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世华：反思录（上 7-11）

第七章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激化进程（上）

（一）毛、刘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激化，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本章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探索。

　　在分析毛、刘矛盾之前，先搞清楚两个前提条件，这才有利于认清矛盾的来龙去脉，或矛盾的演变过程。也才能进一步搞清楚毛、刘之间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

　　这两个前提条件就是：一是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的政治要求；二是他所采取的相应的政治考察。

　　关于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的政治要求问题：

　　用现代流行的术语讲，毛泽东要求他的接班人在政治上必须跟他始终保持“零距离”，不允许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距离。说白了，就是他的接班人跟他的关系必须是“人身依附关系”。如果用当年在“七大”时张闻天的话来说，叫做：刘少奇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总之，毛泽东是绝对不允许他的接班人享有进行独立思考、维护自己独立人格尊严的权利。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在实际操作上，不仅适用于他的接班人，而且也适用于所有高层领导干部。

　　在有了严格的政治要求之后，就有一个如何考察或考核的问题；据以判断这个“接班人”是否合格。

　　从现在曝光的史料看，最早担当私下（或秘密）考察任务的是他的老婆江青，而后则有恶魔康生之流。

　　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当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时，毛泽东于1943年3月改组书记处时就破格提拔刘少奇为他的接班人。到1945年“七大”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映出毛、刘两人合作的鼎盛时期。

　　到1954年毛泽东跟江青私下交谈时，江青向毛泽东反映：

　　“少奇在很多场合下的讲话都背离了我们原先制定的方针政策，而且对你越来越不尊重，大有取代你的趋向。你的话，他根本不听。”毛泽东说：

　　“他已羽毛丰满，很想独立自主。……此话不准和任何人讲，防止引起事端。”（见第二章）

　　从这一片断史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接班人的一言一行，在政治上的“考察”是十分细微的。江青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毛泽东的回答也很明朗。但究竟刘少奇在哪些方面“背离了原先制定的方针政策”呢？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刘少奇“很想独立自主”呢？原来是刘少奇在1954年９月在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里，江青发现：

　　“先后四五次引用毛泽东的话，但是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了。”

　　包括刘少奇和其他常委在内，谁能想到仅仅因为在一次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就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以至怀疑。而且专门有人负责关注这方面信息，并及时向毛泽东汇报。

　　这一片断史料说明了什么呢？它至少说明要当毛泽东的接班人，只要长期相处，就不可能不出问题。这是因为要始终保持“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关系，是怎么也办不到的。“两个人”就是两个人，而作为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脑袋，这脑袋又会思考些什么或有些不同想法。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应该说有在工作中遇到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有分歧意见或有矛盾，这是正常的。相反，要求两个人的思维永远保持一致，没有任何分歧意见，倒是不正常的。这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展矛盾激化的政治思想根源。只不过出现的时间或迟或早而已！何况，刘少奇本人又是一个善于并敢于独立思考的政治家。这就加速了这种矛盾激化的进程。

　　刘少奇早年留学苏联（1921年），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回国后又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与毛泽东的经历不同。毛与刘的结合，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建国前的解放战争年代，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一时期内，毛、刘之间不可能出现什么矛盾。在建国后，掌握了全国政权，毛泽东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瞿秋白称毛泽东为“农民运动的王”）本来就怀有强烈的“皇权”思想，就逐渐暴露出来。除了按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一模式外，还带有“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这一中国的传统特色。毛泽东本人给它起了一个特殊称号，叫“当代秦始皇”。上面所引的1954年毛泽东与江青的一段私下对白，正反映出毛泽东的这一“皇权”思想。这意味着毛、刘之间矛盾的萌芽。

　　毛、刘之间的矛盾，第一次公开暴露是在1956年。如果说1954年由于在刘少奇的一次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因而被毛泽东指责为“羽毛已经丰满，很想独立自主”的话；那末发生在1956年上半年关于经济发展方针上的分歧与同年９月“八大”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这两件大事，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比一个更大逆不道的事，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想造反了。”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正是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而毛泽东事前在送审的社论清样上，气愤地写下“不看了”三个字。事后毛泽东解析说：“这篇社论是骂我的”。这说明在如何发展经济的方针这一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多数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政治局成员，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之后，在同年９月召开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并且在《党章》修改时，删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致命打击，而且把他从原来的“凌驾宝座”上拉了下来。其后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不堪设想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经过几个月的冥思苦想，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重登“凌驾宝座”的“突破口”。于1957年初，以“党的整风”为借口，炮制“反右冤案”。之后，以反“反冒进”为名，狠整周恩来。至于为什么整周恩来，而不整刘少奇，见本书第四章。毛泽东玩弄了“杀鸡给猴看”的手腕。尽管在批周期间，刘少奇也作过一次检讨。但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是已经开始失望了。

　　1956年是毛泽东政治处境最困难、最孤独的一年。从1943月3月政治局会议授予他“最后决定权”，并改组书记处，确定刘少奇为他的接班人以来，这十三年中，他一直处于驾驭全党的地位，“最后决定权”对毛泽东来说，就是意味着他可以“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无论建国前的解放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的头几年，确切说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前，毛泽东一直处于“凌驾”地位，凡是重大的决策，最后都是他一个人“拍板”的，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过什么反对意见。其他政治局成员，以至常委，在他们讲话中总要对毛泽东进行一翻“歌功颂德”，总要高举一下“毛泽东思想”。这已经成为一种“套话”、“官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这一切“常规”，在赫鲁晓夫提出“反对崇拜”之后，被彻底打乱了。首先是1956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周恩来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增加预算的建议，事后周恩来特地向他解释，但毛泽东怒气未消，记恨于心。之后，接连发生上面提到的两件更为严重的事件。总之，在这一年内，毛泽东的政治处境是13年来最难熬的一年。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站在他的对立面，而这个时候的刘少奇不但没有跟他“共患难”，为他说话；相反，《人民日报》社论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都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两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

　　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内心世界究竟怎么样？比如，在私下他与江青如何对话，迄今未见有关史料（像这样深层次、足以影响毛泽东形象的史料，是不可能轻易曝光的。）如果套用上述1954年那一段毛、江私下的对白，加以引伸，是不是可以说：刘少奇是“彻底背叛了我们（指毛与刘）原先制定的方针政策”， “大有取代你的趋向”（江青语）。

　　毛泽东即使在1958年打了“翻身仗”，重登“凌驾宝座”之后，他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已经初步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但是，要另换一个接班人，难度极大，对党的震动也极大，只能等待时机。一来要进一步考察刘少奇，二来也得要看准新的人选。这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刘少奇地位的特殊性，毛泽东还得要利用刘少奇讲一些毛本人所不便说的话。其间，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按毛泽东的观点有了根本改变，强调“阶级矛盾”，正式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判断。从而使毛泽东的所谓“阶级斗争论”在党内更具有合法性（实为“欺骗性”）。第二次是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又以其特殊身份，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并采取曲解恩格斯《权威论》，给“个人崇拜”涂上一层理论色彩，从而彻底否定了“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为毛泽东的“凌驾”地位又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刘少奇这两次讲话，本质上是他自己不得已屈从毛泽东，来否定他自己在独立思考时所作出的正确观点。

　　对刘少奇的这种被动或被迫的转变观点，毛泽东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这决不意味着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更不是恢复到毛泽东对接班人要求的“零距离”。只不过是“为我毛泽东所用”而已。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那一场由毛泽东精心策划的“彭德怀冤案”，毛泽东所依靠的对象在前期（彭总上书之前）是康生、柯庆施之流，在后期再加上林彪。他们之间配合十分默契。相反，毛泽东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始终没有向刘少奇、周恩来透露风声（见本书第六章）。刘、周只是在毛泽东公开表态后，才紧紧跟上，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从中可以隐约地发现毛泽东与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已有了一条“鸿沟”。

　　对毛泽东来说，在1956年已经埋下“裂痕”或“创伤”是永远也不会消除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激化，以及更换“接班人”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毛、刘矛盾激化的背景的一个方面（从毛泽东这一方面来看）。

　　从刘少奇那方面来看，他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从后来的发展事态看，他一直是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因此，情况比较复杂。但有一个基本特征：在毛泽东暴力专制下，尽管他为顾全大局或暂时屈于压力，讲了一些违心话或做了一些违心事。可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总想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尊严，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上进行独立思考，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一些明知有悖于毛泽东“旨意”的重大决策（详见后面几节）。刘少奇这种为人民、为民族利益，敢冒风险、敢于承担责任的可贵政治品质，是导致他与毛泽东之间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致他最后惨遭毛泽东灭顶之灾的一个致命的因素。

　　毛、刘之间的矛盾，在党的领导核心层内逐步上升到主要矛盾，是从1959年4月毛泽东主动退居二线，把刘少奇推到一线，“名义上”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且在第二届第一次全国人代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从表面现象看，好像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信赖、提拔，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是一种手腕。把一些棘手问题压在刘少奇身上（当时，“大跃进”问题已经暴露，经济滑坡，农民饿死现象普遍发生等等），他自己躲在幕后，窥察刘少奇是怎样扭转这一局面并注意事态发展动向；另一方面他又抓住大权不放，关键时刻，撇开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常委，独自一人出作重大决策，“彭总冤案”即是一例。所谓“退居二线”，不过是毛泽东玩弄的一种“权术”。

（二） 促使刘少奇敢于向毛泽东提出分歧意见的一个动因
——少奇同志1961年初的农村调查

　　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全面激化，是在1962初“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敢于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提出跟毛泽东断然相悖的方针政策并且毅然付诸实践，除了刘少奇本人的基本政治素质外，刘少奇在1961年初的“农村调查”对他的震惊、震撼力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1961年4月2日到5月16日，少奇同志在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当时全国经济形势严峻，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境，饥荒在神州大地蔓延，一时哀鸿遍野，饿殍盈途。身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为了解下情，走出困境，一竿子插到底，来到湖南宁乡、长沙农村。通过那次调查，使少奇同志亲自听到了广大农民发自肺腑的心声，看到了在“左”的思潮下农村出现的种种阴暗面。从而使他达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与广大农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少奇同志敢于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理直气壮、义无反顾的斗争的力量源泉。这是广大劳动人民给予他的力量、信心和勇气。

　　少奇同志的这次农村调查之所有发生那么大的威力，是因为这次调查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身深入群众，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交真心、讲真话，而不是以什么“首长”身份，前呼后拥，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所谓“调查”。少奇同志这次调查有如下鲜明的、显示他独特个性与工作作风的特点：

　　第一、他轻车简从，一蹲到底。他拒绝中南局负责人提出的带几个警卫的要求，谢绝一切照顾。他不让各级干部跟随（建国五十多年来，像少奇同志那样的调查方法，在最高领导层中是绝无仅有的）。下基层蹲点，与王光美和秘书三人，就住在破烂的养猪场和四面来风的大队部。

　　这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本色，不忘本，不忘劳动人民。只有这样，农民才会向少奇同志交真心、讲真话。

　　第二、排除“风马牛”干部的干扰，才能真正摸清下情，搞到第一手材料。

　　经过“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不仅各级大、小干部不敢讲真话、讲实话，而且连一般农民也不敢讲真话，他们也怕挨整、挨打。一次少奇同志看到不少妇女儿童，个个面黄肌瘦，在地里挖野菜。少奇同志顺路问一位少妇：“家里还有粮食吃吗？”这位少妇熟练地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答：“换换口味。”她撒谎老练，面不改色，训练有素。少奇同志马上想起周总理讲的“风马牛”干部，这几年各地都有一大批惯于“刮风、拍马、吹牛”的干部，这是上边压出来的。凡是说真话、办实事的干部，早已被批斗、打下去了。惟有“风马牛”干部才能“站得住”、受重用。连老百姓也被逼一起讲假话。少奇同志痛感不排除“风马牛”干部的干扰，是不可能了解民间疾苦。在干部会上，干部们按习惯还是大讲形势如何大好，少奇同志就向他们作揖，恳切地说：

　　“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给我讲点真实情况，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连树皮都剥光了。而你们还在这里吹牛，对得起老乡吗？”（本节史料均引自《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1998年９月珠海出版社出版）

　　干部们面有愧色，个个低头不语。少奇同志见此便叫散会。从那次会议以后，干部们就收敛起来。为下一步了解真实民情，打开局面。

　　第三、对农民坦诚相见，一片赤诚之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此取信于民。农民才会毫无顾忌地掏出心里话来。这是这次调查成功的关键。

　　在一次农民集会上，少奇同志先向大家一鞠躬，坦诚地说：

　　“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顶住瞎指挥的歪风。……要敢于犯颜直谏。最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气氛。……有的人以权威自居，批评不得，这是要跌跟斗的！”

　　有一位老乡在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就说：

　　“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少奇同志不禁落下泪来，激动地说：

　　“谢谢你们说了真话！”

　　这句话是那么朴实，而又是那么有分量。暖了老百姓的心，而此时此刻少奇同志的心，犹如刀绞。他接着说：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这既是少奇同志的庄严承诺，又是他下定决心要与“左”的思潮进行坚决斗争，才能扭转局面。他说：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父老乡亲们听了，个个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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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次调查，少奇同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认为不开一个大会，从根本上扭转全党认识，要彻底克服“左”的思潮是很难的。不然，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时间是不能再等了。拖延一天，就要饿死一大批人。他试探地问小平同志：

　　“明年1月召开一个全国四级干部会议，彻底扭转全党的认识，你看怎么样？”

　　作为总书记的小平同志，听了少奇同志的建议，立即估算一下：“如果是每一级只限第一书记一个人，这样开会人数约七八千人。”又说：“成千上万人饿死了，得抓紧解决，……再有两年不解决问题，天下非大乱不可！”

　　其实小平同志也是刚从下边调查回来，他与刘少奇之间更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态与共同的决心。

　　应该说这次农村调查，给少奇同志上了一次极其生动、极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课、唯物主义和群众路线的教育课。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对人民负责？作为一个领导人应具有什么样思想作风？少奇同志在这些方面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即使在现在改革开放年代，对我党各级干部，也是一个光辉的榜样！

　　这次农村调查，给少奇同志以智慧、力量和勇气，促使他在将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亮明自己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与毛泽东相左的观点。为了拯救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广大受难群众，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少奇同志在其第一线主持工作的权力范围内，坚定而又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相左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此揭开了序幕。

　　附：刘少奇的反思——湖南调查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就刘少奇对“大跃进”问题的“反思”，作了深刻细致的、合乎情理的分析。事实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和矛盾就是从这一“反思”开端的。因此，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历史根源。为此把有关内容转述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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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反思，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至1961年3月。

　　“在这一阶段，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问题，已经觉察到了，但看到的还不多。……

　　“他在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上说话不多，有时不得不提出进一步意见，也是委婉的、就事论事的。……（见该书第372—375页）

　　“第二阶段是从1961年4月1日至1962年2月8日的‘七千人会议’。

　　“在这段时间，‘大跃进’的祸害已表露无遗，全国各地灾难，如洪水猛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

　　“促使刘少奇走到台前，取代毛泽东亲自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工作，收拾‘大跃进’的烂摊子的楔机，在于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的那封信。在信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毛泽东的信，除了表达他的不满之外，似乎还包含有推卸责任的意味。毛泽东向全党批发他在1930年写的那篇《调查工作》，是向全党表示：大家看吧，我向来是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泽东在信中批评刘少奇等人不作调查研究，只满足于听汇报、看文做，才将‘大跃进’搞成如此样子。在这里，颇有‘众人皆昏，唯我独醒’之意。

　　编者的话：

　　1958年的“大跃进”与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都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那一时期，毛泽东凭借他重登“凌驾宝座”的架势，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身为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也不例外，从而导致的三年的“大灾难”。对这一基本事实，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既然出了问题，作为一个主要领导人，理应主动承担责任。可是，我们这位“伟大领袖”不但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相反，还采取倒打一耙的恶劣手法，把“赃”栽在刘少奇等人头上。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在这封信中暴露无遗。毛泽东的信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为刘少奇插手纠偏工作，从而打破毛泽东一统局面启开了方便之门。刘少奇决心深入农村，找出“大跃进”惨败的真正原因所在。刘少奇师出有名了。毛泽东主持的广州会议于3月23日结束。4月1日，刘少奇便率领几个工作人员到湖南长沙。他对中南局和省委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人要少，一切轻装从简，……一定要以普通老动者的身份出现。”接着作者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刘少奇是如何深入调查研究的，详见该书第376—382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历时44天的农村调查，带来丰硕成果离开长沙、返回北京，准备出席这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造成的灾难是那么的怵目惊心，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便都会看到。刘少奇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呼声，发现‘三面红旗’所造成的灾难，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这一点虽然不易，但也不是很难。刘少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将这些现象加以归纳总结，深化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而得出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中央（实际上是毛泽东）工作中的错误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而且还敢冒毛泽东的大不讳，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挺身而出，大声疾呼，道出真相，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刘少奇不退缩，不跟风奉承，不顾个人安危，勇于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对此，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历史也会公平地为他记下这光辉的一页。”

　　“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其情况与过去没有多大差别，基本上是弥漫两种风气：其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认为产生灾难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也就是‘天灾人祸’。另一种是明知道毛泽东讲的不是事实，但也不敢道明真相，正是明哲保身，少说为佳。面对着湖南农民生活的那种凄惨景象，刘少奇不再犹豫了。就在这次会上，他针对以上的种种说法和推诿责任的风气，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刘少奇说：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我看，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呢？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刘少奇的观点鲜明尖锐，一针见血，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获得了中共中央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接受，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导思想，而毛泽东那些模糊笼统，做样子、走过场式的检讨，很快地为人们所厌恶和抛弃。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不讲‘大跃进’惨败的原因之类的话，……同时，毛泽东开始真正地退居二线，……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就落到刘少奇的肩上。”……

　　“毛泽东为维护‘三面红旗’所设置的种种‘禁区’，被刘少奇率先打破。从此，对‘大跃进’的检讨，才真正进入实质阶段。”

　　“在此后半年中，刘少奇对‘大跃进’失败的反思，不断有所深化。……

　　“很显然，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以及‘三面红旗’是否正确，都已产生深深的怀疑了。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刘少奇的言论，与当年的彭德怀相比，要严重得多、尖锐得多，大大地超出了毛泽东可以容忍的程度。毛泽东的不满意是很明显的。在八月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便说：‘现在已退到谷底。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而且还说：

　　‘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编者的话：

　　“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毛泽东说得多么轻松！活活饿死了4千万人，在毛泽东看来根本不算一回事。对毛泽东来说，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凌驾地位”，而刘少奇所作所为，使毛泽东已经感到：他的“凌驾地位”，再一次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才迫使他急急忙忙跳出来表态。这里，毛泽东不但在为自己辩护，而且在向刘少奇等人反击。他那些话，带有强烈的不满和愠怒。

　　“第三阶段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反思进一步深化，得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的结论。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大跃进’的反思上的这种天差地别，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不会看不到。相形之下，毛泽东那文过饰非，对国家对人民没有责任心，虚伪等等的恶劣性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在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毛泽东恼怒了！”

（三）关于“七千人大会”

　　一点说明

　　这一节是在修订第四稿时新编入的，头三稿无此节内容。为什么原来没有写这一节呢？不是“七千人大会”不重要，而是笔者把它的主要内容（指毛刘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分歧意见）单列出来，讲深讲透，并在最后用提纲掣领的方法专门论述“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与少奇同志的历史功勋”。

　　笔者之所以要特地补写这一节，是因为最近读了张素华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以下简称《变局》）一书深受启发。该书作者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面、深入、详细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情况，都有详细分析，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其中有些史料比较罕见。现将它充实到这本《反思录》里，使之本书的内容更充实、更丰富。

　　本节内容基本上是摘录《变局》一书。该书史料的“可信度”极大，这是因为作者本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至今已有27年，任研究员。她手头掌握第一手内部资料。

　　本节所转述的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对七千人大会的评价，这一部分内容包括：“七千人大会的成就与缺点”和“打下了毛刘分歧的楔子”。第二部分作为附录记载了诸常委和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并作客观的剖析（限于禁区，对作者分析，笔者以“编者注”或“编者的话”的形式，作了必要的说明）。

　　这里应该说明：既然本节主要是转述《变局》的资料，因此笔者原来写的体例、格局基本保留，包括“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与少奇同志的历史功勋”这一节。可能会有些重复，这不要紧，相反会起到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往前推四年，恰好是“大跃进”那一年，往后移四年，又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一年。两个“四年”，这决不是巧合。前一个四年的“变局”结果是“七千人大会”，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占了上风；而后一个“变局”结果是“十年浩劫”，毛泽东把刘少奇们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就更有必要对“七千人大会”进行深入的探索。从这一角度看《变局》一书出版，对研究中共党史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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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人大会的成就与缺点

《变局》在题为《有关大会的成果》一章中对“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定。对大会的成就，大致概括为如下几条（详见该书第255－262页）：

　　一、大会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虽然认为“对困难透底不够”，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实在地向全党介绍了全国的经济形势，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在检讨犯错误的原因，估量过去工作的成绩和错误方面，虽不到位，但在当时也属难能可贵。王任重说：这次会议是实事求是的会议，也是几年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

　　二、大会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对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搞，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四、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的是缺乏经验。大会在讨论时，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认为缺乏经验是一个原因，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说假话、搞浮夸总不能说是缺乏经验，关键是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说话，动不动就戴右倾的帽子，就批判，就斗争。……这一点在大会讨论时，不少人纷纷提及。但事后刘少奇说：“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刘少奇等似不会认识不到，关键是毛泽东没有谈到，所以刘等不便深谈……。到1月30日，毛泽东作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之后，大会的气氛才再一次活跃起来，刘少奇等的讲话也随之深入起来。2月8日，刘少奇说：

　　“过去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这几年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

　　后来，刘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又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

　　“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许多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

　　刘少奇的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

　　《变局》也指出：“大会在取得重要成绩之外，显然也存在的一些缺点。”作者把它归结为如下几点：

　　1．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最高决策层的思想不但没有统一而且加大了分歧。……（注：序号是编者加上去的）

　　2．这次大会没有从“三面红旗”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三面红旗”到底对不对？大会明显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提出了相当严重的质疑。但最后还是表示：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这就导致了日后出现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践探索，缺少了理论上的支持，使之很容易被当作错误路线打压下去。如“包产到户”等问题。

　　3．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或者说，怎样才能防止以后类似错误不再发生？则没有深入讨论和总结。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对庐山会议人为制造的所谓“反右倾”斗争，并没有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仍然保留了对彭德怀等的错误结论和错误处理，以彭德怀有一个所谓“反党集团”本身，又有“国际背景”为理由，不予平反。用这种态度对待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本身，就表明党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在根本上被触动和解决。

　　4．林彪在会上鼓吹个人崇拜、掩饰错误的讲话，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林彪不顾历史事实，居心叵测，对毛泽东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也存在自觉为毛泽东开脱的倾向，这对克服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专断作风，转变“左”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编者注：作者在这里强调“外因”，关键还在于毛泽东本人的“内因”。因公开出版，作者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毛泽东立即批示将林彪的讲话印发全党，就可说明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总之，七千人大会既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也留下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它的成就，带来了大会之后的一片新气象；它的不足，注定了那一片新气象必然是短暂的。1980年11月16日，经过18年反思的陈云，回顾这一段历史说：

　　“在‘左’的错误指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82页）

　　陈云的话令人扼腕深思！

　　打下了毛刘分歧的楔子

《变局》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经过严格考证的，比较客观的。现摘录要点于后，详见该书第27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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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既然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比如：农业合作化问题，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等等。……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谈不上什么个人的恩恩怨怨，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俩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编者注：也不尽然，如前所述，在“八大”后江青与毛泽东的一次私下对白，已说明了问题。只是还没有达到矛盾激化的程度）……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

　　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比如，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比较注意讲“人祸”——“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毛泽东更愿意强调的“因为缺乏经验”——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细细揣摩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确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会之前，因为没有集中地、系统地总结工作，毛刘之间即使有了分歧，也还没有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七千人大会则不同了，……就必须对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犯错误的原因，……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说，解说到什么程度，毛刘之间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而显示出来。……别人没有感觉，但毛泽东已经感受到了。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毛说：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少奇。……

　　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这至少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毛泽东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变局》的论述概括为如下几条：）

　　1．对形势如何估计：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退到底谷，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但刘少奇有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虽然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

　　2．对成绩和错误方面的分析：初稿对“大跃进”的成绩，没有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后来才作了改写。

　　3．对“三面红旗”的评价：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期望刘少奇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少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估计，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

　　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

　　“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错误。……过去我们常谈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湖南一个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编者注：不是“很少”，而是在政治局常委中根本没有第二个人，包括邓小平在内。也许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在“文革”中非要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后快的根本原因，并最后把刘与邓区别对待的缘由。）

　　……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

　　还有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刘少奇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是‘三面红旗’问题”。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刘少奇没有讲。“三面红旗”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如果是个别错误，就要考虑具体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全局性错误，就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跃进”的失败，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对“三面红旗”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还要高举？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全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一直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刘少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然如其所说的变得“难说”起来。……他总结说：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的论述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编者注：作者在脚注中引述了周恩来在1962年1月20日给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书面材料上说：

　　“报告应从‘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和一年多调整后的逐步好转讲起，接着就讲我们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和‘三面红旗’的方针而造成的错误。”）

　　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编者注：周恩来对“三面红旗”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似乎跟刘少奇的观点有相当距离。其实，作为总理他对“大跃进”带来的灾难，不是不清楚；而是他对毛泽东的为人已经捉摸透了。在大会上，他不能实话实说，这是因为他曾先后两次受到毛泽东的狠批。其中一次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另一次就是1958年的反“反冒进”，被整达五个月之久，刻骨铭心。七千人大会上，刘周在对待“三面红旗”上这种表面上的差别，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初，采取“拉周倒刘”的策略的一个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编者注：作者在脚注中引述了毛泽东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

　　“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压了我两年，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

　　从毛泽东的语气看，他已开始把肚子里的“气”开始往外吐出来。试想：在毛氏专制年代，谁又敢对他“施压”呢？由此可见，这句话的分量。此后，毛泽东就是如何策划对刘少奇的彻底清算问题。经过三年多的苦心经营，终于爆发了给中华民族带来大灾难的“十年浩劫”。）

　　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

　　“‘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错误为止。”

　　他还说：

　　“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1994年7月1日，作者访问邓力群记录）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

　　“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

　　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还有，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

　　“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

　　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困难估计不够”

　　“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

　　“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

　　“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编者注：所有上述引文，作者均注明出处。这里从略。下同。这说明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尽管刘少奇讲的都是事实，……而毛泽东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刘少奇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毛泽东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编者注：毛泽东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将会作出定论。这不是靠什么自吹或被鼓吹的，而是靠实践来评定的。）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呢？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再有一件事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搞“三和一少”。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面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

　　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

　　“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可见，1962年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编者注：这段话毛泽东是在发表姚文元的“黑文”前夕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话中有话，耐人寻味。其潜台词只要联系实际，还是可以悟出来的。）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矛盾的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的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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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这里比较详尽地摘录了《变局》关于“毛刘分歧楔子”这一章，一是因为这是探索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绝灭人性的“文革”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也是作者编著本书的重点章节；另一是因为作者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史料，其中有些是首次公开曝光的，她以独特的视角进行剖析，有一定参考价值。读后感概万千，不吐不快，概述如下：

　　本书作者是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治学态度严谨，文中所有“引文”均从公开出版物上摘录的，其中多半是出自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出版物。

　　对“毛刘分歧”这一重大话题，持比较客观谨慎的态度。比如：在文中引述的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只作客观报道，不加褒贬评述。对“分歧”的演变，她所采取的方法是：“在毛泽东看来”、“在毛泽东眼里”或“他认为”等词汇；至于实情如何，有待实践验证。她自己不表态。这是可以理解的，违心话作者不愿讲，在有禁区的背景下，以她目前的身份，又不能讲大实话。不然，连这本书也出版不了。这就是目前的政治现实！

　　但是，作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主义者，文中有她的倾向性意见，这一点在对刘少奇言行的评议时表现比较明显。虽然说得比较含蓄，但从她的措辞中，细细品味，还是可以看出她的政治倾向来。这里不再细述。

　　编者认为对毛泽东所讲的话，有的是暴露他的内心世界，是反应他的真实思想感情。比如：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讲的那一段话：“压了我两年，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吗？”，对自认为是“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这句话的分量，谁都清楚。但是，关于后来讲的什么大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等等，那都是打人的“棍子”与吓人的“帽子”。有了这些“帽子”，毛泽东就有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借口。其实，这是为后来的“两个司令部”作铺垫的。不说别的，就以所谓的“单干风”为例，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为代表的领导集体，鉴于全国出现的“饿尸遍野”的极其悲惨的现状（后来统计是历时三年累计饿死近四千万人），为了扭转这一悲惨的局面，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才不得已采取“保产到户”的过渡性政策。这怎么谈得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呢？难道让农民继续饿死，见死不救，才算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天下那有这样的逻辑？毛泽东讲的纯粹是法西斯逻辑。特别是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究竟谁是谁非，是毛泽东的观点正确还是刘少奇们的措施正确？这是一个稍有常识、稍有人性的人都能回答的问题，这里没有什么深邃的理论。

　　附1：对诸常委的讲话有感

　　刘少奇的讲话——“最是大节见真知”

《变局》一书在题为《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一章中，作者以赞赏、敬佩的口吻，描述了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讲话。应该说，作者是从反思的视角来回顾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闪光思想的一页，让我们子孙后代了解在毛氏专制年代还是有刘少奇这样一位“最是大节见真知”的政治家。为此，尽可能转述要点于后；（详见该书第125－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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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人大会自1月11日已经开始，但没有开幕式。会议内容也是学习文件与分组讨论为主。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这天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

　　他的书面讲话，已经发给大家，就不在会上宣读了，他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他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讲话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拿。

　　本来，早在14天前（1月13日）就已决定，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不在大会讲了，由他代表中央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26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口头报告的内容，并决定27日下午开大会。

　　刘少奇争分夺秒连夜赶写了讲话提纲，在27日下午大会开始前，刘少奇拿出提纲，送给毛泽东等审阅。据当时在场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能一方面这个提纲的调子是昨天常委会定的，另一方面有不同意也来不及提了。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由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几乎没有开场白，他单刀直入地就说：

　　“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

　　于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

　　虽然刘少奇只带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又是中央常委昨天下午才定下来的。但是，刘少奇的即席讲话，一口气就讲了3个小时。由此看来，刘少奇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成竹在胸。

　　当时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一，全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对形势的判断准备与否，直接关系人们对过去工作的认识，乃至对中央的决策能否认同。所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首先向大会对形势进行了估计，他说：

　　“关于目前国内的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也是减产。……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讲话对全国糟糕的经济形势没有掩饰，承认出现了一个后退，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

　　……，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与会官员，不但没有使他们泄气，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二：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减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每一位与会者都在反复追问。中央必须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

　　1961年春，刘少奇曾到湖南家乡调查44天，从那里了解的情况和他从汇报中得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在他的家乡，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全都存在，人民生活很困难，不少人饿得浮肿，都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极其焦虑地说：

　　“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湖南之行，使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的感受。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湖南的农民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里的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

　　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尖锐的判断，比较有倾向性地指出了出现困难的原因，更多的是“人祸”。……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肯定地说，刘少奇这样的判

　　断产生困难的原因，是鼓足了勇气讲的。至今我们不了解刘少奇向大会做口头报告之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是否也是心潮起伏、辗转反侧呢？讲什么、不讲什么；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肯定也是作了思想斗争！最近，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张维兹（时任福建三明地委书记）回忆，在出气会上，讲不讲真话，他是心潮起伏，彻夜难眠啊！张维兹的思想活动，应该说不是个别现象。所以，薄一波对刘少奇的表现，评价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吴冷西的评价是具有“非常的胆略”。如果不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还需要什么“勇气”和“胆略”！……《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说：“……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

　　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三，出现巨大困难的原因，有“天灾”，有“人祸”，那么全党上下拼命苦干了几年有没有成绩呢？成绩与错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同样，这也是人们十分关注，同时又有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中央说来，如果将成绩讲多了，出现的那么多困难无法解释；成绩讲少了，又担心人们会感到灰溜溜的。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如何把握呢？这对刘少奇来说，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只听刘少奇说：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

　　“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了。……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

　　刘少奇在这里又讲了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这是书面报告所没有的，也是毛泽东没有讲过的。

　　更重要的是：他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那样套。这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公开宣布过。所以，薄一波评价，这也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些情况来看，刘少奇的讲话是极其大胆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这无疑起到了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所以会上不少人反映：少奇同志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太敢说的心里话。

　　当然，在重大挫折面前，人们的认识并不会就此止步，还会不断地追问下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问题之四）：目前出现的经济困难，既然有“人祸”，那么“人祸”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人祸”的“人”，又是谁呢？刘少奇说：

　　“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

　　至于这个“人祸”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刘少奇说：

　　“……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不能改正。”

　　刘少奇的这个表述应该说是中肯的，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追求高指标，……再加上党内开展过火的斗争，使人不敢讲话，也不能讲真话等等。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为此，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五：在指出一系列具体性的错误之后，其指导思想是不是也错了呢？

　　近年来，人们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困难形势的出现，质疑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在这次大会上，质疑的人也是各省都有。无疑，这个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必须给以回答。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刘少奇在大会上说：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

　　……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办人民公社的主要教训，也就在这里。”

　　看得出来，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在尽力维护“三面红旗”。但比较他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则可以判断他的内心是比较矛盾的。在那个会议上，他曾袒露心扉，认为“三面红旗”比较难说。应该说，这是一句真心话。……不难看出，刘少奇在现实中看到了问题，有些是碍于毛泽东的坚持，一定程度上，也有理论上难以解决的困惑，所以当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的时候，他才有了上述矛盾态度。（编者注：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困惑”，因为在当时这已经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残酷的现实生活；它告诉人们：所谓的“三面红旗”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灾难，仅仅饿死人已达四千万之巨，真可谓“饿尸遍国中”。对此情景，刘少奇通过湖南调查，已经有了刻骨铭心、切肤之痛的感受。他为什么还要在大会上维护“三面红旗”呢？这是完全出于维护毛泽东威望的政治需要，或者说，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话，以免引发毛泽东的愤怒，从而导致政治上逆转。鉴于彭老总在庐山会议的教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许是刘少奇之所以作这样回答的动因。）

　　……

　　刘少奇这篇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讲话，于下午五时结束。毛泽东未加任何评论，他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就宣布散会。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会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认为讲得好。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高兴地对人说：

　　“少奇同志的报告，把问题讲透了。”

　　在党的重大失误面前，刘少奇能够顶着很大压力发表一篇勇于面对现实、贯穿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的确难能可贵。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人们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功绩时，都要提到他的这次讲话。这一刻，也就成了刘少奇人生精彩的瞬间！

　　刘少奇的人格魅力由此显现。遗憾的是，他此后人生的坎坷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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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作者最后两段的话，是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即席讲话（即“口头报告”）精彩论述的高度概括及其对刘少奇一生的绝妙评定，也是这一章的“点睛之笔”！

　　其中的第一段是对刘少奇的优秀政治品质的高度肯定（即“人格魅力由此显现”），是把刘少奇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以其无私无畏的形象树立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确切说，在作者看来，在毛氏专制年代，刘少奇无疑是一位有良知的、正直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最后一段仅用一句话（即“遗憾的是，他此后人生的坎坷也由此埋下了伏笔！”）点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始动因。以作者目前的身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在仍有“禁区”的背景下，在公开的出版物上，采取一褒（对刘少奇的评语）一贬（作为刘少奇的对立面的毛泽东）的方法，这“褒”，作者是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这“贬”，作者是采取比较含蓄、荫晦的方法，没有直言，但读者能从中悟出其中的内涵与真谛。

　　能够写到这种程度，委实不易！也真是“难能可贵”！

　　我比较详细地摘录了这一章，主要在于使人们能更清晰地了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具有那种力挽狂拦、奋力扭转濒于经济崩溃局面的大无畏气概；但又要讲究斗争策略，照顾毛泽东的情绪和他可能接受的程度，不至于导致出现像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的局面。应该说，这个“度”是极其难以掌握的。在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他是十分巧妙地掌握了这个“度”。至少在大会期间，没有出现僵局。但谁又能料到，毛泽东只是暂时吞下了这个“苦果”。

　　当然，刘少奇本人在当时大概也不会料到毛泽东会在四年之后即置他于死地的结局！

　　周恩来的讲话——可以理解的中庸之道

下面就扼要摘录《变局》一书对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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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也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手持提纲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周恩来的讲话，是从国务院总理的角度来讲的。大体上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态性的；二是为中央分担责任，代表国务院包括他本人作自我批评；三是讲经济形势的主要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

