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谁是新中国 —— 中国现代史辨（上卷）

上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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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第一、王朝统治的末世与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顺帝元年入据北京始,至一八四零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近二百年,历经康乾盛世,早已由盛 而衰,危机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纲独断,乃本朝家 法”,专制的统治与压迫有增无减。吏治上则“九卿无一人陈时事 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贿得,刑以钱免”, 官场一片腐败现象。军事上曾称雄一时的二十二万八旗兵与六十六 万绿营兵,也早已“军器视为具文,操演视为儿戏”。尤其是在农 村,“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农民因失田败家,流离失所, 而成为“盲流”者,比比皆是。鸦片毒患的泛滥,致使全国有数百 万人吸食鸦片,其中“以衙门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鸦片者十之 八九”。诚如林则徐所言:“羌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 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 ”显然,清王朝犹如 中国历代君主王朝一样,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统治的末 世。

然而,清王朝较之历代王朝还要悲哀与凄凉的是,它更处在中 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时,不仅由明王朝所加固 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历经清王朝的由兴及衰之后,终于走向了它最 后的衰亡期,并且自明代就已经萌发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君权神圣 的怀疑和批评,亦因清代君主权力的再度加固,而进一步引起了中 国知识界对于神圣君权的大胆批判甚至否定。换言之,即中国知识 界亦已从维护君权出发的民本主义思想,开始了向维护民权出发的 民主主义思想的过渡。另外,在中国,已经存在和缓慢发展了数千 年的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的初级形式,亦在摆脱了元、清两家蛮族 入侵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落后影响之后,正在期待着 其高级形式即自由经济的孕育和形成。特别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 在欧洲的初获成功,所带来的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变,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刺激,这一切无不从内部和外部,为中国传统 农业社会的就要走向解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始走向消亡,带来 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对于已经延续了二百年君主专 制统治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以外患和内乱这样一个特别悲惨的形 式,风霜雨剑紧相逼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开放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决心发起改革开放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外患和内忧 的相继爆发。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 而迅速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 全“新其心”,在国际间,其对民主主义的追求乃远逊于对自身国 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虽然对内追求民主,对外却仍恃强权, 必要时,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办法,即用坚船利炮来达到征服它国 和发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说,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已经说明它不 择手段,一八四零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逼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不 平等条约,就更是将落后的中国和向来自视泱泱大国的清王朝,从 此逼上了“赔银求和、割地求和、乃至开门揖盗以求和”的悲惨境 地。

就内乱而论,因清王朝正处于王朝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 路,加之以鸦片战争为表症的外敌骎骎内向,又使得整个王朝统治 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由内虚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 加深的内乱,也就在王朝统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终。其代表 者,便是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造反。这一场天国之乱,不 仅席卷万里关山,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中宵念起、梦魂屡 惊”(曾国藩语),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间“立国”十数 年之久,非曾国藩练湘军已不能平,实已使清王朝处在大厦将倾、 朝难保夕的深深恐惧之中。

然而,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世,却使得一批有思想,有 见地,恨国之不强、己之不争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如龚自 珍、林则徐、魏源等,不仅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 人才”之长空一鸣;而且开始批判“封关禁海”,提倡“藏富于 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图强御侮。杰出的思想家魏源,为富国 强兵,不仅编出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 以期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 法,无不除蔽而能兴利之法”的变法呼声,进而提出了以“师夷长 技以制夷”为主体思想的一整套改革开放理论。既要求清政府学习 西方,创办军事工业,制长舰、造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以御侮; 又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以制造 轮船、机械、及各种国用和民用产品,以富国。为清王朝发起一场 改革开放运动奠定了先决的思想条件。

由是,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内乱此起彼伏”,面对着“清 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万世长存的迷信 便立即受到致命打击” 01 这样一个艰难时世,面对着历经惨淡才削 平天国之乱、并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从中国近代知 识分子追求“富国强兵和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中,终于意识到 了“变法”即改革的重要。为了平外患和治内乱,即为了抵御外 侮,更为了维护大清朝的统治,针对顽固派反对“变而从夷”、 即“西化”的腐朽立场,不仅由汉员大吏李鸿章提出了“外需和 戎、内需变法”的变革主张,而且由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 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 又以治器为先”这样一种改革思想。于是,一场由清王朝发起的改 革开放运动即“洋务运动”,也就在满清专制王朝和整个专制制度 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国大地上,被有声有色地推动开来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内容和成效

这一场由清政府发动的经济改革运动,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 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 办民用工业;三是对内搞活,为开掘民间资金,而采用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和纯粹商办即民办的办法,以振兴实业,开创和发展民族 自由经济;四是对外开放,取消封关禁海,开放通商口岸,开辟经 济特区上海,为补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五是局 部允许结社和办学,倡导当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为清 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鸣锣开道。 由是,清政府的这一场经济改革运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始,不仅使得枪炮、船舰、铁路、电报、采矿、纺织、机器、磨坊 等官办和民办的实业竞相出现,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学馆、学会和 学社交相并起。因此改革开放运动不仅势已有成,向西方学习亦渐 成风气。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则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即自 太平天国败亡直至戊戌维新止,应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 中国的面貌。就那个时代而言,起码已经使古代的中国急剧地开始 了向近代中国的过渡,更使那个古代化的大清朝,开始实现近代 化。中国从没有火车轮船到有了火车轮船,从没有电报电话到有了 电报电话,从没有机器电力到有了机器电力,从没有高楼大厦到高 楼大厦始布沿海沿江的各个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现,使它 不仅作为清王朝推行经济改革的“特区”,至今仍可以睥睨于邓小 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慨;而且它作为清政府在推 动经济改革的短暂岁月里才兴建起来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赢 得“东方明珠”的美称,从而跻身世界最繁华著名的大都市行列。 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语以形容之,便实在不能不说它是清王朝改 革开放运动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诚如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 者们所指,清王朝的这一场改革开放运动“不仅为图强御侮和维护 大清朝的统治,进一步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而且为中国近代 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科技 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传统农业经济、即小农经济的 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性质与结局

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虽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 使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从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过渡,使 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片“繁荣”的历史景 象。但是,盖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性质,乃是从自 救、即维护“大清朝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发,“一手欲取新 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许 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甚至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 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所以, 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内乱”,以求“王朝长治、人民久安”的 目的,非但全然没有达到,其结局反而是王朝统治危机和君主制度 危机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历史命 运。

由于不改革旧专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大 吏们,才能因权倾当朝或权倾一方,而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着因改 革开放才创办起来的“国营”企业,既谋取暴利,又贪污巨款,然 后“买地、捐官和滥肆挥霍”。

由于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改革家和企业 家们,“不仅用人唯亲,冗工滥食,贪污中饱,营私舞弊”,而 且“大者偷料减工,小者束手闲处,糜饷玩公”。甚至“花天酒 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一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而资本已亏”。 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厂制造的船舰运货不逮商船 之多,战阵不如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这样一些不幸 事实层出而不穷。 04 同样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旧专制统 治集团中的旧贵族和旧官僚,新贵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旧政治和 旧制度而享有特权者,包括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在内,才都会以其所 拥有的权力、地位和关系,借改革以肥己,胁改革以利身,从而使 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权和分利于民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扩张 特权和夺民之利的结果。

自然,更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层层 级级的为官者才会既在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谋图中饱, 上下相欺”,对上“以伪饰为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委卸为巧”,对下则“以欺吓为主,无复有诚意相与者”。 05 重税盘剥既有增无减,厘金屡抽更是习以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间“民间之 困苦流离,殊有蹙然不可终日之势”。清政府派大员刚毅南下 以“整顿地方税收、增加国库收入”,刚毅虽得意而归,却同时得 到了“搜刮大王”的称号,仅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万两白银, 以致连外国评论都说“刚毅之行,无疑是为这不幸的帝国增加苦 难,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 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其更重要的“成就”, 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统治的腐败和腐烂,乃是“增加了这 不幸帝国的苦难”,乃是“要将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 焰”,特别是北洋水师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 和中国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国和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的丢脸 事实,也就彻底宣布了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旨在 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愿望的濒于破灭。

无情的历史,终于没有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而给予清王朝以丝 毫的怜悯。清政府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似乎就在它推动改革开放 的笙歌燕舞之间,就被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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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良派的失败、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历史的事实是,政治改良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 朝的衰亡,均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轰然兴起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如前所说,由于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非但没有治愈它的腐 败,却反而使它的腐败歧生歧长,变本而加厉,因而,由经济改革 运动所给清王朝带来的“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也就不可能真正 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特别是北洋海军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 中的全军覆灭,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国与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 湾所给予国人的强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 分子们有了痛彻心脾的感觉。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对于清政府前 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反思,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仅仅是实行经济改 革,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 由是而将三十年来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逐渐地,并 且是猛烈地发展成为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 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之发动者和代表者的康有为,犹鉴 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乃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和“及今而不思变,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乃怀着 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深刻不满,把东汉以来为历代帝王奉为 经典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逸礼和左氏春秋”统统说成是湮灭 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伪经”,企图突破清政府把“西学为 用”只用在经济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实行“中学 为体和西学为用”,即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康有为继一八八 八年上书光绪帝不得之后,先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 授徒讲学,以倡政治变法;后于一八九五年在京联合千名举人第二 次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不仅迅速地获得了天下共拥,激励了一 大批有志于推动清王朝进行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并且触动了“深 恐将来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诸要求变法维新人物,亦因光绪皇帝的宠幸而从清王朝专制统 治“体制外”,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内”的改良派官 员。于是,在他们的建议和要求下,光绪遂颁布“定国是诏”,决 心变法;上谕十条新政,决意维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满族贵族 的特权;在言论上准许办报办刊和上书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 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 决算;在实业发展上设立农工商局以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及发明创 造,发展铁路与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在军事上,统一制 度,裁撤绿营,力行保甲,改练洋操,使用洋枪,训练海陆军;在 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提倡西 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并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虽然多为君主政体之下政治行为的改良, 故亦称为“新政”,但其所以被称为“维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 上的改革,它相对于前三十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开放,无疑 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尤其是它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 明,和提出要废除满族特权等变法内容,相对于百年之后,中共在 改革开放期间仍然要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仅坚持不予人 民以办报办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机以一再扩大其层层统治集 团特权等倒行逆施而言,其历史的进步性,更是显而易见。但是, 这个政治变法,因仍旧要保留君主制度,并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 在维护大清朝统治的前提下,推行专制政治行为的局部改革即维 新,因而,这个变法,才非变制,才仅仅是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 属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第二、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和西太后的四个不能变

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戊戌变法仅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 斩在西太后的皇权之下。光绪帝从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暂凄惨的 一生,力倡力行变法的六君子则命亡京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二十 二名被通辑的变法人士却亡命海外。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 动,虽就此而魂断中国,但它失败的原因,还是足以为后人鉴。 就变法失败的原因而论:一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们,绝不甘 心让出丝毫的权利。他们不仅决意维护大清朝的君主统治本身,而 且更要借维护这个统治来维护自身的特殊权益。所以,以湖南为先 的百日维新运动,固使朝野震动,天下共拥,但因它触动了、更触 痛了顽固派和一切守旧势力的利害和神经,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议汹 汹。特别是西太后一再地要在明里坚持三个不能变,即“坚持三纲 五常不能变,坚持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 暗里却要坚持四个不能变,即要再加上一个“西太后垂廉听政的最 高权力不能变”,所以,西太后仍以其无上的权力,将为光绪皇帝 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运动,腰斩在满清专制王朝的龙陛之 下。

二是变法排斥了真正皇权在手的西太后。实事求是地论之,大 清朝是西太后的大清朝,皇权也是西太后的皇权。在帝党绝非后党 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争取到西太后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 后的反对,直至变法竟被看成是对她最高权力的挑衅,变法失败的 命运已不能免。西太后那一句“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 我”的话,实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为变法的制度局。制度局为康有为所设计,为变法改良 志士所组成,更为轰轰烈烈变法的策源地。虽然,无制度局,变法 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库和强干的班底,但是,唯因制度局被认为 将枢密院之权、六部之权和督抚将军之权“夺尽”,使“百官皆 废”,几已代替了整个朝廷,因此,变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几 乎所有旧官僚的反对。这就为保守官僚与后党同气相求,与康梁为 敌,直至群起而反对变法,制造了借口。而这个反对力量,非但是 康梁所战胜不了的,也是光绪皇帝所无力战胜的。

四是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仅是“祖宗之法可以变”。作为变 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变法,甚至要 从“西洋有教、而我无教”的巨大遗憾出发,要“抚圣教以塞异 端”,直至将“亟立道学”当作变法的重要思想内容和强国的根本 办法。康有为不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够走向进步的前提, 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对天主教思想统治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反 而将张扬和独尊孔子之学,当成了这一场变法的思想基础和根本追 求。这就不仅还了康有为作为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本相,使他 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来指导自己所提倡的变法,从而只能导致变法 的失败,直至为他在辛亥之后,一意独尊孔教以倡君主制度的复 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铺垫。

五是变法未能欣遇一个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时代条件。这个时代 条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带来王朝的妥协,和只有民主革命才 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民主革命有着各种各 样的形式,并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国等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 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宪直至虚君共和的历史,便是明证。 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君主宪政乃为革命之所赐”。然而,戊戌 变法的时代,孙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弃,八国联军尚未兵临城 下,变法又是由一批走进了清王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一个年轻无 权皇帝的“自觉变法”。因此,仅仅依靠他们来“自我更新”,其 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后,当王朝命运飘 摇之时,西太后虽仍拒绝康梁变法,却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 因(参见下文)。

六是变法的失败乃为时为势所决。如本章开篇所述,清王朝在 历经鸦片战争和天国之乱以后,国势早已由盛而衰,不仅已经走上 了一个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运交”整个君主制度的末路。因 此,一场意在变法而非变制的政治改良运动,即仍然要在君主制度 之下,以推行专制政治行为改良的变法,也就失去了它获得成功的 历史依靠和时代条件。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开放运动已不能救其 命的根本缘由,又是一场只想在旧专制体制内改革政治弊端、倡行 新政的变法无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场要求专制政体自己实 行政治改良的运动,只能“折戟而沉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发生与天下共弃

一、革命的悄然发生

一八九五年,几与康有为率领千 名举人“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时,孙中山不仅将 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与“香港辅仁文社”合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而且密谋广州起义未遂。 孙中山,这个广东香山农民的儿子,一方面因自小就听够了洪 秀全反清的农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时曾随兄赴美国夏威夷 读书,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熏陶。后来,这个既未 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断了源头和联系、又饱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 人,也就在汉族受满清专制之苦和中国受列强欺凌之甚的时代,既 深藏排满知心,又初萌民主之志。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开 放运动,在他的眼里,又无非是“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 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 诈勒索和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 07

所以, 他“自乙酉中法战败后”,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并 且“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 数年之间,每于 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 阙词,无所忌讳 ...... 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 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其“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天职”。 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战起”,孙因“时机可乘,乃赴檀岛”, 联合华侨二十余人成立“兴中会”,确立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民族民 主革命目标。中国的民主革命,这个几乎与名噪一时的康有为所发 动的政治改良运动同时而起,却又在一开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对立 面的革命,就是这样地因为一位杰出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立志, 而悄然地发生了。

二、革命为天下共弃

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失败,却使孙中山发动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 弃。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莫不目 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 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洪水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09

革命初起,不单遭遇国人的唾骂,而且遭到海外华侨,特别是 美、日华侨的冷遇。孙中山虽于中日战起,即赴檀岛创立兴中 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一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应者 寥寥”。而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他说:“予由太平 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太平洋西岸纽约市,沿途所 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 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 谆,听者终归邈邈,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 10 至于万余日本华侨,“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它处华侨无 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 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 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 ...... ”。 11

斯时,革命一难于国人未醒,二难于华侨风气未开,三难 于“由乙未初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 ...... 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 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甚”。 12 虽然,“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全绝,而同志尚不尽 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之时代也!” 13

第二阶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阶段自戊戌政变至一九零零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失败,是 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运的飘摇期和民主革命的松绑期。 本阶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维新失败,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清 王朝顽固派因以而得势,志在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因以而失势,政治 上既重现专制王权的全面强化,经济上则使得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 开放运动裹足难前。然而,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已经使清王 朝在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西 太后,更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占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 安。清王朝的命运,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剑影之间,就已经走上了 王朝命运的飘摇期。

本阶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为等 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 为“保皇会”。梁启超等也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鼓吹保皇。 唐才常等则于上海成立了“正气会”,后改为“中国国会”,谋请 光绪皇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一九零零年,康 有为在海外华侨、特别是北美华侨的经济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 自立军即“勤王军”七个军,决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同时起兵勤王。 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张之洞于一日之内即捕杀二百余人, 唐本人亦遇难,遂使康、梁、唐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业惨遭失败。 由是,一场意在专制改良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惜发动大规模武装起 义以进行武装改良,甚至并不在意这一场武装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动 乱、暴乱、混乱、直至国家分裂的结果,但因它仅仅是少数人要保 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会遭遇彻底的失败。由是,政治 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阶段在民主革命派,却因为政治改良的惨败和王朝命 运的飘摇,而使得孙中山所发动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松绑期。一 九零零年,由孙中山亲自发动的惠州起义虽然仍旧失败了,但是, 国人不仅不再骂民主革命派为乱臣贼子,不仅不再指责民主革命派 为大逆不道,相反,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则是:“庚子失败之后, 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 之不成。前后相较,差如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 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14

辛亥前中国社会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兴起之后,所 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终于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发生了一个根 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特别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对 比和民心所向上,开始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以革命思想 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终于来临。 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 也”。虽然,这个转折,也还会出现一波三折,但是,这个转折的 方向却难以改变了。

第三阶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宪改良的兴起和失败

一、保皇改良的没落与立宪改良的兴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虽然将一场意在推动清王朝进行 专制政治改良的政治运动,变成了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个人愿 望,并再一次遭遇了惨败,但是,以康、梁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 们,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当作他们的天职,把能否救出光绪皇帝和 能否保住光绪皇帝的帝位,当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们个人的身 家性命能否重见光明的前提及保证,所以,他们才会将孙中山领导 的民族民主革命视为仇敌。为了攻击革命,为了保卫光绪皇帝及其 帝位,更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为于一九零二年发表《答 南北美洲诸华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坚决反对革命,誓言 保护大清朝。梁启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 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便是他 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胜”。然而,光 绪皇帝之不救既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为事实。由 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为康、梁等人的一个梦幻。一九零三年,一 批新兴的民间改良人士,已开始公开抛弃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 宪,即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改变和发展成为要 求清政府用立宪的方法进行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从变法走 向变制。这便是立宪改良派的历史由来和政治要求。

二、立宪改良的发展和失败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专制俄国败给了蕞尔之邦的日本,民间 的立宪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为借口(指日本为改良成功的误识 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一节 —— 作者),联合清政府体制内出现的立 宪改良派官僚,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一九零六年因 清政府诏告“预备立宪”,著名改良派人士张謇、汤寿潜、郑孝胥 等遂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九零七年康有为被迫顺时势 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日本组建“政闻 社”。戊戌之后的政治改良派们至此乃步调一致,为推动政治改 良,实现君主立宪,更自觉地和拼命地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他 们甚至将立宪改良当作扑灭革命的良药来劝进清政府说:“若夫政 治日益暴恶,虽日取革命党而杀之,而革命党之发生如故。传曰: 敌可尽乎?此之谓也。以其无术靖革命党也。” 15 因此,唯有“改革之机真动,其革命党何由生存?” 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扑灭革 命,才一再许诺君主立宪。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议 局为名,第二度将一批改良派人士从清王朝体制外接纳入清王朝体 制内。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派们遂趁机频繁上书,要求从速立宪, 虽然规模日大,却一无所得,四次请愿立宪,均遭清政府借故压 迫。改良派虽迫切期待成立责任内阁,临了却出现一个皇族内阁 (参见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觉颜面丢尽,乃发表“宣告全国 书”,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绝”。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 部汇入革命洪流,竟从助清政府灭革命,一变而为助革命灭清政 府。至此,中国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们,终于走完了他们两兴两衰 的历史之路。嗣后除曾进身复辟政权内之冥顽不化者,或利益既得 者,或衔恩旧主者,或投降反间者,在辛亥之后乃成为臭名昭著、 危害非浅的专制复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汇入了 保卫民主革命成果即护国、护法的洪流,而名亡实亡。著名的政治 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从他变改良而赞革命,弃专制而拥共和,甚至 因此而与乃师复辟派康有为分手,直至他绝袁氏之诱吓,导蔡锷之 护国,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都说明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 性,从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为革命 —— 这个普遍历史进程的初 级阶段,而并非只能与革命形成绝对对抗的理论内涵。然而,历史 的明监是,改良非败于革命,实败于清庭。其悲剧的症结,是在于 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进 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则改良成,清庭不改,则改良败。因此,政 治改良派们纵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蓝图,别人不识,不受,不 改,其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第二、清王朝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后退守三个不能变

戊戌之后两年,清王朝的飘摇命运,终于迫使西太后不仅重倡 改革开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斩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 清朝,以再造“大清长治,人民久安”的社会政治局面。一九零一 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表了她的“变法上谕”,称:“世 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 ......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 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 铉 ...... ”“上谕”明确表示:三纲五常不能易。这就等于是说,君 为臣纲不能变,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和满清君主的统治就不能变,唯 不再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已。由是,西太后虽从三个不能变退守 两个不能变,但实际上仍是从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了三个不能变,因 为西太后的“垂廉听政”还是不能变。于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 退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顽固派,重新起用洋务派,并由自己来推行 部分康梁新政,虽然为时已晚。经济上,则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开 放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甚至以官奖商),大量引进外资, 虽意在解救财政困难,却再造贪污公行和腐败益深的社会政治局 面。军事上,计划练新军三十六镇,并非为强国,而是为强权,藉 以维系王朝统治,却为袁世凯练成私家之军,构患于辛亥之后。在 对外关系上,竟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 藉以获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对内以巩固王朝统治,对外以绝革 命之助力。此外,早期虽允许局部开放言论,后期则苛以限制言 论。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做法,为后来的知识分子们 反叛满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成效。这个内容和成效 只能说明,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败公行,腐烂益深,危机加 剧,则一心只想维护大清朝统治的清政府,面对着革命风云四起, 君主立宪的呼声日炽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乃决心抓两手,即: 一边诱以立宪改良,一边决心扑灭革命。前者,是为利用;后者, 才为本心。当时的法国报纸就公开地讥笑说:“清政府之立宪,实 清太后愚民之术也。” 17 就前者论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决派出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 政。因五大臣考察归国,带回者乃是“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 可弭”这样一些“立宪的好处”,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 国体、巩固君权”的本意之下,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 宪,要旨却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将立宪日期定 于九年之后。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却借机“黜汉 员、擢满臣”,造成大权、实权大部为满族贵族“掌控和接班”的 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于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来自 两个不同方面的逼迫,为进一步诱改良以灭革命,乃宣布“钦定宪 法大纲”,却以“君上大权”为大纲的核心;宣布“议院选举法要 领”,竟使作为民意机构的“议院”成为皇帝一人的咨询机构;诏 告“逐年筹备宪政清单”,所列条目竟全然与宪政无涉。一九零八 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崩殂,于时因革命风潮大张,其势已不可 遏,摄政王载沣才一边假意敷衍改良,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 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意在收买改良人士,以共同扑杀 革命;一边再度集权力于满人和皇族一身,以巩固皇权和满权。载 沣本人除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帅、亲统近卫军以外,又命其 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弟载涛任军咨大臣,皇族荫昌任陆军大臣,更 黜退袁世凯等汉员大吏,将军政大权集于满族皇族一身。同时,面 对着体制内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议局议员日益高涨的立宪要求 和四次请愿行动,清政府或以国民知识不齐等借口以拒绝之,或以 横议干政为由革职查办体制内官员以压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请 愿的议员回籍以绝立宪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 势的节节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责任内阁, 但十四名阁员中竟有九人为皇亲国戚,乃得“皇族内阁”之称。至 此,所谓政治改良,所谓预备立宪,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话,终于 逼使许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穷途而转向革命。

就后者论之,简单地说,清王朝所实行的便是一个“杀”字, 即杀革命党。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 广州起义失败止,清政府对革命派起义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也是 极端残酷的。一九零七年黄冈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会 的花名册,乃按图索骥,残杀革命党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庆新 军起义失败后,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 扬等都被捕被害,连起义中的临阵畏缩者薛哲,在为人告发后亦遭 杀害。安徽一省因牵连而被杀害者达三百余人。徐锡麟在刺杀恩铭 被捕之后,竟被挖心以祭恩铭。至于非起义状态下的革命党人,之 被抓、被杀、被严刑拷打折磨和游街示众,实屡见而不鲜。著名民 主斗士、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曰:“要知清 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历史的明鉴是,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放纵经济改革,不但 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 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 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从反 面证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坚定和清醒,证明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 反对专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科学性和历史正确性。

第三、孙中山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志在建立民国,“于斯竟成”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亡命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一 度考察欧美。他要以一个有过失败经历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 究欧美的民权革命和独立革命,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追 寻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一次欧美之行,虽然使他在英国冒了风 险,几为满清所困,但是,脱险后,他却在对欧美的实地考察中, 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经”。这些真经,一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 经验的学习,二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来自于他 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学的融会和贯通。其成果 具体表现在:

(一)认识到“革命 —— 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是 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 18 这里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亲自 考察和深入思考过的“欧洲民主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

(二)认识到君主立宪既“为革命之所赐”,亦是革命的一 个“不完不备”的结果。他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 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 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 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 同时,他还从欧洲一些国家历经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才得以实现“君主立宪”的历史 中,得出了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科学结论。他说:“世界之真立宪, 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因此,“同一流血,何不为 直截了当之共和,却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20

(三)从少年起即亲身感受过欧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孙中 山,终于在对欧美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崭新 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和实际的行动纲领。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族主义 ...... 不以复仇满清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 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 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 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21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权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权主义,第 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者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 宪然后可以图治。” 22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生主义而论,则是:“欧美自机器发明, 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 革命尤烈 ...... 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 权问题同时解决 ...... 以塞经济革命之源 ...... 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 完成也。” 23

(四)“五权宪法”思想形成。孙中山先生说:“欧洲立宪之 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 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 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 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 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 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 24

显然,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体制 建设蓝图,由是而成。所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革命主 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趋势 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可行也。” 25

二、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发展期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中国革命,虽然于悄然发生之际,就遭遇了 失败,遭遇了“天下共弃”,遭遇了国人的谩骂和华侨的冷遇,甚 至连他本人也只能够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孙中 山先生,却于亡命之途,考察欧美,采东西方革命之长,集古今政 治文化之优,建立并完成了他“以民权革命为中心、以民族革命为 助力、以民生发展为方向和以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崭新理论体系, 从而为在艰难中推动和发展由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 思想理论基础,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其后,随着清王朝的 一再拒绝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两兴两衰,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 终于迎来了她的发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 命“已多为有识之士恨其事之不成”,于民间已渐成风潮,“自惠 州起义失败以至同盟会之间,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 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 26 二是开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随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壮 士吴樾等。三是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新政,不仅 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读书取士之途,从而不再以王朝政治为依靠,使 留学生数目大增,而且使东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学生及知识界所创 办的民间刊物,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留东学生提倡于先, 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 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 ...... ”。 27 一时间宣传欧洲革 命、鼓吹美国独立、号召排满兴汉的声浪,始大张于中国。四是海 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邹容的《革命 军》一书,为排满之最激烈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之风 气,为力甚大”,孙中山再赴海外,“凡有华侨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28

一九零三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中国国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 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 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 ..... 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 原之势。”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二度考察欧美的过程中,不仅因三民主 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欧美留学 生,而且在他辗转抵达日本后,更受到了数百名留日学生的热烈欢 迎,开始了他与留学生的历史性结合,为嗣后的中国国民革命,准 备了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力量,极大地提高了革 命的品质。对此,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道:“时(按:指一九零零 年以后)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 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 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 ...... 乙巳春间,予重至欧 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 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 予于是乃揭橥吾平生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号召力,而组 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 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 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 ...... 因当时尚 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矣。” 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标志着中国 国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是 年十一月《民报》创刊,由孙中山正式在《发刊词》上阐释三民主 义精义,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从此拥有了正确的和科学的思想理论 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亦从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对此,孙中山自 己也说:“及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 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 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 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 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 ...... 同盟 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 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 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 30

有必要指出的是, 三民主义之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和五权宪法之 民主建国方略的成熟及传播,使得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更加具有了 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从而将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结束数千年君主 专制制度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定夺为中 国国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 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汉人当君 主,也不能不革命 ...... 要废除君主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必须 进行政治革命” 。 31 他还说:“这次革命除‘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等,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 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 32

从此,由孙中山 先生所发动的“中国国民革命”,亦在上述之 根本意义上,与中国民主革命获得了“同一”。只是就范围而言, 中国国民革命才较作为其本体内容的中国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内 容的广泛性,即外反列强欺凌和内反满族专制统治之民族革命内容 的加入。本书为标明中国民主革命乃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本体和本 质,故在全书的章节标题上,决用中国民主革命这一概念,以使中 国民主革命获得她在革命性质上的明确性。但又在全书的内文里 面,部分地沿用中国国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现她历 史过程和历史内容的真实性。

三、革命与改良的两场大论战

第一场大论战发生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

如果说,自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始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 子,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推动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历经清政府数十 年的经济改革,和康、梁等对于政治改良的追求、实践及失败,而 终于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共和主义思潮的兴起及民主革命目标的确 立,奠定了必要历史基础的话,那么,戊戌之后,恰恰是在民主革 命的理念和目标已经愈来愈成为中国人民的崭新历史追求时,一九 零二年,由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 行革命书》,所公开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对民主革命派的大论战,却 遭遇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于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 击。

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 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歌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 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 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尤言“彼 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所以,孙中 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 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33 其后,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 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 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 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 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 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 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 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 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 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 《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 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 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响了他的 《惊世钟》,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 政治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 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 礼教道统,指出了“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 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 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 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后中国知识 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 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第二场大论战始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 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 《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 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 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开明专 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 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大论战势在必发。

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 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 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 (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 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 导致流血、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 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 主要条目, 35 然后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 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 ...... 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 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 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 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又提出应以“革 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 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 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 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于革命 前,革命后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 ...... 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 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 36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 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 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 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其 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 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 宪”的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 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望之于国民。国民 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37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 《民报》则乾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 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 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 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 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 38

就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 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 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 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39

此后,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于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 山、旧金山、香港等地参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 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一个主张民权 的民主共和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 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 体”等错误思潮,特别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 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制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 的批驳。胡汉民在为《民报》纂文时便写道:“旧日为异族政府所 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 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 人放火,根本谈不上是革命,乌可以辱我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 40 《夏声》与《河南》两家杂志,更从清王朝四十年来推行 改革开放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来,言 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 之收效于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于人乎? ...... 夫以如是之 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 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于立宪预备之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 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 41 而且,“以预备立宪时代即演出 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于胡底也!” 42 “国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于预备立宪时代剥 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于预 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丧心病狂,奚为行动不伦,一至此极!” 43

由是,革命派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 以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 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 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 44 鼓吹共和的《醒狮杂志》在《醒后 的中国》一文中,就曾指责一心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派为“野 老不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 以“不到临崖绝命时,强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 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 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 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 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名声卓著的《河 南》杂志尤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 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大 清朝不改”,非但穷于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 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 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 ...... 数月以来之《新民 丛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 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

45 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后,广西会党领袖 王和顺即在《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并号召“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 浏、醴之役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 民国政府命 ...... 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 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其上,建立共和民 国,与四万万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 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尽正确的 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一些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因这一场大论战 真正的论战重心,是在要共和还是要专制和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根 本问题上面,并使得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战 胜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四、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高潮期、并且“于斯竟成”

上述的两场大论战,特别是后一场由革命派挑起的,对改良派 的大批判,不仅使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失尽,而且使立 宪改良派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 终的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 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续发动 了萍、浏、醴之役,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 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光复会于浙、 皖的两次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两次广州 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 赞之曰:“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 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 ...... 安徽一役颈血未乾,广东军 界之事又层见叠出 ...... 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 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为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 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 手足无措矣!” 46 辛亥革命终以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 证。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诚如孙中山 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 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 命之时势实已造成矣!” 47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包括其 它革命团体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中,革命志士们万难不辞、前仆后 继、英勇奋战、一怀壮烈的牺牲精神,实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 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所说的话,尤代 表了千万革命烈士的心声。他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 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 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 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48 安庆讲武堂学生、革命烈士张劲夫在起义失败后被捕“招 供”时,曾直呼堂审的清吏曰:“尔速拿笔来,将我为汉族复仇之 大意录下,裨人人皆知杀满人复仇为任务”。 49 安庆新军起义烈士 周振丰,在被捕审问时亦从容笑曰:“我死之后,当化生千百万之 革命党 ...... 以后须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否则有不堪设想之一日, 尔细思之!” 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 时,非但不逃,反而对劝她离开的人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 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51 青年革命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遗书,岂止摧人 泪下,实能给人以无尽的勇气。他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 ...... 吾 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 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 够? ...... 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锺情如我 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 ”当时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禹之谟、佘英、刘慎终、喻培伦、宋玉琳、陈可钧、李文甫等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 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难 起,瓦解崩垮于不数月之间。 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 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 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 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 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使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 制政体,即帝制,亦终于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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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历史意义

辛亥之后,确有部分知识分子,部分国人,甚至部分同盟会人 自己,都曾说过“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话。然而,他们与毛泽东对 辛亥革命别有用心的责难与否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无非是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现实感觉或个人感触出发,或因一时 判断错误、或由一时愤激所致。说到底,不过是对辛亥之后革命与 复辟反复较量的必然出现,缺少应有的认识。这个应有的认识就 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 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 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 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 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因复辟 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极端 ......

由是可知,只有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和主体历程有了清醒的认 识,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才能 够识别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从而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 畴,并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最后成功的标 志。这样,我们才不至因“一叶障目”,而将辛亥之后民主进程的 曲折发展和专制复辟的暂时得手,误认为辛亥民主革命的彻底失 败;更不会仅仅因为专制复辟者以革命的名义,或打着共产主义革 命的旗号来推动专制制度的复辟,而产生对于革命性质的错识,直 至造成“错把复辟当革命和错把专制当民主”这样一类重大历史错 误的发生。这对于坚定民主革命必胜、专制向民主过渡必成的信 念,坚信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必将遭遇最终失败,无疑有着重要 的认识价值和理论价值。由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意义所在。这个伟大意义就 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胜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场胜利而非失败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 为:“看一场革命的成败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一场革命与其对象关 系的变化。如果革命战胜了她的对象,她便胜利而无疑;如果革命 被她的对象所打倒,她便失败而无疑。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 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这个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结束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帝制。据此,我们还能说她是失 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 52

其次,由于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崭新共和国统,与满清王朝及其 专制国统划清了鲜明历史界限;由于中华民国初次和初步实现的民 主宪政,又与立宪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宪政,划清了宪政性质的鲜 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胜利的民主革命。而中华民国民 主宪政的第一个象征,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它一是 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具有宪法的意义,二是体现了“主权在 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四是 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程序。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二个象 征是国会和参众两院的创立。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三个象征 是“天坛宪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 届国会开幕,为防止袁氏实行独裁和复辟专制,参、众两院曾决定 选出同等人数的委员来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因起草委员会设在 天坛,故又有“天坛宪草”之称。“天坛宪草”继承了“临时约 法”的民主建国精神,艰难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扰。第一章即明确规 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第一百十一条更专门规 定,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第二、辛亥革命创建了真正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新中国在政治上的标志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后的中国,连中共御制的教科书都称之为:民主空气浓 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 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 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 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 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 了很大成就 ...... 。 53 是时,民主共和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 经成为时代的标识,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 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后,如果没有袁世凯恃手中 之权,拥遗朝之兵,谋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废除国会,尊孔祭 天,复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轨道 的。

显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 之后,全国民办报刊的出现,一时蔚为大观。仅一九一三年七月 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五百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 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报道民间疾苦,上敢于指责批驳总 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 关心和指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 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国不仅舆论哗 然,而且追缉凶手的舆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凯无所措手足。非如 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称帝之日,即为“全国人民共击 之”之时。袁世凯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华帝国皇帝便一命呜 呼,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新闻言论自由”所致。因为如若 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则反袁的声浪既不会震撼全国,护国战争的发 起和胜利也就更难想象。

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亦必然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 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 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 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它们要 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 代条件。回首中国一部新文学史,迄今竟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 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内在根由,尽在其中。

二、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标志

诚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创建,才彻 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 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根本上打开了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的 广阔道路。连中共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说辛亥之后的中 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 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 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 第一个黄金时代。 54 该书还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 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 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 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 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 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 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 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 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 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 展。其中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 建立龙关(龙烟)铁矿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兴钢铁公司。 一九一二年全国采煤八十万吨,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万 吨。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动力约四百至六百个,一九二一年已达两 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运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一九一九年即 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一九一三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 家,资本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圆,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 家,新增加资本一万零二百七十六万圆。 ...... 手工业方面,辛亥之 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 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 后春笋 ......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 合会成立 ...... ”。 55 上述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民族、民间工业力 量在辛亥之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 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它艰难的开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 的开始成形期。将之作为新中国的标帜之一,自是理所当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准

一、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标准

其一、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辛亥革命的鲜明民主革命性质,既 使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又使她不同于俄国的共产革命。 因为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 质,注定了任何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 的旧中国 ”、即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时,由于俄 国共产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共产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 辟,所以,新沙皇专制俄国才是在革命名义下对于旧沙皇专制俄国 的复归。因此,只需将辛亥革命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对中 共“革命”既具有传统农民造反、又具有俄国共产革命之双重复辟 性质的历史本质,一目了然。

其二、从革命的内容来看,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 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 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 主成果,它就一定为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 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 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

其三、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辛亥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 务就是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志在创建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辛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则是坚持民主建 国,反对专制复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国,不遭遇国际国内形形色色 专制复辟势力的阉割和颠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坚定地反对专制改 良,革命成功后则顽强地反对专制复辟,乃是辛亥革命作为重要革 命检验标准的又一“明示”。其对于中国大陆人民之追求民主,再 造共和,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这个检验标准,就失去了检验中国 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试金石;否定了这个标 准,就极有可能混淆各种各样革命的不同性质,从而造成民主革命 在方向、理论、方式、力量、直至革命历程本身的极大混乱。中国 共产党就正是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革命为手段,以所谓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来否定、反对和推倒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 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虽因师法苏俄而达到了制造 革命混乱和发动共产革命的目的,却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对中国民 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本质。

二、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标准

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推动了巨大历史进步的革命,因此,辛亥 之后的一切社会力量,所有政党集团,只要它保护或发展了辛亥革 命的伟大民主成果,推进了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过渡历 程,它便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则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 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 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 制,甚至将我们的祖国复辟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 腐败腐烂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无疑。显然,正是在究 竟“谁是进步、谁是倒退”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辛亥革命 才成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政治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 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会成 为分界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但是,近五十年 来,因毛泽东的旨意,和毛氏所发明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 荒唐理论,中共史学界也就不得不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强 行划定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毛泽东的用心,一是指俄 国一九一七年的那一声“炮响”,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参见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曾将中国的工人 阶级喊上了历史舞台,从而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它诞生的背景和 借口;三是毛氏所谓“新旧”两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将辛亥 革命划归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将中国共产革命视 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为了发动中国共产革 命,他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 争理论”的指导下,学习列宁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历史经 验,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四是因 为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之后建立了新中国 —— 中华民国,而他在 共产革命名义下所发动的那一场中国现代农民造反,却在中国大陆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他为了在“革命与共和”的名 义下维护专制复辟政权的合法性,并标明他已经“改朝换代”,也 就必须推倒孙中山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 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并且绝不允许将中国现代历史的 开启年代,归宗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的一九一一 年。

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中,已经能够明白 毛氏这一划分的“用心”时,重新将光辉的一九一一年、即伟大辛 亥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年头,当作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 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 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政治 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对上虽是孙中山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并进行长期奋 斗的一个胜利结果,对下则交待了“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所 谓护国,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 所谓护法,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 割。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 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着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 华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 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 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所谓“围剿中共在苏俄命令 下的叛乱和叛国为护国所必须”,即是指中共在苏俄指使下旨在颠 覆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叛乱和叛国,必须予以剿灭。因此,是护 国还是反护国,是护法还是反护法,是保卫和建设中华民国,还是 阉割和颠覆中华民国,便成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两个极为重大的历 史任务。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 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 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 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 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 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伟大的辛亥革命,这颗曾从漫长黑夜里升腾起来的灿烂星辰, 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她广阔的辐射之光重新照亮我们祖国 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个中国大陆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我们追求 历史进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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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为终

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民主革命 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 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现存专制统治 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 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处于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史消亡 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 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 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 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 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专 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 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 求。因此,这个改革从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 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 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国家和人 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 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着即 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 天”。其后,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 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必 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 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 代”。 56 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 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于尽;更不明白他于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 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 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 革与布加乔夫革命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 出“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 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 57 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 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后,采取一边厉行镇压、一边进行改革的两 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 然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 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后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 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梦魂屡惊”的太 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 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诱改良以灭革命的罪恶念头。

然而,不论是温和的路易十六,还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 是两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们,也不论他们是真心或假意 于改革,甚或是镇压革命与实行改革并举,盖因他们都对改革是为 自救这一目的燎然于胸,因而,他们才决然不会同意革掉他们的王 位、王权、王朝,特别是为这一切所依赖的专制制度本身。因而, 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专制改良,其目的,也就只 能是为了“预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诱发革命为终”

显然,改行仁政与继行暴政是同样的困难。这是因为:

其一、 要施行仁政,就必须让步于民和让利于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统 治集团内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破坏。为了不使他们阻挡改 革,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们,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好 处和利益,直至当权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 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从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 革中所获,乃与旧权力集团中人不成比例。这无疑只能引起人民新 的和更大的不满。再加上要保护特权和持续渔利改革,就必须压制 人民的普遍不满。这样,“在有人享受特权和人民受到压制的前提 下,任何为公众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 58

其二、因为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而特权 的扩大又势必导致腐败的加深,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单单是引 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 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这个更坏的事情, 无疑要使原来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变成痛恨改革,并要 求实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专制特权和专制政治。于是,希望从根 本上改革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就会日渐地高涨起来,其最终便是革 命的爆发。诚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 59

其三、专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所谓改革, 说到底亦无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属专制政治的 一种,即所谓“开明专制”,并非脱离了专制政治本身,更非改变 了专制制度。但人民既然连对仁政也不能满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 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 治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向王位、王权、专制权力以及整个专制制度 的挑战。此时拒绝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会引发革命;同意人民 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着专制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自我消亡。对整 个专制制度而言,诚所谓“搞民主就是自杀,不搞民主则必遭他 杀”。于是,专制统治者就会出于既要制止前者、又要预防后者的 需要,而只好连改革也一同终止。由是,一场为预防革命而发动的 改革即专制改良,最终便不得不走向了“引发革命”这样一个结 局。

其四、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古人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 话,其意义即在于此。当人民身处专制压迫的痛苦中时,有时,痛 苦会使他们变得麻木。但是,一旦专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 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不致一朝倾覆时,人 民又会因为改革而迅速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正常的苏醒,正 因为伴随着理性的愿望,才不会有爆发暴力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其 觉醒带有理性复苏的意义,因此,一旦于再度失望中彻底地觉醒了 过来,其理性的力量,就将是任何力量所难以重新压服的了。更何 况专制统治者既要倡导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倡导 思想解放的运动。一为他们的改革鸣锣开道,二为他们的改革歌功 颂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就会为人民提出指责创造了 条件;既要人民歌功颂德,就要准备着人民要求辩论是非。同时, 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别是禁止人民去思考 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终止,专 制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强化专制统治,尤其是强化专制的思想 统治。那末,由对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觉醒了的人民,面 对着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绝望之下形成一种反抗 的决心了。特别是这个反抗的决心,又萌生在对专制暴政和专制仁 政都有了深刻的领教之后。更何况由改革所导致的特权的日趋扩大 和腐败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权者已经借改革聚敛了太多的财富, 因而也就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贫穷 化。这就只能为革命做好了思想与人心、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 准备。如是,不论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改 良,更遑论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既不可 能再压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骗人民,而只能招来人民对于整个专 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亦终于因 为专制统治者们要推行专制改良,而及时地到来了。近代欧洲诸国 的专制改良,就导致了民主革命的发生。这既是清王朝的专制改良 必然要失败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 根本历史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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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第一章

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02、陈振江:《简明中国现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版。
03、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十九页。
04、《庸盦全集》第一卷第十四页。
05、清《时务报》一八九六年八月一日。
0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一八三页。
07、英文版《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双周评论》〔一一六〕第四三八页。
08、《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第八章。
09、10、11、12、13、14,同上。
15、观云:“人人皆革命党,人人非革命党”,《政论》第一号第七八页。
16、一民:“改革之动机安在”。《政论》第一号第三九页。
17、李建龙:《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一二零页。
18、参见〔美〕史扶邻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
19、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20、21、22、23、24、25,同上。
26、27、28、29、30,同08。
31、孙中山:“于民报发刊大会上的讲演”
32、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的“军政府宣言”。
33、孙中山:“敬告同乡书”。一九零四。
34、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号第二六页。
35、第一条:《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第二条:《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第三条:《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第五条:《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第七条:《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以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第十一条:《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等。
36、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第二八至三十页。
37、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七号第五四页;“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第二八页。
38、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七号第五十、五四页。
39、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九号第四六、四九页。
40、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汪东:“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
41、皮生:“策国民之前途”。《夏声》第五期。
42、不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宪者之毒论”。《河南》第五期。
43、明民:“预备立宪之矛盾”。《河南》第三期。
44、征轩:“专制君主又将去其一”。一九零九年四月二七日《中兴日报》。
45、《民报》第五号第一四零至一四一页。
46、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47、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
48、49、50、51,《辛亥资料丛刊》。
52、高尔品: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第三二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53、《中国近代史》第四二八页。中华书局,北京,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编。
54、 同上,第四八二至四八八页。
55、同54,以及 陈真编《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等。
56、〔法〕米涅:《法国革命史》。
57、〔俄〕谢·尤·维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北京,新华出版社。
58、同56。
59、饮冰(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八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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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和复杂性

诚如导论第二章所述,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专制国家,都普 遍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以辛亥 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于辛亥之后遭遇与专制复辟长 期、反复、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也就势所难免。但是,伟大的中国 民主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复辟,却有着特别的艰难 性和复杂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社会与专制历史过于漫长。显然,漫长的传统农业 社会与悠久的中国专制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发展、加固、完善和 强化起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及手段,历代统治者从未实行过教政合 一、却有某些君主实行过开明专制的影响,和“民本思想”、而 非“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统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后的蛮族 两度入主中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 01—— 这一切,既维 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亦阻 扼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专制向民主过渡 的应有进程,更为复辟的欲望和潜力,奠定了久远而又广阔的社会 基础。因此,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国,其王冠之下民主 政体的建立,尚需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 经历了一百年的思想启蒙,近九十年反复较量,才使得君主专制历 史同样不足千年的法国最终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君主专 制的历史不过数百年的俄国,其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居然长达 七十余年,并且复辟的危险至今尤存 —— 那么,由数千年的专制 统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强化、所加固起来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 当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就可以使它顷刻消 亡、灰飞烟灭吗?

