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世华：反思录（下 15-19）

第十五章　为什么定名为“右倾翻案风”？
——兼批毛泽东的“三七开”

　　毛泽东每炮制一次全国性大冤案时，总要给它起一个特定的“名称”。比如：“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以“人名”命名的，比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不一而足，名目繁多。后来，干脆统而言之，叫“反对修正主义”或“反修”。

　　毛泽东曾批评他的老婆江青是“帽子公司老板”。其实，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毛泽东才堪称“帽子公司”的最大老板！江青只不过是毛泽东的小学生，从毛泽东那儿学了一点皮毛。由于江青本来水平奇低，学得太差，技艺上远不如毛泽东高超；有时还给毛泽东添些麻烦，这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一）为什么叫“右倾翻案风”？
——兼析“翻”什么“案”与谁在“翻案”？

　　这次为什么叫“右倾翻案风”？

　　在毛泽东的“词典”里，“左”是他的专利。“左”代表“党”、代表“马克思主义”；他是“党的化身”，是“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凡跟他的观点、思想、意见不一致的人，不言而喻，就是“右”、“右倾”，就是“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就是“反党”、“反革命”。

　　毛泽东从来不问：“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在谁手里？”确切说：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他只知道：“权决定一切！”其他都是“狗屁”！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思维定势，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看重自己的“凌驾”地位。

　　“右倾翻案风”这一词组中，“右倾”一词是修饰词，是定语；而“翻案风”是主词，是关键词。如果说“右倾”一词，是毛泽东惯用的打击他的“政敌”的一顶“帽子”；那么，“翻案风”这顶“帽子”，则是专门为邓小平特别定制的。

　　那么，什么叫“翻案”？翻的是什么案？毛泽东当然是特指：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到底有谁敢于翻这个“案”？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这个“案”是究竟怎么形成的？后来又怎么“演变”的？

　　在“文革”之初，毛泽东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顶“莫须有”罪名的大帽子，把“三大群体”（指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各部门、各行各业的学术权威人士，各级各类学校的负责人）的成千万干部和知识分子打翻在地、打成“牛鬼蛇神”，关入“牛棚”；让他们（注意：几千万人，甚至上亿人）受尽人格的屈辱、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此情此景竟出现在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且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炮制的。对此，谁敢说一个“不”字呢？似乎一度也曾有过：那是1967年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二月抗争”，但结果又怎么样？很快他们都被毛泽东打得“趴下”！此后，谁敢翻“文革”的案？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开恩”了！于是有相当一大批“牛鬼蛇神”，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当年“关你”是对的，现在“放你”是宽大。既然当年“打倒”你是靠“莫须有”，那么现在“解放”你，也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事实上也不可能再说什么。不要说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就是为建国立下不朽功勋的贺龙元帅，对他的“平反”，也还不是一笔“糊涂账”。谁敢追问：“毛泽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除非他不要自己的脑袋。于是，成千万被解放者对毛泽东感恩戴德，感激涕零，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批“案”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翻”过来的，说到底，“文革”中这类“三大群体的‘案’”，是毛泽东亲自“炮制”的，而把这些“三大群体”的“案”能够从整体上“翻”过来，也是得到毛泽东本人认同或批准的。不然，也不可能“翻”过来的。

　　对这一成千万的“三大群体”来讲，他们是稀里糊涂从“人”被打成“鬼”的，经历了批不完的斗争会，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认罪书”；但是，他们始终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冤案”，但从来没有想到怎么去“翻案”。他们知道在毛氏专制年代，谁想翻案，谁就死路一条。

　　可是，后来他们又稀里糊涂又由“鬼”变成“人”。这次说是“解放”，而不是“平反”。但到底有没有“罪”？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变来变去？他们还是不清楚。他们只知道之所以会这样变来变去的，就决定于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而且，他们也清楚他们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人”，是革命队伍里的人，而不是什么“鬼”。

　　从这一全过程来看，根本谈不到有什么人想出来要求“翻案”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翻案”的话，同意让这个成千万人的“群体冤案”翻过来的，正是毛泽东自己！只不过不叫“平反”，而叫“解放”。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叫“人妖颠倒”。在那个年代，“人”与“妖”是被颠倒过来的，“三大群体”本来就是“人”，只是被“妖魔们”颠倒成为“鬼”。而当年自我标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林彪、江青之流才真正是“妖魔”。只不过那个“始作俑者”，现在还没有公开“定论”，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二）怎么理解毛泽东所说的“翻案风”？

　　写到这里，就要分析毛泽东所说的“翻案风”究竟是指什么？

　　在毛泽东看来，凡对“文化大革命”有意见的，或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问题的，都是不能容忍的。其实，在毛氏专制年代，谁敢公开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呢？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的总理，他是带着“一肚子意见”离开人世的，他什么也没有讲，他也不敢讲。总理尚且如此，何况一般老百姓！小平同志在以“三项指示为纲”，狠抓全面整顿、狠抓经济恢复与发展时，出发点是为党、为民族、为人民的根本利益，丝毫没有对“文化大革命”讲过什么不同意见。只不过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光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抓“阶级斗争”这一祸国殃民的、绝灭人性的事。当然，作为一个正直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决不会那么做的。因为这不仅是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而且是违反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应具有的起码道德、品质、人性、人道。在毛氏专制年代，他们可以违心地顺从毛泽东，做出一些违心的事；但决不会率先去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事，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喜欢、欣赏像当年林彪、康生、柯庆施那样一类惯于阿谀奉承的、“助纣为虐”的丑类。

　　邓小平大力推行整顿的结局，必然触及毛泽东最敏感的问题，即对“文革”的态度问题。因此，毛泽东两次让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对“文革”作出“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决议。但都遭到了邓小平的婉拒。说：“我主持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晋魏’”。毛泽东的话，向来是“一言九鼎”，从来没有人敢这样“顶”的，敢于这样“冒上”的。在毛泽东看来，这意味着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满意的。按毛的逻辑推理，这就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所谓邓小平的“翻案风”，盖源于此！

（三）且看毛泽东自己解释的“三七开”
——不堪一驳的热昏胡话

　　从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有几次谈话。根据联络员毛远新的整理，大体有如下四点：

　　1、毛泽东一再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2、他认为：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强调：“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走资派’还在走！”

　　4、他明确表示：“‘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一个是‘打倒一切’，另一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是打对了，如刘、林两个集团；一部分是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打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从2月下旬到3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分别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继续打招呼。会上传达了上述几条意见。

　　这里，主要就第四条的“内容”，作一些剖析。

　　这又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让我们开阔视野，进一步认清毛泽东其人：思维混乱，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究竟“成绩”表现在哪儿？“错误”又表现在哪些地方？毛泽东讲了一些“热昏的胡话”，他根本不可能说清楚！

　　先说所谓“七分成绩”。

　　毛泽东说是：打倒刘、林两个集团。别的他没有说，恐怕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经济面临崩溃，人民遭受灾难，还能说什么呢？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想彻底粉碎、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可是在毛泽东“打招呼”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这个“司令部”的“头头”，已由原来的“刘、邓”，改为刘少奇一个人；第二，这个“司令部”的“核心人物”，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彭、陆、罗、杨”和贺龙，其中的罗瑞卿与贺龙在林彪事件后就“平反”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虽未“平反”，但也已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不像刘少奇那样，总算有了“自由”，算是“半解放”或“待解放”。第三，这个“司令部”的各级领导干部（省部级、地市级……），按毛泽东新的说法，该属于“三分错误”中的“打倒一切”一条内所谓“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个范围内。这一说法，至少说明毛泽东已经把这批“老同志”，从这个“司令部”里分离出来了。于是，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后只剩下刘少奇这个“光杆司令”了。

　　请问毛泽东：仅仅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个人，发动一场祸国殃民的“大浩劫”，给民族带来“大灾难”，给党带来“大耻辱”！难道这就是所谓“七分成绩”吗？厚着脸皮，恬不知耻地，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七分成绩”！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怎么来看你这位据说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伟大无产阶段革命家”毛泽东呢？

　　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七分成绩”时，还把“打倒林彪集团”包括在内。毛泽东的这句话，不知是他老了、糊涂了，还是犯了老年痴呆症？果如此，就不应该出来讲话了。看来不是。那只能说：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毛泽东，居然还敢于出来跟老同志们“打招呼”。实在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我党的又一次“大耻辱”！

　　曾记否：毛泽东在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4年12月，曾经与林彪有过一次“密谈”（本书第九章第四节），从此毛与林结成“死党”。这两个人在“文革”初期直到1969年的“九大”，怎么打得“火热”，这已是尽人皆知，不再赘述。至于毛与林在后来“翻脸”，成为真正“你死我活”的“死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与毛泽东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关于“七分成绩”，毛泽东事实上交了一份“白卷”！

　　的确，他也不可能讲出什么“道道”来！这是因为：“真理”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在毛泽东手里！

　　再来分析一下毛泽东的所谓“三分错误”又怎么样？

　　毛泽东所说的“三分错误”，包括两条：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但在每条之后，毛泽东马上作了补充说明：什么“许多老同志是打错了，但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什么“全面内战，……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

　　好家伙：“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这么一来，“文革”就没有什么“错误”了，或者该大打折扣了。首先是那些老干部本人就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其次才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该把他们“打翻在地”。

　　这里我们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毛泽东把“打倒一切”，只局限于：“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他是与“七分成绩”中的“一部分打对了”并列提出来的。两个“一部分”似乎等量齐观。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打对了的这“一部分”中，最后实际上只留下刘少奇一个人，而打错了的那“一部分”，究竟有多少人？按照毛泽东本人的说法，“打错了的那部分”只限于“许多老同志”，如果只算“省部级”那一层，那至少也有成千上万人。如果算到“地市级”那一层，那就有几十万到上百万人。“打对”与“打错”之比是“一”与“成千上万”或“几十万到上百万”之比，但从毛泽东嘴里出来的，都是“一部分”同一个词。是毛泽东不懂这两个“量词”之间的差别呢？还是毛泽东故意混淆视听，偷换概念！何况，事实上被“打错的”，不单是“许多老同志”，而是几千万的“三大群体”。最后结果是：“打对的”与“打错的”之比是一比几千万。这里毛泽东又玩弄了一种“障眼法”：用“打对了的一部分”与“打错了的一部分”这样一些模糊概念，作为“三七开”的定性依据。对稍有理性思维的人们来说，毛泽东的手法并不高明，敢于说这样的“热昏胡话”，除了依靠“权”（暴力）以外，还得有一张不知“羞耻”为何物的脸皮！

　　第二、这里还得说清楚对“三大群体”的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是算“打对的一部分”，还是算“打错的一部分”？对此，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或避而不答。但这是涉及几千万人群体的政治生命的大事，靠回避是不行的。事实上，“三大群体”之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叫“走资派”），毛泽东已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列入“打错的一部分”，即“许多老同志”。只是没有讲同样被打成“走资派”的、人数多得多的中青年党员干部，该怎么算？从政治实践看，他们连同其他两大群体，也都在林彪事件后被陆续被“解放”出来了。按理，都该算是“打错的一部分”。可是，在毛泽东在“打招呼”中没有讲。究竟是忘了呢？还是有意识装糊涂？但是，从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三七开”的定性结论这一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对不该回避的问题！毕竟涉及几千万人政治生命的大事，当初正是毛泽东亲自把他们打翻在地的，而后来又是毛泽东同意把他们“解放”出来的。更何况在当年受迫害的群体中，有两千万人被活活打死或被逼死（叶帅说：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有两千万人）。

　　毛泽东在讲“三七开”时，怎么能对他们没有一点交待呢？真是咄咄怪事！看来是毛泽东是有意不提的，要不然，“三七开”的立论就更站不住脚了！

　　其实，毛泽东在自己的心目中，这笔账还是清楚的：在“文革”期间，仅仅从含冤而死的两千万条人命来说，毛泽东深知这批“冤魂”也不会放过他。冥冥之中，就产生了一种恐惧感。难怪从去年7月16日中央政治局派人突击查访张玉凤时，从张玉凤交出的十九份绝密材料中就有一份是毛泽东担心他在死后被鞭尸，嘱死后不留尸体，立即火化。原文是：

　　“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第三、毛泽东在讲“三分错误”时，为了替自己开脱，还说什么：“老干部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好一个“批一下也可以”，说得多么轻巧！？

　　老天爷真应该让毛泽东坐一次喷气式飞机，剃一次阴阳头，带一次高帽，挂一次“黑牌”，游一次街，关一次“牛棚”。让他去亲自体验一下被打成“失鬼蛇神”是什么滋味。这样他就不会那么信口开河！那么胡说八道了！我们说：“批一下也可以”这种话是“热昏胡话”，还是比较委婉的。应该说：只有没有人性的、天良丧尽的“人”，才会吐出这样的话来！

　　对毛泽东解释的“三七开”的剖析，就到此打住。

　　总之，毛泽东给当代人带来的灾难是罄竹难书，对后代人的遗毒也是难以言喻的。难

　　道说这仅仅是毛泽东的“错误”吗？对这样的“定论”，历史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附：为“四五运动”呼欢！——黎明前的曙光

　　在1976年2月再次“打招呼会”以后，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江青一伙认为在批邓时，必须同时肃清周恩来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他们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续刊登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中最露骨的是《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该文公然点出：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图尽匕首见，江青一伙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人民被激怒了，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终于以不同形式与不同途径，来寄托对总理的哀思，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

　　从3月5日起，人民群众的抗议电话，似暴风骤雨，震撼着《文汇报》的办公大楼；抗议信件、电报汇成了一股怒潮，冲击着《文汇报》编辑部。接着，数万名来自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群众在《文汇报》社门口，愤怒声讨《文汇报》。“保卫周总理”、“揪出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愤怒的抗议声，如大海怒涛，不可阻挡！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用暴力镇压群众的抗议活动，乱打乱抓，被捕的群众塞满了提篮桥监狱。

　　上海惨案激怒了江南人民。南京市人民群众结队走上街头，抬着周恩来遗像和花圈，举行示威游行。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要法西斯专政！”“人民是主人，不是奴隶！”这样的响彻云霄而又发自人民肺腑的真正的革命口号，那是多么气壮山河！多么鼓舞人心！同时，又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多大的胆量！游行示威的群众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十万人，浩浩荡荡汇集在南京雨花台，发表演说，悼念总理，声讨国贼。

　　与此同时，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干部来到南京站，在列车上贴上长标语：“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在一列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赫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人们顿时高声欢呼，火车司机拉响汽笛，向英雄的人民致敬。列车开动了，带着“打倒张春桥”的醒目标语，向北京开去。这条标语像一簇火炬，点燃了大江南北的斗争烈火！

　　3月底到4月初，杭州、郑州、西安、福州、太原等城市的广大群众，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很多诗词包含着强烈的感情，抒发了广大群众想言而又不敢明言的内心创痛。

　　从千百篇诗词、檄文中，这里只摘录一首诗、两句话、一篇檄文，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在苦苦熬过最黑暗、最惨无人道、最绝灭人性的年代以后，在长期积郁在心底的愤懑之情，犹如火山爆发一样，直冲云霄，气壮山河，势不可档；让一切妖魔鬼怪懂得一条真理：物极必反，民心不可侮！

　　一首诗是：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两句话是：

　　“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代的先人。”

　　“自有人民写春秋。”

　　一篇檄文：《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继周、斩妖文。该篇原文如下：

　　“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铭记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在历史上，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恶伤地叫着。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都幸灾乐祸，欣喜发狂。

　　“这几只乌鸦为了各自的私欲，争夺着。把孔雀那漂亮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为首的插得最多，头上、身上、尾巴上，有条理地插满了。满口漂亮的马列主义，实为阴谋家。这个乌鸦的后头，紧跟着一只母乌鸦，不要漂亮的孔雀羽毛，她要连衣裙、小西服，妖里妖气，实为魔怪。

　　“历史那容这伙妖魔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民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一小撮民族败类！

　　“历史永垂的纪念碑，发出了雄壮浑厚的声音。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鬼打妖人。

　　“那一小撮妖魔，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还不快下台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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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这些檄文（包括诗词）给人们最大的启迪是：民心不可侮！连毛泽东也从中悟出：“反周，民必反”这一真谛！

　　读了这些檄文，最大的感受是：痛快！痛快！痛快！在毛氏专制的天下，敢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大声疾呼地、淋漓尽致地痛斥那帮恶魔！撕下他们的画皮！用最形象、最生动的语言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至于文中提到的那只为首的公乌鸦，究竟指谁？一语双关，说谁像谁，见仁见智均可。但从“漂亮羽毛插得最多”、“满口漂亮的马列主义”以及其后“跟着一只母乌鸦”等修饰词组来看，就不言而喻了！反正王洪文、张春桥是不够这个资格的。难怪华国锋直言：“有人恶毒攻击毛主席。”

　　读了这些檄文，最大的鼓舞是：中华民族大有希望！这是黎明前的曙光！它敲响了宣告“四人帮”灭亡的丧钟！可以预期：那位真正罪大恶极的始作俑者，绝对逃不脱人民的惩治！

第十六章　从几个侧面看毛泽东对周恩来之死的心态

（一）宿敌意难消 毛泽东从未到医院探望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仇视，还表现在他从未到医院看望周恩来这件事上。周恩来入住的305医院，座落在北海公园西侧养蜂夹道，与中南海的毛泽东居所仅咫尺之遥，一墙之隔。而且周恩来不是普通的中共领导人。他的资历、贡献与地位，都是无与伦比的。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作为一个‘班长’（毛泽东语），即使是出于公事，出于礼节，也应去医院看望周恩来。然而自周恩来1974年6月1日入院至1976年1月8日去世，毛泽东都没有来过。现在的公开出版物为毛泽东开脱，说是毛泽东身体不好，不能走动。……这样的理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从1974年7月至1975年5月，就曾离开北京，到武汉、长沙、杭州等地休养。在长沙期间还多次到游泳池游泳。一个能下水游泳的人，一个能千里迢迢去旅行的人，却不能去咫尺之遥的医院，显然是讲不通的。”……

　　“毛泽东自始至终没有去305医院看望周恩来，并没有什么可以讲得通的藉口。唯一的理由便是：毛泽东不想见周恩来，而原因便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敌视。”（编者注：上文是摘自叶永烈《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的一节题为《宿敌意难消毛泽东从未到医院探望周恩来》的原文。叶永烈不愧是写传记作家的“高手”，他从日常生活细节中也能捕捉到“可贵的信息”，揭露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写得“入木三分”，合情合理！下面《对周恩来之死毛泽东没有眼泪、没有哀悼》一文也是从该书中转述的。）

　　附：《邓颖超日记》中的有关记述——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在《邓颖超日记》中，对毛泽东拒往探视周恩来一事，是这样记述的：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

　　‘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

　　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

　　‘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

　　‘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

　　毛泽东口述指示：

　　‘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二）对周恩来之死毛泽东没有眼泪、没有哀悼

　　“同样地，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也没有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没有参加任何的吊唁和追悼仪式。关于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的反应，秘书张玉凤有如下的回忆：

　　‘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毛主席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身听读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词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编者注：不是“早已料到”，而是他的“又打又压”的战略方针，终于得逞了。周恩来终于先毛泽东而去，怎么能不高兴呢！）……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送主席审阅。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的许多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编者注：毛泽东是在“演戏”。在引述张玉凤的话后，叶永烈接着说：）

　　“张玉凤出于天真的想法，希望毛泽东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多年，负责毛泽东的起居饮食，当然了解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如果毛泽东已经根本没有可能去参加追悼会，张玉凤也不会还去问：‘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吗？’相反，在她看来，毛泽东是有可能参加的，所以才发问，以便先做准备。然而，毛泽东根本就不想去，便说：

　　‘我也走不动了。’

　　显然毛泽东的托词，用来掩饰自己对周恩来的敌视。毛泽东如果对周恩来的逝世有所意思、有所表示，办法是很多的。……（编者注：作者列举了几种办法）这些毛泽东都是可以做到的，从礼仪上也是应该做的。然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敌视和恨意是如此深刻、如此强烈，强烈到毛泽东不顾自己的‘主席’、‘班长’的身份和职责，不顾起码的礼仪，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没有对周恩来的逝世作出任何的表示。（编者注：叶永烈接着批驳了毛泽东的随身护士长吴旭君所提供的情节：所谓“毛泽东的眼泪已枯竭了，因此对周恩来的逝世没有流一滴泪”这种为毛泽东开脱的说法。）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看个电影，回首往事，便‘泪如泉涌’（吴旭君语）。1976年春节是2月4日，距周恩来去世，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看电影可以‘泪如泉涌’，但对周恩来的去世却是没有一滴眼泪。事实是：毛泽东不是‘眼泪枯竭了’，而是不愿为周恩来流泪，周恩来的死并不能、也没有令毛泽东落泪。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与政治态度，在这里有着十分清楚的表露。”

　　“毛泽东不但没有出席周恩来的吊唁活动，而且由始至终对周恩来的去世没有发出任何谈话。按照一般风俗习惯，毛泽东应有所表示，吩咐秘书打电话向未亡人邓颖超致以慰问，劝其节哀等。然而毛泽东既没有话语，也没有行动，没有任何的哀悼的表示。在整个周恩来的治丧过程中，毛泽东所做的只是用笔在悼词上划了个圈。难怪连张玉凤都认为：‘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离别之情呢？……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

　　“天真幼稚的张玉凤根本不了解毛泽东。虽然‘风雨同舟几十年’，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战友’之情，毛泽东对周恩来有的只是敌视与仇恨。”

　　“周恩来与毛泽东，就在这种敌视与仇恨中，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与斗争，成为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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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毛泽东在周恩来整个丧事活动中，没有任何表示。这是符合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真实心态、真实思想感情与真实政治态度。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如果有所表示，那倒是不正常的。从前面所述的毛泽东至死没有停止对周恩来的迫害看，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就是要让周恩来先他而“走”。现在这个目的达到了。从毛泽东的内心讲，他应该是高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流下一滴泪”呢？如果毛泽东为周恩来流下一滴泪，那才叫“猫哭耗子”，才是“鳄鱼的眼泪”。毛泽东心里清楚，在熟知内情的人面前，他是不愿意让人叫他“鳄鱼”的。

　　是不是毛泽东一生中就没有“猫哭耗子”的、这种令人作呕的“表演”呢？看来也不完全是。至少，他对彭德怀、刘少奇分别在1965年9月23日和1967年1月13日各有一次这样的“表演”。这些情节在本书的有关部分已有论述。

　　其实，叶永烈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本质特征，也知道毛泽东是千方百计要置周恩来于死地。那么，为什么他要在周恩来住院治疗和周恩来逝世后这两个环节上，对毛泽东大做文章呢？叶永烈是一位擅长写传记的作家，他在这两个生活环节上做作“文章”，也是用心良苦。这是因为在我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中，对这两个生活环节是特别重视的，探望自己的长期患病住院治疗的亲友，或者参加对已亡故亲友的悼念活动，被公认为是一种起码的礼仪。如果根本不顾这种“礼仪”，那就会遭到人们的非议，为人们所不齿。叶永烈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传统的心理状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清楚地认识毛泽东这个人的“人品”、“道德”。

　　叶永烈对毛泽东采取一层一层剥开其丑恶灵魂的手法，正是他比其他写传记的作家，“技高一筹”的地方。

（三）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
——兼析周恩来晚年对毛泽东的心态

　　在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引子》一节中，也就是在该书一开始就无情地揭露了这一令人无比气愤的情节。这比叶永烈的上述两篇文章，更加深刻暴露了毛泽东在对待“周恩来之死”这一问题上灵魂深处的最肮脏的一面。如果他还有一点做人的味儿或还懂得一点做人的起码道理，他是绝对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徒然给后人留下了骂名。

