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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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登基之初

1949～1953年    55～59岁

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政权交替，没有出现大的无政府状态。中共军队一路前进，一路接管所有社会机构，招收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在共产党老干部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工作起来。大部分旧职员原封不动地留下，经济照常运作。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要在几年后才实行。

在最初几年，由于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中国从十多年战火中迅速恢复，百业俱兴。死亡率下降。

但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残余的武装反抗被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毛有一个能干的班子，由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执掌。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来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地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还没有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胜利了，毛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①

① 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年十月发动，毛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象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来归。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加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胫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割蛋”，就是阉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全村便会四下逃散。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一个指示接着一个指示，嫌他的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①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在毛的督促下，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①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毛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犯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①

① 据估计，毛统治下的囚犯人数每年约一千万。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应不下百分之十。

一种典型的毛式惩罚方式叫“管制”，决定了二十七年中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监狱外的监视中，一有运动就揪出来批斗一番，平时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祸临门。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欺负。这批社会罪人的命运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不要得罪共产党。

镇反时，全国每个工厂、村庄、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监视政府眼里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权还确立了一项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国实行“户口制”，人人都必须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没有人可以随意迁居、换工作。

利用镇反，政府也收拾了刑事犯。土匪、黑帮、抢劫、杀人、聚赌、贩毒、嫖妓，都在打击之列。由于共产党组织严密，铁面无情，下得了手，社会治安很快变得空前的好。到一九五二年底，贩毒基本上绝迹，妓院也一扫而空，妓女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

毛泽东再三说他的杀、关、管“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在大杀中国人的同时，有两个外国人被处死：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们的罪名是企图在一九五○年“十一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打天安门城楼，刺杀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国庆前一天跟几个外国人一道被捕，十个月后被押着站在吉普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在北京天桥附近当众枪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说他们是“美国政府间谍特务企图举行暴动”，幕后指挥是其实早已离开了北京的美国原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

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国人。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的念头，这好像是个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二十年后，周恩来在邀请包瑞德访华时，含含糊糊地向他道歉，等于承认这事是子虚乌有。

假造这个案子的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韩战）。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人中就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Tarcisio Martina）。毛对梵蒂冈跨国度的巨大权威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询问来访的意大利人。正因为它的号召力和能量，天主教会对毛是个威胁。中共接管了天主教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诬蔑教士、修女吃孤儿院里孤儿的心肝，用孤儿做医药试验。

宗教、准宗教团体，或作为“反动组织”镇压，或置于严格管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一九五一年底，毛把注意力转移到锁紧国家的钱柜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反贪污是主要目的。贪污犯叫“老虎”，贪污旧币一亿元（合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后新币的一万元）的叫“大老虎”，要判死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希望有个清廉的政府，官员们不中饱私囊。人们对三反热烈拥护，心想这是共产党在铲除腐败。人们不曾意识到，国家钱柜里的钱，是从全国老百姓那里拿来的，但钱柜只有一把钥匙，攥在毛一个人手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与老百姓的利益无关。

为了把钱柜锁得牢牢的，毛不断给各部部长、各省和军队领导倾盆大雨般的发电报，要他们捉“大老虎”，还定下指标：“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他激励各省竞赛“捉虎”，威胁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找老虎的方式是坦白和检举。三百八十三万政府工作人员，还不算军队的，靠这些办法审查。刑讯时有发生。最后抓出的“大老虎”比毛预定的要少得多。

三反的另一个靶子是“浪费”。实际上，运动本身造成的浪费更多。建设国家急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被关在屋子里开会搞运动，一关几个月，业务陷于停顿。在东北，生产降低一半。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天津汇报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

三反开始不久，毛又搞了个“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对象是“资产阶级”。按毛上台初期的政策，这些人的财产没有被没收，企业商业还在继续经营。五反的目的，是使他们从此诚惶诚恐地照共产党的要求干，而且通过罚款没收，从他们那里挤出钱来。

在上海，因五反跳楼而死的多到居然有了个诨名：“降落伞部队”。一位目击者说：“在上海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什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据当时民盟中央参与三反、五反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

虽然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贪官污吏，这并不等于中共干部生活得跟老百姓一样。在吃、住、行、医疗、孩子教育等民生问题上，毛政权给他们按职位高低规定了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特权。

 

毛自然是不“贪污”的，整个中国国库就是他的荷包。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他也不像一般专制者那样有什么瑞士存款。那些人存款是预防某一天被推翻。对毛来说，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他决不允许这一天到来。

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从未涉足。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这些地方通常有过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声令下，它们就被拆掉，给他另盖房子。毛总是要新房子，从安全舒服的角度设计，由他的警卫部门监工建造。房子都得防弹防炮，有的还防原子弹。绝大部分是同一式样，进门一间特大的大厅，左右两翼各一排房间，外观像一座钢筋水泥的大仓库。

毛的别墅都是平房，他不喜欢住楼房，据身边人说是怕困在楼上下不来。天花板特别高，有的高过两三层楼。毛喜欢气派宏大。六十年代中期在南昌市外盖的一所，叫“八二八”，大约十三公尺高，好似一个灰蒙蒙的大飞机库。大部分别墅的走廊之宽，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毛死后有些别墅改成招待所时，在上面造起一排房间，余下的地方还可以容一条正常的走廊。

毛最早的别墅大概是北京城西的“新六所”，一进京就开工修建。陆续又建别的，三反、五反照建不误。有一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完工。北戴河从二十世纪初就是避暑胜地，有六百多座有钱人的别墅，但没一所合毛的意。按照他的标准，都不安全。毛的新别墅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整个被工兵掏空，为毛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一九五二年，毛的警卫负责人罗瑞卿捎口信给湖南，要他们在省会长沙给毛造一幢房子，说“主席可能回家乡看一看”。湖南领导不知道建房是否真是毛的意思，因为时逢三反、五反，大兴土木好像说不过去。到北京去问，没有答覆。他们把自己的寓所腾出来，翻新装修，加设洗手间，安装蹲式马桶。但毛没有回来。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造别墅是毛的意思。直到别墅“蓉园”落成后，毛才回长沙。后来，蓉园旁边又给毛修了一幢大同小异的别墅，名曰“九所”。毛的故乡韶山一个村子就造了两幢别墅。其他省当然部盼着毛的光临，听到上边传话：“主席来了也没个地方住。”于是都纷纷破土动工。

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毛的别墅都有通向附近军用机场的直达线，有的是火车专线，有的是地下车道。毛有时住在停于军用机场内的专列上。一国之主的毛好像生活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场。

毛外出时有三套旅行工具待命：火车、飞机、轮船。他一旦上天，全中国所有的飞机都得落地。专列说开就开，其他火车全部让道，铁路运输也跟着被打乱。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

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

 

毛是个美食家，爱好的食物来自全国。他爱吃武昌鱼，于是武昌鱼便用飞机运来，放在装满水的塑胶袋里，充上氧气。为了味道鲜美，毛吃米要求米与谷壳之间的薄膜不能碾去。有一次毛尝出他吃的米薄膜没有了，对管家说他因此缺乏维生素，得了脚气病。管家连忙叫玉泉山农场准备一碗饭的米（毛每顿吃一小碗饭），用砖头轻轻磨掉谷壳，留下里面的薄膜，管家亲自跑到玉泉山把米拿回来，总算使毛的下一顿饭吃得满意。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的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当然，一国领袖享受些奢华、别墅，没有什么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在性生活方面，毛统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还清教徒的约束。分居两地的夫妇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千百万中国人成年累月没有机会做爱。私下的性发泄可能带来公开的羞辱。有个华侨回到祖国，有次忍不住手淫，第二天被迫在宿舍床头贴出供众人嗤笑的“自我批评”。

毛本人的性生活却是完全的放纵。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为中央警卫团选拔文工团员的决定。彭德怀一语道破，说这是“选妃”。后来这成了整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彭的反对不起作用，部队文工团成了毛的应召站。毛在各地的别墅，也都挑选了对毛胃口的护士、服务员，随叫随到陪毛睡觉。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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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斯大林较劲

1947～1949年    53～55岁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

毛希望有个斯诺式的人物来助他一臂之力。但莫斯科已禁止毛再接待斯诺。他只能转而求其次，用二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特朗在西方完全不具备斯诺的名声，人们认为她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一九四七年，毛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临行前，毛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要她“不必拿到莫斯科去”。

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外加一本书，题为《中国的黎明》（Dawn out of China），颂扬毛“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着在夺斯大林的风光。斯特朗的书在苏联出不了，在美国出版时美共删去一半。但书的全文在印度和好几个东欧国家出版了，包括正跟斯大林顶着干的南斯拉夫。

斯大林盘算着采取什么办法教训毛，让毛知道谁是大老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看着内战胜券在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机会来了。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办公室给毛回电说欢迎他访苏。电报由阿洛夫大夫转给毛。阿洛夫大夫同时收到指令，要他汇报毛的反应。第二天，他电告斯大林：毛“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说：‘好极了，我三个月后可以动身’。”

三个月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发来邀请函。毛等了又等，中共收复延安那天，毛再向阿洛夫大夫提起，说他打算五月四、五号起程。斯大林回电说“好”。毛要求把两个苏联医生都带上，说是健康缘故，其实是防备：他不在时宿敌王明直接跟莫斯科联系。斯大林回电说可以，但是有意不表示同意毛的另一个要求：访问东欧。

五月十日，毛自己定的起程日子已过了几天，斯大林突然来电推迟访问。春去夏来，再也不见斯大林提及邀毛访苏的事。毛着急要走，这时他已与中共其他领导人汇集在西柏坡，人人都知道毛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而且就在这几天。说走说了半天，斯大林仍不来邀请，毛大失面子。为了不让王明以为有了咸鱼翻身的希望，六月二十五日，王明又出了一次“医疗事故”。

七月四日，毛沉不住气了，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他打算十天后出发：“我决定近期访问您。”“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在这个月十五号动身。”他要斯大林派两架飞机。

十四日，毛自定行期的前一天，天上不见飞机，地上阿洛夫大夫却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告诉毛泽东：鉴于粮食收获季节在望，党的高级领导都要在八月份离开莫斯科到各省去，十一月才回来。因此，中央委员会敬请毛泽东同志把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推迟到十一月底，以便有机会会见所有中央负责同志。”

全苏联的领导人都要离开莫斯科四个月到外省去收庄稼？毛泽东访苏非得推迟到有名的俄罗斯隆冬？这显然是在耍毛。阿洛夫大夫向斯大林汇报毛的反应：毛挂着一丝微笑听着，嘴里说：“好，好。”但他问阿洛夫：“在苏联，他们真的这么看重粮食收获，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阿洛夫说：“我认识毛泽东六年多了，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话，他的微笑，他的‘好，好’，并不表示他真正满意”。“米大夫对我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问他同样的关于粮食收获的问题。”“他本来信心十足就要上路，箱子都收拾好了，皮鞋也做了，还做了件呢子大衣”，“显然，这场访问对他非常必要。”

毛意识到他的野心惹恼了斯大林，连忙采取措施补救。八月十五日，他得知华北大学准备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后，马上否决了这一提法，说这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他还下令把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九月二十八日，毛发给斯大林一封讨好的电报，请求斯大林让他去苏联。毛首次用斯大林喜欢听的别号“大老板”称呼斯大林：“请让我本人面见大老板，亲口向大老板汇报情况，这至关紧要。”

斯大林见毛低了头，便放下身段，十月十七日，给毛回了封友好而不失居高临下的电报，说他欢迎毛十一月底来。毛吃了定心丸。只是国内战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自己主动推迟访苏行期。

 

但在关键问题上，毛对斯大林是寸步不让。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政府要求和谈。斯大林要毛答覆“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大为光火。阿洛夫大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比起平常来说话更不客气”。斯大林得知后第二天补发一封电报向毛解释，说他的提议完全是做样子，为的是让全世界看到继续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斯大林说：“我们为您拟的答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提议的和平谈判。”

毛的想法是一天和平也不能给国民党，哪怕做做样子也不行。他对斯大林说，他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毛还史无前例地教斯大林怎样说话。当时南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毛对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您应该这样回答——”斯大林的贴身中国顾问对我们说，斯大林身边的人都觉得斯大林“受了毛的训”。

斯大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就给毛来了篇长篇说教，说拒绝和谈有损公众形象，还危言耸听地说可能导致西方武装干涉。毛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西方干涉，但也不想叫斯大林下不了台，他策略地找了个办法。当天中共发表声明，开出一系列和谈条件，等于是叫国民党无条件投降。然后毛电告斯大林，巧妙地引用斯大林的原话，似乎这一声明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办的：“在破坏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也顺势下了台阶，第二天回电：“我们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件事就此了结。”

斯大林再次感到毛这个人不简单。就是在这时他对南斯拉夫等共产党人说：毛不听话，但是个能成事的。一月十四日，斯大林要毛再次推迟访苏，说“中国此时的局势缺您不行。”斯大林提出即刻派权威的政治局委员来见毛。

得知斯大林又要延期，毛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报往桌上一扔，说：“随他去吧！”等静下来一想，毛明白斯大林其实是看重他。斯大林还从来没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那个国家的政府跟苏联还有外交关系。一月十七日，毛回电说“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使者。

米高扬在一月三十日到达西柏坡。在给斯大林的汇报里，米高扬说毛“高兴已极，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细心关怀”。跟米高扬一道来的还有一直在东北为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做毛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员。

米高扬到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搬到广州，随同搬去的只有一个外国大使：苏联大使罗申。二月一、二日，毛没有出席跟米高扬的会谈，以示不快。周恩来受命请米高扬解释，米高扬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无害，恰恰相反，还有助于它的发展。”这理由当然说服不了毛。斯大林后来对刘少奇解释，说大使搬去广州是为了收集情报。毛不依不饶，拿罗申出气。罗申被斯大林派到毛的中国来做首任大使时，设宴招待中共领导人，毛坐在那里整晚一言不发，苏联外交官称毛“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尽管心怀不满，毛仍让米高扬喜出望外。他对苏联跟蒋介石政府一九四五年签的损害中国领土权益的协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说它是“爱国的”。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导师，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他是斯大林同志的信徒，随时准备接受指示。毛有意降低自己作为领袖、理论家的地位，说他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等等。可是米高扬也告诉斯大林：“毛泽东的这些话并不真代表他这个人，也不代表他对自己的真实看法。”

那时南斯拉夫的铁托（Josip Broz Tito）由于表现出太多的独立性刚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毛竭力表示他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在米高扬面前批南斯拉夫，甚至还引用斯大林远在一九二五年对南斯拉大民族主义的批评。

米高扬向毛提起亚洲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毛马上提出成立“亚洲情报局”。斯大林在这之前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只有欧洲的共产党，毛认为这是斯大林示意亚洲共产党可以有另外一个组织。毛对米高扬说，他已经计划好了亚洲情报局的成员，列举了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等，一旦在中国掌权后，立刻可以干起来。

米高扬建议考虑成立以毛为首脑的“东亚”情报局，一开始只包括三个成员：中国、日本、朝鲜，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比毛期待的范围小得多。

米高扬同毛讨论势力范围的第二天，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向毛发出强烈暗示：你的野心不要太大了！具体方式是命令毛逮捕为毛到处游说的斯特朗的美国同事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斯大林说他俩是美国间谍网成员，《真理报》公布了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的消息。

毛按斯大林的意思逮捕了在西柏坡工作的李敦白。在苏联，随着斯特朗进监狱的还有曾风云一时的鲍罗廷。斯特朗请他帮忙在苏联出版她颂扬毛的书，鲍罗廷为之奔走。现在他也跟着倒楣，刑讯逼问要他交代跟毛的关系。

面对斯大林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并不紧张。他领会到了斯大林对他的警告，但更多地看到斯大林的主动让步：东亚可以给你，不要把手伸到美国、欧洲去。斯大林在和毛划分势力范围，对毛，这是何等的成就！

此时的王明，自知没法子扳倒毛，转而对毛极尽恭维之能事，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不仅是东亚，甚至不仅是亚洲，而且是全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王明搔到了毛的痒处，搔得毛格外舒服。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浮想联翩：“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毛泽东做的梦，已经是在与斯大林瓜分世界了。

 

刘少奇这年夏天访问苏联，委婉地想让斯大林把建立东亚情报局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刘少奇是这样引出话题来的：他问斯大林中国是否应该加入那个只有欧洲国家参加的“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答道：“我认为没必要，中国应当组织一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这似乎是确认毛在东亚的领袖地位，但其实不然，斯大林紧接着又说：“苏联横跨欧亚大陆，也将参加这个联盟。”苏联一进来，毛还有什么领袖可当呢？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眼下还不愿放手。

斯大林继续用抓人来向毛发警告。刘少奇在莫斯科时，阿洛夫大夫进了监狱。克格勃头子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亲自审问他跟“美国、日本间谍”毛泽东的关系。苏联人特地找到为刘少奇做翻译的师哲，叫他揭发阿洛夫。斯大林用这种方式告诉毛，他在整毛的“黑材料”，要毛收敛他的野心。①

①在毛那里工作过的苏联人后来都死得不明不白。阿洛夫不久坐飞机出了事。米大夫在陪同毛访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鲍罗廷一九五一年死于酷刑之下。驻延安的孙平一九五三年去世。据他的儿子、奥林匹克举重冠军、苏联解体后的总统候选人尤利·乌拉索夫（Yuri Vlasov）说，孙平是被克格勃的贝利亚（Lavrenti Beriai）用缓慢释放毒性的毒药毒死的。

羽翼已丰的毛毫不示弱。毛建国后第一个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订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北京召开。这是毛通向世界舞台的跳板。斯大林对大会召开事先点了头，但过后又想不开了，或者改地方开。刘少奇写信给苏联人说：“会议仍应如期在中国召开。它的筹备工作不应停止，开会地点亦不应改变。”刘许诺说，大会只作一般的号召，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意思是毛不会借开会之机建立海外关系网。

大会如期开幕，刘少奇在会上大谈“毛泽东的道路”，一次也没提斯大林或者苏联的榜样。刘说：“中国人民走过的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这些地区的革命人民不可能不走这条路，谁要想回避它谁就将犯错误。”毛还违反了他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诺言。十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向大会宣布将成立一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毛的意图是用这个机构作指挥别国的工具。

毛我行我素，斯大林又能拿他怎么样？当苏联代表索洛维约夫（Leonid Solovyov）指责刘少奇的讲话“极左”时，斯大林反过来骂索洛维约夫是“工贼”，要他向毛作检查。毛主持了这次检查会，第一次听苏联高级官员当着中共其他领导人的面向他道歉。毛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请斯大林原谅索洛维约夫。

毛很清楚斯大林眼前的让步预示着新的暴风雨的来临。但他也很清楚斯大林不可能像开除铁托那样对付他。毛拥有中国，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极大增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分量。毛还要让斯大林为他服务，帮助他扩展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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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和大老板作交易

1949～1950年    55～56岁

毛泽东最有求于斯大林的，是帮助他建立一流的军事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全球军事大国，为他扩张势力范围作后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要让斯大林相信：最后的大老板还是你。毛对米高扬一再表示对斯大林的忠诚，在联络员科瓦廖夫面前，也作了好些表演。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有一次“跳起来，高举双手，连呼三声：‘斯大林万岁！’”除了这些口头上的花样，毛还采取了一个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都未采取，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有指望的极端行动：同西方不建立外交关系。西方那时已经与共产主义阵营形成两军对垒。毛告诉科瓦廖夫：“我们巴不得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从中国一去不复返。”毛要让斯大林放心，他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待定了。

跟西方切断关系也有国内的考虑。毛担心西方人在中国会给自由派人士和反对他的人增加勇气，使他们存有一线希望。他对米高扬说：“西方承认只会有利于美、英的颠覆活动。”毛为中国制定了这样一个外交政策：“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一句听起来礼貌客气的话，实际上杀机四伏。

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很强。正如毛对米高扬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是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受的教育。”几乎所有现代教育机构都是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办的，要不就是在西方影响下建的。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写给斯大林的报告里说：除了报章杂志、新闻通讯社以外，仅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就办了三十一所大学、专科学校，三十二所教会教育机构，二十九座图书馆，二千六百八十八所中学，三千八百二十二个传教机构和一百四十七所医院。

毛泽东需要这些机构培养的人才帮他管理、发展城市。人们常说毛代表农村，其实他关心的是城市，进城前夕他告诉中共高层，城市搞不好，“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亲西方的倾向，从西方教育里学来的思想方式清除掉，是毛“打扫干净房子”的目标之一。

人们一般认为中共建国之初没跟美国和西方建交，是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共政权。事实上，毛故意采取了一系列敌对动作，使西方不可能承认中共。中共攻占沈阳后，中共干部最初对美、英、法领事馆是友善的。但毛很快就制定了“挤走”这些领事馆的方针，周恩来告诉米高扬：“我们叫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不得不走。”“我们的目标是把东北挡在铁幕后面，除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东欧〕一概不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Angus Ward）和领事馆成员被软禁起来，瓦尔德后来被指控搞间谍活动而驱逐出境。以同样敌对的姿态，中共军队进入南京后，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住宅。

对英国，毛也表现得火药味十足。中共横渡长江时，“紫石英（Amethyst）”号等英国军舰停在江面。毛的命令是：凡是“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袭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四十二名英国水手在炮击下毙命，“紫石英”号受创滞留江上。在英国，愤怒的海员痛打英国共产党领袖波立特（Harry Pollitt），打得他伤重住院。反对党领袖邱吉尔在国会发言，责问为什么“在中国海上没有一两艘航空母舰”，使英国能够“有效地进行报复”。

斯大林害怕西方武装干涉，把苏联卷了进去。他令驻远东的苏联部队进入全面战备，一面给毛打电报，叫毛不要张扬跟苏联的关系：“我们认为宣传苏联与民主中国之间的友谊现在不是时候。”毛调低调门，要部队：“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保护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他一度下令停攻上海，考虑到这里西方利益最集中，是最可能引起西方干涉的地方。

但很快毛就恢复了进攻，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拿下上海。毛深信，西方不会莽撞地武装干涉中国。为了万无一失，毛同时采取“兵不厌诈”的计策。五月三十日，周恩来找一个中间人带信给杜鲁门总统，说中共领导人分两派，一派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苏的“激进派”，一派是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亲西方的“自由派”，如果美国支持他，他也许可能影响未来的中国对外政策。这番话让一些美国人焦急等待，等待中共哪天投入西方的怀抱。

毛还派人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谈判。司徒雷登是个“中国通”，一厢情愿地以为他能给美国和毛做月老。其实正如毛的谈判使者、后来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所说：“毛和周并非寻求〔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美国大规模武装干涉，在最后关头救了国民党。”

到大局已定时，毛公布了他的关门政策。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署名文章，宣布外交上“一边倒”。这不只是重申中国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且意味着在最近的将来不与西方国家建交。为了加强效果，几天后，美国驻上海的副总领事奥立佛（William Olive）在街上被抓去痛打一顿，不久死去。美国立刻召回大使。七月底，当“紫石英”号逃离时，毛下令狠打，“紫石英”号多处中弹，紧靠一艘中国客轮以作掩护，结果客轮被炮弹击沉。

毛向斯大林郑重申明，他要“等一等，不急于要西方国家承认”。斯大林很高兴，在这句话下画了道着重线，批道：“很好！不急最好。”

 

与西方割断关系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准备的见面礼。一上台，毛就急于去见大老板。这不仅是非有不可的礼仪和面子，他同斯大林还有交易要做。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周恩来上门告诉苏联大使，毛希望在斯大林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时，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点了头。毛刚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纳入共产主义阵营，斯大林却没有给他应有的待遇，把他作为英雄来欢迎。毛去苏联只是全球一大堆给斯大林祝寿的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个。

毛十二月六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旅行。代表团里没有一个其他中共领导人，最大的官是秘书陈伯达。科瓦廖夫一语道出了毛的心思：毛知道斯大林一定不会善待他，他丢脸时“不想有中国人在场”。“脸”就是权。斯大林的羞辱会损害他在同事中的权威。同斯大林首次见面时，毛甚至连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也不让参加。

首次见面是毛到莫斯科的当天。毛向斯大林再次重申他“一边倒”的政策，说：“好几个国家，特别是英国，都在积极地争取想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急于建交。”

毛做出重大让步。他来莫斯科时曾希望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取代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可是，当他听见斯大林说，废弃旧条约会牵涉雅尔达协议，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立即表示赞同：“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怎么有利，我们就怎么办”，“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主动请求苏联继续保持旧条约给苏联的领土特权，说它们“与中国的利益一致”。

作为回报，毛摆出了他的要求：帮我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全面的军事工业系统。

对毛的要求斯大林需要权衡。军事强大的中国对他有利有弊：利在能增强他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弊在有全球野心的毛会如虎添翼，威胁斯大林本人的地位。

毛被送到远离莫斯科的斯大林的二号别墅，一幢安着窃听器的大屋子。一连数日毛被晾在那里，从落地大玻璃窗看窗外的雪景，朝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何时同斯大林正式会谈遥遥无期。斯大林派一个个底下人来看毛，但他们没事可谈；就像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所说：“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科瓦廖夫报告斯大林说，毛“很生气，很焦虑”。斯大林回答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外国客人，没必要专门给毛泽东同志特殊待遇。”

莫斯科那时聚集着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想见他们，他们自然也想见毛，毛毕竟刚取得自“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大的胜利。但斯大林拒绝让毛见任何一个外国党领袖，只让匈牙利平庸无奇的拉科西（Matyas Rakosi）跟毛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斯大林死后，毛一次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他曾提出想见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但“斯大林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尽管一肚子不满，斯大林七十大寿那天毛还是做得很像样，引人注目地为斯大林鼓掌。斯大林看上去也对毛格外亲切，让毛坐在他右手边主宾的位子。《真理报》报导说，毛是唯一讲话后全场起立致意的外国领袖。文艺演出结束时，全体观众起立朝毛坐的包厢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拉科西说这样的场面莫斯科大剧院还从来没有过。毛也朝观众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

第二天，毛要求跟斯大林会谈，说：“我仅仅是来祝寿的吗？我是来办事的。”他的用语还色彩十足：“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就连这三样生理活动毛也不顺心。吃的方面，苏联主人送来的只有冰冻鱼，毛生气地对卫士说：“告诉我们的厨师，只能给我做活鱼吃，如果他们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拉屎呢，他一向有便秘的毛病，又只习惯蹲式马桶，别墅里的坐式马桶使他没法子方便。睡觉他又不喜欢钢丝软床，受不了鸭绒枕头，按按枕头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他让人换上自己的荞麦枕，把床垫掀掉，铺上中国大使馆送来的木板。

发脾气之后两天，毛见到了斯大林。但斯大林闭口不谈毛上次提出的建设军事大国的要求，只谈上次没谈到的问题，即毛与越南、日本、印度等亚洲共产党的关系。斯大林在观察毛的野心到底有多大。观察完毕，又是许多天没有消息。在此期间，毛本人五十七岁的生日无声无息地过去。毛整天待在别墅里用电报处理中国国内问题。他后来说，“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请他去告诉斯大林。”斯大林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是寥寥数语，又言不及义。毛无可奈何，随员看得出他心情“非常寂寞”，“非常郁闷”。

 

毛想了个高招来调动斯大林：“打西方牌”。在他那安着窃听器的屋子里，他谈论着中国准备和“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他刚到莫斯科时曾告诉斯大林，他不急于同英国建交，但此时他指示同英国加速谈判，英国很快在一九五○年一月六日承认毛的中国。英国通讯社说，毛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这个风声，很可能是毛的人放出的。

元旦那天，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英国将要承认中国。毛后来说，就在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毛说是英国帮了中国的忙，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使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从斯大林起草的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愿意和他做交易。毛马上把周恩来以及管工业、贸易的部长们召来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特别指示：“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坐飞机就得坐苏联飞机，毛在暗示他不信任苏联人。

毛继续“打西方牌”，对斯大林以示报复。一月十二日，因为西方传言说斯大林把毛扣起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美国华盛顿的全国出版俱乐部发表演讲，指责苏联“正在吞并中国北部的省分……把它们并入苏联”，外蒙古已经“完全”被吞并，东北是“半吞并”，内蒙和新疆也快了。斯大林当即派莫洛托夫来告诉毛，他必须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驳斥艾奇逊，苏联、蒙古也将采取同样行动。毛答应了，但却用地位相对低级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个人名义发表谈话，谈话中还把已经独立的外蒙古与中国的省分相提并论，好像外蒙古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月二十一日，这篇谈话一登上《人民日报》，斯大林即刻把毛“擒拿”到克里姆林宫，由莫洛托夫当炮筒训斥毛是“中国的铁托”。斯大林还有意叫头天刚到的周恩来也来听毛挨骂。尽管周恩来对毛说来是个像“太监”一般的角色，毛不在乎在他面前受辱，但毛还是怨气冲天。

斯大林明白刚与外蒙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毛并不是真的要争外蒙古主权，①毛是在出气。教训毛一顿后，斯大林希望重归于好，请毛和周去他别墅晚宴。路上，斯大林请毛和周坐在后排主座上，他和翻译师哲坐在对面加座上。师哲回忆道：

①为了保险起见，斯大林后来还是要求双方就外蒙地位问题正式交换备忘录。

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主席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家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三十分钟。

接下来，“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斯大林邀请大家跳舞，“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也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双方签订了新条约。苏联给中国三亿美元贷款，分五年交付，第一年的交付数只有应付款的三分之一（二千万美金），其余的扣下偿还从前从苏联买的武器装备。全部贷款都用于军事，被称为“军事贷款”。贷款的一半（一亿五千万美金）专门用来装备海军。斯大林同意帮助毛建设五十个大型工业项目，但这只是“恢复和改造”原有的钢铁、煤矿、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距离毛想要的一流军工系统相差何止万里。

斯大林给的很少，但拿走的很多，这些都隐藏在秘密附加协定和合同里。东北和新疆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活动都只许苏联参与。当时中国可开采的矿产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毛实际上是把中国主要矿产的开采权都给了苏联。毛自己把这两个地区叫做“殖民地”。二十多年后他对美国人说，苏联当时“拿去了半个新疆，叫做势力范围，满洲国〔原文如此〕是苏联的另一个势力范围。”又一份秘密协定还规定，中国极宝贵的战略原料钨、锡、锑在十四年内只准卖给苏联。这意味着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供出口的原料，都不能在世界市场上以最佳价格出售。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说：“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联一定时期、一定问题在内。”这最后一点毫无疑问指的是毛泽东同斯大林签的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协定。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承认这些协定对中国不公正，主动废除了它们。

这些秘密条约按中共的尺度堪称“卖国”。毛审阅有关签约的社论时，把所有可能使人猜测的字句，像“补充协定”，“及其附件”等全部删去，从莫斯科发标明“限即刻到”的火急电报给看家的刘少奇和负责新闻的胡乔木，令他们立即照办，“至要至要”，一九五○年三月，报纸上不小心报导了中、苏两个合股公司的消息，刘少奇写道：“消息发表后，已经在北京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怀疑这两个协议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及向人民政府请愿者。”要是年轻的中国人知道了秘密协定的详情，非上街不可。

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中国不仅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付以极优厚的报酬，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极优裕的生活条件，还付钱给这些人在苏联的工作单位，作为对它们“损失”的赔偿。这些人还享有“治外法权”，如果犯了罪一律由苏方处理。长期以来，中共指责“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治外法权”。毛如今偷偷把它请了回来。

签约后，毛恳求从来不出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的斯大林，到莫斯科“大都会饭店”来出席中方举行的答谢宴会。毛反覆说：“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决定给毛面子，说他“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晚上九点，斯大林来了，带着一瓶自己喝的酒。几百客人谁也不知道斯大林会来，一瞬间全惊呆了，接着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争睹斯大林的人群差点把玻璃门挤碎。

斯大林不仅是来给毛面子的，也是来向毛下警告书的。在祝酒中他提到铁托，说铁托脱离共产主义阵营大家庭，想走自己的道路，可这条路行不通，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回到大家庭里来。斯大林曾一再把毛比作铁托，他的意思很清楚，当铁托没有好下场。斯大林此时正着手进行暗杀铁托的计划。

但对这个大老板，毛并无多少惧怕感。签约仪式上，记者给身材高大的他和相对矮小的斯大林照相时，斯大林向前移了一步。事后秘书提及此事，毛微笑着说：“这样就一般高了嘛”。

这次访苏，远远没有满足毛的胃口，他要从斯大林的虎口里扯出肉来，还得打别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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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毛泽东斯大林为什么要打朝鲜战争

1949～1950年    55～56岁

在划分势力范围方面，毛泽东的进展也不大。斯大林只是把越共交给了他。

斯大林是一举三得：既让毛高兴，又能在亚洲有效地扩展共产主义阵营，援助越南的巨大费用自然也由中国负担。

越共领袖胡志明十分亲华，在中国住过多年，去过延安，说一口地道的中文。毛一直在出资、出力支援他。尽管他与中共关系非同一般，为了体现大老板的地位，斯大林还是要由自己亲自把越共分配给毛。

在毛访苏期间，斯大林把胡志明召到莫斯科，对胡说援越由毛负责。胡志明成为共产党领袖中唯一跟毛会谈的人，还跟毛同乘火车回到中国。

自此，越南问题毛事必躬亲，大至战略计划，小到战场细节。首先是把越共的根据地与中国连成一气，就像当年中共打通苏联一样。中国国内通向越南的公路于一九五○年八月完工。接着中共帮胡志明打赢了“边界战役”，中国援助从此源源而至。八月十九日，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尤金（Pavel Yudin），他准备训练六、七万越共军队。正是因为背靠中国，越共才得以打了二十五年的仗，先赶走了法国人，再赶走了美国人。

毛不久就开始“毛化”越南，搞毛式土改斗地主，中国顾问甚至坐在台上宣判越南本地人死刑。毛式土改为越南人所深恶痛绝，好些越共领导人强烈反对，就是胡志明也进行了抵制。

一九五○年九、十月间，毛暂缓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以便集中精力打朝鲜战争。

 

二十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被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一分为二，南边驻扎美国军队，北边驻扎苏联军队。一九四九年三月，北朝鲜首相金日成看见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斯大林帮他打南朝鲜（南韩）。斯大林拒绝了，怕跟美国打起来。金日成于是求毛帮忙，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来北京见毛。毛明确表态支持，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开战。毛说北朝鲜“最好是在一九五○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着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

这时候，毛的意思还是秘密派兵进去，乔装成朝鲜人，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访苏期间毛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斯大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斯大林收到了金、毛之间联系的报告。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Terentii Shtykov）又电告斯大林：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三十日，斯大林叫什特科夫告诉金日成，说“可以帮助他”。这是第一份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文献。斯大林改变主意是因为毛要参战。两个月后，斯大林把金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斯大林要金“必须依靠毛，毛对亚洲事务的了解再高明不过”。①

①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里约（Santiago Carrillo）告诉我们：金日成曾对他说，朝鲜战争是金发起的，毛比斯大林更早、更坚决地支持他。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斯大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若干欧洲国家夺权。他在给毛的电报里说：共产党面对一个绝无仅有、而且转瞬即逝的良机，那就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军事强国部刚刚战败，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应当害怕这一前景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害怕”，“如果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与其几年后打，不如现在就打”。

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覆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毛一再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尤金：美国可能在朝鲜投入三十到四十个师，但是中国军队会把他们“碾”得粉碎。

金日成入侵南朝鲜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南朝鲜。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Yakov Malik）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

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南朝鲜时，毛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跟他讨论作战方案。

五月十三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处，向毛宣布斯大林已经同意了。当晚十一点半，毛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的话来了：“北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十五日，毛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三十八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毛主动提议马上在中朝边界部署大军。

金日成同斯大林制定的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十六日来电最后点头。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的军队越过三十八度线，侵入南朝鲜。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二十七日宣布派兵入朝。同时他增加了对正同越共打仗的法国人的援助，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改变，毛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只能对台湾隔海兴叹。

八月初，北朝鲜军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美军增援迅速赶到，九月十五日在三十八度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二十九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大老板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先推卸责任说：“我现在远离莫斯科在度假，跟朝鲜的事有点隔膜。”接着他委婉而客气地下命令：“据我看，如果您认为可能派兵援朝的话，您应该起码派五、六个师向三十八度线进发”，“他们可以称为志愿军”。

毛马上作出反应。十月二日凌晨二时，他要已经派到中朝边界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决心已定的毛，在临战前，才召开政治局会议，想听听同事们的意见，看有没有自己还没想到的地方。对毛来说，政治局不是做决定的机构，而是为他提参考意见的智囊团和他的决定的执行者。这次，他特别要求智囊们畅所欲言，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绝大部分人反对出兵。周恩来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反对声音最高的是林彪。毛泽东后来曾讲出兵“是一个半人决定的”。一个是他，半个是周恩来。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四十比一，美国可能轰炸摧毁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

这些问题毛都知道，他也曾为此多少天睡不着觉。毁了中国对他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最终把赌注押在美国不可能打到中国本土来。中国的城市和工业基地也会有苏联空军保卫。毛不相信美国会扔原子弹。不过，他还是为自己采取了以防万一的措施：待在有坚固防空设施的玉泉山。

十月二日，毛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这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向对出兵显得太积极，从未谈过困难，不利于同斯大林讨价还价。毛压下已起草的电报，发给斯大林另外一封，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说：中国出兵“多半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多数同志认为对此持慎重态度是必要的”。“因此，目前最好暂时不派出军队。”毛怕斯大林把他的话当真了，特地说：“我们尚未作最后决定，希望能同您商量。”