第二、传统农业经济形态远未解体。应该说直至十九世纪上半 期,中国传统的农民小生产,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都从来未有 改变。十九世纪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历经二度、历时五十年的 改革开放,虽然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工商业,然而,一是改革开 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维护专制统治;二是穷国弱兵又不能抵御列强 对于中国自由经济的压迫和钳制。因而,中国的自由经济也只是处 在发生阶段,而远未获得发展和成形。 02 辛亥之后,中国自由经济 虽然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亦开始走向成形,但它仅在 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军阀复辟混战的影响,不 仅给它带来了发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对传统农村的触动更是 微乎其微,甚至连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害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和来 不及予以解决。这就不仅为辛亥之后历次专制复辟带来了重要的农 村社会条件,更为嗣后那一场要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打天下的现代中 国农民造反,既保存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又提供了造反的社会力 量。

第三、专制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力量,乃是造 成反复辟历史任务尤其艰难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义 的思想运动虽然借助两度革命和改良的论战而有所普及,但是,这 个普及,也还没有真正触痛整个专制思想文化体系本身。辛亥之 后,于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一再 号召“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即要藉“纲常名 教”以推动复辟的种种倒行逆施,无非是要将孔孟思想文化中专制 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成鼓吹专制复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宝。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并作。犹如世界许多国家的 民主革命曾伴随着或交叉着民族、种族等革命一样,虽然常常 是“一损俱损”,却也常常能“一荣俱荣”。其对民主革命而言, 或损或荣,便要看这个国家民主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 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势固多,却伴随着民族革命的巨大 推动力量。再加上这个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强瓜分和内反少数民 族专制统治的双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当 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谓一荣而俱荣者。但 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

问题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从而涣散了革命派的锐 气,不仅造成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不利状况,而且造成 了“革命党消、革命军也消”的危险状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对于 袁世凯的轻信和让权,特别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动裁撤革 命军队的做法,实为嗣后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问题之二,是因满清王朝崩解过速,从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 各级官僚集团、特别是旧王朝军队未垮这样一个严重祸患的存在。 一方面,因许多旧官僚只需喊一声“拥护共和”,便能摇身一变而 成为新官僚,所谓用“银桃子”取代了顶戴花翎,换汤而未换药; 另一方面,因旧王朝的军队已立即裂变为中央和各地军阀的私家军 队,从而导致来日各路军阀混战的发生,更作成了袁世凯拥遗朝之 兵以复辟帝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辛亥之后直至南方革命军北伐 之前,其间十数年,革命要想战胜复辟之所以如是艰难,无非是因 为遗朝有兵而革命无军罢了。

问题之三,是因满清王朝垮得过快,从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 者于转瞬之间便完成了立场的大转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 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满清 统治集团的“请进和赶出”,即抬举和打击,又造就了他们的名 声,所以,事当袁世凯再造帝制、张勋再造复辟和北洋军阀再 造“假共和、真复辟”之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动 专制复辟的能臣大将,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专制复辟的先锋, 如著名的康有为、杨度等。他们之要救满清,和满清虽已不救,却 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实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 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第五、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围剿。辛亥革命虽因欧风美 雨、即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确立了它鲜明的民 主革命目标和明确的民族革命目标,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 中国的民主革命却遭遇了一些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阻挠、反 对、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义后几天,列强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 十余艘军舰,以监视中国革命势力的活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则立 即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罢黜 两年的袁世凯,以扑灭中国的革命。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茨在 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谈话中,更是坦率地承认 他“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 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03 一九一二年初,当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接 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心北伐以反击袁世凯对革命的军事反扑,并在 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战略重镇徐州屡败和大败清军时,列 强 —— 不分专制强国或是民主强国便又联合起来,公然出面支持 袁世凯。其各国军舰不仅在长江游弋以向中国的革命军示威,而且 于渤海湾阻止中国革命军登陆。驻京各国外交使团甚至蛮横宣 布:“不准革命军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尤借 机增兵东北与内蒙,然后又做出“中立”的姿态为南北和谈“牵线 搭桥”,终于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刚刚诞生的共和政权,向假 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拱手相让。其后,德国 皇弟亨利亲王还曾亲赴青岛公然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帝陛下,及 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复辟”。 04 此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愈趋明显,中国人民反对袁氏 复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于一九一五年 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并以“中国如欲改国体为 复辟,则必赞成”作诱饵。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还 公开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做皇 帝,总揽大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亦 公开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如用 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其后,不论是在北洋军阀屡悖混战的痛 苦岁月里,还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倒军阀统治的辉煌年头, 世界专制帝国和西方民主强国,无一不为了他们在华的利益,不是 成为混战中各派军阀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革命军北伐统 一中国。可以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 革命军二度北伐成功,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为止,世界一些专 制帝国和一些民主强国,特别是日、俄两个专制恶邻,实无一家不 是一贯地和卖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者。

第六、遭遇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混乱。辛亥革命成功之日, 正值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东渡,俄国实现共产专制复辟的“革命异变 期”。由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体向共产专 制政体的倒退,不仅将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愿望与手段,由 它的“一声炮响”便送到了中国,而且为正在坚持民主革命而反对 专制复辟的中国,制造了由革命性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革命 主体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带来的极大思想混乱和革命混乱。由 是,世界共产革命终于在尚未解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了 它绝好的“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 件下,找到了它最为诱人的现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与 共和国体实行疯狂反扑的专制势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历史混 乱;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局面, 又为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和共产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绝 好的时代条件。再加上不论是世界专制帝国,还是西方民主强国, 他们在对华利益关系基础上所结成的,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神圣 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于是,马克思主义旨在 批判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在中国找到 了它又一片广阔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 命的对象被转移了,传统农民“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思想,轻 而易举地便与马克思主义“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共产革命 目标一拍即合。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革命阵营遂产生了 动摇,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为自身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能所决 定,摇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且立即为苏俄发 现、青睐、支持和扶植。从此,中国国民革命在其与形形色色专制 复辟的艰难较量历程中,又遭遇了一个更加具有社会基础,并且直 接受到外国颠覆势力数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红色”专制势力,在革 命名义下对她的疯狂反扑,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制 造了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代环境。

第七、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革命虽然遭遇了 上述种种艰难较量,然而,给中国国民革命进程带来了最大灾难 的,却是日本帝国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这一场侵略战争 在中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辛亥之后,当形形色色的专制复 辟已经为中国人民所艰苦战胜以后,却为共产专制复辟在中国的成 功,带来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历史条件。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而再 一次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 彻底推倒;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从此被阻扼在共产专 制复辟的厄运之中;中国大陆人民更因此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 里,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残暴专制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国民革命即中 国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个世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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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以“护国”

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 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 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 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 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 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 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 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 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 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 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 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 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 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 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 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 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 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 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 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 05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 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 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 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 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 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 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 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 06 称将军、改官 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 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 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 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 07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 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 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 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 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 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 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 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 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 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 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 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 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 08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 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 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 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 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 09《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 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 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 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 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 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 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 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 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 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 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 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 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 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 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 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 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 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 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 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 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 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 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 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 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 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 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 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 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 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 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 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 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 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 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 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 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 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 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 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 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 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 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 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 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 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 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 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 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 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 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 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 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 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 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 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 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 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 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 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 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 在广东,因“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 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 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 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 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 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 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 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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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 兼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 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 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 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 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正因为帝制 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 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 其是北洋派军阀, 11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 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 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 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 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 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 12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 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 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 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 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 省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 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 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 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 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 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九二一年 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 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 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 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 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 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 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 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 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 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 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 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 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 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 法统之下,贿选曹锟。 13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 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 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广东孙中 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 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 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 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 直,直系于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 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 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 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 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 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海 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 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 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 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 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 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 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一 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 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 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 14 使民众 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 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 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 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 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 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 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 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 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 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 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 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 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 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 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 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 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 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 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 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 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 15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 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 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 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 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 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 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 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二百 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 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 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 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 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 统。 16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 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 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 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 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 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 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 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夺 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 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 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 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 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 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 以行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 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 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 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 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 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 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 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 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 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 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 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文 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 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 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 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 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 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 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 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长 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 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 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 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 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 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 驻军时, 17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 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 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 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 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 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 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 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 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 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 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 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 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 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 汝霖宅,痛打章宗祥, 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 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 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 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 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 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 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 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 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 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 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 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 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 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 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 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 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 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 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 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 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 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 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 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 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 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 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 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 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 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 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 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 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 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 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 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 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 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 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 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 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 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 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 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 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 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 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 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 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 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 19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 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 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 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 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 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 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 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 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 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 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 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 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 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 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 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 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 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 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 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 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 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 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 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 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 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 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 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 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 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 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 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 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 20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 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 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 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 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 家”之建议,等等。 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 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 22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 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 23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 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 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 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 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 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 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 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 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 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 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 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 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 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 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 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 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 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 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 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 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 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 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 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 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 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 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 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 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 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 法郎案”, 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 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 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 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 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 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 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 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 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 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 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 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 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 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 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 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 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 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 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 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 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 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 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 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 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 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 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 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 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 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 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 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 27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 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 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 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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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 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 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 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 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 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 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 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 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 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 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 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 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 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 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 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 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 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 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 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 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 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 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 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 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 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 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 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 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 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 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 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 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 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 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 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 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 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 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 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 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 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 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 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 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 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 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 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 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 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 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 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 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 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 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 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 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 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 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 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 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 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 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 30 吴虞则继承了辛 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 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 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 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 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 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 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 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 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 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 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 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 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 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 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 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 矣”的闲话, 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 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 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一点因 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 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 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 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 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 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 张的根本原因。 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 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 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 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 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 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 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 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 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 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 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Q形象的塑造 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 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 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 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 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 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 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 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 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 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 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 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 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 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 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 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 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 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 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 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 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 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 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血 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 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 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 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 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种种 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 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 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 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 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 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 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 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 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 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 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 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 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 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 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 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 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 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 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 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 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 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 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 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 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 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 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圣·玛丽街修 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 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 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 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 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 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 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 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 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 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 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 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 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 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 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 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 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 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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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 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 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 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 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 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 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着一个“才足以帝制以自为、 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 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 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 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 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 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 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 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 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 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相号 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 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 上要以创建“五权宪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 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 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建国思想的一 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 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 死,因使倒袁目标实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 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 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 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 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 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 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 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党。在革命 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 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 政、训政和宪政”的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 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着革命 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国民党所发表 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 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 决与罢免的权力,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 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 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 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 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 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 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 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 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 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 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 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 34 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 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 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 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 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出兵支 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 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 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 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 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 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 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 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 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 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 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 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 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 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 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 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 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 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员 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 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 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武、纽永 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 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 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 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 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 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 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 袁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 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 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 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 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

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 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 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 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 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 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 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 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 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 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

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 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 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 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 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 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 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 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 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 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 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 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中山 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 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 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 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 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因 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 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 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 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 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的 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 煌历史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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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 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 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 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 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标 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 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 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 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本没 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 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 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 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 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 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 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 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 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 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 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 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 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 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 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 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遵命文学”, 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 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 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 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 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 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 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 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 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罢 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 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 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标榜“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 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 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 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 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 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 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年 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 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 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 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然 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 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 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 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 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奋 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 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 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 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 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 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 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 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 年,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 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 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 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着观望和研究的态 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 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 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 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共学社”亦开始出 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 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 等,但都是客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 《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 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 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 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 主义才将五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 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 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 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 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们 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 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 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 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共产 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 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 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 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 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期。否 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 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 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 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 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 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 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 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 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 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 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 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 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 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的 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 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 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会产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诱 发”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曲解,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 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它的杰出领袖陈独秀,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 创始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最早发动者。因为它明显地造就了新文化 运动的发动者,即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历史事 实”。然而,陈独秀个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转变,不仅有其时代的条 件,而且有其个人的原因;而他批判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亦不等于 他已经真的决裂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他作为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 曾奋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亦同样不能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知识分 子。陈独秀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先进的中国现代知 识分子,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和他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 本能追求,无非是在一定的诱因下,即在他眼里乃是更高的和更科 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名义下,归还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 分子的“本相”。如果说这是他一己的悲剧,毋宁说是新旧交替时 代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发生的若大悲剧罢了。其根由,无非 是“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不但俄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 上有之,而且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况,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 传统型知识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虽然能够变成俄式共产革命的“中国发起人”,却又在一九 二七年之后,当他已经认识到俄国共产制度的专制本质和中国共产 革命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取消派 领袖,直至走向了共产革命的反面,成为中共党内对俄国共产革命 最早和最坚决的否定者, 36 从而又未尽失一个民主与科学追求者的 本色。应该说,正是从陈独秀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新旧交替时 代,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复杂追求,和他们为了这个追求所 曾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与中 国共产革命的诱发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究 为何因,这就是本书下一章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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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第二章

01、中国元、清两朝均是落后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因此,其对于中原汉民族已在走下坡路的中央集权式专制制度,就非以变革而尽其功,反为保守而尽其害。因而才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专制制度消亡的历程。
02、专制改良型经济在性质上既未脱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在形式上亦只是局部允许自由经济的发生和存在,并使这一存在以不对其专制政治造成威胁为前提。是故晚清改良型经济才只有发生而难有发展,更遑论成形。
03、芮德:《清帝退位与列强》第四零九至四一零页。
04、参见《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版,一九八三,北京。
05、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建议下重新起用曾被黜退的袁世凯,先授以湖广总督,后授以钦差大臣,因均为袁拒绝,乃在袁的逼迫下授以总理大臣,并由其组阁。
06、三都督为: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
07、“筹安会”是在袁世凯授意下,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孪和、胡瑛等六人筹备复辟帝制的组织,并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挂出招牌,后因梁士诒又在袁的授意下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筹安会乃改名为“宪法促进会”,完成鼓吹帝制后,即被袁冷落。
08、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参见《革命尚未成功》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09、戴季陶:《今日之政治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一集。
10、《蔡锷致梁启超书》。
11、一八五八年四国“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清廷于上海设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于天津设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李鸿章任北洋大臣时代(一八七零至一八九五)曾于一八八五年建天津武备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陆军人才,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卢永祥等,后均为袁得力人物。一八九五年袁世凯署直隶总督,次年正式真除,奉命接淮军将领胡燏芬在天津小站练定武军,名新式陆军,从此成为北洋军始祖。一八九八年北洋大臣荣禄将袁世凯新式陆军、董福祥甘军和聂士成武毅军合称“北洋三军”。一八九九年荣禄又将北洋各军编为“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新式陆军为武卫右军。是年,袁带武卫右军赴山东巡抚任,因镇压义和团而大肆扩编,适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之役,因董福祥甘军和聂士成武毅军瓦解,北洋军乃以袁武卫右军独存。一九零一年李鸿章死,袁接署直隶总督,翌年正职。袁乃移武卫右军于小站,改名“北洋常备军”共二镇,每镇一万二千人,分以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为参谋、教练、兵备三处总办。一九零三年清廷设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匡为总理,袁为会办。一九零三 至一九零五年,北洋军编练完成共六镇,仅第一镇由满人铁良控制,余皆由袁亲信段祺瑞、曹锟等任统制,为全国军队之精华。清廷以袁势大,于一九零六年建陆军部,将一、三、五、六各镇划归陆军部,袁仅保存二、四两镇。是年袁系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袁北洋势力遂达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和东北。一九零八年袁为清廷所忌而被解职。武昌事发,清庭为抓住北洋六镇,乃被迫起用袁。袁乃用此六镇之兵,北逼清廷,南迫革命军。
12、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由是而获得了在我国东北和内蒙驻军的特权。
13、因黎元洪是被选上的总统,因此,恢复黎的总统,就是恢复中华民国的法统。俟法统恢复,再迫黎自己下台以选曹锟,便是“依法统”而行事了。
14、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为抵制“国民会议”,乃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该会应由四种人组成:有大功劳于国家者,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军民长官,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和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
15、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部将郭松龄因未得到任何好处,乃与冯玉祥及张作霖另一部将李景林结成“三角联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发动军事倒张事变。后因李景林中途变卦,冯亦求之不得,郭乃失败被杀。
16、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曾颁布反动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为曹锟法统。
17、参见注12。
18、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订立“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订立“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章宗祥为驻日公使。
19、参见注13。
20、《努力周报》第二期。
21、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努力周报》第十九期,一九二二年九月。
22、其时《改造杂志》曾发表长篇“裁兵计划书”。曾倡省宪的梁启超又倡“裁兵或废兵”。上海全国中华工商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二十多个团体曾联合发表过“废督裁兵宣言”。全国商会联合会曾发表“筑路养兵意见书”。《孤军》杂志一卷四、五两期合刊曾发表“推倒军阀的具体办法”。孙中山也曾是裁兵的积极倡议者,曾先后发表“工兵计划宣言”,“和平统一宣言”,“化兵为工和平统一裁兵宣言”等。
23、就在吴佩孚于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之后,各地方军阀为抵制大军阀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一九二零年七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是年十一月谭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同月,谭去职,赵恒锡任湘军总司令,乃正式宣告自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一九二一年内,四川曾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曾赶走在川滇军。是年四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湖南赵恒锡、贵州卢涛、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云南顾品珍、广西议会、湖北议会、山东议会皆通电响应。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于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间,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实曾喧闹一时。
24、孙中山逝世和国民会议流产后,段政府曾与法国订立“中法协定”,同意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对法庚子赔款用金法郎计算,使中国多付关银六二零零多万两,因而遭到全国反对。
25、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因奉舰由大沽口袭北塘,国民军遂封锁大沽口,日乃派驱逐舰护卫奉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大沽口炮台,被国民军击退。三月十六日,日遂纠合英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北京至海口交通不得发生障碍,奉、国两军立即停止交战及国民军立即撤去水雷等要求,并限三月十八日前答复。各列强军舰二十余艘遂群集大沽口,以作威胁。是为“大沽口事件”。
26、“帝国主义”一语,为苏俄在一九二三年于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苏俄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策动世界共产革命,以摆脱世界列强对它的干涉,以保护在苏俄刚刚建立的共产专制制度。帝国主义一词遂由中共引入我国,并给中国的国民革命制造了思想、理论和目标的极大混乱。
27、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驻北京的国民军鹿仲麟部驱逐了段祺瑞,推倒了段祺瑞政府,恢复了曹锟的自由,虽欲联吴抗奉,却为吴所拒绝。
28、一九一四年,全国陆军只有四五·七万人,至一九一九年已达一三八万人。一九一零年清政府开支只有一亿零二百万两,至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之时,政府开支已达一亿五千三百万两,一九一八年更猛增至二亿零三百万两。在中央政府,军费已占国库开支的百分之七十;在地方政府,军费竟占百分之九十。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盐税、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农民,以江苏昆山为例,一九零五年自耕者占百分之二十六,佃耕者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四;一九一四年,自耕农已减少为百分之十一点五,佃农则增至百分之七十一点六。
29、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六卷一号。
30、李大钊:“民彝与政治”。一九一六年五月号《新青年》。
31、一九一五年“胡适致梅觐庄信”。
32、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33、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曾通令全国,要求各级学校的教材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34、中华民国成立前第一次南北议和,唐绍仪曾为袁世凯代表,赴南京谈判。
35、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国民日报》。
36、任建树、唐宝林:《陈独秀传》(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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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一 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要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真正诱因,就必须了解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而要了解这一阴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与苏俄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它们对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苏俄共产革命的目标及其成功经验,对于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第一、恶邻沙俄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我们老化和积弱的祖国从此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且从此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欺辱和宰割的命运。沙皇俄国虽然也是一个老化的专制国家,但因它正处在为挽救君主制度,特别是为预防革命而施行专制改良的历史时期,虽然败亡的命运无例外地在等待着它, 但专制改良短暂的正面效应,主要是宗法制农村的破产和自由经济的产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不仅增强了它的国力,而且迸发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处境,也就很快地诱发了它对中国领土和资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国不仅作为一个专制“列强”,更作为一个专制“恶邻”,从此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诱发了沙俄掠夺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为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军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库页岛地区。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国强占了中国黑龙江省的口庙街,并将之改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率军闯入黑龙江建立村屯、炮台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强占黑龙江省下游地区,并设立了“滨海省”。

二、沙俄继续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立即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 并利用“调停者身份”暴取强夺,从而成为我国的一个真正恶 邻。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国公使与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领海军 舰队陆续抵达天津白河口,以进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沙俄东西伯 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抵达我国黑龙江省瑷辉县,并于次日向我 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了领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 签订了《中俄瑷辉条约》,即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予俄国,仅将瑷辉对岸精奇里江以南六十多平方 公里的地区留给中国人居住(按:即江东六十四屯);将乌苏里江 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许中俄 两国船只航行 ......

因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条 约》签订,《中俄瑷辉条约》才被清政府认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国乌苏里江口伯力,将之 改名为哈巴罗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称哈巴罗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 之际,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其主要内 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中国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地扩大贸易, 对“俄国商人数目即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少不得限制”;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东正教士 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俄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定明边界”(按:意在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 ......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际, 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悖”相威胁,开始大 面积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 续增条约》,其主要内容有:迫使清政府确认《中俄瑷辉条约》; 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规定中俄 两段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栽桑着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 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现在常驻、卡伦等处为中俄 边界” ......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为继续强占我国西部领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主要内容有:将巴尔喀什湖以 东、以南和栽桑着尔南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增开喀什葛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 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外蒙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重申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 ......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沙俄乘阿古伯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 犯之际出兵强占伊犁。经交涉,因沙俄拒不交还,清政府乃于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进。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军相继克达阪城、鲁克必、吐鲁藩等地,阿古伯败逃自杀。之后, 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谈判归还伊犁事,崇厚却在沙俄胁迫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基亚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订《里瓦基亚条 约》共十八款。另有《瑷辉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 通商章程》十七条。《里瓦基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的主要 内容有:中国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国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尔地区栽桑湖以东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开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关、乌鲁木齐等七处增设领事;中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

因国内舆论哗然,纷指崇厚误国,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治 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驻英、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 俄谈判《里瓦基亚条约》。曾于次年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 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虽争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却通 过此约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将 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又将兵费赔偿增至九百万卢 布。

三、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残害我国人民,继续强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德、法诸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 势力形成,遂于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 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特别是对我国东北怀有极大野心 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以“愿与中国共同防御日 本侵略”为借口,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诱使清政府于莫斯科签订 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 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 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应俄国军队需要;允许俄国在黑龙 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威,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 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 ...... 通过这一“密约”,俄国终于将它的侵 略势力伸向了我国东北。

嗣后,德国于一八九七年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同年十二月十 五日沙俄乃紧步其后尘,迅速地强占了我国的大连湾,并于翌年强 迫清政府订立了《续定旅大租借条约》。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为乘机大规模侵占我国东北, 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亲任总司令,下动员令先后 调集十八万军队分六路侵入我国东北,并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 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瑷辉县黑龙江北岸,一八 五八年为沙俄强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 海兰泡俄军突然封锁江面,十七日强令中国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 江边,施以大屠杀,致使“骸骨漂溢,蔽满江岸”,仅数十名落水 者游至对岸瑷辉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军队又于博多至精奇里江 口一带,全然不顾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拥有永久居住权,竟将 其所有房舍毁劫一空,前后共杀害中国人两千余。消息传出,举世 愤慨。七月三十日,俄军侵占我海拉尔、珲春和三姓。八月三日, 俄军侵占哈尔滨,次日占领瑷辉和营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 军已经占领齐齐哈尔、吉林、辽阳、沈阳和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谈判交还东北为名,强迫 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顺签订为他们所拟好的《奉天交地 暂且章程》。其主要内容有:沈阳设俄总管一员,盛京将军置于俄 国总管的监督之下。凡是盛京将军所要办的事情,该总管应当明 晰;奉天省的军队一律解散,军械一律收缴,各处未经俄军驻扎的 炮台,营垒和火药库,全部撤毁;留俄军驻防;奉天省各处设立 马、步各队,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助办理 ...... 沙俄以交还奉天为 名,企图完全控制我国东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 订“章程”事败露,清政府将增祺革职,并宣布“章程”作废。

虽然东北人民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亦因各自 的利害关系而出面干涉,沙俄仍于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 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即《俄国撤兵条约》。其主要内容 有:俄国撤兵后,中国驻东北的军队人数,应添应减,应随时知照 俄国;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 赔偿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于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不 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的侵略条件,从而激发了 中国的拒俄运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由是,一 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

老大的旧专制俄国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随之迎来了 国内革命的次第爆发。旧沙皇俄国虽然已经不再有力量成为一个疯 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外蒙的野 心,却始终没有“冷却”。乘我辛亥之后的历史动乱,一九一一 年,沙俄策动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并奉博克多格尔为大汗活 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强迫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了《俄蒙协定》。一 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签订了《中俄蒙协定》 (袁坚持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 国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一九一七年,旧沙皇俄国虽然被革命推 翻,但是,它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却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国, 将之迅速地转变成为对于辛亥之后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蓄意 颠覆和长期颠覆。俄国这个恶邻确如蒋介石先生所言,实为“我国 的世仇大敌”。也难怪我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 三年就创办了《俄事警闻》报,提醒国人要警惕恶邻俄国的野 心。

第二、恶邻苏俄的东方路线、阴谋手段和夺权经验

一、俄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如导论所述,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 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 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 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 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是 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卫护正宗,反对异端。第 一、第二国际虽然在不要祖国和祖国也不要他们的马克思及恩格斯 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 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 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 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 —— 绝对 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 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 国际主义者。” 01

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 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后 半期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由共产党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 国,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二战末期,第三国际即已解散, 但战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内讧和内斗,均愈演愈烈。尽管如 此,在要“得到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目标上,他们却创造性 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教及手 段,外则对不信共产主义新宗教的国家竭尽颠覆之能事,内则对不 服共产教规的人民敢于斩尽而杀绝。这无疑是一桩世界性的新宗教 血案。只要你的祖国还没有被纳入“共产国际”、苏俄帝国或所谓 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或仅仅是没有去莫斯科教廷“认宗”或“归 宗”,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即有冕或无冕的红色沙皇们,就会千 方百计地煽动那些不要祖国的“革命者们”造反,或将你排斥在异 端的地位之上。而东方第一大国 —— 中国,作为旧沙俄专制帝国 一直对之怀有领土野心、并对她犯下过滔天罪行的近邻,就更成了 苏俄新沙皇专制帝国,用蒋介石先生的话说就是“赤色帝国主 义”,用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心垂涎之 所在。中国由此而成为他们要发动共产革命、进行红色颠覆的最主 要国家。换言之,即不论中国自身正处在何种历史状态之中,亦不 论中国是否爆发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或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 苏俄专制帝国都不会对中国等闲视之。何况,其时中国不仅已经爆 发过民主革命,而且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混乱”中 呢?这就更加刺激了苏俄要在中国乘乱发动共产革命的“革命主动 性”。更何况,中国已经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与俄国 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质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宁的口 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又令列宁早在 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 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 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 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 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 和领导东方革命”。犹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因此而 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 02 共产国际“二大”后, 新沙皇俄国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 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 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 (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 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军”外蒙古。七月, 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 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 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 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 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 下”如愿以偿。

二、新专制俄国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手段

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膨胀了新沙皇俄国的极大野 心,一方面则诱发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 然而,俄国共产革命前列宁虽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尔各 答”之发动欧洲共产革命的迂回战略,但俄国共产革命后,当列宁 叠遭欧洲列强威胁,并在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稍作诱惑而不得之 后, 03 乃立即转手,企图西向,干脆直接进攻欧洲。为此,列宁不 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 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 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 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 使苏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敛, 04 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尔各 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 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 攻目标。

这一次,苏俄非但没有再浅尝辄止,而且是锲而不舍了。一九 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 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 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 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第 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 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 05 然后又以“革命的两手”,一 面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谋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 颠覆。即,一边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一边则派第 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 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 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参见下卷第一章),一边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 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 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 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阴谋策略之中。

三、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 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 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 二是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在民主革 命初造成功之后,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 义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 制极权制度。这两条,前者固然在表面上违背了马克思所谓“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动成 功”的共产革命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倡明了“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 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 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 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 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 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 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 先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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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 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 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 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 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 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 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 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 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 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 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 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 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 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 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 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 ”这种遗憾和痛 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 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 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 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 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 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 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 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 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 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 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 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 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 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 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 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 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 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 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 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 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 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 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 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 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 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 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 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 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 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 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 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 误解, 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 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 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 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 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 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 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 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 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 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 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 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 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 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 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 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 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 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 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 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 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 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 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 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 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 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 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 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 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 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 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 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 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 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 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 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 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 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 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 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 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 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 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 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 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 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 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 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 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 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 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 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 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 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 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 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 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 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 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 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 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 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 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 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 的全面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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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原则和失误

第一、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

一、公平地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国民革命军两度北 伐,之所以能够迅速夺取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功虽在中国 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蒋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国中一切民主革命 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进步意识的旧军人、旧军队,直至一些地 方军事势力的大联合。它无疑是辛亥之后十七年反复辟统一战线的 胜利结果。而这个统一战线的一再策划者和实行者,便是孙中山先 生。

辛亥之前,孙中山先生为推动国民革命在中国的成功,“任何 国家的援助他都想争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别的革命党人,只要目 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兴中会虽以广东人为基础,但同盟会 成立时,便吸收了两湖的华兴会分子。华兴会的黄兴原主张各省搞 各省的革命,经他劝说,才决心与他合而为一,共同革满清的命。 在他团结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立同盟会之后,他又吸收了江浙 一带光复会的势力。虽然光复会人只想推翻满人的政权,尚有些无 政府主义者,如吴敬恒等,但孙中山亦均予以优容”。 09 辛亥之后 成立的国民党,虽然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但因它在相当程度上乃 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普通政党,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国第一大党, 并在国会占绝对优势。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解 散了国民党,则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没有一个良好的开 端。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 包括各路军阀和地方势力,为一定的目标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难免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形,有时亦会出现目标一经达成即如鸟 兽散,或目标尚未实现即已鸟兽散的状况,甚至造成统战未成反遭 其害的局面,但是,孙中山先生在与军阀的长期较量中,仍利用各 派军阀“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与北复不合”的复杂分裂状 况,甚至不惜利用联合甲军阀打乙军阀等手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 阶段,利用不同的历史事件,以组成短暂的统一战线,以达成反对 军阀首恶,削弱军阀力量,和防止大小军阀联手以共同对付革命的 目的。有时,甚至亦能将反复辟的斗争扩张到军阀势力的内部,以 起到分化瓦解专制复辟势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 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历次由孙中山建立的反复辟统 一战线,虽也有过成功,却迄无重大之告成者(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五节)。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叛变,所给予孙中山及南方革 命政府的沉重打击,不单使他对军阀们的背信弃义深感绝望,更使 他因痛感没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怀企求之心。由是,孙中山才在反 复辟“计无所出”的艰难时势之下,不得不与一心要向中国输出共 产革命的俄国“联手”,以建立新一轮反对中国军阀复辟的统一战 线,并由此而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而非“联俄、联共、扶助 工农政策”的出现。因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 所谓的“三大政策”,那不过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番“创 作”罢了(参见本章兼论)。

二、孙中山之所以要有“联俄容共”的做法,还有一个更为根 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一贯地不支持中国革命,一贯地站在支持 专制政体和复辟政权的一边,一贯地支持和操纵中国的军阀混战及 割据,以至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列强作为其支持者。而 反对中国统一、阻碍中国强大、和意在使中国永远处于一种分裂和 贫弱的状况,又几乎是所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愿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 他强烈的不满。同年十二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孙中山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三、孙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称“我们将联合俄国”,还因为 列宁伪称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止沙俄在中国的特 权,甚至伪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特别是答应他“绝不移植 共产制度于中国”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孙中 山、越飞上海宣言》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 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 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 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关于此项大 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 ...... 可以俄国为依赖。”

四、其时,俄国不仅已经在与北京军阀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 且在决定“支持”孙中山之前,就已经通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 谋求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和南方军阀陈炯明的联合。陈炯明和中共的 关系更是相当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员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 者。而中共与他的关系,直至他叛变广东革命政府之后才被迫终 止。这就使得一再遭遇国内专制势力顽强反扑和西方列强蓄意阻挠 的中国国民革命,极有可能面临着“既要增加一个外部敌人、又要 增加一个内部敌人”这样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孙中山 只能采取“宁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敌”的统战策略,准备推 行“联俄容共”的做法。

五、“联俄容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对孙中山千呼万唤的 一个结果。因为历史的事实便是苏俄九番十次地上门找孙中山,而 不是孙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苏俄。 10 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自 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苏俄虽万里寻孙十数度,都未能办 成“联俄容共”的阴谋大业,直到鲍罗廷带来大批军用物资和每年 二百万墨西哥圆的俄援,方使得孙中山同意“联俄容共”了。而所 谓容共,也只是容许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主义、 纲领和纪律。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共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受 国民党的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进 行”。 11

六、如果说上述诸因素才是孙中山有“联俄容共”做法的外部 原因,那么,孙中山之所以会同意“联俄容共”,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孙中山有一个愿意“联俄容共”的思想基础。 尤其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当他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俄国共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之时。这 个思想基础,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别羡慕列宁“革 命的成功”,羡慕俄党在组织上的“严密和坚强”。因为他认为俄 党的经验将有助于自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虽然他当时还并不真正 了解俄国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质。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说,一九零五年后的数度考察欧美,虽然使孙中 山认识到革命乃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但同时又使他对欧洲 革命和美国革命尚未能解决“民生”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尤 如他所自述的那样:“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 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尤未能登斯民极乐之乡也;是 以欧洲志士尤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 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也。” 12

这一段话固然道明了民生主义思想之所由来,但这一段话里 的“斯民极乐之乡”和“社会革命”两语,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 想中并未绝根的“传统大同思想”,为他后来视共产主义即是他的 民生主义埋下了伏笔;后者则表现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革命认识的 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错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为一 个“合理的社会革命”;一方面又把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时期所必有 的艰难时势,看成为“即使是民族、民权革命成功如欧美列强者, 亦因无法解决民生问题”,因而才“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并 由此而下结论说,“欧美虽强,而其民实困”,因而“观世界大同 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就为 他将列宁的“十月革命”,实质是“十月背叛”,视为“欧美为解 决民生而进行的合理社会革命”,并由此而倾注“同情”,产 生“赞赏”,奠定了错误的认识基础。

孙中山先生身处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 —— 革命与复辟开始出 现复杂较量状态的时代,而难于看清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 命背叛的本质,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无可指责。但 是,正是这一错看,才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的产生。然而,孙 先生没有料到的,恰恰是这个将中共“容”进了中国国民党内,和 将中国共产革命“统”进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新一轮统战做法, 竟从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和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 过渡,诱发了巨大的混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第二、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和失误

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 家。当他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 共”的新统战做法之时,特别是之后,他曾坚持了如下的原则:

一、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 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 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 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 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 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 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 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 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 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 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 段 —— 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 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是 而得出了“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即“照马 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 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 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 13

二、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 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 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 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 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 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 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 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 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 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 该没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 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 14

三、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 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 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 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 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 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 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 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 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 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 标上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 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四、坚持国民党党性和党权,反对破坏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 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 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 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 15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 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 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他们的四名国 民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 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 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是年七月七日作出决定,宣布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即三民主义),必予严重制裁(参见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联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质上与俄式共产 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共产革命势力的合流。它在统 一战线的意义上无非是一种有限的联合,而作为争取俄援的做法, 亦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虽然内有对俄党革 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轮统一战线的种种 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为他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意在推进中 国国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军阀复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国统和 法统,所以,“联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策略”的 意义,即联俄是为了俄援,容共是为获取俄援的交换条件。而在联 俄容共开始实行之日,孙中山即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 革命的系统批判,无非说明孙中山先生要对联俄容共做法作原则上 的把握。如果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而 建立的新一轮统一战线中,确实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政治策略,如果 苏俄是要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参加孙中 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方 向,并竭尽阴谋地企图窃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者亦不愿在 苏俄的指使下实行“挖心战术”,坐国民党之怀而结共产党之大, 如果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不是处在东江有陈炯明盘踞,广州有英 国支持的商团在密谋叛乱,前方正与皖、奉联合以对抗曹、吴这样 一个亟需援助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孙中山对苏俄指使中共颠覆国 民党和诱变国民革命的阴谋和野心,既怀警惕又有预防,则新一 轮“联俄容共”的统一战线,也确乎能够起到反复辟和推进中国国 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仅苏俄与中共对孙中山和中 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于阳谋之下使尽 了阴谋手段,而且,孙中山本人亦在贯彻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体 做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决 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 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 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 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 以“天赐良机”,又予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以适时的政治 条件。因为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正因为 孙中山先生委托他们为联俄容共而“筹划一切”,他们才为自 己“幼稚病”的发作,找到了一张可以作大旗的“虎皮”。 16

失误之二,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 题上有“重权宜之计,而轻国民革命大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 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 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 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 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孙中山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 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 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 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 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只 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 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 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 际的一个支部”。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 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而, 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 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 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 生。

失误之四,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 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 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 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 争取过来 ...... 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派、 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参见下卷第一章)。后来,苏俄的这个 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 致。

失误之五,是孙中山虽有“联俄容共”做法,却从未有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联俄 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恺,并由廖仲恺交付俄国顾 问鲍罗廷、中共以及所谓左派去草拟的种种做法,一方面虽使“联 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却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 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自此之后,苏俄与中共不仅开始大肆 鼓吹孙中山先生有所谓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开始鼓吹与发动工农 革命,倡行暴民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 半年间,当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破坏北伐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 阴谋就要全面破产之际,他们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 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孙立言”—— 实际是要公然 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 和为他们要在苏俄指使下,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打倒孙后以蒋介 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颠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制造“最高借口”。这不仅为在国民革命获得重 大胜利的时代,蓄意制造革命的大混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孙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历 程的重大误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长期控制和欺骗之下,竟对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新、旧两个三民主义”,迷惑和惶惑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参见本章兼论和下卷第一 章)。

失误之六,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 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勘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共２４人，其中中共党员仅３人：谭平山、李守常（大钊）、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１７人，有７人为中共党员：沈定一（玄庐）、林祖涵（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李云汉】中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由是,孙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个坚强的国民党组织的愿望,不仅瞬间落空;孙中山先生一心要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亦从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危险之途;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直接策划和指使下,阳冒国民革命、阴怀发动共产革命的欲望,亦终于有了一个“胜利的开端”。

失误之七,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 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 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 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后即剧然而逝,则,一是有他在,苏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窃夺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领导权,以煽动和发动共产革命; 二是如果苏俄和中共在孙中山健在之时,就胆敢加速他们的阴谋, 并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胁,那么,孙中山先生一定会根据决策“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从国民革命的大业计,迅速并果断地根绝“俄祸”。孙先生所说的“有我在,他们还不敢”的话,便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过早辞世,却使他来不及纠正这些失误,甚至由亲俄护共的“左”派们,将他的失误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后,若不是蒋介石等一批真正国民党人起而保护了国民党,捍卫了国民革命,坚持了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则孙先生和他的国民党人决心将反复辟进行到底的历史愿望, 也就无由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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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民党“左派”的幼稚病、权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须事先说明的是,论者指国民党有所谓“左派”幼稚病 和“左派”权力病一说,并非指国民党中向来就存在着左、中、右 三派。诚如本书下卷第一章所论,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无非 是在国民党有了“联俄容共”做法之后,苏俄为指使中共分裂国民 党,才按照“亲俄、远俄以及反俄”为界限,对国民党进行政治分 割的一个恶性结果,或曰国民党为苏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 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对国民党“左派”的性质和“左派幼稚病及左 派权力病”的来由及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准确的论述。 再者,指国民党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权力病, 是因为自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始有“联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 宁方国民党决心“绝俄清共”,汉方国民党决心“别俄分共”,其 间三、四年,国民党“左派”的发病,实际上应分为廖仲恺的“左 派幼稚病”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廖仲恺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恺的“左派”幼稚病

由于孙中山先生将“联俄容共”的一档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恺 去办,由于廖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担负了争取俄援的重要 任务和艰难角色,因而,廖才成为代表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共进 行“联、容”工作的关键人物。唯因这个关键人物在具体从事“联 俄容共”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定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 面则不仅将孙中山本人的失误“贯彻不误”,甚至将之推向了走火 入魔的地步。

实际上,早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恺与中共党魁陈 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7 一九二三年二月,当廖仲恺于日本热海会见苏俄代表越飞时,就曾对越飞所言“在中国实 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感到很“放心”。当时在场的陈公博, 后来曾回忆说:“越飞告诉我,苏俄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越飞更郑重地说,中国只能实行孙 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我问越飞,苏联希望共产 主义何时能在中国实现,越飞倒很老实,说还是一个疑问。廖先生 很滑稽地笑着说,公博,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要作革命党,就要 作现在的革命党,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 义,不必再讨论了!” 18

由于廖仲恺在这里表现了可爱的幼稚,即当真相信苏俄不会向 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 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 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 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 廖仲恺对苏俄的信赖,与对本党反对“联俄容共”同志的反感,已经溢于言 表。

由于廖对苏俄已有这样的崇信之心,因而当国民党“一大”通 过“跨党案”受阻时,廖乃慷慨激昂地拥护中共“跨党案”,深恶 痛绝地反对自己党人关于“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诚如 中共党人谭平山后来所夸奖的那样:“廖仲恺先生坚决促成和推动 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激烈斗争中,廖仲 恺先生竭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击败了‘反动分子’的阻挠和破 坏 ...... ”(单引号为引者所加,上下同) 20

二、廖仲恺“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应该说廖仲恺推行“联俄容共”的早期做法虽已过分,尚情有 可原。但是,当他终于将“联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亲共”之 极端、即走火入魔时,则对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包括对他自身,都 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道 路。他颂扬苏俄说,“俄国革命以来,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前, 掌诸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 能出人类于黑暗”。由是,他“认定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有着 强大的生命力”,并多次声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是中国 革命的榜样”,甚至宣称“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 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 21 如是, 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 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的 坚定立场;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为了不使中国国民革命招致列强的更 大反对,而制定和坚持的“不加入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 略”的正确决策。 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护共”。就事实而言,一是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廖仲恺就曾主动将自己担任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 职,让给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从此造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 成“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成为“以共乱国”的祸源(参见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长,又将工人部秘书一职交由共产党 人冯菊坡担任,并由冯全权处理部务,从而为中共策划工人运动, 扰乱国民革命,造成先决条件。三是推荐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农民 部长,推荐澎湃在农民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开展其他农运工 作,从而为中共广泛煽动农民革命和暴民运动,以破坏北伐、背叛 国民革命造就了基础。四是黄埔军校初建,他除掉聘请一批苏俄军 事顾问到校工作,并推荐共产党人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 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荐了十五名中共党人进入军校,甚至力荐刚刚 回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 又推荐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并将大批共产党人推荐 入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军校的首批教职人员,又是由他和苏俄顾 问鲍罗廷一同商定的。嗣后,他还邀请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 军的各级党代表,并将党代表的权力扩张到“无党代表附署,一切 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为中共在军校宣传共产革命,争夺枪杆 子,制造军校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条件。并为来 日中共对北伐和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叛变埋下了祸因。

再就是他为苏俄和中共阴谋分裂中国国民党,起到了别人所不 能取代的作用。因为苏俄和中共要将国民党分裂为左、中、右三 派,并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即支持 亲俄派和打击反俄派的阴谋策略,不仅因他而构患于国民党领导 层,张扬于普通党员当中,并且得以“运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 场,而在国民党中形成了鲜明的分裂与对立关系,从而为国民党和 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制造了先机。孙中山逝世前,廖对本党那些要 求“防俄、抵共以维护本党利益”的同志,还仅仅是采取压制的态 度,对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破坏国民党纲领、立场和法统的行 为,亦只予以维护与包庇。孙中山逝世之后,他竟以自己在党中的 地位和权力,将那些为维护本党利益而揭露共产党不轨行为的本党 同志,“试图清除出党”, 23 甚至完全站到苏俄和中共一边,不仅 按照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旨意,公开指本党有“左、中、右”之分, 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周刊》上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 文,声称:“替工农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 反而言之 ...... 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 我们不独要 革军阀帝国主义的命,我们并要革‘反革命派’的命!”竟将党中 所有不赞成“联俄容共”、或是揭露与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的同 志,不仅统统打成“右派”,并且还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 要“革他们的命”。他的幼稚病,终于走火入魔到了已经完全背离 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的立场,从而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 共党组织以外的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了。中共之所以称他 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楷模,无产阶级的好 朋友,农民运动的贴心人”等等,实是由此而来。 24

最后,则是他听命苏俄而“拥汪倒胡”等做法,实为苏俄和中 共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 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即担任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和大本营代帅的胡 汉民先生,一向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孙后也已成为实际上的国民 党领袖。然而,作为胡副手的廖仲恺先生,只因胡一向“远俄远 共”,为苏俄顾问鲍罗廷及中共所嫉恨,于是,他便按照苏俄顾问 的旨意,卖力地促成了一场“拥汪倒胡”的阴谋政变,将汪精卫 —— 这个“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权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国民党 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从而将国民党 和国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败的危险深渊,并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 性命,作成了他虽尽忠于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却因为幼稚而 更尽忠于苏俄和中共的“最后一功。” 25

第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说廖仲恺在“联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 后,汪精卫发作的便是“左派”权力病。这是因为汪精卫原来不 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说过:“共产党徒如果掺入本党,本 党的生命定要有危险。比如西游记上所说的,孙行者跳进了猪精的 腹内打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26 但是,只因孙中山 在北京病危时,鲍罗廷曾找他去苏俄驻华使馆,对他有心有意地说 了一句“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 更有谁敢继承”的话, 27 从此,他便在鲍罗廷的策划与廖仲恺的帮 助下,不仅“取胡汉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不可了。

汪精卫在做成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之后,一是高喊“党要左 倾”,高唱“谁是左派,我将梦寐以求之,旁徨以觅之”,从 而“使整个广东上空弥漫着一股透骨的左倾气氛”,使得身为国民 党党员的中共党人们,已敢公开地攻击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本 身。二是推鲍罗廷为审查廖案之特别委员会最高顾问,“有党政军 一切大权”,并遵循鲍罗廷“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 没有” 28 这一共产专制政治的标准,按照鲍罗廷于廖案发生后第二 天就拟好的名单,要逮捕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国民党重要领导 人。幸得蒋介石和许崇智的竭力反对,上述诸人才免于遭难。三是 仅仅在半年之后,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二大”之际,他 一方面同意国民党“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为共产党跨党分子, 从而使苏俄和中共得以控制国民党“二大”(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 章);一方面则将“西山会议派”、 29 即著名老国民党人中的“反 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并对倾向“西山 会议派”反共立场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训令,几乎将反对苏俄及中共 阴谋劫夺国民党党权的本党志士一网打尽。

由是,鲍罗廷成了国民党的太上皇,汪精卫则成了孙中山死后 的“孙中山”。国民党自中央到地方的党权以及国民党对于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已大部为苏俄和中共所篡夺(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为终于将廖仲恺的“左派”幼稚病发作成了“左派”权 力病。从此,他处处秉承苏俄顾问鲍罗廷旨意,处处以中共的要求 为要求。鲍罗廷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反对蒋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对 蒋提议北伐;中共要进一步把“扶助工农”变成工农革命,他就处 处高喊“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苏俄与中共要打倒蒋介石,他就想 出种种办法来压制、排斥和驱逐蒋介石(参见下章)。直至“中山 舰事件”发生,蒋介石起而护党,他已无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惩办 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中反革命的任务”时,他才在自己家中召开的 国民党政治会议上,被本党会议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 假”,从此赴欧养病十六个月之久。此后,直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 已经打下南半个中国,苏俄和中共唯恐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 国,中国共产革命将“计无所出”之时,他又在苏俄和中共的阴谋 策划之下赶回国中,发作了又一场更加厉害的“左派”权力病,为 胜利进军中的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新的困境和乱局(参见下章)。

第三、孙中山先生的失误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的严重历史过失

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和他的剧然而逝、 不及纠正,才为苏俄在中国施展“分阶段革命”的谋略,企图诱变 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政治条件。

二、是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为苏俄及中共阴 谋诱变中国国民革命打下了危险的基础,为中国国民革命及其进程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三、是汪精卫“左派”权力病的发作,才将中国国民革命推向 了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境地,并为来日中国国民革命 的艰难历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乱源”。

四、在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留下的历史隐患中,其 最具破坏力和影响力的,便是孙夫人宋庆龄对三民主义、中国国民 革命和中华民国的背叛。宋因早已成为共产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 持者,还因为中共对她统战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万共产党员都 起不到的作用”。 30

由是,宋乃成为中共共产革命花瓶中一支开不 败的“国民党‘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实为一纸之书所难 言尽。宋氏垂死之际,称自己无脸躺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并绝不睡 到中共的八宝山去,而坚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坟曝尸的“资产阶级 父母”身边,其真正的内在情由,怕是她对自己背叛孙中山先生、 背叛中国国民革命和“助共为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罪孽,终于 有了觉醒所致。

总之,国民党“左派”,即亲俄、亲共派们,不论他们患的是幼稚病还是权力病,抑或是宋庆龄的无知病,他们对于中国国民革 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仅为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制造过极大的困境和危险,更为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立下了“丰功和伟绩”,为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共产专制复辟的艰苦斗争,和澄清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是非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困扰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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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何谓“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第一、何谓国共合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一再地、反复地强调它与中国国民党曾有过两度“合作”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 陆,因只有共产党的说话的“权威”,而绝不予任何人说话的权力;还因为长期以来“国共合作”一语已经“约定俗成”,连国民 党本身也将“国共合作”一词当成了“口头禅”,而不再予以甄别;加之国民党的“左派”们,因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 就更要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光荣历史记在心头,挂在嘴上;再加上海内外一些学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则是“共云亦云”,只相信“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无心去拆穿这个历史 的谎言;因此,“国共合作”一语,也就在它被重复了一千遍、一 万遍之后,而成为两度“历史的真实”,为老幼妇儒耳熟能“详”。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中国国民党非但向来未与中共有过所 谓的合作,而且所谓两度,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以“挖心战术”31 ;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虚假归顺。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对 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均提出了联合战 线的策略,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 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 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由是可知,他们不仅把孙中山的民主革 命力量看成是资产阶级,而且认为参加民主革命乃是发动共产革命 的必要步骤,这无非是列宁“分阶段革命理论”在中共手中的再 版。再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 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 经验”,二是指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 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 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由是可知,中共党员在 苏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乃是阴谋,而非合作(引文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就必须服 从国民党的信仰、纲领、党章和纪律。更何况孙先生对此有言在 先。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参加了国民党的李大钊,才会面 对国民党代表提出的质询,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的所有共产党员于大 会公开发表宣言称:“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 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 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 党来 ...... 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 为本党主义(指国民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的革命事 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 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望诸先辈指导一 切。”李大钊的书面保证,无非说明他们既然参加了国民党,就愿 意并应该遵守国民党的主义、纲领、章程和纪律,因为他们与国民 党的关系,已是党员与党的关系。这就不但不是国、共两党的“合 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的“合作”了。就中 国共产党而言,迄今为止,又有哪一个党员敢说它参加中共是与中 共的“合作”呢?

