯诺的中译本还添枝加叶，说他称赞毛“真诚、老实”。

《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交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中文是中共组织翻译的，特别选了个灰色的书名《西行漫记》，使人觉得这是本客观中性的书。除了这本书跟《毛泽东自传》以外，斯诺的访问记还出了另一种单行本，也有个中性的题目：《毛泽东印象记》。

斯诺的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参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中共的复兴从这时开端。毛后来赞美斯诺，说他“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功不在斯诺之下的是中宣部长邵力子。蒋介石在将近一年之后解除邵的职务时，毛与中共的名誉已经被大大漂白了。

 

毛在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搬进延安，在这里他将一住十年。搬家那天，延安宏伟的城门洞开，庄严而沉默地容纳了一眼望不到尾的红军队伍。古城名字的意思是“延伸安宁”，城却由充满军旅气息的城墙围着，沿山而上。俯瞰延安城的还有一座千年九层宝塔，塔下依山建着大小庙宇跟佛像，好似从天外飞来。清凉山下是黄沙沉沉的延河。唐代诗圣杜甫据说曾来此欣赏过名产牡丹。

延安不仅见识过繁荣的文化活动，还曾是工商业要地。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在此勘探石油时，修了好些住宅，如今正好由红军接管。红军还占用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房产，其中有一座大教堂，不少中共的重要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许多当地人，特别是有钱人，闻“红”而逃，留下了几百幢空屋。毛选中了一所大而美的房子，位于城边凤凰村，进门迎面一堵气派的照壁。长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过上了舒适的日子。

毛喜欢舒适，住宅装有当地罕见的墙中地下暖气。他不喜欢睡炕，安了木板床。毛拥有好几所住房，虽然搬了几次家，住过的房子都保留着。一处在中共克格勃的大院枣园，有高墙围着，严密的警卫守着，是一个人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另一处更机密的住地在枣园后沟。重重叠叠的山峦深处，沿着山崖凹进去的地方，给毛修了一排窑洞，他可以坐汽车从加宽的小路一直开到门口。

跟他大多数住宅一样，毛在枣园后沟的房间有个后门，直通一条秘密地道，以备紧急时跑到山的另一边。毛也可以由秘密地道直接登上一座大礼堂的主席台，无需走出房门，减少暴露的危险。大礼堂和毛的窑洞都要走到跟前才看得见，但从这里却能把远近来人收入眼底。大礼堂由一个曾在意大利学建筑的人设计，看上去像个天主教堂。除了中共克格勃人员在这里开过几次会外，它从来没用过。毛要的是极端机密。

毛的助手师哲告诉我们：“我住在通往枣园后沟的那个口子上，我控制住，别人不能随便到那里去。”中共领导要见毛得“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他们很少去”。只有陕北本地的领导人高岗有时来，“我就把他挡住，挡了好几次。我说不行，不管你高岗，还是什么人，不能去。”偶尔进去的人，“只能一个人进去。带一个警卫员可以，但也不能走到毛泽东住的地方。中央警卫团专人带首长一个人进去。”

最公开、离当地人最近的住宅是杨家岭，背靠布满杨树、梨树、柏树的山坡。一家邻居为他洗衣缝补。厨师是自己的，加工米和面也不用当地人的磨子，那是“毛主席从安全角度考虑”，当地人说。

近十年了，毛泽东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么稳定安宁过。共产党的新形象吸引来一批批城市青年，忽然间，他身边有了些时髦漂亮的女孩子。毛按捺不住了，他对也喜欢追逐女人的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维持最多“四十天”。

 

最初让毛泽东看上的，是美丽的二十六岁女演员吴莉莉。吴一九三七年来到延安，立刻成了明星。她的雅致时装和风度使这个偏远小城大为倾倒，甩来甩去的披肩秀发更牵动着无数男人的心。中共妇女只有臃肿的棉袄可穿，甚至不少人剃了光头以避虱子。不久，用贺子珍的话说，毛就跟吴小姐上了床（斯诺夫人海伦称吴小姐为毛贺婚姻中的“第三者”。）

跟吴小姐关系亲密的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位呐喊疾呼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共产国际传令“孤立她”，也尽管她觉得毛“阴阳怪气”，“身体女气惡心”，毛仍然看在她是美国作家的份上跟她拉关系，让她做采访。毛把她写的访问记寄给斯诺，请斯诺“大为宣传”。

其貌不扬的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交际舞的热潮。据史沫特莱说，毛最初“出于傲气不愿意学跳舞。他没有什么音乐感。”（后来跟他跳过舞的女人也说毛跳舞像“在场上走圈子”。）但毛很快就热衷跳舞了，这有利于锻链身体，更是猎艳的大好机会。于是每个星期都组织舞会，或在露天，或在从前的教堂里。延安像发疯一样迷上了跳舞。

像许多长征女红军一样，贺子珍起先拒绝跳舞。斯诺的观察是：“身体这样紧贴着，在这些老党员看来简直是不知羞耻。”其实，她们是怕自己在那些城市姑娘面前献丑。不少人心里悄悄为这一乐趣强烈吸引，子珍后来爱上了跳舞，是个优美的舞伴。

但是对毛搞女人，子珍难以容忍。六月的一个晚间，史沬特莱听到子珍叫骂：“龟儿子，你胆敢跑来跟这个资产阶级臭婆娘睡觉！”史沫特莱跑去隔壁，看见子珍正用手电筒朝毛头上乱打，毛的警卫员在旁边不知所措。毛说他只是来跟吴小姐聊天的，子珍当然不信，转身冲向吴，抓脸扯头发，毛站在一边。子珍接着对史沫特莱喊：“帝国主义臭婆娘！都是你招来的，滚出去！”高头大马的史沫特莱朝她打去，把子珍打倒在地。子珍朝毛叫着：“你算个什么男人？什么丈夫？什么共产党员？你就看着帝国主义婊子打我？”毛叫警卫员把子珍抱起来，子珍把他也绊倒，最后三个警卫员把她硬抬走了，毛一言不发地跟在后边。

不久史沫特莱离去，吴小姐不仅离开延安，而且从整个关于毛的中共著述中消失。

毛还跟作家丁玲调情。丁玲虽然长得圆墩墩地像个男孩子，谈不上什么姿色，但她有才气，有性格。毛写了首赞美她的词，有这样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她常去看毛，跟他说说笑笑。有一次，毛问她：“丁玲，你看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毛接着要她报名单，由他封文武百宫。丁玲后来回忆道：“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 ”

毛的艳事终于使子珍忍无可忍了。他们结婚快十年，十年里，她容忍了毛对她的漠不关心。使她尤其痛苦的是，毛不但不心疼她，让她在艰难的环境里不断怀孕生产，反倒开玩笑说她生孩子像母鸡下蛋一样容易。她也气愤毛对孩子早殇或送人都无所谓。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女儿娇娇，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出生，生在蝎子、耗子乱爬的窑洞里。不到一年，她又怀孕了，这使她万分苦恼。反覆怀孕生产损害了她的健康，却又没有带来家庭生活的乐趣。毛让她做出这些牺牲，自己却半公开地跟别的女人胡搞。子珍曾有过的离开毛的念头，此时在她心里再次萌发。

中共在延安安顿下来后，受伤的高级干部有机会去苏联治疗。子珍以取出体内弹片为名，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前往苏联。她把一岁的女儿娇娇留在延安。

到莫斯科时正值严冬。子珍一行马上被警告不要跟从前认识的人来往，莫斯科正在大清洗的浪潮中，一批批中国人被捕。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的寒冷世界里，子珍生下一个男孩，她给他取了个俄国名字叫柳瓦。六个月后，孩子得肺炎死了。子珍悲痛欲绝，经常坐在埋葬这个小生命的土丘前的长凳上，久久地流着眼泪，低低地喊着他的名字。

孩子出世时，她写信给毛，说她生了个男孩，长得就像他。毛没有回信。孩子死了，毛也没有反应。一九三九年夏天，他们分离快两年了，一天，子珍跟不会说俄文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例行的读报。有篇文章是苏联电影导演卡门（Roman Karmen）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忽然，子珍听见读报员读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月光在窑洞外送行。“毛的夫人”，这短短几个字，宛如一声霹雳，使子珍心里翻江倒海。随后几天，同室人发现她整夜翻来覆去，她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更是彻夜不寐。不久，她收到毛的一封短信，信里是几句大道理：“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然后一句简单生硬的官话结束了他们十年的婚姻：“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毛已经再婚，不希望子珍回国。这年，当同子珍一块来苏联的朋友回国时，延安特别发电报命令把子珍留在苏联。这样一来，子珍走时留在延安的女儿娇娇依旧没有母亲，毛也不管她。娇娇在保育院里长大，其他孩子傍晚都有爸爸妈妈来接，但没有人来接她。娇娇记得还有个小男孩也没有人接，每次都大哭：“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回家！”娇娇不懂这个男孩在叫什么，她没有爸爸妈妈和家的概念。长大以后，她一次对朋友平静但又不无哀伤地说：“那时，我是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四岁那年娇娇被送到母亲身边。重逢时，子珍紧紧搂着女儿，眼泪在微笑里像泉水在阳光下一样闪亮。娇娇非常快乐，对妈妈的打扮她也感到新奇：子珍烫着一头卷发，穿着裙子和高跟皮鞋。娇娇在延安看见的阿姨们，穿的部是灰暗松垮的裤子，土气的布鞋。娇娇所不知的是，她的妈妈已经是身心交瘁。以后几年中，子珍精神逐渐崩溃，一腔怒气常常发泄在娇娇头上，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听见娇娇挨打的哭喊声。子珍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把她从屋子里拖走塞进汽车时，子珍撕心裂肺地嚎叫，吓得七岁的娇娇逃出去躲进树林里藏起来。娇娇长成一个内向沉默的姑娘。

 

一九三七年夏天，子珍还没有到苏联时，毛就跟江青搞上了。江青是从上海来的年轻女演员。在延安，她能把共产党单调灰暗的制服也穿出味道来，皮带箍在苗条的腰上，军帽略歪着，露出半额光滑浓密的黑发。她的体态柔软依人，声音娇滴滴的，有时不免让人觉得做作。她浑身上下都是女人味。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父亲是个客栈老板，母亲是他的妾。母亲由女儿任性长大，让她放了缠过的脚。江青从小性格倔强暴烈，爸爸经常酗酒打妈妈，她就帮妈妈去死命拉住爸爸的手脚，或者咬他的胳膊。就在一次这样的混战中，她失去了半颗门牙。她小时候的同学记得她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她从家里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里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于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当然，她也还有左倾的一面，来延安前就已是共产党员。

江青很懂得吸引男人的注意。毛泽东演讲时她坐在前排，眼睛睁得大大的，问些天真可爱的问题。一天，堪称戏迷的毛来看她主演的京剧，戏后他到后台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肩上。第二天她去还大衣，就在那里过了夜。

他们出双入对在人前露面了，闹得延安满城风雨。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绯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尚且难以容忍江青，清教徒式的延安就更是不知所措了。人们同情子珍。刘少奇那时的妻子谢飞，曾跟子珍一道长征，回忆说：“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人公开写信〔给毛〕，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并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对党组织来说，江青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她进过国民党的监狱，写了“认罪书”出狱。在共产党眼里这算叛党。人们还说她在监狱里为特务唱戏助酒，有的说她跟特务睡觉。上海等地区的地下党给延安发电报，正式提出“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张闻天综合意见给毛写了封信，说跟江青结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接到信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他摆婚宴两席，张闻天不在宾客之列。

毛让康生出面为江青担保。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得力助手，中共克格勃头子。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康生以他的一身黑装，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黑帽子、黑马皮靴，骑的马是黑的，还爱抱着一条黑拘。那时延安不兴养宠物，康生大约是唯一的例外。康生有凭据表明江青确实在国民党监狱里干了那些事，但他顺着毛的意思给了江一个“组织结论”，说她“历史上清白，政治无问题”。其实，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对周恩来讲，他早就知道江青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毫不在乎，他要她，这就够了。

毛的第四任夫人江青后来以她的劣行举世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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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1937～1938年    43～44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一·二八”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华记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八月十三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十八、九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里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那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三十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借口在这里开战。七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后，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的征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覆是：在有这些征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① 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

① 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

十五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

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十八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十九日继续进攻。二十二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进来后，下定决心大打。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被投进战场，四十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三十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四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 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Vasili Chuikov）。在往后的四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①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九年底，两千多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执行战斗任务，击毁一千来架日本飞机，甚至轰炸了日本占领的台湾。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éon 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

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一九四九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八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结束时是三比一。

 

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

在西北的四万六千红军编成“八路军”三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八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线挺进。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后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一九四一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衷抗日。“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仗。林彪三年后报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里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十一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后方的根据地成立了，叫晋察冀，有一千二百万人口，远多于陕甘宁。后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分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

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三十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里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十八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实，毛并没有坐在那里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移至山西东南。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进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里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三月三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抗战胜利后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太刺激国民党。

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于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干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V. V. Andrianov）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三百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差不多美金四千万。① 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应当“不是三个师而是三十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称日本人不经打，比国民党还容易打。

① 王明还在莫斯科时，对共产国际说毛“不断给我打电报说他们急需钱，要你们继续每月寄钱”。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里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在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动的苏联高级间谍马尼科夫（Boris Melnikov）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Osip Piatnitsky），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后来都被枪毙。