 

与此同时，为了给出兵铺路，毛假装给美国一个“警告”，派周恩来演了场有声有色的戏。十月三日凌晨，周把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从睡梦中叫醒，要他告诉全世界，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十八度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直接发表声明，而绕个弯透过一个在西方说话没人听的大使？显然毛有把握这个“警告”会被置之不理，他便能以“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为理由出兵。

十月五日，联合国军队已经推进到了朝鲜北部，斯大林对毛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回答毛那封“暂不出兵”的电报说：“我上次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的中国志愿军，是因为我很了解，中国领导同志作出过一系列声明，说他们准备好了派几个军去支援朝鲜同志。”这里的“中国领导同志”显而易见是指毛。斯大林是在提醒毛，朝鲜战争是毛最先积极要打的。

毛只是想抬高身价。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时，他已经指定了入朝总司令：彭德怀。十月八日，他下令组成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斯大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长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派强烈反对出兵的林彪去见斯大林，毛有他的用心。他想让林彪对斯大林多说、说够出兵的困难，以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周、林于十月十日到达斯大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一夜，直到黎明五点钟。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他知道不管多少都非买不可。斯大林曾许诺派“一个空军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着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决不可少，争来争去斯大林也不松口。最后，斯大林打电报给毛说：中国不必出兵。

用毛后来的话，斯大林说：“算了吧！”斯大林这是在将毛的军，明知毛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马上就不争了，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十月十三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看完电报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毛怕周不把他的意图传达透澈，双管齐下，通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一定出兵。

中国，就这样在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被毛投进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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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难发的战争“财”

1950～1953年    56～59岁

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时，金日成正败得一塌糊涂。两个月后，志愿军把联合国军赶出了北朝鲜。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毛在朝鲜有四十五万人，是他七万五千残兵败将的六倍。十二月七日，志愿军收复平壤，金把战争指挥权交给了中国人。彭德怀打电报给毛说：“金同意组成联合指挥部，今后不再直接干预指挥。”联合指挥部司令足彭德怀，毛泽东接管了金日成的战争。

志愿军打到三十八度线时，彭德怀向毛要求停下来，说运输线太长：“目前部队粮、弹，鞋、油、盐均不能按时接济，主要原因是无飞机掩护，随修随炸。”毛拒绝停下来，十二月十三日，他覆电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志愿军不久攻占南朝鲜首都汉城（首尔）。斯大林给毛贺电的热度远远高过对毛夺取中国的祝贺。斯大林还特意指出，毛的胜利是“针对美国人的”。

十二月十六日，杜鲁门在电台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以后的越南战争中都未曾发生过。杜鲁门用严峻的语言对美国人民说，他们的家庭和民族“现在面临巨大的危险”。几个星期的工夫，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中国人把美国人往后赶了两百公里。国务卿艾奇逊说美国军队遭到一百年来“最惨的失败”。

中国的胜仗代价沉重。彭德怀十二月十九日报告毛说：“大衣和棉鞋多数未运到，棉衣、被毯，多被敌机燃烧弹烧掉，不少战士穿单鞋，甚至还有部分人打赤脚。……目前正值大雪，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度，战士在体力削弱，冻坏脚者无法走和沿途露营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可想像之损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中共负责志愿军后勤供应的李富春告诉苏联人，有的整支部队死于严寒。

志愿军打仗靠“人海战术”，用他们的唯一优势——人多——跟西方的炮火拼。英国名演员麦可·凯恩（Michael Caine）曾在朝鲜战场作战。他告诉我们，他出身穷困家庭，刚去朝鲜时对共产主义颇带同情，但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亲眼目睹中国士兵像大海波浪般一潮一潮地往前冲，用身体消耗西方的子弹。他当时就想：他们连自己人的生命部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中国军队的胜利没能持久，一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队发动反攻，形势逆转。中方的伤亡极其惨重。二月二十一日，忧心似焚的彭德怀赶回北京去见毛。一下飞机他驱车直奔中南海，听说毛住在玉泉山别墅，他匆匆赶去。警卫告诉彭毛正在休息，彭德怀焦急之下，做了件无人敢做的事：他推开警卫，闯进毛的寝室，把毛叫醒，向毛讲述朝鲜局势如何严重。毛听后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几天后的三月一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陈述了他的作战方针：“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他告诉斯大林，他准备用中国的人力来跟美国拼消耗。“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和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总之，”毛说，“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

 

中国军队一入朝，毛马上行动起来，向斯大林要军事工业。他派他的海军司令去莫斯科谈海军建设问题。跟着去的是谈判建立航空工业的代表团。在航空工业方面，毛相当成功，莫斯科签订了协议，帮中国建工厂，先修理、维修飞机，再在三到五年内过渡到制造，届时年产三千六百架歼击机。轰炸机的制造也在讨论之中。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时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有大约三千架飞机，包括先进的米格机。

一九五一年五月，毛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团”到苏联去索要中国在朝使用的各种兵器弹药的制造蓝图，要求苏联帮助建设军事工业。代表团提出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对此斯大林满口答应。但建兵工厂就不一样了。徐向前说：一连数月，“兵工生产问题迟迟不见答覆，我着急得很，左催右催，没有结果”。徐发电报问毛怎么办，毛覆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最后，苏联只同意转让几种兵工技术资料，其他的一概不谈。

这时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一年，美国空军把北朝鲜炸得千疮百孔。金日成眼看着他将来统治的会是一片废墟，面积可能比当初的还小，他急于结束战争。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他秘密到中国，建议同意联合国早已提出的停战谈判。

毛不想停战，斯大林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对军事工业的要求。但他不反对临时停火。志愿军这时正吃败仗，急需喘口气。毛派东北负责人高岗同金日成一道去见斯大林，既谈临时停火，也催帮助建设军事工业。斯大林谈完后打电报给毛，避而不提军工，只说了句让毛开心的话，把金日成视为毛的部下：“今天见到了您在东北和朝鲜的代表。”斯大林同意临时停火。朝鲜停战谈判在七月十日举行。

几个月内，大多数问题都很快解决了，毛和斯大林扭住一个问题不放：战俘遣返问题。当时联合国军手上有两万中国战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官兵，不愿意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去。美国坚持自愿遗返，①毛要全部遣返，命令谈判代表：“一个也不能放！”这一句冷酷的话使朝鲜战争多打了一年半，中国多死了几十万人，朝鲜死的人更多。金日成本人是一心想接受美国的条件，劝毛说没必要去争那几个政治上不可靠的国民党。金的话没用。

①美国的立场是基于二战结束后战俘遣返带来的悲剧，当时西方送归斯大林的许多战俘，后来被斯大林杀害或监禁，在西方引起强烈震撼。所以无论从人道或从政治考虑，美国都决不接受强迫遣返。

 

边谈边打一年以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四日，一度信心百倍要征服南朝鲜的金日成，给毛发电报，哀求毛接受妥协，结束战争。美国轰炸下的北朝鲜，就像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说的：“再没什么东西可炸了。”北朝鲜人口降到生存线之下，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死亡。

毛当即给金日成回电拒绝。“不接受敌人〔自愿遣返〕的提议只有一个害处，”毛说，“就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死些人。但是……”毛接下去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说死人有好处：“锻链了人民，使他们获得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回电结尾处，毛说他要向斯大林报告，看大老板怎么说。

金日成怕大老板看出他不坚定，不等毛通知他斯大林如何作答，即刻给毛回电，说毛当然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决心打到底，只请求再给他些军援。金同时主动发电报给斯大林，可怜巴巴地解释他为什么动摇。

斯大林在十七日给毛回了封两行字的电报：“我们认为您对停战谈判采取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接到平壤的报告，金日成同志也赞成您的立场。”

一个月后，斯大林、周恩来有一段隐含杀气的对话。据会谈纪录，周先说中国准备战争再继续两到三年，斯大林问起朝鲜领导人的态度，说“美国人没有吓倒中国，能不能说他们也没有吓倒朝鲜？”

周恩来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相信地说：“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倒还不错。”

周恩来改口说：“朝鲜是动摇了……从朝鲜某些领导人身上，甚至可以感到恐慌。”

斯大林说他“已经从金日成给毛泽东的电报里看出了恐慌。”

周恩来说：“是这样。”

显然，对金日成而言，斯大林、毛泽东的确比美国轰炸更可怕，他们一句话就能推翻他。

战争，就这样继续了下去。

 

一九五二年八月，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见斯大林。首先是表功。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会谈时周说：“毛泽东相信战争继续下去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把美国拴在朝鲜，使美国无法打新的世界战争。”斯大林夸奖说：“毛泽东说得对，这场战争使美国人坐卧不安。”周接着斯大林的话头强调中国的作用，说：“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先锋，使美国无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斯大林赞赏地说：“美国人是根本没能力打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在这场朝鲜战争以后。”斯大林还加上几句“笑话”，说：“美国的强大强大在什么地方？美国人的主要武器不过是长筒丝袜、香烟、这个那个商品。他们想征服世界，可是拿小小的朝鲜也没办法。”

毛的参战让斯大林可以藐视美国了，该斯大林给他回报了。周恩来开口就向斯大林要求援建一百四十七个项目，“都为军事需要服务”。这中间有生产战斗机的、舰艇的、坦克的，周要求“一家工厂一年出产一千辆轻型坦克，另一家四、五年内出产中型坦克。”

斯大林的反应是拿些漂亮话来搪塞，什么“中国一定要很好地武装起来，”“中国一定要成为亚洲的旗舰。”斯大林就这样一直敷衍下去，到死他也没有对周恩来的单子点头。

周恩来见斯大林的另一目的，是确立毛的势力范围。自从斯大林决定打朝鲜战争以来，他同意毛把手伸进日本、菲律宾、马来亚等亚洲国家。日本共产党人来北京筹备组织与朝鲜战争配合的武装行动。在东南亚，缅甸共产党游击队尤其活跃，正朝中国边境运动，以期打通中国，接受军援军训。来中国受训的还有未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

周恩来谈起东南亚时，好像中国已经主宰着它的命运。九月三日，周说：“在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中国的方针是和平地施加影响，而不是派兵进去。”他说对缅甸是这样，“对西藏也是一样。”斯大林见周把西藏跟缅甸相提并论，语带讽刺地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当然得进驻西藏。至于缅甸，你们应该小心行事。”斯大林又添上一句：“缅甸是应当有个亲中国的政府。”

周提起将要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斯大林说既然开会是中国的主张，应该让中国起主导作用。周恩来追问，苏联代表团“将起什么具体作用”。斯大林挖苦地说：“和平。”

周恩来明知斯大林不满，仍然继续说，希望趁十月苏共“十九大”时，中共代表刘少奇与到会的亚洲共产党领袖会谈。周问：“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同印尼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谈党的问题。”

斯大林含糊地答道：“现在还很难说……”

周恩来进一步提要求说：“日本同志也将到会，他们很可能也想讨论党的问题。”

斯大林回避表态，说：“在这个问题上，老大哥当然不能拒绝帮助小弟弟。等刘少奇来了再说……”

周恩来步步紧逼：“刘少奇来的意向就是要谈，他将带来有关材料。”

斯大林不得不说：“如果中国同志想谈，当然我们不会反对。”但他又想推托，紧接着说：“如果不想谈，那么什么也不必谈。”

周恩来很坚决：“中国同志绝对肯定想谈。”

毛泽东两年多前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不许他见任何人。今非昔比，斯大林只好说：“既然如此，我们会找到时间谈。”

目的达到，周恩来说了句让大老板宽心的话：“希望我们所有要谈的问题，都能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嘲讽地问：“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来说是建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指示。”

周恩来的绵里藏针代表了毛泽东新起的强硬。

 

为了让毛过得不舒服，斯大林有意在毛和毛的同事之间制造冲突。九月初，彭德怀和金日成同来莫斯科，参加朝鲜战争打响后唯一的一次苏、中、朝三边会议。斯大林在一天会后破格把彭德怀叫到一边，单独谈了一阵，没有叫周恩来。周报告了毛，毛大为生气。彭德怀解释说，斯大林谈的只是北朝鲜人虐待战俘的问题。毛疑心未消。

下一个是刘少奇。十月份刘到莫斯科出席苏共“十九大”，斯大林对他的亲密程度超乎寻常。刘的翻译师哲注意到，斯大林“甚至谈及他个人的处境、心情”。周恩来后来说，斯大林对毛访苏“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热烈”。

十月九日，《真理报》刊登了刘少奇在头一天代表中共向“十九大”致的贺词，大字标题把刘称为中共“总书记”。这个头衔在除中共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中都是第一号人物，莫斯科很清楚中共没有“总书记”。这样的登法不是失误，正如苏联驻英国大使对我们说的：“《真理报》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失误。”这是斯大林故意捣鬼。

刘少奇当即写信给斯大林的副手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全党“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刘没有惊惶失措，“十九大”结束后，他按照原计划留在苏联跟亚洲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毛最想染指的是印尼共产党，而印尼共又迟迟不来，毛要刘见了印尼共才走，刘只好在苏联等下去，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六日。

这天夜里，在斯大林主持下，刘与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D. N. Aidit）、尼约托（Njoto）等人开会，中共正式“接管”印尼共。会开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艾地走到雪地里，扔雪球庆贺。他没想到，十二年后的一九六五年，毛的领导将把他跟数十万印尼共产党人送上死路。

跟艾地等人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当天就离开莫斯科回国。

 

随着朝鲜战争的继续，毛泽东向斯大林索要军事工业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封电报长达八页纸。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国事演说中暗示他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毛立刻就向斯大林要原子弹技术。

艾森豪威尔以为他的话会吓住毛，殊不知这正是毛迫不及待想听到的。第一颗原子弹扔下以后，毛外表上作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说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实际上，他迷上了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访苏时，他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回去后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管经济的薄一波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在各种会议的场合几乎都要提到我们没有原子弹的问题，毛主席讲来讲去着急啊！”

艾森豪威尔提到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后，毛派核专家钱三强赶赴苏联去见斯大林，要这个梦寐以求的宝贝：你要是不想跟美国打核战争，你就得让我拥有原子弹。

这一招将了斯大林的军，因为苏联同中国有同盟条约，一方挨打，另一方也得卷进去保护它。斯大林不想让毛拥有原子弹，但他怕艾森豪威尔真会扔原子弹。这促使斯大林决心结束朝鲜战争。根据看到了俄罗斯最高机密档案的苏联沃克戈洛夫将军（Dmitri Volkogonov）的披露，斯大林在二月二十八日决定结束战争，告诉苏共领导人他第二天将采取行动。就在当天晚上，他突然脑溢血，几天后的三月五日死去。

导致斯大林脑溢血，毛泽东的压力，说不定也有一份。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顿晚餐上谈到朝鲜战争，把在朝鲜老打不赢，同没能把南斯拉夫的铁托留在共产主义阵营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斯大林还谈起共产国际早年在远东的工作，提到共产国际在日本的失败。晚餐后，斯大林读的最后一份报告内容是暗杀铁托失败。从斯大林的话题，到他看的文件，都跟毛有关系。①

①一九九四年，发动朝鲜战争的四十四年后，金日成因心脏病突发死去，死时坐在椅子上，手里攥着俄罗斯政府即将解密的关于朝鲜战争内情的文件。

 

毛泽东到苏联大使馆去吊唁斯大林。使馆工作人员称他含着眼泪，有点儿站立不稳，周恩来痛哭失声。事实上，斯大林的死是毛泽东的解放。

三月九日，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大会，全国举哀，规定的纪律里有一条：“不准笑！”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仪式以毛向遗像鞠躬、献花圈开场。会上有多人讲话，但毛没讲。他也没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送葬。江青那时在苏联，去向斯大林的遗体告了别。周恩来受命出席红场上举行的葬礼，同苏联领导人一道跟在斯大林的棺材后面走。那天天气特别冷，不怕冷的周恩来只穿着件薄薄的大衣。走在周后面的捷克党首脑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几天后也一命呜呼，说是“感冒”，实际上是酗酒过度。在布拉格举行葬礼时，周恩来也去了，碰上英国共产党领导波立特，向周要了五千五百英磅重修伦敦的马克思墓。

三月二十一日，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与周恩来开了一夜的会，对周说他们决定结束朝鲜战争，要是毛合作的话，他们愿意卖给毛九十一座大型军工企业。这些都是斯大林迄今拒绝出售的。苏共新领导人不像斯大林把毛看成是对他个人的威胁，他们认为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对共产主义阵营是件好事。

但毛不停战。他想要的一样东西还没得到：原子弹。周恩来参加斯大林葬礼时，曾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此时仍在苏联的钱三强代表团一再请求核技术转让，都被莫斯科拒绝。钱三强等人在苏联“赖”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正是毛拒绝停止朝鲜战争的三个月。五月，苏共新领导人给毛发了“最后通牒”。

朝鲜战争期间，共产党一方指责美国在中，朝两国使用细菌战。被俘的美国空军被迫供认扔细菌弹。中共至今指控说美国“布撒细菌即达八百零四次之多”，而宣布的死亡人数只有八十一个。当时在朝鲜的两位苏联将军，北朝鲜总参谋长南日的顾问索兹诺夫（Valentin Sozinov），和北朝鲜军的主要医药顾问斯里瓦诺夫（Igor Selivanov），都对我们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细菌战的痕迹。斯里瓦诺夫特别说，以他的职位，要是扔了细菌弹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他苏联将领、外交官也异口同声说没扔。

“捏造细菌战”当初毫无疑问斯大林是点了头的，如今苏共新领导把它变成罪名，给毛施加压力，要他停止朝鲜战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细菌战是中方“故意捏造”的，给北朝鲜方面“造成既成事实”。北朝鲜官员对苏联人说：“细菌弹很可能是中国飞机自己投下的。”

五月二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V. V. Kuznetsov）递交给毛一封空前严厉的信，说：

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委员会被给予了错误的信息。报纸上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大肆宣传，是建筑在虚假的消息来源上。对美国的指控是虚构的。

信中“建议”北京不要再提这些指控，并说苏联方面“参与捏造这一指控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兹瓦也夫（V. N. Razuvayev）已经被召回，关进了克格勃的监狱。

库兹涅佐夫大使在五月十一日深夜把信交到毛手上，周恩来也在座。据库大使向莫斯科报告，毛说关于细菌战的宣传是“根据前方的汇报”，“要确定这些汇报的精确度是很难的”。“如果你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库大使显然奉命要详细描述毛的反应，他说他“注意到毛泽东表现得有点紧张，不断地掐断香烟……到会见快结束时，毛才镇定下来，开始有说有笑。周恩来的举动是刻意的严肃，也有些不安。”

从对细菌战的否定，到莫斯科声色俱厉的用语，毛看出不结束朝鲜战争不行了。第二天凌晨，苏联大使离开后，毛做出决定，结束朝鲜战争。

苏共新领导人一心要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毛知道他得不到原子弹了。他召回钱三强，接受了军工项目。他通知停战谈判代表接受美国方面坚持了十八个月之久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

两万一千三百七十四名中国战俘中，三分之二拒绝返回大陆，大多数去了台湾。回到大陆的从此被当作“叛徒”、“特务”，在一次次整人的运动中历尽苦难，直到毛死。毛还向金日成建议，扣下当时北朝鲜秘密关押的六万南朝鲜战俘。金日成把他们分散在北朝鲜最偏僻的角落里做苦工。他们中的幸存者也许今天还在那些地方。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这场历时三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伤残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中国赴朝参战的至少三百万人，起码死亡四十万人。中国官方数字是十五万二千人，但邓小平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康生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Enver Hoxha），都承认是四十万。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也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几十万同志”。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一百万。①美国死亡人数三万七千人，英联邦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其他国家一千八百人。在这场战争中，据估计南朝鲜包括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大约有一百万，而北朝鲜更高达二百五十万人。

①这些牺牲并未让北朝鲜感激中国。当我们要求参观平壤的中国参战纪念馆时，当局一口回绝；我们问中国的牺牲人数，当局两次拒不作答，最后答覆是：“可能一万。”

这场大战打下来，金日成一寸土地也没拿到，他的国家反而变成一片焦土。毛泽东得到了什么？势力范围的扩大，航空工业的起步，和苏联签了几十个军工项目。但战争使中国每年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被吞噬，还背上了从苏联那里贷款购买军火的沉重包袱。更不用说数百万中国人伤残死亡。

 

在那无数葬身异地的中国人中，有毛泽东的长子岸英。他在志愿军总部给彭德怀当俄文翻译，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那天是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刚到朝鲜一个月，年纪只有二十八岁。

一年前他才结婚，妻子刘思齐是毛泽东的干女儿，两个年轻人相识有几年了。一九四八年，岸英告诉父亲他想结婚，毛勃然大怒，冲着他大吼，岸英又吓又急又气，走出毛的屋子就晕倒在院子里。他两手冰凉，人们赶紧用暖水袋给他暖手，滚烫的暖水袋把手烫出两个大水泡，他也毫无知觉。毛的大怒也许带些“性”妒忌。思齐长得文雅出众，在毛身边待了好些年。岸英又跟毛提过几次，毛都不松口，后来终于说可以，但得等到一九四九年“十一国庆”以后。新婚刚一年，岸英就走了。按照共产党的纪律，他没告诉妻子他到哪里去。思齐也没问，但她猜到他是去了朝鲜。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的死讯报告给毛。叶记得很清楚，毛“听后久久没有说话”，然后“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我回到自己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根据叶的观察，毛泽东本人“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

两年半多的时间，岸英的死讯一直没人告诉他年轻的遗孀。朝鲜战争还在打的时候，她没觉得丈夫长久的沉默不正常，在共产党里待久了，她明白搞秘密工作的人常常这样。但是一九五三年夏天，停战协议签订了，岸英还是没有消息，她感到奇怪了，去问毛，毛这才告诉她岸英早已去世。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几乎每星期都见到毛，寒暑假也跟毛一块儿过，毛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一点让她觉得事情不对的样子也没有。相反地，毛还不时谈到岸英，还开玩笑，完全不像谈已死的人，就像岸英还活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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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军事工业化的起步

1953～1954年    59～60岁

斯大林继任者卖给毛的九十一个大型项目，连同斯大林从前答应的五十个，使毛得以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推出称作“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项目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毛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军事工业化”。

毛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至多再长一点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他反覆交代的是要“快”，“提前完成”，“超额完成”，说速度是“灵魂”。为什么这么急呢？毛泽东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他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变成军事大国，使他在全世界“说话有人听”。

毛快六十岁了。在谈起工业化时，他经常说到岁数生死问题。一次对中央警卫团战士讲话，他一边说：“大家努力干，用十五年时间实行工业化”，一边冷不丁地说：“孔夫子是七十三岁死的。”孔夫子和工业化有什么关系？毛的紧迫感显然很强烈。

又一次，他讲到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超过英国时，他说他也有个五年计划：“最好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

早在一九一八年，毛就表示过，他对身后名利完全不感兴趣。这种彻底唯物主义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九五○年在莫斯科参观列宁墓，毛对随行人员说：列宁的遗体保存得很好只是为了他人，“从个人看，人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保存遗体也就没有必要了。”

毛既不追求流芳千古，也不在乎遗臭万年，对他死后天塌地陷都不关心。他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而且，不像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不像中国历代皇帝，更不像蒋介石，毛泽东完全不在乎断子绝孙。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岸英既是长子，又是毛唯一头脑健全的儿子，可是岸英没有孩子，原因是岸英的妻子当时在上学，不想要孩子。毛泽东没有向岸英两口子表示过希望他们生孩子。

 

一九五三年，以军工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周恩来曾把计划草案呈报斯大林，斯大林看到军工在预算中占的比例时，说：“这个比例太不平衡了，即使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军事开支也没有这样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数字看“一五”时期，军事开支和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投资，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一。真实的数字更大，以后越来越大。

而国家花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上的全部钱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可怜的百分之八点二。西方人长期以为毛时代的医疗免费，实际上，享受这类福利的只有城市里一部分人。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来说，除了治疗急性传染病以外，医疗从来不免费，而且普遍缺医少药。

中国从苏联进口的企业称为“苏联援建项目”，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项目都是苏联送的。其实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中国人花钱买的，而付款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周恩来在国务院说：“我们同苏联的贸易是卖出农产品，换回机器”。根据官方的《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整个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猪鬃、肠衣、生丝、猪肉、羊绒、茶叶、蛋品等”。毛曾对印尼总统苏加诺（Achmed Sukarno）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出口〕，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中国耕地只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却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少有肉、奶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猪肉，主食是稻麦。这些食物向来匮乏，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管经济的陈云说，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靠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而如今，食品要大批出口，大米居首位。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在“挤”、“压”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农民。毛政权用严格定量的办法，保证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农民就没有保障了。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农民不准搬进城里，不准进城找工作。他们被终身钉死在自己的村子里，子孙后代难有出头之日。传统上，中国农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可以通过本事发财致富，可以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毛政权对农民的限制和压迫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①

① 这就是为什么在毛统治下，城里人都怕下放农村。下放意味着全家、子子孙孙从此生存没有保障。毛利用这一惩罚手段使城里人听话。

有一次，周恩来答应向东德出口大豆时说：“我们的人要是挨饿是在乡下，不像你们的人在城里。”意思是：中国挨饿的人外人看不见。

毛泽东一方面出口农产品，一方面却不向农业投资。一度管农业的邓子恢对部下说：“我们发展农业生产，是靠农民的两个肩膀、一个屁股。”就是说靠农民的手工劳动和粪便。

在如此可怜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的农民，不但要偿付毛从苏联、东欧进口的大量军工设备，还要支付毛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有求必应的慷慨赠送。中国不但把北朝鲜、北越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它富得多的欧洲国家也大给特给。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而中国产油地区的农民这时一年一人只许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饭还要点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尽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与中国比有天壤之别，毛大笔一挥，赠送了价值三千万卢布的食品，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的“贷款”，他反覆说，是不需要偿还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东德人民闹事。毛马上送给东德专制政权价值五千万卢布的食品。东德还想多要，要求用机器偿付。这些机器当时在中国没用，外贸部决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说什么“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毛还在这些荒唐的话下面加圈加点，以示强调。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

毛的慷慨解囊，中国人民是没有资格过问的。享受满足感的只有毛。毛送了东西便以老师自居，要东德的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镇压反革命”上搞彻底，还建议他们学习中国建长城，把“法西斯”关在外面。几年后，柏林围墙还真的修起来了。

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一九七三年）！

 

毛很清楚农民在饿饭。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一份报告上写道：“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 ，这种状况“年年乡如此”。

在这样的状况下出口食品，必然导致农民大批饿死。毛的第一副手刘少奇不希望有这样的后果。他也想中国工业化，但他希望步子走得缓一些，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建立适当的经济基础。刘在高层反覆讲了他的设想，强调“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所谓重工业，在毛时代就是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刘解释说：“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筹钱，只有一个办法，靠人民节省……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刘说：“农民要穿新衣服，要买袜子，要穿鞋子，要‘梅兰芳’的镜子，要肥皂，要毛巾。他们需要各种东西，他们的孩子要读书。”刘的看法是应该先满足这些要求。而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这类具体的关心人民生活的话。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出生地离韶山只有几公里。他一九二一年去莫斯科，二十三岁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同学们说他深沉文静，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时间都花在学习俄文、看书、思考问题上，从来不闲聊天。不少女孩子被他吸引。刘认识毛是在一九二二年回到湖南后，两人并非一见如故，也没有特别的交情。直到三十年代后期，刘支持毛利用日本人打垮蒋介石、扩张共产党的主张，他们才成了同盟。毛在一九四三年把他提拔成自己的主要助手，一九四五年去重庆、一九四九年去苏联时，都依靠刘看家。

在毛网罗的人才中，刘的能力是最全面的。毛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兢兢业业地报答。他的秘书写道：“为了适应毛主席的没有任何规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也逐步地使自己习惯了通宵达旦地工作。毛主席召集会议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晚上，有时凌晨。而且要求很急，秘书一通知就是‘现在就来’。有时少奇同志的汽车还没到，毛主席的秘书就又来电话催。……有时少奇同志正在睡觉，我们叫醒他后，因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他总是显得很疲倦、很难受，这时，他连卫士泡好的浓茶也来不及喝一口，立刻驱车赶到毛主席的住处。”

最令毛宽心的是，刘守口如瓶，谨慎小心，没有取代他的野心。但是，中共掌权后，毛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焦点是中国到底是要不顾一切地搞军事工业，还是先发展民生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

刘是毛的政策的头号执行人，毛得确保刘按照他的意旨办事。在多次对刘的观点表示不满之后，毛感到他得给刘点“颜色”看看，使刘能对他说一不二。毛的动作选择在斯大林死亡之际。在这之前，毛不想给在毛刘间制造嫌隙的大老板以可乘之机。

斯大林病危时，刘正患阑尾炎住院。毛对他封锁了有关斯大林的消息。斯大林死后，中苏友好协会给苏方发唁电时，虽然刘是会长，但唁电却不署他的名字，而是刘手下人的名字。这在礼节上完全是说不过去的。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的追悼大会也没通知刘参加。

五月十九日，毛写给刘一封尖锐的信：“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还在“否则无效”四个字下面加上了着重号。写完以后，毛似乎觉得言犹未尽，立刻又写了一封（收信人加上周恩来、彭德怀）：“（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样的声色俱厉在两人的关系中迄今为止很少见。

六月十五日，毛在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面谴责刘的观点，不点名地指责他“右倾”。开会当天，中央警卫团把警卫中央常委的一批官兵突然调出中南海，调出北京城。之前，三月初毛开始给刘颜色看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就在逐个了解成员的情况。

政治局会议后，毛在几个场合打击同刘亲近的人。其中一位是财政部长薄一波，毛在全国财经会上搞了个“批薄射刘”。接着毛又亲自授意东北局组织部长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影射刘和所谓刘的人是叛徒内奸（因为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仅以这个罪名，刘少奇面临的就决不只是一个丢官的问题。

毛让刘在煎熬中度过了几个月。突然，十二月二十四日，毛向政治局宣布他要外出度假，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的日常工作。这等于说刘还是第二号人物，好比把已在悬崖边上就要掉下去的刘一把拉回生路。刘如释重负，马上按毛的意思挨个找中共领导层的人检讨自己，最紧张时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毛达到了目的：他狠狠地惩罚了刘少奇，使他的总管对军事工业化纲领不敢再有二话。

毛整刘少奇的同时，给人一种印象，他要用主管东北的高岗来取代刘。高岗全心全意拥护毛的总路线，为了刘少奇的观点同刘屡动干戈。毛示意他喜欢高岗，不喜欢刘，向高岗放风，他有意以高代刘。在毛的默许下，高把毛的话透露了出去。不少人以为高上刘下已成定局。

谁知，晴天一声霹雳，毛依然用的是刘少奇，反而清洗了高岗，给高安上“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罪名。这是毛掌权以来第一次高层清洗，而清洗对象又完全出人意料。达赖喇嘛那时正到北京，随行人员对他说这是个凶兆。我们在四十五年后见到达赖喇嘛时，他想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高岗问题。

毛早就有了搞掉高的想法。他先利用高和高手下的人打刘，然后利用高打刘这一点，来清洗高。高岗的倒楣可以说是祸从口出。他是“东北王”，经常跟苏联人打交道，他同苏联人说话没什么忌讳，甚至把中共政治局内的争论也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科瓦廖夫，说政治局内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毛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把科瓦廖夫根据高岗谈话写的报告交给毛。高岗还对其他苏联人说刘少奇对资产阶级太软弱，抱怨周恩来，说他跟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过“严重争执”。

高岗是个不拘小节、口没遮拦的人。早在十年前，到延安去的一对英国夫妇就留意到：“在我们访问过的共产党人中，高岗是最不谨慎的。”当时根本没人知道高岗是何方神圣，这对夫妇特别提到他，显然对高岗这一特点印象极深。

对毛泽东来说，跟外人谈论中共领导圈内的事是不可容忍的，特别是还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清洗高岗对人们是个警告：对苏联人，他们的口闭得越紧越好。毛搞军事工业化全仗苏联，跟苏联人将有很多来往，中国人一来二去放松了，可能像高岗一样真跟苏联人建立起“兄弟关系”。这对毛的权力是一种潜在威胁。在巩固权力这个问题上，毛总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防患未然，未雨绸缪。毛怕中国人跟苏联人亲近，但又不能阻止他们来往，只能在中国人脑子里设一道坚固的障碍，把他们跟苏联人无形地隔开。

不久，毛利用高岗一事要全体中共高干交代他们同苏联人的一切关系：“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什么叫“情报”？毛故意不说清楚，人们为了保险起见，干脆什么话也不跟苏联人说。

毛派周恩来在打倒高岗的会议上做主要攻击人，自己不出场。一九五四年二月周作长篇发言时，服务员事先得到通知，会议中间不许给茶杯上水，“任何人不许进去。”因为会开得太长，与会的领导们禁不起没茶水喝，一个服务员被指定进去添水。他看到周恩来正站在前面讲话，口气非常激烈严厉。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周这个样子。周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凶神恶煞，怕高岗冲动起来加害自己，派他信赖的陈赓、宋任穷破例地带枪进入会场。

高岗没想到毛会这样设圈套陷害他，他伤心、失望，在二月十七日触电自杀，但没死成。这一绝望的企图带给他更多的声讨。周恩来说这是“叛变党的行为” ，表现了高“仇恨党、仇恨同志”，高必须“沉痛认罪，彻底交代”，“必须长期加以管教。”高被关在家里，六个月后，他偷偷存够了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共产党世界里，要收拾某人最好说他有个“反党集团”，而不是一个人单干。于是毛给高岗拈来个同伙：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说他们是“高饶联盟”。其实高、饶二人并没有什么关系。毛搞饶漱石的原因与饶从前在中共情报机构里任要职，一度主管对美情报有关。军事工业化的推出，使毛需要跟海外打交道。从饶开头，毛对跟海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共情报网进行了一场“大扫除”，把他不信任的情报人员全部抓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汉年。饶漱石成为中共高层中罕有的“关死犯”，一九七五年三月死在狱中。

 

敲响高岗丧钟的两天之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红光满面地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他比平时多喝了葡萄酒，吃了长寿面，还一反不吃水果的习惯，吃了寿桃。他边吃边听喜爱的京剧录音，在大腿上打着拍子跟着哼哼。在座人看得出，毛的情绪异常的好。怎么能不好呢？斯大林死了，军工项目到手了，刘少奇驯服了，高岗清洗了。

第二天，他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一进门就叫准备打麻将。三十二年前，开完中共“一大”，他曾来过这里。那时，他是个穷教员，旅费还是俄国人出的。如今，他以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身分旧地重访。一座建于十九世纪末的面湖背山的别墅“水竹居”，被选为他的下榻处。庄园周围的园林山峦，包括康有为的住宅康庄，共同为毛组成一座占地五百四十亩的大庄园。园子里小桥流水，荷塘竹亭，棕榈树为江南山水点缀着热带颜色，整个西湖尽收眼底。防空洞就在背后的山中。

庄园的主房是一幢岭南特色加海外风光的精致楼阁，里面的一根根梁、一条条柱、一扇扇门、一堵堵窗，都经过主人精心挑选，千里迢迢运来，甚至来自海外。可是毛只有住在钢筋水泥的库房般的毛式房子里，才感到安全。“西湖第一名园”上的这朵奇葩被一拆而光。

毛爱上了西湖的景色。每天爬山，哪怕细雨蒙蒙。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毛闻香吟诗，跟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说笑。摄影师侯波把毛的愉快情绪留在照片上：胖胖的毛泽东在阳光下笑逐颜开。

不久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给毛遇上了，他在清晨七点钟通常酣睡的时候起床观雪景。冬去春来，一次出游，侯波采了一把野花递给毛，没人知道花叫什么名字，毛说：那就叫它侯波花吧。

一天爬到山腰亭子里，毛看见远处一座草房着了火，房子里的人只来得及抱出几件行李，无能为力地看着火焰把家烧光。侯波回忆道：

“哎呀，着火了！”我惊叫着。

毛泽东回过身来，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咦，着火还好，他怎么说这样的话？

“不烧了，他就老住茅草房。”

“那烧了，他住哪里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草房呀！”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好像没听见似的……自言自语地说：“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是《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毛不光是在念诗句，他也在抒发喜欢毁灭的一面，年轻时他就对毁灭心向往之。

看着草房被烧掉，毛说：“这叫不破不立”。可毛是管“破”不管“立”的。在他统治下，农民盖房全靠自己。就是在城里，除了给有特权的人盖公寓，给工厂建宿舍，几乎没有给老百姓盖什么房子。

掌权四年多了，毛才着手修“宪法”。草案上说国家“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毛在“全体公民”旁画了两条竖线，写道：“什么是公民？”

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叫“毛泽东法”，毛否决了。宪法对毛如同废纸一张，他不久干脆就把它扔进废纸篓里。

又一天，毛进了一座山上的寺庙，里面为他的安全“清了场”，只有一个瞎眼和尚。大殿供桌上的香炉旁边摆着竹签筒，毛叫侯波给他抽支签。侯波抱起木筒摇了摇抽出一支，然后按签上的号码在壁橱里找出签诗，上面写着：“家里家外不安宁。”这样的签诗自然不便给毛看，侯波急忙重新找了一张吉利的签诗给毛送过去，毛看了哈哈大笑。