　　现把《引子》的全文恭录于后，为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清所谓“伟大领袖”的真实面貌（编者注：高著《周恩来晚年》一书是在香港出版的，录下全文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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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死后的三个星期，恰逢中国农历丙辰年的除夕。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冬天。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其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也正如严冬一样，一片肃杀景象。由江青的御用班子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打头阵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大批判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那时多半还沉浸在对周恩来之死悲痛之中的中国人，尽管对眼前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和不平，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已经历过太多政治磨难的老百姓，大都知道在幕后掌控这一切的那只手是谁。

　　“就在这个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喧闹的爆竹声。一时间，火光冲天，鞭炮声震耳欲聋。这一不同寻常的景象弄得中南海里负责安全警卫的工作人员好一阵紧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照规定，在中南海禁地是绝对不准燃放爆竹的，毛泽东的住地更是戒备森严，甚至连麻雀都不让停落在树上。等人们弄清这一动静竟来自毛泽东的住地后，一个黑色的传闻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还有人证明第二天亲眼看见从游泳池拉走了整整一卡车的鞭炮屑。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只有在办喜事的时候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如果有人在办丧事的时候放鞭炮，就会被认为对死者的大不敬。人们本来就对毛泽东对周恩来去世冷漠态度逼了一肚子气，因为毛不去参加周的追悼会，却在几天前接见了已经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而且又从“四人帮”那里传出“不要用死人压活人”的最高指示，百般压制老百姓自发悼念自己总理的活动。

　　“在政治圈中了解内情的党内军中的老干部私下里纷纷为周恩来抱不平，认为周恩来一生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当牛做马，而毛对周的死却无动于衷，也实在太令的寒心了！这种情绪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次“鞭炮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弄得整个京城沸沸扬扬。

　　“人们被激怒了！

　　“以悼念周恩来为导火索，触发了中国社会自文化大革命以后蓄积已久的政治危机的总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毛泽东，敲响了文革的丧钟！几个月后，毛泽东也在忧病交加中死去。中国现代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鞭炮事件’留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并没有因此而烟消云散，而是继续余波荡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中国老百姓、学术界乃至政府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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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鞭炮事件”最清楚不过地向人们表明毛泽东完会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底线，没有一点儿“人性”味儿。说他是“神”绝对不是；说他是“人”，但从这一事件来看，也似乎不够格。究竟属于哪一类？历史终究会给出答案的。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说：毛泽东“和刘邦、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是‘同一种动物’。”倒是比较贴切的。

　　对一位共同战斗几十年的老战友，居然在其死后三周的农历除夕大放鞭炮，如果往常每年都有放鞭炮的习惯，那也许还可以为自己辩解，恰恰是从来不允许放鞭炮，而在周恩来死后就放鞭炮，毛泽东做得也太露骨了。当然，在他看来，他是“当代秦始皇”，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谁又敢对他说一个“不”字。事实也是如此。但问题在于：你把事情做绝了，即使是敢怒而不敢言，人身上长了一个“脑袋”，它是用来判断是非的。对于一个正常的人，对这样一种完全丧失天良的事件，除了强压在心底里的愤怒以外，在毛泽东暴力专制年代，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不，忍耐是有一个极限的。超过了这个极限，终究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同年清明节爆发的“四·五运动”，从表面上看，矛头直指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实际上，谁都清楚是冲着毛泽东这位暴君的。

　　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很多诗词包含着强烈的感情，抒发了广大群众想言而又不敢明言的内心创痛。

　　从千百篇诗词、檄文中，这里只摘录一首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鬼叫”，这“豺狼笑”，不正是冲着毛泽东吗？放鞭炮一事，激怒了千百万中国人民，他们在苦苦熬过最黑暗、最惨无人道、最绝灭人性的年代以后，在长期积郁在心底的愤懑之情，犹如火山爆发一样，直冲云霄，气壮山河，势不可档；让一切妖魔鬼怪懂得一条真理：物极必反，民心不可侮！

　　“动物”是总称，“豺狼”是动物的一个属种。从这一视角看，史学家唐德刚对毛泽东的评述正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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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晚年对毛泽东的心态

　　“长期以来，内地官方出于政治需要，一直讳言毛、周两人历史上恩恩怨怨的关系，文革时期更是禁忌，只准许毛泽东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出来撰写回忆文章。内容不是刻意遮掩毛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就是大加渲染毛、周之间的所谓‘深厚情谊’。

　　“然而，结果是越描越黑，非但没有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反而露出更大的破绽。……主要是因为周恩来的大半政治生涯一直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两人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实在是太复杂了，绝非一两件事情的肯定与否定，就可以简单了断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关系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是了解和把握晚年周恩来乃至其整个政治生涯的一把钥匙。……

　　“正因为如此，本书的写作，相对而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从事周恩来的文革史研究多年，曾是官方《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文革部分的执笔人。曾看过大量历史文献档案，其中有许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见天日的核心档案。

　　“另一方面，作者因同情‘六·四’学生运动而遭整肃，目前寓居国外，享有写作上的自由。……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至于本书之所以选择“晚年周恩来”这个题目来透视其一生，是因为作者曾多年潜心研究过这段历史，采访过不少重要的当事人，看过大量历史文献档案，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周恩来晚年是在文革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度过的，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难熬的一段，同时也是目前人们对他的历史评价中争议最大的一段。

　　“文革期间，周恩来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充当了文革执行者的角色，跟着毛泽东做了不少亏心之事；同时为了自保，对毛极力隐忍周旋，内心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悲苦与无奈，把其人的政治哲学、品格、手腕以及个人素质中的一切潜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文革这场历史浩劫铸造了周氏其人留在今日世间的形象。周恩来生前身后的各种荣辱毁誉也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

　　“周恩来究竟是何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换句话说，他究竟是圣坛上道成肉身的完人，还是大奸若忠的伪君子？是浩劫中扶危定倾的功臣，还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是有意扮演双重角色，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演技大师，还是个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人？

　　“作者将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和对众多当事人的采访，侧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揭示周恩来的处境、心态、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在主、客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既不讳过，也不苛责，秉笔直书，力求挖掘并写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其人的那种东西来，让读者自己出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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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对上文的最后一段看（指“之所以成为其人那种东西来”），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对周恩来这样一位历史伟人来说，似有大不恭敬的味道。但从作者所写的全书来看，他对周恩来在政治上、作风上、为人处事的道德品质上是持肯定的态度。

　　但从另一角度看，“之所以成为其人”也是一种双关语。不言而喻，在作者的潜意识里，毛泽东应该是属于“不成为其人”的“人”。这与笔者的上述有关分析是不谋而合的。

　　附：张玉凤证实“放鞭炮”一事

　　在张玉凤写的《毛泽东晚年二三事》一文中，对当年“放鞭炮”一事是这样描述的：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有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住处外面一片昏暗。……除夕的夜晚游泳池是那么寂寞、冷清。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主席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饭是我们一勺勺喂的。此时的主席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鞭炮吧。’‘你们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其他几名工作人员。……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同他的工作人员。……。”（编者注：张玉凤的这篇短文证实了“放鞭炮”这一情节，这是最重要的。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放鞭炮”？他的内心世界怎么样？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有资格作出正确的回答。任何第三者的分析，见仁见智，不必强求一致，但历史定会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高文谦的论述是比较客观的。）

第十七章　从毛泽东的“走”想到的！
——几个值得深思的“假设”！

　　（外一篇）

　　对毛泽东这个人究竟如何评定的问题，在本书论述每一重大政治事件或重大冤案时，出于义愤，不能自控，即兴发挥；每有论及，实话实说，毫不隐晦。个别地方可能有偏颇之处。倘一旦允许任人评说，定能对毛泽东作出更客观、更准确、更公正的评定。

　　为了探索真理，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思考，那就是本节副题所提出的《几个值得深思的“假设”》。凡是“假设”，都不是现实的。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直至消亡，都有一定的规律。每个人一生的政治实践，也是有规律可循。只要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那样的探索分析所得出的论断，应该说是比较符合毛泽东这个人的政治思想实际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本节的正题是《从毛泽东的“走”想到的》，不言而喻，这些“假设”与毛泽东的“走”密切有关。下面就提出几个“假设”。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假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该发生的（灾难）都已经发生了。”这话没有错。但为了更客观、更准确、更公正地评定毛泽东这个人，作这样的假设、推理、剖析，还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好地认清：毛泽东在这20多年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国家、民族、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

　　假如毛泽东晚“走”十年——中国将会怎么样？

　　这种可能性本来是存在的，晚“走”十年，93岁，像小平同志那样长寿。论条件：毛泽东的生活条件是最优越的；保健条件又是最好的；工作是最轻松的，经常考虑怎么整人、害人的“点子”，不像周恩来、邓小平忘寝废食、通宵达旦地为人民、为民族、为党的事业操劳；在政治上，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整人害人，没有像周恩来、邓小平那样要承受、提防时刻被“打倒”的精神压力。只是由于他一生“好色”成性，生活糜烂、淫乱，精力透支太大，才使他的体质远不如周恩来、邓小平。不然他有可能比邓小平还长寿。如果周恩来不是他用狠毒的“两手策略”，及时休养治疗，活到九十岁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编者注：本书第三稿90多万字，对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感兴趣，也十分藐视；只是在这里分析他的寿命时，才稍带一句。其实，这类史料很多，看了令人作呕，本质是一个大流氓，不屑一顾。应该作补充说明在第四稿中在写到“丁玲”这一节时，才稍为涉及这个问题。见后面有关内容）

　　假如他多活十年，即到1986年，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第一、邓小平很可能像刘少奇那样被活活折磨死；即使不死，也永无翻身之日。叶剑英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深入开展，也可能由“靠边站”（当时毛泽东已让他“靠边”了）而随之“倒下”。后果如何？一句话就可以回答：没有邓小平，就决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形势！

　　第二、华国锋迟早会被“四人帮”和毛远新所“打倒”。虽然毛泽东对江青有时不满，那是“恨铁不成钢”。在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毛泽东总是与江青保持一致的。何况，毛泽东身边还有毛远新这样一个“联络员”的微妙角色。特别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昏晕，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情况下，毛远新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国锋决不是他们的对手。江青心狠手毒，决不会让华国锋有好的结局。

　　第三、江青加上毛远新上台控制局面，这十年或五年（如果他们是在五年后才取代华国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会是怎么样？不敢再去想了，只能是心更颤！心更寒！

　　第四，一切冤假错案，就休想“平反”。如果说：1979年成千万受难者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翻身”之日，洗清“不白之冤”；那么如果毛泽东晚“走”十年，至少历次运动中的受难者（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恐怕只能带着“帽子”、含着满肚“冤屈”离开这个世界。

　　第五、在经济发展上，就谈不到什么“四个现代化”。中国人民继续过着“穷社会主义比富资本主义强”的生活。

　　如此等等，上述分析，丝毫没有夸张之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谢天谢地，毛泽东还是在1976年“走”了！“走”得好，如果“走”得再早一些，比如在总理之前，那就更好了。且看下面的第二个“假设”！

　　假如毛泽东比周恩来早“走”一步！？

　　这个可能性本来也是很大的，从林彪事件发生时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身体状态看，毛泽东曾一度病危，经抢救才活过来。当时毛泽东曾向周恩来嘱托后事，就是明证。后来总理得了癌症，毛泽东才感到有了让周恩来先他早“走”一步的转机。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患癌症初期（1972.5—1974.6）、中期（1974.6—1975.2）和晚期（1975.2一1976.1）这三个阶段始终一贯采取“压”与“打”的“两手策略”，而决不手软的根本原因（见本书上述有关章节）。毛泽东的阴险狠毒的目的是达到了。

　　这个“假设”的意义或重要性，就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的剖析，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丑恶、卑鄙、肮脏的灵魂！

　　如果毛泽东比周恩来早“走”一步：比如毛在1976年1月之前死了，那就不会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作为总理的最得力助手，继续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继续狠抓经济发展。从政治上来看，其结局可能出现：

　　第一、小平同志会在总理支持下顺利“接班”，这就不会出现华国锋后来主政的两年徘徊的局面。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可以提前两年多付诸实践。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无疑会更好些！

　　第二、对华国锋本人也许更有利。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工作踏实。虽不能胜任单独驾驭全局的重任，但毕竟是从基层逐级提拔上来的，作为副总理分管某一方面工作也是称职的。就不会有后来辞职“下台”的局面。

　　第三、对江青本人可能也有利。按总理的思想作风和处事原则，对江青本人的问题，有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而不是“暴力”方式解决。这是因为毛泽东在1975年9月在看到朱老总反映江青的一封信后，曾气愤地写了一条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30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总理接到“批示”后苦笑两声，批了“缓办”两字，就存档了。总理这样处理，实在非常高明，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摸透了毛、江之间的微妙关系。甭看毛泽东写得那么“果断”，毫不含糊；但谁如果真的按毛泽东的“批示”去办，必将最后自食苦果。等毛死了，总理就会拿出毛泽东的“批示”，顺利解决江青问题，把江青撵出政治局，对王、张、姚，依法惩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又假如总理比毛泽东晚“走”一步，比如1976年9月之后去世。那样政治局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展，华国锋可能取代邓小平的地位，代行职务。但情况也还是要好得多。

　　第四、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同时周恩来还在世，因此就不会有4月7日的两个“决议”。华国锋的权力不会超越周恩来，小平同志的处境也许要好一些。

　　第五、毛泽东一死，总理顺利接班。小平同志就会很快复出（这从1975年下半年先后跟邓小平、叶剑英的两次表态可以断定）。这样也就不会耽误两年的“徘徊”时间，经济发展更快、更好。

　　假如毛泽东在“文革”前“走”——中国又将会怎么样！？

　　假如毛泽东在“文革”前“走”了（72岁，也算长寿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其结果是很明显的。

　　第一、决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成千万、上亿人免遭厄运，两千万人不会被活活折磨死。

　　第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会不受任何干扰地，坚决而果断地、大刀阔斧地继续执行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无疑是很快的；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与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会大大缩小。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程度，也会大不一样。此外，计划生育的政策也会提前十年实施，有人经调查分析后说：“错批一个人（指马寅初），多生三亿人。”按此估算，毛泽东早走十年，少生1.5亿是不成问题的。这样人均年收入、生活质量、乃至整体人文素质就会提高很多。

　　第三、此前因毛泽东炮制的历次全国性“冤假错案”的受难者，包括彭总冤案在内，就能提前十年“平反”。早十年从“鬼”变成“人”，这意味着什么？凡身历其境的过来人，对此有切肤之感！

　　第四、目前令人忧虑的党风问题，决不会如此严重。从全党来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经济困难时期）的党风是很正的、很好的。各级党员干部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作风，这是举世公认的。可是现在怎么样？腐败现象已成了不治之症。追根究底，毛泽东的“十年浩劫”把党的优良传统糟蹋殆尽。从“一切听党安排”到“我行我素”（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一心为公”到“惟利是图”……这些“质变”、“蜕变”，都是毛泽东暴政专制，必然结果。所谓“物极必反”。从这一角度看，如果毛泽东在“文革”前死掉，我们的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下决心清除“个人崇拜”的遗毒（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七千人大会”上已经提出），加强民主集中制领导体制并加强自律与监督机制，这样完全能够继续保持党的原有的好的传统，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不会像现在出现那样令人痛心的局面。

　　第五、对林彪、江青之流，他们就没有机会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作充分“表演”，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可耻结局，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林彪将以其对建国的功勋，载入史册。江青本人也会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而受到人们的尊重。

　　第六、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也是好事。尽管他已炮制过一些全国性大冤案，但论他一生功过，对他作“三七开”分析，还是“站得住”的。可是，“十年浩劫”的结果，是毛泽东一手毁了整个中华民族，从另一角度看，实际也是毁了他自己！毛泽东已完全彻底堕落或异变成为当代世界上最残暴的封建法西斯代表人物！他的丑恶、卑鄙、无耻、阴险、狠毒的灵魂与嘴脸，随着内部史料的不断曝光，就越来越活脱脱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如果毛泽东在“文革”前死了，他至少不会以“暴君”恶名，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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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个“假设”，一开始就讲了“没有现实意义”。但是作为“参照物”，作为从另一视角来剖析毛泽东，使之所得出的判断能更客观、更准确、更公正。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对比，可以使人们更清晰地认清毛泽东的后半生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大灾难！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耻辱！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破坏！也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关于究竟如何评定毛泽东这个人，这里不想说什么更多的话，只讲一个很有启迪意义的、很值得深思的情节：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编的《毛泽东传》（上卷，共两册）（建国前部分）是1996年最早出版的，此后在1998年才陆续出版《周恩来传》（上、下卷，共四册）（建国前与建国后两部分）、《刘少奇传》（上、下两册）……。后几位的传记，都是记述一生的，惟独毛泽东的传记，只是建国前的。《毛泽东传》（下卷）（建国后部分），在“（上卷）”问世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把原稿压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的办公室里。是他们不想出版吗？他们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权力。这类重大政治问题，决策者在最高层。

　　直到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之时，《毛泽东传》（下卷）（建国后部分）才在2003年12月底面世了。离《毛泽东传》（上卷）出版时间整整间隔八年之久。应该说真是难为了这一“传记”的主编人。果中滋味，他们最清楚。

　　为什么出现如此狼狈的局面呢？说穿了，也很简单：写“传记”贵在“真实”，如果人为地加以“美化”、“拔高”，其结果是适得其反，只能是越描越黑、越描越丑，贻笑大方。

　　如果如实地记述毛泽东建国后的“历史业绩”，真实记录20多年来毛泽东炮制的一系列“冤案史”的全部内幕信息，那正是毛泽东的一部“罪行史”。可是，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跟林彪、江青一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现在硬要把一部“罪行史”描写成“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这确实是摆在“传记”主编人面前的一道难题。花了整整八年时间，终于交出了这份答卷。至于是不是合格，那就待后人评说了！

　　叶永烈的同一议题：如果毛泽东在1962年“谢世”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刘少奇向毛泽东再次屈服》一文，他在详尽地论述了刘少奇如何向毛泽东再次屈服的情节后，怀着非常强烈的愤懑与义愤填膺的情绪，对毛泽东灵魂进行了无情的剖析。

　　1962年这一年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十分关键的一年。在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接着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一系列彻底扭转经济形势的方针政策，从而使经济发展走上康壮大道。但是，这些英明的决赛，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趋于激化。这种激化，实质上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同年８月的北戴河会议与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这一“棍捧”，进行全面反击，终于使刘少奇们再次向毛泽东屈服。

　　对此，叶永烈认为：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共和中国，都是一个转折点。继推翻八大路线后，毛泽东再一次扭转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再次失去了向良性发展的机会，被推向坎坷多难、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不但因此遭受了无穷的灾难，中华民族也失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时间。

　　“对刘少奇来说，毛泽东为他编织的那个令他死于非命的罗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六十年代初尽管刘少奇有几年风光的日子，但毛泽东的阴谋的罗网已经张开了，刘少奇在劫难逃。……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便是从八届十中全会源起的。”

　　叶永烈的这两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透彻的。从中可以悟出‘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国当年史上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可惜，这样鲜明的观点在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是绝对找不到的。

　　由此，叶永烈得出如下的论断：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显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叶永烈的这两段话，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党对毛泽东年代的暴政史的“反思”能深入到这种程度，能取得这种“共识”，这才意味着：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了，或者说，达到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究竟何时能达到这一步，现在还难说。但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天或迟或早，一定会到来的。正如叶永烈所说：“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第一段话：“如果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

　　本来任何“假说”，对已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对特殊人物、特殊事件来说，在回过头来进行“反思”时，还会起到“震耳发聩”的作用。

　　这一论述跟笔者在前三节中的三种值得深思的“假设”，在思路上与写作方法上，都是完全一致的。笔者认为这决不是什么“巧合”，而是在“反思”到较深层次以后，就自然而然会想到这个出人意外的“议题”，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思考。毫无疑问，这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第二段话：“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乍一听，很有些“刺耳”，但细细回味，还是有其深刻的内涵。

　　我们这一代凡经历过两次“大灾难”（指“三年人祸”与“十年浩劫”）的人，并且又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的人，只要认真反思，就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个令人惊奇的“观点”。其实，当我们稍为认真去思索一下：现在的“改革开放”与“以人为本”的路线，实质上就是当年刘少奇们所坚持的路线。如果中国人民没有经历这两次“大灾难”，现在的中国决不会还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果再加上早日按照马寅初老人的忠告，严格按制“人口”，那么超过“四小龙”的水平，也该是不成问题的。

　　进行了这种对比之后，就会完全认同叶永烈的“观点”。

　　叶永烈本人的倾向性应该说是非常明朗的：“反正时间还多着呢！”这一句话的内涵，既表明作者对现实的“禁区”的不满，又反应了作者对未来充满信心。

　　历史的发展决不是靠“权力”所能扭转的。终究有一天，历史与人民将会还毛泽东以本来的面貌！究竟是让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自会作出定论！

　　高文谦的逆反推理：如果毛泽东再拖上一两年

　　在本章的第一节，题为《假如毛泽东晚“走”十年——中国将会怎么样？》一文中已经作了探索。很凑巧，在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也有同样的议题，他说：如果毛泽东再拖上一两年（即晚死一两年），中国将会如何？如果将他的论述和上文加以对比，相互参照还是很有意义的。现将高文摘录于后：

　　“小平同志也是幸运的，如果老天爷让毛泽东的病再拖上一两年，帮助文革派（指江青等人）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话，他大概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就和今天的赵紫阳差不多，甚至活不到赵现在的岁数。因为邓的心胸显然不如赵豁达。据知情人说：邓被软禁在家中时心情极坏，才半年多的时间，身体就出了毛病，要不是‘四人帮’随后很快就垮台，邓因此重见天日，否则真很难说了。”

　　无论是高文谦的“逆反推理”或叶永烈的“如果……”，这些本来都没有实际意义，但两位著名的传记作家，都提到同一类型的题材，难道还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第十八章　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外二篇）

（一）反思之一：“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只能在中国发生？

　　季羡林文学大师在他的用血和泪写成的《牛棚杂忆》一书的《余思或反思》一章中，他提出了四个问题，作为“反思”。其中的头三个问题，他自己作了回答。留下的第四个问题基本上就是本章的标题。

　　季老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偏偏又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见该书第219页）

　　季老自己为什么不回答呢？他说“没有能力”，这是自谦。季老本人是完全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有人不喜欢”，而“不喜欢”的人，又掌握大权，这就意味着“不准许”。如果仅仅“不喜欢”，这还好办；那就让“喜欢”的人去写。“不准许”，那就不一样了，剥夺了你想写的权利。季老的苦衷也在于此。

　　说到底，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会涉及毛泽东这个人；而想把问题说清楚、谈透，必然会突破“禁区”。这就是症结所在！

＊　　　　　＊　　　　＊　　　　＊

　　在基本上写完本书之后，即写完从延安整风到毛泽东的“走”，这一阶段历史，以重大政治事件（历次重大冤案）为主干，以对人物分析、特别是对毛泽东分析为重点，进行探索、剖析。事实上就是对当代中国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与精力。鉴于这是第一次，又由于史料不全、水平有限，定会有不当之处。有待今后再学习、再反思，不断充实完善。

　　经过这一段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毛泽东暴政史，特别是对其中如季老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十年浩劫”，有了较为清醒的、较为清晰的认识。