毛的前途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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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1937～1940年    43～46岁

毛泽东的危机没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就是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逃离延安，不为别的，只为想把毛推下台。

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孤军在沙漠里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后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二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烟，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

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予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

“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进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后前往武汉，去找在那里的王明、周恩来、博古。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毛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可以肯定，张国焘力主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是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但王明正踌躇满志，察觉不到毛其实只是外表服从。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后，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着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里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他的回忆录千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后，他逃离大陆，后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进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里，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

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毛正好名正言顺马上将他开除出党，并在他的旧部面前把他搞臭。据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驻在陕北边上的忠实于张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少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全部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二百余人”。

经过两个月的考虑，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开除张国焘。这时，斯大林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继续存档，十年后斯大林还会来翻阅它们。但眼下，毛泽东被“解放”了。

毛一得知这些消息，立即着手对付他的下一个政敌王明。

 

毛此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两年前，跟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刚恢复，毛就三番五次给莫斯科打电报，要王稼祥去苏联治伤，实际上是借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后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张国焘被扳倒，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威胁，巩固了地位——也改变了中共的抗战政策。

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日军进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王稼祥打电报威胁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着就把在“七大”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分，从王明那里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开。主席台上的列宁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作为对王稼祥的报酬，毛给了他一连串的要职，包括军委副主席。毛还为这个三十二岁的单身汉作媒，女方是三分颜色七分娇媚的医科毕业生，其父是毛早年的朋友。毛在给张闻天当了月老之后，又再抛红绳，拴住又一个有用的人。毛喜欢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别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

打倒王明的进程开始了。由于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技重施，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后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移到重庆，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也受到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为了拖时间，毛叫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两个大致相同的发言，一个在政治局，一个在全会上。他自己的政治报告拖了两个星期才作，这两个星期中与会者就在那里混时间。毛终于作报告了，内容既长，他上午又要睡觉，报告一作就是三天。

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后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王明那时人根本就不在苏区。

同时，毛着手改变中共的抗战政策。当时日本侵略军后方不仅有中共的队伍，而且也有国民党军队，同中共争夺地盘。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国民党，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在王明等人离开之前，毛满口赞同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报告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 ，“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 ，“拿每一支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①

① “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这句话跟他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中国成立时宣告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几乎一样。看来，照毛的话，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来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国，用毛的话来说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

王明等人一转背，毛就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这是毛在抗战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蒋介石依然是头号敌人，抗战中可以打内战。这是中共抗战政策改变的转折点。

 

毛泽东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负责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刘曾去过苏俄两次，一九二一年见到列宁，还跟列宁的亲密朋友拉丽莎·瑞丝娜（Laisa Reysner）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刘是个有远见的人，明白毛的主张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会开完，毛就派他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控制项英率领的新四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此时也看出，中共如果要发展，要在占领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国民党开战不行。彭德怀站到了毛这一边。总指挥朱德也赞同毛的战略。

毛还有个得力帮手是康生。在苏联时，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紧跟王明著称，刚到延安时还带头呼口号：“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但他很快看出毛泽东的厉害远在王明之上，转而投靠毛。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头子，自己的警卫员也由他一手挑选。正是康生为江青担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评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间，这是一条有力的纽带。

延安成了软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回来，任命他为统战部部长。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时常独自在延安街头踱步，低着头，不发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带着几分惆怅。

毛不敢公开谴责他，因为他同莫斯科的关系很深。对一般干部来说，王明仍是中央领导。许多人对他有好感，记得他“演说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态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说天分，擅长在众目以外的少数人中运筹帷幄搞阴谋。他跟王明的明争暗斗还远没了结。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中共的壮大得益于毛。但毛还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隐瞒了跟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只是在火并严重到无法掩饰时才向莫斯科报告，辩解说全是出于自卫，因为国民党一心要把共产党消灭光。

毛知道怎样取悦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到延安来拍电影，一进毛的门就看见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摊开放在书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特别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会上他为斯大林祝酒，说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个地方：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在窑洞门口为卡门送别时，毛特地问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后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卡门果真在文章里写道：“毛谈到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是多么充满感情啊！”

毛总是确保在莫斯科有人为他说话。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后有任弼时。六届六中全会后，他加派使者，第一个是林彪，一九三八年底到苏联去治疗枪伤。林彪受伤是因为他穿着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国民党军队把他当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带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会文件，向苏联人保证，毛是“中共可靠的，有决断力的，有原则的领袖”。毛没算准的是，林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林还说了别的人的坏话，说周恩来是“骗子”，朱德是“旧警察”，“不是自己人”。

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泽民也到苏联来“治病”，可苏联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他的任务主要是打击王明，报告莫斯科说王明是个“坏人”，干的坏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张红军的实力。这等于犯了欺君之罪。报告还说博古是“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 ，跟早期湖南共产党领导人李维汉二人都有“重大罪行”，应当排斥在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来，九月十四日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胳膊，没接好，现在来做手术。周这时刚彻底完成了他的忠诚转移，成了毛的忠实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强调毛的重要性，说中共中央认为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他向莫斯科保证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战高于一切”，仍然致力于统一战线。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发展：党员是抗战开始时的七倍，有四十九万八千人，军队和地盘都大大扩展。他还夸张地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两千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来同行到莫斯科。毛对他不放心，先下手为强，由泽民报告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反革命的”。李德认为这是毛要置他于死地。他把周恩来叫作他的“主审官”，因为周恩来火上加油，称这个从前的亲密同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毛泽东爱说他的政敌“告洋状”，但他们中还没有谁像毛告他们那样向莫斯科告过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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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1939～1940年    45～46岁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对斯大林与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勾搭切齿痛恨的中国人中有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陈因观点独立被中共开除，在国民党监狱里坐过几年牢。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余，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除了指中共的利益，还有什么呢？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① 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治者。

① 毛关于波兰模式跟苏日条约的这段谈话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中苏公开分歧的一九六○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里，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 ，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后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着我们的同志”，“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①

① 据现有资料，中共没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进攻国民党军队。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里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后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后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干预。

然而，朱德走后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进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后的岁月里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进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进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里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于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怕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移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进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于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于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这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请希特勒帮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战争。莫洛托夫的议程写道：“讨论在中国（蒋介石的中国）实现光荣和平的必要。为了实现这一和平，苏联准备同德国、意大利一道做调解人（满洲国归日本）”。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日本无意与苏联分享中国。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说了等于没说。日本考虑“承认、接受西北三省（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但有个条件，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只给陕甘宁对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够，中共已拥有的地盘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无法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本仍然可能掉过头来进攻苏联，斯大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泽东也就不能打全面内战。刚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问斯大林为什么派他去“帮蒋介石，而不是帮中国红军”。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宫命令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进攻你，你必须全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这份命令带给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蒋介石放第一枪，他就可以动手。问题是蒋介石坚决不肯开火。新四军北移的期限来了又去，蒋介石没有动武。毛得出结论：蒋“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制造一种局势，使蒋介石的手不得不扣动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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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1940～1941年    46～47岁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① 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① 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态度，毛事先已预料到了，为此他非常沮丧。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在苏联的儿子们写了封异乎寻常的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覆，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一向给儿子的信像便条似的，这封信是罕见地长，罕见地亲切，带着伤感。而且，毛居然要他的儿子少谈政治！看得出来他的灰心失望，筋疲力竭。

 

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他拿走项英身上的金条财物，后来投向国民党。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无奈之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说，要想苏联继续提供军火，他就得这样办。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蒋愤怒得难以自制：蒋“非常神经质地接受了我的声明。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他才听见。”

压力还来自美国。蒋要摆脱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只有靠美国。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国内战。对中共，美国完全没有影响力，罗斯福便把压力都加在蒋介石头上，警告蒋要援助就不要打内战，不管是谁发动的都不行。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准备给中国的五千万美金贷款压下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一月二十五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驼峰”开航，美国军事援助由希望变成现实。美国人的态度对蒋至关紧要。

罗斯福总统关于中国的消息大多来自一批非官方人士，包括斯诺，主要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Evans Carlson）。卡尔逊对中共充满天真的幻想，而罗斯福把他的报告囫圃吞下，并转发给相关人士过目。其中一位告诉总统，斯诺的书证实了卡尔逊的看法，也就是说报告是可靠的。皖南事变时卡尔逊正在重庆，他奔回华盛顿去亲口向罗斯福报告中共方面的说法。

英国没有援助可给，但是蒋介石崇尚英美，英国的压力对他也就不无分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讨厌蒋介石，认为他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对英国在华利益是个威胁。英国大使科尔（Clark Kerr）直言不讳地对蒋说，要是打起内战来英国不会支持蒋，管它是谁挑起的。皖南事变时他给伦敦的汇报强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开说，所有国民党人加起来也抵不过周恩来一个人。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千余人。三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重庆，这架机器的合奏指挥是周恩来，毛设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的这位配合者迷惑了无数西方人。美国记者马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是在这时认识周恩来的，她马上拜倒在周的魅力下。她对我们说，当年要是周召唤她，她会追随周到天涯海角。她的丈夫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倒是把周看得很准：“共产党的观点是什么他就卖什么，而且卖得不错。”

在周指导下，中共在香港对付外国人的情报人员给斯诺提供了大量中共方面的说法，斯诺都发表在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上，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最近冲突的第一篇可靠的报导……”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着想，中共当然要想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拼命给人假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海明威的名望使他的这些见解一旦曝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这些见解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六五年才见天日。一九四一年，在罗斯福助理居里的劝说下，海明威没有把这些见解公之于世。居里的理由是：“我们的政策是不要他们打内战。”

居里是白宫主要经济助理，在皖南事变后访问中国。美国截获苏联情报的档案表明他总在帮苏联的忙，有人说他是苏联间谍。最近一份权威研究下结论，说他是个“容易受人利用的同情者”，不是间谍而是苏联在白宫的“朋友”。这位朋友的中国之行极尽为中共服务之能事。比方，他对蒋介石说他除了带来罗斯福的书面信件以外，还带来总统口信，口信是这样开头的：“在一万英里外的美国，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我们那里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喜欢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对妇女的态度、对日本的态度。”居里叫蒋介石不要把口信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也不要告诉美国大使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

在给罗斯福的报告里，居里大讲蒋介石的坏话，粉饰中共，说“中共是唯一受大众拥护的党”，说这是它扩展的原因。对皖南事变，他把中共的说法照本宣科。

由于居里从中作梗，蒋介石未能建立一条直达罗斯福的通路。蒋介石请居里转告罗斯福，给他派个能够在他与总统之间“毫无隔阂地传达意见”的政治顾问，使他能“与总统直接联系”。蒋中意的人选是美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一个对共产主义没有幻想的人。居里当场一口否决这个人选，以后也没有向罗斯福汇报。他回美国后给蒋介石找了个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此人连罗斯福的面部没见过，更不用说符合蒋的要求了。结果，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联络掌握在居里手中。

迫于一系列国际上的压力，皖南事变后，蒋在一月二十九日叫他的驻苏联大使请克里姆林宫调停，也就是说让苏联人出价，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苏联人要蒋介石让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中共夺取的别的地盘也都照样不动，蒋介石一一答应。毛不无得意地对中共将领说：“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毛已经使用“造反”，这样的字眼儿了，好像蒋介石已经在野，他已经坐拥江山了。

英美政府在束缚蒋介石手脚上起的作用，毛泽东相当迟缓地才意识到。虽然他老早就看出斯诺这样的记者对他的用处，但对英美政府他向来是极端敌视。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他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最黑暗莫过如此。”

英、美影响中国，在毛看来远比日本占领糟糕得多。但突然，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十一月六日写信给周恩来说：“江〔三日〕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周恩来显然给了毛什么情报使毛豁然开朗，原来英、美政府对他很有用处。从这时起，周花巨大精力在西方官员中做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官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周恩来的魅力攻势也越来越炉火纯青。

 

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条约使日本得以放手进攻东南亚，袭击珍珠港，但用毛的话说：“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苏、日没有瓜分中国，中国没有当上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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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

1941～1945年    47～51岁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入侵苏联。这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同小可。苏联是他的资助人、他的希望，一个被削弱的、自顾不暇的苏联显然不能对他像以往那样帮助了。多少天来，毛都睡不着觉。①

① 毛事先就知道相当准确的德国入侵时间，也通报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写道：“德国将袭击苏联……日期——一九四一·六·二十一 ！〔粗黑体为原文〕”这是季米特洛夫唯一记载的警告。情报是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等获取的。德国二十二日果然入侵苏联，克里姆林宫感谢了中共。

首先，如果他跟国民党真的大打起来而又打不赢的话，毛不能指望苏联出马帮他。他马上命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

对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触犯。德国入侵以后，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要中共牵制日本，保证在日本侵苏时帮苏联打日本。莫斯科来电问毛：如果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为了鼓励毛行动，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发电报说，这就陆续寄一百万美金来。两天后，共产国际要中共订出“具体步骤”。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日本打苏联他们应该行动。一向谨慎的刘少奇给毛打电报说：要是日本向苏联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反攻，以牵制日本。毛认为日本一定会打苏联：“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但即使如此，中共军队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给刘覆电：“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让苏联人自己去打：“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他对八路军负责人彭德怀说，任何与苏军的作战配合，都只能“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对部队他一再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日本人〕”。

