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一 苏俄指使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
犹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诱因绝不是 来自本国,而是来自列宁和斯大林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东方战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鉴于它与新专制俄国“万古常青”的兄弟友谊,曾对苏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挥供认不讳。即便是在俄中两党发生内讧恶斗,直至悖墙开打之后,中共的御用历史学家们虽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由苏俄扶植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本相。
第一、中国大陆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历史教材“中国现代史”仍承认:“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津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 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 01
第二、因维津斯基来华而开始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产党组织, 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产主义信徒创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就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刚刚坠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 02 从此,中共中央的一应事权必须由他直接过问。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获得了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致使中共在建党之初就不得不服从第三国际、实际就是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进而更在苏俄的指示之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开的“二大”上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第三、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由于它在经济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个不得不接受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和指挥的党。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诚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党就一直在苏俄的命令下,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而尽心尽力,也就“理所当然”。 03
第四、中共在建党之初,因国中信三民主义的多,信共产主义的少;信国民党的多,信共产党的少;羽毛既难丰,力量又太小, 革命经验更无从谈起;因而,苏俄才会从自身的革命经验、即“背叛与夺权”的经验出发,在孙中山不同意将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 并拒绝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之后(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遂从命令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到命令全体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至“参加”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奋斗了近四十年的国民革命。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这是苏俄之所以能够夺取俄国政权的宝贵经验,更不明白这与苏俄指使欧洲各国共产党组织纷纷加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工会,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甚至为自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 却要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而颇感委屈。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称:“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 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但是,中共“二大”之后不久,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党外统一战线的想法,一再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不仅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既可以谋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并且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 04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除掉给中共送来四月训令,又称“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以外,“三大”召开时,马林又以威胁的口吻说:“陈先生(独秀)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 05 中共“三大”遂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左翼”。06 是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 并为马林解释和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07 至此,必须服从苏俄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苏俄与第三国际命令中共全体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底牌。中共不仅全面遵命执行,而且在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地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更由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对于国民党党权和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迫切篡夺和全面篡夺,亟欲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迅速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成为俄式共产革命,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
第五、中国共产党终于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进了中国国民党,苏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进一步获得了指挥中国共产党直至指挥国民党的权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苏俄就派来了大批的俄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更借重廖仲恺的幼稚病,而打进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和最高部门(参见上卷第三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只因苏俄顾问鲍罗廷掌有“俄援”,又只对新沙皇斯大林一个人负责,因而,他才在国民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最高权力,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广州竟有“一登鲍门即身价百倍”之语 。 08一如中共领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鲍罗廷是一个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 ...... ,一切均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四不象,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一个人的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 ...... ” 09
二 苏俄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的三大阴谋手段
苏俄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并移植共产 专制制度于中国,除掉指使中国共产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 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以外,第二步就是分裂国民党。
第一、制造国民党内斗
苏俄和中共制造国民党内斗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国民党内部有 左派和右派之分,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以实行“团结 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阴谋策略。国民党“一大”召开之 前,曾一再向孙中山保证要献身中国国民革命的苏俄顾问鲍罗廷, 就对幼稚病发作者廖仲恺挑拨说“国民党里有左派、右派之分”。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维津斯基不仅在与陈独秀、张国焘的谈话 中,甚至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都曾明 确提出“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以分 裂国民党。 10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甚至在“共产党 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明白无误地供称:“所谓国民党 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我们现在因 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 误。”从此,自中国同盟会成立起,向来就没有左派、右派之分的 中国国民党,便在苏俄与中共的挑拨离间之下,以亲俄亲共和远俄 反G为划分左右的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 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 党。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内斗已不能免(参见上卷第三章)。
第二、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
苏俄与中共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的主要表现,就是无视孙 中山先生所一再告诫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 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 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 竟公然指使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人,公然违背国民党的立 场,公开地、甚至是肆意地攻击国民党,从而将孙中山先生“联俄 容共”的做法,逼迫成为“忍俄捧共”的做法。一九二四年七月, 苏俄煽动外蒙独立,连梁启超、丁文江等人都因惊醒而高声疾 呼“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 国主义式的敌人。”然而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既无一人因苏俄 分裂我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 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 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支持苏俄强 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 祖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参见下卷第六章)。当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 上时,只因苏俄反对孙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广东发动了一百个以上 的团体反对与咒骂孙中山北上。待到苏俄转而又支持孙中山北上 时,中共又纂文称:“孙中山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才决定北上 的。”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地不顾国民党纪 律,公开纂文攻击国民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在苏俄的指令下, 中共甚至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 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 人联合会”,发展地下共产党员。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 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 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难怪李宗仁在赞扬共产党的“革 命”热情时,却对他们“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性大为感 叹。
第三、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恺、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
一、蒙蔽孙中山
如前所说,苏俄为煽动中国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 国,曾于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间十数次派人来中国谋合孙中山先 生(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于中共成立前,是想变中国国 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于中共成立后,则要求国民党和中共合并。逮 孙不同意,而只容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苏俄乃一 边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边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 谎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更在“联俄”开始以后,一方 面派顾问鲍罗廷一再地欺骗孙中山先生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 身中国国民革命。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他还说,“比如在欧 洲、在美洲是宣传共产主义和推进阶级战争。可是,在东方,特别 是在中国,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 去集中地搞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 11 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 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公开批评、诋毁三民主义和孙 中山先生本人。特别明显的是,在国民党“一大”上,当共产党员 跨党案遭到部分国民党人的反对时,李大钊虽代表中共发表声明 称:“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指国 民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革命事业, 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希望诸先辈指导一 切。”但是,转瞬之间,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钊本人居然 又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公然地反 口宣言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 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按:指改变国 民党的纲领) ...... 在国民党中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 ...... 。北方 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 中间有一定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 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按:指共产革命先锋队) ...... ”
由于身为国民党人的共产党员完全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 公然地反对国民党和公然地批判国民党,国民党员刘成禹、冯自 由、谢英伯、许清和等人才在广州召集华侨及各省代表五十余人, 开会决议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夺国民党党统。警告 书尚未发出,鲍罗廷、李大钊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 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 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乃宣布四人无罪。其后,当中央监察委员张 继、谢持、邓泽如等正式向孙中山及中执委提案,弹劾身为国民党 员的共产党徒在国民党内秘密建立党团等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的行径 时,鲍罗廷又反诉蒙孙,将中共“三大”时即已于内部决定要在国 民党内成立党团的事藏而不言,反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 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乃不得不建立党团”。对此,国民党中执委 七月七日乃宣布:“国民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纲领、 政纲及党章,必予严重制裁。”尽管如此,苏俄和中共不仅继续蒙 骗孙中山,甚至借孙同意建立大元帅府铁甲队而私建武装,从而为 来日的叛乱建立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参见下文)。
自一九二三年九月发布“孙文越飞宣言”始,至一九二五年三 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短短一年半时间,苏俄与中共为分裂国民党、 窃夺国民党党权,早已从“蒙孙”走向了“骗孙”。所以,一旦孙 中山先生逝世,其分裂国民党和窃夺国民党党权的胆量、欲望和手 段,也就可想而知。
二、拉拢廖仲恺
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廖仲恺既是三民主义的一个诚实信 徒,又是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最严重患者。他在国民党中负责 联俄容共做法的重要地位,和作为孙中山先生“荷包”的特殊角 色,以及他对国际共产革命、对苏俄和对中共的天真与无知,乃使 苏俄与中共将他作为拉拢的最重要对象。“孙文越飞宣言”发表 后,廖仲恺即携女与越飞一起乘亚洲皇后号轮船离沪赴日。廖的目 的,是要借此行向苏俄要求援助。越飞的目的,则要借此行以拉拢 廖。前者之所以达到了目的, 12 全因后者拉拢的成功。天真、幼稚 的廖仲恺竟完全相信苏俄至少六十年后才会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的“许诺”,而决心为推进现在的中国国民革命,努力于“联俄容 共”的做法。此后,廖仲恺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国民革命的同时,也 不遗余力地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引渡到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 内部,直至走火入魔,走向了事必奉俄和事必依共的地步。鲍罗廷 亦因廖的忠诚,而将廖视为臂膀,视为“志同道合”者,更在孙逝 世之后,为全面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而授廖以更大和更多的权力。
一九二五年夏成立国民政府时,因廖帮忙驱逐了胡汉民,收买了汪 精卫,苏俄顾问竟让廖担任了十三种职务,并使之实权和事权在 握。若非廖不久即遭暗杀,苏俄和中共对国民党权力的篡夺,也许 不会失败得那么快;而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救党北伐的成 功,也就不会成功得那样快了(详见上卷第三章)。
三、贬逐胡汉民
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国民党的领袖位置成为虚位。就当时的 情形来看,可以接替孙先生者无非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和蒋 介石四人。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向为孙中山所倚重,且为广东大 本营的“代帅”,政治会议主席。汪于辛亥之后去国良久,刚刚归 国,虽有名声,了无实力。廖为鲜明的亲俄亲共派领袖,是苏俄与 中共属意的人物。蒋则是被广东革命政府视为“长城”的军事实力 派。因而,在实际上,最有权力或能够顺理成章地继承这一领袖地 位者,是胡汉民。但是苏俄顾问鲍罗廷不喜欢胡汉民,因为他不亲 俄,更不捧共,既有反对“联俄容共”做法的倾向,又绝不顺从苏 俄和苏俄的顾问们。由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这样 一个权力真空阶段,由于廖仲恺的积极配合,手控俄援的鲍罗廷便 趁机掌握了国民党大权,并藉成立广东国民政府,而与汪、廖密 谋,将胡汉民从“代帅”的位子上拉了下来,先是让胡仅仅做了一 个几是“空位”的外交部长(按: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是北 京政府,故广东政府除掉与苏俄有所谓外交事务以外,别无外交可 言),后则利用廖案,公然地打击甚至要逮捕胡,直至干脆将胡逼 离广东,命他赴俄去“考察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由是,苏俄和中 共眼中最大的绊脚石乃被踢开,胡汉民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
四、收买汪精卫
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汪精卫曾去国良久,俟国民革命颇有起色 之后才回国归队。以其历史地位,是为国民党革命元老;视其事 功,则除掉谋炸清摄政王和参加《民报》对改良派的大论战而殊获 名声以外,并无其它建树。但他仪表堂堂,口才动人,颇引人佩 服;却又夙无主张,夸夫死权,领袖欲极强。由是,他的名声和权 欲,特别是他在国民革命阵营中了无实力的实际状况,便为鲍罗廷 所看中。在廖仲恺左派旗帜过于鲜明,蒋介石又被视为中派的情形 下,为了贬逐胡汉民和打击其他敢于分庭抗礼的国民党元老,更为 了在满足了他的权欲之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能够顺利地 为苏俄顾问和中共所篡夺,鲍罗廷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孙中山先生逝 世的机会,于北京苏俄驻中国大使馆找汪精卫谈话,明白表示“孙 后国民党的领袖非汪而莫属”(参见上卷第三章)。汪自此而与鲍 罗廷勾结在一起,非但彻底改变了他原来反对“联俄容共”做法的 态度,而且事必以鲍为马首瞻,甚至在鲍的策划下与鲍、廖一起进 行“黑箱作业”,背着当时仍然是大本营代帅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的胡汉民,私定和擅自公布国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私受鲍、廖 所“赠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不久又担 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汪不仅卖力地将国民 党“二大”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将国民党的党权和对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大部让与苏俄及中共,为苏俄顾问和中共驱逐本党 的“右派”,开除本党的元老,贬抑直至迫害曾被广东国民政府和 广东人民“倚为长城”的蒋介石。三个月后,汪虽因中山舰事败而 被黜出国十六个月,然而,他从此便在苏俄和中共的“革命”需要 之时,一再地充当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者和内讧、内斗 的制造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武汉国民政府办成了国民眼 里的“俄国政府”。直至他因亲睹斯大林给中共的命令而大惧时, 13 才决定“驱俄和分共”。然而他为鲍罗廷和中共所阴谋煽动而更 加膨胀起来的权欲,却使他终生不能安于蒋氏之下,以至每逢叛党 坏国之乱,其必参加之,亦必策划之,推波助澜,几起几落,直至 为了做成第一把手,竟走上了出卖祖国、甘当汉奸的不归之路。
五、打倒蒋介石
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成功地蒙蔽了孙中山,拉拢了廖仲恺,贬逐 了胡汉民,和收买了汪精卫之后,用中共御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 就是国民党的“二大”上,便终于“洋溢着一派乐观的左倾气氛了”! 14
但是,当苏俄与中共在国民党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的倾心支 持下,因利令智昏而要变本加厉地加速他们诱逼国民革命的步伐 时,被广东国民政府和广东人民“倚为长城”,并被中共党魁陈独 秀称为“中国民族革命柱石”的蒋介石,因保护国民党反G元老, 制止中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和发展地下组织,坚持提 出和维护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果断利用“中山舰事 件”以奋而救党,率先提出“整理党务案”以坚决护党,提早发动 北伐、并且不数月便解放了南半个中国,因而不仅迅速成为孙后中 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新权威领袖,而且迅速成了全国人民心 中的真正革命英雄。由是,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因日渐感到了 由蒋介石的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恐慌,从而迅速地推起了一波 又一波反蒋的高潮。此后,他们所有反对、破坏、背叛北伐的罪恶 行径,既没有一件不与旨在打倒蒋介石相关;更没有一件意在打倒 蒋介石的行为,不与诱逼、破坏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相连。用蒋介 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冀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 命”。
苏俄、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亟欲打倒蒋介石的主要阴谋手 段,一是由苏俄军事顾问团在黄埔军校指责蒋介石“不革命”;二 是反对蒋提出的北伐主张,宣扬北伐必败论;三是指蒋为“新军 阀”,煽动其部下王懋功叛变,克扣和削减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 第一军军费;四是既不允许蒋辞职,又不慰留,却要遣蒋北上帮助 冯玉祥练兵,暗示蒋出国,直至发动“中山舰事变”,试图绑架蒋 赴俄软禁。目的均在逼蒋离开广东,剥离蒋的军权(参见上卷第四章第二节)。再就是于北伐胜利出师后,阴谋决策“迎汪复职、以 与蒋分权”,始终推行“拥汪反蒋”的谋略,并一再挑起“迁都之 争”,扩大“迁都之争”,再起国民党分裂内斗的风潮,以阻蒋继 续领导北伐(参见下文)。然后又制造北伐军内乱,动摇北伐军军 心,先后于南昌、武汉公然挑唆旧军人出身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于 北伐军胜利进军途中“取蒋以代之”。 15 甚至阴谋发动武汉政变, 公然褫夺正在领导北伐的蒋介石于国民党内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和重 要职务,公开指骂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蒋介石是“新军阀”和国民 党“新右派”。直至因蒋介石已经决心“清党”,而在“武汉俄国 中央”将蒋介石开除出中国国民党(参见下文)。
三 苏俄与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措
如果苏俄命令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是苏俄阴谋诱逼中国国民 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国民党是第二步,则窃夺国民党领导权便是第 三步,是为实现其根本目标所采取的至关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 月,在苏俄和中共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就非但没有回避他们窃 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事实,而且认为正是因为窃夺的不够狠 —— 用 他们欺世的语言来说,便是他们“放弃了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才招致了他们的失败。多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现代史教科 书里,御用历史学家们都将这一强盗逻辑,视为当然的真理,而赘 述得不厌其烦。他们不仅指责鲍罗廷和陈独秀因犯了“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才给中国共产革命带来了失败与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 定,中共后来在苏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装反叛国民革命和持续颠覆 及分裂祖国的正确性。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 措是:
第一、 窃夺国民党舆论权
应该说,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国国民党 的“联俄容共”做法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就已经指 明要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使国民党成为一 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也就是说,若不经过共产国际的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就非但不符合时代精神,而且国民党也是一个 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政党了。 16 之后,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 的短短三年中,苏俄顾问和中共除掉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包 括在思想舆论上反对国民党的主义、理论和政纲以外,其窃夺国民 党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恺将国民党“一大”四百余份 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苏俄顾问和中共包办之后,苏俄顾问和中共即开 始了对于国民党舆论权的窃夺,直至发展到强代孙中山和国民 党“立言”,试图首先在思想理论上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共产 革命。其中特别具有欺骗性的,便是借孙中山和国民党有“联俄容 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传孙中山有“联俄容共”的政策,继之又 将“联俄容共”擅自篡改为“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 策,为发动暴民革命、干扰和破坏国民革命制造理论根据。然后, 更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胜利进军途中,在他们反对、利 用、破坏北伐就要失败的日子里,干脆假造出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 农这个“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击蒋介石和所谓的国民 党“新右派”,以继续破坏北伐和国民革命,以妄图改变他们即将 失败的命运,甚至将为他们所假造的“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 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并欺世惑众达半个世纪以上。直到 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它们彻底揭 穿。本书上卷第三章兼论所记述的,由中国大陆三位学者公开撰文 所指出的,在国民党的所有文件里都没有所谓“联俄容共、联俄联 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所谓新三民主义的记录,而只 有在中共的文件里面才能找得到它们的历史事实,实在将苏俄和中 共强代孙中山和国民党“立言”以假造“圣旨”的行径,揭露无 余。只需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苏俄顾问鲍罗廷竟敢在他创办的 那一份《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公然捏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 政策,便是孙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与同一时期中共制造 三大政策的党内文件稍作对照,其完全出于“一辙”的本相,也就 将苏俄和中共谎言惑众的真相实情彻底地公之于世了。
第二、窃夺国民党的组织权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一个手段,自然是打进国民 党以发展共产党,这原来就是苏俄命令中共参加国民党的首要原 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 决议案”和青年团其它相应的决议案,均明确宣称:“应努力协助 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于全中国 ...... 。”用中共历史 教材上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帮助下,“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几乎 为共产党所主持”。并且,即便是在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生效之 后,“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为共产党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 上”(参见上卷第四章)。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二个手段,便是在孙中山先 生逝世之后和汪精卫“左派”权力病发作之时,“包办”国民 党“二大”,以全面窃夺国民党中央党权。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 三节所述,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决定:“共产党身 份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要占国民党二大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 造成在国民党二大上的绝对优势;共产党要在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 派、孤立国民党中派、打击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在 国民党二大各项选举结果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比例。”一句话,就是 共产党要全面窃夺国民党的党权。 中共的夺权阴谋确在国民党 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实现。国民党元老派中的反G派领袖邹鲁、 谢持等被开除出了国民党,国民党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 沈玄庐、叶楚伧等十二人被警告,国民党的中坚人物戴季陶等被斥 以训令,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在大会选举中纷纷落选。国民党中央常 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 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 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共产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 部部长中,中共党人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中共党人林祖涵担任农 民部长,中共党人毛泽东代汪精卫担任宣传部长,中共党人冯菊坡 代被贬逐的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极“左”派彭泽民担任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由中共党人谭平山和林祖 涵掌控,权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在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 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竟占了二十 六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共产党中央组织 部”。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 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 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参见上卷第四章),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被共产党所架空的党,所操纵 的党,徒剩下一具躯壳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会说,国民党 的“二大”上乃“洋溢着一片乐观的左倾气氛”。距孙先生辞世尚 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义在自己的党代会上不仅已经无人问津,甚 至到了谁要是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苏俄和中 共欲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似乎就要成功了(参 见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复指出的是,七十多年来,直到今天为止,中共何曾 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人进入共产党?何曾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 人担任过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组织的委员、常委、部长,哪 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秘书或办事员?就更不用说它竟能容许别 人打进它的党里,去开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领袖,训令它的重要 干部,并任凭别人去把持它的各级党组织了。如是而论,中共还有 什么理由来为他窃夺国民党的权力辩护?又有什么理由把将它清除 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正义行为,竟污蔑为“反革命政 变”呢?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三个手段,便是既夺党权, 更夺政权。北伐之前,中共在广东窃夺国民党政权的情形姑且不 论,特别是在北伐军已经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后方,共产党则借 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以在实际上建立共产党的地方各 级党组织,即对外是国民党,对内则是共产党,并藉此而力图掌控 新诞生的国民政府。同时,中共又以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后的苏共为 榜样,借发动工农革命以煽动暴民运动,建立有枪、有权的非 法“工农政权”即暴民政权,以与刚刚诞生的、中共尚未窃取到权 力的国民革命政权相对抗,并在实际上造成国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 面。尤其突出的是,当北伐军东路和中路两支大军已经逼近和包围 上海,上海的军阀部队已经决定向北伐军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 待之时,中共却收买残余军阀势力在上海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 义,并在武汉俄国政府的命令下,反对建立国民政府,坚持建 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区委就曾宣称:“上海 的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
第三、窃夺国民党军权
苏俄与中共一是要求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 制。党代表权力极大,既能监督所属人事经费,又能监督同级军事 长官,并且无论什么命令,非党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党代表 遇事还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这些党代表与其他政工人员,绝大多数 由共产党人担任。直到中山舰事件之后,他们才被蒋介石解除了党 代表职务。二是仿照苏俄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部,以夺取国民 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权力。国民革命军改组后,六个军当 中就有五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一军为周恩来,第 二军为李富春,第三军为朱克靖,第五军为李朗如,第六军为林祖 涵,海军政治部主任为李之龙。三是为窃夺黄埔军校的权力,不仅 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恺引进了大批的俄国军事顾问,而且引进了 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军 法处长周恩来 —— 后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 教官郓代英、高语罕等。同时又在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 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地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三 民主义,造成军校中另一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并 与之对立,为嗣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歧、对抗和部分军人的叛 乱,埋下了重重危机。四是蒙蔽孙中山,以孙同意建立陆海军大元 帅府铁甲队为名义,抽调黄埔军校共产党员为骨干,从广东、广 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独立团,任命共产党员叶 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由 是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产党军队。它既是叶挺 独立团的由来,又是中共南昌暴动的“家底”,更是后来张发奎等 人不断制造两广叛乱和叛变的军事基础。
第四、发动政变、实行对国民党领导权的再窃夺
国民党“二大”之后,蒋介石新领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胜利 进军,日益使苏俄和中共惶惶而难安。因为北伐一旦成功,中国国 民党一旦统一了中国,则苏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势将如水东 流,不复再来。由是,在作出了一连串反对、利用、破坏北伐的阴 谋行径之后,鲍罗廷终于利用已经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 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 变,以全面反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全面否定“整理党务案”, 并试图将他们在国民党中已经失去的权力,全部抢夺回来。一九二 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 孙科、宋子文、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 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撇开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领导人,成立 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推极 左派徐谦为主席,宣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之前执行 最高权力。这便是武汉“俄国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 年三月七日,由鲍罗廷提议并决定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 预备会议。会上,因谭延悖提出应推迟会期以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 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参加会议,却立即遭到共 产党人吴玉章、郓代英和国民党极左派彭泽民的坚决反对。因在出 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绝对优势,谭延悖的提议遂被 否决。由是,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完全控制了国民 党二届三中全会,并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缺席的 情况下,发动政变,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 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 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 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 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 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以将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国民 党新领袖,全国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并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 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定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 立为被打倒的对象。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苏俄显然明白,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并在 国民党怀抱中尚未长大的中国共产政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 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 介石决心抽身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包藏祸心的“政治寄生 儿”甩到一边去。因为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 因此,只有把中国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将之逼迫在任其窃夺的境 地,或将蒋介石彻底打倒,以从根本上阻断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 丰,气候已成,到那时,便不是国民党要甩掉共产党,而是共产党 要消灭国民党了。这才是苏俄与中共要坚决反对北伐,并且反对不 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则破坏之,破坏不成就干脆背叛之的根本原 因。
第一、苏俄与中共反对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已正式提出了 北伐的建议。蒋的北伐建议,立即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的一致反 对。鲍罗廷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 反对北伐。随后,以季山嘉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 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 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 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三个月后,当夺回了相 当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决定北伐,半年之后,当蒋介石已经领导北伐 胜利出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仍然发表了“论国民政府 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个人,而且公 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 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 ...... ”,以暗指由中国国民党和 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 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证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 的。
第二、苏俄与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以讨 论如何应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的北伐“难题”。在这次会议上, 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却要“从各个方面以准备广东政 府的北伐”,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参见本卷第二章),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特别 要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 月,当国民革命军刚刚胜利出师北伐,中共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 一步认定“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 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地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 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九月,鲍罗廷又根据斯大 林和第三国际的一再指示(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一节),在国民党中 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说,再一次强调“农民 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苏俄顾问 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和北伐已经胜利进军的 最初日子里,在反对北伐不成而只好顺应北伐之时,一再地将农民 运动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层次,其目的,无非一是要将全 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 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 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 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阴谋方针的明确 指导下,苏俄和中共才在反对国民党北伐失败之后,变反对北伐为 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 民运动不仅声震全国,其“实绩”,便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 口号下,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逼进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 怖之中。据北师大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 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 月十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 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 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 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 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 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 谭延悖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盖 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 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袖 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 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 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 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其惨毒之状,实与四十 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人民横遭荼毒的情景极为相似。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 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 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 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 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 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 全世界一样”。 17 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 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 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 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 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 ......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 次之多 ...... 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 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 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 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 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 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 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 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 ...... ”。至此, 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 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汉如此,上海亦无例外。如前所说,中共不仅为了夺权而抢 在北伐军前面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 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军 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 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 18 由是,整个上海祸心包藏, 阴谋待发;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 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 19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 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煽动暴民 运动,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 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 乱”之中。这个后果,实在是将北伐打倒军阀的意义,抵消到了令 人思之惘极的地步。对此,如果不是一个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 活过来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其时,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 的冯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的名言,即 指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实 为此一阶段苏俄与中共所蓄谋制造的“共产革命”景象,提供了明 确的证词。
第三、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
诚然,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 发动共产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 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 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 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 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 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 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 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 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 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 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 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 期举行”。 20 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 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 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便以中共身 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 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 势力之基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 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 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 明确意识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 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第二、尽力发展湖北革命力量 (按:指共产党力量)。第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 (按:旧军阀出身的唐早有图据两湖之心)。第四、巩固左派在广 州省政府的政权。 21
四个月后,当武汉已经成为工农革命的中心,鲍罗廷已经深 信“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时,在“中共与 国民党左派已经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 22 为他们 所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又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 在迁都武汉途中坚决反对蒋介石敦促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暂 驻南昌,再一次借迁都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重新夺 取国民党领导权做足了舆论准备。蒋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 败,并迅疾迎来了苏俄和中共对他发动政变的厄运。特别是汪精卫 在苏俄和中共“迎汪反蒋”阴谋下回国以后,他非但不听取蒋介石 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劝告,不仅大言“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而 且与中共党魁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随后便赴武汉“俄国政 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国国民党的再一次分裂岂但不可 免,北伐军的分裂和内战亦终于爆发。若不是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 国民党人在此关键时刻痛下了“清党”的决心,则中国国民革命的 失败已经指日可待。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三个手段是制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 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在共产党人李富春和 林祖涵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有一些共产 党身份的士兵,竟以公开杀害外侨为手段,蓄意悖发国际事端,不 仅引发美国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造成南京民众死伤甚重,而且造 成列强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事后,李富春和林祖 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后来,因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苏俄驻 北京大使馆,缴获了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一份训令,乃 使罪证确凿。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 斥外国人 ...... 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 抢掠和多数残杀 ...... 。”这份训令不仅在口气与内容上,与不久前 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辙,而且与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 拉兹命令中共执行烧杀政策完全一致(详见下卷第二章)。一九二 七年五月九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院作证时曾明确指出:“计划 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西方强国与蒋介石为难。”虽然这一场以袭 击外国人为手段,意图挑起列强干涉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事件, 乃不了了之,然而,苏俄和中共为破坏北伐,已可谓心机用尽,更 可谓手段用极。
第四、苏俄与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苏俄与中共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实已 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亦 因此而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崭新国民革 命政权的建立,不但没有给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却反 而制造了无穷尽的乱象,将曾经一心向往北伐的无辜民众,推向了 痛苦和迷茫的深渊。
但是,正是这一切才最终逼出了国民党“清党”和重建中华民 国南京政权的决心,以将三年来借俄援和容共而诱逼中国国民革 命,特别是破坏北伐的苏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 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并由真正的国民党人来建立真正的国民革命政 权,取代已经完全被苏俄顾问所操纵的武汉“俄国政府”。但是, 苏俄与中共却以为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时机终于到来:苏 俄、中共和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遂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 褫夺他的一切职务;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则提出了“南伐”,要汉方 的北伐军打回广东去;中共领袖周恩来竟坚决要求“东伐”即东进 讨蒋,以诱发北伐军的内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以为“他的箱子中 还有草”, 23 仍妄想继续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 伐;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派们,因出于良知未泯而要求继续北 伐。因为他们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军心和民心。 24 但是,汉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严重不稳;夏斗寅的“叛军”已经顺流而东下; 25 “马日事变”的枪声更是震撼了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政权 ; 26 曾为鲍罗廷诱惑的新旧两栖军阀唐生智已擅自还兵武汉,虽愿 反蒋,却同样要反G拒俄; 27 连曾经近俄亲共的冯玉祥也开始驱逐 共产党并与苏俄疏远,更在对是非、权力和利益的比较中,由武汉 转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给中共的一纸“训令”,虽然推动了中 共最后的背叛,但这一纸“训令”对汪精卫所起的反面效应,却是 逼出了汪精卫“分共和驱俄”的决心。恰如汪精卫于是年十一月五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 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 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 29 苏俄顾 问鲍罗廷终于“希望全绝”而待罪归国;中共却在斯大林亲自派来 的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领导下,作出了于八月一日在南 昌发动武装叛乱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举起了他们公开背叛中 国国民革命的旗帜,并从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罗 明拉兹的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国落后、偏远、 贫穷的农村,到处煽起了“望岱叛乱”的火星, 30 点燃了叛变的烽 烟。中国的共产革命亦终于从俄式共产革命走向了“将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要造 反的,已不是中国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和绵延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 制度,而是历尽艰难才推翻了专制王朝和专制制度,又历尽艰难才 夺取了十七年反复辟胜利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兼 问 谁是反动派?
在中国大陆,可谓无人不知“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联词。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指责国民党是反动派。
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有两层含义,一指国民党就是反动派, 二指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派。前者固无需解释,后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后,国民党内曾有过一个不亲俄、不亲共,或曰反俄、反G的“反动派”,即国民党“右派”,有时亦干脆被中共称为“反革 命派”。
但是,在中国大陆每一本为中共所钦定的历史教科书里,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当时,全国人民都极其地渴望着、并热切地支持 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而国民党蒋介石又恰恰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了军阀,初步统一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非但没有“反动”,而且是“顺动”。因此,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或指斥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 派,则意从何来?
相反,今天,当我们已经能够明白当年反对、利用、破坏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者,和对全国人民所一心向往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施行“反动”者,竟恰恰是苏俄和由苏俄亲自指使的中国共产党时,至于谁才是真正的反动派,还有必要一辩吗?
注 释
第一章
01、《中国现代史》第四二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四三页。
03、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参见刚刚解密的前苏联同时期档案。
0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讲话。
05、中共“三大”决议。
06、同02,第一册第三零八页。
07、同02,第四五四页。
08、《李宗仁回忆录》。
09、《张国焘回忆录》。
10、同上。
11、转引自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五十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廖仲恺此行获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援助。
13、即斯大林“五月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为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曾将该指示“示汪”,汪乃大惧。五月指示的主要 内容: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 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 ...... 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 ......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 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 ...... 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 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 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官 ......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页。
14、参见上卷第三章及注释。
15、鲍罗廷为反蒋,曾在南昌和武汉分别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蒋而代之”,当时的李宗仁虽未予理睬,唐生智则跃跃而欲试。参 见《李宗仁回忆录》等。
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19、参见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
22、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 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 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 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 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 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 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25、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 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G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 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 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 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26、夏斗寅起兵反G前后,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曾派参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等策划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马日)晚,由许克祥统一指挥,由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围并封闭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 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余处为共党把持的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是晚即有百名中共党人被处决。五月二十三日 许等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部份县市遂有清共除共之 举。对“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不愿下达讨许命令,汪只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长沙,令军队维持治安,令工农纠察队严格遵守秩 序,不得报复,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不批准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出的,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的计划。毛、 蔡欲组织数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遂以泡汤。嗣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派谭平山等赴湖南查许“叛变”,并查农运过火事, 鲍罗廷亦随调查团前往。但谭平山刚抵岳州,即获悉许克祥已电令岳州驻军就地枪决鲍罗廷,鲍被吓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乃 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因唐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许克祥仅受记过处分。唐并命令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否则即按反革命罪办理,武汉国民党中央只好同意。
27、因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宁、汉双方应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与反对。因“共同北伐”的结果必然是“共决cp(共产党 英文缩写)”。因此,中共乃阴谋促汪、唐“东进讨蒋”,即挑拨北伐军分裂打内战。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G之心,又有反 蒋之念,所以,乃暗决先回师武汉清共,再伺机东进讨蒋。所以,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即中断北伐,还兵武汉,赴长沙调查马日事 变,并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致电武汉政府,认为“马日事变”责任在中共,并称中共的工农运动,实是“横流溃决,叠呈恐怖”。
28、当宁方清党和汉方决定继续北伐之时,冯玉祥已入潼关,并控制了陕、甘、豫三省,称兵五十万,嫡系约二十五万。但因所部一 直常驻绥、陕、甘、豫等贫疾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又对宿敌张作霖深怀戒心,故亟望能够在中原驻脚,并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 位。所以冯开始虽然对宁、汉双方持中庸姿态,但当冯赴郑州与汪会谈,旋又赴徐州与蒋会谈之后,冯乃决定与蒋合流并发表“敬告 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要求中共暂时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及阶级斗争,驱逐鲍罗廷。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 党“,并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集中开封受训,以辨明是否共产党员。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先被解职。被查明为中共 者,即专车送归武汉。俄国顾问乌斯季若夫亦被冯遣送回国。
29、汪精卫在看到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后,因得知中共要暴动而大惧,加上夏斗奄“叛变”、朱培德“遣共”和“马日事变”后汉 方国民革命军已严重不稳,六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又发布了反G训令,称“工农运动,此祸不去,祸将不 堪”,因此“诏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图。并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共产党分离”。所以,自六月中 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产党分离办法的汪精卫,终于七月十四日夜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和“驱俄”、即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归国。
30、参见《导论》对法国革命期间望岱农民叛乱的评述。
第二章
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中共虽因在苏俄直接指挥下,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 叛变国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阵营,但是,盖 因苏俄妄图颠覆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和变中国为苏 俄附庸的阴谋,并未改变,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继续指使和指挥 下,持续地掀起了叛乱叛国的狂潮。指它叛乱,是指它对北伐和国 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指它叛国,则是指在北伐成功、东 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 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 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 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 合”。其间,苏俄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虽为中共制定了一个 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 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 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亦在一九二九 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 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 乱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国是。但是,前者于苏俄 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后者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 领,直至开除了党籍。此后,中共继续在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 命令下,不仅因残余军阀的叛变而乘机扩大武装叛乱,而且随着日 本帝国对我国侵略战争的公开爆发和逐步升级,将它的叛国行为发 展到了公开分裂祖国、即制造两个中国的“水平”。而苏俄命令中 共叛乱、叛国和中共受命苏俄叛乱、叛国的主要手段,便是发动武 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俄属“苏维埃 政权”。然而,随着发动城市暴动的彻底失败和煽动农村造反的日 益扩张,中国共产革命既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 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造反党。从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过 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马克思主义亦不过成了它赖以造反的宗教 教义,而传统农民革命打天下的旧历史,竟成为毛泽东和中共发动 农民造反以抢天下的新现实。只不过,传统农民造反的对象,乃是 昔日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中共和毛泽东造反的对象,却是推翻了君 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家,战胜了专制复辟,刚刚获得了和平 与统一,正在实行训政以筹备宪政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实行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
第一、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苏俄蓄谋指使中共阴谋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第二阶段为苏俄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在第一阶段,指苏俄“蓄谋”,是因为苏俄“帮助”中国国民 革命和指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 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苏俄蓄谋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苏俄向中共传授 十月背叛的经验,要中共利用北伐胜利的条件,在刚刚建立了国民 革命新政权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煽动农民造反,并一心要造 成中共暴民政权和国民革命新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国民 革命新政权。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一九二六年十一 月(按:北伐出师后四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 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 革命。” 0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全会上,布哈林 即在第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 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批评中共“对农民问 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按:即 在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 —— 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 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倡 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来担任 ...... 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 要条件 ......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 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曾于会前 接见部分中共代表,其时,“他身穿军装和皮靴,意味深长地指 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 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 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称:“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 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 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 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 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对中共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 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均针对南京国民党 已经“清党”和武汉国民党就要“分共”的严峻形势,指示中 共“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显然,如果没有苏俄直接或假手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了上述 种种发动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会有中共要在北伐胜利后方发动土 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二月政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参见本 卷第一章),更没有嗣后在两湖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 动。
其三、苏俄蓄谋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的手段,就 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叛变。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 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说中就曾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 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03 显然, 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北伐打 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下同)。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就已经指示中共 说:“目前,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考虑到下列问题:改编军队,建 立完全可靠的革命军队,建立军队同工人组织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 系 ...... 应特别注意组织完全可靠的革命农工部队,使共产党员和坚 定的国民党左派渗入到部队中,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卫 队。”紧接着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说,这 个指示曾极其明确地说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 性”;“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 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 ...... 组织(目前还不 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 ”
于是,罗易立即写信给正在郑州与汪精卫谈判的冯玉祥,要他 站出来“把反革命的大本营根本破坏”,并说“除非把反革命大本 营根本破坏,武汉难保不变成他们的第二个擒猎品”。 04 苏俄蓄谋 指使中共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五月指示”和 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种种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汉、上 海等地自组工农赤卫队以准备武装叛乱的行动,才最终地把汪精卫 逼上了决心“驱俄分共”的道路。对此,布哈林后来曾批评罗易 说:“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 种糊涂、愚笨的做法。” 05 他在后来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中,甚 至检讨“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并指责鲍罗廷说,“共产国际 曾要求中共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
在第二阶段,苏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及 其再生的南京政权,并在中国建立附庸俄国的“红色苏维埃政 权”,以达到直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此,在中 国“发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就不仅成为苏俄一心之所与, 而且成为它直接指挥中共公开背叛北伐和公然叛变国民革命的根本 目标。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的希望尚未 死绝之时,苏联《真理报》已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 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 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 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发 表“时事问题简评”时,曾评论中共“革命”说:“在当前革命发 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 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苏联第七、第八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还在社 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 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 的。”
于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于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 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06 这样,命令中共发动 武装叛乱以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就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的任务和目标,完全地结合了起来。为此,中国虽驱逐了鲍罗廷, 斯大林却派来了又一个亲信罗明拉兹,以“纠正过去所有错误,指 导中共中央工作”。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 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07 而这个转变,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装暴动的手段,来建 立认宗苏俄和附庸苏俄的“俄属苏维埃政权”。
随着罗明拉兹的到来,由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也就 紧密地围绕着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 本任务,在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和中国国民革命就要成 功、又尚未成功的历史关头,被急切地煽动和发动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 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 装起义的总方针”。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以夺取大城市为 主要目标。确立了资产阶级为打倒的对象,认为只有先打倒资产阶 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在中共党内的领 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罗明拉兹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会议,由罗提名,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 共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 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这次 会议通过了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 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 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 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 发动工人斗 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 者 ...... ”;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 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 ...... 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 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 ...... 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 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按:指 中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 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 ...... 现在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 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 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 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 乱。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 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叛乱说:“广州 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 08 但该决 议案却指责指挥广州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 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 招。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中共苏维埃运动已经开始,那时苏维埃政府是想在一个中心城市建 立起来。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 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09 难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召开的 《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曾称,“共产国际的成就之一就 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并说,“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 与红军的组织”,“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 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后,当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运 动,已经在中国被发动起来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又在 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共:“革命斗争将使党(指中 共)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 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 国民党政权。”当中共发动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遭遇了巨大 失败和连续失败时,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苏俄则在第一封《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 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当中共在发动农村武装暴动的过程中, 出现了未打倒富农的情形时,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苏俄又在《共 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即共产国际第二封指示信 中,指责中共“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 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 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 对。”当中共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决策了疯狂的暴动计划,发 动了残酷的武装暴动,即被后来的中共称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行 动时,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致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即共产国际的第三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宣 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机的时期” —— 据中共党史专家 解读,即是指“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 10 从而向中共提出 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 政权”的紧急口号,并指示中共“坚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 在满州以及朱、毛区域里,坚决地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游击 战争估计不足,(否则)便是对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计不 足”。此时,正值苏俄为维护沙皇俄国在我国的中东路主权,而对 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关键时刻。中共在苏俄命 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乱,亦因此而转变成了与苏俄“里应外合”的 武装叛国。
第二、苏俄命令和指挥中共背叛国家民族以“武装保卫苏联”
为了了解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武装叛国口号的由来,首 先有必要将“中东路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后,苏俄为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邀买 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 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 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 消了关键条款(参见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与北京政府签 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 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 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的特权由 苏俄继续得以维护。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 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亦为方便指 挥中共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 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 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 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 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 叛乱的许多文件, 11 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 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 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 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 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 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 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 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 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 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 余军阀的武装叛变和中共的武装叛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 东北,于是,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 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 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 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十二月,忍辱与 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 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我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 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诚然,中东路事件在我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为苏俄 对沙俄掠夺我国主权的继续。尤其是为了维护旧沙皇俄国在我国东 北的特权,新沙皇俄国竟能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而成 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公然和公开侵略我国的恶邻。所以,此时 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发出“武装保卫苏 联”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更大 的武装叛乱,以与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 —— 这在 苏俄,就绝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问题,而是欺我民 族,侵我祖国,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这在中共,就更不仅仅是武 装叛乱的问题,而已经完全成为对祖国和民族之史无前例的公开出 卖和背叛,即武装叛国了。难怪彼时陈独秀曾为了中共的“形 象”,而立即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这个“无国家、反民族”的口号 和决议,更难怪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此一口号和决议,亦多少 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个彻底地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 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命令和指 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叛乱 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我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从 此竟成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叛 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 和仅有。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 亦非只命令中共一党而已。据中共党史专家说:“一九二八年共产 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 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 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 犯’。” 12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 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 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 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 ...... 绝 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 13
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上,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企图 强行占有和武装占有别国主权者。而由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战争, 又是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是,在自己祖国遭受苏联大规模侵略 时,苏联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祖国和保卫苏联,甚至在日 本已经公然侵略我国,占领了我国东北,却并不曾侵略苏联时,苏 联又进一步命令中共不要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却要为保卫苏联而 在自己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趁机推翻本国正在实行抗战 的政府 —— 苏俄对一个邻国的无耻野心,实为史所罕见。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叛国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 与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 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就在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向各国工人阶级和 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 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 —— 苏联。” 14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 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借 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 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 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颠覆中华民国,出卖中华民 族,以保卫苏联。这五条指示是:
一、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 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 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 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 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 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 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二、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 路冲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 派的斗争。 15
三、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和政治 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设法使 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四、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 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将给予正在兴起的 工人运动以巨大革命化影响,使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州的冲 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 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州地区,在毛泽东、贺 龙活动的地区 ...... 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 动协调起来。
另外,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 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 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指出,共产国际 推动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武装保卫苏 联,也即是为了适应中东路战争的需要。”(黑体为引者所加)即 为了适应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此可谓一语卖 尽“天机”。 16
然而,当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 停止以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有丝毫 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继续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下,扩大武装叛国。
一九三零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了“无产 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该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 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 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 ...... ”
为了使中东路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叛国的序幕而非尾声,一 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 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 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 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十 一次全会,如前所述,其决议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 埃的兴起 ......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 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又在苏联 《真理报》发表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一文,指 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在继续上升 ...... ”,要求中共“为迎接 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会,作出了“共产国 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指责中共党内有“右倾 机会主义与剥削分子的联合 ...... 放弃和轻视了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 斗争。”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 《真理报》乃立即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并 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 务 ...... 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 斗。”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立即转载了这篇社论。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苏俄命令 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残余军阀叛乱的战争刚 刚胜利结束,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正甚嚣尘 上,乃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 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 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 争。”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由是,中共乃假托 日本侵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们“工人阶级的祖国 —— 苏 联”,而加紧了武装叛乱的步伐。此后,中华民国与苏联虽然于一 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谈判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十二日已经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苏俄仍然在 指挥中共继续叛国,直至指挥中共制造“两个中国”。诚如中共党 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仍希望中共“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 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政权”。 17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 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就继续向中共提出了“发展苏区与红 军”和“推翻国民党”等六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产国际又派出军事顾问李德抵瑞金,任中 共“苏维埃国”军事顾问,控制红军指挥权,与在莫斯科的王明遥 相呼应,坚持命令并指挥中共继续武装叛国。
此时,虽然日本帝国的侵略日渐扩张,中华民族的危难日趋深 入,但据中共党史专家“揭露”说,唯“共产国际认为一九三三年 和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称这个时期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 涉时期”。共产国际所指的“武装干涉”,自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军 对叛乱和叛国者的围剿,而非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18
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发表米夫“只 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文,称:“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 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同时用各种文 字精装出版毛泽东鼓吹“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煽动农民 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武装割据才能颠覆中华民国”的小册 子(参见下文)。苏俄欲假手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愿望,显然 一时难收。
第三、苏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应该说,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将苏俄的任何指令当作圣旨,即令 有想不通之时,最后也都是按照苏俄的命令办,即所谓“理解的要 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九二七年之后,已经被国民党清除 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就更是以苏俄为依赖,样样以服从俄命 为天职,直至不惜以叛国为效忠。诚如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所 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 斯科召开)所通过的党章极其强调共产国际集中领导,极其强调对 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极其强调服从共产国际。” 19 如前所述,中 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曾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 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 二处规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一旦 中共叛乱叛国失败,就一定是中共没有坚决执行苏俄的命令和指 挥,罪过只能在中共,绝不允许诿于苏俄或共产国际。再则,尽管 中共对苏俄的命令和指挥已经照办执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 或者仅仅是自产自销了一些土政策,苏俄亦绝不容许。其最为典型 的表现,便是苏俄在中共党内“倒李扶王”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的党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线斗争,即第一次路线斗争, 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王明路线同立三路线之间的残酷斗争。但 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却说,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都是左倾路线,都 来源于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说:“共产国际理论和路 线的重要影响,是立三路线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 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武 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缘由;共产 国际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 要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上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 20 并且,“无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 是在共产国际的长期指导下发生的,他们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说也 都是来源于共产国际 ...... ”。只不过“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 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 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等。 ...... 虽然王明在某些左倾冒险做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 更左。用王明的眼光来看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 线是右倾的结论”。 21
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也过于地轻描淡写了一点。苏俄 之所以要掉马换将,打击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 立三在一省或几省发动叛乱和叛国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国际必须诿 罪于李而不能自张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通 过了他的叛乱和叛国计划,并敢对共产国际称大和闹独立,所以共 产国际才深感权威发生动摇; 22 三是李立三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成 功而设计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计划,居然就敢将苏联拖进危险的 境地, 23 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须服从苏联和听命斯大林的共产国 际,无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苏俄必须在中共 党内扶植一个绝对恭顺的奴才。于是,彼时“不要祖国和没有祖 国”的王明,便扶摇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够被苏俄相中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在苏俄时就是 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弟子和红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 对苏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击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 学内的异己力量;二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大举入侵我国时, 王明居然能够一口气写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须武装起来保 卫苏联”,并把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陈独秀骂得狗血喷头,其 忠于苏俄和叛变祖国的积极表现,从此获得了苏俄的欢心;三是卖 命反对立三路线,狠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 24 提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口号,以明确反对“立三路线”,鲜明地拥护“国 际路线”,从而既为共产国际命令和指挥中共叛乱、叛国的失败作 了辩护,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 的命令。总此三条,终于促使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中国强行召开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并强行扶王明上台,使一个在中共党内名不见经传 的学生娃,竟成为中共一党的领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俄和共产 国际命令的绝对执行,保证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武装保卫 苏联”的方针,将叛乱和叛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潮。诚如中共党 史专家所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充分 地表达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只要举起‘两条路线’斗争 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鞭子,就可以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苏区和红军中 去,实行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 25 新沙皇俄国及其 工具共产国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要 比老沙皇远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 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 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装叛 国阶段,与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图存 阴谋策略的阶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装叛乱
本阶段中共武装叛乱的特征及手段,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 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一 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 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 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但是,由于共产 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共 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 位。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 作”。同时,“共产国际考虑以瞿秋白代替陈独秀 ...... 因为瞿秋白 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26
由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 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罗明拉兹和新中共中央决定 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武装叛变。是时,据中共 现代史教科书称,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张发奎 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贺 龙的第二十军,卢德铭掌握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和隶属 于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南昌公安局的两个 保安大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部分学员。 27 叛乱发起 后,乃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 团,并仍盗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 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 万人。但是,不数日,只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 兵平叛追剿,叛军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嗣后,千 余残部乃迂回逃窜,于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带至井冈山落草,为 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 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 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于 是,该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发动武装暴动”的右倾 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责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 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 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因此,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 装队”,以实行武装叛乱。 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 七次扩大会议给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路线和任务,所以,本次会议不 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 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 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 29 八月九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 埃”的指示,于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 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 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 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 关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 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 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九 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叛乱武装。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 分叛变军人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 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 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 成。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沣陵,然后共同进攻长沙。九月 九日,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 惨败;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 二;九月十一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九月十九日各 残部败聚文家市,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 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败走赣粤边界以 求存,然后落草井冈山中。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 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如前所说,这次仍由罗明拉兹所主持的 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 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据中共现代史 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 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 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 30 这次会议的重 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 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 议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 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 号公布于全国”。 31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 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 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 派”。 32 中共中央于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 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 应 ...... 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 ...... 在 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 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 ...... 目前主 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 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 贼 ...... ”。 33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 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 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34 此后, 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 人寰(参见本章第四节)。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 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 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 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 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暴动虽有中共湖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总暴 动”的总动员通知,亦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但瞬间败亡。上 海及顺直等地区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主要的武装叛 乱,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 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 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 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乱爆发,当日即 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由苏兆征任主 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发布政纲 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 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 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35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迅以惨败为告终。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 大”的同时,因苏俄出钱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六大”的一项重要任 务,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实际是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 失败的教训。中共“六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国际 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 质、任务和前途,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项政纲,主要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 本和银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 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等。大会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 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 ...... 新的革命浪潮 还没有到来。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党的总 路线是先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准备武装暴动。”中共“六大”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 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 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 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 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 ...... ”大会认 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 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 党的各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 37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几已全部转移到了农村。 但各地农民在中共煽动下的暴动和暴乱,却呈现出一种时起时消、 瞬间败亡的景象,并且发动不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红军 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 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 38
所谓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没有到来,失败的景象却随处可见。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和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 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 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一九二 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 曾于十一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 权。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广东琼崖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 北麻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一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一 至二月由逃窜在湘南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一九二七年 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 江“扑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二 八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动。以及 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 39 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其 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中 共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 在,即便是由苏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都只 能是有令难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装叛国
中共武装叛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 路事发 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二阶段自九一八事变至一九 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第一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 征,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并指挥下一边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 联”,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以与苏联侵略里应外合。第二阶段中共 武装叛国的特征,是于国难当头之时,“借重”日本的侵略,继续 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坚持叛国,扩大叛乱,反扑围剿, 直至失败逃亡。
中共两阶段叛国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苏俄的命令与指挥下,坚 持武装叛乱的形式,坚持煽动农村造反,和坚持建立认宗苏俄的苏 维埃政权。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 极大关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了 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 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 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紧急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 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 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苏 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作者按 —— 中东路事件,在中 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 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 中国 —— 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 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作者按 —— 事实是,苏 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 了。事实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 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 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 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过 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如果这一立 论“正确”,则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岂非成了中共在“进攻英 国和葡萄牙”?