　　这就促使笔者试图来回答季老提出的问题。

　　季老的问题是：“为什么能发生？”，而不是：“是怎样发生的？”。对后一个问题，本书第七章到第九章已作了回答。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又有内在的联系。这是因为在全面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毛泽东的思想脉络以及毛泽东采取哪些“权、术、势”的手法以后，再来回答季老提出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楚。

　　“为什么能发生？”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进行探索。其中“主观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客观因素”只是外部条件，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

　　先说主观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如本书有关章节所分析的：毛泽东本质上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地道的农民运动领袖（早年中共领导人的评语，见本书第一章）。农民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所建立的国家政治体制，不管你在表面上打着什么“旗帜”，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社会主义”，统统是骗人的鬼话；本质上就是“皇权”的专制体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毛泽东的灵魂深处又有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或帝王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强烈的“凌驾”思想。他敢于在党的会议上，大言不惭地、肆无忌惮地说什么自己是“当代秦始皇”、“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正是这种腐朽思想本能的大暴露。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足以证明这种封建专制思想已侵蚀了他的全部灵魂。他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动“文革”，置刘少奇于死地，那怕祸国殃民，也在所不惜；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确保他的“皇权”或“凌驾”地位。这是因为在1962年以后，刘少奇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威胁了毛泽东的“凌驾”地位（见本书第七章）。那可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他会不择一切手段，来死保自己的“命根子”。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关于客观因素：有历史的、社会的和党的领导体制等三方面因素。

　　历史的因素是中国有几千年封建迷专制传统。跟过去西方国家的封建主义不同的是，后者只是一种经济体制，地主与农民是利益分配关系，与政治权力是脱钩的。而在我国，则是一种政治上的专制体制，“皇权”至上。只是到了20世纪的初叶，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提出“三民主义”，但不久到了蒋介石手里，继续搞个人专制独裁。此后到了毛泽东手里，打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变本加厉地集封建专制与法西斯专制之大成。

　　社会的因素是中国从来没有民主传统，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享受过那怕是一天的自由民主的生活，习惯于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生活。而落后的生产方式，80％农业的个体经济，即小生产者（毛泽东时代是如此，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大发展，情况已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再加上毛泽东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实施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最好的土壤！毛泽东之所以沾沾自喜扬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花”，让老百姓长期生活在穷社会主义国家里，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毛氏王朝”。而老百姓的传统思维定势，很容易接受毛泽东这种腐朽的专制体制。君不见：当年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神州遍地狂跳“忠字舞”，现在看来何等幼稚可笑！可在当年又是何等执着、何等忠诚！这正是毛泽东搞“个人独裁专制”的社会基础。

　　党的领导体制，是又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在毛泽东之前，党的历届领导人，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到张闻天，不论他们的功过、是非如何，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办事，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一个一个先后下台，都是因为他们自觉地遵循了这一组织原则。这一史实表明：这些领导人是有“民主”意识的，没有“皇权”思想。毛泽东上台以后，吸取了历届领导人的教训，为使自己永不“下台”，永保自己的“皇权”，通过延安整风，在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授予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从此“党的领导体制”开始发生“变异”，由“民主集中制”异化为“个人独裁专制”。解放后，毛泽东之所以在炮制历次全国性大冤案时，能够得逞，除了毛泽东个人政治品质外，这个“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万恶之源。

　　毛泽东对这一点是特别敏感的。因此，每当对这一“专制体制”有所冲击的时候，比如1956年与1962年在党中央内部，先后两次掀起“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浪潮，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这样，毛泽东就蓄意策划1957年的“反右”及其后“狠批周恩来”，以及1965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为“倒刘”战略决战寻找“突破口”，接着就是“十年浩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的“皇权”、他的“凌驾”地位，也就是维护“个人专制”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是使党的领导体制发生“质变”的“始作俑者”，是使“民主集中制”蜕变为“个人独裁制”的元凶。但是，一旦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作为“客体”存在，并深深扎根在这个国家和社会里，它在客观上所起的“破坏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最野蛮、最原始、最残酷、最愚昧”的法西斯暴行，都是这种“体制”下发生的。令人惊震和寒心的是：它是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的。

　　应该着重指出：这个作为“个人独裁制”的“客体”，又是以“毛泽东是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这一固定的“思维定势”出现的。而这种腐朽的“思维定势”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又为全党所认同。这样一来，这一客观因素就成为“致命”的因素。

　　在这三个的客观因素中，特别是以“毛泽东为党和马克思主义当然代表”，而实质是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政治体制这一“思维定势”，是毛泽东赖以发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的最最重要的外部条件。

　　这就是笔者对“‘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中国发生，而不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这一问题的回答。

　　求教于季老，这样的答卷不知可否？

　　附１：为什么“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学”产生在国外？

　　我国著名学者张友渔为他所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出版而写的《作为新的开端》那篇文章中，写下了如下发人深省的一句话：

　　“‘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种令中国人难堪和羞愧的情况，应当由我们这一代中国学人的努力，由一切有责任心和道义感的中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来结束。”

　　“文革学”产生在国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要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但这恰恰是无情的事实。

　　为什么“文革”发生在中国，而作为研究并作为总结教训的“文革学”就不能在中国产生，而偏要在国外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只要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相说清楚，就必然会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与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发生“撞车”；因此真正的“文革学”在国内是不可能出现的。不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而是根本不允许你去研究；研究了，其成果也不准发表。

　　为了证实“文革学”在国外，这里先摘引两份资料。一是在李锐的《直言》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英国罗德里克教授是西方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对我国‘文化大革命’有专门研究，著有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另一是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中，他老人家也不无感慨地说：

　　“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这两段摘录说明一个事实，即“文革学”确实产生在国外。季老说的“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言简意赅，震聋发聩。为什么对自己的人民要“说谎话”呢？

　　“文革学”产生在国外，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是悲哀，也是耻辱。应该说：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与耻辱。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经历了十年的磨难。这十年是“中国历史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十年）”，是“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季老的这两句话，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这是用成千万人的血的代价作出的结论！难道中国人民就没有权利来清算这笔血债？就没有权利来写“文化大革命”血泪史？为什么外国人能写，而身受其害的中国人反而不能写？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

　　毕竟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惨痛的代价，为什么就不应该下大力气去认真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呢？季老曾经十分惋惜、十分沉痛地说过：

　　“‘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席宣也委婉地指出：

　　“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现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的迫切需要，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著名的毛泽东研究者李锐就直率地批评：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

　　他还呼吁：

　　“……史实，触及到许多‘敏感’的人事，但毕竟过去20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

　　这就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史”产生在国外，这一极不正常的、也令每一个中国人深感耻辱的社会现象，决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

　　其实，在“十年浩劫”之前，从1957年“反右”开始，除了因为“大跃进”带来的“三年灾难”外，只要经济上稍为过得去，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搞阶级斗争，总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制造了全国性的一系列大冤案；一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了，他的老婆江青随之被逮捕法办，中国人民才得以摆脱磨难。

　　应该说：从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实质上也是我们党的耻辱史。作为执政党不能造福于中国人民，不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就有愧于民族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何况还给他们带来大灾难，这不是耻辱，又是什么？如果不从这一高度来认识，那是十分可怕的！

　　从另一角度看，二十年的灾难史、血泪史也就是毛泽东的罪行史！难道这还有什么争议吗？只要稍有一点人性，只要稍为尊重客观事实，就会认同这一观点。因为这是铁的事实，靠权力可以掩盖事实真相，但不等于能否定这一血淋淋事实的客观存在。（从内幕透露的信息看，当年在党内高层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陈云同志就认定：“毛泽东在‘文革’中有罪！”，他是不同意什么“犯错误”、“被林、江利用”一说。）

　　现在剥夺中国人民对中国当代史的知情权，确切说：这就是剥夺了成千万受害者对毛泽东罪行揭发、控诉的权利。

　　当我们真正进入法治社会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这一剥夺人权的作法，实在是愧对民族的！

　　1998年中共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把“以法治国”提到议事日程。从提出“以法治国”到现在已有11年了，看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口头上，未见很大成效。一个没有约束机制的高度集中的权力迄今未变，这就是当今的现实。

　　历史发展滚滚向前，“法治”必将取代“人治”。中国人民一定要写出一部或更多的真正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文革史”！庶几无愧于我们子孙后代，无愧于我们的民族！

　　附２：任继愈谈“文革”发生的必然性——兼谈毛泽东其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2006年7月30日《北京晚报》的《名家》版面刊登一篇题为《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文章。其中转述了任老对毛泽东本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的论述，除了没有直接点名以外，因其讲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谁都能知道他所指的是谁！这是因为在公开发表的报纸上，在当前条件下，也只能采取这种隐诲的笔法。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他又用独特的视角，从更深的层面上，阐述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文革”的必然性，这在一般史论中是罕见的。

　　下面就从该文中摘录有关内容于后。

＊　　　　　＊　　　　＊　　　　＊

　　“十年浩劫”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任继愈也像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厄运难逃。其代价之一就是搭上了一只眼睛（右眼失明）。他说：

　　“‘文革’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好像发一次高烧对病人是难以避免的一样，迟早要发，早发作可以早治愈。早治好，不就可以早前进了吗！为什么说是不可避免呢？——因为有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人，他们的招牌上写的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想的、做的却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小农意识中落后的东西，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复古、狭隘、图近利、报复，个人的恩怨能记一辈子，这就是小农意识。这就是一种斗争。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小农意识不可能并存，非有矛盾斗争不可，不可能和平共处。最后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文革’十年，小农意识占了上风，马克思主义被打压下去了（编者注：任老敢于作出这样论断是需要有足够胆识与魄力的）；现在马克思主义又取得了领导地位，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斗争中，新的战胜旧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关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全国大唱《东方红》歌曲，任老也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深刻的剖析，击中要害。他说：

　　“《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东方红》却大唱大救星。这是一种狭隘思想的反映。什么救世主啊、真命天子啊，这都是因为封建时代太长了，小农经济时间太长了。它跟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差了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任老是著名的哲学家，是国家图书馆第四任、任期最长的馆长。他在九十高龄之年，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他对毛泽东暴政年代的种种反常现象，以其哲学家的视角，从更深的层面上，进行了反思，得出常人所不能企及的论断，给人们以无限的启迪，拓宽了视野！

（二）反思之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源头在哪里？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是什么时候下决心要置刘少奇于死地？

　　对这一命题，本书在第四稿上，是以1961年“七千人大会”上出现的严重分歧为导火线（详见本书第七章《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激化进程（上）》），导致毛泽东下决心要置刘少奇于死地。这样剖析不是没有道理，也是有据可寻的。毛泽东本人和江青在“文革”期间也有这个说法。

　　但是，最近在拜读了杨继绳的《墓碑》和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两本书后，他们俩位对毛泽东其人其事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剖析后，得出了令人钦佩、令人叹服的的判断。这就是“七千人大会”上的严重分歧，对毛泽东欲置刘少奇于死地来说，只是“流”，而不是“源”。为什么这么说？他们是从三年大灾难饿死3700万人谈起。进而剖析毛泽东在这一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中，是如何推卸他的罪责。这就抓住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源头。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的《结束语》中有如下这样一段的精彩论述，值得细细回味，才能悟出其中的真缔：

　　“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没有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他想把人民送入天堂，却把人民送入了地狱。”

　　“特别令他触目惊心的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了3755万人。刘少奇跟他说：‘人吃人，你我要上书的。’他太怕这件事上书了。有学者统计，毛时代饿死人的数目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比各朝各代两千多年饿死人的总数还多。这个数字若上了书，毛泽东还是大救星吗？他还有人民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吗？他还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吗？他还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挥斤运斧创立的新制度，开辟的新道路，还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还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最残暴的假社会主义。每念及此，毛泽东不寒而栗！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刘少奇和省、地、县、社各级‘走资派’替他背这个黑锅，当他的替罪羊。这些人是毛的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忠实早就被打倒了），是大跃进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饿死人的直接责任者和见证者，是老百姓最恨的人。

　　七千人大会上，这些县以上干部不愿当替罪羊，要跟他论论责任，分分是非，逼着他作了检讨。散了会他就高扬阶级斗争旗帜，制造党要变修，国要变色的舆论。当他占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制高点以后，登高一呼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各级走资派，连连得手，几年之间，他把从中央到公社各级领导干部都换掉了。他年复一年地宣传：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误了中国，害了百姓；是那些走资派制造了大饥荒，让老百姓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编者注：‘防波堤’三字，一针见血，击中要害！说得好！），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3755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3755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　　　　　＊　　　　＊　　　　＊

　　编者的话：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在本书“四稿”中，是以“七千人大会”出现的毛、刘的分歧，作为“源头”的。毛泽东和他的婆娘江青在“文革”中也是这么说的。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蒙骗人的“表象”或“假象”，而毛泽东真实的、埋藏在灵魂深处、那种见不得阳光的“心态”是谁也捉摸不透的。何况目前的最高决策层为了维护毛泽东这位“尊神”，总是捂着盖子。最近几年，终于有人在香港出版了有关著作，彻底揭开“被死捂”着的盖子。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就使人们有可能找到这个“源头”，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先摘录刘少奇对“饿死人”事件所说的两句话：

　　头一句是跟毛泽东说的：“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第二句是在另一个场合说的：“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这是刘少奇发自内心且分量很重的话，既是自我歉责，又是下决心扭转局面的表态。

　　毛泽东深知：“要上书的”这句话的后果的严重性，他也清楚：饿死人事件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怎么办？正如辛子陵在他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作了如下极其严谨的分析：

　　“所谓‘两个司令部’的命题，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周密思考后提出来的。这样一来，‘要上书的’当然是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头目；而与我毛泽东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没有关系。相反，毛泽东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当然代表，成为‘人民的大救星’。”

　　辛的这一剖析是非常深刻的，是无懈可击的，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心态。

　　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玩弄政治权术上，刘少奇们绝对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革命家中，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俟整后靠边站，最惨的是被活活整死，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代革命家。

（三）反思之三：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

　　作为“反思”，在写完上文之后，只要往前深入一步，就会提出：“现在怎么样？”这个问题。从“反思”角度看，这也是顺利成章之事，题中应有之议！

　　现在怎么样？得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发展经济为党的中心任务，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大力促进改革开放，强调与国际接轨。30年来，沿着这条道路大踏步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13亿人口的大国，基本上达到小康水平。从根子上讲，这是继承与发展了1956年的“八大”路线！

　　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仅远远滞后，而且是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这么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来信息的沟通，人们视野的不断拓宽，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敏锐地感觉到：我国现行体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权”大于“法”与“权钱交易”的社会腐败现象，俯拾皆是。这已引起民怨、民愤！怨声载道！

　　“人治”的基本标志是：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和民族的命运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里。他们施“仁政，体贴民情，人民万幸；如果再出现像毛泽东那样的暴君，人民将再度遭难受罪。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巴金和季羡林两位老人在他们的《随想录》与《牛棚杂忆》中，已公开说出了他们的忧虑！

　　那么，为什么这种政治体制不会随着毛泽东的死，而退出历史舞台呢？为什么还要沿袭这一体制呢？

　　第一、毛泽东营造的政治体制，从1943年算起到1976年（毛泽东死）已经有33年了。在党内业已形成一种传统，潜移默化地腐蚀整个党的机体，积重难返，积习难改。它已成为一种外在的“客体”，对党组织这个“主体”，每时每刻都在起破坏作用。如果不经过全党全民的彻底反思，这种体制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第二、这种体制，对各级领导层来说，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是十分有“利”的；有很大的诱惑力。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立党为公，赤诚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的话，那么，经济上的“利”，使他们手中的“权力”成为一种无法估量的“无形资产”，“权力”的变质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利”，就是第一把手说了算，又没有什么监督机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谁都欣赏这样的权力。现在见之于报端的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这就不仅仅是个人素质问题。即使原来政治素质还不错的人，在这样大环境、大气候下（没有监督的权力机制），也有可能逐步蜕化变质。

　　第三、不受监督的权力机制，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特别是对于最高领导层来说，是本能地会接受的。因为没有监督，可以“自由地”、不受制约地行使权力，这对于执政者，不仅方便，而且可以稳保官职；关系搞顺了，还可能逐步上升。

　　这种政治体制的恶果，早已昭然若揭！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与党的体制问题密不可分。陈云同志说：

　　“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后问题”。

　　他提得很尖锐、很深刻。但是，十几年来的政治实践证明：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实践证明：不抓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解决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党风问题是绝对解决不了的！没有监督机制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在毛泽东年代，就是冤狱遍国中；现在则是腐败遍神州大地！

　　其实，小平同志在1986年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讲过：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由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在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有讲，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他在9月3日再次强调：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1月9日，他又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已讲得十分透彻。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总是停滞不前呢？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

　　小平同志的上述讲话后，十几年的政治实践表明：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迫在眉睫。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一道急待解决而又是非解决不可的难题！！！

　　在这次定稿时，已经发现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有时候也会是公开讲的是一套“官冕堂皇”的话，而私下里又讲的是另一套。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就是如此。

　　附１：政治家讲话的两面性——质疑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以上是2002年8月5日写的。说明我当时对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次讲话，是完全相信的，只是后来没有按他的指示去做。

　　但是，在2003年3月，看到李锐同志在党的十六大的小组会上的一次发言，第一次对小平同志当年拒绝政治改革提出批评。他认为：

　　“邓小平虽然在经济上做对了，但在政治上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留下历史的遗憾。”

　　他还第一次揭露如下令人触目惊心的史料：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袖接班时说：

　　“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这是什么话？稍有政治常识的人，稍为动脑子想一想，就不难悟出：国家大事，怎么能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典型的帝王思想，家天下思想！

　　“毛在，毛说了算。”其结果、其后果，邓小平是最清楚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吃足了苦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种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知邓小平为什么以赞赏的口气来讲这句话？既然“一个人说了算”，还狂谈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杜绝“独裁”、“专制”，也就是要解决“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智者，如小平同志，难道连这个常识性问题都不知道吗？“一个人说了算”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有原则区别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在党中央最高决策层在作出重大决策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怎么小平同志连“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党的优良传统，都丢掉了。反而去鼓吹毛泽东在党内践踏民主、称王称霸的恶劣作风。更何况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只是解决党的决策“民主化”的问题；而从政治体制讲，也还属于“一党专政”，即“一个党说了算”体制。党权高于一切，“党大于法”，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的弊端，已成为腐败丛生而得不到根治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已是中国老百姓的共识。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究竟谁来监督党的权力问题。

　　以“多元主义”来取代目前的“一元主义”的领导体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我刚看到小平同志的“一个人说了算”这一观点时，我似乎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报刊上、在《邓小平文选》上刊登的那些官冤堂皇的话（即上面引用的），并不反映邓小平自己的真实思想，这就难怪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盖源于此。

　　小平同志对第三代领导人讲的“一个人说了算”的观点，是不会见之于《邓小平文选》的。但他却是作为“治党治国的理念”传授给他的“接班人”的。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公开讲是主张改革的，私下讲的是另一套。我不禁联想到朱镕基总理在他离任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讲的一段含义很深的话：

　　“因为我不懂得政治艺术（注意：朱总理用“政治艺术”这个词，是发人深省的），又没有心机去研究、摸索政治艺术，没有从政的志向嘛，也就注定是要遗憾的。”

　　可惜，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像朱镕基那样不会玩弄“政治艺术”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而从毛泽东那儿继承“玩权术于股掌”的领导人，则比比皆是。

　　现在明白：江泽民津津乐道地鼓吹“三代领导核心”，大树特树他个人的权威；原来是想解决江泽民的“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江泽民也知道：他自己无论从资历、对革命贡献、在党内外的威望讲，还是从个人的理论水平和驾驭全局能力讲，远远不如小平同志。尽管讲了十几年的什么第三代的“领导核心”（从1989年起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下台），但在2003年全国人代会改选新的国家领导人以后，就再也听不到“核心”的说法。恐怕在今后的史书上，也不会再提什么“三代领导核心”这一无聊的、庸俗的、带有明显封建烙印的东西。

　　从新一代领导人的几次讲话看，他们的那种贴近人民群众的亲民意识，使我原来担心“四代、五代、……”这种沿袭封建意识的作风，该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愿从新一代领导班子开始，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大的步伐！果如此，我党大有希望，我民族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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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短文是偶然翻阅《反思录》（修订稿），发现原来写的赞赏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是不合实际的。在找到新史料后，就必须修改。像这类事例，在《反思录》中，决不是个别的。这说明：我原来的设想的“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这条道路是正确的。看来我还得在今后继续加强学习，不断吸收新的史料，待条件成熟后，进行再次修订。我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人生的尽头！

　　附２：任仲夷老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建议——兼论多元主义

　　在我国如何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一道大难题。既要建设以高度文明、民主的法治社会，又要保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迄今为止，我经过十五年的“学习—反思”，实在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在看到2006年第一期《炎黄春秋》中的一篇题为《我在大是大非中认识了任仲夷——杜导正同志访谈录》的文章。文中有一节是专门转述任仲夷老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任仲夷老人在2004年7月在一篇特地为《炎黄春秋》写的文章中提到的。他于2005年11月15日“走了”，享年92岁。

　　下面就直接摘录任仲夷老人的原话。他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后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方案。他建议的具体方案是：

　　“第一个方案是搞‘试验田’。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定前进。”

　　“第二个方案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

　　他说：

　　“我看政治改革还是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政治最根本的功用是管理，……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也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这些成就的。我认为，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任老在谈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时说：

　　“现在我们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几种权力的相互制衡，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他们这种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这种做法，我以为，也可以参考的。”（编者注：现在我国正在大力鼓吹什么坚决反对照搬西方“三权分立”，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顽固坚持人治体制？）

　　任老还说：

　　“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块还未被很好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

　　“什么叫‘科学发展观’？什么叫‘协调发展’？科学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同样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如果长期不相适应，就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可能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他还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种思想顾虑，即：

　　“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大得多，可能会引起‘乱’。”

　　他说：

　　“我们稳步地推进政治改革是不会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现在是打心眼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谁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继续安定，但都痛恨腐败。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只要我们的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稳步地进行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

　　笔者把任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基本上都抄摘下来了。应该说：他的方案是可以操作的，说理是透彻的。在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中，只提到“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相互制约，而回避了“党的领导”（或“党的权力”）问题。他认为这种三权相互制约是克服、杜绝“吏治腐败”的唯一可选择的途径。而且认为这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在目前政治体制下，党是领导一切的。无论是“立法权、司法权”，还是“行政权”，统统都在党的领导下实施的。这就是说：“党权”高于一切。现在的症结在于这个“党权”，又是怎么来对它实施“制约、监督”。“党大于法”，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可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却却是源于这一体制。高度的权力集中，而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在这种体制下，要想根除腐败，是痴心妄想。

　　恩格斯说得好：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

　　既要实施“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又要保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前者本质上是“多元化”的体制，与后者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任老所说的“地雷”，恐怕也就在这个问题上。

　　顺着任老的思路，人们不难理解任老是反对“一元化”的领导体制的。他是主张“多元化”的相互制约的体制。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权可以置身于“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之上的。如果像现在那样，一定要把“党权”放在“三权”之上，所谓“三权制约”就成为一句空话。

　　这样留下来的难题就是：既要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党权”过于一切的管理模式（即“一党专政”）。出路何在？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思想家李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一段话。他说：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了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垄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权，就是大功告成，。……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圣之时者也’。”

　　李慎之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所说的这段话，是有很大针对性的。这也许是解决上述难题的唯一途径。

