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世华：反思录（下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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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大灾难、大浩劫、
大耻辱的“文化大革命”（上）

（一）为“倒刘”，采取卑鄙的“两手”策略

　　在“倒彭（真）”之后，如前所述，“五月政治局会议”不仅在组织上让林彪亮相，以未来“接班人”身份取代刘少奇；而且在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就明确规定了下一步打击的范围与对象。当然，主攻对象是刘少奇。

　　当时的形势对毛泽东是绝对有利的。这时的刘少奇们，虽然在名义上仍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但已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就会步彭真们的后尘，遭灭顶之灾。他们已经没有实权，一切听命于毛泽东；他们完全处在毛泽东股掌之中，一切听任毛泽东的摆布。

　　如果说：毛泽东与其帮凶，在1965年在上海炮制姚文元“黑文”，其后关于转载“黑文”的过程，以及秘密炮制《纪要》以对抗、反对《二月提纲》；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背着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地下秘密进行的。因为那时刘少奇们还掌握实权。那么，在“五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形势已经大变，完全可以通过公开的、正常的途径与方法，来解决刘少奇们的问题。

　　既然如此，何必再用“地下与地上相结合”、“幕后与幕前相结合”这些卑鄙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搞阴谋诡计，制造更大的“陷阱”，让刘少奇们先后跳进去呢！？

　　也许，毛泽东对这种卑劣的手段，特别“欣赏”；用来得心应手。这与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品质，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曾多次说：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似乎表明他是搞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从来（包括延安整风时期）就是搞阴谋诡计的老手。其他领导人，从延安时的张闻天到“文革”刘少奇，一个个都惨败于毛泽东手里。究其原因：这些受害的老革命家，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上，还是在驾驭全局的能力上，决不低于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上，毛泽东远低于张闻天；在建国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等方面，毛泽东显然不及刘少奇（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与李锐等私下交谈时，得出一个共识：“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见《庐山会议实录》，第35页）。他们吃亏、他们之所以惨败，就是在玩弄阴谋诡计这一点上，他们都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确切说：任何真正的政治家是不屑于此道的。他们不会，也不需要这么陷害、糟蹋自己内部的人！

　　在“五月政治局会议”后，紧接着就开展的“倒刘”决战中，无论是在发表所谓“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问题上，还是在“反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无论是在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的表态上，还是在“炮打”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问题的表态上；毛泽东都充分施展了卑鄙的两手策略。（见后面有关章节）

（二）聂元梓大字报出笼前前后后
——康生、陈伯达奉命合伙“点鬼火”！

　　“五月政治局会议”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万事俱备”是指在《五一六通知》与《五七指示》中，已经明确界定在即将引爆的“文化大革命”中，所要打击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类群体。而高等学校，特别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集中了这三类人。所谓“东风”，就是在哪个单位“引爆”？找谁来“点火”？

　　就在政治局开会期间，康生与江青就加紧密谋策划如何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他们提出：“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编者注：种种迹象表明，这样重大决策，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上下、左右齐心协力，协调“往上搞”，最终很快酿成全国大乱的局面。没有毛泽东在幕后统一指挥，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在北京大学找谁来点这把“火”。他们看准的对象是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据了解聂元梓在北大名声不好，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康生就说：

　　“聂元梓就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

　　5月14日，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以中央理论组名义，带4人调查组，进驻北大。他们以了解学术批判情况为由，私下约聂元梓密谈，鼓动她“造反”，并且明确示意：“有人支持你们”，为聂元梓们壮胆。这样，聂元梓等七人于5月25日下午贴出一张诬陷、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配合《五一六通知》出笼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五一六通知》文件还没有下达，但聂元梓们的大字报，在某些提法上，与《通知》一脉相承、上下呼应、配合默契、口径一致。他们煽动性地“号召”：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起来造反，……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样的口气，那像是一张面向北大师生的大字报，也不像是面向全国各级学校的大字报，而像是面向全社会发出的“号召”。

　　如果不是康生在背后煽风点火，出点子，透露党内情报，甚至亲自改写；以聂元梓们所处的环境与地位，是绝对不会写出这样面向全社会的煽动性的“号召”。这肯定是康生加上去的，甚至有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聂元梓们有再大的狗胆，也不敢在这一时机，以这样嚣张、疯狂的口气，写出这张大字报。

　　如果这张大字报只限于北京大学一个学校，那也成不了什么政治气候。事实上，聂元梓大字报一贴出，就立即遭到北大广大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半天之内，就有一千多张大字报痛斥聂元梓等人。只有极少数人，也是在康生老婆唆使下，才敢出来表示支持。总之，这股“鬼火”在北大校内很快被扑灭。

　　事实上，康生和他的老婆这种地下的阴谋活动，所谓在“北大点火”（编者注：确切说这是在“点鬼火”或“鬼在点火”。因为一切活动都是在地下进行的，而且是采取搞阴谋诡计、不择手段、以“莫须有”罪名炮制出来的），也不是康生本人的点子；而是毛泽东在“倒刘”战略决战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部署：在“北大点火”，必须在全国引爆“文化大革命”，实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达到“天下大乱”的局面。康生只不过奉命行事。

　　因此，康生背着在京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编者注：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说：“刘少奇是在6月2日下午从报纸上看到大字报的，……周恩来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中央台向全国播出。”）直接将这张大字报的印件送给当时仍在南方的毛泽东。这是“传统”的说法。应该说是康生奉“密旨”，出色地完成了主子布置的任务。6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革命简报》上“批示”：

　　“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亲自给北大加上耸人听闻的“反动堡垒”的“莫须有”罪名，并给聂元梓的大字报戴上“第一份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桂冠”。这意味着：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地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鬼火”（编者注：之所以叫第一次，因为后面还有“反工作组”的第二次“点鬼火”。值得指出的是：这两次“鬼火”，都是在毛泽东一手策划下，由“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新成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个头目来点燃的）。

　　正如聂元梓后来所说：“大字报一广播，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爆炸了！”在没有与刘少奇打招呼的情况下，毛泽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火一烧起来，便成为燎原之势。毛泽东所企求的，正是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

　　在毛泽东一手操纵下，聂元梓的大字报终于“打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炮。

　　撇开究竟如何评定毛泽东其人的问题，从“倒刘”的战略角度看，毛泽东不愧是一个具有高超水平的“战略家”。但从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看，毛泽东的战略水平越高超，对党的事业的破坏就越大，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就越致命。

　　他一方面派康生潜入地下，在北大落实“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这只是解决“点火”的问题；要“往上搞”，还得靠舆论工具密切配合。因此，另一方面，他又派陈伯达于5月31日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由他们掌握报纸的全部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发布。这样，毛泽东完全抛开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而由他的心腹陈伯达直接控制了舆论工具。为什么让陈伯达在5月31日去《人民日报》社“夺权”？这是因为毛泽东手里已经有了康生提供的“引爆材料”（聂元梓的大字报），急需舆论工具“引爆”。

　　从实现“北大点火，往上搞”这一策略看，康生与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左右手，两个最得力的帮凶。一个在北大完成“点（鬼）火”的任务，一个在《人民日报》完成“往上搞”的任务。在幕后就有毛泽东这只“黑手”在操纵。为什么说是“黑手”呢？因为他躲在幕后，耍尽阴谋诡计。这虽然是一种分析，但它是唯物主义的。这是因为康生与陈伯达之间，谁也指挥不了谁。一切听命于毛泽东。

　　果不其然，陈伯达不负主子重托，在夺权后的第二天，即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号召：

　　“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始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用这种口吻发出“号召”，笔杆子陈伯达也不具备这种“气概”，又是毛泽东的亲自修改定稿的。这有待于来日内幕曝光时证实。

　　又一个值得指出的是：这篇《社论》是早就准备好的，陈伯达一进驻《人民日报》，为配合聂元梓大字报，当晚就发稿，第二天见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由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诬蔑：

　　“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

　　文章还号召：

　　“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王力等爪牙、奴才，写这篇“评论员文章”，如果不是主子授意，也是没有这个狗胆的。凭什么说“北大是假共产党……”，王力们那有这个资格讲这些话。俗话说：“狗仗人势”，说王力们是狗，一点不错，而且是一些咬人成性的疯狗、恶狗。但终究还得赖以“仗势”的人，来豢养、来指挥。如果没有“主子”作后盾，光是几只疯狗、恶狗，也早就被打烂了。

　　同日，经毛泽东同意派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从6月1日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广播聂元梓大字报与《人民日报》杀气腾腾的社论，到6月2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在《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三篇蛮不讲理、火药味特强的文章（现在看来一开始就有一种很明显带有封建法西斯色彩的势头）。犹如一发接一发的重炮，拼命“往上搞（往上打）”，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立即从上到下，全面掀起了造“修正主义”反的高潮。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们效法聂元梓，率先行动，贴大字报，开批斗会。把原来的学校负责人，统统无一例外地、一个不拉地打成（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走资派”，通称为“黑帮分子”（后来又改称“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场大风暴，从首都北京立即席卷全国。之后不久，又从教育战线很快漫延到各条战线。在国务院部一级机关里，首当其冲的是主管高等学校的高等教育部，高教部部长蒋南翔是6月初被抛出来的。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全国所有高等学校都被冲垮了，高教部还能好得了吗？

　　康生之流合伙点燃的第一把“鬼火”，终于在神州大地迅速漫延，全国大乱。

（三）揭开反工作组的内幕
——江青、康生奉命再次“点鬼火”！

　　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第一把“鬼火”点燃起来并出现全国混乱局面之后，如何收拾这一局面呢？这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毛泽东故意交给仍在第一线、但已无实权的刘少奇们去解决。根据传统的做法：凡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出了问题，就由上级单位派出工作组，去代行党委的职权。为此，在刘少奇主持下，由常委会作出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在北京，由新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各省由各省委负责派出。何况在这之前，毛泽东就曾亲自决定派工作组去北京市委、北京大学、《人民日报》社接管权力。既有毛泽东开先例在前，刘少奇们仿效于后，也无可厚非。

　　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代行党委职权。按照惯例，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试图逐步扭转业已出现的混乱局面，使之纳入正常轨道。这是常规，也是常理。如果，听其自然，不闻不问，不加引导，不加强领导，那就是失职。这是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因此，工作组进驻后，加强领导，扭转混乱局面，这是惟一的途径。如果没有江青、康生之流在毛泽东授意下，继续扇阴风、点鬼火，刘少奇们完全有能力控制全国局面的。可这并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乱”字，而且越乱越好。狼子野心（黑心），溢于言表。

　　毛泽东亲自点燃的第一把“鬼火”，其根本目的是“往上打”，是为了“倒刘”。这样，在刘少奇们派出工作组后，毛泽东本能地再一次躲在幕后，一方面他指使江青、康生之流再次潜入地下，加紧策动反工作组，以点燃第二次“鬼火”。另一方面他又让陈伯达所控制的《人民日报》公开对抗刘少奇们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有关方针政策。从而，再度造成全国大乱的局面。

　　与第一次“大乱”不同的是：如果说第一次大乱主要是在教育战线；那么这次大乱是各条战线和各级党政机关。各级权力机关被冲垮、瘫痪了。于是，全国局面空前大乱，而且完全失去了控制。这标志着刘少奇们末日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先看陈伯达是怎么跟党中央“唱反调”的。为指导全国各省市工作组正常地开展工作，在刘少奇主持下，于6月８日召开的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八条指示：其中规定了要“内外有别”、“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要求。

　　跟党中央对抗的陈伯达，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社论说：

　　“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段专政的斗争。”

　　“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束缚群众手脚。”

　　社论还发出号召：

　　“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指导这场运动的方针。究竟应该听谁的？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在这种形势下，工作组按组织原则，理所当然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办事，何况这符合党的传统方针政策。但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则不同，他们看“风向”行事。特别是经江青、康生之流在下面一煽动，“点鬼火”，就知道该跟谁走了！

　　下面再来看一下江青、康生之流是怎样再次“点鬼火”的。

　　按分工，康生还是去北大，找他的“老友”聂元梓。本来聂元梓们因为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有功，已被吸收参加代行北大党委职权的张承先工作组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组”又是毛泽东亲自派出的。聂元梓们无论从她们所处的政治地位，还是从这个工作组的背景看，她们是绝对不敢再去反这个工作组的，她们确实没有这一狗胆。可是由于康生向她们交了“底”，惯于搞政治投机的聂元梓们何乐而不为，就再次跳出来造张承先工作组的反。不过这次造反方式与上次不同。她们按陈伯达的方针，实际就是按毛泽东的方针行事。于6月18日，聂元梓们乘工作组集中开会的机会，大肆活动，设立所谓“斗鬼台”，乱揪乱斗四十多人，其中有党员干部和教师、学生。斗争时，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等现象。工作组闻讯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向中央反映这一事件的简报，其中提出：要严防坏人破坏，维护革命秩序，要斗争什么人必须经过工作组批准。根据少奇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于6月20日转发了这份简报，并加按语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在北大，聂元梓们由于康生做“靠山”，根本无视北大工作组的忠告和中央的指示，他们根据康生的指点，诬称工作组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压制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是镇压革命的反动行为。

　　与此同时，江青及其爪牙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物色一些政治投机分子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人，与北大聂元梓紧密配合，掀起一场驱赶工作组的大风恶浪。从而把工作组推向十分被动的局面。按传统思维定势，既然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将极少数兴风作浪分子，作为反党分子加以打击，以弘扬正气。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谁能知道：这极少数人是大有来头的，在他们背后不仅有江青、康生之流撑腰，而且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工作组打击极少数“反党分子”，正好跳进毛泽东设置的又一个“大陷阱”。确切说：这个“大陷阱”就是专门为刘少奇们设置的。反之，如果工作组不对极少数人采取反击措施，听之任之，这就犯了“失职”的政治错误。毛泽东照样可以做“大文章”。总而言之，对刘少奇们来说，这是一条“死胡同”，或者说，这是一条直通“大陷阱”的“死路”。

　　在毛泽东用聂元梓大字报点燃第一把“鬼火”之后，根据当时的形势，不派工作组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不派，毛泽东就会立即加罪于刘少奇们。派出工作组后，毛泽东又通过江青、康生之流点燃了第二把“鬼火”，如果刘少奇们听其自然，也不行。打“鬼”，更不行。这就是“伟大领袖”的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绝招”。为了“倒刘”，毛泽东是不择一切手段。

　　6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一反月初亲自派三个工作组的做法（包括北大工作组），提出：

　　“现在不忙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不怕乱。”

　　毛泽东明知道工作组早已派出，怎么会再说这种有悖于常理的话：“不忙派”？这种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话，竟出自毛泽东的口。对此，刘少奇们啼笑皆非，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不得已，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请求他回京亲自主持工作。刘少奇真是太天真了。毛泽东怎么可能会同意呢？看来刘少奇还不知道毛泽东正一步一步把他和他的同事们赶进“大陷阱”。刘少奇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刘少奇们是可悲的，更加可悲的是成千万受到无辜株连的各级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果说刘少奇曾经在1962年冒犯过你毛泽东，要把他置于死地；那成千万受株连的人一直是

　　对你毛泽东顶礼膜拜的。为什么要他们作为陪葬者？

　　归根到底，最可悲的是我中华民族！

附：关于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销工作组大会的内幕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关于撤销工作组大会。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其内幕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对我们子孙后代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是大有脾益的。为此，转录有关内容于后（见该书第117-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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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收紧罗网，并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

　　“几天后，什么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挎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赶工作组的风潮（编者注：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毛泽东在背后‘点鬼火’），而且见毛泽东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周恩来与他们之间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不得不同志撤销工作组。

　　“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本来就因出访东欧而相对超脱，回国后更由于康生的打招呼（编者注：康生本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而是这条走狗是根据毛泽东授意的）和毛泽东交底，而有意同刘少奇、邓小平保持距离，并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接触，竭力在两家对垒中保守中立，为自己预留退路。……

　　……

　　“七用二十九日，根据毛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当地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仑促地就决定到处派工作组’。……

　　已经被毛泽东布在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说：‘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引自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5页）

　　“毛泽东并未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脑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当时在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让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不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侍在一旁。毛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刘的自我批评和1962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承认犯了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

　　‘毛听了喘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我听了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118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

　　‘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闪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腾不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

　　‘学生们著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118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地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在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第454-455页）

　　“应该指出……，他对这一场面的记述是真实生动的，特别是末尾这一段更是这一历史插曲中的传神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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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从这一节所介绍的情节可以看出：毛泽东确实是一位惯于玩弄权术的老手，刘少奇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毛泽东亲自策划导演的“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毛泽东就是扮演了这么一个可耻的角色。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原来就是这么一个货色！

（四）从两把“鬼火”看，究竟谁是“黑帮”？
——兼析毛泽东其人

　　从上述两次点燃“鬼火”的全过程看，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究竟谁是真正的“黑帮团伙”与“黑帮分子”？政治实践是判别事物本来面貌的标准。按照这一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既不是刘少奇、彭真们，更不是成千万受无辜迫害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而是毛泽东的帮凶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就从上述两把“鬼火”看，种种迹象表明正是这批人间败类，才是真正的黑帮分子与黑帮团伙。

　　第一、他们是潜入地下，躲在幕后，搞阴谋活动，物色政治投机分子“玩火”。不敢摆在桌面上，不敢公开亮相，心里有鬼。这正是“黑帮”的基本特征。

　　第二、他们都是在毛泽东亲自策划、操纵下进行活动的。左右呼应、上下齐手，配合默契，步调一致。而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在地下秘密沟通的。真正的革命家是不屑于此道的，一心为公、一心为民，应该是光明磊落，胸怀袒荡。

　　第三、他们与“玩火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次政治交易，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对他们有利时，就用。一旦对他们不利时，照样一脚踢开，打翻在地，决不留情。爪牙“王、关、戚”是如此下场，聂元梓之流最后也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连最贴心的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好下场。

　　真正的革命者之间，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决不会、也决不需要对自己的战友下毒手。他们内部的残杀，正是一切黑帮团伙的又一个本质的特征。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玩弄“鬼火”的最后结果，不管毛泽东是怎么表白的，是毁了整个中华民族。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会这么去做吗？答案是：决不会。回过头来看江青之流这一伙，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毛氏王朝”；为此，他们不择一切手段，也不管一切后果。至于怎么向我们子孙后代交代，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这是黑帮团伙最本质的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说江青一伙是黑帮团伙，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分子。这一定论决不会过。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看待毛泽东这个人？

　　如果我们单凭事实说话（列宁说过：事实是最顽强的），思想解放，彻底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确切说彻底摆脱封建的思维模式，我们将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毛泽东形象。

　　人们会问：既然江青一伙是黑帮团伙，那么站在他们背后，并且操纵他们的毛泽东究竟应当怎么评定呢？我们不妨先反问：如果没有毛泽东，江青之流能够得逞吗？能够成为黑帮团伙吗？答案是：决不可能得逞；因此，也就没有机遇构成“黑帮团伙”。退一步讲，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集体，完全有能力制服江青这一团伙，如果他们跳出来的话。

　　从这一角度来看，说毛泽东是什么人？不言自明！

　　这里借用鲁迅的一段话：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这就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

　　鲁迅的话，对如何评定毛泽东，无疑是有启迪的！

（五）揭穿“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骗局
——析毛泽东1966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

　　经过毛泽东在杭州一手遥控操纵，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北京暗地里在幕后操作，点燃了第二把“鬼火”，终于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集体所派出的工作组，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这意味着党中央对全局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毛泽东从杭州给在北京的江青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提出：

　　“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天下大乱”这是真的。在毛泽东写这封信时，已经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想要揪出来的三大群体的“牛鬼蛇神”（指《五一六通知》和《五七指示》所圈定的“三类人”，总数在几千万人到上亿人），基本上已经被打翻在地，或者即将被打翻在地（指刘少奇们）。并且号召要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毛泽东歹毒、残暴、凶狠的嘴脸，暴露无遗。

　　这里要探究的是关于“天下大治”的问题。毛泽东讲这句话是为自己开脱：为“乱”而“乱”，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因此，他说：“乱”是为了“治”，从“大乱”达到“大治”。至于怎么达到“治”？怎么“治法”？毛泽东就没有说了，其实他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在毛泽东脑袋里，压根儿就没有“治”或“建设”、“发展”的概念。他满脑袋是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整人”，也就是“乱”。就在这封信里，在短短的几句话中，每句话都表述他的一个观点，而且很具体、很明确。因此，所谓“天下大治”，只能是一个“大骗局”。

　　为什么说是“大骗局”呢？难道毛泽东不想天下大治吗？其实，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毛泽东“整人”，炮制一次又一次全国性的大冤案，目标是有的，那就是如何巩固他的“凌驾”地位，如何巩固“毛氏王朝”。毛泽东的所谓“治”，本质上就是这个东西。

　　说它是大骗局，答案在这封信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不妨先从这封信谈起，然后再涉及毛泽东有关于为什么要“乱”（整人）的思想言论。这样就能十分清晰地看透毛泽东的骗局。

　　先谈这封信。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的第一句话是：

　　“……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好大的口气，多大的胃口。毛泽东已经把“三大群体”：各学术界、各部门的“反动学术权威”，党政各级（从中央、省部级到基层单位）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领导）各级各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都打成“牛鬼蛇神”，已有成千万、上亿人。但毛泽东还说：“不可能全部”。凡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知道“横扫牛鬼蛇神”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拉”下一个人呢？连他们的子女都打成“黑帮子女”、“可教育好的子女”，被打入另册。但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还是不过瘾，生怕有“漏网”的。如果说：“反右”后，毛泽东有“漏网右派”一说，是因为反右时规定了“硬性指标”，而且是经过有关组织审批的（这里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分析的）；“文革”的“横扫”，既没有规定指标，又不需要审批；在划定的“三大群体”中，红卫兵小将们横扫起来，真是毫不犹豫、毫不留情；犹如韩信点兵，越多越好。怎么可能会有“漏网分子”呢？

　　毛泽东的第二句话是：

　　“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这里所指的新一轮横扫对象，当然不包括这次已经被打倒的对象，他们已经被“斗臭、斗垮、斗倒”。按毛泽东的想法，既“臭”、又“垮”又“倒”，当然是永世不得翻身。那么，新一轮的横扫对象只能是新生的又一批“三类群体”，新生的难以数计的“牛鬼蛇神”。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天知道，反正人们知道：“横扫”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已经领教过了。

　　毛泽东的第三句话是：

　　“尔后还要多次扫除。”

　　听了这句话，不禁毛骨悚然，委实太可怕了。“多次”，是什么概念？不是一、二次，起码三、五次。再加上“横扫”。真不该想象：经过再三、五次“横扫”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儿？

　　人们究竟应怎么看待毛泽东这个人？整人（迫害人）成性、成癖、成瘾、成狂、成魔！！！按常情，人们会怀疑这个人大概犯了“精神病”或是一个“迫害狂”。可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仍认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且不说这一评定是否合适，至少证明毛泽东不是“精神病人”。那么，说毛泽东是一个十足的“迫害狂”，是决不会过的。这是从毛泽东本人亲自写的二、三句话得出来的判断！试想：一、二次横扫之后，再来三、五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不是彻底毁了吗？这样的人，不是“迫害狂”，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答应吗？

　　毛泽东的第四句话是：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说得多么轻松！一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大灾难、大浩劫、大耻辱”，二千万受害者被无辜迫害致死，上亿人受尽折磨、摧残（数据引自叶剑英的一次讲话），经济濒临崩溃，民族整体素质被异化、扭曲。所有这些，在毛泽东心目中只不过是“一场认真的演习”，这意味着毛泽东还没有“动真格”的。大概第二次、第三次……才会有正规的“演出”或“表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是十亿人口大国，每次横扫几千万，也还是一个“另头”，天塌不下来。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所自我表榜的：“超过秦始皇百倍”的那种“气势”。可是，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不问其人，只凭其言、其行，一定会认定：这些话，只有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才说得出来！

　　从以上四句话就可以断定：毛泽东所谓“达到天下大治”纯粹是一个“大骗局”，是骗人的鬼话。第一次“横扫”就搞了十年，还是因为毛泽东死了，才被迫停止。如果毛泽东当时不死，或者像小平同志那样长寿，多活十年，或更长寿一些；不妨想一想：现在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能有现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吗？一次又一次“横扫”，精力不放在经济发展上，社会一直处于大动荡的状态，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心目中始终是被列为每次横扫的对象。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何来“天下大治”？真叫活见鬼！

　　谢天谢地，毛泽东终于在1976年９月“走了”！什么“还要有一次横扫”、什么“尔后还要多次扫除”，也跟着毛泽东一起去见鬼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终于摆脱了狱炼般的命运。从一定意义讲，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才达到“天下大治”！靠什么？不是靠“横扫”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邪说，而是靠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言简意赅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以上只是从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的四句话，来分析所谓“天下大治”是一个“大骗局”。其实，在毛泽东脑袋里，只有“乱”、“整人”、“横扫”的概念；压根儿没有“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概念。

　　下面就从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和他的政治观点（不涉及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阶级斗争论”）两方面进行一些剖析，并着重于后者。

　　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看：

　　1955年炮制“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957年“反右冤案”；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狠批周恩来；1959年“彭德怀冤案”与紧接着就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此后，有将近三年（1960—1962年９月）毛泽东“老实”一些，没有“折腾”（整人、害人）。这并不是毛泽东不想“折腾”，而是客观上不允许他再“折腾”。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这三年里（1959—1961）面临空前的经济上大灾难。全国人民普遍“饿肚子”，有四千多万人活活饿死，其状至惨。究其原因，还是在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批周恩来时曾说：“反冒进（编者注：诬指周恩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并说：“下半年要来一个更大的冒进”。因此，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编者注：毛泽东大概也发现“大冒进”一词，不怎么样。于是就改为“大跃进”）这一严重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运动”，本身就不是从发展经济这一角度出发的，而是从政治需要来考虑的。按毛泽东的本意，想通过“大跃进”来证明他所说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谬论的正确性。最后终于受到经济规律的大惩罚。让中国人民跟着受到经济上、物质生活上的大灾难。就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毛泽东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的工作。经过刘少奇们大力整顿、调整，才逐步扭转局面。1962年经济刚刚开始有些好转，特别是解决了“饿肚子”与“饿死人”的问题；毛泽东又跳出来，在同年９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大讲“阶级斗争”问题。矛头直指刘少奇们，经过三年（1962年９月到1965年底），费尽心思、殚精竭虑的策划，最终引爆了以“倒刘”为主要目标的，惨绝人寰、绝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毛泽东要死整刘少奇们？就是因为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特别是在三年经济恢复调整期间，刘少奇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观点（详见本书第七章），恰恰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深感：“凌驾”地位再度受到威胁（第一次是在195６年），于是就千方百计地非要置刘少奇们于死地而后快。

　　这就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政治实践，那里能找到一点点“天下大治”（稳定发展）的影子吗！

　　下面再来看一下毛泽东是怎样解析他为什么要“乱”、要“整人”的有关政治观点。这里引用毛泽东在不同时期讲的三段话。

　　“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一松，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就要出来。……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7页）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每次搞半个月就行了。”（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8页）

　　早在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央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时，其中有一条就叫“不断革命”。里边就写明：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忱，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时间。新任务压下来了，大家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从《六十条》，我们就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毛泽东想的是“革命”，而不是“建设”。而且这种“革命”又是“一个接一个”，为的是让“干部和群众……想骄傲也没有时间”。什么“发展经济”，什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什么“国富民强”，在毛泽东的辞典里是没有这些“词汇”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指导思想。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列宁所说的：

　　“共产党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夺取政权，就是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以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速度更快、更高。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要战胜（取代）资本主义，也正是依靠以更快、更高的速度发展生产力。

　　从广义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产力的发展史。任何社会的进步，是靠生产力的发展。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精辟的、言简意赅的话，讲透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真谛。遗憾的是：我们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根本不懂这个起码的马克思主义道理。真不知道该怎么来评价毛泽东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人物；如果硬要给他封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实在是我们党的奇耻大辱！

　　“革命”本身（夺取政权）是一种破坏性的行动，它只是为“发展”创造条件；但不能代替“发展”。如果在已经夺取政协之后，还一股劲儿强调“一个接一个”的“革命”，那意味着什么呢？又能带来什么后果呢？道理很简单，只能带来破坏、带来灾难。归根到底，社会的进步，是靠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靠革命本身。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性问题。

　　衡量一个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或判断一个执政党是否坚持正确的路线，不在于他们是打着什么“旗帜”，口头上是怎么讲的，而在于是否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应该包括精神文明建设与人文素质的提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这种“一个接一个的革命”，原来还比较抽象。后来的两次表述（上面摘引的头两段话）就讲得很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也很明确（包括共产党、青年团在内），“革命”的办法也很具体：“整风”（即整人），一年一次。毛泽东担心“三年不整风”，连共产党也要变。在这样精神状态下，毛泽东那有时间与精力去抓建设、抓发展。他时时刻刻怕这个变、那个变；其实，真正“变”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本人。他不是一般的“变”，而是“蜕变”。从一个“农民革命领袖”蜕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专制主义者。可惜，直到现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凭借权力把毛泽东打扮成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继续隐瞒真相，蒙蔽人民！

　　鲁迅说得好！他说：

　　“倘系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拿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

　　“纵使外面贴满着好招牌……毫不中用。”

　　鲁迅的话给我们以启迪！人民有权撕下毛泽东的假面！“撕得鲜血淋漓”，只有达到这一步，毛泽东的真相才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

附：郑重声明：我还是受骗了——原来这封信本身就是伪造的

　　上文的修订稿是在2002年4月完成的。这是根据当时所掌握的史料写的。该节的副标题即为：《析毛泽东1966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我在进入第三轮“学习—反思”阶段后，主要是在读了叶永烈的三本著作后，才发现：原来所谓“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是在林彪事件后由毛泽东亲自授意、经江青、康生炮制出来的一封彻头彻尾的伪造信件。这是为毛泽东涂脂抹粉的：意在表明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的问题。

　　在现在公开出版的党史或共和国史里，这一“伪造信件”的丑事，还是被捂着盖着，中国人民还是被蒙在鼓里，还是继续被欺骗。

　　我为什么说：“我还是受骗了”。这是因为在设置“禁区”的背景下，公开出版的党史或中国当代史，都是掩盖真相，制造假相，在本质上是一些骗人的史书。正由于如此，这本《反思录》的副题就叫：《探索当代重大冤案史的真相》。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准确性。但是，对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在当年我还是信以为“真”的，只是认为其中毛泽东所写的内容是非常荒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作为一份“反面教材”，值得公开批判，以肃清其流毒。

　　那么，我为什么还保留这节内容呢？

　　在这次定稿时，虽然已经发现这封信是伪造的，但鉴于全节的中心议题是在批判毛泽东的“邪说”（所谓“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等信口开河的邪说）；因此，就不再作大幅度修改，基本上保留原文的结构。

　　关于这封伪造的信件，既是一桩大丑事（只有死不要脸的、灵魂极其丑恶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丑事），又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大污点、大耻辱，而且又涉及到一些其他重要政治动态。因此，需要写一组文章才能说清楚。详见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及其附１与附２三篇文章。

（六）质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又一封建法西斯代表作

　　1966年８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两次点燃“鬼火”之后，题中应有之议，全在意料之中。

　　如果说毛泽东令江青秘密炮制姚文元的“黑文”，到1966年5月诬陷彭真得逞，算是毛泽东整个“倒刘”战略部署中的一场“外围战”；那么以两场“鬼火”（密谋策划聂元梓的大字报和煽动驱赶工作组），作为“炮弹”，具备了与刘少奇“决战”的条件，就正式重炮猛攻，直到彻底粉碎刘少奇的“司令部”。换句话说，如果把“外围战”比作“戏”的“序幕”，那么“炮打”就意味着“正剧”开始。这场“正剧”，从“炮打”开始，一直到1969年4月“九大”正式作出《决定》，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党藉，非法逮捕入狱为止，这出“正剧”算是落幕。按理说，以毛泽东的“彻底胜利”告终的“九大”，算是完成了毛泽东预定的“倒刘”战略部署。

　　至于1970年８月，在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翻脸，从“亲密战友”变成真正的“死敌”，林彪欲谋害毛泽东，最后林彪折戟沉沙。那是毛泽东原定的战略部署之外的事。但从毛、林之间当初的这种“黑色的政治交易”看，在他们内部发生似乎是出人意外的事件，倒也不足为奇。本来嘛，两个人就是一丘之貉，压根儿谈不到谁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成为王，败为寇”的事。如果说“倒刘”是一幕“大悲剧”，不仅对刘少奇本人，更主要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的；那么，“倒林”，无疑是一幕“大丑剧”。（见本书第十三章）

　　下面还是来分析“炮打”这份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写在一张1966年6月2日《北京日报》空边上的。经过誊清后，由他修改并加上标题，于８月７日印发全会。全文203字。其要点是：

　　“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这是主题内容。接着毛泽东又写了一段：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是追究历史责任，新老账一起算。

　　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点睛之笔。妙就妙在“司令部”三个字上，而且是毛泽东亲自“炮打”的。

　　为了澄清真相，分清是非，进而看清、看透《炮打》的实质，有必要把《炮打》的“主题”、“老账”与“标题”，逐一加以剖析；真是耐人寻味，确实像毛泽东所说的“发人深醒”。人们还可从中领略毛泽东“高超、出奇的整人手腕”，当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认清毛泽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从《炮打》的“主题内容”来看。毛泽东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定论本身就是黑白颠倒的。

　　列宁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见1918年3月《严重的教训》）。还是让“事实”来回答吧！

　　6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这第一把“鬼火”点燃之后，几天之内，就把全国从大学到小学各级学校的有关领导人和教学骨干，统统打成“牛鬼蛇神”，进行惨不忍睹的人身折磨与肉体摧残。难道这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干脆把所有包括基层干部在内的各级各类干部，都作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拉地，被打翻一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叫什么“专政”？连封建专制社会都干不出来的事，毛泽东都做了。倒有点像奴隶主专制或者像后来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专制”。这个罪名目前是记在林、江的头上。其实谁都清楚：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能有什么作为。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其实他连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不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讲法制的，对作为一个公民的起码“人权”是有保证的。相反在毛泽东暴政专制年代，人权被彻底剥夺，把“人”当作“非人”，而他竟敢恬不知耻地来教训人？！

　　就在第一把“鬼火”点燃之后，即使天下已经大乱，毛泽东在杭州笑看刘少奇们如何收拾这一局面的时候，如果毛泽东不再搞阴谋诡计，江青、康生之流不再躲在阴暗角落物色、唆使小爪牙，点燃第二把“鬼火”，刘少奇们这老一代革命家也还是有能力控制局面，逐步纳入正规。在刘少奇们提出的办法中有几个“不”字：

　　“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

　　这怎么叫“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呢？难道“打、砸、抢、抄、抓”，“打人、侮辱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不妨看一下被毛泽东称之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场面，即康生在幕后一手策划的北大的6月18日事件：以聂元梓为首的一小撮人蒙骗一些群众，设立所谓“斗鬼台”，乱揪、乱斗了40多个“黑帮分子”。给他们“涂黑脸”、“戴高帽”、“剃阴阳头”、“跪搓板”、“用棍子毒打”、“坐喷气式飞机”、“用铁丝挂黑牌”，以至乘机侮辱“女黑帮分子”等等一系列丧尽天良的暴行。

　　刘少奇们提出的几个“不”字，就是为了制止这类暴行漫延开来。只要稍有人性、天良尚未泯灭的人，是会理解、认同刘少奇们的方针政策。

　　可是，自称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毛泽东对这种丧尽天良、绝灭人性的暴行，表示赞赏、表示支持；认为这是“造反有理”，是“革命群众运动”。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容忍刘少奇们的方针政策？为什么他要点燃第二次“鬼火”？他的目的，就是为“倒刘”提供“炮弹”，《炮打》正是在这样政治背景下出笼的。

　　在真相已经大白、在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之后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炮打》这样的大字报？

　　应该说毛泽东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让我们子孙后代懂得什么是封建法西斯专制！

　　《炮打》本身就是又一篇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

　　毛泽东诬称刘少奇们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如上所述，刘少奇们不过是对那些惨不忍睹、惨绝人寰的暴行加以限制，何况被斗的所谓“牛鬼蛇神”都是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党员干部和对祖国建设事业付出全部心血的知识分子，都是祖国的精英。刘少奇们明知道这批成百上千万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减轻对受害者的迫害程度。这是刘少奇们在当时惟一能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完全符合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也符合党的传统政策。当年对国民党的战犯，尚且提倡不侮辱人格；何况对待那些无辜受害者，而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呢？刘少奇们究竟何罪之有？

　　毛泽东自我标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是站在封建法西斯阶级立场上，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毛泽东本人就是典型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头子！

　　鲁迅说：“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我指明了有些人的本相：或是婊子或是叭儿，它们却真的是婊子或叭儿，所以也决不是骂。”毛泽东的本相是什么？仅从这份《炮打》也可作出定论！

　　其次，关于《炮打》中的“老账”问题。

　　毛泽东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关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意见。这在本书第七章已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即关于形势分析，关于甄别平反，关于扭转经济危机的方针，关于民主集中制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问题以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在所有这些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关系到人民命运的问题上，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真理与马克思主义都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那一边；而在毛泽东手中没有真理、没有马克思主义，就靠“权势”（专制）和“权术”（阴谋诡计）压人。

　　在六大分歧中，最要害、最敏感的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专制问题，毛泽东有剜心之痛，但又不敢正面反驳，只好笼而统之地斥之为“右倾”或“修正主义”。历史证明刘少奇执行的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的、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毛泽东推行的是一条逆潮流而大动的、坑国害民的真正的反动路线，使我国在毛泽东暴政专制年代，终究沦为“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季羡林语）的国家。

　　其三，关于《炮打》的标题，看来标新立异，其实用心险恶、歹毒。被毛泽东“炮打”的，不是某几个人，而是一个“司令部”。顾名思义，这个“司令部”究竟怎么定性？究竟该包括多少人？他们的命运如何？统统决定于毛泽东一个人。

　　毛泽东自喻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那么，站在毛泽东对立面的，不言而喻就是资产阶级、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种定性是以毛泽东这个“当代秦始皇”为“轴心”或“准绳”，以“顺者昌、逆者亡”为“准则”。其结果是：凡跟着毛泽东的那批惯于兴风作浪、助纣为虐的阴谋家、野心家、以及大大小小的政治投机分子，组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基本队伍。相反，那批赤诚为党为民、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原则、以发展国民经济与富国强民为己任的各级党政干部，都被毛泽东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触目惊心的是：毛泽东所采取的“株连”方式，“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季羡林语）

　　在我国封建王朝，最高的刑罚是“株连九族”，“受株连者”与“首犯”，都有血缘关系。明初，方孝儒因为不屈于明成祖朱棣的“株连九族”的威胁，逼他伪造“诏书”，曾慷慨激昂地高喊：“十族何妨！”。这才有株连他的学生一说，是惟一没有血缘关系的第十族，但终究有师生之谊。可是，被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而受到“株连”的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数以成千万计。他们与刘少奇们又有什么关系。绝大多数人与刘少奇连一面之缘都没有。何况当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集体，在下达中央文件之前，都是经过中央常委或政治局或书记处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就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六大原则性分歧意见”，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真理在刘少奇们一边，马克思主义在刘少奇们一边。基层干部按组织原则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又有何罪？他们受到无辜株连，充其量被撤销职务。为什么还要受到肉体摧残、人格侮辱？以至难以数计的干部，或被活活逼死或家破人亡。“炮打”之后，各级党的机关全面瘫痪。全国政治局面完全失控。神州大地终于妖魔横行，天下大乱。

　　毛泽东的宿愿实现了，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此陷入大灾难的深渊！！！

附１：析八届十一中全会

　　在毛泽东“炮打”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所谓“临时”，这是因为全会一开始并没有这项议程。原来的议程是四项：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二、讨论和批准刘少奇在８月1日代表党中央作的“工作报告”；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批准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一些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从这四项议程可以看出：本来没有因毛泽东的“炮打”而引发的、对刘少奇与邓小平的揭发批判这个议程；当然，更没有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议程。其实，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需要解决核心问题，恰恰是原来议程所没有的。毛泽东惯于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打乱原来由党中央安排的部署。而所谓“临时议程”是毛泽东事前早已准备好的“战略决策”。在时机成熟时，出其不意地抛了出来。

　　改选常委，名单是由毛泽东提出的，无需讨论，通过就是。常委由原来７人扩大到11人。他们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成为“接班人”，陈伯达、康生跃升为常委，这三人都是毛泽东的亲信，助纣为虐的帮凶。会议没有改选主席、副主席，刘、周、朱、陈（云）四位副主席的职务被糊里糊涂地抹掉了；留下惟一的副主席林彪，还特地冠以“毛泽东亲密战友”的头衔。

　　历史就是会这么嘲弄毛泽东：被他钦定的惟一的副主席、惟一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五年之后，也是惟一的要谋害毛泽东的人。从表面现象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从事物本质看，这正反映了毛、林之间那种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的关系。这倒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列入常委名单，这是毛泽东的策略。“炮打”之后的“文章”，就让“文革小组”，也就是让他的老婆、康生、陈伯达去做了。总之，《炮打》已经宣告：刘、邓的末日来临！

　　事实上，在全会之后，新改选的常委会并没有正常运作，也不可能正常运作。因为这是一个过渡的班子，有一半是“靠边站”或将要被打倒的人，怎么可能让他们来参与作出重大决策呢？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在体制上隶属于中央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完全取代了中央常委会的职权，而这个“中央文革”又是毛泽东老婆江青一手操纵的。在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即党领导一切），在党的“九大”以前，“中央文革”就领导一切。这个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第一线的领导权。而这个被宋庆龄称为“无耻婊子”的江青（见3月21日《南方周末》的《宋庆龄骂江青》一文），除了会搞阴谋诡计之外，既无德又缺才，根本没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康生、陈伯达与江青属于同类，也没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于是就出现了所谓“联席会议”这一不伦不类的组织形式。会议成员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掌握实权的“中央文革”成员，另一部分是被保下来的、没有实权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会议由有驾驭全局能力的周恩来主持。可是，周恩来也没有实权，他一方面要一切听命于毛泽东、林彪，另一方面还得看江青眼色行事。这是因为周恩来自己是靠毛泽东从政治需要出发，有意把他从刘少奇“司令部”分离出来；因此他不得不特别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既不能不紧跟毛泽东，又不能得罪江青（主要是他无法看透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减轻“文革”带来的“伤害”。

　　这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常委会后的政治格局。“毛氏王朝”的特征在权力结构上充分暴露无遗。

附２：不寻常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在叶永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就《不寻常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文中，从“不寻常”这一视角分析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背景及有关内幕信息，颇受启迪，特转述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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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全会。

　　“不寻常之一是：按《党章》规定中央全会每年至少开两次。可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四年来，中共没有召开过任何中央全会。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身上。自从1958年“大跃进”遭到惨败，中国蒙受了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国民经济损失1200亿元人民币。对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错误，作为执政党是否应该召开中央全会，对“大跃进”的错误给予检讨和总结。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历史作个交待呢？

　　“然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不想做这样的检讨和总结；因为“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他难辞其咎。

　　“同时，自从1962年以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线的领导人，抵制毛泽东的反对和干扰，坚决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一正一反的铁的事实面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当中，毛泽东的威望急剧下降，而刘少奇的威望直线上升。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中央全会，只能是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歌功颂德。毛泽东不愿意做这种傻事。到了1966年8月，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才提出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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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不寻常之一”的分析，说明毛泽东对什么时候召开中央全会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是按照党章规定办事，而是根据他的政治需要，凡有利于巩固他的凌驾地位，就开；凡对他不利的，就不开。

　　最近（2006年底）看到《林彪日记》揭露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与叶永烈的上述分析是完全吻合的。现把它摘录如下：

　　“1960年12月7日：刘、邓提议：61年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假调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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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寻常之二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决定的。毛泽东于7月18日由外地回到北京，7月24日发出通知，7月27日便开始预备会议，8月1日就正式开幕了。

　　“拖了四年不开，一旦要开又如此急迫。这正是毛泽东的玄机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不寻常的情况：全会还没有召开，可是会议公报的初稿已经在陈伯达的主持下写好了。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令他感到吃惊：第一，公报初稿送审名单上没有刘少奇；第二，送审传阅名单上，毛主席后边即是林彪；第三，初稿上，引述了刘少奇的一段话，在送审中被毛泽东勾掉了。

　　“这些不寻常的情况表明：十一中全会由头至尾都是由毛泽东一手密谋操纵的，大会主题就是：打倒刘少奇。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作了自我批评。在刘少奇讲话中，毛泽东频频插话，对刘少奇进行指责、诘难，会场上的气氛弓张弩拔。……毛泽东诘难刘少奇：‘你在北京搞专政，专得好！’并且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在毛泽东的咄咄逼人的高压之下，刘少奇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

　　“然而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毛泽东并不是想让刘少奇通过检讨而过关，而是想将他置于死地，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附3：有关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内幕

　　在高文谦著的《周恩来晚年》一书中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是内幕的剖析与批判，是从另一视角切入的，特别是对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思想脉搏剖析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颇受启迪，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惯于用心计的人，而且是善于随机应变，及时调整对策，千方百计置刘少奇于死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因此在揭开内幕情节上显得更深刻、更细微一些。与上文叶永烈的论述有所区别，各具特色。前者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后者是从微观分析着手，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这对全面了解毛泽东的心态，无疑是有很大意义的。为此，转录高文于后（见该书第124-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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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1966年8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见，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上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个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登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泽东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下去，想在全会上点一把火。……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穹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远没有解决。

　　“毛泽东对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的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6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8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一‘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在毛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

　　‘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意指：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刘少奇的这一‘反击’，反映了他当时的一种精神状态与无私无畏的性格特征，犹如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一样，无所顾忌。像刘少奇那样性格的人，在中央常委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样一来，不啻火上加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引文同上）

　　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药救，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编者注：这一说法似不确切，应该说，这个决心事实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已经下了。1966年5月18日让林彪作主题发言，以林代刘的布局已明朗化）。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1962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凶凶地摆出一付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邓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这是自中共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改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依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心情却并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深感前途叵测，不知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

　　“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斗，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在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却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从他的内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摆进去，和刘、邓一起承担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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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采取睁一眼闭一眼、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跟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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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听任事态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不想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凶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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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作者在本文的后半节，对周恩来所处的地位及其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足见作者的功力。无论是在对待刘少奇的问题上，还是在此后对待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都表现出一位正直、心地善良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高贵政治品质，即使在毛泽东表态后，他不得不‘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策略，等待时机，先后为贺龙老总平反和小平同志复出，即是一例。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周恩来不是采取这种对策，而是“直阑”，最后导致的后果就不堪设想。

（七）“口蜜腹剑”的毛泽东，三析“牌坊论”！
——析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前文有关彭德怀问题的论述中（见本书第七、十章的有关内容），已经充分聆教过了毛泽东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的令人作呕的“表演”技巧。在“倒刘”问题上，毛泽东在1966年10月９日到10月28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作了类似“表演”。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炮打》之后出现的形势，企图乘机把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推向高潮，并置刘、邓于死地。陈伯达在会上说：

　　“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林彪在会上指名道姓地（编者注：毛泽东在《炮打》中没有“点名”）说：

　　“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的、反对革命的路线。”

　　“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

　　“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

　　林彪重复强调：

　　“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毛泽东对林、陈的讲话稿批示：

　　“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如下的政治背景下召开的：

　　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号召要开展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更明确地说：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并号召：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由此，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就顷刻刮遍全国神州大地。

　　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有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10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接指示”。党中央把这一“紧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批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一紧接指示助长了正在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中恶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把党组织的领导排斥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正式的文件依据。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完全彻底瘫痪。

　　这一连串的政治“大动作”，表明毛泽东下决心在《炮打》之后，乘势追击，造成全国声讨刘、邓的强大攻势。这是毛泽东“倒刘”战略部署中，一场置刘于死命的重大战役。

　　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召开的。林彪、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应该说是完全顺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迎合毛泽东的“倒刘”的战略意图。其实，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讲话也可以。反正有人代他讲了。尽管用心狠毒，但恰是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在会上竟然“大发慈悲”，表现出“伟大领袖”的特别“宽容的态势”和特别“开阔的胸怀”。演出了一场“猫哭死蚝子”的“丑剧”。他说：

　　“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

　　“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

　　不知道刘少奇们在听了这一席话之后，有何感受？凡是知道1965年９月毛泽东与彭德怀面谈时那一场奇丑无比的“表演”的人，都会立即意识到毛泽东又想要“立碑坊”了。

　　不妨听一听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是怎样跟他老婆叶群在私下交谈的。下面引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一书中的有关史料：

　　叶群对林彪说：

　　“……去年主席在10月24日晚上的指示中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个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我当时确实有点凉。第二天主席又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我几乎都绝望了。斗了半天不把他们斗倒，岂不是放虎归山！还是江青下来偷偷对我说：‘你要正确理解主席的讲话，处于党内那么多人跟着他跑，主席很为难呀！’”

　　接着林彪微笑着说：

　　“这是他老人家一贯的手段呀！（编者注：请注意“一贯”两字！）他很想借我们的手和口，来打掉他的对头，而他自己当好人。不过聪明的政治家都会这样的（编者注：真正的、正直的政治家是不屑此道的。更何况是无产阶级政治家，立党为公，坦诚相见，何需此术。只有阴谋家才惯于采用这种卑鄙手法），不然怎么能保持力量的平衡呢！”

　　从这一史料中可以看出：林彪与江青毕竟比叶群高出一筹（确切说，江青另当别论，她当然知道她的丈夫毛泽东是在“表演”）。关键在于不要光看毛泽东口头上是怎么讲的，而要能捉摸透毛泽东内心世界是怎么想的。林彪不愧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早就摸透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

　　毛泽东是不赞成给当婊子的人“立牌坊”的。婊子就是婊子。要想“立牌坊”，就不要当婊子；反之，是婊子，就不能“立牌坊”。可是毛泽东本来就是不择一切手段置人于死地的歹毒之人，却要打扮成一副“宽大为怀”的正人君子。实在令人呕吐！

　　果不其然，在毛泽东讲“路线错误改了就好，改了就算”、“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之后两个月，12月25日，在江青之流操纵下，在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带领下，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员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此后，在全国，刘、邓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终于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斗臭、斗垮、斗倒”的目标。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毛泽东如果到此止步，也还罢了。众所周知，毛泽东特地让刘少奇在共产党监狱里，在他临死之前，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什么“改了就好，改了就算”；什么“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

　　两相对照，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们这位“伟大领袖”？毛泽东以他的言行，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这是党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古人曰：“道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

　　毛泽东是“术、权、势”三者并用，而且用得十分自如，得心应手。毛泽东既不讲“法”，更不讲“道”；就靠“术、权、势”统治神州大地，把臣民们管得服服帖帖，谁也不敢吭一声，养成了趴着、跪着的习惯。这个办法还真灵，以至于在毛泽东死后20余年，还不让、不准揭开毛泽东的真面貌。从这一点讲，你还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对不起，子民们只好继续“趴着”、“跪着”。

　　什么时候子民们能够站起来说话，什么时候就是还毛泽东真相之日！

附：《林彪日记》对毛讲话的评述，再次佐证“牌坊论”

　　林彪对毛泽东在十月会议上替刘邓解脱的讲话，从上文可以看出，是比叶群之流看得更透彻，看透了毛泽东所玩弄的卑劣手法。但在此后两个月，林彪又获得了一些新的情报。在《林彪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原文如下：