四、“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 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作者按 —— 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 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 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 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 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 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 40
作者按 —— 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 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 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俄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在叙述中共这一段武装叛 国的历史时,因多少有些为中共“无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 资料时,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脚”。但是,当他们批评起被中共 后来的领袖所否定了的前领袖王明时,却说:“王明虽然在这些文 章里(按:指王明十二篇论证中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的文章) 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这些文章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 联’等极端口号 ...... 41 此可谓“一语露尽天机”。由是,他们才如 是小心翼翼地批评说:“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 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 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42 他们的话,虽然掩盖了中共叛国的鲜 明本质,抹去了当时国民对于中共这一叛乱卖国的愤怒指责(包括 除中共以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别)。但是,在中国 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说,已经难能可贵。
如本章第一节所说,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苏联侵略者不仅对 我国大打出手,而且侵略并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只因我国 政府受制于国内的残余军阀叛乱和中共武装叛国,而不能战胜它的 侵略,才使它达到了要继续强占我国主权的目的。虽然祖国的失败 已经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却 在这一叛国的旗号之下,将武装叛乱推向了顶峰阶段。一九二九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 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 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 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 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 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 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 ......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 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 爆发。”由是,中共党史专家才会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中 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 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 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 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 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 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 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 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 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 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 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 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 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 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 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 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 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 省区的首先胜利。”对此中共党史专家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李立三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 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 < 45 同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 书称:“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装暴动计划主要有: 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 一军团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 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 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 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发动的各大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均因 为行不通而失败。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七日突袭长沙, 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府。八月 五日失败后,八月三十一日复又攻陷长沙,九月二日再次败退长 沙。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 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 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 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 到赣东北根据地。” 47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乘新旧残余军阀的 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全面胜利,亦 以全面失败为告终。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后,日本阴谋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 曾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参见上卷第六 章),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 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波澜国中。当此 国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不愿与闻,相反, 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乘 机扩大武装叛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 军乃不得不停止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于第二天离开江西前 线。由是,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共临时 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 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 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 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 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 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 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 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 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个任务,则是乘 机建立附庸苏俄的“国中之国”,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 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 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 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 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事实 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州和帝国主 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 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了 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时,中共领袖王明又在 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 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 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49 中共现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说,“一二八”之后,正当 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 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 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 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 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到自己手里’”。 50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实行武装叛国的第三个任务就是 利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一边反扑中华民国政 府军的围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军被迫停 止了第三次围剿。此后,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装叛国便获 得了一次很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 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 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 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 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 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 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 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 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的武装叛国又得到了一次大 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 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 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 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 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 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 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 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 万余人 ...... 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 ...... 九一八事变 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 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 ...... 成立了红二十六 军 ...... 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52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 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 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 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 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 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 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 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 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十年间,不 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 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 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 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前 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 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 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 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象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 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盗的 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不仅没有是非可言,即便有, 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 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 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 与我们何干呢?
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第一、中国共产革命被迫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
一、农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关系
如导论所说,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意识 形态的近代化和“科学”化,所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排斥农民革 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诋毁农民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对拉萨尔的 批判就是明证。 53 二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并领导农民结成工农联盟的 基础,不仅是共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而且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 因没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证明了马、恩对工农联盟以共同发动共产 革命和共同建设共产国家的重视。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正是俄国 农民对于苏俄共产专制政权的长期反抗和顽强反抗,才促使斯大林 一方面对本国农民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一方面则愈来愈明确地 要求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和煽动农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确地指示中 共:“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 命实质上就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参见本章第一节) 显然,这一切,都对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奠定了思想 和理论基础。就不用说,中国原来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农 业国家;更不用说,中共建党伊始,党内就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农 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党时期的组成成份已经决定了这一转变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不论它曾如何地标榜自己是 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它却是 由一两个著名知识分子与数十名小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党(参见上 卷第三章)。而在建党初期即成为其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当中,有的 虽然是乡村秀才出身,有的则是农村知识青年,或是失意与失学的 农村小知识分子,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在漫长的君主 专制社会里,常常会成为农民造反领袖、或能成为为农民造反领袖 出谋划策者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或曰小地主阶层的不仕子们,正因 为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中国历史从专制向民 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再加上辛亥之后,土地问题既未能及时解决, 平均地权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实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未来得及 解体,因此,不论是从他们的个人处境出发,还是从他们要变革社 会的愿望和理想着眼,也不论他们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与新主 义,更遑论作为农村小知识分子的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和新主义能 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仅仅是生吞活剥,他们都不可能不在相当程 度上,既承受着传统农民造反的影响和驱使,又不可能不热切地关 心着,包括其自身命运在内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说穿了,即是 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因此,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组成成份的 农村小知识分子们,也就不可能不把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入 到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如何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下, 发动当代农民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实 践,早已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造反经验。这就为 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党内向来就有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内部向来就存在着一个竭 力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农村小知识分子 彭湃,就已经开始在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 的工作,后来并成立了由中共党人所发动和组织的第一个农会,即 惠州农民联合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已经用“中国 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作为理由,来强 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 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 础,无非是有些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 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 54 一九二三年九 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学补修班上讲国文课时,就曾指出:“农民的 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55
此后,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别是在 苏俄和斯大林已经明确指示中共,要在中国国民党北伐进军的后方 发动土地革命 之后,中共中央因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纲”,要 把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转变成为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 村农民造反政权,毛泽东遂成为广东和武汉两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广州农讲所已主办六期,每期均有 各地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农民运动 讲习所亦加紧开张,为嗣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培养了一批农村造反 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军解放了湖南,对湖北的攻坚战 即将开始之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 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与全国人民一心相与的 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唱反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军 刚打下武汉、南昌、福建,就要东进南京、包围上海之际,中共中 央又在“农民政纲”中提出,要在国民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北伐军 后方,“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 民;武装农民,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同 月,毛泽东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十二月,毛泽东参加了湖南 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使该次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铲除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己武装”等决议。 56 据中共史家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 民协会,会员激增至二百万人。于是,在中共“一切权力归农 会”的号召下,湖南农民运动开始“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 恐惧之毒”,不仅省、县、市、乡各级农民协会形同政权,动辄没 收土地财产,而且自结武装,横行乡里,随意处决地主绅士。“有 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造反口号,既无限扩张了造反杀人的范 围;“剪长衫、吃大户”的无理要求,更将湖南农民运动推向了与 传统农民造反一般无二的“大同境界”。他们不仅要“将土豪劣绅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 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其批判、批斗、戴高帽游街,无辜打 人、关人、滥施种种刑罚,虽与历代农民造反的暴民行为如出一 辙,尤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无 二。由是而把传统农民之暴民运动的本相表演得淋漓尽致。一九二 七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 把湖南农民运动吹上了天,妄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 论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 ......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 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 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而 且,毛泽东还兴奋地赞叹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 奇勋。”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 民主革命的任务。”更妄言“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 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 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泽东等人 的推动下,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至此,中共党内 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别终于形成。
四、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原因虽然是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的重要 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才迫使它 更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其原因:
一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 九二七年的失败,已使它因大量的叛变、自首、脱党、少数人被捕 和极少数公开叛乱首领的被处决,而锐减到不足一万人。由中共乘 北伐之机而组织的工会,亦从其高峰期的三百万会员减少到三万 人。曾号称拥有一千万会众的全国各地农民协会,基本上已经不复 存在。 58 其后,中共虽然在苏俄的命令并指挥下,持续地发动了以 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但是,城市武装叛乱的逐次失 败和全部失败,不仅使它的地下组织遭遇了很大破坏,而且迫使它 的地下中央机关和各级机关陆续迁往农村。从此,江西农村便成了 他们的中央“苏区”,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遂成了他们武 装叛乱的战场,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只能为农村的传 统式农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国共产革命于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在实际上虽然是苏俄 企图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但是,苏俄非但没有因此而善罢甘 休,甚至就此将“诱逼”变为“直接发动”,干脆命令并指挥中共 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农民造反和建立认宗苏俄、出卖祖国的俄属苏 维埃政权。因此,中共的农民造反,也就在苏俄的命令下,获得了 它仍然作为中国共产革命性质和内容的正宗性。特别是一九二八年 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由于斯大林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定性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 斗争,因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也就不仅在共产革 命的理论上得到了认同,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国际共产教皇斯大林 的批准和支持。长期以来,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民 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的说法,不过是要把这个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 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功绩,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罢了。
三是中共党内向来就存在着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而这个 派别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前就走“对”了道路,又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后,因坚持发动农民造反而挽救 了中国共产革命。同时,更因为中共党内的农民造反派领袖毛泽 东,在发动农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够借鉴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经验, 不仅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保卫城市”的方针,而且提 出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并把二者紧密联系,从而 造成了附庸苏俄的“中华苏维埃国”的建立,为苏俄蓄意颠覆中华 民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国共 产革命已经濒临危局之时,毛泽东所要走的农民造反的道路,不仅 得到了苏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苏俄的赞扬。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 《共产国际通讯》曾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 国”。该文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 话 ...... 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 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其后,共产国际还致函中共中央说:“毛泽 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指在苏俄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 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都没有这样美观的 书 ...... 。”后来,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 会》一书,该书刊有《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苏维埃 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和《毛泽东关于 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语》等内容,并用俄、 德、日、英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从此,毛泽东不仅将农民当成实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而 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 迫”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与中国农民“均贫贱、等富贵, 人人都能大碗喝酒、个个都能大块吃肉”的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 来,在中国共产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败的危局之下,为中共找到 了一面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为“科学”、更为现代、亦更能打 动人心的思想旗帜,使得煽动农民造反从此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 流和主体,更为其后毛泽东在抗战中为实现他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卖 国路线,以准备嗣后那一场抢天下的内战,而一再声称“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 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由于中国共产革命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有统计表明,一 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约伍万余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识 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农民仅占百分之五。但 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时,中共虽在人 数上已达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经是农民。 59 中国共产 党在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已经使它蜕变成了一个以农民为 主体的党,即农民党。
二、中共在性质上蜕变为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 本质的农民造反党。中共虽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但因毛泽东认 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 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乱世中所滋蔓成长 起来的农村造反者们,特别是一些绿林好汉、土匪强盗,以及由他 们结党而形成的封建会党,即一再为中共所吹嘘的“被改编和被改 造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军队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动农村造反 的中坚力量。只要翻开中共于大陆建国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 忆录”,特别是正宗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 60 则对于认识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这一“主体构成和中坚构成”,无疑会留下 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这个构成,才造就了它作为一 个农民造反党的性质,才决定了它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 本质的政治特质。此后,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甚至直到它夺 取政权之后,都无时不表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特质。以至于不论是在 哪一条“战线”,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严格地说,都是流氓无产 者,或具有流氓无产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会成份。甚至在知识分 子、直至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当中,亦非但不能 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则由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可 能在各个阶层,各条“战线”,都能造成同样残酷无道和灭绝人性 的景象了。
三、中共蜕变为以乡村小知识分子为领袖集团的农民党。由于 历代有作为的农民造反领袖,必定有乡村秀才、即地主阶级的不仕 子们为其出谋划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刘伯温,李自成之重用李岩; 由于农民造反领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即地 主阶级的不仕子,如黄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农民革命,虽具有 传统农民造反的本质,却要扛现代共产革命的旗号,甚至需要“配 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因此,象毛泽东、刘少奇等这样 一批虽无真正专业知识,却又绝顶聪明能干,虽失意、失路,却又 继承了传统造反精神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盖因他们在投身共产革 命伊始,就在自学和苏俄的阴谋教导之下,既学到了一星半点的马 列主义,又学会了不择手段的狂热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国共产革 命不得不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领袖集 团的主要成员,直至成为中共农民造反和再造专制新王朝的当然领 袖,即“革命皇帝”。毛泽东便是它最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 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出身构成,就能 证明这个认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领袖集 团的这个构成,不仅从此改变了它从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 由极少数知识分子作为其领袖的状况,并且使得党内的极少数真正 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 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共 农民造反的政治特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这个以农村小知识分子 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及其各级以乡村小知识分子和城乡无知识分子 为主体的领导层,就更是出于对真正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变态心 理,而在长期内制定了一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方针,以在 革命的名义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戕害进步和 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视文化、践踏知识的恶劣国风。从 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 班人”。
四 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区别
第一、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
一、都拥有一个代表着传统农民最高理想的乌托邦口号。这个 口号,就中国传统农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贫贱、等富贵”为革 命目标;就中共农民造反而论,就是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为 造反理想,亦即被工农化和普及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和共 产主义理想精华。”
二、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一样,不是农民造反英雄结合农村小 知识分子以造反,就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结合农民造反英雄以革命。 由是,毛泽东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现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 不过毛泽东从马氏借来的造反理论要比洪氏借来的更现代,更“科 学”,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图才比洪氏更大, 统治的时间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归复和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上, 比洪氏来得更为彻底、更为残酷和更加富有“创造性”。
三、同具有残酷内讧的一致性。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 无有不残酷内讧者,亦无有不内讧到底者。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家 农民起义成功者,其在成功后为维护一姓江山而滥杀功臣的行为, 其本质仍为“残酷内讧”。中共自江西农村造反起即发展起来的残 酷内斗和互相杀戮, 61 到毛泽东和张国焘于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 相互谋夺;从王明为夺取党中最高权力而残酷推行两条路线斗争, 到毛泽东为维护农村派小知识分子的绝对领导而发动的恐怖延安整 风;从揪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彭德怀、黄石诚反党集团,到 毛泽东发动文革,揪出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无数反党集团,直 至林彪反党集团和毛妇江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次第被打倒;应该 说,不论是在夺取政权前,还是在夺取政权后,其残酷内讧的屡兴 屡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无休止,只能说是“前无古人和后无来 者”。尤为特出的是,中共的残酷内讧,不仅迫害了无数的党人, 而且次次殃及池鱼,将无数无辜的百姓牵连其中,直至造成“冤狱 遍中华”和“屠戮遍国中”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 千万无辜者“横死”的“实绩”,证明了中共农民造反及其政权, 较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家农民造反及其政权,在其内讧的残酷性 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都具有“嗜杀”的特征。由于传统农民革命皆具有嗜杀的 特征,再加上靠嗜杀成功的苏俄,又直接命令并派人指挥中共执行 烧杀政策,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嗜杀,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夺取 政权而实行的主要手段,又成为它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 —— 美其名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所采用的残暴统治方 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苏俄直接指挥下的广州武装叛乱,就已经 嗜杀无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 国,更已使嗜杀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毛泽东曾下令杀死地主的全 家,连几岁的小孩亦不许免;周恩来则亲自带人、并亲手杀害顾顺 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灭其族。在江西苏区及其它苏区,嗜杀既成 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手段,又成为中 共制造内讧、清除异己的重要行径。 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 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中即称:——受赤匪荼 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 ...... 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十 八万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 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五千万圆。悖米之损失约三千 九百万担 ...... 湖南匪祸蔓延 ...... 计被匪残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 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余圆 ...... 凡赤匪蹂躏地 区 ...... 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 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一个坑里埋着十人,甚至百人。 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
大陆中共党史专家文聿先生所着的《中国左祸)一书亦写道: ——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 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 烧 ...... 杀,杀,杀 ...... 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 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 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的口号 ...... 不来者以反革命纪 律制裁 ...... ’中共湖南特委还在‘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后强 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政策’,实行‘烧杀政 策’,为了企图让敌军进入湖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 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 定 ...... 。” 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苏区,在以清除AB团、改组派、社 会民主党、第三党和托陈取消派为由,而制造的清除异己的内讧 中,每每虐杀无数而不知其止。其后,毛泽东在延安为反对王明派 而发动的整风运动,其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动辄处决,甚至横刀 以劈作家王实味的残暴行为,尤令人触目而惊心。在中国的专制历 史上唯有农民造反政权才有所谓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间,以镇压反革命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运动 为手段的嗜杀,包括逼杀,只能使陈胜、吴广、张角、黄巢、王小 波、李顺、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们望洋兴叹,自愧难 及。
五、全面归复专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 民革命一样,为号召革命,他们总是要以反对专制的思想文化为号 召、为标榜。及至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他们又总是 要在“革命”的标签之下,全面复归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藉以重 建和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特别是在它复辟专制的本相已经暴 露之后,或是在它借以统治的西方共产思潮已经破产之际,传统的 专制思想和文化,就更会成为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以反 孔和焚烧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后,即在寝宫内设 立孔子牌位,并依儒学而开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巩固他 的新君主统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曾否定并要打倒一切传统文化 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处成立孔学会、孔道会、孔研会和孔酒 会,并将它们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径无非与历代专制统治者一样, 不过是要维系正在走向末路的专制复辟统治罢了(参见本卷第五、 六两章)。
六、全面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 造反一样,虽然在号召造反时都要大言“平等与共产”思想,但在 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要重新划分等级,重建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以归复专制等级,强化专制统治(参见本卷第五章第五节)。
第二、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主要区别
中共农民造反虽然在其手段和特征上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共相 一致,但中共毕竟是一个披着现代政党外衣的农民造反党,是借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在苏俄直接命令和 指挥下,反对中国民主革命、推行共产专制复辟的现代政治集团。 因此,它也必然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传统农民革命造反有所区 别。这些重大区别概括起来便是:
一、中共农民造反思想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中国共产党借 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接过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 阶级专政”的理论,才将中国传统农民的革命思想“科学化和现代 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迷惑人民,又能以共产革 命的名义统治人民,更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镇压人民。
二、中共农民造反更富有欺骗性、严密性和残酷性。中共因具 有一个现代政党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苏俄亲自扶植、阴谋教唆和 直接指挥下,又被赋予了狂热的共产宗教情绪和顽强的政治集团意 识,这就使它较之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般农 民会党,更具有信仰的疯狂性、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残酷性。这 就使它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欺骗性,从而为它的成功和成功后的 巩固权力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三、中共农民造反具有卖国和叛国的特质。由于中共长期以来 是一个在外国颠覆势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挥下的叛乱叛国集团,这 就使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区别。因为农民 英雄们大都是乡土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不会甘心做外人之奴才, 不会承认“农民阶级没有祖国”,更没有当这个“外国”已经在侵 略自己的祖国时,却要武装起来去保卫这个“外国”。朱元璋无疑 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后宁肯自己败亡而决不与满清联 手,更不会受满清指挥。洪秀全虽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 了“拜上帝会”,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却从没有服从过任何一家外 国势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没有成为欧洲天主教廷的“一个支部”。 明末清初的会党亦从未勾结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以“反清复明”。 义和团起义的口号则是“扶清灭洋”。即便是在现代,孙中山之争 取俄援,亦纯粹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反对本国的专制复 辟,前提更是说得明明白白,“绝不同意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 因此,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亦唯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场 农民造反,才是一场为打天下而心甘情愿地卖国和叛国的“革 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它对于苏俄种种指令的鞠躬尽瘁, 以及它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为了忠于苏俄而出卖祖国的一整套 理论、口号、行为和实绩,实在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者们所 没有,亦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有的叛国者们望洋而兴叹。
四、中共农民造反是“反民主进步而非反专制统治”。中国历 代农民造反革命,虽然其结果都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但是,其起 因,则均为反抗剥削、压迫以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本身。因此,中 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赞扬的一面。但是,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进程中,所发动的 这一场现代农民造反,一是苏俄蓄意颠覆民主中国、再造专制中国 的一个恶果,并非中国农民自发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对象,非 但不是历史上的专制王朝、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却是那个在外患 内忧之下,正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因 此,就世界的专制逆流而论,中共乃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 个部分;就国内的民主进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则是对中国民主 过渡进程的反扑与破坏。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个前进的革命,而 是一个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造反,而是 一个反对新生民主政权和崭新共和制度的造反。这便是它与中国历 代农民革命的一个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区别。
综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虽仍为苏俄所支 持、所指挥,亦仍然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标榜为“中国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但是,在本质上,它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在境外颠 覆势力长期指使下,以共产革命为名义,以现代政党为形式,以传 统农民革命方式为手段,以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
兼 问 是谁“里通外国”?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共于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在毛泽 东推行残酷专制统治的二十六年里,特别是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 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权曾以“里通外国”罪,包括制造“苏修 特务”罪,迫害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无辜民众,直至它自己的 党人。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台湾 有亲,中共即会施以“里通外国”的嫌疑,闲时内部监控,连海外 或是台湾来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单位领导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 信,看后尚要“存档”,留下证据。有的自然是连看也不给你看。 及至运动一来,则公然打击,公开批斗,明火抄家,强迫交代如 何“里通外国”,直至无端逮捕判罪,以至无辜遭受迫害而致死 者,何止成千上万计。文革当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苏修特 务”罪迫害者,就更是难以计数。文革后,虽然“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遍中国大陆已早成“独尊海外”之景,“独亲台胞”之 风,但是,今天,当有人仅仅写了一篇论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发 表,或仅仅在海外高谈阔论了一番民主,或获得了外国某大学批准 的一点讲学金,亦仍然会被中共政权视为“里通外国和颠覆政 府”,直至判为“危害国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时无 忧,却成了颠覆分子,有家难归;栖身国内者,就要被内控、监 视,直至判决劳教、劳改、坐监牢了,其例举不胜举。然而,如文 中所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间,中共在苏 俄命令与指挥下,不仅持续发动武装叛乱,甚至持续发动武装叛 国,特别是当祖国的主权遭遇新沙皇俄国的蹂躏,祖国的领土遭遇 新沙皇俄国的大规模入侵之时,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 下,公然和公开地从反对祖国收回主权,直到决议、决策和决 心“武装保卫苏联”,更藉此疯狂地煽动武装叛乱,以与苏俄对自 己祖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里通外 国”?倒反而不是叛变叛国?倒反而拥有了一部“伟大的和光荣的 革命历史”?倒反而成了一个专门骂人卖国,专门抓人“里通外 国”,专门标榜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者”的党了?
第二章
01、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页。印度加尔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黄平:《往事的回忆》第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
04、《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致冯总司令书》。
05、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页。
08、中共广州暴动于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发动。罗氏发言为十一月十四日,广州暴动已经失败。
09、同07,第一二一页。
10、如中共党史专家解读,“革命危机”即指“革命时机的成熟或到来”,对革命对象而言,即是“革命危 机”。参见《共产国际 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 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 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改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页。
17、同06,第一七八页。
18、同06,第一八零页。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20、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21、同上,第二零二页。
22、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 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 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 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 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 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危险的战争泥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 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 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之争,以推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 路线”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页。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4、《张国焘回忆录》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55、同上。
5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一九零页。
57、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 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58、同56,参见第二七三页。
59、《张国焘回忆录》第八九四页。
60、《红旗飘飘》是中共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所编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其中记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绿林好 汉”为中共“革命”军队的故事极多。
61、参见文聿《中国左祸》一书。
62、63同上。
02、黄平:《往事的回忆》第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
04、《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致冯总司令书》。
05、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页。
08、中共广州暴动于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发动。罗氏发言为十一月十四日,广州暴动已经失败。
09、同07,第一二一页。
10、如中共党史专家解读,“革命危机”即指“革命时机的成熟或到来”,对革命对象而言,即是“革命危 机”。参见《共产国际 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 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 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改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页。
17、同06,第一七八页。
18、同06,第一八零页。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20、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21、同上,第二零二页。
22、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 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 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 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 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 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危险的战争泥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 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 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之争,以推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 路线”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页。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4、《张国焘回忆录》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55、同上。
5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一九零页。
57、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 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58、同56,参见第二七三页。
59、《张国焘回忆录》第八九四页。
60、《红旗飘飘》是中共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所编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其中记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绿林好 汉”为中共“革命”军队的故事极多。
61、参见文聿《中国左祸》一书。
62、63同上。
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 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 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历史的真实”。然而,这个“历史的真实”却因为中国大陆人民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而终于迎来了被彻底揭穿真相的这一天。这个“历史的真实”就是:
一 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时侵略我国、中共何时倡言抗日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明确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为“局部”。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言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共在做什么?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残余军阀的一系列大规模叛乱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相继荡平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因明确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从而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败突围是真、胜利长征是假
在中共的许许多多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胜利长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这些教科书里,却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围。然而,“失 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一、中共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二、中共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仓促突围。中共《中国现代史》首先称:“一九三四年三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01 中共《中国现代史》继之又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并且,“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03
上述引言证明,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三则明明是失败撤离,却偏要说是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四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并在“逃跑”中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长征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庸质疑。
第三、中共北上长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显然,突围和逃亡是不能与进军和长征“相映生辉”的。后来,中共不过是要用“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言词,来掩盖它失败后的突围和逃亡罢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 04 《中国革命史荟萃》一书亦在吹嘘中证实,湘鄂川黔根据地曾“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05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边境,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 ...... 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借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 ...... 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 ...... 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 ...... 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 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共红三军曾乘政府军两次被迫停止和中断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湘鄂边。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口号”。 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即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的武装割据地区。 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于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单引号为引者所加),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 ......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 09 于是“中共中央红军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中共残余红军因敌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义城之后,虽然经历了“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1 ,但是,原来欲在黔东北建立新根据地的目的,却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不能实现。当是之时,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 12 中共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历史的事实是,不论是中共中央红军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还是张国焘早已从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装割据在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亦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围和逃亡,以及后来他们先后在懋功和甘孜的会合,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会上,当张国焘提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时,“张闻天起而答复,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前(按: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对此,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 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 ...... 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 13
张国焘说:“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 14
在懋功会议上张国焘本人也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向陕北发展、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发展、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显然这三个计划均与北上抗日无关,纯粹是“求生存”的计划。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 15 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 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称“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已发生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 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 17 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张国焘乃提议“红军全部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 18 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实可以证明张国焘的话不是谎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接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党史专家称,毛的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休整力量,但没有明确落脚点放在陕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 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军残余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第一,在俄界会议上,曾想到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按:指徐海东和刘子丹部,后与毛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瓦窑堡会合)。第三,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按:不是抗日)。” 20
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并由毛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秦邦宪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犹如张国焘所言,“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象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 21 毛泽东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后落脚在陕北,虽为偶然,却也是“为传统所决定”。
另外,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却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 22
由是可知,分裂后不论是毛还是张,他们都根本没有北上抗日之心,却有继续作乱之想。毛部将逃亡终点定在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张部南下逃亡,更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 23 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遂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二 中共乘国难以图存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性质和转变
一、共产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的由来和性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亦给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带来了浓重的战争阴影。曾经为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更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别国进行“红色颠覆”的苏俄,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改变它一贯命令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造反革命即颠覆的战略,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真理报》还同时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完 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 24 中共党史专家则称“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 25 紧接着共产国际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王明参加了筹委会。会议通过五项议程的第二项就是“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定具体讨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上建议,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 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便 是:“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27
由是可知,苏俄在假手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谋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于中共代表团就中共国内革命状况的报告。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向共产国际和各国党报告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力量的状况作了准备。但是,王明、康生所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却远不是实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的文章。根据周和森所说,中国苏区遍布陕西、甘肃、四川、新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区的一千三百四十个县,并把全部中共军队分为三个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会合前的一、四方面军);贺龙萧克部(指二、六军团);项英部(指南方各省游击队)。这篇文章夸大了红军的力量,说正规军有四十八点五万人,游击队有九十九点五万人。周和森的文章还附有图表和游击区发展示意图。共产国际“七大”刚一开会,周和森的文章就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四期上。而“中国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五、第‘六’次围剿后苏维埃和游击队发展示意图”(单引号为引者所加),则由中共代表团精心绘制,置放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大厅内。 28
其次,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 成,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之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曾赶在共产 国际“七大”召开之前,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 全体同胞书》。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中,中 共代表团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曾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 和季米特若夫审阅,经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注明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 以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 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 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 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 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 八一宣言又阴险地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 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 政府 ...... ”,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 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不仅早已失败,并且其残部的四处逃亡已历时十个月之久。此时中 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共产国际“七大”所作的,完全违背事实与极 度作虚弄假的汇报,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所发布的八一宣言,尤 其是这个宣言所宣称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颠覆国 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国民革命军;更要坚持抗日与反蒋并 重,和蓄谋成立以中共苏维埃政府及中共红军为核心的国防政府与 抗日联军的策略;就在实际上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于建立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的原有阴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阴谋战略,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七 大”召开之际,共产国际执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说:“在共 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 出的事件 ...... 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独立。”为此,当 谈到中共在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时,皮克又指 出:“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革 命扩展到全中国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产国际“七大”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 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时,又明确指出:“在中国,那里已经在大 片的国土上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和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 的进攻和南京政府的叛变,使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危险。这 样,中国的苏维埃就强有力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斗争的反帝力量的统 一中心。”然后他便以支持中共统一战线“倡议”的形式(指八一 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问题。后来他还在《中国共产 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说:“在中共所走过的道路上也有内部困 难。它必须征服关门主义者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在当前情况下中国 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也必须反对机 会主义 —— 投降主义分子,他们想放弃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 立性。”后来,他的话不仅成为毛泽东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名, 而蓄意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扩张的“合法”借口,亦成为刘少奇在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再坚持“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领袖王明作了“讨论季米特若夫同 志报告的发言”。在这个长篇发言中,他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一项声明,向一切政党、团体、军队、 群众组织和著名政治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 一的国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真理报》在报导王 明发言时,曾特别地重复王明的话说:“ ...... 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 我们的人民同所有的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 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国民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是可知,不论是共国际秉承苏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实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称了 他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由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政策和决心,是在一个虚假的辉煌背景上所制造,又浸透着共产 国际的阴险谋略,因此,在性质上,第一、它仍然是对于中华民国 颠覆的继续。第二、它将是中共欲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为图存和 扩张所能够找到的一个崭新阴谋策略。其后的历史发展,不仅完全 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而且,由于中共阴谋运筹这一策略的成 功,竟使得这一借重“民族大义”所制定的阴谋策略,及其种种阴 谋行径,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转而推动中国共产革命的胜 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期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对苏联产生了巨大威胁,由 于中国的抗日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还由于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 叛乱和叛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苏俄寻求 尽快地改善它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所以,由共产国际“七 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又要借助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进一步扩张中国苏维埃运 动和加紧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阴谋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变了。 共产国际开始从要求中共执行“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转变 为开始要求中共执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随着形势 的发展,而逐渐地将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转变 成了真心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令。
这个转变,在莫斯科自然比较容易为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接 受。更何况,刚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国苏维埃运 动“伟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团,又仅仅是在半个月之后,就知道了 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和中共残余红军正在四处逃亡的消 息呢。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说,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后,中 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有关长征和游击战争遭受挫 折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 ...... 为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才把 建立以中共为领袖的“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变成了建立 以“联蒋抗日”,即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诚 如王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所说的那 样:“仅仅靠红军的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 从政治趋向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 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 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党。”五十年后,王明 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发表 了‘新形势和新政策’一文 ...... 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 救国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与中国境内逃亡者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的政治误区
莫斯科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虽然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了 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阴谋统战策略,将“反蒋抗日”和扩展 苏维埃政权及中共军队的阴谋,迅速地改变成了“联蒋抗日”和建 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由于共产 国际‘七大’期间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时,党中央 正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系的中断,无法掌握全局形 势的发展,和及时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可能对党的策略方 针作出根本转变”。 29 所以,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当中共 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反帝 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时,所带回的仍然是共产国 际“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而由共产 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所改变了的、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 略,却滞留在莫斯科,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 恢复,而造成了阴错阳差之误。
因此,对历经逃亡而刚刚落脚在陕北的中共来说,对在一年多 的逃亡中,还从来没有想到要用抗日来作为“救命圈”的中共红军 残余来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当 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因为“共 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以至“我 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振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因 为“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因为“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 30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发表 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抗日救国宣言”。该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 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 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是愿意反蒋者,我们不但 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 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 ”
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帝国已经侵略我国四年之后,在历经 一年多辗转逃亡,只剩下不足二万人马的窘境中,才在苏联的命令 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 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 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 宣言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通过 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称:“发 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 人 —— 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 只有最广泛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 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 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 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按: 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经过瓦窑堡会议 ...... 中共中央没有 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坚持了共产 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场,主张“反蒋抗日”。莫斯科 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显然与中共逃亡者们的主 张产生了重大政治误区。然而,这个政治误区却为毛泽东和他的中 共坚持误了下去。因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 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 勾当”。 31
第三、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 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 ...... 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 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 是由苏俄来促成的)。 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着抗日旗 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 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 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 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 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 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 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 ...... 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 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 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 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号,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 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 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 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 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 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 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 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 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 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 ...... 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 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 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 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 阴谋了。
二、打着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 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 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 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 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 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 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 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 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 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 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 能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 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 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 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 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打着抗日旗号,实行西进扩张,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 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 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 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 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改 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 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 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划,夺取河西走廊,“ ...... 在政治上说 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 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 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 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 ...... 我们这次军事行 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日。” 34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 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 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 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 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 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围 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 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 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 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 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 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 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 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 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 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 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 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 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 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 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 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 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 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 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 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 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 35 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 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 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 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 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用中 共今天的话来说,则是阴谋制造混乱、动乱和暴乱。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话说就 是: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 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 展 ...... 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 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 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 量。” 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 地下党乃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 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 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 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 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 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公 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按:这在一九四九年后直 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诚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 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 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 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 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 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 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谓上海 七君子,实为中共制造这样一场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 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他们在“解放后”不仅早已供 认不讳,而且炫耀不已(参见“君子”们的各种回忆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下恢复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即被派往华北,并在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恢复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 建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谓抗日救国团体,借 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政府和军队,尤其是对担负 征剿中共红军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进行渗透、拉拢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 内部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 —— 关门主 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他 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 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与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 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 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 ...... ”在这 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偷换成作为暂时联盟的民族革命统 一战线。而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又是为了反对主要的敌 人 。而这个主要的敌人,显然不是日寇。
刘少奇还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 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 ...... 但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 的任务。”由是可知,这个名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 不过是中共要继续实行共产革命而非进行抗日救国的阴谋策略罢 了。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 的。同时,一分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一分锺也不能放弃 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锺也不能 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显然,中共究竟要借“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做些什么,刘少奇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刘少奇甚至说:“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 的中心问题;民族统一战线未形成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 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 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 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 ...... ”在刘少奇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抗日的问题,更不是民族存亡的问 题。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全国所有 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仅是打着抗日旗号的革命 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围。刘少奇作为中共白区工作模范的历史 功绩,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他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也正是从这 里才开始得到中共全党的认同,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据中共现代史称,在刘少奇赴津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数月 后,已经联系到的脱党者和新发展者,已达五千人。 37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民众新闻、言论和集会、结社的很大自 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 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 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 了“革命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 围组织,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 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 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叠起,中共地下组 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 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 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 哲元、阎锡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中,接洽联系中上层军官, 离间他们与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的关系,以所谓“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进攻”红军,直至策反他们以抗 日的名义来对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一场联张反蒋“抗日”的阴 谋,从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运作;一场罔顾中华民族危亡的阴谋武 装政变,就要被搬上历史舞台。
六、决策联张反蒋“抗日”,策动西安武装政变以图存
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 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 38 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 39 虽然张国焘认为, 张学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这是因为刚 落脚陕北的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看到了东北 军失土恋家的心态,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个不抵抗将军所承受的巨 大压力,看到了一位少年军阀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为了以西 北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对抗,虽不重视红军,却重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40 当然,中共领袖们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张学良志大、位尊却 又才疏学浅、毫无经验的公子哥儿性格(参见上卷第六章兼论)。 于是,“与西安的电报往来完全由毛泽东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 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要在西安举行剿 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 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 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 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 42 而“我们这些中 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 ...... 有的人 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 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43 此后,“西安的电 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 应 ......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 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 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 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 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 ...... 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 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 审 ...... ’”。“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 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的 ...... ”。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 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 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 44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 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 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 ...... 第一段, 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 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 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 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 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 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 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 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 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 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 46 “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 ...... 踱来踱去 ...... 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47
应该说,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已把中共策动西安事 变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这也是中共联张逼蒋,并终 于“逼”出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证词。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 徒”张国焘的话,那末,其它的相关文件和资料,特别是在大陆出 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证了张的话不是谎言。
其一、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 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 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 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 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 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 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 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 论《中国发生事变》。该文称:“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 件。据各国通讯社所发自中国的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 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 作人质 ...... 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 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 阴谋活动中去寻找 ...... ”斯大林显然因为不了解西安事变乃为中 共“联张反蒋”的阴谋所策动,所以,《真理报》才会讲出如此激 烈的言词来。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 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若夫签署的电报,称:“ ...... 张学良的行动 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 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报导 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当时世界报刊均认为,事变正中日本下 怀。波兰《信使晨报》甚至指出,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关东 军中引起一片欢腾 ...... ”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 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 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 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 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 停者”,实际上则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从而由中共一手导演了 一出以卖国和“爱国”同为主题的新编现代历史剧。虽然这出新编 现代历史剧在现实中以大团圆的局面收场,导演者不仅掩饰了罪 孽,而且变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却把它悲惨的结局留给了后来的历 史,留给了它苦难的中国大陆人民。
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 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 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 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藉此以欺骗国民 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 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 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 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 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 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 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 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 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 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提 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 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 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 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 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 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 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 ...... 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 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 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 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 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 ...... 他愿意 ......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 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 ...... 芦沟桥的炮声 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 ...... 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 ...... ”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三手段,是对外持续高喊建立真正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在 他对外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声 称:“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 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 中心关键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当时 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亦公开发表文章称:“两党的领导者 ...... 要能 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 解、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 49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四手段,是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和 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 者。同样是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文章中, 毛泽东曾“真诚地”并且是“宣誓式地”写道:“全国军队包括红 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 战 ...... 共产党人要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 蒋介石先生的宣言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闻天也公 开发表文章称:“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 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 我们应该向 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的 ...... 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 府 ...... ” 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泽东仍在他对外公开 的“新阶段”报告中称:“抗日战争的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 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 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同月,中共在对外发表的“中 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第二条中又称:“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 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 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五手段,是对外热情歌颂国民党、蒋介 石领导和坚持抗战,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与民主建国成就,“保 证并决心”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中华民 国。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前期,中共曾一 再地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在它的不抗战、假抗战和 真扩张已经被揭露出来,并造成抗战阵营内部的冲突时,中共仍然 因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继续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抗 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仍致函蒋介 石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 国民无不景仰 ...... 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 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 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曾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 段”报告中赞扬国民党说:“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 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扶助工 农’的三大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 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 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 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 十五个月 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 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 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 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力,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 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件 ...... 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扩大的六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并对外公开的政治决议案乃称:“全国政治制 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显然,要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就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中共 在延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就公开地通过了“坚决实行三民主义 提纲”,并将之“对外公布”。该提纲称:“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 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 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 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 目标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闻天也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 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 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 义与民生主义上也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 51 中共对外公开 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宣誓曰:为了“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 民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愿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 东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 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 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 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间。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 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二、积极的让步及其手段
如果说,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妥协,那 末,毛泽东所谓的积极的让步,便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对他们所谓的 暂时妥协,作了最为贴切的解释。为了解释“积极的让步”的正确 性,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对他的党人作了这样的“科学说 明”:“‘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 ...... ‘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 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所许可的 ...... 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 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当作曲线运 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52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 真正想说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 了他们的“革命”而让步,而不是为了抗日而让步。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联合、又斗 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共正在高喊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斗争”策略。不是 针对日本,而是针对正在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毛泽 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定斗 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 策。” 53 对此,张国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所谓既联合、 又斗争,无非是“假联合、真斗争”罢了。 54
但是,毛泽东却对这一“假联合和真斗争”,作了“科学”的 解释。他说:“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 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 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 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 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 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 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 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 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这是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下的一 段话。在这里,毛泽东一是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所谓联合,仍然是斗 争,只不过是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二是毫不隐诲地指出, 当“被迫”分裂而不能联合,即不能进行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 时,中共就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不论是和平的斗争还是武装的斗 争,都不是抗日斗争,而是革命斗争,都不是针对日寇而斗,都是 针对资产阶级,即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 斗。应该说,这里岂但连一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味都没有 了,甚至连一点抗日的气味也没有了。相反,它使人们闻到的,却 已经是内战的火药味。因为,正是在抗战刚刚走向最为艰难的相持 阶段时,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在国难中打内战的理论 准备好了。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对内强调,要“争 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早在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 前,刘少奇在他论述苏俄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已 经一再地对内指出过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 权的话(参见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开 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 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 告中,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 性,并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 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 关键。”(按:在这里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 一月十二日,当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 守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毛又一次对内坚决地说 道:“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 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 呢? ...... 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 义。”(按:毛在这里所提到的投降主义是指投降国民党,不是指 投降日本)此后,在抗战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都一直把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当作一个极其重大 的问题来对待,甚至当作党内的严重路线斗争来处理。难道毛和他 的中共当真就忘记了,他们曾一再地承认过,唯有中华民国政府、 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吗 (如果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话)?当然没有。但是,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并要争夺这一“领 导权”的原因是:
其一、对外高喊服从和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 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导,不过是中共阴阳两 面政策的“阳面”,并且是为了实行“阴面”图存和扩张的需 要。
其二、显然,抗日并不是用服从、拥护等等大话就能敷衍得过 去的。当敌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后,当中共红军已经接到了被派赴山 西前线抗日的命令之后,中共就立即面临着“服从和拥护国民政府 和最高统帅部领导”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大问题,就面临着究竟是真 抗战还是假抗战的大问题。彼时,毛泽东就使出了这样一把“刹手 锏”,对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还存在着一个“谁领导 谁”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 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服从了国民党的命令开赴前线真 抗日,你就是服从了资产阶级,就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显然,这对于那些也想走上抗日 前线的某些有爱国心的中共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紧箍 咒”(参见下文)。
其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对内坚持宣称要夺 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够既坚持中共对八路军和新四 军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语),才能够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建 立“抗日”根据地时,保证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乃是中共独裁政 权,具有中华民国分裂政权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所在, 才是毛泽东所谓革命成败而不是抗日成败的关键所指。一句话,如 同中共党史专家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 心问题,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55 而不是抗日取得胜利的关 键。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坚持所谓“独立自主原 则”。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对内发出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 的指示”中(参见下文),就已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内 容。嗣后,自洛川会议始,他一直坚持要推行他的“独立自主原 则”,不仅形成了理论,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 东在他的“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在政 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 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 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 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 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 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 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 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时, 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 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 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 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 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 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 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 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 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 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 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 击“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 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 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 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 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 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 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 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 56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 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 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 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 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件,在高喊 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 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 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 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 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归来提 出“要真统战抗日”之前。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并坚持要 求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级将领,在思想上、特 别是在行动上能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时期。由于毛泽东 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达到(详见本卷第四 章)。第二阶段是确立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苏联归 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本阶段,虽然因 为王明带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并因为王明的坚 持而在党内引起了要不要真统战抗日和要不要独立自主的争论,但 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共党史专家语),和中共在敌 后实行扩张的初步成功,而终于使得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 对内实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独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党的认 同。毛泽东更是以此为转折点,将假抗日和假统战的独立自主路 线,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确立和发展起来了。第三阶段, 因中共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而使假抗日和真扩张的独立自主策略, 逐步从阴谋走向了“阳谋”。中共为了阴谋扩张而终于敢明目张胆 地“专打友军和不打敌军”了,甚至在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 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并公然宣称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 潮”了。在本阶段,因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扩大,再加上国民党为 对日抗战而无法重开围剿,中共才日渐表现出有恃无恐与“你奈我 何”的姿态。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 的“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 结”等,均表现了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口气和神气,已敢 于“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什么抗战,什么救国,什么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已经全然不在他的话下,满纸上所写的竟公然是革命的 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参 见下文)。
第二、对外高喊抗日统一战线、对内推行革命统一战线以加速赤化运动
应该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乃是中共对外持续高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对内发动和推行“革命统一战线”的真正起 点。因为,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巩固了权力的毛泽东已从此 放开了他“坚持革命而不是坚持抗日”的胆量。同时,中共的假抗 日和真扩张,至此已不再是毛泽东一人之所为,而是中共一党之所 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使中共党人尝到了甜头。当 然,如前所说,这自然为中共集团的整体素质所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军艰苦的武汉会战期间,毛 泽东终于借谈“抗日战争和战略问题”,而开始大谈起“革命战争 的战略问题”来了。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 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 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这 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 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 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 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 点和优点 ......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57
在这里,已经没有一言一语以谈抗日。相反,“抗日”已经被 公然地换成了“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被换成了“革命战 争”,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换成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 反革命”。而毛泽东笔下的武装斗争所指,已决不是正在屠杀我们 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个正在艰苦抗日的国民党“友军”。至 于毛泽东要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即发动农民战争的方法,就 更不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夺取那个正在艰难抗日的国民党 政权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 所写的发刊词中,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 行“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 题。这就是中共党人在后来所说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可惜的 是,这三大法宝,竟没有一件法宝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时,为了在党内将“抗统”转变为“革统”,更为了将“革 统”从党内“统”到党外,毛泽东乃开宗明义地说道:“为了中国 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 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而这 个工程就是要“建设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 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更加布尔 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 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 58
两个月后,毛泽东已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转换成了“革 命统一战线”。他在大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共产党 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 ...... 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 的统一战线。” 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 题”的党内指示中,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发展中 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段和内容予以了明确说明。他说:“必须 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 发展 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 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 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 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 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的人民中间 ......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 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 ...... 地方实力 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 ”
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壳之下,所要建立的中 共“革命统一战线”。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革 命”,是为了在抗日的旗号下,继续和扩张“赤化”运动。这无疑 是对中共两度“四项保证”的公然背叛和彻底背叛。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并不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 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才开始在“抗统”的旗号下建立“革 统”的。实际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项保证”,特别是在“七七 事变”发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项保证”之始,中共就已经阴险地 在做着“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准备了 (详见下章)。
第三、抗统与革统的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理论
一、虚假的抗统和真实的革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毛泽东除掉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始,就已经对 内提出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 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大道理”,以压迫和说服那些想对 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将领以外,当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上的“阴阳两谋”,已经对中共的图存与扩张产生了初步的效 果以后,当国民党、蒋介石所领导的卫国战争在经过一年多的浴血 奋战,日本狂图三月亡华的速决论已经破产之际,如果毛泽东和他 的中共必须趁抗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进行更大的“革命”扩 张,他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说服他的全体党人,以实现对外高喊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统一”。即为他在 虚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中共一党的“革命”统一战线, 奠定理论基础。
二、“阶级斗争可以调节的理论”与“一致性理论”
在对毛泽东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 首先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他说:“阶级和阶级 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 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 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 60 这样一来,由于阶级斗争 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调节”,因此如何停止和发动阶级斗争,与 如何缩小和扩大阶级斗争,就不仅完全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手 里,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需要,来任意进行“调 节”了。