三、既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实现国民党的主 义,“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那么,参加了 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就只能是参加国民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而 奋斗。但是,在苏俄的阴谋指使下,共产党人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 民党后,不仅违反规定,暗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国民党,破坏国 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以一步步实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 共产革命的目标(参见下卷)。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服从本党主义 和纪律”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 者。天下既无这样的党员,亦更无这样的“合作”。更何况其中的 一个“合作”者,犹如混战中的大军阀一样,还需要一家外国势力 来作成它的后台和太上皇,并且事事听命于它,直至连后来的武汉 国民政府也被办成了“俄国的政府”呢(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 章)。由是可知,这就非但不是合作,没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 人自己说的那样,不过是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所施行的 一场“挖心战术”罢了。

四、中共所谓的二度国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 的“国共合作”,就更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了。历史的事实是: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遵命发表 八一宣言,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为帮助苏俄颠覆中华民国,不仅 鼓吹共产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运 动,而且从未有“抗日救国”之一言以献给国人(详见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乱失败,逃至陕北,三十万红军仅存二万不足之时, 因王明接受苏俄为保护自己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 线”的指令,发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围剿 红军,并要共同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共虽一边屡 屡发表“抗日”通电、“抗日”宣言,制造舆论,谋划学运,以一 再向国民政府求和;一边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阴谋策动西安 事变,企图乱中求存。前者固无济于事,后者却阴谋达成。由是, 中共便在西安事变之后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两度向中华民国政 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 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 受中共“输诚”(参见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 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 领导的关系。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声声称“一 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北京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北只是地方政府”,无非是要说明它 与台北的关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和被领导的从属关系。而台 湾若想以“平等”之心与中共论合作,中共便连飞弹也打了出去的 事实,无非道明了它绝不容许台湾与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关系罢 了。至于共产党在被它称之为“二度国共合作”的“合作”中,究 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国家 和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勾当,本书下卷将自有一番论述,此处就 不再一一作出证明了。

第二、何为“新”三民主义

如果说中共党员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于苏俄指令下以 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参加”国民革命,和中共于一九三七 年被迫归顺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件事,均被中共称之为“国共合 作”,不过是中共撒下的弥天大谎,那么,苏俄和中共竟敢将孙中 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 至敢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 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就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 公开背叛和欺骗了。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一九零五年《民 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 二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 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 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国民党“一 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 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 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 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 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 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 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 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 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 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 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 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 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 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 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 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 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 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 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 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 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 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 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 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 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 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 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 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 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 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 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 《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 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 民主义”(参见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 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 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 义,“还原”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 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 奋斗了(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 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 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 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 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 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 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 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 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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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第三章

01、《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02、一九一三年三月列宁即已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指出“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发表了“勿忘东方”一文,主张联合东方民族力量以推动共产革命。因列宁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决定直接进攻欧洲,颠覆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又因失败,再转谋中国,遂有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对共产国际“二大”策定“东方路线”的有关评价,参见向青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十七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03、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契契林曾在第五届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宣布“苏俄政府自动放弃沙皇政府在满州所有的掠夺品,恢复中国这些地区的主权”,并称:“苏联同意放弃俄人在中国、蒙古、波斯一切的土地权,并放弃一切赔偿”。北洋政府未予理会。
04、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匈牙利和德国共产党曾在苏联策动下发动武装政变,并分别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以作为苏联附庸国,瞬间败亡。
05、实际上,这只是俄国欲图谋中国和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幌子。一九二零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外交部接到该宣言时,该宣言已将放弃满州权益及庚子赔款等条删去。其它各条亦均未兑现。一九二九年当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决定收回中东路的管理权时,苏俄立即出兵攻打我国,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敌国(参见本书下卷第二章)。
06、当时,中国民间有许多组织曾在苏俄的诱惑下,准备置南北两个政府于不顾地自动与苏联修好,甚至发起民众运动以推动之。
07、当时国中不了解俄国革命的人,都以为沙俄乃为列宁的共产革命所推翻,不知道它是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列宁的十月革命反而是对于二月民主革命的背叛。
08、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几位中学生,是指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
09、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三页。
10、苏俄主动上门联络孙中山的情形,主要有:一九二零年三月,苏俄派波波夫赴上海拜见孙。一九二零年六月,列宁又派莫斯科中国工会主席刘泽荣代表他邀请孙中山访俄。是年秋,苏俄派代表吴庭康赴上海见孙。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苏俄又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赴广州与国民党谈国共合并问题。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人张继又陪马林赴桂林见孙谈国共合并问题,均为孙所拒绝。孙仅表示愿在道义上联络。一九二二年五月,马林又往广州见孙,建议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孙仅允许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苏俄遂以为这是中共打入中国国民党的极好机会,乃强令中共执行之。
1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二四至二五页。
12、《孙逸仙全集》第二集第八四页。
13、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二六一页。民族主义第二讲。一九二四年讲于广州。
14、〔俄〕斯捷潘若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5、孙中山对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谈话。一九二二。
16、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印行。作者为中国大陆现代史专家,谢持先生嫡孙。
17、周兴良:《廖仲恺与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
18、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第二八零页。
19、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四五页。
20、“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谭平山的讲话”,《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21、廖仲恺:“消费合作社纵谈”和“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
22、参见〔俄〕斯捷潘若夫:《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
23、同17。
24、同上。
25、指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中执委第七十次会议在廖仲恺主持下,曾决议将反俄、反共的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江伟藩开除党籍。会前,廖已一再声称要对他们进行严肃处理。参见大陆版《廖仲恺与和何香凝》一书。另外,孙逝世后,廖仲恺尤秉俄顾问鲍罗廷旨意,以“黑箱作业”驱胡(汉民)并拥汪上台。
26、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第九十页,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一九九三。
27、同上。
28、据邹鲁《回忆录》记载:“廖仲恺先生被刺案发生,中央派蒋先生,许崇智和汪兆铭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来查办这一件事,鲍罗廷认为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实同志的极好机会。廖先生被害的第二天,他开了一张名单,叫特别委员会拿办我和胡汉民、邓泽如、谢持诸先生??特别委员会看了这张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么拿办?鲍竟说,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幸蒋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我和胡、邓、邹、谢诸先生才免膏虎口。”廖被杀一案至今仍为疑案。
29、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因鲍罗廷利用廖案打击国民党中非亲俄亲共派,结果,被驱离广东的反俄反共派元老邹鲁、谢持等,便集合北京西山召开党的会议,意在恢复被苏俄和中共已经谋夺的党统和党权,并在上海另立中央,后被苏俄和中共掌控的广东国民党中央“二大”开除出党。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
30、周恩来语。一九五七年四月宋庆龄提出要参加中共,刘少奇和周恩来去看她时曾说:“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预”。周恩来还说:“在中国,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参见爱泼斯坦著《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31、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曾一再自称他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采取的是“挖心战术”。这在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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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蒋先生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 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 情而又痛惜的泪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 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 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 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 和铲除共产革命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 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 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这 一历史的极不公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 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人民对蒋先生的认识,也就日益地在摆 脱着中共种种谎言和欺骗的桎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 确实已经走到了能够还蒋先生原貌的这一天。 本书上卷将从本章起,在辨析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同时,兼为 蒋先生辩。因为缺少了对他的正确认知,也就失去了对中国现 代历史进行真正认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广东”、准备北伐

应该说,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在为“竟辛亥之功”而艰 难奋斗的十数年反复辟岁月里,盖因袁世凯、张勋能拥遗朝之兵以 求公然复辟,北洋军阀能据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复辟”,地方封建 军事势力则因“有枪便是草头王”而割据一方,唯革命党人无枪无 炮无军队,反复辟才至于屡兴屡衰,甚至屡遭叛卖。孙中山和中国 国民党因痛感没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个恃武力以复辟的时代, 夺取反复辟的胜利,更不能实现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因而决 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对复辟之武力。由是,陈炯明叛变之后, 重建广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装,便成为孙中山先生一心 相与的重大事业。而这个重大事业的关键一步,便是建立黄埔陆军 军官学校,以召收、训练、培养一支革命的军事力量,以期能够依 靠这支力量,达成反复辟 —— 即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目标。

第一、孙中山信任、重用并寄希望于蒋

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证实,蒋自一九零七年 赴日本留学,即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 革命,并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风潮起, 他曾“托故假归”,在上海和陈其美密商起义计划,设法营救了同 盟会员张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与张群秘密离日,回浙江参加 领导起义,并获成功。嗣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假共 和以复辟”的岁月里,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孙先生所组建 的中华革命党,坚持在上海、东北和日本等地从事反复辟的斗争, 虽然遭袁通缉,但革命志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孙中山首举“护 法”旗帜,他即向孙中山先生四呈对军阀作战计划,尤其是“对北 军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计划”,竟成为十年后 北伐作战方略的蓝本。他的军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很 大赏识。 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先生在给蒋的信 中已称:“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 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尤过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蒋母去世,孙亲纂祭文曰:“文与郎君 介石游十年,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 尝离失 ...... 其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笃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 其昂昂千里之姿,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 自适,山岳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当苏俄与第三国际派代表马林赴中国广西拜见孙 中山先生时,孙曾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去莫斯科。” 02 这个“最能干的人”蒋先生,后来在赴俄考察中曾当 面反对苏俄支持外蒙古独立,公开申明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不容劫 夺,愤怒反击了中共留学生对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恶意攻击。 为他从此视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并对苏俄“欲染指中国及 其满蒙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产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认识的重要基 础。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陈炯明叛变,蒙难中的孙中山先生 曾急电蒋“事紧急盼速来。”蒋立即衔命赴难。对此,孙中山 先生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 中,乐与予及海军将领共生死。”甚至称“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 二万援军。” 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 凯捎亲笔信,谓蒋“兄能在军中多待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 日。”

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庄吉先生的长女国方千世就曾在 回忆中说:“孙先生说过,蒋是可以继承我的一位青年。” 04

即便是曾守侍孙先生病塌,为孙先生记遗嘱,后十数年竟以蒋 为嫉、为敌的汪精卫,也曾一再对蒋说:“孙先生临终前,曾一再 呼唤介石,介石 ...... ” 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先生决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黄埔军校创建,孙特任蒋为黄埔军校校 长,以期蒋能够培训一支北伐的党军。其时,虽因廖仲凯向军校延 进大批苏俄军事顾问和中共党员, 06 从而使蒋痛感事事制肘,曾忿 而还乡。但是,孙先生对他的一再敦请,和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及 国民革命的忠诚,还是使他接受了这个光荣而且重大的任命。蒋从 此为培养一支革命的武装,进而用这支“专打军阀,绝不扰民”的 党军(陈独秀语)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开拓国民革命大业,底定和 统一广东,直至领导北伐打倒军阀,曾竭尽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为军校题“亲爱 精诚”四字。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已称:“他要求学生极为严 格,经常召集学生训话 ...... 日常事务一一过问,所以,黄埔军校办 得虎虎有生气,很快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军事人才。” 07 一九二六 年北伐出师时黄埔军校已召收学生五期,共七千四百余人,为未来 的国民革命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军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 二月,蒋即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一九二五年第 一次东征后又建立了第三教导团,并扩充成师。是年四月正式更名 为“党军”,蒋任司令。八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亲任军 长。

第二、蒋用革命武力底定广东,被“倚为长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在英国支持下纠合武 装,密谋叛乱,妄图推倒革命政府。国庆日,商团竟实行总罢市, 于西关各处遍贴“打倒孙政府”的标语,并于西关各街道严密封锁 交通,试图阻止广州群众及军校学生的国庆游行,不得,遂于太平 路西豪口开枪射击游行队伍,当场打死十余人,伤百余。蒋接孙中 山命令后,立即率领军校学生队赴广州,并督率其它部队,向西瓜 园、太平门、普济桥一带警戒。十五日晨,商团来犯,蒋率学生军 坚决还击,其它各军亦沿途夹击,遂大败商团。陈廉伯逃港,商团 叛乱亦告败亡。蒋与黄埔学生军建立了保卫南方革命政权的第一 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孙中山北上,叛将陈炯明遂乘机自封 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广州 政府命蒋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七 旅许济部出发东征。是为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在蒋指挥下,连下东 莞、石龙、常平、深圳,十四日与陈炯明血战淡水两昼夜,消灭大 量叛军,克淡水后,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东)、海丰、陆丰、普 宁、揭阳、汕东、湖安等州县。三月二十日叛军以一万余众攻击东 征军,蒋乃命何应钦率教导团及学生军死拼,并令教导二团及粤军 第七旅支援,始将顽敌击退,并乘胜击溃陈炯明主力,东征军又占 阿婆(今揭西)、玉华、光宁、梅县,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内。八九 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曾写道:“在第一次东征中,蒋都是 亲临前线,先后发出命令、手谕、电报、训话、告诫、及所作的紧 急处置达六十多次。” 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间,当蒋东征之时,滇、桂军杨 希闵和刘震寰已在勾结谋叛。而当东征军底定潮、梅,进行修整之 际,杨、刘因阴谋败露,遂公然叛变,武装占领广州省长公署和财 政厅各机关。被迫迁往广州河南办公的大本营,急令蒋率东征军回 师广州平叛。蒋回广州后,遂兵分三路,于龙眼洞、瘦狗岭、广九 路火车站迅速击败滇桂军,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俘桂军师长陈天 泰。刘、杨遂无心恋战,逃往香港,叛乱归于失败。一九二五年六 月十二日,大本营任命蒋为广州卫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陈炯明叛军主力垮而未亡,仍为重大威 胁,大本营命令蒋率军第二次东征,蒋即兵分三路向东江地区 进发。在蒋指挥下,东征军一部与陈部激战三日,克惠州。东征军 另一部仅以两个营的兵力,与叛军洪兆麟、谢文炳部八千人激战于 海丰,十月二十二日收复海丰,生俘大批敌军。东征军又一部,乃 于十月二十七日与叛军一万余人激战于华阳,先为敌所困,后因蒋 驱援军赶到,而击退叛军。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蒋终于率 军收复东江,将陈炯明叛军全数消灭,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为此,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又写道:“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 斗过程中,蒋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与电文来往频繁。” 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东征期间,蒋在随军指 挥潮、梅战斗时,因得知粤南军阀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 云溪各县亦已被占。蒋当机立断,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 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当东征军平定北江后,蒋又立即增 兵南路,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会攻南 阳。十一月七日克阳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邓本殷退琼州。蒋即命 李济深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李部遂渡海作 战,琼州终克,邓本殷被消灭。

因蒋上述一系列军事胜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广东”的愿 望迅速达成,蒋从此被政府与民众“倚为长城”。对此,中共党魁 陈独秀曾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 发表文章说:“现在蒋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 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 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 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 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 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 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 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刊上 发表文章,称“蒋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 的革命派。”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蒋迅速底定广东,既对中国国民革 命之广东根据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为其后领导北伐打倒军阀 的大业,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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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反击苏俄僭权、限制中共篡权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 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 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 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 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 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 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 辞,以党言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后,大陆新一代历史学者已经越 来越走上了“过度美化” 11 蒋和国民党的道路,但对该事件的 评价,仍因中共领袖曾明言钦定,所以至今尚无人敢公开推翻中共 定论。至于暗中、私下或在民间,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见”。在中 国台湾,随着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 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 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 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 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 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一、国共两党及两岸学者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领袖周恩来指“中山舰事件是蒋一手制造。” 12

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称:“三月二十日所发生的中山舰事 件,是一次阴谋,完全是针对蒋先生而来的。” 13

三、一九八六年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叙 述“中山舰事件”的:三二零事件发生前,蒋支持下的孙文主 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 农政府,以惑乱人心,煽动反G。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 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 候差遣。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按: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共产 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 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 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十九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 舰得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却说这是“无故生火达 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要暴动。蒋以此为借 口,于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 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 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 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 14

四、一九八八年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则对该事件做了 另一番叙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 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 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 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 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 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 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 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 15

第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与苏俄的态度

一、中共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苏联顾 问对蒋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 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 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 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专著中亦云:陈独秀 主张妥协退让,对蒋的这一背叛行为非但不予指责,反而表 示“抱歉”,批评共产党人“太急进”,不应“包办”太多。 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称:一九二六 年四月三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 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 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 势力统一的政策。” 18

其四、该历史学家又称:进而,在六月四日,陈独秀写了三封 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 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 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 蒋,就应该枪毙”。 19

二、苏俄及其顾问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史书云:四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回国三个 月后返回广州,他主张对蒋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蒋于三月二十日以 来所取得的权力。 20

其二、《陈立夫回忆录》称:那时(指中山舰事件发生时), 俄国方面也不愿意和蒋先生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大使馆的文件 中,发现当时俄国顾问(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 举妄动。 ...... 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 无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引述: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俄驻广州领 事馆,即派人拜诣蒋,询问中山舰事件是针对某些个别人还是 针对整个中俄关系?蒋当即回答是“对人”。不久,苏俄乃令季山 嘉等回国,中俄关系仍旧。 22

其四、台湾历史学家云:俄顾问看汪精卫不行,只好弃车保 帅。经过协议,给汪留点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齐集汪公馆开 政治会议,其中有一项决议说:“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 假。”从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 23

其五、日本《产经新闻》曾连载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 称:事后(指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成员曾经自行检讨,承认 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一是俄国人对中国风俗习惯不注意,引起中 国人反感;二是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 知以显明地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 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季山嘉等一部分人,于二十四日自广州 处分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的聘 约。这才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 24

应该说,中共与苏俄在事件发生后的“态度”,已能表明这个 事件的“蹊跷”所在,亦已经能够揭示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真相。

第三、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后果

一、历史背景

重大历史背景之一: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 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 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是廖 仲凯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能够在国民党内攫取 权力,并造成了汪精卫的上台;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权力 病,又使得苏联顾问成了国民党“左派”的太上皇,使苏俄与中共 窃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更将国民革命逼向了共产革命 的危险边缘。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大陆史家 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 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 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按:即国 民党二大)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 绝对优势。 25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 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 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 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 ...... 大会驳斥了 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 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 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 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 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 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 三十六人。 ...... 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 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 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 由共产党员主持。 26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 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 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 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 (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 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 科,蒋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锺毁弃,瓦缶雷鸣”之感。27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 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已经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 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更 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七十余年来中共从不曾允许过任何一个其它党 派的人入它的党,做它的秘书,任他的委员、部长、常委,更不曾 将各级地方党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党的人在 共产党内开除共产党的元老,训令共产党的骨干,夺取共产党的权 力 ...... 。

重大历史背景之二,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此时,中共与 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 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 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 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 共产党员担任, 28 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之龙 ...... 。是 时,因底定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被倚为“长 城”和“柱石”的蒋先生,如能够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俄,又 能够甘当“左派”,并与中共联手,一起来把中国国民革命彻底变 成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把国民党也彻底地变成共产党,或乾脆将国 民党彻底消灭,则苏俄与中共大约也就不会把蒋先生视为眼中 钉、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蒋既于廖案发生时,保护了国民党元老不受苏俄顾 问的逮捕;又于“二大”召开之际,主张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即 反G派从宽;在黄埔军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 会”进行阴谋地下活动;(按:中山舰事件后,蒋将其解散);尤 其是在国民党“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数次提出了北伐的 建议,坚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别是他握有实权、即军权;这就使得 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不仅对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胁。因 此,如何使蒋手中的军权变成汪精卫手中的实权,并能为苏俄顾问 所指挥,便成为“二大”以后,苏俄、中共和汪精卫所一心要谋求 的了。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二大”前,如果说蒋的某些作为,还未能 及时引起苏俄对他的足够警惕,苏俄军事顾问团还仅仅将他认 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击他,那么,待到蒋在“二 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 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 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 促北伐,只可能使他们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参见下卷第一章)。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 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 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 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 并且已经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由是,在汪想挤蒋、俄想 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 所使然。自国民党“二大”召开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苏俄、 中共以及汪精卫用以对付蒋的手段,一是针对蒋提出北伐,鲍 罗廷立即率苏俄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反对,鲍于会上即声称:“党 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 29 二是会下和会后,苏俄立即联 合中共、汪精卫和左派发动倒蒋运动,既在广州市区到处张贴反对 北伐的传单,又开始攻击蒋是“新军阀”,苏俄军事顾问团团 长季山嘉更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 正“不革命”, 30 进而联合汪精卫煽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叛变。 31 三是汪精卫想免除蒋的职务又不敢,故先暗示蒋离开广东北 上帮助冯玉祥练兵,后又暗示蒋出国赴俄考察,实际是想把他扣留 在俄国。四是蒋鉴于此种处境,乃向汪提出辞呈,但汪既不批准又 不慰留,置蒋于进退两难境地。 32 由此可以想见,此时的蒋如 果还要硬顶下去,则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下一步“打蒋”的办法, 又将是什么呢?

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三,乃是蒋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 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了一 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 个最能干的人蒋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 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 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 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 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 也 ...... 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 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 成者,绝无此道 ...... 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 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说,正 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为“反G先觉”的思想基础。并 且,他的正确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完全证明。然而,蒋鉴于他 对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忠诚,和他对孙中山重视“俄援”的理 解,他才一方面为顾全大局而赴粤任职,一方面则用韬诲之计以存 身、建军和助党。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面对着苏俄、中共对国民 党所加剧的种种分裂和窃夺手段,他虽然在尽其所能地回护着本党 的利益,保护着本党的人士,发展着本党的革命军事事业,但是国 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 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终于使他有了 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尤其是当他身处“辞职既不获 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时, 34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35 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 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威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 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 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 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 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 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历史后果

其实,当我们已经明白“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之后, 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应该有所“真知”了。不论称它 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要护党或自卫 的“制造”,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 据”。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 着,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 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 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 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 明它的“根由”与“底蕴”。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中山舰事 件”的根本性质。因为我们只有看清了“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历 史后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舰事件”的本质。那么,“中山 舰事件”的历史后果又是什么?

其一、它是以蒋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 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 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 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 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 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 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 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 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 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已经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 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 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 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 命的新领袖 —— 蒋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 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 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 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 效应”,达到了蒋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 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一手制造,则它无非 是蒋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 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 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 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 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 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 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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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出整理党务案、通过刻期北伐案以坚持民主革命方向

中山舰事件之后,苏俄与中共的退让,一是出于不得已 —— 因为蒋有军权和实力;二是准备伺机反击 —— 为了牵制和阻止蒋 北伐。蒋因既知分裂国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和诱变中国国民 革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为了保护中国国民党和 中国国民革命,并为了顾全国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议召开国民党二 届二中全会,从“改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间关系,纠正两党党员 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 威,确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及其意义出发”,提出了“整 理党务案”: 36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 党之基础为总理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批评 和怀疑。二、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 之名单,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加入本 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 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额之三分之一。四、凡他 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 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 会议。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另 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 所发之一切训令,应该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 及提交通过时,应该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通过。八、本党党 员未受准予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本党党籍而 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加入本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 消其党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惩处。 37

同时,为解决两党与两党党员纠纷,国民党又于五月十七日提 出并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八条。 38

苏俄顾问鲍罗廷鉴于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国共两党态势,对国民 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事前事后均未表示反对态度。 陈独秀则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 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都无权赞否”。39 并于“告全党(共产党)同志书”中,称“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 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指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批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参加国民党的党员、团员 名单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实际上“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 员和青年团员的名单,中共始终拒绝交出”。 40

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根据国民党“整理党务 案”,被迫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辞去所任各部部长职务。

国民党于会后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人部。蒋推荐 张人杰(静江)代自己为中执委主席,推荐陈果夫代他任组织部 长,改邵元冲为青年部长,蒋自任军人部长。中执委下设党务会议 和政治会议,由张人杰和谭延闿分任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谭 代理(原由汪精卫担任)。七月六日,蒋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主席。

“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据一九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 称:“原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之中,共产党员占 很大比重,如中央组织部,最多时,在二十九名部员中,就有二十 六名共产党员。在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级党部进行了新的整理 与改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中,最多不过占 三分之一。” 41

蒋提出并获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其巨大意义在于:首 先是夺回了国民党自身的最高权力,和“一大”以来为共产党所迅 速窃夺的组织部权力,以及部分地方党部的权力,使国民党重新获 得了自己的大部分党权,从而保证了领导国民革命的决策权,特别 是决定北伐的权力。虽然苏俄与中共为逞其私欲,仍然坚持反对北 伐,却已不再能改变国民党志在领导与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 发动和领导北伐的决心。

六月四日,中国国民党在苏俄与中共的一片反对声中,召开中 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蒋以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战斗序列 和集中湖南计划。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 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切困 苦之总根源,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暴虐 ...... 本党为 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之根 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 ”

七月九日,北伐军正式出师。

应该说,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先生志在北伐的 历史愿望,终于在蒋和中国国民党人的推动和决策下,以自己 训练出来的革命军队作主干,开始付诸实行了。历史的事实是,自 中山舰事件至七·九北伐出师,短短的三个余月间,如果没有蒋介 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为保护国民党的党权,为坚持国民革命 方向,为决心发动北伐,而反击了苏俄和中共的僭权和篡权,则孙 中山先生的历史遗愿和全国民众所一心向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于 短短的十个月之间,就能够解放南半个中国,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 何月,更不知会改变成什么样的性质。这无疑是蒋保卫、领导 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又一巨大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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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决心“清党”和重建南京政权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自北伐出师到国民革命军解放南半个中国的短短十个月内,因 为苏俄与中共曾施展种种阴谋和手段以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并 造成了严重后果,由是,蒋与一大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乃不得 不于北伐胜利进军之中坚持“两面作战”,才能保卫北伐和坚持北伐。

第一、蒋洞察其奸

如前所说,蒋了解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燎解苏俄 的赤色帝国主义性质及其欲染指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孙中山逝世 之后,当他眼见苏俄与中共不仅公然窃夺国民党党权,而且公开要 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甚至已经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 地煽变成所谓工农运动、即“共产暴民运动”的中心时,如果说, 他坚持提议北伐,并要求及早实现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孙 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竟辛亥之 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来摆脱广东国 民革命正在被诱逼成共产革命的“困境”,用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 北伐,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去,从而造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这与他 后来在北伐进程中,先建议迁都武汉,后建议暂驻南昌,最后为不 使武汉的悲剧在上海重演而决心“清党”,都是出自同样的苦衷。 此外,由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北伐,又施以种种阴谋和手段来反对 他、陷害他,所以,他对于苏俄与中共反对不成则加以利用,利用 不成则加以破坏,破坏不成则乾脆决以公开背叛的逻辑,应该说已 经燎然于胸。

由是,他既不会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坚决反对他要求迁都 武汉的缘由; 更不可能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竟于四个月后又 坚决要求迁都武汉的原因;和鲍竟敢以一个外国顾问的身份,于迁 都的空隙在武汉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 席会议”、并执行最高权力的阴谋,“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 的分裂行动”。 42 诚如中国大陆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迁都武 汉,出乎蒋 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 派在起关键作用”。 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 次总理纪念周讲演中就曾指明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 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 ...... 他们 不过是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想把持党权的武 器罢了 ......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礼 的讲演中乃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从总理死了之后,中国共产党差 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 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 党 ...... 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 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 国民革命的事业 ...... ”至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利用、破坏北伐, 而从阴谋反蒋走向公开倒蒋的行径,他早已洞若观火,并对苏俄和 中共强加在他身上的“军阀独裁”等等罪名亦曾公开揭穿说:“何 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发纵指示,造成种种流言蜚语, 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 本党本军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为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所谓 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的倾向 ...... 。” 44 其间,他还从共产革命与国 民革命之根本理论分歧出发,对苏俄与中共要“直接打倒蒋中正, 间接打倒国民革命”的根本缘由,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 说:“国民革命军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共产党人对于 中正个人早有不满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最大的一 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中正将来一定要造成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并 且说,蒋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这些话是共产党 人攻击中正个人唯一的焦点 ...... 我深知商界的痛苦,并没有比农工 差的地方;并且更明白在国民革命期间,也不能离开商人而专使一 个阶级来统治中国 ...... 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 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 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 ......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完全是求 经济独立而来革命的。我们完全是要脱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解除 民众的疾苦而来革命的 ...... 再明白些说,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 要求农、工、商、学、兵各界的经济有良好的状况,也就是为我们 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 45

第二、蒋针锋相对

蒋深知苏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是中共一 切篡夺与破坏行为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因此,当鲍罗廷嚣张一 时,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欢迎他赴汉的宴会上,突然公开袭 击他说:“蒋同志,我们三年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 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cp(共产党)的这种事情, 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当时,蒋因亲共派徐谦“宣布 立即散会”,才没有机会当场反击他,但第二天,蒋即抓住机会公 开指斥鲍罗廷说:“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 军人是压迫工农?哪一个领袖在摧残党权?”因鲍答不上来,蒋介 石即义正辞严地指责他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 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 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 说你苏俄也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 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 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 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 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 46

第三、蒋致力团结本党,力劝汪精卫不要为苏俄与中共所利用

因蒋深知苏俄与中共乃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蠹虫和敌人,因 此,为团结本党,他既坚持原则,又能忍让和退让。当鲍罗廷于一 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阴谋成立“联席会议”时,蒋虽然深悟 其奸,但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他不但极力容忍,而 且于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 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 汉,使三中全会得以进行。 而当汪精卫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 蒋分权”的阴谋策划之下,终于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蒋虽深知汪回 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阴谋,但仍怀衷以报,既以总司令名义公开向 全军将士发表欢迎汪精卫归国的通电,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 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 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 ...... 同心同德,完成革 命。”同时,他还在数次私下晤谈中,向汪陈述党情与国情,恳切 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而必须“清党”。并要求 汪留在上海。而当汪支吾其词、暧昧不爽时,蒋又坚决地和一针见 血地要求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 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 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 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47

汪精卫虽然早已认识到“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 48 但他是为“与蒋分权”而归,而非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而回。所以, 几天后,汪还是突然在上海公开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 明”,从反面公开回答了蒋要他团结本党、而非破坏本党的劝 告及警告,带着苏俄与中共交给他分裂国民党的“任务”,去武 汉“俄国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蒋决心清党以保卫国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当鲍罗廷指挥的武汉“俄国政 府”依据所谓“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过免除蒋介 石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时,蒋鉴于“如果只是一个人 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因而他 才向全国郑重发表申明称:“革命责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责,完 成北伐。” 49

二、因汪精卫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于不顾,决 与苏俄顾问及中共同流合污,蒋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 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 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 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 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 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 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决心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愤而要求清除共 产党的蔡元培、吴稚辉等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一起, 50 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瓦解武汉的“亲俄派”国民党 中央,推倒武汉的“俄国政府”,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孙中山“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 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这一联俄容共的原则,一九 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产党员朱德率众洗劫南昌江西省国民党党 部,公开高喊打倒三民主义,公然践踏孙中山先生画象和撕毁中华 民国国旗的同一天,在蒋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委在上海接受 吴稚辉的请求,备文送国民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要求 一致“清党”。吴稚晖的报告称:《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 曰:“ ...... 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 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 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来解决他。”本委员(吴稚晖) 按:“乱麻即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阶级 ...... 。请大家注 意 ...... 他们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办法 ...... 现在拥汪倒蒋,过 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 ...... 这种无产阶级 的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就实现 清一色的共产世界 ...... ”

会后,蒋即以总司令名义,解散东路军为共产党所把持的 第一、第二两师政治部。四月六日,蒋鉴于上海共产党已于五 日决议由工人纠察队发起暴动,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发生,蒋 乃命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九日,蒋又发布上海戒严 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然后迅速切断与南京交通,使中共掌 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陷于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装。 南京事件主谋者共产党员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孙文主义学会成 员遂包围了为中共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逮捕了隐藏在国民 党中的共产党分子。

四、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 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 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 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 51 二是决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 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以再造南京事 件,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 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第三国际为保存中共实力来电制止 这一行动时,中共领袖罗亦农曾狂愤地将电报摔在地上 ); 52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 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 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 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四月十 二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 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十 三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 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 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 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 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化名伍豪的中共领袖周恩来被捕后,因 在两家大报发表“伍豪脱离共产党启示”而被开释。此即为中共恨 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 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 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 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五、当南京、上海已经进行“清党”之时,国民党中央委员、 中央监察委员遂聚首南京,在蒋主持下于四月十五日举行谈话 会,议决“以南京为国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即武汉党 部),取消汉口伪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后又于 四月十七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 在南京办公”,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 席。

六、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由 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代表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汉民 发表演讲,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国民革命阵营”。同 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文”,要求为完成北伐 而“猛进”,并表彰蒋领导北伐的历史功绩。蒋遂发 表“告全体将士书”,称“中正身负党、国重任,自当率我国民革 命军全体将士,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 且要消灭汉口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并于五月再度宣誓出 师北伐。

七、南京国民政府为清除反对国民革命的苏俄和中共势力,乃 发表对共产党干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员一 百九十七人。并于五月十日成立“清党”委员会。由是,浙江、福 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时实行清党。中国国民党、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欲将苏俄和中共驱逐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清 党”决策,终于在蒋的坚决发动和坚持下,付诸实行了。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所以能够取得迅速的 胜利,中国国民党的清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之所以能够顺 利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论 上对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面对着苏俄和中共 大肆宣传俄国的共产革命,加速诱逼中国的国民革命,大张旗鼓地 抢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公然地反对北伐、 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批判马克思主 义、肯定中国国民革命而否定俄国共产革命、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 产党,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 澄清和建树。这对于捍卫中国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基础和民主 建国的根本目标,以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并 在“共信”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互 信”,凝聚全国北伐打倒军阀的革命武装力量,反击苏俄与中共对 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对伟大北伐战争的反对、诱 逼、离间、破坏和背叛,直至决心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清除出中国 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均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确实功不 可没。

第五、蒋发动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巨大历史意义

一、于中国国民革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 打倒军阀、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亏一篑的危局之下,是“清 党”的决策和行动,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国民革命,消除了中国 国民革命再一次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二、清党与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仅有力地恢复了中华民 国的国统与法统,而且使得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有了新的和 自己的领导中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从而引发了 汉方真正国民党人与国民革命军将士对于苏俄、中共和国民党亲俄 护共派,特别是对“俄国政府”的反对、反叛,直至分共的实现。 从而为推倒武汉“俄国政府”,结束宁、汉分裂局面,赢得护国、 护法的胜利,继续北伐打倒军阀,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三、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乘“联俄容共”而寄身于国民革命阵 营的中共党人,驱除了凌驾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 民之上,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俄式共产专制 制度于中国,并已给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巨大危害的苏俄顾问,从 而揭穿了赤色帝国苏俄欲把中国变为其附庸和奴隶的野心,为其后 十年公开剿除苏俄指挥中共武装叛乱和叛国,留下了思想和行动的 有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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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领导北伐成功、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第一、蒋及时提议北伐、坚决主张北伐、决心挥师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广东”以后,蒋立即向军 事委员会呈“军政改革计划”称:“统一广东,以统一革命根据地 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乃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 定,全国人士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之战斗 力亦愈大。胜利不可幸至,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 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 军事之训练,军事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而后能完成国民 革命之准备也。”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对此亦称:“据此,蒋介 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急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 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理,改编军队应 加以限制,向军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议。” 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蒋在广东国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开 讲演主张北伐。他说:“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 前途,都曾仔细考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 ...... 本党 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到 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蒋于国民党“二大”作军事报告, 认为北伐条件已经成熟:“ ...... 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 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可以动员的人数有八万五千人,枪械也有 六万杆;兵士的饷额有一定的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有改善;又 有各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 ...... 我们的政府,已经确 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 ”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舰事件后十数日,蒋根据大沽口 事件以后各路军阀和列强各国企图继续分裂中国的态势,正式向国 民党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师北伐的要求。他说:“北方国民军退出 京、津之后,中国形势会有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如奉军占领京、 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巩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 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孙 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俄在华之势力的扩张,故意欲与英、日 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北伐 ...... 总之,列强在 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 革命根据地于无疑;目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内也。”蒋由此 一分析而认为,“北伐出师,必须要在上述所料状态之前,也就是 必须在六月底之前,见诸实行。”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国民党中央决采纳此议,并于四月十 六日举蒋为军委主席,六月五日通过“刻期北伐案”,由国民政府 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具体筹划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 国民政府举行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于 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 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 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 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 血,革命精神 ...... ”

蒋同时宣告:“中正今此就职,仅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 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 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 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 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

孙先生留给中国国民党“北伐打倒军阀”的遗命,终于因蒋介 石先生以及一大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坚决推动,而付诸实行了。

第二、蒋指挥一期北伐作战、解放南中国

众所周知,北伐是辛亥之后南方革命军事力量北进打垮军阀武 力,推倒北方军阀政府,结束军阀复辟混战,初步统一中华民国, 夺取“护法”成功的伟大战役。这一伟大战役,初始如疾风暴雨, 迅速地扫荡了南方的军阀势力,不足十月,便打到了长江南岸,解 放了南半个中国。其间,盖因苏俄和中共的一意破坏,才使得二期 北伐被延后了整整八个月之久。然后,又由蒋亲自挥师渡江北 伐,不足四个月便席卷黄河两岸,光复华北、西北,克定旧都。北 伐获得决定性胜利。由是北伐乃分两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 七年五月为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为第二期。 两期北伐作战和数次战役,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除掉 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为全国民众所渴望、所支持以外,还有一个 极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蒋先生的敢于坚持与亲自指挥。因为 如若没有他的敢于坚持,则北伐必半途而废;没有他的亲自指挥, 亦不可能战略正确,军令统一。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以身效 行、不畏艰险的精神,亦因北伐而得到了证明。

如前所说,蒋于一九一七年就曾数呈孙中山先生“对北军 作战计划”,十年后,除北方国民军已退据秦、晋,而不再需 要“先取四川、略取秦、晋”以外,第一期北伐总战略,与十年前 蒋的“对北军作战计划”几无大的变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蒋 为第一期北伐制定的总体战略方针略谓:“爰调大军,先肃清湖 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 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针对当时三大军阀割据中国的整体态势, 为不使吴、张、孙联合以对付南方革命军北伐,蒋又为国民革命军 第一期北伐策定了“打倒吴佩俘,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策 略。北伐出师后的八月十二日,蒋还亲自发给孙传芳“希望归顺革 命阵营电”,以图集中力量首先灭吴,再绝孙、张。具体战略决策 则是: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 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 湘境之敌。北伐的战略进程是:

一、北伐出师与湖南之役

国民革命军于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七月十一日攻占长沙,北 伐出师与湖南之役首获大胜。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长沙五万人秉 烛夜迎蒋总司令驻节长沙。此后肃清湘境的后期湖南战役,便 伴随着武汉战役的展开而迅疾获得成功。

二、武汉战役

此役是北伐军能否饮马长江的关键之战。作战对象是骄悍成 性、赫然有名的大军阀吴佩孚;战力对比则敌军数倍于我;作战环 境乃关隘处处,易守难攻。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于八月 三日赴郴州,八月四日召开军事会议,为避免孙、吴联合行动,蒋 否定了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主张对鄂、赣同时进攻的意见,肯定了胡 宗铎主张先攻武汉的战略,并于八月十二日在长沙亲自策定了攻略 武汉计划,略谓:“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为目的,对江西暂取守 势,以主力军直取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使主力军尔后作战 容易。”此外,蒋还对作战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及各部队行 动任务,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规定。55 然后,蒋于八 月十四日下达作战命令称:“一、立即以主力沿长沙通往湖北武昌 的铁路干线紧迫敌军;二、另以一部兵力,绕道长江上游,渡过长 江迂回略取汉阳和汉口;三、命令第六军直向通城,渡江以攻敌后 方黄陂;四、命令由归降之黔军改编的第八、第十两军从西侧攻入 荆门和沙市,与第六军会师,沿京汉铁路西侧,夹击敌后方主战略 线上之武胜关,以断吴佩孚北归之退路,逼迫吴不得不于长江南岸 不利形势下与北伐军作战,以一举歼灭吴军。” 56

战略决策既定,武汉战役立即展开。第一阶段为肃清湘境的汨 罗江会战。八月十九日拂晓,北伐各军受命于平江以东强渡各河 口,驱逐汨罗江南岸天岳山一带敌人。八月二十二日,又分路攻克 岳州、云溪、五里牌和通城,再强渡汨罗江,自湖南进入湖北,从 而结束湖南之役,直指武昌。武汉战役于焉正式打响。

此时,蒋为抓住攻略武汉之战机,使败军无整顿之机会,乃下 令曰:“一、右纵队沿长武铁路急进,直逼武昌;二、左纵队以主 力于武昌上游渡江,攻取汉阳、汉口;三、第一军以一部掩护左纵 队过江,一部由长沙推进岳州;四、第六军随右纵队推进,掩护右 侧背。” 57 于是,武汉战役第二阶段全面展开,各军奋发,勇往直 前,第四军已于二十六日拂晓攻抵汀泗桥铁道桥头。

汀泗桥位于武昌南八十公里处,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沼泽连 连,仅有一铁路桥孔为北进武昌的唯一通道。吴佩孚因视其为险 关,而命令陈德邻、刘玉坤两将所部劲旅二万人守桥,且于二十六 日设前线司令部于汀泗桥后之贺胜桥,以便吴本人亲自指挥。由此 可知,若武汉之役乃北伐之第一大战役,则汀泗桥一战便为第一大 硬仗。此桥不破,武昌不克,则华中不得,西北难期,西南不保, 东南无望,所谓北伐,顿成空谈。

汀泗桥攻坚战由第四军于二十六日拂晓打响,却为敌炽烈火力 所阻,援军一师乃抵洛家湾,以加强铁道两头、两翼攻击的火力。 二十六日晚因汀泗桥正面河水暴涨,北伐军乃作右翼迂回,企图于 古塘角包围敌军。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时,北伐军更以三个团的兵 力,肉搏三小时突破敌军,始占领汀泗桥东侧一带高地。二十七日 拂晓,北伐军全线总攻击,激战二小时,又攻克汀泗桥东南一带高 地,敌守桥主力沿铁路向咸宁溃退,另一部则乘船逃命。二十七日 晨七时三十分,北伐军又以一团兵力,强袭通过汀泗桥,且战且 进,一克汀泗桥市,二克咸宁。吴敌退守贺胜桥。同日吴佩孚亲抵 贺胜桥,先枪决旅、团、营长九人,后派大刀队督阵,于是日晚反 扑汀泗桥,北伐军不得已撤出。二十八日晨汀泗桥再为北伐军所 夺,旋又为敌马济部夺回,两军激烈拉锯,直至国民革命军总预备 队第一军参加战斗,方于二十九日攻克汀泗桥。当之汀泗桥战斗激 烈进行时,蒋于二十八日抵蒲圻,亲赴前线。因战况惨烈,又有将 领请求暂停进攻,蒋乃坚决答道:“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 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已 经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锺,我们一定能获 得胜利。” 58 对此,吴佩孚日后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 59

多少年来,中共各版本教科书皆称汀泗桥为共产党员叶挺独立 团一个团一举攻下的神话,无非是一个若大的谎言。这大约也是八 九年后一些大陆历史学家言汀泗桥之战时,已不再言叶挺独立团之 缘由。