　　首先，就需要统一思想的重大问题，即对过去几年工作和“三面红旗”问题，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今后将会更加证明它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周恩来的上述第一段话，基本采用了刘少奇书面报告中的说法。第二段话，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周恩来的讲话同林彪相比，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林彪是满怀激情的为“三面红旗”辩护，同时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周恩来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表态。他所说的“……违反了毛主席的……”，似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也有一些不合实际和缺乏远见的意见。周恩来乃外交领域的高手，他的话多少给人外交辞令的感觉。比较而言，刘少奇坦率分明；邓小平则采取了不提“三面红旗”的回避态度；而周恩来则有点不偏不倚的味道，（编者注：所谓“不偏不倚”就是儒家处世哲学的“中庸之道”。确切说，周恩来讲的是一种“违心话”，他是两次挨过毛泽东狠整过的人。对毛泽东的为人，是有非常深刻了解的。为顾全大局，他不得不看毛泽东的脸色来决定他的对策。他的这个性格特征在后来的“文革”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这次会上，他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由于担任国务院总理，长期处于工作第一线，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周恩来曾提出“反冒进”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服于巨大政治压力的一面。（编者注：在作者所讲的三个因素中，第一、第三个因素是决定性的。该书在稍后谈到的一个情节是很说明问题的。文中说：周恩来本来已经知道指标高了，可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宣布呢？袁宝华说：“当时是泰山压顶，很难顶得住啊！”在毛氏专制年代，毛泽东信口开河讲的一句话，真是“一言九鼎”，谁敢说一个“不”字。对作者所说的第二个因素，即所谓“被热情所鼓舞”，是站不住脚的。不错，周恩来在“大跃进”期间对毛泽东的“热昏胡话”，会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违心话”，以表明他是随从毛泽东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要忘记：在反“反冒进”的五个月日子里，在周恩来头上被毛泽东扣了两顶“帽子”：其一是“离右派只有50米”，另一是“‘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为此，我们决不能再苛求于周恩来。）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对自己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自我批评。……（编者注：内容从略，总理既检讨了国务院的所应承担的责任，又极其严肃地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详见该书第214－215页）

　　在中央七大常委中，像周恩来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是独一无二的。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

　　……

　　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也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那么，这个困难的形势到底是过去了还是没有过去呢？周恩来在讲话时，便把重点放在了解释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问题上。（内容从略，其中谈到为什么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并详尽地说明当前存在的具有困难及克服困难的八项措施。详见该书第216－219页）

　　周恩来在讲话即将结束时，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了希望。……

　　周恩来讲完之后，大会表决通过了有关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最后毛泽东说：“这个会议就闭幕了。……这个会开得好，开完了，散会！”除对林彪外，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讲话也同对其他常委的讲话一样，没有表态。应该说，周恩来的讲话，既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主动承担了犯错误的责任；又明确支持毛泽东对困难形势的分析。但毛泽东对此并不领情，他需要的是像林彪那样的政治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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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在周恩来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这四位历史伟人之中，各人所具备的人格魅力都带有各自的特色，对毛泽东的专制作风，采取各自不同的对策。但他们有如下三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他们都主张坚持以发展生产为党的中心任务，即坚持“八大”的路线。走强国富民的道路。

　　第二个特点：他们都具有驾驭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才干与魄力，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这本来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万幸。

　　第三个特点：他们都具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和体贴民情的理念。

　　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以“阶级斗争”治国的“领袖”，把整个民族与人民引人大灾难的深渊，而是充分调动与发挥这四位领导人的才干与智慧。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国早已超越“四小龙”的发展水平！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为世界瞩目；尽管如此，我们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四小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这一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搞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不说受害者遍布国中，就以经济实力来说，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也是罪莫大矣！

　　至于如何评价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在转述中已用“编者注”的形式，作了补充说明。总的来说，周恩来采取的对策是“中庸之道”，这与他曾经两次被毛泽东狠整过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也像刘少奇那样直言，很有可能触怒毛泽东，一旦出现这样局面，其后果就不堪想象。这也许是周恩来不得不说一些“违心话”的原由。

　　朱德的讲话——三易其稿，小心谨慎

《变局》在题为《从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历程》一章中是这样论述朱老总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详见该书第201－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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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千人大会上，朱德要讲些什么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了在大会上讲话，朱德三易其稿，颇费思量，表现得有点特别……说起来情况是这样的：

　　1月9日，在大会开幕之前，朱德起草了一个讲话稿，并送给毛泽东征求意见。信中说：

　　“主席：送上讲话草稿，请你修正。并问你好。”

　　1月13日又把讲话稿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等广泛征求意见。每一份讲话稿上，朱德都亲自写了请“修正”的字样。在给刘少奇的稿件上，还专门附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的报告读过了，很好，很完备，很透彻……我完全同意。我准备了讲话稿，请你修正。”

　　反馈回来的情况是：邓小平于1月27日批写“退总司令”。谭震材2月1日批写：“已看了一遍，最好是谈一谈总路线问题。李富春1月30日退来的稿子说明：“有三处小的修改。”其他人未见有书面反馈意见。

　　朱德的这个讲话稿，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是谈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他的看法是：总的说来是很好的。

　　“在国内，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的4年来，我们在……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历史将进一步证明，三面红旗不仅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而且是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

　　二是讲要积极发展手工业……；三是讲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四是强调……（从略）

　　至于朱德对“三面红旗”的充分肯定，应该说是当时程序化的表态。但是，不清楚为什么，1月29日，朱德改变了主意，他写信给毛泽东说：

　　“我拟在大会上的讲话，原来起草的稿子不好，不适用；又重新起草了一个。现送上请修正后退我。”

　　朱德的这个讲话稿（二稿），确实非常简单，……没有实质性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表态性的发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大家鼓劲的发言。讲话稿说：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做的报告。……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面的大跃进。我们的三面红旗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6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后提出来的。因此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讲话稿，……对过去几年的工作的评价明显是夸大其词的。……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想法？以朱德的一贯的做法来看，似不太可能！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中间的反复出于什么原因？

　　为此，笔者（即《变局》的作者）曾打电话给目前唯一能够了解情况的朱德秘书曹全夫同志，向他寻问事情的原委。……他来电话说：40多年了，实在想不起来了。到此，真是使人感觉很无奈。

　　无柰之下，仔细翻查当年的一些材料，想找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来。事情是不是这样呢：1月29日，林彪在大会讲话，他大讲“三面红旗”的重要意义，对过去几年“三面红旗”的评价调门很高。林彪讲完后，受到毛泽东的当场表扬。此时的朱德可能以为大会会按林彪口径统一思想。

　　原因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期，朱德曾表现得十分活跃。会下不断找人谈话，了解情况、交换看法；会上积极发言。他批评1958年是发了一阵疯，“农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他反对办公共食堂，……他评价1958年说：

　　“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他还说：

　　“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

　　“我看应当让农民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或许朱德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实质上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

　　庐山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之后，朱德又说：

　　“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引自《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下同。）

　　朱德的几次发言，都是这个调子，毛泽东不大满意。在中央常委会上，批评他“未抓到痒处¨。

　　由于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朱德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会上，林彪“帽子”满天飞，出口伤人，污蔑朱德是“老野心家”、“想当领袖”；还说朱德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被迫作了检讨。这次会议后，中央军委进行了调整，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由副主席降为常委。随后，他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在遭受这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朱德变得谨慎起来。这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讲话虽然是很大胆，与会者对过去几年工作也是议论纷纷，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朱德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林彪的观察，认为林彪最能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可能在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当然也可能另有其他原因，还待深入研究。

　　2月6日下午6点，在邓小平讲话之后，轮到朱德讲话。只听朱德开口说道：“今天我要着重讲一讲反对修正主义问题。

　　原来，朱德又改变了议题，不是他送给毛泽东的第二个讲话稿。看来他对自己那个稿子也不满意，于是又换了讲话内容。……

　　朱德讲话后，毛泽东就宣布散会。

　　大会之后，中央在下发中央常委讲话时，朱德的讲话没有下发。

＊　　　　＊　　　　＊　　　　＊

　　编者的话：

　　关于这一章，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朱老总为什么要对大会上的讲稿“三易其稿”；二是为什么不把朱老总的讲话稿下发？

　　朱老总在党内是以德高望重、顾全大局的忠厚长者著称的，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但在毛泽东眼里，朱老总成为“老右倾”的代表，在常委班子内，一直受到毛的排挤。朱老总没有掌握什么实权。

　　朱老总在大会上的讲话，为什么要“三易其稿”？作者为解开这个“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论证，翻阅了很多内部资料，最后得出的判断是：

　　“在这种情况下（注：指林彪在大会上对毛进行无耻的吹捧，并当场得到毛的赞赏后），朱德可能在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这是该书作者的一个非常精辟的论断，没有对朱老总的优秀品德、一贯言行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结论的。

　　我认为这是非常中肯的评语。朱老总之所以在上对大会的讲稿“三易其稿”，用心良苦，他不是不敢讲真话，也不是怕什么丢“乌纱帽”或再次挨批判，而是考虑到当年彭老总的教训，一旦毛泽东把“风向”突然转变，那将是全国人民又一次的大灾难”。

　　受到该书作者这一思路的启迪，我们对周恩来在大会上违心地颂扬“三面红旗”的话，同样，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毕竟总理是“大管家”（1958年总理因反“反冒进”受毛泽东狠整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处于“靠边站”的地位，毛泽东亲临第一线发动并指挥“大跃进”运动，只是在出现大量饿死人的背景下，毛泽东才让少奇同志与总理出来收拾残局。）对“大跃进”带来的大灾难，周恩来更有切身感受。他在大会上讲违心话，决不是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得失，也不是为了再受批判，而是跟朱老总的心态一样，怕七千人大会临时发生“转向”。

　　此外，在上述长篇引文中，最后的一句话的涵义，是值得回味的。原文是：

　　“大会之后，中央在下发中央常委讲话时，朱德的讲话没有下发。”

　　为什么其他常委的讲话都下发了，唯独朱老总的讲话没有下发？这无疑是对朱老总的极大的不尊重，确切说是一种“蔑视”。当然，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老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地位！从一般人处理事务的角度看，应该做到“大面上过得去”，别使人大难堪。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处事为人。

　　林彪的讲话——大唱反调，丑态毕露

　　《变局》一书中在题为《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中是这样评述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的（见该书第13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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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9日上午，是七千人大会开幕十九天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由林彪讲话。大家对林彪的讲话有一种企盼的心情。

　　然而，人们未必想到，今日的林彪已非昔日驰骋疆场的英明统帅，他已经蜕变为不讲原则而工于心计之人。他现在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尽快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如何总结经教训，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使国家繁荣富强；而是想办法要抓住和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后来搜查出来的林彪、叶群的“笔记”上看（编者注：这里的所谓“笔记”，就是由林彪口述，叶群笔录的《日记》。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均用《日记》一词），上述判断并不是我们强加于人，而是有根据的。这一时期的林彪对如何迎合毛泽东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的笔记里，凡是提到毛泽东时，都用“一号”、“姨毫”、“老东”等字样代替。林彪对自己，也用“一零一”、“老巴”之类的代称。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曾这样记载：

　　“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

　　如果读者觉得这一则笔记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在另一则的笔记中，就可以看到林彪的真面目了。他说：

　　“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参见胡哲峰《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第476页）

　　……林彪说话做事要处处维护和代表毛泽东的“利益”。至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则通通不在考虑之列。　林彪悟到了“真经”（编者注：即林彪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态）。现在机会来了，林彪的表现果然不凡。

　　1月29日上午，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事先就吩咐中央军委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为他起草讲话稿。

　　从林彪在大会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

　　表面看来，林彪超然于事外，但看他的讲话，却并非如此。人虽然没有参加起草报告委员会会议，但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大会的动向……侦察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林彪坐在主席台上，倾听着刘少奇那坦诚尖锐的讲话，外表上虽不露声色，内心里正在揣摩自己的应该怎么讲。这些天，大会围绕“三面红旗”，围绕党犯错误的原因，围绕对过去工作的评价，与会者提了很多意见，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显然对“三面红旗”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两个“三七开”，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林彪知道：“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会上批评的不少错误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定很不好过。这个时候，倘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或许还会被视为知己。有了这样的考虑，林彪胸有成竹，就知道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内容了。于是林彪做出个决定，把写作班子为他准备好的现成的讲话稿也丢在一边，根据他最新的观察、体会，自己“拉条子”，写提纲，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他原来准备的讲话稿是些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在大会上的即兴讲话可以看出，林彪要讲的话，确实是无人能够事先为他起草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讲话。（编者注：《变局》一书的作者对林彪在大会上的“表演”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细致深刻，令人折服。）

　　林彪在大会上，一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问题，一个是军事问题。按常规，他并不负责党的工作，这一部分内容应该由邓小平来讲。但他恰恰在党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讲了不少很有“创新”的内容，一些提法之“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为之震惊不已。

　　首先他对会上议论较多的热点“三面红旗”问题，十分坚决地、充分地予以肯定。他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党的创造。……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我们的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如果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不正视几年来国民经济遭受的重大挫折与“三面红旗”的关系。比如“总路线”，……只强调“快”，忽视了好和省。“大跃进”，只强调高速发展，中央下达的指标过高，下边就开始浮夸，浮夸上来的数字又被中央接受，……反过来又指导地方的工作，以至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经济全面崩溃。农业上使人没有饭吃，工业上劳民伤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大跃进”，大跃退还差不多。至于人民公社，更是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认为：“大跃进”这面旗子不太好讲；“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因此，在他们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中，只说“三面红旗”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实际上，就连毛泽东本人，虽然一直没有松口，坚守“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自1961年以来，或者说自出现极端困难的局面以来，他一直没有对“三面红旗”给予比较充分的正面的阐释。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多少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而林彪抢先亮出了态度，对“三面红旗”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它“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这样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从他人的口里讲出来，自然比他自己说要受用得多，这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丝患难逢知己的感觉。关键时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

　　林彪接下来还有惊人之语。他说：

　　“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在中央所有同志的讲话中，没有一个人把自然灾害提到像林彪那样的不适当程度。……竭力夸大自然灾害的程度，也是林彪的一大用心。林彪还说：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付出了一些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付学费”的说法，虽然不是林彪的发明，却被无限放大到如此极至！一年多来，困难形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给人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包括毛泽东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于全国出现的困难形势，认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不断地作自我批评。……今天，林彪居然提出一个连毛泽东也难于启齿的说法——“付学费”，使毛泽东多少增加了些底气。……显然，用“付学费”的说法，是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也是对党的工作的不负责任。

　　在这天的讲话里，林彪还莫名其妙地讲了一些要加强团结的话。他说：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林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难道有人破坏了党的团结吗？而且是最首要的问题。肖冬连（编者注：《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一书的作者）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这足以使全党缄口。的确，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矣！……三年前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心中赞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因为怕党分裂，转而支持毛泽东，甚至噙着眼泪劝彭德怀低头。林彪的这一番讲话，没有点任何人的名，语气也比较平和，都是正面阐述。然而林彪惯于拨弄弦外之音，谁敢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谁不愿跟毛泽东走？”（见肖著第815页）

　　除了肖冬连所说，我以为林彪的用意，还在他达到了另一个目的，他实际上是影射攻击了认为毛泽东也有责任的人，攻击了那些没有为毛泽东积极辩护的人。其用心可谓良苦。

　　接着，林彪开始颠倒是非。会上不少人认为，对党犯错误的责任，毛泽东也是有份的。林彪却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们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了“左”的干扰。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按照林彪的说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不是全党实践毛泽东盲目跃进的超高速发展战略和空想的社会目标的结果，而是人们从“左”的方面理解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和思想的结果。

　　很明显，林彪是有意在维护毛泽东，再一次打造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形象，踩着别人的肩膀，一心要往上爬。

　　……

　　林彪讲话时，是毛泽东主持大会，他当时就对林彪的讲话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这次大会上，其他在大会讲话的人，毛泽东都没有给予评论。唯一称赞的，就是说林彪讲得“很好”。（编者注：作者给我们提供这一情节，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的确，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是非常满意的。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批示田家英、罗瑞卿：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当时中央办公厅在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曾有一种意见考虑：林彪主要讲话是军事问题，里面有些机密内容，似不宜下发。毛泽东批示：“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下发。”谈到林彪的这一讲话，毛泽东还教导罗瑞卿要向林彪学习。

　　现在看来，林彪的这个讲话，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负面的。他首先增强了毛泽东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并进一步对持批评态度的同志，产生了不满；林彪对“付学费”的理论阐述，影响了毛泽东进一步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使他更有理由原谅自己，因而把一场可能在决策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深层检讨，化作了轻飘飘的一句话：因为没有经验，因为这是付学费，而这个学费还是必须付出的；林彪强调毛泽东总是正确的，是下边的和尚念歪了经，使毛泽东本来就有的埋怨下边不能正确理解他的意图，对适时调整指标的气更大了。他的这种情绪，在以后工作中也不断地流露出来。（编者注：关于毛泽东如何埋怨下边的情节，作者在附注中详细补充了有关细节。见该书第146页）

　　从大会对林彪讲话的反映来看，在中央的高层，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心里一定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年参加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胡绳事后回忆：

　　“刘少奇在台上讲，毛泽东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主席是否能接受。”

　　但是，对不明情况的大部分同志却起了相反的作用，他们认为林彪的讲话非常之好。……（注：下面作者接着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一情况）

　　看到此处说林彪是从实际出发的范例，我很纳闷，闹不懂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恐怕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是发言者在那里胡乱表态，要么就是林彪的讲话的确蒙蔽了许多人。

　　在“大跃进”被定为“右倾”的人，心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当时以河南鲁山县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的杨国殿说：

　　“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

　　听了杨国殿的话，我多少有些意外，他一个县委书记，当时对事物就有这么尖锐的判断？因此，我反复追问这是不是他当时的想法。杨回答：“是的，印象很深。”接着他告诉我，他在“大跃进”期间被当作右倾撤职降级，他是落实政策后才官复原职的。哦，原来如此！

　　再细看大会的材料，确实有一些人对林彪的讲话婉转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很显然这是批驳了林彪“付学费”的观点，而且是一针见血！

　　总之，林彪的这番讲话，有些人看出了其用心，更有相当多的人还看不出来。历史表明：林彪起了负面的作用。他不仅干扰了全党对前几年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实施了错误的导向，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中央领导内部的分歧与裂痕。

　　……

　　毫无疑问，此后林彪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加重了，中共最高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林彪倾斜。当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对刘少奇越来越不信任的时候，林彪更是加快了脚步，在军队中大肆宣传、贯彻毛泽东的一些“左”的错误，并大搞造神运动。……（注：下面作者就列举了这方面的事例）

　　林彪是对毛泽东大搞造神运动的第一人。林彪殚精竭虑的投机钻营的，使他一步一步地顺利高升，并最终取刘少奇而代之，成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谁说权力不是一把双刃剑呢？也正因为林彪太看重权力，最后他的真面目还是被毛泽东所识破。1971年，林彪乘飞机外逃，随着一声巨响瞬间化为尘埃。……

　　几十年看一个人，未免太残酷了。但集名种权力于一身的毛泽东，……把出于“为民”的人看成是“赫鲁晓夫”，把投机的人看成知己。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增加他在毛泽东心中的法码，并奠定他以后地位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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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把作者对林彪讲话的全面剖析，基本上录了下来。在我所看过的史书中，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演”，多半是批判他对毛泽东进行“无耻吹捧”那一情节，其他都没有猎涉。而这些被忽略的情节，恰恰是容易迷惑人心的伎俩。比如所谓“付学费”一说，又比如所谓“加强党的团结”一说。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经过作者深入剖析，暴露了林彪的险恶用心，令人信服。

　　其次，作者对毛泽东当时“心态”的剖析，也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从中使人们对后来毛林勾结在一起，在“文革”初期同流合污，互相利用，互相吹捧，狼狈为奸，祸害全国，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对林彪的批判是不留余地、淋漓尽致的。但对毛泽东的“表演”，只介绍具有情节，不作任何评述。这也是作者在目前条件下，唯一可采取的笔法。应该说，这正是作者高明之处。从表面上看，只是讲具体情节，但我们子孙后代可以从中悟出毛泽东的政治品质来。

　　在这些情节中，有两处是值得提醒的：一是毛泽东对其他常委的讲话，在会上没有任何表态；唯独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即席加以极高的评价。这说明了什么？是值得深思的。另一是毛泽东事后还嘱咐罗瑞卿应该向林彪学习。学什么？学林彪那种惯于阿谀奉承、迎合主子的政治小丑的伎俩。仅凭这两条，毛泽东倒像是一个如他自己后来自称的“当代秦始皇”——地道的“当代暴君”。

　　在历史上，凡暴君主政，其周围必有一批像林彪、康生、柯庆施之流那样的政治小丑，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邓小平的讲话——智者的呼声

　　从《变局》一书对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内容看，邓小平对在大会上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是颇有讲究、耐人寻味的。现摘录主要内容于后（详见该书第191－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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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正月初二，七千人大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然由毛泽东主持，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讲话，他要专门讲党的问题。

　　邓小平的特点是：善抓大事，举重若轻，在别人看来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他那里会变得简单起来。他的讲话也比较简洁、直接。

　　当年的邓小平，57岁；小毛泽东11岁，小刘少奇、周恩来6岁，中中共领袖中的少壮派。毛泽东对邓小平比较欣赏。……1956年，毛泽东亲自举荐邓小平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公道，有才干，能办事，顾全大局，是个厚道人，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

　　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可以说，始作俑者之一是邓小平。在中央领导的第一线工作，他深感人们气不壮，心不齐，对下边存在的分散主义问题非常着急。

　　关于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思想比较明确。他在1961年12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

　　“为什么明年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一个目标（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告诉他们要千方百计从全局出发，七千人大会也是搞这个事。”

　　应该说，对于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在问题，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统一思想和鼓足干劲。

　　邓小平在1962年2月6日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讲党的问题。至于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党的总书记，自然应该讲党的问题。而党在这几年，也确实问题很多。要想把中国的事情弄好，首先就要把党建设好，所以这个问题显得十分重大。

　　……

　　为了使大家增强信心，他一上场就讲，中国共产党有五好，也就是说有五大优点。他说：

　　“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编者注：内容从略，下同，详见该书第196－197页）

　　“第二、有好的党中央。……

　　“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

　　“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

　　“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

　　“……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错误的时候，群众还是这样想：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就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讲优点是为了给全党鼓劲，问题是党犯了错误，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而且付出很多生命的代价，这些留在每个人心中的“结”，如何才能解开？刘少奇讲了，毛泽东讲了，林彪也讲了；那么邓小平讲些什么呢？

　　邓小平说：

　　“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

　　具体是些什么缺点，邓小平没有一一历数。他是从党的优良传统着眼来总结经验教训的。他说：

　　“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有些地方甚至是严重的削弱。”

　　到底是哪些优良传统被削弱了呢？邓小平说：

　　“是实事求是、说老实话，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这三个方面的传统。被削弱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忽视调查研究，因而所提出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二是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邓小平谈到的这两条原因非常重要，尤其是党内斗争过火问题，在大会上反映很强烈。……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党内斗争过火意见极大。

　　这次会上，刘少奇谈到党内斗争过火的问题；邓小平也谈到了；朱德在福建组讲话时，也曾谈到这个问题。2月8日，大会闭幕后的第一天，刘少奇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缺乏经验，另一条是党内斗争过火。”

　　毛泽东没有明确讲，但表示要给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思。反映党内斗争过火，加强民主集中制在大会上被反复强调，可见弱化党内斗争的要求已在全党上下取得共识。

　　……（编者注：下面邓小平接着谈到如何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如何建立监督机制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分散主义与命令主义问题，内容从略。详见该书第198－200页。）

　　邓小平的讲话后的第二天，2月7日，大会就闭幕了。看来大会没有时间消化邓小平的讲话就结束了。……

　　25年后，1987年，邓小平的这一讲话重新在《人民日报》发表，受到世人关注。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知情人回忆到这篇讲话形成过程的有关情况，我们很难一窥当时邓小平的心境。只能从后人的角度，从他的讲话本身，揣摩他的思路：

　　邓小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刘少奇的报告，并且说刘少奇的报告是不容易的；也多次谈到……，说是有深远意义的。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林彪的讲话，他更没有迎合林彪的高调。……邓小平也没有像刘少奇那样慷慨激昂，他甚至从头到尾就没有涉及“三面红旗”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整个说来，他取的是平实具体的立场，但旗帜却十分鲜明。……邓小平的确是十分务实的。

　　还有，从邓小平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反对党内过火的斗争，要实事求是来看，也可以认清邓小平当时的思想倾向。“大跃进”的教训，对邓小平说来肯定是刻骨铭心的。……他后来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淡化党内斗争，一方面是他放眼世界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他对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入体验和总结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火炬传递给邓小平，他使它更加明亮与灿烂。人们或许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与遗憾，但历史总会有遗憾的，不然又如何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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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综观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令人惊叹的是：他不愧是一位超高水平的智者。面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当代秦始皇”（毛的自称），邓小平作为总书记，该讲的，他都讲了；至于那些不该讲，主要是容易引起毛泽东反感的，他就绕过去了。可贵之处在于他决不讲“违心话”，更不会像林彪那样肉麻的吹捧。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对“三面红旗”问题，对“天灾、人祸”问题，他都回避了。其实，在这些问题上，他与刘少奇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是毛泽东非常敏感的话题，何苦自找麻烦呢！

　　也许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的差别，导致后来在“文革”中毛泽东把刘邓加以区别对待的原由！？

　　至于为什么邓小平能越过这道“坎”，除了他不愿意讲“违心话”这一独特的个性外，还与他是“总书记”这个身份有关。他可以只谈与党的工作有关的问题。这就与周恩来不同，周恩来作为总理，是越不过这道“坎”的，他必须谈“三面红旗”等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是不得不讲一些“违心话”的。

　　陈云为什么不讲话？——绝妙的对策！

　　《变局》一书中，在题为《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这一章中，比较深入地探索、论证了这道难题。作者为人们深入了解陈云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精神风貌与高贵的政治品质，提供了大量可贵的素材（详见该书第221－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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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都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编者注：两次对话均有出处，均引自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出版物。说明作者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其实，毛泽东很希望陈云讲一讲。为什么呢？（接着作者用史实来回答这个问题，从略）

　　七千人大会，又是在国家经济工作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对于经济工作，毛泽东最佩服的人是陈云。所以七千人大会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偏偏就是陈云不肯讲话。

　　陈云为什么不讲？他所说的理由是真的吗？根据陈云在大会前的情况以及大会闭幕后，仅隔14天（并非他说的半年），就在西楼会议开口讲话的情况分析，陈云所说“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种婉转的拒绝。

　　实际情况是：陈云对工业已经调查清楚了。……在七个常委中，真正下矿井进行深入调查的，恐怕不多，但陈云去了，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

　　因此，可以判定，当时的陈云不论对工业，还是对农村，都作了大量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怎样才能迅速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肯定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既然陈云对毛泽东讲的理由是不存在的，那他为什么不肯讲话呢？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对毛泽东讲，在大会上讲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电话采访了陈云的秘书周太和。他说：他当时没有在陈云身边，因此当时不清楚；事后也没有问过陈云同志。

　　真是太遗憾了。这真成了七千人大会的又一个谜。按照常规，陈云是七大常委之一，对于经济工作又最有发言权，毛泽东亲自请他讲话，他就是不肯开口，的确有些蹊跷。一般说来，没有毛泽东请不动的人，但陈云破了例。个中原因，到底为何？带着好奇心，翻开那个年代的历史，慢慢细品，或许多少也品出一点味道来。私下以为，陈云不肯讲话，是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编辑注：从中可以看出《变局》的作者在治学态度上是非常严谨的、极其谨慎的）：

　　第一、 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再有两到三年经济就可以恢复。为了鼓劲，提出制定十年规划，写进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由大会讨论通过。从陈云十几天后在西楼会议的讲话来看，陈云则认为：最困难时间还没有过去。全国农业的恢复不是2到3年，而是至少5年。陈云认为，不应忙于制定十年规划，可以作一个5年恢复，5年发展的计划等等。陈云与毛泽东的想法既然不一样，讲出来的调子与大会也就不合拍。因此，陈云的话也就不那么好讲了。

　　第二、 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从他的经历和性格来看，非到不讲不能过关的时候，才讲些违心话，大多数情况下，他采取的办法是沉默。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发热；陈云也热，但没有狂热，基本保持了沉默。邓小平回忆那一段历史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编者注：“都没有反对”，这是事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赞成”。事实是周恩来刚受过严厉的批判，即所谓反“反冒进”，时间长达五个月之久，何况毛泽东说过：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当时周恩来头上还压着一顶所谓“离右派只有五十米”的大帽子。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怎么敢出面“反对”呢？小平同志未免太苛求了。对毛泽东发动的反“反冒进”的时候，刘少奇为此也作过一次检讨，自然也不敢出来反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

　　第三、 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账派，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陈云在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反冒进”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此后就一直比较谨慎，一直是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的矫正。……

　　诸如以上种种顾虑，可能就是陈云在七千人大会没有讲话的原因。今天当笔者对此文进行修改时，《陈云传》出版了，发现陈云对自己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在事隔26年后，他说：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笔者上述关于陈云不讲话的前两条判断，同陈云的回忆基本吻合。……

＊　　　　＊　　　　＊　　　　＊

　　七千人大会于2月7日闭幕。14天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地鼓掌！陈云也很兴奋。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

　　那么，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为什么在“西楼会议”上又讲了呢？

　　分析起来，大体有四条原因：

　　一是“西楼会议”的范围比较小，讲话的场合比较合适。有些意见在大会上讲不方便，但可以在小范围内讲一讲！二是毛泽东在大会讲话时，谈到了自己在经济工作上不如陈云，陈云“懂得较多”。……陈云因此受到一些鼓舞。三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精神，或许陈云感到……（政治气氛松动了）。四是严峻的经济形势。……出于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几个因素相叠合在一起，就有了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大胆一讲，也就有了那一篇倍受欢迎的精彩演说。那一刻，也成为陈云人生辉煌的又一个瞬间！

　　有人说，只有七千人大会，没有“西楼会议”，国民经济不可能很快走出困境。这也是对“西楼会议”及陈云讲话的一种肯定。……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表现，功不可没！

＊　　　　＊　　　　＊　　　　＊

　　编者的话：

　　在毛氏专政年代，在高层领导班子中，像陈云同志那样既敢于在一定条件下为党为民坦陈自己的观点，又能察言观色，洞察毛泽东的心态，采取沉默态度，以免带来难以预测的恶果，是独一无二的。从已知的史料看，他在“大跃进”时没有讲话，在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老总时他也没有发言；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没有讲话，尽管毛泽东亲自请他讲话，他又采取非常策略的方法，谢绝了毛的邀请。这在常委领导班子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似乎在反右运动中，也没有听说他讲过什么。

　　与周恩来不同，他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轻易讲违心话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在毛氏专政年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说他是老右倾，但从来没有被毛泽东“打倒”过，仅仅是几次被“靠边站”（包括在“文革”期间），这也说明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很高明的，显示出他的独特的政治家的风采！

　　附2：对毛泽东讲话的反应——一篇“口是心非”的杰作

　　在题为《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的一章中，作者详尽地介绍了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及其反应。从标题看，作者用的是“褒词”，不知是碍于“禁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从一定意义讲，从讲话当时所起的作用讲，原题还是说得通的。的确，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会议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但从“言行统一观”这一为人处世原则的高度来看，不难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口是心非”的人，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口头讲的是提倡“民主集中制”，讲什么“允许别人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等等，而他本人实际做的却是最典型的极端的独裁专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了解其真相，尽可能将原文多摘录一些（详见该书第159－173页）

　　十分可贵的是，作者在文中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史料，并且用比较含蓄的语言、用客观事实证明毛泽东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回事；意喻毛是言行不一的人。在公开出版物上能这样处理，确是难能可贵的。

　　需要说明一点：在录写毛泽东的讲话过程中，跟录写其他常委讲话的方法不同，一般是“头”、“尾”是笔者自己写的（结尾标明“编者的话”）。在引文中间，加少量的“编者注”，三言两语说明笔者的感想或观点。而对毛泽东的讲话，较多的采取“编者的话”的形式。这是因为仅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笔者的观点。因此，不得不改用另一种方法，即改用“编者的话”，为便于区别，在中间用“＊＊＊＊”隔开。这样一来，有可能使读起来比较麻烦一些，但对引文的思路还是可以疏理清楚的。

　　下面就是作者的原文。

＊　　　　＊　　　　＊　　　　＊

　　1月30日下午，是大会第三次全体集中开会。……

　　今天由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讲话稿，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提纲也没有。他要讲什么内容，与会者只能在心里猜测并期待着。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些什么，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讨论过，这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讲话可以得到印证。刘少奇讲话的大意是：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在毛主席大会讲话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应该加进“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所以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是根据大会的情况以及几年来的深刻体会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泽东的讲话也是一个口头报告。……

　　当时的情况是，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讲话寄予很大希望。

　　虽然，刘少奇在1月27日对书面报告的解释和说明，是整个大会的重头戏，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解决人们不少的思想问题。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更想知道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遇重大挫折，人们有这样那样的迷茫与困惑的时候，七千多名中共高、中级干部屏声静气地翘首以待，期待他拨开云雾！……

　　毛泽东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要讲几个问题：这次大会的开法；民主集中制；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改造哪一些阶级；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的题目一亮出，使不少人感到意外，觉得毛泽东要讲的同他们所期待的不太一样。

　　有的亲历者回忆，当时觉得毛主席应该多谈一谈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因为死了那么多人嘛，谈一谈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编者注：这位亲历者也是大“可爱”了。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两道不可解的难题。第一个问题正是毛泽东的痛处，让他怎么谈呢！第二个问题，他除了会瞎折腾外，对经济建设是一个门外汉。怎么让他回答！）

　　还有的说：“希望他讲讲我们不敢讲的，讲得比刘少奇再深入、再进一步。”（编者注：这位所提的意见，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看来是对中国当代史的无知。）

　　邓力群也说：“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还是邓力群，他说：“过了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编者注：邓老兄这位当代著名出奇的“左爷”，对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推崇到这个地步，就不足为奇了。毛泽东是当代世界上、乃至古今中外的最残酷的专制主义者。这是他后半生的政治实践验证了的。从他口中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真不知该说什么好。邓氏的吹捧，只是暴露他“左爷”的本来面貌）。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大会上发表一篇针对性更强的讲话？为什么没有正面回应与会者所关注和期盼的一些热点问题？他是在回避作出应有的判断吗？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原因：

　　从客观上说，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正像他自己在大会上所说，没有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缺乏经验，应该是毛泽东讲的真心话。

　　……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时候的他，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很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更不可能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结果是：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来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比较关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结构来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在大会上，人们期待毛泽东讲出一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来，的确有些不太现实。

　　自“大跃进”出现问题以来，毛泽东一直在第一线纠“左”。他将“大跃进”失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央只有一条“总路线”，而没有一套具有的政策。……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愿意去想这条“总路线”本身就值得商榷。“总路线”有问题，具体政策又从何谈起？（编者注：作者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

　　在他的领导下，自1960年起，从中央到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从各地反馈回来的信息看，确实发挥了作用，不少问题都在解决中。对此，毛泽东可能感觉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了，就按刘少奇的报告去做就行了。……

　　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对于过去几年工作的认识，毛泽东和刘少奇显然也有不太一致的地方。况且刘少奇刚刚在大会讲过，他不便又讲，也不太好讲。在一个大会上出现两个主席的不同声音，这毕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

　　那么，毛泽东的讲话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分量呢？他所谈到的是不是属于当时的重大问题？又该不该在大会上讲呢？客观地说，以毛泽东的敏锐，他还是抓到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他的身份和理论素养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思想问题，……。尽管当时不少人觉得听着不过瘾，但不能否认他的讲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便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他说：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但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 …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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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毛泽东讲的这一段话，如果不问他自己做得怎么样，那倒是一句经典式的警句！这才是共产党领导班子，特别是为首的第一把手应该遵循的准则。很可惜，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典型的“大霸王”，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如果他能以身作则，严格按照上述准则来制约自己，那是中国人民的万幸！果真如此，也就不可能让“十年浩劫”这一绝灭人性的惨剧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评价毛泽东这样一个人物？我国有一句谚语：“言而无信，不知其可”！我国历来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叫做“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作为正人君子的道德准则。更何况对于一个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人物。说白了，对人讲的是一套，对自己完全是另一套，这样的人不配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而应叫做“政治骗子”。他应该记得四年前（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向与会的大区第一书记号召：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两者对照，刚好相勃，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该按哪个“最高指示”去做？似乎是怎么做都不行！

　　令人心悸的是毛泽东所提到的：“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政治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还不罕见。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究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毛氏专制留下的“毒瘤”。中国人民何其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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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最后垮台了。他强调，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他针对有人不能批评的情况说：

　　“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

　　……他还说：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编者注：毛泽东的这几段话也是说到在中国政坛的“要害”上了。遗憾的是，他是教训他的属下用的，他总是把自己排除在外。他自己什么时候想到给人民以民主的权利。凡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对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切肤之痛的感受。什么“广泛的人民民主”、什么“高度的民主”，统统是一种骗人的鬼话。）

