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北京枪声！3.19政变内幕解密

北京枪声
3.19政变内幕解密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结怨团中央
第二章　跟太子党的恩怨情仇
第三章　故了薄熙来的军师
第四章　干掉令计划公子
第五章　游说周永康
第六章　急调三十八军入京
第七章　周永康向江泽民求救
第八章　中南海处理3 19善后
第九章　双方都掩盖319政变真相
第十章　何光晔栽赃令计划
第十一章　永康丢了推荐权
第十二章　各路豪杰各显其能（上）
第十三章　各路豪杰各显其能（下）
第十四章　最后的较量
第十五章　高手出招
第十六章　切割薄谷软着陆 咸鱼翻身未可知
尾　声　北戴河的夕阳
附录1：张鸣：十八大之后的中国——等死？还是找死？
附录2：陈毅之子陈小鲁等致十八大代表公开信

序　言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少将军长许林平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电话，电话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打来的，要求他在三十分钟内召集集团军政委邹云鹏少将，政治部主任常跃少将到三十八集团军作战室，胡锦涛主席将向他们直接传达重要命令！
　　许林平不敢怠慢，立即让秘书紧急通知政委邹运鹏和政治部主任常跃，不到二十分钟，三位军中首脑在军委作战室集结了。许林平有点纳闷，军委为何没有要求参谋长参加会议？
　　离十三时还有五分钟，作战室的保密电话再次响起，许林平拿起电话，电话里还是徐才厚生涩、僵硬的声音。
　　徐：许军长吗？邹运鹏政委和常跃主任是否到位？
　　许林平将保密电话按在免提键上，挥手让作战参谋和秘书等人离开，然后立正回答：报告副主席同志，根据您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少将军长许林平到达集团军作战室！请指示！
　　邹运鹏立正：报告副主席同志，根据您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少将政治委员邹云鹏到达集团军作战室！请指示！
　　常跃立正：报告副主席同志，根据您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常跃到到达集团军作战室！请指示！
　　电话里传来徐才厚的声音：许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三师现在什么位置？
　　许林平回答：按照军委和北京军区的统一安排，该师驻扎河北保定！
　　徐才厚：装甲第六师在什么位置？
　　许林平：驻扎北京昌平！
　　徐才厚：陆军航空兵第八团在什么位置？
　　许林平：河北保定！
　　徐才厚提高声音：命令上述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下面由胡锦涛主席宣布命令！
　　三位少将高度紧张，双腿一并，立正：是！请主席同志宣布命令！
　　电话里传来胡锦涛熟悉确有略显紧张、生涩的声音：我是胡锦涛，根据军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讨论意见，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三师一小时后集结，目标北京市，全速开进。晚九时完成对北京中共中央政法委大楼的包围。第六装甲师协同一一三师进京，同时完成对公安部、武警总部、公安部八局的包围，监视其行动，并对敢于抵抗的军事力量实施缴械，必要时可以武力消灭。航空兵第八团策应两个战斗师的行动，掌握北京市的制空权。三十八集团军其他作战部队，作为预备队，立即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上述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中央军委将下达进一步的命令，对预定目标执行特定任务！
　　许林平、邹云鹏、常跃齐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许林平又问道：主席同志，上述命令的书面文件，何时给我们？
　　根据军事条令，中央军委应该通过军区指挥下面的作战部队，像这样直接给作战部队下命令是罕见的，因此，许林平必须委婉地提出这个问题。
　　对此，不熟悉军务的胡锦涛没做声，徐才厚回答：马上会电传给你们，正式命令待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我派直升机送给你们！
　　徐才厚绕过了军区的问题。这让许林平隐隐有些不安。他只好再问：北京军区的命令是否同时到达？
　　徐才厚只好回答：军区会直接联系你们。
　　按照中央军委的规定，调动拱卫京师的三十八军进北京这样的重大军事行动，需要中央军委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共同签字，并经北京军区司令员传达才能生效。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通过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调动了三十八军一个师进京，导致刘少奇邓小平束手就擒；文革开始。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共同签字，调三十八军入京，因没有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不合规定，遭到当时的军长徐勤先中将的抵制，但是六四镇压后徐勤先居然以违抗命令罪被判刑五年。目前的这次调兵，实在说还是不合规矩，但是这三个军中首长谁也不敢再提异议。只好先执行再说。
　　时间紧迫，许林平少将首先要通了一一三师师长赵海滨大校、装甲六师师长袁东伟大校和航空兵第八团团长孙凤阳上校的电话，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的命令，要求上述部队立即行动，赶赴预定位置。然后跟邹云鹏、常跃研究战斗计划。
　　许林平是二〇一一年二月刚刚从第六十五集团军任上调任三十八集团军军长的，不过他此前曾经是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三师师长，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军长，因此也算是这支中共王牌军的老人。尤其是他当师长的第一一三师，更是共军中首屈一指的快速反应部队，可以在七天到十三天的时间内到达中国的任何作战区域。因此，这种部队虽然驻扎在保定，离京师较远，胡锦涛仍然让它承担进京平息叛乱的首要任务。
　　等了仅二十分钟，北京军区的命令才姗姗来迟。司令员房峰辉传达了中央军委要求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三师、装甲六师和航空兵八团进京执行紧急任务的命令。许林平一颗心才放下来。但是一丝疑惑又涌上心头，军委为何要亲自下达命令而不是通过军区下达命令呢？是不是北京军区对执行这个命令有抵触情绪？如果是这样，这件事就复杂了。
　　当晚八点五十分，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其中第一一三师率先将位于灯市口西街的中央政法委大楼包围。装甲六师围住了武警总部和公安部八局，还在东西长安街都设置了警戒。航空兵八团的飞机策应这两支部队，控制了北京的制空权。许林平命令各作战部队就地待命，等待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文件以及下一步的命令。
　　九点整，在西长安街临时指挥所，许林平和邹运鹏终于等到了军用直升机送来的命令，传达命令的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许林平一看书面命令，顿时像浇了一瓢冰水。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命令上只有胡锦涛和徐才厚的签字，没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习近平的签字！
　　许林平的手微微颤抖，一时说不出话来。政委邹运鹏接过命令一看，感觉应该替新任军长说句话，就问：房司令员，为什么书面命令没有习副主席的签字？这不合规定呀。房峰辉面有难色，应付道：确实不合规定，但是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命令就是这样，你们赶紧执行吧。
　　许林平说：下一步的指示是什么？有没有书面命令？
　　房峰辉道：没有书面命令，我口头传达。你部一一三师立即攻占位于西灯市口的政法委大楼，逮捕图谋政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在政法委大楼内的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全国政协常委何光晔。
　　许林平、邹运鹏倒吸了一口凉气，异口同声道：逮捕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书面命令，这不是政变吗？
　　“什么政变？是他们在搞政变，中央是要求你们去粉碎政变！”
　　房峰辉态度粗暴地说，“你许林平刚刚升任三十八军军长，不要学徐勤先！”
　　许林平道：房司令，此事关系着三十八军全体官兵的身家生命，我不能不慎重。这样吧，你让我给军委通个电话。
　　房峰辉同意了，取下了直升飞机上的保密电话，要通了军委作战室，递给许林平。电话里传来的居然是胡锦涛的声音：许军长，你的部队是否到位？
　　许林平大声回答：全部按照预定方案到达指定位置，请主席同志进一步指示！
　　胡锦涛倒也毫不含糊，命令道：立即攻占政法委大楼，逮捕周永康、何光晔和陈昊苏。如果遇到抵抗，可以采取一切措施！
　　许林平：是！保证完成任务！请问胡主席，习副主席是否有其他要求？
　　许林平这是在耍滑头，胡锦涛却并没有在意。
　　胡锦涛：近平同志不在作战室，这次行动你直接听我指挥，现在这部电话交给你，行动中出现什么情况，你直接向我汇报！
　　许林平拿到了胡锦涛的尚方宝剑，也就只好横下一条心来干了。
　　他对房蜂辉说，请房司令放心，我们三十八军一定完成胡锦涛主席交代的任务！
　　房峰辉道，那就好，那就好。三十八军不能再出八九年那样的事了。然后坐直升机走了。
　　许林平把一一三师师长赵海滨找来，听取行动前最后一次汇报。
　　赵海滨汇报说：政法委大楼有武警一个特种大队警戒，兵力在六百人左右，配有六辆轻型装甲车和各种轻型武器，熟悉特种作战，能够执行特种任务。不过他们跟我们一一三师不是一个档次，我们用一个营就能把它干掉！
　　许林平问：这个特种大队是常规警戒还是特殊警戒？一个政法委大楼需要这么多人保卫吗？
　　赵海滨：据了解，从重庆发生王立军事件之后，政法委就提高了警戒级别。这几个月一直是这样。
　　许林平：这样，按照预定计划，你组织一个营从大门突进去，武警如果开枪，先呜枪示警，能够缴械就不要流血，毕竟都是人民的军队嘛。你们进入大院之后，封锁所有通道，一定要抓住周永康、陈昊苏和何光晔这三个人，这是军委胡主席下达的死命令！我会让航空兵八团派四架武装直升机配合你们行动。
　　赵海滨回答：是，保证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政法委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烟雾腾腾，周永康愁眉不展，像一条饿狼一样走来走去。陈昊苏、何光晔则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你一眼我一语，劝周永康快下定决心发兵中南海。
　　何光晔语速极快地劝道：以快打慢，以快打慢！这是当年粉碎四人帮的制胜法则。六百特种兵占领中南海用不了半个小时，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如果你再不动手，薄熙来就是我们的下场啊，周书记！
　　陈昊苏也添油加醋地蛊惑周永康：短兵相接勇者胜，到了这个时候，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干脆拼了吧！
　　周永康停下脚步，瞪着怪眼问：你们说，胡锦涛真敢动我吗？就凭王立军那个王八蛋一套胡扯八道？他也是快下台的人了，干嘛要这样折腾？他不是提倡不折腾吗？
　　陈昊苏急赤白脸地喊：我的周大哥，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人家刀都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还问快不快？胡锦涛要抓你，兵都到门口了，你还而相信，你非得到了秦城才信？
　　正在这时，一个武警上校警官进来报告说，发现一支来历不明的军队将政法委大楼团团包围了。三人目瞪口呆，接着就隐隐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与此同时，保密电话机铃声大作，公安部来电称，他们也被包围了。还说，同时被包围的还有中央警卫局和电视台。包围他们的好像是第三十八军的几个师和一个航空兵大队，看来胡锦涛已经抢先动手了。
　　周永康命令武警，一定要堵住政法委大门，争取时间。他给胡锦涛打电话，中办说找不到人，无奈他自己只好向江泽民求救，他现在只有这一根救命稻草了。
　　陈昊苏、何光晔见势不妙，悄悄溜走。
　　政法委大楼门口，六百多名武警特种兵占领制高点，跟三十八军的一个加强营对峙起来。
　　一个武警上校冲天开了一梭子，清脆的枪声震破北京的夜空。上校大喊：这里是中央政法委机关大楼，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关，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敢冲击政法委，我们人民武警部队将就地歼灭！请你们速速退回，否则，莫怪子弹不长眼！
　　一一三师的一个连长让士兵们躲到装甲车后面，自己站在装甲车上喊开了，居然一副北京腔：
　　小子，你睁开狗眼看看老子是谁的队伍！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三师！老子连美国鬼子都不在话下，还怕你个狗屁武警？你小子再开枪试试，信不信老子把你妈的政法委大楼给你推平喽？
　　那上校也不示弱，从大门围墙上跳下来，把枪扔给里边战友，讥刺道：原来是三十八军的英雄啊，你们不去保家卫国跑北京来捣什么乱？拿国家给你们的装备耀武扬威？小子，你不服咱俩单挑，生死不论，各听天命！说着就往这边走来。
　　那连长也是特种兵出身，跟着许林平到过俄罗斯参加过大演习，见过大世面，哪里会被一个武警吓到，随即也跳下装甲车：单挑就单挑，老子怕你不是男人！
　　站住！──三师师长赵海滨见进攻受阻，及时赶到，对着那个武警脚下就是一梭子：我是一一三师师长赵海滨，你敢再走一步就地格杀勿论！我们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捉拿躲藏在政法委大楼里的政变分子，我现在命令你和你的队伍立即缴械，在院中集结，否则你们将被就地消灭！
　　武警上校透过灯火看清楚眼前这个军人的军衔确实比自己高，是个师长无疑，而且一看黑压压的装甲车和黑洞洞的枪口，知道遇上了大麻烦。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说：我只服从武警总部和政法委周书记的命令，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政法委，你们这样直接进去我承担不了干系。赵师长，我们都是职责所在，你让武警总部或者政法委给我下命令我才能让开！
　　赵海滨冷笑一声，好，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请抬头看看。
　　武警上校一抬头，但见四架武装直升机已经在头上盘旋，武装伞兵正纷跳下，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在政法委大楼和大院围墙上的武警，赵师长一挥手，地面的突击队员们纷纷举枪对空射击，清脆的枪声、绚丽的火蛇交织成一股摄人心魄的图景。
　　武警上校见大势己去，只好命令六百武警缴械。守卫在大门口的武警被解决。赵海鹏指挥部队占领了制高点，封锁了政法委大院，正准备冲进去大楼活捉政变分子。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许林平命令他立即集结队伍，撤出政法委大院。
　　赵海滨目瞪口呆，但是只能执行。他刚刚将队伍撤出大院，命令又来了，还是许林平：把武警放了，枪还给他们！队伍立即撤出西灯市口，在五棵松附近集结。
　　赵海滨把枪还给那个武警上校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说：兄弟，够英雄。不打不成交，今晚就当一次演习吧！
　　那武警上校看着扬长而去的第一一三师，百思不解：妈的，到政法委大楼来演习？你三十八军够牛啊。
　　为什么在最后时刻周永康死里逃生，胡锦涛为何放过他一马？陈昊苏、何光晔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策划蛊惑周永康举兵中南海发动政变？北京三一九之夜的枪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共产党内斗英雄最终将落得什么下场？本书将为你彻底揭开这个谜底。

第一章　结怨团中央

胡锦涛调进团中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跟中国共产党几乎同时诞生的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原来叫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中共建党之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抗战爆发后，又改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共建政之后，于一九五七年再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沿用至今。
　　鉴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过共青团的工作，文革结束后，这个群众性组织的中央机构一一共青团中央受到比其他诸如妇联、青联、工会、工商联等组织更高度的重视，成了培养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后备干部的主要基地。历任团中央书记如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都先后成为一方诸侯大员，甚至最后挺进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
　　胡锦涛作为平民子弟一一一个小业主的儿子，清华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甘肃担任一个中下级技术官员一一甘肃省建委一个副处长，如果没有好的机缘，他会像许许多多平庸的技术干部一样，在甘肃默默无闻终其一生而无人知晓。由于胡锦涛的妻子、也是他的清华同学刘永清家在北京，胡锦涛就一直想调回北京。那个年代有这个想法的人太多，但是能够实现的不多，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与妻子两地分居，到退休才夫妻团聚。
　　不过胡锦涛运气不错，他受到了中共甘肃第一书记宋平的青睐。宋平对他的博闻强记和务实肯干的工作态度非常欣赏．不断提拔他。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在甘肃安心工作。不久宋平调回了北京，还当上了中组部部长。胡锦涛回京就去看老首长，手里提着土特产，口里虽然不说，但是什么意思宋平和他都心知肚明。据后来跟胡锦涛共事的民运理论家严家琪先生亲口告诉笔者，那时候的胡锦涛根本没有当一国领袖的雄心壮志，他一门心思就想通过宋平调回北京。跑得多了，宋平觉得自己都回来了，还让一个年轻人在甘肃呆着，自己也不好意思。就问胡锦涛，你是否还想调回北京？胡锦涛点点头。宋平又说，不过回北京没什么好位置了，你先去全国青联干着吧。胡锦涛感激万分，到中国青年联合会当了主席。不久又当选了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元老陈云到杭州休养，期间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报告，曾任陈云秘书、后来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陈云同志向中央提出了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十二条建议。（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就留下了省市委书记们，专门讨论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书。小平同志在那个会上也作了一个重要讲话。我当时坐在后面，我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当时还说过这样一句很诙谐的话，他说，对于陈云同志的意见，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举双脚赞成。还做这么一个动作，引起全场大笑。
　　在陈云和其他人推动下，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随后，四时半，胡耀邦带领三十九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觐见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彭真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报章上冠以老同志会见“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的标题。
　　当年轻人进门时，老一辈革命家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让那些年轻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们既兴奋又紧张。按照事先排好的座次，“老一辈革命家”颤颤巍巍地在前排就座，“年轻人”全部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由中组部负责人一一唱名，每一位被点到者，都要站起来。位高权重的元老们一边听中组部负责人介绍年龄、学历和资历，一边侧过脸来仔细地端详。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五十二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女副部长、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李淑铮。介绍到正式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王兆国时，也同前面几位一样赶快站了起来。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当中央候补委员胡锦涛出场亮相时，中组部负责人特别介绍：他是这次十二届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只有三十九岁。这是胡锦涛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此前邓小平、陈云等人对他毫无印象，只知道此人是宋平推荐的“四化”优秀接班人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率领甘肃代表团前来的胡锦涛，经党中央提名，全体代表投票选举，进入了团的中央委员会。而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团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成为团中央的第二把手。

团中央里的太子党

　　胡锦涛进团中央的时候，王兆国是第一书记，书记处还有两名书记，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另一名是中共早期工运领袖何长工之子何光晔。一九八三年，刘延东也被调进团中央担任了书记处常务书记。
　　陈昊苏、何光晔和刘延东都是高干子弟，只有胡锦涛是平民子弟，陈、何两人都瞧不起胡锦涛，但是刘延东对胡锦涛很有好感，一来二去，陈、何两人对胡锦涛的矛盾加深起来。
　　一九八二年最后一天，团中央选出了新的书记处。由八人组成，分别是：书记王兆国、胡锦涛、刘延东（女）、李海峰（女）、克尤木巴吾东、陈昊苏、何光晔以及候补书记张寅顺，当时团中央的分工是这样的：
　　王兆国作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全面主持书记处，同时分抓研究室和团校；
　　刘延东分工抓国际联络部，后来她主要风尘仆仆奔走于亚非欧美，参加国际会议、接待来访，应邀出访；
　　李海峰主管组织部；
　　克尤木巴吾东是维吾尔族干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体现“民族政策”，他分工抓统战部，主要就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
　　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儿子何光晔，专管办公厅后勤行政这一摊子，以及中国青年旅行社，他掌管了团中央的财权；
　　中共著名元帅、外交家陈毅的儿子陈昊苏负责学校部；
　　张寅顺分抓工农青年部。
　　团中央的这种分工，很明显是把胡锦涛放在王兆国的接班人位置上，这让作为太子党掺沙子进来的陈昊苏、何光晔非常嫉恨。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陈昊苏、何光晔进团中央的时候，曾经遭到了很大的反对声浪。
　　那是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调进四名干部安插进团中央书记处班子，这四个人分别是克尤木巴吾东、王建功、陈昊苏和何光晔。后两人是人所共知的太子党。陈昊苏是陈毅元帅的长子，生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六五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历任七机部第二十三所技术、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这次调到团中央很明显是作为后备力量进行培养，准备挑大任的。何光晔是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儿子，大学学历，曾任空军三八四五部队副营职教导员，从空军政治部干事任上调团中央书记处，也准备历练后出任一方大员。
　　何长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可谓声名赫赫，他出生于一九〇〇年，湖南华容人，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年底跟周恩来等一起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九月参加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奉毛泽东之命前往井冈山说服土匪王佐、袁文才加入红军，对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何长工还奉毛泽东之命去寻找朱德南昌起义的败军，促成朱毛会师。一九三四年中共红军长征前夕，何长工与潘汉年一道作为密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对减少红军损失功不可没。
　　何长工是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一九三〇年六月已经任红八军军长了，率部参加长沙战役。第二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长征初期任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策应、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三十二军政治委员。但是长征后何长工的地位开始下降，解放后仅仅是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
　　何长工为何会有这种起伏，中共开国上将陈士渠曾经回忆说：因为长征中何长工是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组织压力和当时情况不明了的客观形势，他曾经被张国焘利用过，但是他很快纠正了，并且向毛主席负荆请罪。毛主席告诉他：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
　　话虽这样讲，何长工后来就一直不吃香，解放后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何长工一点怨言没有，还跟我说过，配合大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不爱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听说在地质部保护了一大批知识份子，因此也会留下一些把柄。文革刚刚开始，何长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而且是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八·一八”天安门城楼上点名的。我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仅不能救他为他说什么，还要随声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帮，何长工的冤案才解决。他知道我遇到了麻烦，不仅没有疏远我，还几次来看我，用他几十年来挨整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处理在风头上的时候都厉害，只要挺过去就有说话的机会。他还几次让我写申诉，说他是中顾委常委，可以送上去。
　　鉴于何长工受到的这些不公正待遇，中共党内很多老人对他的儿子何光晔具有一种负疚的复杂心理，希望通过提拔何光晔，补偿在何长工身上的亏欠，这也是何光晔能够从一个营职部队干部提拔到团中央书记处的原因之一。
　　但是，团中央的委员们对中共空降太子党很不以为然，以王军涛为首的一批团中央委员提出了强烈质疑。毕竟，共青团中央名义上还是个群众组织，中共中央直接安插书记处成员名不正、言不顺。
　　共产党习惯于把共青团当做下属机构，胡耀邦这次也就轻车熟路，将党中央的这一“掺沙子”的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当然，毕竟团中央在名义上并不是党中央一个下属部门，为了取得合法性，他们还是要走一走过场，要在团中央全会上让所有委员们举一举手。
　　这种由中共任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做法，早是中共的惯例；共青团既然是完全跟随中共的政治组织，就更不在话下。以前一直是这么做，从来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胡耀邦当年就是这么被毛泽东一声令下从四川调来；韩英也是这么被华国锋一声令下调来；在他们眼里，团中央哪里是一个独立的群众组织？分明就是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部”而己。
　　但是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在团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中酝酿班子增添新人的名单时，大家牢骚冲天，质问他们除了是高干子弟（其实并不全是），有何德何能，对青年工作又毫无经验，今后怎么领导全团？为什么不从多年团干部中提拔？而从级别上看，从他们原来所处的岗位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说是乘坐了“直升飞机”，这难道不是“突击提拔”？
　　团中央委员们为何“造反”？或许是因为其时北京和全国民主风高涨，团中央委员们被“放了蒙”；或许感到此四人一来，堵塞了原来某些人以为“非己莫属”的升迁之路，或许跟随韩英的一些人感到党中央此举矛头冲着自己，地位受到威胁？
　　而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一些像王军涛等人这样的非专职团干，提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的挑战，他们质问党中央这样作，将“群众组织的权利”置于何地？全会已经在进行之中，选举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在任的负责人大惊夫色，赶紧分头连夜进行说服动员，最后在选举时，总算勉强保住了四个人当选，但是票数低得惊人，其中王建功比半数仅仅多三票。党中央非常难堪和震惊，胡耀邦后来严词批评了韩英等人。
　　应该说，这次的批评并不见得有多少道理，但是党中央熬到团中央换届就将韩英调走的决心就此下定。
　　因为这个原因，王兆国、胡锦涛到团中央工作之后，比陈昊苏、何光晔形象更好，更得民心。这也是胡锦涛遭到陈、何两位嫉恨的原因之一。

裁撤少工委风波

　　在团中央书记处，胡锦涛的担子最重，责任最大，分管范围最广。他是团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要负责这个庞大青年组织的日常事务；他分工抓宣传，不仅要管团中央的宣传部，还要管团报、团刊、出版社；他兼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是团直属机关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以此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他还是全国少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参与少工委的重大事务决策，一些重大活动他也得出席。李海峰调走之后，王兆国患了胸膜炎住院，胡锦涛又要拿出一部分精力分管组织部和研究室。后来陈昊苏调走，胡锦涛又分管学校部，克尤木巴乌东调走，胡锦涛又管统战部。除了刘延东分管的国际联络部之外，其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统统由胡锦涛主管，而胡锦涛好像有三头六臂，各项工作都干得有条不紊。
　　共青团十一大之后，有人总结说，王兆国嗓门大，胡锦涛模样帅。因为王兆国在大会上发言中气十足，嗓门洪亮。当时引得光临团十一大会议的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等人不仅点头微笑。胡锦涛作报告虽然声音没有那么有气派，但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胡锦涛上台伊始，遇到的第一个危机是关于撤销少工委的提议。王兆国在团代会举行之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已经有了裁并团中央部门的腹案，新的班子建立之后，再斟酌一番就要付诸实施。原来的青工部、青农部，并成工农青年部；原来的文体部，并入宣传部成为其中一个处，原来的少工委也属于要裁撤的目标，打算将这一部分并入学校部。提出裁并少工委的提议人主要是陈昊苏，因为他主管学校部。
　　说起来团中央是个比较特殊的机关，对外要维持共青团作为“青年群众组织”的形象，在内部则是不折不扣的党的青年工作部门。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机构设置方式：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对外是与团中央并列的机构，内部只是团中央学校部之下的大学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青联），对外在名义上浚驾于团中央之上，一一按其章程，是共青团“加入”青联，成为团体会员。内部来看，它只是归团中央管辖的统战部，统战部部长兼任全国青联秘书长，负责实际操作。所以，从理论上，少工委的机构设置问题，也可以比照上述两个机构来办理，即对外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内部归并到团中央学校部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处。
　　但是没想到，陈昊苏的建议遭到少工委和下面从事少年队工作的干部强烈质疑和一致反对。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少年儿童工作与团中央学校部的工作对象、性质、任务非常不一样，一合并只能是变相取消这项“在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反对，或许有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但是其理由摆在桌面上，也是相当有理有据。少工委副主任李放民不仅找到了王兆国、高占祥，也多次找胡锦涛反映情况。
　　在广州召开全国儿童工作会议期间，李放民再次找到胡锦涛居住的房间，他向胡锦涛掏出心里话。他说：胡书记，你可以放弃任何一个主管部门，但是不能放弃少工委。胡锦涛很意外，他正为自己担子太重发愁，很不理解在李放民眼里少工委为何就这么重要。他问李放民为何这么说，李放民说：因为包括康克清、邓颖超在内的许多元老夫人，都是在关心培养少年儿童的基金会、委员会里面工作。一语点破梦中人，胡锦涛作为平民子弟，最缺乏的就是跟中共元老们的沟通渠道，而陈昊苏、何光晔等太子党之所以不干事还如此嚣张，也就是因为他们具备这个渠道。少工委保留下来这件事对胡锦涛大有裨益，因为他分管这个工作，接触面也就更广，尤其是可以直接接触到中共元老的这些夫人们。这些夫人，丈夫在世也好，去世也好，多有很强烈的干政企图和能量，甚至比其丈夫来更加肆无忌惮一一“老大姐”怕什么！
　　胡锦涛在团中央旗下少工委这个少年儿童思想教育最高领导机构挂帅，无疑就与这些夫人们有了很多打变道的机会。而他们也一定会对丈夫讲起对胡锦涛的好印象，在未来元老们有机会推荐安排提拔什么人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会想起夫人们所赞扬过的那个“小胡”。有了李放民的点拨，胡锦涛力排众议，主张留下少工委，作为团中央的一个部，并由自己直接分管。
　　陈昊苏的计划遭到挫败，他对胡锦涛更加嫉恨。他和何光晔看不起胡锦涛这套玩弄小聪明的把戏，经常到“叔叔伯伯”那里打小报告。但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长期在团中央干下去的打算，只是把这里当作通往别的更高职务的跳板，因此也拿不出打开新时期青少年工作局面的妙策，因此他们的挑拨并没有给胡锦涛造成实质性伤害。

在“张海迪事件”上交火

　　如果说陈昊苏对王兆国、胡锦涛看不顺眼，主要是他的书生气与他所认为的官场习气颇有隔膜，何光晔则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计较了。他们蛊惑一些因为王、胡来团中央而权力地位受到威胁的人，不时闹点地震。
　　当然，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像陈昊苏，是研究军事史出身，当年他的父亲、中共著名的儒将陈毅，对他寄予厚望。但陈昊苏爱好舞文弄墨，书生气十足，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好弄权势，也不那么谨言慎行一一在他来讲，或许是无所求也就无所畏。他自己的兴趣，更多地在于战争史。谈起战例，如数家珍；而混迹官场，如坐针毡。这样的性格和领导风格，与团中央那些基层来京的机关干部，自然难以说到一块去，倒是与更后来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来的新干部有些共同语言。
　　何光晔是另一种类型的“太子党”，就像他的父亲何长工没有陈毅那样的满腹经纶一样，他也是典型行伍出身，又娴于权术，而倚仗父辈余荫，口气狂妄。在公开场合，他满脸不屑地当众评论另一个军队团干：“他神气什么？！我们那时候，他还在穿开裆裤！”那么，依此类推，王兆国、胡锦涛这样的干部，更不在他眼里。开始，陈昊苏、何光晔先攻击王兆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团中央书记处的新班子中，胡锦涛可以与“太子党”多少扯上点瓜葛，因其岳丈的关系，他虽非“太子”也可算是“驸马”；而第三把手刘延东，是如假包换的“红色后代”，其父亲刘瑞龙论资格比陈毅、何长工并不逊色多少，他一九二六年秋入党，参加过长征，官至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中共建政后担任过上海市委秘书长、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一九八三年又当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相比之下，王兆国没有这些显赫背景，只是自恃为邓小平点将来此，锋芒毕露，上升势头正猛，自然就成了“太子党”集中攻击的目标。站在第一把手身后保持低调的胡锦涛，作为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与管后勤行政的何光晔工作接触甚多，二人还能相安无事。
　　但后来情况逆转：王兆国调升中办主任之后，胡锦涛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没了屏障，首当其冲；王兆国这时翅膀稍硬，也不是他们几个人能扳得倒的了。于是这些人便退而求其次，来跟胡锦涛为难了。
　　胡锦涛的妻子刘永清随他一起调回北京，开始安排在团中央属下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工作。不久，胡锦涛就设法将她调到北京市建委，一来这样更“专业对口”，便于她发挥才干；二来也避免“瓜田李下”，将来若遇到提级、奖励之类的事，不至于被人说是“丈夫得道，妻子升天”。
　　胡锦涛到团中央之后，机关总务处在机关大楼旁边，同样位于前门东大街旁的团中央宿舍楼里最西头，按照其级别，给胡锦涛分了两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因为靠西，每到夏天下午傍晚，房间里热得像蒸笼，这样的住房在几个书记中间是最差的。胡锦涛毫不计较，总是说：“机关住房紧张，这就很不错了。”一住就是好几年。
　　团中央虽然是所谓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早就跟中共的官僚机关没有什么两样。中共机关里的坏毛病，团中央一点都不少。例如上级官员下基层时的“吃喝风”一直都是屡禁不止的头疼难题。说实话，上级官员未见得个个都是老餮或者酒囊饭袋，但有时形势使然，不得不逢场作戏。团组织本不是有钱有权的实力机构，但是团中央书记到了省市自治区，团省委同样要山珍海味，还要请来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或者分管共青团工作的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等政要，一起入席。团中央官员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头痛不己：他们都在政治上有一番企图心，并不想沉溺于口腹之乐，而这么大吃大喝，如果有人告到中纪委，倒有可能断送前程。可是要想抵制吧，又会闹得上下关系紧张。例如后来调来任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后任中组部长），也是一位书生气较足的官员，下去时坚持要遵守中央规定的“四菜一汤”，否则竟不肯入座就餐，或者坚持要自己付费。下面团省市委接待者当然不允，于是弄得场面尴尬，有时团省、市委书记很是下不来台，事后一肚子意见。
　　胡锦涛对这种问题有他的高招。他对手下的人通情达理地解释过，下面团组织盛宴招待，也是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的。他们想藉团中央书记来视察的机会，与省委官员们沟通一下，联络感情。你要“坚持原则”，“不留情面”，硬不给他们面子，反而会将事情搞砸，给该省团的工作带来阻力。胡锦涛在面对下级设宴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他在刚到达当地时，会有言在先，要求团省委负责人“不要过分奢华铺张”，进餐要尽量节约、简单；但是当团省委安排好了正式场合，当着赴宴餐叙的省市委负责人，他又善于应对，与那些诸侯们觥筹交错，给团省委一个大大的面子。
　　在视察期间，他也不为交钱的事与接待人员推搡拉扯，但是回京之后，他会要求他的秘书给团省委将钱寄去。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到广西视察，就遇到非赴宴不可的情况，胡锦涛回京后，令其秘书叶克冬，寄去三十元钱一一这在当时，也相当于他一月薪水收入的十分之一了。但是即便如此，陈昊苏、何光晔等人还是整理了一些材料往中央元老们那里送，意在诋毁胡锦涛，把他塑造成一个违法乱纪形象败坏的典型。最过分的是陈昊苏何光晔在张海迪事件上搞动作。
　　一九八三年，新的团中央抓出一个大典型：自学成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这一年春天，山东团省委推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被团中央选中了。她是少见的“四有”全占上的青年典型，只有一条不足：她是一位高位截瘫患着。小时候患了不治之症被永远锁在轮椅上的张海迪，后来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和针灸，不仅在农村为农民治病，而且还自己翻译和写作了好几本书。团中央选中她，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听说她在山东大学作报告时，上千大学生完全被她征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可是让中南海的领导人伤透了脑筋，他们居然还有能为之折服的人！
　　一九八三年三月份，团中央命名张海迪为“优秀共青团员”，举行表彰大会，还把张海迪兴师动众请到北京开大会作报告。五月份，邓小平、叶剑英、陈云、邓颖超等八位元老都应团中央请求为张海迪题词，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张海迪。
　　这件事还有一个插曲挺有意思，就是本来胡耀邦也跃跃欲试拟为张海迪题词，授意团中央也去请示赵紫阳，好一起题词，但没想到赵紫阳提议只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胡耀邦也就不好单独题了。
　　发现和树立这样一个轰动全团和全国的典型，王兆国、胡锦涛可以说在中央领导眼里大大地得了一分：韩英任职团中央好几年，没有抓出让青年们听了讲演之后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模范人物，而新班子上任才两个月，居然就抓出了这么一个堪与雷锋双峰并峙的特大典型！
　　正当全国宣传如火如茶之时，何光晔鸡蛋挑骨头，找到了一些问题。例如张海迪参加全国高考得的分数，是否如她在演说中所讲的为四百二十四分？他们找到最开始报导这一典型的新华社记者，让他们写了一份内参，按照新华社的有关规定，向上汇报。这份内参，王兆国、胡锦涛按照其级别也能读到。胡锦涛不动声色，转给王兆国。王一看大发雷霆，叫来新华社那几位记者，劈头盖脑地训斥：“张海迪是你们最先发现的典型，团中央正在宣传，全国反映强烈，你们自己现在又否定，出尔反尔，还背着团中央往党中央捅，你们这样做，是想干什么？”
　　不仅如此，王兆国还马上打了电话给新华社一位主要负责人，表示了强烈不满。而新华社那位负责人像做“期货”生意一样，充分地估计到王兆国未来在政坛上可能“增值”一一毕竟，他是邓小平亲自发现、遴选，委以重任的，而党中央一把手胡耀邦又是共青团前“团魁”，谁知道王兆国今天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明天早上被任命的新职务是什么？居然也向王兆国表示歉意。但是，何光晔他们并不罢休，又反复运作了他们在中央高层的关系，雪片般的信件和批示纷纷传到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内容无非是王兆国、胡锦涛他们树立假典型，谎报政绩。胡耀邦只好指示团中央和山东省组成调查组前往山东调查。本来，张海迪其人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她是干部家庭出身，自己作为一个重度残疾青年，见过父亲在政治斗争中所经的风雨，由于随父亲下乡和后来进城之后与待业青年来往，在生活底层挣扎，因此了解一般老百姓对时下政治口号的反感。后来她曾经对记者说过，不希望多提如何争取入党。这说明她对于一个典型如何让老百姓能接受不致遭到反感和排斥，还是有一种直觉把握的。张海迪被命运播弄，后来越来越骑虎难下、身不由己。领导人反反复复对她灌输“当好典型、配合宣传对于引导青年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一套说辞，对她也发生一定作用，随着地位的提高，她不得不越来越“识相”，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当局一一首先是团中央和山东省委一一对她的宣传塑造。
　　胡耀邦指示团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再次仔细深入地核实张海迪的关键先进事迹，在全部落实、拿到过硬材料的基础上，就如何宣传升级，向党中央提出请示建议。
　　胡耀邦说：张海迪宣传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团中央和总政调查雷锋事迹一样，板上钉钉，四脚落地！”
　　团中央遵旨组织了九人调查组，但名称定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之所以前面冠以“学习宣传”字样，是避免由于重新调查，会引起基层的议论，以为张海迪这个典型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组由王兆国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他当时正患腹膜炎住院治疗，无法前往，于是由团中央宣传部刚提拔的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丁钢两位副组长领军；山东省委也相应组成七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两组一起到达山东省会济南、张海迪原来生活工作过的聊城地区和莘县，进行联合调查。
　　这次调查，遇到了完全出乎预料的情况。尽管多数先进事迹得到核实，但也有的事例查无根据，有的关于身世的说法无法最后证实。例如，她的高考分数确实未曾达到那么高，张海迪一九七四年夏天的自杀经过多人有多种说法，甚至对于张海迪童年时究竟是否“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无法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旁证。最要命的是，张海迪入团的事，居然找不到证明人！
　　调查组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隐匿不报：此事只限于调查组成员知道，对外严格保密；第二派则认为：纸难包住火，应该向两个调查组的主管机构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如果不报，这一情况被党中央知道了，团中央和山东省委将更被动，那时再怪罪下来，这个责任直接落到调查组领导人头上，重若万钧；汇报了，责任就交给上级了，由上级去抉择是否向党中央汇报，决定下一步宣传活动是刹车、是转向、还是加速推进。山东省委调查组持前一种意见。大概他们久经官场，见多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而且山东省委作为雄踞一方的当地衙门，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要抓，青年典型宣传在他们的全域中占不了多大分量，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苏毅然和省长梁步庭又都资格不浅，此事真要“穿帮”，担不了多大责任，最多也就是调查组长做个检讨而己。而团中央调查组中，后一种意见更占上风：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地宣传一个青年典型，在团中央来讲就是押上了全部信用，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从王兆国、胡锦涛到调查组副组长江洪等都是刚刚提拨、指望着前程似锦的第三梯队，经不起这种差池。
　　在这过程中，莘县县委的反常举动也让调查组觉得疑窦丛生：早不取证、晚不取证，为什么接到聊城地委通知之后，抢在团中央和山东省委联合调查组到达莘县县城的前四、五个小时，星夜派人到张海迪原来生活的大队找当年的有关知情人取证？取了证又对联合调查组秘而不宣，最后没办法了才交出来。他们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他们还知道多少秘密没有讲出来？这后面是不是有令人想像不到的阴谋？阴谋又针对谁？
　　联合调查人员反复争论，最后山东调查组拗不过团中央调查组，勉强同意了向上汇报。身在山东偏僻穷困县，通讯和交通不便，他们派代表连夜坐吉普车回京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两个调查组的负责人要求回京的代表，在汇报中一定要“全面、慎重”一一换句话，对这一爆炸性情况的冲击，要设法减弱、消解。
　　当时王兆国仍在住院，但是对这么非同小可的事情，胡锦涛绝对不敢自己作主。他主持了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调查组代表汇报，并立即与王兆国通气。王与胡都感到这一情况事关重大，权衡利害，还是得硬着头皮告诉党中央，否则责任没法负；但向党中央汇报得精心推敲说法一一正如胡锦涛那位出名的同乡、近代学术大师胡适所说，历史是一位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只看你如何装扮她了！
　　经再三推敲口径后，他们向胡启立和郝建秀做了汇报，口气更加轻描淡写，也免不了要检讨几句自己政治上还不大成熟，工作中有了疏忽。对这件事的性质，则认定为：由于张海迪入团时尚在“文革”期间，团组织在恢复之中，管理较为混乱，又因时间较久，有关知情人迁居难寻，因此未能找到张海迪入团的原始材料；但根据转入的莘县城关公社和转出的十八里铺公社这两个公社团委的记载，应认定张海迪为团员。
　　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他们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说是“文革期间管理混乱”，但其他团员的档案资料都在，井井有条呀！说是“知情人难寻”，可他们又没有离开中国，真要想找怎么会找不到？但是这一认定，被胡启立和郝建秀等中央领导人认可一一因为他们也深知如果真要查下去，要搭进党中央的信用，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件事在胡耀邦的庇护下，最后总算有惊无险，但是胡锦涛也就此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他发现了是陈昊苏何光晔在背后捣鬼，对这两个太子党更加嫉恨。最后，他运作了王兆国和他的后面的势力，先把陈昊苏调离了团中央。随后又把何光晔赶走。不过这也导致了他们一辈子的恩怨情仇。

