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敏：說不盡的潘漢年

揭秘：說不盡的潘漢年 冤案終得平反始末

文/張　敏

（《世紀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1938 年，潘漢年在延安。右起：陳雲、潘漢年、滕代遠、李富春、項英

　　在亂世中身負理想大義的志士青年，殫精竭慮，竭盡所能，奮不顧身，是那個激變年代的“火種”，點燃著整個中國社會之火，讓革命熊熊燃燒。

　　潘漢年就是這樣一位“縱火者”，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早年，他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戰線上的重要領導人。從1931年起，他服從革命需要投入到隱蔽戰線和統戰工作中，20多年的情報生涯中，他大智大勇、足智多謀、出生入死、屢建奇功。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主管政法工作。但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傳奇人物，竟然在1955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被打成了“內奸”、“特務”、“反革命”，被投入監獄，二十二年之后，含冤離開人世。之所以有如此曲折人生軌跡，與他在隱蔽戰線工作需要和很多人發生聯系有直接關系。

　　一、卿本佳人：與多位重要人物建立關系的潘漢年

　　1.潘漢年與汪精衛

　　經查實，早在1927年潘漢年還未從事地下工作時，就曾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發表過《汪先生悔不當初》一文，對這個反共魁首做過無情批判。可見，他對汪精衛是反對的，和他接觸肯定是工作的需要，但這已經為其悲劇人生埋下了伏筆。

　　1943年3月，潘漢年離開新四軍軍部駐地黃花塘，赴滬是為了“重新部署那裡的情報工作，並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聯系，交換一些情報”[1]。隱蔽戰線承擔的是特殊使命，本身就是“與魔鬼打交道的人”，潘漢年在敵佔區上海、南京等地開展工作，除了自身組織系統的秘密關系，更重要的是打入敵人內部，利用敵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和社會環境以合法方式從事“非法活動”，將敵人的資源為我所用。僅憑與汪見面就認定潘“投靠日、汪”顯得牽強。

　　那麼，一向精明能干且身為中央情報工作領導人的潘漢年為什麼沒有及時將與汪會面的情況報告中央呢？主觀上，“至於與會見汪精衛一事，潘自認為此事並未損害黨的利益，不過是一個工作問題，無關大局”。[2]客觀上，與當時黨內復雜的政治斗爭密切相關。“由於當時整風運動正值干部審查階段，饒漱石利用整風反陳毅，說陳毅偏袒知識分子干部，潘漢年怕一時講不清，把問題復雜化了，也對陳毅不利﹔二是他怕饒漱石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務，成為第二個‘揚帆’。作為1925年入黨的革命者，他目睹過黨在‘左’的路線下的種種悲劇，他內心斗爭過，痛苦過——他不是不想講，而是有顧慮，又由於一直滯留淮南，致使潘漢年未能及時向黨中央匯報此事”。[3]

　　1945年初，潘漢年在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此之前，重慶國民黨當局已獲知汪精衛在南京秘見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大肆利用、蓄意夸大、混淆事實攻擊中共中央。黨中央出於對潘漢年的信任和對敵特分化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反感（“伍豪事件”為例），幾次以中共中央名義通過報界鄭重辟謠。在此錯綜復雜的情況下，潘漢年本有意說明，但因耽誤一年時間惶恐不安，話到嘴邊留一半，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

　　2.潘漢年與張沖

　　潘漢年是中國共產黨內老資格的談判專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變”后就出色完成了與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的談判。其高超的談判技巧和周密的辦事風格深得周恩來賞識。1936年1月，在完成了莫斯科工作后，就奉命回國與國民黨黨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聯絡兩黨談判合作抗日的問題。

　　當時，曾經一手炮制過“伍豪脫黨事件” 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沖深得CC派首領二陳器重，被指定為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兩人的正式交往由此展開。在歷時一年的談判中，兩人朝夕相處，縱橫捭闔，雖隸屬不同黨派，但卻是很有分寸地保持著友好的交往。加之張沖本人抱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對國共合作始終不遺余力，積極奔走。因此，潘漢年和周恩來都對其從不同程度做過統戰工作，也收到了效果。特別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后，潘漢年通過張沖的穿針引線，以中國共產黨聯絡員和談判代表的身份分別會見了宋子文和宋美齡等國民黨要人，表明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及兩黨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對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事實也証明，正是因為爭取到張沖這個朋友，后續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及時幫助。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張沖曾親自出面保護過周恩來的安全。另外，1939年時潘漢年從延安去香港交通受阻也是通過張沖完成了香港情報部署。

1952 年11 月，潘漢年(前排左一)到上海火車站歡迎參加“中蘇友好月活動”的蘇聯電影藝術工作者代表團

　　然而，潘漢年因工作與張沖交往，卻成為他投降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的有力証據，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明確表態：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

　　那麼，張沖的命運又是如何呢？在他1941年8月11日因感染惡性瘧疾去世時，國共兩黨都深感痛惜。蔣介石親臨祭奠，並撰寫哀辭：“赴義至勇秉節有方﹔斯人不永干將沉光。”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陳紹禹、秦邦憲、鄧穎超聯名致送的挽聯是“國士無雙斯人不在﹔九原可作萬裡相招”。中共派出了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錢之光、潘漢年等共產黨人一起參加了追悼會，周恩來在會上還發表了歷時20分鐘的演講。當時的《新華日報》還發表了社論，肯定張沖為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獨持正義”，“力維大局”。[4]

　　可以說，中共對張沖的評價是極高的。那麼，按照以優推優的邏輯，為什麼到了給潘漢年定罪時，要把他在同張沖的某次談話中必不可少的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的一些並非機密的情況介紹硬要等同於向國民黨“秘密提供情報”，斷定了這就是“充當了國民黨特務”的証據呢？

　　3．潘漢年與胡均鶴

　　綜觀潘漢年的一生，胡均鶴注定是潘漢年所有重大冤案的歷史見証者和參與者。

　　潘漢年是被挾持到南京與汪會面的，誘騙者就是胡均鶴和李士群。李士群是一個沒有政治信仰的人，幾易其主，從中共地下黨到國民黨特務機關到汪精衛政權到日本，其叛徒人格幾經驗証。在投靠日本和“汪偽政權”后，在“76號特工總部”和“汪偽政權”中都身居要職。潘漢年曾派當時著名的左翼女作家關露對李士群做過兩年的策反工作。直到1941年冬天潘漢年從香港轉移到上海，為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關系，遂親自出馬和他打交道，二人之間的聯系人就是李士群的手下胡均鶴。1943年，潘漢年赴滬搜集情報，不想卻被其脅迫發生了所謂的“汪精衛事件”。

　　至於“鎮江事件”，其實，也都根本算不上一個“事件”，只是潘漢年巧妙運用敵偽關系，安全通過敵佔區封鎖線，撤離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的一件頗具傳奇色彩的事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上海形勢嚴峻，黨中央指示中共江蘇省委領導機關向新四軍淮南根據地撤退。此前由於省委負責人劉長勝在撤退途經瓜州時，被偽軍扣押，險些釀成大禍，因此在省委書記劉曉和部長王堯山撤退時，潘漢年決定利用李士群的關系，另辟一條交通線，以保萬全。李士群指派專門負責此事的胡均鶴和鎮江特工站站長劉毅親自到潘漢年一行人中途所經的鎮江車站迎接。因為兩人都是中共通報過的叛徒，也許是為了日后留個好前途，他們一路上盡力討好潘漢年等人，又是游金山寺又是請客吃飯。以后，胡均鶴還曾兩次派劉毅過長江到淮南給新四軍送過情報和藥品。

1975年5月，潘漢年夫婦被遣送到湖南茶陵縣?江茶場，這是他們的住所

　　二、“潘楊事件”：新中國成立后，充分利用敵特開展工作反被誤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漢年和揚帆分別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為了治理好我黨接手后的第一個大城市，鞏固好新生的人民政權，基於政策和策略的考慮，在工作中實行“大棒加胡蘿卜”的政策，一方面充分發揮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分化和瓦解敵人，爭取一部分起義投誠的敵特分子，組成“特情”人員協助公安機關開展工作。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導下，揚帆主持組建了一個名為“情報委員會”的機構，經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批准，老牌特工胡均鶴擔任委員會主任。“胡均鶴解放后確實是一心一意為共產黨工作。他主動向公安部門提供了一份‘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人員表’，供公安部門在肅反時參考使用。他先后提供了1000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協助破獲了國民黨特務潛伏的電台上百部，可以說是立了大功。”[5]

　　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上海面貌煥然一新，社會風氣大為好轉。然而，1950年冬廣東公安機關發生了“特情”人員叛變投敵事件。城門失火，殃及池魚。1951年春，中央公安部的主要負責人到上海視察和檢查工作，對上海公安機關控制使用“特情”人員提出了批評，特別是對於建立“情報委員會”和任命胡均鶴擔任主任一事深表不滿，並要求對此進行專門檢查。結論是：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壓反革命斗爭工作中，“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6]

　　起初，案件的性質還只是定為一般的工作失誤，而后隨著1954年春“高饒事件”的發生，層層牽連，揚帆成為“饒漱石反黨聯盟成員”，再然后隨著潘漢年向陳毅遞交材料，坦誠自己曾被李士群挾持與汪精衛見面一事，揚帆又成了“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到此，“潘揚案件”形成。

　　現已查明，1950年“二六轟炸”前，被上海市公安局破獲的國民黨軍統特務羅炳坤的潛伏電台（羅已被鎮壓），向台灣提供了大量情報和轟炸目標，這和潘漢年毫無關系。實施轟炸是當時美蔣的既定政策。再加上國民黨從上海敗退不久，對上海原有的工業布局和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等都一清二楚，根本都不需要什麼情報。“潘漢年作為上海市主管領導人之一，同敵特的破壞活動，同敵機的轟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為了羅織罪名，把敵人必然要進行的破壞也強加到潘漢年的頭上，並以此定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7]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三、何愁無証：歷經波折，冤案終得反

　　1955年4月潘漢年被懷疑為“內奸”而遭到逮捕。作為和他交往最久、關系最深、接觸最長的周恩來對此案非常關注，並責成羅青長等人搜集資料。

　　羅青長回憶“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8] 在認真核對所有材料的基礎上，李克農提出了一個審查報告，在報告中列舉了7個疑點和5條有力的反証材料，建議中央慎重考慮。這5條反証材料是：1.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2.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跟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3.潘漢年提供了決策情報：一是關於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准確情報，二是蘇德戰爭爆發后，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三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4.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5.潘所屬的重要關系，當時還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澤東、周恩來所了解的。[9]

　　可惜的是，這份報告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而這份報告當時也不可能附在案卷中。“周總理對潘漢年案的審判很關心，並且做了具體指示，比如旁聽人數要多少、什麼人可以旁聽，除此之外還特別指示開庭審判要錄音（注：除1956年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使用現場錄音外，當時在全國法院的審判中尚沒有這個先例）”，“總理要求為庭審錄音，其背后是否有一番深意，我們也不得而知。”[10]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潘漢年是“長期隱蔽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干部的內奸分子”，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但是，潘漢年自始自終都認為自己是無罪的。1963年“假釋”后在團河勞改農場改造時他對朋友們說：“我是冤枉的，揚帆也是冤枉的，這些事一時說不清楚，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定論。”

　　然而，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開始，1967年3月潘漢年又被重新收監復查。經過三年的審訊，大規模內查外調，並沒有發現任何新的証據，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籍並判處無期徒刑，下放到湖南改造。1977年初因層層審批耽誤了近2個月寶貴的治療時間，1977年4月潘漢年含冤而去，墓碑上刻著的則是蕭叔安這個化名。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大規模的撥亂反正由此展開，一些始終惦念著潘漢年的老朋友和老同事要求重新審理此案。首先牽頭的就是陳雲，他當時兼任中紀委第一書記，主持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陳雲被查出患有結腸癌，手術前，他沒有交代別的事情，隻說“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漢年的所謂‘內奸’問題”[11]，並給時任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寫信囑托“此案需要重新審查”[12]。

　　“1979年劉曉在陳修良的支持下，向中央提出了為潘漢年平反的申請書，証明潘漢年不是‘叛徒’、‘內奸’。”[12]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一次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的會議上，廖承志公開提出應該給潘漢年平反的問題。

　　而后，經過一年多的詳細調查，終於以確鑿無疑的証據為潘漢年徹底平反，徹底摘除了“內奸”、“特務”、“反革命”的三頂大帽子。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據潘案的復查結果，中央向全黨鄭重宣布：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大冤案，應予徹底糾正。”同時，文件還對潘漢年的一生重新做了高度評價，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至此，潘漢年冤案的平反工作前后歷經27年4個月零20天的艱難曲折，終於畫上了完滿的句號，歷史終於給了潘漢年遲到的清白。正如夏衍老先生在《紀念潘漢年同志》的文章中寫到的那樣“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們這些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什麼‘地下’或‘九泉’，黨給他們恢復了名譽，他們是不會知道了，但是，被株連的（死了的和活著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漢年這個名字，他對黨的一片丹心，終於可以寫入青史，令人長久垂念了！”[13]□

參考文獻：

[1][2]王偉：《潘漢年會見汪精衛之謎》，黨史文苑（紀實版），2005（08）。

[3][7]尹騏：《潘漢年冤案的形成與平反》，炎黃春秋，1998-02-15。

[4]周恩來：《堅持團結抗戰的號角1938-1947年代論》，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史學會編，1986。

[5]吳基民：《胡均鶴與潘漢年冤案》，檔案春秋，2008-11-10。

[6]王鵬程：《“潘揚案件”是怎樣發生的》，黨史縱覽，2005-04-28。

[8]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外書摘，1996(02)。

[9]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上海黨史與黨建，1996，（01）。

[10]彭樹華、李菁：《我所親歷的潘漢年冤案》，各界，2011（08）。

[11]楊明偉：《中紀委第一書記任上的陳雲》，黨史博覽，2006-07-01。

[12]陳修良：《劉曉在上海》，大江南北，1990（01）。

[13]呂春：《陳雲與潘漢年冤案的平反》，福建黨史月刊，2005-11-05。

（作者單位：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丁弘：给刘云山同志的信

“人治”还是“法治”

——给刘云山同志的信

 

云山同志：你好!

你是中宣部部长，身负重任。我冒昧陈词，是见于形势，也是因已至耄耋之年，作为一个老党员，应尽匹夫之责，免于留下遗憾。

建国前我即在新华社工作。建国后做党报工作30年。“文革”后，在高校做理论教学工作，任教研室主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路之上，工作是紧跟中宣部的。

 

“人治"和部长的命运

我生活在这远离北京的江海一隅，对情况只是略有所知。我们党第一位宣传部长是李达，他是“哲学界的鲁迅”，参与主持“一大”。大跃进启动时，他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提醒说：“不能头脑发热呀，否则中国人民要受难了。”主席不快。“文革”中李达被批斗致死，根本原因在我们的社会当时谈不到法制。

我参加工作时，部长是陆定一同志，他也是一位理论家。他的文章《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短些、短些，再短些》是我终生的座右铭。l956年他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使我感到国家春天的到来。后来被解释为“百家”只有“两家”，兴无灭资，国家走了弯路。到今天，我认为“双百方针”仍应是建立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因为社会没有“法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陆定一部长被投入秦城监狱多年。他的难友，给我谈到他在里边吃了苦头，这儿不谈了。“文革”之后，落实政策，他有深刻的反思。他真是所谓“思想产生苦难，苦难产生思想”。这些情况，你一定是十分清楚的。

进而言之，少奇同志最后在中南海内被打得皮青脸肿后，举起《宪法》，认为应得到它的保护，但是来不及了。罗瑞卿同志(公安部长)工作中维护“人治”，忽视了“法治”，最后受到“人治”的打击。他当众跳楼自杀，跌断了腿，“文革”时用箩框抬着去接受批斗，惨绝人寰。事实证明没有“法治”，人人没有保障，看来是越在上层，越危险。恩格斯分析，党内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权力斗争。“有权就有一切”，权力斗争历代王朝都是残酷而血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概莫能外。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要举例了。群众中早流传着“跟着组织部不断有进步，跟着宣传部不断犯错误。”我就是跟着宣传部，“文革”中被称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而打翻在地的。我总是想，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建设“法治”，中宣部下一个李达，下一个陆定一不知是谁了。

 

国贵自主，民贵自由

改革开放，我们国家还是有了进步，朱厚泽部长提出“三宽：宽容、宽松、宽厚”的方针，这是对“斗争哲学”的彻底否定。我们这个小城市把“包容会通，敢为人先”定为城市精神。这是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对人民应取的态度，为建设人性化、法制化社会所必须。我想到邓力群，他也曾是中宣部部长。他的一本书《十二个春秋》(上册)自费印刷，听说只印200本。虽是人称“左王”，我认为他的书也应可正式出版。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应该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坚决支持你的发言权。”言论出版自由是《宪法》授予人民的基本的权利，可是我看中宣部这些年管得太多太细。年长的同志有比较，觉得超过了毛泽东时代。那时传媒平时还没有这样多的这样不准、那样不准的指令。对出版部门甚至明确通知涉及当代史实的记述和论述的著作“不作安排”，这就出现了“主张遗忘”和“拒绝遗忘”的矛盾。我们知道，一个不能和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科学的历史观，是谈不到科学的发展观的。说到底一个国家兴衰成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自由的程度。所谓“国贵自主，民贵自由”。所以我们应该致力于“法制”，而不是维持“专制”、“人治”。

到了信息时代了，要求一个民族遗忘自己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到的。禁书之举，效果是相反的。例如章诒和的书不禁还好，一禁读者十倍百倍的增加，为书商提供了商机，盗版满天飞。书价从30元，降到l0元。何况书都有了电子版。再用过去焚书禁书秦赢的办法，惟一的效果是丑化了自己的形象。这是科学发展了，是“赛先生”(科学)帮了“德先生”(民主)的忙。中宣部的工作不应该与时俱进了吗?

 

公权的滥用和不作为

这些年中宣部的权力范围好像大多了，不仅是党的一个宣传机构，而且做多方面的管理工作。党政不分，该管的没有管，不该管的滥用了公权，这不是加强法制，而是削弱了法制。

我离休已20多年，早已边缘化了，按理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因写了几本书，接触到你们的工作。现在出书都是买出版社的书号。有书号才是所谓“正式出版”。书号的买卖是权钱交易，“无本万利”，本来是非法的，近些年泛滥起来，而且形成了推销书号的“中介”。这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的一部分，你们也不当一回事了。成为出版业的中国特点。

你们有内部通知。有些书不准出，叫人难以理解。何方老(张闻天总书记的秘书)的《党史笔记》《延安一路走来的思考》是党史的宝贵史料，却只能在香港出版；王观泉先生的历史巨著，你们审了两年没有下文，最后还是在台湾出版了。他说：“其实，我是给共产党正本清源的呀!”历史学家靳树鹏和另一位同志合作撰写了全面介绍顾准的一本书，不准出版。顾准何人?他是我们中国的大思想家呀，你们为什么怕他呢?是因为他在毛的时代曾被视为另类受到迫害吗?更奇怪，《胡耀邦传》内地不能出，作者陈利明从香港买回一万元的这本书带回来，被没收。这本书是在耀邦夫人和子女的帮助下写成的，都认为是权威的材料。这些书，不仅是作者辛辛苦苦写成，而且都是对党和社会有益的先进文化的载体。你们所限制的不仅是一本书，而是体现党的政策思想和政治品位。扼杀一本书，其性质是剥夺了作者的“公民权”。按理，剥夺公权是要法院判决才行的。你们没有“法”的概念，这是对法治的破坏。

法律都是明文公示于众的，而你们的决定、通知是对社会不公示的，暗箱操作的，随意性的，可以朝令夕改的，甚至是可以不负责任的。所以本身就是非法行为了。上海一位吴先生经数年努力撰写“托派史”一书，从书的《后记》中可以看到出版社同意，认为是宝贵的史料。送到你们那里仍然通不过，最后还是在新加坡出版了。其实，苏联早通过法院给托洛斯基平反了。托氏是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被斯大林追到墨西哥杀害。毛泽东把中国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作为对斯大林的献礼，其实托氏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是正确的。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心，陈独秀一再反对这种右倾思想，反而成了替罪羊。中国的托派分子是一些革命者，许多被关押27年。不准出《托派史》，不还是为了掩盖历史吗?对历史只能是虔诚地面对；对错误应有真诚忏悔的态度，才能取信于民。

 

“预审制”和“追惩制"的矛盾

 现在出现了一个案例。我把近些年发表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引起了波澜。虽是发表过的，但是加起来还是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历史曲线的反思。现在反思历史特别是对当代史成为禁忌。有人建议送香港出，我总难以接受。正好香港一个出版社有些书是在内地各处印行的，他们按香港的规矩，方便地给办了“国际书号”“条码”和“委托准印证”。没想到现在自由的空间收紧了，印制的书如同《胡耀邦传》似的被没收。营销者告到法院去，还不知会如何处理。一些国家的传媒，作为一个“事件”报道。影响可想而知。

这件事的确是有新闻价值，它是“一国两制”结合部碰到的发人深思的问题。对书籍的出版，香港和西方国家是“追惩制”，即自由出版、文责自负，出了问题追究法律责任。我们这儿是“预审制”，即事先审查通过才能出版。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如果借此机会对这个问题认真掂量掂量，是很有意义的，不妨看看哪一种科学，哪一种有利，甚至哪一种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追惩制”很清楚，个人自由，最后是“法律"把关，不触及法律就算了。“预审制”是人治，能否通过看审查者的态度。态度决定于学养、政治倾向，甚至兴趣。这两天刚看到萧建生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书的《后记》中说：“经审查，虽已大量修改，但最后还是被禁止发行，”“今天该书终于得以在保持原貌的情况，在海外出版发行，非常欣慰。”从中可以看到既有经济损失，又有精神折磨。我认真看了这本书，作者对历代文化现象进行了梳理，提出自己的见解，颇有创见。实在找不到对中国、对党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可能审查者看到题目上的“反思”就反感了。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他在30岁血气方刚时，也曾激情满怀地提出什么“两个决裂”等过左的口号。但他对社会最终的理想还是强调个人的自由，认为应建立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他对言论出版的自由极端重视，对审查制度的批判是毫不含糊的。这些合理合法的、品位很高的书，不能在中国出版，不是有损中国的形象吗?

我们这个社会早晚也要向“追惩制”过渡。这种制度是相信群众、尊重人民，限制了为官者不应有的权力，这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这本书引发的矛盾是“一国两制”间的矛盾，是“追惩制” 和“预审制”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人治”和“法治”之间的矛盾。我这本书，虽有阻力，但短时间内，国内外已有四种版本问世。这也反映出时代潮流。

许多国家没有中宣部这样的机构。你们的存在是中国社会主义特有的风光。你们权力大，责任也大。工作做得好，惠及天下；做得不好，殃及苍生万民。希望你们能为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做出贡献。

此祝顺绥           南通丁弘

2010．1．15

时年八十有四

 

转帖：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一位有良知者给习先生开的专业治国良方：

不知作者是谁？潜心读读这篇文章，似乎还是比较实际的？？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

习近平先生：

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你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之际接班，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众望所归。从此，中国向何处去，对你来说已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的智慧和决心，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满于旧制度的不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3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人们终于发现：在公平之上，还有正义；正义之上，还有人道。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包括对思想自由与独立意志的尊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缺此，无论做宪政梦还是富强梦，都会以噩梦结束；缺此，无论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都会以悲剧告终。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

宪政是共识，关键在于谁主立宪。君主，民主，还是党主？君主立宪是康梁的理想，民主立宪就今日中国而言是太遥远的未来。在目前条件下，只可能是“党主立宪”，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的问题。诚然，正如朋友翁永羲所说，就象医生给自己开刀，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中国别无选择。除共产党外，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主导政治改革。 能灭亡中共的，只有它自己；能拯救中共的，也只有它自己。“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俞正声）政改是共产党对自己的革命，是共产党的政治突围。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一明先生的意见：为了政治改革成功，“这个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还应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不但不能削弱，也应加强。人民应该再给这个党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党毕竟前三十年统一了国家(尽管贫字当头)，后三十年富裕了社会(尽管两极分化)，应该再允许这个党探索三十年，中国社会可能会有根本的改变。”（对“致习近平先生公开信”的评议）

作为“红二代”子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相信你对党的忠诚，不愿意看到苏共解体的事件在中国重演。但是，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和共和国的领袖，你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更大的责任。你无疑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人民也支持共产党。但现实是中共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腐化了，背离了人民。造成党腐败的原因主要不在党政官员的个人品质，而是缺乏监督的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因此，整党、清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政改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习近平先生，你相信共产主义，我不再相信。但我尊重一切真诚的共产党人。从傅立叶、欧文、马克思、到陈独秀，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社会。为实现人间天堂，欧文建立了“新和谐村，”毛泽东首创了“人民公社。”但它们都失败了。

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

从1949到1979，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过真诚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别了共产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

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而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图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

习近平先生，我们是同时代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信在许多方面也有共识。以大公无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兽的结合——只能用制度来协调；任何用教育或强力来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洗脑虽一时有效，但不能长久。在压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断，但绝不会改变。其实，今天弥漫全国的贪婪和腐败正是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弹。

应该承认，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是执着的；他们比我们更有魄力，更有牺牲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拥共的还是反共的，都缺乏一种真诚。有人曾问一位从共运走向民运又从民运走向基督的朋友是否真信上帝。他的回答是：“胡锦涛真信共产主义吗？”这是一种可怕的亵渎：连上帝都敢信，还有什么不敢。

苏共解体时，两千万党员无动于衷，违背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我不知道今天中共八千万党员中有多少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会在党有危机时挺身而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八年中我所见到的非党的共产主义信徒比我一生中在中国见到的要多。

习近平先生，很高兴看到你“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但是，权力这只野兽贪婪、暴虐、狡猾、诱人，并具有极大的排它性，把它关进笼子绝非易事。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时也负有巨大的责任。政改的核心是规范、约束党的权力，它的突破点只能是党内民主。没有理由期待一个对自己都无法监督制约（或曰“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人民主，会与国民党或中国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鉴于自身的局限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会把开放党禁作为政改的突破点。但它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美国建国初期，也是一党——华盛顿革命集团——独大，没有与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通过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它逐渐实现了全民民主。通过宪政，华盛顿革命集团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自我分裂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延续至今。同样，日本今天的两党制，也是从自民党一党分化出来的。它为战后日本政治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美国宪政经验：

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宪法是最高纲领，无人可以超越。但美国宪法是怎么来的呢？上帝没有给美国一部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人制订的。具体地说，是战胜了英国殖民者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制订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由这一集团执行的。1787年，55位反叛者（后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了117天，于是有了美国宪法。1789年，美国第一次总统选举，390万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纳税的穷人和反对过革命的人（20%）。这不是君主立宪，也不是民主立宪，而是典型的“党主立宪。”

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与被赶到英伦三岛的保守派共同制宪，也没有与国内自由派：托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前者是《常识》的作者，后者提出美国革命著名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解决内部分歧时是充分民主的。认识到派系斗争是政治的题中之义，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中没有用他在独立战争中获取的巨大威望和权力压制反对派，而是端坐在他的木椅上，像一坐雕像。与此同时，他的朋友麦迪逊忠实地记录了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留下了一部众人合写的历史巨著——《制宪会议记录》。三十年前，笔者从中国到美国读书，通读了这部63万字的笔记，惊讶地发现：原来政治还可以这样搞。

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

权力制衡不是美国国父的发明，他们的杰出贡献在于把权力制衡的原则（普世价值）和美国现实（美国特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国家机器。

（1）行政权——制宪会议代表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的人数和权力。最初的共识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必须集体领导，不能选一个人当总统。沿着这条思路，代表们参考罗马共和国双执政官的经验，提出设立两个或四个总统。最极端的方案甚至提出选举13个总统，分别代表13个独立的州。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富兰克林一锤定音，以雄辩而简洁的常识说服了大家。他说：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为了实现效率，必须一人负责。一辆车不能有同时有两个司机，如果怕司机违章驾驶，可设警察在一旁监督。（中国常识：一个和尚挑水，两个和尚抬水，三个和尚没水。）