　　……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强调要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由此，毛泽东变得谨慎起来。他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已经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实际。遗憾的是，他没有继续思考下去，比如什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什么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两个阶段各自有哪些特点以及如何过渡，等等。当然，也就没有将此思考付之实践。不过，他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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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作者说：“遗憾的是……没有付之实践”这是事实。在这里她本应该顺着这一思路，问一个“为什么没有付之实践？”对此，作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也许因为碍于“禁区”，不便进一步探索下去。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最关心的是：念念不忘如何保持他在党内的“凌驾”地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已经预感到：当时的形势对他的处境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其中有些提法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同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及其后（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新捡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整人的“法宝”；并且鼓吹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试想：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怎么还会去考虑与实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呢？果不其然，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后于1966年发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单就经济形势来看，比七千人大会时（毕竟在会后经过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们采取一系列“调整”措施，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扭转）搞得更惨，再次濒临崩溃的边缘。从这一残酷的现实看，作者用“遗憾的是”一词来描述，似乎不太切题。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还详尽转述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内容，由于言行不一，不再引述了。详见该书第16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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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的另一个教训，是党内斗争过火。对此，毛泽东没有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但他提出了一些要求和措施，则有着明显纠正前段过“左”倾向的意思。

　　他提出“要团结全党、全体人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强调：一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二是“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1958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误的干部……加以甄别平反。……他还说：

　　“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挎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挎台。”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采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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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三不政策”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惜好景不长！“文革”期间不仅是大打棍子、大扣帽子，而且是无穷的精神折磨与惨遭毒打，什么“坐飞机”、“戴高帽”、“剃阴阳头”、“游街”……乃至将人活活被打残、打死等等这一系列绝灭人性、惨无人道的暴行，正是在毛泽东亲自支持下盛行于神州大地。至于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最后临死前的极其悲惨的结局，毛泽东在知情的情况下，居然无动于衷；对几十年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过来的“老战友”，竟会这样对待他们。

　　因此，当笔者在摘录上述毛泽东有关“三不政策”的讲话时，在脑袋里顿时出现毛泽东的“两面人”的形象：一面是“宽容、豁达的政治家风度”，另一面是“狰狞的嘴脸”。这前一面的毛泽东是一种“假象”，确切说是在“作秀”；后一面才是一种“真相”，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1930年在江西苏区以‘反AB团’的名义，杀害了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到1942年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一直到解放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运动”……，最后到“十年浩劫”，因此说：“毛泽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君”，倒是十分贴切的。

　　作者在叙述完这些情节后，有一段比较理性的评议，感情色彩没有笔者那么浓重，但也是值得借鉴的。笔者认为这两种分析批判，各有不同的视角与侧重点，特别是考虑到出版与不出版的情况，在写法上是大有区别的。因此，两者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作用。为此，继续摘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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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也应该指出：他在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可是批评的对象却是地方同志，忽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相反，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他在讲话中说：

　　“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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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刚录了一小段又要打住了，这是因为笔者又不禁顿时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觉。为此，只好插入急于想说的话。

　　首先想到的是：谢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极其难得的史料（指毛泽东居然会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讲：他是自觉遵守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是允许政治局委员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可以说，在一般史书中是看不到这样史料的。为什么？史学工作者不是不能写，而是不好意思写：毛泽东口头讲的，跟他自己实际所作所为，是完全“对不上号”的。如实写上，岂非给人们留下笑柄！

　　其次，毛泽东在大会上面向七千熟悉党内斗争历史情节的高、中级党内干部（指了解毛泽东炮制的历次重大冤案的内情的这一群体），是需要有足够“勇气”的。说白了：是需要有足够厚的脸皮的。不说别的，就以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给毛泽东的信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作者在这里用“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这一句话，虽然是十分含蓄，但却是“点睛之笔”，其内涵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再次，按照笔者的观点，这叫毛泽东在为自己“立碑坊”，在本书（《反思录》）中已经有了三论“立碑坊”的文章，这是又一例。所谓“立碑坊”原是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他说：有的人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婊子就是婊子，怎么能“立碑坊”呢！可是，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您什么时候是这样做的？不错，1956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掀起一场反对“个人崇拜”的风暴的大气候下，当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的确出现过多数政治局委员反对毛泽东的冒进方案，周恩来在会上一再阐明冒进方案的严重后果。自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登上“凌驾宝座”之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数委员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但是，后来怎么样呢？那就是在1958年毛泽东以反“反冒进”的名义，持续狠整了周恩来达五个月之久。此后的周恩来再也不敢对毛泽东说一个“不”字。这就是一个铁证！

　　不知毛泽东怎么能在大会上说得出口，“佩服”！“佩服”！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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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期间，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恰恰首先来自毛泽东本身。1958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反“反冒进”，是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使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害。这是民主集中制不能在党内真正贯彻的关键之点，也是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境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此不能不大打折扣。（编者注：作者“不能不打折扣”这句话，很含蓄，但内涵很深刻，涵义尽在不言之中。在有“禁区”的背景下，作者能指出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事后的情况表明，因不能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使毛泽东变得越发专断（编者注：历来如此！）：凡是那些不符合自己思想路线的意见，几乎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都受到批判和打击，最后使中国误入“文化大革命”的大歧途！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尤其在党内建立能够进行批评第一书记的监督机制是多么重要！一定意义上说，如何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如今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艰巨任务。在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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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在毛泽东之前的历届总书记，即最高领导人中，一直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一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历届总书记的下台，都是因为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正是从毛泽东开始才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而这一制度上的蜕变，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完成的。因此，笔者认为《变局》一书的作者在这个关系到中共党的命运和中国人民命运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不够明朗的。也许是碍于“禁区”，只能这样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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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毛泽东把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归结在缺乏经验。缺乏经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真正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党在胜利面前滋长了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讲话。如果把“大跃进”的失败仅仅归结在缺乏经验的层面上，必然忽视党内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甚至一意孤行的“左”倾错误。中国后来的“文革”走向，恰恰是更加严重的继续推行“左”的错误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但显然又有保留。关于错误的原因，“三面红旗”是否能够站得住等等，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他未能进行全面认真的反思，以至限制了他的眼界，阻碍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也使全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走了弯路。还有，他只是笼统地说，他要负责任，具体地说他要负哪些责任，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则没有详述。（编者注：对一个“当代秦始皇”来说，作者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也想得太天真了。）总的来看，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未能彻底放下色袱，在个人得失方面想的多了一些。当然，他也有牢骚，为什么第一线的领导同志没有海瑞精神，勇敢地向他提出不同意见？（编者注：这后一句话，不知是作者本人的推断，还是毛泽东本人的当年思想；如果是前者，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研究毛泽东的研究工作者，那是交了一份“白卷”。如果是后者，是毛泽东在“作秀”，他真喜欢身边有一个海瑞吗？对一个暴君来说，他需要的像林彪、康生、柯庆施那样的政治小丑，而对像彭老总那样“海瑞式”的人，毛泽东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切切不要上毛泽东这类政治骗子的“当”。）从另一个层面讲，毛泽东希望有海瑞式的人物出现的本身，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但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此外，毛泽东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但半年之后又说是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这样一来，使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再认识的正确思路被打断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也因此停顿了。

　　今天来看毛泽东的报告，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些问题立意都很好，又显然都不到位。历史的一次机遇再次与中国擦肩而过，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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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在录编这几段文字过程中，笔者对作者的论点（或评议）有些不敢苟同。其实，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研究工作者，她掌握了、也熟悉了有关毛泽东的内部机密材料，对毛泽东灵魂深处极其肮脏的东西，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非常根深蒂固，他又从故纸堆里，寻找历代帝王的统治权术，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老一代革命家李锐也是一位著名的毛泽东研究的专家，他对毛泽东如何玩弄统治权术这一点，是分析得很透彻的。怎么《变局》一书的作者张素华同志就那么糊涂呢？

　　当然，从总体来说，《变局》一书还是一本极其认真、极其严肃的史书。特别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难能可贵的史料。作者对有些问题的剖析，虽然比较含蓄，但其内涵还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是有她独特的见解。

　　本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讲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有两个版本：一种是当年的原版；另一种是1966年的版本。由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1966年对原版作了很大的修改。这是政治需要。其实，当代的中国史和中共党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政治气候变了，史书就得跟着改写。最典型的是苏联的党史，斯大林时期编著的《联共（布）党史》，到赫鲁晓夫年代又重新编写。随着赫鲁晓夫的垮台，又另起炉灶。……只要在专制体制下，历史总是根据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编写的。因此，这一部分内容就没有必要再录了。（详见该书第171－173页）

　　作者写这一情节的意图，是想探索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想搞掉刘少奇的。作者的探索结果，认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时，还没有这种想法。笔者认为这个“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大量史料已经证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讲话是不满意的。这在事隔半年之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上，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已经有很强烈的火药味了，而且是针对刘少奇们的，只是没有点名而已。

　　附3：“七千人大会”上的三种声音

　　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七千人大会”上诸常委的发言，特别是对刘、林、周三位的发言，有一段非常精辟、直截了当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击中要害的剖析，现转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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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用湖南农民之口，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1958年刮共产风等问题负责……。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正处于困难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大谈毛的历史功绩，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

　　“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

　　‘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还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可，绝不言及其他，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大概是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他还特意在会上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问题，说：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这一番话既道出了周恩来心中的隐忧，也显示出他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为人。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这让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毛看来，在与刘的摊牌问题上，仅仅与林彪结成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于周这类在党内中间派的倾向攸关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和当年扳倒王明、博古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眼下毛对周在政治上两边都不得罪的作法虽不大满意，但他不会和刘少奇联手，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刘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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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作者的上述分析是符合实情的，后来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是采取“联林、拉周、倒刘”的斗争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愧是玩弄政治权术的老手。

（四）毛、刘分歧之一
——关于形势分析，兼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要害

　　关于形势分析，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面对再严峻、再恶劣的形势，毛泽东总习惯于按这一“模式”去套用。这样，犯再严重的错误、出现再大的灾难，饿死人再多（饿死４千万人，对毛泽东来说无动于衷，对人民死活历来如此），所有这些统统不过是“一个指头”，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十年浩劫”期间，不说政治上“人妖颠倒”，经济上再次濒临崩溃边缘，毛泽东还是说“形势大好，一年比一年好”，美其名曰“到处莺歌燕舞”。你说这是“阿Ｑ精神”。当然不是，“伟大领袖”怎么会当“阿Ｑ”呢？究其原因，“当代秦始皇”一言九鼎，使然也！在“皇上”面前，谁敢说一个“不”字。可现在刘少奇竟敢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向毛泽东提出“挑战”！

　　少奇同志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他的书面报告进行了解释并回答了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前面临的形势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分析才符合客观实际？

　　少奇同志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讲：

　　“现在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要不就散架了！”

　　接着少奇同志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与毛泽东“一九开”公式相对抗的著名公式。他讲的第一个“三七开”是指我党在工作中的错误与成绩。他说：

　　“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四年（1958—1962）工作中的成绩与错误的关系。这四年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成绩是七分，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不是一分。这样实事求是的估计，广大干部群众才心服。这两年大家饿肚子，心里都有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来掩盖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翻箱倒柜，统统倒出来。否则，人们不会服气。”

　　“有些地方，也许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

　　对形势分析，少奇同志讲得很透彻，不留余地；也讲得很尖锐，直指毛泽东的要害——“掩盖工作中严重错误”。对这些话，毛泽东听了大为震怒；但广大干部、群众则大为振奋，少奇同志讲出了他们积郁在心底而不敢讲的话。痛快、过瘾、淋漓尽致。

　　但是，令毛泽东更为恼火的是第二个“三七开”。少奇同志讲得还未尽兴，接着他又讲了另一个“三七开”。他说：

　　“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也是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是他在农村调查时听一位老乡讲的。他在农村蹲点４0多天，痛感“风马牛”干部恶劣作风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而大批这样干部之所以养成惯于“刮风、拍马、吹牛”的作风，恰恰是上边压出来的。因此，少奇同志完全接受那位老乡的批判意见，并且代表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出了这样精辟透彻、入木三分，而又击中要害的论断。所谓“人祸”，究竟从哪儿来？谁都清楚。当然决不会从以彭总为代表的“右倾分子”那儿来。相反，正是由于一股劲儿“反右倾”，“左”的思潮泛滥成灾，越来越离奇。从根子上讲，“人祸”即源于此。“始作俑者”，毛泽东耶！对此，毛泽东记忆犹新。在两年多前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就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矣。我无后矣……”。而这次刘少奇讲的话，比彭德怀尖锐、严厉、深刻，而又直截了当、不留余地。如果说第一个“三七开”是直接纠正与批评他的“一九开”，这已经是够胆大的；那末第二个“三七开”中的“七分人祸”，再加上所谓下面的“风马牛”干部作风又是上面压出来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刘少奇不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骂”我毛泽东吗？两个“三七开”的要害，尽在其中矣！

　　可是，刘少奇关于两个“三七开”与“七分人祸”的论断，是深得党心、民心，在会上一片欢腾雀跃。这一场面，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吞下这一苦果。

　　为什么说这次毛泽东真切地赏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挨骂”的滋味呢？不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两个情节。一次是1956年6月送审的那篇题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防止‘左’倾冒险》的《人民日报》社论清样，毛泽东只写了“不看了”三个字。事后毛说：“这篇社论是骂我的”。你看！仅仅在反右防“左”这一完整、全面的提法中，片面的挑出“防‘左’”一词，大做文章。毛泽东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认为是在“骂”他。另一次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彭总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了一些较为直率的意见，毛泽东也忍受不了，说彭德怀“骂了我20天的娘！”在毛泽东的“词典”里，这个“骂”字是有特定涵义的，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如果把那两次的“骂”，跟刘少奇的所谓“上边逼出来”的“七分人祸”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刘少奇的“骂”，才有分量、才有水平。

　　毛泽东的处世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少奇他也许不清楚：灭顶之灾，为期不远？

　　附：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叶永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专门论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现转述于后，作为本文的补充，从而使这部分史实更加充实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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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戏剧性的转折，是在刘少奇的即席讲话。

　　“据吴冷西回忆：‘少奇同志的报告稿在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以后，毛主席建议：这个报告，几易其稿，多次讨论，大家都很熟悉，不必再照本宣科了，可作为书面报告印发，另由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补充说明和解释。少奇同志当天亲自通宵草拟了一个讲话提纲。第二天在开大会前，他把提纲交给毛主席看，毛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见吴冷西《实事求是的榜样》）

　　“毛泽东随即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这就是对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吴冷西说：‘少奇同志素以观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著称，他在讨论问题时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力求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少奇同志也素以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见长。他的谈话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人心悦诚服，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也难以辩驳。这些特色，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充分地显示以来了。’”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编者注：内容从略，下同；见该书403—410页。正如吴冷西所说的，他的观点鲜明、尖锐，说服力强，这样的讲话在当代中国官场上是极其罕见的，值得一读。为醒目起见，序号和小标题后的说明，是编者加上去的。）

　　一、关于对形势的估计：“出现一个大的马鞍形”

　　二、关于造成经济严重困扰的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关于“缺点与成绩三七开问题：批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说法。

　　四、关于“三面红旗”的评价：现在不取消，十年后再说。

　　五、批评“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口号：批评《人民日报》导向的错误，要认真清理纠正。

　　六、关于彭德怀问题：“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我们动不动就给自己的同志扣上反党大帽子，其实人家只是对某一个具体领导有意见。反对某一个人怎么说就是反党呢？你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件，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从当时情况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显得更加深刻和透彻，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刘少奇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党内的正确路线和健康、进步的力量。”

　　“不论是无意或有意，刘少奇讲话的矛头，处处都指向毛泽东。”

　　（编者注：作者接着详细论证了刘少奇讲的几个问题是如何指向毛泽东的。作者不愧为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分析透彻，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刘少奇的讲话必须是实事求是，必须是观点鲜明、尖锐，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说服力，才能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把调整工作纳入正轨。然而这样一来，必然会得罪毛泽东，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对自己不利。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在毛泽东与人民之间，刘少奇选择了后者，表现出刘少奇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崇高的政治品德。”

　　“刘少奇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中共党内、在同志之间，他不善于施用阴谋诡计和权术手段。”

　　（编者注：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政治品德上的千差万别，以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同样具有高度理论修养与驾驭全局能力的革命家都一个一个地惨败在毛泽东手里，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正是在于刘少奇们“不善于施用阴谋诡计和权术手段”。）

　　“在‘七千人大会’以及整个检讨‘大跃进’的过程中，刘少奇都没有向毛泽东进行攻击，追究个人责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权力斗争。相反，他是尽力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和尊严。在这些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毛泽东并没有领刘少奇的情，相反地却迁怒于刘少奇，恩将仇报，以至发生后来的又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刘少奇都与常规常理‘相反地’采取行动。从这两个‘相反地’当中，人们可以看到毛、刘两人在思想情操和政治品质方面的云泥之别。”

　　“刘少奇的讲话，以鲜明、尖锐的观点，深刻透彻的说服力，以如大河奔泻的逻辑性，使绝大多数的与会代表心悦诚服。他们感到刘少奇真正是敢于实事求是，真正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刘少奇的报告，讲出了许多人多年来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道出了他们憋在心里多年的心声，赢得了代表们的尊重与信赖，使中共党内的正义和进步的力量，团结在刘少奇的旗帜下。这是中共党政军多数的干部都投向了‘刘少奇的司令部’，而与毛泽东疏离，甚至相叛，使毛泽东处于孤立的根本原因所在。（编者注：由于刘少奇的即席讲话，引起了与会代表强烈的反响，一时议论纷纷，群情汹涌，不可收拾。许多代表反应：话还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于是原定1月29日结束的会议延长到2月7日。这一段时间有人叫：“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内容从略，见该书第411—413页）

＊　　　　＊　　　　＊　　　　＊

　　编者的话：

　　作者在这一节中对刘少奇作出了极其高度的评价，特别是与毛泽东加以对比，一褒一眨，观点十分鲜明。这种写法是需要有勇气、胆识与写作的功力，仅有勇气而没有胆识，是不行的。有了胆识，再加上写作的功力，才能写出像作者那样的令人心悦诚服的文章来。

　　应该说，作者的剖析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非常中肯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已出版的史书中，这种观点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禁区”。在“禁区”之下，严守舆论一律，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更不准秉笔直书；于是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史实，竟被弄得面目全非。

　　我国的史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像叶永烈那样写出真正符合史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书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中国的当代史。我们期盼着！

（五）毛、刘分歧之二
——关于甄别平反 兼析“风马牛”干部的社会现象

　　在经历“反右”、反“反冒进”、“彭德怀冤案”和“反右倾运动”之后，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说来可怕、可悲，而又幼稚可笑的思维定势或思维模式：“左”是革命派，“右”是革命对象。于是在全国出现了一种十分怪诞、荒唐的社会现象：几乎从中央到省、地、县一直到基层，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对毛泽东所说的每一句话，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所谓“八亿人民，只准一个脑袋思考。”

　　原来素质好的正直善良的干部，为明哲保身，不得不说些违心话，做些违心事；素质一般的干部，就沦为“风派”人物，随波逐流；为数更多的，成为“刮风、拍马、吹牛”的所谓“风马牛”干部。对这一社会现象，周恩来首先提出尖锐的批评，刘少奇、邓小平也有同感、心痛恶绝。他们深知这种社会现象是“个人专制独裁”的产物，也是维护“专制独裁”体制的社会基础。

　　在那个年代，凡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干部，凡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错误的干部，凡是敢于跟“风马牛”进行斗争的干部，倒是成批成群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被打翻在地，打入另册。或撤职、或劳改、或投入监狱。正是这一大批正直无私的干部，才是无产阶级先进组织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政治品德才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因此，如何解决这一历史大冤案，也是少奇同志面临的一大难题。光是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下去的党员干部就有300多万（党外挨错批的还有300多万）。如果不把他们解放出来，不给予平反，要培育“敢于讲真话、讲实话”的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同时要想彻底改变“风马牛”干部作风，也不可能。否则，长此以往，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怎么办？顶风而上。因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然冒犯毛泽东。这是毛、刘之间，又一个十分敏感、十分尖锐的矛盾。

　　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了树立好的干部风气，必须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采取当机立断的果断措施，立即进行甄别平反。小平同志在1962年5月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一揽子解决”的甄别平反的办法，凡是过去整错的，统统摘帽，不留尾巴，恢复原职。对所有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365万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对370万在反右倾运动之初一度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外群众进行了“赔礼道歉”。这批党外人士在运动初期受过批判，不久，说是这场运动只限于党内，不搞党外，于是对他们也就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既没有向他们说是搞错了，也没有作出处理结论。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甄别平反问题，而是采取“赔礼道歉”的方法。

　　对反右倾运动这一全国性冤案的甄别平反，必然牵涉到“彭总冤案”的问题。这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冤案，要甄别平反，当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既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又得考虑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面子，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如何解决得好，就要掌握好一个“度”。刘、邓不愧为有胆识、有魄力的杰出政治家，他们也有一套独特的对付毛泽东的“高招”。令毛泽东啼笑皆非，一度（暂时）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可是毕竟毛泽东处于“凌驾”地位，他们又不能不受毛泽东的制约。在彭德怀问题上，毛泽东有一道最后的“防线”，是绝对不允许突破的。那就是得找一个什么“借口”，把彭的问题挂起来。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回答彭德怀问题时，他说：

　　“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许多是符合事实的，反右倾运动搞过头了，扩大化了。……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即使有些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

　　接着，他又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讲了如下一段显然是违背“有错必纠”这一有关平反原则的话：

　　“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在于他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一个‘军事俱乐部’，他们……是‘里通外国’。”

　　很明显，这后一段话是有悖于他自己的本意，是一顶“莫须有”罪名的“空帽子”。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前一段话是他（们）的本意，不仅为“彭总冤案”日后彻底平反，埋下了伏笔，而且直接否定了“彭总冤案”的前提条件。“彭总冤案”是由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引发的。诬陷这封信是什么“反党纲领”、是“反毛泽东”的。所谓“军事俱乐部”是毛泽东８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中，信口开河地给强加的。本来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然前提条件被推翻了，那么后面强加的种种“莫须有”罪名，也应随之解脱。这才合乎逻辑，也是顺理成章。刘少奇自己也明知道这种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说法，是不能服人的，是不得已的妥协。但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能做到这种程度，也足令毛泽东啼笑皆非，无可奈何。

　　小平同志在对“反右倾运动”错案，搞了“一风吹”的甄别平反之后，紧接着就来着手解决“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工作安排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平反”与恢复名誉。他采取了化整为零、区别对待的策略。先恢复张、黄、周（小舟）的工作。他建议：任命周小舟为湖南省委副书记（实际是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黄克诚为陕西省副省长，张闻天为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不仅仅是恢复三个人的工作，而且意味着“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这两顶帽子，也随之而抛到九霄云外。

　　周恩来对邓小平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是十分赞赏钦佩的。他特地在西花厅宴请邓小平，为甄别平反工作胜利干杯！这里所蕴藏的深沉内涵，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周恩来也理解：惟有彭德怀一人还继续被挂起来。谁也无力为彭总洗清冤屈。这正是毛氏专制的本质的特征。

　　尽管如此，在我党历史上，刘、邓在甄别平反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它标志着在我们党内，即使在毛氏暴政专制年代，还是有一股正气、一股健康力量、一股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人。这正是我们党的希望之所在！

　　这次甄别平反工作的成绩：首先是为七百多万人恢复名誉，政治上得到解放；其次是“彭总冤案”，除彭总一人还留着一条“尾巴”外，其他成员也（暂时）翻过身来。应该说在当时看来这场政治仗，打得很成功、很漂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当然，毛泽东是不会甘心罢休的。毛泽东不愧为惯于玩弄“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的老手，在几个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进行了反击。而在4年之后（1966），在毛泽东亲自策划的“十年浩劫”之初，这365万在甄别平反时恢复原职的党员干部，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被当作“死老虎”抛了出来，轻而易举地被打成“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受到肉体摧残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活活迫害致死！在“彭总冤案”中，曾被安排工作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三人，难逃厄运，“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残酷斗争，周小舟终于在同年12月26日被迫含冤第一个离开人世。张闻天是1976年７月1日含恨离世的。黄克诚被投入监狱，长期关押。十一届三和全会后，落实政策，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在当年“军事俱乐部”成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在健在时，能亲自看到被真正彻底平反的老人。

　　这一史实说明：当年被毛泽东靠暴力专制所颠倒的历史，终究有一天会被重新被颠倒过来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现在遗留的问题是如何评定毛泽东这位人物，在建国后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是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历史决议》所说的），还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得靠“史实”来作出判断，而不是仍然靠什么权势来决定的。这里涉及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历史已经证明：“权势”这个东西只能起暂时的作用，决不会持久的，最终还得靠“史实”说话！

　　附：彭总为什么上书“八万言”？——沉痛申诉被强加“里通外国”罪名的不白之冤

　　彭总对刘、邓搞的甄别平反工作，感到无比欣慰。对他的战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重新安排工作，总算被恢复名誉，感到由衷高兴。他不理解、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偏偏要把他一个人“挂”起来？既然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说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是“正常的”，所提意见“许多也是符合事实的”；那么，所谓的“反党纲领”这一“莫须有”罪名，也就该被抛到九霄云外。怎么还留下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而对“里通外国”罪名，彭总一直是最不能容忍的，从来是采取最坚决的态度把它顶回去。可是，现在又偏要强加在彭总身上，他感到怒不可遏，心胆俱裂。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向党郑重声明：

　　“没有里通外国这回事。”

　　他急于要求给毛泽东写信，把自己的问题统统写出来，一条都不隐瞒。对前来劝阻、怕他再写信闯祸的侄女彭梅魁说：

　　“我想过了，只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图留名。但是，还是留下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一个“莫须有”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毁灭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能服人的，是会乱成一坨的。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捏造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在彭总身受重创之时，在极度气愤的情况下，想到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心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究竟应该树立一种什么“风气”！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溢于言表，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彭总不愧为铮铮铁骨的硬汉子！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为我党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搞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罪名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在历史已进入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居然靠捡起连封建专制社会都被鄙弃的、并被万世唾骂的“莫须有”罪名（臭名昭著的、被挂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秦桧，就是一例），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莫须有”罪名欲置彭总于死地，最后直到“文革”终于达到了这一罪恶、卑鄙的目的。

　　彭总说得十分透彻：这毁灭的不是彭某一个人，而是毁灭一个党；不是给彭某人脸上抹黑，而是给党的脸上抹黑。从思想境界讲，彭总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如果与历史上宋仁宗、秦桧相比，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他们的卑劣手法，而且又有极大的“创新”与发展。在运用“莫须有”罪名这一点上，得心应手，熟练透顶；秦桧地下有知，也会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仅从“莫须有”罪名这一角度看，不但说明了毛泽东已蜕变为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头子；而且说明了这个党在毛氏暴力专制年代，亦已蜕变成为毛泽东实施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工具。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用成千万屈死者的血写成的历史事实。

　　下面就回过头来，看一下彭总用血泪写出的“八万言”书。

　　彭总以其宁折不弯的秉性，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８万2千字的长信，于1962年6月16日，送呈毛泽东和党中央，以澄清历史，驳斥“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在信中，他特别强调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谈，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

　　“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么样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也大了，连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也可以派人调查嘛。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编者注：写得何等坦荡！何等气势盖人！）

　　“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罪名，引起我心情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莫须有’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法制裁，那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不会有怨恨的。”

　　小平同志在看了彭总“八万言”之后，立即来找总理，说：

　　“彭德怀的信由杨尚昆同志转给了我，内容主要是针对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说明自己没有里通外国问题，文章我已呈主席了，也向少奇同志作了报告。你和少奇同志去主席那里次数多些，是否找个机会和主席说一下，把彭德怀问题解决了。”

　　总理一口答应下来，说：

　　“没有问题，我和少奇同志商量一下，找主席去说。”

　　从小平与总理的对话中，他们一致同意为彭总彻底平反，摘掉这最后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他们知道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莫须有”罪名。何况在八届八中全会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刚提升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为讨好主子，还真下了一翻苦功夫，死死追查“军事俱乐部”成员。他把当年随彭总出国考察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采取隔离审查和逼供、诱供、套供等卑劣的“逼供信”手法。但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才不得不罢休。尽管如此，要摘掉这顶帽子，还得经毛泽东本人批准才行。

　　小平同志走后，总理赶紧去找少奇同志。两位政治家决定共同去找毛泽东。他们知道这件事很棘手，要让毛泽东转过弯子，很难很难。他们深知毛泽东的秉性是：犯了错误，死不认账；宁可错到底，也不能让彭德怀翻过身来。出于政治家的责任感，他们硬着头皮，也得去试探一下。见了毛泽东，刘少奇说：

　　“我听小平同志说，彭德怀写了一篇长文章，已送到您这里来了。”

　　毛泽东一听顿时脸色沉了下来，不知可否地说：

　　“洋洋八万言书，我看了，已让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少奇同志跟总理使一个眼色，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便不好再说什么了。两位政治家对此也无可奈何！

　　同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期间，小丑柯庆施就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向毛泽东进谗言：

　　“我看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明明白白是对主席罢他的官不服气，要翻案。”毛泽东阴阳怪气地回答一句：

　　“我对彭德怀是了解的，不能给他平反。”

　　康生是又一个小丑，不，确切说是一个恶魔。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以其特有的嗅觉和惯有的害人本性，阴险地对毛泽东说：

　　“我看有一股势头，有一些人对庐山会议反右倾不满意，要翻庐山的案。”

　　康生的矛头不仅是指向彭德怀，而且是含沙射影攻击刘、邓的甄别平反工作。接着康生又说：

　　“现在翻案风、单干风刮得很紧。邓子恢来北戴河前，到中央党校讲了一大通，简直把党骂得一无是处。这股风和彭德怀都有关系。”

　　毛泽东点头同意说：

　　“彭德怀的案是不能翻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一个名字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康生毕竟是一条老狐狸、老魔鬼。从延安整风起就以软刀子杀人、嗜血成性而闻名。早就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彼此摸底。与柯庆施相比，高出一筹。

　　一个主子、两个奴才，一唱一和，何等合拍。真是臭味相投，心有灵犀一点通。难怪康、柯得宠于毛泽东。柯如果不是在1965年死去，必然在“文革”中，会像康生那样飞黄腾达。

　　以上对毛与康、柯关系的分析，是根据现已曝光的史料所得出的。这是一种可能性。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处境十分不利，在与刘少奇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意见中，政治局成员多数人站在刘少奇一边。但毛看准康、柯两人是会无条件跟他保持“零距离”，因此特地在私下授意，让康、柯在政治局会议上，跳出来“表演”一翻。内幕真相究竟如何，待来日揭秘。

　　彭总的“八万言”书，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各自的形象、照出各自的心态、照出各自的灵魂。一切正直善良、稍有人性与理智的人，都会同情彭总，为彭总鸣不平。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家，他们是一种认识、一种观点、一种态度。相反，只有天良泯灭、用心歹毒、惯于以害人取乐的人，如毛泽东、康生、柯庆施那一类人，是另一种认识、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两者泾渭分明。但在毛泽东暴力专制的人妖颠倒年代，一切都是颠倒的。这不仅是彭总本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引伸彭总的话说：毁了的不仅是彭德怀一个人，也不仅是一党，而是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彭总在“八万言”中，谨重提出要求：“组织专案审查 ”。胸怀坦荡，意在还他以清白之身。是他相信党、忠于党的一种十分可贵的表现。但毛泽东恰亵渎了党组织，以同意彭总要求为名，让康生这一魔鬼担任“彭德怀专案审查组组长，这就注定了彭总更加残酷、更加悲惨的结局。从一开始，这个专案组就不是为了对党、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查明事实真相，而是不惜采取一切卑劣手法，进一步处心积虑地捏造“罪证”，罗织“罪名”，以满足主子的旨意。事实也是如此，在专案组于1970年11月2日上报，并经黄永胜批示“同意”的“结案书”中，是这样写的：

　　“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对这份上报党中央的“结案书”，毛泽东肯定是看过的，毛泽东是怎么签注的，迄今没有曝光。为尊者讳，以不见阳光为宜。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抄录彭总《自述》中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是发人深省的。请注意，这份《自述》是彭总在被关押审查期间，为供专案组审查所写的材料。“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

　　“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若把两者对比，不能不得出如下定论：

　　“伟哉，彭总！永垂史册！！

　　残暴者，毛泽东耶！”

（六）毛、刘分歧之三
——关于扭转经济困境局面的方针，兼析产生经济困境的背景

　　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大跃进”，本身是反“反冒进”这一政治斗争的产物，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关于“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荒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的“正确性”，而不惜采取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推动”粮食与钢铁生产的“发展”。这种作法本身不仅表明毛泽东的无知，而且由于严重违反经济发展规律，而受到了惩罚。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同时还出现干部素质的大滑坡——涌现一大批“风马牛”干部。之后虽采取一些纠正措施，但不是从指导思想上和摆脱经济困境的大政方针上着手解决，仅仅是采取局部性的纠正措施，本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庐山“彭德怀冤案”后，接着又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从而引发了连续三年（1959—1961）的“经济困境”（这是当年的“轻描淡写”、文过饰非的说法）。

　　为了使人们能理解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家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为摆脱经济困境所采取的方针与决策，需要有多大的胆识与魄力，我们还得回顾一下这严峻的经济形势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要弄清楚造成经济崩溃的背景。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少奇等同志为什么要采取一系列有悖于毛泽东旨意的方针与决策。还是以钢铁与粮食这两大战略物资、也是说明经济形势严峻最有代表性的物资为例，来进行具体分析。

　　先介绍钢铁生产：

　　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上半年生产正常，略有上升，到同年八月产量不到400万吨，按此速度，1958年可完成600万或略有超过，比1957年增产20％，应该说发展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但毛泽东在1958年3月批判周恩来时，提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并扬言：“下半年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冒进。”毛泽东既然是这样讲了，为了证明他们的预言“英明、正确”，竟无视经济规律，发动了一场“大跃进”（开始叫“大冒进”）。毛泽东先是抓粮食生产，为使“主子”大悦，各省竞放“卫星”，互相攀比，彼此抬哄，搞了一场“闹剧”。接着农业压工业，首当其冲的是钢铁生产。毛泽东在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像发高烧似的，毫无常识地说：

　　“干脆，翻番，今年钢产量指标定到1070万吨，何必那么拖拖拉拉的。”

　　一言九鼎，犹如皇上“圣旨”，谁敢抗命。离年底只有四个月，要完成600万，这本身就是瞎胡闹。毛泽东一是搞人海战术，所谓“全民炼钢”，不仅农村、工厂，而且机关、学校，都一起上。真可谓“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二是下了一条死命令，哪个单位，敢于抗命，惟头头是问。为保住乌纱帽，当年没有一个机关学校不搞的。年底算总账，说是完成了1070万吨。毛泽东可不管炼出来的是什么“珊瑚钢”、什么“海绵钢”等一堆废铁，也不管什么劳民伤财，白白掷掉40亿人民币。只要在上报材料上，凑满1070万吨这个数，就算“大功告成”、万事大吉。毛泽东居然欣赏这种祸国殃民、自欺欺人的做法，真是一位千古难遇的“伟大人物”！民族“万幸”？

　　1959年“反右倾”以后，形势逼人，不得不追求“高指标”。为了不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顶大帽子，冶金战线的同志们硬是靠拼设备、拼资源，不惜冒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风险，钢产量完成了1387万吨。

　　1960年还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冒进，谁也不愿意、实际上也是谁也不敢把指标压下来。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提高钢铁生产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部门、各行业、各环节之间必须协调、配合。一环扣一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只孤零零地抓钢铁产量，而且又是一味盲目地要求年年“大上”，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有鉴于此，周恩来曾提出：

　　“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就主动搞一次有计划的‘马鞍形’，以后就主动一些。”

　　毛泽东不但不接受，反而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

　　“这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召下，经过大力突击，1960年勉强完成了钢产量1866万吨。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比例失调”，更加严峻，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

　　到1961年，不得不从头年1866万吨，下降到800万吨（钢铁产量降低一倍多，减少1066万吨，像这样大幅度减产也是史无前例的）。靠硬拼，靠弄虚作假搞出来的所谓钢产量指标，终于在“自欺欺人”、“自我愚弄”的三年之后，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毛泽东当然不会自己出面来扭转这个残局的。这一重大决策还得靠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第一线的领导集体来拍板。他们还得承担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风险。为更清晰地了解毛泽东的“大冒（进）”的恶果，关于1957—1961这五年钢铁量的波动情况，列表如下：

　　1957年——535万吨

　　1958年——1070万吨

　　1959年——1387万吨

　　1960年——1866万吨

　　1961年——800万吨

　　走过四年路程，确切说经过四年折腾，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彻底破产。

　　关于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形势，比钢铁生产还更加严峻、更加敏感，老百姓的反映也更加强烈。这是因为粮食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攸关的问题。

　　本来1958年农业是一个丰产年，但没有丰收。原因是正值秋收时，农村的壮劳力都被迫参加全民炼铁。再加上由于虚报产量而导致高征购，农民自留口粮已不足以裹腹。因此同年底，在农村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在同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虽然已经开始纠“左”，但主张把产量定得高些的意见，还是占上风。有主张９千亿的，也有主张1万亿的。彭德怀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说：