　　“1966年12月9日：毛已决定要除刘、邓。……毛在十月会议上讲：‘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按：1966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这篇日记看，毛泽东就在“会后”，向陈伯达等三人宣布要清算刘、邓的总账。会上讲的是一套（指：“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表示我毛泽东是很宽容的），会下搞的是另一套（指要彻底清算他们的“账”，特别是“刘”）。这就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八）析“一月夺权”
——政权的变异，“毛氏王朝”的政权！

　　从1966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没有点名的《炮打》开始，经过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点名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到12月提出“彻底打倒刘、邓”；在这四个月内，毛泽东分三步走，终于达到了“倒刘”的战略目标。中央、省、地（市）、县（区）、公社（乡）五级组织被彻底冲垮。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跟早期已经揪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起，三类群体成千万人，统统属于被横扫的“牛鬼蛇神”，要彻底“斗臭、斗垮、斗倒”。

　　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可能也意识到：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中央文革，在上面是一个空架子。省市各级没有相应的听从他们指挥的班子或机构，并通过这些组织来控制局面，进行所谓“斗、批、改”；那也无法运转，终将一事无成。这样，建立一整套足以取代原来的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体系，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按传统方式，从上到下，逐级委派，在这一特定环境下，显然是行不通的。完全由下面自发地、听任造反派去夺权，势必造成更为混乱的局面，也不行。原来的“大乱”，是“乱”刘少奇的“司令部”；现在刘少奇的“司令部”已经冲垮了，再也不能继续大乱下去。怎么办？

　　所谓“夺权”，所谓成立新的权力机构，是摆在毛泽东面前必须解决的课题。办法是以点带面。

　　上海是江青的“老窝”，当年就是在上海物色张春桥炮制姚文元的“黑文”，他俩与江青配合默契，言听计从，善于察颜观色，深得江青的赏识。从而也得到毛泽东信赖。因此，理所当然地，让他们充当了在全国各省市夺权的“急先锋”。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窜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当天，《文汇报》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次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声明不再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1月5日，张春桥向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

　　“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月6日，以上海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被揪到会场接受批斗，全市几百名局级干部陪斗。从此上海市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操纵。

　　这一夺权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月8日，他在一个会议上谈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问题时，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

　　毛泽东还以煽动的口吻说：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这是毛泽东在“天下大乱”，在彻底摧毁所谓“刘、邓司令部”，并把他们打成“牛鬼蛇神”、“斗臭、斗垮、斗倒”之后，所必然采取的又一个战略部署。毛泽东以为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司令部”从上到下完全掌握了全国的政权。

　　实践证明：这种把原来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所掌握的政权，改变成为清一色的毛氏夫妇用人唯亲的政权，这才使政权变异，真正成为“毛氏王朝”的政权，亦即封建法西斯政权。前面曾指出：毛泽东的“凌驾”，意味着党的变异；但毕竟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还有一大批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干部，包括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内，人民还能寄希望于他们。现在的“夺权”表明：人民的期待，彻底破灭。

　　至于新上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人是鬼？正如康生炮制聂元梓大字报时所说：“即使是乌黾王八蛋，我也要用。”江青之流所信赖的那些帮凶、爪牙就是“乌黾王八蛋”。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

　　1月10日，毛泽东又在一批示中，要求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一份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这份贺电于1月1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的。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一原来隶属于中央常委会之下的一级组织，与中共中央并列，这是一个荒谬的“创举”。为了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连起码的政治常识也不管了。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共中央直属单位，比如中宣部、中组部与中共中央联合发文的事。何况，其中的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这时，国务院各部委都已被冲垮、被夺权。总之，什么组织原则，什么上下级关系，都不管了。实际上，连中共中央也是一个“空架子”，在四个发文单位中，惟一存在的实体并真正掌握实权是中央文革小组。这就难怪出现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等联名发文，只不过是借着“虎皮”吓唬人。而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背后的“大靠山”毛泽东。

　　贺电中说：

　　“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这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就意味着这场夺权风暴即将席卷全国。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1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两文都把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提到新的高度。号召学习上海的经验，说什么：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社论还进一步煽动说：

　　“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

　　社论最后号召：

　　“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为了推动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一是1月13日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规定要“保护左派”。凡是攻击毛、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应依法严惩。这一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已演变为：凡对江青、康生之流的封建法西斯暴行，表示不满者，统统作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加以严惩。

　　二是1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联合发文《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改变了部队不介入地方运动的规定。《决定》要求部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特别是毛泽东公开表态，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性措施，全国各地造反派在江青、康生之流的直接操纵、控制下，使夺权风暴迅速遍及神州大地。这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必然的结局。这一“伟大创举”本身已充分说明这位“伟大领袖”是世界上最可悲、最荒唐，也是最反动的人物！

　　谓予不信，不妨分析一下被打倒的和参加夺权的两大“群体”的总体政治素质，就可看出仉端！

　　先看被打倒的“牛鬼蛇神”：

　　从年龄结构看，大体分老、中、青三代人。所谓“老”，是指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创建新中国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肩负重任，为党的事业倾注毕生心血、精力。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栋梁。所谓“中”，是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中年干部。他们同样经受了艰苦环境的磨练与考验，又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是党和国家的中流砥柱。所谓“青”，是指解放后基本上是在红旗下成长、由党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他们对党一片赤诚之心，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信任。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未来希望之所在，是党和国家的基石。

　　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风气和党内风气都比较好；因此，除了极少数人，或不称职或蜕化变质外，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能团结战斗、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的战斗集体，是值得信赖的领导集体。但是，毛泽东为了实现“倒刘”这一战略目标，不择手段、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把他们一锅端，几乎无一例外地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为“横扫牛鬼蛇神”的对象。对这成百上千万的革命干部进行惨无人道、绝灭人性的肉体摧残与人格侮辱。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即使是最残暴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头目，也不会像毛泽东那样。近看德、日法西斯头目，屠杀的是外民族人民；远看历代中国暴君也只是“株连九族”，上百人足矣。在“十年浩劫”中，被活活迫害死的就有2千多万。

　　再看“夺权”的造反派大小头目：

　　他们是一群大大小小的阴谋家、野心家。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一个“权”字，上面引述的《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倒是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们的心态。惟独没有人民，没有党的事业。

　　造反派的大头目，在夺权中窃据了省、部级高层领导机关的权力。他们不是江青之流的帮凶（如张春桥、姚文元等），就是江青之流的爪牙；是一批政治投机分子，完全看主子眼色行事。在他们手中沾满了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血。

　　窃据中、下层机关权力的中、小头目，都是靠在“打派仗”中，上下勾结在一起的帮派势力团伙。拉帮结派，膨胀自己的势力，是这一团伙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一股社会上的黑势力。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是依靠这帮团伙，来建立他们的权力体系；看来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也是令人可悲的。但是，这一残酷的现实，却反映了一个真理：“物以类聚”。“毛氏王朝”执行的是一条封建法西斯专制路线；因此，他们的政权系统也只能是大小黑帮团伙勾构建成的权力体系。

　　由此可以推断：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本质上就是“黑司令部”。道理也很简单，那有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搞封建法西斯专制的道理呢？只要敢于站着、而不是“跪着”观察问题，那必然会得出上述的结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一月夺权”，是政权的变异。所建立的是“毛氏王朝”的政权！

附1：关于“一月夺权”的内幕——毛泽东又一次亲自点燃的“鬼火”

　　在高文谦《周恩来晚年》一书中有一节是专门论述“一月夺权”的。详尽纰露了那次全面夺权的政治背景。这对于深入了解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是有帮助的。上文是按当年政局发展的表面现象来分析与推理并由此作出判断的。高文揭开内幕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毛泽东又一次策划的又一次闹剧。中国人民又一次被毛泽东玩弄了。

　　在该节的提要中是这样描述的：

　　“毛泽东的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这种提纲挈领的描述，已向人们表明所谓“一月夺权”，并不是从下面发动起来的，而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对这一手法用来十分得心应手。其实，从姚文元的“黑文”，到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蒯大富等的所谓“反工作组”的活动，都是一个模式：都源于毛泽东的授意，然后通过康生、江青之流出面操作。其终极目的，就是为刘少奇设置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至于最后给刘少奇扣上的三顶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也是出于毛泽东的同一手法。这样就达到了毛泽东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目的，而且是死得很惨。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蛇蝎心肠。

　　下面就是正文：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后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宣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证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两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

　　‘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

　　甚至还说过：

　　‘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编者注：对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上面两句话，纯粹是在“演戏”，而且是演得很瘪脚的，只要对照毛泽东前后的言行，就能一眼就看穿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是很卑鄙、很肮脏的。另文有专门的论述。而本文的作者是信以为真，不知何故？）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两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俩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

　　‘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题请示毛，表示：

　　‘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面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复电西北局，称：

　　‘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12月11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1950年1月13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

　　‘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

　　“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一步‘路线交底’，说：

　　‘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吧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是不够的，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定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见访问王力谈话记录）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由中央文革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1月6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以下几百名司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对于这出本来是内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见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时的谈话，1967年1月8日）

　　“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

　　“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赎地大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正常工作无人过问。……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

　　“在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困难。……对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蜕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

　　“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他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前，鉴于上海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秩序要搞好。（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98-199页》上海的夺权行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编者注：这是毛泽东有意玩弄的花招：既然让周恩来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的工作，。按例应该让周知道他的意图，特别是影响全局的战略部署，毛泽东为什么要那样做？其用意何在？无非是给周恩来出一道难题，看你周恩来怎么处理。毛的用心叵测，那儿有一点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风采？）

　　“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努力紧跟毛泽东的同时，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拉班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都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头，回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春节就结束不了’（见周恩来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3日）……

　　“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编者注：在毛泽东的“辞典‘里，根本没有“稳步发展”、没有“为国为民”的词汇，只有“如何巩固皇位”的词汇，考虑问题一切由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然而，这场泼天大乱又是他本人矢志忠于的毛泽东有意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内心深处必然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强迫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毛走。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只有‘做个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才能想通。’（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2月15日）

　　“周恩来的这种内心困惑和挣扎，明明想不通却又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心态，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不但流露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像：

　　‘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见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67年2月18日）

　　这样一类的内心剖白，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期间周在接见讲话中的一个特色。这对一向城府很深，行事总是深藏不露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这种反常的情况，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内因困惑和挣扎，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编者注：作者在这一段中对周恩来内心世界的刻画，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

　　“不过，周恩来是一个……富于调和，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掌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

　　“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句话在周死后广为流传，不少人把它解析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现’。……

　　“尽管周恩来被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外，但事情出来后，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进去。……与此同时，周又设法应付由于席卷全国的夺权浪潮有造成的乱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他有意避开了毛直接关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夺权，而想办法限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夺权范围。“为此，周恩来借毛泽东在肯定左派夺权时说过：

　　‘接管得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话（见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11日）

　　大大发挥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种场合强调说：

　　‘夺权是指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行使监督权。并一再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随后，周又不断扩大属于不能夺权的范围，提醒造反派‘业务监督要有分寸’。……’

＊　　　　　＊　　　　　＊　　　　　＊

　　编者的话：

　　毛泽东只管如何把政局搞乱，而从来不过问全国大乱了以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问题该怎么办！这就是毛泽东的本质特征。这个烂摊子还得靠周恩来去收拾。

　　毛泽东所说的造反派夺权后“只管政务，不管业务”，正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原来的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天天被挨斗；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让他们去管理业务呢？总理煞费苦心，接过毛泽东的口喻，大做文章。可是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财政权虽归中央管，但工人农民都起来造反，而且各级党政部门都已瘫痪，谁来抓生产。生产停滞了，哪儿来的财经收入？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再次使全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在‘一月夺权’后的第二个月（即1967年3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吃紧告急。面对这一局面，周恩来无可奈何，毛泽东在知情后，不得不下令支左部队，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并对无政府状态的部门实施军管。这样，周恩来就趁机提出：

　　‘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促生产。后者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都管起来’

　　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周恩来在做这些事情时，十分注意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总是不忘强调‘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一类的话，尽量左右兼顾，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应该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周恩来用心良苦！从他的内心世界来说，他是想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是他又怕影响毛泽东的部署，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只能采取左顾右盼的策略。

附2：《林彪日记》是怎样评述“一月夺权”的？

　　《林彪日记》对“一月夺权”是这样记载的：

　　“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Ｂ52’授权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婆娘（林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搞的。全国各处，从上到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Ｂ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的种子。”

　　“1967年1月20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市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一个神，同一的魂，同一个旨。‘Ｂ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提出军队下去支左，稳定局面。如不行，实施军管。我说：‘是个好决策，但军队下去要有个方向，有个时间表，军队本身有战备任务。’”

　　从两天的日记可以看出，林彪对“一月夺权”是不满意的。他对江青、张春桥采取鄙视的态度。而且他一眼就看穿：这一切事端都源于毛泽东的旨意。在这一点上，林彪比周恩来高明得多。

（九）浩然正气的“一月抗争”，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如同废纸的、由毛泽东修改签发的《军委八条》，四析“牌坊论”！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的狂风恶浪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乱，经济形势加速恶化，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引起了当年出入生死的老一代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深忧虑。

　　当时接连发生一系列令人愤慨的事件：

　　1966年８月刚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重新组合后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未经中央任何会议决定，仅凭江青之流略施小计，毛泽东向江青妥协，而被突然打倒；

　　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贺龙元帅，仅因林彪所不容、作为毛、林政治交易的牺牲者，而被诬为“大土匪”，投入监狱，含冤离世；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因不堪受辱而含恨自杀；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毒打致死；很多省、市委负责人，如上海的陈丕显、安徽的李葆华、福建的叶飞被造反派批斗揪走，下落不明；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也被突然诬为“叛徒”而打倒；

　　甚至年高德劭、功勋盖世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老总，也被诬为“大军阀”，而被抄家并公开贴出“打倒”的大标语。

　　如此等等纷至沓来的、令人心颤的噩耗，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感到强烈震惊和无比愤慨。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和对林彪、江青之流倒行逆施的愤怒之情，终于导致1967年1月和2月中旬，他们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层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法西斯专制暴行和江青之流的罪恶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两个“大闹”：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因为二月中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更为激烈，影响也更大，并且激怒了毛泽东，被毛泽东钦定为“二月逆流”；因此，统统被诬为“二月逆流”。

　　经过拨乱反正，历史证明：那一场老一辈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之流的斗争，不仅不是“逆流”，而是一股“浩然正气”的“抗争”。这正是我们党、我们人民希望之所在、光明之所在。人们为有这样一批无私无畏、大义凛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庆幸、骄傲。作为对立面，人们不难看出我们这位“伟大领袖”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毛泽东自从“凌驾”于党中央之后，就不知道讲道理、讲真理，只会怎么玩弄“术、权、势”，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能永远。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权力与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终究证明毛泽东靠权势所炮制的一系列重大冤案，连同“文化大革命”一起，都被彻底否定。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一月抗争”与“二月抗争”的爆发，决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总有那么一批人是只信服真理，而不畏惧暴力的。在他们心目中，只有真正为人民、为事业、为国家发展而呕心沥血地完成党和人民所寄予重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获得他们由衷的爱戴和敬仰。“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反之，对于那些仅凭“术、权、势”，靠封建法西斯暴力，来镇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不信神、不信邪，那怕坐牢杀头，也敢于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抵制、反对。这种斗争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越积越深、越演越烈。老一代革命家的“抗争”，实际上是他们的代表或代言人，反映了他们的感情与心声！

　　早在“二月抗争”之前，已经有多次表露；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最早以不同方式进行抵制斗争的是陶铸。他对江青之流倒行逆施作法，一再表示不满，从而导致被诬为“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同志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第一个被打倒的新常委。在“十年浩劫”中，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不能像1962年刘少奇那样，做到“力挽狂澜”；但他还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用委婉、巧妙的方法，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全力保护和挽救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尽全力减轻“文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江青之流几次想诬陷周恩来而没有得逞。在“毛氏王朝”年代，像周恩来那样，“打”而“不倒”，是独一个。

　　其他老一代革命家跟江青之流的斗争，基本上采取短兵相接的方法。

　　1966年11月８日，发生了军队内部造反派冲击国防部的恶性事件。事后，中央军委在13日和19日，两次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会上，几位老帅都公开提出尖锐的批评。陈老总说：

　　“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派’……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否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认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叶剑英元帅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一步，就变成荒谬。……有少数人，看到老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揪人家来斗。对这少数人，我愤恨！”

　　徐帅、贺老总也在会上讲了话。

　　事后有人向毛泽东告状，使老帅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这并不能压住他们心头日益强烈的怒火。

　　1967年1月19日，发生揪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事件。10万人的斗争大会，由于毛办不同意肖华参加而没有得逞，肖华才免遭一难。

　　1967年1月20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召开。早已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的元帅和将军们，知道毛泽东不赞成揪斗肖华，更壮了胆子。他们愤怒声讨中央文革和各地造反派残酷迫害老干部、冲击军队和其他各种无法无天的罪行。

　　徐帅严厉质问中央文革小组：

　　“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政客’？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都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人毁了吗？”

　　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叶帅怒不可遏地，用拳头连击桌子，严正警告：

　　“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由于击拳过猛，叶帅的右掌骨震裂骨折。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成员。有人反映一代名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夫妇惨死的情况，无不气愤之极。毛泽东当场究竟有何触动，不得而知。但最后他总算同意起草一个文件，以防止中央文革小组借故挑起事端，保持解放军的稳定。文件于1月25日送毛泽东。其中规定：

　　“不允许任意抄家、抓人，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毛泽东与陈、叶、徐、聂四帅研究时，还亲自加上两条：

　　“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

　　毛泽东似乎想以此表明：他是反对搞法西斯式的斗争方式。1月28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即《中央军委命令》，或叫《军委八条》。

　　可是，历来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的造反派，恰在这时表现出反常现象。他们根本无视毛泽东批准下达的《命令》，无视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两条”。

　　就以对彭德怀的批斗为例。正是在《命令》下达之后，北京的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当时所谓‘天派’与‘地派’），轮番批斗彭老总，每次都进行极其残酷的迫害：会上给彭总戴高帽、挂黑牌、坐“喷气式”飞机；会后戴高帽游街。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那帮像匪徒一样的造反派头目，竟敢对功勋卓著的彭总下毒手，被毒打骨折致残。

　　如果认真思考一下：这不是对“最高指示”的挑衅与蔑视吗？为什么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呢？为什么毛泽东本人又能那么宽容（实际是支持）这种违抗“最高指示”的悖伦行径呢？

　　从中，我们不难悟出一个“秘诀”：毛泽东的话，通常如同“圣旨”（即所谓“最高指示”），谁也不敢违抗，连执行不力也不行；不然有可能大难临头。有时又如同“放屁”，谁要是当真的，那就“上当”。因此，关键在于不是听毛泽东怎么说的，而是要摸透毛泽东内心世界是怎么想的！比如，对彭总的批斗，江青之流知道毛对彭恨之入骨，把彭往死里整，才能取悦于毛泽东。这就是造反派敢于无视《命令》的内在原因。

　　我们的四位老帅只看到毛泽东的“表象”，他们兴高彩烈，以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意见；实际是上当了。江青毕竟是毛的老婆，摸透了毛的内心世界，就敢于唆使造反派跟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准下达的《命令》对着干！

　　这里，毛泽东作为反面教员，又给我们上了一次十分生动、形象的课。它让人们又一次认清毛泽东的两面性：一面是“恶”（阴险、狠毒，以整人、害人为乐），一面是“善”（讲一些口是心非的话，伪装“好人”）。“恶”是真恶，是一个天良泯灭的人；“善”是假善，是一个地道的伪君子。前者是真相，是真实的毛泽东；后者是假相，是虚假的毛泽东！本书已有三次剖析“牌坊论”，都是撕下毛泽东的“假面具”，还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俗话说：事不过三。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假话骗人，说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骗子”，决不为过。

（十）浩然正气的“二月抗争”，所谓“大闹怀仁堂”！
——毛泽东又打又拉，说明了什么？

　　经过几位老帅的“一月抗争”与毛泽东批准下达的《军委八条》之后，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依然疯狂地揪斗、迫害老一代革命家。鉴于张霖之、阎红彦、陶勇等人惨死的教训，如何保护党、政、军高级干部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尚能工作的副总理紧急磋商后，拟定了一个名单，并取得毛泽东的批准：让廖承志、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30多位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轮流住进中南海，使他们得到保护。同时，把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寿鹤、黄火青等大区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总理硬着头皮顶住江青之流“保护走资派”、“打击群众革命热情”等攻击。江青之流甚至扬言要揪出“比陶铸还要大的保皇派”相威胁。为避免受江青之流唆使的造反派的搜索和袭击，周总理煞费苦心，多次把这些负责人转移到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当然也有些名单上有名，也经过毛泽东批准，但当地造反派在江青一伙支持下，硬是揪住、扣住不放。上海的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件事使老一代革命家无比恼火，怎么邱会作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就凭林彪的一句话，就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成为“响当当”的“左派”；而陈丕显这一“红小鬼”出身的老革命家，还是由毛泽东批准保护的干部，怎么就不行呢？难道“最高指示”还顶不上林彪的一句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毛泽东批准这个名单，是被动。并非出于他本人意愿。因此，这种“最高指示”是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对这一点，江青是最清楚的。周恩来们未免“天真了”一些。

　　这样，张春桥才敢胆大包天地把陈丕显作为“人质”，扣下来。其他老一代革命家气愤抗议也没有用。总理对此也无可奈何！

　　作为“二月抗争”的政治背景，除了上述种种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因素，客观上起了“助燃剂”的作用。这就是上海一月夺权后，张春桥为了取悦于毛泽东，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地把夺权后的机构，取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自诩为发扬《巴黎公社》的精神。谁知毛泽东不同意，于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通知：不赞成采用《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这无疑于对张春桥等人的一次批评。事后毛泽东在指责“二月逆流”时曾说：

　　“这次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由此可见，怀仁堂碰头会上，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一场大斗争，和这件事有一定关系。

　　2月11日和2月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1日会议上，叶帅当面指责中央文革小组，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都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帅激愤地拍桌子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他再次为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被诬为“叛徒”的事，当面质问陈伯达，明确地说：

　　“刘志坚不是叛徒。”

　　可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

　　“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

　　老帅们对陈伯达的无理态度，十分气愤。叶帅抓住上海人民公社问题，质问陈伯达：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幽默地讽刺陈伯达说：

　　“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聂帅也责问中央文革：

　　“无辜迫害老干部的子弟，不教而株。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不安好心。”

　　这次会议在争吵中不欢而散。

　　16日会议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会前，斗争就已开始。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就问：

　　“陈丕显同志回来了没有？”

　　因为谭震林知道在毛泽东批准的进京名单中，有陈丕显；但陈却被扣在上海。出于对老战友的关心，提出这样问题，是很自然的。可是张春桥却打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就说：

　　“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说：

　　“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气愤。因此，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等人的问题。他说：

　　“陈丕显同志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他尖锐地揭露张春桥一伙：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击。把老干部都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怒不可遏，起身离席，说：

　　“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狱，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不畏强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这种大无畏气概，正是老一代革命家的英雄本色！

　　当时周恩来急了，叫他：“你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气呼呼地回到原座后，陈毅就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人（指康生之流）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延安抡救运动，就搞错了很多人。现在还有意见。当时周总理也是被整的一个。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

　　他针对林彪、江青之流攻击、诬陷朱德、贺龙两位元帅，说：

　　“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李先念接着说：

　　“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大搞逼供信。”

　　他还指出：

　　“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做法，是从1966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的。”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参与了这篇社论的写作与定稿，做贼心虚，当面撒谎说：“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一看？”

　　叶帅说：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那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这么多老一代革命家，一身浩然正气、淋漓尽致地当面斥责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使这帮恶魔、小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这是一次正气压倒邪气的会议。从本质上讲，这才是无产阶级对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一次大反击，是马克思主义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一次大批判。

　　当天晚上，陈老总又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了长篇的讲话。他说：

　　“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有些人，心术不正。你要上，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帽子。……朱总司令是‘大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嘛！”

　　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愤怒地说：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

　　最后，陈老总沉痛地说：

　　“我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

　　老革命家一片赤诚与焦虑之心，溢于言表，令人肃然起敬！陈老总代表了有正义感、有良知的共产党人的心声！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后，谭震林回到家中，倒锁房门，愤懑之情，不能自控，不禁失声痛哭。他的夫人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边哭边说：

　　“不关你的事，我杀头也不关你的事。全国有多少陈丕显被挨打、被辱骂。北京每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谭震林以极度愤怒的心情，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

　　“老干部，省级以上的老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手段之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

　　他不指名地说江青：

　　“真比武则天还凶狠！”

　　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我要斗下去，拼下去。”

　　这些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撼人肺腑。可惜，谭震林当时没有识破林彪的本质。林彪附上一封信，一并送交毛泽东。林彪在其信中说：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于意料之外。……”

　　毛泽东并不完全是因为谭震林攻击了江青而被激怒了。在50年代末，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反对“三面红旗”；现在最不能容忍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2月17日听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关于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是偏听偏信。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过火行动加以批评、指责。特别是对“现在是党内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等等言词，更是恼火。

　　使毛泽东大为震怒的是：在康生诬蔑陈毅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后，毛泽东如针刺其心，十分气愤地说：

　　“难道要再请王明回来吗？”

　　这样，在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汇报之前，江青等已恶人先告状，使毛泽东已经作出了必须迎头痛击的决策！

　　2月18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召来开会。会上，毛泽东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本人，是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

　　毛泽东说：

　　“号称革命几十年，到头来，害怕起学生运动。谁个害怕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段祺瑞……。他们怕，就镇压。结果怎么样？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一个好下场！”

　　毛泽东接着说：

　　“天天喊群众路线，群众真正起来了，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怎么讲？延安整风运动错了吗？又扯出这个问题，要翻历史的旧案吗？要翻案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还挖苦、讥讽地说：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整垮了。那些人就惶惶然，稍定心神，就重整旗鼓，要复辟呵！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呵！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呵！”

　　最后，毛泽东更加激动地说：

　　“要闹出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

　　毛泽东虽说是气话，但把话说得那么“绝”，说明毛泽东当时动了肝火，发了盛怒。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发怒，对江青之流来说是得逞了。他们借毛泽东的逞威，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2月25日开始，到3月18日，在三个星期内，连续开了七次会议，围攻“大闹怀仁堂”的几位元帅和副总理。

　　在几次批判会上，康生又一次以“理论家”的身份，用他从他的主子那儿学来的“上纲法”，大显身手，充当了急先锋。他发言次数多，“要害”抓得准，说：

　　“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的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什么意见！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你们反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进而还否定25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是十分清楚吗？……”

　　康生抓的要害就是：给几位元帅、副总理扣上反对毛泽东的罪名。其实，康生这个人，一辈子就是靠对上（毛泽东）拍马、奉承，以博得主子欢心；同时累进谗言，为主子迫害老一代革命家，出谋献策。在诬害得逞之后，康生无耻地充当打手，必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江青因老帅、特别是谭震林主要是冲她来的，更是报复心切，说：

　　“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失败了！”

　　江青又说：

　　“你们保护什么老干部？是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你们就是要招降纳叛！你谭震林说我‘比慈禧、武则天还厉害’。可惜，我没有他们那么大的本事。”

　　康生立即帮腔说：

　　“这是香港反动小报的语言，你用来诬蔑江青同志，十二分的卑鄙、可耻！”

　　本来已经大乱的形势，在毛泽东大怒之后，整个局面就更乱了。按照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击“二月逆流”声势浩大的斗争。在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中，江青最恨的是谭震林。因此，他们首先集中攻击谭震林，他被整得最残酷、最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时，为民请命的谭震林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被押送回家。

　　3月20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声讨“二月逆流”大会，林彪在会上大放厥词，他说：

　　“这次斗争所付出的损失，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

　　他还说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话，但当时广为流传并视为“金科玉律”的“名言”：

　　“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在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将林彪的讲话，批示印发给基层单位。这就成为反击“二月逆流”的理论纲领。谁也不敢再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微词。

　　对林彪来说，连用三个“最大”，倒是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确实，在当时，在全国人民遭受空前灾难、成千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尽迫害与屈辱之时，林彪是惟一的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受益者。他不仅踩着别人的血，窃据了“接班人”、“副统帅”的宝座，而且排除了他攀登权力高峰的全部障碍。除原来已经被打倒的罗瑞卿、贺龙外，这次，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几位老帅、军委副主席（陈、叶、聂、徐），都被猛烈“炮轰”，或被打倒或被“靠边”。这样，在军队内部，论资历、论声望，再也没有能与他抗衡的对手。

　　历史给林彪一个最大的讽刺：他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四年半之后，他与他的老婆、儿子一起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对民族来说，这该是最大、最大、最大的好事。

　　毛泽东毕竟是玩弄“术、权、势”的老手。在利用“权、势”，通过造反派把几位老帅一阵猛打之后，他又一次运用了“术”，以显示他的宽容、大度，借以笼络人心。4月30日晚，毛泽东把几位正在“炮火”围攻中的“老兵”召到自己家里。他若无其事一样，轻松自如地说：

　　“我们还是要团结。碰头会上的发言，听了几次汇报，我才搞清楚。你们是对运动有意见。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说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如此，气氛就立即缓和了。毛泽东又说：

　　“其实，这些话，你们对我讲就好了。”

　　写到这里，不禁联想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蒙冤的彭德怀与张闻天两位开国元勋。他们一个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了一封信，一个是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无论是彭德怀的信，还是张闻天的发言，都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即使是批评意见，也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而张闻天的发言更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的原则性，说理中肯透彻，迄今对执政党仍有警戒作用。

　　按照毛泽东这次谈话的逻辑，彭、张是阳谋，不是阴谋；而彭德怀的信正是符合毛泽东所说的：“这些话，你们对我讲就好了”这一精神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这个人是一个从来就不讲什么原则性、什么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实用主义，信口开河，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反正怎么说他都有理。正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所说：

　　“主公（指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在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

　　那么，毛泽东这次为什么又一反常态，表现出“出奇的宽容”呢？实际上，毛泽东是在玩弄又打又拉的手腕。“拉”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倒”下去。

　　为什么在“打”了之后，又要“拉”一把呢？这就是“计”、就是“术”。林彪是千方百计地想排除与他抗衡的对手。而毛泽东想得更多、更深：他需要在军队内部有一些潜在的、能与林抗衡的对手。不能把所有元帅都“打倒”，只留下林彪一个。这决不是上策！“打而不倒”这才是万全之策。

　　在后来发生的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又重新启用叶帅，主持军委工作，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各大军区的头头都是身经百战的“上将级”人物，没有一个元帅压阵，是不行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在“五一节”晚上，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的名单。其中有：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谁上（天安门），谁不上；这意味着谁还没有被打倒，谁有可能被打倒。通过舆论工具的传媒，“露面”与“不露面”是大不一样的！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那股妖风，不得不暂时平息下来。但这场斗争没有结束，林、江之流也决不会就此罢休。

　　果不其然，造反派当初在林、江唆使下，又是上街游行，又是大会声讨，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思想上转不过来，纷纷提出责难：“为什么让他们上去（上天安门）！”、“这是往我们头上泼冷水！”

　　江青私下授意：

　　“他们上他们的，你们就反你们的。我才不在乎哩！与人斗其乐无穷！世界上的事物，哪个没有反复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干部的处置也有多种方法，这也是“毛氏王朝”的特产。关于被批斗的干部，大体上分四类：第一类是“彻底”打倒。如刘少奇、彭德怀等。第二类是一般打倒。他们被打入“牛棚”，实行群众专政。这是绝大多数。第三类是“半”打倒。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政策放宽，把干部从“牛棚”里放出来。第四类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极少数的老一代革命家。让他们“挂起来”或“靠边站”。如朱德、陈云等。

　　对被打倒的干部，其头上所扣的“帽子”，名目繁多，不再赘述。有一个奇特现象对现代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帽子”还有“戴上”与“拿在手里”之分。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所谓“拿在手里”，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倘不老实，就可以随时给你戴上。在“反右”时，就有“不戴帽右派”一说，或曰“内定右派”，控制使用。

　　作为一种妥协，毛泽东最后同意让老帅们“挂起来”、“靠边站”。五月以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都住在西山的一套住所。他们从此成为“逍遥派”。虽然后来在1968年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次挨批斗，但毛泽东还是坚持“打而不倒”的原则。

　　“二月逆流”后，中央最高层的权力结构作了大的调整，由原来的政治局碰头会，改为清一色的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只是因为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因此仍叫“碰头会”。其实，此前的所谓“政治局碰头会”，名义上有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参加，实际上是“陪衬”；而真正掌握实权的、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张春桥，再加上康生、陈伯达两人。归根到底，一切得看毛泽东的老婆江青的眼色行事。

　　这一权力结构，使江青之流进一步排除了最高层内的干扰和阻力，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在神州大地的政治舞台上。

附1：毛泽东震怒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毛泽东震怒》。其中谈到2月18日晚十时，在毛泽东住处召集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会。名单是毛泽东亲自拟订的。他报道了毛泽东在当时的谈话内容。这在现有公开出版物中是很难觅见的。为此转录于后。

＊　　　　　＊　　　　　＊　　　　　＊

　　“毛泽东说：‘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气得嘴唇直打哆嗦，高声说道。

　　“毛泽东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康生见到毛泽东发怒，不禁精神大振，急忙掏出笔记本记录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似乎更加生气，大声说道：‘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毛主席义愤了，发怒了，毛主席是发了无产阶级之怒！’……（以上见董保存著《谭震林外传》）

　　编者注：

　　“三老四帅”在当时究竟反对谁？从毛泽东的发怒中就已经非常清楚了，他把自己跟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划上一个等号！谁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毛泽东！在一言九鼎的年代，谁都清楚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话已说到那么程度，怎么在后来为“二月逆流”平反时，竟把事情转移到林彪头上，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这就清楚地向人们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说话极不负责任，随意信口开河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于公开撒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是绝对不会这样的！何况“诚信”是每一个正常人的起码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

附２：《林彪日记》是怎样评述“二月抗争”的？

　　在《林彪日记》中，他是这样评述“二月抗争”的，原文如下：

　　“1967年2月19日：‘Ｂ52’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Ｂ52’部署，不遗余力。”

　　“1967年3月15日：一批老帅闹了怀仁堂，是冲着‘Ｂ52’的婆娘和几个得意忘形的先锋的，激怒了‘Ｂ52’，下令叫老帅去休息。总理也给批了：搞折衷主义。文革帮取代了政治局，一场风暴会逼来。”

　　从两篇日记清晰地告诉人们，林彪本人是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老帅们的矛头是针对谁的。事实也是如此。其实毛泽东的心里也是明白的。可是，在“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为了解放老帅们，故意说：所谓“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是非颠倒到这种地步，真不知道毛泽东自己怎么说得出口。

第十三章　大灾难、大浩劫、
大耻辱的“文化大革命”（中）

（一）析“九大”通过的《党章》
——把林彪写入《党章》，意味着什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这一经过精心修改的《党章》，为了突出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居然在党章的“总纲”中，专门写入了一段关于“美化”林彪的话。在“总纲”中，说：

　　“林彪同志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康生在14日的发言中，还特地作了说明：这些提法是修改后的新《党章》的一个“特点”。

　　这确实是一个“特点”。不过，它倒是集中暴露了“毛氏王朝”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本质。

　　首先，“九大”的《党章》，不仅恢复了被“八大”删去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个人崇拜”色彩的命题；而且，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荒唐、离奇的程度。

　　其次，在《党章》里写上“美化”林彪的一段话，其实质就在于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抬高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说林彪的三个“最”字（最忠诚、最坚决、最勇敢），其本意也是为了更加巧妙地突出毛泽东。

　　其三，在《党章》里，写上谁来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也是荒谬绝伦的。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全体几百万共产党人的党（当时的党员人数），不是你毛泽东一个人的党。在毛泽东心目中，这个党是由他一个人主宰的。

　　说到底，这根本不像共产党的党章。说得透彻一些，倒有点像“毛氏宗词”的“族谱”。（编者注：“毛氏宗词”一词的出处：20年代，毛泽东之弟毛泽覃跟毛泽东吵架时，斥责毛泽东的霸道作风，说：“这是共产党，不是你‘毛氏宗词’”。这一句话倒是触及毛泽东灵魂深处最本质的地方，真是一针见血。此后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从中找到毛泽东的思想根源。）

　　小平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

　　“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7页）

　　遗憾的是这种“封建主义的做法”，连小平同志本人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在基本上还是“人治”体制的目前状态下，是不可能的。不然，像李鹏那样的庸才，就不可能连任总理。不说别的，起码是耽误了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议论，如果，朱镕基能前一届就担任总理，经济发展会更快些，人民生活水平会提高更多一些。

　　当然，像毛、林那样的“做法”，实在太离奇、太荒唐，连一块“遮羞布”也不要；赤裸裸暴露了“毛氏家天下”的“特点”。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再要找出第二份这样的《党章》，是绝对不可能的。也许是空前绝后。但愿如此，万幸！万幸！

　　不，理应如此。放眼世界，民主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邪恶势力所无法阻挡的。

　　关于怎么理解“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这个问题，列宁说得很清楚：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见《列宁选集》第四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

　　这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组成的一个集体。他们是经过实践的考验，受到广大党员的信任，对全党工作实行集体领导。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领袖们既然是一个“集团”，就不能保证终身任职，更不可能由一个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九大”通过的《党章》，“白纸黑字”，留给我们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它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荒唐年代！

　　应该说这是我们党的又一奇耻大辱！

　　（初稿写于2002年5月）

　　附：《林彪日记》是怎样记载这一史实的？

　　关于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一事，在《林彪日记》中他是这样记载的，原文如下：

　　“1969年3月21日（农历1969年2月初四，春分）：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从林彪的日记看，他对钦定为接班人，并列入党章一事，开始表示出一种谦虚谨慎，但在了解这是毛泽东的旨意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表示效忠于林时，似乎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了“双保险”似的。这时的林彪已没有当年“福兮、祸兮”的心态。这是十分可悲的。两年后林彪果真难逃毛的魔掌而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从另一角度看，林彪在文革中助纣为虐，咎由自取，也是应得的下场！

　　其次，从中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即关于林彪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党纲一事，在以往公开材料中，都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事实是毛亲自提议的。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九?一三事件”后所传达的毛在1966年给江青的信中对林的不信任，是完全伪造的。

　　关于日记中提到的“要求安排江青在军队中担任高职”一事，林彪在另一篇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1967年7月23日：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Ｂ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Ｂ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按：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

（二）析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党的“领导班子”
——林、江坐地分赃！

　　在“九大”之后，接着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实际是钦定的）党的“领导班子”，即政治局成员。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在上述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朱德、董必武、刘伯承三位或年迈体衰，或早就被毛泽东排斥靠边（如朱老总），徒有虚名而已。叶剑英、李先念两位，因“二月逆流”而“靠边站”。这样，实际上还能工作的，除毛泽东外，有15人。在这15人中，分别属于林彪、江青帮派团伙的占12人（占８０％）。其中属于林彪团伙的开始是六个（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后来，说是陈伯达脱离江青团伙投靠林彪，增加到七人。属于江青团伙的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铁杆的五人（其中康生、谢富治主要是毛的心腹，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林彪团伙全部控制了军队的领导权，而江青团伙全面控制了舆论界的权力。一文一武，统治神州大地，决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实在是太可怕了！

　　令人可笑又可悲的是：诺大的中国、诺大的党，竟找不到“人才”。在最高层领导核心中，毛、林两人，一个是统帅，一个是副统帅。居然把自己的两个既无德又无才的丑婆娘江青和叶群，都拉了进来，真正成了“夫妻老婆店”。这一点，连蒋介石都自愧勿汝，大家知道，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一位既有才干又有风度（从她力保张学良生命安全，就可证明）的政治活动家。江青是个什么东西？宋庆龄骂她是：“无耻婊子”（见2002年3月21日《南方周末》董怀明《宋庆龄骂江青》一文）。虽是“气话”，但从江青在1966年７月中旬，一次在北大召开的所谓控诉工作组的万人大会上的“表演”，可以推断江青是一个地道的“泼妇”。在那次万人大会上，江青在痛诉工作组的所谓“罪行”时，居然把她家里儿媳妇如何欺侮她，也痛哭流涕地抖了出来。弄得在场的一万多人，都莫名其妙。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号称“文革旗手”的江青，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难道她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场合？开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大会？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说她是“泼妇”决不会过。离一个政治家的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我们的“伟大领袖”竟把他的丑婆娘，硬是塞进最高领导核心里。为了“摆平”，把林彪老婆叶群也一起“搭配”进来。毛泽东的“家天下”，实在做得太露骨了，一丝不挂。似乎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两字！

　　林、江两个团伙是在毛泽东的“倒刘”战略部署中，逐步形成的。在一系列的“倒刘”战役中，他们配合默契、步调一致、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在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的“倒刘”战略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九大”对政治局成员的分配，实际上是毛泽东“论功行偿”的一种举措。双方在实施“倒刘”的战略部署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毛泽东搞“平衡”策略，双方均等。各自占了六个位置。这边塞进了一个“害人精”的江青，那边就补上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在作恶方面也不次于江青的林彪老婆叶群。说白了，这是在“坐地分赃”。

　　这哪里是像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选举自己的最高权力机构；而这个权力机构正是肩负着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

　　“九大”的这个“领导班子”，行吗？能挑起这副重担吗？不妨分析一下：这两个团伙里都是一些什么人。

　　两个团伙里的人，都是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是一批惯于躲在阴暗角落里搞卑鄙勾当的、真正的“黑帮分子”。还应指出的是：在这两个团伙中，没有一个有心怀大局、有远见卓识、与人民心连心（关心人民生活疾苦），而又能驾驭全局的、顶梁柱的人才（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那样的人才）。林彪团伙里，除叶群外，是打仗出身的老粗，既不懂马列主义理论，又没有什么才干。头脑简单，只知道跟着林彪转。在江青一伙里，康生本来就是一个恶魔。其他几个就是靠耍笔杆子，跟着江青“发迹”的。他们对江青稍不顺心，就会像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样下场。因此他们只能当江青的“哈叭狗”。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两个团伙已经分别掌握文、武两大系统的实权之后，还需要让没有实权的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的真实原因。

　　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是一个地道的“毛氏王朝”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班子。

　　林彪们也许高兴得早了一些，在他们兴高采烈举杯庆贺他们得势之时，就是他们走向自我毁灭之日。一年多后（1970年８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给林彪团伙敲响了“丧钟”！

　　为什么林彪团伙“倒”得那么快？看来是出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不仅林彪一伙，就是江青一伙，在“九大”时也没有想到的。至于，一般老百姓和一般党员更不可能想到。对这位在《党章》上写明“最、最、最”的“副统帅和接班人”，谁还敢有什么非分之念。在每次开会发言时，必须毕恭毕敬地喊“万寿无疆”（对毛）和“永远健康”（对林）。如有人想独立思考一翻，除非他不要脑袋。

　　但是，林彪的好景不长，“皇帝梦”不久就成泡影。最后，还落得过死无葬身之地！这叫“恶有恶报”！快哉！快哉！

　　至于，毛泽东怎么会跟他的惟一的“亲密战友”闹翻，来一个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拼搏？这是一个“谜”！？最有发言权的是毛泽东，其次是林彪。目前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所论述的情节，那都是表面文章；没有任何实际价值。那些惯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其灵魂深处的内心世界是永远让人捉摸不透的。这个“谜”有待于日后党内史料彻底解密之时，才有可能解开。这是因为毛泽东在私下对林彪的猜疑或不满情绪，总会流露出来，只是现在没有公开。

　　关于毛、林之间的矛盾激化，另文再议，就此搁笔。

（三）毛泽东的丑恶灵魂

　　置刘少奇于死地的“叛徒、内奸、工贼”

　　在为刘少奇制造了“招降纳叛”的罪名之后，江青一伙还觉得不够劲.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还必须使用更加厉害的武器。江青认为最好是给刘少奇本人也载上一顶“叛徒”帽子。于是江青指示专案组仔细捉摸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很快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1925年曾在长沙及1929年曾在沈阳被捕。就这样，“叛徒”这顶帽子便“自然而然”地载在刘少奇头上。

　　为了收集刘少奇的“罪证”，江青一伙与专案组直接关押了64人，“至于因专门为这个而由有关部门收审的，那就更多了……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要从这些人身上逼出能将刘少奇定罪的口供”，“此外，还动员了40万人，查阅了四百万卷敌伪档案”。（见黄睁《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经过如此两年的“苦战”，江青（当然包括毛泽东）给刘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三顶帽子。

　　……

　　在后来审讯江青时，在法庭上播放1967年9月18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　　　　　＊　　　　　＊　　　　　＊

　　编者的话：

　　从最后一段录音资料来看，江青对刘少奇那种“咬牙切齿”的刻骨仇恨已溢于言表。

　　为了达到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目的，江青一伙不惜采取法西斯手段，捏造“罪证”，卑鄙无耻已达到了真正是“不耻于狗屎堆”（毛泽东语）的程度，必遭万世唾骂。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掌握江青处心积虑地炮制冤案的背景史料。特别是在其中毛泽东究意扮演了什么“角色”？揭开这个“谜底”，这对进一步认清毛泽东的政治品质，是大有益处的。从中可以再一次看到毛泽东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婊子”，为他树立的“碑坊”必须坚决砸碎！

　　在江青为刘少奇炮制的三顶大帽子中，毛泽东扮演了什么角色？

　　毛泽东不愧为一个“战略家”，他知道光靠“路线错误”这一条，是不可能置刘少奇于死命的。不打则已，打则必须置于死命；而关键在于要用另一个更大的“罪名”扣在刘少奇的头上，这样就需要另外再找“材料”。

　　下面有一份史料，又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私下“交底”，那才是灵魂深处的东西。

　　1967年７月，毛泽东在看了刘少奇在７月6日和９日的两份给北京建工学院的书面检查材料后，在私下与江青的一段对白：

　　“毛泽东对刘少奇检查很不满意，气愤地说：

　　‘刘少奇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还得称他为同志，知道吗？’

　　江青回答说：

　　‘康生怀疑他的历史有重要问题，专案组正在调查和落实。’

　　毛泽东说：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刘少奇就赶快平反，你们中央文革也就宣告解散！……刘少奇的问题摆在那里，没有人切实抓，两派之间互相打派仗……’（编者注：毛泽东在施加压力了）

　　江青说：

　　‘刘少奇已经臭了，是死老虎，没有人敢为他翻案。’

　　毛泽东大声说：

　　‘不一定！就凭你们抛出的材料，别说刘少奇，就是我也不服。……’

　　‘如果他是叛徒、工贼呢？’江青反问。

　　‘你们有证据吗？’

　　‘正在调查，不，已有一定的线索了。’江青回答。

　　‘关键是要过硬的材料，证据不过硬不行！’

　　江青这才恍然大悟，马上说：

　　‘我们一定好好抓这方面工作。’

　　毛泽东说：

　　‘过几天我要到南方住几天，不能老让那位亲密战友泡病号，让他也发挥发挥作用。光蹲在北京成不了气候。’

　　江青很快反应过来，立即回应说：

　　‘我去找一下康老，和他研究一下怎么办。’

　　毛泽东用激将法终于使江青明白下一步的战略任务就是‘抓过硬的材料’。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对汪东兴说过类似的话。说：

　　‘如果再查不出什么问题，就准备给人家平反。’

　　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身为‘刘少奇专案组’头头的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惜采取特务的手法，把60多人有关的所谓‘知情人’抓了起来或隔离审问。李立三同志就是因为他向专案人员林小华坦言：

　　‘要保持自己晚节，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为此，他写不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从而遭到毒打，最后被逼走上‘不归之路’。

　　他们用“逼供信”的办法，最后也只得到了两份‘伪证’材料。就是这样的‘伪证’，也遭到多次“翻供”，要求更正。对这些更正的材料，连同其他如实反映情况的材料，都被扣压或撕毁，不再被人所知道。

　　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据以把刘少奇置于死命的材料。在那个年代，毛泽东一言九鼎，只要他提出来的，没有办不到的事。所谓‘证据过硬’，江青们清楚，这是一种“障眼法”，自欺欺人而已！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看待江青们搞来的、为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呢？这是因为最后还得由毛泽东来拍板定案的。

　　毛泽东在第一次审阅江青们送审的“材料”时，虽然也曾向康生、谢富治提出过：

　　“不能用逻辑推理，要靠事实说话”

　　“凡是刑讯逼供的材料，一律无效”

　　“孟用潜写的这些东西，如果他要反（翻）供，你们就站不住脚了。”

　　毛泽东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正是为刘少奇定罪的“材料”中，所存在的要害问题。这份‘材料’有一半是靠逻辑推理，另一半不仅是逼供搞来的（两份），而且是多次“翻供”的。康生清楚毛泽东是在‘演戏’，是给后人看的：似乎毛泽东是受江青们骗的。

　　可是，最后毛泽东还是假惺惺地说：

　　“隐瞒了整整四十多年哪。所以识别一个人真不容易！”

　　“无耻的叛徒，活到现在也是罪不容诛！”

　　康生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份‘材料’。他见时机已经成熟，得意地说：

　　‘为审理刘少奇叛徒一案，江青同志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她不分昼夜地亲自翻阅档案，发现一个问题马上组织调查，不放过一点疏忽之处。’

　　后来，毛泽东又看了一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笑着对周恩来说：

　　‘这三顶帽子，对刘少奇来说是他始料不及的，对我们也是始料不及的。但有什么办法呢？他要这样干嘛，我看可以上（送）全会讨论批准了。’

　　周恩来违心地说：

　　‘好吧，就这样吧，我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毛泽东在完成这些“程序”后，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终于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到了这一步，毛泽东才算最终取得了‘倒刘’战略部署的全面胜利！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那一翻讲话：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　　　　　＊　　　　　＊　　　　　＊

　　编者的话：

　　写到这里，我真替毛泽东害臊！既然要千方百计地置刘少奇于死地，那就不要再讲什么：“准许改。……我就和稀泥”这一类“口是心非”的骗人鬼话。从党内斗争的经历看，毛泽东多次扮演了‘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这样的“角色”。对毛泽东来说，也许他已经习惯于当这样的‘角色’，真是演惯了，“要改也难”。但是，在第三者看来，委实是令人作呕的！这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来看待毛泽东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呢？至少，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具有这样的恶劣品质，只能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

　　（初稿写于2006年1月）

　　附１：毛泽东逼周恩来签署开除刘少奇党籍——韩素音披露周恩来的内心世界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毛泽东逼周恩来签署开除刘少奇党籍》一文，他从韩素音所提供的第一手采访史料入手，从这一视角剖析毛泽东为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所采取的卑劣手腕及周恩来当时的心态。特予转述。

＊　　　　　＊　　　　　＊　　　　　＊

　　“周恩来所做的‘违心’之事中，最重大的一件是附和毛泽东与江青对刘少奇制造‘叛徒、内奸、工贼’的假案。对此，英国作家韩素音有如下记述：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残存的中央委员会对刘的‘罪行资料’进行研究。会上指定周恩来主持讨论特别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同时周还主持了对刘的问题作出决定的会议。在付诸表决的时候，周像其他在场的人一样，投票反对刘少奇。唯一例外的是一位勇敢的妇女——陈少敏。

