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一 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要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真正诱因,就必须了解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而要了解这一阴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与苏俄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它们对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苏俄共产革命的目标及其成功经验,对于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第一、恶邻沙俄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我们老化和积弱的祖国从此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且从此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欺辱和宰割的命运。沙皇俄国虽然也是一个老化的专制国家,但因它正处在为挽救君主制度,特别是为预防革命而施行专制改良的历史时期,虽然败亡的命运无例外地在等待着它, 但专制改良短暂的正面效应,主要是宗法制农村的破产和自由经济的产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不仅增强了它的国力,而且迸发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处境,也就很快地诱发了它对中国领土和资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国不仅作为一个专制“列强”,更作为一个专制“恶邻”,从此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诱发了沙俄掠夺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为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军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库页岛地区。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国强占了中国黑龙江省的口庙街,并将之改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率军闯入黑龙江建立村屯、炮台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强占黑龙江省下游地区,并设立了“滨海省”。
二、沙俄继续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立即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 并利用“调停者身份”暴取强夺,从而成为我国的一个真正恶 邻。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国公使与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领海军 舰队陆续抵达天津白河口,以进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沙俄东西伯 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抵达我国黑龙江省瑷辉县,并于次日向我 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了领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 签订了《中俄瑷辉条约》,即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予俄国,仅将瑷辉对岸精奇里江以南六十多平方 公里的地区留给中国人居住(按:即江东六十四屯);将乌苏里江 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许中俄 两国船只航行 ......
因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条 约》签订,《中俄瑷辉条约》才被清政府认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国乌苏里江口伯力,将之 改名为哈巴罗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称哈巴罗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 之际,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其主要内 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中国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地扩大贸易, 对“俄国商人数目即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少不得限制”;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东正教士 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俄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定明边界”(按:意在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 ......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际, 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悖”相威胁,开始大 面积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 续增条约》,其主要内容有:迫使清政府确认《中俄瑷辉条约》; 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规定中俄 两段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栽桑着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 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现在常驻、卡伦等处为中俄 边界” ......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为继续强占我国西部领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主要内容有:将巴尔喀什湖以 东、以南和栽桑着尔南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增开喀什葛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 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外蒙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重申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 ......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沙俄乘阿古伯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 犯之际出兵强占伊犁。经交涉,因沙俄拒不交还,清政府乃于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进。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军相继克达阪城、鲁克必、吐鲁藩等地,阿古伯败逃自杀。之后, 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谈判归还伊犁事,崇厚却在沙俄胁迫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基亚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订《里瓦基亚条 约》共十八款。另有《瑷辉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 通商章程》十七条。《里瓦基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的主要 内容有:中国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国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尔地区栽桑湖以东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开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关、乌鲁木齐等七处增设领事;中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
因国内舆论哗然,纷指崇厚误国,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治 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驻英、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 俄谈判《里瓦基亚条约》。曾于次年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 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虽争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却通 过此约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将 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又将兵费赔偿增至九百万卢 布。
三、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残害我国人民,继续强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德、法诸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 势力形成,遂于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 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特别是对我国东北怀有极大野心 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以“愿与中国共同防御日 本侵略”为借口,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诱使清政府于莫斯科签订 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 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 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应俄国军队需要;允许俄国在黑龙 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威,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 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 ...... 通过这一“密约”,俄国终于将它的侵 略势力伸向了我国东北。
嗣后,德国于一八九七年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同年十二月十 五日沙俄乃紧步其后尘,迅速地强占了我国的大连湾,并于翌年强 迫清政府订立了《续定旅大租借条约》。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为乘机大规模侵占我国东北, 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亲任总司令,下动员令先后 调集十八万军队分六路侵入我国东北,并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 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瑷辉县黑龙江北岸,一八 五八年为沙俄强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 海兰泡俄军突然封锁江面,十七日强令中国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 江边,施以大屠杀,致使“骸骨漂溢,蔽满江岸”,仅数十名落水 者游至对岸瑷辉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军队又于博多至精奇里江 口一带,全然不顾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拥有永久居住权,竟将 其所有房舍毁劫一空,前后共杀害中国人两千余。消息传出,举世 愤慨。七月三十日,俄军侵占我海拉尔、珲春和三姓。八月三日, 俄军侵占哈尔滨,次日占领瑷辉和营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 军已经占领齐齐哈尔、吉林、辽阳、沈阳和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谈判交还东北为名,强迫 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顺签订为他们所拟好的《奉天交地 暂且章程》。其主要内容有:沈阳设俄总管一员,盛京将军置于俄 国总管的监督之下。凡是盛京将军所要办的事情,该总管应当明 晰;奉天省的军队一律解散,军械一律收缴,各处未经俄军驻扎的 炮台,营垒和火药库,全部撤毁;留俄军驻防;奉天省各处设立 马、步各队,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助办理 ...... 沙俄以交还奉天为 名,企图完全控制我国东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 订“章程”事败露,清政府将增祺革职,并宣布“章程”作废。