（2）立法权——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议会的权限。为决定议会人数和选举方式，代表们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几度拔剑威胁决斗。在参考比较罗马贵族院、英国上下议院和反复衡量大州、小州权益之后，代表们终于在富兰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达成共识：立法的最高美德是贤明。为了达到贤明，必须集思广益，不怕人多，不怕旷日持久的争执扯皮。（中国常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3）司法权——相对容易的是司法权的界定。没有太多的分歧，代表们再一次采纳了富兰克林的意见：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为了保持公正，司法必须独立。考虑到法官也是人，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宪法规定了法官的优惠待遇和终身制。

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妥协，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性和制度的统一。在制宪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完美统一。

美国宪法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由此而来的政治制度也与英国迥异。没有人完全同意这部宪法，但它又是国父们各自所能争到的最好结果。就个人来说，富兰克林喜欢君主立宪。汉密尔顿主张帝制，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地方自制。制宪会议成功的关键不是谋略，而是妥协。通过妥协，习惯在荒野中开垦的美国人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条路。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路——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出路！

习近平先生，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生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上，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政改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具体做法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经验：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最后七、八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腐败将从根本上受到遏制。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俞正声先生有不同意见。他在2011年上海一次党员大会上说，党内分派势必引起党内分裂，使党成为政客、野心家的竞技场。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不允许党内分派，党内政客、野心家就不竞技了吗？不准明争，就会暗斗；不数人头，就砍人头；不是七八年选举一次，就是七八年内斗一次。孰好孰坏，不言而喻。所以，关键不是禁止党内分派，而是建立规则，让党争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习近平先生，纵观世界历史，凡成功政治改革无不自上而下。但是，改革失控导致革命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人们常说改革和革命赛跑，这并不正确。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和改革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托克维尔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和满清王朝的最后统治者。他们都有心向善，梦想“和谐社会”，却都在政改的路上碰上了革命的无常。与他们的前辈——路易十四、伊凡大帝和揚洲的屠城者——相比，这些末日王朝的统治者无疑是开明和仁慈的。历史的吊诡：王朝总是灭亡在它最好的时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这是宣传鼓动，不是事实。历史的真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经历过镇反、肃反、反右和“文革”残酷阶级斗争的中国人，不难理解个中道理。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今天的民怨和每年數以万计的群体暴力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言论逐渐开放，恐惧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

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方励之先生反对共产党，提出“民主不是赐予的。”在对斗争哲学的信仰上，他们没有区别。相信斗争，不善妥协，他们会在没有矛盾的地方找到矛盾，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开展斗争。事实上，推动人类进步的不是斗争；是妥协。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对这一点，凡是仔细观察过近年来中国家庭关系变化的人，相信都会有同感。同样，被压迫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政治迫害，要结束政治迫害，只有改变政治结构。

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似乎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

重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幸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刁民是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他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宪政民主，使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宪政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专制，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

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开展政治改革，实行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把权力关进笼子与军队国家化：

习近平先生，政见不同、争权夺利是政客的本能，也是政治的题中之义。但是否以暴力解决分歧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你有你激进的理由，我有我保守的道理。双方尽可争论，但都应遵守人类底线，不要相互杀戮。吴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披露，林彪元帅9-13前曾一度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十年内对政治局委员采取四不——不抓、不押、不撤、不杀——政策，并把此项政策作为命令传达到每一个解放军指战员，使其成为纪律。这是林彪元帅鉴于党内残酷斗争历史，为自己和他的战友们寻找一条活路的最后努力。似乎是不想自取其辱，信写好没有发出。

可以想象，即使此信提交政治局讨论也很难被通过。因为当时大权在握的江青集团不会预料到五年之后（1976）他们自己会被军人抓捕，正如五年之前（1966）林协助毛用军队逮捕其他政治局委员时没有想到会有9-13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政治有时不是来世报，而是现世报。

写这封信时的林帅，处在他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刻。精研政变，深谙权术，相信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林帅终于在太晚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道理。他想把军队关进权力的笼子，却已失去了笼子的钥匙。他本来是有——至少是部分拥有——这把钥匙的。

习近平先生，作为总书记和三军统帅，你大权在握，完全具有推行军队国家化的条件。需要的只是智慧和决心。希望你接受林彪元帅的教训，及早让军队退出政治。切不可认为今天能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控制军队几十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笼子里”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早已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因为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专制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倘若类似天安门事件的民变再次发生，需要军队开枪镇压，我相信中国军人不会再服从命令。从前年的埃及事件中他们已经看到，军人的命运并非注定是刽子手或替罪羊。只要有机会介入政治，凭借一纸“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能以收拾局面的名义收拾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得实利的好事，军人不会看不到。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重大政治问题最终都变成司法问题。不幸的是，它们在中国都变成军事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信条。据说江泽民初任总书记时，曾支持王沪宁“军队国家化”的主张，遭到军人反对。现在看来，即使确有其事，江也不是真正想实行军队国家化，把党军改成国军。他支持王沪宁，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控制军队。邓小平去世后，江大权独揽，再也不提军队国家化的主张。

陈公博在回忆录中说：一生从政，两点经验。（1）凡天下事，到不得了的时候，就了了；（2）凡中国事，到军人妄言干政的时候，就乱了。试看今日中国，少将朱成虎、罗援、张召忠在CCTV上竞相亮相，指点江山。中将刘亚洲为自由派作家赵无眠旧书《百年功罪》写序，带三十位将军站台。上将刘源为左派领袖张木生新书《读李零，思国运》写序，携六位将军助阵，军人如此干政，实非国家之福。严肃军纪，不仅要禁止军人喝酒，更应禁止他们论政。

习近平先生，看了网上流传的南巡讲话，知道你对苏联军队在苏共解体时的表现失望：“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可是，如果军人开枪了，苏共政权就能保住吗？六-四的经验不能无限重复，一个靠坦克和刺刀维持的政府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苏共解体不是少数政客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其根本原因是苏共的腐败和脱离人民。没有人愿意去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殉葬。要避免苏联的悲剧，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路，在经济改革成功之后，开展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习近平先生，我们都知道党国之后，必然兴起的是军国。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军队国家化是个伪命题，因为党本身就是国家（朕即国家）。只有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军队国家化才有可能。军国是党国意识形态崩溃的产物。它是一个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维持的政权。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

军队是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注定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看到你最近频频视察军队，感觉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你对军队比你的前任有更强的掌控自信；担忧的是你会太依赖军人的力量，忘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必须承认，中国已接近富强，但并不民主。我支持军国，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须的秩序，而秩序是中国最稀缺的产品。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宪政民主建立之前，只有军队能提供这种秩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吊诡的是，政改的目的是把中共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军队支持政改的目的是让军人远离政治，不再干政。总而言之，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你不约束权力，它就会祸害百姓；你不把军队关进笼子，它就会把你关进笼子。

南方周末事件的启示：

习近平先生，当你说宪法的尊严和灵魂是实施时，我相信你的本意是“党主立宪”，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宪法的条款，使之从一纸虚文变成治国大纲。讲话被人们按自己的愿望解读，从而引发了崇拜力量的富强派和崇拜自由的宪政派在南方周末事件上的冲突。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人想挑战你，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你，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习近平先生，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出现，使新闻自由成为时代潮流。党既然不能控制思想，自然也就无法控制言论。人生一张嘴就有说话的权利，生有一个大脑就有思想的权利，同时也就有不同意其它大脑的权利。南方周末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对新闻的管理是如何落后于时代：傲慢的权力不仅要管思想、管言论、还要管梦。当《南方周末》记者戴志勇宣称中国梦是宪政梦、自由梦时，他并没有否认别人的梦。他只是阐述了自己的梦想。也许，社论的删改者更准确地把握了你的原意，而当今中国大多数人的确是在做富强梦。即便如此，也应该允许少数人做自己的梦。毕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习近平先生，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你无疑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使中国“强起来”。这是你的梦，也是中国的梦。的确，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个梦。抛弃政治偏见，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不会看不到中国三十年来的巨大进步。然而，中国梦是由无数个人的梦组成的。对两亿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寻找新生活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梦是孩子能在城里上学，自己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对已经基本温饱的白领小资，中国梦是活的更精彩，更有尊严，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对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他们的梦是国家能够立法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权力的无端侵害。面对这些不同的梦，政府的责任不是统一梦想，而是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促成它们各自的实现。

困难的是，中国文化崇尚大一统，缺乏宽容，喜欢串梦。南周事件显示，一旦处置失当，梦的冲突也会导致社会危机。南周记者的梦不同于新闻检察官的梦，于是就发生了强制删稿事件；检察官的梦不同于自由派公知的梦，于是发生了集体抗议，要求庹震下台的风波。面对这类冲突，政府常常处于两难：既不能纵，又不能压；进退失据，宽严皆误。惩罚南周记者，必然引起自由派反弹，激化矛盾；撤掉庹震，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刘云山。

阎锡山曾说：他是在中共、蒋介石和日本人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颗都不行。习近平先生，今天你也面对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踩碎农民工的鸡蛋，他们就会怀念毛泽东，做打土豪分田地的梦；试想百万农民工打着“居者有其屋”的口号和平进驻城市百万空置的新房。这些房子是他们所造，很可能还是贪官的产业。破了自由派的宪政梦，他们就会怀念辛亥革命，做天鹅绒、茉莉花的梦，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宪政，搞太子党接班，皇族内阁执政，“拼爹”他们没有希望。最难对付的是权贵集团，他们的梦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吴思做过一个统计，以5%的贪腐比例计算，十年权贵集团非法摄取的财富是十万亿。若以贪污一百万作为惩治标准，要杀的人就是一千万。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既不能杀，就只能抚。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只能如此。自古贪官多能吏。鉴于他们在发展经济上的功劳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考虑赦免。在赦免实现之前，不宜冒然实行阳光法案。

共产党和权贵集团：

习近平先生，当你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时，我相信你是真诚的。问题在于，你的同事们真诚吗？他们真有这样的自信吗？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宣誓时都说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看看温家宝先生是怎样奋斗的，再看看戴相农先生是怎样奋斗的。他们（家属？）在同一天买进平安公司的股票，获取了数百亿的利润。一个是共和国总理，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管金融。这是典型的的以权谋私内线交易。更荒唐的是，在确凿的证据——时间，地点，身份证——被媒体曝光后，中国却动用国家力量封网，不让纽约时报和人民见面。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倍增长股市却徘徊不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党政机关内的硕鼠们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窃取股民的财富，把股市变成了权贵集团的提款机。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共产党内会出现一个权贵集团的人，当时他称之为“新生资产阶级。”这也是毛泽东1966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遗憾的是，他选了一条错误的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迷信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认为，要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不腐败，必须鼓励群众造反，以七八年一次的文革方式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文革失败后，共产党总结经验，没有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坏处则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这一集团罔顾党纪国法，大肆侵吞国有财富，并以国家手段压制那些反对他们的人。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共产，真诚地实践社会主义的话，今天的权贵集团就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寄生在共产党内，这个权贵集团管理和控制着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他们关心的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公平正义，而是如何化公为私，从资产的管理人变成所有人。打着提高效率、反对垄断的旗帜，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私有化方案，把“央企改制”称为“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苏共崩溃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它殉塟，而寄生在苏共内部的权贵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塟礼上发财的人。正如北大学者李零所说，中国最想共产党垮台的不是左派，不是自由派，而是这个权贵集团。把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把共产党埋了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李零）。恰如清宫太监在偷盗宫中古董宝物后害怕溥仪查问，一把火烧了建福宫。

习近平先生，你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强国，不是民主，也不是民生，而是如何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权贵资本主义是共产党身上的肿瘤。摘除这个肿瘤，需要精心准备和充分的时间，但时间又不在你一边。时间拖的越长，肿瘤就会长的越大。更难的是，这是一次对自己的手术。你要对付的，很多会是你的朋友，同事，幼年一起长大的的伙伴，甚至自己的亲戚家人。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动这个手术是不是太晚，也无从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解决权贵集团问题，共产党将不会有未来！

记得最后一次回国见到一位老友，问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说：“共产党不会亡，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我反驳道：“一个人要死，好像跟他有没有儿子没有关系。”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共产党不会死，因为它太强大了。”这里的逻辑似乎是——乔布斯不会死，因为他太有钱了。

——然而乔布斯死了——死于癌症。

——腐败就是共产党的癌症。

习近平先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在你的肩上，担负着比毛泽东、邓小平一代人更重的历史责任。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你的使命是给共产党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能完成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鄢烈山：得陇望蜀说薄案审理

作者：鄢烈山

有人问我对薄X来案的审理有什么看法，我说，很好很好！好什么好？对我来说，首要的当然是好玩，比读红楼梦、金瓶梅精彩，比看清宫戏、侦探片、警匪片更真实更有生活气息嘛。

庭审的主角无疑是薄X来，江湖上戏称“平西王”。其实，他有吴三桂之位，有吴三桂之志，却无吴三桂之才，无吴三桂之德。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薄X来为了自我脱罪，证明王X军叛逃与他的凌辱、威胁无关，却说是因为王与他老婆从“如胶似漆”而闹别扭赌气出走！

觉得这一审好玩，是我从中进一步认识和印证了薄X来这种“典型人物”。

其一是，此人极其狡诈。不仅开庭前的口供（交代材料与书证）承认了实际上并不严重的三宗罪名，却在公审时一概翻供，“耍”了检方一把，并借以把自己打扮成为了换取妻儿利益而委曲求全的有情人；就是所谓气愤难忍打了王局长一耳光，我看也是精心设计的：先一天晚上王X军向他汇报谷X来杀人时，他怎么没扇王一耳光，却在第二天，当着别的亲信的面出手？分明是演给另几位家臣看，警告他们不要有“二心”的嘛。

其二，此人愚而自用。高看了自己，低估了别人。他在庭审时提到智商，颇为自信，其实，利令智昏，权也会令智昏，人一妄自尊大也会变弱智。他哪想到王X军这奴才会有留证据、闯美国领事馆这种事发生？悔之晚矣！包括这次庭审，他侃侃而谈，似乎思维敏捷，句句在理，其实也是自以为聪明，经不起反驳。比如，的确，他根本不会去那法国别墅住，他也不会过问儿子从英国往返和请同学来中国旅游的机票是谁报销的，他们家也不缺钱花，但是这能说明他未贪吗？什么叫贪？贪就贪得无厌，中往今来多少大贪官所贪的钱财，他一家十辈子都用不完，根本“没必要”呢。他也不必自己经手，只要默许就行。

其三，此人思想极其陈腐。别看他一口一声对不起党和国家，词语似乎挺现代，事实上一脑壳封建等级权利义务观念。他打王副市长耳光（王说是一拳头），打到他嘴角流血、耳膜穿孔，这是主子对家臣的做法无疑，在庭审时他明白表示，打他是痛责他的忘恩负义？请问，王X军不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吗？你用他不是因为他有才能对工作有用吗？有何私恩可言？他又说他的夫人不是“家庭妇女”，“家庭妇女”在他的辞典里是个贬义词。尽管事实上他说谷X来早就关了律师事务所在陪儿子读书。他又用鄙视的口吻说徐明是什么人，我是什么身份，我是商务部长，不在一个层次！听这口气，官贵商贱思想的根深蒂固。至于事实上，不仅长期与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表明了他像个王爷，而且他与老婆的共享权力，更像一个封建王爷与王妃的关系。他岂不知徐明巴结他老婆孩子是冲着他的权力来的？引进并提拔王X军，不就是他们夫妇合谋的吗？薄谷X来视察重庆市公安局、上街慰问局长王X军，翻脸后带人查抄王的办公室，越看越像一个王妃的作派。这不都是“平西王”默认（或惯的）吗？

其四，此人无耻无底线。为了脱罪，居然装可怜，说是自己被戴绿帽子，王的出奔美领馆，是因为与他老婆的私情！顺便八卦两句：看网上照片，薄谷X来慰问王局长那张，含情脉脉，明明是她“暗恋”王局长嘛，“平西王”倒着说是为亲者讳，还是不肯降低自家人的“身分”？另，王X军有的是年轻漂亮的女人，高攀王妃，除了于连式的“征服”之心，主要还是想通过她向薄书记要官吧（实际上要过市委常委），岂敢做出让薄书记“烦透了”的事？

写到这里，想到红楼梦里官四代贾蓉自我开脱的话“脏唐臭汉”，和焦大的话“贾府上下，除了石头狮子，没个干净的”。“平西王”府里也够脏乱差的！

说了这么多，俺言归正传说薄案审理。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又望蜀。我期待着：

一， 更加精彩的薄案公开审理第二季。估计一审不会宣布薄X来无罪。那么，按照他的性格，肯定会上诉，于是有二审。

二，  国内外都承认，这次公审较之陈X同、陈X宇案，更公开，更尊重被告人的权利，包括延请和会见律师，出庭的待遇，充分的辩护权。希望这种司法进步能适用于中国所有被告人，而不是像国民党时代办的模范监狱不具普遍性，不是像秦城监狱给关押者的食宿待遇一般人犯享受不到。

三，  希望不仅在新媒体上公开审理纪录，而且来个全媒体现场直播，并容许更广泛的人士和媒体旁听。

四， 希望检方更努力，找到更多法律上的证据，对薄提出新的指控。比如，一审时律师说：“王X军的证言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谷X来是因为尼斯房子，尼尔威胁所以才产生11.15案件，实际上不是，尼尔发给薄X瓜的邮件他要的是1400万英镑，是一个项目的中介费，与尼斯的房屋无关。”这个重大线索是否涉及薄家更大额的经济犯罪，等等。

总之，这次薄案的公开审理，是个历史事件，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希望它办得经得起各方评议，真正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2013/08/28

草于贵州西江苗寨

转载：揭露“文革”真相，定谳“文革”元凶

揭露“文革”真相，定谳“文革”元凶

——成渝两地四十六位历史老人向中共强烈呼吁：必须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06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成渝两地四十六位历史老人

（参与2012年9月6日讯）我们是一批年过七旬、八旬的历史老人，也是毛泽东主政中国27年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受害者。“十年浩劫”已去四十六年，故我们以四十六人之数联名发出这封带血、带泪的呼吁书，目的是希望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要忘记这段惨烈、锥心、沉痛的历史。

曾担任过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陈一咨先生说：“1949年至1978年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几乎各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

毛泽东，1966年再次精心策划了洗劫人类历史文明的“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要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目的有二：一是走出个人的政治困境，夺回因三年人祸而失去的领导权威，企图把活活饿死3750多万人的滔天罪恶推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各级领导干部。因此他要杀人灭口，借用群众力量，搞臭搞死刘少奇与党内一大批对他有议论和不满的各级领导干部；二是为了加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个人极权，必须要把共产党执政的天下变为父传子、子传孙的毛氏“家天下”，以利把他当政的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天下“圣君”的形象传给后世。为达此目的必须要再来一次“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一生精于权术，悉知怎样调动人类一切恶习的能量。从1965年开始，他先假手江青唆使姚文元起草、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拉开了“文革”序幕。1966年4月，毛泽东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发动了万炮齐轰“三家村”的战役，赓即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罢官撤职，关押，隔离审查。邓拓被逼于1966年5月16日自杀；一个北京市委书记，成为毛泽东“文革”中的第一个冤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檄文《5·16通知》）不久之后，北京市副市长吴唅和夫人袁震及其女儿的全家自尽。 再后是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自杀。继之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6年5月23日，在中南海永富堂含冤自杀（？），罪名是“篡改毛主席著作”。他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部分。

他们都是因写文章批判姚文元为吴晗辩护，得罪了毛泽东而获罪的，人们称他们为“丙辰五君子”。接着，毛泽东出面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造反大字报”，但仍觉火力不够，于是亲自操刀抛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继而八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封资修”反人性、反人道的口号，鼓励年轻娃娃起来“造反”、“夺权”，大搞打、砸、抢、抄，点燃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熊熊邪火。一时和平宁静的社会秩序大乱特乱，毛泽东仍嫌乱得不够，再次提出“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张，并以“三支两军”名义，挑起全国大规模的“武斗”。一时枪声大作，尸骨盈野，哭儿失夫，里巷尽闻。

在此期间 “红卫兵”在毛泽东的鼓噪下，抄家成风，毁坏文物成性，任意打人杀人，真正做到了毛万岁所说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神州大地一片血腥，赤县九域伤痕累累。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国先后有数十万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万户被抄家。仅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就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十万户被抄家，它所辖的郊区川沙县，是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县，竟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家。远在浙江嵊县，有八千余户被抄家。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家。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

在损毁历史文物方面，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还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师范大学二百余名红卫兵，跑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仅北师大谭厚兰率领的红卫兵，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给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间（一五五六年）重修。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以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

四川乐山背靠鸟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七十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鸟尤寺的五百罗汉个个斩首。山西大学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两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耳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土们剃头刮须，还俗成家。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曾与毛泽东面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书，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书，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红学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们昼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在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被红卫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字书文物不计其数。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用手攥成纸团，让家人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字画裱褙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等；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在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曾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也难逃劫难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也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更为可怕的是全国各地“造反派”除大杀特杀与自已观点不同的民众以外，北京的大兴与湖南的道县，还对“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分子进行全家大屠杀，连三岁的幼儿也不放过，真叫惨绝人寰，亘古未有。请问是谁之罪？

有资料表明，从1966年6月至1974年11月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被毛泽东直接和间接逼害至死、自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120人之多，各界知识文化科技精英高达一万二千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这血雨腥风的十年，全国有1亿人挨整，有2000万人死于非命。这是何等的罪孽啊！

谁是“文革”元凶？毛泽东！

谁是“浩劫”首恶？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及其创建这些文化历史的新老知识分子，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下至当今的吴唅、邓拓。实际，被他革掉的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毛泽东把中华民族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传统美德弃之如敝履，不分糟粕与精华一概摧毁。其结果是：党的威信跌落到低谷，文化断层，经济崩溃，邪恶上升，人民的道德素质大倒退；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中国成了愚昧、无知、野蛮、没有人权、邪恶的国家。

可是中共至今没有去定谳“文革”元凶，至今没有去清算“浩劫”首恶的罪行，代毛泽东受罚受惩的是“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诚然“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做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但他们都是在秉承毛泽东旨意在办事，他们仅是毛泽东圈养的一群恶狗。恶狗咬人该剐该杀，难道纵狗作恶的毛泽东不应当承担罪责么？中共不敢面对历史真相，仍尊他为“领袖”、“伟人”，这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漠视，对道德的亵渎，谁能平？谁又能平？

而今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法制不张，是非颠倒，善恶混肴，黑白不分，贪腐横行，不尊人权，漠视生命、以及城管打人、警察行凶，全是“文革”元凶、首恶毛泽东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种下的恶果。中共要求全中国13亿各界民众守法守律，但对毛泽东却纵法悖理。古人云：责人者首先应该自责其身。

为此，我们强烈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呼吁：必须清算“文革”元凶、“浩劫”首恶——毛泽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给历史一个交代！还社会一个公平！

我们特向即将出席中共十八大的精英们建言：

1、立即彻底清算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将其头像撤下天安门，将其腐尸从广场上清走。

2、停播一切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电影、电视剧，以及书刊杂志。

以利于凝聚各界民众力量，齐心合力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成渝两地四十六位历史老人：蒋文扬、李国元、潘太才、王义珍、王志仁、王复南、郑汉生、程世光、吴宏光、林宪君、牛立华、吴启成、袁正心、肖及忠、刘碧群、景良辰、朱庆光、王绍敏、李宜良、徐季正、铁 流、邬锡昌、唐道富、刘文介、郭 炎、屈楚平、张平中、艾 风、黄宝松、王重纲、方志超、叶式礼、范炬明、谌东亥、廖赤明、彭慕陶、岳定国、林夕映、熊习礼、胡崇贞、田公亮、房让喜、吴介琴、赵 群、蒋文钦、朱国干、宋泽宇、杨铭传、俞国安，杨少西、贺承业、何立拣、谭俊昌、罗开文、范忠洲。

重庆联系电话：023-68108800

成都联系电话：18228152159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特别说明：这次发出的名单未标上电话，主要是回避毛派分子的围攻骚扰。我们不是怕他们，因他是一帮不讲理不讲法的暴徒流氓，一口下流无耻的脏话，除了谩骂威胁恐吓外，没句人话。我们观点不变：批毛到底，绝不后退。如毛派分子认为我们观点不正确欢迎写文章批驳，如果认为我们违情悖理，可向公安机关告发，直至向法院起诉，但不能流氓。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博讯 boxun.com)

鲍彤谈权力与腐败

鲍 彤

党中央宣布审查前常委周永康，我认为一切都在必然之中，所以我不惊讶，不激动，没有悬念也没有幻想。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的必然，远不仅仅是某官员或某名流个人的堕落。中国的官员和名流不是没有廉耻，问题是存在着权力不受监督这个天大的染缸。"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阿克顿爵士19世纪末发现的这一定律是铁面无情的，不管你东方还是西方，皇权还是党权。权力高于一切，腐败如影随形。被不受监督的权力组成的制度，必然是制造各级各类腐败的流水生产线。

因此，当我被告知维稳沙皇周永康是一位腐败分子时，我不惊讶。如果我被告知，这位沙皇领导下的马三家劳教所是个腐败窝，我不惊讶。有朝一日，万一我被告知，这位沙皇过去的顶头上司也是腐败分子，我同样不惊讶。阿克顿定律是普遍适用的。老虎多一只，少一只，特大号，特小号，无关宏旨，不可能使我动感情。

有人问，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刻，用这种方式来公布对周永康的审查？我才不问这种危险的问题呢！因为我知道这也是必然的。

这必然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必然归共产党作主。反不反腐败，反谁不反谁，什么时候反，反到什么程度，经过什么程序，最后怎么审怎么判，切割不切割，公布不公布，公布的时间丶内容乃至措辞，一切的一切，不可能不由党指定。这就是毛泽东的制度——党领导一切。一切重大问题，党有党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打听，免得变成刺探党国机密。

现在这种反腐败，准确地说，是党中央反腐，不是老百姓反腐。好多人不懂这一点，以为每个公民都应该为反腐尽心尽力，结果和党"撞车"，被定性为"聚衆闹事"或"阴谋颠覆"之类。六君子，八君子，十君子……许志永先生们，不就是这样被周永康的接班人"依法"拘捕了吗！

政治局决定，十月要开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提上日程。设想一下，在那以后，会不会由依党反腐转入依法反腐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如果依法反腐，到了那个时候，公民要求领导人公布财产犯不犯罪？记者报道腐败新闻犯不犯罪？律师搜集腐败信息犯不犯罪？说不定，照旧由高于一切的党来判断。因此答案如何，照旧归党决定，我们大家依旧猜不出来。

这就使我照旧不敢做梦。依法反腐的门槛，说不定照旧是多少钱判几年刑之类；而制度性反腐败的最低要求，必须是把高于一切的权力关进笼子。两者要求不太一样。后者至少需要三层笼子，缺一不可：公民作主的笼子，舆论监督的笼子，司法独立的笼子。

关于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

来源：黃花崗雜誌網站

中共發表三十萬言書
對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發動「文革式大批判」
――誰是新中國大論戰再起戰端

黃花崗雜誌網站已全文轉載（已删除）

【本刊訊】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形形色色為中共所控制和滲透的政治勢力，特別是臺灣國民黨上層媚共勢力和臺灣反華台獨勢力，對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一書進行長期全面圍堵、誣陷、批判、否定經年而不能「竟其功」之後，中共終於「挺身而出」，開始「大打出手」，對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一書展開了文革式的全方位「革命大批判」。

　　2005年5月21日，中共《光明日報》之網站 「光明網」，這家五十餘年來專門用以控制、批判、定性、摧殘知識分子思想和思潮的著名黨報，發表了中共化名「田雨」的寫作班子所纂寫的三十萬言書：「為新中國辯――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批判」。該三十萬言書，通篇赤裸裸地使用文革式的謾罵語言，並使用文革式大批判的極端下流手法，將辛灝年定性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指辛一心要幫助美帝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喪家的乏走狗」，是「特務」――竟然與十年來臺灣國民黨上層分裂勢力和媚共勢力曾先後並堅持誣陷辛灝年是中共匪諜「同曲同工」。中共更將《誰是新中國》一書定性為一部「妄圖挖我共產黨和新中國祖墳」的「奸偽之書」，批判該書是誣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歌頌獨裁者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可怕毒藥。因此，該三十萬言書，不僅要將辛灝年和他的「誰是新中國」一書同時「批倒批臭」，而且還要以「凍死蒼蠅未足奇」的無產階級革命氣派，絕不容許辛灝年這樣的人繼續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上。