第一支签把毛的状况一语道中。江青几天后带着女儿李讷来杭州跟毛过春节团圆，但不久就哭泣着要了架飞机离开了。杭州是出丽人的地方，毛心猿意马，应接不暇。此后毛来杭州四十一次，一半为的是“美人”。毛喜欢单纯天真的少女。

毛对他夫人的性欲早就淡了。四十年代后期，苏联大夫阿洛夫就给他看过跟江青“性方面问题”的病。后来，江青生了严重的妇女病，毛更加失去跟她做爱的兴趣。江青曾长时间在苏联治病，化名尤素波娃（Yusupova），得名于她在雅尔达住过的豪宅（斯大林本人在雅尔达密会期间也住过）的前房主，刺杀拉斯普丁（Rasputin）的尤素波夫王公（Prince Yusupov）。毛无所顾忌的寻花问柳使江青实在难以忍受。中南海的舞场边，后来新添了个“休息室”，放上张床。跳舞中毛把一个或几个女孩子带进去“玩儿”。休息室隔音，外面听不见里面的声色追逐。毛和女孩子在干些什么，谁也清楚。在众目睽睽下，毛毫不在乎。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在中南海的湖边流泪，毛的大夫李志绥经过那里，吃了一惊。她控制住自己，对李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斯大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寂寞，抑郁使江青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人也越来越难伺候。她常常把一腔怒气发泄在身边工作人员身上，张口就骂，有时还动手打人。

在杭州的一九五四年那个春天，毛的家内不安宁，家外呢，刘少奇心力交瘁，高岗欲死不能。全国上下，随着军事工业化的起步，从农民口中夺粮的风暴就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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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向农民开战

1953～1956年    59～62岁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毛政权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在毛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还不断告诫干部们：“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覆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部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中共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况。他们笔下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应还有：“社会主义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给油吃了！”“光叫生产加油，没有油吃还加油呢。”“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当时在广东省任职的赵紫阳，在调查报告里描述基层干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民交粮。有一个村子“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至上吊自杀”。在他调查的高要县，“全县因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义感，有勇气的人上书毛和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江苏家乡，“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

毛不为所动，反而整黄炎培，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四个月”，“顶多六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征粮，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合作化对毛的另一个好处是能监督农民劳动。个体农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自己的事，合作化后就身不由己了。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要今后农民干活时间加倍，妇女下田做工：“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做工两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

农村合作化是中国完备极权体制的重要一步。工商业国有化也同时进行。对城市工商业者，毛没有像对农村地主富农那样狠，原因是实际的。毛说：“资产阶级要比封建地主有用的多，有技术和管理能力”——尽管这些能力在他统治下大都被浪费掉了。中国灿烂的手工业像霜打的鲜花一样萎缩，维修保养等服务行业大批关门。用刘少奇的话来说：“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为了使城市里的人规规矩矩，毛搞了个运动叫“肃反”。一千四百三十万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审查”，方式是“坦白检举”，既有精神恐吓的公审大会，也有肉体折磨的所谓逼、供、信。办公室、住宅楼、礼堂、书斋都成了关人的地方。毛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占受审查人的大约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说超过比例须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至少有七十一万五千人被打成反革命。

和肃反运动一起来的是对文艺自由的进一步封杀。毛掌权以来已以他特有的彻底性搞了一个又一个摧残文化的运动，像“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等等。仅就电影业来说，一九五○年还有三十九部剧情片出品，一九五二年就只剩五部了。一九五四年，毛搞了一场批判胡适等流亡海外、深具影响的中国文人的运动。一九五五年，他转过头来对付留在大陆的、保持着独立精神的文化人。毛选中了胡风。五月，胡风被公开批判，投入监狱。直到二十多年后毛死了，才重见天日，但已精神失常。

给胡风定罪的重要依据是胡风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里面有书生议政，有牢骚怨言。毛把这些放在报上发表，以此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吓得人们不敢在通信中谈论国事。

一九五六年初，毛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到处骂我们，党内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

 

毛泽东没有提的，对他也许是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弹技术。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就曾用拖着朝鲜战争不停战的办法，想要苏联人给他核技术。但苏联人不点头，毛只好停战。一九五四年七月，毛作出一副要打台湾的样子，利用苏联担心被拖下水，来实现他的目标。台湾与朝鲜不一样，打不打由他说了算。周恩来被派赴莫斯科告诉苏共领导人，毛决心要“解放台湾”。

九月三日，中共军队向国民党占领的金门岛开炮，引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炮打金门不久，苏联头号人物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共建国五周年庆典，还带来好些苏共领导人，这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思议的。赫鲁晓夫想消除两国间的芥蒂，主动提出取消斯大林同毛签订的条约中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附件。他还答应除现有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外，再卖给中国十五个大型企业，同时给中国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新贷款。

毛就势提出要赫鲁晓夫帮他造原子弹，说是为了抵御美国人。赫鲁晓夫问他美国为什么要朝中国扔原子弹，毛说因为“台湾危机”。赫鲁晓夫没有劝毛不要因台湾问题而引发核大战，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因是；我们认为统一中国领土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赫鲁晓夫只劝毛不要造原子弹，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

毛摆出一副样子，好像赫鲁晓夫的话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赫鲁晓夫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还是答应考虑帮中国建设一个核反应堆。

赫鲁晓夫走了以后，毛加紧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轰炸，导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毛继续攻占沿海的一系列岛屿，扯开架式准备进攻金门、马祖，给人他不惜一切要打台湾的印象。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艾森豪威尔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什么不能像用子弹或者别的什么弹一样使用原子弹。

赫鲁晓夫不想卷入跟美国的核武对抗，将来也不想卷进去。他答应向毛提供核技术。毛的目的达到了，台海危机结束了。

这原子弹毛也有了原料。这时苏联专家刚在广西省发现了铀矿。毛兴奋已极，把它称作“福音”，马上召来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刘杰回忆道：“寒喧以后，主席让我汇报铀矿石的情况。我把铀矿石放在桌上，又用计数器对着铀矿石作表演，当计数器在铀矿石上面晃动便发出‘嘎、嘎、嘎……’的声音时，毛主席感到非常好奇，他天真地笑了，并自己拿起计数器，也学我的样子在铀矿石上晃了晃，于是又听到了‘嘎嘎’声。总理也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临走时，毛主席、周总理把我们送到门口。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说：‘刘杰啊……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啦！’”

事后开庆祝宴会，毛举杯祝酒：“为了我们能尽早有自己的原子弹，干杯！”

四月，苏联正式签约帮助中国搞两个发展原子弹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此起步。一组组中国科学家立即赴苏受训。十二月，在苏联科学家协助下，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十二年发展核工业的大纲订出。毛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他对秘书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要实现核工业的十二年计划，毛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十二年计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一九六七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根据十二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

这个指标完全不切实际，遭到几乎整个政治局的反对。出声最高的是负责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为他撑腰的是刘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纲要》征粮，已经在饿饭的千百万农民就得饿死。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被称为“反冒进”。

毛要的是所有项目一齐上马。毛对经济是外行。薄一波说，毛那时要听管经济的部委汇报，但听得非常吃力：“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累的原因是：“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毛紧皱眉头，抬起头来说，这是使他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周恩来某次检讨说，他给毛的报告是材料数字一大堆，没有故事性。

数字跟毛无缘。南斯拉夫第二号人物卡德尔（Edvard Kardelj）跟毛打交道后说：“数字对他是不必抠死的。比方说，他说：‘要两百年的时间，或者四十年。’”苏联在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Ivan Arkhipov）对我们叹着气说，毛对经济“完全不通，一窍不通”。

毛对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的同事们跟他顶撞，原因是毛的要求太过分，后果太严重。这时莫斯科发生的一件大事，也使他们的胆子格外壮。这年二月二十四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反斯大林，谴责斯大林的肃反杀人、独断专行，还有斯大林的工业化措施。中共领导人现在纷纷就这些问题批评斯大林。刘少奇说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肃反扩大化”，还有“农业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张闻天说：“苏联内政主要错误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些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打在毛泽东身上。毛反守为攻，规定对斯大林必须“三七开”，“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错的三分不是别的，仅是斯大林怎样虐待了毛：“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但毛不能公开跟赫鲁晓夫翻脸。赫鲁晓夫代表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毛离不开赫鲁晓夫，他的军工项目、原子弹，都得从赫鲁晓夫那里来。赫鲁晓夫出其不意地大反斯大林，也让毛对他刮目相看。毛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多次若有所思地讲：“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这确实需要点勇气。”毛拿不准赫鲁晓夫，他得小心从事。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当他的同事们赞同赫鲁晓夫而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没有一榔头打过去。他忍下了。无从发泄的怒火使他拂袖而去，离开北京到了外省。中国各省的“第一书记”，都是毛特别挑选的。

毛这次离开北京的方式不同以往。他在深夜亲自给空军司令刘亚楼打电话，要他准备飞机。毛一向认为飞机危险而不愿意坐，上次还是在一九四五年，他不得不飞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毛这次要坐飞机了，可见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北京。

毛第一次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习惯，机舱里放了张木板床。登机前一刻，机组人员才得知乘坐飞机的是毛。这是五月三日早上，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毛跟机组握手，接着站着不动，良久不作声。刘亚楼提醒他上了飞机后，他坐下再度陷入沉思，手里夹着的香烟烟灰结得老长也未弹去。突然他像醒过来似的命令起飞。

首站是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候机大厅里立了座毛的立体塑像，这大概在全中国尚属第一。当时赫鲁晓夫刚谴责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毛对塑像表示不满意，叫王任重“一定要搬掉，不然唯你是问。”王翻来覆主地想，搬好还是不搬好，最后决定不搬，塑像就留了下来。

毛从武汉飞往广州，接他的是另一个对他五体投地的省委书记陶铸。江青也在那里。毛的别墅是美丽的大庄园“小岛”，靠在珠江边上。因为毛来了，江上交通运输都停了下来，附近江面也封锁起来。毛的随从奉命不许见客，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更不必说出门走一走了。天气又闷又热，毛的房间里放了五桶冰块也无济于事。花园里的热带花草茂盛，蚊子到处乱飞，从香港买来灭蚊的DDT杀虫剂，但漏网分子众多。毛怪工作人员灭蚊不力，发了脾气。

真正使毛心情烦躁的是北京。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地不听话，还在那里砍军工项目。五月底，毛离开广州飞回武汉。他要用游长江的方式，给刘、周们发出一个严厉而又意味深长的警告：他身强力壮，有体魄、有决心斗到底。

长江宽阔流急，游泳似乎有风险。但就像毛的警卫所说，毛游泳“是有限度的，没有把握和冒风险的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他想游三峡，警卫告诉他那里的水情险恶，他就没有游。在武汉，王任重带领几十个人先试游，找暗流，探漩涡。当毛游泳时，若干训练有素的警卫按照规定的位置，把毛围起来，使他万无一失。旁边还有三条船，以便他略感不适或有任何不测时，可以随时上船。

毛连游了三天。风大，浪也高，但是毛怡然自得，写了首词，称自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最后那天下着小雨，长江两岸组织了几万人从远处观看毛游泳，“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在北京，六月四日，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更多的项目下马。毛在这天下午回到北京，他的“回銮”并未影响同事们的决心。

十二日，刘少奇把他安排写的“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送给毛看。社论批评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社论还说：急躁情绪“首先存在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毛后来说，社论“尖锐地针对我”。他在稿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就退给了刘少奇。尽管毛明显恼怒，社论照样在二十日登出。

这时的毛心里很不踏实，甚至比跟斯大林较劲时还不踏实。毛了解斯大林，但赫鲁晓夫是个未知数。赫鲁晓夫摒弃了斯大林主义，天晓得这个莽汉下一步会干什么。特别是赫鲁晓夫刚把匈牙利的斯大林信徒拉科西弄下了台。金日成的同事们，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所鼓舞，也差点儿把看去地位牢不可破的“伟大领袖”在八月党的全会上选下台。

毛泽东本人面临他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八大”。大会即将在九月召开，改期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新精神是按章程办事，大会宣传也已作出。毛担心他要是跟政治局闹翻了，逼急了他们也许会在党代会上对他来这么一手，比方说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职位，或者是把他的政纲的灾难性后果在大会上公开，这样一来把他选掉也未可知。共产党的党代会当然都是精心操纵的，但问题是谁来操纵，毛平时都是靠政治局，现在政治局跟他处在“交战”状态。莫斯科派来参加“八大”的代表又是米高扬，正是此人在几个星期前具体策画把拉科西拉下马。

为了使“八大”不会危及自己，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提醒同事们不要想入非非。九月十日，“八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彷佛推心置腹似的说：“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我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接着他长篇大论地讲起从前他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毛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还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毛的坦诚并非心血来潮作检讨，他是在强调：再犯错误，造成再大的灾难，我毛泽东也垮不了，谁也奈何不了我。

毛的主要步骤还是表现得通情达理，愿意让步。他同意在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他用别的办法来补偿。党章报告中把他称为英明领袖，“从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个人崇拜的潮流被他导向对他有利的方向。“朱总司令万岁！”这类口号一律不准喊了，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一律去掉，只留他一个人的肖像。毛对外国人说起时，好像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毛在别的方面也给人印象他在妥协。“八大”推崇法制，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说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毛泽东统治的法宝“搞运动”被批评为：“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不过，“八大”一完，法制也就完了。

毛最大的让步是同意他的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化走得慢一点。在政治报告上，毛删去他喜欢的口号：“又多、又快”；允许把他“十五年”内实现工业化的提法改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忍耐了对他的批评，如暗示他犯了“‘左’倾的错误”，“冒险主义的错误”，“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造成浪费”。

由于毛的退让，军工项目减少，一九五六年人民吃粮水准是毛二十七年统治下最高的：四百一十斤。一九五七年，经毛点头，军工投资继续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一年工夫，他将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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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

1956～1959年    62～65岁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几个月不到就遇到了麻烦。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波兹南市（Poznan）的“斯大林工厂”爆发力罢工游行，导致五十多个工人死亡。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反抗局势下，斯大林时期被监禁的前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重返政坛。哥穆尔卡追求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政策。十月十九日，莫斯科通知毛说，波兰反苏情绪高涨，他们考虑采取武力。

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开头他对赫鲁晓夫还摸不透。如今他看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毛越来越自信，觉得他可以挑战赫鲁晓夫。正好，波兰事起，毛决计做波兰的保护人。

毛又担心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他在床上待着想了一天，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听众人发议论。大家都附和毛。毛便穿着一身睡衣把苏联大使尤金召进卧室，叫尤金马上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公开谴责你们。毛一再重复，讲得很严厉。

毛的警告到达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已经决定不出兵波兰。但毛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派刘少奇去苏联，指责苏共是大国沙文主义，要莫斯科公开作“自我批评”。毛的目标是让赫鲁晓夫丢脸。

就在这时，匈牙利事件爆发。匈牙利人民追求的不仅是民族主义，而且要推翻共产党统治。十月二十九日，苏联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联红军。红军一走，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肯定垮台。若是共产党阵营不复存在，毛泽东又怎么谈得上坐第一把交椅呢？刚刚还在谴责苏联“武装干涉”的毛，转身向莫斯科强烈要求：苏军不能走。

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改变主意，苏军留下了，血腥地镇压了起义。事实证明，东欧卫星国离不开苏军。毛看出，这种状况的根源是东欧国家镇压反对派手软。他早就在劝说东欧，向他学习，大杀“反革命”，不要依赖苏联坦克。在匈牙利事件初期任总理的赫格居斯（Andras Hegedus）告诉我们，毛一九五四年就这样告诫他，说巩固权力非靠铁腕暴力不可。当毛听说南斯拉夫的铁托逮捕了自由派对手吉拉斯（Milovan Djilas）时，彭德怀注意到：“主席很高兴，脸都红了。”

 

波匈事件后，毛采取迂回战术继续跟赫鲁晓夫争权。一九五七年一月，他派周恩来去反苏情绪高涨的波兰，说共产主义阵营应该有个带头的，要哥穆尔卡同意宣布“以苏联为首”。毛料到波兰人决不会同意，他的目的是引出哥穆尔卡的话：还是以你们为首吧。

使毛失望的是，哥穆尔卡对这个提法听也不要听，周恩来一说他就皱眉头。①

① 东欧当时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一个人去买茶叶。店主说：“我们有俄国茶，有中国茶，你要哪一种？”他答道：“那我还是喝咖啡吧！”

游说波兰未遂，毛当即转向同样反苏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斯大林死后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关系已经“解冻”。毛指示正在那里访问的彭真，单独会见铁托总统，以苏共声誉不好，没人听它的为理由，请铁托同中国一道发起世界各国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在毛看来，谁发起会议就等于谁为首。这时的毛正在内部骂铁托、骂哥穆尔卡，说他们是右派的祖师爷。毛主动找上门去不过是想利用他们。可惜铁托听彭真说完以后，表示没有兴趣，连参加也不能保证。

毛再度努力要苏联领导人当众出丑的计划也没有成功。周恩来在莫斯科教训苏联领导人，要他们公开承认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按毛的调子重新评价斯大林。愤怒的苏联人一口回绝。未能如愿以偿的毛，在各省书记会议上说：“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把自己的不得志归咎于中国缺乏经济实力。

 

赫鲁晓夫没有惩罚毛。他有求于毛。波匈麻烦一波未平，国内危机一波又起。一九五七年六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一帮老斯大林分子联合起来企图推翻他。赫鲁晓夫挫败了这个企图，各国共产党都表态支持，就是毛泽东迟迟不出声。赫鲁晓夫只好派米高扬到杭州去见毛。米高扬的翻译告诉我们：毛听米高扬谈了大半夜，然后把手懒懒地朝坐在沙发后面的前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挥挥：“老王，电报呢？”其实支持赫鲁晓夫的电报早巳就绪，“毛无非是想要我们派个高级领导来求他。”毛不可能不支持赫鲁晓夫这个赢家。

赫鲁晓夫还需要毛更多的合作。共产主义世界空前的最高级会议即将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生怕毛拆他的台。

毛表示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苏联要保证转让制造原子武器以及运载手段的材料、模型。莫斯科反应积极。十月十五日，最高级会议开幕前三个星期，中国核武器制造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莫斯科签字。苏联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苏联各部接到的指示是：“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大批导弹（飞弹）专家调往中国。据一位专家说，连苏联自己的导弹项目也受到影响，造成“混乱”。中国原子弹、导弹的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定下的。

不顾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派最好的核专家弗洛比约夫（Yevgenii Vorobyov）到中国帮助策画原子弹制造。弗洛比约夫在华期间，中国核科研人员从六十名增加到六千名。周恩来在中共高层说：苏联“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给了他们不少东西。”米高扬插话说：“是我们帮中国建的核工厂。”

苏联的技术转让大大加速了中国原子弹的建造。中方谈判代表报告毛，有苏联这些“极慷慨”的援助，中国的军事力量将在五年内“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技术上超过了西方。毛立刻迷上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要抛就要抛大的。要干就要干一二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我们也要从一两千公斤开始。”（苏联的卫星重八十三点六公斤。）毛的卫星技术从哪里来？还得向赫鲁晓夫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毛飞去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有六十四个共产党代表参加，其中十二个是执政党。为了表现自己在阵营内与赫鲁晓夫平起平坐的地位，临行前，毛向苏联建议大会宣言仅由他和苏联两家签署。

这一招没能奏效。但大会宣言只由中、苏两方起草。毛也受到特殊待遇，是唯一下榻克里姆林宫的外国领袖。寝室里特地为他安上木板床，抽水马桶上搭了个平台改成蹲式。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庆祝仪式上，赫鲁晓夫和他手拉手出现，高尔基大街和红场上的游行队伍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呼：“毛和中国万岁！”

毛能够争得这样的地位，靠的是中国人多，有的是人为共产党世界打仗。毛跟赫鲁晓夫一块计算过，打起仗来每个共产党国家根据自己的人口能出多少军队，结果中国比苏联连同所有卫星国加在一起还多一倍。有位苏联官员当时对芬兰共产党领导人说：“我们再不用害怕美国了，中国军队和我们同中国的友谊，改变了整个世界形势，美国根本拿我们没办法。”毛深知人口众多是他的无价之宝，回国后他否决了计划生育。在此之前，中共曾想实行计划生育，毛本人也还没拿定主意。莫斯科之行使他打定主意，中国人多多益善。

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拒绝了大会要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确实没用讲稿，但他的即兴演说，经过了仔细的准备。进入大厅前，他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状态，中山装领扣没扣好，翻译帮他扣时，他混然不觉。

毛也是唯一一个坐在座位上，而不是站着讲话的人。毛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对我们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

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准的风气背道而驰。

毛见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但这些人感到他说话不着边际，无法当真。英国共产党本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可是毛对英共领袖戈兰（John Gollan）说：“等待最好的时机行动，英国会是你们的。胜利以后不要把他们〔资产阶级〕都杀了，把他们养起来。”毛对能力有限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说：“你又年轻又聪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我们推举你做全世界人的领袖。”听者中相信的只有日夫科夫自己。

毛本想此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尽管对他感兴趣的人不少，响应他的人寥寥无几。

毛略带失落感地对哥穆尔卡说：“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只有五百万吨……而苏联是五千万吨。”他要和赫鲁晓夫在经济实力上比高低的情绪在大会最后发言中表现得十分强烈：“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虽然树矮，毛也要压赫鲁晓夫一头，他同赫鲁晓夫谈话，就像老师对学生：“你的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听到拿他比作荷花，在场人看到苏联领袖“把头垂下，脸胀得通红”。①

① 毛想让人觉得他充满哲理，说话用了很多中国成语。这些成语很难翻译。一个意大利代表说：“大家都不知道毛在说些什么，我记得我们的翻译双手托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更令赫鲁晓夫屈辱的是，毛当着六十四国代表的面，提起几个月前那场企图搞掉赫鲁晓夫的政变，称搞阴谋的带头人莫洛托夫为“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说赫鲁晓夫的路线仅仅是“比较正确”。毛讲到这里时，整个大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会外毛也常常说：“我们热爱莫洛托夫。”毛三番五次赞美莫洛托夫的原因是，莫洛托夫一九五五年曾说毛可以与苏共“共同领导”共产主义阵营。

对这些轻蔑、侮辱，赫鲁晓夫有切肤之痛，在回忆录中说：毛是个“自大狂”，“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但是，赫鲁晓夫都忍了——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毛很清楚赫鲁晓夫的这个弱点，无论他怎样欺负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不会跟他决裂。他将不断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服务。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对苏联的购货单又添加了一项：当代武库中的王牌核潜艇。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提供生产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还要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照单发货。他建议中、苏建立一支共同舰队，越南也参加。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用中国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大使尤金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提出合作的建议。

毛当然不会同意，他要的是建造和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但他抓住苏方建议借题发挥。第二天他把尤金叫来，当着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面大发雷霆，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把合作建议上升到民族感情、主权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发火之余，毛露出他的真实目的：“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最后毛要求：“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

赫鲁晓夫按毛的要求于七月三十一日飞来北京。毛板着脸到机场去接他，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落座后，赫鲁晓夫不断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想控制中国的想法。毛仍然表现得好像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了莫大伤害，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地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他还装作赌气地说：要是“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的表演把赫鲁晓夫蒙住了，许诺帮助中国在黄河或其他河流边“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八月二十三日，毛突然炮轰金门，一口气朝这个最靠近大陆的国民党海岛，发射了三万枚苏制炮弹，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国又以为毛要打台湾。没人知道的是，毛在故伎重施，以迫使苏联人给他核潜艇和其他最新的军事技术。

美国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九月四日，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布美国不但坚决保卫台湾，而且也要保卫金门，威胁要轰炸大陆。赫鲁晓夫紧张了，怕苏联被拖进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第二天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来中国。毛要葛罗米柯放心，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毛又让苏联人感到，他将来和美国必有一战。

毛接着吓唬苏联人，对葛罗米柯说，他希望同赫鲁晓大交换意见，看核战争爆发了怎么个打法。他暗示苏联届时将被整个毁掉，问葛罗米柯：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应当在哪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言外之意是莫斯科那时不复存在。毛建议在太平洋上人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首都。葛罗米柯听得毛骨悚然，不想把这些话写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里，但想想还是写了，起草电报的助手说毛的这番话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注意。

吓唬了葛罗米柯后，毛给他吃定心丸：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同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然，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

赫鲁晓夫九月二十七日给毛写信说：“感谢您愿意独自承受打击，而不把苏联卷进去。”赫鲁晓夫同意帮助毛，使毛有能力对抗美国。毛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了一纸声明，宣布暂停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解除。

十月十四日，毛给赫鲁晓夫写信说，他十分乐意让中国独自承受美国的核武打击：“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当然，毛泽东自称的“我们”，准备“死一大堆”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①

① 毛不久恢复了炮打金门，但只是象征性的，单日打，双日停。这种典型的毛式挥金如土令总参谋长黄克诚深感不解，问毛：“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毛无言以对，只有指责黄是个“‘右’的参谋”，不久黄被打倒。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也已经死了。

这次台海危机带给毛的是：赫鲁晓夫批准转让一系列尖端技术，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签订了惊人的“新技术援助协定”，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造整套先进武器、军舰，包括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潜对地弹道导弹等。第一次台海危机使毛从莫斯科挖出了原子弹的秘密，四年后的第二次，使他所得更丰。

从一九五三年毛首次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以来，他的购货单膨胀了不知多少倍。每一次膨胀都加深一次毛的根本困难：怎么挤出农产品去偿付。一九五六年，当政治局反对时，他只能以下马项目来让步，因为赫鲁晓夫的权威使他有所顾忌。如今，他不必担心赫鲁晓夫，他已经把赫鲁晓夫的威信从中共领导中一扫而光。从此毛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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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

1957～1958年    63～64岁

毛泽东向来的做法是用恐怖开道。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感到要使他的军事工业化得以腾飞，必须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宝，把所有可能的、潜在的批评声音打哑，从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碍。

选什么样的人当牺牲品，以什么借口来清洗他们，是毛那年冬天反覆思考的问题。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饭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厕所。

毛选中了知识分子。传统上他们是民族的声音。迄今为止，毛让他们过比普通老百姓优裕的生活。有名的、有成就的，待遇甚至优于中共高干。只是他们失去了表达思想的自由，不停地被迫搞“思想改造”，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折磨。毛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洗脑还不算，他们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备受打击。

知识分子中，首当其冲是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成员。为了摆样子，毛允许这些人在政府内任职，甚至国务院部长一类的高职。他们有头脑，有影响力，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资讯，还有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他们的批评声音一向使毛很不舒服，在内部骂他们是“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毛要把他们清除出去。

这些人同中共高层如周恩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他们可以起敲山震虎的作用。

为了整这批人，毛设了个陷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在民主党派人士众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四个小时的话。他显得通情达理，批评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给人印象是中共将来不会再杀人了。他借用成语，说中国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监督共产党，帮共产党“整风”。讲话录音事后专门放给不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听。三月一日，毛再次对他们讲话，请他们批评中共，特别声明“言者无罪”。

没人猜到毛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是为了用他们说的话作借口镇压他们。这个意图，毛只透露给了少数几个亲信，其中有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四月初，毛在杭州对这些人说，他欢迎批评共产党的讲话，已使知识分子“犹豫情绪变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他说：“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说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后来还用过类似的字眼来形容他的策略：“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引蛇出洞”是对毛的阴谋的贴切描述。

 

毛的陷阱设得很成功。一旦高压的盖子稍稍松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就像潮水一样涌出，倾泻在两个特许的场地上：大字报和座谈会。这两种方式不像印刷品发行面广，影响面大，只局限在小范围内。

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字报里，有沈泽宜，张元勋的一首诗：《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尖锐的矛头直指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有王书瑶的大字报：“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他认为，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张锡锟把中共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数不尽的抨击中还有这样一些话：

“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把宪法当作手纸”。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民主化”是人们充满激情的要求。岑超南一针见血地写道：“毛主席说：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只有理论价值罢了，当人民的公民权利在实质上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当打击、报复、暗害盛行时，批评者地位没有保障时，当你的命运还被掌握在领导的手里时，鼓励批评，不过是对批评的讽刺。”“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

“法制”与民主连在一起。监察部副部长王翰要求司法部门独立于中共领导：“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潛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着名剧作家吴祖光问：“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中共最讳莫如深的外交政策也不乏人批评。国民党时期的云南省长、中共同路人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很不合理”，主张压缩对外援助。略知内情的人把大把撒钱的援外叫作“打肿脸充胖子”。

政权毫无透明度，人民毫无知情权，被谴责为“有意识地愚民”。北大的呵欠伯这样结束他的大字报：“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

为农民呼吁的人尤其多。朱庆圻从报上看到政府经常举行盛大宴会，为了欢迎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他问道：“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后，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这位勇敢的作者警告说：“要知道农民由于对统购统销施行的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这些盛开的百花中，一般民众只能看到少数被掐头去尾的几朵。毛泽东非常仔细地掌握着什么可以在报上发表，指示说：“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毛格外强调不准串联，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学生们出的刊物被宣布为“反动刊物”，编辑受到“逮捕和法办”的威胁。由于严密的控制，中国的百花无论怎样合民意，在大地上都只是脆弱分割的斑斑点点，不可能开成一片，不可能对毛的政权造成任何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威胁。

 

六月六日，毛读到一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京大学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遭到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毛下台。毛封锁讯息的结果竟使他被误会成了自由派的先驱。北大有人大声疾呼要大家“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还有人天真而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

毛在内部简报上批语说：“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幻想有毛的支持会使人们更大胆，采取更多的方式反抗。毛决定“引蛇出洞”立即停止。

第二天，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了反右派运动，说右派正在向共产党挑战，要共产党下台。中共的镇压机器就此启动。

六月十二日，毛把一份他亲自署名的通知《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全党，除了“党内不可靠的人”。他把写文章的时间定为五月十五日，在文章里说，他迄今为止搞的都是“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不能让他的党以为他是自由派，那样他们也会自由派起来。

在这份通知里，毛把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结果，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至少五十五万被划为“右派”。他们中也有什么“反党”的话都没说的，硬戴上帽子来填比例。毛痛恨的民主党派人士被一网打尽，包括民盟负责人交通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长罗龙基。就像把不搭界的高岗、饶漱石拉在一起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一样，毛硬把冤家对头的章伯钧、罗龙基凑成“章罗联盟”。

毛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会科学的如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学家、技术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别发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备受优待。

毛着重打击的是为农民仗义执言的人。《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驳斥‘农民生活苦’的无耻谰言”。龙云的罪名之一是“强调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孙中山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罗翼群曾说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他所在的广东省组织了一场二十多天的农村“视察”，让他吃够了苦头，由《人民日报》跟踪报导。“每天，他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一天，他的去路“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伞柄戳他……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车身上贴满了诅咒他的标语。

毛的手段既有闹剧，也有杀人。毛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杀人是为了杀一儆百。湖北省汉阳县的三名教师、图书管理员为此倒在刑场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汉阳一中的学生闹事。这个县城的初中生罢课并上街游行，抗议教育经费又要缩减，严重影响农村，“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他们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全国报纸都刊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可以肯定，死刑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他在宣布死刑的头一天（九月五日）到达武汉。他来之前，当地法院对是否判死刑意见不一。

毛政权把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集中在城市里，特别是“重点学校”，主要培养一小部分从事科学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广大农民的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给县城学校，国家好歹还投一点钱，村子里的小学几乎分文没有。农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

即使在城市里，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经费也受到一次大削减。五百万高小毕业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学。而一百万初中生中的八十万毕业后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就是为了防备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

反右运动中枪毙的不少，自杀的更多。住在颐和园里的人早上起来散步，经常会看到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跳湖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里，两只脚露出水面。

大部分右派都经历了斗争大会，尽管没有拳打脚踢，横眉瞪眼的辱骂也难以忍受。他们的家庭从此成了贱民。为了保护孩子，也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人跟右派离了婚。无数家庭就这么拆散了。

多数右派被遣送到边远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劳动力去开垦处女地。新华社记者戴煌后来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摄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冻，他们一百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内容，像在原始森林里伐木，是右派们从来没干过的，锯树中被砸死、砍伤的不计其数。一边干，一边还要听“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

戴煌，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给后世的记者，是在知道毛泽东搞“引蛇出洞”后挺身而出的。他感到“骨鲠在喉，非吐不可”，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共特权阶级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在这个新特权阶级举行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时，“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戴煌反对对毛的神化：“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全家部受到牵连，“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二十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从北大荒活着回来了。他还算幸运，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永远地长眠在那遥远的流放之地。

 

封杀了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毛泽东集中精力对付中共领导中他认为拖了他军事工业化后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刘少奇和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刘”。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

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①

① 黄敬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一九三二年他们结婚时，他是个二十岁的激进学生，江是个十八岁的图书管理员。在黄的影响下，江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毛结婚后，江青曾数次约他“谈谈”，但都被黄敬断然回绝。这些私事同毛给黄敬施加的压力并无关系，毛似乎从来没有嫉妒的感情。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毛还特地邀请江青的另一前夫唐纳出席招待会，会上介绍见面时，毛握着唐纳的手含笑说：“和为贵！”唐纳为江青曾两度自杀，毛或许对他有些好奇心。毛掌权后，唐纳定居巴黎，在那里终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

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选择邓颖超做夫人，本来就不是出自爱情，而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邓正合周的要求。

周的检讨终于叫毛满意了。这次大会气势汹汹，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后两项罪名针对的是各省领导中为本地老百姓说话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但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至于“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调些粮出省。会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于发表“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巧妇能为无米炊”等妙语的吴芝圃。

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地方大员对刘进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像周恩来一样，刘选择了跟毛走。其他管经济的人也纷纷作检讨。

毛事先已准备好，谁不听话，就打成搞阴谋的反党分子：“不经合法手续”，“进行反对活动”。但到闭幕会上讲话时，他提纲上写的这类话都没有讲。不必讲了，人人都已俯首听命。

刘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来感到威信扫地，他问毛“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毛叫他继续干，连外交也还让他管，尽管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长。毛很清楚，论到在外国人面前给他的政权脸上贴金，没人赶得上周恩来。接替周当外交部长的陈毅后来不无自嘲地说，中国外交都是毛决策，周直接管，他这个外交部长无非是个“大招待员”。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作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得毛在核心领导中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

毛开始强化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毛的个人崇拜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稍有收敛，现在毛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无逻辑地说不赞成个人崇拜的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员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主要靠报纸，不仅识字的人看得到，不识字的也知道，因为中国那时有集中起来听读报的规矩，不想听也得听。毛搞了一连串基层视察，使报纸有机会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个合作社聊了聊天，报上马上告诉全国人民：“社员们都说：能够看到毛主席，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里的庄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库铲了几铲土，这几铲土大概是毛执政以来的唯一一次劳动，《人民日报》头版跟着就是一篇妙文：“当毛主库铲土的时候，在周围聚集上万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细看着毛主席怎样把一锨一锨的土送进柳条筐里。毛主席刚一放下铁锨，一个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起来。他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所有这一切都在报上详细报导，使全国人民明白这是他们对毛应有的态度。

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进了家餐馆：天津“正阳春”。他理所当然地被认出来了——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里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毛主席！毛主席！”人们开始惊呼，很快数万人挤在楼前街上欢呼跳跃，喊着“毛主席万岁”。秘书担心他的安全，建议毛离开，用身材相仿的警卫战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绝了。他来餐馆就是被看的。他知道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来前没人知道，餐楼离人群很远。环绕餐馆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参观的别处一样。毛几次在楼上窗前亮相挥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地激狂。毛事后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毛俨然已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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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1958～1961年    64～67岁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共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

毛政权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目标跟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毫无关系。六月二十八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进，就是要称霸世界。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覆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后来官方说，这些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人民日报》何时成了人民的声音？它从来就是毛的喉舌。

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①

① “卫星田”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泽东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

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在中共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

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覆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毛泽东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修改”。

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进了“屎湖尿海”。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①

① 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

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

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

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

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赫鲁晓夫挖苦地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茶炊”，成了废物。毛后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

投产的设备像人一样没日没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断，几个月内最少有三万多工人死于严重工伤。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毛号召人们唾弃他们的知识，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重金聘来的苏联专家告诫中方要照章办事，但毛鼓励干部“破除迷信”，不要当“贾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Aleksandr Zasyadko）访华回去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躇蹋了。”就连那位非常亲华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说话也没用。他对我们说：“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拼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

大跃进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里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

饿着肚子不得休息地干活导致恶性传染病蔓延。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邯郸地区，伤寒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毛指示：“把各种疫病大大消灭”，他要的是确保“出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于管理”。第一个公社，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指挥调动”。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

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

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

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于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掹，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三年后，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

 

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

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于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十年》里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得生了病”。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三小队支书指使亲信“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取笑的对孩子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

 

大跃进时，毛想把“人民公社”引进城市。但相对复杂的城市不容易变成农村那样的劳动营，这个尝试最终不了了之。毛对城市的方针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城市在他眼里应该是纯工业生产基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看着那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说：“生活的图景彷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城里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①

① 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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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

