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中共虽因在苏俄直接指挥下,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 叛变国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阵营,但是,盖 因苏俄妄图颠覆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和变中国为苏 俄附庸的阴谋,并未改变,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继续指使和指挥 下,持续地掀起了叛乱叛国的狂潮。指它叛乱,是指它对北伐和国 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指它叛国,则是指在北伐成功、东 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 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 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 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 合”。其间,苏俄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虽为中共制定了一个 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 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 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亦在一九二九 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 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 乱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国是。但是,前者于苏俄 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后者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 领,直至开除了党籍。此后,中共继续在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 命令下,不仅因残余军阀的叛变而乘机扩大武装叛乱,而且随着日 本帝国对我国侵略战争的公开爆发和逐步升级,将它的叛国行为发 展到了公开分裂祖国、即制造两个中国的“水平”。而苏俄命令中 共叛乱、叛国和中共受命苏俄叛乱、叛国的主要手段,便是发动武 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俄属“苏维埃 政权”。然而,随着发动城市暴动的彻底失败和煽动农村造反的日 益扩张,中国共产革命既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 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造反党。从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过 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马克思主义亦不过成了它赖以造反的宗教 教义,而传统农民革命打天下的旧历史,竟成为毛泽东和中共发动 农民造反以抢天下的新现实。只不过,传统农民造反的对象,乃是 昔日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中共和毛泽东造反的对象,却是推翻了君 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家,战胜了专制复辟,刚刚获得了和平 与统一,正在实行训政以筹备宪政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实行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
第一、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苏俄蓄谋指使中共阴谋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第二阶段为苏俄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在第一阶段,指苏俄“蓄谋”,是因为苏俄“帮助”中国国民 革命和指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 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苏俄蓄谋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苏俄向中共传授 十月背叛的经验,要中共利用北伐胜利的条件,在刚刚建立了国民 革命新政权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煽动农民造反,并一心要造 成中共暴民政权和国民革命新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国民 革命新政权。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一九二六年十一 月(按:北伐出师后四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 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 革命。” 0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全会上,布哈林 即在第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 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批评中共“对农民问 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按:即 在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 —— 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 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倡 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来担任 ...... 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 要条件 ......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 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曾于会前 接见部分中共代表,其时,“他身穿军装和皮靴,意味深长地指 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 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 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称:“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 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 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 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 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对中共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 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均针对南京国民党 已经“清党”和武汉国民党就要“分共”的严峻形势,指示中 共“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显然,如果没有苏俄直接或假手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了上述 种种发动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会有中共要在北伐胜利后方发动土 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二月政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参见本 卷第一章),更没有嗣后在两湖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 动。
其三、苏俄蓄谋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的手段,就 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叛变。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 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说中就曾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 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03 显然, 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北伐打 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下同)。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就已经指示中共 说:“目前,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考虑到下列问题:改编军队,建 立完全可靠的革命军队,建立军队同工人组织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 系 ...... 应特别注意组织完全可靠的革命农工部队,使共产党员和坚 定的国民党左派渗入到部队中,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卫 队。”紧接着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说,这 个指示曾极其明确地说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 性”;“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 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 ...... 组织(目前还不 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 ”
于是,罗易立即写信给正在郑州与汪精卫谈判的冯玉祥,要他 站出来“把反革命的大本营根本破坏”,并说“除非把反革命大本 营根本破坏,武汉难保不变成他们的第二个擒猎品”。 04 苏俄蓄谋 指使中共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五月指示”和 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种种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汉、上 海等地自组工农赤卫队以准备武装叛乱的行动,才最终地把汪精卫 逼上了决心“驱俄分共”的道路。对此,布哈林后来曾批评罗易 说:“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 种糊涂、愚笨的做法。” 05 他在后来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中,甚 至检讨“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并指责鲍罗廷说,“共产国际 曾要求中共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
在第二阶段,苏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及 其再生的南京政权,并在中国建立附庸俄国的“红色苏维埃政 权”,以达到直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此,在中 国“发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就不仅成为苏俄一心之所与, 而且成为它直接指挥中共公开背叛北伐和公然叛变国民革命的根本 目标。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的希望尚未 死绝之时,苏联《真理报》已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 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 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 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发 表“时事问题简评”时,曾评论中共“革命”说:“在当前革命发 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 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苏联第七、第八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还在社 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 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 的。”
于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于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 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06 这样,命令中共发动 武装叛乱以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就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的任务和目标,完全地结合了起来。为此,中国虽驱逐了鲍罗廷, 斯大林却派来了又一个亲信罗明拉兹,以“纠正过去所有错误,指 导中共中央工作”。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 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07 而这个转变,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装暴动的手段,来建 立认宗苏俄和附庸苏俄的“俄属苏维埃政权”。
随着罗明拉兹的到来,由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也就 紧密地围绕着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 本任务,在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和中国国民革命就要成 功、又尚未成功的历史关头,被急切地煽动和发动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 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 装起义的总方针”。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以夺取大城市为 主要目标。确立了资产阶级为打倒的对象,认为只有先打倒资产阶 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在中共党内的领 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罗明拉兹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会议,由罗提名,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 共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 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这次 会议通过了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 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 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 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 发动工人斗 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 者 ...... ”;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 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 ...... 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 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 ...... 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 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按:指 中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 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 ...... 现在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 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 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 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 乱。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 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叛乱说:“广州 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 08 但该决 议案却指责指挥广州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 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 招。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中共苏维埃运动已经开始,那时苏维埃政府是想在一个中心城市建 立起来。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 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09 难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召开的 《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曾称,“共产国际的成就之一就 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并说,“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 与红军的组织”,“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 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后,当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运 动,已经在中国被发动起来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又在 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共:“革命斗争将使党(指中 共)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 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 国民党政权。”当中共发动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遭遇了巨大 失败和连续失败时,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苏俄则在第一封《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 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当中共在发动农村武装暴动的过程中, 出现了未打倒富农的情形时,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苏俄又在《共 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即共产国际第二封指示信 中,指责中共“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 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 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 对。”当中共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决策了疯狂的暴动计划,发 动了残酷的武装暴动,即被后来的中共称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行 动时,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致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即共产国际的第三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宣 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机的时期” —— 据中共党史专家 解读,即是指“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 10 从而向中共提出 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 政权”的紧急口号,并指示中共“坚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 在满州以及朱、毛区域里,坚决地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游击 战争估计不足,(否则)便是对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计不 足”。此时,正值苏俄为维护沙皇俄国在我国的中东路主权,而对 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关键时刻。中共在苏俄命 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乱,亦因此而转变成了与苏俄“里应外合”的 武装叛国。
