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乐：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民运和民运人士

时下，搞民运有些艰难，搞民运的人名声也有些灰暗。民运，这正大光明的事儿显得有些中气不足、举步艰难，这很不正常。就想写几篇文章谈谈我对民运问题的思考，为的是我们能够走出民运认识的误区，达成有限的共识。

此文谈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民运和民运人士：

对于民运，我想国人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从“六四”运动的规模和全民的热烈情绪来看，我们可以一边倒地认为，中共已不得人心。“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有识之士正式成立了公开的民运组织、展开了民运工作，跟中共分庭抗礼的阵营形成了。应该说，革命（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它都代表了民运的根本目的）有了一个明晰的思路。它与昨日之“六四”相比，就是从犹抱琵琶半遮面或由外围的劝谏进言变成了公开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反独裁、反专制行为。从客观上讲，这是坦克碾压的结果。从观念上讲，这是希望，破灭；再希望，再破灭；直至绝望然后升华的过程。这是一个突破。“六四”肯定有问题，这些问题别说今日反思，当其时，我就已把双方的路数和问题看得明明白白，额头确实沁出了不少冷汗。“六四”的悲剧，从我们内部角度而言，根本上就是对中共的本质不了解；从技术上讲，就是时代背景火候不够（这个悲剧今天还在延续，刘晓波是再一个受害者。不知为什么，我一看见不合时宜地冒出来的《零八宪章》----尽管它本身是个好东西 ----就非常头痛，我会很难受地联想起“六四”）。啰嗦几句“六四”，就是想说明，醒过来的人们应当埋葬“六四”那样的思维方式。而其后的民运正是拉开了背水一战的架势开创了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总得要见个眉目。

然而，事非尽如人意，民运人士良莠不齐，因其劣行惜带民运落难（这里暂不谈中共的无间道）。国人言及民运多有摇头叹息者，甚至更有圈中人士因失望而脱离此行，与初时目标渐行渐远。“不团结”、“内讧”、“有野心”、“唯我独尊”、“没打着老虎便开始谋皮”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因了这些事实却归结出这样一句话：“民运人士的素质比共产党还不如，打什么天下？”这个说法误差就大了。

中共的素质一向也不理想，从它成立至今，一直都有如上所述的大大小小的毛病，只不过它在发展过程中实行逆淘汰，心越硬越黑的人就越能操控其组织，正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才显出了表面上的团结，这团结其实就是成功地压制和封锁了党内不同的声音。毛泽东这一生从江西到延安，从延安到登基，从登基到文革都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制造阴谋和设计手段去对付同党，其阴谋之险恶、手段之毒辣简直超出常人想象。党内各派系之间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也是你死我活、腥风血雨，远不是民运人士那点内耗所能比拟的。共产党靠的是排除异己、高度统一、自我牺牲、六亲不认、铁腕钳制、绝对服从而获得政权。它能因此而得权，但也因此而失分。独裁是其必然的产物、也是其不可避免的后遗症；与其说独裁是其追求、不如说更是其无奈的选择----不独裁它便失天下！时至今日，中共依然靠着这个方法维持统治。我不敢想象，如若民运为了加强战斗力和巩固领导权威，也如当年中共一样地整党整风、交心交底、大抓AB团，也如捷尔任斯基一样地组建“契卡”，那么，我们的民运会是什么样子？或许如此做可以整出一两个不善者、图谋不轨者，甚至可以破解无间道，但是，自己也必将耗费大量心血、加大运作成本、导致众叛亲离。民运不需要共产党那一套内部统治手段，这一点，我们权且就叫正大光明的事业所付出的正大光明的代价吧。代价之一是：从表面形式上看，这使得我们惯于服从、惯于发誓、惯于被人拿捏、惯于被人抽打、惯于统一指挥、惯于统一行动的人很不习惯，从而误把这叫做“一盘散沙”。

从事民运的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在正常情形下），民运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松散组织，来去自由，尊重个人意愿。