　　“粮食是地里长出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不要被一些虚假现象蒙住了。公布数字少些，比较主动。”

　　这才促使毛泽东在最后拍板时，定为７千5百亿斤。这个数字比实际产量4千亿斤仍高出3千5百亿斤。虚报近一倍。在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尖锐地指出：

　　“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严重后果，1958年出现第一次被动。今年又把1959年的粮食产量估高了，实际只有4800亿斤（注：最后核实的产量为3300亿斤）由于去年估高了，今年还是被动。计划数字也高，就是去年数字上头加10％，即5940亿斤。看来完成不了，能保持去年产量就了不起。”

　　周恩来还说：

　　“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原料，转而又影响人民生活。所以它比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这就是很现实的事儿。”

　　同年（1960）底，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

　　“1959年粮食产量还不是4800亿斤，而是3300亿斤。而这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1万亿斤。当时就指出这是虚报没有那么多。最后核实只有虚报数的三分之一。结果高估产的假象造成高征购的恶果。1959年征购数占总产量的39．7％（正常应为20％）。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于是1960年便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地方发生饿死人的惨剧。”

　　现把1957—1961这几年的计划产量、估计产量和实际产量三项数字，根据现有史料，列表如下：

　　　　　　　　　计划或上报产量　　　　估计产量　　　　实际产量

　　1957年　　　　　　　　　　　　　　　　　　　　　　　3500亿斤

　　1958年　　　　　　　　　　　　　　　7500亿斤　 　　4000

　　1959年　　　　10000亿斤（上报）　　5400　　　　　3300

　　1960年　　　　　6000　　　　　　　　（缺）　　　　2870

　　1961年　　　　　　　　　　　　　　　　　　　　　　　2600

　　从上表可以清晰地看出，从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是逐年递减的，到1961年，比1957年减少900亿斤，减产约30％。如果说钢铁产量，在这几年的波动情况已经证明毛泽东所谓“冒进是马克思主义”谬论破产；那么，在粮食产量方面，历年递减速度之惊人，说明所谓“大跃进”确实是大倒退、大破坏。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无论是谁，只要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在经济规律面前，越是滥用权力，所受的惩罚就越重、越厉害。可惜毛泽东连这一点基本常识也不懂。竟敢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冒进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只是可怜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跟着我们这位“伟大领袖”，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

　　如果说粮食减产，还有一部分自然界的因素的话（当然人为因素仍是主要的）；那么，在“大跃进”和在“反右倾运动”中，各级干部为了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明知产量没有那么高，但还是一股劲儿往上追加产量。各地区、各省之间又互相攀比，形成层层加码。1959年上报的估计产量为1万亿斤，被周恩来压到5400亿斤，几乎砍了一半，但仍比实际产量高出60％。这意味着什么？看起来仅仅是估计数字的错差，但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恰恰是毁灭性的，比自然灾害大过千倍万倍。这是因为高估产导致高征购，而高征购的结果是连农民自己的口粮也被征购上来了。连续三年全国有四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的惨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官老爷，如果不是那么看重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或者说他们如果能够稍为有一点为农民利益考虑，这样大悲剧、大惨剧是可以避免发生的，至少可以减轻一些。当然罪魁祸首、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面对钢铁生产与粮食生产出现的严峻形势，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月21日—2月23日）。这是继“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又一次重大会议，称为“西楼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根本性的观念上的变化：一是对形势的看法，二是所采取的相应的对策。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分歧，更趋向激化。

　　关于经济困难形势的分析：

　　从金融财政上反映出来的经济形势比“七千人大会”还要严重。少奇与陈云同志都指出：

　　“最困难时期没有过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少奇同志特别指出：

　　“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陈云同志提出了克服困难与应对“非常时期”的办法，他指出：

　　“十年经济规划，可以分两个时期，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约五年；后一阶段为发展阶段。”

　　周总理完全赞同少奇与陈云同志的意见。这里不仅讲透了困难的严重性，而且指明了克服困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无疑这是有远见卓识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同时也体现了对人民、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可惜，所有这些对形势的分析与所采取的对策，恰恰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半年后即予反击，所谓“黑暗风”就是针对刘少奇讲的（此事待后评述）。

　　关于如何摆脱困境的对策（方针政策与重大决策）：

　　少奇与陈云同志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同志还提出当前第一位任务是：

　　“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

　　在1962年3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对1962年度计划要作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

　　“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不能再犹豫了。”

　　周总理也说：

　　“在依然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只有下决心采取断然处置，才有可能站稳脚跟，摆脱困境，继续前进。……对1962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想慢慢转弯看来不行，要有一个180°大转弯。”

　　对怎么转弯，总理提出八条建议。其中第一条是：

　　“把工作重点从抓重工业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

　　陈云认为总理这条意见是：

　　“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决定中国前途的问题。我们要自觉，我们自觉了，就有希望。”

　　这一切说明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对严峻经济形势的认识与应该采取的对策，在思想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说明：“情况明、判断准、决心大。”

　　1962年5月７日到5月11日在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各大区书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5人参加，通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总理在会上强调：

　　“目前还处在严重困难时期，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所能扭转过来的。只能逐步扭转。……调整要成为一个阶段，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一个调整阶段，可能还不够，……。”

　　五月会议在扭转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内围绕农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或什么样经营管理方式才能更快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个问题，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也是最棘手、最敏感的问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他认为这是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大道的组织形式。至于能否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能否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能否尽快解决饿肚子问题，他是不怎么考虑的。他只允许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内部作些调整，决不允许越雷池一步。但是，事实上在毛泽东这一框架内，是不可能立即解决饿肚子，以至饿死人的问题。因此不少地方，特别是广东、广西、河南和安徽等省，灾情特别严重的省份，采取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包工包产”等办法。极少数地区还出现“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这本来是农民为了解决粮荒，由于饿肚子、饿死人而被逼出来的权宜之计。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一对矛盾中，这种由农民自发创造的生产关系，是完全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尽快恢复已伤了元气的生产力，尽快解决饿肚子、饿死人的问题；因此，中央书记处曾讨论“包产到户”问题，少奇、陈云和小平同志都支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生产责任制”的方案（当时总理在东北考察）。少奇同志说：

　　“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陈云同志也讲：

　　“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尽快恢复。”

　　总理回京后，表示赞成少奇、陈云同志的意见。对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态度更鲜明、更坚决。他说得也更痛快：

　　“成千上万人饿死了，不采取坚决措施行吗！我主张：要给人民一点自由，实行责任制。”

　　他完全赞成邓子恢提出的“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并公然提出应该搞“三自一包”，以迅速解决粮食问题。他还向少奇同志说明：

　　“这个办法（指‘包产到户’）是农民因饿肚子受不了，被逼出来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告诉我，宿县一位老农因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1960年向大队提出到荒山垦地种粮，大队同意。结果当年解决温饱问题，还上交公社近2千斤粮食。消息传开，宿县农民纷纷要求承包，省委同意试一下，果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不改变所有制，只是在劳动组织方法上作了一些改变，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责任制。……具体劳动组织方法，要根据客观规律制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由此可见，除毛泽东一人外，其他政治局常委对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毛泽东从1956年后再一次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也是毛泽东重登“凌驾宝座”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反常”的局面。尤其是在1958年狠批周恩来与1959年死整彭德怀以后，居然刘少奇们敢于肆无忌惮地公开违反他的旨意，那是太岁头上动土，那还得了。如果不及时“反击”，势必再次威胁、动摇他的“凌驾”地位。因此，在“五月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即同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生产责任制”扣了三顶大帽子：一是“单干风”，二是“搞资本主义”，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

　　这里有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少奇等同志是不是知道他们的言行，会冒犯毛泽东？为什么他们敢于冒这个风险？1958年毛泽东狠批周恩来时，刘少奇、陈云都作过违心的检查。1959年毛泽东死整彭德怀时，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表态后，立即违心地跟上。为什么这次就敢于“顶风而上”呢？与前二次相比，在政治背景上，究竟有哪些不同？

　　从现有史料看，这里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第一，涉及的对象不同，前两次限于党的领导层。而这一次涉及几亿农民饿肚子、饿死人的问题，人命关天，岂能等闲视之。

　　正如少奇同志在1961年在湖南调查时，向老乡们承诺那样：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我一定想办法扭转这个困难局面（指饿肚子、饿死人等现象）。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又如，少奇同志回京后，立即跟小平同志说的那样：

　　“时间不能再等了。拖延一天，就要饿死一大批人。”

　　小平回应说：

　　“成千上万人饿死了，得抓紧解决，……再有两年不解决问题，天下非大乱不可！”

　　这四段话充分反映刘少奇们当时的心态与思想境界。他们关心人民疾苦，他们与人民（特别是农民）心连心、心贴心，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所应该具有的政治品质与道德素质。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毛泽东究竟该属于哪一类？不说别的，说毛泽东只知如何维护自己的“凌驾”地位，而根本不管人民死活，说这样的人没有一点人性，决不为过。

　　另一个区别就在于当时毛泽东在名义上已退居二线，刘少奇们已处于第一线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这就使他们有条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及时果断地作出一切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于尽快解决饿肚子、饿死人的问题。尽管这是暂时的，但毕竟反映了人民的意志！

＊　　　　＊　　　　＊　　　　＊

　　下面的“附（录）是摘自叶永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的题为《对“大跃进”“伤筋动骨”的纠正》一章的两节。内容丰富、资料详尽，可以作为本节的补充，使史实建立在更加可靠、扎实的基础上。

　　附：对“大跃进”“伤筋动骨”的纠正

　　刘少奇：对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

　　“七千人大会”对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毛泽东与刘少奇都认为：“最困难的时期

　　已经过去了”。然而，事隔不久，刘少奇及中共中央便发现，这个估计是错误的——最困难的时期并没有过去。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刘少奇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落实大会精神。大会为全党确定了进一步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然而具体怎么调整，计划怎么安排，那么多人在一起，也无法研究。刘少奇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1962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举行，会期三天。中央常委除毛泽东与林彪不在北京外，其余都参加了。……会场设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史称“西楼会议”。

　　……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

　　陈云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越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

　　三、通货膨胀。……

　　四、……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

　　五、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陈云提出了六条大刀阔斧的克服困难的措施。

　　陈云的讲话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赞同。刘少奇说：

　　“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事物的本来面貌，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46页）刘少奇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会后，刘少奇主张立即以中央名义将陈云的报告转发全国，并要求在按语中说明：

　　“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困难有十分，只讲七、八分，讲少了，工作被动；把困难估计够，甚至估计得多一点，我们工作主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邓小平说得更干脆，他说：报告全都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斗争的继续。在“七千人大会”上，“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没有讲够，也没有讲透。刘少奇的讲话只是大原则，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详细地讲。陈云的讲话补上了这一点。这就是陈云被毛泽东忌恨，称之为“老右倾”的原因所在。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西楼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又看了文件，表示同意将陈云等人的报告批发到全国，但只限于给省军级高级干部参阅。毛泽东仍然在捂盖子，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

　　这是刘、毛分为二线后，刘少奇第一次专程向远离京城的毛泽东进行请示汇报。刘少奇虽然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权在握；但他不敢忘记中共的组织原则，不敢将毛泽东这个太上皇扔在一边。

　　由此开始，便成为惯例：毛泽东经常离开北京；而且中共中央越是遇到重大问题，他就越是远离北京。对具体事务不参与、不过问，但却横挑鼻子竖挑眼，诸多苛求。遇到紧急、重大的问题，刘少奇就必须千里迢迢飞到“御前”，请示汇报，获得毛泽东的点头认可。毛泽东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之间，一个像刁蛮的老太婆，另一个则像贤良的小媳妇，两者变成十足的“婆媳关系”。（编者的话：叶永烈在这里用一个极其生动、通俗、形象的比喻：毛、刘关系“变成十足的婆媳关系”，并且把毛泽东比喻为“一个刁蛮的老太婆”。表面上看起来像一句“挖苦的话”，但却是十分贴切的。这正是作者的妙笔生辉的写作风格，而这也正是一般传记的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

　　刘少奇从思想上、组织上以至舆论上，全力支持陈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他深知：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工作相当艰巨。

　　4月19日，刘少奇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了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

　　于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线对国民经济（也就是对“大跃进”失败的总结）的重新认识，打破了毛泽东的层层禁锢，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导思想，在全党占统治地位。

　　刘少奇：“伤筋动骨”的调整

　　刘少奇等人对形势重新认识的高潮，出现在5月7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刘少奇发表了长篇的重要讲话。他说：

　　“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个话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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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1962年调整计划。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不惜“伤筋动骨”

　　……

　　从“七千人大会”到5月中央常委会议，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线领导对当前经济困难及其原因的认识，再次冲破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定下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困难就是那么一点点”的框框，又产生了一个深化与飞跃，从而对形势的认识更清醒、更符合客观实际。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实施的一系列有的放矢的调整措施，就显得有力和切中要害。

　　然而，刘少奇的这一番努力，显然是与毛泽东的“文过饰非”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多暴露一分，毛泽东的罪孽也就多增加一分。毛泽东不会喜欢刘少奇的这种“揭盖子”的作法，这无异是一种有意跟他过不去的叛逆行为。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与仇视，因此而又加深了。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在政治领域里进行大规模调整，纠正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科技的政策。以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实施“一揽子”甄别平反，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甄别平反达7百多万人；还为一批“右派分子”，摘了帽子。

　　经过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这次规模空前的经济调整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四年“大跃进”百般蹂躏，已处于全面崩溃边缘的中国国民经济，才真正走出谷底，脱离了险境。国民经济调整见效，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左”倾路线的错误与彻底破产；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错误路线，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然而，毛泽东是不会承认失败，也不甘心失败。毛泽东的反击正在酝酿之中。

＊　　　　＊　　　　＊　　　　＊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上述分析是以大量事实为依据，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由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但是正如作者所说：“他是决不会甘心于失败”，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就下决心要彻底整治刘少奇。四年后的“十年浩劫”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爆发的。为了维护他的“凌驾”地位，毛泽东是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

（七）毛、刘分歧之四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在“七千人大会”上，小平同志痛感严峻的经济形势与千百万人饿死的惨景，归根到底是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的集体领导体制遭到践踏，是个人专制带来的恶果。因此，小平同在发言中，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特别强调：

　　“必须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

　　寥寥数语，高度概括，观点显明，锋芒所向，直闯“禁区”。它像一把匕首，直刺毛泽东的要害。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家气概，在毛泽东面前，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敢讲出这样铿锵有力、气壮山河的话来。

　　本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两个“三七开”，特别是其中的“七分人祸”，已经感到怒火烧心，分明是在骂他。但是，这还算是比较含蓄的。而现在邓小平居然敢在大会上公开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裁专横”，除了没有点名以外，谁都清楚矛头指向是谁。这已与1956年“八大”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同日而语。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已公开讲明：“不崇拜，不得了！”，并公然号召：“要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在这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包括一向积极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在内，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也没有讲得那么露骨。现在邓小平竟毫无顾忌、明目张胆地在“七千人大会”上公然反对他毛泽东讲过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无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他们的讲话都是对他毛泽东的权力和威望的挑衅。但这个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又是直接涉及他本人的最敏感的问题，而又不便由他个人出面进行反驳。毛泽东不愧为玩弄权术的老手，他在“七千人大会”最后一次讲话时，特地讲了如下一段有强烈针对性的，也可说是埋伏着杀机的话：

　　“人们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警惕党内修正主义推翻我们！”

　　毛泽东这一段话，与整个“七千人大会”的气氛，是极其不合拍的。如前所述，之所以要开这次大会，就是要探讨如何尽快摆脱经济困境，如何尽快解决“饿肚子、饿死人”的问题。毛泽东讲这段话，显然是别有歹毒用心的。矛头所向，昭然若揭！实际上是对刘少奇们的一个“警告”！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刘少奇与周恩来两人，跟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示而已！

　　少奇同志因为在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８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他赞成要树立个人权威的话。也许是因为他处于“接班人”的地位，当时不得不这样违心地表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便再讲什么。但他也深感到这几年的灾难，是与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作风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毛泽东已经不是靠真理、靠马克思主义、靠党的优良传统，而是靠个人专制独裁、靠棍子帽子整人压人。因此刘少奇也认为不从根本上、不从领导体制上彻底改变，中国的前景是没有希望的！这就促使少奇同志以其显明的观点，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公开了他与毛泽东的分歧意见。这也表明少奇同志用他的实际行动向毛泽东的个人专制独裁，进行不屈的斗争。也许，他会意识到这样冒犯，风险极大，但为了拯救人民、为了不再让人饿死，他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应尽的责任。只要不再“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少奇语），在所不辞。

　　至于周总理，出于他个人的经历（曾挨过毛泽东两次狠批）与其独特的工作作风，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比较含蓄地讲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话：

　　“要让大家讲真话（针对浮夸风与讲假话、空话的不正之风），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要提倡说真话，即使讲过了头，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隆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谁都清楚：周恩来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借古喻今”，其用心之良苦，溢于言表。不言而喻，他是在规劝毛泽东。周恩来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民主的熏陶，他自己既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又有豁达的民主作风，在日常工作中就反对主观武断，反对以权势压人。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与动辄以大帽子整人的作风，是与周恩来本人的一贯思想作风，格格不入。因此，他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从内心讲，是不会接受的。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威望，他不得不顺从毛的“旨意”，经常说些违心话，做些违心事。可是，一旦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中，正气上升、民主力量抬头，党内能畅所欲言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坦陈自己的观点，即使明知有悖于毛泽东的“旨意”，他也会用诿婉的方法来表述，以期促使毛泽东的转化。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不仅不会“转化”，相反，他在等待时机，准备反戈一击。刘少奇们千辛万苦、力挽狂澜所取得的成果，即将被全部被摧毁。

　　我们再来看对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年还说些什么？1961年6月19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理就讲：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挖根子，叫做“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我们要造成民主的风气，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而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做起。如果我们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即使是党已经研究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

　　周总理讲得多么切中时弊、多么坦诚恳切。总理本人，言如其人，身体力行，堪称表率。在党内外，是有口皆碑的。所谓“五子登科”，“始作俑者”，毛泽东耶！因此，总理常说：“跟不上毛泽东”。这是必然的。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关于让人讲真话、反对讲假话问题，这毕竟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毛泽东当然不会公开唱反调，尽管在政治实践上，毛泽东是最典型的反其道而行之。但在口头上还是要讲一些“口是心非”的话。说得透彻一些，借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本质上是一个“婊子”，可又偏要为自己立一块碑坊。听其言，察其行，毛泽东究竟像不像？下面就摘录毛泽东与此有关的几段话，算是“奇文共欣赏”。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就说：

　　“……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个人称霸。……”

　　“省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抄录这段话时，不禁联想起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同是这位“伟大领袖”就讲过：“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名言”。既然要当“秦始皇”，又不让搞“个人独断”。真是奇谈怪论。）

　　说白了，毛泽东这是在“表演”，是在为自己“立碑坊”。用政治术语讲，这叫玩弄“骗术”，那么毛泽东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用我国的一句成语：“言而无信，不知其可”，对这种人向来为人所不齿！何况毛泽东还不属于“言而无信”（意即说话不算数）这一类人，而是专门做尽“害人”的事，确切说是干尽“祸国殃民”的事，但偏偏又要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打扮成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令人可恶，而且是令人呕吐！

　　附：新版《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要害——看毛、林、江对《论修养》的反应

　　在“文革”中，一度狠批刘少奇的“黑修养”，用毛氏的上纲方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曲解原意，写几篇“大批判”文章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人妖颠倒”年代，怎么批都有“理 ”。

　　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把当年延安整风时出版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经本人亲自修改后，作为修订版公开出版。在当时严峻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下，出版新版《修养》，自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由党中央刊物《红旗》首先发表并组织党员干部重新学习，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鉴别与判断是非的能力，借以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潮的流毒。

　　这篇长文，是在1962年８月1日《红旗》上刊登的。其中有一段话，也许刺伤了毛泽东的心。文中说：

　　“……，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熟悉党史的人，知道这两段话在延安整风时是针对王明的。但王明早已垮台，并已移居苏联。那么在1962年再发表这些话，原封不动、一字不改地保留下来，又是针对谁呢？何况出版前刘少奇已对原书作了大量修改，偏偏完整地保留了这两段。用心良苦，尽在不言之中。如果联系到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已公开跟毛泽东的分歧意见，小平同志又在大会上大谈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独裁专制，提倡要加强集体领导原则，提倡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修养》修订版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出版的。人们就不难理解保留这段话的真谛！

　　究竟少奇同志本人当时是不是那么自觉、那么清晰，这里不便妄断。权宜作为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是少奇同志是无意识保留这两段。毕竟是原版就有的。修改时没有在意或一时疏忽。但少奇同志一向工作严谨，处事谨慎，而又有很强洞察力，不会不意识到这些话的分量。因此疏漏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种可能性是既想表明自己在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专制问题上的观点，又有遁词可据，可进可退。这种强烈的反对个人专制独裁的思想，是在1959—1961三年来，少奇同志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中逐步形成的。他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极其严峻、极其困难的政治经济形势，而分析其原因，离不开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离不开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的集体领导被严重削弱。在发表新版《修养》时，保留这段原文，既是含蓄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又为自己留下了退路。这是初版就有的，无可厚非。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少奇与小平同志基本上是与毛泽东同时代人，对党内几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心明如镜。如果一定要把毛泽东的“左”，跟王明的“左”加以对比，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虽然历史背景不同、表现形式不一，但对党的事业的破坏性，对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则有其可比性。毛泽东的“左”比王明的“左”，时间更长、危害更大、流毒更深、破坏更巨，表示形式也更为出奇、离谱。如果说王明还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么毛泽东只有孤家寡人一个。充其量，把被毛泽东钦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恶魔康生，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两个人，够可怜的。

　　从现在陆续公开的史料看，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少奇同志与小平同志曾试图通过不同方式来改变个人独裁专制、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体制，一方面借以彻底摆脱当时的政治经济困境，另一方面也是杜绝今后再发生灾难性失误，决不能再犯“有愧于人民、有愧于子孙后代”（少奇语）的错误。因此除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刀阔斧地采取与毛泽东“旨意”相悖的方针政策以外，由小平同志出面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而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比起1956年“八大”，要艰难得多，并且要冒很大的风险。这是需要有很大勇气与胆识。这是因为经过1957年“反右”，1958狠批周恩来，1959年死整彭德怀，毛泽东在党内的“凌驾”地位已绝对不可动摇，固若金汤。对这一点，少奇等同志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成千万人活活饿死这些极其残酷的现实，促使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不得不挺身而出，责无旁贷地跟毛泽东独裁专制进行抵制，并且甘冒风险重申反对个人崇拜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历史与中国人民，把他们推到了与毛泽东错误思想作风、错误路线，进行激烈交量的前沿阵地。

　　这也可以说是少奇同志在1962年重新发表经他修订改写后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意义。

　　对毛泽东来说，新版《修养》中的这一段话，他是最敏感的。这是本能的反应。应该说，在党内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最理解这段话的真正现实意义。这决不是什么主观意断，而是根据现已曝光的史料得出的、符合毛泽东内心世界的分析。谓予不信，请看当时江青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

　　1962年８月6日下午，江青拿了一本《红旗》杂志来找毛泽东，告诉他：

　　“主席，你看一看刘少奇在这里写了些什么？”

　　毛泽东看了江青折页的地方，那段话顿时映入他的眼帘。毛泽东的逆向思维一向十分敏感，他马上意识到刘少奇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一段话，决不是一时疏忽。联想到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反“个人崇拜”、大反“个人独裁专制”。这是刘、邓合谋反对我毛泽东，于是气恼地把这本杂志扔在地上。江青把它拾起来，冷笑地说：

　　“事情已经明摆着，他们对你是敬而远之，把你当菩萨来拜，磕完头就算完事。我出去转了几个地方，现在那些诸侯们，你的话不听，……但对刘少奇的话，恰像是对‘圣旨’一样。”

　　毛泽东突然暴怒起来，大吼：

　　“你滚，你滚！”

　　江青哭着离开。江青走后，毛泽东陷入沉思之中。……。

　　（上述有关史料见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中卷，第658页）

　　另一份史料透露毛泽东与江青的又一次私下谈话的内容（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第23页）：

　　江青几次建议：

　　“现在文艺界又是上演《海瑞罢官》，又是叫喊要‘平反’，连刘少奇也和彭德怀一类人勾勾搭搭。那个田家英经常跑到他那里捣鬼，对我们都实行封锁了。我看弄不好，他们想架空你，夺你的权。”

　　毛泽东胸有成竹，稳如泰山：

　　“再看看，现在还不到时候嘛。我当然明白：如果给彭德怀平反，会发展什么后果。还是那句老话：引蛇出洞，让他们充分暴露。”

　　“他暴露得够充分的了。”江青说，“有人建议出版《刘少奇选集》，他欣然接受，丝毫不推辞。将来有人建议他当中共中央主席，他也不会推辞的。那时候，他们只要一举手，就可以实行一次罕见的政变。”

　　毛泽东表情虽然还没有显露，内心里却已大浪翻滚，奔腾不息了。……他已经感到大权旁落了。

　　无独有偶，林彪也把划了红杠的《论修养》和一些材料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同林彪作了深谈。（见《刘少奇在1966》，第24页）

　　谈话内容就没有再曝光了。他们对话的中心议题是涉及刘少奇问题是肯定的，但为“尊者讳”，只好暂时保密。他们的形象是一狼一狈。决不会讨论如何摆脱经济困境，开拓新局面的大事。

　　我们从上述已曝光的一些片断史料可以看出：毛、林、江之流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住毛泽东的“凌驾”地位，从来没有想到如何制止再发生饿死人的惨景，如何摆脱经济困境，如何从三年灾难中吸取教训，如何才能不再“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少奇语）……他们这伙人所想的，跟刘少奇们所想的完全是站在不同立场、不同的思想境界、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说穿了他们一小撮代表的是“现代秦始皇”的封建王朝的利益，而刘少奇们则是代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毛泽东与他的“密友”私下讲的那些“黑话”，是他们灵魂的大暴露。一经曝光，就显得那么渺小、那么丑恶、那么见不得人。但这恰是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现在曝光的，仅仅是极少的部分。一旦全部曝光，毛泽东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不愧是玩弄“驾驭臣下之道”的老手。他经过沉思之后，终于作出反击的决策。毛泽东对搞经济发展是外行，但对抓政治斗争则是得心应手。说来他的手法也很简单，以“马克思主义”为假面具，以“阶级斗争论”为法宝，网罗一帮爪牙打手，不时变花样抛出五花八门的“大帽子”，用以整人、压人，直至置于死地而后快。用毛泽东的话说：“与人斗，其乐无穷”，终其一生，就是如此。这样的人当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神州大地不遭毁灭性的灾难才怪！

　　为反击刘少奇们，在“七千人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了一段离开大会主题（总结“大跃进”、“反右倾”的经验教训，探索摆脱政治经济困境的对策）、但恰是反映毛泽东内心世界的话。他说：

　　“人们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党内修正主义推翻我们！”

　　从以后的事态发展进程看，刘、邓的厄运从此注定。他们一直被毛泽东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中。以后就是毛、刘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这种激化本质上是毛泽东一手诱发出来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刘少奇们是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一点可能是刘少奇们所始料不及的。其实这并不奇怪，专制的政治体制本身就决定了这一必然的历史进程。惟一遗憾的是：深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刘少奇们，而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

（八）毛、刘分歧之五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主要矛盾）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或主要矛盾这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摆在执政党共产党面前至关重要的课题，这既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必须作出正确回答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对此，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在他在世的七年时间里（1917—1924）已经作出了十分精辟、十分明确的回答。只有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用小平同志后来的话说，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本来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因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政治体制的社会，推动它前进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靠暴力。只有当旧的政治体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才通过暴力被新的政治体制所替代。暴力本身只有破坏性的作用，问题是被破坏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是旧体制，那是革命的，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扫清障碍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其能更快地发展。在已经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之后，再强调暴力，而且一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对历史发展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抓得越狠、越频繁，其破坏性就越大，人民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就越沉重。建国后，毛泽东的20多年的暴政史已证明了这一无情的现实。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1956年“八大”以前，刘、周、陈、邓几位主要领导人以及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在认识上都是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八大”《决议》中。毛泽东当时没有公开反对。一是还找不到反对的借口，二是“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处境比较孤立，也不会得逞。1957年毛泽东用“引蛇出洞”方法，取得第一次全国性大冤案“反右斗争”的成功，接着以反“反冒进”为借口，狠批了周、陈（云）。从而使毛泽东在党的领导核心中，重新回到“凌驾”于党之上的地位。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之所以能重登“凌驾”宝座，靠的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要巩固这个得来不易的成果，即“凌驾”地位，还得靠这个法宝。这就涉及到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究竟应该抓什么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

　　“八大”对这一课题已经作了明确的、正确的回答。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按这一路子走下去，国民经济是会很快发展的，人民生活水平也会随之很快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会跟着提高。但这对于毛泽东想保住自己的“凌驾”地位，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而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根据“反右”和狠批周恩来的经验，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让刘少奇出面，擅自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而代之以“阶级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主要矛盾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从后来的政治实践看，刘少奇本人并不赞成这个显然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所谓阶级斗争“理论”。只是顺从毛泽东的“旨意”，讲了违心话。

　　事实上，从1959年下半年，少奇同志处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工作之日起，他像总理一样，把全部精力与心血放在经济发展上。此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他用全力解决如何尽快摆脱经济困境，如何迅速拯救处在饥饿线上的老百姓，特别是要想一切办法杜绝饿死人的悲惨局面发生。大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直善良的政治家，总是关心人民疾苦，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跟人民心连心。这一思想精神境界，决定了他们必然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坚持“八大”的路线，而抵制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任务的路线。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与总理、陈云等常委一起，研究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其中头五年为经济恢复阶段，后五年为经济发展阶段。这一思路正是“八大”路线的一个蓝图，它指引人们如何从经济崩溃边缘走向经济繁荣的光明大道。

　　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坚强的、有魄力的、有胆识的、敢于承担责任的（敢冒风险的）、高效率的领导集体。就以解决“饿肚子、饿死人”的问题为例。到1962年上半年就实践了少奇同志在1961年5月在湖南考察时向当地老百姓许下的诺言。那时他说：

　　“……。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这个问题说是两年解决，事实上刘少奇回京后不到一年就解决了。而粮食产量在1961年是三五年来最低的一年，只有2600亿斤。比1960年2870亿斤，少270亿斤；比1959年3300亿斤，少700亿斤；比1958年4000亿斤，少1400他亿斤。为什么产量高的头三年连续三年饿死四千多万人，而产量最低的1961年反而解决“饿肚子、饿死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党的最高层的决策！

　　头三年在“大跃进”、“反右倾”的高压下，全国大刮“浮夸风”，由于“高估产”导致“高征购”，把农民的口粮也强迫征上来了。1961年下半年，尽管产量低于往年，但保证给农民留足口粮，解决了饿肚子、饿死人的问题。其次，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如前所说，少奇同志等常委一致同意邓子恢提出的“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少奇说：

　　“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位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

　　小平说：

　　“成千上万人饿死了，不采取坚决措施行吗！我主张：要给人民一点自由，实行责任制。”

　　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相应措施，从而保证了1962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地提高。

　　总之，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形势逐步好转。这是经济上最艰难的三年，也是刘少奇们放手大干的三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两年。业绩辉煌，有目共睹。

　　因连续三年饥荒，毛泽东退居二线后，沉闷了三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困境，采取了一系列跟毛泽东意志相左的方针政策，尽管取得了卓越成果。但毛泽东想的不是这个，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凌驾”地位再一次受到威胁与挑战。再加上林彪、江青、康生、柯庆施等在一旁“煽风点火”，他经过“沉思”以后终于作出“反击”的决策。先是在同年８月北戴河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炮制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三顶“大帽子”，这意味着毛泽东开始“反击”。之后，在10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拾起“阶级斗争论”这一反马列主义的旗帜，胡说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天天讲”。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步入毛泽东设置的罪恶深渊！！！

（九）毛、刘分歧之六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兼析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反动性

　　在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分歧意见。这是因为总理主持政府工作，而总理又是深入实际，了解下情的领导人。因此对科技、教育、文艺等各界存在的知识分子问题，有切肤之感。在条件许可情况下，他总要为知识分子呼吁、呐喊。少奇、小平等常委是赞成、支持周恩来的观点和相应的决策。。

　　分歧主要反映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属性问题，二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地位问题。这两个问题实质是一个：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总理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态度是一贯的。他十分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他深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高速度发展经济需要大批科学、技术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得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信任他们，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知识分子施展其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1956年1月，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明确地指出：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这一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断。他着重全面论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保护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速经济的发展。他还批判了那种轻视、乃至敌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

　　总理一贯尊重、爱护、重视知识分子，这是由总理本人的经历、素质和品质决定的。总理在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平易近人，亲切感人。因此各界知识分子都非常钦佩总理、热爱总理。后来人们称：“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正是对总理人品的高度概括，这也代表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只有毛泽东一人把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对象，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那一边。毛泽东为什么那么仇视知识分子？这与他一心想做“当代秦始皇”密切相关。要在执政党内，保住自己的“凌驾”地位，除了要解决党的领导层问题外，还有一个如何解决知识分子群体的问题。所谓“凌驾”就是于实行个人专制独裁，也就是要剥夺人们的“自由权”，包括剥夺人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也包括剥夺人们的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权利。而这些自由和权利，在现代文明和法治的国家里，都属于“基本人权”，是完全得到保证的。在中国这一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里，自五四运动到建国前的反蒋（介石）斗争中，知识分子一直是站在“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斗争的最前列。他们对专制体制是深恶痛绝的。在当年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中，毛泽东正是利用知识分子的这一特征，在蒋管区开辟了“第二战场”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可是，在夺取政权后，毛泽东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专制独裁，就必然要把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重点的打击对象。让他们夹紧尾巴做人，不敢吭声。1955年，炮制“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在文艺界小试“牛刀”得逞。文艺界虽然是反专制独裁的知识分子精英最集中的部门，但毕竟范围小了一些。教育界、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对这一群体知识分子的活动能量，不能低估。从五四到反蒋，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总是冲在最前列。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其中包括教育界、科技界，以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对象，用“引蛇出洞”手法，把响应“号召”，对党组织提了意见的五、六十万知识分子（实际是三百多万），打成“右派分子”，被强迫劳动改造，还有被终身劳教监管。家破人亡的难以数计。从此以后，知识分子群体哑然无声。毛泽东还公开反对1956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论断，把他们统统打入资产阶级行列，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

　　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从经济生活讲，是一场大灾难，活活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但从政治生活角度看，倒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毛泽东退居二线，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制订并执行了一系列有悖于毛泽东旨意的方针政策。其中就包括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

　　1962年3月2日，总理借“七千人大会”东风，向在广州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除进一步阐明1956年报告的基本观点外，还专门批评了1957年以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片面理解，反对粗暴作风，反对“五子登科”（即“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套“左”的作法），要发扬民主，使大家气顺，心情舒畅地工作。3月5日与6日，陈毅同志受总理之托，分别向两个会议代表讲话。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陈毅说：

　　“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意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并且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

　　接着，陈老总动情地说：

　　“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陈老总这一席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话，事实上也代表总理、代表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两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代表们普遍感到：“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亲切感人，心悦诚服。”代表们的强烈反应，实际上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所说：

　　“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被改造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如今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

　　周老的肺腑之言，集中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激情。这就把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从过去毛泽东把他们推向对立面，而今又把他们拉回到党的身边，团结在党的周围。

　　总理与陈老总代表党中央，做了一件大得党心、民心的大好事。毫无疑问，这对于摆脱经济困境，使经济尽快恢复、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全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帮凶们不高兴。因此对“脱帽加冕”这一英明决策在党的最高层引起小小的波澜，当时毛泽东没有公开表态。

　　总理在3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坚持“脱帽加冕”这一指导思想，理直气壮地指出：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总理还严厉批评了对知识分子的一些“左”的做法，他说：

　　“对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是错误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

　　从理论上讲，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经过全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从立法上已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这比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更有权威性。但所有这些，无论是代表党中央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还是代表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在毛泽东这位“当代秦始皇”的心目中，都是一钱不值的。相反，这是又一次对他进行公开的挑衅，公开反对他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性。当然比起其他更重大的问题，如什么“反对个人崇拜”、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什么“生产责任制”、什么“甄别平反”……，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就比较次要了。因此，当周恩来要求他对“脱帽加冕”这一决策表态时，毛泽东用静默不语作为回答。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周恩来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意味着刚被“脱帽”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之时，又要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灾难，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