第二、苏俄命令和指挥中共背叛国家民族以“武装保卫苏联”
为了了解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武装叛国口号的由来,首 先有必要将“中东路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后,苏俄为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邀买 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 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 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 消了关键条款(参见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与北京政府签 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 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 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的特权由 苏俄继续得以维护。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 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亦为方便指 挥中共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 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 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 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 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 叛乱的许多文件, 11 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 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 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 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 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 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 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 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 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 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 余军阀的武装叛变和中共的武装叛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 东北,于是,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 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 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 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十二月,忍辱与 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 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我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 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诚然,中东路事件在我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为苏俄 对沙俄掠夺我国主权的继续。尤其是为了维护旧沙皇俄国在我国东 北的特权,新沙皇俄国竟能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而成 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公然和公开侵略我国的恶邻。所以,此时 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发出“武装保卫苏 联”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更大 的武装叛乱,以与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 —— 这在 苏俄,就绝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问题,而是欺我民 族,侵我祖国,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这在中共,就更不仅仅是武 装叛乱的问题,而已经完全成为对祖国和民族之史无前例的公开出 卖和背叛,即武装叛国了。难怪彼时陈独秀曾为了中共的“形 象”,而立即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这个“无国家、反民族”的口号 和决议,更难怪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此一口号和决议,亦多少 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个彻底地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 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命令和指 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叛乱 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我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从 此竟成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叛 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 和仅有。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 亦非只命令中共一党而已。据中共党史专家说:“一九二八年共产 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 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 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 犯’。” 12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 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 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 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 ...... 绝 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 13
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上,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企图 强行占有和武装占有别国主权者。而由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战争, 又是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是,在自己祖国遭受苏联大规模侵略 时,苏联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祖国和保卫苏联,甚至在日 本已经公然侵略我国,占领了我国东北,却并不曾侵略苏联时,苏 联又进一步命令中共不要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却要为保卫苏联而 在自己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趁机推翻本国正在实行抗战 的政府 —— 苏俄对一个邻国的无耻野心,实为史所罕见。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叛国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 与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 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就在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向各国工人阶级和 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 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 —— 苏联。” 14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 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借 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 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 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颠覆中华民国,出卖中华民 族,以保卫苏联。这五条指示是:
一、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 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 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 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 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 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 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二、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 路冲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 派的斗争。 15
三、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和政治 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设法使 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四、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 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将给予正在兴起的 工人运动以巨大革命化影响,使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州的冲 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 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州地区,在毛泽东、贺 龙活动的地区 ...... 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 动协调起来。
另外,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 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 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指出,共产国际 推动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武装保卫苏 联,也即是为了适应中东路战争的需要。”(黑体为引者所加)即 为了适应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此可谓一语卖 尽“天机”。 16
然而,当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 停止以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有丝毫 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继续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下,扩大武装叛国。
一九三零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了“无产 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该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 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 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 ...... ”
为了使中东路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叛国的序幕而非尾声,一 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 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 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 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十 一次全会,如前所述,其决议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 埃的兴起 ......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 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又在苏联 《真理报》发表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一文,指 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在继续上升 ...... ”,要求中共“为迎接 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会,作出了“共产国 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指责中共党内有“右倾 机会主义与剥削分子的联合 ...... 放弃和轻视了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 斗争。”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 《真理报》乃立即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并 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 务 ...... 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 斗。”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立即转载了这篇社论。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苏俄命令 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残余军阀叛乱的战争刚 刚胜利结束,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正甚嚣尘 上,乃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 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 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 争。”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由是,中共乃假托 日本侵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们“工人阶级的祖国 —— 苏 联”,而加紧了武装叛乱的步伐。此后,中华民国与苏联虽然于一 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谈判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十二日已经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苏俄仍然在 指挥中共继续叛国,直至指挥中共制造“两个中国”。诚如中共党 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仍希望中共“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 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政权”。 17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 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就继续向中共提出了“发展苏区与红 军”和“推翻国民党”等六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产国际又派出军事顾问李德抵瑞金,任中 共“苏维埃国”军事顾问,控制红军指挥权,与在莫斯科的王明遥 相呼应,坚持命令并指挥中共继续武装叛国。
此时,虽然日本帝国的侵略日渐扩张,中华民族的危难日趋深 入,但据中共党史专家“揭露”说,唯“共产国际认为一九三三年 和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称这个时期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 涉时期”。共产国际所指的“武装干涉”,自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军 对叛乱和叛国者的围剿,而非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18
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发表米夫“只 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文,称:“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 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同时用各种文 字精装出版毛泽东鼓吹“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煽动农民 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武装割据才能颠覆中华民国”的小册 子(参见下文)。苏俄欲假手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愿望,显然 一时难收。
第三、苏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应该说,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将苏俄的任何指令当作圣旨,即令 有想不通之时,最后也都是按照苏俄的命令办,即所谓“理解的要 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九二七年之后,已经被国民党清除 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就更是以苏俄为依赖,样样以服从俄命 为天职,直至不惜以叛国为效忠。诚如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所 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 斯科召开)所通过的党章极其强调共产国际集中领导,极其强调对 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极其强调服从共产国际。” 19 如前所述,中 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曾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 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 二处规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一旦 中共叛乱叛国失败,就一定是中共没有坚决执行苏俄的命令和指 挥,罪过只能在中共,绝不允许诿于苏俄或共产国际。再则,尽管 中共对苏俄的命令和指挥已经照办执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 或者仅仅是自产自销了一些土政策,苏俄亦绝不容许。其最为典型 的表现,便是苏俄在中共党内“倒李扶王”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的党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线斗争,即第一次路线斗争, 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王明路线同立三路线之间的残酷斗争。但 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却说,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都是左倾路线,都 来源于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说:“共产国际理论和路 线的重要影响,是立三路线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 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武 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缘由;共产 国际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 要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上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 20 并且,“无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 是在共产国际的长期指导下发生的,他们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说也 都是来源于共产国际 ...... ”。只不过“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 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 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等。 ...... 虽然王明在某些左倾冒险做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 更左。用王明的眼光来看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 线是右倾的结论”。 21
