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GC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一 苏俄指使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
犹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诱因绝不是 来自本国,而是来自列宁和斯大林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东方战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鉴于它与新专制俄国“万古常青”的兄弟友谊,曾对苏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挥供认不讳。即便是在俄中两党发生内讧恶斗,直至悖墙开打之后,中共的御用历史学家们虽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由苏俄扶植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本相。
第一、中国大陆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历史教材“中国现代史”仍承认:“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津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 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 01
第二、因维津斯基来华而开始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产党组织, 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产主义信徒创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就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刚刚坠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 02 从此,中共中央的一应事权必须由他直接过问。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获得了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致使中共在建党之初就不得不服从第三国际、实际就是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进而更在苏俄的指示之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开的“二大”上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第三、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由于它在经济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个不得不接受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和指挥的党。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诚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党就一直在苏俄的命令下,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而尽心尽力,也就“理所当然”。 03
第四、中共在建党之初,因国中信三民主义的多,信共产主义的少;信国民党的多,信共产党的少;羽毛既难丰,力量又太小, 革命经验更无从谈起;因而,苏俄才会从自身的革命经验、即“背叛与夺权”的经验出发,在孙中山不同意将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 并拒绝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之后(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遂从命令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到命令全体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至“参加”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奋斗了近四十年的国民革命。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这是苏俄之所以能够夺取俄国政权的宝贵经验,更不明白这与苏俄指使欧洲各国共产党组织纷纷加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工会,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甚至为自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 却要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而颇感委屈。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称:“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 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但是,中共“二大”之后不久,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党外统一战线的想法,一再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不仅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既可以谋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并且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 04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除掉给中共送来四月训令,又称“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以外,“三大”召开时,马林又以威胁的口吻说:“陈先生(独秀)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 05 中共“三大”遂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左翼”。06 是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 并为马林解释和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07 至此,必须服从苏俄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苏俄与第三国际命令中共全体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底牌。中共不仅全面遵命执行,而且在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地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更由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对于国民党党权和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迫切篡夺和全面篡夺,亟欲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迅速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成为俄式共产革命,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
第五、中国共产党终于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进了中国国民党,苏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进一步获得了指挥中国共产党直至指挥国民党的权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苏俄就派来了大批的俄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更借重廖仲恺的幼稚病,而打进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和最高部门(参见上卷第三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只因苏俄顾问鲍罗廷掌有“俄援”,又只对新沙皇斯大林一个人负责,因而,他才在国民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最高权力,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广州竟有“一登鲍门即身价百倍”之语 。 08 一如中共领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鲍罗廷是一个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 ...... ,一切均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四不象,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一个人的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 ...... ” 09
二 苏俄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的三大阴谋手段
苏俄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并移植共产 专制制度于中国,除掉指使中国共产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 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以外,第二步就是分裂国民党。
第一、制造国民党内斗