虽然东北人民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亦因各自 的利害关系而出面干涉,沙俄仍于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 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即《俄国撤兵条约》。其主要内容 有:俄国撤兵后,中国驻东北的军队人数,应添应减,应随时知照 俄国;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 赔偿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于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不 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的侵略条件,从而激发了 中国的拒俄运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由是,一 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
老大的旧专制俄国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随之迎来了 国内革命的次第爆发。旧沙皇俄国虽然已经不再有力量成为一个疯 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外蒙的野 心,却始终没有“冷却”。乘我辛亥之后的历史动乱,一九一一 年,沙俄策动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并奉博克多格尔为大汗活 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强迫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了《俄蒙协定》。一 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签订了《中俄蒙协定》 (袁坚持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 国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一九一七年,旧沙皇俄国虽然被革命推 翻,但是,它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却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国, 将之迅速地转变成为对于辛亥之后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蓄意 颠覆和长期颠覆。俄国这个恶邻确如蒋介石先生所言,实为“我国 的世仇大敌”。也难怪我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 三年就创办了《俄事警闻》报,提醒国人要警惕恶邻俄国的野 心。
第二、恶邻苏俄的东方路线、阴谋手段和夺权经验
一、俄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如导论所述,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 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 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 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 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是 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卫护正宗,反对异端。第 一、第二国际虽然在不要祖国和祖国也不要他们的马克思及恩格斯 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 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 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 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 —— 绝对 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 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 国际主义者。” 01
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 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后 半期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由共产党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 国,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二战末期,第三国际即已解散, 但战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内讧和内斗,均愈演愈烈。尽管如 此,在要“得到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目标上,他们却创造性 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教及手 段,外则对不信共产主义新宗教的国家竭尽颠覆之能事,内则对不 服共产教规的人民敢于斩尽而杀绝。这无疑是一桩世界性的新宗教 血案。只要你的祖国还没有被纳入“共产国际”、苏俄帝国或所谓 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或仅仅是没有去莫斯科教廷“认宗”或“归 宗”,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即有冕或无冕的红色沙皇们,就会千 方百计地煽动那些不要祖国的“革命者们”造反,或将你排斥在异 端的地位之上。而东方第一大国 —— 中国,作为旧沙俄专制帝国 一直对之怀有领土野心、并对她犯下过滔天罪行的近邻,就更成了 苏俄新沙皇专制帝国,用蒋介石先生的话说就是“赤色帝国主 义”,用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心垂涎之 所在。中国由此而成为他们要发动共产革命、进行红色颠覆的最主 要国家。换言之,即不论中国自身正处在何种历史状态之中,亦不 论中国是否爆发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或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 苏俄专制帝国都不会对中国等闲视之。何况,其时中国不仅已经爆 发过民主革命,而且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混乱”中 呢?这就更加刺激了苏俄要在中国乘乱发动共产革命的“革命主动 性”。更何况,中国已经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与俄国 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质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宁的口 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又令列宁早在 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 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 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 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 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 和领导东方革命”。犹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因此而 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 02 共产国际“二大”后, 新沙皇俄国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 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 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 (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 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军”外蒙古。七月, 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 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 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 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 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 下”如愿以偿。
二、新专制俄国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手段
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膨胀了新沙皇俄国的极大野 心,一方面则诱发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 然而,俄国共产革命前列宁虽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尔各 答”之发动欧洲共产革命的迂回战略,但俄国共产革命后,当列宁 叠遭欧洲列强威胁,并在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稍作诱惑而不得之 后, 03 乃立即转手,企图西向,干脆直接进攻欧洲。为此,列宁不 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 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 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 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 使苏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敛, 04 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尔各 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 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 攻目标。
这一次,苏俄非但没有再浅尝辄止,而且是锲而不舍了。一九 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 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 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 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第 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 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 05 然后又以“革命的两手”,一 面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谋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 颠覆。即,一边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一边则派第 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 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 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参见下卷第一章),一边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 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 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 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阴谋策略之中。
三、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 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 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 二是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在民主革 命初造成功之后,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 义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 制极权制度。