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辛灏年
一
我从未有过做史家的愿望。
自一九八四年起,即便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强烈, 其愿望仍在写一部历史小说而已。我一边读史籍,一边进行小说构 思;一边收集史料,一边揣摩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为了做好写作 长篇历史小说“辛亥之后”的准备,我不得不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 力。
然而,就在读历史已经越来越使我迷惘,甚至已经令我感到苦 恼的日子里,却欣逢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国民党抗战”的热 潮。这是因为,中共要借“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对台湾施以 新的统战策略,便宣布八十五位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为 抗日烈士,从而破天荒地为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禁 区,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河南人民出版社领先出版了《国 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为一百一十五位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 党将军树碑立传;广西电影制片厂趁机拍摄、并短暂放映了历史巨 片《血战台儿庄》,第一次表现了国民党官兵血战倭寇的英雄气 概。此后,一批于苦心“包装”下的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研究著作的 迅速出版,非但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成千上万种纪实性历史文学 著作的大量出世,遂如长河溃决,一发而不可收。中国大陆民间由 是而悄然推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反思运动”,后来更因“默 契”而将这一场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推向了对三民主义和辛亥革 命、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予以再研 究和再认识的历史阶段 ......
一九八九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已 经被迫利用“理论对话”的方式,提出必须重新肯定辛亥革命和必 须重新认识辛亥之后历史的曲折发展。不仅指出“民主革命初造成 功之后,被推翻的专制势力和专制制度的企图复辟,甚至实现复 辟,应该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而且指出“既要毁灭过 去又要重复过去的农民革命,乃是通过革命形式来实现专制复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手段 ...... ”。
01
一九九零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率先出版了孙中山先生的 自述,题名《革命尚未成功》,以重温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和孙 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教,将孙中山先生“世 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遗书重新公之于众。 一九九一年,北京团结出版社等出版的数种《蒋介石传》,已 经在必要的包装之下,不仅肯定了蒋介石先生领导北伐战争和卫国 战争直至胜利的历史功绩,而且把对蒋介石先生的再认识,深入到 了“除反共以外”都应基本予以肯定的地步。
一九九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已经 出版了数十部之后,又出版了《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将三 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抗争,北伐战争的性质及其成功的思想原因, 和中国国民党清党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异乎往常的论述 ......
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 党 —— 一九三七》一书,已经明确提出:“五十年前那一场保卫 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 力知道 ......”并对蒋介石先生领导伟大卫国战争和亲自指挥抗战直 至胜利的不朽历史功绩,从未有过地予以了大胆歌颂。
一九九四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著《国民政 府陪都重庆史》,已经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 民党如何积极准备抗战,如何坚持领导抗战,如何在残酷的卫国战 争中艰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真相,包括宋美龄女士对祖国抗 战的卓越贡献,均作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和论证。
一九九五年,中国大陆作家邓贤已经在他的长篇巨制《日落》 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现在纠正还来得 及。”作者还在另一部历史反思著作《大国之魂》里明白地说道:“历史可以忘却,但不应篡改。”
02
一九九六年,因中国大陆一批孙中山研究者的长期诉求和艰难 努力,《孙中山全集》终于编成出版。编纂者们决心要让中国大陆 人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孙中山思想”的现实要求,已经基本上 得以实现。
同年十月,两位民运人士在中国大陆冒着再度坐牢的危险,公 开向海外发表《双十宣言》,要求回到一九四五年国共《双十协 定》的民主建国原则上去,并大胆宣称:“谁给了人民民主和自由,谁才是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
03
一九九七年,走出了大陆的著名画家李斌先生和袁耀锷教授, 在各自倾心费时数年和十数年之后,终于在海外完成了巨型油画 《国父》与巨幅油画《地狱河》(系列)的创作。前者对孙中山先 生艰难的民主建国历程和民主建国理想,进行了高度的历史概括; 后者则对毛泽东及中共五十年黑暗统治,作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表 现。其价值,其意义,又何止于几幅丹青而已。
一九九八年,亲身参预了十年历史反思的本书作者,终于在中 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赴海外实现 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系统性澄清,艰难地完成了《谁是新中国》 一书。
...... ...... 显然,当初仅仅为写小说而着意研究历史的初衷,早已在不知不觉地转变着。我心里渐渐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一种痛苦的责任 感。虽然深感危险,却再也不能阻止我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欲望。尽 管一位前辈早就告诫我说:“研究中国现代史,你会很痛苦。”是 的,当你在儿时就已经让一个胜利者的欺骗和谎言深入你的骨髓之 后,等到你长大以后再来剥开谎言和欺骗,并追求事实和真理,这 种裂肤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二
诚然,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有一个公正的立场。非如是,便不能 有对历史的公正判断。但是“公正”从何而来?答曰,来自一个共 同的标准。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就不可能再有所谓公正的立 场。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任何社会力量、任何政党和个人在历史发 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和判断时,我们必须使用一个同样的 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具体的说, 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判断而言,这个共同的标准, 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 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 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 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是爱国还是卖 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 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生发展的,就是进步的; 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 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 这显然是一个公正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 受的标准。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 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社会 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叠叠的历史迷 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象,辨别实情,回答种种的诬蔑 和诘难 ......
我开始沉浸在陈旧的历史资料里,意在扫尽尘封和揭开伪装, 追寻真实和真迹;我更沉浸在新鲜的历史反思著作之中,意在解开 无奈的包装,寻找真话和真情。
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编完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 近代史大事记”,为我的“现代史辨”奠定了历史事实的基础。 我用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不是要对那些“念 歪了经的和尚们”,证明天上还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天 堂”,而是要在理论上证明,这个“天堂”从来就是子虚乌有。 我再次拿出时间,第三次学习西方哲学史,对自己在别人“造 反”时代所写下的数十万字哲学笔记,进行清理,努力于弄懂西方 思想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关系;更从对西方近代史的再学 习入手,尤其是在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之本质的理解中,去探 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乃是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之反动的崭新认识,以认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鼓吹专制复辟哲学的本质。 我所从事的最为艰苦的工作,也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乃是对已 经“约定俗成”之社会科学概念的清理,诸如“帝国主义、资本主 义”等等。对于美学的多年爱好和研究,曾使我发现“澄清概 念”的异常重要性。更何况马克思的幽灵走遍世界,既以近代科学 的名义包装了大量的传统造反思想;更以“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 改造了太多的社会科学概念。因而,每当我们批判起来的时候,盖 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会使我们的批判总 是落入敌手的“圈套”。
然而,对于我来说,最重要和最重大的收获,还是革命与复辟 理论体系的形成。在认真地考查了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 历史,并在详细地研究了各国民主革命史基础上,我发现,在民主 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 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史进 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 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 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 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够因复辟的成功,而 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历史的疯狂阶段。因此,如何认识民主革命的 反复历程,如何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如何认清专制复辟只是 专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以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 民主革命终于成功的历史标志,就不仅成为一个崭新的重大历史课 题,而且成为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而亟须加以研究和解 决了。
上述思想的形成,不仅因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艰难、反复、 曲折的进程,和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兴衰 败成的历史,乃与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民主过渡的历史并无二致,从 而极大地增强了我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我进一 步思考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与以孙中山先生为 历史领袖的中国民主革命 —— 即中国国民革命接轨的必要性和科 学性,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彻底地陷入了,但也从此获得了解脱。因为,由历史的真情 与假象交相反扑所刮起的风烟,和由历史的沉冤与奇冤所迸发出来 的血泪,不仅正在让我的心为他沉思,为她愤怒,为她长嚎而当 歌、扼腕而叹息,而且已在一步一步地净化着我的灵魂,更把我从 专制文坛的名利场和正在腐化的现实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我宛 如一个正在受洗的痛苦灵魂,开始遨游在现代中国是非交错、真相 不明的历史烟云之中,踟蹰在传统中国农民战争志在改朝换代的的 历史战场上,甚至徘徊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去与那一个“幽 灵”对话,一起探讨它不可能在西方“借尸还魂”的原因,指斥它 只能在东方扼杀生灵、造成血流成河的罪孽 ......
三
然而,我写的却是一本“不识时务”的书。
说它不识时务,一是中共向来自榜是新中国,并诽谤孙中山所 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旧中国。二是在今天的台湾,已经有人连中国的 国民党都不想做,连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都想抛弃,连中国都不 想要了。三是近年来虽然中共在大陆正一天天地烂下去,但它于海外却似乎在一天天地“好”起来 ......
04 因为连一家著名的台湾背景报纸,都在用中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一句“语带嘲讽”的话,劝说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以赞赏的口吻来报道中共的大言 ——“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边,才是正确的”。意即只有中共才代表了“历史的趋 势”。
05
但是,现在的事实却是,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反思 的日渐广泛和深入,对于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论和民主建国思想 的再认定和再继承,对于蒋介石先生历史功绩的再认识和再肯定, 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再认宗和再推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 是要在新中国 —— 中华民国重新获得全民族“共识与认同”的前 提之下,再“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以最后地完成 孙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以尽快地推动中国大陆的 民主进步,以尽可能地减少民主进程中的流血与混乱,以及早地将 中国大陆重新推向正确的民主建国方向和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之 上,志在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否则就不能理解,今天,在已 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台湾,当某些朋友连中国和中华民国都不想 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为何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们,竟能够 冒着危险去澄清历史和纠正历史,并且在已经持续了十数年的历史 反思运动之后,开始推动起了一场历史性的“认祖归宗”运动。历 史的明鉴是,罗伯斯比尔和他在圣·玛丽街修道院的共和主义英雄 们,虽然被敌人送上了断头台,但由他们所创建的法兰西共和国及 其共和国统,却在历经了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的残 酷较量之后,获得了永生。因二月民主革命而诞生的俄国临时民主 政府,虽仅仅存在了八个月,便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推翻, 但是,遭遇了长期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俄国人民,却终于推倒复 辟,重建起七十四年前所创建的民主政体,直至完全归复了她的国 歌、国旗、国体和议会形式。近现代世界许多前专制国家向民主的 过渡,无不经历了这一共同的艰难历程。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伟大的辛亥革命所创立的亚洲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八十余年来,虽经几起几仆, 但在历尽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颠覆之后,特别是在 终结了中共于大陆旷日持久的专制复辟统治之后,必将迎来她国统 和法统的再传承与再发展。因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因为已 经遭遇五十年中共全面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人民,今日确已、 或正在认识到,中华民国,才真正是全中国人民的“新中国”。因 为作者和他的许多大陆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历史反思之后,已经能够明白:一个曾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对前苏联各族人 民实行了七十四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苏共,都非但不能代表“历史的 趋势”,甚至竟能在一日之内分崩离析,那么,由那个在中国大陆 实行了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却非但至今不能统一中国,并且早已 造成天怒人怨、就要走向覆亡的的中共,所代表的“历史趋势”, 说白了,也只是一股“逆流”罢了。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也只能 象前苏联那座专制复辟统治的堡垒一样,将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 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终地土崩瓦解。
诚如黎安友教授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者虽然不 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作者仍然要郑 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 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 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 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 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 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 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 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 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 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 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 如果这样 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台湾。我们是为了大陆,是为了包括台湾 在内的全部中国。因为一百年来,东方专制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 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民主列强亦为了一己的利 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因为,八十余年来,中国在 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革命和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又 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和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 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 成功,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 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所坚持捍卫过的,并必 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她少年的创伤和裂痕,带着她古老 的文明和文化,和来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 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智、尽力。
国中另一位前辈亦曾对我说过,“历史是有情的”。那就让有 情的历史来还报我们这些有情的人吧。因为我们理解了历史,历史 想必也会理解我们。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改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注 释
注一：高尔品:《少夫人达琳》三二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 八九年七月。
注二：中共在察觉上述历史反思著作所可能造成的统治危机之后, 曾数次下令禁止上述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其理由便是“这些著作公 开了不应公开的史料,过度地美化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反面人物正面写”。
注三：这两位民运人士是王希哲先生和刘晓波先生。
注四：近年来,虽然中共政权日趋腐烂,人民反抗日趋激烈,但在海外,对中共的新闻、“学术”和舆论却常常是“一片大好”,甚 至是“越来越好”。
注五：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北美《世界日报》发表社论“解读辜江会和融冰之旅”,称:联系到国府外交部指控北京搞两手策 略,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辜振甫随即在北京呼应,钱其琛的回应更见坦率,即两岸外交战场的消长,乃是潮流所趋,“台湾国际空间 愈来愈小是个趋势,中国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台湾外交部的讲法,完全是主观的想象。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台湾就很难理解为 什么邦交国会越来越少”。如果说辜振甫在北京受到什么挫折,钱 其琛当着辜振甫讲的这番话,应该是一记重击。谁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面,钱其琛以外交战场的消长证明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 边,才是正确的。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评论“自有语带嘲讽的 意味”。
导论
论 革 命 与 复 辟
引 言
英国著名诗人雪莱虽曾满怀希望地歌唱道:“秋风啊,既然冬 天已经来了,春天又怎能遥远?”然而,诗人却完全没有想到,即 使春天已经到来,冬天的暴雪与寒风,仍旧会不只一次地,甚至会 相当长久地肆虐在早春时节,以公然地蹂躏与逐杀一切刚刚萌芽或 刚刚苏醒的新生命,直至春雪消融,春草茵茵,即春天的真正降临 为止。在中国民间,这一自然现象便被称做“反春”。
自然界在季节转换中的这一普遍现象,显然可以用来说明社会 制度转型期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大 趋势和大进程中,也一定会有一个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之反 复较量的普遍历史进程。并且,只有历经了这一艰难、甚至是痛苦 的历史进程,民主和民主制度,才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和专制制度 本身。
第一章
革命与复辟
一 革命与民主革命
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革命一语,某些人虽然深怀恋情或旧情, 却又颇怀恐惧或戒心 —— 有的人只因“革了千千万万人的命”, 现在才要反对革命;有的人只为“跟着别人革了一辈子的命”,如 今已要“告别革命”。在西方,少数享受了革命成果的人在轻松地 否定着革命;在东方,许多惨遭过“革命”迫害的人谈革命而色 变。因为,在近现代,革命既使世界走向了光明和进步,“革 命”又使世界出现了黑暗和倒退。革命使人民摆脱了专制压 迫,“革命”又同样能够迫使人民重新置身于专制强权之下。尤其 是在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发展中,不仅因革命而推翻过专制王朝, 却又因“革命”而重蹈专制黑暗,甚至能使形形色色的专制罪行, 在“革命的名义下”变本而加厉,层出而不穷。因而,对革命之一 般历史含义,应该如何认识?对不同性质的革命,应该如何加以界 定?对一切假冒伪劣“革命”,及其所来与所去,又应该怎样加以 鉴别和揭穿?尤其是如何真正认识民主革命与其它形形色色革命截 然不同的性质,认识它在推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进程中 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它推动我们祖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功绩,以及它 在推动我们祖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程中,之所以被扭曲、 篡改、直至被推倒和取代的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地认识我们祖国自 辛亥以来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便历史地和责无旁贷 地落到了我们的肩头。
那么,革命究竟是什么?