不久以前，毛还在对莫斯科说他的军队如何强大，光八路军就有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九十九人。可现在毛对莫斯科申辩说他的部队太弱，不能打仗：“人力物力都缺，根据地在缩小，弹药快没了一一形势日益困难。”莫斯科不能指望他，“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斯大林亲自给毛打过几次电报要他牵制日本人，其中一次是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战前夕，几次毛都婉言拒绝。这激怒了莫斯科。更使苏联人怒不可遏的是毛建议他们诱敌深入，退到乌拉山脉去打游击。有人说毛拒绝帮忙是认为苏联快不行了，崔可夫将军甚至说毛想利用希特勒的进攻取代苏联。有流言说毛曾说：“斯大林打不过希特勒”，“二十四年的社会主义拼不赢八年的法西斯主义。”

多年后，有人问莫洛托夫：“我们明知毛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还要帮助他？”莫洛托夫嗫嚅道：“是的，是这样，是这样。我知道这不好解释，但你不能这样看问题。”“我们看去是像傻瓜，但我们不是傻瓜。”

斯大林和毛泽东彼此是了解的，他们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使他们不时发生冲突，但共同的长远利益把他们连在一起。不管斯大林对毛多么恼怒，他从来没停止过跟毛打交道。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万党员。九成以上是抗战以后加入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年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志愿从国民党管辖的城市来到中共根据地。这批年轻的志愿者对毛特别重要。长征老干部和根据地农村入党的人大多是文盲，而他们教育程度比较高，毛未来的政权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党，这批热血青年首当其冲。

这些人之所以志愿参加中共，是因为在抗战开始后年轻的知识分子显著向左转。苏联那时是中国的主要、甚至仅有的同盟，向中国提供抗日的军火物资。爱屋及乌，人们也就认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

对国民党的失望弥漫在很多人心中。掌权多年。国民党没能铲除中国大地比比皆是的贫困和不公正。中共在长征前制造的惨剧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忘了，要么不相信，归结于国民党的宣传。也有人以为中共改变了政策，就像它许诺的那样。抗战初期，中共的行为也让人觉得它真是变了，不少外国人，甚至传教士，都这么相信。邵力子主持国民党中宣部期间，为中共改头换面出了大力。斯诺书的影响就更不用说。

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进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全城”。

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人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着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着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特权体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和战俘，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有权过性生活：最高领导野阪参三。一位当时的战俘对我们说：“毛泽东希望他过得心情愉快，所以给他找了个女同志作他的伴侣。我们没提意见，没公开提意见。大家是有意见，只是藏在心里。”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农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他们不说“回家去”，而是编造一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

“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

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

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

“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

“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就是这批人毛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唯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毛泽东允许墙报存在，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园地。对毛来说，它的好处是读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风吹雨打，撕去覆盖，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一九四二年，拿王实味开刀后，毛杀鸡儆猴，要年轻的志愿者们参加一场场批判王实味的会。但毛发现他们没有被吓住。王实味毕竟跟托洛茨基主义有些瓜葛，而这些青年人很多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延安刚开始批托洛茨基时，为了帮助人们记住这个俄国名字，康生说：“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

“托派”这顶帽子对年轻志愿者们没有恫吓力，毛和康生另辟蹊径。那年冬天，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借口，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千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志愿者们被逼着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进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①

① 处死后有的尸体还派了用场。师哲写到参观一所医院，看见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余岁的男尸。医院护士长告诉他：“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进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着被揪上台去，逼着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进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怕。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一九四四年初，苏联在对德战场上进行大反攻，有望参与对日战争。打败了日本，苏联就会帮毛打蒋介石夺江山了。到那时，毛将需要大批干部。延安整风开始降温。

中共情报机关此时着手甄别，看山一样高的口供材料中，会有多少事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特务。这个过程很缓慢，饱受磨难的人们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里。有一点情报机关从一开头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务嫌疑者不到志愿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据地此时开始“抓特务”。毛要这些地区负责人从头做起，把刑讯、坦白大会等一一过一遍。毛把情报机关关于特务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计放大十倍，变成百分之十，声称延安“清出大批特务”。

又一年过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确切得知苏联将参与对日战争，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

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加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在整风中，毛命令每个党员填“社会关系表”，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于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档案，毛从此掌握了国民党可能渗透中共的几乎每一管道，并且着手堵死这些管道。在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里，国民党像一面筛子任共产党渗透，而共产党却是钻不进的铁板一块。

整风的过程，就是准备全面内战的过程。当初年轻志愿者们参加中共，为的是抗日，不少人并不恨蒋。如毛所说：很多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王恩茂的日记记载：“老干部抗战后减弱了阶级仇恨，新干部对于蒋介石都有极大幻想”。蒋介石当时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他与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使美、英放弃了在华特权（除香港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就连毛也不得不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还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跟美、英、苏并列，做了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风抹黑蒋介石，成功地制造了对蒋介石的仇恨。抓特务是抓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所谓“日本特务”也说是为蒋介石服务的。毛就这样为打蒋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这期间，新疆发生了一件事。一九四二年，新疆统治者盛世才怀疑苏联和中共阴谋暗杀他，跟苏联翻了脸。苏军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员，包括毛唯一活着的弟弟泽民，都面临生命危险。他们再三请求延安让他们离开，毛令他们继续留下。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泽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党员、家属关了起来，其中有泽民的妻子和儿子毛远新，还有毛的干女儿（也是未来的媳妇）刘思齐。

因为盛世才现在听命于蒋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释放他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二月十日集体给周恩来打电报要他同蒋交涉。可是，毛紧接着在二月十二日单独给周发了一封电报，列出同国民党交涉的具体内容，只字不提释放新疆被捕者。于是，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的一系列会见、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林彪那时跟周恩来一道在重庆。六月十六日，他比周恩来先一步到苏联大使馆去跟潘友新大使开会。他告诉潘友新，周恩来根据毛的指示，没有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事。周恩来到后，潘友新问他，周说他在三个月前就给蒋介石写了信，但一直没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报告说：周说这番话时，林彪“坐在那儿，头深深地垂着”，周显然在撒谎。事实上，周和林几天前（六月七日）刚跟蒋介石会了面，蒋介石十分友好，但周恩来只字未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为什么毛指示周恩来不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会不会是他有意促成一次类似皖南事变那样的大屠杀，以激起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仇恨？

毛泽民和两个中共高干在九月二十七日以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处决。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后来经蒋介石批准释放，返回延安。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新疆一百三十一人叛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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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给王明下毒

1941～1945年    47～51岁

在延安整风中，毛的另一个目标是叫整个中共领导层匍匐称臣，使他永远不再需要莫斯科的认可。

德国入侵苏联不久的一九四一年秋，毛召开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要所有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引起过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谴责自已，唱他的颂歌。大多数人，如张闻天、博古，都乖乖照办。① 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只有一个人拒绝从命，他就是王明。

① 博古在一九四六年死于飞机失事。

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过着小媳妇的日子。十月，他有幸看见季米特洛夫给毛的电报，里面问了十五个严厉的问题，包括：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以阻止日本与德国夹攻苏联？手上有了莫斯科对毛不满的证据，王明胆子壮了，抓住这个机会打算东山再起。政治局会议上，他拒绝表态说毛一贯正确，反而批评毛的抗日政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在党的大会上辩论，说他决心与毛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毛本来计划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态臣服后，召开已延迟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顺地当党的领袖。毛做事实上的中共领袖已近七年，但一直还没有正式头衔。王明这么一闹，毛的如意算盘便散了架。如果倔强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论战，辩论抗战政策，输的准是毛。毛不敢在这时开“七大”。

事态发展出乎毛的意料，他又气又急，一腔怒火从笔尖宣泄而出。这段时间，他写了九篇骂人的文章，痛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盟友，包括周恩来，哪怕周早已倒戈成了毛的忠实助手。这些迄今尚未公诸于世的文章，据毛的秘书胡乔木说，“的确写得很尖锐”，“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用词辛辣、尖刻”，是毛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有一节称王明等人为“最可怜的小虫”，说他们“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

毛把这些文章改了又改，然后收了起来。这些他花了大量心血的心爱之作，三十多年后仍念念不舍，心头痛恨他的同事时，用读它们来发泄。一九七四年六月，王明在莫斯科刚去世不久，周恩来身患膀胱癌而毛又不得不让他动手术，这时眼睛几乎失明的毛叫人把文章找出来读给他听。一九七六年他死前一个月，还让人又给他读了一遍。

 

王明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向毛挑战之后，突然病倒了，住进医院。王明说是毛泽东给他下了毒。这有待查证。确有证据证明毛给王明下毒的，是第二年三月，王明准备出院时。那时王明仍不屈服，在医院里还做诗说：“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说毛“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甚至直点其名：“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这样一个敢于反抗的王明，出院后准会给毛带来无穷的麻烦。毛决心除掉他。

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姓金的大夫。他最初跟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来延安，因为是妇产科和小儿科专家，共产党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后，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给王明下毒的事实，有一九四三年七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白纸黑字为证。这份会诊总结是中共捂得最严实的秘密之一。

会诊总结说：三月初，王明病好转，准备出院。但金要把他留在医院里，“金主任主张拔牙、割痔疮、割扁桃腺”，这后两个手术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大手术”“是危险的”。由于别的医生反对而作罢。十三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给他吃了一片药，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会诊总结说：“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诊断就发现急性胆囊炎及肝炎，肝肿大”。

会诊医生始终没从金那里问出他给王明的是什么药。药“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给王明同志的，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药方。”“金主任的答覆是模糊的，一会说是Streptocide，一会又说是Sulfamilamid，一会说是○·三一片的，一会又说是○·五一片的。药是什么形状大小也都谈不清楚”。但会诊确定：“服此药后病人的中毒症状与某些其他药品中毒症状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剂”。

王明滞留在医院后，金大夫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这样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为它会产生升汞，使服用者汞中毒。会诊总结列举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现象”，说金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

王明自然开始怀疑金了，停止了吃药，否则他早死了。六月，金大夫不再给王明毒药，原因是延安来了新的苏联联络员孙平（Pyotr Vladimirov）。孙曾在东北工作过，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领导认识。他的级别很高，是个将军，报告直达斯大林。跟他同来的还有苏军情报局大夫阿洛夫（Andrei Orlov），外加一个电台报务员，直接给莫斯科发电报。

七月十六日，孙平、阿洛夫向莫斯科报告，王明“治疗九个月后濒于死亡”。王明没有告诉他们他怀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没有证据，又身在毛的掌心里。

一九四三年初，王明病情恶化。延安的医生们跟阿洛夫大夫一致建议送他到国民党地区或者苏联去治病。毛拒绝放王明走。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一月八日向孙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长电，里面列举了毛“许多反苏反共的罪行”，最后“请求是否可能派飞机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届时我将向共产国际领导汇报毛泽东罪恶的详情。”

王明的尖锐的话被孙平去掉些锋芒后发往莫斯科，二月一日到了季米特洛夫手上。毛显然得知王明的这封告状电报，马上也给季米特洛夫发了封电报，反告王明。尽管如此，季米特洛夫答覆王明说：“我们将派飞机接你来莫斯科。”

二月十二日，金大夫又一次给王明开致命的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他给王明开单宁酸灌肠，开的浓度高到“有严重危险”（据会诊总结）。王明既没有吃药也没有灌肠，将处方留了起来。

毛感到危机在即，采取紧急措施。三月二十日，他秘密召开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会议，把自己正式任命为政治局兼书记处主席。决议给毛绝对权力，说中央的任何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王明被赶出书记处。

毛就这样第一次当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当得鬼鬼祟祟，没有向全党宣布，也对莫斯科保密。这件大事在毛一生中都是国家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三月二十二日，王明第一次告诉俄国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开的处方交给阿洛大大夫，孙平随即电报莫斯科。莫斯科马上回电说处方“导致慢性中毒”，“严重时死亡”。王明这时又把处方给延安的医疗负责人傅连暲看，这样有了会诊。

毛泽东的伎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不便阻止会诊，就利用它为自己服务：会诊期间，王明是不可以离开延安的。

毛也早预备下了替罪羊，就是金大夫。孙平记载道：三月二十八日，江青“突然来拜访我”，“她长篇大论地对我谈金大夫如何不可靠，说他也许是个特务”。

五十六年后，在北京城一幢千篇一律的水泥楼房里，当年延安会诊的十五个医生中唯一活着的Y大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是一九九九年，大夫高龄八十七岁，但头脑仍然敏捷，动作毫无老态。他静静地端坐着等我们摆弄好录音机，然后庄重地开始他显然准备好的为历史留下纪录的叙述。

会诊决定一作出，Y大夫就领到任务去观察王明的病情。他说：“我在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住在他隔壁房间的书房，我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在显微镜下看，看金片如果有红的颜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说明尿里有汞。”“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Y大夫把他的发现报告给上级。若干星期没有下文。

六月三十日，会诊终于开始。七月二十日结论作出：金大夫给王明吃了毒药。金本人也在结论上签了字。他在旁边打括弧写道：“其中数点另外声明。”但他从未发表任何声明。一次开会时，当着一屋子医生，大夫亲眼看见金“跪在孟庆树（王明的夫人）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谅解他，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妇和医生们都知道，金身上常揣着国民党军队编的小辞典，叫《军医必携》，里面明明写着甘汞不能跟小苏打配用，而且金还在下面用红笔画了线。Y大夫质问他说：“你看你那里面都有写着，禁忌药，危害又大，你还划了杠子！”金哑口无言。