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也过于地轻描淡写了一点。苏俄 之所以要掉马换将,打击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 立三在一省或几省发动叛乱和叛国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国际必须诿 罪于李而不能自张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通 过了他的叛乱和叛国计划,并敢对共产国际称大和闹独立,所以共 产国际才深感权威发生动摇; 22 三是李立三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成 功而设计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计划,居然就敢将苏联拖进危险的 境地, 23 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须服从苏联和听命斯大林的共产国 际,无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苏俄必须在中共 党内扶植一个绝对恭顺的奴才。于是,彼时“不要祖国和没有祖 国”的王明,便扶摇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够被苏俄相中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在苏俄时就是 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弟子和红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 对苏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击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 学内的异己力量;二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大举入侵我国时, 王明居然能够一口气写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须武装起来保 卫苏联”,并把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陈独秀骂得狗血喷头,其 忠于苏俄和叛变祖国的积极表现,从此获得了苏俄的欢心;三是卖 命反对立三路线,狠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 24 提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口号,以明确反对“立三路线”,鲜明地拥护“国 际路线”,从而既为共产国际命令和指挥中共叛乱、叛国的失败作 了辩护,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 的命令。总此三条,终于促使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中国强行召开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并强行扶王明上台,使一个在中共党内名不见经传 的学生娃,竟成为中共一党的领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俄和共产 国际命令的绝对执行,保证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武装保卫 苏联”的方针,将叛乱和叛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潮。诚如中共党 史专家所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充分 地表达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只要举起‘两条路线’斗争 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鞭子,就可以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苏区和红军中 去,实行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 25 新沙皇俄国及其 工具共产国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要 比老沙皇远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 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 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装叛 国阶段,与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图存 阴谋策略的阶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装叛乱
本阶段中共武装叛乱的特征及手段,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 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一 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 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 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但是,由于共产 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共 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 位。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 作”。同时,“共产国际考虑以瞿秋白代替陈独秀 ...... 因为瞿秋白 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26
由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 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罗明拉兹和新中共中央决定 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武装叛变。是时,据中共 现代史教科书称,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张发奎 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贺 龙的第二十军,卢德铭掌握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和隶属 于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南昌公安局的两个 保安大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部分学员。 27 叛乱发起 后,乃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 团,并仍盗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 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 万人。但是,不数日,只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 兵平叛追剿,叛军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嗣后,千 余残部乃迂回逃窜,于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带至井冈山落草,为 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 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 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于 是,该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发动武装暴动”的右倾 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责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 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 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因此,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 装队”,以实行武装叛乱。 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 七次扩大会议给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路线和任务,所以,本次会议不 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 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 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 29 八月九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 埃”的指示,于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 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 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 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 关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 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 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九 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叛乱武装。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 分叛变军人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 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 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 成。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沣陵,然后共同进攻长沙。九月 九日,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 惨败;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 二;九月十一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九月十九日各 残部败聚文家市,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 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败走赣粤边界以 求存,然后落草井冈山中。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 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如前所说,这次仍由罗明拉兹所主持的 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 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据中共现代史 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 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 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 30 这次会议的重 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 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 议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 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 号公布于全国”。 31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 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 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 派”。 32 中共中央于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 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 应 ...... 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 ...... 在 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 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 ...... 目前主 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 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 贼 ...... ”。 33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 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 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34 此后, 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 人寰(参见本章第四节)。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 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 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 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 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暴动虽有中共湖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总暴 动”的总动员通知,亦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但瞬间败亡。上 海及顺直等地区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主要的武装叛 乱,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 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 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 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乱爆发,当日即 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由苏兆征任主 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发布政纲 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 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 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35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迅以惨败为告终。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 大”的同时,因苏俄出钱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六大”的一项重要任 务,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实际是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 失败的教训。中共“六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国际 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 质、任务和前途,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项政纲,主要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 本和银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 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等。大会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 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 ...... 新的革命浪潮 还没有到来。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党的总 路线是先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准备武装暴动。”中共“六大”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 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 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 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 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 ...... ”大会认 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 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 党的各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 37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几已全部转移到了农村。 但各地农民在中共煽动下的暴动和暴乱,却呈现出一种时起时消、 瞬间败亡的景象,并且发动不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红军 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 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 38
所谓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没有到来,失败的景象却随处可见。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和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 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 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一九二 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 曾于十一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 权。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广东琼崖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 北麻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一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一 至二月由逃窜在湘南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一九二七年 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 江“扑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二 八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动。以及 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 39 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其 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中 共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 在,即便是由苏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都只 能是有令难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装叛国