就它的本义而言,革命,便是“变革天命”,是为了“顺天应 人”而更换君主或更始王朝的政治行为。“汤武革命,顺天应 人”便是明例。历代农民造反之所以也被称为革命,就是因为它常 常促成了君主或王朝的变更。而当革命在更换君主与更始王朝的意 义上逐渐有所延伸,直至被赋予“社会变革和制度变更”的意义 时,革命,便成了社会变革与制度变更的一个普遍历史进程。如果 说,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整个历史范畴内,春秋战国时代由分封 式专制体制、即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式专制体制、即君主制的漫长 过渡,虽具有社会变革与体制变更,即“变革天命”的重要意义, 但它仍是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范畴内,专制政治的沿革和专制制度的 发展。到了近代与现代,世界各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不仅具有 政治制度变革的意义,而且已经是一场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的 伟大革命了。同时,革命一词亦从此被用来形容思想、文化、宗 教、政治、经济、科技、产业等一切社会领域的决定性发展和关键 性变革。其突进与强进的发展状态,更是常常被人用革命一词以概 括之和形容之。英文 revolution —— 革命、突进一词,与 evolution —— 演化、渐进一词的区别,便意在其中。由是,我们就能够给 革命以这样一个定义了:首先,革命 —— 不论它采取任何形式, 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其次,革命还含有迅疾推进甚至 强制推进这一历史变革进程的意义。如果革命确是这两重意义的结 合,我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辨析不同性质的革命,和由不同性质的 革命所带来的不同历史发展,特别应该考察旨在变革旧专制制度和 创建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的意义。
第一、就社会政治变革 —— 这个最能体现革命本义的普遍历 史变革进程而言,革命应有传统型革命与近现代革命之分。传统型 革命之最普遍者是宗教革命与农民革命。前者于欧洲较为普遍,后 者则在亚洲屡兴屡衰。两者虽然同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儿,但宗教 革命却为近现代革命的兴起,留下了历史的先声。或者说,没有中 世纪末欧洲人民反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专制统治的宗教革命,便 没有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直至民主革命的发生。农民革命虽为被压 迫、被剥削的农民铤而走险之举,亦被历史深注同情,“但它仅仅 是意在改朝换代的本质,却注定了它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自我调节的 一种历史方式而已”。
01 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早已反复地证明了这 一真理性。至于由封建制即分封式专制体制,向中央集权式专制体 制即君主制的过渡,如六国的覆灭和秦王朝的统一,德意志邦国的 消亡和第二帝国的建立,日本废藩的成功和天皇中央集权制度的确 立,虽深显“变革天命”的意义,但因它们不过是整个传统农业社 会范畴内,专制制度的自我变革,即自我完善,因而,它才仅仅是 专制制度的变更,而非专制制度的消亡,因而才不具有近现代革 命、特别是民主革命的意义。
第二、近现代革命当以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为始。其后,在欧 洲,固有十七 —— 十九世纪英、法等国的民主革命,亦有十九世 纪为马克思主义思潮所煽动起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十九 —— 二十 世纪,在东欧与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俄国,不仅爆发了推翻专制 统治的革命,而且诱发了共产革命。在亚非拉,二十世纪则成了民 族革命,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交相发展的新时代。如是,革命不仅 叠呈不同性质,不同性质的革命更是造就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民主 革命带来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制度的诞生;民族革命和种族革 命则推动了民族的独立与种族的解放;思想、文化、科技、产业等 种种领域的革命,无疑已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与繁荣;共产主 义革命则在革命的名义之下被迫东渡俄国与亚洲,在一些落后的传 统农业国家重建了现代专制极权统治。形形色色的革命,有的虽为 整个世界创造了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新气象,推动了近现代世界由专 制向民主的过渡;有的却为我们这个世界制造了新的困扰和困境, 甚至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带来了新的艰难和痛 苦历程。
第三、在上述形形色色革命当中,无庸讳言的是,正是民主革 命在欧洲的兴起,才带来了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伟 大政治变革。而也正是民主革命在一些国家的胜利,才迅速地推动 了自由经济的发展。这一变革和发展,非但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自 身历史范畴内的社会变革或体制变更,不再是专制统治方式的发 展、完善或强化,却已经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形 态、即专制制度和农民的小生产,向现代工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 和经济形态、即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历史 性过渡。因而,它才不是以新王权代替旧王权,新王朝代替旧王 朝,新专制政治代替旧专制政治的重复变革,相反,却是以民主取 代君主,自由取代独裁,法制取代专制,平等取代特权的真正革 新。一言以蔽之,即是要以崭新的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取代陈旧的 专制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这,才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定义,也才是 民主革命不同于其他任何性质革命的本义所在。犹如著名的法国历 史学家米涅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那样:“革命以法律代替了 专横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权;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阶级的区分,使 国土消除了省份之间的壁垒,使工业不再受行会和行会监督的限 制,使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关系,免除了什一税的重压,财产不再 容许任意指定预备继承人,革命把一切归于一个阶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
02
二 复辟与专制复辟
何谓复辟? 复辟的一般历史含义何在?什么样的复辟才是专制 复辟?
辟,在中国古文字里,即指帝王与帝位。复辟,便是指君王的 复位,含有帝位失而复得之意。我国明代中叶土木堡之变以后,被 俘还朝的英宗迫使景帝还位与他的做法,便是地道的复辟行为,也 是复辟一词原始含义的直接体现。但复辟一词的含义亦逐渐地得到 了延伸。第一个延伸,便是指王朝的归复,而非专指某个帝王个人 的复位,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复辟。第二个延 伸,是指旧制度的重建,或曰旧制度在被新制度战胜并取代之后, 又反转来重新战胜了新制度,恢复了旧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 后,六国旧诸侯冒死要求重新分封,便十足地表达了他们要求复辟 分封式专制体制的愿望。英、法等国民主革命爆发后,被推翻的斯 图亚特家族和波庞家族不仅要求王朝复辟,而且力图实现王政复 辟、即全面归复君主专制制度的做法,实为君主专制制度复辟的典 型例证。同时,即便不是由旧君主、旧王朝来复辟君主专制,而是 由新君主以建立新王朝的方式来归复君主专制,盖因他们仍然是对 于旧君主专制制度的复归,所以,亦同样是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不论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还是洪秀全建 立的太平天国,抑或是由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建立的短命中华帝国, 盖因他们都是对于帝制的复归,因而才都是对于旧君主专制制度的 复辟。至于近现代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因革命而推翻了旧君主、 旧王朝和旧专制制度,其间,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势、随大流地建 政党、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建立所谓“民主共 和”的国家,但是,只要他们在掌权后重新建构专制制度,再造专 制等级,厉行专制统治,则不论他们在表面上与形式上为自己装潢 了怎样的现代色彩,在实际上都无非是对于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 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俄国,希特勒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的第三 帝国,东欧、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及地区,假共产革命旗号 而建立的现代专制极权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专制统治取 代王权专制统治的事实,无不是鲜明的历史例证。如是,复辟虽有 其不同的层次 —— 君王复位,王朝复归和制度还原等,但说到 底,专制复辟就是专制制度的复归,并且不论是在何人、何党以及 何种旗号之下。这,才是专制复辟的本义之所在。
三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
在我们已经清楚革命与复辟的一般历史含义,特别是民主革命 与专制复辟的特殊定义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认清民主革命与专制 复辟互为反制的历史关系了。因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专制制 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体对象,便是以专制政权为 代表的、企图维护旧专制制度的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相反,专制复 辟则是指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企图重建专制制度。
幸运的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不仅证 明了民主革命的爆发,乃是这一过渡在政治上的重大发端,而且证 明了其过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发, 才率先为推倒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立了头功;而也正是民主革 命,才为全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留下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因 此,要追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则排斥、否认、 甚至反污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历史功绩,便无论如何于理难通。
然而,不幸的却是,也正因为民主革命乃是推动这一过渡的重 大发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歪 曲、诋毁直至公然反扑或变相反对,甚至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 定历史时期内,由于国际国内因素,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传统文化 的影响,而为专制势力所战胜。由是,在民主革命爆发后,虽然专 制势力的一再反扑甚至成功,并不能够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发和 最终胜利,但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态势却因之而形成, 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痛苦历程亦因之而出现。因而,由专制向民 主的过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现出种种艰难与曲折的历史景象。
第一、较量的普遍性与反复性
举世最早的尼德兰民主革命,虽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 相互交织,自一五六一年革命发动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 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 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其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 竟长达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国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发直至一六八八年光荣 革命告成,其间四十八年就曾历经三次革命与复辟的较量。一六四 七年十二月,由于苏格兰和英格兰长老派密谋英王查理一世复辟, 而引爆第二次国内战争。只因复辟派被克伦威尔战败,才使第一次 复辟图谋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苏格兰保王党 及其势力欲拥立查理二世为国王的复辟企图,又因一六五一年克伦 威尔征服苏格兰并将之并入英国,而使得二度复辟未果。第三次是 在克伦威尔死后两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党蒙克与查理二世 谈判成功而发表“布雷达宣言”,查理二世当上英国国王,斯图亚 特王朝遂宣布复辟。复辟历经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长达二十八年 的腐败统治,直至被光荣革命推倒,英国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 逼迫下,诞生了举世闻名的新政体,并从此由“君主宪政”而走上 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孙中山先生指欧洲各国的君主宪政 乃为“革命之所赐”,也就言之不虚。
民主革命爆发后,迭呈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者,以法国为最。
法国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直 至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承继法兰西共和国国统,承认法兰西第一共 和国宪法,确立共和国体,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后八十六 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可谓连续不断,异常复杂和激烈。如果 说罗伯斯庇尔之死,标志着立宪派的得手,拿破仑的滑铁庐之败, 则带来了波庞王朝复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虽然埋葬了力图 全面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波庞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 七月王朝却依然猖行专制复辟达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虽 然战胜了复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然而,路易 ·波拿巴却于民主共和之中,“加演”专制复辟之为,并终于将法 兰西“第二共和国”更名为法兰西“第二帝国”,他自己也因此而 从总统变成了皇帝。若不是色当一役既使法国惨败,又使路易·波 拿巴的帝国一朝覆亡,则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法国民主制度 的最终确认和确立,尚不知还有几波几折。 尼德兰、英国、法国如是,但凡爆发过民主革命、推翻过专制 王朝、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发的西班牙民主革命,虽然诞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宪法”,
03 其始亦与 反对法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炽一炉,但是由于拿破仑在欧洲的失败 和欧洲国际专制势力的粗暴干涉,亦使革命力量与王室复辟势力历 经五次反复较量,时长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庞 家的阿尔丰斯十二实行两党议会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为终。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影响的葡萄牙,于一 八二零年爆发革命后,由国王若奥之子唐·米格尔所代表的专制势 力,就曾发动三次复辟。虽然一败两胜,胜也短命,却为葡萄牙民 主革命留下了革命与复辟一再较量的痛苦经历。
十九世纪欧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国家如是,二十世纪 的德国和俄国,包括东亚诸落后国家,就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展开了革命与复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艰难的较量历程。德国虽然迟 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威风一时,但它在 第一次大战中的失败,却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迅疾败亡和德国民主派 的轻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玛 共和国,转瞬之间便迎来了专制势力的疯狂反扑。意在德意志复辟 帝国的卡普暴动固然为民主力量所迅速击败,
04 但是,由希特勒所 代表的新型专制复辟势力虽然不再公开号召重建帝国,归复君主专 制,但他在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下,由要求强化中央集权而成为欧洲 最大独裁者的发迹之路,却在实质上将德国完全复辟成了一个极权 统治的专制帝国,即“第三帝国”,从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国兴亡 的历史悲喜剧。
无独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于德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以 逞专制复辟之前,列宁已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于二月民主革命推 翻沙皇之后,复“以革命的名义”(列宁语)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 的成果,重建了俄国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对于二月革命背叛的本 质,便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扑民主革命,直至达到专制复辟的成 功,并从此敷演了一场长达七十余年专制复辟的巨大历史悲剧。今 天,即便是前苏联已经于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还 在,心未死”的俄共党人,其复辟的愿望却并没有死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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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在她一举推翻满 清专制王朝、结束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所曾遭遇的较量历 程,特别是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甚至 是空前的历史浩劫,正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与论证的主题。一言以 蔽之,近四百年来,自从世界开始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 后,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应该说,无一没有经历过革命与 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而也只有经历了这一普遍的历史进程,或曰 民主革命的主体历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终地获得成功,民主制度才 会最终地获得确认和确立。
第二、较量的艰难性
一、来自被推翻的专制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它附庸的王室、贵 族、教会、僧侣以及一切享有特权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因不甘心 失去他们的专制政权和贵族特权,而时刻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 来。这无疑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本质所在,又是革命要战胜复 辟之所以艰难的根本原因。为了复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为 友,在一六四一年镇压苏格兰叛乱未果之后,又于一六四七年暗中 勾结苏格兰长老派密谋复辟王位,并因此挑起第二次国内战争。同 样是为了复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格丽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 公贵族,在欧洲专制势力企图共同围剿法国革命之际,竟能置民族 大义于不顾,或投书以告密,或阴谋以献策,或奔走以呼号,或公 然叛国以投敌,王后甚至能将法军作战计划密呈普奥联军,以图换 取王权的复归。可以说,自一五六一年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迄今为 止的四百余年间,全世界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无一没有出现 过旧王朝、旧王权、旧贵族和旧特权享有者之一再图谋复辟的行 径。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共产国家自崩自垮以后,其共 产顽固势力一再企图复辟的欲望,实在是他们至今仍在蠢蠢欲动的 根本原因。