　　1962年８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原定是在“五月会议”基础上继续讨论经济发展问题，但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改变了原来的议题。他提出的三个问题和他在当天会议上的讲话，是有很强针对性的。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分歧，进行全面反击。他还是借助于惯用大帽子压人、吓人的手法，抛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三顶大帽子。这样一来，刚被刘少奇们好不容易纳入经济发展常轨的神州大地，又将面临更大、更惨、更可怕、更恐怖的局面。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９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什么阳魂阴魂？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不过是毛泽东顽固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论”的必然衍生物。没有“被斗争的对象”，这个反动理论就没有实践依据。为了证明这一荒谬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至死也要把知识分子推向对立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最受磨难的群体，归根到底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偏偏碰上这么一个以整人、害人为乐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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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反动性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这个命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本身就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命题。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它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阶级”这个词，按其本义是属于经济范畴的一个概念。在社会上，有一小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绝大多数人以不同方式劳动谋生。这两部分群体相互依存，构成两个对立的阶级。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么一个格局。在任何历史阶段，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有对抗、有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目在于消灭剥削阶级。建国后，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原有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而知识分子群体从来就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在历史上，也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而依附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他们一般不掌握生产资料，不剥削他人劳动，根本谈不到什么是属于哪一个剥削阶级。何况现在原有阶级没有了，知识分子群体听命于执政的共产党安排，服务于共产党政权下的各级组织机构。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呢？显然毛泽东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这分明是违反政治常识的事，你说他是无知，犯了常识性错误？当然不是。

　　尤其荒唐的是，在政治实践上，毛泽东以思想划线、以言论划线，把几十万、几百万对党提出批判意见或谈了自己真实观点的人，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离开“阶级”一词的本义已十万八千里，异变成打人、整人的“棍子”。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

　　因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只有一个解释：他之所有要坚持这一错误观点是因为借此可以实践和验证他的“阶级斗争论”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抓经济（生产力）发展，而不择一切手段地抓党内外阶级斗争，逆潮流而大动。这在政治上就是真正的反动。毛泽东这么说、这么做，归根到底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当代秦始皇”的“凌驾”地位。剥开画皮，露出真相，就是如此，岂有他哉！

　　因此，从政治上来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是反动的。

　　理论上的错误、政治上的反动性，必然导致中国当代史上的大倒退；神州大地上必然出现大黑暗的局面，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然遭受大灾难。

　　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导致少则几万、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成千万被打入另册，受尽残酷迫害，以至家破人亡、血流成河、冤狱遍国中。

　　毛泽东这一错误，引发经济建设方面的破坏性，有目共睹，不再赘述。不然今天早已超过亚洲“四小龙”。

　　毛泽东这一错误，给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带来的毁灭性的创伤，如前所述，罄竹难书。几代人都无法弥补。试看今日中国社会，人们精神思想境界之低下，素质、道德的滑坡，令人心颤。而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正是当年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整得“士可杀，又可辱”（季羡林语）这一人格扭曲的形象，一脉相承的。脊梁骨都被整断了，只会趴着、跪着，不会站着。也许是“跪”的时间长了（整整20多年），已养成习惯；也许是政治体制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基本上还是“人治”，凡事得先抬起头向上看，再说话。因此，总是站不起来、挺直腰杆子讲话。就是这么一个残酷无情的政治现实。每念及此，无不痛心、淌血。又怎么能不联想到那位“始作俑者”，千古罪人！

　　附1：从另一视角看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反动性

　　最近阅读季羡林老人著的《病榻杂记》一书（2007年1月出版），其中有一段描述关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手腕，很受启迪。这里摘录有关内容如下：

　　“历代统治者都喜欢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有这两个条件的只是士这个阶层。所以，士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眼中钉。可离开他们又不行。于是胡萝卜与大棒并举。小部分争取到皇帝帮闲的人，……。等而下之，一大批士都只有……。但同时皇帝也多以莫须有的罪名大兴文字狱，杀鸡给猴看。统治者就这样以软硬兼施的手法统治天下。”

　　季老在《牛棚杂忆》中，已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十年浩劫期间所遭受的灾难。“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因此，我们不难得出季老的上述那一段话，是有很强烈的针对性。除了没有点名以外，所谓“历代统治者”自然包括毛泽东在内。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是“当代秦始皇”并且“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事实也是如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他所采取的迫害手腕比秦始皇更狠毒、更残酷、更阴险！

　　附2：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和马恩唱反调！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认为知识分子是唯一要跟社会主义较量的力量。

　　这样，知识分子不仅是落后的阶层，而且先天就是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反动的阶层。……

　　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岁月。

　　知识分子“姓资”吗？马克思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性质有明确的阐述。他说：

　　“无产阶级由脑力无产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两部分组成。”

　　他认为不拥有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脑力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马克思那时很少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而是罗列知识分子的职业。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重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雇佣劳动者’即‘雇工’，即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换取工资的劳动者。”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知识分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是在于它把种种不同的劳动，因而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这一分离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的关系。”

　　马克思反复说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是雇佣地位，都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因而在阶级性上和工人没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起码应看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吧。他说：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他的观点和马克思完全相反！……

　　一个看来奇怪的现象是：毛泽东本人是知识分子，他却压根儿不承认脑力劳动是劳动。他把体力劳动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他在感情上厌恶、鄙视、仇视知识分子。说：

　　“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

　　“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等等

　　怎么会是这样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一个革命者，转化为专制主义者之后，这是必然的现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人一阔，脸就变！”

　　知识分子可厌，就因为他们有知识；知识分子可恨，就在于头脑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讲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任何专制者需要的是驯服，天天致力于塑造奴性。

（十）毛、刘分歧的要害
——兼析“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与刘少奇的历史功绩

　　综观前述毛、刘之间的六大分歧或六大矛盾，究竟是谁代表无产阶级、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每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作出客观的、公正的回答：是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这也是历史的结论！毛泽东恰恰是站在党、人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反面教员。这就是毛、刘分歧的要害！

　　要全面解决这一系列重大原则性的分歧意见，没有一个强大的冲激波，没有一个强烈的政治气氛是不行的。从一定意义讲，这是一场“大较量”。这就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历史背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是惟一的一次空前盛会。

　　从本章第二节史料可知，“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在1961年5月从湖南考察回京后首先倡议的。他痛感全国经济形势严峻，“饿肚子、饿死人”的问题不抓紧解决，就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可贵的。刘少奇也意识到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又涉及其他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正确分析形势，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彻底转变“风马牛”干部的思想作风、彻底解放受错误批判的干部，以发扬党内正气，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如何加速摆脱经济困境，尽快解决“饿死人”的问题，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采取什么经济管理体制？……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子上讲，还得解决党的领导体制问题。现在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与毛泽东独裁专制密切相关。因此，还得坚持“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加强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

　　“七千人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刘少奇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使他们能在上文提到的六大方面（或六个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公开提出与毛泽东意见相悖的观点，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践。在毛泽东暴力专制的20多年时间里，这是惟一的一次政治上的“大较量”，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这次“大较量”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一方，毛泽东为另一方。在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惟一性”说明了“偶然性”，“当代秦始皇”当然不会允许再出现第二次。在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指示”面前，怎么能允许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只能是偶然一次。

　　那么怎么说明这一“必然性”呢？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必然发生的。在“大跃进”、“反右倾”之后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形势下，全国出现了真正史无前例的民不聊生、饿尸遍野的局面，出现了空前的大灾难，如何收拾这一烂摊子，谁来收拾？这是摆在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一大难题。虽然谁都知道这是毛泽东捅出的“乱子”，但毛泽东是一个只懂得破坏，不懂建设的人。他退居二线，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于是解决这道“难题”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刘少奇的肩上。刘少奇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勇敢地挑起这付重担。这是客观条件。仅仅凭这一客观条件还是成不了气候。关键是主观条件。那就是刘少奇本人的政治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政策思想水平、道德品质、思想意识、胆识与魄力、……等等。在第一线领导集体的成员中（除林彪外），头几项政治素质一般都具备，因此这是一个政治素质很好、工作效率很高、凝聚力很强的、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而“胆识与魄力”这一条，少奇同志又独具突出的优势。作为第一线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的刘少奇，具有“胆识与魄力”的个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党中央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重大决策，没有少奇同志敢于拍板、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承担风险，是很难出笼的。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会不高兴的。一旦时机成熟，毛泽东有可能“反击”。对1958年反“反冒进”，周恩来们是心有余悸的。而这次在几大原则性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比起1956年关于经济发展方针的争论，无论从问题所涉及的广度讲，还是从分歧的深度与尖锐程度讲，都是不可比拟的，有其不可比性。如与1959年彭德怀的信相比，更不属于同一档次，没法比。他们也深知：毛泽东是一个心胸狭窄而报复性极强并且是不择手段的人。因此，这次风险肯定就会大得多。如果从这视角往深度开掘，少奇同志不负人民重托，顶风冒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也许他没有想到四年之后会遭灭顶之灾；但是，步当年彭德怀之后尘，如1961年彭德怀的处境，是有可能想到的。这正是少奇同志人格力量的伟大之处！

　　期待来日内幕彻底曝光、真相完全大白，少奇同志作为当代中国的民族英雄该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至少可以说：没有少奇同志，就不会有“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就不会有一系列的、与毛泽东“旨意”相悖的方针政策出笼。这么分析，决不会过。在毛泽东的20多年暴政史中，真正与毛泽东在政治理论战线上进行公开的、针锋相对斗争的，刘少奇是第一人！同时也是惟一的一位领导人！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这么一位英雄人物，他是中国党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附１：1962年夏季的形势：两种前途的选择

　　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之后，特别是“五月会议”之后，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余地，实际上已经处于“决战”的前夕。他们两人所处的地位，身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因此这场斗争的结局，不是个人生死存亡问题，而是涉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与命运。上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剖析的。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1962年夏季的形势：两种前途的选择》一文，基本上与笔者的观点是吻合的。因此，全文转述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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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及“西楼会议”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各自的阵容都亮开摆明了。在对形势的估计、对“大跃进”以来成绩与错误的看法、对造成困难的原因、对彭德怀问题的观点、甄别平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等问题上，两人的分歧深如鸿沟。可以说相同点已经微乎其微了。

　　如果说：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是不满意的；那么对“西楼会议”和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则是愤懑加上不安了。刘少奇所领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令毛泽东感到巨大的威胁。

　　……

　　1962年夏天，摆在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两种前途：

　　其一，是让调整工作继续深入地发展下去。其结果将必然是触及面越来越广，最后导致“三面红旗”全面、彻底的被否定，而且还追溯根源，将建国以来毛泽东在“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全部否定，使中国按照刘少奇指引的方向前进和发展。

　　其二，是对正在进行中的调整工作，进行有力的干扰、打击，虽不能令其半途而废，也起码要扭转其发展趋势，改变其方向。不能按照现有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说，中国还要遵循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继续走下去。

　　中国的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从客观形势来说，优势在刘少奇一边。在当时的情形下，只要刘少奇略做鼓动，振臂一呼，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会有大多数人站在刘少奇一边，集合在刘少奇的旗帜下，……迫使毛泽东退居“名誉主席”，用组织形式确定他不得过问朝政，使毛泽东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并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国不但可以避过另一场的劫难，而且可以进入一个崭新的健康发展时期，中国现代史将要重写。刘少奇如果在1962年采取措施结束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于党、于国、于民，均是功莫大焉，而他自己也将名垂史册；而不会像后来那样，落得杀身之祸的悲惨命运。

　　这一点，刘少奇是应该做的，也是可以做的。建国后，毛泽东实行农业社会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尤其是“大跃进”这样全局性的错误，比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为严重。而据毛泽东自己说：“凡是犯错误路线的，他自己是不能纠正的，只有别人来纠正，就是要把那个领导推翻。”刘少奇应当像当年遵义会议一样，结束毛泽东的错误统治，这是历史赋予刘少奇的使命。可惜刘少奇辜负了这项使命。刘少奇没有乘机结束毛泽东的统治，固然表现了他的正直、忠良的品德；但这也恰恰是他在政治上所犯下的一大错误，表现了他欠缺坚定的政治原则性，表现了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刘少奇自己就没有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解脱出来。为此，中共、中国和刘少奇本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少奇和中国，都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刘少奇和中国来说，这都是极大的损失和不幸。

　　1962年夏天的形势，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地位，毛泽东不能让刘少奇领导的调整工作继续干下去，毛泽东必须反击。

　　毛、刘之间的新一轮斗争很快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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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作者在本文的结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刘少奇在1962年采取措施结束毛泽东统治的时代”，中国将会如何如何！在反思历史问题时，提出“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但是，对特定的政治背景、特定的事件与特定的人物，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反思”的组成部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它可以从另一角度让人们开阔视野，增加反思的深度。

　　我在写《反思录》时，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提问。比如：“如果毛泽东再多活10年，中国将会怎么样？”“如果毛泽东早死10年，中国又将会怎么样？”

　　对作者在这里提出的这个“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还是不敢苟同。我认为：刘少奇如果想采取措施结束毛泽东的统治时代，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与遵义会议时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少有三点是不同的：

　　其一，时代背景不同。在遵义会议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但党内生活是正常的，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始终保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直到张闻天，他们都先后当过党的总书记，但一旦在党的政治局内遭到多数人反对之后，他们都自觉遵守党的组织原则，下台、交权，决不会搞什么阴谋诡计。反之，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也不会对前任领导人采取“往死里整”的办法。毛泽东掌权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事实上，从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已经蜕变为“专制主义者”、“独裁者”，成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君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遭到彻底的破坏。君不见，即使在1962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凡重大的决定，无一不是在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后才算数。

　　其二，个人的政治素质（品质）不同。陈独秀等人有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政治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权势”、“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分量。历史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他们就上；叫他们下，他们就下。这一特征在张闻天身上反映特别明显。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在一再谦让后才担任党的第一把手。当时的毛泽东不是不想乘机夺权。那是由于谁能担任总书记一职，最后还得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自知他在共产国际方面没有什么“资本”，只能等待时机。此后，在1938年当共产国际认可毛泽东后，张闻天即主动交权。

　　毛泽东完全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是一个“权力狂”。为了追求权势，他是不择一切手段的。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就接着在1943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授予毛泽东以“最后的决定权”。这就意味着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位置。从而埋下了“个人独裁、专制”的祸根。

　　在毛泽东上台后的4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在党内一直企图保持他的“凌驾地位”。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发生在1956年。在那一年毛泽东被撵下了“凌驾宝座”。

　　但是，毛泽东对此是绝对不会甘心的。他知道在党内他已找不到“翻身”的机会，因为“八大”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是铁板钉钉的，谁也无法改变。在此后不久，毛泽东以“整风”为名，发动一场“反右斗争”，紧接着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党内高层掀起一场所谓“反‘反冒进’”的妖风，狠批了周恩来。经过这两大“战略性”的大拼搏之后，毛泽东终于又登上了“凌驾宝座”。

　　作者所说的那种“结束毛泽东时代”，在1956年还真的一度实现了（其标志是毛泽东被撵下了“神坛”）。可惜，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多久。这一极其难得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终究还是被毛泽东所彻底粉碎了。

　　此后，毛泽东又在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以“莫须有”的罪名，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毛泽东稳坐了“皇位”。

　　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虽然处境对毛泽东是很不利的，但与1956年相比，还是大不一样的。处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凡作出重大决策之前，毕竟还得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经毛泽东认同后才能实施。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还是行不通。就凭这一条，也足以证明毛泽东的“凌驾地位”还有十分牢固的。在那样政治背景下，刘少奇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像作者所期盼的“结束毛泽东的统治时代”。

　　其三，在1962年，政治局的多数成员，正如作者所分析的“站在刘少奇一边，集合在刘少奇的旗帜下”，但这要进行具体分析，他们是拥护刘少奇为彻底摆脱经济困境、极力扭转灾难局面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但是，如果刘少奇要想“结束毛泽东的统治时代”，把毛泽东撵下“神坛”，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究竟有多少政治局成员会跟着刘少奇“走”？那就另当别论。毕竟毛泽东为“神化”他自己，已经经营了几十年，这几十年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决不能低估的。何况毛泽东这个“老练”的政治家对刘少奇的“大动作”是决不会袖手旁观、“束手待毙”的。说不定刘少奇想要“动手”之前，毛泽东就已置刘少奇于死命。后来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较量，就是明证。

　　即使到今天，毛泽东死了近30年，而且毛泽东所炮制的历史上所有重大冤案都被彻底平反，按例讲，毛泽东的累累罪行已揭露无遗；完全有条件，也应该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可是，由于政治需要，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还是停留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的口径上，寸步不前。邓小平在生前所作的“承诺”（见第十八章《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邓小平同志留下了“活口”》一文，他主张15或20年后再评价），但何时才能付诸实践，还很难说。

　　确切讲，我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沿袭毛泽东年代的体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于40年前的刘少奇呢？

　　事实上，作者对毛、刘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还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后面也承认：“在这种复杂的现实和历史的关系下，刘少奇要结束毛泽东错误路线在中国的统治，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刘少奇的失败，以及他自己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附２：建国后毛、刘思想路线比较

　　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叶永烈有一篇题为《建国后毛、刘思想路线比较》一节，他从七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重大分歧，说理透彻、精辟，说服力很强。真不愧为杰出的传记作家。现全文恭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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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分歧。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以下的比较中人们不难发现是非功过所在。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虽然是毛泽东创立的，但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的，却是刘少奇。在这方面，刘少奇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详见该书第195—196页）

　　经过四十年的实践后，现在，北京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刘少奇1951年提出的口号：“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精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在经过四十年实践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毛泽东对它的批评，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二、关于建国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在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国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直到1976年逝世，毛泽东一直坚持这一理论，并且不断突出、强化。……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鲜明地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而否定了毛泽东的论述。

　　后来，毛泽东推翻了“八大”路线，并批评刘少奇的提法“马列没有讲过”。然而刘少奇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1959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重申了：“主要是生产与需要的矛盾”。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是极“左”的，是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抄马列主义（编者注：这一提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改为“背离马列主义”）和苏联公式的。而刘少奇的提法才是正确的、科学的。八十年代中共正是肯定和继承了刘少奇的论点，而否定了毛泽东的观点，才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三、关于建国后的中心任务问题。

　　刘少奇历来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共执政后的中心任务，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建国前刘少奇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建国后，刘少奇进一步明确提高：“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

　　在这里，刘少奇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强调建国后共产党的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然而，在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由私有变革为公有，以及维护这个公有制，即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中心任务。后又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命题。“阶级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内容。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上述观点便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关于资本主义问题。

　　刘少奇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应该让私人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重点是联合而不是斗争，注意发挥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进步作用，……。在1948年秋，他就明确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便是刘少奇有关思想中最光彩夺目和最富创造性的一点。 ……（见该书第198页）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路线是与刘少奇相反的。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便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在这里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发展新中国经济中的积极作为，而将其视为主要敌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将刘少奇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经过了四十年的曲折发展之后，今天比较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刘少奇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指出它是“宝贵的理论财富”，“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非议的”，“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是适用的”，也是“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的。”

　　刘少奇上“天堂”，毛泽东就必然在“地狱”。

　　五、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思想有如下几个方面：

　　1、刘少奇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而毛泽东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

　　2、刘少奇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而毛泽东恰恰相反，不考虑国情，不顾客观条件，急躁、盲动，求快求急。1956年的“冒进”与1958年的“大跃进”，便是恶名昭著的事例。

　　3、在具体方针上，刘少奇在五十年代初期便提出按“农、轻、重”次序，正确部署经济建设步骤，注意相互关系和综合平衡。刘少奇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搞重工业一马当先。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独到见解。而毛泽东在同时期照搬苏联的模式，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即“重、轻、农”的方针，并不要综合平衡，随心所欲地提高经济指标，搞“钢铁翻番”。结果是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4、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因此，他提出允许私人资本办工厂、办商店，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补充；在农村则要有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然而毛泽东强调与追求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将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视为洪水猛兽，把“资本主义尾巴”统统割掉。很显然，毛泽东的思想是僵化的、教条的。而刘少奇的思想，北京的学者们现在认为是“代表了当时认识上的一个进步”，“标志着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在思想认识上开始突破”，是“试图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早的思想萌芽之一。”

　　5、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不能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而毛泽东恰恰就是忽视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认为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六、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刘少奇认为：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与基础，必须经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使中国实现工业化，然后才能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有害的。与此相反，毛泽东完全不考虑什么条件基础，主张土改后即向社会主义转变。

　　2、关于土改后农村形势，刘少奇认为获得土地的农民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农村的自发势力与两极分化是正常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必害怕。他反对过早地用农业合作化来动摇、削弱私有制；过早的集体化，会伤害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认为这种过“左”的思想，正是反动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则照搬苏联模式，认为土改后要趁热打铁，以免发生两极分化，……急于集体化，急于消灭私有制，搞“穷过渡”，……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套正是反动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

　　3、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刘少奇提出：“先机械化，后集体化”，将公有制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之上，因而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毛泽东提出的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完全是空想的、唯心的。

　　4、毛泽东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后，不断地急速提高公有制的程度，……合作化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此，刘少奇认为中国小农经济依靠手工劳动的条件基本没有改变，为适应这种低下的生产力，生产、经营、分配的单位应小一点，反对生产关系的改变过快过高。

　　5、刘少奇还反对毛泽东将农村改造成单一的公有制，主张必须给个人“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自由”，否则就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他一再表示赞同包产到户。

　　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指导思想的分歧，其核心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实现社会公平（即平均主义）放在第一位。其实质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对立。

　　现在，北京方面公认：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是失败的，而刘少奇的理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正确的。如能实行，“就可走出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而刘少奇的许多正确主张，对1978年以来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起了先导的作用。

　　七、 在重大理论上比毛泽东先知先觉（略，见该书第203—204页）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趋于僵化、迟钝。相形之下，刘少奇显得更加敏锐与活跃，建树与贡献良多。在这些方面，毛泽东是根本不能比拟的。

　　尽管刘少奇的思想受到排斥、打击，但事实证明，建国后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是极“左”的，教条主义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而刘少奇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编者的话：

　　作者从七个方面把刘少奇的思想、理论与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主张、措施作了比较客观

　　的对比。有理有据，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这是通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得出来的结论，是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得出来的结论。

　　稍有良知、稍有正义感的人们一定会认同这个结论的。既然毛泽东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那么还把他树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了欺骗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能不说，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之后的今天，还出现这种极其反常的政治现象，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第八章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激化进程（中）

（一）毛泽东开始“反击”
——析1962年８月政治局工作会议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是一个政治上很强、工作很得力、很有成效的领导班子。他们都是毕生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付出了全部心血与精力。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

　　如前分析，他们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摆脱经济困境，为拯救饥饿线上的人民，……，在他们权力范围内，采取一系列与毛泽东“旨意”相悖的重大决策，同时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公开提出了与毛泽东本意相左的方针政策。这些都激化了他们（主要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

　　本来真理在他们这一边，马克思主义在他们这一边，广大人民在他们这一边，他们理应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沿着这条好不容易开辟出来的道路走下去。可是当毛泽东一旦决定作出“反击”时，他们竟全部不战而溃。从这一点看，毛泽东手里虽然没有真理、没有马克思主义，但他有一套“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用“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办法来维护他的独裁专制体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少奇们决不是他的对手。

　　毛泽东的“反击”，先后两次。第一次是8月北戴河政治局工作会议，第二次是9月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深知“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大较量”，是刘少奇挑起的，没有刘少奇，将一事无成。因此，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从那时开始刘少奇已成为他内心世界里的头号“政敌”。正如后来在“文革”初期，毛泽东跟外宾谈话时所说：

　　“刘少奇问题，我是在1962年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看出来了。”

　　在1966年10月与胡志明谈话时说得更露骨：

　　“‘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

　　两次谈话充分暴露了1962年时毛泽东的心态。但这次“反击”，毛泽东所采取的策略，跟1958年对周恩来的批判、1959年对彭德怀的斗争不同。前两次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方法。而这次采取迂回战术的策略，北戴河的工作会议先解决外围问题，同时杀一儆百，使刘少奇们俯首称臣，不敢再跟他“对着干”。待时机成熟，再来围歼刘少奇们。这是因为刘少奇是他当年（1943年）钦定的“接班人”，又是1959年指定为“共和国主席”并负责主持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因此只能分两步走，不能操之过急。说得好听一点，毛泽东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说得确切一些，毛泽东是一个惯于玩弄权术的“大阴谋家”。这一点正是刘少奇们所望尘莫及的。

　　8月的政治局工作会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原定是进一步贯彻“五月会议”的精神，主要讨论如何进一步加速恢复经济的步伐。可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擅自改变了会议的议题，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要大家讨论。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天天在那里专政，天天在那里斗无产阶级。……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

　　关于形势，毛泽东说：

　　“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这个意见。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股“黑暗风”。显然这是针对中央常委前一段对形势的分析。

　　关于邓子恢提倡的“生产责任制”问题，毛泽东不管当时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饿肚子、饿死人”这一人命关天的问题，也无视由于放宽政策，使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1961年）提高20％，制止了粮食产量连年减产的显著成果。就武断地说什么：

　　“这是刮‘单干风’，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这是搞资本主义。……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名义上批邓子恢，把他作为“替罪羊”，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判刘少奇们。此外，毛泽东又针对“甄别平反”工作，联系彭德怀为洗清自己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这一“莫须有”罪名而上书党中央的“八万言书”，毛泽东又无端地斥之为：“翻案风”。并胡说什么：“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毛泽东首次“反击”，就是用这三顶大帽子：“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这一手还真灵，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样一批很有水平、才干与魄力的老革命家们给“镇”住了。除了少奇同志在毛泽东发言刚开始讲到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时，曾插了一句：

　　“要防止把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意即他是不赞成动辄以“阶级与阶级斗争”帽子吓人、压人。）毛泽东当然不卖刘少奇的“账”。一连抛出三顶大帽子。这样一来，刘少奇沉默了。继之，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常委们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分别作了违心的检讨。

　　８月11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对“五月会议”上的“错误”作了检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对形势估计“过分了”。接着，８月17日，周恩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也作了检讨，说：

　　“主席讲的三个问题很重要，很适时，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对形势问题，过去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虽采取正确措施，但容易让人看成漆黑一团。关于‘保产到户’，主席一讲，就把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头脑清醒了。”

　　小平同志在会上是怎么表态的，未见有关史料。他不检查，肯定是过不去的。

　　把这些老革命家的言论，前后加以对照，判若两人。以前讲话是有血有肉，以大量事实作为根据，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分析，从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作出符合实情的科学判断与正确决策。怎么现在毛泽东一讲话，他们马上来一个180°大转弯。其中特别是周恩来的检讨，大有迎头紧跟，生怕掉队的趋向。这也许与周的两次挨批的经历有关，他被毛泽东整怕了。也许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一“个性”，在“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把周恩来从“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拉了出来。刘少奇检讨还是注意分寸的。也许他没有挨过毛泽东的“整”，还不知挨整的滋味。当然也许跟彭德怀一样，与他的秉性有关。

　　这里没有丝毫责备他们几位老一辈政治家的意思。其实他们当时的处境是很难的。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很痛苦的。这是因为：如果他们认准了自己的路，坚持一直“走下去”，与毛泽东僵持、对抗，肯定是走不通的。其后果不是党的分裂，就是他们自己立即遭灭顶之灾。而两者的结局（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不是什么个人得失问题，而是毁了党、毁了党的事业，对民族、对人民都是不利的。反正这位“当代秦始皇”是决不会“改口”的。怎么办？惟一的选择就是常委们自己来一个180°大转弯。此外别无他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也在这里，用军事术语讲，叫“先打外围”，即这次只打“替罪羊”，只要求常委们作个检讨，转过弯来。至于下一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毛泽东手里，“走着瞧！”

　　对刘少奇们来说，最令他们揪心的还不是什么个人命运问题，而是刚刚有些起色、有些好转的经济形势，人民刚刚过上吃饱饭的日子，也就是刚刚步入正道，被毛泽东这么一冲击，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民族和人民又将遭难。刘少奇之所以在毛泽东讲话的一开头就插话：

　　“要防止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也是为了吸取过去教训，避免重蹈覆撤。刘少奇这一句话是很有预见、很有水平的；也是击中毛泽东的要害。可惜，没有真理的毛泽东仅凭他的“凌驾”地位，终于如愿以偿地击败了他的对手。这不仅仅是刘少奇们的不幸，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不幸！？

　　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突然袭击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题为《北戴河会议：毛泽东突然袭击》一文是与上文的议题相衔接的，特加以转述如下，以资佐证：

＊　　　　＊　　　　＊　　　　＊

　　于8月6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是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召开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重点是讨论和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等一批文件。也就是说，会议的主题是调整经济工作。然而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正处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分岔口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正在进行较量；刘少奇虽无伤虎之意，毛泽东却有害人之心。于是北戴河会议便成为毛泽东向刘少奇反攻发难的机会和场合。

　　就在会议开幕的当天（8月6日），毛泽东在发言中即离开了会议原定的内容，提出了几个既出人意料，又令人震惊的问题：阶级、形势和矛盾。关于阶级，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毛泽东说：

　　‘形势问题，也要算一算。……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毛泽东说：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

　　对于这次讲话，毛泽东在8月9日说：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理成章。’

　　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重新为会议确定了主题，为会议定下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调。而刘少奇及中共中央预先定下的经济工作的会议主题，被扔在一边。

　　显然，在8月9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更加令大震惊的讲话。在这一天的发言中，毛泽东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在这个总题目下，他又讲了若干问题：形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总结经验等问题，对刘少奇为首的第一线领导，发动了猛烈的批判、攻击。

　　……

　　事先，毛泽东并没有将他的讲话内容以及改变会议主题的事件向中共中央常委报告，也没有向个别中央常委透露。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第一线领导，完全被蒙在鼓里。毛泽东需要的就是这种令对手毫无防范，被打个措手不及，毫无还手之力的效果。如果让刘少奇等人事先知道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以及改变会议主题的作法，便会在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和表决，不但隐藏在阶级斗争理论外衣下的险恶用心可能被揭穿，且一旦举手表决，处于少数地位的毛泽东的阴谋很难得逞。”

＊　　　　＊　　　　＊　　　　＊

　　编者的话：

　　作者的最后判断（指“一旦举手表决，毛泽东的阴谋很难得逞”一说）并不符合党内政治生活实际。在毛泽东已经处于党内“凌驾地位”的背景下，所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组织原则就被践踏殆尽。因此，除1956年这一年外，就没有“举手表决”这样一个“史实”。当然，毛泽东采取“突然袭击”的恶劣作法，本来是他的一贯作风，要求他来一个“光明正大”，难于上青天。这是由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决定的。毛泽东晚年曾要求别人：“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正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具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类型的人。毛泽东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者在本文的结尾处还提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大义懔然”地说：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那有一个人说了算的道理呢？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说：“毛泽东的话犹未落地，现在便少数不服从多数了，个人推翻集体组织的决定，‘个人说了算’，当‘霸王’了。”

　　事实上，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是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是另一套。或者说：口头上说的一套，行动上又是另一回事。

（二）为什么刘、周、邓不堪一击？

　　刘、周、邓为什么不堪不击？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怎么会出现这种咄咄怪事，而且是发生在据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以前的历届总书记，在政治局讨论重大问题时，凡发生原则性分歧意见，都是按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加以解决。总书记的个人意见在讨论中被否决，是常有的。只要多数人反对，总书记就得下台。这是正常的、健康向上的政治现象。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是在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议》：授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这样，毛泽东一个人就有权否决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这就意味着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合法地”取得了“凌驾”地位。

　　1956年苏共“20大”彻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反对“个人崇拜”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国际潮流。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毛泽东的“凌驾”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发生了动摇、受到了挑战。正是在这一年，通过“八大”，毛泽东从“凌驾”宝座上，被赶了下来。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毛泽东经过“反右”和狠批周恩来的“反冒进”，又重新爬上了“凌驾”宝座。此后的“凌驾”就不是昔日的“凌驾”，就具有更强烈、更明显的“残酷性”与“疯狂性”。为了保住这一“宝座”，毛泽东是不择一切手段的，也不惜伤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为了显示这位“当代秦始皇”的“龙”威，首先打着“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发动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跃进”，又是一大二公的、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民公社”，又是大放“卫星”的粮食大丰收，又是全国开花的全民炼铁。最后经过半年的大折腾，给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为吸取教训，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毛泽东大犯“龙”怒，把彭、张等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又掀起一场全国“反右倾运动”。终于导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成千万人饿尸遍野的惨局。这一切目不忍睹的现状，追根究源，都是毛泽东独裁专制所造成的恶果。

　　正是在这一政治历史背景下，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经过深思熟虑后，在“七千人大会”上，郑重地重新提出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应该说当时的形势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是十分有利的。这是因为在前述的、他们与毛泽东的六个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意见中，真理在他们这一边，马克思主义在他们这一边，党心民心在他们这一边。而反对“个人崇拜”又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大潮流。此外，从组织原则来说，“七千人大会”是党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盛会，无论从代表性讲，还是从权威性讲，都是党代会、中央全会所不能比拟的。这些有利因素综合在一起，难道还“斗”不过毛泽东一个人？

　　事实是无情的，是残酷的。他们这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就是“斗”不过毛泽东这位当代最残酷的专制主义者。为什么？这是一个“谜”！

　　按理，刘少奇们既然在大会上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就得准备毛泽东一旦“反击”怎么办？刘、周、邓几位，处事一向谨慎，稳重，他们不会不想到这是一步“险棋”；如果不考虑第二步、第三步……，那就会“全军覆灭”。那么，他们又准备了什么呢？不知道！这也是一个“谜”？

　　可是，从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看，刘、周、邓不堪一击，一战即溃，似乎又说明他们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真是不可思议，笔者一脑袋“浆糊”，至今不解！有待来日内幕完全曝光之时。

　　附：刘少奇向毛泽东再次屈服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刘少奇向毛泽东再次屈服》一文，他在详尽地论述了刘少奇如何向毛泽东再次屈服的情节后，怀着非常强烈的愤懑与义愤填膺的情绪，对毛泽东灵魂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

　　“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这对一向主张“宽容”的中国人来说，似也有些“过火”。但笔者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刘少奇向毛泽东再次屈服”一语，这就意味着在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大较量”后，终究以刘少奇的失败告终；从而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陷入“大灾难”的深渊。该文具有很强烈的叶永烈的写作风格，我认为他是怀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种“血溶于水”的感情写出来的。因此，特转述于后。

＊　　　　＊　　　　＊　　　　＊

　　“到了八月下旬，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在北戴河会议上占了主导的地位。……于是，毛泽东便提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继续讨论‘阶级斗争问题’。

　　“至此，刘少奇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只好服从毛泽东的意见。 ……

　　“刘少奇的阵营全线溃败，而毛则乘胜全面出击。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又一次不得不向毛泽东靠拢，并且毫无保留地同意和接受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编者注：接着作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刘少奇是如何转向紧跟毛泽东的，并分析刘少奇的心态。说明刘少奇终于向毛泽东屈服了。而刘少奇的态度又影响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从而使毛泽东得以在中国政坛上横行无阻。见该书第459—465页）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共和中国，都是一个转折点。继推翻八大路线后，毛泽东再一次扭转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再次失去了向良性发展的机会，被推向坎坷多难、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不但因此遭受了无穷的灾难，中华民族也失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时间。

　　“对刘少奇来说，毛泽东为他编织的那个令他死于非命的罗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六十年代初尽管刘少奇有几年风光的日子，但毛泽东的阴谋的罗网已经张开了，刘少奇在劫难逃。……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便是从八届十中全会源起的。

　　……

　　（编者注：作者的这两段分析是非常精辟、透彻的。从中可以悟出‘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国当代史上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可惜，这样鲜明的观点在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是绝对找不到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显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　　　　＊　　　　＊　　　　＊

　　编者的话：

　　上文的最后两段话，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党对毛泽东年代的暴政史的“反思”能深入到这种程度，能取得这种“共识”，这才意味着：真正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了，或者说，达到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究竟何时能达到这一步，现在还难说。但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天或迟或早，一定会到来的。正如叶永烈所说：“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第一段话：“如果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

　　本来任何“假说”，对已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对特殊人物、特殊事件来说，在回过头来进行“反思”时，还会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笔者在写《反思录》的最后部分时，也提出了同一类型的议题。我认为这决不是什么“巧合”，而是在“反思”到较深层次以后，就自然而然会想到这个出人意外的“议题”，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思考。这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第二段话：“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乍一听，很有些“刺耳”，但细细回味，还是有其深刻的内涵。

　　我们这一代凡经历过两次“大灾难”（指“三年人祸”与“十年浩劫”）的人，并且又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的人，只要认真反思，就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个出奇的“观点”。其实，当我们稍为认真去思索一下：现在的“改革开放”与“以人为本”的路线，实质上就是沿袭当年刘少奇们所坚持的路线。如果中国人民没有经历这两次“大灾难”（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的中国决不会还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假如再加上早日按照马寅初老人的忠告，严格控制“人口”，那么超过“四小龙”的水平，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进行了这种对比之后，就会完全认同叶永烈的“观点”。

　　叶永烈本人的倾向性应该说是非常明朗的：“反正时间还多着呢！”这一句话，既表明他对现实的“禁区”的不满，又反应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历史的发展决不是靠“权力”所能阻挡得了的。终究有一天，历史与人民将会还毛泽东以本来的面貌！究竟是让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到时候自然就会见分晓！

