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乐：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民运和民运人士

时下，搞民运有些艰难，搞民运的人名声也有些灰暗。民运，这正大光明的事儿显得有些中气不足、举步艰难，这很不正常。就想写几篇文章谈谈我对民运问题的思考，为的是我们能够走出民运认识的误区，达成有限的共识。

此文谈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民运和民运人士：

对于民运，我想国人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从“六四”运动的规模和全民的热烈情绪来看，我们可以一边倒地认为，中共已不得人心。“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有识之士正式成立了公开的民运组织、展开了民运工作，跟中共分庭抗礼的阵营形成了。应该说，革命（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它都代表了民运的根本目的）有了一个明晰的思路。它与昨日之“六四”相比，就是从犹抱琵琶半遮面或由外围的劝谏进言变成了公开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反独裁、反专制行为。从客观上讲，这是坦克碾压的结果。从观念上讲，这是希望，破灭；再希望，再破灭；直至绝望然后升华的过程。这是一个突破。“六四”肯定有问题，这些问题别说今日反思，当其时，我就已把双方的路数和问题看得明明白白，额头确实沁出了不少冷汗。“六四”的悲剧，从我们内部角度而言，根本上就是对中共的本质不了解；从技术上讲，就是时代背景火候不够（这个悲剧今天还在延续，刘晓波是再一个受害者。不知为什么，我一看见不合时宜地冒出来的《零八宪章》----尽管它本身是个好东西 ----就非常头痛，我会很难受地联想起“六四”）。啰嗦几句“六四”，就是想说明，醒过来的人们应当埋葬“六四”那样的思维方式。而其后的民运正是拉开了背水一战的架势开创了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总得要见个眉目。

然而，事非尽如人意，民运人士良莠不齐，因其劣行惜带民运落难（这里暂不谈中共的无间道）。国人言及民运多有摇头叹息者，甚至更有圈中人士因失望而脱离此行，与初时目标渐行渐远。“不团结”、“内讧”、“有野心”、“唯我独尊”、“没打着老虎便开始谋皮”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因了这些事实却归结出这样一句话：“民运人士的素质比共产党还不如，打什么天下？”这个说法误差就大了。

中共的素质一向也不理想，从它成立至今，一直都有如上所述的大大小小的毛病，只不过它在发展过程中实行逆淘汰，心越硬越黑的人就越能操控其组织，正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才显出了表面上的团结，这团结其实就是成功地压制和封锁了党内不同的声音。毛泽东这一生从江西到延安，从延安到登基，从登基到文革都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制造阴谋和设计手段去对付同党，其阴谋之险恶、手段之毒辣简直超出常人想象。党内各派系之间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也是你死我活、腥风血雨，远不是民运人士那点内耗所能比拟的。共产党靠的是排除异己、高度统一、自我牺牲、六亲不认、铁腕钳制、绝对服从而获得政权。它能因此而得权，但也因此而失分。独裁是其必然的产物、也是其不可避免的后遗症；与其说独裁是其追求、不如说更是其无奈的选择----不独裁它便失天下！时至今日，中共依然靠着这个方法维持统治。我不敢想象，如若民运为了加强战斗力和巩固领导权威，也如当年中共一样地整党整风、交心交底、大抓AB团，也如捷尔任斯基一样地组建“契卡”，那么，我们的民运会是什么样子？或许如此做可以整出一两个不善者、图谋不轨者，甚至可以破解无间道，但是，自己也必将耗费大量心血、加大运作成本、导致众叛亲离。民运不需要共产党那一套内部统治手段，这一点，我们权且就叫正大光明的事业所付出的正大光明的代价吧。代价之一是：从表面形式上看，这使得我们惯于服从、惯于发誓、惯于被人拿捏、惯于被人抽打、惯于统一指挥、惯于统一行动的人很不习惯，从而误把这叫做“一盘散沙”。

从事民运的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在正常情形下），民运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松散组织，来去自由，尊重个人意愿。