民运有很多主张、有很多异见，这不奇怪，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这个不同的主张形成不同的组织，进而发展成不同的党派和团体，这便可成为中国多党制的基础。中共不也是从南湖一条小船上鬼鬼祟祟的十三个人发展壮大起来的么（当其时，全国的党员才五十多人）。有人说，“中国非得共产党统治不可，没有哪个政党有共产党这样的实力。”我这里不想作反驳，我只想说问题的另一面，长期以来，共产党就是一党独大，排斥和打击异议人士及异议团体，如此一来，中国哪有其他政党生存的基础空间，更遑论发展到与之竞争的态势。中国目前只有共产党独大而没有其他公开的、成熟的、有规模的政党与之叫板（学名叫反对党），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中共独裁专制造成的。有些知识界的精英甚至是被中共活生生逼进党内的，你纵然有天大本事，如果不入党，重大科研课题就不交给你做；你想出国进修，对不起，先入党。所以，可以这样讲，中共的发展壮大采用了一些近乎“绑票”的手段。中国没有其他成熟的大型政党这个责任本身就应该由中共来承担。当然，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说法，中共是罔顾道义的，看到这样的说法它在心里嘲笑呢。“中国非得共产党统治不可，没有哪个党有共产党这样的实力。”这句话错就错在你无意中承认和帮衬了一?独裁政党，你没有设法改变这一现状，恰恰相反，你承认这一现状，并且把它拿去作为损诋民运的依据。

所以，民运组织的宗旨应该与中共恰恰相反，是：“一个阵营，多个政党”。

我认为，是个中国人都有毛病，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在我们身上打下深刻烙印，我们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你拿罗筛在中国也很难筛出像华盛顿那样的君子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孔孟之道救人更是天方夜谭。大儒辜鸿铭，西方长大、诚服孔孟、一代宗师。人品如何，老实说，恶劣！见谁骂谁、趾高气扬、大摆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子。在清华大学，见外籍教师就骂：“你这水平还来中国混饭，滚回去！”见英国人他就用英文骂，见德国人他就用德文骂，骂得人家脸青颊紫、无所适从。在同道中，辜鸿铭也是自视清高、不容挑衅，对他人及其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要么摇头、要么哼哼。这样的大儒做人的基本品行都不达标，我看即便学富五车也于世无补。这样的人好在是在学术圈内混，如在政界混，必是可怕的独裁者。中国几千年来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一直是赞赏和承认成功与成就的，这是造成人心不良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自立自保，他们在自己身旁筑了一道道厚实的“防火墙”，令中国人之间很难以诚相见、坦率沟通和彼此信任。许多中国人嘴上喊的道德教化和仁义礼智信是不会用来管束自己的，孔孟之道的旗帜都是摇给别人看的。无论怎样卖力，终于摇不活中国和中国人。

民运中的问题并不是民运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从中国文化带来的问题，民运的任务之一也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中国人还是要靠制度来说话，这就叫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化问题，你那个文化有大毛病，不如此，不足以作根本改观。民主是必行的，民主实行之后的事是不必担心的。各路人马政坛上见，彼此有不同的政治主张都摆出来，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打拱作揖、温良恭俭让。有人认为，民运人士爱起哄，将来执政还了得。我看还真是了得，无非在议会、国会里吵架么？依我看，不吵架的议会、国会才怪。中共的人大、政协、党代会从不吵架，这是觉悟使然么？不是。这是组织纪律、黑箱操作、权势压人、政治恫吓使然。几大议事机构开会时连吵架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家长制、是不是全体集中制。“一致认识”，真有这样的一致？“高度统一”，真有这样的高度？ 议会、国会里吵架推搡、水火不容都不可怕，我看这是好事，不是坏事。现场直播，让全国民众看，民众自有分晓，下回投票心里才有谱。不要大惊小怪、不要觉得看不顺眼、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不要以为民主没有专制“严肃”和做派而可以任意蔑视之。

所以，我们切不可以专制的思维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民运和民运人士。

至于“民运人士上了台比共产党还不如”的说法，我认为以人为单位而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中国人----只要他们与权力沾边----我事先就要锁定他们的恶。一个中国人，在他没有获得权势的时候可以低调（如延安时的中共和毛泽东），但得权得势之后则很难预料，先前的诺言和期许是靠不住的。我的文章一贯踏谑中国人，但我却看好未来中国人的一样东西，这就是：民主制度。好制度自然会制约坏人，令他不敢张狂与随心所欲。好制度下的一个高级产物就是选票，民众手中的选票是个货真价实的东西，在民主制度下这是民众最了不起的权利，它能给你带来相对易得的利益（当然不是全能）。如果你认为这世道没有好人，那你就在坏人中选一个不太坏的人就行了。如果因为“民运人士上了台比共产党还不如”便成为让共产党统治你的理由，那你就是没把自己当成主人，还乐于让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决定你、决定你的后代和你的国家的命运。更为可怕的是，你依然没有把你自己打上眼，没拿自己当主人，还是一个对着民运组织盼明君的封建思想。