　　“九年之后，在1977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公开道歉？’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斯诺来到中国，我（指韩素音自己）起了一点小小作用。1970年10月那天晚上，周对1936年以来就相识的斯诺，讲了他困难的处境。周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他详细地谈论了这一段像洪水泛滥一样危险的历史，感情上的创伤，每次巨大的政治斗争带来的苦难。在谈论过程中，他提起了‘刘少奇同志’……斯诺对我说：‘‘同志’？刘已经不是同志，他两年前就开除出党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斯诺又对我说：‘周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由于悲伤，也许由于内疚。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所说的话统统写下来。我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信任。’（见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70—4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　　　　　＊　　　　　＊　　　　　＊

　　编者的话：

　　我是基本上转录了本文所引述的韩素音的原文。一来，这是第一手的史料，真实可靠；二来，尤其是重要的是，周恩来在1970年对斯诺的这种“内心自白”，是真切地反映了周恩来的真实思想感情。像这样坦诚的话，他对国内的老同志、老朋友也是不会讲的，因为他深知在当时国内政治背景下，如果讲了，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这样，韩素音所提供的这一情节就更加显示出它的无与伦比的价值！

　　对上述情节，叶永烈在他的文章中作了如下的评述：

　　“毛泽东威逼周恩来去做一些肮脏的勾当，而周恩来则不得不去做。毛泽东与江青将刘少奇打成‘叛徒’，而‘永远开除出党’是人心不服的。但由周恩来出面做这件事，就增加了它的欺骗性，减轻了阻力。周恩来明知其中的肮脏，但又不能不勉为其难地去做。这就是他的‘违心’及内心痛苦、疚歉的原因所在。”

　　“同时，由于周恩来缺乏一个革命家应有的革命原则性，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往往对毛泽东的敌人作出更加激烈的姿态，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例如，据北京知情人士说：在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上，周恩来对王光美的批示是：‘立即处决，死有余辜’，而毛泽东看后的批示是：‘刀下留人’。……周恩来这种见风使舵，无原则地附和毛泽东的决定，并且比毛泽东更卖力地打那些‘落水狗’。如此的所做所为，正是人们所鄙视的那种‘奴颜媚骨’。这是周恩来一生中人格上的最大污点，也是最为人所不齿的。”

　　我在转录叶永烈上述两段时候，内心是非常沉重的。但纵观他所写的这本著作，他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还有十分客观、公正的。他是充分肯定了周恩来的政治品质与人格魅力。因此，他对周恩来在毛泽东专制体制下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助纣为虐”与“奴颜媚骨”的事有所鞭笞，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切地体会到：在那样逼人说谎话的年代，即使像周恩来那样的正直的人物，他的人格也是被扭曲得完全变了形。因为在那时谁要是说了真话，谁就得准备自己丢脑袋。彭老总就是一例。

　　透过周恩来在人格上被扭曲的形象，人们看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在精神状态上被扭曲的形象。不敢讲真话、被逼说假话，以迎合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并且得以在毛氏专制体制下苟安。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才是最最可悲的！

　　民族精神被扭曲、变异，这是毛泽东暴政统治给我中华民族带来的最大灾难！后患无穷！其后遗症是很难彻底根除的！至今，在官场上还经常可以看到它的顽强表现。

　　文中所说的有关王光美的情节，我认为：根据周恩来的人品，他是不可能在审报材料上写上“立即处决，死有余辜”这种“咬牙切齿”的八个字的。这决不是周恩来处世为人的一贯作风。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原来的审报材料上，江青的爪牙已经写上了这个处理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异议，违心地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何况叶永烈也说明：这是“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而不是有根据的史实。关于周恩来在刘少奇（包括王光美）问题上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周恩来与斯诺的对白，就已提供了一份最有分量、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叶永烈在本节的最后用一定的篇幅把周恩来与邓小平两位伟人加以对比，说明周恩来的软弱与邓小平的坚强性格（指邓小平愿再次被打倒，也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向毛泽东妥协对“文革”做出“三七开”的结论。他说：

　　“在周恩来的身上，这种坚强的原则性显得太少了，而无条件地向毛泽东的压力屈服妥协又太多了。有失周恩来伟大的革命家光辉的，正是这一点。”

　　我认为叶永烈的这一评述，还是比较公允的。可是话得说回来，如果周恩来像邓小平那样“不拿原则做交易”，那么周恩来早就被打倒了，而决不可能“打而不倒”，就不可能发挥他的独特的、谁也无法替代的作用。也许，这就是列宁所说的：

　　“与狼打交道，就得学会狼叫”。

　　我认为：纵观周总理的一生，作为老革命家，他早已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绝不会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屈服于毛泽东的压力。他在“文革”中，说了不少违心话，做了不少违心事。从他与斯诺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为什么这样忍辱负重，是为自己吗？决不是！他是从对人民与国家的利害得失如何，来决定他的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的。我想：这样来评价我们人民的好总理，也许是比较公正的、客观的。

　　附2：从另一视角剖析周恩来在对刘少奇问题上的内心世界

　　上文主要是从韩素音披露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出发由叶永烈加以论述，原始材料虽十分珍贵，但内容比较简要。在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一书的题为《在政治与良知之间的选择》一小节中，由于作者所处的独特的经历，使他占有了详尽的史料，因而对内幕的揭露更深刻，批判也更到家。为此，将有关内容转述于后。在开首有一段非常精辟的、画龙点睛的小结，耐人寻味，先摘录如下：

　　“在为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的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是欲加之罪，不大愿意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无奈毛泽东执意要把他拉下水。在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后，周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着头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帮凶的角色。

　　作者的这一段话，把毛与周在对待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刻画得惟妙惟俏，入木三分。

＊　　　　　＊　　　　　＊　　　　　＊

　　“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有很重的分量，……。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

　　“为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

　　“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他明知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却不好推辞。……此事又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编者注：这是毛泽东十分阴险的一招），

　　……周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对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卖劲，这和他收拾文革乱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在主管这件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拨一拨动一动的状态。他在接见专案组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说两面的话。比如：‘既要大胆地去设想、去调查；又要极其谨慎’。一方面强调说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认真核实调查材料，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见汪东兴谈江青、康生等人陷害刘少奇的问题，1980年7月2日，转引自中央两案材料）周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办案的指导思想，使得对刘案的定案工作进展迟缓，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周恩来是老病复发，想脚踩两只船，在政治上为自己留后路，有必要找机会敲打他一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刘少奇历史上的‘罪行’定下来。眼看预定召开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刘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坐实。这令毛心急如火，于是决定中途换马，把周撤换下来，由江青接管对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康生在中央常委中分管此事，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

　　“江青确实不负重托，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突击审讯，采取各种手段，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靠屈打成招的伪证和断章取义的编造，整理出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于1968年9月中旬正式报送中央。

　　“不仅如此，急于向毛泽东报功的江青还在中央领导核心中传阅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上，带头在上面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赋、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编者注：这四个“最××”词汇，套在毛泽东头上倒是挺合适的）。……

　　“显然是对周恩来主管刘少奇专案组的消极态度不满，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有意将了周恩来一军，并把军师康生作为陪绑，点名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的材料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对此，康生心有灵犀，在第二天便表态，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

　　“江青的将军和康生的表态，让周恩来在政治上陷入困境，面临无法回避的表态。本来，以周氏为人的精细和饱经党内肃反斗争的阅历，不难看出这份拼凑而成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的疑点和破绽。然而，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却极力为周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这种解析未免太低估了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判断力，……况且周自己也刚刚因‘伍豪启事’的风波而在政治上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虚惊，从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过是毛泽东欲加之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刀罢了（编者注：作者对周恩来内心世界的剖析，是很有说服力的，本来这个问题只能由周恩来自己来回答，这里作者代为作出这一解析，倒也是合乎情理的）。

　　“实际上，周恩来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看出刘少奇一案中存在不少疑点，许多材料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周一开始不完全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所以在审议刘案时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想急于下结论，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顶牛，双方争得很厉害。江、康曾几次对周拍桌子，批他是‘怀疑派’，并告到毛泽东那里，传下话来敲打他，弄得周压力很大，最后只好退让，表示：

　　‘要改，你们改’（见汪东兴谈江青、康生等人陷害刘少奇的问题，1980年7月2日，转引自中央两案材料）

　　“周大概认为：这样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审判了，求得心之所安。……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却无处逃循，不得不在政治与良知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当年周氏在作出决定时的心路历程，不过必然经历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则是无疑的。邓颖超生前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末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当然，周恩来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明知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在政治上‘顾全大局’和刘少奇一刀两断。再加上周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已经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这回江青将他的军，和康生联手一唱一和，很明显就是奉旨在敲打他。如果再不赶紧表示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至于这样做带来的良知上的谴责和审判，周只好‘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一类的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求得心之所安了。

　　“对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在九年之后，为她的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所作所为，对英藉作家韩素音曾经作过这样的开脱：

　　“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周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见韩素音《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转载自《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5页）

　　……

　　“周恩来知道在刘的问题上，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一次考验，江青不过是毛的传声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径表态，才能过关。……（编者注：下面是介绍周恩来写给江青的表态信，内容从略，参见该书第250-251页）。

　　“尽管周恩来在信中狠狠地踹了刘少奇一脚，所用的语言和江青如出一辙，……但并没有打消毛内心对他的疑虑，因而不想轻易放过他。为此，毛有意指定由周恩来在随即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一手十分老辣，既然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想独善其身，那就索性把他彻底拉下水，让他为刘少奇一案承担历史责任，以后即使翻案变天，周也是有口难辩。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着头皮喝下去，为毛泽东火中取栗，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编者的话：

　　本文与上文，都是围绕同一个题材写成的。由于作者所取史料不同，视角也不完全一致，但两者起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

　　本文作者将毛泽东灵魂深处最肮脏的灵魂和极其卑鄙的手腕，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让我们子孙后代清晰地认识毛泽东其人的本来面貌。同时，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周恩来当时痛苦的内心世界。至于怎样评价周恩来的品德，见仁见智，也许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对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恶劣品德，对稍有人性的人来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意见。

　　附3：《林彪日记》中的有关论述

　　《林彪日记》中的有关论述如下：

　　“1968年9月29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Ｂ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Ｂ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你不得不服。”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毛泽东为什么在第二天改变了主意？其实，谁都清楚给王光美判死刑，是一椿铁定的冤案，在毛泽东同意文革组的意见后，谁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在大家都通过了以后，毛泽东再改为“刀下留人”，让王光美的儿女们和中国人民知道：这是我毛泽东的宽容，才留下她的一条命。

　　毛泽东玩的这一套“花招”，真是“小儿科”！委实可笑！

（四）从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看毛泽东其人！
——论“人权、人道、人性”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作为对投身革命几十年、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的刘少奇，在建国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他的最后岁月竟会那么凄惨，那么令人心颤、毛骨悚然；由此不禁对那些狠毒的吃人“豺狼”，萌发出一种令人切齿、令人愤慨的情绪。凡有人性的人，定会有此同感；所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这方面的史料在一般史书或不会涉及或曝光极少。即使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少奇传》，也只是一笔带过。倒是为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一书有较为详尽的记戴。

　　本文拟充分利用这些史料，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刘少奇冤案的真相。这对于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借此使我们子孙后代知道我们的祖国曾经经历过一个多么恐怖、多么黑暗、多么残忍的年代。

　　为使叙述方便和思路清晰起见，本文的正文将扼要论述毛泽东策划刘少奇冤案的全过程。几篇“附文”，分别从一个侧面介绍有关情节。综合起来，就可清晰了解冤案的全貌。

　　关于刘少奇冤案的逐步形成过程：

　　“倒刘”是毛泽东蓄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目标。从1965年1月密谋炮制姚文元“黑文”开始，经过同年底关于转载“黑文”的较量，之后又经历“二月提纲”与“座谈会记要”的较量，1966年4月“倒彭（真）”，5月抛出《五一六通知》，一直到７月密谋策划“反工作组”，在这一年半时间里，这一系列政治性大动作、大拼搏、大较量，说到底都是为实现“倒刘”战略任务作铺垫。８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只是揭开“倒刘”的“序幕”，所谓“大戏”（正剧）在后头哩！这才合乎逻辑，合乎毛泽东的处世哲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什么：“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说什么“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纯粹是口是心非的欺人之谈！（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七节）

　　在《刘少奇传》一书中，还有摘自原始的“讲话记录”的史料，是毛泽东在10月25日会议上讲的，现在作为“反面教材”，转抄如下：

　　“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毛泽东讲得多么“动听”！

　　同年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还主动同刘少奇交谈了十来分钟，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交谈中，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要下去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似乎像老战友之间推心置腹的交谈。但如果联想到1965年９月毛泽东跟彭德怀的那次谈话的情景（见本书第十章第四节），那就会知道这不过是毛泽东故伎重演，又想“立碑坊”了。

　　1月13日夜，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人进行了一次交谈。毛泽东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近况。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职务，和妻子儿女去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要刘少奇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读一读《机械唯物主义》等书。

　　从以上情节来看，似乎毛泽东让刘少奇“靠边站”，所谓“夺了权”，就算“了了”。可是，这么猜测或分析，未免太天真了！怎么可能呢？毛泽东用一年半时间，费了多少心血、心计、精力，才有了“倒刘”这场“戏”的开端。怎么可能就这样让刘少奇轻松地过关呢？

　　其实，毛泽东不愧为一个“战略家”，他在等待时机。不像林彪、江青那样头脑简单，鲁莽行事。毛泽东知道光靠“路线错误”这一条，是不可能置刘少奇于死命的。不打则已，打则必须置于死命；而关键在于要用另一个更大的“罪名”扣在刘少奇的头上，这样就需要另外再找“材料”。

　　1967年７月，毛泽东在看了刘少奇在７月6日和９日的两份给北京建工学院的书面检查材料后，与江青的一段私下对白，那才是毛泽东灵魂深处的东西。（详见上文：《在江青为刘少奇炮制的三顶大帽子中，毛泽东扮演了什么角色？》）

　　毛泽东终于通过江青与康生搞到了所谓“过硬的材料”，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特大的帽子。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最后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到了这一步，毛泽东才算最终取得了“倒刘”战略部署的全面胜利！

＊　　　　　＊　　　　　＊　　　　　＊

　　从本节所引述的前后两段史料来看，是值得耐人寻味的。仔细捉摸回味，对深不可测的毛泽东，似乎又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狠毒的办法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说什么：“没有过硬的材料，就要给刘少奇平反”。他明知哪儿能找来所谓的“过硬材料”？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党内高层曾经几十年并肩战斗在一起，从1938年起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也有近30年的历史。怎么可能找到致刘少奇于死命的“过硬材料”呢？说白了：就是让江青去搞一些“黑材料”、“假材料”，什么“硬不硬”，纯粹是欺人之谈。这一点毛泽东心里也明白。

　　其实，在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刘少奇已经在中南海连续遭批斗，并且遭到了毒打。事实上已经是“斗臭、斗垮、斗倒”，已经不需要什么“过硬的材料”，更谈不到所谓“平反”。当时，以“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罪名而被打倒有成千万干部，他们被打翻在地，被关入“牛棚”，被打成“牛鬼蛇神”；何来“平反”一说。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非要来“这一手”呢？看来毛泽东亦已感觉到：这种“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帽子，属于“大路货”，成千万人都戴。不足以致人于死命。一有风吹草动，说（平）反就（平）反。

　　毛泽东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想当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的“信”打成“反党纲领”、把彭德怀们打成“反党集团”；后来，在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是正常的，……”。按理该为彭德怀平反了。但毛泽东换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扣在彭德怀头上。总之，毛泽东是铁了心，怎么也不能让彭德怀翻案。刘少奇们明知道：这是“莫须有”罪名，是诬陷，但谁也不敢替彭德怀说话。即使在彭德怀为还自己清白，上书“八万言”，刘、周、邓看了以后，都想为彭说情，可是一看毛泽东脸色“沉了下来”，吓得他们不敢再说什么（见本书第七章第四节）。

　　这一经验使毛泽东知道：要像对彭德怀那样，给刘少奇专门做一顶“特大的帽子”，以有别于什么“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普通帽子。毛泽东认为这样扣上以后，就真的让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所谓“永远开除出党”。也就是表示这个意思。本来“开除出党”一词，已很清楚，通常也是这么使用的。何需再加“永远”这个加强语气的修饰词。大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是，这正好反映了毛泽东的心态，反映了毛泽东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后快的蛇蝎心肠。

　　毛泽东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量，他大概认为：只要加上“永远”一词，即使在他百年之后，也不会有人敢于替刘少奇翻案的。毛泽东在世时，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横行一时。但历史发展是无情的，它不是靠任何专制势力所能转移的。列宁说得好：“事实是最顽强的！”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终于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令人遗憾和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蓄意诬陷刘少奇的罪行，只是记在林彪、江青的“账”上，与毛泽东不相干。上述史料证明：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因此，这还是一种刻意编造的“伪史”。不知还能欺骗人民多久？

　　刘少奇说得好：“历史是人民写的！”最后，历史真相迟早要大白于天下。

　　其次，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与上面那个问题密切有关，都是为了搞清楚毛泽东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毛泽东？

　　要回答这个问题，打算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毛泽东与江青两人之间，究竟是谁利用谁？二是江青究竟是怎么“蜕变”的，是怎么变成一个“十恶不赦、万世唾骂”的历史罪人？

　　关于第一点：

　　按照1981年6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这一定论，明白地告诉人们：毛泽东是被江青利用了。真不知这是怎么得出来的？应该说这是完全无视客观事实真相，瞎说一起，胡撰历史。

　　不妨回顾一下有关史实：

　　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下定决心“倒刘”时，为找“突破口”，派江青去上海潜入地下，密谋炮制姚文元的“黑文”，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

　　1966年2月，为与党中央按正常程序审批并经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认可的《二月提纲》相抗衡，毛泽东又特地让江青出面炮制了所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文毛泽东又亲自修改了三遍。

　　1966年六、七月间，为给毛泽东自己在八月的《炮打》，准备“炮弹”，江青、康生之流再次潜入地下，唆使北京高校的个别学生，大反工作组。显然这是“奉密旨”进行的。

　　1967年７月，从上面所摘引的史料，可以看出：又是毛泽东亲自出谋策划，让江青出面炮制了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黑材料”。

　　仅从上述四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就足以认定：不是江青利用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江青。而这四次重大政治事件，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几场关键性的“战役”。江青充其量，是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或“帮凶”。离开了毛泽东，凭江青的“德与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有什么作为？

　　《历史决议》的“利用”一说，实在是太不高明的“下下策”，把中国人民的“智慧”，估计得太低了。

　　关于第二点：

　　江青是怎么“蜕变”的？不能说江青一开始就是一个“坏人”。作为一个“艺人”，从上海到延安参加革命，这总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在延安她与毛泽东结婚，党中央曾有“不准江青参政”的“规定”。此后十几年，江青一直是中层处级干部。其实，党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不参政（不参与党政重大决策），是我党历来的传统。像蔡畅、邓颖超这样老一代革命家，也从不在家里插手过问党内大事。如本书前面所述，江青是从1962年起，毛泽东让她“上台”抓文艺工作的，从此开始“参政”。破坏党中央“规定”的是毛泽东。在1965年之前三年内，如果说江青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过是犯了“左”的错误。江青开始“蜕变”是1965年炮制姚文元的“黑文”，从此在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江青“蜕变”呢？除了个人主观因素处，在客观上，毛泽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是毛泽东为江青的“蜕变”提供了“权力”（以“中央文革”名义，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与“活动舞台”；如果，毛泽东遵守党中央的“规定”，不让江青“参政”，不赋予她“绝对权力”，江青就没有“蜕变”的客观条件。第二，江青的很多罪恶是毛泽东唆使她“干”的，这是铁的事实。在上面提到的四次重大事件中，每一件都是毛泽东让江青去“干”的。如果真要追究的话，论罪恶，是“小巫见大巫”了；第三，江青很多诬陷人的手腕是从毛泽东那儿学来的，江青以毛为师；由于江青低能，只学到一些皮毛。论玩弄“术、权、势”的水平，江青差远呢！

　　由于江青不具备毛泽东的“政治资本”，而很多坏事又是江青在前台“蛮干”，毛泽东在幕后操作，这样江青就成了“替死鬼”。

　　列宁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46页）

　　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真正犯下滔天大罪的是毛泽东！江青只不过是毛泽东手下的一个“走卒”。

　　终究有一天，人民要向毛泽东讨还成千万人的血债！这是人民的权利。在当今一切现代文明的国家，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任何领导人只要对人民犯了重大过失，人民就有权追究！何况，毛泽东是一个“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当代最残酷的暴君（引号内是季羡林老人语）！

　　在结束本文之时，要回答本文副题“人权、人道、人性”这一严肃的课题。在当今所有文明国家里，“人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可是在毛氏暴力统治的年代，在号称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权”已被彻底剥夺。连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是被扣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而后又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罪名。在“十年浩劫”中，成千万干部与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关入“牛棚”，肉体上受尽摧残折磨，人格上受尽侮辱扭曲，“人道”与“人性”已荡然无存。神州大地变成人间地狱。又正如季羡林老人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附1：刘少奇在受害初期时的心态——一个真正革命家的人格魅力！

　　刘少奇与王光美在中南海的最后几次私下对白，充分反映了革命者在遭受无辜迫害时的内心世界——满腔愤懑、委屈，但又百般无奈的心态。这在当年毛氏专制年代，在几千万受迫害的群体中，有很大代表性。为此节录部分有关史料，让我们子孙后代了解，在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人权”被彻底剥夺、“人道与人性”被彻底泯灭的社会里，受害者是一种什么心态！（史料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

　　第一次（时间1967年７月上旬，在中南海看“大字报”后）：

　　“少奇，攻击我们的大字报，越来越离奇了。”

　　“无非是造谣诽谤嘛，不理睬就是了。”

　　“你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

　　“……现在有些人为了彻底把我们搞臭，竟发展到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步。也不足为奇。从来的政客为了搞倒敌手，都是这么运用伎俩的。”

　　第二次（时间７月中旬，刘少奇奉“旨”为北京建工学院写书面检查时）：

　　当刘少奇深感违心检查，无比痛苦而写不下去时，王光美顺手看了已写好的几页，连连摇头说：

　　“哎呀，这么写说不过去，他们又要骂我们是反扑了。”

　　“反扑就反扑，反正这是事实。”

　　“但总得说上认错的话，不然是通不过的。我倒不怕建工学院那边，我是担心主席那边。……我觉得，还是写几句错误的好。这些错误，只限于毛主席批评的那些。这样不至于和他对立，那是最明智的。”

　　刘少奇点头同意。

　　第三次（时间７月中旬某一天，在中南海单独批斗王光美时）在批斗中，王光美说：

　　“我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他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蛇一样的恶人’”。我相信毛主席是最了解刘少奇的。”

　　刘少奇对王光美的回答，完全满意。他激动地说：

　　“他们骂我是‘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这岂不是说二届人大、三届人大和毛主席是把一个反革命作为国家元首吗？岂不是说毛主席是和一个‘蛇一样恶人’共事了三十多年吗？岂不是把一个大坏蛋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吗？……所以，污蔑我、丑化我，归根到底也是污蔑和丑化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

　　第四次（时间７月中旬某一天，刘萍萍回家谈到中南海外边“揪刘火线”的情况）刘萍萍向她的爸妈说：

　　“外面的‘揪刘火线’闹得很凶。几十家院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了中南海，闹着一定要把爸爸揪出去。”

　　王光美问：

　　“你估计你爸爸能被揪出去吗？”

　　“这很难说，这要看毛主席的态度了。”

　　刘少奇激动地说：

　　“出去就出去，我不怕见群众，大革命时期我天天搞工人运动，这种场面我见多了，无非是被坏人暗算了吧。就是那，也是光荣的。我死也要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让他们偷偷摸摸把我整死。”

　　王光美安慰道：

　　“少奇，我们不能死，要留得青山，要看到最后。”……

　　刘少奇说：

　　“现在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好像是一次政变，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

　　王光美说：

　　“现在各地乱糟糟的，搞成这个样子，还好意思批判我们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才是不要脸呢！”

　　刘少奇说：

　　“你说的是正确的。可惜呀可惜，可惜我不能再和全国人民对话了”

　　“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嘛，并没有罢免我；就是犯了法，也得先经代表大会才能依法审讯我，凭什么采取这种法西斯的方式对待我？……唉，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毛主席能容忍他们这么干！没有一点点法制秩序啊！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怎么行？……我才体会到失去自由和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五次（时间７月中旬某一天）关于“出路”问题，刘少奇无限痛苦地说：

　　“不管怎样，我相信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最多和王明一样，保留中央委员，在党内做点文字工作。”王光美说：

　　“就是回老家种田也可以，我和孩子们养活你。”

　　以上几个片断情节是：刘少奇在1967年９月被单独隔离前，与王光美的几次私下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在他们处于灾难临头之时，始终保持一个老革命家宁折不弯的这一十分可贵的政治品德。即使在那时，他们对毛泽东仍抱着一种幻想：“做点文字工作”或“回老家种田”。他们太天真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对他们进一步狠下毒手，在最后的岁月里，竟会遭受绝灭人性的、惨绝人寰的虐待！（详见下一节）

　　附2：刘少奇的受害时几个惨不忍睹的场景——看毛泽东的蛇蝎心肠！

　　刘少奇从1967年７月18日在中南海第一次遭批斗后，即被单独关押在福禄居前院，与家属完全隔离。此后一直到1969年11月12日惨死在河南开封。在这两年多的日子里，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受尽肉体摧残与精神折磨，一度精神失常，其状至惨。为使后人对什么叫“封建法西斯专制”有一个清晰的感性认识，现摘录有关史料如下。鉴于这批史料引自几本有关史书，所述情节各自有所侧重，场合与背景也不尽一致，不便综述。但这些史料对全面了解少奇同志当年受害惨景，以及对进一步认清毛泽东的政治品质，都有很大参考价值，不该舍弃。为此采取“分镜头”的写法，以保存原貌。

　　第一个镜头：

　　“1967年７月18日晚上，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

　　“８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批斗会上，‘坐喷气式飞机’达两小时之久。

　　“刘少奇鼻青脸肿，腿被打伤，鞋被踩掉，双腿一跛一跛地被押回家。”（引自严家其等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第二个镜头：

　　“刘少奇是被单独关押的。９月17日，王光美被捕入狱，子女们被驱赶出中南海。……刘少奇的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持，终日神情恍惚。他那在革命战争是受过伤的手臂，因被扭打而活动更困难，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二小时。他那在批斗中被打伤的双腿，几乎迈不开步子。为到食堂买饭，他拖着沉重的双腿，全身晃悠，难以保持全身平衡。跟随他的“看守”，谁也不敢上前扶他一把。短短30米距离，他一步一挪，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最后，刘少奇根本不能走动了，只好由“看守”代他打饭。他们怕被骂为“保皇兵”，常常是打一次饭，（让刘少奇）吃好几顿；有时饭里还被吐进唾沫。只有七颗牙齿，又患有胃病的刘少奇，既咀嚼不动饭菜，又经常吃变质的剩菜锼饭，故而时常腹泻。身体虚弱不堪，手频繁颤抖，吃饭时饭送不进嘴里，一吃饭就弄得满脸满身都是。……”（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第三个镜头：

　　对刘少奇这种绝灭人性的迫害与摧残，毛泽东不但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迎合毛泽东的“旨意”。现在清楚：毛泽东在当年对同样被打倒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陶铸、……），在如何打击、迫害以及迫害到什么程度，是有所区别的。奴才们的行动，一切听命于毛泽东。刘少奇的惨不忍睹的逆境，是毛泽东示意或认同的。可是，在1968年上半年毛泽东约董必武、宋庆龄谈话时，又是怎么“表演”呢？

　　毛泽东说：

　　“刘少奇的问题，快到组织下结论了。……今年下半年召开党中央全会，重点讨论刘少奇问题。”

　　董必武似乎像随口问道：

　　“少奇的情况怎么样？”

　　毛泽东说：

　　“他还住在中南海，生活待遇一切照旧。”（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第206页）

　　好一个“生活待遇一切照旧”！毛泽东撒谎成性，从来不脸上发烧。当时刘少奇的处境对外是绝对保密的。毛泽东不会、也不敢实情相告，毕竟是太残酷了、太没有人性了。也许毛泽东以为只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以后，刘少奇就永世不得翻身。这样，怎么迫害刘少奇这类事，就成为人们不愿问津，也不敢问津的“禁区”。因此，也就无碍大局，不会伤害毛泽东自己的形象。

　　谁知：在毛泽东死了以后，随着刘少奇冤案彻底平反，当年刘少奇受害的惨景也大白于天下！按理，在真相大白、是非分明之后，就应该彻底清算、追究毛泽东的罪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既合乎情，又合于理；也合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害人成癖的、血债累累的、对民族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毛泽东，依然被“钦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毫无疑问，这一本质上仍属于被人为地“颠倒的历史”，终究有一天会“重新颠倒过来”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四个镜头：

　　“1968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引自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刘少奇情况反映（56）》，1968年4月12日）

　　“７月上旬，刘少奇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经过抢救，刘少奇到７月24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10月14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以维持生命。

　　“1969年10月17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身上插着鼻饲管、吸氮管、输液管，被抬上担架，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

　　“11月12日晨6点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跳动。”（以上史料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

　　由于该书的局限性，更深层面的史料不可能涉及。为此，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书中，摘录如下三个情节，作为补充。

　　第五个镜头：

　　“1968年4月，刘少奇的病情已发展到小便失禁，有时甚至神志不清，把裤子当上衣穿，把袜子套在鞋子上，有时还用肥皂刷牙……

　　“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大夫竟在提出：‘此人狡滑，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性。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于是监护人员就把刘少奇的双腿紧紧绑在床上，就这样前后绑了几个月。”（见该书下册，第1369页）

　　第六个镜头：

　　“1968年仲夏，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一下就走了。

　　“第二天，高烧转成肺炎，同时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

　　“上面得知后，立即组织专家赶来会诊。

　　“为什么在长期非人的折磨之后，又要实行抢救呢？（编者注：这个问题提得好！这就揭开了阴险、罪恶的内幕，同时也戳穿了毛泽东、江青的丑恶、卑鄙的嘴脸。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一书对此情节讳莫如深。）

　　“当时的中办负责人真是直言不讳，他对医务人员和警卫们说：‘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编者注：歹毒之心，溢于言表。其实所谓中办负责人只不过是听命于主子的爪牙，是一个传信筒。江青就公开讲过这类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刘少奇在1966》第251页）

　　“原来如此！要在他肉体死亡之前，先宣判他政治生命的死亡！谁都清楚，对于刘少奇这样一个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毕生奋斗的中共领袖，最大的摧残，最残酷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要被开除出党’了！

　　“极度的冤屈、耻辱、病痛和孤寂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他的心，他的精神垮了。1968年10月5日，悲愤交加的刘少奇终于不堪忍受长久的非人折磨和凌辱，两次放声大哭。”

　　第七个镜头：

　　“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须又长又脏，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也没有人扶他下床大小便，屎尿就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他的胳膊和腿由于经常打针，已被扎烂。护士说：‘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刘少奇心脏停止跳动。13日他的老卫士长李太和赶到开封监护地点时，只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过道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了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老首长剪去一尺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须……。”（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册，第1404页）。

　　仅凭“屎尿拉在衣服上”和“一尺多长的蓬乱白发”这两情节，人们就可以推想刘少奇的最后日子是怎么熬煎过来的。这不是在人间，而是在地狱！

　　上述史料绝大多数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史书，应该说是可信的、可靠的。面对此情此景，惨不忍睹，不禁令人心恸、心颤、心痛、心寒。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四十多年的一代伟人刘少奇，没有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也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里，而是死在共产党自己的监狱里，并且是死得那么凄惨、那么残忍、那么绝灭人性！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发生在“伟大领袖”、“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这里丝毫没有一点点人性、人道和人情味儿，有的是赤裸裸的法西斯兽性！如果对当年毛泽东暴政下的国家，还标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领导人，还被树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

　　不知为什么直到今天，作为执政党还不敢勇于面对这一段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不但自己不反思，而且也不允许史学家、思想家秉笔直书！应该说，这是民族的不幸！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语），靠权力任意涂描历史，欺骗人民，终究不会永远得逞。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曾一度被毛泽东钦定为党员必读的“圣书”，最后的结局就是最有力的明证！可以凭权力欺骗一时，但决不会永远！

　　附３：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这篇文章是从叶永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题为《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的一章转述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要写清楚“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难度极大。我在上文中所写的有关情节，是从不少传记中汇总成的。而且只能谈一些具体情节，而不能作深入的剖析。叶永烈的这本书最早是在国外出版的，因为不受“禁区”制约，史料比较充实，并有鲜为人知的信息。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刘少奇在1967年以后所受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与折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似乎有一只巨手，有意地将事件压下来了。”

　　这是实情，以至迄今为止，在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史”或“中共党史”中，也还是很少涉及这个问题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美化毛泽东。

　　现在本书的作者为了突破“禁区”，不惜花了很大的精力，从国外出版的研究“文革”、秉笔直书的专著中摘引过来的，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饱览群书”，从中选取有价值的史料，有机地溶入这本传记性的巨著中，这正是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当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叶永烈用他犀利的写作风格，对毛泽东的丑恶灵魂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合情合理，令人心悦诚服，而这在公开出版物上又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样，我就尽可能加以转录，以留给后人。全章共五节，节题是原来的。

＊　　　　　＊　　　　　＊　　　　　＊

　　人身迫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1967年4月9日，刘少奇获悉清华大学造反派第二天召开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

　　还有彭真、薄一波等三百人陪斗。（编者注：接着作者引用了刘少奇女儿们所写的《胜利的鲜花献给你》一文中的有关情节，主要是刘少奇在听到这一噩耗后的“一席谈”，以及王光美被批斗回来后的凄惨情景。读来感人肺腑。详见该书第591—594页）

　　……

　　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刘少奇，明白对手们的伎俩和用心。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女们担忧。他无法估计等待着孩子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但他确信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保护他的后代。他叮嘱眼前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最小的女儿小小只有六岁，是刘少奇夫妇的掌上明珠。可现在，刘少奇预料自己已经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他决定把小小托付给保姆赵淑君。……他交代妻子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编者插话：写到这里，不免感到心颤。一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连自己的一个六岁大的小女儿，都要遭受没有亲人抚养的悲惨处境。这样生离死别的场景，凡身历其境的人，会有一种什么“滋味”呢？什么叫“地狱般的磨难”？这就是。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就是发生在毛泽东暴政专制的年代，刘少奇的家破人亡的惨景，只不过是成千万这样家庭的一个缩影！在全世界步入“文明、法治、和谐”的社会里，谁能想到这种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惨案，居然会发生在自称为“最先进、最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而且这个国家又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缔造与领导的。）

　　此后，刘少奇的悲惨处境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毛泽东于7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毛泽东此举，似乎是将刘少奇扔给江青一伙，任其宰割。因为毛泽东一离开北京，江青一伙就可以为所欲为，而毛泽东也不必为这一切负责。

　　果然，毛泽东刚离开北京，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揪斗刘少奇？一点造反精神也没有！怕什么？等什么？还看不出吗？斗！现在正是时候！”

　　……

　　7月18日晚，造反派将刘少奇揪到职工食堂，把王光美揪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分别批斗。……

　　就在这时，造反派们冲进刘少奇的家，翻箱倒柜，大肆抄掠……。

　　两个多小时后，刘少奇在卫士的搀扶下，回到家里，只见室内物件狼藉，一片凌乱。当天晚上，造反派强行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隔开，刘少奇在前院，王光美在后院……两人虽然只有咫尺之遥，但不能见面，不能互通消息，连子女也不能接近父母。

　　这是对刘少奇精神、肉体上的进一步迫害。刘少奇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王光美事后回忆说：“对于这次突然袭击，他们事先已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次竟与刘少奇永别。事先少奇同志一直很镇定，曾对她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历史不是由毛泽东写的！’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愤慨、绝望之情跃然纸上。

　　从此以后，刘少奇频频地被揪斗。

　　……

　　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刘少奇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

　　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的全文，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社论。这无异是为“揪斗刘少奇”火上加油。这一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的誓师大会。与此相呼应的，便是在中南海里揪斗刘、邓、陶。这是刘少奇第六次被批斗。

　　那天，酷热难当，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用暴力胁迫他们弯腰低头，双臂后伸，即所谓的“喷气式飞机”，达两小时之久。因为天气酷热，他的衣服全湿透了。他想擦擦汗，但刚掏出手绢就被人打掉了。只能任凭豆大的汗珠滚滚滴到地上。……（编者注：有关这次批斗会情节，见该书第599—601页）

　　刘少奇的女儿们被抓去陪斗。看到了下面惊心动魄的一幕：

　　“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抓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道别……几个坏人狠狠地搿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

＊　　　　　＊　　　　　＊　　　　　＊

　　编者的话：

　　一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喷气式飞机”达两小时之久。……此情此景发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带有很大代表性的。在那个年代，被活活打死的（这里不包括被活活迫害致死的）又何止千万人。从一个“大活人”被打成一个“大死人”（不是枪杀，而是用徒手打死），这该是一种怎么样的悲惨场面，真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的子孙后代千万要记住：这正是发生在毛泽东统治的年代，恐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血淋淋的、绝灭人性的残酷场面！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毛泽东暴力专制年代已蜕化为“既可杀，又可辱”（季羡林老人语）。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在成亿受残酷迫害的人群中，就有2千万人死于非命（即被活活逼死或打死）。这笔血债，不知何时才能向毛泽东清算！

　　惨无人道的折磨

　　1980年刘少奇获中共中央平反与恢复名誉以后，在审讯江青四人帮的日子里，刘少奇

　　在1967年以后所受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与折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似乎是有一只巨手，有意地将事件压下来了。原因是：上述情况一旦被详尽揭露，不但有损于中共的颜面，而且更有损于毛泽东；因为刘少奇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就是江青；而江青是直接向毛泽东负责。毛泽东与中共向来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然而中共中央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遭遇，还远不如一名国民党的俘虏兵。

　　……

　　刘少奇是单独关押的。他不知道，就在“揪刘斗争”如火如荼的9月13日，他的孩子们被驱赶出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了。……从此，孤独的魔影终日伴随着他。……他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的觉，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他渐渐感到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持，以致终日神情恍惚。他那在革命战争中受过伤的手臂，因被扭打而活动更受限制，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二个小时。他那在批斗中被打伤的双腿，几乎迈不开步子。距他住处三十米的饭厅，他走一趟常常要用五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最后，刘少奇根本不能走动了，只好由工作人员给他打饭，常常是打一次饭，吃好几顿，有时饭里还被人吐进唾沫。（编者插话：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打住”，不吐不快。“饭里被吐进唾沫”，这是什么社会？对于虐待“敌人”，到这个地步，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希特勒在地下有灵，也会向毛泽东道一声：“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个‘绝招’，真该向你学习！”）

　　只剩下七颗牙，又患有胃病的刘少奇，既咀嚼不动饭菜，又经常吃变质的剩饭剩菜；故而时常腹泻，身体也因此一天天虚弱下去。他的手频频颤抖，吃饭时饭送不进嘴里，一吃饭就弄得满脸满身都是汤菜饭粒。

　　刘少奇生病，医生、护士也不敢对他太客气，都要先批斗一阵。做体检时，还要骂几声“中国的赫鲁晓夫”……种种折磨，导致刘少奇身体状况日趋恶化，甚至时常神志不清，处于呆痴状态。

　　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突然发高烧，由于没有及时适当的治疗，转成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等人狠毒地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以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这就不得不派医护人员去抢救。然而，当医生提出刘少奇要住院治疗时，却被拒绝了。……这一次，刘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然而人却从此虚弱得无力起床活动。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致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当刘少奇处于这样一种毫无自理能力的悲惨状况时，监视他的人仍日夜守在床边，还说：“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监护工作。”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地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1968年10月5日，刘少奇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哭，或许是他觉得生活对他太残酷了，太不公正了……。

　　以后，由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脑供血不足，脑软化的症状恶性发展，刘少奇失去了自主吞咽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他时而紧搂着拳头，时而张开十指乱抓；而一旦抓住什么又死死不放。在他痛苦地在空中划动双手不止不休的时候，有人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放在他手中，于是稍稍安静一些，天长日久，他竟将两个塑料瓶捏成了“葫芦”形。

　　编者注：

　　这几段史实是作者引自高臬、严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175页。经核实，应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册）第256—257页。最后还有一小段是这样说的：

　　“此时的刘少奇正在生死交界线上奋力挣扎，他的对手一点儿也不心软，正准备将他推进深渊。”

　　这种强烈对比的描述，更能让我们子孙后代对毛泽东的蛇蝎心肠与丑恶灵魂，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的一个重要

　　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批准了《审查报告》，并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

　　刘少奇本人是在1968年11月24日听到十二中全会决议的。江青一伙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那日是刘少奇七十寿辰。

　　听罢决议，刘少奇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吁急促，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到260—130毫米水银柱，体温骤升到40度。

　　从此，刘少奇完全明白了，任何辩驳都是徒劳的。他什么话都不说，用无言表示抗议。然而，刘少奇的身体却从此更趋衰弱，……。

　　发配开封

　　1969年10月17日，河南省古城开封，秋雨绵绵，天气阴沉而寒冷。晚上九时许，一

　　架由北京来的飞机，降落在开封军用机场上。从飞机里抬出一副架，担架上的人用棉被包裹着，被迅速地送进了一辆黑绿色的救护车，绝尘而去。十多分钟后，车队驰进了市中心的原开封市人民政府的大院。

　　担架上的人就是刘少奇。他是以“战备疏散”的名义，送到这里来的。

　　……患着重病的刘少奇，就被囚禁在一个堡垒似的小院南屋的一间套房里。室内只有

　　一张小木板床，一张桌子和一张茶几。

　　……

　　（编者注：接着作者介绍了刘少奇到达后头两天的遭遇。其中引入了一位姓刘的医生所写的“监护日记”，转录于后。）

　　“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来是这么一个病人——一个过去最高层而今处于因低层的人物！他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啦。他的病真多，除了器质性的病，更多的则是精神和心理的病症。他的植物神经已经紊乱，出现全身痉挛，手足抽搐。可是他有时又是清醒的。今天他刚开始睁眼睛的一刹那，我感觉到了他目光中射出的清醒神态和力量……。”

　　“旗手”惨死在古都

　　正当刘医生写监护日记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发高烧，并且剧烈地咳嗽。那是从北京来开封时，他被剥光衣服，用棉被盖着，一路上又照料不善，着了凉。……呕吐物中还有血块。（编者注：接着作者逐日记下了刘少奇到开封后的病情变化，从略，见该书第610—611页）

　　第二十七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点40分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分钟后刘医生和护士才赶到。刘少奇是在没有得到抢救的情况下死亡的。

　　当日深夜两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刚回到北京的刘少奇的卫士李太和。汪东兴通知他立即赶回开封去。

　　第二天上午，李太和又来到开封市政府大院，他一眼便看到了走廊上停放着一副担架，一张白床单严严实实地覆盖着。李太和揭开白床单，下面正是刘少奇！

　　只见刘少奇僵直地躺着，蓬乱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有一片瘀血……

　　（编者插话：“头发有一尺多长”，仅凭这一情节，我们就可以想象刘少奇在关押期间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文革”期间，笔者因反对毛、林、江曾在监狱里呆了九年有余，也受过一言难尽的肉体摧残，但从来还没有让头发长到一尺多长的遭遇，即使在入狱初期，在被长达一年有余的“背铐”日子里，每隔一定时间，还有让你洗澡、理发。这样看来，与刘少奇相比，还算是幸运的。像刘少奇那样的情况，恐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能够把人当作“人”来对待，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李太和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为刘少奇修剪头发、胡子，而后替他换上带来的衣服、鞋子。

　　……

　　没有亲人，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悼词，有的只是凄风苦雨。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就这样秘密地被推进火化炉。

　　刘少奇不得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毛泽东的胜利只是短暂的。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自己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而且报应很快就出现了。

　　就在刘少奇魂断开封的时候，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之间的危机也在酝酿之中。越明年，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便与他的“接班人”爆发了尖锐而严重的冲突，斗争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再过一年，当毛泽东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准备拿掉林彪这位第二个“接班人”的时候，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外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在临终前说的：“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也应验了毛泽东死后还不到四年，中共中央就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刘少奇平反。并在5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刘少奇没有下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　　　　　＊　　　　　＊　　　　　＊

　　编者的话：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我想：以上摘取的四句话，也许可以代表作者本人对毛、刘两位的最终评定。至少是反应了他的一种政治观点。从笔者本人讲，是完全认同作者的这些评定。但是，从现实的政治局面看，似乎还不容乐观。

　　比如：“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这一评定，就很难说。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滞后，也是公认的。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保留在“人治”体制的框架内，人民还没有享受实实在在的“人权”。迄今为止，我们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时时、处处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阴影。毛泽东的阴魂还笼罩着神州大地。怎么能说“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呢？

　　又比如：“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对作者的本意，人们可以理解的。但现实又是怎么样呢？毛泽东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天堂”上。要不然，毛泽东的“标准像”怎么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尸体还阵列在“纪念堂”里。

　　再比如：“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还没有结束。”这句话就不够贴切。应该说：“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还没有开始。”邓小平当年曾向他的“接班人”交代过：再过15或20年对毛泽东作出重新评定（见本书第十八章《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20年已经过去了，这方面没有任何动作。非不能耶，是不敢耶！究竟为什么？一言难尽。

　　我们坚信：历史的发展总是“法治社会”取代“人治社会”，到那时没有“禁区”，老百姓就能真正享受“人权”。而这一发展趋势决不是靠权力所能转移的！迟早有一天，作者所企盼的审判毛泽东的日子就会到来！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

　　附4：从刘少奇平反一事谈起

　　本文的标题《从刘少奇平反一事谈起》，是在最近读了丁弘写的《在花明楼——访刘少奇同志的家乡》一文后由感而发想到的。他写得很幽默、很风趣，也很含蓄，点到为止。尽管如此，它还是让人们能够理解其中的内涵。这是作者高明之处。

　　但是，在拜读之后，不免引起人们的愤慨与不平，总想说些什么，一吐为快，于是就接着写这一篇短文。

　　改革开放到今天也有三十年了，为什么还不能说些内心里想说的真话呢？丁弘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写成的。为此，转录原文的有关内容于后，供后人欣赏。

＊　　　　　＊　　　　　＊　　　　　＊

　　在丁弘同志参观过程中，听到其他参观人群的一些议论，他在文中先摘录几段他们的闲话，并由此用“曲笔”写下了他的感想。

　　在人群中谈到少奇同志的婚姻问题时，也谈及毛泽东的婚事。

　　“‘一个说，婚姻是个人的私事、小事。……如果婚姻和封建专制的权力结合，那可不得了：一笑倾城，再笑倾国，国也可给你‘倾’了。……（指江青的祸国殃民的罪行）

　　‘不能只怪女人不好，说女人是祸水！前几年，公审江青，法国妇女组织发表声明说：她是罪有应得，可是也不应叫妇女代她的丈夫受过。这是女权问题，法律应人人平等！’

　　丁弘说：“对这个质询不知如何解释才好。在法庭上江青自认不讳地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工具而已！”

　　上文是讲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政治关系，作者巧妙地借用国外的舆论，来点明这个问题的实质。下面丁弘接着再引述人群的议论：

　　‘我看少奇同志这个最大的冤案，虽是平反了，这展览厅里的材料还没有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接着丁弘就说：“不过这件事叫人笑不起来。游人的闲扯，反映了社情民意。启发我在展览厅里找一找，看对少奇同志亡故的原因是个什么说法。”

　　丁弘找到了两段“说法”，都是《历史决议》上的，（从略）。接着他说：

　　“二十年前这些最高权威的文件，一致斩钉截铁地说，始作俑者是林彪、江青。当时，能够推倒‘两个凡是’，给少奇同志平反已经谢天谢地，已经叫人感激涕零！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上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余悸犹存，不作追究。另一种说法是‘顾全大局’，即照顾面子。鲁迅先生生前说过：‘面子是中国人的纲领！’他好深刻！今日视之，他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照顾‘面子’，就要牺牲‘里子’，即付出讲真话、讲人格、讲法制、讲理性思考的代价。几十年间，左的路线对‘国民性’的塑造是最大的‘成绩’。要求人们在心灵上走出左的阴影，不是一代人可以做到的。”

　　“不过，进行理性思考，被扭曲的人格的归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人感到不便讲的话，就用‘曲笔’。这是从鲁迅先生那儿学来的吗？”

　　“我想到杂文家乐朋先生的文章《白铁虽无辜，犹当铸赵构》，他说‘岳坟前只跪秦桧等四个奸佞，独缺赵构，于史不符，于理不通，于法不公！但自明朝以来，这种历史的怪现象，一直延续至今！究其原因，概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文化定式。皇帝部是圣明的，他杀错了人，做了坏事，都是奸臣不好，受了奸臣的迷惑和蒙骗……”

＊　　　　　＊　　　　　＊　　　　　＊

　　关于这个问题，丁弘的行文到此为止，他是在打“擦边球”，谁都能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可又让那些宣教口的官老爷们抓不住什么辫子，奈何他不得。不然怎么能公开见之于出版物上呢？

　　写到这里，笔者又联想到巴金老人在他的《随想录》的一篇题为《思路》的短文里，对同一个议题，同一个人物，采取了同一个写作方法（即“曲笔”或“借古喻今”的笔法），不知是巧合，还是丁弘借鉴巴老的创作方法？从丁文本身的思路看，似是前者。下面就引述巴金老人的几段原文。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同一位外宾谈话，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四个人’会有那样大的‘能量’，人们吞吞吐吐始终讲不清楚。他为了礼貌，也不往下追问。我回答外国朋友的问题，在这里总要碰到难关，几次受窘之后，终于悟出了道理，脱离了思路，我的想法就不容易说服人了。”

　　“十天前我瞻仰了岳王坟。看到长跪在铁栏杆内的秦太师，我又想起了风波亭的冤狱。……我就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秦桧怎么有那样大的权力？……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介绍西湖风景的电视片，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

　　“……但我看这也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顺着思路思考，越过了种种的障碍，当然会得到应有的结论。”

　　从上述三段中可以看出：巴老之所以对外宾的提问，表现出“窘态”，就在于没有顺着他的思路。说白了，不是他不能回答，而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准许让他这样回答。那么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又怎么样呢？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丁弘的文章是在近二、三年写的，就是明证。

　　笔者又想起一位老一代革命家，名叫“李慎之”。他在1999年国庆之夜写了一篇题为《风雨苍黄五十年》这一在民间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杰作。他在文中直言：

　　“……五十年间民族的大灾难、大耻辱统统不见了。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李慎之不愧是我党为民主法治而英勇战斗的杰出战士！是毕生追求真理的老一代革命家（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是罪魁祸首”这句话，道出了巴金、丁弘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事实上，这句话是说出了全中国和党内所有有正义感的人的心里话。从另一视角看，实际上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本人用成千万死难者的血浇铸成的。这本来是铁的事实，但由于“政治需要”，就是不让人们说真话。

　　但是，在我国国内，直到今天为止，像李慎之那样的文章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李慎之文集》是在李老去世后，由其夫人张贻女士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于2004年4月自费出版的。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巴老为什么要用“曲笔”而不能“直言”的缘由。不然，他的《随想录》恐怕谁也见不到了，果真如此，这当然是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巴金老人用“曲笔”写下了这一用血写成的巨著，用巴老自己的话说：《随想录》的“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换句话说，《随想录》一书是巴金老人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的“无价之宝”！我们后代人千万要珍惜！用巴金老人自己的话来说：这本《随想录》“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