武汉战役的第三阶段即第二大硬战,是攻克武昌城。北伐军二 十九日克汀泗桥后,又于三十日克贺胜桥。九月一日吴佩孚退守武 昌城,一是增派两个师于武昌炮台为第一线,二是增设秀山炮台火 力,使其远胜于洪山炮台,以作第二线,欲死守武昌。北伐军因左 纵队六日克汉阳,七日克汉口,并自九月三日发起第一次攻击后, 围武昌城计四十天,发动攻击凡六次,终于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 日克武昌城,生擒顽敌刘玉春部三万人。武汉之役至此结束,北伐 军由是而获得能够西守、东进、北防和南保的战略地位。蒋于武昌 攻坚战中曾数次亲临前线指挥,虽身置敌秀山炮台射程之内,亦为 左右将官所不能阻。

三、南昌战役

吴军在汀泗桥的失败和北伐军直逼武汉,既使吴佩俘主力遭遇 重创,又使东南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有唇亡齿寒之感。因 此,孙乃乘北伐军兵进武汉,与吴军相持不下之际,冒险西犯,于 八月三十一日,派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任援赣总司令,驱大军 于江西,一欲牵制北伐军攻击武昌,二欲抵御北伐军东进以自保。 由是,一期北伐的南昌之役,便在武汉之役未果之时便拉开了战 幕。

南昌之役共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因北伐军正值攻击武汉时 期,蒋为除武汉攻略的右侧翼威胁,乃急调右翼第二、第三各军所 部开赴江西,乘孙军集结未绪,于九月六日展开对江西的总攻击。 当日下萍乡,迅疾控制赣南,十九日在南昌学生及民众帮助下,第 一次攻克南昌城。第二阶段,因孙军全力反攻,北伐诸军既不能分 身武昌以渡南昌,又不能不御南昌而殃及武昌,蒋乃决定北伐军于 九月二十一日退出南昌。蒋本人及总司令部亦于九月二十三日移节 江西宜春,为确保武昌攻略而策定江西收复计划,并于二十四日向 各部下达攻击孙军命令,二十五日分别命第二军等攻击当面之敌, 三十日又令第二军先灭新赣、永修方面之敌,再进击樟树,至九月 底,基本扫荡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之敌。十月二日,破 敌于万寿宫,蒋遂移节高安,亲临南昌城下督战,险为敌人所乘, 曾亲自指挥卫队杀敌以脱险。四日,蒋又于奉新行营命令各军克樟 树、丰城,肃清南昌四周之敌,始围攻南昌,激战数日不下,因虑 及城中居民,不得已而撤围。第三阶段,因武昌终克,南昌已成主 战场,蒋于十月十三日再定攻略南昌作战方针为:“我军为肃清江 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决以主力集中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 顿,并先以一部肃清抚州方面之敌,尔后再求南浔路之敌主力攻击 而歼灭之。” 60 二十七日,蒋又于高安行营下达向南浔路总攻击 令,要求各军“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行动,务于十月三十一日前驱 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完成攻击准备,依时向所担任目标攻击”。 61 同时,为激励士气,乃发布阵前之训令称:“国内军阀, 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 焉思逞。孙传芳尤为现时军阀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 次之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致蔓延,即帝 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逆转,革命方可成功。 凡我革命军人,需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可玉碎,毋为瓦全。 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 遗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十一月一日,蒋命令北伐军对南昌发起总攻,右翼围敌于南 昌,中央与敌鏖战于刘行、乐化,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 不数日便击溃南浔路敌主力,七日攻占南昌城。至此孙援赣之师殆 尽,北伐军遂定江西,蒋亦于十一月九日进驻南昌。南昌之役虽一 波三折,终宣告胜利结束。

四、福建之役

当北伐军进攻武汉、孙传芳大举援赣、北伐军分兵讨赣之时, 闽敌周荫人又受孙传芳之命,由闽西起兵犯粤,欲一举而下潮、 汕,图袭击广东革命根据地,牵制赣南北伐军北进,策应南浔路方 面守势。对此,蒋同意第一军遵“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实行攻击 乃最佳防御”之战术,并致电何应钦称:“知粤东情势,非进攻无 以制敌,乃同意何军长意见,电令率军如闽,击破闽敌,以平定福 建,解救闽民。” 62

十月下旬蒋断然下令第一军攻击闽、粤边境之敌,恰周荫人第 二军曹万顺、杜起德两个旅输诚,何应钦遂亲赴三河霸与乞降军谈 判后受降,然后于十月六日率第一军离粤攻闽,连克永定、漳州、 长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地,后因敌海军投诚而使敌全线 瓦解。十二月十八日北伐军进占福州城,收容建民军。周仅率残部 逃往浙东,闽局遂定。

五、东南战役

北伐军下长沙、克武汉、占南昌、定福建的战势,既已席卷整 个南中国,此时,孙传芳亦只能求助奉张的庇护了。十二月一日, 张作霖自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并任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 总司令部设天津,裨能进退两宜。同时联络吴佩孚,以图与北伐军 相峙相抗,退可据守关外,进则逞统一北方之心。

面对此一局面,蒋在闽局未定之时,即于致何应钦电中道 明了他对于整个局势的分析:“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 津促成,思引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之名义, 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迫近潼关,奉张吃惊,比对南军更 急,必先制裁西北军之如豫而后才能对南。惟西北军无急如豫取攻 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嘱西北军收拾 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 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 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形 势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 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明态 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 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出关而不可 得。否则,攻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 63

基于这一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蒋在南昌召开军事会 议,确定下一阶段北伐的基本战略谓:“我军攻克南昌后 ...... 以先 攻略杭、沪,击溃孙传芳之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 ...... 以主力由赣 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与 皖西;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与皖北 方面,策应长江下游主力之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进出洛阳、 郑州,与我豫南部队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主力,以利尔后之作战。 64 同时改编北伐军为东路、中央和西路三个方面军。东路军何 应钦为总指挥,进军沪、杭、宁;中央军蒋亲任总指挥,辖程潜江 右军、李宗仁江左军,分沿长江两岸进取南京;西路军唐生智任总 指挥,以联络陕西冯玉祥国民军,伺机以取河南。”

战略既定,东南战役遂以展开。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 称:“根据作战总方略和蒋的一份又一份电报指示,东路军即 击破龙游附近之敌,二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尔后连续驱逐桐 庐、富阳之敌,乘胜于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上旬分两路续向淞、 沪及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 堵、戴埠一带之敌,二十日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 北伐军完全切断。右翼于二十一日连克淞江、苏州、上海。孙传芳 主力及直鲁军一部被歼大半,残敌纷向江北逃窜,沪杭地区被北伐 军全部荡平。” 65 除此之外,一九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又称:“在 东路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下达的电报指示有三十多件,对许多战事 均作了具体指示”。 66 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当福建残敌窜浙时,蒋 曾电何“北军残部如不解决,必有后患,入浙与孙联络更堪顾虑。 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决,万勿姑容”。 67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当北伐军有四个军由赣入浙,定于一月十五日前集中衢严一带 时,蒋又电何:“由闽入浙部队,亦应于此期内,到达衢处一带。 我军第一军除独立第四师外,再留三团于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 海道运输,可在台州之海门登陆,因宁波太近杭州也。否则,余第 十四或十七军由浦城经处州到兰溪或温州,消灭周荫人部,并与衢 州部队联络。而兄则先到衢州本部指挥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 参谋长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而受东路总指挥命。兄从速入 浙。” 68 翌日,蒋又为东路军亲定攻浙策略:“入浙部队,最好能 派一部由闽东直入温州,扑灭周逆,由闽北进处州部队之主力,即 可迅速向兰溪或浦城前进,加入本战。” 69

东路军攻浙途中,因阎锡山密报“奉军已动员,决于删日前渡 江,鲁军主力已向陇海移动,奉鲁联军企图解决豫局”,蒋乃立即 电令何应钦、白崇禧、程潜:“于此期间,我东路及中央军以先定 东南为唯一任务。东南定,则海军必可归来,武汉当可巩固。东路 军与江右军应于删日以前照预定计划齐头并进,切勿迟缓。” 70 为不误战机,蒋亦一再电何、白,请他们随时决策,并称“中不遥 制”。

对于蒋亲自指挥东南战役中之江右军作战,八九年后的大 陆史家亦称:在江右军的进军过程中,蒋曾给江右军诸将领发 了十几件关于窥取浙皖的电报指示(在《自反录》中编入)。蒋先 明确指出:“耖前进皖南,占领祈门、徽州,直入严州,截敌侧 背,一面威胁芜、宁,使正面进展容易。”后又电令程潜:“在直 鲁军尚未渡江之前,从速猛进,确实占领南京为要。” 71 在蒋的直接指挥下,因江左军与北路军 72 自皖中向津浦路突进,以阻止直鲁 军南下,从而造成了东路军与江右军合攻南京的屏障,江右军遂于 三月六日克芜湖,十七日克当涂,二十三日克南京。在蒋的周密指 挥之下,势如破竹的东南战役由此而胜利结束。

六、一期北伐的尾声 —— 第一次渡江北伐

北伐军克南京后,虽然南中国已定,然而,由于宁汉分裂,实 际是武汉“俄国政府”与南京中国政府之严重对峙局面的出现,不 但使国民革命军随之出现了大分裂,北伐亦出现胜利出师以来从未 有过的危局。当是之时,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虽然已经挥师 渡江北伐,并曾胜利完成扬州、仪征之战,安徽明、蚌、徐之战, 不仅肃清了皖、苏两省长江北岸,包括宁、沪北岸的军阀,而且已 将敌人追逼至鲁南地区。其间,如果宁、汉不曾分裂,国民革命军 仍为一体,北伐军依然为蒋统一指挥;如果一年来乘国民革命军北 伐已西出陕甘、进占中原、平定襄樊的冯玉祥国民军,亦能同心协 力、共同北伐;如果汉方的唐生智不因苏俄顾问挑唆、武汉政府不 宁、中共叫嚷要南伐广东和东进讨蒋,竟卒然于河南还师湖北,并 命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东下进窥安徽与江苏,谋图颠覆南京政 府;特别是在汪精卫已因惧共而“分共”,鲍罗廷亦被驱逐回国, 宁、汉亦由分裂而走向汉向宁合之时,夸夫死权的汪精卫,如果不 唆使怀有“取而代之”野心的李宗仁,对蒋演出了一场“请总司令 自决去处” 73 的逼宫戏,造成了蒋的“立决下野”;直至造成蒋介 石下野后仅五日,军阀败将孙传芳即从浦口以东渡过长江,占领南 京近郊龙潭和栖霞山,对北伐军施以“南伐”与“倒算”,使京畿 顿成危局;则第一期北伐的尾声势将成为第二期北伐的真正序幕。 虽然北伐诸军死战以守南京,并获胜利,然而,它却成为北伐进军 中唯一的一场“保卫战”。第一期北伐亦由此一颇具悲剧意味的胜 利而宣告结束。

第三、蒋指挥二期北伐告成,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二期北伐胜利的前提,是蒋复职。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 日,蒋曾发表下野宣言,八月十四日,中国各地报纸即开始满载着 各地民众、各种团体、各军政首长等一致要求蒋总司令复职的电 文;各地民众甚至公开集会,要求蒋总司令打消辞意。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亦只好先行通告全国各军,称“此次蒋总司令辞职, 中央已议决慰留”。蒋辞退后,因军阀威胁日渐,中共叛乱日亟, 由宁、汉、沪三方拼凑的“中央特委会”担待不了,各方函电交 驰,竞相要求蒋复职,蒋自日本还沪后,各党政要员,连阎锡山、 冯玉祥都纷纷赴上海促驾,十二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乃 齐集上海,召开第四次全会预备会议,一致议决蒋复任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蒋遂于一月五日宣告复职。复职后的蒋除立即颁布文 告,申明国民政府将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决 定对内对外政策外,并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 限期完成北伐案》。

此后,一是重新划编军队,任命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 长,蒋自兼新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任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五月十六日 鲁南会战结束后,又成立第四集团军,任李宗仁为总司令。

二是针对张作霖安国军“以守为主,以进为辅;期先下山西, 然后向南拓进;进若不达,则一退德州,二退保定,三退怀来,四 退关外自守”的分步战略,蒋为二期北伐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分 析: ...... 在敌方,则以山西位于其右侧背,牵制其南进之师,不得 不以解决山西为要着。在我方,则因山东向我突出,抵制苏、皖之 师,我非攻取山东,无法使一、二集团军取得紧密联系,从津浦、 京汉两路并肩前进,解三晋之危。 ...... 故总方略在先以主力取山 东,使我一、二集团军战线,推进至胶济路高唐、南宫、石家庄之 线,以与晋军取得联络,形成合围之势。 ...... 此诚无异将敌军加以 包围 ...... 敌若同时应付各路,则战线漫长,兵力必感不敷;若欲集 中专攻一点,又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敌 陷于内线作战之不利 ...... 复次,我军在曹州、济宁、大名同时发 展,可以横截津浦路敌直、鲁军为三段,而将其各个击破。 74

三是基于这一战略分析,蒋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发布“二 期北伐全军总方略”谓:国民革命军为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 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第二、第三 集团军参战各部队于四月某日(日期另电决定)开始攻击。本北伐 前、后两期,前期需进展至胶济路亘高唐 —— 清河南宫 —— 石家 庄之线;后期需进展至山海关 —— 承德 —— 多伦之线。第一阶 段, ...... 首先攻占济南 ...... 占领日照、临沂、兖州之线;第二 阶段,迅速北渡黄河,沿京汉路猛攻河北,进取石家庄;第三 阶 段,各军分沿京汉线、津浦线及两线东南地区急进至京绥路,会师 京、津,同时向榆关(山海关)、承德、多伦进击。 75

各集团军作战任务亦明确为: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线作战,第 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作战,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京汉线西面作 战,第四集团军建制后则西上平定湘、鄂之叛军,然后沿京汉线北 上,经郑州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与第三集团军协同作战,以会 攻北京为总目标。 76

四是为夺取二期北伐的胜利,蒋还于北伐渡江出师前后,发表 了《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致后方将士书》、《渡江北伐告北方 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将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国民众文》 和《告友邦人士书》等,不仅宣告:“中正受党、国委托,统帅国 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教,完成北伐大业;第一、第二、第三各集 团军已整军前方,待命进攻,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功不远。” 77 而且号召:“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 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 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爱民,毋负民众希望,慰 我总理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告友邦人士书》还特别宣 称:“中国革命终必达成功境界,有以友谊匡持扶助者,中国人将 永感之,若以无理之干涉,障碍其革命,则必徒召中国国民之怨恨 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蒋率军挥师渡江北伐,北伐军遂 连克台儿庄、郓城、韩庄、枣庄、兖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济南。 因日本军队图阻我北伐,再次借口护侨而出兵占领胶济路和济南, 蒋一面令北伐军严守纪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等与日军交 涉,未料日军竟残杀蔡公时以辱我。蒋乃含悲忍愤,痛申“誓雪五·三国耻”, 78 同时命令军队“绕道黄河”,继续北伐。由于各军衔命协同作战, 79 直鲁军乃溃不成军,张学良十万奉军更是卷席而 逃。六月三日,孙传芳通电下野;六月四日,张作霖退守东北,于 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六月八日,北伐军终克旧都,二期北伐告成。 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称:“二期北伐在各路大军齐头并进的进 程中,蒋给四个集团军分头发了许多作战指令。仅据《自反 录》上载《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团军诸将领电》就有七十三件,《渡 江北伐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电》有十四件,《渡江北伐与第 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有八件。这些电令,主要是紧密根 据当时军事态势,具体部署部队北进,同时调节各个集团军协同作 战等。” 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蒋于北京率领北伐重要将领赴香山碧云 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其时曾洒泪祭告孙中山先生 曰:“ ...... 溯自我总理溘死,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 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愿在造成 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 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而纷 集也 ...... 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既死,吾师并付以执信 之重责,而责我一人 ...... 今惟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遗命,澄 清中原,实行主义,保存正气 ...... 以助党、军革命之成。”

蒋确实没有辜负孙中山对他的殷切期望。孙后的中国国民 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因有了他这个中流砥柱,而终于完成了北伐大 业,赢得了十一年“护法”、即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胜 利。更在北伐进军中,坚持两面作战,粉碎了苏俄指使中共反对、 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 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夺取了新一轮“护国”的初步胜 利。并于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东北易帜,使由孙中山先生所缔 造的中华民国,始获初步的统一与和平。蒋先生之功在历史, 千秋而不能讳。八九年后的一位中国大陆史家,在他“表面骂蒋、 暗中颂蒋”的《蒋XX传》一书中,不仅小心翼翼地说:“不能否 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中,蒋的 威信很高。”同时,他还特别引用了当时一位女性写给胡适之先生 的信,赞颂蒋先生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 (你知道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没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 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不待言是蒋。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 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 人的福寿与成功。”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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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蒋背叛了谁家的革命?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 上,都印着“蒋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 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 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因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第二、如果国民 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 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第三、中共之所以 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 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 蒋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 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当我们对中共已经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 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究否背叛过革命, 和究竟有没有 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将蒋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 史作了一个简约的介绍。然而,正是这一份极为简单、又极为明燎 的“履历”,一是证明蒋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 命,二是证明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 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她的领袖。所以,指蒋 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 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 —— 中华革 命党 —— 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它任何党派,尤其是 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作 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 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 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 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 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G先觉之 一。由是可知,蒋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 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 是指蒋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 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本书已有证明,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孙先 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 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 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 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 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 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 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 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 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 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则非但 不能容,而且还要反对之,清除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苏俄与 中共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为移植共产制度于中 国,已经从窃夺国民党党权、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走向了反对、利 用、破坏、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蒋介 石本孙先生的遗教,因苏俄和中共对孙先生的背叛而决心抗俄和清 党,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蒋对“联俄容共”的态度而言,应该说,他从 来就是“联俄容共”的反对者。但因他深知孙中山先生是为“俄 援”而联俄,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数度“托故假归”,消极待 之。及至孙中山要派他这个最能干的人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 苏俄考察,他考察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头上,又在 书面上,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了他对苏俄“主义与事实”有 别的看法,明言苏俄有对中国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揭露了中共党 人在苏俄对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攻击和诬蔑,并明确认为俄 人是要借中国的国民革命,来达到它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移植共 产专制制度的目的。这既是他考察归来即“托故假归”的原因,更 是他几度赴粤,又几度离粤,连黄埔军校校长也不想做的根本缘由 所在。若不是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他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事业的 忠诚,这个校长大约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后的蒋,一是于孙先 生在世时,为忠于先生,而自行韬诲,努力办好军校,尽力培养党 军,尽量使之不受苏俄的过度钳制和中共的过分操纵,从而使俄国 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视他为眼中之钉。二是在孙先生逝世之后, 于苏俄僭权、中共篡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时,坚定地 起而护党,捍卫国民革命,直至走向决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 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象廖仲凯那样发作 过“左派幼稚病”,更不象汪精卫那样发作过“左派权力病”。他 无非是在无可奈何时,虚与委蛇;被迫还击时,则旗帜鲜明;事关 国民革命大业时,乃义不肯让。由是,“蒋背叛革命”之一语 究从何来?而真正背叛了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者, 又为阿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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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

01、参见杨树标著《蒋XX传》,北京团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另,除上述两计划外,还有: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呈孙的《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和同日呈孙的《粤军第二次作战计划》。

02、一九二三年,孙即派蒋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
03、是时,孙先生为安全计,收电人是蒋纬国。参见蒋纬国自传《千山独行》。
04、日本古屋奎二著《中日八十年关系之证言》第一三五七页。
05、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传记文学社印行。
06、周兴良著《廖仲凯与何香凝》第三章第四节。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07、同上,第二一二页。
08、同01,第五十页。
09、同01,第六十页。
10、同01,第七五页。
11、一九九六年八月,中国大陆查禁了一批被中共指责为“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共指责这些著作“过度美化”了三十年代蒋XX和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并“对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不正确的评论,擅自公开了一些不应公开的历史资料”。中共甚至对一些出版社作出了停止营业的处分。
12、《周恩来选集》。
13、陈立夫:《成败之监》第五十三页。
1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七一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
16、同14,第一七二页。
17、史全生、高维良、朱剑:《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二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18、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第一四八期。
19、同01,另见《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版。
20、同14,第一七二页。
21、同13,第五七页。
22、同17,第二七页。
23、同05。
24、同04,第一四零二页。
25、同01,第七八页。
26、同14,第一六七、一六八页。
27、同05。
28、具体名单参见下卷第一章第三八七页。
29、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第五节。
30、同01,第八十、八一、八五页。
31、同05,第十三、十四页。
32、同13,第五一页。
33、一九二四年三月蒋给廖仲凯的信。另参见本书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34、同13,第五一、五二页。
35、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蒋致汪精卫函。
36、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
37、《革命文献》第九辑第九四至九五页。
38、杨树标:《蒋XX传》。
39、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第一五七期。
40、陈立夫:《成败之监》第六四页。
41、《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三十至三一页。
42、参见蒋著《苏俄在中国》。
43、杨着《蒋XX传》第九三页。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第五节。
44、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蒋“辞职宣言”。
45、蒋XX:“国民革命与经济的关系”。一九二七。
46、蒋XX:《苏俄在中国》。
47、《蒋总统密录》第一四五四页。
48、一九二八年四月,汪精卫归国抵上海后曾对吴稚辉等人说过:“共产党向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证言》第一四五三至一四五四页)
49、《蒋总统密录》第一四五三页。
50、著名学者、“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国民党实行“清党”的重要决策人之一。他对“清党”的态度影响了一大批不解内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认为蔡先生亦决心“清党”,说明国民党实行“清党”一定是有十分正当理由的,从而对国民党“清党”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51、中共江浙区委对“上海市民政府”的说明。
52、《陈独秀传》第三五六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53、一九二七年三月二九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派王一亭、王晓籁等二九名代表往见蒋,希望蒋对商业有维护办法,并诉说“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蒋乃保证说:“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54、同01,第六四页。
55、同上,第六六页。
56、同上。
57、同上。
58、《纪念蒋公专辑》第一三八页。台湾青山出版社。
59、同上。
60、同01。
61、同上。
62、同01,第六九页。
63、同上。
64、《北伐战史》第五七零至五七一页。
65、《自反录》第二集卷六。
66、同01,第七一页。
67、同上,第七二、七三页。
68、同上,第七一页。
69、同上
70、同上
71、同上。
72、江左军由鄂东进入皖西后,安庆守敌陈调元及王普等部均向北伐军投降,遂改编为北路军,集结巢县附近,接受向津浦路进击以策应北伐军主力的作战任务。
73、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南京国民党执监委会议上,受汪精卫诱使的李宗仁曾向蒋说:“请总司令自决出处。”
74、《北伐战史》第一二三九至一二四零页。
75、杨树标:《蒋XX传》第一二七至一二九页。参见《北伐战史》。
76、《北伐战史》第一一六七页。
77、蒋《致后方将士书》。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78、蒋曾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日本人那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这次日军暴虐的行为,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
79、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称:第二集团军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部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警戒前线地区 ...... 五月中旬,阎部几陷于三面包围之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枪决。”冯玉祥行径可见一般。
80、杨树标:《蒋XX传》第一三三页。
81、同上,第七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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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

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十七年护国护法反 复辟的胜利;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华民国终于获得了初步的和平与 统一。当是之时,中华民国理应迎来一个民主建国的大好历史时 期,但是,一因她外有两个恶邻:一个自拟定“东方路线”为始, 即决策了要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并且诱逼不成,便颠 覆为继;一个因阻挠中国北伐不成,破坏中国统一不果,乃决 策“先吞满蒙、再谋中原”的侵略政策。二因她内有两个宿敌:一 是在苏俄直接指使下从叛乱走向叛国的中共;二是连续发动了大规 模叛乱的新旧军阀。由是,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并未因北京政府和 吴、孙、张等大军阀的垮台而轻落帏幕,相反,恰恰因为两家恶邻 的欺我,害我,因为残余军阀势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乱叛 国,而再现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状态。这一持续较量,虽然本质 与前者无二,但在表现上,则由显性过渡为隐性。由于中华民国的 再生,民主革命的再胜,袁、张的公然复辟帝制固已为历史所不 许,即便是北洋军阀式的假共和真复辟,也早已为国人所看穿,因 而军阀残余势力才不仅要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号,更要顶着中国国民 党的声望,以行叛乱之实。中共则在苏俄的直接指挥下,并在发动 共产革命的旗号下,不仅以中国国民党为“敌党”,更以中华民国 为“敌国”,务求颠覆中华民国直至作成俄国的附庸而后甘。因 此,荡平前者,便为“护法”的继续;围剿后者,则为继续“护 国”所必须。只是因为这一番继续“护法和护国”的斗争,特别是 反对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乃是一场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复 辟”所进行的残酷较量,从而才迷惑了不少“错把复辟当革命”的 善良民众,少数激进的或有野心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一批失意和失 路的知识青年,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 的“流氓无产者们”。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 国国民党,却正是在这一持续的较量中,并在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 历史条件下,外抗恶邻谋我,内除国贼叛我,坚定地遵循孙中山先 生的建国方略:继军政而训政,决心捍卫北伐成果;矢志推进民主 化进程,于训政期间筹备宪政;努力进行民生建设,积极从事全面 抗战的准备。委曲求全,忍辱含垢,竟在此一艰难时世之下,创造 了民主建国的巨大成就,甚至博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

一 荡平新旧军阀叛乱是“护法”的继续

第一、新旧军阀叛乱的内在情由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国同盟会 —— 中国国民党发 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推倒了袁、张的公然复辟,击败 了北洋军阀的长期混战与统治,已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政 党,我们同样不能说,它的每一个组成者,每一个领导成员,都一 定是一个民主革命家,都是一个坚定而又彻底的民主革命派。既然 绝对的纯洁本来就不存在,那么,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和失 败,高潮与低潮的不等与不同,加之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又交相并 作或交相一体,其革命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自身发生分化,分 裂,甚至党争,也就史所不鲜。同时,革命成功以后,为旧有的专 制权力意识所影响的某些民主革命家们,有的自然会为争名夺势, 而使自己丧尽一个民主革命家的风采;有的则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 高权力,而不惜背叛民主革命本身。这既是世界民主革命历史上屡 见不鲜的现象,也是一九一二年以后,国民党 —— 这个在辛亥之 后以统一战线形式组成的政党,所难以避免的问题。辛亥前,因谋 炸清摄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卫,盖因“夸夫死权”,不 仅成为孙后国民党党争的党内祸源,而且成为一期北伐胜利后分裂 国民革命阵营的党中祸首,和中华民国统一之后参加并利用新旧军 阀大规模叛乱的罪魁之一。尤其是后来他为了做“第一把手”而堕落成为一个卖国汉奸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个认知的正确。 01

其次,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虽是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 一个直接成果,但它的和平统一,却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间接产物, 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又是以和平手段而获得的统一。因 为,在北伐军中,原就有一些旧军人和旧军阀,他们有的是因为略 知共和而参加了北伐,甚至成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 等;有的则因北伐的节节胜利和即将告成,才投机国民革命而参加 了北伐,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既深受辛亥之后十数年军阀混 战的影响,甚至亦是参加者之一,又因积习难改,一旦野心膨胀, 或私欲不能达到满足,便动辄称叛,从而成为中华民国爆发内乱和 内战的祸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乱,和由阎、冯为主体,联合 李、白等其它新旧大小军阀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战,实为中华民国造 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恶果。再就是北伐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 再生,曾迫使一批地方封建军事势力附庸中华民国政权。因子承父 业而成为东北王的张学良,固然因“易帜”而成为中华民国东三省 最高军、政长官,但是,政权既是张姓的政权,军队也是张姓的军 队,为时为势所迫,愿意归附中华民国,他便是中央政府的封疆大 吏;为时为势所诱,一旦不愿意服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便是有 钱、有枪、有人、有政权、有黎民百姓的封建王国。张学良如此, 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新疆的盛世 才,陕西的杨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莫不如 是。因此和平统一与以“和平手段得来的统一”,便不能完全划上 等号。其于前者虽是国家之喜,皆大欢喜;于后者,则可能埋伏着 朝附夕叛的危机。李、冯、阎大规模叛乱失败后,相继而起的粤变,闽变,两广六一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前三者虽然被及时荡 平,但由旧军人、旧军阀出身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于中共唆使下所 发动的阴谋武装政变,却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穷尽的后患。 至于在一九四五 —— 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叛将们 基本上全是军阀遗孽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参见上卷第七章注九)。

第二、新旧军阀叛乱的外在原因

因新旧军阀有如是的内在情由,因而,当统一后的中华民国, 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建设,而理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并实行“裁 减军员与削减军费”之时,盖因新旧军阀“拥兵自重和拥兵割 据”的私利受到损害,反叛便次第发生了。

中华民国意在军队国家化和削减军队及军费的决策,无疑十分 正确。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国军编遣会议”也是相当及 时的。这是因为,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际已扩充至八十四 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二百二十万人。东北、四川、云南 等地方军队尚未包括在内。彼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忆五千万 圆,但须逐年偿还满清和军阀政府留下的外债一亿圆,实际可资用 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圆,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军费。诚如蒋介石在 国军编遣会议上所言:“军费占了全国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国 家是一定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 了 ...... 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 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 ...... 我们把国家 支出最多一部分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 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 02

由是,蒋介石才在“国军编遣会议”上用六十年前日本军 人“倒幕还政、化藩归统”而致国家强大的历史事实, 03 号召中国 军人学习日本军人的“废藩”之举,裁撤冗军,削减军费,拥护军 队国家化,并且剀切陈词曰:“编遣会议是救中国的一个会议,也 是救我们个人的一个会议。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 新中国,共同地行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并不象从前的把戏,专 集中权力在一个人手中 ...... 照现代国家的通则把军队集中到中央 来,由中央统一管理,并不是谁集谁的权,也不是谁来统一谁,是 我们大家在中央联合起来 ...... 我们不想实现三民主义,把中国做成 一个现代式的国家,那就罢了,如果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做成一个 现代式的国家,就非首先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而要 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条件的军队, 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 ...... 十七年纷乱如丝的军事现 象,应该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两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 ...... ” 04

诚然,就历史的教训而言,将彼时在相当程度上分属于个人的 军队转换成国家的军队,归中央统一指挥和节制,不仅是现代,即 便是在古代,也是建国立基的应有之为。唐代藩镇割据的结果,便 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王朝的衰亡。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本,便是 借“废藩倒幕”而达成了“王政复古”的成功。辛亥之后,正因为 袁世凯拥有兵权,才织就了他一心要做中华帝国皇帝的复辟之梦。 袁死后,之所以能够绵延十余年的混战和混乱,说到底,还是因为 大军阀要以武力来复辟专制和统一中国,小军阀要以枪杆子实现割 据以自保。因此,退一万步说,即仅仅是为了看取前车之鉴,不再 重蹈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同样必须“削藩”。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国军编遣会议”闭幕并作出了决 定:一、全国划分为六个编遣区。二、全国保留陆军兵力为步兵六 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合计员额八 十万。三、军费不超过国家总收入百分之四十。同时撤销原各集团 军。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国国民党“三大”议决并通过“国军最高 统帅权完全属于国民政府”,将军队国家化正式纳入国家体制建设 之中。

然而,如前所说,当时的军队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 军将领中,军阀的派别仍多有承袭,而裁军便是要削减各派和各地 军阀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们的军事势力。所以,在他们 对于国家统一的理念尚未成熟之时,其积习和野心,便可能促使他 们不会安安份份地接受“国军编遣会议”的决定。历史的事实正是 如此。

第三、新旧军阀叛乱的发起、经过、规模和失败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公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 会“关于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 和“国军编遣会议期间,非编遣会议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的 决定,竟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 的职务, 05 同时派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与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率军进 攻长沙,在“护党救国”的旗号下策成“湘案”,从而诱发了桂系 军阀反叛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内战,首倡乱国之祸。 一九二九年三月,因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讨桂”而重被任命为 第四师师长的张发奎,突然拒赴陇海铁路监防冯军异动,通电“拥 汪”,要求改组党务,并率军南下湖南,计划进攻广东,欲于广州 另立中央。国民政府遂免张职,同时命四川及湖南军队堵张回粤, 张遂败。 06

一九二九年四月,冯玉祥于“讨桂”未了之际已迫不及待地打 出“护党救国”旗号,在开封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并将散布在山 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数千公里战线的军队集中 西撤,沿途破坏信阳关等地的铁桥与武胜关隧道,欲以重兵压迫阎 锡山一道反叛。决意“如阎不从则先打阎;如阎从便先打蒋,后打阎。”时因桂系反叛败局已定,冯玉祥虽一边通电“讨伐”桂系, 一边命令韩复渠迅速向武汉推进。只因为没有料到韩复渠和石友三 竟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两 次通电拥蒋,方使冯玉祥第一次“反叛未成败先成”。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师长李明瑞与 张发奎串通一气背叛中央,宣告独立。国民政府乃命陈济棠讨伐。 因桂军将领杨腾辉反戈服从中央,叛变遂败。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名西北军部 将,在冯授意下 联名反抗中央, 07 明申反对“编遣国军”,公然 反蒋以压阎。但因阎锡山仍不表示公开反叛,加之冯部将孙良诚不 服从代冯为总司令的宋哲元指挥,一气之下竟将部队后撤,造成全 线混乱,西北军遂不战而败。冯的第二次叛乱,又为“出师未战而 先败”。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张发奎再一次于广西恭城通电,自 称“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声言要攻取广东。广西省主席 吕焕炎及李宗仁残部竞相从之。国民政府乃命何应钦为广西行营主 任,于是年十二月将叛乱削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原驻安徽的石友三,自封“护党救国 军第五路军”总司令,拒绝协防广东,谋图袭击南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重被起用并受命对冯叛军作战的唐生智, 08 拒绝南下断叛将张发奎后路,于郑州通电称叛,自称“护党 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以响应石友三,同时标举“拥汪联 张”口号,企图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后兵败于河南大雪之 中。

一九三〇年一月,阎锡山因自虑“国军编遣”即“削藩”,其 必不能免,再加上各地叛乱已导致其野心勃发,乃决心联合冯玉祥 数十万人马与李宗仁四万残兵共同反叛。是年三月二日,阎通电逼 蒋与其一道下野;四月一日,阎自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正 式发动军事叛乱。七月十三日,阎锡山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 西北军初成协议,于北京怀仁堂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发 表声明,以所谓“护党救国”名义联合反蒋。八月四日,汪精卫因 阎锡山邀请并许以总揽党务,遂于两日内与阎会谈六次,达成协 议。一九三零年八月七日,“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正式成立大会,任命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长,图以“扩大会议”取代 南京国民党中央,另组国民政府。九月九日,于叛乱败北的狼狈时 刻,竟于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要做“九五之尊”的阎锡山 为“国民政府主席”, 09 汪精卫等伪国府委员并宣誓就职。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张学良发表“和平罢兵”通电后, 10 阎锡山因败局 已定,乃发表“退避三舍”通电,然后,遣散汪精卫等中央扩大会 议成员。是年十月八日,冯、阎见面,共决下野。叛乱历经六个月 而彻底败亡。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决心荡平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

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对新旧军阀 的叛乱一有认识,二为力阻,三是荡平。其实,中华民国始获统一 时即施以“国军编遣”的重大决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为了预 防割据和混战的可能重演。及至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 俱闻硝烟而动心之时,蒋虽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 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坚定地认为:“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 灭,国家何能统一?” 11 在叛乱走向高潮之际,曾召开记者招待会 发表谈话称:“以前,有谓唐生智反复成性,终必背叛,劝余勿加 重用者;余绝不怀疑,始终欲引导其如革命之正轨。今竟如此,余 实有愧!但此亦非绝对意外之事,或竟可认为革命进行中必须经过 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将近成功之时,假革命与反革命者常自取淘 汰。故为革命者,对于此等叛变,不但不必悲观,竟可认为乐观也 ...... ” 1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又在《告全国将士电》中极有信心 地昭告曰:“当陈炯明叛变时(一九二二年),仅余中山舰 ...... 今 日革命环境之顺利,远过于昔日;革命势力之雄厚,远甚于当年。 ...... 中正不仅具消灭叛逆之决心,且深信有消弥叛变之把握。望我 将士明是非,别顺逆,切勿蔽于谣言而堕奸计。”而当李、冯、阎 三家大军阀拾各家残余,终于挑起大规模武装叛乱时,中华民国政 府和蒋介石本人曾连续发表了《为讨冯、阎告将士》、《告国民革 命军全体将士文》等一批文告,极为深刻和明确地指出:“阎逆锡 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 其割据之心,和平将消弥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 一而后已,必欲扰乱而后快。”同时极有信心地宣称:“此役为封 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

出于上述正确而且深刻的认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仅对一九 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零年十月间的一些小型叛变,采取及时劝阻和 只在劝而难阻之时,才采取坚决扑灭的方针,而且,特别对以李、 冯、阎三家大军阀为代表的连续性和大规模叛乱,曾一再力劝力 阻,并且同样只在劝阻无效之时,才施以大规模的军事征剿,以坚 决荡平之。 

一九二九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为公开叛变的先 声。三月九日,蒋曾亲自致书李宗仁,劝其赴京“开诚相商”,以 弭其事。因李拒绝,蒋再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宣告湘事真相》, 指责李于“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即擅自调动军队,扰乱 湘、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 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三月二十五日方下 令“讨桂”。三月二十七日发表《讨逆时告将士文》,痛斥桂系军 阀“盘据两广两湖之地,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 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 ...... ”特别申明“讨桂”的目的, 乃在“讨伐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国家之统一”。中华民国政府 及蒋介石本人“讨桂”战令既下,乃根据桂系军队据两广两湖直至 河南河北之一字长蛇阵的特点,首先一举解决平、津两地的桂系驻 军,然后合围广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亲赴九江督师,叛 将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诚。四月五日讨逆军收复武汉,桂系胡宗督、 陶钧、夏威三人即联名通电下野,李、白乃逃广西与黄绍悖打 起“护党救国军”旗号,由李亲任总司令,进攻广东。蒋乃急令广 东陈济棠、陈铭枢迎敌。六月二日讨逆军克广西梧州,李、白、黄 通电下野,讨桂战争胜利结束,广西复为中华民国政府所统一。此 其一。

其二、面对冯玉祥三次称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曾一再地 苦心劝阻。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因冯一意孤行,自称“护党 救国军西北总司令”,蒋乃最后致电冯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 令电已出,于公为作乱,于私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历史与人 格,至此已极 ...... 但追念往昔之友谊,自咎规之未周,惋疚交萦, 觉尤有不能已于言者,爰作最后之忠告,尤异能得全始终 也 ...... ”

一九三〇年春,蒋因阎、冯叛乱之心已张,乃于二月九日,二 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一再致电阎锡山,劝之 曰:“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矣,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 实负其责 ...... ”针对阎使用公开逼自己与他一同下野的“招数”, 蒋则凛然驳曰:“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御。此时国难正亟, 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者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 重任,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者,适得其 反 ...... ”而当阎、冯、李等大举叛乱信号已彰,劝无可劝、阻无可 阻之时,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联 合叛乱的战争遂正式打响。蒋不畏生死,亲赴归德督战,虽几陷于 敌手, 13 仍坚持亲自指挥,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线开始反攻,于八 月上旬击退叛军于陇海一线。八月十五日政府军克济南,叛军乃溃 不成军。九月六日政府军发动对叛军冯玉祥部的总攻。九月十八日 张学良眼见叛军大势已去,乃发表“和平罢兵”通电,阎、冯亦因 最后绝望而通电下野。依叛促叛,于北平刚刚乱哄哄唱罢的汪 氏“中央扩大会议”,和阎氏的“国民政府”,亦不过旬日便自崩 自垮。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为保卫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而荡平新旧 军阀叛乱的战争,终于胜利告悖。但是,兵连祸结六个月的中原大 战,叛军动员六十万,政府军动员一百万,叛军死伤二十万,政府 军死伤九万余,代价实在不可谓不大。

第五、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意义

中华民国政府平定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一是避免了国家的再 一次分裂、混乱与混战,在相当程度上巩固和保卫了中华民国及其 统一,深具继续“护国”成功的意义。二是有力地巩固了国民革命 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成果,从而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深 具“护法”成功的历史意义。三是于“日患共乱”的艰难时势之下 开始了民主建国的进程,从而为未来的那一场全面抗战直至最后胜 利,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如果说,中 国未亡于日本,是因为中华民国首先未亡于新旧军阀的叛乱,反 之,一个分裂、混战和混乱的中国又焉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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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围剿中共叛国为继续“护国”所必须

如果说荡平新旧军阀叛乱为“护法”的继续,则围剿中共的叛 乱和叛国,便不仅具有护法的意义,而且具有“护国”的巨大意义 了。

历史的事实是,未及武汉分共,斯大林就已指使中共准备武装 叛变;及至武汉分共已成事实,仅仅半个月以后,中共就在第三国 际派来的罗明拉兹和纽曼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于一九二七年八月 一日在江西南昌打响了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第一枪(参见下卷)。八一南昌背叛虽以失败为告终,但从此中共即在苏俄的指 使、策划、甚至是直接参与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叛乱的高潮。依 照中共总是由后来的领袖全盘否定前面领袖的“规律”而言,自一 九二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共计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更“左”、博古更烈的“左倾 冒险主义”。而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则自始自终 地于南中国偏远落后的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煽动 农民造反,实行武装割据,直到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叠遭失 败、无以为继之时,中共才在苏俄的同意下,将“中国共产革命的 中心”转移到了南中国落后闭塞的乡村,从而完成了由发动俄式共 产革命向煽动传统农民造反的全面过渡。特别是在苏俄借我国收回 中东路主权(参见下卷第三章),而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时,中共竟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高举起“武装保卫苏联”的旗 号,发动武装暴动,志在里应外合,从连续的公开叛乱走向了持续 的公然叛国。甚至在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已经阴谋侵占我国东三 省之后,中共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俄的国庆日,在江西 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蓄 意制造两个中国,而且再一次公开宣称“武装保卫苏联”,从而掀 起了更大的武装叛国高潮。至于中共在由城市暴动转向农村造反的 过程中,为坚决执行苏俄为其制定的“烧杀”政策,而造成的惨绝 人寰景象,就更是令人触目而惊心(<参见下卷第二章)。 14 显然, 刚刚获得了初步统一与和平,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进行 民主建国的中华民国,面对着有外敌指挥的中国望岱农民叛乱,惟 有征剿,别无良策。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原大战行将胜利结束之时,蒋 介石就已经在他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称:“洪水猛兽之中国共产 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 势,以为全国大患。”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又在向“国民会议”递交 的“灭赤报告”中,不仅历数中共于江西等地烧杀虏掠的罪行,而 且郑重地告诫他的党人和国人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惨 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 ...... 设长此以往,全国国民不再奋起,一致 引扑灭赤匪为己任,则新中国未来之生命,必将如赤色帝国主义之愿望而中斩。” 15 因而他一再地提醒党人和国人,要“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 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蒋介石又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人民 书”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剿灭赤匪,安定社会 ...... 中国今 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 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宁。” 

当事实已经证明,中共的叛乱不仅外从苏俄,而且内结军阀,复乘日本的阴谋侵我,以相互勾结、互相呼应之时, 17 蒋介石乃于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称:“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 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 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 ...... 惟攘外必先安 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 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议。 ...... 故不先 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 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同时,蒋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叛逆军 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者 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 18 对此,蒋本人乃宣言曰:“必期于最短时间,剿灭赤匪, 保全性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不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了。” 19

为剿匪,蒋介石还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举办了庐山陆军军 官训练团,亲任团长,亲纂“剿匪手本”,亲赴训练团讲演,并对 中共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本质,及其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巨大危 害,予以深刻的揭示与阐述。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称:一 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曾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发表《剿匪 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之演讲。他说:“现在我们要消灭赤匪,抵 御倭寇, ...... 因为土匪不仅到一个地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 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 母,不爱兄弟,不要国家民族,不讲礼仪廉耻,毁灭中国固有的道 德和历史!总之,共产党要叫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 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准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 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情。所以赤匪就是禽兽,我们 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 人! ...... 共产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民族的主义,必须杜绝悖尽。” 20

今日,当中国大陆人民在历经了中共数十年“非人伦、不道 德”的统治之后,再来重温蒋介石先生的话,又怎能不长歌当哭、 痛定而思痛?