　　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初期（1973年），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顾准就旗帜鲜明地高举“多元主义”大旗。这是他总结中苏两党的“专制”体制的实践，在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后才提出来的。

　　在发达国家里，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执政党可以把它的治国理念通过它的代表人物（通常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灌输到施政纲领中，但它受到立法机关的制约。根本不存在“党权高于一切”的问题。

　　放眼世界，在全球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都可以看出：在多元主义与一元主义问题上，究竟孰优孰劣，就能很快得出结论。

　　先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所谓“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争，前者是坚持“一元主义”，在国内搞“暴力革命”和“一党专政”，在国际上搞“父子党”；后者主张“多元主义”，在国内搞“和平过渡”与“议会道路”，在国际上搞真正的“兄弟党”。曾被诬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社会党、……），他们在欧洲十几的国家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如何提高工人阶级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的途径，并创造新型的福利型国家模式，实际上为走向消灭“三大差别”开辟了一条通道。社会民主党改造社会的成功经验，已被像美国、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从而大大地缓和了国内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任老在上面提到的发达国家的所谓“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其中就有社会民主党所作出的贡献。反之，第三国际又如何呢？实践所提供的教训是十分惨痛的，不堪回首。从根子上讲，正是“一元主义”带来的恶果！列宁所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定意义讲，正是斯大林强化“一元主义”（专制主义）所埋下的祸根。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当今唯一的军事大国和经济强国，美国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扮演国际宪兵的角色，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的抵制，我国也持反对态度，主张多极世界。这说明在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也得靠“多元主义”。

　　应该承认：“多元主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可采取的政治模式。

　　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共产党执政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在“学习—反思”过程中曾看到有两位思想家（其中一位是温济泽老人）说过这样的话：

　　“究竟谁先消灭三大差别，还很难说！”

　　近二十年来笔者曾先后在三个发达国家（德国、日本、加拿大），在当地居民区里，分别生活过（在德国呆二个多月，在日本、加拿大因探亲分别住了三个多月），应该承认他们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对两位思想家的预言，笔者是完全赞同的，因为这是客观事实。所谓只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消灭三大差别，这是站不住脚的。

　　不想再说什么了，就此打住！

　　再谈任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2007年6月，在读到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中马沛文写的《何时宪政大开张》一文。其中又提到了任老在2004年接受《同舟共济》记者采访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记录。九十多高龄的任老在不同场合一再大声疾呼，读后今人感慨万千。如果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能像任老那样，把毕生精力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今天腐败丛生与两极分化现象，就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上文中提到的任老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和意见，是2004年7月为《炎黄春秋》写的；而下文则是同年4月与《同舟共济》谈访记录，刊登在8月的《同舟共济》上。由于涉及同

　　一个议题，有同一的说法，但也有所侧重，能起到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作用。为此，再录入这部分内容，人们就能更全面、更深入了事任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观点。

　　任老说：

　　“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这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

　　任老对官方提倡的“中国特色”有不同看法，他说：

　　“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中国特色，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如果是落后的，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少越好。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特色往往带有封建专制、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特色。”

　　他又说：

　　“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和丑陋的。……当然，我们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建立‘三权分立’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三权分立’与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矛盾，怕什么？”

　　任老最后强调：

　　“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任老讲的第一段话是讲：通过“三权分立”实行相互制约，是根绝腐败的唯一途径，别无它路。第二段是专门批评那些“左爷们”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击中要害——特别是“中国特色往往带有封建专制、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特色”这一句。最后一段是呼吁最高领导层的，如果没有勇气、胆识，并且没有“横下一条心”的决心，是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任老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附3：李锐谈政治体制改革

　　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李锐给党中央提出了一份《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主要内容如下：

　　“十六大就要召开，回顾前瞻，喜爱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漫，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集权是动乱之源；如苏联崩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否则也是空的。”

　　因此，李锐建议：

　　“一、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达不妥，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和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与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党员，直至党的最高领导人。

　　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由书记统管公、检、法执行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有‘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李锐也有几点建议。

　　“一、五十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应迅速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制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权利，能及时有效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辙‘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作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

　　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然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互相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斗争淹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合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只能任副职的陈规。”，

　　关于六四风波如何善后，李锐建议：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不追究个人责任，但必须澄清历史，明辨是非。务望慎重考虑，妥善处理，平服民心。”

　　（原文引自《李锐谈毛泽东》349-353页）

＊　　　　　＊　　　　＊　　　　＊

　　丁弘在《往事》一书中，又提供了如下信息：

　　“前两年（指2004年），李锐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提出三个意见：一是要执行宪法；二是要司法独立；三是要新闻自由。胡锦涛总统看望李昭同志（耀邦夫人）时说：

　　‘李老这三点意见是对的’。”

　　丁弘接着说：

　　“这就是说，党的最高领导是赞成执行宪法，赞成司法独立，赞成新闻自由的。也就是说，只要赞成‘这三点’，也就会赞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中的主要观点的。但是，到现在，三年又三个月过去了，李锐那么多条意见，有哪一条实行了呢？又有哪一条在积极准备实行呢？一概不知。我们的‘希望’不是可能变成‘失望’吗？为什么？就因为李锐的每一条意见都有利于实施民主宪政，而程度不等地有碍于党坚持独裁专政。如此这般改下去，会不会改到‘与虎谋皮’的程度呢？天晓得！（编者注：与‘与虎谋皮’一语，出自于光远的话，他说：‘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　　　　　＊　　　　＊　　　　＊

　　编者的话：

　　李锐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无疑是击中要害、击中时弊的；既是比较全面，而且可操作性也比较强。如能逐条付诸实施，我国目前存在的严重贪污腐败问题和分配上两极分化问题，即这两个引起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的。何乐而不为！

　　作为执政党如果要想保持一党专政的格局，对李锐同志的建议，也是应该严肃考虑，力求尽快付诸实践的。这不仅有利于经济更加迅速发展，巩固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有利于提高我党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我党命运攸关的问题，切切不能等闲视之！

　　从胡、温两位领导人的最近关于民主、法治问题的一系列的讲话看，他们俩位态度还是比较开明的，是想顺着时代发展的潮流前进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今年就有两位党外人士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这是迈出可喜的一步。

　　但是为什么总感到改革的步伐不大，特别是在开放舆论方面，为什么不能让人民充分享受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是不是在最高领导层内有阻力？从某些迹象看，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比如，2006年发生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问题与2007年发生的“八本禁书”的问题，其背后都是有后台的。最后是胡锦涛总书记干预下，才得到解决。又比如，某些重大贪污渎职案例，中检委立案查处时，也不时遇到最高核心层某个成员的干扰。这是因为在某一、二位常委的背后，有一股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一旦实施民主宪政，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阻力就来自这一部分的群体及其代表人物。

　　任仲夷老人说得好，他说：

　　“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愿“十七大”选出来的新一届的最高领导核心，能具有此等“胆识”，肯鼓起这种“勇气”，会“横下一条心”，敢“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国人民就谢天谢地！

　　在中国老百姓中间流传几句笑话：“本届常委中有两个实干的，三个看戏的，另外三个是捣乱的。”此话确有夸张之处，但也多少反映出低层老百姓对最高层领导人的一种比较朴素的看法。为此，笔者建议：“关于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在安排人选时，千万不要考虑什么人际关系问题，初码要把“捣乱的人”撵出去。这才有利于新的领导班子放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国家。

　　附4：赵紫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遗言

　　赵紫阳被软禁后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反思

　　在“六四风波”后，赵紫阳同志被软禁。对此，他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如果在毛泽东暴政年代，那就不是什么软禁问题，能不能保住脑袋，很难说？至少比彭老总、少奇同志死得更惨。）据说，他在决定反对暴力镇压学生之前，是经过他家里人讨论的，最后全家人都支持他，才下这个决心，不惜付出个人一切代价。在软禁期间，他一直关心国家大事。

　　1996年10月，他谈到：

　　“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就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的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编者注：还有‘保先’），解决不了问题。现在问题是另外原因。”

　　他说得非常明白：“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这正是目前存在的腐败丛生、两极分化之所以不能解决的症结所在。他说：

　　“我们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在反封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在集权体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搞的是后者。……”事实上，他在另一场合又把这个问题讲透了：

　　“这是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编者注：紫阳同志的这一论断与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判断：‘我们实行的权势资本主义。’是不谋而合的。用词不同，其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他又讲得非常坦率：“我们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并指出有“两种资本主义”，语出惊人，大开眼界，其内涵之丰富、深刻，值得细细回味，也许才能体会其中的真谛。他没有多说，点到为止，却又抓住事物的本质，给人以无穷的启迪。他又尖锐地指出：

　　“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看连标也治不了。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不能搞舆论一律。”

　　（上文系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

　　赵紫阳毕竟担任过党的总书记与国务院总理，他把当前存在的问题讲得很透彻；但对如何解决，他只是说：“要允许讨论，不能搞舆论一律。”点到为止。这是很高明的。

　　从道理上讲：在经济上既然强调“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接轨”。为什么在政治上不把资本主义社会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缩小“三大差别”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后者是他们向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借鉴过来的），也大胆引进来呢？任仲夷老人对此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

　　既得利益集团是当前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力，切切不能低估这一势力的能量。应该说，这就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推进的关键所在。

　　附5：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跑在我们前面去了？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

　　2007年《同舟共济》第八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越南：“摸着中国的石头过河”》。从题目看，好像是越南是跟着中国改革的路子走似的。其实，这只是界定在经济体制改革范围内。在这方面，他们借鉴了中国的不少经验，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越南经济发展速度居亚洲第二位，仅次于中国。即使如此，越南也有自己的创新。比如，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面，越南私人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就高于中国（编者注：在中国，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

　　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越南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大胆地探索出一条改革的路子。

　　无疑越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从一定意义讲，越南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如果我们做不到，那末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奇怪的是：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性的进展。对经济体制改革只是一笔带过。这样的标题没有反映文章的主题思想，令人费解？

　　实事求是讲，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子迈得太慢、太小；与越南相比，落后了一大步。为了便于了解从中的差距，现摘录该文的有关内容于后。

＊　　　　　＊　　　　＊　　　　＊

　　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面，越南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一、积极扩大党内民主。如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均实行差额选举，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重大决策需经中央委员会全体讨论并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允许党内有不同声音（编者注：在人治体制下，权大于法，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党内已习惯于中央委员会听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听中央常委会的，没有形成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机制。至于“允许党内有不同声音”，那更是渺茫了。）

　　二、积极发展社会主义议会民主。如国会代表的产生采取直接选举制和差额竞选制，坚决落实国会代表对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的质询制度。

　　国会代表逐步向专职化发展。国会有权对其选举或任命的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进行信任投票，从而强化了国会的监督权力。国会代表也可向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提出质询，质询场面通过电视向全国现场直播。

　　从上述举措看，越南正努力在制度上、程序上建设以国会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

　　三、积极发动人民参政议政。如将越共“十大”报告草案提前交人民讨论（其实这样做法从1986年的越共六大就开始了），媒体议政常态化，媒体有权曝光官员的腐败行为。越南政府承认这类曝光九成以上情况属实。（编者注：在我国实行的是“舆论控制”，而不是“舆论监督”；对党内高干（省部级或中央候补委员以上的高级干部）的犯罪案件，经党中央批准逮捕法办后舆论界才能报道。当这些老爷在位时即使人民群众在私下议论纷纷，舆论界是不敢公开报道的。）

　　为提高全国人民参政议政活动，越南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强的方法。比如：国会代表由一人一票直接选出，不作为、不为民众代言的就要落选，客观上给国会代表形成一种压力。国会质询场面的电视直播，也使国会代表当选后仍然受到选民的密切监督——代表到底是有作为还是不作为，老百姓通过电视直播看得一清二楚。（编者注：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是一种做表面文章，但谁都清楚是怎么回事？）

　　四、在精简党政机构和反腐败方面，越南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坚决的措施。（编者注：文中没有细说，中国老百姓所承担的行政性开支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党代政”，党政两套班子，都得靠老百姓来养活，老百姓怎么受得了！何况其中有相当多的老爷又大发不义之财。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据报道有4千多贪污犯卷走4千亿美元跑到国外去颐养天年；逍遥法外，对他们索手无策。）

＊　　　　　＊　　　　＊　　　　＊

　　从上述四个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看，我们是望尘莫及的。这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细说。谁都清楚明白。

　　为什么他们能轻松地大踏步前进？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越南共产党的创建者与领袖胡志明是一位德高望重、作风民主的慈善长者。虽然在政治体制上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第三国际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依靠暴力专制来维护其统治的。根本谈不到什么民主、法治。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是典型的专制主义国家。这是不用讳言的事实。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消失的。

　　由于胡志明的开明作风（胡志明是公开反对别人对他呼唤“万岁”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我见到的胡志明主席》一文，相反，毛泽东在审定1950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时，他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一句口号，从此就成为习惯。两者相比一目了然），在越共党内还没有形成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的比较根深蒂固的专制统治的局面。这就使他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之后，立即转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同样取得明显的成果。这是外在的客观因素（外因），因此，没有遇到什么改革的阻力。

　　其次，在越共党内改革派的力量空前壮大，这是一个内在的主观因素（内因）。改革的事业是靠一代人的发奋拼搏才能取得成功的。

　　2007年5月越南国会选举结果显示：在选出的493名国会代表中，345名是首次进入国会的新人，164名具备大学以上文凭，309名具备大学文凭，43名为非越共代表。2006年越共十大新当选的中央委员有一半以上是新人，他们的年龄多在50岁左右。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农德孟（越共总书记）、阮明哲（国家主席）、阮晋勇（总理）、阮仲富（国会主席），都对改革持鲜明的支持态度。这显示出越南的改革探索已形成难以逆转的趋势。

　　其三，国际环境对越南的改革也相对有利。越南与美国、日本等大国不存在战略冲突。美、日、欧的政府和企业支持越南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也较高。2006年越南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又主办了APEC年会，显示出越南已顺利融入国际社会。

　　其四，越南改革探索的时机也抓得不错。在经济发展过程尚未出现盘根错节的、巨大的既得利益网络时，越南就及时实行以扩大民众对公权力的监督，加强党内民主和议会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而保证经济改革成果不至于极端地流向少数既得利益者。如果不这么做，就只能坐等经政既得利益联盟牢固地建立起来，使任何触动其利益的改革都难以进行或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我们从中看到：越南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既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那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路征、方法、制度工具，不必去区分到底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们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还是小平同志说得好，他说：

　　“只要把生产搞上去，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高兴了；叫什么主义都行！”

　　这才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是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时机）。

　　我们的阻力到底在哪儿？

　　如果说越南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他们靠“摸着中国的石头过河”取得的。这意味着他们的经济改革的起步比我们晚，而且是借鉴我们的经验。那末，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为什么反而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呢？

　　从上述情况看，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他们完全是靠自己摆脱传统思维模式，进行大胆探索和轻装前进的结果。我们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比越南起步早得多，政治体制改革也已嚷嚷多年，但为什么进展那么慢，看不到比较明显的实际成果，而让越南跑在我们前面去了？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最高领导层深思吗？

　　我们为什么反而落在越南的后面？我们的阻力到底在哪儿呢？

　　与越南对比，可以看出如下几条：

　　一、我们不能不承认：越南人民有幸遇到了一位具有亲民、为民、长者风度的领袖胡志明，在越共党内培育了一种比较民主的风气。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则出现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情景。这里涉及到对建国后毛泽东掌权的27年如何定性问题。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黎澍说：

　　“这是最坏的一次‘王朝’更迭”（编者注：这里用史学家的语言）。

　　李锐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对陈云同志对毛泽东的“三段论”的评价，作了一点修正。陈说“建国有功”，而李认为只能说“革命有功”，两者的内涵有别）。革命老人、文学家韦君宜则用形象化的语言说：

　　“这是一个‘人吃人’的时代（指“反右”以后）。

　　季羡林老人用高度概括的两组词汇，指出了毛氏专制年代的本质特征。先是用这是“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年代（指‘十年浩劫’）”，而后又用六个“极端”，他说：

　　“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这仅仅是我的希望）的人类悲剧。”

　　最致命的是毛泽东“走”了以后，留下的积重难返的最严重的创伤——被折断的民族脊梁骨，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到治愈。有些人心有余悸，怕再挨整；有些人已经养成讲“套话”的习惯，这是最保险的；有些官员是为了博得上级的欢心，“唯书、唯上”；……等等。总之，人们不敢直言，不敢讲真话，习惯于讲套话、空话、大话、假话；至今这种社会现象仍相当普遍。今年8月，温家宝总理去医院探望季羡林老人时，季老向温总理讲一句很含蓄、内涵丰富的话。他说：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季老说的是“心里话”、“大实话”；他知道温总理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才向总理吐露出这一翻“心里话”。至于温总理是怎么回答的，报上没有说；恐怕也无法正面回答。

　　关键在于“真话不全讲”这句话。是他本人不想全讲吗？笔者认为不是，而是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社会环境还不允许把有些真话讲出来，因此只能不讲。这是因为有“禁区”在，季老本人只讲了四个“最”和六个“极端”，至于谁该对此负责，就不敢直言了。不然他这本《牛棚杂忆》就不能流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一位老革命家李慎之，倒是在《风雨苍皇五十年》一文中直言：

　　“毛泽东是罪魁祸首”

　　可是结果如何呢？他的文章不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幸好现在是网络时代，该文一写出，通过网络就快速传遍国内外，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但从体制看，毕竟是人民的出版自由权被剥夺了。

　　在一个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里，这种社会现象是绝对不许存在的。因为，讲自己想说的话，这是“人权”的底线！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说明了迄今为止毛泽东的阴魂末散！

　　这是当今政治体制改革潜在的最大阻力！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迄今没有取得重大的实质性成果的最主要原因。

　　要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道“坎”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必须还毛泽东以本来面目，假面必须撕掉，伪装必须脱下，是“神”？是“人”，还是“…”？就凭铁的事实来说话、定性。

　　要超越这道“坎”，作为最高领导人没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没有驾驭全局的魄力与气势，是不行的。

　　二、业已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由政府官员操纵的全国几十个最大的经济垄断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阻挠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要出台任何一种大的改革方案，都会直接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这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最大阻力。正如2008年《炎黄春秋》第四期的《思想解放七论》的一篇文章《二论‘思想解放’——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所说：

　　“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三、从已经选出的“十七大”2千多名的代表构成看，其中在今年十月召开的“十七大”上，按惯例，能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是最近先后换届选出的各省市（包括十几个副部级的市）主要领导成员和党政各部委主要负责人，这批人绝大多数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看得出来，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派占优势地位。至于政治局成员人选和常委人选早已经过内部反复商定。所谓“公开选举”不过是一种走过场而已。决不会像越共那样中年人占多数。更不可能出现改革派占上风的局面。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小动作（搞些小恩小惠）是会有的，每年前进一小步（小的改革方案）；但大的动作，特别是伤筋动骨的方案出台就难了（关键是要解决对高度集中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

　　如此看来，中国人民只能期盼到“十八大”时能赶上越共现在的改革水平，就谢天谢地！

　　附6：谢韬：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谢韬老人在为丁弘著《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采用了把陈独秀和毛泽东对比进行思考的方法，从十四个侧面，一一比较，一褒一贬，观点显明（详见另一篇介绍谢老有关毛泽东的评述）。最后谢老得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如下结论：

　　“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进行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推进之时。”

　　谢老这一段话，是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斯大林、毛泽东的专制体制的经验教训，并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论断。因为是在一篇《序言》中提出的，因此他没有展开论证他的这一论断。对“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一语的内涵，以及如何清理等问题，尚不清楚。笔者在写《反思录》十五年来也深感到对毛泽东思想在现阶段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对此深感疑惑。也曾经提出“八大”党章中已撤销“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一命题，这实质上是当年反对个人崇拜的必然结果。可是在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要重新捡起这面并不光彩的旗帜？

　　现在谢老提出这个问题，笔者是完全赞同的。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黎澍也曾经对“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提出过质疑。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现在留下的是一个“空壳子”（大意）。

（四）反思之四：中国人民何时才能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
——历时22年的“冤案史”、“灾难史”、“血泪史”，实质就是一部毛泽东的“罪行史”！

　　从1955年的“胡风冤案”到毛泽东死的那一年（1976年）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22年，这是一部成千万受难者的“冤案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史”。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也可以说：实质就是一部毛泽东的“罪行史”。这是经过认真、深刻、反复地“反思”、“再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

　　说这是一部“冤案史”、“血泪史”、“灾难史”、“耻辱史”，似乎已成为公开出版的有关史书的一致定论，这就不需要再进行什么论证。事实上，这本《反思录》就已作了充分的论证。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一部成千万受难者的“冤案史”，实质上就是毛泽东的“罪行史”。这种分析是完全符合史实的，也是合乎逻辑推理的。应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只是因碍于“禁区”，不可能公开进行讨论。

　　为什么说：这是一部毛泽东的“罪行史”呢？

　　就全国性的冤案来说，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957年的“反右冤案”，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和“反右倾运动冤案”，一直到“十年浩劫”。历时22年之久，受难者从成千（胡风冤案）、几十万（反右）、几百万（反右倾）一直到成千万（“十年浩劫”）。受难者的人数是十倍、几十倍往上递增。其中被活活折磨致死的，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2千万人（叶剑英语）。真是血流成河、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综观这些冤案，都是毛泽东亲自炮制的；没有一件冤案跟毛泽东没有关系。如果没有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早些时候死了，就决不可能发生这些冤案。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既然如此，毛泽东应该对这些冤案承担全部责任。仅仅说：毛泽东该负全部责任，那也不会有什么分歧意见。关键在于：负什么样的责任？是什么性质的责任？

　　根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毛泽东是“犯了错误”（指发动“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段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历史，就这样为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完全不顾事实真相，编写得面貌全非。好在这个《历史决议》还承认：“文革”是推行了“封建法西斯专制”。只不过这笔账记在林彪、江青头上，跟毛泽东没有关系。

　　还是让“事实”（史实）来回答吧！列宁说得好：“事实是最顽强的！”

　　第一、上面讲的是22年“冤案史”，而不仅仅是“文革”十年。前面几次全国性大冤案跟林彪、江青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账就不能算在他们的头上。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本书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只想讲一句：如果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是成不了气候的！在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上，讲谁利用谁，既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说得不客气：这是愚弄老百姓，是欺骗中国人民！连江青自己也在公审法庭上说：

　　“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

　　为什么还硬是要给毛泽东开脱呢？撒谎也得有一个限度，不要做得太出格了、太离谱了！

　　第三、如果算22年冤案史“的总账，说：毛泽东仅仅是“犯了错误”？稍有理智的人，稍有政治常识和法律知识的人，是决不会同意的。这种说法，不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十分荒唐。几千万条人命死伤在毛泽东手里，就这么轻松地说是“犯错误”，想一笔勾销，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李锐老人说得好：毛泽东“罪恶滔天”，这就是对毛泽东的“定性”，也是历史的结论！谓予不信，走着瞧！“事实是最顽强的。”毛泽东的滔天罪行，是铁板钉钉记录在案的。

　　第四、说到“封建法西斯专制”，如果只局限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阶段，那是不准确的。事实上，1957年的“反右冤案”就已经开始，只是往后越来越残暴，越来越野蛮，发展到了极端！这笔账单记在林彪、江青头上，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是推行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始作俑者”！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李慎之语）！毛泽东是绝对逃脱不了这一罪责的！