中共武装叛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 路事发 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二阶段自九一八事变至一九 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第一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 征,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并指挥下一边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 联”,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以与苏联侵略里应外合。第二阶段中共 武装叛国的特征,是于国难当头之时,“借重”日本的侵略,继续 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坚持叛国,扩大叛乱,反扑围剿, 直至失败逃亡。
中共两阶段叛国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苏俄的命令与指挥下,坚 持武装叛乱的形式,坚持煽动农村造反,和坚持建立认宗苏俄的苏 维埃政权。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 极大关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了 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 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 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紧急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 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 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苏 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作者按 —— 中东路事件,在中 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 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 中国 —— 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 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作者按 —— 事实是,苏 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 了。事实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 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 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 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过 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如果这一立 论“正确”,则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岂非成了中共在“进攻英 国和葡萄牙”?
四、“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 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作者按 —— 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 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 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 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 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 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 40
作者按 —— 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 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 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俄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在叙述中共这一段武装叛 国的历史时,因多少有些为中共“无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 资料时,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脚”。但是,当他们批评起被中共 后来的领袖所否定了的前领袖王明时,却说:“王明虽然在这些文 章里(按:指王明十二篇论证中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的文章) 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这些文章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 联’等极端口号 ...... 41 此可谓“一语露尽天机”。由是,他们才如 是小心翼翼地批评说:“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 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 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42 他们的话,虽然掩盖了中共叛国的鲜 明本质,抹去了当时国民对于中共这一叛乱卖国的愤怒指责(包括 除中共以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别)。但是,在中国 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说,已经难能可贵。
如本章第一节所说,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苏联侵略者不仅对 我国大打出手,而且侵略并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只因我国 政府受制于国内的残余军阀叛乱和中共武装叛国,而不能战胜它的 侵略,才使它达到了要继续强占我国主权的目的。虽然祖国的失败 已经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却 在这一叛国的旗号之下,将武装叛乱推向了顶峰阶段。一九二九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 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 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 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 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 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 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 ......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 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 爆发。”由是,中共党史专家才会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中 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 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 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 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 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 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 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 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 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 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 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 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 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 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 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 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 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 省区的首先胜利。”对此中共党史专家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李立三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 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 < 45 同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 书称:“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装暴动计划主要有: 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 一军团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 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 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 命高潮。” 46
中共中央所发动的各大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均因 为行不通而失败。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七日突袭长沙, 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府。八月 五日失败后,八月三十一日复又攻陷长沙,九月二日再次败退长 沙。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 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 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 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 到赣东北根据地。” 47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乘新旧残余军阀的 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全面胜利,亦 以全面失败为告终。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后,日本阴谋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 曾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参见上卷第六 章),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 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波澜国中。当此 国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不愿与闻,相反, 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乘 机扩大武装叛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 军乃不得不停止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于第二天离开江西前 线。由是,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共临时 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 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 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 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 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 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 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 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 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个任务,则是乘 机建立附庸苏俄的“国中之国”,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 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 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 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 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事实 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州和帝国主 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 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了 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时,中共领袖王明又在 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 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 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49 中共现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说,“一二八”之后,正当 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 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 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 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 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到自己手里’”。 50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实行武装叛国的第三个任务就是 利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一边反扑中华民国政 府军的围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军被迫停 止了第三次围剿。此后,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装叛国便获 得了一次很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 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 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 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 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 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 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 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 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的武装叛国又得到了一次大 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 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 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 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 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 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 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 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 万余人 ...... 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 ...... 九一八事变 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 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 ...... 成立了红二十六 军 ...... 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52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 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 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 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 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 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 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 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 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十年间,不 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 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 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 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前 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 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 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 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象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 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盗的 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不仅没有是非可言,即便有, 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 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 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 与我们何干呢?