二、来自未曾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对自身专制政治 形式的顽固维护,和对于自由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顽强对抗。因为传 统的家长制与小生产,既是专制政治赖以建构的最坚实社会基础; 自由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又是造成这一基础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更 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当它对专制制度、权力经济及其基 础 —— 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挑战时,既带着足以憾动人心的民 主自由信念,又带着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鲜历史气息。由是,它 才不仅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一切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彻底的大进 攻,而且更是对传统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 必然要遭到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十六 世纪和十七世纪中期,尼德兰、英格兰之所以能够及早地爆发民主 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艺复兴、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时代 到来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 开始解体,从而促使大型手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反之, 不论是法国民主革命期间旺岱地区农民的公开叛乱,还是西班牙民 主革命期间农民对卡洛斯王子复辟活动的广泛支持,亦都是因为传 统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农村未能走向最后解体所至。德国魏玛共和国 成立后,率先叛乱并公然要求复辟第二帝国的卡普暴动,便爆发在 封建落后的东普鲁士。至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宁的共产 革命所叛变,中国辛亥革命后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 特别是出现了以共产革命名义和以农民造反方式实现专制复辟的痛 苦状态,东亚几个所谓共产国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换代、而迄无制度 变更的现实,无非是作为专制政治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没有开 始、或刚刚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来自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世道人 心的顽固影响,及其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 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 与这个旧社会及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被送进坟墓的。一次革 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种种专制的 思想文化观念同时送进坟墓。中外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 凡是专制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战、批判直 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战胜,则不仅会带来发动革命的困难, 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复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长。一六四零年的 英国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称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为清教徒 对英国国教的反对才促成了革命契机的到来。反之,在当时的英 国,正因为清教徒并不曾、也不可能推开一场真正宣扬民主共和理 念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英国才会在革命爆发后迭呈思想的混 乱,并最终招致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复辟,甚至连光荣革命也只能 在王冠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大约也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 的理念和理论,是在革命爆发后,更在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历史 混乱中,才开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爆发民主革命 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因为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仅 公然地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公开地提出了共 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等许多 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国人民才能够在长达八 十六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中,一贯坚持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 民主革命精神。法国革命的理念、理论与实践,才会传遍世界,并 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标志。
其次,即便是在一个为民主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的 国家,将同样存在着专制思想文化的反扑。某些由传统思想文化观 念的“旧帽翻新”而产生的所谓新思想和新文化,亦会成为对于真 正新思想新文化的变相反抗。显而易见的是,在俄国,由民粹派所 发现的,“俄国农民身上所固有的共产主义本能”,才为俄国“新 兴无产者”接受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更为列宁 以共产革命名义实行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 专制制度,带来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国,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麦 武力统一的实现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起,才带来了尼采、叔本 华“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的应运而生。反之,也正是这个倡 导“权力、意志与超人”思想的典型独裁主义哲学,才为希特勒推 倒魏玛共和国,和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重建专制的第三帝国,带 来了专制复辟的明确思想前提。
近现代欧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历程的, 还有一个著名的浪漫运动。这个浪漫运动虽然波潮起伏,历久不 衰,但是,它作为变革时代欧洲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表现,亦有积 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浪漫运动崇尚个性,反对旧 传统和旧伦理的制约,不安于陈旧、刻板、僵死的社会生活,是 故,当它在为个性解放而反对专制压迫时,曾顺应历史发展的要 求,并曾成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极 而言,则因它藐视金钱,厌恶俗务,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资本主 义”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发展,而号召返归田园,回到蛮荒,直至走 向反对新时代正在形成的进步社会制度时,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时代 要求的反面,从而成为专制复辟要求的一个浪漫“回声”。十九世 纪后期那个典型的文学浪漫运动便多少具有这样的色彩。至于俄国 农民在精神上的代表、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伯爵,在他面对着“洪 水猛兽”似的资本主义时,之所以会被吓回到“好地主的庄园”里 去;以及那个“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经看到了下个世纪曙光”、即 所谓共产主义曙光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之所以同样把资本主义看 成是青面獠牙的怪兽,而亟欲反对之;无非都是还了他们传统型知 识分子的原形罢了。
四、来自国际专制势力和某些仅从本国利害考量的国家对于别 国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联合围剿。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直 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欧洲各国反动君主就曾联合“民主”英 国组成七次“反法联盟”,以共同对付法国革命,直至联合打败拿 破仑,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国实现王政复辟。拿破仑 失败后,俄、普、奥三国反动君主又在英国支持下,于巴黎结成三 国“神圣同盟”,以抵抗、反对和企图扑灭欧洲革命:一八二一 年“神圣同盟”出兵扑杀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圣同 盟”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实 现了复辟。应该说,自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以来的四百余年间,各 专制强国,各国反动君主,不仅对内厉行专制以纷纷杜绝本国革命 的爆发,而且对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别国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台君 主以求复辟。此 虽不足怪,然而,怪则怪在,一些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民主国 家,即“民主列强”们,他们对内虽推展民主政治,对外则推行强 权政策,仅仅为了本国的利害而不惜与专制列强联手,以共同干涉 和围剿别国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别国的专制复辟势力,以围剿 别国的革命力量。这自然是他们虽已“新其貌”、却未“新其 心”所致,更是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高悬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 现。然而,近几百年来,一些国家民主发展的艰难困境,便常常与 此相关;中国辛亥之后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的反复与艰难,亦 有源于此;今日民主的台湾在国际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 样与之难解难分。
第三、较量的复杂性
一、复辟手段的复杂。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当他们自信有力 量、有条件推倒民主革命、实现专制复辟之时,他们自然会采取公 然的手段以求复辟。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公然复 辟,以及中国辛亥之后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然而,当之形形色 色专制势力,因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更因为人民对于专制制度与 专制统治的普遍厌弃,而不敢公然推行专制复辟之时,他们亦完全 可能采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实行复辟。首当其冲者,便是“假共和以 复辟”,即宁愿丢弃王位、王朝之名号,而劫夺专制复辟之实。法 国革命期间,路易·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中国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于共和旗号之下一心推行专制复辟的历史 事实;都是它典型的例证。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复辟”也无以遮 人耳目时,则乾脆打起革命的旗号以逞专制复辟之欲。他们有的打 着民族革命的旗号,以民族革命压迫民主革命;有的打着宗教革命 的旗号,以教权专制取代王权专制;有的乾脆打起农民革命的旗 号,来反对民主革命,反扑民主政权,归复专制制度。最时髦的, 也是最具欺骗力量的,便是打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以推倒民主 革命,复辟专制制度,建立极权统治。
二、较量状态的复杂。显然,不论是革命要战胜复辟,还是复 辟要推倒革命,其间,都极可能出现一种极其复杂的较量状态。如 前所说,一是复辟手段的复杂,自然已为较量状态的复杂奠定了基 础;二是种种政治力量对于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样会构成较量状 态的异常复杂性。因为在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历程中,不仅存在 着坚定的民主要求和顽固的复辟愿望,而且也一定存在着不同层次 的革命要求与不同层次的复辟目标。诸如既要反对专制、又要维护 王权者,形式虽是共和、内容却是专制者,或形式虽是专制、内容 却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 种种思潮所推动起来的无政府要求,国家主义的呼声,以及无产阶 级革命的叫喊等夹杂其间,其较量状态的复杂也就更加可想而知。 英国光荣革命后出现的“君主立宪”新政体,拿破仑藉复辟帝制以 巩固新秩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之又共和又独裁的性质,俄国 二月民主革命后两个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中国辛亥革命后的 大分裂状况,以及北伐成功之后、国家统一局面之下的种种叛乱造 反行径,都是复杂较量状态的表现。
三、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由于民主革命的爆发常常需要 历史的契机,如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 命的爆发。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动了反抗法国统治的民族 解放运动,等等。但也正是种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 才导致了革命与复辟叠呈复杂的较量状态。在中国,辛亥前后的民 主力量要想推翻专制统治,战胜专制复辟,则必须号召、直至发动 反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民族革命,因为专制列强与民主列强在 中国专门支持专制势力以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在亚、非、拉,民族 革命和种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 虽然独立,种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专制统治的泥淖,如菲律宾马 科斯和印度尼西亚苏哈特的专制统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权反对 王权以发动民主革命,却反而陷入了更加专制的教权专制统治之 中。当然,南非民族、种族与民主革命的交织,却最终地赢来了一 荣而俱荣的胜利局面。显然,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虽有可能 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 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状态的复杂化,因而又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制造 了相当大的麻烦与困境。
第四、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与复辟较量所常常采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 具体表现。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种,便是较量过程中的暴力冲突。第 二种则表现为国内战争或国际战争。如果说,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 年间,英国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的反复较量,早已表现在第一和第 二次国内战争中,则一七九二年,当法国民主派因国王与王后叛国 而砍掉了他们的脑袋之后,由旺岱农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国六十个郡 农民对于巴黎民主政权的叛乱,便差一点将革命的法国变成了复辟 的废墟。至于列宁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 重建专制制度,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于俄国国内挑起的七年残 酷内战,不知将多少无辜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 国,辛亥革命之后,由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所导致的内战与混 战,更是长期地使国家与人民陷于混战与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与复辟之较量所引起的国际战争而言,除掉欧 洲七次“反法联盟”,“神圣同盟”,以及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 对别国革命的武装干涉之外,单就两次世界大战来说,便已将世界 范围内的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广泛较量,推到了难以言状的残酷 境地。由新兴的专制统一的德国和欧洲老大帝国奥匈帝国在欧洲所 挑起的一次大战,其部分性质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经走向民主进步 的欧洲重建专制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这两个强大 的国际专制势力共同联手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部分性质和 目的,亦同样是向全世界民主进步的的疯狂反扑。至于二战以后, 随着东西方专制阵营与民主阵营的迅速明朗化,所带来的东西方对 抗,亦无非是将无数激烈的较量,隐蔽在“冷战与杀机”之中。而 许多国家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主要历程中,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 较量所付出的种种牺牲,就更是难以尽书。
第五、近现代专制复辟的共同历史特征
一、实现专制复辟的种种形式与方法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当形形色色专 制势力因公然地卷土重来已经难以得逞之时,其实现专制复辟的形 式和方法无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义下,实现专制权 力的复辟,或推行专制复辟统治 。即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假共 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
二是假宗教的名义,或在教权的支撑下恢复专制复辟统治。这 在中世欧洲曾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 —— 因为教权乃是封建专制 权力的最高象征与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现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 推翻王权的“革命”及其结果,亦充分说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现代最为危险、亦最具迷惑性的专制复辟形式及方法, 乃是假“革命”的名义以反对民主革命。特别是在共产革命的旗号 和“反对专制统治”的名义下,发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或传 统型农民造反,以达到、或在实际上达到复辟整个专制制度的目 的。这种复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即在传统 农业社会尚未解体的地区和国家,如东欧和东亚,就曾获得相当的 成功。
四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政治的兴起和民主制度的建 立,带来了“政党政治”这一政治形式的广泛兴起和使用。虽然, 它作为团结民主力量、反对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形 式,固有其相当的先进性,但是,它作为一种时髦的政治形式,亦 为世界许多国家、甚至是专制国家与复辟政权在表面上所效法,所 利用。因此,利用现代政党的形式作为复辟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实现 极权统治的现代专制力量,便成为近现代某些专制政权、特别是现 代共产专制复辟政权的一大时髦。这种政治形式固为现代所有共产 国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产国家将它发展成了利用党权以实行 专制极权的最佳形式。
二、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种种手段 由于任何一个专制复辟政权都是意在维护、修复、甚至是重建 专制制度,恢复专制统治,所以,它们在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 上也就颇多共同之处。
一是强化专制权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着专制国体 的被解体和专制政权的被推倒。因此,专制势力一旦卷土重来,也 就不可能不把恢复、重建专制国体与恢复、甚至强化专制权力,作 为其实行复辟和巩固复辟的根本大计。历史的事实是,无不意在恢 复和强化专制权力的近现代各国专制复辟政权,特别是在革命名义 下实现了专制复辟的苏俄、中国大陆等共产国家,其对于专制权力 的高度强化,早已为世所认知。
二是归复等级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专制等级 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会秩序。反之,专制制度之根本社会秩序 的基础,便是专制等级制度。严酷的等级划分既是专制统治的灵 魂,则复辟王朝、或因复辟而建立起来的新专制政权,就一定要归 复和重建等级制度,藉以保证专制复辟政体“权力结构”的绝对稳 定性。复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义所建立的崭新复辟政 权,亦无不以重新划分等级和建立等级制度为其要旨。中国的传统 农民革命如是,苏俄的共产专制制度亦如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等 级制度,则已成为世界历史上专制等级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厉行镇压手段。专制复辟统治虽是被推翻了的专制统治之 再生,实为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回光返照(参见导论第二章第二 节)。因此,专制复辟统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无不“中 宵念起,梦魂屡惊”。此其一。其二,专制复辟统治,又是民主革 命爆发后,因专制势力反扑成功而恢复或重建起来的专制统治,因 此,要人民对卷土重来的专制统治心悦诚服,实非易事。因为此一 时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时的人民了,因为人民已经经过了民主革命的 洗礼。其三,即便复辟的不是旧君主和旧王朝,而是以其它名义, 甚至是以革命名义实现了复辟的专制势力,正因它们是乘民主革命 或社会动乱之机,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 倒了革命,所以,它们才不仅深谙“革命之所以爆发及其如何爆 发”,和“统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为 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们的专制复辟政权。八十年 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领袖陈云顽固地反对制定“出版法”的言行, 就是明证(参见下卷第七章第三节)。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任 何专制复辟政权才不可能不厉行镇压手段,这也是它们欲保住这个 专制复辟政权的最重要手段。所以,当它们一旦为保权和保命、即 保卫复辟而行动起来时,它们无疑要比非复辟的正宗专制统治,来 得更加的残酷。
四是强化思想统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并为民主革命所推翻 的专制政体,无不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所有民主 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无不以新思想的兴起与滋蔓,和旧思想的消沉 与崩溃,作为革命爆发的前奏。英国民主革命固与新教思想的传播 关系甚大,法国民主革命则更与“平等、博爱、自由”之民主、民 权思想的启蒙与传播休戚相关。中国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 思想 —— 亦即欧风美雨影响的历史产物。因此,为维护旧思想, 铲除新思想,打击与摧毁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崭新民主思想体 系,也就成为任何一家专制复辟政体最为棘手和最为重视的大事。 因此,为防患革命再起于未然,为从根本上杜绝革命思想的再生和 蔓延,直至为彻底剿灭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 成为专制复辟政权较之正宗专制王朝更加重视和特别重视的问题。 路易十八复辟后,立即恢复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就是旨在 强化思想统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后强化宗教思想统治的事实, 已明显地说明了思想统治对于一个宗教复辟政权的至关重要。以苏 俄领衔的所有大大小小共产专制复辟国家,均以“独尊马列、杀尽 百家”为手段,来剥夺人民任何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 疯狂地罗织思想罪,更将思想罪定为重罪,并大面积施以极刑,直 至因“法重心骇”,而迫使人民丧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无疑 为革命战胜复辟、即民主战胜专制的较量历程,带来了特别的艰难 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来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才带来 了革命与复辟 —— 即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同样,也 正是这个历程所一再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反复性、艰难性、复杂性 与激烈性,才明确地体现了各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历史共同性。