（三）毛泽东取胜的“法宝”
——八届十中全会，重弹“阶级斗争论”

　　在1962年８月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乘“反击”全胜的“东风”，从北戴河回京后，立即在８月26日至９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９月24日至９月27日召开正式会议。这是一次“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巩固战果”的会议。他懂得就事论事，只能解决具体问题。只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目的。

　　毛泽东在“三年灾难”时间里，他退居二线，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主持工作。三年来，刘少奇每次主持政治局会议，都是讨论形势与经济问题。研究形势，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是为了让人民吃饱饭，不再挨饿。毛泽东在经济形势刚刚开始好转的时候，刚解决了“饿死人”的问题以后，就急忙跳到前台，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他谈形势，不是为了研究经济问题，而是大讲“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关心如何改善人民生活问题，而是为了惩治心腹隐患，如何巩固自己的“凌驾”宝座。

　　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确实是走在两股道上的人，不过不是毛泽东所说的什么“社会主义道路”（是他自封的）与“资本主义道路”（扣在刘少奇头上的），相反，毛泽东走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黑道，刘少奇走的是一条“强国富民”的光明大道。

　　下面就来看一看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是怎样大放厥词的。

　　在９月24日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与矛盾”的讲话，他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会议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正确分析，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为拯救饥饿人民而采取的“生产责任制”，视为是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总为了洗清强加他头上的“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而给党中央写的申诉书，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

　　全会发表的《公报》，除了照录毛泽东在“讲话”中的主要观点外，还写了如下一段：

　　“……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八届十中全会，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集体领导，在三年“人祸”灾难期间所制订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全面否定与全面“反击”。毛泽东的这一手是很厉害的，实质也是很恶劣的。因为如前所分析的：真理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刘少奇们这一边，并不在毛泽东手里。他把自己打扮成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倒打一耙，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

　　毛泽东是得逞了、“胜利”了。这是党的耻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次莫大的“亵渎”。这就是八届十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它给党的历史又一次抹黑了！

　　从此，“阶级斗争论”作为一种“理论”，误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地走向毛泽东设置的罪恶“深渊”！！！

（四）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稳住刘、邓，先打外围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工作会议和北京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刘少奇们在“七千人大会”前后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反击。但他所采取的策略，确切地说，他所采取的战略是：“稳住刘、邓，先打外围”。他没有直接点刘少奇们的名，把彭德怀、邓子恢作为“替罪羊”，作为“靶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其实，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的“政敌”是刘少奇们，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点名批判刘少奇们呢？应该承认这正是毛泽东的“超人”之处，只不过是他用错了地方。不是毛泽东不想批，而是时机不成熟。犹如当年（1956年），为“打翻身仗”，重登“凌驾”宝座，必须先“反右”，而后“批周”。没有“反右”作铺垫，就直接“批周”，有可能遭灭顶之灾，即自身覆灭。这是因为在“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之后，毛泽东已失去“凌驾”的权势。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这次，开局的形势对毛泽东是比较不利的。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处在第一线的领导集体，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公开提出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方针政策，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果断措施。这时的毛泽东自动退居二线，因此使毛泽东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似有“大权旁落”之感。这就是北戴河政治局工作会议的政治背景。

　　当时，毛泽东是孤家寡人一个人，而对方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第一线主持工作（即掌握实权）的领导集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要批，对象是一个“集体”，至少是“刘、周、邓”。跟1956年形势不同的是：毛泽东虽退居二线，但毕竟还是处于“一言九鼎”的“凌驾”地位，他如果硬要直接批刘少奇们，后果可能有二：一是毛泽东赢了，另一是两败俱伤，党分裂为二。尽管后一种可能性不大，但毕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们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深得党心民心的。即使毛泽东“赢了”，但也有一个问题，即批了以后，局面怎么收拾？谁来接替这个班子？何况其中的刘少奇，是他自己当年“钦定”的接班人，又由谁来替代？这一系列难题，毛泽东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毛泽东是不会走出这步“险棋”的。

　　因此，毛泽东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打外围；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来围歼刘少奇们，那是第二步。

　　这次打外围，其实是做“表面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的目的有二。一是经过“反击”，让刘少奇们认错、作检讨，这就表明在重大原则问题分歧的较量中，刘少奇们彻底“输了”。二是毛泽东依然处在第二线，但收回“最后决定权”，以免再度“大权旁落”。以后凡大事，刘少奇们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汇报”，不经毛泽东批准，不能下达中央文件。毛泽东在党内没有引起强烈震动的前提下，轻松地达到了这两个目的。这样一来，工作重担还是压在刘少奇们身上，特别是刘少奇一人身上（名义上仍继续让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但实权恰牢牢控制在毛泽东手里。

　　这样也就保证了毛泽东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来研究下一步如何惩治刘少奇们，特别是刘少奇。毛泽东的歹毒之心，昭然若揭。他不愧为惯于玩弄权术的大阴谋家。玩刘少奇于他的股掌之中，真是易如反掌。用后来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我动一个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此话虽狂，但恰是“兑现”了。

　　这不仅仅是刘少奇们的悲哀，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哀！

（五）彭总申诉不成反遭害
——试析毛泽东的心态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彭德怀问题的一翻讲话，是整篇讲话中惟一的、也是最大的“失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他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纲领”的那封给毛泽东的信，作了“开脱”。他说：

　　“彭德怀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是正常的，所提的许多意见也是符合事实的。”

　　彭总的冤案就是源于这封被毛泽东冠以《意见书》的信，从而打成什么“反党纲领”、“反党集团”。既然这一“莫须有”罪名被洗刷了，按理应该为彭总彻底平反。这是合乎逻辑的事理。但另一方面，根据毛泽东不可抗拒的“旨意”，刘少奇又在会上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这一更大的、更不能容忍的“罪名”。正如彭总所说：

　　“……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一个‘莫须有’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这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毁灭一个党。……我个人是很渺小的，……不能因为捏造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正是怀着这种无比义愤、无比冤屈之情和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彭德怀用了三个月时间写了洋洋“八万言”的申诉书。

　　在申诉书中，彭德怀一再声明：

　　“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

　　“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法制裁，那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不会有怨恨的。”

　　其实我们的彭总太天真、太憨厚了。你那么袒露心扉，那么恳切陈言，丝毫不会感动毛泽东的铁石心肠。确切说毛泽东是没有一点“人性”的人。他究竟属于哪一类？还有待于在“真相”彻底揭开时，再来评说。总之，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改变他的既定“方针”。他为了置人于死地，从来是不择一切手段的。

　　最后的结局之惨，是任何一个正常的、有良知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参见本章第四节和下面有关章节）

　　本来所谓“里通外国”，毛泽东只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他也知道没有任何根据。为什么他偏要给彭德怀扣上呢？这里想试图剖析一下毛泽东对彭总冤案的心态。

　　首先，不能排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历史恩怨，如前所述，毛泽东对彭德怀是恨之入骨的，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自白”，已有充分暴露。不过当时毛泽东采取倒打一耙的手腕。胡说“彭德怀恨死我（毛泽东）了”。实际是他恨死彭德怀。而且这句话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这样，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抓住彭总的信，发泄私愤，大动干戈，非欲置彭德怀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毛泽东怎么可能给彭德怀平反呢？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心目中最大的“政敌”是刘少奇。如何惩治刘少奇？那场仗怎么打？毛泽东正在“沉思”。不管怎么打法，总得找一个“突破口”。彭德怀问题可能就是“突破口”之一。从这一点考虑，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1965年初，江青受命在上海密谋泡制姚文元的“黑文”，正是在彭德怀身上“做文章”的。如果当年（1962年），毛泽东同意给彭德怀平反，这篇“黑文”就不好写了。这是巧合，还是毛泽东的老谋心算，有待来日揭开内幕！

　　附：从反面教材，看毛泽东的“治国”之道

　　在谈到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时，我们所引用的史料多半是在毛泽东炮制每次全国性大冤案之后，作为“总结”或上升为什么“理论”这一形式出现的。

　　似乎涂上一层“理论”色彩，使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我们在这里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当主席时搞的，后来不准重印再版）摘录两段，作为“反面教材”，更可清楚地认清毛泽东的“治国之道”。由于这两段话比较直白，多少能暴露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某些阴暗面。毛泽东说：

　　“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一松，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出来。……只要你不整风（编者注：绝妙的“整风”一词，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整风”与整人、害人是同义语。当年延安整风如此，1957年“反右”也是如此），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毛选》第五卷第477页）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搞个把月就行了。”（《毛选》第五卷第488页）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活脱脱钩画出毛泽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逻辑依据与他的内心世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毛泽东统治下的“臣民”，都得靠“整”、靠“斗”，才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听命于我毛泽东。在毛泽东脑袋里，只有“整”与“斗”两个字，从来没有想到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更谈不到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文引证的列宁有关执政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这些英明论述，在毛泽东那里找不到一点影子。毛泽东恰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他发展了马列主义。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毛泽东，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政治骗子！！！

　　最终受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谁让你碰上那么一位政治骗子来充当“最高领导人”。令人惊奇的是直到现在，这个“假面”还撕不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第九章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激化进程（下）

（一）毛泽东策划全面反击刘少奇
——“组织准备”与“舆论准备”

　　如前所述，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与毛泽东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分歧。这是1958年毛泽东重登“凌驾”宝座之后，所受到的一次最严峻的挑衅。毛泽东知道这次公开激化矛盾，名义上是一个“领导班子”，但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刘少奇。经过1962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的初次“较量”，刹住了毛泽东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从刘少奇手中夺回了“最后决定权”。名义上毛泽东仍居二线，刘少奇仍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但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事先向毛泽东请示，事后向毛泽东汇报。只有经毛泽东同意、批准，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文件。实际上，这就剥夺了刘少奇们一度掌握的实际权力。

　　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他的目标是要彻底打垮后来所谓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的这个“决心”是八届十中全会时就下定的。正如毛泽东在1966年与一次外宾谈话时所说的：

　　“刘少奇问题，我是1962年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就已经看出来了。”

　　这说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从1962年开始就想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八届十中全会和对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的批判，是为下一步“倒刘”作“铺垫”。重新掌握“最后决定权”，就防止再度“大权旁落”的问题。

　　从现有史料看，1963—1964这两年，是毛泽东为“倒刘”作准备的阶段，包括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1965年这一年，是毛泽东为揭开“倒刘”的“序幕”作准备（用九个月时间炮制姚文元的“黑文”），也就是进入“倒刘”的实战阶段。

　　为什么毛泽东为“倒刘”要投入那么长时间与那么大精力？这是因为刘少奇不同于周恩来、彭德怀，他曾经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现在又在第一线负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震动面太大。要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来接替刘少奇，也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水到渠成。

　　所谓“组织准备”，就是要解决依靠哪些人来“倒刘”的问题？现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政治局成员和副总理们，都是听命于刘少奇的，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人。他们是属于被惩治的对象，决不能是依靠的对象。究竟依靠谁呢？条件只有一个：必须是与毛泽东保持“零距离”的人，就像当年刘少奇那样：“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张闻天语），而且永远死死紧跟毛泽东，不能有任何动摇。决不能再像刘少奇那样：又“重新变成两个人”。

　　江青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她是毛泽东的老婆，又是经常替毛泽东考察刘少奇言行，及时为毛泽东提供情报的人。并且能私下交底，而不泄漏。虽然毛泽东明知江青在政治上是低能，挑不起重担，但毕竟有些“地下秘密活动”是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在整个“倒刘”过程中，特别是在初期，江青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其次是林彪，是又一个理想人选。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反彭德怀”的斗争中，已有“杰出的表演”。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其他政治局常委都跟刘少奇保持一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跟毛泽东发生分歧。惟独林彪一个人在大会上，完全无视事实真相，把“七分人祸”造成的大灾难，归之于人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林彪这一别出心裁的奇谈怪论，不仅与整个大会严肃认真地探索经验教训的气氛，极不协调；而且其阿谀奉承之势态，也令人作呕。但林彪此举对当时身处极度困境的毛泽东，无疑是最难得的精神支持。毛对林是既赞赏，又感激；立即在林的发言稿上批示：印发全党。在政治局常委中，林彪是惟一与毛泽东“保持零距离”的人。

　　此外，在政治局成员中，仅留下康生、柯庆施、陈伯达三人。康生在党内是一向以“害人发家”，而臭名昭著的。对毛泽东来说，康生是一个得力干将。暴君与奸贼紧密勾结，忠良受难，百姓遭灾，历来如此。1966年5月，康生以“钦差大臣”身份，列席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指定由康生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讨论情况。即是一例。足见毛泽东对康生的信赖。

　　所谓“舆论准备”，毛泽东主要抓住两条：

　　一是为验证“阶级斗争论”的“正确性”，让江青出面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并由毛泽东亲自抓城乡基层干部队伍的“四清运动”。

　　二是在时机成熟之时，在高级领导层中，公开激化与刘少奇的矛盾，让他们了解毛与刘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毛泽东还提醒大家：“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他号召大家“造反”。

　　在“倒刘”前夕，有这个舆论准备和没有准备，是大不一样的。

（二）为什么毛泽东要放江青“出山”？
——毛泽东的“一箭双雕”战术，
　　兼析毛泽东火烧文艺界的两个“批示”的出笼背景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上，亲自写上这样一段话：

　　“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既然发出这样的“号召”，那就得付诸“实践”，或者让“实践”来印证他的“伟大预言”。

　　那么，究竟从哪儿着手？从哪儿作为“突破口”？毛泽东决定从意识形态领域和城乡“四清运动”这两方面入手。前者虽然面窄，但恰是阶级斗争最敏感、最容易抓出“成果”的部门，有深度、力度，有震撼力，影响大。后者面广量大，虽然成果不显，但便于借题发挥，另做“大文章”。

　　本文主要探索毛泽东在1963—1964年这两年是怎样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问题。

　　首先，涉及由谁来“揭开”这一领域的阶级斗争“盖子”？靠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彭真、陆定一，毛泽东知道，他们是刘少奇的人。叫他们用棍子打人、用帽子压人，他们不会干。康生倒是一个“好帮手”，也精于此道。无奈上头有彭、陆，更有刘、周、邓作后盾，康生难以施展其“才华”。这样，毛泽东就自然而然把这一重任落到他老婆江青身上。

　　江青是“局外人”（政治局之外），不受组织纪律约束；她又是“第一夫人”，在社会上放“横炮”，点鬼火，组织写什么“黑文章”，彭、陆等人对她也无可奈何。何况到关键时刻，毛泽东亲自表个态，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样，江青不仅“站住了”，而且为下一步江青参与“倒刘”活动，捞取一笔“政治资本”，即为后来树江青为“旗手”，奠定基础。所谓“一箭双雕”，就是这个意思。

　　不妨回顾一下，当年毛泽东是怎样放江青“出山”的？

　　早在1962年秋，也就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江青就指责新编昆剧《李慧娘》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1963年5月，江青就组织文章在报上尖锐批判《李慧娘》和赞美这个戏的文章，使文艺界顿时感到气氛紧张。从1957年“反右”以后，包括文艺界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有一种谈“虎色变”的心理状态。一旦从天而降，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就一辈子不得翻身。只能唯唯诺诺，低头认罪。何况来势突猛，又凭借江青这一特殊身份，连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领导人，也不敢说什么。因此，在江青的“黑文”发表之后半年多时间里，文艺界、学术界一片死气沉沉。同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曲、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还多次说：

　　“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好大一堆吓人的“帽子”，整个文艺界漆黑一团，文艺界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犹如大难临头，谁也逃不了厄运。

　　在1963年，江青不仅批判了昆剧《李慧娘》、京剧《谢瑶环》，而且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也不放过。在报上组织文章，大批特批。

　　在高压政策之下，文化部和文艺界被迫进行“整风学习”，搞得人人自危。黑风压顶，说趴下就趴下。

　　1964年6月，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案）》，在其上作了如下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是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发表的。此后不久就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既然要“年年讲”，就得“年年抓”、“年年有”。如果“不抓”，那就“没有（阶级斗争）”，那样“年年讲”就变成讲空话。这就是放江青“出山”的政治背景。江青在前台，大动“干戈”，到时候，毛泽东再发一批示定性，就“万事大吉”。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一大“创造”与“杰作”。用自己策划的“实践”来验证自己炮制的“理论”（指“年年讲”），再用上升后的“理论”（指“批示”），回过来再指导更大范围的“实践”，即掀起一场对文艺理论观点公开进行政治批判。从而让全国人民意识到：“两大对抗阶级”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是十分剧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整个文艺界和他们的刊物，统统“变修了”、“变黑了”，让人们触目惊心，让人们信服毛泽东的所谓“年年讲”，确实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对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下达之后，即在1964年夏，毛泽东又把这场批判斗争锋芒，从文艺界引向整个学术界；从哲学，到经济学，到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与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全国报刊上，受到了猛烈批判。比如：在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在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经济价值观”，在历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等等。其实，这些被批判的理论观点和学术专著，不少是有独到的见解、卓越的水平。在毛氏专制年代，根本不允许开展学术讨论或辩论，也不允许被批判者申辩。只是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几顶大帽子，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针。

　　中国人民经过毛泽东的反反复复的“熏陶”，终于逐步地适应了“人斗人”、“人咬人”（韦君宜语，原话是：“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以及“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的政治氛围。于是，人性大变异，这才是中华民族民族素质的最大伤害。最后，在神州大地上，竟然出现“人妖颠倒”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从他的政治实践中，深有感触地得出一条“经验”，一条“侮辱中国人民人格”的“经验”。他说：

　　“世界上有些事就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里头，又要出现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

　　这就是毛泽东的“治国”、“治民”之道。听见了没有，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得靠“整（风）”、靠“斗”、靠“打（棍子）”，才能服服帖帖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这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侮辱，是对中国人民人格的侮辱。明明是毛泽东想整人、害人，可是他反过来“倒打一耙”，说是你们这批人不整不行。这是地道的“强盗逻辑”、“法西斯逻辑”。

　　原来，所谓“阶级斗争论”的“理论”也吧，所谓历次冤案的“实践”也吧，统统都是毛泽东这一政治骗子一手“导演”的。如前所分析：毛泽东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推行的地道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目的是一个：就是要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来维护“毛氏王朝”，永远保住毛泽东的“凌驾”宝座。

　　意识形态领域里这种极端反常的批判，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造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压制了他们的积极性，阻碍了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对这一局面，深感忧虑，试图加以引导，以便纳入正常的轨道。邓小平在1965年3月的书记处会议上，说：

　　“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

　　邓小平提出要赶快“刹车”。

　　彭真在1965年９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也强调要把学术上的问题纳入正常的、说理的、以理服人、平等讨论的轨道，反对无限上纲的政治斗争。

　　他们的这些讲话，在毛泽东所造成的“狂风恶浪”形势面前，是那么软弱无力、无所作为。

　　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那里知道毛泽东这一系列“举措”，就是为“倒刘”作准备的。也许这批正直的革命家并不知道他们的“领袖”，正在为他们挖掘“坟墓”呢？这真是一幕历史大悲剧！

（三）1963年毛泽东抓城乡“四清运动”
——为“阶级斗争论”再找“市场”

　　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手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另一手抓城乡“四清运动”，以表明他阶级斗争要“年年讲”，也就得“年年抓”、“年年搞”。不然，所谓“年年讲”，就成为一句“空话”。同时，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的预言的“英明”、“正确”。

　　按刘少奇的本意，他是主张我们党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在1956年“八大”的《决议》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已有了充分的体现。但每次都受到毛泽东“阶级斗争论”的冲击，从而彻底摧毁了“发展经济”这一战略部署。

　　在1962年８月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当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论”时，刘少奇还插话说：

　　“不要把什么问题都跟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刘少奇的用心良苦，他担心在经济形势刚有些复苏的情况下，又把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会给中华民族又带来新的灾难。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是“迎合”还是“道破”毛泽东的“心机”，他说：

　　“总是口头上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好一个“搞一个阶级斗争”！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叫“搞”？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社会上真存在什么“阶级斗争”，那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人为地“搞”（或“制造”）出来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刘少奇的这句话：既然“阻止”（或“反对”）不成，你毛泽东一定要“搞”，那就“搞”一个吧。显然这是一句“反话”。实情如何？有待内幕彻底曝光之日。

　　在如何开展“四清运动”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开始在认识上就有分歧：

　　毛泽东强调抓“敌我矛盾”，主要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1963年5月毛泽东制订的《前十条》）；后又改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4年12月制订的《二十三条》）。这意味着“四不清”干部都被打成“敌人”。

　　刘少奇一开始就主张：搞阶级斗争，对象只限于干部中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分子。当时刘少奇并没有意识到同毛泽东的分歧意见，误认为运动会按自己的思路展开。

　　其实，真正的分歧并不在认识上，毛泽东抓“四清运动”，与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一样，只是为“倒刘”作“跳板”、为“倒刘”作“舆论准备”。这是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的。至少在1964年底以前，刘少奇一直被蒙在鼓里。

　　不论是按毛泽东的思路，还是按刘少奇的思路，只要是搞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形式出现，就必然使打击面扩大化，就必然搞残酷斗争，就必然无辜伤害数以百万计的基层干部。这已经是“左”的思潮下，形成的一个规律。即使按刘少奇的观点，干部队伍中的“违法分子”，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只要认真追查，随时可以抓出一大批来。在法治国家，这类问题是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而不是靠什么群众运动来解决。

　　“四清运动”是从1963年夏开始，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为止，历时三年，最后不了了之。在农村参与和领导这场运动的、从中央机关、高等学校、部队抽调出来的干部、师生，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弄清究竟什么样的农村基层干部才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小会议开了数也数不清，也批判、斗争了难以数计的农村基层干部，但最后要“定性”，要确定究竟哪些干部是“走资派”？谁也心中无数。查中央文件（如《二十三条》），也找不到“根据”、找不到“定性”的“标准”。毕竟那个时候的参加“四清”的干部，还是比较注意党的政策，批错事小，定性错误事大，那会涉及人家的政治生命。不像后来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只要是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就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打成“走资派”！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是城乡“四清运动”，都达到了一个目的，即从不同侧面，验证了毛泽东“阶级斗争论”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而两大斗争的实践，又丰富了毛氏的“理论”。尽管是荒唐可笑，但对巩固“毛氏王朝”、巩固毛泽东的“凌驾”地位，其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再进一步说，通过两大斗争实践，毛泽东已进入“倒刘”的“大门口”。

　　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对刘少奇突然“大发脾气”，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怒斥刘少奇，这就是一个危险的“声号”，意味着“倒刘”就要进入“决战”的阶段！这就是“决战”的前夕！

　　毛泽东真不愧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刘少奇们决不是毛的对手！

（四）1964年12月毛、林的一次密谈
——“倒刘”前夕，形成毛、林结党的格局

　　关于1964年12月毛泽东与林彪密谈一事，是师东兵著《刘少奇在1966》一书中“曝光”的。这一史料，对探索毛泽东的“倒刘”全过程，是很有价值的。为此，先摘录有关内容如下：

　　“1964年底，林彪来看望他时，毛泽东含着眼泪说：

　　‘中央可能要出修正主义，也可能北京要演逼宫戏。他们开会，都不让我参加了。我只好拿出党章和宪法，和他们公开论理。’

　　江青当场大哭。林彪也流着眼泪说：

　　‘要同这些王八蛋斗，绝不能把政权交给那些反对主席的老混蛋。请主席放心，军队绝对听你的，我绝对忠于你，忠于江青同志，忠于你的全家。’

　　这时，这位堂堂的元帅和国防部长已经激动万分了。又说：

　　‘只要主席下令，让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毛泽东放心了。

　　毛泽东决心整跨刘少奇，……他对身旁极少数的人，开始交底，组织自己的政治队伍。他说：‘也许我死了就会出修正主义，甚至我活着就会出。现在，我们是想不等他跳出来，就把他干掉。’……”

　　（以上引文见该书第26—27页。）

　　该书是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于1998年1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该出版社归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负责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成员的有关传记。应该说史料是绝对可靠的。

　　凡是私下密谈，总是暴露谈话人灵魂深处、在平时公开场合所听不到的东西。这份史料的价值，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毛泽东与林彪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林彪在毛泽东的“倒刘”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毛泽东与林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毛泽东“说漏”了的“逼宫”一词（确切说，不是“说漏”，而是毛泽东的思维定势的本能的反映，他自称是：“超过秦始皇百倍的当代秦始皇”，他早年吹捧张闻天是：“开明君主”。总之，毛泽东满脑袋是封建帝王思想），倒比较贴切地说明了毛自己的身份、地位、处境，并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毛、林之间的关系。说白了，是两个阴谋家之间的“狼狈为奸”的关系：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他们的这次密谈达成了一笔政治交易：林彪帮助毛泽东“倒刘”，毛泽东让林彪替代刘少奇的位置。这种关系也就决定了林彪最后的下场，决不会比刘少奇好。当然，林、刘两人，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他们都先后倒在毛泽东脚下，则是由毛泽东的永保“凌驾”宝座这一既定的“宗旨”所决定的。

　　至于林彪在毛泽东“倒刘”过程中的作用，是政治局成员中，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林彪的分量是不轻的。没有林彪，就会有别的什么人来代替，毛泽东照样能“整跨刘少奇”。但有了林彪的“我忠于你的全家”、“让我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些“贴心话”，这样，“毛泽东放心了”。从而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彻底整垮刘少奇的决心。此后，林彪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毛泽东的惟一的“亲密战友”。

　　这一别出心裁的“头衔”，在中共党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惟一的亲密战友”林彪，在1970年成为也是“惟一的”一个要谋杀毛泽东的人。这一无情的史实，既是历史对毛泽东的嘲弄，也是历史对林彪的惩罚。这将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笑谈！说到底，毛、林的这一段“表演”，是中国当代史，也是中共党史上的“奇丑无比”的一段史实！

　　这本身就是党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附：“是福还是祸？”——林彪对这次“密谈”的内心自白

　　编者注：《林彪日记》又称《林彪工作札记》，是林彪生前，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夫人叶群记录。其跨度是从1964年3月至1971年9月5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本日记一直被党中央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2005年秋，中共中央研究室获准查阅；2006年四月，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又获准查阅；六月，省级党校获准在规定范围内参阅。

　　以下是《林彪工作札记》中有关这次“毛林密谈”后，林彪的内心自白：

　　“1964年3月3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从毛林两人私下密谈的全部过程看，两人配合得何等默契，一个在诉说当时的困境，一个立即表示忠心。可是在林彪的灵魂深处，他已察觉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怎么办？深感伴君如伴虎，并有“福兮祸兮”的不祥预感，终于“冒了一身冷汗”！从这一点看，林彪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信赖而飘飘然，相反，他想得更远、更深。可以看出，毛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阴谋，林都了若指掌。所以才口述这部《工作札记》，想要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纪录。从后来的政治实践证明：林彪最后的下场，应验了林彪的预言！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人中，知毛者，林彪耶！

　　在毛林关系中，与上述情节比较合拍的有如下两篇的日记。其中一篇是林彪参加毛泽东1964年12月生日宴后的感言。原文如下：

　　“1964年12月27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我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好不寻常！”这是林彪对这次被毛邀请参加生日宴会后用极其精练的语言所表达的一种受宠若惊的心态。从《日记》的内容看，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毛泽东在喝足酒后吐露的“真言”，而在第二天又特地打招呼，声明：“不算数”、“不要传开”。对此反常政治现象，林彪也仅仅是想到毛泽东要向四个部门“开刀”，而没有想到更深更多。二是这次被邀请的对象，除林彪外，只有陈伯达和康生两人。如果再加上“婆娘”，一共四个人。这就是毛泽东“我要造个天翻地乱”的基本班底。在革命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最后只有四个人是最贴心、最可信赖的。仅凭这一点看，毛泽东也委实太可怜了！

　　从后来的“文革”发动与“文革”初期的政治实践看，毛泽东在幕后一手操纵，林彪作为他的最得力助手；在幕前的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是江青、陈伯达和康生。到了“文革”中期（1971年）陈伯达与林彪也先后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毛泽东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在毛泽东死后，江青与康生也被党和全国人民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就是毛泽东寿宴被邀请的“贵客”的最后结局！至于毛泽东本人究竟应该怎样定论？历史必定会作出正确的、公正的结论！正如叶永烈所说：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反正时间还长呢！

　　另一篇《日记》是毛泽东又一次与林彪“密谈”后，留下的感言。原文如下：

　　“1965年9月30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造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风吹得很劲！”这是林彪对这次“密谈”后的一个总结性的概括。首先是毛泽东为进一步拉拢林彪所采取的一种手笔：大幅度提高叶群的行政级别与政治地位，让叶群也跟江青一样，参加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以便形成毛、林两家统治全国的局面。其次，毛泽东通过江青组织的姚文元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即将出笼的前夕，毛在与林的密谈中，虽没有直接交底，但已露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情景。林彪心神领会，在日记中写下了“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五）1964年12月毛泽东主动公开激化与刘少奇的矛盾
——毛在“倒刘”战略中的一个“绝招”

　　1964年12月15日，利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各地负责人集中在北京的机会，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按原定计划，总结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原来安排的会议时间也不长。但是，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关于“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做法”，在会上，面对面地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意见。为此，刘少奇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会议因此延长一个月之久，直到1965年1月14日才结束。

　　所谓面对面地发生“严重分歧”，就意味着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激化”了，摊牌在桌面上了。

　　为什么发生在这个时候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倒刘”想法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萌发的。八届十中全会是打“外围战”，重申“阶级斗争论”，同时收回“最后决定权”，以防“大权旁落”。1963—1964这两年通过“组织准备”与“舆论准备”，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践和“四清运动”的实践，毛泽东认为“倒刘”的战略部署，已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他要让党内高层领导人公开了解我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刘少奇跟我毛泽东不是走在一条道路上，不是一条路线的人。也就是说，他想让人们知道：刘少奇已不是我毛泽东的（接班）人。

　　毛泽东深知要转变这个长期形成的观念（即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很难的、震动也大。不能像1959年“倒彭（德怀）”那样，毕其功于一役，而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有一个曲折的斗争过程。其中的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是要使他与刘少奇的分歧（或矛盾）公开激化、公开“摊牌”。这是整个“倒刘”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一个转折点。此后，就可以为揭开“倒刘”的战略决战（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即炮制姚文元的“黑文”），创造条件，铺平道路。让江青、林彪可以放手去干。事实也是如此，中央工作会议于1965年1月14日结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于2月派江青去上海密谋策划姚文元的“黑文”。

　　因此，可以说：公开激化与刘少奇的矛盾，是毛泽东“倒刘”战略中一个“绝招”。

　　那么，毛泽东又是采取哪些手法来施展他的“绝招”呢？从现有史料看，毛泽东大体上分四步走。

　　第一步：第一次公开分歧发生在12月20日常委扩大会议上。

　　在分析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上，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说法很不满意，不高兴地说：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怕这样一来，打击面太宽，委婉地说：

　　“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刘少奇这一解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基本原理。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伤害了他的“尊严”，就激动地回击说：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还是不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就进一步问：

　　“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灭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刘少奇讲的是大实话，是真理，言简意赅，对是非利害，讲得透彻，无可非议。可是，毛泽东怎么能受得了。大为恼火，脱口而出，说：

　　“张霖之就是！”（张是煤炭工业部部长，1967年1月22日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第一个党的部级干部。）

　　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凭一时感情冲动，没有任何根据，就信口开河，说了一句。在“一言九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这就决定了一位部长的政治生命。刘少奇只好不敢再讲，会议也就不欢而散。

　　12月20日的第一次“交锋”，使毛泽东认为“反击”的时机已经来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就有了这第二步，干脆来一个“横不讲理”。

　　第二步：发生在12月24日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大发雷霆。

　　如果说第一次毛、刘矛盾公开激化有一定偶然性的话，那么第二次激化，无疑是毛泽东主动“打上门”来的。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书是《党章》，另一本书是《宪法》。声色俱厉地责问：

　　“请你们回去看一下《党章》，也看一下《宪法》第三章。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自由。我们现在要结社，就是要把‘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这叫结社。”

　　与会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毛泽东为什么要发那么大脾气？究竟是冲着谁来的？这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清楚。连负责操办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猜想到：这是冲着他们来的，但究竟在哪儿冒犯了他老人家呢？后来才明白事实的真相。一次是：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另一次是：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想插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一个开头，刘少奇又接着讲话。毛泽东认为打断他的插话。就这两件事说，毛泽东的“发火”是毫无道理的。邓小平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关心。那有（那敢）“剥夺”毛泽东言论自由之意。刘少奇是无意识的。如果一定要“较劲儿”，真正“打断”别人发言的正是毛泽东自己。

　　毛泽东不仅没有作为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具有的风度和素质；相反，气量十分狭窄，报复性又特别强，并且不择手段、不讲分寸、不分场合、不顾后果，只图自己痛快。这次“发火”及他所讲的一套“奇谈怪论”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后面将专题剖析，对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其人，大有教益。

　　第三步：发生在毛泽东生日那一天的事。

　　12月26日是毛泽东生日。建国后，毛泽东从来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这次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亲自审定被邀请的名单，共40多人。毛泽东特意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劳动模范和科学家安排在自己一桌上。刘少奇等中央其他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席间，毛泽东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儿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随后他就批评对“四清运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

　　“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些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席间鸦雀无声，但听得出来，毛泽东话中有话，颇带情绪。这表明毛泽东下决心把党内最高层的矛盾向党外、向社会上“通气”。虽然没有点名，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员，已能从中逐渐领悟到了令他们不敢想象、也令人忧虑的事。这又是毛泽东主动“挑”起来的。又是在毛泽东生日这一本应营造欢庆、愉快的气氛，而毛泽东偏偏发出了这一极其不和谐的、耸人听闻的离奇声调，令局外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下决心发出了“倒刘”的“攻击令”！

　　第四步：毛泽东亲自定调，矛盾升级。

　　在会议最后审定文件（即《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在“运动的性质”一条中，针对“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和“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提法，又加写了如下评语：

　　“……，这些提法，……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二十三条》中，还特地强调毛泽东的“指导思想”：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并且指出：

　　“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

　　此外，毛泽东还在内部批示中提出：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坏干部，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在上面摘抄的三段文字中，第一段是批判刘少奇的，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都清楚。现在正式写在中央的文件上，白纸黑字，意味着给刘少奇正式定性了。不言而喻，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怎么能成为我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对刘少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后面两段暗示在刘少奇这个“司令部”下面这批队伍的性质。这一群体不仅是这次“四清运动”的打击对象，而且是下一步“倒刘”决战中的打击对象。

　　经过四次“公开摊牌”，毛泽东算是达到了自己的预定目的。除了第一次毛、刘在会上，出于不同认识、观点，而发生分歧意见外，第二、第三次是毛泽东主动“出击”的，而且是大发脾气，态度蛮横，不讲道理，听者虽不明底细，但可以从“火药味”中，悟出某些不祥征兆来。第四次是属于最后“定性”的。尽管都没有点名，但在最高领导层内，事实上已经揭开了毛、刘之间矛盾的“盖子”。“揭开盖子”与“公开摊牌”都是一个意思，这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要达到的目的。

　　下一步，毛泽东在整个“倒刘”战略部署中，就要从“准备阶段”（1963—1964年）转入到“战略决战”阶段。

　　为什么说是“战略决战”而不说“战术决战”？这是因为刘少奇不仅是当年毛泽东自己“钦定”的接班人，而且事实上在刘的周围紧密团结一批掌握实权的高层领导人（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倒刘”必须分几次“战役”进行。后来的政治实践表明毛泽东是采取了十分严密的“战术方案”。

　　毛泽东此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倒刘”上，至于要付出多大代价、中华民族要遭受多大灾难？毛泽东统统不考虑，他日夜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

（六）好一个“民主自由”与“言论自由”！？
——评毛泽东1964年12月24日令人作呕的发言，兼析“牌坊论”

　　1964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手拿着《党章》和《宪法》两本书，大发雷霆，大讲“民主自由”与“言论自由”，愤怒声斥刘、邓剥夺了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应享受的基本权利。（见上文）

　　第一次看到这一史实时，内心里真觉得不是滋味儿！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一个一向以“整人为乐”的“迫害狂”、一个自称为“比秦始皇超过百倍”的“当代秦始皇”毛泽东，怎么会想到《党章》与《宪法》？怎么会想到“民主自由”与“言论自由”？不知毛泽东在讲这段话时，有没有想一想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如果想了，那真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两字？如果压根儿没有想，麻木不仁，那就不知道该把毛泽东归于哪一类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是不是有点像曹操那样：“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反正我毛泽东想怎么整人，都有“理”；可就不允许别人对我毛泽东有半点不顺心的事。把暴君秦始皇与奸雄曹操集中于毛泽东一身，那该是当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大灾难。

　　写到这里，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毛泽东讲这句话，当然是批评某些两面派人物。现在完全应验到毛泽东自己身上了。分明是一个“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人（季羡林语），硬要在自己脸上涂脂抹粉，打扮成捍卫“民主自由”的“斗士”。真叫令人作呕。