这两条,前者固然在表面上违背了马克思所谓“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动成 功”的共产革命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倡明了“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 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 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 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 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 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 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 先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 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 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 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 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 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 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 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 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 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 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 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 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 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 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 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 ”这种遗憾和痛 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 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 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 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 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 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 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 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 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 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 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 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 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 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 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 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 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 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 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 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 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 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 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 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 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 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 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 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 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 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 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 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 误解, 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 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 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 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 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 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 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 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 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 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 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 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 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 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 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 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 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 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 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 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 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 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 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 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 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 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 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 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 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 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 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 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 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 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 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 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 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 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 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 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 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 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 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 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 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 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 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 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 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 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 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 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 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 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 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 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 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 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 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 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 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 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 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 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 的全面复辟。
三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原则和失误
第一、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
一、公平地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国民革命军两度北 伐,之所以能够迅速夺取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功虽在中国 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蒋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国中一切民主革命 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进步意识的旧军人、旧军队,直至一些地 方军事势力的大联合。它无疑是辛亥之后十七年反复辟统一战线的 胜利结果。而这个统一战线的一再策划者和实行者,便是孙中山先 生。
辛亥之前,孙中山先生为推动国民革命在中国的成功,“任何 国家的援助他都想争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别的革命党人,只要目 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兴中会虽以广东人为基础,但同盟会 成立时,便吸收了两湖的华兴会分子。华兴会的黄兴原主张各省搞 各省的革命,经他劝说,才决心与他合而为一,共同革满清的命。 在他团结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立同盟会之后,他又吸收了江浙 一带光复会的势力。虽然光复会人只想推翻满人的政权,尚有些无 政府主义者,如吴敬恒等,但孙中山亦均予以优容”。 09 辛亥之后 成立的国民党,虽然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但因它在相当程度上乃 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普通政党,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国第一大党, 并在国会占绝对优势。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解 散了国民党,则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没有一个良好的开 端。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 包括各路军阀和地方势力,为一定的目标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难免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形,有时亦会出现目标一经达成即如鸟 兽散,或目标尚未实现即已鸟兽散的状况,甚至造成统战未成反遭 其害的局面,但是,孙中山先生在与军阀的长期较量中,仍利用各 派军阀“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与北复不合”的复杂分裂状 况,甚至不惜利用联合甲军阀打乙军阀等手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 阶段,利用不同的历史事件,以组成短暂的统一战线,以达成反对 军阀首恶,削弱军阀力量,和防止大小军阀联手以共同对付革命的 目的。有时,甚至亦能将反复辟的斗争扩张到军阀势力的内部,以 起到分化瓦解专制复辟势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 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历次由孙中山建立的反复辟统 一战线,虽也有过成功,却迄无重大之告成者(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五节)。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叛变,所给予孙中山及南方革 命政府的沉重打击,不单使他对军阀们的背信弃义深感绝望,更使 他因痛感没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怀企求之心。由是,孙中山才在反 复辟“计无所出”的艰难时势之下,不得不与一心要向中国输出共 产革命的俄国“联手”,以建立新一轮反对中国军阀复辟的统一战 线,并由此而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而非“联俄、联共、扶助 工农政策”的出现。因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 所谓的“三大政策”,那不过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番“创 作”罢了(参见本章兼论)。