金不但没有受惩罚，反而被保护在枣园，跟特工人员吃、住在一起。他继续做毛跟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医生。江青的流产和结扎手术是他做的。中共掌权后，他当上了北京医院院长，负责给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看病。毛的大儿媳妇患阑尾炎送进北京医院，做手术要家人签字，岸英不在场，是金代签的。这一切都说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个人的决定，或医术问题。

王明的会诊报告自然只字未提毛。但苏联人毫不怀疑毛是后台：“王明被下了毒。毛泽东和康生参与其事。”

 

助毛下毒的是金大夫，帮毛阻止王明去莫斯科的是周恩来。那时苏联飞机来往延安，得请蒋介石点头。周对潘友新大使说：“国民党不让王明同志离开延安。”当时也在重庆的林彪告诉潘友新，周根本没向国民党提出王明去苏联的事，原因是毛的指示。

周提出的要求，是要苏联飞机送岸英回延安。蒋介石一口答应。这一年，岸英在军事学校学习，已加入苏联共产党。他热情积极，给斯大林写了三封信要求去苏德前线。他不仅是毛泽东的长子，也是毛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因为次子岸青精神有问题。

岸英要求毕业后返回祖国。他通过季米特洛夫打电报告诉父亲，毛很快回电说蒋介石已同意飞机送他回来。岸英收拾好行装，又给国际儿童保育院院长写了信，请他照看岸青：“请多关照我的兄弟……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是听力不好，神经有问题，这一直在折磨着他。”

可是岸英未能成行。八月十九日，他正待起程，突然被叫去见季米特洛夫。飞机到延安时，下来的人中没有岸英。这是莫斯科暗示毛：你放王明，我们才放岸英。

毛就是不放王明。孙平写道：“医生们受命说王明的病使他受不了坐飞机”。“机组人员在延安等了又等，最后还是〔毛〕胜利了，他们等不及走了。”

十月二十日，又一架苏联飞机来了，等了四天，带走了几个苏联情报人员，还是没有王明。王明一看见阿洛大大夫就哭了起来。他依旧卧床不起，人们都躲着他。他患病住院已整整两年，从吃毒药到现在也十九个月有余。在这段漫长艰难的日子里，只有妻子忠实地看护他。当着他的面，孟庆树总是显得镇定安宁，但她的儿子告诉我们，有一次，他看见母亲关上门在屋里土地上又踢又滚，一面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这个痛苦的场面深深地烙印在年幼孩子的脑子里。

Y大夫说，在延安，“好多人传说王明汞中毒，是有人要害他。”不光是高级干部知道，一般党员跟医院有关系的也听说了。私下议论多了，毛想出个“辟谣”的办法，让不敢得罪他的王明家人自己当众否认。

十一月一日，第二架苏联飞机离境一个星期后，毛召开延安高干大会，自己坐在主席台上。没让王明参加，只由孟庆树代表。会上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被从关押中弄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曾对他说“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意思就是毛泽东。孟庆树接着登台坚决否认她说过此话。十五日，她又给毛和中央写信，说李是“撒谎”“造谣”，表示“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给王明下毒这桩案子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莫斯科两次派飞机，都空机而返。在延安的苏联人也受到粗暴对待。他们的电台被损坏，专门带来防狼报警的狼狗被打死。毛敢于这样跟莫斯科对抗，因为他知道斯大林需要他，无法不要他。这段时间，苏联给中共的武器大大增加了。

当季米特洛夫十一月十七日再次要毛放王明去苏联时，毛根本就不理他。季只好在十二月十三日给王明发电报，无可奈何地说：“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季提起王明过继给他的女儿很好，要王明勿念。

但斯大林显然又决定不能让毛太为所欲为。九天后，他授权季米特洛夫发给毛一封极不寻常的电报。电报说：“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① 它的领导人不能干预中共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我对中共党内状况的不安。”“我认为不打外国占领者的政策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目前脱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步骤也是错误的。”他说康生“很可疑”，在“为敌人效劳”。还说正在延安开展的整王明附带整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① 共产国际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解散，这不过是个幌子，以安抚斯大林的西方盟国。

最意味深长的是电报的开篇第一段，特别提到毛的儿子岸英：“关于您的儿子，我刚把他送进了军政学院……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干，我相信他会成为您的一个可信赖的好助手，他问您好。”

岸英本来决定要回国的，怎么忽然又留在苏联了？回国的事就不提了？而且把他跟王明的事相提并论。季米特洛夫的含义很明显：跟从前蒋介石的儿子一样，毛的儿子也成了人质。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孙平把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翻译给毛听了以后，毛当场大怒，拿过纸笔当着孙平一挥而就，写了封回电，针锋相对一条条反驳。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恰恰相反……

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跟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意思，周恩来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

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崇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

王明人不可靠，他在上海时被捕过，好几个人说他在监狱里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分，这之后才被释放。也有人谈到他与米夫的关系可疑……

康生是可靠的……

毛泽东

毛是个感情冲动的人，但通常他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一次助手师哲说佩服他“沉着冷静，有涵养”，他回答道：“我不是不生气，有时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

毛这次却一触即发，原因是莫斯科头一次这样吓唬他。但毛马上就后悔了，他得罪不起莫斯科，特别是眼下苏德战争局势正朝苏联胜利的方向发展，苏联不久就会进入中国，帮助他夺权。第二天毛找到孙平，说他“反覆考虑了”给季米特洛夫的回电，说要是电报还没有发出，他“一定要改变里面的内容”。

但电报已经发出。此后几天，孙平注意到毛明显地惴惴不安，努力向他表示友好。一月四日，毛破例请孙平看京戏，“见面后他一句客套话也没讲就马上谈起他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尊重。毛说他真诚地尊重在苏联受过教育或工作过的中国同志。”五日，毛又来拜访孙平，“显然他明白他一月二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是粗鲁欠考虑的。”六日，毛设宴招待在延安的苏联人，席间“一切都礼仪周全，友好备至，甚至带巴结性。”七日早上九点，毛通常睡觉的时候，毛随员也不带，一个人来见孙平，“突然说起王明——口气迥然不同，几乎可以说是友善！”说完后他坐下来，给季米特洛夫写了另一封电报，请孙平“立刻发出去”。“毛显得心情烦乱，举动里透着紧张不安。他看来疲惫不堪，好像一夜没合眼。”

毛这封电报是恭顺奉承：“我真诚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坚决贯彻执行。”“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团结。对王明也是这个政策。”“我请求您放心。您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紧贴着我的心”。毛随即两次拜访王明，跟他长谈。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五日来电，说他很满意毛的第二封电报。接着莫斯科又有若干电报来，口气俨然都是“我们可以合作”。

三月二十八日，毛请孙平给岸英发封电报，要他不要还想着回中国。电报说他对儿子的“学习成绩很高兴”，要儿子不要挂念他的身体，他身体很好。毛要岸英向曼努伊尔斯基和季米特洛夫转达他“热烈的问候”，“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的教育、抚育和成长。”毛这番话是说给莫斯科听的，等于告诉莫斯科他并不介意他们把岸英扣下作人质。

季米特洛夫同时也要王明对毛妥协。王明虽然争辩说他跟毛的矛盾不是他的错，但还是答应努力跟毛合作。他只是孤立无助地恳求莫斯科管束毛。

毛、王双方各自让步，归根到底是毛得胜。他把王明扣在延安，要怎么整治他就怎么整治他，只是不能毒死他。他依旧在党内攻击、丑化王明，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王明塑造成头号坏蛋。干部们天天谴责王明，大多连王明的面都没见过。毛怕雄辩的王明在大庭广众下开口，总是不许王明出场。在一个声讨王明的大会上，孟庆树跑上台去说那些指控都是诬蔑，提出用担架把王明抬来，让他澄清事实。在座的当然没人动，孟庆树哭着扑到毛的膝盖上，要毛主持公道。毛坐在那里，任她痛哭流涕，毛像石像一样纹丝不动。

王明谈不上再与毛争雄了，可毛还是不放心。五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毛准备访问苏联，那时他与斯大林矛盾又起，怕王明趁他不在时作乱，于是又一次对王明下手。王明因便秘需要灌肠，一名医生就给他开了给尿缸子消毒的、会烧坏肠子的“来舒（Lysol）”。王明痛得大叫，给他灌肠的妻子立刻停止，他才侥幸活了下来。当时的结论说这是“医疗事故”，可是这样的事故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共其他领导人身上，更不用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那个开“来舒”处方的大夫以后一直是毛的主要医生之一，官至卫生部副部长。

 

一九四三年，毛在给王明下毒时，还整治了周恩来。毛不满足于周听话、忠实，还要再大大恐吓周一番，使他不敢有丝毫二心。在整风中，毛把周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面临当特务头子的危险。毛召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他踯躅着不敢回去。毛六月十五日发给他暗带威胁的电报：“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周七月份一到延安，毛劈头给他一顿指责，还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

周胆战心惊，马上在“欢迎”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说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有“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又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自此，周恩来完全被毛驯服，以后三十多年，直到行将就木，他都是不时自掌嘴巴的毛的理想奴才。

 

毛最后整治的人是彭德怀。彭在三十年代就反过毛，一九四○年他违背毛的意志打百团大战。他让毛恼怒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把“自由民主”看作真正的理想，而不是宣传的口号。毛曾针对彭的一篇谈话，指责他不该“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应该从“政治需要出发”。彭提出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宗旨，毛说应该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毛多年容忍了彭，是看在彭卓越的治军能力上。（彭领导下的八路军根据地跟延安很不相同，少有延安那种高压气氛，跟老百姓的关系也好得多。）

一九四三年秋，彭奉召回延安。毛一向不搞四面出击，所以没有马上打击他。彭对延安感到格格不入，对请客吃饭中的浪费看不惯。有次席间端上来一盘海参，他脸一沉，放下筷子算了一笔帐，问主人：“一盘海参要吃掉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彭还直言不讳地反对毛正在制造的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不赞成党章中提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年轻党员李锐因公事找彭，彭问起他的境遇，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光荣的孤立是很难的。”

一九四五年初，轮到彭德怀挨整了。毛召开“华北座谈会”，旨在破坏彭的威信与声望。会上毛的钦定人物一个个朝彭身上泼污水，用彭的话说是“操”了他四十天“娘”。会一直开到日本投降前夕，停下来是因为毛急需能干的将领打蒋介石。至此，毛已经挨个儿整治了中共领导人中所有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强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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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当上中共的“斯大林”

1942～1945年    48～51岁

整风也使毛的盟友增加了对他的畏惧感。他的主要帮手康生在那段时间非常怕毛。康生也是地下党，他的背景复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入党都不清不楚，他提的入党介绍人否认介绍过他。许多人给毛写信提出对康的怀疑，有人说他被捕叛变、出卖同志。最令康惶惶不安的是莫斯科的态度，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电报对毛说康生“为敌人效劳”“很可疑”。这当然代表斯大林的意见。早在一九四○年，莫斯科就要中共把康生清除出领导圈。

康生全靠毛保他。毛不但不在乎康暧昧的过去，相反地，他要的就是康有这样的过去。毛喜欢有把柄可抓的人。在毛手心里康生一辈子都提心吊胆，一九七五年临死前不久，还一再向毛表白他“没有叛变”。

康生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的肃反，参加了清洗别人，他是个心理变态的迫害狂。康爱观赏群众大会上人吓得发抖的场面，爱玩弄手中的牺牲品。斯大林有时把将赴刑场的人召到办公室作最后谈话，康生呢，故意让受害者以为没事了，就在那如释重负的一刻把他打入万丈深渊。康喜欢讲他家乡的一个地主如何用驴鸡巴做鞭子抽打长工。一个十五岁的女学生编了套谎话，讲她如何用肉体诱惑男人，为国民党刺探情报，康生带着她到处去讲，自己津津有味地听了一遍又一遍。他还给毛提供淫书，跟毛交换猥亵的笑话。

康生后来成为延安恐怖的替罪羊。

另一个盟友刘少奇也领导过地下党，自己还被捕过几次。要是他不跟毛合作，毛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打成特务头子。刘一九四二年底刚回延安时曾对整人表示不满，但很快他就感到了危机。孙平观察到，刘迅速改变了观点，开始讨好康生，对毛亦步亦趋。后来刘鼓励他手下的人，像蒋南翔，给中央写信批评延安整风，不过那已是在毛把恐怖收回口袋之后。一九五○年，刘对苏联大使罗申（Nikolai Roshchin）说，延安整风的方式是“不正当的，使大批同志受害”。由于刘有才干，又听话，毛在整风中提拔他做第二把手，直到文化大革命。

 

有两个在未来的中国权倾一时的女人，在延安整风中第一次尝到了被整和整人的滋味，这就是毛夫人江青和林彪的夫人叶群。两人都当过地下党，自然都有特务嫌疑。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林彪远在重庆，叶群被绑在马上拉去关押起来。但她很幸运，有个跟毛关系不一般的丈夫。林彪七月回延安，闯进审查他妻子的机关办公室，把马鞭子往桌子上一摔，喝斥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老婆。”机关赶紧放人，给叶群作了“政治历史清白”的结论。受审这一段时间虽短，给叶群的心灵留下永久的疤痕，是她铁石心肠的开端。文革中她也成为整人的人。