由是,毛泽东又说道:“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 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 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 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 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61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建立虚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真实 革命统一战线的结合点。因为即便是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 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共坚持阶级斗争就没有 错。同时,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又表现了阶级斗争双方 在民族斗争中的一致性。所以,当中共图存、甚至是扩张的政治经 济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阶级合作时,中共便可以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当中共图存的目的已经达到,甚至是扩张的力量已经 足够到不怕阶级合作的破裂时,中共便可以为了扩张和夺权而连友 党也敢反,友军也敢打,直至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用喊 了。因为,阶级斗争是由中共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
历史的事实是,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 在“抗统”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夺权扩张的“革统”,当中华民国在 长期艰苦抗战中已经日见其弱,中共却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扩张 和真卖国而日见其强时,毛泽东也就愈来愈张狂地对他的党人说 道:“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 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 的一致性。 ...... 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 点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62 至此,毛泽东终于摊开了 他的底牌: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斗争的 政策。这就等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 统一战线。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抗 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阶级斗争罢了。而对这个阶级斗争进行 调节的权力,便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人民长 期、艰苦和牺牲惨烈的伟大卫国战争,就是这样地被毛泽东和他的 中共当成了夺权、扩张和斗争以及再度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机和 条件。
第四、中共双重统战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扩张、夺权、打天下的意义
一、中共双重统战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欺骗的成功和打 着抗日旗号以进行招兵买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号以发动 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独裁政权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 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诱引知识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战争 年代虽失意、失路,却满怀报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们参加共产革命 统一战线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持续使用“革命 两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没有遭遇战争创伤,却反而“不 战而创强”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将正规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 做“发动群众”工作和建立敌后分裂政权的成功。其六、是中共 在“阴面”而非“阳面”,因而能够玩尽阴谋手段所造就的成功。 其七、是中共在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治条件下,作为一个合法的在野 党,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争取不明真相之社会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国 际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够联合和联络所有反对党派以“乘乱争民 主、闹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够将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暗渡陈仓为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一方而论:其一、是中华民国政 府对中共“输诚”的措置不当。具体言之,就是当中共在西安事变 之后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执政 的国民党由于与中共有过所谓合作的经历和教训,因此,一方面应 对中共惯用的阴阳两面政策有相当的警惕,不能予以轻信;一方面 则在接受中共“输诚”的政策上,决不应该为他留下一个“独 统”的陕甘宁政权和晋察冀政权,更不应该在中共的红军被改编为 政府军之后,又在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的名义下,由中共和毛泽东 享有独立指挥和绝对指挥其军队的权力。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 民抗战之中,为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以完全不听指挥和绝对独立自主 的条件,从而为中共使用阴阳两谋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因肩负着 抗日的重任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于民族大义之下,不得不对中共一 再地采取让步的结果。并且,在让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 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时,却不敢“大义灭共”,而只是软弱地 采取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予以限制,一则限制不了,二则 只会引起反弹,三则反而授中共统战其他合法党派反对正在领导抗 日的执政党以口舌。
其三、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接受北伐前后中共在苏俄的指 使和命令下,对国民党采取“挖心战术”的严重历史教训所致。在 中共以高喊团结抗战和运用所谓四项保证向政府“输诚”之后,中 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居然重新予共产党在后方大城市、甚至 是陪都重庆宣传共产革命、共产思想及共产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 产党办报、办书店和设办事处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借抗日为诱饵 以对国民党进行渗透的自由。直至为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 渡陈仓为共产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抗日的 国民党军队里面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提供了连共产党也想象不 到的“大好政治条件”。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统治的所 有地方,即所谓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却绝没有宣传三民主义的自 由,绝没有中国国民党发展的自由,绝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行使其权 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长达四年半的整风运动中,在中共所领导 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中,却一直是在长期地和随时随地地“深挖”着 国民党特务。仅延安一地就在整风中挖出了数千名所谓国民党特 务,并因此而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直至枉杀了无数条性命。而 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招降纳叛、收买挖心和暗 结蛛网的种种做法,却在毛泽东对党内的指示、毛泽东的《选集》 和中共的内部文件里随处可见。所以,当抗战胜利结束时,在国民 党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中,共产党的秘密 组织早已结成了一张若大的网络,不仅无所不及,而且无法清 除。
其四、由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是一个领导抗战的 党,又是一个正在抗战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党,用中共和中共领袖王 明的话来说,就是“抗战中的中华民国人民已经享有了充分的民主 和自由”。所以,不仅她的一切表现和作为都在明处,而且,既能 给人骂,又能给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处,犹如费正清 所言,还是一个“农村独裁政权”,既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所 以,你听到的便都是好听的大话和假话,不好听的真话和实话,你 根本就听不到。并且,即便是你要去参观和考察,他也只给你看他 要给你看的,而他不愿给你看的,你是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在不明 真相的人们眼中,造成了所谓国统区有明有暗,而“共统区却是一 片光明”的错觉。这就为抗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不抗战的斗争 中,带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更为美国等所谓的国内外民主势力对 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对国民党产生恶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应。 由是,这个执政党,当她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奄 奄一息之后,再被那个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的在野党共产党,以 及由它所统战的各合法民主党派所共同骂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 全可能的了。今日,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 和在海外天天被人骂,和五十年来绝不允许任何人骂的中国共产 党,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也鲜有人敢骂的情形,实已将这个道 理对比得再清楚不过。
二、中共双重统战对其扩张、夺权和打天下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宣扬他 们之所以革命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的三大法 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所谓统一战线,就 是指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 战线之所以成了中共夺权成功的法宝,是因为:没有统一战线,便 没有中共对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共图存的达 成,就没有中共扩张的实现,就没有中共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 线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此其 一。
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 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 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 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不能得 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 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 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 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 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府和中国 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 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 63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 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 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 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 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内 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 64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 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 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 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 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 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 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 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 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依靠 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 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 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 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 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 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 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 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 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被 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 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 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 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 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 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 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 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四 王明的“真统战抗日”路线和毛泽东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 明围绕着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 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 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 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 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 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 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 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 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 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 作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 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 ...... 根据我 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 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 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 地造成内战的加剧 ...... ”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 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 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 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 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67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 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 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 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 地与之密切合作 ...... 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 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 前途大大有利。” 68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 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 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 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 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 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 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 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 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 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 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 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 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 领,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 ...... 忽略了抗日高 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 ...... ”。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 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 ...... 国 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 ...... 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 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 ...... 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 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 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 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 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调 自己的主张。” 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 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 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 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 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 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 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 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 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 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 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 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 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创 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 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 71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 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 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 中央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 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 ...... 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 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72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 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 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 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 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 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 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 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 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 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 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 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 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 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 74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 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 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 几个县中,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 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 75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 国和民主建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一文中说:“中国以前是 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 ...... 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五省 和上海区域,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明确指 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 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 ...... 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 先后两次发言中曾一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 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 的主力。” 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德 恩时,又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 中国共产党极力帮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 战。”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 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 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治分野”。 77 中共党史专家的指 责,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将真正坚持了 抗战救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诬陷为不抗日的政府、政 党和领袖。
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当王明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还有他对苏俄的忠 诚和对自己祖国抗战前途的关心,企图改变毛泽东已经制定和中共 已在执行的阴谋统战策略,并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统战来矫正毛泽东 和中共的阴谋扩张路线时,他的遭遇将可想而知。然而,王明毕竟 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毕 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 够与党内一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 荣誉心的军事将领,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胜负也就难 有定算。它无疑将取决于实力,取决于王明和毛泽东个人之间抗争 的结果,更取决于中共党人的群体政治、文化素质。
其一、分歧的出现和性质。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言,“王明 回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分歧。因为王明不是一个人的问 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的问题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 斗争 ...... 因为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之后,就对洛川会议 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 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 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 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 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 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 78
这便是分歧的由来和基础。而最能够说明这一分歧的性质的, 莫过于彭德怀在《自述》中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我认真听了毛 主席和王明的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 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 不好传达。” 79 显然,彭德怀的话既含蓄,又明确。明确在他指出 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含蓄在他指出会议的精神不一 致,回去后不好传达,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不一样。这便是分 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据中共党史专 家称,虽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 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方针 ...... 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 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 责’的意见方面,也适当做了调整和让步。”然而,毛泽东的让步 是假的,是害怕局面发生急转的一种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 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得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 估计得太低”。因为作为“胜利者的王明不仅没有在十二月政治局 会议上做成一个决议 ...... 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 议”。再加上王明两次会后都去了武汉,并在武汉担任长江局领导 工作,坐镇中央的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 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正确路线”。 80 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 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 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 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有 着“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不必再担心王明路线在党 内对他的威胁了。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三八年九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革命的发展(按:不是中国抗日 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 81 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 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 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 王明的分歧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 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 更在对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 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 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 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 一,又独立。” 82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 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 一场长达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 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 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人 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 的解散,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写信给毛 泽东,指责他“现在进行的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 误的”,也已经毫无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 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 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 指示”,从此将王明宗派定为反党性质。其四条罪行:一是反对毛 泽东的“论持久战”(详见下章);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 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王明终于为 他的真抗日与真统战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王明的悲剧在于:当他作为一个只认苏俄不认祖国的第三国际 共产党员时,他一整套错误的、甚至是卖国的思想路线,不仅在中 共党内占了上风,而且为祖国制造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为他的党 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他于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因苏俄的派遣而 回国以后,他虽然既认宗他的“工人阶级祖国”,也认宗他的苦难 的民族,并为了执行苏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战救国,而提出了一 整套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然而,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 指责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清洗的对象, 并在历经被批判和被斗争的痛苦后再一次逃往苏联,直至客死在他 那个“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最终地和他的俄国战友们迎来了整个 共产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王明的悲剧还在于,直到他死后,在他自己的祖国和他自己的 党内,都没有人承认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就 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坚持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以至于直到 今日,他所曾隶属的那个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 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确的爱国思想和爱国 事业。这虽为王明一己的悲剧,更为中共全体的政治本质和文化素 质所决定。
注 释
第三章
01、02、03:《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九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页。
05、《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一八二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页。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页。
10、同上,第二五四页。
11、《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九页。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页。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页。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页。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页。
16、同05,第二四八页。同01,第三九二页。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页。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页。
19、同05,第二四九页。
20、同05,第二四九页。
21、同11,第一二三二页。
22、同11,第一一八二页。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逃出江西,后在皖南被剿灭。方本人在被捕后被处决。
24、苏联《真理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八八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页。
28、同25,第二六八页。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页。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页。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页。
33、同25,第二零九页。
34、同11、第一二零八页。
3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六页。
3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一页。
37、参见北师大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页。
41、同11,第一二三六页。
42、同11,第一二三七页。
43、同11,第一二三九页。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页。
48、同25,第二一零页。
49、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五册第二二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页。
51、同上,第二二三页。
52、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5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页。
54、同11。
55、“关于独立自主问题的再认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六页。
5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九一页。
61、同上,第五零四页。
62、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三九页。
63、毛泽东:“共产党员发刊词”。
64、参见下章注第二十七条。
65、同05,第二七九页。
66、中国大陆《党史信息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页。
69、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零七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选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一二零页。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页。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
78、同70、第二九一页。
79、《彭德怀自述》第二二四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五页。
第三章
01、02、03:《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九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页。
05、《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一八二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页。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页。
10、同上,第二五四页。
11、《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九页。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页。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页。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页。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页。
16、同05,第二四八页。同01,第三九二页。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页。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页。
19、同05,第二四九页。
20、同05,第二四九页。
21、同11,第一二三二页。
22、同11,第一一八二页。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逃出江西,后在皖南被剿灭。方本人在被捕后被处决。
24、苏联《真理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八八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页。
28、同25,第二六八页。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页。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页。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页。
33、同25,第二零九页。
34、同11、第一二零八页。
3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六页。
3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一页。
37、参见北师大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页。
41、同11,第一二三六页。
42、同11,第一二三七页。
43、同11,第一二三九页。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页。
48、同25,第二一零页。
49、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五册第二二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页。
51、同上,第二二三页。
52、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5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页。
54、同11。
55、“关于独立自主问题的再认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六页。
5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九一页。
61、同上,第五零四页。
62、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三九页。
63、毛泽东:“共产党员发刊词”。
64、参见下章注第二十七条。
65、同05,第二七九页。
66、中国大陆《党史信息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页。
69、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零七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选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一二零页。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页。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
78、同70、第二九一页。
79、《彭德怀自述》第二二四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五页。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当我们已经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策略和理论的阴谋本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够将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以及中共乘国难以一意准备夺取政权的事实认识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对内的两个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少奇曾在中共“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各地党组织应该在中央帮助下迅速地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 ......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于七月十五日即发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发表了“七一五对日进行抗战”讲话,然而,事不过半月,当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对日寇的节节抵抗,已经打得十分地壮烈与残酷,第二次松沪抗战就要爆发之时,中共中央却对内秘密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这个内部指示的前言,称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权问题第三条:在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
(二)土地问题第三条:要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代领导。
(三)武装问题:在保证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 。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部主任或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四、赤卫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 。
(四)群众工作问题:二、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运动。三、党必须及时注意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四、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工作。
(五)国民革命军工作:二、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和士兵 ...... 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按:中共在之后历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公开宣言中,均声称绝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三、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者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
(六)党的组织: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还是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和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员,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和左派分子,绝不要他们直接作党和群众的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能在他们的地位上作他们能做的工作 ...... 。二、 ...... 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三、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 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 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对内发出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这个原则指示的第六条称: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
第七条称:在抗战中,应该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 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谓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条称: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顺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顺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第十二条称: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 02
应该说,这两份发出在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内部指示信,不仅是对“四项保证”的立即背叛和彻底背叛,而且已经将中共欲在抗日的名义下,恢复和扩张一己力量的阴谋谋略,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抗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幌子。抗战和如何抗战,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利用抗战的名义,利用抗战的形势,利用民众的抗战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合法地位,所干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无非是既要扩大中共抗战的虚假名声,又要诋毁其他真正抗战力量的影响,更要乘机打击正在艰难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这一切都无非是要乘机扩张和准备夺权罢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以求发展与扩张的手段和经验,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日子里。只不过此时的中共,刚刚绝处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无力张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统战,便不能卷土重来。由是, 中华民族为保存自己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便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全然变成了营造和扩张中共一党之私欲的时机、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会议的由来及其对外和对内的两面政策
国民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节节血战日寇的壮烈牺牲景象,不仅震撼了全国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战、即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爆发和惨烈,更是揪住了全国的人心。这就使得“七七”以来仅仅是对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军队,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赴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 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暂缓出发。 ......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大规模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政策。” 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 公里洛川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参加会议者,除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重要军政干部和重要军事将领朱德、彭 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都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外宣言 —— 阳谋
其一、《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页注释载:一九 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通过了“关于目前 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宣言第八条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 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 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 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 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 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发布 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虽然该纲领包藏祸心,却宣誓曰: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朱 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称: ...... 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 杀敌,义无反顾! ...... 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 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除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 而奋斗到底。
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 听的。
二、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内决策 —— 阴谋
其一、决策失败主义的“日蒋火并”。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 作为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曾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以往中 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按:国民党的抗战岂是中共推动 的),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 0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证说:“他(张闻天)引证列 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 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 动势力相继失败 ...... 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 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他 还说,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在 中途妥协(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动”国民党抗战)。” 05 张国焘 继续指证说:“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 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前此中 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可以打赢,而是为解决国内矛 盾所必须。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 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 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06
其二、决策“独立自主”的阴谋“抗日”策略。张国焘指 证:“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维持独立自主。他 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 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 延安,听候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藉 口,予以推脱 ...... 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惯,不 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 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 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 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 期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 ...... 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 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 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07
张国焘的指证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中共的内 部指示已经是它的证明;在此之后,毛与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证明了 张的诚实(参见下文)。尤其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 战争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项假抗日、真扩张 的阴谋策略,确实成了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主要阴谋谋略。由是 可知,这个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失败主义与日蒋火并的阴谋 抗战谋略,就不仅在实际上是对中共“四项保证”的彻底揭穿,而 且,更是对他们自己对外高喊“抗日”的彻底背叛。难怪张国焘 说:“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 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 08
其三、洛川会议的内部争论与解决。应该承认的是,张闻天和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抗战策略,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共 与会人员的赞成。不仅部分有着爱国情绪的军事将领对此有看法, 连周恩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需要与国民党和国民 政府周旋,需要“要枪、要钱、要编制和要地位的本钱”。而其他 到会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 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 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 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 打游击战 ...... ”“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 ...... 实际 是停止讨论,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休会三天里,毛忙着 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 ...... 三天后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 在大家的看法大体归于一致。” 09 然后,洛川会议便作出了与会议 的实际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却又深藏祸心的两个对外文 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 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改变他的阴谋抗战策略。苏联《塔斯社》 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 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 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 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这 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 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 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 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 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10
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也曾极为肯定地说道:“配合国民党 友军作战,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11
其四、中共洛川会议阴谋决策的贯彻和实行。由于山西的对日 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 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 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 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 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 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 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坚持所谓的山地游击“战”和 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 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 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 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 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 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 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 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 革命势力。” 12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 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只想以陈旅(按:即参 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 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 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13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 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 (参见下文)。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 决策的假抗战谋略,强行地予以贯彻和执行了;才将毛泽东命令八 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 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更 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纲领和决议,自我地揭穿无遗。
第三、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真相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 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也 是蒋介石命令在华北实行节节抵抗方针的一个具体战斗(参见上卷 第六章)。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 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却 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 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 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 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 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 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 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中共一 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 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 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 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 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 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 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 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 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 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 该部受到极大损失”。 14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 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前文已经道尽,此处无需赘述。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 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 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 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 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 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 17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 伤日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 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 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 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 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 ...... 。 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 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 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 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 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的 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 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 诚属不能想象。下文将提到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 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 值得深思。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 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 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 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 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某 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 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 死。因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 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 19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 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 符合事实的。” 20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 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 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 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21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 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 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东,中 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 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 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2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 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 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 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气昂地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 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 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23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 贺龙等或致电祝贺,或纂文热情鼓吹‘百团大战’的胜利。《新中 华报》、《新华日报》(中共在重庆办的机关报)等大量刊登欢 庆“百团大战”胜利的报导和各界群众的贺电,都指出“这一胜利 振奋了士气人心,提高了全国人民致力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 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 24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们却一语露尽天机:“国民党蒋介石攻击我军是游而 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百团大战粉碎了这些谣言和攻击,从 而提高了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 25 也许,这才是中共虽要批判 彭德怀、却又要鼓吹百团大战“伟大功绩”的真正原因。此后,毛 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非但再没有打过 一场象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 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泽东在 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 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 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 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 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 借抗日以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 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地袭击日 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虽然拥 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之任何 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现,实在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暴露无 遗。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 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 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 战”打败日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在中共御制的电影“平原游击 队”中,那一句“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著名道白,早 已将八路军养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与真情”,由他们自己作出了 高度的艺术概括。对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 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 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 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 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 ...... 一比较材料,就令 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 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 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 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 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 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 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 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 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 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 27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 利”的历史真相。在整个抗战中,如若仅仅将中共与那些在全面抗 战爆发前曾借口抗日以阴谋自保、扩张、甚至反叛的地方军阀相 比,则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这些地方军阀们不 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 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 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二 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下的“三个坚持”阴谋
如前所说,中共在八年抗战伊始,就决定不打大仗、硬仗和运 动战,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为将来打内战、夺天 下做准备。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当全中国的军队,包括昔日的地方 军阀都在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如 果仍然要坚持这样一个借抗日以营一党之私的目的,不仅是对外, 即便是对内,特别是对那些尚有一定抗日荣誉心的中共将领们而 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论”,以解决内部歧 见,以实现对外欺骗。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打内战须用运动战、打外战却须用游击战的理论
一、毛泽东首先承认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他 说:“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 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 ...... 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 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 28
二、毛泽东承认中共在抗战前的内战中打的就是运动战,并承认中共在抗战中只能打游击战是“倒退”。毛泽东说:“国内战争(按:即中共十年武装叛乱和叛国)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战争时期。在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与计划性方面 ...... 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 ...... 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 ...... ”他认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第一个重要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成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与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以上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 ...... 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前途,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 ...... ” 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泽东明知只有运动战才能决定抗日战争的命运,那么,中共从武装叛乱中的运动战倒退为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也就关系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命运了。但是,正因为它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泽东才一定要在抗日时期坚持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 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 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 中,曾明确指出将内战中的运动战转变成抗日时期的“游击战”, 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四条:相 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按:即为未来打内战训 练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能 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能最普遍 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 来。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即建立中共敌后 独裁分裂政权)。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 部(按: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 利于解决给养问题(按:即以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 共)。显然,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扩张 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 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四、毛泽东指出游击战是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的 斗争形式。一九三九年,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走向最为艰苦的相 持阶段时,毛泽东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 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 争。”接着,他在分析中共武装斗争的历史对于抗日阶段中共革命 武装斗争的作用时又说道:“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按:是破 坏和叛变北伐的战争) ...... 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按:是在苏 俄命令下的武装叛乱和叛国) ...... 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 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 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它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 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由 是,毛泽东对中共武装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 出了如是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 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 敌人,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 泽东终于把利用抗日而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底牌”亮出来 了:“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 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 分就是武装斗争。 ......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 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 胜利。”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任何抗日的意愿,听不到中共的武装斗争 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震响在 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时期的,彻头彻尾的革命阴谋、斗争阴谋和武装 斗争的阴谋。而这一切的阴谋,都不是针对日寇,都是针对着他们 的内敌,即正在艰苦地领导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 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抗日这个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内,在国民党和 国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围剿他们的“大好条件”下,继续他们的 十年叛乱和叛国的“革命业绩”,并且要把这个“业绩”发展和壮 大起来。
难怪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略含羞答”地总结了中共在抗 战时期的游击战争。他说:“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制定抗日游击战略’。 这一战略从军事上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争 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战争战略,使党得以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 量,坚持人民战争,‘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单引号为引者所加)。” 30
中共的另一位党史学家则“名正言顺”地指出:“在中共六届 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 解决了在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 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人民胜利的重大课题。” 31
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将“人民胜 利”一类的大话和假话改正为“中共胜利”的实话,则中共利用所 谓的游击战战略以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过了。由 此再反过来理解洛川会议以后,当某些中共领袖为抗日所“诱 惑”之时,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说的 话,“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32 我们也就能够对毛泽东决意要坚持游击战战略的根本动机深刻领会了。
五、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中共从运动战向游 击战倒退的三阶段,即是中共借抗战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装斗争 策略 —— 游击战的三阶段。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已经有了明 确和“正确”的认识:“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陷 ...... 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需要所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具 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战。第二阶段,太原失陷后日寇深入,战线拉 长,在其占领区内留下很多‘空隙’,为我军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 的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拱了有利条件(按:即是在没 有敌寇的空隙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扩张而非为抗 日)。第三阶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于日寇在台儿庄败仗后把主 力集中徐州方向,暂时抽不出兵力加强山西,而且整个冀鲁豫平原 敌人兵力薄弱,而我军已建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具备 了向外发展的支点。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按:这个机会仍是在 无敌可打的敌人薄弱地方‘坚持游击战’),各主力部队遂分兵向 整个华北平原发展,并打破原有的正规编制和指挥系统,按作战需 要实行新的编组,把原来较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了若干分散独立 活动的游击支队。至此,我军才完成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部队和游击 战争的战略转变。” 33
六、毛泽东声称对日寇坚决不打运动战,对蒋介石却要打运动 战。一个奇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卫 国战争中,坚决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而 绝不容许打运动战,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 在他“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地指示中共军 队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 集》第四卷里所记录的,毛泽东本人指挥运动战以打内战的一道道 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证。其“谜底”,便是毛泽东在绝不准许他的 军队对日寇打运动战的同时,曾一再地命令他的军队,要“为了抗 日的胜利”,而必须在敌后进行正规战争即打运动战的长期训练。 毛泽东那个“十八条好处”里的第四条,就曾明确地指出,坚持游 击战将“有利于整军”,即有利于训练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规军。否 则我们就不能懂得,在抗战时期从来只谈游击战,而且从未准许中 共军队打过一场抗日运动战的毛泽东,以及他那个从来不曾用运动 战打过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何竟能在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刚 刚发动之际,就能够用熟练的运动战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原因。
总之,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是借抗日战争而进行的,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 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叛乱和叛国的继续,是中共假 抗日的名义以志在准备内战和夺权打天下的阴谋手段。这,才是中 共“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的历史真相和政治本质。
第二、中共于抗战中坚持游击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篡立敌后分裂政权
毛泽东之所以要如此地坚持不抗日的游击战争,其目的就是要 趁抗日之机,运用游击战争这个“总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敌 后,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 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 显然,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敌人后 方去”的真谛;不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清楚为何八年抗战结束 时,中共竟拥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 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 的凄凉境地。当然,不认清这个事实,也就不能认识到,中共只需 在抗战中坚持游击战争的谋略,就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丰 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运用敌后游击“战”以篡立敌后分裂政权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来配合国民党的正规战,以达到在 抗日名义下深入敌后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就目前 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 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 助的。” 34
二、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之下,将中共主力部队分散开 来,深入敌后,以发动群众建立分裂政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 日,毛泽东即在他“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中 称:“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 ...... 根据地的 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 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 展。”彼时,《共产国际通讯》亦从“正面”为中共深入敌后抢地 盘以建立根据地作了证明。这条《通讯》说:“八路军是北方游击 战争的核心和组织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所有的山 脉边界,八路军应用这些山岭作为集结处,遍布游击小组。日本军 队主要在山西,可是这个省的一百零五个县只有十二个县是在日本 的占领之下。” 35 共产国际显然是在天真地认为,这便是中共八路 军“用游击战打日本”所得来的巨大战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 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 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 36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 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 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 37 毛泽东甚至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 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 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 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 38 毛泽东甚至还要指明这一敌后分 裂政权具有革命专政的性质,他说:“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 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 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 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 39 同时,毛泽东为使这个分裂政权既具 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样子,又要保证这个分裂政权乃是中共 一党的独裁政权,并且能够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所以, 他才既要求这个政权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 的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 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这个政权“必须 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 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 领导权 ...... 。”至于对中间派,他还特别加以了说明:“给中间派 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 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主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 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40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 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 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 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 ...... 抗日根据地是农 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 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 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 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 41
没有比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说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敌后篡 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手段、目的、性质和成就,实在已经 被它的党史专家们概括得准确、深刻和淋漓尽致。否则,我们就不 会明白,为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竟在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中,对日 寇针对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数度大规模进攻,毫未阻止和毫无牵制 力量;否则,我们同样不能明白,虽然中共既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 战争经验,又在抗战中决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却为何在 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竟没有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一座城市, 更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因 为,在中共,这个通过篡立敌后农村分裂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农村包 围城市战略,在战时,既是为了抢劫中华民国的的农村,在战后, 就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因为,中共早已经在八年抗战 之中就将它们“包围”好了。所以,本书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 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三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阴谋理论和行径
—— 兼述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由来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而所谓借抗日以扩张, 并不是说,中共乃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罢 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敌军,而且专打友 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 的己方进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 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 性,不应强调特殊性 ...... 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 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 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 围,不要别人委托,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 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 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 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 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 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 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 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 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 失去今年的时间,将来就更困难了。” 42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 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 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 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 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43
中共借抗日以扩张,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如前所说,当全面 抗战尚未开始,西安事变尚未策动成功,中共就已经藉口宣传抗日 来重建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及至西安事发,全面抗战开始 后,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旧战术,对国民党、国民 政府和国民国革命军重新大加渗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扩张已 经颇有成就,其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已经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 神气时,中共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对大后方的扩张,已经 是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在同一封指示信里就曾指示说:“在国民 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 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 利 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 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 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 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 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 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进步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 (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 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 势力。 ...... 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保密,东南局和各省 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到伙夫)应该一 个一个地加以严密的审查,决不允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 关之内。”(黑体为引者所加,上下同) 44
在对所谓国统区的渗透和“挖心”中,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不 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经培养和组织成功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们”,而卓有建树,并阴谋通过发展“抗战文艺”的方式,以进行 渗透和“挖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中共在其它“战场”上 所达不到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后, 在大后方,中共利用文艺对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渗透、“挖心”和 进攻,已愈来愈走向了成功。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当时,“周恩来 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使第三厅成为党(按:指共 产党,下同)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 ...... ” 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确认郭沫 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厅、文工会成为党在文化方面公 开工作的司令部”。 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 抗战文艺转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 ...... ” 47 “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点是文艺汇入了‘民 主运动’。其一,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其 二,对国民党文艺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抨击;其三,创 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区的作品;其四,毛泽东文艺思想得 以传播 ...... ”。 48
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阴谋制造了中国抗战阵营的严重分裂。如 果战前的地方军事势力和各派军事力量都起来纷纷效法中共假抗 日、真扩张,互相大加渗透,大搞挖心,中国的抗战将完全可能失 败在自身的分裂和内讧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 国国民党,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图限制中 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虽是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因为已经 谋夺了巨大扩张成果的毛泽东和中共,已经不再害怕国民党和国民 政府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以不使一九 二七年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泽东乃穷思竭虑 地设计了一整套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 —— 包括理论、策略 和种种手段,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 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 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
第一、毛泽东指骂揭露他们假抗日真扩张者为投降派和顽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指责 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 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并指 责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 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张、共产 党阴谋推翻政府等,均为假消息,假报导,假文件、假决议。”更 指骂说,“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 中闹磨擦,闹分裂 ...... ”,毛甚至还要反问一句“这种行为对不对呢?” 49
虽然毛泽东利用“在野党”的优势对国民党进行了反诬,但由 于毛泽东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阴谋卖国路线,已经引起了广 泛的警觉,为防止在群情愤怒之下,国民党当真会暂时置抗日于不 顾,重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围剿,于 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党人说:“我党各级领导和全体同 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 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 的危害中国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风波,使党和群众在可能 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 ......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 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 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50
第二、毛泽东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
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在全国造成“国民党反 共、共产党无辜”的舆论,为了拉拢一切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心怀 异志者,为了能够以进为退地将中共的假抗日、真扩张合法化和合 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保住共产党已有的扩张势力和继续扩 张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认为必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理论、策略 和军事行动,以反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揭露、批评和限 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 的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 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 够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 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 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 51
一、毛泽东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这个“革命理论”的制造,不过是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有联俄 容共做法之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所使用过的伎俩,即再一次将国民 党直至其它社会成份划为左、中、右三派,却又将名称改变为“进 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并决策“发展进步派、团结中间派和打 击顽固派”。由是,毛泽东说:“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资产 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 张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 投降的步骤。” 52
在此,毛泽东提出了顽固派的阶级概念(按:他早已“忘 记”中共在“四项保证”里所提出的“停止阶级斗争的保 证”了),又指出了顽固派的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 日派,并且“即便是抗日派,将来也要去投降,现在他们反共就是 为了将来的投降”。实际上是要将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也定性成为投 降派。
毛泽东在得出了这样一个与事实悖反的阴谋结论之后,又说 道:“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 53也就是说,正在领导着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们,就是他 所指明的顽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没有投降,将来也 会投降者”。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 国民党非但在当时不曾投降,而且在后来更没有投降。同时,他们 不仅领导全民族抗战有功,而且因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而 使我们的祖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和领袖国。所以,毛 泽东指骂他们是正在投降和必将投降的顽固派,便是彻底的栽赃。
二、毛泽东炮制了“打击顽固派、团结中间派和发展进步势力”的理论
毛泽东虽指国民党顽固派“现在还具有支配国民党政策的地 位”,但又说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少数,他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 挂名党员)并不是顽固派。”他还说“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 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 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54 此与当年鲍罗廷对国民党实行挖心的政 策如出一彻。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 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 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中国,就是发展 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 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 ...... 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 ...... 须同顽固派做残酷的斗 争 ...... ”在此,毛泽东已经指明要和正在艰难领导抗日的“顽固 派”做残酷的斗争了。 55
其三、对于中间势力,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 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士绅,争取地方势力派 ...... 地方 势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势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 还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 56 这个“极严重”的任务,说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 要再一次制造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坚持领导抗战的国民 政府和国民党。
时值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我大后 方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时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 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国军队,正浴血拼搏在西 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战场上,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无一言一 语一行以倡抗日,而且为达到他们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扩张的目 的,竟将对国民党抗战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蒋介石和“国民党 顽固派”,当作他们的死敌,处心积虑地建立制造抗战阵营分裂的 理论。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各 派政治力量和各派军事力量,也和他们一样,则中国的抗战非但不 存,中国的灭亡也只能成为定数了。
第三、毛泽东制定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阴谋原则和手段
一、毛泽东提出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三个阴谋原则
由于中共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袭击国民 党抗日军队九次,先后消灭了山东的秦启荣部和河北的张荫梧部, 积累了“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经验,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泽东 在他后来题名为“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竟提出 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残酷斗争的三原则。他说:“同顽固派斗争 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不可在被 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 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 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 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 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 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 ...... 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 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 57
毛泽东的所谓三原则,第二条是真、第一条是假。因为既然 是“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并且要“利用 顽固派的矛盾,应择其最反动者打击之”,那就决不可能是“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 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泽东所 谓“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和“对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决、彻 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这样一些“指示”,它不仅表现了毛泽 东在打内战上的“狠劲”,而且证明了毛泽东不抗日和假抗日 的“真情”。因为在整个抗战的历史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要亡我 中华的日寇说过一句这样的“狠话”,更没有要求中共军队打过一 场这样的“狠仗”。至于毛泽东所言“绝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的 斗下去,绝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指示,无非是因为时候未到罢了。
二、毛泽东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阴谋手段
其一、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 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 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 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 ...... 我们应提 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 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 部北上,我们则以请准征调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 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 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 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破坏之 ...... ” 58
其二、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 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同一封指示 信里,毛泽东还命令道:“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 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 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 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 的,而且是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 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 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 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 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 文章愈好做。” 59
其三、毛泽东强调要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 战”以欺骗舆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当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一 些抗日军队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和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卖 国行为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发表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 中,开始高喊“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坚持抗战、反对投 降”的口号了。一九四零年五月,虽然毛泽东向东南局和全党发出 了阴谋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专门与“国民党顽固派”作针 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但同年七月,毛又对外发表了“团结到底”一 文,慷慨激昂地宣称:“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 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责任。中华民 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 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经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 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 ”面对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对 外战争,毛泽东竟能如此地虚伪作态,言不由衷,大约在中国的历 史上也是仅有的。
第四、新四军的“抗日”行径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 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 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 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 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 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 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 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 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 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 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 迎击小股日军 —— 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 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 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 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 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 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 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 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 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 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 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 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 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 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详见下文和中国大陆有关研究新四军军史的 著作)。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 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 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 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 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 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 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 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 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 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军 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 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 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 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 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 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 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 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 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 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 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 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 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 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 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 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 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 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 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 60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 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 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 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 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 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 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 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 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 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 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 (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 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 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 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 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 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 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 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 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 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 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 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 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 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 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 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 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 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 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 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 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 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 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 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 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 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 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 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 共产党旗、国际歌 ...... 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 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 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 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 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 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 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 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 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 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 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 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 四军军部所在地 —— 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 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 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 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 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第一、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本书上卷虽然论述了蒋介石持久战思想形成的过程、决策、贯 彻和它对于坚持对日抗战直至胜利的意义,但是,近半个世纪以 来,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人知道蒋介石有所谓持久战的思想,而 且,凡知道有持久战者,皆以为这一杰出的战略思想,乃是毛泽东 思想的“一个部分”。或曰,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持久战思想”, 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 的基础。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历史性谎言”。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和背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时, 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早已形成,中华民国的持久战大战略不仅 早已决策并得以贯彻,而且,国民党将士的鲜血早已撒遍了华北战 场、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和徐淮战场。其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 不仅已经破产,我国持久抗战的局面已经初成定局,而且全国人民 对于抗战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心已经形成,国际上对我政府领导全民 抗战的观感亦早已为之一新(参见上卷第六章)。
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要害
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的要害,不在抗战, 更不在积极抗战,而是在论述中共应该如何利用持久的卫国战争, 以达到扩张和夺权的根本目的。虽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装下、即在抗 日这顶“大帽子”下进行论述的。中共的党史研究家们,早已对毛 泽东的“论持久战”一针见血地作了这样的歌颂和吹捧:“毛泽 东 ...... 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 久战’的著名演讲,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 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 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课题。” 61
这才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本质。这个本质,无非是要把一 场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在民族战争的伪装下,变为一场为夺取 政权而进行的隐形内战和残酷内战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 当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的王明等人于《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 的“论持久战”时,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博古、项 英、凯丰等,曾一致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 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 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相矛盾”。 62当然,王明们并没有说 透他们为何不登载该文的原因。因为他们了解,毛泽东要借日本侵 略的“良机”,以达到他发展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坚持“持久战”的
一、坚持四年整风内斗
应该说,在漫长的八年艰苦抗战中,在蒋介石先生亲赴抗日前 线甚至屡死屡生之际,毛泽东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苦心竭虑地为中 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却又要利用抗 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 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二是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 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 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 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地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 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就是 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其一、中共党史学家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于延安发动的那一场 整风运动,从“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 本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训练干 部,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 ......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 间,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 泽东又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 ...... 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 未来政权的性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 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 学习》的报告 ...... 同年九月党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 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是在毛泽 东思想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了适应 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 ......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 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 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 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 各解放区也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 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 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 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 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这 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才算是胜利结束。 63
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 设”,是在何时开始与何时形成的,毛泽东所发动的长期整风运 动,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动、进行和结束的。中国抗战的长 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 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更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 体系”。
其二、八九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 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 却灯火通明。 ...... 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 ...... 历史 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 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 性的坦白运动 ...... 特务一批一批地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 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地人人自危了 ...... 有的单位对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 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 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伦是自觉地为敌 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 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 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 说:“不要放松一秒锺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 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 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 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 举 ...... 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 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 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 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 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 ...... 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 加机关的抢救大会 ...... 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 坦白交代 ...... ”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 ...... 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 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 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 ...... 据一个 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 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 的二十九人。 ...... 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 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 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 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 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 等 ...... 。”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 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 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 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 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 ...... 在抢救运动 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 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 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 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 死 ...... 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 ...... 不仅青年知识分 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 ...... ,一些娃 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 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 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 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 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 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 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 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 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 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 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 ...... 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 ...... 造成了 一大批冤假错案 ...... 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 ...... 造成互相 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 64
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异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 害和清洗。还有象作家王实味那样的冤假错案,以及那些如王实味 一样被迫害、杀害致死者,中国大陆的许多刊物都已经有了揭露, 这里不再赘述。
显然,凡是经过中共文革者,大约对抗战时期在延安和各中 共“解放区”早已发生过的“文革”,无疑能够感同身受。王明在 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 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 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 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 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 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 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 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 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二、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 “花篮里花 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 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 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 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 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 65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 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 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 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 从这里运往市场 ......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 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 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 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 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 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 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 中共政治局甚 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 ...... 要在一年内为中央 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 鸦片 ......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 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 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 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 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 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66 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 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 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 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 的 ...... ” 67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 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 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 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 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 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国民党和 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地运往国统 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 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 唱”。
三、坚持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 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 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 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 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 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 ...... 电报无 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 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 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 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 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 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 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 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68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 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 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 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 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 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 ...... 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 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 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 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 ...... 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 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 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 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 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 接谈判 ...... 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 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 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 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 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 ...... 这化敌为 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 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 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 密。” 69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 ...... 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 70
第四、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段标题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学家们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为科学的总结 71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 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 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 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 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 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 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 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 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 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 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 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 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兼 问 是谁“摘了桃子”?