苏俄和中共制造国民党内斗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国民党内部有 左派和右派之分,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以实行“团结 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阴谋策略。国民党“一大”召开之 前,曾一再向孙中山保证要献身中国国民革命的苏俄顾问鲍罗廷, 就对幼稚病发作者廖仲恺挑拨说“国民党里有左派、右派之分”。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维津斯基不仅在与陈独秀、张国焘的谈话 中,甚至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都曾明 确提出“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以分 裂国民党。 10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甚至在“共产党 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明白无误地供称:“所谓国民党 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我们现在因 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 误。”从此,自中国同盟会成立起,向来就没有左派、右派之分的 中国国民党,便在苏俄与中共的挑拨离间之下,以亲俄亲共和远俄 反G为划分左右的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 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 党。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内斗已不能免(参见上卷第三章)。
第二、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
苏俄与中共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的主要表现,就是无视孙 中山先生所一再告诫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 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 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 竟公然指使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人,公然违背国民党的立 场,公开地、甚至是肆意地攻击国民党,从而将孙中山先生“联俄 容共”的做法,逼迫成为“忍俄捧共”的做法。一九二四年七月, 苏俄煽动外蒙独立,连梁启超、丁文江等人都因惊醒而高声疾 呼“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 国主义式的敌人。”然而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既无一人因苏俄 分裂我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 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 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支持苏俄强 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 祖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参见下卷第六章)。当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 上时,只因苏俄反对孙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广东发动了一百个以上 的团体反对与咒骂孙中山北上。待到苏俄转而又支持孙中山北上 时,中共又纂文称:“孙中山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才决定北上 的。”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地不顾国民党纪 律,公开纂文攻击国民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在苏俄的指令下, 中共甚至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 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 人联合会”,发展地下共产党员。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 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 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难怪李宗仁在赞扬共产党的“革 命”热情时,却对他们“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性大为感 叹。
第三、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恺、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
一、蒙蔽孙中山
如前所说,苏俄为煽动中国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 国,曾于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间十数次派人来中国谋合孙中山先 生(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于中共成立前,是想变中国国 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于中共成立后,则要求国民党和中共合并。逮 孙不同意,而只容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苏俄乃一 边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边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 谎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更在“联俄”开始以后,一方 面派顾问鲍罗廷一再地欺骗孙中山先生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 身中国国民革命。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他还说,“比如在欧 洲、在美洲是宣传共产主义和推进阶级战争。可是,在东方,特别 是在中国,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 去集中地搞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 11 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 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公开批评、诋毁三民主义和孙 中山先生本人。特别明显的是,在国民党“一大”上,当共产党员 跨党案遭到部分国民党人的反对时,李大钊虽代表中共发表声明 称:“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指国 民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革命事业, 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希望诸先辈指导一 切。”但是,转瞬之间,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钊本人居然 又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公然地反 口宣言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 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按:指改变国 民党的纲领) ...... 在国民党中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 ...... 。北方 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 中间有一定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 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按:指共产革命先锋队) ...... ”
由于身为国民党人的共产党员完全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 公然地反对国民党和公然地批判国民党,国民党员刘成禹、冯自 由、谢英伯、许清和等人才在广州召集华侨及各省代表五十余人, 开会决议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夺国民党党统。警告 书尚未发出,鲍罗廷、李大钊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 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 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乃宣布四人无罪。其后,当中央监察委员张 继、谢持、邓泽如等正式向孙中山及中执委提案,弹劾身为国民党 员的共产党徒在国民党内秘密建立党团等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的行径 时,鲍罗廷又反诉蒙孙,将中共“三大”时即已于内部决定要在国 民党内成立党团的事藏而不言,反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 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乃不得不建立党团”。对此,国民党中执委 七月七日乃宣布:“国民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纲领、 政纲及党章,必予严重制裁。”尽管如此,苏俄和中共不仅继续蒙 骗孙中山,甚至借孙同意建立大元帅府铁甲队而私建武装,从而为 来日的叛乱建立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参见下文)。
自一九二三年九月发布“孙文越飞宣言”始,至一九二五年三 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短短一年半时间,苏俄与中共为分裂国民党、 窃夺国民党党权,早已从“蒙孙”走向了“骗孙”。所以,一旦孙 中山先生逝世,其分裂国民党和窃夺国民党党权的胆量、欲望和手 段,也就可想而知。
二、拉拢廖仲恺