　　第五、当年的《历史决议》（1981年），如果说：出于“稳定大局，利于集中发展经济”的政治需要；那么，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随着内部史料逐步曝光，传统的“思维定势”不断被批判，政治视野不断拓宽，《历史决议》的所谓“错误论”，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荒谬性。“罪行”与“错误”决不能再继续混淆！人民，特别是当年成千万的受害者，有权要求追究毛泽东的“罪行”！成千万人的血决不应“白流”，为此要求讨还“血债”是天经地义的事！

　　何况在当年党内高层在讨论《历史决议》的草案时，陈云、陆定一同志都对“错误论”一说，提出过反对意见。陈云同志认为：毛泽东在“十年浩劫”中是“有罪的”，陆定一同志认为：从反右后就是“有罪的”。只是小平同志迫于当时的形势，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势必影响政治稳定与全力发展经济的大局。因此，最后还是统一于小平同志的观点。这一情节说明：所谓“错误论”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因此，小平同志在后来跟他的接班人的一次谈话中就为重新评价毛泽东开了一个“活口”（详见第十八章）。小平同志承认：这个《决议》是“唯心的”，需要在20年后“对毛再作评定是必要的”。

　　总之，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终究有一天会得到彻底清算的！

　　凭“权力”可以暂时偏护，但决不能持久！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

　　“一个政党对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及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主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这才是一个郑重党的标志。”

　　“靠欺骗是走不多远的！”

　　严格遵循这些教导，亦即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能对毛泽东的问题作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的、公正的结论！

　　22年的“冤案史”、“血泪史”、“灾难史”、“耻辱史”，本质就是毛泽东的“罪行史”！笔者坚信这就是历史的定论！

第十九章　重新评价毛泽东

（一）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
——邓小平同志留下了“活口”

　　在2004年6月到9月去加拿大探亲，其间从文学城网上看到一篇题为《邓小平如何看待怎么评价毛泽东》的文章。现将文中所引用的史料，转录如下：

　　“当年，在中央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有人提出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的意见，不同意《决议》（草案）对毛的评价。

　　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争论暂时搁置了。但小平同志和中央对此高瞻远瞩地留下了‘活口’，并用决议的方式，留下了‘15年到20年后再评价’的‘活口’。其中有：198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的决定；1986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中顾委会议有关内部若干问题的意见；1991年1月中旬，邓小平和陈云、杨尚昆等同志以及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的座谈会上，都提到要对毛泽东作全面、科学的评价问题。这些都在中央记录在案。

　　为此，小平同志还作了至今令人感佩的说明。邓小平就若干争议问题作了阐述：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个错误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开展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毛当然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上包含对毛泽东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现在，18年过去了，对毛的再评价的时机到了。历史拭目以待！！

　　我们举出‘毛需再评价’的理由，就是要说明：《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不是‘铁案’！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20年再讨论的‘活口’，并承认了有不得已而为之的错误。这就为重新起草与修改《历史决议》，留下了‘活口’，埋下了‘伏笔’，提供了合法依据。”

　　上文真实性、可靠性如何，可以存疑。这有待于日后党的历史档案曝光之后即可得到证实。但笔者认为本文所涉及的史料是可信的。

　　新的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所面临的形势，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是极其复杂、极其严峻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后果。因此，他们是再也没有精力再去考虑重新修改《历史决议》。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历史发展是无情的，只要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继续保持目前的、基本上是“人治”的政治体制（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的一党执政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根绝“权钱交易”与吏治腐败的。这是常识性问题。一旦步入真正的法治社会，所谓《历史决议》就自然而然解决。只不过那时不是党本身主动解决，而是由真正当家作主的人民大众来解决。这对党当然是可悲的。

　　附1：历史背景之一——对《历史决议》（草案）的分歧意见

　　在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当时以陈云、陆定一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明确表示不同意“（草案）”对毛泽东的评价，他们认定：“毛泽东在‘文革’是犯了罪的（即‘文革有罪’），决不是什么‘错误’。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科学的、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因而在当时就得到那些敢于直言的老同志（如李昌、黎澍、于光远、李锐等人）的拥护。

　　“有罪论”一说，是反驳“草案”中的“错误论”的；而“错误论”的观点，谁都知道这是小平同志的意见，胡乔木是根据小平同志意见起草的。因此，在讨论“草案”过程中，一般老同志即使不同意这个观点，但也是不敢公开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唯独陈云这样在党内有很高声望与地位的人，才能公开发出这样的“谔谔之言”，这才引起大家的强烈的反响与共鸣！

　　应该说：陈云等人的意见才是实事求是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道理也很简单，没有毛泽东，不要说江青这个妖孽，就是林彪当时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也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他们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这是铁的事实。

　　“文革”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绝后的、绝灭人性的、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毛泽东怎么能逃脱他的罪责呢？正因为如此，小平同志在当时就说：如果大家不同意“（草案）”意见，这个《决议》宁可不发表，等将来后人去作评定。（大意如此）小平同志这样讲，也意味着对陈云等同志的尊重。

　　由此可见，最后之所以能通过这个《决议》，是靠小平同志的威望。但作为小平同志本人，他也清楚：这个《决议》对毛泽东的这样评价，是为了有利于稳定大局，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使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因此，他一直坚持党内停止争论，为的是集中全力抓经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他不是不知道：《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所谓“15年或20年后再作评价”，是符合邓小平当时思想实际的。

　　附2：历史背景之二——当年中央最高层关于如何写中共党史的内幕

　　在完成《〈周恩来与毛泽东〉反思笔记》后，其中有一份史料对印证上文（即《对毛泽东重新评价，邓小平留下了“活口”》一文），是十分有力、有利的。现把有关内容全文转录如下：

　　标题是：“胡耀邦主张启封（指党内保密档案史料），邓小平主张暂缓”

　　“1982年5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出的《如何尊重事实，客观对待历史问题》和《整理、研究编写党史、文献工作上的问题》两份报告，作了四点批示：

　　１.研究、编写党史、文献工作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否则将会犯错误；

　　２.有关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的交往书信、谈话档案要启封供查阅、研究；

　　３.要注意对党政军有影响的资料的保密工作；

　　４.建议今后要逐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党内有关大事的档案。

　　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都作了批示：这项工作要谨慎，要考虑影响。邓小平的批示为：

　　“可以暂放一放，但不能影响党史、文献的编写、研究工作。党史要尽可能完善、真实。”

　　赵紫阳批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这里，耀邦同志与小平同志在写史必须“求真”这一原则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区别就在于：小平同志主张：“可以暂放一放”。到了1991年，即在这一批示之后近十年，小平同志发表了所谓“活口”。但也只允许在15年到20年之后。也就是说，离开“暂放一放”过了近20年之后，小平同志认为可以重新评价毛泽东了。为这个“暂”字，足足拖延了20年，确实够长了。

　　可是，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上看来小平同志所说的15年到20年也不行。这意味着：中国人民还得再等10年、15年，也许20年，才能准许重新评价毛泽东。离开耀邦同志的批示几乎等了五十年。

　　中国人民也是够可怜的。为了获得对当代暴政史的知情权，在改革开放后，还要等上五十年。我们这一代从“文革”灾难中过来的人，绝对是等不到那一天了。这就迫使笔者更要加把劲儿，把这本《反思录》写好，力求在生前完成本书的定稿工作。这样，笔者死也可以瞑目了。向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交出一份可信赖的“答卷”，让他们知道比较真实的毛氏！

　　附3：邓小平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问题的又一份佐证材料

　　2008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辛子陵著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二版增订注释本）一书的开篇中，就有题为《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下面全文摘录邓小平同志的谈话：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1992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注：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附4：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问题的谈话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胡锦涛2004年7月与万里的谈话

（二）众人评述毛泽东

与毛泽东同时代领导人的评述

　　周恩来临死前深沉反思——他还是留下了“最后遗嘱”

　　周恩来在临终时跟邓大姐所说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说明周总理是带着“一肚子意见”去见马克思的。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是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的。当然对周恩来来说，已经到了临死前夕，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把这“一肚子意见”说出来以后，将会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又一场的大灾难，因此他只好“忍”了。我想：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是有代表性的。

　　2007年4月，看到《邓颖超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临死前夕与他相儒以沫几十年的夫人邓颖超的私下谈话内容。虽说不上“一肚子意见”，但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内心自白，而且主要是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具有深沉的反思内涵。邓颖超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周恩来发自肺腑的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周恩来的“最后遗嘱”。

　　至于所谓“一肚子意见”没有说出来，是指没有公开讲出来。不但场合不同，而且广度与深度也不同。

　　万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像《邓颖超日记》那样过去属于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终于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传阅。而在当前信息时代，要完全控制住是不可能的。这样，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就有可以获取这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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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的内心自白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周恩来逝世30周年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30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先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了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1978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的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内容摘录：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26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1975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健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1975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指毛泽东）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场政治风暴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社会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1975年12月28日：“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6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当时的全国人口是8亿）

　　周对1976年元旦社论的反应（1976年1月1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原编后议：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提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有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泽东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谀屈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毛之所以能成为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命运玩于股掌之上，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然而后来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却一再重覆周恩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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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本文作者似乎低估了毛泽东的能量，在玩弄权术（权、势、术三者相结合）这一点上，周恩来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从另一角度看，编者也高估了周恩来的地位、威望（指与毛相比）。应该承认：从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1943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获取了“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已经处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地位。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唯一的一次机遇（如果有可能撤换毛泽东的话）是1956年的“八大”，那时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股强劲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大潮流，倒是有可能成功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就是在那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从《党章》中撤下来的，可是那个时候，毛泽东本人也没有犯后来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乃至“十年浩劫”那样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因此那时撤换毛泽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毕竟毛泽东在创建新中国是立下不朽功勋的，而且在老一代领导人中，谁也不能跟毛泽东相比拟的。

　　（《邓颖超日记》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详见该书第318～322页）。

　　陈云的“三段论”与陆定一的“两段论”：毛泽东有罪！

　　陈云是在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发表了那句“三段论”的名言：“建国前有功，建国后有过，‘文革’有罪”。陈云同志具体讲了些什么，就被封锁了。

　　他是针对“草案”中所说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命题，而提出来的。显然，陈云同志是不同意这一完全违背事物本来面目的荒诞结论。在开始讨论这个“草案”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命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写出来的，因此尽管不少老同志有不同意见，但谁也不敢吭声。在党内最高层也只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挺身而出发表这一铿锵有力、字字千钧的“三段论”名言。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辩论。

　　最后，小平同志鉴于大家意见分歧，又为了尊重陈云同志，他说：“这个《决议》，如果写不好，宁可不发表，等下一代人再去作结论。”

　　小平同志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为集中全力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大局”是前提条件。在当时对毛泽东如何评定，就关系到“稳定大局”的问题。因此，他又提出：“不争论，向前看”这一原则性意见。终于为了顾全大局，大家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陆定一的观点基本上是跟陈云同志一致的，即都认为毛泽东是“有罪”的，而不是什么“犯错误”问题。他主张“两段论”，即以“反右运动”划线。从“反右”、“大跃进”、“彭总冤案”、“反右倾”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二十年里，毛泽东都是“有罪”的。这个说法也是站得住脚的。不说别的，“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万，这笔账也应该算在毛泽东头上。无论从“人性论”角度看，还是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看，能说毛泽东没有罪吗？在毛泽东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如同蚂蚁，是最不值钱的。

　　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

　　“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７月2日对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副样子，还是‘莺歌燕舞’吗？……这笔账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

　　“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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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拜读了朱老总的临终遗言，不禁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的一心为公、忠厚持重的长者形象，永远屹立在人民心底里。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在建国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由于他在党内、军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在常委班子内，总有他的位置。但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始终只有虚位而没有实权的人。为顾全大局，他老人家一直忍辱负重，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的作法，一贯以低调对待，宁可被毛斥之为“老右”，也决不讲违心话（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有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批判彭德怀一文）。在暴政年代，朱老总能始终保持这一高贵品德，宁可受辱，也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令人钦敬。

　　他留下的临终遗言，对我们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为我们揭开毛泽东的假面具树立了榜样。此外，它还给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我们对他所留遗言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就不能不佩服朱老总的老英雄的本色。他是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留下这份遗言的，而在事实上这却是一篇“讨毛的檄文”。据此把他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死反革命”，那也是“铁证如山”，来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其后果可能比刘少奇更惨。可是我们的朱老总硬是为了党和民族的命运、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前途，把一切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向毛泽东发出了掷地有声、震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对此既没有龙颜大怒，大打出手；也没有采取其他动作，只是对外封锁消息。这一反常措施，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宽容，而是有难言的苦衷。这也许跟当年清明节上万群众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江青之流的法西斯专制，大有关系。毛泽东怕再次掀起大的波涛，引火烧身，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不得已吞下这一苦果。实情究竟如何，有待来日内幕曝光！

　　朱老总说：“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听了这一翻发自肺腑而又震撼人们心灵的话，不禁浮想联翩，如鲠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老一代革命家中 ，像朱老总那样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敢于挺身而出、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人，真是太少太少。其次，那批当年深受毛泽东之害，而在官复原职之后的老一代“革命家”，面对“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既缺乏朱老总那样气魄，又没有像韦君宜那样敢于反思的精神，似乎当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都已一笔勾销，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似的。

　　作为一个革命家，在看到朱老总的遗言之后，不知有何感想？仍然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还是有所触动、于心有愧。倘如前者，我民族休矣！这正如郭小林所说：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愿朱老总遗言在公诸于众之后，能呼醒成千万的当年受害者及身历暴政年代的过来人，都能做到像郭小林所说的那样：不要跪着，要站着。挺起腰杆子，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张闻天：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1941年9月在延续整风开始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是批评。张闻天在1943年回忆说：“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在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因此事情不好办。……（引自《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实践》，第539页）

　　1959年在庐山会议初期，一次与彭德怀交谈时，张闻天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时，话很尖锐，他说：“（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权术。”（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第100页）。

　　林彪：“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木”（文革前）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在题为《从未迷信毛泽东》与《林彪心中的毛泽东》两节中，提供了如下的绝密信息。现将有关情节转述于后。从中可以看出林彪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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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私底下里，林彪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呢？”

　　“经过长期的观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对毛泽东有了透彻的认识。林彪曾将这些认识，以格言、箴语、散记的形式写下来，以供自己参考和利用。（编者注：下面摘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手。’

　　“这段话，是写在一张《新华报》的散页，贴在1949年版《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一书中。”

　　“这是林彪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及其他人的遭遇，而总结出来的感想。‘捏造’，即是不顾事实，罗织罪名，生按硬造，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这种事情毛泽东并没有少做。彭德怀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众所周知的例子。……”

　　“毛泽东的‘并无，捏造’手法，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特性’。足见林彪对毛泽东认识上的‘先知先觉’与‘真知灼见’。”

　　编者的话：

　　毛泽东的这种“并无，捏造”的手法，可以说是他致对手于死命的一贯使用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手腕。他明知是“无”，但他硬是要“捏造”出一个罪名来。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文革”初期的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就是如此。连目前纳入“禁区”的1954年的“高饶反党集团”，把当年在东北和华东地区的一批高级干部都被网罗进去（后来除高饶两人外，都已平反）。到1955年毛泽东制造的“潘扬冤案”时，又把他们与饶漱石捆绑在一起，成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饶漱石因“反革命罪”而就被捕入狱。现在“潘扬冤案”平反了，就没有听说：饶漱石的“反革命”帽子是否已经被摘掉了。毛泽东的这种“并无，捏造”的作法，不要说作为党的“领袖”，就是作为一般的政治家，应该说是十分卑鄙的，其灵魂是十分丑恶的！

　　“林彪在1950年版的《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上写道：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无锋芒的必要。”

　　“这些箴言，林彪虽有意讲得隐晦、曲折；但其意思还是清楚的。小帮帮即是“小帮派”、“小团体”、“小圈子”。毛泽东需要属于自己的小帮派，贯彻执行自己方针、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喜欢有小帮派为其“歌功颂德”，而对于“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见，则是“锋芒”以对。“

　　“林彪在1967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道：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日渐‘左’倾，其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经常处于少数。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执地坚持这些错误的东西。于是，‘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为了得到‘多数’，使自己那些错误的主张得到贯彻，毛泽东在失去真理后唯有依靠‘个人崇拜’。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需要个人崇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次提倡‘个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泽东的心机，上台后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个人崇拜’。《毛主席语录》便是其中的杰作。”

　　“林彪的这句话，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精辟的注解。”

　　编者的话：

　　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后结局，就是毛泽东以其享有“最后决定权”的方式，达到了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目的。从而彻底破坏了党的传统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由此而形成为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只是在1956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的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从而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毛泽东的“凌驾”地位（独裁专制）受到严重的威胁，事实上，通过“八大”，毛泽东已经从“凌驾宝座”上被撵了下来。对这一政治局面，毛泽东是决不会接受的。因此，在其后不久，毛泽东处心积虑地采取阴谋诡计的手段，通过“反右”和反“反冒进”，终于在1958年重新登上“凌驾宝座”。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说他自己就是“当代秦始皇”，并说“超过秦始皇百倍”，就是他的灵魂自我暴露。

　　“林彪在1961年版的《辞海》扉页上写道：

　　‘你先说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这是兵略上的‘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是林彪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而总结出来的体会。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编者注：叶永烈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这句话，把毛泽东品格特征中最本质的东西，写得那么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真叫“一绝”。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了解，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望尘莫及的。）

　　‘你说东，我就偏说西，叫你捉不着，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常常运用这一条。比如：1967年1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已经铺天盖地。13日深夜，毛泽东约见刘少奇。刘要求允许自己去延安种地。毛泽东没有就刘的要求做任何回答，只是要他回去多读马列的书。刘少奇哪里知道：早在1966年12月18日，他和王光美的‘专案组’已经偷偷地建立了。毛泽东怎么会放过他。然而在会见时，刘少奇说东，毛泽东便说西；临走时，还将刘少奇送出门外，害得刘少奇回到家里，还喜滋滋地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还挺和气的。’但两天后，就被抄家了。”

　　“这是很高明、又很厉害的一招。在虚虚实实之中，既可保护自己，又可令对手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中招。彭真的《二月提纲》事件，刘少奇的‘派工作组’事件，都属于这一类。”

　　“为了避免中招，林彪提醒自己‘当听他先说’，这样才能与领袖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

　　“林彪在1958年版《学文化辞典》中的‘个人崇拜’条目旁边写道：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林彪还在私底下与身边的人说：

　　‘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木’。

　　“林彪还说：

　　‘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也是他对毛泽东的一种政治认识。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毛泽东高压政治体制下，党内党外，全国上下，一片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气。另一方面是表明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家长式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顺而昌，逆者亡’。因此，人人必须跟着说假话，否则就‘办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还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了重大的错误。”

　　“林彪早在1958年‘大跃进’，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就斥责毛泽东：

　　‘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对错。’

　　“林彪还说：彭德怀7月14日的信‘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林彪还对女儿林豆豆说：

　　‘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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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还对他最疼爱的女儿讲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阴暗的、负面的东西，讲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一些悲观看法。林豆豆将这些话写进日记里，被‘林办’党支部书记关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不得了！’受到林彪这些言论的影响，20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的林豆豆对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以上见《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

　　“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真正的、实际的认识和看法。”

　　“在30年后来看林彪当年对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也不能说是肤浅的、幼稚的。林彪的许多看法已被事实所验证，很多人现在都说着与林彪当年说的意思相同的话。就认识毛泽东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林彪是‘先知先觉、慧眼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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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应该承认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林彪能有这么深刻而又那么贴切的认识？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就没有这样认识呢？相反，他们经常被毛泽东这一手所玩弄。难道这仅仅因为林彪是善于独立思考？恐怕不完全是！

　　笔者认为这与林彪本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从1966年初直接参与毛泽东的一切“倒刘”部署之后，从而对毛泽东这一套玩弄权木和阴谋诡计之道，更有深切的感受。可以说，林彪以其亲身“实践”，亲自体会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因此，才有他过人的“见识”。如果说：毛泽东的灵魂是肮脏的，那么“物以类聚”，林彪的“助纣为虐”的行径，就显得其人品更加恶劣。

　　从这个意义讲，林彪的最后下场，也是他咎由自取。活该！

　　林彪：“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文革期间）

　　这是在林彪与毛泽东已经处于“彻底决裂”的前夕写出来的。尽管带有很强烈的所谓“攻击”色彩，但却是十分贴切的。人们都清楚：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林彪就是靠肉麻、无耻吹捧毛泽东而发家的，最后被提升在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而林彪本人又是刻意捉摸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人。并且共同参与了“文革”初期谋害众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唯一的一位“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人”。因此，他对毛泽东那一套整人的手法是暗熟于心的。这样，当他“反戈一击”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评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有“权威性”的，也是击中要害的。下面就转录林彪对毛泽东的评述。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一段关于对毛泽东的论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应该说这一论述还是贴近实际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从十几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林立衡揭发的材料（引自“中央两案材料”）

　　“什么路线，就是毛线。”

　　“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泽东）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老一代革命家的评述

　　李慎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

　　在《李慎之文集》中，他对毛泽东的暴政专制年代作出如下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描述。这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敢于这么直言的，是绝无仅有的。为此，在这里比较详尽地摘录他的有关论述。他说：

　　“在1957年2月刚刚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料在6月份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张闻天、彭德怀这样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从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

　　“因此，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

　　“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专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见《李慎之文集》第６页）

　　编者的话：

　　作者在论述建国三十年来在毛泽东统治下“腥风血雨”的历史之后，敢于公开指出毛泽东是造成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这就彻底批驳了所谓“错误论”的论调。

　　将来果能如此作出定论，毛泽东就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最残酷的暴君”。这一段历史是毛泽东用他自己后半生的政治实践写出来的，也是用成千万中国人民的鲜血铸成的，谁也无法把它一笔抹杀掉！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一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史、耻辱史！

　　作者李慎之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黎澍：“不断改造思想，专门制造伪君子也！”

　　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黎澍也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笔者没有直接看到他的论著，但在李锐的著作中（如李锐的《直言》），常能见到他的闪光思想。李锐对他是十分钦佩的。

　　李锐说：

　　“黎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割据为王’到独立自主。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三是统一战线。四是实事求是，中国古已有之。五是不断改造思想，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挨过整、受过罪，都没有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黎说：关于暴力革命，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见《直言》第385页）

　　黎澍在一篇题为《通向“文化革命”之路》的他与戴晴的一场对话中，畅谈了他对毛泽东暴政的比较系统的观点。这是一篇说理透彻，分析精辟，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对了解毛泽东其人，是很有裨益的。特作为“附（录）”全文转述于后。

　　附：通向“文化革命”之路——黎澍与戴晴的对话

　　黎：“文革”是一场闹剧。廖沫沙说，那是“大革文化命”。比秦始皇坑儒还厉害。秦只坑了460多人，“文革”整死了多少人？

　　戴：还是像1942年在延安一样，为进行政治斗争，先进行一场思想运动。

　　黎：看来还是政治斗争。……从1960、1962、1964，就会看出：那时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达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僵得连弯都转不过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无非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体系，极端僵化的教条。谁动它一点，就是修正主义。

　　戴：为什么对于教条主义，我们那么容易接受，接受之后又难于抛弃？

　　黎：愚昧。愚昧从何而来？贫穷，文化水平很低，理论水平很低。教条主义拼命“左倾”、“极左”，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是越穷越好。认为人民不能大富，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

　　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

　　民主传统从来没有建立过。推翻一个皇帝，后面跟了不知多少人。解放后出过多少皇帝？恐怕有好几百。文革中就出了不少，什么山东，什么陕西，……自己想做皇帝，拥护别人做了皇帝，都是帝王思想。在中国社会上，这种思想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绝灭了。如何消灭？根本办法：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杜绝个人崇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真进步了。这是非常缓慢过程。一百年还是几百年。……