　　該三十萬言書在它正文前的摘要中寫道：

　　近兩年，一本20世紀90年代末出版於美國的所謂「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在網上悄然彌漫，雖然沒見出現「熱炒」的火爆場面，但炮製者辛灝年的自我遊說，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瀾，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輕信傳播，早已鬧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他們或是心懷叵測，或是別有用心，或是對歷史無知，用荒唐與謊言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編織著誘人上當的陷阱，麻醉和毒害著心靈純潔的中國青少年學生，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少年學生。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在網路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

　　中共之所以終於下決心發表該三十萬言書，以求徹底批倒批臭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固然是因為它佈置在在海外和臺灣的形形色色政治勢力對辛的誣蔑和對「誰」書的長期圍堵與批判，因過於無力而不能逞其願；還因為胡錦濤反動集團在上臺後開始執行了一條連江澤民也不敢執行的「旨在全面倒退的反動政治路線」――他們要借批判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來指責中共前領導人（指江澤民）「只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權力和所謂政績」，竟然說「《誰是新中國》是學術問題，不要批判和辯論，是放棄了我黨在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建立和鞏固胡錦濤反動政治集團已經到手的專制權力，而且是為了要在政治上全面倒退到毛澤東時代所進行的思想意識形態準備，與胡錦濤膽敢鼓吹「北朝鮮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完全一致。

　　然而，這還不是中共終於下決心批判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的根本原因和目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大陸民間已經長達二十年的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共反動政權的歷史合法性；其根本目的，則是它要藉繼續竄改歷史來繼續欺世盜名，以求保住它權力的歷史合法性，以維護它已經愈來愈走向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不抗戰、假抗戰、甚至賣國通敵」的中共，在今年紀念抗戰六十週年之際，於全世界所做出的種種虛假表演，雖然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他要藉紀念抗戰來實行對外統戰的目的，但是，也正是因為二十年來，在海內外，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已經湧現出了一批又一批因敢於反思歷史而勇敢揭露中共種種歷史謊言的優秀歷史著作，早已在大陸民間和海內外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所以，中共企圖繼續藉紀念抗戰來欺世盜名的罪行，也就成了「欲蓋彌彰」。而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正因為是這一歷史反思的學術尖兵，它不僅在歷史的事實上，系統地揭露了中共的歷史謊言；而且在理論上，徹底地否定了中共的共產革命；尤將中共釘在了專制復辟這一歷史和政治的恥辱柱上，確實是挖了中共革命和中共新中國的「祖墳」。所以，中共才在海外對辛灝年迄今圍堵不成、而《誰是新中國》一書又在中國大陸民間愈來愈獲得了廣泛影響和衷心認同之後，它才因深懷恐懼和痛苦，而不得不冒著鄧小平早就說過的「共產黨批誰誰香」的危險而親自上陣大開殺戒了。雖然它迄今只敢在國內秘密消毒，卻不敢在海外公開發難。

　　儘管中共在國內發表三十萬言書以批判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時，絕然不敢在國內同時發表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一書，反之，甚至更加瘋狂地加緊了對該書和辛灝年所主編的黃花崗雜誌的封鎖。但是，本刊還是本著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精神，在黃花崗雜誌網站全文發表中共對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的三十萬言大批判書全文，以饗讀者。裨能使海內外讀者都能夠對中共胡錦濤反動政權重操文革式革命大批判手段，及其反動、倒退、愚昧和下流的本質，產生更加痛切和深刻的瞭解。這對於我們堅持歷史反思，決心澄清歷史，為中國未來的民主化進程掃盡歷史的謊言和垃圾，無疑將會產生更大的推動作用。

　

立此存照：上圖為《光明網》田文網頁快照

慕容雪村：如秋水长天

2012年7月23日，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以下是讲稿全文:

如秋水长天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 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塌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中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里，我提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付出的行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泪对着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它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你有必要含着泪感谢他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它：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么回答：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吧。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玛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你就应该指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么想：换个人来扫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是什么都管不好。这30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它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松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之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气沉沉，为什么国产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这么难看？因为电视管制。为什么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那么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也会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被长篇累牍地报道，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为。近几十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视为国家的苦难。在这里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制度中，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迹其中，在这里我要说，即使是你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么你和罪恶的关系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产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那人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扣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么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它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什么用，不会帮你升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但它却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松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为脆弱。我们去邮局寄易碎物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印一只红色的杯子，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它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应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净。

彭小明：记下老红卫兵的血债

记下老红卫兵的血债
——读老红卫兵的回忆录

作者：彭小明

　　２０１１年香港出版了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风云人物》，其中包含了一些１９６６年老红卫兵的口述历史。比如陈小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晓的《走出乌托邦》。前些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始作俑者之一骆小海发表过讲话，２０１２年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发表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历史罪行，“彻底否定文革”就始终不能贯彻到底，这些人物还把红卫兵的历史当做了不起的事情来讲述。但是随着中国人对普世价值的逐渐深入理解，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刻反思，红卫兵的形象将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典型，逐渐归类到反人类犯罪团伙的历史地位上去。

　　◇中国版水晶之夜的法西斯冲锋队

　　“老红卫兵”是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干子女为主要骨干的极端组织。早期是中学生，稍后一部分大学生也参与其中，是红卫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红卫兵从理论上对已经相当极端的毛泽东政治运动手段进一步极端化，将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暴民暴力行为在和平时期全面重演，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恐怖红八月。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纳粹冲锋队制造了柏林水晶之夜，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公开非法冲击犹太人家庭和商店，焚书、抄家、绑架、歧视和虐杀犹太人，成为持续的官方行为。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红卫兵以扫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为名，在北京街头撕行人裤管，剪妇女发型，到所谓黑几类分子家庭抄家，辱骂殴打被批判的对象，有的被举家押送出京注销户口，上千人被当场打死。这些行为很快从北京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专政机关的辱骂、拷打和人格侮辱、疲劳虐待……从１９４９年开始还基本局限在监狱、劳改场所；后来的政治运动又将暴力施行于各单位的隔离审查囚室和批斗场所，文革的红八月忽然将这些暴力恐怖手段公开地施行于城乡街头家庭，施行于校园课堂，师生之间、青少年之间。这一切暴行的首恶当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事包括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叶剑英谢富治等人，而具体执行人就是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

　　１９６６红八月打人死亡数为１０,２７５人？；被抄家为９２,０００户，被驱逐出北京的家庭为１２５,０００户，《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５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动向》２０１１年９月号），老舍、陈梦家等在暴力和侮辱下自杀的大量死者还不计算在内。这些老红卫兵不仅打骂行凶，而且采用野蛮的手段侮辱人的尊严。捆绑吊打之外，还搞剃光头、阴阳头，不仅对男老师实施，还对女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女同学实施。

　　◇老红卫兵负责人皆已触犯刑律

　　老红卫兵的组织者虽然不一定直接动手打杀，但是根据“首恶必办”的原则，他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刑事犯。（当时虽无刑法，却有相应惩治条例）。中国现代历史一定要把这笔血债详细地记录下来。

　　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老师。该校的校领导和红卫兵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进、马德秀和（邓.小.平之女）邓.榕等人。宋彬彬在卞仲耘挨打时说“杀杀她的威风也好”；卞仲耘死后，邓.榕带队去医院要求大夫开具死亡证明书。

　　陈毅之子陈小鲁的讲话承认，他组织成立了西城纠察队，而且在毛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西纠就公开用武装皮带集体打人。老红卫兵参与抄家行动，例如将罗瑞卿的岳父母驱离北京，押返原籍（后来其岳父自杀身亡）。陈小鲁还命令西城纠察队冲击和取缔八大民主党派，收缴各党部官印。八大花瓶党派曾经是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虽已被毛泽东玩弄在股掌间噤若寒蝉，毕竟还是一部分统战对象和右派人员的归属单位。党派横遭取缔以后，那些被剥夺了起码人权和尊严的右派更加失去了最后的一道保护层。吉祥戏院集体棒打，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乃器是极少的幸存者，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储安平被毒打后凄凉出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著名翻译家民盟成员张友松无靠挂单位，当时右眼被打瞎，竟无人救助（民盟本应好歹出面管一管）。陈小鲁的双手沾满了暴力的鲜血。

　　老红卫兵除了暴力人身伤害以外，用血统论对联侮辱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鼓吹“红色恐怖万岁”，同时还集体冲击公安部，占领办公大楼，张贴反政府大标语，呼喊反党口号等等。陈小鲁竟在回忆中否认他参加过红卫兵。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当过西纠头头、收过八党官印的陈小鲁晚年还把百姓当阿斗，玩的是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暴力行凶之外，“混蛋、狗崽子、滚他妈的蛋、砸烂……的狗头”等粗野的语言暴力全都首先出现在老红卫兵的文章、对联和标语口号中，然后再蔓延全国；“建立非法社团、冲击国家机关、人身伤害、侵入民宅、恶意诽谤（血统对联和狗崽子骂名）”等等刑事罪名，每一项都足以给这些犯罪嫌疑人定谳；未满十八岁则宜按未成年犯审理。

　　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语言暴力典型标本的作者们，暴力团伙的领导者们，宋彬彬、邓榕、谭力夫、宫小吉、卜大华、彭小蒙、秦晓……每一个人都罪责难逃。实际上老红卫兵们并没有因暴力言行受到法纪惩处，直到他们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和“１９６０年后的毛思想”，公安部才仅仅拘押了几十天。然后非经司法审理，由江青周恩来先接见再释放，不了了之。文革时期，经常张贴审判公告，说罪犯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集团。实际上老红卫兵的西纠、联动才是真正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暴力集团。这伙现代义和拳人物因为出身高干家庭，是中国当朝新贵的后裔，所以凭籍革命的“丹书铁券”，犯法却不“与庶民同罪”，长期逍遥法外。中国人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无法像以色列人那样组成追剿小组飞往各地捉拿纳粹逃犯那样将这些老红卫兵缉拿归案交付法庭审判。至少要在文字史书上将他们的血债一一写明，将他们的姓名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笑的辩白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宋彬彬都说自己反对过打人，还特别制止过暴行。他们比中共中央还要不自量力。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好歹还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造成了千百万人民的灾祸，包括许多无辜者被打死和自杀，为此承担了罪责。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红卫兵头目曾经劝阻红卫兵不要动武，甚至解救过他们认识的个别老师和同学。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所带领的团伙造成的集体暴力浪潮犯下的滔天罪行。

　　被审判关押的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乃至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也都没有执鞭打人，持枪杀人，可是他们都曾被判处长期徒刑。卜大华等人炫耀他的所谓《十点估计》发挥了制止打人风的作用，完全不足采信。难道８月８日中共中央没有发表过十六条吗？（第八条要文斗）８月１８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难道不是林彪用他那拖音很长的湖北方言大声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毛泽东签署过十六条，林彪呼吁过不要武斗，能不能减轻他们的反人类罪行？

　　说起来很可笑，“不要打人”又不是什么深奥难通的哲理，需要烦劳中央正副主席三令五申，还有老红卫兵首领来开导？三岁的娃娃就听大人教训不可以打人，５０年代开始每个小学生都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五项和第八项），《二十三条》反对逼供信，据说毛本人在１２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写过信，强调不要打人。依照此说，制止打人的功劳怎么也轮不到这几位红卫兵小将。为什么打人恶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说穿了，这是我们的党文化。毛、林都知道要先矫枉过正，害死一部分人。毛甚至公开鼓励宋彬彬“要武嘛！”刘少奇每次搞运动都知道又有人自杀，他早就成竹在胸，那都是刑讯逼供（即残酷打骂）的结果，陈毅甚至将凶残当有趣，戏称跳楼自杀的上海工商业者是降落伞部队。各级干部都掌握着这样一种火候，“先拿一部分人来开刀，然后才能把运动铺开，多多少少死伤自杀之类都是难免乃至必要的”。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人类性质正是隐含在这一种默契文化中。文革只是将这种从富田肃反到延安整风，从土改到四清的革命传统扩展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范围里来了。然后再将批斗会、私设刑堂的暴力行为扩大到了街道、里弄、家庭和校园、课堂。

　　老红卫兵中不乏已经入党的成年人，如宋彬彬、刘进、邓楠、贺鹏飞、秦晓、谭力夫、马德秀等，而陈小鲁（１９４６年生）等干部子弟多是中学生入党候选人，党支部培养的党章学习积极分子。他们对于历次运动暗含的这类潜规则“基本套路”绝不可能完全无知。到了老兵暮年，陈小鲁还来假扮天真巧装嫩，难道不觉得恶心？陈小鲁说“毛主席都夸我不赞成打人”。这种说法十分无力，历史早已看清，掀起文革打人浪潮的首恶凶犯不是别人，正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本人。

　　先“矫枉过正”，再出面颁布一点政策，这是老红卫兵父辈的老伎俩。根据《吴德谈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的记载：毛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彭真和叶剑英等人早就想把北京清洗成水晶一样纯净，军警不方便行动，红卫兵刚好成了他们的打手。抄家、驱离的名单都是公安派出所暗中给定的。老红卫兵干了父辈们梦寐以求而不便下手的脏活罢了。将数十万名黑五类人员押解出京的行动哭声震天，已让陈小鲁略动恻隐之心。其中发生了多少死伤冻饿，现已无法统计，很多受害人早已亡故。现居德国的德籍华人蔡升先生堪为这一暴行的历史见证。文革前他从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爆发时，他因出身富农竟被单位批斗，红卫兵将他押解出京，一路训斥打骂，在火车上就把他的眼镜打得粉碎。他深度近视，四顾茫然。押入原籍浙江江山县看守所，无人了解他的案情，一押竟押了整整八年。１９７４年狱方清理陈年旧案，方才想起将他移送劳改农场，当时他的四肢因长期禁锢，无法站立，由难友背拖上路。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平反。一位新婚燕尔的青年德语编辑，就这样丧失了最美好的青春。（蔡升已经加入德国籍，他的悲惨经历由笔者当面采访记录，发表在《留德学人报》）。

　　这些老红卫兵自辩的潜台词是“应该让直接下令打人者承担罪责”。历史上的动乱惨案几乎都查不到下令者。北京三一八惨案并没有查到下令者，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也没有找到国民党高官的手令，六四天安门也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清场的说词，并没有具体的开枪命令，柏林墙下死难者数百人，德国法庭审判东德官兵的时候，也没有找到直接的命令文本。直到２００７年才发现了一份７０年代东德国安部发给士兵的材料，要求哨兵向鸣枪警告后仍不停步的越境者射击。但仍然是一纸笼统的指示，没有首长签名。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彭小蒙、宋彬彬、宫小吉、谭力夫、王铭、薄熙来等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都是红八月时期的红卫兵头目、校文革领导人。抄家打人杀人的恐怖局面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愈演愈烈的。几篇回忆讲话更加坐实了当时普遍发生的打人暴力情景。

　　获得专制权力的平民如果缺乏监督制衡，会在短暂期间疯狂滥权，打压甚至虐杀对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西方有过相关的实验，取名路西法Lucifer现象。从正常的青年演变成暴力专制者，时间只需要几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征用两组大学生分别充任狱警和囚徒进行试验。结果本来很正常的青年因获得了权力变成了虐囚恶警。这还仅仅是一场假定身份的实验，在文革的现实中，毛泽东确实将专政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从毛给红卫兵写信的八月初到批判联动的次年一月底，将近半年，具备了充分的犯罪时间。这种权力（抓人、关押、拷打、侮辱……）是默许式地真实赋予，而不是实验式地虚拟给予，当然就导致了全国性的血腥风潮，滥杀滥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２００８年德国导演甘塞尔 Gansel 拍摄的故事片《浪潮》Die Welle 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所中学的师生本来以为纳粹专制的社会已经离开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不料经过老师的心理实验，发现这种恐怖和压迫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边重演。温和善良的青年也可能变成粗暴蛮横的法西斯狂热分子。这部影片给研究老红卫兵暴力犯罪现象提供了非常形象的参照。

　　◇老红卫兵毫无忏悔意识

　　多少年来，老红卫兵们都非常缺乏忏悔意识。最无自省的当属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骆小海，他竟恬不知耻地将红卫兵自诩为“有正义感、有理想主义、有自我反省精神”的群体。但是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和人文历史价值观的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红卫兵反人类的暴力价值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风雨飘摇。

　　文革中的许多高干子女，大部分都通过参军躲过了下乡的苦差，没有躲过下乡的，一般也是凭藉出身优势最早招兵招工招生离开农村。改革开放后，他们捷足先登最早获得机会出国留学或考察。若无海外学历，好歹混个绿卡。西纠联动时代，他们激情高呼“毛泽东、伊里奇”，“革命红旗白宫招展、四海平，环球赤”。“出国热”的时代，他们摇身一变，玩过了拉斯维加斯（赌城），巴黎红磨坊，荷兰红灯区，学会了最西方化的各种奢侈游戏，……唯独一样他们没有学会，那就是最具西方人文色彩的忏悔精神。德国社民党总理勃兰特跪求世界人民的宽恕，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谅解，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要误以为勃兰特曾经参加过党卫军或冲锋队，恰恰相反，少年勃兰特是因为参与反纳粹斗争被迫流亡北欧的民运红小鬼。不仅德国的领导人从不拒绝忏悔，每逢我们谈及纳粹，德国的大学生都普遍而诚恳地表示谴责和忏悔，没有任何迟疑。

　　老红卫兵最热心提倡的阶级路线输得最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仅仅十年过去，三代贫农的王洪文变成了反革命，毛邓去见马克思以后，汪伪汉奸官僚的儿子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拉扯上一个被敌人杀害的亲叔叔认做养父，认养的时间和手续又不那么吻合；胡锦涛的家庭，竟是苏北茶叶小商贩，胡父不要说省部级地师级县团级，竟连党员都不是，还有贪污的疑点。从向忠发、顾顺章到王洪文，这几个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高干偏偏都不是好东西。文革中叛逃投敌的解放军飞行员，个个都是三代贫农出身，投奔美国中情局的俞强声、出卖解放军情报的姬胜德竟皆是革命老干部的儿子。

　　俄国十二月党人出身贵族，却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的口号，主张废除农奴制。今天翻开西纠、联动的文件，真为他们汗颜！红色贵胄联动背负着“曾经反抗过毛、江”的虚名，却连起码的个人崇拜都没敢反对过。扭扭捏捏地反过一阵“１９６０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思想深度远没有走出高干子女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毫无超脱自身地位的人文气息和自由精神。而且释放出狱以后便立刻销声匿迹，他们对毛泽东的封建法西斯思想和当代社会现状的认识和分析，还比不上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俄国贵族里出现了反抗沙皇专制的诗人普希金、作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赫尔岑，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也发生了世界性影响。东欧干部子弟中出现了以米奇尼克为代表的理论家。中国红色新贵子女享有贵族特权，却少有贵族精神，从他们里面走出来什么思想文化人物了吗？至今六十上下的年纪，思想还没有完全走出红卫兵、联动的藩篱。

　　出身平民或贱民的同龄人除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等烈士以外，如郑义、谢泳、丁东、智效民、朱学勤、艾晓明、易中天这些自由色彩的作家型学者，海外还有胡平、陈奎德等现代民主的理论家已崭露头角。老红卫兵们中小学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１９７０年代或参军、或当工农兵学员，先后入党提干，改革开放时，往往最先照顾得到出国的机会，或拿绿卡，或拿学位，或定居，或海归。除了一位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较有成就以外，张木生还未走出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其余老红卫兵薄熙来（已倒台）、刘延东、李源潮等等，皆以官位而得名。从这个角度说，唯出身论不仅阻碍了许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优秀青年的成长之路，也贻误了全民族的青年。

　　干部子女也是民族的后代，若能出类拔萃，也是民族的精英。可恰恰是门阀观念也阻碍了他们的成长。血统论把家庭裙带、阶级身分、特权优惠跟人生前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打造了一律的红色保险箱，顺利倒是顺利了，可是才情、思想、志向呢？从生产队、连队上调回城令人欣羡，但参军、入党、提干有时也并非全是福祉。他们往往阙失了最重要的精神历练和独立思考。更加可悲的是阶级路线的庇荫让宋彬彬的姓名沾满了文革暴力的血污，也把一大群老红卫兵的姓名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秦晓的回忆披露了他和宋彬彬等人下乡后上大学的过程。大学简直就像是“吃窝头还是面条”一样任凭挑选。这种描述是可信的，但是不应该让后世的读者以为当时的情况对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这样。那就太不公平了。高干子女到处得到领导的眷顾，习仲勋已经失势，但是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部下继续照应习近平在１９７４年入党，次年推荐进入清华。而平民子女非常困难。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从五十年代就被政审拦路很难进入大学，文革时更只剩下下乡的资格。大学他们根本不敢奢望，能脱离农村回城跟家人团聚，吃一口商品粮都是难圆之梦，男青年不得不引刀自残，例如《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就曾经体尝了当代折臂翁的痛楚，另一位重庆女知青过量吃盐导致肾衰竭获得“病退”回城，终于在回城后半年因肾衰竭而撒手人寰。还有许多下乡女青年因为要上大学，不得不奉献自己的贞操，“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女生“脱了裤子上大学”的故事绝不是谣传。面对这类特权，秦晓们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愧怍自惭，没有任何忏悔。还有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任世民，侨寓德国已经多年，当中文报刊上清算毛式阶级路线的时候，他竟还写文章辩护说，“阶级路线是重在表现……”

　　◇历史的定位

　　老红卫兵是共产党权贵子女的一个文革群落。被定性为生活在文明现代而思想偏执、言行狂暴的当代义和拳。但是简单地将他们描写成一伙专制社会的男女衙内，也有欠公允。至少在文革初期，他们追求的完全不是物质享受，恰恰相反，他们充满了权力意识，这种权力意识强烈到西纠、联动几乎完全排除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尤其有意识地排除与他们在学业上平起平坐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从诞生之日起，红卫兵就拥有强烈的接班意识，一切言行都是准备承接权力的。但是数十年的时间过去，毛泽东鼓励的老红卫兵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历史名词，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之类高官的履历都对相关经历避之唯恐不及，可见一斑。这类接班的培养形式已经完全失败。

　　从毛泽东江青毛远新等人的授权举措，陈云关于“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之类的私房话来看，朝鲜金氏王朝的封建套路还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模式。中国人民不可以不警惕以防范之。红八月暴政就是太子党执政的极端形式。习近平、刘源、薄熙来等人比其他高干子女略胜一筹，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中确实有一段“沉入沟底”的时期：父辈真的是黑帮，自己真的感觉被抛出了体制外，坐班房，下农村，几乎没有庇荫。这样的底层经验歪打正着，反而曾使他们清醒。

　　政治人物希望子嗣继承己志，本是人之常情。历史上的梨园流派，杏林高手，训诂渊源，武林门派，都有家学渊源，连传统名菜名点也多世代相传。政治作为一种高级管理艺术未尝不可以子承父业，克绍箕裘。西方社会亦不少见。例如美国的布什父子和肯尼迪家族，德国的施特劳斯家族。关键是不能依靠血统论去建立门阀特权制度。共产党的干部有意培养自己的后代成为接班人似也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党的方法却是绝对愚蠢的。“阶级路线”给予子女各种特权，让他们绕过各种社会的障碍，占尽国家的资源，却使他们脱离了社会的基层，先天不足地缺乏历练。加速入党、提干、升学，实际上是揠苗助长。习近平在三五年内既拿博士文凭，又搞省市中央“跳加官”，结果在知识界和网路媒体上影响不好。

　　在宪政国家，政治人物必须有公开的群众基础。不论你是谁的儿子，你必须有演说辩论的能力，有团结同侪的能力，必须面对群众集会和各级议会的场面。如果父亲是政治家，或许你会有一点遗传获得的演说能力和组织手腕，也有一些父辈的朋友帮衬，可是学术文凭和社会资历不能非法捞取，党内的初选，民间的竞选，都需要自己去打拚，没人能提拔栽培。治国理念、战略策略和应变能力更是必须由自身历练来打造，而且所有的过程都有法治的制衡，权力被掌控在宪政框架之下。人民痛恨官二代、富二代，说到底就是担心这些人享尽社会恩泽捞取各种头衔，上台却不干好事。毛泽东嫡孙毛新宇，硕士、博士、少将、研究员，什么头衔都挂上了，就是题词写不通，年份也算不对。笨一点倒也罢了，依靠祖荫和特权登基的人物一定不了解人民的疾苦，看不清民族的前途，掌权一定会贻误国家的命运。如果狡诈贪腐，又缺乏监督机制，那么纳粹、文革式的灾难就不远了。

　　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３０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日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秦晓的回忆有一些服膺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表示，当然是好事，值得欢迎。但是晚年的认识也不能洗脱早年的罪愆。今天仍犹健在的老红卫兵，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犹存，何妨出来向公众表示忏悔，也好给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减后世的天谴。

胡平：數人頭勝過砍人頭（6）

第六輯 時事縱橫

1 反右運動四十年

胡 平 (1997年4月)

　　高明的宣傳與阿諛不是撒謊，而是投合權勢的需要，只說出一種事實，不說另一種事實。

——文章摘录

　　今年，一九九七年，是反右運動四十周年。

　　在昔日東歐，流傳著這樣一則政治笑話。森林里，一只狐貍在飛快地跑。兔子看見了覺得很奇怪，問道：“狐貍狐貍，你跑什么?”狐貍說：“森林大王下了命令，要把所有的羚羊都抓來騸掉。”兔子對狐貍說：“你又不是羚羊，你怕什么?”狐貍說：“哎! 等到弄清楚你不是羚羊，那就太晚啦!”