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第一、中国共产革命被迫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
一、农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关系
如导论所说,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意识 形态的近代化和“科学”化,所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排斥农民革 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诋毁农民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对拉萨尔的 批判就是明证。 53 二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并领导农民结成工农联盟的 基础,不仅是共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而且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 因没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证明了马、恩对工农联盟以共同发动共产 革命和共同建设共产国家的重视。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正是俄国 农民对于苏俄共产专制政权的长期反抗和顽强反抗,才促使斯大林 一方面对本国农民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一方面则愈来愈明确地 要求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和煽动农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确地指示中 共:“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 命实质上就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参见本章第一节) 显然,这一切,都对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奠定了思想 和理论基础。就不用说,中国原来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农 业国家;更不用说,中共建党伊始,党内就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农 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党时期的组成成份已经决定了这一转变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不论它曾如何地标榜自己是 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它却是 由一两个著名知识分子与数十名小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党(参见上 卷第三章)。而在建党初期即成为其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当中,有的 虽然是乡村秀才出身,有的则是农村知识青年,或是失意与失学的 农村小知识分子,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在漫长的君主 专制社会里,常常会成为农民造反领袖、或能成为为农民造反领袖 出谋划策者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或曰小地主阶层的不仕子们,正因 为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中国历史从专制向民 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再加上辛亥之后,土地问题既未能及时解决, 平均地权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实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未来得及 解体,因此,不论是从他们的个人处境出发,还是从他们要变革社 会的愿望和理想着眼,也不论他们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与新主 义,更遑论作为农村小知识分子的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和新主义能 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仅仅是生吞活剥,他们都不可能不在相当程 度上,既承受着传统农民造反的影响和驱使,又不可能不热切地关 心着,包括其自身命运在内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说穿了,即是 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因此,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组成成份的 农村小知识分子们,也就不可能不把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入 到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如何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下, 发动当代农民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实 践,早已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造反经验。这就为 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党内向来就有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内部向来就存在着一个竭 力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农村小知识分子 彭湃,就已经开始在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 的工作,后来并成立了由中共党人所发动和组织的第一个农会,即 惠州农民联合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已经用“中国 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作为理由,来强 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 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 础,无非是有些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 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 54 一九二三年九 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学补修班上讲国文课时,就曾指出:“农民的 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55
此后,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别是在 苏俄和斯大林已经明确指示中共,要在中国国民党北伐进军的后方 发动土地革命 之后,中共中央因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纲”,要 把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转变成为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 村农民造反政权,毛泽东遂成为广东和武汉两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广州农讲所已主办六期,每期均有 各地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农民运动 讲习所亦加紧开张,为嗣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培养了一批农村造反 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军解放了湖南,对湖北的攻坚战 即将开始之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 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与全国人民一心相与的 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唱反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军 刚打下武汉、南昌、福建,就要东进南京、包围上海之际,中共中 央又在“农民政纲”中提出,要在国民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北伐军 后方,“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 民;武装农民,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同 月,毛泽东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十二月,毛泽东参加了湖南 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使该次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铲除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己武装”等决议。 56 据中共史家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 民协会,会员激增至二百万人。于是,在中共“一切权力归农 会”的号召下,湖南农民运动开始“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 恐惧之毒”,不仅省、县、市、乡各级农民协会形同政权,动辄没 收土地财产,而且自结武装,横行乡里,随意处决地主绅士。“有 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造反口号,既无限扩张了造反杀人的范 围;“剪长衫、吃大户”的无理要求,更将湖南农民运动推向了与 传统农民造反一般无二的“大同境界”。他们不仅要“将土豪劣绅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 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其批判、批斗、戴高帽游街,无辜打 人、关人、滥施种种刑罚,虽与历代农民造反的暴民行为如出一 辙,尤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无 二。由是而把传统农民之暴民运动的本相表演得淋漓尽致。一九二 七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 把湖南农民运动吹上了天,妄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 论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 ......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 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 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而 且,毛泽东还兴奋地赞叹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 奇勋。”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 民主革命的任务。”更妄言“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 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 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泽东等人 的推动下,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至此,中共党内 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别终于形成。
四、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原因虽然是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的重要 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才迫使它 更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其原因:
一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 九二七年的失败,已使它因大量的叛变、自首、脱党、少数人被捕 和极少数公开叛乱首领的被处决,而锐减到不足一万人。由中共乘 北伐之机而组织的工会,亦从其高峰期的三百万会员减少到三万 人。曾号称拥有一千万会众的全国各地农民协会,基本上已经不复 存在。 58 其后,中共虽然在苏俄的命令并指挥下,持续地发动了以 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但是,城市武装叛乱的逐次失 败和全部失败,不仅使它的地下组织遭遇了很大破坏,而且迫使它 的地下中央机关和各级机关陆续迁往农村。从此,江西农村便成了 他们的中央“苏区”,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遂成了他们武 装叛乱的战场,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只能为农村的传 统式农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国共产革命于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在实际上虽然是苏俄 企图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但是,苏俄非但没有因此而善罢甘 休,甚至就此将“诱逼”变为“直接发动”,干脆命令并指挥中共 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农民造反和建立认宗苏俄、出卖祖国的俄属苏 维埃政权。因此,中共的农民造反,也就在苏俄的命令下,获得了 它仍然作为中国共产革命性质和内容的正宗性。特别是一九二八年 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由于斯大林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定性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 斗争,因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也就不仅在共产革 命的理论上得到了认同,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国际共产教皇斯大林 的批准和支持。长期以来,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民 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的说法,不过是要把这个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 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功绩,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罢了。
三是中共党内向来就存在着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而这个 派别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前就走“对”了道路,又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后,因坚持发动农民造反而挽救 了中国共产革命。同时,更因为中共党内的农民造反派领袖毛泽 东,在发动农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够借鉴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经验, 不仅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保卫城市”的方针,而且提 出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并把二者紧密联系,从而 造成了附庸苏俄的“中华苏维埃国”的建立,为苏俄蓄意颠覆中华 民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国共 产革命已经濒临危局之时,毛泽东所要走的农民造反的道路,不仅 得到了苏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苏俄的赞扬。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 《共产国际通讯》曾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 国”。该文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 话 ...... 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 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其后,共产国际还致函中共中央说:“毛泽 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指在苏俄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 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都没有这样美观的 书 ...... 。”后来,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 会》一书,该书刊有《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苏维埃 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和《毛泽东关于 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语》等内容,并用俄、 德、日、英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从此,毛泽东不仅将农民当成实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而 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 迫”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与中国农民“均贫贱、等富贵, 人人都能大碗喝酒、个个都能大块吃肉”的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 来,在中国共产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败的危局之下,为中共找到 了一面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为“科学”、更为现代、亦更能打 动人心的思想旗帜,使得煽动农民造反从此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 流和主体,更为其后毛泽东在抗战中为实现他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卖 国路线,以准备嗣后那一场抢天下的内战,而一再声称“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 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由于中国共产革命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有统计表明,一 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约伍万余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识 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农民仅占百分之五。但 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时,中共虽在人 数上已达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经是农民。 59 中国共产 党在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已经使它蜕变成了一个以农民为 主体的党,即农民党。
二、中共在性质上蜕变为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 本质的农民造反党。中共虽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但因毛泽东认 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 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乱世中所滋蔓成长 起来的农村造反者们,特别是一些绿林好汉、土匪强盗,以及由他 们结党而形成的封建会党,即一再为中共所吹嘘的“被改编和被改 造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军队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动农村造反 的中坚力量。只要翻开中共于大陆建国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 忆录”,特别是正宗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 60 则对于认识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这一“主体构成和中坚构成”,无疑会留下 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这个构成,才造就了它作为一 个农民造反党的性质,才决定了它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 本质的政治特质。此后,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甚至直到它夺 取政权之后,都无时不表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特质。以至于不论是在 哪一条“战线”,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严格地说,都是流氓无产 者,或具有流氓无产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会成份。甚至在知识分 子、直至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当中,亦非但不能 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则由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可 能在各个阶层,各条“战线”,都能造成同样残酷无道和灭绝人性 的景象了。
三、中共蜕变为以乡村小知识分子为领袖集团的农民党。由于 历代有作为的农民造反领袖,必定有乡村秀才、即地主阶级的不仕 子们为其出谋划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刘伯温,李自成之重用李岩; 由于农民造反领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即地 主阶级的不仕子,如黄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农民革命,虽具有 传统农民造反的本质,却要扛现代共产革命的旗号,甚至需要“配 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因此,象毛泽东、刘少奇等这样 一批虽无真正专业知识,却又绝顶聪明能干,虽失意、失路,却又 继承了传统造反精神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盖因他们在投身共产革 命伊始,就在自学和苏俄的阴谋教导之下,既学到了一星半点的马 列主义,又学会了不择手段的狂热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国共产革 命不得不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领袖集 团的主要成员,直至成为中共农民造反和再造专制新王朝的当然领 袖,即“革命皇帝”。毛泽东便是它最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 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出身构成,就能 证明这个认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领袖集 团的这个构成,不仅从此改变了它从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 由极少数知识分子作为其领袖的状况,并且使得党内的极少数真正 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 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共 农民造反的政治特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这个以农村小知识分子 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及其各级以乡村小知识分子和城乡无知识分子 为主体的领导层,就更是出于对真正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变态心 理,而在长期内制定了一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方针,以在 革命的名义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戕害进步和 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视文化、践踏知识的恶劣国风。从 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 班人”。