民运有很多主张、有很多异见，这不奇怪，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这个不同的主张形成不同的组织，进而发展成不同的党派和团体，这便可成为中国多党制的基础。中共不也是从南湖一条小船上鬼鬼祟祟的十三个人发展壮大起来的么（当其时，全国的党员才五十多人）。有人说，“中国非得共产党统治不可，没有哪个政党有共产党这样的实力。”我这里不想作反驳，我只想说问题的另一面，长期以来，共产党就是一党独大，排斥和打击异议人士及异议团体，如此一来，中国哪有其他政党生存的基础空间，更遑论发展到与之竞争的态势。中国目前只有共产党独大而没有其他公开的、成熟的、有规模的政党与之叫板（学名叫反对党），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中共独裁专制造成的。有些知识界的精英甚至是被中共活生生逼进党内的，你纵然有天大本事，如果不入党，重大科研课题就不交给你做；你想出国进修，对不起，先入党。所以，可以这样讲，中共的发展壮大采用了一些近乎“绑票”的手段。中国没有其他成熟的大型政党这个责任本身就应该由中共来承担。当然，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说法，中共是罔顾道义的，看到这样的说法它在心里嘲笑呢。“中国非得共产党统治不可，没有哪个党有共产党这样的实力。”这句话错就错在你无意中承认和帮衬了一?独裁政党，你没有设法改变这一现状，恰恰相反，你承认这一现状，并且把它拿去作为损诋民运的依据。

所以，民运组织的宗旨应该与中共恰恰相反，是：“一个阵营，多个政党”。

我认为，是个中国人都有毛病，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在我们身上打下深刻烙印，我们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你拿罗筛在中国也很难筛出像华盛顿那样的君子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孔孟之道救人更是天方夜谭。大儒辜鸿铭，西方长大、诚服孔孟、一代宗师。人品如何，老实说，恶劣！见谁骂谁、趾高气扬、大摆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子。在清华大学，见外籍教师就骂：“你这水平还来中国混饭，滚回去！”见英国人他就用英文骂，见德国人他就用德文骂，骂得人家脸青颊紫、无所适从。在同道中，辜鸿铭也是自视清高、不容挑衅，对他人及其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要么摇头、要么哼哼。这样的大儒做人的基本品行都不达标，我看即便学富五车也于世无补。这样的人好在是在学术圈内混，如在政界混，必是可怕的独裁者。中国几千年来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一直是赞赏和承认成功与成就的，这是造成人心不良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自立自保，他们在自己身旁筑了一道道厚实的“防火墙”，令中国人之间很难以诚相见、坦率沟通和彼此信任。许多中国人嘴上喊的道德教化和仁义礼智信是不会用来管束自己的，孔孟之道的旗帜都是摇给别人看的。无论怎样卖力，终于摇不活中国和中国人。

民运中的问题并不是民运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从中国文化带来的问题，民运的任务之一也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中国人还是要靠制度来说话，这就叫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化问题，你那个文化有大毛病，不如此，不足以作根本改观。民主是必行的，民主实行之后的事是不必担心的。各路人马政坛上见，彼此有不同的政治主张都摆出来，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打拱作揖、温良恭俭让。有人认为，民运人士爱起哄，将来执政还了得。我看还真是了得，无非在议会、国会里吵架么？依我看，不吵架的议会、国会才怪。中共的人大、政协、党代会从不吵架，这是觉悟使然么？不是。这是组织纪律、黑箱操作、权势压人、政治恫吓使然。几大议事机构开会时连吵架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家长制、是不是全体集中制。“一致认识”，真有这样的一致？“高度统一”，真有这样的高度？ 议会、国会里吵架推搡、水火不容都不可怕，我看这是好事，不是坏事。现场直播，让全国民众看，民众自有分晓，下回投票心里才有谱。不要大惊小怪、不要觉得看不顺眼、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不要以为民主没有专制“严肃”和做派而可以任意蔑视之。

所以，我们切不可以专制的思维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民运和民运人士。

至于“民运人士上了台比共产党还不如”的说法，我认为以人为单位而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中国人----只要他们与权力沾边----我事先就要锁定他们的恶。一个中国人，在他没有获得权势的时候可以低调（如延安时的中共和毛泽东），但得权得势之后则很难预料，先前的诺言和期许是靠不住的。我的文章一贯踏谑中国人，但我却看好未来中国人的一样东西，这就是：民主制度。好制度自然会制约坏人，令他不敢张狂与随心所欲。好制度下的一个高级产物就是选票，民众手中的选票是个货真价实的东西，在民主制度下这是民众最了不起的权利，它能给你带来相对易得的利益（当然不是全能）。如果你认为这世道没有好人，那你就在坏人中选一个不太坏的人就行了。如果因为“民运人士上了台比共产党还不如”便成为让共产党统治你的理由，那你就是没把自己当成主人，还乐于让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决定你、决定你的后代和你的国家的命运。更为可怕的是，你依然没有把你自己打上眼，没拿自己当主人，还是一个对着民运组织盼明君的封建思想。