　　附5.《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一文的启迪

　　在师东兵著的《文化大革命全集纪实》一书中有一节题为《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一文，详尽地论述了的作者对刘少奇在这一悲剧中的前后思想的转变历程及其最后的抗争。其中篇首及篇尾两个段落颇有新意，特转述于下。

　　篇首的原文是：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悲剧。它的悲剧含义，不仅在于对党、对国家、对那个年代受过影响的大多数人来讲，是与挫折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于人们被卷入这场运动时，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它会带来怎样的恶果，真诚地对它寄予良好的愿望，包括刘少奇在内。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一场悲剧。它的悲剧含义，不仅在于刘少奇冤案本身，而且在于当‘文化大革命’发动时，他对这场‘革命’的对象、性质毫无所知，及至有所认识后，只能悲愤地抗争，直至悲惨地离世。

　　“刘少奇之悲是全党之悲。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世人瞩目、最引后人深思的事件之一。在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含冤去世近三十周年之际，写作此文不仅是回顾刘少奇的最后岁月，而且试图通过考察他在这场运动中的思想变化、行为方式及最终结局（编者注：该文用三个部分论述这些问题，从略。详见该书第200-212页），重温刘少奇当时对党和国家建设提出的一些问题。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总结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此文的结束部分中，作者是这样论述的：

　　“作为国家主席，在政治陷害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打击下，在‘宪法成了废纸’的感叹中悲惨离世，是刘少奇的悲剧之三。（编者注：前文提到的悲剧之一是：‘由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问题的担心开始，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接受‘文化大革命’，这是刘少奇的悲剧所在。’悲剧之二是：‘作为对党的建设有过许多贡献的重要领导人，在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中才意识到个人崇拜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严重危害，而提出‘保护少数’的问题，但在试图制止这场错误的运动时，却无能为力，这是刘少奇的悲剧之二。）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悲痛而深刻的。这一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涉及党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认识分歧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种种弊端。本文难以详加论述。在此想强调的是，刘少奇去世近三十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刘少奇等领导人当年尖锐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以不同形式、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其一、怎样解决干部队伍中的腐败问题？‘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的悲剧告诉我们：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决不能走阶级斗争的老路，……。如果这样，不但反不了腐败，而且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如何加强党内外的民主监督，对各级领导干部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是应该认真考虑并付诸实践的问题。

　　“其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入手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对党的建设有过重要贡献的领导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制止党的错误却无能为力，试图推翻各种造谣诬陷也无济于事，这是发人深省的现象。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生活原则的脆弱，说明在党的建设中，除强调思想建设以外，还应看到制度建设的重要。这大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要反对个人崇拜现象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增强党员的民主意识，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二是，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保护不同意见的少数人。

　　“其三、不断肃清封建遗毒，加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悲惨离世的事实，为我们昭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影响很深的国家，不断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从各方面肃清封建思想的影响，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编者的话：

　　从上述两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本书不同于其他已出版的同类史书，是一部带有强烈的“反思”色彩的史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联系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切中时弊的、针对性很强的建议。

　　文中提出的“刘少奇等领导人当年尖锐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以不同形式、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一段话及其后提出的当前存在的三大“症结”，确实是发人醒省的。

　　反思“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从中吸取教训，并且采取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这是我党面临的最最迫切的任务。其中最关键的是彻底批判、否定毛泽东留下的“人治”体制，真正步入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还毛泽东以本来的面貌，彻底撕掉那块“遮羞布”。

　　从目前政治状况看，难度很大，但这是绝对不能逾越的一道门坎。

（五）从贺龙的最后岁月，再看毛泽东其人

　　贺龙的最后岁月也是十分凄惨的。处心积虑想迫害贺龙同志、并欲置其于死地的是林彪，但没有毛泽东的认可，林彪是不可能得逞的。这是继“罗瑞卿冤案”之后，毛、林之间的又一笔“政治交易”。正是由于毛对林的“妥协”，使周恩来保护贺龙的方案，终成泡影。

　　本文不涉及贺、林之间的历史恩怨，也不谈林彪采取哪些手法诬害贺龙同志；只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从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的异变，剖析毛泽东其人；二是贺龙受害时的惨景。

　　1967年９月14日，毛泽东拿着林彪心腹吴法宪、李作鹏两份诬陷信（分别于９月3日和７日写的），找贺龙面谈。贺龙看了以后，深感气愤；但在毛泽东面前又不能不加以克制。毛泽东宽慰他说：

　　“你不要紧张，我是了解你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表示要找他们谈心。毛泽东说：

　　“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听了以后，心里就踏实了。

　　９月19日，毛泽东再次接见贺龙，告诉他：

　　“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于是贺龙亲自到林彪家里，征求意见。林彪说：

　　“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应该说林彪这句话是够露骨的，话中有话，其内涵不言自明。贺龙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元帅，论资历又比林彪老，加以秉性耿直，不会阿谀奉迎；就回应了一句：

　　“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贺龙的这一回答，使林彪大失所望。他感到贺龙这一回敬，也是话中有话。从此下定决心必须铲除贺龙，不留后患。

　　关键在于毛泽东改变了对贺龙的“当你的保皇派”这一严肃的承诺。毛泽东要利用林彪“倒刘”，反过来，林彪也要利用毛泽东“倒贺”。这就是一场卑鄙、肮脏的政治交易，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相互配合默契。在这里，没有公理、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没有道德观念，一切服从于我的政治需要。从这一肮脏的政治交易中，毛泽东那像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号称“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也有“屈从”林彪的一面。从毛泽东两次跟贺龙的谈话看，无论是对贺龙的三点肯定的评论意见，还是对贺龙当“保皇派”的承诺，都是实话、真话。按毛泽东的本意，也想从中调解、缓和林、贺之间的矛盾。但最后毛泽东还是“屈从”了林彪。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也是够可悲的。林彪口口声声说：毛泽东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在贺龙问题上，在林彪心目中，毛泽东的话就等于“放屁”。毛泽东对这一难堪的局面，也无可奈何！毛泽东不得不自食其言！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有阴谋家都是“实用主义者”，都必然是政治骗子。

　　下面就根据有关史书所泄露的史料，来看一看贺龙的凄惨的最后岁月。

　　林彪对贺龙的迫害，如同毛泽东对刘少奇一样，是逐步升温的。在这一点上，林彪也是向乃师毛泽东学习的。亦步亦趋，心狠手辣，不择手段。

　　在贺龙被抄家后，一度受周恩来保护，住在中南海西华厅。随着林彪对贺的迫害升级，1967年1月19日凌晨3时，周恩来把贺龙秘密转移到北京近郊山区。为保证安全，对外绝对保密。临别时，周恩来对贺龙说：“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到秋天我去接你。”

　　在山区，贺龙呆了半年多，虽安静，但孤独、压抑，有家不能回、子女不能团聚，还时刻为自己的政治命运担忧，说不定哪一天会大难临头！他不理解的是：自己不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先后冒犯过毛泽东，从而导致杀身之祸！扪心自问，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面前说一个“不”字。为什么毛泽东能听任林彪对自己下毒手呢？何况毛泽东当面说过：“当你的保皇派”。怎么能说了又不算数？贺龙曾一度期盼毛泽东会把他接回去，让他继续为党、为人民再工作几年。可是转念一想：罗瑞卿一生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党内尽人皆知，是毛的贴心人。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着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罗瑞卿以刚上任的总参谋长身份主持会议。为博得主子欢心，采取逼供信手法，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但到1966年1月，还不是凭林彪几句谗言，就把罗瑞卿打翻在地。当贺龙想到这一情节时，又不禁混身发颤、心悸：步罗瑞卿后尘，死不瞑目。

　　不出所料，厄运终于降落在贺龙头上！

　　1967年夏天，由周恩来秘密安排的贺龙，逐渐被林彪控制了。开始，他们在生活上对贺龙进行刁难。窗帘被拉得严不见光；有几天床上的被褥、枕头被全部收走，贺龙只得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当枕头。后来，又借口水源有困难，每个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供给洗脸嗽口水，以至每逢下雨，贺龙夫妇都要用脸盆去接雨水备用。

　　９月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

　　10月断绝与周恩来的一切联系。

　　此后，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打倒“大军阀”、“大土匪”、“三反分子”贺龙的恶浪！随之对贺龙的迫害不断升级。

　　1968年冬，身患糖尿病多年的、已届73岁高龄的贺老总，不仅基本的饭菜营养得不到保证，而且连必需连续服用的降糖药物也时断时续。在当时打出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招牌下，强行取走了贺龙想方设法保留下来的必备药品。不久，借口暖气坏了，中断供暖，室内温度仅在6°左右。一天夜里，贺龙夫妇又被强迫搬开周恩来为他们安排的住所，住进了山下的一间小房子里。

　　从此，贺龙夫妇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饭吃不饱；菜则经常白水煮白菜、糠萝卜、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需要用饮食配合治疗的糖尿病病人，不时被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和无法抑制的食欲，骚扰得终日不得安宁、难以忍受。戎马一生的元帅，在晚年病魔缠身之时，想不到又被“人魔”活活折磨、摧残。他们用糖水让贺龙充饥，无异于火上加油、雪上加霜，使病情加速恶化。贺龙被折磨得虚弱不堪，连独自迈步都很困难。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抵抗力急剧下降，再加上糖尿病易患并发症，致使贺龙的脚气感染经久不愈。反过来，又加重了糖尿病。1969年6月８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呼吸急促。薛明再三请求，医生迟迟不来，拖了十来小时才来给贺龙打止吐针。糖尿病酸中毒引起的全身反应继续恶化，直到晚上８点，医生又给贺龙注射葡萄糖生理盐水，明知糖尿病人是不能输葡萄糖水的，恰给他输了整整一夜，整整2000毫升。次日，6月9日宣布要把贺龙送往医院，贺龙偷偷告诉薛明，说：

　　“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当时医生诊断是药物中毒，化验结果已予否定。但医生仍坚持按中毒处理。一夜之间输了2千毫升葡萄糖液。

　　上午9点，来人七手八脚把贺龙往担架上抬，送上救护车，开走了。

　　下午3点多钟，来人把薛明带走，说是到医院核实一个材料。到了医院，薛明听到冰冷冷的宣布：“人已经死了。”时间是下午3点另９分，也就是离开薛明整整六小时另９分，

　　这位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

　　从贺龙被抬入301医院，到他心脏停止跳动，这六个多小时时间里，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孤身一人。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

　　贺龙生前患糖尿病多年，但病情一直稳定。如果不是两年半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如果能正常治疗，而不是故意让贺帅加速死亡。那颗国民党用十万大洋悬赏的脑袋，是不会那么早化成骨灰的。

　　197０年5月17日（编者注：原文为“1971年”，疑有误，故改），专案组写出了一份《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把贺龙定为：

　　“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

　　并且提出：

　　“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

　　同年９月，九届二中全会后，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没有讨论这个报告，被搁置起来。

　　总的看来，迫使贺总惨死，林彪无疑是主犯，但毛泽东也是无法推卸他的罪责的。没有他同意，林彪是不可能得逞的。

　　我们且看：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对贺龙冤案是怎么表态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反面教员”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接见军队新领导班子时说：

　　“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是林彪一伙搞的！”

　　说得多么轻巧！既没有我毛泽东的事儿，也没有江青、康生的责任（其实康生这个恶魔，像对其他所有领导人那样，对贺龙的恶毒攻击、诬陷，在公开场合是表现最充分的，充当了林彪的代言人。本文未涉及这方面的史料。）一股劲儿推在林彪头上。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讲话精神，就想到要为贺老总平反。在从贵州接回薛明后，周恩来让薛明写为贺总平反的申请材料。

　　直到1974年９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按理，既然平反，又把全部责任推在林彪身上，与毛泽东没有关系，那就应该痛快一些。可是，毛泽东居然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在为贺龙平反的同时，毛泽东仍坚持认为：

　　“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

　　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明知道：在“文革”中，凡是被审查的对象，尤其是被“党中央”立案审查的对象，几乎都受尽精神折磨、肉体摧残。在老一代革命家中，能活着熬过来的，算是万幸！这是什么性质的审查？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是残酷的、绝灭人性的迫害！只有没有人性的“人”，才会从嘴里吐出：“审查是必要的”这样的混蛋话！

　　从短短的这句话中，我们再一次看到毛泽东丑恶的灵魂！

　　（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元帅贺龙》一书。）

　　附：关于贺龙冤案的内幕——毛、林又一笔的政治交易

　　在高文谦著《周恩来晚年》一书中论述了有关贺龙冤案炮制过程的内幕，史料比较扎实可靠，特转载于后（见该书第186-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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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一开始采取保的态度。应该说，毛、周两人对贺龙是很了解的。……

　　“林彪之所以视贺龙为眼中钉，有着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贺龙在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当年南昌暴动时，贺龙是起义军总指挥，而林彪才只是一个连长。加上贺龙为个豪爽、重义气、关心部下，在军中享有很高威望，……是军中唯一有实力和林彪抗衡的人，被老帅们称为‘龙头大哥’。……

　　“更让林彪窝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贺龙在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与罗瑞卿打得火热，在部队中搞大比武，大出风头，而把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抛在一旁。

　　“文革一开始，林彪在扳倒罗瑞卿之后，为了让自己手下的人马在军中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开始对贺龙下手，指使他的亲信纷纷向毛泽东写告状信，指贺龙插手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运动，企图篡军夺权。并且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稍后，林彪亲自出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各方打招呼说：

　　‘贺龙的问题很严重，担心主席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

　　“在倒贺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人联手，不断掀起鼓浪，社会上‘打倒贺龙’之“戏”，越演越烈。

　　“毛泽东本来对贺龙一直怀有好感。……称赞他对党忠诚，团结同志，在军队中有威信。原因在于贺龙在历史上帮过毛的大忙。一件事是当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而遭到党内众人反对时，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排众议，乃至耍起粗来，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另一件是毛泽东在与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贺龙坚决站在毛这一边。……

　　“文革中，毛泽东一开始的态度是保贺龙的，试图调解林彪与贺龙之间的矛盾，撮合两人在一起谈谈，但没有成功，不得不退而考虑在林贺两人之间的取舍。这里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踌躇心态。在一次毛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联手的江青突然出来将毛的军，离开会议主题，提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谁知江青不依不绕，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弄得毛当众出丑，只得宣布散会，匆匆离去。（见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85-186页）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倒贺风波。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表明贺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给处境困难的贺龙一点支持，周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

　　但是，后来‘打倒贺龙’的势头越来越猛。周恩来看出来者不善，背后是林彪指使时，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对保贺龙的顾忌日深——他不愿意为此而得罪身为副统帅的林彪。不过，好在毛泽东的态度还没有大变，因此还可以利用毛作为挡箭牌，来抵挡来自林彪、江青两方面的压力。1966年底，随着整个形势的恶化，贺龙的处境也越加困难，在北京东郊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纠缠，逼得贺龙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周代表组织出面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见总参谋部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第612-613页）

　　“关于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一事，……真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应该说，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闯宫’的结果。根据《贺龙传》一书记载：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贺龙决心返回东郊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只是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

　　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大革命失败后，正是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代表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外界压力，把贺龙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间，周恩来夫妇对贺龙夫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因为周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害，知道贺龙有一肚子的委屈，急于找他倾吐，而他却不愿意为此而得罪林彪。……

　　“后来真正导致贺龙大难临头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开始改变态度，听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对待罗瑞卿那样。有了毛的默契，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贺的调子。1967年1月9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说：

　　‘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见《中国元帅贺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90页）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非常为难了。既然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也就失去了保护贺龙的挡箭牌。本来他还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紧，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向他摊牌（见权赤延《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第78-79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此时对贺龙心存同情，也只好对不起他了，屈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从家里交出来。不仅如此，周本人还奉命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实际上是宣布在组织上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这一情节，《贺龙传》是这样写的：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见《贺龙传》第613页）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注：下面作者继续论述林彪进一步以“莫须有”罪名加害于贺龙，并进行极其残酷的迫害。）”

　　“事实上，周恩来本人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贺龙的账的。为此，他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在他病重的时候，强掌着一定要去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当人们再三劝阻时，周表示：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并在贺龙的遗像前先后连连鞠躬了七个躬，以多少减轻一下他内心的负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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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开始保护贺龙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毛泽东后来由于政治需要，作为一笔政治交易，向林彪妥协，才放弃对贺龙的保护，而允许林彪对贺龙的政治迫害，最后置贺老总于死地，被活活迫害致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屈服于毛、林的压力。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之所以采取如此对策，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与灾难。他深知：如果他一旦再倒下去，其后果就不堪设想。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来看，周恩来的这一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六）从彭德怀的最后岁月，三看毛泽东其人

　　如果说贺龙的冤案，毛泽东还可以把罪责完全推到林彪身上。那么，彭德怀的冤案（包括刘少奇等人的冤案），就是毛泽东一人亲自“炮制”的。

　　在老一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彭老总是最不幸的。受残酷迫害的时间最长，所受的磨难也最惨；但在任何艰难险境中，彭总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是最高尚的，他的人格魅力是最感人肺腑的，彭总的话总是掷地有声，他的骨头是最硬的。在彭总身上，让人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英雄本色！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正如季羡林老人所说：

　　“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敬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见《牛棚杂忆》，第251页）

　　历史与现实

　　在追述彭德怀最后岁月之前，先回顾1965年９月23日，毛泽东跟彭德怀那次长达5小时“亲切又诚恳”的谈话。这对了解毛泽东其人，大有脾益。

　　为说服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毛泽东有两句话是特别打动彭德怀的心，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被激动流下了热泪。毛泽东的一句话是：

　　“我支持你去三线，是诚心诚意的。”

　　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是：

　　“对你的事，看来批评过了，错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对“伟大领袖”的这一翻“感人肺腑”的话，秉性耿直的彭老总深信不疑，认为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和政治上的信任。他沉浸在多年不曾有过的精神舒畅之中，由衷地说出了隐藏在心头的话：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

　　尽管因庐山会议已使他的家庭破裂，浦安修被迫与他离婚。但彭老总不计个人创伤，满腔热忱地投入毛泽东交给的重任上。

　　谁能想到，这位“伟大领袖”竟是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在他找彭总谈话之时，正是他亲自策划的姚文元“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他三次亲笔修改定稿，准备出笼之日。

　　这次是以批判吴晗为名，以彭德怀作为“牺牲品”，最终达到摧毁刘、邓司令部的目的。这样，势必在彭德怀身上做足文章。

　　同以往历次“冤案”不同，这次毛泽东要打击的对象（政敌）是刘少奇及其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包括三大群体的“牛鬼蛇神”——混进党、政、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各行各业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统治学校17年之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彭德怀是一只“死老虎”，不同于上列还掌握实权的“三大群体”的政敌。但毕竟以批判《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线”，一旦“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有可能把矛头直接对准彭德怀，从而转移和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在发表姚文元“黑文”之前，急于调离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的根本原因！既非“诚心诚意支持”彭德怀的工作，更没有“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种似乎带有“自我批评”的意思。毛泽东的丑恶灵魂在这里暴露无遗！

　　毛泽东在初步达到冲垮“刘、邓司令部”之后，没有忘记对彭德怀这一死对头的“旧帐再清算”。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重提彭德怀的问题。在10月24日的汇报会上，毛泽东说：

　　“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同他们勾结了。”

　　“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都不打招呼。”

　　这次毛泽东不提庐山会议，也不讲“里通外国”问题，只提两椿旧事。尽管也都是“莫须有”罪名，寥寥几句，一言九鼎，在当时形势下，只要被毛泽东点名，就必“死”无疑。

　　有了毛泽东的“旨意”，江青之流就紧紧跟上。

　　在保护与残害彭德怀问题上，周恩来与江青之流的较量

　　下面在记述江青及其爪牙是怎样残酷迫害彭总之时；值得关注的是：周恩来为极力保护彭总，对江青一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有关情节，对进一步了解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和处世为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作了充分的论述。最后由于江青背后有毛泽东作“靠山”，实际上，江青所作所为完全体现了毛泽东要死整彭德怀的意图。因此，彭总的最后岁月比贺总过得更凄惨、更令人愤慨、切齿。从中，人们可以更加清晰认清毛泽东的蛇蝎心肠以及他的两面派嘴脸。

　　12月13日，林彪、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江青用激将法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说：

　　“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

　　12月15日，戚本禹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头头说：

　　“彭德怀现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来，打翻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为了尽快把彭德怀揪回来，戚本禹经过反复筹划，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段，分别给朱成昭、韩爱晶打电话，下达赴川揪彭的出击令。一夜之间组成的“专揪彭德怀战斗团”和“赴川揪彭敢死队”，立即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12月24日凌晨三点，北航红卫兵率先冲进彭总住宅，把彭总绑架走了。

　　清晨6时，周恩来给成都军区下达指示：

　　“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他还指示北京卫戌区：

　　“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总理的这些指示同时通知北航红卫兵，要他们向中央负责，绝对保证彭德怀的人身安全。

　　在25日晚，北京地院“东方红”和北京卫戍区几乎同时得到了彭德怀回京的消息。双方都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地院“东方红”的头目，立即向戚本禹汇报，并讲了总理的指示。戚本禹说：

　　“什么指示，事情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嘛！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都要听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是代表毛主席的。”又说：

　　“‘海瑞’到京后，你要亲自到火车站去接。有事情注意多和我联系。”

　　戚本禹这条狗奴才，嗅觉特灵。他嗅出：周恩来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远不如林彪、江青。因此，他卖身投靠江青，以求飞黄腾达。他依仗江青的权势，对周恩来无所顾忌，肆无忌惮。这叫狗仗人势，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东方红”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截击彭德怀的任务。

　　北京卫戍区接受总理任务后，派两位负责同志率队提前赶到北京站。下达命令：

　　“绝不能让红卫兵把人抢走，要用生命保卫彭德怀同志，坚决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地院“东方红”的几十个人也到北京站，立即拉开架势，将出站口围得水泄不通，准备拼命拦截。

　　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卫戍区负责人严厉指责“东方红”的头头，说：

　　“我们奉周总理的指示来接彭德怀同志，你们必须撤下来！”

　　那位头头盛气凌人，说：

　　“什么同志？他是反革命？我们只听中央文革的。谁的指示也不行！不经中央文革同意，绝不能把彭德怀交出去。”

　　双方僵持不下，“东方红”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此时中央文革和政治局正在开碰头会。戚本禹接电话后走进会场，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

　　“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到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总理马上说：

　　“此事我已布置给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他的生活、学习管起来。”

　　戚本禹冷冷地回答：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打来的。”

　　总理预感事情不妙，马上离开会场，嘱咐秘书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在会场上，江青乘机向戚本禹密授计议，戚心神领会匆匆走出会场，打电话给那个头头，让卫戍区的人接电话。戚本禹说：

　　“中央正在开会，时间很紧张。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交给红卫兵，你们卫戍区不要再管他的事情了。”

　　这样彭总就被“东方红”绑架走了。

　　当总理了解戚本禹从中作梗，假冒中央名义抢走彭德怀后，气愤之极。他下令傅崇碧必须把人追回。他又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愤慨地指责：

　　“你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戚本禹低下了他的狗头，说：

　　“总理，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事先有了安排。”

　　总理十分严肃地说：

　　“现在你知道了吧！请你立即向地院‘东方红’传达我的指示，彭德怀同志必须交卫戍区管理！”

　　戚本禹低声说：

　　“好吧，我去。”

　　戚本禹一出门就直奔钓鱼台，向主子江青请示。江青一听就发火，说：

　　“哼！他总理要面子，我老娘也要面子哩！我的指示不算中央指示，他总理的也不算！对彭德怀他要卫戌区管，我非要红卫兵管不可。要不，双方一同管。我现在说话就得算！毛主席不让我说，我就造毛主席的反！”

　　戚本禹这条狗，脑子还真灵。他要江青给林彪打一个电话，让林出面干预一下。就按你说的，双方一同管。

　　林彪插手结果，当然听这位“副统帅”的。

　　这样，在中央文革干预下，将彭德怀交给卫戍区，地院和北航各派两名红卫兵与卫戌区干部共同管理。

　　28日晚11点，彭德怀由两名卫戍区士兵搀扶着，登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极度的疲劳和长时间的折磨，彭老总身心焦瘁，疲软无力。在临上车前，他向长期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警卫参谋景希珍和秘书綦魁英告别。两位知道这是永别，再也抑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他们哭喊着：

　　“彭总，您老人家千万多保重啊！”

　　彭总抬起头，吃力地站起来，同他俩紧紧握手，含泪说：

　　“谢谢！我谢谢你们！你们放心吧！”

　　他向他的警卫和秘书深深地鞠了一躬。（编者注：写到这里，不禁感慨万千，内心隐痛，眼眶润湿。有道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可是，在毛氏法西斯暴政年代，谁敢流露这种真情，尤其是对一个毛泽东钦定的所谓“反革命”。除非不怕丢脑袋。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彭总的警卫和参谋就敢于冒杀身之祸，向彭总表达了这样的真情。多么难能可贵，多么感人肺腑！）

　　29日上午，总理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了对彭德怀的“监护”情况之后，再次指示：

　　“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1967年1月5日晚，在卫戍区五棵松监护点，又来了五个与彭德怀同样命运的人。他们是：黄克诚、谭政、杨尚昆、薄一波、徐子荣。他们分别走向各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天地。他们虽近在咫尺，却不允许相见。

　　在这一段时间里，彭德怀按专案组布置的任务，一方面读书学习，另一方面写自传和所谓的“交待材料”。在一份材料中，他写道：

　　“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但我自问无愧。在任何风险紧急关头上，我没有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代什么罪行。……”

　　他盼望早日结束这种囚禁生活，回到大地怀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有时他悲怆得流着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

　　“毛主席啊，周总理啊！我被弄到北京来了。为什么不找我谈？为什么……”

　　他向卫戍区参谋王金岭说：

　　“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周总理打个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甘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参谋深切同情彭总的不幸遭遇，但又无可奈何、爱莫能助。只好劝慰说：

　　“现在是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说：

　　“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到西南三线去。”

　　伟哉！彭老总！在危难之中他仍念念不忘为党工作！

　　1967年夏天，是一个难熬的酷暑。

　　７月1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和狗奴才戚本禹这批恶魔人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航韩爱晶等造反派头头，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江青说：

　　“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

　　戚本禹跟着主子，出“黑点子”，说：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他要北航和地院联合拉彭德怀到北航批斗，卫戌区方面由中央文革给他们下达指示。

　　７月19日清晨，卫戍区王金岭告诉彭总：

　　“中央文革通知，要你下午到北航去，参加小型提问会。”

　　彭总没有丝毫惊诧和愤怒，平静地说：

　　“好吧，任凭他们。他们想先在我身上开刀，那就开吧！把我五脏六肺统统扒出来，也好让他们看看。我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我的血是凉的，还是热的！”

　　“我来，就是先告诉一下，有个思想准备啊！”

　　“不用准备！我已一无所有，没有牵挂。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当天下午两点半，王参谋和四个干部战士护送彭德怀到北航。这次所谓“小型提问会”是恶狗戚本禹亲自与韩爱晶等商定：如何从逼供，施压入手，激怒彭德怀；然后借故毒打彭德怀。这一“招”是十分阴险狠毒的。凡了解彭总个性特征的人，是很容易得逞的。

　　其结局必然如此。彭总被毒打多次，头破血流。晕厥了过去。

　　在彭德怀遭受毒打之时，王参谋等人冲过去要抢走彭德怀，但无济于事，被造反派挡了回去。王参谋严厉斥责说：

　　“韩爱晶，今天武斗事件，是你挑起的。是你带头违反总理指示。你要向中央负责！”

　　韩爱晶冷笑一声：

　　“总理指示过时了，我们只听中央文革的。现在只有中央文革代表中央和毛主席！……”

　　望着昏迷状态的彭德怀，被战士们抬上汽车。王参谋欲哭无泪，欲喊无声。这样一位战功显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不曾被艰难困苦吓倒过，不曾被敌人炮弹打倒过！他也不曾被毛泽东的“莫须有”罪名压倒过！谁能想到正是在彭德怀参与缔造的共和国所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学生，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第二天送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

　　“……（1）胸部右侧第五根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根肋骨末端可疑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血…….。”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见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第723页）

　　事实上，周恩来这一“指示”，在一周之后就形同废纸。在当时这一人妖颠倒的年代，能代表“中央”的，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及其爪牙戚本禹。这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有毛泽东撑腰。江青之流的所作所为，在本质上完全反映了毛泽东的心声.。毛泽东想做的而又不便公开讲的，江青之流都做了。这就是为什么韩爱晶们敢于肆无忌惮地公开讲：“总理指示已经过时，……只有中央文革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症结所在！

　　如果说：贺龙的惨遭迫害主要是出于林彪的毒手，毛泽东不负直接的责任；那么，彭德怀与刘少奇的最后结局比贺龙更加惨无人道、更加绝灭人性，就是因为毛泽东自己亲自下的毒手；只不过由江青之流出面在前台“表演”罢了！

　　几个惨不忍睹的情景

　　根据现已公开曝光的史料，仍采取分镜头的表述方法。

　　第一个镜头：

　　先补述7月19日的那场第一次的所谓“小型斗争会”。《彭德怀传》一书记述：在彭德怀理直气壮地逐一回答（反驳）韩爱晶们提出的问题后（情节见该书第720—722，页），韩爱晶带头首先动手。

　　“……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忽啦围上去一堆人，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一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于是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来，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5点50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第二个镜头：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院等几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廖汉生、李志民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见《彭德怀传》第723页）”

　　关于这一段惨遭毒害的“情节，远方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彭德怀》（第347—349页）一书有更详尽的描述：

　　“7月26日下午，在北航操场举行的约十万人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会前周恩来嘱咐卫戍区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污辱；但不为红卫兵所理睬。

　　“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脖子上挂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牌子上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被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临结束批斗时，又强制彭德怀和陪斗者们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巷中低头穿过，经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很多人朝彭德怀、张闻天打着巴掌，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长时间的残酷折磨，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求地喊着要喝水……其景何惨！韩爱晶还仗人多，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街，彭德怀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老元帅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然而对彭德怀来说，这仅仅是开始。建军节刚过，彭德怀又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而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受‘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的批斗。批斗彭德怀似乎成了潮流，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至两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批斗了100多场。然而他不屈不挠的头颅虽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扬起来；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最后，已是风烛之年的彭德怀身体和精神几乎全垮了。……

　　“在这期间，他被专案组审讯200余次。”

　　第三个镜头：

　　据《彭德怀传》记述：

　　1967年8月11日晚7点半，彭德怀和他的夫人浦安修被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拉到北师大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朵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心头阵阵绞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妇的最后一面！”

　　另一份史料对这一“悲剧”，作了更详尽的描述：

　　“彭德怀怎么也不会想到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他被揪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李培实（北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夫人）等外，还有他的夫人浦安修。

　　“在批斗大会上，彭德怀被几个彪形大汉强扭着手臂，做着‘喷气式’押到会场。另有几个人也以同样方式将浦安修推到彭德怀跟前。当浦安修一眼认出彭德怀之后，再也经不住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惨叫一声，倒在台上，随即几个人对她一阵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被蹂躏摧残的浦安修，心如刀绞，发疯地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快放开她！’没等讲完，从背后飞来一脚将彭德怀踹到在地，随后几个人按住他，踩住他的两腿，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挣扎着坚决不跪，嘴唇咬出了血，血浆顺着他的下颚流下来，滴在胸前大牌子上。此情此景，令人心颤，不寒而栗！

＊　　　　　＊　　　　　＊　　　　　＊

　　编者的话：

　　读了这三段用血写的史实之后，我们这一代身历其境的过来人，特别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定会有切肤、钻心之痛。我们年轻一代人，也许他们不会相信这些史实，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怎么可能在“伟大领袖”、“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绝灭人性、耸人听闻的事件。其实，这仅仅是一个缩影，整个神州大地都是这样的人间地狱。这一代年轻人，确切说，我们的子孙后代，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前辈曾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的、最残暴的、最愚昧的、最荒谬的”年代。“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引号内为文学大师季羡林语，见《牛棚杂忆》）季老的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暴政的本质特征！毫无疑问，这不仅是共产党的奇耻大辱，也是我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应该说那个年代既是国耻，也是国难！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的最高领导层坚持设置“禁区”，不准建立巴金老人提出的“文革博物馆”，不让人们对这一段“灾难史、耻辱史”进行严肃深刻的“反思”，剥夺人们了解真正当代中国史的权力。这是十分可悲的！

　　浩然正气　万世师表

　　季羡林老人对彭总一生，作了如下的评述：

　　“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我们仅从彭总临死前的几段遗言，也可以看出彭总的那种铮铮铁骨的精神和一身的浩然正气！据《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书记述：

　　“1974年6月后彭德怀便处于昏迷状态。此时，他的话已变得含糊不清，但依然掷地有声。他说：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仔细地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

　　‘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我的问题为什么不给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另据彭总的侄女彭梅魁回忆，彭总在临终前曾说：

　　‘庐山会议上我没有错！不是不怕提意见吗？不是让说真话吗？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不让我革命啊！

　　‘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

　　‘对于这条命，我曾经有几十次都准备不要了。能活到今天，算是长寿了。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是做得不够好。……

　　‘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谁个好，谁个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由人民来检验。’”

＊　　　　　＊　　　　　＊　　　　　＊

　　编者的话：

　　彭总的上述临终遗言，闪耀着彭总的光辉思想，充分体现了彭总的人格魅力与高尚的精神境界！这是彭总给我们后来人留下的一笔难以用价值衡量的精神遗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彭总身上的一股浩然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彭总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总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人民的楷模。从彭总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彭总的光辉形象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从彭总的最后岁月，看毛泽东其人

　　在彭总的最后岁月里，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彭总受尽人间最残酷的、最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另一方面我们又从彭总身上看到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宝贵的品德——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

　　作为彭总对立面的毛泽东，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认识呢？无论从大量已曝光的史料来看，还是从逻辑推理来讲，结论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借用季羡林的话说：“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这里除了没有点名以外，对毛泽东的定性是十分贴切的、准确的。反正毛泽东决不是什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立论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是不值一驳的。只要稍有一点良知、理性，就不难作出公正的判断！

　　这里为什么还要再提出这个问题并作出正面的回答？那是因为这一荒谬的“立论”（即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提出来的；因此，有必要结合上述史实，作进一步的剖析。

　　先从彭总受害的惨景说起。

　　这里不谈庐山会议彭总冤案的渊源，也不讲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彭总谈话时那次“立碑坊”式“表演”。现在只讲与彭总最后岁月有关的、决定彭总命运的三件政治性大事。

　　第一件大事：揪彭德怀的动员令，出自毛泽东！

　　江青之流之所以敢于在1966年12月把彭总从西南大三线揪回北京，就是因为毛泽东在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汇报会上提到了彭德怀的两起旧事：

　　“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同他们勾结了。”

　　“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会上提到彭德怀的问题？无疑这是一个“讯号”，它标志着毛泽东又要从彭德怀身上“开刀”了。至于，毛泽东在私下怎么跟他的老婆江青“交底”的，迄今没有曝光。在那个年代，只要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难逃覆灭命运，何况彭德怀本来就是一只“死老虎”。江青是奉命行事，还是主动顺应毛的政治需要，那就无关紧要。

　　同样，江青之流敢于肆无忌惮地对抗周恩来关于保护彭德怀的一系列指示，直到在1967年7月利用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对彭总进行绝灭人性的、惨无人道的迫害，都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

　　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的责任。确切说，毛泽东是蓄意残酷迫害彭德怀的罪魁祸首。

　　第二件大事：毛泽东是了解并认同彭德怀受非人虐待的情景的。

　　也许有人会替毛泽东“辩护”，说毛泽东不了解彭德怀的受迫害的实情。且不说江青在私下必然会向毛泽东及时通报有关信息，现已曝光的史料表明周恩来是向毛泽东汇报过的。

　　一次周恩来在向毛泽东谈到几位老帅的处境时，特地讲到彭德怀。毛泽东逐个地做了评论。说聂荣臻同志，那可是个厚道人；徐向前同志，过去的事情不要搞了；要让贺龙早点出来……。”然而毛泽东只字未提彭德怀。这是毛泽东作风的一个特征，凡是他不愿意或不便直接表态的，就意味着他有保留意见或有不同意见。对毛泽东这一作风，周恩来是多次聆教过的。1962年，周恩来在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在党内领导层出现分歧，当面要求毛泽东表态时，毛就没有吭声。1965年2月，彭真就《二月提纲》去武汉向他当面汇报时，也是如此。这样，周恩来才清楚原来致彭德怀于死命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本人。从此以后，周恩来就再也不敢在彭德怀问题上，跟江青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就是说，周恩来再也不敢公开出面保护彭德怀了。一来，他讲话（或指示）事实上已不起任何作用；二来，在已知毛泽东的态度后，周恩来也只能是违心地顺从。这也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在刘少奇问题上是如此，在贺龙问题上也是如此。

　　第三件大事：关于专案组呈报的要求判彭德怀为“无期徒刑”的问题。

　　据《彭德怀传》一书提供的史料（见该书第731页）：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

　　‘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开杀戒，一代元勋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与此同时，一起上报的还有判王光美为‘死刑’的报告。

　　“毛泽东阅后批示：

　　‘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即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以便保存活材料，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从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明确肯定彭德怀是“罪犯”，而罪名就是根据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所扣上的两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反党头目和里通外国分子”。毛泽东的所谓“不宜判刑”也只是“暂时”的。正因为是“暂时”的；因此，专案组于同年9月17日，再次上报判彭德怀“无期徒刑”的报告。此后，又于11月2日，在补充材料后，第三次呈报同样的意见。彭德怀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虽然没有公开宣判，但事实上就是这么处理的。只要毛泽东在（世），就绝不会让彭老总出狱的。

　　彭德怀究竟有没有“罪”，毛泽东是最清楚的。同一个彭德怀，毛泽东在1965年9月23日跟彭德怀谈话时还说了“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话。怎么会不到两年，就变成足以判“无期徒刑”的“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呢？是不是彭德怀在1965年9月毛泽东在讲了“真理也许在你那边”之后，犯了新的什么“罪行”？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到“大三线”后，深入下层，调查研究，一如既往，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

　　既然彭德怀没有变，那该是毛泽东变了！毛泽东怎么会变得那么离奇、那么可怕、那么反常！那么不可思议！

　　同一个毛泽东，人妖颠倒、黑白颠倒、是非颠倒竟会到这个地步：“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彭德怀，怎么一下子竟又成为该判“无期徒刑”的“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呢？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看待我们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其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毛泽东既“变”，又“没有变”！“变”的是“假相”，变的是表面现象；不变的是真相，是事物的本来面貌！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看，毛泽东一点儿也没有变！这是由毛泽东本身的政治素质（人品）决定的。毛泽东的本意是：非要置彭德怀于死地而后快！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在1965年9月跟彭德怀讲什么“真理也许在你那边”，什么“我是诚心诚意支持你去三线工作的”，什么“将来还可以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等等？实践证明这是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话。整个谈话是毛泽东设置的一场骗局，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大阴谋。毛泽东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其目的是为了如前面所分析的：当时毛泽东为了急于发动一场“倒刘”大决战，为避免干扰，先把彭德怀调离北京。在“倒刘”成定局后，再来“收拾”彭德怀。反正他们一个也逃不了。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是没有“变”。

　　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真面貌，一副阴险、狠毒、卑鄙、无耻的嘴脸！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毛泽东刻意要害死彭德怀，在1965年何必跟彭德怀讲这些给后人留下“笑柄”，留下给自己脸上抹黑的话呢？不讲这些话，不是更好吗？

　　这是一个“谜”？只有毛泽东才能解开！也许毛泽东有难言的苦衷，不得已而为之。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总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毛泽东深知彭德怀的秉性。他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硬汉子。在毛泽东跟彭德怀谈话之前，毛泽东已经让彭真代表党中央找彭德怀谈话，传达党中央调他去西南“大三线”工作的决定。结果被彭德怀当面拒绝了，碰了一个“钉子”。如果毛泽东的谈话，也用简单生硬的方法，凭彭德怀的那副“犟劲儿”，他有可能不会转“弯子”，照样不给你毛泽东面子。这样，既不解决问题，还让毛泽东下不了“台”。他不肯“走”，在当时形势下，你又不可能对他采取强制的办法。这样，出于无奈，毛泽东才不得已作出了上述令人作呕的“表演”！最后，毛泽东毕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那次跟彭德怀的谈话会给后人留下了“笑柄”，也留下了作为反面教材，让人们识别毛泽东本人真相的珍贵史料！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毛泽东的人格扭曲到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太可怕了！人权、人道、人性、人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统统都不见了，不，统统都异化了。“异化”成什么东西？只要对“人妖颠倒”一词，结合实际，就可从中悟出真谛来！

　　无论从政治现实和事物本质来看，还是从逻辑推理来讲，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个完全不同政治品质、完全不同思想境界的人，决不可能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坚信历史会作出定论！

（七）从九届二中全会到林彪的“折戟沉沙”
——析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前前后后，在现在出版的史书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即使在当年也是没有什么保密的。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表面文章）。问题在于毛、林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暴露出来？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因此，本文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激化过程这一角度，来分析九届二中全会。这样才有意义。

　　如果说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及其通过的《党章》，标志着林彪在政治上发迹的最高峰；那么，现在可以说这也是林彪走向“地狱”的开端。这一点是林彪万万没有想到的。在“九大”通过的《党章》里，特地写上一段“颂扬”林彪的“业绩”并肯定林彪地位的段落，尽管这是党史上的一个“污点”（耻辱），要知道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章》，而不是什么毛氏宗词的“族谱”。在《党章》上写“接班人”一节，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反常的“创举”。但是，毕竟从表面上看它是进一步巩固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

　　林彪头脑发热了、发胀了。在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局成员的席位中，除了几个挂虚名的以外，掌握实权的席位，被林彪与江青两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瓜分”了，平分秋色，坐地分赃。江青团伙主要掌管舆论工具，而林彪团伙主要掌握军权。从表面上看，分享“战果”，各得其所，皆大喜欢。

　　应该说：这种“战果”，是以成千万人（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的血为代价换来的。古人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九届二中全会标志着：林彪团伙即将“报应”了。江青团伙受毛泽东的“庇荫”，得以苟且。但毛泽东一“走”，江青团伙立即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两个沾满千万人鲜血的团伙，终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至于那个真正的罪魁祸首，迟早会归于同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现在来探索毛、林之间的矛盾是怎么激化的？

　　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从惟一的一对“亲密战友”到成为真正的“你死我活”的一对死敌，时间不过五六年（1966—1971）。如果从1969年4月“九大”把林彪写入《党章》算起，到1971年9月林彪的所谓“折戟沉沙”为止，只有两年半。时间之短，变化之神速（林彪从发迹至顶峰到逃跑摔死）在古今中外历史是绝无仅有的。

　　谁都清楚：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标志着毛、林矛盾的公开激化；那末，从九届一中全会到九届二中全会，时间就更短了，只有一年另四个月。

　　这一惊人的情节，恰恰说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战友”关系，而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究竟怎么定性？还是让“客观事实”有回答吧！这就得从毛、林是怎么结合谈起。

　　毛泽东与林彪是怎么结合的？

　　在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异变中，如同毛与刘（少奇）一样，毛泽东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毛泽东看中你时，即政治上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捧上天，摆到“接班人”的位置上；反之，当他怀疑你时，或在政治上对他不利时（即毛泽东感到对他的地位有威胁时），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狱，置于“政敌”的位置上。这是毛泽东的处人处世之道。

　　先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看中林彪的？

　　毛泽东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在毛的政治处境比较困难之时，林彪在大会上的“独树一帜”的、“别出心裁”的、向毛泽东献媚的发言，深深打动了毛泽东的心（详见本书第九章第四节）。正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和发言，又深深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特别是在其后，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上，采取了与毛泽东意志相悖的重大决策（详见第七章），毛泽东对刘少奇彻底失望了。他认为刘少奇是对他的权威的最大威胁，在常委领导班子中，惟一能取代刘少奇的地位，就是林彪。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是当时惟一与他“最贴心”，保持“零距离”的一位常委。

　　1964月12月，在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下定决心与刘少奇“摊牌”时，一方面在高层公开激化与刘少奇的矛盾（见本书第九章第五、六两节），另一方面又约林彪密谈（见该章第四节）。这表明毛泽东在整个“倒刘”战略部署中，他需要林彪的紧密配合。使林彪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另一人就是毛泽东的老婆江青）。除了政治思想因素外，林彪掌握着这一决定党国命运的军权。从此开始，毛、林成为在政治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合作伙伴。毛泽东借助林彪彻底砸烂“刘邓司令部”；反过来，作为交换条件，林彪利用毛泽东清除他的“心腹隐患”（如贺龙、罗瑞卿等）。

　　毛、林的结合的内涵就是这样杀气腾腾、鲜血淋淋！因此，这种关系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典型的阴谋家、野心家之间的关系。

　　这样，在打倒他们各自的“政敌”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的出现与激化就不足为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出奇的快！出奇的“尖锐”！

　　怎样看待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这场斗争？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在修改《宪法》的准备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吴法宪（后来是陈伯达）与张春桥之间的矛盾，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和所谓“天才论”这两个问题。就在那时（不说事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在吴、张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后台。这已成为那个年代的“斗争定势”（格局）。各自为他们的主子卖力！

　　在局外人看来，这两个问题的争论，最后上纲到“你死我活”的斗争，实在有些无聊。

　　关于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刘少奇被打倒、赶下台了，总得有人接替。至于是毛泽东还是林彪，确是无关大局。为什么？就算林彪当了国家主席又怎么样？难道这就叫“抢班夺权”？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第一，林彪已经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中，正式确立“接班人”的地位，还要“抢”什么“班”？；第二，林彪当了国家主席，又能怎么样、又敢怎么样？在当年，只要毛泽东一句话，还不是说打倒就打倒，刘少奇就是前车之鉴！因此，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

　　至于所谓“天才论”，1970年8月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出在《宪法》上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的副词。按当时的思维模式，这早已习以为常，谁也不敢说一个“不”。何况“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最早是林彪在为《毛泽东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也是认同的。至于康生、林彪都先后讲过比这些更肉麻、更离奇的话，也是尽人皆知（比如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为把毛泽东所追求的“个人崇拜”推向极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这些无耻吹捧，毛泽东也是欣然接受的。这是毛泽东的政治需要。这次，吴法宪所提的这两条意见，在措词上还是比较委婉的、比较传统的，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康生与张春桥居然敢公开出来反对吴法宪关于“天才论”的意见。尤其是康生，就是一向靠对毛泽东的阿谀奉承这一手腕，博得主子赏识而飞黄腾达的。怎么会一反常态呢？奴才终究是奴才，万变不离其宗！原来这是毛泽东设置的一个“陷阱”，是专门准备让林彪一伙“跳”进去的。康生、张春桥之流，不过是奉主子之命，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要不然，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狗胆！

　　其实，第一个跳进这个“陷阱”的，确切说，不是别人而正是林彪。他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抢先发表讲话。他强调《宪法》草案的特点是：

　　“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

　　“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

　　林彪在这里使用“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一“创新”的提法，显然表示他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在讲话中，还强调说：

　　“毛泽东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的这些话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基本主张：政治方面是设国家主席，理论方面是“天才论”。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位“亲密战友”、“接班人”是明确支持他的心腹吴法宪，反对康生、张春桥一伙的。

　　在林彪讲话之后，陈伯达以“理论家”的身份，在第二天（24日）的华北小组的讨论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且充满了火药味，他说：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又说：

　　“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武断地说：

　　“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华北组在当晚发出“第二号简报”，写道：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听了陈伯达……的发言，知道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份简报在各组产生强烈的反响。在全会上纷纷要求揪出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这一下，看来很“热闹”，林彪这一帮人占了压倒的声势；但恰恰上了毛泽东的“圈套”，跳进了毛泽东所设置的“陷阱”。林彪是带头跳进去的，陈伯达紧随其后！

　　第三天（8月25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如下的决定：

　　第一、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第三、责令陈伯达检讨。

　　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他说：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他联系历史，指出：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配合。”

　　他指责陈伯达：

　　“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之势。”

　　毛泽东强调：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转入揭发和批判陈伯达。这样，陈伯达就充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批陈”就成为毛泽东“倒林”战略部署中的“突破口”。

　　谁都知道在此后开展的“批陈运动”中，林彪团伙中，除了林彪本人暂时没有被点名外，包括林彪老婆叶群在内的所有其他成员，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伙，统统都检讨，接受批判。

　　林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对毛泽东这一套手腕，林彪（包括陈伯达）是最清楚的。想当年他们密切配合毛泽东，死整刘少奇，就是这样过来的。林彪感到惊奇的是：今天居然会那么快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林彪在23日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和陈伯达在24日在小组会上发言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末日即将来临，而且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而事前几乎没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林彪万万不会想到：从1969年4月的“九大”到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从把他写入《党章》，上升到个人历史发展的“顶峰”，被捧上了“天”，到一下跌入“低谷”，打入“地狱”，仅仅只有一年另四个月的时间。究竟为什么？这是一个“谜”。最清楚的，还是毛泽东本人。

　　从字面上看，无论是林彪在23日的讲话，还是陈伯达在24日的发言，如果按“文革”初期对毛泽东那种“发疯似”的歌功颂德的思潮来看，真找不出什么问题来。怎么在党的会议上“吹捧伟大领袖”，也会遭到杀身之祸呢？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似乎林彪和陈伯达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留下来的就是毛泽东在“变”，似乎他从林彪身上发现了什么？以至使他非要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来不可。从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风云突变，可以看出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林彪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此，就应进一步探索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林彪是怎么“变异”的？

　　附：《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一文摘要

　　在师东兵著的《文化大革命全集纪实》一书中，有一章题为《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的文章，全面论述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碍于禁区，分析似欠公正、客观，但史料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故摘要于后（详见该书第332-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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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与林彪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内，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军队领导权问题、国家主席问题、个人崇拜问题等等，产生一系列分歧，矛盾日益激化。

　　“本文以九大筹备期间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以毛泽东和林彪对有关的重大事件的态度和处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概述这一时期内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试图指出形成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原因。

　　1.关于‘接班人’问题。

　　中共八大时，中共中央就开始采取组织措施解决‘接班人’问题，并且曾经形成了比较理想的领导集体。九大是第二次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了。九大党章指出：‘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如此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八大党章曾经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九大党章取消了，没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八大所安排的解决‘接班人’问题的一些措施和原则，表明只要毛泽东在世，林彪不可能通过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形式直接‘接’班了。林彪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战争年代，林彪就注意防备毛泽东。建国以后，尽管林彪在公开场合竭力吹捧、颂扬毛泽东，但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林彪被定为‘接班人’之后，反而更加不信任毛泽东。他曾经说过：

　　‘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编者注：引文在原文中注明出处，从略，下同）

　　……这说明了：领袖与‘接班人’、‘接班人’与非接班人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永久的。即使成为‘接班人’，仍然可能出现变化。这不能不深深地铭刻在林彪心里。

　　九大党章虽然指定了林彪为‘接班人’，但毕竟只是一种规定、一个决议。事实上，毛泽东与林彪在很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行动也多有不同。就在九大筹备期间，据林彪秘书回忆：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对他说：