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刚刚 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 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然而,姑且不说蒋介石曾多少次亲自下山 指挥抗战,也不说蒋介石在山上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多少次狂轰滥 炸,单就整个的抗战历史而言,亦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 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才为保卫中 华民族的血脉而浴血苦战、壮烈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即便是 蒋介石要走下山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当然。相反,恰恰是毛泽 东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战中执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假抗日和真 扩张路线。而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 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 不是制止中共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 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 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并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于 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战 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 党。
注释
第四章
0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九四页。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页。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页。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页。
10、〔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11、《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八七页。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上述电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页。
14、“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二十一旅团主力之辨析”。《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六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二一页。
16、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28、《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页。
29、同上。
30、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页。
32、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七页。 35、《共产国际通讯》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页。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三四页。
44、同42。
4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五一页。
46、47、48,《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页。北师大《中国现代史》。
49、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零七页。
52、同上,第七零八页。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页。
60、同11,第三四一页。
61、何世芬:“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杰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一四页。
63、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页等。
64、参见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页等。
65、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曾于笔者访问台湾时告诉过作者,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的任务。
6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四三页。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页。
69、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页。
70、同67,第六八页。
71、参见王桧林、李隆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四章
0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九四页。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页。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页。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页。
10、〔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11、《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八七页。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上述电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页。
14、“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二十一旅团主力之辨析”。《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六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二一页。
16、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28、《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页。
29、同上。
30、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页。
32、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七页。 35、《共产国际通讯》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页。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三四页。
44、同42。
4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五一页。
46、47、48,《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页。北师大《中国现代史》。
49、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零七页。
52、同上,第七零八页。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页。
60、同11,第三四一页。
61、何世芬:“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杰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一四页。
63、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页等。
64、参见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页等。
65、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曾于笔者访问台湾时告诉过作者,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的任务。
6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四三页。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页。
69、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页。
70、同67,第六八页。
71、参见王桧林、李隆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一 中共借抢夺受降权发动内战
第一、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
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 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 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 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二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 府,因而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凡属于中华民国之 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 对日受降的权力。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全中国人民的对日持久 抗战,是中华民国所领导的军队及其国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扩张 的中共及其军队),才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 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四是一九三 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 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 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 军新编第四军”。因此,中共虽然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 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 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 抗战中坚持失败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 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 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 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 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 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 (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 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八 月十一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 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 管辖。”
显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 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 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 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首开内战端绪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军队,却 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蓆卷敌后、直至打江山和夺政 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 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 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 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 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 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 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 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 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 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 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 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 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 02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接到毛泽东命令的当 晚,连夜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 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 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为全力抢进东北而 电令停止进攻,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发动“民主运动”才作罢。 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 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 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 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 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 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 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 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 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 的。”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 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 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 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 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 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 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 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八月十二 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九月十一 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 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 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 。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 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 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 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 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 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 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 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 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 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 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 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 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 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 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 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 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 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04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着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 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 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发动内战的 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 统计显示,从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 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 一个统计显示,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 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 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 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 通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 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05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 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 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 计,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 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 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 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 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 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一九四 五年十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 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 06 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
二 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第一、中共觊觎于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图抢占东北
显然,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 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异 志者们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 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 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 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 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诚然,东北大地对于一个一心 想逐鹿中原、再建专制王朝的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的。
然而,由于不抗日的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再加上第 三国际解散后,处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已无心和无力来关注中共, 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离日本投降不足两个月,毛 泽东仍然认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的时间”。一 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虑如何向华东和江 西发展,对抢占东北尚未做研究。不过,一九四四年以后,中共在 冀、热、辽根据地的军队已经进入辽宁西北山区建立了游击区,为 嗣后抢占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是苏美有 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二是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 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三是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立 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 约”。所以,一方面苏共不能公开传递信息与中共,另一方面中共 也就对战后抢占东北缺少足够的政情和军情信息。特别是在一九四 五年八月二十日,苏共又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 判,并指出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 危险。由是,苏共这种真假莫辨的态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泽东要 在东北的问题上小心运筹。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一,便是毛 泽东在以延安总部名义所发出的七个命令中,曾公开地发出了第 二、三、六号命令,并均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 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 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 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 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 林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 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 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 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由于这些命令只是为了宣传中共愿意与 苏军配合作战,积极参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 泽东在发出第六号命令之后,又向内部发出指示说:“这个命令为 对外宣传、抢先取得优先地位而发。”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二,是在摸 不清军事行动能否得到苏军当局支持的前提下,决定立即派出大量 中共干部进入东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众工作先行的局面。一 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起草 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毛在该通知中 称:“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权在国民党手 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前去活动,现在还不敢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 没有问题的 ...... 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需 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不去,在热河发展,造成 强大的热河根据地。”毛泽东显然已经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 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三,则是在 派遣林枫率领千余干部迅速进入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 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 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 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 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为抢占 东北已经机关算尽,文武兼用。此时,就看苏军对中共的态度了, 就看苏俄是否依然会为了亚洲的共产革命,和自己在远东的势力, 而敢于两面三刀,甚至阴谋置国际公约和“中苏同盟条约”于不顾 了。
第二、中共军队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一、苏军对中共抢占东北的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
其一、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八月二十九日在辽东半岛 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于大连附近与苏军相 遇。一位苏军少将表示:“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城市,至于其它地区 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 07
其二、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苏军消灭了拒不向苏 军和中共投降,而只愿意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山海关日、伪军守敌 后,在苏军默许下,已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 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后,即与苏军取得了联系。苏军远东司令部 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在中共 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飞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乌兹别克上校在与以刘少奇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会谈中,一方面转达了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为不影响苏联外交声誉而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东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并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和八路军,同时希望中共中央马上派同志赴东北,以便协调苏军与中共出关部队的行 动。并在会谈之后,立即让中共派赴关外的军政首脑与他同机飞往东北。显然,一名苏军上校是绝无权力作出这种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决定的,即便是作为方面军司令员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本人,也 没有这种权力。因为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后来苏联援华专家的薪水,斯大林都必须亲自过问。因此,这不过是共产沙皇斯大林所惯用的两面三刀手段罢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 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 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 09 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 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 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炮。虽然苏军在表面上对中共军队并不热情, 却默许中共在夜间去原日军仓库“开仓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苏军 撤退时,又为中共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
二、苏军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
其一、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军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加上中共曾 借争夺受降权夺取中原,并破坏了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 通,所以,政府军对东北日军的受降乃阻力重重。迟至一九四五年 十月十三日,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要求苏军允许中华民国政府军在 大连登陆时,驻东北苏军虽已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却“根据中 苏条约”,竟以“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港 口”为借口,明确加以拒绝,更不同意中国政府军乘美舰上岸。中 国政府军进驻东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当中华民国政府迟到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挂 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时,同样,已经让进了十 数万中共军队的苏军远东司令部却蛮横地抗议称:“我们只同意你 们的行政人员来接管,不允许军事人员出面。” 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 飞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事宜 时,马林诺夫斯基虽然“热情允诺”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但 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复于十一月七日率领一个军乘美舰驶向 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 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 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这是美军在东 北占领的唯一港口。自此,中华民国政府军进入东北接收已经没有 希望,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 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先攻占山海关,后攻占锦州,至十一月下 旬,才“攻入”东北接收。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 抢占东北,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
其四、在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苏军已经将中共军队让进东北,依 照《中苏同盟条约》对苏方提出指责时,苏军却解释说:“东北各 地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都是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是自治 的军队和团体,与苏军无关,苏军并不想干涉中国内政。” 11 当中华民国政府接受东北的官员在苏军不准带军队的条件下赴东北接收 时,苏军虽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对他们进行伤害,但是, 一旦接收事宜完毕,苏军便立即撤走,而把当地国民政府的文职官 员留在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中。特别是在东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苏军 的做法遂使得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收的地方官员不能存身。而当 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人员对苏军的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时,苏军便将 《中苏同盟条约》在换文时曾写有的,“所有中国军民,都归中国 方面管辖”的条款拿出来进行辩解。因为,不合法抢进东北的中共 和中共军队,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没有想 到,这竟成为苏军阴谋支持中共枪占东北的条约“根据”。
其五、当苏军阴谋违背国际条约,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中共军 队抢占东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确证,美国乃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立场, 开始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军空降东北进行接收。苏联因在表面上怯于 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但在实 际上只要求中共军队退至离开沈阳、长春、哈尔滨沿线二十公里之 外。此举遂促成中共制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为中共 在东北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大开了方便之门。
显然,斯大林的爱憎是分明的,斯大林的共产扩张计划并没有 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颠覆和赤化周边国 家的阴谋更没有停止。只不过碍于墨迹未乾的国际条约和比它强大 的美国,才显得有些羞羞答答罢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公报虽然重 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要求内战必须停止”,并要 求“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新中国”,但在苏俄,无非又是放了一颗 烟幕弹而已。
三、中共企图抢占东北的阴谋终于在苏俄的支持下达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接到吕其恩的报告 时,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个派兵进入东北的 决定。该决定要求中共山东军区立即派出四个师十二个团二万五千 到三万兵力,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萧华统一指挥。中共抢占 东北遂正式拉开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当刘少奇在与苏军上校会谈 后,因突然明白苏军只是要求他们“不要以中共和八路军的名义抢 进东北”时,当天,刘少奇连向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都没有请 示,就立即抓住这个“千秋一时”的历史机遇,决定派遣彭真、陈 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与莫春和立即乘坐苏联上校的飞机飞 赴东北,并由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同时,为便与苏军打交道,还 特别授予彭真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及莫春和为上校 军衔。当晚毛泽东同意的电报拍来时,彭真等已经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 军藉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 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 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 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 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 部队与两万多干部,遂立即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穿便衣,走 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 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 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遂被任命为 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员。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 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 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数十万原汉奸 军队,还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 队伍。 12 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中共农 民造反大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 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 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一场由斯大林改写 的“由苏军引兵出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 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三 中共蓄意阻挠与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第一、中华民国于战后积极推行民主宪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尤其是战后欧洲和亚 洲的一些国家几乎已成废墟。处处是断壁残垣,处处是穷困与饥 饿,童无所养、叟无所归和啼饥号寒的凄惨景象,随时随处可见。 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 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 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当是之时, 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 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 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 加悲惨境地。
如前所说,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 人,由于在抗战前期就已经在实际上开放了党禁,在抗战期间又开 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宣布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 代表大会”;由于在战时即已徵求意见,并曾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 的各党各派力量以数度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于上述一 切“民主进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各国中实为绝无而仅 有;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 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 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 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知之甚深,又对 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间就已经立即表现出来的内战欲望和内战行 径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 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 且也不尽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 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 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 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 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之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 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 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分的让步,虽已表明了她的真 诚,但是,最能说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 之真诚希望避免内战的,却是战后立即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其根 本目的,固然是在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以完成民主建 国的历史性目标,同时,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她期待中共参预 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愿望,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 大。
第二、中共为发动内战和打赢内战而竭力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力图中共能够参加战 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愿望,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因 为,一是由苏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和移植共产 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来就不曾改变。二是中共在苏俄指使下一心 要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从来没有变更。三是由于毛泽东曾一再地 告诉他的党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 所以,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意在中国发动一场农民战争以打 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决策日蒋火并和一心一意 借抗日以扩张的阴谋,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为内战作准备。五是在抗 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拥有了打一场内战的本钱。六是毛泽东借抢夺受 降权而已经开打的内战,和它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的行 径,都已经证明了中共要抢天下的决心。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 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 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 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 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与反内战,是 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 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因为,倘若战 后中国民主宪政得以顺利推进和实现,则毛泽东旨在“打江山”的 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诸东流了。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 制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自然已经证明了它对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 进行阻挠和破坏的目的。
一、中共破坏双十会谈和双十协定
中共在用武力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地向人民宣 称,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国民党才要打内战。其最重要的理由之 一,就是毛泽东曾“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国民 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毛泽东主动是 假,被动是真;和谈是假,内战是真。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因蒋曾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 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 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 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判。如 果说上述三条原因使毛泽东没有了不赴重庆谈判的理由,那么,最 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泽东仍然拒绝赴重庆谈判,则毛泽东和他的 中共,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全丧失了他们“要和平”的欺骗性。再 加上彼时的毛泽东,一因没有得到斯大林对中共发动内战的明确支 持,二因企图抢占东北尚未得手,三因发动内战尚不能稳操胜券, 因此,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为大打内战作准备,更为在全国人 民面前表示他与中共对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才在向他的军队和 党人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之后(前文),“不顾个人安 危地和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去了。诚如毛泽东自己后 来所说,“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 不要团结的谣言”。 13
其次,如前所说,毛泽东曾于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后, 为争夺受降权和为“配合”苏军进军东北,而向养在深山的中共军 队发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军队一要夺取中原,二要探询苏军可 否同意他们配合进军东北,并在赴重庆谈判前两天又向党内发出 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因此,毛泽东是否有“和平谈判与谈 判和平的愿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正因为在和谈期间,毛泽 东已得知苏军决定阴谋支持中共抢占东北,所以,在决策“改变抢 夺中原而为抢夺东北”之后,和谈中的毛泽东才会“大度”地同意 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兵,以表现他“希望和平”的诚意。这个 阴谋,在当时,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亦 同样不知。因此,所谓毛泽东在和谈中的诚意表现,亦无非是毛泽 东在和谈时所耍的的阴谋手段罢了。
再者,从表面上来看,双十和谈既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共 在战后的第一次谈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产生了积极效果的谈判。 因为,从和谈的结果“双十协定”所达成的十二方面协议来看,起 码,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国民党、共产 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协定条文,在事实 上乃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上述条文于嗣后被写进了政协会议 的决议、特别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无疑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 的具体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 则。然而,在协定签订仅仅三天之后,刚刚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即下 达了对“蒋管区”进行全面进攻的命令。就不用说,当上述政治协 议、政治原则和宪法条文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全部得以实现之后,在 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协议、原则和条文。如 有,便有杀头和坐牢的危险。由是可知,中共对于战后中国民主宪 政的阻挠和破坏,实是从破坏《双十协定》始。
二、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毛泽东“打天下”的决心不可能改变,由于毛泽东赴重庆 谈判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团结的”,由于重庆和谈 成功之日就是毛泽东再一次命令“发动攻势”之时,所以,由双十 会谈所决定下来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在中共,就无非 是一场“政治作秀”罢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击国民党说共产党 不要和平、只要内战是“谣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协商会议 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需要 时间来稳定他们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因为,也只有稳定和 巩固了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他们才不仅拥有了打内战的本 钱,而且拥有了进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继续实行武装割据,败了也 可以逃往苏联境内寻求庇护的保证。显然,只有明白了这个至关重 要的症结,我们才能够了解毛泽东与中共之所以同意召开、并参加 政协会议的根本原因,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在政治协商会议召 开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 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 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 地。”该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强调说:“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 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 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 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 地,还向他的党人和军队发出了七条具体的指示,并将它们规定为 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务。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 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也就是说,中共有 心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积极地和坚定不移地破坏宪 政和发动内战为真。
历史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不 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参见上卷 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 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 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以 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拿出了整军方案,达成了 停火协定。显然,这对于解决战后各派政治力量间,特别是政府和 中共之间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消弥内战和推进民主宪政的进 程,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上述一切不可能适应中共建 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 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 地,而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 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 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 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 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
这关键的两条虽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为对他们建立和巩固东 北内战根据地有利,但也不过是他们要存心设计一个发动内战的借 口罢了。因为承认与不承认,对已经抢占东北成功,并在东北拥有 了十数万军队的中共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他们的要 求不能达成之时,并在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中共就立即将刚刚召 开的政协会议和它的“和平建国纲领”扔到了一边,为建立和巩固 他们的东北根据地而立即发动攻势,大打出手,并于三月中旬陷四 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是,一场真正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 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既定方针立 即将上述民主成果焚于内战的战火之中,但是,由于中华民国政 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 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 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开“制 宪国民代表大会”。
然而,在本阶段,由于中共在东北的内战中打得“顺手”,所 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 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单。由是,国民 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
嗣后,为打破僵局,顺利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于一九四 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既 表示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的 要求,“务求迅速实现”;又再次提议“关于政治纷争,采取政治 解决办法”;并接受马歇尔建议,于三人小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 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此时,中共虽然要求在会前改 组政府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但为了进一步刁难政府和破坏制宪国 民大会的召开,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 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 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 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 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 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 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 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 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 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 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 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 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 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 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 中共,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 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 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 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 政府军撤走,三是于十二月三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 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 政协会议已被破坏”为借口,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 会”。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中共在南京的 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 14
历史的嘲弄在于,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所召开的历次“人民 代表大会”和历次“政协会议”,又有哪一次会议不是由中共一党 绝对包办?又有哪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不论属于“何党何 派”,都必须由中共的各级组织部所“选定”呢?由是,只要稍加 比较,我们就能够十二万分地清楚,究竟谁才是“包办”,究竟谁 才是真正的独裁了。
历史的悲剧是,中共虽然没有成功地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 开,但由于它的蓄意阻挠和破坏,而使得中共及其军队成为中华民 国制宪国民大会之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和军事破坏力量。所以,中国 民主宪政的进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随时都可能因为内战而灰 飞烟灭的境地。历史的结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关系
如果说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 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 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 丰碑,那么,这一部说明了中华民国国家性质和标志了中国民主宪 政进程的“宪法”,这一部曾于卫国战争的战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内 的中国各党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宪法”,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 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 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却遭 遇了中共的鄙视、否定和彻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顾自己曾派遣周 恩来、秦邦宪、董必武、陆定一等重要领袖,于战时和战后曾两度 参加“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及制定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无 视“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和颁布;并且,正因为“中华民国宪 法”是自辛亥以来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结晶,具有 真正民主宪法的性质,所以,中共才会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 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由毛泽东提出 了“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蛮横要求。战后中国民主宪政 的建设和进程,终于毁灭在中共所发动的内战战火之中。
四 中共打赢内战的五个关键手段
第一、假谈真打与中共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首先,如前所说,中共参预“和谈”,从来都是假谈。但是, 中共确实又参加过“和谈”,更参预了美国领衔的和平调停工作。 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还没有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之时,如它还没 有在东北立住脚的时候。二是在战况对它不利,如它在张家口吃了 败仗时。它与国民政府的谈判,基于此;它接受美国的调停,同样 基于此。所以,在美国派遣马歇尔来中国调停有利于它时,它便使 用阴阳两谋,明谈暗打,敷衍美国和利用美国;而在美国调停不利 于它时,它就根据自己发动内战的需要,反对美国和咒骂美国,甚 至不惜制造事端来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以踢开它发动 内战和大打内战的绊脚石。因为“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苏联的敌 人,也就是共产革命和中共的敌人。虽然中共并不轻视美国对中共 的“好感和无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这一“好感和无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国而言,正处于战况不利的中共,为巩固 东北内战根据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国、中华民国 政府和中共所达成的第一个停战令,既在停战前大肆扩张,又在停 战令发布的当天,于各地发动攻势,在山东进攻韩庄,枣庄、利国 驿、临城等八地,在河南进攻汲县、修武、经扶等六地,在江苏进 攻泰县、姜堰等五地,在山西进攻榆次、汾阳、曲沃等地。其中被 占领者达十二处之多。此其一。 15
其二、中共在抢了停战的便宜之后,因军调处四处检查停战实 况而被迫停战。但是,鉴于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的重要,中共又于 马歇尔归国述职之后,于东北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并于三月 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长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齐齐 哈尔,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尔滨。中共利用停战令第二次讨得了便 宜。
其三、由于中共单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在东北大肆进攻,造成 了停战令的名存实亡,为解决东北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决派孙立人 率军北上,并于五月三日收复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复四平街,五月 二十三日收复长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复永吉。就在中共于东北的战 况复又不利之时,马歇尔因中国内战重开而回到了中国。中共代表 周恩来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战,并以“如不停战中共即展开全面 攻势”为条件,对马歇尔进行威胁。
其四、在马歇尔的努力和政府军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 日,第二次停战令下达,规定两军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时起就地停 战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长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战令下达三小 时后,即七日下午三时,东北中共军队又分兵四路向政府军进攻, 一向法拉,一向陶赖昭,一向五棵树,一向乌拉。政府军为遵守停 战令未作抵抗并退守松花江以西。在关内,中共军队则于六月九日 及十九日于河南堰城、修武两地,阴谋击杀了军调小组的雷奋强少 校与郭子祺少校。
由于中共不遵守停战协定,并利用停战的契机发动大举攻势, 直至公然击杀军调小组的政府方面成员,因此,马歇尔立即召开三 人小组会议,决定“两军恢复六月七日正午状态”,并要追究两少 校被击杀的责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马歇尔的调停已经成为 它发动内战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又因为东北内战根据地已经基本 巩固,毛泽东已经决策要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所以,再接受和参预 美国的调停,将会对中共打内战抢天下的行径产生严重妨碍。由 是,中共乃决定反对美国调停,并决心利用战后国人对美国驻军的 反感,阴谋发动反美运动,以杜绝美国再作任何和平调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部 始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高呼反对与打倒美 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马歇尔滚回美国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袭击路过安平的美国海军陆战 队三十余人,当场打死美军三人,伤十二人。这就是著名的“安平 事件”。事后共军再次袭击塘沽附近美军军火库,美军死五人,伤 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 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 人员“当场捉奸”,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 奸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更为中共发 动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利的舆 论条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进占我国东 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离,其间,俄军官兵在东北不知 强暴了多少中国女子。然而,当时曾在东北境内“与俄共舞”、 更“与俄同谋”的中共及其军队,却为何不为我国东北众多惨遭苏 军强暴的同胞女子鸣冤叫屈和伸张正义呢?甚至直到今天,我们都 没有看到中共对此有所觉悟和有所忏悔。
这一场由中共阴谋发动的反美运动,终于造成了美国调停的失 败,亦终于造成了中共在内战中的大打出手和大获全胜,更造成了 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欺骗、驱使和强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余 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国,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需要中国来对 抗苏联,因而赴北京朝拜那个残暴的农民造反领袖毛泽东之时,方 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泽东的两条战线:发动军队“打内战”与策动学潮“反内战”
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藉争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 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 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 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 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 上海局成立之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 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 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 16 然而,实 事求是地说,并不是“蒋管区”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对内战”, 而是中共为了打赢内战才要发动“蒋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并且 绝不敢发动“毛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相反,而是强迫他们必须 参加或支持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 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 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 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 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 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 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 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 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 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 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 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 令时,中共又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和策划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 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后的一二一 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 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 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 18 此后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 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 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 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 人民解放军”。 19 至于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 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 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 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 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20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 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 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 说,“它们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21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后来曾用 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 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 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 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 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 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 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 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 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 ...... 学 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 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 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 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 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 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 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 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 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 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22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 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 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 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 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四菜一汤 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 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 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指学生运动是他的“第二条战线”, 其实是谦虚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学生运动只是他的“第三条 战线”。因为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 者们。而这些地下工作者们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条战 线”。这个真正的“第二条战线”,既是学生运动的“黑手”,又 是群众运动的“黑手”,特别是中共第四条战线——“民主党 派”战线的“黑手”。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民主 党派中还有少数共产党人。在他们之中,一种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 参加民主党派,从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一部分是民主党派中的 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是早年曾 参加中共、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共而转入了民主党派、后来又恢 复了中共党籍者”。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一语便道破了当代中国大 陆“民主党派”们的来历和本相,道出了为什么他们当中的相当一 部分人,在死的时候一定要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原因, 23 道出了他们当年是怎样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为中共发动那一场 内战尽力和卖命的实情,道出了他们为何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竟 能心甘情愿地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缘由。
第三、决策运动战及人海战术以打内战,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一、毛泽东决策运动仗战略和人海战术以打内战
本卷第三、四两章,曾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在八年抗战中坚决 反对中共军队对日本侵略者“打运动战、打大仗和打硬仗”的历史 事实。但是,“养在深山人难识”的中共军队却必须长期接受运动 战的训练,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后,即当中共已经自称拥有五十 万大军之后。这个秘密终于在抗战胜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开了。因 为一直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从借争夺受降权以发动内战之时起, 即开始打起了他们在中国人民抗战期间从来没有打过的运动战和大 仗。毛泽东终于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打运动 战”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 正在打内战和正在准备打内战的军队,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 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虽然,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不曾对他的 军队说过一次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日寇”。对此,只需稍 稍“学习”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会一目了 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向他的军队指示说:“战胜蒋 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 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对根据他的指示,正在用运 动战大打内战的军队,进一步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 人”的指示。这个建立在运动仗战略基础上的指示说:“集中优势 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作战的部署方 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 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 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 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一个 团)。”(按: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从来没有主动地集中优势兵 力歼灭过日寇的一个班,更不用说是一个团、一个旅。) 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他的军队已经“集中优势兵 力”歼灭了政府军二十五个旅之后,又进一步指示:“必须在今后 一个时期,再歼灭敌人的二十五个旅。”毛甚至更加强调地指 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 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 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略上,战术 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 种作战方法。” 26 (按: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命令他的 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学会此种方法以抗日杀敌。)
然而,毛泽东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 仗战略战术,说穿了便是人海战术。特别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所指 示的,不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必须用六倍、五倍、四 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执行他的作战方法的指示,其实质 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中共著名的三大战役就用的 是这一残酷的战略和战术。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 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早已证明了这种视人命为儿戏的残酷战略 战术,实际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蛮和最不人道的战略战术,早已为 现代战争所不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内作家所纂写的《雪白血红》 一书,不仅将这种残酷的作战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将这种 极端灭绝人性的作战方法,所造成的对普通人民性命的残害,予以 了最为惊人的揭穿。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敌军,与为了逼迫 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春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 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 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裸 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 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 战。在中国大陆,随着历史反思的迅速、广泛和深入,不论中共采 取怎样的禁锢,上述惊心动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种方法和渠道重 见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诚然,毛泽东的人海战术是要以人命来作成他胜利的基础的。 然而,人命何来?答曰:从农村中来。因为,毛泽东早就将他的革 命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了。虽然历史并非如共产 党所表达的那样,它的“革命”从来就得到了中国农民的最积极支 持和最广泛参加,但是,中共一手高举着西方的“均贫贱、等富 贵”思想,一手又采取了“实行分田分地”的传统欺骗策略,因而 才获得了农民、特别是农村中流氓无产者的支持。由是,毛泽东旨 在打天下的农民战争,便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广大兵源。
于是,为了打内战,为了打运动战和打大仗,为了“集中优势 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才在内战已经开打和刚刚大打的时 候,不仅曾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过“五四指 示”,要求各地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并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诫他 的党人和军队说:“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地迅速地执行了中 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 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 决 ...... ,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 争如何忙,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27
同时,为了打赢这一场内战,毛泽东还一改过去一定要杀死地 主、富农全家的“德性”,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 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就 曾明确指示说:“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 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 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 区别 ...... 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 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 ...... 借以减少敌对分子。” 29由是,毛泽东既解决了发动农民战争打内战的兵源问题,又解决了地主富 农对中共发动内战“必然要进行破坏”的问题,中共意在打江山的 这一场农民战争,也就胜券在握了。然而,参加了和支持了中共发 动内战的中国农民,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内战 才“欣遇”过中共“缓和态度”的地主富农们,命运又将如何呢? 前者以其成为共产农奴和被饿死数千万人命的历史命运,作了最为 痛切的回答;后者则于转瞬之间便被镇压了二百余万的历史惨剧, 为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和建立专制极权统治,而作成 了最早的一批惨死者和牺牲品。
第四、为打赢内战不惜出卖祖国权益以争取俄援
中共的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虽然获得了苏军的阴谋配合和物资 援助,但苏俄所援助的军用物资,毕竟是以东北的矿山、工厂、大 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即我国东北的原有资产、资源和日本战败前 在东北的二十亿美圆投资作为交换代价的。后来,当中共的内战状 况不利时,或中共内战眼看就要胜券在握时,中共或是为扭转战 局,或是为了争取内战的早日胜利,便以满足苏联对我国国土的野 心和对我国资源的贪心,而出卖祖国的权益和东北的资源,以争取 苏联的继续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 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 诺夫曾就军事援助中共一事,于哈尔滨签订了《哈尔滨协定》。
中共获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苏联允诺在外交军事上全面支持中 共。二是苏联承诺经常供给中共军用飞机五十架。三是苏联承诺将 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四是苏联承诺将现在东北由 苏俄控制之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五是苏联同意中共 红军在东北局势紧张时可取道北韩退入俄境。六是国民党军队一旦 发动对东北两栖登陆攻势时,苏联军队愿意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 战。七是苏联允许中共红军在北韩建立空军训练站。八是苏联愿意 协助中共夺取对新疆的控制权等。由是,中共获得了足可以装备五 十万军队的武器,林彪在黑龙江训练的四十万新军,以及原三十万 汉奸军队和八千侵华日军,其主要武器便是从苏联所得。
中共出卖祖国权利和资源的主要条款,一是中共承诺苏联对我 国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权益。二是中共应对苏联提供有关 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军在中国行动之情报。三是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 括绵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 联。中共允诺中国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队驻 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 定》。在该协定的主要条款中,中共所出卖的祖国权益和资源,一 是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二是苏联有权在中国东北 和新疆驻扎军队。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应依靠苏 联军队作战。四是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于中国。五是如果欧洲爆 发包括苏联在内的战争,中共应派遣远征军十万人及劳工二百万人 支援苏联参战。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苏联承担建立苏联与中共联合的空军力 量。二是苏联允诺尽速装备并训练中共军队十一个师。三是苏联在 条约签订后即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亿美圆武器的 三分之一运入东北。
由是,中共开始有了整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由是,中共 才绝不是小米加步枪便打垮了的它的敌人,而是以现代化的军事力 量,并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下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显然,应该作为对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对祖国资源和权 力的不断出卖和苏联的不断支援下打赢了这一场内战。另一方面, 中华民国政府却在美国一再削减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败 了这一场内战。这便是所谓美、苏要共同“制止”中国内战的经过 和结果。
第五、中共数度“挖心战术”的重大历史效应
中共建党后曾四度打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两度公开 两度隐蔽。
第一度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即俄党的附庸,在 苏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国国民党,公开参加广州国民政府, 窃据了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许多高级职位,把持了国民党和国民 政府大部分各级地方组织。这就是中共对国民党的第一度“挖心战 术”。第一度挖心战术实为后来中共再度进行挖心,奠于了关系和 思想的重要基础。
第二度是在国民党清党和苏俄在中国直接领导的 共产革命失败后。基于一度打入国民党所留下的关系和影响,中共 曾采取不断渗透和潜入地下的办法,打进甚至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 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尤其是特工部门,从而为中共发动武装暴 动,即在苏俄的命令下发动武装叛乱,特别是为保护中共地下组织 及其领袖人物,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战 术”中,中共有所谓地下工作的“前三杰”,即钱壮飞、李克农和 胡北风。还有他们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 壮飞曾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担任主任徐于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 从,直至负责人事和中央调查科各地组织的建立。同在国民党中央 调查科的还有胡北风。由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所有机密全为钱、 胡所掌握。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 报,就由钱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 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钱壮飞曾受命赴东北调查东北军事,钱即与 陈赓、胡北风组成三人小组,表面上由钱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 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 下,于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 织。是时,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 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 壮飞送给周恩来的,从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机关和主要负责人及 周恩来本人,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悲剧”。 30 彼时,还有一个原 来既亲共又亲国民党的人物杨登羸。杨在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 海特派员时,曾为中共所左右,因而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 其中特别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时、关向应等人都因他的保护而 安全脱险。而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中共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 于此期间,极为突出者是地下党员刘鼎,因宋庆龄的介绍而被送到 张学良的身边,从此为策反东北军、特别是策动西安事变立下了汗 马功劳。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即表扬他说:“西安事变,刘鼎 是有功的。” 31