江青作为毛夫人当然没人敢指控她，但她寝食不安，怕有人说出什么话来。她还得跟别人一样写“思想检查”，忍受“批评与自我批评”。她想躲起来，称病请假。毛不是林彪，他不保护自己的老婆，反而命她搬进中央党校“接受党和群众的检查”。虽然时间不长，程度也远比别人轻，她已是终身惧怕毛了。不像贺子珍，江青从不敢对毛玩弄女人大发雷霆，更不用说离开毛。毛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这种恐惧感导致二十多年后文革中许多人坐监死亡。

她学会了整人，对此还上了瘾，第一个牺牲品是女儿李讷十九岁的保姆。

李讷是毛跟江青唯一的女儿，生于一九四○年八月三日。一岁半时来了第三任保姆。保姆出身在山西一个穷苦人家，父亲常年在黄河上来回浮水给八路军驮运东西，一个严冬死在黄河里。保姆从小就给八路军做鞋，由于人老实勤恳被提拔到区政府工作，后来跟其他本分可靠的女孩子一道被选为延安首长的保姆。

做了体检，受了训练，她到了毛家。活路之一是给江青洗头。她说江青“脾气大着呢”，稍不合意就大发火，“吓得我不得了”。一天，她突然被叫到江青和毛身边的两个工作人员面前，江青朝她厉声大叫：“牛奶里有毒，你是坏人，来的时候就带来了毒药！你坦白！”

在枣园有一头特别为毛家养的乳牛，由专人喂养和挤奶。江青那天泻肚子，怀疑是牛奶有问题，审了厨师跟勤务员以后审保姆。当天晚上，保姆被押进枣园后沟的监狱，住在一孔挤满女犯的窑洞里。白天的工作是纺线，定额高得使她们一刻也不能闲。当局发现纺线是个绝妙的办法，被关押的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便于管理，还创造了财富。晚上是审讯的时间，保姆受尽辱骂：“你为什么不坦白？坦白就完了，你这个造粪的机器！”夜里看守拿着灯笼，不时探头到各窑洞去看，提防自杀或逃跑。关了九个月，保姆被释放了，九个月里经历的恐惧伴随了她一辈子。

 

正是靠整风，毛泽东树立起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人们在头脑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认识了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以前，大家可以既钦佩毛又说调侃他的话，既拥护他做领袖又对他跟江青的婚姻表示不满。学习毛的讲话时，不少人曾皱着眉头说：“还不是这一套！”“太粗浅，太容易了解。”好些人刚到延安时看不惯呼喊“毛主席万岁”，觉得“皇帝才喊万岁嘛，我们这是干什么？我感觉肉麻。”这一类言谈在运动以后都不复存在。

个人崇拜的每一步骤都是毛本人亲自导演的，最重要的步骤都发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一九四三年。这一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着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一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一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问世，首次出现在王稼祥的文章里。捉刀人其实是毛。王的妻子朱仲丽记得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新结的蜜枣绿绿地挂在树上。毛到她家来了，先说了些关于打麻将的俏皮话，然后叫她丈夫写篇文章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毛明确地说：“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王稼祥心领神会，废寝忘食地写了这篇文章，中心是：“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好后交给毛审阅，毛打电话答覆：“写得很好，准备叫《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后成了中共人人必须“学习”的文章。

在每天的会上，一个简单公式被反覆捶打进人们的脑子：只有跟着毛，才能无往而不胜。长征中最大的败仗土城之战，明明是毛指挥的，现在成了“违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毛反对的平型关之役成了“贯彻毛主席‘诱敌深入’等作战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千利”。

改写历史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九四三年，延安出了本小册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作者是早巳被国民党枪毙的中共劳工领袖邓中夏。一九三○年原文完全没有提到毛。可是现在的新版里塞进去这么一句话：“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

 

个人崇拜树立起来了，名正言顺当中共领袖的时机成熟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离上届“六大”整整十七年。毛把“七大”往后一推再推，以便滴水不漏地控制大会。

所有“七大”代表都经过反覆筛选，毛还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关了五年。整风前有五百来名代表，半数被打成特务，自杀的、精神失常的难计其数。几百个新代表被选入，个个都保证听毛的话。

“七大”会堂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自中共诞生以来，他第一次公开地有了党的领袖头衔。二十四年的努力如今总算开花结果，如愿以偿，毛的激动可想而知。感情冲动时他容易顾影自怜，他又开始唠叨过去的“受歧视”，“坐冷板凳”，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毛泽东成了中共的“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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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1937～1945年    43～51岁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于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为“官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要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他还在“农暇”二字下加了着重号。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顿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有人提议“特货内销”，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提议，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两个都犯得有理。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鸦片的主要好处是不再受驻军骚扰。在此以前，他们的房子被占据，日用品和农具也被征用。鸦片带来财富以后，毛泽东采取措施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等，还帮助农民种田。据毛说，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外来共产党人跟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里去扭扭秧歌，象征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来往，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于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千七百五十倍，火柴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后就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

 

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J. 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延安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

米：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革命、战争——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开端呀——

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传统——〔大笑〕，传统——〔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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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苏联红军终于来了

1945～1946年    51～52岁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Yalta），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诺，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太平洋战争。这意味着苏联红军将大举进入中国，这是毛梦寐以求的。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清醒地指出：中共要上台“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二十二年后，这个预言即将变为现实。

罗斯福和丘吉尔唯恐斯大林不参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苏联占有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让苏联控制中东路、旅顺、大连。① 这两位西方领袖没有意识到，同斯大林根本无须做交易，斯大林早就想挤进来。斯大林将以对日作战为借口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为毛泽东夺权创造条件。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的二月十八日，斯大林的这一意向由苏联《消息报》反映出来：莫斯科“在解决远东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共利益考虑在内”。

① 雅尔达协定说这些“赔偿”是日本欠苏联的，事实上肉是从中国身上剜的。邱吉尔说：“俄国人从中国拿赔偿只会对我们保持香港有利。”尽管这些条款事关中国领土，但中国政府却被蒙在鼓里。美国说由它来告诉蒋介石，可是答应斯大林，斯大林什么时候让它说它才说。这样一来，蒋介石一直到四个月后的六月十五日才从美国那儿得到协定的全文。

毛兴奋已极。怎么感谢苏联人呢？他想起他们驻延安代表的性生活。二月二十六日，他对孙平说：“这里的漂亮姑娘你一个都不喜欢吗？不要不好意思嘛。”三月五日他又再次提起：“怎么，这儿动人的女孩子还是有的嘛？”“身体也健康。对不对？也许阿洛夫大夫想找一个？你呢？看上了谁了？”当天孙平在日记里写道：

傍晚时分，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她害羞地跟我打招呼，说她是来收拾房间的……

我搬了把板凳，放在屋外墙边唯一的一棵树下。她坐下来，紧张，也微微笑着。她和婉地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小心地等待着，两条腿交叉着，穿着布鞋的娇小玲珑的腿……

她真可爱极了！

她告诉我她是个大学生，刚参加共产党。她真年轻啊。

四月五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一个月后德国投降。消息传来正开“七大”，毛用中共胜利在望的前景激励与会代表，对他们说苏联军队一定会来的。他语意深长地笑着，手掌砍在脖子上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毛反覆提到斯大林，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赞颂讴歌的浓度在他一生中空前绝后。他自问自答：“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毛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先生”。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午夜之后十分钟，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三天后，一百五十万苏蒙联军在四千六百公里的边境线上开进中国，从东北到察哈尔，比整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欧洲战线还长。毛泽东在四月就下令中共靠近外蒙的军队准备“配合苏军作战”。苏军一入境，他便昼夜工作，调兵遗将，把苏军席卷而过的土地接管过来。毛把办公室搬到枣园小礼堂，接见川流不息的各地应召前来的将领。一张乒乓球台成了他的办公桌，上面摆着笔墨纸砚，在那里他起草电报，一挥而就地写委任状。得空时抓起桌上的瓜果馅饼等当饭吃，吃得如风卷残云。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以前要跟蒋介石签个条约，取得蒋的认可。蒋介石不愿意签条约，因为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在旅顺、大连等问题上损害中国主权。但苏军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就进来了。一个星期以后，苏军已经入侵中国境内几百公里，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只好勉强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蒋不得不同意签，因为他怕没有条约约束，斯大林会毫无顾忌地把苏军占领的地盘交给中共，而条约规定苏联承认他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许诺把全部占领土地都交给他。

当然斯大林无意遵守诺言。为了帮助毛接管，他尽量拖长占领时间，说是三个月撤军，但拒绝把这一条写进条约里。苏军占领时期远远超过三个月，这期间斯大林用各种办法阻挠蒋介石接管。斯大林甚至想过把内蒙古从中国割走，苏联占领军成立了内蒙古临时政府，准备跟外蒙占合并。这个计划最终放弃了。

日本是八月十五日投降的。这一天中国人用鞭炮、狂欢、眼泪、祝酒和敲锣打鼓来庆贺。战火在中国烧了八年，有的地方达十四年，使千百万中国人死亡、伤残，制造的难民多达九千五百万，为世界之最。中国人渴望和平。

等待他们的，却是立即爆发的全面内战。日本投降后，苏军仍不停地向南推进，一连好几个星期，占领的中国北部领土超过苏联在东欧所占全部土地的总和。苏联伞兵空降到东北西面七百五十公里的包头，靠近陕甘宁边区。到八月底，在苏联人帮助下，中共占领了察哈尔、热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它们的首府张家口和承德。毛考虑把他的大本营移到张家口，一队队驮着文件行李的骆驼起程远行。

对毛最重要的还是东北。那里蕴藏着中国最丰富的煤、铁、金矿，辽阔的森林资源，还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不仅如此，东北三面跟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壤：西伯利亚、蒙古、北朝鲜（北韩）。毛在“七大”上说：有了东北，“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东北都没有军队，那里被日本人无情有效地占领了十四年。但是中共的游击队就在山海关附近，他们立马出关，跟苏军联系上后，苏军把日本军火库对他们开放。沈阳有日本最大的军火库，据当时的报告，中共接受了“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就在几个月前，整个八路军总共才有一百五十四门炮。

日本傀儡满洲国的二十万军队整个投降了苏联红军，苏军把他们交给中共整编。参军的还有成千上万新近失业的男子，失业的原因是苏军把东北的工厂设备机器以“战利品”的名义大批拆运回苏联，拆运过程中甚至毁掉整个工厂。据专家估计，苏军运走的设备差不多价值八亿五千八百万美金，要重新安装得花二十亿美金。大拆运的结果是许多老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有的只好当兵。中共最初派进东北的部队有六万人，转瞬就增加到三十万。

蒋介石急于把东北抢到手。但他的精锐部队远在华南和缅甸，要把他们运到东北去得仰仗美国的军舰。美国人要他跟毛泽东和谈。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制定的：“无论如何把他们拉在一起。”美国驻华大使曾建议，要是蒋介石、毛泽东达成协议，就把他们一块儿请到白宫去。在美国压力下，蒋在八月十四到二十三日向毛发出三道邀请，请毛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不想去重庆，头两道邀请他都拒绝了。毛怕蒋介石谋害他。他对蒋说派周恩来去，但蒋坚持要毛亲自去。最后毛只好答应——不答应不行，斯大林给他发了三封电报叫他去。斯大林一面秘密帮毛抢占土地，一面要毛玩和谈游戏。如果坚持不去重庆，给人的印象就会是他不要和平，美国在内战中就会全力支持蒋介石。

斯大林强迫他去重庆，成了毛此后一生对斯大林最大的怨气，他在各种场合提了又提，把斯大林责备来责备去。

斯大林告诉毛他的性命不成问题，由美、苏两家担保。国民党元老、中统创始人陈立夫告诉我们：“毛泽东到重庆来，是美国人保证他的，他是安全的。”毛也有身任要职的秘密中共党员保护他，例如重庆宪兵司令张镇。毛还是不放心，坚持要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专程飞来延安跟他同机去重庆，怕蒋介石把他在半空里干掉。

在这层层卫护下，毛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乘美国飞机飞往重庆，把刘少奇留在延安看家。飞机着陆后，毛紧紧地贴着赫尔利，一头钻进赫尔利的汽车，而不坐蒋介石派来接他的那一辆。

赴渝前夕，毛指示即将（乘美国飞机）离开延安飞返根据地的八路军将领“放手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在毛安排下，他在重庆时，八路军在山西省上党县打击国民党军队，大获全胜。毛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在重庆，毛吃了一场虚惊。九月二十二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几天后蒋介石本人也走了。毛一看这不就是暗杀他的前奏吗？马上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让毛住进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Apollon Petrov）不置可否，打电报去莫斯科请示，莫斯科没有回话，毛非常生气。

毛来重庆这一趟其实收获甚丰。他跟蒋介石平等对话，外国使馆邀请他做客，视他为政治家。他也显出政治家的风度，说话颇多外交辞令。丘吉尔在重庆的特使是直来直往的独眼将军卡顿·维尔特（Carton de Wiart），一次席间他开门见山地对毛说，他“根本就不认为中共对打败日本起了多大作用”，中共军队“只能找找日本人的麻烦”。出乎他意料，毛不但没发怒，还开怀大笑。