　　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还说过：这种事在西欧那些国家就不会发生。这话的意思是：西方国家民主传统比较稳固，文化素养高。“文革”发生在中国，不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遗产，本来就不行，还舍不得丢掉。学习外国，吸取科学、民主。直到“文革”，我们连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不问所犯何罪，也是罪该万死。什么“走资派”，何罪？问了几年，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随便抓人，关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谁非法，谁犯罪？那时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处于愚昧状态。

　　有了愚昧，就有教条主义，就有个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解放以来，一直在文化圈子里对文化人下毒手。《武训传》、胡风冤案，……一路下来，没有停过。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只喜欢那种都没有、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江青那些年（指1962—1964）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才报告毛泽东：“他们不听你的！”

　　然而就算她换个人，老实本份，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权力大了，地位高了，人就变了。至少文化界有人投靠，不是张三就是李四，总会有人。（编者注：意指没有江青，也会有其他人出面来整治文化人。）……

　　至于造反，这使我想起可以画一幅漫画。你看“文革”中的红卫兵手捧《语录》，口喊“万岁！万万岁！”到处去“破四旧”。你看，这不是一幅饱含讽刺意味的画面吗？……自己脑子已经旧得够可以了，而破的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上说：“中国和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毛泽东的统治模式正是被马克思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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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读了这一段对白，就可以看出：黎澍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思想家。他对毛泽东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这一当时被奉为“最高指示”的话，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他把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唯妙唯肖，绝妙之极！！

　　他说：“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这一段话又击中了专制体制的“要害”：“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

　　试想：现在在“台上”的那些惯于搞“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的官老爷们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态。

　　黎澍又不无讥讽地说：“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这正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

　　李普：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

　　李普在《文革十年是一场邪教大骚乱》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今年是文革开始的四十周年，是文革结束的三十周年。现在回过头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廖沫沙说对了一半。他说，让我来做点编辑工作，前后钩一钩，叫做‘大革文化命’。他不愧是位资深老编辑，但是，我这位老师和老友还没有完全说清楚它的性质。

　　“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应当怎样表述才能阐明它的性质。我想了又想的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开头那阵有一段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甚嘛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大骚乱，听任那些所谓的造反派的摆布。

　　“那场大动乱只能叫做邪教大骚乱。

　　……（编者注：作者在举了两个惨绝人寰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他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云在文革初期被她的一群学生活活打死。凶手是一群女中学生，凶器是军人们扎在腰上的宽皮带。其实在文革中这种绝灭人性的事例俯拾皆是。）

　　“这样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吗？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吗？似乎也不可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骚乱’。

　　“这个邪教有一个教主。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个邪教不是教主一个人。他有四个大弟子王张江姚和他们在各地的许多小喽罗。王张江姚不简单，其中的‘江’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数她的权势最大，最嚣张，最肆无忌弹。她在后来受审的时候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这四个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后二十多天才被抓起来投入监狱。……折腾了十年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才能够结束。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初是因为全党迷信他，使得全国人民多数也迷信他。这个国家是一个长期由皇帝个人专制的国家，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听任帝王专制独裁，肆无忌弹。几千年来对帝王没有制约，没有限制，习惯于跪在他的脚下，听任他为所欲为。

　　“我们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懂得总统不可靠。所以，必须立出一套法律来制约他，严格管住他。我们只看到美国富强，而不知道它富强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当政者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

　　“由于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

　　“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先实行民主和法治，还是先开发民智，使人民懂得维护和行使自己天赋的权利呢？

　　“世界上所先进国家的经验都是首先实行民主和法治，制定宪法，订立明确的法律，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让人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逐渐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赋的权利，从而去争取和保卫自己天赋的权利。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文革这样的邪教大骚乱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回顾四十年前开始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么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原文见强剑衷主编《法治大手笔》第529-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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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九十高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能写出这样一篇的警世之作，真是难能可贵！他讲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讲的心里话。这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胆识的。他直言“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仍然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今天，他能无所顾忌地说出：“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这样极其尖锐、直刺要害的肺腑之言。“袅雄”、“窃取”这两个分量很重的词汇，加在毛泽东头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没有彻底唯物史观的眼光是不敢这样落笔的。令人敬佩之至！

　　他在最后又一再告诫我们：“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

　　应该说，这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可是现在奉行的是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最明显的例子是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他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一完全无视客观事实的悖论，是经不起一驳的。可是现在的党史还是按这一口径写，自欺欺人。

　　李普老人的这篇短文，给人以无限启迪！

　　胡绩伟：毛泽东最大本领就是“当面赖账”

　　在李慎之给胡绩伟的复信中，有一段关于胡绩伟对毛泽东的论述，特别耐人寻味。对人们了解毛氏专制年代的特征，颇有教益。特转录部分内容如下：

　　“毛（泽东）的一个最大本领就是你说的‘当面赖帐’。在他的绝对权威之下，有谁敢出面与他对质？谁要是敢说‘毛主席怎么怎么说的’，只能是造谣污蔑，罪该万死！”（原文见《李慎之文集》）

　　看来这个“当面赖帐”贬词，还是胡绩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而李慎之表示完全赞同，但李没有展开来加以论证。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胡的文章被李认为是：“补充了中国历史一件极其重要的史实”。文中又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当面赖帐”这一为人所不齿的人品。他对毛这样定性，应该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是会详细论述的。决不会像李慎之说的那么概括。胡当年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一位有高度理论修养的老党员。

　　李锐：活学活用“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
　　　　——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

　　李锐本人是国内外著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平反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他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编者注：李锐的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因公开发表，只能讲得含蓄一些，巧妙地用“如果”一词，其意不言自明。还是传记专家叶永烈说得透倾，他说：“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李锐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中，就有这样一段评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自秦统一天下，统一了体制，也统一了思想，……由皇帝（圣旨）说了算，从各代帝王直到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脉相传。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尤其是迷信战争经验，迷信意识形态；晚年悲剧即在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认：‘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实为“斯大林”）”

　　李锐在接受记者任××采访时的谈话时说：

　　“严格地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懂民主。他太自以为是，……在政治上搞个人崇拜，一切由他‘说了算’。……”

　　“……他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他让你从心理到身体都匍匐在他面前，让天下围着他一个人转。林彪摸得最透，‘文革’时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表演到了极致。”

　　“年轻的时候他就追求‘君师合一’。……他是秦始皇和孔夫子合二为一，‘圣’与‘王’合一。”

　　“不肃清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道路依旧坎坷。还想当毛泽东，民主和宪政就建立不起来。……”

　　李锐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而写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一生服从自己的斗争哲学，追求‘君师合一’，以此革命取得胜利，以此执政，终于彻底失败。令人感叹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这二十来年，由于科技发展，西方飞速前进，我们却停滞落后了。”

　　“现在有一种看法，毛并没有对马克思做过深入研究。”

　　“……毛泽东自己说得最清楚：‘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以为说得准确一点，是‘秦始皇加斯大林’）……问题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以及同这四个字有关的‘消灭私有制’，而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尤其是经济理论。”

　　“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使之仍在向前发展的基础，是自由、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前四者，尤其是自由，也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五者至今仍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依据，却同中国无缘，也同毛泽东无缘。毛泽东最熟悉的、最喜好的是中国的经史子集……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说是他一生为人、处世、做事的原料。他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翻译’马克思的思想。……党的一元化领导发展到以人治代法治，……同列宁、斯大林取来的‘左’的一套结合，终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编者注：上文均引自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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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在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比起蒋介石来要厉害得多。在蒋氏年代，鲁迅、宋庆龄、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是敢于公开反对蒋的独裁专制，出版了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受到的教益非浅。可是到了毛氏专制年代，又怎么样？曾有人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现在，将会怎么样？毛泽东径直回答：“鲁迅要么不吭声，要么就关在监狱里。”两者对比，不是昭然若揭吗！还需要说什么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超过秦始皇百倍。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只要再深入一步，就不难识破毛的本来面目。

　　附：《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一文摘要

　　编者的话：

　　李锐的这篇文章是为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的专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该书的另一篇《序言》就是谢韬写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08年2月在《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时把题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此文一发表随即引起一场在思想界、理论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争论。由于党中央采取“不介入、不争论、不转载”的方针，才避免出现像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比较持久、规模浩大的大辨论。其实，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也是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1月在中央常委会会议上的一次关系“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出来的。可是直到现在为止，目前的最高决策层可能鉴于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时机还不成熟，留待后人解决。这样，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与李锐写的《序言》（即《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一文）就不可能在内地公开发表。这当然是一大遗憾。幸好我们在强剑衷主编的《法治大手笔》（续编）（该书也是在香港出版的）中，看到了李锐的这篇文章，为此特摘要转载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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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简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浪费了8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0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万4千2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投资总额为6千5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1979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1980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12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论，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编者注：下面李锐接着介绍该书在理论上的建设性贡献。主要是进一步肯定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即社会民主党等的国际组织）是正确的，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路线，批判了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党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是错误的。之后，李锐又介绍了本书作者对今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从略）

　　田家英：出尔反尔，令人无所措手足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在私下议论时，说：

　　“主公（指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

　　田家英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谢韬：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谢韬老人在为丁弘著《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采用了把陈独秀和毛泽东对比进行思考的方法，从十四个侧面，一一比较，一褒一贬，观点显明；具体剖析了陈独秀与毛泽东在思想意识、理论修养、作风品德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和极大反差，言简意赅，令人心服。笔者本拟只摘录对毛泽东的评述，以扣紧主题；但谢老这种对比的写法是一种创新的写作方法，所得出的论断更加明晰、突出。过去没有人敢这样做，因为触及到禁区，现在只能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文章。看了之后，可以开拓视野，为此恭录于后。篇幅长了一些，但耐人寻味。值得认真一读，大有教益！

　　（编者注：2008年10月，获悉丁弘这本由谢韬老写《序言》的《在历史的天平上》专著，在国内印制后（有香港某出版社的书号）被有关部门从厂家直接全部抄走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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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生活，无数的历史劫难，不能不使人作历史的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是千差万别，对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陈是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对抗者，毛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

　　陈是主张把党叫社会党，由于尊重第三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才叫共产党；毛主张要建立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

　　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思考者；毛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两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独立思考者。

　　陈认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力十分落后，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毛也以中国的农民为主体，主张要分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就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陈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一个争取民主与科学历史任务的新时代。这两大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有待于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毛是在夺取政权以前，主张为民主与科学的历史任务而斗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想要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消灭资产阶级。凭着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凭借唯意志论，实行所谓“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践踏者、摧残者，口是心非的伪善者。

　　陈主张：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类取得自由和解放、从而获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选举制，结束委任制，有反对党的存在监督，反对一党专政和独裁。毛主张：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一切都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

　　陈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主义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陈是历尽政治上的打击和折磨、第三国际的诬陷、国民党的审判和陷害、生活的贫穷、疾病的围绕，而在一切困难中挺拔坚强，英明远见，在磨难中更显出人格的光辉，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后人的思考，经得住历史实践的论述；毛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

　　陈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连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了，说章士钊为他辩论的话“不代表我，我建组的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这不是叛国，国民党不代表国家”。他对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声明自己的主张，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却一生表现以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

　　陈一生所代表的时代进步的启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毛则相反，是独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长的而非平等的，……是残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阴谋阳谋交互并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陈独秀一生坎坷，死后，人们为他洗清污泥浊水，还他一个“干干静静的陈独秀”，他代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战斗，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则在那些辉煌的歌颂之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成了一个大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于过，他的后期是罪大于功，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权力熏心的历史人物，是农民革命、封建专制皇权思想与西方极权主义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

　　陈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当代人民的理想、民主与科学，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代表一个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而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陈的一生是悲壮，是苦难中显现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榄似地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这两个历史人物，代表了两种理论、两种政治、两种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前途，两种人格、两种品德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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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进行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推进之时。

著名人士评述

　　老作家丁玲：毛泽东头脑中确实有帝王思想

　　在杨桂欣写的《“别了莎菲”的丁玲》一文中，有一段丁玲关于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论述，她向本文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原文如下：

　　“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言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上文摘自《别了莎菲》2001年版，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编者的话：

　　丁玲讲的两个故事，是回忆她与毛泽东的两次对话。她说当时认为毛泽东讲的是“开玩笑的话”，其实，这正是暴露了毛泽东埋藏在他的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帝王思想，这一点丁玲在经历“文革”以后自己也搞清楚了。

　　身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有这种“帝王思想”，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不幸。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历次大冤案，并由此带来的大灾难，从本质上说，都源于毛泽东的这一帝王思想。

　　在这本一百多万字的《反思录》中，笔者只字没有涉及毛泽东私生活的丑事。虽然，早就有所闻，但不屑一顾。行文至此，不妨将有关史料汇编成文，题为《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附：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本来对毛泽东腐朽的私生活，不想说什么，但鉴于丁玲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极其扼要地作些补充说明，证明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暴君，而且在生活上是一个典型的惯于扶弄女性的大流氓！这是当代秦始皇的两个侧面。一个号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竟是这么一个货色？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丁玲讲的第一个故事中，其中第一段关于“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为“铺垫”，关键在于引出“封三宫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之意，尽在不言之中。据说丁玲在另一场合就透露当时的情节：

　　“毛泽东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

　　这一情节是可信的，因为丁玲当年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泽东青睐。既然毛泽东讲了这个敏感问题，动手动脚就不足为奇。

　　既然毛泽东有这种丑恶的灵魂（特指所谓的“三宫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国后毛泽东也自认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锐语），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对他来说玩弄女人于股掌之中，就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被他遭踏过的女子，为尊者讳，这一向是属于绝密的禁区，因此难以数计。这里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孙维世、上官云珠和张玉凤。

　　关于孙维世：

　　她是烈士后代、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底毛泽东率团去苏联访问，孙维世任俄文翻译组组长。在列车上，有一次毛泽东约孙维世长谈，……突然一双大手搂住了她，抚摸了她。她浑身都颤怵着，……这晚上她以纯真的处女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编者注：说白了，就是奸污。）……第二天一早，她逃了出来，跑到她爸爸周恩来的车厢。孙世维投进了爸爸的怀抱，痛哭起来。最后才半吞半吐地把事情说了出来。周恩来恨得直跺脚，气得煞白了脸。他嚷了几句。……他能说什么呢。去大闹一场，去提出抗议，……周恩来凡是顾全大局，一切为了大局，一辈子服从大局，……对女儿，周恩来除了心疼，就是忍让，……他有整整两天脸色都不好，但照常工作，谁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过孙维世的事，周恩来夫妇婉言相谢。理由是孙世维本人不同意。不久，周恩来夫妇做主，把爱女嫁给了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金山。

　　在“文革”初期，孙维世受尽酷刑，惨死在江青手里，时年仅39岁。江青之所以对孙维世恨得咬牙切齿，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毛泽东破了处女之身。

　　关于上官云珠：

　　她是一位著名电影演员，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上海住进西郊宾馆一号院。柯庆施深知毛泽东的圣意（指毛泽东事前已向柯透露他对江青的不满和对上官云珠的赏识），通过柯的巧妙安排，终于让上官云珠在西郊宾馆一号院住了整整一星期，直到毛泽东离开上海。……

　　1963年春天毛泽东又去上海，在西郊宾馆一号院再次与上官云珠幽会并诗赠“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句出诗?小雅”。

　　1965年夏天，毛泽东从南方到北京，他把上官云珠带进了中南海，以按摩师身份住在丰泽园里生活服务组。只有张玉凤一人知道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她随毛泽东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内小住，见不到任何人，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形同幽禁，她这才懂得禁宫生活的厉害。由于毛泽东在北京跟上海不同，接待任务繁重，上官三、五天都见不上他一面，冷清清、空落落，不免使她感到无限凄凉。……后来上官云珠随毛泽东专列回了上海。

　　之后，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直到1966年秋被江青迫害致死。

　　关于张玉凤：

　　张玉凤原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车员，一次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连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被“大太监”汪东兴发现后，立即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车厢里专门侍候毛泽东。不久又调入中南海丰泽园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编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对“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时年张玉凤仅18岁。最后又提升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在毛泽东身边整整侍候了十八年。事实上她与毛泽东同居了18年，这期间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

　　“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

　　“她才四十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

　　在写完了上述情节后，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笔者不想再说什么了。就此打住。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毛泽东歧视知识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评价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1949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第231-232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

　　卢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题为《论“文革”之乱及杀人事件》的《后记》一文的第十节全文较长，论述了在1968年在全国普遍出现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惨案。现仅摘录其中的几段：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用心不专，办法不多，成绩不大，镇压反对派却极有心得。始终不相信知识分子，对‘自家人’尤其爱往死里整。

　　“‘四类分子’在农村被管制的种种情状，构成中国农村一道特殊的风景。‘四类’后来增加‘右派’，成了‘五类’，都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另类，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生命没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类’当人看，那么，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当人看。他们认为需要时，就把可以不当人看的人，例如为了图谋钱财，为了报私仇，像牲口一样加以杀害。……

　　“……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那段日子，……听说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打死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兴县发生一桩集体杀人事件。经后来查实是：头天晚上，这村里一口气杀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下面作者又列举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例，从略。接着作者写道：

　　“‘文革’因毛泽东而起，‘四人帮’倒台才结束。毛泽东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发挥到极致，把一条极‘左’路线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时期里的特殊现象，使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突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出了许多荒谬绝伦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从摧残文化开始，直接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势汹汹，势如破竹。一切神圣的经典、权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炼狱般的考验。发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杀，集中表现了‘文革’理论、路线、政策的全部荒谬性。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没有对这场灾难承担什么责任。

　　“当然是极大的错误，但光说错误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

　　“罪恶未能清算，历史了悄悄翻开了一页。

　　“……至于杀人集团的主谋和凶手，从他们杀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编者注：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毛泽东能摆脱这个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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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就目前的政治现状看，新一代的最高领导层依旧把毛泽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仍向他顶礼膜拜，作者敢于提出如下的两个触目惊心的观点：“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这两个问题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开视野！每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应该作如是观！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毛泽东的审判，还没有结束”，
　　　　“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评述，言简意赅，乍一听，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联系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灾难”，使几千万人的血流成河；两次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这一视角去看毛泽东其人，就不难理解叶永烈讲这些话的心态。只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抱着“血溶于水”的感情，并且对毛氏暴政进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一观点。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文中，一个是“如果……谢世”，另一个是“下地狱”，这两句话的内涵，只要细细捉摸，还是回味无穷的。

　　他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另一处又说：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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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在有关章节中对毛泽东有更全面的评述，现将这些评述汇集在一起，从中可以更加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而这些评语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得出来的。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政治上，他认为：

　　“毛泽东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

　　在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上，他认为：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恶劣的。”

　　“他往往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高压、暴力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者施予打击、斗争乃至铲除、杀害。”（指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搞的“肃反”。）

　　“晚年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对周恩来）”

　　“毛泽东将这套肮脏的手段来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何其残忍如斯！”

　　“毛泽东的那种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的手段，那种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风，都是十分丑陋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与行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恶劣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指对周恩来）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独断专行，是毛泽东思想作风的一大恶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千古劫难，全部都是与此有关。”

　　“毛泽东的‘德’过于恶名昭著！”

　　作者在评述毛泽东的一生处世哲学时，他在引述毛泽东自己讲的原话后（比如毛泽东说：“……一万年以后，也要斗”。毛泽东还说：“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就接着说：

　　“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为了说明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作者从封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手炮制的苏区根据地的大冤案。作者对这一冤案作了如下评述：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编者注：见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大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与骨干力量。……”

　　这一冤案为“尊者讳”，迄今没有公开平反。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作者对延安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评述的：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

　　“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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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国外出版，去年由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像上述那样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与无情的鞭笞，按传统的思维定势，他只能在国外度日，是难以在国内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让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对当年暴政史的知情权！？果能如此，重新评价毛泽东已为期不远矣！

　　史学家唐德刚：和刘邦、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是“同一种动物”

　　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文章说：

　　“他（指毛泽东）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最后把全国人民整到绝境。这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特殊阶段。”他认为：

　　“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

　　毛不讳言，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反映他自诩的“虎气”和“豪气”。唐居然说：

　　“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是同一种动物。”

　　身为大师，何出此言！平时为文，用词遣句是准确而老到的。是失语，还是调侃，还是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愤之词呢？

　　（上文引自丁弘著《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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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用“同一种动物”这个词来论述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似乎偏激了一些。听起来有些刺耳，曾拟将小标题改写为“同类”。后来一想，为尊重原作者的观点，又恢复原来的小标题。

　　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炮制的一系列冤案及其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大灾难，必定会有合乎实际的定论。在目前既有“禁区”，严格控制舆论界，又要坚持改革开放，走“民主、法治”之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允许有什么“禁区”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所谓“民主、法治”只能是欺人之谈！史学界在目前之所以出现思想混乱的局面，就与此有关。

　　在诸多评价中，归纳起来，无非是三种：一曰毛泽东依然是“神”，应当继续向他“顶礼膜拜”，这种人不是“左爷”，就是奴才或者还习惯于跪着的人；二曰毛泽东是人，但有罪；三曰毛泽东是“魔”或“动物”，这是一批对毛泽东暴行进行深刻反思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激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专制主义者，在毛泽东面前，都是望尘莫及的！通过三年“人祸”，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通过“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两千万人（叶剑英语），仅这两笔血债，说毛泽东是绝灭人性、丧尽天良，决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毛泽东那样的人来。从这一角度看，说毛泽东是“魔”或“动物（即畜牲）也是讲得通的。大史学家唐德刚这么评说，也无可指责。

　　当然，对编写史书的人来说，还是应该理智一些。把毛泽东当作有罪的历史人物来对待，还是比较贴切的。

　　唐德刚说：“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像这样评价，于理于法，都是站得住脚的。从这一视角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是绝对逃不了的。可惜直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评价还停留在《历史决议》的水平，真是太可怜、太悲哀了。

　　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本文是从作者所写的、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一文中摘录其中的一节。

　　作者在“六·四”事件前，曾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从作者的身份看，他所写的史料与史观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特摘要转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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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1949年至1978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几乎各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裹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我又指出，毛泽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戏剧家吴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扔出来

　　吴祖光在1997年就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中国以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绝灭人性的、最这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无耻、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毁一条生命，比踩死一种蚂蚁还要容易。”他还说：“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我一生最大的原望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现在仍将双手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暴君头像挂在天安门城楼，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外国著名人士评述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毛泽东的评述耐人寻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这样评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

　　“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尼克松这一评述是十分严谨的，对毛泽东是褒是贬，是耐人寻味的。他用了“就可能”一词，说明他对中国的革命发展形势的评定，是注意掌握分寸的。他没有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好像离开了毛泽东，中国就不会燃起革命之火。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即使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之火还是会或迟或早，燃起来的。

　　相反，他对周恩来的评价，倒是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说：“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燃起的革命之火）就会烧成灰烬。”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稍有政治常识的人，是不难回答这个问题的。

　　作为从“文革”过来的这一代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能够认同这一观点的。试想：在“十年浩劫”期间，如果没有周恩来，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后果将更不堪设想？尼克松说的“烧成灰烬”，是有充分根据的，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这说明尼克松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汉学家费正清（美）：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太可怕了！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长期百思不解：为什么一个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无限性的权力。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他的最后一本书《中国历史新论》，还在探讨这个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关键问题。他认识到，如同封建社会的真龙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他拥有生杀予夺的、随心所欲的权力，这太可怕了。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引自丁弘著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毛泽东是瓷砖上作画