四 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
第一、就时间而论
革命既然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则民主革命便决不仅仅 具有一个历史事件或一次历史事变的意义,无疑应该是有始有终, 并有过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不 过是法国民主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而已。
同时,既然在民主革命爆发后,尚存在着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 这样一个普遍、艰难、复杂和激烈的过程,所以,各国民主革命也 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体历程”,才可能走向最后的成 功,即民主对专制的最后战胜 —— 她的标志,便是民主制度的确 认与确立。由是,我们就应该将民主革命自爆发到革命的反复较 量,直至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过程,即 全范畴。从而对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有一个甚为科学的界定。这 样,我们也才可能对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起始与终结,尤其是她的 复杂历程,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才能使那些身处革命与复辟 反复较量状态中的国家或民族,避免将阶段性的专制复辟当作民主 革命已经失败的标志,从而树立民主革命必将走向最后成功的信 念。因为,英国民主革命并未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而走向失败。 法国民主革命更未因波庞王朝的复辟而未获最后的成功。希特勒打 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所煽动起来的复辟炽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国于 短命的必然。苏俄与中共在共产革命名义下,虽然夺取了反扑民主 革命和颠覆民主政体的成功,但是,他们一个已经自我崩解,一个 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决心就必然要面临覆灭的命运,无疑已经昭示 了:以二月革命胜利为始的俄国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 的中国民主革命,将一定会走向最后成功的历史前途。
第二、就内容而论
在政治革命领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专制的政治制 度,并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的新社会制度,以确保民主政治理念的 贯彻与实行。所以,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在实际上和本质上, 就是建立和反对建立民主新制度的较量。因此,也只有为建立这个 新制度而奋斗,并最终地确认和确立了这个新制度,才可视为民主 革命的最后成功。
在思想革命领域,鉴于不能最终地推倒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 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与影响,便不仅会 给民主革命的发动带来困难,甚至能为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造成 先声夺人的局面。可以说,任何一家专制王朝,在临死前都要强化 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如满清王朝崩解前对“三纲五常”的推崇。
同样,任何一股专制复辟势 力,要复辟就必定要独尊专制的思想和文化,犹如“尊孔”便是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因此,革命前的思 想发动,即宣传和张扬民主共和的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 后的思想建设,即一方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扬弃,一方面 则是积极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击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 攻;也就成为民主革命之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了。
在经济革命领域,由于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形成,乃是反 对专制权力经济和要求突破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结果;由于传统农 业社会解体的速度和程度,与自由经济形成的规模和成效,乃是民 主与专制之较量往复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努力推动自由经济的 形成与发展,迅速解决农民的问题,即解决土地的问题,就成为攸 关民主革命成败,尤其是革命与复辟谁胜谁负的重大环节。尤其是 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在革命爆发后,能否立即着手 解决之,将无疑对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农民在专制势力的诱 逼与发动下实行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便实在是不能稍稍等闲视 之的。法国农民对于法国民主政权的全面叛乱,西班牙农民对于王 朝复辟势力的广泛支持,辛亥之后因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所带来的惨 重后果,和五十年代初中华民国正因为在台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 题,才巩固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并终于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 教训和经验,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鉴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论
显然,在我们一谈及革命的形式问题时,我们立即就会联想到 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个普遍的历 史变革进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结束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 的革命,即便它带有迅速推进、甚至强行推进变革进程的意义,也 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来推动之和进行之。更何况历史也从未给 革命规定某种必须的形式。但是在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 历史发展中,民主革命确实是过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说 道:“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应当作 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 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 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06 米涅把革命概括为“应当作出牺牲的人和强迫别人作出牺牲的 人的冲突”,并由此将革命之所以采取暴力的责任,平分秋色地套 在这两种人身上。再次,他显然是无意地抹杀了是与非的界限,而 且视革命为一个碟子并不响的把戏,恰恰忘记了由他自己所叙述的 法国革命史,已实实在在地把法国民主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原 因,即人民采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 质,叙述得那样准确。
他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并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 法,因为这样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 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 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是让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 玺大臣巴朗)把三级会议之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内:讨论税收问 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 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则一概排除。”
07 于是,米涅又说道:“这完全是对国民愿望的无知,或者可以 说是公开的对抗。”
08 然而,正是这一无知与公开对抗(公开对抗 更准确 ),才激起了第三等级的强烈不满,并逼迫一百七十五年 以后才第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流产,同时酝酿了革命的发生:第三 等级被迫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便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遂冒雨 到达网球场宣誓:“在制定法兰西宪法前,绝不解散国民大会”, 并且吸引了第二等级自由贵族代表的积极参加;六月三十日,国王 派兵镇压群众游行,无奈士兵竟以高呼国王万岁为手段,拒绝接受 命令,国王遂向凡尔塞和巴黎调集军队,决心镇压;七月十一日, 国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由是而激 起了更大的民愤;七月十二日晚,国王调集的军队与巴黎的群众发 生冲突,暴力镇压终于开始;七月十三日,群众被迫拿起武器准备 起义;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残酷镇压而狂怒的群众终于攻占巴士底 狱 —— 于是,伟大的法国革命,不仅无可奈何,也无从避免地被 迫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过来,如果我们再将历史的事实进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 在三级会议上,国王同意以人数而不是按等级表决政治问题,那 么,第三等级便不会自行召开国民会议;如果第三等级召开国民会 议,国王不曾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便不会在群情激愤之下冒 雨去网球场宣誓;如果国王同意国民会议制定法兰西宪法,而不是 向巴黎和凡尔塞调集军队试图镇压,并且不在此时此刻解除内克尔 的职务,其后,更未造成国王与军队的冲突和群众与军队的冲突, 则群众绝不会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如是,法国革命便既不 会采取暴力形式,更不会沿着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个法国 革命的历程与暴力形式再也脱不开干系。同样,如果路易十六和他 的王后在修宪和君主立宪的宪法制定以后,能够安于他们已得的权 力,而不是阳奉阴违,密谋与欧洲专制势力联合,以拼命摧毁法国 革命,并决心反攻倒算,国王和王后也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近现代各国所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 无一不是专制统治者“逼上梁山”的结果。并且,更应该说,近现 代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无一不是 被专制统治者们有预谋、有计划,和寸步不让、步步紧逼的暴力镇 压阴谋及暴力镇压行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 主革命的爆发,除掉极少数是在正确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响 下,并在被迫革命的形势形成之后终于发生以外,常常都是群众在 毫无准备和毫无动机的状态下,因为遭受暴力镇压而群情激愤所 致。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菜市口的刀光剑影和人头落地,孙中 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弃”;如果没有那个“流血的星期 日”,就可能没有俄国共产暴力革命发动的借口;
09 同样,如果没 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杀,则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以及其后 的大陆民众,便绝不会“暴动和暴乱”,而只可能继续坚持和平与 非暴力的方法,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力。这,便是近现代世界 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这个真 理,才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指责革 命、尤其是指责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场,建立一个分辩的事实基 础。只有明燎了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为坚持理性而追求和平与非 暴力的民主革命,并敢于在专制统治者的残酷暴力镇压面前,同样 能够为坚持理性而维护人民正当的暴力反抗权力。因为在不应该采 用暴力革命手段时而采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诚然是不理性的。但 是,在应该、并且在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形式时却不敢采用暴力革 命的形式,则同样是不理性的。
这样说,自然不是志在号召要用暴力革命来推倒现存的专制制 度与专制政权。因为自古“变革天命”便有过种种非暴力的形式。 在当代,波兰团结工会坚持长期合法斗争以结束波共一党专制的历 史,东欧共产国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权更替的经验,尤其是戈 尔巴乔夫和叶尔钦交接棒式地和平解决苏俄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转 换、即过渡的初步成功,这一切无不说明,在我们的时代以和平方 式或以和平演变而非暴力演变的形式,来解决从专制向民主的最后 过渡,和解决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最后较量,藉以将变革时期国 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后 胜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已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具前景 的了。它不仅是当代人民民主意识、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养得以提 高的一个重大成果,而且是当代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已经日益不得 人心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也正是这样两个原因,才造成了专制政体 自身的分崩离析局面,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某些权力人物民主意识 的觉醒,或民主素养的提高。戈尔巴乔夫作为当代和历史上一个伟 大人物的全部意义,即在于他宁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权力,却愿意将 民主与自由从共产专制极权制度下解救出来,并还给了自己优秀的 人民。因此,我们无须鼓吹暴力,更无须把暴力革命当作民主革命 的唯一方式。我们只需要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坚定民主制度必将 取代专制制度的信念,坚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当代的专制统治 者们同样不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动、甚至是迫动 下,愿意逐步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我们都应该在不求激进与 不算旧账的总前提下,为了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采用 非暴力的形式,将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如果当代的专 制统治者们,其对暴力镇压、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扑的迷信仍然冥 顽不灵,则来自人民非自愿的暴力,即被迫产生的、并且同样是理 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会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紧密连接在 一起,为民主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而牺牲奋斗,并且在所不惜。齐 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便是最透彻的证明。因为专制必 败,民主必胜。因为人民必定是革命与复辟之反复较量的最后胜利者。
第二章
革命名义下的复辟
如前章所论,随着民主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发展,不仅引发了种 种不同性质的革命,而且导致了不同形式复辟的产生 —— 他们或 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复辟之实;或“以革命的名义”来掩盖专制复 辟之心;或利用传统农民革命以打击民主革命;或号召一个新 的“革命”,去颠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 的反复较量,便呈现出更加复杂和艰难的状态。因此,如何识别不 同性质的革命及其本质,如何鉴别不同形式的复辟及其危害,如何 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找出名义与事实的根本区别,便成为民主 革命能否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一个重大前提。但要从传统革命 和现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复辟本质、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则莫过 于“传统农民革命”和“现代共产主义革命”这两家。本章即是对 这“两家革命”的由来、内容、本质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讨、分析 与论辩。
一 传统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
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传 统农民革命无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却又最能够与专制复辟要求一拍 即合的革命,特别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 质,和它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能够促成历代专制统治屡死屡生、 周而复始的历史特征,以及它与现代共产革命在思想基础、暴力形 式及革命主体力量上所拥有的历史关系,就更加使之成了我们必须 予以探讨的重大课题。
第一、专制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男 女在生产地位上的变化,而导致父系氏族逐渐代替了母系氏族,个 体家庭亦随之而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一方面,一夫 一妻的家庭关系由此而被逐渐地巩固下来;另一方面,对家庭小生 产的管理,直至家庭权力的形成,包括对财产的管理、分配及继承 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长式”地 位。从此,这个由家长式地位所逐渐形成的家长式管理方式,便在 以小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成了政治与经济管理 架构的原始胚胎。此后,不仅传统农业社会之基本管理形式,诸如 宗法家长制等均由此衍变而来,并且,由家长制发展起来的,传统 农业社会之社会政治形式—— 专制制度,及其发展、沿革、完善 和强化,也无不以它作为细胞与雏形。皇帝固为天下至尊的大家 长,而“父母官”一语,更是形象地凸显了家长式专制政治的本 相。因而,不论是分封式的贵族政治、即封建专制,还是中央集权 式的郡县政治、即君主专制,只要他们家长制的形式和内容并未改 变,则他们作为专制统治的本质便不会得以改变。而企图反抗、反 对甚至推翻专制统治的种种欲望和表现,亦只要他们不能最终地推 动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解体和消亡,并最终地改变以小生产与家长 制“作底”的专制制度本身,就同样只能造成专制统治的自我复 归,甚至强化。历代农民革命只能推倒现存专制统治,却绝不会改 变整个专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实现“改朝换代”的共同历史现象, 早已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认知的正确。
然而,农民确曾反抗过专制统治。农民对于专制统治的造反, 其作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更引起过无数人的同情、支持、甚至 利用。但是,农民革命却是农民在绝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变 革社会制度的主动变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与 近现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戌卒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 而起,盖因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浒传》对于种种“逼 上梁山”的生动描写,实在是对历代农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学概 括。历代农民造反英雄个个都是“早称王”,即便是“缓称王”, 也绝不是不称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农民造反革命 的基本性质。
第二、天命观和大同思想是传统农民造反的思想理论基础
历代农民革命之所以共有着上述这样一些鲜明性质,其根本原 因,无非是以家长制与小生产作底的专制制度,恰恰是传统农业社 会自身的社会政治形式,即传统农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罢了。由是, 专制制度以及它所内涵和外涵的种种专制观念,才获得了统治和被 统治两个方面的“同一”。诚所谓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 加之,在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缓慢的发展与长期的自守维持之中,一 方面固因维系专制统治的要求,一方面则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 又造成了文化发展的巨大限制。农民由于被迫长期处于无文化、无 思想的境地,还因为观念本身的“简单明燎性”,而使他们世代相 沿地接受、并传承了一整套“专制思想和专制政治”的简单观念。 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等。这一套简 单的专制观念,对于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农民, 因能起到“灭人欲”的作用,才会迫使他们甘守被统治和被压迫的 地位;相反,也正是这一整套的简单专制观念,又在农民身处绝 境、决心铤而走险之时,反而能够成为他们揭竿而起的“思想动 力”。其中最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杆思想 旗帜者,便是“天命”观。在中国,“天命”虽是历代专制统治者 实现统治的依据,却同样是改朝换代的根据。所谓“顺天应人”, 所谓“天命难违”,所谓“天人合一”等等,无非是将人间王朝的 兴废指为上天的意志。因为只有“顺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 有“顺天命者”,才可以“反”。这又是一个“同一”。由是而把 统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观念不仅支 配了专制的统治者们,也支配了农民的造反者们。是故,陈胜、吴 广揭竿而起,才需要从鱼肚里剥出一幅写着“陈胜王”的黄绫,以 彰示“天命”所归;汉末黄巾起义,也才会喊出“苍天当死、黄天 当立”之变革天命的呼声,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国十八世纪农民革 命领袖普加乔夫,于造反伊始便自称“彼得三世”,亦无非要为自 己挣得一个“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标明他对于叶卡特琳娜王朝 的反叛,乃为“天命”所使然。