况且，打天下者不一定坐天下。打天下者座天下是共产党的思维，邓小平的女儿在首次谈到“六四”时说：“中国让吾尔开西这样的人来搞肯定不行。”这就是典型的共产党思维。你怎么知道以后就一定得是他“来搞”，你共产党一垮，吾尔开西就从绝食现场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那不成毛泽东二世嘛。没那回事儿，你垮了，也该是临时政府（亦可叫临时联合政府----各方政治力量的牵制性构成）顶上来，等秩序相对恢复了、社会相对稳定了，就开始桌面洗牌、公平角逐，凭本事上岗。同理，现时的民运人士将来也得凭本事上岗，绝不能像历届农民起义军（含中共）那样论功行赏、排排坐吃果果。当然，总统有权组阁，但他若任人唯亲、任人唯哥们儿，不唯才是举，他就摇不活中国这个大摊子，全世界都盯着他，他的政府就会失信于民，他就得下课。有能力解体独裁专制的人不一定是治国安邦的料，两码子事儿。所以，不必焦虑，你握起选票看着办，没准将来共产党里头逃出一个人来被选上中华联邦国的总统都有可能。

有些人认为，民运是个很理想的东西，搞民运的人也应该是理想主义者和道德至上者。这样的认识是中共长期对它自己红色班底进行正面宣传、对我们进行正面教育的结果。这令我们至今都处于思想单一的缺失状态。于是，我们带着这样的思维定势脱离实际地要求民运人士正义纯洁、大义凛然、和蔼可亲、团结一致、无私奉献等等。我想，有这样看法的人在客观上就无法认同一个真实而非虚幻的民运，同时，这样的看法也为中共的无间道提供了运作和实践的空间----轻易地就可以把民运抹黑然后黑上加黑----从而让人疏之远之。民运与当年的共运一样，若去其政治性质，它也是一个社会行当，搞的人也并非都是理想主义者，看看中共的历史，同样有许多不成人样的东西，他们当中有图谋饭碗者（韩英等一大批基层人员）、刑事犯罪者（贺龙）、俯服威权者（周恩来）、胆大妄为者（许世友）、投机钻营者（康生）、野心勃勃者（张国焘）、吸食骨髓者（毛泽东）……这些人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正面形象，我们何苦拿比中共还“高尚”的形象来要求民运人士呢？水无绝对清、金无十足赤，民运人士并不是神圣人物，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平常人，有好人、有不好的人甚至有坏人。但是，他们所从事的民运事业本身却是正义的、正道的、无可厚非的。

我再做一个最坏的假设，假设民运人士中坏人很多、多得无以复加，可是，他们共同的公开目标只有一个，即：打倒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若假设成立，就是一群坏人在推翻一个坏制度，那我也是要支持这帮坏人的。这个大是大非我们应当看得清楚。说实话，我个人跟中共没有血海深仇，可我痛恨独裁专制、痛恨一手遮天和由此给民族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并由此令中国在国际上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我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在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多年，我见证了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异，我体会到了民主制度的种种优越。在澳洲，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体面人”，拿中国人的说法，我是一个地道的底层人（打工者），一个底层人都能肯定他生活其间的这个制度及其社会，那么这个制度及其社会一定有它令人心悦诚服的地方。我衷心希望祖国的同胞能早日颐享民主的甘露，普通人也能活得像我一样 ----微而不卑。而这目标的实现是离不开民运人士和民运的。没有民运人士和民运，中国民主的实现将非常艰难。民主一旦实现了，因制度的制约，坏东西自然会被摒弃，好东西自然会被保留。在昌明的政治制度下，坏人也只得夹紧尾巴做人，他能夹紧尾巴，在客观上就坏不起来了、就失去了坏人的破坏作用。在目前，也惟有民运人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可爱的人，他们的献身精神能赢来国人日后的基本利益，我们没有理由在做着奴隶时嘲笑给我们砸开镣铐的人，更没有理由因为一些可能的假设而裹步不前、安于现状，拱手出卖我们的未来。

现实很是凉酷，搞民运的人吃力不讨好，那边共产党痛恨，这边高标准严要求的人挞伐，一不小心惹着谁还要招来一顿痛骂，埋头刨大钱、闷声发大财的人自以为见着了生活的真谛更是蔑视和嘲笑他们，搞民运还真得要有些心理素质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固持的。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们对民运中的问题就不能持批评态度或批判态度，但这与使绊和拆台绝然不同。