1958～1959年    64～65岁

大跃进的头一两年，中共政治局内只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他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的穷苦出身使他跟农民更有感情。他后来在狱中写成的《自述》说：“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中共执政后，他对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别墅，招文工团员伴舞伺寝等，屡表不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之后，彭欣赏他的“非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看到《军人誓词》上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彭对毛的军事工业化也持不同意见，不赞成“国家进口的最新式机械，多数是用在国防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彭让毛不舒服，但毛一直还用他，因为他在几个关键时刻与毛合作，比方入朝参战。就是在朝鲜战争后，毛让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发起大跃进时，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林位居彭之上。毛把彭和一千五百名高级军官集中起来“整”了两个多月“风”，让他们一天到晚开会，当面互相攻击。这种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延安以来一直是毛进行控制的利器，用它来破坏人们彼此的关系，破坏人的心理平衡，叫大家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次整风把军队高层搞得四分五裂。① 焦头烂额的彭向毛要求“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毛未准。

① 毛利用整风，清洗了一批军中高级将领，目的是清除苏联对中共军队的影响。由于苏联在帮毛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军中高层同苏联有密切来往，毛怕削弱他对军队的控制，以清洗为警告，要人们和苏联人保持距离。

八月，在北戴河，彭听到毛宣布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指标。联想到毛一开口就向苏联人提出要造两三百艘核潜艇，彭警觉出高征购就要开始，农民就要大批饿死。九月三日晚上，彭德怀突然失踪了。中央警卫团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处僻静的海滩上看见彭独自在月光下来回踱步。彭满面阴沉地回到住处，那天一夜未眠。

之后，彭去北方视察。一路上，他看到粮食收成被大大夸大，农民已经在挨饿。他领教了毛的“大炼钢铁”，招待所服务员向他诉说家里“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柴烧”，“有的煮饭锅也砸了，把废铁拿去当了原料。”火车经过毛的模范省河南时，他看到密密匝匝的土高炉，拉车的、挑筐的、扛铁锹扛梯子的人群围着高炉川流不息，从高炉里腾起的熊熊大火遍地延伸。他俯在车窗口凝视良久，掉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十二月初，毛在武汉宣称他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管农业的人把他堵了回去，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回家乡了解情况。他的老家乌石离韶山不远。彭的看法得到证实：“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那样多”，他感到“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他看到农民被强迫干活，“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过度劳累“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

彭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都六十来岁了，住在号称“幸福院”的人民公社敬老院里。他们揭开食堂的锅给彭看，锅里是清汤菜叶，只有几颗米，没有油。他们的床数九寒天还是光光的篾席，连褥单也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看看锅，看看床，再看看他们菜色的脸，紧锁眉头忍不住说：“名字好听，幸福院！什么幸福院？”

彭用个人的钱捐给敬老院两百元。给了幼儿园两百元，幼儿园床上也没有被褥，不少孩子在生病。彭离开家乡时，一位因伤残回乡的老红军把一张纸条塞进他的手心，上面写着：“请为人民鼓咙呼！”

十二月十八日，彭遇到管经济的薄一波，对他说粮食产量绝没有毛公布的那样高，决不能在此基础上征购。薄有同感。但当彭提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意见时，薄害怕了，说还是各自反映好。彭自己发了封电报给毛，力请降低粮食征购数字。

毛没有回音。就在半个月前，毛刚弹了一番死人没关系的老调，说：“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

彭德怀没有什么办法制止毛的胡作非为。身为国防部长，他手里并无军权，所有部队调动都得经过毛批准。彭开始考虑从国外寻求帮助。

在当时的情况下，彭的唯一希望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暴政，他或许会给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心急如焚的彭德怀，感到非试一试不可。

 

彭德怀早就收到若干对东欧军事代表团回访的邀请。去东欧会经过莫斯科。毛明显表示他不想彭接受邀请，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批示说，回访得取决于“时局许可与否”。中共高层都知道毛忌讳他手下的人跟外国有关系，这事就搁下了。彭回乡视察之后，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由他率团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回访东欧。报告毛后，毛没有回覆。二月十六日，彭异乎寻常地催毛同意：“大家都认为不应再加推托。因此，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德，然后即到其他六国访问。”毛在二十八日批覆：“照办。”

毛猜到彭为什么急于出访。四月五日，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道：“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然后他发了一通身边人从未见过的大脾气，说彭：“你是恨死了我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显然是警告彭，同时他也故意刺激彭：“看了湘剧《生死牌》，那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于批评皇帝。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

彭看出毛猜到了他心中的念头。何去何从？彭内心的激烈交战不难想像。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一人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秘书进来向他请示第二天的日程时，吃惊地发现向来不谈私事的彭若有所感地对他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刘是彭的前妻。彭的现任妻子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党员，从她那里彭是不可能指望得到支持的。

四月二十日，彭出访前夕，东欧国家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会上，彭不顾毛定下的任何谈话必须有中国翻译在场的规矩，把苏联大使尤金和苏联翻译请进单独房间。他对两人讲起了大跃进。这位翻译告诉我们：“彭显然是想引大使谈大跃进，试探大使对大跃进的看法。”彭的试探是小心翼翼的，“只是从他问的问题上，和他谈话的口气上，可以听出他对大跃进持反对立场。”尤金大使嘟嘟囔囔说了些大跃进的“积极”方面。翻译回忆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的，是彭元帅悲哀而复杂的眼神，既为他的国家担忧，又要为它争取一条出路。”

在东欧，彭也没有得到任何同情。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里，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

听了乌布利希这番话，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老牌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于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中国只要能供给他食品就行。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①

① 当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之后，乌布利希仍继续向毛要食品。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恩来约见东欧各国驻华使节，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困难，希望减少贸易额，推迟和撤销一些订货。波兰表示合作，但东德拒绝考虑，派人来中国要求中国履行合同，继续供应大豆、大米、油脂等。周恩来生气地说他们是“德意志高于一切”，但还是给了东德两万三千吨大豆。

同乌布利希谈话以后，彭德怀对中国代表团苦笑着说：“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他的下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换上他们的国家恐怕要上街游行了。可是捷克人也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整个旅途彭德怀的情绪都很坏，常常独自沉思，一声声长吁短叹。②

② 此行也使彭德怀预见到未来的毛的陵墓。他说：“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

彭的最后一站是阿尔巴尼亚。他五月二十八日到达时，赫鲁晓夫也刚到。两人随后见了面。此事使毛寝食不安。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是为彭德怀而来。他没有带中文翻译。阿尔巴尼亚的萨森岛（Sazan Island），是苏联在地中海的核潜艇基地。赫鲁晓夫的亲自出马，是为了阻止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核潜艇方面达成什么交易。

对赫鲁晓夫是指望不上了。有迹象表明，彭德怀可能考虑过“兵谏”。六月十三日他一回到北京，就试探能否以运粮救荒的理由调动军队。他对他的知心朋友、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提起调兵。据彭德怀狱中《自述》说，黄显出“为难的表情”。彭、黄到底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但两人谈话的风声传到毛的耳朵里，后来彭在狱中被反覆审问调兵的事。

彭德怀动不了兵，只能不断把饥荒的情况上报给毛。坐火车看见窗外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民，彭对同行的其他领导人说：“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他鼓励他们也向毛反映情况。

彭在东欧时，毛安插在代表团里的眼线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毛把彭的出国访问称为“闻味”。彭一事无成，毛安心了。

毛此时面临一个大麻烦。粮食出口计划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基层干部对饥饿的农民下不了手。毛屡次说：“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就连听话的省委书记们，在毛指名要他们对分配的征粮指标表态时，也保持沉默，有的吞吞吐吐讲困难。毛感到必须搞一场整人运动来扫除障碍。本来就想清洗彭的毛，决定用彭作头号靶子来掀起运动。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彭从东欧归来一个星期，毛乘专车离开北京南行。走走停停，晚上火车停在专道上，毛睡在车里。天很热，车厢里的电风扇没开，以防毛着凉，只放了一大盆冰。毛跟随行的其他男人一样，光着脊梁，只穿条裤衩。（这趟出行之后，中国从东德给毛买了辆带空调的专车。）毛游了长江、湘江。对从不洗澡的毛来说，这就算是洗澡了。

二十四日，毛叫秘书给北京打电话通知在长江畔的避暑胜地庐山开会，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

清洗就要开场了。这次要对付的是老资格的、最桀骜不驯的彭大元帅。毛似乎想亲自了解一下人们在饿肚子时对他的反应。他的火车这时正停在韶山附近，毛忽然决定回乡。

三十二年了，这是毛第一次回乡，尽管他的火车经常路过韶山。地方上早给他盖了别墅，叫“松山一号”，随时恭候他的驾临。韶山的“阶级敌人”也早都迁走，怕他们撞上毛，或前来瞻仰的外国人。

毛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他要乡亲们对他“讲真话”，乡亲们也就壮胆说了些心里话：亩产收成夸大，说实话的挨斗挨打。一位老人质问：“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人们讲得最多的，还是吃不饱饭。从前韶山是“一身一口，七担二斗”，折合九百二十五斤粮一年，现在吃粮数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这还是在毛的故乡，享受各种特殊照顾。毛请大家吃饭，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

乡亲们的真话，没有一句支持毛的政策。但毛也看得很清楚，再牢骚满腹，人们也不敢指责他，有的还得以歌颂他的形式发怨气，说：“您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面就变了卦。”“主席，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有个年轻人敲着饭钵诉苦：“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折合新秤二点五两〕，做事冇有力，全都懒洋洋。”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虽然毛的话根本不是事实（他从前说韶山人“易于致富”），可是没人敢顶撞他。接着他文不对题地下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没人敢问他这指示从何落实。毛针对村民的意见对随行的省委书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在告你的状，这些是你管的范围，你要把这些意见记起来。”做了替罪羊的书记也只能默默地听着。

毛的造神运动已使他凌驾于众怒之上。民不聊生，人们仍对他欢呼万岁，他跟将近三千人握了手，手都握红肿了。“松山一号”别墅的一个年轻服务员很有代表性。她回忆道：毛来的时候，招待所所长把她叫去，要交给她“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任务”——洗毛的内衣裤。她想：“毛主席的衣服，不得了的。一定要把它洗好。衣服一身都汗湿透的，都黄了。我想到毛主席，世界人民的领袖，生活是这么的艰苦。衣服是丝绸的，我怕搓，就轻轻地揉，洗坏了怎么交得了差。晒出去我怕让别人看到，看到就怕搞破坏。我坐在办公室，坐一下，就到外面去看一下，随时去摸一下。没有电，① 不能电烫，我就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我现在一穿衣服就想到毛主席。”

① 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当毛再次经过此地时，四百七十名工人冒着八级大风，架上了通往韶山的电线，以备毛回韶山，可是毛没有回去。

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心上了庐山。

 

长江边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庐山是古人学道求仙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也有些飘飘欲仙的味道。山里的云时聚时散，时浓时淡，从峡谷里奔驰而上，一瞬间便把街上的行人包里起来，路边闲谈的人会忽然失去了对象。有时可见一朵白云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转个弯儿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著名诗句再贴切不过地形容出庐山的变幻莫测。

十九世纪后期，欧洲人最先看中了庐山作避暑之地。从山下难耐的湿热上得山来，人全身立刻一爽。在庐山的中心牯岭，各式西洋风格的别墅有八百多座。蒋介石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夏都”，常住在一幢原属于英国人的别墅里。一九四八年夏天，他最后一次来，把别墅以他夫人“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叫石匠把他题的字刻在大门外的岩石上。

“美庐”如今成了毛的下榻之处。毛这是第一次上庐山。一天他看见石工在锉去“美庐”二字，连忙摆手制止。

蒋介石是坐滑竿上山的。中共修了条七、八公里长的环山公路。毛的车要上公路时，从山顶到山脚所有车辆一律不许通行，他居住期间全山封山，远近老百姓都被临时迁走。毛的保安措施之严密，远超过蒋介石。“美庐”他嫌不够安全，另造了一幢巨型仓库似的毛式建筑，防弹防炮，取名“芦林一号”，紧挨着水库，以便毛随时游泳。“芦林一号”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修建的。

毛把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要一百多名与会者来“读书”，畅所欲言地谈“国内形势”，“放松一下”，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第一次住进欧式建筑的孩子大开眼界，领略了石头墙壁和抽水马桶。天天饭菜丰盛，连工作人员用餐每顿也有八、九个菜。晚上不是看戏就是跳舞，戏有毛亲自点的《思凡》、《惊梦》之类，舞厅设在天主教堂，歌舞团的伴舞女郎由大客车载着上山。起码一个女演员和庐山疗养院的一个护士，很快在夜间被召到毛的住处“谈话”。

 

彭德怀被毛点名上庐山开会。汽车行至牯岭路口，警卫人员举旗示意停车，说“一组”（毛的代号）在休息，请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车步行。为彭挑选的一百七十六号别墅，离毛的别墅只有一百多公尺，与彭德怀来往的人尽入眼底。

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开场。毛一开始不开全体会议，把与会者按管辖数省的行政大区分成六个小组，每组由他信得过的大区第一书记执掌，把谁说了什么直接向毛汇报。凡是不利于毛的声音，都无法越出小组之外。想知道其他小组的人说了些什么，只能通过“会议简报”。简报由毛控制，只登毛想要人看的，其余一律不登。

彭德怀被分配在西北组。从第一次发言起，他就把批评矛头直指大跃进，直指虚假的收获数字，差一点说毛撒谎：“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长百分之十六……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第二天他又提到毛的责任问题：“一千零七十万吨〔一九五八年钢铁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以后的发言里，他要么抨击毛的腐化（“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要么告诫毛不要为所欲为：“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反对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不行，不能搞“内销服从外贸”。

但是，正如毛算计好的，彭的这些话都只有小组的人听见，简报上一字未登。毛不开全体会议，使彭没有机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与会者。彭一天比一天沮丧，感到会开得不死不活。十一日下午，彭突然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说会议就要结束。这增加了他的急切心情，要把自己对大跃进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前让与会者知道。第二天，他坐下来给毛写信，十四日送交毛。信的语气比小组发言温和得多。他希望这样一来，毛能把信印发与会者，大家读了信后能响应他，促使毛改变大跃进政策。

这封信也正是毛所想要的，他要以此为题目来清洗彭。十六日，毛把信印发了大会。

毛已经对彭观察了两个星期，看彭跟谁来往，他好“一锅端”。彭德怀曾想过找同盟军。他知道张闻天也反对毛的政策，曾请张闻天看他给毛写的信。张怕被说成是搞阴谋，不敢看，彭便念给他听。张听了一段，借故仓皇离去。毛把“搞阴谋”跟“里通外国”一样定为滔天大罪，其实毛自己才是“搞阴谋”和“里通外国”的大师，要不然他哪里有机会进得了紫禁城。正如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所说，只有一个人允许搞阴谋，那就是大老板本人。

七月二十三日，毛出其不意地首次召开全体会议。大会采取临时通知的办法，使任何人都没有机会串联。毛一上来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这口气好像是有人不让他讲话。毛用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架势说话，为的是造成一种吵架的气氛，使得任何理性的辩论都不可能。他故作发火状，把大跃进的灾难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接着他亮出了杀手锏：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这是告诉在座的：要么跟我，要么跟彭，你们跟彭，我们就兵戎相见，来个你死我活。

人人都知道斗不过毛。连彭德怀本人也临阵怯场，没有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为了强调解放军会跟毛走，毛把他的老搭档、军中威望不亚于彭的林彪元帅召上山来。在随后的会议上，林彪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是丘八”。毛拿出他惯有的软硬两手，一方面吓住人们，一方面摆出妥协的姿态，表示愿意降低征粮数量，减少钢铁指标，压缩军工投资，还答应给农业投资一点钱。所有这些让步他都在庐山会议后一一推翻。

毛把彭德怀和另外几位跟彭来往，并批评了他政策的人打成“反党集团”，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把庐山会议扩大为中央全会，以党的决议正式谴责他们。决议是毛念的，念完也不走走举手表决的过场，就自己宣布一致通过。

几番批斗后，彭德怀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挂甲屯软禁，其他人也受到惩罚，他们的家庭一夜之间成了罪人。黄克诚夫人在严重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这个“反党集团”中最年轻的人是毛的秘书李锐，毛对他的惩处也最为严酷。他经历了近百次批斗会，然后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妻子同他离婚。有次他想要张孩子们的照片，却收到这样一封回信：“你对我们还有感情，而我们要同你划清界线。照片现在不能给。”庐山会后二十年，他的生命大半在监狱、劳改农场孑然一身地度过，还被判过死刑。可是，一切折磨，一切痛苦，都未能摧毁这位顶天立地的人。在当今中国，他仍以他的才思智慧、敢做敢为，为中国人放声疾呼。

 

庐山会议后，林彪做了国防部长，在军队里清洗同情彭的人。林彪卖力推行毛的个人崇拜，一九六○年初，下令部队背诵毛著作中的“警句”，这就是后来《毛主席语录》的开端。毛对林彪的做法大加赞赏，他对澳大利亚毛派领袖希尔（Edward Hill）说：林彪“发明了一个新方法，就是编语录。”“孔夫子的《论语》是语录，佛教也有语录。”毛接着提到基督教的《圣经》。显然在毛看来，他说的话足以同这些不朽的经典媲美。

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横扫全国，打击对象大多数是那些抵制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基层干部。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替换他们的是心狠手辣的人。

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浮肿病同饿饭有关系，连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多年后毛还对医生们耿耿于怀，说：“困难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那么多肝炎，还不就是你们医生给找出来的！”

庐山会议后的第二年，一九六○年，中国因人为的原因饿死二千二百万人。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

 

毛的庐山一行也影响了他的前妻贺子珍后半生的命运。二十二年前，因为无法忍受毛跟其他女人胡搞，以及对她的漠不关心，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在那里，她精神崩溃，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过了两年与世隔绝、梦魇般的生活。一九四六年秋，她出院了，反应有些迟钝，但人恢复了正常。回国后，毛不让她进京，多年来她一人独居，没见过毛。

庐山会议时子珍正住在山下的南昌。毛心血来潮，想见她一面。七月七日，他派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接子珍上山，特地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子珍“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毛很清楚子珍禁不起情绪波动。女儿娇娇曾告诉他，一九五四年子珍偶尔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毛讲话的声音①，当场发病，很久才恢复过来。

① 毛不允许播放他的讲话，事后电台受到查处。

毛只关心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发病。使者受命哄子珍：“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子珍欣然前往，一路上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晚上九点钟，她被带进毛的住所，突如其来看见毛站在面前，她精神当即失常。

跟毛分手时，毛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但转过身，毛下令第二天送子珍下山。子珍被强行送下山去。她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这次发病比以往任何一次部严重，连女儿也认不出来。在南昌，她不时蓬头垢面，神情凄惶地冲到省委的大门口，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是谁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的再次会面。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她浑然不觉地立在雨中，对着省委的大门。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病成那样，忍不住心酸落泪。从此，她在精神分裂症的反覆发作中，定完了余下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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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西藏的灾难

1950～1961年    56～67岁

毛泽东对西藏的战略，从来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这成了中共的政策。

一九五○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进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进足以占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英明君主的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这个年轻人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对西藏代表团也说着宽心话。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感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跟他讨论教育改革。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毛的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他说的话总好像是对的！”毛也以君主的身分教训他，跟他大谈“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

为了保护西藏人的利益，达赖喇嘛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共没有同意。他继续跟毛搞好关系，回西藏后写信给毛，信中夹着一朵西藏的鲜花。毛手书的覆信简直称得上情意绵绵：“亲爱的达赖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他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

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两年过去了。在大跃进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七日，毛给管西藏事务的官员写信了解西藏情况，特别询问：“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有人说〔喇嘛庙里〕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在毛亲自主持下，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里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后的根深柢固的印象。

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于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后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李维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分量。

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进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由于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里，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里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犁。

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发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

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东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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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毛主义”登上世界舞台

1959～1964年    65～70岁

克里姆林宫一九五九年二月签约帮助毛建造核潜艇等先进武器，是苏联军事技术转让的高峰。但就在协议的酝酿过程中，赫鲁晓夫心里已经打退堂鼓了。

促使赫鲁晓夫改变主意的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枚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Sidewinder）”空对空导弹从一架台湾飞机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求中方让苏联专家研究这枚导弹，但中方声称他们找不到导弹。赫鲁晓夫的儿子、本人也是导弹专家的谢尔盖（Sergei Khrushchev）回忆道：“第一次，父亲感到‘兄弟般的友谊’上有着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该不该向中国提供最新军事技术，教他们怎么造导弹和核弹头。”

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他按下R-12导弹的技术说明不发。这下问题解决了，‘响尾蛇’马上就找到了。”

“响尾蛇”已被中方拆开，关键的导向系统不见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毛只是利用苏联为他的私利服务，心里想的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统治世界”。他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这对中国不是致命打击，因为中国此时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技术。但毛明白，以后赫鲁晓夫就靠不住了。

九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前还没有苏联领袖这么干过。赫鲁晓夫相信有可能同西方“和平共处”。离开美国后，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共国庆十周年庆典，敦促毛与西方搞缓和。

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给了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毛竖起反旗，那些一心要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人们，就会弃赫鲁晓夫而拥戴毛。当时的世界大背景看起来对毛也十分有利。非洲正在反殖民主义，无数人想打游击战争，毛本来就被他们认为是游击战的专家，而赫鲁晓夫不是。没有掌权的共产党，想要上台不靠暴力前景渺茫。毛展望着未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东欧各国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苏联〕而相信我们。”

但毛眼下还不能和赫鲁晓夫彻底分手。苏联的军事技术转让，虽然有了限制，但没有停止，一九六○年转让的设计图纸达一千零十份，比一九五八年还多。毛想抓紧时间先把苏联技术拿到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毛浮想联翩。八年之后，赫鲁晓夫“将完全破产”。

毛的策略是“分而不裂” ，竖旗要有分寸。一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 Long March），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后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

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动辄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出了国而敢于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

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后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还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 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饿。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

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①

① 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进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

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里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

 

毛泽东选择了列宁九十周年诞辰纪念，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作为“毛主义”宣言。赫鲁晓夫没有受到指名攻击，南斯拉夫的铁托做了替身。

文章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后，趁着“五一”劳动节，中共从亚、非、拉请来七百多名同情者，把他们作为毛主义阵营的核心。毛接见了好几组人，报纸上大加宣扬，说这些外国人如何表达对毛的“敬爱”，如何唱（东方红）。毛亲自逐字逐句推敲了这些报导。

六月五日，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有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好些是火药味很重的工会领袖，不愿听命于莫斯科。这是毛掌权以来在中国开的最重要的国际大会。毛让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力游说代表们，说和平共处是骗局。因为不能直接谴责苏联，法国、意大利共产党被挑出来当靶子，说它们是帝国主义的臣仆。与会的意大利代表佛阿（Vittorio Foa）告诉我们，中国的态度充满敌意，把他们吓坏了，担心会挨打，决定谁也不要单独行动。甚至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努许（Gogo Nushi）也大为震惊，私下里管中共领导叫“土匪”。

“中国人在朝我们脸上吐痰，”赫鲁晓夫说。莫斯科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事件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这么认为。代理局长卡贝尔（Charles Cabell）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说，中国的行为“对苏联领导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赫鲁晓夫不能不迎头痛击”。中苏间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

同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强烈抨击毛泽东关于世界要靠战争进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这些话不啻说毛是个疯子，跟他结盟还不如同西方共处。赫鲁晓夫在会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中共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彭真发现在布加勒斯特完全没人听他讲毛的路线。毛承认：“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个党也不支持中国。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这样彻底的孤立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他原先还以为他的观点会得到“积极反应”。毛也没料到赫鲁晓夫会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以往都是他欺负赫鲁晓夫。在这种形势下分裂，对毛有百弊而无一利，特别是毛还需要苏联的军事技术。当赫鲁晓夫拒绝把毛的任何提法写进会议公报时，彭真问：“一个字都不能修改？”赫鲁晓夫答：“一个字都不能修改。”毛只好叫彭真在公报上签字。

赫鲁晓夫此时完全看透了毛，回苏联后就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

毛低估了赫鲁晓夫。苏联的报复对毛的打击不小，中国科学家虽说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导弹技术还没有完全学到。他们只得用一切手段争分夺秒地抢着在苏联专家离开前学习，友好的苏联专家也尽量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拿给他们拍照。拍照甚至在“欢送苏联专家”的舞会过程中进行，由女文工团员们把专家的监护人拖在舞场上。然而，杯水车薪，毛的导弹工程，乃至整个军事工业化进程，都陷入混乱。

毛只得设法挽回。十一月在莫斯科开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时，中共采取了和好的态度。毛亲自到苏联大使馆出席“十月革命”纪念日，一九六一年元旦给赫鲁晓夫发了封极力称颂他的贺电，好像什么别扭也没发生。两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最后，苏联同意在一百五十五个未完成项目中，继续帮助建设六十六项，但毛没有得到他最渴望的先进军事技术。

 

毛泽东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

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

毛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

毛还谎称赫鲁晓夫在大饥荒时“逼债”。但正如中国外交部给毛死后的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指出，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是毛自己要还，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覆是：“不关你的事！”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

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粮食。这并非出于“争气”。就在此时，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毛二话不说马上就要。

 

这一段时间，毛对赫鲁晓夫既搞缓和，也挑刺儿。东德当时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宫对我们说，冷战的象征柏林围墙一九六一年夏天修起来之后，周恩来对东德人说，毛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表现。

赫鲁晓夫得时时防备毛，特别是在下一着大棋时。一九六二年十月，他秘密把核导弹运进古巴。这是他执政十年中最冒险的行动，事涉同美国的核武对抗。为了不让毛在这个时候跟他捣蛋，赫鲁晓夫给了毛一个大甜头：支持毛打印度——尽管这是对跟苏联友好的印度的背叛。

中国跟印度的矛盾主要是边界问题。中国不承认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给两国划下的边界，要求重新谈判，说边界应该由两个主权国家自己来确定。印度认为边界已定，没有必要再谈判。双方僵持不下。随着边界冲突一天比一天糟，中国方面在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开始暗中准备作战。周恩来后来对美国人说：“尼赫鲁越来越趾高气扬”，“我们想叫他不要太得意了。”

打这一仗的决心毛是不容易下的。毛不想与印度为敌。中国原子弹基地在西北部罗布泊，美国要侦查这个基地，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飞不到，可是从印度能很容易飞到。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顾虑：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允许美国U-2飞机从印度茶巴提亚（Charbatia）基地出发，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拍了照。

毛还担心他打印度会造成两面受敌的局势。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他相信饥荒会使人民欢迎他打回来。毛对蒋介石的威胁很当真，在面对台湾的东南沿海集结重兵，自己也钻进了北京西山的防空洞。

毛想弄清楚蒋介石到底会不会打，再决定是否与印度开战。他派人向美国人了解。中国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一直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中国代表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了爽快的答覆：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进攻大陆，蒋也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发动进攻。

最让毛不放心的还是苏联。当时中国石油的主要来源靠苏联。赫鲁晓夫在以往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不支持中国，以后又答应卖给印度可以在高原条件下飞行的先进的米格飞机，而且转让技术使印度能够制造米格-21。

十月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酷冬就要降临，可以进攻的时间不多了。毛授命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试探莫斯科对中国打印度的态度。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机会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步骤。十四日，他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为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刘晓举行了热情的欢送宴会。会上赫鲁晓夫敲敲杯子后讲话，说如果中、印发生边界战争，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苏联将暂缓向印度出售米格-21 。过后，他让中方知道他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希望中方给他支持。

赫鲁晓夫是在跟毛作交易，毛心里有了底。十月二十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军队在两段边界上向印方发起进攻。五天后，古巴导弹危机正值高峰，《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赫鲁晓夫此举对尼赫鲁如晴天霹雳。

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迅速摧毁印军阵地，推进了一百五十多公里。打了胜仗，毛泽东主动停火撤兵，由双方各自掌握一些有争议的土地。中印边境到现在也还是那时留下的样子。毛达到了他打这一仗的目的：保证边境长期安定，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地办全球大事。尼赫鲁心力交瘁，十八个月后因脑溢血去世。毛想当亚非拉国家的领袖，从此少了一个对手。

 

中印边境战争还在进行时，古巴导弹危机基本上解决。赫鲁晓夫答应从古巴撤出导弹，换取美国不侵犯古巴的承诺。毛马上抛开不给赫鲁晓夫制造麻烦的交易，利用古巴对赫鲁晓夫不征求它同意就和美国成交的不满情绪，想把古巴拉出苏联营垒。中国到处举行浩大的声援古巴的游行，影射苏联出卖古巴利益。毛不断给古巴领导人发电报，说苏联不可信赖，怂恿古巴人阻止赫鲁晓夫撤出导弹和飞机。当时格瓦拉特别反对苏联同美国的协议，毛希望利用他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间的分歧，把格瓦拉拉到自己一边来。

毛的努力没有奏效。不过他也得到些好处。当一枚美国先进火箭发生故障落到古巴时，古巴人没有把它交给苏联，却在苏联同中国之间“拍卖”，中国买到些关键性部件，对改进中国的导弹起了不小作用。

同美国达成协议后的赫鲁晓夫，也变了脸，中印边境战争还在打时，《真理报》十一月五日的社论就明显地不支持中国。

但两人都还想留有余地。赫鲁晓夫想保持共产党世界表面上的完整，毛想从苏联再挖出些核武器机密。这样的状况维持到一九六三年七月，苏联同美、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试验的条约，中心是禁止签约任何一方搞核武扩散。这意味着苏联对毛完全没用了。①

① 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搞这个条约就是想扩大苏联同中国的裂痕。

这下毛才完全撕破脸皮，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赫鲁晓夫”。毛说：“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毛掀起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组织人马写了九篇当时中国人人皆知的文章，总称“九评”。这实际上是在世界上给“毛主义”大作广告。毛给修正主义下的定义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里，生存就是一切，生存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反对“生存”，还可能有号召力。但毛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主义：它根本否定人民对生存的要求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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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突然袭击”

1961～1962年    67～68岁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呼时，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

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故乡行使他亲眼目睹人民的极度苦难，给了刘少奇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下决心要设法制止毛。

回乡期间刘少奇去探望他的姐姐。姐姐早年出嫁的家庭在共产党掌权后算作“地主”，是“阶级敌人”。她偶尔给刘写信讲到艰难的生活，刘回信给她讲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如今他带来的是更人情味的东西：五斤大米、两斤饼干、两斤糖果、九只咸蛋、一瓶猪油。他看到姐姐躺在床上满脸泛黄，昏暗的眼睛充满泪水，死灰色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说不出话来。她挨饿受冻患了病，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刘少奇问起姐夫，她双手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她的丈夫刚死去，原因是吃了半块女儿像宝贝一样留给他的糠粑粑，饿瘪的肠胃无法消化，活活憋死。没有医生可看，没有医院可去，人死在青筋暴起，大汗淋漓的痛苦翻滚中。

这位姐夫曾在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以后，给刘写过一封信，讲了村民们饿肚子的真实情况。信被截下来，他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受批斗，被绑在水塘边的树上任北风撕打，快要冻昏过去时才放回家。

刘少奇走了一路，一路都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令人心碎的景象。他看得出人民痛恨共产党，痛恨他本人。在他家老屋旁的电线杆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木炭写了五个大字：“打倒刘少奇！”这个孩子的家里一年饿死了六口人，母亲死后他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到处找人喂奶，弟弟在他怀里断气。那时候“写反动标语”要当作反革命处理。刘少奇叫当地干部不要抓他，说这“可以理解，不要怪他”。

刘还下令地方当局不得惩罚“偷”食物的农民，说：“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等于说共产党政权对老百姓像强盗一样，刘少奇的痛心疾首可见一斑。

他甚至公开向老百姓道歉，临别时对村民说：“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么贫困……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呀……”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秋收在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再上庐山，决定征粮数字。毛、刘之间的争论和紧张关系，连江西省一位负责人的十几岁儿子都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在庐山上的人工湖里游泳。他看见毛来了，坐在湖中一个三十多平方公尺的木头平台上，身边簇拥着警卫与歌舞团女演员。男孩兴奋地爬了上去，对毛说他游泳喝了水。毛说：“这算什么，喝一万口水才能学会游泳，你就喝了几千口。”学游泳得喝水是毛常用的比喻，跟“交学费”一样，是他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借口。

不一会儿，刘少奇由四个警卫陪着也游过来了，上平台以后，他跟毛一句话也没说，连头也没点一下。小小平台，两人各自坐一头，各抽各的烟。男孩纳闷地想：“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毛的其他同事也劝他改变政策。周恩来到河北老根据地视察回来后对毛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毛听了烦得要死。在庐山上，有一次周恩来发言，毛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毛最终答应了降低征粮数字，比他在年初时定的降低百分之三十四。这一来，一九六一年饿死的人比上一年减少一半，可还是饿死了近一千二百万。

毛的让步有部分原因是众多工业项目由于缺乏钢铁、煤炭、电力等而不得不“下马”。下马当然是好事，可是精简下来的两千六百万人却被简单地扔回到饥饿的乡下去。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三年中从农村招上来的。人类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把这么多人任意地赶来赶去。毛赞扬道：“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一朝回到村子里，这些人便失去了在城里享受的定量供应的粮食，和微薄的福利待遇。

点头答应降低征粮数字的同时，毛警告庐山上的中共要员们：“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周恩来离开庐山后对他的部下说：“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

由于来年又要饿死更多的人，毛担心会有人对他采取激烈手段，他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发出警告。当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毛在接见他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他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最后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跟外国人的谈话政治局的人能看到，毛这是在告诫他们：我随时都有准备，你们不要心存妄想！

毛对他性命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甚至在中央警卫团里，在那些保卫他的人中，对他都是怨声载道。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一年初给毛的《关于中央警卫团的思想情况的报告》说：“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农民生活？粮食打那么多都到哪里去了？’战士许国乱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粮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中央警卫团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

 

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被选掉，或者落到有职无权的地步。最了解毛的林彪在笔记里写道：“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一九六一年九月，照党章规定中共应该开“九大”。毛得尽一切努力避免“九大”。

早在一九五九年，毛已经感到中共高层对他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在四月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随后的大饥荒强烈地震撼了中共干部，有代表性的是安徽一九六一年元月开的五级干部扩大会。“会上讲话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部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终止，眼泪部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家庭都得勒紧裤带，一人一个月二十来斤粮、几两油、一点点肉。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刘少奇的身边工作人员因为吃不饱饭，把花园和草坪改成了菜地。饥饿使毛的干部们几乎人人都渴望改变政策。

毛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说问题的原因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他又怪罪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他还说中国发生了“特大的天灾”。根据气象记录，大饥荒的几年不但没有全国性的天灾，天气还比一般年景好。干部们对全面情况不了解，毛的嫁祸于人还能骗些人。但是，看到全国人人都在饿肚子，大批饿死人，干部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党总是有点什么问题。

为了唤起对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党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确，在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有不少品种：“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

毛身边工作人员看得到毛在吃什么，他们自己和家人吃的又是什么。毛对他们说他的好东西部是“人民给我的待遇”，别人“没有权利”享用。毛的管家偷偷拿了点毛的食品回家，被发现后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从此杳无音信。

由于资讯封锁，人们根本不了解毛的真实生活。他的女儿李讷那时在大学住校，在学校里跟大家一样饿肚子。毛很高兴她这样，他要的就是人们看到他的女儿也在挨饿。李讷周末回家可以吃到好东西。一次她从家里带了点回学校，毛知道后说“影响不好”，火气上来还拍了桌子。毛要人们以为他在跟大家共患难。结果，李讷一九六○年得了浮肿病，月经也停了，第二年干脆休学待在家里。

但即使毛制造了个“共患难”的形象，又能怎么样？那也填不饱肚子啊。人们饿得太惨了，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没有。比方说，肥皂成了稀罕物件，因为造肥皂用的油类都出口去了。毛发议论说：“可以不造肥皂嘛，我可以一辈子不用肥皂嘛！”当上面传达说毛如何“艰苦朴素”、不用肥皂时，有的干部背地襄反唇相讥：“他当然不用，他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些相当高极的干部甚至彼此议论：“他怎么不死嘛！他死了别人好工作嘛！”毛对众人的反感当然有所风闻，女儿娇娇去给杨开慧扫墓时，听见人们咒骂毛，回来告诉了毛。毛也知道有人在说：“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改该‘下诏引咎’了。”

受软禁的彭德怀一九六一年十月被允许回乡一次。从地方干部到普通村民都听说他为老百姓仗义执言受了罪，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一两千人涌到他下榻的老屋来看他，有的拖着半饥半饱的身子走了一百多公里路。人们跟他有说不完的话，彭德怀天天不停地讲，嗓子都讲哑了。

如果这时按党章规定召开“九大”，毛有可能被选掉。文革中“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强道明了毛的担心：“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

干部们纷纷要求召开党代会，讨论这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毛泽东决定“九大”“不开了”。他想了个主意，开一个不存在选举问题的大会。全国各部委、省市、地县、大厂矿，都派第一、二把手等几个人来北京开会。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因为大饥荒就是在会后停止的。可是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一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刘少奇在会上对毛搞“突然袭击”。

 

毛召开七千人大会，完全没有改变政策的意思。他在提议开会的时候指鹿为马地说：“现在不是没有东西〔指农产品〕，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毛还说一九六二年要大抓一年，各方面都要“跃进”。毛想让大会像橡皮图章一样认可他的政策，逼代表们回去继续横征暴敛。

毛照老办法把参加会议的人按行政大区分成小祖，由大区的第一书记掌握，使代表们在顶头上司面前不敢乱说话。一月十一日大会开始那天，没有开全体会议宣布开幕，代表们每人领到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要他们在小组内学习讨论。毛这是在给大会定调子。报告说：“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报告提到“缺点和错误”，但具体是什么？责任何在，非常含糊。