况且，打天下者不一定坐天下。打天下者座天下是共产党的思维，邓小平的女儿在首次谈到“六四”时说：“中国让吾尔开西这样的人来搞肯定不行。”这就是典型的共产党思维。你怎么知道以后就一定得是他“来搞”，你共产党一垮，吾尔开西就从绝食现场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那不成毛泽东二世嘛。没那回事儿，你垮了，也该是临时政府（亦可叫临时联合政府----各方政治力量的牵制性构成）顶上来，等秩序相对恢复了、社会相对稳定了，就开始桌面洗牌、公平角逐，凭本事上岗。同理，现时的民运人士将来也得凭本事上岗，绝不能像历届农民起义军（含中共）那样论功行赏、排排坐吃果果。当然，总统有权组阁，但他若任人唯亲、任人唯哥们儿，不唯才是举，他就摇不活中国这个大摊子，全世界都盯着他，他的政府就会失信于民，他就得下课。有能力解体独裁专制的人不一定是治国安邦的料，两码子事儿。所以，不必焦虑，你握起选票看着办，没准将来共产党里头逃出一个人来被选上中华联邦国的总统都有可能。

有些人认为，民运是个很理想的东西，搞民运的人也应该是理想主义者和道德至上者。这样的认识是中共长期对它自己红色班底进行正面宣传、对我们进行正面教育的结果。这令我们至今都处于思想单一的缺失状态。于是，我们带着这样的思维定势脱离实际地要求民运人士正义纯洁、大义凛然、和蔼可亲、团结一致、无私奉献等等。我想，有这样看法的人在客观上就无法认同一个真实而非虚幻的民运，同时，这样的看法也为中共的无间道提供了运作和实践的空间----轻易地就可以把民运抹黑然后黑上加黑----从而让人疏之远之。民运与当年的共运一样，若去其政治性质，它也是一个社会行当，搞的人也并非都是理想主义者，看看中共的历史，同样有许多不成人样的东西，他们当中有图谋饭碗者（韩英等一大批基层人员）、刑事犯罪者（贺龙）、俯服威权者（周恩来）、胆大妄为者（许世友）、投机钻营者（康生）、野心勃勃者（张国焘）、吸食骨髓者（毛泽东）……这些人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正面形象，我们何苦拿比中共还“高尚”的形象来要求民运人士呢？水无绝对清、金无十足赤，民运人士并不是神圣人物，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平常人，有好人、有不好的人甚至有坏人。但是，他们所从事的民运事业本身却是正义的、正道的、无可厚非的。

我再做一个最坏的假设，假设民运人士中坏人很多、多得无以复加，可是，他们共同的公开目标只有一个，即：打倒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若假设成立，就是一群坏人在推翻一个坏制度，那我也是要支持这帮坏人的。这个大是大非我们应当看得清楚。说实话，我个人跟中共没有血海深仇，可我痛恨独裁专制、痛恨一手遮天和由此给民族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并由此令中国在国际上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我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在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多年，我见证了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异，我体会到了民主制度的种种优越。在澳洲，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体面人”，拿中国人的说法，我是一个地道的底层人（打工者），一个底层人都能肯定他生活其间的这个制度及其社会，那么这个制度及其社会一定有它令人心悦诚服的地方。我衷心希望祖国的同胞能早日颐享民主的甘露，普通人也能活得像我一样 ----微而不卑。而这目标的实现是离不开民运人士和民运的。没有民运人士和民运，中国民主的实现将非常艰难。民主一旦实现了，因制度的制约，坏东西自然会被摒弃，好东西自然会被保留。在昌明的政治制度下，坏人也只得夹紧尾巴做人，他能夹紧尾巴，在客观上就坏不起来了、就失去了坏人的破坏作用。在目前，也惟有民运人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可爱的人，他们的献身精神能赢来国人日后的基本利益，我们没有理由在做着奴隶时嘲笑给我们砸开镣铐的人，更没有理由因为一些可能的假设而裹步不前、安于现状，拱手出卖我们的未来。

现实很是凉酷，搞民运的人吃力不讨好，那边共产党痛恨，这边高标准严要求的人挞伐，一不小心惹着谁还要招来一顿痛骂，埋头刨大钱、闷声发大财的人自以为见着了生活的真谛更是蔑视和嘲笑他们，搞民运还真得要有些心理素质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固持的。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们对民运中的问题就不能持批评态度或批判态度，但这与使绊和拆台绝然不同。

（后话：这篇文章就算写完了，但我要保留一个观点，即：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主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和与政治相关的文化问题。中国若要彻底有救，中国人还得要有做人层面的改良，这个时间的预算少说也要贴进几百年。要讲清这个问题就会惹出另一篇文章，以后再说。 2009、6、20日老乐于澳洲）。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民运和民运人士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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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09年06月2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