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廖仲恺既是三民主义的一个诚实信 徒,又是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最严重患者。他在国民党中负责 联俄容共做法的重要地位,和作为孙中山先生“荷包”的特殊角 色,以及他对国际共产革命、对苏俄和对中共的天真与无知,乃使 苏俄与中共将他作为拉拢的最重要对象。“孙文越飞宣言”发表 后,廖仲恺即携女与越飞一起乘亚洲皇后号轮船离沪赴日。廖的目 的,是要借此行向苏俄要求援助。越飞的目的,则要借此行以拉拢 廖。前者之所以达到了目的, 12 全因后者拉拢的成功。天真、幼稚 的廖仲恺竟完全相信苏俄至少六十年后才会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的“许诺”,而决心为推进现在的中国国民革命,努力于“联俄容 共”的做法。此后,廖仲恺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国民革命的同时,也 不遗余力地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引渡到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 内部,直至走火入魔,走向了事必奉俄和事必依共的地步。鲍罗廷 亦因廖的忠诚,而将廖视为臂膀,视为“志同道合”者,更在孙逝 世之后,为全面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而授廖以更大和更多的权力。
一九二五年夏成立国民政府时,因廖帮忙驱逐了胡汉民,收买了汪 精卫,苏俄顾问竟让廖担任了十三种职务,并使之实权和事权在 握。若非廖不久即遭暗杀,苏俄和中共对国民党权力的篡夺,也许 不会失败得那么快;而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救党北伐的成 功,也就不会成功得那样快了(详见上卷第三章)。
三、贬逐胡汉民
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国民党的领袖位置成为虚位。就当时的 情形来看,可以接替孙先生者无非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和蒋 介石四人。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向为孙中山所倚重,且为广东大 本营的“代帅”,政治会议主席。汪于辛亥之后去国良久,刚刚归 国,虽有名声,了无实力。廖为鲜明的亲俄亲共派领袖,是苏俄与 中共属意的人物。蒋则是被广东革命政府视为“长城”的军事实力 派。因而,在实际上,最有权力或能够顺理成章地继承这一领袖地 位者,是胡汉民。但是苏俄顾问鲍罗廷不喜欢胡汉民,因为他不亲 俄,更不捧共,既有反对“联俄容共”做法的倾向,又绝不顺从苏 俄和苏俄的顾问们。由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这样 一个权力真空阶段,由于廖仲恺的积极配合,手控俄援的鲍罗廷便 趁机掌握了国民党大权,并藉成立广东国民政府,而与汪、廖密 谋,将胡汉民从“代帅”的位子上拉了下来,先是让胡仅仅做了一 个几是“空位”的外交部长(按: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是北 京政府,故广东政府除掉与苏俄有所谓外交事务以外,别无外交可 言),后则利用廖案,公然地打击甚至要逮捕胡,直至干脆将胡逼 离广东,命他赴俄去“考察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由是,苏俄和中 共眼中最大的绊脚石乃被踢开,胡汉民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
四、收买汪精卫
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汪精卫曾去国良久,俟国民革命颇有起色 之后才回国归队。以其历史地位,是为国民党革命元老;视其事 功,则除掉谋炸清摄政王和参加《民报》对改良派的大论战而殊获 名声以外,并无其它建树。但他仪表堂堂,口才动人,颇引人佩 服;却又夙无主张,夸夫死权,领袖欲极强。由是,他的名声和权 欲,特别是他在国民革命阵营中了无实力的实际状况,便为鲍罗廷 所看中。在廖仲恺左派旗帜过于鲜明,蒋介石又被视为中派的情形 下,为了贬逐胡汉民和打击其他敢于分庭抗礼的国民党元老,更为 了在满足了他的权欲之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能够顺利地 为苏俄顾问和中共所篡夺,鲍罗廷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孙中山先生逝 世的机会,于北京苏俄驻中国大使馆找汪精卫谈话,明白表示“孙 后国民党的领袖非汪而莫属”(参见上卷第三章)。汪自此而与鲍 罗廷勾结在一起,非但彻底改变了他原来反对“联俄容共”做法的 态度,而且事必以鲍为马首瞻,甚至在鲍的策划下与鲍、廖一起进 行“黑箱作业”,背着当时仍然是大本营代帅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的胡汉民,私定和擅自公布国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私受鲍、廖 所“赠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不久又担 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汪不仅卖力地将国民 党“二大”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将国民党的党权和对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大部让与苏俄及中共,为苏俄顾问和中共驱逐本党 的“右派”,开除本党的元老,贬抑直至迫害曾被广东国民政府和 广东人民“倚为长城”的蒋介石。三个月后,汪虽因中山舰事败而 被黜出国十六个月,然而,他从此便在苏俄和中共的“革命”需要 之时,一再地充当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者和内讧、内斗 的制造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武汉国民政府办成了国民眼 里的“俄国政府”。直至他因亲睹斯大林给中共的命令而大惧时, 13 才决定“驱俄和分共”。然而他为鲍罗廷和中共所阴谋煽动而更 加膨胀起来的权欲,却使他终生不能安于蒋氏之下,以至每逢叛党 坏国之乱,其必参加之,亦必策划之,推波助澜,几起几落,直至 为了做成第一把手,竟走上了出卖祖国、甘当汉奸的不归之路。
五、打倒蒋介石
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成功地蒙蔽了孙中山,拉拢了廖仲恺,贬逐 了胡汉民,和收买了汪精卫之后,用中共御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 就是国民党的“二大”上,便终于“洋溢着一派乐观的左倾气氛了”! 14
但是,当苏俄与中共在国民党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的倾心支 持下,因利令智昏而要变本加厉地加速他们诱逼国民革命的步伐 时,被广东国民政府和广东人民“倚为长城”,并被中共党魁陈独 秀称为“中国民族革命柱石”的蒋介石,因保护国民党反G元老, 制止中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和发展地下组织,坚持提 出和维护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果断利用“中山舰事 件”以奋而救党,率先提出“整理党务案”以坚决护党,提早发动 北伐、并且不数月便解放了南半个中国,因而不仅迅速成为孙后中 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新权威领袖,而且迅速成了全国人民心 中的真正革命英雄。由是,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因日渐感到了 由蒋介石的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恐慌,从而迅速地推起了一波 又一波反蒋的高潮。此后,他们所有反对、破坏、背叛北伐的罪恶 行径,既没有一件不与旨在打倒蒋介石相关;更没有一件意在打倒 蒋介石的行为,不与诱逼、破坏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相连。用蒋介 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冀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 命”。
苏俄、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亟欲打倒蒋介石的主要阴谋手 段,一是由苏俄军事顾问团在黄埔军校指责蒋介石“不革命”;二 是反对蒋提出的北伐主张,宣扬北伐必败论;三是指蒋为“新军 阀”,煽动其部下王懋功叛变,克扣和削减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 第一军军费;四是既不允许蒋辞职,又不慰留,却要遣蒋北上帮助 冯玉祥练兵,暗示蒋出国,直至发动“中山舰事变”,试图绑架蒋 赴俄软禁。目的均在逼蒋离开广东,剥离蒋的军权(参见上卷第四章第二节)。再就是于北伐胜利出师后,阴谋决策“迎汪复职、以 与蒋分权”,始终推行“拥汪反蒋”的谋略,并一再挑起“迁都之 争”,扩大“迁都之争”,再起国民党分裂内斗的风潮,以阻蒋继 续领导北伐(参见下文)。然后又制造北伐军内乱,动摇北伐军军 心,先后于南昌、武汉公然挑唆旧军人出身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于 北伐军胜利进军途中“取蒋以代之”。 15 甚至阴谋发动武汉政变, 公然褫夺正在领导北伐的蒋介石于国民党内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和重 要职务,公开指骂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蒋介石是“新军阀”和国民 党“新右派”。直至因蒋介石已经决心“清党”,而在“武汉俄国 中央”将蒋介石开除出中国国民党(参见下文)。
三 苏俄与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措
如果苏俄命令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是苏俄阴谋诱逼中国国民 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国民党是第二步,则窃夺国民党领导权便是第 三步,是为实现其根本目标所采取的至关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 月,在苏俄和中共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就非但没有回避他们窃 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事实,而且认为正是因为窃夺的不够狠 —— 用 他们欺世的语言来说,便是他们“放弃了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才招致了他们的失败。多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现代史教科 书里,御用历史学家们都将这一强盗逻辑,视为当然的真理,而赘 述得不厌其烦。他们不仅指责鲍罗廷和陈独秀因犯了“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才给中国共产革命带来了失败与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 定,中共后来在苏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装反叛国民革命和持续颠覆 及分裂祖国的正确性。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 措是:
第一、 窃夺国民党舆论权
应该说,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国国民党 的“联俄容共”做法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就已经指 明要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使国民党成为一 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也就是说,若不经过共产国际的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就非但不符合时代精神,而且国民党也是一个 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政党了。 16 之后,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 的短短三年中,苏俄顾问和中共除掉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包 括在思想舆论上反对国民党的主义、理论和政纲以外,其窃夺国民 党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恺将国民党“一大”四百余份 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苏俄顾问和中共包办之后,苏俄顾问和中共即开 始了对于国民党舆论权的窃夺,直至发展到强代孙中山和国民 党“立言”,试图首先在思想理论上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共产 革命。其中特别具有欺骗性的,便是借孙中山和国民党有“联俄容 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传孙中山有“联俄容共”的政策,继之又 将“联俄容共”擅自篡改为“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 策,为发动暴民革命、干扰和破坏国民革命制造理论根据。然后, 更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胜利进军途中,在他们反对、利 用、破坏北伐就要失败的日子里,干脆假造出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 农这个“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击蒋介石和所谓的国民 党“新右派”,以继续破坏北伐和国民革命,以妄图改变他们即将 失败的命运,甚至将为他们所假造的“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 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并欺世惑众达半个世纪以上。直到 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它们彻底揭 穿。本书上卷第三章兼论所记述的,由中国大陆三位学者公开撰文 所指出的,在国民党的所有文件里都没有所谓“联俄容共、联俄联 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所谓新三民主义的记录,而只 有在中共的文件里面才能找得到它们的历史事实,实在将苏俄和中 共强代孙中山和国民党“立言”以假造“圣旨”的行径,揭露无 余。只需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苏俄顾问鲍罗廷竟敢在他创办的 那一份《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公然捏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 政策,便是孙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与同一时期中共制造 三大政策的党内文件稍作对照,其完全出于“一辙”的本相,也就 将苏俄和中共谎言惑众的真相实情彻底地公之于世了。
第二、窃夺国民党的组织权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一个手段,自然是打进国民 党以发展共产党,这原来就是苏俄命令中共参加国民党的首要原 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 决议案”和青年团其它相应的决议案,均明确宣称:“应努力协助 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于全中国 ...... 。”用中共历史 教材上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帮助下,“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几乎 为共产党所主持”。并且,即便是在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生效之 后,“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为共产党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 上”(参见上卷第四章)。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二个手段,便是在孙中山先 生逝世之后和汪精卫“左派”权力病发作之时,“包办”国民 党“二大”,以全面窃夺国民党中央党权。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 三节所述,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决定:“共产党身 份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要占国民党二大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 造成在国民党二大上的绝对优势;共产党要在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 派、孤立国民党中派、打击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在 国民党二大各项选举结果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比例。”一句话,就是 共产党要全面窃夺国民党的党权。 中共的夺权阴谋确在国民党 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实现。国民党元老派中的反G派领袖邹鲁、 谢持等被开除出了国民党,国民党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 沈玄庐、叶楚伧等十二人被警告,国民党的中坚人物戴季陶等被斥 以训令,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在大会选举中纷纷落选。国民党中央常 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 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 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共产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 部部长中,中共党人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中共党人林祖涵担任农 民部长,中共党人毛泽东代汪精卫担任宣传部长,中共党人冯菊坡 代被贬逐的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极“左”派彭泽民担任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由中共党人谭平山和林祖 涵掌控,权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在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 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竟占了二十 六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共产党中央组织 部”。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 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 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参见上卷第四章),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被共产党所架空的党,所操纵 的党,徒剩下一具躯壳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会说,国民党 的“二大”上乃“洋溢着一片乐观的左倾气氛”。距孙先生辞世尚 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义在自己的党代会上不仅已经无人问津,甚 至到了谁要是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苏俄和中 共欲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似乎就要成功了(参 见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复指出的是,七十多年来,直到今天为止,中共何曾 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人进入共产党?何曾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 人担任过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组织的委员、常委、部长,哪 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秘书或办事员?就更不用说它竟能容许别 人打进它的党里,去开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领袖,训令它的重要 干部,并任凭别人去把持它的各级党组织了。如是而论,中共还有 什么理由来为他窃夺国民党的权力辩护?又有什么理由把将它清除 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正义行为,竟污蔑为“反革命政 变”呢?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三个手段,便是既夺党权, 更夺政权。北伐之前,中共在广东窃夺国民党政权的情形姑且不 论,特别是在北伐军已经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后方,共产党则借 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以在实际上建立共产党的地方各 级党组织,即对外是国民党,对内则是共产党,并藉此而力图掌控 新诞生的国民政府。同时,中共又以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后的苏共为 榜样,借发动工农革命以煽动暴民运动,建立有枪、有权的非 法“工农政权”即暴民政权,以与刚刚诞生的、中共尚未窃取到权 力的国民革命政权相对抗,并在实际上造成国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 面。尤其突出的是,当北伐军东路和中路两支大军已经逼近和包围 上海,上海的军阀部队已经决定向北伐军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 待之时,中共却收买残余军阀势力在上海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 义,并在武汉俄国政府的命令下,反对建立国民政府,坚持建 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区委就曾宣称:“上海 的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