显然,庐山军官训令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据八九年后中国 大陆史家称:“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 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与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级别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 21 曾为桂系三大头目之一,并曾参加过桂系叛乱的黄绍悖,亦在他的回忆中说:“ ...... 庐山训练团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的人格感召及恳切训导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镛,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畋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地消弥泯灭。同时,更积极地造成了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暂,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之,可以说是未来抗战救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 22

对于剿匪与抗日的关系,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说,蒋曾 在“剿匪手本”中指出:“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 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 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 ...... 目前, 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 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 土匪不能剿灭,我们的国力就不能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 制,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先剿灭赤匪,安定国 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倭寇,以挽救 国家的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 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 23

由是,蒋曾一再激励政府军将士为抗敌救国而坚决剿匪的决 心。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即于第四次剿匪中致前方将 士电称:“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取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 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尽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清,则吾军一 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欲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必 陷进退两难境地。希深明此意,耐冻忍苦,完成剿匪抗日之全 功。” 24

彼时,由于苏俄利用它在华的外交机构作为中共叛乱的巢穴, 中华民国政府乃于中共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一日、即一九二七年十二 月四日宣布与苏俄断交。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更在《中国革命 与日本》一文中为与苏俄断交作了如下的说明:“ ...... 不幸,在 (中国的)国民革命进行中,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能认清国民革命 的目的 ...... 苏俄的野心家,竟想要以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来代替三 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假手于第三国际,指使中国共产党来 破坏中国国民党;并且公然利用苏俄官吏(领事)所享有的地位, 作破坏国民革命、危害中国民族的举动。 ...... 本党至此,为维护革 命目的计,不能不与之断绝关系。由此可知,本党昔年联俄,是为 着革命而联俄;更可知,今日绝俄,亦是为着革命而绝俄的。” 25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 日,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至九 月二十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九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 九三四年十月,共发动了对中共江西匪区的五次围剿。其中第一、 第二次因不谙剿匪策略而失败;第三次蒋亲赴南昌,虽成功在望, 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转即回京处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围剿;第四 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军攻我榆关及长城诸口,政府军为“长城 抗战”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围剿。第五次则因外患暂停,并能“注重 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举歼灭中共二十万人。其数万残余为能 在危急时逃入俄境,乃辗转逃抵陕北,几濒绝路(参见下卷第三章 第一节)。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蒋曾为剿灭中共之窜匪流寇而电 令驻守西北的张学良部称:“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下万人,仅毛 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朱与徐合而与毛背离,其所谓五、九两 军团,亦留于川北也。匪情如此,我军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 节消灭,望即令朱、于各军同时出击,以期早歼厥丑。并设法多方 宣传,凡在我军驻地多制白底黑字之大标语,使匪来降,促其崩溃 也。”

但是,虽已易帜归顺中华民国,却抗日无能、暗结中共的东北 地方军阀张学良,非但未能一举而灭中共叛国之残兵,却在中共一 再相机策反之下,听命中共为一己图存而策划的“联张反蒋抗 日”阴谋(参见下卷第三章),于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阴谋发动武装 政变,竟使中华民国“八年剿匪之功,功亏一篑”,更陷中华民国 与中华民族惨祸于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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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民党一党训政是走向宪政的应有历程

近七十年来,中共自称反对和叛变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理由, 便是因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大陆 出版的所有现代史教科书,都无例外地要同声指责中华民国南京政 权,是一个“反革命的独裁专制政权”。

然而,国民党究否专制?蒋介石究否独裁?显然,要回答和澄 清这样两个重大的历史诘难,唯一的办法就必须针对国民党蒋介石 于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之后,为何要实行“国民党一党训 政”,怎样实现“一党训政”,以及国民党“一党训政”和共产 党“一党专政”究竟有何本质区别等根本问题,分别予以论辩和澄 清。

第一、训政是孙中山先生实现民主建国的重要革命方略之一

一、训政思想的由来

辛亥之后,虽然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但 是,接踵而来的袁氏公然复辟帝制,张勋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 阀“假共和真复辟”的种种不幸事实,实是对民主革命的公开反扑 和对共和国统的蓄意颠覆。它既给辛亥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不 幸,又对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由 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虽然还不能及时认识到民主 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残酷较量,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历 程,甚至是主体历程,并且,唯有历经了这个艰难和痛苦的历程, 民主革命才能达到她最后的成功,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她最后的确认 和确立,但是,辛亥之后十余年复辟、混乱与混战的痛苦现实,已 经使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在民主革命已经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已经 初获创建之后,为了保证民主革命不遭遇专制复辟,为了保卫共和 国统不遭遇专制颠覆,则不仅要建立革命的权威统治,来保卫刚刚 诞生的新国家和新秩序,而且还要自下而上地规定、并且实行人民 的权利和义务,以造就对新国家和新秩序确认和确立的广阔社会基 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 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 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 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 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同时,孙中山先生亦因辛亥之后政治叠生复辟混乱的教训,而 进一步明确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 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 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 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 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 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26

二、训政的历史目标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演说时 就曾明白主张:“中国政党之间应展开竞争,一党在朝主政,一党 在野监督。”并称,“假使本党设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 地位必致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 在此,孙先 生已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性质,表述得十分清楚。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 27 所谓主义,即三民 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历程。军政时期 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 即“还政于民”时期。不论军政、训政,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还 政于民”。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先生发布《建国大纲》,将军政、训政、 宪政三时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详加规定,藉以说明中国国民党决不 采用俄国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泾清渭浊,由是而明。

三、训政的具体内容和现实目标

孙先生认为:“训政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 行者,即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作者),建设地方自治, 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 日,立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力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28

对训政的具体内容,孙先生亦曾明白规定:“军政时期及训政 时期,所最为着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 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便不至成为空文也 ...... 第一,以县为自 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 ...... 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 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然不 知律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悖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 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 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 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卓卓然有余裕 ...... 苟不如是,则人民 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于武人与官僚之手。” 29

至于国民党训政的现实目标,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第三条 中明确指出:“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 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对国民党实行训政所要达到的要求,孙先生于《建国大纲》第 九条和第十四条中称:“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 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 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 ...... 国民大会得选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 30 “凡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 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 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全国国民则 依宪法行全国大选,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大功告成。” 31

四、训政的必要手段

训政的必要手段,是要在一定阶段内,以革命政党的权威统治 来保护和巩固刚刚建立的新国家和新秩序,即保证训政的实行。由 孙先生亲自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曾明白指出:“至于既取得 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 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按:三民主义)之一 切障碍 ...... 盖惟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民众之本据 ...... ”

由是可知,孙中山交待给国民党的“训政”任务,其根本意义 绝不在“一党专政”。其始,乃因军政结束;其志,乃在“还政于 民”;其意,乃在“教民用权”;其行,乃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义 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换言之,便是革命政府之行使统治权的 目的,乃在养成“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以为实行宪政、“还政于 民”做好准备。

第二、中国国民党遵循孙中山遗教实行训政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于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便立即 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在决策、理论、立法与实际上开始了推行 宪政的工作。

一、就决策而言。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当蒋介石率领参加北 伐的重要将领于北京西山碧云寺祭告总理时曾称:“军政时期,从 此结束;训政时期,从此开始。兹遵照遗训,已定南京为全国首 都。今后当遵循遗嘱,完成所有的建国大业。”

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党于二届五中全会宣布“训政时期”开 始。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百七十二次常务会 议,通过“训政纲领”六条:(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由中国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中国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执行之。(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 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四)治 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 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 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执行之。 (六)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即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之。

该纲领确定了中国国民党于训政时期的治权与治法,任务与目 标,被称为“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的最高依据和“训政 时期”中国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

二、就理论而言。除宣传孙先生有关“训政”思想之外,国民 党领袖人物胡汉民、蒋介石等,均一再对国民党施以“一党训 政”做法的正确性和原则性,予以了充分的论证或论述。首先,他 们认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在政治上负有双重的责任,即一方面要训练 人民行使政权,另一方面又要监督政府行使治权。对于前者,则提 出了“训政保姆说”,认为:“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 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 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 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 32 由 是,胡汉民更进一步论述了“国民党一党训政”与“共产党无产阶 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说:“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 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 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之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之阶级专政论,此大谬也!” 33 

同时,针对军阀叛乱之教训,中共仍在扩大叛乱的行径,和外 患日悖的现实,面对“中国今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 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定”这一严重社会局面, 34 乃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一再强调的“训政时期革 命政府之统治权”,力图有所加强。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在“国 民会议”闭幕式上,蒋介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挽救迫不及待之 国家危难,领导素无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有效能之统治权之施 行不可。”他还说,“今日举国之要求者,为有效能之统治权之建 设,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该会通过了“训政时期约 法”,“昭告全国和平统一案”和“剿灭赤匪报告书”。 

其后,蒋介石在讲演和著述中多次强调指出:“在这个军政与 训政的时期中,无论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 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也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 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 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种新式封 建与变相军阀就是革命?如果这样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 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也就一日不 能结束。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进行。这样于国家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不知伊于胡底。” 35

然而,正因为对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征剿,和对中共武装叛 乱、叛国及武装割据的围剿尚未告罄,蒋介石方才意识到:“军政 尚未结束和训政必须加强。”因而他才又说道:“应该以军政时期 为本,同时加强训政时期的工作。”更认为训政应从五方面着手, 即: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正确的认知。

三、就立法而言。如前所说,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即已宣 布“训政纲领”。其时,一是东北尚未易帜,某些地方势力还只 是“名号归中央却实权归自己”。中华民国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 际上,都未完成初步的统一。二是因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虽获形式 上的统一,一些地方势力仍然各行其是,“坐地独裁”;某些地方 军事势力,更为反对国军编遣即反对“削藩”,而公然发动了叛 乱。是故,训政尚未实施,军政又复重来。因而,直到一九三零年 十月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初予平定,训政才又被提到议事日程 上。遵循孙中山“训政应有约法”的遗教,中华民国政府历经筹 备,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召开了“国民会议”,于五月五日通过 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提出了“巩固统一与完成建设 之六大要求”。即:巩固统一于尊崇法制;确认民生为建国首要; 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之实施;安定地方之秩序;完成地方之 自治。要求全国人民“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

四、就实施而言。首先于宣布训政之日起,即明布训政期限为 六年,然后继行宪政。其次,考虑到国民党治权在国家政权体制上 的合法性,乃于一九二八年九月接受胡汉明、孙科提议,提早建立五权制度, 36 并于是年十月三日由国民党政治会议制定国民政府组 织法(共六十四条),形成以行政权为中心的五院制。再者,遵循 孙先生关于推行地方自治为训政之主体内容的遗教,开始推行地方 自治。为此,一是于一九二八年公布《市组织法》,一九三零年修 正后,又于是年七月六日公布《市参议会议事规则》,决定市参议 会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一年。北平市遂于一九二八年始筹自治, 一九三三年三月开始区坊自治职员民选,同月二十六日民选市参议 员告成,八月一日市参议会成立,翌年八月一日第一届参议会闭 幕。因华北敌患日张,故不得不中止继选。上海市于一九三零年即 着手筹办自治,因淞沪抗战乃止。一九三二年七月再办,成立四十 区公所,后因抗战爆发而停顿。抗战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民选 议会终于成立。

盖因当时内乱连连,地方不靖;外患日亟,国难当头;加之地 方官员官僚积习尚深,对地方自治并无热心,自治不易推行。一九 二八年公布、一九二九年修正的《县组织法》,虽均有设县参议会 的规定,一九三二年又曾公布《县参议会组织法》及《县参议员选 举法》,一九三四年一月内政部还通咨各省依法组织县参议会,但 各省均未及时照办。如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一九三四年二月 二十一日通过《改进地方自治原则》,将地方自治分为三期:第一 期为扶植自治时期、即实行训政时期。县市长由政府任命,县市参 议员由县市长聘任,乡、镇、村长由各乡、镇、村人民选举三人, 县市长择一委任。第二期为自治开始时期、即官督民治时期。县市 长由政府任命,县市参议会议员及乡、镇、村长由人民民选。第三 期为自治完成时期,即宪政开始时期。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及 乡、镇、村长一律民选,人民开始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自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日政府公布“扶植自治时期县、市参议 会组织办法”后,贵州、甘肃、察哈尔、云南等省即由县市长聘任 县市参议员,成立县市参议会,后因抗战爆发才不得不中断。

当时,地方自治推行得较好的是广东。一九三三年,“西南政 务委员会”修正并颁布了《县市自治法规》。一九三五年底,广东 省九十四县已有自治组织。一九三四年八月,各县、各界之省参议 员次第选出,八月十五日广东省参议会成立。

自一九二八年宣布训政,历经内战与外战,凡十四年,至一九 四五年底,中华民国全国自治组织已成立者,县市参议会七百九十 二个,乡镇人民代表会二万一千一百四十六个,保民大会二十四万 六千七百三十五个,成立临时参议会者计有七省市。

最后,训政时期所推动的另一个极重要措施是对宪政的准备, 即“五五宪草”的诞生。一九三一年国民会议之后,国民党原拟在 宪法未实施前提前设立民意机构,并定名为“国民参政会”,但因 筹议早日结束训政,故未实行。由是,国民党乃于四届三中全会议 决:“一九三五年三月召开制宪国大,议定宪法,并为此要求立法 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以备国民研讨。”同时定于一九 三三年七月一日召集全国临时代表会议,研讨宪法草案,时因党内 纠纷而推迟; 37 后又因外患内叛,干戈无止,再延至一九三五年十 一月举行。一九三五年一月,立法院将宪草完成,十一月五全大会 遂议决于一九三六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国民党中央还决定于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颁布宪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 宪国大”。其后又因中日关系紧张,部分省区未能按时选出代表, 故国民党中央决议再延期召开国大。不久,西安事发,国民党中央 虽再决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至一 九三七年夏,虽然除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东北、台湾等地 情形特殊以外,其余各地选举均已办成,然而抗日战争亦已全面爆 发。由是,训政期间之筹备宪政只能被迫中断。

由上述可知,如若没有内忧外患之交相煎迫,则国民党一党训 政的如期结束和胜利结束非但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因 为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为一党“专制久安”而计,却为及早“还政 于民”而行。但是,也正因为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尤其是苏俄的 阴谋颠覆和日本的公开侵略既不能终,国内残余军阀和中共的叛乱 叛国更不能止。加之里应外合,乱之日炽。因而,已经开始的训政 时期,在实际上仍应为军政时期。否则,国内政局即成为“军政尚 未结束,训政已经开始,军政不曾终了,训政遑论结束”这样一种 局面。因此,原定的六年训政,只能延期,而非食言。然而,这却 给了一切外逞叛乱、内怀野心者,和所谓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以指责 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口舌。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虽为宪政而训政,虽为还政于民而教民,但又深 恐敌人与他人指责他们“假训政以独裁”,“借训政而专制”,因而忘却了“训政”—— 这个在性质上本为“善意的独裁”, 38 即 必须强化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确保民主的新社会秩序不被颠覆, 乃是走向宪政之应有历程这样一个本意,因而对于一切公然持枪的 反叛者,虽不得不决心剿除之,但对于一切不拿枪的敌人,尤其是 打着革命的旗号,抱着民主这个“法宝”,以攻击国民党训政的敌 人,则不敢动以训政之心,甚至一再让步,疲于应付,以宣布训政 时间作保证,以筹措宪政示己心,从而迭呈被动挨打之局面,卒不 敢为中华民族建立与巩固民主的新社会秩序,而甘冒被天下人指我 为“独裁”的骂名,勇敢地对一切反对我训政、诬蔑我训政的敌人 予以反击,将一切不利于训政的错话歪理逐一予以批驳。如此,虽 然“过”在一时,却功在永恒。这无疑是一个至深的历史教训,当 为来日之大陆所深深记取之。

第三、中国国民党一党训政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根本区别

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党,故 该党的革命又称“国民革命或民权革命”。她的一党训政,乃是该 党为最终实现民权政治、即宪政而采取的过渡方略,亦曰历程。目 的就是为了结束一党政治,以还政于民。这就在根本上与共产革命 所号召的,一个阶级和一个党的永久专政,划清了民主与专制的根 本界限。

二、中国国民党即便是在一党训政阶段,其仍以“确立民生发 展为首要,采取自由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和保护私有制度”为基本 国策,其与中共在经济上“长期以民生建设为恶,取缔自由经济, 堵死市场经济和消灭私有制度”的党策,有着至为本质的区别。

三、虽然中国国民党的“训政纲要”提出要在训政时期由国民 党行使政权,但除在中央“以政托党”以外,各级行政区均实行党 政分离,排除一党包办。即中央以下各级党部,均不直接与各级政 府发生统属关系。各县党部不满意县政府的措施时,应提出意见于 省党部,由省党部转咨省政府处理;各县政府对于县党部的措施不 满意时,则需提交省政府转咨省党部处理,均不得直接行动。这又 与“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从上到下党政不分,各行各业都必须以党 凌政、以党代政、党政永不分家的中共一党专制即党天下”,有着 霄壤之别。

四、国民党一党训政阶段,国民不仅有种种自由以为谋生,更 有种种思考与表述的自由。人民不仅拥有新闻、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的相当自由,甚至拥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左 翼作家联盟”的自由。诚所谓“独尊三民”,但绝不“罢黜百 家”(详见本章第四节)。甚至由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和指挥 的“学生运动”,虽然年复一年地罢课、示威、游行,冲击政府机 关,捣毁新闻机构,甚至能几度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围之 数日而不散, 39 国民党亦从来没有加害过学生,更没有用武力公然 地镇压学生,甚至用坦克车和新式ak47自动步枪以公开地辗轧、扫 射学生及无辜的民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亲与包围 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们“平等对话”的“故事”,只能使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感叹亦唏嘘”。

因此,只要稍稍地将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共产党的“一党 专政”进行一番对比,领教一下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要为“独尊马列 而杀尽百家”的专制现实,我们就能十二万分地明白国民党“一党 训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本质区别。而也正是这个本质的区 别,才告诉了我们,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但不是共产党的“一 党专政”,相反,它恰恰是一个民主政党为使民权得以保养与伸张 而采取的“过渡性政策”,是中国国民党为保卫民主新秩序,为维 护国家和平统一和建设民主宪政基础,而不得不实行的政治方略。 今天,当有人津津乐道李光耀昔日的“良性独裁”时,只要对三十 年代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一党训政”稍作回顾与对比,便会明白 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就“良性独裁”的意义而言,亦不知比李光 耀的要“良性”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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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华民国于外患内忧下的民主建国成就 (1927— 1937)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夺取北伐 成功和初步统一中华民国之后,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正在由传统 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民主,和在各个方面都要保卫和建设新中国 的过渡历史时期。同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接下的不仅是一个乱摊 子,烂摊子和穷摊子,而且还是一个“外敌悖悖内向、内乱时时尤 生”这样一个兵革不休、人心不宁的艰难时世。但是,自一九二七 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外争主权、内求进步”的各 个方面,不仅使过渡期的国家建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使国人 之心亦渐渐地趋向了一致,从而为嗣后的长期反侵略战争奠定了人 心、国力与军备的基础。

第一、中华民国外争主权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遵循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 等条约为国民革命成功之第一个标帜”的遗训,以国民党“一 大”所提出的对外纲领,即“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 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 权力以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定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 约”等原则出发,针对南京政府成立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 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法越南商 约》等都已期满,与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的不平等 条约尚未期满这样一个现状,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发表宣言, 单方面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重定新约。于时,因美国 认为中国欲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行关税自主,已为大势所趋,美国 国务卿凯洛格即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同 意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七月二 十五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南京签字。该条约 规定“国家关税完全自主”。此后,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华民国 政府乃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条约。此其一。

其二、虽然在与中国原有条约关系的各国中,唯日本拒绝签订 新约,但由于中华民国决奉独立自主原则,在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济 南惨案的调查中,坚定地维护了本国的主权,从而迫使日本哀叹 曰:“ ...... 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 ...... 中国正在大 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 一筹莫展 ...... ” 40 过去,日本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迫 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蛮横办法,但 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已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 任也能同意”。一九二九年三月,济南事件在历经十一个月的调查 和谈判后,南京政府终于与日本达成解决济案协议,迫使日本答应 在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仅保证在华日人的安全。对于中 国所受之严重损失,协议规定双方实地调查解决之。这是自鸦片战 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因“获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赔款”为了结的 首例,更为日本所始料不及。

其三、在外争主权上,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继续遭遇着一些列 强的反对和阻挠,但继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 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 三十一日收回了镇江英租界,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八日收回了威海卫 租借地,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 国于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国司法机构始得在上海租界执行任务。一 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自一九三零年一月一 日起,凡侨居中国已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应一律遵守中华民 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依法颁布的法令规章。外人虽不执行,但国 民政府仍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 例》,并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实行。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为 争取国际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暂缓。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为收回沙 俄在我国东北特权,竟遭遇苏俄的大规模武装侵略。这也是中华民 国建国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国入侵(参见下卷第二章)。

其四、自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就丧失 了关税主权,列强以所谓“协定税则”把持了中国的海关,干涉中 国的内政和外交,控制中国的财政,左右中国的政府。一九二七年 七月二十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布“协定税则”与国家主权有 关,决与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随后又公布了《国际进口关 税暂行条例》,并在一九二八年内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关 税条约。新关税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将“均一税制”改变为“差别 税率”,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在关税问题上的弊病,抵制了列 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印花布在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 量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遂取得了迅速发展。一 九二四年棉纱产量为三十八万多包,至一九三二年已上升到三百九 十三万六千包。关税自主以后,中国海关税收更有明显增加。一九 二七年海关税收入为一亿一千三百万圆,一九三一年已达三亿八千 八百万圆。中国的邮政主权曾先后被英国人赫德和法国人伯黎及铁 兰士控制六十年之久,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政府始委任刘书藩为 第一任华人邮政总办,一九二九年完成邮政改组,管理人员始渐为 国人所掌握,邮政权亦终得回归。

第二、中华民国内求进步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伊始,立即在对内政策上忠实地执行 了“立五权、张民权,建法制、重民生”的重大原则,确立了“以 民生为首要”的方针,建立与健全五权国家体制,制定与颁布训政 时期的各种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为主体内容的训政,奠定与发展 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 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41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 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从而赢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 42

一、在实行民权主义方面,除掉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 党以干涉国民党一党训政以外,国民均享有国民党“一大”宣言所 指称的各项民权,尤其享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等各方面的相当自由。至一九三七年各种民营报纸已达一 千零三十一家,各种民办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 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 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 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政治 会议通过《出版法条例》,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又颁布了《出 版法》。据中共大陆历史学家称,其中仅规定新出版的报纸、杂 志“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所属省 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监察署。新闻纸或杂志有 关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并应以一份寄送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 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 43 由是可知,国民党训政时 期的民间新闻出版事业,其中即便是有需要“送审”者,也是“先 有自由、后有审查”。此与迄今仍然是“绝无自由、仍要审查、并 以判刑和判重刑相威胁”的中共新闻出版专制体制相比较,实有天 地之别。 44

正因为国民党虽“独尊三民”又“兼容百家”,坚持予新闻、 出版、思想、学术和文化以自由的政策,连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也 不例外,因而于国民党训政时期,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 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才会呈现一派真正的“百家争鸣与 百花齐放”的局面,并获得了足以标傲历史的巨大成就。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在走过了她的酝酿期 —— 晚清文学和成 形期 —— 五四新文学之后,开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 方面各种流派、各种社团、各类刊物杂然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另 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标傲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 前者而言,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革命文学”派,国防文 学,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等等,均各守阵地,互相论争, 不亦热乎;就后者而论,则巴金、老舍、曹愚、徐志摩、郁达夫以 及后起的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巨子,亦因他们的作 品已富传世价值,而成为现代作家的楷模与典范。尤其是长篇小说 和话剧的创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 春、秋》、《骆驼祥子》、《雷雨》等均已获得了永久的魅力。若 以此来对照中共专政的五十年间,成千上万文化人曾无端遭受中共 数十年摧残与迫害的惨痛事实;以及前三十年无文学可言,后二十 年的文学“解放”因仍要遭受中共的打压和收买,甚至远未能解放 到晚清文学水准的现状;特别是至今仍绝不容许民间成立任何一家 文学团体,出版任何一份文学刊物,有则抓之逮之判之的的现实; 就只能令人感慨万千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三十年代这一真正自 由、繁荣的文艺局面,才又为中共制造所谓的“革命文学”,及其 在掌权后公然压迫文学的死亡,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当然,这并不 是历史曾经予文学以自由的罪过。

其次,自由的思想条件还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成 熟期。由是而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瞩目的发展和进 步。不单单是笛卡尔的《方法论》、斯宾洛沙的《伦理学》、培根 的《新工具》、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柏克莱的《视觉新论》、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译述相继出版,而且近代西方哲学上的 柏格森派、实政主义学派、绝对唯心论和辩证唯物论,以及逻辑实 证论和现象学等,亦都成为一时之响。国内更有不少学者于此学术 自由的阶段脱颖而出,不是自源一流,就是自成一体。如张东荪 的“多元认识论”(哲学),金岳霖的“可能的现实”(逻辑 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这就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 学术界和思想界只容许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歌颂,而 绝不容许出现或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术,便无论如何也不 能“同国而语”了。

二、在建立和健全法制上,如前所说,处于训政时期的中华民 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及早地公布了“训政纲领”,通过 了“训政时期临时约法”,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确认 了“五权体制”,草拟了“宪法草案”,而且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 五年间,还研究、起草并通过了土地法,工厂法,民法,刑法,诉 讼法,行政诉讼法,票据法,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等。“当 时立法的最高原则,是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包含在各法典中”:“训 政时期约法”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目的,“土地法”以实行民生为目 的,“民”、“刑”等法的制定兼顾了人道主义,并保障公共福 利,如不良少年应受感化教育,精神失常者必须予以监护,患麻疯 病及性病者应予以强迫治疗等。 45 而在建立、健全法制体制上,除 更名改制实行三级三审制度,并实行助理司法制度即律师制度以 外,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国民政府曾多次举行法官考试,共 录取八百一十八人,连同北京政府时代五次所取共一千四百余人, 已占全国法官人数的三分之二。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还设立了法官 训练所,先后办了四期,共毕业四百四十六人。同时,国民政府还 改北洋政府平政院为行政法院,处理官署违法和违法处理人民的诉 讼案件。另外,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公务员惩戒 法”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亦于 一九三二年六月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已有十九省三市成立了地方公 务员惩戒委员会。回顾中华民国政府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之历史时 期内,于法制建设上所做出的努力,所获得的实绩,再来考察中共 前三十年“无法无天”的历史和后二十年欺天瞒地的“法制建 设”,回首中共制造“冤狱遍中华”的惨痛事实,默诵流行于今日 中国大陆的“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和“大盖帽,两头 翘,吃完原告吃被告”之种种辛酸民谣,则历史的惊人倒退,又何 待言之。 46

三、在经济建设上,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确立民生建设为首要, 否定专制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努力增强国力,遂 于本时期内使一个穷中国获得了相当的改善和进步。据中国大陆史 家证明,在经济政策上,中华民国一是实行“裁撤悖金与统一税 收”。 裁悖改统后,一九三三年度的统税收入总共已达一亿圆以 上,颇有与关、盐两税并驾齐驱之势。二是实行“整顿金融,改革 币制”。公布“修正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 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允许和鼓励成立各种私营商业银行,其 间先宣布“废两改圆”,统一银币,后实施法币制度,宣布白银国 有,禁止以白银作货币使用,禁止白银外流。由是,一九三一年中 央银行资产总额已增加两倍半,各项存款增加五倍,发行的兑换券 已增加一倍以上,纯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国银行 的外汇成交额升为国币一亿六千一百万圆,次年即增加到九亿五千 六百万圆。新的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 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达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绝 大多数为私营。从而抵制了美国的“购银法案”,堵住了白银的大 量外流,保住了银本位。 47 正确、有益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有利于国 家的经济建设,再加上中华民国政府又决行“保护国货”的政策, 从而使得本阶段的工业在内忧外患和世界经济危机正炽的不利条件 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此,中国大陆史家乃称:“一九二八至 一九三一年,于世界经济萧条期间,中国新设立工矿企业达六百六 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48

四、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应该说,农业发展和土地问题乃是中 华民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旧中国农村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是土地 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赋和捐税过重。三是灾荒严重。在军 阀控制的地区,捐税苛重,名目繁多,赋税种类几达三十余种,其 中二十六种是附加税,从而造成农民负担沉重(按:与目前中国大 陆农民的实际负担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国 二十二省一千零一县中,仍有二千万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乡成 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来的连年军阀混战,和由新旧军阀所 一再发动的叛乱战争,又使农民一直处于最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 中。如是,一方面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与解决,积苦 而成患;一方面,则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号 以煽动农民造反,带来了至为有利的农村社会条件。处于外患内忧 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不 想及时改善与解决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早在北伐开始前南方革命 政府已在广东试行二五减租,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又在湖北、湖 南、浙江等省试行二五减租。一九三零年六月,国民政府颁布 了“土地法”,规定全国人民土地所有权平等;根据地值,赋税平 等;促进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拥有土地;保护自耕农和保护佃农 等。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 百九十七条,主要解决“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两大方面, 49 奖励开垦荒地,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百分之三 十七点五即“三七五减租”。地主不得随意撤佃 ...... 。同时,还针 对农业改良、水利兴修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进等做了不少的工作。 50 一九三七年二月,政府订定五年经建计划时,就决定于第二年完 成土地登记,以作土地改革之准备。乡村的建设运动,亦在陶行 知、晏阳初等人的号召和推动下,初有发展。然而,这些土地改革 的纲领,农业改良的工作和乡村的建设运动,虽然在一九四九年以 后的台湾均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当时外患内忧齐相压来的中国, 除浙江等少数省份外,均无法得以广泛的推行,从而为中华民国政 府在后来内战中的失败,埋下了先机。

五、在军事建设上,面对着“外患悖悖内向”,中华民国亦不 得不在现有条件下和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和加强军事建设, 从而对全面抗战的爆发做出了相当的准备:不但训练了陆军,同时 也发展了海空军;不但发展了军事教育,而且培养了大量的年轻军 官。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二万五 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 (参见下章)。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虽处于外患内忧交 相煎迫的境地,但是,她在立国和建国上的成就却是巨大的和有目 共睹的。这也是后来有人称它为“十年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台 湾史家在这方面也有较为平实的论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长期 处于战乱。袁世凯当政的时代,日事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镇压国 内的政敌,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轮 流主政,把大部精力用在政权的维护上,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 建设。北伐完成后的十年,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日张,各种形式的 政敌环伺,国民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下,仍能从事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部分建设且获有显著成效,殊属难能可 贵。此种建设成效,转用以对抗各派政敌和帝国主义国家,亦相当 有效。这不仅带来了江西剿共的胜利,而且也奠定了八年抗战的基 础。” 51

诚然,这样的评价是十分地符合实际的。但是,这样的评价, 还不足以揭示本阶段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所起到的根本作用。这 个根本作用,就是它在相当程度上仍继续坚持着的护国与护法的斗 争,不仅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而且由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而使得中华民国的国统既得以确立,中华民国 的法统亦得以确认。中华民国由是而正走在民主建国的道路之上。 中国国民党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本质。犹如一生爱共产 党,厌国民党,曾作为周恩来统战对象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临死 前因幡然醒悟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 能够把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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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孙后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新权威 —— 蒋介石

什么是新权威?顾名思义,就是“老权威”不行了,才会、也才需要一个“新权威”。但是,如果这个新权威所要维护的又仍然是老权威所要维护的,比如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那么,这个“新权威”就丧尽了“新”的意义,无非是“老权威”的再现、翻版和继承而已。相反,如果这个新权威,要建设和维护的乃是进步的新制度、新秩序,要推倒和改变的,乃是老权威所一心要维护的旧制度和旧秩序,那么,这个新权威,才在本质上成了真正的新权威。这才是“新权威”这个概念的应有本义。

那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保卫和推进了中国国民革命进程的蒋介石先生,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权威”呢?

历史的事实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证明了蒋介石先生不仅是“新权威”,而且是本质意义上的、即真正的“新权威”。

第一、从中国国民革命事业的传承关系上来看,是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并且,这个地位既不是由孙中山先生指定的,亦不是他专靠阴谋手段所攫取的,而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蒋介石“救党”这句老话,实在是道明了这个新权威的本相。孙后中国 国民党之群龙无首的局面,孙后中国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共“挖心战术”之下已溃不成党的事实,孙后中国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野心家、阴谋家、反G元勋和有功之臣之争夺“领袖”地位所造成的混乱,和他们或而揭竿反蒋、或而集体倒蒋的种种行径,以及蒋每被逼下野他人便“抵挡不住”,而必请蒋复职的种种“逼蒋请蒋”之为,无不说明这个新权威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艰难性、自然性和难以动摇性。虽然从苏俄顾问鲍罗廷开始,一切反蒋势力都曾把“新军阀”、“新独裁者”、“新反革命”和“新反动派”的帽子,一顶又一顶地,甚至是一批又一批地“赠送”给了蒋介石先生,但是,历史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是因为蒋介石要北伐,苏俄顾问才率先送了他一顶“新军阀”的帽子;更因为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进军,转瞬之间已解放南中国,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已经胜利在望,苏俄顾问、中共以及国民党中的亲俄派,才又把一顶“军事独裁”的帽子,硬按到了蒋介石的头上。此后,在反蒋独裁的人当中,不仅有苏俄,有中共,有失去了权力的党中亲俄派,还有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龙云等这样一些新旧军阀和地方军事势力,即一些真正的地方封建独裁者们。他们数次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号来反蒋,其真正的用心,无 非是要维护一己之私欲,膨胀一己之野心,反对国家的和平与统一,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罢了。至于一些曾为国民党、中华民国建立过功勋的“前贤”,他们作为“反G先觉”的功劳既不容否认,但他们种种“不让后贤”的做法亦同样不能肯定。因此,如果将苏俄和中共这些旷世未有的专制独裁者们,以及上述大大小小的真正独裁者、即残余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们,以及一些“前贤不让后贤”者们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言行,全部当作是正确的,甚至借此而来判定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否定蒋介石这个真正的新权威,或指蒋介石是一个“新独裁者”,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然而,正是他们 的诬蔑和指骂,才在一个相当长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内,使蒋介石这个新权威长期蒙受了“新独裁者”的不白之冤。

第二、蒋介石是否本质意义上的新权威,自然不能由那些否定者、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和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来评断。而必须由历史的事实来证明。这些历史事实是:首先,从蒋介石的个人历史来看,如本卷第四章所述,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参加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一直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而效命在推倒满清和反对复辟的国民革命战场上。因此,他自然不是“维护旧政治、旧秩序和旧制度”的老权威,或是作为老权威之“翻版”的“新权威”。其次,从蒋介石的思想来看,他自始自终地认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倾心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反对苏俄的共产革命。当苏俄与中共诋毁孙先生,抛弃甚至反对三民主义时,他便挺身而出,以捍卫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当苏俄与中共诱逼国民革命不成,便要暗中破坏甚至公然背叛国民革命时,他则勇敢地站出来反击苏俄与中共,保卫和推进中国的国民革命;而当部分党人与民众对苏俄与中共的共产革命抱有同情、幻想,全然不能明白它的“洪水猛兽”本质时,他又率先予以说服和批评。他不仅遵照孙先生的军政思想以建国,依照孙先生的训政思想以治国,而且本着孙先生的宪政思想,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时期积极筹备宪政,更于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勉力推行宪政。即便是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之中惨遭失败,却仍然遵循着孙先生的遗志,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致力民生发展,直至为台湾今日的民主与繁荣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石。

第三、就现实与历史对他的评价来看。首先,是底定广东、胜利北伐和统一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才使得人民迅速认识并承认了蒋介石的新权威地位。其次,由他所领导的荡平新旧军阀叛乱和围剿中共叛乱叛国的战争,由于它是在政治上继续护法反复辟、在军事上继续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因此它才不仅具有正义性和正确性,而且也正是历经“两面作战”的胜利,才使得整个国家逐步走上了和平、统一与建设的局面,更为嗣后的全面卫国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从而使处于内忧外患下的人民,更加认识到蒋介石作为一个“新权威”的历史重要性。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月刊》就曾这样说道:“多数的民众和党员都承认蒋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勋,信服蒋氏的伟大精神与毅力,信仰蒋氏必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完成中国的革命 ...... 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这个中心领袖而凝结起来。” 53

这一段话,不仅道明了蒋介石先生在当时人民心中的地位,而且道明了即便蒋介石当时有所谓“独裁”的倾向,人们亦将他认作是“善意的独裁”,从而赋予他以“新权威”的本质意义。至于嗣后全国人民对张、杨发动阴谋武装政变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情绪,和蒋先生平安返回南京时全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狂欢情状,特别是蒋介石坚持领导伟大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伟大历史功勋,就更使得这个“新权威”的形象,闪耀着历史的光辉了。

诚然,这一光辉,也如同国民党英勇抗战的伟大史诗一样,因为蒋在那一场内战中的失败,而被掩去了它炫目的光彩。但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却已在对历史的深沉反思中,抖落着历史的尘埃,开始重新认识着这个“新权威”的真正历史形象了。这,大约也是苏俄、中共以及一切为私欲而反蒋和叛蒋者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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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五章

01、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碧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02、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03、蒋介石曾在《国军编遣会议》上说:“日本的军人,在六十年前,已经是能打破封建制度的军人;中国的军人,反充满了封建思想。已往带兵的都是想扩私兵、拓地盘,有了一省地盘,又想兼辖数省;有了数省地盘,又想武力统一中国,把持中央;等到把持中央后,便扶植一人一派之势力,想用武力来剪除异己。这是北洋军阀老祖宗袁世凯的先例,段祺瑞、吴佩孚等承受他的衣钵 ...... 所以每次政变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忙于地盘的分配,把中华民国当作私产分赃 ...... 这就是我国已往军人所走的路了。”他还说:“日本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藩,于讨幕之后功成不居,不再设幕府,反将他祖上传下来的封土奉还政府 ...... 他们也能勉求新知,善应潮流,简直与日本国家结成一片,共存共荣。我们该把日本雄藩作一面镜子 ...... 。”
04、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全国编遣会议条例》。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编遣会议预备会议在南京召开。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国军编遣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典礼,吴稚辉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此即蒋介石以国军编遣委员会会长身份所作的答词。
05、因鲁涤平将湖南年税收入迳报中央政府。
06、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发奎曾发动广州事变,拥汪精卫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为第一次叛变。其后,遂为拥汪屡生叛变。
07、冯玉祥当时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
08、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唐生智曾密与吴、孙联系,企图颠覆南京政权。是为唐的第一次叛变。
09、据说阎锡山要在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举行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大典。
10、当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大规模叛乱的中原大战就要胜利结束时,一直对之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乃发表此通电,以表示他“拥护中央政府”。
11、前为蒋介石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日记,后为蒋介石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日记。
12、《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一六九五、一六九六页。
13、中原大战正式打响后,蒋介石曾亲赴前线指挥,因叛军郑大章的骑兵突袭归德机场,蒋险被所乘。
14、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一九九四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15、“十倍于咸同之世”一语,乃指清王朝咸丰、同治时代的太平天国造反。
16、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蒋介石致陈诚电。
17、因在讨伐张发奎时曾有积极表现而掌握了广东兵权的陈济棠,突然叛离中央,纠结张发奎及李宗仁余党,以及汪精卫、陈友仁等联合发动叛乱,在广州自组伪国民政府,并与江西中共暗通款曲。对此,中华民国政府军在第三次剿匪中,因截获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才知道内情。此电报称:“两个月内出兵湘赣,接济子弹五十万发,即可解来;我军务需固守宁都半月,待粤军入赣,即可解围反攻。”参见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18、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19、同上。
20、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
21、杨树标:《蒋介石传》第二三七页。
22、黄绍竤:《五十回忆》。
23、蒋介石:《剿匪手本》。
24、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致曹浩森电。
25、参见本书下卷第二章。
26、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九二三。
27、28,同上。
29、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十六条。
30、孙中山:《建国大纲》第二十三条。
31、孙中山:《建国大纲》第二十五条。
3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汇编》上册第六五八页。
33、董霖:《中国政府》上册,第四七九页。
34、蒋介石:“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35、蒋介石:《中国之命运》。36、若按孙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五院制当在宪政实现后建之。
37、指蒋介石被逼第二次下野前后。
38、英国思想家威尔士所言。
39、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和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北方学生曾数度南下请愿、示威,更数度长时间包围国民政府,冲击政府机关和国民党中央机关,蒋介石并没有动用武力以镇压,先是亲自接见学生,解释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后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之,从而多次化解了由中共为自救而阴谋发动的学潮。
40、重光奎:《外交回忆录》。
41、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42、美国驻中国大使魏德迈所言。
43、河南人民出版社:《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一九八七。
44、一九九八年底,中共召开出版会议,将“散布颠覆国家思想”等莫须有的罪名列为重罪,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以威胁日渐高涨的人民反抗运动。
45、张玉发:《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
46、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谣甚多,如“十等人”、“革命老酒天天醉”等等,数不胜数。虽不能发表,却畅行国中,为中共所不能阻(参见下卷第七章注释)。
47、本节前后所列数字均得自中国大陆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一书,并于两岸所存历史资料中获得查证。
48、同上。
49、国民党“一大”宣言曾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对“平均地权”作了如下的解释:“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50、参见张玉发《中国现代史》第五一八至五二零页。
51、同上,第五七三页。
52、费正清:《中国新史》。台湾正中书局,一九九四。
53、《社会主义月刊》第一卷第七期,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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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 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 —— 它对 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 —— 它则从美国获得 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 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 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 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 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 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 否则这些 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 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 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 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 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 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01

一  恶邻日本对中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侵略与破坏

本书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叙述了恶邻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国,和恶邻苏俄曾长期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及颠覆中华民国的罪恶。本节则要将我们的另一个恶邻日本,对我们祖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简要的叙述。

诚如本书上卷第一章第一节所论,当我国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后的衰亡期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日本,却借助近代世界的进步条件,迅速地走向了专制的统一和强大。犹如同样的缘由而迅速走向专制统一和强大的德国一样,这两个崭新的集权专制国家,一个遂成为欧洲的主要危险,一个则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或者说,当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发动侵略,企图再造欧洲专制新秩序时,亚洲的日本亦同样要以发动侵略来圆它的“大东亚帝国”之梦。因而,正处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即正在从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并因之而出现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状态的中国,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积弱和混乱,招来了日本帝国对她在领土以及各个方面的侵略野心。这个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心要维护中国衰朽的专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国的专制分裂政权。在经济上便是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与广大市场。在地理上则是志在侵夺中国的广阔天地与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针上,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中国真正地走向统一和强大。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就已经在国力上先胜一筹的日本,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开化与强硬化了。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为维护满清专制政权、反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外国势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日本便诱使袁接受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作为它支持袁氏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一九一七年后袁世凯、张勋亡而北洋军阀兴,它又支持皖系军阀的北京政权和奉系军阀的东北政权,亟欲制造中国军阀的持久混战。一九一八年,它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而扩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贷款支持段参战,从而获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参见上卷第二章注十二),为嗣后侵略中国垫定了军事基础。一九一九年,它虽与中国同为欧战的战胜国,却强迫“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它。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计地讨好美国,从而与美国私定“石井蓝辛协定”,使美国承认它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权益”。 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国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竟敢公开枪杀我工人,这便是“五卅运动”的来由。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它则派军舰护送奉军出关南下,公然炮轰我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当中国国民革命军两次渡江北伐进入山东时,它一则借口“护侨”而出兵,二再借口“护侨”而公然炮轰我北伐军,蛮横阻我北伐,直至辱我军民,杀我大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张作霖已成为它侵吞我国东北的障碍,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将张炸死。一九三一年,疯狂的侵略野心终于促使它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公开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其后又劫持溥仪,继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制造了“第二个中国 ——中华苏维埃国”之后,又制造了“第三个中国 —— 满州国”,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等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终于制造了芦沟桥事变, 02 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夺我资源,毁我文明,直至其最后失败投降为止。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在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无时无处不留下了日本帝国公然反对中国国民革命、公开支持专制复辟政权、阴谋掠夺中国领土、无耻抢劫中国资源、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罪证。

日本帝国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恶,源其最大目的,无非是要灭亡中国;终其最大的破坏,则为十四年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正是这一场侵略战争,不仅使我们的祖国受尽被侵略、被欺凌的痛苦,而且使我们正处于民主建国阶段的祖国损失惨重,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绝处求生和夺地扩张”的特殊历史条件。毛泽东那一句“要给日本人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的无耻之言,和周恩来那一句“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革命至少要推迟五十年才会成功”的卖国实话,无不证明了中共大陆江山乃是得自于日本,而非得自于国民党这样一个至理。 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十数亿中国人民才会异口同声地悲叹:“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就不会有共产党的成功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无边苦难。”

毫无疑问的是,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才将北伐胜利与和平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毁灭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手中。这既是历史的一桩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国对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和全中国人民所欠下的永恒欠债,是日本国永远也无法抵赖和永远也赔偿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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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第一、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 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 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 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着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 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 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 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 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 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 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 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着抗日旗号以再 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 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 05 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 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 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 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 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着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 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 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而且又面对着国家初获统一 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来, 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 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 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 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 06 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 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九一八”枪响之际中、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 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 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 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 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 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 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

二、由是,两个民族和 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 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 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 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 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 逐渐地成熟了它的“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 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 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野心;但在战略 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 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三、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 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 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 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 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 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 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 的五: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 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 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 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 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 时,日本能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 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 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

综上所述,正是在国力与军力的悬殊对比之下,我国对日本侵 略的抵抗,才必须周详考虑,措置适当,既要制定科学的大战略, 又要先求国安而后能制酋,方才能克敌制胜,非亡我而亡敌。一言 以蔽之,即以当时自身的国情与国力计,倘若没有中华民国政府、 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指挥对日抗 战的正确战略,并能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种种颠覆和叛乱,则 中国人民不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来亡国灭 族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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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蒋介石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性与正确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辞典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关系 史”中,大约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国民党“清党”,曾使共 产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国民党于三十年代上半期决 策并实行“安内攘外”的国策,方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 国唇每一本御制的现代史教科书,从标题到内容都必把国民党和蒋 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狠批臭骂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于言 表,确是涌自肺腑。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从何而来?究 竟正确与否?是否如中共所经年谩骂的那样,乃是一个“卖国”的 国策呢?