代表们得到通知，要讲责任就只能讲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有人给省委提了意见，被一棒子打回来，叫他们“发言要端正”。正如一位勇敢的代表给毛和中央写信说的：开会就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磨时间毛很中意。会场设在天安们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舆中南海遥遥相望。毛在那里有间套房，照他一贯的保密作风叫“一一八”。每天毛躺在大床上，由女伴陪着翻看大会简报，看各组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计划是一月二十七日来个仅此一次的全体会议，由刘少奇念讨论后的《书面报告》，然后宣布大会结束。这个过场一走，他的政策，过去的、未来的，还有他本人，就等于被大会集体认可。

一月二十七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对着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讲了一番跟《书面报告》迥然不同的话。刘说，形势不好，“人民吃的粗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刘又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虑毛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毛泽东一贯把他制造的灾难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直接针对毛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提拔的刘少奇居然会来这么一下。刘不念《书面报告》，是毛会前同意的，说刘可以“放开讲一讲”。毛的狂怒不难想像。但毛压住怒火。刘显然有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的支持，毛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他也不能把代表们现在就放走，要先把对他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再说。于是毛装作他跟刘之间并无不同政策的样子，宣布延长会议，对代表们说这是让他们“出气”：“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背地里，他把最后一句改为“完全放屁”。

毛采取紧急步骤，把老搭档、国防部长林彪即刻推出来保驾。一月二十九日，再开全体会议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林彪。林彪大谈这些年只是有“一些缺点”，是必要的“付学费”，说什么“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讲完后，毛第一个鼓掌，跟着自己向大会宣布：“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林彪救了毛。

只是在这时，毛才胆敢威胁刘少奇。夸奖林彪后，他不阴不阳地说：“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口说无凭”四个字，埋下了杀机。

林彪讲话之后，毛叫各省领导和中央管农业的、管经济的，一一上台检讨自己，承担责任，为他开脱。

刘少奇明白事情糟了。据他夫人讲，他喃喃地说：“林彪来，又那么说，有问题。”掌握军队的元帅这样百分之百地站在毛一边，用的又是强词夺理的专横讲法，立刻使代表们小心翼翼，不敢放开揭问题，更不敢抨击毛。结果，大会没有像刘希望的那样彻底改变毛的政策。

毛总得对七千人有个交代，在三十日那天做了个“自我批评”，这是掌权以来的头一遭。他仔细地遗词造句，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以高姿态承担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既然承认犯了错误，毛只好改变政策。他被迫容忍从一九六二年起，把征粮指标大幅度降低。数千万人因此免于一死。

 

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一结束，毛就甩袖子去了上海，跟亲信柯庆施待在一起。在随后的日子里，毛眼看着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对他的政策作了大量修改。虽然基础性的核项目未受影响，但核潜艇一类昂贵而又不切实际的项目下马了。军工投资减少了，而对民生工业的投资大增。向世界推销毛主义的努力也受了点挫折，一九六二年的外援几乎等于零。毛的大把对外撒钱但凡知道点内幕的人没有不心痛的，曾具体承办对外军援的总参外事局常务副局长朱开印说：“每看到一次援助协议的签署后外国人的笑脸时，我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对人民犯了罪的沉痛之感！”

对农业的投资史无前例。许多地方还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缓解了饥荒，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就是在为这一政策辩护的背景下，邓小平说了那句著名的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城里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多了一些家庭生活和个人支配的时间。不到一年，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也很少再饿死人。

中共政权甚至允许一批人出境。通常试图越境的人抓住后不是劳改就是枪毙。这次当局在通往香港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个大口子，让五万人逃出去。那些天香港新界遍野都是人在跑，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外跑。边防军还帮助把小孩举起来送过铁丝网。

一九六二年，中国享受着毛上台后罕有的放松的时光。刘少奇等人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千万人平反，同时试图给五七到五八年打的右派分子“摘帽”。文学艺术有了点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在这一年，班禅喇嘛敢于把他的七万言书交给周恩来。西藏的状况有了好转，抓的人在放，有的寺庙在修复，藏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得到些尊重。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突然袭击”对毛的惊吓，在毛掌权后还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袭击，只有这才可能使他转瞬间失去权力。毛恨刘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参加会议的人，因为他们跟刘站在一起，迫使他改变政策。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与会的绝大部分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其他干部，都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江青所说：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不光是复仇，也是大换班。毛看得很明白，现有干部不愿意按他的意图来管理国家。他要清洗他们，换上另一套人马。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不少人既佩服刘少奇，又为刘担心。刘本人也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毛决不会饶了他。但是面对数千万人继续饿死的前景，刘少奇于心不忍，不得不铤而走险。在这一段“非常时期”里，通常沉默寡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刘，是不寻常的冲动，不寻常的慷慨激昂，有着“豁出去”了的气概。

几年过去了。刘少奇等人在着力于恢复中国的元气，而毛泽东，他在策划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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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有原子弹了！

1962～1964年    68～70岁

大饥荒过去了，经济复生了。在容忍刘少奇等人经济政策的同时，毛泽东逐步把他念念不舍的一些项目重新扶上马去，如人造卫星和核潜艇。当他听说现代武库中有一种新的很厉害的杀人武器叫“死光”（激光）时，毛当即拍板，说：“死光，搞一批人专搞，叫他们吃饭不做别的。”

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集中在搞原子弹。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当主任，指挥数十万人的庞大协作体系，保证两年内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无数次的轰爆试验，每一次，全国通讯线路都有将近一半被占用，整个国家，工业也好，民生也好，不断地停电停水，交通停运。

毛梦寐以求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要爆炸了，他提心吊胆，怕毁于一旦。这不是杞人忧天。在一九六三年美、英、苏三国签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肯尼迪指示谈判代表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设法探知赫鲁晓夫对限制、阻止中国核发展的意向，了解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者接受美国采取的行动。”赫鲁晓夫拒绝了。肯尼迪在八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奉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政府坚决要把战争作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手段，一旦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会变成“二战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我们希望采取步骤消除这一危险。”肯尼迪认真考虑了对中国的核设备进行空中袭击，包括摧毁设在兰州的化工厂，使之看去像是事故。对设在包头的钚厂，他的顾问说可能要动用核武器才能炸毁。

肯尼迪十一月被刺后，继任的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考虑过空降台湾特务人员，炸毁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罗布泊坐落在戈壁滩上，与外部社会隔绝。但空中袭击完全可能奏效。毛的担心就在这里。

一九六四年四月，毛得到报告，蘑菇云那年秋天可望升起。毛立刻着手杜绝他的核设施遭受袭击的可能性。苏联方面，毛的办法是拉住赫鲁晓夫，提醒他中国仍然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让他下不了手。四月十二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细节决定后的第二天，毛亲自修改了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原来准备写上分歧和争论，毛改成“〔分歧〕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他就会跟赫鲁晓夫“共同对敌”。对赫鲁晓夫，毛亲笔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结尾处还着意使用中苏友谊鼎盛时的套语：“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这封电报发表后，看惯了中、苏之间气势汹汹打笔战的人着实吃了一惊。“十一”国庆节前夕，毛又再次让苏联人诧异。他热情地跟苏联代表打招呼，拉着对方的手反覆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人民会站在一起的。

使毛不安的主要是美国。他的计划是拿美国军队作“人质”，使美国不敢对他的核设施轻举妄动。当时美国在南越有一万五千多军事顾问。毛要激化越南战争，以诱使美国增兵，就像后来周恩来对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所说，让美国军队最大限度卷入越南，作为“我们的保险政策”，“因为他们将有很多人在我们跟前，他们派越多的部队到越南，我们越高兴，这样我们就能给他们以血淋淋的打击。他们将离中国很近，在我们的手掌中。他们就是我们的‘人质’。”

北越人要的是战争逐步降级，告诉毛他们的政策是“不主动惹美国”。毛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断鼓动他们扩大战争，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恐怕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

毛还怂恿越共把战争扩大到周边国家，使他的“人质”越多越好：“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这个国家二百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应该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他特别强调帮助泰国共产党搞武装力量，因为美国在泰国有军事基地。

为了给美国明确的信号，周恩来亲临南海舰队，要它进入全面备战，准备进攻南越。南海舰队领到三千万元搬家费，把舰队搬到离越南更近的湛江。毛在中越边境部署了三十到五十万军队，准备一抬脚就跨进越南。

周恩来对坦桑尼亚（Tsnzania）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说，为了保卫中国的核设施，中国将进入越南行动，“无论有没有越南的同意”。周请尼雷尔把这一点转告美国政府，说：“美国如果轰炸中国，我们将用我们认为必要的方式进行还击。那时候，战争就没有界限了。”

 

毛也害怕美国轰炸他的整个军事工业系统。因为这些工厂大多摆在一览无遗的平原上，毛要把它们搬进内地的大山里。

这些内地的崇山峻岭被称为“三线”，沿海地区叫“一线”，中国其他地区为“二线”。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下令，为了应付“原子弹时期”，全国来个工业大“搬家”，把一线的重要工厂、科研机构，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一千一百多个主要企业于是被大动干戈地拆掉，千里迢迢地搬进山沟里。有的企业钻进掏空的巨大山脉，有的隐蔽在一劈两半的山间。一切从零开始，基本设施如钢铁、电力工厂全都重新建立。有的核设施甚至一式两份，以备万一。这一场大折腾历时十年，最高峰时至少吞噬了全国投资的三分之二，造成的浪费比大跃进还大。

从战略上讲，搞“三线”是荒谬的。三线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完全依赖陆地交通，路一断许多连水也没有。用油这时主要依靠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平原上的大庆。大搬家根本不能有效地保护中国军工。

由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坚持要快，三线工厂的建设往往来不及做必要的地质勘探。仅选址不当就使建筑费加倍。匆促建成的厂房禁不住洪水、地震、危岩、泥石流的危害，不得不经常停工，有时甚至整个车间被埋。许多昂贵的如坦克、船舶制造厂，大兴土木却永远建不成。有一份研究报告说：或许最大的失败是甘肃的酒泉钢厂，整整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

浪费的人力和无谓的牺牲更是无法计算。参加三线建设的有四百万人，修工厂、铺铁路、开矿藏，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山洞里的厂房通风透气设备极差，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恶心窒息。许多工厂建在当地人早已搬走的放射性污染带，使职工中癌症和异常病发病率特别高。水和其他生活用品都严重缺乏。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由于搬迁，无数家庭被拆散达二十年之久。只是在毛死了以后，一九八四年，当局才开始解决“职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照顾“年满四十岁、工龄满二十年，在三线艰苦地区工作满八年以上的干部和工人”。

在毛把中国投入这样的疯狂中去时，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未置一词。毛一开头就对他们说他的主意已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示意这次谁也不会饿死累死，说“不要闹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三线虽然在经济上是荒唐的，但不涉及政治迫害。这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这一带曾见识过造福人类的“丝绸之路”，丝绸、香料、宝石的贸易，文化艺术的交流，使受益的古国遍布欧亚大陆，从中国一直到地中海岸。两千年后，罗布泊却目睹了毁灭的烈焰。

选址在罗布泊是苏联人帮的忙。工程兵官兵、科技人员在这里安营扎寨，在“早穿皮袄午穿纱”的严酷气候和无休止的大漠风沙里，年复一年地住干打垒的土屋和帐篷，过着与家庭和外界隔绝的难以忍受的日子。

爆炸这一天，毛泽东守候在人民大会堂内他的套房“一一八”里。旁边等着三千名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职人员。这场为毛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歌舞剧，由周恩来任“总导演”。

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大厅里毛颂歌《东方红》乐声骤起，顶灯、壁灯一排排大放光明。毛泽东随着乐声满面含笑地走进灯光里，身后是他的同事们。毛一面向三千人挥手致意，一面让周恩来讲话。周走到麦克风前说：“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啦！”一开始，人群鸦雀无声，不知所措，人们事先没接到指示，不知道该怎样反应。周提示道：“你们可以忘情的高兴，但有一条，别把大会堂的地板给震塌了呀。”人们欢呼蹦跳起来，一个比一个显得激动。

毛泽东是唯一公开欢庆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爆炸成功的国家领袖。私下里，他以“诗”抒情：“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处都组织了庆祝活动。中国人这是第一次听说他们的政府在制造原子弹。不少人感到骄傲，认为有了原子弹中国就强大了。人们以为造原子弹靠的是“自力更生”，苏联起的决定性作用被隐瞒下来。

大饥荒不过是两三年前的事，有人心里在嘀咕制造原子弹花了多少钱。为了平息不满，周恩来特地在内部说这颗原子弹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据专家估算事实上花的钱是四十一亿美元（按一九五七年的价）。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可以使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一个都不会死。也就是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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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

1962～1965年    68～71岁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省略号系原文〕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是“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里就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后者属于毛泽东。前者为后者服务。

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里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他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里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

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

 

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

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感兴趣，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印象的。“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我的司机拿了个桶跟毛的警卫到厨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月光闪闪地照在湖上。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他们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带着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

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可是，马利诺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说胡话，作为苏联国防部长，鼓动中国总理和军队负责人搞政变，苏联领导事后却没有处罚他。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贺。苏联当时对华主要情报官员在我们访问时回答：“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割开。”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远，一路坦荡平原，中国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推进。就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根据毛的指示，中国军队开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庞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御苏联坦克。

这些人造山按设计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宽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纵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数字的钱投了进去，石头和土方从远方运来，在山里建立了钢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见过这些山的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都认为靠这几座孤零零的人造山来挡住苏联坦克大纵深、宽正面的进攻，根本不可能。后来这项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后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后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后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后匆匆飞走。胡志明葬礼举行时，中国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贺龙一案受株连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在被关押的十八个月里，他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最后死在马桶上。许光达是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唯一去过苏联的高级将领。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苏之间在原子技术合作方面藕断丝连，总得有人去。许去了以后，毛又怀疑他在克里姆林宫与自己的政敌之间穿针引线，马上撤回在苏联杜布纳原子研究所（Dubna nuclear 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员，与苏联核技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时，毛并没有叫周恩来马上回来。周按原计划继续跟苏联领导人和一队队外国代表团会见。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领全体领导人到机场欢迎。这是给莫斯科递信号：中共的团结牢不可破。可是苏联人看出了破绽。在机场的苏联外交官观察说毛看上去气色糟透了，“好像要虚脱一般”。

 

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上一届全国人大是一九五九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

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后是毛的七十一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讷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讷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问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里，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可是，没有人顺着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力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毛知道刘少奇夫妇相爱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场，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刘明白他的妻子难逃厄运。

毛对刘的切齿痛恨都这么明显了，高层也没有谁站出来跟毛一起骂刘。相反地，人们为“两个主席之间的争执”表示焦急，无所适从，出来“劝架”，叫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去找毛作“自我批评”，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曾针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有铁托了。”学斯大林学到家的毛泽东也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实上，眼下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还真有点扳不动刘呢。

 

毛发出宣战的信号：上井冈山。六年前，当彭德怀起来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曾威胁说：要是人们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击”。他这次真上山了，警告声分外响亮：我不是说说了事，说到做到！

毛从来出行都是说走就走，这次不一样，上井冈山“酝酿”了好久，同事们都通知到了。蹲式马桶准备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阶级敌人”关的关，送走的送走。

上路后，毛的座车预备了两套，以转移视线。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官兵身着便衣，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帮会打手一样，把枪支藏在乐器盒子里。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离开北京。他走走停停，观察刘少奇等的反应。四月九日在武汉时，消息传来，跟他最亲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患胰腺炎被误诊，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岁的柯，偏偏在这个时刻死于医疗事故，不由毛不顿生疑窦。他在武汉住了下来，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档林彪召来单独长谈，交了打倒刘少奇的底。毛要林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不要让在中央主事的刘插进手去。

五月十九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成员。林彪本来说身体不好不去参加接见，但临时忽然出现。会见结束，刘宣布散会时，林站起来说他还有话要讲。他批驳国家主席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表明他才是他们的领导，刘少奇的话不算数。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刘，毛放心地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上井冈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里也没去，就在宾馆的附近散散步。本来他打算去从前住过的八角楼看看，正迈脚出车时，猛然听见有响声。这是遥远的山坡上采石工人在砸铁钎，但山里声音传得远。毛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缩回车里，要司机即刻开走。

直到临离开井冈山前几分钟，毛才接见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宾馆外向毛欢呼，看着毛登车离去，到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在山上。从毛到来，到他走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全部中断。

毛住的宾馆是大跃进中为他修的，可毛不满意。他走后又动工照他通常的标准重建了一座别墅。只是毛再没回来过。

毛在井冈山上时，刘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强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和口气：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绿……十三陵水库的景色，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壮丽。

下午三点多钟，两辆汽车在水库的西南岸停了下来。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

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

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万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

游泳的事发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么新闻。这时突如其来把它作为特写发表在头版，显然是有意安排为刘作宣传，选择的时机是毛远在井冈山上，《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推说无法请毛过目。后来这些负责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毛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无限希望，打算通过它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年前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次周恩来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来，中国有了原子弹，毛泽东又不断慷慨撒钱收买人心。万隆会议的明星尼赫鲁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担心是苏联参加，有苏联出场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游说发起国不邀请苏联。

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有最后裁决谁被邀请的特权，毛不惜重金来笼络他，还提出派军队支援他打马来西亚。最使苏加诺倾心的是中国许诺为他训练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同样的许诺中国也对埃及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① 结果苏联未被邀请。

①其实毛无意与他人分享核技术，后来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周恩来履行诺言时，周叫他“自力更生”。

正是为了给毛“拉选票”，中国撒出了一笔巨款：修长达两千公里的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为修建这条从内陆的坦桑尼亚经赞比亚（Zambia）通印度洋的铁路寻求资助，被西方拒绝。中方得知后说：“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条铁路到底有多大用处，毛是不关心的。其实连尼雷尔本人对该不该修也犹豫不决，哪怕铁路由中国白送，钱、材料、人力都是中国出。周恩来还得说服尼雷尔，居然谎称中国修铁路的材料、人员都有余裕，如果不修坦赞铁路也就浪费了。这项工程耗费了中国十亿美金。毛轻飘飘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前十天，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总统下台。毛曾竭力拉拢本·贝拉，嫌外交部写给本·贝拉的信“打官腔”，亲自动笔，称本·贝拉是“亲爱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本·贝拉一倒台，毛立马翻脸不认人，要周恩来宣布支持新领导人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按原计划开会。

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都不想此时去阿尔及利亚开会。中国外交官们四下活动，拼命想说服他们去，到处碰壁。尼雷尔总统坦率地对中国外交官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他的被捕，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尔说：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

会议延期了。在对中国怀疑日盛的情绪下，埃及等国提出邀请苏联参加。毛当不了老大了，中国转而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

 

毛又气又急。他迫切希望能来点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这时印巴战争爆发。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度，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夹攻印度，再来一场胜仗。巴基斯坦跟中国相当接近，是得到中国援助最多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

毛把部队调到边界，发了两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覆是和解的，说“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愿意“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有，“不会反对拆毁它们。”中方的答覆是：“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毛把中国拉到战争边缘。

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告诉毛，不停火无论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代价都太大。毛极力劝他们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愿打。无奈之余，毛只好放弃了打印度的念头。没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难有把握单独取胜。上一次打败印度得益于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准备。为了体面地下台阶，中方宣布“印军偷偷摸摸平毁侵略工事狼狈逃窜”——其实印度什么也没做。

在急于成功的心态下，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

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① 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对我们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

①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恩来把印尼共领袖艾地召到广东温泉城市从化，与胡志明和老挝共产党负责人会晤，在战略上把印尼和印度支那联系起来。

亚非会议坍台后，八月，毛告诉印尼共夺权的时机到了。中方对艾地说，给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看病的中国医生，诊断出总统的肾脏有严重问题，将不久于人世，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印尼共的夺权是夺军权。苏加诺总统不掌握军队，军队高层强烈反共。中国曾不断敦促苏加诺把军队拿过来，在苏加诺协助下，印尼共加紧渗透军队，以致过于乐观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陆军的一半、空军的三分之二、海军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夺权计划是：把反共的军队首领抓起来杀掉，然后苏加诺出面接管军队，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则保证部队服从命令。

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o）。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后，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后他仍然在那里，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将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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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

1965～1966年    71～72岁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终于开始了策画多年的大复仇、大清洗：“整我们这个党”。

由于工程浩大，毛决定一步步来，首先从文化领域人手。这就是为什么大清洗名为“文化大革命”。毛用江青打头阵。毛看中她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曾对家里人说：“江青这个人很毒，比蝎子还毒。”说着毛伸出小指头勾了一勾，作出蝎子尾巴的样子。

毛要江青准备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指责文艺界在中共掌权后，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统治。这份文件后来简称为《纪要》。毛需要林彪合作，以军队名义搞《纪要》，表示有枪杆子支持。十一月二十六日，江青打电话给林彪夫人叶群，把毛的意思告诉林彪。林答应全力协助。

毛跟林的近四十年的搭挡关系，在中共内绝无仅有。毛容忍了林的我行我素。在毛统治下，人人都得公开自掴耳光，美其名曰“自我批评”，但自尊心极强的林彪从来不做这类事。对毛的宽容，林投桃报李，每当毛需要时，总是召之即来，为毛效力。林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发明了《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使军队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仍然对毛唯命是从。林还在七千人大会上化解了毛的危机。

然而，林彪在家里，经常发些对毛不恭不敬的议论，如说毛“言行不一”，“爱玩权术”。林的公开拥毛、捧毛，为的是自己的野心：要当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据叶群笔记，林对她说，他要做“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为此，他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这位未来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是个怕这怕那、忌东忌西、奄奄如瘾君子的怪人。他怕水怕到多年不洗澡，由工作人员用干毛巾擦身。连山水画他都不敢看，大海就更不必说了。他在北戴河海滨的别墅坐落在山上，四下林石密布，确保看不见海。海军与国防部长因此绝缘。林又怕风，来访者走路，叶群要不时提醒：“慢点走。走快了会带出风，他怕风。”

林是一个心地不善的人。叶群在笔记里说他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

林的死敌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毛最宠信的人。罗精力充沛，能力过人，毛诸事都通过他。因为林总是处在养病之中，毛给军队下的命令，也常常交给罗办。罗多年负责保卫毛的安全，毛对他完全信任，亲切地叫他“罗长子”，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样的话毛是不轻易说的。

林彪对罗的嫉妒逐渐加深，一九六五年初打主意搞掉罗。十一月，他接到江青的电话，知道毛需要他了，他的机会到了。三十日，他派妻子到杭州见毛。当时他住在离杭州不远的苏州。叶群带去林彪一封亲笔信，还有十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是林正式要求毛为他牺牲罗。

十二月一日夜里，毛把林彪接到住处，许诺林取代刘少奇做他的第二号人物。毛还要林在大批清洗共产党干部后，统领军队出面把中国管起来。

林彪提出要先除掉罗瑞卿：“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林彪跟毛这样讨价还价，表明他很清楚，毛要搞文化大革命，只能依靠他。其他元帅一个也靠不住。

 

这时，毛搞文革刚起步，就已经遇到强大的抵制。毛要公开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出戏讲的是明朝大臣海瑞为民请命，被皇帝罢官的故事。毛说皇帝是影射他，海瑞指的是彭德怀。可是中共管文艺的一直不肯批判这出戏。最后，在毛安排下，江青找上海善打棍子的评论家姚文元写了篇批判文章，十一月十日在上海发表。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领导们当然明白，这篇批判文章有来头，没有毛点头决不可能出现。但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江青在上海的联系人张春桥说：“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全国大多数省的报纸也不转载。人们厌烦整天批这批那，在没有毛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用装糊涂的办法抵制这篇文章。

北京、全国敢于这样做，是因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彭真给他们撑腰。彭真在上海与毛力辩，说《海瑞罢官》跟彭德怀没有关系，不是影射毛。彭真是毛长期忠实的追随者，毛信赖他，让他管北京，也管中共日常事务。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彭真能感到毛这次要整的，决不只是一个吴晗，恐怕要祸及全党。彭真忠于他的党，不希望这个党被毁掉。

彭真又是个不怕事的人。当时日本共产党人问他关于《海瑞罢官》的事，彭真答道：“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在外国人面前抱怨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明白他是在抗拒毛。在一次聚会上，毛要吸烟的把烟举起来，然后说：“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少数。”在场的美国人李敦白注意到：“这句话说了以后，我看见吴冷西脸色变得惨白，身体一硬，停止了做笔记。毛刚才说的话中有什么东西吓坏了他。”

吴又拖了一个星期，直到周恩来通知他，这是毛的指示，吴才于十一月三十日转载了姚文。但他把文章登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以示这不是党在号召开展整人的政治运动。吴不久便铍铛入狱。毛对他的继任者唐平铸说：“吴冷西不听话，不知你唐平铸听不听话？”唐紧张得要死，连“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也忘了说。

一篇按毛的意思写的文章，要发表出来如此艰难，可见中共这部贯彻毛命令的机器，已不再按毛的意图运转。毛亟需林彪出场相助。就是在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林彪派叶群去见毛，提出要整罗瑞卿。第二天毛、林会面后，毛忍痛割爱，答应了林彪。

十二月八日，毛突然召开政治局会议，叶群讲了十个小时的话，说罗是“野心家”，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野心大得像个“无底洞”。叶群不是政治局委员，连老资格的高干也不是，如此以夫人身分，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实在是破了共产党的规矩。

罗瑞卿没有出席此会，几天后他接到大祸临头的通知。这个身材高大、生龙活虎的人，腿一下子软到没力气走上楼梯。

罗被软禁起来。但林彪还是不满意，他要置罗于死地，要毛给罗定“篡党篡军”的大罪。毛没有满足林的愿望，说罗“还没有反对我”。

于是林对毛来了个按兵不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来找林，商量写那份《纪要》。林表面上答应，可背后通过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为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交代：“江青同志是个病人……疑心重，脾气大，对她讲话，要多听少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结果二月份写出来的稿子被江青认为“根本不行”。

 

在毛林僵持期间，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二月，刘少奇支持彭真，向全国发出“二月提纲”，中心是不要用政治罪名整文化人。彭真还把毛特别强调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一九五九年被我们罢了官的彭德怀张目的，彭德怀也自称是海瑞”这一段话，在形成文件时删去了，没有往下传达。毛看到这份文件时，勃然大怒，觉得自己被架空了。

“二月提纲”发出后，彭真飞到四川，说是去视察三线工程。到省会成都的当天夜里，他却干了一件惊人的事：秘密去见两个月前被毛泽东遣送到这里的彭德怀。二彭到底谈了些什么已无从知晓，但瞒着毛来见彭德怀，又只有他们两人在场，他们很可能谈到能否动用军队制止毛——“兵谏”。虽然彭德怀处在软禁之中，没有权力，但他在军队里仍享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批对他依然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他软禁在北京时，好几个人曾冒着风险偷偷去看他，还有一位公安部副部长。

彭真刚离开四川，贺龙又去了，也说是视察三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要这位元帅搞掉毛。毛疑心他们到四川去商量发动政变，后来指控他们搞“二月兵变”。①

①毛的疑心决定了四川负责人李井泉的命运。李本来是毛喜欢的人，毛把彭德怀弄到四川就是让李把彭管起来。文革中，李受到监禁，妻子也因绝望而自杀。

这段时间，毛吃的安眠药量，据他身边人说，足以杀死一个正常的人。就是醒着的时候，他也要服大量的镇静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彭真似乎还想跟苏联取得联系。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自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来，毛不要任何领导人去苏联。三月初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接受苏联邀请。几天后，彭真却要刘少奇再开一次会覆议，在会上他力主派人赴苏，说：上次会议讨论时认为不宜参加，现在可考虑从另一角度看，可以参加。刘少奇审慎地说：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告毛主席；现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会后，刘同意了彭真的建议。彭真接着几次打电话给秘书班子，要他们起草报告给毛。没人敢起草，最后彭真自己写了一份报告。也许，彭真是想借用苏联的力量来制止毛。毛收到报告后不久，就指控彭真企图“搞政变”，“里通外国”。

毛泽东早就在怀疑他的同事们想伙同苏联搞掉他。上年十一月，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熟悉俄语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职务，把杨调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作为中办主任，杨的职责包括负责中共同莫斯科的联系。后来，杨被关进监狱，要他交代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同莫斯科的关系。同样身陷囹圄受到反覆审讯的，还有中共高层的俄语翻译们。

毛还怀疑杨尚昆对他搞窃听。毛对他讲话的记录一向敏感，不喜欢存档，上台前，他给苏联人发了电报后常常划根火柴把底稿烧掉。掌权后，他经常叫听他讲话的人不要记笔记。但毛的话是“最高指示”，没有白纸黑字，下面的人怎么去贯彻执行？毛不得不允许笔记或录音，中央办公厅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安装录音设备。有次录音员不小心跟毛的女友开玩笑，说毛跟她在专列上的事，他“都听到了”。毛的女友大惊，报告了毛。毛当即下令拆除所有录音设备，销毁所有录音带。负责处理录音带的官员告诉我们，他认为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被抹掉太可惜，就大胆作主把录音内容先抄下来再抹，后来干脆不抹了，都保存了下来。他胆敢这样做，后台是彭真。彭真对他说：“看着办，能留就留，我去跟主席说，就说都毁了。”

毛的住处、开会的地方、乘坐的汽车全部都检查了，没有发现窃听器，但毛心里始终不踏实，被卷入录音事件的人后来都受到审问，有的被整死。毛怀疑录音是个大阴谋，跟苏联人有关系。

苏联人此时的举动也令毛惶恐不安。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外蒙古。勃列日涅夫之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去了。苏蒙签订协定，苏军开进外蒙古，在中国边境摆开重兵，苏联坦克离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而且一马平川。外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因毛在前些年曾企图推翻他而格外敌视毛。他积极与苏联配合，声称要在中国开展“反对毛泽东集团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同毛没打过交道，却在几年前刘少奇访苏时陪刘到处参观，一块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旅行，两人相处融洽。如果刘少奇、彭真与苏联内外呼应，毛的命运的确有倒悬之危。

就是在这些背景下，毛同意了林彪的要价，让罗瑞卿问题“升级”。三月，突然召开批罗会议，气氛骤变，人们挨个发言谴责罗为“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三月十八日，罗跳楼自杀。他没有死，但双脚粉碎性骨折。自杀成了新的罪名，使他遭到更加残酷的对待。后来开批斗会时，他无法走路，批斗者就用箩筐把他连拖带拉地弄上台，残肢搭拉在筐外。

罗瑞卿跳楼的第二天，江青给林彪写信。林该帮毛干事了。江青要求林表态支持她重新写过的《纪要》。毛对《纪要》做了十一处修改，把标题从“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笔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以点明林彪的支持。林彪表态全力支持毛的文革，以自己和军队的名义要求“彻底搞掉”“文艺黑线”，“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的立场带动了周恩来。迄今为止，周的态度模棱两可。现在他明确告诉彭真，他要“和毛主席保持一致”。毛、林、周三位一体，毛胜券在握。

四月十四日，《纪要》发到全国。一个月后，政治局开扩大会，宣布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为“反党集团”。毛没到会，只传令会议通过他事先准备好的打倒这四个人的《通知》。四人中有两人到会，他们跟在座的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刘少奇主持会议，尽管刘清楚毛的目标最终是自己。刘平常不动声色，这次他难以自制。当得知《通知》稿一个字也不能改，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动时，他激动地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他接着问彭真：“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无可奈何地答道：“没有意见。”刘少奇显然希望他勇敢地站出来说点什么，再追问一句：“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垂下头，默默无言。刘只好叫同意《通知》的举手。人人都举了手，包括彭真，包括刘少奇本人。这就是后来称为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反党集团”不久便被投入监狱。

毛向随后到访的北越领袖胡志明说这四个人“是国民党的人”。胡志明问他这怎么可能，毛的回答是：“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把毛要清洗的人骂为“王八蛋”。他宣布谁要是反对毛，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句杀气腾腾的话，他一连说了两遍，说时还像宣誓一样，举起右臂，握紧拳头，目光带着威胁扫视全场。

林的讲话里直言不讳大谈“政变”，这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共产党世界是件稀罕事。林说：“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跌打’。”林警告在座的，毛预防政变已经好几年了，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他“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他还透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毛的确做了许多准备。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说：“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中央警卫局遭到清洗，一个副局长被整死，两个侥幸活了下来，唯一剩下没挨整的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同样彻底换班的是公安部门。公安部的副部长们（部长是毛信得过的谢富治），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都被抓起来，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同刘少奇有关系。内蒙古自治区负责人、蒙古族的乌兰夫也成了阶下囚。苏联在外蒙古陈兵百万，毛怕边境这边有内应。

 

林彪一边为毛护驾，一边处理了点个人的事情。四人“反党集团”里，除罗瑞卿以外，他还憎恨另一个人：中宣部长陆定一。陆的夫人严慰冰几年内往林家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骂叶群性生活乱，是延安著名“托派”王实味的情妇，说林的孩子不是林的。有的信寄给林的孩子们，描写叶群如何做爱。信上署名有时用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ere）《基度山恩仇记》（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中的“基度山”。严慰冰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本来该送医院，却被林彪送进了监牢，在那里度过了九死一生的十二年。

在大谈“政变”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把一张纸放在每个出席者的面前。瞠目结舌的高官们看到：

我证明：

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一本正经的政治局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教人尴尬的场面。

林彪的行为看起来荒唐，其实有很实际的目的。他就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了，然而他最不喜欢开会、见人，得靠妻子替他办事。叶群的名誉不洗干净不行。林彪是在为叶群“正名”。

充满活力的叶群性欲旺盛，但从林彪那里她既得不到性满足，又得不到爱情。林彪对她冷冰冰的，让她觉得像“小媳妇受气”，“如同伴着僵尸”。她对林彪还不得不装出一副顺从温情的样子。生理上寂寞难耐，精神上充满痛苦，她性情变得乖僻反常，毒打女儿林豆豆，逼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在长期压抑的环境里，叶群跟江青一样变得歇斯底里，如今要从搞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中寻找释放——尽管她整人不像江青那样恶毒。她的主要作用是做林彪的助手。

毛泽东同林彪的讨价还价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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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浩劫降临

1966～1967年    72～73岁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为大清洗开道，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到疯狂的顶点。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一栏“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生产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中国人口数量。这年夏天，以“小红书”著称的《毛主席语录》也上了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里，举到哪里，天天要念，要背，要摇晃。

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制造恐怖的工具，拿学校老师当牺牲品。从街头巷尾到处竖起的高音喇叭里，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教的都是“毒草”，老师把他们“当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学生被号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没人解释老师怎么可能加害伟大领袖，也没人说明伟大领袖到底出了什么事。

学生们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压制。现在毛允许他们在他操纵下参与政治。他们激动地建立组织，按毛定好的调子、设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卫兵”。意思是要保卫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校园里的大字报回然不同，这里毫无人性，毫无思想，除了蛮横就是乱骂：“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播下的“对敌人要狠”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输的对他的无条件崇拜现在开花结果。那些血液里躁动着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的冲锋陷阵。

毛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里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

 

毛在外省掌握局势。他是头年十一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八个月中不停地换地方住。六月全国动乱四起时，他闹中取静，住进了一所他还从未涉足过的格外幽静的别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时授意建的。他当时在水库里游泳，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静动了心，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棚”也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于是有了称作“二○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钢筋水泥的单层巨厦。整片山全部封闭，居住的农家一概迁走，后来又在“洞”内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弹的特别房间。造价是天文数字，修的时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时。毛在这里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没有回来过。

毛的灰色住宅不协调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绿水间，四周山花烂漫。房子背后是毛家老祖宗的坟地，面对龙头峰，是块风水宝地。毛看到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里称作“龙脉”。

虽然毛回“家”了，但一个村民他也没见。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个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驶过的汽车看了一眼，恰好毛掀开窗帘往外观看，被小姑娘瞧见了，兴奋地回去报告了村里人。很快，公安人员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说：“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村子里特地开了会，告诉老百姓不要“乱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索问题。散步不超过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库跟前也没有下去游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势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在长江里游泳一个多小时。就像十年前一样，这是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敌发信号：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他有这样的体魄、精力和决心来打垮他们。毛的信号也是发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配着音乐反覆喊这句口号，把已经躁动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这次游泳的宣传规模之大，连在外国也出了名，好些外国人提起毛时，都知道他的“游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务的周恩来见面，过问详情。他异常忙碌，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毛没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丰泽园”，说是刚维修过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其实，他是怕房里装了窃听器，或更可怕的东西。他搬进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里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这几间单调的更衣室里，毛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为了让全国红卫兵更好地学习北京的榜样，为了让他们明白毛是他们的靠山，毛鼓励他们来北京“朝圣”，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钱。四个月内，总共一千一百万青少年来到首都，毛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他们，每次的人群都如山如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

在红卫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师。毛在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格外称赞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这个组织已经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把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进行各种凌辱。《人民日报》报导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他们，称他们为“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在打死卞仲耘老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强迫“黑五类”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拿一根长绳子绕过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动手打她们，逼她们“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们不断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在这些榜样的带动下，把无辜的孩子变成牺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国学校。当时有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少高干子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英雄”父亲才是毛的真正目标。

让小孩子做牺牲品，无疑得到毛的鼓励。四川省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对他做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毛接着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着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里，在“××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着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着被塞进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里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象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进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 “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里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里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进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都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后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

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进国库。据后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于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