第三度是在抗战时期。在本时期内,中共重新开始合法地进入 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重重关系,并在毛泽东的一再 指示和周恩来的长期布置下,“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毛泽东 语)。当毛泽东在延安大抓国民党特务,几乎将延安变成了一座恐 怖血腥之地时,在后方,即在被共产党称之为“国统区”的重庆等 地,成千上万有身份和无身份的中共地下党人,却始终地活跃在国 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和场所,并在根本不用担心蒋介石和国 民党会发动“抓特务运动”的安全条件下,为共产党进行“挖 心”。工商学政各界风云人物中的亲共人物,如阎宝航(阎明复之 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庆的联络中心。国民党上将胡宗南的 亲信随从和机要秘书熊向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来秘密安插到 了胡的身边。 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军阀亦大多数在共产党那 里留下了后路。更有许多少不更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人物的公 子小姐,亦因共产主义理想的巨大诱惑而被秘密地拉进了共产党 内,或很快就成了共产党所能控制的“进步青年”。这一次长达八 年的“挖心”,实为嗣后中共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为促使中华 民国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暗结了一条特殊的并且是有决定意义 的“战线”。
第四度即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共于前三度已 经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而这一条战线,既能 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党调动军队 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由是,当政府军被调动的军队连自己 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必胜的作战 计划。所以,“解放”后,毛泽东才会表扬刘斐是解放战争的真正 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因能将胡宗南大 军决策进攻延安的计划,准时地通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所以,胡 宗南打进延安时,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为此,周恩来曾经欣然 地说道:“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33 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长的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 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纪念李克农诞生九十周年”的 文章时,曾坦白地承认:“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顺利,我情工 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层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 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及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 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我军 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因它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就 已经被不抗战而有充分时间从事“挖心”的中共将它布置妥贴,所 以,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一旦陷于窘境时,政府军中形形色色 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 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 曲,只等时机罢了。由是而终于造成中华民国在内战中的失败,和 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
最后,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苏俄的指使、中共的阴谋 运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实际上,也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具有 民主理念和性质的政党,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下的中国社会又基本上 是一个开放的和相当自由的社会,所以,才会为境外颠覆势力的思 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 会条件和历史机遇。
兼 问 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经打赢那一场内战,就要粉墨登 场,在北平建政、建国之时,为了再一次获得苏联的支持,刘少奇 曾率领中共代表团郑重地访问了苏联,恭敬地拜谒了共产沙皇斯大 林,倾心地表示了他们将在国际社会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决心 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斯大林对于中共的朝拜,自是满心欣然。兴奋之余,竟对刘少 奇说:“胜利者都是正确的,你们胜利了,你们就是正确的 ...... ” 然而,当真“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反之失败者便都是错误 的了?如果是,则一个彬彬有礼的书生被一伙小流氓打倒在地,一 架飞机为劫匪所持,则胜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确的了?如 果是,凡弱国之败,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为自己的错 误造成的了?如果是,则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发展,各国 家、民族和地区的进步,便不能有失败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 是、和全部是错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进步,各民族、国 家、地区的发展,竟大多要历尽曲折和艰辛,甚至要历经反复失败 和倒退的命运,才会达到它们最后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宁 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靠阴谋和杀戮才获得夺权成功的历 史;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等等历史上鲜有的独 夫民贼,同样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做尽坏事以获得成功的事实—— 恰恰证明,它们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确”的一个结果,却是邪恶 战胜正义的一种“倒退”。因此,侈谈“胜利者都是正确的”,无 非是一个不正确者在为自己的“胜利”乔装打扮罢了。
注 释
第五章
01、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所谓扩大解放区即扩大中共的占领区,所谓缩小沦陷区是指要缩小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区域。
02、毛泽东七道命令的部分内容。
03、中共党人张执一回忆文章:“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传记文学》第五五卷第四期转载。
04、《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订本第一零五零页。
0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八三页。
06、同上。
07、徐焰(大陆学者)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第一零八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08、同上,参见第一零九页。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陈云、高岗致中共中央电。
10、同07,第一一四页。
11、同07,第一二二页。
12、中共在东北曾将八千日本战俘,主要是有机械、医疗等专长的日本投降官兵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以助其打内战。参见徐焰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一书。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零五七页。
1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七零零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九二页。
16、张执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17、同上。
18、19、20、21、22,参见沙健孙:“论一二一运动”,《北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聂荣臻:“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芳:“试论第二条战线”,《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沙健孙:“论抗暴运动”,《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等。
23、某作家曾参加中国大陆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昆仑的追悼会,当时曾惊讶王的遗体上竟覆盖着中共党旗。后来当该作家被中共钦点为某省的人大常委时才知道,原来所有八个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委和秘书长都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即必须是中共“地下党”,并且是在“解放”之后。
24、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三页。
25、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九三页。
26、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一零一页。
28、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二页。
29、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毛选》合订本第一一零一页。
30、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吴天遥:“刘鼎和西安事变”。《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32、熊向辉:“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33、同上。
第五章
01、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所谓扩大解放区即扩大中共的占领区,所谓缩小沦陷区是指要缩小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区域。
02、毛泽东七道命令的部分内容。
03、中共党人张执一回忆文章:“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传记文学》第五五卷第四期转载。
04、《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订本第一零五零页。
0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八三页。
06、同上。
07、徐焰(大陆学者)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第一零八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08、同上,参见第一零九页。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陈云、高岗致中共中央电。
10、同07,第一一四页。
11、同07,第一二二页。
12、中共在东北曾将八千日本战俘,主要是有机械、医疗等专长的日本投降官兵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以助其打内战。参见徐焰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一书。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零五七页。
1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七零零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九二页。
16、张执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17、同上。
18、19、20、21、22,参见沙健孙:“论一二一运动”,《北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聂荣臻:“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芳:“试论第二条战线”,《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沙健孙:“论抗暴运动”,《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等。
23、某作家曾参加中国大陆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昆仑的追悼会,当时曾惊讶王的遗体上竟覆盖着中共党旗。后来当该作家被中共钦点为某省的人大常委时才知道,原来所有八个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委和秘书长都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即必须是中共“地下党”,并且是在“解放”之后。
24、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三页。
25、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九三页。
26、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一零一页。
28、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二页。
29、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毛选》合订本第一一零一页。
30、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吴天遥:“刘鼎和西安事变”。《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32、熊向辉:“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33、同上。
第六章
一 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在形式上的复杂化和性质上的极权化
由于毛泽东一再宣称,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的那一场农民战争,又打的是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并以马列主义 的思想作为这一场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用毛泽东的 话来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这就为中共打天下成功后所建立的专制复辟政权,带来了 双重的复辟性质和双重的复辟内容。即:它不仅与俄国的共产专制 复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 复辟旧制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处于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 的鼎盛时期,二是正值二战结束后的东西方冷战时代,三是以革命 的名义推倒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四是它自知有一个靠阴谋起 家和卖国发家的肮脏历史,所以,它才既要实行极权统治,又要挂 起“多党民主”的招牌,以“三权分立”为样式,将集中与专政作 内容,藉以达到它全面重建专制制度的目的。然而,这种形式上 的“复杂化”,即装模作样,非但无以掩盖它专制复辟的本质,相 反,却更加地表现了它在本质上的极权化。
第一、就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而论,由于其它各党派均 必须接受中共一党的领导,所以,中共的党纲便是它们的党纲;中 共的所有政治主张,便是它们所必须遵循的主张。在组织上,这些 民主党派还必须接受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并必须由有 共产党身份者担任其各级领导机构的第一把手和秘书长等职务,直 至在该党各级党部中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亦即真正的领导 机构。在经济上,这些民主党派则全部由中共各级统战部提供活动 经费,其中的专职人员由中共统战部参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规定 其薪金级别和工资待遇。如是,它们就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的一个 个特别支部。从一九四九年前传承下来,并曾为中共夺权卖力的这 八个“民主党派”,它们虽是中共在中国大陆胜利夺权中所接收的 八个历史包袱,却在初期起到了为中共装潢门面的作用。由是,他 们当中的一些不够听话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有了种种的遭遇; 他们当中的一些十分听话者,则在一九四九年后拥有了种种的荣 耀。同时,由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直至今天,中共仍绝对禁止任何 一个新党派、新社团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视为反革命组 织,或授以“颠覆国家”罪,绝无宽容姑息之时。所以,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实际上,也就是中共这个“老子 党”和这八个“儿子党”之间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国大 陆人民对它们的嘲弄与不齿,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权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极权专制制度而 论。中共在表面上确乎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政体”,但是,这 个“三权分立”的政体,却是假的。因为在三权之上,还有一个至 高无上的中共党权。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三权”机关,必须由自 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党委派出的 党组进行实际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八十 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级干部中选任;全 国政协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 在现职、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级干部中选任;各省、市、县, 包括各级自治区的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均遵照这一原则依次在各 级中共干部中予以选任。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 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级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 七十以上;其各级各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保 证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还要设立中共临时党组以具体领导和指挥 会议。其各级常任机关不仅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而且同级党委还要 派出党组具体领导之。在任何一次会议的任何一次表决前,均必须 召开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的中共党组会议,并在决定投票结果后, 再召开本次会议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中的党员会议,声明必须遵守 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按照党的会议决定进行投票。俟上述一 切均得到落实后,再进行代表与委员的投票活动。事后若发现有不 听话者,轻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员资格,或在换届时将其剔 除。至于各级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及名额的分配,则全部由 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分别或共同把持、操办即“选 拔”。以至名单公布前不仅代表委员本身均不知内情,甚至连推荐 代表和委员单位的中共党组织亦不能预知。诚如中共一位前省委书 记所言:“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 01 至于各级公检法机关,除掉各级均要设立党组以实行党的领导外,更由中共 中央及中共各级党委设立各级政法委员会以实行统一指挥。各级公 安、检察和法院系统中绝大多数领导者和工作人员,包括各级判案 人员,迄今基本上为中共复员转业军人。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多党合作”、“三权分 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 九四九年以来中共的每一次错误政策,每一种倒行逆施,每一度内 讧内斗,每一回无法无天,不仅均能够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们 的“一致拥护”,而且均能够在“法律”上获得“一致通过”的根 本缘由所在。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样一些根本的政治制度,靠这些 在宣言上、宪法上和各种法律、法规上所根本看不到的专制极权 化“操作”,才保证了它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绝对权力,和对于这 个政权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厢情愿。
二 中共为复辟专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强化思想统治
如导论第一章所述,近现代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无不将强化思想 统治作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国,民 元之后,由于袁世凯、张勳的帝制复辟瞬间败亡,北洋军阀又不得 不在“共和”的名义下以推动复辟,一九二七年之后重建的中华民 国南京政权,在本质上又是一个正在实行训政的民主政权,因而,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延 续和保证。由是,中国人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保有思 想、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所以,不论是袁 世凯还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读经”,而不敢强迫“尊孔 读经”。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即便为了接受袁、张和北洋军阀复辟 的教训,而要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间内实行“训政”,直至围剿 持枪反叛的新旧军阀和中共,然而,共产书刊报纸,共产作家联 盟,以及在种种名义掩护下的共产社团,仍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 围内拥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许多共产党人,曾一再声言 他们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才崇信共产主义 的事实,便是明证。 02
第一、取缔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强化马列毛绝对思想统治
由于教政合一之极端专制政体的特质乃是教权至上,政权次 之,而教权统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统治至上,所以,维护正宗教义, 反对宗教异于,排斥甚至是绝灭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 为本身,就成了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统治的至上法权。所谓“你思 考,你就不是一个忠实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谓“共产党员必须做 党的驯服工具”的“党员修养”,都是中世纪欧洲教主们和当代共 产教主们,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的不二法宝。因此,由取 缔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缔对共产教义作出任何不同解释的自由, 而导致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自由的全面取缔,便成 为“教政合一”之极权专制政体,维护其绝对思想统治的不二法 门。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最高统治原则,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 中国大陆,全面地、并且是彻底地取缔了人民的上述种种权利,将 民元以来中国人民已经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权,剥夺得一 乾二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教育、文化、学术、新闻、出版以及各 个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的党治,而且还要在上述一切领域,将任 何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均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 下,将一切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工作,均要变成对于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之作为绝对真理的证明,说明和解释。即便是自然科学领 域里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体育比赛和文艺表演,也都要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其成果都必须贴上马克思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标签,以证明这个主义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绝对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以此来否定人类历史上除马列毛以外 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论其进步还是反动;中国共产党更以此来排 斥和反对当代世界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论其反 动还是进步。由是,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等各 个领域,稍有离经叛道,或仅仅是对马列毛思想的解释、证明或歌 颂,与中共、甚至是与毛本人稍有背离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 判、斗争、政治处理、判刑劳改、直至处以极刑。即便是与中共一 起发家,或为中共及毛的发家有过重大“理论贡献”的共产党人亦 不能免。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遭遇,就是千千万万的例证 之一。此与中世纪教权统治下的欧洲相比,其教权的至高无上和教 权的无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残酷,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取缔宗教自由,毁灭宗教文化,压制宗教发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后,虽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 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实际上,却毫无余地地剥夺了人民的 这一自由。如果说文革开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许存在以装点江山 的话,文革中,除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旧”革命口号下均 被取缔和打击,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 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中共所谓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 尽。文革以后,中共虽然开始修复寺庙, 重建宗教“队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机输 入了自己的“新鲜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党政级别,即按照中共 的官本位为寺庙划等级,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谓“处级寺庙、科 级尼姑”每遇而皆是,屡见而不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民 虽然因对马教、毛教的普遍抛弃和彻底厌弃,而开始自己选择宗教 信仰,并促使了宗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却又因为立即造成了中共 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广泛镇压与坚决“法 办”。显然,要想在中国大陆回归中华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 历史,无疑尚需要一番极其艰难的奋斗历程才能实现。
第三、设定反革命罪、反毛泽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为厉行镇压设定了反革命罪。所谓反革 命,一是历史反革命,即历史上曾作为共产党敌人者,或曾寄身在 敌人阵营里面的人,并且不论这个敌人是否真的反对过共产党,是 否帮助过共产党,或为起义者和投诚者,或在实际上竟是抗日的民 族战士。二是现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反对共产党言 行者,或仅仅在思想上表现过不满或表示过不同意见的人,或仅仅 是被共产党“认为”有不满者。由于对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无 以设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为一种“欲加 之罪”,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此为中国大陆“最为普遍的 政治罪行”。一句话,一个字,有时不过是对一个党员或一名干部 的一点不满或意见,甚至仅是个人在日记上写下的一两句有情绪的 话,或被认为是有情绪的话,有时竟是在党的动员下向共产党表的 忠诚、提的意见,有时却完全是因为笔误,诸如将十月一日写成了 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构成反革命罪,或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 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发动土改而随意将地主视为反革命并将之枪 杀者,即达二百万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而成批枪杀的反革命分子,总数达四百万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 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占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五分之 一强。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或 现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 03 从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 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枪决者,和被逼自杀身亡者,难计其 数。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上,在人满为患的 中国大陆各地监狱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为形形色色的 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后中共为维护统治,收拾人心,曾“与民 让步”而平反冤假错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纳 过数十万反革命犯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诸劳改农场瞬间为之一空。时 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数 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语,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写在国共 两党的“双十协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参预修改和 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门大屠杀,无 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开大屠杀罢了。
然而,正是这种对反革命罪的大量罗织,才绝对有效地维护了 中共在思想上的极端专制统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 人皆不敢想其愿想”。诚如蒋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 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参见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 极端反动政治体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构、巩固和维系。
第四、中共为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补上了最为血腥的一课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构“教政合一”的极端专制统治,委 实为它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绝对专制制度”,带来了专制权力在 结构上的根本保证。它既是中共在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上,对“苏 化”后中世欧洲教政合一政体的照搬和发展,又是对中国漫长的专 制历史在统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补课。因为中国历代王朝和历代 帝王,只借助宗教,利用宗教,却从来没有“为独尊一家宗教或思 想而灭绝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统治哲学上提 倡“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也既未扫荡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国真 正建立起一个至高无上、即高过皇权的儒教教权统治。儒家思想仍 然只能作为一种被皇家利用的统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而非必须顶礼 膜拜的宗教统治权仗,更不能高高地悬挂在皇冠之上。中国历朝历 代的统治者们,虽然常常独尊儒术,但从来都能允许“儒、释、 道”三家并存、并尊,甚至是并用,以使互补和互约。即便是某个 统治者要独尊某家,他也绝不会为了此家而杀尽彼家。独尊佛门的 梁武帝竟能与反佛者“开台辩论”,虽失败而绝不加害,足见其没 有为佛而杀人。由是可知,漫长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正因 为允许数教并存,互相牵制,在政治上既没有将专制统治推向教政 合一、即在思想上实行全面专制的极端境界,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 和相当范围内,予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 化创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罗织种种思想罪而为教杀人,也 才有可能造成“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局面,并在 数千年之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产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为思想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甚至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 的绵延难绝,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础。即便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几 度“文字狱”,也只是几个君王所制造的几个个案而已。这就较之 由教政合一血腥统治所导致的、中世欧洲封建专制统治的“短 命”历程,,既显示了它在文明发展上的历史进步性,又带来了它 绵延难绝的历史落后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殚精竭虑地要探讨中国君主专制历史 为何如此绵延而难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虽然对如何造成中国专制 历史之所以如此漫长的诸种原因,都有切实的论证和睿智的发现, 但是,却又都因为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教的关系鲜有探 讨,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况就全世界范围来说,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究否太长,亦大有值得讨论的余地。再 者,世界历史的发展,虽是大同小异,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 展,却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因此,仅仅因为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 走向民主的历史进步中,我们中华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后 了一点,我们便只想从讨伐自身的历史弱点出发,甚至走向对民族 历史、民族文化、直至对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将中共的复辟专 制之罪完全归咎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这固然是中共在思 想文化上绝不允许任何自由、更不允许否定现实的一个恶果,说得 直率一点,怕也是某些人,因怀有不敢、甚至是不愿否定现实的心 态,才使他们硬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拉来为中共的犯罪现实 作替罪羊罢了。这在实质上,无非是为中共在大陆的极权专制统 治,作了一种“软性的辩护”。其实“祖宗何罪,罪在中共”。这 大约也是一句应该提出来共勉的“实话”吧。
三 中共为实行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严密的权力结构
第一、“两会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台与厉行专制的框架
如前所说,中共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假以三权分立的样式, 建立了它所谓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 会议制度的,却在实际的权力结构和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又为中共 中央及其各级党委所一统。因此,这个根本制度就成为表演共和的 舞台,而非实行共和的机关。它非但没有成为组成共和国体的根本 权力结构,相反,倒成了厉行专制极圈统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制是以军事独裁作为其统治基础的
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装 潢与表演共和的舞台,那么,撑持着这个大舞台和作为整个专制统 治权力之根本支柱的,却是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军。自中 共一九四九年建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 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党军,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军事委员 会和国家军队。八十年代初,为了做样子,才由邓小平同意“多挂 一块牌子”,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多做了一套“国家牌的制 服”而已。加之中共的党章又规定党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须 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毛泽东便任此职至死而不放,邓小平亦 在不担任任何党和国家职务之后仍继续担任该职,直至由他来指定 接班人担任这一关键职务。因毛、邓既是中共造反军人出身,又是 中共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故得意时均着军装以显威。毛泽东则更是 在十数年中常常穿着军装,以逼迫人民对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他所独有的四个伟大称号上,有一个便是“伟大的统帅”。他们 与希特勒一样,既是党的元首,国家的元首,又是军队的元首,因 而,也就使政权本身具有了军事独裁政权的性质。如是,中共党指 挥枪才是假,相反,枪指挥党才是真。文革开始,全党内讧,全民 遭殃。有人亦数度想在军队烧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戏,甚至想 夺军权,毛泽东便立即指责这是要“毁我长城”。当文革之乱已经 乱到了无以收拾之时,毛泽东便派出军人“支左”,实际就是武装 镇压,并因此而稳定了局面,也巩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独裁权力。而 当党的会议上出现反对他的意见和倾向,其地位与权力受到挑战 时,他则乾脆用军队包围会场,迫使他的党人在他以军队作底的淫 威之下就范。可以说,毛泽东的数十年横行无忌,胆量便是来自他 军权在手。毛死后,胡耀邦的被迫辞职,赵紫阳的被逼下台,邓小 平用的也是同样的把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在前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 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为“奠基”的农民造反军队, 在它于一九四九年为中共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亦与历代农民 造反军人一样,人人都必须弄一个官做做。是故,其军事人员中有 相当大的一部分,便被转业到地方担任各级党政领导,并且形成了 传统。这既在无形中使中共各级政权仍为军人所掌握,使军队的专 制作风得以在地方政权中传承和发扬,同时,亦使得各级地方政府 在构成上出现文化素质极底的特质。尤其是公、检、法系统,至今 仍几乎为转业复员军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质之低,军人作风之强, 骄悍脾气之盛,足以使各级本来就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检、 法机关,“蛮横无知和无法无天”。所以,如果说中共实行的是教 政合一,倒不如说中共实行的乃是“教、政、军合一”。因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实际上乃是一党一姓的军队,岂但与国无涉,而且与 民作对。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曾无数次调动人民解放军以大规模镇 压人民的血案,固然为外界所难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调动人民 解放军进北京屠城,终于使世界震惊不已。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这 样一支由它绝对掌握的私家军队,为其打天下,又为其保天下,更 为其杀天下,才有力地巩固和维系了它的专制复辟政权。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这堵“长城”和这根“柱石”,却在 中共数十年权力斗争和政治风雨的剥蚀之下,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 之后,开始了分化和裂变。近十余年来,解放军里的知识分子军官 和作家们,特别是新一代解放军军史研究家们,他们在对解放军历 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认识”,和他们对国民党军队英勇 抗战的“痛苦认知”,无疑为推动中国大陆的现代历史反思运动, 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至于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军官,他 们而今对“党指挥枪”的巨大怀疑和不满,以及他们渴望自己能够 成为国家军队的迅速民主觉醒,实已使得中共面临着军权的最大挑 战。诚如海外一位报人所言,而今,“解放军还要解放何人”呢? 他们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国共产党想依靠这一支 党军来维系它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达成它“千秋万代掌权”的愿 望,最终怕也只能落得个“天上人间”式的悲哀罢了。
第三、全方位实行党政合一是中共将全社会纳入教政合一体制的具体形式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不仅实行教政合一,而且实行党政合一, 即将党政合一当作教政合一的具体形式,无处不以党权指挥政权, 使中央及各级政权机关,包括政权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均置身于同 级和同部门党权的控制之下,以党凌政和以党控政。同时,中共还 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即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控制权, 和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结合权,发展到了政权以外的全社会。即在 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单位中,皆视其级别和规模,设立党的权力机 构,将其领导权力政权化、级别化,同时还要建立行业、系统、或 跨行归口的党委领导机构,以求党权至上,统领一切,重在控制思 想和掌管人权。其中工会、妇女、体委、文联(包括所属各协会、 特别是作家协会)、共青团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众团体”,均 归中共中央即各级党委的宣传部直接领导和控制,如同八个“民主 党派”权归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统战部直接掌控一样。由是,从中 央到地方直至全社会,都建立起了一个个蛛网式的和等级化的“封 建庄园”,并且还要视其在蛛网结构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纵向归 属,或作横向牵制。其每个庄园的庄园主便是这个庄园的党的最高 负责人。这个负责人由是而获得了其领属范围内的一切生杀予夺大 权。这样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不仅使得全社会政权化,而且使得 全社会党权化;不仅使得整个国家专制化,而且使得整个国家封建 化。因此而成为中央集权与封建专权的高度结合,即全方位极权 化。
由是,全社会所有行业和所有单位,其内部自上而下均层层设 立包管一切的政权式机关,又同时设立控制一切行政权力的党权机 关,并设置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其作为同级 行政领导的领导,便理所当然地掌控了指挥行政的全部权力。由 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读书做工,包括休养生息,便全 部被置于党权指挥下的“行政权”之下。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 际上便成了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为自救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上述统治开始 出现了软化迹象,但是,其基本的党政体制既未改变,党政亦根本 没有分开,由党管人的人事制度虽然高喊改革已达二十年之久,却 至今没有任何具有实际内容的改革。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党权,虽 在少数领域有所削弱,如工厂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 制的一再较量,个体经营中党权问题的亟望解决和尚未解决,以及 由“人心不党”而产生的对党权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绝大多数 领域,党权基本上没有被触动。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教育、 新闻、出版、学术、科研、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中,反而有进一步 强化的明显趋势。一度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校长负责制,终于又退回 到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中国共产党为复辟专制 制度而苦心建立起来的这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毕竟因为时代的进步 和中国大陆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复归,以及它为自救而推行专制 经济改良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不仅开始出现全面的松动和 松散,锈蚀和腐蚀,而且其最高权力所面临的权力危机,亦在人心 思变的基础上,使得它的整部统治机器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衰朽。 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这一部严密的和高精度的专制权力 结构,也就势必要面临着“一朝崩溃”的危险。苏联及其它共产国 家的瞬间自垮,及其权力结构的转瞬即崩,已经为中共昭示了它同 样的下场和结局。只是中共将垮得更惨而已。
四 中共为强化专制复辟统治而重新建立严酷的等级制度
中共重新划分等级的手段,一是软划分,二是硬划分。所谓软 划分,即由中共从其复辟专制的需要出发,使整个社会在观念上形 成崭新的等级观念。文革前,其第一等级是中共党员干部,特别是 党的高级干部。第二等级为非党员干部。第三等级是号称领导阶级 的工人。第四等级为农民中的贫下中农。第五等级为知识分子。第 六等级为小生意人。第七等级为无业游民。第八等级为阶级敌人。 八十年代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因邓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识分子也是 工人阶级,故知识分子曾一度荣列第三等级。但随着“八六学 运”和“八九动乱”的爆发,其等级又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相反, 因小生意人即个体户,在改革开放中的日渐“财大气粗”,地位乃 有明显的跃升。特别是在出现了“官倒、权倒”为代表的大生意人 以后,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权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干、老干及 其子弟,故他们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今日中共权钱并拥的第一等级。 原第八等级,盖因右派平反摘帽,阶级斗争已经抓而不灵,所以只 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后改名为颠覆政 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谓颠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经“变味”,甚 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缉犯等,所以中共对这一等级的制造, 也就徒劳而无功。另外,因为犯罪分子获释后,按照中共不成文的 制度,乃成为“劳改、劳教释放犯”,已永入另册,终生不再享有 被录用权,只能成为小生意人,做个体户,因此,在八十年代以 后,他们的等级也就要根据他们经商规模的大小,以及他们与中共 当权人物的关系来确定。八九年后传遍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歌 谣,应该说是十分形象和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等级 观念的本相。 04
所谓硬划分,是指中共通过建立严酷和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 所进行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待遇划分。其具体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划定封建官僚等级,确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即开始实行所谓供给制。 按照初步划分的“革命等级”予以不同的供给。由于此路不通,遂 实行工薪制,开始明确划分干部的级别,逐渐地建立了以官僚级别 为准绳的“官本位”工薪制。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八级,十三级以上 谓党政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七级谓党政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 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取工薪与供给相结合制,即除掉按级领薪 外,其秘书、住房、汽车、电话等一切“革命消费”,均由国家供 给,并有详细的规定。工薪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徵而已。五、六 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基本上已经能够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统治集团 成员,则能随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发出来的许多中央和地方高级 干部的豪华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干部和民众目瞪口獃。由毛泽东专 职医生李志绥所揭露出来的毛的腐化事实,较之在中共高层和大陆 民间所流传的“故事”,尚相去甚远。
官僚级别一经划定,即“全国通用,终生享用”。不仅退休之 后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经济待遇,即特权,而且死后的追悼会与骨 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讣告上则要明确指明生前所享 有的官僚级别,哪怕是一个科级或股级干部。如此常令无级无别的 普通民众笑恨难抑。与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和君主专制时代相比,实 有过之而无不及。
党政以外的各行各业,也普遍分行业划定了工薪级别。但只作 工薪级别,而不含有其它任何政治级别和其它任何特殊待遇的意 义,更无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级制度,一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问题愈来愈多,一方 面则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被“革”乱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 僚等级,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立即得以恢复,并将十三级以上才作为 高干的规定,放宽到了十四级。然而,由于中共老干部相继“向马 克思报到”,新提拔的干部日益增多,职别和级别的不统一已经愈 来愈明显,中共遂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机构改革为名,一是将官僚等 级(含工资级别)划定为办事员级,正副科长级,正副处长级,正 副局(厅)长级,正副部长级,正副总理级和正副国家元首级。其 中正副局级以上者为党的高级干部,明文规定享有不同等级的政治 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资与供给相结合的制度;处级为中级干 部,视其实际权限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给;科以下为一般干 部,其中有实权者,一样敢多占,也一样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 级领导干部争级别、闹待遇的种种丑恶表演可谓无奇不有,实为古 典小说《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晚清官场腐烂之风所不堪比,也不 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级别改革”,终于使“官本位”的严酷等级 制度得以完善化,即将上述各级官僚级别作为“本位”,将自五十 年代后期以来就没有升过级、加过薪的教授、医生、工程师,以及 一切有社会公职者的工资级别,包括和尚与尼姑,均靠拢到官僚级 别上,并由此划定为:知识分子的最高工资级别,即正教授的最高 工资待遇可以比照副厅级,以下按级类推。而今,随着党权更加膨 胀,改革开放又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大开了绿灯,因此,稍有职权 者,不论科、处,厅、部级等,均能够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甚 至“吃喝嫖赌都报销”。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非属于中共上层 知识分子的教授专家,尤为一般工人农民,即一切仅靠工资吃饭和 劳动吃饭的社会主要构成,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起高楼,宴 宾客,楼却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愤懑自不待言。中国大陆正 在流行着的一首首生动深刻的民谣,已经成为历史最有力和最生动 的见证。
二、官本位成为在全社会划分封建等级的严酷标准
中共为了让官本位成为全社会唯一丈量森严等级的准绳,由 是,企业始分为国营、集体、乡镇与个体四大类。其中国营分为一 级二级三级等;集体分为大集体、小集体;乡镇企业有公营和公私 联营之分;个体则予以规模与范围的限制。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 常常是被打击的“投机倒把对象”,非但生计难保,有时连命也难 保。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虽因“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 样”而时起时落,却在终于和腐败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 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个体户,而今已经被称做民营企业家的 的非常岁月。
企业的级别虽如是划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后的大小个体户 外,不论是各级国营,大小集体,还是乡镇企业,其领导者,均按 国家的统一官本位按级拿钱,享受同级待遇。如地、市、县级的书 记、厂长,均能够享受地、市、县级待遇。至于级别外的占有,则 随着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当然要“愈来愈往高处走”了。虽 然工厂亏本,工人发不出工资,厂长书记非但工资分文不少,而且 吃喝玩乐、出国考察照旧。即便是这一家工厂被他们搞垮了,他们 仍会被调到另一家工厂去当厂长、做书记,照样吃喝玩乐。
官本位的确立同样给事业单位带来了森严的等级标准。教育、 卫生、科研、新闻、出版、文化、“群众团体”,亦被全部按照官 本位纳入了官僚级别的体系之中。因此,中共事业单位的官僚们为 升级和争待遇,可谓机关算尽。中国大陆的许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 校的书记及校长,为将自己从副厅级升上正厅级,乃使用各种办 法,包括用教育经费向上级主管行贿等,务使本院校改名为大学。 中国作家协会为了能够“复辟”到文革前的准部级单位,以与全国 文联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属各省的分会纷纷要求“升级”,终于 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副部级单位”。事成之 后,其书记、副书记们与主席、副主席们,便纷纷庆贺自己的官僚 级别随之升了半级。“少数对文化不重视”的省委,因没有为本省 的作协升级,而使作家协会的官员们怨气冲天。
第二、户籍制与户籍等级制
一、中共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中国大陆 人民从此失去了迁徙与居住的自由。可以说,这是中共北京政权为 强化专制极权统治之最为险辣的一着。因为户口制加上粮票制度 (粮票分为地市、省市和全国范围内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 出,不论公、私,都必须持本单位或本地区党政机构的介绍信(在 农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发放身份证之前,都必须由人民公社或生 产大队、以及后来的乡政府开出介绍信),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身 份。否则,就会随时有遭遇扣留或逮捕的危险。这就使得任何一个 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
中共不仅实行户籍制,而且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境内,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在城市户口 中,尤以大城市户口为最贵重,中小城市次之,县镇又次之。在农 村户口中,又分为吃商品粮者,如城郊菜农;和不吃商品粮者,如 粮棉生产者。县以下的城镇里,又分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城镇 户口;和不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农村户口。然而,由于每年又 要给予一定比例的“农转非”指标,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 口,于是,这些指标便成为县以下各级官员的“专利”,直至成为 县市公安局的“钱袋”。时至今日,不仅亿万流民早已横决大江南 北,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唤陈胜、吴广的喊 声,早已震动“天听”,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对国民进行分类等级划分以实行层层“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后,即将中国大陆人民划为两大范畴。一是人民内 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阶级敌人。在人民内部,中共又将工人划为 第一等,是为领导阶级;农民划为第二等,是为同盟者。农民中又 分为贫农、下中农和中农,属人民内部。地主和富农划为阶级敌 人,是为专政对象。小生意人为第三等,是常常要进行改造的对 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运动中成为打击对象者,亦能当作敌我矛 盾来处理。第四等为无业游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敌人中,中共又 将其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为 最,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最中之最。其余为地、富、坏、右。在地、 富、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分。自 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 在押者,自不待说,劳改劳教释放后,即为“劳改释放犯”和“劳 教释放分子”。因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即便 是改造好的,也永远不能改变身份,仍然是最底层,属于永久性的 专政对象。他们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们的子女在一九七七 年之前,绝大多数被剥夺了升学、招工、晋级的权力。至于参军、 入党和“提干”,就不用说了。在政治松动期,他们当中极少数人 尚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在政治收紧期,则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成 绩和政治表现再好,也没有可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甚至连中学 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历次全国高考中,某省 考区的前三名学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录取。农村地主、富农子 女的处境就更为凄惨,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无人愿嫁。 中国大陆农村中,终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农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人民内部的等级无大的变动,但人民 外部的阶级敌人猛增,故五种人,又变成了九种人,即增加了叛 徒、特务、内奸和走资派。他们的子女亦分为“可以教育好的”, 和“不可以教育好的”两种。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为 收拾人心,曾先为党内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平反,后为“改 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们”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 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级,才逐渐消失。
总之,中共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所 从未有过的严酷等级制度,又藉划分等级为手段,制造人民之间的 隔阂与仇恨,以进行“裂民而治”,或曰“分而治之”。中共虽然 藉此而维系了它的极权专制统治,但是,由这一森严等级所逼迫出 来的人心觉醒与人民反叛,最终必将成为它覆亡的重大社会原因之 一。
五 中共为维护专制复辟统治而厉行残酷的镇压手段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镇压的理论根据。即在宪 法上和其它重大立法上,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 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绝对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将一切不信和 诋毁共产主义信仰,批评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和反对中国共 产党一党专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均定为“反革命罪”, 且为重罪。同时又以此为根据,视需要而罗织种种属于反革命罪 的“欲加之罪”。于是,这些根本“大法”就为中共所有“无法无 天”的镇压手段,打开了广阔的门路。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个有权无法的社会观 念和社会结构。其做法为:
第一、厉行党大于法。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不仅要向同级 政府的公安、检察与法院三大机关派出“党组”,以在内部领导公 检法以外,而且在同级地方党委内部设有“政法委员会”,以统管 同级的公检法机关。当对案件的处理,包括审讯,在公检法机关内 部发生重大分歧时,由该委员会拍板定案;或由该委员会直接上报 同级地方党委决处。公安、检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权力机关变为 中共一党的职能机关和办事机关,其作为司法、权力及执行机关的 应有独立功能,便被一笔勾销。
第二、厉行政策大于法。自人类有法制以来,法总是具有权威 性和稳定性,而政策却常常具有灵活性和时间性。法既是制定政策 的基本根据,政策的制定则必须受到法的制约。但是,中共在其五 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中,却造成了政策大于法的悖反现象。中共一 党的政策不仅必须是国家立法的依据,而且其政策由权力的更迭, 或由最高权力者及各级掌权人的随心所欲所造成的多变和剧变,更 造成了法的无所适从,或“有法难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 实际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审订“宪法草案”时就曾说 过“宪法还不是我定的”的话,无非说明了他对法的轻蔑。至于他 的名言“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就更是证明了他的目 中无法。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民间歌谣所唱的,“党的政策象月 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等“绝响”,实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 变和法制无归的真相。多变的政策既使法制归于虚无,更使得法制 观念在全社会荡然无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无法无天和人民无法可 据的畸形社会局面。
第三、厉行权力、地位、人情大于法。由于党大于法和政策高 于法,因而,权力、地位、人情之大于法,便成了普遍的社会现 象。一般来说,任何案件,只要拥有党权的干涉,便既可以大事化 小,小事化无,也可以小事变大,无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够 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权者打通关节,亦都可以网开一面,反之冤网 难逃。至于中共党人一旦违法乱纪,则党纪既可以代替国法,地位 亦可以免除国法的制裁,除掉党内斗争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 有党员身份,而仅受党纪处分或免于刑事处罚;后者即使罪大恶 极,亦只会重罪轻责,直至寻机开脱。难怪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在 中国,没有一件好办的事,也没有一件事办不好。”而由大陆人民 悲愤填膺地唱出来的“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谣,实已彻 底揭穿了中共法制的本相。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三手段是敢于公然地和肆无忌惮地滥杀无 辜。其具体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 继所谓清匪反霸已经屠杀了数百万人之后,中共又在保卫革命政权 的名义下,厉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时不足一年,仅为毛泽东 和刘少奇等所公开承认的就有七十一万(参见前文及注释)。其执 刑场面之大,一次枪杀者之众和每每陪斩者之多,史无前例。毛泽 东的名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一次就杀 了四十六万”,实在将一个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其 时,毛泽东不仅屡屡叫嚣“要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而且一再地 亲自决定杀人的数字和比例。为彭真所主持制定的“惩治反革命分 子条例”,竟能规定对传谣者也要“斩立决”。其目的,就是要杀 得所有人都不敢说甚至不敢想为止。 05 据近年来中国大陆各方面的 不完全统计,直至毛泽东死,中国大陆人民被中共公然杀害和迫害 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祸”饿死者在内,决不下四千万之数。 是日本帝国侵略我国十四年所杀害者数倍以上。这只是一个最保守 的数字。完全的数字,只有等到中共档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够真正 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运动即法。即在中共所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 中,根据运动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随时随地地“杀人无罪”,逼 死人和害死人更无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后直至毛泽东死,中共曾连 续地和不间断地发动过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 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统 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肃清反革命、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 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人民公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四 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清 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余次大型政治运动。其 间,为发动、深化和证明历次运动胜利的需要,被关、被判刑、被 处决和被迫害致死者,难计其数。文革中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 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而被杀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为中共制造派性恶斗、武斗、直至被中共武装镇压而死亡者,不下二千万人。 06
中共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是对于人民生命的残害,而 且是对人民精神和心理的无限摧残。于政治运动中被逼疯者固然是 次次都有、处处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 于国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国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错口号, 或不懂事孩子胡乱涂鸦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连累父母被打成反革 命者。其中绝大多数孩子被逼成了疯颠和痴獃。至于中共利用历次 政治运动在广大人民中间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范 的情结,及其对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压抑和扭曲,已经极大地改变了 我们伟大民族好侠尚义和乐天达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来的残 暴统治,对中国大陆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史无前例戕害,及其 所留下来的“严重民族伤痕”,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抚平。
第三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就是法。毛泽东在其当政的二十六年中 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虽然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在实际上,他 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对外迫害人民以巩固共产党极权统治,二是 对内清除异己以巩固个人最高权力。为了这两个目的,他对外讲阶 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内讲路线斗争,并倡 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由是,什么革命元勳,开国功臣, 党中元老,国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铁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惨 遭迫害致死。不论是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反党集团,还是刘、 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江反党集团等等,都既无需党纪来处理, 更无需国法来制裁,全都在毛泽东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 成为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监狱制度。
第一、正宗监狱制度。中国大陆的犯人之多,大约为世界历史 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所不能想象。因此,中国大陆的监狱星罗棋 布。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狱”。因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种 名目的历史反革命犯和现行反革命犯,大都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 的对象,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来衡定,其中绝大多数也 都是冤假错案。故有史家称,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乃 是“冤狱遍中华”。 07 因此,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施用酷刑,或进行 种种迫害,直至随意处决和折磨致死,对监狱的管理者来说,便具 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加上中共农民造反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嗜杀 特征,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个水库抽 水重修时,竟发现库底白骨累累,原来是在五十年代万余修建水库 的犯人中,仅有一人抢枪造反,便招致中共调动解放军赶赴水库将 全体犯人剿尽杀绝。至于象张志新那样在监狱中被狱吏指使刑事犯 人轮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断喉管或活剥器官等惨无人道的情 形,则事所不鲜。文革后期和八十年代,由于社会动乱益生,刑事 犯罪指数剧升,因而,由于平反冤假错案而一时成空的监狱,复又 人满为患。 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国大陆的刑事犯 罪可谓从无缓解的时候。监狱人满为患,犯人生活条件之恶劣,和 在狱中遭受迫害摧残之惨毒,为外界所难以想象。此其一。
其二、中共监狱实行劳动改造制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后,即 须赴劳改工厂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单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劳改制 度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是,中共的劳改制度,一属强迫性无偿劳 动,二属折磨人犯的一种手段。遍及国中的劳改工厂、农场为中共 所创造的无本产值,虽为可观,然其劳改工厂、农场在犯人的生活 待遇和对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却与在押的监狱犯人大同小异。 动辄便是殴打、禁闭、酷刑或加刑。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 命”对于反革命的巨大压力,和因受刑者大都为知识分子而难有反 抗和暴动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后,刑事犯的猛增却造成了监狱 暴动和暴乱的叠起,劫狱叛乱的情形已经时有发生。中共政法界有 人估计,在中国大陆发生巨大政治变动时,历年来积累而成的数千 万“劳改释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惨遭虐待者,其必 图报复的行为,完全可能造成变革期的社会灾难,并成为中共致命 的灾星 —— 尤其是对那些手中有血债的中共基层官僚而言。
第二、狱外之狱,即群众专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 后,还创造了所谓群众专政的办法,用一部分“人民”来专另一部 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国大陆形同一个自监监人的大监狱。所谓群众 专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将一切够不上判刑镇压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和“内控”分子交由“群众”监督看管;又要将刑满 释放的劳改、劳教人员重新戴上一顶“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的帽 子,置于所谓群众的监控之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 乱动,凡事必须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乡村治安人员或有关的积 极分子报告,定期写思想检查和汇报。此其一。其二,为了保证群 众专政的威力,一再确立“诬告保护法”,即诬告者受保护,甚至 受表扬和提拔。中国大陆社会由是而冤假错案迭生,阴谋权术遍 出,到处弥漫着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阴险风气,善良民众只能是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众专政一词虽因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在中国大陆农村,由于农民不 堪盘剥,遂有自发反抗的出现。各地的镇、乡一级政权,复收买流 氓地痞成立“乡镇小分队”以镇压之。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让这些“流氓小分队”帮助共产党向他们“要钱、要粮和要命”。 09 遇有违抗者,便拆屋(现已经发展到烧屋)、抄家、夺牛、甚至 课以私刑直至害命。广大农民虽然对之痛恨已极,但无赖他们有中 共乡镇政权支持及上面各级政权的支撑,而徒唤奈何。近年来中国 大陆农民叠呈反叛和广大农村一再呼唤陈胜、吴广的状况,亦无非 表明,中国就要迎来又一个“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时代。一 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唱词(电视剧《水浒传》插曲),由是而 能够唱彻人心,响彻全国。
第三、过渡监狱 —— 劳动教养制度。中共除掉以监狱看押犯 人,以劳改农场、工厂强迫犯人做无偿劳动,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之 外,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过渡监狱、即劳动教养制度。被中共决定 劳动教养者,乃是一些交给群众监督专政既不放心,交给监狱关押 或劳改又不够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 被押送强迫劳动教养者,大都为有思想问题却又不够“反革命”罪 的知识分子,或是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却不够判刑劳改者,直 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层领导“看不顺眼”者。如五七年不够资 格判刑劳改的右派分子,特别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他们有的虽要 通过“逮捕法办”这样一个所谓的“司法过程”,并且由法院判处 劳动教养年限,然而,他们当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仅需要本单 位党的领导的一句话,或一张纸条,便可以被押送劳动教养。他们 的身份似乎介于敌我之间,甚至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他们 又极容易因为“种种欲加之罪,而于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进了真正 的监狱”。他们在劳动教养期间与被判刑劳改者一样没有自由,一 样被强迫进行无偿劳动,或仅给极少的生活费;他们在劳动教养结 束后,一样要戴上一顶“劳动教养犯”的帽子,而永远被注入另 册。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为中共随意刑处不放心者和看不惯 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一方面则为压迫人民内部不满和强化专制统治 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曾亲自指示,要将那些 在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杀者的家属,包括杀错的,送 去劳动教养,以防止他们的“阶级报复”。 10
一九七九年后,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虽然没有废除,但因为人 民已经有了强烈的抗争意识,中共各级领导的权威已经扫地,再加 上平反冤假错案又给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训,是故,随意押送劳动教 养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敛。但八六年之后,特别是八九年以后,随着 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升级,中共的镇压手段又开始了升级,一些所 谓的民运人士被中共判处劳动教养的事实,乃使中共劳动教养制度 又获得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六 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组织路线
中共之所以敢于在中国大陆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 汤,亦得力于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无制度的官吏选拔制度。 而所谓无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选拔制度”。它既 不像成熟期的中国君主专制王朝,尚有科举等一整套开科取士的标 准和办法,更不像西方现代国家和中华民国,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务 员和文官考试制度。中共虽然是一个独尊马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政 体,但它却不以“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众对中共选官拔士 物议汹汹,中共才开始表示“要实行公务员制度,规定公务员考试 办法”。但是,时至今日,时间已经过去了若干年,文件发了数十 起,试点试了几多回,没有学历、文凭的未来公务员们,也早已 将“学历、文凭”准备好了,但是,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仍邈 不知其踪影。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还是 因为官场中尽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当真实行公务员制度,其整个 的统治基础就会面临全面变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险。当然,形式 上的公务员考试与公务员制度,不得已时也同样会实行,但无非 是“走过场”,做做样子而已。现任各级官员更难有“落第”者。 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的今日中国大陆,什么事情都会走向它反面 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没有用人制度,却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用人办法, 其官吏选拔的根本办法是:
第一、用人权归党权和党权归书记。中共党政两方面所有的官 吏选拔,均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直接管辖。 各单位在本行业和本系统,亦全部归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分管组 织的书记——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并逐级受管于党委的组织部 门。各级党的组织部,一般由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即书记掌控。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除文革初的短暂混乱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 括各行各业的官吏选拔,均由党权处之。这就造成了党对官吏选拔 的绝对权力。
第二、任人唯党和任人唯亲。所谓任人唯党,即非中共党员, 不得提拔与任用。除掉人大、政协与各级政权需要极个别作为配相 的“统战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说,即便是八个民主党派 的各级负责人,也必须由中共的“地下党员”担任。所谓任人唯 亲,即既然人权归党,党权归党的组织部,组织部权归书记,因 此,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以及各行各业党的主要负责人,便 由此获得了管辖范围内的用人权。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 业党政两套领导班子中永无休止的互斗即内讧,盖因人权而起。因 为人权才是党权的根本权力。一位市委秘书长曾感慨万端地 说:“书记、副书记、常委们,他们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都是用在为自己安插亲信上面。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有权和假有权 的分水岭。”至于“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的“亲亲风 范”,亦早已形成为一朝“国风”了。
第三、时期不同而选拔各异。基于上述用人原则,即组织路 线,中共亦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官吏选拔手段。
一、建国之初,根据农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须坐天下的需要,中 共遂于建立政权后进行党内分封,使参加过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 有个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权力和“爵位”的终身制度,二是形成 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该我坐”这样一个普遍的党人心理。这 就使任何对中共的不满或反对,都会被视作“要抢它的江山”,从 而被中共深恶痛绝之,更要严刑击杀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 九八九年邓小平叫嚣“江山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要抢,也要拿血 来换”和“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党人心理的突出表现。
二、建国之后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组织路线上一是任用所 谓出身好者,二是任用无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强调所谓“外行领 导内行”,四是采取将工农兵送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 子”,五是大量提拔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说穿了,就是提 拔曾积极向共产党告密者和帮助共产党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 中国大陆党政各级权力岗位上的老共产官员,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 或助党整人的历史,其中有大多数人欠有血债,甚至是大笔血债。 文革十年,上述种种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数,曾上打走资派、即打过 提拔他们的恩人,下打过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其中有不少人因摸 透党脉而能随机应变,故文革后仍能据高位,善始终。
三、一九七八年以后,因邓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识分子“奔四 化”,中共的组织路线亦开始有了改变。在一九八三年的“机构改 革”和“调整领导班子”中,中共各级党委组织部在中共中央的指 示下,开始不计出身地提拔并重用了一批知识分子。但是,这一任 用和提拔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名额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级 组织部门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区别,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居多,行 政、党政和要害部门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确划分,有的纯为对外 统战的需要,诸如特别提拔在海外和在台湾有影响的华人国内亲 属。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成为对党感恩戴德 者,有一些原就属于品学不够高者,还有一些是野心、权力和欲望 较强者。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即“混混”多而贤者少。当这样一 些“内行”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其对于真正内行的“控制与压 迫”,常常并不稍减,有的已经完全堕落为中共的帮凶。
四、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的组织路线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 变。这个转变是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能信任与重用。一九八九至一 九九一年,中共各级党的组织部对被提拔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进行 了一次考查。对其中一些参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者,进行了坚 决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其中态度暧昧、立场不 稳、有同情学生运动言行者,则采取调职的办法,使其脱离重要岗 位,或加派信得过的干部去进行领导和制约。例如,在历来由共产 党员作家和艺术家担任主席和书记的文学艺术界,中共自中央到地 方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就派出了大批党棍和政客去“加强领导”, 使文艺界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后,中 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识分子的组织路线,一方面执行了一条“唯 坏人和小人是举”的政治路线,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厌恶者, 便会成为它要提拔与依靠的对象。民间所谓“鸡鱼肉鸭不再用,乌 龟王八爬上台”的比喻,便是因此而发。目前中国大陆的各级党政 机关和各行各业各单位都提拔了这样一批“领导干部”。中国共产 党终于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恶棍以治国制民”的绝路之 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仅促成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彻底 觉醒,而且使其党人中的大部分开始走向了醒悟。这种醒悟,一方 面表现在“及时行乐和搞钱留后路”的消极作为上,一方面则表现 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策略上。特别是对“六四”之 后,按中共中央“层层清查”的要求应予以处罚、处分和清洗的对 象,各级党政机关与各行各业的大部分党政领导,除掉对其中突出 者不办不足以交差外,其余都是能将就者则尽量将就,能帮其隐瞒 者便尽量帮其隐瞒“过关”。虽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曾认为自身 的“革命江山势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 邓和他的中共则已日渐丧失了这样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权力和层 层权力的交接,所带来的对“接班人”的选择,就成为中共江山如 何传宗接代的大问题。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机构改革 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 人,以李鹏、李铁映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党”遂开始接班掌权。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由他们的后代来接班,他们 最放心的理论,亦在党内公开出笼。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已 在每一位部长以上干部去向“马克思报到”以前,向其询问由他的 哪一位子女“接班”为最好。从此,中共各级党委纷纷仿傚。一九 八九年前太子党谱系既已绘成全图,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 已登台亮相。一九八九年后,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共的 未来江山忧心忡忡,从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权、商两个方面的全面接 班。甚至连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一样要其子弟来接班,他们 才能放心。被杀的李济深之子即是一例。 < 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对 于“老革命”的革命分封,变成了八十年代对其子女的全面加封。 中国共产党由是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的历史上,开 创了层层级级和方方面面均由儿子女儿、侄儿侄女、女婿媳妇全面 接班的“崭新历史景象”,不仅全面复辟了秦以后在中国君主专制 的历史上早已没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将这一封建制和分封 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没有的荒诞地步。因为中国自秦以后的历 朝历代,除掉皇位由皇子传承以外,对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晋爵 位,而不授实权和官职。至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即便因其 功大,皇帝要加封晋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样不能不经过考试而“子 继父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坏当权宰相秦桧,其子就因为在殿试 中落第,状元即被安徽一个贫民知识分子张孝祥所得。
