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和复杂性
诚如导论第二章所述,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专制国家,都普 遍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以辛亥 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于辛亥之后遭遇与专制复辟长 期、反复、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也就势所难免。但是,伟大的中国 民主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复辟,却有着特别的艰难 性和复杂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社会与专制历史过于漫长。显然,漫长的传统农业 社会与悠久的中国专制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发展、加固、完善和 强化起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及手段,历代统治者从未实行过教政合 一、却有某些君主实行过开明专制的影响,和“民本思想”、而 非“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统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后的蛮族 两度入主中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 01 —— 这一切,既维 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亦阻 扼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专制向民主过渡 的应有进程,更为复辟的欲望和潜力,奠定了久远而又广阔的社会 基础。因此,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国,其王冠之下民主 政体的建立,尚需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 经历了一百年的思想启蒙,近九十年反复较量,才使得君主专制历 史同样不足千年的法国最终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君主专 制的历史不过数百年的俄国,其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居然长达 七十余年,并且复辟的危险至今尤存 —— 那么,由数千年的专制 统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强化、所加固起来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 当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就可以使它顷刻消 亡、灰飞烟灭吗?
第二、传统农业经济形态远未解体。应该说直至十九世纪上半 期,中国传统的农民小生产,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都从来未有 改变。十九世纪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历经二度、历时五十年的 改革开放,虽然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工商业,然而,一是改革开 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维护专制统治;二是穷国弱兵又不能抵御列强 对于中国自由经济的压迫和钳制。因而,中国的自由经济也只是处 在发生阶段,而远未获得发展和成形。 02 辛亥之后,中国自由经济 虽然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亦开始走向成形,但它仅在 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军阀复辟混战的影响,不 仅给它带来了发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对传统农村的触动更是 微乎其微,甚至连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害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和来 不及予以解决。这就不仅为辛亥之后历次专制复辟带来了重要的农 村社会条件,更为嗣后那一场要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打天下的现代中 国农民造反,既保存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又提供了造反的社会力 量。
第三、专制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力量,乃是造 成反复辟历史任务尤其艰难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义 的思想运动虽然借助两度革命和改良的论战而有所普及,但是,这 个普及,也还没有真正触痛整个专制思想文化体系本身。辛亥之 后,于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一再 号召“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即要藉“纲常名 教”以推动复辟的种种倒行逆施,无非是要将孔孟思想文化中专制 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成鼓吹专制复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宝。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并作。犹如世界许多国家的 民主革命曾伴随着或交叉着民族、种族等革命一样,虽然常常 是“一损俱损”,却也常常能“一荣俱荣”。其对民主革命而言, 或损或荣,便要看这个国家民主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 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势固多,却伴随着民族革命的巨大 推动力量。再加上这个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强瓜分和内反少数民 族专制统治的双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当 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谓一荣而俱荣者。但 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
问题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从而涣散了革命派的锐 气,不仅造成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不利状况,而且造成 了“革命党消、革命军也消”的危险状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对于 袁世凯的轻信和让权,特别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动裁撤革 命军队的做法,实为嗣后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问题之二,是因满清王朝崩解过速,从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 各级官僚集团、特别是旧王朝军队未垮这样一个严重祸患的存在。 一方面,因许多旧官僚只需喊一声“拥护共和”,便能摇身一变而 成为新官僚,所谓用“银桃子”取代了顶戴花翎,换汤而未换药; 另一方面,因旧王朝的军队已立即裂变为中央和各地军阀的私家军 队,从而导致来日各路军阀混战的发生,更作成了袁世凯拥遗朝之 兵以复辟帝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辛亥之后直至南方革命军北伐 之前,其间十数年,革命要想战胜复辟之所以如是艰难,无非是因 为遗朝有兵而革命无军罢了。
问题之三,是因满清王朝垮得过快,从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 者于转瞬之间便完成了立场的大转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 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满清 统治集团的“请进和赶出”,即抬举和打击,又造就了他们的名 声,所以,事当袁世凯再造帝制、张勋再造复辟和北洋军阀再 造“假共和、真复辟”之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动 专制复辟的能臣大将,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专制复辟的先锋, 如著名的康有为、杨度等。他们之要救满清,和满清虽已不救,却 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实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 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第五、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围剿。辛亥革命虽因欧风美 雨、即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确立了它鲜明的民 主革命目标和明确的民族革命目标,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 中国的民主革命却遭遇了一些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阻挠、反 对、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义后几天,列强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 十余艘军舰,以监视中国革命势力的活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则立 即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罢黜 两年的袁世凯,以扑灭中国的革命。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茨在 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谈话中,更是坦率地承认 他“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 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03 一九一二年初,当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接 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心北伐以反击袁世凯对革命的军事反扑,并在 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战略重镇徐州屡败和大败清军时,列 强 —— 不分专制强国或是民主强国便又联合起来,公然出面支持 袁世凯。其各国军舰不仅在长江游弋以向中国的革命军示威,而且 于渤海湾阻止中国革命军登陆。驻京各国外交使团甚至蛮横宣 布:“不准革命军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尤借 机增兵东北与内蒙,然后又做出“中立”的姿态为南北和谈“牵线 搭桥”,终于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刚刚诞生的共和政权,向假 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拱手相让。其后,德国 皇弟亨利亲王还曾亲赴青岛公然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帝陛下,及 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复辟”。 04 此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愈趋明显,中国人民反对袁氏 复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于一九一五年 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并以“中国如欲改国体为 复辟,则必赞成”作诱饵。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还 公开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做皇 帝,总揽大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亦 公开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如用 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其后,不论是在北洋军阀屡悖混战的痛 苦岁月里,还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倒军阀统治的辉煌年头, 世界专制帝国和西方民主强国,无一不为了他们在华的利益,不是 成为混战中各派军阀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革命军北伐统 一中国。可以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 革命军二度北伐成功,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为止,世界一些专 制帝国和一些民主强国,特别是日、俄两个专制恶邻,实无一家不 是一贯地和卖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者。
第六、遭遇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混乱。辛亥革命成功之日, 正值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东渡,俄国实现共产专制复辟的“革命异变 期”。由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体向共产专 制政体的倒退,不仅将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愿望与手段,由 它的“一声炮响”便送到了中国,而且为正在坚持民主革命而反对 专制复辟的中国,制造了由革命性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革命 主体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带来的极大思想混乱和革命混乱。由 是,世界共产革命终于在尚未解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了 它绝好的“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 件下,找到了它最为诱人的现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与 共和国体实行疯狂反扑的专制势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历史混 乱;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局面, 又为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和共产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绝 好的时代条件。再加上不论是世界专制帝国,还是西方民主强国, 他们在对华利益关系基础上所结成的,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神圣 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于是,马克思主义旨在 批判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在中国找到 了它又一片广阔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 命的对象被转移了,传统农民“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思想,轻 而易举地便与马克思主义“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共产革命 目标一拍即合。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革命阵营遂产生了 动摇,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为自身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能所决 定,摇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且立即为苏俄发 现、青睐、支持和扶植。从此,中国国民革命在其与形形色色专制 复辟的艰难较量历程中,又遭遇了一个更加具有社会基础,并且直 接受到外国颠覆势力数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红色”专制势力,在革 命名义下对她的疯狂反扑,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制 造了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代环境。
第七、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革命虽然遭遇了 上述种种艰难较量,然而,给中国国民革命进程带来了最大灾难 的,却是日本帝国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这一场侵略战争 在中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辛亥之后,当形形色色的专制复 辟已经为中国人民所艰苦战胜以后,却为共产专制复辟在中国的成 功,带来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历史条件。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而再 一次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 彻底推倒;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从此被阻扼在共产专 制复辟的厄运之中;中国大陆人民更因此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 里,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残暴专制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国民革命即中 国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个世纪以上。
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以“护国”
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 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 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 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 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 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 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 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 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 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 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 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 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 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 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 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 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 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 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 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 05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 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 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 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 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 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 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 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 06 称将军、改官 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 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 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 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 07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 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 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 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 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 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 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 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 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 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 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 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 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 08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 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 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 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 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 09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 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 