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杆大旗,乃是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 想。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长制与小生产而来的专制制 度,在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分配及继承上,产生了严酷的等级划 分。二是意在维护这一严酷等级制度和极端不平等社会生活的专制 统治者们,常常又剥夺了被统治者 —— 广大农民赖以生存和生活 的起码条件,尤其是在时难年荒之时。这就刺激了传统农民及其代 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产生。“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强烈诉求,既表达了诗人对不平等生活的愤怒和痛 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无限期望,就更 是表达了诗人对于人间平等的明确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才会在他们的“桃花源梦”里产生对于大同思想的热忱向 往;由是,传统农民每遇铤而走险、揭竿造反之时,才会把要求平 等的思想剧烈地演化成为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理想。陈胜有“苟富 贵、无相忘”的许诺。王小波、李顺倡言“均贫贱、等富贵”。李 自成宣称“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则将西方宗教的教 义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鼓吹起义造反的目的, 就是要实现“天堂里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纪英国民主革命历程 中,曾出现过的“掘地派”农民,便被称为“真正的平等派”。十 九世纪在俄国号召到农村去的民粹派们,尤倡言“俄国农民的身上 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在东方,人人都能“大块吃肉、大碗 喝酒”,固已成为传统农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 能“大块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干脆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伟 大理论来源和巨大革命动力”。 因此,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 想,固然已经成为整个传统农业社会严酷等级观念的对立面,同时 亦成了它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东方,它才既成为一种思想追求,又成了传统农民及其代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对于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现实进行批判和反 叛的思想动力,更成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特别是 马克思要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据。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在东方,由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交互 作用,所带来的中国传统农民对于不平等社会的造反和革命,固无 一家曾真正建立过“天下大同”的社会;在西方,由马克思所发动 的共产主义革命,其结果,更只能在东方的落后农业社会,制造出 了一个个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级化的残暴专制极权制度。由此可 知,这个要求绝对平等的理想,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 想而已。这个永恒空想的悲剧,虽在于它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永 恒空想的魅力,却在于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这个永恒空想的巨大 危险,则是在它一旦成为思想武器之后,所能诱发的原始冲动性和 宗教式狂热,恰恰能够激起传统农民的炽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 破坏力量,甚至能够开辟一条崭新的专制复辟的死路,即专制制度 和专制统治的全面复归或再生。
第三、传统农民革命的命运、特征和危害
一、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命运
天命观和大同理想虽然是传统农民造反的双重思想动力,然 而,恰恰是这一双重思想动力相互间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决定 了传统农民革命理想的永恒空想性质,又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历史 结局、历史本质和历史特征的共同性。因为只要“天命观”作为传 统农民最为重要的观念而不能改变,则任何一场传统的农民造反, 都势必会成为一场“变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国传统农民革命 的结局无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农民革命领袖当了皇帝做了江 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实,为旧统治集团中人所利用、所篡夺, 并出现改朝换代;三是农民造反革命的失败。”
01
上述三个结局中,以第三种为最,第二种次之,第一种为凤毛 麟角。
并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种结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换代,并不改 变君主专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 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即农民革命成功之 日,便是君主制度复辟之时。由是,农民革命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 理想,也就随着新“天命”的确立,旧制度的恢复和新等级的划 分,而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在欧洲,十四世纪之后由封建领主所发 动的农民战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宗教战争,固因宗教意识和宗教 权力的过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农民战争的性质,从而使得单 纯由农民革命而导致的改朝换代难有事实可寻;在东方,尤其是在 中国,纯然由农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换代的事实,亦唯有秦末 刘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方可作为它的例证。然而, 亭长刘邦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是以项羽为代 表的六国旧贵族意在复辟封建制的反叛,为刘氏夺权的成功廓清了 道路;二是由刘邦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在本质上又是对六国旧 贵族企图复辟分封式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击,和对秦始皇“罢分封、 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的肯定及继承,从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朱明王朝的建立,却是有赖于异族统治这样一个直接的前提,即它 的革命对象,乃仅仅是代表着蒙族贵族利益的元王朝,并不涉及到 汉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与汉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渐合流 和共同造反,才使它为汉以后两千年间的农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 功的佳话。然而,那个真正贫雇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龙 廷,当真做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家乡的民歌里所歌唱出 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绩”,却是“自从出了朱皇 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婉绝唱。朱明王朝,非但没有丝毫改变 与削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反而为了挽救和强化 这个专制制度,而将它推到了空前的专制水平之上。这对于农民革 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悲剧结 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彻底破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历史 证明。
二、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特征
既然作为农民革命思想动力之一的天命观念,因农民革命的成 功,而只能使得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思想动力,即要求“均贫 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归于幻灭,所以,起事之初用以号召革 命的“平等和大同”口号,便立即成了几句空话。为重新分配权 力、重新划定名位和重新划分等级所刺激起来的农民英雄们,对于 权位、金钱和美女的追求与争夺,便必然要引起内讧与内乱的发 生,而首先从内部腐烂起来。陈胜、吴广的“张楚”毁于斯,太平 天国的洪、杨内讧起于斯。做成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则“兴内 讧、杀功臣、灭冤党”,以维护帝位、王权和“一姓天下”。由是 可知,正是内讧,才极大地削弱了农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内讧, 才将追求人间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毁灭在起事英雄鲜血淋漓的 互相仇杀之中。洪杨、洪韦的疯狂内讧过去之后,每逢周末,当洪 氏天朝的官员们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讲“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 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条”时,伫而听之者,已经寥寥无几 了。应该说,正是农民革命内讧的必然性,才为农民造反的英雄们 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同样,也正是成功后蓄意兴狱和制造内讧,即 采取“飞鸟尽、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维护一姓江山,才保证 了新王朝的确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统治地位。
传统农民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对立和矛盾,还决定了传统农民 革命的另一个基本历史特征,就是鲜明的暴民运动性质。这是因 为,是天命观,才给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以要求变革天命的根据, 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 想,才给了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帜,因为只有呼喊平等,才 能煽动人心和号召造反。但是,一方面虽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 面却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毁灭平等,从而必然造成革命结果和革命追 求的大相径庭,和永恒空想不能实现时的疯狂破坏。加之长期专制 统治之下,传统农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简单的专制观念,再 就是对专制统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对于思想、文化、知识和知 识分子的轻视及蔑视,也就于不知不觉之中强化了传统农民革命造 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内讧的残酷,流氓无产 者的介入及放肆,和农村中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即不仕子们,对于 时代、社会、官场和达官贵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 形成的种种变态心理及其必然发作,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成为那一帮 乌合之众的当然领袖们时,一场场农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变成 一场场“以无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变贬知识为灭知识, 从灭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极度膨胀”的暴民运动。然而,这一切,在 那些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造反者的眼里,不仅合情合理, 甚至理直而气壮。这无疑是中国历代农民造反,无不以破坏为能 事,杀戮为泄愤,蔑视知识为本色,迫害士人为天职,扫荡天下为 壮举等种种暴民行为的根本由来。黄巢攻陷长安后,不仅“搏棰居 人索财,号淘物”,而且“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以乱之,捕首吏 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资,宗室候王屠无类”。
02 黄死,秦宗权更是“屠老儒,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唯乱是恃“。
03 李自成事起 时,“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则“勋戚文武诸臣共八 百余人送牛宗敏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
04 与李自成并起的张献忠,克襄城时曾“擤刖诸生凡百九十人”; 入川后竟以开科取士为名,“集杀士人于青阳宫,垦杀成都民于中 园??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及至事败之时,又将亿万数宝物,投入 锦江,然后决水放流,使一物无存”。
05 太平天国洪杨内讧时,韦 昌辉竟能率众于一夜之间便杀害杨秀清部三万余众,致使江水变 色。然而,毛泽东却说:“农民起来了,好得很,他们冲进地主的 家里,连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
06 小地主出身的 不仕子、农村失意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不仅精彩地描写出“农 民起来了”的生动情景,而且把农民革命造反的暴民运动特征,以 及他自己作为一个失意的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变态,都表现得 相当地形象和贴切。对于农民来说,主要是对于那些在乡村中游手 好闲的泼皮二流子们 —— 美其名曰“流氓无产者”们来说,
07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财,吃人家浮财;革命就是“直走进 人家家里,将人家的洋纱裳拿将出来,拿到未庄上去卖”;
08 革命 就是要使一切有财产的人家破财散,将一切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批倒 批臭,“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显然,正是这样 一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者”所进行的“革 命”(参见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将传统农民造反的暴民运动性质 及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为毛泽东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 历史证明和事实证明。
三、传统农民革命对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于传统农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 质,因而,它才在世界专制历史,尤其是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发 展史上,成为传统农业社会实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历史方式。由是, 传统农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为一场推翻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 制度的民主革命,却在革命的结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 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前所说,其作为传统小生产和传 统型小生产者的“天敌”,既带着工业革命与自由经济所散发的新 鲜历史气息,又带着足以撼动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 仅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大进攻,而且,更是 对传统小生产方式,乃至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 所以必然要遭到传统农民的反对。因此,在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 基础,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当民主革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和条件去及时地摧毁和改变这个基础,甚至还期望着被压迫和被剥 削的农民也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同盟军时,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获得 力量的暂时强大,却又因此而完全可能为自己埋下可怕的祸根。除 掉民主力量能够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及时地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 因为农民的革命家们,他们确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刚刚爆发时即取代 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胜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 制度刚刚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转来进攻民主政权,并在革命的名义之 下重建专制制度。从而在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 上,又增加了一个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如果 这个国家里的传统型农民革命,又接受了为近代西方科学所包装好 了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那么,其所能焕发出来的更加疯狂 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质上要求复辟的欲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就不仅足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个新世 界”了。俄国长达七十余年的悲剧历史,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祸 延至今的专制复辟现状,以及东欧和亚洲一些落后的农业国家,在 二战之后因“革命”而重蹈专制厄运的悲剧历程,实已证明了这一 历史的真理性。
二 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
—— 论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
提要: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 马克 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 马克思的理论 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 马克思鼓吹和发动共产主义革命 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 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 制度的最高阶段
自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以 来,世界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变迁,更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进 步。由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 利”的“历史规律”,非但没有如其所愿地,在他进步的欧洲故乡 得以实现,即便是在世界的东方,主要是在东欧和东亚的一些落后 农业国家或地区,在按照他们的“革命”理论进行过一番残酷的倒 行逆施之后,亦终于走向了自我崩溃和全面崩溃的失败境地。一百 五十年来,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大趋势,不仅证明民主已经 一再地战胜了专制,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民主进步的一种历 史反动,它不单单在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发展中,制造了巨 大的混乱,尤其制造了以共产革命名义疯狂推动专制复辟的历史惨 祸,更将夺权和夺权的手段,专制和专制的范围,暴力革命和暴力 专政的方式,推向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之上。以制造了 十五忆人灾难和死难的“革命实绩”,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红色 记念碑”。
第一、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历史的事实是,十五世纪的欧洲既出现了文艺复兴,又出现了 科学的巨大发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严要求冲破中世纪宗教 专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间;后者则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 而给予欧洲天主教会以致命一击。由是,十六世纪便成了宗教改革 和科学发展的时代:作为中世纪绝对至尊的天主教教义,因自身分 裂而形成了路德、加尔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学因日渐地摆脱了 宗教思想的枷锁,而日新月异地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从而不仅使中 世纪教皇要统一人类宗教教义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且就此而走向了 宗教思想统治和宗教专制统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纪不单是科学兴盛 的时代,也是笛卡尔怀疑哲学产生的时代。因为笛卡尔要用理性 —— 神,来判定科学的真伪,表面上是要为难科学,实际上却要 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途。因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权威,来 排斥地上的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束缚。其后的斯宾诺莎,就更是 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学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现了 教会的威权逐步衰落,科学的权威却日渐上升的新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条件下,自由经济才要求突破封建 行会的限制和封建权力的压迫,人文科学则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 解放,社会政治更要求政体和制度上的革新。这一切无疑都在预示 着,传统农业社会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走向形 成和发展。于是,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民主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 法国民主革命。前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后者产生 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新政体是英国人民历经革命与复辟 的反复较量之后,才逼迫君主政体让步,并与君主政体实行调和的 产物。其后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走 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激发了工业革命,从而获得了人类历史 发展上的空前成就。诚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语)。新国家则 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从而以 其“直接了当之共和”(孙中山语),而成为欧洲以致整个世界呼 唤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帜。