　　一九五七年，中共發起反右運動，五十余萬人被劃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一九七八年，中共宣布給右派份子全部摘帽，其後又進行了普遍復查；到一九八四年，絕大部份右派份子被確定屬於錯劃而得到改正，“維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約五千人，而且還在繼續甄別之中。這就是說，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標準，五十多萬右派份子被錯劃的也在99% 以上。一九八零年，中共發出文件，宣布對二十七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問題復查結果：一律摘帽，擬予改正的二十二人，維持原案的五人。當這份文件發出時，那二十七個人已經死掉了二十個。中共說“有錯必糾”，說“共產黨犯了錯誤共產黨自己能糾正”。可是，這一錯就是99%，一錯就是二十年，一錯就是成千上萬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有人說：“算了吧，反右運動已經過去四十年了，我們應該向前看。”不然。鴉片戰爭已經過去一百五十年了，你們為什么還要耗巨資拍電影、大張旗鼓地紀念呢? 高明的宣傳與阿諛不是撒謊，而是投合權勢的需要，只說出一種事實，不說另一種事實。再者，今天的中國人民并沒有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但仍然受著一黨專制的壓迫。即以反右運動為例，直到今天，中共還說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而已。因此，於今之計，重溫一九五七年恐怕遠必重溫一八四零年更為迫切，也更為重要。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一些研究者稱之為中國的大逆轉。因為在反右之前，中國本來存在著走上另一條道路的機會。五六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惡，在國際共產陣營中興起了第一次自由化浪潮。當時的中國也出現了自中共掌權以來前所未有的寬松局面。毛澤東號召整風，號召知識分子和群眾給共產黨提意見。當然，毛澤東的本意絕不是要放棄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但是從當時的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來看，中國至少可以和蘇東各國一樣，擺脫極端形態的斯大林主義，走上部份改革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然而，一場反右運動扭轉了中國的方向。中國不但沒有象蘇東各國那樣變得稍微右一些，而是變得比先前更左，并且還形成了一股趨勢，一路地加速左下去，到三面紅旗，到廬山會議，到文化革命。

　　回顧五七年反右運動及其來龍去脈，我們不能不聯想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六四前夕的中國，同樣存在著向自由民主和平轉變的大好機會——不論是國際大氣候還是國內小氣候。六四事件摧毀了這次機會。在蘇東各國紛紛克服了一黨專政的同時，中國的一黨專政反而變得比八九前更頑固，更惡劣。不錯，六四事件沒有中斷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這使人又聯想到反右之後的大躍進，雖然兩者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語，但其間透露出的當局的意圖卻很相似，那都是力圖以經濟上的成就來鞏固自己業已動搖的政權的合法性。這就從反面提醒我們，切切不可因為經濟上的某種成就——不論它看上去如何眩目——便去認同血腥的暴政，否則後患無窮；更何況中國的經濟改革本身早已是弊端叢生。

　　和文革一樣，反右也只是當代中國大悲劇中的一幕。不幸的是，這場悲劇至今尚未結束。今天，我們回顧反右，研究反右，清算反右，既是為了歷史，更是為了現實。桑塔亞那說得好：“忘記歷史教訓的人注定重蹈覆轍。”值此世紀之交，中國又一次面臨著危險和機會，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徹底結束專制制度，否則，我們既辜負了未來，又辜負了過去。◆

　　1997年4月

2 拙劣的回應

胡 平 (1999年3月)

　　每年二月，美國國務院都要公布一份人權報告，對世界各國的人權狀況加以評論。今年也不例外。不久前，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九九八年人權報告》，其中又一次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近幾年來，中共當局擺出可以說“不”的姿態，由新華社發表文章予以反駁。今年的回應文章格外下了工夫，作者廣泛收集材料，列舉出“美國踐踏人權”的種種劣跡反唇相譏。文章列舉的事例包括：暴力犯罪嚴重，囚犯比例高，警察施暴現象嚴重，貧富分化愈演愈烈，種族歧視禁而不止，等等。為了證明作者所言不虛，文章在列舉事例時都注明出處，依據的全是美國主流媒體自己的報導。作者大概以為這樣一來就增加了說服力，殊不知此舉正是弄巧成拙。

　　經驗告訴我們，判斷一個國家人權狀況的好懷，最簡單的一個辦法就是，看這個國家有沒有公開的、受到保護的自由批評。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它們既是人權的一個標準，同時也是衡量人權的一個標準。

　　反人權者對這層道理比誰都更清楚。暴君毛澤東就講過：能不能讓報紙公開地揭露我們的缺點錯誤呢? 不能，當然不能。如果聽任報紙公開地揭露我們的缺點錯誤，今天你登一條，明天他登一條，不出三個月，人民就會起來打倒我們了。江澤民們也深明此理。應該承認，和毛澤東時代相比，如今中共的缺點錯誤已經少得多了，所以第三代核心們多少有了點自信。去年上半年，國內的政治氣候一度轉暖，據說當局確實在鄭重其事地考慮逐步地開放言禁報禁──當然，只能逐步地開放，而且開放也是有限度的。不過到了冬天，這個計劃就泡了湯。說到底還是心虛，雖說黨的缺點錯誤比先前少多了，但少多了還是嫌太多，承受不起輿論開放這付藥。中共發表長文對美國的批評反唇相譏，但若說誰的人權記錄好誰的人權記錄壞，當局自己其實還是很明白的。

　　略需說明的是，我們對一國人權狀況進行批評，主要是針對該國的政府，不是針對一般個人。平常我們都說，在美國，私人財產是有保障的。但我們也都知道，美國并不是君子國圣人國，在美國也有小偷強盜，私人財物被盜竊之事時有發生。那么，這是否與“私人財產有保障”一說相矛盾呢? 不矛盾。因為所謂私人財產有保障，不是說你的財產不可能被偷被搶，而是說一旦被偷被搶，政府會依法追究。正如你買了汽車保險，并不是保險你開車不會出事，那只是說，如果你開車出了事，你能得到保險公司許諾的補償。

　　由此可見，保障人權的問題主要是政府的問題，也只有政府才可能做出侵犯人權的行為。強盜可以搶走你的財產，但他不可能搶走你對自己財產的所有權，只要在這里，社會、政府都承認該財產屬你所有。共產黨政府搞共產和強盜搶東西不一樣，共產黨政府搞共產，不但是搶走你的財產，而且還否認你對自己財產的所有權。嚴格講來，正是這後一點，才構成了對財產權對人權的侵犯，才叫做侵犯財產權侵犯人權。注意，這里有一個重要的區別：侵犯財產是一回事，侵犯財產權是另一回事。誰都可能侵犯一個人的財產，但只有政府才可能侵犯你的財產權。并非天下一切好事都叫人權，也并非天下一切壞事都叫侵犯人權或踐踏人權。自由民主國家也有很多壞事，但它們基本上不屬於侵犯人權。例如警察施暴，當然是壞事，但只有當警察施暴不是純個人行為，而是執行政府指示的行為或是被政府認可的行為、縱容的行為時，它才算侵犯人權。好比球賽，運動員不守規則叫犯規，但違反規則還不等於破壞規則踐踏規則，只要裁判依據規則對犯規者予以制裁。規則的意義正在於誰犯規誰就要受罰，違者受罰正好證明了規則的完整存在，證明了規則未受破壞。只有當裁判不照規則辦事才意味著規則被破壞被踐踏。中國的情況恰恰是政府施暴，而且把施暴說成“平暴”，還反誣受害的民眾是“暴徒”。這就是侵犯人權，最典型的侵犯人權。

　　有些人對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滿意，看到美國政府出面指責又覺得有些不舒服。這種心情可以理解，因為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首先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因此，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身為中國人，我們自己應該為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而不懈努力。◆

　　1999年3月

3 為遇羅克立一座雕像

胡 平 (1999年4月)

　　在當年那樣貧脊惡劣的土地上，竟然還能生長出如此燦爛奪目的思想之花。你只有知道當年的世界有多矮小，你才能知道遇羅克的形象有多高大。

——文章摘录

　　論出生年月，遇羅克是我們的──我這里尤其是指老三屆──兄長；看他最後一幅照片，卻好像是我們的子侄：三十年了，我們都在老去，他死時才二十七歲，太年輕。

　　也許是因為歲月沖刷，也許是因為飽經滄桑，如今的我們，已經不大容易再動感情。即便是回憶起年輕時代的許多扣人心弦的經歷，也因為事過境遷，人物兩非，難得再有當年那份激動。可是，每當我想起《出身論》，想起遇羅克，卻總是忍不住一陣辛酸與悲憤。

　　今年一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遇羅克遺作與回憶》。朋友從北京給我捎來了一本。在書的封底，寫著編者徐曉的幾段話：

　　“但愿，千千萬萬贊成過《出身論》并深受‘血統論’之害而沒有被壓垮的中國人，能夠讀到這本書；

　　但愿，千千萬萬反對過《出身論》并身體力行地堅持過‘血統論’而良知沒有泯滅的中國人，能夠讀到這本書；

　　但愿, 不曾知道有過《出身論》與‘血統論’之爭，不曾知道遇羅克其人的年輕人，能夠讀到這本書；

　　但愿，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能回過頭去看──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淚；能靜下心來想──想我們民族和個人付出的與得到的；能拍著胸口問──不只是問歷史，問社會，問他人。更重要的是問自己，問人性。”

　　另一位編者徐友漁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序。在評價《出身論》一文的意義時，徐友漁正確地指出：遇羅克“和文革中涌現出的其他知名理論家不同，他不是從‘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兩條路線斗爭’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出發，去鋪排一個表面異端味十足，實則不過是詮釋文革路線的理論體系。他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邏輯出發點與文革主流思想毫無關系，他堅信人生而平等，每個人的權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為來決定，他堅信基於家庭出身的歧視是不正義的，就象基於民族、膚色、宗教信仰的歧視是不正義的一樣。”

　　不錯，在《出身論》一文中，遇羅克也在頻頻引用毛澤東語錄和把所謂劉鄧路線作為批判的箭靶，但這未必表明作者的思想局限，而主要是出於斗爭策略。誠如列奧· 斯特勞斯所言，要理解一部作品，必須把它放在當時的語境。我們務必要考慮到作者所要論辯的對手以及打算說服的對象。啟蒙者必須善於因人施教。你必須從群眾現有的認識水平出發去循循善誘，而不能一開始就站在完全不同的前提立場上。今天的我們，或許不難以所謂更純粹的人權觀平等觀寫出一篇似乎更徹底的出身論，但倘若把這樣的文章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能接受，能公開地站出來支持擁護，從而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反對力量呢? 這就是說，今天的我們要為當年的中國另寫一篇出身論，只怕也不可能比遇羅克寫得更高明。遇羅克不僅富於思想，富於勇氣，而且還富於政治智慧。我并不是說，依照今天的眼光，遇羅克的思想毫無局限，然而，讓人無比驚訝和敬佩的是，在當年那樣貧脊惡劣的土地上，竟然還能生長出如此燦爛奪目的思想之花。你只有知道當年的世界有多矮小，你才能知道遇羅克的形象有多高大。

　　遇羅克被殺害了。我相信，是他那非凡的勇氣和智慧引起了專制者發自內心的恐慌。是誰下令殺害遇羅克? 想來還不只是四人幫之流，否則早就對外講了。

　　誠然，遇羅克一案最後獲得平反，中國已經走出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血統論即出身歧視也基本上宣告終結，但也不盡然。一方面，我們還能看到權力的私相授受，“老子革命兒接班”；另一方面，當局在迫害異議人士之余，有時也還對親屬有所株連。中國的人權狀況仍然存在嚴重的問題。我們仍須奮斗。

　　不少人問遇羅克的家人：“政府給沒給遇羅克定為烈士? 給家里多少撫恤金?”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回答說：“沒有誰授予遇羅克烈士稱號；給我父母的，只是他被關押兩年多期間學徒工的工資。”遇羅文說得好：“烈士稱號難道需要恩賜嗎? 今天，還有這么多人懷念他，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希望，我們，一切感念遇羅克、崇敬遇羅克的人們，自己募款，自己設計，為我們的英雄遇羅克建立一座雕像，以作為永恒的紀念。◆

　　1999年4月

4 記憶與壓抑——寫在“六四”十周年

胡 平 (1999年6月)

　　人心都有趨利避害的習慣。一旦人們意識到某種問題是不準思考的，某種情感是不準表達的，他們就可能放棄有關的思考，埋葬有關的情感。這樣，被動的壓制和主動的放棄相結合: 有了你的主動放棄，被動的壓制似乎就不再存在；既然你由於恐懼而遠離禁區，那么由於你遠離禁區便不再感覺恐懼。這就是為什么那些對共產暴政的罪惡反應冷淡的人既不承認自己受到壓制，又不認為自己深懷恐懼的原因。

——文章摘录

　　“六四”過去整整十年了。中國人是否已經淡忘了“六四”?沒有，當然沒有。只要看一看每逢“六四”忌日中共當局如臨大敵的緊張摸樣，我們便不難體察到民心遠遠不象乍一看去的那般馴服。在缺少表達自由的地方，當局的反應正好從反面揭示出民間反抗情緒的潛在力量。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發現，在某一部份中國人那里，對“六四”的印象和憤慨確實在淡化，在消失。通常，人們把這種淡化和消失歸結為國人的健忘，歸結為國人的政治冷漠，歸結為國人對同胞的生命缺少深刻同情。可是，我們又如何理解、如何解釋不久前發生在中國的大規模反美示威活動呢? 不錯，這次反美示威活動明顯地帶有當局煽動和操縱的印記，不過，我們仍可假定其中確有一些人是出自真誠，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如何解釋這種真誠。

　　有人說這次反美示威活動表明了中國人長期深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集體記憶。我對此說甚感懷疑。道理很簡單，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發生於半個多世紀以前，在今日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根本沒有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切身經歷。今天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們只有遭受共產黨專制剝奪迫害的切身經歷，從土改、鎮反、反右、三面紅旗、大饑荒，到文革，到六四。中共執政的五十年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無論是在深度上、廣度上，還是在烈度上，都超過了以往。某些人對貼近的歷史不感興趣，對遙遠的歷史念念不忘，對有切膚之痛的事情缺少憤慨，對那些缺少切膚之痛的事情反倒充滿激情。這樣的記憶和這樣的激情能是正常的嗎?

　　可見，這不是一般的遺忘，這是選擇性的遺忘。其實，它連遺忘都不是，如果真是遺忘，那么一經提醒便可恢復記憶。這是有意識的回避，有意識的壓抑。有些人被問起“六四”之事，答曰“不知道”。這多半是撒謊，因為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再說，若真是不知道，目擊者都還在，要了解事件真相是很容易的。問題是他們不愿意去了解，而不愿意去了解其實是他們本來已經多少有所了解，就象膽小的人見到尸體扭頭不看一樣，他們不去看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換句話，某些人之所以“不了解”或“忘記了”六四，“不了解”或“忘記了”五十年來共產暴政的滔天罪惡，是因為他們缺少面對真實的勇氣。在這里，真實猶如斯芬克思，它要求每一個從身邊路過的人必須回答它提出的問題，答不出就要吃掉你。面對犯下滔天罪惡并至今拒不認錯的共產政權，唯一正確的答案是挺身反抗。如果你不敢反抗，勢必陷入莫大的恥辱和愧疚——如果你交不出反抗的答案，你的良心就被吃掉了。所以，那些既不肯反抗又想讓良心“安寧”的人，就只好繞開真實，在真實面前閉上眼睛。

　　因此，毫無疑問，在“六四”十年後的今天，某些人表現出對“六四”的淡忘和無知，根本上是源於恐懼，源於壓制。問題是，當恐懼強化到一定程度，當壓制持續到一定階段，許多人就會在自覺的意識層面上“忘掉”恐懼和壓制的存在。人心都有趨利避害的習慣。一旦人們意識到某種問題是不準思考的，某種情感是不準表達的，他們就可能放棄有關的思考，埋葬有關的情感。這樣，被動的壓制和主動的放棄相結合: 有了你的主動放棄，被動的壓制似乎就不再存在；既然你由於恐懼而遠離禁區，那么由於你遠離禁區便不再感覺恐懼。這就是為什么那些對共產暴政的罪惡反應冷淡的人既不承認自己受到壓制，又不認為自己深懷恐懼的原因。

　　感情、激情是自發的，自然的，但它的表達卻可能受到各種非自發、非自然的因素影響，在中國古典小說里常常寫到，某殺人屠夫惡名昭著，令小孩不敢夜哭。當你壓下憤慨時，那憤慨并不一定會深化，會增長，有時它倒會淡化，會萎縮，甚至可能消失。如果你從一開始就知道某種憤慨是禁止表達的，你很可能從一開始就克制住自己，就象剛懷孕就打胎，你并不會感覺多痛苦。反過來，如果一種激情的表達從一開始就是許可的，就是受到充分鼓勵的，有的人就會越表達越來勁，越發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些對三個人的死亡滿腔憤慨，而對三千人的死亡、對三千萬人的死亡卻少有憤慨的人，他們的感情或許是真誠的，但那是怎樣可怕的一種“真誠”! 黨讓你生氣你就真的生很大的氣，黨不讓你生氣你就真的沒什么氣可生。如果一個人的喜怒哀樂都能如此真誠的“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那還有什么可說的呢?

　　唯有結束共產專制，才能實現人性的復歸。◆

　　1999年6月　

5 世紀末的最大荒誕
——寫在中共建政五十周年慶典前夕

胡 平 (1999年9月)

　　國人在荒誕中生活得太久了，久到了對荒誕麻木，對荒誕習慣，對荒誕喪失了荒誕感。就在這種身處荒誕而不覺其荒誕的狀態下，人們的道德在墮落。專制政權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人們的道德水平。專制的存在越長，人們的墮落越深。

　　歷史一再證明，末代專制的茍延殘喘靠的是人們對它無窮威力的虛妄幻象。專制強，是因為我們以為它強；我們弱，是因為我們以為我們弱。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就在齊奧塞斯庫垮臺的一個月前，他還在黨代會上全票當選，并照例贏得與會者經久不息的掌聲。大船將沉鼠先知，要不，怎么會有幾多權貴子弟，放著在國內的“太子”不當，跑到海外當無名寓公? 說什么共產黨專制還穩得很，他們都不信了，我們還信?

——文章摘录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政五十周年。當局正在傾全國之力籌備盛大的慶典。時至今日，還在為共產專制歡慶生日的國家早已所剩無幾: 北韓、越南、古巴，有五千年文明并一度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中國如今與這幾個國家并列為伍，這絕不是光彩，不是驕傲，這是悲哀，這是荒誕。

　　五十年來，中共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何其深重的災難。今天，幾乎每一個活著的中國人，都能夠根據自己的親歷親聞，講訴出一段又一段悲傷的歷史。全中國究竟有幾家幾戶沒有枉死餓死的冤魂?在五十年的時間里，中共差不多犯下了一切可能犯下的錯誤和罪行。有些錯誤或罪行本來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沖突的，你犯了這一條就不可能再犯另一條，可是居然也讓共產黨全犯了，犯全了。譬如說，你既然宣布餓死事小，思想革命化事大，你如何又能宣布吃飯是第一人權，自由純屬奢侈? 你既然在共產的旗號下大力滅私充公，你如何又能拼命地化公為私，而且還要繼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名字都不改臉都不紅?

　　人們常常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殺人無數害人無數，但兩者也有區別: 法西斯殺的害的主要是外族人、外國人，共產黨殺的害的主要是本族人、本國人。毛澤東一生殺死害死了六千萬以上的無辜蒼生，其中本族人本國人占95% 以上；還不是在戰爭時期，而是在和平時期，不是在打天下時期，而是在坐天下時期，不是對荷槍實彈的反叛者，而是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包括自己的革命戰友。現在，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信譽掃地，把毛澤東稱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的人已經很少很少了，但假民族主義假愛國主義又來了，有一些人，而且正是中國人，把有史以來殺死中國人害死中國人最多的暴君稱為“中國國家利益的偉大捍衛者”、“中華民族的千古偉人”(?!)。

　　毛澤東發明三面紅旗，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饑荒，事後連劉少奇也說要“刻石立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為了這句話，劉少奇在文革中死無葬身之地。幾十年過去了，紀念大饑荒的石碑沒有立，文革紀念館也沒有立，卻立起了毛澤東紀念堂，至今仍雄居於天安門廣場中央，每日接受國人的崇拜瞻仰。倘若人死後有知，幾千萬餓死整死的冤魂如何能夠瞑目? 毛澤東該以怎樣的冷笑蔑視那些認賊作父的人們?

　　我們的後代子孫會理解我們嗎? 也許，他們能夠理解我們以前所作的一切，因為我們天真、愚蠢、狂熱、輕信；當然，也因為我們恐懼。但是，他們無法理解現在，他們無法理解在今天，在共產專制的罪惡已經不可掩蓋，專制強人也撒手人寰，畸形改革埋藏的問題一一浮顯，當局者非但不力圖除舊布新反而加速倒行逆施的今天，為什么還有人要為這樣的政權高唱頌歌，恭慶恭賀? 這難道不是世紀末最大的荒誕?

　　國人在荒誕中生活得太久了，久到了對荒誕麻木，對荒誕習慣，對荒誕喪失了荒誕感。就在這種身處荒誕而不覺其荒誕的狀態下，人們的道德在墮落。專制政權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人們的道德水平。專制的存在越長，人們的墮落越深。

　　歷史一再證明，末代專制的茍延殘喘靠的是人們對它無窮威力的虛妄幻象。專制強，是因為我們以為它強；我們弱，是因為我們以為我們弱。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就在齊奧塞斯庫垮臺的一個月前，他還在黨代會上全票當選，并照例贏得與會者經久不息的掌聲。大船將沉鼠先知，要不，怎么會有幾多權貴子弟，放著在國內的“太子”不當，跑到海外當無名寓公? 說什么共產黨專制還穩得很，他們都不信了，我們還信?

　　共產制度一度被許多人視為歷史的未來，如今它卻已經成為歷史的過去。雖然還有一大三小( 中、朝、越、古) 紅旗未倒，但他們的日子屈指可數。我們也不會忘記“十一”，不會忘記半世紀的歷史悲劇。紀念“十一”的唯一正確方式是，揭露共產專制的謊言與罪惡，清理紅色帝國五十年的歷史與遺產，反思二十世紀人類的命運及教訓。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超度那幾千萬死難瞑目的亡靈；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污穢中拯救出清白的良心，從恥辱中拯救出光輝的人道與崇高的民族精神。

　　共產專制必亡，自由民主必勝。◆

　　1999年9月

6 迎接2000年

胡 平 (1999年12月)

　　別以為今天暴政壓迫的只有少數人；暴政只壓迫了少數人的身體，它同時也在壓迫多數人的靈魂。

——文章摘录

　　盡管嚴格說來，2000 年并不是新世紀、新千年的開端，2001年才是；不過，它仍不失為人們整體性地反思過去、展望未來的一個恰當時刻。和上個世紀末普遍洋溢的樂觀高調相比，今天的人們對新世紀的期待就謹慎多了。這或許正是二十世紀給我們留下的一份遺產。

　　幾乎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共產主義的興起與衰亡。一部共產主義興亡史告訴我們，人們是怎樣為了在人間建立天堂而實際上造成了地獄。它告訴我們，人間不可能成為天堂，但完全有可能成為地獄；世界不可能變得太好，但完全有可能變得太壞；烏托邦死了，其實它從來就不曾活過；古拉格卻并沒有真正死去，它完全可能死灰復燃。當人類慶幸自己終於擺脫了共產主義的惡夢時，我們不應該忘記，自由、文明既是強韌的，又是脆弱的；唯有永恒的警惕，才能使我們避免重蹈覆轍。

　　不幸的是，在中國，共產主義的惡夢還沒有結束。誠然，中國的共產主義已經一變再變，面目全非；但是，一黨專制還沒有變，對人的自由與尊嚴的蔑視與蹂躪還沒有變。別以為今天暴政壓迫的只有少數人；暴政只壓迫了少數人的身體，它同時也在壓迫多數人的靈魂。在這一點上，今天比昨天恐怕還要惡劣。昨天，是狂信者壓迫異議者；今天，是一些什么都不信的人在壓迫那些有信念的人。昨天，暴政壓迫能夠得逞，靠的是多數人認識上的愚昧；今天，暴政壓迫還能夠得逞，靠的是多數人道德上的沉淪。歷史多少還能原諒昨天我們對暴政的附合，歷史不能原諒今天我們對暴政的沉默——如果我們就這樣沉默下去的話。

　　因此，迎接新世紀、新千年，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如何盡快地結束中共極權專制。

　　極權統治是很奇特的。只要極權統治還存在，由於它外表上的全能，一般人難免困惑: 象這樣一種統治，怎么能夠垮臺? 然而，一旦極權統治垮臺，由於它早就人心喪盡，人們又難免困惑: 象這樣一種統治，當年怎么還能存在? 蘇東波過去十年了，凡是一黨專制倒下的地方，沒有一個再能復辟。一個制度一朝失敗，就失敗得如此徹底，這在歷史上似乎也沒有先例。

　　有人用俄國轉型後的舉步維艱否定當年的轉型，殊不知轉型後的困境正反過來證明轉型的必要，正反過來證明舊體制禍害深重。如果舊體制一經轉型便手到病除，百廢俱興，那固然證明新體制的優越，但反過來也證明舊體制的禍害有限。不錯，我們說過共產專制是民主的反面教員，但是，我們從沒說過共產專制是民主的預科班。

　　有人用中國經濟的繁榮否定政治改革的必要，殊不知政改的滯後已經把中國、包括把中國的經濟帶入了陷阱。僅以經濟上的腐敗為例，腐敗已成為中國經濟的癌癥。日前，印尼新政府財政部長郭建義講話，講到肅貪反腐工作的高度困難。不大力肅貪反腐，新政府無法取信於民，人心不服；若大刀闊斧肅貪反腐，由於貪腐早已滲透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系統，勢必傷筋動骨，弄不好很可能令整個經濟癱瘓。郭建義說，世界貨幣基金會對此也苦無良策。盡人皆知，中國的腐敗比起印尼來，不僅程度更甚，而且性質更劣。正如我們先前講過的，當人民還懾於專制淫威，還沒有發言權時，他們只好忍受，只好滿足於從權勢者豪華筵席上撈取一點殘羹剩菜，一旦他們贏得了民主權利後，情況又會如何呢?

　　於是就有人說，中國不能自由民主，否則必將天下大亂。這是用專制本身造成的禍害反過來再為專制本身辯護，其邏輯荒謬絕倫。古人說: 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川壅則潰，傷人必多。這話本是用來告誡當權者不可堵塞言路的。現在竟有人反其意而用之，既然川已壅到一觸即潰的程度，只有繼續堵下去，把一切“動亂”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禍國殃民，莫過於此。

　　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中國必須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我們深知這不是一條平坦筆直之路，它需要理想與信念，需要勇氣與智慧，需要耐性與韌性，還需要妥協與寬容。二十世紀，如戈爾丁所言，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動蕩的一個世紀”；然而，這樣的一個世紀卻是以自由的空前勝利而告終。我們都是從最悲慘、最黑暗歲月走過來的人，未來沒有什么能再迫使我們恐懼和畏縮不前。讓我們以堅定而穩健的姿態，迎接2000 年，迎接新世紀的光明。◆

　　1999年12月

7 法網恢恢

胡 平 (2000年9月)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懲罰無疑是必需的，非如此不足以在人間樹立正義。要記下壞人干下的壞事，同時也要記下他們每一次改過行為，“做好事記一個紅點，做壞事記一個黑點” 。

　　正如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只有當他是運行中的機器的一個不被察覺的部件的時候，他才是有恃無恐的。但只要個人的責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到他的時候，他便臉色發白。”

——文章摘录

　　這次控告李鵬行動再一次告訴我們，以法律方式追究反人道反人權的元兇以及幫兇，不但是應當的，而且是可行的。不錯，在眼下，我們還很難、甚至於不可能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實行公正的審判，但至少從現在起，我們就應該從事各種準備工作。我們要發動大家，拿起筆來，記下那些惡人惡事，記下他們的姓名、職務、單位，記下他們的罪惡行為，包括政治迫害，經濟腐敗，也包括欺男霸女，掠財劫物，以及縱惡行兇，草菅人命。我們應該記“變天帳”，我們也要“秋後算帳”。

　　記下帳來又怎么辦? 有些現在就可以提出控告，可以在中國告，也可以在美國告；有些現在還暫時告不成，不妨收藏起來以待來日；有些可以印成傳單散發，還可以交給海外的報刊雜志網站電臺公布發表。被告的姓名身分盡可能弄清楚( 有照片更好)，罪惡事實盡可能具體確切( 有些事實一時難以確證也沒有關系，將來我們一定會認真調查核實)。我們可以設法把這些材料送進國內，廣為傳播，有的可以送交中共監察司法部門，送交被告本人及其所在單位。我們要借此昭示世人: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懲罰無疑是必需的，非如此不足以在人間樹立正義。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大力提倡寬恕，我們必須給別人提供改惡從善的機會，提供救贖的機會。這就要求我們，從現在起，不但要記下壞人干下的壞事，同時也要記下他們每一次改過行為，“做好事記一個紅點，做壞事記一個黑點”，鼓勵他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必須看到，專制統治者干壞事，一向是借助於龐大的嚴密的組織系統，脅迫眾多的人共同參與犯罪。這種做法會產生這樣的效果：由於置身於一個作為整體的鎮壓機器之中，參與者個人常常會表面上合情合理、實際上自欺欺人地認為，他們每個個人自身是沒有什么選擇余地，因而也就沒有什么責任可言的。這就使得一些本來不算壞人的人，可以在良心不受到太大折磨的情況下充當專制者的幫兇；同時也使得那些壞人感到有恃無恐——在專制政權存在時，他們會受到政權的保護，在專制政權垮臺後，他們又能以無名氏的身份躲過懲罰——於是便肆無忌憚，恣意妄為。

　　為了消除專制者利用群體犯罪所造成的效果，我們必須采取“化整為零”的辦法，把一個龐大的、籠統的犯罪群體還原為一個個單獨的、具體的犯罪者個人。正如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只有當他是運行中的機器的一個不被察覺的部件的時候，他才是有恃無恐的。但只要個人的責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到他的時候，他便臉色發白，他懂得他也等於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塊果皮上滑倒。”

　　我們采取“記變天帳”的辦法，不僅把犯罪的責任明確到每個個人身上，同時也是向每一個參與者指出: 即便是置身於整體的犯罪機器之中，你們每個個人依然是可以選擇、必須選擇、而且事實上總是在進行選擇的。勇敢的，可以公開站出來反對；不勇敢的，可以采取不合作的立場。縱然是那些膽小的人，也可以用消極的態度去應付鎮壓的命令。叫你去抓人，你可以在“抓得著”和“抓不著”之間選擇；對於抓到的人，你可以人道地對待他們，也可以野蠻地折磨他們，如此等等。誰說你們不能選擇呢?