一次，八路军杀死一个叫约翰·伯奇（John Birch）的美国军官，把脸部戳得稀烂。美国在华军队总指挥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当面严厉谴责毛，毛客客气气地对答。魏德迈诈唬说美国计划运原子弹来中国，外加五十万军队，毛仍然不改冷静。毛的和解姿态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重庆和谈持续了四十五天，但整桩事从头到尾是做戏。毛到处喊：“蒋委员长万岁！”宣称他支持蒋做中国领袖，不过是说说而已，他要中国属于自己，非打倒蒋介石不可。

蒋介石也很清楚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只是他需要一个和平协议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尽管他毫无履行任何协议的意思，十月十日，他仍批准国民党同中共签订了《双十协定》。蒋做的样子骗住了美国人。毛还在重庆时，他们开始帮蒋运兵到东北，还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等待蒋介石的军队前来接收。

《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邀请毛当晚下榻他的寓所林园，第二天一早他们共进早餐，然后毛泽东飞返延安。一切都礼貌周全。毛刚一转背，蒋就把他的真实感情倾泻在日记里：“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十月十一日，毛回到延安，第一件事就是部署军事行动，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东北。林彪受命担任中共在东北军队的总司令。数万名奉命出关的干部这时已在路上。为了领导中共在东北事务，并与占领东北的苏军随时联系，新成立的东北局的成员，已在九月中旬由苏联飞机秘密运送到沈阳。

毛下令把部队部署在东北的大门山海关，以挡住国民党军。他要求苏军把守港口和飞机场，阻止国民党军登陆。在苏军鼓励下，中共武装装扮成土匪，向运送国民党军的美国军舰开火，有一次打中了巴贝上将（Daniel Barbey）的登陆艇，迫使他调头驶回外海。

美国第七舰队最后在东北以南的秦皇岛靠岸，一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那里登陆，十一月十五到十六日夺取了山海关。毛命令他的部队“坚持山海关”，“举行决战”。但国民党军队挥戈直入，把他们一路赶出山海关和北上的铁路枢纽。中共部队溃不成军，一个国民党军官不无骄傲地说：“共军大队退下来，缴枪也来不及。”

中共军队没有打正规战争的经验，而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打过大规模的阵地战。在缅甸，他们的一个战役比中共整个八年抗战打死打伤的日军还多。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跟日本人在不少大仗中交过手，而中共的林彪只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指挥过一次平型关伏击战以后，他几乎没闻过硝烟味。毛一心保存实力躲避日本人，躲出了一支不能打现代战争的军队。

抗战中中共打败过国民党军队，但这次它面对的是蒋介石最精锐的人。据中共指挥官黄克诚向毛报告，这些人“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战斗确实也顽强。”

中共军队作家张正隆生动地描述了士兵们想回家，不想出关打仗的情景。为了把部队带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接见三师连以上干部时说：“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到一个好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个花花世界，有电灯，有楼房，出金子，出银。那是个什么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们，我也没法告诉你们（哈哈大笑）”。

有的干部觉得动员不顶用，干脆不告诉下面部队到哪里去，直到他们登上了去东北的海船，没法下来了。

“闯关东”的老人回忆里充满了那一路的人心浮动：“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我也要尿了’，马上跟去”。“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逃兵大都是宿营后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拉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带新四军三师去山东的黄克诚十一月十五日给毛的电报说，“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指挥官万毅报告：“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有两个团四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两千了。

东北本地的新兵也逃——一旦他们听说作战对象是中央政府。据中共《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十天左右，“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

刘少奇早就看出，有这一切弱点的中共军队，不可能挡住国民党军队进东北。毛还在重庆时，刘指示中共集中精力在与苏联、外蒙古、北朝鲜接壤的地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练部队。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刘指示：“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站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

刘要已经进城的中共武装准备撤离城市，分散到农村各地建立根据地：“沈阳及其他城市的武器资材，应向乡村及热河运出。”

但是毛回到延安后，否决了刘少奇的部署。十月十九日，毛下令：“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毛要的是：“霸占全东北”。可惜，他心有余而力不足。①

① 毛跟他的部队很少接触。他从来不在阵前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从来不视察前方，从来不巡视部队，对伤病员他毫不关心。一次，毛要求他的军队破釜沉舟，不依靠后方而打到国民党地区去。他的指挥官们问，没有后方，伤病员怎么办？毛答道：“好办，你们可以把伤病员交给群众，群众是会给你们管好的。”老百姓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哪有钱粮养活伤病员，给他们治伤治病呢？

毛的军队的作战表现，使斯大林看到他们没有立即打败蒋介石的希望，斯大林也就迅速调整他的策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国民党军攻入南满时，蒋介石注意到苏联人对他的态度“忽然转变，表示彼必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助我便利接收东北”。苏联人要把铁路枢纽及城市全部交蒋，要中共让出来。这对毛渴求的立刻“霸占全东北”，是当头一棒。

斯大林想出个法子来安慰毛。十八日，一封电报从莫斯科发到延安：“毛岸英请求您的允许回到四十一号来。”“四十一号”是延安的代号，斯大林这是告诉毛要放他儿子回家。这对毛当然是好消息，但东北对他更重要。他苦苦请求莫斯科重新考虑。他再三要求他的指挥官们打胜仗，保住铁路枢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宣讲国民党军兵如何少，如何“无斗志”，问题如何多：“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济”，“是能够大部或全部加以消灭的”。

毛的军队取胜无望，斯大林又不听从他的要求，绝望之余，毛病倒了，需要住院治疗。十一月二十二日，他搬进了为他腾空的干部疗养所。好些天，他一刻不眠，躺在床上浑身出冷汗，发抖，手脚痉挛。助手师哲实在没有办法，建议向斯大林求援。毛点头之后，师哲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斯大林跟着回电，提出派医生来延安。毛同意了。但过后又觉得不安，怕斯大林对自己的弱点一览无余。过了两个小时，他叫师哲暂时不要发那封电报，但电报已经发出。

这时阿洛夫大夫和整个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刚被召回苏联。阿洛夫在延安住了三年半，一次家也没回，这才下了飞机，斯大林又要他重返延安去照顾毛。阿洛夫满心不情愿地重登飞机，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回到延安。随他而来是克格勃成员米尔尼柯夫（Melnikov）大夫，大家简称为米大夫。两人给毛进行了全面检查，结论是毛没什么大病，症状是神经过于紧张所致。他们要毛在一段时间内不要管事，尽量放松，多走动，多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让神经松弛下来。不久阿洛夫大夫倒感到他本人的精神快崩溃了，请求莫斯科调他回去。莫斯科不准。

跟医生们一块儿回延安的还有岸英，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亲手送给他一把刻有他题签的手枪。毛泽东十八年没见到儿子了。十八年前他离别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儿子去井冈山当山大王时，岸英四岁，如今已是一表人才的青年了。在飞机场毛抱了抱他说：“你长这么高了！”当晚毛给斯大林写信致谢。

毛从疗养所搬进军委所在地王家坪。这里又名牡丹亭，得名于一大院子艳丽的牡丹，好些是中国罕有的品种。热爱花卉的朱德总司令跟他的下属种植了一片桃林，修了个鱼池，开辟了篮球场。毛天天有儿子做伴，坐在窑洞外的一方石桌旁聊天，紧挨着专给他挖的防空洞。据毛当年的牌友、马海德医生的夫人苏菲说，看得出来毛很喜欢他的儿子。毛心情喜悦，健康也好转了，春天到来时，他逐渐恢复了正常。

给毛最大安慰的还不是儿子，而是东北的局势。虽然中共让出了多数大城市，但苏军仍然是那里的主人，只准国民党派人数可怜的行政人员进城。中共在附近乡下重整旗鼓，还不时进城去跟苏军联络，称之为上“旅馆”。

 

一九四六年五月，苏军终于在进占东北十个月后，开始撤离。撤军是跟中共协调的，苏军事先不告诉国民党他们什么时候走，而让中共做好安排。中共又进了大城市。毛再次命令他们坚守，“不惜任何牺牲”，“死守长春”，“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西班牙内战时共产党一边曾拼死保卫马德里，于是毛要：“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刘少奇认为，中共军队此时仍旧抵挡不了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城市最终还得让出来。林彪也向毛进言说，固守城市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力气用到建设根据地去。”但在毛看来，有大城市才算有江山，他要林彪“死守”。后来，林彪的战略思想和刘少奇的主意都成了毛的“英明决策”。其实毛最热衷于夺取大城市。

毛的“马德里”保卫一个丢一个，苏联撤军几个星期，国民党就夺回了东北几乎所有大城市，只剩下最靠近苏联的哈尔滨。中共军队向北败退，头上是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轰炸，屁股后面紧追着坦克汽车。林彪的政委罗荣桓回顾说：这一场大撤退中溃不成军，“全军无所措手足。”一位过来人说他们一连走了四十二天才站住脚，那阵势“可真是不大行了”。

中共部队不仅军事上大败，民心上他们也不如国民党。东北人受够了日本侵占多年的苦，渴望和平，把国民党军队看作“正牌”。如林彪向毛报告：“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

中共有个不利之处：人们把他们和“老毛子”苏联人连在一起。苏军不仅掠夺东北的工业设施，还闯进百姓家里拿东西，强奸妇女。一九四六年二月，雅尔塔协定发表，暴露了斯大林在东北攫取特权的事实，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大城市爆发了反苏游行，高呼：“中共应该爱国！”村民们还有这样问战士的：“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东北中共军队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一位老战士回忆：“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离城过了桥，炸了桥，隔江看着国民党脚跟脚进了城，“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涌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

战士们把气发在司令头上。一天，林彪的吉普车堵塞在北退的队伍中，警卫员请战士让道：“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四下里七嘴八舌起了叱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要威风！”“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

中共军队看起来真有可能要么撤进苏联，要么化整为零重开游击战。林彪做好了思想准备，一旦哈尔滨失守，就到辽南的山区打游击。六月一日，他给毛的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第二天，东北局也给毛同样无可奈何的电报：“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辰兄”即苏军。）身心交瘁的毛这时两次恳求斯大林出兵干涉，来个“联合行动”，或者把中国置于苏联的军事“保护伞”之下。斯大林婉言拒绝，怕出兵引起国际反应。但他允许中共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六月三日，毛万不得已，电告东北局和林彪：“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而且是“作长期打算”。

毛看似到了绝境。然而，就在此时，他的救星到了——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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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美国人救了中共

1944～1947年    50～53岁

蒋介石在美国朝野中名声不佳。为了争取美国不支持蒋，对中共采取友好立场，毛制定了“中立美国”的政策。声称中共只是温和的农村改革者，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完全可以跟美国合作。

一九四四年，罗斯福曾派观察组去延安。美国人刚到，毛就在八月十二日对苏联联络员孙平说：“我们在考虑改变党的名字，不叫‘共产党’，而叫别的什么。这样形势会对我们更有利，特别是在跟美国的关系上”。莫斯科马上和毛唱起了同一调子。八月下旬，莫洛托夫对当时在苏联的赫尔利将军说，在中国，“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人’，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了他们是共产党。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莫斯科跟毛唱的双簧欺骗了很多美国人，多年来这些人一直以为毛有可能被美国争取过去，美国没能把毛从苏联阵营里拉走是“失去的机会”。他们哪里知道，就在毛跟美国拉关系时，他反覆告诫中共干部，说这“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毛的策略也蒙住了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遣华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来华，使命是停止内战。二十年代他曾在中国服务过，讨厌蒋介石，讨厌蒋的亲戚们的腐败。中共说他们跟美国相似之处甚多，这使他特别动心。他跟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周就奉承他说中共“期望美国式的民主”。一个月后，周又说毛喜欢美国更胜于苏联，并告诉马歇尔：“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了您或许有兴趣。最近传言毛主席要访问苏联，毛主席听说后大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真有机会出国的话，他想去的倒是美国。”马歇尔完全当真，把这番话转述给杜鲁门。多年以后他还说，中共比国民党更跟他合作。

马歇尔对蒋说：“最重要的是得弄准确，苏联政府到底跟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在给他们出主意。”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马歇尔还在对美国国会说：“在中国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共军队〕有外来的共产党支援。”美国怎么可能全然不知情，他们跟英国人都在不断监听苏联与中共的电讯联系，不少电报从莫斯科直达延安，清楚无疑地显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其他美国官员也曾告诫马歇尔，延安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最后的报告开宗明义就是：“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

马歇尔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至五日访问延安。为了把一切都控制得天衣无缝，毛连儿子都送下乡去。毛对岸英说，这是为了让他学习农活和中国习惯。但真正的原因是岸英会讲英语，毛怕他跟马歇尔等人交谈。在延安的美国人对岸英很感兴趣，一次星期六晚间跳舞会上，毛介绍他认识了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罗就在舞场边上采访了他。据岸英说：“访问记翻译成中文，要我过目后发稿。”岸英请父亲看。“不料父亲并没有细看，就把稿子揉成一团，还严厉地批评了我”：“怎能对外国记者随便发表谈话？！”岸英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不是不熟悉管束，但对毛控制的严厉他仍然全无思想准备。毛对他不放心。