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 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 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 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 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 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 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 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 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 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 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 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 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 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 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 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 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 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 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 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 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 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 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 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 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 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 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 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 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 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 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 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 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 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 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 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 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 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 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 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 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 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 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 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 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 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 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 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 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 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 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 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 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 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 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 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 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 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 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 在广东,因“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 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 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 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 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 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 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 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
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 兼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 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 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 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 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正因为帝制 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 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 其是北洋派军阀, 11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 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 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 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 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 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 12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 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 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 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 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 省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 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 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 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 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 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九二一年 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 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 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 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 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 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 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 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 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 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 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 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 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 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 法统之下,贿选曹锟。 13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 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 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广东孙中 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 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 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 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 直,直系于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 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 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 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 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 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海 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 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 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 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 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 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 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一 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 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 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 14 使民众 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 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 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 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 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 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 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 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 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 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 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 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 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 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 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 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 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 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 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 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 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 15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 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 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 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 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 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 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 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二百 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 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 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 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 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 统。 16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 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 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 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 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 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 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 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夺 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 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 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 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 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 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 以行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 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 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 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 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 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 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 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 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 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 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 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文 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 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 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 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 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 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 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 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长 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 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 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 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 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 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 驻军时, 17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 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 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 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 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 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 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 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 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 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 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 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 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 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 汝霖宅,痛打章宗祥, 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 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 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 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 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 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 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 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 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 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 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 