第二章　跟太子党的恩怨情仇

薄一波阻拦胡锦涛升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光明日报》，发表了胡锦涛署名的文章《帮助青年知识份子尽快担起时代的重任》。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突然下达决定：任命胡锦涛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随后又被相应地任命为贵州省军区政委，贵州省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锦涛被任命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离他正式当上团中央第一书记仅仅八个月。有人翻开中共提拔干部惯例的老皇历，预测：不到四十三岁的胡锦涛被放下去“镀”一下”金”，是要更加重用的上上吉兆。但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此之前，从党中央到团中央，确实纷纷风传胡锦涛还要被提拔重用，还要再青云直上。据有关人士透露，一九八五年春，胡耀邦等人已经决定：让乔石接替陈丕显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职务，并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又征得元老同意，让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尉健行来接任乔石遗下的中组部长职务。这就又空出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胡耀邦和乔石建议，党内要培养“第三梯队”，拉开年龄差距，提议让胡锦涛接替尉健行。本来，从团中央第一书记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都是省部级，只是平调而己。但是中组部地位极端重要，常务副部长比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大得多。这个提议传到何光晔等“太子党”耳朵里，他们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便到薄一波等老人处告状。
　　此时薄一波除了在“集体太上皇”一一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副主任之外，还担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胡耀邦为主任），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实权元老。他听了何光晔陈昊苏的“小报告”之后发话，认为胡锦涛才到团中央没有两三年，到中组部担任这一要职，“还嫩了一些”。
　　薄一波认为胡锦涛“嫩了”，中央其他人没有谁附和，也没有谁驳，但此事就这么搁下来了。实际上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常常不像人们想象出那么慎重。经常发生多数同意、一人不同意就通不过的怪事，甚至还有一人提议、多数没有表态就通过的更怪的事。这次在胡锦涛的工作安排上也算碰上了类似的情况：薄一波发了话，胡锦涛团中央第一书记升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提议就被否决了。
　　不久，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改革派，与保守势力明争暗斗了好长一段时间，竭力挤掉邓力群，此时终于部分得手，迫使邓力群让出中宣部长的乌纱帽，专任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长这个重要岗位由谁接替？胡耀邦等人又一次将胡锦涛列入了候补名单之中。但是与前一次一样，眼看胡锦涛仍然肯定无法过老人这一关。在酝酿人选时，比较多的人倾向于把上任刚刚三个月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调来接任中宣部长，“让胡锦涛到贵州去接替朱厚泽”的主意也就达成了共识。
　　据传，是乔石首先提出了这一主意，他是一番好意，让胡锦涛既到省里锻炼锻炼，增加一点资历，同时也暂时避一避某些老人对他的非议。也有人说，是胡耀邦率先提出的这一主意。总之，胡锦涛就这么当上了“夜郎国”的封疆大吏。
　　不久，胡锦涛知道了何光晔、陈昊苏对自己下得黑手，从此也对这两个同僚增加了防范之心。
　　不过胡锦涛应该感谢乔石，没有他提议这么走马换将，厄运说不定就降临到胡锦涛头上了！即便不惹同样的麻烦，担任中宣部长也是弊大于利。中共的宣传战线实在是个既危险又吃力、威信低又各方面都难讨好的是非之地，民众讥讽宣传部门为与“天气预报台”、“配站”并列的“说不准单位”一一意即宣传口径经常随领导人的意、随中央政策变化而变。
　　话说回来，即使当时预见到后来这些风浪，胡锦涛仍然难以高兴。本来胡锦涛可能会把“外放”视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担当重任之前的锻炼过程，但是这么两番被提名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和中宣部长要职，均遭封杀，他多少能听说到一点内情，觉察出前途崎岖。依他一贯的沉稳性格，若真升官了，倒也并不会趾高气扬，甚至得意忘形。但此次临行前他显得格外低调。对于一般官场同僚，他仅仅表示：不抱“临时观点”，去就要作长期扎根改变贵州面貌的思想准备；而对团中央去为他送行的刘延东，则语气低沉地说：“这一去就不知道回不回得来了！”
　　耐人寻味的是，胡锦涛嘴里说“不抱临时观点”，但当时却是单身赴任，并没有带妻子刘永清同行；就这么两地分居，留下妻子在北京，后来也一直没有去贵州。
　　一报还一报，薄熙来下放重庆中共十七大前夕，中央开始讨论新一届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名单，中共各方政治势力开始较力。太子党和团派的势力旗鼓相当，竞争非常激烈。其时，胡锦涛虽然贵为总书记，但是人事大权并不能自己做主，很多时候不得不看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眼色行事。但是在对薄熙来的人事安排上，胡锦涛立场异常强硬，那就是薄熙来可以进政治局，但是不能进书记处和国务院，只能外放重庆！
　　胡锦涛提出的理由育两条：其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意见，吴仪在国务院分管外贸，是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直接上级，但她却非常讨厌薄熙来，看不惯他作为高干子弟的那种霸道骄横之气，称他不能做下级，无法合作共事，性格狂妄自大，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为此，吴仪不惜裸退也要阻止薄熙来进入国务院出任副总理。
　　其二是薄熙来具有一些独立意识和开拓精神，是一个开拓型进取型的领导干部，放在中央机关不利于发展他的优势，放到重庆这个全国最大的直辖市，正好可以利用他的条件来打开局面。这两条理由看上去一正一负，但是都颇具说服力。
　　在江泽民的心中，薄熙来本来是出任陈良宇之后上海市委书记的人选，后来经过曾庆红的点拨，让为人更加老成、稳健的习近平填补了这个职务。由此，他原本想在这次十七大之后，安排薄熙来进书记处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以报答当年薄一波支持自己的一言之恩。（一九九二年，因江泽民跟着李鹏等人屁股后面推行左倾路线，邓小平曾经听了杨尚昆的话，准备换掉碌碌无为的江泽民，薄一波出面相劝才算没有罢黜江泽民）。但是这次胡锦涛这样强硬，自己在其他人事安排上已经得分不少，再加上薄一波已经在半年前去世，因此也就只好同意让薄熙来去了重庆。
　　被贬往重庆的薄熙来怨气难解，不去重庆就任，整天找他一帮太子党哥们喝酒消愁。有一次他和何光晔、陈昊苏一起喝酒，何光晔说：三哥，你知道为啥小胡子（何光晔私下对胡锦涛的蔑称）把你贬到重庆吗？都是你家老太爷当年说他太嫩，不让他出任中组部副部长惹的祸。陈昊苏也说：不光这次，还有不让他出任宣传部长这回事。这个家伙别看平时慈眉善目，低调得很，其实内心恶毒着呢。
　　薄熙来这才如梦方醒。恨恨地说，共产党的江山是我们的父辈流血拼命打下来的，继承政权也得是我们这些人。胡温不过是个过渡，替我们看守的NGO，没想到他们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这不行，这个局面必须得改变！
　　对薄熙来的态度，陈昊苏、何光晔都连连称赞。他们鼓动薄熙来说，我们在团中央就被胡锦涛“阴了一把”，现在距离权力中心已经遥远，要夺回我们的江山，就靠三哥你啦。就此，薄熙来跟陈昊苏、何光晔等一干太子党开始自觉集结在一起，慢慢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准备跟胡温等平民出身的领导人大干一场。

“将军后代合唱团”莅临重庆

　　二〇〇九年五月，以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为团长、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解放军中将）为政委、抗日名将马本斋之子马国超为副团长、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慧为副政委，罗荣桓之子罗东进、罗瑞卿之子罗箭、李先念主席之女李紫阳担任合唱团顾问的一百五十名中国开国将军后代组成的将军后代合唱团莅临红都重庆，开始了号称“重庆放歌、唱彻中国”的将军后代唱红歌之旅。这个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将军后代合唱团组委会主办，五月二十日在重庆人民会场开始第一次演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重庆党政军一干人马出席首次演唱会，站台助威。《重庆日报》报导说：陈光国、邢元敏、张轩、何事忠，范照兵、梁冬春、谭栖伟，老同志代表、市级部门单位负责人、驻渝部队和武警官兵、学校师生，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共近两干六百多人观看了演出。
　　《重庆日报》用肉麻的语言报导：近二百位开国元勋的后代组成了“将军后代合唱团”，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用激情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整场演出以中国革命斗争的时间顺序为线索，以大合唱、小合唱和诗朗诵、故事讲述等不同艺术形式，完整展现了那段革命前辈们创造的辉煌历史。这个合唱团到处大唱革命歌曲。整场演出以中共闹革命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展现中共前辈们打江山历史。其中“父亲开创的事业，我们来继承”等台词令人仿佛回到了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热血场面。这在胡锦涛提倡的“和谐”社会中显得十分刺耳。据大陆消息灵通人士说，“将军后代合唱团”的特殊构成使之所向披靡，连中共高层都畏惧三分。合唱团所到之处，当地党政军官员无不亲聆恭听，但喜怒哀乐两重天。重庆薄熙来乐得闭不上嘴，而广东汪洋惊得六神无主。薄熙来觉得大长高干子弟的志气，与其搞的“大唱红歌”一脉相承。汪洋明知合唱团来者不善，有挑战其团派权力的意味，也不得不率众要员洗耳恭听。
　　海外评论认为，此刻以薄熙来、陈昊苏等太子党突然显身政治和文艺舞台，确有中共后来人取代胡温之意。他们似乎瞧不起胡温“晋升”、“招安”的小把戏。有人说合唱围的弦外之音有二。其一，中共政权己面临崩溃的关口，所以太子党要站出来肩负重任。其二，打天下者坐天下。在涉及共产党能否继续掌权执政的时候，胡温其实都是外人，是打工的。太子党才是自己人，才是中共真正的法人。
　　胡锦涛很快了解清楚了这是薄熙来跟陈昊苏等人搞的名堂。但是他却敢怒却不敢公开发难，因为他无法跟这些“将门虎子”们辩论权力来源，他的权力不来源于人民，而是来源于这些“将门虎子”的老爹们。现在薄熙来、陈昊苏弄了一帮太子党用血统论来挤兑自己，他也只能忍羞含愤。
　　不过胡锦涛并没有就此认输，他一方面晋升了刘少奇之子刘源、张震之子张海阳、马载尧之子马晓天为上将，还让许世友的儿子许援朝担任了南京军区司令员，对太子党进行分化安抚；另一方面，又用打击贪腐来警告那些心怀不轨的军中悍将。一是中央军委委托四总部发布了审查军官财政状况的规定，有包括一百多名将军在内的四千多名军官被列入审计的范围。二是安排《解放军报》出乎寻常地发表《安禄山的嗜欲》的文章，借唐朝叛将安禄山贪吃、贪色、贪财、乱政指桑骂槐，发出“莫学安禄山”、“以诸葛亮为楷模”的强烈资讯，明显话中有话、剑有所指。
　　人人都知道安禄山、诸葛亮在史上的定位首先是叛将与忠臣。军报这篇文章却去探讨他们如何对待食色贪问题，显然是一种借题发挥，要籍此整一批军中败类，顺便警告太子党成员不要轻举妄动，小辫子I食色贪）全握在胡手中。

胡锦涛安排卧底密切监视陈昊苏

　　陈昊苏是陈毅之妻张茜所生四个孩子中的长子。据史料记载，陈毅在一九四零年与张茜结合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前妻一九三七年死于战乱。
　　一九四二年三月，陈昊苏生于当时新四军的苏北游击区；次年九月，张茜又在淮南黄花塘生下次子陈丹淮；四六年七月，陈毅的幼子陈小鲁降生在中共当时的山东解放区；一九五一年九月，陈毅的小女陈姗姗生于上海。
　　陈毅的三个儿子都是根据其出生地取名的。因为陈毅早就想要个女儿，所以为“姗姗来迟”的女儿取名陈姗姗。
　　陈昊苏一九六〇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大学三年级时加入中共。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过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穿过一段时间军装，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所任过几年战史研究员。
　　从陈毅留下来的一些家书和他儿女们的回忆录中看，陈毅对孩子要求还算严格，陈毅曾写过一首题为《示儿女》的诗，告诫子女们“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不要空言不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尤其对陈昊苏寄予很大希望。
　　陈毅夫妇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给陈毅的大哥，重庆文史馆研究员陈孟熙的信中说：“弟大儿陈昊苏入科技大学己二年，学习进步。此子将来可望成器，老实稳重，能替小羊（陈小鲁的小名）补功课。二儿丹淮入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近有信来也算不错，让他当军人，总以远离为念。小羊肝炎休一年，近来好转，今年下学期可望复学。此子不及大、二儿聪明，也许年幼之故，张茜教导甚严。姗姗耍心太大，由于年幼之故，张茜督导更严，近来有转变。”字里行间可见陈毅对陈昊苏寄予的厚望。据回忆录记载，一九七一年底陈毅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同前去看望他的王震商量陈昊苏和陈丹淮的婚事。
　　文革结束以后，陈昊苏先后当选为全国第四、五、六届的人大代表，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区委副书记等职务。一九八四年，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艺术、教育、卫生。
　　但是在十三大之后，北京市召开该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事先决定在选举方法上效法中共十三大，实行差额选举。陈昊苏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北京市委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上。于是他接受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建议”，前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副部长，主管电影。据说薄一波的公子薄熙成也是出于同他一样的考虑，向李锡铭和陈希同表示不参加第六届北京市委常委的竞选，宁可继续“屈身”在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位子上。
　　从选举的结果看，这两位“太子党”成员的明智之举使他们免遭了一次仕途受挫的打击。大会代表们果然是出于对中共高干子女普遍高升的不满，而使陈云之子陈元在市委委员的差额选举中名落孙山。
　　事后也有人分析说：陈毅死了，他的儿子就不能受重用是“人死茶凉”。所以要利用差额选举的机会为陈昊苏出口气。但是实际上，陈昊苏象他的父亲，“辫于一抓一把”。“文革”初期，陈毅曾对批判他的大学生说：“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有人从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口中听说：陈昊苏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的思想表现和公众形象都令李锡铭和陈希同不满，说他思想上向右的方面走得太远，公众面前谈吐过于随便，举止作派显得太不稳重。
　　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因为当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何东昌、陈希同等几十名政要亲自出席，所以戒备森严。整个校园被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及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层层设岗，唯恐领导的安全出了问题。会前，政要们的专车鱼贯进入校园，在办公楼设防的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一是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二是对领导人的面目认不全，所以见是从停在楼前的汽车里钻出来的人就拱手相让，单单就拦了陈昊苏。因为当时他乘坐的只是一辆普通的桑塔纳汽车，而且头戴一顶法国贝蕾帽，手里提溜着一只傻瓜相机，边走还边吹着口哨。中国人习惯的领导当然不是这副形象。
　　大会开始后，所有政要都在主席台上严肃认真地体现着领导人的威严，唯有陈昊苏没有片刻安宁。一会走到邓颖超面前拥抱他的邓妈妈，一会又台前串到台后地照相。整个会场上就显得他最忙。就在这次大会上，赵紫阳如同二十多年前的陈毅一样，高度评价了知识份子对国家的贡献，并向人民教师鞠躬。赵紫阳的表现与陈昊苏的形象自然同身着中山服，不荀言笑地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的何东昌、陈希同等人形成了显明的对比，给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八年。当时深圳市有关方面在深圳图书馆举行了一个文化讨论会，应邀在会上讲话的陈昊苏却给人“过份严肃、一本正经”的印象，讲话的内容也多是些陈词滥调，令与会者大失所望。当时在场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却说：“陈昊苏今天讲的还算比较‘解放’。”
　　一九八七年中，中共中央组织部即开始考虑调陈昊苏出北京市政府。先是准备将他调进当时还是由王蒙掌实权的文化部。但据说当中组部与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向王蒙正式提起这件事时，遭到王蒙的婉拒。王蒙先是说“这个安排有点突然”，然后又强调：“我们文化部党组已经正式向中央报了副部长人选，如果是陈昊苏同志来，要和党组成员通气。”
　　几天后，文化部党组讨论出了结果，先由王蒙和副部长高占祥向中央汇报，希望中央不要安排陈昊苏到文化部，理由是安排了陈昊苏，文化部党组自定的人选就无法落实，会产生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再由于王蒙和赵紫阳的个人关系较好，随后王蒙又以私人名义给赵去了电话，汇报了党组意见，也谈了个人看法。
　　王蒙讲的大意是，陈昊苏还没有来，就已经在文化部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应，希望中央能够考虑文化部党组的意见。因为文化部抵制了中共中央这一人事安排，所以才决定将陈调到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副部长。后来再调到更为边缘化的对外友协任会长。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陈昊苏的仕途蹉跎跟他自己的性格有关，也跟机缘有关，但是他却把这一切都记在胡锦涛头上。陈昊苏认为，如果不是在团中央跟他较劲，给他在中央元老们和元老夫人们那里上了眼药（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他完全可以从团中央直接出任一方大员，经过一番历练后直接进入政治局，就像现在胡锦涛走的路子一样。都是因为胡锦涛他才虎落平阳，在个什么对外友协会长任上终止自己的仕途。
　　陈昊苏无所事事的时候，经常和何光晔咒骂胡锦涛，这事被陈昊苏的秘书李光达听到了，有一次对自己的妻子余丹红提起，而这个余丹红正是中南海保健中心的保健医生，负责给胡锦涛做保健。跟胡锦涛总有一些单独在一起说说私话的机会。有一次余丹红在给胡锦涛做完保健之后，故意问：首长，看您脾气怪好的，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会也这样吧？
　　本来，中南海有铁的纪律，中央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是严禁跟首长谈论、询问首长私生活的，这个道理余丹红当然懂的，但是她明知故犯，让胡锦涛非常疑惑。胡锦涛立刻意识到她话里有话，就说：你在外面听说了什么吗？
　　余丹红一面收拾器械，一面说：也没什么。就是我那口子在对外友协上班，常听他的会长说三道四，都是有关您在团中央的时候的恩怨。
　　胡锦涛：你丈夫是陈昊苏的秘书？
　　余丹红点点头：对。他说陈昊苏会长是您同事呢。
　　胡锦涛一下子明白过来，他没再说什么，挥挥手让余丹红走了。
　　当天，胡锦涛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安排国安部的人秘密接洽李功达，并对他进行了严格培训，将他培养成中南海在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身边的卧底，专门负责监听陈昊苏关于中央领导的言论。
　　不过李功达收到的指令是，对外友协是个被外国间谍组织控制的间谍窝，陈昊苏已经堕落成了一个高级内奸，必须严格监控他的一切言行，尤其是关于胡锦涛总书记的言行，随时向上级汇报。李功达是否知道这是国安部搞的猫腻，无从考究。但他确实从此成了中南海的线人。从此，陈昊苏就再也没有任何秘密能够瞒得住胡锦涛了。

第三章　故了薄熙来的军师

王立军叛逃，薄熙来冒险犯难

　　薄熙来被贬重庆之后，为了东山再起，搞起了“打黑唱红”。一时间，山城重庆风云突变，名声大噪。中央九常委中有六人前去捧场，海外媒体和民间舆论更是像打了鸡血似的，疯狂热炒重庆模式，狂热吹捧薄熙来，一时间，薄熙来成了新时代的毛泽东，重庆成了新时代的延安一一“西红市”。海外舆论甚至断言，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时代，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薄熙来进军十八大常委的步伐了。
　　到了二〇〇九年，胡温中央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让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接替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薄熙来打黑依赖的重臣酷吏王立军，渐渐出现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况。王立军未经薄熙来同意，以打黑需要为由，擅自从辽宁调来王鹏飞、李阳、郭维国、王智、廉长刚等一百多名处级以上干部，还私自招募了三千多名特警和刑警，把重庆市公安局改造成王立军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
　　根据王立军出事之后重庆公安民警揭露出来的情况，王立军在重庆市公安局非常霸道，是个典型的酷吏。有一次王立军召开民警大会，当场指挥武警将一个科长揪出来，撕掉帽徽领花，戴上手铐押上警车，送去私设的监狱“协助调查”半年之久。法律对审查犯罪嫌疑人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是王立军对手下的警察则没有，想关你多久就关你多久。
　　王立军在打黑动员大会上说，“在打黑除恶行动中，法律无障碍”。也就是说，为了打黑，可以突破法律的规定。熟悉重庆警界的人透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王立军在一次重庆新闻单位举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上，出示了一张把文强四肢成“大字”型锁于墙壁、浑身血迹斑斑的照片。还说，此类照片不宜公开发表。但此时文强还处在审查阶段，王立军居然对一个厅局级干部严刑拷打逼取证据！可见其狂妄骄横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被抓那天，王立军当众朝彭膝盖踹去，致使彭一个趔趄倒地。彭从地上艰难爬起，王立军趁彭立足末稳，一拳击中彭的天灵盖，使彭再次倒地而大小便失禁。当时彭长健仅仅是个犯罪嫌疑人，王立军的做法告诉大家，法律在他眼里一钱不值！民警在办案中可以随便动刑。王立军的示范作用立竿见影。从此之后，刑讯逼供、打骂犯罪嫌疑人之风盛行重庆警界。
　　公安局本来是检察院的监督对象，但是王立军治下的重庆公安局，那就是重庆的老大。检察院法院不过是儿子和孙子。有一个检察官发现民警在办案中有明显失误，就将民警送去的案件卷宗退了回去，这本是正常的办案程序，也是正当行使检察院的职能，但是，那个王立军领导下的办案民警居然大为不满，就约了几位民警去把检察院给砸了。情况报到王立军处，王立军不问青红皂白，大笔一挥：“砸得好！”
　　还有一个民警在路上盘查，有一个人拔腿就跑，这个民警居然开枪将此人击毙，王立军批示：毙得好！
　　王立军胡作非为引起天怒人怨，雪片似的举报信飞到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和中纪委，引起中央震怒，指示中纪委对王立军进行调查。中纪委首先从辽宁铁岭开始外围突破，抓了王立军此前的几个下级，初步掌握了王立军的犯罪问题。作恶多端的王立军知自己必将落到跟文强一样的下场。只好向薄熙来求援。此时薄熙来入常大局己定，王立军作为酷吏的利用价值已经消费完了，所以不愿意为他承担责任，而是让他自己去擦乾自己的屁股。王立军一怒之下，搬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子来要挟。
　　关于薄谷开来杀人案，根据谷开来案件审理的庭审资料，源于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跟薄家的经济纠纷，尼尔海伍德绑架并要挟薄瓜瓜，激起了谷开来杀人的动机。当然这种说法是谷开来的一面之词，离客观真实相差太远。不过，尼尔海伍德掌握了薄家大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并趁机敲诈谷开来则是可信的。谷开来杀害海伍德，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她与海伍德的私情，她不希望因此被张扬得满世界都知道，影响她丈夫入常。再加上她本人有严重的抑郁症，控制能力减弱，由此犯下投毒杀人这种大罪。
　　谷开来在法庭上还供出她杀人预谋阶段王立军实际上也参与的内幕，王立军甚至提出引诱海伍德来重庆，以贩毒为由将他击毙的主意。后来王立军选择退出，谷开来只好自己亲自动手杀了海伍德。这个说法是否属实，恐怕王立军谷开来各执一词，很难认定。
　　不管咋说，谷开来杀人一案，是王立军逃馆后揭露的，没有王立军的逃馆，这个案子就会被彻底掩盖，永远不会见天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掌握的情况是：薄熙来跟谷开来是一九八八年在辽宁金县再婚的。两人还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薄瓜瓜。九十年代初，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到大连一家专门教授英语的贵族子弟学校教书，薄瓜瓜在这里上学，一来二去认识了薄瓜瓜的母亲谷开来。其时薄熙来正在大连市长任上，是著名的帅哥市长，风流才子，跟一干影视明星马晓晴、张伟杰打得火热，跟谷开来成了政治夫妻，彼此冷战不断。谷开来其时正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年纪，看着丈夫天天在外彩旗飘飘，艳遇不断，其感情生活孤寂而又愤懑，一怒之下，红杏出墙，跟风流潇洒的英国帅哥尼尔海伍德好上了。薄熙来后院起火，焦头烂额，但是碍于面子又不能离婚，不得不找了一个国际友人、日本人进行调停，但是调停最终失败，薄熙来谷开来只能维持表面上的夫妻关系，异床异梦，各自跟自己的情人过风流快活的日子。
　　但是，露水“夫妻”不长久，薄熙来渐渐甩掉了马晓晴、张伟杰等情人，收敛了夜夜笙歌日日新郎的荒唐行止，开始全身投入打黑唱红，准备进军中南海，做起当新时代的秦始皇、毛泽东的美梦。谷开来情迷海伍德，海伍德却厌倦了跟一个半老徐娘逢场作戏的日子，开始疏远谷开来，谷开来追得越紧，海伍德逃得越远，最终发展到电话不接，电邮不回，一年多不见人影，还不断地盗窃、侵吞自己在海外的资产。谷开来一怒之下，决定除掉海伍德。
　　说起来北大法学硕士、律师出身的谷开来因为一点感情和经济纠纷就杀人，而且谋杀的还是国际友人，这一举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考虑到谷开来的处境和她的精神状态，谷开来杀人实在也不是不可理解。
　　谷开来从一九九八年起就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后来发展到狂躁性精神障碍，从法医学角度谕她应当算作限制行为能力人。患有这种病的人，心情焦炉，脾气暴躁，性格多疑多变，思维偏执荒诞，会时常怀疑周围的人和环境对自己不利。如果缺少家庭温情或者心理治疗，很容易发展到做出自杀或者杀人这种极端行为。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谷开来指示薄熙来的内勤张晓军毒杀了海伍德，王立军手下的刑警们通过勘察现场，认定海伍德属于谋杀，通过调取现场录像资料，锁定杀人者乃是薄熙来的内勤张晓军，这种通天大案他们不敢自己做主，只能让王立军拍板。狡猾的王立军一边应付谷开来，按照谷的意思未经法律程序火化了海伍德的尸体，一面悄悄搜集了海伍德被谋杀的关键证据：海伍德的毛发、血液样本，还让手下干将秘密做了海伍德致死原因的法医学鉴定。证据在手的王立军自作聪明去找薄熙来做交易，以图换取薄熙来兑现此前许下的让王立军入主公安部当部长的承诺。但是王立军完全错误估计了一代枭雄薄熙来。狂妄自大、一手遮天的薄熙来哪里会把一个家臣的威胁放在眼里？薄熙来立即下令逮捕王立军手下干将，召开市委常委会调动王立军的工作，将他从危险的公安局长任上调开去主管文教卫生。据说当时的常委会上，市长黄奇帆提出异议，认为像王立军这种副部级公安干部的调动，需要知会公安部。不想薄熙来勃然大怒，抓起茶杯向黄奇帆扔过去，并让黄奇帆立即滚出会场！其他常委深知薄熙来的脾气，吓得大气不敢喘，纷纷表态同意调离王立军。接这样，全体常委除了被赶走的黄奇帆之外无一例外都在记录上签了字，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局长职务。这一天是二〇一二年的二月二日。
　　王立军被免职之后，知道自己大势己去，表面上不动声色，到新的岗位上班，暗地里准备外逃。但是，重庆地处西南腹地，自己又被严密监视，外逃很难万无一失。他想到自己曾经因为反恐业务跟成都美领馆有过接触，自己还是西南地区三个中美合作的联络官之一，于是想到要冒险寻求外交庇护。
　　二月六日晚，王立军在成都警方熟人的帮助下，以需要进行业务联系为借口，跟美领馆取得联系并获得进入领馆的许可，化妆逃入领馆，并提出政治庇护申请。王立军的理由是自己因为侦破了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遭到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追杀，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王立军还提供了谷开来杀害海伍德的关键证据。但是，如此重大的案情、重要的申请人、而且在中共王储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的关键时刻来申请庇护，成都美领馆根本不敢做主，驻美大使骆家辉也不敢做主。案件送到了美国国务院，国务院批复立即通报中共外交部，对王立军庇护案不予批准。
　　美国方面通报中共外交部的同时，成都国家安全厅也根据情报获知王立军已经叛逃现正躲在美领馆内，迅即汇报上去。中央政法委书记、薄熙来的政治盟友周永康大惊失色，电话通知薄熙来。簿熙来恼羞成怒，指示黄奇帆率领七十辆警车赶赴成都围攻美领馆，务必捉回王立军。黄奇帆赶到美领馆，企图说服王立军跟他回重庆，但是王立军此时已经跟美国方面达成了协议，只投降中央，不投降重庆。因为他知道，一旦落到薄熙来手中，自己断无生存之理。双方正在僵持的时候，胡锦涛派遣安全部副部长邱进到了美领馆，准备带王立军离开返还北京，不想被黄奇帆带来的重庆警方团团包围，双方剑拔弩张。
　　在这种危急开头，胡锦涛一边调动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率领四川警力包围重庆警方，一边亲自给薄熙来打电话，态度强硬地要求薄熙来立即撤走围困美领馆的警力。薄熙来见大势己去，不得不颓丧地给黄奇帆打电话命令撤兵。就这样，王立军被邱进安全接走。第二天飞往北京，从此落入胡锦涛温家宝中央的掌控之中。薄熙来的命运也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

陈昊苏、何光晔入渝出奇招

　　王立军落入安全部手中，薄熙来在重庆的大量黑幕随时都可能曝光，不但入常梦碎，政治生命是否逞能继续都成了未知数。这个巨大的变故让薄熙来万念俱灰、极度沮丧，以至于昏招迭出，错误不断。
　　例如他跑到云南第十四集团军去拜访父亲的老部队，等于告诉全世界他想武装政变、拼死一搏，以至于胡锦涛理解派遣副主席徐才厚率领几员上将驾临广州军区，陈兵布障，警告各部不得趟薄熙来这汪浑水。
　　在这种情况下，周永康劝薄熙来冷静下来，并找薄熙来的铁哥们陈昊苏、何光晔速速赶往重庆，帮助薄熙来稳住障脚。应该说，周永康逭一招可谓知己知彼，他知道陈何两位跟薄熙来关系非同一般，更知道他们都跟胡锦涛势不两立，正等着胡下台，薄熙来进北京主政政法系统，从而咸鱼翻身再造辉煌呢。不想重庆出了王立军这等事，陈何两位的心情跟薄熙来一样沮丧万份，在这种情况下，周永康提出这样的建议，陈何两位岂能瞻前顾后？
　　果然，陈昊苏何光晔一到重庆，就进了薄熙来秘密安排的南山宾馆，不见任何人，只同薄熙来和少数几个亲信昼夜密谋，研判形势，商量如何渡过难关。
　　陈昊苏何光晔首先听取了薄熙来关于王立军情况的介绍，俩人都认为薄熙来调动王立军职务之行为太过轻率。熟读史书的陈昊苏说，须知蜂姜尚能害人，何况一个手握重权的酷吏？三哥实在太不小心了。何光晔则认为，王立军在美领馆的时间有限，最多就是把开来律师的事报告给了美国人，以求获得政治庇护来保全性命，不太可能说出重庆的核心机密，要知道出卖国家机密也是死罪难逃，他逃入美领馆不就是想活命吗？他干嘛要再给自己脖子上再套上一条绳索？
　　薄熙来却忧虑地说，这个王八蛋白眼狼知道的事太多了，随便透露一点我都麻烦无穷啊。我现在不担心他对美国人说什么，而是担心他落到中纪委何勇那条疯狗手中，怕抗不了多久。要知道他王立军不过是个跟黑社会小混混打交道的土鳖警察，而何勇却是专门整高官显贵的当代康生。多少大人物如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都栽倒在他手中，区区一个王立军算个鸟啊。本来何勇在十七大上就该离任，可是胡锦涛为了利用这个鹰犬，又让他进了书记处，并继续担当中纪委的大任．这家伙在中纪委苦心经营二十多年，门生故吏遍布中央和地方，如今这个官场，哪个人屁股干净？他们的把柄都在何勇手中捏着呢。因此，胡温掌控了何勇，实际上就是掌控了中国的官场，现在何勇又想投靠习近平，王立军一出事正好送了个大礼包给他，他岂能放过对付我的绝好机会？
　　陈昊苏心里知道薄熙来分析的有道理，但是他还是劝慰薄熙来。他说：事情还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目前针对王立军带来的麻烦，第一、除了承认用人失察之外，不可以主动认错，更不能引咎辞职。须知我党的为官之道就是永远正确，不可轻易言错，一旦承认自己有错就等于承认失败，等待的就是彻底失败的下场。在这一方面，毛主席就是最好的榜样。历史证明，他老人家也多次犯错，但是没有一次承认错误，有错总是别人的问题，所以最终他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第二、现在要放出风去，说王立军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以便将来应对他供出来的一些麻烦。这方面必须提前做好铺垫，做足功课。第三、组织舆论，特别是动员海外舆论和网络舆论，反守为攻，把战火引向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极右势力的阴谋，制造混乱，以图乱中求胜。何光晔非常认同陈昊苏的意见，他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寸步不让，寸权必争，针锋相对，志在必胜！敢同魔鬼争高下，不向邪恶让寸分！
　　何光晔引用的这句文革时期的诗句，后来被薄熙来在记者会上引，用来反击温家宝等人的攻击，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黄奇帆会前广造势，薄熙来会中大反击

　　根据陈昊苏、何光晔制定的方略，薄熙来安排黄奇帆在三月五日人大开会之前，接受香港凤凰网的采访，矢口否认带七十辆警车越界追捕王立军、并包围成都美领馆的事实，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敌对势力（暗指胡温中央）的造谣污蔑。黄奇帆甚至嚣张地说，我的副市长跑到了美国领事馆，我作为市长当然有权到领馆区了解情况，把他带回重庆。我只带了一辆车和三个随员，哪里有什么七十辆车？暗示网上的传闻都是敌对势力和网络舆论故意造谣污蔑。更为恶劣的是，黄奇帆居然歪曲事实，胡说网上贴出的大量警车图片都是川字打头，意思是那都是四川警方的警车，与重庆无关。
　　黄奇帆的胡扯八道激起了四川警方极大不满，四川警方发言人立即出面反驳黄奇帆的说法，一时舆论哗然。重庆事件在人大会召开之初，立即形成一个热点，这也让胡锦涛温家宝想低调处理此事以防止干扰人大会议的布置受到了干扰。胡锦涛无奈，只好安排贺国强借看望重庆代表团之际，给薄熙来传话，希望他能够降低调子，注意影响，配合中央开好这次人代会。谁知道薄熙来根本不买帐，反而利用人代会这个平台，利用王立军事件造成的媒体对重庆高度聚焦这个机会，高调出击，一会儿自我表扬自己和重庆取得的重大成绩，一会儿激烈批驳媒体和海内外舆论对重庆的质疑和负面评价，一会儿公开出面为其妻子孩子辩护，声称妻子谷开来为了自己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是个真正的贤妻良母；儿子薄瓜瓜更是品学兼优，靠全额奖学金在美国读书。薄熙来还公然向胡锦涛挑战，对海内外上百名记者说胡锦涛总书记一定会去考察重庆，并且肯定重庆的成绩。这等于公然绑架胡锦涛为自己买单。
　　薄熙来的嚣张和狂妄彻底激怒了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常委其他大多数同僚。本来二月十六日就已经决定要组织处理薄熙来，但是当时还没有决定司法处理。这次等于薄熙来催化了这个动议的实施。三月十三日晚上，胡锦涛紧急召开常委会，要求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九常委中除了周永康投反对票，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常委会一结束，胡锦涛即向江泽民做了电话通报。在这样一边倒的情况下，江泽民也不得不同意常委多数的意见。更何况二月十六日的常委意见他也早就知道。三月十四日上午人大会闭幕，薄熙来立即被胡锦涛安排的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曹青控制。接着，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高调强调重庆本届市委要对王立军事件承担责任，并暗指薄熙来是文革余孽，重庆唱红打黑是文革复辟。三月十五日，官方的新华社宣布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薄熙来从此坠入中国政治的黑暗之中。陈昊苏、何光晔密谋策划的薄熙来政变，还没有实施就画上了句号。

卧底建奇功，三十八军军长换人

　　陈昊苏于二月中旬王立军事发之后，神秘赶往重庆，一待数日。这个消息很快被胡锦涛获知。胡锦涛要求国安部迅速查明陈昊苏、何光晔在和薄熙来搞什么名堂。国安部只好安排陈昊苏的秘书李功达以汇报对外友协紧急外事业务的名义赶赴重庆促驾，陈昊苏只好回到北京。不久李功达发现，陈昊苏利用自己过去在军中的关系，跟三十八军军长王西欣少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少将来往密切。这让胡锦涛万分紧张。
　　原来中共军队中，三十八军是王牌中的王牌，战斗力极其强悍。这个军的前身是林彪的四野第一纵队，跟着林彪从东北松花江畔打到南海之边，横扫整个中国，立下赫赫战功。韩战期间跟美国军队交锋，亦不输敌手，被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称为万岁军。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河北保定，拱卫京师。一九六六年曾通过国防部长林彪急调一个师兵临北京城，然后开始放手发动文革，打得刘邓司令部一败涂地。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为了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从全国各地调动了二十万野战军，当调三十八军入京戒严时，遭到军长徐勤先的拒绝，后徐被判五年徒刑。三十八军还是参加了戒严并在六四屠杀中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三十八军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心肝宝贝，最新最先进的装备总是优先供给三十八军。据军事专家评价，第三十八集团军在远东陆军中其机械化程度、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战力都属第一。特别是近些年装备的一一三机械化师、第六装甲师和航空兵第八团，战力不逊于美军的同类别部队如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〇一空降师。
　　第三十八军军长王西欣少将本来是三年前刚刚接任李少军少将任该职的，说起来也算是胡锦涛任上提拔的将领，本不该生疑。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却与陈昊苏这种人来往密切，这就让胡锦涛放心不下。政治人物历来疑神疑鬼，除了自己谁都不信任。胡锦涛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遂决定此人必须从这个关键位置调开。
　　胡锦涛找到徐才厚和郭伯雄，询问他们对调动王西欣的看法。徐郭二人深知胡锦涛不懂军事，但是疑心很重，不愿意为了一个步将得罪军委主席，就都同意调离王西欣。因军中要害位置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挪动谁都会牵涉一大批，只能让他到国防大学去当一个副校长的闲职。在提拔谁出人三十八军军长这个问题上，徐才厚和郭伯雄有所分歧，两人都想安排忠于自己的人到这个关键位置。不想胡锦涛却另有人选，那就是第六十五军的军长许林平少将。
　　徐才厚、郭伯雄目瞪口呆，继而对胡锦涛甚为敬佩。因为这类军官按说胡锦涛并不熟悉，应该不会提出自己的人选，但是胡锦涛却提出来了，而且理由和条件都让他俩无话可说。因为许林平原来就是三十八军的老人，曾经出任过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师长和三十八军副军长，对三十八军极为熟悉，是出任三十八军的最佳人选。
　　徐才厚和郭伯雄不知道的是，这个人选实际上是胡锦涛和习近平共同商量议定的，人选其实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习近平出任军委副主席之后，很大精力都用在加强对军中少壮派的了解和培植上。因为这幅担子迟早是他的，他必须在军中拥有自己的基础班底。这一点，作为政治家是基本功课，习近平岂能不知？但是徐才厚郭伯雄两个老军头却不甚了了。
　　如果说调换三十八军军长胡锦涛还有所顾忌，但是对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胡锦涛则毫不客气。李润田本是总理温家宝的侍卫长，却被薄熙来收买，多次出卖温的资讯给薄熙来，这样一个阴险小人再继续留在机要位置，岂不是等于玩火自焚？胡锦涛在获知情报之后，立即找温家宝谈话，并干脆利索做出决定，免去李润田职务，交中纪委立案调查！温家宝也算中南海的资深老人，却玩鹰被鹰啄了眼，最后还要胡锦涛替自己清理门户，一时羞愧难当，只能由胡锦涛安排了。
　　挖出了一个卧底，清除了一个炸弹，胡锦涛信心大增，他该要着手布置反击了。