中国共产党虽因他的一整套组织路线,而帮助它巩固了党权和 政权,并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一整套组织路线,作为其专制权 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开始随着其权力结构自身的锈蚀,而就 要濒临彻底崩解的境地。
七 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形态、即权力经济
由于中共将党权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极端专制体制扩张到了全社 会,在各行各业各生产经营单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权力 结构”,使之全面党政化,因此,作为“国计民生”的经济,也就 同样地被置身在中共一党的专制权力之下。其专制经济形态,也就 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国之后不久,即以杀害二百万地主为手段,实现 了土地改革。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支持了它造反的农民“重然 诺”,实际是要借土改而在广大农村建立残暴的专制统治。因为中 共自知发家的根本缘由,乃是煽动农民造反。一俟目的达到,中共 即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迅速地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低级 社而高级社,于转瞬之间便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及其 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使土地改革顿成一场血腥 的“闹剧”。
第二、在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和对自身生产资料的 拥有权和使用权之后,中共又极端地发展了历代专制王朝“积 谷”与“和籴”的办法,迅速实行粮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即一 方面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征购粮农产品和用权力强行征购,另一方面 则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销售粮农产品和掌控全部销售渠道。由是而使 得全体农民、即粮农产品的生产者,又被剥夺了对自身粮农产品的 占有权和经营权。广大农民,由是而成为既无粮农产品生产权又无 粮农产品经营权,因而在实际上只能成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 农”。但他们又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村雇农。因为,原有意义上的 雇农,其雇主是地主或富农,而地主和富农既有自由的生产经营 权,雇农亦同样有受雇佣和不受雇佣的自由,雇佣双方不受任何一 级政权、以及对方的辖治与指挥,也不受政权的保护与支撑。但合 作社却必须受到中共农村基层政权的指挥和管理,高级社甚至已经 有政社合一的趋向。因而,已经成为合作社雇农的农民,也就成了 同级农村政权的雇工。而这个雇农和雇工又是没有任何选择自由 的,甚至完全没有不受雇佣的自由。
第三、因为中共领袖及其主体构成来自农村,发自农村,又依 靠农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对于农民了解的深度,也就决定了它对 农民统治的程度。由是,已经剥夺了农民粮农产品生产权和经营权 的中共,紧接着又强制进行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土 地“国有化”,一方面则使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在农村 变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经合一”以及“工农商学兵一 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从此成为包揽一切权力的中共农村 基层政权,不仅设立党委,领导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划分为公 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形同农村的三级封建庄园,其庄园主 就是公社党委和大队总支,或乾脆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两人。生 产队对内代表一级领导,对外尚不代表一级政权。从此,政治、经 济、生产、教育、文化、参军、经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权力,统归这 个三级所有。至此农民的一切权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权乃全部被 中共所剥夺。中国农民在度过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 力于我奈何”的自由耕作历史,即做了几千年的自由农民之后,终 于由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一切权力归中共的共产农奴。从 此,他们唯一的权力,便是对于中共的人身依附权。这个权力,遂 使中共对他们实现了史所未有的压迫和剥削。自合作化开始就已经 饿死人的农村,终于在人民公社化的当年岁尾,就开始大面积饿死 人。然而,即便是“万户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坚决地拒绝开仓 放粮以救民命,有敢违抗命令者,唯“法”是问。以产稻米着称的 安徽省无为县,当其全县一百四十余万农民已经饿死半数时,时任 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曾被迫开仓放粮以救命,却被 毛泽东指名称作“坏人”,被捕下狱,重刑拷打,二十年后才被平 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农民中有不甘饿毙而抢粮者,重则 处以极刑,轻则判刑劳改。其“风调雨顺三年间”, 12 竟能完全因 人祸而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农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惨毒之状比 比皆是,为亘古所未有。毛泽东的行为更为中国数千年间任何一个 帝王所不敢,也不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中共搞农村改革 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说道:“三十年了,共产党一不 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说话。”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四九年后 的数十年间,甚至包括现时的某些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 均收入尚远不及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整个国民政府时代。“素称鱼 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 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八十年 代以后直至现在,中共对中国农民的税收种类,竟是一九四五年之 后内战时期“国统区”税收种类的数倍以上。 13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对农村政权、农业经济和广大农民 人身的全部控制权之后,便发起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这个运动一是建立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政 治镇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在许多民族资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运 动中被镇压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经心惊肉跳之时;二是进行在农 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全面实现,自由主义工 商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资料来源,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资料的来 源已经完全被断绝,市场经济的空间已经化为乌有,民族资本家已 经无以经营之时。由是,自晚清经济改革而得以发生与奠于基础, 并由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保护、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及 其体制,终于一朝而覆亡。中国大陆的所有民间企业,自此不仅在 中共的严酷等级制度之下化级、排名、合纵、连横,而且迅疾于各 生产单位建立起党政两套班底,以党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 业庄园,使一切管理人员、技术干部乃至广大工人,均必须将自身 的一切权力都依附于作为党权和政权化身的企业党委书记们、党委 常委们和厂长主任们。从而,在继全体农民成为中共的农奴之后, 全体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后,中共一方面欺骗工奴们乃 是“领导阶级”,以激发他们“主人公”的劳动热情;一方面则持 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剥夺。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派工 人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工人宣传队曾广泛带领中学生去工 厂“学工”,开展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某市一所中学的学 生曾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对该地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 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个人所得,仅占其一天所创造的劳动价值 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统计表明,该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 五一七八亿圆人民币,其中职工工资总额为七七三亿圆,其余作为 剩余价值被国家拿走,剩余价值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 14 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最坏资本家,即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高达百分之五 十者,大有过之。然而这不过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如果再 将职工工资总额中要以种种名义予以剥夺的成份除掉,则工人所获 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于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谈到钱时, 可谓无人不怀念旧社会资本家对他们剥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即整个社会 经济,更将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即生产经营置于其党权之下,因 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经济形态的专制极权化。但是,正因为“党 内路线斗争”的此起彼伏,和党内各级掌权者的不断更迭,又必然 要造成被世所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共经济,会不断地出现一 种自上而下全无计划,即计划因权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变的 混乱状态。京九铁路虽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后二十余年 间,只因中央政策的改变和国务院分管铁道部的副总理数易其人, 竟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敲锣打鼓开工,一会儿又悄无 声息地停工。几十根巨大的桥墩数十年间只能无望地伫立在江 心,“遥望”长江天际流。这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至 于中共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大跃退”;一会儿要扶“钢铁元 帅”上马,一会儿又要强迫“钢铁元帅”下马;一会儿要“以粮为 纲”,一会儿又要“以钢为纲”;一会儿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 大搞“资本主义”;一会儿又要对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痛加鞑 罚,甚至逮捕“法办”,杀鸡儆猴;此无非使它的“中央计划经 济”,只能更加没有计划罢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 国政府仅能凭权力调动全国财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却能够任其所 欲,几乎百分之百地调动全国的财力,连卖公债、卖国库券都能够 使用强制执行的办法,其专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 淫威,实为所有非共产专制国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谓中央计 划经济,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随权所欲的一种既无计划更无秩 序的专制权力经济。这才是中共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中共为巩固 其专制权力与极权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级专制型经济形态。中 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岁月里,其经济发展竟远远地落后 在亚洲四小龙的后面,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竟能从三十年代的世界 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准和农民普遍 收入上,竟能够远逊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根由 尽在此中。难怪中共的忆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贫下中农忆 的是“新社会饿死人、害死人和穷死人”的苦,而下不来台。自 然,这也是中共今天绝对不准人民“向后看”,而要强迫人民“向 前看”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是专制权力经济, 因此,邓小平才在夺取权力后,以其一人之权力,而推动了中共专 制政体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中,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固因 屡屡受到党中顽固派的挑衅和干扰,而使经济改革不断出现“或前 或后、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为邓小平毕竟占据了主要 的和主导的专制统治权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够在“摸着石头过 河”的景状下颠踬而行。并由着他自己对权力的使用,而使整个经 济改革不断呈现混乱状态。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受到 来自人民和党中顽固派两个方面的强烈压迫时,邓小平又终于象毛 泽东一样地大开杀戒,自毁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后,当邓小平在党 中顽固派的逼迫下退无可退,并决心夺回权力时,他又只好重新祭 起代表了他一生事业与成就的“改革开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 专制权力推动下,重新反击顽固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自救。 因为,他说得相当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 15 的话,实已将由他所推动的两度经济改革,画龙点睛般地说 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 国大陆前三十年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经济改 革的极端不稳定性,二度经济改革开场后的极端混乱性,和两度经 济改革所造就的彻底腐败和腐烂。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 统治下的专制权力经济,既非中央计划经济,更非自由市场经济。 而这个专制权力经济究竟是否能够在中共的经济改革推动下转变成 为“市场经济”,关键就是要看那个制约着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运 转的专制权力,是否能够走向最后的瓦解了。
八 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政策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第一、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残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称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害,具 有特殊性,是因为中共全方位的专制复辟统治在对汉族和少数民族 的残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残暴专制统治 下,凡是汉族人民曾遭受过的种种痛苦,少数民族人民皆不能幸 免。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可谓“共有一个悲惨的 命运”。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残暴专制统治,却又使得中国境内的少数 民族人民,遭受了较之汉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伤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独尊马教、杀尽百家”的教政合一专制 统治,对崇尚信仰的少数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因为,少数 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且是他们 维系族群生存、团结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旗帜,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 结合,甚至是生命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 宗教是精神鸦片,一方面却用权力和暴力强迫人民信仰马列主义这 个新“邪教”,这就对笃信宗教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致命”的 压迫。中共和它的军队,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数民族地 区的实际掌权者们对少数民族宗教、宗教设施及宗教事业的戮力破 坏和摧残,实在不能不说是对少数民族人民心灵的最大伤害和残 害。无知的江泽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将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国 总统林肯对黑奴的解放和对蓄奴制的废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 倒了压迫在西藏人民头上的“教政合一反动政体”。殊不知,就前 者而论,将黑奴从南方奴隶主那里解放出来的林肯总统及其继任者 们,并没有将南方的黑奴们重新变成为自己的奴隶。就后者而言, 则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动政体”的中共,却将人类历史上最反 动和最残酷的“新马教教政合一政体”强加到了西藏人民的头上。 正因为如此,自以为对西藏人民“功德无量”的中共,在西藏人 民,包括在汉族人民的心里,却是罪恶无穷。
原因之二,是中共党领导一切的“党性原则”,对少数民族民 族性的压迫和摧残。在中国大陆,虽然每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所 谓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招牌,但是,每一个自治区、州、县 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必须是汉人,或必须是已经完全皈依了中共 的人,都必须接受中共同级自治区、州、县地方党委全方位专制领 导,这就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话。这 在汉族地区,人民尚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绪上的反 感,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则无疑会对这种完全虚 假的自治,充满愤懑之情。特别是中共早已在实行的“先赤化而后 汉化”的策略,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迁居大量汉族移民,和由汉人对 少数民族人民施行长期专制统治的事实,实已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 对中共、直至对汉族和中国的痛恨与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马列的“阶段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民 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斗争理论”为根据,在 少数民族地区以进行阶级斗争来实行民族镇压,不仅造成了少数民 族人民的更大灾难,而且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汉族人民、直至 对于整个中国的巨大离心力量。因为,无论中共怎样地压迫和残害 汉族人民,都还不会造成汉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意识。甘 当“马列子孙”的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虽然他们人人宣称“等到 他们死了,他们就要去向马克思报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的一个 部分,说“逆子叛孙”也行。但是,对于同汉族人民不同种,不同 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来说, 中共用斗争的方法,专政的方式,特别是暴力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少 数民族人民,无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对抗局面。而 由民族压迫所导致的民族对抗,其最后的结局,不是少数民族的消 亡,便是少数民族的分离和独立。由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 题,就势必要演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关系问题, 直至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并且,国家认同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便会接 踵而来。今天,在中国西藏、新疆、内蒙,包括同种、同族、同文 化的台湾,所已经发生和发展着的,要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民族运动 和非民族的政治独立运动,便是现实的明证。中国国家统一的进程 非但没有加速,相反,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却反而在急剧增强。
第二、中共对汉族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和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一、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逐步发展和形成
中共这群“马列子孙”对于汉族文明的摧残固已不待言,但中 共对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却给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制 造了当代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性。历史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帝王们 造长城,固是为了守遍而非为了侵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则 说明了汉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杀戮。虽然汉初六十年的和亲政策, 乃因国势不强而被迫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两代君主都是在反 侵略战争胜利之后,竟以和亲政策与和平政策对待土藩即西藏,恰 恰说明了汉族文明统一国家理念的发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仅 率先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而且亲赴远离北京二十公里处迎 接宾客,与五世达赖喇嘛平起平坐以饮茶论事。一位绝不承认西藏 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国记者曾在他鼓吹藏独的书中说,一九零四年, 英国曾为野心,竟能以“商业任务”的名义派出三千英军在西藏南 部发动对西藏的喋血进攻,造成西藏军队溃不成军,西藏政府遂在 英军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拉萨条约”。同是这位法国记 者,却在同一本书中说道:“一七二零年,清军曾应邀进入西藏拉 萨,驱逐入侵的蒙古人,监督西藏对蒙古的防卫,却从未干涉过西 藏政府的统治”。这位法国记者虽在同一本书中指责说:“一九零 九年六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访华归去后,清庭曾决定派兵入藏。一 九一零年二月两千名川军入藏,军纪败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 往印度。”然而,作者却说,“一九一零年的军事行动却是清政府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侵略’”。 16
读者显然能够从这里看见汉族文明统一国家理念的逐步形成, 和中国以往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的认可。至于清政府一九 一零年对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装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 略”西藏,还仅仅是因为一个眼看就要败亡的王朝在灭亡前的“腐 败军事现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汉文明在国家统一理念上的表现和发展,虽然证据丰富,但 是,这种标志着文明的进步,却在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思想之 后,得到了质的提升。因为,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论,曾十分明确 地指出“反满并不是要杀满”,不是要报满人灭我汉族大明江山的 仇恨,而是要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现“五族共和”与“各民 族一律平等”,即要实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享”共和平等的历 史目标。至于辛亥前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不过是 要“借助民族革命之义,为推翻满族君主专制统治之一助”罢了。 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外患内忧的艰难岁月里,既恪守了孙中山先生的 民族问题理念,又继承了汉文明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进步遗产,自 始至终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武力统一和武力压迫,尤未在各方面进 行疯狂摧残的政策。可以说,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间,虽然多 有少数民族趁乱作乱和趁乱附乱的现象,却鲜有中华民国政府对少 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实。然而,汉文明在国家文明统一理念和国家 文明统一实践上的发展和成就,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在长达几千年 的历史发展中,所逐步结成的良好民族关系,却因为一九四九年的 一声枪响,而归于灰飞烟灭。
二、中共对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其一、中共从来就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本书下卷早已揭露 了中共于三十年代在苏俄命令下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事实。 现在我们同样有必要将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政 策”予以厘清。因为中共为苏俄一手扶植和豢养,所以,在夺权前 为了适应和执行斯大林专制帝国的对外扩张及颠覆政策,中共曾在 建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必须要让蒙古、西藏及新疆自 治,并且将他们转化为民主联邦。”实际是要他们“化入苏俄联 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并 赞成苏俄在外蒙古驻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 代表大会宣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及分离权,中国是无法 统一的。”一九二九年,苏俄曾为中华民国政府要收回在东北的主 权而大举侵略中国,这也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第一次遭受外敌 的大规模侵略。但彼时的中共,却决策“武装保卫苏联”以里应外 合,并连续发出十数号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红军发动大规模武装叛 乱,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以策应苏俄对我 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中华民国虽然 国难当头,中共却在苏俄命令下,于是年苏俄国庆节在江西瑞金成 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其“宪法”竟明文规 定:“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有分离及宣告独立的权 力??”然而,一九三九年,当中共因决策日蒋火并和假抗日真扩 张的阴谋策略,而扩张成了拥有五十万不抗日的农民造反大军之 时,毛泽东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问题说道底还是阶级斗争的问 题”的理论,并从此将阶级斗争的原则视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 这个方针,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终于成为中共决策少数民族问题的根 本方针,中共亦从此为了在全中国建立和实行他们的全方位专制复 辟统治,而在这个“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居然对自己曾决策的上 述“民族政策”遗忘罄尽。
其二、中共制造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裂痕、 民族矛盾与民族仇恨。正因为汉族文明统一理念在历史的长期发展 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国境内民族之间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 在逐渐地减少,大规模的和持续的民族冲突,已经基本得以消泯。 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这种矛盾却在一派虚假的 辉煌团结局面之下,在武装和暴力的统治和压迫之下,迅速地、并 且是剧烈地发生和发展起来了。首先,对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允 诺,盖因自治区州、县党委的同时成立,而变成了辙头辙尾的假 话。其次,“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又 驱使着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 专制统治策略,以造成少数民族内部的分裂和对抗。再者,在上述 行为得手之后,中共即开始以“马教”来诱导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宗 教,既诱使部分少数民族人民转移宗教信仰,以制造少数民族地区 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并且是迅速地企图用“马教”代替少 数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健全中共独尊“马教”的 反动教政合一政体,并以决策大量汉族移民的办法,企图将少数民 族地区的人民,变成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的少数民族。自然,这一切 均必须在中共暴力专政的前提之下以进行之。但中共的收获,却是 终于逼迫着少数民族人民开始了对他们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 因“图穷匕首现”,而开始大规模地和残酷地镇压少数民族的“叛 乱”,亦不管这个叛乱是自发还是自觉,是有理还是无理,是中共 阴谋诱发还是由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发动。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轰大小 凉山,意在对彝族人民轰尽杀绝的灭族之举,其诱因乃是中共自食 其言,才迫使彝族人民要求中共兑现曾经答应给予的自治权力。 17 一九五九年的所谓西藏叛乱,便是中共在青海“诱发”的结果。 18 一九七零年代在内蒙古发生的“内人党”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个 蒙族共产党作家的所谓交待,而对蒙古人民所进行的大规模血腥镇压。 19 八十年代西藏的历次“叛乱”,虽然大多数是西藏人民对中 共暴政的自发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发反抗和有组织反抗中共对 他们的长期残暴专制统治,不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为 数十年来,中共对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饶 恕的罪行,已使得这一反抗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否则中国大陆人 民反对和反抗中共一党专政的民主抗争,也就无理可言了。一个对 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够多次施行公开镇压和屠杀的专制政党,其 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反抗的血腥镇压和屠杀,不仅可以想见,而且 不难想象。在中共当政的近五十年岁月里,在中共至少残害了七千 万无辜同胞生命的统治“实绩”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究竟 被中共无辜杀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杀人档案解密的时候,才能 为世所知。
显然,中共对少数民族进行疯狂迫害和镇压的明显恶果,便是 对在数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汉族文明国家统一理念的彻底破坏,便 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剧加深和民族问题的急剧恶化。特别是 随着中共专制统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对“亡党亡国”的日益担忧,中 共为强化专制统治而对本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所进行的更加残酷 的镇压,实际上正在给中国境内民族问题的爆发,埋下了巨大而且 深重的历史性危机。
其三、中共将留下中华民族民族问题的痛苦遗产。一个不幸的 事实即是,由于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共乃是中国大陆的统治 者,并且中共政权又是一个汉人的政权,所以,在一个极其广阔的 社会层面之上,甚至是在广阔人心的约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权就是 汉人政权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国”的错误认识,亦得到了 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和少数民族人民心里,这种认同就更是难以改变的了。由是,厌恶 中共和反对中共,便会迅速地转化成为反对汉族和厌恶汉族,直至 走向对中国的厌恶、否认和反对。由中共所制造的民族矛盾、民族 裂痕和民族仇恨,终于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和危 机。这个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危险和危机,一方面因为中共仍然 在使用残酷镇压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 了某些国际舆论的支持;一方面却给一些心怀叵测的政客以积极利 用的机会。由是,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就不仅成为中国一国的问 题,而且成为世界某些国家所关心、甚至想插手的问题。这既给中 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异常的复杂性,而且为中国的国家分裂制 造了更大的危险,并将为中国大陆在即的伟大民主变革,带来了解 决民族问题的困境,甚至为民主变革过程中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现 象的有可能出现,带来了可以想象的责难和非难,即所谓“正是民 主变革才造成了中国民族和国家的分裂”。犹如某些心怀叵测者正 在借用前苏联共产专制制度崩解后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 煽惑人心地指责说,它正是俄罗斯民主变革的恶果一样。因此,必 须首先指明的是,当代中国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危险,既由中共 的专制统治所造成,那么,中国未来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责任就 必须由中共及其专制政权来承当。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将来的民 主变革进程中,出现了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严重问题,它将不是 民主变革之罪。因而,届时如果有人指责是搞民主搞坏了,或者指 责造成了中国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变革本身,就不 但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别有用心者的阴险责难而已。
其四、我们的历史使命 ——对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 继承。当代中国有可能出现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严峻事实已在提 醒我们,在中共实行了近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在人民 正在坚决反对中共专制统治、艰难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中国大陆,在 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就要来临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民主力量, 包括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和一切关心祖国、热爱祖国、渴望中 国走上“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人,我们的一个共同 历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关心中国民主进步和中国民族问题者说 明,一是中共专制政权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二 是中共政权虽然是汉人的政权,但是这个汉人政权同样不能代表广 大汉人和整个汉民族。三是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国各族人民,今 天正在艰难追求着的民主变革,其目的,就是要终结这个在中国大 陆已经丧尽人心的中共专制政权。因此,汉族人民在反抗中共专制 暴政上,是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奋斗目标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汉 族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对推翻中共专制压迫的追 求,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民 族问题的解决,完全不必为难汉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样,汉族人 民对民主的追求,更不应该牺牲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斗 争。而是应该将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斗争,和汉族人 民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建立各民族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 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国 家分裂,为既能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大业,又能实现中国境内少数 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奋斗。
继承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认清中共与中国的区 别,研究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关系,追寻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 道路,这才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的当务之急。
九 文革 —— 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和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 毛泽东时代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 毛泽东时代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续内讧内斗的大爆发和总爆发
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开始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起,便开始了以嗜杀为特征的无休止内讧。特别是江西肃反、富田 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风,曾屡造翻船之险。及至造反成功,建 立政权,新的内讧遂激烈开张。从毛泽东对各路“开国元勳”削藩 夺兵权,到整倒高岗、饶漱石集团始,历经数次党内斗争,直至一 九五九年彭黄“反党”集团罪名成立,毛泽东固然因此而维护了自 己在党中的领袖地位,刘、周、邓等人亦于合纵连横之中,或助毛 以灭高、饶、彭、黄,或为己而与毛暗中对抗,或拳脚相连以共同 迫害人民与知识分子。一九五九年后,盖因毛的三面红旗造成旷古 奇冤,饿死人民数千万,刘、邓遂趁收拾大跃进残局,逼毛退居二 线,夺权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省党魁已逐渐 为刘、邓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会赶不上刘少奇”的中央 指示,也已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中共党内遂有“毛家天下刘家 党”之论,从而造成了毛的大权旁落,亦导致了更大内讧与全面内 讧的必然爆发。此尤不论,十七年间,特别是中共一旦兴内讧于 内,便必然要张外斗于外,从而交相呼应,叠呈“中共领袖内讧、 普通党人遭殃、无辜人民横尸”的凄惨局面。就内讧而言,毛、 刘、周、邓等斗倒了高、饶、彭、黄,便以所谓“高、饶、彭、黄 分子”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斗而论,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 党内起风,便民间有难。一九五七年,中国大陆知识界因此而招致 百万知识分子的劳改、劳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刘、 周、邓等支持下,为斗倒彭德怀,尤不惜饿死人民数千万,虽饿殍 遍野却不愿与闻。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刘、邓为自 保,而两度转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变斗当权派而为斗群 众,瞬间便使人民冤命连城、血肉横飞。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唯一贫 下中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兴胡、蓝之狱,不过诛杀 其党人二万有余;与毛泽东同为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洪秀全,为 兴内讧而尽杀杨、韦二党,亦同样不过三万之众,则中共十七年内 讧、外斗之株杀、迫害、连坐其党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无辜 民众,矗不知有几百万几千万之多。
应该说,正因为十七年内讧外斗不止,才会有文革的全国奉旨 恶斗。前者为后者的准备,后者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泽东就 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他五九年就已经想搞掉刘少奇。一九 六二年他又因刘趁其退居二线攫取党权,而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的口号,以便将不抓阶级斗争的罪名祸于刘少奇一身。一 九六四年,毛一边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势力,借批判“文艺界已经 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以暗示“党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 一边发动“四清”运动,首度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后作出搞掉刘少奇的决定之后, 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帮拉开了对刘、邓进行反攻倒算的序幕。 一九六六年盖因阴谋就绪,毛乃迫使政治局发出“五一六通知”, 斩却了刘少奇的四员大将 ——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 文革遂轰然而起。
但是,文革与十七年持续内讧的不尽相同之处,一是十七年的 内讧虽与外斗交相呼应,但外斗毕竟只是内讧的曲折外化,并非中 共将内讧公开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内讧,因能自讧 自消,固只需要公布内讧结果,而不公开内讧经过,对外仍讲“团 结一致”。三是十七年内讧毛泽东皆因权、威具在,或尚在,稳操 胜券,而不必非求助于“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后,其 权力与权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刘少奇党中势力的日渐崛起,已使 他颇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够稳操胜 券,尤不敢掉以轻心,遂决意“利用自己在党内国中的神秘领袖地 位”,决策“发于外而攻于内”,实际上已经是“拼死一搏,以求 奇效”。同时亦因刘、邓党中势力,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势力过 大,从而又使毛决心于文革爆发后,诱使对方犯错误,即“权付 刘、邓”,自己却抽身事外。待到刘、邓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内讧 外斗的老例,更为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组,大兴外斗,大 整群众,并已造成全国血泪交迸之时,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开抛 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声明“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指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 司令部”。由是刘、邓因整群众而获罪于群众,毛泽东则因“解 救”群众而获得群众拥护。这样,一场“由内谋内和由外攻内、以 上诱下和以下攻上、以党杀民和以民攻党”的更大内讧和内乱,才 算是真正爆发。毛因此而旗开得胜,文革由是而显示了它与中共十 七年内讧外斗的巨大不同之处,便是“中共内讧的全盘公开 化”和“借民之力以助党讧”局面的形成,以及“全党奉旨恶斗和 全国奉旨内乱”的发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从一党专制复辟走向了毛氏君主专制复辟
诚然,要想解开文革大乱,只乱了刘邓党人,只害了黎民百 姓,却非但乱不了中共于十七年所复辟成功的专制制度,甚至还强 化了这个专制制度,并将这个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复辟到了君主专 制制度的“谜底”,就必须认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经 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为文革的爆发奠于了全面的历史基 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共全面复辟专制制度和架构教政合一极权制 度的成功,和它对人民实行绝对专制和残暴统治的成功。由是,任 何人一旦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获胜,尤其是获得了他个人对党的 专制权力,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由一党专制走向一人专制,从而造 成君主专制的复归。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成为 千万党人和亿万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绝对主宰, 20 毛泽东之所以敢 于“捧后宫、兴阉党”,姬妾成群、荒淫无耻,非但造成“其之不 死,江乱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 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气派”,其专制的淫威连秦皇汉 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项背,就是因为他将中共一党专制变成了 毛式君主专制,从而在实际上走上了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 和超级复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从坚持“马教”治国走向了坚持“毛”教治国
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虽然深感独尊“马教”对于巩固一党专 制权力卓有奇效,却又感到对于巩固他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依然大 有问题。因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已经使毛意识到,是独尊 马列,还是独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权力,实已成为中共党内斗争 的焦点。毛甚至意识到,有人已经企图利用马列思想来排斥毛思 想,诸如中共“八大”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张党徒对他的对抗,实使 他痛恨在心。此时,林彪因怀有个人野心,又深谙个中道理,遂于 六十年代初即开始在军队“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甚至把 毛泽东思想推崇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直至以编选《毛主席 语录》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神圣化和经典化”,所 谓“一句顶一万句”,企图使之完全取代马列主义在党内和党外、 甚至是在国内和国外的独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的重 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已经比天高皇 帝远的马列主义愈来愈具有实际上的权威性。由是,“毛泽东思想 万岁”既成为文革时期最嘹亮的革命口号,“毛泽东思想”更从此 成为统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统治思想。而反对毛主席和 反对毛泽东思想,亦从此成为最高罪行,而必须全党、全军、全国 人民共讨之。从而把十七年间的两个最高统治原则,发展成了“指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 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个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数年间的绝对专制, 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证和绝对保证。从而将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 专制复辟统治,推向了毛泽东兼“教主”和“君主”于一身的全方 位专制复辟统治的极端。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和君主专制 历史上,就中国历代帝王从未实行过宗教统治和教政合一统治的事 实而言,毛式宗教专制统治,即被“苏化和毛化”了中世欧洲教政 合一式统治,实在是对中国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最高发展和极端 发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从专制的等级森严走向了反动的血统至上
在中国大陆,举凡亲身经历者,无不对文革前期血统论者的横 行与暴行,以及整个文革期间血统论对于每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影 响,虽然记忆犹新,却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间产生的血统 论,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社会严酷等级 划分和出身论猖行的罪恶结果和恶性膨胀。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贵 族子弟因高喊血统论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杀民,固已留下了血迹斑斑 的罪证;其“老子革命儿革命、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叫嚣,就 更是表现了这一伙掌权土贵族的无知、野蛮和颠狂。在它的中后 期,血统论又始终作为一种残酷的政治原动力,而时刻压迫着整个 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间,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难履者,至此已冰河 难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统“低贱”所酿成的种种个人悲剧、家庭 悲剧和社会悲剧,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权力斗争的风云 变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级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则因文革无 穷尽地扩大了它的“阵营”,连刘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 级划分,由黑五类扩大到了黑九类。至于在文革造反风云中,因跳 上窜下竟一时富贵、而终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暂掌权的“军宣队、 工宣队”等时髦政治集团,亦在社会等级的巨大迭变中,嚐足了上 下翻滚的喜乐和哀怨。文革之后,即便是邓小平要借改革以救党, 中共的出身论、血统论看似寿终正寝,但仅仅是在数年之后,中 共“龙子龙孙”们又迅速展现出来的全面接班、掌权和抓钱的“革 命风貌”,特别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子女来接班,我们最放心”的理论在现实中的猖行,不仅为中 共的出身论和血统论另辟通途,大获成功,而且将秦以后早已没落 和绝迹的封建贵族政治,重新予以复辟和发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 退和腐烂的社会政治景象。
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残酷镇压走向了镇压的“无法无天”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过“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但就事实而论,自文革前至文革后数年,无非 是毛泽东无法,国家人民无天。诚然,毛泽东无法,乃是从中共十 七年法守虚陈而来。国家人民无天,亦是从十七年中共对大陆人民 叠行残酷镇压所致。换言之,若没有十七年中共残酷镇压人民 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宝贵”政治手段,文革绝不会一开场便腥 风贯日,血雨连天。其种种荼毒人民直至其党人的手段,更是纷至 沓来、交相并作,直至“展陈而出新”。因为,对于“法守虚陈、 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扫荡掉的,不过是中共一整套完 全虚假的法制而已;对于十七年“运动即法”这个中共最根本的法 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运动即法”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共于 十七年间所创制的种种残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过是各种 残酷手段的公开大亮相和公开大表演;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叠造冤 狱以无端整肃人民及其少数党人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冤狱遍中 华”扩张成了“中华即冤狱”和“冤狱遍中共”罢了;对于中共于 十七年间为残酷镇压人民而创建的多重监狱制度而言,文革无非是 将它的狱外之狱 —— 群众专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何况 中共十七年专制残暴统治,早已使得中华大地到处都有为划清界限 而拒不为“反动父母”裹尸送葬的不肖子孙,却再也没有所谓“路 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华壮夫”,由是而将我们古老民族重情、重 仁、重孝、重节和尚侠好义的种种优秀民族性格破坏罄尽。此无疑 为毛氏“运动群众”,发动文革,造就了先决的“人性恶化”条 件。而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既 连“法”的任何虚假形式都不再顾忌,又空前地发展了他的“裂民 而治”手段,无限地扩张了“群众专政”的范围,史无前例地迫害 人民,草菅人命,从而在实际上将整个中国大陆完全变成了一个暗 无天日的“大监狱”。如前所述,仅在文革数年之中,被毛泽东诱 以造反,挑以武斗,衅以互斗和大规模镇压而致死者,就达两千万 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害中国军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从架构权力经济走向了毁灭国民经济
文革和文革后数年,毛泽东和中共亦在经济上将中国大陆推向 了国空民绝的境地。这虽是毛泽东以革命破坏经济,以政治压迫经 济,直至为了权力而不惜毁灭经济的一个恶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构 的专制经济形态所必然要造成的结果。文革前,相对于毛泽东重权 力、轻经济和不懂经济、却又好大喜功而言,刘、邓一路似因权力 斗争的启示,而心存发展经济的要求。文革开始后数年,相对于毛 泽东唯权是问的心态而言,周恩来似乎因“当家之难”而不敢歧视 经济为无物。是故,毛、周两大政治集团间的长期斗争,便使得整 个文革和文革后数年的经济,处于无休止的“毁灭性震荡状态”。 周恩来既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又不得不抓生产;江青为了革命夺 权,乾脆连生产也不给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邓小平上台,虽痛 言“积重难返”,却又因权力到手,而要整顿经济。然而,事不过 一载,江青四人帮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 口号。邓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点燃的“批林批孔”烽烟 中,再度毁于一旦。专制经济,由是而在中共一党之长期内讧内斗 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专制经济形态,不仅成为文革和 文革后数年中毁灭经济的薮渊,而且成为邓氏经济改革的强大反制 力量,至今难逃其臼。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无非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没有中共十七 年在中国大陆的专制复辟统治,便没有文革的爆发。换言之,十七 年固是文革发动的历史准备,文革则不过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 大曝光。进而言之,就对中共数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认识而言,在 中国大陆,早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文革前 十七年的专制复辟统治较之文革开始后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 开始后十年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疯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专制复辟 统治的迅速建立及强化,和文革开始后十年的疯狂倒行逆施,以及 其后近二十年为自救而推行的两度专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现了中共 整个专制复辟统治迅速由兴而衰的历史三阶段。
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论证毛泽东时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 的时代了。因为,当太阳过于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会一片漆 黑。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太阳最 红”、但“人间最黑”的时代。因为这个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时 代,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黑暗,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血醒,确实是史无 前例地好话说尽和坏事做绝。
兼 问 “左”祸还是“俄”祸?
一个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现象是,不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在海 内外,许多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错误”时,常常都是用 一个“左”字便把它轻轻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党人的心态而 言,尚可以理解,但对普通人,特别是对某些学者来说,就是咄咄 怪事了。
因为,如果说中共持续数十年“造冤狱,虐民众,践踏文明文 化,迫害知识分子,公开杀人屠城,持续祸国殃民”的种种行径, 都只能称做是“左”的“错误”,那么,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反动儒 生的秦始皇,和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那些杀人远没有共产党多,害人 远没有共产党广,破坏文明文化远没有共产党烈,戕害民心民智更 远不及共产党深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们所犯下的错误,又该叫做什么 样的错误呢?是不是连“左”的错误都根本“不够资格”呢?如果 是,那他们为什么偏偏要被我们后人称为封建统治者,专制统治 者,祸国殃民者,国民党反动派,并且还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 永远批判、绝不轻饶呢?
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国共 产党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错误,而是专制的疯狂复辟与超级复 辟。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既不存在这样一种可怕的“左”祸, 在中国现代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上,这个“左祸”的实质,便 是“俄祸”。因为,正是这个由苏俄蓄意在现代中国所制造的“俄 祸”,才阻断了我们应有的民主进程,才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疯狂 地复辟和发展了中国旧有的专制制度,并且将它推向了极端。从而 将我们的现代中国强阻在反动倒退的死港之内。
由是,要研究共产党,就要跳出共产党;要认清共产党的祸 患,就要将历史上的所有祸患都拿来跟共产党所制造的祸患比上一 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共产党,才能真正地对我们祖 国的过去有一个公道,对祖国的未来有一个信心。
注释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成了某县人民代表,紧接着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并被“选”为“省人大常委”。后来这位作家便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选,也没有选过别人,怎么就被‘选’成了代表和常委?”该省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王光宇乃当场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位作家遂长期不去开会。
02、此为王若望先生亲自告诉作者。参见《王若望文集》,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出版。
03、由于中共档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根据内部人士揭发和部分学者研究的成果。但对于实际情形而言,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比较保守的。
04、盛传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民谣,版本甚多,此处仅录出其中一种,歌词为: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 倒,国内国外挣美钞。三等公民是大款,买房买车买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五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六等公民是记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术刀,打开肚皮要红包。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能捞。九等公民是教育,鱿鱼 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此外还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烂干部的歌谣,如:“吃饭基本靠请,喝酒基本靠送,工 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台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将三夜五夜不睡,收红包三万五万不退,玩女人三个五个不累”等等。
05、辛灏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政权 —— 中共土改和镇反的回顾”。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开放》杂志。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泽东与汪东兴有关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对话”。
07、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应邀赴青海访问讲学,曾参观位于柴达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诸劳改农场。是时,劳改农场十场九空,连 军警亦不易见,问及当地住民,却被告知,几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连军警也回家了。然而,不过数月之后,因中共严打,遂复人满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强迫农民计划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转批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11、国民党叛将李济深之子李沛瑶为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为其武装警卫所杀。
12、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 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14、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15、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16、参见法国记者所著《雪域》一书。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红军南逃彝族大小凉山地区时,刘伯承曾为借路,而亲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让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 人要求兑现中共当年承诺,刘却自食其言炮轰大小凉山,几将大小凉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访问时曾了解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乃是中共诱发的结果。起因是有“谣言”称“藏人要有 行动”,中共乃借开会将青海的各级藏族头人集中诱捕,从而引发青海藏族的骚乱,中共即借机镇压。“叛乱”遂从青海发起。 19、即中共一手培养的内蒙作家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海还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学生,但因玛拉告发丁玲讲过“一本书主义”的话,此话 遂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刘国凯先生,在他于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写、并于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书中,曾提出 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观点。其理由是:自毛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红卫兵、造反派被镇压,毛所发动的文革就已经结 束。作者初步接受刘的观点,并明确地认为,除掉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终于被毛所镇压以外,文革应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 后“毛氏君主式独裁极权统治业已全面建立”,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经达成。其后直至毛死,由毛泽东和四人帮所发动的 种种运动,均为文革余波。参见刘国凯、王相先生等新编写出版的《封杀不了的历史》一书。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成了某县人民代表,紧接着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并被“选”为“省人大常委”。后来这位作家便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选,也没有选过别人,怎么就被‘选’成了代表和常委?”该省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王光宇乃当场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位作家遂长期不去开会。
02、此为王若望先生亲自告诉作者。参见《王若望文集》,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出版。
03、由于中共档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根据内部人士揭发和部分学者研究的成果。但对于实际情形而言,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比较保守的。
04、盛传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民谣,版本甚多,此处仅录出其中一种,歌词为: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 倒,国内国外挣美钞。三等公民是大款,买房买车买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五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六等公民是记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术刀,打开肚皮要红包。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能捞。九等公民是教育,鱿鱼 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此外还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烂干部的歌谣,如:“吃饭基本靠请,喝酒基本靠送,工 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台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将三夜五夜不睡,收红包三万五万不退,玩女人三个五个不累”等等。
05、辛灏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政权 —— 中共土改和镇反的回顾”。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开放》杂志。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泽东与汪东兴有关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对话”。
07、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应邀赴青海访问讲学,曾参观位于柴达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诸劳改农场。是时,劳改农场十场九空,连 军警亦不易见,问及当地住民,却被告知,几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连军警也回家了。然而,不过数月之后,因中共严打,遂复人满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强迫农民计划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转批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11、国民党叛将李济深之子李沛瑶为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为其武装警卫所杀。
12、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 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14、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15、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16、参见法国记者所著《雪域》一书。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红军南逃彝族大小凉山地区时,刘伯承曾为借路,而亲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让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 人要求兑现中共当年承诺,刘却自食其言炮轰大小凉山,几将大小凉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访问时曾了解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乃是中共诱发的结果。起因是有“谣言”称“藏人要有 行动”,中共乃借开会将青海的各级藏族头人集中诱捕,从而引发青海藏族的骚乱,中共即借机镇压。“叛乱”遂从青海发起。 19、即中共一手培养的内蒙作家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海还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学生,但因玛拉告发丁玲讲过“一本书主义”的话,此话 遂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刘国凯先生,在他于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写、并于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书中,曾提出 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观点。其理由是:自毛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红卫兵、造反派被镇压,毛所发动的文革就已经结 束。作者初步接受刘的观点,并明确地认为,除掉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终于被毛所镇压以外,文革应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 后“毛氏君主式独裁极权统治业已全面建立”,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经达成。其后直至毛死,由毛泽东和四人帮所发动的 种种运动,均为文革余波。参见刘国凯、王相先生等新编写出版的《封杀不了的历史》一书。
第七章
中国大陆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现和极端发展
一 中共十年经改的动因与理论、步骤与内容、成效与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经改的动因和理论
一、动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于大陆建立政权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前 后二十八年,虽然既无外患更无内忧,“人人山呼万岁,个个俯首 听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现代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之 双重势力,所建立的专制复辟统治,所架构的现代极权制度,所必 然要表现出来的种种败症,却造就了“血雨腥风数十年,涂炭生灵 上亿万”这样一个空前悲惨的历史局面。是故,毛泽东死后,广大 农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下中农们,终于迭起偷粮、盗粮和抢 粮的风潮,惊心而动魄。 01 社会秩序亦由文革开始后的动荡不安, 走向了公开反抗与变相反抗的不断发生。社会各种刑事犯罪不仅持 续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经占全社会犯罪 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 02 特别是曾经遭遇过种种冤假错案的人们及 其亲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阴魂不散。广大倍受蹂躏和残害 的知识分子,即“臭老九”们,更是长哭当歌,痛定思恨,终于萌 发了对“民主与科学”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单墙上,一 幅希特勒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兄弟,你比我干得更好”的漫画,已 经尖锐地表现了人民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二十余年种种倒行逆施的极 端愤恨和沉痛思考。中国大陆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铁幕遮掩下的残 酷统治和信仰支撑下的贫困生活”了。一曲“大干部送上门、中层 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骂出门”的民间歌谣,实已唱 出了人民无限不满与痛苦的心声。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及其专制政权,虽然面临着这样一个一触即 发的社会局面,然而,华国锋却要在“两个凡是”的信条下“按既 定方针办”,继续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于是,因十年内 讧而成为阶下囚的中共部分党人,终于在“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 平率领下,为从头收拾“红山河”,为挽狂澜于既倒,为制造毛后 中共专制复辟的“中兴”局面,为追求中共的“长治久安”,乃接 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武器,号召“思想解放”,以对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行为论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由是而推倒了“两个凡是”。同时,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 和平反冤假错案来收拾人心,以所谓拨乱反正来推倒文革,以提倡 回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去”来归复文革前中共正宗专制 统治,以高喊“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号召国人向前看”来 重新激励人心,从而拉开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论
首先,据实而论,中共十年改革并无理论可言。这是因为,中 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终固守四个坚持,坚守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 制,不断强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专制思想统治。因而,作为中共 政权思想基础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仅仍处于 独尊地位,起码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这就为改 革在理论上圈下了一块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区。任何人冲撞不得。其 次,盖因马列毛只有“革命”理论,即杀人夺权和杀人固权的理 论,向无改革的理论,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马列毛思 想的指导下进行之。相反,所谓改革,若要依据马列毛的理论来进 行分析,就纯属“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夸口拥有“光辉革 命理论”的中共,既不能“挂狗头、卖狗肉”,便只好“挂羊头、 卖狗肉”了。也就是马列毛思想照挂,背叛马列毛的改革照干。这 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恶棍左 王”以外者所乐于暂时执行的。但是,毕竟“挂羊头、卖狗肉”的 勾当,不是正大光明的勾当,因此,实际上的狗肉买卖,就非但不 能过份,尤其是挂羊头的把戏,就更不能叫人公开戳穿。更何况中 共内部的左派,即要维护马、列、毛思想正宗的顽固派们,又时时 要“闻腥而作乱”。再加上改革者本人,虽有改革救党之念,却无 变革专制之心。特别是他们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 合理性,又非马、列、毛这张画皮不可。
这样说,并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无“理论”可言。与中共惯用 的“口号”式革命理论一样,由邓小平所建立的所谓改革理论,亦 常常是以“口号”代替”理论”。这就既省略了理论本身所必须的 科学性,又易于“标明立场、雷厉风行”。如果说,邓小平于十年 改革中尚有什么循序渐进的“理论”即口号的话,那就是:
其一、以“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向前看”为口号,既 要求消弥党内分歧,又希望消弥人民仇恨,于不堪回首之中,试图 号召党人和民众引项向前,为用改革创造中共长治、人民久安的新 一轮专制统治局面而勉为其难。
其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理论旗号。但批毛不批 党,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归复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专 制统治。
其三、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已经进行了 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放回到没有高级 阶段的初级阶段去。既对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恶包祸容过,又为改革 的过失开脱罪责。这算是邓小平的一个“前后皆得和左右逢 源”的“理论”。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因而提出“只 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河论”是在一九八五年后,当改革迅 疾滑坡,人心党心不满,面对党内党外种种指责之时,由邓小平提 出来作“自我辩护”的理论。这个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被当作重大改 革理论的“理论”,一是证明中共党人无知,并敢以无知欺天下 人,将古今中外一切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归为乌有。二是将 这一场改革的真情和实景,无可奈何地表现得淋漓尽致。“过河 论”一出笼,立即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满。在广大民间,人 民便常常用“十二亿人凭什么都要跟着你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来 嘲笑之、批驳之和反对之。这句话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 上,撒下了无边的阴影。说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认识与看破中共所谓 改革的开始,亦不为过。
其五、高喊“长治久安”。即“中共长治,人民久安”。此语 不仅凸显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与的共同政治愿望,更将 中共要借改革以预防革命和苟延专制统治的全部企图暴露无遗。
其六、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如果说十年改革 伊始,当局部恢复个体经营已经造成部分个体经营者不正常的剧然 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议汹汹之时,邓小平说出这样一句话 来,意在保护刚刚推开的经济改革势头,以平衡社会心理,亦未必 大错,那么,一九八五年,当中共高干子弟弄权经商已经造成官倒 横行、权门暴富之时,邓小平的这一句话和他对这一句话所加的补 充与解释,即“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子弟 就不能先富起来”,也就在中共拒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 疾造成了中共经济改革的巨大混乱和民心的极大不满,又造成了中 共官场贪污腐败的肆意横行,更暴露了“中共专制统治者们”的无 限贪婪精神,从而为他们所一心相与的“长治久安”愿望,制造了 党基崩溃的无穷危险。
如果说“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 准”等“理论”,尚为拨乱反正与推动经济改革,起到了思想发动 作用的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语,尚可视作中共为自己以往 的罪恶“遮羞、弥过”的话;其余一切所谓理论,不仅均不是指导 和引导改革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都为凸显这一场改革意在维护专 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和促使这一场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 败,起到了彰明较着的作用。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质体现,更 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经改的步骤和内容、成效与困境
中共的十年经济改革,基本上可分为“以拨乱反正为先导,以 农村改革为开篇,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题,以引进外资、实行合 资、允许独资为手段”四个方面。
一、所谓以拨乱反正为先导,即指部分地恢复为中共文革和文 革前十七年所毁掉的一切社会正常存在。具体地说,一是恢复原有 的党政系统及其建制,恢复下放干部和插队知识青年回城工作和待 业的权力,恢复被废止了十年的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恢复一九四九 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制度。二是先党人后群众地为文革和前十 七年的部分冤假错案平反,直至为地富摘帽和为右派改正。意在收 拾人心和恢复社会秩序。
二、所谓以农村改革为开篇,即指在少数省区农村自发包产到 户的形势下,被迫恢复一九六零年曾被刘少奇肯定和保护过的“三 自一包”救命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的 农产品生产权、农产品经营权和基本人身权力部分地归还给农民, 初步地将农奴复归为农民,逐步地推行包产单干。从而,在短暂的 时期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恢复农民传统的小生产以 救社会主义的命这样一个作用。
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相 当的成就,并因之而奠于了八十年代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盖因农 村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范畴,具有明显的政治改革内涵。虽然 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后改。但是,它毕竟将中共在中国大陆农村 所长期制造的历史性倒退,进行了拨乱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构的共 产农奴制度开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对农村改革政策调整 的失败,以及由接踵而来的“双轨制”所造成的,农业生产资料的 暴涨、卖粮难、和“打白条子” 03 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遂使农村 改革迅速出现“严重滑坡”。中国大陆农村短暂的好年头和好景 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复再来。新的农村社会危机却由是而生。
三、所谓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题。农村改革固然能够起到稳定 社会与政权的作用,但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命脉所在,和造就了现代 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却是城市。但也正因为城市集政治、经济、 文化于一体,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农村那样,只需“分田 单干”,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头路”,便能够收到改革的“奇 效”。更何况由中共所建构的专制权力经济,乃是对经济改革和经 济发展的直接制约和严重制约。因而,只要党权不放,政权不让, 专制权力经济的基本形态没有改变,其城市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获 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经济改革的一再失败,就已经证明了上 述理由的正确。
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经济改革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和 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治表不治里的成绩。它具体表现在:
其一、与在农村恢复传统农民的小生产一样,恢复了传统型的 城市个体经营,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里的数千年 历史性存在。但是,这个恢复,却沟通了城乡与民间的物资交流, 开拓了城市闲散人员就业的机会,造成了个体经营这个传统的社会 正常构成,在中共专制统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复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允许“个体经营”的限 制性发展。将小商小贩小个体户在流通领域和小生产领域,发展成 了拥有一定经营资金和一定经营范围的新型资产者,从而恢复了一 定限度内的私人雇佣劳动。在沿海省份,这种个体经营在规模上发 展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数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现,使得当代 中国的民间工业,再度呈现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业初萌期的历史 景象。
其三、恢复、建立和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地方工业的补充 者与乡镇经济的主体。好处是活跃了城乡小商品市场,发展了乡镇 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镇及农村生活的水平;坏处是使中共 乡镇基层政权有了挥霍的“小金库”,造成农村腐败横生。因为乡 镇企业直属乡镇党、政两权领导人,由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便 在改革中迅速成为有权有钱者,农民对他们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 以迅速扩张。
其四、仿傚清政府于经济改革中建立上海经济特区和开放通商 口岸的办法,延承毛泽东“抓典型”的一贯手法,在维系中共党政 两权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仿傚“资 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和经营模式,意在使它们成为一个红色的资本 主义世界。若就现实的政治经济状态而言,它们不过是中共专制权 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经营的中心和发源地,被中国 民间称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败和腐败改革的 象征地。若借历史的前证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经济特区, 却又远不及晚清的上海。因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权,没有党权即教 权;确有资本主义,即有自由主义经济的真发展,而无专制权力经 济的主体控制。加之旧上海虽然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新特区 却是中共权贵及其子弟发财致富的温柔乡。虽然它所呈现的繁荣和 繁华尚远不能与当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经济 特区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抓典型、树样板,但是,即便是邓小平于 一九九一年发表南巡讲话时,极力鼓吹深圳、珠海经验,却又绝不 敢向内地推广。无非是不能将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都变成“红色资 本主义”世界罢了。诚如中国大陆民间有言,“所谓特区,乃中共 特权地区之所谓也。”