（后话：这篇文章就算写完了，但我要保留一个观点，即：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主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和与政治相关的文化问题。中国若要彻底有救，中国人还得要有做人层面的改良，这个时间的预算少说也要贴进几百年。要讲清这个问题就会惹出另一篇文章，以后再说。 2009、6、20日老乐于澳洲）。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民运和民运人士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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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09年06月21日做了修改

你不知道的真实：反贪？任重道远！！

1. 【哪一个政府敢这样花钱】

陆定一之子陆德：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

 2. 【庞大的队伍】

资料显示：至 2011年6月，中国共产党员已然突破8990万人，同年的公车消费为9865亿，公款吃喝为8963亿，公费出国旅游为8800亿，举办各类活动招待贵客为8900亿。另，从2000年至2011年，中国已向38个国家无偿援助了总共3千亿美元。 据此，我们警告日本，护岛，我们有的是人员和金钱！

 3. 【考察费】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13人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巡视20余天总共花费80万元。其中接待37万多元，礼品11万多元，外出考察13万多元，购置设备10多万元，其他68491元。巡视20来天，耗费200多秭归农民全年收入。自评：总结起来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检查就是喝醉，验收就是受贿！

4. 【山西临汾纪委书 记沈庆华】

三年住总统套房耗资400万，核心提示：山西省临汾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沈庆华，在临汾宾馆“贵宾楼东楼” 常年包住了总统套房，他任纪委书记三年来，仅入住总统套房一项就消耗民脂民膏 400余万元，当地干部群众敢怒不敢言。

 5.【广州城管系统一年赴9国考察】

根据广州39个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账本，广州城管局一年内奔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东欧、英国、新加坡、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地考察学习，人均费用达5.7万元/人次。同志们啊，你们不辞劳苦的四处奔波，你们太辛苦了！

 6. 【北京市教委】

一年的公务接待费用近1200万，公车费3400万，出国费4300 万，按250个工作日算，平均 每天接待费4万8千，车费13万6千，出国费17万。北京市教委庞大的接待费用令民众气愤填膺，这钱够资助多少贫困儿童啊！与之相比，乡镇学校经费严重不足，捉襟露肘。

7. 【数字震惊了你吗】

刘志军案现已逮捕15名局级以上官员，涉案金额2000亿。相当于年收入5万共计400万人一年的收入；可建134万所希望小学；够800万个贫困大学生生活一年；可让3570万人交一年的失业保险；可供养8500万中小学生免费读书一年。 看看那些连中午饭都吃不上的贫困孩子，我们的愤怒无以复加！

 8. 【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穷】

外逃贪官偷走每个中国人610元，央行爆料：外逃贪官共16000至18000人之间，卷走资金8000亿元，平均每个贪官带走5000万，相当于13亿中国人每人被掠夺了610元。不用逃的贪官又从每个中国人身上抢了多少钱呢？要知道无官不贪啊！

 9. 【中国贪贿规模触目惊心】

中国每年被贪贿的黑钱大约占GDP的5%。以2009年为例：2009中国GDP为33万亿元人民币，5%就是1.6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那年全国卖地的收入，也相当于那年国家财政收入6.8万亿元的四分之一、军费开支4800亿的3.4倍、教育经费1980亿的8.3 倍、医疗卫生费用1180亿的14倍！（人民网）

 10. 【这是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希望工程落地非洲10年内将建1000所希望小学：一个有几亿贫困人口的国家w，还有看不起病吃不起午餐上不起学的国人，拿钱去解放贫困的非洲，拿钱去提高最富有的美国人 民的生活水平。我想，共产主义即便不在中国实现，也会在中国以外的全世界实现。点评：这是 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11. 【中国，请放下你虚伪而又高傲的头颅，俯身看一看你的子民！】

他们还看不起病；他们还上不起学；他们甚至连每月二百元的低保都拿不到手！然而上万亿的美债、上千亿的非洲希望工程；上百亿的外援资金；你们想送人时毫不犹豫，请问：在用臣民血汗献媚于洋人时，你看到臣民朝不保夕的生活了吗？

12. 【不要提什么希望工程】

不要什么慈善捐款，把给美国的钱，给越南的钱，给非洲的钱，给北朝鲜的钱，给不挨边的匈牙利的钱...留一点点留一小点点，甚至留小点点里的一小点点 ——给这些孩子们行吗？他们比那些国家离我们更近，他们可是咱国家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真的苦不起了！！！