　　‘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我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毛泽东一反由他主持重要会议的做法，只要求林彪作口头政治报告，并不决定这个报告是否公开发表。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已经表现出毛泽东对林彪的特殊考虑。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起草政治报告的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公开分裂。张、姚批评陈伯达按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毛泽东决定另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林彪却对这个报告根本不看，一字不改；陈伯达更置毛泽东肯定的张、姚报告稿的态度于不顾，激烈地指责它是‘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为此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

　　毛泽东改组报告起草小组，张春桥等人起草的报告与陈伯达起草的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不仅表明毛泽东很不满意陈伯达，还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对当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认识上分歧，是党内生活所允许的。但毛泽东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则蕴涵着复杂的内容，‘明里是在揭露陈伯达，但其矛头则是指向林彪的。’讨论修改党章时，毛泽东还两次删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赞颂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不能不使作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耿耿于怀。

　　九大期间，使林彪焦虑和猜疑的问题更多。在推举大会主席时，会场上曾经出现过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毛泽东突然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毫无思想准备，但他立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随即提出了更新的建议，他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虽然毛泽东继续担任了大会主席，但他这一极其特殊的举动，对林彪、也对会议的全体代表产生极其复杂的政治影响。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的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曾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毛泽东关于张春桥也可以接班的话，林彪绝对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叶群曾经说，九大以后，‘在苏州，他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林彪虽然在毛泽东面前没有表示对‘接班人’的看法，但叶群所说‘他哭政治上的’的话，已经相当深刻地表现出林彪对自己在未来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可能改变而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叶群的这句话真正说出了他们认为林彪难以接班的另一点认识。

　　林彪要实现接班，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和提高自己已有的地位，这就成林彪集团在九大以后的战略目标和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2.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从略）

　　3.关于军队领导权问题。

　　‘文革’前夕，林彪就诬陷罗瑞卿要夺军权而将罗打倒。‘文革’爆发后，林彪的野心有了极大的发展。他利用毛泽东重用军队、重用军队领导人来支持和控制‘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打倒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军队领导干部，形成和巩固了林彪集团。

　　1969年，林彪对其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

　　‘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

　　九大时，黄、吴、叶、李、邱均进入政治局，并且把持了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在事实上控制了军委的领导权。

　　10月18日，林彪的‘第一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办公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送中共中央、毛泽东。毛泽东审读传阅件后异常不满，指示烧掉这个‘第一号令’。……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问题上的认识与林彪不一致，但问题的严重性是：林彪不报经毛泽东的批准，擅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一行动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这就必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以及黄永胜等人支持和执行林彪违背军队指挥原则的‘第一号令’的行动，使毛泽东对党内产生另外的权力中心的危险性更为警惕。九大期间，毛泽东很重视外界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军人权力得到不正常加强、并扩展到社会生活各界领域的反应。……他在九大期间提出的‘军队要谨慎’的告诫，的确反映和说明了党内已经出现了某种不正常的现象。

　　1970年6月11日，6月19日到6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中又反复谈到此问题。……

　　正当毛泽东注目党内有‘军阀专政’问题时，1970年7月，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针对‘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的指挥的’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与林副主席指挥的’两种表述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他明确地指出：两种意见都不赞成。缔造者就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然而，两报一刊在8月1日发表的社论，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军队历史和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概括，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时，多次提到1970年的‘八一’社论和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论，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

　　‘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

　　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在全军得到贯彻执行，正是因为林彪具有‘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也正是这一命令的贯彻执行，才清楚地表明在军队中已经出现了林彪集团公然无视毛泽东领导权威的严重形势。1970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什么叫政权？什么叫权力？没有别的，只有军队。’

　　林彪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是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表现。毛泽东反复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甚至提出不要‘因人设事’的告诫，就发生在林彪不报告毛泽东而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之后，这很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程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4.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从略）

　　5.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就在毛泽东提出不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的建议之后，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又在另一个问题上突出起来。4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时作了一个重要的批示，说：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经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删掉若干内容，基本上是一些吹捧性的文字。如：‘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些内容曾经在九大党章草案上出现过，但因毛泽东本人反对，有些已被删掉了。九大以后，由于林彪的提倡，类似的内容又以稍稍变化的文字在社会上广泛使用。这个批示表明毛泽东对‘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的状况极为不满。其实‘一百次没有人听’，是因为林彪的提倡和鼓吹。毛泽东是知道这一原因的，所以他要求‘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林彪是以‘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持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著称的。但毛泽东却指责他的赞颂之词‘都是些无用的’。毛泽东这一批示，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却极为鲜明地表现出对林彪赞颂毛泽东真实目的的怀疑。

　　……

　　林彪集团已经知道自己的对立面是毛泽东，他们的策略和活动就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另一个方面是打击对林彪构成直接威胁的张春桥等人，以此来间接削弱毛泽东的力量，这在当时人民对江青集团的不满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被党内外所接受的。……

　　历史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从井冈山认识林彪为起点，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是与日俱增的。建国以后，尤其是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认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之后，毛泽东更加倚重林彪，对林彪是寄予了极大希望的。那时，毛泽东曾说：‘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重用林彪集团的同时，还信任和依靠了江青集团，并且在他察觉林彪集团的所作所为之后，认为江青集团与他的思想更为接近。这样，他在领导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之后，就不可避免地继续信任和重用江青集团。

　　应该指出的是，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之间的斗争，根本不是什么保卫真理、捍卫真理的行动。两个集团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攫取更多的权力地位。这与毛泽东同林彪集团之间的分歧与斗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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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上面摘录的文章，其中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特别是毛泽东与林彪在私下所讲的那些话，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是不会透露的。这对探索毛与林最后决裂是有价值的。

　　但作者所作的评述似未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来作出评定的。这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说别的，江青一伙在与林彪的斗争中的种种“表演”，无一不是在毛泽东的幕后操纵下出台的。因此，毛与林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就其实质来说，还是权力之争。

（八）剖析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

　　林彪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怎样“变异”的

　　如前所述，林彪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表演”，使当时正处于政治困境的毛泽东，意识到林彪是政治局常委中惟一与他保持“零距离”的人。在毛泽东下决心开展“倒刘”战略决战时，林彪就是惟一能取代刘少奇地位的“接班人”。在毛泽东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一起出生入死的同一代战友，解放后成为开国元勋的老一代革命家，何止几十、几百，但是，到“文革”初期，最后只有林彪一人成为毛泽东的惟一的“亲密战友”；原来的五位党中央副主席，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经过改选，也只留下林彪一人是“副主席”，而且还是“副统帅”。应该说在这四年多时间里，特别是在“倒刘”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与林彪在政治利益一致前提下，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十分默契、十分协调。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1969年4月的“九大”。在“九大”通过的《党章》里，还专门写入林彪一节。对这一重大政治“举措”，不论历史如何评说，但至少说明当时的毛泽东还是十分信赖的。要不然，毛泽东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么，从“九大”到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另四个月时间里，究竟发生哪些事件？足以使毛泽东萌发从“树（立）林（彪）”到“倒林”这一突变？

　　这个“谜团”的彻底解开，只能待日后内幕全部曝光之日。就目前的史料来看，林彪在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掌握实权的政治局成员中，与江青各占一半势力，共享“文革”的“战果”。从表面上看，势力均衡，皆大欢喜。其实，对林彪来说，埋下了置自己于死地的祸患！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什么时候会出现“大权旁落”的问题。他最关注的是他的“接班人”的政治动向，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对他造成什么“政治威胁”？在“九大”之后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中，江青团伙独占舆论工具，毛泽东并不担心：一来是他们只会耍弄笔杆子，二来江青是自己的老婆，对他不会有二心。至于林彪呢？其实，在毛、林两人打得火热的时候，毛泽东至少有两次已隐约感到林彪这的人，不简单，也有排斥异已的“权力欲”，并且也有不择手段的狠毒劲儿。罗瑞卿对毛泽东，连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是非常贴心、忠心耿耿的。可是，在1965年12月，作为与林的“政治交易”，不得已同意将罗瑞卿抛了出来。之后，第二笔政治交易是贺龙。毛泽东一度是想保贺龙的，但最后又不得不向林彪“妥协”。对此，毛泽东也许有难言的苦衷！？特别是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先后为罗、贺平反，毛泽东又不敢认错，承担责任，只说是“受了林彪的骗”。因此只能低调处理了事。

　　林彪和他的团伙，在“九大”之后，全部垄断了解放军各部门的大权。跟当年彭德怀及“文革”前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时，最大的不同是：彭、贺都是搞“五湖四海”的，而林彪则是排除一切异已势力，清一色是林彪的亲信、部下。军队的实权完全掌握在林彪团伙的手里。此外，当时各大区、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即所谓“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都是各军区的司令员。他们掌握了地方的党政大权，而他们多半又是林彪的人。这一形势表明，从实际控制的权力看，已成为林氏天下。远比当年刘少奇权力大得多。一旦林彪翻脸，那才是“致命”的。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大权旁落”。如果说当年刘少奇掌握的只是“党权”，而现在的林彪，则是“军权”。毛泽东是靠“军权”起家的，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因此，在毛泽东对林彪有所“警惕”之后，他就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关键是先削弱他在军队的“控制权”，而后再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在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之后，更换“接班人”的问题是无庸置疑的。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及其后开展的“批陈”运动，其根本目的就是先要逐步削弱、而后是剥夺林彪在军队和地方系统的控制权。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接受批判检查，已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同时又采取了毛泽东亲自所定的三种办法：一是“抛石头”，即写批示发下去；二是“掺沙子”，即往林彪控制的机构里面派人；三是“挖墙角”，即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

　　从上述这一系列的政治性的大动作中，人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林彪急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抢先接班”，毋宁说是毛泽东急于通过九届二中全会彻底根除心腹隐患！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当然，这样分析，丝毫没有替林彪这一“政治恶魔”解脱的意思！他们对民族、对人民所欠的“血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林彪，该是谁的“账”，就是谁的“账”，一个也“逃”不了。现在的问题是：林彪早已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必将永远遗臭万年；而毛泽东呢？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什么时候才能算清呢？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或迟或早，总有这么一天！

　　析毛、林关系的实质

　　毛、林之间的矛盾，跟毛泽东与彭德怀、毛泽东跟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相比，后面两种矛盾基本上是由于政见的分歧引发的，彭、刘两位出于公心，提出了一些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意见或决策，从而使毛泽东下决心对他们下毒手，留下了两大“历史冤案”。从事物的本质来看，无论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还是1962年以后的刘少奇，在他们与毛泽东的矛盾斗争中，真理在他们这一边，马克思主义在他们这一边。而在毛泽东手中的，除了依靠“暴力”以外，就是靠玩弄“权术”、玩弄阴谋诡计！

　　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斗争，则迥然不同。一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关系，不是以如何促进社会发展为前提，不是以如何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人民为前提。因此，他们两人，谁的手里既没有马克思主义，也谈不到谁有真理。一旦两人“翻脸”，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是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斗争。其结局只能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关系的实质！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毛、林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毛泽东与林彪的结合的内涵来看：他们之间的这种结合的思想基础，都是为各自的“一己私利”。毛泽东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凌驾”地位，需要利用林彪；而林彪则千方百计投毛泽东之所好，他想通过激化毛、刘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取“刘”而代之的目的。如前所述，林彪是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是带有政治上的投机心态；在他察觉毛、刘之间的分歧之后，不分是非曲直，无耻吹捧毛泽东，以博取毛泽东的信赖。为此，当毛泽东在1964年底下决心“倒刘”时，曾单独向林彪交“底”。这一情节说明为“倒刘”，毛、林在组织上结成“政治联盟”。

　　因此，毛、林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肮脏的、血腥的、卑鄙的、各怀鬼胎的结合。

　　第二、从毛泽东与林彪的结合的实际结果来看：众所周知，林彪当上“接班人”，成为毛泽东的惟一“亲密战友”之后，没有做过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给民族、给人民带来的是“大灾难”、经济的“大破坏”。真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

　　从中可以看出：毛、林的结合是一种典型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结合。

　　第三、从毛泽东与林彪的结合的最后结局来看：政治实践表明，只要他们之间一翻脸，那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林彪在他与毛紧密合作的“倒刘”过程中，不仅深知毛的“为人”（政治品质。其实是彼此彼此，物以类聚）和毛的“整人”手腕（不整则已，整则必毒）。与其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束手待毙”，还不如来一个“破釜沉舟”。可能是“败则为寇”，也可能是“成则为王”。这就是为什么林彪在谋害毛泽东没有得逞后（即已不能“为王”），立即外逃的原因！

　　从这一结局可以看出：毛、林的结合决不是正直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之间的结合，而是两个典型的阴谋家之间的结合。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关系的实质！再化精力去分清什么：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是阴谋家、野心家，纯粹是无稽之谈！

　　林彪为什么要谋害毛泽东？

　　这个问题在上文的结尾，已作了扼要的回答。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大问题，既可以进一步洞悉林彪这个“反面教员”的真面貌，也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毛、林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毛、林两位在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丑恶的、令人所不齿的“表演”，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的。为此，有必要单独论述。

　　在中央最高领导成员中，对毛泽东吹捧得最肉麻、最无耻的是林彪，而对毛泽东最恨、反对得最坚决，以至想蓄意谋害的，也正是林彪。

　　从现象上来分析，怎么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似乎不可理解！尤其是，在1966年的大念“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中，正是林彪声撕力疾地呼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而后来搞阴谋政变的，反对以至妄图谋害毛泽东的，恰恰是林彪一伙。

　　这一史实本身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极其难得、极其珍贵的反面教材。这对我们认识毛泽东，认识林彪的本来面貌，认识毛、林之间关系的本质，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从深层次讲，这也是我党的奇耻大辱！怎么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层内部，会出现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真是不可思议！难道这还是真正的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吗？难道他们之间当初的“勾结”和后来的“翻脸”，又有谁还能代表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从他们（毛泽东与林彪）灵魂深处的思想本质来进行剖析，这倒是合符辩证法的。

　　从本质上看，林彪从无耻吹捧到蓄意谋害，他的思想基础是同一的。这就是“权力欲”。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他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一旦“权力梦”破灭，特别是已到手的权力即将被剥夺，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之时，林彪就会豁出命，来一个你死我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林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而是一个“政治赌棍”。开始他把“宝”押在毛泽东身上；一朝与毛泽东反目结仇，与其坐等毛泽东下毒手，还不如自己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如果得逞，照样能“称王”，像毛泽东那样登上“凌驾”宝座。

　　对林彪这个人该怎么定性呢？用林彪1969年在庐山会议上强扣在彭老总头上的三顶“帽子”：“阴谋家”、“野心家”与“伪君子”，送还给林彪自己倒是挺合适的！确切说，林彪也是一个大政治骗子、大独裁者！

　　至于毛泽东，当年由于“倒刘”的政治需要，他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并钦定为惟一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在1969年4月“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还特意写上一段美化林彪的话。所谓军队和地方的“大权旁落”，固然反映了林彪有“野心”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这些重大的人事安排，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不然，也不会让林彪得逞。

　　此外，军队和地方之所以能成为林彪团伙的一统天下，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从后来的人事安排的政治背景看，林彪权力的膨胀，也是毛泽东亲自给他创造的条件。在“文革”前，在军队系统内部，由于历史原因，为创建共和国立下不朽功勋的几位元帅（如彭、贺、叶）及他们的众多部下（将军），都分别在军队系统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随着元帅们的先后或被打倒或被批斗后“靠边站”，他们的众多部下也因受到“株连”而“倒下”、而“靠边”。这就自然形成了林彪及他的部下（将军）独霸军队大权的局面。当全国的各地方党委被冲垮、砸烂之后，当地部队首长接管地方权力。这样，林彪的势力又自然地控制了地方的权力。从这一角度看，于其说是林彪“抢夺”军队和地方的大权，还不如说是毛泽东主动送给的！所谓“大权旁落”的责任，正是毛泽东自己！

　　在当时在世的、除林彪外的八位老帅中，只有贺龙一人是林彪直接迫害致死的；其他七位：朱老总，是一直被毛泽东视为“老右（倾）”，建国后始终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文革”初就被“抄家”，还被扣上“大军阀”的帽子；彭老总，是直接被毛泽东迫害的，其状之惨，令人发指；陈总、叶帅、徐帅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正是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恶魔康生语），而使他们一再挨批（斗）；聂帅也早就“靠边”；刘（伯承）帅在五十年代受批判后就已靠边了。这些老帅的老部下（大批将军头衔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因受株连而倍受残酷迫害。留下来的只有林彪一人，飞黄腾达，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副统帅”和惟一的“亲密战友”；同时由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林彪的老部下也随着他们的主子，而纷纷窃踞了军队和地方的高级领导岗位。

　　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只强调林彪“有野心”这一面，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正是毛泽东本人，为林彪一伙顺利获得对军队的垄断权力创造了条件。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在事后察觉对自己构成“威胁”，担心“大权旁落”。以毛泽东在当年的“绝对权威”，也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调整领导班子的格局。这样既消除了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又避免与林彪激化矛盾。

　　如上所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出现的毛、林之间的矛盾的激化，正是毛泽东事前设置的、准备让林彪一伙跳的“大陷阱”。

　　当林彪们发现已经跳进这一“大陷阱”之后，就马上清醒地意识到：结局只能是像刘少奇、彭德怀那样，“死路一条”，别无选择，也许比刘、彭更惨。这是林彪在“倒刘”过程中，凭多年与毛泽东合伙的经验告诉他的。

　　怎么办？眼前摆在林彪面前的道路：或者是“坐以待毙”，或者是“破釜沉舟”。林彪这个阴谋家、野心家，不用犹豫，选择了后者。其结局：充其量是“败则为寇”，但也有可能“胜则为王”。当然最后是林彪摔死了。活该！这也算是“恶有恶报”！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笔者不想说了。如果说透了，决不会好听的。还是让历史去回答吧！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

　　关于林彪是怎么死的，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上，都是一个“口径”，无需赘述了。在“专制或独裁”的政治体制下，或者说在“人治”的政治体制下，编写历史不可能是真实的。为“尊者讳”这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971年9月12日，当林彪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所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失败之后，林彪眼看面临他的是一条死路。因此，惟一的出路就是像当年王明一样投奔苏联。

　　当晚10点30分，当周恩来获悉林彪乘飞机叛国出逃时，立即向毛泽东请示怎么处置时，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回答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任他去吧！”

　　按周恩来的本意，既然林彪叛逃，已不是什么“副统帅”、“接班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卖国贼；就该用导弹把他连同飞机打下来，以免留下无穷的后患。但这样的重大事件，作为周恩来当然要请示毛泽东。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这样回答。这就把解决这一难题的责任，又踢回给周恩来。

　　按当时公布的材料，说是林彪乘坐的飞机，是当年最高规格的、性能最好的三叉戟型、256号专机。飞机因燃油告罄，不得不迫降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地面时被烧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全部死亡。直到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也还是这么写的。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只要稍加理性的思考，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疵漏：一架性能十分先进的飞机，即使燃油用尽，也完全可以在蒙古境内安全降落，何况蒙古是一大片平原沙漠地带，天气也没有什么异常，不存在不利于飞机降落的因素。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发生什么事故的。即使失事，也是在飞机落地时，被燃油爆炸烧毁，这也不至于使飞机炸成为碎片。因此，林彪究竟是怎么摔死的？是飞机在空中燃油用尽，自爆而死；还是飞机被导弹击中，被击毙而死。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谜”！

　　有一本不是什么权威性出版社出版的书，在介绍林彪的死亡情节时，说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任他去吧”的答复后，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还是果断地下命令击落林彪的飞机。于是部队连发两颗地对空导弹，将飞机击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被击毙。这样，作恶多端的林彪到了他该去的地方。可谓死有余辜！

　　现在的问题是：周恩来为什么敢于“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即“任他去吧”），而果断地下命令击落林彪的飞机呢？

　　这里有两个主客观因素，促使周恩来果断地作出击落林彪座机的决策：

　　第一、从客观上讲，林彪如果外逃得逞，无论是对毛泽东本人，还是对中国党，都是极其不利的。这是因为林彪掌握很多党内绝密材料。把林彪击毙，可以避免这一重大隐患。这对毛泽东显然是有利的。

　　第二、从主观上讲，周恩来十分了解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对毛泽东的“指示”或“表态”，大多数情况下，是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不能迟缓，不能打折扣；但也有少数情况例外。凡遇到这种情况，对毛泽东的话（表态或指示），不但不能照办，而且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亦即对毛泽东的话，完全可以不理采，甚至可以反方向地去做。相反，如果按毛泽东的“表面上”或“字面上”的话去办，那就是错误。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特定背景下，有时形势所迫，毛泽东被动地表态；有时虽然是毛泽东主动表态，但别有心计（即玩弄权术）。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前者（即所谓“被动表态”）如“文革”初期，周恩来在一份保护省市书记的名单上，请毛泽东签字同意，张春桥照样“不卖账”。这并非张春桥狗胆包天，而是因为张春桥通过江青知道，这并不是毛泽东本意。又如1967年1月25日，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其中，“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还是毛泽东亲自写上的两条。结果又怎么样？成千万“牛鬼蛇神”的此后遭遇，特别是彭老总惨遭毒打、骨折致残，就是在《军委八条》下达之后发生的。为什么毛泽东亲自加上的两条，如同“放屁”一样，不起任何作用呢？原来，历来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的造反派，也知道毛泽东这样做，不过是对当时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的一种愚弄手法。后者如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要保“刘、邓”的话（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七节），林彪当时就看透了毛泽东的“肮脏”的“灵魂”，说过：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手段”，“……他很想借我们的手和口，来打掉他的对头，而他自己当好人。”这说明毛泽东有时讲话，只不过是在“演戏”，是他在表演“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的“戏”。智慧高超的周恩来当然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独特的个性。这就是周恩来为什么敢于无视毛泽东的话，而果断地下命令击毙林彪的最主要的根据。对这样结局，毛泽东当然是非常满意的。

　　也许，只有在这时毛泽东才明白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但出于毛、周两人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格品质方面的根本差异，毛泽东在“倒林”之后，对周恩来依然采取“又拉又打”的方针（详见后文）。

　　关于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这里只是一种探索。真相到底如何，有待日后内幕彻底曝光之时。只要有“禁区”，大搞为“尊者讳”；那么，所编写的史书（“中国当代史”或“中共党史”），只能是一部迎合政治需要的、掩盖真相的、欺骗人民的书！

　　附１：林彪：从未迷信毛泽东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专门有几章是谈论林彪对毛泽东的真实思想，与林彪口头上肉麻吹捧毛泽东的“表象”，完全相反。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两面人”的特征。从一定意义讲，这正是毛泽东暴政的必然产物。

　　叶永烈以其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笔法，无情地剖析了林彪对毛泽东态度的两面性。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说理透彻，很有说服力，并且刻画得惟妙惟肖，妙笔生辉，读来耐人寻味。

　　叶永烈的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大量史实基础上，因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现在特转述有关内容于后（从附１到附２）。

＊　　　　　＊　　　　　＊　　　　　＊

　　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最富争议性（编者注：确切说是最富戏剧性，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找不出这样一对怪物），也最令人感到兴趣。

　　就像讲孙悟空离不了“金箍棒”和“七十二变”一样，讲林彪就离不开“高举”、“紧跟”。由于官方的宣传机器长期的、大力的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九·一三”以后，一夜之间，林彪又被说成是面目狰狞的魔鬼，“阴谋杀害毛主席”，准备搞武装政变，是毛主席最凶恶的敌人。

　　这种截然不同的宣传，必然使人们惊愕，如同掉进五里雾中！

　　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由1928年至第四次反围剿，这是早期；

　　二、由1934年至1949年，这是中期；

　　三、由1950年至1971年，这是晚期。

　　在早期，林彪对毛泽东是热爱的、敬佩的。在思想上、行动上能与毛泽东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方针路线。

　　在中期，是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和了解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林彪建立起鲜明的自我，而对毛泽东的方针路线，已不是无条件支持了，而是有选择地区别对待。认为合理及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否则，就不支持或反对（例如……）。因此，在这个时期，林彪对毛泽东维持一般的敬爱。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向来认为，林彪对毛泽东的研究是在建国之后。由于养病，没事干，便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其实，林彪对毛泽东的观察和研究是长期的，解放后的研究只是比较集中而已。林彪是中共干部中对毛泽东认识得最早、最彻底的一个。他对毛泽东似乎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洞察力。（编者注：接着作者举例说明林彪对“七大”树起毛泽东的旗帜，就已经嗅出了家长制的味道，嗅出了“假公营私”的味道。因此，林彪的腔调和口吻是轻蔑的、不敬的。）

　　在后期，林彪对毛泽东的方针、政策、路线、思想、意识、作风、脾气、性格、习惯、内心、喜恶、爱好等，进行了深入集中的观察、揣摩和研究，从而对毛泽东有了透彻的认识和了解。这时期，林彪对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分歧，如同鸿沟。对毛泽东的许多重大的内外方针大计，林彪都持有不同的、反对的意见。同时，对毛泽东的一些所作所为、品行作风，林彪也持否定的态度。林彪对毛泽东，已由热爱转为憎恶，由敬仰转为怨恨和惧怕。在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持批判态度的并不少，但批判得像林彪那样深刻和彻底的却不多。

　　毛泽东这座“神”，在很大程度上是林彪捧起来的，人们往往将林彪和个人迷信连在一起。但是，在实际上，林彪自己却从来不迷信他捧起来的这座“神”。……由于林彪在六十年代大搞“高举”和“紧跟”，加上舆论界大力宣传毛泽东与林彪的“亲密战友”的关系，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林彪对毛泽东从来都是惟命是从，唯唯诺诺，毫无自尊和主见，只懂得拍马和吹捧。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编者注：接着作者列举了若干实例，用以说明林彪的另一个方面：即林彪的独立思考、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独特个性，并以黄克诚等人的回忆文章来说明林彪曾经在哪些问题上是怎样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内容从略，见该书第250—262页。）

　　林彪那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善于独立思考的特性，加上倔强的个性，使得他从来不盲从、愚忠于毛泽东。他的思想与毛泽东时常出现分歧，甚至冲突。……

　　对林彪来说，毛泽东既不是神圣的偶像，也不是敬爱的导师、领袖；这位曾经统治和主宰了八亿人民的身心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在林彪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盟友，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以便达到自己利用和目标的工具。

　　附２：林彪心中的毛泽东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在中国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此诗刻画了林彪在公众场合与在私底下里对毛泽东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私底下里，林彪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呢？

　　经过长期的观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对毛泽东有了透彻的认识。林彪曾将这些认识，以格言、箴言、散记的形式写下来，以供自己参考和利用。下面引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手。”

　　这段话，是写在一张《新华报》的散页，贴在1949年版《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一书中。

　　这是林彪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及其他人的遭遇，而总结出来的感想。“捏造”，即是不顾事实，罗织罪名，生按硬造，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这种事情毛泽东并没有少做。彭德怀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众所周知的例子。……

　　最典型，也是最鲜为人知的例子，是反右斗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捏造了一个“章罗反党联盟”。……章罗两人的关系长期以来势如水火，除了公开场合，私下从不交往。章罗无论是思想、作风、性格无一相同。

　　然而，毛泽东……捏造出一个“章罗反党联盟”，一时间，亿万群众口诛笔伐，势如排山倒海。

　　当时，罗隆基出国访问。回国到达昆明时，看到报纸才知道出了个“章罗同盟”。罗隆基立即打电话给北京的章伯钧，愤怒地质问：“我什么时候跟你结成‘联盟’？怎么‘联’的？你说呀！我明天就回北京，我要找你算账。”

　　第二天，罗隆基回到北京，当天下午便找上章伯钧的家门。一见面，罗隆基便说：“伯钧，我们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了多少回？天晓得！可笑，可笑之极！”

　　……两人吵了近三个小时。最后，罗隆基愤怒地厉声道：“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盟’，现在没有跟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跟你‘联盟’！”

　　……

　　原来，毛泽东认为，光凭章、罗等人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论，还不足以定罪，且天下人不服，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阳谋”的必要性。因此，必须指出右派分子在组织上是“联盟”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如此才“师出有名”。于是，章、罗这两位生死冤家便成了“联盟”，成了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

　　毛泽东制造了一件千古奇案，闹出了一椿莫大的历史笑话！

　　毛泽东的“并无，捏造”手法，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使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特性”。足见林彪对毛泽东认识上的“先知先觉”与“真知灼见”。（编者插话：毛泽东的这种“并无，捏造”的手法，可以说是他致对手于死命的一贯使用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手腕。他明知是“无”，但他硬是要“捏造”出一个罪名来。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文革”初期的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就是如此。连目前纳入“禁区”的1954年的“高铙反党集团”，把当年在东北和华东地区的一批高级干部都被网罗进去（后来除高铙两人外，都已平反）。到1955年毛泽东制造的“潘扬冤案”时，又把他们与铙漱石捆绑在一起，成为“铙潘扬反革命集团”，铙漱石因“反革命罪”而就被捕入狱。现在“潘扬冤案”平反了，就没有听说：铙漱石的“反革命”帽子是否已经被摘掉了。）

　　毛泽东的这种“并无，捏造”的作法，不要说作为党的“领袖”，就是作为一般的政治家，应该说是十分卑鄙的，其灵魂是十分丑恶的；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应具有的起码品质。仅凭这一条，毛泽东也是不齿于人的！再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实在是无聊，也可以说的是无耻！

　　林彪在1950年版的《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上写道：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无锋芒的必要。”

　　这些箴言，林彪虽有意讲得隐晦、曲折；但其意思还是清楚的。小帮帮即是“小帮派”、“小团体”、“小圈子”。毛泽东需要属于自己的小帮派，有贯彻执行自己方针、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喜欢有小帮派为其“歌功颂德”，而对于“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见，则是“锋芒”以对。

　　林彪在1967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道：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日渐“左”倾，其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经常处于少数。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执地坚持这些错误的东西。于是，“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为了得到“多数”，使自己那些错误的主张得到贯彻，毛泽东在失去真理后唯有依靠“个人崇拜”。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需要个人崇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次提倡“个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泽东的心机，上台后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个人崇拜”。《毛主席语录》便是其中的杰作。

　　林彪的这句话，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精辟的注解。（编者插话：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后结局，就是毛泽东以其享有“最后决定权”的方式，达到了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目的。从而彻底破坏了党的传统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由此而形成为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只是在1956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的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从而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毛泽东的“凌驾”地位（独裁专制）受到严重的威胁，事实上，通过“八大”，毛泽东已经从“凌驾宝座”上被撵了下来。对这一政治局面，毛泽东是决不会接受的。因此，在其后不久，毛泽东处心积虑地采取阴谋诡计的手段，通过“反右”和反“反冒进”，终于在1958年重新登上“凌驾宝座”。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说他自己就是“当代的秦始皇”，并说“超过秦始皇百倍”，就是他的灵魂自我暴露。）

　　林彪在1961年版的《辞海》扉页上写道：

　　“你先说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这是兵略上的“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是林彪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而总结出来的体会。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你说东，我就偏说西，叫你捉不着，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常常运用这一条。比如：1967年1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已经铺天盖地。13日深夜，毛泽东约见刘少奇。刘要求允许自己去延安种地。毛泽东没有就刘的要求做任何回答，只是要他回去多读马列的书。刘少奇哪里知道：早在1966年12月18日，他和王光美的“专案组”已经偷偷地建立了。毛泽东怎么会放过他。然而在会见时，刘少奇说东，毛泽东便说西；临走时，还将刘少奇送出门外，害得刘少奇回到家里，还喜滋滋地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还挺和气的。”但两天后，就被抄家了。

　　这是很高明、又很厉害的一招。在虚虚实实之中，既可保护自己，又可令对手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中招。彭真的“二月提纲”事件，刘少奇的“派工作组”事件，都属于这一类。

　　为了避免中招，林彪提醒自己“当听他先说”，这样才能与领袖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编者插话：作者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这句话把毛泽东品格特征中最本质的东西，写得那么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真叫“一绝”。足以证明作者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政治斗争”艺术已经进行了非常透彻的研究。没有这个功底，是写不出这样绝妙的话。）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了解，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望尘莫及的。

　　林彪在1958年版《学文化辞典》中的“个人崇拜”条目旁边写道：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林彪还在私底下与身边的人说：

　　“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木”。

　　林彪还说：

　　“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也是他对毛泽东的一种政治认识。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毛泽东高压政治体制下，党内党外，全国上下，一片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气。另一方面是表明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家长式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顺而昌，逆者亡”。因此，人人必须跟着说假话，否则就“办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可以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可见一斑。其中有如下评述：

　　“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方面进攻用力，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的座上客，明天就成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扶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他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置于死地不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戳穿了，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大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封建暴君；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还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了重大的错误：

　　林彪早在1958年“大跃进”，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就斥责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对错”。林彪还说：彭德怀7月14日的信“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林彪还对女儿林豆豆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

　　……

　　林彪还对他最疼爱的女儿讲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阴暗的、负面的东西，讲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一些悲观看法。林豆豆将这些话写进日记里，被“林办”党支部书记关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不得了！”受到林彪这些言论的影响，二十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的林豆豆对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

　　（以上见《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

　　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真正的、实际的认识和看法。

　　在三十年后来看林彪当年对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也不能说是肤浅的、幼稚的。林彪的许多看法已被事实所验证，很多人现在都说着与林彪当年说的意思相同的话。就认识毛泽东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林彪是先知先觉、慧眼识人。

＊　　　　　＊　　　　　＊　　　　　＊

　　编者的话：

　　应该承认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看法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对当今史学家如何评述毛泽东其人，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从这一视角来写党内斗争史，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为什么林彪能有这么深刻而又那么贴切的认识？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就没有这样认识呢？相反，他们经常被毛泽东这一手所玩弄。难道这仅仅因为林彪是善于独立思考？恐怕不完全是！

　　我认为这与林彪本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从1966年初直接参与毛泽东的一切“倒刘”部署之后，从而对毛泽东这一套玩弄权木和阴谋诡计之道，更有深切的感受。可以说，林彪以其亲身“实践”，亲自体会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因此，才有他过人的“见识”。如果说：毛泽东的灵魂是肮脏的，那么“物以类聚”，林彪的“助纣为虐”的行径，就显得其人品更加恶劣。

　　从这个意义讲，林彪的最后下场，也是他咎由自取。活该！

　　附３：毛泽东没有看透林彪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毛泽东没有看透林彪》的文章。这是一篇有独到见地、耐人寻味的、又十分精彩的短文。值得详尽摘录，以供日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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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三事件”无疑的对毛泽东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毛泽东根本意料不到林彪叛逃。林彪最后的这一搏，特别显示了他“又刁又狠”的风格。在别无它路的情况下，林彪选择了两败俱伤的策略。温都尔汗那一声爆炸透露出来的意味，似乎是：“我不得好死，也不让你好活”。林彪希望的那种效果无疑是达到了。毛泽东低估了林彪，毛泽东没有看透林彪。

　　在整个林彪事件中，林彪固然是输家，但毛泽东也不是赢家。林彪固然是身败名裂，而毛泽东也好不了多少；事件对毛泽东所造成的打击和损害，并不次于林彪。很显然，这种两败俱伤的结局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当发觉毛泽东利用“国家主席”问题来肃整自己时，林彪的应对计划是：

　　一、与毛泽东面谈，消除误会，和平解决问题，保住自己的地位。这是上策；

　　二、谋害毛泽东，发动政变。如果失手，便南下广州，另立中央，造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然后与毛泽东和谈解决。这是中策；

　　三、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外逃苏联。这是下策。

　　林彪的主旨是：抗争到底，绝不束手待毙。无论如何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而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

　　一、迫使林彪承认错误，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做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常委的虚衔，解除“接班人”的地位。……这是毛泽东所最希望的。这是上策；

　　二、用彭德怀的方式解决林彪问题。通过九届三中全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批判，将林彪斗倒斗臭，最后通过决议，将林彪及其党羽逐出权力中心。……毛泽东南巡讲话，向各地党政军首长吹风、打招呼，就是为着实现这一招。这是中策；

　　三、是与林彪兵戎相见，……这是下策。

　　毛泽东虽然也估计到这种可能性，但他自信情况不至于坏到那种地步。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就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

　　毛泽东南巡过程中，隐隐约约地感到林彪正在策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阴谋诡计。尽管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疑心颇重的毛泽东还有引起了警惕，这就是他提前离开上海北返的原因。然而，对林彪策划的武装政变、谋害自己的阴谋，毛泽东根本就一无所知，也完全估计不到。至于对林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外逃，就更加始料所不及。毛泽东的如意算盘完全是建立在“林彪束手待毙”的基础上。……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这第十次路线斗争，也将像历次的斗争一样，以林彪的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对林彪要保。不顾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总是不太好吧。”完全是胜券在握、游刃有余的姿态。

　　毛泽东的估计与实际情况完全是南辕北辙。

＊　　　　　＊　　　　　＊　　　　　＊

　　编者的话：

　　在分析毛泽东对林彪的估计错误之后，叶永烈从三个方面剖析林彪有别于彭德怀、刘少奇的性格特征：

　　一是：林彪是个“个人主义思想”极端严重的人；

　　二是：林彪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人；

　　三是：林彪还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详见该书第643—645页）。

　　耐人寻味的是：叶永烈在论述林彪的性格同时，与彭德怀作了对比。说：“林彪没有像彭德怀那样的‘高风亮节’、‘大忠大勇’、‘凛然正气’，而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奸雄’。”

　　最后叶永烈说：

　　“事件结局的方式，完全是林彪式的；完全按照林彪的意图进行的。只有由于外逃当中出现意外事故，才机毁人亡。否则，林彪的计划很可能成功。……林彪是主动的，毛泽东是被动的；林彪牵着毛泽东的鼻子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无疑是败在林彪的手下。”

　　叶永烈又说：

　　“林彪用自己的方式——叛变外逃，向全世界公开了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冲突，用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来证明毛泽东的错误，来证明毛泽东的不英明、不正确、不光荣、不伟大。林彪的这种结局方式，令毛泽东处于十分难堪的地位。……他与林彪之间那种暧昧的、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他们俩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一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最后，叶永烈说：

　　“林彪事件是毛泽东的滑铁卢。毛泽东这位在中国政坛上纵横驰骋了近半个世纪，身经百战，曾经打败战胜了无数对手的政治斗争大师，在最后决斗中，竟然败在自己的学生的手下，遭遇了一生中最严重的挫折。”

　　对于叶的这一定论：所谓“毛泽东败在林彪手里”，历史会作出公断。

　　对叶的上述分析，特别是对其性格特征的剖析，是比较贴切的。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开始，就充分显示出他的头两条的“特征”。这是林彪的致命弱点。

　　至于林彪为什么采取“叛逃苏联”的这一行径，这不能单单归结于林彪的个性特征，我认为：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林彪非常熟知毛泽东对付他的“政敌”所采取的一贯手段。这里有彭德怀、刘少奇的“前车之鉴”。林彪怎么会相信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的某些承诺。比如：对林彪还是要保的，会保留林彪的常委职务等。对毛泽东的这一套手腕，林彪是非常熟悉的。当年他对刘少奇就曾经有类似的“表演”。什么“要保的”，纯粹是鬼话。因此，林彪他自己于其“坐以待毙”，最后落得像刘少奇那样的极其悲惨的、家破人亡的结局，还不如采取王明的办法。

　　从这个意义讲，林彪“外逃”，正是毛泽东的致“政敌”于死命这一狠毒的手段，逼出来的。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当一个人被逼到这一步“绝境”的时候，只要客观条件具备，谁也都有可能使出这一招“棋”。

（九）最后的较量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专门一章题为《最后的较量》。其中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密谋策划“倒林”的部署。全文结构比较严谨，层次派络清晰，说理透彻。鉴于笔者原来所写的有关毛林之间的问题，仅有（七）、（八）两节，内容单薄一些，因而作为一节（第九节），补充在本书之中（在其他部分都是以“附（录）”形式出现的）。

　　笔者在转述时，根据需要，有详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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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事情没有完

　　编者注：在本节中，作者论述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所采取的种种部署后指出：“这些措施又狠又辣，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步步进逼。其目的是‘敲山震虎’，矛头直指林彪。”细节从略。

　　紧急收缩的毛家湾

　　编者注：林彪在预感到自己末日来临之时，“紧缩毛家湾”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任何权力，自身难保，还要维持原来这一大摊子，干什么用？这样，林办的大部分人员都被打发走了。

　　“抓住不放”

　　编者注：作者在本节中透露一个为人所不知的情节，实在耐人寻味。这在“正史”中是绝对找不到的；故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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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一方面加紧“清君侧”，对陈伯达和几名大将频频出击，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稳住林彪。.

　　1970年10月8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秋风已起，要保重身体”。

　　10月12日，林彪给毛泽东回信，说：“我深感在路线上、思想上都跟不上主席的教导，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我深感不适宜为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无保留地拥护主席的决定。”

　　11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林彪，说：“此议不妥。党章规定、党的决议，我不能违反。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基本还是一致的。”

　　1971年3月中旬，毛泽东托江青赠送林彪一支派克金笔。那是国外友人送给毛泽东的。林彪收到后马上写了封感谢信，由叶群呈交毛泽东。

　　双方都在敷衍、做戏，都在等待着那最后一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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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在这里，叶永烈明确地指出：双方都在“做戏”。真是“点睛之笔”，妙极！活脱脱刻画出毛、林之间在这关键时刻的关系。林彪在这个时候，完全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他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而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毛泽东，在政治舞台上，主动做这样的令人作呕的“表演”：背地里“磨刀霍霍”，而当面还说是“路线上还是一致的”。真不知他是扮演正人君子的“皇帝”，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讨厌”

　　叶永烈在本节中主要介绍毛泽东在对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他对林彪对他的“吹捧”，感到“讨厌”。详情从略。（见该书第561—568页）

　　谁都知道林彪是靠对毛泽东的无耻吹捧起家的，毛泽东也是因为非常欣赏林彪的这一“表演”而刻意提拔林彪，直至钦定为他的接班人并授予“亲密战友”的桂冠。

　　人们清楚地记得：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无耻的、肉麻的、令人作呕的“吹捧”。特别是后面一次，在全党检讨对“大跃进”的带来的大灾难的教训时，连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就是这个林彪在大会上大唱“反调”，完全不顾事实真相，说什么：我党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事实上，“大跃进”是毛泽东为反击1956年的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而精心策划的。毛泽东才是后来饿死四千万人的“祸首”。可是林彪完全不顾这一铁的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表演”又是怎么反应呢？不但没有“讨厌”，而是十分赏识，把林彪的讲话全文印发给全党学习。“七千人大会”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灾难”；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在那个会上提出的。所谓“七分人祸”，毛泽东清楚这句话的内涵，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林彪的发言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种“强心剂”，说白了，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提到的所谓“讨厌”的几个事例（如“四大伟大”）也是“文革”初期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的。毛泽东该不会忘记当时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这个问题只有毛泽东能回答，但绝对不会是“讨厌”的心情。那末，怎么到了1970年秋天，就变成“讨厌”了呢？同样一些话，怎么会在毛泽东心目中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呢？是毛泽东反复无常，有失常态；还是别的什么！看来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是“亲密无间”的奠基石，现在则是“反目为仇”的“打人的棍子”。

　　扑朔迷离的日子

　　从1971年3月至1971年8月，是一段扑朔迷离的日子。

　　在这半年的时间内，毛泽东与林彪这两位并肩战斗了四十多年的“最亲密的战友”兼政治盟友，走完了最后一段合作之路，终于走向决裂。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为什么最终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诉诸于暴力呢？毛泽东将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升级，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林彪在这段最后的日子里，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位一代名将在最后一役中会这全军覆没呢？（编者注：叶永烈在本节一开头就对自己提出这样一系列十分敏感、十分尖锐的话题、也是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开的“谜团”。而这些对一般传记体的作家来说，是难以猎涉的；非不能耶，是不敢耶。这正是本书作者高人一筹之处，也是本书的深得人心之所在。他像巴金老人那样，敢于说真话，说埋藏在心底里的话。）

　　在这些方面，官方透露出来的资料少而又少，许多问题还是一片空白。比如，林彪在整个武装政变的策划、实施的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官方能提供的资料实在少得可怜。除了1971年9月8日林彪写的一张字条“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被认为是林彪下达的政变手令外，官方没有能够提供林彪参与政变的直接证据。林彪如果是策划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阴谋，竟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是十分罕见的。

　　在这段扑朔迷离的日子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林彪有没有找毛泽东，想就庐山发生的事情交换意见呢？

　　官方的说法是“没有”，林彪不但没有主动找毛泽东交谈，反而是躲着毛泽东。其根据是毛泽东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中的一句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毛泽东这里告诉世人：林彪并没有找过他谈话，他将主动找林彪。显示出毛泽东对林彪宽大为怀，仁至义尽。

　　提供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是林彪身边工作的秘书。他说：

　　“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林彪不见我，我回去要找他谈。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有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有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个时候，江青还给林彪拍了个像，就是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的那一张。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上文载于官伟勋著《我所知的叶群》）

　　为避免让当事人惹祸，官伟勋对书中的林办秘书都取了代号，而不具真名。上文所说的林彪秘书，代号为Y。官伟勋还写道：“这位Y秘书是位很精干的、很漂亮的小伙子，他敢说敢讲。不少问题使他纳闷。他说他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了。是怎么回事，决不打折扣。这是对党、对历史负责的态度”。“Y给我的印象，诚实、坦率、有正义感。忆及往事，仍情绪激动，不能自己。”

　　姚乐明著的《林彪的阴谋和死亡》一书，也认为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多次想要找毛泽东交谈，但毛泽东不见。林彪苦苦等待着毛泽东的接见，希望双方能消除误会，和好如初。就因为林彪对毛泽东抱有幻想，苦苦等待，不能最后下决心发动政变，失去了最后的时机，结果反被毛泽东所杀。

　　在这三种说法中，最可信的是林彪Y秘书的说法。Y是林彪手下区区一个小秘书，与林彪非亲非故。在“九·一三”事件后，人们对待林彪，像躲避瘟疫一样。Y秘书没有理由无中生有，去编造这样的事情，惹祸上身。而且Y秘书的说法合情合理。林彪最讨厌江青，但为了能够见毛泽东，不得不去俯就江青。Y秘书的说法可信度极高。

　　最不可信的，是毛泽东的说法。事缘晚年的毛泽东，其政治作风中有太多的虚假，太多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别的不说，例如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批评林彪“有些话说得不妥”，其中点了“顶峰论”。“顶峰论”是林彪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毛泽东如觉得“不妥”，为什么当时不说，过后也不说，直到十一年后，将刘少奇打倒了，认为不需要“个人崇拜”了，要“降温”了，才说“不妥”。如此“过河抽板”，怎么能取信于天下呢？

　　林彪多次找毛泽东，当然是想当面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消除在“国家主席”、“天才”等问题上的误会，获得毛泽东的谅解和重新信任，和好如初。但是，这仅仅是林彪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毛泽东则另有打算，因此多方拒绝会见林彪。毛泽东的“拒见”，就是不给林彪解释的机会。

　　毛泽东心中很清楚：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是自己首先向林彪发难，是自己心怀阴谋诡计，如认真追究起来，毛泽东很难自圆其说。而“天才”问题只不过是个理论问题、思想认识问题，有没有天才，是不是天才，尽可以讨论，于国家于人民并不构成损害，完全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因此，毛泽东不想深究，不想听林彪的解释，也不愿意“谅解”。毛泽东根本就不想“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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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叶永烈在这里首先对详细引述的“三种说法”，用辩证的思维，用客观的科学分析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推理，向人们说明哪一种说法是“最可信”的；哪一种说法是“最不可信”的。

　　笔者多次提到：从“文革”中毛泽东的“表演”看，他是一个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包括林彪在内，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骗子”，为了达到致他的“政敌”于死命的目的，他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会使用的。毛泽东既然是启动了“倒林”的部署，他还能手软吗？林彪不会不意识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斗争矛头就是冲着他林彪来的。怎么还向毛泽东苦苦哀求接见呢？委实是太可笑了！　　

　　这也是林彪自己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应！咎由自取，活该！

　　本文后半节，作者用较大的篇幅（573—578页）描述了两个关于毛泽东“倒林事件”升级的情节。一个是毛泽东在1971年7月与熊向晖的“对白”；另一是1971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林“互不理采”的情节。最后，林彪若无旁人地扬长而去。作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林彪风格”。并说：林彪这一不辞而别，正是要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愤怒。林彪一生中，对同志、对下属甚少发火，从不骂人，更无雷霆之怒。这一次扬长而去，算得是“大动作”、“大手笔”了。看起来，林彪身体里那股刚烈之火还未熄灭。

　　“南巡讲话”

　　叶永烈转载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全文，这类资料在公开出版物上是可以见到的，因为是报道毛泽东的讲话，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故从略。详见该书第590—598页。叶永烈在最后评述如下：

　　“很显然，毛泽东是向各地诸侯‘吹风’和‘打招呼’，目的在于打击、瓦解和削弱林彪的影响力，为肃整林彪进行舆论的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他的谈话要严格保密。”

　　“毛泽东对党的唯一的副主席有意见，为什么不可以‘搞阳谋’，公开地、面对面地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背后的、偷偷摸摸的‘吹风’、‘打招呼’的方式呢？这算不算‘秘密串联’？算不算是‘地下活动’？算不算是‘搞阴谋诡计’？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是否身份特殊，可以不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呢？毛泽东批评和指责林彪、陈伯达、叶群一伙在庐山上搞的那一套是‘地下活动’等等，而自己现在却大搞特搞。同样的事情，是否党中央副主席做的，就是‘地下活动’；党中央正主席做的，就不算是‘地下活动’呢？或者是‘只许正主席放火，不许副主席点灯’呢？……”

　　叶永烈提出的上述质问，是击中毛泽东的要害的。当然，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是“家天下”、“封建王朝”的体制，而决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毛泽东本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当代的秦始皇”，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叛逃

　　叶永烈详尽地介绍了林彪“叛逃”前夕，林彪集团的活动情况。这类史料在公开出版物中都可以看到，故从略（见该书第598—602页）。他最后说：

　　“林彪，这位一代名将，在与毛泽东进行的这场最后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林彪失败的原因，是毫无准备。从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9月逃亡，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如果林彪想要搞政变，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同时，当时林彪还是‘副统帅’，大权在握，完全拥有政变的物质基础，加上他那韬略与计谋，是可以设计和导演出一场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政变戏’的。可是，林彪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其根本原因是，林彪打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与毛泽东决裂，要诉诸武力解决问题。林彪对毛泽东抱有幻想，希望能通过交换意见，和平地解决问题。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害了他。林彪在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之后，才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在9月7日决定政变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林彪叛国外逃，机毁人亡，他自己自然要负主要的责任。然而，事实说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是毛泽东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人为地加以激化，而酿成的一起恶性事件。而整个‘林彪事件’，是毛泽东从错误的动机出发而主动挑起，在错误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极‘左’思想指导下，用错误的方法来处理，从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场权力斗争。

　　“对林彪的‘九·一三’事件，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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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看来作者在思想感情上是偏向于林彪的。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谈不到谁是谁非的问题。跟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封建王朝专制主义者内部的权力搏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林彪得逞，中国人民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因为在他的脑袋里，除了如何玩弄权术之外，根本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政治家的“立党为民”的理念和集中全力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