二、孙中山之所以要有“联俄容共”的做法,还有一个更为根 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一贯地不支持中国革命,一贯地站在支持 专制政体和复辟政权的一边,一贯地支持和操纵中国的军阀混战及 割据,以至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列强作为其支持者。而 反对中国统一、阻碍中国强大、和意在使中国永远处于一种分裂和 贫弱的状况,又几乎是所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愿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 他强烈的不满。同年十二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孙中山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三、孙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称“我们将联合俄国”,还因为 列宁伪称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止沙俄在中国的特 权,甚至伪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特别是答应他“绝不移植 共产制度于中国”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孙中 山、越飞上海宣言》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 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 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 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关于此项大 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 ...... 可以俄国为依赖。”
四、其时,俄国不仅已经在与北京军阀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 且在决定“支持”孙中山之前,就已经通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 谋求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和南方军阀陈炯明的联合。陈炯明和中共的 关系更是相当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员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 者。而中共与他的关系,直至他叛变广东革命政府之后才被迫终 止。这就使得一再遭遇国内专制势力顽强反扑和西方列强蓄意阻挠 的中国国民革命,极有可能面临着“既要增加一个外部敌人、又要 增加一个内部敌人”这样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孙中山 只能采取“宁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敌”的统战策略,准备推 行“联俄容共”的做法。
五、“联俄容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对孙中山千呼万唤的 一个结果。因为历史的事实便是苏俄九番十次地上门找孙中山,而 不是孙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苏俄。 10 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自 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苏俄虽万里寻孙十数度,都未能办 成“联俄容共”的阴谋大业,直到鲍罗廷带来大批军用物资和每年 二百万墨西哥圆的俄援,方使得孙中山同意“联俄容共”了。而所 谓容共,也只是容许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主义、 纲领和纪律。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共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受 国民党的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进 行”。 11
六、如果说上述诸因素才是孙中山有“联俄容共”做法的外部 原因,那么,孙中山之所以会同意“联俄容共”,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孙中山有一个愿意“联俄容共”的思想基础。 尤其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当他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俄国共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之时。这 个思想基础,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别羡慕列宁“革 命的成功”,羡慕俄党在组织上的“严密和坚强”。因为他认为俄 党的经验将有助于自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虽然他当时还并不真正 了解俄国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质。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说,一九零五年后的数度考察欧美,虽然使孙中 山认识到革命乃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但同时又使他对欧洲 革命和美国革命尚未能解决“民生”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尤 如他所自述的那样:“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 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尤未能登斯民极乐之乡也;是 以欧洲志士尤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 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也。” 12
这一段话固然道明了民生主义思想之所由来,但这一段话里 的“斯民极乐之乡”和“社会革命”两语,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 想中并未绝根的“传统大同思想”,为他后来视共产主义即是他的 民生主义埋下了伏笔;后者则表现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革命认识的 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错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为一 个“合理的社会革命”;一方面又把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时期所必有 的艰难时势,看成为“即使是民族、民权革命成功如欧美列强者, 亦因无法解决民生问题”,因而才“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并 由此而下结论说,“欧美虽强,而其民实困”,因而“观世界大同 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就为 他将列宁的“十月革命”,实质是“十月背叛”,视为“欧美为解 决民生而进行的合理社会革命”,并由此而倾注“同情”,产 生“赞赏”,奠定了错误的认识基础。
孙中山先生身处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 —— 革命与复辟开始出 现复杂较量状态的时代,而难于看清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 命背叛的本质,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无可指责。但 是,正是这一错看,才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的产生。然而,孙 先生没有料到的,恰恰是这个将中共“容”进了中国国民党内,和 将中国共产革命“统”进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新一轮统战做法, 竟从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和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 过渡,诱发了巨大的混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第二、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和失误
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 家。当他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 共”的新统战做法之时,特别是之后,他曾坚持了如下的原则:
一、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 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 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 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 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 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 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 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 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 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 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 段 —— 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 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是 而得出了“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即“照马 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 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 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 13
二、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 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 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 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 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 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 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 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 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 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 该没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 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 14