其五、所谓提出城市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 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这三个提出,前两个固为形势所迫 而不得不为,在理论上也属于真改革,但是,中共的专制权力经济 结构,却只能使它们成为空谈。因为,当作为城市经济改革重心 的“向市场经济转型”,一旦受控于专制权力之下,则以自由竞争 为前提和本质的市场经济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至于第三个理 论,中共一则允许实行,二则乐于实行。因为它一是在理论上并未 全部否定专制权力经济,二是在实际上使有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们扩 大了赚钱的特权。因为由权力以平价买进计划商品,再用权力将计 划商品以高价卖入无计划的市场,便会仅仅因为权力这根杠杆的作 用,而在流通领域的转瞬和转手之间,就能获得惊人的“利润”。 这是中共官倒、权倒爆发的巨大历史契机,也是中共权力阶层暴富 的绝好“商业”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随之迅疾滑坡,和由改 革所招致、所扩大的各种社会败症交相并发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 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经济改革更由此而归于失败。
其六、所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于企业疏离党权, 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中共城市经济改革唯露改革 容颜之处。但是,由于专制权力经济的顽固性,即党权、政权对于 经济领域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不肯真让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 微,甚至一再出现反复。如虽然局改公司,公司却既设党委,又有 被规定的行政级别,是故,企业界的党权和政权也就成为假让和假 放;若再加上企业内部的党权和厂长权,又一直在随着中共层层权 力斗争的起落而相消长,是故,被松绑的厂长既不能“松心”,也 就谈不上真正的“松绑”。特别是“冷风”一来,党中的改革派一 遭难,厂长们就会被党委书记们名以各种经济问题、生活问题而投 在明枪暗箭之下,直至纷纷落马。十年改革中,这种倒霉的厂长无 以数计。其中衔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国人民震惊不已。
四、所谓以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为手段。
中共北京政权建立伊始,即实行了闭关自锁的政策。换言之, 即中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弃绝交游久矣。毛死后,邓小平发动改 革,本质既在自救,对内便要暂时“与民让步”,对外便要放弃僵 死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是,邓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对资产阶 级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开始了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 资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改革大计,虽是清政府老早就做过的,并也 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却是石破天惊,更被他们自己认作“史无前 例”。再加上中国市场既大,劳动力又低贱到了不能再低贱的地 步,加之早期的官场因眼界刚开,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 酒、一台彩电就可以使外资引进,合资签订,独资有望。如是,也 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资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后来的洋商和 最后赶来的台商,从而造成了一派轰轰烈烈的投资、合资及独资的 经济改革景象。这个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经济自救上自然 功不可没;这一景象,在导致中国官场腐败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 勳卓着;这一景象,对屡经危难的中共经济之一再输血,则在相当 程度上和在相当多的次数上,起到了维系中共专制统治的巨大作 用;这一景象,又为中国大陆人民放开眼睛看世界,从而愈来愈催 动起他们对于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们对中共经改的本质认 识和深刻认识,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资、合资和独资的 风气及规模,也就伴随着中共改革风云的变幻,改革派和顽固派权 力的相消长,经济发展的祸福不定,中共专制统治危机的或隐或 现,而时涨时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后,为中共层层统治集团中人 纷纷借投资、独资和合资举外债,变私款,转放海外为其子孙留后 路,提供了绝好的手段和渠道。据北美《世界日报》报导,一九九 四年,海外对中国大陆投资总数,即为中共转放海外之个人财富总 数的惊人消息,实在使一切真正爱国的华侨顿生扼腕切齿之痛。
诚然,与农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姗姗来迟的城市经济改革,由 于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经济改革的不改不动 和改而难动,一方面又因城市经济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计划 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见效,腐败已经横 流,一场城市经济改革几乎完全成了“官倒与腐败”的代名词。它 不单在社会风气上转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腐朽风气,而且 在社会心理上更是增强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感觉。其在权钱关系上, 一是使社会权力意识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强无弱,二是使权钱交易 成了败坏一切社会公德的祸水。
在中共十年经济改革中,除掉创造了一片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 以外,个体经营的发展应算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个 重大成就,一方面证明了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经营只有被 迫走与封建官场及专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 从而使得民族自由经济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发展的歧 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并出版的长篇小说《痴 汉》一书,就对此作出了十分生动和准确的文学概括。另一方面它 又在实际上为增加中共财税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 为例,一九八九年个体户的税收已达全年财政收入的近半数,一九 九一年则达到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对于撑持中共江河日下 的经济,实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后曾一心想使个体 户们倾家荡产的“江核心”, 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个体户 们继续发财致富,并绝不容许它们退隐家园,否则便以冻结、甚至 没收银行存款相刁难。由是,中共虽因“民族资产阶级”的再生与 发展而寝食难安,然而,真要下决心掐死这个新生的“畸形民族资 产者阶级”,其经济便会立即陷入不能维持的境地。因而,由这 个“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给中共在政治上带来的担忧和在经济上 带来的好处 —— 不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均已使中共处于进退维谷 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们指责“个体户发展已经宣布社 会主义失败”一类的话,和他们所一再发出的“中国就要形成为资 产者阶级的个体户将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并要寻找代理 人”的警告,无非表现了他们对“山河就要变色”的心慌意乱罢了。 05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禁区、死区、后果及专制改良本质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农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产 农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别是城市改 革,均被限定在经济改革的明确范围之内。即只准许经济改革,而 不准许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绝无政治改革的实践。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区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绝不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 共视为第一和挂帅的“政治”,便天经地义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 区。尤其是它的“四个坚持”和“抓两手”,即在四个坚持之下, 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在实际上不但不会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区 之外,增添了一个新的禁区,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改革。 由是,思想文化领域里新的整肃运动也就彼伏而此起。从一九七八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思想解放”以来,一九八零年就因 文学界被视为“越轨”,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场“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 06 即“是歌社会主义德、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争论,企图 再度用政治的力量来排斥和否定刚刚触及、表现和批判了当代社会 现实的文学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剧本座谈会”, 又借批判电影“苦恋”,向文化界发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 秋冬之际,终于爆发了为期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即来势汹汹 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西化”的运动。一九八四年全国作家 代表大会虽然是文学界对“反对精神污染”这一流产文革的“出 气”,一九八六年爆发在全国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论自由和 要求反对官倒腐败的学生运动,就更是表达了人民要求政治变革的 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运动,无疑暴露了中共绝不会改革政治,更不会将专制政治改 革成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后,因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冲突 的暂时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暂的宽松环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敢言”会风,致使一时间要求政治改革和 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的呼声响遍全国。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国第 五次“文代会”“不准串连和不准胡说”的阴冷沉寂会风,终于预 示着一场更大政治寒流的到来。可以说,除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为否定文革和拨乱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 过“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 去”以外,此后,在思想领域,非但再也没有提倡过任何的思想解 放运动,却反而有计划、有组织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 扑杀人民的任何“异于”思想,力求归复马、列、毛正宗,特别是 对新闻自由的绝不松口,集会结社的绝不允许,人民办报办刊的绝 不给予,从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改革亦与政治 改革一样被视作禁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发展仅 仅在几声呐喊和几篇“伤痕”之后,便开始遭受重重打击、限制、 并被迫迅速走向种种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生、发 展、滑坡和恶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无从兑现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区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经济改革中设立了以上禁区,根子,是在中 共党权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而党权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不 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个真正死区,而且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 个死区,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区和难题。特别是政治 改革的无以进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党管人 事”的制度却无分毫改动。十年改革中,“党政分家”的呼声可谓 最高,但至今党政岂但不分,甚至连对人大和政协都已经进一步强 化了共产党的专制。十年改革中,党权、政权对于企业、事业的管 理权和控制权,虽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议与不满,但其坚决不 改和坚决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产党演员赵丹临死前就曾满 怀沉痛与愤懑地指斥说:“既然号称百万大军的文艺界,每一个单 位和团体都有那么多的党员,又为什么非要派那些外行的党员来领 导我们不可?”他的话,虽然震聋发聩,发人深省,但是,一九八 九年之后,中共在全国各级文联及所属各协会,以大派党棍来代替 党员作家艺术家担任党政领导的倒行逆施,已经证明了中共的用心 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后果
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应。相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二十 六年无法无天的残暴统治而言,由邓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确 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中,达到了用改良的方法 以与民让步、与民休息和与国发展的成效,从而使得中共的专制统 治得以短暂的中兴。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中共这一艘早已在 下沉的大船总算没有沉没”。 07
二、专制极权统治的相对削弱。中共十年“挂羊头、卖狗 肉”式的专制改良,终于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会主义 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许多党人和官僚,对所谓社会主义信 念和共产主义信仰均产生了根本的动摇。人民不仅已经在感性和感 情上,而且已经从理性和理论上,走向了对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抛弃。在官场,则迅速演化成为将坚持马、 列、毛正宗思想,变成了假戏真唱和真戏假唱。有时则乾脆成为对 上交差、对下作态、上下互相欺骗、却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过场 戏。中共中央屡屡指责其各级党政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 原因,盖源于此。
三、官场腐败的迅速升级和扩张。虽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 初期,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党政官僚们在生活上已经腐化堕落不堪, 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铁幕之内,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词 犹如一把无形的“法术”之剑,被中共最高统治集团高悬在中低级 干部和造反派的头顶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与腐败。但是,至 文革中、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因毛泽东以革命名义整 杀“功臣”的倒行逆施,已为广大党人和民众所识破,“革命的法 术之剑”既随之消失,中共各级权力集团的腐败和腐化也就得以大 大地传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仅使得人民越来越穷,“革 命”亦同样使得中共的大多数下层干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 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难甘。于是,腐败和腐化遂蔚然成风。前文所 述,“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骂 出门”的民谣,便是文革中后期腐败社会局面的真实写照。毛泽东 死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内讧中失去了 天堂的所有党政官僚,为重新得到一切和占有一切而倍显贪婪;另 一方面,清苦了半辈子的中小“革命家”们,因早已看透了人生, 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虽难全真,“开放”却全然不假。 于是,“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一切都没有”的口头禅,几乎成为 他们心领神会的座右铭,激发得人人为餐餐顿顿酒肉穿肠过,为在 考察名义下出国观赏资本主义,为升官晋级而公然用公款行贿索 贿,为安排子女后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敛财和疯狂占有,为嚐尽人 生的艳乐而酒色不衰,竟能够将整个官场与社会闹得腐败横行,乌 烟瘴气。特别是一九八五年后中共层层高官及其子弟们的弄权经 商,大搞官倒、权倒,就更是将这一片腐败之气,变成了合情、甚 至合法的腐烂之风。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从“为革命抓 权”,彻底地走向了“为革命抓权乃是为了为革命抓钱的崭新历史 阶段”。而由专制制度和由专制改良所制造的腐败和腐烂,亦终于 变成了中共及其专制统治的不治之症,成为中共大陆专制复辟政权 的亡国之象。
四、社会两极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发展的极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败与腐烂,不仅是对社会公有财富的疯狂糟蹋, 而且是对社会共有财富 —— 实际是人民财富的公然劫夺。这就必 然要造成如下两个可怕的结果,一是他们的富有化恰与社会的贫穷 化成为正比,二是掌权者的公然腐败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个社会 腐败、腐烂风气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八九年 中共官场用于公款吃喝的钱竟达数亿人民币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 大内部亦有资料统计,该年中国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民 连肚子也吃不饱,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贫穷山区,农民连过年也吃不 上一顿肉的景况竟比比皆是。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对“吃喝玩 乐都报销”的中共党人官僚,怀抱强烈的不满直至愤恨。就后者而 论,则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个社会心理的严重倾斜和社会公德的 荡然无存。流行在整个大陆社会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 类的愤恨贪婪之语,实已将今日大陆社会的不平心态和腐风恶气表 现得淋漓尽致。
五、政治改革呼声迭起
如果说一九八四年前的农村改革和所谓城市经济改革尚有成效 的话,则一九八四年之后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开始呈现出种种 杂乱无绪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对于必须与之配套的政治 改革,或曰作为经济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迟迟不改,而 且决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邓小平虽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给予了政治 改革的空洞许诺,中共党内的政治改良“精英们”甚至已在草拟政 治改革方案, 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历史的 事实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仅无意进行政治改 革,而且蓄意反对政治改革,并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扩张党 权,强调四个坚持,特别是在人大和政协,思想界和理论界,教育 界和文化界,其党权的扩张与强化,实已到了连“十七年”与文革 都不曾达到的强度。如前所说,一九八九年之后,各级人大和政协 均由中共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其主要职务的事实;一九八九年 之后,各级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和各级作家协会均由中共各级宣传部 派出大批党棍以再事“外行领导内行”的实例;一九八九年后,江 泽民犹如高喊立宪时期的晚清监国摄政王载沣一样,集党政军大权 于一身、一族(即上海帮)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说明中共为了巩 固其一党专制的权力,已经连脸面也不能够再顾了。而对于那些一 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压,赶出 海外,便是逮捕法办,课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笼罩 在我们的国土之上。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虽然以上述种种手段达到了在实际上反对 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心中却 非但没有因此而消失,却反而变得愈来愈强,愈来愈烈,并且终于 演变成为要求社会彻底变革的思潮,在向着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对中 共专制统治的明确目标前进了。
六、民主运动的爆发
中共从允诺政治改革到反对政治改革直至强化专制政治的行 径,一方面保护了中共的权力及其特权阶层的贪赃枉法与腐败腐 化,一方面使原来已经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发生了严重的滑坡,一 方面终于使人民对中共的所谓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 到否定”的历史过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许诺实行政 治改革一年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终于爆发了学生运动。其声势与 规模均为一九一九年之后所仅见。这一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国性 学生运动,虽然无领袖,无组织,亦无计划与谋划,更无黑手,但 是,各地学生喊出来的却都是:立即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官倒与腐 败,要求新闻言论出版自由。邓小平和他的中共如临大敌,不仅对 人民呼唤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对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充耳 不闻,而且立即抓住学生运动要求新闻言论自由这一“严重把 柄”,立即压上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向着党内外 左右开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保护伞,而在枪杆子的逼迫下待罪辞职;几位被中共指为资 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党内知识分子,遂被开除党籍;各地高校 学生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分别受到了轻重不同的处分,严重参 预者则被逮捕“法办”。这一场旨在思想上进行整肃的政治运动, 虽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场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一样,只能以流产 为告终,但是,它从反面所聚敛起来的不平之声与反抗之念,却随 着中共经济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败的更加横行无忌,而愈来愈 表现出它必然要勃发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题发挥”,即 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发开来的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全 国上下各阶层人民的竭力支持与踊跃参加,并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 和世界范围内空前壮阔的民主运动,只能说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 九年中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倒行逆施,特别是 其间官倒和腐败的横行无忌,实在是起到了激怒整个社会情绪的巨 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专制改良本质
由于中共改革的范围是经济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区是政治改 革,中共改革的死区是党权的绝然不改、不让和不放,中共十年改 革的直接后果乃是腐败的歧生歧长和人民不满的迅速加深,因此, 中共的十年改革,才仅仅是经济改革,并且以不根本改变专制权力 经济形态为界限。因为,这一场经济改革,一旦从根本上触及了、 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中共的专制经济形态,就等于触及了、动摇 了、甚至是改变了这个专制权力经济形态的“政治底牌”,也就是 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中共一党的党权和中共的整个专制 极权制度。所以,中共才不会下决心改变它的专制权力型经济,更 不会首先下决心改革它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即决心以政治改革 来廓清经济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巩固其一党专 制统治,意在维护其一党江山的专制改良本质,也就昭然而若揭。 中共的改革遂只能与晚清及近、现代所有专制国家的专制改良一 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败的最后下场。
三 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与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
—— 兼述八九民主运动发展与变化的四阶段
—— 兼述八九民主运动发展与变化的四阶段
第一、中国大陆人民思想变化与发展的四阶段
从中共建国到天安门大屠杀,就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人民在思 想上曾经历了四个变化与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阶段虽有对中共阴谋夺 权历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历次政治镇压中,上千 万人被处决、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实,使他们当中的幸存者不 仅已经不敢言,而且已经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农民、特别是 青年又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所迷惑,五十 年代初,中国大陆才会在施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呈现一派错把复辟 当革命的荒谬昇平景象。
第二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阶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 斗争为发端。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党专政,揭露社 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但是,中共将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强迫劳 改、劳教、直至逼迫他们家破人亡的残酷事实,终于使全体知识分 子开始如履薄冰。他们不仅在党的教导下开始学会指鹿为马,不敢 言非,甚至完全陷于不敢讲话、更不敢思考的悲惨境地。酷似欧洲 中世纪黑暗宗教统治的中共专制思想统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 于广大民众,其中大部分因惧怕共产党而日渐变得麻木起来;小部 分人仍沉缅在中共的虚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过来。虽然后来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饿死四千三百万人的中共人为祸患, 09 已经使大多数人民在感情上对中共发生异变,对中共的怀疑 已经与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后,因毛泽东一再地喊出 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日渐地施以高压政策,特 别是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迅速升级,乃使中国大陆人民只能继续 陷入“不敢说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 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生们,就更是在中共的强行 教化之下,成为被共产文化鸦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个国中虽 然恐怖日深,却又愈来愈弥漫着一股激越的左倾气氛。遍及国中 的“高昂革命情调”,完全掩盖了“一片惶惶人心”。犹如“法国 的痛苦完全被掩没在路易十四辉煌的专制王权之下”,虽然是大大 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阶段的前三年是为中共 的文革阶段, 10 即中共疯狂地内讧、内斗和内乱时期。中间七年至 四人帮垮台,是为文革余波横行和毛氏全面复辟君主专政时期。后 二年,属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要维护毛泽东路线的时 期,是为过渡阶段。本阶段中国大陆人民思想的发展,基本上可以 分解为从畏共惧毛到顺毛造反,直至走向开始否定毛泽东和怀疑社 会主义制度这样三个阶段。本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先 进者已经从毛泽东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认识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 斯专政。一九七四年广东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 字报,虽然立场和感情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实际上已经透出了 对毛泽东君主专制复辟的否定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 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返”的誓言,实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阶段初始,普通人民曾 重新寄望于“中共好官”。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共“好官”,即恢 复了权位的中共党人,所迅疾表现出来的霸道、贪婪,及其对人民 的无情无义,特别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离 了人民要求实行真正改革的愿望,使得腐败横生,从而造成了人民 的一再失望和最后绝望。中共及其整个专制极权制度,由是而遭到 了人民的彻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开始悄然来 临。
第二、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
一、双重思想解放运动的源起
众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曾一度出现思 想解放的运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固然因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混 乱和毛氏君主统治的结束,而给它带来了兴起的时代条件,但它兴 起的直接原因,却是华国锋要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 即“两个凡是”的路线。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又要引起 中共党内一部分文革倒台干部的强烈反对。由是,一场从民间自然 兴起,和由部分中共党人发动,首先旨在推倒“两个凡是”的思想 解放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在民间,作为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前驱的,是四人帮垮台后一 场文学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个文学解放运动,既因小说《伤痕》而 得名为“伤痕文学”,又因小说《伤痕》表现的是中共党人及其子 女在中共文革内讧中罹难的生活,因此,它作为一九四九年后第一 篇公开发表的,揭露和鞭鞑现实的作品,虽然缺少文学价值,却使 得整个含冤忍苦的社会耳目一新,并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受到中共 统治集团中文革受难者、即某些中共党人的嘉许和中共官方的允 许。这个绿灯一开,一方面虽使得表现中共党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难 的作品大量问世,一方面,却又使表现人民自身于文革中遭受冤苦 的文学作品,得以冲破堤防,决如横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 过文革,并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闭的血腥统 治。其笔触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场反右斗争所制造的“千 万冤案和冤魂”身上。由于人民借文学而长歌当哭,其意是在痛定 思痛,因而,本阶段的文学发展也就迅速地从“伤痕”转向了社会 问题,亦即“问题文学”的诞生。一大批揭露社会问题、包括文革 前后社会问题的小说,不仅应运而生,而且企图引起“疗救的注 意”,即企图直接干预生活,否定现实,揭露黑暗,要求变革。
这一场文学解放运动不仅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而且成为 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剂。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初中国大陆人民对小说的锺爱,以及由小说所表现、所唤起的社会 情绪和世道人心,其在声势与规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运 动中的新文学运动而已。但是这一空前的文学解放运动,由于时代 条件的本质不同,虽然在声势及规模上胜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却又 在深度和广度上远逊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诚所谓“呐喊未起声先 哑”者。但是,诚如哲学的时代必然脱胎于艺术的时代,革新的时 代又必然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一样,由它所艰难推动、或迅速诱发 的思想解放运动,因它一方面发出了“于无声处听警雷”式的呼 喊,从而使得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成为人民与中共 部分党人的共同心声;一方面又因它伴随着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 标准”的理论号召,而与思想界的最早苏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学 解放与理论解放的合流,及其对于整个思想解放的推动,又导致了 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和贵州“启蒙社”的诞生。 11 因此,如果说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论依据,那么,后来者们在西单 民主墙头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风云,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内的波涛”了。 12 当时,中共党内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邓小平遂眼疾手利地 抓住了人心和时机,击退了党中顽固派的僵硬守势,推翻了“两个 凡是”,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确定了“与民让步”的改革开 放路线,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鼓吹“继续思想解放”,一方面则很快 就提出了“四项原则”,要强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马列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里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关于建 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已经多次指 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 最核心的一条。”他甚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 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13
二、 中共压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 共刚刚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遭到了压迫甚至是镇压。彼 时,获得了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以所谓四个坚持来摧毁民 主墙,扑灭民刊,并逮捕了一大批民主运动参加者。 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 传方针的决定”仍然称:“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 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 出:“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 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地 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 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 个指示中,中共对非法刊物的决策是,一方面“决不允许??以任 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一方面又指示“对 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以免引起海外的 反弹。同时,陈云在坚决反对制定“出版登记法”时竟然说 道:“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 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 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 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 15 由是可知,正在 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剥夺,虽与毛泽东时 代并无两样,却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大相径庭。
然而,邓小平和他的中共为了叫人歌颂他们的三中全会路线, 并为他们的改革开放政策鸣锣开道,不仅对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采 取坚决镇压的手段,而且还蓄意将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逼向了由他 们所诱导的“思想解放轨道”之上,将知识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 共进行政治改革和振兴中华者,一些倾心中共经济改革者,某些民 主意识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进中共专制体制内,以在党内造 就一支专门歌颂三中全会路线,既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又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上层知识分子队伍。特别是在思 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项原则直接约束和严密控制思想、理论和 学术等领域的继续思想解放。二是以坚持四项原则为借口,重新加 强党对文艺界、特别是对官方作家协会的领导,三番五次明令作家 们“不准写文革”,明确指出文学只能从“正面”积极地干预生 活,建立官方评奖制度以提倡党所需要的文学,压制党所厌恶的文 学,极力引导文学走形式主义的道路,阻止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与 发展。以将刚刚开始出现的真文学,大面积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 半真半假的文学歧途之上。 16 从此,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被压在阴山 之下,只能在民间流传;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优秀作家,有的被压 迫,有的则被压杀;少数敢于抗争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为被批 判和被处分,反而于民间获得了很大影响,有的则因为连发表都没 有可能,或即使发表了也被明令给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传和评 介,而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邓小平和他的中国共产党,甚至 在四项原则的幌子下,仍然坚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 绝不容许任何民间出版物的存在,绝不允许任何民间文学团体的出 现,有则扣以反革命组织和反动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绝不手 软。对文艺界如此,对其它各界也就不难想像,从而将促成了他们 夺权成功和改革开放局面的文学解放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利用起 来又压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艰难发展与巨大成果
但是,“颂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辩论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 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是任何专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 17 邓小平及其党人对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压迫、镇压和诱 导,实际上,只是造成了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分裂而已。
为中共诱导而走进了中共专制体制内的上层知识分子,从此成 为中共的一个部分。他们虽然构成复杂,有一些人确有改革政治的 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却从此走上了效命中共专制统治和背离人民 历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坚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实行真正政 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广大普通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却从此构成了 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七十至八十年代兴起的当代思想解 放运动,从此一分为二,分道扬镳,造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思想解放 的特有现象和复杂现象。
属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颂邓小平的改革路 线,反对党中顽固派的反改革路线;二是为中共的改革找根据、出 主意、想办法。其性质,是在不得不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前提 下,意在推动中共专制统治行为的改良。其特征,一是被迫将一切 改革的思想与理论,都规约在中共的四项原则之内,即中共的专制 制度之内,亦即他们所自称的“体制内”。二是他们既然已经获得 了在体制内推动“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们就不得不对属 于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与“越轨”思想,或思潮,授 以“偏激与激进”的理由来压迫之、反对之,或化解之、“引导 之”。从而在客观上便越来越脱离了人民对政治变革的要求。
相反,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虽在中共的打压下步履 维艰,却又发展迅猛。这是因为:其一、属于人民的思想解放运 动,一是在艰难中继续遵循了一条从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 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专制统治这样一条思想解放的路 线。二是伴随着中共改革的兴起、滑坡与严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条 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确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变革,即要 求以民主取代专制的思想解放路线,从而认识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 的专制改良本质,和它不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历史 结局。
其二、体现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上述轨迹,无疑凸现了 它反对专制改良和追求民主变革的根本历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 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在民间的艰难复 归,产生了对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进行再认识和 再评价的崭新诉求。这个再认识和再评价,虽然发端于对国民党抗 战的研究,却迅速地扩展到了对清政府改革、孙中山革命和中华民 国历史,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重新认识和认知,从而逐步地和悄然 地形成了中国大陆民间的巨大历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因为一要受到中共专制政 权的禁止和镇压,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无言论出版的 环境自由,并且,随着中共改革的严重滑坡和败局的迅速形成,只 能愈来愈遭受到更大的压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两个重要历史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只能 在无形中发展,在无形中壮大,因而不可能产生自己鲜明的代表人 物。但它的无形和无领袖,反而造就了它别具的特色,这就是“十 亿人民九亿侃”,即全国人民人人评政治,人人谈改革,人人想变 革和人人指责中共“只图推行经济改革而绝不愿意进行政治改 革”。显然,非有如此社会局面的形成,则八六年的学潮既不会发 生,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恰恰是具有无形特 征的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才在没有“出口、渠道和领袖”,即没有 发言权、发表权、出版权和号召权的社会状况下,既推动了人心的 迅猛觉醒,又造成了觉醒人心的超负荷积压。这自然为人民民主运 动的一触即发和横流溃决,奠于了社会情绪的广阔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它既不能公开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开地推 动其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采取其它形 式与方式来表现这一要求和推动这一发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责任 感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间的历史学者们,乃采取种 种“包装”,将他们要讲的和要写的“暗渡陈仓”。八十年代中 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兴起的报告文学,便在真假拥护中共改革的 幌子下揭露社会现状和改革真相,实为唤醒民心和激发人民对于真 正政治改革、即民主变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再就是 大量介绍近现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会科学丛书的出版,诸如《走 出中世纪》等一批隐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统治着述的问世,其对启 迪民智、教育青年、抛开幻想和认清现实,作用十分巨大。特别是 由历史学界和大量民间历史学者,包括作家、记者和军队中的中青 年知识分子军官们,所出版的大量历史研究着作和纪实历史文学作 品,实为中国的未来变革与发展,奠于了难以估量的思想基础和政 治基础。而由这一民间历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对于晚清改革和中 共改革的比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比较,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台湾和大陆的比较,特别是孙 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比较,就更加使得当代中国大陆 人民对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名义下复辟”的历史较量过程,逐渐 地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两部长篇 小说,竟借小说而对辛亥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中共改革,提 出了大胆的、并且是正确的体系性认识,无非说明这一场诞生和发 展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之中的历史反思运动,确已成果昭彰。18应 该说,如若没有上述种种推动人民思想解放的作为和努力,八十年 代末中国大陆人民民主运动的狂飙突起与迅猛发展,也就是不可想 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界为推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所做 出的种种贡献中,一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内 知识官僚,亦在译介和编纂人文科学丛书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纪丛书”等。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一个与近 代中国及其它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个特征就 是:不论是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是人民自身的思想 解放运动,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程度,均远不及他们所没有 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们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层次不 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根本不能表现。就体制内而言,改革派知识 官僚们不是强制自己不要继续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将解放了 的思想公开出来;就体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饰以种种的伪装,或只 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盖其原因,无非是中共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的思 想统治,其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少 有的专制所致,亦为近现代任何一个专制国家,于改革时代对言论 自由的钳制所不能比。这个悲哀的事实,既造成了中共党内改革派 不能尽其心,更不能尽其责,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暗潮 愈烈,则伪装愈严,其表现出来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与实际上人民 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离甚远。它虽然为中共的最终败局埋 下了更加可怕的突发性原因,却又为一切不知情者和难以知情者, 企图了解和认知中国大陆人民、包括党内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实思 想,带来了困难,曲解,甚至造成体制内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对抗。
四、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派与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结合点
显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经济改革的迅速滑坡和严重滑坡,官倒 腐败的轰然而起,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不仅造成了党内改 革派与顽固派的巨大政治冲突和激烈的权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将 身家性命系于中共改革派权力人物的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鉴 于“改革存则他们存;改革亡则他们亡”这样一个性命攸关的局 面,从而使他们萌生了一是反对官倒腐败以救经济改革,二是要求 实现体制内政治改革以推动经济改革的愿望。正是上述两个愿望, 才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和体制外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 了两个临时的结合点”。然而,也正是这两个临时的结合点,才使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学生运动之后与胡耀邦一起倒 了台;更使他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于一九八九年空前壮阔的人民 民主运动中,兴奋、支持,却又徘徊、流连甚至游离在这个运动的 某些发展过程当中,从而造成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困境。他们当中的 一些人,终因有了最后的觉醒,而开始走上追求祖国民主变革的道 路,有的却因为挣不脱那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关系,而陷入了深深 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与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一、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
“八九民运”的爆发,实为一九八五年以后官倒腐败的横行和 中共反对实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运”的爆发,又是人民思想解放运动被迫深入 发展的一个结果。因为,人民正是在历经了专制暴政之后,才会对 部分人曾一度倾心的专制政体感到失望;然而,人们也正因为对专 制仁政即改革,复又感到了希望的破灭,他们才会最终地从失望走 向绝望。当然,绝望了的人民,之对于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反 抗,也就是势所使然的了。如果不了解中国大陆人民心灵状态的这 一巨大转变,就没有可能了解为什么竟会酿成如是民主风暴的根本 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学潮的责任,而发动“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迫使胡耀邦下台等行径,所引起的人心 激烈反弹,亦是它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后,邓小平对顽固派的让步,因造成了党 内另一个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党内斗争又伺机 待发,所以,民主运动兴起后,赵紫阳以及一些党内改革派知识分 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阶段内对运动的支持,也是民主运动 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邓小平的两重性,或曰两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 要借改革以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顽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运动爆 发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杀的根本祸因。
二、八九民运发展的四阶段和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第一阶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学生运动,直至中共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此为 运动的发动期。于发动期,运动在构成上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学 生为主体,性质上出现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败;二是如同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京率领千名举人上书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 一样,北京学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求中共当权总理的接 见。三是要求运动的“高度纯洁性”,即绝对不允许任何“政治上 有问题的人”介入运动,不允许任何有可能触怒中共的“过激”言 论与行为发生。几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门上毛泽东画像,竟 被学生领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严厉镇压的事件,实为其鲜明 的例证。指它为八九民运的重大错失亦不为过。因为在近现代世界 各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中,它实在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四是重 复一九八六年学潮中已经提出的“新闻自由”要求。前三条虽使运 动在发动期明显带有改良主义性质,但若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共专制 政权的残酷性在人民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人民不得不采用“打着 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以进行反抗的政治特点,则其明显的改良主义 性质,实不如称之为鲜明的改良主义形式更为确切。而上述第四条 实已标志了在改良主义形式之下所寄托的民主要求。这一民主要 求,无疑已经表现了运动自一开始就已经具有的民主运动方向。
第二阶段,自《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运动定性 为“反革命动乱”,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严和大规模调集军 队进京“勤共”,即镇压运动。此为运动的发展期。在发展期之 初,由于中共对运动的“定性”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因而造成 了运动的迅猛发展。其波澜横空之状,既使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处以 互不相守、几至瘫痪的境地;又使党中改革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 —— 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因错看形势,以为运 动将有助于党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松了中共向来不曾放松过 的“舆论控制权”,从而造成《人民日报》和中共各级党报强烈 的“自由化”倾向。各级党报争相报导运动,特别是《人民日报》 的积极行动,实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个在后来被 中共称为“新闻误导”的“极端错误做法”,一是使运动迅速演变 成为全国和全民的民主运动,声势大增。二是造成了运动本身的胜 利感,即以为新闻自由的要求已经实现,进而提出要与中共最高专 制统治集团平等对话,并要求向全国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党中 某些改革派知识官僚错看前景,因而,他们有的开始勇敢地声援运 动,有的终于一怀壮烈地参加了运动,有的乾脆为了推行体制内的 政治改革而决心利用运动,有的甚至立即成了运动的幕后力量、即 成为出谋划策者。他们一方面支持了运动,一方面又企图借运动支 持改革和支持他们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级政权几乎处于群龙无首、 茫然不知所向的瘫痪境地。少数中共党政干部和一般党员,甚至是 那些长期以来专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们,有 的为正义冲动感所驱使,有的仅因为看错了时势,竟也走上街头去 声援学生,从而造成全国各地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所向披靡。应该 说,这既是民主运动的发展期,又是民主运动的极盛期。因为它使 人民在既有的社会情绪基础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展开了向 中共及其政权“争平等、要民主”的斗争。虽然处在发展期和极盛 期的运动,始终坚持和平与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 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借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坚持要求 平等对话,坚持要求中共惩办官倒,坚持要求铲除腐败,坚持矛头 直指邓氏家族和中共权贵及其太子党的做法,特别是建立在这一切 之上的、明确的政治变革要求,则表明了运动在民主要求上的发展 和在民主性质上的深入,从而改变了运动发动期的改良主义倾向。
第三阶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严,军队进京,直至六 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杀。此为运动的对抗期。对抗期在性质 上显然是发展期的继续和强化。因为,一是人民于运动发展期的民 主要求并未因“大军压民”而有任何改变,所以它是发展期的继 续;二是中共蛮横的姿态非但没有压制住运动,反而激起了民心的 极大反感,直至造成强烈反抗意识的产生,即情绪和要求的升级。 北京学生的绝食,以及全国人民对绝食学生既爱、又怜、更要支持 的强烈表现,便是它的明证。所以它才是发展期的强化。至此,运 动的中心虽然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但运动的声势却开始外延 到全国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当局对绝食学生不问生死 的态度,所引起的全国和全世界的震怒和关注,更加激发了全国人 民长时期以来对于中共的深恶痛绝之心和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 运动的发动期所显示、又在运动的发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运动性 质,到了本阶段,已日益演进为“民主精神对于专制暴政的鲜明对 抗”。六四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主抗争运动”,从而 开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变、转换与推进的伟大进程,中国大陆人民 亦因此而在运动中开始走向彻底觉醒。
八九民主运动在对抗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性质变化,自然带来 了它在构成上的变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虽然仍是运动的中心和 尖兵,但运动的主体与主力,却变成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人民群 众,尤其是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普通市民、个体户和部分的工 人及农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车下,欲以老命来保护学生的 感人场面,足以说明民心的立场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运动的对 抗期,一批曾在运动的发展期卷入运动的少数党政干部和少数中下 级官僚,已开始迅速地退出运动;至于某些曾在运动发展期参加、 或声援过运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中共“民主党派”的部 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发展期长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层 知识分子”,却开始游离在运动内外,直至脱离运动,有的甚至因 为看不清形势的发展和摸不准中共烛影斧声的内斗变局,而只能痛 苦、旁惶,心中支持学生,胆中害怕中共。于是他们只好反转来 用“同情”的姿态,去“劝说”学生和“劝阻”这一场民主运动。 即既要向绝食学生表示同情,又要与学生及其运动划清界限,以在 两边都留下后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纪念日前后,在由他们当中的某 些人于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运动和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浪 潮里,他们亦已经明白无讳地承认自己介入运动的目的,不过是 要“代表政府”去劝说学生罢了。而他们对于绝食学生的指责,就 更是表明了他们在感情和立场上,与人民民主运动的差距竟然如是 之大。当然,他们这样做,说穿了,亦无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当 年的无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处以对抗期的运动,不仅是对民主运动本身的一次大考验,也 是对所有介入了这一场伟大民主运动者的大鉴别。人民因此而纯洁 和发展了自己民主抗争的队伍,中共因此而暴露与表演了他们极端 专制强权的本性,中共党内的某些知识“精英们”亦终于在冰、炭 不能相容的冲突情境下,作着极其痛苦的选择。然而,已经太晚 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向来“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视他们为 政敌的的党中顽固派,自然不会原谅他们。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 人,虽然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党内政治异 见者,而绝非中共专制政体的真正反对者,如若惨言之,乃是“中 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们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 人,将随着中共的持续倒行逆施,持续地拒绝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 改革,而陷入不断的绝望,从而日益地清醒起来,不仅能够完成理 性的觉醒,甚至能够完成感情的觉悟,而最终地走上与中共决裂、 并与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结合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大陆来日的民主变 革尽智、尽才和尽力。
第四阶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历经中共镇压和 人民暴动,直至运动的最后失败和结束。此为运动的最后阶段,亦 为民主运动的暴动期。因为正是中共的大屠杀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 英勇反抗。八九民主运动,由此而从对抗期的民主抗争走向了暴动 期的大规模人民暴动。“六四”之夜,当北京人民于血与火之中惊 醒过来时,当他们对中共专制政权最后的那一点期望,终于被中共 用人民的鲜血扑灭时,北京人民立即进行了英勇壮烈的反抗,即暴 动。特别是“六四”之后十余日,全国各地、各大中城市为反对中 共北京屠城所爆发的公开反抗,不单使山岳为之变色,而且其情之 烈,其景之壮,其规模之阔大,其置热血和生命于不顾的旷世景 象,乃极大地表达了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共专制统治的彻底觉醒之 心和公然反叛之为。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将他们数十年来在中共残暴 统治下的积怨、积恨和积仇,统统地爆发开来了。在全国各地,到 处是火车停驶、飞机停飞和公车横路;到处是工厂罢工、农村罢 耕、学生罢课和商店罢市;到处是倾城而出和望不断的人民抗暴游 行队伍;到处是气壮山河、悲愤难抑的口号声和哭泣声;到处都飘 舞着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头饰及胸花??中国 大陆人民在中共高举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 四”英烈,实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 血”的壮烈景象,亦为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奇情和奇景。在重 庆,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终于和妻子一起走上街头, 走进了抗暴队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这一辈子连想也不敢想的口 号:“打倒共产党!”在武汉街头,一位妇女泪水滂沱地讲演 说:“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无辜的同胞?你们 说,四十年来共产党可为中国人干过一件好事?”听众回报她的, 竟是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在安徽某县的一所乡间小学校里, 当一位女教师流着眼泪问孩子们说,“北京的大学生们被共产党开 枪打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时,这些乡间的孩子们居然和泪跟着 一个孩子高呼:“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 上!”事后,这两句话,又被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将它书写在那一块 小小的黑板上,好几天内,上堂讲课的老师们都不忍心将它们擦 去。
中国大陆人民觉醒了,中华民族真的醒过来了。历史终于将自 己“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过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伟大 的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下失败 了,但是,它却为推动中国大陆人民由追随专制改良向追求民主变 革的迅速过渡,竖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它无疑标志着中国大陆人 民的民主觉醒和民主追求,从此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后,在海外,由于种种为中国大陆 人民所难以了解的原因,曾数度掀起过批评“六四”、批判“六 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风潮。甚至直到 今日,这种对“六四”民主运动不公正、不正确和不怀好意的批判 和否定,不仅在海外占有相当的市场,而且已经形成为一种思潮。 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驳,但是,它们的影响所 及,却对当前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带来了许多的 障碍与困难,更使得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民主进步产生了许多的怀 疑和错识。笔者在此仅想说的是,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她所面对 的虽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残酷的专制政权,但她在迄今为止的 中国历史上和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却是一次和平与非暴力民 主运动的楷模与奇迹。如果批判者们和否定者们要站在和平与非暴 力、甚或是所谓理性的立场上,来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六四民主运 动,那我们只能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民主运动, 也就必然要遭到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阅读一点人类进 步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人类民主进步的历史,我们自然就能够得 出这样一个至为正确的结论。反之,所谓人类的民主进步,尤其是 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就无所由来与无从谈起了。
似乎应该指出的是,仅仅证明了“八九”是一场民主运动,还 不能说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将它爆发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予以进 一步的深刻说明。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将相距了七十个年头的五四 运动和八九民运,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我们便不能看出“六 四”和“五四”的区别,便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更为清晰 的认识,更不能对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过渡艰难反复历程的关系, 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不仅爆发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 辟、即民主和专制正处于公开较量的时代,而且还处在一场伟大的 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头。而 八九民运却爆发在中国大陆已经遭遇专制复辟整整四十个年头,中 共专制政权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经济改革、却决然不愿施行政治改 革之时。所以,五四运动才欣遇了一个人民已经拥有新闻、言论、 集会、结社之相当自由的革命时代;相反,八九民运却遭遇了一个 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经被剥夺罊尽的复辟岁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处于一个能够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时代, 因而能够公然地反对军阀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相 反,“八九”却处于人民不能、也不敢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复辟 时代,因而才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 建专制制度和全面复辟专制统治”。所以,前者才敢于高喊着“外 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公开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对军阀政 府,而后者却只能够声称是“要求新闻自由、反对官倒腐败和期求 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对专制统治。
其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才在对军阀政府 镇压的猛烈抗争中成功了,获得了“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的胜 利。军阀政府虽然企图镇压,却不敢镇压,更不敢施以大规模的血 腥镇压,甚至只能以让步、认错和“拒绝签字、惩办国贼”为告 终。由是,中国人民才终于迎来了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 利。八九民主运动却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者们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 下,让腥风血雨洒遍了整个神州。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甚至是海外的 中国民主运动,都开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两个民主运动虽然在时代条件、思想基础、政治立 场和胜败结果上存在着上述重大的差别,但是,同作为伟大的民主 运动,它们根本的相同之处,还是在于,它们均爆发在中国民主过 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之中;而它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则是一个爆发在 革命与复辟正处在公开较量的时代,一个正处于已经实现了全面专 制倒退的“复辟岁月”。虽然这个复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 名义之下”,犹如北洋军阀们的企图复辟和实现复辟乃是在“共和 的旗号之下”一样。虽然中共的专制复辟乃为北洋军阀们的专制复 辟所不能比、也不该比。
四 清王朝改革、邓小平改良与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与邓小平改良的简单对比
本节标题之所以称清政府是为改革,邓小平是为改良,乃是从 他们在专制改良的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深与浅而言。下文将从两者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试以说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邓小平改良的相同点
其一、两者在本质上均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都只想在专 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 经济上西学为用,旨在维护专制统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两者在理论上的相同之处,是均没有一个真正近代或现 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其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却都有一个维系 和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做为他们改革的桎梏。前者为孔孟儒教、三 纲五常,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才一个要空 喊“富国强兵”,一个假喊“振兴中华”。然而,两个真正要喊的 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长治久安”,即“专制长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两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处,一是均以经改为主,二是经 改均历经两度,三是都搞的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 资,四是都搞的是对内搞活、允许个体经营的存在和发展(中共乃 是局部允许),五是均设立经济改革的特区 —— 只不过一个成 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一个却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 富贵风流乡”。其四、两者都反对过政治改革,特别是都反对专制 制度的改革。只不过清政府曾从坚持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三个不能变 (参见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却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四个坚持”。 二是均血腥地镇压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们 逃往国外。三是均在镇压政治改良派两年以后,因统治危机迅速加 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经济改革运动,以挽救日 益危殆的政治经济局面。四是在二度经济改革中,与近现代各国曾 推行改良的专制政体一样,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政治镇压,企 图以此维护正在江河日下的专制统治。只不过中共对民主人士、异 议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镇压更加广泛、更加残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 喊立宪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经改中,高度集中权力,强化专制统 治,一个将权力集中至满族贵族、直至皇族一身,一个则将党权集 中到企图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地步。六是尽管如此,却同样造成了 专制权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层层削弱,其专制权力的瓦解和 崩溃同样势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与邓小平改良的不同点
其一、就改革动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属于王朝 统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阶段的“自救”行为。邓小平的 改良却属于一个专制复辟政体“为维护其复辟统治而进行自救”的 行为。二是清政府于历史消亡期的一切败症,虽是专制统治和专制 制度处于历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现,却也是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下的现 实反映。但中共的种种败症,除为复辟的专制政体所共有之外,却 是它在“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局面之下,长期地和一再地 要“斗天、斗地和斗人”的一个政治恶果。是故大清朝虽为外族统 治,又运交专制制度的末路,却能够绵延二百余年,才在外患内忧 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为自救而实行改革;而中共作为一个未曾统 一的复辟政权,虽运交国际共产专制复辟的兴盛之日,却只撑持了 二十余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来自救了。
其二、就经济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虽然垮台了,但是, 清政府长达五十年的两度经改,却“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 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 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加速了封建自然 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初步 形成”(参见上卷第一章注释)。然而,中共的经济改革,充其量 也只是将为它所破坏殆尽的的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进行了远 没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复。中共以恢复农民的小生产来救社会主义的 命,以恢复个体户的历史性正常存在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成 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复“旧中国”已有的自由经济和市 场经济作为它二度经改的标志;其表现和成效又如何能够与晚清相 比。
其三、与清政府毕竟实行了“百日维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 曾允诺君主立宪的二度改革相比,邓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 改革早期曾废止过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产农奴制,和发出过政 治改革的数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无政治改革的实践可言。二是清 政府杀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维新”之后,中共开枪和开坦克 车杀人,却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却根本没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 三是与清政府顽固派对政治改良派的镇压相比,中共杀人者,不仅 有顽固派,而且它的杀人主凶恰恰是发动了改革和领导了改革的改 良派领袖邓小平。四是中共对仅仅是自发地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学 生和人民进行镇压的极端残酷,及其杀人之多,不仅为慈禧太后、 而且为近现代任何一个正处于改革期的专制政权所不敢比。
其四、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允许人民拥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不仅允许知识分子宣传近代西方物 质文明,而且允许宣传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处于高喊改革中的 邓小平和它的中共,却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行,不仅不给人民以应有 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仅一再地要反对、限制和打 击宣传现代西方的精神文明,并名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亟 欲扑灭之,而且将其一党独霸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监控得愈来 愈紧。
其五、与清政府用上谕诏告天下愿意“废除满族特权”相比, 正处在改革期的中共权力集团及其“老干部和接班人”,所拥有的 特权之愈来愈多及其越来越贪,则为中国整个封建、君主专制社会 的历史所望洋兴叹。
两相比较之下,称清政府是为改革,中共是为改良,也就言之 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无非清政府只为一家之政府,而 中共大陆政权以及中国大陆的所有社会机构,竟全然是中共一党之 机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权之外,皇冠上并无一个 君临一切的党权,即教权;而中共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统治,却将 教权、即党权凌驾在政权及一切权力之上。而党权的至高无上,之 不让与不放,更被视作天经地义。再者,党权的基础与核心便是定 于一尊的党义,即教义。如同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一样,其 作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与心理障碍,之绝不可以触动的极端专制 本质,自然也就使属于政权范畴的改革难于上青天。这既是邓小平 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之所以远逊于清政府的内在情由,更是邓小 平改革一触及政治改革,便连经济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缘由, 和清政府杀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经付诸实行之后,而邓小平杀人却是 在人民仅仅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终原因所在。更何况清政府 是一个大一统的正宗王朝,中共却是一个未能统一的短命复辟政 权,其于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与它作为复辟统治的更加顽固性相 反相成。
第二、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一、从理论、历史和当代的事实来看
其一、从理论上来看,近现代各国专制政体的改革,不论它推 行的仅仅是经济的改革,还是掺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仅是为了苟 延专制统治,都一再地和最终地诱发了革命。
其二、从满清王朝同样是意在自救的经济政治改革运动来看, 虽然经改和政改交错,甚至有血有泪,但它无非是将自身改革的历 史,孕育成了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罢了。
其三、从当代苏联、东欧共产专制制度崩溃的历程来看,可以 说,它们个个都是改革在先,垮台在后。有的虽然改革伊始,就因 意识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苏 联,然而,它却迅速地导致了自己以及东欧整个共产专制制度的崩 溃。因为,只要共产专制制度不彻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 都会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场伟大民主变革就必然地会及 时到来。虽然,它会引发较大、较强的阵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经解 决,所以,阵痛过后,势将迎来一个能够真正迅速发展的时代。东 欧一些原共产国家近年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明显发展和进步都 是明证。虽然俄国由于共产专制复辟的时间过长,并且,新政权由 于种种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国的共产党虽然亡国却没有 亡党,所以,它因“过渡”所带来的阵痛,就较之东欧其它共产国 家更为长久,甚至更为痛苦。但是,俄国人民的选择却是明确的, 其民主过渡将必然会走向它最后的成功。
二、就中共专制统治的现实来看
其一、由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大陆早已崩溃和彻底崩溃,中 共赖以控制和强化思想统治的基础早已不存,因此,中共专制政权 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由是,人民已经否定了中 共专制统治的现实合法性。
其二、由于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数十年来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邓 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只能挂羊头卖狗肉的 做法,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崩溃和消亡,亦早已将中共党人 的共产主义信仰扫荡罄尽。犹如有近六十年党龄的中共老干部、前 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 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 是老年痴呆症了。” 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识形态来立党和建政的中 共,其政权已经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于中共在思想上已经走上了无路可走和无路可追的境 地,已经自信全无,所以中共才会高喊“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 才会嘶叫“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 改垮得更快”,中共才会消极接受苏、东、波的教训,中共层层官 僚才会纷纷搞钱“留后路”和个个“及时行乐”。这就为中共的必 然垮台和自己垮台做好了至为重要的准备。
其四、从中共八九年后的二度经改来看,其内容只是在决不改 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纵经济改革,实际是放纵“人欲”,结果则是在 一片虚假繁荣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个社会日益走向贫穷、不公和 腐烂。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因它缺少 了“自由竞争”这样一个根本的社会政治条件,所以,它才不仅要 造成种种败症的出现,而且必然会造成在中共专制政治体制下向市 场经济转型的最后失败。中共整个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垮台也就 势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被蓄意制造出来的“理论”竟然指出, 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即专制权力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 是由于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来,所以,另一部分才会必然地要 贫穷下去;二是由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性,所以社会才 要承受转型的阵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会必然地被剥夺。这个希望 被剥夺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牺牲的所谓理论,显然是在依据 马克思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错误思想,既要告诉剥夺 者,他们的疯狂剥夺乃是理所当然;又要警告被剥夺者,此乃历史 发展的必然,只能逆来顺受。但是,它却违背了一个最起码的历史 事实,即在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 贵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贫穷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只要看 一看被马、恩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所描写的“贵族们 的日益贫穷化”,和他们在新生资产阶级面前的可怜相,我们就能 够相信,今日中共权力人物及其子弟们的超级贪婪化和超级富裕 化,与那个所谓的残酷的资本积累理论该是多么地不能相称。必须 明确的是,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和近代民主主 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相生相成的。唯有旧专制权力的逐步消 亡,才能带来自由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也只有在专制权力走向消亡 的时代,才能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带来它先决的政治条件和时代条 件。然而,由于中共的专制政治权力非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在强制 地进行着加固,所以,它才为自己权力阶层和贵族子弟们的残酷积 累,制造了黑暗的政治条件和时代条件。当然,这根本就不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中共专制统治集团及其权力的附庸者 们,对全体人民的最后掠夺和疯狂掠夺罢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们,今天居然要用马克思意在揭露和进攻资本主义原始积 累“不合法”的理论,来为中共进行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合 法性”进行辩护,如若马克思先生在天有灵,岂不是要喊冤叫屈而 不能终?