　　附：重提朱毛——令人作呕的“表演”！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重提朱毛》的文章。本节所搜集的内部资料，非常丰富，而在公开出版物上，由于为“尊者讳”，因此是绝对找不到的。叶永烈的一个写作特点（或叫“写作风格”）就是引用毛泽东前后所讲的截然相反的话，加以对比；最后，用“画龙点睛”的手法，寥寥几句揭示毛泽东的丑恶嘴脸。此一时，彼一时；翻手为雨，覆手为云，反复无常。为此，尽可能摘录，作为“反面教材”，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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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毛”这面曾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旗帜，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便逐渐地褪色了。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时，朱老总不愿意“投井落石”，…毛泽东便用“隔靴搔痒”的动作当场奚落朱德。事后曾多次说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一贯右倾”。……

　　奉承毛泽东的意旨，林彪上台后便对朱德进行攻击。在1959年8月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名批判朱德，林彪说：

　　“今天我还给一位在座的老同志提点意见，他是谁呢？这个人，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平易近人，而且德高望重；但这是假装的，他的骨子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彭、黄是一路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会场上顿时一片哗然。林彪又说：

　　“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他够当总司令资格吗？他根本不配！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朱德是冒充的总司令，无功受禄，不感到心里有愧？”

　　于是打手们一拥而上，朱德被当作批判彭德怀的陪绑。9月10日，朱德被迫在大会上作长篇的自我检查。会后，毛泽东下令中共中央将朱德的这次检查，连同他在1955年3月就高饶事件的检讨，一并印发全党。毛泽东此举的用意十分清楚：要在全党全军将朱德搞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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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林彪对朱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恶毒攻击的史实，笔者还是第一次看到。读后内心感到无比愤慨。他为了讨好毛泽东，搏得毛泽东的青睐，用极其刻薄的语言，奚落朱老总，并以“反党反毛主席”的“莫须有”罪名扣在朱老总头上，从而导致朱老总作为彭德怀的“陪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并作自我检讨。从中可以看出：林彪从1959年起就充当了毛泽东得力的“帮凶”与“打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小丑”。

　　在狠批朱老总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配合得何等默契！林彪敢于肆无忌惮地对朱老总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没有毛泽东这个后台，在当年他是没有这个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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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接着讲朱老总后来的受迫害情况：

　　朱德作检讨的第三天，即9月12日，毛泽东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说：

　　“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直到现在，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毛泽东所说的“有几位同志”，既是指彭德怀，又是指朱德。于是，在毛泽东指示的中央军委成员调整中，朱德由副主席降为常委。这位“红军之父”，第一次退出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岗位。

　　在“文革”中，1967年1月，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召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朱德。造反派们包围了朱德的家，高呼“打倒朱德”的口号。……康克清回忆说：

　　“他们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

　　当朱德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周总理闻讯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他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

　　1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扩大到社会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判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聂元梓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天，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出面干预，揪斗朱德的大会没有开成，朱德避过了一劫。但毛泽东说的“让他们在火上烤一烤”这一目的已经达到。

　　……朱德的秘书回忆说：

　　“这一段时间，朱老总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

　　朱德那里知道，“朱毛”早已分道扬镳了。

　　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使林彪、江青一伙对“二月逆流”进行彻底清算和批判。朱德发言：“……批判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对毛主席？……”朱德的发言，引起围攻。张春桥、吴法宪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也说：“朱德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是朱德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修正主义……。”

　　在这次全会上，由于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文革”取得初步胜利，毛泽东意气风发，得意忘形，他奚落陈毅，说可以作为右派的代表参加“九大”。至于朱德，毛泽东已不屑一顾。1969年，根据毛泽东的“加强战备”的指示，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处于变相的软禁状态。……

　　朱德在“文革”中的遭遇，决不是偶然的。如郭沫若、章士钊，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下了“要保护”的“圣旨”，他们才得以安然无恙；对于朱德，毛泽东如果想要“保护”的话，其理由应比郭、章更为充足，也更为顺理成章。可是，在毛泽东心中，一直记着朱德的一本旧帐：从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右派”的总司令。他与刘、邓、陶这些“走资派”只有一线之差；因此，需要放在“文革”的烈火上“烧一烧”。“朱毛”之情不但早已烟消云散，毛泽东早已不屑再提。……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陷入最重大的政治危机。他需要平息老干部们的愤怒，减轻这方面的敌意与压力，以便渡过这场政治危机。因此，“右派总司令”朱德，便成了毛泽东“绥靖”政策的重要目标。于是，便发生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记述的这一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有等他起身，朱老总已到了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

　　‘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

　　朱老总高兴地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

　　‘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

　　他重复着，又说：

　　‘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承认这种事实，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政治上表现出如此重大的谦虚，如此的虚怀若谷，似乎也是第一次。与庐山会议上当众奚落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朱德批评为“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

　　如此巨大的反差，如此急剧的转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呢，还是故作姿态、权宜之计呢？这就要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编者的话：

　　叶永烈在本节中，先用较大篇幅讲述了毛泽东是如何奚落朱老总，如何与林彪、江青勾结长期迫害朱老总。在毛泽东心目中朱老总是“右派总司令”、“黑司令”。怎么在林彪事件后，突然改口为“红司令”，而且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朱在先嘛！”这样令人作呕的话！

　　叶永烈在最后用寥寥几句，以“反问”的口气，作为“小结”；并提出：“这就要读者去判断了。”这样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又，在2006年第十期《炎黄春秋》的《康克清缅怀朱总司令》一文中，也有同样记述：

　　“毛泽东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热情地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回想当年正是由于毛泽东说了“让他们在火中烤一烤”，才使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打倒朱德大军阀”的妖风，从而使朱老总在文革初期受到很大的冲击。对照上述毛泽东对朱老总所说的“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真叫令人作呕！不知在毛泽东的“词典”里，还有没有“羞耻”两字！这里，又一次显示出毛泽东“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嘴脸！

（十）狂风恶浪中的周恩来
——一代伟人的斗争策略与斗争艺术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应该说他是一位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深受中国人民爱戴与敬仰。在1976年5月清明节，人民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冒着巨大风险呼喊出：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

　　简洁、朴实的声音，准确、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总理与人民的那种心连心的关系，充分反映了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这才是真正的、永远也倒不了的、给周总理立下的丰碑。与任何靠权势立起来的“丰碑”不同。后者，一旦权势消失，“丰碑”也就塌了；说不定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为什么说：“具有中国特色”呢？这是因为周恩来生长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社会里，在他的身上既具有中国的优秀的传统美德和高尚品质，比如对事业的那种忘我的鞠躬尽瘁的精神，待人宽厚、平易近人和严于律己、生活俭朴的作风，等等；同时在他思想深处，也有浓重的儒家的“忠君”思想烙印。这些特点在总理的晚年（确切说在毛泽东暴力专制年代）表现十分明显。

　　周总理早年受西方教育，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又受到西方民主气氛的熏陶，因而他思想敏锐、胸怀大局、作风民主。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在第一线负责国务重任。事关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总理肩负的责任是最重的。他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全部精力与心血，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56年“八大”通过的以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这一历史性《决议》，是集中反映了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在内的老一代革命家的智慧与思想，这是一条真正的马列主义路线！这一《决议》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深得党心、民心！

　　反“反冒进”前后的周恩来

　　如前所述，在1956年4月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周恩来从经济发展综合平衡这一角度考虑，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冒进”的方案；事后周恩来还特地向毛泽东作了解释，说：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会上，由于政治局多数人的反对，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政治局集体否决毛泽东的意见，这是1943年3月政治局《决议》授予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所谓“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是让毛泽东处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地位）以来，这13年（1943—1956）期间第一次被“剥夺”了“最后决定权”！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毛泽东的“凌驾”地位受到挑战，“民主”战胜了“专制、独裁”。

　　发生这一重大的领导体制变革的政治背景是：在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连锁的反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一股“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潮。4月政治局会议集体否决毛泽东的不切合实际的意见，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在这次会议上不仅态度鲜明、坚定，而且是发言最多、最积极的。其他政治局成员表示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公开表示反对毛泽东意见的，从而使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的，不是别人，而是周恩来。应该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这说明周恩来出于公心，敢于承担责任，也敢于与“个人崇拜”彻底决裂的气慨！

　　同年9月的“八大”作出的《决议》，向全党发出“反对个人崇拜”的号召，并且在《党章》中撤销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这意味着毛泽东已被赶下“凌驾”宝座。

　　如前面所分析的（见本书第三章与第四章），毛泽东在1957年策划的“反右”及其后开展的反“反冒进”、狠批周恩来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其根本目标就是要重新恢复他在党内的“凌驾”地位；从而否定了“八大”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他别有用心地炮制所谓的“阶级斗争论”，取代了“八大”关于“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一马列主义的路线。

　　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持续狠整了周恩来，使周恩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做违心的检查，直到毛泽东认可。

　　从此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再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再也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明知毛泽东有些意见和有些决策有问题、有错误，但也不敢再讲。这种政治上极不正常的局面，是完全由毛泽东一心想当“当代秦始皇”、一心想稳居“凌驾”宝座这一逆潮流而动的思维定势决定的。因此，这不仅仅是周恩来一个人，而是整个政治局集体，都成为对毛泽东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毛氏王朝”的“俯首之臣”；从而，完全丧失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所应具备的、建立在政治上人人平等的、人格上各自独立的、互相尊重的战斗集体。确切说：凡搞“凌驾”（专制、独裁），这就意味着这个政党已经“异化”了。苏联的斯大林如此，毛泽东决不会例外。毛泽东比斯大林跑得更远！后果也更加严重、手法也更加狠毒。斯大林靠专政机关实施对“政敌”的镇压，而毛泽东则利用所谓的“群众运动”来达到他致“政敌”于死命的目的。其结果是：不仅使成千万人直接深受其害，而且使那些更大数量的、直接参与迫害人的“群体”（如“文革”年代的红卫兵小将们），事实上成为变相的“受害者”，他们的人格被扭曲、变异，从而导致整个民族素质“滑坡”，这才是最可悲的。

　　无论在毛泽东“大折腾、大胡闹”的所谓“大跃进”年代里，还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只能采取“忍”，他在等待时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力量来减轻毛泽东给民族、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把国民经济的损失，减低到最大的限度。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中，看周恩来的政治态度

　　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前后，到1964年，这近三年时间里，在刘少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时，为了尽快摆脱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带来的经济趋于崩溃的困境，特别是解决当时最严重的“饿死人”的问题，刘少奇果断地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了相应的决策，从而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正是在这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分歧，从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要置刘少奇于死地，而不惜发动一场使成千万人的生命涂炭、绝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

　　在刘少奇与毛泽东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的激烈分歧中，周恩来坚定地支持和执行刘少奇通过党中央集体作出的决策。特别是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周恩来在1962年3月广州会议上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周恩来一直十分重视、关怀、爱护知识分子，与他们广交朋友，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发挥才智创造条件。周恩来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识分子问题，是与他的基本政治观念密切相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集中全力发展国民经济，如果不大力发展国民经济，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欲发展国民经济，离开知识分子是万万不行的。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极度愚昧、无知，他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仇视敌视知识分子的态度，把知识分子作为被“专政”、被打击的对象。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即在毛泽东炮制的历次重大冤案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对这一点，周恩来也是十分清楚的。1962年周恩来敢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重申他的一贯思想观点，虽然明知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　　

　　果不其然，当周恩来事后请毛泽东表态时，毛泽东就没有吭声。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凡是他不赞成的，往往不讲话。你可以认为他已经默认了（如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即是如此），而事实上他是不同意的。

　　这一史实说明：只要在客观上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只要有稍为宽松的政治气氛，周恩来还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那怕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他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味地盲目顺从毛泽东的。这表明在周恩来身上没有那种“阿谀奉承”的“奴骨”。在中国这个封建专制传统沉淀特深，特别是毛泽东的“凌驾”意识又十分顽强的国家里，周恩来能做到这一步，确是难能可贵的。

　　林彪、康生之流就不同，他们混身都是“奴骨”，毛泽东就是喜欢有“奴骨”的、甘心充当“打手”的、专门以害人为乐的奴才。

　　这是周恩来政治品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分析周恩来的一生中，决不能忽视这一本质特征。

　　周恩来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周恩来早期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即使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在对军队的指挥权上，毛泽东一度也还是周恩来的助手。只是到延安后，才有所调整。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和其他领导成员（政治局委员）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在组织上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当年的总书记之所有能够频繁更换，正是依靠这种组织体制。毛泽东深知他是靠这一体制上台的；同样，他也有可能在这一体制下被赶下台。如前所述（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毛泽东精心策划“延安整风”，并于1943年3月通过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让自己确立了在党内的“凌驾”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民主集中制”的体制，而代之以“专制独裁”的体制。周恩来是务实型政治家，他具有的非凡政治才干，思维敏捷，擅长搞统战（后为“外交”）内务（后为“国事”），是难得的栋梁之才。因此，毛泽东既要重用周恩来，又要时刻提防他可能出现的“右”的、与他相悖的一面。这就是周恩来在解放前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6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率先表态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深深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经过1958年上半年，以反“反冒进”为名，持续狠整周恩来之后，陈云当时也一起挨批，就“靠边站”，没有实权。可是被整得最厉害的周恩来，在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仍被委以重任，继续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挨批而不倒”或“挨斗而不靠边（站）”，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周恩来是独一无二的人。

　　这里的奥妙何在？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毛泽东。这里只能作为旁观者的一种分析。除了周恩来是一位栋梁之才外，还有一个对毛泽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周恩来对坐在“凌驾”宝座上的毛泽东是绝对“忠诚不二”的。周恩来受儒家的“忠君思想”的影响比较深，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批周的高潮中，已经露骨地表示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后，周恩来是会自觉听命于这位“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的。这是毛泽东之所有继续重用周恩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重用周恩来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与周恩来之间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是存在着分歧意见的，1956年4月是如此，1958年“批周”后依然如此。毛泽东知道靠权势（“凌驾”）可以解决让周恩来听命于他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政治观点上的分歧问题。这个问题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出现一系列重大原则分歧时，就暴露出来。因此，毛泽东对周恩来虽然重用（或“利用”），但不能信赖，更不会把周恩来当作自己的亲信（如林彪、康生、陈伯达等那样）。这在1965年毛泽东发动的“倒刘”前夕，就十分明显表现出来了。比如，关于姚文元的“黑文”，整个过程都是对周恩来“保密”的，到最后要迫使《人民日报》转载时，才利用周恩来出面来开会解决。这就是周恩来在解放后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按毛泽东划分“左中右”的政治标准来说，周恩来决不是“左”派，而是“中间偏右”。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批评周恩来是：“离右派50米”。言简意赅，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定性”！

　　附1：且看《林彪日记》是怎么记载毛、周关系的——毛、林私下议论周恩来

　　关于周恩来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上文已作了详尽的剖析。这种剖析虽根据大量史实，应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毛泽东本人是怎么说的？就无法得到证实。最近看到《林彪日记》就进一步得到了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日记中后有关内容如下：

　　“1967年3月18日：‘Ｂ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跟主席的’，有意给‘Ｂ52’纠正的。‘Ｂ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下结论？’我还是有意等着装作思考。‘Ｂ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上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点。’说着仰天大笑。”

　　从这一篇日记内容来看，毛对总理的评价，基本上与笔者对毛、刘、周之间的政治关系的论述是吻合的。这不是什么巧合，而是根据大量史实作出的判断。

　　附2：周恩来为什么能在“文革”中，始终“打而不倒”？

　　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前夕，在毛泽东的思维定势中，周恩来还是属于刘少奇司令部里的人。在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为撤销工作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都作了检查。从表面上看，刘、周、邓是捆在一起的。但在毛泽东心目中，对他们三人，还是有区别的。

　　先探索一下毛泽东对他们三人是怎么区别的。

　　毛泽东最恨的是刘少奇，他发动“文革”的目的，主要就是要置刘少奇于死地。早在1943年3月改组领导班子时，由于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中密切配合毛泽东有功，因此被破格提升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建国后的1954年毛泽东发现刘有“离心”倾向，在与江青私下谈话中，就说：“他已羽毛丰满，很想独立自主。……”（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这说明毛泽东是十分关注在他身旁的其他领导人（比如政治局成员）对他的“忠诚”程度，特别是他的“接班人”。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及其后由刘少奇主持的、在第一线工作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公开对他的“挑衅”，严重威胁他的“凌驾”地位，而为首的是刘少奇。没有刘少奇，就不可能出现这个局面。毛泽东是从来不问“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到底在谁手里？他只看中手中的“权”，“权”是他的生命。别的都是“空”的、“假”的。为了保证手中的“权”，万无一失，他像当年的“皇帝”自封为“天子”一样，就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党的化身”。谁要是敢于对他说一个“不”字，那谁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党”。尽管真理和马克思主义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手里，但在毛泽东专制的那个年代，一切都是颠倒的。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把刘少奇为代表的那个领导集体，彻底打垮、粉碎。刘少奇是那个集体的领头人。

　　其次是邓小平，他是刘少奇最得力的助手。更主要的是：邓小平在当年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分歧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中，他是最积极的执行者。一方面固然与他所处总书记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邓与刘在政治观点上完全一致。特别是在对形势的分析、对经济发展的方针、对甄别平反工作、对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上，邓是反应最强烈的、呼声最高的。而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又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率先重新提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把刘、邓捆在一起，提出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因。在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刘、邓问题时，也是没有什么区别。同年12月第一次公开提出“打倒”的口号，也是刘、邓并提的。

　　后来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对刘少奇与对邓小平的迫害，在程度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对刘少奇在精神与肉体上的残酷摧残，已达到了惨不忍睹、绝灭人性的地步。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刘少奇被折磨得越凄惨，毛泽东就越开心。这决不是凭空武断，而是用血写的史实来说话的。而对邓小平，则要宽松得多。

　　毛泽东对刘、邓的迫害，在程度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呢？这只有毛泽东自己清楚，他在私下会对江青等有所流露，但目前曝光的史料不多。初步分析，也许跟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邓小平是总书记，而刘少奇是“接班人”，两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对毛威胁最大的是刘少奇；

　　第二、在一系列重大原则分歧中，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刘少奇，没有刘少奇就这不可能出现这一局面。邓小平是第二位的，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刘、邓两人在受批斗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据有关史书记述，小平同志深知毛泽东的作风，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硬顶”、“辩解”是要吃大亏的。因此，采取不吭声、不申辩、“包”下来再说，基本上是“韬晦之计”。用这一方法，至少不会使毛泽东发火。邓太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只要毛泽东一发脾气，是什么绝事都干得出来的。应该说邓小平这一“招”是成功的。而刘少奇则不同，这从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看了刘少奇1967年7月6日和9日给北京建工学院的两份书面检查后，就十分气愤地对江青说：“刘少奇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还得称他为同志，知道吗？”又说：“如果没有问题，就得赶快给刘少奇平反，你们中央文革也得宣告解散。”他还对汪东兴讲：“如果再查不出什么问题，就准备给人家平反。”了了数语，反映了毛泽东“愤怒”之情与急于置刘少奇于死地的心态。

　　第四、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是导致刘少奇晚年处境，比任何其他受害的领导人更加凄惨的一个因素。这是因为早在60年代初，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多次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1964年王光美又在总理主持的大会上，向中央机关党政干部讲关于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风光一时。而作为中国第一夫人的江青反而默默无闻。江青是一个心胸狭窄，妒忌心特强和报复心切的女人，在“倒刘”期间，江青当然不会放过王光美的。实事求是地说，论才干、论素质，江青是无法与王光美相比的。可是，“文革”期间，江青一手遮天、无法无天，王光美任凭江青“宰割”，1967年1月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9月13日，王光美被捕入狱，后来在专案组上报的审批材料上，以所谓的“国际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要求判王光美“死刑”，仅仅因为毛泽东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免一死。

　　关于周恩来，周在毛、刘之间的重大原则分歧及由此作出的重大决策中，也是本能地站在刘少奇一边的。他对其中的经济发展方针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由于其所处的岗位，体会更深、感受更切。但周恩来在作风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一向处事比较谨慎，讲话比较含蓄、注意分寸、留有余地。特别是在明知与毛泽东有原则分歧的问题上，他就更加慎重。比如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事后他向毛泽东汇报，请毛表态。虽然毛泽东沉默不语，但至少表明他对毛是尊重的。刘、邓就不同，他们长期从事党的工作，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观察问题敏锐，作风干练果断、雷厉风行。比如：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的著名的两个“三七开”，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实际上是直指毛泽东的。没有足够胆识与魄力，是不敢讲的。同样，邓小平在甄别平反工作中，大刀阔斧，一气呵成的那种气势，也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胆量。毛泽东在与周恩来长期相处中，还掌握了周恩来又一个个性特征，那就是只要他一表态、一批评，周恩来必定很快跟上，主动检查认错。而刘少奇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有这些个性特征上的差别，促使毛泽东在作出“倒刘”的战略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如何区别对待的问题。谁是打倒的对象，谁又是可以利用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把周恩来从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

　　也许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毛泽东为“倒刘”而发动的“文革”，主要依靠两股势力：一股是以他的老婆江青为代表的、包括康生、陈伯达在内的“文痞”；另一股是林彪为代表的“军痞”。他们的最大特长，就是搞阴谋诡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驾驭国事的栋梁之才。尽管“天下大乱”，但亿万人民的生计，还得有人操劳，挑起这副重担。在当时，周恩来的地位，在这两股“团伙”中，没有一个人能取而代之。后来的政治实践证明，在“九大”以前，连主持一个所谓的“碰头会”（在权力上，相当于“文革”前的政治局常委会）还得靠周恩来出面。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是：既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等是自己的亲信，是最得力的助手，是可信赖的、所谓“坚定的左派”；又因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不得不加以使用的、具有栋梁才干的人物。如果在林、江集团中，有人能取代周的地位，周恩来说不定早已“倒”了。同样，如果周恩来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秉性或者像后来的林彪那样对毛的“凌驾”地位构成威胁，那也得“倒”下。

　　上述分析是否符合实际，有待来日“内幕”彻底曝光时加以验证！

　　附3：狂风恶浪中的周恩来——析周恩来的斗争策略与斗争艺术

　　周恩来在“文革”的狂风恶浪中的处境，是最艰难的、风险也最大；在“人妖颠倒”的年代，还得经常跟那些披着人皮的、而又掌握生杀大权的妖魔们打交道，稍有过失，自己就随时有被“打倒”的可能。但他一直是处于“打而不倒”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与周恩来的高巧的斗争策略有关。

　　从已知的史料来看，江青是蓄意要打倒周恩来的罪魁。她一直想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的地位，从而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与林彪的“军权”抗衡。在大的方面，她至少采取了三次对周恩来的政治迫害。

　　第一次的政治迫害是在1967年初。

　　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不久，江青就通过她的爪牙，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要揪出比陶铸还要大的全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妖风，大造社会舆论。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

　　有一份史料透露如下信息：

　　1967年1月10日，在对陶铸进行突然袭击后的第五天，陈伯达就对造反派说：“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所谓“个把子”，不言而喻，是冲着周恩来的！

　　1967年2月在怀仁堂七次批斗三位副总理、四位军委副主席时，矛头同时对准周恩来。陈伯达认定：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的总代表。

　　江青的狗腿子戚本禹也向北师大谭厚兰“指示”：“立即向中央各部门派出强有力的调查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每一个复辟、反案事件，要以周恩来为一条线，一件一件查清楚，他是总后台。”

　　无论是陈伯达，还是戚本禹，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狗胆？敢于这么放肆，把矛头直指总理。特别是戚本禹居然敢公开布置搜集总理的黑材料。这就是叫“狗仗人势”。实际就是江青唆使他们跳出来干的！

　　从反“二月逆流”之后，原来由总理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由于不少政治局委员遭批判而靠边，代之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为了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专门作了一次书面检查。江青在会上嚣张地面对总理说：“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恩来也会被打倒的！”

　　江青之所以对总理用这种以势压人、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架势，一来凭她是毛泽东老婆这一特殊身份，俨然以“毛氏王朝”的“皇后”自居；二来她深知毛泽东对周恩来一向有所戒备，不像对林彪、康生那样信赖。因此才敢于那么放肆地欺压总理。

　　第一次对总理的“冲击”，势头不小，时间达两个月；没有毛泽东的默认，江青之流是不可能那么猖狂的。这是因为在打倒刘、邓过程中，始终没有“碰过”周恩来，让江青们对周“敲打”一下，也有“好处”；但毛泽东毕竟对周恩来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因此到一定“火候”，江青们也只好“掩旗息鼓”。非不想（打倒周恩来）也，是（毛泽东）不准也！

　　从中也可以设想：如果周恩来在“二月抗争”中，也像陈毅、谭震林那样“闯劲儿”，他就决不可能“站住”。果真如此，后果就更不堪想象！不说别的，至少在1975年邓小平就不可能“出台”！整个“文革”的历史，将是另一个面貌：只能是灾难更加深重！受难群体的日子更不好过！

　　第二次的政治迫害是发生在抓“叛徒”的浪潮中。

　　1967年5月17日，江青利用天津红卫兵发现的一份当年国民党捏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故意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并将“启事”的抄件附在信中。总理看信后知道江青是冲他来的，立即在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敌人所为。……”。为了查明真相，总理当即查阅了1949年以前上海的有关报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关材料。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伍豪启事’；而这是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和材料后，作了批示，并嘱有关人员把这些材料存档。为此，周恩来将有关材料也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给江青写信说：“此事在1932年凡熟悉上海敌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已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毛泽东在1968年1月16日也说过：“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其实，江青抓“伍豪”一事大作文章，其手法与国民党如出一辄，不过是“造谣污蔑”。如果没有毛泽东表态，加以区别对待，周恩来将如同刘少奇、薄一波一样被打成“大叛徒”。周恩来之所以一再要求将他的发言录音、信件存档，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1972年6月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又将“伍豪启事”重新讲了一遍，并要求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他的讲话录音和录音的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

　　对周恩来来说，这“伍豪启事”一直成为他思想上的沉重包袱。1975年9月，周恩来在病魔折磨下，在最后一次动手术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再次要人把1972年录音记录稿拿来，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手术室前，1975年9月22日”。

　　由此足见在周恩来的灵魂深处，一直担心江青之流的栽赃、诬陷，一旦得逞；实质就是担心毛泽东一旦对他“变脸”，毛泽东的这种政治上反复无常，说变就变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在高兴时可以放你，翻脸后就概不认账。因此，留下书面材料，便于后人为自己恢复名誉。用心良苦，难以言喻！

　　第三次的政治迫害是发生在1973年12月，周恩来患癌症重病期间。

　　这次正是根据毛泽东亲自授意，召开政治局会议，持续二十多天对周恩来开展批判斗争。江青一伙乘机狠整周恩来。江青知道：在那个年代，只要毛泽东点名批判，没有一个不被打倒的。谁知毛泽东这次是一个特例，他只想把周恩来身体整垮、拖垮，加重他的病情，加速他的死亡，而不是把他整倒！毛泽东也清楚：周恩来在人民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在“倒刘”、“倒林”之后，再提出“倒周”肯定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到一定时间，毛泽东就不许江青们继续再批。毛泽东用心之歹毒，由此可见一斑（见本书第十四章第三节）

　　从上述三个情节可以看出，周恩来在“文革”十年间的处境，是十分险恶的，用形象的比喻，他是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有灭顶之灾。他既要随时提防江青之流的明枪暗箭；又得经常捉摸毛泽东的“心态”，尽管一时不理解（实质是不赞成），也得无条件地紧紧跟上，不敢懈怠。这后一个条件，在当年是特别重要的；它是决定周恩来本人能否在狂风恶浪中，始终站稳脚跟，保持“打而不倒”的前提条件；也是周恩来在“人妖颠倒”年代，能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地保护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尽量减轻“文革”带来的灾难的前提条件。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周恩来在“十年动乱”前期，即在林彪摔死之前（1966—1971）那五年内，冒风险保护老干部的一些感人事迹。

　　1966年8月下旬，周恩来及时抓住毛泽东对章士钊信的“批示”这一极其难得的机遇（章士钊在被红卫兵抄家后致函毛泽东要求保护，毛泽东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他一方面马上采取措施，对章宅实行保护，不准红卫兵再肆意闯入章宅；另一方面就在当天（8月30日）晚上，亲自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沙千里、蔡廷楷、蒋光鼐、张奚若、李宗仁等十几位高级民主人士，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等负责人，共几百名保护对象。请毛泽东批准。第二天，他下令301医院准备接受章士钊、程潜、傅作义、李宗仁、蔡廷楷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对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周恩来几乎都费尽心机，寻求稳妥的保护方法。

　　1967年1月，在夺权妖风席卷全国之时，周恩来鉴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迫害致死，以及东海众舰队司令员陶勇夫妇惨死等的血的教训，保护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成为迫在眉捷的大事。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等尚能工作的副总理紧急协商后，拟定了一个保护名单，并取得毛泽东的批准。他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30多位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轮流住进中南海，使他们得到保护和休息。同时，把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等大区和省市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他一方面要顶住江青之流的所谓“保护走资派”、“打击群众的革命情绪”等攻击；另一方面他还得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避开受江青之流唆使的造反派对他们的搜索和袭击，多次把他们转移到可靠、安全的地方，加以保护。但也有一些省市负责人，虽然也被列入经毛泽东批准的这份保护的名单，依然被江青一伙揪住不放，如上海的陈丕显。江青之流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无视毛泽东批准的“保护名单”。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份名单完全是周恩来的“主意”，毛泽东只是被动表态的。因此，在执行上可以有“弹性”的；但有这个“保护名单”和没有这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总有一些干部少吃了苦头、少受了折磨。

　　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对他们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周恩来总是亟尽全力加以保护，上面提到的对贺老总早期的保护和对彭老总的“五条保护措施”，最后因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而未能如愿。

　　1967年1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下，在中南海揪斗刘、邓、陶的同时，朱老总已被作为打击对象，诬陷他老人家是“大军阀”、“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1月下旬，抄了朱老总的家，社会上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并扬言要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周恩来在得知此事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他向造反派表示：“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我周恩来将前往陪同。”大会在周恩来干预下夭折了。周恩来的明智之举就在于：一是他明知毛泽东对朱老总一向采取排斥的态度，建国后朱一直处于无权的地位；但毕竟朱老总是德高望重的、党内硕果仅存的年逾八旬的老人，毛泽东也不便于公开表态支持批斗朱德。只要毛泽东不支持（看来毛也没有表示“反对”，要不，周恩来也没有必要说“陪同”）。二是周恩来对造反派讲话十分策略：

　　“我不反对你们开大会，但我周恩来主动‘陪同’，这总是我的权利。”

　　造反派要把周与朱一起批斗，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这充分显示周恩来的过人才智：既让你们开不成，又不让你们抓住什么辫子！实在高明！

　　1967年8月，在造反派死揪陈毅不放，硬要开大会批斗陈老总时，又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避免了一场对陈老总的残酷迫害。那是在江青的爪牙王力在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中，提出“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之后，8月11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划召开批判陈毅的大会。会间，不管总理事前提出的条件，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大幅标语，会场大喊“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总理奋力劝阻，全然无效，最后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退出会场。批陈大会宣告破产。

　　8月26日，周总理本人处境也日益恶化，受到造反派围攻，连续十八小时不能吃饭、休息。造反派仍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批斗陈毅。周总理十分激动地说：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这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表现了周恩来的撼人的人格魅力，终于使以江青为后台的造反派未能得逞。

　　这样的感人事例，比比皆是。可以说在“十年浩劫”中，我们的总理一直是沿着这条路，在狂风恶浪中，历尽艰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

　　我们的总理就是在自身处境十分险恶的、“打而不倒”的政治背景下，用尽心机，保护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总理之所有能够“打而不倒”全在于他具有独特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总理不愧为我党杰出的、品德高尚的政治家！

　　一代伟人周恩来，人民永远怀念您！

第十四章　大灾难、大浩劫、
大耻辱的“文化大革命”（下）

（一）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不朽业绩

　　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失败；同时，也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使得有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把整个中国引向正常的发展道路。林彪一死，周恩来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在当时条件下，对毛泽东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在“九大”前后，毛泽东所依靠的两股势力——林彪团伙与江青团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一伙垮了，留下的江青一伙，虽有康生、张春桥之徒，这帮人捣鬼有术，但没有一个治国之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让周恩来出来主政。这是权宜之计，作为一种过渡。毛泽东还得关注、物色新的“接班人”，以便日后接替周恩来的位置。毛泽东始终没有把周恩来作为“接班人”来考虑，这是因为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历来主张以发展经济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在他的灵魂深处，是压根儿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的，更反对以“莫须有”罪名制造冤案。毛泽东在世，他只好违心地顺从；一旦离世，他一掌握大权，必然搞他自己的那一套，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修正主义”那一套。这就决定毛泽东对周恩来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而从来没有把周恩来当作自己的“亲密战友”、当作“接班人”。总之，毛泽东既要用周之所长，而又不那么“放心”。

　　同样，周恩来也深知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在“文革”初期，他既不如林彪，也不及康生、陈伯达；但由于林彪体弱多病，康、陈又没有驾驭全局的才干，因此即使在林彪确定为“接班人”后，周恩来名义上仍挑起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重担（1967年2月以前主持“政治局碰头会”，2月以后改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但实际上周恩来并没有什么实权，一切身不由己：一方面他要看毛、林的脸色（意志）行事，另一方面又得时常提防江青之流的明枪暗箭。周恩来的处境是极其艰险的。即使在林彪摔死之后，周恩来表面上责任更重，位居第二，但他的处境并没有丝毫改善。相反，江青更把周恩来作为她攀登权力高峰的最大绊脚石，再次加强对周恩来的攻击与挑衅。

　　尽管如此，周恩来凭借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卓越的政治才干，以及思维敏捷、善于捕捉时机，变被动为主动，从而使他从林彪摔死到中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1971年9月到1973年8月）这两年时间内，在极其复杂和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为扭转由于“天下大乱”所造成的政治上混乱局面和经济上的滑坡形势，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十分可贵的成就。

　　从一定意义讲，这些成就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条件。

　　抓紧有利时机，解放大批受害干部

　　周恩来及时让一些曾一度被打倒或靠边的老一代革命家出来工作，以协助他支撑大局，形成一股能抑制江青之流倒行逆施的政治力量，尽可能挽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默认的前提下逐步解决的。江青之流虽多方阻拦，但终于无可奈何。这正显示出总理柔中有刚、能屈能伸、机智果断、克敌致胜的斗争策略。总理在狂风恶浪中仍念念不忘为人民建功立业。人民敬佩总理的高贵政治品质。

　　1971年10月3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第20天，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通知，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这就顺利地解决了由林彪集团篡夺的“军权”。这一至关重要的大权，没有落入到江青一伙手里，而是由叶帅亲自掌握。不仅成为总理的得力助手，而且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可靠的基石。历史证明：1976年10月，华国锋正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帅的全力支持，才得以顺利粉碎“四人帮”。

　　1971年11月，周恩来捕捉到了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的一席话的机遇，立即让被打倒的谭震林恢复工作。在11月14日，毛泽东说：

　　“你们再也不要讲他（指在座的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这就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其实，谭震林是在怀仁堂当场跟江青、张春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还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揭发江青的问题。总理明知江青是坚决反对谭震林出来工作的，但就凭毛泽东的一句话，解放了谭震林。

　　1972年1月，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陈毅家属谈话时所透露出来的一条新的信息，即“邓小平的问题与刘少奇不同，是人民内部问题，邓小平还是要保的。”正是总理敏捷思维，立即示意陈毅子女把这一重要信息传出去，为小平同志复出创造条件。总理就是这样一位处心积虑地、千方百计地保护受害者的政治家。只要毛泽东一松口，一有转机，或稍有回转余地，他就会竭尽全力，突破缺口，分秒必争地扩大“战果”。让小平同志复出，就是一例。他不仅身边有了一位最得力的副手，而且为日后中华民族的振兴，储备了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才。不难想象：如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没有邓小平，就难以迈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步伐！

　　在小平同志复出之前，陈云、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也先后公开亮相。以后，被林彪诬陷的五位将帅：贺尤、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亦一起平反。可惜贺老总已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罗瑞卿等四位将军总算重见天日。

　　周恩来抓住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总理审阅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肯定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本来是客观事实，但在这之前，他们都成了“牛鬼蛇神”、成了“打翻在地、任人凌辱”的“罪人”。“人妖颠倒”的历史，终于部分地颠倒过来（只要毛泽东在世，不可能全部颠倒过来！）。现在，社论的这一提法，无疑是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罪名的彻底否定，从而为他们的彻底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基本上铺平了道路。不少原来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重新被安置在新的领导岗位上。

　　这些重大措施，从本质上说，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彻底的否定。对这一点，要毛泽东本人承认是不可能的，但毕竟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年，成千万的“牛鬼蛇神”，是你毛泽东亲自一声号令下，“打”出来的。你不负责，谁该负责？林彪、江青算老几？没有你毛泽东，他们能有什么作为！

　　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成千万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尽折磨、摧残。被活活迫害致死的就有2千万。在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是不可能亲自出面为这批“牛鬼蛇神”平反的。这是因为当初的“横扫（牛鬼蛇神）”就是毛泽东自己亲自提出来的，现在他还能说什么呢？那么，江青、康生又怎么样？他们恨不得把这帮“牛鬼蛇神”永远踩在地下，永世不得翻身。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只有我们总理才有资格出面、理直气壮地、大刀阔斧地为大批受害者平反！试想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总理这样一位敢于力挽狂澜的人物，真的不敢想象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大力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一手抓紧解放干部问题的同时，又紧紧抓住对林彪的极“左”思潮，开展大批判，以肃清其流毒。为今后开创新局面，奠定正确的思想基础。

　　他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他指出：

　　“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就不敢抓生产、抓业务工作。”

　　他在一次会议上说：

　　“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鼓励各级干部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他说：

　　“极‘左’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思想基础。”

　　在当时毛泽东大搞个人专制独裁的形势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尽管如此，在周恩来大批极‘左’思潮后，各方面工作还是出现了一些转机。特别是，人们从林彪事件中逐步清醒起来，逐步摆脱传统的“左”的思维定势，开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究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是什么“防修”，还是“灾难”？周恩来大批极‘左’思潮，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四年后（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一场怀念人民的好总理，而实质是借机狠批江青之流，愤怒声讨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暴力统治。从一定意义讲，这一悲壮激烈、气壮山河局面的出现，是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播下的“种子”，它深深地埋藏在人民的心地里，在4年后开出鲜艳的花，灿烂的果实！

　　批判极“左”思潮，虽然不久被毛泽东扼杀了。但它在中国当代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在毛泽东的专制年代，所谓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源于我们这位“当代秦始皇”。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极其反常的社会现象：“左”就是“革命派”，越“左”越“革命”；即使出了问题，“左”充其量是一个方法问题，而“右”是“立场”问题。在那个年代，这已成为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谁还敢提出反“左”（包括所谓“极左”）问题呢？

　　从这一角度看，周总理在当时提出反对极“左”思潮的口号，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也是冒风险的。正是因为总理公然提出反对极“左”思潮这一击中要害的命题，特别是他以其敏锐思维指出：“极‘左’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思想基础。”这就使人们在思想上开了窍，有些人就开始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对历次“冤案”、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精神上的作用，随着内部史料彻底曝光，将越来越显示出无穷的魅力！

　　竭尽全力扭转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一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他始终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在首位。这与他对“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不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不赶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它还有什么优越性呢？而国务院的工作，主要就是抓国民经济的综合全面的发展、抓各方面的配套建设。这也与他所负的职责有密切关系，党和人民让他挑起这副重担，他一直是以人们所共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矣”的精神来对待党和人民所寄予的重托。总理的这一崇高形象将永远铭垂史册！

　　在毛泽东抛出“阶级斗争论”后，炮制了一个接一个的全国性的“大冤案”，成千万人惨遭迫害，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使国民经济两度濒临崩溃边缘。在“文革”期间，破坏更大、灾难更重。总理对此忧心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减轻“文革”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

　　“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主持党中央工作这一有利时机，竭尽全力扭转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严重局面。1971年与1972年，连续两年，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计划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两个文件。由于张春桥的百般阻挠，都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达。但是，通过讨论和代表的传达，它对实际工作还是产生了积极作用，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得以逐步恢复与增长。

　　在当时形势下，出现了干部（特别是刚解放出来的干部）敢于抓生产、抓经济的局面。小平同志重新上台后，大抓全面整顿，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总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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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三个方面的成就，是在排除江青之流的各种干扰而取得的。从中，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文革”期间，以其高超的斗争策略，保持他能够始终“打而不倒”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总理在1967年上半年两次“倒周”逆浪中，“倒下去”了，那就不可能在1972年出现上述大好局面。一部“十年浩劫”的历史将会是另外一个更凄惨、更黑暗、更……的结局。

　　附：《“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一文摘要

　　在师东兵著的《文化大革命全集纪实》一书的题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在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论述比较客观、公正，对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有重大参考价值。故摘要转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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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等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持续近两年之久。它是十年‘文革’中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伟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的实质是：在可能的条件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革’的错误，阻止和减少它的破坏，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使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困境，有所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当然，由于多种复杂的因素，这场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和自身的局限性，因而最终遭到挫折。

　　“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全面展开。这一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自‘文革’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内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周恩来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会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的制定，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力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愿望。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编者注：没有毛泽东作幕后操作，张春桥那有这么大的狗胆）。但其中贯穿着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

　　“……（编者注：此处有四段是介绍周恩来是如何抓各方面的经济发展工作的。从略）

　　“在‘文革’中，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编者注：这笔账理应记在毛泽东的头上，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一‘罪魁祸首’（李慎之语），林彪、江青是成不了气候的。）不肃清这一极左思潮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一大批好干部就站不出来，就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自1972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站出来，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力量。

　　“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条战线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肯定文革前的成绩，纠正文革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不能不引起与文革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极端仇恨。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此前，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的顾虑和障碍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在纠正文革种种错误的东西和肯定并恢复许多合理、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又要求人们从指导思想上去维护文革的正确，继续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必然造成混乱，使得实际工作中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情况，最终使人们无所适从。

　　“……作为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文革’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赞同周恩来的意见的。12月17日，他在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叛党叛国的‘极右’。这是因为毛泽东不愿从根本上推翻自己‘左’的理论和实践，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革’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思潮、纠正‘文革’错误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有恃无恐，公开向周恩来发难。此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便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取而代之是批判林彪‘极右实质’。

　　“尽管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1973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进行。（编者注：作者在下面接着写了周恩来坚持批左的事例，从略）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就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同时，根据毛泽东指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成为周恩来领导

　　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后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革’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时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批判极“左”思潮？

　　对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抓的几件大事中，毛泽东有的同意、有的默认，有的也是无可奈何。其中最耐人寻味、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表态。如前所述，毛泽东说：

　　“你们再也不要讲他（指叶帅）‘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的……”。

　　对毛泽东的这一段话，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是毛泽东患了“健忘症”，还是别的什么病？当年二月，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主要矛头分明是冲向江青之流（其中包括陈伯达、张春桥，他们都是江青的帮凶）；从表面上看，与林彪并不相干。其次，当时毛泽东在听信江青等的谗言后，正是毛泽东本人“发怒了，是无产阶级的怒，……”（康生语）毛泽东当时就说：

　　“……要闹出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由此可见，毛泽东也十分清楚老帅们究竟反对谁？（见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怎么才过四年半就来一个“黑白颠倒”，而且都出自这位“伟大领袖”之口。大概为了“下台阶”，就不知什么叫“羞耻”两字。毛泽东大概没有想到这是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笑柄”！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但是，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将他们解放出来了，并让叶帅再度主持军委工作。对人民来说，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毛泽东对周恩来抓的几件大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关于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问题。毛泽东清楚：所谓“极‘左’”，这个“极”字，是一个修饰词，是一种遮眼法；本质是一个“左”字。名为批“极‘左’”，实际就是批“左”。而毛泽东之所以能确保他在党内的“凌驾”地位，靠的就是这个“左”字。或者说毛泽东就是靠这个“左”发家，靠这个“左”当上“当代秦始皇”的。如果容忍周恩来批“极‘左’”，一旦深入人心、党心，人们就足以洞察毛泽东所策划的每次“大冤案”的实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本来面貌就会暴露无遗。因此，其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反应特别强烈。

　　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一个结果，必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对这一点，周恩来本人也已直言不讳地讲过：

　　“极‘左’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思想基础。”

　　这意味着：批判极“左”思潮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思想基础，也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当江青、张春桥等在这个问题上对周恩来进行反击时，立即得到毛泽东的十分明确的支持。毛泽东说：

　　“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是极右。”

　　从此以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批林彪的极“左”。批“左”就成了“禁区”。这样，周恩来主持的批极“左”及其带来的好转局面，很快夭折。在江青集团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造批判所谓批极右的声势，从而使极“左”思潮又进一步泛滥。

　　只要毛泽东在世，他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而是如何维护和巩固他的“凌驾”地位，这是压到一切的任务。这也是毛泽东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不准许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孰是孰非，实践已作出回答！

（三）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周恩来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周恩来在政治观点上跟毛泽东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分歧（见上述有关章节）；但是，在组织观念上对毛泽东是忠诚不二的。在建国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听命于毛泽东在不少情况下是“违心”的，当然也是很痛苦的。他忍辱负重，在他的心目中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如何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他之所以能做到“打而不倒”，就他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柱。

　　周恩来为什么在组织观念上对毛泽东能做到忠诚不二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毛泽东代表党”这一错误思维定势的误导。

　　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使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建国初享有崇高的威望，转而就异化成为“毛代表党”（即“党的化身”）。确切说：这后一种带有明显封建传统烙印的思维定势，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原则上讲，从理论上讲，谁手里有真理、有马克思主义，谁就代表党；反之，就无权代表党。毛泽东的“凌驾”，是有意识加强了这种错误的、本质是反动的“思维定势”——我毛泽东就代表“党”；进而就得出如下极其荒谬的推理：我“当代秦始皇”（毛泽东自称）就代表“党”、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史的“大悲剧”，盖源于此。

　　其二是：受儒家的“忠君”思想的毒害。

　　儒家的忠君思想，在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影响本来就很大；而这位自称“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伏首称臣，成为一种“美德”。这是在“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大政治“特征”。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顾全党的利益，在上述政治背景下，也接受了这种错误的思维定势（毛泽东代表“党”）与潜移默化地有了“忠君”思想的烙印。

　　毛泽东对周恩来身上的这种两面性，即政治观念上的严重分歧和组织观念上的忠诚不二，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策略是：“打而不倒”。毛泽东从来没有考虑把周恩来作为他的“接班人”。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仅仅是可利用的、难得的栋梁之才。即使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事实上已经位居党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工作，也只是权宜之计。他急于刻意物色新的“接班人”以取代周恩来的地位。

　　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周恩来当他的“接班人”呢？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处世哲学：毛本人在世，一切不会变；而在他百年之后，如周接班，必定按照周的政治观念（政治理念）去做，也就是按刘少奇的“以全力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一思路，即“八大路线”去做；从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照毛泽东的观念这就叫“搞修正主义”、这就叫“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毛泽东是绝对不会让周恩来“接班”的。

　　这就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为什么不让周恩来当“接班人”的心态！而周恩来大批极“左”思潮这一政治动向，更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加速解决新的“接班人”的问题。

（四）扶不起来的“阿斗”王洪文
——析毛泽东物色的第三位“接班人”

　　周恩来对毛泽东要物色新的“接班人”，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不论是谁当“接班人”，也不论他的资历深浅、能力强弱，只要是毛泽东选定的，周恩来凭他的党性，甘当助手，全力配合，鼎力相助。

　　1972年夏，王洪文（九届中央委员，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九届中央委员，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吴德（九届中央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被调到中央工作。

　　1973年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同时赋予王洪文领导修改《党章》的重任。这意味着这时的王洪文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将破格由毛泽东钦定为未来的“接班人”这一趋向。

　　“十大”开幕前的8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选举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周恩来在“十大”之前，未经任何组织手续，仅凭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成了王洪文的副手。这明确地表示了王洪文在事实上已成为毛泽东的新“接班人”。

　　在“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有一些久经考验、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不是“九大”中央委员的老一代革命家，如邓小平、王稼祥、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王震、赵紫阳等；但与此同时，江青一伙的一批爪牙也被塞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并把他们分别安插在中央党政军机关或省市，担任领导职务，从而使江青一伙的实际权力，获得空前的恶性膨胀。

　　1973年8月30日，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张春桥为政治局常委。这就大大加强了江青集团在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权力。

　　“十大”以后，王洪文被指定为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组织上取代了周恩来的位置，正式成为毛的“接班人”。

　　毛泽东以为这样一来，算是解决了“接班人”的问题。江青也兴高彩烈，认为“大权”到手。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原来王洪文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在江青这帮团伙中，都是一些惯于搞阴谋诡计、用帽子压人、用棍子打人的“文痞”或歹徒，真要是让他们肩负起治理泱泱大国的重任，真还找不一个顶梁柱的人才。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从政治理论水平、驾驭全局才干，还是从临场应变能力等方面来看，王洪文怎么能跟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相比呢？毛泽东无疑给这位刚提上来的“接班人”，出了一道只能得“零分”的难题。

　　但是，毛泽东既然看准王洪文，自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对周恩来说：

　　“王洪文出身农民，又当过兵，最后又在工厂当工人，工农兵都经历了，是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啊！”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这位“接班人”的培养，煞费苦心，让他多见世面、多挑重担，早日成材。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经常让王洪文参加，长长见识，在复杂多变的外交风云中，提高驾驭全局和应变的能力。

　　“十大”刚结束，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华访问，毛泽东指着王洪文说：

　　“你看他，很有前途。”

　　不料蓬皮杜对王洪文理也不理睬，王洪文对此十分憋气，下不了台。

　　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来华访问，王洪文陪同毛泽东接见。惠特拉姆注意到年轻的王洪文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局促不安，根本没有政治家风度。惠特拉姆在与王洪文交谈时，提了很多问题；王洪文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不知何以对答。幸好旁边还有周恩来在场，总算帮王洪文一把，但毕竟出了丑。当惠特拉姆问毛泽东：“王在‘十大’以后的飞升已是世界闻名，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毛对此提问十分反感，生气地说：“不知道。”惠特拉姆开玩笑说：“你和周长征时，据我所知，王还没有出生呢？”王洪文想回答，周恩来立即插话，把他打断了。

　　王洪文一直想表现自己，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他还是鼓起勇气说：“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就已经像毛主席、周总理那样开始干革命了。”

　　他这番表白，全场的中外人士目瞪口呆。唐闻生把它翻译出来后，惠特拉姆一脸又好笑、又吃惊的表情，还以为是翻译错了；等明白过来，不免惊叹。毛泽东见此情景，脸色顿变，内心痛憷，大失所望。王洪文怎么能讲出这样荒唐的话，太丢脸！惠特拉姆为扭转这一尴尬局面，使气氛活跃一些，谈到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但这时的毛泽东已无心讨论了，直率地说：

　　“我已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我已疾病缠身，我已和马克思打过招呼！”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有感于王洪文的浅薄，派他和邓小平一起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王洪文水平低，又怕吃苦，调查既不深入，又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回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只讲了几句套话，泛泛空话，就交差了。而邓小平反映了各地不少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建议对全国进行整顿。