　　关于这个问题，不妨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看，毛泽东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另一是毛泽东讲“民主自由”，到底实情是怎么回事？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毛泽东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遵守《党章》、恪守《宪法》的人？答案是否定的。仅举一例：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还是党的“八大”，根据《党章》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只凭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把刘少奇打翻在地，惨死狱中。毛泽东肆意践踏了《党章》与《宪法》。在毛泽东心目中，什么《党章》、什么《宪法》，都是一堆“装潢门面”、不值分文的废纸。要“当代秦始皇”，遵守《党章》、《宪法》，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是不是捍卫“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的人？答案也是否定的。且看“胡风冤案”、“反右冤案”、“彭总冤案”、“反右倾冤案”，所有这些冤案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炮制出来的，在这些冤案中，成百万人都是以“思想定罪”，以“言论定罪”。何来思想自由、何来言论自由，又何来民主！？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像毛泽东那样的“暴君”，连斯大林也望尘莫及。

　　毛泽东居然敢于手拿《党章》、《宪法》，训斥别人，而不感觉脸上“发烧”。没有一副“特制”的特厚脸皮，是万万做不到的。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拿着《党章》、《宪法》，在庄严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发脾气，大肆训斥，高喊要“民主自由”、要“言论自由”？说这是在“演戏”，也未必不可。如果你认真对待，那不是政治上太幼稚了。在毛泽东暴政专制年代，谁敢剥夺毛泽东的发言权？不要说“剥夺”，连在毛泽东面前说一个“不”字，也没有那么大的胆。这一不正常的“君臣关系”，其实毛泽东自己也清楚。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倒打一耙”的手法？“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的真实本意是通过这一“表演”，让党内高层领导人知道：刘少奇与我毛泽东不是一条路线上的人。他是为即将出台的“倒刘”战略决战，制造舆论。

　　不过，毛泽东的这次“发言”，真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这是从毛泽东本人20多年的政治实践得出的结论。应该说毛泽东是不配讲这样的话，他没有资格用这些话来教训别人。正像一个血债累累的罪犯，在法庭上大讲要“人道主义”一样的可笑。或者像一个一贯作恶多端的人，偏要用“人性”、“道德”来教训人那样胡说八道。

　　但是，仅就这段话本身来说，倒给我们一个启迪：在毛泽东专制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忘记了在比资本主义制度还要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还有什么民主自由、什么言论自由；更不懂得这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民真的不知道“民主自由”、“言论自由”为何物？

　　为什么中国人民在政治上麻木到这种程度？这是因为经过一系列阶级斗争的“狱炼”（从反胡风冤案一直到“反右倾运动”），对这些基本权利，谁也不敢再去奢求，但愿夹紧尾巴做人，不被打入另册，苟且偷安，就算谢天谢地，万事大吉。不仅如此，一旦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尽肉体折磨、人格屈辱；不但不知道反抗，而且还得老老实实跪在地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以乞求获得“解放”。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人的“尊严”与“人格”，已经被毛泽东扭曲到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写到这儿，不禁混身发颤，毛发悚然，似乎又回到当年黑暗地狱。

　　请注意：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已被践踏殆尽，人性异变为兽性。这就是毛泽东暴政的社会特征。

　　再回过头来，拜读一下毛泽东这一篇“反面教材”，大有教益！“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一毛泽东的名言，就其本义讲，应该是：当了“婊子”，就不能“立牌坊”；反之，如果一定要想“立牌坊”，就得守贞节，不能当“婊子”。这是我国的封建传统的规矩，毛泽东讲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可是现在有点反常了：本来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表明他就是一个“婊子”（最残酷的暴君），为了美化他，偏偏要给他立一个“牌坊”（树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岂非咄咄怪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然，目前的这个“牌坊”是靠“权力”树起来的。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不是靠“权力”所能改变的。

　　是“婊子”，就不能立“牌坊”！这是生活常识！终究有一天会还毛泽东的本来面貌！砸烂“牌坊”，撕下“遮羞布”，让我们子孙后代知道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第十章　“大浩劫”前夕的1965年
——毛泽东大搞地下活动阴谋的一年

（一） 为什么要背着政治局常委搞地下阴谋活动？
——究竟是谁在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多次说：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阶谋诡计。”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别人说的，按理他自己处人处事应该是“搞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毛泽东暴力专制的年代，惟有毛泽东一人，可以做到：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办。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他没有必要搞“阴谋诡计”。

　　可是，现实有时像故意捉弄人似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居然敢捉弄我们这位“一言九鼎”的“伟大领袖”，让他扮演了一个惯于搞“阴谋诡计”的可怜、可悲又可耻的角色！

　　让毛泽东在1965年近一年时间里，背着政治局常委大搞地下活动。从这一活动本身看，决不能算是“光明正大”的。偷偷摸摸“干”，不敢摆在桌面上，不敢见阳光，一切活动对政治局常委密不透风，滴水不漏。这不能说是搞“阳谋”，该算是地地道道搞“阴谋诡计”。

　　为了组织姚文元的一篇“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奉毛泽东的“密旨”，在上海整整潜伏了九个月。对姚文元的“黑文”，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三遍，足见他对这篇“黑文”，是何等重视、操心。仅凭这一条，确也够难为了我们这位“当代秦始皇”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通过政治局常委会来解决他想要解决的问题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在1964年底主动公开激化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之后，下一步就转入到“倒刘”的战略决战。主攻对象就是刘少奇。而当时的刘少奇在名义上还具有“接班人”的身份，而且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又是全国人大按《宪法》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集三重身份于一身，毛泽东深知“倒刘”，决不能像当年“倒彭（德怀）”那样可以一言定性。何况，在刘少奇的周围，还有一批掌握实权的政治局成员或副总理。这一政治背景就决定了毛泽东不能采取公开的方案，只能背着政治局常委，只能搞地下活动。

　　毛泽东所采取的“倒刘”的方针，基本上还是沿袭当年“反右”那一套：一是选准“突破口”；二是“引蛇出洞”。当然，“倒刘”比抓几个党内外“大右派”，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不能比拟。因此，在1966年８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之前的一年另八个月时间里，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倒刘”的地下活动中。毛泽东基本上在幕后操作，而在前台“表演”的先后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林彪等人。上下串通，左右勾结，施展种种卑劣手法。从现在揭露的内幕看，如果一定要说谁是“黑帮”的话，无论从他们一伙的“表演活动”的形式看，还是从他们活动内容的实质看，毫无疑问，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黑帮集团”。

　　毛泽东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者，决定了在他的周围也只能是这样一批人间败类，或是真正的“黑帮分子”。确切说，毛泽东本人就是这个团伙里的一个“头目”。说一句大实话，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批败类是绝对不可能在神州大地上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对付包括林彪在内的这帮歹徒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不会遭受那么大的灾难。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历史将会对此作出定论！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江青负责炮制姚文元的“黑文”？
——兼析毛泽东为什么不敢痛快认账？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64年底通过不同形式公开了他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以后，就下决心加紧“倒刘”的战略部署。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刚一结束，于2月毛泽东就马上派江青去上海找柯庆施落实组织编写关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倒刘”的“突破口”（或“导火线”）。柯庆施欣然从命，就找来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密谈。江青在布置任务时就交代：

　　“找你们来，是想让你们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大文章。此事关系重大，全国只有主席、我、柯老，再加上你们俩知道。你们定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文章要写得快，写得好。现在是3月，10月份要交稿。”

　　毛泽东为什么要派自己的老婆去完成这一重任呢？

　　因为这个任务是“倒刘”战略决战的前哨战，它的成败关系全局。关键是要“绝对保密”，决不能有丝毫泄漏。后来的政治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大陷阱”，毛泽东蓄意让一批又一批的人，包括像在中央负责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等人，先后跳入这个“大陷阱”，可以一举歼灭一大批刘少奇在文史界的代表人物和刘的得力助手。用江青的话说：

　　“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啊！”

　　因此，这次任务只能依靠他的老婆来承担。并非江青“能（能力强）”也，而是“嘴巴”可靠也。让毛泽东放心。

　　那么，为什么让江青去上海找柯庆施呢？

　　因为在各省、市的第一把手中，柯庆施是毛泽东的惟一心腹。毛泽东对他是十分信赖的。只要知道柯的为人，就会洞悉其中的奥秘。柯是我党惟一的一位见过列宁的人，资格老，按理该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可是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柯庆施的一次“发言”来看，活像一个“政治小丑”。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周恩来反“反冒进”问题以后，认为时机成熟，就公开反对“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鼓吹要提倡什么“正确的个人崇拜”，说什么“不崇拜，不得了。”柯庆施为了博得主子欢心，竟在会议上大言不惭地胡说什么：“对毛主席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对毛泽东的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听其言，就可以判断柯庆施决不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活像“毛氏王朝”的忠实奴才。为此，在柯庆施“发言”后的两个月，即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即被毛泽东破格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康生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才由政治局侯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由此可见柯庆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柯是1965年5月病死的。这对他一说，是一件“大好事”，不然，必将成为江青的“死党”，与康生同类无疑。现在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人物卷）中，在《柯庆施》条目中，还是作为正面人物来评述的。

　　写到这儿，要回答一个至今还不十分明朗的问题。这就是对姚文元的“黑文”，毛泽东是事后才知道，还是毛泽东亲自授意江青组织的。这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批判性文章，而是一篇不仅火药味很浓、被批判的对象又是一位高级民主人士的文章。更重要的是：这是整个“倒刘”战略部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硬仗。毛泽东决不会等闲视之。但为什么成为问题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在1967年2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时，有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自我表白。毛泽东说：

　　“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毛泽东也承认：“看了三遍，亲自改了三遍。”

　　毛泽东在撒弥天大谎。什么叫“欲盖弥彰”？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再一次当了一位“反面教员”。

　　事后，江青回敬了一句：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席宣等著《“文化大革命”简史》，第７5页）

　　这里用“允许”一词，江青也许想提高自己的身价（表明她所起的作用，是她主动去搞的，而不是被指派去的），但终究戳穿了毛泽东的谎言。何况江青在一开始向姚文元布置任务时就提到了这一点。

　　从组织原则来说，江青虽然是“第一夫人”，但她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要找一个政治局委员落实任务，没有毛泽东授权，她确实“不敢”。没有毛泽东的“旨意”，柯庆施也没有胆量去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从文章的题目看，至少北京市委会反对的，这就要冒犯地位比他高的彭真！有了毛泽东作“后台”，柯庆施当然敢放手大胆地去干！

　　再说，这篇“黑文”在整个“倒刘”战略部署中，其所起的“作用”很大：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一种重要策略，是一个有预谋的、埋伏很深的“大陷阱”，是“倒刘”决战的“前哨战”。江青之流，搞一些小动作，是行家。但这样的有深度的“大动作”，不说江青，就是林彪、康生、柯庆施也是想不出这一“绝招”的。因此，对毛泽东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撒谎手法，真不知该怎么来评定！？如果说毛泽东本来就是“政治骗子”，那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附1：毛泽东的阴谋：批判《海瑞罢官》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毛泽东的阴谋：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以独特的视角与犀利的剖析，写出这篇别出心裁的短文，耐人寻味。特节录有关内容于后：

＊　　　　　＊　　　　　＊　　　　　＊

　　《海瑞罢官》和批《海瑞罢官》，是中国现代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桩公案。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

　　钓出了彭德怀这条“大鱼”，为毛泽东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而中国人民却由此而遭受了三年深重的灾难。本来，由“海瑞”所引起的这些风风雨雨，在彭德怀倒台后，应该告一段落了。然而，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矛盾冲突后，“海瑞”便成为一把杀人的利剑。

　　最先发现海瑞这把利剑的是江青。对这位自认为是“毛主席的红哨兵”的邪恶女人，著名历史学家黎澍曾有如下的评语：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而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

　　黎澍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江青的后台老板是毛泽东。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批判风潮，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政治需要，江青只是毛泽东的统治工具。即使没有江青，毛泽东也会找另一个工具。而江青的野心、邪恶，恰恰适应了毛泽东的需要。（编者注：“妖精”与“暴君”两者相结合，把整个神州大地闹得翻天覆地，中国人民不遭受灭顶之灾，怎么可能呢？）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将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坏事做绝，也完全是出于毛泽东的支持和纵容。现在人们只骂江青，似乎只是责备伙计，而忘了打老板的屁股，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编者的话：“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作者的这句话，正是击中了目前政局中的一个要害问题。这说明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包括对中国当代史的知情权）还是继续被剥夺！作者只是提出一个“题目”，也还没有正面回答。当然，通观全书，作者的观点、立场还是十分鲜明的。）

　　1962年7月6日，江青看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后，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它是一株大毒草！”江青曾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此剧，但被拒绝。于是，江青便去找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的大毒草。由于当时正是全国六亿人民饿饭的时候，不合时宜，毛泽东没有准予所奏。

　　不死心的江青又去找她的老搭档康生。康生说…“眼下时机不成熟，全国都在饿肚子，谁还有心思来关心什么罢官不罢官。再等等，经济形势好了后，政治问题自然要提到日程上来。

　　老谋心算的康生果然是言中了。两年后的1964年，国民经济刚刚好转，全国人民刚吃上几顿饱饭，……康生认为时机成熟了，便亲自去求见毛泽东。

　　康生说：“我考虑了三年，《海瑞罢官》这个戏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系，为彭德怀呜冤叫屈，把彭德怀说成是包青天，为民请命。”

　　毛泽东神情变得严肃，沉吟不语。

　　对毛泽东的性格了如指掌的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道：“我要找笔杆了写文章了！”

　　……

　　毛泽东与江青的密谋，刘少奇不知道，周恩来、邓小平也不知道，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都被蒙在鼓里。这是货真价实的阴谋诡计，是地地道道的违反中共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

　　毛泽东与江青图谋的，当然不是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否则也不必要如此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瞒住中共中央。毛、江矛头所向，是吴晗背后的彭真与中共北京市委，是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这些干部和组织，都是刘少奇的权力基础。先扫清外围，后攻中心堡垒。在政治权术上，叫做“请君侧”。

　　毛泽东与江青炮制的“重型炮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登出，震动了整个中国政坛。“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详见叶永烈《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第524至527页）

　　编者的话：

　　上文中“毛泽东与江青的密谋，刘少奇不知道，周恩来、邓小平也不知道，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都被蒙在鼓里。这是货真价实的阴谋诡计，是地地道道的违反中共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这一定性，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是历史的定论。但是，在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又有谁敢这样评定的呢？特别是其中的“反党行为”这一词汇，加在毛泽东的头上，似乎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毛泽东历来是“党的化身”，怎么能说毛是“反党”呢？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完全彻底摆脱了传统的思维定势，用彻底的唯物史观与党的组织原则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笔者完全认同作者的上述论断，因为它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附2：毛泽东为什么在“反刘”前夕以上海为据点？
　　　　——延安整风运动揭秘：柯庆施成为毛泽东“唯一心腹”的历史渊源

　　在读了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后，才知道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曾一度遭受迫害，正是靠毛泽东保护，使柯庆施得以解脱。下面的史料系摘自该书：

　　“根据师哲的记载：‘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勒令他们交代问题。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随即被捆帮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

　　为什么柯庆施受此迫害，作者分析的结果是：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庆施任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柯庆施等人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

　　“康生了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1941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拢。1943年3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急于向刘少奇示好，坚持要斗争柯庆施。……”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得解脱的详情，至今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旧怨新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又不断上升，且对刘少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见该书第510-512页）

　　作者的上述分析是合乎后来的历史进程的。比如：1958年毛泽东狠批周恩来的所谓“反冒进”错误时，就想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正是因为毛对柯有救命之恩，这就难怪柯庆施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当毛泽东公开提倡要搞“个人崇拜”时，柯就率先表态，说什么对毛泽东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对毛的服从，要达到盲目的程度。活像一个政治小丑。

　　而在倒刘前夕，毛泽东在1965年初派江青去上海，炮制姚文元的“黑文”，也是因为上海柯庆施的据点，因此在上海搞阴谋活动，是最保险、最靠得住的。这样就便于对在北京处于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们进行封锁。

（三）1965年９月毛泽东为什么要急调彭德怀

　　去西南“大三线”任职？

　　——从毛、彭对话，看毛泽东的丑恶灵魂！再析“牌坊论”！

　　毛泽东是在1965年９月23日上午亲自找彭德怀谈话的。在此之前，毛泽东让彭真出面，代表党中央约见彭德怀，传达毛泽东的“旨意”：要他到西南地区领导“大三线”建设，任副总指挥。结果遭到彭德怀的拒绝。他要求回乡当一辈子农民，并请彭真向毛泽东转达。同时自己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听了彭真的汇报后，才决定亲自找彭德怀面谈一次。同时参加谈话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未参加。

　　联系到这次谈话时的政治背景，再来看一下当时谈话的情景和毛、彭对话的内容，就不难看出毛泽东这一阴谋家，是怎样又一次愚弄秉性耿直、心地善良的彭老总？彭总又是怎样再次受骗上当的？毛泽东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读者在了解真相后，自会作出判断。

　　这次谈话的政治背景是：同年2月毛泽东授意江青去上海密谋炮制“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在布置这一任务时就讲明：“文章要写得快、写得好，……10月份要定稿。”结果是提前于８月底经修改十次后定稿。其间，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三遍。这一情况表明毛泽东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或“导火线”，而设置的“大陷阱”已基本就绪。“黑文”急待发表。该文是批《海瑞罢官》的，“海瑞”者，彭德怀也。那么，为什么要急于调彭德怀离开北京？不妨先看一下毛泽东与江青的一段私下的对话。

　　江青得意忘形地对毛泽东说：

　　“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

　　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彭德怀就不宜留在首都，分配到外地。”

　　这就是调彭总去西南“大三线”工作的政治背景。虽然彭德怀已是一只“死老虎”，毕竟是以“彭德怀—吴晗”这条连接线作为“导火线”，来做“文章”的。一旦“引爆”，毛泽东打击的对象是那批还在台上掌握实权的“活老虎”。为避免造反派小将不知深浅，一开始就在“死老虎”彭德怀身上做“文章”，从而干扰了毛泽东的大方向。因此，必须先把彭德怀暂时调离北京。这就是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不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宽容”，更不是对彭德怀的“保护”。而是为了先集中全力把刘少奇们“揪”出来，以后再慢慢地“收拾”这个“死老虎”彭德怀。

　　再来看一下毛泽东接见彭德怀时的情景，以及毛、彭对话的内容。毛泽东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全才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而且能很快进入“角色”。心里是“磨刀霍霍”、内藏杀机；但见面时不但“和蔼、热忱”，而且说话、“感人肺腑”，使彭德怀“感激涕零”。

　　为了使人们能真切地认清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的“庐山真面貌”，这里稍为详细地介绍当时的情景。（史料引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书。）

　　９月23日上午８点15分，彭德怀乘车到达中南海颐年堂门口，毛泽东上前紧握彭德怀的双手，亲切地说：

　　“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里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编者注：好一个亲热劲儿！）

　　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总不写信，不写则已，要写就写八万言。你累我也累，彼此都不满意，何苦！我们还是谈谈。吵架也可以，骂娘也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还是我们的同志嘛！”

　　毛泽东若有所思，沉默片刻说：

　　“历史上真正的同志不是什么争论也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把个人意见放一放。所以你来了，我欢迎！”（编者注：讲得多动听！什么“分歧不要紧”，什么“要服从真理”，毛泽东是这样的人吗？）

　　接着彭德怀就说：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主席。”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要这么说嘛，我这里你随时都可以来。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也来参加。恩来同志在接见西哈努克，所以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在谈到彭德怀去“大三线”时，毛泽东说：

　　“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编者注：正是这个毛泽东还专门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让一个“卖国贼”去带兵打仗，岂非奇谈怪论？）

　　听到“恢复名誉”，彭总苦笑地说：

　　“主席，我还是不去好，背着这一身怎么去？到了那里，接触群众不方便，人家接触我也不方便。……”

　　毛泽东说：

　　“你也不要发牢骚。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编者注：真理确实在彭总这一边，如果毛泽东当时真有那么认识，那中国人民就万幸了。可惜不是，毛泽东是永远也不会认错的。不但不认错，而且还要置人于死地。不知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怎么从他嘴里吐出来的！？）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对你的事，看来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过去反对你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编者注：跟毛泽东私下与江青的对话作对比，毛泽东《词典》里的‘诚心诚意（支持）’，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作为一个反派演员，把“戏”演到这个程度，是够水平的。“佩服！佩服！真佩服！”）

　　毛泽东接着还说：

　　“我们共事几十年，合作得很好，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编者注：“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倒是一句人话，可惜不干人事！）

　　彭德怀认真地听着，虽然来不及思考，却不住地点头。毛泽东高兴地继续说：

　　“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地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德怀，还是去西南吧！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去打仗。’”（编者注：只要联想到彭总的最后“审查结论”是：“里通外国分子，判无期徒刑”。对此结论，毛泽东是怎么批示的，为“尊者”讳，迄今未敢曝光。当摘抄毛泽东送彭总的“几句话”时，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你说毛泽东是“政治骗子”吗？好像不贴切，骗子无疑是要吭人的，但一般是不会致人于死地的。究竟怎么评定毛泽东，还是让历史作结。）

　　等毛泽东的话一落音，彭德怀马上表态，声音铿锵有力，说：

　　“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编者注：我们可爱的、憨厚的彭总终于再次受骗上当了）

　　两人开怀畅谈，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12点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来到颐年堂，他们与彭德怀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场面十分亲切感人。毛泽东对大伙说：

　　“我们两人谈了多会儿了，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谈。”

　　刘少奇对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彭德怀说：

　　“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主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足起来！”

　　小平同志接着说：

　　“是啊！我们都盼望你重振雄威，为人民再立新功！”（编者注：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太天真了，他们都把毛泽东的“演戏”，当作真的是那么回事，他们和彭德怀一样，都被毛泽东“蒙”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再往前几步，他们自己也将随彭德怀一起，统统跳进毛泽东设置的“大陷阱”，可悲也乎！）

　　彭德怀一个劲儿点头。他对毛泽东产生了感恩戴德的念头，顿感这几年委屈算不了什么，他说：

　　“只要现在理解我，信任我，就是最大的殊荣。”（编者注：多么纯朴的彭总！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多么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在彭总面前，毛泽东的灵魂就显得多么丑恶、多么卑鄙、又是多么肮脏！）

　　彭德怀满怀感激与喜悦的心情，答应毛泽东去“大三线”工作，毛泽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彭总是在1965年11月28日乘33次列车去成都的。在此之前，毛泽东赶在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送行”！这时彭德怀犹如背脊受到一次致命的猛击，才有点清醒，看来形势对自己还是不利，但在彭德怀的脑袋里还隐约地想起毛泽东亲自对自己讲的“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话，这样他又稍为平静一些。

　　彭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吴家花园。在那里他住了2250天。

　　这时，他已67岁高龄了，但他身体健壮，内心仍然像一团烈火，为在新的战场上，为再次有机会献身于党的事业而燃尽自己。

　　可怜的彭总，谁能知道：他从此踏上了不归之路！？等待他的是无休止的残酷批斗、被暴打骨折致残，终身死囚于中国共产党的狱中（无期徒刑）。

　　现在大家该明白了：彭德怀的这一结局，原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是诚心诚意支持你（彭德怀出来工作）。”！？毛泽东究竟该算是什么人？作为一个“人”，变异到这个程度，真的太可怕了！

　　这就想到上面曾经引用过的一句毛泽东的“名言”：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把９月23日毛、彭的那次对话，与毛泽东这一名言加以对照，我们再一次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治婊子”，而且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他想“立牌坊”，至少到现在还是得逞了。可怜的中国人民惨遭毛泽东的20多年的残酷迫害，患了“软骨病”，只会“趴着”，不会“站着”！？

　　一旦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这块“牌坊”，就会被砸烂了！！！

（四）从转载姚文元的“黑文”，看“毛氏王朝”的反动本质
——光明正大的正义力量与地下的“黑势力”的一次针锋相对的较量！

　　在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在舆论界引起了各种议论和猜测，学术理论界普遍反感，认为：这篇文章蛮横无理、断章取义、点名批评、无视史实、生搬硬套、胡乱上纲。这是因为吴晗写这个剧本是在1960年；而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是在1962年。怎么能把剧本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跟1962年的事联系在一起。姚“文”是把该剧是为配合彭总的“翻案”作为“切入口”的，不料“张冠李戴”，成了笑柄。对此文，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三遍，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许毛泽东用“莫须有”罪名整人已成了习惯，向来是不择手段的。因此，这种纰漏也就习以为常。

　　一些史学家出于义愤，纷纷写文章批驳姚文元的“黑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痛心疾首地呼喊：

　　“这样搞法，岂不成为现代的‘焚书坑儒’？祖国五千年的文化将毁于一旦！”

　　元史研究专家翁独健教授仗义执言地说：

　　“姚文元给吴晗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是‘莫须有’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

　　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因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幕后“操作”的，他们按照常规认为：姚“文”公开点名批判高级人士，必须经过党中央批准，显然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他们一方面不让在京的全国性报纸“不理这个茬”，另一方面由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同志出面，向上海市委打电话责问：

　　“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怎么不向书记处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

　　本来彭真的这一责问是无可非议的，凡公开在报刊点名批判重要人物或知名人士，事前都得报请中央批准，这是组织原则，也涉及党的政策问题。彭真的意见事实上也是代表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的一致意见。真理在彭真们这一边。

　　潜伏在上海地下的江青，眼看全国报纸按兵不动，北京还准备追查，不禁大怒，马上到杭州向毛泽东通风报信：

　　“主席，他们都知道这篇文章有来头的，按说应该闻风而动；可是现在他们都一个个按兵不动，还打电话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你看看，北京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应该想办法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

　　江青毕竟是一个见识肤浅的女流，她讲过：“一个吴晗挖出来，后面就是一大堆。”如果不再“闻风而动”，这“一大堆”怎么“揪”出来呢？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

　　“让上海印小册子，全国发行！”

　　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谁知北京新华书店总店还是不理“这个茬”。毛泽东这才发火，打电话给周恩来。其实这时的周恩来也只知道毛泽东通知转载，而不知这篇“黑文”就是毛泽东亲自定稿的“杰作”。不然，也就“引不出”后来的《二月提纲》。因此，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彭真等研究如何转载的问题。会上，彭真问邓拓（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书记）：

　　“老邓，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回答说：

　　“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大有来头。”

　　彭真大声说：

　　“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这一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反映了彭真同志的一身浩然正气。其实，他对“来头”一说，心中也不是不清楚它的分量，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是政治局委员，光凭他本人是没有这个胆量的；那么，在柯的背后是谁呢？只要有些政治常识的人，也能猜出十之八九；何况深知党内斗争复杂性的彭真。显然，他是敢冒“犯上”的风险，才讲这些话的。身处他所在的岗位，受党和人民的重托，重任在身，义无反顾。

　　在一切现代文明的国家里，彭真这句话本身就是真理。按理在社会主义国家自称比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真正应该做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在毛泽东专制年代，一切都是颠倒的。姚文元那篇血口喷人的“黑文”，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站不住脚的，只要一“出笼”，不仅吴晗本人有权反驳（反批评），而且会引起史学界共同的愤怒的声讨，使姚“文痞”无地自容。可是同一个姚“文痞”，在毛泽东暴力专制年代，就凭这一篇“黑文”发迹，最后跻身于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仅凭这一点也足以证明“毛氏王朝”的反动性。说这是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正是亵渎、玷污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光荣的称号。究竟是谁该负这个罪责，不言自明！

　　再说，这时的彭真处境很难。明摆着，批判吴晗是错误的。吴晗写“海瑞戏”是当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是经过胡乔木再三动员才写的。吴晗先写了《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吴晗还答应胡乔木写一本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彭德怀事件”是在几个月后的庐山会议才发生的，两者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可是现在毛泽东表态，不转载是不行了。彭真说：

　　“转载可以；但一定要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以内，不要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听得出来，彭真在会上虽然被迫同意转载，但内心无比愤慨！这表明彭真决心与“邪恶势力”决一死战。试想：毛泽东能容忍彭真吗？

　　最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决定先由《北京日报》在11月29日转载，《人民日报》在11月30日转载。

　　《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授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的。这两个按语都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显然，姚“文”是转载了，但是这种提倡平等地进入学术讨论的方针，是同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的意图和政治目的是完全相悖的。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只说：“一定要转载”，但又没有“透底”。这就不能怪周恩来们了，谁知道你毛泽东是怎么想的？他们只能根据党的传统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既定的方针政策办事。

　　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一些批驳姚文元的文章。也许这就是毛泽东的一计：继续潜伏地下，便于“引蛇出洞”。他的目标：不光是文史界的敢于坚持真理、敢冒风险反对姚“文”的专家学者，在毛泽东看来，那是“小蛇”；他眼睛盯着的，是刘少奇身边的“大蛇”。这也就是毛泽东只通知周恩来“转载”，而不“透底”的根本原因。一旦“透底”，“大蛇”就“引”不出来了。说的更透一些，引出“大蛇”，也仅仅是为下一步“倒刘”作“铺垫”。

　　这一局面，只好“委屈”我们这位“伟大领袖”了，让他继续背着中央常委们，搞地下活动。12月21日在杭州“私下”找陈伯达等人谈话（编者注：这类谈话内容，不到时机成熟，是绝对不准泄露的。要说这一团伙是“黑帮”，倒是十分贴切的。），毛泽东对他的“帮凶们”说：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实界、哲学界震动极大，但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据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编者注：对此，康生本人也承认。由此可见：康生是毛泽东身边一条效忠于主子的、惯于乱咬好人的“疯狗”。这说明了一个真理：“物以类聚”）

　　党中央想引入“学术讨论”范围内的这一正确方针，又被毛泽东这次私下密谈，通过康生、陈伯达、江青豢养的一批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的爪牙，所掀起的一股狂风恶浪，彻底打乱了。这批爪牙硬把学术问题的辩论推向政治批判运动；并从戏剧、文艺作品的批判，扩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政治批判浪潮。

　　党中央仅凭《人民日报》这个编者按已经难以控制这个局面了。这说明什么呢？它告诉人们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毛氏王朝”的中国，光明正大的正义力量是“斗”不过地下的“黑势力”的。

　　1965年整整一年，毛泽东及其帮凶们一直是处于频繁的地下活动，为维护毛的“凌驾”地位，实施“倒刘”战略决策而绞尽脑汁，兴风作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力图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力挽狂澜为已任，排除邪恶势力的干扰。尽管他们手中有权，但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连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也掌握毛泽东股掌之中。

　　这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血洗神州大地前夕的政治形势。

第十一章　“大浩劫”前夕的1966年上半年
——正义力量惨败

（一）为力图拨正航向，《二月提纲》出台
——正义力量与邪恶黑势力的最后一次拼搏

　　1966年初，为了抑制当时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里，已经出现的、一股政治批判的恶浪，力图把这种批判引入正常的航向，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该小组是1964年下半年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组长为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会议由彭真主持，讨论了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将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不少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左”的提法，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把它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反对把它变成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提纲》指出：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不难看出，“提纲”中的一些“左”的提法，是为了使这份《提纲》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决非刘少奇们的本意，这是一种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妥协”。而所引的那一段话，才是他们所要坚持的基本方针。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提纲》，康生在会上也表示同意。2月８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将《提纲》批发到全党。

　　应该说：这份《提纲》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为了在党内培养、树立一种好的党风和学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打击恶劣的学阀作风。在组织上也是无可非议的，经过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且特地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毛又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履行了规定的组织程序，因此也是合法的。总之，合情、合理、合法。

　　当然，毛泽东是不满意这一《提纲》的，尤其是对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什么“学阀……以势压人”，这些带“刺”的话，是有强烈针对性的。可是，毛泽东在当面又找不到正当的“理由”，加以反驳。怎么办？毛泽东的对策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明”的（指公开的、光明正大的）不行，那就来“暗”的。反正最后让他们先后跳进“大陷阱”。

　　不知是谁，在毛泽东的示意下，还是江青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无视中央文件（《提纲》）的精神（实际是有意抵制、反对），唆使关锋、戚本禹写了一篇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

　　这是又一篇“黑文”。为什么不像姚“文”那样，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而偏要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里毛泽东又玩弄了一个阴谋，故意把“球”踢给中宣部，看你怎么处理！

　　像这样学阀式的文章，理所当然地被中宣部扣压，不准发表。中宣部完全是根据经过毛泽东“认同”的中央文件的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是权力范围内的事。他们怎么能想到这恰恰是毛泽东在背地里搞的鬼？就让你陆定一们往毛泽东埋伏的“大陷阱”里跳！

　　中宣部这一“扣压”（指不准发表关、戚的文章）措施，正上了毛泽东的“圈套”。毛泽东于3月28日至30日，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私下密谈（实际是自导自演，毛泽东真是一个“出色的导演”、“出色的演员”），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

　　“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中宣部，解散‘五人小组’。”

　　毛泽东还说：

　　“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

　　毛泽东又说：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谈话中，毛泽东还号召：

　　“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空。”

　　毛泽东这一席谈话，是向他的帮凶们“交底”。撇开黑白颠倒的内容，无疑表明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开始“倒刘”战略决战的“外围战”。主攻对象是北京市委彭真和中宣部陆定一。

　　附：析毛泽东3月底的一次私下密谈——究竟谁是“阎王”？

　　看到毛泽东3月底的私下密谈的史料，如梗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关于毛泽东对彭真的“抨击”，将专题另行论述。这里只谈毛泽东对中宣部的“抨击”。

　　毛泽东在3月底的谈话中，关于中宣部问题，除了上文所说的以外，还有如下一段插曲。

　　当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有一段插话，出于康的本性，是主动迎合主子意图，还是蓄意诬陷，另当别论。他说：

　　“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了’。”

　　毛泽东当即指责说：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这一“立论”，是“莫须有”罪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毛泽东之所以把中宣部打成“阎王殿”，惟一的根据就是扣压了关锋、戚本禹的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完全违反了经过毛泽东本人认同的《二月提纲》的精神，也违反党中央历来的有关方针政策。何罪之有？他们只是恪守职责，履行公务。他们既没有对关、戚进行批判斗争，更没有采取什么其他极端措施。怎么成为“阎王殿”呢？

　　再说他们又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你毛泽东授意写出来的，他们更不知道你毛泽东是反对《二月提纲》的？不要说中宣部不知道，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常委，谁也不知道。你能怪他们吗？如果你毛泽东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不要说中宣部，就是中央常委，谁也不敢扣压关、戚的文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究竟谁是真正的阎王呢？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哪儿有“阎王殿”呢？不在中宣部，而是整个“毛氏王朝”！！这该是历史的定论！！！

（二）林、江合谋的《纪要》的炮制过程，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自编、自导，江青自演的“独脚戏”！

　　在中共中央研究和制定《二月提纲》的同时，毛泽东又私下让林彪、江青合作，由江青出面，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人。这个会议很奇特，也很反常。召集会议的江青既无军职，也无党政领导的职务，只能用林彪个人委托的名义。这种不伦不类的安排，足以说明：毛泽东虽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处境又是何等孤独、何等可怜！只有他的老婆江青是惟一最可信赖的人。会议是仓促召开的，会前连解放军总政治部也不知道要座谈什么问题，也没有要求做什么准备。名曰座谈，实际只是江青一个人，在谈她的那一套“左”的文艺观点和对文艺形势的估量，并不听取，也不允许到会的同志自由发表意见。在十多天的座谈会期间，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戏剧。

　　从会议的全过程看，纯粹是一种装模作样的形式，于其说是开什么“座谈会”，还不如说是江青（实质是毛泽东，江在前台，毛在后台）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毛泽东自编、自导，并由江青演出的“独角戏”。与会的其他人员，只是充当“陪客”、“傀儡”。

　　会后，参加会议的成员整理了一份会议《纪要》。江青看了很不满意，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不满意。就把这份“纪要”交给并无军职的张春桥改写。毛泽东担心张春桥一人难以完成任务。于是又让陈伯达专程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合作起草。毛泽东对这个《纪要》稿先后亲自修改过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这个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背着在京中央常委，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按语说：

　　“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下面来看一下，这份被林彪赞扬为“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文件，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编者注：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的《纪要》，怎么对全国文艺界武断地作出“黑线专政”的结论，而且是江青召开的“座谈会”，她有什么权力这么写？不知毛泽东是不是知道这样做法太离奇、太荒唐！？难怪毛泽东对总政草拟的《纪要》不满意。他们是绝对不敢这么写的。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敢这么写，连陈伯达们也不敢。）

　　这份《纪要》号召：

　　“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编者注：纯粹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真要这样，中华民族就彻底毁了。谢天谢地，幸亏毛泽东在1976年死了，如果多活十年、二十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真不知会成为什么样儿呢？）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这份《纪要》真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特别是从它的“出笼”过程，可以断定：这篇《纪要》是毛泽东一人一手操办的。从策划、组稿、修改、定稿直到写“中央批语”，没有一个环节，是离得开毛泽东的。下面不妨作一些剖析。