　　我們知道，在過去，不少東德人翻越柏林墻，遭到東德士兵的無情槍殺。德國人民采取了“記變天帳”的辦法，把那些槍殺最賣力的東德官兵姓名公諸於眾。到後來，許多東德官兵再見到有人翻越柏林墻時只是朝天鳴槍。“記變天帳”無疑會起到分化瓦解專制統治集團以及對犯罪者構成巨大心理威懾的積極作用。可以相信，如果在整個專制機器中，有越來越多的“部件”采取反抗、不合作、抵制或消極怠工的態度，那么，這部機器的力量就越來越弱了。◆

　　2000年9月

　　

8 無家可歸者的人權問題

胡 平 (2001年1月)

　　連沒有到過美國的人也都知道，美國，尤其是美國的大城市，有無家可歸者，也就是俗話說的流浪者、流浪漢，英文叫 homeless。中共一提到美國，提到人權，總忘不了揭一揭這塊瘡疤，提到這些無家可歸者。事實上，在美國，也常常有人針對無家可歸者的人權問題向政府提出批評。最近，在紐約，圍繞著無家可歸者的問題，就有一些人權人士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提出批評。

　　猜猜看，朱利安尼做了什么事招致人權人士的不滿? 人權人士為什么要批評朱利安尼? 人權人士要求的是什么? 根據的是什么?那還用說? 肯定有許多人不假思索地就會斷言，那一定是朱利安尼對流浪漢不聞不問，天這么冷，無家可歸者露宿街頭，凍死怎么辦? 人權人士打抱不平，要求市長采取措施給流浪漢提供住處，安全過冬。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嘛。

　　錯了，錯了，剛好猜反了。事實是，今冬紐約很冷，市長朱利安尼特於日前發出新聞簡報，提醒市民注意保暖御寒，勤於問候和照顧老弱鄰居，呼吁房東充足供暖，并提醒室內暖氣不足或沒有熱水的市民向房屋局投訴。由於天氣酷寒，朱利安尼提出街頭流浪漢必須到室內避寒，否則警察或社會工作人員可以不需要征得流浪漢的同意，強行把他們移送到收容所。。有些流浪者不干，堅持要留在大街上，不愿意被強行帶往收容所；一些人權人士則認為政府無權對流浪者采取強制性措施。

　　我們知道，早在一九九九年，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就開始清理街頭流浪者。當時是本著改善紐約市生活品質的立場，要求流浪者離開公共場所，到收容所居住。可是，這個計劃遭到人權人士和不少流浪者的批評。其理由是，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公共場所既然是公共的，別人當然有權在那里呆著，想走動就走動，想休息就休息。政府無權干涉。如果政府竟然禁止人們流浪，禁止人們露宿街頭，那就是對人權的干涉或侵犯。這次，針對朱利安尼的強制性措施，紐約市公民自由協會的負責人西格爾就明確表示反對，他說: 法律上沒有哪一條賦予政府這樣的權力，只因為天氣寒冷就可以把別人從大街上拉走。

　　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素以鐵腕著稱，這一次，他宣布紐約市進入“緊急防寒狀態”，派出額外人力，授權警察可以強行把街頭流浪漢遣送到收容所避寒。朱利安尼說: 在平時正常狀態，除非流浪者有違法行為，否則是不可以強行把人帶走的。接連好幾天，警察開著面包車滿街轉，把流浪者送到收容所。紐約市政府有一個無家可歸者服務部，這些天也十分忙碌。朱利安尼說: 紐約的收容所綽綽有余，即便在圣誕節那天晚上，還多出了六百多個單身床位和一百多個家庭收容處。

　　但是，并非所有的流浪漢都領市長這份情，有些無家可歸者表示“堅守街頭陣地”，不愿意去收容所。有個記者采訪一位名叫劉易斯的四十出頭的流浪漢，勸說他去收容所。記者說:“我不愿意有人給凍死，哪怕他自己愿意也罷。”可是對方執意不從。記者問，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兒過夜呢? 流浪漢回答: 別以為我會告訴你們，紐約這么大，可去的地方多啦，你們來追蹤我吧，誰也找不著我。我就是要呆在大街上。

　　當然，有些人權團體反對朱利安尼的措施，也不僅僅是出於反對強制、維護自由的立場，他們還認為政府為無家可歸者提供的服務設施有待改進。如果條件好了，人家自己就愿意來，用不著你去強制了。

　　我見識過一兩個收容所。照我的標準，其服務設施應該說還算可以，吃飽住暖、洗熱水澡都不成問題，有專職的社會工作者服務管理。為單身流浪者準備的房間，有時候住的人多些，不過比起國內大學的學生宿舍還是要寬松。當然，依照美國的富裕程度，收容所的條件都還有改進的余地，然而也有人懷疑，遇到象劉易斯這種流浪漢，恐怕條件改進了也未必來。

　　( 參見 000 年 月 日的NEWSDAY、DAILYNEWS，北美《世界日報》)。◆

　　2001年1月　

9 觀小布什就任總統有感

胡 平 (2001年2月)

　　“出一個肯尼迪，美國人認為是勝利，出兩個肯尼迪，美國人認為是奇跡，可是要是出三個肯尼迪，美國人會認為是侵犯。”——美國是美國人民的美國，怎麼成了你們肯尼迪家的了?

　　熟人好辦事，自家人信得過。這是人之常情，古今一律，中外皆然。區別在於，民主制度針對這種人之常情施加了種種制度性的約束，專制制度缺少這種制度性的硬約束，所以它只好訴諸道德的軟約束，所以它更容易助長裙帶風等不正之風。

——文章摘录

　　一月二十日，美國新總統小布什宣誓就職。在美國，小布什在他父親老友的輔佐下贏得總統寶座；在中國大陸，太子黨紛紛占據要津。於是，有人說，美國和中國還不是一樣? 民主和專制還不是一樣? 都是憑血緣憑關系嘛。有人甚至驚呼: 二十一世紀將是裙帶風的世紀。

　　不對，不對。把美國小布什的情況和中國大陸太子黨相提并論，完全不對。人家小布什當上總統，是美國人民用選票選出來的，當初在共和黨內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也是在共和黨的初選中選出來的，大陸太子黨是靠開放競爭，選民投票上臺的嗎?

　　毛澤東說: 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乍一看去，講得真好。相比之下，民主社會似乎倒很不像樣子。小布什一上臺，立刻就把克林頓手下的部長國務卿趕得一個不剩。你說共和黨和民主黨是冤家對頭，那當年的老布什呢? 當年的老布什是從同黨的里根手下接過總統大印，大家都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里根還是你的老首長，可是布什一上臺也是把前朝舊臣通通驅逐，拼命在內閣塞進他的德州幫，一點沒有搞“五湖四海”的氣度，明目張膽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這當然不是老少布什才犯的毛病，“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民主制下的通病，甚至成了規矩: 總統一換屆，內閣不用人趕自動開路，給新總統安置自己的人馬留出位置。

　　可是，反過來想一想，民主制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實有它的道理。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一個人既被人民授權擔一面之責，他為什麼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組織自己的工作班子呢? 硬要他手下凈是一些他不熟悉不了解，缺乏互信甚至觀點相左成見很深的人，工作起來怎麼會有效率? 事情干砸了該把賬算在誰頭上? 記得當初中國開始實行承包制，承包者每每提出要有“組閣權”，為的就是能真正負起責任。

　　重要的是，在民主制下，各級領導者的權力是通過選舉得到的，是選民賦予了領導者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力有明確的界限，受到明確的制約。總統的權力要受到國會的制約和最高法院的制約。在美國，總統能夠任命的官員只限於其直接管轄的行政部門，管不著國會，管不著州政府( 在大法官出缺時還可以提名大法官)，并且還要受到一系列程序性的約束。這和專制帝王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知道，總統有權提名內閣首長，但必需經過參院批準。這就是說，你可以“任人唯親”，但這里的“親”必須被國會承認其“賢”，也就是承認其才德堪以重任。所以，它比專制社會整天空喊“任人唯賢”還要更能體現任賢的精神。

　　小布什能當上總統，不能說和他有個當過總統的父親毫無關系。至少，父親給了他一個響亮的姓氏和豐厚的人脈資源。不過，美國人更敬重的是那些出身平民，靠自己本事打天下的人。在民主社會里，出身名門望族，有時候反而成為從政的包袱，因為別人會懷疑你不是憑本事而是憑關系。甚至專制社會也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例如中國的太子黨，想從政的固然很容易謀得高位，但要更上層樓也可能遇到障礙。畢竟，在任何社會里，平民出身的人都占多數，他們常常會對豪門子弟抱有某種懷疑而采取某種抵制。

　　想當年，肯尼迪家族如日中天，約翰·肯尼迪是總統，羅伯特·肯尼迪是司法部長，此時，小兄弟愛德華. 肯尼迪也躍躍欲試，打算投身政界。據說小肯尼迪的政治天賦絕不輸給他兩個哥哥，甚至或有過之，但是有兩個哥哥身居高位，反而給小肯尼迪的仕途打下陰影。著名專欄作家李普曼對小肯尼迪說過一句話，道出其中原委。李普曼說:“出一個肯尼迪，美國人認為是勝利，出兩個肯尼迪，美國人認為是奇跡，可是要是出三個肯尼迪，美國人會認為是侵犯。”——美國是美國人民的美國，怎麼成了你們肯尼迪家的了?

　　熟人好辦事，自家人信得過。這是人之常情，古今一律，中外皆然。區別在於，民主制度針對這種人之常情施加了種種制度性的約束，專制制度缺少這種制度性的硬約束，所以它只好訴諸道德的軟約束，所以它更容易助長裙帶風等不正之風。對比中國和美國的現狀，更使我們感到民主改革的迫切性。◆

　　2001年2月　

10 評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

胡 平 (2001年7月)

　　近幾天來，海外報刊都以顯著位置報導了在七一講話中，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宣布，將允許私營企業主加入共產黨的消息。在這篇講話中，一方面，江澤民提出，私營企業主也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另一方面，江澤民強調，共產黨將仍然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和干部為基礎，但也有必要接受其他社會階層的優秀分子。這意味著，私營企業主也可以加入共產黨。

　　資本家也可以加入共產黨，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么? 不過，這種事發生在充滿荒謬的當今中國，卻一點也不令人奇怪。它既證明了中共幾十年來的巨大變化，又證明了中共的萬變不離其宗。我們必須知道，極權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由于普遍流行的犬儒主義態度，極權統治不在乎前后矛盾，不需要理論與實踐相一致。當然，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這畢竟是一項重大的政策性調整。問題是，這項政策性調整究竟會導致什么后果?

　　有些人對中共的新政策表示鼓勵和歡迎。他們認為，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標志著共產黨自我改革的重大發展，它意味著政治改革的重新啟動，伴隨著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的進一步落實，中共將演變成社會民主黨。

　　無獨有偶，那些反對這條新政策的共產黨左派也持有相同的論據。譬如，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在一篇題為“共產黨如何領導資產階級”的內部報告中，對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表示堅決反對。林炎志說:“歷史上工人階級政黨的改變性質，比如德國社會民主黨變為改良主義政黨，意大利共產黨蛻變為社會民主黨性質的左翼民主黨，其組織上的突破口就是允許任何人都可以入黨。所以，我們不僅不能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還要勸退那些已經成為私營企業主的共產黨員。這是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的需要，是捍衛黨的基本綱領和根本宗旨的客觀要求。”林炎志強調:“如果作為一種政策，讓私營企業主入黨，那就意味著我們黨已經接近政變性質。……這樣，我們的政權就有可能被新生資產階級掌握，到那時，‘共產黨’就成了‘社會民主黨’。”

　　在我看來，以上兩種觀點都夸大了中共新政策的意義。首先，正如江澤民明確宣告的那樣，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只是對原有組織路線的一種補充。在可見的未來，私營企業主只會在黨內占據很小的比例。其次，作為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黨，其黨員的社會成份發生什么變化，并不會對黨的極權主義性質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中共長期以農民為主體，但這并不妨礙它始終以工人階級先鋒隊自居。人民公社政策的災難性后果告訴我們，這個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完全可以做出嚴重損害農民利益的事情，可見它的組織成份與它的政策取向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關聯。共產黨自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然而它卻從來不允許工人成立自己的獨立工會，可見所謂“代表工人階級”一說純屬謊言。要說向社會民主黨轉變，顯然也毫無根據。沒有比現今的中國共產黨離社會民主黨更遠的了，因為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既不社會主義，更不民主。

　　不錯，市場經濟的發展，私營經濟的發展，常常有助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或者說，它們構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堅實基礎。但是，正象弗格森指出的那樣:“自由賴以建立的那種基礎，同時也可以服務于專制暴君。”“當人們一味地把有效管理下的穩定視為衡量國家興隆的標準時，自由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險之中。”托克維爾告訴我們:“如果人們僅僅追求物質福利的改進，因此只要統治者能夠在一段時期內搞好各項物質利益，他們就聽任統治者去做任何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是善是惡，是好是壞；如果人們一味熱心物質享樂，在沒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們獲得物質福利之前常常發現自由的濫用如何破壞物質福利，因而唯恐公眾的激情會影響到他們私人生活的小小安樂，一看到騷亂就準備放棄自由，那么，他們就已經為獨裁者的上臺打開了通道。”由此可見，除非我們堅持不懈地闡揚自由民主理念，堅定不移地推動反抗極權專制的斗爭，否則，僅僅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某些民營企業的代表人物進入執政黨內部，并不能自動地開啟政治改革，也不能自動地把我們領上民主之路。◆

　　2001年7月　

11 從“希望工程”弊案談起

胡 平 (2002年4月)

　　中國的“希望工程”一向被視為中國慈善事業的樣板，可是，最近卻被揭露出嚴重的腐敗問題。不能不令人格外震驚。

　　說來也不奇怪，在缺少公共監督的情況下，怎麽能不出腐敗呢？如果這中間再有政府官員插手，不腐敗才是怪事。

　　追究“希望工程”的腐敗問題固然重要，然而我以為更重要的的問題在於“希望工程”本身。

　　為什麼要興辦“希望工程”？答：為了幫助數百萬失學兒童。可是，為什麼會有成百萬上千萬兒童失學呢？憲法不是早就明文規定“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嗎？什麼叫“普及初等義務教育”？那就是“一個不能少”。如果有兒童失學，就該追查政府的責任。如果有幾百個上千個兒童失學，是政府失職；如果有幾百萬上千萬兒童失學，那絕對是政府犯罪。

　　多年以來，中國的教育經費一直被壓得很低很低，按比例比一般發展中國家還低得多。據政府公布的教育統計“國家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1992 年是2.99%，此后持續下降，1993 年是2.76%，1994 年是2.52%，1995 年是2.41%，1996 年是2.44%，1997 年是2.49%，1999 年是2.79%。遠遠低于九十年代初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4.1%。然而我們又都知道，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一直在高速發展，年增長率超過7%。就在這些年間，軍費所占比例越來越高，公務員的工資漲了又漲，各種名目的大型慶典層出不窮，動輒花掉幾十億幾百億——這里還不說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可見，政府決不是撥不出錢來辦教育，非不能也，是不愿也。話說得多好啊，“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然而，事實不是正好相反麽？

　　聽說在北京等大城市的街頭，你偶爾會見到有大人帶著孩子向路人乞討，孩子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有的還身帶傷病殘疾，慘不忍睹。不少過路人見狀，忍不住要拿出一些錢財給孩子的父母。殊不知這竟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原來，那些成年人并不是孩子的父母。他們拐帶別人的孩子，以乞討之名騙取好心人的錢財，錢財到手后供自己揮霍，只拿出一小點來讓孩子吊命，以便再接著騙下去。

　　我敢說，在形形色色的騙子中，就數這種騙子最可恨！因為他們拐帶兒童，虐待兒童，一手制造了苦難，然后又利用這種苦難去打動別人的善良仁慈之心，騙取錢財，讓自己從中獲利。

　　" 希望工程”的情形正與此類似。若和中共當局相比，上述一類騙子就真是小巫見大巫了。在中國，政府一手制造了大量的失學兒童，好心人在一旁實在看不下去，於是慷慨解囊，興辦了“希望工程”，官員們則趁機插手，貪污克扣。你必須承認，共產黨的算盤打得很精，他們敢於一再壓低教育經費，造成了數百萬兒童失學的悲慘現狀，就是吃準了會有好心人發慈悲，幫助黨和政府“克服困難”。其實，許多捐款者也明白其中的詭詐。他們明知政府就是災難的制造者，他們也明知捐款一旦經官員之手就免不了被貪污，可是既然這種黑暗的政治不是一下就能改變的，而孩子們的教育卻關系終生，耽誤不得，所以還是忍不住要伸出援手。在這里，共產黨欺負的、剝奪的是人世間最無辜的窮苦孩子，利用的、敲詐的是人性中最高貴的仁愛之心。

　　失學兒童是要幫助的，“希望工程”的胡涂帳是要清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政府切實承擔起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起碼責任。然而，在既無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等項自由，又無開放選舉的情況下，人民有什麼手段可以向政府施加壓力呢？所以歸根結底，只要你不甘心做專制政府的幫閑幫兇，你就應該投身于爭取自由民主的歷史潮流。◆

　　2002年4月　

12“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胡 平 (2002年6月)

　　在紐約地區“六四”十三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中，我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集中營幸存者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 的一段話。威塞爾說：“因為有些德國人不愿意他們的罪惡被記憶，因此我說無論是誰忘記了那些罪惡，誰就是那些兇手們的幫兇；無論是誰想要忘記，鼓勵別人去忘記，也都是那些兇手們的幫兇。”

　　威塞爾這段話無疑深刻而精辟，它對現今麻木不仁的中國無異于一記當頭棒喝。然而，我又必須指出，嚴格說來，今天的中國其實還沒有進入威塞爾的語境。

　　威塞爾這段話是一九七四年講的，那時，第三帝國早已灰飛煙滅，殺人元兇都受到正義的懲罰。威塞爾呼吁永不忘記，既是為了忠於過去，也是為了忠於現在，是為了讓類似的罪行永不重演。說“永不忘記”，“永不重演”，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該罪行已經成為過去，所謂“成為過去”，意思是該罪行已經得到清算；縱然有時候，正義來得太遲，兇手早已壽終正寢，從而永遠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但畢竟正義的原則已經重新確立。

　　“六四”顯然還不是這樣。“六四”還沒有成為過去。直到十三年后的今天，那個殺人政府還穩坐臺上，并且一再向世界公開宣稱“六四”鎮壓是必要的、正確的，宣稱今后遇到類似事件還要采取同樣的“果斷措施”；“六四”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他們的家人甚至還不能公開地悼念；自由斗士還身陷牢獄或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伸張：“六四”還沒有成為過去，我們還生活在“六四”的陰影下，“六四”還在繼續。“六四”之后的十三年，是持續十三年的“六四”。

　　“六四”在中國還沒有成為過去。今天中國人面臨的問題還不是單純的要麽遺忘要麽記憶的問題，而是“遺忘”與“記憶”的雙重困境。

　　我在《八九民運反思》里分析過“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政權的形像的同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如此成功，以至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過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像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民勇氣的作用( 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如果今天的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如今，我們批評某些人忘記了“六四”，不是說他們忘記了“六四”的一切，而是說他們忘記了“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但是他們并沒有忘記“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事實上，正因為“六四”屠殺給他們留下了太深刻的記憶，嚇破了他們的膽，他們讓恐懼壓倒了義憤，所以他們才有意識地“忘記”，有意識地“淡漠”，有意識地遠離危險的政治禁區，并由於遠離危險而似乎“遠離”了恐懼。充分意識到“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我們就該懂得，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提出“毋忘六四”的口號，我們要避免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也強化了“六四”的威懾效應。我們必須引導人們走出恐懼。我們必須要堅定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必勝信念，尋找出更有實效的抗爭方式，開拓出更廣闊的自主活動空間，重新恢復人們對自身力量的信心。

　　“六四”十三年后的中國，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當局也越來越求助于赤裸裸的殘暴高壓維護自身統治。如果我們既不愿意一個踐踏人性、敵視民主的政權長期存在，又不愿意爆發整體性的社會動亂，我們就必須行動起來，為自由民主而頑強抗爭，從我開始，從現在開始，從身邊的每一件事情開始。◆

　　2002年6月

13 從沈國放講話和解放軍報文章看撞機事件真相

胡 平 (2001年5月)

　　中美撞機事件的真相是什么? 兩國政府各執一詞，好像很難看得清楚。其實不然，最近，中共方面先后兩次發表講話和文章，已經向人們明確地暗示出事件的真相。

　　北美《明報》四月十三日專訊，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沈國放在紐約對美聯社記者表示，如果美國繼續在中國沿海地區進行偵察飛行的話，那將是非常危險的。沈國放說:“我們必須讓美國相信，如果他們繼續在我們沿海地區進行這種活動的話，那將不符合兩國的利益，對他們來說非常危險。”沈國放還表示，如果美國繼續間諜偵察活動，他不知道象不久前發生的中美飛機相撞事件是否還會發生。

　　天空不比地面水面，天空不僅更廣闊，而且還是立體的，三維的。兩架飛機在天空相撞，其幾率微乎其微。沈國放卻說，如果美機繼續在中國沿海地區進行偵察活動，那對他們──注意，是說對他們美國人，不是說對我們中國人──“很危險”，還有可能發生撞機事件。這就暗示，這次撞機，是中方主動行為的結果。事情是這樣的: 美機在中國沿海的國際空域進行偵察活動，中方非常不滿，苦于找不出辦法有效阻止，因為是在國際空域，中方不能開火，否則視同開戰，于是就派出戰機，以監察跟蹤的名義，盡量貼近飛行，做出高危險動作，對美機實行干擾和阻嚇，從而逼退美機，萬一兩機相撞，中方頂多損失一個人，美方卻可能要付出二十幾個人的代價，這樣，美機還敢再來么? 在這里，顯然是中國飛機故意不遵守規則，故意不管飛機與飛機之間的安全距離。顯然是中國飛機故意要給美國飛機制造困難和危險。有位網友說得好，這叫“合理沖撞”。中國飛機上天去干什么? 不就是要趕走你嚇走你嗎? 要是中國飛機也老老實實地照規則飛，那不成護航了嗎? 需要說明的是，這位網友是支持中國飛機用這種辦法迫使美機停止偵察活動的。

　　無獨有偶，兩天后，《解放軍報》發表署名文章，也提出了和沈國放講話一樣的說法。《解放軍報》四月十五日發表了一篇署名“趙剛箴”的文章，題為《是“例行公事”還是惡意挑釁──美國必須停止在中國沿海空域的偵察活動》。其中寫到:“這次撞機事件就是美機突然大坡度朝我機方向轉彎造成的，因此，如果美機不停止在我沿海的偵察活動，還可能引發類似的事件。”這句話看上去完全不通。如果這次撞機事件是因為美機不遵守規則突然大轉彎造成的，那么，只要美機今后嚴格地遵守規則，不再作大轉彎一類違規動作，就可以避免撞機悲劇再次發生。可是，趙剛箴的文章卻說，只要美機繼續在我沿海空域進行偵察活動，就還有可能發生類似事件。這其實是在暗示: 只要你美國飛機再來我沿海空域活動，哪怕你小心遵守規則飛行，還是有可能再次發生撞機。這豈不是等于說，撞機不撞機，其實和美機遵不遵守規則不相干嗎? 這豈不是等于說，撞機不撞機，并不取決于美機嗎? 這等于是宣布: 只要你美機敢再來，撞不撞就由不得你了。這實際上已經承認了，撞機事件是中國飛機的蓄意行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美機停止偵察活動。你敢來，我就敢逼近你擾亂你，就有可能相撞；你怕撞嗎? 那以后就別來了。

　　沈國放強調，“我們必須讓美國相信”。中國政府生怕美國不相信，生怕美國不相信什么呢? 生怕美國不相信這次撞機是中國飛機的有意行為。這次是美國人僥幸，一個人沒死，下一次恐怕就沒有這么好運氣了。沈國放對美國記者講出此話，看上去愚不可及，這不是授人以柄嗎? 不過細細想來卻也未必。中國政府知道，關于這次撞機的真相，瞞得過中國老百姓，瞞不住美國人。既然如此，索性把話挑明，當然也不是完全挑明，還是不能公開承認撞機是中方蓄意，但要把撞機的意圖明確地告訴美國人，要把撞機給美國人可能造成的巨大危險明確地告訴美國人，從而影響美國輿論，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

　　我把沈國放這段話稱作“明確的暗示”。它是暗示，它避免直接說出不該說、不能說的話，但同時又要讓對方明確無誤地領會自己的意思。《解放軍報》署名文章之所以在句子上顯得不通，不邏輯，也是因為它既要隱瞞又要宣示，所以才閃爍其辭，欲言又止。需要讀懂的人自然讀得懂，至于那些讀不懂的人呢? 中共認為不需要他們懂，他們最好別懂。

　　中方把美方機組人員扣留了十一天，在美方說出“sorry”后即將美方機組人員放回。此舉招致不少中國人的嚴厲批評，斥為“喪權辱國”，“屈服霸權”。從表面上看，中國政府的做法實在軟弱得毫無道理。因為按照中國政府的說法，美機簡直惡行累累: 侵入中國領空，此罪一也；違規飛行，撞壞中國飛機并導致中國飛行員遇難，此罪二也；不打招呼，不得許可便降落于中國機場，此罪三也。犯下這三條大罪，理當嚴懲，怎么能光說一聲“sorry”就放回去了呢?中國政府的說法和做法未免太不相稱。不過，如果我們發現撞機事件的真相，我們就會對中國政府的做法有所理解了。既然上述三條罪行事實上都不成立，中方不這樣做又能怎樣做呢? 假如你問，既然撞機事件的真相和中方的說法并不吻合，中方為什么非要堅持這套不高明的謊言? 答案還是一樣的: 它不這樣說又能怎樣說呢?