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说：“我跟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谈，我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他没有表现任何不满，向我担保尽其所能合作。”马歇尔称在东北的“共产党势力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 ，“从延安大本营跟〔东北〕当地共产党联系简直就办不到。”其实，延安跟东北局和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天天都有长电来往。马歇尔在延安时，毛就已经向阿洛夫详细复述了跟他谈话的全部内容，请阿洛夫电告斯大林。

 

马歇尔为毛的成功作出了关键贡献。一九四六年晚春，当毛的军队在东北全面溃败时，马歇尔给蒋介石施加了决定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停止在东北追击中共。马歇尔威胁蒋介石说，如果继续追击，美国就不再帮他运部队去东北了。五月三十一日，马歇尔甚至写信给蒋，称这事关系到他本人的荣誉：“在目前政府军在东北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重申：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即我本人的立场是否正直成了严重问题。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进、打击、或追赶〔中共〕”。措辞如此强硬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屈服，答应停火十五天。这个决定，使毛绝处逢生。他刚于六月三日被迫同意放弃北满重镇哈尔滨。一得到停战令的消息，毛在五日至少两次发电东北追改部署：“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至要至要。”“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转折点就这样到了。

在东北的中共官兵，包括林彪在内，都说蒋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进是大大的失策。蒋介石只要穷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苏联边境建立强大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切断中共与苏联的铁路运输线，使苏联重型武器不可能运进来装备中共。

蒋介石答应停火十五天之后，马歇尔又再施加压力，要蒋把停火期延长为四个月——甚至把整个北满让给中共。重开战火意味着跟马歇尔直接冲突，蒋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向的马歇尔，已是“态度暴躁异常”。

蒋介石被马歇尔逼得焦头烂额时，又接到杜鲁门总统的严厉警告。七月中旬，两名反蒋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国民党统治的昆明被枪杀。美国民意测验立刻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赞成继续援蒋，百分之五十的人要求“不介入”。八月十日，杜鲁门写信给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提到这两桩暗杀，说美国人民对这样的事“深恶痛绝”，威胁说如果和谈没有进展，他只好重新考虑美国对蒋政权的态度。

在这样的压力下，蒋介石在东北的停火继续了下去。蒋的亲信陈立夫对我们说，他不赞成蒋的做法，劝蒋“像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没用。”但是蒋离不开美国。整个内战中，美国给了他三十亿美金的援助，其中十六亿拨款，约八亿五千万是武器援助。

东北的停火使毛得以在北满建立了横一千公里，纵五百公里，面积比德国还大的根据地。毛把这块地盘比作舒适的“沙发”，背靠苏联，两臂有北朝鲜、外蒙古作依托。

停火的四个月使中共有了充裕的时间整顿部队，包括整编原满洲国的二十万军队。凡是信不过的被通通“清洗”。①

①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透露：这三年中“逃亡清洗可能有十五万人” ，几乎快赶上“战死、失踪、被俘、医院中死去和残废等”的总数：十七万二千四百五十四人。

整顿的重要内容是激发士气，办法是“诉苦大会”，由干部带头，战士们一个个上台去诉本人和家庭之苦。他们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目不识丁，因为忍饥挨饿，遭遇不公，有一肚子苦水。痛苦往事被勾了起来，大会上男子汉们哭得像泪人儿一般，空气变得像发烧似的滚烫。有份给毛的报告说：“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膺感动的气死了。死而复活，现成傻子。”

党告诉那群哭得死去活来的战士们，他们的苦都是蒋介石政府造成的，他们要“向蒋介石报仇”。亲历者说，这类诉苦真是立竿见影：“一场诉苦会下来，一个个抽抽噎噎的……那颗心已经是共产党的了。”这样的魔力，正常冷静心态下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与政治上洗脑齐头并进的是军事训练。苏联人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共第一支部队进入东北时，看上去不像正规队伍，也不会使用现代化武器，苏军还以为他们是土匪。停火期间，苏联人开办了十六所空军、炮兵、工程兵等军事学校。中共军官还到苏联去培训，有的去苏军控制区旅顺、大连。旅大也成了在南满被打散的中共部队和干部避难、休整、受训的集中地。

莫斯科为毛提供的武器包括缴获日本人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千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北朝鲜是日本的重要军火库，那里的军火都给了毛，足足装了两千多车皮。还有更多的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联制造的武器也来了，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的德国武器，上面的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国制造，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那里缴获来的。

中共从苏联秘密接收了数万日本战俘，他们在把中共军队训练成强大作战机器上功不可没。是他们教中共怎样使用日本武器，怎样保养、维修这些武器。是他们创建了中共的空军，由日本飞行员做教练。数千训练有素的日本医护人员悉心治疗护理中共伤病员，流过血的老人至今提起来还非常感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朝鲜。中共从那里不仅得到了军火，而且得到了一支由日本加苏联训练的二十万人的强悍军队。北朝鲜与东北有八百公里边境线，中共把它称为“我们隐蔽的后方”。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共被国民党赶着跑时，大量伤病员、后勤人员和战略物资转移到这里。国民党占领东北中部，把中共军队断开后，北朝鲜成了沟通北满与南满的走廊，也是连接关外与关内根据地，尤其是战略要地山东的要道。为了协调这张庞大的转运网，中共在平壤和北朝鲜的四个港口设立了办事处。

斯大林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苏联铁路专家组开始修复东北铁路。一九四八年六月，斯大林派前铁道部长科瓦廖夫（Ivan Kovalev）来华总领全面修复工作。苏联人共修复了一万多公里的铁道线，一百二十座桥梁，使中共能快速运输大部队和苏联重型武器，得以在那年秋天攻打大城市。

苏联、北朝鲜、外蒙古对中共的这一切援助都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共用各种办法掩盖它，毛特意命令林彪从党内秘密文件里“删去‘展开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的根据地’一句”。毛还叫林彪写上战争目的是“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阶级斗争口号不要提。”莫斯科的宣传机器说苏联援助毛的传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上，中共声称打蒋介石靠“小米加步枪”，才是货真价实的谎言。

毛不想欠斯大林的情，大规模苏联军援开始后，一九四六年八月和十月，中共两次主动提出用食品偿付。苏联驻哈尔滨的贸易代表谢绝了。毛十一月派亲信刘亚楼到莫斯科去游说，达成秘密协议，中共每年给苏联一百万吨粮食。这些粮食都是从老百姓口中夺走的。

东北停火时，蒋的军事力量仍远远优于中共。国民党军队有四百三十万人，中共只有一百二十七万。蒋把中共军队赶出了关内的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整个长江流域。毛在所有这些战区里，一再坚持要部队夺取和保卫大城市，都遭到失败。在华北，有“三路四城”之战（指夺取三段铁路，及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大城市）。在华东，毛指示向蒋介石刚恢复的首都南京挺进，说这个计划“并不冒险”。

挫折一个接一个，毛毫不灰心，他有把握赢得最后胜利，因为他有北满这个“沙发”。一九四六年十月，当蒋介石重新进攻时，中共已利用四个月停火把“沙发”建得如铁打的一般。那年冬天，国共双方恶仗不断。国民党发现他们的对手今非昔比，顽强善战。中共军队总指挥林彪的军事才能这时发挥得淋漓尽致，打起仗来“又狠又刁”。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他的部队日夜卧在冰雪地里打伏击。据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几番大战下来，国民党在东北黑土地上的主动权，遂告易主。

一九四七年一月，马歇尔离华，美国调停宣告失败。美国开始认真援蒋，但为时已晚。中共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打通苏联”，已经大功告成，而且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实现的。毛泽东在全国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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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蒋介石失去大陆

1945～1949年    51～55岁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给人们以希望。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它“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介石曾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胡，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由胡担任。

胡宗南二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召。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其实毛已把延安疏散一空。

在此后的一系列战斗中，战事的发展和胡将军的行为令人十分费解。毛也一反常态。

毛在陕北只留下由彭德怀率领的两万多部队，不到胡宗南统帅的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毛坚持不准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的人惊叹的是，向来极端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引擎，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贯为毛的安全殚心极虑的周恩来，这次也像无事一般，一路上和毛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速放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沢沟壑，是打埋伏战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名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伏击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前一天，才从胡宗南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写到：快到时，“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中共军队〕，当即电报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报，反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几千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进，结果全数被歼。

这时，胡的大部队被派往另外的方向，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驰援的胡军远在高山深峡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部队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这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回忆道：“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非但不相信，反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武器、物资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天气热了，部队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中共军队腐尸中脱取恶臭扑鼻的布鞋。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随蟠龙而失去。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内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一再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务战场发出指示。

自占领陕北以来，毛第一次在他的领地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为他预备好了他爱吃的香肠、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馆里用餐，怕不卫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专门从东北前来为他拍电影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机，整天摆弄来、摆弄去，她未来的摄影爱好就此开端。毛的苏联医生不时从黄河以东的根据地过河来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向斯大林汇报。

只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出去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脾气。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黄河边停着船和汽车，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刘戡的军队。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无法骑马时，特别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在设法要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收发电报的机要人员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 ，还说：“我们的人的身分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暂住的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转兵去保安。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胡声称“匪主力”在保安，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在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时，毛已经安全了。毛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不去苏联了，但他叫人“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在途中观亭一带，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回电说：“宜川情况紧急，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该军仍须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仲，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就这样断送掉。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提出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唯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推到死去的刘戡等人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再三“重蹈覆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把别处的部队也给他调去。美国军事顾问巴尔少将（David Barr）说：“蒋委员长的老朋友胡宗南将军说服蒋不断向胡的战场增兵，后来证明，这对国民党的华东华中战场是灾难性的。开封洛阳一带的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一反常规，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张扬起来，蒋介石可能会撤胡宗南的职。

从毛泽东的各种表现，到胡宗南的一系列行为，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①

① 人们常常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但熊不过是胡的机要秘书，不可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下一系列具体命令，指挥军队调动。更何况熊本人在胡军进入延安两个月后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就离开了胡宗南。那一系列战场上的具体命令，也不是远在南京的其他红色代理人能够下达的。

胡宗南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那时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军校，当仁不让地埋下了若干红色代理人，经手人主要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毛留在陕北一年，一直跟在毛身边的就是周）。据胡宗南的部属在台湾编写出版的《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所述，军校里，大家都认为胡是共产党员，原因之一是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而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由于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胡接着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便没有再被当作共产党人。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的中共资料明确指出，胡公冕为红色代理人。

胡宗南交了个亲密朋友，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的手下张严佛写道，戴笠要胡军中的情报人员把上报的重要情报都抄送胡。这么一来，就是有人对胡有怀疑也不敢报告。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但胡是蒋介石的爱将，弹劾自然难成。蒋还让胡主持派人潜入大陆打游击、搞情报的活动，都一一惨败。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

 

蒋的用人不当，也使他在决定国共胜负的三大战役中败北。首先是东北的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一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任东北五十五万大军的统帅。

卫立煌曾在一九三八年秘密提出要求参加中共。毛泽东于一九四○年报告莫斯科说，中共请卫暂时留在国民党里，待机而行。卫立煌选择背叛蒋介石似乎是出于怨恨蒋介石没有重用他。他对亲信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他针对蒋介石说：“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

有个叛逃的中共高级干部告诉蒋介石，卫是中共的人。蒋半信半疑。抗战后，尽管卫在缅甸当远征军司令官时立了大功，人称“百胜将军”，蒋没有任用他做陆军总司令。这下卫更不满了，一赌气跑出国去。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做东北军事长官是美国人的推荐。美国人喜欢卫，把他看作政治上的“自由派”，欣赏卫在缅甸的作战，认为卫有做军事统帅的资格。蒋之所以接受，据美国当时驻沈阳的副领事威廉·斯多克斯（William Stokes）说，是因为“蒋正焦头烂额地努力想从美国那里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和金钱”。

卫立煌接到蒋的召唤时，人在巴黎。他马上跟驻法国的苏联大使馆联系，通过他们跟中共互通消息。从此他跟毛互相配合，做的第一件事是按毛的意思，把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使百分之九十的东北一枪不发地成了共产党的地盘，这些大城市变成红海中的几个孤岛。

蒋介石要卫立煌把部队撤到南大门锦州，做好撤进关内的准备。美国军事顾问巴尔也是这个意见。可是毛要卫把部队部留在东北，以便中共“关起门来打狗”。卫立煌于是无视蒋介石的再三命令，拒绝调动部队。蒋介石呢，非但不撤卫的职，反而一连几个月跟他无休止地争来争去，一直争到十月十五日，中共夺取锦州，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关在里面。中共跟着一个个围攻国民党军队孤守的大城市，十一月二日攻克沈阳后，全东北都属于毛了。

鉴于卫立煌在东北的表现，蒋介石撤了他的职，把他软禁起来。许多人呼吁要对他军法从事。但蒋介石对他的高级将领或政敌都绝少枪毙，就连监禁也很罕见，卫立煌潇洒地去了香港。一年后，中共政权宣告成立，卫马上给毛发了一封热情的贺电，充满了“英明领导”、“辉煌胜利”、“伟大领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雀跃万丈”等字眼。只是他本人不肯到大陆去生活，在一九五一年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请求支持他做所谓“第三种势力”的领袖。直到一九五五年他才回大陆，一九六○年在北京去世。毛对他后来的这番表现嗤之以鼻，对侄儿毛远新说：“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卫在毛的胜利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中共从来不提。