三、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 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 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 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 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 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 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 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 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 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 标上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 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四、坚持国民党党性和党权,反对破坏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 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 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 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 15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 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 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他们的四名国 民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 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 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是年七月七日作出决定,宣布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即三民主义),必予严重制裁(参见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联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质上与俄式共产 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共产革命势力的合流。它在统 一战线的意义上无非是一种有限的联合,而作为争取俄援的做法, 亦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虽然内有对俄党革 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轮统一战线的种种 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为他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意在推进中 国国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军阀复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国统和 法统,所以,“联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策略”的 意义,即联俄是为了俄援,容共是为获取俄援的交换条件。而在联 俄容共开始实行之日,孙中山即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 革命的系统批判,无非说明孙中山先生要对联俄容共做法作原则上 的把握。如果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而 建立的新一轮统一战线中,确实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政治策略,如果 苏俄是要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参加孙中 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方 向,并竭尽阴谋地企图窃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者亦不愿在 苏俄的指使下实行“挖心战术”,坐国民党之怀而结共产党之大, 如果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不是处在东江有陈炯明盘踞,广州有英 国支持的商团在密谋叛乱,前方正与皖、奉联合以对抗曹、吴这样 一个亟需援助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孙中山对苏俄指使中共颠覆国 民党和诱变国民革命的阴谋和野心,既怀警惕又有预防,则新一 轮“联俄容共”的统一战线,也确乎能够起到反复辟和推进中国国 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仅苏俄与中共对孙中山和中 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于阳谋之下使尽 了阴谋手段,而且,孙中山本人亦在贯彻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体 做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决 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 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 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 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 以“天赐良机”,又予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以适时的政治 条件。因为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正因为 孙中山先生委托他们为联俄容共而“筹划一切”,他们才为自 己“幼稚病”的发作,找到了一张可以作大旗的“虎皮”。 16
失误之二,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 题上有“重权宜之计,而轻国民革命大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 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 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 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 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孙中山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 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 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 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 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只 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 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 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 际的一个支部”。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 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而, 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 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 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 生。
失误之四,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 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 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 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 争取过来 ...... 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派、 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参见下卷第一章)。后来,苏俄的这个 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 致。
失误之五,是孙中山虽有“联俄容共”做法,却从未有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联俄 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恺,并由廖仲恺交付俄国顾 问鲍罗廷、中共以及所谓左派去草拟的种种做法,一方面虽使“联 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却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 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自此之后,苏俄与中共不仅开始大肆 鼓吹孙中山先生有所谓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开始鼓吹与发动工农 革命,倡行暴民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 半年间,当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破坏北伐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 阴谋就要全面破产之际,他们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 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孙立言”—— 实际是要公然 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 和为他们要在苏俄指使下,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打倒孙后以蒋介 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颠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制造“最高借口”。这不仅为在国民革命获得重 大胜利的时代,蓄意制造革命的大混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孙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历 程的重大误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长期控制和欺骗之下,竟对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新、旧两个三民主义”,迷惑和惶惑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参见本章兼论和下卷第一 章)。
失误之六,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 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勘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共２４人，其中中共党员仅３人：谭平山、李守常（大钊）、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１７人，有７人为中共党员：沈定一（玄庐）、林祖涵（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李云汉】中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由是,孙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个坚强的国民党组织的愿望,不仅瞬间落空;孙中山先生一心要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亦从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危险之途;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直接策划和指使下,阳冒国民革命、阴怀发动共产革命的欲望,亦终于有了一个“胜利的开端”。
失误之七,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 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 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 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后即剧然而逝,则,一是有他在,苏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窃夺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领导权,以煽动和发动共产革命; 二是如果苏俄和中共在孙中山健在之时,就胆敢加速他们的阴谋, 并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胁,那么,孙中山先生一定会根据决策“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从国民革命的大业计,迅速并果断地根绝“俄祸”。孙先生所说的“有我在,他们还不敢”的话,便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过早辞世,却使他来不及纠正这些失误,甚至由亲俄护共的“左”派们,将他的失误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后,若不是蒋介石等一批真正国民党人起而保护了国民党,捍卫了国民革命,坚持了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则孙先生和他的国民党人决心将反复辟进行到底的历史愿望, 也就无由达成了。
四 国民党“左派”的幼稚病、权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须事先说明的是,论者指国民党有所谓“左派”幼稚病 和“左派”权力病一说,并非指国民党中向来就存在着左、中、右 三派。诚如本书下卷第一章所论,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无非 是在国民党有了“联俄容共”做法之后,苏俄为指使中共分裂国民 党,才按照“亲俄、远俄以及反俄”为界限,对国民党进行政治分 割的一个恶性结果,或曰国民党为苏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 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对国民党“左派”的性质和“左派幼稚病及左 派权力病”的来由及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准确的论述。 再者,指国民党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权力病, 是因为自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始有“联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 宁方国民党决心“绝俄清共”,汉方国民党决心“别俄分共”,其 间三、四年,国民党“左派”的发病,实际上应分为廖仲恺的“左 派幼稚病”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廖仲恺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恺的“左派”幼稚病