第三、窃夺国民党军权
苏俄与中共一是要求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 制。党代表权力极大,既能监督所属人事经费,又能监督同级军事 长官,并且无论什么命令,非党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党代表 遇事还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这些党代表与其他政工人员,绝大多数 由共产党人担任。直到中山舰事件之后,他们才被蒋介石解除了党 代表职务。二是仿照苏俄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部,以夺取国民 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权力。国民革命军改组后,六个军当 中就有五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一军为周恩来,第 二军为李富春,第三军为朱克靖,第五军为李朗如,第六军为林祖 涵,海军政治部主任为李之龙。三是为窃夺黄埔军校的权力,不仅 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恺引进了大批的俄国军事顾问,而且引进了 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军 法处长周恩来 —— 后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 教官郓代英、高语罕等。同时又在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 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地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三 民主义,造成军校中另一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并 与之对立,为嗣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歧、对抗和部分军人的叛 乱,埋下了重重危机。四是蒙蔽孙中山,以孙同意建立陆海军大元 帅府铁甲队为名义,抽调黄埔军校共产党员为骨干,从广东、广 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独立团,任命共产党员叶 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由 是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产党军队。它既是叶挺 独立团的由来,又是中共南昌暴动的“家底”,更是后来张发奎等 人不断制造两广叛乱和叛变的军事基础。
第四、发动政变、实行对国民党领导权的再窃夺
国民党“二大”之后,蒋介石新领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胜利 进军,日益使苏俄和中共惶惶而难安。因为北伐一旦成功,中国国 民党一旦统一了中国,则苏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势将如水东 流,不复再来。由是,在作出了一连串反对、利用、破坏北伐的阴 谋行径之后,鲍罗廷终于利用已经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 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 变,以全面反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全面否定“整理党务案”, 并试图将他们在国民党中已经失去的权力,全部抢夺回来。一九二 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 孙科、宋子文、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 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撇开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领导人,成立 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推极 左派徐谦为主席,宣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之前执行 最高权力。这便是武汉“俄国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 年三月七日,由鲍罗廷提议并决定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 预备会议。会上,因谭延悖提出应推迟会期以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 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参加会议,却立即遭到共 产党人吴玉章、郓代英和国民党极左派彭泽民的坚决反对。因在出 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绝对优势,谭延悖的提议遂被 否决。由是,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完全控制了国民 党二届三中全会,并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缺席的 情况下,发动政变,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 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 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 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 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 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以将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国民 党新领袖,全国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并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 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定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 立为被打倒的对象。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苏俄显然明白,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并在 国民党怀抱中尚未长大的中国共产政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 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 介石决心抽身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包藏祸心的“政治寄生 儿”甩到一边去。因为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 因此,只有把中国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将之逼迫在任其窃夺的境 地,或将蒋介石彻底打倒,以从根本上阻断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 丰,气候已成,到那时,便不是国民党要甩掉共产党,而是共产党 要消灭国民党了。这才是苏俄与中共要坚决反对北伐,并且反对不 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则破坏之,破坏不成就干脆背叛之的根本原 因。
第一、苏俄与中共反对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已正式提出了 北伐的建议。蒋的北伐建议,立即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的一致反 对。鲍罗廷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 反对北伐。随后,以季山嘉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 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 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 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三个月后,当夺回了相 当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决定北伐,半年之后,当蒋介石已经领导北伐 胜利出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仍然发表了“论国民政府 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个人,而且公 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 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 ...... ”,以暗指由中国国民党和 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 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证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 的。