　　首先，关于这次“座谈会”的“策划”，林彪是不会主动提出的。从1965年2月密谋炮制姚文元的“黑文”，一直到同年11月“黑文”出笼，林彪没有插手。在转载“黑文”过程中，诸常委与毛泽东之间的“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林彪也没有插手。倒是康生、陈伯达等人都参与了。这篇《纪要》不是一般性的中央文件，是具有特殊重大使命的文件。如果说姚文元的“黑文”是预先埋伏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那么，这篇《纪要》就是对导火线起“引爆”的作用。它意味着毛泽东的“倒刘”战略决战，已吹响了战斗的、进军的“号角”。低能儿江青是不会看到这个深度的。因此，策划者只能是毛泽东！

　　其次，关于“组稿”，即物色谁来起草这篇《纪要》。按照常规，应该由参加座谈会的“笔杆子”（总政文化部正、副部长，总政宣传部长都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来执笔，一稿不行，二稿、三稿……，最后再找陈伯达修改。这才比较正常。可是，事实是在对第一稿不满意后，毛泽东就决定让陈伯达来上海与张春桥两人合作起草《纪要》，他们都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不了解座谈会实情，居然敢于写，岂非咄咄怪事。其实没有关系，座谈会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虚名；该怎么样写？毛泽东早就有了“底稿”。陈、张（春桥）是毛的心腹，多少知道毛泽东想写些什么？于是就成为“钦定”的《纪要》撰稿人。

　　其三，关于“修改定稿”以及“中央批语”，只能由毛泽东亲自承担。改了三遍，足见《纪要》本身的分量。

　　从上面摘录的文字看，几乎大多数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有些“定性”的、“论断式”的、“命令式”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敢说。陈伯达之流，凭其身份是不可能、也不敢写。

　　怎么来评定这次“座谈会”及其《纪要》呢？从上面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如下推断：这是毛泽东自编、自导，并由江青出面“演出”的一幕“丑剧”。

　　附１：4月14日出笼的《纪要》，又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出现反常的政治现象？

　　写到这里，本该打住。但仍感到意犹未尽。脑子里还有一些没有解开的疙瘩或问题！这就是如下的五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一个部队座谈会的文件竟然能压倒、打垮经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正规的、正式的中共中央文件《二月提纲》。这是为什么？

　　第二，为什么一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纪要》（局部的、部门的文件），竟敢对全国文艺战线作出“黑线专政论”的定论（全局的、全国的）？这又是为什么？

　　第三，为什么这一针对文艺界的“黑线专政论”，很快就扩展各个领域、各个部门，　　　　　　乃至建国后十七年全党、全国都是“黑线专政”？

　　第四，为什么一个部队的《纪要》居然敢号召：“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是谁给的“权力”？

　　第五、《纪要》是在4月14日下午发出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倒彭（真）”的关键时刻？这一定论（“黑线专政论”）和这一号召（“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究竟意味着什么？矛头指向是谁呢？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反常的政治现象呢？

　　这一反常现象，再也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简单的真理：在当代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毛氏王朝”，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出现的一次“大反动”、“大倒退”。

　　从两个“文件”内容讲，《二月提纲》是一篇说理性、政策性很强的文件，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件。《纪要》则是一篇“学阀式”的、显示出一副“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嘴脸的“判决书”。下一步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将大难临头！

　　附２：《林彪日记》是怎样记载这一史实的？

　　下面是《林彪日记》中有关《纪要》出笼背景的记述：

　　“1966年1月5日：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编者注：1966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

　　从《日记》可以看出，林彪对江青插手部队的文艺工作是很反感的，开始采取抵制的态度。“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这一用语，也可以看出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被动的。

（三）“倒彭（真）”是“倒刘”战略决战的“突破口”
——记彭真为与邪恶黑势力拼搏而献身！

　　毛泽东于3月底，用三天时间跟他的帮凶们“交底”，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抓紧修改《纪要》，其中提出“黑线专政论”并号召：“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所采取的这两个反常的政治措施，都是为实施他蓄谋已久的“倒刘”战略决战作准备。砸垮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使刘少奇们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如果说，《二月提纲》反映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他们对邪恶黑势力的最后一次抗争；那么，在彭真们被打倒与《纪要》出笼以后，刘少奇们已完全失去“抗争”之力。他们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毛泽东股掌之中。

　　两个月之后，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在政治上宣判了刘少奇们的“死刑”。一年以后，由象征着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本人，就被毛泽东投入共产党的监狱。最后还让他背着“叛徒、工贼、内奸”的“莫须有”罪名和永远开除出党的“黑锅”，冤死在狱中。而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毛泽东的“旨意”。

　　本文就“倒彭（真）”的问题，作些剖析。

　　3月底，毛泽东在私下密谈中，已对彭真作出“定性”：

　　“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

　　这等于在政治上宣判彭真“死刑”，下一步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毛泽东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心腹康生。

　　4月９日至4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中央书记处被迫在北京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俨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内容。会议批评了彭真，书记处成员，除康生外，迫于毛的“淫威”，不得不违心地表态。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观点及政治倾向，才为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团所了解。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从1965年初的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也即从“地下”浮出“地面”，才第一次“亮相”。这里用“第一次”一词，意指在“倒刘”决战前夕，又再次钻入“地下”（详见后文）。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用这种卑鄙、阴险、狠毒的手腕，来对待与自己几十年同患难、共战斗的“战友”，并置他们于死地。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不知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了解这一段历史真相后，会怎样看待和评定这位迄今仍被树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他们按照新的思维模式分析事物，决不会像老一代受传统思维定势束缚，习惯于跪在地上思考问题，不敢站起来说话！确切说，有一部分人，不是不敢，而是不准。有“禁区”在，不准你站起来讲话！人们被剥夺了自由表述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正暴露了目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沿袭毛泽东年代的政治体制！

　　尽管当时彭真在会上受到了批评，但还是“批而不倒”。

　　4月16日，毛泽东不得已只好亲自出马，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对彭真进行揭发批判。4月下旬，彭真被停职反省。在这次会议上，基本通过了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七次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会议决定将这个《通知》提交近期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这样，彭真就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北京市委被彻底砸毁。受无辜株连、惨遭迫害的干部，难以数计。

　　应该说彭真是为捍卫真理，为维护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而献身的。也可以说，彭真是与邪恶的黑势力进行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献身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彭真明知在邪恶黑势力的背后，有它的后台老板毛泽东。彭真那一段落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

　　“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就足以表明彭真的气概与胆识。关于“来头”一说，是针对吴晗当时的思想忧虑，吴晗认为姚文元的“黑文”是“大有来头”的。所谓“来头”，暗指是谁？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怕丢官 、怕丢脑袋的人，是不敢讲这句话的！

　　在毛泽东暴力专制年代，不但“正不压邪”，而是“邪恶势力”总是压倒“正义力量”。人们以前只知道，在封建专制的年代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莫须有”罪名、有“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等等惨状。谁能想到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竟会出现比这更残酷、更野蛮、更原始的暴行。

　　彭真的“倒下”，预示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即将临头！

　　如果说姚文元的“黑文”是毛泽东为“倒刘”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事前所埋伏的“导火线”，那么，毛泽东精心策划的“倒彭（真）”，就意味着“引爆”了这一“导火线”。下一步就是直接捣毁毛泽东所说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疑在毛泽东看来，他当然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代表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历史、对中国人民的大嘲弄！毛泽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子、阴谋家、独裁者！！！

（四）关于“五月政治局会议”（上）
——《五一六通知》：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

　　回顾从姚文元“黑文”出笼（1965年11月10日）到彭真倒台（1966年4月下旬），这半年时间里，经过两次“黑摸”中的较量，终于让彭真们“挤进”（或“跳进”）了毛泽东所设置的“大陷阱”里。从而为“倒刘”战略决战奠定了“稳操胜券”的基础。

　　这里所谓“黑摸”，是指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为一方，他们处在明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光明磊落的；而另一方，则为毛泽东与其帮凶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始终处于暗处，一切活动都是秘密的、潜入地下方式进行的。使对手无法摸清毛泽东的本人的观点和意向。

　　所谓两次“较量”，第一次是关于姚文元“黑文”的转载的问题，第二次是《二月提纲》经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后发文下达的问题。

　　这两次“较量”都是在这样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刘少奇们受党与人民的重托，在不了解毛泽东意向的前提下，他们对如何转载姚文元“黑文”以及关于《二月提纲》，只能根据党的一贯方针、政策以及党的组织原则，作出相应的决策。彭真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地在“黑摸”中首当其冲。这样，毛泽东一旦公开表态，最先落网、束手被擒的，必然是彭真。

　　如果刘少奇一方，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观点和意向，这种“较量”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毛泽东潜入地下，进行“黑箱”操作，就在于让刘少奇们先后跳进他的“政治大陷阱”。毛泽东的阴险、卑鄙、狠毒的嘴脸，仅凭这一条，也就暴露无遗。

　　毛泽东在“揪出”“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之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决定在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本人借口故意不参加。名义上仍由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但实际上刘已成为一个“傀儡”。有两个毛泽东的帮凶林彪与康生，以“独特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是极其反常的政治现象。康生是再次以“钦差大臣”身份参加的，林彪俨然以未来的“接班人”身份参加的。

　　康生在政治局内的名次是排在末位，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才被毛泽东提升上来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团中没有他的位置。在政治局成员中，康生是一个最清闲的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作“主题发言”并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林彪在党的五位副主席中，也是最末的一位，而且是没有在第一线掌握实权的一位。但会议的“大局戏”，毛泽东指定由林彪担任“主角”，在会上作“主旨报告”。

　　刘少奇名义上主持会议，已不像往常，或作主题报告或作会议总结。这对刘少奇来说，是一个“靠边站”的预兆！

　　参加这种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８人。会议一开始，即由康生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讲话，传达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有关彭真、陆定一等同志的讲话和批示。还介绍了会议将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特别强调了毛泽东修改７遍，并指出哪些段落和字句是毛泽东亲笔所加。康生传达的一系列“最高指示”，实际上是给整个会议定了调子。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继续揭发批判“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该《通知》是在5月16日在会议上通过的，故又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一篇彻头彻尾黑白颠倒、是非颠倒的反马列主义文件，是全面爆发“十年浩劫”的所谓“指导性文件”。6月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按照《五一六通知》开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反人性的法西斯文件。人们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十年，这已成为公认的定论；那么，说《五一六通知》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这一立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从下面对《五一六通知》的分析，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立论。

　　这一《五一六通知》是由党内惯于诬陷好人的康生（胡耀邦同志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第56页）主持起草的，由惯于制造各种“帽子”害人的毛泽东亲自修改７遍的。因此这就决定了：这一《五一六通知》，也只能是一篇法西斯式的、杀气腾腾、臭名昭著的文件。

　　首先，康生利用动起草文件的主持人身份，采取造谣、栽赃、耍赖的手法。在《通知》中，诬称：

　　“《二月提纲》是彭真一人背着康生制造出来的。采取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用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在中央文件（指《通知》）上，白纸黑字，康生竟敢公开撒谎、耍赖，真是无耻之尤。《二月提纲》是经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集体讨论通过，并且是集体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而后又专程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从现有史料看，在所有这些活动中，至少前两次康生是参加的。向毛泽东汇报的内容，也就是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的内容。怎么能说是“背着康生制造出来”呢？怎么“背着法”？你康生到哪儿去了？再说你康生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在“五人小组”里，你康生排在第三位。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里，还没有你康生的位置。彭真在党内地位比你康生高得多，彭真完全没有必要背着你康生。撒谎到了这个地步，活像一个政治无赖。口头赖账也就算了。怎么敢白纸黑字写在党的文件上，欺骗全党。真是玷污了党！真是不知什么叫“羞耻”两字。

　　原来，康生是毛泽东事先安插在“五人小组”里的“暗探”，专门是为毛泽东搞特务情报工作的。康生不仅是摸清彭真们的“底”，而且是负责摸清刘少奇们的“底”。然后向毛泽东告密。毛泽东已经蜕变到靠这种卑鄙手法，靠奸佞之徒，来达到陷害成千万正直善良的人们。怎么评定毛泽东其人，都不会过。

　　至于什么“采取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用中央的名义，……”，更是无稽之谈。在起草《二月提纲》的整个过程中，彭真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都是摆在桌面上，按组织原则办事的。《二月提纲》已经毛泽东“认可”（至少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最后由小平同志签发。怎么说是“采取极不正当的手段”？又是怎么“滥用职权，盗用中央名义”？纯粹是无耻的造谣诽谤，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党中央内部，有没有人“采取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用中央名义”呢？有。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在炮制《纪要》的全过程，就是背着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采取“阴蔽的地下活动”方法；在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纪要》之前，也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也只是在文件下达后，才知道这个文件的内容。

　　当然，对“当代秦始皇”来说，名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地道的“毛氏王朝”的封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从这一角度来观察问题，这就可以想通了。反正，是非、黑白，连人与妖，都是颠倒的。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历史已有定论：属于妖魔之类，遗臭万年！他们原是毛泽东的帮凶，那么，毛泽东该算哪一类？应该是不言自明！

　　其次，在《五一六通知》中，“号召”：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五一六通知》还说：

　　“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康生在发言中，特地说明这两段话，都是毛泽东亲自写上的。

　　好一个“信口雌黄”、“血口喷人”！好一个“人妖颠倒”！毛泽东在这里“定调”、“定性”了。他把自己和他的帮凶同伙，归为一类，算是“无产阶级代表”、“党的化身”、“马克思主义代言人”；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了这么一个“定位”模式，下边的“文章”就好做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切就“顺理成章”。下面的仗也就稳操胜券：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打谁，就打谁；怎么打，就怎么“有理”、“有利”。不打则已，打则“必准”、“必成”、“必胜”。

　　他们的对立面，即所谓“阶级敌人”，包括两大阵营的成千万人群。一是各界知识分子群体，另一是各级党政军干部群体。

　　关于知识分子群体，在《通知》中罗列了一大堆，什么“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而“学术界”又包括“文、史、哲、经济等社会科学各部门，还包括自然科学各学科。总之，所有这些领域里知识分子精英，所有国内外著名的、或有较深造诣的学者、专家，都一个不拉地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在“十年浩劫”年代，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关进“牛棚”，肉体上受尽摧残折磨、人格上受尽屈辱扭曲。难以数计的人，因忍不住屈辱，而含冤离世。

　　值得指出的是：在“五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发表了《五七指示》。其中提出：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意味着：在毛泽东看来，从高等学校一直到基层小学，在建国后十七年，都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之下。无疑毛泽东把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打击对象，在《五一六通知》中，所圈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基础上，又大大地扩大了。这样一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被整的对象就超过了成千万。

　　当然对毛泽东来说，仅仅整倒、整死这成千万知识分子，并不放心，并不解恨。他眼睛一直盯着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人。在《通知》中，因时机不成熟，不便直接“点名”。三个月后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彻底亮相，暴露了毛泽东在《通知》中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浪子野心”的本来面貌。

　　炮制《五一六通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施毛泽东蓄谋已久的“倒刘”的战略决战。为了“倒刘”，毛泽东不惜以知识分子和党政军干部两大群体的成千万人，其中2千多万人活活被迫害致死，作为“陪葬者”。难怪季羡林老人说：

　　“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见《牛棚杂忆》，第6页）

　　季羡林老人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这个完全丧失人性的人。只是限于“禁区”，没有点名而已！所有身历其境的过来人，都会认同季羡林老人的这一观点。

　　为了解决这两大类群体的问题，毛泽东只用两顶“大帽子”，就把他们打翻在地：一曰“反动学术权威”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曰“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两者合在一起统称为“牛鬼蛇神”。在毛泽东心目中，已经把这成千万人，排斥在“人”之外，不但剥夺了作为“人”的一切人权，而且连“人”的称号，也被取消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出的号召，盖源于此。

　　在那个年代，只有毛泽东及其帮凶同伙，才属于“人”的范畴。其实也不尽然，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林彪，最后也归于另类。在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思维模式（分“人”与“非人”两大类），他该属于哪一类，不是昭然若揭吗！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大罪的毛泽东，居然还被“钦定”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见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这种掩盖真相，制造假象，欺骗人民的“拙劣”作法，除了自欺欺人外，没有任何意义。靠“权力”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历史最终是凭事实说话的。列宁说得好：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46页）

　　随着改革开放的喜人的发展形势，尽管政治体制改革还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远不尽人意（基本上还是“人治”的政治体制），但政治气氛终究稍为松动一些。这从1999年《辞海》（第三版）的修订中，可以看出一些仉端。该辞典第二版关于《毛泽东》的词条，就有照抄《历史决议》的两个“伟大……”的“定性”的“修饰词”。新版就把这两个“修饰词”删掉了，而代之以“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辞海》在汉语辞书中，是一本权威性的辞书。这样原则性修改，无疑蕴含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删掉的不是一般的“定性词”，而是抄自《历史决议》。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势，这样删改就有可能被扣上什么政治帽子。因此，没有经过主管部门批准，该辞书的出版单位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注：《辞海》的主编人后来对此作了说明：《辞海》是一部权威性的工具书，对每一词条的解释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毛泽东》词条的修改是经过请示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至少意味着毛泽东不配授予“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桂冠”。

　　毛泽东本来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而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者，他自称“超过秦始皇百倍”的“当代秦始皇”，倒是十分贴切的。

　　至于新版《辞海》把原来自“修饰词”改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那是因为有“禁区”在，只能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

　　应该承认《辞海》的这次删改，其意义不可低估！

　　附：康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康生是什么人？陈云同志和胡耀邦同志都有过十分客观的评价。陈云同志说：

　　“康生是鬼，不是人。”

　　耀邦同志说：

　　“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尽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如果按照毛泽东用“逆向思维”独创的“人鬼（牛鬼蛇神）”分类法，并且按照“正常思维”（亦即把毛泽东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来分类，把康生称为“魔鬼”倒是十分贴切的。

　　说康生是靠诬陷好人发迹的，这是铁的事实。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能够得逞？如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第一把手，把全部精力心血，按照列宁的思想，放在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康生凭其本身的素质，只能靠边站，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康生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他碰上“当代秦始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毛氏王朝”，巩固他“凌驾”的地位，他在“理论上”大肆鼓吹“阶级斗争论”，在政治实践上炮制一个又一个全国性“大冤案”。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在组织上需要有一批“帮凶”，通过“帮凶”再去豢养一批爪牙、打手（如王、关、戚之流）。

　　在毛泽东的“帮凶”班子中，康生是“佼佼者”。他的劣迹，见本书有关章节。不再赘述，以节省篇幅。康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凡毛泽东每炮制一次“冤案”，几乎都可以发现康生的魔影。在诸多帮凶中，康生是资格最老、作恶最多的一个，从1942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二是康生为迎合主子的政治需要，经常给毛泽东“扇阴风、点鬼火”；在“助纣为虐”方面，颇有“超前意识”，表现特别出色。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足以证明康生在“毛氏王朝”中的分量。

　　第一个例子是：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９月24日全会一开幕，毛泽东就大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康生就乘机立即写了一张纸条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一看纸条上只写着一句话：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主子与帮凶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看了以后，马上就在会上念了这张纸条，并且接着说：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康生与毛泽东一唱一和，彼此心照不宣。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指李建彤写的《刘志丹》一书，正是康生事前向毛泽东告密，诬陷该书是为高岗翻案，并陷害“习仲勋是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挂帅人物。

　　习仲勋从此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成员并成为“习、贾（拓夫）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极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事后，毛泽东说：

　　“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

　　“文革”初期，康生在多次讲话中也承认过这一点。这又一次证明康生在毛泽东的帮凶中，不愧是一个“高参”。

　　这也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康生在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五月政治局会议”上，两次以“钦差大臣”身份参加的内在原因。康生一再“献媚”有功，深得主子赏识与信任。毛泽东为在“反刘”决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也需要充分利用康生这样一贯害人成性的“奸佞”。主子与奴才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以整人为乐”，即毛泽东说的：

　　“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就是毛泽东与康生紧密勾结的思想基础。由此可以想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受大灾难、大浩劫，才是怪事！哀哉，我中华民族！！！

（五）关于“五月政治局会议”（中）
——析林彪“五·一八”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排名在最后的林彪，作主旨报告。这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奇迹”。这意味着：林彪将以“接班人”身份取代刘少奇。如果仅仅人事更换，这也没有什么。可谁能知道：这还意味着刘少奇将遭灭顶之灾。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别具一格。首先是大念“政变经”。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制造在中共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林彪大言不惭地说：

　　“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编者注：这才叫“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危险就是出在上层。……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林彪还在会上，大声叫骂：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

　　林彪这些耸人听闻的话，在党中央内部造成人人自危，极其恐怖的气氛。林彪大念“政变经”用心歹毒。说穿了，林彪不仅是代替毛泽东采取造谣、诬陷的手法，而发出的“倒刘”决战的动员令！而且林彪还有为自己排斥、迫害异己，埋下伏笔。他清楚：1959年在他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并主管军委工作后，由于健康原因，他并没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而是像毛泽东那样处于第二线，实际上是由贺龙元帅掌握实权。果不其然，心怀鬼胎的林彪，在1966年底，就以“搞军事政变”的“莫须有”罪名，置贺龙于死地。

　　林彪在讲话中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竭力吹嘘毛泽东的个人天才。他说：

　　“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林彪还肉麻地、无耻地鼓吹：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这些粗暴践踏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把“个人崇拜”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把毛泽东“神化”到愚昧无知的程度。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年轻的“红卫兵”这一代人，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所谓“最高指示”，就是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产物；在本质上，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所谓“圣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翻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真正搞阴谋政变，并欲谋害毛泽东的人，既不是刘少奇，也不是贺龙，正是毛泽东惟一的亲密战友林彪。

　　林彪这一篇反马克思主义的讲话，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煽动性和蛊惑性。再加上《五一六通知》已经明确规定了在知识分子群体和干部群体中要批斗的范围与对象：各学术部门、各科研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统治各级、各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政各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计不少于几千万人。在半个月之后，神州大地顿时变成血流成河、冤狱遍国中的人间地狱。

　　毛泽东为了“倒刘”、为了把刘少奇置于死地，竟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那么惨痛、那么沉重的代价。说毛泽东是千古罪人，决不为过。

　　附：《林彪日记》关于这一段史实的评述

　　如上文所述，林彪在5月18日的主旨报告中，扮演了一副面目可憎的、凶相毕露的魔鬼。可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又是另一副面目。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1966年5月26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为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这段日记写得很精炼，寥寥几句，已充分揭露了毛泽东所惯于玩弄的手腕。

　　第一句：“老毛施阳谋外出。”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抛出姚文元黑文前后的一段相当长时间，毛泽东一直在沪、杭两地，一边坐观北京刘少奇们的动向，一边召集陈伯达、康生等研究如何设置“陷阱”的对策，迫使刘少奇们一步一步往下跳。日记中所提到的“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就是由毛指定陈伯达与康生联手起草并经毛本人作了七处修改的《五一六通知》。聂元梓的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是毛泽东在外地操纵，由康生一手策划的。接着在派出工作组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又躲到杭州，让康生、江青分别到北大、清华再次“点鬼火”，从而炮制所谓刘少奇们压制造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每次外出，都是他施展“阳谋”之时。

　　最后一句：“这是毛的阴谋。”别看林彪在文革初期在表面上跟毛泽东配合得非常默契，但在林彪的内心世界对毛泽东一言一行，洞察秋毫。在通过《五一六通知》时，林彪已经预感到刘邓末日即将来临。可怜的是在这个时候，刘邓还被蒙在鼓里。

（六）关于“五月政治局会议”（下）
——析“中央文革小组”，典型的“毛氏王朝”的版本！

　　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据此，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发出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８月2日，陶铸被任命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到1967年1月被打倒，兼顾问时间只有五个月）；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８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

　　“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本来，谁都清楚：陈伯达这个组长，是挂名，是傀儡；一切听命于江青，看江青的脸色行事。30日的“通知”，江青就从幕后操纵跳到幕前直接指挥。

　　根据上述史实，我们就不难作出如下的论断：

　　“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的班子。”

　　为什么？这里撇开中央文革和江青本人，在“十年浩劫”中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血债累累的滔天罪行，也不说它众所周知的、为中国人民所深痛恶绝的封建法西斯暴行；而只是从组织体制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中央文革小组是由毛泽东的老婆江青直接控制的。

　　江青是什么人？谁都知道：江青本人，无论从她的资历、声望，还是从她的政治才干、领导能力、理论政策水平等方面来看，都无法驾驭全国政治局面。她只会搞阴谋诡计，打棍子、扣帽子。

　　江青本来就不具备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应具有的起码的政治素质与修养。娇骄两气，心胸狭窄，报复性又特强，并且不择手段。现在，江青大权在手，只要稍不顺心，连她自己身边的爪牙、打手，也会翻脸不认，一脚踢开。在当初的“班子”中，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是最早被打倒的。之后，组员谢镗忠、尹达、穆欣亦相继受迫害。这些人都是正直的、有良知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们不会俯首贴耳、听任江青随意摆布。因此，他们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江青一手培植、豢养的“爪牙、打手”，或同为毛泽东的帮凶，只要在某些方面一不留神，触犯江青，也会不留情面，被她打翻在地。先是“文革”前夕就红得发紫的响当当“左派”、“文革”初期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代表的、并且到处代表江青发号施令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抛出来，投入监狱。而后，又把毛泽东的帮凶陈伯达揪出来示众。

　　实事求是地说：江青跟随毛泽东几十年，连“玩弄权术”这一手也没有学到手，甚至连皮毛都没有学会；要不然，除康生、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外，凡与江青打过交道的人，谁都讨厌她、恨她、骂她（在掌权之时，只能是背后的），也瞧不起她。对这位毛氏夫人，采取惹不起，躲得起。江青就是这么一个招人厌、招人恨、招人骂的家伙！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让他的老婆江青出来担此重任。这说明什么呢？这正暴露“毛氏王朝”的本质，暴露“当代秦始皇”的本来面貌。毛泽东当“皇帝”，由“皇后”江青来辅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什么能不能挑起担子？什么招人厌、招人恨（其实到“文革”后期，毛泽东也有此感受）？什么会造成严重恶果？对毛泽东来说，都不会去考虑，毛泽东需要的是：“天下大乱”，而且是越乱越好。江青正擅长于此道，何况江青又是最贴心的人。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舍江青，还真找不到第二人。毛氏的“家天下”，理该如此。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听命于毛泽东一个人的。

　　“中央文革”按规定是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之下开展工作。重大问题理应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后，才能作出决定。当年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党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可是，江青就肆无忌惮，目无组织，专断独行；从来没有把政治局常委会放在眼里。何况，当初的政治局常委还有刘少奇、邓小平，而且刘少奇在名义上仍然主持党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毛泽东“炮打”之后，刘、邓名义上还在常委之列。在这种形势下，政治局常委会还能起什么作用？江青又怎么可能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请示什么？其结果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只听命于毛泽东一个人，成为毛泽东的“御用工具”。比起原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毛泽东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何况“中央文革”又由他的老婆江青来控制。夫妇俩人私下一谈，就可立即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家天下”的特征，在这里暴露得最彻底、最充分。连一块“遮羞布”也不要了。当惯了奴隶的、习惯于跪在地上的说话的人们，也许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但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了一些民主意识，将会十分敏感地意识这种极其反常的关系，再也明显不过地反映了“朕天下”的特征。

　　第三，一反常规的“中央文革”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并列署名发文。

　　建国后，凡党、政系统或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名发文，或分头按各自系统发文；历来如此。在1969年4月“九大”以前，事实上，原来的党中央所领导的党的组织系统和国务院所领导的政府机关的组织系统，都被彻底摧毁。新成立的各级“革委会”，在夺取了党政权力之后，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如何统一协调、如何统一指挥，就有一个以什么名义或用什么署名向下发文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确使毛泽东为难。

　　国务院是周恩来领导的，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在政治上历来是中间偏右的，可以团结利用的对象；而不是可以信赖、依靠的所谓“左派”。因此，仍用原来的署名方式，显然已不适应。怎么办？于是就出现一种极其反常的政治现象：把本来隶属于中共中央的“中央文革”，取代国务院，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三个单位并列署名向下发文。中央文革与中共中央这一上下级关系，现在改为并列的关系署名，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这里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管了。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点：所谓三家联名，其实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只是两家。中央军委是作为“陪衬”出现的。当时的文件都是有关“文革”的问题，发文对象是各级“革委会”，与军队系统不相干。本来不需要“中央军委”署名。中共中央与中央文革这两家，为首的就是毛泽东与江青这夫妇俩人。从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夫妻店”。把中央军委拉在一起，用三家联合署名，就可冲淡这种印象。尽管如此，但还是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夫妻店）。真不知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偌大的、十亿人口大国，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毛泽东老婆外，居然找不出第三个人。那实在是太可悲了，也是太可怕了。

　　其实，对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来说，恐怕在脸上也太不光彩吧！确切说，不仅是“不光彩”，而是进一步让人们懂得什么叫“毛氏王朝”，什么叫封建专制。毛泽东让江青出台参政，本来已经违反了当年毛、江在延安结婚时，党中央曾有“不许江青参政”的约定。现在居然偏要让江青来挑起“中央文革”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担子。听任江青兴风作浪，胡作非为，搞得全国人妖颠倒，妖魔横行。其后果正如季羡林老人所说：

　　“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

　　这一最惨重的伤害，正是毛泽东“夫妻店”给中华民族带来的。

　　在进行了如上的三点分析之后，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典型的‘毛氏王朝’的缩影。”再讲什么，就是多余的了。就此打住！

　　附：阎长贵《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一文的启示

　　2008年《炎黄春秋》第11期刊登的《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一文的作者是中央办公厅干部，曾任江青秘书。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可信的。现摘要于后，用以证明“毛氏王朝”这一论点是十分中肯、贴切的。

＊　　　　　＊　　　　　＊　　　　　＊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央政治局，这为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的江青提供了呼风唤雨的平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执牛耳者是江青。陈伯达是傀儡，是“刘盆子”。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独裁”和“专政”，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把小组当作她独立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页）……

　　关于江青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专政”，穆欣还有更全面、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是江青眼中的“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二版，第368—369页）

　　……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下面长文从略）

　　编者的话：

　　仅仅摘录几段，这就够了。其中有三位是当事者（陈伯达、王力、穆欣），他们的证言充分说明毛氏王朝的本质特征。

（七）周恩来在文革前夕的心态
——“保持晚节”的表白

　　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节是专门论述周恩来在文革前夕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深入透彻，不愧是对周恩来一生有长期研究的写作高手。现特转录有关内容于后。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位惯于玩弄权术的老手，是怎样利用周恩来的弱点，来控制周恩来的。

＊　　　　　＊　　　　　＊　　　　　＊

　　在题为《“保持晚节”的表白》之下，作者有一小段非常概括的描述：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口头禅，它透露出周晚年的心态，是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带有明显的愚忠味道。不管以后是非对错如何，总是先要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自延安整风以后，这已成为周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准则。”作者接着就展开来论述：

　　“在文革前夕密云不雨的日子里，和刘少奇、邓小平会中央一线领导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将有大的动作。尽管这时他对毛的全盘意图还不大清楚，不过凭借其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觉察出政治气氛的诡谲，山雨欲来，并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

　　……

　　“在意识到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周恩来行事十分小心，处处谨言慎行，在政治上采取远事避祸的态度，继续埋头于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尽量避免过问其它方面的事情。然而，后来事态的急剧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很快便把他一步步推向政治风暴中心。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各项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抛出了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下令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然而出师不利，不仅学术界受到抵制，普遍对该文深文周纳、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颇多非议，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决定北京各报刊暂不转载，甚至连《解放军报》也按兵不动。

　　“这种情况，让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编者注：毛泽东在上海大搞地下活动，还倒打一耙，污称‘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真是活见鬼！关键在于：他如果公开表态，一切阴谋都不会得逞！）为此，毛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这样一来，周恩来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从此卷入文革旋涡之中，并且越陷越深。从一开始，他便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从内心来说，他并不赞成姚文元文章中的过火政治批判，清楚这种捕风捉影的搞法只会伤害知识分子，造成学术界的思想混乱，令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同样，在治国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年搞政治运动。

　　“然而，毛命难违，周恩来既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整人的厉害手段，不敢说出他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早已习惯于顺从毛的意志，凡事听命于毛。自延安整风以后，他早已洗心革面，在政治上形成了对毛不可动摇的信仰，把他看作是个人、全党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主宰。因而对毛的独断专行总是逆来顺受，不管后来的是非对错如何，首先总是要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这已成为周氏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在两难之中，善于调和矛盾的周恩来采取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先是说服彭真，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转载问题；同时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并不满意，不过毕竟解决了转载的问题，从而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后，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幕后静观态势发展，等待抓对手的辫子。所以，当彭真专程到武汉汇报‘二月提纲’时，毛再次施展‘阳谋’，故意对这个明显违背自己意图的文件表示了一个模凌两可的态度，以便麻痹对手，引蛇出洞。与此同时，毛又对江青面授机宜，让她到林彪那里搬救兵，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在政争中扮演威慑力量的角色。……

　　“毛泽东利用1966年3月中旬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机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一篇话，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压制学术批判的问题，表示了严重的不满，提出‘北京有人造反’。……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响应，刘少奇更是不会赞成，所以只好暂时作罢。

　　“散会后，刘少奇出访东南亚。一直在一旁观风的康生趁机奏了彭真一本，给苦于一时找不到借口的毛泽东提供了炮弹。（指彭真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哪儿去了一事，说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了’。）

　　“这一下，毛泽东终于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师出有名了，……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3月28日至30日，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即使在后来毛泽东已对彭真表现出明显不满以后，周恩来也并没有马上就跟着变脸。如前所述，当毛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王国’时，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彭真缓颊。……

　　“这次，周恩来无法再这样做了。从毛泽东充满义火药味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毛抛出彭真的决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这时再为彭真讲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引火烧身，……

　　“尽管周恩来此时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仍有不理解的地方，对局势的发展也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有一个信条支配着他：那就是在政治上要跟着毛泽东走，保持自己的革命晚节。这是自延安整风以后，他始终恪守的政治准则。此外，毛的政治谋略、驾驭大局的能力以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脾性，在党内都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任何企图与毛泽东硬顶的作法，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对这一点，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

　　“经过两天的考虑，1966年4月2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内容从略）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蠃得了第一个回合。

　　“不仅如此，周恩来的表态对不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是一个有力牵制。……等他们回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好忍痛演出‘挥泪斩马谡’的一幕了。

　　“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提议，1966年4月9日至12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贯彻毛的指示。会上，邓表态拥护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陈伯达这两位充当了‘炮手’，系统批判了彭真所犯‘严重错误’。……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关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

　　“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往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意指在罗瑞卿之后）

　　“刘少奇的软弱退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附和屈从，令毛泽东更觉得可以无所顾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放手大干。1966年5月4日至26日，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来，这次会议完全是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特别是对会议所要通过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是煞费苦心，亲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内容，并颇有深意地在结尾处加了一段点睛之笔，点出文革斗争的目标就是那些正在‘被培养为我们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在会议期间，毛却有意滞留外地，躲在幕后，‘委托’刘少奇出面主持会议，让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分量的发言。

　　“5月18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子’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

　　“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与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这篇讲话，特别是第三部分，它透露出周恩来晚年的心态，成为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内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

　　……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话虽不多，却是他在审时度势之后所精心选择的话题，刻意向毛泽东所作的内心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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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节和忠于毛泽东本人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深受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实际上，自延安整风以后，周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用事君之道来处理与毛的关系，尽心尽力地侍奉他。……

　　“建国后，周恩来更是身体力行。而骨子里帝王思想浓厚的毛泽东对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国以后，更是处处摆出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独断乾纲，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在中共党内借尸还魂，大行其道。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唯毛独尊，以封建君臣关系来顺从迎合毛，早已相沿成习，无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样一类的心得。

　　“应该说，中共党内对毛泽东风行君臣之道的这种搞法，根子还在延安整风。当年刘少奇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把它在党内定于一尊，开了恶劣的风气之先。其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主持军委工作，带头大搞毛的个人崇拜更是推波助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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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宗教式的原罪感。这与他在30年代那段与毛泽东的历史恩怨分不开。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本来就属于大节已亏，再加上在历史上反对过毛。对此，周的内心一直深自愧悔，引为终生教训。大节既亏，晚节岂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谨慎，处处夹着尾巴做人，在工作上尽心竭力，任劳任怨，以求补过。对毛则更是低首下心，隐忍屈从，唯恐一误而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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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明显带有愚忠的味道，不过确实是周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然，这种内心表白也带有某种政治防身术的作用，隐含了对翻覆无常的毛的顺守之道。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和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而越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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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本文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在毛泽东策划的‘倒彭（真）’全过程中，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及其‘保持晚节’的心路历程。文革前夕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在‘十年浩劫’期间，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特别是在后期，他是经常受到人妖与病魔的双重打击与折磨。为了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周恩来为什么在‘十年浩劫’中，在更加错综复杂、更加艰难险恶的环境下，甘于忍辱负重，千方百计力图减轻‘大浩劫’所带来损失时的那种心态。为此，将《“保持晚节”的表白》这一小节的内容基本上转录下来，从而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周恩来的处事准则与政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