 13. 【难道中国民众在你们眼中不是人】

中国一位高官访问美国。被学者劳斯当面问道：我很不理解你们中国政府，我68岁了，走了96个国家，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搞的！中国还有一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 下，还有90万山区小孩没学上，还有150万乞丐……这些问题你们不解决，每年却向外国支援几千亿，难道中 国民众在你们眼中不是人？


附【挥霍中华】歌词：

五十六个情人，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套房产、五十六个家，
五百六十亿元、捐给海外花，
挥霍中华、 挥霍中华、挥霍中华；

挥霍中华、贪官迈开步伐，
挥霍中华、贪腐我们的国家，
挥霍中华、海外四处安家；
五十六个情人美眉、
五十六种感觉汇成一句话：挥霍中华。

（不解为甚麽是56？不是其它数字？）

毛新宇两会拿江泽民心病做提案

【2014年03月05日讯】（记者古清儿综合报导）中共“两会”期间，与会代表的提案成了媒体聚焦的热点。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今年的提案之一是关注三峡生态。众所周知，这是江泽民当政时代上马的三峡工程隐患无穷，当年在巨大反对声浪中，江泽民下令要办的“铁案”。

三峡大坝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危害也在凸显。
三峡水库因高蓄水量，未来5年内将会产生大量新生滑坡和塌岸等地质灾害。

毛新宇提案：关注三峡生态

3月3日下午3时，中共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后，毛新宇被媒体重重包围，被“堵”在马路上，毛新宇笑说：“我都快被压倒了。”

毛新宇回答完记者对近日昆明血案的看法后。在大家的追问下，毛新宇主动了提到了自己的两个提案：有关三峡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关于促进司法廉政建设的问题。

但现场记者比较好奇的是，是什么原因由他牵头来关注三峡生态环境问题。

毛新宇两会提案再捅江泽民心病

1992年中共人大通过三峡提案距今22年间，三峡工程质量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三峡工程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屡遭质疑，当时引发声势颇大的百万移民，民怨沸腾。

据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曾刊出一篇根据中共前总理李鹏会议录整理，带有替李鹏撇清三峡大坝决策责任的文章揭秘，当年三峡工程是由邓小平拍板，江泽民主持上马的。1983年6月李鹏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就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

据李鹏回忆，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由江泽民主持制定。

三峡工程上马前，中共人大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反对票和弃权票，赞成票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1992年中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被广泛质疑是江泽民等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

2013年11月16日，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发表在《百家争鸣》的文章揭开“南水北调”工程的多个秘密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文章揭示，南水北调工程是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上马的，以给北京奥运供水为名藉着北京开奥运的机会，匆匆忙忙硬批下这个工程。本来计划2008年水要进北京的，但是没有完成，最后的完工日期推后到了2015年。

不仅如此，该工程所带来的隐患无穷，既带来长江上游河流的泥沙淤积，以及水位过高，可能会在完全蓄水后将重庆市全部淹没；三峡库区也存在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有各种地质灾害隐患，水土流失，石漠化严重。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的造价是5,000亿人民币，是三峡工程的2.5倍，是个劳民伤财的东西。王维洛表示，南水北调各线工程都将对该河流的中下游环境造成浩劫性的影响。南水北调工程对环境造成的伤害，比三峡工程更为严重。

去年9月16日，李克强签署针对三峡工程的海陆空四级防卫条例，中央军委还抽调一个团兵力4600人保卫三峡安全，足见三峡工程的隐患。

据北美新浪网援引报导称，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查尔顿‧路易斯（Charlton Lewis）发表于网站“耶鲁环境360”（Yale Environment 360）的文章，称，“大坝正在杀死中国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为了降低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中国反而扼杀河流的可持续性，现在政府如同挖东墙补西墙，西墙补好了，东墙却垮了，等到哪天两面墙都倒了，领导人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责任编辑：谢东延）

谁是千古罪人!!! 谁要为老北京城的消失负全责 ?

谁是千古罪人!!! 中国在劫难逃?!