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

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那里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毛政权用红卫兵抄家还解决了其他实际问题。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极度匮乏。中共掌权多年，基本上没为一般城市居民造过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挤进一两间小屋子，把其他房间腾给趁火打劫的邻居。同一个屋顶下住着的人们，就像仇敌一样彼此痛恨。

许多家庭在抄家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农村。毛政权一直在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因为他们得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放到农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据作家郑义描述，在北京火车站的大厅里，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起程的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里跪成一片，一伙身着黄绿军衣，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甚至有人拎起开水壶，朝着孩子们淋去，大厅里一片惨号。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里有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闯进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们或者自己动手烧书，或把心爱的书拉到废品店当废纸卖，或把珍藏的艺术品藏来藏去最后还是在恐惧中毁掉。毛泽东几乎把“文化”从中国人的家庭里一扫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也被红卫兵扫荡破坏。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

古迹中的佼佼者受到保护。单子上自然有天安门城楼，毛还需要站在上面受大众欢呼。它们由军队进驻，有的关了门，人民也就无缘涉足。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曾反对毛要“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建设指示”，认为“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斗，宝贵的藏书大部分被毁，一家大小被赶到一间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里。在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里，小屋的墙上、地上结着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块块打碎。梁思成不断在病中，几年后默默去世。

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对文化的摧残是“乱打、乱砸”，中心是一个“乱”字。事实上，大部分行动并非自发，而是毛政权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说“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红卫兵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毛发话的那天，第一处古迹才被砸：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之后破坏重要古迹时，上边常派有专家到场，把最宝贵值钱的文物挑出来送进国库，其他的拉到工厂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到造纸厂化作纸浆。

在破坏文化上，毛政权是导演。这突出表现在对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坏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苍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这里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无数艺术品。文革开始，当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们不忍心下手，于是“中央文革”专门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派来。出发之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举起拳头，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庄严宣誓”，誓词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砸碑时，“中央文革”的指示具体到可砸什么，不可砸什么，“以明清划线”。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到场告诉红卫兵该保留哪块碑，红卫兵便在上面写一个“留”字。

江青是毛毁灭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严厉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书绝大多数被禁，只出了几本所谓小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黑字体的毛语录。画倒是有几幅，歌倒是有几首，无一不是歌颂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独霸，银幕上也只有寥寥几部钦准电影。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沙漠。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产党内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时机成熟了。他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究竟谁是“走资派”毛没说明。他也不知道全国众多的干部谁反对过他，谁对他忠诚。毛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全部打倒，换上新的人后，再一个个审查他们。至于忠实于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时不再以高干子弟为主体，而是遍地开花的、专整“走资派”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凭着造反派的冲锋陷阵，毛推翻了全国走资派。

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人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

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场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这也挺对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们有的恨领导，乘机报复。有的想往上爬，看到这是一条捷径。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们，现在是过瘾的时候了。

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进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问他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后，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后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毛并不喜欢为后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

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进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后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进行。如今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进来。

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后的事了。

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农业生产不比往年差。中国没有失控。

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着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着小红书，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着。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

 

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

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

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进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随着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里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

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

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里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后从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里。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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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复仇

1966～1974年    72～80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分会见了赞比亚代表团之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打电话给刘，要刘不要再见外国人，也不要再公开露面。同一天，毛写了针对刘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两天后当着刘的面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中央全会，向中共高层公开了刘的倒台。毛散发文章之前，特意把不爱开会的林彪接来会场，给他撑腰壮声势。林彪紧接着正式取代刘当上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毛开始收拾他最痛恨的人了。他从整王光美入手。毛知道刘俩口子是恩爱夫妻，整在王光美身上会痛在刘少奇心上。

王光美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在民国时代曾任中国农商部代理总长，母亲是著名的教育家。一九二一年父亲在华盛顿开会时王光美出世，取名“光美”以作纪念。光美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物理系，一九四六年，她本来准备接受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由于亲共的母亲的影响，决定不去美国了，参加了共产党。在中共根据地，人们记得打麦场上的跳舞会里，她穿着白衬衣、蓝色工装裤，秀丽而洋气。刘少奇迈着稳稳的步子，穿过舞场，走到她面前，微微一鞠躬，请她跳舞。这个举动在当时很特出，一般是女孩子们主动过来请首长跳舞。有过几次不幸婚姻的刘少奇，爱上了优雅而有大家风范的王光美。他们于一九四八年结婚。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①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在清华，她同二十岁的激进学生蒯大富发生了冲突。蒯大富对政治的兴趣最初出于正义感，十三岁时他给北京写信状告基层干部腐败、欺压老百姓。文革开始后，《人民日报》把文革称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蒯开始有了权力欲。在一次工作组召开的大会上，他跟一帮学生把工作组轰下台，向工作组夺权。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蒯大富被工作组关了十八天。

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她被卷进了“四清”，搞了个“桃园经验”。桃园的打击对象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原因是吴“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大饥荒中打人，“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吴臣被撤职。

七月三十一日晚，蒯大富接到通知，到清华招待所去，有人要见他。他等到凌晨两点钟，在沙发上睡着了。有人摇醒了他，门外是汽车煞车的声音。突然，周恩来走进来。蒯大富说，他当时“特别吃惊，做梦也想不到周恩来会到跟前来”。他站起来，“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周恩来请他坐，他“根本连坐也不敢坐，屁股挨着沙发那么一点”。周恩来“很轻松”地、“非常有魅力”地、“很容易沟通”地让他放松下来，接着说自己来是“受主席的委托，向你了解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的问题是关于工作组的，当然也关于王光美。尽管周带来一个速记员，他自己也做笔记。蒯一直讲了三个小时，到太阳升起。周说他还有工作要先回去，约晚上派车来接蒯，到人民大会堂再继续谈。晚上他们又谈了近三个小时。由于蒯大富对刘少奇夫妇的不满，他成了毛手头上整刘的利器。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七十三岁生日前夕，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蒯率领五千名造反派学生在北京游行，散传单，呼口号，卡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刘少奇！”国家主席垮台的消息便以这种方式向全国公开，报纸上仍只字不提。利用蒯大富，毛装作打倒刘是“造反派的要求”。

一九六七年元旦，毛对刘的“新年问候”是派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家，在屋里屋外写满侮辱刘的大标语。过了两天，又一群人闯进刘家，围攻刘少奇夫妇，“勒令”他们做这做那。这类事接二连三，都是精心策画的——只除了一件事。

那是一月六日，蒯大富的手下把刘的孩子平平扣起来，然后给刘家打电话说平平出了车祸，被汽车轧断了腿，现在医院里，需要家长来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刘少奇夫妇焦急万分，一同跑去医院。造反派本来只是想把王光美骗出来斗争一番取乐，没想到刘少奇也来了，吓了一跳。蒯大富说：“同学们根本没想到刘少奇也会来，吓着了，也知道不敢动刘少奇。前几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喊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真在跟前时，还不敢喊。中央没有指示，不敢贸然行动，怕犯大错误。这种打倒，我们心里也是有数的，政治上的打倒，走马灯似的来回转，你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就变。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指示，将来追究责任，你负担不起的。所以我们同学就说：刘少奇你回去，王光美留下。”这番自白道出了造反派的自知之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只是工具。

因为这场戏不是上面安排的，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降临了，带走了刘少奇。学生们紧张地草草斗争了王光美半个小时。这时电话响了，蒯大富说：“我拿起电话，把我吓了一跳，对方说：‘我是周恩来。孙岳同志〔周的秘书〕到了你那里？’我说到了。他说：‘王光美你不是也斗了吗？’我说斗了。他问：‘斗完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那叫孙岳同志带回来，不准打，不准侮辱，听见没有？’我说听到了，我没有打，没有侮辱。我说放心，马上让孙岳带过去。他就把电话挂了。一分钟不到，又来电话，这次是江青来的电话。我唯一的一次接江青的电话。我一拿起电话就听江青在电话里哈哈笑。她说：‘你们把王光美弄过去了，你们干嘛，瞎闹呀？你们不要打，不要侮辱。’她重复周恩来的话，说：‘总理不放心，他要我打电话给你，你们斗完了赶快把王光美送回来。’”

蒯大富要江青放心。针对刘少奇夫妇的唯一一场自发行动就此告终。

周恩来这样关切是因为毛整刘有他的步骤。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把刘用车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同刘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造反派的那场闹剧毛完全知道，明知故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他建议刘读几本书，特别提到《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说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的。从书名可以看出，毛是要刘少奇不要太“机械”，太死板，要刘违心地认罪。刘没有照毛说的办，而是向毛再次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下乡当农民种地。他要求毛结束文革，只惩罚他一个人，不要整其他干部，不要让国家再受损失。毛不置可否，只向刘告别，要刘保重身体。就这样，毛把跟他共事将近三十年的副手送到门口，送上死路。

 

几天后，刘的电话被强行拆除，他的家成了与世隔绝、墙壁地上满是侮辱性标语的牢房。四月一日，毛通过“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宣布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由周恩来批准，蒯大富组织了一场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对王光美的批斗会。会前，周同蒯详细讨论了议程。开会时，周恩来办公室同蒯的组织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

一向嫉妒王光美的江青乘机报了私仇。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身分陪刘少奇出国，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首饰，而江青待在中国哪里也去不了，这些美丽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即。她对蒯大富说：“王光美当时在印尼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还戴项链！”“穿那些衣服与苏加诺吊膀子”。她叫蒯大富“把那些东西找出来，给她戴上穿上！”蒯回忆道：“江青是暗示——而且是明示——就是要羞辱王光美，我们怎么批都行。”

于是蒯的人把一件中国旗袍罩在王光美身上。因为天冷，光美穿着毛衣，紧身的旗袍被硬套在上面，绷得鼓鼓囊囊的。脖子上给她挂了一串乒乓球，表示珍珠项链。整个大会都拍了新闻纪录片，蒯大富事后看了。

要是毛本人也看了，他能看到，王光美没有屈服。在批斗会前的审问中，她针锋相对地为自己、为丈夫答辩，表现出出众的勇气和机智。审问者要她“交代”刘少奇的“罪行”，她说：“刘少奇没有罪，叫我交代什么？”审问者刚说：“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王光美打断他们的话说：“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在她就要被带上台去面对几十万人狂呼“打倒”口号、似乎要把她撕成碎片的场面时，审问者问她：“王光美，你怕不怕？”她平静地说：“我怕什么。我不怕。”她带来了毛巾，牙刷，准备好从这里就进监狱。

几十年后，蒯大富带着敬意谈起王光美：“她很坚强。叫她低头她不肯，当时同学一定要叫她低，使力强压，硬按，一下把她压得跪下了。她立刻又爬起来。王光美她是不服气，她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戚本禹的文章她就公开反驳，说我没有讲过那些话，为什么叫我检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做的事。她还是很坚强的。”事后，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信抗议。

刘少奇也给毛写信抗议，还不止一次，毛的答覆是惩罚升级。七月十三日，毛离开北京去外地，临走时让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整刘少奇等人。毛一走，几十万造反派就奉命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架设了上百个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冲着中南海内声嘶力竭地咒骂刘少奇，什么“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什么“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刘的下级被人群牵来引去，在墙外轮番批斗。

在这场闹剧的高潮中，刘收到“勒令”，要他写检讨，“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勒令”表面出自北京某学院的造反派，给人印象好像这是“群众要求”。但通知刘按“勒令”调子写检讨的，却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显而易见，这是毛一手操纵的。刘断然拒绝了毛的要求。王光美拿起安眠药瓶子朝刘晃晃，意思是她愿与刘一同自尽。刘对她摇了摇头。他们俩都没出声，知道有窃听器，怕安眠药被没收。

毛明白刘少奇的勇气很大程度来自他的妻子，下令把两人分开。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夫妇接到通知，说两人当晚将被分别批斗。他们预感到这将是生离死别，三十多年后，王光美回忆起那一时刻：

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批斗会结束后，他们被分开看管。他们最后又见了一面，那是八月五日，毛《炮打司令部》一文问世一周年。蒯大富计划大搞一场批斗会，组织几十万人，“把刘少奇揪到天安门广场，搭一个大平台，把他们抓出来斗。江青支持我们的意见，她把意见整个地原封不动地转给中央。”蒯大富连台子都搭好了。可是毛掂量再三，否决了这个做法。他一直对外国人声称野蛮低劣的批斗方式和语言都是红卫兵搞的。如果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人无疑会认为这是毛的支使，对他“世界革命领袖”形象将十分不利。外国“毛主义者”们许多已经对毛的大清洗非常反感了。西欧毛派中最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比利时的杰克·格瑞巴（Jacques Grippa），自己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受过刑，知道受折磨的滋味。他写信给刘少奇表示支持。信寄到中南海，被退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

毛还有一怕，怕刘少奇夫妇开口。迄今的批斗已使他领教了他们锐利的反驳。斯大林在清洗政敌时曾搞过假模假样的公开审判，因为他的政敌事前已乖乖就范。毛不敢对拒绝就范的刘少奇夫妇搞这套把戏。他只得决定在中南海内部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穿着便衣，跟中南海工作人员一道批斗他们。

八月五日那天，中国第二、第三号最大“走资派”邓小平、陶铸，也在中南海自家的院子里同时挨斗。毛要打倒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愿同毛合作搞文革。毛仇恨他们的程度远不如像对刘少奇，对他们的批斗也就温和了不少。陶铸夫人曾志是毛早期的朋友，毛对她格外开恩。批斗会上，当她丈夫被揪着“坐喷气式”，挨打受骂时，她还可以坐着。曾志看见人群里有个女人跳起来要抓她，这时有人朝那女人摇摇头，女人马上就放开了手。曾志明白，这是毛在保她。

她也清楚，毛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当患癌症的陶铸被流放外地时，汪东兴问她要不要陪陶铸去。大家都明白，曾志要是去了，就会惹恼毛，她和唯一的女儿也就完了。于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不去。陶铸孤单地死在合肥。

刘少奇在中南海批斗会上，沉着有条理地对冲着他咆哮的人群进行答辩，但很快就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断，小红书向他劈头盖脸地打去。他和妻子被乱扯乱拉，头发狠狠地揪向后面，让他们扭曲的脸对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这些镜头是给毛看的。操纵批斗会的中办代主任戚本禹的秘书，担心斗得不够狠，怕拍到镜头里“气氛不够”，一度宣布休会，重新布置。批斗会再开始时，从电影里可以看到，刘少奇被打倒在地，一堆人对他又踩又踢。

刘的孩子们，包括六岁的小女儿，被带到会场看父母挨打受辱。毛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做毛的特别观察员。

毛也许很解气。但他不可能看不出，他打不垮刘少奇夫妇的意志。批斗会上有一刻，王光美突然挣脱扭住她的人，扑到丈夫身边，一把紧紧抓住他的衣角。在拳脚交加下，他们俩挣扎着死死地手拉着手，挺直身子互相对视。

王光美为她的无畏加倍付出了代价。一个月后，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美国特务”，外加“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她在秦城监狱度过了十二个春秋。有相当长时间，她只许坐在铺板上，不许走路，一年半没有放过风，致使她多年腰不能直。专案组建议枪毙她，被毛泽东否决，毛要让王光美生不如死。

王光美的亲属也受到牵连。七十多岁的母亲被多次揪斗并关进监狱，几年后死在里面。刘的孩子被赶出家门，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押，一个被逼得卧轨自杀。至于刘少奇本人，他备受煎熬的囚室，就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离毛的房子不过一箭之遥。

 

刘这时快七十岁了，与妻子诀别后不到几个月，身体就完全垮了。他多年来靠安眠药睡觉，现在药量被大大减少，同时又强迫他改变多年来为了与毛的作息时间同步而形成的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白天不准他睡觉。这使刘永远处于一种无法睡眠、神思恍惚的状态。他多次晕厥，一条腿拖拉着抬不起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二十几公尺远，要走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吃饭时，手嘴不能配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关部门的报告说，原则是让刘半死地活着：“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致命的病，像肺炎、糖尿病，给治，医生来诊病时先骂刘一通。对刘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则听之任之，让病况一天天严重。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用毛泽东时代的典型语言写道：“〔刘〕装糊涂的事越来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

这年夏天，毛两次通过汪东兴对医护、看守人员说，对刘“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治病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毛想在“九大”上把刘开除出党。要是那时刘已经不在人世，这幕戏就会失掉光彩。“九大”一过，就可以任“活靶子”死去。

到十月，刘少奇已是靠鼻胃管灌食维持生命，随时都可能死亡。开“九大”的时机对毛还不成熟，毛只得匆忙召开了个中央全会，把刘开除出党。“全会”不全，出席者只占中央委员的百分之四十七，其他的都被清洗掉了。全会还撤销了刘的党外职务——国家主席，连“人大”的过场也不走。

毛给刘定罪的调子是把刘打成“特务”。这样既可以置刘于死地，又避免涉及到毛。毛怕人向刘提问，怕刘开口回答问题，连刘的专案组也不许审讯刘，甚至见刘也不准。这在办案上恐怕还是件新鲜事。为了找“罪证”，专案组大肆抓人，五十年代由苏联设计的“中国第一政治监狱”秦城，在文革初期扩建一倍半，关的不少是跟刘有关的人。一九六六年第一名囚犯，代号“六六○一”，就是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之间做过翻译的师哲，逼他交代的问题有“斯大林是怎样发展刘少奇当特务的？”同时关在这里的还有美国人李敦白，四十年代他与王光美有过一面之交，现在逼他承认是他把王光美，甚至刘少奇，发展为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务。李敦白看得出来，审讯他的人尽管歇斯底里地叫喊，自己也不相信这一指控。被关押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也反覆被审，要他说王光美是军统特务。

被审的人大都尽了最大努力不撒谎。坚持说真话的人中有两位是前中共领导李立三、张闻天。为此，他们和家庭都遭到监禁，两人也过早地辞世。李立三夫人李莎是俄罗斯人，三十年代李立三在苏联大肃反中坐牢时，曾共过患难。这位为爱情付出巨大牺牲的女性，如今在毛泽东的铁窗后度过了漫长的八年。

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也有不愿造假证据的，专案组因此三次换人，两名负责人锒铛入狱。当然，捏造证据跟拿不出证据一样危险。毛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美国大批出兵，当时国民党都还不愿意呢。”最后专案组只好罗列一串莫须有的罪名，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份《审查报告》由周恩来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专案组曾建议对刘处以极刑，毛不同意。要刘死他有别的法子。

刘死前的痛苦毛一清二楚。不仅有呈送给他的报告，还有为他拍摄的照片。从其中两张可以看到，刘在极度难受中紧紧握住两个硬塑胶瓶子，瓶子被他揑得变了形，成了两个“小葫芦”。“九大”开幕时，毛用完全无动于衷、连假慈悲也不屑于装的声音宣布：刘快死了。

刘少奇到死也保持着尊严。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曾为自己写了最后一份答辩，中间提到毛早年就是个专制者，二十年代初期他在毛那里开会时就“根本无法发言，最后，总是照毛主席的意见办理。”为了这些话，江青等人气急败坏，批示说刘“恶毒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反革命放毒要批臭”等等。任这些人去暴跳如雷，刘少奇从此一个字不写，一句话不说，用沉默表示他独特的抗议。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刘在一床被子下半裸着身体，被抬上飞机送往开封。当地医生要求给刘透视诊病，上面不准。在刘病危时要求送医院或会诊抢救，也被拒绝。死亡在十一月十二日到来。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刘的尸体被秘密运往火葬场火化，脸用白布包着。火葬场的人接到通知说死者患有急性传染病，要他们全部离开，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单上填的是假名字。

刘少奇的死极端保密，毛直到咽气也没敢对中国人民公布。权势熏天的人在除掉政敌后往往喜欢张扬庆祝。毛却怕人知道，怕刘的死讯传出会激起人们对刘的同情。刘死后的这些年，毛不断在媒体上批刘，给人印象刘还活着。毛虽然报了仇，但心虚已极。

 

除了刘，毛最恨的人要数彭德怀了。毛让他也吃够了苫头，结果是同样的不能令他称心如意。文革开始后，毛派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到四川把彭抓来北京。造反派领袖朱成昭，在回京的火车上同彭德怀长谈，彭把庐山会议的大致情况讲给他听。他幡然醒悟，佩服彭德怀，不仅一路保护彭，回北京后还给毛写信，说整彭整错了。信寄出后，朱成昭从几十万人的指挥转眼变成阶下囚。牢狱多年，他仍不后悔。另外一个造反派首领，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在批斗彭时打过彭。后来韩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

在北京，彭被几十个单位轮番批斗，被大皮鞋当胸踢，被木棍打断骨头，在批斗台上昏过去、醒过来。由于毛怀疑他曾跟赫鲁晓夫商讨过倒毛，他被提审二百六十余次，最后精神出现错乱。在监狱里，他写下一生的经历，对毛的指控做出坚决的反驳。一九七○年九月完成的自述结尾写道：“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彭体魄强壮，他受的磨难也就比刘少奇长久——一直持续了八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终于倒在直肠癌下。像刘一样，他的火化也在极端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用的是假名字。像刘一样，他的死在毛生前也没有敢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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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新当权者

1967～1970年    73～76岁

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清洗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干部，主要用军队的人来替换他们。但军队立即给毛带来新的难题。新当权者中必须有造反派的参与，而号称造反派的组织多如牛毛，互相竞争，毛只能依赖军队来选择。不少军队干部倾向选择对走资派比较温和的派别，用中国当时的话说，就是不那么“左”的人。如果让军队这样干下去，文革等于没有搞。

不遂毛意的地方之一是他爱去游泳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身穷苦农民，十八岁参加红军，从排长一直升到上将。陈对文革非常反感，不加掩饰地表示过对刘少奇的同情。他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组织，抓了它们的骨干。一九六七年五月，温和派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号称拥有一百二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陈支持这个组织加入新当权者的行列。

七月中旬，毛亲自出马来到武汉，叫陈再道改变立场。毛以为此举易如反掌，打算在陈再道照办后，用武汉给全国军队做榜样。

令毛泽东大吃一惊的是，当他的指示被传达给陈再道，说“百万雄师”不算造反派，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支持它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陈当面顶撞毛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一般的“百万雄师”成员，还有跟他们交上朋友的军队官兵，反应更为强烈。七月二十日凌晨，他们涌上大街游行示威，反对这个指示。几百辆卡车载着数万手持长矛铁棍的工人，上千名带枪的官兵，车顶架着机关枪，到处是沸腾的愤怒情绪。人们只敢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但矛头暗地里指向毛。他们看到神秘的“东湖宾馆”的灯亮着，猜到毛来了住在那里，车上高音喇叭对着宾馆大声抗议。大街上出现的标语有“江青靠边站”、“毛主席受了蒙蔽”。陈将军收到许多声援信，其中一封请求他用他的权力，“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接下去数百名老百姓跟带枪的战士，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里，直冲到离毛住的楼不远处，把住在另一幢楼里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顿饱打后抓了去。

自掌权以来毛的安全还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刚从武汉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立马转身再飞武汉，带来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人员。周把当年做地下工作的一套拿出来，到武汉后等到天黑，再乘汽车驶向毛的住地，还换了衣服，戴上墨镜。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毛乘夜色从东湖宾馆后门尴尬离去。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专列、专机、长江上还有舰艇。毛先说坐专列走，上了专列，他又说乘专机。赶到机场后，他没有上自己的专机，上了另一架飞机。机长问飞哪里，毛答：“先飞起来再说。”等飞机升空后毛才下令飞往上海。

这是毛最后一次坐飞机，对他而言也是逃命。荷枪实弹的人群居然闯进他的住地混乱地拥挤抓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成千上万的群众游行，对他的指示公开表示敌意，游行的队伍中还有武装军人。当伟大领袖以来，毛还没有这般狼狈过。

留在武汉的周恩来把王力保了出来，见到王力时同他拥抱，把自己几天未刮胡子的脸同王力的脸贴来贴去，还流了眼泪。王力坐飞机回到北京时，特意先到的周恩来在机场率领数万人欢迎他。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大会声讨武汉，王力、周恩来登楼，林彪主持。

陈再道被撤职，由忠于林彪的武汉空军将领刘丰代替。卷入抗议事件的部队被改编，有的官兵押送农场劳改。“百万雄师”被解散，不肯屈服的被武力打垮。据后来官方统计，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干部、老百姓多达十八万四千人。陈再道和几名同事被召到北京，“坐喷气式”，拳打脚踢，陈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被踢倒在地。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街头的批斗会上，也不是发生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而是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里，打手们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率领的高级军官。即使在流氓当道的文革中，政治局会议成了打人场所也还是独一无二。在世界政治史上恐怕也属首创。

 

武汉发生的事使毛又气又急，他认为百分之七十五的军队干部靠不住，决定在军内搞清洗，抓“军内走资派”。

但毛很快改变了主意。他已经打倒了大部分地方干部，军队里不能再过多地树敌。军队的稳定至关紧要。毛装作军队受冲击不是他的意思，是“中央文革”几个人假传圣旨，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先后抛出做替罪羊。王力是八月三十日被捕的。一个月前，他还是耀武扬威的武汉事件英雄，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百万大众的欢呼。欢呼的对象不是毛，这是绝无仅有的。荣耀的顶端也埋下了王力倒楣的根子。看到王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摄影机，一边是林彪，一边是周恩来，毛泽东心里不痛快，说王力现在“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跟着就进了监狱。

军队稳定了，但用谁、选谁做新当权者，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毛不得不靠林彪，也不得不让林彪把军队的管理机构变成林的私家班子。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毛授权林彪成立“军委办事组”，负责管军队。“办事组”成员是叶群外加几个亲信将军，他们不仅靠林飞黄腾达，有的还靠林救了性命。

其中之一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文革初期，邱受到残酷批斗，肋骨被打断，肩胛骨骨膜、肌肉断裂，造成终身残废。他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再打。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林彪的手令到来，下令放他。他事后给林的效忠信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

邱会作再度掌权后，对整过他的人进行大肆报复，监禁刑讯了四百六十二人，虐待的花样中包括逼着受关押者吃浸透粪便的馒头、踢生殖器等。八人死亡。

邱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看到过太多共产党的无情。长征前夕，他和几个孩子受命把党的文件捆成包，用布包好，用蜡封住，拴在石头上沉下鄠都河。当他们爬上岸时，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领导的夸奖，而是保卫部门黑洞洞的枪管。像无数向导和其他知情人一样，按规矩得杀了他们灭口。只因为某要人路过看见时讲情，他们才逃过了刀下鬼的命运。

林彪建立私家班子的胃口越来越大。毛曾派亲信杨成武当代理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要把杨成武拉入自己的圈子，不果，转而要搞掉杨。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迫使毛把杨投入监狱。同时身陷囹圄的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杨、余、傅的三个位子，都是林彪想要的，他换上了自己的人。毛甚至让中央军委常委也停止办公，所有元帅靠边站，停止接收文件，一切大权交到林彪手中。毛只保持一项最要紧的权：调动一个营以上的兵力要他的许可。

林彪安插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尽管黄是跟毛上井岗山的，毛连他的样子跟名字也对不上号。情场老手的黄，不久成了叶群的情夫。黄、叶之间的关系在一次长达三小时的电话中显露无遗。这次电话后来官方发表了录音，说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偷录的，但毛搞窃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录音这样说：

叶：我再就是怕你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

……

叶：我的孩子，还有新潮〔吴法宪之子〕，我们的加在一起，至少有五个吧。五、六员大将，他们将来不会矛盾，一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

黄：呃？太感激你了！

叶：在北戴河都没讲。而且我又采取了那个措施。万一要有〔怀孕〕，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哭声〕

黄：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也难受。

叶：再就是你不要因我受拘束。你对周围的人，可以开开玩笑。我不能老陪着你，我这里也忙。我心中不狭窄，你跟别的女人，可以跟她们热一点，不要顾虑我，我甚至把她们当小妹妹一样。

黄：那我不赞成。我只忠于你一个。

叶：你喜欢别人，也可以。但有一条，嘴巴要特别严。如果她讲出去，把我牵连上，那就会发生悲剧。我家也会发生悲剧。

……

叶：我觉得我们要处理得好的话，对于你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对于我们后代都有好处。你相信吗？

黄：相信！相信！相信！

既有炙热的真情，也有冷峻的政治打算，新总长的命运便跟林家拴在一起了。

林彪把空军建成他的基地。他的亲信把他二十四岁的儿子、小名“老虎”的林立果提拔为作战部副部长，向空军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的女儿豆豆当上了空军报副主编。

 

在把军队交给林彪的前后，毛曾设想过建立“第二武装”，像纳粹冲锋队那样的队伍，由他称为“左派”的造反派组成，去打垮“保守派”。一九六七年“七·二○”武汉受惊后，毛满怀对“保守派”的痛恨飞到上海。八月四日，上海文革中最大的一场武斗发生。经过若干天组织准备的十多万“左派”，手持长矛铁棍，把两万五千名所谓“保守派”包围在黄浦江边的上海柴油机厂，冲进去一阵毒打，一天下来九百多人受伤，许多人落下终身残疾。为了防止被围的人逃掉，东海舰队派军舰堵在江口。要调动军舰，没有毛安排绝对不可能。武斗时有两架直升飞机在天上盘旋拍电影，摄影师们两天前就在现场架设了摄影机，最后拍成一部两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左派”有组织地看了，毛也在别墅里看了。他后来把指挥这场武斗的王洪文提拔为中国第三号人物，祝贺王说：“看了你们的电影，你们打了个胜仗。”

“八·四”大武斗的当天，毛下令成立“第二武装”。他给江青写信，说要“武装左派”，“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左派？他们打我们，我们就可以打他们。”

发枪给平民这道命令给毛带来了他无法控制的大乱子。到底谁是“左派”是一笔搅不清的糊涂帐。没有哪派敢自称“保守派”。以安徽为例，那里的两派组织都说自己是“左派”，都有响当当的革命名字：一派称“好派”，因为他们宣布夺了省委的权，说他们的夺权“好得很”；一派称“屁派”，因为他们说对方的夺权“好个屁”。由于“左”的标准含混不清，军队把枪发给他们认定的“左派”。另一派不服，便去夺枪，时有军内同情者暗中相助。于是大批人手中有了武器，真枪实弹的武斗蔓延开来，全国城镇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内战战场。中共掌权近二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失控的危险，第一次滑向无政府状态。

毛不得不在九月五日下令全国各地收回已发枪支。但收枪不那么容易。他后来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四川省收缴了三十六万支枪，还有许多没收上的。民间有了枪，“土匪”悄悄出现在边远地带。

除了在控制严密的上海组成一支装备了武器的上百万人的队伍外，毛放弃了在全国建立“第二武装”的设想。毛也只好停止划分“左派”、“保守派”，要各派团结起来。但各派都阳奉阴违，继续争权，武斗停不下来。

人们不上班了。经济遭到破坏。军事工业，甚至核武器工业，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受到严重干扰。就连毛的个人安全也受影响。有个造反派学生想像自己是个侦探，在毛外巡时暗暗地尾随毛，从北京一直跟到杭州，消息来源是他在毛的保卫人员中的朋友。虽然两人都很快被发现关进监狱，但毛的安全工作还从来没有如此松懈过。

 

一年之后，不管北京怎样三令五申，武斗仍在进行。不听话的人中最知名的是蒯大富，他一心要把清华大学反对他的组织彻底打垮。无论上面怎样叫他住手，他也不听，说自己打的是“保守派”，按毛主席的指示该打。毛只好亲自出面制止他，同时也拿他做典型，警告全国大大小小的派系组织。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四万名赤手空拳的工人派进清华收缴武器。蒯下令抵抗，五名工人被打死，七百多名被打伤。第二天，他应召去人民大会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也在场。他一头扑在毛怀里号啕大哭，哭了好几分钟——恐怕是破天荒头一个在毛怀里哭的外人。毛也哭了——感情、理智不能两全，他憋气。感情上毛恨不得把“保守派”全部打垮，但理智上毛为了政权不能不恢复秩序。他对蒯大富和其他在场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说，派工人去缴蒯大富的械是他的意思，要是有人不服，再继续武斗，就要由军队“包围起来”，“实行歼灭”。蒯等学生领袖都乖乖地保证回去照办。

毛的讲话要点和学生领袖们的保证向全国公布。紧接着大学生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学生组织就此解散。蒯被分到偏僻的宁夏当工人。随后，一千万中学生上山下乡。总共离开城市的有一千六百万青年，为毛政权解决了失业问题。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烟消云散。

在非学生的造反派中，武斗依然连绵不断。不听话的被一概打成“五·一六”分子。蒯大富因为声名在外，被硬拉为“五·一六总后台”，受到“隔离审查”的处置。因“五·一六”遭殃的造反派据估计上千万，其中三百五十万被关押。

 

为了建立、巩固文革新政权，中共国家机器制造的暴力，其程度远超过派系之间的武斗。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一九六八年夏的广西省。那里毛任命的第一把手韦国清将军，不惜动用机关枪、迫击炮和大炮，镇压反对他的人。

广西全省刮起了“红色恐怖”风暴。宾阳县的新当权者、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传达上面的指示说：简单的枪毙不足以吓人，“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开始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的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这样，从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六日的十一天内，全县被残忍杀害的“阶级敌人”达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与之相比，文革头两年，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只有”六十八人。在这场风暴中，广西死了大约十万人。

当局组织了“杀人样板会”，教人怎样行凶，有些地方，政法干部亲自示范。就是在这种滥打狂杀的空气中，广西吃人成风。最有名的武宣县，毛死后的官方调查于一九八三年登记了有名在案的七十六个牺牲品。吃人往往发生在批斗大会后，被斗者被立即处死，身体上那些据说好吃的部分，如心、肝、生殖器，在人还没完全死去时割下来当场烹调，摆所谓“人肉宴席”。

一个叫邓记芳的农民，唯一的罪名是地主的儿子。在清澈纯净的滩江水畔，他被五、六个人用松枝压住手脚，一人用菜刀把胸膛剖开，掏出心肝切细由众人分享。开膛的凶手在作家郑义访问时已八十六岁了，他豪气十足地说：“是我杀的，谁来问也是这个话。……不怕！那么多群众支持，杀的又是坏人，不怕！……冤鬼报仇？哈哈，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来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

 

全国上下建立新政权的一九六八年，是文革大屠杀登峰造极的一年。那年毛搞了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把全国所有的成年人全部审查一遍，造一个大“另册”，把新、老“阶级敌人”全部放进去，对他们加以不同惩处。“阶级敌人”类别多达二十三种，挨整的达数千万，比以往任何运动迫害的人都多。

一个目击者看到安徽当时的头面人物是怎样决定谁应该被枪毙的。他懒洋洋地随手翻着公安部门每月上报的可杀的“反革命”花名册，不时打着官腔说：“这个还留着吗？杀了算了。”又翻一页：“这个呢，也杀了吧。”他问身边人：“这个月江苏杀多少？浙江呢？”身边人回答后，他说：“我们杀个中等数吧。”人的生命便结束在这官腔的尾音下。

受害最深的省份之一是内蒙古。毛很早就怀疑有人要把内蒙分裂出去，跟外蒙古合并。那里的负责人滕海清将军为此搞了场大清查。根据毛死后的官方调查，被清查的人，有被头顶上钉钉子的，有被割舌头挖眼睛的，有被鼻孔里塞上火药点着火的，有妇女被用棍子强奸的。一个叫金雪云的回族女干部，被凶手们用铁钳将牙齿一颗颗拔掉，又把鼻子耳朵拧掉，然后打死。在这次清查中，根据官方的数字，三十四万六千多人遭到残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死。受牵连的高达一百万人，百分之七十五是蒙古族人。

另一个惨遭不幸的是云南。文革前的省委书记赵建民曾积极反对毛饿死人的政策，支持刘少奇，于是有了子虚乌有的“赵建民特务案”。仅此一案，根据官方数字，将近一百四十万人受到审查，打死逼死一万七千多人。

云南新当权者谭甫仁将军，自己于一九七○年十二月被人枪杀，是毛统治下被刺杀的最高级官员。在毛的中国，刺杀极其罕见。刺客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保密员。他跟谭个人无冤无仇，恨的是中共政权。早在一九四七年，他在河南家乡参加了一支国民党武装，那支武装枪杀了当地一名共产党村干部。时隔二十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家乡的村民写信给当局检举他。尽管他早已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尽管中国是如此之大，他个人是如此之小，他还是在一九七○年四月被查出来，拘留审查。他知道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在日记里写道：“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他决心杀掉当地的最大人物谭甫仁，要的是“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一天夜间，他设法逃出关押地，先溜回家向爱妻告别，再潜入军区大院保密室，用他知道的密码销号码开了保险柜，偷了里面的两支手枪和二十发子弹，然后翻墙进入谭的住地行刺成功。当抓他的人来到他面前时，这个独特的复仇者开枪打伤两人后举枪自杀。

 

一九六九年四月，大换班后的新政权由中共“九大”正式确立。“八大”是一九五六年开的，尽管党章规定每五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毛拖了十三年，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清洗干净了，才放心地开了会。

当“九大”代表的标准是“忠于毛主席”，表现方式是“对敌斗争狠”。“九大”的会场人民大会堂里没有阶级敌人，代表们就用争先恐后跳起来呼喊“毛主席万岁”来表示忠心，在毛讲话时尤其热闹。短短六百四十九字，不到两页纸，毛足足念了二十多分钟，大部分时间被冲他欢呼的口号淹没。这样的闹剧并不是毛期待的，他要的是这些人有效率地替他干事。毛逐渐显得不耐烦了，最后草草打住。事后他要大会秘书处对喊口号的时机、内容及领喊人员做出严格规定。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除毛以外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这时停止活动，江青进了政治局。同时进政治局的还有叶群及林彪的亲信们，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百分之八十一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其中将近一半来自军队，广西、云南、内蒙古的新当权者都在内。林彪本人被史无前例地写进党章，称作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清洗就此结尾。但杀人仍以各种名目继续进行。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起码有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领导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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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玩火险些烧身