四 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区别
第一、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
一、都拥有一个代表着传统农民最高理想的乌托邦口号。这个 口号,就中国传统农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贫贱、等富贵”为革 命目标;就中共农民造反而论,就是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为 造反理想,亦即被工农化和普及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和共 产主义理想精华。”
二、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一样,不是农民造反英雄结合农村小 知识分子以造反,就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结合农民造反英雄以革命。 由是,毛泽东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现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 不过毛泽东从马氏借来的造反理论要比洪氏借来的更现代,更“科 学”,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图才比洪氏更大, 统治的时间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归复和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上, 比洪氏来得更为彻底、更为残酷和更加富有“创造性”。
三、同具有残酷内讧的一致性。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 无有不残酷内讧者,亦无有不内讧到底者。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家 农民起义成功者,其在成功后为维护一姓江山而滥杀功臣的行为, 其本质仍为“残酷内讧”。中共自江西农村造反起即发展起来的残 酷内斗和互相杀戮, 61 到毛泽东和张国焘于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 相互谋夺;从王明为夺取党中最高权力而残酷推行两条路线斗争, 到毛泽东为维护农村派小知识分子的绝对领导而发动的恐怖延安整 风;从揪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彭德怀、黄石诚反党集团,到 毛泽东发动文革,揪出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无数反党集团,直 至林彪反党集团和毛妇江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次第被打倒;应该 说,不论是在夺取政权前,还是在夺取政权后,其残酷内讧的屡兴 屡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无休止,只能说是“前无古人和后无来 者”。尤为特出的是,中共的残酷内讧,不仅迫害了无数的党人, 而且次次殃及池鱼,将无数无辜的百姓牵连其中,直至造成“冤狱 遍中华”和“屠戮遍国中”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 千万无辜者“横死”的“实绩”,证明了中共农民造反及其政权, 较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家农民造反及其政权,在其内讧的残酷性 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都具有“嗜杀”的特征。由于传统农民革命皆具有嗜杀的 特征,再加上靠嗜杀成功的苏俄,又直接命令并派人指挥中共执行 烧杀政策,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嗜杀,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夺取 政权而实行的主要手段,又成为它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 —— 美其名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所采用的残暴统治方 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苏俄直接指挥下的广州武装叛乱,就已经 嗜杀无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 国,更已使嗜杀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毛泽东曾下令杀死地主的全 家,连几岁的小孩亦不许免;周恩来则亲自带人、并亲手杀害顾顺 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灭其族。在江西苏区及其它苏区,嗜杀既成 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手段,又成为中 共制造内讧、清除异己的重要行径。 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 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中即称:——受赤匪荼 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 ...... 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十 八万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 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五千万圆。悖米之损失约三千 九百万担 ...... 湖南匪祸蔓延 ...... 计被匪残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 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余圆 ...... 凡赤匪蹂躏地 区 ...... 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 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一个坑里埋着十人,甚至百人。 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
大陆中共党史专家文聿先生所着的《中国左祸)一书亦写道: ——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 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 烧 ...... 杀,杀,杀 ...... 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 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 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的口号 ...... 不来者以反革命纪 律制裁 ...... ’中共湖南特委还在‘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后强 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政策’,实行‘烧杀政 策’,为了企图让敌军进入湖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 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 定 ...... 。” 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苏区,在以清除AB团、改组派、社 会民主党、第三党和托陈取消派为由,而制造的清除异己的内讧 中,每每虐杀无数而不知其止。其后,毛泽东在延安为反对王明派 而发动的整风运动,其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动辄处决,甚至横刀 以劈作家王实味的残暴行为,尤令人触目而惊心。在中国的专制历 史上唯有农民造反政权才有所谓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间,以镇压反革命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运动 为手段的嗜杀,包括逼杀,只能使陈胜、吴广、张角、黄巢、王小 波、李顺、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们望洋兴叹,自愧难 及。
五、全面归复专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 民革命一样,为号召革命,他们总是要以反对专制的思想文化为号 召、为标榜。及至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他们又总是 要在“革命”的标签之下,全面复归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藉以重 建和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特别是在它复辟专制的本相已经暴 露之后,或是在它借以统治的西方共产思潮已经破产之际,传统的 专制思想和文化,就更会成为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以反 孔和焚烧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后,即在寝宫内设 立孔子牌位,并依儒学而开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巩固他 的新君主统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曾否定并要打倒一切传统文化 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处成立孔学会、孔道会、孔研会和孔酒 会,并将它们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径无非与历代专制统治者一样, 不过是要维系正在走向末路的专制复辟统治罢了(参见本卷第五、 六两章)。
六、全面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 造反一样,虽然在号召造反时都要大言“平等与共产”思想,但在 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要重新划分等级,重建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以归复专制等级,强化专制统治(参见本卷第五章第五节)。
第二、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主要区别
中共农民造反虽然在其手段和特征上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共相 一致,但中共毕竟是一个披着现代政党外衣的农民造反党,是借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在苏俄直接命令和 指挥下,反对中国民主革命、推行共产专制复辟的现代政治集团。 因此,它也必然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传统农民革命造反有所区 别。这些重大区别概括起来便是:
一、中共农民造反思想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中国共产党借 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接过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 阶级专政”的理论,才将中国传统农民的革命思想“科学化和现代 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迷惑人民,又能以共产革 命的名义统治人民,更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镇压人民。