第一、“安内攘外”是为现实逼迫所产生的正确国策

如前所说,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华民国初获统一,直至 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间十年,外有苏俄和日本对 我国的颠覆与侵略,内有军阀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和中共在苏俄指 挥下的武装叛国。由是,日本帝国因中国的内乱而扩大侵略,国内 的叛乱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扩大叛乱。诚所谓“叛徒军阀唯恐赤匪 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唯恐军阀之消 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如是而给中华民 国“外求和平与内求统一”的历史要求和她建国、治国与继续护 国、护法的历程,带来了内外受敌、交相煎迫的艰难时势。然而, 如前所述,也正是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才逼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警 觉而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 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始号召“我全国同 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 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 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 ...... 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 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 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 ...... 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 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 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 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于会 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 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 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彼时,既因锦州 一战而致东北全境陷日,又因日军挑衅上海而爆发第一次淞沪抗 战。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 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 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 鄂、皖、赣、湘五省。时因国人已渐能明燎中共“乘国难以发 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内攘 外“的国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 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 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 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 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于中国人民意在图强御侮的艰难奋 斗岁月里,亦无不浸透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 时代,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和内乱此起彼伏”这样一个艰难时 世,清王朝能员大吏李鸿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 张,以及由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富国强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攘外必 先强内”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 殇之情,方使孙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必 须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满清王朝,才能“安内”与“强内”, 然后才能去争国际间的平等,才能达成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由是 孙中山才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一条“先治国本,再御外侮”的革命 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来取代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彻底 革命以求新。这无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精神与思想的重大体 现。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复辟乱国,日本迫我接受亡华的“二 十一条”之际,虽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华侨曾反其道地提出 过“助袁以强国,方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糊涂思想,然而,一 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必先除国贼才能御侮,即坚持“攘外必先安 内”的立场;二是袁逆为谋公然复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 条”,从而才使国内外幡然共识“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确性。一九 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两度北伐,虽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强于公开、 于暗中的种种挑衅和阻挠,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亦本 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或化解冲突,或忍辱负重,甚至绕道 北伐,方才迅疾地达成了北伐推倒军阀的成功,然后再迫使日本 在“济案”的谈判中让步,并迫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统一。相 反,历史的事实亦告诉了我们,只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一 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只有他们,才会“揭橥对外之旗帜,以动摇 统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后安内”,其意乃在挑起列强对 我国国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挠,与对我国和平统一的破坏,以便乘机 扩大叛乱和叛国。由此我们竟可以说,“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 不仅因现实的被迫性而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因其历史的科学 性而获得了现实的正确性。

但是,这一正确国策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诅咒和谩 骂。这自然是因为“先安内”的决策,实在是击中、更击痛了中 共“图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阴谋,更使得中共在国家逐步 获得“内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来越失去了叛乱、叛国和“革 命”的条件。政府军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固因两次对日抗战而被 迫停止,但由忍辱负重而签订的“何梅协定”, 07却赢得了第五次 围剿的时间和胜利。中国共产党因此而亡“苏维埃共和国”,并为 了投奔苏俄而辗转逃窜西北,濒临旗倒人散的绝境。如是,中国共 产党攻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实因它深怀切肤亡命之痛 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对这一正确国策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终于夺 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却在“外患内忧荡然不存”的绝对和平时 期,极端地和持续地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党策”(参见下 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国敢于再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侵略 战争,则和平时期就在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将一 定会“先安内而后攘外”,并将为了“先安内”,而不知又要杀掉 多少无辜的生灵,就更不用说还会容许国人去建立一个“附俄乱 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了。 08

时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之外患内忧齐相逼来,中华民国政 府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至理,为不至 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尽解之 的常识,而在日人侵我、军阀叛我、苏俄坏我、中共叛国的交相煎 迫之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意在肃清或举枪以反叛、 或横刀以割据、或竟敢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的内奸,以造成“统 一方能御侮”之真正团结抗战的局面,难道竟是错误的、而不是正 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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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蒋介石决以对日“和战并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诚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因中华民国政府军、即 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浴血苦战,乃使所有曾经指责中华民国 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积极抵 抗”的诬蔑不实之词,立即烟消云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 开始前,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 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责,如前所说,提出指责者,一是企图借抗日 之名而叛乱和叛国者,二是对政府的“和战并用”决策不甚了了 者,三是一些为中共所着意串连和煽动起来的所谓民主派及年轻学生。 09

但就历史的事实而论,是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 和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 前,决以“和战并用”的决策,非但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其理 由是:

一、北伐告成后的中华民国,诚处于“外求和平、内求统 一”,以图巩固与发展的历史阶段。是故,为了和平,就必须尽一 切力量制止战争。而要制止战争,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 采取请“国联”出面斡旋和派代表与日本谈判这样一些和平手段。 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已经指出,芦沟桥事变之后,胡适之 先生就曾对决心要付以死战的蒋介石先生建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 10 显然,这既不是妥协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 是为尽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战争的爆发,和尽一切力量以赢得反侵 略战争胜利之双重目标所致。是历史上和国际上所惯用不腻的手 段。

二、如蒋所言 —— “我们是弱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忠实的 估计。”因此,一方面应该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 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应该 将“任何解决均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弱国外交的最 低限度”。 11 因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 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 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2 这就说明“和战并 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战,而是和为手段,战为根本。恰是因 时、因势而既要避免战争,又要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决心付予一战 的正确国策。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已明确指出:“此次事件,固希 望和平解决,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卫,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后的 胜利。”“因为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我们国民的知 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 13

三、“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曾明确表示要“暂不抵抗”,一 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 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 之方针”,目的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 15 欲如是,无非因为一 是国弱,二是国乱,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 祸”、即“俄祸”。四是要为抗战尽量地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 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五是要尽量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以 使得我国抗战能够与国际战争“接轨”,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 成一体,从而赢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为“和战并用”的决策,是出于蒋介石对日本和对 本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 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和为手段,打则为根本,“应战而 非求战”,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 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曾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 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 作战,却又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史家 曾对此详细地叙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蒋)曾致电勉励第五军 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 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 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 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时 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 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艰 苦作战,绝不自暴。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曰:“在前线必须让功 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 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 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 所求之不得者。” 16 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 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 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爆发时,据中国大陆史家称:蒋 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 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 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 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 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 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 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 北口,激战两个多月,遂创长城抗战之最为可歌可泣的业绩。 18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亲自视察芦沟桥防御工事时,曾携一工兵营 长,亲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边堤下考查地形,然后指示在永 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构筑反斜面阵地,以将枪炮口对准己方。后 来,当事变发生,日军横跨芦沟桥对我作正面攻击时,立即受到我 反斜面阵地的巨大火力阻击,果使敌攻击受挫。

四、“和战并用”的决策之所以正确,还因为这一决策在事实 上赢得了全民抗战的准备:一是于国难当头之下赢得了制止内乱的 时间,使中华民国政府军对中共江西苏区的围剿获得基本成功。二 是次第平息并团结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曾打着 抗日旗号以继续称叛的某些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如迫使陈济棠下野 和团结李宗仁等抗战。 19 三是召开国民党“五大”,从而造成全党 团结起来积极准备抗战的局面,从而维系了国家统一之根本。四是 利用这个决策所赢得的时间,积极地在军事、物质与国民精神上准 备抗战。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积极培训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已 购买一万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和兵工设备,装备成四十个师的兵力。 20

其二、据大陆史家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将全国战场 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东区、河南区与徐海区。二是晋 绥侧面阵地,包括山西区、绥远区。三是东正面,包括江苏区、浙 江区。四是南海区,包括福建区、广东区。五是警备区,包括陕甘 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黔区和川康区。然后在郑州、开 封、徐州、海州和京沪一带设置防御工事。其中,在江浙区的五个 防区、十六个阵地上,计划建造二六零六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 月已建成二二六四个。在山东区、鲁东阵地计划建成三三个工事, 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区的豫北分区九个阵地计划建造 一三五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个。其它三个 区均有建设工事的计划。同时,蒋介石还将南京一线、上海一线与 杭州一线的工事构筑任务,分由谷正伦、张治中和张发奎负责,前 后投入一百多万圆,并由驻军八十七、八十八师担任构筑任务,至 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速,连日本侵略者也 叹为观止。 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势力,使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能够出 于避免赤患、繁荣西南之考虑,同意在彼建立全国抗战根据地,为 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地域基 础。一九三四年中共残余流窜西南时,中央军曾有应邀进入西 南、“保护”他们逃过云、贵、川的做法, 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势 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护西南不受剿共战事的破坏,而且对他 们并无企图之心。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单骑走西南”时,即能够使 四川的军政始统一于中央,亦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对西南的正确方针。

其四、为张扬新生活,反对旧习俗,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 的思想与生活素质,乃发动“新生活运动”,以为坚持持久的民族 战争作精神和人格的准备。是故日本官员阿部信行曾强调指 出:“新生活运动是排日运动的结晶。”又称中国有三件不可轻予 看过的大事,就是“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 23

 其五、诚如蒋介石所预言,“设若中国战事延长,势将扩大为 世界战争”。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因决以“和战并用”的 战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国的借口,又在珍珠港事 件爆发后,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了一体,从而得到了欧美从 自身需要出发,而在道义和物资上所给予的援助,为中国人民反侵 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强了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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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及其决策与贯彻

应该说,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决以“攘外安内”与“和战并 用”的国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持久战”思想及其决策的 形成,也起到了促进和保证的作用。反之亦应该说,正是蒋介石先 生自“九一八”始,即产生并逐渐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战”思想, 才有力地推动了“攘外必先安内”与“和战并用”之决策的制定。 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形成“持久战”的思想和决策,原 因在于:

一、他具有日本随时可能侵华的思想准备

诚如他后来在《中国的命运》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 济南、五卅事件之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随时可 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访日会见日首相田中义一时,他就曾直 率地告诫日本说:“勿再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 摇”;“勿再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勿再“利用(中 国)无知军阀,压制(中国)民众”。 24 并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发 表“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辛亥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 反省”。二是九一八事变两年后,他在分析日本何以会公然侵略中 国的原因时,曾剀切地说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 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来的革命 对象,始终是国内的军阀,而帝国主义也始终没有正式出兵进攻我 们,有企图消灭我们的决心。这就是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不 充足,所以帝国主义不大注意;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当时看不 起我们。但是,到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我们革命的力量一天一 天的发展起来,快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就要打倒实行侵略中国 的帝国主义了,因此遂嫉恨而且惊慌起来了,所以不得不乘现在中 国天灾人祸齐相逼来的时候,赶紧拿军队来压迫我们,并且下最大 的决心来消灭我们。”“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我们的原 因,一是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是我们国内再无可拱他们利用的 军阀。”“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革命的直接 对象之转变。” 25

二、他具有坚决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蒋介石在“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倭寇果乘粤逆 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 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 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变,“据中正意见,可为两点之实验:一,实 验国际间有无正义 ...... 。二,实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 精神,以御外侮”。 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后采取“和战两用”的策略, 是为了“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 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 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 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蒋介石于一九三一 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变后四天,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 员大会上的这一讲演,无疑和他在数年后国民党“五大”上的报 告,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那个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 讲,互相映照,相得成证。他在“最后关头”的讲演中曾这样说 道:“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 性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你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 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其四、因他怀有“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念,他才有着“抗战到 底”的决心。也正是这个信念和决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华民 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能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内忧外患交相逼 来的艰难时世之下,既决策“和战并用”,该和即和,该打即打; 又决策“攘外必先安内”,一求党内团结,二求国家统一,三求剿 共胜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设为本,同时 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作军事抵 抗侵略的准备”。至“七七”事变爆发,他对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 胜的信念,已公开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后关头”讲演 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还在答法国《路透社》记者问时又一 次坚定地表示说:“中国必须保持其主权,维护其行政和领土完 整。”并且宣称:“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 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最后一弹一 卒 ...... ”

是年十一月八日,蒋又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称:“须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还在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说:“如日本在 中国境内从事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之抗倭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 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其侵略、并撤回其侵略工具 武力之日为止。”

三、他对建设西南大后方以作为长期抗战的根据地早有规划 首先,蒋曾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日寇野 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由是而知,蒋介石 对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长期性已有估计。再者,蒋介石早在一 九三二年即已提出,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即将国都迁往四川, 27 以应付长期抗战,因此才确立了一条“修好西南”、并使西 南与中央统一的方针。待修好西南事成,蒋介石方于一九三五年八 月有信心地说道:“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 省,只要四川、云南、贵州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 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 28 其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显然已有所定。

四、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具有远见卓识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东亚, 情形的奇突实在是国际间从来没有的事。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 经开始了!”随后,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人侵 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 29 这一认识无疑对他的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将中国 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后来他曾说道:“日本无持久作战的战略资源。只要能与日军 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亚,就是南下南洋群岛(印 尼),引起对苏俄或欧美对抗。但西伯利亚尚属生地,而南洋石油 业已开采。西伯利亚只有煤铁之蕴藏,唯南洋才有橡胶。德国人虽 已发明人造橡胶(buna)。但高性能之橡胶要件,如高速度、高重 量之军用机之轮胎,仍必须用大量的天然橡胶;人造橡胶,只可掺 极少许。所以,日军非与美、欧冲突不可。如此中日战争将成为世 界大战之一部分,而将与世界大战同时结束。” 30 当中国独立持久的抗战已经坚持四年半之时,历史的发展果不 出蒋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 战。蒋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历史机遇,于珍珠港事件发生 当日,约见英、美、苏各国大使,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 翌日七时,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按:以往是应战),同时 宣布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同日,蒋介石又主动致电罗斯 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立即于反轴心国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 事会议。丘吉尔立即赞成,罗斯福主张迅速采取行动,斯大林藉口 对德抗战而不愿意对日宣战(参见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 一月,终于在华盛顿发表了由中、美、苏三国领衔、有二十六国签 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各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打 击共同的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军队单独媾和”。一九四二年一 月三日因罗斯福建议,蒋介石亦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 帅,担负中、泰、越、缅北战区总指挥。 31 诚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重庆东亚联合军事会 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 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消耗 日本实力 ...... 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 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是 故,“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蒋介石 的话,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国消耗日本力量的极端错误, 又表示了蒋期与世界大战“接轨”之持久战思想的正确无误。

五、他的持久战思想为决策伟大卫国战争的总战略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以全面抗 战,并决策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 — 非以打垮 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 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 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 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为此,最高统帅部将国军一部集 中华北,于平汉、津浦、平绥三线实行节节抵抗,以拖住敌于华北 的兵力;又将国军主力集中于华东,采取攻势,造成在上海进 行“决战”的态势,诱使并逼迫敌人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战略, 使其不能迅速劫夺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沿京汉、津浦两 线切割我战场,直至由西向东以逼歼我军。

据八九年后大陆史家称: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 亲赴淞沪大战前线时,即对第三战区师以上军官指出:“两个半月 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 战的战略下,已使敌人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实在已打 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 32 其后,蒋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国公约”电中明确声 明:“中国军人从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 ...... 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 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

因台儿庄大战胜利而举国欢腾时,蒋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战 区,称:“台儿庄之战,不过是第二期抗战初始之胜利 ...... 长期抗 战主要在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 刻认识。以免对持久战心理发生不良影响。” 33 彼时,蒋并决心取 消原拟扩大台儿庄战果的徐州大战,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兵。六月 三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 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进退定其成败。战略之撤 退,如能达到预期效果,即胜利也。”对此,李宗仁亦认为:“自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弃守 徐州,我军在津浦线上与日军周旋五个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 路,乃充分发挥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计划。” 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汉会战正打得异常激烈之时,蒋介 石曾对英《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诺称:“纵令将来武汉有不能 守之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于毫末;中国之今日,固在长期作战以消 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遭受重 大之损失也!”蒋同时亦在日记中记述:“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 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运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 础。”据八九年前的中国大陆史家称:“由是,在对武汉作战的指 令中,他(蒋介石)才要求部队采取以攻为守,积极防御之态度, 指示中国军队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之战略决策,拖住日军和发动有限 度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 35 自淞沪抗战至武汉弃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 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确实如是坚决和主动地贯彻了 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并获得了成功。诚如蒋介石断言 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打得愈久,它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们 打得愈久,我们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 36 另外,也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 既能够决以持久抗战的总战略,又能在前期抗战中为坚决贯彻这一 战略总原则,而逐步赢得“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性胜利,次第 粉碎了日寇图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当日寇已知“武 攻”难以亡我时,竟又发起“和平攻势”,企图以“文攻”来亡 我,但为蒋所坚决拒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国大使陶德迈所 转交的日本议和条件(六条),因不符合中华民国政府事前所决定 的,“只有在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获得严格尊重的条件下始能同意 调停”的立场,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借机发表了一个“不以国民 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声称此乃是“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 于中国国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中华民国政府仍然 坚决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汉会战结束,中国 持久抗战局面已经完全达成之时,日本首相近卫又发表声明,企图 诱我和谈。蒋介石立即指出:“它不过是敌人欲整个吞灭中国,独 霸远东,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与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 整个国家欲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37 敌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阴谋遂以失败而告终。 一言以蔽之,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终胜利,是与 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决策和贯彻,决然不能分开的。或曰, 正是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中华民国有了持久抗战的科学战 略,中国人民才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于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是何时出笼的,怎样出笼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出笼和出笼的真正企 图是什么,详见下卷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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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艰苦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一)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

综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其最为壮烈惨痛者乃是全面抗战开始 后的第一年。这是因为:一、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二、日本试 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进,抄堵我西南后方,切割我华 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我于死地。三、为堵日军南进,我必北堵日 军,节节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 南进、东进战略。四、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就必须夺取“以时间 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以将我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 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正是为了达成上述战 略目标,方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更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 功,并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鉴于日军急于巩固华北战场,以图迅疾南下,扑我中原, 蒋介石乃命令平汉、津浦、平绥沿线我守军,逐次、逐节地予以坚 决抵抗,并借黄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为中心的大型会 战,使分兵平汉、津浦与平绥三线进攻的数十万日军,因我方的顽 强抵抗,而不能迅速结束华北战局。是故,自七七芦沟桥事变直至 十一月太原失守,华北战事告一段落,不仅拖住日军达四个月之 久,使日军不敢弃华北,下郑州,打武汉,以从西线完成它由北向 南的速胜战略,并且被迫与我沿平汉线次第打响了保定战斗和石家 庄战斗;沿平绥线打响了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沿 津浦线打响了平津之战、姚官屯之战和德州之战等十数次大型战 斗。据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称:在此十数次大型战斗中,天津之 战“经保安队奋战,予敌以重大创伤”;南口之战“与敌鏖战旬 日,给敌以重大之打击”;姚官屯战斗中“庞炳勋部顽强抵抗,激 战四昼夜,歼敌甚众”;“德州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全团壮烈殉 国”;“平型关战斗,几歼敌板垣师团”。忻口大型会战历时一月 有余,是为最激烈者,“是役,歼敌三、四万,我军伤亡亦甚为惨 重,郝梦麟、刘家祺两位将军壮烈殉国。” 39

二、为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避免出现日军逼我由西 向东退却的劣局,诱敌由东向西,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 定,集中主力于华东,主动发起进攻,造成八一三淞沪大战(一九三七), 40 使原驻上海的一万八千日军,鉴于我先后投入五十余 师,七十万人,诚如决战态势,只好忍痛从华北及国内抽调十个师 团和海军陆战队赴援,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人,大炮三百多门,战车 两百多辆,飞机二百多架,兵舰数十艘。“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 旺,一时无两。”双方伤亡之惨重,举世震惊。但因它粉碎了日 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使国际观感为之一新,令国际间对我中华 民族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始抱敬意。其次,它将暴敌死死拖在上 海三个月不能西进一步,使长江中、下游的工厂、物资有了内迁的 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奠定了基础。再之,它使侵华日军由 北向南的速胜战略终于破产,使侵略者在华不能任意行动,使其因 抽调华北兵力以助淞沪之战,乃造成了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终 于使我军达到了对日消耗战的战略目的。据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 十一月宣布的战况称:“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军在上海死伤达四万人”。 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队,仅于八月十四日的空战, 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数夺以全胜。为此,日本不仅叫喊要重估我兵 力,而且要重估我军抗战的军威和士气,及我国民团结抗战的决 心。

三、八一三淞沪大战后,因我国抗战已赢得实现战略退却的第 一步,是故,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确定为保卫首都而顽强一战,是 为“人心”而战;一方面则在南京弃守后,仍然坚持东守津浦,道 行,即为堵敌西进、保卫武汉而诱敌北上,造成徐州决战之态势, 使津浦线南北两端的日军,既不能从速打通津浦线,又为徐州决战 所诱惑,从而拖延了它西向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即为实现以“时间 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第二步。在本阶段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最 高统帅部,一是命令海军封锁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军迂回江西, 东上徐淮,西进武昌。二是在南京弃守后,命令主力北上,回首与 自沪西进、求从南京北上的日军,反复纠战于津浦线两侧与淮河两 岸,使之不能与津浦线北面日军会合。三是在韩复渠拥兵自保,弃 城失地,致使济南失守之后,命令张自忠率第五九军增援庞炳勋 部,死守临沂,造成两军夹击日板垣师团,并迫之仓皇一退九十 里,困守莒县城内,沿途遗尸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师团已成瓮中 之鳖,并不能与自兖州南犯的矶谷师团对台儿庄形成夹击形势之 后,与敌矶谷师团大战于台儿庄,并获大胜,使三分之一日军被阻 于徐州西北,不能对我军实行由西向东之包围和聚歼。五是于台儿 庄大捷之后,当敌人为打通津浦线而合围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 万,而我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时,我军决于五月初自徐州地区有计划 撤退,并于规定时间抵达豫南豫北等指定战略地点。由是,自一九 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弃敌, 政府军乃与日军在津浦线上周旋达五个多月,超过预定的四个月时 间,进一步实现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迫使敌人按照 我军的作战方略,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使敌既不能速亡中国, 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进了长期战争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赢得了 持久抗战总战略的胜利,从而日益增强了我国军民持久抗战必胜的 信念。如李宗仁所说:“我如果在津浦线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 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的抗战还可以继续与敌人作长期 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 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 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42

四、针对日军重新决定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和沿扬子江西进以 共同进攻武汉的战略,为避免与敌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作战,和防阻 敌人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西进,对我人力行军实现超越性追击,经 第一战区建议,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淹阻西进的 日军。对此,李宗仁曾说:“六月九日因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 与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 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 43

虽然花园口决堤,使河汛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为了 抗战,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为不得已之牺牲。所谓“弃一方之 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其例,历史功过自 明。

五、面对日军欲攻占武汉以亡我中原的战略企图,与其纠结十 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划江分由南浔路、瑞 武路、并沿长江北岸及沿大别山北麓进犯武汉的攻势,和“武汉为 天下中”、并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及全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 重要战略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于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 计划,决计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 战,重点放在外翼,“无论攻守进退,皆可立于主动地位”。并预 期与敌作战四至五个月,以消耗敌人、粉碎攻势为主,并“不作无 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实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44

武汉会战自日军六月十二日陷安庆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动 撤离武汉为止,前后五个月,大小激战数以百计,歼敌二十万,极 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为十月十二日,日军在 百余架飞机及数十艘军舰的掩护下,已强行于海南大亚湾登陆,并 于十月二十一日陷广州。至此,“粤汉交通既已截断,武汉地位已 失去重要性”,故“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 战作最后胜利之根基”。犹如蒋介石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 民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 滞敌军西进,消耗敌人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 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惟西北西南交通经济 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 交通路线开辟完峻,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资,始得 充实供给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 省,西部之开发及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行 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 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 我军攻守之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任务已毕,目的 已达”。并称:“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 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切不可认为战争失利与退 却,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蒋介石还坚定地说:“自 今伊始,必须更哀切、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 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至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 持久抗战而进行的“以时间争取空间”之艰苦卓绝的前期抗战,算 是告一段落。它确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不仅达到了既定的战略退 却之目的,又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三月 亡华的狂梦,并从此将侵略者死死拖在长陷不拔的著名“中国泥 淖”之中,直至它最后的失败。与世界各民族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 略战争相比,它在战略上的胜利,和为争取战略性胜利,而在以弱 对强的极端劣势中所赋予的苦战和血战,以及由它给侵略者所造成 的巨大打击,都是堪称为可歌可泣的和举世无双的。一八一二年俄 国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以火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库图左夫式战略退 却,既不能与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苏俄在对德国抗战之初所出现的 仓皇退却,更不能与之并论。

(二)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坚持艰苦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 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历经浴血苦战,确实达成了以“时间换取空 间”的战略目标。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 其后将近七年的岁月里,一方面因能凭借着西南大后方而继续坚持 艰苦抗战,一方面则为着保卫大后方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继 续坚持持久抗战,直至最后地打败了日本帝国的侵略。一九三八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 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 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 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 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 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主要战役

在前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上,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 生采取并坚持了“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新一轮持久战略,不断 地发动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大型 攻势。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继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 淮会战、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自一九三八年 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仅国民党军队的对日大型作战就有:南昌会 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 沙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枣宜会战、缅甸会战、豫中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 西鄂北会战、反攻腾龙战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西会战及桂 柳反攻。”“大型战斗则有阻止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 阻止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中条山战斗及 晋东南诸战斗,冀省游击战,湘东战斗,鄂中战斗,鄂西战斗,鄂 北战斗,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鄂、豫、皖边区之粉碎日军十 月攻势,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 诸稽附近战斗,豫鄂皖边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江浙闽赣方面策 应长沙会战之战斗,良口战斗,克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 斗,清远战斗,克复福州连江福清长乐战斗和朗溪战斗,郑州战 斗,凌川附近战斗,克服五原战斗,绥西战斗,袭击开封战斗,皖 东反扫荡战斗,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第二 次惠博战斗,雪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湘粤赣边区 战斗,闽浙边区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反攻广州作战。” 45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先生坚持领导的长期浴血抗战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 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 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 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 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 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 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 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46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 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 47 在历次大 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 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 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 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 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 48 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 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 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 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 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 更为壮烈的事了!’” 49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 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 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 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 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 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 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 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 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 该役说:“ ...... 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 勇敢 ...... 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50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 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 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 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 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51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 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 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 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 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 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 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 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52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 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 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 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 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 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 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 中记曰: ...... 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 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 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 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 高统帅电:“ ...... 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 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 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 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 。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 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 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 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 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 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 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 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 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 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 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 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 53 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 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54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 《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 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 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 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 ...... 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 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 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 ...... 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 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 或受伤 ...... ”55 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 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56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着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 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 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 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 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 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 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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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 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 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 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 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 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 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57

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 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 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 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 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 58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 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 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 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59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 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 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 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望抗战 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 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 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 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 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 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 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 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 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 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 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 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 的决心 ...... 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 ...... 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 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 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 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 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 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 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 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 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 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 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 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 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 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 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 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 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 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 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 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 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 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 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 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 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 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 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 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 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 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 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 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 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 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 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 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 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 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 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 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 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 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 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 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 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 着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 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 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 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 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 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 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际此 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 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 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 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 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 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 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 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 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 >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60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 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 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 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 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 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 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 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 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 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 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 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 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 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 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 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 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 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 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 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 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 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 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 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 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 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 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 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 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 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 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 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 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 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 别包围,予以歼灭。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 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 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 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 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 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 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 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 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 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 些“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 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 于开始放胆说道:“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 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 取抗战的胜利 ...... 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 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 ...... 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 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 ” 61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 终都在顽强地领导着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 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 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 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 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易劳逸先生,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 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 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 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 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 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 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 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 九四九年以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 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 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是 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 的万古奇冤是永远也无处可以诉说的。

但是,历史与人民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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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一九四五 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 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曾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十四年间,日本虽然侵占 了我国的东三省,并在一九三七年后又陷落了我们的部分国土,但 是:

第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 队从来不曾投降。

第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 队(不含中共军队)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国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 狂梦。

第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曾拟定 持久抗战总战略,领导和指挥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艰苦抗 战和英勇抗战,一再地夺取过对日抗战的辉煌胜利,消灭日军达其 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 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长期抗战中, 将一百万以上的日军拖在著名的“中国泥淖”中不能自拔,从而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诚如美国总统罗斯 福所言:“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 ...... 有多少师团的 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 印度 ——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 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 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 线 ...... ” 62

第五、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的持久抗战 (不含中共军队),由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 献,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强于 一九四二年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更因中国抗战 的胜利而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得孙 中山先生的重大历史遗愿得以实现,使得近百年来压在我们中华民 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长期坚持抗 战(不含中共军队),而使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我国成为中、印、缅、越远东战区、即中国战 区的领导国,进而成为国际所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 一。蒋介石本人亦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和领导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著名领袖人物,使自晚清以来,以“落后与内乱”著称, 并受尽东西方列强欺凌和宰割的祖国,真正地得以扬眉吐气。

这才是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内容。诚如易劳 逸先生所说,若不是嗣后的那一场内战掩去了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 全部光彩,则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把它当作一 曲“最为壮丽的史诗”来加以歌颂的。

但是,这仍然只是中华民国卫国战争所获胜利的一个部分,虽 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前, 国民党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中已经实行训政,开始筹备宪政,并于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 宪国民大会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没 有全面抗战的爆发,则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华民国宪法的制 定,和从训政走向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的民主进程,诚然是可以想 象和预见的。虽然全面抗战的爆发,阻挡了训政的进程,阻碍了宪 政的准备,破坏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 建设的困难,但是,盖因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破灭了日 本“三月亡华”的狂梦,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初步实现,迁都 西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遂在与日寇的大 规模军事较量迄无休止之时,为增强持久抗战的国力,为建设西南 大后方,并为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竟在这一艰难状态中, 和在这个本应施行全面军事管制的特殊岁月里,继续坚持民主建国 的理念,积极推进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努力发展大后方经济,刻 苦加强战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了一个 于长期战争和残酷战争的特殊艰难条件下,竟能持续推进民主政 治,发展国家经济和建设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迹。这个奇迹不仅在 世界历史上鲜见,而且成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中一支独开的奇芭。 反而言之,也正是这一激烈战争状态下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建设,才又为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 极为重要的国力、军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础。

第一、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战役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 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 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 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 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 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 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 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 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 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一九三九年九 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 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 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 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无法召集,乃于一九四零年九 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一九四零年 十二月十二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一九四零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庆“国民大会堂”竣工。但因大会堂于一九四 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机炸毁,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 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和国民大会无以召开的现实,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 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 实。

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 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 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应该说,由于中华 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于极其艰苦 的战时,仍坚持了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具体言之,就是对宪 政的准备,尤其是对制宪国民大会的筹备,才会在抗战刚刚胜利之 时,就能将民主宪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并能于中共发动内 战和一意破坏之中按时召开。

二、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 强化训政时期革命政府的统治权,相反,为了在战时推行宪政和准 备宪政,却逐步开放党禁,允许各党派参政,包括进行了十年叛乱 和叛国的中国共产党和在训政期间曾因创建国家社会党而被捕过的 张君劢、张东荪等。 63 由是各种党派应运而生,多党政治渐趋成 形。这就为战后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的相继召开,以及推 动多党民主政治逐渐地打下了基础。这对于一个正在戮力抗战,亟 须统一军事、思想和政治的时代,诚然是不可想象的。较之中共至 今绝不允许人民有任何集会、结社与组党的自由,其两个政党和两 个政权之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而泾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间,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非 但没有以战争为理由而钳民于口,反而继承和发扬了训政时期予人 民以相当广泛之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从而使得抗战 时期的国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国民党抗战,以责政府和国 民党之不当。连对心蓄颠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夺权篡国的中国共产 党,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亦在中共伪装提出“四项保证”之 后(参见下卷第三章),首先于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释放亲共派人 士,即为中共一党图存而不顾整个国家危亡的沈钧儒等七人(参见 下卷第三章),于八月二十四日释放中共领袖陈独秀,允许中共在 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开办书店。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 学家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 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 ...... 。除中共的《新华日报》、 《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 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在重庆的大型出版发行机构则 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 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正 中书店》、《独立出版社》等。 6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中 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都在重庆恢复了编审部和印刷部, 且增加投资,扩大了出版规模。广大作家自己经营的小规模出版社 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书屋》、《中外出版社》、《群益 出版社》等,亦开始成立出书。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图书公司》、 《建国书店》、《文风书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书 馆》等,尤使图书出版量迅速增加。据一九四二年统计,仅仅在重 庆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一百三十多家。 65 中国的出版事业继在上海 和战时的武汉出现繁荣时代之后,在抗战时代的重庆竟进一步得到 了巨大发展。显然,这样的思想与出版自由,对于一个正在坚持艰 苦抗战、日日血溅中华的战争时期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较 之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于绝对和平时期竟能全面废除人民原 已享有的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实有霄壤之别。

第二、战时国家经济的建设

全面抗战八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经济建设,在蒋介 石提出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 ...... 我们一切政策,一切实施, 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据国防来判断”之总 决策下, 66 战时的工业、交通、贸易、农业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 着十分瞩目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在经济上对持久抗战作了保证。

一、工业建设。据大陆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 史》一书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大批重 要的工矿企业迁入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批批爱国的工商业 者、科学家和实业家们,在“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激励 下,不远万里撤厂内迁。据统计,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迁入大后 方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二百五十家,技术人员达万名以上。国内大 型钢铁企业亦从上海或武汉络绎迁入 ...... 此后从长江的唐家沱到大 渡口,沿着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达纂江布满 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以重庆为中心,在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 了中国抗战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矿业、冶金、机器制造、化 工、建材、纺织、造船、电器、日用百货、面粉、食品加工,以及 属于军工系统的飞机制造、光学仪器、机械、皮革等在内的,门类 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民营资本约占大后方资本总额的百分 之八十二点五 ...... 与战前的大后方工业相比较,不仅工厂总数、资 本总额、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工业门类的配置、产品数量和地 域分布都有明显的发展。据该书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 设计划委员会在重庆举办了“第一届陪都建设展览”。著名实业家 颜耀秋曾撰文指出:“当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各工厂即奉命内 迁,是时,船又多移作军用,能分配各工厂载运内迁者仅百分之二 而已。今在此战时之工厂出品,乃经三年余之久的苦斗搜罗所得的 成果,虽出品尚属幼稚,但吾辈聊可以告慰于国人。” 67

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则称:“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奋斗历 史,可以看出吾国从事于民族工业的厂家、职员与工人,是具有茹 苦含辛不屈不挠之精神的;第二,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出品中 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工业不是没有基础的 ...... 举凡国防民生所需之 物,无不具备。我们应当珍贵这点基础,应当努力巩固和发展这点 基础;第三,我国工业过去所需的机器,主要是求之于国外,抗战 以后,国人才注意这个问题。这次迁川工厂的出口展览,就表现出 这种成就了。” 68

二、交通建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战争 初期的胜利,迅速地断绝了国民政府的国际交通。一九四二年,中 国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缅公路和西北方面联系中苏的甘新公路先后 受阻,香港的沦陷又使中国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转据点,日本更是 叫嚣“封闭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 助”。 69 一九四一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乃对此作出决议:“目 前滇缅公路为我国交通之要道,其防护之重要,自不待言,尤应一 面配备重兵,节节控制,使敌不敢轻易侵犯,一面仍需改进运输方 法,以谋抢运物资。” 70 嗣后,在中、美、英等国军民的艰苦劳动 下,中印公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这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 中国昆明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陆路交通,加强了中华民国政府与国 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系,为盟国军队反攻日本提供了条件。此外, 中印航线的开航和数条国际无线电路的开通,不仅创造了世界空运 史的纪录,而且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贸易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抗战全面爆发 后,因国内运输阻滞,内地传统输出品难以到达上海等沿海口岸, 中国的外贸额急剧下降,上海外贸额减少一半左右 ...... 一九三七年 九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大纲》,决以重要 外贸政策如:为应付对英、美、苏诸国易货偿债起见,对部分产品 实行统购统销;为集中外汇,商人须依照政府规定汇率向中国银行 和交通银行售结;为削弱日军作战,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运资 敌物品条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出口总值达一万一 千五百七十万美圆,其中国营外销系统的出口值竟达八千六百四十 万美圆 ...... 其对于指定外销农产品得以输出,维持国民政府之债 权,换取抗战建国之急需物资方面,作用不可低估。 71 四、科技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国民政府的战 时科技政策,以抗战建国基本方针为其指导思想,即:“对于科学 知识之追求,科学技术之深造,科学教育之普及,必须于抗战中集 中精神,积极推进,以促成我中华民国之现代化和工业化 ...... ” 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 ...... 总体看来, 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在应用技术方面进步最快 ...... ” 73 时工矿企业还 获得大小发明三百余件和专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化学 家候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于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 的连续过程,并相继完成工艺设计,使之实际投产,对纯碱和氮肥 工业作出了贡献。“候氏制碱法”是对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德维 法及蔡安法传统工艺的重大突破,是艰苦抗战时期科学进步的一朵 奇芭。此外,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大猷关于《多元分子振动 光谱与结构》的研究,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线之同予理论》, 苏步青的《曲线影射研究》,锺明来对《几率论》与《数论》的贡 献,李四光对南岭地段地质构造的研究,丁毅对四川纂江铁矿的新 考察,冯景兰对于川康大铜矿的《纪要》,王恒明发明的《浮游选 矿剂》,马延英关于《珊瑚层的生长断定古代气候的分析》,四川 大学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图志》等,都是抗战时期科学研究的 重要成就。 74 思想的自由,国家的重视,自然亦带来了抗战时期社会科学研 究的兴盛局面。“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长足进步”。 75 是时,仅重庆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一百四十一个。朱光潜的 《诗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 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 会(文工会),更是由各党各派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 军,是“一所新型的学术机构,人才荟萃,硕果累累,时人称齐之 稷下”。 76 虽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并成为中共制造抗战 阵营分裂和为发动内战而制造舆论的重要巢穴(详见下卷第四 章)。

五、教育文化建设。抗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教育文化建 设。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即便是于烽 火国中的战争岁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发展。另一方面,则 证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时代,即便是在血溅中华的战 争年代,我国文化的发展,亦非但没有断裂,更没有被毁灭,甚至 反而创造了非常的繁荣局面。较之中共夺取政权后践踏教育,毁灭 文化,甚至竟能为一党之内讧,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坏中、小学 教育达十数年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特别令人感动的,也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培都史》所着重指出 的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大批的高等教 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全国百 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学校汇集于重庆。据当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定 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高级知识分子 中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 识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由东 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国脉的第四次 文化教育大迁徙。该书还称:“抗战时期统一高等院校教学、管理 的各项制度规范,标志着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 的无计划放任状态,转入统一组织与规划,从而进入与中国抗战建 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 ...... 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对战时 教育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所带来的 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77 其次,抗战时期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 是故,文化的发展也就伴随着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激情,呈现出 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据该书称:“ ...... 美术大师群集陪都,戏剧 创作迭呈高潮,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 着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继沦陷,“数月以来,上述各地归国文化 人,且数千人”。同时,“为了抢救沦陷区内的广大文化知名人 士,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军事部门,及地方人士,如张发奎、杜 月笙、戴雨农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抢救工作 ...... 到一九四二年七 月,港、沪、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还在陆续内移中”。 78 “政府方面,亦于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拨专款,办理此项招待和 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为内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并在重庆等地 设立招待所,又代为安插工作,期以人尽其才,给每一个文化界的 人士以归国服务的机会”。 79 据统计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全国性文艺 团体就有三十五个。全国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 中于重庆。彼时,文学、戏剧、话剧、美术等均为抗战而创作,又 在为抗战而创作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艺刊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 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更予各类创作带来了大量的出版阵地;数度 雾都公演,尤给话剧的演出和兴盛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80 只需稍稍比较一下,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于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 的围剿和迫害,回顾一下中共于国家和平建设阶段,数度大兴文字 狱以摧残文化、逼杀文人的行径,两个党和两个政府的德行和本 相,又何需论之与辩之。

六、战时农业建设。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 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 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 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 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 持了抗战的基础 ...... 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 失败,而是成功的。” 81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 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 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 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 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 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 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 则 ......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 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 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 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

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这个纲要,上承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本义和一九三零年国民 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下衔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三阶段和平土地改 革的实践,虽为战时,却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 路。据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 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 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 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 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 82 可以设想的 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 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 样,也能够走上一条“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 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 退守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设 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 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实令今日之中国 大陆人民“百感而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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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民族英雄 —— 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一)民族英雄 —— 蒋介石

为什么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 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 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 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 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 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 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 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 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 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 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 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 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 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 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 国。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 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 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 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 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 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 是,作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 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领 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 实际原因,就是如同他曾亲自指挥北伐战争一样,他同样是那一场 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可以说,他修好、建设西南 的国策,和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思想, 尤其是他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和他亲自指挥 抗战、亲赴前线、历尽艰险的英勇行为,就更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 民族英雄的本相。 83 若要将他与那个在局部抗战的前六年一心只想 在苏俄指挥下叛乱叛国,在全面抗战的后八年一心只要“日蒋火 并”,心心念念只想乘国难以抢天下的毛泽东相比,则毛都能够做 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难道蒋介石先生只做一个区区的民族英 雄都不够格吗?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 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而蒋介石先生 本人作为一位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保存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 他岂但当之无愧,而且功垂千秋。

(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显然,只有在论证了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 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极抵抗、积极妥协,只打内战、不打外仗”的 民族罪人,相反,却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党和民族英雄之 后,我们才能将中共幕后策反,张、杨台前发动,和斯大林作为最 高决策者的西安事变,其作为一场阴谋武装政变的政治本质和历史 遗祸,辨析清楚。

西安事变,于今早已不是历史悬案。作为一九四九年夺权的胜 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并且是赤裸裸地夸耀过它“英明策 划”和“和平调停”的两面漂亮手段。同时,即便是西安事变的主 要肇事者张学良本人,亦同样没有对自己当年的“兵谏”、即武装 叛变讳莫如深。

然而,作为历史事件的西安事变虽未完全清楚,而作为遗祸历 史的西安事变,就更是在海内外不能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政变阴 谋策划者和发动者的历史罪恶,非但没有受到历史的认真清算— 如历史对袁氏窃国的一再清算那样,甚至反被当作英雄和豪杰,既 在中国大陆被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又在海外被某些学者 专家闹得纷纷扬扬,名声历久而不衰。从而使那一场险些卖了国 家,断了国脉,至今仍在祸害着中国大陆人民的阴谋武装政变,尤 其是它的“罪魁”与“祸首”,在今天仍被渲染着神秘的色彩,图 画着英雄的形象,伪饰着要抗日救国的花环。由是,不仅使蒋介石 先生因之而坐冤难申,更使这一伙当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祸福于不 顾的新旧军阀,竟成为人间灵杰而受人唏嘘、感慨和尊重。这无疑 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 重恶果。因此,厘清事变的幕后人物、台前人物和决策人物,指证 其叛国毁国的严重性质,道明它祸害民族的历史重罪,不仅是对历 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要“思历史、决国是”的迫切需 要。

第一、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只因为其时逃亡在陕的中 共二万残余红军正面临“被剿灭的绝境”。彼时,如果日本全面侵 战争爆发,虽能因“国难”而给万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机,但已经 时不待我的中共,为了救命,才决策了“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 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就正是中共这一“假抗日真反 蒋”之阴谋策略所结的“果实”。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 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 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分 裂”(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说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盖因中共于夺 权胜利后曾一再称西安事变乃为它所领导,所解决。所谓不打自 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已经明白无 误地说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 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84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 85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86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 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已专门发表 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 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其三、实际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词用语下面,却是中 共对杨虎城的“谋合”和对张学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 四至一九二七年间,曾借参加国民党而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谋 合”,以对国民党“挖心”一样。

首先,就中共对杨的“谋合”而论,应该说,在一九三五年 冬,当刘少奇带着毛泽东“反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阴谋, 抵达天津恢复中共北方局之后,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 西北军和东北军,策反其上层将领。另两件则是煽动学潮和策动文 化界“闹抗日”(参见下卷第三章)。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 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部担任了要职。杨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 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 共党员王炳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俄命令归国后由中共派做 杨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汉宸派代表见杨,同月中共又派汪 锋与杨直接谋谈,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汉宸的代表再与杨约谈,一九 三六年四月中共专派回国的王炳南与杨一再地“深谈和合谋”。由 是,中共终与杨结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杨的富县王劲哉旅已用军 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 药品等运往延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了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 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 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 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 曲,甚至已经同流合污。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 围、“挖心”的张学良。

其次,就中共对张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 团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镇军官训练团”,虽由张、杨任正付团 长,其实权却完全握在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手中。中共党员应 德田作为张学良的少将处长,更是张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策划者之 一。中共党员申伯纯即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时间虽然只有两 月,但对于改造思想,灌输联共抗日的主张却收效很大”。 87 军官团学员就曾在西安事发前七天狂言“不要让蒋介石站着走出去, 而应该爬着滚出去”。 88 二是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 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 和“左倾”分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 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 作。 89 三是西安事变后第二天就更名为“东北军政治大队”的学生 队,有队员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党介绍去的,其中更有 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由是,中共及其地下党员们,乃抓住张学 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投合他,接近他,然后包围他, 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 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帅”张 学良,终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的是非观,以使他在某种特殊条件 下,能够作出有利于中共的决定。中共幕后教唆的工作,终于使 杨、张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

众所周知的是,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此二人 的历史而言,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作霖则是十七年军 阀复辟混战的主要军阀之一,所谓坏军阀中的坏军阀。张学良本人 乃一介花花公子,从未有过一件勋劳,从未打过一场胜仗,由封建 的传承关系,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其后,只是迫于日本压力 和内部异动, 90 加上年轻气盛,有一定的爱国情绪,而同意“东北 易帜”,归属中华民国以为功。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封建军 阀的根本性质。至于杨虎城,原是西北军将领、倒戈军阀冯玉祥旧 部,是谓旧军人出身的新军阀。既参加过冯的叛变,又是拥一省军 政大权的军政领袖。新军阀们并不真懂共和、民主为何物,甚至不 懂中华民国为“何国”。他们不仅身染民初军阀混战和北伐之后新 旧军阀叛乱的积习,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残余军事势 力“假抗日以叛乱”的影响。特别是他们要保存和扩张一己军事势 力的私欲,一旦时机成熟,契机出现,就会促成叛变的应运而生。 距西安事变仅半年的两广六一叛变,其打着抗日旗号的鲜明特征, 就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发的先声。由是,“正在汹涌澎拜的民族主义 浪潮(抗日浪潮)便夹杂着杨虎成的野心和老练沉着,夹杂着张学 良的冲动和任所欲为的性格,更深藏着中共于危亡之中图存的机心 和周密策划”, 91 终于酿成了一场茅头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 民国,尤其是针对蒋本人的“阴谋武装政变”,从而在三十年代残 余军阀的武装叛乱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乱的恶浪,更在中共十年 叛乱叛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罪恶的实绩。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 战士倒在血泊中的惨痛景象,最近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出来 的,“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 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 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图划, 92 实在是把他们作为一伙叛 乱成性之旧军人和旧军阀的本质,以及西安事变的阴谋武装政变性 质揭穿无疑。张、杨两人虽然共有着旧军人、旧军阀的本质特征, 但两人的城府却一深一浅。因而,中共虽为整个事变的幕后教唆者 和策反者,杨则为张的幕后策划者。

第三、西安事变的最高处理者与和平调停者

如前所说,中共既是西安事变的“幕后教唆者与策反者”,为 什么西安事发之后它又成了一个“和平调停者”,甚至成了“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的“天使”,并在中国大陆自吹自擂了整整半个世 纪呢?

这是因为,西安事变虽为残余军阀于台前所发动,更为中共在 幕后所策反。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武装叛国集团,十年来,它的一 切叛乱和叛国行为,都必须服从那个境外颠覆势力 —— 苏俄的需 要和指挥。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苏俄一心要的是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以便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所以,中共便在它的 指使和指挥下,实行公然叛乱和公开叛国。一九三五年八月后,当 苏俄面对来自德、日两个法西斯强邻的威胁,为自保而必须改变策 动他国共产势力颠覆本国政府的阴谋时,它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 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保卫他们的“工人 阶级祖国 —— 苏联”。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 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 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才会一听到事 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 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的这个电报指示,中共 无疑要绝对服从。因而,原来已经将杀蒋之意隐藏在字里行间,任 由张、杨去领会,并且“打算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的毛泽 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只好于自嘲的狂笑声中,决定由他 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这样,中国的西安 事变,虽由残余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 高决策者,却是俄国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参见下卷第三章)。 93

于是,作为事变主要阴谋策反者之一的周恩来,便摇身一变而 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个年少无知、轻信盲从 的张学良,又遇上了一个“重然若、儒气太深” 94 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闯下滔天大祸,遭到全国全世界反对, 95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将“捉曹演成了放曹”;后者则因周恩来 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一再向他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 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对他动以“天伦之情”,从而才 最终地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中共叛国集团和他的使者周恩来, 终于在他们的俄国领袖命令下,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 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的“全面胜利者”。周恩来这个人鬼两面的共产派政治家,却因此 而凸显了他的“光辉形象和倜傥风流”。

第四、西安事变的政治性质、现实结局和历史后果

的十年间,由残余军阀势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公开武装叛乱,又是 由残余军阀势力和中共武装叛国集团首次联手,以在抗日的旗号 下,意在共同颠覆中华民国的首次阴谋武装政变。首先,它使“八 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 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 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 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 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96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变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气,全国团 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先生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 望,终于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 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参见下卷第三章),从而 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 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 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参见本章注二),全面爆发了。不仅 使我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更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埋 下了赤祸蔓延的悲惨结局。

其三、西安事变终于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这一伙原来已经濒 于绝境的武装叛国集团,不仅获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顿,而且乘机 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并因此而能立即与国民 党中残存的亲俄、亲共派结缡,尤其是利用了那个二十世纪最无知 的女人 —— 那个“一人便能够抵得上百万共产党员的宋庆龄”,

97 在国民党内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连台大戏:名为要求国共再 度“合作”,实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扩张。由是,国民党内部分 裂再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在以宋庆龄 为首的原亲俄派国民党人进攻下,通过了所谓“实行孙中山三大政 策遗嘱”的提案,一方面则在反共派的坚持下,在会上通过了“关 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打了平手,但会议决议却称:“今者 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 不断人自新之路。唯使鉴思往来,不容再误 ...... ”国民党的迂腐竟 一至于此。

紧接着,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方 面固然加紧了“为抗战而要求国民党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国 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明确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 领导下,一致团结对外,抵抗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则 迫于大敌当前,只能明确表示“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 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 纳 ...... ”。

中国共产党不仅由是而获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当即重演对国 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旧戏,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不但迅速造 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且,将对国民党的渗透做到了令人叹为 观止的地步。当天真的国民党正在高兴地看到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 终于形成时,他们又如何能够想到,中国共产党早已在它的党内决 策了要使“日蒋火并”、而它自己却要“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 的“抗日”总策略(参见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 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 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蒋介石卫士排六 十七名年轻战士为领袖留下的鲜血,非但没有改变蒋介石与国民党 人的“忠恕之道”,却成为前驱者的血,为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 面复辟残暴的专制统治,留下了血迹斑斑的历史前证。袁世凯、张 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和包括张作霖在内的一个个 反动军阀们,虽然都不能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不能推翻孙中 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不能阻止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更 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长久的专制复辟统治,然而,由张学良、杨虎 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 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 古未有的劫难。

对于由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历 史性悲剧效应,难道除掉中国共产党之外,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 旧军阀和叛乱者 张学良和杨虎城们,竟不应作为历史的罪人,而 受到人民和历史的永恒审判吗?再言之,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们, 是在一九四九年后的西安发动了那一场阴谋武装政变,其要杀害的 乃是毛泽东,则他们的下场和“名声”又将如何呢?