　　在丁弘的《在哲学的迷雾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他（指毛泽东）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

　　‘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

　　旁观者清，这是对毛泽东主观唯心主义最生动、最深刻的批评。毛泽东自己陷入哲学的迷雾之中，他却驾驭着中国这一巨轮。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

　　‘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

　　（引自《往事》一书，第221页）

＊　　　　　＊　　　　　＊　　　　　＊

　　编者的话：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观地、清醒地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就会冲光了。”这样一个极其风趣、幽默、含蓄的评论。应该说，它的内涵是值得令人细细回味的。

　　资深的记者丁弘先生，仅用三言两语，对李光耀的话作了精彩的补充说明，从而让人们能更深刻领悟李资政这句话的哲理；最后作为结束语，丁弘又借用李达“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用“点睛之笔”，评价了毛泽东的晚年。

（三）重新评价毛泽东：
——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刊登了一篇题为《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专家学者笔谈“两会”》的文章。其中参加笔谈的有政界与文化界著名人士钟沛璋、杜光、杜导正、资中筠、辛子陵等十人。在辛子陵所写的那篇题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一文中的最后一节，他是这样写的（编者注：辛子陵是《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作者）：

　　“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这里，所说的“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就是上文提到的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活口”。那是小平同志跟第三代领导班子讲的话。现在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当年就是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成员。应该说，他是亲自听到邓小平同志这个遗愿的。由于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而江泽民本人又特别看重如何树立自己的“核心地位”（实际就是想搞“我说了算”那一套）。因此，想依靠江泽民来重新评价毛泽东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第四代领导人身上。

　　作者对第四代领导人寄予厚望，他所提的建议也是可行的。关键在于要有一股敢于排除一切阻力，勇往直前的冲劲！

（四）毛泽东自述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毛泽东自述

　　李平在《自杀前夕的共和国第一夫人》一文中，谈到在林彪事件后，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有一次对白。在讲谁来当“接班人”时，毛泽东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内心自白。他说：

　　“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一个林彪。……”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骗的政治。”这是一句私房话、悄悄话，是摆不到桌面上的话，但却是一句“大实话”，是毛泽东一生处世哲学的高度概括（总结）。他在党内斗争中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一策略的。毛泽东这一套“处世哲学”，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一个在政治上搞“光明正大”的人，胸怀坦荡，就根本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的名堂。更不存在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可是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又是另一副嘴脸，说什么：“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人”！

　　从毛泽东的自述，析毛泽东其人

　　对毛泽东的这段话的内涵，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第一、从党的性质来看：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一心为民，求发展”还是“一心为己，保‘皇位’”。这是区分真、假共产党的唯一标志。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新一代领导班子提出“以民为本”。这些都表明他们是“立党为公”的真正共产党人。这样的领导人必定是“胸怀坦荡”、“心口如一”。根本用不着“让人摸不透”，也根本谈不到什么“会输”的问题。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图发展，图国富民强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怎么会有“输不输”的问题呢？

　　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怎么会是“屁的政治”呢？

　　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凌驾地位”，念念不忘想做“当代的秦始皇”。为此，他确实是需要经常去捉摸他身边的哪些领导成员，谁对他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于是他就要千方百计去干掉这个假想的“政敌”，并置其死地而后快。这才有谁输谁赢的问题，才需要“让人摸不透”。这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在他的“辞典”里，所谓“政治”就是用阴谋诡计的手段去惩治那些对其“凌驾地位”构成威胁的人。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的“党”，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的党”！

　　第二、从理论方面来看：是以“社会发展”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夺取政权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怎么管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不辜负人民的重托，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执行一条怎么样的路线问题：是以“社会发展”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区分真、假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唯一标志！

　　无论是当年中国的刘少奇和“文革”后的邓小平，都是执行一条以“社会发展”为中心任务的路线。这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

　　毛泽东之所以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说穿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凌驾地位”。每当他感到：他的“凌驾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举起“阶级斗争”这面破旗。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里，有滋生“当代秦始皇”的土壤。因此，毛泽东运用这个“武器”，还真能蒙蔽具有“子民意识”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得意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在于此。

　　但是，他所执行的却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主义路线。

　　第三、从政治实践方面来看：是国富民强，还是民不聊生、让人民饱受大灾难

　　作为一个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事事处处不让他的同事（指常委们）摸透他的“思想”，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政治实践已经向人们证明了：按照他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不妨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1957年初毛泽东亲自召开座谈会，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对党的整风提意见。不久毛泽东就发表党内指示：要准备反击右派进攻。人家说他搞“引蛇出洞”是“阴谋”。他诡辩说是“阳谋”。其实这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让人摸不透”所带来的恶果。

　　如果从后来的异变情况看，毛泽东的“让人摸不透”，还不在于打出几十万右派分子。他并不就此罢休，而是在紧接着掀起反“反冒进”，乘机狠整了周恩来。之后，通过“八大二次会议”就一举彻底推翻了1956年“八大”制定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的路线和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凌驾宝座”。

　　这才是毛泽东当初以“整风”为“切入口”，最终达到打“翻身仗”的目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让人摸不透”的处世哲学，实在是令人深不可测。

　　其二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先后跟国外记者和胡志明谈话时透露：他在1962年就有了“倒刘”的想法。只是由于当时老百姓饿肚子，成千万人饿尸遍野，不能动手。在经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的倾力扭转局面，摆脱困境，到1964年底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经过一年半时间背着党中央大搞“地下活动”（详见上面有关章节），让刘少奇们（即在京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摸不透”的背景下，终于在最后把刘少奇推入毛泽东所设置的“陷阱”并受尽最惨不忍睹的、绝灭人性的迫害！

　　本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或分歧，发生在1962年这一极其特殊的一年，刘少奇在看到“三年人祸”导致活活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又刚好毛泽东退居二线，由他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他才下定决心：在明知毛泽东不满意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了以“发展为纲”的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有悖于毛泽东意志的方针政策。

　　从毛与刘的“矛盾”本身来说，说到底，刘少奇主张以“发展为纲”，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也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刘少奇绝对没有“取毛而代之”的思想，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找一个“理由”（借口），把他撤下来就可以了，何必非得置人于死地，而且又是死得那么惨！毕竟是几十年并肩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如果毛泽东稍有一点人性，是决不应该这么狠毒到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地步！

　　写到这里，借用叶永烈的两句话：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第四、对“核心”的定位：是“紧密凝聚”、“同心协力”，还是“勾心斗角”、“你死我活”

　　现在还经常提：

　　“毛泽东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按词义，所谓“核心人物”理应承担起把这个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紧密凝聚在一起，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康壮大道这一神圣的使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政治素质。这就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这一套手法，更谈不到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这个核心人物，理应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工作中遇有分歧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通过讨论、相互沟通，取得共识。大家都是共产党最高领导班子成员，都是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什么事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谈，决不应该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更不应该搞阴谋诡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从建国后的第一个领导集体成员来看，除了这个“核心”和林彪外，后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陈、邓等人，都是非常杰出的、能驾驭全局的、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的领导人。他们在三年“人祸”之后，力挽狂澜，扭转局面，取得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

　　毛泽东这个“核心”是怎么对待这批长期并肩战斗过来的“战友”呢？

　　被他打倒的有刘少奇、邓小平，最后连他的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折戟沉沙（林彪清楚：他如果不外逃，最后的下场也许比刘少奇更惨）。德高望重的朱老总是长期“坐冷板登”的，被毛泽东称为“老右派”，“文革”中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厄运。陈云被毛泽东诬为“老右倾”，几度“靠边站”。周恩来一辈子无私奉献、为顾全大局而忍辱负重，一生受毛泽东的多次迫害，连身患不治之症（癌症）时，毛泽东也不放过。最后留下毛泽东独个儿，一个孤家寡人。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一个能与他共处的“战友”。这还谈得上什么“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调什么第一代的“领导核心”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还可以补充一点，也许更能暴露毛泽东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一面。建国初的“五大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的任弼时，死于1950年，他的遗孀在“文革”中也惨遭迫害。原因是在二十年代，任弼时曾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说：

　　“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他曾表白：受这一刺激，到延安后就发奋读马列著作。因此，任的遗孀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

　　确实，毛泽东每次整人，他都没有“输”，但最后又留下什么呢？他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呢？——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对这样一位孤家寡人的最高领导人，还谈得上什么“核心”呢？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除了继续欺骗老百姓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谓“核心”一说，其内涵在本质上是含有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还是把它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新一代领导班子已不再沿用这个词汇（桂冠），无疑这是英明的！

　　附1：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张玉凤、汪东兴交出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

　　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摘自去年九月出版的《争鸣》杂志。

　　张玉凤等所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是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后于去年七月才搞到的。当然，这种绝密材料，在国内是不可能再泄露出来的。《争鸣》杂志在两个月后就将这份绝密档案公之于众，让世人及时知道内幕真相，真是难能可贵！这是在当今信息社会时代，才能办到的。

　　由于所涉及的问题至关重大，又无法进一步核实。从所述的情节看，这一史料是可信的。尽管如此，这里只做转录，不加评议，仅供参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击查访汪东兴、张玉凤

　　毛泽东晚年档案九十三份不翼而飞：今春（注：指2005年，下同）三月，1993年刑满释放的毛远新被借调到中央档案局，参与整理毛泽东晚年档案资料。毛远新在整理期间，发现有关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讲话、指示等档案资料残缺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经三个多月整理，证实毛泽东晚年档案遗失了九十三份。

　　今年7月16日，在中央派行动组突击“查访”下，汪东兴和张玉凤交出了私藏的毛泽东临终前的二十二份档案材料。张玉凤收藏的十九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为身后人事安排的谈话和指示。

　　中纪委、中组部曾找了当时能接触到这些档案的汪东兴、华国锋、张玉凤及李纳多次，但都以“对情况不了解”或“已上交”为由，予以拒绝了。

　　中央的“七?一六”行动：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央警卫局派人在7月16日晚，分成三组，对汪东兴、张玉凤、李纳三家住宅，采取了突击性查访，责令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档案。

　　汪东兴交出涉及其自身的三份档案材料

　　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三次谈话中，说汪东兴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层”等。

　　（据张玉凤说：“在‘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华国锋、汪东兴召见我，说：‘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关讲话、指示的档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来保管好。没有我和东兴同意，不能动。’汪东兴提出要审查一下档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档案资料给了汪东兴二十二份。过了一周，汪退还给我十九份。他说：‘另三份，中央政治局要用来调研’。大约过了二周，我问汪：‘什么时候交回那三份档案？’汪答：‘已交给华主席，你不要过问。并要我思想有过准备，交代和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关系。’”）

　　张玉凤交出十九件毛档案材料

　　毛预言死后一年内会有政变

　　张玉凤所收藏的十九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从1975年12月以来，为身后人事安排、权力分配，焦虑重重，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谁都不信任，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以下是部分档案的摘要：

　　1975年12月16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风说：

　　“我走后，不用一年，会有政局翻天覆地。……结果无非三种：走资派重新上台；右派势力翻天；军事政变，内战展开，一打，十年八年不会有结果。”

　　1975年1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还没有走，已有多个派要抢班夺权。主席一职，总会争的、闹的，互不买账的，历来如此。我走前开个党组织会议，人选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年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说：

　　“……接班人选搞不好，会有内战，搞不好有反复。我看纪登奎、华国锋、江青，还有毛远新，都能做。但很难做好。”

　　1976年4月12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国锋不是党主席的材，他软弱，怕事，对党很忠诚。江青做主席，老的不会服。她得罪人不少，也过于自负。要问一问军队意见，很重要。”

　　毛恐鞭尸嘱将遗体火化

　　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毛泽东最后拟定两份接班人名单

　　1976年7月2日，毛泽东用手示意汪东兴退出后，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拟二份名单留着，由你（指张玉凤）保存，到时候交国锋在会上宣读，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这两份接班人的名单是：

　　一份是：江（青）、国锋、纪（登奎）、毛（远新）、陈（锡联）；

　　另一份是：毛（远新）、国锋、纪、王（洪文）、陈（锡联）。军队老将不服江。江上，要国乱。

　　附2：《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2004年5月20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登出《乔冠华被“四人帮”内定“副总理”之后》一文，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因此，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容怀疑，随即在报纸上公布。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附3：揭开毛泽东稿费的内幕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一直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在毛泽东去世30年后的今天，能够公开，能够解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议论，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生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1亿3121万人民币。至今又已六年过去，当又增加不少。

　　汪东兴为什么敢于违抗毛泽东的“旨意”？——汪东兴还是“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570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编者的话：

　　为什么没有执行？这叫“演戏”，是毛泽东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泽东已有明确批示，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不执行。岂不罪该万死。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这个当代的“大太监”，居然敢于违抗“旨意”，拒不执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宫廷密诀”，汪东兴“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图。拒不执行，是为了迎合主子的真实意图，即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写到这里，想起了当年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事。

　　原来张玉凤最初在毛泽东专列上仅仅是一般的乘务员，有一次被毛泽东看见后，就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这一情节被汪东兴发现后，就马上将张玉凤调到毛泽东专列车厢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泽东。以后又从专列，调入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不愧是贴身的“大太监”。跟慈嬉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相比，绝不逊色！

　　可惜，这是发生在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事，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谓予不信，且看他是怎么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纳、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为什么毛泽东的稿酬能免税？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绝。李纳、李敏申请过，中办先后给她们两人200万。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一、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二、作为党的资产；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编者的话：

　　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众人评说毛泽东的稿费问题

　　丁远先生认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而对毛泽东的稿费收入特许不纳税。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论家邵燕祥认为：当时破例给一人巨额稿酬，性质属于非法收入。他提出了“应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获得赔偿者的抚恤金，以解决对所谓“走资派”平反进行了经济补偿，而对其他冤假错案反而没有补偿的‘双重标准’问题”。

　　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如是说：

　　“全国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这是他个人问题吗？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发。发到500多万时，毛泽东觉得不太好，说缴党费吧，但没有人执行。也可能觉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执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别人都没有，他何以面对国人？这是以常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错了，错了。毛泽东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伟大领袖，……至于称‘万岁’又是和过去一样的。……至于说‘慎独’，这要求怕是太高了。”

　　“认为‘把稿费只发一个人，并无不可’。证明当时的道德底线！‘几十年间，毛泽东居于君和师的地位’（冯友兰语）。所谓‘君和师’是封建社会国人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君和师’。毛泽东并不讳言。……既如此，抓住一桩稿费小事作评说，是否已属多余？……”

　　“问题在于我们标榜什么？我们标榜马克思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一专门利人’，还致力于‘社会主义’。以此对照‘言’、‘行’，天壤有别，这就是问题了。”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这一翻宏论，无疑是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但对毛泽东提出这样要求，似乎是“对牛弹琴”。他是什么人？是当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错，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撕掉画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丁弘又说：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著，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发人深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的事，但却却在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了。这是铁板顶顶的事实。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变质了，她被毛泽东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一点说明

　　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写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篇长文（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第476—536页）。本文除最后几段是直接摘录丁弘的原文外，其他都采取摘编的形式。所有的小标题是笔者加上去的。

　　附4：猩猩相惜——毛泽东与波尔布特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与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分别发表了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题目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后者的题目是《又见〈红色高棉〉》。

　　这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月发表，是巧合，还是特殊内涵，值得深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当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历时三年另八个月），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波尔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在我国的杂志上历数他的罪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为什么还要联系中国实际来做文章，这就是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两文都比较长，这里只摘编其中有关值得反思的内容。为了醒目一些，小标题是笔者写的，但其主要内容则引自两文。

　　《波尔布特罪行馆》与“文革博物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陈述参观“罪行馆”之后，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何况又不是什么“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在地下入党的党员）怎么也无法理解！

　　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两个有关重要情节。一是：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指波氏）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波尔布特属于同类。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中共与柬共达成的一份充满血腥的协议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极为绝密的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读后令人痛心、愤慨，这是我党奇耻大辱！现摘录原文如下：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中共与柬共签订的出卖华人的协议，如果没有毛泽东授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国内毛泽东自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代劳了。

　　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可怜又可笑的闹剧。现摘录供欣赏如下：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迅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现象，是发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年半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怎么还会出现这一不可思议的蠢事、怪事！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幽灵不散！

（五）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最近写了一篇题为《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这又一篇震撼人们心灵的大作。他是研究毛泽东的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人士。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畅销全球。

　　“心路追踪”一词似乎带有某种主观判断的成分，但由于作者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有关毛泽东本人政治历程的信息，再加上严谨的逻辑推理。因此，他的这种判断是可信的。

　　这篇文章要讲的核心问题，即是本节标题：“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而是“辅佐大臣”。那么，究竟谁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呢？作者以大量内部史料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要“倒刘”和为什么要物色“辅佐大臣”来辅佐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是作者又一个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本文，都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笔者受本文的启迪，开阔了视野，发现毛泽东晚年给民族带来大灾难的悲剧是两个“政治链”——第一个“政治链”是《反思录》（上）谈到的：从1956年处于“逆境”（指同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冒进”建议被否决，9月“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和在《党章》中撤销“毛泽东思想”命题，这些都意味着毛被赶下“凌驾宝座”。）到1957年为了打“翻身仗”，以发动“反右”为“突破口”，紧接着乘胜追击，以反“反冒进”为名，狠整周恩来，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但他并不就此罢休，以所谓“‘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狂言，发动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一年后“大跃进”恶果显露，开始纠“左”，1959年彭德环出于公心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被毛诬为“反党纲领”，打成“反党集团”，进而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从而导致三年饿死3700万人的大灾难。这是第一个“政治链”。第二个“政治链”就是本文所阐明的：从为推卸饿死人的罪责，而最后导致“十年浩劫”。毛泽东以所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名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大救星”，而把刘少奇打成“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罪人”。这样就把饿死3700万人的罪责，轻轻松松地堆在刘少奇的头上。这两个“政治链”，最后结成一个完整的“政治链”，这就是从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1976年9月离世，这整整20年搞了一连串政治运动、炮制了一连串“冤案”（无一例外、全是冤案）；使国民经济两次濒临崩溃边缘；饿死3700万人，仅仅“十年浩劫”的“非正常死亡”就达2千万，受迫害人数达一亿人（叶帅在一次讲话中提供的信息）。至于民族精神的扭曲和人民素质的滑坡更难以估量。这就是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出的一本“政治账”！

　　刘少奇在当年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是把自己与毛一起摆进去的，共同承担责任；可是这句话对毛泽东刺激太大。对毛泽东说来，“要上书的是你刘少奇，我毛泽东决不能以‘人相食”上书，而必须以‘人民的大救星’上书。”通过“文革”，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如意算盘。但是，铁的事实终究会战胜无耻的谎言。在毛泽东离世后30年，或者说在饿死人大惨案发生后的50年，作者所写的本文和他的另一本巨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的《共产主义地狱》上、下两章以及杨继绳的《墓碑》，终于彻底揭开了当年惨案的真相。

　　为此，现将该文摘要于后，以拓宽我们的视野，更深刻地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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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给刘少奇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到1956年

　　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谁是我的继承人？……，一捅就破。

　　第二天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 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

　　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 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

　　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 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

　　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请”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略）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

　　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

　　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

　　……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七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国人，以谢天下。

　　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

　　九大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

　　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与江青串演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

　　这件事情可评可点。

　　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能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喧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心想我还没有接班呢，怎么现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没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为了代替刘少奇，刘少奇倒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自己只是个二传手。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并没有听懂。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可以讨论的；但不能说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五十四人是林彪的老部下。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毛林摊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9月22日，在毛泽东庐山新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

　　林彪没多说话，附和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

　　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带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作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

　　“九?一三”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党的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召开九大选举主席团主席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动议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九大党章，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毛的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二十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

　　“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在形势开始逆转，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前夕，……这时陈（伯达）、汪（东兴）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会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捧给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宝座的人。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区司令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当时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仅要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一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在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起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地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画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略）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毛泽东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书面检讨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指示江青到邓小平家里与邓谈心。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

　　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部不显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让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做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

　　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

　　“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

　　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情，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话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首辅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毛泽东最后留下的两份“接班人”名单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

　　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

　　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粉碎“四人帮”前夕，军内流传周勃的故事，巧妙利用毛泽东对许世友的谈话，大造反对后党的舆论。……（略）

　　这个典故在军中流传是对粉碎“四人帮”有利的舆论。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历史的进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

　　编者的话：

　　拜读了辛子陵先生这篇宏文，大快人心。他不愧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以大量内部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的逻辑推理为准绳，读后令人口服、心服。正如他在最后所说：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了骗人的鬼话。撕下画皮，暴露出毛泽东的本来面貌！

附　录

《反思录》结束语：向党中央进一言！

　　从1993年初开始，我循着“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这一思路，一直坚持到2008年，历时十六年。其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初到2000年初，共七年，完成《反思录》、《随感录》和《回忆录》三本书的初稿。第二阶段是2000年初到2004年初，共四年，完成三本书的修订稿。第三阶段是2004年初到2006年，又历时近三年，完成《反思录》（三稿）。最后是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完成《反思录》（四稿）。每次修订都对前一稿进行补充、修改。字数从50多万字逐步增加到120多万字。

　　这是一本用血和泪写成的书。在结束这次修订工作的时候，感触万千，千头万绪，总想跟党说些什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作为一个曾经对党是十分○诚的、心心相连的、无条件献身于党的事业的、解放前“地下入党”的老党员，经过两次“反思”：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反思”而自觉“反叛”而身陷囹圄九载有余，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详见本书姐妹篇《回忆录》）；第二次是在“文革”之后，主要是在离休之后，经过“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总结毛泽东统治年代“专制体制”的教训，作为历史借鉴，写成这本《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探索真实的毛泽东》。

　　从党组织角度看，从传统的思维定势来看，我是以“反叛者”的身份，确切说是以“反思者”的身份来向党倾诉的。但对我来说，在内心深处无疑是再次刺痛了从未愈合过的“创口”。

　　“向党中央进一言！”思考再三，还是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题目谈起。

　　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应该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同步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就是坚持这一观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上。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后，我们更加深切地悟出其中的真谛！

　　不言而喻，在这一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同步跟上，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而又没有相应监督机制的“专制体制”或“人治体制”。对体制上的这一本质特征，我党的最高领导层是会认识到的，因为这是常识性问题。虽然，在口头上也常讲要“以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上是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法律文件。如果认为按这个“路子”走下去，就可以进入“法治”社会。那不是自欺欺人，就是犯了“法盲”的错误。

　　所谓“法治”，就本来意义讲，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必须辅以“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导人。权力越大，就越需要加强监督。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防止“专制体制”复辟的最基本政治特征。反之，如果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不管你打着什么旗帜，本质就是“人治”，也就是“专制”。毛泽东作为一个极其难得的“反面教员”，已经给我们上了十分形象、十分痛苦的一课！中华民族蒙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究其原因都在于毛泽东暴力专制体制。

　　“人治”或“专制”的权力机构，一旦介入讲究“法制”的“市场经济”，于是孳生了一批又一批的，而且不是“个体的”，而是“集团的”腐败团伙，就不足为奇。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大肆吞噬人民和国家的财富。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所付出的惨痛代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应该承认这几年党中央加强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但这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的办法，即使“治标”还有很大局限性。这是因为在“人治”体制下，始终有一批“不受任何制约与监督”的“特权群体”，他们的老婆、孩子们，托老头子的庇荫，狐假虎威，胡作非为，大发横财。法律在他们面前是软弱无力，无所作为。这些触目惊心、令老百姓寒心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的最高领导层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就是对此无能为力，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实在令人费解。究竟是既得利益者（即特权群体）的阻力太大，还是本身的利益驱动，促使他们无法狠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的现状能继续维持下去吗？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越往前发展，“人治”的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就越大；就越益暴露出它的“反动性”！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几次谈话中，已讲透了这个问题（见本章第二节）。