二、中共农民造反更富有欺骗性、严密性和残酷性。中共因具 有一个现代政党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苏俄亲自扶植、阴谋教唆和 直接指挥下,又被赋予了狂热的共产宗教情绪和顽强的政治集团意 识,这就使它较之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般农 民会党,更具有信仰的疯狂性、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残酷性。这 就使它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欺骗性,从而为它的成功和成功后的 巩固权力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三、中共农民造反具有卖国和叛国的特质。由于中共长期以来 是一个在外国颠覆势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挥下的叛乱叛国集团,这 就使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区别。因为农民 英雄们大都是乡土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不会甘心做外人之奴才, 不会承认“农民阶级没有祖国”,更没有当这个“外国”已经在侵 略自己的祖国时,却要武装起来去保卫这个“外国”。朱元璋无疑 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后宁肯自己败亡而决不与满清联 手,更不会受满清指挥。洪秀全虽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 了“拜上帝会”,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却从没有服从过任何一家外 国势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没有成为欧洲天主教廷的“一个支部”。 明末清初的会党亦从未勾结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以“反清复明”。 义和团起义的口号则是“扶清灭洋”。即便是在现代,孙中山之争 取俄援,亦纯粹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反对本国的专制复 辟,前提更是说得明明白白,“绝不同意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 因此,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亦唯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场 农民造反,才是一场为打天下而心甘情愿地卖国和叛国的“革 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它对于苏俄种种指令的鞠躬尽瘁, 以及它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为了忠于苏俄而出卖祖国的一整套 理论、口号、行为和实绩,实在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者们所 没有,亦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有的叛国者们望洋而兴叹。
四、中共农民造反是“反民主进步而非反专制统治”。中国历 代农民造反革命,虽然其结果都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但是,其起 因,则均为反抗剥削、压迫以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本身。因此,中 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赞扬的一面。但是,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进程中,所发动的 这一场现代农民造反,一是苏俄蓄意颠覆民主中国、再造专制中国 的一个恶果,并非中国农民自发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对象,非 但不是历史上的专制王朝、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却是那个在外患 内忧之下,正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因 此,就世界的专制逆流而论,中共乃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 个部分;就国内的民主进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则是对中国民主 过渡进程的反扑与破坏。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个前进的革命,而 是一个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造反,而是 一个反对新生民主政权和崭新共和制度的造反。这便是它与中国历 代农民革命的一个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区别。
综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虽仍为苏俄所支 持、所指挥,亦仍然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标榜为“中国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但是,在本质上,它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在境外颠 覆势力长期指使下,以共产革命为名义,以现代政党为形式,以传 统农民革命方式为手段,以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
兼 问 是谁“里通外国”?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共于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在毛泽 东推行残酷专制统治的二十六年里,特别是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 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权曾以“里通外国”罪,包括制造“苏修 特务”罪,迫害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无辜民众,直至它自己的 党人。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台湾 有亲,中共即会施以“里通外国”的嫌疑,闲时内部监控,连海外 或是台湾来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单位领导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 信,看后尚要“存档”,留下证据。有的自然是连看也不给你看。 及至运动一来,则公然打击,公开批斗,明火抄家,强迫交代如 何“里通外国”,直至无端逮捕判罪,以至无辜遭受迫害而致死 者,何止成千上万计。文革当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苏修特 务”罪迫害者,就更是难以计数。文革后,虽然“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遍中国大陆已早成“独尊海外”之景,“独亲台胞”之 风,但是,今天,当有人仅仅写了一篇论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发 表,或仅仅在海外高谈阔论了一番民主,或获得了外国某大学批准 的一点讲学金,亦仍然会被中共政权视为“里通外国和颠覆政 府”,直至判为“危害国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时无 忧,却成了颠覆分子,有家难归;栖身国内者,就要被内控、监 视,直至判决劳教、劳改、坐监牢了,其例举不胜举。然而,如文 中所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间,中共在苏 俄命令与指挥下,不仅持续发动武装叛乱,甚至持续发动武装叛 国,特别是当祖国的主权遭遇新沙皇俄国的蹂躏,祖国的领土遭遇 新沙皇俄国的大规模入侵之时,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 下,公然和公开地从反对祖国收回主权,直到决议、决策和决 心“武装保卫苏联”,更藉此疯狂地煽动武装叛乱,以与苏俄对自 己祖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里通外 国”?倒反而不是叛变叛国?倒反而拥有了一部“伟大的和光荣的 革命历史”?倒反而成了一个专门骂人卖国,专门抓人“里通外 国”,专门标榜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者”的党了?
第二章
01、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页。印度加尔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黄平:《往事的回忆》第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
04、《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致冯总司令书》。
05、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页。
08、中共广州暴动于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发动。罗氏发言为十一月十四日,广州暴动已经失败。
09、同07,第一二一页。
10、如中共党史专家解读,“革命危机”即指“革命时机的成熟或到来”,对革命对象而言,即是“革命危 机”。参见《共产国际
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
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
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改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页。
17、同06,第一七八页。
18、同06,第一八零页。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20、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21、同上,第二零二页。
22、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
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
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
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
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
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危险的战争泥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
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
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之争,以推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
路线”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页。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4、《张国焘回忆录》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55、同上。
5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一九零页。
57、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
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58、同56,参见第二七三页。
59、《张国焘回忆录》第八九四页。
60、《红旗飘飘》是中共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所编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其中记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绿林好
汉”为中共“革命”军队的故事极多。
61、参见文聿《中国左祸》一书。
62、6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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