由于孙中山先生将“联俄容共”的一档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恺 去办,由于廖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担负了争取俄援的重要 任务和艰难角色,因而,廖才成为代表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共进 行“联、容”工作的关键人物。唯因这个关键人物在具体从事“联 俄容共”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定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 面则不仅将孙中山本人的失误“贯彻不误”,甚至将之推向了走火 入魔的地步。
实际上,早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恺与中共党魁陈 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7 一九二三年二月,当廖仲恺于日本热海会见苏俄代表越飞时,就曾对越飞所言“在中国实 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感到很“放心”。当时在场的陈公博, 后来曾回忆说:“越飞告诉我,苏俄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越飞更郑重地说,中国只能实行孙 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我问越飞,苏联希望共产 主义何时能在中国实现,越飞倒很老实,说还是一个疑问。廖先生 很滑稽地笑着说,公博,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要作革命党,就要 作现在的革命党,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 义,不必再讨论了!” 18
由于廖仲恺在这里表现了可爱的幼稚,即当真相信苏俄不会向 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 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 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 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 廖仲恺对苏俄的信赖,与对本党反对“联俄容共”同志的反感,已经溢于言 表。
由于廖对苏俄已有这样的崇信之心,因而当国民党“一大”通 过“跨党案”受阻时,廖乃慷慨激昂地拥护中共“跨党案”,深恶 痛绝地反对自己党人关于“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诚如 中共党人谭平山后来所夸奖的那样:“廖仲恺先生坚决促成和推动 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激烈斗争中,廖仲 恺先生竭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击败了‘反动分子’的阻挠和破 坏 ...... ”(单引号为引者所加,上下同) 20
二、廖仲恺“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应该说廖仲恺推行“联俄容共”的早期做法虽已过分,尚情有 可原。但是,当他终于将“联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亲共”之 极端、即走火入魔时,则对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包括对他自身,都 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道 路。他颂扬苏俄说,“俄国革命以来,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前, 掌诸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 能出人类于黑暗”。由是,他“认定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有着 强大的生命力”,并多次声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是中国 革命的榜样”,甚至宣称“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 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 21 如是, 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 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的 坚定立场;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为了不使中国国民革命招致列强的更 大反对,而制定和坚持的“不加入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 略”的正确决策。 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护共”。就事实而言,一是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廖仲恺就曾主动将自己担任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 职,让给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从此造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 成“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成为“以共乱国”的祸源(参见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长,又将工人部秘书一职交由共产党 人冯菊坡担任,并由冯全权处理部务,从而为中共策划工人运动, 扰乱国民革命,造成先决条件。三是推荐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农民 部长,推荐澎湃在农民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开展其他农运工 作,从而为中共广泛煽动农民革命和暴民运动,以破坏北伐、背叛 国民革命造就了基础。四是黄埔军校初建,他除掉聘请一批苏俄军 事顾问到校工作,并推荐共产党人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 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荐了十五名中共党人进入军校,甚至力荐刚刚 回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 又推荐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并将大批共产党人推荐 入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军校的首批教职人员,又是由他和苏俄顾 问鲍罗廷一同商定的。嗣后,他还邀请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 军的各级党代表,并将党代表的权力扩张到“无党代表附署,一切 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为中共在军校宣传共产革命,争夺枪杆 子,制造军校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条件。并为来 日中共对北伐和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叛变埋下了祸因。
再就是他为苏俄和中共阴谋分裂中国国民党,起到了别人所不 能取代的作用。因为苏俄和中共要将国民党分裂为左、中、右三 派,并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即支持 亲俄派和打击反俄派的阴谋策略,不仅因他而构患于国民党领导 层,张扬于普通党员当中,并且得以“运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 场,而在国民党中形成了鲜明的分裂与对立关系,从而为国民党和 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制造了先机。孙中山逝世前,廖对本党那些要 求“防俄、抵共以维护本党利益”的同志,还仅仅是采取压制的态 度,对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破坏国民党纲领、立场和法统的行 为,亦只予以维护与包庇。孙中山逝世之后,他竟以自己在党中的 地位和权力,将那些为维护本党利益而揭露共产党不轨行为的本党 同志,“试图清除出党”, 23 甚至完全站到苏俄和中共一边,不仅 按照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旨意,公开指本党有“左、中、右”之分, 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周刊》上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 文,声称:“替工农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 反而言之 ...... 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 我们不独要 革军阀帝国主义的命,我们并要革‘反革命派’的命!”竟将党中 所有不赞成“联俄容共”、或是揭露与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的同 志,不仅统统打成“右派”,并且还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 要“革他们的命”。他的幼稚病,终于走火入魔到了已经完全背离 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的立场,从而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 共党组织以外的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了。中共之所以称他 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楷模,无产阶级的好 朋友,农民运动的贴心人”等等,实是由此而来。 24
最后,则是他听命苏俄而“拥汪倒胡”等做法,实为苏俄和中 共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 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即担任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和大本营代帅的胡 汉民先生,一向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孙后也已成为实际上的国民 党领袖。然而,作为胡副手的廖仲恺先生,只因胡一向“远俄远 共”,为苏俄顾问鲍罗廷及中共所嫉恨,于是,他便按照苏俄顾问 的旨意,卖力地促成了一场“拥汪倒胡”的阴谋政变,将汪精卫 —— 这个“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权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国民党 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从而将国民党 和国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败的危险深渊,并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 性命,作成了他虽尽忠于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却因为幼稚而 更尽忠于苏俄和中共的“最后一功。” 25
第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说廖仲恺在“联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 后,汪精卫发作的便是“左派”权力病。这是因为汪精卫原来不 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说过:“共产党徒如果掺入本党,本 党的生命定要有危险。比如西游记上所说的,孙行者跳进了猪精的 腹内打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26 但是,只因孙中山 在北京病危时,鲍罗廷曾找他去苏俄驻华使馆,对他有心有意地说 了一句“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 更有谁敢继承”的话, 27 从此,他便在鲍罗廷的策划与廖仲恺的帮 助下,不仅“取胡汉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不可了。
汪精卫在做成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之后,一是高喊“党要左 倾”,高唱“谁是左派,我将梦寐以求之,旁徨以觅之”,从 而“使整个广东上空弥漫着一股透骨的左倾气氛”,使得身为国民 党党员的中共党人们,已敢公开地攻击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本 身。二是推鲍罗廷为审查廖案之特别委员会最高顾问,“有党政军 一切大权”,并遵循鲍罗廷“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 没有” 28 这一共产专制政治的标准,按照鲍罗廷于廖案发生后第二 天就拟好的名单,要逮捕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国民党重要领导 人。幸得蒋介石和许崇智的竭力反对,上述诸人才免于遭难。三是 仅仅在半年之后,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二大”之际,他 一方面同意国民党“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为共产党跨党分子, 从而使苏俄和中共得以控制国民党“二大”(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 章);一方面则将“西山会议派”、 29 即著名老国民党人中的“反 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并对倾向“西山 会议派”反共立场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训令,几乎将反对苏俄及中共 阴谋劫夺国民党党权的本党志士一网打尽。