 

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住在北平西南二百四十公里的西柏坡。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结束后，毛命令林彪指挥下的一百三十多万人马入关，准备打后来知名的“平津战役”。

华北有六十万国民党军队，总指挥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直接指挥绥远抗战的就是他。虽然他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他身边也有共产党人，包括他的女儿。毛特地指定傅的女儿搬来跟傅同住，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傅作义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不是完全不知情，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十一月，面对就要来临的林彪大军，傅作义思前想后，下决心瞒着蒋介石向中共求和。他对蒋政权已失去信心，觉得打不赢中共，打也没用，只会徒然使城乡被毁，生灵涂炭。他特别害怕百万大军的无情战火，会把他深爱的古城北平夷为废墟。他想及早结束战争。傅作义对共产党统治并无幻想，他曾公开地说共产党将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蒋介石很清楚傅作义的精神状况，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宜生〔傅作义字〕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但是他不解除傅的军权，甚至在傅坚决地请求辞职时，还给他来了个“万难照准”。

通过傅作义女儿的报告，毛对傅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发觉从这样一个必败的对手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毛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傅作义这员名将。从十一月起，傅作义不断派人联系要求“起义”，毛泽东给他来了个拖延战术，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拉着他又保持距离，给他希望又教他濒于绝望。与此同时，毛调兵遣将，把傅的军队一支支吃掉。这时的傅已完全失去了做统帅的心理条件。在中共围攻新保安的关键战斗中，战地的一位军长电话问傅：“是否还向北平集中，还是就在这里会战？”“究竟怎么办？”傅停了一下，没精打采地说：“你看着办吧！”当时军长就想：“事情要坏了”。

直到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落入毛手，显示出他的战无不胜之后，毛才对傅作义几个月前就一再请求的交出北平、交出华北的和平意向点头。然后毛立即颠倒事实，宣布傅作义只是在天津失陷、兵临城下的最后关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才接受关心、爱护北平的毛的“和平解放”。这就是毛夸耀的平津战役。实际上，华北完全可以无战事。平津战役根本不需要打。毛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形象，无端浪费了数万人的生命。傅作义一九七四年在大陆去世。

 

跟“平津战役”几乎同时，一场真正的大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在华中地区进行，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打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双方参战人数上百万。战役以国民党失败告终，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成了定局。

这场大战中，国民党方面不乏地位重要的红色代理人。战役开始四十八小时，分别潜伏了二十年和十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便率部“起义”，敞开了战区的大门。

最主要的破坏者是在蒋介石总部身居要职的刘斐和郭汝瑰。他们的职责包括制定军事计划，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制定错误计划，提出使国民党军步步挨打的致命建议。把情报不断传递给中共那就更不在话下。

蒋介石格外垂青的是郭汝瑰，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对他言听计从。那时，战区指挥官已经对郭起疑，蒋的二儿子纬国也向蒋揭发过他。蒋虽然渐渐对他失去信任，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最后不过把他调到四川当军长，这还是刘斐的建议。在四川，郭汝瑰在中共到来时带领整支部队投降。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百分之八十的蒋军被打垮，辽阔的长江以北成了毛的天下。国民党大员纷纷倒戈。一月七日，毛电告斯大林说：蒋手下的“许多要员”都找上门来做交易，前国防部长“白崇禧对我们的人说：中共有什么命令我都会立刻去完成”。① 毛说他要这些来找中共的人留在国民党内，等待最佳时刻，必要时甚至可以假装抵抗。

① 没有迹象表明白崇禧为中共做了任何事。

尽管长江是一道阻止中共军队南下的天然屏障，蒋介石的海军也不可小觑，但一个个旧谍新叛使得这道天险成了一条浅清待涉的小溪。南京、上海门户洞开。毛在一月九日至十日间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充满信心地说，他的政府“能在夏天成立”，或“更早一点”。

 

蒋介石的失败，还在于他“家庭观念重”。他战后的行政院长是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宋的政策使宋家跟蒋夫人的姐夫孔祥熙家族都发了财。日本投降后，宋子文把重庆跟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货币兑换率定成极不合理的一比两百。只此一举，使孔、宋家族的财富大大地膨胀，而汪政权下人民的财产大大地缩水。在宋子文治理下，接收大员们随意指人为汉奸，敲诈勒索。蒋介石写道：“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党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影响广泛的《大公报》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为“胜利的灾难”。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正处在风光之巅，转瞬间他们就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物价飞涨、囤积居奇、抢购成风成了城市的流行病。国民党政府消耗干净了自己原有的，以及从汪政权那里继承来的大量黄金和外汇储备。在宋“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下，孔、宋两家控制的公司利用特权，捞取了巨额外汇，进口美国商品牟取暴利。由于美国物资的倾销，一九四六年中国对外贸易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一大批工商业破产倒闭。

民众的愤怒，报界的谴责，监察院的弹劾，参政会议员面对面的尖锐质询，迫使宋子文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辞职。蒋介石下令调查对他的指控，结论是宋、孔两家的公司在短短八个月中，攫取了三亿八千多万美金的外汇，高达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但蒋介石对他妻舅的惩处，不过是降职，派他做广东省省主席。这使忠实于蒋的那些并不腐败的追随者们气愤不平，老百姓对政府更是伤透了心，把他们叫作“一帮强盗”、“吸血鬼”。蒋介石无法制止腐败，特别是他妻子家族的腐败，也使他进一步失掉了美国的人心。

对蒋的亲戚的调查报告，当局秘而不宣。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搞到一份，七月二十九日在报上发表，全国哗然。在蒋夫人生气地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后，《中央日报》奉命发表声明，说前日刊登的调查报告“漏列小数点”，把孔、宋套汇的数字从三亿一下子降到三百万。

蒋介石不断让他的个人感情，决定他的政治、军事政策。他就这样失去了中国大陆——失给一个完全没有这些弱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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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赢得内战

1946～1949年    52～55岁

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厂“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

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伕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

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① 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① 粮也用来做向国民党军队劝降的心理战武器。一个老兵对作家桑晔讲到他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里，被困了整整一个月，“连皮带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过阳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来个冻得硬梆梆的死耗子，连毛都没褪干净，生着就下肚了。多少年来我还是觉得那死耗子好吃极了。”“一到吃饭的钟点解放军那面就开喊，‘小蒋介石们快过来投降吧，我们还有红烧肉，今天刚宰的大肥猪’……当官的把能想出来的办法部使上了，还是挡不住人跑。”

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

 

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用毛的话说，“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

“地主”这顶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头上。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四根绳子一齐吊了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们把她的上衣剥掉，她有个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着爬着要舔奶吃……人们都把头低下来不敢看。”“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毛实际上要的是干部们鼓励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责为阻碍群众运动，被当作“石头”“搬掉”。

毛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陕北佳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斗”。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还不算康生新加上的斗争对象，起码一千六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

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后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链”，其中一个是毛二十五岁的儿子岸英。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他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翻〔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流下了好久没有流过的眼泪。”

两个月后，岸英给父亲写信说，他“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但是岸英仍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这在他的“工作笔记”里明显反应出来。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万人大会”。岸英记道，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搅得老百姓“‘小搬家’，‘大搬家’（大会前一天各村各路真是人仰马翻，大车小辆，男女老少扶老携幼……）”。开始那天，“天气很冷，冻得大家都说：‘今天真要活冻死个人，真是受罪！’”“第三天让各村研究斗争对象，另一方面组织预演斗争。”“第五天进行斗争。指定地点方向”，“让所有群众听到口令将武器〔梭镖〕举起来，并喊几声杀杀杀”。一个村把斗争对象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他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八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厌恶土改暴行的中共党员，纷纷上书反对。中共领导中也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使中共失去民心，影响夺权。但对毛来说，要夺权就得这样搞，民心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毛只是在恐吓农民的目的达到之后，才于一九四八年初制止了暴行。

毛清楚党内反对土改暴行的呼声很高，为了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转嫁党内愤怒的矛头，他装作这些事他都不知道，推出刘少奇作替罪羊。三月六日，毛给刘写信说：“请你们加以检讨。”刘开始还想为自己辩护：“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后来他就大包大揽了，对中共高级干部说：土改的责任，“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至今中共干部提起土改，骂的还是刘少奇。

刘少奇承认错误只限于中共党内，对普通老百姓一句道歉话也没有。身在国统区的人不是不知道土改的暴行，但他们既无力阻挡毛势如破竹的攻势，又对国民党没太多好感，只能是听天由命，尽量朝好处想中共。

国民党军官徐枕曾想把土改的真相告诉他家乡宁波的亲戚故旧，他“舌枯唇烂，声嘶力竭地，来一人说一遍”，但“没法劝醒他们的迷梦，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有的说：“这种话都是国民党宣传，怎能完全相信。”有的说：“现在在武力战争中，这种清算斗争没收私人财产不过只是过渡时期一种手段，将来长治久安了怎会还能如此呢？”还有的说：“抗战沦陷，日寇占领时期，一样过去了，共匪来了总不能说比日寇还要坏。”

国统区的人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劣行。国民党自己的高官通敌，却专门抓杀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个亲国民党的学生一九四八年四月给亲蒋的胡适写信说：“政府不能那么糊涂，那学生全看成共产党，哪里来的那些个共产党呢？”四个月后他再次写信说：“学生中不会有几十、几百的共产党……现在又大批的杀戮，真是太残忍了。”虽然国民党的杀戮跟毛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它遭到报纸大加挞伐，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朝野一片怨声载道，不少人认为跟蒋介石比起来，毛泽东还要好些。

即使这样，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在上海工人中，据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国民党远比中共号召力大。中共开进广州时，苏联领事留心到那里“几乎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没有”，“没有人出来欢迎”。在华中，林彪一九五○年一月对苏联情报人员说：“群众对改朝换代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万中共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夺取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崩溃了。这天，蒋介石飞回老家溪口，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蒋含着泪长时间地在母亲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离去。接着，一艘军舰载着他驶向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毛请求斯大林派飞机、潜水艇助他进攻台湾，时间在一九五○年，“或更早一点。”他告诉斯大林有好些红色代理人跟随蒋“逃”去了台湾，位居要职，可以里应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国对抗的风险，毛只好把计划束之高阁。①

① 斯大林帮毛镇压了西北沙漠地区强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队。斯大林对毛说：“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对付。我们可以给你四十架飞机，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骑兵部队一扫而光。”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嘴里“嗒嗒嗒”的，手比划着机关枪扫射的样子，对我们描述苏联空军是怎样在戈壁滩消灭穆斯林骑兵的。

不管蒋介石多么仇恨中共，他逃跑时没有实行焦土政策。他带走了一部分宝贵的故宫文物和飞机，但当他打算把几个主要搞电子的工厂搬去台湾时，却由于主管工矿的孙越崎的抵制而未能如愿。孙等人把所有的重要工业设施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里。蒋介石临走时给中国工业造成的全部损失，远不及苏联人掠夺东北的损害。毛继承下来的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是一千座“几乎未有一点破坏”（陈毅语）的工厂、矿山，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包括六十八家军工厂——外带一整套现成的政府经济、行政管理体系。蒋介石的无情，真是不能跟毛泽东比。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梨花夹道的春光里，春风得意的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毛选中了城中心的前皇帝御苑中南海作正式官邸。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这个“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窗之前”的美丽庭园里办公。

毛搬入前，中南海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大清理、大修缮。这时的毛住在西郊著名风景区香山。居民被迁走，香山摇身一变成了“劳动大学”，山门口还挂了块牌子。牌子吸引了不少青年来报名入学。中共只好再挂一块牌子说：劳动大学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现不招生，何时招生，请看报上广告。

中南海里，苏联的扫雷专家带着工兵排用扫雷器反覆搜索，充作人工扫雷器的战士们还一步步把各个角落都走了一遍。毛的警卫措施严密又不显眼，所谓“内紧外松”，连熟透了保卫工作的斯大林的翻译也没看出来。毛的这套做法使许多西方人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人深受老百姓爱戴，不需要警卫。某法国记者一九五四年看见周恩来跟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驱车驶过天安门，议论说：“要暗杀周恩来之容易，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艺儿。”

尽管警卫天衣无缝，毛泽东在“登基”前夕，看见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时，会紧张害怕得发抖。老朋友刘英到香山去看毛后回忆说：“毛主席情绪很高，江青拿出油果子等招待，谈得很知己。”“问到毛主席的身体，江青说他别的没什么，就是见了生人会发抖。我一下没有听明白，说今天见到我不是挺好吗！毛主席接过话头笑着说，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开国大典”。毛登上与中南海一箭之遥的高大宏伟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他第一次在数以十万计的人群前露面。从此以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大众成了毛庆典活动的一部分。仪式是跟苏联人学来的，但同样作检阅的红场列宁墓，比起天安门矮了太多。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演讲：他执政二十七年中唯一的一次。往后他顶多呼呼口号。念稿子时毛不断清嗓子，不像个激励人心的演说家，内容又平淡无奇，大半是一长串名单。这个“人民共和国”，将为人民做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广场上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看起来也很兴奋激动，在城楼上走来走去，朝下面人群挥手，有时他走到扩音器前喊一声：“人民万岁！”毛就这样当上了五亿五千万中国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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