第四章　干掉令计划公子

目标盯住令计划

　　胡锦涛突然换掉三十八军军长王西欣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让陈昊苏、何光晔以及周永康障脚大乱。周永康恼羞成怒，大骂陈昊苏、何光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这么关键位置上的两个人丢了职务，让自己和薄熙来策划己久十拿九稳的夺宫计划功亏一篑，他内心的恼怒和恐惧是外人无法想像的。周永康更加恐惧的是，自己跟胡锦涛共事差不多也有五年了，以前总觉得对胡已经了解了，认为他不过是个谨小慎微谨言慎行的弱主，何以在即将卸任的时候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反过去平庸无能温和迁就的性格，变得雄才大略、机智果敢，雷厉风行、重拳出击、招招致命、似有神助，这让周永康都不敢相信这还是从前那个被自己讥笑为窝囊无能的汉献帝吗？更要命的是，胡锦涛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在自己还没有动手之前就先下手干掉自己的手下大将的？莫非此人当国，真乃天意？周永康不敢想下去了。他反复追问陈昊苏和何光晔，三十八军王西欣和中央警卫局的李润田是如何失事的？
　　陈昊苏何光晔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胡锦涛的霹雳手段也把他俩打懵了头，似乎不认识这个在团中央被自己奚落欺负的“小胡子”了。他们反复检讨，对每一个细节进行推演、过虑、审核，感觉李润田应该是被重庆方面出卖的。因为此人好色贪婪，跟王立军也有来往，王立军不会不对他下功夫。但是三十八军的王西欣，应该与重庆方面没有任何关系，此人刚刚被胡锦涛安排到这只王牌军军长的位置，在薄熙来看来乃是胡锦涛和习近平的红人，防范他还来不及，哪里会对他下功夫？这个人只跟陈昊苏有点来往，开始关系也不密切，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那还是他一九九七年进入国防大学合同战役指挥专业学习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高级军官和太子党聚会的场合，有一位军官说起华野粟裕跟四野林彪的战功比较，不无遗憾地说，粟裕是大才，可惜在华野被陈毅压着，否则其军事才能的发挥不会比林彪逊色。这位军官当然不知道陈毅的公子陈昊苏在场，王西欣也不知道。王西欣不同意这位军官的结论，他认为，粟裕在华东，实际上得到陈毅很大的扶持和帮助，具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打赢了，功劳是他的，打输了，陈毅替他扛着。这样的搭档哪里去找？还有，粟裕说到家是个职业军人，而陈毅则是个军事家和政治家，因为他有宏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胸，这一点也成就了粟裕。所以不能说陈毅压制了粟裕。因为，在华野，粟裕的军事才华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例如他在军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两件事，拒绝执行毛泽东南下江南的命令和下大决心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孟良崮战役，都是陈毅坚决地支持他，无保留地信任他和鼓励他才取得的战果。如果陈毅鸡肠小肚，甚至只要略略表达不同看法，粟裕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吗？显然不能。
　　实际上，陈毅作为中共元帅，主要是以性格豪爽和诗人本色著称，就军事才能而言实在乏善可陈。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和后来的华野司令员，说到家都是因为他在党内的老资格以及井冈山会师的资历，跟军功实在没有关系。一九五五年陈毅在离开军队很久的外交部长任上，仍然被授予元帅，也是考虑了资格因素。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不在军内任职的人不要再授军衔了，这样新四军这一块元帅就该是粟裕，但是周恩来坚决反对。他认为，刘少奇、和他自己都可以不授军衔，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跟军事不太沾边的地下工作或者外交工作，邓小平虽然在军中时间很长，但是主要做政治工作，现在离开了军队，不授军衔说得过去。陈毅是新四军方面的主官，还是华野的军事主官，又有井冈山的资历，不授军衔怎么说得过去？周恩来的理由非常有力，再加上粟裕历来谦虚，当年对张鼎丞都礼让三分，让张担任司令员，自己担任副职。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授予陈毅元帅军衔。
　　说到家陈毅授元帅跟军事无关，跟资历和政治有关。这一点军内党内无人不晓，作为陈毅长子的陈昊苏也心知肚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听到有高级军官为自己父亲说话，陈昊苏当然十分感动。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陈昊苏走到王西欣身边跟他碰杯，并代表父亲对他说的公道话表示感谢，这让王西欣大为惊讶，也非常尴尬。因为他不认识陈昊苏，也确实不知道陈昊苏乃是陈毅的大公于。陈昊苏一碰杯，这位年轻的军官闹了个大红脸。王西欣那时候还是个腼腆的人，不愿意被人家误解自己投机取巧攀龙附凤。
　　不过从此之后，王西欣就跟陈昊苏搭上了关系。王西欣生于一九五四年，比出生于一九四二年的陈昊苏小整整十二岁。王西欣认了陈昊苏为大哥，两人从此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王西欣一九九九年国防大学毕业之后，先回到重庆旧部，后来去了俄罗斯参加大演习，回国后被迅速提升，并于二〇〇四年被胡锦涛授予少将军衔。二〇〇六年出任驻扎重庆的十三集团军军长，二〇〇七年，就在薄熙来到重庆任职之前，王西欣被调任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跟薄熙来失之交臂。
　　王西欣成为京畿重地王牌军军长，一身担着首都的安危，身份顿时显贵起来。陈昊苏当年布下的这颗闲子，现在有了用武之地。陈昊苏迅速跟他联系密切起来。特别是王立军出事之后，鉴于自己跟薄熙来的关系，陈昊苏时刻担心薄熙来会被胡锦涛收拾，自己最终受到牵连，因此越发加进了跟王西欣的联系。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胡锦涛早在他身边安排了卧底，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胡锦涛的监控之下。最终，导致王西欣大好前程被毁于一旦。
　　陈昊苏当然并不知道胡锦涛如何会发现王西欣跟自己的关系，他只是凭着第六感觉，知道灾难即将临头，胡锦涛不会放过自己，二十多年前的冤仇到了清算的时候。他和何光晔商量，如其坐而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他们选择了主动进攻。
　　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陈昊苏何光晔都认为，这次李润田暴露与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有关。决定拿令计划开刀。令计划，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生，山西平陆人。令计划的姓是令狐的简称，相传他是唐朝宰相令狐楚的后裔。他的父亲令狐野喜欢看报纸，五个子女的名字均取于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分别是令路线、令政策、令方针、令计划和令完成。其中令方针是女儿，令计划是令狐野的第三个儿子。令计划的大哥令路线早己去世。二哥令政策，一九五二年出生，现任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曾长期在北京新华总社的了望杂志社、内参部门工作，后为新华社部门主管，近年来在网络公司任职。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王兆国、胡锦涛等纷纷被胡耀邦调到团中央。令计划也在团中央工作，他认为自己在共青团前途更为远大。此时，中共组织部门提出领导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和革命化等四方面要求，令计划敏锐地意识到文凭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他争取到领导点头，脱产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即中央团校）脱产学习两年，拿到毕业文凭，后果然开始升迁。到一九九〇年，他升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九九四年担任了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他再接再厉，又到湖南大学拿了一个工商管理硕士文凭。中共官员为了升迁拿文凭，现在形成了一种风气，不独令计划，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等人的博士学位，也都是这样得来了的。这也反映了中共官学勾结的一种腐败现象。
　　令计划在团中央干了二十多年，历任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五届团中央第一书记，堪称“五朝元老”。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九岁的令计划，从共青团转业，被调往中其中央办公厅，出任调研室三组负责人。一九九八年六月，他升任中办调研室主任。一年半后，升任中办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二〇〇八年八月，又兼任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九九年，他又兼任了胡锦涛办公室主任，成了副部级高官，也是中办最年轻的主任。受到胡锦涛的格外器重和信任。
　　二〇〇一年，令计划在中共十六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二〇〇一年，升任中办常务副主任，明确为正部级。跟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王刚一起，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日常运作。不过，令计划的主要工作还是为胡锦涛服务，从工作安排、会议计昼、外事活动、到平时的生活作息，事无巨细，都由令计划安排。凡胡锦涛出国访问、外出视察、令计划必先期亲临胡锦涛要到的现场，勘察线路，检查设备，做到万无一失。而有关胡锦涛的新闻稿、演讲稿都必须经过他来审定。
　　二〇〇七年九月，令计划正式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仕途一片辉煌。
　　令计划的三位前任，温家宝、曾庆红、王刚，担任中办主任后都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前夕公布这项任命，就是要告诉党内同僚，令计划要进入中央委员会。
　　据了解，令计划的超常规跃升，在中共高层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一年多以后，令计划又兼任了中央直属机关工位书记，大权在握。随着令计划势力的扩张，影响的扩大，北京坊间传出“胡家天下令家党”的说法。大意是说，胡锦涛为了权力布局，通过令计划指挥操作，实际上通过何勇掌控了中纪委，整肃不听话的中央大员和地万诸侯。
　　据悉，令计划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内的胡系干将，以反腐为掩护，运用监听、密探、收买、恐吓等手段，寻找不听话的官员的弱点进行打击。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纪委副书记何勇。
　　何勇对于胡锦涛控制权力，稳固势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十六大时，由于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是江泽民一手提起来的，为防止吴官正控制中纪委，胡将何勇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加强自己在中纪委的力量。平时，由令计划私下向何勇转达胡的指示，何勇为胡的人事布局率先开路。开始，胡锦涛主要是巩固地方权力，多个地方大员被“双规”，有的因不明原因退居二线，背后都有何勇的无影手。在拿下陈良宇一事上，何勇可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何也趁机培养自己的势力，中纪委分管地方的各司局头头因为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何的旨意，何勇通过令计划，使这些人都得到提拔，先后赴其他部委或地方担任副省部级高官。
　　本来中共十七大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何勇早己达到退休年龄（中共部级一般工作到六十五岁，何勇是一九四〇年生人），但由于胡系在基本完成地方权力洗牌后，争夺中央各机关部委是十七大期间的重头戏，胡还需要何勇在这方面“大显身手”。胡力排众议，并许诺要何进行中央政治局，最终将何留了下来。而何勇作为中纪委多年担任副职的二把手，其时势力己成，贺国强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一把手，整个中纪委的日常运转，实际操控在何勇的手中。听说要对中央部委下手，中纪委那些分管中央企业和部委的司办兴奋异常，立即行动起来，要用那些非胡系、不听话的官员的人头为自己的升迁铺路。正是基于这些因素，陈昊苏、何光晔认定令计划是必须除掉的胡锦涛亲信。

令计划公子的法拉利爱好

　　陈昊苏最终盯上了令计划的公子令小龙。令小龙一九八六年出生于北京，是令计划唯一的儿子。像北京所有豪门的公子哥一样，令公子从小惯得不成样子，吃喝嫖赌、斗鸡赌狗无所不为无所不通。连高中都毕业不了。最后没法子，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只好瞒过丈夫，将令小龙改了年龄和民族，冒充藏族学生送进取分极低中央民族学院。所以到了二〇一一年，令小龙二十六周岁了，还赖在民族学院读本科。
　　令计划虽然谨小慎微，聪明过人，但是他的妻子谷丽萍却是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庸俗女人，用不知道哪里来的不明不白的钱供孩子挥霍无度。因为嫖娼吸毒，好几次差点被学校开除，都是谷丽萍乘坐大红旗，打着令计划的旗号前去摆平，只瞒着令计划一个人。
　　有一段时间，令大公子在网上看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美国开法拉利很拉风，就缠着母亲也要买法拉利。这种车据说价值人民币五百多万，谷丽萍担心买了太招摇，而且生怕令计划知道对自己没好脸色，就没有答应，不想这个小子人小鬼大，居然偷了父亲的中南海通行证，带着一个山西的煤老板进中南海转了一圈。并告诉煤老板自己老爹是胡锦涛总书记的大秘，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只要你肯给我买辆法拉利，我让我老爹给你安排个官当当。
　　这个土鳖煤老板哪里见过这种障势？立马给小令公子买了辆法拉利，花了五百六十万元人民币。不过牌子挂在自己名下。只让小令公子先开着玩，什么时候给自己安排个县长镇长干干，法拉利就过户。小令公子才不在乎过户不过户呢，况且车不过户，所有的费用、保险就都是那个山西煤老板的，自己根本不用操心，只管潇洒。给煤老板安排官的事就一拖再拖。老板催问了小令公子几次，令小龙不是说老爹跟胡总出国了，就是说老爹太忙，你这点破事顾不上。煤老板心疼自己那辆车，就想去中南海见见令主任，能安排就安排，不能安排就顺便把车要回来。没想到没有通行证，他根本进不来中南海。去民族学院找令大公子，被告知他回西藏了，都快半年没到学校上课了。
　　实际上，这期间令公子正泡上了一个叫央金的藏族女学生和一个叫唐卓的四川汉族女学生。三个人开始如胶似漆，后来又打得不可开交。
　　本来令公子开始是和唐卓拍拖，唐卓为了讨好令公子，又介绍央金跟令公子认识。这央金本是西藏自治区一个高官的女儿，但是根据规定毕业后肯定是要分回到西藏去的。央金过惯了北京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不想再回那个高寒缺氧的破西藏，于是就使出全身解数绑上了令大公子。囚为她知道，以令公子的家庭背景，想让自己留在北京不过就是一句话。
　　严格说来唐卓身材修长、皮肤白皙，人长得像妖精一样妖冶，而央金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藏族姑娘，貌不惊人，脸蛋上还有红丝，甚至普通话说得也不利索，但是偏偏令大公子就像着了迷似的迷上了央金，对唐卓却百般冷落，看不上眼。
　　原来，西藏女孩的性观念跟汉族人是不同的。据说在偏远地区的藏族有一个有意思的风俗，一个家庭，四个兄弟可以娶一个老婆，女孩嫁人前，单独有一个房子，或扎的一个小帐蓬，如果有男的去，她看上就可以同睡一个晚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男人去过夜，所以她生的小孩都不知道是谁的。央金虽说不是那种藏族底层的女孩子，而是出身高干家庭的贵族子弟，但是性观念却跟普通藏族姑娘没有什么区别。她自己说十三岁就有了性体验，到北京上学之前跟不少于三十个不同民族的男人有过性关系，只是由于她有比较好的避孕习惯和措施，才没有怀孕。因此，在中央民族学院，丰富的性经验和对性的开放态度显然使她能够比汉族女孩更能吸引高官子弟。所以，当唐卓把自己的小姐妹央金介绍给小令公子之后不长时间，唐卓就发现自己犯下了极大的错误。不久，两人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唐卓有个闺蜜叫费雪虹，曾经在天上人间等京城淫乐奢靡之地从事过特种职业，对性技巧很有研究。她知道了唐卓的苦恼后，就亲自教了唐卓一些不传秘招，为了让唐卓“功力”有实际的提高，她还花钱雇了两位跟自己对练过的男技帅，跟唐卓“操练”三P、四P，没用一个月，唐卓被培训得技术娴熟，其淫荡程度和花样翻新的各种做爱绝技绝不逊色于在天上人间等地方从事特种行业的高等妓女。为了让唐卓能够临场发挥出色，彻底打败央金，费雪虹还费尽心思给她找了个真正的高干子弟进行“演习”，看唐卓能否征服。
　　那是二〇一一年二月中旬，在五星级的凯悦酒店的高级包房里，一副清纯女学生打扮的唐卓跟这个叫陈小虎的“高富帅”相遇了。唐卓由清纯少女到床上荡妇，瞬间的角色变化让陈小虎神魂颠倒，意乱情迷。陈小虎死心塌地迷上了这个女大学生，想长期包养她，岂料唐卓却打开钱包付给他六百美金就扬手拜拜了。陈小虎气得鼻子喷血，恨得咬碎银牙，他把费雪虹找来，审问半天才搞明白自己原来是一个公子哥的可怜替身。
　　陈小虎很快查清楚，唐卓把自己当鸭子苦练做爱技巧的根本目的，是要跟一个西藏姑娘争夺当今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公子令小龙的宠爱。
　　陈小虎是谁？陈昊苏之子，陈毅元帅之孙，京城四大恶少之一也。他哪里受过这种侮辱？小虎把唐卓给他的六张一百美元的绿色钞票贴在墙壁上，拼成一个人的脑袋图案，每天早晚用飞镖扎一百次。当陈小虎知道令小龙最近迷上了在法拉利里跟唐卓、央金两人同时搞车震，不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龙虎相遇，一场龙争虎斗，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红色法拉利车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晚浚晨四时十分左右，北京保福寺发生重大车祸。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行止保福桥东辅道时，突然失控撞到桥体南侧墙壁，又弹回撞到另一侧护栏后彻底解体，车上一男二女全部彼远远甩出车外，造成男死两女重伤，其中一女一丝不挂，全身赤裸。目击者沈先生发现法拉利跑车时，车已经解体，地上躺着一名裸体的美貌年轻女子，已经不会说话，只是轻轻呻吟。沈先生随后报警。
　　三月十九日，北京媒体以《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为题报导了这个新闻。某媒体记者部主任说，出事的男司机可能是某中央领导的子女，两名同车女性身份不明。
　　实际上，周永康掌控的北京公安交警根据现场遗留的中南海出入证和身份证件、学生证等很快就查清了死者和伤者的身份，死者正是令计划的公子令小龙，两名重伤的女孩子分别是唐卓和央金。其中央金受伤较轻，当天就清醒过来，她向公安和盘托出与唐卓、令小龙在三里桥酒吧寻欢作乐之后，打算到西郊去搞车震。因令小龙喝了酒，还吸了毒，异常兴奋，在车上就命令自己脱光衣服和唐卓两人共同给他吹箫，结果车速太快失控撞毁。
　　由于案情重大，北京交警不敢擅自处理，报告给了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的两位副局长亲率专家对现场和法拉利轿车做了技术勘察，居然发现法拉利轿车的刹车系统被人做了手脚。也就是说，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而是一起蓄意安排精心策划地谋杀案！

令计划躺着中枪

　　突如其来的灾难差点击垮了平时不动声色一副娃娃脸的令计划。
　　因为令小龙虽然不争气，但也是他唯一的孩子，还是谷丽萍的掌上明珠。就这样突然死掉，还死在一辆来历不明的法拉利车上，还有裸体女性在身边，这让他如何说得清楚？况且，自己正在十八大上位的关键时刻，出了这种事，无异于躺着中枪。
　　周永康很快知道了发生在保福寺附近的红色法拉利车祸中的死者身份乃是冷计划的公子，感觉有机可乘，立即打电话找来陈昊苏和何光晔，让他俩安排人在网络上曝光出去。但是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居然把这个事件安插到贾庆林头上，硬说死者是贾庆林的私生子。贾庆林打电话找周永康发脾气，周永康告诉他，死者查清了，是中办令主任的孩子。这事你跟锦涛同志说吧，令计划是他的人，他的公子出了车祸，却往你头上栽赃，这事确实不地道。
　　贾庆林拿起电话又放下，他也是老狐狸，用脚指头想想都不信是令计划干的好事，令计划刚遭遇丧子之痛，气还缓不过来怎么可能往他头上栽赃陷害？周永康这招虽然阴险毒辣，但是却不高明。贾庆林没有上当，而是坐山观虎斗，一声不吭。
　　但是何光晔这边却耐不住寂寞，找了他们在海外布线的网站大肆宣扬法拉利车祸之谜，连胡锦涛、习近平都给他打电话询问情况，这让令计划更加焦头烂额。
　　周永康、何光晔正在穷追猛打，陈昊苏这边却着了急。原来他已经通过可靠渠道得知，车祸女大学生唐卓也已经醒来，而且向中央警卫局透露了陈小虎秘密跟踪自己和令小龙并企图加害他们的事，这就让车祸案跟陈小虎挂上了钩。陈昊苏严厉追问陈小虎，这小子向自己的父亲如实交代了自己雇人给令小龙的法拉利做手脚的勾当。陈昊苏感觉天崩地裂。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断然采取措施，令计划报告胡锦涛翻过来手来就要对自己的家族下手了。到了那个时候，胡锦涛根本不会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眼看着帅门之后就要举家毁灭在一个无知小儿手中，陈昊苏决定瞒天过海，拉拢何光晔说服周永康立即发动政变，运用周永康手中掌握的武警力量，攻打中南海，干掉胡锦涛和令计划等人，绝境求生。
　　陈昊苏连夜给何光晔打了电话，两人聚集在西山以前中央分给陈毅的一处别墅里，密谋了一夜，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政变计划。准备第二天到政法委大院说服周永康发动政变。

第五章　游说周永康

周永康跟薄熙来的深厚关系

　　陈昊苏、何光晔知道，游说煽动周永康豁上身家性命起来造反，首先必须让周永康相信自己除了发动政变别无生路，其次要让他相信政变成功的可能性极大，最后还要让周觉得政变成功他会获得极大的利益。这三条都做到逻辑清晰，说服力强，才能抵消发动政变者内心的恐惧，让他们横下心来起事。
　　关于第一个条件，陈昊苏手里有从重庆方面得到的周永康参与薄熙来密谋政变的一个文本，有关周永康的内容，文件写道：

　　三、初级目标
　　我们认为，这种安排虽然是我们付出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所取代的一个成果，但是并不能改变邓江体制给党的组织制度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能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们要努力争取在十八大以及随后的国家机构人事调整中，解决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一人担任，从而产生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我们初步的设想是，应该由周永康同志出任国家主席，薄熙来同志出任总理或者常务副总理，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经过两年的过渡时期，如果习近平同志不能胜任，那么他应该辞掉其中一个职务，只担任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薄熙来同志应该在二〇一四年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央纪委书记或者政法委书记。如果习近平同志不能胜任总书记职务，则应当由薄熙来同志担任。

　　这个文件把周永康参加薄熙来密谋，并将在薄熙来政变之后出任国家主席一职讲述的清清楚楚。但是光有这个显然不够，还必须让周永康相信，他跟薄熙来还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并且这个关系已经被胡锦涛中央掌握。
　　原来，薄熙来甚至还利用跟周永康的亲密关系，送了周永康一只精巧的工艺金笔，一块瑞士手表，那里边都有王立军安装的世界上最精密的窃听装置。由此，周永康跟薄熙来的谈话，跟中央其他常委的谈话，出席各种会议，以及出入私密场合玩女人、跟武警高官、中央警备区高官合伙嫖娼以及收受国宝级文物的一切活动，王立军都了如指掌。
　　王立军有选择的将这些内容汇报给薄熙来，还制作了电子文件，包括有音频、视频和文字资料。薄熙来倒台之后，陈昊苏通过自己在重庆的内线，获得了这部分情报。现在成了他拿下周永康的利器。

何光晔节外生枝找刘源帮忙

　　本来，陈昊苏的计划周密而严谨，说服周永康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关键时刻何光晔却犯了个极大的错误，他节外生枝，去找刘源帮忙，导致周永康十分恼怒，并萌生退意。
　　原来，刘源也是跟薄熙来过从甚密的太子党成员，从前在武警部队，不久前刚刚被调任总后勤部担任政委。刘源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曾经和薄熙来、习近平等一起被中共高层作为接班人培养下放到基层锻炼，积累资历。但是，刘源在河南省副省长任上，突然被改换跑道，进入警界和军界。先是担任武警水电部第二政委，授少将警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故，中共高层曾经有各种说法。有人说因为河南省主要领导到中央参了他一本，称他在工作上越来越不称职，连省委和省政府召集的会议都经常不参加。有一次省委开会到处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到山里打猎去了。
　　有人说刘源可能是因为“六四”事件对共党政权失去信心，所以才得过且过。而中共高层一些老人可能觉得，赵紫阳的父亲被镇压后使赵要改变共产党，因此担心与赵紫阳有类似经历的刘源被重用后仿效赵紫阳，给他的仕途设置了天花板。
　　不过，习近平二〇一〇年十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之后，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就调刘源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据闻习仲勋的战友曾向习近平推荐“二刘”协助其治军，二刘即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与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据介绍，习近平的底牌是在“十八大”上任命刘源任军委副主席。刘亚洲为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委员。总政操人事大权，亦负责军队与武警的党纪工作，是兵家必争之地。刘源多年来鼓吹党内民主以杜绝毛式专政。刘源说：“凡是搞一言堂、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再有权力者、再有威信者，最终也难免要犯错误”。这很对习近平的心思。
　　这样一来，刘源跟习近平走得更近一些，而且很可能在习近平荣登大宝之后仕途进一步辉煌起来，在这种关键时刻何光晔不明就里去找他，不是像疯子一样吗？

胡锦涛的电话让周永康乱了章法

　　三月十九日上午，就在陈昊苏、何光晔在政法委跟周永康商量调动武警部队突袭中南海解决胡锦涛的关键时刻，周永康突然接到中办电话，要求周永康同志晚上八时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临时召开的全国维稳工作情况协调会议，中办特别强调，这次会议是习办通知的，胡办来电话说，胡锦涛同志会亲自出席。
　　本来，维稳工作中央有分工，由作为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具体抓，但是在中央常委中却是习近平挂帅，习亲自担任维稳工作小组组长。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周永康头大半斗，本来是自己份内的工作却是由别人来通知开会，而且偏偏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会不会是重演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叶剑英抓捕“四人帮”的把戏？
　　陈昊苏、何光晔异口同声认定是胡锦涛在搞阴谋，如果周永康不去开会，则说明周内心有鬼，他们随后就可以找借口抓人，如果周永康去开会，那么正好送上门去，立即逮捕。所以，周永康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当今之计，只好调动武警，以快打慢，先下手为强，干掉胡锦涛，否则，大局危矣。
　　周永康乱了分寸，昏头胀脑地一方面秘密调动武警准备应对，一方面跟陈昊苏他们研判形势，制定政变计划。但是，中南海的警卫由中共中央警卫局承担，也就是俗称的公安部九局。不过实际上中央警卫局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只是在领导上不受军队管辖，而由中央办公厅直接指挥。它亦警亦军，是一个极特殊的部队，深受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信任，负责保卫党政军领导人身安全，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警卫局虽然掌握解放军不足千分之一的力量，但中央警卫局在数次政治危机时店都发挥出影响。
　　中央警卫局下设中央警卫团，是个师级单位，下设七个大队，分别负责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地的警卫保安。中央警卫局的警卫都是首长的贴身护卫，要求有很高的专业素质和极强的敬业精神，而且必须由经过系统训练又表现特别优秀的年轻人来担任；而除了执行首长驻地和设施的保卫任务外，还负责中南海的1-2层（就是第一道门岗和第二道门岗以及之间的）的警卫工作，第三道门岗有一支队负责。中央警卫局的人员要求政治水准非常高，所以很少有其他部队的人能进入该局工作。其工作人员有很大一部分都和首长居住在一起或者很近，是首长身边最熟悉的人，也是最易获得首长照顾的人。
　　实际上周永康能够调动的只是属于武警序列的公安部警卫局，也称公安部八局，公安部警卫局负责“四副两高”国家领导人警卫工作和重要国家机构的保卫工作。这种部队属于公安机关的一部分，受公安部领导，当然也能够被主管公安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调遣指挥。而武警总部序列的警察部队属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周永康作为主管政法的中央常委，在军委和国务院中都无任职，因此不能直接调动武警部队。
　　这样一来，周永康能够调配的部队只能是公安部警卫局，但是要对付的却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因此，想要强行占领中南海干掉胡锦涛等中央大佬，力量远远不够。
　　陈昊苏让周永康在北京周围的武警机动师身上打主意。武警机动师的前身是解放军的野战部队。一九九六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十四个乙类步兵师专业组建了十四个武警机动师，其中有三个师驻扎在北京廊坊和天津一带，这些部队本来就是野战军的底子，机动能力和战斗力都相当强，如果能够调动入京进攻中南海，中央警卫局那点兵力根本不能阻挡。
　　但是，何光晔陈昊苏不知道的是，不要说调动三个师，即便调动一个师也要中央军委的命令，且由武警总部司令员王建平和政委许擢元签字才能生效，周永康跟武警总部不存在直接领导关系，怎么可能完成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齐东然光临政法委

　　正当周永康、陈昊苏、何光晔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的时候，秘书进来报告说，中央警卫局来人了。周永康大惊，以为胡锦涛要提前动手，就发布命令说：把他们挡在门外！警卫部队准备战斗！秘书哭笑不得说，就齐东然副局长一个人一辆车呀。
　　周永康这才镇定下来：就他一个人？来干什么？
　　陈昊苏觉得好笑，道：秘书咋会知道他来做啥？先让他进来嘛。周永康也觉得自己神经过敏了，就让秘书通知门卫放齐东然进来。然后示意陈何两人暂避。
　　齐东然进了周永康的办公室，大大咧咧说：周书记呀，你老人家咋把政法委大院整得像威虎山似的？我老齐来都要对几次暗语才能放进山来？
　　周永康黑着脸道：这年头人心不古，害怕小人暗算，不得己而为之啊。又道：齐大局长咋今天有空到我这小庙来坐坐了？没跟着胡总温总下乡访贫问苦？
　　齐东然撇嘴道，在你周书记眼里，咱老齐就该给天天胡总温相爷当马弁？就不可以有点自由时间找老朋友讨杯茶喝？
　　这边内勤早把茶泡好，正宗的西湖明前龙井，片片淡绿的叶尖在特制的超薄景德镇毛瓷杯里慢慢绽开，载沉载浮，清香扑鼻。
　　齐东然哑了一口，赞道：好茶！
　　周永康道：你不会单单来讨杯茶喝吧？
　　齐东然笑了笑，打开随身带的皮包，抽出几份材料来，说：确实还有点事得向周书记汇报，中办令主任的孩子车祸死亡事件有了进展，他是死于谋杀，嫌疑人也有了着落，是一位元帅的后人，叫陈小虎。所以警卫局不敢做主，只能向你周书记汇报，公检法不都归你老管嘛。
　　这么快就有了这么明确的线索？周永康翻看着材料，失声说，这不就是陈昊苏的儿子吗？
　　躲在里面的陈昊苏实在憋不住了，顾不到体面冲出来，差点给齐东然跪下：齐局长，周书记，你们得救救我那犬子呀。陈毅元帅只有这一条根了，我们陈家不能绝了后啊。周永康很尴尬，白了陈昊苏一眼，道：你这儿子怎么教育的？还有没有国法啦？令计划的儿子你们也敢做手脚，这下闹出乱子来了吧，你求齐局长办吧，我管不了。
　　齐东然皮笑肉不笑地说，陈会长，这案子归公安管，公安归政法委管，你该找谁，你自己清楚呀。我们中央警卫局不过是来报案的。
　　实际上，齐东然跟陈昊苏过从甚密，他也知道陈昊苏已经在政法委这边了，他跑过来给周永康送这份材料不过是借机给陈昊苏报信，同时也是向周永康传达一个信息，即中央警卫局已经在注意政法委这边的动静了。
　　齐东然放下材料，临走时突然说：晚上我老板要下去，我得随行，要回去做些准备，不陪你们了。
　　周永康马上警觉起来：家宝同志不参加晚上在大会堂的维稳会议？
　　齐东然装着不明就里：什么维稳会议？没有通知我呀？总理办公室也不知道。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急着回去准备呀。
　　有诈！周永康马上明白过来，办公厅通知开会，作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温家宝的贴身卫士长的齐东然根本不可能不知道，要么是他在假装，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开会的计划，而是要搞什么名堂！
　　周永康不动声色把齐东然送走，内心却像翻江倒海，胡锦涛、令计划到底要干什么呢？
　　这时何光晔也从套间里出来，他急赤白脸地对周永康说，永康书记，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胡锦涛令计划已经把枪口对准我们脑袋了，您还真要等他们扣动扳机再做反应吗？

第六章　急调三十八军入京

胡锦涛初发调兵令

　　陈昊苏、何光晔与周永康密谋政变的一举一动，都在胡锦涛的掌握之中。从二月份开始，胡锦涛就已经开始着手部署，准备应付不测。他首先换掉了三十八军的军长王西欣，安排六十五军军长许林平接任。然后又对武警总部进行敲打，计划在十八大之前换掉现任将领，换上自己放心的人来掌控。在此之前，他已经把武警十四个师中的十个师都换了军事主官，特别是京津地区要害部门的驻军，中高层全部调换一新。这样做的目的，是担心武警出现两个指挥中心，被政法系统所利用。
　　三十八军被用作党内斗争的工具，威慑政敌，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政治传统。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担心林彪势力坐大，开始在军内“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三十八军是老毛的重点目标。
　　林立果的小舰队开始策划对毛实施军事政变，老毛立即让李德生紧急调动三十八军一个师进驻北京南口，以防不测。这一次，胡锦涛也有样学样，决定调三十八军进京，威慑武警，拿下政法帮。当安排在陈昊苏身边的卧底通过国安系统把陈昊苏何光晔潜入政法委大院策动周永康谋反的信息送到胡锦涛案头的时候，胡锦涛决定马上调三十八军进北京。由於当时习近平不在北京，临时去了河北，胡锦涛只找到了徐才厚和郭伯雄两位副主席。其他军委委员如总参谋长陈炳德和国防部长梁光烈都没有通知。当胡锦涛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徐才厚沉吟半晌后才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基本证据能够证明他们要发动武警兵变，在这种情况下调动三十八军一个集团军入京，是不是动静太大了点？
　　郭伯雄却不以为然，道：兵变这种事哪能像打黑一样，非得掌握了证据才能打？如果我们掌握了证据再防范，早就成了他们的俘虏了。当年毛主席几次调三十八军入京，哪次有什么证据？不就是提早防范，打个提前量吗？
　　徐才厚看着郭伯雄，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有说。胡锦涛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就赶忙打圆场说：我们是不能跟毛主席相比，不过历史的经验也应该借鉴。情报显示，有两个人确实在灯市口西街策动政法委调兵造反，不加防范太危险了，我们这也是不得己而为之。
　　徐才厚道：两个煽动分子，抓起来就是了，永康同志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郭伯雄道：怕就怕他们沆瀣一气呀。政法委这些年早就成了第二中央，手里有点警察部队，连军委都不放在眼里。
　　胡锦涛说，政法委是武警在警卫，周不下令，我们抓不了他。公安听他的，武警又在他手里，我们手里只有中央警卫局这点兵力，不要说抓陈昊苏和何光晔，就是能守住中南海都困难，这也是我想调三十八军进来的一个原因。
　　徐才厚道：可是调三十八军一个集团军进京，连毛主席当年都没有这么干过。根据规定，需要军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一致同意并签字，北京军区司令员亲自下达命令，三十八军才能执行命令。我们现在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呀。习近平同志不在，军委只有我们三个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出的决策是非法的，北京军区和三十八军可以不执行命令。
　　胡锦涛虽说也干了八年多军委主席，但是对军队事务根本不熟悉，他一听徐才厚这话就傻了眼，搓着双手不断地说，哪怎么办？
　　郭伯雄道：活人能被尿憋死？调不了一个集团军，我们就调它一个师，实际上解决北京城里的武警，也不需要三十八军一个集团军的全部兵力，把一一三师和第六装甲师调来，再加上航空兵八团掌握制空权，再由中央警卫团做内应，解决掉几个步兵师改变的武警师有绝对把握。何况北京城里也没有那么多武警，也就是公安八局那点兵力。我们和他们的力量对比是六比一，符合打歼灭战的标准要求。
　　郭伯雄说得铿锵有力，让胡锦涛很受鼓舞，他信心大增，又问徐才厚：才厚同志的意见呢？
　　徐才厚看出胡锦涛是非要动武，而郭伯雄又竭力支持，也不好再泼冷水。就说：这样操作在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配合锦涛同志给三十八军下命令，伯雄同志要做好北京军区的工作。我和锦涛同志可以口头下达调兵命令，但是最终要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同志下达书面命令为准。我现在就让作战部起草好书面命令，我们三人签字，然后由伯雄同志带着去找北京军区。伯雄同志到达北京军区传达命令后，来个电话，我和锦涛同志给三十八军下达口头命令。我们双管齐下！
　　应该说，徐才厚考虑的比较周到，可谓滴水不漏。即使将来出了乱子，追究起来，程序上说不出什么问题。不过，让郭伯雄去找北京军区，房峰辉会是什么态度，他们谁都没有把握。郭伯雄既然大言炎炎，那就应该他去干这差事。
　　三个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胡锦涛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决定的这个调兵令，军委其他委员要不要通知一下？总参那边是不是也应该知会？徐才厚、郭伯雄都明白，胡锦涛这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调兵是三个军委主席做出的决定，不是军委做出的，你想让人家承担责任，也根本说不过去呀。至于总参，你就根本没让人家“参谋”就自己做出了决策，现在“知会”是什么意思？徐郭都意识到，胡锦涛真不是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军委主席的料，陪这样小心眼的弱主真是悲哀。
　　徐才厚没做声，郭伯雄最后道：锦涛同志自己决定吧，时间来不及了，我得去北京军区了。

房峰辉质疑调兵

　　郭伯雄到达北京军区的时候，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和政委符廷贵已经在作战室等候了。他们提前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话通知，在军区作战室迎接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对郭伯雄的调兵命令，房峰辉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是近二十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中央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调兵？调兵令是否经过了中央军委的一致通过？一系列的问题都涌上心头。他皱着眉头说：首长，这么大的事，我还是召集军区党委全体同志一起到会听您传达吧，我跟政委两个人负不起责任啊。
　　郭伯雄大声吼道：时间来不及了，三十八军必须马上进京，否则就要出现大乱子！
　　政委符廷贵说：不就是重庆那点事吗？薄熙来不是已经控制起来了吗？难道还怕他的党羽杀到北京来？
　　房峰辉见政委也站在自己这边，就又说：党委会不开，至少要让武警总部的同志来听听吧。否则我们这边突然调兵入境，弄不好会跟他们闹出误会来的呀。
　　郭伯雄红着脸、敲着桌子道：防的就是武警，重庆那边算什么？根据可靠情报，常委中有人出了问题，有人要在今晚策动武警政变，包围中南海！党中央危在旦夕，三十八军驻防京畿是干什么的？不就是关键时刻保卫党中央吗？你们俩现在还在这里蘑菇，是不是军衔到头了想退休？
　　房峰辉、符廷贵见郭伯雄话这样严重，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表态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胡主席！
　　郭伯雄出示了由胡锦涛亲笔签署的调兵令，房峰辉见了，对符廷贵耳语道：怎么没有习近平同志的签字？这不符合规矩呀。郭伯雄看出了他俩的狐疑，就说：习近平同志完全同意胡主席的调兵命令，但他人在外地，命令以后会补签。
　　符廷贵是有名的军中小诸葛，他担心将来出了问题郭伯雄不认帐，赶紧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没二话，立即通知三十八军入京，但是郭副主席，您得给我们在命令上注明一下，这样手续上我们没有责任。
　　郭伯雄心里很恼怒，但是他没有办法，调兵令十万火急，他不得不在这份命令上注明，习近平副主席同意调兵，以后会在命令上补签。“郭伯雄”。
　　拿到郭伯雄的书面命令，房峰辉立即叫来军区总参谋长、作战部长研究作战计划，并问三十八军口头传达了进京的命令。
　　郭伯雄回军委去复命，房峰辉还是满腹狐疑，又给军委打电话核实，接电话的居然是徐才厚副主席。徐说：你们按照命令去执行就行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徐才厚已经给三十八军下达了口头命令。
　　一切安排妥当，房峰辉仍然感觉不妥，就又给武警总部打电话，通过总机找到了武警总部司令员王建平，他单刀直入：“王司令，你们武警最近有什么行动吗？”
　　王建平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突然打来这么一个电话莫名其妙：没有啊。
　　房峰辉又问：有没有军事调动？或者说演习之类的？
　　王建平答道：武警也受军委领导，有大的行动军委肯定会知会你们北京军区的。我们又不是野战军，没有什么大的演习。各支队自己搞点防暴演习或许是有的，但是通常都是很小规模的，一个支队的规模我都会知道。但是最近没有。
　　房峰辉又问：如果公安部或者政法委调你一个师，搞点什么名堂，你会提前知道吗？
　　王建平被吓了一跳：你说什么呀。别说一个师，一个团都不可能！我们武警一共十四个机动师，都受总部直接指挥，任何人都不可能调动。除非中央军委下命令并由我们总部直接策划指挥。
　　房峰辉放下心来，道：我得到情报说，有人可能打你武警的注意搞点小动作，老弟你可要上点心啊。北京主要是我们的地盘，职责所系，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点什么误会。
　　王建平：房司令你什么意思呀，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
　　“我只能说这么多，再见！”房峰辉扣了电话。
　　王建平顿时如坠雾里云中。王建平是河北人，一九六九年入伍，一九九二年在第四十军担任120师师长，后调入武警担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在西藏工作期间，受到胡锦涛的注意和器重。他跟房峰辉在军界的经历没有什么交集，但是二○○九年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退休之后，被胡锦涛点将成为第七任武警总部司令员。在考察人选时，因为同在北京，需要协调关系，中央军委特别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据说房峰辉说了王建平的好话。此后，王建平跟房峰辉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这次房峰辉突然来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电话，王建平立即体悟到这种房峰辉在暗示自己小心应对。
　　王建平接到电话之后，立即对武警部队的军事调动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但是一片平静，没有看出丝毫问题。王建平不放心，他知道房峰辉不会无缘无故跟自己开玩笑，就下了一道命令：自即日起，武警部队一切行动，哪怕调动一个排，都必须经过总部批准！二十四小时之内，北京地区除非有重大案件发生并得到武警总部的直接命令，所有武装人员都必须呆在营房里，不许有任何行动。这个命令迅速传达到了六十六万武警部队。