如果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乃与 英、法民主革命类似,均先后历经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 难历程,那么,以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风暴,不仅 激发了意大利志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动了匈 牙利要求摆脱奥匈帝国奴役和要求解放农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 是,封建落后的德国才迫于欧洲的民主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急于建 立一个统一、并且是强大的专制帝国;俄国则为了维护沙皇君主专 制制度,才一边要继续强化专制统治,一边又要用专制改良的手 段,以预防革命的爆发。
一言以蔽之,在欧洲,自十五世纪始,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 专制,自由经济与封建经济历经了长期和反复较量之后,终于在十 九世纪逐步地迎来了民主主义战胜专制主义和自由经济战胜封建经 济的决胜期。这才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正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一、国家基础和社会条件
虽然十九世纪是欧洲民主主义之对专制主义、自由经济之对封 建经济的决胜期,但这并不等于说,十九世纪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和 自由经济在全欧洲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经济的全胜期。西欧的一些 主要国家,有的尚处在民主与专制的艰难反复较量之中;有的则处 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复杂多变过程里面;东欧的一些落后 国家,特别是马克思成长中的德国就仍然处在乡陋和愚昧之中,封 建制度和封建经济还在苟延残喘 —— 当代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 伦就在她对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研究中指出:
“德国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讲着一个 共同语言,以前同是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的小邦国。德国基本上仍是 一个农业国,它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种地过活。
“那些按照法则经营着自己种植园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拥有 某些封建特权:他们被免除了财产税,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 有教会的圣职授予权,而且控制了省议会。他们通常都将投机所取 得的财产和靠传统所积累的特权集于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职并且 控制着军队。
“普鲁士有六十七道关税卡,西部各省流通着七十一种不同的 货币。 “从拿破仑失败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里,德国经济的特点是迅速向工业强国的地位发展。但是,这种发 展是通过自上而下地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农业社会来实现的??但 是,自治机关和容克地主对社会仍握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德国的工 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虽然农业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长,被暴 发户和手工匠人所打乱的城市社会,人口急剧流动,阶级对立不断 增长,这些都为各种政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手工 业者大量迁移,有的去了国外,有的进了工厂,那些留下来的人, 则敌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后果。工匠师傅和他们站在同一个立 场,往往更为保守??工厂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得不偿失??
“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于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 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一个典型的地区就是恩格斯长大的乌培河 谷。在那里,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种严格的僧侣统治观,并认 为有义务为了上帝更伟大的光荣而不断增加上帝赐予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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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国家基础。它几乎是直言不隐地 指出了当代德国的封建性,和封建统治下的德国人,特别是工人、 农民对所谓资本主义的敌视。而马克思、恩格斯便在这个环境中长 大。
二、个人环境
戴维·麦克莱伦还在她对“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马克思”、即 青年时代马克思的家庭和个人的研究中说道:
“象卡尔·马克思这样纯粹的犹太血统是非常少有的??卡尔 ·马克思的祖父说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犹太教的教职),而他 的妻子查盖的祖先更有名气,她是特利尔的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 女儿,莫泽斯·里沃夫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特利尔的拉比。而在卡 而·马克思母亲的祖先中,曾作过拉比的先人一点也不比她丈夫家 的少。
“在卡尔·马克思的同学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数 出身于中下层家庭 —— 是农民和工匠的儿子。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决心选择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广阔 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的职业。他说,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 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 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 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支配思想、牺牲生 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起来似乎还是高尚的??。这些职业能 够使才能适当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 伧促从事的人毁灭。
“他还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 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 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 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样的教诲呢?
“走进了大学的马克思已经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
-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 10
更多的研究还指出,大学阶段的马克思开始转向了黑格尔哲 学,他认为,正是黑格尔的哲学已经在现存的事物和应有的事物之 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时的马克思无疑已经受到柏林大 学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的强烈影响。而甘斯已经在他一八三六年 出版的著作中写道:“圣西门主义正确地观察到,奴隶制还没有消 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而实际上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下 来。正如一度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相互对立,接着是贵族阶级和平 民、国王与臣仆的对立一样,今天则是游手好闲的人同劳动者的对 立。人们只需到工厂去一趟,就会看到那数以百计的形容憔悴、痛 苦不堪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牺牲了健康去为一个人提供服务和 利润,为了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放弃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当被剥削的 人象动物一样只有饿死的自由时,这难道不是真正纯粹的奴隶制剥 削吗?难道没有必要在这些无产者身上唤醒公民意识,引导他们积 极地参加他们现在自发地干着的这些工作吗?国家应向为数最多的 最贫穷阶级提供必须品,这一观点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深远意义 的观点??未来的历史将不只一次地要求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对资 产阶级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各个行会中,有一种社会劳动组织形 式,如今这些行会已被摧毁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现在那些被 解放了的劳动者,难道不是从行会专制制度下和师傅的绝对统治下 逃脱出来,又受到工厂主同样的统治吗?难道就没有一种能改善这 种状况的方式吗?当然有的,这就是自由的行会,即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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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 人的呼唤。但是,这类“呼唤”,无非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大 同”理想,在社会转型期对于正在消亡的旧社会的痛苦呼救,和对 于正要诞生的新社会的愤怒指责。是新生命在诞生前所必然要引起 的阵痛,才逼迫其母体所发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这一类的“愤怒指责和痛苦嘶叫”,才又对年轻时 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们起到了震聋发馈的作用。更何况,这类指责 和嘶叫,又是颤响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时,英国的新政 体,法国的新国家,启蒙运动之“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民 主革命在欧洲日渐胜利的消息,和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复杂及反复 较量,对德意志来说,不啻是“天方夜谭”。并且,即便是生活在 莱因河谷的德国人,虽因拿破仑曾经占领过,他们也只是对法国的 思想和风气仅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况,纵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国自 由风尚影响的封建王公大臣们,当他们谈论起法国的新思想和新风 气时,大不了如同俄国的宫廷贵族们一样,也只将它当作一种时髦 和装饰,甚至只将它当作腐烂生活的一块入时的遮羞布罢了。相 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正是从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国 家里,领会到了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意识,看到了专制和专制末路的 现实,特别是从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纪教政合一的残余政治形式 中,汲取了夺取权力以拯救人类和重新建立人间天堂的宗教狂热, 更在已经弥漫了整个德意志的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氛围里,接过并篡 改了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武器。然后,他们才带着对德国封建主和德 国小市民、即所谓德国资产阶级的种种嘲弄,带着德国宗法制加小 生产式的“真正社会主义草图”,被迫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和英 国。 然而,正处在革命与复辟艰难较量历程中的法国,不仅使他猛 然目睹了专制制度所留下的“废墟”,目击了革命与复辟较量 的“混乱”,看见了新社会和新制度所承继的破产、失业、贫穷、 劳累等历史“遗产”,以及种种足以令人“伤感”的社会现象,而 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其艰难创业发展中,所完全可能出 现的种种新问题。因此,当他听到法、德工人三次罢工以反抗资本 家的剥削时,他从宗教里得来的要拯救全人类的强烈愿望,便与他 在青年时代早已受到影响、此刻正在欧洲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一拍即合。这就不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欧洲现实发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后的封建德国,藉以肯定“资产阶级”对于封建 统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兴无产者即无产阶级的立场 上,批判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则是批判新兴的民 主制度和自由经济,以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左右开弓。 换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个批判的理论体系,即共产主义的理 论体系,以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开始一场对于 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 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乃是“行动的哲学”,他才会与“正义 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帮会 —— 这些 被“资本主义”逼迫破了产的德国传统农民结合起来,成立了欧洲 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改变了对背叛者必须“处死”的 帮规,却将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帮语,改变成了“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
诚然,正是这样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成长 环境,才终于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来源,并为造就 一位专制主义的新宗教领袖 —— 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信徒们,为了标榜其理论的科学性, 及其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性,曾一再地宣称该理论有着三个正宗的 来源。这就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英国的古 典政治经济学。同时宣称,第一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 义,第二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 三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然而,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来源,而在于马克思 是怎样曲解了这些理论来源,然后又是怎样地将它们推向了理论的 歧途,并使之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成为一家专事鼓吹专制 复辟的哲学。从而为那个正在艰难进步的时代,制造了可怕的流血 和混乱,直至成为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
一、马克思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暴力共产主义
应该说,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一个永恒的共产主义天堂,一 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它不但使人类永存向往之心, 而且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和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我 们的“国粹”,亦同样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的“精华”。因此,共 产主义一语,如果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横加糟蹋,而仅仅作 为人类的一种心愿,一种理想,一种文化和一个梦幻,即使永存人 间,也并无所妨碍。尤如失去了权力的宗教一样。所以,马克思和 恩格斯们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并不在于他们怀有共产主义的理念 和追求,而是在于由他们所提出来的,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整套 理论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其实 践,对人类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 所在,即理论要害,更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制造了人间罪恶的根 由。
由是,我们才能区别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和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的区别,才能判断究竟谁才是善良的空想,谁才是罪恶的空 想。即:谁为这一空想的实现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谁又为实现 这一空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罪恶。
虽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天堂”的一切构想,原就来自于法 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要指责圣·西门和傅·立 业的社会主义乃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的分野点,便是在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方法上。圣·西门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进入 社会主义,傅立叶则希望劳动者应与资本家联手共同建设理想的社 会,而马克思却是一再批判地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 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同时,他 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 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 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12 其 后,列宁因用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手段巩固了政权,才 会更其强调地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 人,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3 毛泽东鉴于有失去这个“天 堂”的危险,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和专政的 理论,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自然 是要进一步“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的专政推向极端,直至对那 些敢于在内部同他们争夺权力的同伙,也要实行残酷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以这样一串革命与 专政的理论链条,建立和发展了这个“暴力共产主义”的理论体 系。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由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共产 革命领袖,所一再宣称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的方法来建立和保 护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这个天堂,对于人民 来说,不过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间地狱罢了。
相反,由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用“和平方式, 和由资本家与无产者联手以建设人间天堂”的设想,虽然在建造人 间天堂上至今仍为空想,但是,却在建设人类的基本平等、基本自 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经济发展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民主和 自由的政治追求,进步和繁荣的经济发展,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得以实现。至于在那些因诱发了马克思的共产革命,而重蹈专制复 辟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则一再地证明了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乃是 血腥空想的历史本质。这一因人类进步而获得的血的教训,才真正 是当代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统治已经和必然要走向灭亡的根本原 因。
二、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唯物哲学的唯心化
马克思主义者们宣称自己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合理的 基本内核。所谓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无非是指费尔巴哈 在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指出这一“绝对理念”无非是 上帝的“同意语”之后,乃坚持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类按照 尘世的现实创造了上帝,即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在人 脑中的一种“反映”这样一种哲学认识。
然而,马克思又是怎样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 呢?