由是,鲍罗廷成了国民党的太上皇,汪精卫则成了孙中山死后 的“孙中山”。国民党自中央到地方的党权以及国民党对于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已大部为苏俄和中共所篡夺(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 章)。汪精为终于将廖仲恺的“左派”幼稚病发作成了“左派”权 力病。从此,他处处秉承苏俄顾问鲍罗廷旨意,处处以中共的要求 为要求。鲍罗廷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反对蒋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对 蒋提议北伐;中共要进一步把“扶助工农”变成工农革命,他就处 处高喊“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苏俄与中共要打倒蒋介石,他就想 出种种办法来压制、排斥和驱逐蒋介石(参见下章)。直至“中山 舰事件”发生,蒋介石起而护党,他已无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惩办 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中反革命的任务”时,他才在自己家中召开的 国民党政治会议上,被本党会议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 假”,从此赴欧养病十六个月之久。此后,直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 已经打下南半个中国,苏俄和中共唯恐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 国,中国共产革命将“计无所出”之时,他又在苏俄和中共的阴谋 策划之下赶回国中,发作了又一场更加厉害的“左派”权力病,为 胜利进军中的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新的困境和乱局(参见下章)。
第三、孙中山先生的失误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的严重历史过失
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和他的剧然而逝、 不及纠正,才为苏俄在中国施展“分阶段革命”的谋略,企图诱变 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政治条件。
二、是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为苏俄及中共阴 谋诱变中国国民革命打下了危险的基础,为中国国民革命及其进程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三、是汪精卫“左派”权力病的发作,才将中国国民革命推向 了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境地,并为来日中国国民革命 的艰难历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乱源”。
四、在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留下的历史隐患中,其 最具破坏力和影响力的,便是孙夫人宋庆龄对三民主义、中国国民 革命和中华民国的背叛。宋因早已成为共产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 持者,还因为中共对她统战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万共产党员都 起不到的作用”。 30
由是,宋乃成为中共共产革命花瓶中一支开不 败的“国民党‘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实为一纸之书所难 言尽。宋氏垂死之际,称自己无脸躺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并绝不睡 到中共的八宝山去,而坚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坟曝尸的“资产阶级 父母”身边,其真正的内在情由,怕是她对自己背叛孙中山先生、 背叛中国国民革命和“助共为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罪孽,终于 有了觉醒所致。
总之,国民党“左派”,即亲俄、亲共派们,不论他们患的是幼稚病还是权力病,抑或是宋庆龄的无知病,他们对于中国国民革 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仅为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制造过极大的困境和危险,更为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立下了“丰功和伟绩”,为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共产专制复辟的艰苦斗争,和澄清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是非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困扰和困难。
兼 论 何谓“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第一、何谓国共合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一再地、反复地强调它与中国国民党曾有过两度“合作”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 陆,因只有共产党的说话的“权威”,而绝不予任何人说话的权力;还因为长期以来“国共合作”一语已经“约定俗成”,连国民 党本身也将“国共合作”一词当成了“口头禅”,而不再予以甄别;加之国民党的“左派”们,因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 就更要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光荣历史记在心头,挂在嘴上;再加上海内外一些学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则是“共云亦云”,只相信“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无心去拆穿这个历史 的谎言;因此,“国共合作”一语,也就在它被重复了一千遍、一 万遍之后,而成为两度“历史的真实”,为老幼妇儒耳熟能“详”。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中国国民党非但向来未与中共有过所 谓的合作,而且所谓两度,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以“挖心战术”31 ;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虚假归顺。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对 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均提出了联合战 线的策略,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 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 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由是可知,他们不仅把孙中山的民主革 命力量看成是资产阶级,而且认为参加民主革命乃是发动共产革命 的必要步骤,这无非是列宁“分阶段革命理论”在中共手中的再 版。再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 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 经验”,二是指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 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 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由是可知,中共党员在 苏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乃是阴谋,而非合作(引文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就必须服 从国民党的信仰、纲领、党章和纪律。更何况孙先生对此有言在 先。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参加了国民党的李大钊,才会面 对国民党代表提出的质询,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的所有共产党员于大 会公开发表宣言称:“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 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 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 党来 ...... 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 为本党主义(指国民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的革命事 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 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望诸先辈指导一 切。”李大钊的书面保证,无非说明他们既然参加了国民党,就愿 意并应该遵守国民党的主义、纲领、章程和纪律,因为他们与国民 党的关系,已是党员与党的关系。这就不但不是国、共两党的“合 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的“合作”了。就中 国共产党而言,迄今为止,又有哪一个党员敢说它参加中共是与中 共的“合作”呢?
三、既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实现国民党的主 义,“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那么,参加了 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就只能是参加国民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而 奋斗。但是,在苏俄的阴谋指使下,共产党人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 民党后,不仅违反规定,暗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国民党,破坏国 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以一步步实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 共产革命的目标(参见下卷)。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服从本党主义 和纪律”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 者。天下既无这样的党员,亦更无这样的“合作”。更何况其中的 一个“合作”者,犹如混战中的大军阀一样,还需要一家外国势力 来作成它的后台和太上皇,并且事事听命于它,直至连后来的武汉 国民政府也被办成了“俄国的政府”呢(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 章)。由是可知,这就非但不是合作,没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 人自己说的那样,不过是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所施行的 一场“挖心战术”罢了。
四、中共所谓的二度国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 的“国共合作”,就更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了。历史的事实是: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遵命发表 八一宣言,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为帮助苏俄颠覆中华民国,不仅 鼓吹共产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运 动,而且从未有“抗日救国”之一言以献给国人(详见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乱失败,逃至陕北,三十万红军仅存二万不足之时, 因王明接受苏俄为保护自己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 线”的指令,发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围剿 红军,并要共同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共虽一边屡 屡发表“抗日”通电、“抗日”宣言,制造舆论,谋划学运,以一 再向国民政府求和;一边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阴谋策动西安 事变,企图乱中求存。前者固无济于事,后者却阴谋达成。由是, 中共便在西安事变之后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两度向中华民国政 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 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 受中共“输诚”(参见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 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 领导的关系。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声声称“一 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北京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北只是地方政府”,无非是要说明它 与台北的关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和被领导的从属关系。而台 湾若想以“平等”之心与中共论合作,中共便连飞弹也打了出去的 事实,无非道明了它绝不容许台湾与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关系罢 了。至于共产党在被它称之为“二度国共合作”的“合作”中,究 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国家 和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勾当,本书下卷将自有一番论述,此处就 不再一一作出证明了。
第二、何为“新”三民主义