第二、苏俄与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以讨 论如何应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的北伐“难题”。在这次会议上, 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却要“从各个方面以准备广东政 府的北伐”,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参见本卷第二章),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特别 要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 月,当国民革命军刚刚胜利出师北伐,中共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 一步认定“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 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地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 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九月,鲍罗廷又根据斯大 林和第三国际的一再指示(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一节),在国民党中 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说,再一次强调“农民 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苏俄顾问 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和北伐已经胜利进军的 最初日子里,在反对北伐不成而只好顺应北伐之时,一再地将农民 运动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层次,其目的,无非一是要将全 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 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 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 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阴谋方针的明确 指导下,苏俄和中共才在反对国民党北伐失败之后,变反对北伐为 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 民运动不仅声震全国,其“实绩”,便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 口号下,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逼进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 怖之中。据北师大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 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 月十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 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 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 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 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 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 谭延悖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盖 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 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袖 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 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 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 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其惨毒之状,实与四十 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人民横遭荼毒的情景极为相似。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 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 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 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 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 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 全世界一样”。 17 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 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 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 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 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 ......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 次之多 ...... 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 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 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 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 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 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 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 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 ...... ”。至此, 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 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汉如此,上海亦无例外。如前所说,中共不仅为了夺权而抢 在北伐军前面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 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军 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 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 18 由是,整个上海祸心包藏, 阴谋待发;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 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 19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 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煽动暴民 运动,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 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 乱”之中。这个后果,实在是将北伐打倒军阀的意义,抵消到了令 人思之惘极的地步。对此,如果不是一个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 活过来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其时,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 的冯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的名言,即 指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实 为此一阶段苏俄与中共所蓄谋制造的“共产革命”景象,提供了明 确的证词。
第三、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