　　他们汇报时，毛泽东很少插话。汇报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

　　王洪文倒是回答爽快：

　　“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

　　王以为这下一定能使毛满意。毛泽东只“哼”了一声，摇头叹息就转问邓小平，邓小平则尖锐地说：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话，使在座的人大为惊震，毛脸色苍白，王似有愤怒之色，邓则神态安祥。不料毛说：“小平，你算说准了。我死后中国肯定要发生内战。唉！人才难得啊！”

　　王洪文被凉到一边，毛泽东不怎么理他了。看来此人无才无能，不行！毛泽东不觉身上凉了半截，像王洪文这样的人“接班”怎么行？从1972年8月到1974年初，不到一年半时间里，对王洪文的考察，毛泽东从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

　　从此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越来越重视，对王洪文越来越冷漠。王洪文看自己地位“乏值”，就加紧投靠江青。

　　毛泽东一直想着邓小平的话，其实他自己也早就担心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惟一的办法是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重新任用曾被“靠边”的高级将领，并让邓小平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

　　在宣布对调命令会议上，毛泽东说：“从现在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领导工作，任总参谋长。”同时宣布为被林彪诬陷的五位将帅平反。他们是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军区司令听后感到莫大欣慰，他们对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心悦诚服，衷心拥护。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脑子里又涌现出一个问题：快见马克思了，究竟谁来“接”我的班？他深思！他苦脑！毛泽东本意让王洪文接班，可是经过一年多的考察，王洪文既无才干，更无驾驭全局的能力。在领导核心内没有一点威望。除江青一伙外，那些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和军队的将帅们不会卖他的“账”。天下还得大乱！看来王洪文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这样，毛泽东又重新面临更换“接班人”的难题。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知道邓小平是一个栋梁之材，于是就有上述的人事上的重大调整，让邓小平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但是，他又担心邓小平也许会像周恩来那样在他“走”后又走“回头路”。最好还是物色一位让他“放心”的人，即既有能力驾驭全局，又能坚定不移地继续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毛泽东在绞尽脑汁地思索着！

（五）毛泽东江青合伙伪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章题为《毛泽东江青合伙伪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笔者在写《反思录》的初稿时，对这封伪造的信，还是深信不疑的，只是感到其中的观点有问题，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现在看来我是受骗上当了。谁能想到：原来毛泽东做贼心虚，在“林彪事件”后，为了给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居然恬不知耻地与江青合伙伪造了这封信，意在向全国人民表明他毛泽东是早有预见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堕落到这种地步，是够可悲的！

　　特将叶永烈的原文转述于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一看毛泽东是怎样制造这个骗局的！

　　这一情节事关重大，为使信息更加扎实可靠，我曾特地驰函请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他的答复是：“我听说过，在北京的老同志圈里有此传言。”虽然他的回答是很谨慎的，但增加了这一情节的可信度。再加上叶永烈所写的传记一向以客观史实为依据的。因此，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是在林彪事件后，刻意伪造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局。

＊　　　　　＊　　　　　＊　　　　　＊

　　“1972年5月20日至6月23日，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区的负责人共312人。在一个多月会期内，毛泽东没有出席一次会议，也没有接见会议代表，只是让周恩来主持。”

　　“这次会议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新的关于林彪罪行方面的材料。可是，会议却十分明确地指出：最主要文件是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由于这封信如此重要 现全文转录如下：（编者注：为节约篇幅，我只摘录其中的重要内容）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讲政变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在我身上有上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还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指毛在党内的“政敌”），借助钟馗。我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何况我们呢？……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

　　‘……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1966年7月8日’

　　（编者注：下面作者接着说）

　　“这封信除了对政局作了一些空泛的议论外，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和新的内容。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这封信，将它列为会议的最主要文件呢？原来，信中有一段是写毛泽东不同意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同意林彪的‘政变经’和‘吹捧’，但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将这个讲话批发全国。这是全信中最重要，也是画龙点睛之处，用以说明毛泽东早在1966年就觉察到林彪不妥，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自来就有分歧，并不是一致。用江青的话来说，就是：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这封信对‘批林整风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因所在。”

　　“这封信自从公开以后，令人感到十分蹊跷。”

　　“首先是这封信的题目：‘毛主席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十分注意突出写信的时间：1966年7月8日。令人觉得很不自然。”

　　“这封信内容并不复杂，文字也不深奥。然而中共中央竟出动了包括周恩来、江青在内的九名政治局委员分别到各组去解释这封信。用得着如此郑重其事吗？”

　　“毛泽东的书信多用毛笔书写，所以一般都很简短。可是这封信竟然有一千五、六百字，如果用毛笔书写，需要几十张信纸。这是晚年的毛泽东绝无仅有的。”

　　“最大的破绽是没有毛泽东的原件手迹，只有抄件。周恩来的解释是：他在武汉看到毛泽东的原件后，找林彪谈话，林彪表示悔改。于是毛泽东便将原件烧掉了，只保留抄件。这种解释是十分牵强的。如果像周恩来所说，毛泽东真是为了爱护林彪，应该将原件、抄件统统烧掉才是。”（编者注：如果联想到当年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的政治态度：一个是红得发紫的、唯一的“亲密战友”，一个是刚被毛泽东从“刘邓司令部”拉过来的“利用对象”。怎么能依靠周恩来来做林彪的工作，真是奇谈怪论！谁信？反正笔者不信！）

　　“同时，信中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也是个破绽。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泽东并没有‘七、八年一次’这种思想。当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设想是比较简单的，时限定在1967年春节结束，大约半年时间（学校闹革命的时间为半年）。只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大大地超出了毛泽东的轨道，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面目已全非时，才提出‘七、八年再来一次’，那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了。”

　　“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信中批评林彪的讲话，极不赞成‘吹捧’。这种情况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给予极高的评价。8月11日，毛泽东下令将林彪的讲话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9月2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批发了林彪的讲话。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按语指出：‘林彪同志5月18日……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编者注：一连串的肉麻吹捧林彪的话，就从略了。）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而对于林彪的吹捧，毛泽东甘之如饴。（编者注：这是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确切说：是主子对奴才的报赏）1966年8月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就全文抄录了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

　　（编者注：这类无聊、低级、庸俗、肉麻的吹捧，凡从“文革”过来的人，都是很熟悉的。故从略。再玩弄什么毛泽东本人反对林彪的“吹捧”这种骗术，实在是太无聊了。）

　　“对此，毛泽东何来的‘不同意’？”

　　“情况令人感到十分可疑，一切都太过巧合，就像刻意安排似的：这封信显然是伪造的。”

＊　　　　　＊　　　　　＊　　　　　＊

　　编者的话：

　　从后来的曝光史料看：这封伪造信的策划人，原来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自己。真卑鄙、可耻！是毛泽东亲自导演了这一场骗局。为了揭穿这一骗局的内幕，作者叶永烈接着就用很大的篇幅转述了香港《争鸣》杂志记者的一篇文章。下文的标题是笔者写的，并改为本文的《附录》，这样可能更醒目一些。

　　附１：香港《争鸣》杂志记者的有关内幕的报道

　　“1996年，香港《争鸣》杂志三月号刊登了该刊记者罗冰、黎自京的文章《毛林江勾结罪证曝光》，副题是《秘密档案揭开历史真相》。内容提要为：‘中共官方一直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算在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最近，官方将封存的毛泽东与林彪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的来往信件、谈话记录档案在一定范围内曝光，证实毛泽东与林彪、江青关系密切，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罪行，铁证如山。……’。”

　　“这篇文章内容十分重要。为了说明问题，现将该文摘录如下：

　　“历史是可以歪曲的。但歪曲的历史终究不是歪曲者的传世之作，更不是这支笔下主角的保护伞或遮羞布。过去官方的毛林江关系史就是这样。”

　　“毛泽东所以敢于和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以及江青之流是分不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林彪、江青之流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可也埋没不了。但是，自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之后，中共为了维护毛的形象，便千方百计地隐瞒毛、林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狼狈为奸的事实，篡改历史，给人以假象，仿佛毛早就看出了林彪的野心。”（编者注：下面是罗冰等分五个小标题写了有关的情节。为节约篇幅，采取重点摘编的方法。）

　　周恩来、康生建议封存毛林的档案：

　　对周、康的建议，毛泽东于9月16日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工作要抓紧，办妥。封存资料面可否再广些，请予研究照办。”（编者注：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自己也是“作贼心虚”。毛泽东要求“封存资料面再广些”，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华国锋、汪东兴封存毛与‘四人帮’的档案：

　　华国锋批示：必须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一切有损于毛主席声誉、形象的资料、档案要清查后封存。（编者注：“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华国锋提出的这一原则，现在依旧是指导中国当代史所必须遵循的“铁律”。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在这个问题上，还停留在华国锋时代，难道我们的最高领导层不该好好反省吗？）

　　胡耀邦主张启封，邓小平主张暂缓：

　　1982年5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出的《如何尊重事实，客观对待历史问题》和《整理、研究 编写党史、文献工作上的问题》两份报告，作了四点批示：一、研究、编写党史、文献工作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否则将会犯错误；二、有关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的交往书信、谈话档案要启封供查阅、研究；三、要注意对党政军有影响的资料的保密工作；四、建议今后要逐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党内有关大事的档案。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都作了批示：这项工作要谨慎，要考虑公开后的影响。邓小平的批示为：“可以暂放一放，但不能影响党史、文献的编写、研究工作。党史要尽可能完善、真实。”赵紫阳批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编者注：胡耀邦才是真正的彻底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尊重历史，否则将会犯错误”，说得多好啊！可惜他作为总书记没有实权，中国人民怎么这么倒霉！邓小平到底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讲的后面一句话，当然是真理。但关键在于“可以暂放一放”，这个“暂”字，就不知道要“放”到何年何月？邓公的高明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说反对，只是把它挂起来。中国人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对当代暴政史的知情权？）

　　“现在书记处准予特定范围内开放：

　　“1995年3月，因党史编写工作遇到困扰，经有关单位再次请示，现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这些封存的档案作出以下决定：一、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有利于党史、文献工作的编写和研究，准予在特定范围内参阅、研讨；二、在对外文件、报告、书刊上，一律不准转载、引述；三、如在内部文件、参考资料上转载、引述，要经中宣部审核并报书记处。（编者注：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所关心的是如何享受知情权的问题。讲法治，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再说什么，都是骗人的鬼话！）

　　“江青伪造毛给她的信：

　　“对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当时就曾有人对这封信产生过怀疑：既然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洞察了林彪吹捧他是别有用心，并已经对林彪产生了不满，后来为什么还要让他当副统帅，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林彪为‘接班人’呢？”

　　“事实上，现已查明：这封信是在林彪事件后由康生授意江青策划下编造的。江青被捕后交代，说：‘主席有这个思想。我和康生根据主席的思想办了，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事汪东兴也清楚。’”

　　（编者注：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要说：“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骗子”，那还有什么疑义吗？我真替毛泽东害臊！一个人，不要说是政治家，更不要说是“伟人”，当他堕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低线”！本书的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还谈到他对周恩来的看法。似乎有些道理，转述于后）

　　“在这里，关键人物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周恩来在全国批林整风会上对这封信（指上述的伪信）作了详细的解释。……（编者注：内容从略，原文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43页）”

　　“周恩来以他的身份和威望，现身说法，帮助毛泽东掩饰，自然是事半功倍。人们敬仰周恩来，自然对他的说法笃信无疑。然而，周恩来恰恰是在帮助毛泽东伪造历史、欺骗人民。”

　　（编者注：作者对周恩来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凡是毛泽东想做的事，那怕是很卑鄙的事，周恩来又能怎么样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周恩来还是应该宽容一些。罪魁毕竟是毛泽东！至于说到“欺骗人民，伪造历史”这个问题，实事求是讲，现在解决了吗？老一辈革命家李慎之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没有！）

　　附２：毛、周政治交易：周恩来解说《给江青的信》——毛泽东食言不作正式结论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处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之中。声望形象都受到极大的打击，十分需要周恩来的支持，来渡过这个难关。而毛泽东编造的这封给江青的信，最适当的解说人莫过于周恩来。毛泽东利用了周恩来，而作为报酬，便是对‘伍豪事件’做出正式的结论。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

　　“于是，在1972年6月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会上，十分奇怪地安排了一段与‘批林整风’完全不相干的插曲，那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6月23日在会上做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毛主席当时说过，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不允许任何人在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毛泽东曾答应将周恩来报告的录音与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一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

　　“‘搁置下来未办’，显然不是周恩来的意思。……能够令这件事‘搁置下来未办’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高居于周恩来头上的毛泽东。在这里毛泽东出尔反尔，过河拆桥，在周恩来出面为伪造的《毛主席给江青的信》进行解说，帮助毛泽东欺骗党员干部之后，毛泽东却食言，将答应过的事‘搁置下来未办’。毛泽东用这种欺骗手段，其目的是要继续掌握这张‘王牌’，使周恩来继续成为毛泽东的驯服工具，毛泽东至死都没有放松对周恩来的控制。

　　编者的话：

　　事实上，在关于“伍豪启事”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玩弄这种手法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67年5月，就有过类似的做法。毛泽东不愧是一个惯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1967年5月间，在全国大举‘抓叛徒’的浪潮中，南开大学造反派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5月17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了出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待。

　　“事实上，这则反共启事是当年国民党伪造，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

　　“为了反击国民党伪造的启事，……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是造谣诬蔑。

　　“作为参与核心决策的局内人，周恩来对这场‘抓叛徒’风的矛头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对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江青杀气腾腾的架势，更是来者不善，精神上压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人证物证俱在，况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风期间原原本本地谈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本身，而在毛泽东的态度。倘若毛泽东决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怎样再为自己辩白，也是在劫难逃。不过，周恩来相信这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因为扪心自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文革的态度上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二心，毛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鉴于这个问题事关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决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为自己讨回清白。

　　“5月19日，周恩来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断然的否认，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随后，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作了辩白。……毛泽东此时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不高兴，但因为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深谙统治之术的毛知道‘伍豪启事’是一个可以随时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题目，借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贴耳。为此，毛对‘伍豪启事’的问题故意不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本来，他寄希望于毛能够凭借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说句公道话，迅速了结此案。但结果却相反，非但没有在政治上还他一个清白，而且还被留此存照，作为一椿悬案卦了起来。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握这部分材料。这不啻是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运，随时可以借此事兴风作浪。”

　　从上述摘录的这部分材料看，毛泽东本来已清楚事实的真相，他明明知道这是国民党的造谣，但他竟玩弄这一十分恶毒的手腕，并借江青之手，随时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彻头彻尾不择一切手段来对付这一几十年并肩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何况周恩来自从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一直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其用心之歹毒，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人！

（六） 周恩来在患癌症的岁月里（上）（1972.5 - 1973.12）
——为什么毛泽东对周恩来采取“又压又打”的两手策略？

　　我们先来看于总理在1972年5月以后的健康状况。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又要时常提防江青之流的明枪暗箭，还得在随时摸透毛泽东的心态后紧跟着“跑”，生怕滞后一步被动挨打。此外，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抓紧有利时机，及时打开新局面。我们的总理真是累心累神，终于把他累倒、累垮了。

　　1972年5月12日，在为总理作常规的小便检查时，发现了癌细胞。经诊断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一令人惊悸的事终于发生了。

　　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总理身上，谁都明白总理不能病倒，不能垮下；但严峻的现实告诉人们总理已经得了癌症。

　　早期的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没有丝毫痛苦或不适；因而总理仍像往常一样日以继夜地超负荷工作。在我们总理心目中，只装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从来不考虑个人的事，完全处于忘我的精神境界。而1972年这一年，又是林彪事件后由总理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上边提到的三件大事（解放干部、批极“左”思潮、抓经济恢复工作），哪一件都得总理亲身操劳，亲自处理；还得及时排除江青之流的干扰。

　　医疗组对总理的早期癌症，早就建议：要抓紧时机，及时进行治疗，还是有可能治愈的。如果延误时机，后果就不堪设想。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总理也是清楚的。但重任压身，实在抽不出时间。而且这一段时间，对总理来说，是“文革”以来发挥他才干的最有利的“黄金时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这样，把总理的治疗的最有效时间耽误了。从这一角度看，总理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为党、为人民拼命地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一再拖延对周恩来手术治疗？

　　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是完全可以让总理彻底休养治疗的。那就是毛泽东！

　　当时，从个人体质讲，毛泽东比周恩来差得多。由于受林彪事件的刺激（打击），毛泽东一度“病危”（1972年2月1日，患肺心病，一度晕厥），经抢救后脱险，但身体已极其虚弱。他的年龄又比周恩来大五岁。有一次他曾对周恩来说：“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靠你了。”因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只能这么说。但是，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如果周恩来真的“接班”，他完全有可能走“回头路”，即毛泽东认为的“修正主义”之路，毛泽东是万万不愿看到这一局面的。

　　现在周恩来得了癌症，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转机”，这就有可能让周恩来“走”在他之前去见马克思。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怎么办？

　　惟一的办法就是：决不能让周恩来及时休养治疗；一方面让周恩来在工作上继续挑重担、压重任，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找借口整他；最后把他压垮、整垮。这就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患癌症后的两手策略：叫做“又压又打”！这是毛泽东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即周恩来身患癌症后所采取的策略，这是比过去“又打又拉”策略，更狠毒、更阴险的一“招”。实践证明毛泽东这一阴险狠毒的策略是得逞了。果然周恩来比毛泽东早八个月，离开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用心之歹毒，已经完全丧失作为一个人所应具有的起码的条件——人性、人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丑事、怪事呢？从本质上讲，这是政治体制决定的。

　　揭露毛泽东阻拦周恩来治疗的“庐山真面目”

　　笔者曾经有过一闪而过的想法：总理是在1972年5月化验尿样时，经专家们诊断确证为癌症，并提出及时治疗的方案。为什么要拖延到1973年3月（整整延误了十个月）才动手术？按常识判断，很显然，这样做法对总理是极其不利的。说得透些，有可能危及总理的生命。谁都知道，一旦发现癌症，越早治疗越好。何况专家们也是这样向党中央讲清楚的。至于为什么拖延，内中有什么隐情？就说不清楚了。写史，贵在真实。但没有第一手资料，也不能凭主观判断，或按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为我们揭开了这一“黑幕”。这才知道：原来毛泽东在一开始（即1972年5月）就有四点“指示”，其中关键是两条：一是“不要检查”，二是“不做手术”。这两条就足以致周恩来于死命，让癌细胞一点一点把总理吞噬掉。毛泽东的险恶用心，溢于言表！

　　为使大家能了解毛泽东的“庐山真面目”，下面转录《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的有关史实。这份极其珍贵的史实，是该书作者从《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在美国的一次谈访录中摘引过来的，见附1。

　　附1：《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揭露毛泽东阻挠为周恩来治疗的内幕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2003年11月11日应邀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发表演讲并回答了学者们的提问，根据记录整理如下：

　　提问：能不能把毛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如何做手脚这件事谈的详细些？
高文谦：周是在1972年5月一次例行的身体检查中，发现小便中有几个不规则的细胞。经过北京、上海、天津的专家们的会诊，确诊是膀胱癌。膀胱癌的特点是治疗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治愈率很高；反之如果错过时机，只有死路一条。医疗组非常清楚这种后果，马上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建议尽快做手术。
按照中共的保健制度，政治局以上的领导人作手术，要经过毛的批准。毛通过汪东兴向医疗组传达了四条指示：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注意加强营养和护理。医疗组的专家们对此很不理解，向上反映。汪东兴让他们“稳住”，说这件事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局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说。于是这个事情就拖了下来。

　　就这样，一直拖了整整九个月，到1973年2月，周有一天早晨上厕所，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的血尿，把整个马桶的水都染红了。这个事情再也隐瞒不下去了，医疗组和周的警卫向上反映，需要尽快做检查治疗。但是遭到了汪东兴的训斥，他又把毛搬出来，说要听主席的，七老八十了，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最后还是叶剑英利用陪同毛见外宾的机会，拿着带血尿的瓶子给毛看，毛这才决定让周去检查。

　　但是即便在这时，毛仍下达指示说，只准检查，不许做手术。1973年3月，周才住进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给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地把癌变部分烧掉了。虽然如此，已经失去了最有利的治疗时机。在后来两年多的治疗过程中，周受了很大的罪，但已经无可挽回。我在北京时曾经采访过吴阶平，他是周的医疗组组长。他说膀胱癌这种病非常顽固，反复发作，我们下面很着急，但是没有办法。

　　提问：据我所知，毛本人是反对手术治疗的，他不让周做手术，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

　　高文谦：对毛是否在周治病上做手脚的问题，其他人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的确，毛本人不相信西方医学，他认为大夫是没有用的，大病治不了，不是大病也不需要去找大夫。不过，毛自己不相信医生是一回事，不让周动手术是另一回事。毛对周治病的四条指示，应该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来看。林彪事件后，毛因为文革破产而灰溜溜的，周在内政外交上的威望上升，特别是提出批极左思潮，落实各项政策，在党内外大得人心。这让毛戒心大起。

　　在周治病的问题上，毛是有他的考虑的，很难说毛的四条指示是出于好意。就说毛自己不懂医，也不信医，可是医疗专家给中央的报告已经把周的病情和后果讲得很清楚。再说毛不让做手术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准告诉周本人，甚至连检查都不让，整整拖了九个月，一点医疗措施都没有，这能说是好意吗？后来实在瞒不下去了，毛同意给周做膀胱镜检查的同时，又下令不准烧掉病变部分，又怎样解释呢？实际上，如果不是医疗组暗中抗命，周大概连两年也活不了。周的家人为此非常感激医疗组。应该说，毛在周治病问题上的真正意图，可以从前面说过的汪东兴和医疗组的谈话中，看出其中的奥妙，那就是“主席正在考虑全局问题”。什么是“全局问题”呢？放在林彪事件的背景中来看，一目了然。

编者的话：

　　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的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缄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

　　这里，高已直言不讳地讲明了毛泽东的“四点指示”的最要害的一面：让周恩来在毛之前离开这个世界。这也可以进一步认清毛泽东为什么在1973年12月又一次让政治局开会狠批周恩来达20多天之久的原由，其实，那时的周恩来癌症已到晚期。应该说，毛泽东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一点点“人性”！

　　且看毛泽东是怎样实施“又压又打”的策略！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毛泽东是怎样对周恩来的“又压又打”的策略（史料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

　　1973年1月13日凌晨6点，总理批阅完大量文件后（注意：又一个通宵未眠！），在解小便时，发现大量鲜红色血尿，实际排出来的已不是尿，而是鲜血。医疗组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要求能让总理住院治疗；一方面等待毛泽东批准，另一方面采取保守疗法，稳定症状。

　　一直拖到3月10日，才获批准，对总理进行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疗效不错。75岁高龄、身患癌症而又持续尿血的周恩来，为此又带病坚持工作了两个月，才进行治疗。术后只休息两周，他又回到西花厅，投入紧张而又艰难的工作，我们的总理就是这样呕心沥血地、忘我地为党为人民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与心血。

　　为了巩固疗效，防止复发，理应定期进行膀胱内化学药物灌注治疗。原定每周两次，后来因种种原由，使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整个化疗只能断断续续进行着。

　　在给总理治疗过程中，总理不但得不到休养、得不到按常规应有的治疗，这本身已有可能使总理的癌症进一步恶化；但毛泽东并不就此甘心、罢休。他除了继续让总理在工作上挑起重担外，还千方百计地从政治上策划对周恩来进行打击、迫害。

　　1973年7月4日（即总理第一次手术后四个月），毛泽东找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指名批评周恩来是：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

　　同时，毛泽东又再次提出“批孔”问题。这是别有险恶用心的一“招”！此前，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批孔”，但当时未指出与周恩来有什么关系；而这次旧事重提，内涵不同；毛泽东此次“批孔”，意在“批周”。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青之流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浪。林彪已是一只死老虎，孔老夫子早在2千多年前作古，矛头所向，昭然若揭。总理对此亦心明如镜。如果仅仅搞这一“小动作”，总理在前几年就是这么闯过来的，也习以为常。毛泽东看到：单是靠舆论批判，对周恩来压力不大，效果不显。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把周恩来身体整垮的目的。于是在1973年12月，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

　　“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

　　这次批评又把叶帅拉进去了。按理，在8月召开的“十大”以后，毛泽东已指定王洪文主持党中央工作，已不应再揪住周恩来不放，但毛泽东还是要对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旧事重提，这意味着毛泽东已下定决心要通过“狠批、狠整”，使周恩来加速走向“死亡”！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医生在10月检查时，已发现总理的膀胱癌复发，并已转移。毛泽东不但不让周恩来休养进行手术治疗，而迫不及待地在11月17日下令在政治局范围内对周恩来进行批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持续狠批周恩来二十多天。会上，江青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大声叫嚷：“这是第十一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毛主席的权”。江青恨不得乘机把周恩来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险恶。在总理受批判的那段日子里，总理的随行人员亦倍尝处境孤立的滋味：其他领导人的随行人员都不理睬他们，怕沾边，纷纷跟他们划清界线！（见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当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既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又是“修正主义”；挨批之后，那有不倒之理！随行人员受株连，就难逃厄运！

　　周恩来清楚：在这一关键时刻，他的命运取决于毛泽东：是“打了以后再‘拉’，还是打了就‘倒’”。一字之差：是“拉”、是“倒”，对这位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并且发现癌细胞已转移到肝脏的周恩来来说，已无多大实际意义。他日夜忧心忡忡是：国家怎么办？党怎么办？人民怎么办？

　　12月9日，毛泽东在听取批判会的情况汇报后，先后找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对周恩来的批判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不是；另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至此，毛泽东下了“结论”，这出“戏”到此就收场。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已实现了。其实，毛泽东的本意就是要对周恩来“打而不倒”。这是毛泽东阴险狠毒之所在，也是毛泽东比其他同类“高明”之所在。江青之流是永远也学不会的。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倒周，民必反。”真要“倒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附2：毛泽东第三次肃整周恩来——不放过身患绝症的周恩来！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章题为《毛泽东第三次肃整周恩来》的文章，其中曝光了一些内幕信息，并且详尽地介绍了毛泽东在周恩来身患癌症之时，为了实现他不可告人的卑鄙企图，第三次狠整了周恩来的整个过程。他用犀利的笔法揭露了毛泽东的丑恶灵魂。对于这段史实在一般公开出版的史书中，只是一带而过。因此，将叶文转述于后，对于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其人，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　　　　　＊　　　　　＊　　　　　＊

　　“周恩来于1972年5月验出患有早期癌症。由于时局紧迫，事务繁忙，周恩来没有及时医治，以致病情越来越重。至1973年1月开始，周恩来出现了大量便血，每次达一百多毫升。周恩来仍然坚持繁重的工作，每日靠输血维持活力。3月10日至24日，才请假入院检查治疗，于3月10日做了第一次手术，24日便重返中南海工作。”

　　“在周恩来患了绝症，仍抱病坚持工作的情况下，毛泽东继续向周恩来发泄不满和施压。其契机是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刊登了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这篇出于无名之辈的文章，属于内部参考资料性质，其观点对与错，于党于国均无关宏旨。这本来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事出于周恩来直接负责的外交部，就变得不寻常。毛泽东小题大做，以此作为打击周恩来的藉口。1973年7月3日，毛泽东与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批评了这篇文章。同日，毛泽东约见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这篇文章。”（编者注：作者接着似乎是全文摘录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69页）。鉴于第一次看到，笔者也基本上全文转录。“奇文共欣赏”，确实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在谈话中，毛泽东一连用了三个“屁”字（“放屁”、“屁文件”与“屁司”）。其实，毛泽东这次谈话才是如同“放屁”一样，那像一个正直政治家的谈话！下面就是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编者注：指当时毛泽东让张、王两人分别为党的‘十大’准备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章报告），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大家说好，都说此文（编者注：此文是指上述简报上的文章）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都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一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的言词开始激烈起来。他有些火气。他继续说：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我不胜其看。’

　　用这样的措词批评周恩来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50年代批“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类似的话。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

　　‘以五十步笑一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借用这个典故批评外交部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分析错了。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之类的争论。……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编者注：接着讲了一段吹捧秦始皇的话，从略）

　　‘我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并提出“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事先没讲。’（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下辑）

＊　　　　　＊　　　　　＊　　　　　＊

　　编者的话：

　　写到这里，不觉有一种万分压抑的、不能忍受的心情。笔者既有为总理遭受不白之冤的同情心，更有一种对毛泽东所采取的那种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而感到愤怒与鄙视。

　　其一，毛泽东那种小题大作的伎俩，实在是太无聊。

　　从一个无名之辈的一篇文章到外交部与“二部”的某些人对时局的议论，联系到《孟子》里的一个典故，大做文章。还一连用了三个“屁”字。最后落脚到“四句话”和一个“警告”！原来毛泽东说了半天“屁话”，就是为了给周恩来扣上“修正主义”这顶大帽子。毛泽东的险恶用心，溢于言表！

　　这两件小事，与周恩来究竟有什么关系，就算是有关系，也谈不到什么“修正主义”问题。借用《孟子》上的典故，又与外交部的干部议论时局，更不搭界，纯粹是胡扯！毛泽东一向就用“莫须有”罪名来置他的政敌于死地。这是他的臭名昭著的恶劣习惯，对周恩来采取这样做法，也不足为奇。在公开发行的党史或共和国的史书中，是看不到这一段“放屁式”谈话的记载，因为这是见不得阳光的。通过这类第一次曝光的史料，使人们更清楚认清毛泽东所惯用的、卑鄙的整人手法

　　其二，周恩来已患癌症这个难治之症，如能及时治疗并休养，周恩来是有可能治愈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还对周恩来施加政治压力。后来在同年11月17日还下令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中全力对周恩来进行长达20多天的批判。从而促使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从原来的“可治之症”转化为“不治的绝症”。毛泽东的歹毒之心暴露无遗！

　　如果毛泽东那怕还有一点点“人性”，是决不应该做出这种绝灭人性的事情来。何况是对与自己几十年并肩战斗过来的“老战友”！

　　这样，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而且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笔者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词”来给毛泽东定性。

　　其三，如果从毛泽东的灵魂深处加以深入剖析，那就会发现毛泽东的灵魂已是腐烂透了。

　　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是一次沉重的打击。1972年1月，因肺心病导致心肺功能衰竭，严重缺氧，发生休克，经抢救才脱离危险。而在当时周恩来精力充沛，又比毛泽东年轻五岁。毛泽东曾一度向周恩来等留下遗嘱（见李志绥《回忆录》）。对此，毛泽东于心不甘。他对周恩来的思想作风与处世为人，了如指掌。如果他在世，周恩来不会“翻天”，但一旦他先周恩来而去，周恩来凭其威望与才干，凭其所处政治地位，完全有可能来一个全部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在他得知周恩来患癌症后，他就千方百计通过一切手段来促使周恩来的癌症急剧恶化，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于是，毛泽东一方面对周恩来采取“又打（批判、迫害）又压（压重担、压任务）”的方针，促使周恩来的癌症加速恶化；另一方面对专家们提出的治疗方案，采取拖延战术，延误最有利的治疗时机。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绝招”真的是得逞了。周恩来果然先毛泽东而去。从这一点看，毛泽东是“胜利”了，但是，人们看到毛泽东的灵魂是腐烂透了。

　　这一从毛泽东肮脏灵魂深处进行的剖析，是建立在完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的，因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下面继续转引叶永烈的原文。

＊　　　　　＊　　　　　＊　　　　　＊

　　“毛泽东对外交部的工作有意见，不向周恩来提出，而向周恩来的政治对手张、王议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行动，……而且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分量很重，遣句用字极尽刻薄辛辣，充分地表露了毛泽东心中的极度的不满和愤恨，以及那种溢于言表的鄙视。”

　　“周恩来的厄运并没有结束。1973年11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出面接待谈判。送走客人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打小报告，说周恩来在谈判中说了错话。……毛泽东就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倾的错误。”

　　“11月17日，毛泽东就下令政治局召开对周恩来的批判会。（编者注：从已曝光的史料看，主要罪名还是上面提到的‘四句话’，即批判周恩来的‘修正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7日说：‘……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是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撤消你们的职务。’毛泽东是为批判周恩来打气。（见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10页）”

　　“在会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特别活跃，发动了对周恩来、叶剑英的围攻。”

　　“江青等人叫喊：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江青还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她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最能伤害周恩来，她也知道周恩来已是重病在身。”（编者注：这叫“夫唱妇随”，江与毛配合得何等默契！从表面现象看，江青的这两顶“大帽子”，似乎在随后被毛泽东否定了，但这“分量”最重的“帽子”，等于是给周恩来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给周恩来带来的政治压力却是致命的。从这一角度看，实际上是达到了在人体上致周恩来于死命的目的。而这一点正符合毛泽东的本意。）

　　“对此，周恩来不动声色，但内心不安。……与基辛格会谈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难道对毛泽东的意图理解错了？……说不请示、不报告，这不是事实。在请示报告审批上，周恩来一向非常注意，谨而慎之，不允许稍有疏忽。‘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哪些大事应当讨论（指‘报告’）而没有讨论（报告）？……”（编者注：作者的最后一段似乎像是周恩来的内心独白，实际是作者自己分析周恩来当时的内心世界。这一分析是中肯的，。）

　　“这次批判会持续到12月上旬。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外宾结束后，分三批与周恩来、王洪文（王是主持批判会的人）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毛泽东对王海容等人说：

　　‘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对林彪就不行。另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这个‘她’是指江青。毛泽东的这个看法也分别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讲了（见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第311页与王年一《大动乱年代》第471页）”

　　“至此，这次‘大批判’才告一段落。”

　　编者的话：

　　毛泽东对王海容的谈话，聊聊几句，但毛泽东的腐朽透顶的灵魂再一次显示在人们面前。

　　其一，他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对于“好”在什么地方？毛泽东没有回答。 “很好”两字已经说明了问题。这个“批判会”是毛泽东下令召开的，开了20多天，他能说“不好”吗？何况他已经达到了预期的促使周恩来癌症急剧恶化的目的，让周恩来先他而“走”。

　　其二，他为什么要批评江青？这里边大有深奥的“学问”。

　　从表面看，很简单，毛泽东不同意江青的意见。可是，“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是毛泽东自己亲自给周恩来扣上的，而且在讲了“四句话”之后，还郑重其事地加了一句：“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事先没讲。”既然如此，周恩来的“修正主义”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或矛盾，按照毛泽东历来的观点，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江青只不过顺着毛泽东的思路，讲了一句习惯性的用语。何错之有？

　　其实，毛泽东这样批评江青，是在给他自己下台阶。

　　为什么这么说？毛泽东说过：“倒周，民必反”。这句话就是最好的回答。毛泽东是一位“智商”超人的人物，他不会不意识到：当初他用“莫须有”罪名，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但在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倒台之后，他的威望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如上所述，周恩来的声望倒是大大地提高了。现在要是把周恩来再“打下去”，结果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对此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这是辩证法。毛泽东钦定的第一个与第二个“接班人”都先后打倒了；周恩来虽不是“接班人”，但他是当时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如果身边最密切的第三个人又“打倒”了，中国人民再“痴呆”，也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周恩来逝世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事件就是最有力的明证）这就决定了，毛泽东一开始的意图就非常明确：把周恩来的身体整垮，促使他早“走”；而不是把他“打倒”。其实，对这一点，江青也不糊涂。她知道：尽管叫得凶，也只是给周恩来施加更重的压力而已。江青在前面的舞台上“表演”，毛泽东在幕后操纵。夫唱妇随，如此而已！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评价毛泽东这个人？是“神”？当然不是。是“人”？好像又不是像一个正常的人；起码，一个像“人”的“人”，是决不会那么做的。……

　　为了使人们能更清晰地认清毛泽东、江青两个绝灭人性的灵魂，这里把总理在挨批判前后的病情作一个扼要的介绍，还是很有意义的。据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

　　“1973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前，小便时发现“鲜红色全程血尿。这提示他身上的恶性肿瘤再次复发。”

　　“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变得较为复杂，原有的冠心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按例应考虑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及休养，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总理的治病问题被搁置下来，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作第二次手术治疗。而这次治疗的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到了5月上旬，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送到北京医院的尿标本病理化验结果出来了，报告单上写着：‘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是恶性肿瘤转移的信号。”

　　我摘录的这三段说明什么呢？

　　其一，毛泽东在11月17日下令批判周恩来之前的半个多月，已经知道周恩来的“恶性肿瘤再次复发”的信息，而且医生们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应该是“先批判，再治疗”。

　　其二，经过20多天批判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治疗效果极不理想”是不足奇的，也正是毛泽东所期盼的。果不其然，5月检查发现“恶性肿瘤转移”。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

　　其三，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没有采取像对刘少奇、林彪那样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呢？为什么要采取更加阴险、狠毒的方法：“先批斗，后治疗呢？毛泽东是通过对周恩来的批判，加速癌症恶化，最后达到使周恩来在“人魔与病魔”双重折磨下尽快死去。这是因为毛泽东知道：在林彪事件后，他的威望已受到了沉重的挫折。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如果再把周恩来打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用毛泽东话说：“反周，民必反”。这才迫使毛泽东改变了策略。

　　如果毛泽东不对周恩来下这个毒手，即不召开20多天的批判会，而让周恩来按照医生的意见，及时进行治疗休养，结局会出现另外一个样子。这是毛泽东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笔者所作的如上剖析，是非常客观的、理性的；也是符合实际的。那么，人们究竟应该如何评定这位“伟大领袖”人物毛泽东？笔者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

　　附3：有关毛泽东肃整周恩来批示的补充说明——揭露毛的阴险狠毒的原形！

　　在高文谦《周恩来晚年》一书中，对于毛泽东肃整周恩来的情节，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所讲的基本事实与叶文是一致的，但由于作者掌握了更多的机密史料，因此有些细节，包括一些重要情节，是叶文所没有的。他俩的基本观点也是吻合的。难能可贵的是：各有其独特的风采，如能将两者综述在一起，定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这里，只对其中的某些情节作些补充，比如对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中的这样一段话：“……你们年纪还不大，……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见上文），在高文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值得转述于后并对有关精辟论述一并转录。

＊　　　　　＊　　　　　＊　　　　　＊

　　“有关‘贼船’那段话，毛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姬老爷（指姬鹏飞）的贼船。谈话记录后经毛泽东的修改，删去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字样。

　　“关于这一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特别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上贼船’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见访问乔冠华谈话记录，1981年8月26日）。

　　“……这次，毛泽东在‘七·四谈话’中对周恩来的敲打，周因当时正在玉泉山接受检查治疗而一无所知。不过他已经从此之前毛泽东对外交部《新情况》简报‘放屁一通’的批评中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在这种小题大做的背后，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冲着他而来。于是，他立即采取主动，抢先作自我检查，以求能够多少缓和一下来势凶凶的事态。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七·四谈话’内容。毛措辞严厉的批评，让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周恩来当时刚刚做完治疗，见毛对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进行这样严厉的批评，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给毛写检讨，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

　　“……。周恩来这种主动请罪的姿态，弄得原本还想进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泽东一时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暂时住手，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不过，毛还是存心给周重重地抹了一笔。他对周的信作了批示，说：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应研究改正办法。’

　　并下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

　　“接下来，毛泽东似乎还嫌这样做得不够，又授意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他在‘七·四谈话’中批周的点睛之笔——‘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的意思，写入十大报告之中。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给周恩来的脸上刻上了‘右倾顽症’的标记，并且在十大政治报告中立此存照，为其后继续做文章留下了伏笔。

　　“果然，批周这场戏并没有结束，更确切地说，才刚刚拉开序幕。四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已经在劫难逃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加上‘莫须有’罪名，遭到严厉的批判斗争，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劫难。

　　编者的话：

　　作者的独特经历，使他有可能开掘出毛泽东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毛泽东的低劣的政治品质，及其卑鄙的手腕！他千方百计欲置周恩来于死地，而又想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其手段之阴险、毒辣，是一切有良知的人，都为之心懔！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作者在其后用较大的篇幅揭露了在毛泽东一手操纵下以“莫须有”罪名（所谓“右倾投降主义”，是指毛抓住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问题，而蓄意炮制的罪名；其目的在于趁周身患癌症，给予致命的迫害，以促使周加速死亡。这是毛批判周的实质。

　　从1月中旬开始对周的批判斗争，现摘要转述于后：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张挞伐，周恩来虽在党内斗争中久经沙场，但一开始还是措手不及，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更令周恩来难堪的是，毛竟让他本人来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不过，善于采取顺守之道的周恩来马上采取主动。一面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的方式，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试图化解来势凶凶的批判势头。

　　“……。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毛泽东认为周是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会上……逼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按毛定的调子，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编者注：这叫夫唱妻随，可惜江青水平实在太低，面对举世闻名的外交家，居然提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委实可怜！）

　　“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一时难以接受上纲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开始时还尽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来制止她的这种搞法。（编者注：周恩来还是高估了毛泽东，后来周恍然大悟，原来江青是奉毛的旨意行事。）

　　“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容分说。周对这种在政治上对他的栽赃污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

　　‘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见乔冠华谈话记录，1981年11月11日）

　　“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飚参加以外，还饶有深意地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编者注：毛泽东此举，说明江青的无理取闹，倒是起到了夫妻密切合作的作用。）

　　“这样，批周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编者注：这样的情节在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上是绝对找不到的。连消息灵通人士叶永烈所著的有关著作中也没有提及。）

　　“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甩石头’一语，是毛泽东对付林彪时所采取的策略之一）。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

　　‘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见乔冠华谈话记录，1981年11月11日）

　　（编者注：刚看到这句话，顿感到无比愤慨。真想不到会从毛泽东嘴里吐出这样的“屁话”。这是纯粹对周恩来的诬陷！中国人民是了解我们自己总理的崇高品质的，他决不是这样的人。相反，人们从这一事件倒是进一步认清了毛泽东原来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快低头认罪的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咎由自取，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肚子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批周指示，相反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的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线，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周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

　　“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但还是有些吃不消，为此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沉重，……。不过，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并不计较，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两年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表示：

　　‘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怎么能不讲呢？……’（见章含之《风雨情》，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178页）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抡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1972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反指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编者注：江青自称“她是毛泽东身边的一条狗”，一点不错。可惜这次对周咬得重了一些。）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的特殊身份，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周的调门。这样，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如果给周加上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场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编者注：作者讲到点子上了，妙极！）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并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编者的话：

　　本书作者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是摸得很透的，刻画得惟妙惟肖。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的这一步棋的背后，是用来取代周的这一高招。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进程，毛泽东还是失算了。

　　毛泽东狠整周恩来的结果，是促使周恩来先他而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最后毛泽东还是以“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莫须有”罪名又将邓小平打下去。

　　附4：“邓小平在批周会上的角色”——采取绝妙的策略！

　　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节题为《邓小平在（批周）会上的角色》，在正文之前的内容提要中，作者是这样论述的：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泽东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如果对照邓小平的发言内容，作者的这样评述似乎不够准确，有失公允。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是颇费一番心思的。他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他在会上说：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见纪登奎谈话记录，1988年春）

　　从上述发言内容看，邓小平没有跟着在江青操纵下所形成的会议气氛采取“打棍子、扣帽子”的方法，而是用语重心长、委婉曲折的方法诉说了自己的观点。他是用一种十分明智的、绝妙的策略：既能满足毛泽东的心愿，又不挫伤周恩来的感情。因此，对邓小平来说，谈不上什么“昧着良心讲话”。相反，正是说明邓小平用心良苦！

　　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如果邓小平不采取这一策略，而是实话实说；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邓小平有可能自身不保，而且很有可能无助于周恩来脱身。

　　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借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了解邓的表现。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周，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88页。）

　　附5：剖析毛泽东肃整周恩来的心态——兼释毛发动“批林批孔”的根本目的

　　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毛泽东为什么要狠整周恩来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达到了“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程度。现摘要转述于后。

＊　　　　　＊　　　　　＊　　　　　＊

　　作者认为：

　　“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被这个恶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身上。他早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暖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

　　‘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所谓‘反周，民必反’这一当时流传很广的‘最高指示’即由此而来）’（见《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转引自《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

　　毛的这种看法，在他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漠，远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会议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儒家那套东西的影响很深，为人城府极深，表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讲求隐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总是不偏不倚；而骨子里则圆滑、世故、虚伪。在政治上缺少原则，总是和稀泥，随风倒，摇摆不定。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套处世哲学。这种为人，自然是怀有反儒情结的毛泽东所鄙夷不齿的。

　　不过，让毛泽东很有些愤愤不平的是，周恩来这种为人却总是博得党内外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称赞。这种感觉越到他垂暮之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后，毛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毁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却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党内外声望大增，大有功高盖世之势。

　　毛泽东自视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无论是党外的蒋介石，还是党内的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手下败将；就连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没有想到最后却碰上周恩来这个难剃的头。从当年中央苏区一直和他缠斗到现在。其间，毛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他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这是枭雄一世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已经年迈体衰，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决心联系眼下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倾向和历史文化观上的尊儒传统作一次根本的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便是毛泽东为此而精心发动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擅长抓题目做文章，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老手。他凭借其多年来与周恩来交手的经验，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加难缠的对手。……老于权谋的毛泽东深知整周在政治上风险很大，弄不好将会激起党内军中的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这是年老体衰，自感已经力不从心的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这样做，又无法消除心头的隐忧。在这种情况下，毛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头阵。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样搞得手的话，既可以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帮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话，则可乘机收兵，由江青来承担骂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给党内外企图否定文革的势力以当头棒喝，在政治上收到遏制之效。批林批孔运动后来的实际发展也正是如此。……

＊　　　　　＊　　　　　＊　　　　　＊

　　编者的话：

　　作者对毛泽东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来狠整周恩来这一政治现象，从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入手，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使我们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身患绝症的周恩来采取这样狠毒的手腕，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对于如何为毛泽东作出正确的评定，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由此从中悟出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在文革中始终处于“打而不倒”的原由。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周恩来打倒，而是有顾虑。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再把周整倒，“在政治上风险很大，有可能导致局面失控”。但他知道周恩来身患绝症，于是就采取另一种更加狠毒的“又打又（重）用”的手法，其目的就在于促使周恩来先他而去（世）。现在看来，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第二，既然毛泽东想以邓小平取代周恩来，为什么在1973年底狠整周恩来之后，应当让癌症复发的周恩来休养治疗，而是让他继续领导筹备四届人大的繁重任务。其实这项任务邓小平是完全能胜任的。周恩来为此项任务投入全部精力与心血，使其癌症转化为不可治的绝症。毛泽东的用心之歹毒，昭然若揭！

　　第三，毛泽东说了“总理还是总理”，从字面上看，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是重用信任的；但是为什么在此期间毛泽东又通过江青掀起一场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又用又打”这又是为什么？

　　1974年这一年，周恩来可以说是在“三重压力”下渡过的——一是筹备四届人大的繁重任务；二是病魔的折磨；三是“人妖”的打击。其结果就是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的目的。周恩来“走”在毛泽东前面，毛泽东就高兴了。周恩来去世后三周，正值春节在毛泽东宅院大放鞭炮，正是毛泽东内心的反应！

　　毛泽东究竟是“神”、是“人”？还是别的什么？让历史自会作出定论！

（七）周恩来患癌症的岁月里（1974.1—1974.6）（中）
——继续实施“又压又打”的两手策略

　　毛泽东于1974年3月，即在政治局内批判周恩来三个月之后，才批准周恩来动手术。3月12日，对周恩来进行第二次膀胱癌电灼术手术治疗，此次效果不好。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并伴以大量尿血。4月份起，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出血从几十毫升到200毫升。周恩来的体质越来越虚弱，冠心病加重。但他的工作仍未能停下来。医疗组请求中央（即毛泽东）让总理住院治疗。在未住院前，先在西花厅家里输血，每周两次，每次200毫升。如失血过多，酌情增加。否则经受不住进医院后的手术治疗。事后证明：毛泽东不但对医疗组方案，不予理睬；而且唆使江青再施“又压又打”的战术。

　　且看江青们在对周恩来“又压又打”中的“表演”

　　正是在这个时候，江青之流先把大量待批文件，不给小平同志，硬是不断塞给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已代管政府的工作，文件让小平去批。”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动不动就打电话到医院，要总理来主持参加会议。总理明知他们心怀鬼胎，但为了尽量把关系理顺，为邓小平日后开展工作、打开局面铺平道路，因此每次总是拔掉输液针头去参加会议。有一次，总理在输液时已入睡，输液瓶里还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的血量。王洪文突来电话通知总理参加，回电告知：“总理睡着了，再过20分钟，输血就结束。”结果王洪文还是不答应，非要把总理叫醒，立即就去。不得已叫醒总理，总理还不悦地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这个血，我不输了。”看来总理心中清楚：这是江青之流在变相地折磨他，对此总理有气，但总是忍着。

　　事后了解，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议题，非让总理参加不可。由此可见，江青们明知总理癌症恶化，仍坚持工作；因大量尿血而需输血，他们就是故意干扰破坏，不让总理安心输液。这帮歹徒就是丧尽天良的魔鬼！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们仍死死抓住“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个题目，大做文章。

　　1974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强调“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这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虽然政治局内部已停止对总理的批判，但江青们并不死心，在元旦社论里，又打了总理一个“闷棍”！

　　同年2月2日，王洪文在一次谈话中，说：“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在这里，王洪文又重弹江青的“老调”，王洪文明知这一提法已被毛泽东否定，但竟敢肆无忌惮地再次公开提出来，没有背景、没有后台，王洪文是没有这个狗胆的。与此相呼应，辽宁的毛远新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的回潮问题，另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这次批孔老二，下次批孔老三，……”。6月4日，江青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批党内的大儒。”矛头所向，本来是不言自明；但江青又怕人们不懂，在私下明言：“大儒就是周恩来。”他们还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贴出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指总理的大标语。……

　　江青之流在对总理施展的“又压又打”的战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毛泽东在后面撑腰，是不可能那么猖狂的。毛、江夫妇相互间配合得何等默契！

　　巍然面对“病魔人妖”双向折磨的周恩来

　　1974年上半年，正当总理大量尿血，癌细胞转移，亟需住院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江青磨刀霍霍，真是恨不得立即置周恩来于死地而后快。“狼（浪）子之心”，没有半点遮盖。那么，我们的总理又是以怎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病魔”与“人妖”双向折磨呢？用“我自巍然不动”一词来说明，是十分贴切的。只要我们看一下周总理在1974年上半年的工作日历，就足以证明（史料引自《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

　　从年初到6月1日住院动手术，这五个月时间里，他除掉去医院检查和病体实难支撑外，工作日共139天，其中有9天，工作12—14小时；有74天，工作14—18小时；38天超过18小时；工作24小时左右的有五天。例如，2月9日工作了20小时，10日起床后，一直工作到12日凌晨4点45分。3月6日，他处理公务12小时后，体力支持不住，躺在床上又批看了近半小时文件。5月6日，连续工作了18小时，刚睡40分钟，就被叫醒赴钓鱼台。之后只休息3个多小时，就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4点半。其间，4月28日、5月19日、5月23日、5月25日、四次发生缺氧情况。后三次是十天之内连续发生的。由于肿瘤发展快、迅速增长，溃烂，出血量增多，使膀胱日有积血并凝结成血块，堵住尿道，排尿奇痛。人民的好总理受尽病痛折磨，筋疲力尽，实际上已无法工作。同时又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是癌症晚期的信号！这才迫使总理同意于6月1日住院进行手术治疗。

　　写到这里不禁悚然泪下，控制不了自己感情；内心隐隐作痛，不知是激动，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浮想联翩，千头万绪，一时也难以说清。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