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 最近一个时期 ，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极端反常的气候。先是50年不遇的大旱，旱得长江成了一条水沟，航运中断；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鄱阳湖和洞庭 湖，湖底裸露，可以走汽车，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还可以放牧牛羊。紧接着这两天暴雨、洪水成灾，许多地区直接从大旱转变成大涝，就跟按了个电钮一样。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指向三峡大坝，认为正是这个庞然大物造成了这些生态灾难。面对舆论压力，三峡工程主要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先生公开宣称：“不能一遇到极端气候，就怪罪三峡工程。”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的民怨鼎沸 ，并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怪罪，而是有具体内容的。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只有河患，而鲜有江患”，是说黄河历来灾害频发，而长江则好得多。这是因为长江有洞庭湖、鄱阳湖等一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进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进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

现在好了，拦腰建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水坝，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以鄱阳湖为例，每年十月是三峡大坝蓄水期，而那个时候呢，正是江西省的枯水季节，鄱阳湖急需将水补充 ；三峡大坝截住了水，长江干流水位过低，鄱阳湖非但得不到补充，仅有的一点儿水反而要流入长江，最后就会形成湖泊干涸的严重灾难 。

这种局面在建坝之前的争议中，早就有人提到。有人说洞庭湖自古就有吞吐长江洪水、调节洪峰的功能，现在建的三峡大坝无非就是把洞庭湖搬到上游去了。要真是这样，倒也就算了。现在的问题是把长江沿线的湖泊都毁了，连长江本身也变成了一条大水沟。

最早和黄万里先生一起反对三峡工程的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先生，最近指出：“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问题，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这是泥沙淤积的问题了，导致河床抬高了、水浅了，轮船进不去了。下游水浅、影响航运，比我们原来估计还要厉害。不但上游影响航运，下游也要影响，反正问题多得很。原来我们是认为防洪不起作用，现在干旱的问题它又解决不了，所以问题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一些。”

简而言之，专家们曾经预言的灾难后果，现在一一都出来了，都捂不住了。

好处现在看来只剩下一个，就是发电。但是发电的收入全都被李鹏等权贵家族所垄断，而比这个发电效益巨大到无法比拟的灾难，却是都由无辜的百姓承担了。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想拆可能也不行了。他说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 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他预言道，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他是黄万里之后、反对三峡工程的第一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

我来替他补充一句话，人不拆、天来拆。

总会有一次大洪水将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但愿我看不到那一天，中国实在是在劫难逃。

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当朝权贵们所选择的，每一次一定是对中华民族最沉痛、最无可拯救的。对他们是近期就得到名利双收的最大效益 。实行实现让自己先富起来的目的。

太可怕了。

我至今难忘孙越崎脖子上缠着纱布，声泪俱下地在政协会上呐喊，极力阻止上三峡工程。

后人只知黄万里反对三峡，谁知孙越崎？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元老，提也没人提啊。老爷子他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数百人联名反对此工程，反对意见就是16开本的厚厚一大部书，各个方面的论证。决策人听不进这些意见，对子孙后代造孽啊！

看了心沉甸甸的，做点事，转！

林彪事件中33名共军将军结局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亡之后，中共原红军时期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共军东北四野、空军系统的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33位中共篡国将军，轻者撤职、重者被捕入狱。（网络图片）

【史海】林彪事件中33名共军将军结局

1971年9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专机起飞，凌晨3时在蒙古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身亡。其出逃和坠机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空军系统的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33位中共篡国将军，轻者撤职、重者被捕入狱。

1、黄永胜，1955年被授予共军上将军衔。1971年9月因“九一三”事件被撤职。1973年8月被开除中共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26日于青岛病死。

2、吴法宪，1955年被授予共军空军中将军衔。“九一三”事件后，1973年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中共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吴法宪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8个月后保外就医，2004年10月17日死于山东济南，89岁。

3、李作鹏，共军中将。1971年9月24日，因“九一三事件”离职反省，隔离审查。1981年1月25日，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刑后，李作鹏在秦城监狱服刑，后获得保外就医，发给足够生活费，2009年1月3日死于北京，95岁。

4、邱会作，共军中将，林彪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受“九一三”事件牵连，1973年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中共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死于北京。

5、江腾蛟，共军中将，1967年任共军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免去职务。1981年以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刑满释放，2009年5月8日因肺部疾病病死林彪坠亡之后，中共原红军时期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共军东北四野、于北京朝阳医院。

6、郑维山，共军中将，“九一三”事件后，被划分为林彪集团，2000年5月9日死于北京。

7、王秉璋，共军中将。因1971年“九一三”事件受牵连下台，审查关押长达10年，1982年共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退出现役。2005年9月25日，王秉璋死于北京。