　　最近幾天，我和好幾位不同觀點的朋友交換看法，彼此對中美兩方孰是孰非頗有爭議，但對撞機事件的真相卻所見略同，都認為這是中方的主動行為。這一點在目前大概已經沒有什么疑問了吧?◆

　　2001 年5 月

14 “七一”話中共

胡 平 (2002年7月)

　　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從一九二一年成立算起，中共已經八十一歲；從一九四九年建政算起，中共掌權已經五十三年。如今，我們大家關心的是，中共到底還能有多少年的壽命？準確地說，我們關心的是中共專制政權還能有多少年的壽命？

　　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早已土崩瓦解，蘇聯、東歐和蒙古等國相繼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十幾年后的今天，中共專制政權依然屹立不倒，而且看上去也沒有馬上垮臺的跡象。於是，有人就提出一個問題：中共政權為什麼長壽？為什麼比蘇聯、東歐和蒙古等國的共產政權長壽？

　　其實，說中共比蘇聯長壽，眼下還言之過早。因為蘇共建國于一九一七年，要比中共建國早上三十多年，中共政權還需要再過二十年才和蘇聯同壽，而中共政權是否還有二十年的壽命，實在大可懷疑。

　　另外，在現今還存在的共產國家中，中共也不是最長壽的，譬如，北朝鮮建國于一九四八年，算起來就比中共政權還大一歲。若和朝鮮共產黨相比，中共就相形失色了。在中國，至少還發生過包括八九民運在內的多次大規模的民間抗議活動或民主運動，而北朝鮮呢？盡管由於新聞封鎖，外界難知其詳，或許也發生過民主運動，但想來其規模總是有限，遠不能和中國相比。

　　眾所周知，共產國家的最高權力交接充滿了不確定性，尤其是第一代領袖去世后，第二代領袖很少有人能平穩接班，接了班的也很少有不對其前任大加批判大加否定的；唯有北朝鮮，金日成卻能成功地把權力交給了自己的兒子。

　　當然，今天的中共可以暗中嘲笑北朝鮮的貧窮與饑荒，可是，中共不是也犯過同樣的錯誤嗎？如果說今天的北朝鮮相當于中國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是否意味著朝共政權以后的日子還長著吶？性急的人一定要歸結到文化傳統和民族性了，但是且慢，南朝鮮呢？南朝鮮人的強悍，特別是年青人、大學生的桀傲不馴，舉世聞名，想一想十年前洛杉磯暴亂中的韓國商人，想一想熱衷于街頭抗爭不怕流血的南朝鮮大學生( 一位駐南朝鮮的美國外交官抱怨說，南朝鮮的大學生“什麼政府都反”)。

　　一般來說，世界各國的共產政權，越是殘暴越是長壽；所以東歐的共產政權最先垮臺。事實上，從一九五七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我們可以知道，如果不是蘇聯坦克的入侵，東歐國家擺脫共產專制的日子還會早二三十年。

　　柬埔寨好像是個例外，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十分殘暴，可是上臺沒幾年就垮了，壽命特別短。不過，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是被越南人打垮的，不是自己改革的，也不是被本國人民的反對而垮臺的。

　　再拿中蘇兩國作比較，不少人說，中共和蘇共選擇了不同的改革路線，蘇共是先政治改革后經濟改革，中共是先經濟改革后政治改革；事實證明，蘇共的改革路線是失敗的，所以蘇聯垮臺了，中共的改革路線才是正確的。這種觀點完全是錯誤的。實際上，中共和蘇共的真正區別在於，當其面臨著要求自由民主的廣大民眾，政府還有沒有起碼的人性，是不是下令開槍屠殺？

　　由此可見，一個共產專制政權能有比較長的壽命，那非但不是什麼值得夸耀的光榮，而是可恥的罪惡。那些不擇手段延長這個專制政權的人是歷史的罪人，那些努力結束這種政權的人是歷史的功臣。

　　其實，共產制度是很短命的。過去的一種什麼制度，動輒維持幾百年上千年。共產制度才不過幾十年就灰飛煙滅，僅剩下的幾個也面目全非。中共政權該垮而未垮，所以許多人就以為這個政權還很穩固。不過我們應該記住，共產政權的結束不像一座墻的倒塌，一座墻是一塊一塊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倒塌的；共產政權的結束更像一座水壩的崩潰，就在崩潰的前一刻它看上去好像都還是完整無缺的。共產政權是要送進歷史博物館的，這一點相信連中共領導人自己都不會懷疑。我們的任務是再加一把勁，爭取早日把中共專制政權送進歷史博物館。◆

　　2002年7月

15 中共正在變成社會民主黨嗎

胡 平 (2002年8月)

　　最近，在國內互聯網上流傳著一份給中共中央的公開信，標題是“關于召開黨的十六大幾個重大問題的聲明”，署名是“山西省委農辦干部、中共黨員周秀寶”。公開信點名批評江澤民是“死不悔改的機會主義的總書記”，指責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是要改變中共的無產階級性質，把中共徹底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民主黨性質的資產階級政黨。

　　關于中共變成社會民主黨的說法，近些年來頗為流行。周秀寶公開信對這種變化是持批評和否定立場的；另外有許多人──不論是中共黨內的還是民間的──則對這種變化表示鼓勵和歡迎。他們認為，既然中共已經申明現階段只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并且已經在實際上放棄了共產的目標，尤其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和允許資本家入黨，從而淡化了中共的階級性而轉為全民性，這就表明共產黨實際上已經在朝社會民主黨的方向轉變。這種轉變是積極的、有益的，是值得鼓勵、值得推動的。上述兩派觀點雖然針鋒相對，但他們一致認定中共正在變成社會民主黨。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承認中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決不是變得接近社會民主黨。當今世界，政黨林立，多如牛毛。我敢說，沒有哪個政黨能比中共和社會民主黨更不相象的了。

　　眾所周知，社會民主黨有兩大特點，一是堅持社會主義，一是堅持民主。

　　先說民主。社會民主黨始終堅持民主：堅持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堅持分權制衡，堅持開放選舉。中國共產黨則始終反對民主：不但在實踐中反，而且在理論上也反；不但過去反，而且現在反，甚至賭咒發誓在將來也要反。

　　再說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堅持社會主義，不過其內涵先后發生過許多變化。最初，社會民主黨堅持的社會主義是公有制加計劃經濟，后來改成高稅收高福利，近些年來，社會民主黨又從福利國家的理念后退，變得和自由主義沒有太大差別，但仍然保留了傳統左派的若干特點，如關懷勞工權益，保護弱勢群體，強調公共福利，等等( 參見安東尼. 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中共呢？中共雖是極左派出身，但是現在變得面目全非，把傳統左派的特點丟得一乾二凈。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最不關懷勞工權益，最不保護弱勢群體，最不強調公共福利。難道不是嗎？

　　且以稅收問題為例。社會民主黨一向主張用累進稅的辦法調劑貧富，促進社會公正。事實上，在今天，就連新自由主義也采用累進稅制，越富有的人，越要從收入中拿出更高比例的錢交稅。譬如說，年收入一萬元的人要拿出收入的10% 即一千元交稅，而年收入一百萬的人則需拿出收入的25% 即二十五萬元交稅。在西方，有一派“自由至上主義”(Liberterianism)，他們不贊成累進稅制，認為那是“劫富濟貧”，對富人不公平。他們主張單一稅，即不論貧富都從收入中拿出相同比例的錢交稅。譬如十一稅，都從收入中拿出10% 的錢交稅，年收入一萬元的要交一千元的稅，年收入一百萬元的要交出十萬元的稅，等等。

　　如今的中國呢？有關資料顯示，在今日中國，越是富有的人交的稅依照比例越少，越是窮人交的稅依照比例越多。那倒不是中國實行明文規定的累退稅，那是因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政府有意給富人提供偷稅漏稅的機會。怪不得國家計委經濟所的陳東琪要說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有“劫貧濟富”之嫌。這不正和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完全相反嗎？這不是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是自由至上主義。它只不過是赤裸裸的強盜主義。

　　不錯，前蘇東各國共產黨在民主轉型后，脫胎換骨，大多變成了社會民主黨。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轉變，那不僅僅是因為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有近親關系，更重要的是因為前共產黨在轉型中所處的角色地位。中共既然用坦克機槍鎮壓下民主運動，然后又在專制的鐵腕下推行私有化改革，這就使中共變成了集政治上的專制暴虐與經濟上的腐敗貪婪于一身的怪物。當然，我們應該推動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和平演變，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模糊對中共現實狀況的清醒認識。◆

　　2002年8月

16 讓我們不要再談村民選舉

胡 平 (2002年10月)

　　那天，自由亞洲電臺一位記者來電話采訪，要我對中國的村民選舉問題發表看法。我講了幾點看法。

　　我強調不應對村民選舉的意義評價過高。村民自治何足稱道，在中國古代，朝廷命官只到縣一級，縣以下全是自治，遠比當今的村民自治的程度高，更不說如今的村里還有黨支部呢。我還講到中國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因而象村鎮這樣低層次的選舉，不論怎么選，不論選出誰，其結果無非是由我還是由你來傳達中央文件罷了。最后我指出，中共所以同意村民選舉，并非把它作為實行民主化的第一步；中共只是為了應付人民公社瓦解后農村基層陷入無人管理的混亂局面。因此，任何對村民選舉的意義妄加引申的觀點都是自作聰明的一廂情愿。

　　講完之后，擱下電話，忽然對自己剛才那番講話不滿起來。我實在煩了，同樣的話我已經記不清講過多少遍。我要說的是，讓我們不要再談村民選舉了。

　　一九八零年二月，廣西宜山縣三岔公社合寨村的一群農民，自發選舉產生了他們的村委會。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11 條肯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這就是說，村民選舉這件事，在中國大陸已經經歷了二十年。當年的三歲幼童，現在也該大學畢業了，而中國的選舉卻依然在原地打轉。

　　村民選舉從一開始就是丑小鴨，不中看。有人對它稱許，那是以為它日后會變成白天鵝。二十年過去了，丑小鴨居然一點沒見長，還是那么丑那么小。可見它就是丑小鴨，一輩子也別指望它會變成白天鵝。中國會有白天鵝的，不過到那時你就發現它和現在這只丑小鴨毫無關系。我相信中國會實現民主，可是未來中國的民主絕非建立在所謂村民選舉的逐步漸進。時至今日，你還要對村民選舉寄予厚望，認定中國的民主化正在從這里起步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如果我們把國會或總統的開放競選比作大學畢業考試，那么，村民選舉連小學一年級都算不上，頂多只能算幼稚園，幼稚園小班。可是，我們這個幼稚園小班，一上就是二十年！一個人上了二十年學，學到的全部本領還只是能掰著手指從一數到三，就是這點本領還一再拿出來炫耀，拿出來展覽，而且還一直有洋人來參觀，每次參觀都還要大加稱贊。天下還有比這更可笑、更荒誕的嗎？

　　有些學者聲稱，今天中共主導下的改革是穩健的、漸進的。他們批評辛亥革命太激進，甚至批評戊戌變法也太激進。我想補充的是，按照他們的理論，就連當年的慈禧和宣統也未免太激進。因為在一九零八年清政府發布的漸進改革方案即預備立憲清單中，從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到選舉國會上院下院只用九年時間。看看我們今天吧，單單是一個村民選舉( 你或許可以加上鄉鎮選舉) 就原地踏步了二十年。這還是發生在比清政府預備立憲晚了整整一百年以后呢。

　　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連許多黑非洲國家、連“只識彎弓射大雕”的后裔都在選舉國會選舉總統( 而他們都不是經由村鎮選舉漸進演變而來)，我們中國人卻還在小孩子過家家似地搞村民選舉樂此不疲，這是光榮還是恥辱？準確地說，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問題，因為臺灣早就實現了民主化。某些人至今仍對中國大陸的村民選舉贊賞有加，那意思是中國人( 大陸人) 能做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了——這不明擺著瞧不起大陸人，明擺著對中國人種族歧視嗎？

　　這些年來，對於中國大陸的村民選舉，不知有多少學者專家，投下了多少精力和財力，舉行了多少研討會( 包括國際性的研討會)，留下了多少報告、論文、數據和資料，把一個區區村民選舉搞得如此煞有介事。這肯定是當代政治學界的一大奇觀，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場滑稽劇還不該收場嗎？

　　我當然不是否定村民選舉，就像我不否定中學生自己選舉班委會。我只是說，凡是希望中國走上民主化之路的人，別再對村民選舉想入非非了；要把力量投放到另外的著力點。◆2002年10月　

17 也談“與時俱進”

胡 平 (2002年12月)

　　如今中共的所作所為，離共產主義理念南轅北轍，離其早期理想主義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就連傻瓜也不可能看不到。因此對今日中國而言，誠實和共產黨員二者不可兼得：一個誠實的人不可能是黨員，一個黨員不可能還誠實。

　　中共六千萬黨員里當然有好人，或許還有很好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們僥幸未被驅之黨外而仍在黨內，他們就不得不給自己戴上假面，不得不過雙重生活。問題是，一個在壞黨里的好人，如果終其一生都總是戴著假面過日子，到頭來他還有多少理由可以把自己歸類于好人呢？

　　奧威爾說得好，對當時的正統教義口頭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感情上跟著轉彎子，說轉就轉，那從心理學上來說就是不可能的。由於極權統治者翻云復雨，并強迫其信徒“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一切憑真心真情信仰的人萬萬難以做到的。極權主義只會使得它的信徒見風使舵，人云亦云，喪失操守，喪失原則。
中世紀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政教合一畢竟還可能給后人留下某種信仰、理念或道德的傳統——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儒家思想就是這樣傳下來的；而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卻只能造就出信仰、理念或道德的真空。

——文章摘录

　　自從去年七一講話，江澤民提出“與時俱進”以來，“與時俱進”就成為中共宣傳話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新詞。

　　不少人以為，“與時俱進”既然與僵化、一成不變針鋒相對，總是一件好事嘛。他們沒有考慮到，在中共那里，雖然正統教義的具體內容常常變化，但是其強制性和絕對性卻從來是不變的；唯有偉大領袖( 或曰“核心”) 才有權改變教義，他說怎麼變就怎麼變，他說何時變就何時變。其他黨員必須緊跟，變早了不行，變晚了也不行，不變不行，變得不一致也不行。這一點黨是說明了的，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與時俱進”是專屬領袖的特權，一般黨員和干部哪有“與時俱進”的資格，他們只能“與黨中央俱進”。

　　不難想見，如果一個黨員有自己的頭腦有自己的主見，又不肯盲從不肯違心，那麼他在這樣的黨里是很難混下去的。正象當年蘇聯的一則政治笑話說的，誠實、聰明和共產黨員，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一個人既聰明又是黨員，那麼他一定不誠實；如果一個人既誠實又是黨員，那麼他一定不聰明；如果一個人既聰明又誠實，那麼他一定不是黨員。

　　上面的笑話講的是蘇聯后期的情況，到了今天的中共，矛盾變得更尖銳，連“聰明”這一項都盡可去掉。如今中共的所作所為，離共產主義理念南轅北轍，離其早期理想主義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就連傻瓜也不可能看不到。因此對今日中國而言，誠實和共產黨員二者不可兼得：一個誠實的人不可能是黨員，一個黨員不可能還誠實。

　　我不是說洪洞縣里無好人。中共六千萬黨員里當然有好人，或許還有很好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們僥幸未被驅之黨外而仍在黨內，他們就不得不給自己戴上假面，不得不過雙重生活。問題是，一個在壞黨里的好人，如果終其一生都總是戴著假面過日子，到頭來他還有多少理由可以把自己歸類于好人呢？這是一個真正的哈姆雷特的問題: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作者) 早就發現極權主義正統教義的多變性格。他指出這種多變性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奧威爾說：“在極權主義和過去所有正統學說之間，不論是歐洲的或東方的，都有好幾個至為重要的不同點。最重要的不同是，過去的正統學說并不變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變化。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決定你該信仰什麼，但是至少它允許你從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沒有叫你星期一信仰這個，星期二信仰那個。今天不論什麼樣的正統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蘭教徒，或多或少都是這樣。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圍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內度過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擾　。”

　　然而極權主義卻不同。奧威爾指出：“在極權主義方面，情況恰恰相反。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

　　奧威爾說得好，對當時的正統教義口頭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感情上跟著轉彎子，說轉就轉，那從心理學上來說就是不可能的。由於極權統治者翻云復雨，并強迫其信徒“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一切憑真心真情信仰的人萬萬難以做到的。極權主義只會使得它的信徒見風使舵，人云亦云，喪失操守，喪失原則。

　　結果是很清楚的。中世紀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政教合一畢竟還可能給后人留下某種信仰、理念或道德的傳統——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儒家思想就是這樣傳下來的；而共產黨的“與時俱進”的一黨專制卻只能造就出信仰、理念或道德的真空。

　　我當然不是反對變化，問題是必須要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象中共這樣，一方面其正統教義不斷地“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卻又始終禁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這就造成最惡劣的后果。那些為中共“與時俱進”唱贊歌的人能否定我的這個論斷嗎？◆

　　2002年12月

18 從“讓農民自己說話”談起

胡 平 (2003年2月)

　　民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民主是為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民主是用討論代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如何解決問題”無疑比“解決問題”更基本。人類社會永遠會有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永遠不可能一勞永逸。因此，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如何解決問題”。

——文章摘录

　　近些年來，中國的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再次成為關注國事者的一個焦點話題。一位長期在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里寫下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話：“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

　　毛澤東有句名言：“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意思是說，由于中國的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只有解決好農民的問題，才能解決好中國的問題。

　　著名的農民學家、清華大學秦暉教授也有一句名言：“在中國，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意思是說，在當今中國，農民的問題主要是中國的體制造成的，只有解決好中國的體制問題，才能解決好中國的農民問題。

　　《北京之春》雜誌過去曾發表過不少有關中國農民問題的文章。這一期，我們以“中國‘三農’問題”為封面標題，又登出一組文章。其中，大陸學者于建嶸的長篇發言“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表現、根源和對策 "，極具份量，特向讀者推薦。

　　于建嶸坦言，他不同意現在許多學者和專家( 包括李昌平) 有關中國三農問題的分析和主張。因為這些解決方案，“都體現了一個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強大的國家及既得利益集團的讓步，停止對農民的剝奪，還利于農民”。這些方案“將農民這個社會主體排除在外，沒有看到農民自己的力量，沒有將農民放在農村社會發展的主導地位”。于建嶸指出，解決三農問題，“不需要救世主”，“要靠農民自己，要讓農民自己講話”。

　　好一個“要讓農民自己講話”！一語破的。

　　道理是極其淺明的。在中國，農民是數量最大的群體，但又是最弱的群體。原因就在于中國的農民是一盤散沙；而導致一盤散沙狀態的原因就在于農民沒有自己的發言權。

　　同樣是沒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上海一類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大城市里的人，由于他們的相對集中，離權力中心較近，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形成某種群體性的壓力，政府則比較擔心他們“鬧事”，在損害他們利益時不能不有所忌憚。另外，專制統治集團畢竟不能單靠自身的力量維系自己的統治，它必須籠絡一批人，必須給一部份人以小恩小惠。長期以來，中共當局實行犧牲農村，收買城市的政策，就因為他們吃準了農民格外缺少發出聲音和施加壓力的手段。盡管說今天的中國，各地的農民的各種形式的抗爭活動無日無之，但由于其分散，構不成對政權的威脅，政府比較容易分而治之。如果說到現在，中共終于也不得不注意三農問題，那麼，正象于建嶸指出的那樣，是因為農民的抗爭太普遍太頻繁，以致于使得政府不能不再重視，不敢不再重視。

　　一直有人說，言論自由只是知識分子的“價值偏好”，農民只要求吃飽穿暖，對言論自由沒有興趣。然而事實證明，除非農民獲得發言的權利，否則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就得不到起碼的維護與保障。

　　據說，中共新班子已經對三農問題表示關切，并著手調整相關政策。這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值得警惕的。問題在于，如果僅僅是調整政策而不進行政治改革，如果僅僅是部份地滿足農民的具體利益而不是讓農民獲得基本權利，那麼，三農問題的解決就被引向歧途，再次落入歷史的誤區。

　　也許有人會問，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嗎？中國的問題這麼多，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

　　我的回答是：且不說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自由，不只是為了實現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為了保證個人尊嚴與生活最高目標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民主是為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民主是用討論代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如何解決問題”無疑比“解決問題”更基本。人類社會永遠會有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永遠不可能一勞永逸。因此，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如何解決問題”。◆

　　2003年2月

19 當反革命也不容易——談反革命的邏輯

胡 平 (2003年7月)

　　我愿意擁護一個可以反對的政權，我堅決反對那種只準擁護的政權。

——文章摘录

　　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九十年代以來,“革命”一詞開始背時，“反革命”一詞開始轉運。很多人公開宣稱自己“反對革命”，公開聲明要“告別革命”，甚至直截了當地宣布自己就是“反革命”。

　　這無疑是一種驚人的變化。曾幾何時，“革命”是中國人心目中最神圣的詞匯，而“反革命”則是最邪惡也最可怕的罪名。有多少人忍辱負重一輩子，就是為了證明自己是“革命的”；有多少人含冤自殺，僅僅是為了表白自己不是“反革命”。

　　不過，稍加考察便可發現，其實，這一變化遠遠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驚人。“反革命”一詞的“平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詞義的變化。現在人們說的“反革命”和當年說的“反革命”根本不是同一樣東西。

　　在毛時代，說你是反革命，其實就是指你反對中共政權；現在說的反對革命，意思是反對革現行政權的命，也就是反對革中共政權的命，也就是反對用激烈的方式反對中共政權。同樣是“打倒共產黨”這個口號，放在毛時代會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放在今天則會招致那些自稱“反革命”的人的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因為你要“革命”太“革命”。

　　由此可見，“反革命”這個詞，在過去和現在非但不是指的同一件事，而且是指的兩件幾乎相反的事。過去說的“反革命”，差不多就是今天說的“革命”。今天某些人的“反對革命”，翻譯成過去的語言，差不多就是反對反對革命，或反反革命。負負得正，今天的“反革命”差不多就是過去的“革命”。

　　造成上述顛三倒四的原因，顯然和人們對“革命”和“反革命”的定義有關。如果我們把革命定義為用激烈的手段( 通常指暴力手段) 改變現行政權或制度，那么我們就應該說，在毛時代，把激烈反對中共政權的人說成“反革命”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當時的“革命者”激烈地反對別人改變現行政權，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共產黨早先是在野黨，是革命黨，四九年后成了在朝黨，從而也就成了保守黨或反革命黨；可是共產黨偏偏還要繼續沿用過去在野時的稱呼，繼續把自己稱為革命黨，繼續把反對者稱為反革命。這就導致大量的自相矛盾。類似的事例還很多，譬如在毛時代的農村，富農不富，而且往往比誰都貧窮，但仍然被叫做富農；在七億人中，毛澤東明明最是有產階級，可是大家都說他最無產階級。

　　撇開上述種種荒謬不提，我這里只打算談談“反對革命”。在這里，我還不去討論諸如“暴力革命是否應該一概反對”和“人民是否擁有革命的權利”一類問題，我只想說，當反革命也不容易。

　　你反革命嗎？你反對別人用激烈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改變現行政權嗎？那末我問你，你反不反革命政權，你反不反對用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呢？如果你說你不反對，那你就不合乎邏輯了，你就算不上反革命了，因為你不是反對革命，你只是反對沒成功的革命而已。你這種反對一文不值，你無非是接受成王敗寇的邏輯，你無非是永遠站在得勝者一邊的投機分子，永遠站在權勢者一邊的勢利眼罷了。結論很簡單，你要反對革命，你就必須反對革命政權，你就必須反對通過暴力革命而建立的政權。中共政權正是一個通過暴力革命而建立的政權，所以你就必須反對中共政權。古人說：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這就是說，靠暴力奪天下或許情有可原，靠暴力治天下卻萬不可恕。中共政權不單是靠暴力而起家，而且直到今天它還在靠暴力來維持，還在用暴力鎮壓人民，不準人民用和平的方式表示反對，所以尤其不能原諒，所以對這樣的政權我們必須堅決反對。我們主張用和平的方式反對，而反對的目的就是贏得和平反對的權利。有人說，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變了，已經不共產了，已經走資本主義了，已經三個代表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等等等等，所以我們就不該再反對了。不對，中共的這些變化和我們該不該反對它是不相干的。只要中共依然拒絕和平反對的權利，我們就必須反對之。我先前講過“我愿意擁護一個可以反對的政權，我堅決反對那種只準擁護的政權”，大致也是這個意思。◆

　　2003年7月

20 恐懼、殘酷與自由主義

胡 平 (2004年2月)

　　‘今天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明天就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幫助這些長期被嚴重忽視、被欺辱、沒有能力主張自己權利的弱勢群體，改變他們的命運，才改變我們的命運。’
那些對政治迫害不感到恐懼和憤慨的人在人性上是被扭曲的。

——文章摘录

　　在今日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已經正式亮出自己的旗號，形成了一種可觀的思想力量。然而在中國，自由主義也引起不少爭議。批評者質疑作為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否有生長的基礎，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否有內在的資源與動力。學界有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還有人提出社會民主主義，以與自由主義相區別。另外則有一批經濟學家，主張在現階段限制個人權利，在威權統治的主導下進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此主張也有人稱為新自由主義。我以為在考察這些問題時，有必要追溯我們這一代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余杰在“盧躍剛的恐懼”一文里寫道：“盧躍剛（報告文學《大國寡民》作者——引者注）曾經對我說，他不怕‘屢戰屢敗’的結果而堅持‘屢敗屢戰’，并非認為自己有著‘無冕之王’的桂冠、有著‘青天大老爺’的權力，而是源于內心深處的恐懼。他說：‘今天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明天就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幫助這些長期被嚴重忽視、被欺辱、沒有能力主張自己權利的弱勢群體，改變他們的命運，才改變我們的命運，這個動機遠遠大于對抽象理念的追求。’我能夠感受到盧躍剛所說的‘恐懼’，雖然他是一位我們這個時代罕見的‘俠之大者’，但他依然無法逃脫這種無所不在的恐懼的支配。他那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堅定的價值立場，并不是來自于勇敢無畏，而是來自于恐懼。”

　　余杰談到恐懼，談到來自恐懼的精神力量和價值立場。這和一位美國學者的觀點頗有相通之處。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茱迪. 史珂拉（Judith N.Shklar）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恐懼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不同于基于自然權利的洛克式自由主義，也不同于基于自我發展的密爾式自由主義。史珂拉式的自由主義是恐懼的自由主義。她的自由主義理念首先來自對政治迫害的恐懼，由此引出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的堅定立場。這種自由主義不依賴于某種形而上學的概念（如天賦人權概念），也不依賴于某種廣泛的道德理論（如功利主義道德理論）。這種自由主義主張寬容，鼓勵多元主義，而支持這兩者的認識論基礎是懷疑論。

　　誠然，史珂拉的自由主義沒有提供最大之善，但是它堅稱殘酷行為——引起恐懼的殘酷行為——是最大之惡。它認為政府是殘酷行為的最大執行者，它對貧者弱者和持異議者尤為關注，因為他們最容易遭受政府殘酷行為之害。這種自由主義并不要求政府是軟弱的，它要求政府是有限的。史珂拉寫過一本論述人性諸惡的書（《Ordinary Vices》），其中把殘酷列為諸惡之首。

　　我在《中國民運反思》（1992 年）一書的序言里，回顧我自己的心路歷程，和史珂拉的觀點倒有些不謀而和。我寫道，在我形成自由主義信念的思想過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重要：一個是我對社會上殘酷現象的強烈反感，首先是對政治迫害的強烈反感；一個是我對于人類理性知識的某種懷疑精神。我強調，我的自由主義信念并非直接來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論，因為中國本來就缺少自然法一類的文化傳統，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壟斷又使我們無法直接從西方那里獲得這一精神資源。我們的自由觀念是產生于我們自己的經驗，產生于我們自己對自身經驗的思考。我想，這恐怕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共同歷程。

　　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有著深厚的自發性和內生性。新左派也好，社會民主主義也好，只要他們都對殘酷的政治迫害懷有強烈的恐懼，從而把保護個人權利與限制政府權力置于首位，他們就不是在自由主義之外，就不是和自由主義相區別；因為正是自由主義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價值平臺。反之，那些對殘酷的政治迫害現象無動于衷，從不挺身抗議的人，不論他們怎樣自我標榜關懷大眾，或者也以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自居，實際上他們都絕非自由主義。毫無疑問，那些對政治迫害不感到恐懼和憤慨的人在人性上是被扭曲的。◆

　　2004年2月　

21 “神五”上天，我們應該爭什麼
——納稅人要爭代表權

胡 平 (2003年11月)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文章摘录

　　圍繞著“神舟五號”上天，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有不少爭論。當然，國內的爭論只能發在互聯網上，平面媒體和廣播電視上依然只有一種聲音，不過，這比起過去沒有互聯網的時候，不同的聲音根本沒有公開表達的機會，總算是有了一點小小的進步。

　　爭論的焦點之一是，政府該不該花這么多錢去發展載人飛船和航天事業？反對者說，中國急著等錢花的地方多得很，例如破產的農村，下崗的工人，失學的兒童，成千上萬得不到治療的艾滋病人，等等等等。干嘛非要把大筆金錢花在載人飛船上呢？支持者則說，發展航天技術意義深遠重大，這筆錢是該花的。雙方各執一詞。我比較傾向于反對意見，但認為支持的意見也不是沒有自己的道理。

　　這種爭論很正常，且以美國為例，美國國會通過的各項財政撥款很少有一致同意全票贊成的。美國是全球首富，但仍然有不少人批評政府在航天事業上花錢太多。生活就是不斷的選擇。熊掌和魚不可兼得，或者一個要得多，另一個就只能要得少了。這種爭論永遠存在。這就是政治，這就是生活。

　　然而，發生在中國人之間的這場爭論又不那么正常，甚至很不正常。持反對意見的還好些，持贊同意見的尤其不正常。政府干了這件事，你說你同意政府這么干。這有什么意義呢？事情是明擺著的，中國政府花納稅人的錢根本不管中國的納稅人同意不同意，你同不同意政府都要干，干完了你說你同意政府這么干。你說這話豈不是多余，豈不是自作多情？因為政府在這么干之前根本沒征求過你的意見，也根本不打算征求你的意見。你不為此感到恥辱感到憤怒倒也罷了，怎么還能為政府鼓掌歡呼，搖旗吶喊呢？我要說的是，就算你真的同意政府這么干，你也決不能同意讓它在你沒表示同意前就干，因此你也要反對它這么干。否則，你就是忘記了自己是公民，忘記了自己是納稅人，你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合理不合理？這個問題還用問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中國的政府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又沒有真正獨立的媒體監督，它要是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利益的前面，那才叫怪呢！這次“神五”上天，中國成為美蘇之后第三個航天大國；然而與此同時，連續多年，中國的教育經費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 ％，甚至還比不過非洲窮國烏干達。兩者反差如此巨大，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國強”自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國強”是以“民弱”為代價，那就未必是好事了。