诚然,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 发动共产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 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 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 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 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 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 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 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 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 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 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 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 期举行”。 20 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 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 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便以中共身 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 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 势力之基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 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 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 明确意识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 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第二、尽力发展湖北革命力量 (按:指共产党力量)。第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 (按:旧军阀出身的唐早有图据两湖之心)。第四、巩固左派在广 州省政府的政权。 21
四个月后,当武汉已经成为工农革命的中心,鲍罗廷已经深 信“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时,在“中共与 国民党左派已经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 22 为他们 所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又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 在迁都武汉途中坚决反对蒋介石敦促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暂 驻南昌,再一次借迁都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重新夺 取国民党领导权做足了舆论准备。蒋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 败,并迅疾迎来了苏俄和中共对他发动政变的厄运。特别是汪精卫 在苏俄和中共“迎汪反蒋”阴谋下回国以后,他非但不听取蒋介石 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劝告,不仅大言“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而 且与中共党魁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随后便赴武汉“俄国政 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国国民党的再一次分裂岂但不可 免,北伐军的分裂和内战亦终于爆发。若不是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 国民党人在此关键时刻痛下了“清党”的决心,则中国国民革命的 失败已经指日可待。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三个手段是制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 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在共产党人李富春和 林祖涵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有一些共产 党身份的士兵,竟以公开杀害外侨为手段,蓄意悖发国际事端,不 仅引发美国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造成南京民众死伤甚重,而且造 成列强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事后,李富春和林祖 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后来,因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苏俄驻 北京大使馆,缴获了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一份训令,乃 使罪证确凿。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 斥外国人 ...... 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 抢掠和多数残杀 ...... 。”这份训令不仅在口气与内容上,与不久前 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辙,而且与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 拉兹命令中共执行烧杀政策完全一致(详见下卷第二章)。一九二 七年五月九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院作证时曾明确指出:“计划 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西方强国与蒋介石为难。”虽然这一场以袭 击外国人为手段,意图挑起列强干涉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事件, 乃不了了之,然而,苏俄和中共为破坏北伐,已可谓心机用尽,更 可谓手段用极。
第四、苏俄与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苏俄与中共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实已 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亦 因此而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崭新国民革 命政权的建立,不但没有给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却反 而制造了无穷尽的乱象,将曾经一心向往北伐的无辜民众,推向了 痛苦和迷茫的深渊。
但是,正是这一切才最终逼出了国民党“清党”和重建中华民 国南京政权的决心,以将三年来借俄援和容共而诱逼中国国民革 命,特别是破坏北伐的苏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 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并由真正的国民党人来建立真正的国民革命政 权,取代已经完全被苏俄顾问所操纵的武汉“俄国政府”。但是, 苏俄与中共却以为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时机终于到来:苏 俄、中共和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遂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 褫夺他的一切职务;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则提出了“南伐”,要汉方 的北伐军打回广东去;中共领袖周恩来竟坚决要求“东伐”即东进 讨蒋,以诱发北伐军的内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以为“他的箱子中 还有草”, 23 仍妄想继续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 伐;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派们,因出于良知未泯而要求继续北 伐。因为他们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军心和民心。 24 但是,汉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严重不稳;夏斗寅的“叛军”已经顺流而东下; 25 “马日事变”的枪声更是震撼了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政权 ; 26 曾为鲍罗廷诱惑的新旧两栖军阀唐生智已擅自还兵武汉,虽愿 反蒋,却同样要反G拒俄; 27 连曾经近俄亲共的冯玉祥也开始驱逐 共产党并与苏俄疏远,更在对是非、权力和利益的比较中,由武汉 转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给中共的一纸“训令”,虽然推动了中 共最后的背叛,但这一纸“训令”对汪精卫所起的反面效应,却是 逼出了汪精卫“分共和驱俄”的决心。恰如汪精卫于是年十一月五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 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 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 29 苏俄顾 问鲍罗廷终于“希望全绝”而待罪归国;中共却在斯大林亲自派来 的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领导下,作出了于八月一日在南 昌发动武装叛乱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举起了他们公开背叛中 国国民革命的旗帜,并从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罗 明拉兹的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国落后、偏远、 贫穷的农村,到处煽起了“望岱叛乱”的火星, 30 点燃了叛变的烽 烟。中国的共产革命亦终于从俄式共产革命走向了“将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要造 反的,已不是中国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和绵延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 制度,而是历尽艰难才推翻了专制王朝和专制制度,又历尽艰难才 夺取了十七年反复辟胜利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兼 问 谁是反动派?