1969～1971年    75～77岁

毛泽东声称搞文革是为了阻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开“九大”之前，他决定在中苏边境来一场小规模的、可以控制的冲突，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的胜利。

中苏边境长达七千公里，自双方交恶后摩擦不断。毛选择打仗的地方是乌苏里江上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叫珍宝岛。这个地点选得很妙，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没什么理由。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方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三十二名苏联军人，中方的伤亡也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间。苏联立即运来重炮和坦克，在十四日深夜打响了一场大得多的战争，苏联导弹射入中国领土二十公里。死亡人数苏联是六十，中国八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一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苏联人显然是认了真了。

苏联反击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他担心苏联会入侵，在上层内部讲到苏联“打进来”的可能性。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就连苏军随后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反击。

一个星期后，中苏间从前的热线出乎意外地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A1eksei Kosygin）要找毛或周恩来讲话。这时的中、苏两国已经有三年几乎连外交关系也没有，接线员不知所措，只能拒绝接通。柯西金的翻译试了三次，第四次被接线员臭骂一顿。毛考虑到此举会进一步激怒克里姆林宫，第二天，当中方发现苏军往珍宝岛方面移动时，他立刻要外交部通报苏联，中方“准备进行外交谈判”，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不想打仗。毛最怕的是苏联在他开“九大”时来个突然袭击，“九大”还有十天就要在北京开幕了，他不能不出席。

“九大”直到结束才对外宣布，其保密状态前所未有。一千五百名代表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就像被监禁在住地，大门紧闭，一律不许外出，电话全部撤销，临街的窗户不得打开，还要拉上窗帘。去人民大会堂会场时，代表们坐的车在市区里先兜一个大圈子，再从侧门分散开进院内，人隐蔽地从便门进入会场。

四月一日开幕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的正门，像平常一样空空荡荡，好像没事一般。会堂向外的门窗被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使人影，灯光透不出去。

毛的提防不是没有道理。几个月后的八月十三日，苏联选择了对它有利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派大批坦克、装甲车深入到中国境内，把一支中国边防部队包围起来后全部歼灭。

莫斯科也还考虑过用原子弹袭击中国的核设施，为此探询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忧心忡忡的毛打破自己定的不同苏联高层来往的方针，同意柯西金一九六九年九月在河内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归国途中来北京。苏联总理被限于待在飞机场。去机场跟他会面的周恩来开门见山就提苏联对中国核基地施行核打击的问题。但他没能从柯西金那里得到苏联不会动手的保证。一周后，周再次给柯西金写信，请他确认中苏双方同意互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苏联总理的回信有意不确认周所说的“默契”。

这时一家伦敦报纸刊登了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的文章。路易斯前不久刚访问了台湾，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苏联派赴台湾的使者。路易斯文章里说克里姆林宫讨论了空袭中国核基地的问题，同时还有计划帮中共换领导人。

毛紧张万分。十月十八日，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要来北京进行边界谈判。毛和中共核心怕飞机载来的不是谈判者，而是往下扔的原子弹。毛跟林彪在苏联飞机到来前便远走高飞。毛十五日去了武汉，林十七日去了苏州。十八日那天，林彪平常的午休也不休了，自始至终跟踪苏联飞机的航程，直到北京报告看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才放心地去睡午觉。

周恩来留在北京坚守阵地，搬进了市郊西山防原子弹的军事指挥中心。他在那里待到一九七○年二月。江青也待在西山，也许是监视周吧。

在这一场持续近四个月的战争风险中，整个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疏散了九十四万多人、四千一百架飞机和六百多艘舰艇。全军重新开始了自文革以来处于停滞状况的军事训练。

中南海被挖了个底朝天，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这个洞由一条可并行四辆汽车的绝密通道跟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林彪住宅毛家湾、专为毛和其他领导人设立的三○五医院（尽管毛一次也没进去过）连接起来，一直通往西山的秘密军事中心。全国老百姓也被组织起来在城市里大挖防空洞，耗资之巨，就不必说了。毛因打错算盘带来的这场战争风险，让中国人又一次大受折腾。

这番虚惊之后，毛回到他根深柢固的信念：没有哪个国家，包括苏联，真会发疯到想侵略中国。为了保险，毛跟苏联人拉关系。一九七○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特意跟苏联的边界谈判代表打招呼，说他希望跟苏联做“友好的邻邦”。很快，大使级关系恢复了，新的苏联大使几个月后来到北京，苏联袭击的可能性更加遥远。

 

仗打不起来，但毛继续在国内大搞“备战”，原因是备战的空气有利于加紧搞军事工业。

当军事大国称霸世界仍然是毛念念不忘的梦。文革大换班后，他强调“以战备为纲”，高速发展军工。仅核工业建设一项，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的投资总数，就规定为前十五年投资的总和。而这时中国人均收入比贫困不堪的索马里（Somalia）还低，中国人均热卡消耗量比三十年代还少。林彪等人顺着毛的意思提出大增军工投资，“什么比例不比例”，要“比洋人还要洋”。那时中国在进口粮食。江西的新掌权者程世清将军，知道毛希望把这笔钱花在军工上，就提出不用进口粮食了，每年需要的粮食由江西包下来。这意味着江西上交的粮食将增加六倍。江西老百姓已经是喘息在生存线上了，这样一来他们怎么活呢？只要能讨毛的好，新掌权者是什么也不顾的。

政治基础巩固了，军事工业可以腾飞了，毛心情舒畅。一九七○年八月，他第三次上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为下一届“全国人大”作准备，制定经济计划。从闷热的平原躯车上山后，他迫不及待地想游泳。一到住地就脱下衣服一头扎进水库。警卫劝他说水太凉，他出汗太多，他也不听。在年轻人都起鸡皮疙瘩的冰冷的水里，他一连游了半个多小时，有说有笑，连说：“好舒服啊！”毛七十六岁了，身体是出奇的健壮，胃口好得令厨师和管家惊服。他还能继续倒海翻江。

但就在这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毛泽东和林彪闹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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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和林彪翻脸

1970～1971年    76～77岁

直到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同林彪这对搭档，合作得颇为顺利。文革四年，林彪为毛提供了军队支持，毛也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林彪的权力欲望。中共长期以来不准提拔老婆的规矩被打破，叶群同江青一道进入政治局。毛甚至还容忍了对林彪也搞个人崇拜。人们手舞小红书，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喊：“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庐山，毛忽然意识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威胁到了自己。一开头是一件似乎无伤大雅的小事，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不想当主席，因为当了就免不了出国访问，免不了做许多礼仪上的杂事，都是他不想干的。但是毛又不愿意要林彪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是一场恶梦。毛要把这个职位干脆取消。但是林彪要留着这个职位，自己起码当个副主席，否则在政府里他名不正，言不顺，二号人物的身分体现不出来。他只是个国防部长，在总理周恩来之下。政治局五个常委中（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另外三个都赞成林彪，要毛当主席，毛是孤零零一票。三个常委都把林的利益置于毛的意志之上，这阵势本身就是林彪权力的惊人表现。

使毛更加气恼的是，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大会上讲话时，不经他同意就把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会议宣布。林讲完话后，毛的大总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林，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东兴明知毛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可他还是反其意而行之。这样一个毛把生命都托付给他的人，居然把林的话看得比毛的重要。

汪东兴这样做有他的苦衷，要生存不能不讨好林彪。他看到，同样是毛的亲信的罗瑞卿、杨成武，在得罪了林彪后的下场。而且这次在庐山，毛又准备为了林而牺牲另一个他倚重的人：中共第七号人物张春桥。

五十三岁的张春桥是文革开始后，毛越级从上海提拔到最高层来的，看中他善于给毛的所作所为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包装。让人们以为毛搞文革真是为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张春桥功不可没。

张戴眼镜，不苟言笑，目光叫人莫测高深。林彪一帮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蛇”。他跟林彪保持距离。爱在下属中挑事的毛又曾对林说过，林年纪大了，张春桥可能来接班。林更视张为仇敌，不时把手下人收集的告张春桥状的材料送给毛。这次在开幕大会上讲话前，林告诉毛他想批张，毛点了头。林讲完话后，到会的人纷纷讨张，要求对张“千刀万剐”。

毛警觉到，林的权势到了几乎一手遮天的程度。即使得到毛的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毛不寒而栗。

他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在会上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制止对张春桥的攻击，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毛把他从前的秘书、第五号人物陈伯达抛出来做替罪羊，软禁后投入监狱。陈跟林彪靠得太紧，失去了毛的信任。

毛要林在中共高层“表一个态”，说他受了陈伯达的骗。毛这是要林做检讨。林婉拒了。毛并不意外，他曾说：“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此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毛也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毛感到不逼他不行了，可是林彪非常固执，不肯让步。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这次庐山会议在九月六日不圆不满地结束后，毛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他把林圈外的将领调来执掌北京的军权，并插入军委领导班子。毛的女友中跟林家沾边的，被清出中南海。

毛并不希望跟林彪彻底决裂，新当权者多是林彪班子选拔的人。对林削权而不清洗，毛行事得格外小心。无穷无尽的谋画、顾虑消耗了毛的大量精力。这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年届七十七岁的毛突然老了，从此疾病缠身。

要削弱林的权势，关键是要林当众做检讨，林就是不做。林明白一意孤行的结果是什么。一向孤独的他如今更加沉默寡言，极少会客，也不谈天，独自在室内踱步，有时看点电影。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意思是毛不能清洗他，文革的成果得靠他巩固。在叶群的坚持下，这封信没有发出。毛是不能容忍有人威胁他的。

林有条出路：逃往海外。毛从前的整肃对象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最明显的目的地是苏联，他在那里前后住过四年，叶群能说点俄文，从前还有个情夫是位苏联军官。但是林彪显然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他把苏联只定为后备之路，第一选择是英国殖民地香港。

林的计划是先飞靠近香港的广州，那里的将领们对他绝对忠诚。跟这些人联络，踩熟这条路线，林仰仗儿子立果。一九七○年十一月，庐山会议毛林失和后不久，林立果就开始见广州军区、民航的人。他的好友时常来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搞小型武器、通讯设备、汽车，学驾直升飞机。林立果的哥儿们都对他很仗义，搞这一系列活动，没有人告密。

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像一般高干子弟，他对参加红卫兵很不积极，只是在同学劝说下才勉强加入，但很快就离开了。他没有狂热，对打人、整人没有兴趣。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也是个花花公子，女朋友不少。爸爸妈妈视他为心头肉，妈妈更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选美”，要给宝贝儿子挑个完美的妻子。最后林立果选中了一位既美丽性感、又聪明有胆识的姑娘张宁。他同她一起听他热爱的西洋摇滚音乐，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听西洋音乐只是林立果作为林彪儿子享有的无数特权之一。他能看到进口的西方科技刊物，看得爱不释手，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十分倾心。他本人喜欢发明设计军事设备，颇有些成果。最重要的，一些只有林彪、叶群才有资格读到的高层绝密文件，他也能够看到，这使他讯息广泛，了解内情，思想难得的开放。

有了不受禁锢的头脑，林立果看透了毛的暴政。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和三个朋友凑在一起，把他们的思想倾泻在纸上。他们这样写到中国的现状：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原文如此〕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部分，“五七一”这个名字是林立果取的，因为它跟“武起义”同音，代表了他的愿望，就是搞武装政变，推翻毛的暴政。这几个年轻人要跟毛政权对着干，“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林立果还给毛取了个外号：“B-52”轰炸机，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

林立果和朋友们讨论了如何刺杀毛。立果是中国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Claus von Stauffenberg），一九四四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但他和朋友们的主意都只是空想，如“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了这些武器。毛对武器的控制和部队的调动，以及个人的保卫措施，都无懈可击。另外，正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立果的父亲造成的。）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不敢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掌管军队的林的亲信，对其他朋友也绝口不提。林立果给了林彪和叶群一份，他们似乎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提出非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后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谁不露面就表明出了麻烦。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里空着。周恩来紧张地盯着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着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

摄影师杜修贤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我看到林彪坐下来，手脚快，先来了一张，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想等他们俩〔毛和林〕讲话。但他俩谁也不理谁。我们电影电视对着，等着他们讲话。林彪起来了，走了。我以为他到厕所去了。等他半小时还不来。我想林副主席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其实他早走了。我们全愣了。会一散，总理问我，你给林副主席拍照了没有？我说他坐了不到一会儿就走了。总理说：我问你拍了没有？我说只拍了一张。他说：电影电视呢？我说我不清楚。总理把他们都叫来，训得一塌糊涂。训得一些老人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林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就在那个月，林立果到广州查看去香港的路线。他到了罗湖桥头，离香港近到随行人怕港英警察开枪。

六月，林彪又再度同毛发生抵触。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伉俪 （Nicolae & Elena Ceausescu）来访，毛通知林彪参加会见。林彪说他“在出汗”，不肯去。叶群大哭起来，给他下跪，他才勉强去了。坐了不久，听见毛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地刺他，他就起身离开接见大厅，坐到外面椅子上耷拉着头，弄得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回事，都很害怕。这之后，林立果再去广州，乘直升飞机飞绕香港边界。

八月，与林彪翻脸一年了，毛下决心清洗林彪。十四日，他去外地巡视，给一些主要省份的领导“打招呼”。这些人大多是林彪提拔的，毛得弄确实他跟林摊牌时，他们不会跟林走。一路上，毛不断地针对林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虽然毛叫听他讲话的人不准向林报告，有几个林的铁杆亲信还是把毛的话传给了林家。

这些话在九月六日传到。林彪夫妇和立果决定马上逃走。他们此时住在北戴河林家别墅里，山海关机场就在附近。八日，立果和好友周宇驰从那里飞去北京，预备出逃的飞机。林彪给了他们一纸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在北京军用机场，负责调配飞机的人依条绕过规定的程序，给林立果调了飞机。

林立果不想就这样逃走，他还想做番努力刺杀毛。这时毛正在上海地区，那里掌权的有忠实于林的军人，他们甚至还负责一部份毛的外围保卫工作。在这最后的关头，看来林彪同意立果一试，叶群对此举更是双手赞成。林立果在北戴河与未婚妻吻别时对她说：“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不要讲，我不连累你。”

在北京，林立果要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组织攻打江青等人居住的钓鱼台，对他说毛所在的“南边”也会同时行动。王飞没有表示惊诧，可是他的回答却令人失望，他说他“无法说服部队行动”，而且，“北京市不准带武器进城，不等你到钓鱼台，就把你拦住了。再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很快就会到，就是冲进去，也跑不了。”

林立果找的另一个人是空军军官江腾蛟，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由于各种原因，他恨透了毛泽东。林立果让他负责在上海附近行刺毛，他答应了。几个密谋者在一起考虑了不同的方案。一个是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的专列，一个是调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一个是派他们在上海的人趁毛在专列上接见时带武器上车动手，等等。但这些方案都无法实施。毛的专列上有秘密探测仪器，武器带不上去。车身是加固防弹的，打不进去。高射炮一旦朝毛的专列方向移动就会被发现。他们又想起一个主意：轰炸毛的专列。他们找的投弹人是朝鲜战争的空战英雄、空军作战部长鲁珉。鲁珉害怕了，说没有轰炸机可派，回家让当医生的妻子给他眼睛里揉上盐水和过期的金霉素，使眼睛红肿，住进了医院。密谋者们还想了别的主意，但都解决不了关键问题：任何能行刺的兵器都靠近不了毛泽东专列。

紧张讨论了两天，林立果激动地挥舞拳头高喊，说他咽不下这口气，要拼个鱼死网破。万般无奈下，十日，他派好友刘沛丰飞北戴河，请他父亲下令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帮助他们。林彪写了封亲笔信，傍晚带回北京。这封信没有交给黄。看来密谋者们信不过黄，怕他背叛他们。

接下去一切都太迟了，十一日，毛乘专列离开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的几个朋友自告奋勇，要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流着眼泪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暗杀计划就此告吹，林立果决定回头走外逃的路，先飞广州，再去香港。九月十二日晚，他乘林彪的专机“三叉戟”，飞回北戴河，准备第二天出走。

当天下午，毛回到北京，专列停在北京郊外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北京军区负责人，一开始听取的是军队代表团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报告。会后回到中南海，一切都像往常出巡归来一样。负责警卫的官员们回家休息去了，有的吃了安眠药。毛也上床睡了。显然他对暗杀密谋全无所知。

 

就在毛宽衣就寝时，林彪这边活动紧张。林立果晚上九点回到北戴河，跟父母商定第二天一早外逃。他们对工作人员说早晨六点飞大连，那是林彪常去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很自然，没人怀疑。就在这时，林立果走出了致命的一步：他告诉姐姐林豆豆，要她预备“明天早上六点行动”。

比立果年长两岁的豆豆，跟弟弟不一样，是个听毛话的姑娘。林彪、叶群都不想把出逃计划告诉她，怕她接受不了去揭发。可是林立果怕姐姐在他们逃走后“有危险”，说服了父母，在几天前把计划对她讲了，要带她一起走。正如她父母预见的，豆豆吓坏了。这个被毛的专制逻辑扭曲的天真女孩子，认为逃亡国外就是叛国，就是大逆不道。尽管立果提醒她，她热爱的父亲“身体这么弱，关进监狱能活几天？”这样明白有力的道理也不足以让她清醒。九月十二日晚，当立果通知她第二天早上出逃时，她立刻跑去向警卫部队报告。这一行动导致了全家的覆亡。

警卫部队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周开始查问飞机调动情况，特别是林彪的专机“三叉戟”。立果的朋友给林家通了气。林彪感到了周恩来的怀疑，决定不等天明马上走。他同时决定不飞广州，改采备用方案经外蒙古飞苏联。这条线在中国领空的飞行航程短，只要一个多小时。

林立果打电话告诉朋友们路程的改变，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长做好起飞的准备。他没想到周恩来的查问源于姐姐，要豆豆准备“现在就走！”林豆豆又跑去警卫部队报告，然后躲在那里。

豆豆的失踪使出逃更加紧迫。大约十一点五十分，林、叶、立果一行，匆忙乘车驰向山海关机场。林彪的卫士长跟着上了车，当车冲过警卫部队驻扎的路口，部队示意停车而不停时，他意识到林彪这是外逃。他想到要是他做了“叛徒”，老婆孩子就完了，于是大叫“停车”，随即开门跳下车去。数声枪响，有一发打中了他的手臂。他说是林立果打的，有人说是自伤，为的是保护自己。

警卫部队的车跟在林彪车后紧追。半个多小时后，林彪的车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旁嘎然停下，后面追他的一辆吉普车离他只有二百公尺。叶群一下汽车就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林立果拿着手枪，也喊着：“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飞机发动了，登机的梯子没有到，一行人匆匆忙忙攀着一架小梯子爬进驾驶舱。

“三叉戟”于零点三十二分急促起飞，载着林家三口人，加上立果的朋友和林彪的座车司机。机组九个人里只有机长和三个机械师得以登机。机械师们刚来得及做飞机起飞的种种技术准备，正要加油时，林家人就赶到了。在叶群“快把油车开走！”的命令下，飞机起飞时未来得及加油，只有机存的十二吨半油。根据飞行高度、速度，这些油可供“三叉戟”飞两到三小时。

两小时后，飞机早已顺利离开中国领土，来到外蒙古草原上空。因为大半时间都低空飞行以躲避雷达，耗油量大，机上的油只剩大约二点五吨了，油表警告灯已经亮了好一阵子，驾驶员不敢再飞下去，必须马上降落。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里两点三十分，林彪的专机在土质松软的草原上迫降着陆时起火爆炸，机上九人全部罹难。

 

林彪的专机起飞后不久，吃了安眠药正睡得晕沉沉的毛泽东被周恩来叫醒。毛睡觉的屋子是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室，在五十公尺长的池子一端，电话在池子另一端的警卫值班室，监视林彪飞机的人用电话随时向毛报告。电话响时，大总管汪东兴（此时已被毛原谅）来回奔走，把最新消息报告毛，再跑过去发指示。林的飞机一点五十分过边境，毛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采取行动。根据中共“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先生披露的周在“九·一三”当晚写给毛的信，可以断定，林彪的飞机不是毛打下来的。

当时供毛选择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派飞机拦截。毛不让拦截。他信不过林彪亲信密布的空军。相反地，他下了一道“禁空令”，全国飞机都不许起飞，陆军进驻所有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升空。只是在林立果的三个朋友几小时后乘直升飞机从北京向境外飞去时，才派了八名信得过的飞行员升空迫降。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降下后，三个朋友约好一同自杀，两个对自己开了枪，第三个曾说他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B-52毛泽东，在最后一刻向天放了空枪。

毛身边工作人员得到命令“做好打仗的准备”，卫队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钓鱼台都挖起工事，怕林彪的人进攻。毛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那里室内有电梯下到通往西山的地下通道。跟随毛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毛显得这样筋疲力尽，这样生气。

毛在不眠中待到十四日下午，直到周恩来带来好消息，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草原。这对他是“最理想的结果”。毛高兴了，为了庆贺，还喝了一向不沾的茅台酒。①

① 苏联派克格勃专家扎格沃斯丁将军（Aleksandr Zagvozdin）到蒙古，去确认死的是林彪。扎格沃斯丁告诉我们，他把尸体挖出来看了，返莫斯科后他的上司不满足，把他又派了回去，在天寒地冻里重新掘出林彪、叶群的尸体，在大锅里煮了以后头骨运到莫斯科，跟林彪医疗档案中的X光照片比对。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终于确信死者是林彪。

 

毛的兴奋很快被罩上阴影。十四日当天审讯林立果的朋友江腾蛟，发现了暗杀毛的密谋。这是中共高层第一起暗杀他的企图，对毛的震动之大无以复加。而且参与密谋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出事前出来告发。毛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发烧，咳嗽不停，躺下不能呼吸，只好日夜坐在沙发上，坐了三个星期，长了褥疮，心脏也出了问题。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时，只说了寥寥数语，周恩来早早地结束了会见。林彪出逃前一天才见到毛的官员，吃惊地发现毛一个月不到，形容全非。

毛绞尽脑汁地改进本来已严之又严的安全措施。所有负责警卫他的人都得详细报告跟林彪、叶群的关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给毛的书面检讨包括：“一九七○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七○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橘子。”

毛要张“今后注意几条”：

一、不要拉关系；

二、不要串门子；

三、不要请客送礼；

四、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五、不要同别人照相。

围绕着毛的是一个多么无情无趣，多么阴冷惨淡的世界啊！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军队，林彪的人到处都是。毛无法弄清谁卷入了要刺杀他的密谋，谁是林彪的死党。在号召空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林彪父子的会上，有一位跑到楼顶上高呼反对毛的口号，然后跳楼身亡。

谁来管军队？毛无奈只得起用叶剑英元帅。历史上叶是毛的追随者，因为直言反对文革，被毛打入冷宫，一度囚禁在家，他的好几个孩子和亲戚此时还在监狱中受罪。

地方上，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被他打倒的老干部。这些人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大多数现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毛在这些人心中已不再是神了。中央警卫局一位前副局长的话颇有代表性：“什么毛主席，什么党中央，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想我的孩子。”

毛很清楚这一点，重新起用的事做得勉强缓慢。这时出了一件事。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因反对文革而受排挤的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追悼会定在十日，规定小规模、低规格。连照片多大、花圈多少、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会场的取暖火炉也只准生两个。毛泽东无意出席。

尽管报纸上没有公布，但陈的死讯还是传开了。大群老干部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向遗体告别。人群的情绪不但是悲痛，而且是激愤。毛能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

追悼会前，毛身边人看到他焦躁不安，“一脸阴霾”，“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追悼会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出席。他要借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他对陈毅的遗孀说，林彪“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这话被广泛传播。报纸上又登出一张毛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毛看上去一副痛苦模样，悲痛欲绝的陈毅夫人双手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老干部们看了，对毛又泛起了好感。

陈毅追悼会那天天气严寒。毛因为被迫干他不情愿干的事，心头冒火，拒绝穿戴整齐。身边人要给他披上棉大衣，他摆手不要，只在睡衣外罩上一件呢大衣，衣着单薄地在那个冰凉的房间里开追悼会。七十八岁的他，回去就病了，病势越来越严重。二月十二日，他突然休克，心脏停止跳动，一阵紧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毛在身体上、政治上都很虚弱了，他不得不容忍加快重新起用老干部的步伐。文革以来的一套严酷作法，有了改变。监狱里对犯人的虐待减少了，残酷的批斗会停止了。受林彪牵连的人虽然被集中看管起来（包括林豆豆），但同毛一向的做法相比，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在受优待。最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参与密谋刺杀毛的人，竟没有一个被枪毙。

文革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里充满了野蛮，文明绝迹，整个社会箍得紧紧的，让人窒息。一位意大利心理分析家访华后惊叹道，他从未见过如此多紧张不堪的神情。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缓缓气了。几本旧书，几支旧曲、几处古迹、几丛花卉，重新进入了生活。虽说允许的范围极其有限，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缕和煦的阳光，一丝轻松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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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树不起来的“毛主义”

1966～1970年    72～76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待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正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毛发展核武器不惜一切代价。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

参加试验的人都准备一死。发射团的人写了遗书，交到毛的桌上。落弹区基地司令员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山顶上，他说：“一旦导弹出现偏差，如果落在前面，我们可隐蔽在山后：如果在山后爆炸，我们可隐蔽在山前。山顶成了我们进退依托的屏障。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

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成功是侥幸的。负责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说：该导弹进入小批生产阶段时，“问题接踵而来。”“故障表现非常相似，都是在起飞不久即向前翻滚，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其中的一枚刚起飞二十二秒，就向前翻滚在空中坠毁。”官方怀疑“阶级敌人破坏”，科学家有的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高压气候下，毫不奇怪，毛生前未能拥有他向往的洲际导弹。中国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是一九八○年发射成功的，那时毛已死了好几年。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那次成功，也许有个外来因素。纳粹德国的一名主要导弹专家皮尔兹（Wolfgang Pilz）当时秘密在中国工作，一位印度外交宫在北京看到他跟三名德国同事一起。皮尔兹来中国前曾在埃及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但中国用高薪和更好的技术条件把他引诱了来。中国也曾努力引诱别的德国核专家，可是美国出更大的价钱把他们弄到美国去了。

十月试验成功后，毛十分乐观。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主管核武器制造的“中央专委”会上说：各种导弹，包括洲际导弹，要“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毛更加乐观了。七月七日，他在接见参加试验人员时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毛也许忘了，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帮助。

雄心勃勃的毛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旱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倾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

缅甸是一个例子。中国外交官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小红书和毛像章，规定华侨学校的学生老师挥舞小红书、佩带毛像章、唱语录歌、向毛的肖像三呼万岁等等。缅甸政府认为这些举动是对它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六七年中下令禁止。毛生气了，要外交机构鼓励华侨公开抵抗缅甸政府的法令，流血死人在所不惜。这引起缅甸全面排华，祸及所有华侨。

毛让他扶植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大打内战，推翻缅甸政府。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他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在中共五十四军受训多年的缅共骨干，要他们“返回缅甸闹革命”。这批人的中国妻子随着他们去了缅甸。当初缅共骨干为了找妻子，在大街上到处看，看上哪位漂亮姑娘，由陪同的中国军官出面问女孩的单位住址，然后到她单位去进行政治审查，合格后单位领导找女孩谈话。女孩们有的受宠若惊，有的不情愿。对不情愿的要“做工作”，说这是“政治任务”，直到答应为止。

缅共的营地里挂着毛的像，每天要向毛的像敬礼，背毛语录。打了胜仗开庆祝会，对着台下的缅甸老百姓，宣传队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喊的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在中国没什么区别。

中国国内建立了秘密营地，训练外国的毛主义者。其中一个在北京西山，内容包括如何使用武器炸药。“毛泽东思想”是每日必修课，雷打不动。

 

在这位“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光环上，有一大污点：香港、澳门仍然是西方殖民地。要收回它们再容易不过，只要截断中国大陆供水供食品就行。当毛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时，赫鲁晓夫曾反唇相讥，说印度的尼赫鲁刚刚收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港澳的“殖民主义者放的屁不会比果阿的更香吧？”赫鲁晓夫挖苦说，毛是住在“殖民主义者的厕所旁边”。香港、澳门于是便成了毛的一块心病。有一次他主动对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Abd-irashid Ali Shermarke）说：香港“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毛不愿收回港澳完全出于实用目的。香港是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获得西方军工技术设备不可或缺的要道。中国要进口的都在美国禁运的单子上，大多得通过香港暗地做交易。毛只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香港有一大批台湾情报人员，他们所干的事之一是向美国政府提供西方公司破坏禁运的情报，使西方公司因为怕受到美国制裁而不敢放手作交易。这批人是毛的眼中钉。为了把台湾情报网除掉，毛政权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事件就是一例。

那年四月，周恩来要去印尼万隆开亚非会议，中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可乘一百来人，从香港飞往印尼。台湾特务以为周恩来会乘这架专机，拟出一个在香港机场往飞机上放定时炸弹的计划。中国政府在三月就获悉这一计划，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没有告诉印度航空公司，没有告诉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没有告诉香港当局，更没有告诉乘客——十一名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飞机在空中爆炸，这十一个人和五名机组人员做了牺牲品。

飞机刚一落海，中共马上宣布是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万隆归来后，周恩来向港英当局提供了一系列台湾特务名单，要求把他们驱逐出香港。英国政府人士怀疑：“这起事件完全可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们做得出来……即使不是自己制造，他们也只想利用它而不想制止它。”英国人以为制造这起事件的目的是“以牺牲自己人的生命，来做反对我们的宣传材料”。

为了与大陆保持良好关系，港英当局满足了周的要求，在一年中递解了四十多名台湾重要谍报人员出境，尽管没有任何立得住脚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犯了什么法。蒋介石在香港的情报网几乎破坏殆尽。没有这些人从中阻挠，毛政权经香港跟西方秘密做成了好几笔为核工业服务的大生意，仅一笔就花了中国三百万两黄金。

 

文革开始后，毛政权在香港也搞起了对毛个人崇拜的活动，受到港英当局的压制。毛感到有必要让全世界看见他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澳门葡萄牙军队对抗议的人群开怆，打死打伤二百多人。随后，葡澳总督被迫在毛的大肖像下当众认错道歉。毛想在香港重演这一幕，用香港左派的血，来迫使英国人低头。

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场劳工纠纷后，毛政权鼓励香港左派搞暴力示威，以诱港英镇压，造成死伤。当有人被警方打死后，中国外交部马上向英国要求赔礼道歉。英国没有按中国说的办。

为了继续扩大事端，北京给香港左派打气，公开暗示会提前收回香港（《人民日报》六·三社论，周恩来六月二十四日讲话等），使香港左派有恃无恐。在持续的暴力冲突中，又有数人死亡，但港英当局仍拒绝道歉。

《人民日报》七月五日社论号召香港左派把目标对准警察：“要严厉制裁这些坏家伙，杀人要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七月八日，周恩来派中共士兵穿着便衣偷越边境，在当天的冲突中枪杀了五名警察。这次行动是外交部的人在中国境内的沙头角监督实施的。杀警察的目的是刺激警方报复，以造成更多的死伤，压港英当局认错。

港英当局寸步不让，对付办法是大肆逮捕香港左派。中方能做的，除了从北京发抗议，就是组织人在香港到处放“真假炸弹”。港英当局的回答是继续抓人。英国人在显示：我才是香港的主人。

毛的最大弱点是：他不能收回香港。用周恩来引他的话说：“香港还是那个样子。创周解释说毛的意思是：香港现状不变。周还特别担心英国人会归还香港，几次在内部忧心忡忡地说：“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

英国人摸准了毛的底牌，将了毛一军。中方骑虎难下。八月二十日，周恩来不明智地批准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港英当局四十八小时内释放被逮捕的十九名新闻记者。英国人置之不理。时间到了，毛下不了台，只得在北京进行报复。

八月二十二日，一万多暴民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把英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陷在里面几乎烧死，英国代办被粗暴地揪斗，英国妇女被流氓侮辱。

 

这段时间，一连串其他国家驻华使馆、机构也同样成了毛泄愤的对象。遭到围攻打砸的有苏联、蒙古、印尼、印度、缅甸大使馆，都是官方批准的，由外交部告诉红卫兵谁可围，谁可攻，谁可砸。从百万人游行示威把使馆围得水泄不通，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大标语，到在毛巨幅画像下用高音喇叭破口大骂；从砸家具烧汽车，到对外交官和夫人孩子推搡恫吓，一边喊：“打死他！打死他！”

就连北朝鲜也未能幸免。金日成不服毛管，毛曾支持北朝鲜领导中的“延安派”设法推翻他。金把这些人抓的抓，杀的杀，其余赶到中国。据北朝鲜官方文件，毛后来“再三为中共不正当地干涉朝鲜内政表示歉意”，按金的要求把留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中苏分裂时，金又不站在毛一边。毛怒上加怒。一九六七年一月，专管在国外搞颠覆的康生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金日成应该被推翻，这样朝鲜的局势就能改观。”在围攻使馆的浪潮中，红卫兵冲着北朝鲜大使馆高呼：“打倒金胖子”。金日成以牙还牙，给平壤的“毛泽东广场”改了名字，把朝鲜战争纪念馆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全部关掉，跟苏联靠得更近。

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底，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都卷入了外交纷争，有的外交关系降格，有的关闭大使馆。“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外国人。毛后来说这段时间是“极左派当权”，都是他们的错。事实上，中国外交从来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掌握。

 

推销毛主义在西方获得一些成功。小红书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一度走红，有人把毛当作“哲学家”。深具影力的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甚至说毛的“革命暴力”是“道德”的，“道德”二字他还加了着重号。

可是，大多数“毛主义者”，不是对毛抱着不实际的幻想，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再不就是“吃毛饭”的。他们并不真听毛的话。毛主义党成员屈指可数。一九六八年西方学生闹事时，不少打着毛的旗帜，毛满怀希望地说这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气象”，把在中国受训的西欧人派回去搞组织领导。结果一事无成。

在亚非拉，毛派组织带来的也只有失望。在非洲，扎伊尔（Zaire）总统蒙博托（Joseph Mobutu）告诉我们，毛见到他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是你吗？蒙博托？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来推翻你啊，甚至要把你干掉。可你还是活着。”毛提起他曾资助的蒙博托的对手，说：“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

毛在中东也白费心血。在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他曾想扮演指导者的角色，十一月三日给埃及一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可纳赛尔总统没当作一回事。纳赛尔的主要顾问赫克尔（Mohamed Hasanein Heikal）告诉我们，毛的建议被搁在一大堆来往电报的底层。毛提出派给埃及二十五万“志愿军”，纳赛尔没有接受。毛还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如果埃及硬要还，“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中国赠给埃及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上故意让中国吃亏，埃及得利。纳赛尔要的是军火，毛指示“无偿援助”。可是，中国只能出产步兵轻武器，埃及不需要。毛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战争”中，毛又给纳赛尔寄了一份“人民战争”计划，要纳赛尔“诱敌深入”，退到西奈半岛，甚至退到另一个国家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去。纳赛尔谢绝了，耐着性子解释说：“西奈是块沙漠，打不了人民战争，那里没有人民。”毛一怒之下转过头来支持反纳赛尔的势力。可毛始终未能在中东建立起任何毛派组织。

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硬要别人在他和苏联之间做出选择。拉丁美洲就是如此。他在古巴身上花了不少钱，要拉古巴反苏，但卡斯特罗不听他的。卡斯特罗在毛活着时从未访问过中国。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他在群众大会上抨击中国，说中国在供应大米的问题上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以逼迫古巴跟着它走。一个月后，他进一步指责中国企图在古巴军队中策反。毛说卡斯特罗是“豺狼当道”。卡斯特罗说毛是“一堆大粪”。

毛把希望寄托在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身上。格瓦拉一九六○年第一次访华时，毛对他异常亲密，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说他读过格瓦拉的文章，很赞赏他。格瓦拉也恭维毛，但毛最终未能拉住他一起反苏。一九六七年他被杀害后，康生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进行得很不错，特别是在格瓦拉失败以后。”

毛一生都没能看到一个像样的拉美毛派组织。秘鲁的毛派“光明之路”（Shining Path），是在毛死后四年的一九八○年才成立的，领导人加日曼（Abimael Guzman）也自称“世界革命领袖”。成立那年，他们纪念毛的生日，在首都利马的街灯上吊着死狗，狗身上里着标语，骂邓小平是“狗崽子”，背叛了毛的路线。

 

即使是毛所在的亚洲，毛也处处受阻。最惨的是“失去”越共。越共是斯大林一九五○年划归毛“管”的，多年来毛出钱出人，帮越共先打法国，再战美国。但毛把越共当棋子使用，导致越共反目为仇。

一九五四年，毛军事工业化起步，需要从西方购买禁运物资。他把法国作为打破禁运的缺口。那时法国同越共在打仗。毛的计划是让越共扩大战争，“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周恩来的话），在法国人焦头烂额时，中国站出来帮法国跟越共达成协议，以换取法国在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问题上的通融。