8、梁兴初，共军中将。中共建政后，梁兴初于1950年10月参与朝鲜战争，任共军第38军军长。1954年回国后任共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共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毕业于共军高等军事学院。1967—1973年任共军成都军区司令员。1972年3月23日因卷入 “九一三”事件，被调到太原化工厂，1985年10月5日死于北京。

9、陈仁麒，共军中将。中共建政后，陈仁麒任中共赣西南区委第二书记兼第48军政治委员，中共江西政府委员，共军第21兵团政治委员，共军海南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海南区委第二书记，共军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华南局委员。1959年12月调任共军军委炮兵政治委员。1970年调任共军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四川省委常委。1972年3月23日因卷入“九一三”事件，被调到了兰州炼油厂蹲点劳动，1983年离职休养，1994年3月27日死于北京。

10、谢家祥，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历任共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共军成都军区副政委、第三政委、政委等职。1972年3月23日卷入“九一三”事件，被中共点名批评。2010年8月6日，谢家祥死于福州，96岁。

11、温玉成，共军中将。1950年10月，温玉成参与朝鲜战争，回中国后，入共军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共军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68年1月调任共军副总参谋长，兼任共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70年6月任共军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2年3月23日卷入“九一三”事件，1989年10月29日死于南京。

12、丁钊，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丁钊任共军空军陆战第1旅副政治委员，共军空军伞兵师政治委员，共军空降兵第15军43师政治委员，共军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共军空军空降兵副政治委员，共军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1964年升共军少将军衔，1972年3月23日，因“九一三”事件，被中共中央点名批评。

13、刘锦平，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刘锦平任共军政治部主任，共军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共军东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共军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共军少将军衔，1972年3月23日，因“九一三”事件被中共点名批评。

14、南萍，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南萍任共军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共军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共军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61年任共军第60军副政治委员，1964年任共军第20军政治委员，1967年10月任共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兼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1968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受“九一三”事件影响，1973年5月被免去中共党内外一切职务，1989年2月18日死于杭州，终年71岁。

15、熊应堂，共军少将，1972年4月25日，受“九一三”事件影响，被中共点名批评。熊应堂1996年2月10日死于上海逝世，85岁。

16、周赤萍，共军中将。中共建政后，周赤萍任共军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共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72年4月25日，被划入“林彪死党”范围。1982年共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退出现役。

17、程世清，共军少将，受“九一三”事件牵连，1971年被撤职隔离审查，后被开除中共党籍，1978年10月被逮捕，1982年1月获释，2008年4月29日16时49分，死于南昌。

18、龙书金，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龙书金历任共军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共军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共军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共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共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共军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党委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7月16日，受“九一三”事件影响，被中共点名批评。龙书金2003年4月16日死于广州逝世，93岁。

19、易耀彩，共军少将。易耀彩1960年8月，至1969年8月任共军海军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1969年8月，至1972年1月任共军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受“九一三”事件影响，1972年1月离职。

20、辛国治，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任共军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师政治委员，共军华东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共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共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共军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共军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受“九一三”事件影响，1973年1月7日，被中共点名批评。

21、吴宗先，共军少将，历任共军空军军长，共军军区空军司令员。受“九一三”事件影响，1973年1月7日，被中共点名批评，1994年6月死于于济南，78岁。

22、杨得志，共军上将，1950年兼任共军陕西军区司令员，1951年2月参与朝鲜战争，任共军第19兵团司令员，1952年夏起任共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上甘岭战役。杨在1954年回中国，入共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并兼任该系主任，1955年4月被任命为共军济南军区司令员，1969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共军武汉军区司令员，1973年1月7日，受“九一三”事件影响，作多次检讨，1979年1月任共军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云南方向中越边境战争，1994年10月25日死于北京。

23、黄志勇，共军中将。中共建政后，黄志勇任共军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荆江分洪水利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共军中南军区工程兵部队政治委员，共军中央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65年8月调任共军装甲兵政治委员，1969—1972年任共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因“九一三”事件受牵连，遭到批判，1984年12月离职休养。

24、王希克，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任过中共东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共军后勤二分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共军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因“9.13事件”被牵连。

25、伊文，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伊文任过共军华东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共军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计划处处长，共军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共军总后勤部油料部副部长、部长，营房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燃料化学工业部主任，因“9.13事件”被牵连。

26、张秀川，共军少将。中共文革中，共军海军 “李王张”很出名，李是李作鹏，王是王宏坤，张就是张秀川。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张秀川和李作鹏一起作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停职审查，张秀川被开除中共党籍。