其五、从中共二度经济改革所一手制造出来的高度官场腐烂和 高度社会腐败来看,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所迅速呈现出来的,已是一 片亡国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径,甚 至为挽救专制统治的命运而一再推出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 日中国大陆一片亡国之象的真正来由。只要稍稍听一听中国大陆遍 地流传的民间歌谣,我们就能体会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样,中共的 改革非但没有治愈腐败,反而使腐败歧生歧长。而不可治愈的制度 性腐败,便是前夜来临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变革的历史要求来看
其一、因现实的痛苦唤醒了历史的痛苦,人民才会渴望一场伟 大的民主变革。应该承认的是,由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确实适 应了彼时国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 共真地能够“学好、改好”。人民确实是宽宏大量的。但由于中共 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并保护官倒腐败的横行,从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 了邓小平“专制仁政”的本质,仍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政权。 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仅仅是要求他们实行政治改革的人 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的专制暴君本质也就因 此而暴露无遗。由是,经历过毛泽东长期专制暴政统治的人民,也 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间,因“新仇”唤醒了“旧恨”而走 向了最终的觉醒。这个觉醒的实质,就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专 制暴政、专制仁政和中共专制权力现实合法性的全面否定。于是, 前夜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
其二、因现实的觉醒导致了历史的觉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场伟 大的民主变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泽东死后和华国锋垮台之际, 中国大陆人民和邓小平曾先后“共同”发起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曾艰难地经 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阶段是批判和否 定文革前的中共专制暴政。第三阶段则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国 民党抗战为发端,开始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再反思、即再认识。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因伴随着中共改革的推动、发展、滑坡、停滞和 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属于对中共权力现实合法性的批判和否 定,那么,第三个阶段,则是中国大陆人民正在从根本上对中共 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质,和中共“革命”与中国现代历 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产生了真认知。由是,作为中共对 立面的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中国”对立面 的“旧中国” —— 中华民国,和作为被毛泽东与共产党在实际上 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义理论体 系,直至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 到了必须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和再肯定的历史地位之上。
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之迅速、迅猛、广泛和深刻,这一场历史 反思运动已经在中国大陆民间所造成的广阔而且深远的影响,这一 场历史反思运动在历史事实的澄清和理论研究上的成就,这一场历 史反思运动所已代表的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思潮的历史性转折,实已 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对中共权力的现实合法性进行否定之后,已经 对中共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产生了全面质疑,直至走向了彻底否定。
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在被中共统治、欺骗和折磨了近半个世纪之 后,认识到中共的“革命”不过是对孙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的 反扑和反动,是对辛亥之前中国专制制度的一场空前复辟,是在共 产革命的名义下,以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 式,对于中国数千年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血腥“补课”。它不仅 强行地阻断了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而且将二十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强行拖拽在反动与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 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终的觉醒。由 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场改革的结局,便是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来临 一样,中共这一场改良的结果,亦同样会迎来一场伟大的民主变 革。只不过这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既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继 承,又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完成。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或 曰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如同近现代一些先进国家一样,终于在历 经了革命与复辟、民主和专制之惨淡较量的主体历程之后,就要迎 来她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最后成功了。前夜已经来临,变革必将成 功。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兼 论 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何谓“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变原有性质前提下 的“自我求善”。就是指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 式。
何谓“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 善”,和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两种,一是政治行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 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为政治改良的初级阶段。后 者是要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改良,是为政治改良的高级阶段。然 而,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或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 的先例。英国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复较量,才产生了改良的 新政体。但这个因革命才产生的“君主立宪”,及其逐步走向“虚 君共和”的历史,却并不是旧政治制度实行自我改良的过程和结 果,而是革命爆发后实现“调和”的政治产物。这个“调和”,在 王室,是为让步;在民众,则为胜利;在国家,是为进步;在历 史,则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王朝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和只有 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革命有着各种 各样的形式,并非专指暴力而已。前苏俄和东欧共产专制制度的垮 台,就不是暴力革命的产物。至于十九至二十世纪交替时期的日 本,虽然在近现代进步的国际条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据走向了专制 统一,即由封建式君主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式君主专制,但它只能 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历史事实,只能说明它在实质上不过是整个 专制制度发展范畴内的改良,即专制制度发展期的改良罢了。虽然 它同样经历了武装改良、即“倒幕战争”的洗礼。
然而,政治改良却有“何种制度之下”这样一个前提。这就为 近现代世界范围内政治改良的历史和现实,划清了“专制改 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内,首 先,企图在不改变原有制度或曰体制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 以进行政治行为的自我求善,便是专制改良,亦即专制改良的初级 阶段。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末代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满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当代东欧、苏俄的 早期改革,都属于这一范畴。它们的共同特徵,都是处在专制制度 衰亡期,为挽救这个制度及其统治而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至于 中共,则连政治行为的改良都还没有达到,或曰还根本不想改。其 次,是在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或其它形式的专制制度、专制政体的前 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对现存专制制度或曰专制体制,进行 局部的、或过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宪,便是专制制度的改 良,是为专制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如前所说,若无其它条件的 形成、推动和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 它在性质上虽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结果上却难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纯粹的民主改良,则是指在一个已经确认、确立了 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这个政治改 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经被确认和确立之后,所以,它才既是对于旧 制度遗留问题的逐步克服,又是对于新制度下新问题的逐渐解决。 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过程。当前东欧和俄 国,以及今日中国台湾正在试图逐步解决的种种新旧社会问题,都 是显明的例证。
因此,凡自称“体制内”的改良者,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 乃是哪一家体制内的改良者?”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 但事关体制的性质,事关你立身于何种体制之内,事关你所推动的 政治改良的性质,而且事关你个人在体制内外的政治前途。因为只 要你试图突破原专制体制,而企图改良到另一个民主的体制里面 去,那么,那个原专制体制就怕连体制内的一席之地也不会给你 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末中国两代专制体制内政治改良者的下 场,便是明证。尽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终都要坚持留在专制体制 内,又坚持自称是所谓“体制内”的改良者,虽然你并不好意思明 称自己要维护的就是专制体制,甚至更不管这个专制体制要不要 你,你都想要它,那么,你要做一个专制制度维护者的决心和形 象,也就昭然而若揭。应该说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论其身 处“体制内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专制统治者学好改好的人, 一些对旧专制制度和旧专制统治集团怀抱希望的人,或一些与专制 统治集团以及其中的权势者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或有着利益和利 害关系者。但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国家和平进步 和担心国家混乱混战,才成为要求改良而反对革命者。这在一个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固属天真幻想,却也是对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 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确认识的一个结果。但是,前东 欧、苏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虽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 革命所成的历史事实,已经为非暴力的革命,展现了她完全可能取 得成功的历史可能性。
因此,当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离我们前一代改良者和 革命者的论争已经相去近百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 辈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历经争论、冲突才汇而合之的老路,而是 应该在推进祖国民主进步的同一条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冲 突;目标一致,却又各显其能。除掉象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样,改 良派们又要为着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对革命。 那么,岂但革命和改良的论战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战胜改良的 前途亦必然会出现在历史的面前。虽然我们相信今天体制内外的政 治改良者们,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要求中共进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 改良派了;虽然我们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们已经不可能拒 绝一切能够促成民主变革的种种和平方式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都 已经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够联起手来以共同反对专制制 度,中共专制统治者们,才有可能在革命这样一个倍显压力的政治 压迫下,向人民实现妥协以接受和平变革。当然,中共若是继续冥 顽不灵,等待着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汇入革命的不 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历史的前证,我们自然并不 希望中共再将它覆灭的后证,提供给历史。
注 释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内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大参考》杂志曾对农民抢粮 、盗粮的情形有较多报导。这是促成中共 被迫同意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参见七十年代中期“全国青少年犯罪讨论会”资料。
03、打“白条子”,即指中共基层政权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用“白条子”代替现金偿付农民,兑现时,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给现 款,强取豪夺,造成农民损失惨重,从而招致农民的极大不满。
04、江泽民曾于“六四”以后公开说过一定要让个体户们“倾家荡产”,并曾见于报端。原因是个体户们曾支持过八九民主运动。
05、参见中共顽固派领袖邓立群等人数度致中共中央的“万言书”。
06、一九八零年,李剑所写的“歌德还是缺德”一文原发表于《河北文学》,中共遂利用这篇 文章挑起了一场“是歌社会主义德, 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所谓文艺论争,并批判 了一些所谓“缺社会主义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礼堂的讲话。
08、参见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09、同上。这仅仅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另有学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书记并头会曾认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 常死亡”人数为七千万。
10、参见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条。
11、一九七八年贵州民间诗人黄翔等曾赴北京贴大字报,公开宣布成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启蒙社”,创办第 一个民 办刊物《启蒙杂志》,并发表宣言。不久,启蒙社乃分裂为三个组织,即启蒙社,解冻社和新潮社。后来均迅速遭到镇压, 黄翔等为此系狱数次,年将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单墙风云正起之际,恰值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邓小平遂利用民主墙上的民众呼声,击败了党中“凡是派”,夺取了 中共最高权力。为此,北京民间才流传出文中的“两句话”,以形容西单民主墙和邓小平及中共三中全会的关系。
13、参见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
14、文革后的文学解放运动以及其后的民主墙运动,曾带来全国民办刊物的兴起。但邓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墙积极分子之后, 又因全国民刊协会在武汉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缔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办者,一场以北京西单民 主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因此而被中共扑灭。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说、特别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等为发起作品。其后,所谓现代派文学因被中共官方 文坛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坛。
17、〔法〕米涅著:《法国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市的女儿》和《少夫人达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先生曾拥抱主讲人辛灏 年先生流泪而言,使整个会场气氛激越。参见当时海外的相关报道。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内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大参考》杂志曾对农民抢粮 、盗粮的情形有较多报导。这是促成中共 被迫同意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参见七十年代中期“全国青少年犯罪讨论会”资料。
03、打“白条子”,即指中共基层政权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用“白条子”代替现金偿付农民,兑现时,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给现 款,强取豪夺,造成农民损失惨重,从而招致农民的极大不满。
04、江泽民曾于“六四”以后公开说过一定要让个体户们“倾家荡产”,并曾见于报端。原因是个体户们曾支持过八九民主运动。
05、参见中共顽固派领袖邓立群等人数度致中共中央的“万言书”。
06、一九八零年,李剑所写的“歌德还是缺德”一文原发表于《河北文学》,中共遂利用这篇 文章挑起了一场“是歌社会主义德, 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所谓文艺论争,并批判 了一些所谓“缺社会主义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礼堂的讲话。
08、参见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09、同上。这仅仅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另有学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书记并头会曾认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 常死亡”人数为七千万。
10、参见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条。
11、一九七八年贵州民间诗人黄翔等曾赴北京贴大字报,公开宣布成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启蒙社”,创办第 一个民 办刊物《启蒙杂志》,并发表宣言。不久,启蒙社乃分裂为三个组织,即启蒙社,解冻社和新潮社。后来均迅速遭到镇压, 黄翔等为此系狱数次,年将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单墙风云正起之际,恰值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邓小平遂利用民主墙上的民众呼声,击败了党中“凡是派”,夺取了 中共最高权力。为此,北京民间才流传出文中的“两句话”,以形容西单民主墙和邓小平及中共三中全会的关系。
13、参见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
14、文革后的文学解放运动以及其后的民主墙运动,曾带来全国民办刊物的兴起。但邓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墙积极分子之后, 又因全国民刊协会在武汉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缔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办者,一场以北京西单民 主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因此而被中共扑灭。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说、特别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等为发起作品。其后,所谓现代派文学因被中共官方 文坛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坛。
17、〔法〕米涅著:《法国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市的女儿》和《少夫人达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先生曾拥抱主讲人辛灏 年先生流泪而言,使整个会场气氛激越。参见当时海外的相关报道。
结论
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革命做一个结论了。 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这个境外颠覆势力的直接策划、操纵、命令和指挥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
第二、中国共产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产革命为榜样,后期则是打着共产革命旗号的,具有鲜明暴民运动特征的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
第三、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专制统治和君主王朝,却是推倒了专制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正在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进行着殊死较量,并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第四、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参 加”、诱逼和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 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 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四是在国难当头和中华民族奋起抗 战的历史岁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五是在中国 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 反对民主化进程,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意在改朝换代 的农民战争。六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专制 复辟政权,为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彻底否定共产 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为革命实为反动和 血腥的历史”,彻底地否定了它自己。虽然,有一些人对共产党总 是保留着一丝温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们都不难 看到这一丝温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与共产党有着千 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和利害关系;有的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历史、特别 是中华民国的历史缺少最起码的了解;有的虽然对专权时代的共产 党充满否定之情,却对共产党这个胜利者所编造的辉煌历史早已深 信不疑,轻易难以动摇;有的仅仅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是一 九四九年的失败者,因而总想在失败者那里找到共产党多少有些正 确的证据??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最能够蒙蔽人的,还是他们高 举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因为这一面旗帜 太美好,也太能够欺骗人。但是,我们只需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 检测和衡量一下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贡献”,我们就不 能不彻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为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发展和特 殊发展中,我们只能以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爱国还是卖国的标 准,来对它作出究竟是应该肯定或是应该否定的结论。因为我们无 法用不同的标准来臧否中国共产党。因为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 力量,包括任何个人,在历史发展的法则面前,都只能被一视同 仁。虽然这对于那些对中共情有独钟者,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 痛苦。
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并不等于对共产 党人的全部否定。因为,如导论所述,一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 想,或曰仅仅作为一个空想,并没有错,错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 整套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手段;二是传统农民革命虽然只能导 致“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这样一个政治结果,但农民革命本 身却应该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和反动。 许多人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甚至参加了那一场旨在打 江山的共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将共产 革命和农民造反的一般参加者,与听命苏俄、阴谋破坏中国国民革 命、甚至叛卖祖国利益的中共领袖们加以区别;将决策假抗战、不 抗战和日蒋火并之卖国路线的中共领袖,和为中共所骗,以为中共 才是真抗战而积极参加共产党者加以区别;将在这场专制复辟的血 腥历程中已经和正在觉悟者,与为了维护到手的专制权力而继续甘 当刽子手的冥顽不化者加以区别;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进一 步认清中共的历史罪行和避免变革期的混乱与流血局面,非但极为 重要,并且有益而无害。因为我们仍然希望绝大多数的中共党人, 还是回过头来做中华的儿女,而不要继续去做马列的子孙。因为口 口声声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共党人们,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 早就不信马列了。历史需要我们有如此的认识,历史也要求我们这 样去做。
总结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民主与专制的三大较量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即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四阶段,亦即中 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发和中 华民国创建前夕,严格地说虽然不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但它是 中国近代史的最后阶段和中国现代史的端绪时代。它和辛亥之后中 国现代史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是它的准备期,又是它的奋斗 期,所以,我们才将本阶段当作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阶段和中 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准备阶段。这样,将有利于我们简要地分阶段总 结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
第一阶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 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清王朝专制统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与民主 革命力量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较量和相消长。
在本阶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导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时兴 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绝改良,坚持镇压革命,直至一朝败 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从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良、发动保皇 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改良并一再遭遇失败。在民主革命一 方,则是从“天下共弃”走向了“天下共拥”,直至初造成功。本 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来自清政府不 愿、拖延、欺骗和镇压政治改良的顽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 争,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阶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胜利至中国国 民党领导北伐成功。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初 次实现和初步实行,到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公开反扑和变相反 扑,构演出了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一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张勳的公然复辟满清和北 洋军阀的变相复辟及长期混战,虽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制造了 极大困境,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一切民主进步 力量,却坚持护国、护法、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孙后,以蒋 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终因领导北伐胜利,而将“竟辛亥之 功”的历史使命得以初步实现。中华民国因此而获得了初步统一。 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 建之后,将必然迎来民主与专制的艰难较量和反复较量,因此,要 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卫刚刚创建的共和国统,就必须建立有权 威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就必须自下而上地实现地方自治,就必 须造成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权基础和社会基础,就必须逐步地实行军 政、训政和宪政,特别是实行宪政过渡期的训政,以确保革命政权 不被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所颠覆。
第三阶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 一至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败退台湾。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外患内 忧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壮烈的卫国战争之中,全面内战狼烟四起 之时,民主的艰难推进和专制的变相反扑,乃构演成民主进步与专 制倒退的持续较量与复杂较量状态。由是,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历经 艰难进取,中国现代历史虽有巨大进步,中华民国虽已赢得了伟大 卫国战争的胜利,却终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所战胜。中国 民主革命的胜利进程因此而发生了巨大逆转,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因 此而面临着巨大的倒退。从而构演出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二次 大较量。
在本阶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国国民党在政 治上一是护国护法的目的达成;二是遵照孙中山遗训,实行训政, 准备宪政。三是逐步夺回国家主权,逐步建立民权基础。在军事上 一是削平军阀复辟的余波,二是围剿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的中共 叛乱和叛国,三是采取与日本和战并用的策略,积极进行全面抗战 的准备。在经济上“确认民生建设为首要”,保护民族经济,肯定 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赢得“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在 思想文化上则坚持三民主义,批判共产主义,倡行各种文化并存, 允许新闻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为止仍然无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 就。
在本阶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华民国政府和 中国国民党虽然领导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卓绝,但仍不忘在政治上 推进民主、准备宪政,在经济上建设后方,在文化上继往开来。因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终废百年不平等条约,并成为 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在本阶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战后的中华民国 民主宪政建设,虽因中国国民党和其它政党、政团的共同努力而获 得急剧推进, 制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因中共志在发动 一场打江山的农民战争并获得了成功,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 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巨大逆转,使中国大陆陷于旷日持久的 全面专制复辟之中。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是在民主力量相继战胜了专制势力 公然、公开和变相的复辟之后,在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能 遭遇形形色色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以共产革命为名义的专制 复辟,乃是对民主力量与共和国家进行反扑和颠覆的最大危险。二 十世纪东方若干农业国家遭遇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对 此提供了血腥的证明。
第四阶段(一九四九 —— ),自中华民国政权败守台湾和中 共在中国大陆建国始。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中国,两个国名 和两个政权。一个在失败后坚持恢复训政,致力发展民生,艰难推 进民主,直至实现宪政即还政与民,终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民主与 繁荣的世界先进地区和全中国民主富裕的模范省。一个却迅速复辟 专制制度,全面建立极权体制,践踏民权,破坏民生,摧毁自由经 济,消灭市场经济,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和以发动政治运动为手段, 长期地摧残和迫害中国大陆人民。嗣后虽推行改革以自救,却又一 再地拒绝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现晚清社会政治局面,从而迎来了 又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本阶段是为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 制的第三大较量。海峡两岸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长期对抗乃是第 三大较量的明显特征。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辛亥以来的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即“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则分裂生”。因此,中国的统一,前 提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 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这,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和革 命与复辟的三大较量,及其历史意义之所在。
下卷总注释
第一章:
01、《中国现代史》第四二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四三页。
03、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三 零部分。另参见刚刚解密的前苏联同时期档案。
0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讲话。
05、中共“三大”决议。
06、同02,第一册第三零八页。
07、同02,第四五四页。
08、《李宗仁回忆录》。
09、《张国焘回忆录》。
10、同上。
11、转引自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五十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
12、廖仲凯此行获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援 助。
13、即斯大林“五月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为表示对 汪精卫的信任,曾将该指示“示汪”,汪乃大惧。五月指示的主要 内容: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 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 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 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 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 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 成几个新军。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 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 官??。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页。
14、参见上卷第三章及注释。
15、鲍罗廷为反蒋,曾在南昌和武汉分别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 蒋而代之”,当时的李宗仁虽未予理睬,唐生智则跃跃而欲试。参 见《李宗仁回忆录》等。
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 问题的决议》。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 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19、参见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 八至三七九页。
22、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 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 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 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 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 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 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 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 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 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 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 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 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25、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 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 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 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共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 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 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 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 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 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26、夏斗寅起兵反共前后,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曾派参 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等策划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马日)晚,由许克祥统一指挥,由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 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围并封闭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 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余处为共党把持的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 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是晚即有百名中共党人被处决。五月二十三日 许等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五月二十八日又正 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部份县市遂有清共除共之 举。对“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不愿下达讨许命令,汪只以国 民政府名义致电长沙,令军队维持治安,令工农纠察队严格遵守秩 序,不得报复,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 不批准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出的,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的计划。毛、 蔡欲组织数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遂以泡汤。嗣后武汉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决派谭平山等赴湖南查许“叛变”,并查农运过火事, 鲍罗廷亦随调查团前往。但谭平山刚抵岳州,即获悉许克祥已电令 岳州驻军就地枪决鲍罗廷,鲍被吓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乃 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因唐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许克祥仅受记过 处分。唐并命令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否则即按反革命罪办理,武汉国民党中央只好同意。
27、因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宁、汉双方应共同北伐,遂引起中 共的不安与反对。因“共同北伐”的结果必然是“共决cp(共产党 英文缩写)”。因此,中共乃阴谋促汪、唐“东进讨蒋”,即挑拨 北伐军分裂打内战。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 蒋之念,所以,乃暗决先回师武汉清共,再伺机东进讨蒋。所以, 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即中断北伐,还兵武汉,赴长沙调查马日事 变,并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致电武汉政府,认为“马 日事变”责任在中共,并称中共的工农运动,实是“横流溃决,叠 呈恐怖”。
28、当宁方清党和汉方决定继续北伐之时,冯玉祥已入潼关,并控 制了陕、甘、豫三省,称兵五十万,嫡系约二十五万。但因所部一 直常驻绥、陕、甘、豫等贫疾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又对宿敌张作 霖深怀戒心,故亟望能够在中原驻脚,并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 位。所以冯开始虽然对宁、汉双方持中庸姿态,但当冯赴郑州与汪 会谈,旋又赴徐州与蒋会谈之后,冯乃决定与蒋合流并发表“敬告 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要求中共暂时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 止农、工运动及阶级斗争,驱逐鲍罗廷。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 党“,并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集中开封受训,以辨明是否共产 党员。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先被解职。被查明为中共 者,即专车送归武汉。俄国顾问乌斯季若夫亦被冯遣送回国。
29、汪精卫在看到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后,因得知中共要暴动而 大惧,加上夏斗奄“叛变”、朱培德“遣共”和“马日事变”后汉 方国民革命军已严重不稳,六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 长何健又发布了反共训令,称“工农运动,此祸不去,祸将不 堪”,因此“诏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图。并 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共产党分离”。所以,自六月中 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产党分离办法的汪精卫,终于七月十四日夜召 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和“驱俄”、即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归 国。
30、参见《导论》对法国革命期间望岱农民叛乱的评述。
01、《中国现代史》第四二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四三页。
03、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三 零部分。另参见刚刚解密的前苏联同时期档案。
0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讲话。
05、中共“三大”决议。
06、同02,第一册第三零八页。
07、同02,第四五四页。
08、《李宗仁回忆录》。
09、《张国焘回忆录》。
10、同上。
11、转引自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五十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
12、廖仲凯此行获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援 助。
13、即斯大林“五月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为表示对 汪精卫的信任,曾将该指示“示汪”,汪乃大惧。五月指示的主要 内容: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 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 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 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 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 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 成几个新军。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 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 官??。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页。
14、参见上卷第三章及注释。
15、鲍罗廷为反蒋,曾在南昌和武汉分别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 蒋而代之”,当时的李宗仁虽未予理睬,唐生智则跃跃而欲试。参 见《李宗仁回忆录》等。
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 问题的决议》。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 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19、参见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 八至三七九页。
22、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 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 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 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 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 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 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 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 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 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 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 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 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25、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 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 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 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共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 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 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 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 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 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26、夏斗寅起兵反共前后,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曾派参 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等策划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马日)晚,由许克祥统一指挥,由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 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围并封闭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 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余处为共党把持的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 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是晚即有百名中共党人被处决。五月二十三日 许等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五月二十八日又正 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部份县市遂有清共除共之 举。对“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不愿下达讨许命令,汪只以国 民政府名义致电长沙,令军队维持治安,令工农纠察队严格遵守秩 序,不得报复,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 不批准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出的,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的计划。毛、 蔡欲组织数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遂以泡汤。嗣后武汉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决派谭平山等赴湖南查许“叛变”,并查农运过火事, 鲍罗廷亦随调查团前往。但谭平山刚抵岳州,即获悉许克祥已电令 岳州驻军就地枪决鲍罗廷,鲍被吓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乃 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因唐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许克祥仅受记过 处分。唐并命令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否则即按反革命罪办理,武汉国民党中央只好同意。
27、因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宁、汉双方应共同北伐,遂引起中 共的不安与反对。因“共同北伐”的结果必然是“共决cp(共产党 英文缩写)”。因此,中共乃阴谋促汪、唐“东进讨蒋”,即挑拨 北伐军分裂打内战。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 蒋之念,所以,乃暗决先回师武汉清共,再伺机东进讨蒋。所以, 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即中断北伐,还兵武汉,赴长沙调查马日事 变,并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致电武汉政府,认为“马 日事变”责任在中共,并称中共的工农运动,实是“横流溃决,叠 呈恐怖”。
28、当宁方清党和汉方决定继续北伐之时,冯玉祥已入潼关,并控 制了陕、甘、豫三省,称兵五十万,嫡系约二十五万。但因所部一 直常驻绥、陕、甘、豫等贫疾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又对宿敌张作 霖深怀戒心,故亟望能够在中原驻脚,并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 位。所以冯开始虽然对宁、汉双方持中庸姿态,但当冯赴郑州与汪 会谈,旋又赴徐州与蒋会谈之后,冯乃决定与蒋合流并发表“敬告 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要求中共暂时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 止农、工运动及阶级斗争,驱逐鲍罗廷。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 党“,并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集中开封受训,以辨明是否共产 党员。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先被解职。被查明为中共 者,即专车送归武汉。俄国顾问乌斯季若夫亦被冯遣送回国。
29、汪精卫在看到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后,因得知中共要暴动而 大惧,加上夏斗奄“叛变”、朱培德“遣共”和“马日事变”后汉 方国民革命军已严重不稳,六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 长何健又发布了反共训令,称“工农运动,此祸不去,祸将不 堪”,因此“诏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图。并 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共产党分离”。所以,自六月中 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产党分离办法的汪精卫,终于七月十四日夜召 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和“驱俄”、即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归 国。
30、参见《导论》对法国革命期间望岱农民叛乱的评述。
第二章:
01、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页。印度加尔各答 《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黄平:《往事的回忆》第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 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
04、《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致冯总司令书》。
05、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一页。北京大 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页。
08、中共广州暴动于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发动。罗氏发言为十一月十 四日,广州暴动已经失败。
09、同07,第一二一页。
10、如中共党史专家解读,“革命危机”即指“革命时机的成熟或 到来”,对革命对象而言,即是“革命危 机”。参见《共产国际 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 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 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 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版。
1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 一九五四年版。
14、《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 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 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 改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页。
17、同06,第一七八页。
18、同06,第一八零页。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 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20、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21、同上,第二零二页。
22、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 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 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 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 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 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 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 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 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 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 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 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 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危险的战争泥 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 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 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 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 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之争,以推 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 路线”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页。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 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 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4、《张国焘回忆录》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55、同上。
5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一九零页。
57、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 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 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58、同56,参见第二七三页。
59、《张国焘回忆录》第八九四页。
60、《红旗飘飘》是中共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所编纂出版的大 型系列《革命回忆录》。其中记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绿林好 汉”为中共“革命”军队的故事极多。
61、参见文聿《中国左祸》一书。
62、63同上。
01、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页。印度加尔各答 《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黄平:《往事的回忆》第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 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
04、《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致冯总司令书》。
05、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一页。北京大 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页。
08、中共广州暴动于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发动。罗氏发言为十一月十 四日,广州暴动已经失败。
09、同07,第一二一页。
10、如中共党史专家解读,“革命危机”即指“革命时机的成熟或 到来”,对革命对象而言,即是“革命危 机”。参见《共产国际 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 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 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 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版。
1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 一九五四年版。
14、《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 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 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 改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页。
17、同06,第一七八页。
18、同06,第一八零页。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 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20、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21、同上,第二零二页。
22、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 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 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 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 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 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 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 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 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 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 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 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 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危险的战争泥 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 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 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 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 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之争,以推 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 路线”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页。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 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 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4、《张国焘回忆录》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55、同上。
5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一九零页。
57、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 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 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58、同56,参见第二七三页。
59、《张国焘回忆录》第八九四页。
60、《红旗飘飘》是中共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所编纂出版的大 型系列《革命回忆录》。其中记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绿林好 汉”为中共“革命”军队的故事极多。
61、参见文聿《中国左祸》一书。
62、63同上。
第三章:
01、02、03:《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九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页。
05、《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一八二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 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页。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页。
10、同上,第二五四页。
11、《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九页。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页。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页。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页。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页。
16、同05,第二四八页。同01,第三九二页。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页。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页。
19、同05,第二四九页。
20、同05,第二四九页。
21、同11,第一二三二页。
22、同11,第一一八二页。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 旗号逃出江西,后在皖南被剿灭。方本人在被捕后被处决。
24、苏联《真理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八八页。北京大 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页。
28、同25,第二六八页。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页。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页。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页。
33、同25,第二零九页。
34、同11、第一二零八页。
3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六页。
3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一页。
37、参见北师大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页。
41、同11,第一二三六页。
42、同11,第一二三七页。
43、同11,第一二三九页。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页。
48、同25,第二一零页。
49、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中国现代史资料 选集》第五册第二二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页。
51、同上,第二二三页。
52、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五日。
5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页。
54、同11。
55、“关于独立自主问题的再认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 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六页。
5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九一页。
61、同上,第五零四页。
62、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 集》合订本第七三九页。
63、毛泽东:“共产党员发刊词”。
64、参见下章注第二十七条。
65、同05,第二七九页。
66、中国大陆《党史信息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页。
69、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的讲话。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零七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对日作 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 学院党史教研室编选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一二零 页。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页。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
78、同70、第二九一页。
79、《彭德怀自述》第二二四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五页。
01、02、03:《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九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页。
05、《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一八二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 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页。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页。
10、同上,第二五四页。
11、《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九页。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页。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页。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页。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页。
16、同05,第二四八页。同01,第三九二页。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页。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页。
19、同05,第二四九页。
20、同05,第二四九页。
21、同11,第一二三二页。
22、同11,第一一八二页。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 旗号逃出江西,后在皖南被剿灭。方本人在被捕后被处决。
24、苏联《真理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八八页。北京大 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页。
28、同25,第二六八页。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页。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页。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页。
33、同25,第二零九页。
34、同11、第一二零八页。
3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六页。
3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一页。
37、参见北师大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页。
41、同11,第一二三六页。
42、同11,第一二三七页。
43、同11,第一二三九页。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页。
48、同25,第二一零页。
49、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中国现代史资料 选集》第五册第二二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页。
51、同上,第二二三页。
52、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五日。
5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页。
54、同11。
55、“关于独立自主问题的再认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 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六页。
5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九一页。
61、同上,第五零四页。
62、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 集》合订本第七三九页。
63、毛泽东:“共产党员发刊词”。
64、参见下章注第二十七条。
65、同05,第二七九页。
66、中国大陆《党史信息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页。
69、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的讲话。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零七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对日作 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 学院党史教研室编选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一二零 页。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页。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
78、同70、第二九一页。
79、《彭德怀自述》第二二四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五页。
第四章:
0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九四页。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页。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页。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页。
10、〔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11、《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八七页。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上述电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页。
14、“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二十一旅团主力之辨析”。《中国 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六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二一页。
16、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 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28、《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五至五一 七页。
29、同上。
30、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页。
32、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 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的 信。
33、同11。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七页。 35、《共产国际通讯》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一九四零年三 月十一日。
37、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毛泽东选 集》合订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页。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三四页。
44、同42。
4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五一页。
46、47、48,《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页。北师大 《中国现代史》。
49、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三 九至五四零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 本第七零七页。
52、同上,第七零八页。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页。
60、同11,第三四一页。
61、何世芬:“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杰出贡 献”。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一四页。
63、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 七页等。
64、参见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页等。
65、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曾于笔者访问台湾时 告诉过作者,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 的任务。
6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四三页。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页。
69、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页。
70、同67,第六八页。
71、参见王桧林、李隆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 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 道:“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 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0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九四页。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页。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页。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页。
10、〔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11、《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八七页。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上述电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页。
14、“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二十一旅团主力之辨析”。《中国 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六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二一页。
16、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 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28、《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五至五一 七页。
29、同上。
30、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页。
32、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 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的 信。
33、同11。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七页。 35、《共产国际通讯》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一九四零年三 月十一日。
37、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毛泽东选 集》合订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页。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三四页。
44、同42。
4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五一页。
46、47、48,《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页。北师大 《中国现代史》。
49、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三 九至五四零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 本第七零七页。
52、同上,第七零八页。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页。
60、同11,第三四一页。
61、何世芬:“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杰出贡 献”。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一四页。
63、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 七页等。
64、参见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页等。
65、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曾于笔者访问台湾时 告诉过作者,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 的任务。
6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四三页。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页。
69、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页。
70、同67,第六八页。
71、参见王桧林、李隆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 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 道:“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 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五章:
01、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所谓扩大解放区即扩大中共的占领区,所谓 缩小沦陷区是指要缩小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区域。
02、毛泽东七道命令的部分内容。
03、中共党人张执一回忆文章:“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传记文 学》第五五卷第四期转载。
04、《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订本第一零五零页。
0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八三页。
06、同上。
07、徐焰(大陆学者)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第一零八 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08、同上,参见第一零九页。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陈云、高岗致中共中央电。
10、同07,第一一四页。
11、同07,第一二二页。
12、中共在东北曾将八千日本战俘,主要是有机械、医疗等专长的 日本投降官兵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以助其打内战。参见徐焰 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一书。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零五七页。
1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七零零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九二页。
16、张执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17、同上。
18、19、20、21、22,参见沙健孙:“论一二一运动”,《北大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聂荣臻:“战斗在第 二条战线上”,《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 芳:“试论第二条战线”,《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沙健孙:“论抗暴运动”,《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等。
23、某作家曾参加中国大陆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昆仑的 追悼会,当时曾惊讶王的遗体上竟覆盖着中共党旗。后来当该作家 被中共钦点为某省的人大常委时才知道,原来所有八个民主党派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主委和秘书长都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即必须是中 共“地下党”,并且是在“解放”之后。
24、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毛泽东选集》合 订本一零八三页。
25、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 十六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九三页。
26、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一零一页。
28、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 十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二页。
29、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毛选》合订本第一一零一页。
30、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传记文 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吴天遥:“刘鼎和西安事变”。《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 期。
32、熊向辉:“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
33、同上。
01、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所谓扩大解放区即扩大中共的占领区,所谓 缩小沦陷区是指要缩小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区域。
02、毛泽东七道命令的部分内容。
03、中共党人张执一回忆文章:“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传记文 学》第五五卷第四期转载。
04、《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订本第一零五零页。
0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八三页。
06、同上。
07、徐焰(大陆学者)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第一零八 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08、同上,参见第一零九页。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陈云、高岗致中共中央电。
10、同07,第一一四页。
11、同07,第一二二页。
12、中共在东北曾将八千日本战俘,主要是有机械、医疗等专长的 日本投降官兵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以助其打内战。参见徐焰 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一书。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零五七页。
1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七零零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九二页。
16、张执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17、同上。
18、19、20、21、22,参见沙健孙:“论一二一运动”,《北大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聂荣臻:“战斗在第 二条战线上”,《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 芳:“试论第二条战线”,《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沙健孙:“论抗暴运动”,《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等。
23、某作家曾参加中国大陆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昆仑的 追悼会,当时曾惊讶王的遗体上竟覆盖着中共党旗。后来当该作家 被中共钦点为某省的人大常委时才知道,原来所有八个民主党派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主委和秘书长都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即必须是中 共“地下党”,并且是在“解放”之后。
24、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毛泽东选集》合 订本一零八三页。
25、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 十六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九三页。
26、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一零一页。
28、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 十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二页。
29、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毛选》合订本第一一零一页。
30、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传记文 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吴天遥:“刘鼎和西安事变”。《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 期。
32、熊向辉:“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
33、同上。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成了 某县人民代表,紧接着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并被“选”为“省 人大常委”。后来这位作家便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 被选,也没有选过别人,怎么就被‘选’成了代表和常委?”该省 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王光宇乃当场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事 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位作家遂长期不去开会。
02、此为王若望先生亲自告诉作者。参见《王若望文集》,中华民 国团结自强协会出版。
03、由于中共档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根据内部人士揭发 和部分学者研究的成果。但对于实际情形而言,上述各种数字都是 比较保守的。
04、盛传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民谣,版本甚多,此处仅录出其中 一种,歌词为: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 倒,国内国外挣美钞。三等公民是大款,买房买车买马票。四等公 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五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六等公民是记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术刀,打开肚皮要 红包。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能捞。九等公民是教育,鱿鱼 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此外还有大量形 容中共腐烂干部的歌谣,如:“吃饭基本靠请,喝酒基本靠送,工 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台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将三 夜五夜不睡,收红包三万五万不退,玩女人三个五个不累”等 等。
05、辛灏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政权 —— 中共土改和镇 反的回顾”。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开放》杂志。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泽东与汪东兴有关在文革 中死了多少人的对话”。
07、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应邀赴青海访问讲学,曾参观位于柴达 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诸劳改农场。是时,劳改农场十场九空,连 军警亦不易见,问及当地住民,却被告知,几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 反,所以,连军警也回家了。然而,不过数月之后,因中共严打, 遂复人满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强迫农民计划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转批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 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11、国民党叛将李济深之子李沛瑶为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为其武装 警卫所杀。
12、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 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 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 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14、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15、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16、参见法国记者所著《雪域》一书。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红军南逃彝族大小凉山地区时,刘伯承曾 为借路,而亲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让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 人要求兑现中共当年承诺,刘却自食其言炮轰大小凉山,几将大小 凉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访问时曾了解到,一九五九年西 藏“叛乱”乃是中共诱发的结果。起因是有“谣言”称“藏人要有 行动”,中共乃借开会将青海的各级藏族头人集中诱捕,从而引发 青海藏族的骚乱,中共即借机镇压。“叛乱”遂从青海发起。 19、即中共一手培养的内蒙作家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海还是中共作 家丁玲的学生,但因玛拉告发丁玲讲过“一本书主义”的话,此话 遂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刘国凯先生,在他于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写、并 于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书中,曾提出 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观点。其理由是:自毛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文 革至一九六八年红卫兵、造反派被镇压,毛所发动的文革就已经结 束。作者初步接受刘的观点,并明确地认为,除掉毛的红卫兵和造 反派终于被毛所镇压以外,文革应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 后“毛氏君主式独裁极权统治业已全面建立”,即毛泽东发动文革 的根本目的已经达成。其后直至毛死,由毛泽东和四人帮所发动的 种种运动,均为文革余波。参见刘国凯、王相先生等新编写出版的 《封杀不了的历史》一书。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成了 某县人民代表,紧接着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并被“选”为“省 人大常委”。后来这位作家便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 被选,也没有选过别人,怎么就被‘选’成了代表和常委?”该省 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王光宇乃当场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事 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位作家遂长期不去开会。
02、此为王若望先生亲自告诉作者。参见《王若望文集》,中华民 国团结自强协会出版。
03、由于中共档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根据内部人士揭发 和部分学者研究的成果。但对于实际情形而言,上述各种数字都是 比较保守的。
04、盛传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民谣,版本甚多,此处仅录出其中 一种,歌词为: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 倒,国内国外挣美钞。三等公民是大款,买房买车买马票。四等公 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五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六等公民是记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术刀,打开肚皮要 红包。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能捞。九等公民是教育,鱿鱼 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此外还有大量形 容中共腐烂干部的歌谣,如:“吃饭基本靠请,喝酒基本靠送,工 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台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将三 夜五夜不睡,收红包三万五万不退,玩女人三个五个不累”等 等。
05、辛灏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政权 —— 中共土改和镇 反的回顾”。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开放》杂志。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泽东与汪东兴有关在文革 中死了多少人的对话”。
07、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应邀赴青海访问讲学,曾参观位于柴达 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诸劳改农场。是时,劳改农场十场九空,连 军警亦不易见,问及当地住民,却被告知,几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 反,所以,连军警也回家了。然而,不过数月之后,因中共严打, 遂复人满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强迫农民计划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转批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 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11、国民党叛将李济深之子李沛瑶为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为其武装 警卫所杀。
12、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 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 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 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14、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15、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16、参见法国记者所著《雪域》一书。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红军南逃彝族大小凉山地区时,刘伯承曾 为借路,而亲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让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 人要求兑现中共当年承诺,刘却自食其言炮轰大小凉山,几将大小 凉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访问时曾了解到,一九五九年西 藏“叛乱”乃是中共诱发的结果。起因是有“谣言”称“藏人要有 行动”,中共乃借开会将青海的各级藏族头人集中诱捕,从而引发 青海藏族的骚乱,中共即借机镇压。“叛乱”遂从青海发起。 19、即中共一手培养的内蒙作家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海还是中共作 家丁玲的学生,但因玛拉告发丁玲讲过“一本书主义”的话,此话 遂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刘国凯先生,在他于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写、并 于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书中,曾提出 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观点。其理由是:自毛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文 革至一九六八年红卫兵、造反派被镇压,毛所发动的文革就已经结 束。作者初步接受刘的观点,并明确地认为,除掉毛的红卫兵和造 反派终于被毛所镇压以外,文革应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 后“毛氏君主式独裁极权统治业已全面建立”,即毛泽东发动文革 的根本目的已经达成。其后直至毛死,由毛泽东和四人帮所发动的 种种运动,均为文革余波。参见刘国凯、王相先生等新编写出版的 《封杀不了的历史》一书。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内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大参 考》杂志曾对农民抢粮 、盗粮的情形有较多报导。这是促成中共 被迫同意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参见七十年代中期“全国青少年犯罪讨论会”资料。
03、打“白条子”,即指中共基层政权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用“白 条子”代替现金偿付农民,兑现时,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给现 款,强取豪夺,造成农民损失惨重,从而招致农民的极大不满。
04、江泽民曾于“六四”以后公开说过一定要让个体户们“倾家荡 产”,并曾见于报端。原因是个体户们曾支持过八九民主运动。
05、参见中共顽固派领袖邓立群等人数度致中共中央的“万言 书”。
06、一九八零年,李剑所写的“歌德还是缺德”一文原发表于《河 北文学》,中共遂利用这篇 文章挑起了一场“是歌社会主义德, 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所谓文艺论争,并批判 了一些所谓“缺社 会主义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礼堂的讲话。
08、参见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09、同上。这仅仅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另有学者指出,一九六二年 中共各省省委书记并头会曾认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 常死亡”人数为七千万。
10、参见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条。
11、一九七八年贵州民间诗人黄翔等曾赴北京贴大字报,公开宣布 成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启蒙社”,创办第 一个民 办刊物《启蒙杂志》,并发表宣言。不久,启蒙社乃分裂 为三个组织,即启蒙社,解冻社和新潮社。后来均迅速遭到镇压, 黄翔等为此系狱数次,年将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单墙风云正起之际,恰值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邓 小平遂利用民主墙上的民众呼声,击败了党中“凡是派”,夺取了 中共最高权力。为此,北京民间才流传出文中的“两句话”,以形 容西单民主墙和邓小平及中共三中全会的关系。
13、参见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
14、文革后的文学解放运动以及其后的民主墙运动,曾带来全国民 办刊物的兴起。但邓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墙积极分子之后, 又因全国民刊协会在武汉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中共 遂下令取缔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办者,一场以北京西单民 主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因此而被中共扑灭。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说、特别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 小说《蝴蝶》等为发起作品。其后,所谓现代派文学因被中共官方 文坛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坛。
17、〔法〕米涅著:《法国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都市的女儿》和《少夫人达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 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先生曾拥抱主讲人辛灏 年先生流泪而言,使整个会场气氛激越。参见当时海外的相关报 道。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内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大参 考》杂志曾对农民抢粮 、盗粮的情形有较多报导。这是促成中共 被迫同意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参见七十年代中期“全国青少年犯罪讨论会”资料。
03、打“白条子”,即指中共基层政权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用“白 条子”代替现金偿付农民,兑现时,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给现 款,强取豪夺,造成农民损失惨重,从而招致农民的极大不满。
04、江泽民曾于“六四”以后公开说过一定要让个体户们“倾家荡 产”,并曾见于报端。原因是个体户们曾支持过八九民主运动。
05、参见中共顽固派领袖邓立群等人数度致中共中央的“万言 书”。
06、一九八零年,李剑所写的“歌德还是缺德”一文原发表于《河 北文学》,中共遂利用这篇 文章挑起了一场“是歌社会主义德, 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所谓文艺论争,并批判 了一些所谓“缺社 会主义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礼堂的讲话。
08、参见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09、同上。这仅仅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另有学者指出,一九六二年 中共各省省委书记并头会曾认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 常死亡”人数为七千万。
10、参见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条。
11、一九七八年贵州民间诗人黄翔等曾赴北京贴大字报,公开宣布 成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启蒙社”,创办第 一个民 办刊物《启蒙杂志》,并发表宣言。不久,启蒙社乃分裂 为三个组织,即启蒙社,解冻社和新潮社。后来均迅速遭到镇压, 黄翔等为此系狱数次,年将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单墙风云正起之际,恰值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邓 小平遂利用民主墙上的民众呼声,击败了党中“凡是派”,夺取了 中共最高权力。为此,北京民间才流传出文中的“两句话”,以形 容西单民主墙和邓小平及中共三中全会的关系。
13、参见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
14、文革后的文学解放运动以及其后的民主墙运动,曾带来全国民 办刊物的兴起。但邓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墙积极分子之后, 又因全国民刊协会在武汉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中共 遂下令取缔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办者,一场以北京西单民 主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因此而被中共扑灭。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说、特别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 小说《蝴蝶》等为发起作品。其后,所谓现代派文学因被中共官方 文坛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坛。
17、〔法〕米涅著:《法国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都市的女儿》和《少夫人达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 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先生曾拥抱主讲人辛灏 年先生流泪而言,使整个会场气氛激越。参见当时海外的相关报 道。
（下卷完）
后记
终于到了该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 整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于 国内早就开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别真假资料、澄清基本概 念、建立思想体系、设计全书架构、编写“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 写出“导论”初稿等,前后已经整整十四年。其间,我曾一遍又一 遍地写出提纲,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付之一炬,为的是“以防万 一”。同时也是为了在没有底稿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调动自 身思维的能动性,并希望在没有可能带出任何资料和手稿时,我能 够将它们默默地记在心中。后来,我甚至不得不将数万字的提纲拆 成了无数的“断语残句”,将它们当作“眉批脚注”,“零乱”地 抄写在几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散开来,当 成包装礼物的废纸,然后才带着它们,走出了国门。扔掉了我在国 中原本拥有的一切,丢开了曾与我相依为命数年的儿子,告别了不 知底里的朋友和亲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我知道我会 回来,我不会不回去。
但是,尽管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在 大陆做成;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国,我对北美洲华裔社会的人情和 世态亦早有了解;尽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艰难的准备,决心让命运 来支持我和支撑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 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 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 难。虽然我渐渐将写作的过程变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更因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获得了艰难的进步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但在海 外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态之中,那种时常便会袭上心头的失望和失据 的感觉,那些时时刻刻都企图在逼迫你改弦更张的威胁,特别是只 能使你伤感、甚至竟能让你感到绝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种局面,实在 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摧折着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真正血肉相连的感情,如若没有对 祖国大陆社会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没有真正参加过祖国大 陆的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并坚持认同它的成果,如若没有对包 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前途所拥有的信心,所怀抱的期望,还有,就 是如若没有前此十数年在国内因自我磨砺而终于养成的淡泊心性, 那么,吾人虽能抛家去国,却也并不见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愿,了 却这一份危险的情怀。
在此,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来到海外之后,我确乎愈来愈痛 切地认识到:千万要尊重中国大陆专业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 们,尤其要精读和细读他们在无奈的包装之下,所已经出版的研究 著作和纪实文学著作,更应对近年来已经敢于挣断“脚镣手铐”, 而公然呼吁要“纠正历史”的史家们、作家们、记者们,特别是军 队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深怀敬重之心。因为,如果没有他们 在“脚镣手铐”中的痛苦挣扎,如果没有他们怀抱祖国的命运所作 出的艰苦研究和大胆著述,不仅历史反思运动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即便是我个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我要在后来 的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引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尽量地要在他们的 著作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本来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对那些曾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和帮助过 我,并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陆友人们,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我会 在祖国天光大开的时候,再公开地、好好地谢谢他们每一个人,谢 谢他们那颗一直都在与我一起跳动着的心。因为只需他们那一 句“一定要澄清谁才是历史上真正乱臣贼子”的话,就足够我坚持 下来了。
在此,我自然要谢谢海外的许多朋友们,特别要谢谢那些曾给 了我信心和决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新老华侨们,以及台港理念 相同的朋友和前辈们。谢谢他们不仅理解了我、声援了我,还为这 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好书名;谢谢他们对我提出过的许多宝贵意见, 并给了我许多的启发 。初稿完成后,我正是在给他们的讲演中, 在和他们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中,才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 我的著述。
我还要谢的是,没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对我无怨无悔的爱, 没有她对我们共同追求的彻底忠诚和忘我奉献,这本书的完成和出 版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还想说明的是,我的海外笔名辛灏年(取“辛亥年”之谐 音),原来专为历史著述而用,海内外鲜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与“真 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地拒绝了 我 —— 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学者,应 邀赴香港“纪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国民主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 讲演,作者的原名高尔品,及其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身份,又为中 共香港特区政府和海外某些媒体所着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决 意在本书中公开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为,本书作者并非 因“胆怯”才在海外隐姓埋名了如许年头的。
最后,恳请祖国大陆的学者们,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们,海 外一切真正关心和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以及所有的前辈们和朋友 们,都能对书中不可避免的错失予以教正,并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 批判。即便是某些势力要发动“围剿”,哪怕是“联合围剿”,作 者都将铭感于心。因为,本书就是于一再地接受批评意见,不断地 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战,和持续地抵抗威逼利诱的艰难岁月之 中写成的。因为,当真“围剿”声起,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反只 能会愈辩愈清。
我姑且抛砖引玉了。因为,许许多多不再需要“包装”的,并 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在我们祖国大陆应运而生 的时代,眼看就要来临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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