一一三师面临新考验

　　驻守保定的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师长赵海滨大校这些日子非常烦闷，他本来是军长王西欣的嫡系，正在努力争取晋升少将，说起来在他这个位置上，晋升少将也是迟早的事，但是事情偏偏发生了变故，王西欣莫名其妙被调走了，接任王西欣的是原一一三师师长、现任六十五集团军军长许林平。
　　许林平在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当师长的时候，赵海滨还是个营长，不知道那个筋跟许师长不对付，多年得不到提拔，正准备打报告专业，许师长调走了，不久三十八军军长也换了王西欣。王西欣对赵海滨非常器重，很快让他时来运转，一年一个台阶，不久就提拔为一一三师师长，授大校军衔。
　　军中都知道，从校官到将官是一个大坎，翻不过去就意味着转业。因为军队中有一个规则，校官从宽，将官从严，所有的将官，都必须经中央军委同意，由军委主席授予军衔。
　　军官的晋升主要依据个人的德才成绩和年龄。德主要看政治上可靠不可靠。在中共军队中，长期以来主要看你是哪条线上的人，你属于哪个山头。特别是正师级以上的军官，属于哪个山头非常重要。例如林彪主要用四野的人，邓小平用原二野的人，到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执掌兵权的时候，为了培植亲信，由杨白冰出面，巡视各大军区，巡视各大军区，调整安排了从集团军到师一级的军事和政治主官，撤换了一大批在军内上层有线和有靠山的人，因而得罪了军中一些老军头。后来曾庆红给江泽民出主意，离间邓小平和杨家将，张爱萍等老军头一哄而起，纷纷给邓写信，导致邓下决心撤换杨家将，从而让江泽民坐稳了宝座。
　　一位曾经在中共军内干到团级的退役军官在揭露军队腐败的时候说，在军队中，没有靠山时，德才兼备也只能当个一团之长，再往上爬就要找靠山、入山头，但是靠山不一定牢靠，一旦靠山倒了，就要倒一大片。当年林彪垮台，四野从上将中将到一般的团长营长有十多万军官倒楣，就是先例。
　　近年来对年龄的掌握越来越严格，明文规定各级军官的年龄上限为排长二十七岁，连长三十岁，营长及教导员三十四岁；团长及政委三十九岁；师长及政委四十五岁；军长及政委五十五岁。一些特殊部队的军官可以相应延长三年。超过年龄一律退下。这导致很多人设法去偷改自己的档案年龄。曾经有一个正师级干部在改自己年龄时，忘了连同在一个部队的妹妹的年龄一起改了，结果导致他比自己的妹妹的年龄还小两岁，闹出大笑话。
　　解放军对各级军官的任命权，都有严格规定，各个时期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对正师级以上军官的任命权始终掌握在军队最高层和个人手中。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授予元帅十名，大将十名，上将五十五名，中将一百七十五名，少将八百○一名。将官以上大都是红军出身。一九三八年后入伍的寥寥无几。
　　军衔是一种军队级别的标识，一种荣誉的象徵，反映军中资历，定时晋衔。虽然一定的军衔对应一定的职务，但职务才具有实际上的对部队的指挥权。曾明文规定，军衔相同或较高，但职位不同时，以职位为准，应服从职位较高的人的指挥。在待遇问题上，也是以职务为主，一位被授予大校衔的老军医，在赴大兴安岭救火时，被给予正连级待遇，在火车上睡的是硬板床。
　　一九六五年，军衔被取消，理由是军衔是等级的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不能分等级。据说这个建议是贺龙提出的。贺龙当时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给毛泽东写信说军官扛着肩章怎么给老百姓挑水？所以军衔要取消。毛泽东立刻就答应了。一九七九年，因为没有军衔，对越作战排长跟团长都穿一样的衣服，特别是在撤兵的时候，谁也不听谁的，导致指挥系统紊乱，造成很大损失。
　　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又恢复军衔制，当时的原则是：将官从严，校官从宽。和平时期不设元帅衔，将官也只到上将为止，有动议设准将衔，后来因将官从严原则，而未设此衔，因校官从宽原则而设大校衔。当时营，团，师级军官普遍军龄长，年龄偏高，而授衔时又只能卡在校官内，所以，校官衔授的较乱。全军只有二位正师职授少将衔，其余师级以下，还有部分副军职，到正营职，均授校级军衔，上将只授了十七位，只有最高层将领及个别资历很深的将领才能授此衔，大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及政委也只是中将衔。近年来上将衔授的越来越多，被认为是江泽民、胡锦涛拉拢和控制军队的手段，但是应该看到，这同时也是实行军衔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晋衔是有年限规定的，到期就要自然晋衔，这能促进军队的新老更替，对于军队的年青化，知识化从容观上讲是有好处的，与其让一些保守的老军头长期把持军队，莫不如让一些有知识，有现代意识的相对年青的军官掌握军队，这对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有好处。
　　现在，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的军衔己基本上处于正常状态，军衔的实行促进了军队的正规化，提高了军人的荣誉感，增强了军队的独立意识，从而谈化了工具意识，有利于军队的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的国家化。
　　赵海滨由大校晋升少将，如果在王西欣主军的条件下，应该完全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王西欣突然调离，自己又是王西欣的亲信，而所有的新任主官都喜欢使用自己的人，在一一三师这个位置上自己还能呆多久，确实是个未知数。这不能不让赵海滨十分担心。
　　果然，许林平一上任，就立马到一一三师来视察，这是他的老班底，他对此自然十分关心，赵海滨永远忘不了他握着自己手的时候那种狐疑的眼神。
　　中午吃饭的时候，赵海滨单独给许林平敬酒，许林平居然说：你这个师长职务升得蛮快嘛。我在这里当师长的时候，你好像还是营长？
　　政委邹运鹏开玩笑说，他当然只能是个团长营长什么的啊，他要是也是师长，现在我们三十八军就有两个军长啦。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尴尬的气氛一扫而空。赵海滨非常感激政委救驾，不由多给政委敬了一次酒。
　　正当赵海滨忐忑不安、不知道如何跟这位新军长相处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许林平的电话：“赵师长吗？我是许林平。我命令你立即动员部队准备出发，一小时后进军北京！”
　　赵海滨首先立正回答：是！然后又问：请问军长，我们进京执行什么任务？
　　许林平回答了两个字：平叛！
　　赵海滨吓了一跳，北京什么时候发生了叛乱？但是他不敢问，只能回答：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许林平这时候才在电话上扼要谈了他们的进攻目标，并告诉赵海滨，部队一小时后必须出发，三小时后到达北京西灯市口等待进一步命令。沿途遇到拦截可以攻击前进，不需要再请示！
　　赵海滨万没想到他会得到这样的命令。他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或者灾难降临了！运气好的话，行动结束，自己就是有功之臣，晋升少将的条件也就具备了，熠熠闪烁的将星将唾手可得。运气差的话，不要说当将军，这颗脑袋能否保住都是问题！不过，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遇上这种轰轰烈烈的机遇，即便功败垂成，也将名存史册，委实没有什么好遗憾的。这样想过，他紧急电话通知政委和参谋长，紧急启动战前动员机制。
　　军委给的时间只有三小时，而从保定到北京直线距离都有三百公里，按照平常的速度肯定不能完成任务。只能启动快速反映纵队，用军用直升机空运一个营先期到达北京，后续部队用军用运输机空运至南苑机场。赵海滨跟作战参谋计算了一下，部队从动员到正式出发，需要一小时，到达南苑机场，需要一小时，开进北京城占领灯市口完成对政法委大楼的包围，至少需要二小时。这样军委的命令根本完不成。赵海滨急的团团转，军委和北京军区为何下达这么苛刻的命令？这个时间分明是给住在北京近郊的机械化师的，为何让住保定的1 13师也执行这样的时间？想到这里，赵海滨蓦然一惊，莫非是新任军长故意给自己“下套”，故意让自己完不成任务？
　　他跟政委、参谋长商量了一下，决定自己带先头部队一个营先到北京，让政委随主力空降南苑，尽最大努力进北京。他们约定，不管约定时间部队是否到达指定位置，都向军委和军区报告部队已经到位，反正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只要拿下政法委大楼，完成任务，将来没人会追究在规定时间为何还有部队没有到位的问题。
　　这个时候，赵海滨已经通过情报，获知他们的攻击目标只有一个武警营，他的先头部队一个营都足以干掉他们，后面的部队不过是个威慑。至于其他目标，自有机械化师和航空兵对付，与他无干。
　　这样谋划之后，赵海滨跟政委、参谋长拥抱告别，带着三十余架武装直升机M（一8MAT及运输机直9A、M（一8、M（一17悄然扑向北京！此时为北京时间三月十九日晚上七时正。
　　晚八时，赵海滨到达灯市口街预定位置，政委率领的机械化部队也到达了南苑机场，但是由于沟通不畅，居然跟守卫楼场的空军部队发生对峙。幸亏北京军区一个作战参谋持房峰辉的书面命令及时赶到，才被解围。这样一闹腾，他们到达灯市口的时间更加不够。政委急得嗓子都喊哑了，赵海滨却感到一丝轻松，因为这样一来，军委军区将无法追究他的部队不能按时到达的责任。
　　八时半，赵海滨向许林平报告自己已经到达指定攻击位置，所部一个加强营已经把政法委大楼团团包围，正在等待进攻命令。许林平命令：原地待命，准备行动！
　　赵海滨知道，自己的第一关已经过去了。

王建平经受生死选择

　　实际上此时难受的不只是赵海滨，比他更难受的是武警总部司令员王建平，因为这个时候，他先后接到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周永康打来的，询问他武警部队今天有没有行动。他感到很奇怪，自己刚刚下达了不许任何部队行动的命令，老周就来了这么个电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没有行动，也不会有行动。最近部队进入休整期，主要任务是学习科学发展观，统一思想认识，准备保卫十八大。周永康听了明显不悦，说了句：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很重要，最近不安定因素很多，政法委这边有很多上访的，很难说不会掺杂一些恐怖分子或者海内外敌对势力，这些人最近十分活跃，藉助网络兴风作浪，武警部队要提高警惕。王建平回答：是，武警部队一定不会辜负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重托！
　　王建平故意不提政法委，周永康怏怏不乐挂了电话，中央军委这边又来了电话，军委值班秘书说，请王建平司令员亲自接胡主席的电话！
　　王建平大吃一惊，因为他还是第一次接到胡锦涛的电话。
　　胡锦涛：建平同志吗？我是胡锦涛啊。
　　王建平：胡主席好！我是王建平！
　　胡锦涛：最近十八大保卫任务很重，你们武警部队的责任也很艰巨，日常训练和重要目标的安全保卫工作要抓紧抓好，军委决定最近几天检查武警部队的工作，你们要做好准备。
　　王建平一头雾水，胡锦涛这是什么意思？这种日常军务警务还需要军委主席亲自跟自己这个武警总部司令员打招呼？
　　王建平说：明白！武警部队的工作一切正常，日常训练和安全保卫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为了保卫十八大我们已经取消了团级以上干部的休假，请主席放心！军委领导来武警视察，我们会做好迎接准备。随时向军委汇报。
　　胡锦涛好似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武警部队这几天有什么调动吗？北京周围的三个机动师有什么演习计划或者行动没有？
　　居然跟周永康问同一个问题，王建平心里凛然一震，赶紧回答：三个机动师没有行动计划，也没有演习计划。其他武警部队也没有。武警总部刚刚下了命令，二十四小时内所有武警部队原地待命，除了保卫各自的重点目标之外，不许有任何行动！
　　胡锦涛：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
　　王建平一时语塞，考虑了一下说：我感到有点异常，担心有人借武警生事。
　　胡锦涛夸奖道：你这个同志很成熟嘛，看来军委把你提拔到这个岗位是用对了人的。现在给你透个风，北京确实情况异常，北京军区可能会有所行动，鉴于你们武警受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公安部和政法委也有指挥权，为了避免闹出误会来，这次行动你们就不必参加了。军委要求你们，驻守各种岗位，不许擅自行动。不管是谁没有军委的命令和我的签字都不得调动武警部队的一兵一卒！你听明白了吗？
　　王建平：明白！
　　胡锦涛又进一步说：在这次行动中，武警不动你就立了功，中央军委不会忘记你的。这是一种特殊的信任！希望你能理解。
　　王建平：我理解胡主席的苦心，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武警部队保证不会有一兵一卒在北京城出现！
　　胡锦涛又进一步安排道：你要二十四小时待在作战室里，跟你所有的驻京下属部队保持通畅联系，等候中央军委的进一步命令。胡锦涛得到王建平的保证，挂了电话。
　　王建平预感到胡锦涛要利用北京军区在北京搞大动作，很可能搞军事行动！而且胡锦涛打击的目标都在武警的保卫之下，这让他感到不寒而栗。
　　王建平紧急召集政委和参谋长来到作战室，认真研究、推断，认定北京军区部队今天晚上很可能要对政法委、公安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要害单位进行控制，也育可能进行军管。但是他们无法推断出搞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武警总部面临非常难堪的局面，一方面这些目标都是自己的保卫的对象，另一方面自己又是胡锦涛提拔的上将和武警部队司令员，究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自己应该如何站队，听谁的才是正确的？王建平头都大了。

野战军缴了武警的枪

　　三月十九日晚八时半，三十八集团军两个师，一个航空兵团到达指定攻击位置，公安部、武警总部、政法委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都被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包围。守卫这些目标的武警部队惊得目瞪口呆，他们面对黑压压的坦克、头上盘旋的武装直升机和全副武装随时准备进攻的野战军突击队，纷纷给武警总部打电话请示，王建平命令：坚守岗位，不许开枪。然后给军委打电话请示，如果野战军强行攻取这些目标，武警应该如何应对？是缴械还是换防？
　　军委值班参谋的回答耐人寻味：首长还没有进一步指示，他们不动，你们也别动。
　　这时，政法委这边来了电话，一个营长汇报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正在逼近政法委大楼，询问如何应对。王建平回答：你们原地待命，坚守岗位，等待进一步命令。
　　不到五分钟，周永康亲自打来电话：王司令员，政法委大楼受到不明番号的武装部队攻击，这是严重的军事政变，你迅速调动附近的机动兵力过来解围。请把那三个师全调过来！
　　王建平回答：永康书记，中央军委刚刚下达命令，武警必须原地待命，不许一兵一卒出营房，我没有权力调那三个师。
　　周永康气得大骂：王建平！现在已经发生了军事政变！你们武警的职责就是保卫政法委，保卫国家机关！这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在这种时候你还跟我扯什么军委命令？难道你不接受我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的领导了？中央军委谁的命令？你让他给我打电话！
　　王建平平静地回答：永康书记，您别生气，是胡主席亲自下的命令。我也不敢违抗。
　　周永康目瞪口呆，气得摔了电话。
　　这个时候，中央军委已经首先给一一三师下达了进攻命令，政法委大楼门口，一一三师的突击队跟守卫的武警交上了火，半个小时后，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和协助下，最强硬、最精悍的守卫政法委的武警加强营被一一三师解除了武装。

第七章　周永康向江泽民求救

干钧一发

　　躲在政法委办公楼地下室里的周永康没有想到局面会坏到这种地步，他想不通一天兵都没有当过，看上去温文尔雅、平时在常委会上也像个大秘书长似的胡锦涛，为何突然会金刚怒目，动起刀兵，而且居然向实权最大的政法委书记杀来。真是合人出豹子！他更想不通的是，胡锦涛已经面临退休，一向跟自己也没有尖锐到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何以要跟自己拼命？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想找胡锦涛谈谈，居然被拒绝。他给吴邦国、贾庆林、贺国强、李长春、习近平打电话，居然一个都打不通，只有习近平办公室有了回音说，习近平不在北京，到下面视察去了。他给武警总部王建平打电话调兵解围，王建平居然拒绝执行，很显然胡锦涛已经先他一步做了工作，周永康感到一种被世界抛弃了的绝望。
　　刚刚还是权倾朝野的政法沙皇，一下子成了束手待毙的可怜政客，周永康无法接受这种剧烈的角色变换，他打开自己的保险箱，拿出一只精致的勃朗宁手枪，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为何要收藏这支手枪，也不知道为何这个时候想起它来，好像是个下意识的动作，他被自己吓了一跳，难道到了生死存亡的开头？到了自己应该用这支漂亮的小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上一枪的时候了？
　　这是何光晔进来，看见周永康拿着一只手枪发呆，大吃一惊，喊道：周书记，你不要做傻事！事情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还有路子走！
　　听见喊声，陈昊苏也跑进来，大喊：周书记，快放下枪，有事好商量！周永康持枪对着何光晔、陈昊苏，目露凶光，破口大骂：去你妈的，不是你们两个王八蛋害我，我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老子先杀了你们两个王八蛋，再去找胡锦涛算帐！
　　何光晔吓得一下子跪倒在地：周书记，别开枪，你杀了我也无济于事呀。如果能救你，我和老陈都愿意去死！
　　陈昊苏也跟着跪下：周书记，不如你把我们逮捕起来，送给胡锦涛，没你什么事，以前都往我们身上推。我们死不足惜，你可以保住自己，将来为我们讨个公道啊。
　　周永康大喊：警卫员，把他们抓起来！
　　立刻冲进十几个武警，持枪把何光晔、陈昊苏团团围住。
　　周永康道：都铐起来。关到另一个屋子里去，我要静一静。
　　陈昊苏、何光晔被带走了，他俩一步一回头，可怜巴巴地看着周永康，何光晔喊道：周书记，你还是开枪杀了我们算了，我们到了胡锦涛手里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成全我们吧。
　　周永康厌恶地挥挥手，让警卫把他们押走。
　　这时，周永康的贴身秘书过来，悄悄说：首长，您为何不给江总书记打个电话？江总的话胡总还是要听的呀。
　　一句话警醒梦中人，周永康猛拍脑袋，我真混蛋，被这两个王八蛋搞糊涂了，居然忘了大老板！
　　他立刻要了江泽民的电话，并告诉江办，十万火急，必须立刻跟江总直接通上电话。
　　说起来周永康本不是江泽民的人，但是在江即将退休的时候，他突然成了江的红人，从此一飞冲天。直到在江的提携下当了常委和政法委书记。
　　那还是二○○○年初，周永康从石油系统转到国土资源部担任部长不久，有人举报他的国土系统存在大量违法批地谋取巨额利益问题，牵涉了好几个副部长一级官员，虽说没有直接举报到他头上，但是一旦查下来，对他的仕途影响不会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写报告要求下基层锻炼，正好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出现空缺，江泽民就决定将他放到四川去锻炼。临行之前，他去组织部长曾庆红处辞行，曾庆红问他到四川有什么打算，他知道曾庆红问的是实话而不是官话，因为官话早己讲了无数遍，就说：唯总书记和您曾部长的命令是从。听惯了阿谀奉承的曾庆红对周永康的这句别具一格的回答感到格外新奇、亲切，就说：总书记和我都没有几年干头了，迟早要交班，到那时候你咋办？
　　周永康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是个没有靠山的人，您和江总提携我，你们就是我们的靠山，什么时候都是您的人。
　　曾庆红哈哈大笑：永康同志啊，你是党的干部，不是我曾庆红和江总书记的干部，你这样说可违背组织原则啊。
　　周永康摸摸脖子，红着脸道：我说得是心里话，也是真心话。
　　曾庆红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直言不讳的省委书记，就说：好！假话官话听多了，你这种实在话刚听上去有点不适用呢。这样吧，你下去好好干，锻炼几年还要回来挑重担呢。国土资源部的包袱就不要背了，轻装上阵，干出一番名堂来。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有空回北京也可以来找我。
　　周永康一阵阵狂喜，他知道，正在为下台后布阵的曾庆红势力看上了自己，外放的前途将一片光明了。
　　此后，周永康就正式成了江泽民曾庆红的人马，每次回京都去曾府拜访，还给了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一个石化项目，让他狠狠赚了几十亿。一年后，曾庆红动员江泽民到四川成都休假，在锦江饭店住了好几天，周永康马前车后，殷勤服侍，让江泽民很是惬意。不久，周永康的妻子因车祸去世，曾庆红牵线，将江泽民妻子王冶平的外甥女嫁给了周永康，周永康更成了皇亲国戚。二〇〇二年，就在江泽民辞掉总书记的前夕，曾庆红利用江的余威将周永康调回北京出任公安部部长，不久进入政治局，成了安插在胡温内阁里的江系重要干将。二〇〇七年，曾庆红在退休之前，更是力主将周永康安插进政治局常委，还担任了政法委书记，成为制约胡温中央的重要力量。
　　经秘书一提醒，周永康决定给江泽民打电话，直接向江求救。事实证明，这一关键的行动彻底扭转了局势，并最终让周永康转危为安。

江泽民过问调兵

　　接到周永康的电话，江泽民万分震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胡锦涛这个看上去低调内叙甚至有些窝囊的总书记居然敢调兵遣将，围攻政法委！这简直就是军事政变！江泽民脑袋里电闪雷鸣般闪过几个问题：胡锦涛想干什么？他为何要这样做？他有什么理由在窝窝囊囊当了十年总书记即将卸任的时候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他难道疯了吗？
　　江泽民先要通了曾庆红的电话，遇到这种大事，他总是要跟自己这个首席智囊通通气的。不想曾庆红也已经接到了周永康的电话，也正万分不解、万分震惊。曾庆红熟读明史和中共党史，熟悉中国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后面的阴谋诡计，对很多事情都能做到处境不变、临危不惧，但是对于这次胡锦涛突然调兵包围政法委和公安部，举行军事政变还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从中外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他非常怀疑这是个误会甚至是个意外事件。但他毕竟是谋略大师，立即安排周永康做好最坏的准备。并且策划了应对胡锦涛的三条举措。
　　原来，二○○二年江泽民退休时，中央曾规定，其一、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是邓小平同志赋予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无上的荣誉，以后各届中央，任何人都不能再称核心。因此，胡锦涛只能称为胡总书记不能称为胡核心。其二、江泽民同志退休之后，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仍然有权过问，重大举措必须经江泽民同志同意才能实施。对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江泽民同志有否决权。
　　这个规定，二○○二年的中央常委会和二○○七年的常委会都曾经重申过，十多年来一直执行无违。曾庆红想利用这个规定，让江直接给胡和中央军委发通知，行使否决权！
　　如果胡锦涛执意妄为，江泽民将通知在京的历届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并各在职及退休的老将军和党内老同志，召开紧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除胡锦涛职务。
　　如果会议开不成或者北京已经被军事占领，江泽民等老同志将撤离北京，在天津或者上海号召三军及各级党委政府，宣布胡锦涛中央为非法的叛乱集团，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平叛。
　　曾庆红还告诉周永康，万不得己，利用中央政法委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之间的地下通道，避开地面部队，撤离政法委。曾庆红当过多年的中办主任，对各中央要害机关之间的地下通道了如指掌，胡锦涛指挥地面和空中部队围攻政法委，地下却没有任何动静，说明中央警卫局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周永康完全可以通过复杂的地下通道撤离北京，直接将防弹车开到南苑机场或者北京国际机场。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能够安全撤离。但是地下通道设置了重重防范原子弹爆炸和核辐射的金属门，开放金属门的密码在警卫局手中掌握，周永康想逃出来必须通过中央警卫局，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周永康提出了这个疑虑，曾庆红说，到时候你只管开车走，我会告诉你密码。
　　江泽民见曾庆红一切都做了妥善安排，立即给胡锦涛打电话，胡锦涛在中央军委作战室亲自接了电话。
　　因为情况紧急，江泽民单刀直入：锦涛同志，据说你调动了三十八军两个师在围攻政法委，我和几个常委都不清楚，这样重大的行动为何不通知我们？
　　胡锦涛回答：泽民同志，中央军委得到情报，有叛乱分子在政法委大楼集结，今天晚上九时三十分准备袭击中南海，进行武装政变，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您和常委其他同志，我和军委的同志只能先下手为强，剿灭叛匪，等问题解决后我会向您和常委其他同志做解释。
　　江泽民：你说的叛乱分子是指周永康同志吗？你手里有什么证据吗？
　　胡锦涛：是何光晔和陈昊苏，他们裹挟了周永康，正在准备举行政变！
　　江泽民：我这里接到周永康的电话报告，他坚决否认自己要进行政变，并且说如果今后查出类似证据，他愿承担一切责任！锦涛同志，你必须马上停止军事行动！我以一个党内老同志的身份，也是以上一届中央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身份，根据中央在我退休时做出的决定，正式行使否决权！如果你致意要继续行动，我将採取下一步措施！
　　胡锦涛没想到江泽民这么强硬，他只好说：泽民同志，你的意见很重要，你给我们五分钟，我跟徐、郭两位军委副主席商量一下。
　　江泽民：一分钟！立即下令撤兵！
　　胡锦涛看着徐才厚和郭伯雄，他俩也目光躲闪，谁都不敢回应。
　　胡锦涛只好说：命令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暂停行动！
　　江泽民在电话这边清晰地听到了胡锦涛的声音，缓了一种口气说：锦涛同志，你是全党的当家人，不可莽撞冲动，这样要出大乱子的。我在这里以我的党籍和人格担保，周永康同志绝对没有想要叛乱，你不要听信某些人的谎言。至于何光晔和陈昊苏那两个小子，我会让周永康立即逮捕他们，送给你查办！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你如果还担心他们今晚会叛乱，可以把一一三师收缩到西单一带，跟武警脱离接触。不要闹出乱子来。我在这里都已经听到枪声了。难道我们还要再来一次八九年那种事情吗？
　　这个时候，一一三师电话报告，周永康等人已经从政法委大楼失踪，一一三师虽然己经缴了武警的枪，但是所谓的平叛已经流产。
　　徐才厚小声问回报的人：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把他们围得铁桶一般吗？
　　电话里汇报说：他们从地下通道撤走了。我们不熟悉地下的情况。只封锁了地面和空中。
　　郭伯雄大惭：完了，我们没让中央警卫局参加，不了解地下的情况，才有此失。
　　胡锦涛见大势己去，只好送个顺水人情：泽民同志，我们坚决执行您的指示，军事行动已经终止。部队正在撤出北京城区。进一步的情况我会尽快向您回报。
　　江泽民这边也是悬着一颗心，听了胡锦涛这么说，才略略放心，道：周永康没有及时逮捕何光晔陈昊苏两个叛贼，也有重大责任，这件事中央要认真查清，该谁的责任就要谁来承担。就这样吧。

捉放陈昊苏、何光晔

　　政法委这边，周永康已经按照曾庆红的安排带着陈昊苏何光晔利用地下通道逃到了武警总部，这里暂时还是他的地盘，已经相对安全。
　　他给江泽民回报了情况，江泽民让他立即逮捕陈昊苏和何光晔这两个混蛋，送交胡锦涛谢罪。周永康对江泽民的这个命令感到非常为难，因为陈昊苏、何光晔不是一般人，他们对薄熙来搞政变所知颇多，参与也很深，这一次又亲自跑到自己这里来策反，如果把他们送给胡锦涛，等于给胡锦涛送去了两个活证据，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这不等于送给胡锦涛两条绳索让他勒死自己吗？但是如果不送，如何处理这两个活宝？总不能乱枪打死了事吧，他们都是正部级干部，并且还是将帅之后，不明不白死在自己手里，无法向全党交代不说．胡锦涛等人也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要借机生事，到时候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周永康想的头疼也没想出好办法，只好再求自己的恩师曾庆红出主意。谁知道曾庆红劈头一句：那么复杂的地下通道陈昊苏、何光啤没有跑掉？
　　周永康愣住了，他突然领悟到曾庆红这是暗示他放掉陈何，是啊，自己为什么要扣住这两个人？放他们走不是一个既简单又利索的好办法吗？
　　周永康马上回答：人还没找到，我的意思是是否动用警力抓住他们？
　　曾庆红说：我看你就不必操这个心了，既然锦涛同志解除了政法委的武装，抓人的事也该他干，让中央警卫团去找人嘛。
　　不愧是帝师！周永康对曾庆红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不仅给自己解了套，还把责任推到了胡锦涛头上。简单一句话就能让人起死回生，这个人的政治手腕己臻化境。周永康连连回答：是！是！一定按照您说的去做！
　　周永康放下电话，立即叫来秘书指示道：把刚才抓到的那两个人放掉，让他们走地下通道，今天晚上必须撤出北京城！今后不许跟我联系！另外，每人给他们一把手枪，如果被抓住，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何光晔陈昊苏被武警押上汽车走秘密通道去了北京站，这两个敢做不敢当的傢伙吓得不轻，反复问押解他们的战士，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哪里去？莫非周公要干掉我们？
　　何光晔称周永康为周公，并不是对周的尊称，而是他们私下的黑话，他们都知道周永康好色，走到哪里嫖到那里，被称为“百鸡公”。
　　一个武警少校根本不跟他们废话，扔给他们每人一袋伪造的证件，一支手枪，和一张到天津的火车票。原来这个秘密通道的出口居然是北京站的月台。武警把他们送上火车，派两个便衣贴身保卫，其他人开车离开。
　　陈昊苏问何光晔：这是什么意思？
　　何光晔撇撇嘴：这你还看不出来？让咱俩滚蛋，逃命嘛。
　　这是一辆高速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只要几十分钟。火车一开动，陈昊苏道：妈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听咱们的，早成功了。现在倒好，老子还得亡命天涯。
　　何光晔心有余悸地说：老陈，知足吧。没把咱们送到海里去就不错了。我刚才在灯市口地下室看到他目露杀机，以为这次咱们玩完了。
　　不知道是哪位神仙给了咱一线生计，让咱逃得性命。这次安顿下来，咱得好好拜拜佛祖。
　　陈昊苏何光晔他们一到天津，立即被天津市公安局的一辆黑色轿车接走，安顿在公安部的一个秘密基地。武警给他们的枪也被收走。
　　陈昊苏问：枪怎么又给收走了？
　　何光晔苦笑道：因为完成了使命啊。你没见那枪里只有一发子弹？那是让你我在最危险的时候自裁的！
　　陈昊苏得悉秘密、破口大骂：去他妈的百鸡公，让老子自杀？做他妈的大头梦！要死大家一起死！

追　责

　　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带领三卡车特警战士闯进周永康的临时住所，来抓何光晔陈昊苏，他向周永康出示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手令，要求周永康交出两人来。周永康大发雷霆，“你们发动政变，非法解除了政法委的武装，致使人犯逃走，现在又来找我要人？曹清，你的老板昏了头了吧？”
　　曹清知道周永康在骂胡锦涛，就给胡锦涛打电话，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胡锦涛很生气，以为被江泽民周永康玩了，就说，你直接给江泽民同志打电话。
　　曹清要了江泽民家的电话，不想已经是夜里三点多，江泽民已经睡下。只好收队。回去给胡锦涛复命。
　　胡锦涛听了回报，怅然若失，感觉上了江泽民的当。他找来原中办主任王刚商量对策，王刚说，令计划主任呢？他怎么不在？
　　胡锦涛说，他儿子因车祸昨天死了，今天的行动他没有参加。
　　王刚问：周永康怎么会从政法委大院逃走呢？那个地段的秘密通道至少有六道铁门，为了防止核打击。在最严峻的情况下转移，密码只有中办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知道，每道门都不一样。周永康和陈昊苏、何光晔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密码，也不可能逃脱。
　　胡锦涛问：密码多少时间更换一次？
　　王刚：二十四小时。
　　胡锦涛纳闷：周永康怎么可能知道呢？
　　王刚：除非有人故意泄露，否则他不可能知道。
　　胡锦涛和曹清都陷入了沉默。因为他们都明白，只有令计划和曹清知道密码，可他们都是胡锦涛的心腹。
　　胡锦涛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压在心头，其一、抓不到陈昊苏何光晔，他如何向中央交代举兵围攻政法委的行动？其二、自己身边居然出现了内奸，不管这个人是中办主任令计划还是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都是致命的威胁。就像自己在睡梦中醒来突然发现一支黑洞洞的枪对着自己脑袋一样。
　　习近平不在北京，胡锦涛连夜把李克强找来，商量如何应对明天的会议。因为江泽民已经来过电话要求召开扩大的政治局常委会，江要求在京政治局常委和历届常委都参加会议。胡锦涛和周永康向会议做出解释。

第八章　中南海处理3 19善后

李克强的建议

　　习近平不在北京，执政十年到了要退休的时刻又碰上这等麻烦事，胡锦涛需要找个心腹商量一下。这个心腹就是李克强。
　　李克强是河南人，父亲不过是个低级干部，一九七七年知青出身的李克强考进北大法律系，当了北大的团委书记，跟共青团扯上关系。一九八二年胡锦涛从甘肃调入团中央，跟王兆国搭档主持团中央工作，胡李两人开始相识。后来胡锦涛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提拔李克强进入团中央书记处，不久又赶走了高干子弟陈昊苏和何光晔，并最终让李克强接了自己的班。胡锦涛在团中央跟陈昊苏、何光晔交恶，李克强是知情人，现在陈昊苏、何光晔趁薄熙来事件爆发，煽动周永康发动叛乱，一旦得逞，李克强也不会有好下场。由此，胡锦涛在行动失败之后找李克强商量，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李克强作为团派干部，政绩平平，人品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在河南和辽宁主政期间，前有爱滋病村事件，后有蚁力神集资诈骗事件，李克强都没有处理好，在全国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按照他的政绩，进政治局都很勉强，但是胡锦涛却处心积虑想把他推到总书记的宝座上，这当然遭到了党内其他派系的顽强反对，最终被习近平取而代之，李克强只混得一个总理接班人的地位。
　　不过也正是鉴于此，李克强把胡锦涛当成了自己的恩公，亦步亦趋，十分忠诚。薄熙来在重庆搞打黑唱红，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中就去了六人，除了薄熙来的死敌温家宝，就只剩下恩公胡锦涛和自己没去了。李克强如此忠诚，胡锦涛遇到麻烦当然要找他商量。
　　胡锦涛深夜召见，李克强不敢怠慢，立刻赶到胡办，却发现胡锦涛亲自迎出门来，双手拉着李克强进入会客室。服务员帮胡锦涛和李克强泡了两杯绿茶，退出门去。李克强发现胡锦涛面容憔悴、满面倦容，眼球布满血丝，很明显是几个昼瘦没合眼了。
　　李克强心疼地说：老师，您得注意休息呀。
　　李克强在私人场合，一直称呼胡锦涛为老师。正式场合则称胡总或者首长。
　　胡锦涛一边招呼李克强喝茶，一边说：克强啊，这么晚叫你来，实在是情不得己。我可能犯下了大错，跟你商量一下，明天怎么应对。
　　李克强道：我也听到枪声了，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不管怎么样，克强一定跟您共进退，同患难！
　　胡锦涛皱皱眉头：我找你来不是谈这个问题。这件事跟你无关，不需要你承担责任。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灯市口那几个人为何能逃脱？这件事后面还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李克强分析说：人跑了，他们的政变计划就没法落实了。常委会上我们肯定比较被动。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应对。我们不是有情报来源吗？必要时给常委们谈谈这个情况，出示一下。
　　胡锦涛想起自己的保健护士和她的男朋友，摇摇头说：情报来源不宜披露。
　　李克强知道胡锦涛有难处，就沉默下来。
　　胡锦涛又问李克强：你认为习近平同志会怎么反应？
　　李克强明白胡锦涛的意思，他想说自己这次对周永康下手，纯粹是为了习近平和他两个人顺利接班，跟私人利益无关。习近平应该和自己一样支持他才对。
　　李克强想了想，说：近平同志不在北京，这次调兵也没有跟他商量，要他承担一些责任恐怕很难。但是如果常委表决，他或许会支持您。毕竟您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十八大权力中心的顺利交接啊。
　　胡锦涛感慨道：他要是能跟你一样想就好啦。
　　李克强又道：陈昊苏何光晔怎么也逃掉了？地下通道他们应该不知道的呀。这事明天应该问问周永康同志。他否认参加政变，起码要把陈何两人交出来，况且江泽民同志也有指示。
　　胡锦涛说：他不会交人，交了人等于承认了谋反。我怀疑他背后有高手指点。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可能从地下通道走了呢？那里面有六道门，密码各不相同，只有中办和中央警卫局知道，他们如何知道的呢？这个问题查不清楚，我们很多问题将十分被动。
　　李克强：这件事不妨发散一下思维，除了中办和中央警卫局，就不会有其他人知道？比如说他们的前任呢？
　　胡锦涛说：这个问题我问过王刚，他说密码二十四小时换一次，所以不可能是前任。
　　李克强陷入了沉思，这样以来目标就太小了。只限于曹清和令计划两个人，但这两个人都是胡锦涛的心腹，他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放跑周永康和陈何两人？这也未免太恐怖了吧。
　　胡锦涛又道：曹清一直在中办值班，组织、指挥保卫中南海，没有条件泄露密码，令计划在家处理自己儿子的丧事，也没有条件泄露密码。而密码确实又只有这两个人掌握。这就是这件事的怪异之处。
　　李克强道：我们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件事，那就不妨放一放，这件事动静这么大，我估计他们迟早会露出马脚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政治局常委们解释包围政法委的行动。能不能说情报失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恐怖分子劫持了政法委领导，准备图谋政变？
　　胡锦涛：如何解释不动用武警而要调动三十八军二个师入京呢？
　　李克强：因为情况不明，担心武警部队被利用。
　　胡锦涛：那么，调动野战军入京，没有经过常委，没有通过习近平同志，只有我这个主席和两个副主席签字，违反规定，这个该如何解释？
　　李克强反应挺快，他说：不好解释的就不解释了。我们总不能一点错都不认。这样更逼近真实情况，更能获得常委们的谅解。
　　胡锦涛：那么，一旦我们认了错，周永康他们会不会咄咄逼人，不依不饶呢？
　　李克强笑了：老师，怎么会呢？政治斗争都是势力对比，您的两个师还在北京呆着呢。王建平的武警也不会听别人的，中央警卫团也还是您的力量。周永康凭什么不依不饶？真撕破了脸，他有什么好处？
　　胡锦涛一拍脑门，对！我都急糊涂了，你想得比我透彻。就这样，明天开会，看他们怎么办！

习近平站稳队

　　三月二十日浚晨五时，习近平紧急返回北京。在京郊，他的车甚至还遇到了正在待命的三十八军一一三机械化师。他的车被拦截，师长请他换了车，亲自护送到了中南海。不用说，这都是胡锦涛的安排。
　　习近平对三月十九日晚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在河北接到无数电话，有中办的，有军委的，有书记处的，党校的，江办的，曾办的，当然也有胡办的。所有的电话都只有一个目的，他必须立即返京。
　　胡锦涛技高一筹，他安排三十八军京郊在各个要道拦截习近平，保证了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先跟自己会面。
　　胡锦涛、徐才厚、郭伯雄等人花了三个小时向习近平通报当晚发生的情况，习近平微微合着眼，认真听取，一言不发。
　　徐才厚、郭伯雄介绍完了情况，胡锦涛说，这件事没有跟你沟通，我们就直接调动军队采取了行动，造成了目前的被动，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习近平睁开眼，说了第一句话：情况紧急嘛，不拘泥于程序，果断采取紧急行动可以理解。一九七六年叶帅和华国锋等人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正是那样的果断行动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胡锦涛不由一阵感动：近平同志，你能这样想，我们十分欣慰！
　　徐才厚、郭伯雄也纷纷跟习近平握手，表示感谢。
　　胡锦涛：明天下午，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提议，中央要召开常委扩大化会议，我需要在会上做检讨。对这个事件向常委们做一个交代。
　　习近平坚定地表示：锦涛同志，你放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权力中心在十八大上顺利交接，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我们都清楚。我会坚定地站在你的一边！
　　胡锦涛紧紧握住习近平的于，他没想到习近平比李克强更加鲜明地支持自己。眼睛不由有点湿润了。
　　习近平在这个关键时刻，毫不迟疑地支持胡锦涛，反映了他稳健、务实的政治品格和过人的政治智慧。因为习近平知道，胡锦涛在即将下台的时候突然对政法沙皇周永康开刀，其目的很少是为了他本人。更多的是为了十八大上自己能够顺利接班。为了这个党、这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度过这一危难。如果不是这样，他完全没有必要临下台了再豁出命来搞这个危险的动作，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和性格。因此，当习近平听说今晚这个事变的时候，他委实吃了一惊。但是，联想到一九八九年春天胡锦涛在西藏的作为，他又感到符合胡氏一贯的为人逻辑，那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一一合人出豹子。越是性格内向，行事低调的人，越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一九七六年的华国锋曾经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窝窝囊囊被江青张春桥等人瞧不起但是却最终把后者关进大牢的平庸的人。
　　表明了态度，习近平向胡锦涛告别，起身离去，他需要梳理一些思路，迎接明天各个派别对他的争夺。
　　胡锦涛让徐才厚亲自把习近平护送回家，并安排中央警卫局加强了对习府的安全保卫。习近平明白胡和徐的心思，安然接受，没有任何表示。
　　果然，到了凌晨七时，天刚蒙蒙亮，习府门前早己车水马龙，各色人物纷纷前来，可想而知，所有来拜访的人都被吃了闭门羹。中央警卫局一个副局长像门神一样，觎自站在门口，他不厌其烦的告诉来人，习副主席正在休息，到中午为止，一律不会客。