　　西方有句名言：“沒有代表權就不納稅。”可是，我們很多人光納稅卻沒有納稅人的觀念，想不起要爭取代表權。我們明明知道那些自封為“代表”的人根本不是真正的代表，他們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只是強奸民意，可是讓他們“代表”的太久了，不少人居然也就習慣了。身為納稅人而沒有代表權，這是莫大的恥辱；意識不到恥辱是恥辱，這是更大的恥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則是三倍的恥辱。

　　在我看來，這場圍繞著“神五”上天的爭論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最清楚不過地揭示出當今中國納稅人的可悲狀態。如果要問我，“神五”上天，我們應該爭什么？我的答案是，納稅人要爭代表權。◆

　　2003年11月

22 我們為什么反對專制？

胡 平 (2004年5月)

　　實踐標準充其量可以證明手段或工具的有效性，但是不能證明手段或工具的正當性，也不能證明目標或目的的正當性。

　　不是殺人不能解決問題，而是不能用殺人來解決問題。

——文章摘录

　　“六四”過去整整十五年了。今天的中國，在上層，雖然我們能發現許多明爭暗斗的蛛絲馬跡，但是看不到有推行民主改革、為“六四”平反的跡象；在民間，雖然我們可以見到聽到許多不滿，許多批評，乃至許多公開的抗議，但是我們還看不到有大規模的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即將爆發的跡象。面對這樣的中國，人們不能不問，難道真的是“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嗎？！

　　這里，我要再講一講所謂實踐標準的問題。在一九七八年，中國展開過一場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政治上是有某種積極作用的，但是在理論上卻是站不住腳的。把實踐標準應用于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實在是大錯特錯。譬如說，你如何去反駁“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種主張呢？如果這個殺人的政權果然又坐穩了二十年江山，難道就證明了殺人的主張是正確的，反對殺人的主張倒是錯誤的嗎？

　　實踐標準理論否認事實與價值的區分。實踐標準充其量可以證明手段或工具的有效性，但是不能證明手段或工具的正當性，也不能證明目標或目的的正當性。我們反對“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句話，不是說殺二十萬人不能換二十年穩定（也許能，也許不能），而是說不能用殺人的手段去換取穩定，是說用殺人換取的穩定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穩定。我們承認，有時候，殘暴的手段可以相當有效地維護一種邪惡的秩序，但我們要反對的恰恰就是殘暴的手段本身和邪惡的秩序本身。

　　必須指出，單憑“六四”那一場屠殺，遠遠不足以造成這十五年的恐懼效應。要維持“穩定”，必須不斷地迫害，不斷地鎮壓。十五年來，中共暴力行為惡性發展，其赤膊上陣，肆無忌憚，都是八十年代不可想象的。為中共專制辯護者無非是說，鑒于當今中國的問題太多太復雜，唯有借助于中共的專制統治，才能有效地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不消說，我們很容易找出許多事例證明專制是如何之不利于解決問題。不過這并非關鍵所在。我們要民主不要專制，主要還不是因為專制解決不了問題，而是因為專制本身就是問題。

　　什么叫“解決問題”？如果僅僅是著眼于“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把人類社會中的種種麻煩都僅僅當作是有待解決的“問題”，而“忘記”了你面對的是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那么你甚至可以說，專制肯定比民主更能“解決問題”。因為專制不把人當人看，專制可以不擇手段，專制沒有道德底線，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所以專制看上去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隨心所欲，立竿見影。例如人口問題。當今世界，人滿為患，人口爆炸是一個嚴重問題，人們絞盡腦汁，想出種種辦法，但是其效果仍然未盡人意。為什么不干脆殺人呢？大規模的殺人無疑能夠減少人口數目（如果有計劃、按比例地殺人，效果一定更好），對解決人口壓力問題無疑有立竿見影之效。如果針對殘疾者和智障者開刀，還可以為社會卸下沉重的包袱，可以保證人均產值立刻飆升。你一定會說：不，不，不能用殺人的辦法解決人口壓力問題。那么，為什么不能呢？難道殺人不能解決人口壓力問題嗎？顯然，不是殺人不能解決問題，而是不能用殺人來解決問題。

　　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自由，不只是為了實現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為了保證個人尊嚴與生活最高目標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民主是為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民主是用討論代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無論其性別、膚色、教育程度以及諸如此類——甘愿由于他的思想、觀點、信仰而被監禁、被虐待、被屠殺，沒有人甘愿在自己的利益遭到損害時卻被禁止公開吶喊，沒有人甘愿接受那種無法無天的絕對權力。這就是自由民主的偉大價值之所在，這就是自由民主的普遍意義之所在。◆

　　2004年5月　

23 警惕專制的自我實現預言成真

胡 平 (2004年10月)

　　如今，中共自我辯護的最重要的一條理由是“穩定壓倒一切”。它力圖讓人們相信，如果中國放棄一黨專制，實行自由民主，必將導致天下大亂。這當然是十足的謬論，但是它不是一般的謬論，它還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古典小說《鏡花緣》里寫到一個伯慮國，那里的人們由于把睡眠誤認作死亡，所以竭盡全力地壓制倦意，不敢睡覺；等到他們實在打熬不住，終于閉目倒下時，自然也就很容易真的長眠不醒、奄奄待斃了；而越是發生這種一睡即死的情況，伯慮人便越是害怕睡覺；而越是不敢睡覺，一旦睡下便越是會從此不起……。這就叫自我實現的預言。中共以穩定為理由壓制自由民主，正是同樣的邏輯。

　　譬如說，為中共專制辯護者宣稱中國必須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一支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當然是“唯一”的有組織的力量啰，既然它拼命地壓制另外的有組織力量出現，甚至連氣功團體都不放過，只因為這些氣功團體人數眾多，儼然成為共產黨之外的另一個有組織的力量。

　　一次又一次的殘酷鎮壓，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破滅，今天的中國人要遠比十五年前更缺少公德心，更不關心公共事務，更像一盤散沙，對于用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也更缺少信心。今天的中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謀取私利和利用暴力打壓民眾的現象遠比過去更普遍更惡劣，官民之間的關系也遠比十五年前更緊張更對立。這些無疑都是不利于和平的民主轉型的。

　　再以分離主義問題為例。十五年前的臺灣，臺獨還不成氣候。由于中共拒絕民主改革并對臺灣文攻武嚇，因此臺灣人民當然不愿意與大陸統一。隨著時間的推移，臺灣人的中國意識只會越來越淡，獨立意識則必然越來越強。西藏問題也是如此，正因為達賴喇嘛倡導的真正自治的主張一再遭到中共的拒絕，致使藏人的獨立意愿日益增長。還有新疆，現在，疆獨已經成為一種力量，可是十五年前，有幾個人聽說過疆獨呢？

　　不錯，十五年來，中國也有了很多正面的發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經濟增長。可是伴隨著經濟增長的卻是急劇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而這種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又是源于經濟增長過程本身的極度不公正。我們知道，對民主轉型而言，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并不特別重要——不少窮國也能很平穩地走上民主之路；重要的是人們對現存的經濟秩序和財產分配格局是否認同。單單是貧富懸殊不一定就意味著問題嚴重——不少民主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很大，嚴重的問題是貧富懸殊到底是怎樣造成的。在中國，貧困群體是由于權勢集團的搶劫而造成的，權勢者知道自己的財富來路不正，因此離不開專制政權的保護，所以對自由民主更恐懼更敵視。這就使得啟動民主進程比十五年前要更艱難。

　　總的來說，中共這十五年的所作所為，惡化的問題要比改善的問題多，制造的問題要比解決的問題多。十五年前，中共就以“沒有中共一黨專制會天下大亂”為理由，抵制來自黨內的和民間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當時絕大多數人是不信的。可是到了今天，接受中共這套說詞的人反倒多了起來。很多人都擔心如果沒有中共的專制統治，中國會陷入混亂和分裂。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因為中共十五年來的所作所為，正是在竭力促進它的預言實現。

　　結論：一切熱愛自由民主，不希望天下大亂的人們，必須及時行動起來，努力防止專制的自我實現預言成真。要知道，中國的民主進程，越是啟動得早就越是平穩，越是晚就越是危險。◆2004年10月　

24 精英與奴才

胡 平 (2004年11月)

　　奴才既然是奴，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權利，相對于主子是人下人，照理說是很讓人感到屈辱感到憤恨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奴才又是奴隸中的高貴者，他又可以在千千萬萬的普通奴隸面前擺架子耍威風，由此獲得一種人上人的優越感。奴才既有屈辱感又有優越感，這兩種感覺的份量和意義是因人而異的。所謂奴才心態就是指一個人處于奴才地位，其優越感壓倒屈辱感，為了獲得那份優越，他寧可接受那份屈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恰恰是當今中國社會中某些所謂精英的心態。

——文章摘录

　　在當今世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的精英像今天中國的所謂精英那樣具有如此強烈的精英自我意識。他們十分熱衷于給自己貼上“精英”的標簽，唯恐別人把他們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在一般大眾面前趾高氣揚，志得意滿。但與此同時，恐怕也沒有哪個國家的精英像中國的所謂精英那樣充滿奴性，在權力面前卑躬屈膝，曲意逢迎。

　　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個怪現象是，某些以精英自命的人（包括一些企業家，有錢人和知識份子，演藝界的明星，等等），一方面，他們處處以精英自居，唯恐別人把他們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另一方面，這些人又在專制統治者面前表現得如此恭順，他們自己從不爭取自由民主，而且還反對別人爭取自由民主，他們不為大眾爭取自由民主，甚至也不為自己爭取自由民主。這正是典型的奴才心態。

　　“奴才”一詞現在成了罵人的話，以前可不是。你看這些年國內影視界接二連三的清宮戲，里面的滿人官員在皇帝面前一口一個“奴才在”，既清脆又響亮，哪里有半點羞愧屈辱的味道，分明是很得意很光榮。在大清朝，只有滿人官員才能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漢人官員還沒這個資格呢。和珅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紀曉嵐就沒這個資格。奴才是家奴。人家和珅算皇帝“家里的人”，你紀曉嵐縱然學問大官職高，又能討得皇帝歡心，但終究還是隔了一層。

　　奴才既然是奴，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權利，相對于主子是人下人，照理說是很讓人感到屈辱感到憤恨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奴才又是奴隸中的高貴者，他又可以在千千萬萬的普通奴隸面前擺架子耍威風，由此獲得一種人上人的優越感。奴才既有屈辱感又有優越感，這兩種感覺的份量和意義是因人而異的。所謂奴才心態就是指一個人處于奴才地位，其優越感壓倒屈辱感，為了獲得那份優越，他寧可接受那份屈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恰恰是當今中國社會中某些所謂精英的心態。

　　有些知識精英很愛講“精英聯盟”，言下之意是他們（包括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已經和權力精英平起平坐，共存共榮了。這是十足的自欺欺人，因為今日中國分明還是獨裁專制或寡頭專制，雖然部分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由于自身具有利用價值，專制者將之納入經濟分贓系統，但決不允許染指權力。他們和大眾一樣在政治上是既沒有權利也沒有權力的。

　　常常聽到一些為中共專制作辯護的知識份子說，中國人的素質太差，文化水平太低，所以在中國還不能實行自由民主。沒有比這種辯護更拙劣更可笑的了。虧得說這話的人還總是以精英自命。且不說中國人的素質是否差到只配被專制的地步；問題是在這里，我們首先要問的還不是別人，我們首先要問的正是你們這些精英自己：你們為什么不為自己爭取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為什么不為自己爭取民主參與的權利呢？當你們說中國人素質差文化水平低，你們當然是在指大眾，其中當然不包括你們自己。你們說大眾不配有自由有民主，那么你們自己呢？你們既然以精英自命，你們當然不會認為連你們自己也不配有自由有民主，那么，你們為什么不為自己爭自由為自己爭民主呢？有些人說，在中國實現民主一定要漸進。漸進就漸進吧，漸進就該從精英開始，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讓精英們先民主起來。然而偏偏是你們這些精英最不肯爭取自由民主，連自己的自由民主都不爭取，而且還最反對別的知識份子別的知識精英爭取自由民主。這難道不是很奇怪嗎？其實說怪不怪，正因為這些所謂知識精英深知自己的精英地位是靠依附權勢，排斥打擊其他知識精英而獲得的，就像那些靠勾結官府大發不義之財的所謂經濟精英一樣，他們唯恐失去專制權力的庇護，所以他們才對任何自由民主的要求都深惡痛絕。這樣的精英不是奴才又是什么呢？◆2004年11月

25 共産完了是共妻

胡 平 (2004年2月)

　　專制這種毒品是很容易上癮的。專制有自我實現和自我證明的能力。專制的特點是敵視自由，不相信自發，不相信自然，不相信誘導性政策也能解决問題。專制總是迷信暴力，迷信强制。殊不知專制本身就會製造出大量問題，但是，除非這些問題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否則專制政府就會置之不理；然而等到問題堆積如山，積重難返，專制又再度訴諸專制的手段實行相反的政策，因爲專制不把人當人看，做事不擇手段，什麽手段都敢用，所以專制看上去大刀闊斧，立竿見影。至于這種專制手段又會引出哪些嚴重的隱患或副作用，專制政府就顧不上了。于是整個社會就陷入專制的惡性循環：越專制就越專制，以至于到後來，很多人都以爲不專制就天下大亂，不專制就不行了（？！）。顯然，專制幷沒有解决問題，它只是使得問題象癌細胞一樣四處轉移擴散。而在專制造成的長期的、反復無常的痙攣中，國人逐漸變得對它的殘酷習以爲常，麻木不仁，社會的道德資本被消耗殆盡。這無疑是更嚴重的問題。

——文章摘录

　　當今中國，嬰兒男女性別比例持續多年嚴重失調。專家估計，15 年之後，中國將出現至少3 千萬人的光棍大軍。怎麽辦？如果讓幾個男人共有一個妻子。這不成“共妻”了嗎？

　　衆所周知，早在中共興起之初，國民黨即攻擊共産黨是“共産共妻”。“共産”我們都領教過了，如今好歹也完結了，誰能想到接下來還會有一場“共妻”呢？

　　當然，早先說的“共妻”幷不是指幾個男人共有一個妻子，而是指性解放，是指婚姻制度的鬆弛乃至廢除，是指家庭的消亡。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國裏，婦女將從家務勞動中徹底解放，生下小孩送到托兒所、幼兒園，交給社會撫養，吃飯有公共食堂。婦女在經濟上獲得獨立，不再依賴男人，女人不再是男人的私有財産。那時候，家庭將逐漸消亡，婚姻的紐帶也將鬆弛乃至解除，男女之間的關係將擺脫一切經濟的或社會的束縛，完全取决于他們的感情和意願。

　　嚴格說來，這不叫“共妻”，這叫“共夫共妻”，這叫性解放。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曾經流行過“一杯水主義”。所謂“一杯水主義”，就是說男女之間發生性關係象用杯子喝水一樣稀鬆平常，想換就換，只要杯子不髒。中共在延安時也一度流行過“一杯水主義”。不過好景不長，共産黨領導人很快發現性解放會對革命事業造成某種腐蝕作用，于是，“一杯水主義”很快就又被傳統的婚姻與家庭關係所取代。出于對臣民身心控制的需要，共産國家在家庭問題和性的問題上甚至往往比別的國家──大概除開伊斯蘭原教旨國家──更保守。

　　回到現今中國男女比例失調的問題上來。在別的時代也發生過男女比例失調的現象，但那多半是女多男少，譬如經歷了一場長期的戰爭，導致青壯年男性大量死亡。女多男少通常不會構成社會問題，因爲許多社會都有一夫多妻的習俗；另外，單身女性不是“動亂因素”，很少威脅社會穩定。未來中國的問題却是男多女少，所以很麻煩。

　　你或許會說，男多女少的情况也不少見。不是有很多社會都男多女少嗎？尤其是在中青年，也沒見惹出什麽麻煩嘛。

　　我看未必。記得在80 年代初期，大陸報紙上出現過一個新名詞，叫“大齡男女”，專指那些超過法定婚姻年齡的單身男女。照理說，任何時代都有不少人在超過法定婚姻年齡後仍然單身，爲什麽過去沒有出現“大齡男女”這個專有名詞？因爲唯有在80 年代初期的中國，大齡男女才構成一個社會問題。第一、當時的大齡男女在數量上特別多，以至于形成一個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第二、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大齡男女問題基本上是由于一種共同的人爲的因素所造成的。我們知道，當時的大齡男女，主要是所謂老三届，由于此前的文革和上山下鄉的共同經歷，以及嚴格的戶口制度和巨大的城鄉差异，使得這代人很難正常的戀愛結婚；再加上當年對婚前性行爲的不寬容，住宅狹小擁擠，個人生活空間極度受限，導致單身狀態的性壓抑。同病相憐，這就使得他們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識和群體意識，整個社會也對這一問題具有强烈的感受。

　　未來中國的光棍大軍也是類似的問題。第一、未來的光棍大軍在數量上特別多，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第二、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這批光棍大軍是當局强制一胎化政策的副産物，也就是說，是一種共同的人爲的因素的結果。一般來說，人類社會出現的問題，如果是由大自然造成的，當事人只好認命。如果是人的因素造成的，但幷不是某一個特定群體有意識行爲造成的，冤無頭，債無主，受損的一方找不著人算帳，也只好接受現實。可是，未來中國的光棍大軍既然清楚地知道他們是當局政策的犧牲品，他們如何還會默默地忍受呢？這决不是娼妓合法化就能解决的，因爲光棍們不僅有性的需求，而且還有婚姻的需求，家庭的需求，傳宗接代的需求。可以想像，最有可能墮入光棍大軍的人是那些最貧苦的人，而他們的貧苦也幷非都是自己的過錯；再加上現今中國包二奶、包三奶現象泛濫，這就使得那些光棍們更覺得憤憤不平。

　　中共當局强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了大量駭人聽聞的反人道行爲。辯護者說，非如此不能遏制人口爆炸的趨勢，不强制不能解决問題。然而這是怎樣的“解决”問題啊？撇開其非人性的殘暴不提，這是“拆東墻補西墻”，這是“挖肉補瘡”，在“解决”問題的同時又製造出新的問題。端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結果往往是，舊問題解决了多少大可懷疑，新問題却撲面而來無可回避。幾千萬光棍大軍會給中國社會帶來什麽影響，造成什麽後果？這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中國特色”。

　　專制這種毒品是很容易上癮的。專制有自我實現和自我證明的能力。專制的特點是敵視自由，不相信自發，不相信自然，不相信誘導性政策也能解决問題。專制總是迷信暴力，迷信强制。殊不知專制本身就會製造出大量問題，但是，除非這些問題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否則專制政府就會置之不理；然而等到問題堆積如山，積重難返，專制又再度訴諸專制的手段實行相反的政策，因爲專制不把人當人看，做事不擇手段，什麽手段都敢用，所以專制看上去大刀闊斧，立竿見影。至于這種專制手段又會引出哪些嚴重的隱患或副作用，專制政府就顧不上了。于是整個社會就陷入專制的惡性循環：越專制就越專制，以至于到後來，很多人都以爲不專制就天下大亂，不專制就不行了（？！）。顯然，專制幷沒有解决問題，它只是使得問題象癌細胞一樣四處轉移擴散。而在專制造成的長期的、反復無常的痙攣中，國人逐漸變得對它的殘酷習以爲常，麻木不仁，社會的道德資本被消耗殆盡。這無疑是更嚴重的問題。◆

　　2004年2月　

26 談談冷漠症

胡 平 (2004年12月)

　　今日中國陷入嚴峻的多重危機。其中，最深刻的危機是精神的危機。 在很多方面，目前國人的精神狀態甚至比毛澤東時代更令人憂慮。我並不是說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國人精神受到的戕害比毛澤東時代還嚴重。問題在於，目前中國的精神狀態乃是多次沉淪累積的結果，猶如雪上加霜，更感寒氣逼人。這好比一個地區接連遭到好幾次地震，後面的幾次地震不一定比前面的更強烈，但無疑會使得該地區被破壞的程度更見惡化。本來，在八十年代，中國曾經出現過令人鼓舞的精神復甦，但不幸被“六四”的血泊所淹沒。五十多年來，中國不但政治地震頻繁不斷，而且震動的方向還變化多端：有的地震是垂直方向的，有的地震是水平方向的。有的建築經得起上下折騰，卻經不起左右晃動；有的建築經得起左右搖晃，卻經不起上下震動；於是到頭來沒有幾棟建築還能完好無損，茫茫大地只留下一片廢墟。

　　精神危機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冷漠症的蔓延。

　　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家肖伯納說：

　　　　“對同胞最大之惡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無人性的本質。”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猶太作家埃利. 威塞爾（Elie Wiesel）說：

　　　　“對我而言，冷漠是惡的集中體現。”

　　威塞爾說：

　　愛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
　　美的反面不是醜，是冷漠。
　　信仰的反面不是異端，是冷漠。
　　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

　　在“六四”之後半年，國人還處在高度同仇敵愾群情激昂的情緒之中時，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就預感到中國將有一個冷漠時代的來臨。他在“向方勵之先生致敬”（1990 年1 月）一文裏引用了亞辛斯基的一段箴言：

　　不要恐懼你的敵人，
　　他們頂多殺死你；
　　不要恐懼你的朋友，
　　他們頂多出賣你；
　　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
　　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
　　這個世界才會有殺戮和背叛。

　　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冷漠就是心死。冷漠雖然不是罪惡，但它是一切罪惡得以發生的條件。

　　今日中國人的冷漠不同以往，它不是無知無識的麻木癡呆，它是一種老練世故，耍滑頭，明哲保身。所以，今日中國並不僅僅是一片冷冰冰的沉寂，而且還是一片熱熱鬧鬧的喧嘩，在某些方面甚至顯得熱情洋溢。人們不但壓抑著自己的正義感和同情心，而且也釋放著自己的正義感與同情心，只不過這種釋放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在政治冷漠之處，常常伴有矯情和濫情的表演，正像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評論張藝謀所說的那樣，“我們絕對知道在什麼時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義正詞嚴狀，也絕對知道什麼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沈默、三緘其口。我們還有一個更可怕的表現，這就是柿子專揀軟的捏：即在一個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義執言實際精打細算、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我們也知道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可以上達天庭得到首肯，什麼話會觸犯眾怒。就我自己而言，這種算計已經高度技巧、 出神入化；這種掌握已經進入潛意識層面。”

　　郝建這段話講得極好。他指出今日國人的冷漠實際上是源於恐懼。這也就告訴我們，治療冷漠症應該從克服恐懼心理入手。我當然知道人們的恐懼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確實生活在暴政之下，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暴政之所以看上去十分強大，那恰恰是因為我們陷入了恐懼而不敢向它作任何鬥爭。 如果說是強大的暴政造成了我們的恐懼，那麼，也是我們的恐懼造成了暴政的強大。為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我們必須從逐步地克服自己的恐懼心理開始，哪怕一天只邁出一小步，堅持不懈，日積月累，我們就能走出恐懼，走出冷漠，並進而戰勝暴政。◆

　　2004年12月

27 紀念就是抗爭
——在紐約地區紀念“六四”十六周年集會上的講話

胡 平 (2005年6月)

　　今天，我們又一次在這里集會，紀念“六四”。十六年來，每一年的這一天，我們都在這里集會紀念“六四”。

　　當今世界，各種各樣的紀念日和紀念活動數不勝數，然而在我看來，沒有什么紀念日能比“六四”更重要的了。因為“六四”不僅僅涉及歷史，而且還涉及現實。其他的紀念日或紀念活動，例如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柏林墻的倒塌，等等。這些都僅僅是對歷史的紀念。畢竟，法西斯政權和東歐共產政權都早已灰飛煙滅，其罪行都得到嚴肅的清算。縱然在某些地方，正義姍姍來遲，殺人兇手已經壽終正寢，逃脫了應有的懲罰，但畢竟正義的原則已經重新確立。但“六四”不是這樣，“六四”還沒有成為歷史，那個殺人的政府還坐在臺上，還在繼續壓迫人民，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還身陷牢獄或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伸張。“六四”還不是過去完成時，而是現在進行時。我們的集會，不但具有紀念的意義，而且還具有抗爭的意義。在這里，紀念就是抗爭。這是“六四”的第一個與眾不同的重要特性。

　　“六四”第二個特殊的重要性是，“六四”不但屬於中國，而且還屬於世界。“六四”發生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借助於現代傳媒，全世界的人民都如同身臨其境，見證了那場殘暴的屠殺。“六四”屠殺不但是對全中國人民的良心的粗暴踐踏，也是對全世界人民的良心的公然挑釁。我們紀念“六四”，不但是為了呼喚和激發中國人民的道義良知，也是為了呼喚和激發全世界人民的道義良知。

　　中國是個大國，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的問題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而且也是世界的問題。只要中國還處在共產暴政之下，世界的自由民主就不能不受到嚴重的威脅；中國沒有自由民主，世界就沒有和平與安寧。

　　在這里，我們尤其要破除那套經濟決定論的迷信或幻想，以為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開放。事實是，自“六四”之后，中國的經濟改革就已經步入歧途。一般人只注意到當今中國的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他們不曾注意到中國的貧富懸殊的惡劣性質。中國的貧富懸殊既不是歷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場造成的，而是權力造成的。由於缺少公眾監督與民主參與，中國的所謂經濟改革無非是中共統治集團借助於赤裸裸的暴力，對全國人民進行的一場公開的大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實行政治改革。盡管當局也意識到社會矛盾的惡性增長，因而提出了一些改善所謂弱勢群體狀況的措施，但那都是治標不治本。當局只不過是希望減緩矛盾的尖銳程度，用“有節制的壓迫”，以便做到“可持續的榨取”而已。除非共產黨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或其他社會危機，否則它決不會改弦更張。如果聽任這種“改革”路線繼續下去，我們將面對的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蠻橫，并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

　　今后的一二十年，對於中國是極為關鍵的，對於人類也極為關鍵。如果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中國還未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莊大道，那么，不但是中國自己，還有整個世界，必將遭遇巨大的災難。這就要求我們決不可一味等待，而必須奮起抗爭。要等歷史來改變一個專制政權，只是一種推遲抗爭和回避風險，要另一代人來抗爭來冒險的做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抗爭很可能更困難，風險很可能更巨大，而勝利則很可能來得更艱辛、更苦澀。

　　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專制強權，任重道遠，我們的抗爭無比艱難，也無比神圣，無比光榮。對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於人心之中，它永遠不會熄滅。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鳳凰，它可以失敗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會浴火重生。相反，共產專制只能輸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來。只要我們不屈不撓，堅持抗爭，最終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

　　2005年6月

28 破除經濟決定論的神話

胡 平 (2005年7月)

　　人往往是戴著觀念的眼鏡去觀察世界。在觀察中國問題時，最流行的一付眼鏡是所謂經濟決定論。按照這種觀點，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地深化經濟改革，既然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許多人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

　　然而我必須指出，所謂經濟決定論只是一套神話，一套危險的神話。

　　第一、由於人具有自由意志，由於人類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知識的增長，而知識的增長具有不可預見性，所以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并不存在所謂客觀規律。任何決定論，包括經濟決定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人類社會如此複雜，以至於任何兩種因素之間都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愿望越強烈。在這里，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里，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爾斯特（Jon Elster）否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機制（mechanism），據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參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對某一特定社會中經濟發展與政治演變的關系做出一種趨勢性的分析。

　　第二、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國曾經取得驚人的經濟增長，但是它并沒有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卻強化了極權專制。俄國、東歐和蒙古的經驗則證明，共產專制國家實現民主轉型并不必須以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為前提。

　　第三、臺灣經驗未必適用於大陸，因為共產黨不是國民黨。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承認了憲政民主原則，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段論，把一黨專政視為階段性措施。蔣介石在臺灣堅持威權統治，也是把它當作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那里，要求實行憲政民主的聲音總是正當的，合法的；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內外環境的安定，國民黨就越是無法抵制要求回歸憲政的呼聲。共產黨卻不同。共產黨從來沒有承認過憲政民主原則，它把自己的一黨專政看作天經地義。直到今天，它還一再宣稱反對“西方式民主”，發誓要堅持黨的領導“永不變色”。中國的經濟越發展，共產黨越是把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搞起專制來越是“理直氣壯”。