27、刘丰，共军少将。“九一三”事件后，刘丰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中共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1993年2月死于武汉。

28、曾国华，共军中将。中共建政后，曾国华任共军第13兵团参谋长，共军15兵团兼共军广东军区参谋长，1951年5月起，任共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共军空军第3军军长，共军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共军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1968年12月，任共军空军副司令员，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1978年1月3号死于成都。

29、王绍渊，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王绍渊任过共军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政治委员，共军政治部主任，共军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共军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共军兰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

30、韦祖珍，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韦祖珍任共军副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共军空军军政委，共军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共军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韦祖珍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九一三”事件后，受到牵连，被监禁四年，1982年10月11日死于南宁。

31、白云，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白云任共军空军第六航空学校参谋长，共军空军舌勤部参谋长，共军东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共军空军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共军空军副参谋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

32、何振亚，共军少将。中共建政后，何振亚调任共军第十二兵团兼共军湖南军区副参谋长，1952年4月，任共军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同年秋，参与朝鲜战争，任共军空军参谋长，朝鲜停战后回中国，任共军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共军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共军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1955年11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1978年10月24日死于北京。

33、纪亭榭，共军少将。纪亭榭1964年升为共军少将，1971年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2009年12月7日死于北京，98岁。

（责任编辑：古春秋）

习近平：“我在我说了算”

“毛在毛说了算，邓在邓说了算，江在江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 

习近平公布曾庆红儿子涉蒋洁敏案与贺国强父子贪腐案的直接起因是，元 旦后，江泽民、李鹏、曾庆红、吴邦国、贾庆林、李岚清、贺国强、李长春、曾培炎等人借习近 平看望慰问中央老同志的时候，联名向习近平发出警告，习近平必须停止十八大当权 以来的一系列激进政策，尤其是在周永康问题上，习近平、王岐山走得太远，已经在 党内高层重搞得人人自危，严重破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来之不易的安定团 结、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局面。江泽民、李鹏、曾庆红向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反 腐不是不要搞，问题是反腐不能搞扩大化，不能把党的大部分干部都打成腐败分子， 更不能把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曾经在中央工作多年现已离退休的老干部打成大老 虎，来成为自己当权执政立威的垫脚石，这会严重影响到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 要任务。周永康同志在地方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工作多年，成绩与失误都有，但成绩是 主要的，更何况周永康同志已经在十八大上和平交权，象前任的领导同志们一样自觉 自愿退出了中央领导层，为党的接班事业平稳顺利交接作出了贡献。现在十八大一年 后把和平交权的老同志双规，打成大老虎，这是在搞秋后算账，这是在为个人立威， 违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集体领导的优良传统，反腐必须适可而止，中央领导 层必须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为反腐扩大化而带来的 严重后果检讨自己的工作。 

面对众多江派政治元老的指责，习近平明里作出某种程度的退让，在春节前后允许深 涉谷俊山腐败案的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公开露面，同时将公布周永康案件无限期推 迟。但另一方面，习近平透过王岐山明确指示办案人员对外界透露曾庆红儿子曾伟深 深卷入鲁能腐败案与蒋洁敏腐败案。 

习近平对身边小圈子人曾明确表示，所谓的党中央集体领导实质就是，毛在毛说了 算，邓在邓说了算，江在江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抛开华国锋不算，党内唯一一个 军委主席说了不算的就是胡锦涛，我不是胡锦涛第二，我不要政令不出中南海，我不 需要什么人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需要老家伙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一句话我 不当什么儿皇帝，我要作一个说话算数的总书记、军委主席。老家伙们最好闭嘴，不 然的话，他们的儿子女儿个个都是小老虎，他们每个人自身都是大老虎。反腐是个长 期艰巨的任务，根本不存在什么扩大化，如果说有什么做得不够的话，那就是反腐力 度还不够大，反腐深度还不够广，否则要人亡政息，否则要亡党亡国。王岐山同志在 与即得利益集团的反腐斗争中做了大量艰苦工作，根本没有任何错误，不仅不需要检 讨，相反我们都要学习王岐山反腐的坚决态度。现在二号专案虽然暂不公布，但要加 紧审理不能停步，一号专案是摆上日程的时候了，可以适当透过海外友善媒体透露一 些细节，形成党外与党内的政治压力，为未来二号专案与一号专案的公布打基础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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