胡周对簿常委会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一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除了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李长春、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李克强、周永康等现任九常委全部到会以外，上届常委中的江泽民、李鹏、李瑞环、乔石、朱鎔基、宋平、曾庆红、吴官正、尉健行等也列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刚、中办主任令计划、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也被安排旁听会议。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三十八军军长许林平、武警总部司令员王建平被安排在会议厅旁边的接待室，以便接受传唉作证。
　　会议由吴邦国主持，他先请江泽民讲话。
　　江泽民去年大病一场，至今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健康，按照医生的意见，这样的会议他是不适合出席的，但是事关重大，他不能不来，一○一医院为此做了精心安排，急救专家和护士都等在旁边的屋子里，以备不测。
　　吴邦国知道江泽民不可能在这里久待，所以跟胡锦涛商量了一下，优先安排江泽民发言。
　　江泽民脸色很难看，神态很严肃，但是口气却非常客气。他说，昨天晚上，在中南海和西灯市口之间发生了一点误会，我以一个老同志、老党员的身份做了些居中调解工作，并且为永康同志做了担保，在这样的情况下，锦涛同志顾全大局，撤走了影响党内团结的因素，目前北京已经风平浪静，恢复和谐。出现这件事是一个教训，大家都要汲取。我身体不好，前些天病了一场，海外敌对势力还大张旗鼓给我发了丧。这让我很荣幸。不过，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怕过死？我只是不希望，在我闭眼之前，再次看到我们党陷入分裂，我们国家陷入动乱。这是我的心里话，相信也是党心民心所系。我就说这些。大家谈吧。
　　胡锦涛没想到江泽民如此低调，准备了一肚子的话没法说起。会场一时陷入沉闷的气氛中。
　　李鹏不太满意江泽民云里雾里的讲话方式，单刀直入问胡锦涛：锦涛同志，昨天晚上我听到了枪声，而且很激烈，相信各位也都听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鎔基也问：我好像听说三十八军有两个师进了北京，进来干什么？北京城又有学生闹事啦？
　　胡锦涛不好再沉默下去，就说：刚才江泽民同志说在中南海和西灯市口之间发生了一点误会，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具体情况请军委的同志给大家讲一讲，我最后做补充。
　　吴邦国说，那就请徐才厚同志谈谈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徐才厚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基本详尽地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他尽量用客观性语言说，这件事军委有责任，就是没有对情报来源及内容的真实性本身进行认真核实，没有跟军委其他同志打招呼尤其没有跟习近平副主席打招呼，就动用了三十八军两个师进京，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和郭伯雄同志都应该深刻检讨。
　　曾庆红咄咄逼人地问：你和郭伯雄同志做检讨，你有这个资格吗？是你签字下令调来的三十八军两个师包围了政法委并缴了武警的枪吗？你有这个权力吗？
　　徐才厚张口结舌，曾庆红对吴邦国说，请主持人招呼房峰辉、王建平和许林平进来，让他们讲讲是收到了谁的命令带兵入京的。
　　胡锦涛沉着地说，不用请他们来作证了，是我这个军委主席下的命令。我从来没打算隐瞒。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大家不用难为那些做了具体工作的同志。
　　会议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曾庆红气呼呼地敲着桌子，说：锦涛同志，你既然承认下达了调兵的命令，那就请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调兵进京？你这样做是否违反党和军队的规定？
　　胡锦涛不疾不速，心平气和地说：军委得到情报，有人在政法委大院策划军事政变，图谋占领中南海，杀害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包括在坐的大部分同志。由于中央政法委实际上控制着对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的领导指挥权，一旦政变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决定调三十八军进京，保卫党中央和国务院，保卫各位在坐的中央领导人。这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己采取的特殊措施。当部队到位之后，江泽民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向我保证周永康同志是个党性很强的领导人，不会被蛊惑参与叛乱。我根据泽民同志的意见，将部队撤掉。现在看来，这件事可能没有我们原先想像的那么严重，永康同志或许没有决定实质参与叛乱，我们的动作大了一点，给各位造成了惊扰，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个责任我作为军委主席，可以承担。
　　几乎所有的与会人员都被胡锦涛的说法镇住了，因为如果胡锦涛的说法成立，他在情不得己的情况下，作为军委主席完全可以调兵入京，保卫党中央的。大家不约而同地转头去看周永康。
　　朱镕基问：有人要在政法委发动政变？什么人？有证据吗？
　　胡锦涛按了一下电铃，等候在门外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齐东然进来，向入会人员介绍了他于三月十九日晚进入政法委碰到陈昊苏和何光晔的事。胡锦涛等齐东然走后，又让会议工作人员发了一份书面材料，是对陈昊苏、何光晔的监控记录，以及监听资料。
　　最后，胡锦涛出示了一份重庆方面制定的政变计划，其中涉及到周永康的部分被用红笔勾出。
　　周永康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他说：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我策划或者参与了政变。我用党籍保证，我没有参与任何人策划的政变！
　　胡锦涛：永康同志，我也没有说你参加了政变，如果我认定你参加了政变，你还会呆在这里吗？正因为我相信江泽民同志的保证，相信你的党性，我才下令撤兵。但是有个问题请你告诉我，陈昊苏、何光晔哪里去了？他到政法委策反你，煽动你发动政变，你作为中央常委，政法委书记，对这种罪犯，为何不下令逮捕他们？为何不马上向中央报告？
　　周永康被胡锦涛打得晕头转向，但他毕竟是干了多年政法的老狐狸，很快镇定下来．他知道只要抓不到陈何两人，这些东西无法给自己定罪。于是使用曾庆红教的招数反守为攻：我当时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开在地下室里准备处理。我给你打电话，到处找不到你。后来你派三十八军围攻政法委，缴了武警的枪，陈昊苏何光晔趁混乱逃走了。这个责任你不能让我负，我承担不起！
　　徐才厚问：永康同志，你刚才说政法委已经被包围，天上有直升机，地面有一个师的野战部队，我相信连只苍蝇也飞不出去，陈昊苏何光晔是怎么逃走的？
　　周永康说：不是还有地下通道吗？我就是从地下通道逃出来的。
　　王刚：周书记，我插一句，政法委通往外面的地下通道有六道防原子弹的金属门，每道门都有不同的密码，二十四小时一换，密码只有中央警卫局和中办知道，您是如何知道并逃生的？
　　周永康看了令计划一眼，又看看王刚，反问：王刚同志，中办和中央警卫局是为中央领导同志服务和保卫其安全的还是加害他们的？如果是前者，我为何不能知道？难道我呆在政法委大楼束手待毙才对吗？
　　王刚连连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搞清楚陈昊苏何光晔两个叛乱分子是如何逃走的而己。
　　周永康冷冷地说：那是你的事。
　　胡锦涛清楚地看到，在周永康讲话的时候，令计划神情高度紧张，脸色非常难堪。
　　曾庆红问周永康：陈昊苏是陈毅元帅的儿子，何光晔是革命元老何长工同志的儿子，他们都是开国元勋的后代，为什么要发动政变？他们究竟是如何煽动你要搞政变的？
　　周永康知道曾庆红来救驾了，就反咬一口说，我没说过他们来煽动我搞政变，他们也没有煽动政变。他们只是对胡锦涛同志有些积怨，在我这里发了点牢骚，被人添油加醋利用了，包装成要搞政变云云。
　　朱鎔基不耐烦了：究竟咋回事，你不要这么吞吞吐吐，你要把事情说清楚！
　　周永康：对不起，我把思路理顺一下。所谓积怨，是陈昊苏何光晔在团中央时就跟锦涛同志有矛盾，后来锦涛同志升上来了，他俩作为当年地位差不多的同事，却一直被压在下面，心里有气。二○○九年薄熙来在重庆搞打黑唱红的时候，他们俩受了蛊惑，跑去给薄熙来站台，搞了个将军后代合唱团，这让锦涛同志非常不满。后来王立军这些人编造了一份政变计划，并在逃亡美国领事馆被国家安全部抓获之后交代出来，这份计划里有陈昊苏何光晔，甚至也包括在下。这让陈何两位非常紧张。三月十八日晚，中办令计划主任的儿子开车出了车祸，死在北京西郊，令主任指示中央警卫局直接插手，据说要把案子定为谋杀，杀人凶犯定为陈昊苏的儿子陈小虎。陈昊苏感到冤枉，他认为令计划的后台是锦涛同志，而锦涛同志一直在想法子收拾他。由此他内心产生狂悖的念头，跟何光晔一起跑到政法委找我，希望我效法张学良对胡锦涛同志实行“兵谏”，我当时就感到这是胡闹，臭骂了他们一顿，并让警卫人员把他们关了起来。我还给胡锦涛同志打电话，向他反映情况。但是锦涛同志并没有接我的电话，而是紧急调动三十八军两个师对我实施包围。根据执行命令的军人的说法，锦涛同志已经把我当作了政变首犯，准备像逮捕四人帮一样逮捕我。后来，我只能向江泽民同志说明情况，江泽民同志给胡锦涛同志打了电话。锦涛同志撤了兵，我才得以脱身。
　　曾庆红再问：据说，当时占领政法委大楼的军人并没有发现你和陈昊苏，你们怎么逃走的？
　　周永康说：感谢毛主席在天之灵。我确实是从地下通道逃走的。正像王刚同志说的，我们开车逃走的时候，地下通道确实有六道铁门，我也没有密码。这时候有个神秘人给我来了电话，他说密码是我手表的时间乘以3.1415926或者3.1415927.单数乘单数，双数乘双数。我试了一下，果然打开了第一道门。到了第二道门，我如约计算出密码，也打开了。我们就是这样逃出来的。
　　胡锦涛不信，让内卫记录下来，然后去试。果然，不到半小时，中央警卫局来了电话说，这是一套有效的动态密码。
　　是谁告诉了周永康密码？周永康说声音是处理过的，他听不出来。他认为这说明人心所向，这个人以自己的行动反对中央对政法委采取的鲁莽行动。
　　胡锦涛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越发相信，自己身边确实有内鬼。这个内鬼非常可能是令计划！
　　常委会开了七个小时，江泽民身体吃不消，先回去了。其他人如李鹏、朱鎔基等也跟着走了。曾庆红见闹不出动静来，但是保周的目的已经达到，就退了一步，说，我看这个会暂时结东吧。周永康同志搞政变证据不足，锦涛同志平叛更是有些鲁莽，还是泽民冈志说得对，这就是个天大的误会。建议各同志针对自己的问题做出检讨，这件事就过去算了。
　　曾庆红说了话，吴邦国草草宣布散会。

胡锦涛检讨、周永康辞职

　　常委扩大会开过之后三天，社会上传出政法委政变的传闻，中共中央倍感压力巨大，江办和曾办也催着尽快了却这件事。胡锦涛跟习近平商量后决定，召开一次常委会，胡锦涛将做检讨，前提是周永康必须交出权力。
　　根据胡锦涛的授意，习近平代表常委向江泽民、曾庆红亲自做了回报。习近平坚持认为，胡锦涛同志在没有徵求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情况下对政法委实行军事行动，确有不妥，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又没有别的替代性方案，而且陈昊苏何光晔也真有煽动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举兵围困中南海的言行。周永康没有动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为何陈何会找他而不是找别人？为何他至今都没有逮捕陈何归案？这一切周永康同志难道不该承担一些责任吗？
　　江泽民也好，曾庆红也罢，对胡锦涛可以敲打，可以示以顏色，对习近平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习近平是他们安排的接班人，未来十年习近平何去何从，对江曾两个家族生命攸关。所以，习近平的态度对江泽民、曾庆红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
　　胡锦涛能够在关键时刻把习近平拉到自己身边，其政治智慧让江泽民、曾庆红刮目相看。他们最终都同意了习近平的建议，胡锦涛做个检讨，周永康交出政法委大权，让孟建柱负责政法委的日常工作。这样各方都能下台，胡锦涛也可以放心。
　　习近平圆满完成了任务，正式的中央常委会在三天后举行。
　　会议首先由胡锦涛做检讨。他的检讨归结起来就是两点，其一、没有按照程序让习近平同志签字就发布了调兵令，造成严重后果。其二、对永康同志和政法系统不够信任。检讨差不多做了两个小时，胡锦涛最后说：同志们，再过几个月我们都是要下台交权的人，相信大家都会理解我犯下如此大错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贪恋权位，而是为了党的安全和十八大权力中心的顺利交接。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就逐步把中央军委主席的工作移交给习近平同志，而不是等到十八大之后。这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惩戒。
　　所有的常委们都没想到胡锦涛会做出这个决定，一时震惊异常，气氛凝固。最后还是习近平打破了沉闷局面。他说，锦涛同志调兵平叛，其实没有什么大错。我如果在京也一定会坚决支持。毕竟这样做可以防患于未然。我这里不是对周永康同志和政法系统不信任，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是一旦出现周永康同志也不能左右的局面，真的出现围攻中南海的所谓“兵谏”，就一切都晚了。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和条件在这里讨论什么程序问题了。我党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种情况，毛主席就不去说了，七六年抓捕四人帮和八九年调兵平暴，哪一次行动严格道守了那些形式化的东西？实际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我党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央军委主席是有临危决策权的。所以我不赞同接受锦涛同志的检讨，也不接受他现在就交出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这才是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大问题。
　　一直没有开口的温家宝，这时候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从王立军事件开始，中国政治局势陷入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混乱局面，薄熙来在重庆搞了多少名堂？中央高层跟他有多少往来？陈昊苏何光晔又如何敢胆大包天去游说一个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搞兵谏？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中央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九七六年那样的宫廷政变，这是稍有常识和现实感的人都不能回避的。在这种情况下，锦涛同志没有经过常委，没有经过近平同志，调兵防范，实属不得己而为之嘛，有什么可以责难的？我支持近平同志的意见，不能接受锦涛同志的检讨和他的交权计划！
　　吴邦国、贾庆林等人面面相觑，胡锦涛突然提出交权，这是他们没有想到更没有讨论的议题，他俩虽然是江泽民曾庆红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愿意生事。吴邦国说，锦涛同志关于转交军委主席权力的议题今天不再讨论。留待以后跟其他老同志商量再定。下面由周永康同志发言。
　　周永康也没有料到胡锦涛会来这一招，他交权不成，反而给自己造成了巨大压力。他不能不在这次会议上表示一下了。他反复考虑了一下，决定一步到位，以退为进，直接提出辞职。
　　周永康说：陈昊苏、何光晔这两个人，是我们开国元勋的子弟，他们冷不防提出“兵谏”之说，老实说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只觉得他们这个说法很荒唐，但是碍于正统思恕，没有把他们的当成敌人。但是这不能说我周永康就和他们沆瀣一气，丢弃我革命了一辈子的历史去做党和国家的罪人。我周永康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搞什么政变，这是连三岁孩子都不会相信的事，我又怎么能干得出来？实际上，搞政变是需要动机、条件和谋划过程中，大家可以看看，在我周某人身上，难道具有一丝一毫搞政变的因素吗？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掌握政权第一要靠组织，第二要靠军队，这是常识，就算我周某人带几个武警把中南海占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会听我的吗？军队会服从我指挥吗？我这不是自寻绝路吗？陈昊苏、何光晔两个人在军中和地方没有丝毫人脉资源，除了跟薄熙来有点人情关系外，一无所有，现在薄熙来已经倒了，他俩脑袋发昏搞什么荒唐的“兵谏”，请问谁会听他们的？谁会拿自己的脑袋和家庭开玩笑？
　　现在锦涛同志除了陈昊苏何光晔这两个人问题，也拿不出我和他们搅合在一起准备搞政变的任何证据，至于薄熙来重庆方面的那个政变计划，疑点多多，薄熙来本人根本也不承认，我个人认为是王立军和一些左派人物搞出来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东西本身就很荒唐，涉及到我的部分更是荒谬绝伦。我希望中央能够认真调查清楚，给所有涉及其中的人一个说法。
　　鉴于十八大之前形势复杂，很多事情纠缠不清，为了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安危，我愿意现在就辞职。反正到十八大也就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了。我的工作也到了交接的时候。我认为现在辞职对党和国家有利，中央和锦涛同志也放心。今天先口头提出辞职，书面报告我会尽快提交常委会。我也会向江泽民同志、曾庆红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说明情况。谢谢大家！
　　周永康突然提出辞职，超出了预定的会议讨论范围，受到了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江系人马的反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也以十八大临近周永康辞职会引起党内震动影响团结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唯有温家宝冷眼旁观，一言不发。
　　胡锦涛想了一会儿，说：大多数常委都不同意永康同志现在就辞职，这种意见对于维护党的团结，保证十八大顺利召开是有建设意义的。我本人也赞同常委多数人的意见。所以，永康同志不能辞职，还是要继续履行中央常委和政法委书记的职责，保障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当然，工作重点可以调整一下，政法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孟建柱同志，永康同志主抓何光晔和陈昊苏的追捕工作，并且查明他们在这次政变中的所有行为和造成的后果。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工作，除了永康同志，没有人能够胜任。
　　我和中央常委会的所有同志都还是相信永康同志的，谈不上放心不放心，我们这样安排，主要是处于对现实的考虑和对十八大的安全考虑。如果陈昊苏何光晔一直抓不到，他们可能会危及十八大的胜利召开，真造成这种后果，那就麻烦了。胡锦涛的话说得滴水不漏，吴邦国等人也无话可说，周永康只好接受了这种安排。
　　会议要结束的时候，温家宝突然说：我谈点不同意见。这次的事件不是个小事，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党内权力斗争尖锐复杂化的具体表现。我知道十八大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大家都希望平安着陆，但是我要说句话扔在这里，你们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有些事情是掩盖不住的！这个体制不改变，这种政治文化继续统治全党，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我说完了！
　　温家宝站起来，夹起皮包愤然离去，扔下一屋子的常委面面相觑。

第九章　双方都掩盖319政变真相

“政变”谣言铺天盖地

　　网络时代无密可保，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能被无限放大，瞬间传遍天下。多少官员因为抽一盒高档烟、写一点风流日记或者到洗脚房泡泡脚、到KTV唱唱歌被曝光网络，经人肉搜索引爆贪腐大案，从而沦为楚囚。更何况调动两个师千里奔袭铁骑隆隆真枪实弹军警内讧的红朝大戏公然在帝都北京上演，怎么可能不让网民知道？
　　三月十九日当夜，网络上立刻爆出重大新闻：三十八军入京，武警机动师被缴械，康师傅已经下架！这个消息经微博、推特和海外网站反复渲染，闹得举世皆知，与情汹汹，北京城仿佛进入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发生的那几天。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的一位国内大学研究政治学的何教授，三月十九日在自己是寓所上网，突然被自己在北京的一个女友紧急呼叫，女友问他：你有没有最新消息？
　　教授莫名其妙：什么最新消息？
　　女友：你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海外消息灵通呢，康师傅下架了。
　　据说古月调了三十八军开进北京城，包围了西灯市口，昨天枪声响了一夜呢。不厚完了，康师傅也完了。不知道古月和双羽到底想干什么。
　　女友满口黑话，教授惊诧莫名，他说：你这是在威虎山上呀，怎么像胡子似的？
　　女友：哎呀你个呆子，这里是北京，你以为是纽约吶。乱说话衙役是要拿人的。
　　教授：那你还敢胡扯？
　　“不跟你说了！”教授女友不耐烦地板了QQ。何教授好奇心大起，
　　赶紧上网浏览网页，发现海外网站更是五花八门，什么消息都有。第二天上街，发现当地著名的华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北京政变的消息，说得活龙活现，好像八九再现！
　　教授当天没去学校，守在家里的电脑旁一边浏览信息，一边给北京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折腾了一两天，得到的信息都是支离破碎经不起推敲的传言。官方媒体一片沉默，几个在媒体工作的资深传媒人也语焉不详。总之，关于北京政变的传言大都不太靠谱。
　　从二十日开始，被传闻最多的周永康没怎么出现在公共视野里，其他领导人也不正常出镜。其中有条信息非常怪异，就是中央政法委举办全国政法委书记大培训，地点设在上海，作为书记的周永康居然没有露面，只是发了一封书面贺信。
　　以研究中共政治生态为专业的何教授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信息不同寻常，周永康肯定出了问题。于是他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依靠这些天搜集的网络信息和来自朋友们的只言片语，得出结论：周永康出了麻烦。为了投石问路，他一反过去稳重谨慎的作风，使用化名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海外著名的中文网站上，题目是《康师傅可能真的要下架了》。
　　文章发表不到十二小时，国内一个特殊部门的朋友打来电话：老何，你怎么也搅合这种事？
　　何教授装傻：我搅合什么啦？我在哥大做学问呢。
　　朋友：你少装蒜。你是进过海里给老大们授过课的人，你能掩盖住字里行间的那些痕跡？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你赶紧把文章删了，把尊口闭上。不然，你老兄就呆在纽约别回来了。
　　何教授的这个朋友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他的警告更让自己相信：判断无误！
　　那么，胡锦涛为何要对周永康下手呢？既然已经下手了，为何又要掩盖？教授百思不解，但是他也知道，这不是他在美国能够搞清楚的。索性也不去想了，先把文章删了，保证安全再说。

北京大规模追查谣言

　　国安部能封一个教授的嘴，却封不了天下悠悠之口。那几天北京成了谣言之都，各种消息充斥在互联网上，大街小巷、车站码头、饭店旅馆、茶肆酒楼，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都在谈论北京的政变，康师傅下架的传闻甚至导致真正的康师傅方便面的销售都出现困难，厂家愁眉不展，又无法在电视上公开辟谣，真是哭笑不得。
　　周永康受不了压力，不得不要求孟建柱向中央报告，严厉追查谣言，胡办批示了两个字：同意！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一周时间抓了近万人，大小监狱、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收容所人满为患。被抓的人中不乏资深媒体人士，甚至还有国家公务员。在网上比较活跃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公共知识份子更是首当其冲成了打击对象，不管是否造谣传谣，一律抓起来审查教训一番再说。北京的几个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李和平、李方平、滕彪、许志永等甚至被直接“失踪”，一两个月后才陆续放人回家。
　　李长春的文宣系统也紧急行动起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门户网站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谴责网络谣言，扬言要清网、严打，整顿网络环境。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国好像一下子又回到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年月里。不过，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胡锦涛发现搞得过分紧张对收拾民心为迎接十八大营造和谐气氛不利，便又安排九常委一起出镜，周永康也尽可能安排一些会见外宾的节目，哪怕那外宾跟他的职责根本没有一毛钱关系。胡锦涛这样做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告诉全国老百姓，北京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平安无事，天下太平。
　　应该说这种伎俩虽然幼稚、拙劣，但是对稳定民心、消除政变传闻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毕竟中国老百姓大都没有多少政治分析能力。周永康露了几次面，政变的传闻、康师傅下架等谣言也就烟消云散了。

胡锦涛密查令计划

　　周永康在常委会上说有神秘电话告诉他开放地下通道金属门的密码，使得化成功逃脱，他虽然没有说陈昊苏何光晔也是这样逃掉的，但是按照常理来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让胡锦涛非常震惊，非常愤怒。胡锦涛让王刚查了一下，发现这是一个动态密码，而且完全独立于金属门目前的密码系统，也就是说，这个通道实际上有两把钥匙，而且是两把完全不同的钥匙。不管中办和警卫局的钥匙怎么改，对方的钥匙永远有效，是千真万确的万能钥匙。
　　现在要命的是两个问题，这把“钥匙”存在多久了？是不是通往中南海和军委的通道也存在一把这样的“钥匙”？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要发动兵变，何须费劲从地面调兵？安排一个突击队从地下通道进来，神不知鬼不觉就解决了。这等于说自己的脑袋上始终有一把枪在顶着，可悲的是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胡锦涛不敢相信制造这个密码的人是令计划，也不相信是曹清，但是除了这两个人还可能是谁？他不敢想下去了。
　　胡锦涛让秘书把令计划找来，令计划还停留在丧子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对胡锦涛问起的通道密码问题，回答完全不得要领。胡锦涛深深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当初怎么看上了这么一个人？他看上去要不是绝顶聪明装疯卖傻希望蒙混过关，要不就是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的废人，不管哪种情况，胡锦涛都非常失望，考虑着安排王刚多关照中办的工作，一方面物色人选，准备换掉这个“废物点心”。
　　正在胡锦涛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内线又传来信息，陈昊苏露面了。

密捕陈昊苏

　　话说陈昊苏何光晔呆在天津公安部一个秘密据点整天盼着江胡内斗起来好看热闹，没想到网上热闹了几天就风平浪静，街市依旧太平。连周永康也出镜露面，似乎北京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让他和何光晔非常失望。
　　妈的，老子也是堂堂元帅之后，怎么可以被一个小业主的儿子追得像丧家之犬，躲在这么个鬼地方当活死人？陈昊苏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沮丧和愤怒，找来何光晔商量对策。何光晔认为，江胡没有斗起来，周永康安然无恙，九常委又在一起连袂出镜，双方都竭力掩盖政变真相，说明这个局暂时还没有破，胡锦涛还没有抓住他们的把柄。
　　他给陈昊苏出主意，跟外界联系一下，如果安全的话还是离开这个鬼地方。不然自己的命运永远在别人手中捏着，哪天周永康翻了脸，或者胡锦涛找到了这里，都是死路一条。逃出去，身份公开化了，至少还能获得基本保障。二月份王立军逃亡美领馆，不就是行使绝境求生这一招吗？
　　何光晔这一分析，陈昊苏连连称好，于是由陈昊苏瞒过看守人员，跟自己的秘书取得了联系，这个秘书不是别人，正好是胡锦涛给他安排的卧底一一李功达。
　　胡锦涛第一时间查清了陈昊苏的下落，他找来国家安全部的邱进副部长，仔细研究逮捕方略。邱进认为，逮捕陈昊苏这种部级官员，正常走程序动静太大，而且容易引起老人们的注意，惹来干预。不利于后期取证。最好的办法是秘密逮捕，秘密关押。这样可以尽可能减少干预，减少震动，也有利于十八大前的局势稳定。
　　胡锦涛同意了这个意见，派王刚和邱进火速赶赴天津，密捕陈昊苏何光晔。
　　邱进制定了一套密捕计划，即让李功达给陈昊苏发出信息，让陈昊苏自己走出公安部的办案基地。然后登上南下火车。安全部的人在火车上密捕陈昊苏。至于何光晔，先不动他，免得引起天津公安的注意。捉获陈昊苏之后，再设计让何光晔离开天津，在半路上抓他。
　　王刚觉得这个计划变数太大，担心走漏风声完不成任务，就又附加了安保措施，从中央警卫局调来一个营的特种兵，在天津公安部据点周围和火车上布控，以防不测。
　　四月二十八日，一辆挂军牌的轿车开进了天津公安部办案点，李功达身着大校军装进了接待处，他掏出一张总参三部的工作证，声称要提审一个关在这里的间谍。接待人员给天津市公安局打电话联系，电话里居然说，知道这回事，让他们把人带走。
　　李功达将陈昊苏带上轿车，对负责安全保卫的人说，这个人很重要，必须今天连夜送往南方的一个办案点，你们要派车沿途警卫。这样，办案点的工作人员又调来两辆车，亲自把李功达和陈昊苏送到天津火车站，送上火车才返回基地。
　　值班人员向天津市公安局及公安部政治部回报，电话居然一接就通，好像有人专门等着似的，答复都是同样简单：知道了。
　　不用说，这都是邱进的安全人员使用了技术手段拦截了电话，做了模拟答复。
　　陈昊苏在火车卧铺车厢上被邱进逮捕，邱进对他说：认识一下吧，安全部的邱进。
　　陈昊苏大吃一惊：你们要干什么？
　　邱进不回答他的话，继续说：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1203，你必须服从安排，配合我们的工作。你要知道，你是秘密从公安部据点失踪的，你如果不合作，你可就真的要秘密失踪了。
　　陈昊苏：混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陈昊苏！我是陈毅元帅的长子，你们居然敢绑架我！你们还有王法吗？
　　邱进微微一笑：我不认识什么陈昊苏，我只知道你是我今年逮捕的第三个部级官员。所以你的代号叫1203。记着这一点对你很有好处！
　　陈昊苏一下子瘫在床上，他知道，邱进说的另外两位是王立军和薄熙来，跟他们相比，自己一个对外友协的会长算什么？完了！
　　天津这边何光晔见陈昊苏被接走，直觉感到不对劲，这也太顺利了呀。于是他试着给周永康联系，联系不上，于是骗过保安趁上厕所的时间化妆溜了出来。何光晔以前当过几年兵，有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他不敢住宾馆，也不坐车，连夜逃到河北农村，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第十章　何光晔栽赃令计划

何光晔抛出绝密材料

　　如果说何光晔陈昊苏针对胡锦涛的阴谋完全失败，也不尽然，因为他们毕竟歪打正着，让胡锦涛怀疑上了令计划。让令计划百口莫辩，陷入死局，进而被胡锦涛打入冷宫。
　　何光晔发现陈昊苏被捕之后，感觉自己在天津北京没有安全之处，只好南下，开始他想逃到广州去，他在哪里有一个战友，关系甚密，又是在汪洋治下，安全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上了火车他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现在的火车票实行实名制，每一个小时就会有人来核对身份证和火车票，自己使用的那张假身份证照片跟自己根本不符，在火车窗口骗骗售票员还凑合，在南下几十小时的火车上骗过火眼金睛的乘警，比登天还难。
　　他不得不中途下车，乘长途客车先到济南，然后去了青岛。在青岛北海舰队，他有一个父亲多年前的部下，官拜少将。青岛地处一隅，海军在解放军中又处于边缘地位，自己在历史上又从未与海军打过交道，躲一段时间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说，何光晔的盘算非常正确，北京、天津的国安系统把追查何光晔的思路都集中在他过去的工作和亲属关系上，确实没有考虑到青岛的海军身上。这就让他暂时得以逃脱天罗地网式的追捕。
　　在青岛，何光晔换了手机，又找办假证的人办了一个假的身份证，暂时在青岛近郊的崂山一家临海的僻静宾馆住下来，白天去逛逛山景，泡泡海澡，晚上利用宾馆的电脑上网，密切开注北京的最新消息。
　　这样呆了一个礼拜，何光晔出于谨慎，换了三家宾馆，最后找到一处极其偏僻、游人不多、对身份查得不严的乡村宾馆，自己伪装成一个来收购茶叶的老板，长期住下来。
　　何光晔知道，长期使用宾馆的电脑上网，很可能被锁定（P地址，最终暴露自己的住所。由此，他到青岛市区买了三部能上网的手机，还买了一个无线卡，一个高品质的笔记本电脑，租了一辆中档商务车，不断变换地点上网发邮件，搜罗信息。五一之后，青岛崂山地区游人大增，在崂山继续住下来已经不再合适，于是他联络了北海舰队的那位父亲的部下，搬进了小鱼山下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一所房子。
　　这所房子本来是航空兵部队的一名上校的，此人前些年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欠下累累债务，为了还债跟韩国一女特务有染，出卖情报，被部队开除，现在关在安全局看守所等待审判，房子也被收回，一直空着，父亲的部下就安排何光晔住了进来。
　　东躲西藏周旋了一个多月，何光晔发现北京形势渐渐稳定下来，周永康也没有下台之忧，胡锦涛也没有再追究3.19政变的动静，就有些大意起来。他搜罗了一些令计划的材料，还拼凑了一些真真假假的东西，在网上大肆渲染，试图让胡锦涛后院起火，自乱阵营。
　　何光晔放出的关于令计划的材料主要是：令计划跟周永康合谋，准备政变，政变失败后令计划为了死保周永康，透露了地下通道六道金属门的密码，致使周永康等人死里逃生。
　　至于作为胡锦涛的红人的令计划为何要另寻新主，跟周永康合谋，传闻显得不合逻辑。何光晔说令计划有把柄在周永康手里，且周永康答应让令计划入常，担任中纪委书记。周永康为了教训令计划，安排人制造车祸杀害了令计划的儿子，迫使令计划就范。
　　何光晔散布的这些传闻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因为其中有许多真实的信息，所以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高度重视。安全部的技术专家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何光晔的蛛丝马迹。并把他锁定在青岛市中心的小鱼山附近。

安全部与北海舰队起冲突

　　青岛市国家安全局八处是一个专门对付韩国日本间谍组织的反间谍机构，他们的业务是其他所有各处中最为繁忙的。原因是最近十年来韩国人大举进攻青岛，上千家企业在青岛落户。其中混杂了很多间谍，当然绝大多数都是经济间谍。这个处的侦察员在香港西路一家韩国人开的烧烤店发现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叫刘明航的上校跟这家店的女老板来往密切，关系不正常，经过一年多的侦查发现上校为了还债在出卖军事情报。于是秘密将他逮捕，关押于设立在李村青岛劳教所内部的安全局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是青岛安全局专属的，只开涉及国家机密案件的嫌犯和上级交代异地关押的案犯。
　　二○一二年六月，八处的侦察员到刘明航所在的居所搜集证据，意外发现住在这里的何光晔。八处的这个侦察员是个眼光很毒的老资格，他凭直觉感到何光晔不对劲。但是涉及到部队的事，地方上不好过问，就简单询问了两句，退了出去。
　　这个侦察员回到单位之后，立即向局长作了汇报。青岛市国家安全局启动紧急程序，很快查清安排招待这位北京口音茶商的是北海舰队政治部的一位少将，这位少将跟中共元老何长工在六十年代初还有一段工作交集，他当过何长工的秘书！
　　青岛安全局向安全部厦锁信息，最后初步认定，这位住在小鱼山下航空兵部队家属楼里的茶商应该是何光晔。
　　但是何光晔又岂是等闲之辈？他在总参当过参谋，其头脑清醒眼光敏锐方面并不逊色与安全局的那位侦察员。那天遭到盘查他立即预感到身份有可能暴露。为此，他安排了一个跟自己相貌差不多的茶商，约他到自己家里品茶论价，故意把自己的证件塞进他兜里，然后在安全局人员破门而入之前悄悄溜走，换了一身衣服，躲在值班室旁边的灌木丛中观察。安全局果然上当，抓走了一无所知的真正的茶商。何光晔一见人被带上了汽车，立马给少将发短信：我被安全局逮捕，现在正在出营房的汽车上，快来救我！！
　　那少将一见短信，大怒：青岛安全局简直疯了，居然敢在部队营房里随便抓人，他立即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拦截安全局的车！
　　安全局的新建办公楼在市区东部青岛大学校址的旁边，抓何光晔的车从小鱼山出来需要沿香港路一路向东，经过汇泉广场、八大开、海天大酒店、青岛市政府，这一带是青岛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里拦截将闹出巨大的政治风波。因此，军队的几辆军车直接走东海路，去了青岛大学，在那里布防，设卡拦截。终于，安全局抓“何光晔”的车在自家大院门口被一个连的全副武装士兵拦截住。执行任务的连长是个山东兵，朴实憨厚，他用冲锋枪逼着安全局的人下车，安全局的侦察员把工作证和拘捕令给他看，他理都不理：俺不看，俺只听首长的，你们从俺们营房抓走了人，必须给俺交出来，否则就消灭你们！
　　十几个士兵大吼着冲上前来，拉开车门，把那个假“何光晔”架着带上自己的车，这时从安全局大楼里出来几个武警和警察，但是面对全副武装的海军航空兵，也只能大眼瞪小眼，任凭他们劫了人扬长而去。
　　执行逮捕任务的侦察员正跟局长汇报情况，局长跟北京安全部电话汇报，不想那一队士兵又来了，这次领头的是个少将，他带人直接冲进办公楼局长办公室，指着局长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耍花招玩我是不是？把何光晔给我交出来！
　　局长大惊：何光晔不是刚被你们劫走了吗？
　　少将：狗屁，你给老子玩调包计，那是假的！你把真的何光晔给老子交出来。老子认识他，几十年的交情，化成灰我也认得，你弄个假的来糊弄老子？
　　趁着青岛安全局跟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打起乱仗，何光晔紧急逃出青岛，溜之乎也。

栗战书进入胡锦涛视线

　　何光晔没抓到，他制造的混乱却严重影响了胡锦涛中央的判断。
　　狐性多疑的胡锦涛决定换掉中办主任令计划，另选可靠的人来当这个大内总管。
　　胡锦涛此前在共青团中央、贵州和西藏工作过，他自然只能从这些地方来找自己的亲信。令计划出身于共青团，自然不能再找一个共青团色彩的人，王建平刚刚从西藏调到武警总部，不好再从西藏调人，这样，就只剩下贵州一地可以考虑，于是，栗战书进入了胡锦涛的视野。
　　但是实际上栗战书跟胡锦涛在工作中并没有什么交集，除了他曾经在河北省担任过共青团书记和担任贵州省委书记跟胡锦涛有点瓜葛之外，他与习近平倒是有些渊源。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五年十月，栗战书在河北省无极县担任代理书记和书记的时候，习近平出任邻县的正定县委书记。而且两县同属石家庄市委领导，相距也不过四十公里。相传两人在此间曾互相帮衬，共同进步，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二〇〇一年习近平考察贵州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栗战书曾经陪同多日，被外界认定是同一政治阵线上亲密盟友。因此，习近平主政之后，栗战书成为他的班底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令计划不出事，按照预定计划，中办主任应该由习近平自己考察挑选，先期进入中共中央机关的日常运作和十八大筹备工作，待十八大举行后，再正式接替令计划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晋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习近平的核心幕僚。但是令计划一出事，胡锦涛坐不住了，不得不提前找习近平商量，安排中办主任。胡锦涛提出的人选跟习近平的人选居然都是同一个人一一栗战书。于是，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新华社发表公告：栗战书同志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栗战书提前进入中办接替令计划！
　　令计划本来是胡锦涛的心腹，兢兢业业干了十多年，因为一点差错带来的负面传闻就被毫不留情地拿下，这反映了胡锦涛这个人的冷酷和刻薄寡恩。有人说，胡锦涛表面和善，内心猜忌成性。无论是高官还是身边体己的亲信，一旦犯法或者不够检点，下手绝不留情。他在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将官员道德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中共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消极腐败的危险”，他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人、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他逞强调，预防和惩治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胡锦涛甚至逞强调“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由此可以窥测出胡锦涛的心机，整顿吏治，抛弃令计划，将是他召开十八大的最新步骤。