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 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 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 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 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 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 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 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 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 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 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 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 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 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 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 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 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 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 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 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 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 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 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 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 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 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 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 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 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 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 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 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 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 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 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 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 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 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 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 19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 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 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 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 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 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 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 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 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 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 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 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 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 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 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 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 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 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 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 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 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 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 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 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 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 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 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 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 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 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 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 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 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 20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 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 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 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 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 家”之建议,等等。 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 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 22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 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 23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 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 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 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 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 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 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 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 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 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 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 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 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 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 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 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 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 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 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 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 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 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 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 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 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 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 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 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 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 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 法郎案”, 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 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 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 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 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 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 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 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 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 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 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 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 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 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 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 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 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 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 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 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 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 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 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 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 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 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 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 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 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 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 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 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 27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 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 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 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 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 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 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 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 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 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 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 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 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 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 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 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 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 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 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 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 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 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 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 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 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 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 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 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 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 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 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 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 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 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 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 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 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 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 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 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 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 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 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 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 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 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 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 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 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 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 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 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 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 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 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 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 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 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 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 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 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 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 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 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 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 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 30 吴虞则继承了辛 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 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 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 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 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 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 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 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 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 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 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 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 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 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 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 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 矣”的闲话, 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 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 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一点因 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 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 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 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 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 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 张的根本原因。 