　　随着科技、经济向前发展，社会整体的人文素质的不断提高，“法治”取代“人治”，“多元化”的体制取代“一元化”的体制，说得透彻一些，“多党相互制约”的体制（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取代“一党专制”的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界的先驱者顾准同志（李锐称他是一位“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作理论思维的思想家”）在1973年写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文（见《顾准文集》）中，作了极其精辟的、令人茅塞顿开的论证。他说：

　　“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用多元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一元主义）。

　　另一位老一代革命家、思想家李慎之在1999年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对权力高度集中，而又没有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根据五十年的教训，作了十分透彻的、很有说服力的论述。他在文中还赞赏蒋经国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的举措。

　　他们都是老共产党人，从他们各自的亲身政治实践，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反对“一党专政”！他们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共产党专政”在当年就是斯大林或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从而成为新时代的“暴君”。

　　现在，中国人民在经历磨难之后，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共识：绝对的权力，在毛泽东年代导致“封建法西斯专制”，而在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则导致“绝对的腐败”！

　　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用多元主义取代一元主义！

　　这是一个大题目，而且是一个大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说清楚的；限于水平，也不可能说清楚。既然提出来了，那就说几个要点：

　　第一， 撤销禁区，任人评说；敞开让人民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民有权知道中国当代史的真相！“靠欺骗是走不远的！”做到像彭真同志当年所说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或者如胡耀邦同志、周扬同志所提倡的：在探索真理途径中，不应该有“禁区”。

　　第二， 创造条件，进行全党反思、全民反思。真正吸取苏联解体和“毛氏王朝”的教训。找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关键是解决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

　　第三， 江泽民同志号召：反腐倡廉，从严治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凡要求下面做的，上头先做出榜样。政治局成员及其亲属，有没有犯法违纪的。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敢动真格的。不论是谁，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决不留情。相信榜样的力量比什么“重要讲话”，大过千倍万倍。从而取得全民的拥戴和信任。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搞与国际接轨，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来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管理的经验）。其实，所谓“与国际接轨”本身的内涵，比“三个有利于”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而这个“国际”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既然如此，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为什么不能在加强权力的监督机制方面，就搞一点“与国际接轨”呢？为什么要搞“闭关自守”，沾沾自喜于自己老一套的、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的“一党专政”的“人治”体制呢？异想天开地想走一条：又想坚持“一党专政”，又要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因为从社发展的规律看，这条路是不存在的，是空想！道理很简单：“一党专政”，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组织手里，“谁”来监督、制约党组织的权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没有监督、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恩格斯语），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大难题，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乱子。“稳定大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条件；但目前的稳定局面，实际上是潜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吏治腐败是其中最致命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长久维持稳定局面，是不行的。但操之过急，就会“欲速，则不达”。在“惩腐倡廉”方面，不妨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他们的廉政是国际公认的。香港在成立“廉政公署”前，腐败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而现在完全改观，成绩斐然。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习呢？不要问姓“社”、姓“资”，只要解决腐败问题，老百姓就高兴、就欢迎！像这样利国利民，又能缓和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缓解不稳定因素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如果一时做不到，退一步讲，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可以学习韩国总统金大中的精神：他的两个儿子（次子与幼子）今年因涉嫌贪污受贿，而被依法逮捕。金大中在电视讲话中，向全国人民道歉。我们国家现状如何？老百姓并不糊涂，在私下或会上，牢骚不少，议论不少。司法部门管不了，确切说，是不敢管或无权管；有关的领导人对其犯法的妻儿，又采取庇护的态度。两相对照，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哪儿去了？一个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不是靠自己自吹自擂，而是靠政治实践来检验。通过改革开放，人们鉴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是大大提高了！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处于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一定要有这种自觉性！切莫为一己私利，而毁了党和国家的前程，实际也是毁了自己！国内外声名狼藉的、曾经窃踞高位的李×，他的妻儿，是全国臭名昭著的吞噬国库的蟊贼；不知面对金大中，李×有何感受？看来是无动于衷。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竟远不如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让人民怎么想呢？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的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这是十分可悲的！在老一代领导人中，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和朱镕基，在这方面都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但从整体看，不下决心狠抓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解决“反腐倡廉”问题的。

　　第六， 探索实践“多元主义”的有效途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看，第三国际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他们所推行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相反，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采取“议会道路”、“多元主义”，实践证明他们是成功的。评论“成败”的唯一标准，是“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在他们执政的国家里，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缩小两极分化的差距。因此，在欧洲经常有几个或十几个国家，通过竞选，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有利于缓和阶级对抗的政策，如缩小两极分化和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已为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所借鉴、所利用。

　　第七，“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孰优孰劣，不是谁说了算，而是通过实践来验证，要看哪种体制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哪种体制更有利于根除腐败。一种体制的优越性，最终是体现在“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的速度上。人民有权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根据我国现状，从“一元主义”到“多元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快了不行，维持原状也不行！总的目标是：加强权力的监督机制！

　　目前是否可以采取在保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迈出如下三大步：

　　第一大步：

　　彻底解决“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问题。党的执政党地位与功能，主要体现在掌握好“大方向”，有一个党中央机构就足矣！什么条条块块都不要！现在的省市委是干什么的？是管省市政府的！政府机关有什么职能部门，省市委就有相应的机构，多了一批婆婆，就多扯皮、多官僚主义！还得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养活这批老爷。如果廉洁的还好，多一些贪官，老百姓就更遭灾！干脆就一刀砍掉！现在省市以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党员干部，权力本来就掌握在党的手里；何况在政府领导核心中，还有“党组”这一体现“党的领导”的组织。因此，砍掉相应的党组织，既不会影响党的一元化领导，还可以彻底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彻底解决互相扯皮、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并且可以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其实从中央到基层，设立各级机构庞大的党组织（至少县区乡以上是如此），从政党的发展史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以及过去的国民党，都不是这样的。这是斯大林专制主义的衍生物。国民党过去也有省县级的党部，一是人数少，二是没有什么实权。他们根本不管政府部门的事。在那些国家里，从来就不需要由老百姓来负担这些党组织的费用。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上台执政。

　　至于党员的管理问题，保留现在的机关党委就可以了。它的任务在于教育党员，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真正起到模范作用。因此，撤销省市委以下的党组织，是不会削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迈出这一步是不该有什么困难的。关键在于：最高领导层必须痛下决心。虽然有些像似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因它涉及相当大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特殊群体”的切身利益，阻力肯定不小；但它向“法制建设”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有利于向“多元主义”这一时代发展潮流的大方向靠拢！老百姓必定拍手称快！

　　写到这里，不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这种“以党代政”的政治格局（或体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封建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政党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后才有政党产生。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政党组织。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二是第二国际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等）；三是第三国际的政党（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政党是通过竞选，获得选民多数的选票，从而使其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各个政党的运行经费是通过各自党员的捐款或赞助，而不是依靠纳税人上缴国库的钱。执政党也不能利用它的权力来榨取纳税人的血汗钱，否则就会被在野党赶下台。选民也不会答应。第二国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等）也是如此，它也是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的。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是第二国际的政党，不可能也不需要有一整套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留下来的只有第三国际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才有一整套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这是干什么呢？说穿了，是斯大林独裁专制体制的产物，由各级党组织来直接控制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到了毛泽东年代更把它发展到了极端。

　　由于是“一党专政”，没有什么反对党（或在野党）对它进行制约或监督。什么纳税人的钱，独裁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对他无可奈何。好像这笔钱是从他腰包里掏出来似的。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现存的“以党代政”的格局，正是专制体制的衍生物。从这一视角看，要步入民主法治国家行列，对党的这种组织格局必须彻底改造，它的运行经费决不能由纳税人来承担。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怎么回事。其实，国民党组织格局基本上是沿袭资本主义国家的，它没有像共产党那样的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体系。省党部和县党部对同级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预，更谈不到什么“领导”。省、县党部只负责管理自己的党务，而没有其他职权。因此工作人员也很少。县以下的区、镇、乡就没有党部组织。

　　从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党组织的庞大体系是适应专制体制的政治需要，那么，如果真想建立民主、法治社会的今天，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组织格局，更没有理由让纳税人继续养活这帮老爷们。

　　笔者附言：

　　从2007年第六期《炎黄春秋》所提供的资料（见该期第19页），证明笔者的这一建议是完全正确的。现转述如下：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恒提供的情况：从1978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几千亿。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嘱咐胡启立：‘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以上情况都表明，我国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是被官员们用去了。”

　　官员们鱼肉人民，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相当部分被官员们用去了，或者说，纳税人的钱被官员们吞噬了。

　　这里再从行政管理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这一视角，来与其他国家对比：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印度（2000年）6．3％

　　美国（2000年）9．9％

　　中国（2000年）25．7％

　　（引自2008年《炎黄春秋》第四期第12页）

　　作为纳税人有权利要问：为什么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行政支出方面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呢（3倍到19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究竟体现在哪儿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百姓养活的官员太多。记得有一份材料说明中国老百姓平均每十几个人养活一个政府官员，比发达国家多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因为中国的官老爷不但人数太多，而且他们花公款很大方。）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养活那么多的官老爷？这是因为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党政两大部门各有一套班子。政府的各部门、各单位，本来就有各自的条条（指上级对口领导部门）和块块（指省市县的头头）管着，现在除了这双重管理之外，又加上“对口”的党组织管理，多出了一个“婆婆”。据说这是实行“一党专政”的需要。何况所有这些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原来都是清一色的党员干部，不知为什么还要再搞一套党组织的对口管理？机构重垒的设置，除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积极的意义。

　　如果这一大批人都是两袖清风，廉洁奉公，那还好办。可惜，这样的官员太少、太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利用手中的权力，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鱼肉人民；在位官员轮番出国考察，已成为一种风气；至于公车私用、竞相买高级轿车，也是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是贪污受贿，这在官场中可以说是相当盛行的。这是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因此，贪污犯的破案概率很低，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腐败丛生的丑恶现象。在巨额行政费之外再加上这笔无法估量的贪污账，中国的老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个世界上是负担最重的。

　　笔者作为一个有近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面对这一情景，痛心疾首。衷心希望我们党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解决上述种种弊端。否则就愧对中国的老百姓！

　　第二大步：

　　为实实在在加强对高度集中权力的监督力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监督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是值得借鉴的，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怕什么！反正老百姓是会欢迎的！因为它找到了解决“高度的权力集中”与“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的“结合点”，而又不会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问题。这里只不过要求任何一级领导人，都无例外地置身于法律之中，而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他们的监督对“反腐倡廉”有利，党组织就不应干预。这个要求并不高，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封建社会尚且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惜我国的现状是“王子犯法”可以逍遥法外。这是党的耻辱！

　　这里引用任仲夷老一代革命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段话，是发人深醒的。他说：

　　“我看政治改革还是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政治最根本的功用是管理，……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也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这些成就的。我认为，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任老在谈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时说：

　　“现在我们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几种权力的相互制衡，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他们这种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有效。……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任老对“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说得好：“这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产阶级专利。”这是杜绝专制独裁体制的克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也是根治吏治腐败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机制。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党最高领导层还是把这种“三权制约”的体制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体制，拒之门外。理由是不合我国的“国情”。而所谓“国情”，实质就是根深蒂固、沿袭几千年的专制体制。

　　我党最高领导层之所以拒绝“三权制约”的体制，也许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决“一党专政”与“三权制约”之间的矛盾。这当然是一个大难题。

　　在目前体制下，党是领导一切部门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组织，党权高于一切，而这个党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构或什么样的途径，受到制约与监督呢？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据说是由民主党派来行施监督，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除了白痴，谁也不会相信的。因此，这个难题非解决不可。

　　为此，任老还说：

　　“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块还未被很好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关于如何解决舆论监督机制问题，这是真心实意想建立“法治社会”所绝对不能违避的课题。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懂得：在“人权”中，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通过舆论工具实施的。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也是通过舆论工具得到保障的。在目前设置“禁区”的前提下，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统统都被剥夺了。

　　在这一背景下，就根本谈不到什么“舆论监督”的问题。但是要真正迈向法治社会，这个问题也是非解决不可的。

　　“开放报禁”这是唯一的途径！台湾蒋经国能做到的事，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就不敢去做呢？

　　只要“报禁”一开，至少腐败现象就能比较彻底根除。因为腐败分子是最怕见阳光的，只要一旦被曝光，他们就无藏身之地！

　　第三大步：

　　关于“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高度集中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解决“高度的权力集中”与“强有力监督机制”的又一个“结合点”！

　　我们党十分欣赏：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政治协商、荣辱与共”的关系（与毛泽东暴政时代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毕竟没有跳出“人治”的圈子）；并且认为这是维护政局稳定的成功经验。从彻底解决对“执政党”的监督机制这一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一个“不成功”的经验，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对高度集权的“执政党”的监督、约束机制，这也是检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作为“在野党”的民主党派对执政的共产党的监督作用问题，是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

　　现状如何呢？在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包括重大的人事安排）之前，找民主党派人士开一个会，通一下气说是“政治协商”，大家表一个“态”，就算解决了。彼此都是一个声音，一个调子，都习惯于“讲大话”、“讲官话”。不仅党派之间如此，连共产党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也是如此！有一句名言：“千士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在我国政坛上就是缺乏“愕愕”之声。或者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是一个道理。

　　从历史根源讲，这是毛泽东通过“暴力”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在那个年代，谁要敢于说一个“不”字，就有灭顶之灾。这种社会风气一旦成为一种传统，就难以根除。如果最高领导层还欣赏这种传统，那就可怕了！如果民主党派敢于向党提出不同的意见，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提出反对的意见，那才是好事；说明他们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现在就怕他们“惟惟诺诺”，有意见也不敢提。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党内尚且如此，何况民主党派。

　　2008年《同舟共进》第4期刊登一篇题为《参政党如何成为诤友》一文，其中所附的内容提要，立论严谨、精辟，言简意赅，击中时弊。特转录如下：

　　“各民主党派一天不成为敢于监督、能够监督的主体，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唱‘独角戏’的局面就一天不会改变。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

　　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还在于最高领导层首先要改变自己的“传统思维定势”，使民主党派成为加强“监督”的“工具”或“机制”，而不是“政治协商”的“对象”。着眼点在于尽全力加强监督机制！千方百计避免由于“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这一客观规律而受到的惩罚！

　　以上“三大步”是在保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前提下迈出去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如何加强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的监督机制。

　　如果连这样一些监督机制都害怕，只是一心想保持“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根本不考虑“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对不起，那就等待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惩罚吧！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一个老党员经过“反思”后发自肺腑的心声！愿我们的党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决策！

　　以上几点窥管之见，聊表一个受党几十年教育、培养并成长起来的老党员的一片赤诚之心。别无他求，只希望我们的民族能早日振兴！我国的人民能早日跨入法治社会！我们的祖国能早日步入国富民强的发达国家的行列！

　　杜牧在《阿房宫赋》有一句名言：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难道不是千古警训吗？谨望三思！

李　锐：《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

　　李锐《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意见》一文，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写成的。此文发表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上，并作为该刊的首篇重点文章，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代表部分关心我党政治体制改革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心声。笔者完全赞同李锐同志的观点，为此全文转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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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一名入党已过七十年的老党员，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国、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未紧紧跟上去，拉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国家进步显跛足前行之象，危机丛生。因此，关于党对国家领导的性质和方法，我个人以为应该有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

　　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写的文章里，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时，曾经这样谈到民主问题：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

　　“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把反封建专制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以后，遗憾的是我们淡化甚至抛弃了这个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从“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剥夺资本家直到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的同时，全面地垄断了国民经济。接着更进一步进行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反右派斗争，剥夺了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继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总计全国挨整人数上亿，整死饿死人数千万。除生命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外，更有精神财富的巨大损失，知识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个知识界成为“臭老九”，……社会道德沦丧，真令人痛心之至。这是民主和权力制衡体制未能建立的惨痛恶果。我总记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医院中和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复职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

　　“谁能监督毛泽东呢？”

　　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危机，我以为首先起源于我们党的内部。我们党现在是执政党，中国要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进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党的“特权地位”。从当前来说，我党首先要带头模范地执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以便使我党接受来自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保证执政的权力不被滥用（编者注：从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的主题报告看，似乎回避了这一至关重要的课题。如何解决对执政党的监督机制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尽管难度极大，但却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否则所谓“宪法”只能存在于纸面上，根本谈不上“宪政”。）关于党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见书中有过五点建议，现在仍就此作三个方面的说明。

　　（一）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编者注：这个建议提得好！“十年浩劫”已经过去30多年，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对“专制体制”进行认真的反思，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与永远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否定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他本人的领导地位。但对内战时期苏区打AB团和延安抢救运动等错误，都未涉及。

　　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文革”十年，虽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仍过分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严重错误，我以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总结，而且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又一直把它们划为禁区。这样就不可能从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编者注：只要有“禁区”，所谓“民主、法治”，只能是空谈。）

　　比如，反右运动就是很值得回忆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党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学生在反者前夕“鸣放”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的大字报，或要求“确保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

　　北大学生当年讲的这些话是发人深省的。当年如果不反右派，我党采纳了他们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国家不是早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了吗？建国后我们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无比惨痛的教训。我们只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就必定可以转化为非常宝贵的财富。恩格斯说过：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二）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我党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转变可说是党自身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壮大，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已为这场革命准备了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尖锐指出：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十三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邓小平后来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

　　我认为1980年邓小平这个报告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这两个文件，仍然值得我党继续学习，并制定出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为了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我在十六大书面建议中曾提到，应由人大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切实履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承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统应该独立，不该受政党的直接干涉。党的宣传部门也无权直接控制政府和社会有关言论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权制的事务。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应该与党委平行，不应由同级党委领导，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编者注：不妨对照“十七大”以后的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保留原来的，纹丝未动，各级党委还是统管一切部门，积习难改，真是无可奈何！？）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应从差额选择发展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

　　现在每年有以多少万计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案件，贪污腐败已扩散到学校和医院，种种统计数字，令人惊心动魄。官员腐败如此普遍，主要是权力失去强力制约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强教育自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严肃处理腐败案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治标还要治本。必须变专制型体制为实施宪政的民主体制。这应该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我衷心希望党的改革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稳步前进（编者注：谔谔之言，金玉良言，不知最高决策层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三）尊重宪法、实施宪法，就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宪法、学习宪法，使之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建国以来，我们修改和公布过七次宪法，实际上往往是徒具空文。锦涛同志接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谈宪法，给人以莫大的希望。……

　　尊重宪法，实施宪法，我建议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闻出版法》；进一步转变我党宣传部门的职能，使之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保障实施宪政、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部门，而不再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监管控制部门。（编者注：现实管理体制就是如此，再讲什么民主、法治，除了欺骗，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社会怎样和谐？“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我党宣布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筑和谐社会”

　　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应当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体制。锦涛同志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要我们全体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八个字。这是同他在党校讲话中四个方面的坚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宝同志也在200名中外记者会上庄重地说：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要保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制，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编者注：胡、温两位最高领导人从执政五年来的业绩看，是深得党心、民心，网上好评如潮。有人称之为：“他们是咱们的人。”无疑他们是想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潮流，建立“民主、法治”的、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强国。）

　　锦涛同志和家宝同志这些讲话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家盼望将这些讲话逐步落到实处。（编者注：关键在于落实胡、温两位的政治理念。但现实的情况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大！李锐老在七大前夕发表的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切中要害的、蕴含着一片赤胆忠诚的逆耳之言，基本上被束之高阁，未被采纳，就是明证！）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逢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时机。各方面包括深化经济改革，都督促我们快点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实施宪政的康庄大道。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让我们认真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还没有解决好的宪政大问题。……。过去我们摆脱不了专制传统，为“权威主义”所左右，以为制服“一盘散沙”，就靠“有人说了算”，总是担心一旦落实公民权利，开放了言论自由等，就会乱套，社会就不能稳定；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大政方针，形成了稳定压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尤其社会党执政国家成效更为显著，从而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当然，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模式与经验，我们不应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们的许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历史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编者注：笔者在解放前的反蒋斗争中参加地下党，也已步入耄耋之年，这就意味着笔者也是按照这条路子走过来的。因此，对李锐老所言感受特别亲切。）

　　我吃了九十一年的饭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没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话别诗中有联句：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过九十岁生日时，又做了一首自寿诗：

　　“来到人间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烟。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

　　“铁肩”有点自吹自擂，由于“双肩”不合平仄，用了个“铁”字，这也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话。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廖盖隆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2．《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廖盖隆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3．《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1）》姜华宣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2月
　　4．《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下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2月
　　5．《刘少奇传》（上、下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8月
　　5．《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上、中、下册）黄峥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
　　6．《列宁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 人民出版社 1960年4月
　　7．《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
　　8．《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张佐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9．《刘少奇在1961年——渴望真话》张步真著珠海出版社 1998年9月
　　10.《刘少奇在1966》师东兵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1月
　　11.《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6月
　　12.《彭德怀传》《彭德怀传》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4月
　　13.《中国元帅贺龙》水工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月
　　14.《刘少奇与毛泽东》唐振南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
　　15.《毛泽东与彭德怀》李永著 远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
　　16.《国防部长浮沉记》马辂等著 昆仑出版社 1989年8月
　　1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上、下册）张树军等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年4月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上、中、下卷）张涛之著 作家出版社 1997年4月
　　19.《红色档案——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曹英著 改革出版社 1999年1月
　　20.《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中共历史转折关头》（上、下册）李剑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3月
　　2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册）严家其等著 潮流出版社
　　22.《“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等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7月
　　23.《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秘书手记》李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6月
　　2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著新华出版社 1998年5月
　　25.《顾准文集》顾准著
　　26.《随想录》巴金著 三联书店 1987年9月
　　27.《牛棚杂忆》季羡林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4月
　　28.《思痛录》韦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年5月
　　29.《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李锐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年10月
　　30.《李慎之文集》（上、下集）李慎之著
　　31.《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李锐著 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11月
　　32.《刘少奇与毛泽东》叶永烈著 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3.《周恩来与毛泽东》叶永烈著 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4.《林彪与毛泽东》叶永烈著 远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5.《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37.《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 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4年4月
　　38.《历史大趋势》强剑衷主编 香港新苗出版社 2006年6月
　　39.《往事》丁弘、孙隽纪念册2006年3月
　　40.《历史履痕》丁弘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年1月
　　41.《探访陈独秀》丁弘著 2004年3月
　　42.《法治大手笔》强剑衷主编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10月
　　43.《文化大革命全集纪实》师东兵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12月
　　44.《法治大手笔》（续编）强剑衷主编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8年2月
　　45.《千秋功罪毛泽东——红太阳的陨落》（上、下）辛子陵著 香港书作坊出版 2008年6月增订注释本（电子书）
　　46.《墓碑》杨继绳著（电子书）
　　47.《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电子书）
　　48.《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辛子陵（摘自“电子刊物”）
　　49.《李锐谈毛泽东》李锐著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50.《吴法宪回忆录》（上、下）（第二版）吴法宪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7年7月
　　51.《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摘自“电子刊物”）
　　52.《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上、下）（第七版）王若水遗著 香港明报出版社 2007年9月
　　53.《改革历程》（根据赵紫阳讲话录音整理）（电子书）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