令计划含泪交权

　　说起三一九未遂政变，如果说周永康是被人拖上贼船，那么令计划就是躺着中枪，冤枉透顶。他本是胡锦涛的大内总管，实指望胡退之后提携他一把，让他进入常委，最不济也像王刚一样进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没想到风云一夜突变，自己不仅丢了儿子，仕途也忽然成灰。令计划是个聪明透顶的人，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种结局，更不知道是谁在背后给自己下了药。
　　虽然安全部从青岛反馈回来的消息是何光晔在散布不利于自己的那些传言，但是何光晔根本没抓到，真实的情况也根本弄不清楚。
　　后来他如道了陈昊苏其实已经落入胡锦涛手中，从陈那里也能搞清一些真相，但是胡锦涛严格把审查陈的权限限制在中纪委和安全部组成的一个专案组里，连陈昊苏被关在那里自己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找到有用的信息了。种种迹象表明，胡锦涛已经不再信任自己，自己已经被打入冷宫，将来是怎样的结局，心里一点都没谱。
　　曾几何时，自己在中南海还是九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角色，海里甚至传出“胡家天下令家党”的说法。那时候的令计划权倾朝野，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内的胡系干将何勇，以反腐为掩护，运用监听、密探、收买、恐吓等手段，寻找不听话的官员的弱点进行打击。
　　在极权体制下，领导人一般都通过安插亲信来稳固自身的权力，但由于没有程序，没有法治，完全凭个人喜好，往往造成蛇鼠一窝的情况。胡锦涛通过令计划调度何勇这个“当代来俊臣”、政治打手四处清除异己，结果是，失去信仰、望风站队的中共官员，其实己没有任何动力效忠领导人，而是为了个人前途的安全和通畅，表面效忠胡锦涛，实际上千方百计地跟令计划、何勇搞好关系，胡得面子，令、何得里子。十七大上，令计划当选中央办公厅主任，仅第一个星期，他老婆谷丽萍所在的国内某社团，就收到各地通过各种关系送来的赞助上亿元，这仅仅是这种望风站队，权钱交易的冰山一角。
　　令计划、何勇有总书记撑腰，私底下办案就不按程序出牌，只要是对权力斗争有利的事，他们就敢下重手，无所不用其极。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秋，是现任中共中央常委周永康一手提拔上来的，连他都没有安全感，这中共的官员谁还有安全感。
　　而胡的儿子胡海峰，一个工程就几十亿元到手，温的儿子温云松，大搞私募也是好几十亿，中纪委收到对这两个人的检举、揭发信件，全由何勇一手扣着，即不查，也不消，就那么放着。大概也是何勇自知坏事做尽，要给自己留后路吧。
　　但是极权体制的特色就是，你今天可以权倾朝野，明天被主子抛弃就一文不值。七月末，令计划被胡办找去，胡锦涛大秘给了他一份通知，尽快安排工作交接，十八大之前他的任务就是说清楚政法委地下通道的密码是如何泄露的。其他的事都交给栗战书同志负责。
　　令计划要求见胡锦涛一面，被拒绝，他含泪交权，中办主任的职务虽然还没有明文免去，但是已经有名无实。整天在钓鱼台一间特别安排给他的九号楼写材料。这座别墅以前曾是江青专用的，现在成了软禁他的冷宫。
　　令计划万般无奈，给胡锦涛写了一封信，在信的末尾，他学韩愈赋诗言志，表明自己心迹，诗云：

朝趋紫阁九重天，
夕赴瀛台路八千。
欲效子房安刘室，
却做贾生裂车前。
雾锁西岭人何在，
云遮赤日天不言。
早知昆明无池鱼，
富春江畔度余年。

胡锦涛虽是理工出身，对诗词不甚了了，但是也看出了令计划此诗中的满腹牢骚，大笔一挥，批道：

徒羡子房志，
应对贾生惭。
六门事不密，
罢官理当然。
莫道池无鱼，
休说君恩浅。
周郎事若成，
君臣都作烟。

　　据说令计划读罢胡锦涛批复，长叹一声，泪如雨下。他才知道胡锦涛对自己误会至深，无可辩白。只叹自家命苦，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一下子跌入谷底。命也运也，谁其奈何？
　　令计划自此深居简出，心如死灰，对自己的前程万念俱绝，对中办的事不闻不问，一任栗战书他们安排操作。谁知道这样一来，居然获得了胡锦涛的怜悯之情。不久，胡锦涛从中办一名负责技术的官员那里得到信息，地下铁门的密码可能早于十年就已经独立存在了。这位官员说，有一次，好像是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中央突然在中南海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常委必须在十分钟赶到会场，所有的常委几乎都是走的地下通道，但是如果要按照程序打开所有这些门，根本办不到，当时放用了一个秘密密码，即按下去所有的地下通道大门全部洞开！
　　胡锦涛算了下时间，那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当时的中办主任是曾庆红！这个独立的密码难道不会继续有效，仍在正常使用？
　　胡锦涛感觉到，自己有可能误解了令计划。但是，木己成舟，君无戏言，只能先暂时委屈他一下，等到十八大前后再斟酌安排了。
　　二○一二年九月一日，新华社在公布栗战书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同时，也任命了令计划担任统战部长。这是后话。

第十一章　永康丢了推荐权

政法委裁撤之争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之后，舆论界特别是网络针对中国公安、司法系统的批评、抨击和揭露就一直是一个热点，甚至有多位知名学者、退休高官提出撤销政法委的动议。海外反对派更是把政法委系统列为追随江泽民镇压政治反对派、宗教异议运动和国内维权运动的“血债帮”，不但要求解散，而且要对它们进行清算。一时间，政法委的存废之争甚嚣尘上，搞得周永康等政法委系统的人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中央政法委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系统的一个工作部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它既是政法部门，又是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是同级党委加强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其主要职责是：（一）指导督促政法各部门贯彻执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及同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二）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对一定时期本地的政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三）组织推动政法部门开展新形势下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的调查研究，及时向同级党委提出建议和意见。（四）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调各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五）研究指导政法执委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协助组织部门做好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和科、处、队、庭、室干部的考察和管理。（六）切实履行政法委职能，抓好执法督促工作，支持和督促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关系，重大业务问题和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七）指导下级综治委、政法委工作。（八）地方政法委完成同级党委和上级政法委交办事务。
　　政法委是中共加强其对政法工作领导的一个职能部门，也是浚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怪胎。它在宪法和法律上没有地位，确拥有很大的职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公检法各部门的具体业务工作，但是出了问题却不应负责。由各职能部门承当替死鬼。它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公检法机关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制度设计，破坏了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司法原则，导致案件处理以党的利益、长官意志为准则，牺牲司法公正，致使错案丛生、假案迭出、冤案遍地。致使中国的司法现状比十三大之前更加倒退。尤其是各地由公安局长出任政法委书记的做法，更加导致警察权力扩大，法院检察院被矮化的局面。
　　由于政法委的这种弊端，中国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讨论决定撤销这个部门。后来由于邓小平的坚持，这个部门继续保留下来。
　　政法委在周永康主持期间，鉴于社会矛盾尖锐化、各地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上访大军充斥着首都、省会城市以及各个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大门口。政法委不但没有裁撤，反而权力更加扩张。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甚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握有更大的权力。从而也导致了更大的灾难。
　　在裁撤政法委的呼声中，有一个声音特别响亮，那就是北大教授贺卫方先生，贺先生说：关于政法委，完全应当遵循十三大开放的路线，全部废除。这个机构的存在强化了党对司法的控制，在许多地方公安部门首长同时担任政法委书记的情况下，强化了公安对检察院和法院的控制。审委会也应该废除。
　　在一次讨论十八大议题安排的常委会上，温家宝又提出裁撤政法委的建议。并摆出北大教授贺卫方的这个观点。周永康没好气地说：贺卫方是个什么东西？○六年他在西山会议上公开杨言我们共产党是非法组织；〇八年他跟着刘晓波的屁股签什么《○八宪章》，妄图在我国搞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现在他又提出裁撤政法委，我看下一步他就要宣布取缔共产党了。他就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员和法学教授外衣的敌对分子，作为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家宝同志和这种人惺惺相惜，是什么意思？
　　温家宝愤怒地拍了桌子：永康同志你不要来扣帽子、打棍子这一套！咱们都是从文革过来的人，你这一套我们见识多了。到底谁在危害党和国家的安全？是这个北大书生还是你这个政法委书记？你敢让全国人民在网络上讨论讨论吗？“三一九”的事情你还没说清楚呢，你以为有人保你就万事大吉？做不到！现在不是十年前了，现在是人民真正要求当家做主的年代！走什么样的路，朝着哪个方向走，要倾听人民的！
　　主持会议的胡锦涛一看又要吵翻，就赶紧劝阻。胡锦涛说，政法委裁撤，留待下一届班子处理吧。我们这一届不好包办一切。但是政法委书记不能进入常委，这是我们能决定下来的事。我建议就此进行表决！
　　温家宝黑着脸说：主管宣传的也不能进常委，常委搞那么多人干什么？没听老百姓骂我们九龙治水，天下遭殃吗？
　　李长春和周永康都僵在那里，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吴邦国说，这个议题事开重大，是不是再听听老同志的意见？
　　温家宝今天好像豁出去了，他对吴邦国也反唇相讥：老同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是听听年轻同志的话更靠谱。他们毕竟要承担起责任来。
　　所有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习近平和李克强。
　　习近平道：我今天没法表态，因为我真没有认真想过这么重大的问题。容我们再考虑一下，北戴河会议上再议吧。
　　李克强也说，我也说不好。我们年轻，没有经验，政法委裁撤和主管政法宣传工作的同志是否进常委，确实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赞同习近平同志的意见，以后再议。
　　胡锦涛很失望，黑着脸一声不吭。温家宝收拾一下文件起身离开，边走边说：顾左右而言他，观之不似人君！
　　大家面面相觑，也不知道温家宝在骂习近平，还是李克强，还是他们大家。

习近平、李克强拜谒温家宝

　　对于十八大的人事安排，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江泽民、胡锦涛，作为即将上任的王储习近平，理所当然应该排在第三位。吴邦国、贾庆林和李长春等人，都是江的人，他们自然以江的马首是瞻，可以忽略不计，贺国强的中纪委早己被胡锦涛手下大将何勇和马馼架空，发言权徒有虚名，但是表面上还是要装装样子，好在贺国强自己也很清楚，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李克强是胡锦涛的人，发言权归于胡，可以不论，周永康本来也是有发言权的一个常委，而且是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的那种，但是随着薄熙来的倒台，特别是3 19事件，他已经黯然丢光了自己的权力，只待平安着陆好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最让人窝囊的就是温家宝，党内排名第三，实际权力第二，但是对十八大人事安排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这不仅让他感到屈辱，更感到愤怒。
　　温家宝当年接任总理本来是党内权斗无法平衡，不得己搞出的结果，温家宝其人，有小聪明无大才气，有小德却非大贤，博闻强记、喜欢沽名钓誉、又想青史留名，又不舍得付出牺牲，最终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被网民奚落为“影帝”的结局。
　　温家宝为相十年，政绩也乏善可陈。他在职期间的经济腾飞，如其说是他的政绩，不如说是朱鎔基时代经济改革的红利。这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因此也不敢过分吹嘘。
　　温家宝在第一届任期内，跟胡锦涛配合不错，以至于被舆论吹捧为“胡温新政”，但是不久，胡温反目，新政破产。胡锦涛越来越倾向于保守和左转，对军内鹰派和党内左派乃至社会上的毛左、文革派网开一面，听之任之。导致中共进入意识形态万花筒时代。温家宝则高调倡言政治改革，开口闭口普世价值，多次吁吁反腐倡廉，跟胡锦涛明显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直闹得中共舆论如《人民日报》逢单日大赞普世价值，“容忍异质思维”，逢双日大骂自由化思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得全国人民晕头胀脑，不知道共产党到底在玩什么把戏。海外“敌对势力”和国内访民则经常举着温家宝的“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有光辉”等等口号，到中共使领馆去抗议或者在国内游行跟军警发生冲突。国际舆论评价中国这一奇观乃“盛世乱象”。
　　凭心而论，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罢，内心深处并不否认温家宝代表了历史的正确方向，体现了政治正确。但是，理念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毛、邓、胡、赵、江等领导人一路下来，留给中国这么个乱摊子，绝不是几句政治正确的话能够解决的。中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时代，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气候，除非毛邓再世，任何人都无法跟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对垒。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太多了，从商鞅到王莽，从王安石到张居正，极权体制下的改革者谁斗得过利益集团？更何况温家宝也罢，胡锦涛习近平也罢，不过是中才之资，道德文章才华能力远远比不上那些历史上的大贤，想做改天换地的历史巨人，不是做梦吗？
　　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认为，温家宝在即将退休的时候高唱普世价值，倡言政治改革，实在有作秀之嫌，网民称其为“影帝”并不为过。你温家宝既然有这等伟大理想和雄阔眼光，为何不在刚上任总理的时候提出来？为何要在下台之前跑出来当好人赚百姓眼球？你总不能说经过了十年才觉悟起来吧，假如你现在觉悟了，那是否也可以让我等也过十年再觉悟？
　　不过这些话也只能憋在心里，温家宝还是党中央的常委，国家总理，他的态度对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具有很大的影响，习近平、李克强根据胡锦涛的建议，还是要上门请教关于十八大之后政府系统的工作思路。国务院的人事问题也还是要听听他的建议。
　　温家宝选择了一个临去北戴河开会之前的周日下午在自家院子里招待习近平和李克强，他让夫人张培莉亲自用玉泉山的山泉煮茶，给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上了不同的两种茶叶，自己的则看上去好似白水。
　　葡萄架下，一张石桌，三个人坐着细细品茶，习近平的这杯看上去叶片柔嫩，条索匀称，色泽绿润，水色清澈，习近平品了一口，感觉鲜爽香醇，回味甘纯，不觉脱口赞道，好茶，好茶！
　　温家宝问：近平同志可认识此茶？
　　习近平憨厚地笑了笑，道：我不懂茶，丽媛只喜欢喝咖啡，我是茶叶喝，咖啡也喝，喝乱了口味，不知道好茶坏茶。辜负家宝同志一片心意啊。
　　温家宝见习近平说的实在，就说：茶是水中君子，不可不识。这茶是你家乡的名茶“陕青”呢。
　　李克强看着自己的茶杯，跟习近平略有不同，状似雀舌，银毫显露，入杯冲泡雾气结顶，汤色青碧微黄，滋味醇甘，香气如兰，韵味深长。李克强知道这是著名的黄山毛峰，但是他不明白为何温家宝要给他和习近平不同的对待，就装着不认识，问：我这茶不会也是“陕青”吧？看上去不像啊。
　　温家宝微微一笑，道：你那茶叫雪岭青。那还是皇帝起的名字呢。
　　李克强感到纳闷：明明是很常见的黄山毛峰，自己办公室里就有，怎么成了“雪岭青”？不由喝了一口，感觉跟自已的没什么不同。更加疑惑。
　　张培莉过来续水，笑着道：家宝又在给你们白活茶经吧？他这人就这样，好为人师。喝杯茶都能白活半天。
　　习近平伸头看了看李克强的茶，冒冒失失说：我怎么觉得像黄山毛峰？
　　温家宝笑了，近平真是实在人，其实克强也看出是黄山毛峰了，他家乡的茶，岂能不认识？不过我也没有忽悠你们，这黄山毛峰原名就叫雪岭青，是明洪武朱元璋亲自命名的呢。
　　习近平、李克强都深深佩服温家宝学识渊博，他俩虽然是博士，但是地球人都知道那学位里面掺了多少水分，温家宝可是文革前的硕士，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硕士。
　　两人虚心请教，温家宝也不再卖板子，把“雪岭青”得名的经过说了出来。温家宝说，在黄山毛峰原产地歙县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明太祖朱元璋1352年率军起义后，曾一度转战徽州屯兵歙岭万岁岭一带。在徽期间，朱元璋广结贤达，还喝上了由歙人唐仲实呈上的地方名茶“歙岭青”，连赞“雪岭青”，好茶！好名！因歙县方言“歙”与“雪”同音，朱元璋误把“歙岭青”听成了“雪岭青”，从此“雪岭青”的叫法就在徽州传了开来。徽州高士朱升、唐仲宝、姚珪也都曾向朱元璋提过建国安都之策。著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就是朱升提出的。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一日行至国子监，有厨人迄茶。朱元璋品后曰：“此等好茶，莫不是徽州雪岭青？”厨人间言答曰：“正是。”国子监如何有产自徽州的雪岭青呢，原来这国子监的厨子正是当年朱元璋在徽期间入伍的歙县歙岭人。朱元璋知情后感慨万端，赏厨人以冠带，封为大明茶事。国子监一贡生闻知此事后，常吟云：“十载寒窗下，何如一碗茶。”帝适闻之，应声曰：“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从此后，雪岭青的名头更响。
　　习近平、李克强本想向温家宝请教十八大后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温家宝摆摆手说，这些事留着北戴河去说吧。难得一个清闲下午，一杯家乡好茶，被一些俗务败坏了，岂不可惜？
　　习近平他们只好闭嘴，看到温家宝的茶杯没有顏色，好似一碗白水，大奇。
　　温家宝笑笑说，我这是白茶，产自福建。特点是洁白如泉，清澈见底，但是饮之甘冽鲜丽，具有醒脑提神的特殊功效。我家乡天津不产茶，所以不能像二位那样品尝自己的家乡茶。习近平在福建任上，也喝过下属送过的白茶，但是没有温家宝这么丰富的体验。他说，我老婆常年全国各地跑，趁她出差福建的时候，我让她买点，过年的时候，也给两位送府上尝尝。温家宝笑了，显得慈眉善目：好呀好呀。我现在只喜欢福建白茶。小彭的歌唱得好，买的茶叶不会错。我们等着享口福。
　　两人离开温府的时候，李克强悄悄问习近平，这老爷子给咱们摆茶经，到底啥意思？
　　习近平目光深沉地说：给你我上家乡茶，是警告咱们别忘本。向我讨福建白茶，是告诉你我，七人还是九人，这是个问题。
　　李克强倒吸一口凉气：这次白来！这老家伙心机如此之深？
　　政治局常委，上七个还是上九个，胡锦涛举棋不定，习近平也伤透了脑筋。
　　九人之议，本来是二○一○年底就已经确定了的，名单为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张高丽、汪洋、李援潮、张德江、王岐山、薄熙来。但是二○一一年二月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三月薄熙来垮台，这个局也就破了。当时有人提出换上刘延东或者刘云山，仍然是九人常委，但是中共体制从来没有出过女常委，让刘延东当常委，不符合中共政治文化，换上刘云山，本届中央政治局够条件的人只有刘延东没有安排，而刘延东又是胡锦涛的人，这让胡锦涛情何以堪？如果改成七人，这九个人中何人下去？
　　有人认为应该让刘云山下去，因为他没有政绩，也没有多少后台背景。但是刘云山既有年龄优势，又有资历优势。刘云山一九四七年出生，进入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时，他是最年轻的，但是他进中央委员会的资格却是相当老。早在一九八五年他就作为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人员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十七届中央决策圈子一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了胡锦涛之外，吴官正、贺国强、李长春、吴邦国，都是与刘云山一起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共余一半多常委的资历，都比刘云山浅得多。贾庆林进入中央委员会比刘云山晚七年，黄菊晚两年，温家宝也晚两年，曾庆红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比刘云山整整晚了十二年。他是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上一步到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永康也比刘云山晚七年当上中央后补委员，至于李克强、习近平更是在十二年后才在中共十五大上崭露头角，当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
　　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里，王乐泉、回良玉、刘淇、张德江、俞正声、曾培炎当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间，都比刘云山晚七年。王刚比刘云山晚十二年，郭伯雄、曹刚川、徐才厚、何勇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都比刘云山晚十二年，他们都是在十五大上直接当上中央委员的。
　　由此看来，刘云山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一直在宣传系统埋头苦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你不让他进常委，真有点说不过去。
　　换不掉刘云山，俞正声、张高丽、汪洋、张德江、李源潮、王岐山个个不是政绩显著、就是后台硬朗，或者乾脆两个方面都沾，你能换下谁去？
　　于是，又有人提出七加二方案，即俞正声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延东任政协主席，两人不进常委，但是可以列席常委会。这个方案看上去不错，但是习近平不太同意，因为这样一来，权力更加分散，比上届的九龙治水更难应付，而且还是有个人没有安排。习近平的意思最好是政法委书记和主管宣传的书记撤离常委会，便于开展工作。

挑战习近平的地位

　　正当胡锦涛、习近平就十八大常委安排摆不平各方，决定在小圈子讨论、酝酿的时候，突然有人提出一个分权方案，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不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样权力太过集中，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论者振振有词地说，在我党的历史上，三个最高职位由一人承担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届，可见是支流，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最高权力也没有这样高度集中过。邓小平同志甚至连党的一把手和国家主席都没有当。所以，既然要搞集体领导，搞党内民主，那就应该从最高权力的分权做起，现在的党中央已经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伟大人物，所有的人能力和水平都差不多，何德何能需要一身兼三职？
　　论者最后说，即使党的最高权力和军权不能分离，那么最低也要把国家主席让出来。
　　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种议题，从程序上说不算问题，但是这很明显是在搅局，提议人是党内的一些老干部和即将退休的政治局委员，但是背后是谁在操纵，不得而知。
　　这个突然的变故让胡锦涛和习近平非常头疼，他们知道这种事开常委会根本解决不了，开政治局会议也只会吵得一塌糊涂，如果处理不好，十八大根本无法召开。他们想来想去，只好去找江泽民拿主意。
　　因为胡锦涛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这应当不是江泽民在背后操纵，习近平是江推荐的人，最高权为三位一体也是从江开始实施的，如果是江泽民在搞鬼，那就等于他自己否定自己，而这是不符合逻辑和江的性格的。
　　胡锦涛习近平在三○一医院看望江泽民，江泽民身体很虚弱，医生每天只允许他谈话每次不超过半小时。胡锦涛每天都看他的病况报告，所以很清楚。这次他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情况作了汇报，然后静听江泽民表态。
　　江泽民脸色潮红，看上去很激动。他考虑了半天，说：你去找曾，告诉他，就说我说的，少搞事。人老了，要自重。谁也不是千年王八万年龟。停了一下，又说：锦涛啊，你这次给了我面子，没动周永康那个混蛋，我很感谢。我们党这艘船不能沉没，有些事该糊涂点就糊涂点算了。我听说你已经抓到了那个陈昊苏，再给我个面子，放了他吧。他毕竟是陈毅元帅的长子。一时糊涂干了蠢事，实际上他们，包括那个周永康，都干不出什么大事来。我快去见马克思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把这个班子带好，传下去。不要让我死不瞑目啊。
　　胡锦涛也很激动，他握着江泽民的手说：放心吧，泽民同志，我们都会记着您的话，按照您的指示去办。您会好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也离不开您。
　　习近平握着江泽民的另一只手，眼泪汪汪，什么也说不出来。随后，胡锦涛和习近平找来江泽民医疗小组的负责人，严肃告诉他们，江泽民同志的健康关系着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定要保证他的健康，用尽一切技术手段让他恢复健康，最好能参加北戴河会议。
　　医疗小组面有难色，连习近平都觉得，江病到这种程度还要指望他参加会议给自己铺路，胡锦涛未免太过了。

第十二章　各路豪杰各显其能（上）

俞正声京城拉票

　　俞正声是入常人选中很特殊的一个，他的希望最大，但是危险也最大。理由是，他在所有入常人选中，年龄最大，出生于一九四五年，二零一二年六十七岁，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则，他刚好在“上”的线上。但是，要知道这条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久前就有人提出，既然常委人选不好确定，那就从按照年龄从小到大“一刀切”，如果真的这样切，俞正声自然入常无望。按年龄划线虽然说太机械，没能考虑德才兼备的实际问题，但是中共目前的官员升迁机制，这一条又是最能体现所谓公正公道，让各派系接受的。所以，一旦常委人选争议过大，定不下盘子来，按照年龄大小切的办法也难说不会被通过。由此，俞正声岂能不忧心如焚？
　　不过俞正声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他是老太子党邓朴方的人，在京城广有人脉，权力基础雄厚；第二、他历任山东青岛市长市委书记、建设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所到一处政绩斐然，民望也不错；第三、上海市委书记出任常委，前有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后有习近平，甚至连副书记曾庆红也当上了常委，除了那个狂妄自大的陈良宇是个例外，上海市委书记早就被看做常委的后备人选。俞正声是所有上海市委书记中除朱镕基之外最有人格魅力的，不让他出任常委，不符合中共的政治文化。
　　俞正声拉票的对象首先是习近平，他和习近平同为太子党，具有天然的感情，其次，他在习近平上位时，曾经帮助习近平公开跟老太子党邓朴方派系和解。对习近平有恩。
　　二〇〇七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成为王储，为了巩固权力基础，他需要笼络太子帮，使自己成为太子党的新共主。中共太子党有邓小平之子邓朴方、陈云之子陈元、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各种派系，习近平要巩固地位，必须得到这些太子系头面人物的认可。其中邓朴方无疑是太子党老大。但是习邓两家历史上曾有过节，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反高饶事件。高岗和习仲勋、刘志丹都是陕北红区的核心人物，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先是在背后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高岗找邓小平和陈云，但是邓陈出卖了高岗，导致毛泽东转而支持刘少奇周恩来派系打到了高岗和饶漱石。习仲勋虽然暂时未受牵连，但是不久，就在一九六二年被毛泽东新旧帐一起算，打成利用小说反党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头头。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则是处理高饶联盟以及后来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主要负责人。第二次恩怨则是一九八七年邓小平罢黜胡擢邦的政治局生活会。当时合肥、北京、上海等地学生上街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准备废除他的总书记，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对他进行批斗。邓力群、胡乔木等党内老左群情激昂，口诛笔伐，连胡耀邦一手提拔的接班人，共青团第一书记王兆国也落井下石，对胡耀邦肆意污蔑陷害，唯有习仲勋拍案而起，指责邓小平这种个人独断专行、破坏党内民主程序的罢免方式是在重复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对习仲勋十分恼怒，最终打发他到全国人大当了个挂名的副委员长了事。
　　习近平要化解习邓两家的历史恩怨，必须先过邓朴方这一关。
　　二〇〇七年十月，习近平离沪进京之前，先和俞正声商量，请俞从中斡旋，希望赴京后请邓朴方吃一顿饭。俞正声其时正要接替上海市委书记，自然乐于传递信息。邓朴方收到习近平的邀请，思量再三，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辞，但是却派自己的妹妹邓榕和妹夫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贺平代为赴宴，表示了和解。习近平在接待了贺平邓榕夫妇后，第二天又专门到保利集团总部拜访贺平。双方谈笑风生，亲如一家。
　　习近平就此和谐了邓朴方派系，不久又将西北系的太子党收罗门下，跟胡德平等自由派太子党也关系不错，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坚实班底。不仅让江泽民、曾庆红刮目相看，也让胡锦涛不敢小觑。
　　不仅如此，俞正声还是习近平的后任，两人也算有工作上的交集，习近平虽然在上海干了仅仅九个月，屁股没坐热就进了常委，但是俞正声在上海，还是凡事开口就提“近平同志”．好像上海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都是习近平的杰作，习近平虽然知道这都是场面上的漂亮话，但是心里去很受用。两人的关系自然更深了一层。
　　据说俞正声十八大前夕，很少在上海工作，一直留在北京拉票。邓朴方派系为他效力自不必说，连军中太子党刘源、刘亚洲等也都为他造势。一时间，俞正声入常变得志在必得。传说有一次，在一个太子党举行的PARTY上，有人说，如果搞七常委制，让正声同志当人大委员长列席常委会，是否可以接受？邓朴方黑着脸说：人大委员长就该是常委，列什么席？从此没人敢再提这个话题，一众太子党齐心协力，士气如虹，坚决要把俞正声送进常委。

张德江找曾庆红提携

　　张德江本是江泽民的人，他跟江泽民的关系还得追溯到在吉林工作期间。张德江出生于辽宁，他的父亲张志毅是开国少将，张德江经过短暂的知青生涯后，进入延边自治州担任州委书记李德珠的副手。
　　而李正是当年张志毅的部下。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吉林延边考察，当时中央正为大批朝鲜难民越境进入东北头疼，胡耀邦听取了延边自治州党政负责人的汇报，这次的汇报人正是张德江。胡耀邦认为张德江是个人才，对他印象非常好。
　　不仅胡耀邦，江泽民也对张德江很青睐。一九九〇年十月江泽民第一次出访朝鲜后，即安排张德江担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兼延边州委书记。离开北京前，江泽民接见张德江，希望他把延边建设成模范自治州．张德江到任后三个月，江泽民即赴延边视察，力挺张德江。一九九二年，张德江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九五年六月，四十九岁的张德江被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并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九六年调任浙江接任李泽民的省委书记。这一切都拜江泽民所赐。由此，坊间都认为张德江是江系人马。
　　为了提拔张德江，江泽民一度安排他到广东担任第一书记，虽然张在广东政绩乏善可陈，但是朝中有人好办事，江泽民还是在二〇〇七年给胡锦涛施压，将张德江调回国务院担任了副总理。今年二月，重庆发生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事件，三月，“平西王”薄熙来黯然下台，中央急需重臣压阵重庆，胡锦涛提了周强，江泽民却要求张德江去收拾乱局。张德江只能听命。
　　本来，张德江的想法是处理完薄熙来留下的烂摊子，十八大前夕改选重庆市党委班子的时候，中央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自己也好交接回去继续当副总理，为十八大晋升常委做准备。谁知道重庆的水如此之深，如此之浑，让他深陷其中，根本无法脱身。据悉张德江多次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十八大之前“归建”，但是胡温常委会就是不答应。最后，胡锦涛让他最少做到一件事，就是替中央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这个人既要年富力强，有地方工作的经验和能力，有魄力，能镇得住重庆，又要不从中夹调任。张德江思来想去，这样的人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但是，汪洋是跟自己一样，要进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你让人家回去吃回头草，这不是骂人吗？自己怎么说得出口？没办法，张德江只好继续担任这个重庆市委书记。在即将来到的北戴河会议上让大家评头论足。
　　张德江知道，自己在重庆这个位置上既不能干得太好，也不能干得太坏。干得太好了，自己就是重庆市委书记的不二人选，而一个市委书记由常委兼任那是不可思议的。干得太坏了，说明自己没能力，没本事，连薄熙来都不如，凭什么进常委？
　　张德江进退维谷，因为江泽民身体不好，指望不上。只能去找曾庆红想法子。谁知道曾庆红给他出的主意是，放过薄熙来，抓住黄奇帆。
　　根据曾庆红的意见，放过薄熙来，就是不要在重庆清算薄熙来“打黑唱红”制造冤假错案的劣迹，这种事一是可能惹起民愤，让薄熙来的势力跟你作对，二是可能导致重庆政局不稳，不利于营造十八大之前的和谐气氛，三是得罪一大堆当年到重庆挺薄的常委们，拔出萝卜带出泥，薄熙来胡作非为被清算，他们逃得了干系？由此他们将心情复杂，对你的态度也就有了变数。
　　张德江连连称是，内心深刻感到曾庆红确实不愧是江总书记的国师，江家天下十三年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混过来的。
　　曾庆红接着又分析为什么要抓住黄奇帆，因为黄奇帆这个人本身是上海干部，有上海人的精明和势利，他在薄熙来这件事上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在高层早就臭了，升迁没有任何希望。抓住他就是要废物利用，让他替薄熙来承担责任。他是市长，没有他薄熙来也干不了那么多坏事。中国文化中有痛恨背主之人，同情失败者的传统，你正好加以利用。如此，则游刃有余。只要重庆别闹出什么大麻烦，十八大上少不了人为你说话。
　　曾庆红这一番分析，让张德江心服口服，彻底放了心。他满怀信心打道回府，回重庆一心一意经营山城，只等十八大召开。

王岐山坐等总理位

　　在所有的入常人选中，王岐山是最没有悬念的一个。因为他精通经济，执掌国务院，人脉深厚，人称小朱镕基，李克强的内阁根本离不开他。中共现在靠经济发展建立合法性，经济一旦出了问题，大家一起完蛋，因此懂经济的常委乃是国宝，对国宝谁敢弃之不用，那不是跟自己的命运开玩笑嘛？
　　王岐山是在二〇〇八年三月的十一届人大会议上，如愿以偿出任温家宝内阁的副总理，主管经济、金融事务的。
　　海内外舆论都认定，温家宝内阁是个弱势内阁。办事不力，政令不通，是人们对温家宝内阁的普遍看法。十七大之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带头反对宏观调控，温家宝靠着胡锦涛的全力支持，争取了江泽民、曾庆红的首肯，才将陈良宇发动的东南五省市“叛乱”压下去，否则这届内阁早在十七大之前就无法工作了。但是，王岐山加入内阁之后，却一扫这种疲态，举重若轻，信心十足，打了不少漂亮仗。王岐山的强势一是靠岳父姚依林给自己留下的庞大人脉关系，二是靠自己多年来在金融、经济领域打拼积累起来的人脉和经验。因此，他比张德江、李克强更让人刮目相看，不时赢得吞港舆论界的交口称赞。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最担心的是美元大幅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蒙受巨大打击。为此，中共中央授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组建一个工作小组，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机构成员包括了央行、商业部、财政部、银监会、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中央机构。
　　尽管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但在这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下，中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制约因素并没有人民币国际化的计划，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越高，越受国际认可，则人民币一旦落实完全自由兑换，以中国的经济规模，人民币将有条件同美元、欧元一道，组成三级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不过，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王岐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这也是十八大之后李克强内阁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不过，王岐山进常委，志不在此。由于李克强进入政治局常委担任常务副总理之后，表现平平。相反，王岐山却表现出不凡的行政能力，赢得国务院上下一片掌声。温家宝也对王岐山青眼有加，对李克强却越来越不耐烦。温家宝多次提出，国务院总理的人选，需要的是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如今国际金融危机压力迫近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能干的“宰相”，经济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危及政权稳定，甚至亡党亡国．任何人领导这个国家，都不能不考虑选择一个能干而且名声好的人做总理。
　　温家宝的意见当然是对“习李体制”的一种挑战，而对当年抛出这个体制的胡锦涛、江泽民都是一种羞辱。不过，为了党国百年大计，他们也不能不考虑温家宝的意见。
　　一段时间以来，温家宝几次在国务院会议上赞扬王岐山的工作，这被外界解读为温家宝力挺王岐山取代李克强，出任下届总理。甚至有传言说，李克强有北大法学背景，适合进入全国人大担任委员长，而且也可以因循吴邦国的前例，在常委中名列第二，这样也不算委屈了他。
　　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胡锦涛的坚决反对。胡锦涛本来是想让李克强当总书记，由于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插了一杠子，不得己才让他当了总理人选，经过五年的考察，已经木己成舟，在这个时候再打李克强的主意，胡锦涛岂能答应？由此，有人提出李克强行政能力不行，应该让王岐山接任总理，胡锦涛一口顶回，胡说，即使李克强真不行，那也要让他干一届试试，这是早就定了的，国家总理人选岂能视同儿戏？
　　由此，王岐山可能以常务副总理入常，如果运气不错，十九大上或许能接任总理一职，以实现平时抱负。

刘云山去意彷徨

　　常委人选中最没有希望入常的恐怕还是刘云山和刘延东了。刘延东是女性，自不必说，刘云山入不了常，委实有点冤枉。
　　二〇一一年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共召开二百多人的省部级干部会议，酝酿十八大中央常委和政治局人选．其中对刘云山提出异议的最多。有代表甚至说，刘云山是极左的典型，居然在建党九十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弄出什么毛泽东思想方阵，完全是对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嘲弄。因为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思想跟后面的指导思想水火不相容，在建党九十周年这个全世界瞩目的活动中，本来应该搞点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搞出这个东西来说轻了是头脑僵化，一根筋，说重了点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看国内外的那些嘲讽舆论吧，把党中央都给糟蹋成什么样子啦。
　　还有人说，中宣部是最没有效率、没有是非标准的一个部门，不如撤掉算了。就算你们管不了《炎黄春秋》那帮老菜帮，管不了《乌有之乡》那帮极左派，你总管得了《人民日报》吧。看看《人民日报》都发表了些什么鬼东西。今天批左，明天批右，今天批普世价值，明天鼓吹容纳异质思维，搞乱了人民的思想！
　　整个会议期间，政法委和中宣部成了大家集中火力出气的两个焦点，鉴于这种论调甚嚣尘上，温家宝向胡锦涛提出在十八大上将政法委和中宣部的领导从常委中撤出去，这也是七常委的由来。
　　如果真如温家宝所愿，刘云山就彻底没戏了。但是刘云山实际上很冤枉，这不仅因为他是老资格，更因为他在中宣部不折不扣的执行了李长春实际上是胡锦涛的指示，没有越雷池一步！
　　胡锦涛家庭出身小业主，没有太子党的红色血统，在太子党眼里一直被当做一个给共产党打工的CEO。胡锦涛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侮辱性的定位，因此他从上台开始就努力摆脱邓小平钦点、江泽民传位这种角色安排的特色，拼命凸显自己接班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当然只能从中共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那里去寻找根据。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自己的班子去了西柏坡“朝圣”，此后又不断“左转”，公然鼓吹古巴和朝鲜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值得学习。不断强化他的红色接班人色彩。他对中宣部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偏离了共产党的正统文化。这也就成了中宣部比较僵化、左倾、保守的深层原因。现在，刘云山受到广泛的攻击，甚至影响到入常，胡锦涛却不发一言，刘云山能不委屈？
　　在被攻击最厉害的时候，刘云山给胡锦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由于我没能深刻理解和认真领会锦涛总书记的思想，没能坚持科学发展观，导致中宣部工作被动，党的指导思想混乱，舆论导向不利。由此，我个人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党的宣传工作，特要求十八大之后调出宣传领域，或者退休，或者另行任用，个人得失去留，均由组织做主，绝不萦怀。
　　刘云山以为胡锦涛肯定能够挽留一番，谁知道胡锦涛回了一个条子：
　　云山同志：十八大之后你若想去政协，可找庆林同志谈谈。他那里有二十多个副主席，应该不在乎多你一个。 胡锦涛
　　刘云山简直要气破肚皮，自己弄巧成拙，真是欲哭无泪。
　　住了一段时间，刘云山在一次会议上碰到胡锦涛，本想躲开，不想胡锦涛招手让他过去，悄悄问：怎么样？去政协的事找贾庆林同志谈过没有？
　　刘云山没好气地说：总书记，政协就算了吧。我还是去足协好些。中国足球三十年没有冲出亚洲，被国人誉为最没有希望的部门。我这种人去那里可能最合适！

第十三章　各路豪杰各显其能（下）

张高丽水深火热

　　张高丽进常委，本来问题不大，可是天不作美，就在十八大前夕，天津连续糟了两场天灾人祸，一场大水，一场大火。导致国人骂声一片，潜伏政敌暗箭齐发，高丽入常岌岌可危。
　　张高丽是福建人，出生于一九四六年，比俞正声小一岁，他是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考入厦门大学学经济管理的，虽然大学期间都在搞文革，没读什么书，跟胡锦涛、温家宝甚至俞正声都不能比，但毕竟底子比较好，还算是正牌的大学生。比习近平王岐山等工农兵大学生好得多。张高丽从一九七〇年大学毕业，一直在石油系统干，直到一九八五年才调入广东省政府任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九七年调入深圳当市委书记时，通过黄丽满跟江泽民攀上关系。
　　黄丽满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江泽民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时候，黄丽满是该部的办公厅干部，跟风流倜傥的江泽民关系不一般。电子工业部很多人都要通过黄丽满才能攀上江泽民的关系。江泽民对黄丽满也有情有义，在出任上海币市长前夕，将黄提拔为电子工业部办公厅的副主任。六四之后，江泽民一步登天，又利用职权将黄丽满调到深圳。
　　张高丽出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江泽民来深圳考察，点名要仅仅是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的黄丽满来参加工作汇报会，张高丽这才知道黄丽满跟江总关系非同寻常，立即破格提拔黄丽满，不久让她当上了深圳市委副书记。张高丽投桃，黄丽满报李，不久，经过黄丽满的运作，江泽民在常委会上力排众议，将张高丽调往山东担任省委书记，黄丽满升任深圳市委书记。
　　根据惯例，山东省委书记可以进入政治局，张高丽在山东虽然政绩乏善可陈，干得时间也不长，但还是在江即将退休前被重用。二〇〇七年，根据江泽民跟胡锦涛达成的协议，张高丽被调往天津担任市委书记，进入十八大跃进常委的最佳位置。
　　张高丽知道自己官运来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到了天津后一直低调做事，只求平稳过渡，不像汪洋、薄熙来那样张扬。因为他明白，只要不出事，他就能进常委，实现人生最高抱负。但是偏偏天公不作美，在十八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连连给了他两记重击。一场大水，一场大火。
　　进入二〇一一年的夏天，一直缺水干旱的京津地区突然降下百年不遇的大雨，导致排水系统阻塞，出现马路上淹死人的奇闻。这件事看似天灾．实际上主要是人祸。因为城市建设急功近利，下水道挖得比水桶都细，市区的水排不出去，必然造成内涝。不过这件事北京灾难比天津更重，而且影响更大，天津的灾情被掩盖过去。而实际上，知情人都知道，北京的灾情主要不在现任官员郭金龙身上，他毕竟刚刚调任北京没几天。天津则不然，张高丽主政已经有数年，出现这种灾情他是逃不过干系的。
　　如果说大水让张高丽蒙混过关，但是大火却无论如何推卸不过去。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发生大火，死亡上百人。
　　因为疏导及消防系统的弊端，天津市和张高丽一下子成了舆论抨击的热点人物。网络上流传张高丽指示严密封锁消息，不许谈论火灾死亡人数，不许记者报导。天津当局还疯狂封锁消息，抓捕了不少在网络上议论此事的网民，激起了海内外舆论的极大愤慨。张高丽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据说，北戴河会议上有人质问张高丽，天津大火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也是国家机密？开放舆论，让记者自由采访，天会塌下来吗？
　　国内媒体也刊出显着标题：一场大火烧出天津真面目。张高丽焦头烂额，不知道该祈祷上天还是自己的恩主江泽民身体健康，挺过十八大把自己扶上马再死不迟。