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 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 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 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 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 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 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 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 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 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 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Q形象的塑造 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 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 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 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 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 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 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 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 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 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 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 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 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 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 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 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 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 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 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 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 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 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 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血 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 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 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 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 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种种 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 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 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 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 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 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 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 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 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 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 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 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 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 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 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 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 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 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 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 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 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 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 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 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 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 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 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圣·玛丽街修 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 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 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 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 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 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 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 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 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 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 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 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 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 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 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 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 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 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 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 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 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 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 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 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着一个“才足以帝制以自为、 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 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 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 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 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 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 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 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 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 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相号 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 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 上要以创建“五权宪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 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 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建国思想的一 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 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 死,因使倒袁目标实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 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 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 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 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 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 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 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党。在革命 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 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 政、训政和宪政”的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 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着革命 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国民党所发表 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 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 决与罢免的权力,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 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 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 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 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 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 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 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 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 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 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 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 34 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 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 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 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 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出兵支 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 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 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 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 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 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 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 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 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 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 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 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 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 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 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 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 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 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员 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 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 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武、纽永 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 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 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 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 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 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 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 袁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 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 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 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 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
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 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 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 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 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 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 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 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 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 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 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 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 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 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 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 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 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 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 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 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 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中山 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 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 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 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 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因 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 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 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 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 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的 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 煌历史岁月。