至少,中共领袖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冤魂”,能够作出最 为痛切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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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六章

01、〔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一六九页。美国史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时，书名改为《蒋介石与蒋经国》。
02、据闻中国大陆已经有资料证明中共北方局曾令中共武装人员在芦沟桥两岸打枪，策动“芦沟桥事变”，以诱发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目的仍然是在趁乱“图存”。因作者并未亲自看到该资料, 故仍按原历史定论予以阐述。可供参考者，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一段证词称：七月八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天津。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茂川秀和(天津特务机关长)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干的 ...... 。”我和茂川曾在参谋部共过事，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学生交往密切，所以追问他一句：“那末，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吗?”他满脸通红地点头承认。后来因茂川害怕承担“第一枪”挑起战争、作为祸首的责任，又否认过隆吉的证词，所以，仅在注中予以说明。
03、毛泽东曾在接见日本政客佐佐木更三时说过此话。周恩来则在很多公开场合下说过此话。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对降清的明大臣说过:“大清的江山非得自于大明，乃得自于闯贼。”
04、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叛变时，国民党将军、中共地下党、时任白崇禧参谋长的刘斐，曾对陈济棠如此说。
05、一九三三年陈济棠拒绝中央调兵赴赣剿共时所说的话。
06、蒋纬国:《蒋委员长十四年抗战指导》，八十二年讲于国家统一建设促进会。
07、即“塘沽协定”。
08、详见下卷第五章。
09、参见前章注39。
10、参见杨树标“蒋介石传”。
11、同10，第三二四页。
12、蒋介石:“庐山讲演”。一九三七。
13、同10，第二六三页。
14、摘自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接见请愿学生时的讲 话。《蒋公纪念专辑》,台湾青山出版社。
15、同10。
16、《陈布雷回忆录》第二集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17、同16。
18、参见杨树标“蒋介石传”。
19、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亲赴广州和平解决两广“六一”事变，陈布雷有日记称:“李总司令德邻欲亲谒蒋公于广州，归还军权，完成统一。蒋公闻其来粤，不等来谒，亲往访晤，谓不使其有屈就之感。中又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
20、同10，第三二九页。
21、同上。
22、一九三五年，中共江西中央红军向西南逃亡时，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遂向中央求援，至此，中央军才算是“应邀进入西南”。但因蒋考虑到战事不论胜负，对地方总不是好事，必造成骚扰，所以才派遣中央军“左右护送”地将中共逃亡红军驱逐至陕北人烟稀少处，以图包围歼灭。如是，方使西南诸半独立省份即地方军事势力，认为中央政府并无图西南之心，从而才同意将大西南作为持久抗战的根据地。中共党史教本和中共拍摄的电影也都有嘲 弄“蒋介石曾左右护送他们长征”的“笑话”。
23、魏萼、谢幼田著:《中国政治文化史论》第一五七页。台北五南出版公司。另见《纪念蒋公专辑》，台北青山出版社。谢为中国大陆历史学家，参见前注。
24、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访日时对日本朝野的讲话。主要是希望日本能反省辛亥以来的对华政策。
25、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一九三三年五月。
26、[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八册第五二 页。
27、张其均:《党史纲要》第二章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
28、同01。
29、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日记。
30、同06。
31、后来缅北划为西太平洋战区，受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中国战区遂权责独立，归蒋指挥。
32、一九三七年十月二九日，蒋介石在淞沪前线军事会议上的讲话。
33、〔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
34、《李宗仁回忆录》第七四九页。
35、《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36、同28，第一七零页。
《纪念蒋公专辑》，台北青山出版社。
38、同35。
39、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见杨树标《蒋介石传》。另外，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形详见下卷第四章。
40、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文件。
4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
42、同34，第七六八页。
43、同34。
44、蒋介石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日记。
45、杨树标:《蒋介石传》第四十页。
46、《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八页。
47、同01。
48、同45。
49、同45。
50、冯玉祥:《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51、《李宗仁回忆录》第七七零页。
52、冯治安巧电。参见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的军事报告。
53、同28。
54、同28,第一八五页。
55、同28,第一八五页。
56、同28,第一八五页。
57、杨德均著:《中国抗日战争大画史》。北开文化事业出版公司。
58、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公布的伤亡数字。
59、同47，第三三八、三五二、三八八页。
60、何应钦:“在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的军事报告”。
61、扬树标:《蒋介石传》第三八八页。
62、《罗斯福秘闻录》。新群出版社,一九四九。
63、参见本书上卷第七章第二条注释。
64、《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第二四零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
65、同上，第三四一至三四三页。
66、蒋介石于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零年七月六 日。
67、同64，第四零零页。
68、同上，第四零一页。
69、“市府秘书长谈限价后的物价”。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新华日报》。
70、《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七四四页。
71、同60，第四零五页。
72、同60。
73、同60，第四零七、四零八页。
74、同60。
75、《中日战时学术》第一页。重庆天地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五月 版。
76、同60，第三六零页。
77、据大陆版《陪都史》称：战时教授月薪最高达六百圆,最低三六零圆;副教授最低二四零圆。另有教育部给的学术研究费五零零 至一三零圆不等。
78、“慰励归国文化人”。《中央日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
79、《文化先锋》创刊号第四页。
80、仅一九四二年十月至四三年六月第二次雾都公演，即演出了“祖国在召唤”、“家”等二十二台大型话剧。
81、转引自大陆版《陪都史》第二一一页。
82、同64，第二一七页。
83、参见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国民党—— 一九三七》一书。该书对蒋介石历次亲赴前线领导和指挥抗战，以及数历惊险的史实有详尽的叙述，更有高度的评价。
84、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等编写的《中国现代史》和近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现代史著作。
85、同84。
86、同84。
87、魏萼、谢幼田:《中国政治文化史论》第一四七页。
88、同87。
89、同87，第一四六、一四八页。
90、指东北军元老杨宇庭因亲日而反对“易帜”，被张学良用计所杀。
同88，第一四九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同92。
参见《尼克松回忆录》。
西安事变爆发，时全国一致反对和谴责张、杨。北大、清华的著名教授几乎一致反对军阀祸国，连后来成为中共战利品的闻一 多、朱自清等都发表宣言，愤怒谴责张学良“武装劫持国家元首”，为张、杨所始料不及。唯有青岛纺织工人联名致书表示支持，显为中共策划。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更是一片欢腾，国民自动放爆竹欢呼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
96、蒋介石日记。
97、参见本书上卷第三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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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

诚如前述,中华民国以一弱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如果她也象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能够迎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她的前程将无疑是十分光明的。然而,悲剧却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夜,于八年抗战中“养在深山人未识”的ZG军队,就已经发动了旨在夺权打天下的内战。中华民国要在战后的废墟上期图和平建国的希望,不但因之而破灭,而且,中国国民党志在战后迅速推行宪政、即还政于民的历史愿望, 虽经惨淡努力,亦因之而灰飞烟灭。辛亥以来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进程,由是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逆转。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从ZG一面来看,是一场旨在“打天下”的战争,因为中共数十年在苏俄指使下造反的目的, 就是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移植GCzz制度于中国。从 中国国民党一面来看,则是中华民国第三度统一中国的战争。因为,一度为北伐成功统一中华民国,二度为统一后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余波。从结局上看,则是中国国民党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这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在中国大陆既已被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颠覆,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更已为中共的“GCzz制度”所复辟。而ZG农民造反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历史特质,中共所谓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农村DC政权的性质(按: 费正清死前对中共的最后用语),和中共从zz理念到复辟实践都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本质,自然又决定了这一场内战的根本性质,乃是民主进步与zz倒退的一场残酷历史较量。

一 民主进步和zz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

本节冠以“民主进步和zz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这样一个标题,历史若倒退半个世纪,读者一定会认为题中所指的zz倒退, 必是中国国民党及其失败的政权无疑。而题中所指的民主进步,又一定会被误解为夺取了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这是在五十年之后。因而这个认指非但已不可能,而且在中国大陆民间更无人会产生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觉。因为中国大陆民众在半个世纪的痛苦和流血之中,已经知道了什么是zz,谁才是zz。但是这又并不等于说,在中国大陆每一个人都已经懂得了,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被打败的那个国家、政党和政权,恰恰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才是一个真正民主进步的政党和政权。历史的悲剧在于,它失败了,如同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与克伦斯基及其革命政权一样地失败了;如同她领导长期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光辉竟被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掩灭罄尽一样。数十年来她为了推进中国由zz向民主艰难过渡的种种功绩和实绩,早已被忘却,被掩盖,甚至被诬蔑和栽赃。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五十年的zz复辟统治,终于使中国大陆人民自己从反思那个“失败了的政党和政权”为始,进而对那一场内战中的失败者,以及她在失败前的最后几年中,曾如何迅速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再认识。而这一再认识的结论,便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民主进步与zz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更是中国民主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zz复辟进行长期较量的继续。而所谓民主进步者,非但不是那个胜利了的中共,恰恰是那个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和由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显然,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认识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

第一、训政的结束和双十协定的签立

一、一九三七年前,中国国民党因外患内忧而未能如期结束训政,但已经准备结束训政和筹备宪政。一九三七年后,国民党不仅于艰苦抗战之中,仍在推动着民主宪政的准备,而且,随着再度“容共”和党禁的实际开放,中国已经再一次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形态。当时的中国,除掉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以外,不仅还有一个有地盘、有军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合法存在和独立存在,并能参预国是,而且在原来就有的新闻、舆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基础上, 已经逐渐地和迅速地形成了一大批政治社团,直至其他在野党派的出现。抗战即将胜利结束时,就在这些社团当中,由国社党和数家小党所结合而成的中国民主联盟、中国青年党等,非但已经应运而生,而且在国家政治上,已经愈来愈有了言权,甚至是事权。再加上法统原来就是共和的,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的目的,又是要还政于民,实现多党政治,因而,抗战胜利之日,即已成为民主宪政大步推进之时。中国国民党亦由训政而开始了向宪政的实际过渡。

二、正因为法统是共和的,执政党是要实行民主的,战前和战时亦已经为战后的民主政治作了准备和铺垫,战争远未结束,中华民国政府就已宣布将于战争胜利后一年召开“制宪国大”,然后召开“行宪国大”,实现“还政于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投降的当日,蒋介石便在中共已经借“受降”而挑起内战之时,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敦请美国大使赴延安斡旋,请求斯大林敦促毛泽东参加和谈,以消弥内乱和内战,共同和平建设这个历尽战争创伤的新中国。由是,毛泽东才在美国大使的“护送”下来到重庆。国共两党历经四十日的会谈,于是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

其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一、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 并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 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各项问题。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

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 受的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 

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并皆有合法的地位。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 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

双方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

首先,这个协定之所以能够签订,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提供了一个“能够与反对党进行平等对话和平等谈判的政治体制,或曰民主体制。”中共及其政权从来就没有、也绝不允许存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民主体制”。

其次,这个协定之所以能够充满平等和民主的精神,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权,在本质上便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和政权。因为, 执政党首先已经承认了中共这个反对党和其它政治党派的合法存在,即承认了多党存在的现实,又决心要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实行多党民主政治。这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共政权则是不能想象的。 01

第二、政协会议、制宪国大的召开和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

一、毫无疑问的是,“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确实充满了民主建国和多党治国的民主精神。这个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体的表现, 便是三个月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首先,从这个会议的三十六名组成人员来看,国民党仅占八人,中共占七人,中国民主同盟占九人(中共为拉拢民盟送其两票),中国青年党五人,各界社会贤达九人。除国民党八人外,其余各党派共二十八人均为本党本派所推选,而非执政党各级党的组织部自己提名、自己审查和自己批准。他们才是真正的各党派代表,与今日中国大陆那个“假政协”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政治协商会议由协商而敲定的内容,基本上便是“双十协定”的内容。它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

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制宪国大”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确是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她不仅以孙中山先生的“五权”思想弥补了“三权”的缺陷,以人民的直接选举权填补了因间接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制度的缺失,而且赋予人民在直接民权行使中享有创制、罢免、复决的权力,无疑是对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一个发展与完善,从而显示了全民政治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根本精神。特别是她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原则,和各级法官及考试官员必须超越党派的明确要求,既是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大发展与完备,又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原则,是“临时约法”诞生后三十年间,中国宪政历史艰难进步的政治结晶,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之所以能够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历史根据,也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否定和推倒“中华民国宪法”的根本缘由所在。难怪胡适之先生说“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若将之与邓xx改革时代,有人仅仅说了一句“要政治民主化”就能被判刑十四年的中共“恶法”相比,谁是真正的民主,谁才是真正的zz,也就一目了然。

必须指出的是,这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过程,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外患内忧的艰难时世,记录了“民主与zz反复较 量”的艰难进程,还纪录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本质, 和中华民国拥有一个共和法统的民主国家性质。“中华民国宪法”于训政时期的一九三三年受命起草,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草案(即五五宪草),于艰苦抗战时期和抗战刚刚胜利结束的岁月里,由各党派及无党派(包括中共)进行了四次大的修改。所以,它非但不是一党一派的产物,而是多党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第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战时最高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宪政期成会在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就决定广泛征求对“五五宪草”的意见。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宪政期成会又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各方意见,经过综合整理,提出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第二次由部分国民参政会议员和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组成“宪政实施协进会”,以“发动全国 民研究中华民国宪法”。一年后收到各方意见二百六十九条,经讨论提出三十二项建议,题名“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对五五宪草的意见”。第三次是国共“双十会谈”曾决定由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予宪法以修改。而由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宪法修改原则,其最为重要者,便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需出自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第五条)”。而参加起草宪法修正案的中共人员即有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等。负责起草者为当时亲共的反对党领袖张君劢,以及骂国民党骂出了名的民盟领导成员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张甚至在起草改组中,蓄意笼络中共代表,常常排斥和不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02 第四次修改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十九两日,即在制宪国大进 行中。其间,一是由国民政府与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民盟代表张君 劢、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吴经熊等两次会商,根据修正案加以整理、补充和悖定,完成修正案;二是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后,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然后再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交由行宪国民大会连续召开六次大会,进行广泛讨论,并组成有二百人参加的八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宪草内容进行审查;三是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读通过。由是,“中华民国宪法”终于诞生。

“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标志着制宪国民大会和制宪的成功,标志着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历经外 患内忧和民主与zz的反复较量,终于由军政、训政而走向了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华民国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由此而被确认。

 制宪的成功,迅速地推动了行宪的实现。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立即开始了行宪的准备。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行宪国民大 会组织法》,《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 选举罢免法》,《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监察委员选举罢免 法》和《五院组织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 又与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曾琦,以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于南京为筹备宪政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商施政方针 (十二条)。主要有:改组后之国民政府,由参加之各党各派即社 会贤达共同负责;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为合作基础;中共 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行政院长人选,应先征求各党之同意;凡因训政而颁设之法制及机关应予废止或裁撤;严格保障人民 之各种自由;各省、市、县参议会,尽量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参加选 举者约二亿五千万人,共选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各省市议会开始选举监察委员。原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员选举,因各党派代表名额问题而延至一九四 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03

行宪国民大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根据宪法,总统、副总统选举不由党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组合一百人连署提名候选人。蒋介石以一次选举所得二四三零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当日出席会议人数二七六五人);副总统选举出现六人公开竞选状态,会内会外,舆情起伏,竞争激烈,历选数次,最后由李宗仁当选。由是,虽然行宪后的国民政府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但是,中国国民党已经是经过民选的执政党,已不具有原来一党训政的意义。

上述事实证明了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已在真诚地和迅速地推进着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其由军政、训政而宪政的建国、治国目标,也终于在内战的烽火中得以实现。如果此时的中国没有内战,即没有中共为夺取政权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此时的中共能够遵守自己亲自参预和通过的“双十协定”与“政治协商 会议”各项条约,包括它亲自参预修改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如果中共在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一再为它保留庞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请、等待它出席的情况下,能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内战,参加国大,遵循而非坚决推倒由它亲自参加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04 则战后的中华民国,不仅因此而能够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够象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发展起一个美好的战后中国(详见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国大陆人民非但不会再度历经残酷的内战,而且更不会在嗣后半个世纪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环境下,只因ZGzz统治集团的迫害和蹂躏而横死八千万之数,超过日本侵略者杀 害我同胞的数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仍只能“苟全性 命”于中共zz复辟政权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zz复辟统治,才又为全体中国人民补上了谁是zz、谁非zz的历史一课。虽然,中国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论, 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一场民主进步与zz倒 退的残酷较量,难道还不是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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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盖其根本的原因,为日本帝国对我国的十四年疯狂侵略。这是因为:

一、正是日本帝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不仅给刚刚统一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无穷外患,更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的持续叛乱造就了“天赐良机”,尤使因阴谋策动“西安武装政变”而绝处逢生的中共,终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获得了图存和扩张的大好历史条件,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相消长。中华民国几为抗战而将“国底掏空”,相反,中共却在“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十分发展”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05

其一、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惨重伤亡已如前述(参见第六章)。相反,中共却在决策“日蒋火并”和乘国难以扩张的“抗 日”总方针下,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 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所谓战争的“创伤”和战争的损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谈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参见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黄山官邸进行轮番轰炸,一再发动大举攻势以叩重庆门户,却从不对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只将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当作他们狠狠打击的对象,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嚣“务必鹰惩蒋政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叫喊“集中火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却声称“对地方杂牌军则不必理会”06。整个抗战中,日军共击溃中华民国政府军七十五个师,中央军即占三十五个师。所以,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比例虽是四:一,但国民党军队已主要是“地方杂牌”。

其二、在经济上,八年抗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长时期的战争破坏,造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极大损伤。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为八七零百万圆,军费开支却为一一六七百万圆;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为二零二四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九三三百万圆;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为二一六五一九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万圆。这种情况,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债和内债以外,只好大量发行钞票,如此又为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恶化带来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无战费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种鸦片、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土地、财物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战后,中共既无通货膨胀经济恐慌之虞,却有苏俄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因此,中共的“穷家”,也就实在比国民党的“穷国”要容易对付得多(参见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统治区域上,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因为坚持八年抗战而 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亦获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但是,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迎来了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分。在八年抗战中,被中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竟已成为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区”。在中华民国,非但“一国已有二主”,而且中华民国政权竟已变成了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国家政权,统辖的人口不仅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统辖的地区亦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强。由是,因抗战,而使中国成了一个破碎的中国,更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一个破碎的政权,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战前,仅剩下二万乞降人马和仅“统辖”了数十万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却在抗战伊始便拥有了陕甘宁和晋察冀这两个合法的和独立的边区政府,战后更拥有了面积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以上的统治区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从一九三七年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在全国发展到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一年以后任何一家持枪称乱的大军阀。

其四、在政治上,由于中共使尽了“宣传”的伎俩,因而,在中华民国有舆论自由,而在延安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之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甚至恃共产党以挟国民党。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故国民党有错,举国皆知,甚至举国皆反;相反,若共产党有错,则举国无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时,姑不论共产党在实际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种种“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单就延安的“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和“深挖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及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如麻的情形,在“国统 区”就非但无人揭露,甚至连知道的人也没有。但这些事情若发生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所为,则不知要给共产党和所谓的民主人士们闹到怎样的地步。苏军在东北不知蹂躏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惨事,竟不为人所知,更无人敢讲,但由中共一手制造的所谓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后者而言,即那些曾拥共产党自重,而敢于大骂国民党、大骂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所谓民主人士们,他们虽然认共产党为民主,指国民党为独裁,为共产党做尽了帮凶、帮忙和帮闲的勾当,但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不是被共产党送掉性命,就是被共产党强迫劳教、劳改、流放,或终于成为巴儿狗的悲惨命运,实在将当年他们敢于大骂和横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勇气与风采”,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成为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所极端不齿的形象。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乃是民主的和开放的,在共产党统治区却是zz的和封闭的这样一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态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舆论作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武器,再加上为所谓的民主人士们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上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嗣后,尝足了制造舆论甜头的中共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就绝不容许任何舆论的存在了,直至连人民说话的自由也全部为他们所剥夺悖尽。

二、八年抗战虽然使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辉煌胜利,但是,却使它立即面临了内战爆发的巨大内忧,更使她立即处于“战、和两难”的极端困境。因为中共在长期不抗战中种种图谋反叛中华民国的表现,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制造种种赤裸裸军事行动以发动内战的行径,早已将它要夺权的野心,诉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刚刚结束了长期外患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逞之不及的全国性叛乱,不打则势将被中共所颠覆,打则不仅要顶内战的罪名,而且, 因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而刚刚得以喘息的军队和人民势必厌战。再加上内战一开,长期战争的创伤非但来不及平复,特别是经济上的创伤就更是没有可能迅速抚平,此无疑又为国民党政权增加了一个至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说,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国民党稍有战争动作,则全国反对之,为共产党在“国统区”所一再策动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便会随时随处爆发;相反、共产党早已发动了内战,甚至已经大打特打在前,却无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国来的调停人要视察,它也只给你看它愿意给你看的,或将那些早已做好了样子的给你看。因此,国民党在此被动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共产党和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邀请美国人来调停,留下庞大席位以敦请共产党参加两个“国 大”,从而对和平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战行动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脚,羞羞答答, 以至一再诒误战机,坐失良机。这就给共产党的一个党、一家军队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内战、打江山,带来了对于对手的绝对优越性。

三、仅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致电蒋介石, 对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独立坚持四年半抗战尤表敬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居然就能为了敦促苏联对远东用兵,以使自己能够及早地退出战争,便能轻易地将战胜国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当作“贿赂的礼品”,悄悄地送给了新沙皇斯大林。这个贿赂的“礼单”就是“雅尔塔密约”。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

(二)将一九零四年由于日本背信弃义攻击(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予以恢复: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都必须还给苏联。二、保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并应该使该港国际化;以及恢复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旅 顺港租借权。三、东清铁路(满州里 — 绥纷河之间的横贯线)、南满铁路(长春 — 大连之间的踪贯线)应由中苏设立合 办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则使“中华民国在满州保有完整的主权”(引号为作者所加)。

中华民国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才获以废 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此刻,一纸“雅尔塔密约”,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时代丧权辱国的境地。无怪乎蒋介石在得悉“雅尔塔密约”的部分内容后,曾痛彻心脾地说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07 斯言之痛,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了最为确凿的证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着这样一分“密约”,以所谓五项先决条件(雅尔塔密约的数条内容)作为前提,才愿意对日宣战,更以消灭 日本关东军为诱饵,来迫使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直到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本开战的斯大林,不仅由此而在我国东北捞到了无数的战利品,而且如其所愿地将整个东北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参见下卷第五章)。这就在国、共两党的整个战略态势上,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完全可能失败的命运。

总而言之,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则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国内战的爆发,也就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度统一中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既不会因此而遭受较之日本侵略更为漫长与痛苦的共产zz复辟,亚洲亦不会在战后成为苏美“冷战”的战场,而世界也决然不会是今天的这副模样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为造成中国人民痛苦历史的万恶之源。今日中国大陆老少妇儒皆能道的一句话,恰恰就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产党。

第二、 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另一个重大外在原因,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便是“苏俄对中华民国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本书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经指证了苏俄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GC革命的阴谋,和它持续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本书下卷还将进一步揭开上述阴谋罪行的事实,以及二战结束、内战开始以后,苏俄支持中共发动内战以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阴谋行径,藉以说明新沙皇俄国的蓄意颠覆,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也始终在摸索着和实验着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 08 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GC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参见下卷有关章节)。

第四、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内战中失败,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原因,便是中华民国在实际上只获得过形式上的统一,却从来不曾获得过内在的统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其间十年,内有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十三次公开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张和东北等地的先后沦陷,以及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相继爆发。虽然内部的武装叛乱,在性质上为残余zz势力对于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扑,并且次第被中华民国政府所平息、所荡平,但他们的叛乱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至于外部敌人 —— 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不仅造成了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最大破坏,更为国内残余封建军事势力的反叛,带来了“假国难以谋乱”的天赐良机。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卫的武汉“俄国政府”亦实现“分共”以后,中共在苏俄直接策划下,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 式GC革命的阴谋虽遭失败,但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策划与指挥下,中共遂在南方农村持续了十年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嗣后,虽经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历次围剿而惨遭失败,但是,中共又因策动西安事变成功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绝处逢生,从而导致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这不仅是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持续破坏,并且终因对日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而使之成为对中华民国的致命威胁。

三、虽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是北伐打倒军阀的成果,次第荡平李、冯、阎等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又巩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然而两度由武力征讨所得到的统一,虽然使政权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但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影响,不仅带来了小型叛乱的继续发生,而且埋下了残余军阀们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机,从而带来了以所谓“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后遗症。并且,正是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旧军事势力,才会在内乱必定分裂的定数之下,为保 存一己的势力,因时适势地制造了一系列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叛。八0九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内战中反叛中华民国的十九位著名“国民党叛将”中,除极个别有特殊背景者外,几乎均为残余军阀及其势力这一特质,实在不能不说是国民党遭遇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具体名单见本章注释)。 09

四、正因为在名义上归顺中华民国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乃是以枪杆子来维持实力和维护其一姓统治的地方封建势力,所以,凡是由新旧地方军事势力所统治和控制的地区,其社会状态非但与民主无涉,甚至较之正常的和统一的zz王朝更坏。这种状况,不仅是对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讽刺,而且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就给口称革命和民主、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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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大历史错失

第一、以传统思想文化对抗现代GC思潮 —— 思想阵地先败

倘使要追究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的自身原因,首当其冲者,便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首先失败。

一、历史的事实是,几乎在中华民国政府军于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华民国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被共产党所战败。特别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驰骋的文化战场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国国民党只意在剿除拿枪的中共党人,却为了在一个非常时期内能够坚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给了那些叛乱者以“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结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联”,这个以收买鲁迅为旗号,为中共配备有党组书记的纯共产党组织,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代条件下,不仅曾横行沪上,嚣张于整个中国文坛,并且“拿起笔、作刀枪”,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无情地指骂正在艰难推行着民主进程的中华民国政府,疯狂地号召中国的第四阶级起来“革命”,从而成为中共在南方落后农村进行大规模叛乱、叛国的“文化支队”。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左联五烈士,他们之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 —— 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是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共武装叛乱、叛国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着文学旗号,或曰在文学的掩护下以实行叛乱和叛国 者。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写诗作文骂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写诗歌颂着新沙皇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何均未遭遇被处决,甚至都未遭遇过仅仅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厄运呢?更何况,作为文学青年,他们那些一再号召发动GC革命的所谓“文学作品”,在当时就能出版和传播的事实,恰恰证明他们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着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们只能怜惜他们作为文学青年的死,却无论 如何不能怜惜他们作为叛乱和叛国者的被处决,更不能因为他们的 被处决,而指骂那个已经给了他们创作自由的时代(虽然处决本身非为必须)。因为,如果他们在革命名义下的叛乱和叛国一旦成功,则任何创作的自由都将会被他们绞杀得干干净净;因为,无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处决和被迫害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鲜血,于今早已将他们这些“前驱”推到了历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鲁迅曾着文称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前驱)。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着共产主义思潮,面对着来自苏俄的GC文化入侵,不仅没有予以坚决地批判和取缔,竟只想简单地依靠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来对抗这个为“科学”所包装的、东西方传统大同思想的“变种”。从而不仅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就, 辨析它后期的错误支流,引导它走向对于传统文化中zz思想文化体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却一味地和简单地用被新文化运动所批判过的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来抵抗这个“被现代化了的传统大同思潮”,更要以“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为基本口号和基本精神,来公然地提倡旧道德和旧文化,以抵御、抵抗和批判那个被旧帽翻新了的“GC牌思想文 化”。这在一些GC派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 心里,无异是复古、复旧和倒退,是与“袁世凯及他的北洋军阀们同唱了一台老戏”。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伦理的固有美德,来感化人心,增长人性”,亦同样只能为那些已经“经历 过二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知识青年们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宁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纪西方人文科学所包装过的西方传统大同思潮,也决不愿意相信和重奉“东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实际上,也恰恰是那个被现代科学包装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与之一拍即合。犹如一位文艺史家所论,共产主义思潮“对当时的那些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才失学、失恋和失业的青年来说,则尤足以迎合他们的反常心理,和挑拨他们的偏激情绪,而为他们所欣然听从和乐于接受。于是他们受其蛊惑和煽动,就好象飞蛾扑火似的纷纷投向了赤色的魔阵里去,甚至为之卖命效死而心 甘情愿”。10 其实,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后,中共领袖集团成员和一大批GC革命狂热参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难 明白这个立论的正确了(参见下卷第二章)。

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之所以会在思想文化战线持软弱态度,取错误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自身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制约,一方面则是他们尚缺少对于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深刻认知,从而才会在思想理论上显得贫弱无力,缺少建树,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现程序”的演讲时,就曾说出了“共产主义只重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与民权主义;共产党人倡导民主、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民权与民生主义”这样一些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有着明显错误认识的话。至于他一生都将“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作为做人准则和教导原则的做法,就更是凸显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如前所说,蒋介石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着坚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战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与民主革命理论的建树上,他才与他最为敬佩的孙中山先生,具有着相当的差异。在他坚定地保卫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中,凭心而论,亦有相当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他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认识,而是来自于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和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国民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与忠心。

第二、权威领袖不威,民主横遭利用 —— 反被指为dc

蒋介石作为孙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权威人物,不仅是历史造就的,亦是当时绝大多数党人和民众所承认的。在一个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环境下,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权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内平叛乱,使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能够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国能够获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这个被承认的新权威,盖因他“重然诺,儒气太深”,11 矜名节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和非常时刻,不敢以其权威之心和威权之行来保卫新秩序和新制度。这既是当时训政举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为日后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深藏下了种种危机。

一、如前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对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采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对中国共产党不拿枪的反叛,即中共对共产主义的戮力宣传和对中华民国的恶意攻击,非但没有给予坚决的反击,甚至为了民主的理念,而给了他们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的种种自由。这就不仅使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训政措施,遭到GC舆论的一再歪曲和围攻,而且予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势力在中国的滋长、发展、甚至横行,直至予中共争取知识青年、统战知识分子、骗取民众舆论,带来了过分自由的时代条件。这个条件无疑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因而也就为自身的失败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政权虽然对于旧、新地方军事势力的次第反叛采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针,并且获得了胜利,但对于屡屡发动叛乱的残余军阀,以及某些对中华民国政权名归暗抗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手段过于软弱。非但没有及时剪除,甚至任其再兴、再起和再叛。这就为中华民国来日的失败,在自己的内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祸根。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中,从国民党阵营里反叛出去的叛将们,几乎全是地方封建军事残余势力的历史事实,便是国民党对这些“逆子贰臣”过于宽容的一个直接恶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既是由中共和地方军阀联合谋叛的武装政变,策略上虽应该予以和平解决,原则上却无论如何不应该就此而将“八年剿匪之功”毁于一旦。只要能够保证民主国体不再被颠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zz复辟,宁可被人指为“dc”,甚至是“背信弃义”,却不可仅仅为了“重然诺”,而置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祸福于不顾。然而,蒋介石这位权威的国民革命领袖,虽有民主理念,却更有儒家传统,因而才在应该以权威的力量来保卫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关键历史时刻,却“不愿和不敢dc”。设想一下,正因为西安事变才更加了解自己极负民望的蒋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变之后,一边向全国人民示以抗战的决心,一边则决心剿灭中共,以坚持执行“安内攘外”的正确国策,则二万中共残余既难逃覆灭的下场,中华民国政权亦从此避免了后来的内战和失败,中国大陆人民更不会在ZGzz统治之下痛苦地辗转至今。如是,则“一时之骂名”与“千秋之功绩”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他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公开地奚落和嘲笑蒋介石“dc无胆、民主无量”,但在实际上,训政时期的蒋介石先生乃是“dc不愿和民主过量”。 因为我们只要从反面拿他与xxx的dc和残暴稍作对照,或从正面将他与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稍作比较, 他的崇尚民主理念、注重个人名节和深恐被指为dc之种种表现, 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国民党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魏德迈将军,不仅认为“大陆剿共的失败,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获得强有力的威权,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实行”,而且认为,“国民政府被攻击dc,是颠倒事实”。他说,“这个政府对于个人的干涉太少,而不是干涉太多。它最后失败的原因,是未做应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应做之事”。12 魏德迈的话,便是指国民党政府绝非dc的政府,蒋介石亦绝非是一个dc的领袖。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是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之一的dc和zz,那么,中国早就没有共产党了”。历史是无情的, 却也是公正的。

第三、数度容降容叛,党争内兴外连 —— 困惑党人民心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自身原因,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因为数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纯,以及由此而造成了党争连连,从而造成了党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国国民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长期渗透和严重渗透

如前所说,中国国民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但是,如果说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乃是一个有着高纯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话,则于一九一二年扩大成立的国民党,其组织的纯洁性, 已远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国同盟会了。孙中山正是鉴于此,才要学习俄党组织严密的经验。但是联俄容共的结果,非但没有严密国民党,却反而使中国国民党陷于严重不纯,直至公开的分裂之中。一 九二七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起而救党,并在北伐中果断清党,中国国民党怕早已成为历史的骨董。虽如此,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从此游荡在中国国民党之中;中共的潜藏势力,更从此在国民党中起着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国民党原来的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亦只要时机一到,便会立即发病,以祸害本党,祸害中国的国民革命。尤其是全面抗战开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输诚”即“投降”之后,中共“打进去和拉出来”的挖心战术,亦从此打得更欢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买和统战的国民党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层出而不穷。在后来的国共两党内战中,中共深入到国民党核心层次,直至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以窃取作战机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断发生,无非是中共能够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长期渗透所造成(参见下卷第五章)。 13

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清党,虽然清了中共,却并没有使中国国民党从此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纯洁的党。除掉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国民党内时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渗透仍在继续以外,盖因中国国民党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军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军阀,因此,其又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旧军人和旧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进了党内。更有甚者,则是在北伐胜利进军中,一大批投机革命的旧军阀和旧军人,不仅参加了北伐,而且也参加了国民党,军阀冯玉祥率全体参加国民党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后被迫归附中华民国的大小军阀,竟也被接纳到了党中。这就使得国民党变得更加芜杂。中国国民党不仅因此而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党,甚至成了一个“招降纳叛”的党。国民党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标和革命纲领,在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为这些被招降纳叛者所接受。这不仅使得国中民众困惑不已,而且极易产生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同时更为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党中异己者在内战中对“本党”的倒戈,埋藏下了极大的危机。

三、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党争及其恶劣影响

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国国民党从未有过明显的党争,更没有鲜明的对立派别。但是,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中国国民党党争遂起,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错杂,互相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因联俄容共才造成了党内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亲共派即“左派”的出现和对立。二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因苏俄顾问、中共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联手争夺最高权力,遂使国民党党权大部落入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争导致苏俄顾问、中共和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排挤、打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实力派,结果反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乘机反击并获胜算,由是才有北伐的胜利出师。四是苏俄与中共唯恐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乃阴谋挑起国民党更大的党争。此举虽然造成国民党宁、汉两个政权分裂的局面,却最终造成了国民党先后一致绝俄清党,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后 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的告成。其后,中国国民党在摆脱了苏俄与中共的分裂和破坏以后,其党争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局面:

第一种局面,是在蒋介石因功勋卓著而成为孙后的新权威以后, 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某些“前贤”,他们有的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忘记了党、国的存亡;有的则为了自己昔日的功劳,便绝然地要“前贤不让后贤”;有的仅仅为了一己的权位,竟能接过苏俄顾问与中共的“法宝”,指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和dc者。 14 从第 一次渡江北伐时的逼蒋下野,到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的三大军阀叛乱;从大小军阀联合叛乱,到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召开扩大会议,以另立中央和另组国民政府; 15 从各派反蒋势力借机召开非常会议到三个国民党“四大”的同时召开 16 —— 上述种种不顾大 局、不识大体的行为,实在是极大地减弱了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光彩,更在一般党人和国人面前留下了对国民党认知的困惑。特别是为中共和企图颠覆中华民国的境内外形形色色敌对势力,指责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甚至指骂她是一个反革命政党,带来了借口。

第二种局面,是在中华民国初步获得统一之后,盖因新旧军阀不论大小都已经参加了国民党,因而,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所有大小军阀的叛乱,以及后来出现过的多次小规模反叛,都变成了“国民党的内战”。这不仅使国民党陷于有嘴说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为中共将新旧大小军阀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连续叛乱,均指骂成“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找到了顶顶合适的借口。这一指骂乃极其有效地诋毁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形象, 不仅为她在内战中的失败预留了影响,而且,更使得这一诋毁的效应,延留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领域,至今仍为一些不识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们所津津乐道。 17

第四、蒋介石在战后外交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一、从“以德报怨”到“全力返俘”的错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这个以传统的中国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谓宽容精神为蓝本的“以德报怨”政策,虽然从亚洲的长远利益和战后亚洲的形势来看,并非没有它积极的意义,但是,若将它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同年九月二日为《日本投降文书》签字所发表的演说相比,我们就能看见两者之间的绝然不同了。杜鲁门说:“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日本军阀的罪恶绝不能涤清,也绝对不会被忘记。如果和在恐怖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男女性命比较,任何胜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这个“以德报怨”政策的影响,才使得何应钦在外战刚结、内战立起的险峻形势下,竟将遣返日本战俘置放到了头等大事的地位。不仅调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车船,于两个月之内即将日本战俘全部安全送归日本, 而且每一个俘虏还奉送大米三十斤,作为临别的安抚。当此国共正在争夺东北的紧接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运兵尚嫌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来实施“以德报怨”的精神,说轻了,是谓本末倒置;说重了,岂非有讨好之嫌;说白了, 如此宽待日俘的国民党,因很快就要被迫应付内战,又将使不知内情的民众产生怎样的联想?更何况我以德报怨,善待日本,战时、特别是战后的日本,又何尝曾以德还德于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抢在美国前面与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xx年T门大屠杀后,第一个与中共握手言欢的还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愿承认它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所以,因以德报怨而在遣返战俘中所犯下的错失,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的错误决策。

二、甘奉“弱国外交”的严重错失

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将中华民国对东北的主权悄悄地当作“礼物”送给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获悉了《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的蒋介石曾立即电令在旧金山的宋子文拜诣杜鲁门总统,反对《雅尔塔密约》中有关“租借”的措辞。是年六月十五日,当赫尔利大使送来《雅尔塔密约》的全文时,蒋已深感“此约将使亚洲永无宁日”,更意识到“斯大林获东北权益后必对于中华民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仅仅为了顺从美国的意见,蒋竟于是年六月至八月,两次派宋子文与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并终于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国已经对广岛和长琦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夜,与苏联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无疑又是一个严重的错失。因为,一是日本强占东北和苏联进占东北,在我国同为对东北主权的丧失。因此,被迫同意罗斯福的叛卖而与斯大林签约,其结果不过是“撵走了老虎又迎来了狼”而已。二是当时日本成为战败国,已是定数,败军之师关东军无论如何强悍,也只能是“强弩之末而不能穿鲁缟”了。即便想负隅顽抗,在其国家已经投降并已经被美国控制以后,其动荡的军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迟对关东军的受降,既能外挡苏俄,又能内抵中共,岂非以逸待劳?换言之,宁肯让败国之军暂驻东北,亦比让刚刚在西线战场上打赢了德国的苏俄骄兵占领东北为强。因为前者侵略心理已经崩溃,后者却因战争的胜利而野心正炽。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迟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迟至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后才正式对日宣战,也就是在等待着关东军整个心理防线的崩溃。而关东军之所以两日之内即被 苏联军队摧枯拉朽似地“打败”,皆因败国败军不堪一战而已,绝非中共向中国大陆人民所吹嘘的那样。三是苏军对东北的占领必有助于中共发动内战。然而,时至八月八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结果无非是为苏联出兵东北、占领东北、掠夺和破坏东北资源,特别是支持中共发动内战,送去了一个“合法而又合时”的借口。更何况斯大林早就在谈判中明言“条约是靠不住的”呢 ! 18 历史的事实是, 苏联军队在占领我国东北以后亟欲长期侵占和大肆掠夺的罪行,特别是它将中共秘密放进东北和把东北让给中共的做法,实将它要继续颠覆中华民国、并移植GCzz制度于中国的罪行昭然而若揭 (详见下卷第五章)。

也许,在罗斯福已经秘密将中国出卖之后,企图阻止苏联以对日宣战为借口乘机出兵我国东北,是当时的中国所阻拦不住的。但是,如果中华民国拒不与其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对我国东北的出兵,就属于不合法,世界舆情就会指苏联为侵略。此尤罢了。如果蒋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确知《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后,就能对苏联出兵东北可能产生的后果周详考虑,更在六月赫尔利送来 《密约》之后,一方面公开抗议美国出卖中国主权予苏俄,一方面 绝对不承认《雅尔塔密约》,一方面则因预计到苏联占领东北后, 一定会帮助中共出关占领东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边与苏联谈判以拖延时间,一边积极谋划于苏联强行出兵东北之前,先在军事上完成切断中共北进关外的部署,以造成未来“关内打狗”、即“关门打狗”的局面,则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胜负,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码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如是而论,虽然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或仅仅是“非亲临其境者”的妄论,但是,无论如何, 本“弱国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制于人,或被迫于人,其败北的成数自然便会大得多。这也是古今战事的一个普遍道理。孙子所谓“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未战而庙其胜算,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便是这个道理。况我之卑,必助敌之骄;我之庙算不胜,则必助敌庙算之胜。实非妄言也。

三、“美国梦”的幻灭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感激美国,追随美国,依赖美国,始终受制于美国和对美国抱 有幻想的一个悲剧结局。中华民国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为二战结盟所使然,一方面亦为中华民国的民主国体所决定,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华民国在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一个错失,是认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将,却忘记了美国对内虽拥有一个最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对外却是一个为了自身国家利益,而能够不惜背弃和牺牲盟友的“列强之一”。忘记了在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是互有支持,即:你虽支持了我的对日抗战,我也支持了你的对日太平洋战争。更忘记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才造成了美国对我国的需要和美国对我国的援助。否则就不能解释, 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还在将炼好的石油和钢铁运送给日本打中国。因此,任何高于自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报偿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害。中华民国政府正是在这个至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上,犯下了严重的错失。

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二个错失,是她对美国认识的偏差,才造成了对美国的过多依赖,即在相当程度上,因夸大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制造了不应有的前因与后果。近百年来,美国在对东方国家的关系上,正是因为在政治、思想、文化、语言上的种种隔阂和障碍,加上自以为老大先进,又无应有的虚心,因而,才由其对东方国家、民族认识的浅薄和无知,而迭出错误的东方政策。就其对中国的关系而言,正是美国对辛亥之后的中国缺乏正确的认知,所以,它才会在前期与其他列强一起,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横加干扰;在后期,又对中共的所谓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却对在内忧与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坚持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抱着不应有的反感心态。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共才是民主力量,而国民党却反而具有封建性质(费正清语)。特别是当中国内战已成显局,苏俄正在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共打内战之时,美国不仅断绝了对于中华民国的援助,却声称“对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内战,不可鼓励,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帮助,以组成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19这就不仅令人有背信弃义的感觉,而且令人有反脸无情之恨了。何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华民国的叛卖,乃是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何况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华民国明明有无数的机会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却都是因为“美国不同意”而坐失良机。20但是国共内战开始前后,中华民国政府却处处仰仗美国,不仅请求美国大使赫尔利赴延安为国共调停,而且在内战被迫开打之后又屡屡请美国帮助实现停战,直至造成中华民国的国内政治与国内战争竟需要以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可惜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处处唯美国意见是从,却失败了;可叹的是,中共却根本不听美国那一套,甚至公然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却胜利了(参见下卷第五章)。

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失去了大陆,美国也失去了中华民国这个亚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又在CGzz统治极其残暴黑暗的文革时期亲赴北京,亲谒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zzdc者毛泽东。美国随后竟与台湾断交,甚至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已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直至今日,美国仍在为了它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地打压民主繁荣的中华民国台湾。矗不知历史的教训何时才能够被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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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民党的腐败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

在中国大陆,指战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因腐败而失败,既是胜利者中共的刻意宣传,亦为毫无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民众所接受。因为腐败召人痛恨,因腐败而亡国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来由和性质乃与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认识到,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后才腐败起来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既然短短几年的腐败就能够导致它的失败,那么,不仅在程度上,尤其在时间上,其腐败和腐烂只能使国民党政权望洋兴叹的中共政权,却为何至今仍不见其亡党亡国,甚至一再为海外的某些华人学者们所美言、所亲近呢? 21 因此,指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诚不足信。此其一。

其二、战后的国民党日渐腐败了下去,这是事实。但是,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其集中表现和主要表现,乃是通货的急剧膨胀。而通货的急剧膨胀和由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政权腐败和社会腐败”现象,乃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所共有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但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腐败表现的国民党政权竟失败了,其他国家非但没有失败之虞,却都能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荣和富强。可见,国民党在战后的腐败,亦不是它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战后的中华民国也能够象其他国家一样,不再立即经受内战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内战而加剧经济的恶化,同样能够克服通货膨胀并制止腐败,从而获得战后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则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也就非为“定数”。

其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始于抗战胜利的前夕,发展于战后内战全面爆发之时,加剧在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时刻。因此,首先是因为战争,才使得中华民国国家经济遭到全面破坏,国力被掏空; 同样因为是战争,才使得战时经济出现了“高权力和高集中”现象;还是因为战争,不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机。据一九八0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统计,战时中国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占领,因而作为过去重要收入的关税,三年内即损失百分之七十七,盐税减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成长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虽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长率得以增长,但一九三七年财政赤字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达百分之八十一。军事上, 军费的支出占国家财政的比重,从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工业上,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三个月内,被毁工厂即达二二七零家之多,损失资产八个亿。农业上,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全国十一亿四千万亩耕地,有六亿亩遭到破坏;全国原有耕牛两千三百万头,战时损失八百万头。犹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报》所指出的那样:“就现在这样的农村经济形势看来,再过两代恐怕也无法重建 ...... 最终将是农村经济的枯竭和农村的崩溃!这将是敌人投降后的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正是长期战争的破坏,才造成了如下这样一个结局:在抗战结束时,重庆主要日用品的价格已经上升到战前的一七六三倍。后方有些地区,主要消费品价格则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响是:“文官于如此情形之下,极难抵御贪污的诱惑,军官要不吃空军飨,也必须作超人的克制。银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张废纸,中产阶级已经从中国的社会消失。” 22 因此为填饱肚子和敛财预后而使官倒滋生,投机成风,国民党政权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败局面。尤其是恰当其时的“胜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饿极了、谗极了、也贪极了”的官员,犹如饿虎扑食,不择手段。在中国大陆,凡是从中共文革期间走过来的人,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在文革中挨过整的中共各级官僚,于四人帮垮台后又上台时,所迅速表现出来的极度贪婪景象,便能够领会出其中的“奥妙”来。正是这个奥妙,才揭示出了,前者乃因长期的卫国战争所造成,后者却为中共的内讧、内斗、主要是极权制度所造就。