首先,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间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 承认费尔巴哈所肯定的物质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这便导致了他 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之基本内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所以,为了证明他发 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乃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尔一 样,建立一整套对于人类发展的认识体系,以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及 其对共产主义追求的“历史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 脱掉黑格尔的帽子,换上费尔巴哈的靴子。虽然把黑格尔的“帽 子”从天上扔到了地上,却又把黑格尔帽子里的“绝对理念”,硬 塞进费尔巴哈唯物论的“靴子”之中,从而将黑格尔所认定的“天 上绝对理念在人间有秩序的辩证运动”—— 这个旨在指出人类发 展本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改造成为符合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 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由马克思所臆定的“人类五大历史发 展阶段理论”。正是这个所谓的历史规律,不仅将为他所号召和发 动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裁定为实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即 实现大同阶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颂扬;更为他将新兴的民主主 义制度和自由经济形态论定为必须推倒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 经济形态”,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前提。
这个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所制造出来的历史发展理 论,在本质上,无非是要将黑格尔在他绝对理念的帽子里所规定的 世界及其必然发展,变成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靴子里所 臆造的历史及其必然发展罢了。其在本质上无非是费尔巴哈唯物论 的唯心化、即黑格尔化。尤如“黑格尔把民族看成是传递辩证运动 的媒介,马克思却将民族换成了阶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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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亦如罗素所直言批评的那样:“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后继 者,而且也象黑格尔一样,是相信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人类的进 化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地认为他们所描述的宇宙性历程,竟 全部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 而,“自哥白尼以来,已经很显然,人类并没有从前自许的那种宇 宙重要地位。凡是没有彻底领会这个事实的人,谁也无资格把自己 的哲学称做科学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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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辨证哲学发展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们曾不厌其烦地宣称: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哲学 合理的辨证内核。所谓合理的辨证内核,即是指黑格尔在其哲学中 所阐述的对立统一思想。这个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 对立和统一这样两种状态,并存在着一个互相转化的过程,一个从 渐变走向突变的过程,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同时这个转化 的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马克思无保留地接受了这 个“合理的辨证内核”,却又将这一“合理的辨证内核”,极端错 误地发展成了单纯以“对抗”,即只能以斗争的方式求转化和求发 展的绝对理论。
这个因马克思的绝对化而充满了绝对精神的理论,虽然是马克 思深受传统暴力造反形式和当代暴力革命方式影响的一个结果,但 是这个理论却又因它的绝对性,而导致了既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求 转化与发展,又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保护已经获得的转化与发展这 样一个极端理论的产生。从而带来了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的形 成。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才会宣称:迄今 为止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列宁在俄国利 用这个理论进行夺权的成功,及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就更 是把这一斗争与专政的理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实现从资 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并巩固这一转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仅 在理论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为他们实行革命专制的唯一 途径。革命既成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暴力 则同样成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 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 —— 这个革命理论的“新体系”,便终于成 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在实际上将共产党的哲学变 成了纯粹是斗争和专政的哲学。
同样,也正是这个将黑格尔对立统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斗争哲 学,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人类正在迅速地从愚昧走向文明,和从专 制走向民主的伟大历史转变期内,在实现了共产革命、实际上是实 现了专制复辟的国土上,才促使着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 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既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又用屠杀来维护政权。 不仅彻底地消灭了民主,绞杀了自由,而且连人类起码的理性和文 明也被他们屠戮得干干净净。列宁因其身上的那一颗知识分子的子 弹,而为俄国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众多庞大的劳改营,藉以对俄国知 识分子的思想和肉体施以彻底的“革命专制”。斯大林更是以革命 的名义制造了狂抓滥杀的“大疯狂”,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暴君。
毛泽东为维护其个人的独裁统治,继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无辜人民, 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之后,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幌子下,发动了那一场惨绝人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将亿万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说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 产党在攻陷金边之后,一夜之间就能屠杀数十万生灵的兽行。还 有,就是在柏林墙下,那些仅仅是因为渴望自由,而在共产党的枪 口下变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马克思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一、错误的剩余价值观
应该说,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正处于民主革命 日渐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新时代;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的生产 经营方式,亦使得欧洲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仍 处在反复较量中的崭新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还远未走向被确认和 确立的历史阶段;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其形成和发展中,非但来 不及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贫穷、愚昧等等,加 以解决,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又日 渐成为国家、社会、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论界所注意的焦点。于 是,较早获得发展的英国便产生了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正是 这个政治经济学,才真正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时 期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之所以要称它为“古典的”,无 非是要为自己留下一个“现代的和批判的”地盘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纪,虽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 发展的新时代,却也是所谓社会主义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 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试图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 的“新时期”。其时,在思想上,既产生过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 他的“共产主义新村”、即“新和谐村实验”,
16 又出现了法国的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英 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虽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又产生了对 劳动价值的错误认识。一八一七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已主 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劳动”。
17 一八二五年,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金又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 答辩”,即“反对资本要求,而为劳方辩护”。该辩护认为:如果 象李嘉图所主张的那样,全部劳动价值都是劳动所赋予的,则全部 报酬都应归劳动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 是纯粹的榨取物。
托马斯·霍治司金企图用李嘉图极端偏颇的“劳动价值论”, 来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服务。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詹姆士·穆 勒,不仅指斥霍治司金的辩护乃是一种“疯狂的胡说”,而且,还 在他批评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即企图为社会主义学说铺平道路的 那些人时,
18 又说道:“这种见解假使传播开去,会使文明社会覆 灭,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滥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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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发展并异化了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
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英国少数经济学家所侈言的劳 动价值论,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猜想出发,不但建立了剩余价 值的绝对理论,即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 任何劳动价值,将除工人以外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所已担负 的劳动一笔勾销。更有甚者,则是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物与 物”的关系中,挖掘到了“隐藏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人 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每一 个毛孔里都流着无产阶级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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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马克思以资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劳动价值为理由,武断 地宣称“不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如何繁荣,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
21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就是劳动群众日 益贫穷化的代名词。然后,马克思又从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 占有之间的绝对矛盾”,即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劳动群众就越是贫 困出发,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反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为“生产 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以,他才宣 言要“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并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 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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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错误剩余价值论,终于在马克思的手里被 异化、并被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对立与对抗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对现存的资 本主义社会制度予以“永久性怀疑”,和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斗争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暴力专政的手段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 理论。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荒谬剩余价值理 论,才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发展和全部理论证明,奠定了错误 的前提和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不仅来自荒谬理论,而且来 自他自身对于这个荒谬理论进行了绝对继承和极端发展的“本 相”,自然已经证明了其全部理论和全部理论证明的荒诞不经。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去代替物与物的关系, 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斗争的原则去取代甚至取消经济发展规律的歧 途。其结果,无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经济,又以政治消灭了经济。 马克思无幸在他那个时代作成一个共产专制君主,但列宁、斯大林 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在他们用暴力 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只从 权力政治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种种作为,已不知给他们的国 家、民族和人民带去了多少的灾难,造就了怎样贫穷的局面。相 反,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却在 其后的百余年间,不仅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 变着我们这个世界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更为解决被马克思所断定 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解决“劳资冲 突”,逐渐地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及其性质
显然,马克思因混淆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界限,才导致他 把“资本主义”这个完全不恰当的概念,既当作经济形态的概念来 加以批判,又当作政治制度的概念来加以反对。从而为消灭自由主 义的经济形态和推翻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 根据。
首先,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自由经济”的概念, 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错失。因为资本主义说到底,它的三个基 本内容,不过是本钱、投资和利润而已。它的一个基本程式,亦无 非是“投资、获利和再投资、再获利”直至循环往复罢了。如果是 在无市场风险的情形之下,这一循环往复便可以持续下去,利润可 能越赚越多,投资也可能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场风 险的情形下,出现销售危机,使制造或买进的商品无以销售或造成 得不偿本的情形,则利润的减少,本钱的亏损,甚至是借贷能力的 丧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直至投资行为的结束, 即“拥有本钱进行投资以赚取利润行为”的被迫终止。由是可知, 一个有本钱者,就有投资的可能;一个投资者,便有可能赚取利 润。而由投资者即资本拥有者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商品生产 和社会商品买卖的现象,不仅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 有之,而且自人类有了生产和交换,它就开始了发生和发展。欧洲 在中世纪前就有了商品的制造和买卖,即有了投资者;阿拉伯远在 公元前就有了制造和买卖商品的繁荣都市,也就是出现了“资本主 义的繁荣景象”;中国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个体户,明清两代的大 商贾更是资本甚巨,令人称羡。若依马克思的理论竟是有了“大资 本家”了。因此,如果仅仅把由本钱、投资和利润等自由的,即不 希望被权力控制、而只由市场来调节和制约的经济活动,所构成的 社会经济行为,当作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 经济行为,甚至是经济罪恶,就无论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说不 通了。
其次,在被马克思所指责的时代和社会,上述经济活动和经济 行为确实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发展。但这个发展之所以能够空前自由 的原因,一是它能够逐渐地冲破专制制度的压迫,挣脱封建权力的 枷锁,打破封建商业行会的限制,而逐渐地获得了自由竞争和自由 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二是因它的发展,而日渐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在 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要求,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 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制度的艰 难建立,又反转来推动了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民主政 治和自由经济这种互动的发展关系,不仅为世界带来了政治上的光 明和进步,而且给世界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昌盛,更因人类基本 权利在世界一些进步国家的逐步实现和基本实现,和自由主义经济 形态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的劳资关系,把 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渐渐地推向了能 够解决和已经解决的新时代。这才是近代欧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政 治本质和经济本质。马克思非但没有理解这一本质,而且从一开始 就曲解了这一本质,更站到了这一本质的对立面,不仅将“资本主 义”这个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行为与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 等量齐观,而且将之与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甚至将它们 并而论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这就不仅 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可笑错误,而且是在实际上对于近、现代欧洲, 乃至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了。
四、马克思所鼓吹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象和动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是认识的体系,而且是行动的 根据,亦即斯大林所说的,是“行动的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 不仅要在理论上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而 且要在行动上推倒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并将资本的拥 有者 —— 资产阶级作为它革命的总对象。只因这个敌人在推翻旧 专制制度的历史奋斗中,也曾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而活跃在革 命的舞台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公然否定反对专制统治 的民主革命时,他们就将那一场革命,既定为反封建革命,又定为 资产阶级革命,意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 革命。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 的革命。但他承认它合法的原因,却是要把它更为“合法”地变成 下一个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接过 了欧洲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革命旗号”,并且利用这一旗 号,进一步掀起了一场反对新生民主制度和新型自由经济的“继续 革命”。如是,革命一词虽未改变,但革命一词的对象和内容,却 已经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成了“革命”的敌 人,而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应 该被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这个革命既有了对 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 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 剥削者压迫者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无产阶级,亦即马 克思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然而,什么才是无产阶级?什么才叫做“新兴无产者”?英国 哲学家罗素曾说,“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多少是浪漫 化了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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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们回答得很好 —— “是从破产的农村而来”。 既如此,倘若我们再要追问一句 —— “从破产的农村里面而来的 人,不就是传统的农民及其儿孙们吗?”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我 们就可以给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加上这样一个定义了,即无产阶级 乃是因农村破产才脱下了农装、穿上了工装的传统农民。也就是马 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 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和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走进坟墓的。一 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与这个王 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送进坟 墓。因此,从破产的农村里走出来,脱下了农装、又换上了工装 的“新兴无产者们”,也就绝不会因为自己刚刚从农民变成了工 人,便立即抛弃了传统农民所固有的传统精神甚至习惯,更不会象 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一再宣扬的那样,他们立即便拥有了无产阶级所 固有的“优秀阶级品质”。相反,如果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 这些新兴无产者们,因无不打上了传统农民阶级的烙印,因而才与 农民有着天然联系;更与传统农民一样,有着对于传统小生产和传 统专制制度的天生恋情;和对于逼迫他们破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 义制度的天生仇恨。这大概就是罗素所说的“一个浪漫化概念”的 内涵了。