在中国大陆,可谓无人不知“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联词。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指责国民党是反动派。
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有两层含义,一指国民党就是反动派, 二指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派。前者固无需解释,后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后,国民党内曾有过一个不亲俄、不亲共,或曰反俄、反G的“反动派”,即国民党“右派”,有时亦干脆被中共称为“反革 命派”。
但是,在中国大陆每一本为中共所钦定的历史教科书里,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当时,全国人民都极其地渴望着、并热切地支持 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而国民党蒋介石又恰恰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了军阀,初步统一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非但没有“反动”,而且是“顺动”。因此,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或指斥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 派,则意从何来?
相反,今天,当我们已经能够明白当年反对、利用、破坏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者,和对全国人民所一心向往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施行“反动”者,竟恰恰是苏俄和由苏俄亲自指使的中国共产党时,至于谁才是真正的反动派,还有必要一辩吗?
第一章
01、《中国现代史》第四二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四三页。
03、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参见刚刚解密的前苏联同时期档案。
0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讲话。
05、中共“三大”决议。
06、同02,第一册第三零八页。
07、同02,第四五四页。
08、《李宗仁回忆录》。
09、《张国焘回忆录》。
10、同上。
11、转引自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五十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廖仲恺此行获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援助。
13、即斯大林“五月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为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曾将该指示“示汪”,汪乃大惧。五月指示的主要 内容: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 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 ...... 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 ......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 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 ...... 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 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 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官 ......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页。
14、参见上卷第三章及注释。
15、鲍罗廷为反蒋,曾在南昌和武汉分别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蒋而代之”,当时的李宗仁虽未予理睬,唐生智则跃跃而欲试。参 见《李宗仁回忆录》等。
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19、参见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
22、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 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 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 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 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 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 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25、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 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G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 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 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 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26、夏斗寅起兵反G前后,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曾派参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等策划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马日)晚,由许克祥统一指挥,由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围并封闭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 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余处为共党把持的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是晚即有百名中共党人被处决。五月二十三日 许等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部份县市遂有清共除共之 举。对“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不愿下达讨许命令,汪只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长沙,令军队维持治安,令工农纠察队严格遵守秩 序,不得报复,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不批准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出的,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的计划。毛、 蔡欲组织数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遂以泡汤。嗣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派谭平山等赴湖南查许“叛变”,并查农运过火事, 鲍罗廷亦随调查团前往。但谭平山刚抵岳州,即获悉许克祥已电令岳州驻军就地枪决鲍罗廷,鲍被吓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乃 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因唐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许克祥仅受记过处分。唐并命令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否则即按反革命罪办理,武汉国民党中央只好同意。
27、因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宁、汉双方应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与反对。因“共同北伐”的结果必然是“共决cp(共产党 英文缩写)”。因此,中共乃阴谋促汪、唐“东进讨蒋”,即挑拨北伐军分裂打内战。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G之心,又有反 蒋之念,所以,乃暗决先回师武汉清共,再伺机东进讨蒋。所以,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即中断北伐,还兵武汉,赴长沙调查马日事 变,并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致电武汉政府,认为“马日事变”责任在中共,并称中共的工农运动,实是“横流溃决,叠呈恐怖”。
28、当宁方清党和汉方决定继续北伐之时,冯玉祥已入潼关,并控制了陕、甘、豫三省,称兵五十万,嫡系约二十五万。但因所部一 直常驻绥、陕、甘、豫等贫疾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又对宿敌张作霖深怀戒心,故亟望能够在中原驻脚,并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 位。所以冯开始虽然对宁、汉双方持中庸姿态,但当冯赴郑州与汪会谈,旋又赴徐州与蒋会谈之后,冯乃决定与蒋合流并发表“敬告 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要求中共暂时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及阶级斗争,驱逐鲍罗廷。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 党“,并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集中开封受训,以辨明是否共产党员。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先被解职。被查明为中共 者,即专车送归武汉。俄国顾问乌斯季若夫亦被冯遣送回国。
29、汪精卫在看到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后,因得知中共要暴动而大惧,加上夏斗奄“叛变”、朱培德“遣共”和“马日事变”后汉 方国民革命军已严重不稳,六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又发布了反G训令,称“工农运动,此祸不去,祸将不 堪”,因此“诏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图。并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共产党分离”。所以,自六月中 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产党分离办法的汪精卫,终于七月十四日夜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和“驱俄”、即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归国。
30、参见《导论》对法国革命期间望岱农民叛乱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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