至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又爆发的那一场残酷内战,对于承担了八年全面抗战重任的中华民国政府来说,自然只能带来通货的急剧膨胀,腐败的迅速扩张,和党心民心的日趋涣散罢了。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长期外战、又在被迫进行内战的政权来说,腐败虽不是它失败的原因,但腐败却成了它走向失败的必然伙伴。这是任何一家政权在走向失败时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场于八0九年前后,特别是八0九年后开始的“人人搞钱留后路、个个及时行乐”的腐烂现实, 便是它的明证。

其四、在我们阐释了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成因,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来论及为何国民党腐败就要迅速失败,而共产党千倍万倍的腐败却至今未败的原因了。

首先,国民党及其政权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场内战本身。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今日超过千倍、万倍于国民党腐败的中共大陆,如果存在着一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欲夺取中共政权的强大武装力量,并且正在攻城略地,席卷万里关山,则中共的迅速败亡,怕早已成为“史话”。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国民党于内战中腐败加剧这一事实,一方面则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战所带来的严重战争创伤,才在经济上将国民党政权拖到了面临崩溃的地步,也才导致了通货膨胀及政权腐败状况的出现。加之胜利接收中的腐败行为和接收后在经济政策上的措置不当,以及内战本身对于通货膨胀恶化的强刺激,和共产党在国统区煽动学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话来说,就是到处制造混乱、动乱、暴乱所造成的恶果,这一切加起来,也就普遍地导致了人民对内战中之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并由是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数”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天数”,便是三十八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外患和内忧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交相进攻,以及国际国内形形色色zz势力内外勾结,合纵连横,旨在阻断中国民主进程和颠覆中华民国,所共同造就的一个悲惨历史结局。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抗战胜利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发动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华民国也如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得以休养生息 ,一边治理战争所留下来的创伤,一边从事新的和平建设,则纵使腐败一时难靖,亦不至于转瞬即已走向败亡。更何况其民主国体的迅速建设,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进步与经济发展,又势必会促使我们的祖国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之上呢。这自然不是臆想。因为失败后的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既已经提供了它的证明,中共大陆政权亦早已从反面提供了它的证据。如前所说,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国国民党的美国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先生,在临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确结论。他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国领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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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弱点、错失和教训

在近现代中国由zz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进程中,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们亦如这个过渡期的中国社会一样,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甚至是裂变。他们当中有些人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却在知识文化上乃至修养上,都在为自己进行着艰难的更新;有的因属幼稚,而不能对革命时代的复杂和反复状况深所理解,至于灰心丧气;有的则由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本相未变,而与十九世纪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一拍即合,从而走上了俄式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 即从辛亥之后到中共在大陆复辟zz成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 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革命与“革命”不分,进步与反动不明,科学与愚昧纠缠,民主与zz从理论到实践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和重大的分化。由于上述种种的原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从传统型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GC派知识分子 —— 陈独秀、李大钊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先驱,鲁迅、茅盾、郭沫若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代表,范文澜、翦伯赞等则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全盘否定传统,又全盘接受马列;全面批判祖国正在艰难推进的民主过渡,又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的zz俄国。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们不仅吸引了一批传统型的小知识分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从而造成了一股强大的“GC派思想文化潮流”,充当了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夺权造反以颠覆中华民国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绝传统、灭民主、求GC的急先锋,直接为中共于中国大陆复辟zz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虽然曾高喊着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以反对正在艰难中推进民主和自由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在本质上与实际上,却是一些穿着共产主义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传统型小知识分子,与真正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绝然无缘。其历史的过失,已经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传统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识分子的过渡。五四时期对学生“采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五四时期曾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学的胡适之,以及后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储安平等,便是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在西方留过学的知识分子,既有对民主政治与现代科学的体验,又有学术上的专长。他们的特点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国能够走上与西方一样的民主与科学道路,因而才会不遗余力地与土生土长的GC派知识分子相抗衡;缺点,则是因目睹已经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会,因而又对中华民国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及这一过渡的速度、范围和程度,常常怀有不满。犹如今日某些台湾背景的美国华侨,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学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台湾的不能满足和不断指责一样。虽然出于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zz势力亟欲颠覆新国家和新制度的艰难时代,便极有可能因与敌人同唱了一支歌,从而为GC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诱变。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学求职的辛酸而终生怀有对西方民主社会的怨怼之心, 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拥护东方zz制度的道路。这在实际上与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错失乃事同一理。对于没有在西方生活过的人来说,尤其是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是诚难理解透彻的。闻一多由是而从反对现实的“不民主”走上了为中共所利用的不归之路;朱自清则以所谓“不食美国面粉”的叔夷伯齐之风,竟成了中共的战利品和宣传品。

其三、辛亥之后的中国,一方面虽然处在由zz向民主过渡的 艰难反复历程中,一方面又因为恶邻苏俄的蓄意颠覆和日本帝国的 公然侵略,因而,爱国主义的理念、情操和情绪,便承袭着我们民族最为源远流长的内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处于转变期的知识分子,力图超然在党派与政治观念之上,而以“爱国”相号召,相激励。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忠贞激烈的爱国人士,有些人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因此,当有人只因奄奄待毙,才以高喊“一致抗日”来谋其一党的生存时,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们,便立即与之一拍即合,甚至结伴为伍,直至为其奔走呼喊,制造社会对他们的错觉。所谓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反政府高潮,不仅为中共所一手策划,并在实际上为中共一党的“救亡图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为知识界的这些爱国者们不解国情,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颠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因“求仕进”的孽根未除,因而,他们才 明为要民主,实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骂政府不民主; 如若做不成官,便要骂政府是zz和dc。罗隆基、章伯均之流便 是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们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们心里的民主,无非成了要由他们来“作主”的代名词。由是,他们才会对 民主和zz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极容易为中华民国在政治上的敌人所拉拢、所利用、所操纵。罗隆基为做官而退出民社党,并不再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协会议上帮 共横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事实,实在是这样一些所谓民主派知 识分子灵魂的活生生写照。至于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内战时 期,战争形势利于中共时,就喊“延期召开国大”,战争形势不利于中共时,就喊“和谈”的所谓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实际上早已成为披着民主人士外衣的共产党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于中国由zz向民主之艰难反复的过渡进程中,由于自身亦处在转变期和分化期,因 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时,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对、谩骂给了他们种种骂政府、骂执政党和骂领袖自由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而当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上述种种自由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一去做人的尊严,甚至甘当zz统治的奴才和帮凶。因早已与毛暗通款曲,并为了与中共演双簧、“要民主”而天天骂国民党、骂蒋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后连一次“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争到,便永不再争了,就更不用说骂。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zz魔王xxx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24 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着“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Tx门前等杀头。” 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或已成为GC派知识分子;或暗中早已是共产党;或因怀有过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非但怀共坐大,而且拥共作乱。但是,等到真正的zz和dc已经复辟时,他们有的仅为全一 己之身价而助纣为虐,直至成为一批无耻之徒,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口中的“老贼”,如费孝通、周谷城、史良这一伙至死都仍然要“梳妆作秀”,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们。这里面固然有时代的重大原因,共产主义思潮的侵扰与欺骗,和处于转变期因思想混乱、时代混乱所造成的个人悲剧,但是,其作为一种弱点、错失和教训,是否也应该使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们,能够“悟已往之不谏”,而“知来者之可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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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第七章

01、“走上宪政民主不归路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中国政局观察》第八期,美国海外中国民...运组织“中国战略研究所”出版。
02、张君劢,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民初留学英国和德国,曾于国内外任教授,一九三三年创国社党,于上海办《新路》杂志,批评政府,曾被捕,不久获释,后赴德讲学,抗战末期回国,因政治嫌疑,在渝被软禁,抗战胜利后被释,建立民盟并被政府邀请主持起草“宪法修订案”。于时,曾与中共周恩来、陆定一、董必武、秦邦宪一起相商,不邀请国民党代表一起讨论修改,只在审议时才邀请各党派代表参加。
03、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政府曾给青年党八十个席位,民社党七十个席位,但选举结果,两党只得二十二个席位。两党不满,国民党欲让出席位,党内也不满。后经政府做工作,两党才于七月四日先后发表申明,决定参加政府及立法院。
04、一九四八年春,在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和谈中,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作废“中华民国宪法”。
05、抗战全面开始后,中共对内曾有“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七分发展”的决策。
06、日本一九四四年一号作战命令。
07、一九四五年五月蒋介石日记。
08、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易劳逸教授曾在《毁灭的种子》一书中指一九三零年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土地法”,是一个十分进步的纲领。后来,台湾的土改即以其为蓝本。
09、十九名著名叛将中,马鸿宾、陶峙岳、卢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化等六人原就是有名的地方军阀。高树勋、吴化文、黄僬松、傅作义、邓宝珊、张轸、董其武等七人,皆为旧军阀部队出身,其中六人为冯玉祥部下,吴化文则是汉奸。余者除一贯反蒋的程潜及其部下陈明仁属于武汉政府时期的左派军人外,郭汝槐自黄埔起即为暗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罗广文之弟为重庆地下党重要人物罗广斌,即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曾泽生乃因郑洞国被迫投降才被迫“起义”。参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一书。
10、陈敬之:《三十年代文坛和左翼作家联盟》,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零。
11、《尼克松回忆录》。中国大陆版。
12、顾柏克著、陈国隽译:《远东是怎样失去的》。第四三二页。
13、大批中共地下党曾通过两度容共渗透进国民党高层实行“挖心”,以至连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也为中共所打入。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事变中,曾策动李宗仁叛乱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斐,即在内战中担任国民党的作战部副部长,专管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所以,中共对国民党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为中共元帅、将领授勋仪式上曾说:“刘斐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功臣”(详见下卷第五章)。
14、在国民党“前贤”当中,汪精卫为做第一把手,曾不断挑动反蒋,或每遇反蒋则必参加之,最后竟为做第一把手堕落为汉奸;胡汉民虽为功劳卓著的国民党人,但中原大战结束后,亦以为“马上可以打天下,但马上却不可以治天下”,因而,想劝蒋介石退享“醇酒美人之乐”,将国家大事交给他们文人来管,被蒋软禁。后来蒋虽赔礼,但他已生反蒋之心,并参预反蒋运动。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元老们,虽为最早的反共先觉,但后来却因为“不让后贤”,先于冯、阎、李叛乱中参加扩大会议,后于粤变中参加非常会议,以参预反蒋运动。
15、一九三零年六月,于阎、冯、李大规模叛乱中,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曾与晋军和西北军初步达成协议,于北京怀仁堂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联合反蒋。七月三十一日发表“扩大会议反蒋灭共宣言”。八月七日,因汪精卫参加,阎同意汪掌党权,扩大会议遂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发布宣言,并重组“国民党中央”。九月九日,扩大会议又在北平重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不过旬日,因阎、冯、李兵败,叛乱削平,扩大会议和由扩大会议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包括各派反蒋者,皆如鸟兽散。
16、一九三一年四月底粤方的四个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公开弹劾蒋介石。五月下旬,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赴广东,与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及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聚一堂,在广州联合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dc之实”。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以与南京政府相对抗。是为“粤变”。其间,胡汉民、孙科,蒋介石,以及汪精卫曾分别于广州、南京和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后蒋被逼下野,孙科组阁。因日本战事紧逼,孙科担待不了,再请蒋介石出山,蒋乃回南京视事,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请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反蒋各派再作鸟兽散,并一蹶而难起。其后的零星叛乱,皆被蒋次第解决。
17、参见中国大陆学者编纂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一书。台湾桂冠公司再版。
18、斯大林在与宋子文和蒋经国谈判中曾亲口说道:“条约是靠不住的。”参见古屋奎二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
19、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第十一章。
20、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一日,陈立夫先生曾于台北家中与作者谈及抗战相持阶段,因中共制乱,他曾数次劝说屯军西北的胡宗南一举解决中共,胡不敢。后与蒋言,蒋亦不同意。一九四三年九月蒋介石甚至对内亦改变决策,说服党人,要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史迪威听信了中共及周恩来指蒋若消灭中共打内战,将于美国对日本的战事不利,从而造成美国的一再反对。参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于中共问题的谈话记录”,以及陈立夫《成败之监》一书。
21、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北美《世界周刊》曾发表黄雨川先生的批评文章:“千秋功过谁人能与评说”。该文指责海外华人中的某些知名学者,数年来一直媚共,捧共,并恃共以自捧,甚至将六四大屠杀的罪责完全归咎于无辜的学生和民众,为常人所不齿。
22、魏萼、谢幼田:《中国政治文化史论》。
23、费正清:《中国新史》。是为一九八0九年之后,费正清所纂写的最后一本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并且一改他过去对中共的一贯肯定,从而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中国现代史观,虽然错识仍多。该书为作者死前两天亲自送达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费正清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九四年出版。
24、郭沫若曾于一九五七年陪同毛泽东赴苏,在图一零四飞机上写作了“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这样一首令人肉麻的阿谀之诗。从此,歌颂毛为红太阳的诗歌便在中共文人中盛行。哪怕是在六零年那个“万户萧簌鬼唱歌”的岁月里。一九五八年,郭又创作了歌颂毛泽东的诗,曰:“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 ”并亲书该诗以配画出版,为中共令销全国。
25、文革之后,周扬复职,每会必作检查,承认自己过去整错了许多人,并亲自对作者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要整人。”其悔悟之心诚为真实。一九七九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杂志第二期发表他回忆三十年代左联的文章,文章中曾写有“鲁迅若是死他日,Tx门前等杀头”之语。

第八章

中国的民主过渡在台湾首先走向成功

对于一九四九年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笔者作为一个中国 大陆学人,仅在本章简单地叙述一些浅近的认识,只因它颇不同于 当前某些台湾学者对于一九四九年后中华民国历史的认知,所以诚 请台湾学者予以批评或批驳,并深信台湾的学者们,一定能够对这 段历史进行公正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一定能够在未来满足海内外 中国人的深情寄望。

—— 作者谨识　　　　　　　　

一九九四年十月,《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称“国民党也许 输掉了大陆,但台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

美国人是现实主义者,而所谓现实主义,即承认已成事实,或 仅仅承认眼前的事实,有时亦只是表面的事实。国民党输掉大陆是 历史的事实,但今日台湾已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又是现在的事实。 所以,美国人承认不贷。

但是,承认事实者,未必就懂得事实之所由来,更未必懂得历 史的发展是如何地造就了这个事实的。就象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于中 国大陆失败的原因,美国人不仅把它看错了,而且也做错了一样 —— 因为即便是对美国的利益而言,也是看错了又做错了。今 天,美国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台湾的民主繁荣事 实,却又对民主与繁荣的由来,加上了甚为不确的解释。除掉象费 正清那样,因一贯对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怀有不良的情绪,却又 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怀有浪漫情调,才会找出种种理由来诋 毁台湾和贬低台湾,歪曲造成这一进步的根本原因。至于其他即便 是承认台湾进步,并试图寻找这一进步的原因者,亦不外乎认为: 一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后,着 手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二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和平环境 下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奇迹;三是在经 济繁荣的前提下,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显然,这都是一些客观 者的眼光,也是一些现实主义者的眼光,但还不是一个“历史主义 者”的眼光。因为这类看法,无非是“从现象上获取印象”的一个 结果。而不是对当代中华民国台湾的发展进行深入剖析所得出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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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 —— 承继并坚守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

笔者认为台湾之所以能够走上今天这样一个民主和繁荣的境 界,首先是因为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能够承继并坚守中华民国 的国统与法统,才为台湾后来的历史性进步与繁荣奠定了必须的政 治基础。因为,承认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继承不继承中华 民国的共和法统,将决定台北政权的根本性质,决定它是否划开了 自己与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国统和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大陆北京专制 复辟政权的根本政治界限。

历史的事实是,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元旦于南京建国,直至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建政,除掉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八十三天,张 勋拥戴宣统公然复辟的十一天,和苏俄指使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俄 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日本扶植逊清王室在东北建立伪满 州国以外,尚不曾有一个反叛者,敢于公然推翻或改变中华民国的 国统与国号。北洋军阀们亦只敢在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国号的前提 下,“假共和之面孔,以行专制之实”,甚至常常利用恢复“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等拥护“共和法统”的手段来争夺 权力,以再造复辟。至于因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实质是“复 辟成功”,而当真在中国大陆改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 东,其晚年深自懊悔改了国号的心态,亦无非说明,他已经在担心 后人将以中华民国的“正统”来否定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邪 统”,更因此而将他推倒在真正“乱臣贼子”的历史地位之上。所 以,因失败而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台北政权,能否承继和坚守中华 民国得之不易、更保之不易的国统与法统,将决定中华民国台北政 权的根本政治性质。

那么,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又是如何承继并坚守了中华民国国统 与法统的呢?

第一、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坚持了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政治方向

在内战中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一九四 九年以后的台湾,于政治上,一是承继并坚守了孙中山先生所创建 的中华民国国统,继续遵循孙中山先生关于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民 主建国历程,在失败后的艰难时世之下,恢复国民党一党训政,以 维系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承继并坚守了已经初步建成的中华 民国共和法统,即在有压迫而无外患,有“异志”而未形成内乱的 外部及内部条件下,在政治上维系一九四九年前已经初步建立的宪 政体制,坚定地推行地方自治,稳步地推动法制建设,逐步地扩大 政治参预,以在宪政体制之内实施训政,又在训政逐步淡化的过程 中推行宪政的建设,以期最终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于一九五零年即颁布了“台湾县、市实施 地方自治纲要”,同时办理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和乡、 镇、县、辖市市民代表的选举,并均以平等、普通、直接与无记名 投票等最为民主的方式进行之。诚如一位大陆学者在他的研究中所 指出的那样:“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非党人士高玉树在台北市的竞 选中击败国民党人王名宁。非党人士黄顺兴当选为台东县议员。六 十年代,更多的非党人士当上了县市行政长官,如台北高玉树、台 南叶廷桂、高雄余登发、台东黄顺兴。到了七十年代,党外势力有 了更大发展。七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勘乱时期自由地 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同年,增选出国大代表五十 三人,增额立法委员三十一人。其中就有非党人士。在七七年 的‘地方选举’中,非党人士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举 办民主餐会,汇聚一堂,发表演说,抨击政局,声势相当浩大,终 于在二十个县市中拿下四个,七十七席省议员中占据了二十一席。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民党在权力上一向是开放的。” 01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大陆却是不能、也不敢想象的。

显然,法制的建设势必要与开放的权力亦步亦趋。一九四七年 七月四日,内战中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曾颁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 实施纲要”,并自翌年十二月十日于全国各省市一律宣布戒严。在 台湾,“戒严”虽然在名义上实施了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一年五 月一日才宣布“解严”,但实际上自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社会秩 序辅以安定之后,一九五二年十月政府即已颁布“台湾地区戒严时 期军法及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划分办法”。历经五次修正,乃将军法 机关因戒严法第八条而得以自行审判之范围,逐步缩小至最低限 度 —— 除军人犯罪、及违反惩治叛乱条例和违反勘乱时期检索匪 谍条例之罪,由军事机关自行审判以外,其余条例一律交由法院审 判。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又公布了释字第八十六号解释,称宪法 第七十七条所定“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之 审判,系指各级法院之民事、刑事诉讼审判而言。高级法院以下各 级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诉讼之审判,自亦应隶属于司法院”。之 后,司法院组织法,法务部组织法及法院组织法等条例修正案,遂 于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并于次年七月一日施行。如是, 既使司法权的运作走上了正轨,又使法制的建设能够作为推进中华 民国民主建国事业之至为重要的一环,即必要和重要的“配套”工 程,为其后台湾法制的倡行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一九四九年迁台的国民党台北政权在台湾重新恢复“训 政”,实出于艰难时世之下的迫不得已,那末,当生存和安全问题 已经获得解决之后,随着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的增选和补选,言论 自由的日渐开放,政治参预的日趋扩大和反对派政治的逐渐合法 化,直至“解严”的实现,显然为政治逐步走向自由化,亦即良性 威权政治的最终结束,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社会政 治基础。自五十年代伊始即开始实行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实践,在 法制的配套建设之下,终于发展成为九十年代的全民直选省长和全 民直选中华民国总统。由是,宪政得以全面实现。从而将中华民国 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于外患频仍、内乱丛生的中 国大陆所无法推进的民主建国事业,在台湾逐步地、并且是和平地 推向了成功。这就在国统和法统的根本性质上,彻底地划开了中华 民国台北政权与数千年君主专制国体和中共大陆专制复辟政权的鲜 明政治界限,保证了中华民国自开国以来的共和国家性质和在后来 初步建成的民主国体,没有发生任何性质上的变化。

第二、中华民国台北政权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体制

正因为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承继并坚持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 统,所以才承继、建设和发展了作为中华民国共和国统之重要特征 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形态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华民国台 北政权非但没有采取过任何专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即专制权力 经济体制,以压迫甚至消灭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存在,相反,却 一再地和持续地保证、推动和加速了私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空前发 展,从而将中国台湾推向了史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境界。自一九四九 至一九五四年间,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曾先后颁布的“国营事业管理 办法”、“公营事业移转条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公营事业转民 营事业办法”,以及一九五三年一月为对日本所遗留下来的四大公 营公司转民营,而公布的“公营事业转民营条例”等,皆因坚持 了“凡可民营者,尽量鼓励民营”的自由经济方向,因而才有力地 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凡是高谈台湾经济发展和繁荣者,如若忘 却了这个能够保证和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根本经济体制,实 际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忘却了台湾经济赖以发展和繁荣的这一 张“政治底牌”,而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妄论和解释台湾经济的 发展和繁荣原因,都无非是舍本逐末而已。因为只要国民党台北政 权如同中共北京政权那样,将共和法统改变成为如中共一样的专制 一统,则由专制权力所全方位控制和霸占的台湾经济,其发展究竟 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

第三、中华民国台北政权进行了和平与成功的土地改革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没有忘记辛亥革命的纲领,没有忘记平均地 权的理想,没有忘记没有和来不及解决土地问题,竟成为国民政府 和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重大社会原因,在失败之后,乃坚持 以“孙中山先生非以杀人夺地为手段,而以平均低价和保护地主与 无地农民双方利益的思想”为方针,以一九三零年颁布的“进步土 地改革纲领”为蓝本,以历年局部实验和施行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 为借鉴,面对台湾因日本强占经年,所早已形成的大地主兼并土地 和大多数耕者无其田的严重局面,几乎是与中共在中国大陆展开杀 人土改运动的同时,和平地、并且是顺利地在台湾进行了至为成功 的和平土地改革。由是,台湾的土地改革,方本着共和国家的人权 精神和法制精神,首先推行“三七五”减租,以平衡租佃双方的利 益;继之采取“公地放领”的政策,以满足部分无地农民对于土地 的迫切要求;最后利用售出工业债券赎买大地主多余土地,以贷给 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办法,不仅未杀、未抓、未致死一条人命,更未 造成任何的动乱和混乱,却造就了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为嗣后台 湾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农村基础、社会基础与经济 基础。

第四、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发展教育

辛亥之后,特别是北伐之后,因为中华民国对教育的长期重视 (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溅中华的抗战时期), 02 中国现代教 育才得以蓬勃发展。迁台之初,中华民国政府虽有“一夕数惊”的 外部政治压迫和“承载过重”的内部经济压力,仍然坚持大幅度投 资教育,兴办教育。此为中国大陆民众所不能想象。一九四六年, 台湾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适龄儿 童就学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九,故文盲儿几已绝迹。日据 时期,日人为对台湾实施奴化教育,特别限制台湾同胞进入普通高 中,最多只能进入初级职业学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职和高级中学学 生数,已占全体中学生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九。日据时期台湾人 进入大学者极少,并且限读医理工科,文法艺科则不准华人就读。 但一九八八年专科学生已达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学生已达一九二九 三三人,硕士研究生已达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达二六九五人。 出国留学者比比皆是,其云不鲜。近十年来更是有所发展和提高, 业已进入全世界高教育水平之列。其在科技、经济和教育方面实为 人才济济。华裔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者已有六人,但是,唯于中华民 国(五人)、或于境外(一人)所培养的学人才有此荣誉的事实, 实在不能不说与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着绝对的关系。台湾教育的 发展,对于近年来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进,对于所谓技术官员队伍的 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人民公民权力的保障和发展

自中华民国创建伊始,人民即开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居住、教育、就业和迁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后的训 政时期,甚至是在袁、张和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时期,上述自 由亦只有一定范围的限制,因此才可能产生中国现代史上至今仍在 遥领风骚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后的特殊艰难历史条件下,应 该说除掉事关全岛安全、即为防止中共颠覆,才在少数领域进行一 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处于非常时期的台湾人民,不仅拥 有居住、迁徙和出国留学、移民的相当自由,而且拥有集会、结 社、言论、出版的很大自由。诚如同一位大陆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给予党外政治空间的第二个体现,就是允许非党 报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虽然制定了《戒严期间新闻 杂志图书管理办法》,但实际上党外报刊杂志仍然存在。《自由中 国》、《文星杂志》、《大学杂志》及《台湾政论》等刊物的思想 笔触,都完全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国》于四九 年十一月创刊,一向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腐败发出尖锐的批评, 甚至敢于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这一切,国民党政权都予以容 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查禁报刊的尺度更有相当的放松。一般 批评国民党政权和其官员的文章常见于报端。这样就给党外反对势 力的存在、汇聚、集结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 院新闻局解除了《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仅一个月后,《美丽 岛》、《八十年代》等杂志即行出版,在台湾社会掀起了更大的波 涛。办民间报刊,参加地方选举已经成为党外反对势力汇集力量, 培养储蓄人才,扩大其能量和影响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国民 党政权取消‘戒严令’,彻底开放了党禁、报禁,历史终于翻开了 新的篇章。” 03 至于后来台湾民营报刊之多,私营出版事业之隆 盛,民间报业巨子之举世闻名,就更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人才 济济的中国大陆,民怨沸腾的中国大陆,所不能和不敢想象了。五 十年代,一个年轻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莲筹办“慈济功德会”, 并广收门人,兴旺时,人数竟达上百万之多,收入竟达数亿万之 巨,这在绝对不容许人民有任何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陆, 无疑只能造成千千万万人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然而,在台湾,甚 至是发生了“高雄事件”那样的大案,在蒋经国先生“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指示下,亦只有“军警人员之伤亡,而无人民之被伤 害”。 04 尤其是近年来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开,所带来的政党、社 团的蓬勃发展,就更是使得中国大陆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知识 分子们,产生了无限的羡慕和追求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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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威权总统恢复训政 —— 保证了台湾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发展

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诚然是那一场大规模内战的失败者,是中 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 九年中国那一场历史性悲剧的主角。但是,蒋介石作为曾领导北伐 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 一位始终坚持保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中华民 国领袖,他虽然不象中外历史上一些幸运的和不幸的英雄们那样, 既因其卓越的功勋而获得了纯洁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败而只 能走上亡国甚至是亡命之途。作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固因天 性中缺少推行革命专制的残酷力量,而没有象罗伯斯庇尔那样,被 阴谋叛变者和阴谋复辟者送上断头台;作为一个曾被一群真正的封 建独裁者所指骂的“独裁者”,他因在实际上远远没有做成一个革 命的独裁者,亦没有在死后如同克伦威尔那样,被复辟王朝开棺戮 尸,或如拿破仑那样被终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岛上;作为一位在中 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既领导了革命的成功、又 遭遇了巨大失败的历史人物,他既无拿破仑敢于称帝的革命君主式 胆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的纯洁性。然而,他的 智慧,他的胆略,他的坚定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拥有的 坚韧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剧英雄的美学意义。而他作为一 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无疑是他在台湾作为威权总统的魅力之所 在。

诚然,他在那一场内战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然而他却在失败 之后,凭着他个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够死处求生,又能够“苦撑 发展”,并终于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与他自己一生对于民主 建国的追求,实现在台湾岛上。不仅为全岛的人民带去了进步和繁 荣,而且使中国大陆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仅引导中国大陆人 民纠正了“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性错失,又为中国大陆人民对 于民主的万难追求,提供了由历史反思而得来的巨大力量。同时亦 为他个人 —— 一个伟大的悲剧式的历史人物,争取到了被再认 识、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历史条件。今日中国大陆社会所普遍存 在和迅速发展着的“恋蒋情结”,固然是因为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 独夫民贼毛泽东做了他的陪衬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历史魅力 和历史功绩,则中国大陆人民也就不会在痛苦、并且是深沉的历史 反思过程中,予他这个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认识、再肯定和再推崇 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冠以独裁罪名的蒋介 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独裁,唯其没有大胆地进行过充分的训政,即 特定历史阶段上的“良性独裁”,才为一九四九年中国民主进程的 巨大逆转,埋下了失败的先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但 是,正是这个遗憾,却使他在退守台湾之后,才决心为保卫台湾的 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甘冒“独裁”之骂名而不讳。

然而,他甘冒骂名的“独裁”统治,在形式上既是为保护台湾 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威权统治;在性质上,则更是为保卫台湾安 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持续训政。具体言之:

第一、以其个人的威权 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数惊的台湾,于宪政体制之内恢复训政,以及他 个人的领袖地位。由是而果断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变阴谋和叛乱 事件,保卫了台湾的安宁。 再不似在中国大陆那样,对于旧军阀 的叛乱和共产党的叛国姑息养奸。

第二、以其个人的威权于思想、文化领域取缔宣传共产主义的 自由,严禁为共产党张目。在言论、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对凡是 散布共产革命思想,或借所谓民主思想来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 思想行为,予以明确的限制,以彻底杜绝中共企图制造台湾内乱以 一举颠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个人的威权来制止对台湾安全与发展有害的种种过 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过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 办。不再象大陆时期那样一再地姑息和迁就。以使得极少数虽有民 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胀、直至有明确输共之心的知识分子,不 再拥有蛊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个人的威权保证正确方针政策的决行和贯彻。诸如 当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对时,盖因他的威权坚持,而使之顺利达 成;当十大建设横遭物议之时,亦因他的威权坚持而得以拍板定 案。

第五、以其个人威权,在选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 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 任。历史已经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 05

第六,以其个人威权,使台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处变而 不惊,循序而发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当以美国为首者相继与 中共建交,甚至言欢,以至台岛飘摇、人心惧祸之时,盖因他的威 权,才使得“庄敬而自强,处变而不惊;忍一时之痛,谋经济之独 立”的精神贯遍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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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当他辞世时,岛上人人悲从 中来,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 他留下了一个与毛泽东的中国大陆所完全不同的中国台湾,一个已 经和正在走向繁荣和昌盛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无庸讳言的是,正是蒋介石和他的威权,才为保证台湾政治安 定与和平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险系数。反之如若没有这样一 个威权总统,则台湾岂只不会有今日的进步和繁荣,甚至连其存亡 也难有定数了。因为连李登辉总统也不能不承认:“今天,我们所 缔造的发展成就,是建立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先总统蒋公的 保卫台湾,以及经国先生的政经发展基础之上。”(李登辉:《台 湾的主张》)笔者亦曾在台湾问过一个反蒋的学人:“如果蒋先生 于四九年败守台湾之后,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辉先生这样,实现全 面的民主政治,则阁下认为台湾的命运又将若何?”这位学者乃不 暇思索地对我说:“台湾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被台湾的某些朋友指责为“白色恐 怖”的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确有可能存在着少数“受委屈者和被 迫害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说,却正是因为有了这 个威权统治,才使得他们能够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的道路,或曰 为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如果 谁不是这样地看问题,谁就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谁 如果只是对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所出现过的缺失和错误,和当时为 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而不得不实行的“限制”,充满怨怼和仇恨之 心,谁就等于在实际上不承认“安全”在那个时代对于台湾的特别 重要性,谁就是根本不承认当时的台湾唯有安全才能发展,谁就是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专制,什么叫做独裁,什么才叫做“白色恐 怖”,谁就更不懂得他们自己所说的“宁静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 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良性独裁,在台湾即所谓持续训政,并非是把 训政当作目的,而仅仅是要把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 内的一党训政或一人独裁,只当作建立、保卫和巩固民主秩序和民 主制度的手段,并随着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稳 固,而必须逐渐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论上而言,它无非是民主 革命初造成功之后,面临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之时,民 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权所必须采取的革命手段。这才是训政的本 质。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证 民主秩序得以最后的确认和确立。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不曾存 在,则刚刚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极有可能有创而覆之的 危险。近现代各国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其历史的经验和教 训,已经足以证明它在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而蒋介 石作为一个成功者却遭遇了失败,又作为一个失败者却走向了成 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于北伐成功之后,曾为了体现民主,害 怕被指为独裁,而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保卫民主的“独裁权力”。 在他失败退守台湾之后,盖因他“前事之师,后事不忘”,敏锐地 意识到若不实行威权统治或曰良性独裁,便很难不再重蹈失败的复 辙。由是他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威权的独裁统 治”,从而保证了台湾的和平与发展,更在中国历史上,首造 了“身在边陲,却不仅有能力对夺取了中原的统治者予以持续的对 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进步与繁荣,而傲然于中原的专制统治 者”这样一个史所未有的先例。这在他个人,无疑既是教训,又是 经验;既为所失,又为所得。在历史,则因此而发展成为前后两个 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实在不能等闲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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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生主义追求实现 —— 推进了台湾全面民主化进程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承继和坚守,和 蒋介石以其个人的威权对这一承继和坚守所进行的保证,不仅带来 了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而且推动了民生主义理想在台湾的 追求和实现。“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仅成为失败者 —— 中国国民党人治岛的原则和方向,同时更将“非实行民生主 义,难以富国裕民;非实行民权主义,难以民主法治”作为重大失 败教训的一种,以激励中国国民党人在台湾励精图治。而励精图治 的重心,便是推动民生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和实现。

如前所说,是中华民国固有的自由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 才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 为其“发展农业、培养工业”的方针,带来了可行的社会基础。同 时,迁台之初,为稳定经济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 理,改革财政税制,实施货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实施单一汇 率,有效运用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恢复和开创各项生产事业等 等,则使因战乱和“涌台”所造成的经济恐慌景象,得以抚平。此 后,政府不仅设立一系列经济建设的综合机构,一系列科学研究机 构来制定经建计划,以推动和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且抓住历史机遇 以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韩战固然有助于台湾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 世界经济萧条则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越战又为台湾中小 工业的发展制造了契机。之后,十大建设既为台湾现代经济的发 展,奠定了历史性发展的基础;嗣后进行的二十二项大规模经济建 设,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钢等重工业发展上建立了雄厚基 石。并从此迈向已开发国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教育的极大重 视,不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准,更为经济发展造就了人才;对外 贸易的迅疾扩张,则使全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八十年代英国著名 的《欧元》杂志,在它对世界作第五次经济评估时,已将台湾经济 对内对外表现评列为世界第六位,就发展中国家而论,则为第一。 埃及作家德特亦在“台湾能,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说:“如果日 本经济发展是奇迹,台湾就更了不起。”美国专家顾柏克则在《中 国现代:两个中国的比较》一书中说:“台湾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 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开发,但台湾却成长快速,现已成为美国 第五大贸易伙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业每年平均增长 百分之十六,社会并能做到均富,私人企业繁盛,中产阶级正快速 兴起。”美国史丹佛研究所发言人迪西纳于一九八六年曾对美国议 员和专家们说:“台湾的成就,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合理的策 略,勤奋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台湾 —— 一九五三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有三亿二千万美 圆,一九八八年则增为一万一千零二百四十一亿美圆,三十六年间 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

台湾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国大陆,一九五零年 代人均收入还在一百美圆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 圆,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达人均八千 美圆的纪录,四十一年间增加八百倍,超过大陆数十倍之巨。

台湾 —— 一九五零年代,外汇存底尚不能进入世界排行榜, 至一九八六年,外汇存底已达世界第二位。

台湾 —— 以其居于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为孟加拉 国),在数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成就,将中共专制复辟统治之下的中 国大陆,远远地抛到了后面。这里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 是“社会制度不同所带来的巨大、而且是本质的差异”。台湾的经 验显然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一个基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和由这个民 主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自由经济形态,其现代经济的真正发展,迟早 都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和假话。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 地向中国大陆人民“解释”说,台湾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 为“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卷走了二百万两黄金所致,和“美帝国 主义”曾给了台湾以极大的支持。前者诚属可笑,因为大陆地下埋 藏着的黄金,又岂止二百万两;更何况中国向有一句古话,叫 做“坐吃山空”呢。至于后者,如果“美帝国主义”当真能够 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极大的支持,大约“国民党反动派”的大 陆江山也就不见得会失去了。况且台湾根本就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 其在二次大战后的开发。因此,直言之,台湾如若不能自强以度艰 难,如若没有前文所说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如若没有韩战的爆 发而使美国又有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则美国的所谓支 持,只怕仍旧是“千呼万唤难来台”了。

随着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理想的实现,台湾又全面地推开了政 治民主化进程。鉴于台湾人民对于自身信念的持续增强,和参预社 会政治愿望的不断增强,随着增选、补选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保 证言论自由和反对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实现,八 十年代后,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宣布“解严”,决策开放大陆探亲, 全面放开舆论,给予人民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的完全自由,并 终于从五十年代初全体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走向了全民直接选 举省长,特别是在中共飞弹威胁下,坚持全民直接选举中华民国总 统,并获得了举世赞叹的成功。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乃以此作为训政 的全面及彻底结束和宪政的全面及辉煌开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 主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终于实现,民主 主义的政治制度终于在中华民国台湾得以确认和确立。如果没有中 共的武力颠覆,专制复辟在台湾已经永无可能实现。以辛亥革命为 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中国自近代开始的由专制向民主的过 渡,终于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地区 —— 台湾,首先走向了最后 的成功,从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而不是专制一统,打开了现 实的通途,带来了历史的希望。

今日,虽然台湾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与迅速实现中还存在 着、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台独的 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而完全可以将之视 为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前进中产生的问题,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体制 内,用改革或改良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后者,说到底,无非是对 于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一种挑战式逃避而已。并且,即便它另有图 谋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会随着中国大陆人民推倒专制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的实现,以及中华民国国统在全中国的重续,中华民国法 统在全中国的重建,而成为一个过时的“政治误区”。诚然,这是 一个值得同情的政治误区,但又是一个必须引导和一定能够得以解 决的政治误区。历史的发展将会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将只会存在着 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统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百年来,东方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 是统一;西方列强为了一己的利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 裂。近百年来,中国在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民主和专制 反复较量的历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与分治,诚所谓“专 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 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成功;随着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中共 在革命名义下的全方位专制复辟,一定要走向败亡;随着中国大陆 人民对于历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将使他们重新认定新中国 就是中华民国;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 现。一个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曾坚定捍卫过 的,并必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 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它自身的创伤和裂痕,带着 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 上,为促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力。

作者愿为台湾人民五十年来因“坚守民主国体、致力民生发 展”而得以“全面推进民主、实现还政于民”的伟大成功,予以最 为深沉的祝福。

兼 论 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内战中的失败,招致了中国国民党数十年 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和最大失败。但是,一九四九年后,由中华民 国台北政权在台湾坚守国统、法统,并致力民生发展的结果,却最 终地带来了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理想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实现。 应该说,除掉台湾人民于半个世纪以来的艰难奋斗之外,盖因 蒋介石先生能够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才奠定了台湾和平发 展的基石;亦因蒋经国先生对经济建设的倾心推动和对民主政治的 有心推进,才把台湾推向了经济全面繁荣和民主政治迅速发展的境 界;同样,也正是李登辉总统的努力,才推开了台湾全面民主化的 历史性进程,在台湾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过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登辉总统当政时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 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恐惧,对台湾由统转压,由和转吓,打压越来 越甚的时期。由于李登辉总统在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历史阶段,一 方面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使国际更为赞赏;一方面又因不低 头,不示软,并于中共飞弹之下,坚定地实行并完成了全民直接选 举总统,因而为全世界所推崇;从而使“利在大陆”的各国,仍然 能够“心在台湾”。所谓“抗共有功”。近年来,欧洲议会及众多 世界进步人士对台湾的推崇和对中共的厌绝,及其不断呼吁“现在 是好好了解台湾的时候了”的话,以及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在它被承认的世界各国几成“无效护照”, 06而一本中华民国护 照,在它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却能够畅行无阻的事实,都实在地证明 了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实际名声和地位。

纵观台湾五十年来的巨大历史变迁,前两位已故的蒋总统,历 史功绩自无庸讳言,历史地位早已确定。但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华 民国总统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而言,其历史的功绩和地位却尚难确 定。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曾为他们留 下了一个“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孙先生曾为之奋 斗、拼搏过十数年;这个重任,虽为蒋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却因他 在一九四九年内战中的失败,和两位蒋先生相继成为历史人物,而 将它留给了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并且只要 他们一天尚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们就对继 续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有着不容推卸的重大历史责任。李登辉 总统在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宣称:“中华民国本 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有的 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而且明确指出:“中华民国要在未来 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登辉总统确实言之 不虚。因为对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来说,他们 既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不曾具有的“护国护法”之大好历史 条件,又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总统所不曾欣遇过的重大历史机 遇。

第一、就历史条件而言,首先,孙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开始 护国,一九一七年开始护法,直到他辞世,不仅几波几折,几兴几 衰,而且,陈炯明叛变时,孙先生护国护法的“本钱”,已徒剩一 艘中山舰而已。蒋介石先生虽曾是夺取了护国护法成功的胜利者, 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护国护法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其后,他 能在国际、尤其是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强大压力下,于台湾坚守中 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直至其辞世,虽然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未能 完成在全中国护国护法成功的历史重任。蒋经国先生为推动台湾进 步和发展的功劳自不待言,但他作为执掌中国国民党党权和中华民 国国政的过渡性人物,却无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拥有在全中国夺取 护国护法胜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第二、就历史的机遇而言,夺取全中国范围内护国护法最后胜 利的关键,乃在于中国大陆民心的全面觉醒。诚如一九九四年十月 《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也许失掉了大陆,但是,台 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大陆社会 因广泛深入的历史反思运动而出现的,对于国民党时代和蒋介石先 生之普遍怀念情结;以及“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的 理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当中的应运而生;特别是中共大 陆政权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已经败亡的事实和在实际上必将败亡的 前景;就更是为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完成护 国护法的历史重任,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孙中 山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日之中国大陆,正处在一场伟大 民主变革的前夜,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只要星 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 07

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们,一是拥有一个富 强的台湾,她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及潜力,实为孙先生及两位 蒋先生所不能比,更为北伐前已在广东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 比。二是如前所说,她虽然迭遭中共打压,但世界各国乃“利在大 陆”、却“心在台湾”的复杂国际心态,又是一百年来孙、蒋三代 领袖护国护法所从来不曾拥有过的有利国际条件。世界各国蛮横干 涉中国民主进步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返;孙、蒋所曾遭遇的东 西方列强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国反动势力的时代,毕竟不 会再来。

由是,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应基于三 种境界而为后人鉴:

第一、面对难得的条件和机遇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其必 将功在中华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台湾,发展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 也咬不动的一块铁牛筋,为中国人民有资格、有能力实现和实行民 主政治作证,为中国大陆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阳光,则他们今日的 现实地位就是他们来日的历史地位。诚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陆 的现实机遇,一只“悼念”邓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统治者心惊肉跳的 中共统治现状,一阵组党风潮就能逼迫中共重开杀戒的恐怖现实, 倘若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能够敏锐地抓取 之,促进之,发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 交付的护国护法重任,则他们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之第三位、第 四位和第五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又何需再论之与再辩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为中共所专制一统,或为一念之差而脱离中 国。其结果因只能造成助纣为虐或亡台裂国的局面,则非但不是功 在历史,而只能是罪在历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万 古了。

注  释
第八章

01、刘国凯:“关于台湾民进党的崛起与大陆民运的受挫之思索”。
02、一九九四年,在中国大陆历史反思运动持续深入的状态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其中对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办教育之可歌可叹的成就,予以了全面的介绍,表达了深刻的感佩之情。
03、同01。
04、华松年著:《台湾经济奇迹探源》第三二页。台湾恒学出版社。
05、据蒋介石总统晚年的侍卫长孔令晟将军亲自告知笔者,蒋介石对是否让蒋经国承袭重任,心中曾有长期的冲突,并曾认为这样做,将“无法对历史作交代”。
06、一九九一年,中国大陆作家谭元亨在应邀赴加拿大等国访问回国后,曾着有中篇小说《无效护照》”,发表在北京《十月》杂志上,以自己在国外访问的亲身经历,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乃为“无效护照”。
07、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九零四年发表。其原话是:“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只要星星之火,便能燃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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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 兼述国民党的哀与荣

现在已经可以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作一个客观的历史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第二、国际国内凡是要颠覆中华民国者,无一不是真正的专制势力或真正的专制复辟势力,并且不管它们是在何种名义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义”。辛亥之后八十余年的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确证。

第三、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专制性质的政党;是发动了中国民主革命、推进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 而不是反对中国民主革命、阻断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虽然她有过形形色色的错失,有着各色各样的缺陷,并遭遇过惨痛的失败, 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她本质上乃是一个民主政党的政治光辉和历史光辉。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一共做了六件大事:

一是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的崭新国家制度。

二是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领导了北伐成功,初步统一了中华民国,赢得了护国护法的胜利。

三是领导全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并因此而废除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四是在内忧外患长期交相煎迫之下,历经军政、训政,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建立、建成了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颁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

五是长期坚持反对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发动GC革命以反扑中国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并数度获得成功,却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惨遭失败,致使中国大陆重蹈zz复辟统治。

六是失败后仍能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从而“将台湾推向了中国五千年所未有的民主繁荣境界”。

一个政党,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确而且成功,一件失败但并非错误,那么,这个政党还是反动的吗?还是一定要打倒的吗?

第五、中国国民党不会亡。因为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将只有落选之败,而无亡命之虞;因为即便是因落选而不再在台湾执政,亦应该是哀荣并至;因为虽然“哀”在落选,但却“荣”在她百余年来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终实现。

第六、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在大陆,而不在台湾。因为今天中国大陆人民正在重新认识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和历史,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历史合法性,甚至已经初步认识到,唯有“认祖归宗”,才能够为在将来造就一个“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国国民党一定会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对推动中国大陆最后的民主进程和祖国的民主统一, 作出她应有的历史贡献。不论今日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否还有这样一份雄心和壮志,中国国民党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中国台湾。

（上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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