李源潮稳坐中堂

　　对于进常委班子，最不担心的是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胡锦涛手下大将，即便是从权力平衡角度讲，十八大进入常委班子，李源潮没有任何悬念。
　　但是曾几何时，李源潮在团中央和文化部的时候，仕途并不顺畅，一直坐冷板凳．
　　二〇〇〇年十月，李源潮被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之后，仕途才开始一路走好，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这次调动是李源潮深思熟虑的一个举动，他通过在团中央的关系找了胡锦涛，主动要求下放锻炼，以打破自己升迁上的僵局，争取更广泛的更全面的政治资历。
　　也有人说，这次关键的下放是胡锦涛主动向李源潮提出的，在团中央时胡锦涛对李源潮印象不错，认为这个人低调、谦和、工作也扎实，尤其是李源潮在江苏、上海的人脉资源，能够让他在政治上更上一个台阶。还有人说，胡锦涛安排李克强、李源潮、周强等团派大将下放，其实也是预备团派接班的整体战略的一部份。
　　江苏是江泽民的故乡，也是胡锦涛出生、童年和少年成长之地，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举足轻重的大省。李源潮在这里大显身手，当了省委副书记一年后，兼任南京市委书记。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学习。在任期间，他提出建立首家惠民医院的构想，为南京市十二万低收入平民提供医疗服务。南京医院的优质廉价立即获得好评如潮。上海、北京、新疆、贵州等地纷纷仿效。
　　李源潮的卓越才能，获得了胡锦涛的信赖，二〇〇一年十六大上，李源潮以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的身份当选为中共中央后补委员。虽然当时发生了汤山镇特大投毒事件，但是似乎没有影响到李源潮的升迁。十六大刚刚结束，李源潮立即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一举越过了省长和常务副书记，成了江苏省第一把手。
　　熟悉中共中央政情的人都知道，这是胡锦涛掌权以来破格提拔自己的亲信势力。因为一般来说，各省省长和省委书记等地方大员，都会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但是在十六大的中委候选人中，根本没有他的名字。这说明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让他接任省委书记。这样一来，李源潮成了江苏省历史上唯一的不是中央委员的省委书记。
　　李源潮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政坛精英中最终脱颖而出，得益于他在铁本事件的危机处理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最后让胡锦涛和温家宝都看中了他。
　　所谓铁本事件，是指江苏省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于二〇〇一年筹划在常州市建设新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该项目设计能力为840万吨，概算总投资105亿元人民币。二〇〇三年六月进入现场施工。常州、扬中两市将这么大一个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越权分22次拆分审批，违规审批征地6541亩。其中耕地4585亩，还含有1200亩基本农田。
　　铁本公司还严重违背国家环保法规，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贷款，四千多农民被迫搬迁，有的甚至住进了窝棚、桥洞和废弃的渔船。
　　铁本事件被看成是挑战中央宏观调控战略的严重事件，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这一违规钢铁项目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人民日报》发文谴责：一些地方对中央宏观调控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此风断不可长。
　　实际上，此类违规项目全国甚多，尤其是上海的陈良宇，公然带头挑衅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让胡锦涛、温家宝有苦难言，无从下手。在这种情况下，胡温只好让李源潮当黄盖，拿铁本事件作为宏观调控来治理。
　　李源潮何等聪明，他可不是陈良宇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黄菊等一干大佬当靠山，他的靠山就是胡锦涛，现在胡锦涛要拿他开刀，他怎么会硬顶？
　　李源潮立即认错，在四月二十九日向全省领导干部通报铁本事件的违规建设情况时，李源潮表示铁本出在江苏，省委省政府有责任，自己作为主要责任人要承担，在此之前，他已经向中央作了检讨。
　　李源潮在会上表示，江苏省委省政府对铁本公司违规建设钢铁联合项目中发生的问题高度重视，省政府已经责令该项目全面停工，等待处理。并抽调专门人员，积极配合国务院专项检查组工作。
　　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在内的常州市八名官员被严肃查处，铁本公司的很多相关人员被逮捕。《人民日报》次日发文评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
　　铁本事件后，李源潮对这次宏观调控的贯彻被评价为坚决有力！
　　从二〇〇四年四月开始的固定资产项目列入缓建黑名单的就有1000多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实》杂志，则肯定李源潮上任在江苏的政绩，以及坚决服从宏观调控的立场。与此相反，中共中央政洽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则因为跟宏观调控唱反调，被藉以社保案拿下，不久被以贪污受贿罪判了重刑，不但没有进入十拿九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反而进了秦城。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从江苏省委书记任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并出任中央组织部长，这是李源潮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除了这是胡锦涛培养团派干部接任中央政权大战略的一部分，主要的原因是李源潮在危机处理方面经受住了考验，赢得了胡锦涛、温家宝的信任和倚重。
　　李源潮在组织部长任上，推出挑战官场潜规则的大手笔，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其中包括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原则和重要举措两个方面。针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共党内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李源潮说，必须让潜规则不再灵。
　　所谓潜规则就是放不上桌面、拿不到明处、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起作用的用人规则。也就是民间流传的“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为此，李源潮提出两个用人原则，不用不讲原则的老好人；不用不干事混日子的人。
　　李源潮还连续推出几大举措，一是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要求把握大局，了解基层，推进改革创新，服务科学发展。下去的干部要严格自律，不给基层增加负担，真心实意为基层干部群众服务；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二是组织全国的县委书记到北京上海井冈山等地进行党校轮训；三是部署扩大招聘有潜质的大学生到基层当村官。四是推出引进海归的“千人计划”。

　　李源潮的举措对打破中共官场潜规则有一定作用，但是治标不治本。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之下，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根本无法根除使用官员上的腐败问题。有人说，李源潮自己从复旦大学到团中央，从文化部到江苏省委，从江苏直接到中央，哪一步不是潜规则在起作用？哪一步是遵照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用人原则选报上来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李源潮仍然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班子里稳健而健康的力量，也是胡锦涛的团派势力安排接班的人中，比较值得称道的人物。十八大之后，无论其执掌中纪委，还是党务工作，都将是个不折腾，让人放心的角色。不过他同时也是个守成型的人物，不能指望他像胡耀邦那样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或者像叶利钦那样改变共产党的性质。这也是他的局限性所在。他是一个不坏的技术官僚，远不是一个改天换地，开创新时代的政治家。
　　正是因为这一点，李源潮成了各种政治力量都看好和都放心的人物。由此，他稳坐中堂，用不着上蹿下跳拉票跑官，在各种会议上和聚会中，显得稳重自谦，游刃有余。相反，倒是不少人马了谋求高位，费尽心机攀扯他的关系。真应了中国民间那句话：人比人，气死人！

汪洋入常，水淹帝京？

　　汪洋和薄熙来一样，也是位个性鲜明，性格张扬，毫不掩饰自己政治野心的人。因此他也同薄熙来一样，充满了争议。是十八大入常人选中争议最大的一位。
　　据说薄熙来三月份被拿下之后，九常委人选破局，有人提出设七常委，讨论拿下谁的问题时．江泽民学着当年毛泽东的口气，挥着手左一下，右一下，说，左一刀，薄熙来下；右一刀，汪洋下。这样才能维持平衡嘛。
　　但是在常委会上讨论的时候，温家宝提出汪洋并不是薄熙来，他在广东搞得好好的，为何要他给薄熙来买单？常委无人做声。汪洋入常的事就这样搁置起来。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央高层拿不定主意，网路上的议论却风生水起，特别是薄熙来的势力，攻击汪洋声势愈演愈烈。到了七月份北京发大水，马路上居然淹死七十多人。这事跟远在广东的汪洋八竿子打不着，有人却在网络上造出谣言，甚至有人弄出一副对联来，道：汪洋入常，水淹帝京。好似上天是用这场大水来警告中共当局莫要让汪洋入常。这对于相信无神论的中共来说，当然是荒诞不经的论调。但也从中看出，某些势力对汪洋真是恨之入骨。
　　针对这种谣言，也有挺汪洋的人在网络上说，中共是水命，沾水的帝王官运都长久，如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而不沾水的如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不长，习近平名字中缺水，正好用汪洋这个多水的常委来填补，怎么可以弃汪洋而不用？
　　坊间流传着多份常委名单，前一份有汪洋，后一份没有汪洋。有一次，汪洋在广东省委全会上也读了两份名单，被认为是对这种社会上这种流言的回击。汪洋读的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武丹、林召棠等等，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会场上一片沉寂。汪洋又读了第二份名单：洪秀全、顾炎武、薄松龄等等，名字熟悉，现场议论纷纷，不知道汪洋葫芦里卖什么药。
　　汪洋念完了，说第一份名单都是科举状元，第二份名单是落第秀才。然后说你能否被人记住，不是看你做了多大官，而是看你做了多大事。网络上有人分析说：早前被认为铁定进入政治局常委名单的汪洋，现在传说进不去了，这事现在还不能说准，因为到最后一刻都有可能变，但汪洋自己，倒是在身体力行来解释他讲的两份名单的区别。
　　跟有的「入常」无望，比较放任自己的人比，汪洋还在大干，而且出手日重，他力推的「三打两建」，在广东闹动静相当之大，等于官场和市场同步整肃。最近他在推动，拿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审批制度开刀，要有一番改革的动静。而审批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干呼万唤的“女常委”——刘延东

　　中共政权虽然标榜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地位，但是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不管常委有九人、七人、四人、五人，都没有出现过女常委。女性在中央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如江青、邓颖超、康克清等，也只当过政治局委员。没有人出任过常委。
　　《纽约时报》认为，中共是个男性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曾告诉《人民日报》记者，中国是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
　　女性在晋升过程中常常会碰到玻璃天茌板。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一所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共号称有近8,300万共产党员，女性所占比例不足四分之一。就是省一级的中共领导层也只有少数女性：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和安徽省省长李斌。
　　据中共《人民日报》报导，省级权力核心省级常务委员会共有37名女性（包括孙春兰和李斌），仅占常务委员会成员总数的8%。
　　有一件事会让中共的女党员略感欣慰，37位女常委中大部份都较为年轻，这意味着她们还有升迁的可能性。55岁以下的常委中，女性占了57%。按照中共的不成文的规定，只有担任过省级行政区主要领导的人——省委书记（但温家宝是个例外），才有可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的后果是，如果女性不能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升任省委书记，进入国家权力最高层的机会就会变得十分渺茫。
　　但是，这一次刘延东出现在挑战这一潜规则的位置上，有人认为，刘延东有可能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女常委。
　　持这种论调的人的依据是，刘延东跟从前的江青等人不同，她是有真才实学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上的女性官员，不是靠夫妻关系登上政治舞台的。其次，刘延东跟胡锦涛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在团中央时期就曾亲密合作，相知甚深。最后，让刘延东晋升常委会给世界一个开放的、耳目一新的感觉，更有利于中共形象的改善。
　　不过更多的人不看好刘延东能够进常委，不是因为刘延东形象不好或者工作能力不行，而是认定胡锦涛作为一个保守、僵硬、谨小慎微的领导人，恐怕走不出这么漂亮的一步棋。更因为常委位置太热门，许多豪门大户都在争夺，这其中是力量的博弈，实力的对决，就算胡锦涛有这份心，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摆平其他觊觎常委宝座的势力，因此，刘延东入常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至于刘延东自己想不想入常，有人说，二〇〇七年胡锦涛想调她去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接替习近平的时候，遭到党内其他势力激烈反对时，她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她能够如有些论者所言，成为一个不是常委的政协主席，已经烧了高香，岂敢再梦想常委宝座？
　　不过，中国的事情也是难说。二〇一一年二月之前，谁要是预言王立军会叛逃美领馆，薄熙来会被赶下台，肯定会被人说成疯子。
　　但是事情就这么戏剧性的发生了。在这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家，所有人的想象力都赶不上千变万化的形势发展，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发生不了的事。
　　正如东欧政治学专家米奇尼克在访问中国之后说的那句话，面对中国，整个世界都缺乏形象力。
　　刘延东能否超出我们想象之外，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女常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十四章　最后的较量

决战北戴河

　　北戴河是中国北方的疗养胜地，也是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每年一度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人事安排的地方。二〇一二年是中国十年一度权力交接的关键一年。很多事情都要在十八大上落实。因此，从七月末开始，疗养胜地北戴河就迎来了中国最有权势的各色人物。海外媒体说，中共北戴河会议悄然揭幕，这才是中共真正的十八大。《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说，这是一场在海滨上演的宫廷权力角逐。现任和退休的领导人在他们被严密保卫的别墅里进行磋商，试图让各自的盟友进入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后者是党内最高权力机构。最终确定的人选将于今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晓。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说，在北戴河会议上，领导层的规模和结构一直是各方讨论的话题。在五月份的会议上，高层官员也被要求提交他们对改变党的上层结构的意见。尽管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什么变化，但是很多人有很不同的想法。
　　美联社的一篇分析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分析认为，中国对权力的掌控没有受到威胁，缺乏公开选举，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选民的认可。但是共产党面临危机，其合法性的减弱，将意愿强加与人的能力下降，与中国年轻一代进一步疏远，鼓励批评的、反对声音主张以民主取而代之。
　　美国对外关系网上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显现，当中国最高层聚集在北戴河确认新的领导班子的最终人选时，一种别具一格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一一人民的力量让他们黯然失色。从北京到江苏到广东，中国公民正在通过互联网发出声音，走上街头发动抗议。重要的是，北京市政府的无能表现已经退居其次，北京市民等不及让他们改正错误了。
　　达篇文章认为，在中国沿海，一种不同形式的人民力量浮现出来，而且有年轻的一代的活跃分子主导。在江苏如东市，对公共健康事件的关注导致数千高中生走上街头，和其他抗议者一起去阻止污染项目。这些学生通过互联网，得知上月发生在四川什邡的学生参与的抗议活动，深受鼓舞。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有新生力量加入的抗议活动中，人民冲进如东市政府大楼，不仅抛洒了政府文件，还搜出了名酒和避孕套等物，还捉住了市委书记和市长，并将书记扒光了衣服。这一刻，己定格于历史。
　　海外媒体从它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出发，对中共十八大宫廷内斗做出某种预测和期许，虽然有时候也能反映出某些真实的层面，但是总体说来，浮光掠影，失之肤浅。深刻了解中共内斗文化的人，对此只能掩口无言。
　　实际上，二〇一一年的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受到党内外、海内外高度重视，并不仅仅是党内几个最高层位置的争夺，更是政治局和军委几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几个要害机构的布局之争。如果说政治局常委几个名额，各大派系私下勾兑一下，求个平衡就能解决的话，什么人进政治局，那些军头进军委，各大势力派系在这些机构中如何求得平衡，则是关系到成千上万权力高层人士的命运。由于中共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形的，最高层动一个人，引起的震荡可能涉及到省市一级，命运随之改变的人往往要上千。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比如某省的省委书记进入常委，这个省的省长、副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差不多都要跟着动一动，这些人的秘书、工作人员也要随之动。如果省一级的某个干部需要从市一级提拔上来，则这个动态过程又要在市里再重复一遍，不知道多少干部的命运随之变化。职位的变化带来的是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巨变，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争夺冲动，这种权力更迭的震荡将从中央一直延续到最基层的。因此，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一个执政党的换届会议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人们常当说中国被利益集团所控制，改革举步维艰，其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于是，在中国，对于十八大，普通百姓关注的是那几个常委的位置花落谁家，而官场更关注的却是谁能进了政治局、书记处和军委。
　　因为这些更能直接牵涉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命运。为了在这场权力的豪赌中博得更大的利益，整个中国官场都搅进了这场决战。

要退大家都“裸退”

　　在北戴河会议上，最引人瞩目的是胡锦涛是否应该从军委主席位置上“裸退”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关键，是因为当年邓小平为了自己能够掌控军权，居然修改了宪法和党章，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即国家军委主席）。八九之后，邓小平从军委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是宪法和党章中关于国家军委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再修改。江泽民利用这一点，也效法邓小平在十六大上留任军委主席半届，遭到世人嘲讽恶评。胡锦涛这次能否效法邓和江，再次上演留任闹剧，就成了十八大上最让人费猜的一件事。
　　实际上，胡锦涛自己并不想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他在自己第二届就任之后就时刻想着早日交班，回家颐养天年。因为他知道，他手里握着的既是统治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巨大权力，也是一颗足以毁灭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的不定时炸弹。对于自己这种性格的人．这种感觉委实不咋的。它会让人享受掌控巨大的权力乐趣，也会让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而精神崩溃。胡锦涛天资聪慧，但是不过是个技术官僚的角色，远不是承担改天换地重大责任的政治家。由于历史的机遇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金字塔尖，让他雄居塔顶，俯视万方，这对于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享受，对他来说，无异是一种酷刑。胡锦涛想尽快交权，结束这种煎熬，实在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处在中国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当中的胡锦涛，在很大意义上并没有自己的完全意志自由。从二〇一〇年起，特别是二〇一一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之后，军中有一种声音提出，国家形势不稳，军队权力交接没有结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胡主席不能退！
　　有一帮军队系统指望着胡锦涛提拔的人，甚至在北戴河上提出胡锦涛交权应该退党、退国、退军三步走的具体方略：即二〇一一年退党，在十八大上卸任总书记：二〇一三年退国，即在春天的人代会上退下国家主席；二〇一四年退军，即在二〇一四年秋天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卸任军委主席。他们之所以要求这样做，是因为军队内有一批大校和少将，晋衔资历不够。目前正在熬资历。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四年这两年将是他们能否成为少将、中将的关键时刻。因为军内的腐败一点也不亚于党内，有些人为了晋升将官，疯狂举债，路子都已经打通，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军委主席换人，军内其他高级将领更迭．自己花的钱就可能打了水漂，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承受的。
　　当年江泽民在十六大上续任军委主席，固然有江自己恋权的问题，但是军内少壮派希望江留任自己晋升也是重要原因。这一次胡锦涛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这帮军人甚至还在私下游说胡锦涛，他们桌子底下的理由更能说中胡锦涛的心病。那就是薄熙来的余党并没有肃清，陈昊苏何光晔还在伺机行动，如果手中没有了军权，身后之事恐不安全。据说胡锦涛对此非常犹豫。一时对是否留任军委主席下不来决心。
　　鉴于有人在北戴河会议上闹场，出现拥戴胡锦涛继续担任军委主席的暗流，周永康在曾庆红等支持下公开发难。周永康在一次会议上说，干部年轻化，实现世代交替，要从自身做起。不能属手电筒的光照别人，不管自己。我建议，政治局常委除了近平同志和克强同志，全部裸退，就是退得一干二净，一丝不挂，光着屁股离开中南海。政治局委员到年龄的也要学习吴仪同志，尽可能裸退，给别人腾位置。
　　对于周永康的重炮轰击，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人呼应，倒是温家宝回了一句：退了好，退了干净。让大家十分诧异。连周永康也万分不解。后来周永康到曾庆红处汇报，说自己的发言只有温家宝支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曾庆红长叹一口气，道：胡温胡温，到底还是胡温。温是在护着胡啊。周永康还是听不明白，曾庆红眼皮都不抬，说了句：温这是在给胡按放一块下马石呢。温不说话，胡如何下马？
　　周永康恍然大悟：明白了，我是那个赶他下马的人，而温是扶他下马的人。转眼又想，为什么做同一件事，我要做恶人，而温却要做好人呢？

谁当军委副主席

　　实际上，胡锦涛在意的并不是自己当不当军委主席，而是军委中由哪些人组成。军委中有自己的班底，军委主席当不当根本不重要。
　　鉴于徐才厚和郭伯雄两个军委副主席都已经临近卸任，新的军委副主席人选成了关键。
　　酝酿十八大届中央军委副主席人选的时候，胡锦涛问徐才厚和郭伯雄，现在的将领中，有没有人真正指挥过打仗的？
　　徐才厚介绍，在年轻的五〇后将领中，只有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历练丰富，资历完整，还是将门之后。一九八四年张又侠以十三集团军119团团长的身份参加老山作战，四十分钟拿下越军阵地，此后又坚守阵地三天，粉碎越军多次反扑，致使越军付出3000多人死亡的代价。
　　郭伯雄也介绍说，张又侠是张宗逊将军之子，十八岁从军，曾在成都军区第十三集团军担任过军长，二〇〇五年调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二〇〇七年升任渖阳军区司令员。在成都、北京、渖阳三大军区历练，是我军重点有计划栽培的将领，也是七大军区现任司令员中唯一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
　　胡锦涛和习近平商量，决定让张又侠担任军委副主席。因为他是实力派，可以服众。
　　另一个军委副主席人选，徐才厚提出让房峰辉担任，他认为房在对付周永康政变中起了一定作用，对胡忠心耿耿，觉得胡锦涛可能会同意，不想胡锦涛为了避嫌，只让他出任二炮司令员，不同意让他进军委成为副主席。于是，习近平提出了一个人选：刘源，胡锦涛马上同意了。
　　按说刘源出任军委副主席，非常不妥。因为他已经身患癌症，不久于人世，这种带病当官的先例从未有过，胡锦涛为何会同意让他进军委，徐郭二人都想不通。
　　实际上这两个老军头实在没有政治头脑，军委主席既然是习近平，当然需要由他提出人选来，胡锦涛怎么可以完全越俎代庖？如果习近平提出一个年轻有为有生机活力的人来出任，胡锦涛倒要担心一番。解放军中有个潜规则，谁提拔了自己，自己就是谁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又侠已经是胡锦涛的人了，现在习近平让刘源进来当副主席，他弄出个病夫来，岂不正好符合胡锦涛抓军权的心意？
　　张又侠、刘源出任军委副主席，在胡锦涛、习近平、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军中巨头中通过，剩下的就是几个军委委员了。
　　徐才厚拿出一个名单来，除了习近平、张又侠和刘源，分别是：常万全（出任国防部长）、章沁生（出任总参谋长）、刘亚洲（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海洋（出任总后勤部主任）、刘晓江（出任总装备部主任）房峰辉（二炮司令员）、丁一平（海军司令员）、马晓天（空军司令员）。
　　胡锦涛对章沁生出任总参谋长和刘亚洲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有点担心，说还是要斟酌一下。对其他人选没有异议。

刘亚洲掌军总政起风波

　　胡锦涛对刘亚洲入主总政治部颇有担心，而是因为他的太子党身份，而是因为他的异端思想。在胡锦涛看来，军人还是要职业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不要太有思想。军人干政，历来是国之大忌。
　　最近这些年，军中颇出了几个喜欢出风头、在电视报刊上夸夸其谈的马谡似的人物，诸如朱和平、张召忠、罗援、金一南，这些人大都是在学校或者研究所里的军官，军衔大都是少将，最近国防大学还出了个上校（最近晋升为大校）叫戴旭，口气狂妄，牛气冲天，比胡锦涛这个军委主席还牛，动辄就要教训教训日本，收拾收拾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恨不得跟美国也干上一架才过瘾，戴旭还鼓吹军队就该打仗，而且三年就该打一仗，中国军队三十年没打仗了，已经成了少爷兵。这些军人思想浅薄，性格极端，很像二十世界初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一点成绩，便膨胀了军国主义野心，最终走上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道路，把日本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胡锦涛对这些军人的做派非常不满，对他们的首领刘亚洲心怀忌惮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刘亚洲作为上将，虽然不像那几个少将大校那么浅薄、极端和口无遮拦，但他确是这帮口水鹰派的始作俑者和精神首领。没有太子党刘亚洲的榜样作用，很难想象在一向强调党指挥枪、强调政治纪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会出现这么一个天天口水乱喷、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少壮派军人集团。
　　二〇〇五年，还是中将的刘亚洲在昆明军区做了“信念与道德”的演讲，后来在网上流传，让刘亚洲在网络世界一举成名，成为少壮派军人的精神领袖。接着，大陆地区发生反日游行，刘亚洲等军方势力策划了一个“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被胡锦涛严令阻止，刘亚洲居然联络了十名将校签名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更让胡锦涛非常不满。
　　刘亚洲在他的《大国策》中直言不讳地强调，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在谈到军队时，他逞强调，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一大部份在军队，地方都是贪官；军队中团级以上的都是精英。还说，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举了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等国的例子。他把越南战争和六四屠杀，当做中国军队对改革开放时代的贡献。
　　胡锦涛通过自己的智囊团找到了刘亚洲写的几本书，《大国策》、《西部论》、《甲申再祭》、《信念与道德》等等，认真研究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刘亚洲现象的出现，代表这军内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公开发表他们对未来制度转型的政见，就像一只会思考的枪一样，而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看到一个文官体系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即使自由派中的有识之士也认为，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无论制度变迁出现何种情况，军队都能保持中立，就像台湾军队在民主转型中那样自我抑制。学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意志顺从在合法的文官政府之下，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合法政府。
　　智囊团认为，在十八大之后，刘亚洲等军人集团的崛起如果不加以遏制，将会出现一个军人干政的时期，中国会滑向到军国主义道路。
　　这是因为，中国是一切大国中离军国主义最近的。理由是：
　　其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兵器知识》、《舰船知识》、《航空知识》、《世界军事报导》等，并对每一种武器和每个国家的军衔制度津津乐道。
　　其二，中国也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模仿军事话语，行政机关模仿军事话语和军事管理，呈现半军事化的特征。所有大学生甚至一些中学生都要参加军事训练。“建军节”的影响和规模远远超出军队，各地党政部门都要组织举行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每天都有大量军事节目。军队还豢养着全世界最庞大的作家队伍和演员队伍。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演员都来自军队。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
　　其三，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军区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叠吻合的国家。这导致了军队对地方行政的宰制地位。使一切军区实质上都是警备区，一切军队实质上都是武装员警。因此长期来均以“党、政、军”称呼地方当局。或有四大班子、五大班子的说法。中国也是少数在城市中驻军的国家之一，军队在各大城市拥有大量地产，成为各大军区所在城市中最大的地主。
　　其四，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国家元首与最高军事统帅分离的国家。国家元首的含义之一就是最高军事统帅。但在中国，却被分为国家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个宪法职位。党治的实质就是军国化，当两个职位分别由两个人担任时，整个国家的文官体系就下降为军事专制。
　　其五，中国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宪法上不为最高军事统帅设立任期限制的共和国。国家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军委主席却可以连选连任，不受限制。
　　其六，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允许现役军人担任民意代表的国家。在历届全国人大中，军人不但担任人民代表，而且军队代表团永远都是名额最多的代表团。尽管人口最少的省份也比军队的总人数要多。
　　智囊团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今后出现制度转型，最坏的方式就是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中国异议知识份子并不可怕，因为只有一张嘴巴，但刘亚洲们不是。他们除了有嘴，还有枪。除了有枪，还有政治贵族的牌照。用刘亚洲本人颇为自得的话说，“在军人中我读书，在读书的人中我是军人”。刘亚洲等将领代表着军内有识之士一股充满理想主义的潮流，在军内缺乏渊源的文职领导人不可能选择弹压，这只能激起他们更普遍的疏离倾向。因此如果我党的文官集团的政治改革力量又不能走到少壮军人集团的前面去，那么军队精英们选择干政，就必将是中国未来民主转型难以躲闪的命运。
　　胡锦涛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智囊团对刘亚洲等军内少壮派的研究成果告诉习近平，听取他的意见，习近平默然以对。
　　在习近平看来，未来的五到十年自己执政期间，中国将发生制度性转型，这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胡锦涛提出的问题关系到转型以自己为主导还是以刘亚洲等军人集团为主导的问题。这是他不能不认真考虑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自己刚刚准备接班，羽翼未丰，现在就剪除军内少壮派的势力，这个能力自己是否具备？会不会重演东汉末年剪除十常侍的悲剧？
　　习近平不敢做主，他需要自己的智囊团做出评估，更需要江泽民、曾庆红等一大帮中共元老给自己出主意，想办法。毕竟，在中国，这些元老的政治资源和能量任何人都不敢轻视。

第十五章　高手出招

查找陈昊苏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首都机场突然戒严，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队包围了一个航站楼，国家安全部的密探们布满了停机坪和航站楼的各个角落，他们正在等候一架从南方飞来的飞机。很显然，这架飞机上载有什么特殊人物，以至于中共中央高层如此重视，实施了严格的保卫措施。
　　事实上，这架飞机上的乘客是已经失踪了近半年的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
　　本来，根据江泽民跟胡锦涛达成的协议，陈昊苏早该释放，但是，鉴于何光晔迟迟不能归案，关于三一九的很多内幕无法解开，胡锦涛心里一直有块心病，对释放陈昊苏的事就一拖再拖。好在江泽民身体不好，并且还有很多大事要过问，也就没有顾上在过问陈昊苏。直到最近，在北戴河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胡锦涛因军委人事安排的事再去找江泽民，江泽民在签了所有的字之后，突然抬起头来问：陈毅元帅那个孩子的事，解决了吗？
　　江泽民故意不提陈昊苏的名字，而以“陈毅元帅的孩子”这个称谓来代替，意味深长。胡锦涛不好再推卸，只好说：快了。
　　从北戴河回来，胡锦涛立即着手办这件事。邱进被要求到胡办面见胡锦涛，他带了王立军、薄熙来和周永康等人的材料，没想到胡锦涛只问陈昊苏，没问其他人。
　　原来为了保密，陈昊苏被关押在东海的一个小岛上，那是东海舰队的一个军事基地，被邱进持胡锦涛的手令借了一所楼房。这里所有的电子信息都被屏蔽，国内的电视节目都被有选择的转录才能看。陈昊苏被换成了一身军便服，可以到院子里散步。在有战士警卫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到海边散步。开始一个月，所有的战士都被警告不得跟陈昊苏有任何交流，只称呼他为203首长。陈昊苏觉得好笑，自己在火车上被邱进弄了个代号1203，到了海军基地变成了203首长，跟少剑波一个档次。
　　开始关押的时候，安全部密集审讯了二十多天，重点调查他跟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的关系，后来把重点集中在跟三十八军军中王西欣、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的关系，后来还莫名其妙地追问他跟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关系。实际上陈昊苏跟这些人的关系都稀松平常，由于李功达的存在，安全部基本上也都了解。现在追问造些，不过是做一个落实，找陈昊苏落实，形成纸面上的证据。由于安全部抓人的目的并不明确，所以这些东西也都形不成体系。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犯罪计划来。
　　不过到了后来，安全部专案组把重点放在了他们如何逃脱和令计划的公子如何死亡这两件事上。看得出，安全部对这两件事所知非常有限，陈昊苏由此推断出，何光晖还是没有落网，周永康也安然无恙。他由此有了底气，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漫无边际地胡扯一通。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这点优势不断向专案组要条件，一会儿要读明史，一会儿要吃全聚德的烤鸭。陈昊苏是个历史爱好者，也是全聚德烤鸭的爱好者，这一点北京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陈昊苏这样做，就是想把自己的行踪尽可能地透露出去。
　　安全部专案组为了从他嘴里掏出东西来，就统统满足他的这些无理要求。有一次，陈昊苏发现烤鸭不新鲜，知道肯定是他们一次买了不少放在冰箱里糊弄自己，就封嘴不谈。专案组不得己，只好请示安全部，每天从北京用客机运送全聚德的烤鸭到杭州，再用武装直升机送到这个小岛子上来。这样一来，陈昊苏被关押在东南某海岛的消息终于被公安部通过在海关、机场、烤鸭店的眼线掌握了。
　　实际上，陈昊苏何光晔从公安部天津基地失踪之后，公安部压力一直很大，也一直在内部秘密查找这两个人。公安部负责刑侦的副部长张新枫被曾庆红找去，要求必须在十八大之前找到这两个人。如果不能找到活的，死的也可以。曾庆红暗示张新枫，这两个人很可能落到了安全部手中。这让张新枫非常伤脑筋，因为如何找到这两个人，如何从安全部的虎口里弄出这两个人，自己一点谱都没有。
　　最初几个月，一点动静没有。后来总算从北京图书馆和全聚德烤鸭店传来消息，安全部来借书，并且长期定购烤鸭，运往东南沿海某个不知名的地点。张新枫断定是陈昊苏的线索，就把东南沿海五城市的秘密警察都调动起来，严查机场、码头、宾馆饭店。最终排查落实，陈昊苏不在城市，应该在一个隐蔽的岛子上。
　　但是，东海里有上百个岛屿，千岛湖里也有许多能住人的岛屿，陈昊苏到底在哪里，还是茫茫大海藏银针，找到不容易。
　　大概五月份，浙江公安发现有军用直升机不寻常地从杭州机场往东南沿海运送烤鸭，感觉异常，汇报给张新枫。张新枫瞒过孟建柱，只跟曾庆红和周永康汇报了一下，决定在萧山机场拦截这架军机，看看究竟有什么名堂。
　　五月三日，大陆各机关都在休长假，东海舰队的某航空兵部队的一架直升机被萧山机场的警察拦截，两名运输烤鸭的海军军官被带到了机场办公室。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刘力伟出面跟这两位军官谈话。
　　两位军官都是少尉军衔，一见这么高级的领导亲自出面，委实吓了一跳，但是他俩只知道来机场取北京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一概不知道。但是他们告知了张新枫刘力伟自己的部队番号。
　　刘力伟根据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告诉两位军官，你们运送的东西是违禁品，飞机已经被扣押，请你们给自己的上级打电话，让他们来交涉。
　　两位年轻军官商量了一下，给自己的驻军基地打丁电话。基地那边一听就急了：扯淡，烤鸭是什么违禁品？立即给东海舰队政治部打电话。政治部的人火速赶到萧山机场，发现扣飞机的居然是公安部的副部长和浙江公安厅的厅长。就把安全部定烤鸭给军委的一名在押军官吃的事说清楚了。张新枫明白，这人一定是陈昊苏。他还明白，安全部能够动用东海舰队的直升机和基地，肯定有军委的指令。他立即放了飞机，声称情报有误，抱歉。自己当天飞回北京向周永康曾庆红汇报。
　　东海舰队这边找安全部通报情况，安全部迅速汇报给胡锦涛，胡锦涛见陈昊苏的行踪已经暴露，就只好借坡下驴，同意将陈昊苏带回北京。

何光晔落网

　　如果说陈昊苏被公安找到是迟早的事，毕竟是一个庞大的警察机关在跟安全部较力，那么，何光晔至今找不到就是很扯的事了。无论如何，安全部交代不过去。邱进面对胡锦涛，下了最后的保证，一定要在释放陈昊苏之前，抓到何光晔，以便控制局面。胡锦涛给他的时间是最后十天。
　　那么，何光晔在哪里呢？说起来很扯，他就在北京。而且在十三陵水库钓鱼。
　　原来，何光晔从青岛逃走之后，惊魂未定，仔细分析了形式，感觉中国之大，居然无处藏身。他由此想逃亡出国，然后把这一切都公开。出国有两条路，一是学王立军和陈光诚，先进入某国大使馆，然后逃出国去。但是自己不是陈光诚，王立军的下场又在眼前，因此这条路根本走不通。第二条路就是偷渡出国。基本上有四条线路，其中一条水路，三条旱路。其一是从东北越境到俄罗斯或者蒙古，但是中俄中蒙关系比较好，自己这个级别这么敏感的人物，这些国家能否收留自己让自己去第三国，很难把握，所以这条路不靠谱。第二条路是从西南越境去越南、缅甸、泰国，然后转到欧美等第三国。这条路是很多异议人士走的路，很成功，但是对自己并不适用。因为自己现在是公安和国安都追杀的对象，一旦在这些地方公开露面，说不定哪里会飞来一个子弹让自己爆头。第三条路就是从新疆或者西藏越境出国。但是路途遥远，前途未知，成功系数很小。最后一条是水路，就是在福建一带找到蛇头，坐船偷渡直接去欧美等国。只要一离境，进入这些国家，老子就立即申请政治庇护，从而获得生命安全。这是一条最保险、最安全的道路。据说福建一带的农民都是靠这条路出国的，人数大概每年在上万人。在这上万人的浩荡大军中，夹杂自己一个，应该很难发现。
　　何光晔考虑清楚之后，立即南下，他不敢坐火车和飞机，只好坐大客车，一步一步倒，从青岛到杭州，从杭州到福建石狮，然后到了福州连江一带。
　　到了连江，何光晔发现这一带几乎成了空城，成年男女都偷渡出国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还有一栋栋用国外寄回来的美元建立起来的小别墅。据说很多骇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父母为了打工，把他们送回来让老人代养，到了上学年龄再带回美国读书。
　　何光晔在连江呆了几天，开始搜罗信息想找偷渡的蛇头。但是他的北京口音和肥硕的体型出卖了他。有一个警察的线人怀疑他是外逃贪官，想敲诈他一笔钱再将他送给警察，于是给他设了一个局。
　　那个尖嘴猴腮名叫阿黄的小瘪三跟何光晔在一家茶楼见面，从包里拿出几个护照来，有台湾的、日本的和新加坡的，他告诉何光晔，只要换上你的照片，保证跟真的一样，但是你要先付一半钱。
　　何光晔看都不看，直接给他扔回去。他说，我不坐飞机，用不着护照。我只坐船出海。
　　阿黄道，现在都坐飞机，坐船遭罪，现在没人坐船了。
　　何光晔：你到底想不想做生意？不想做就算了。我找别人。说完，起身要走。
　　阿黄急了，一把拉住他：老板别着急嘛。我给你找船就是了。不过价钱要多一点。
　　何光晔：多少？
　　阿黄：八万美金，先付四万。
　　何光晔道：我给你十万美金。先付五万，成功后再付五万。不过你得给我一个海外的帐号，我给你打过去。现在你先借我二万人民币。
　　阿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眨巴眨巴老鼠眼，道：你不会骗我吧？
　　何光晔睬都不睬他：把海外帐号给我，我打了钱你去查看。
　　阿黄知道今天真碰上了大财主了，这人肯定是大贪官。就给何光晔安排了一个洗浴中心先住下，自己去联系船。
　　晚上，在洗浴中心，阿黄亲眼看到何光晔用电脑操作，给自己的海外帐号上打了五万美金，他也如约给何光晔两万人民币。然后告诉何光晔，船已经找得差不多了．但是还需要等几天，因为偷渡人不够，老板没钱赚。
　　何光晔问，你们跑一趟要多少成本？
　　阿黄：二十万到五十万吧，是美金。
　　何光晔：就我一个人也要出海，送到目的地我给你们一百万！
　　阿黄吓了一跳。赶紧说：好，我跟老板说说，你等着。两天后给你回话。
　　何光晔换了地方住，跟阿黄保持单线联系。阿黄这些天急着找蛇头，想赚笔大的。就没给他在公安的联系人打电话联系。连江县的这位警察是个跟偷渡分子打交道很多的老资格，他预感到这个阿黄可能出了问题，就把他抓了。没几招，阿黄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手里的这条大鱼。
　　连江县的这位姓张的警官感到升官的机会到了，就冒充蛇头让阿黄带自己去见何光晔，想看看何光晔是何方神圣。
　　这位张警官虽说是多年跟偷渡分子打交道，对偷渡内幕了如指掌，言谈丝毫看不出什么破绽，但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何光晔是何许人也？一个警察，哪怕装得再像，能够瞒过何光晔的眼睛？何光晔知道身份暴露，但是为了稳住对付伺机脱身，就装出气大财粗、惊魂未定的贪官摸样，把偷渡费给张警官加到一百二十万，并且当场就把二十万美金给阿黄那个帐号打了过去。张警官越发相信这是个大贪官。但是他没有上级的指示，不敢随便抓人。就让阿黄陪着何光晔，自己去单位汇报。他对何光晔说，船已经准备好了，今晚就出发。他要回去做些准备工作。
　　张警官一走，阿黄显得殷勤异常，一口一个大哥，何光晔让他去给自己买点啤酒，买只烧鸡，好好喝一顿，预备晚上出发。
　　阿黄屁颠屁颠走了，何光晔在茶里做了点手脚，放了点高纯度安眠药，等阿黄回来，两人大碗喝酒，大口吃鸡肉。喝了几瓶，何光晔要泡茶喝，阿黄去要开水，何光晔趁机把放了安眠药的茶给阿黄，自己喝崂山茶。阿黄喝了茶，不一会儿，沉沉睡去。
　　看看天色己晚，何光晔化了妆，扔下阿黄逃之天天。
　　话说张警官回到警察局，向局长反映了情况。还把用手机偷拍的何光晔的照片发到内部网上，但是公安局上网查了公安部的内部通缉和协查名单，根本没有这个人。中纪委和高检的外逃贪官也没有。但是他们都坚信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连江公安局一边向上级汇报，一边秘密布控，严密监视何光晔。等到晚上十二时，公安部张新枫副部长亲自来电话，称这是一个重要的案犯，必须立即抓捕，如果拒捕，可以击毙！
　　连江公安局立即动手抓人，没想到只抓到沉沉大睡的阿黄，何光晔早己不知去向！
　　连江公安局紧急设卡布控，兴师动众折腾了一天一夜，连个人影都没找到。这时候，何光晔早己到了广西北海，坐上长途客车一路北上！
　　到了这个时候，何光晔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逃无可逃。如期在外地逃亡，被人不明不白地打死，不如回到北京，即便落网也至少没有生命之虞。他还知道，自己被公安追杀，比被安全部逮捕更有危险。周永康现在已经稳住了脚跟，他不希望看到自己活着出在胡锦涛面前。而胡锦涛充其量只想抓住他，弄清楚政变的内幕，到不至于要自己的命。由此，何光晔决定，先逃到北京，伺机向国安部自首。
　　何光晔回到北京后，立即去了十三陵，找到了一个自己中学时候的同学，一个北京郊区的农民。这位叫周国强的同学承包了几个鱼塘，过着潇洒自在的隐士生活。他和何光晔晚上煮酒吟诗，白天小舟垂钓，让何光晔对自己前半生官场拼杀博弈顿生怀疑，对自己亡命生涯顿生厌倦。
　　第二天，何光晔向安全部打电话投案自首。