如果说中共党员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于苏俄指令下以 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参加”国民革命,和中共于一九三七 年被迫归顺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件事,均被中共称之为“国共合 作”,不过是中共撒下的弥天大谎,那么,苏俄和中共竟敢将孙中 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 至敢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 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就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 公开背叛和欺骗了。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一九零五年《民 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 二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 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 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国民党“一 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 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 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 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 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 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 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 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 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 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 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 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 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 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 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 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 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 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 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 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 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 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 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 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 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 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 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 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 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 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 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 《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 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 民主义”(参见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 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 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 义,“还原”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 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 奋斗了(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 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 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 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 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 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 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 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 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
注 释
第三章
02、一九一三年三月列宁即已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指出“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发表了“勿忘东方”一文,主张联合东方民族力量以推动共产革命。因列宁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决定直接进攻欧洲,颠覆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又因失败,再转谋中国,遂有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对共产国际“二大”策定“东方路线”的有关评价,参见向青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十七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03、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契契林曾在第五届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宣布“苏俄政府自动放弃沙皇政府在满州所有的掠夺品,恢复中国这些地区的主权”,并称:“苏联同意放弃俄人在中国、蒙古、波斯一切的土地权,并放弃一切赔偿”。北洋政府未予理会。
04、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匈牙利和德国共产党曾在苏联策动下发动武装政变,并分别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以作为苏联附庸国,瞬间败亡。
05、实际上,这只是俄国欲图谋中国和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幌子。一九二零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外交部接到该宣言时,该宣言已将放弃满州权益及庚子赔款等条删去。其它各条亦均未兑现。一九二九年当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决定收回中东路的管理权时,苏俄立即出兵攻打我国,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敌国(参见本书下卷第二章)。
06、当时,中国民间有许多组织曾在苏俄的诱惑下,准备置南北两个政府于不顾地自动与苏联修好,甚至发起民众运动以推动之。
07、当时国中不了解俄国革命的人,都以为沙俄乃为列宁的共产革命所推翻,不知道它是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列宁的十月革命反而是对于二月民主革命的背叛。
08、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几位中学生,是指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
09、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三页。
10、苏俄主动上门联络孙中山的情形,主要有:一九二零年三月,苏俄派波波夫赴上海拜见孙。一九二零年六月,列宁又派莫斯科中国工会主席刘泽荣代表他邀请孙中山访俄。是年秋,苏俄派代表吴庭康赴上海见孙。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苏俄又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赴广州与国民党谈国共合并问题。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人张继又陪马林赴桂林见孙谈国共合并问题,均为孙所拒绝。孙仅表示愿在道义上联络。一九二二年五月,马林又往广州见孙,建议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孙仅允许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苏俄遂以为这是中共打入中国国民党的极好机会,乃强令中共执行之。
1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二四至二五页。
12、《孙逸仙全集》第二集第八四页。
13、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二六一页。民族主义第二讲。一九二四年讲于广州。
14、〔俄〕斯捷潘若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5、孙中山对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谈话。一九二二。
16、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印行。作者为中国大陆现代史专家,谢持先生嫡孙。
17、周兴良:《廖仲恺与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
18、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第二八零页。
19、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四五页。
20、“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谭平山的讲话”,《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21、廖仲恺:“消费合作社纵谈”和“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
22、参见〔俄〕斯捷潘若夫:《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
23、同17。
24、同上。
25、指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中执委第七十次会议在廖仲恺主持下,曾决议将反俄、反共的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江伟藩开除党籍。会前,廖已一再声称要对他们进行严肃处理。参见大陆版《廖仲恺与和何香凝》一书。另外,孙逝世后,廖仲恺尤秉俄顾问鲍罗廷旨意,以“黑箱作业”驱胡(汉民)并拥汪上台。
26、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第九十页,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一九九三。
27、同上。
28、据邹鲁《回忆录》记载:“廖仲恺先生被刺案发生,中央派蒋先生,许崇智和汪兆铭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来查办这一件事,鲍罗廷认为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实同志的极好机会。廖先生被害的第二天,他开了一张名单,叫特别委员会拿办我和胡汉民、邓泽如、谢持诸先生??特别委员会看了这张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么拿办?鲍竟说,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幸蒋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我和胡、邓、邹、谢诸先生才免膏虎口。”廖被杀一案至今仍为疑案。
29、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因鲍罗廷利用廖案打击国民党中非亲俄亲共派,结果,被驱离广东的反俄反共派元老邹鲁、谢持等,便集合北京西山召开党的会议,意在恢复被苏俄和中共已经谋夺的党统和党权,并在上海另立中央,后被苏俄和中共掌控的广东国民党中央“二大”开除出党。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
30、周恩来语。一九五七年四月宋庆龄提出要参加中共,刘少奇和周恩来去看她时曾说:“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预”。周恩来还说:“在中国,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参见爱泼斯坦著《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31、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曾一再自称他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采取的是“挖心战术”。这在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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