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 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 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 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 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标 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 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 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 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本没 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 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 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 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 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 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 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 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 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 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 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 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 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 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 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 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遵命文学”, 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 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 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 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 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 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 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 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 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罢 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 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 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标榜“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 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 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 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 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 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 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年 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 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 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 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然 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 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 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 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 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奋 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 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 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 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 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 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 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 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 年,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 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 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 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着观望和研究的态 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 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 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 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共学社”亦开始出 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 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 等,但都是客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 《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 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 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 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 主义才将五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 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 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 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 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们 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 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 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 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共产 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 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 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 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 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期。否 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 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 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 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 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 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 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 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 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 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 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 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 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 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的 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 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 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会产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诱 发”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曲解,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 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它的杰出领袖陈独秀,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 创始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最早发动者。因为它明显地造就了新文化 运动的发动者,即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历史事 实”。然而,陈独秀个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转变,不仅有其时代的条 件,而且有其个人的原因;而他批判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亦不等于 他已经真的决裂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他作为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 曾奋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亦同样不能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知识分 子。陈独秀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先进的中国现代知 识分子,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和他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 本能追求,无非是在一定的诱因下,即在他眼里乃是更高的和更科 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名义下,归还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 分子的“本相”。如果说这是他一己的悲剧,毋宁说是新旧交替时 代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发生的若大悲剧罢了。其根由,无非 是“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不但俄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 上有之,而且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况,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 传统型知识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虽然能够变成俄式共产革命的“中国发起人”,却又在一九 二七年之后,当他已经认识到俄国共产制度的专制本质和中国共产 革命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取消派 领袖,直至走向了共产革命的反面,成为中共党内对俄国共产革命 最早和最坚决的否定者, 36 从而又未尽失一个民主与科学追求者的 本色。应该说,正是从陈独秀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新旧交替时 代,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复杂追求,和他们为了这个追求所 曾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与中 国共产革命的诱发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究 为何因,这就是本书下一章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了。
注 释
第二章
02、专制改良型经济在性质上既未脱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在形式上亦只是局部允许自由经济的发生和存在,并使这一存在以不对其专制政治造成威胁为前提。是故晚清改良型经济才只有发生而难有发展,更遑论成形。
03、芮德:《清帝退位与列强》第四零九至四一零页。
04、参见《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版,一九八三,北京。
05、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建议下重新起用曾被黜退的袁世凯,先授以湖广总督,后授以钦差大臣,因均为袁拒绝,乃在袁的逼迫下授以总理大臣,并由其组阁。
06、三都督为: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
07、“筹安会”是在袁世凯授意下,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孪和、胡瑛等六人筹备复辟帝制的组织,并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挂出招牌,后因梁士诒又在袁的授意下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筹安会乃改名为“宪法促进会”,完成鼓吹帝制后,即被袁冷落。
08、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参见《革命尚未成功》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09、戴季陶:《今日之政治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一集。
10、《蔡锷致梁启超书》。
11、一八五八年四国“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清廷于上海设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于天津设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李鸿章任北洋大臣时代(一八七零至一八九五)曾于一八八五年建天津武备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陆军人才,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卢永祥等,后均为袁得力人物。一八九五年袁世凯署直隶总督,次年正式真除,奉命接淮军将领胡燏芬在天津小站练定武军,名新式陆军,从此成为北洋军始祖。一八九八年北洋大臣荣禄将袁世凯新式陆军、董福祥甘军和聂士成武毅军合称“北洋三军”。一八九九年荣禄又将北洋各军编为“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新式陆军为武卫右军。是年,袁带武卫右军赴山东巡抚任,因镇压义和团而大肆扩编,适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之役,因董福祥甘军和聂士成武毅军瓦解,北洋军乃以袁武卫右军独存。一九零一年李鸿章死,袁接署直隶总督,翌年正职。袁乃移武卫右军于小站,改名“北洋常备军”共二镇,每镇一万二千人,分以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为参谋、教练、兵备三处总办。一九零三年清廷设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匡为总理,袁为会办。一九零三 至一九零五年,北洋军编练完成共六镇,仅第一镇由满人铁良控制,余皆由袁亲信段祺瑞、曹锟等任统制,为全国军队之精华。清廷以袁势大,于一九零六年建陆军部,将一、三、五、六各镇划归陆军部,袁仅保存二、四两镇。是年袁系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袁北洋势力遂达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和东北。一九零八年袁为清廷所忌而被解职。武昌事发,清庭为抓住北洋六镇,乃被迫起用袁。袁乃用此六镇之兵,北逼清廷,南迫革命军。
12、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由是而获得了在我国东北和内蒙驻军的特权。
13、因黎元洪是被选上的总统,因此,恢复黎的总统,就是恢复中华民国的法统。俟法统恢复,再迫黎自己下台以选曹锟,便是“依法统”而行事了。
14、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为抵制“国民会议”,乃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该会应由四种人组成:有大功劳于国家者,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军民长官,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和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
15、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部将郭松龄因未得到任何好处,乃与冯玉祥及张作霖另一部将李景林结成“三角联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发动军事倒张事变。后因李景林中途变卦,冯亦求之不得,郭乃失败被杀。
16、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曾颁布反动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为曹锟法统。
17、参见注12。
18、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订立“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订立“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章宗祥为驻日公使。
19、参见注13。
20、《努力周报》第二期。
21、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努力周报》第十九期,一九二二年九月。
22、其时《改造杂志》曾发表长篇“裁兵计划书”。曾倡省宪的梁启超又倡“裁兵或废兵”。上海全国中华工商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二十多个团体曾联合发表过“废督裁兵宣言”。全国商会联合会曾发表“筑路养兵意见书”。《孤军》杂志一卷四、五两期合刊曾发表“推倒军阀的具体办法”。孙中山也曾是裁兵的积极倡议者,曾先后发表“工兵计划宣言”,“和平统一宣言”,“化兵为工和平统一裁兵宣言”等。
23、就在吴佩孚于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之后,各地方军阀为抵制大军阀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一九二零年七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是年十一月谭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同月,谭去职,赵恒锡任湘军总司令,乃正式宣告自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一九二一年内,四川曾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曾赶走在川滇军。是年四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湖南赵恒锡、贵州卢涛、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云南顾品珍、广西议会、湖北议会、山东议会皆通电响应。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于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间,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实曾喧闹一时。
24、孙中山逝世和国民会议流产后,段政府曾与法国订立“中法协定”,同意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对法庚子赔款用金法郎计算,使中国多付关银六二零零多万两,因而遭到全国反对。
25、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因奉舰由大沽口袭北塘,国民军遂封锁大沽口,日乃派驱逐舰护卫奉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大沽口炮台,被国民军击退。三月十六日,日遂纠合英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北京至海口交通不得发生障碍,奉、国两军立即停止交战及国民军立即撤去水雷等要求,并限三月十八日前答复。各列强军舰二十余艘遂群集大沽口,以作威胁。是为“大沽口事件”。
26、“帝国主义”一语,为苏俄在一九二三年于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苏俄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策动世界共产革命,以摆脱世界列强对它的干涉,以保护在苏俄刚刚建立的共产专制制度。帝国主义一词遂由中共引入我国,并给中国的国民革命制造了思想、理论和目标的极大混乱。
27、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驻北京的国民军鹿仲麟部驱逐了段祺瑞,推倒了段祺瑞政府,恢复了曹锟的自由,虽欲联吴抗奉,却为吴所拒绝。
28、一九一四年,全国陆军只有四五·七万人,至一九一九年已达一三八万人。一九一零年清政府开支只有一亿零二百万两,至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之时,政府开支已达一亿五千三百万两,一九一八年更猛增至二亿零三百万两。在中央政府,军费已占国库开支的百分之七十;在地方政府,军费竟占百分之九十。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盐税、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农民,以江苏昆山为例,一九零五年自耕者占百分之二十六,佃耕者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四;一九一四年,自耕农已减少为百分之十一点五,佃农则增至百分之七十一点六。
29、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六卷一号。
30、李大钊:“民彝与政治”。一九一六年五月号《新青年》。
31、一九一五年“胡适致梅觐庄信”。
32、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33、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曾通令全国,要求各级学校的教材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34、中华民国成立前第一次南北议和,唐绍仪曾为袁世凯代表,赴南京谈判。
35、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国民日报》。
36、任建树、唐宝林:《陈独秀传》(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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