胡锦涛宴请何光晔

　　何光晔投案，在安全部设在西山的秘密办案点呆了一周，把自己参与重庆政变、谋划三一九政变的问题以及这多半年来的逃亡生涯全部交代清楚，可谓竹筒里倒豆子，一粒不剩。安全部专案组很奇怪，但是又找不出他隐瞒事实的任何蛛丝马迹，就向胡锦涛汇报了。胡锦涛开始也感到意外，后来跟习近平讨论了一番，认为，这就是何光晔的聪明之处。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是最安全的。他跟陈昊苏不同，他参与的这些事，说的重一点，是政变，说得轻一点，不过是党内斗争的非程序反应。如果中央不处理薄熙来、周永康，又怎么处理他呢？
　　难道可以单独把他切割出来进行审判？但是如果他落到周永康他们手里，性命就可能难保了。何光晔还有一个如意算盘，那就是胡锦涛和习近平会切实保障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存在就是打击周永康势力的活证据啊。
　　而陈昊苏跟何光晔不同，他一开始就被抓了，对外面的信息丝毫不知道，而且儿子还参与了杀人，所以他的抵触心理很重。什么也不肯交代。
　　胡锦涛决定见见自己的这个老同事，顺便分化瓦解，让何光晔成为解决陈昊苏的一枚炸弹。
　　何光晔被安全部的车送到北京饭店二楼，进了一个包厢，安全部副部长邱进在前面引路，安顿何光晔坐下后，居然退了出去，只留下几个服务员和两位便衣在房间外面警戒。
　　何光晔正诧异，房间里进来两个人，何光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是胡锦涛和李克强！
　　何光晔目瞪口呆：胡……
　　胡锦涛微笑着过来跟何光晔握手：光晔，我们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你也发福了。
　　何光晔受宠若惊，连连摇着胡锦涛的手说：胡总，光晔糊涂，对不起您！李克强也过来跟何光晖握手，胡锦涛招呼他们坐下。说：光晔，不要客气，还叫锦涛。要是不习惯，叫“小胡子”也行。
　　胡锦涛和李克强哈哈大笑，何光晔满面涨红，一脸尴尬。
　　李克强说：我们当年在团中央，锦涛同志可是帅哥，从来没留胡子，你跟昊苏叫他小胡子，闹得我们莫名其妙。
　　何光晔尴尬地说，锦涛同志真是好记性，这事还记得。我们当时也是瞎闹，谁能想到锦涛同志今天就成了我们的领袖呢。胡锦涛笑着摆手：不能这么说，领袖这个词可不能乱叫的。其实都是党和人民的培养，当然也有机会在里面起作用。实际上光晔和昊苏都是柱国英才，而且文武兼备，不比锦涛差到哪里去。你们现在这个地位，跟我们的机制有关啊。当然这些年我对你们也不够关心，我应该检讨。过多地考虑了来自基层的同志，是不是克强？
　　李克强只是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知道这是胡锦涛在拿自己给何光晔下台阶。
　　何光晔一阵感动，差点流下泪来。他痛骂自己糊涂，在团中央时候就自恃高干子弟身份，做了不少糊涂事，自己仕途蹉跎，都是自己的事。不怨锦涛同志。
　　胡锦涛招呼何光晔喝酒，还让李克强敬了他两杯。他说，过去年青，有点磕磕碰碰的，说开就算了，今天是老同事私人聚会，不说这些不痛快的了，喝酒！
　　三人边喝便说些陈年旧事，回忆在团中央的青春年华，不由感慨万千。胡锦涛有些激动，说，如果能回到过去的岁月，我宁愿不干这个总书记，可惜，今天晚上昊苏不在呀。他多才多艺，风流倜傥，如果有他在，我们将更加高兴。
　　何光晔沉痛地说，昊苏跟我都犯了大罪，对不起锦涛同志，对不起党和人民。
　　胡锦涛正色道：不要这么说，你们的父辈都是革命元勋，你们都是将门子弟，从心里是指望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好的。我们之间有些误解，没有及时沟通，导致你们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但是这些都过去了。你和昊苏同志的事，中央有慎重的考虑和研究，认为事出有因，不做法律追究。你们的工作职务也还都没有动，你最近这些日子在外面吃了不少苦，休息一段，就恢复工作吧。快开十八大啦。
　　胡锦涛还说，我们都是要退下的人了，克强同志和近平同志还要继续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我们还是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才是。何光晔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局，他万分感动，又有些不相信，就问：锦涛总书记，您说中央不打算处理我们啦？
　　胡锦涛笑着说：处理还说要处理，给你们个党内警告处分吧。何光晔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胡总书记！您是我们的救星啊，我原本以为这次没命了，谢谢，谢谢您的不杀之恩！
　　胡锦涛和李克强赶紧把何光晔拉起来，道：光晔同志，你太夸张了，哪里就有什么杀头之罪？哈哈。不过，陈昊苏同志的弯子一时还转不过来，中央想安排你跟他谈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一起努力开好十八大。
　　何光晔感动地泪流满面，连连保证一定做好陈昊苏的工作。

义释何光晔、陈昊苏

　　陈昊苏被带回北京，还是一副元帅子弟的派头。软硬不吃，死活不开口。但这个时候，安全部已经掌握了他和何光晔的全部情况，他开不开口，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但是他这幅模样，胡锦涛那里怎么交代？
　　安全部只好把何光晔写的材料给他看，让他不要抱侥幸之心，谁知道陈昊苏看了之后，破口大骂何光晔是个叛徒，软蛋，态度更加对立。陈昊苏拿定胡锦涛不敢审判他，因为他已经知道，周永康还在台上，曾庆红也不会坐视不理。
　　正当安全部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办通知，何光晔要来看陈昊苏，让安全部安排一个合适的场合见面。
　　可是陈昊苏一见何光晔，破口大骂，直斥他是一个无耻背叛的小人，敢做不敢当。说自己瞎了眼，一辈子没看清你这个没有脊梁骨的败类！何光晔被骂得狗血喷头，却无法为自己辩驳半句。陈昊苏骂够了，对何光晔说，你滚吧，我再也不要看见你！
　　何光晔这才说：老陈，我和锦涛见了一面，他不想难为你，很快会让你回去官复原职。
　　陈昊苏惊呆了，他根本不信：你这条癞皮狗做什么大头梦？“小胡子”会放过我们这两个想要他命的人？
　　何光晔再次确认，是真的。我已经官复原职了。锦涛同志说他以前对我们照顾不够，出了这点事他也有责任，所以就原谅我们了。
　　陈昊苏哈哈大笑，我今天见到了一个天下最大的傻瓜，最大的疯子，不，我他妈就是疯子。哈哈哈哈。说话狂笑不止。怎么也止不住。
　　何光晔吓得目瞪口呆，只好把安全部的人叫来。又传来医生。医生初步诊断：激动过度，神智丧失。
　　陈昊苏被送进了医院。治疗十余天后，恢复健康。将要出院的时候，习近平、栗战书来接他。
　　陈昊苏激动不己，涕泗纵横。
　　习近平亲自把他送回家，并告诉他说，昊苏同志，我代表锦涛同志向你宣布，过去的事一风吹了。你安心休息，准备迎接十八大吧。
　　陈昊苏握着习近平的手说，谢谢，谢谢锦涛同志，谢谢近平同志。我这把老骨头，以后唯中央马首是瞻！
　　习近平还说，不仅你和何光晔已经解脱了，永康同志和薄熙来同志也即将给出结论。我们党不能再重复以前的悲剧了。党内有不同意见，甚至有重大分歧，都可以在党内通过程序解决，不会再搞路线斗争那一套了。
　　陈昊苏一阵心暖，他预感到，习近平的这届中央，将会开放中共党史的一个时代。

第十六章　切割薄谷软着陆 咸鱼翻身未可知

处理王立军的难题

　　十七届七中全会前夕，北戴河会议到了最高潮。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经过博弈、谈判、勾兑、妥协，就大部份议题达成了骯脏的交易，最后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两个人的问题必须在十七届七中全会上做出交代。否则，十八大根本无法召开。因为引起十八大政局激烈变迁的这两个人如果不能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党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就会更加受到质疑。十八大产生的新班子就没有资格对人民发言。
　　对王立军其人，胡锦涛极其厌恶。他曾在人大会议甘肃组讨论的时候直斥王立军“叛国”，大陆著名记者高瑜女士在评论胡锦涛的这个表态的时候分析道，薄熙来、谷开来是党身上的肉，哪怕流脓流血，刮毒疗伤之后，还要保留；而王立军只是党身上的瘤，必须割除。
　　在胡锦涛看来，王立军是维稳时代潜伏于党内的最不稳定因素，破坏了西南的大好形势，破坏了国家的形象，给十八大造成意想不到的危机，破环性超过任何敌对势力，一定要严惩。
　　虽然共产党高层内的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暗自感谢王立军，因为没有这个人突然叛逃美领馆，谁也挡不住薄熙来进军中共中央常委的步伐，而一旦这个人执掌了政法委或者中纪委，多少人会锒铛入狱，多少人会脑袋搬家，没有人会准确估计。正是王立军逃馆，揭开了薄熙来重重黑幕的一角，让这个人人痛恨又无可奈何的家伙有了被拿下的机会。由此，有人说王立军对党国立下了不世之功。
　　但是，王立军毕竟是中共的家奴，家奴背叛主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对王立军的处理，很多人主张即使不判死刑，也不能让他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王立军案件迟迟不能开庭，原因非常复杂，因为胡锦涛已经给他定了叛国罪，但是中国刑法上却根本没有叛国罪这个罪名，只有叛逃罪和投敌叛变罪这两个多少沾点边的罪名。不过，要用叛逃罪定王立军，法律上存在障碍。要求叛逃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在履行职务时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王立军是下班之后逃馆的，不能说是在履行职务，他没有逃到境外也没有到境外去叛逃，虽然美领馆可以视为美国领土，但是毕竟不是境外。中国司法早己废除了类推定罪的规定。定王立军叛逃罪，法律要件不不具备。其次是投敌叛变罪，首先，这个罪名要求执行公务的人员投向敌营，然后背叛国家协助敌人危害国家安全。王立军投奔的美领馆大概不好说成是敌营，他揭露谷开来的杀人罪和自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要求政治庇护，也不好说是投向敌人危害国家安全。因此这个罪也构不成。
　　如果这两个罪名都构不成，对王立军就只能针对他可能存在的贪腐已经违法乱纪草菅人命来治罪了。如果这些也都找不到证据，那就只能法外治罪。好在我党干这种事业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当初把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判成反革命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而尊主谋毛泽东为伟大领袖，不也是我党判出来的司法奇案？
　　对王立军如何判处，因为牵涉法律技术问题，十七届七中全会上可能做不出结论，但是不能让他活着离开监狱，则已经形成共识。

切割薄谷

　　针对薄熙来的处理，中共高层先后出台了三种意见。一种是以温家宝为首的清算派。温家宝主张彻底清算薄熙来的政治路线、贪腐问题以及包庇渎职等犯罪行为，彻底否定打黑唱红，为所有被薄熙来王立军黑打的重庆民营企业家平反昭雪，赔偿损失恢复名誉，以此为契机，坚决消除文革余毒和极左思潮茌中国的泛滥，启动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掀起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毛泽东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极少数派，在党内只有温家宝一个人坚持，在社会上则有一大批自由知识份子拥戴。
　　这种观点受到了以周永康为代表的跟薄熙来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保守派的坚决反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导，在二月十六日召开的讨论如何应对危机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尤其在如何处理薄熙来问题上，两派力量尖锐对立，鉴于当时已经落实王立军向美国方面和安全部专案组检举了薄熙来的很多劣行，当时在京常委中的八人有四人主张坚决依法处理，这四个人是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贺国强。另外四个人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则坚决反对。四比四做不出决议。因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所以必须向他征求意见。这时已经是习近平在华盛顿跟奥巴马会谈之后，他接到了中办的电话，征求其对薄熙来的处理意见。习近平表态说，支持胡锦涛同志等人的意见：追究薄熙来的责任。《朝日新闻》报导说，如果当时习近平不点头，薄熙来是不会被迫究责任的。
　　按照习近平的意思，追究薄熙来的责任，其目的就是达到不让他进常委，至于追到什么程度，是党纪处分还是刑事责任，当时根本没有提上议程。
　　薄熙来三月十五日被解职之后，挺薄势力疯狂反弹，温家宝、胡锦涛甚至习近平都受到了猛烈攻击。挺薄反胡温派猛烈向海外放料，一方面声把薄熙来包装成被报复的一心为民的好官，一方面大肆抛出温家宝家族的贪腐丑闻，到了后期因习近平越来越明显的支持处理薄熙来，他们甚至抛出了习近平家族在海外有巨额资产的信息，来打击习近平。
　　除了舆论上的反扑，在社会上也有各种左派势力的头面人物如司马南、孔庆东、张宏良等人以及乌有之乡等网站遥相鼓噪，有个叫王铮的女教师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到司法部门举报九常委犯罪，后被拘捕关押。
　　中共党内元老和军内太子党也纷纷出头露面，为薄熙来鸣不平。
　　三、四月份，整个中国成了一个谣言之国。各种消息充斥互联网、媒体和大街小巷，人人争说薄熙来，个个都在传独家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想求稳防变，顺利交权的胡锦涛不得不打算妥协，他不再接受温家宝的意见，而是坚持要把谷开来和薄熙来切割开来，尝试只做党纪处理，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周永康等大多数人的意见。对此，坚决反对的只有温家宝，李克强、习近平没有明确反对，但是也没有支持。胡锦涛认为，在政治局常委大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在汇报给江泽民等老同志，并让其提供参考意见之后，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令计划的儿子车祸离奇死亡，陈昊苏、何光晔在政法委煽动周永康政变，三一九枪声响起来。对薄熙来的处理一下子进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只能暂时被搁置。
　　到了七月份，周永康政变的问题基本水落石出，可以认为是虚惊一场，胡锦涛才腾出精力来，召开会议讨论处理薄谷开来杀人案和薄熙来案件。
　　胡锦涛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将薄谷开来案件与薄熙来切割，作为一个孤立的案件处理。薄谷不宜判死刑，判处死缓即可。由此换得薄熙来的合作，从而为在组织上解决他的问题创造条件。常委会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这个决定。这就有了薄谷开来由包青天的故乡合肥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的戏剧上演。
　　由于事先精确安排，薄谷开来放弃了自己请律师的权利，全面配合法院系统作秀，把杀人动机说成是尼尔海伍德跟自己发生经济纠纷，绑架爱子薄瓜瓜，并给薄瓜瓜发邮件严重威胁其生命安全，因护子心切，在精神崩溃的情况下动手毒死了海伍德。由于薄谷开来痛快认罪，庭审在没有传唉证人上厅，没有提到薄熙来只字片语的情况下，用七个小时即草草审理完毕，最终判处薄谷开来死缓。薄谷开来当庭赞扬法庭，充分尊重法律，充分尊重现实，充分尊重生命。被国际国内舆论广泛诟病。
　　大陆女记者高瑜评论说：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不仅政治意义殆失，司法意义同样荡然无存。一个惊世大案，草草7个小时便了结了。除了一名鉴定人出庭作证，薄熙来、薄瓜瓜、王立军、四名另案审理的高级警官、海伍德妻子、还有从柬埔寨费尽周折找来的法国建筑师德维赖尔，这些必不可少的证人，法庭竟然不敢传唤一个出庭。法庭到底怕什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西方审案电影多了去了，哪一部不是环环相扣，真相揭露如同剥茧抽丝，法庭交锋如同战场。
　　传说谷开来案，经过不止一次排练，提审问答，都经过策划，审判官虽然有“当代包公”之称，但是在此案中，也只是个活道具，甚至不是这出“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要角，整个审判是由被告谷开来左右的。
　　胡锦涛想切割谷开来案件与薄熙来的联系，从而让薄熙来软着陆，进而减轻民意对政权合法性的冲击力，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暗箱操作、私下勾兑、没有程序正义的所谓审判，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伤害远远大于对薄熙来谷开来等人的处理结果可能引发的骚动。以至于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即无论胡锦涛政权如何处理谷开来案件，判她无罪跟判她死刑或者判她其他刑罚，都将激起民众的抗议和鄙视。曾几何时，共产党的威信曾经如日中天，如今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胡温反目

　　中共的权力斗争从完全不讲规则到讲点规则，经历了几十年的过程，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有点有道可循的意思，这也是我们能够基本判断中共权力结构的布局以及权斗结构的原因，如果这也算政治文明的进步的话，那么薄熙来的作为就是对这个过程的逆反，这也是他不能为中共这个权力场所容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薄熙来的垮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他的打黑唱红虽然裹挟了民意，但毕竟是以一己之力跟中共这个庞大的权力场在战斗，这种较量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王立军事件是个偶然因素，不过即使没有王立军事件的爆发，薄熙来如愿以偿进了当委会，当上了政法委书记或者纪委书记，他也迟早会跟中共的权力场发生激烈冲突，在他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改变这个权力场的时候，他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王立军事件只是把他的失败提前兑现了而己。
　　政治的最高艺术在于维持一种平衡，失去平衡，权力场的结构秩序和行为秩序必然大乱，政坛就会掀起血雨腥风，这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非常了解的政治哲学。胡锦涛认为，薄熙来曾经是破坏平衡的一种力量，因此拿掉他维护平衡的一种需要，但是如果做过了，将其逮捕交付审判甚至判处死刑，则又会打破新的平衡，因为薄熙来不是陈良宇、也不是陈希同，二陈的政治靠山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邓小平，这两个权力场都分别抛弃了他们，因此将他们交付审判并不会破坏平衡。薄熙来则不同，薄熙来的政治靠山是他的红色血统，是他的太子党势力和在重庆积累的庞大民意，仅仅是拿掉薄熙来的职务，已经闹得风云变色，风声鹤唳，如果真的把他交付审判，那将在党内甚至在全国掀起狂风恶浪，中共政权这条千疮百孔的破船能否经得起这番折腾，恐怕谁都没有把握。胡锦涛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决定让薄熙来软着陆，给予党纪处分，不做刑事处理。
　　温家宝则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说事。他认为薄熙来是罕见的对中共政权具有毁灭性打击的力量，他的种种做法看来是在继承红色法统，实际上则是在挖掉我们这个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他搞的唱红，不仅是在强调他的红色血统，更是在煽动民众对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做逻辑联想。如果当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推翻独裁官僚政权和剥削制度具有天然的革命合法性，那么，如今的底层百姓站出来维权甚至革命，有什么问题？难道我们目前的官场腐败、政治独裁、经济剥削和社会不公不比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国民政府厉害千百万倍吗？按照薄熙来的政治逻辑，难道我们共产党政权不是应该被彻底推翻彻底埋葬吗？而且薄熙来在重庆打黑，真正收拾的正是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那些民营企业家们。是他们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他们交付的税金养活着我们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保障我们的政权能够正常运转。但是，薄熙来运用法西斯手段，罗致罪名、践踏法治和人权，将他们一网打尽。如果将来薄熙来在全国都这么干，我们的经济基础何在？我们的政权如何维持？这样一个人，他的存在就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威胁，将他交付审判甚至判处极刑就是为党和国家的未来拆弹。这是多么简明的事实。奇怪的是，为何对这么明明白白的道理还要装糊涂，和稀泥？还要维持虚伪的平衡？这不是在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嘛？这不正像有些学者说的，在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稳定其实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非常脆弱。目前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地方多少企业已经破产，很多地方政府财政也已经面临破产，经济很可能在二〇一三年出现危机，如果经济发展停滞，许多社会问题爆发出来，在我们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都被掏空的情况下，难道不好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乃至动乱吗？难道我们的政权不会在入民的山呼海啸般的革命浪潮中一朝覆灭吗？
　　胡锦涛何尝不明白温家宝的意见有其正确性甚至真理性？但是，他却无法接受他的意见。他认为温家宝实际上是从应然判断的角度而不是实然判断的角度看问题。不错，中共目前确实危机深重，甚至用濒临亡党亡国的边缘来评价亦不为过，但是这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结果，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胡锦涛的看法比温家宝更悲观，那就是：改也死，不改也死，同样是死，何必劳心去改？
　　胡锦涛在中共高层历练多年，早就认识到，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改革的机会和可能，除了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谁都没有力量改造这个体制。因为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跟既得利益集团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改革的下场可想而知。
　　说起来胡温反目，并不是从薄熙来案件发生才开始的。大概从胡锦涛温家宝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双方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温家宝在第一线，主抓经济和民生，对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看得非常清楚，无论是搞宏观调控，还是打压房地产价格，还是推行医保社保，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乃至改革户籍体制，解决医疗卫生教育体制中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政府系统的权力都被分割、压缩，常常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奇观。他这个总理居然成了权力最小、最弱势的总理。很多明明是他管的领域，被分割出去归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人。例如公安、国安、司法行政、新闻出版署这些单位，明明是国务院的职能部门，但是它们却只听政法委和中宣部的，他根本插不上嘴。中共是执政党，党的机构管理一些事务本无可厚非，但是权力义务应该一致，但是在中国，九常委各管一摊，分割政府权力，但是出了问题却要政府承担责任。这让温家宝和他的政府系统非常气愤确又无可奈何。
　　这样的体制，本来在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期间已经得到了缓解，十三大更是明确强调要党政分开，党只做思想路线领导，不干涉具体的行政司法事务。但是江泽民之后，权力分割党政分开的原则再次被放弃，以强调党的领导为幌子的党权压制政权，党的机构和其领导人强行干预政府事务的现象，越来越严峻，导致目前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社会管理却越来越混乱的所谓“盛世乱象”。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胡锦涛自认为无能无力，他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他们这届班子能够解决的。胡锦涛把目光更多的放在了维持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上来。维护社会稳定，说到家就是加大成本投入，防止社会动乱，建立自上而下的维稳体制，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所谓维持党的团结，说到家就是维持各派系力量的平衡和利益分配的平衡，致使内部博弈能够有序进行，和睦相处、斗而不破。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不折腾”。
　　薄熙来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意外。本来，薄熙来二〇〇七年被贬重庆，原因就是他太能折腾，无论在大连，还是商务部，他都是个让下级望而生畏让上级头疼不己的角色，这个人权欲太强，个性张扬，又毫无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他要求他的下级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哪怕半夜三更他要开会也必须立即到会，否则就要下岗。他在大连当市长跟市委书记闹翻脸，在辽宁当省长跟省委书记水火不容，在商务部当部长跟主管副总理吴仪明争暗斗，被吴仪深深厌恶。这个人的做派和性格不适合胡锦涛身后的领导班子是无容置疑的，由此胡锦涛和江泽民商定，将他贬到重庆，让他在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结束仕途。谁知道薄熙来不甘心被他们摆布，偏偏要拼命折腾，杀出一条血路，进军中南海。从二〇〇八年到二〇一一年四年间，薄熙来打黑唱红，搞得山河变色、风生水起，硬是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中折腾出一个不和谐的重庆模式，这让胡锦涛分外恼怒却又无计可施。对胡锦涛的窘态，温家宝冷眼旁观，冷嘲热讽。胡锦涛唯一能做的，就是拒绝去重庆给薄熙来站台，但是他又不得不接受薄熙来折腾出一片天地这个现实，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的中共内部高层摸底会上，基本上已经确定让薄熙来入常，以维持政治平衡。
　　王立军事件提供了一个契机，温家宝奋力反击，胡锦涛趁机拆弹。两个人“蜜月再现”，不过也确实是“蜜月”，仅仅过了一个月，胡温再次发生分歧。温家宝坚决要求清算薄熙来路线，胡锦涛却连刑事处罚薄熙来都不愿意，力主让他软着陆。

习近平的选择

　　如果要细分中共的官场，江泽民是一个场，胡锦涛是一个场，温家宝是一个场，薄熙来为代表的太子党派系是一个场、习近平是最新形成的另一个具有实力和潜力的场。目前的中共官场内斗，基本上就是这些场在博弈。
　　严格说起来，这些场有重合，有交集，当然更多的是冲突和博弈。
　　习近平本来是江泽民那个场中的人，他被江泽民选中做了第四代领导人，在过去的五年跟胡锦涛势力和谐相处，因此他的场与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有重合部份，这也是他目前势力最大、最雄厚和最不可限量的地方所在。
　　温家宝是中共官场中最弱的一个场。是中共官场中的另类，跟任何一个场都不相容。但是他得到了自由派、普世价值派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虽然他的势力最弱，却不可忽视。
　　说起来温家宝在中共官场中混了一辈子，历任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等三朝不倒，最终混到一国总理的高位，说他缺乏对官场政治生态的认识，缺乏政治智慧，那是说不通的。但是他却在临近退休的时候，选择了跟官场不合作的立场，试图打破权力平衡，这是习近平所不能理解的。
　　在习近平看来，凡事应该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动。逆势而动也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把握，但是主要看你的实力如何。如果你不是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逆势而动，都会败得很惨。原因就是你在跟整个权力场作对，实力悬殊，败局在未开战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和珅很强大，但是嘉庆动一根小指头他就死了。俄罗斯一个大富豪，号称首富，呼风唤雨、富可敌国，国家都向他借钱，但是普京一句话，他就进了监狱。
　　温家宝是这样，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焉能不败？薄熙来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实际上跟温家宝是一体两面，也是一个逆势而动的典型。他的结局已经出现，自不待言。
　　在习近平看来，只有胡锦涛是一个深刻体察中国政治生态，具有深厚政治智慧的人。胡锦涛还是个安静，善于思考的人，从来不疾言厉色，也很少见他发脾气。他永远用一张平淡的脸去面对一切。但他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人，他的性格，基本上可以用古语中的两句话来形容：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平时温文尔雅，但是关键时刻处理问题干脆利索，比如二〇〇七年处理陈良宇，和目前处理薄熙来，都是一样的风格，要么不动，一动就是雷霆万钧，让对方毫无招架之力。
　　更让习近平佩服的是，胡锦涛在处理薄熙来案件的善后工作表现出来的务实、灵活、雍容大度和从容不迫。他不追究周永康的责任，放过陈昊苏何光晔这两个叛乱首犯，还主张赦免薄熙来的刑事大罪，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持政治平衡。因为他知道平衡游戏的规则便是这样。双方平衡的时候，看上去风平浪静，一旦一方要打破平衡，就必须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另一方要想不成为炮灰，只能鼓起更大的力量来力挽狂澜。此时，双方都已经没有退路，无论用那种方式解决，战争以何种方式出现，都已经不可避免。到头来，只能说腥风血雨，山河变色。而这绝非中共之福，更非中国之福。
　　习近平认为，只有胡锦涛是真心实意为自己着想，为权力的和平过渡着想的。薄熙来不过是想夺权夺利，温家宝不过是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对于中国官场的现状和未来的结果，他们并没有考虑或者考虑甚少。这是习近平不能够接受他们的原因所在。

令计划出局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中办通知各常委及部份在京老同志召开八月份的最后一次也是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的第一次常委扩大化会议。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表决。
　　这次会议政治局现任九常委全部参加。前任常委江泽民因身体原因委托代表参加。李鹏、朱镕基请假，其他人如曾庆红、尉健行、吴官正、李瑞环等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对政治局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进行表决，获得一致通过，军委主席副主席以及军委委员名单，也一致通过。实际上这些也都是走程序，因为这个名单都已经反复酝酿，在坐的人都划过圈的。
　　对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通过出现一点小波折。周永康主张令计划既然调任统战部，不宜进入政治局，因为我党没有这个先例。而温家宝则认为，令计划同志虽然前段时间传出不少谣言，但是经过落实都没有被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让他进入书记处，并成为政治局委员。仅仅安排一个统战部部长是不够的。这对令计划同志不公平，也会冷了那些做实际工作同志的心。
　　对温家宝的这个提议所有与会人员都感到怪异。因为令计划并不是温家宝的人，他是胡锦涛的人。他在胡锦涛那里失宠，被打入冷宫，很多人内心窃喜不己。所以几乎没有人肯为他说话。他跟温家宝也没有什么私交，关系也非常一般，温家宝在这个时候给他说话，什么意思？难道仅仅是为了跟周永康对抗？
　　实际上，周永康也罢，温家宝也罢，对十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发言权都不大，真正有发言权的仍然是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这三个人。他们三人一致，基本上大局就定了。别人扯都是白扯。所以大局讨论并不认真。不过温家宝既然提出不同意见来，且跟周永康尖锐对立，胡锦涛就不能不表态。
　　胡锦涛跟习近平耳语了一番，说：既然这个问题永康同志和家宝同志有意见分歧，我们今天就不再做决定了。等到下一次政治局会议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吧。也听听其他更多同志的意见。毕竟我们要发扬党内民主嘛。
　　胡锦涛这样表态，也是聪明之举，因为他不愿意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在周永康和温家宝之间选择立场，实际上，他是支持周永康的意见的，那就是令计划出局。由此，这次会议上关于人事问题，令计划是唯一没有得到落实的一个。这件事就这样拖了下来。

薄熙来党纪处分

　　会议还听取了法院系统关于谷开来案件的审理情况。胡锦涛说，中央对谷开来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程序、结果都表示满意。并认为这对下一步处理薄熙来问题奠定了基础。
　　关于王立军案件、薄熙来问题以及对切割薄熙来跟谷开来案件的联系，胡锦涛作了解释。胡锦涛说，中央认为，王立军案件是个孤立案件，王立军是因为举报谷开来杀人，遭到不公正对待，担心生命安全才逃亡美国领事馆的，这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出卖了国家机密。由此对王立军的处理需要有关部门慎重考虑，按照党纪国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中央不做具体要求。对薄熙来同志的问题，中央认为主要是一个违纪问题。薄熙来当然要对谷开来杀人和王立军叛逃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是做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追究刑事责任，党中央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了反复讨论，很多同志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也很激烈。但是，最终常委多数同志认为，薄熙来同志虽然存在法律上的问题，但那是次要的方面，主要方面还是政治责任，是违犯党纪问题。从政治高度考虑，从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全国的安宁和谐这个大局考虑，对薄熙来同志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可能更有利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
　　温家宝突然举手说，锦涛同志，我能不能说两句？得到允许后他开炮了。
　　锦涛同志刚才说常委多数同志决定对薄熙来进行党纪政纪处分，而不是法律追究，这个我服从，但是作为少数派我保留我的意见，并且愿意在此向大家讲一下，一边给历史留下见证。
　　我认为，薄熙来的问题不是一个党纪政纪处分问题，而是刑事犯罪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坐的都心里有数，我也不必要多言。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薄熙来出了问题，就要切割，就要掩盖，就要规避法律的制裁？这将置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于何地？薄熙来这个案子闹得动静这么大，全世界都在瞩目，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是真讲法治还是叶公好龙，我们却做出这种处理，我们的合法性岂不要流失殆尽？网络上已经有人在骂我们连黑社会都不如的黑帮了，因为黑社会还讲规则，我们却连自己制定的规则都像手纸一样对待。共产党的威信和形象，就该这样糟蹋吗？
　　我在这里想问问大家，薄熙来是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就要超越法律之上去享受特权？你们看看谷开来案审理后网上是怎么嘲讽我们吧。看看谷开来是怎么嘲讽我们吧。她在被判死刑缓刑后说了三句话，其中精华是第二句：感谢法庭对现实的特别尊重！什么叫对现实的特别尊重？不就是说你们还识点事务，不敢判我杀了人的这个红色公主死刑？！她为何这么嚣张？她为何享受上庭不用戴手铐，不用穿囚衣的特权？不就是因为她是薄熙来的夫人吗？不就是因为她是什么红色公主吗？我们共产党的法庭上上演这种封建特权闹剧，我们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不觉得耻辱吗？
　　温家宝痛快淋漓发泄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吭声。会场一片沉寂。温家宝结束发言，坐下大口喝茶的时候，胡锦涛说，家宝同志的发言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思。不过，关于薄熙来同志的处理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少同志已经做出了决定，这也是一种有合法性的意见。我们常常说法律很重要，依法治国嘛，其实，这个观点并不对。
　　胡锦涛喝了一个口茶，等着大家的反应，大家都很诧异，特别是温家宝，定定地看着胡锦涛，等他的下文。
　　胡锦涛继续说：不是法律最重要，而是社会秩序最重要。法律不过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什么是社会秩序，我理解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社会的结构秩序，一是社会的行为秩序。社会结构秩序又分许多方面，比如行政结构，伦理结构。如果社会秩序破坏了，就会天下大乱，就要生灵涂炭。就什么也干不成。我们共产党人不相信法律神圣，法律信仰那种思想，法律是末，社会秩序是本，我们不能本末倒置。
　　这样说起来，我和家宝同志的分歧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分歧。这个东西理论性太强，今天不争论。我们就说当下，对薄熙来的处理到底是法律处理还说党纪政纪处理更能团结全党？更能营造十八大前的和谐局面，相信家宝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应该在内心里有自己的答案吧。
　　就说腐败问题吧。无须讳言，目前我们党的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来反腐败，我们的领导干部多少人顶查？
　　那么多的腐败官员没有被查处，难道是他们做得隐秘？他们善于伪装？问问纪委的同志，是这样吗？我这样说不是要容忍腐败现象，而是我们必须尊重现实。国家管理需要干部，如果都按照法律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我们这个党还会存在吗？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人管理吗？这个问题大家想过吗？
　　腐败问题是个历史问题，也是个国际性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尊重这个现实，实事求是，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
　　不过家宝同志提出的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看我们也不要这么匆忙做出结论，任何处理薄熙来，不要由常委决定，还是放到政治局去讨论决定吧。
　　温家宝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其他人都纷纷表示同意。

尾　声：北戴河的夕阳

　　夏日的北戴河，波涛如怒，残阳如血。
　　立于山颠，极目远舒，只见海天一色，青山如黛，林海如荫，芳草如萋。树木苍翠，蓊蓊郁郁之中点缀着红墙碧瓦，绵长曲折的海岸呈弧线拓展，中部延伸入海的老虎石海滩宛如巨大的船锚，真是赏心悦目、胸荡层云、美不胜收。夕阳的余辉散发着眩目的光彩，海水蓝得醉人，注视着洁白的海鸥不时从海面悠然掠过，心胸仿佛是被时光的穿透力震慑。
　　游人来到这夏日黄昏的海滨，远离喧嚣，享受着蓝天，碧海，金沙，空气，阳光，那浪清水净、沙软潮平的海浴场足以征服每一位游客的心。清凉的海使北戴河名声大噪，去北戴河看海，吃海鲜，住休闲别墅游，己成北戴河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潜质和诠释。
　　二〇一一年夏天的北戴河海滨，却笼罩在一片诡异紧张的气氛之中，表面上江山不改，风景依旧，但在那美丽宁静的面纱背后，却是剑拔弩张、杀机四伏，各种黑厚心术、阴谋诡计在香车美酒、笙歌曼舞中酝酿、迸发，演绎着一幕幕彼此争权夺利、倾轧构陷的宫廷大戏。
　　在落日的余辉中，有一位老人带着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海滩上戏水。
　　小姑娘正在沙滩上快乐地繁忙着。她一会儿跪在地上，用小塑料锹一锹一锹把海沙装进一个漂亮的小桶里；一会儿，又兴致勃勃地把一桶桶海沙堆积在一同。她的心里充溢了希望，充溢了自信心，也充溢了欢欣。她要建造一座城堡。
　　姑娘整整繁忙了一个下午。垒起坚实的城墙，放几个小瓶子，那便是守城的卫兵；挖一条开阔的护城河，搭上几根棒冰棍，那就是衔接城内外的吊桥。女孩心目中最宏伟的城堡曾经圆满地展示在她的眼前。
　　当夜色来临，海浪越来越近的时分，那聪明的孩子为本人的城堡鼓掌，她喝彩着，雀跃着，没有悲伤，没有惧怕，没有遗憾。由于她晓得，这一切都是必然，她一点儿都不觉自得外。一排大浪袭来，她的杰作被收回了大海，她笑了。拾掇起本人的工具，她牵着爷爷的手回家了。或许，明天她还会来。
　　但是老人却永远不能像小姑娘那般坦荡、豁达、睿智。当生活的潮水冲刷城堡的时分，他感到恐惧；当岁月的波涛腐蚀他的城堡的时分，他感到痛心；当生命的轮回要收回他的杰作的时分，他感到惶恐。生活的车轮仍然滚滚向前，无需向他阐明，谁都分明，那城堡终究应该属于谁。
　　老人牵着孩子回家的时候，孩子突然间：温爷爷，你为什么哭了？
　　老人说：我没哭，是砂子迷住了眼睛。

附　录

1、张鸣：十八大之后的中国——等死？还是找死？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但他们知道的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份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出来打工的更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宪，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体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稚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消费（出国经费、公车、公款吃喝），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
　　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媒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
　　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
　　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份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路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份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示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
　　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学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入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贪官和富人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贪官和富人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大船将沉，赶紧弃船的心理。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
　　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
　　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
　　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员警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
　　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路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
　　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通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
　　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以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周边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路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路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坑知识份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
　　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路，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路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
　　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白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贪富、官民的对立，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给你们发件的人再插一句：精辟！）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
　　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2、陈毅之子陈小鲁等致十八大代表公开信

尊敬的十八大党代表同志们：
　　你们肩负着八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严肃而深切的托付，将要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五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你们将决定中国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远的前途。在此，我们几位有近四十年党龄的党员，想对你们提几点殷切希望。
　　一、按党章规定，全国党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你们自当选为十八大党代表之时，就成为这一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在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你们的政治地位，权利和义务等同于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请珍视手中的权力，负责地使用这一权力(：)
　　二、希望你们自当选代表之日到党代表大会结束之时，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党代表的工作中，即脱产履行代表职责（党、政府、军队的领导同志例外，但也应用一定的时间履行代表职责），凡不能做到全身心脱产履职者，不适于担任党代表，应主动请辞，另选别人。
　　三、你们有权向所代表的党组织要求提供必须的履职工作条件。党组织应为党代表提供方便，根据党代表的需要，配备文秘人员、提供电脑、通讯等必需条件，并根据党代表的要求安排调查、访问、座谈、咨询、查阅档、档案等活动。
　　四、建议你们向社会公布个人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和通讯地址，便于党员和群众与你们直接联系，便于你们更广泛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五、建议你们履行好以下职责：1、深入所代表党组织和地区了解党员和群众对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及党中央各部门的意见；2、对上述第十七届中央各组织机构的工作进行审查并向十八大提出个人对上述机构组织五年来工作的评估、批评和相关各种建议的书面报告；3、参与十八大政治工作报告的审查和修改工作；4、参与十八大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和审查工作。
　　我们曾历经八届党代表大会，希望从你们起能够按照党章的规定，改变历来党代表大会走形式，走过场的倾向，加强党代表大会对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希望你们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求从制度、体制上遏制腐败的强烈愿望带到党代表大会上；期盼通过你们的努力，十八大能够发扬我党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志，为未来五年开个好局你们的工作，对加强中央与党员和群众的联系，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党的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望十八大体现党心、凝聚民心、局面一新！
　　最后让我们共同重温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共产党员：陈小鲁 张北英 王彦君 孙胜利 2012年8月29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