四月，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开会前一个多月，毛就已经决定要在会上达成停战协议。但是他没有向越共交底，而是给越共领导人印象，他支持他们一直打下去。当时越共在南方势力强大，在北边，奠边府战役正在进行。毛于四月四日指示中国驻越共军事总顾问韦国清转告越共① ：“争取雨季前（五月初）结束奠边府战役，利用雨季休整补充。八月或九月开始向琅勃拉邦和越曾（万象）进攻，解放该两城”。这两个城市是老挝的双首都。毛要越共“积极准备本年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开始向河内、海防地区进攻，争取一九五五年解放三角地区〔红河三角洲〕。”

① 毛参与指挥越共的战争。朝鲜战争时，他缩小了越战的规模。一九五三年五月，他一决定在朝鲜停战，就把大批中国军官从朝鲜直接派去越南。打奠边府战役，中国起了关键作用。是中国搞到法国绝密的战略部署“纳尔瓦计划”（以法国将军纳尔瓦Henri Navarre命名），由韦国清亲自交给胡志明。正是根据这份情报才决定打奠边府这场决战。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大量中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临助下，决战大获全胜。

越共五月七日攻下奠边府，法国政府六月十七日垮台。做交易的时刻到了。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瑞士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和他商定了停战方案。

回转身周要越共接受这个方案。越共领导人不愿意签字。黎笋后来回忆说：周表示，“要是越南人还想继续打，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不会再帮忙，他压我们停战。”越南战争没有中国就打不下去。胡志明要主持谈判的范文同总理签字，范流着眼泪签了。黎笋受命向越南南方的部队报告这个消息：“我坐着牛车到南方去，一路上，同胞们都来欢迎我，都以为我们打了大胜仗。真是太痛苦了。”越共对中共的不信任感从此而生。而法国着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多年来，中国可说是北越唯一的资助者。一九六五年初，苏联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开始大量援越，提供打美国飞机最需要的高射炮、地对空导弹等重武器。毛怕苏联取代他做越共的保护人，劝苏联人不要管越南的事。他对苏联总理柯西金说：“北越人民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打得很好……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把美国人赶出去。”他还说：“越南人民自己能照顾自己，空袭炸死的人不多，而且死一些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共领导人建议苏联“在西边其他地方对付美帝国主义”。

毛也竭力想说动越共拒绝苏联援助。周恩来对范文同总理说：“没有苏联援助更好，我是不赞成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也不赞成苏联援越。”周甚至对胡志明说：苏联援越的目的“是改善美苏关系”。哪怕周恩来有三寸不烂之舌，这样的逻辑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毛没有办法阻止越共接受苏援，更没有办法拉越共同苏联决裂。他想通过亲华的胡志明掌握越共。但胡在越共领导人中并非说一不二。胡经常住在中国，曾向中方表示想找一位中国夫人，中方也给他物色了一位。但越共否决了这一婚姻，说他们的领袖保持独身对事业更有利。毛要维持他对越共的影响，唯一的办法是多给钱，多给物资，多派士兵。①

① 从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中国向北越派出三十二万多人的军队，包括十五万多人的高炮部队，有的到一九七三年才回国。这些部队使北越得以腾出兵力到南越打仗，有的还有中国顾问随行。

即使这样，越共也不买帐，未经毛同意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宣布同美国谈判。周恩来责备他们说：“好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急急忙忙发表这个声明。……这是世界人民的看法。”周居然还把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于四月四日被害怪在越共头上，说“如果你们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谈判时，毛想插上一手。周对越共说，中国比越共更有谈判经验。越共不予理会。毛的报复是让周拒绝接待来要援助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理由是中国领导人“国内事忙”。但毛最终还是不得不继续向越共大把撒钱。要当世界革命领袖，他不能不站在打美国人的越共背后。

越共不仅不听毛的，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中国给老挝共产党人大量援助，老挝人还是选择了追随越共。一九六八年九月，老挝领导人几次委婉地请中国联络组组长“回国休假”，中方只得撤走。老挝同越共一样，与莫斯科越来越贴近。

 

到六十年代末，世界“反美”领袖仍然是苏联，而不是毛。中共官员在大小场合喋喋不休地指责苏联给帝国主义帮忙，听众常常听得不耐烦，替他们脸红。不止一次，有人站起来叫中共的人闭嘴。美国官方也得出结论：毛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不再构成威胁。毛清楚他的失败。一九六九年，他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认为那些“毛主义”组织简直没用，削减了对它们的援助。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发生政变。被推翻的西哈努克亲王坚信政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决心同美国战斗到底。西哈努克在政变第二天从苏联到中国。毛请他留在中国。越南战争已由此变成整个印度支那的反美战争，印支三国之一的首脑西哈努克流亡中国，毛希望通过做西哈努克的靠山，树立起反美领袖的形象。

西哈努克留在中国后，中国给他提供了七个厨师、七个糕饼师傅，还从巴黎专门给他空运鹅肝。他有自己的专列，出国旅行时有两架飞机，一架载他的行李和礼品。毛对他说：“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多为你做点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西哈努克一提钱，抱歉给中国增加负担，毛就说：“我请你给我们多增加一点负担。”

秘密住在中国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中方压力下同西哈努克合作。中国曾支持“红色高棉”要推翻他。两年前的一九六八年三月，西哈努克公开指责北京“玩肮脏的把戏”，说“红色高棉是他们一手造出来的”。“就在前两天，我们才缴获了一大批各式武器，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

如今西哈努克成了毛的宝贝。毛以西哈努克的名义召开印支三国高峰会议，会议四月在广州举行。开幕时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向与会者和全世界显示实力。卫星绕着地球播放毛的颂歌（东方红）。毛接见放卫星的有功之臣时，乐得合不拢嘴，一再说：“了不起啊！了不起啊！”

毛然后以全球反美斗争领袖的口气发表“五·二○”声明，题目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西哈努克站在身旁，由此时还得势的林彪面对五十万人宣读声明。

为了念这个声明，病恹恹的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出场前，西哈努克注意到，林“看去好像轻飘飘有点管束不了自己，他不时打断毛，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大声发表反美演说”。到他讲话时，林拖着长长的颤声说：“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这样颠三倒四了几句之后才言归正传，但还是把“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

声明点名谴责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喝醉了酒的尼克松暴怒之余，下令调动军舰。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对他说，毛“除了口头上鼓励鼓励越南以外，拿不出什么东西”。美国人于是对毛的声明没有反应。即使在印支战争中，西方人看重的也是越南。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称：西哈努克“要想重返政坛得依靠越南”。基辛格开口闭口谈的都是“河内对柬埔寨的野心”。

毛对西方不把他当回事大为光火，骂基辛格是“臭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根本不懂外交”。毛想了一个别的办法让自己处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把美国总统“钓”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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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尼克松上钩

1970～1973年    76～79岁

毛刚掌权时，为了让斯大林放心的帮他建设军事大国，他没有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死后，毛希望建交了，但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不愿理睬中国。虽然两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整个关系仍处在冻结状态。毛选择了剑拔弩张的反美姿态，把它作为“毛主义”的标记。

一九六九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抗衡苏联，结束越战，公开表示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没有接话，跟美国和解会使他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一九七○年“五·二○”反美声明石沉大海后，毛才决定主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毛并非要同美国和好，而是想向全世界显示，尼克松有求于他，找上门来，他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十一月，周恩来通过跟中美双方关系都不错的罗马尼亚发出讯息，说欢迎尼克松来北京。这个邀请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抵达白宫。尼克松在上面批道：“我们不能表现得太积极”。基辛格后来说，他一月二十九日覆信时，“没有提总统访问的事”，“现在还谈不到这一步，谈这事可能引起麻烦”。

毛继续等待机会。

三月二十一日，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首次出国的体育团体之一，由毛亲自批准。为了不显得离奇，球员们经特许不必挥舞小红书。但他们有严格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握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四月四日那天，美国球员科恩（Glenn Cowan）偶然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士。世界冠军庄则栋看见大家都用不安、怀疑、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车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和他说话搭讪，便走过去同他说了几句话。这两名运动员握手的照片登时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当毛的护士兼助手吴旭君把登在《参考》上的这条消息念给毛听时，毛眼睛一亮，笑着赞许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这时，美国球队表示希望访华，中国外交部按照既定政策决定不邀请。毛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

毛显然对自己的决定不满意，整天都心事重重。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先吃了安眠药，再由吴旭君陪同吃晚饭。毛的习惯是同身边一两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晚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毛的安眠药药力极强，有时他吃着饭就发作了，一头栽在桌子上，工作人员需要从他嘴里把没咽下去的饭菜掏出来。为此毛晚饭不吃鱼，怕鱼刺。吴旭君回忆道：

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我一下子楞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毛平时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

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毛一直硬撑着等吴办妥了这件事才安然睡去。

毛的这一决策在西方造成了轰动性的效应。中美敌对多年，破天荒突然邀请美国团体，而且请的是体育团体，人人都感兴趣。美国人来了以后，魅力十足的周恩来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感到“令人眩目的欢迎”（基辛格的话）。美国报纸天天充满兴奋激动的报导。一位评论员写道：“尼克松目瞪口呆地眼看着这条新闻从体育版跃上头版。”毛就这样制造了诱惑尼克松访华的环境。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访华，对尼克松在政治上有百利而无一弊，尤其是第二年就要大选。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在四月二十一日再邀尼克松访华，尼克松马上在二十九日表示同意。据基辛格说：“尼克松简直兴奋得不能自己，甚至想不先派打前站的去中国，生怕这会减少他访问的光彩。”

 

毛不仅钓来了尼克松，还钓来了喜出望外的见面礼。基辛格七月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问铺路时，主动提出，要是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再度当选总统，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之前承认北京，全面接受北京的条件，把台湾一脚踢开。尽管美国跟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起台湾来好像这个岛子已经在北京的口袋里了。基辛格只做了个软弱无力的姿态：“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他没有要周答应不使用武力。①

① 基辛格这次访华的档案直到二○○二年才解密。在这之前他写的回忆录里，基辛格声称那一行“只是略略提到台湾问题”。档案解密后问起他时，他承认：“我那样说是非常不幸的，我很后悔。”

尼克松还提出帮中国马上进入联合国。基辛格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占据中国席位，总统要我先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然后再决定公开的政策。”

基辛格的礼品盒里装的不止这些。他提出要把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内容都报告中国，说：“你们想知道我们跟苏联谈些什么，我们就告诉你们什么，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几个月后，基辛格对中国使者说：“我们告诉你们我们跟苏联人谈些什么，可是不告诉苏联人我们跟你们谈些什么。”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副总统在听到美国告诉了中国什么情报时，简直“惊呆了”。情报之一是苏联军队集结中国边境的情况。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基辛格做出两项重大承诺。一是十二个月内撤出所有美国军队，二是抛弃南越政权。他说：“一旦和平到来，我们将在一万英里之外，河内仍在越南。”意思是，越南将是越共的天下。

基辛格甚至主动许诺在尼克松的下一任期内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对共产党国家是否会再度入侵南朝鲜只字不提。

这些见面礼是不要回报的。基辛格强调说他不要求中国停止援越，连希望毛政权少骂点美国也没提。从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周恩来用的是对敌的口气：“你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答覆那个问题”，“你们的压迫，你们的颠覆，你们的干涉”。基辛格不但不为美国辩护，连周说的中国因为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不会侵略别国这样一个可笑的逻辑也接受了。基辛格在跟越共谈判时，对方稍微提了提美国政府的不是，基辛格一口给他顶回去：“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代表的是这个星球上最暴戾的政权之一。”可是周说美国在越南“残酷”时，基辛格没问一句：“你们对自己的人民呢？”对周的声讨，基辛格的事后感觉是“非常动人”。

第一天谈判完，毛一听汇报，自大心理立刻膨胀起来。他对外交官们大剌剌地说美国是“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这是进化嘛！”周呢，形容尼克松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毛看出，他可以从尼克松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无须付出代价，既用不着收敛暴政，也没必要降低反美调子。

 

基辛格秘密来访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开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基辛格再度来华为总统做准备。那正是联合国每年一度辩论中国席位之时。美国是台湾的主要保护人，国家安全顾问自己都在北京，等于为中国开了绿灯。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取代台北进入联合国，接管安理会的否决权。

这时距林彪出逃刚一个月，毛还沉陷在沮丧之中。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来访这两桩大事驱散了阴霾，使毛情绪高涨。对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外交官们，他又说又笑，兴致勃勃地一连讲了近三个小时。他拿起联合国提案表决表，一边指，一边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

毛当即指示去联合国的代表团，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谴责：“要旗帜鲜明”，“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以反美领袖的姿态登上世界讲坛的一天到了。

尼克松到来的九天前，毛突然休克，差一点死去。尼克松就要来了，这给了他迅速恢复的精神激励。他那时身体肿胀，特别做了新衣新鞋。因为治病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这时毛睡在建在游泳池之上的大会客厅里。要在这里见尼克松了，医疗设备被挪到大厅一角，连床在内用屏风隔开。会客厅四壁都是书架，摆满了旧书，使美国人为毛的学识赞叹不止。

尼克松到达的那天早上，毛急不可耐地不断询问美国总统到了哪里。听说尼克松到了钓鱼台住地，毛马上要见他，一刻也不愿意等。尼克松正准备淋浴，据基辛格说，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催促他上路。

在这场一共六十五分钟的会见中，尼克松努力要跟毛讨论世界大事，而毛总是把话题扯开，顾左右而言他。毛不想有把柄落在美国人手上。为了严密控制会谈纪录，中方拒绝美国翻译在场。对这一违背外交惯例的要求，尼克松未表示异议就接受了。当尼克松建议讨论“台湾、越南、朝鲜这类当今大事”时，毛不屑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这些麻烦事我不想管。”“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少听点汇报？”当尼克松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谈“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时，毛答也不答，转头问周恩来：“现在几点了？”接着说：“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毛特别注意不说赞赏尼克松的话。尼克松、基辛格一个劲地奉承他，比方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毛只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过尼克松一句好话：“你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写得不错。”

尼克松又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个哲学家。”毛没理他，反而把话题扯到基辛格身上。

毛：他不是个哲学博士吗？

尼：他是个大脑博士。

毛：今天叫他来当主讲人怎么样？

尼克松讲话时，毛不时打断他，说：“我们两人不能垄断整出戏嘛，不让基辛格博士发言是不行的。”等到基辛格加入进来，毛又并没有真要听他的意见，而是在跟基辛格瞎扯，谈什么“用漂亮姑娘做掩护”。

毛对尼克松的无礼，是对美国总统的试探。毛得出结论：跟尼克松打交道可以得寸进尺。访华结束时中美要发一个联合公报，毛要在公报里谴责美国。他对他的外交官说：“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公报于是采取了一个独特的方式：“各说各的”。中方的是火药味十足的不点名的反美宣传，而美国方面只有一句不痛不痒的影射中国的话，说它支持“个人自由”。毛政权对人民的压制美国人不是看不见，随同尼克松来访的政治评论家巴克列（William Buckley）就发现不管美国人走到哪里，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他问中国官员：“你们的人民都到哪儿去了？”官员答道：“人民？什么人民？”巴克列反唇相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人民！”

 

毛虽然谨慎地要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还是受到从前盟友们的攻击。最激烈的是阿尔巴尼亚，霍查给毛写了封长达十九页的信，称毛跟美国来往是“肮脏事”。毛再愤怒，也不能跟他翻脸。阿国虽小，毕竟是毛从苏联阵营拉出的唯一东欧国家。为了堵霍查的嘴，毛只有多给钱。

最令毛头疼的还是越共。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脚走，后脚周恩来就作为安抚使节去了河内。越共领导人疑心毛要用他们跟美国做交易，给了周好一顿教训。黎笋说：“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没有权利跟美国讨论越南问题。”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再去河内。西哈努克亲王这时也在那里，他因尼克松的到来而愤然离开北京。西哈努克描绘刚跟越共领导人谈判完的周恩来，说，周“看上去疲惫不堪，还在为他的北越‘同志’指责他的那些话气得不知所措，跟他通常的样子判若两人。”为了继续拉住越共，毛别无他法，也只有像对阿尔巴尼亚一样多给钱。中国援越款项从一九七一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峰是一九七四年。

对这些国际“盟友”的贿赂等于对中国老百姓的加剧掠夺。受贿的还不只是盟友。尼克松访华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一九七○年之前，受援国是三十一个，之后突增到六十六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欧洲国家马尔他（Malta），生活水准远远高过中国，居然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次就从中国拿到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以什么做交换呢？马尔他总理明托夫（Dom Mintoff）回国时佩戴着一枚毛像章。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点八八，全世界绝无仅有。

而中国人大多在挨饿。对毛的老根据地陕北一带的农民来说，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年——尼克松访华后到毛去世的几年——是除了大饥荒外最饥饿的日子。

人们常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人能进来，中国老百姓出不去，祖国依然像个铁桶般的监狱。沾尼克松光的中国人微乎其微。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有的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送到西方去学语言，有的辗转看到几本刚翻译的外文书，包括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有的在严密监视下见见来访的海外亲戚。

未经许可跟外国人交谈可能招来大祸。毛政权的控制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件“小事”看出。总统要去上海一天，那正值春节，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沪探亲。为了预防不测，他们被全部勒令返回农村。

尼克松访华的受益者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尼克松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大选，在西方给毛正名。尼克松大谈毛等人“对事业的忠诚”，基辛格称他们为“清教徒式的、保持了革命纯洁性的一组人”，说“他们将在道德上向我们提出挑战”。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尼克松部下说：“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尼克松最喜欢的福音派传教士格兰姆（Billy Graham）也赞美毛的“美德”。毛一跃而在西方主流社会成了诱惑力十足的人物。

好奇的全球政要纷纷前来见毛。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Luis Echeverria）去和毛会面时，随行人员争着要跟他去，都快打起来了。政要们事先不知道能否见到毛，到了中国，得随时听从召唤。毛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什么时候召唤。政要们哪怕饭吃到一半也得放下饭碗。澳大利亚大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尿快憋不住了也不敢上厕所，怕召唤突然来了他被丢下。日本首相田中倒是上了厕所——是在毛的住处。毛陪他到厕所门口，并站在那里等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其实并没有要求见毛，正开着会，周恩来突如其来地宣布休会，催他起身，又不告诉他是去见毛。

毛在西方政要面前毫无顾忌地宣扬专制独裁。他对法国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说：“拿破仑的办法最好，解散国会，谁治理国家由他来指定。”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对毛说他很吃惊，怎么天安门广场上还有斯大林的像，斯大林杀了数百万人。毛一摆手表示杀人不算什么，说：“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嘛。”毛在西方政要心目中是个充满哲理的人。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对毛提出的一个关于达尔文的问题，未能圆满答覆，事后学着毛的语言给毛写信说，他要做“自我批评”。到一九九七年了，世人对毛已有相当了解了，基辛格还称毛为“哲学家”，声称毛的目标是“追求平等”。

毛喜欢接见外国政要，见他们一直见到临终。身体糟到透不过气来，就在旁边小桌上的报纸或书底下，放一根输氧管，静静地往他喷氧气。接见意味着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放光。

 

尼克松的来访给毛打开一道门，使他感到有可能从美国得到些先进军事技术和设备。他对北朝鲜的金日成直言不讳地说：“搞这些关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发达技术。”

要达到这个目的，毛非得让美国把他看作盟友才行。可是做盟友跟他一向摆出的反美姿态反差太大，怎么才能让美国人接受呢？毛的策略是竭力渲染“苏联威胁”，让美国人感觉，毛认为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毛就开始吹风，到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来时，毛干脆直接提出建立联盟。毛对基辛格说：“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都是美国的盟友。据基辛格记载：周恩来“呼吁我们牵头组织一个反苏联盟”，中方希望这个联盟“由美国领导”。

基辛格果然中计，在给尼克松的汇报里说：“苏联问题成了我们全部谈话的中心”。“中苏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光靠自己的能力无法与苏联对抗。”基辛格对他小圈子里的人说：“什么二十五年双方的误解啊，这都是瞎话。中国人要的是打起仗来我们帮他。”基辛格向中方担保：“我们会把对中国的入侵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夸张“苏联威胁”为的是骗取美国的宝贝。这一手法在毛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他两次掀起台湾海峡危机，利用美国扔原子弹的威胁，从赫鲁晓夫那里获取使中国核武器工业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援助。如今毛又喊起“狼来了”。

为了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真可能与中国结盟，毛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越共。基辛格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去：“在印度支那，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几乎是平行的。统一的，在印度支那起主导作用的共产党越南，对中国是个战略梦魇。”这么说，毛用中国老百姓多年忍饥挨饿挤出的钱，扶持的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敌人？

毛还顺着基辛格的爱好奉承他的桃花运。会议记录里毛说：“有谣言说你快不行了？（笑声）在座的妇女可都不满意啊。（笑声，妇女笑得特别响）她们说要是博士不行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笑声，特别是妇女的笑声。）”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尼克松给毛写了封绝密的信，声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部分”，许诺中国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使用武力保卫中国。基辛格设立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组，由四、五个他称为“最好的军官”组成，专门研究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考虑的方案包括一旦开战向中国军队空运美国核炮弹、战场核导弹等。小组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把载核武器的美国战术轰炸机运到中国，从中国机场对苏联军队发动核打击。美国人居然在考虑运核武器到中国土地上来了。

基辛格、尼克松明白他们考虑干的是一件在美国难以想像的事。基辛格说：“哪怕是像艾力克斯·艾克斯坦（Alex Eckstein）那样的喜欢中国的自由派呆子们，要是你跟他们说跟中国配合打仗，他们也准会发六百次心脏病。”

美国之外，尼克松、基辛格尽量帮助毛获得西欧军事技术。基辛格七月六日对毛的使节黄镇说：

我已经跟法国外交部长说了，我们有意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能力。我们会尽全力鼓励我们的盟友加快满足你们提交的国防订货单。

尤其是，你们要劳斯莱斯〔Rolls-Royce，军用航空引擎〕技术。根据现有的法规，我们不得不反对出售这项技术。但是我们已经跟英国人商量了个程序，使他们可以卖给你们。我们会要正式反对这笔交易，但仅此而已，别把我们公开的姿态当真。

引擎是飞机的心脏，这项决定解决了中国军用飞机的“心脏病”问题。西方技术或许还给陷入困境的中国导弹事业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负责导弹工业的七机部是同劳斯莱斯公司谈判的主要对手。基辛格也暗地里鼓励英国、法国把严格禁运的核反应堆技术卖给中国。

苏联人对这一切略有所闻。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三年六月警告尼克松、基辛格说：“如果中美之间形成了军事关系，这将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将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这番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话，基辛格没有报告美国政府，反倒马上通报给中国使节黄镇，黄镇人就待在尼、勃会谈的洛杉矶以南的“西部白宫”。基辛格对他说：“这次谈话我们没有告诉我们政府里的任何一人，你得绝对保密。”

尼克松访华据说是为了减小同苏联打仗的危险。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危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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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周恩来的下场

1972～1974年    78～80岁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借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叫“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他“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是错误的”。

毛把挫折归咎于“水门事件”（Watergate）。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不敢采取冒风险的政策。毛对基辛格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他总是大骂水门，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对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他反问道：“一个录音机有什么关系？”“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松摇摇欲坠时，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帮他一个忙，教他渡过水门难关”。

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意很快就冲着美国人表现出来。会谈取消，合作停滞。基辛格看出，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冻结起来了”。他随后几次来中国，中方“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拖时间”。毛两年没见他，背后不断说他的坏话。英国前首相希思记载毛对他说：“基辛格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人物，他每次来见我都怕得要死。”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基辛格再见到毛，谈判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Gerald Ford）总统访华事宜时，他重新提起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为毛还会感兴趣。但是毛说：“军事方面的问题，现在不谈。”那年年底，福特访华，毛礼貌地接待他，但没什么热情。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见下图对比图）。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 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毛终于准许周做手术，原因是他自己病得厉害，眼睛快瞎了，身子不听使唤，走路要人扶。毛不想把周逼急了。

周手术一个多月后，得到惊人消息：毛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只有两年可活。周决定不把这个消息报告毛。

毛有了死期了。知道了这一点，周恩来变了，对毛，他不那么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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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江青在文革中

1966～1975年    72～81岁

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晈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她利用文革为自己干了不少坏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员王莹。几十年前，王莹主演了一个江青想扮演的戏剧角色，以后又同丈夫双双赴美，在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演出，大出风头。王莹死在狱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轻时在上海的绯闻，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来。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对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监狱，有的就死在里面。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发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杨开慧的词，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气头上她给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问前夫唐纳在巴黎的地址。这一轻率举动，多年来一直是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权，她马上把郑君里和别的几个朋友抓起来，把他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寻那封信。郑君里说信早已烧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狱中折磨至死。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铃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子叫我赶快出去。

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周恩来到她那里去开会，他的随从宁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车里挨冻，也不愿进她的楼里取暖，怕被她撞见祸从天降。有一次，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负责一个会议的安全保卫，江青的警卫员事先给他打电话，说江青刚起床，没有吃饭，要他准备点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请她先吃饭。成回忆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进了会场，她找到总理，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们在搞什么，开什么会？’她跟总理大吵大闹一个多小时。”周对她解释了又解释，把她的警卫员召来对证，她仍不依不饶，骂：“成元功，你是一条狗。”两天后又对周说：“成元功从历史上就是个坏人，长期以来限制我跟总理接触，不让我见总理。”周恩来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卫士长从身边赶走，成进了准劳改营：“五七干校”。

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榻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兴奋之余，江青报告了丈夫。毛反对说：“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输血是不适宜的。”她这才作罢。

江青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她畸形的神经。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在凌晨四点左右睡觉，日间也要吃两次镇静剂。白天在室内，三层窗帘全部拉得紧紧的，让阳光一丁点也透不进去。落地灯打开，灯罩上却盖着一块黑布。秘书说：“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

她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为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常常这样告诫身边工作人员。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林立果暗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密谋曝光，江青常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林彪夫妇烧焦的尸体追赶她。她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老是有一种恐惧感。”

林彪出逃前，江青曾到青岛避暑，让六艘大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供她拍照。她玩儿得很高兴，只是不满当地的厕所。坐在痰盂上大小便，又说硌得屁股疼。于是工作人员先用充了气的游泳圈垫在痰盂上，后又做了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权作临时马桶，江青由护士搀扶着大小便。一天夜里她自己起来小便，由于吃了三次安眠药，她迷迷糊糊坐不稳摔倒了，折断了锁骨。林彪出逃后，江青硬说这桩事故是林彪谋杀她的阴谋的一部分，说是她的安眠药里有“内奸和特务”放的毒。她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药封存起来，拿去化验，把医护人员关在一间屋子里，由警卫员看守，然后一一带到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面前受审。周恩来从晚上九点一直陪她说话到凌晨七点，好歹让她安定了下来。

尼克松伉俪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访问对江青好似一剂兴奋剂，她终于可以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了。随着各国政要的接踵而至，江青期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想找个外国人来写她的传记，像当年斯诺写毛泽东一样。那年八月，美国女学者维特克（Roxane Witke）受邀前来采访她、写她。江青同维特克谈了六十个小时。

毛最初批准了这一做法，但江青的口无遮拦又让他生气。据陪同她的外交官张颖记载，江对维特克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背给你听听……”接着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也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接着咯咯笑道：“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去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啦，哈哈……”

在场的中国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江青还要说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江青越说越来劲：“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喀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喀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她如何崇拜美国明星嘉宝（Greta Garbo），如何热爱好莱坞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说她“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还不屑地反问道：“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好像中国电影的凋萎跟她和她丈夫都毫无关系。江青这样歌颂《飘》，让毛的新闻总管姚文元有点不安，姚轻轻地插了一句：“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作者〕同情奴隶主。”江青的回答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Ku Klux Klan）。”

最后，按毛的意思，江青谈话的记录只有一部分给了维特克。维女士后来出版了一本江青传。其他纪录稿全部放进保险箱，上锁加封条，进了外交部保密室。

毛没有因此禁止江青在外国人面前露面，但露面的机会远不如她渴望的那么多。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一九七四年访华，江青陪同他和夫人观看演出，但国宴没有她的份儿。不甘心的她，就在国宴开始前赶去，把哈特林夫妇留住，高谈阔论，让四百名出席宴会的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哈特林夫妇感到她的举止“傲慢”、“卖弄”，他们为她感到难堪。美国游泳队来访时，没有安排她接见，她就偷偷在游泳池的玻璃墙外看他们练习，事后一叠声叹息说：“真是美呀！……游得真好，姿势很美，速度又快……”江青本人在维特克面前谢绝下水，理由是：要是“群众”看见她游泳，“会过度激动”。

 

除了热望接触外国人，江青渴求的还有女性化的服装。在她丈夫统治下的中国，女人只有臃肿难看的衣裤可穿，江青也受到限制，只能在个别场合穿裙子。尼克松访华时，在总统眼中“粗鲁、好斗”的江青，陪总统夫妇看“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她为那天穿什么衣服煞费苦心，非常想穿件连衣裙，又怕在人民大会堂的众目睽睽下太显眼，最后忍痛放弃了这个念头。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穿着华丽的菲律宾国服来访，江青却只有毛式服装加军帽，与这位从前的“菲律宾小姐”相形见绌。马科斯夫人看出江青从眼角嫉妒地打量她。

最初正是为了跟马科斯夫人比美，江青设计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无领对开襟的上衣加半长的百褶裙。当女运动员穿着它在海外参加运动会的照片发表时，女人们哪怕再向往裙装，也觉得不美而嗤之以鼻。但江青毕竟开了头，裙装不再是“违禁品”。文革剪裙子将近十年之后，或飘逸、或庄重的裙子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出现在许多女人身上。

为了把她设计的衣裙由官方定为“国服”，江青颇费了一番心思。政治局反对，不愿拿钱给全国女人做耗费布料的百褶裙。江青想让毛干预，让得毛欢心的女友穿上给他看。当毛听说衣裙是江青设计的时，把脸一沉说：“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如今的江青要见毛还得讨好毛的女友。文革开始后，她跟毛分开居住。初期，她因为管“中央文革”，随时可以见到毛。后来，她的政治作用小了，见毛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是她来到毛的住地，毛不让她进来。毛讨厌她。毛越这样，她越不顾一切地要接近毛。作为毛的妻子，却见不到毛，江青害怕，心中无底。她于是对毛的女友献殷勤，送衣料啊、毛衣啊，甚至送稀罕的瑞士手表，希冀她们在毛跟前替她求情。有一次，她以“检查卫生”为名闯入毛的住地，毛要她“滚”，事后对警卫生气地说：她要是“再闯，就抓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八十二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江青获准来了，带来两样毛喜欢的菜。毛待她好像她不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话也没有。她待了一阵子，无趣而伤心地走了。生日晚餐，毛是跟五个女孩子一道吃的，有女友，有身边工作人员。

做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在毛最后的一两年，寝室只许两位女性随意进出：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从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后来做了毛的秘书，孟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俩做毛身边一切事情，四个小时轮换一次，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她们的家庭生活少得可怜，基本没有周末休息，度假就更谈不上了。

孟锦云很想离开，请张玉凤帮她在毛面前说说，说她快三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张玉凤本人有个女儿，中国那时没有婴儿食品，女儿得吃她的奶。可她不能每天回家，只得把奶挤在瓶子里，把瓶子放在毛的冰箱里，有机会回家时带去。婴儿吃这样的奶生了病，她焦急不堪。由于天天心里都惦记孩子，给毛读文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女儿的名字来。难处再大，毛也不考虑给她减少工作负担。

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中国人民心里都有你。”毛让她走了，继续用她做翻译，还把她深爱的后来与之结婚的乔冠华提拔为外交部长。但是毛也要外交部的人几度整乔。

 

毛与江青的独生女李讷是毛最年幼的孩子，生于一九四○年，长在毛身边，年幼时的天真呢喃曾给毛带来欢乐，使他放松。李讷十四岁时给毛写过这样一封充满爱意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毛希望女儿长大后对他政治上有所帮助，从小便照此培养她。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尽管她只有六岁，毛要她等国民党军迫近时再走，对她说：“看看飞机轰炸，听听炮声，也是个锻链。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江青替女儿担忧，哭着要先把女儿送走，毛大怒，把饭桌猛然一掀，饭菜撒了一地，喝道：“你滚蛋！小孩子不能走，我就要她在这里听听炮声！”

李讷上的大学是北大，学的是中国现代史。据她说她并不喜欢这个科目，但党号召干部子弟带头学，她就学了。文革开始时她刚毕业，二十六岁，毛派她去《解放军报》替他把住军队喉舌。她先做特派记者，在全国各地收集文革情况，当毛的耳目。一九六七年八月，她通过两度夺权，把军报抓在手里，原先的领导人以各种罪名打倒、关押。军报接着掀起了对她的个人崇拜。办公室乃至宿舍家庭都贴满了向她“学习”、“致敬”的标语，大会小会上，“谁反对肖力（李讷的化名）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是必呼的口号。报社特地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展览室，展览她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说是表现了她“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讷变了。刚来时她还挺谦虚，口口声声说：“爸爸要我来向叔叔阿姨学习。”现在她自己坐在沙发上，让老编辑站在面前，咬牙切齿地发火：“你给我立正！”“我恨不得枪毙你！”她宣告她要在军报实行王道与霸道“王，霸杂用”的方针。认识李讷的人都说她头脑并不出众，这样的用语显然不是她想得出来的，而是她爸爸教的。

在这位人称“天上掉下的毛姑娘”的统治下，军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以反对她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其中有她的朋友，就因为在小事上对她表示过不同意见。

一九六八年初，毛把军队管理全部交给林彪时，李讷离开了军报。她马上接管了同样重要的职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为了把这个位子空出来，她妈妈把李讷的前任送进监牢。李讷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九大”中央文革小组解散。

毛的设想是让她管北京。但一九七二年，李讷得了精神病，此后多年时反时复，直到毛死后才渐渐痊愈。据了解她的人说，李讷不像她父母，并不以整人为赏心乐事，对无休止地迫害人的生活逐渐感到不能忍受。有一次，她认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当江青的秘书奉命给李讷送去批王简报时，她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生气地大喊：“叫我看他妈的这些干什么？！”猛一下把这叠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说：“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

李讷渴望温情。江青从前曾给她很多的爱，如今也像毛一样，把母女关系局限到冷酷的政治领域。李讷快精神崩溃了，靠吃大量的安眠药来求得短暂的睡眠，她没有可以交心的人。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自然期望爱情，但没有男人敢向她求爱，也没有媒人愿意自找麻烦来引线穿针。三十一岁那年，她主动向一个年轻服务员求婚。她写信给毛请求批准时，毛问了带信人几个简单的问题，在信上批道：“同意。”给她的结婚礼物是毛自己也没看过的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婚礼父母都没有参加。江青不满意女婿，认为他是个仆人，配不上女儿。结婚后一段时间，李讷经常感冒发烧，尽管这跟“性”南辕北辙，江青怪罪到女婿身上，说他“身体有毛病”，命令他去医院检查。不久，她说女婿“有坐探的嫌疑”，把他送去石家庄。李讷的婚姻很快瓦解，精神严重地垮了下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李讷生了个男孩，给她阴郁的生活带来光明。但欢乐是短暂的。江青因为看不起女婿，也看不起这个外孙，不认他是毛家的后代，没抱过他一次。毛对孙儿、孙女没有兴趣和感情。

李讷得了精神分裂症。毛很少见她了，对她的身体、精神状况也没有多少关心的表示。文革后，李讷重新结了婚，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她“全忘了”。

 

毛的另外一个女儿娇娇（李敏）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她十二岁从苏联回国时，是个带着异国情趣的漂亮小姑娘，穿着俄罗斯式的薄呢裙子，脚上一双当时中国少见的皮鞋，举止洋味儿十足，说话都是俄文。毛对她充满爱意，管她叫“我的小外国人”，还请一些领导人到家里来，向大家炫耀他的“洋宝贝”。那时娇娇快乐极了。长大成人后，她不能再给毛童稚时的乐趣，政治上又帮不了毛，见毛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在毛的晚年，好几次，她来到中南海大门口，请求见爸爸，但毛不让她进去。后来她也患了精神病。

毛的长子岸英死于朝鲜战争。唯一活着的次子岸青脑子有病。毛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不把他当作家庭成员。毛常说他家有五口人：他、江青、两个女儿和侄儿远新。

毛远新是毛的弟弟泽民的儿子，从小在毛家长大。文革初期他才大学毕业不久，几年之中就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为毛把持毗邻苏联的东北。他在东北干的最著名的事，是下令枪毙公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尽管枪毙是秘密的，又有一套阻止犯人说话的措施，如在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一说话就拉紧，当局还是对张志新的声音万一传出怕得要命，在临刑前割断了她的喉管。

毛远新是毛信赖的自家人。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派他做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有所不知的是，四十年代初期他父亲在新疆被捕被杀，毛曾有意见死不救。

毛是他遗弃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被害的直接原因，对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精神错乱也负有责任。

毛给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悲剧，最后轮到的是江青。毛先尽量利用她充当打手，使她成了人人痛恨的对象，然后又用她做挡箭牌，以保障自己生前的安全。江青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被捕，就是毛和他的“反对派”交易的结果。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禁中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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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邓小平迫毛让步

1973～1976年    79～82岁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入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都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分。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分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盲，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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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象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著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

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对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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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真实的毛，依然鲜为人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