正因为如此,当之还没有穿上工装,即还没有变成新兴无产者 的旺岱农民,在听到罗伯斯庇尔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而砍了国王 的脑袋时,便率先暴发了叛乱,高喊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 号,要为国王和王后复仇。实际上是打响了嗣后波庞王朝卷土重来 绞杀革命的第一枪。当之已经脱掉了农装、穿上了工装,变成了新 兴无产者的俄国农民,不仅已经能够直面逼迫他们破产,并且正 在“疯狂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俄国资产阶级时,则他们对于俄国 宗法制农村的固有恋情和对于俄国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生仇 恨,就自然会激发起他们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一番新 仇旧恨。并且,一旦这个新仇旧恨又为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本 能”所鼓舞,更被“无产阶级”这个浪漫化的概念和“无产阶级共 产主义革命”这个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发和激荡起来的时 候,这个由列宁所发动的,和以俄国破产农民即俄国新兴无产者们 为主体的“革命”,其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彻底背叛 和公然反扑,也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及其现实发展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只有弄明白了欧洲传统农民与十九世纪欧 洲新兴无产者们,犹如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传统农民的“天然联 系”,我们才能追寻得到十九世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动起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必然联系,即历史关系。才能认识 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在思想基础、革命纲领、暴力形式还 是在等级观念、内讧外斗以及专制复辟的本质上,都与传统农民革 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本相。如导论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纪上半期 俄国的民粹派们就已经宣称“俄国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 本能”;同时期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们”,更是直言“真正的 社会主义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 批判》一书中,不仅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否定农民革命的错误,而 且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巩固联盟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 定条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农民问题》一书中,已正式提出 了“工农联盟”的原则,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 题”。巴黎公社则在“告法国农民书”中坦白地宣称:“兄弟,我 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 解放,也将成为你们的解放??”至于第一国际由对社会主义解释 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内讧,第二国际由于社会主义的山头林立而引 起的无休止内斗,和第三国际开张伊始就已经出现的外相残杀和内 相残杀,尤其是三个共产国际对于中世纪罗马国际教廷的刻意模仿 和追求,和由苏俄、中共以及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在共产革 命的名义之下,为重建专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森严等级、无穷内 讧、残酷镇压和嗜杀成性,特别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 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无穷摧残,早已把传统农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历 史特征(参见下卷第二章第四节),表现得无比鲜明而又淋漓尽 致。同时,愈是在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历 史特征,便在共产革命中表现得愈加疯狂的现实,就更是将马克思 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暴露的更加明确和清 晰。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与传统农民革命有着上述历史关系,而且是 在近现代对于传统农民革命的一个极端发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这个发展,一是革命的对象,由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体变成了崭 新民主制度和民主政体;二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由知识 分子和普通民众变成了仅仅由破产农村而来的小知识分子和“新型 无产者”;三是传统农业社会要求绝对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赋 予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美丽包装;四是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推 动专制复辟,并实行对于一切反对者、包括对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 见者的专政,从而彻底归复了最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 统治;五是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 动”,而且更成为夺取了权力的新兴统治集团,在革命的名义下镇 压全体人民的“暴力手段”。
第五、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本段标题,显然套用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 段”这个荒谬命题的形式。 列宁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极为荒谬,而且在实际上,也已经为 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所彻底推倒。尤其是他所缔造的那个红色苏维 埃国家,不仅被举世公认为赤色帝国,并且早已被他异国的徒子徒 孙们指斥为社会帝国主义。而这个赤色帝国在一九九一年的寿终正 寝,也已在实践上证明了,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 阶段这样一个真理。
这绝不是历史的一个“圈套”,而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嘲 弄”而已。
我在这里所说的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指由马克思主义者们发 动世界共产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 虽然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 个欺骗和玩弄的“魔方”,但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 阶段”,和“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之整个历史阶段内,都必须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钦定的概 念,既已道明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体关系,那么,将当代共 产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制度”的总概念,也就 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而且也在本质上体现 了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当我们已经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 马克思主义者们要用暴力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区分开来之后,我们 自然就为论证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廓清了道 路。
一、专制复辟是专制制度的死亡形式
如前所说,专制复辟有三个层次 —— 一是王位的复辟,二是 王朝的复辟,三是专制制度的复辟。第一种固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历 史之中,第二种虽由一个王朝的兴废而来,但它既有可能存在于专 制制度发展和维持的过程当中,亦有可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制度的灭 亡期。如果它属于前者,则它不仅是王朝的复辟,而且也是专制制 度的延续或强化;如果它属于后者,并且专制制度已经随着这个王 朝灭亡过一次或数次,那么,复辟才既是这个王朝的垂死挣扎,又 是这个制度的“回光返照”,即死亡形式。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在 整个专制制度处于死亡阶段,却依靠暴力共产主义理论,发动共产 主义革命以再造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不论它打着任何名义或旗 号,它都是整个专制制度于死亡期的“回光返照”而已,即整个专 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罢了。
二、专制极权是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
因为专制复辟乃是专制制度死亡期的一种死亡形式,因此,垂 死的状态,必使这个形式具有挣扎的疯狂性。这一疯狂性,因在愿 望上具有“一息尚存”、便要“拼死一搏”的决心和“气概”,所 以,它才会在自己复辟成功的历史时期内,调动历史上所存在过的 全部专制手段,以强化其复辟的专制统治,以疯狂地压迫和打击反 复辟的社会力量。由是,专制集权便会在复辟的历史阶段、即专制 制度的死亡期,走向专制的极权,即在各个方面强化专制统治,并 要将复辟期的专制统治推向全方位专制统治的极端。此其一。其 二,盖因专制复辟是在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卷土重来,因此对于已经 实现了复辟的专制统治者来说,采取“根绝思想解放,灭绝思想异 端,消灭革命愿望”的手段,以将集权推向极权,以实行全方位的 专制统治,以杜绝革命的再一次爆发,也就显得无比的重要。路易 十八复辟伊始就重建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便是最为鲜明的 历史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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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才一是在理论上公然宣 言“阶级专政”;二是在实践上以阶级专政为幌子,公开实行一党 专政;三是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以无限地强化思想统 治;四是反对自由经济,取缔市场经济,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的名 义,来架构无计划的专制权力经济,更借用国家、人民和“公有 制”的名义,剥夺全体民众的财产,将之归为“公有”,实际却是 归为“党有”,说到底,无非是归为专制统治集团和专制特权集团 之所有罢了。苏共、中共等等共产党统治集团,以及附属于他们的 特权阶层,之对于人民财产的疯狂占有和侵吞,无耻挥霍和浪费, 在今日已经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而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 人民,只能沦为共产党统治集团之工奴、农奴和知奴的悲惨命运, 也早已为人民自己所看穿。由是,极权统治,在实际上乃是对 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疯狂复归,和对于封建君主权势的加倍奉 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父子和齐奥塞斯库家族等大大 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他们在前期对于权力的绝对占有,和在后 期对于财富的超级占有,早已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历代专制君主的 事实,无疑已经证明了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极权性质和罪恶状 态。
三、教政合一是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
共产专制之实行思想上的残酷统治,固然人尽皆知,但其本质 和要害却在全面归复和发展“教政合一”式极权统治。
中世纪的宗教教义,虽然只是宗教本身的经典,但因它获得了 统治人间思想和人类灵魂的至尊地位,因而才把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推到了教政合一这一“灵肉并治”的最高形式之上。如出一辙的 是,也正是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 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类的“最高指示”之 下,才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奉上了宗教经典式的至高无上地位,而且 使得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极权统治,获得了“党权神授”的 根据。这个神,无非就是马克思和他的主义罢了。诚如毛泽东所坦 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由是,中世纪教政 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式,才变成了现代共产专制国家“党政 合一”这一最高形式。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因能借助教会的力量,才 将其教权伸向了世俗王权所能够达到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代共产专 制国家的一党专政,则是借助党权才实现了对于政权的无限扩张。 所谓党政合一,无非是对教政合一的翻版而已。
其次,中世纪教政合一这一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不仅来自宗 教思想统治的威力 —— 由神所“授予”的威权,而且来自罗马国 际教廷、即神权在人间代表的支持。如出一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新宗教诞生伊始,便是以国际教廷的形式建立了它自己的“共产国 际”。这个共产国际教廷,不仅控制了马克思主义新宗教的解释 权,而且控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权。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 成功以前,它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共产教皇,藉以发动和控 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民间教廷;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实 现之后,它便变成了苏俄,即列宁、斯大林、直至赫鲁晓夫和勃列 日列夫,企图全面控制和指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所谓社会 主义阵营的最高官方教廷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第三国 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组织所具有的指挥权、任免 权和讨伐权,不仅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混乱,更因它指 使颠覆各国政府,而制造了一些国家的巨大混乱和痛苦。正处在从 专制向民主过渡期的中国,就更是深受其害。共产国际的种种做 法,无不说明它与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教廷不论是在表面的形式上, 还是在内容和实质上,都达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统一。而在剥夺人民 的思想、信仰、文化、出版等各种自由上,党政合一的共产专制制 度,就更是对欧洲中世纪教政合一专制极权统治手段的心领神会。 其对自由思想的戕害和对异教徒的杀戮,及其种种存教理、灭人欲 的极端残酷统治手段,乃与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专制统治如出一 辙 —— “中世纪的教会教育,目的是在为受教育者作宗教生活的 准备,并养成他们对教会和教义的虔诚。因此,中世学校的七艺, 其教学内容在于迎合教会的目的。文化在练习教会用语,修辞学在 帮助解释圣经的隐喻,辨证学即伦理学,用以自经文演绎义理,算 式为计算宗教节日所需,音乐在歌咏圣颂,几何学讲授圣地和天国 的地文,教会虽教说上帝创造天地、星辰绕地而行,但天文未受重 视??希腊语文的知识,终于绝传;希腊的文献,只有少数拉丁文 翻译的部分,基督教圣经,教会大师的著作,和少数古典拉丁著 作,几乎便是全部的精神食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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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只需要将这一段 话里的宗教教义改换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把教会改为共产党和它的各级党委会,这一段话就会无比贴切地被 用来描绘“当代共产专制极权统治下一幅幅令人恶心的社会生活画 面”。至于毛泽东在他二十六年专制统治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就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肉麻的“早请示、晚汇报”和“红太 阳”以及“最最敬爱的领袖”一类的称谓,无非是这个人间魔王一 心要逼迫人民将他硬 捧成人间的上帝罢了。至于共产专制制度及 其教政合一的全方位极权专制统治,已经将其国家和人民逼迫到了 何种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还有就是为了维护那个独尊的“马 教”,说穿了,即为了维护他们的专制极权统治,一个个共产专制 魔王们又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则早已是当代世界人尽皆知的悲 惨故事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确凿无疑地说,共产专制乃是 人类历史上自有专制以来最黑暗的专制,共产复辟亦是人类历史上 自有复辟以来最为残酷的复辟,当代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是专制制度 的最高阶段。
众所周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开 篇第一言即是 —— “一个幽灵,在欧洲的大地上徘徊。”既是幽 灵,则它徘徊在十九世纪欧洲大地上的目的,便是要千方百计地为 自己寻找替身。同时,正因为它的阴魂所来,恰恰是那个正在死去 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所以它的阴魂所向,才非但不是那一具封 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僵尸,而只可能是那个刚刚才呱呱坠地的新生 民主主义制度和新生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所以,这个幽灵,才借口 这个新生儿鲜嫩的肌体上,不仅沾染着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母 体里所带来的脓和血,并且借口他在争取生存和成长的过程中,又 表现出了许多弱点和缺点,因而不但要宣判他的死刑,甚至亟欲将 他扼死在摇篮里面。
这个看似牵强附会、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比喻和臆想,却歪打正 着地隐喻了这个“幽灵”—— 正是它,才代表着正在解体的欧洲 传统农业社会和正在死亡的欧洲专制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反对欧洲 民主革命及其伟大历史成果 —— 新生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新生自 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本质,从而构成了它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历史 发展的最大反动,和对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反对封建、推倒专制、 建设人文主义、追求民主自由之整个历史发展的彻底反动。从而证 明了,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家专事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而已。只是 这个复辟的哲学装扮着“追求人类大同”的美丽花环,盗用了“革 命的名义”罢了。
因此,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将他们的“革命哲学”挥洒得 如何的复杂、深奥和“科学”,也不论当代善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还想从它里面发掘出何等民主和进步的思想”,都将是徒劳而无功 的。因为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创始 人、资本家恩格斯早就已经说过:“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 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 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
26 然而,更加具有强烈讽刺 意味的却是,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世界封建、落后的农 业国家,才能因鼓动“新兴无产者”即传统农民造反而获得革命成 功、即成功归复专制制度的历史事实,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 制复辟本质暴露无疑,更将恩格斯所指的那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 漫画,真正地变成了一幅幅使东欧和东亚人民血泪迸流的凄惨历史 画面了。
今天,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自行崩溃,当我们已经能够识 别这一幅幅用无数人民的血泪所涂就的“漫画”时,东欧和东亚人 民已经付出了怎样高昂的代价。
至此,当我们再一次重温马克思先生在青年时代所写下的那一 首“壮志凌云”的诗歌,当我们重新面对这一位自青年时代起,就 要“象上帝一样”,既要“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又要“在宇 宙的废墟上漫步”,更要将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变成行动”, 并要做“这尘世生活的造物主”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时, 如果我们再来凝视那一幅幅用无数人民的血泪所涂就的“漫画”, 我们又会对这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产生怎样的感觉或认识 呢?
注 释
第一章
01、高尔品: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第二六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02、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
03、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宣布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国民,人民拥有普选权;实行君主立宪及一院制议会制度,严格限制王权等。
04、一九一九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代表保王党势力的卡普曾以东普鲁士地方长官身份,借协约国命令德国解散两个旅,于一九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勾结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企图恢复第二帝国,瞬间败亡。
05、一九九六年五月,前俄共党人拥护久加洛夫竞选俄罗斯总统,公开宣称要复辟苏联。流亡在纽约的苏俄党人竞相号召加入苏共,到处张贴“冷战就要来临”的标语。虽然声势凌人,终至败北,但俄共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
06、07、08,同二。
09、一九零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彼得堡的市民和工人携带家小共十五万人,举着沙皇画象,唱着圣歌,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沙皇命令军队开枪,当场打死一千多人,两千多人受伤。因是日为星期日,即名。
第二章
01、高尔品:《论天京之变》。湖南人民出版社《优秀历史文学评论选》,一九八三。
02、新唐书:《李逆列传》。
03、〔明〕:《李逆传》。
04、同三。
05、〔明〕:《张逆传》。
0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07、参见下卷第二章注解。
08、鲁迅:《阿q正传》。
09、〔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10、同上。
11、〔德〕爱德华·甘斯:《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三六年柏林版。
1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3、列宁:《国家与革命》。
14、〔英〕罗素:《欧洲哲学史》。
15、同上。
16、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实行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以彻底失败为告终。
17、转引自罗素《欧洲哲学史》。
18、指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哲学家边沁等。
19、〔英〕詹姆士·穆勒:《一八三一年的一封信》。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21、22,《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23、罗素:《欧洲哲学史》。
24、“圣·耶稣会”曾是极其反动的宗教思想组织,因臭名昭著,于文艺复兴之后被罗马教廷解散。但路易十八的波庞王朝一复辟,即恢复了该组织,意在加强思想统治。
25、王德昭:《西洋通史》第三八一至三八二页。
26、《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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