　　第四、“六四”后不同於“六四”前。“六四”前的中國，經濟改革起到了促進政治改革的作用。因為經濟改革就是改掉計劃經濟重建市場經濟，這就在意識形態上顛覆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順理成章地強化了政治改革的正當性，強化了人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六四”和“蘇東波”之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共產黨的統治淪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它只有憑著經濟發展的成就即所謂政績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所以在“六四”之后，經濟增長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藉口。

　　第五、由於缺少公眾監督和民主參與，“六四”后的經濟改革必然淪為權勢者對普通民眾的公開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們越不愿、也越不敢再進行政治改革。在這種畸形改革下成長起來的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即便他們不屬於分贓集團，即便他們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愿望，但是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目前整個經濟秩序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經濟利益又和這種不公正的經濟秩序有著難以分割的關系，他們擔心政治的變革會引發經濟清算，從而導致現有經濟秩序的混亂乃至瓦解，進而危及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對政治改革抱著十分矛盾的態度，欲迎又拒。

　　由此觀之，在今日中國，經濟改革并不會導致政治改革。在今日中國，與其說經濟的增長，不如說經濟的危機，更可能成為政治改革的驅動力。

　　講到經濟決定論，不能不聯想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經濟決定論。我們可以說，現今流行的經濟決定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翻版，只不過結論正好相反。這兩種經濟決定論之間的分歧，在理論方面不如在心理方面那么大。馬克思主義利用它的經濟決定論作為一種鼓動人們進行政治斗爭的方法，相信歷史必然性就是要人們相信起來進行斗爭的必要性。現今流行的經濟決定論卻相反，它否認政治斗爭的必要性，讓人們用等待代替抗爭。必須指出的是，中共專制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有太多的人迷信這套經濟決定論。他們總是一廂情愿地以為，只要幫助中國推動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也就是幫助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殊不知到頭來他們只是幫助了一個專制強權的興起，使中國更遠離民主的目標。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再不能讓這套經濟決定論自欺欺人。◆

　　2005年7月

29 朱成虎講話意圖何在？

胡 平 (2005年8月)

　　不久前，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出席“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會”主辦的一次會議時發出驚人之論。 朱成虎說，“如果美國人使用他們的導彈和導航武器攻擊中國領土的目標地區，中國將使用核武器還擊…… 如果美國決定干預兩岸之間的沖突，中方將堅決作出回應……中國將為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遭到破壞做好準備……當然，美國也必須做好準備，美國西岸一百多個或二百多個、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國摧毀。”

　　朱成虎此言一出，輿論嘩然。人們紛紛指責朱成虎是戰爭狂人，恐怖主義元兇，欲滅我民族的罪犯。這些批評當然都是正確的。我這里只講兩點。

　　第一，它意味著中共當局已經準備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不錯，幾天之后，中共外長李肇星講話，重申中國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這決不表明朱成虎的講話就只是“個人意見”。另外，朱將軍和李外長也并非如外界所推測的，一個是鷹派一個是鴿派，而是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合演一出雙簧。

　　有替中共辯護者說，美國就從未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也不做此承諾有何不可？問題不在于中國是否應該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問題在于中國政府說話算不算話？以前作出的莊嚴承諾是不是想改就改？辯護者說，此一時彼一時，以前中國政府做此承諾是因為自己的實力不夠，怕別人先發制人；如今羽翼豐滿，何苦還作繭自縛。如此說來，中共當局的所謂承諾都不是承諾，無非計策，無非權謀而已。于是我們也就懂得了：所謂不出頭，就是不到出頭的時候不急于出頭。所謂不稱霸，就是沒有稱霸的實力時暫且對外宣稱不稱霸。所謂和平崛起就是，讓“我們”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下崛起，等“我們”崛起后就拋棄和平。

　　民間早有順口溜：“共產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你或許會說，天下哪一個國家的政府的政策是不變的？但是在民主國家乃至一般傳統國家，政策的變化有邊界，有底線，有征兆，有脈絡，此外也有制約。唯獨共產極權政府由于絕對權力加黑箱政治，國家大政方針只掌握在幾個人的手里，故而反復無常，不可捉摸，我行我素，隨心所欲。這就提醒人們在和中共當局打交道的時候，切莫一廂情愿，失之輕信，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第二、通常發出戰爭威脅，總是強調說讓對方死多少多少人，以造成恐嚇對方的效果，而不是強調說讓自己一方死多少多少人——那不成了自己恐嚇自己了嗎？如果事先評估，一場仗打下來，自己一方的人員傷亡要比對方大得多，那就更不會刻意強調了。朱成虎講話最反常的一點就是，他極力強調中國方面可能遭受的重大損失。朱成虎講話最引人注意也最令人驚訝的一點就是他公然宣稱“中國將為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遭到破壞做好準備”，與此同時，中國能給美國造成的損失僅僅是美國西岸一兩百個城市被毀滅。朱成虎這樣講，看上去愚不可及，其實卻有著極為精明的考慮。

　　不錯，美國強，中國弱，如果打起核戰爭來中國贏不了。但核戰爭本來就沒有贏家，誰輸得起就算贏。中國政府最輸得起，所以中國政府最不怕核戰爭，所以中國政府敢于首先按下核電鈕。為什么中國政府最輸得起？就因為中國政府是專制政府，中國政府不是人民選的，中國政府作決策根本用不著考慮民意，中國政府可以不顧中國老百姓的死活，叫你死沒商量。所以中國政府有恃無恐。反過來看，美國就不行了。美國是民主國家，一旦美國人民意識到，如果美國介入臺海戰事就會挨中國的原子彈，就會被毀掉一兩百個城市，他們還會同意讓政府去介入嗎？中共惡名昭著，什么壞事都做得出來，這就使得它發出的核威懾反而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從而增加了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這里，專制政府由于它的邪惡，視人命如草芥，反而成了它的最大“優勢”；民主國家由于尊重民意，尊重生命，反而成了它的無法克服的弱點。中共正是以這種冷酷的精明，極力有意識地利用對手在心理上的弱點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從表面上看，朱成虎的講話是針對臺獨，其實不然。我們知道，大陸在人口、資源和面積上都比臺灣大幾十倍上百倍，卻居然對同文同種的臺灣人毫無吸引力，這本身就證明了中共政權的違背人性。中共當局不去進行民主改革以贏得臺灣人心，反倒對臺灣人民進行核訛詐核威脅。由此可見，中共對自由民主是何等敵視，因此朱成虎的那番殺氣騰騰的講話就決不僅僅是針對所謂臺獨問題，而是針對自由民主這套人類主流文明價值。眼下中共自知其實力有限，所以把核威脅只用在有限的、看上去有某種“苦衷”的目標。出于絕對權力尋求擴張的本性，隨著實力的增長，或遲或早，中共會把這套核訛詐與核威脅應用在其他的問題和對象上。我一再強調的是，今后的一二十年，對于中國是極為關鍵的，對于世界也極為關鍵。如果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中國還未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莊大道，那么，不但是中國自己，還有整個世界，必將遭遇巨大的災難。對此，世人萬不可掉以輕心。◆2005年8月　

30 必須制止中共政府黑社會化的危險趨勢

胡 平 (2005年11月)

　　著名維權人士、獨立中文筆會會員趙昕先生，曾在今年初趙紫陽去世期間，因向北京市公安局遞交游行申請書，而被逮捕，隨後取保候審被釋放。不久前，他因送父母回老家，經允許離開北京，與父母一道參加四川省光大旅行社組織的九寨溝旅游團，于2005年11 月17 日晚，在茂縣羌林大酒店遭一群來歷不明的暴徒毆打致傷。暴徒們在施暴過程中，使用了鋼管等凶器猛擊趙昕頭部，致使他頭部縫了11 針，右腿髕骨骨折。現場有旅行團的7 名成員，但只有趙昕一人遭到毆打。據趙昕說，一輛奧迪車在出事前後，一直尾隨他們旅游團。出事後，導游下車去詢問奧迪車，車上人員向導游打聽了趙昕的受傷情况，隨後離去，不再尾隨。奧迪車是國安局最常見的公務用車之一。趙昕是著名的非暴力維權人士。他在遭受毆打時，一直未作抵抗。

　　最近一段時期，接二連三地發生國內的維權人士遭到所謂身份不明的暴徒的暴力傷害的事件。就在不久前的太石村事件中，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陪同兩名律師和一名記者進村走訪被關押村民，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暴徒襲擊，暴徒還試圖製造車禍假像置艾曉明于死地；來自湖北地區的人大代表呂邦列也因協助太石村民維權活動而遭到暴徒毆打直至昏厥。

　　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上述事件中出現的所謂“身份不明”的暴徒，不是一般的土匪、流氓或黑社會，他們根本是地方政府雇傭的打手。例如太石村事件中的艾曉明女士，是中山大學很有知名度和受人尊重的教授，當她在互聯網上把自己遭到暴徒襲擊的事情公布後，她發現她的同事、朋友和學生竟然極少有人敢于站出來表示抗議或向她表示聲援。媒體也對此保持沉默。可見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這夥暴徒是有來頭的，否則大家不會害怕表達他們的憤慨。今天的中國社會幷不是無政府狀態，也不是諸侯割據，在發生如此嚴重的毆打事件後，政府竟然置之不理。這就證明這些暴徒的後臺就是政府自己，雖然這次唆使打手行凶的也許只是很低一級的地方政府，但是他們有恃無恐，說明其行爲得到更上級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默許以致縱容。

　　我們知道，從“六四”開始，中共當局在出動軍警暴力鎮壓民衆時就已經是悍然不顧法律，但有時候由于實在師出無名，要動用正規鎮壓機制還是有很大的困難。儘管大多數人懾于中共淫威不敢公開抗議，但畢竟還有少數勇敢者堅持抗爭。在這場力量對比懸殊的猫鼠游戲中，异議人士積累了很多經驗，他們大體上能够預計到他們采取何種行爲會引起當局何種反應以及他們會面對何種後果，這樣，他們就能在堅持抗爭的同時盡可能地保護自己，從而做到在有限的、可承受的風險之內進行有效的抗爭。然而最近這一系列暴力事件，政府乾脆幕後唆使打手直接對你施加人身傷害，這就是說，不論你擁有怎樣安全的社會地位，也不論你在抗爭中如何機智，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如何在現行法律下無懈可擊，讓當局抓不住你任何把柄，拿你無可奈何，但是只要政府看你不順眼，它就可以直接動用黑社會式的暴力威脅你的生命。這就徹底打破了原來的游戲規則，變成赤裸裸的恐怖主義。如果我們聽任中共這種做法得逞甚至發展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這裏我們呼籲，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密切關注這一系列暴力傷害事件，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包括向國際社會發出我們的聲音，形成廣泛的壓力。我們必須提出嚴正要求，要讓行凶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同時也要讓那些蓄意封鎖消息隱瞞真相包庇凶手及其後臺的人付出應付的代價。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系列暴力傷害事件的發生，表明了中共政府正在走向黑社會化。這既表明了當局的殘暴和凶狠，又表明了當局的無耻、虛弱與黔驢技窮。我們必須行動起來，制止這一危險的趨勢。◆

　　2005年11月

31 維權律師
——我們時代的英雄

胡 平 (2006年1月)

　　維權律師群體的崛起，是近些年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律師絕跡。考其原因，一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那時侯是以階級斗爭為綱，人人都須站穩階級立場，怎么還允許你為壞人、為階級敵人作辯護？另一個原因是社會結構方面的。毛時代的中國實行的是單位所有制，每個人都被納入這一個或那一個特定的單位，單位包辦你的一切，個人無從脫離單位，所有的單位都直接歸屬于政府。那時侯發生了什么矛盾或糾紛，不論是同一單位內部或不同單位的張三與李四，群眾與領導，這位領導與那位領導，解決辦法統統是找組織，找領導。這一層領導不好解決則上交到上一層領導。那時侯連法院都形同虛設，律師更是無用武之地無立足之地。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原有的單位所有制解體。個人可以脫離單位，單位也不再包辦一切。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什么矛盾和糾紛，“找組織”就不大管用了，法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于是乎，律師也就派上用場了。

　　伴隨著律師這一行業的重新興旺，維權律師也應運而生。最早的維權律師主要是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其他類型的民間維權活動大多還是這些年才發展起來的）。維權律師的出現，對共產黨而言，稱得上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在過去，為“反革命”辯護差不多就等于是“反革命”，可是在如今，既然共產黨也承認了“反革命”有權請律師，而律師的工作或角色正是為“反革命”辯護，那么它該怎樣對待這些律師呢？顯然，從理論上講，如今的共產黨已經不可能再把為“反革命”辯護的維權律師也打成“反革命”了。這就是說，如今的共產黨，不管在心底里對維權律師何等敵視，但是在表面上卻不得不承認維權律師的合法存在。我們知道，維權律師為政治異議人士辯護的基本立場就是，不問內容，祇問形式；不管別人發表的言論是否“反動”，祇管別人的問題是否祇是言論的問題。因此，維權律師就成了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的闡揚者和捍衛者，而且還是被專制當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人權的闡揚者和捍衛者——你道奇也不奇？

　　一般人或許以為，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無異于直接反對專制當局，因此，風險一定是最大的。其實未必。原因很簡單。自六四之后，在迫害政治異議人士的問題上，當局早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反正是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長期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的張思之律師和莫少平律師都說：“我打的官司沒有一件是贏了的。”這當然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正象青年法學家王怡指出的那樣，律師和政府抗辯是“輸得起贏不起的”。越是有贏的可能風險越大。就以太石村案件為例，如果雙方對簿公堂，維權律師把村官和其他地方官員的貪污腐敗的證據一一陳示，法官怎么能睜著眼睛說瞎話，替腐敗的官員開脫呢？所以，政府方面祇好防患于未然，先把你律師抓起來再說，要么就給你律師判個偽證罪。很多維權案件，看上去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也并不是毫無勝算的可能（事實上也確有少數案件獲得某種成功），但祇要被告的一方具有比較深厚的權勢背景，他們就會運用各種極端卑鄙的手段對維權者下毒手，從而使得維權者陷入極高的風險。法輪功問題是現今當局的頭號禁忌，為法輪功辯護的風險不問可知。這就是為什么在今日中國，律師竟成為一個危險的職業，而維權律師自身卻最缺少人權的保障。

　　但與此同時，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今天，那些依然堅持維權的律師們會成為我們時代的英雄。因為他們站在維權活動的第一線。一方面，他們是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可歸入知識精英；另一方面，他們和社會大眾、和所謂弱勢群體密切相聯，堪稱民眾的代言人。他們的知識訓練，使他們很容易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他們的深入民間，使他們很容易獲得普通百姓的廣泛認同。例如在臺灣，反對派第二代的領軍人物許多是律師出身。這應該不是偶然。但那畢竟是后來的事。在現階段，中國的維權律師的所作所為恰恰是最純粹的人權工作。所以當局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之鎮壓，而祇能采取各種卑鄙的手段進行迫害。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今日，中國的維權律師可以存在但又處于高度危險的原因。

　　讓我們向維權律師致以崇高的敬意。維權律師維護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權，我們也必須關注和維護維權律師的人權。◆

　　2006年1月

32 成王敗寇與趨炎附勢
——從電視劇《施瑯大將軍》的爭論談起

胡 平 (2006年4月)

　　最近，北京的中央電視臺隆重推出電視連續劇《施瑯大將軍》，引發一陣批判浪潮。這也難怪，像施瑯這樣的人，先是叛明降清，繼而又叛清降明，然后再叛明降清，其人品無論用什么標準都很難為之辯護。康熙派施瑯攻占臺灣，其目的本不是為了所謂統一，而祇是為了消滅自己的敵對勢力，所以清政府才會在鄭成功沒占領臺灣之前，勾結臺灣島上的荷蘭人打擊鄭成功，又在鄭成功后人已經投降之后，多次動過放棄臺灣送給洋人的念頭。電視劇卻把施瑯這樣的人物塑造成“民族英雄”，把清政府的行為美化為“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既扭曲歷史，又顛倒是非。怎么能不令人反感乃至憤慨呢？

　　《施瑯大將軍》劇本的倡議者、中國社科院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的陳明公開宣稱他是古為今用，借用歷史故事服務於今天的政治現實。陳明強調：當時不收復臺灣，中國就會分裂。這種說法看上去倒有一定的說服力，連不少批評者也承認，不管施瑯的人品如何，也不管康熙下令打臺灣是出于什么動機，但在客觀上使得臺灣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一點起碼還是應該肯定的。

　　然而，上述觀點不值一駁。假如說祇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是錯誤的，那么，不管一樁行為本身的善惡是非，而把該行為的某種非意圖的后果用來為那樁行為辯護顯然就更錯誤。譬如，你說當時不收復臺灣，中國就會分裂。那么我也可以說，當年吳三桂不領清兵入關，中國就不會有東北。豈止不會有東北，也不會有內蒙外蒙，很可能也不會有新疆，不會有西藏。如果當年吳三桂不領清兵入關，今日中國的版圖不過和明朝一樣。因為當時在關外的滿人幷沒有打定主意問鼎中原，他們原本祇打算趁火打劫，搶走一些金帛子女，占領更多的長城以北的土地罷了。我們是否可以說吳三桂是開拓中國疆域的大功臣呢？如果這種邏輯可以成立，世間一切罪惡都可以得到辯護。外族入侵，擄掠強奸婦女嗎？那是混血，是民族融合嘛。連大屠殺都可以得到辯解：至少有降低人口壓力的效果嘛。幸虧在中國歷史上，每隔幾百年就有一次大屠殺，全國人口頓時下降一半或一半以上，否則神州大地早就人滿為患，生態環境早就不堪重負，中國早就崩潰了。

　　按照陳明的觀點，統一是至高無上的。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統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惡。事實上，沒有人會主張統一至上。統一不可能至高無上。在統一之上，必定還有更高的原則：統一，用什么原則統一？誰統一誰？如果你說統一至高無上，用什么原則無關緊要，誰統一誰無關緊要，那么，你無非是主張成王敗寇，主張誰強大就站在誰一邊；你無非是理直氣壯地趨炎附勢罷了。

　　魯迅感慨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土崩瓦解’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魯迅看出病的癥狀而沒有指出病的成因。要說廣拓疆土就是善，你為什么不贊美隋煬帝三征高麗呢？因為隋煬帝沒把高麗打下來。隋煬帝失敗了，所以人們就不贊美了，所以人們就都批評隋煬帝殘暴無道，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勞民傷財。一切都以成敗為轉移。你成了，你就對了；你敗了，你就錯了。

　　圍繞著《施瑯大將軍》的爭論，遠遠超出了這部電視劇本身。它反映出我們在評價歷史與人物上的沒有原則。其實倒不是沒有原則，而是因為有太多的原則，這些原則又不總是能夠內在地協調一致，它們常常彼此沖突，於是很多人就一會兒講這個原則，一會兒講那個原則。這就成了沒原則，就成了徹底的機會主義。為什么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本來沖突的雙方都各有各的理，誰贏了我們就順著誰的理講，於是成者就贏得了理，敗者本來也是有它的理的，但我們就不講了，於是敗者就沒理了。就算你承認失敗的一方也有它的理，這也於事無補。因為你同時又認定成者是有理的。既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誰愿意當敗者呢？干嗎不站在勝利者一邊呢？

　　由此可見，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缺少第一原則，缺少一個一以貫之的原則，缺少一個用來衡量和判定各種原則輕重先后順序的原則。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對一個絕對正義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權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劇精神悲劇意識，缺少對世俗成功的批判與蔑視。這就導致了成王敗寇哲學的泛濫成災與恬不知恥而且還理直氣壯的趨炎附勢。這些問題是我們應該深入討論下去的。◆

　　2006年4月

33 一個不可忽視的信號

胡 平 (2006年6月)

　　今年5 月11 日，也就是“六四”17 週年前夕，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專門為這個黃皮書寫了前言《社會主義在２１世紀發展前景的展望 》。文章說：20 世紀末，由於“蘇東劇變、蘇聯解體、蘇共垮臺，使社會主義運動處於空前的低潮，資本主義則處於二戰之後的峰巔.”然而到目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不僅頂住了蘇東劇變的巨大沖擊，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開始走出低穀，並逐步走向復興.”作者預言，以美國為領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必將被以中共為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所替代。

　　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信號，其重要性不亞於去年朱成虎將軍的講話。它表明，伴隨著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共當局、起碼是中共當局中的某些人，已經對當初鄧小平製定的“韜光養晦”和“不出頭”的政策越來越不耐煩了。這祇是早遲的問題，因為韜光養晦的本意就是掩飾鋒芒，暗中培養實力；不出頭的意思是說不到出頭的時候不要出頭，言下之意是到了出頭的時候自然要出頭. 李慎明大講特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令人啼笑皆非。眾所周知，今日中國早已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了。這一點，祇要看一看被封為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階級的工人農民在當今中國社會竟然淪落為弱勢群體就一目瞭然。對今日中共而言，社會主義祇是專制主義的遮羞布而已，雖然早已千瘡百孔但聊勝於無，中共仍然需要用它來繼續維持中共的一黨專制。所謂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堅持中共一黨專制；所謂以中共為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就是一黨專制的全球化；所謂以中共為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取代以美國為領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在全球範圍內以專制取代民主。

　　我們注意到，近幾年來，中共的反民主立場較過去更顯強硬。過去，江澤民在回答外界質問中共是否要實行民主時還推託說“一口吃不成個胖子”，那就給人一種錯覺，以為中共已經接受了關於民主的普適定義，他們所說的民主已經和我們沒有兩樣，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分歧僅僅在於實行的步驟和速度。如今的中共乾脆回到老一套說詞，把我們所說的民主斥為西方式民主而予以排斥；同時又自我標榜，聲稱中共的一黨專制本身就是民主。

　　今年3 月，中共發佈了一份民主白皮書，其中明確宣佈中國實行的民主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白皮書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的副所長房寧說，西方輿論之所以對中國的民主建設持有偏見，是因為他們以西方的民主標準來衡量中國。房寧說：“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保持了9％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若在沒有民主的專制制度下，這樣的速度是不可想像的”。“世界上並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適用的和絕對的民主模式”，“真正的民主不在於其外在形式，而在於是否符合國情，是否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這樣，我們就可以準確地讀出胡錦濤講話的意思了。在今年4 月布胡會後的記者會上，胡錦濤回答記者關於中國是否要實行民主生的提問時說：“我不知道這位記者朋友所說的民主國家是什麼概念，但我們一貫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對於這段講話，許多評論者給出了完全錯誤的解釋，他們以為胡錦濤要推動我們所期待的民主改革了。其實胡錦濤的意思正好相反。胡錦濤的意思是：你們西方有你們西方的民主，我們中國有我們中國的民主。既然中國在現代化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那就足以證明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體現中國人民利益的，因此也就是民主的。顯然，這不是對民主的推崇，而是對民主的否定。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這個口號是在民主墻時期由民運人士率先提出的。我當時在《論言論自由》一文就對這個口號表示異議. 我提醒說，在專制制度下也可能實現現代化，而且還可能來得更快速，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就是一個例子。第三帝國的經濟增長率比今天的中國還要高。問題是，專製造成的經濟發展必定是痛苦的、畸形的，到頭來它總是更加強化了那個壓迫性的專制機器，並且往往會導致危險的對外擴張。現在有不少人認為，照目前的趨勢下去，中共一黨專政還有可能繼續存在十幾二十年。然而我不得不說的是，如果中共一黨專政再繼續十幾二十年，那麼我們要關心的就不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命運，而是自由世界的命運了。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不是古巴，不是北韓. 中共專制政權一旦擁有了超級大國的實力，它必將給全世界都帶來巨大的威脅與災難. 一切熱愛自由與和平的人們都應該及時地行動起來，切不可掉以輕心。◆

　　2006年6月　

34 不容迴避的經濟清算問題

胡 平 (2006年10月)

中共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奪公共財産，然後又以政府的名義自己出來宣布對自己以往侵奪公共財産一事不予追究。這種讓罪犯充當法官式的宣布有什麽意義呢？

——文章摘录

　　當今中國最嚴重、最複雜、最混亂，同時也是最棘手的一個問題，就是由權貴私有化引出的經濟清算問題。

　　我們知道，實行民主轉型的國家（或地區）大致上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傳統的私有制社會，例如南韓、臺灣，這些地方要實行民主轉型祇消結束政治迫害，達成政治和解，開放民主選舉就行了，不需要進行經濟清算。儘管在專制時代，統治者的權力缺少制衡，其間免不了有很多經濟腐敗的問題，但是在民間的財産大致有所保護的情况下，這些腐敗現象還不是全局性的，可以作爲個案來處理。另一類國家是公有制社會，例如蘇聯東歐，這類國家需要進行兩種轉型，一是從專制轉到民主，一是從公有制轉到私有制。我們知道，在蘇東各國，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他們是在有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私有化，所以私有化的結果就有合法性，儘管其中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總的來說，那裏的人民對私有化的結果是認帳的，是承認的。證據是，過去十多年來，這些國家都經歷了好幾次政黨輪替，但不論哪個黨上臺都沒有提出過經濟清算的問題。可見那裏的廣大民衆是承認私有化的結果的。

　　唯獨中國不然。中國是共産國家，改革前的中國不是傳統的私有制而是公有制。中國（大陸）和南韓或臺灣不一樣而和蘇聯東歐一樣，既需要政治轉型，也需要經濟轉型。但是和蘇東不一樣的是，中國是在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進行經濟改革，在沒有民主參與的情况下進行私有化，這樣的私有化勢必淪爲權貴的私有化，這樣的私有化的結果當然得不到人民的承認，根本沒有合法性。時至今日，權貴們已經把國家的資産和集體的資産瓜分殆盡。中國的貧富懸殊幷非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權貴們搶劫人民財産的結果。因此，在中國，要實現社會公正，就不能祇靠强化稅收，增加社會保障，而是必須要對權貴們的不義之財進行清算。

　　某些幕僚經濟學家主張對不義之財實行一刀切的赦免。姑且不談這種主張在道義上是怎樣的站不住脚，問題還在於：赦免？誰赦免誰？誰有權赦免？正像在債務糾紛中，祇有債權人才有權宣布免除債務，債務人自己無權自己給自己免除債務。中共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奪公共財産，然後又以政府的名義自己出來宣布對自己以往侵奪公共財産一事不予追究。這種讓罪犯充當法官式的宣布有什麽意義呢？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侵奪的是公共財産即人民的財産，唯有人民才有權赦免，也唯有經人民認可的赦免才具有約束力。這就是說，祇有在實現民主轉型後，通過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方式而作出的赦免才會是有意義的。

　　不錯，爲了實現制度轉型，我們需要向前看，不要對過去的問題糾纏不休。說來也是，在中國，如果不是六四，如果不是六四後十七年來持續不斷的專制高壓，貪污腐敗不至於發展到今天這般惡劣，貧富差距不至於發展到今天這般懸殊。如果中共早些時候就開放民主，縱然某些權勢者一度獲取了較多的利益，民衆還不難於以包容，把它當成贖買，當成換取政治開放的不算昂貴的代價。可是腐敗一旦太過分，而且這種過分的腐敗又恰恰是在殘暴高壓的保護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說，正是那些血腥鎮壓民衆的人同時又奪取了驚人的由民衆創造的財富，這又如何能讓民衆包容呢？

　　這些年來，民間要求經濟清算的呼聲日益高漲。可以想見，一旦中國實現民主，人民勢必會提出經濟清算的要求。由於這種要求是如此正當，以至於沒人能够從道義上公然反對。換言之，經濟清算的問題是回避不了的。不錯，權貴者們恐懼清算，因此千方百計地抗拒清算。但正如劉曉波指出的那樣，權貴者們的恐懼，其效果也有兩面性，它既可能使權貴者頑抗到底，也可能使權貴者順從民意——“祇要民間要求社會公正的道義壓力足够强大，設計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爲底綫”。未來的清算應該主要針對國家公職人員，要以法治的手段清算，避免運動式的清算。應該看到，中國面臨的經濟清算問題是極其複雜的，牽涉面很廣，又無先例可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下功夫認真研究，提出各種切實可行的方案。◆

　　2006年10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