　　“世界上哪儿还能找到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

　　他以其一生的光辉实践，告诉我们后来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且只能是人民的公仆。对人民、对民族应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么，我们的总理在癌症复发、癌细胞转移、尿血不止，生命垂危之时，为什么不去住院治疗，而豁出命地一直干到不能动弹时为止呢？据有关史书记述：总理有难言的苦衷，他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协助小平同志，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主持好国务院的工作。这是因为小平同志受难后，长期与外界隔离；刚恢复工作不久，对当时外界的复杂情况了解不多、不深。一旦自己住进医院，动了手术，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领导岗位，江青一伙定会伺机作梗，给小平同志出难题、找岔子，使小平同志不能开展工作；到了那个时候，总理就无法驾驭局面，也无法帮助小平同志摆脱困境。总理迟迟不肯住院动手术治疗，除了要经毛泽东批准外，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总理从来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他念念不忘的是党和国家的大局、人民的命运。而这时，如何支持和维护小平同志的地位与声望，如何力挫江青一伙的阴谋，使其不能得逞，这才是总理所关心的大局。

　　“病魔人妖”何所惧，我自巍然不动！这就是我们总理的崇高政治品德！伟大人格魅力！

＊　　　　　＊　　　　　＊　　　　　＊

　　写到这里本该打住，忽然思路一转，脑袋里总感到有什么问题还没有“疏理”清楚，也就是心里总感到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这个问题就是：总理为什么一定要拖到实在不能动弹时才住院动手术？上文是根据现在公开的史料，作了一些剖析。但是，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还是一个“谜”！？在为“尊者讳”的今天，即在有“禁区”的今天，内幕没有彻底曝光。这就不能不想到毛泽东在总理延误治疗问题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关键是：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批准周恩来住院动手术的？也许有可能是在5月，即总理已经是“膀胱积血、凝成血块、尿道堵塞、排尿奇痛”，并已知癌症晚期的信息之时。如果实情如此，毛泽东究竟是“人耶、魔耶”？就更加清晰了。从毛泽东的品质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立此存案，待后作答。

　　张春桥为什么敢于阻拦总理住院动手术？

　　答案还是找到了！

　　因为“疙瘩”没有解开，就翻阅手头的有关史书，终于从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找到了答案。下面就直接引用该书的有关内容，就可以抓出故意阻拦总理动手术治疗的“魔鬼”！这个人就是张春桥。

　　在5月上旬出现“膀胱积血、凝成血块、尿道堵塞，排尿奇痛”的险情后，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不能再拖，再次请求向中央领导人作口头汇报。

　　下面就是该书记述的向中央领导人汇报时的情景（见该书第323—327）：

　　“在场的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人。医疗组长吴阶平向他们汇报总理的病情后，恳切地提请中央下决心批准总理及早住进医院采取手术治疗，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几位领导人听完吴阶平的汇报，他们神情严肃，互相间也不交换意见，谁也不先开口发言表态（编者注：其实在场的人，谁也无权作主，谁也作不了主！他们还得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命运，无论是政治的，还是肉体的；精神的还是生理的，都决定于毛泽东一个人。而毛泽东又是千方百计地想让周恩来在他之前离开这个世界，这才是关键所在！）。

　　张春桥与毛泽东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狗奴才是最了解它主子心态的。张春桥终于安捺不住，跳出来说：

　　“你们都知道，总理是党、政、军，内政与外交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从现在起，到5月30日，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你们不要急，急也没有用。我看那份病理化验报告单上写的结论，暂时不要告诉总理，以免分散他的精力，增加他的思想负担。如果，你们担心总理会坚持要看化验报告单，你们先改一下结论嘛。”

　　张春桥敢于那么大胆讲这一番话，阻拦总理手术治疗。就是因为他替他的主子毛泽东，说出了毛泽东本人想说的话。

　　于是，人们对毛泽东和张春桥“究竟是人、还是魔？”的结论，也就出来了！

　　至于前边提到的总理为小平同志耽误治疗一说，不妨保留。因为那份总理的“工作日历”的史料，对了解总理的政治品质，还是弥盖珍贵的！

（八）周恩来在患癌症的岁月里（下）（1974.7 —1975.2）
——“总理，还是总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这所医院是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在全民备战时，专为毛泽东修建的“战备医院”。但毛泽东一直没到这所医院住过。

　　总理在6月1日住院的当天，就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效果比较好。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体力也随之有所恢复。

　　这一结果是奇迹，全党高兴，人民高兴；但是，有一个人特别不高兴，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按理，总理在动这次大手术后，不要说已是76高龄的老人，就是年轻人得这类重病，动了大手术，也该进一步休养并继续治疗，以防止癌症复发、癌细胞转移。应该让总理彻底摆脱工作，不应再让他为国家大事操劳、奔波。

　　就让我们这位为人民、为党操劳一生、重病缠身的总理，有一个安宁、宽松的环境，给他创造良好条件，安心治疗、休养，恢复健康。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毛泽东当然是不会同意让周恩来过舒心日子的，他决不愿意看到他自己比周恩来先“走”！怎么办？还是老办法！

　　毛泽东为什么说：“总理，还是总理”？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如果以此接替周恩来的工作，是完全有条件让周恩来离职休养治疗的。可是，在10月20日，毛泽东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毛泽东这样绕一个圈子的安排，是煞费苦心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周恩来的信任、重用。其实这正是毛泽东惯用的伎俩。本来周恩来在动大手术后才四个月，亟需继续化疗休养，以防癌症复发。为什么在这一节骨眼上毛泽东还让总理挑起重担呢？对此，智慧过人的总理也不糊涂。

　　当年在筹备党的“十大”时，毛泽东就让王洪文以一个中央委员的身份，负责起草《党章》的修改工作，并让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的主任，而周恩来则是副主任。那么，这次既然已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为什么就不能采取直接委以重任的方式？论资历、水平、才干、威望，毛泽东直接让小平同志代周恩来挑起重担，比起当年王洪文来，各方面条件都要成熟得多。毛泽东就是不想让周恩来休养，他还是用“重任压身”的老办法，使周恩来疲于奔命，从而促使周恩来先“走”一步！用心之歹毒，昭然若揭！

　　毛泽东急于采取这一毒计，还与他当时的健康状况有关。

　　1974年7月，毛泽东已患“运动神经元病”或叫“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因此，毛泽东得的也是不治之症（周恩来早期膀胱癌是可治的，只是到了1974年上半年才转化为不治之症。而这种“转化”正是毛泽东用“又压又打”的两手策略促成的。）医疗组判断：毛泽东最多再活两年。从外表看，说话不清，舌头运转不灵，嘴常半边张开，口唇很少闭拢；手、腿无力，肌肉明显萎缩。而总理这时在动手术后，精神与体力的康复亦较快。毛泽东明白：他与周恩来相比，究竟谁先见马克思，还难以定论。

　　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在总理急需休养治疗之时，作出“总理，还是总理”这一决定的政治背景。

　　此后，从1974年10月20日到1975年2月1日完成四届人大的组阁任务，这70天时间里，我们的总理又是不分昼夜地疲于奔命。谈不到什么休养，也管不了正常的治疗。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12月23日，总理与王洪文又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总理患结肠癌，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明白，这样远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我们的总理心里藏的就是国家、党和人民，就是没有他自己个人的事。他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叶帅再三嘱咐随行的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总理的绝对安全。

　　在长沙，周与毛四次长谈，26日是彻夜单独长谈。随行医生提心吊胆，担心总理身体拖垮。

　　在最后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地对周恩来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毛泽东讲这段话，无疑是再次给周恩来敲了“警钟”！联系到一年前毛泽东下令批周恩来的“修正主义”，更是发人深省！

　　关于总理冒生命危险的长沙之行，公开出版的史书上都说：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为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铺平了道路。这意味着：总理似乎是胜利了。但从实质看，真正的胜利者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确切说：总理本人是一位在特定条件下、以特殊形式出现的“受害者”！这也是历史的悲剧！

　　究竟谁是真正的“胜利者”？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不错，“四人帮”是想在控制国务院的实权，千方百计排斥、打击邓小平，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在这个问题上，总理是跟他们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问题不在于：一个“想”，一个“斗”。关键在于毛泽东的态度。应该说：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前后，把王洪文钦定为“接班人”，是真心实意的；后来发现王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才改变了主意。10月4日，在筹备四届人大之前，就决定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的态度已经明朗化。在组阁问题上，还有什么好“争（想）”、好“斗”的。毛泽东早就胸有成竹！

　　第二、毛泽东讲：“总理，还是总理。”其实，谁都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2月1日，周恩来完成“组阁”任务后，小平同志就“接班”了，周恩来从此就没有当过一天的“总理”。相反，他立即在医院再次动了大手术，并且在200天时间里接连动了四次大手术。所谓“总理，还是总理”，不过是一个“骗术”。其目的就是把总理在筹备四届人大工作中，拖累、拖垮、拖死。一句话：就是让总理早“走”一步。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胜利了！

　　第三、毛泽东在10月4日决定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时，为什么不直接让邓负责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是邓的条件不成熟吗？是邓的才干、能力不足以抑制“四人帮”的干扰吗？统统不是！谁都知道：“四人帮”之所有能在神州大地上无法无天地横行，靠的是毛泽东。同样，能抑制“四人帮”的，也只有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邓小平。所谓“只有周恩来亲自参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才能与‘四人帮’抗衡”，这一说法本身也是自欺欺人的！确切说：这是一场由毛泽东一手策划、导演的“悲剧”，周恩来是这一“悲剧”的主角！使他走上加速奔向“死神”之路。但从另外角度看，这位“导演”是成功了。

　　综上所述三条，毛泽东真不愧是玩弄“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的高手，他胜利了。但是，可怜、可悲的人民总理周恩来是彻底失败了，他对党、对人民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被毛泽东亵渎了。

　　且看在完成“组阁”任务后，走向死神的周恩来！

　　为了证实上述论断的正确性，下面从《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摘录总理在1975年2月1日以后的有关情节：

　　2月1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四届人大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总理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会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说：

　　“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

　　随后总理又主持有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

　　这就是总理主持的最后两次的国务院会议。实际就是一场简短的告别仪式！所谓“总理，还是总理”，原来就是如此结局！

　　2月2日，总理致函毛泽东，报告国务院负责人的分工情况。这样，总理终算是完成了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交给的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国务院的组阁任务。

　　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

　　2月4日，即放下工作后的第二天，总理再次动了大手术。

　　这次手术整整进行了4个钟头。术后，病情不稳定，几乎每天都便血。

　　3月间，发现大肠内接通肝脏部位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癌症的剧烈疼痛使总理头冒虚汗，折磨得面容憔悴。

　　3月26日，经毛泽东批准，总理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

　　手术前，总理抓紧处理尚未批办的重要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不少是涉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害的、悬而未决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从而使长期遭监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杨尚昆、黄克诚等陆续获释。处理完文件，总理才进手术室。

　　这次手术长达八小时之久。此后，总理的身体更虚弱了。

　　9月，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

　　9月20日下午，总理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

　　他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进手术室之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最后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字样。他用密封的牛皮纸大信封交给邓颖超。

　　这次手术长达5小时，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

　　邓小平指示医疗组：“亟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24日，总理又做了第五次手术。

　　这次手术后，总理再也没有从床上下来。

　　从2月2日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到10月下旬，200天时间里，总理就连续动了四次大手术，平均65天一次；而且是扩散到全身，无法治疗。

　　这就是毛泽东的“总理，还是总理”这一“绝招”，所导致的必然结局！

　　如果让总理在1974年6月第一次大手术后，就彻底摆脱工作，休养治疗。又该是一个什么结果呢？稍有常识的人，自会得出结论：毛泽东的阴险、狠毒，该暴露无遗！

　　从一定意义讲，毛泽东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每一个正直、良知的人，特别是掌权的人，一定要以毛泽东为戒！

　　什么时候能够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什么时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振兴之日！

（九） “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
——析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作为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1975年2月接替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之后，他所考虑的第一位或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如何恢复发展生产，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几乎是我们老一代革命家的共同思想基础、共同工作风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集中体现在这些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当年跟毛泽东发生的分歧，主要也是反映在这些问题上。归根到底，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八年，全国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刚刚出来工作，又有江青一伙不断干扰、破坏，应该说他本身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指示，就得扭转当时的混乱局面、努力排除各种干扰，那么究竟应该从哪儿入手呢？邓小平经毛泽东同意后，决定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而要搞好这项工作，关键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和批判、消除派性！

　　抓整顿、促发展，雷厉风行，气势非凡

　　1975年2月10日，即周恩来交班后的第八天，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抓上去。

　　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恶果，全国主要铁路干线受阻，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小平同志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在2月25日到3月8日，召开了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小平同志讲话指出：

　　“现在的大局是加速实现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当前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

　　像这样铿锵有力、针砭时弊的讲话，“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第一次来自党中央，显示了小平同志特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大无畏的气概和非凡的气势！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到4月，堵塞严重的几条大干线，都疏通了。五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运输的指标。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头四个月，全国生产钢铁195万吨。小平同志在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

　　“钢铁工业战线要重点解决四个问题。一是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必须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严肃处理；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后钢铁计划的批示》。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

　　于此同时，小平同志又着重抓了军队的整顿。1月25日，他就任总参谋长后，在首次召开的总参机关会议上，明确提出军队的整顿要从三个总部抓起。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这次会议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主题，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7月14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在步骤上，首先从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

　　为了系统地解决工业整顿的问题，由国家计委起草了一份文件。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这一文件时，小平同志就工业发展有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指出：

　　“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促进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的任务，以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他又说：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9月2日，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案）（简称《工业二十条》）。

　　《工业二十条》规定对企业领导班子要坚决整顿，调整那些“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因为“这些人在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经验，却指手划脚，一味整人。……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保守势力’一类帽子，压制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要把坏人篡夺的权力夺回来。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强调“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率下搞好生产，当作‘惟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针对当时学习无产阶级理论中，“四人帮”所散布的谬论，还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差别，搞平均主义，……对群众生活困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根本要不得的。”

　　现在看来《工业二十条》的基本思想，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其中闪烁着“发展是硬道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在这里有意识多摘引一些。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妖魔横行的年代，敢于写出这样“顶风而上”的、“犯颜直谏”的“文件”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多大的魄力！

　　《工业二十条》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试图纠正工业生产中的“左”倾错误，从理论上彻底批判“四人帮”种种谬论，从组织上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实质上，在字里行间，已经隐约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否定。这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比较敏感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四人帮”反对这一文件，是必然的。毛泽东也不会同意这个文件。因此，这个正式文件没有下达。尽管如此，通过对文件草案在各种范围内的讨论，仍产生广泛的影响，对推动工业的恢复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工业战线的整顿，对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大革命”中，科学院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绝大多数处于瘫痪状态。1975年7月，中央派胡耀邦到科学院工作。他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9月26日，他向国务院汇报。《汇报提纲》指出：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因此，“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为肃清“左”的流毒，排除干扰，《汇报提纲》还着重指出：

　　“讲自力更生，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不能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处理学术问题。”

　　小平同志赞赏这个文件，指出要加强后勤工作，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为他们创造搞好科研工作的条件，把不懂行、不热心又有派性的人，从领导班子撤下来。他还尖锐地指出：

　　“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这一文件和小平同志的讲话，对毛泽东又“将”了一“军”，再次触及毛泽东的敏感问题，实质又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随着整顿的逐步深入和全面铺开，特别是为落实整顿成果而采取相应的重大决策，必然会越来越跟毛泽东的“敏感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发生激烈的碰撞。这是邓小平在全力开展整顿中所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小平同志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方针，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的。所谓“三项指示”，即毛泽东讲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句话。在邓小平看来，这三句话都是你毛泽东讲的，以此为“纲”，既可以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没有违反你毛泽东的“旨意”。把后者一并作为“纲”也未始不可。

　　这就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策略。

　　全面整顿，触及毛泽东的要害！

　　当然谁都清楚，小平同志抓整顿的根本目的，是想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5年这一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就是这样一环扣紧一环地抓过来的：从交通运输、钢铁工业到整个工业战线；又从工业到科学技术、教育，到人才培养。一切都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要加速发展经济。这正是1958年“八大”、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的“路线”。对此，毛泽东本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正好在这时，1975年9月28日，刚由毛泽东亲自指定的联络员毛远新（即作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人，凡政治局成员不能直接找毛泽东谈话，必须通过毛远新转呈；反之，毛泽东有什么意见或指示，也通过毛远新来传达。这也是毛氏王朝的一个“怪胎”）向毛泽东汇报说：

　　“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只剩下‘把生产搞上去’一项指示。”

　　他表示：“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11月2日，毛远新又对毛泽东说：

　　“一些同志在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听到他讲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在这期间，病体垂危的康生又进谗言，说：

　　“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奴才与主子，长期配合默契，“心有灵犀一点通”。使毛泽东对邓小平1975年抓整顿，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归根到底，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就触及了毛泽东的“要害”。

　　为此，毛泽东对毛远新说：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另一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小平同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样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泽东想直接考验一下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11月初，他让邓小平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作出对‘文化大革命’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决议》。邓小平引用毛泽东批评他的话（注：毛泽东前不久曾说过：“有些老同志，七八年不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说：

　　“由我主持讨论这个《决议》，不太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于是被他婉言谢绝了。

　　不伦不类的“打招呼会”

　　毛泽东听毛远新说邓小平不同意由他来主持这一讨论。这一下就触怒了毛泽东，顿时脸色沉了下来，说：

　　“看来我得给大家打招呼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几次开会对邓小平进行了批评，同时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实际上是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岗位上“拉”了下来。接着就立即刮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1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干部，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注意：这个《要点》是经毛本人“批准”的，似乎是某个人写的，由毛泽东“批准”而已。可是，“讲话”的主人不可能是别人，而只能是毛泽东自己；决不可能，也决不应该有第三者。谁也没有资格向老干部“打招呼”！这一不可思议的矛盾现象，实在做得太离谱了，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管了！这个《要点》究竟是谁写的？是怎么出笼的？有待日后揭开内幕！）

　　这个《要点》抓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正常途径，向毛泽东反映该校迟群问题的“信”，说什么刘冰的矛头实际是对着毛泽东的。这本来是极其荒唐的奇谈怪论：给毛写信反映情况，怎么会把矛头对着毛呢？在那个年代，除非不怕丢脑袋，谁会那么干呢？这是毛泽东惯用的伎俩：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真是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通过批刘（冰），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

　　这个《要点》说：

　　“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注意：从这句话的语气看，第三者该是联络员毛远新了。可又不敢公开亮相，真见鬼！说不定在毛远新的幕后，也许还可抓出江青的“黑手”。作为党中央文件的《要点》，不伦不类，似毛非毛，令人啼笑皆非！这也是毛氏王朝的“怪胎”。反正“朕天下”，怎么说、怎么做都行，谁也不敢吭一声）

　　在打招呼会期间，王洪文有意吹出风来，说：

　　“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要再次打倒邓小平了！

　　浩然正气的一代伟人！

　　小平同志不愧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江青之流的乘机攻击和对毛泽东的那一“招”，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在1975年九、十月间，就整顿工作问题，他多次说：

　　“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

　　如果说这些话，仅仅表示小平同志出于对江青一伙的诬陷不实之词的一种义愤而给予有力的反击。义正词严，针锋相对，毫不妥协，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概；那么，下面一段落地铮铮有声的话，更加显示出小平同志那种不畏权势、宁折不弯的一身浩然正气！他说：

　　“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一个贡献！”

　　好一个“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打倒了……也是一个贡献！”这气壮山河的、视死如归的气势，不是用铁铸成的硬汉子，是讲不出来的！这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

　　小平同志深知“被打倒”是什么滋味？他是“过来人”！这第二次被打倒，又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也是难以预料的！是仍像第一次那样，还是像刘少奇、彭德怀那样？总之，小平同志抱着像当年（1967年）谭震林等同志那样不怕死的精神，面对残暴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昂然挺立，大义凛然，没有这样视死如归的气概，是讲不出这种话来的。“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心想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反过来，“做好工作，作出贡献”的人，又要冒着被打倒的风险！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世界、什么社会？

　　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毛泽东及其所代表势力的原形！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凡是所有干实事、讲实话的好人，敢于坚持真理的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打倒、不受迫害、不吃苦头的。这就是毛泽东专制最本质的特征！

　　果然不出小平同志所料：在小平同志讲话的三个月以后，小平同志和其他一批复出不久的老一代革命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风”这股逆浪中，都再次被打倒了。

　　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不幸中的万幸，毛泽东在几个月之后去见马克思了。毛泽东见马克思之日，也就是“凌驾”这一独特的专制模式彻底崩溃之时。在人民群众愤怒声讨、怨气冲天这一历史大潮面前，江青终于还她“人妖”的本来面貌！

　　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小平同志和成千万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从此有了彻底翻身之日！

　　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十）周恩来的最后一年（1975.2—1976.1）

　　周恩来的最后一年，是光辉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一年，也是更加高度集中地体现他的高尚人格和崇高精神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晚期癌症使他承受了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这期间他先后动了四次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共十次。平均一个月一次。

　　如上所述，总理是1975年2月2日完成毛泽东交给的筹备四届人大和“组阁”任务后，于4日动了第二次大手术，历时4小时。3月26日，经毛泽东批准，总理又动了第三次大手术，历时八小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病情极其复杂且不断扩展，身体已极度虚弱，经常剧烈疼痛，难以承受。更何况我们的总理已是77岁高龄老人。按照常识、常规与人道主义原理：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总理该彻底摆脱工作，该彻底休养了吧？不，没有。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还是“特别信任”、“特别重用”我们的总理！？

　　在1975年7月初以前，我们的总理还肩负着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重担！

　　毛泽东为什么对病危的周恩来还是继续采取狠毒的“两手策略”？

　　如前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在周恩来患癌症期间，不让他及时休养、及时动手术，而让他重任压身，其用意是十分歹毒的：是为了促使周恩来早“走”一步。其实到了1975年2月，特别是3月，在50多天时间里，连续动了两次大手术，死神已向周恩来“招手”。应该说毛泽东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可是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心里不踏实；为保险起见，他还是不放弃他对周恩来的两手策略！？

　　2月4日，毛泽东在批准周恩来再次动大手术之时，同时批准小平同志代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而党中央的工作仍让周恩来继续负责，也就是说党内最高层的一线工作的重担还是压在总理身上。是小平同志像王洪文那样不堪担此重任吗？显然不是！那么是毛泽东特别偏爱周恩来、特别信任周恩来吗？显然也不是！答案只能是一个：早一点把周恩来拖死、压死！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下面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3月26日，在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前，总理同他的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尚未批办的重要文件。对若干急待处理的积案，总理尽可能提出具体意见，并嘱秘书抓紧办理。在这些文件中，有不少是“文革”以来受害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悬而未决”的材料。此前，总理曾审查了由中央专案组所管的670名审查对象，大多已基本查清。对此，总理批示：

　　“凡能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

　　这样，继罗瑞卿、杨成武等人之后，长期遭监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杨尚昆、黄克诚等人，也陆续获释。

　　尽管如此，总理还特地看了专案组认为“能够作出结论”的审查对象的材料。他把比较有代表性的“杨勇问题”的报告抽出来，嘱秘书送给叶剑英，并批示：

　　“这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看，严了一些。”

　　从而，又为解放像杨勇这样的一批干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处理完所有文件，已是傍晚。总理带着疲惫、焦瘁的身体进入手术室，坦然对秘书说：

　　“手术不一定成功，两种可能。”

　　我们的总理就是这样面对“死神”，而毫无畏惧！

　　4月3日，即第三次大手术后的一星期，总理应对方的一再要求，在病床上会见了一位北非的客人。

　　4月5日，他又审阅了中共中央为4月2日在京逝世的董必武老人所拟的悼词稿。……

　　5月3日夜，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1974年7月离京后，首次同大家见面。总理抱病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表面上批评“四人帮”，但又说：

　　“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

　　毛泽东就这样把这一难题交给了周恩来。

　　5月3日会议，周恩来回医院已是凌晨一点了。

　　5月4日，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主持常委会会议，研究贯彻5月3日毛泽东的讲话。

　　4日、5日，周恩来用两天时间亲自起草有关学习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

　　过了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继续研究在政治局内讨论贯彻毛的讲话。并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后（5月18日），再召开政治局会议。

　　经毛泽东批准，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江青等人一再拒绝政治局对他们的批评，使毛失望。这才迫使江青不得不在6月28日交出“文革”九年来第一份书面检讨。

　　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已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生命快到尽头，抱着只剩下30.5公斤的重病之躯，继续奋不顾身地工作，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最后的拼搏。

　　1975年6月9日，贺龙含冤逝世六周年。如何为贺老总平反一事，原来按毛泽东的“旨意”，决定采取：“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的“五不”方针。贺龙长女贺捷生对此表示“不理解”，于6月7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申诉。总理在接贺捷生的信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

　　“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

　　总理是希望毛有明确批示，就可据以修改原来的“五不”方案。但毛泽东的批复是：“照总理意见办理”。虽答非所问，但毕竟有了这个“批复”，总理就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自己参加这次悼念仪式。这样安排，否定了“三不”（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保留了“二不”（不报道、不宣传），这也符合毛泽东的本意。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总理也是用心良苦、熬费心计的。

　　6月9日，总理不顾人们劝阻，坚持抱病参加。当时徐帅问总理：

　　“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

　　总理沉痛地说：

　　“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足见总理对老战友的一片深情。总理拉住贺龙夫人薛明的手，颤抖地说：

　　“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

　　“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有能够移到八宝山公墓，我为他难过啊……”

　　总理说着就哭出声来，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呜鸣”地哭了起来。在哀乐声中，总理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七个躬。他代表党中央致了悼词。

　　对蒙难战友的思念，已成为总理感情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时的周恩来，除非不得已，仍然自己动手起草或批阅文件。

　　从6月起，总理病情日趋恶化，但他仍念念不忘工作。

　　6月9日，在医院和菲律宾马科斯签署中菲两国建交公报。

　　6月15日，与纪登奎谈话，就解决浙江派性、落实中央有关整顿措施问题，提出意见。

　　7月1日，同泰国总理巴莫签署中泰建交公报。

　　7月6日，在医院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病的治疗问题。

　　7月15日，审阅《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对实施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指示。

　　7月23日，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总理嘱咐工作人员对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

　　7月25日，毛泽东就故事片《创业》问题作出批示，批评江青等人的无端指责。总理让人找来江青等强加给《创业》的“十条罪名”的材料看。

　　7月29日，致信杨成武，就其长女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调查情况，作出说明。

　　8月24日，在北海公园散步时，长时间凝望湖水沉思，并问身边工作人员：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忌日！”

　　8月29日，与华国锋谈话，要他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时，代为转达对西藏人民的问候，并提出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培养藏族干部，发展民族经济。

　　9月4日，看了香港《七十年代》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三省》一文后，托人转告王昆伦，屈武等，对此文“进行分析，弄清真相”。

　　9月7日，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9月28日，即9月20日总理动第四次大手术后的第八天，在病床上接见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

　　从上述仅仅是部分的工作议程看，我们的总理是怎样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向死神拼命地索取时间，能让他为党为人民再多做些工作。要知道：当时总理是在受尽病魔折磨的条件下，体重从原来的65公斤降到30．5公斤，可以想像癌细胞已吞噬了总理身上几乎全部的肌肉（近35公斤的肌肉，就这样被癌细胞一口一口吞噬掉的），留下来的只是外表的一层皮肤包裹着全部骨架子。体力衰弱到连散步4分钟都坚持不住。我们的总理就是以这样的重病之躯来完成繁重任务。其实，总理自己也清楚，为此他必将付出更为沉痛的代价——提前向马克思报到以及临死前的更加惨痛的煎熬。总理以其无私的精神品质，给人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总理的不朽形象永远屹立在人民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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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给周恩来加压重任之时，江青之流这批披着人皮的“妖魔”，配合病魔，双管齐下，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着周恩来。实际上，就是执行毛泽东的变相迫害周恩来的“两手策略”。

　　1975年春，他们以总理作为攻击、批判的对象，突然打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旗号。

　　3月1日，张春桥在军委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全国解放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现在要特别警惕‘经验主义’的危险。”他还露骨地指责：

　　“1972年开展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的那条路线走。”

　　对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张春桥含沙射影地说：“这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姚文元在同一天也胡说什么：“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江青一伙集中批判经验主义是别有用心的。30年前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毛泽东作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周恩来在延安抱着严于律已的态度，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戒。江青一伙完全清楚这一段的历史，恰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等等。

　　4月初，正是在总理动了第三次大手术之后，江青又一再宣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帮凶，是当前大敌”。

　　江青一伙在总理身体极度虚弱、连续两次动大手术，仍主持党中央第一线领导工作之时，还一再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公开恶毒攻击总理，足以暴露这伙歹徒已完全异化为丧尽天良、绝灭人性的禽兽！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就《水浒》一书发表评论，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借题发挥，批修正主义，虽没有点名，但矛头直指总理和小平同志，是不言而喻的。

　　8月下旬，江青向她的爪牙于会泳、刘庆棠等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姚文元动用了一切舆论工具，以评《水浒》为题，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以批判“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总理与小平同志。

　　9月，江青在大寨又大放厥词，说什么：“评论《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有投降派。……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一场以“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为幌子的批判“投降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高潮，再次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总理、小平同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一切反常现象，都是在毛泽东的“压与打”的“两手策略”下，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导演下发生的。正是这个毛泽东，而不是别人（江青只不过充当“打手”而已），一步一步地、接连不断地迫使我们总理走向“死神”。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总理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加肆虐。它们每时每刻在吞噬着总理的五脏六腑，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两相对照，我们应该怎么评价毛泽东呢？

　　且看总理在临死半年前在“人妖”与“病魔”双重折磨下的惨景！

　　上面我们根据大量已曝光的第一手史料，先后论述（或“聆教”）了毛泽东在总理患癌症期间，在病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压与打”的两手策略，从而使总理的癌症，从“可治之症”异变成“不治之症”，从同样是不治之症，原可延长生命到加速走向死亡。毛泽东作为一个“反面教员”，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懂得：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是“人”，而不是披着人皮的“魔”），就决不能像毛泽东那样！

　　为了使这个“定论”更加符合毛泽东的本来面貌，也为了让我们子孙后代更加认清毛泽东这个“人”，这里先说一下：为什么说：“周恩来初期的癌症是‘可治之症’”？（史料引自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

　　该书是这么说的（第357页）：

　　“恶性肿瘤病人的死亡率很高，……但膀胱癌的恶性程度并不很高。从全身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来看，膀胱癌的发病率也不高。据有关医学统计资料表明，其发病率与全身其他恶性肿瘤相比，还不到2％。可是，就这个区区不足2％比例的膀胱癌，偏偏摊在周恩来的身上。所说膀胱癌的恶性程度并不高，那是指最常见的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周恩来开头患的也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可是到了1975年8月，它却‘恶变’为‘膀胱鳞状细胞癌’，这是膀胱癌中恶性程度最厉害的一种！又偏偏落在周总理的身上。这究竟是为什么？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提得好！好就好在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周恩来的这一极少机遇的癌症“恶变”（注意：两个极少机遇：一是膀胱癌在所有癌症中的极少机遇，二是膀胱癌“恶变”的极少机遇）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们就不难找出答案来！

　　其实，本书的作者是总理的保健医生，是最清楚这个背景的。事实上该书所记述的有关情节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此，所谓“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这不过是一个“遁词”。对此，人们是可以理解的。在有“禁区”的今天，我们不能苛求他硬要把“这块遮羞布”揭开，把这层“薄纸”捅破。不然，这本书就根本不可能问世，这样连本书所透露的珍贵史料也就湮灭了。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对付“禁区”的策略！用“颂周抑毛”的写作方法来写这类敏感的史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良策！

　　下面就来记述周恩来最后半年是怎样“度日如年”地在“煎熬”中生活的？

　　1975年8月，总理的癌症“恶变”为“鳞状细胞癌”，因肿瘤的恶性程度高，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部内脏，并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至此，医疗组专家一致认为：周恩来的癌症已属于“不治之症”，回天乏术，已成定局。

　　从此，周恩来的病情每况愈下。病情发展之快，犹如大江决堤一般，一天一个样儿。10月下旬后，周恩来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茶水；大小便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靠鼻饲；11月下旬起，身体已虚弱到：连躺在床上大小便，自己也没有力气，要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来，把便盆塞进去才行。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输入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大剂量的抗菌素，引发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烧不退，心脏和肾功能衰竭。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癌细胞在体内更加肆虐。如蚕食般地时刻吞噬着总理的肌肉和骨骼，由此引起的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剧痛，远远超过了最厉害的酷刑；酷刑是一时的，而癌细胞的蚕食则是长期的、持续的。每遇剧痛，总理总是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拍动几下，额头上沁出豆粒大的汗珠。镇静药和止痛药几乎都已失去了作用。体力非常差，呼吸和脉搏都很弱，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而正是在这个期间，8月由毛泽东亲自策划的所谓“批水浒”、“批投降主义”、“批修正主义”，以至发展到“批架空晁盖”，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把矛头直指总理和小平同志。

　　对于像周恩来这样一代伟人来说，这个时候，他在精神上的痛心、痛惜和痛苦，甚于肉体上的病痛。这种肉体与心灵交织在一起的伤痛已经使得他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分秒秒地在忍受着煎熬。总理承受着世界上“人妖”与“病魔”双重折磨的痛苦，已经是到了极限！

　　总理在“人魔”与“病魔”双重折磨下，受尽痛苦、强忍煎熬！

　　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是谁让我们总理受尽这样的折磨、这样的煎熬？归根到底，是“人魔”！如果，对周恩来不采取“压与打”的“两手策略”，总理是绝对不会这么凄惨的！

　　总理在临终前半年的“反叛现象”（上）——公开的对抗！

　　确切说：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一直是江青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不同手法，打击迫害周恩来；反之，周恩来也以不同的方式，跟这帮人妖进行抵制、斗争。但总的看来，由于江青的独特身份，又有背后毛泽东撑腰，周恩来始终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周恩来对他们的基本上是采取“忍”的态度，在“忍”中等待时机，进行适度的反击与斗争。因此，这种斗争不能不采取比较隐晦的、比较策略的手法。这样的斗争势态，基本上延续到1975年上半年。

　　“忍”有一个极限，超过这一极限也会向另一方向转化。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所谓“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很高的政治涵养。他一生讲话，特别是对敏感问题的讲话，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或该讲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有“数”；他十分注意场合、注意分寸，含蓄而有深度；而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毕竟同一般人一样，对“忍”同样有一个极限。到了1975年，他终于“忍”不住了。他愤懑！他发泄！他抗争！

　　在这一期间，病魔与“人魔”这两个“魔”，把总理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了！对病魔，他无可奈何；但对“人魔”，他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他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毫不含糊，旗帜鲜明；他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不考虑会不会冒犯江青之流（实质是冒犯毛泽东），而是“一吐为快”！这种“反叛”色彩极强的举动，是在总理一生中，从来不曾出现过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反常之举。

　　作为政治家，他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发牢骚”形式，发泄自己久郁在心底的愤懑情绪（见下一专题《总理临终前半年的“反叛现象”（下）——愤懑的发泄！》）；另一种是直言不讳地亮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本文以如下两个事例，生动地说明后一种情节。

　　第一件事例（见《周恩来传》与《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两书）：

　　1975年9月20日，在8月发现总理的膀胱癌已“恶变”成为“鳞癌”这一不治之症后，对总理进行第四次大手术。

　　当时的政治形势又再度险恶，毛泽东在8月用心叵测地提出“批水浒”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理与小平同志的“批投降派”、“批修正主义”、“批架空晁盖”的狂风恶浪。

　　为此，总理在进手术室之前，在卫生间里，用了50分钟时间，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就当年国民党造谣诬陷的所谓《伍豪启事》一事，再次作了说明（见前文有关情节）。总理明知毛泽东在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时已有表态，承认总理的历史是清白的；但总理也同样了解毛泽东这个人是“说反就反”，翻脸不认人，翻脸不认账的。因此，特地留下这份材料，再次为自己申辩。以防万一被剥夺“发言权”时，留档存查。其用心之良苦，溢于言表。

　　之后，在手术室门口，他用低沉而又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小平同志急步来到总理身旁，总理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伸出手来，用他仅有的气力握住邓小平的手，说：

　　“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显然，总理的这句话并不是只讲给邓小平听的，更主要的是讲给在旁的王洪文、张春桥听的。无疑，这也是他向毛泽东表明：他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风恶浪中，所持的显明政治态度！

　　这一句话，是年届八旬高龄的周恩来，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已到药石不医、来日无多的最后阶段，生命的历程已是不会很长，而且又可能过不了这一“手术关”的关键时刻，作出如此“非凡之举”，也可说是“反常之举”！在这次进手术室之前，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经过深思熟虑，找到了这样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不顾一切地向党中央表明自己坚定不移地支持邓小平的决心，以及他对邓小平的深情、厚望与重托。这当然也是周恩来的最后嘱托！

　　总理在临进手术室前，以如此激动的情绪说了这些铿锵有力的话，显然是他在思想上早已准备好了的，是专门说给毛泽东听的！像这样的话，在1958年周恩来遭毛泽东狠批之后，从来没有讲过，这是第一次！是“反常”？还是“反叛”？或两者兼而有之？在“当代秦始皇”面前，敢于有如此“反叛”之举，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特别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位一向十分沉着、稳重、老练的政治家来说，确实是十分反常的！这说明了什么？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件事例（见《周恩来传》）：

　　根据毛泽东在11月“打招呼会”上的讲话，在全国已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浪，邓小平已调离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岗位，只负责外事工作。这意味着小平同志已面临再次被打倒的前夕。对此，总理深感万分忧虑、痛惜。12月下旬，在一次叶帅去看他时，他问：“小平同志怎么样？”叶帅据实告诉。总理问：“现在政治局会议是谁主持？”叶帅冷冷地回答：“就是那个从一岁就参加革命的副主席。”

　　总理一阵疼痛，他忍着痛对叶帅说：

　　“剑英，从黄埔起，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现在形势险恶，小平同志看来以后难以主持工作了，在中央威望最高、又握有军权的，就是你了。不能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在他们手里！

　　叶帅点点头，说：

　　“你放心吧，总理！”

　　总理欣然地笑了。

　　叶帅临走时，总理用坚毅的神色，说：

　　“你们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在他们手里！”

　　总理心中十分清楚：在这一事关党的命运、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军权掌握在谁手里，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是他临死前的惟一希望、惟一嘱托。这里所说的“他们”，谁都知道是指江青之流。像这样斩钉截铁地、公开地亮明自己与江青之流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语言，出自总理之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从总理的处世哲学来看，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老婆江青的一贯态度来看，不能不说：这是又一次的“反常之举”！而矛头所向，实际上还是针对毛泽东的。

　　后来的实践证明：总理的预言是何等英明！在1975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中，正是由于叶帅以执掌军权的身份，起了关键的作用！

　　总理临终前半年的“反叛现象”（下）——愤懑的发泄！

　　当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以反“反冒进”为名，狠整周恩来之后，也就是当毛泽东重新坐上“凌驾”宝座之后，周恩来不论在公开场合的讲话，还是在下边个别交谈，对一些“敏感”的重大问题，总是十分谨慎，注意掌握好分寸；极少有过激的言词，以免自找麻烦，影响大局。当他对毛泽东有分歧意见时，也不敢“直言”，只能等待时机；一旦抓住有利机遇，就雷厉风行地作出果断的决策，来弥补、挽回由于毛的失误而带来的损失。这就是总理的独特的工作风格和风采。在毛泽东的暴政专制年代，周恩来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打而不倒”的地位。也正因为“打而不倒”，才使他有可能为人民、为民族、同时也是为党，做出惟有他才能作出的、难能可贵的贡献！

　　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总理在政治上的克制（所谓“忍”）能力是特别出色的。对江青的“泼妇”作风，总理也是采取“忍”的态度。俗话说：“惹不起，但躲得起”，就是这个道理。

　　凡事总有一个“度”，超过了某一极限，就是以“忍”著称的周恩来，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在那种背景下所讲出来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大实话”，是真真切切的“大实话”。它没有半点水分，没有半点掺假。讲这样的“大实话”，在毛泽东专制黑暗的年代，在思想自由被彻底剥夺的年代，无疑是需要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气概。因而这样的“大实话”，必定具有思想上的“闪光点”。总理的三次“内心自白”正是这种“闪光思想”！我们可以从中悟出长久埋藏在总理内心世界里的真实感情、真实思想、真实观点！

　　下面就来介绍总理的三次“内心自白”：

　　第一次是发生在1974年1月25日，江青策划的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之后。

　　当时参加会议的中联部负责人耿飚，因江青在会上点了他的名，会后他向总理诉苦，想辞职不干。总理说：

　　“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

　　总理的这一翻发自肺腑之言，使耿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知道这正是总理的自己的内心独白，是他的切肤之痛的经验之谈。每句话都倾注了总理自己血泪。

　　第二次是总理与他的表妹王××的一段对话。

　　当总理的表妹有一次来探望总理时，总理问她：“你单位是否晓得你是我的亲戚？”王答：“填表时从来不填，所有单位里不晓得。”再问：“为什么不填？”答：“怕万一犯错误，会连累总理的。”总理说：

　　“我也会连累你们啊！”

　　这句话的分量，真是字字千钧重！字字含血泪！谁也不会相信：这句话竟会出自人民的好总理之口？

　　“我也会连累你们啊！”总理的这句话，比与耿飚讲的三句话，更加直率、更加沉重、更加心酸、更加痛心。前者是一语双关，既是对耿飚的鞭策，也多少流露总理自己的心态。其间漾溢着无产阶级革命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而后者，则是一家人内部发自内心的另一种伤憷之感——包涵着消沉、创痛、哀怨、委屈等极其复杂的心态。这意味着：我们的总理是随时准备着一旦毛泽东“变脸”（总理清楚：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就会出现“倒下”的惨局。其实，我们的总理一直到临死前始终处于这种高度压抑的精神磨难之中。

　　第三次是发生在一次总理接见外宾之后。

　　1975年7月1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客人之后，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为总理治疗的医务人员，都要求与总理合影留念。照完这张纪念照之后，总理忽然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

　　当时在场的人，一片愕然。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总理的话，他们宁可怀疑这是自己听错了！他们都知道总理讲话一向谨慎、稳妥，怎么会那么深沉地讲出那样不可思议的话？而且是众人在场的公开场合。这与他表妹私下谈话还是有原则区别的：对象不同，场合不同。

　　这一从表面看来是极其反常的现象，按辩证法来说，这倒是极其正常的。这就叫：“物极必反”。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向反面转化！

　　从一定意义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总理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他不怕江青之流的明枪暗箭，他就担心毛泽东一旦“变脸”。上面提到的两次“内心自白”，正是积九年的“怨气”的一次总爆发！这是一种令人发悸、令人怒发冲冠的呐喊！是对当代秦始皇暴政的愤怒抗议！！

　　附1：砍倒周恩来这面旗帜——双管齐下，欲令周恩来身败名裂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两节专门论述毛泽东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恩来仍抓紧给予致命的迫害。《双管齐下，欲令周恩来身败名裂》就是其中的一个标题。现将这两节文章的内容，综合在一起，转述于后。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读了以后，必然会引发出对毛泽东无比愤慨的情绪。毫无疑问，这是对毛泽东的最强有力的控诉！

　　对“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周恩来，毛泽东尚且如此惨无人道地加紧迫害。在周恩来的最后一年就是在“人妖、病魔”的双重折磨下煎熬过来的。由于有“禁区”在，这些真相至今还鲜为人知。一旦把毛泽东的画皮撕了下来，还其狰狞的嘴脸，就该面临全国人民的审判！正如叶永烈所说的：

　　“对毛泽东的审判，没有结束。”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毛泽东的审判，终究会到来的！”

　　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谁有罪，谁就该受到惩治！下面摘录叶永烈的原文于后。

＊　　　　　＊　　　　　＊　　　　　＊

　　“《水浒》与其主人公宋江，是毛泽东为周恩来度身定做的一顶政治大帽子。……毛泽东将周恩来的反对‘文化大革命’行为，视为‘背叛’；寓喻为‘招安’，‘向敌人投降’，因此称‘投降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的行径如同宋江一样。……

　　“1975年夏，周恩来已病入膏肓，自言：‘已接到马克思的请贴’。经过几次大手术后，周恩来已是奄奄一息，在病院中捱时光，并没有什么越轨的事。对于这样一个垂危病人，毛泽东为什么还不愿放过，还要苦苦相迫呢？毛泽东的一句话泄露了机密，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原来毛泽东要利用周恩来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换句话说，毛泽东要乘着周恩来仍在世、但行将求木之际，给周恩来按上‘投降派’大帽子，而且要让人民都知道。很显然，毛泽东是要在周恩来还在世时将他丑化、搞臭。”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周恩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成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和代表人物；即使是死后的周恩来，亦将是这一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仍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因此，砍倒周恩来这面旗帜，从政治上摧毁周恩来这个名字，就成为打击反‘文化大革命’力量的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毛泽东至死不放过周恩来的原因所在。”

　　“……这种阴沉、晦暗的手法，正是毛泽东的风格，而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编者注：“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这是铁的事实。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人性、丧失天良的人。而受他这种狠毒打击的，又是跟他几十年并肩战斗过来的战友、被人们称之为“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为此，叶永烈万分愤慨地说了一句：“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这句话的内涵，不值得人们深省吗！）

　　“时至1975年，毛泽东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发动了‘评《水浒》’运动，用‘投降主义’将周恩来丑化。与此同时，更加要命的一招，便是利用‘伍豪事件’，欲将周恩来打成‘叛徒’，使周恩来身败名裂。……”

　　“对于毛泽东这种险恶用心，富于政治斗争经验的周恩来不会不感觉到。毛泽东在‘伍豪事件’上自食其言、不发出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的作法，其中便包含了巨大的阴谋。……1975年入夏后，周恩来进入癌症晚期，临死之前的周恩来的最大心愿，便是给‘伍豪事件’作出正确的结论。周恩来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他更不允许自己的名誉与政治生命有任何的沾污。对周恩来的这一特性，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现在周恩来已来日无多，……照理说，毛泽东应尽快实践自己的诺言，为‘伍豪事件’作出正式的组织结论，以便让周恩来放心养病，乃至安然地死去。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这样做。其中的含义十分清楚：毛泽东不放过周恩来。”（编者注：接着叶永烈引用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关于医务人员跟总理合影时，总理所说的那句令人惊震的话，即不要在我的脸上打“×”那句话。因上面已有摘录，故从略。但张佐良的如下两段论述，还是耐人寻味的。故仍转录。）

　　“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人们常说，言为心声。他，今天当众说出了令人如此震惊的话，恐怕是他将长久地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痛苦，超过了物理学上所说的‘弹性极限’，已经到了极点，他已是忍无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这些常年跟随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老部下、老同志面前‘宣泄’一下，把蓄积在身体里过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不过，这不仅仅是‘宣泄’，而是愤怒的声讨与抗争！”

　　“周恩来同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苦苦的鏖战了十个年头。他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刘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因此，他的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对自己身后之事难以预料。诚然，对于那些无耻之徒、政治流氓来说，只要他们需要，党的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地篡来改去的。不过，历史毕竟要还它的本来面貌。”（编者注：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361页。这里所说的“政治流氓”一词，该是有所“指”的。下面叶永烈又引入了安建设在《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的如下情节。）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

　　‘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用工作的！’”

＊　　　　　＊　　　　　＊　　　　　＊

　　编者的话：

　　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又一次的愤怒抗议！周恩来是公认的有高度政治修养的领导人。他的几次“发泄”，就笔者所知，除本文所说的两次外，还有其他两次，见笔者所写的《反叛现象》（上、下）两节短文，实在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出来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持续不断的迫害，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才导致周恩来的愤怒抗议。

　　附2：最后的怒吼：“我不是投降派！”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最后的怒吼：我不是投降派！》的短文，与我在上面所写的两篇《反叛现象》（上、下）是一脉相承的。总理的“最后的怒吼”是在他最后一次大手术前用全力喊出来的。史料引自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

　　原文是：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务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压着一块石头。”

　　在叶永烈引述了上文之后，加了一个如下的注释。这种别具一格的做法，在一般传记书籍中是没有的。这说明他在写作上的严谨性，说明史实是完全可靠的。他说：

　　“在中国目前出版的史书中，不论是正史（如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及《周恩来年谱》），还是一般的周恩来传记书籍，都有‘我不是投降派’和签封‘伍豪事件’资料的记述。因此，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应是确凿无疑的。”

　　接着叶永烈又言归正传，说：

　　“性格温和又极有修养的周恩来，在其一生中极少有这样的激愤之情，这样失去自控，这样激烈的感情流露。”

　　“这一声怒吼，是几十年周恩来受毛泽东压迫的怨屈心情长期压抑，实在忍受不下去的总爆发。当中包含了多少的委屈与痛苦，包含了多少的愤怒与不平。这也是周恩来最后的怒号！最后的呐喊！最后的抗议与争辩！毛泽东欺人太甚，一至如此。……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生关系的最生动、最深刻的总结。”

　　“对‘伍豪事件’，毛泽东至死都没有解决，也没有交待。他是想把这张王牌作为政治遗产留给江青一伙。江青、王洪文将‘伍豪事件’的材料存放起来，以备将来再用，便是有力的佐证。毛泽东在‘伍豪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既反映了中共政治斗争残酷无情的一面，又反映了毛泽东手段的不光彩，反映了两人之间的利用被利用、压迫被压迫、控制被控制的关系。”

　　“读者诸公，当你看到周恩来在生命最后一刻对‘伍豪事件’和‘评《水浒》运动’这一系列饱含痛苦与愤怒的激烈反应，你还能认为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是清白无辜的吗？你还能认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吗？‘人民的好总理’受到如此的摧残，你还相信毛泽东的‘人民性’吗？”

　　叶永烈在这里向读者提出一连串三个问题，采用这种“反问”的方式，跟读者对话与交流，这种写作方法，也是他别开生面的“独创”。比自问自答或作者自己直接作出结论，要生动活泼得多了。现在再说什么，就没有必要了。

　　附3：总理为什么带着“一肚子的话”离开人世？

　　据邓颖超老人回忆（见《周恩来传》一书第1191页）说：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说，他对我说：‘我肚子里成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本文想就“总理为什么要带着一肚子意见，离开人世？”这个问题作些探索。

　　总理带走的“一肚子意见”究竟是哪些意见？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决不会是一般地对“文革”的意见，从本节的前两个“专题”内容可以看出，总理已经在临终前的最后半年，吐出了一些久久积郁在心底里的“怨气”，发泄了长期埋藏在心底里的“愤懑之情”；同时也公开亮明了自己带有鲜明的、强烈的“反叛”色彩的话。这一类话在总理一生中，从来没有讲过的。由此可以推断：总理所带走的“一肚子意见”，在深度与广度上，肯定会远远超出上述范畴，而且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这当然是绝对“禁区”，不仅在毛泽东在世时是如此，即使在毛泽东离世后也是如此。这就可以理解邓颖超老人，在她离世前，只字没有透露她自己的“一肚子意见”的原由。

　　那么，总理为什么当时就没有把他的“一肚子意见”，说出来呢？是他不敢吗？是他怕个人得失吗？总理是一位早年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政治家，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答案还是从总理的一生的政治实践轨迹中去找。总理是一位一向以“大局为重”，而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把忠于党的事业与传统的儒家“忠君”思想混淆在一起，作为自己思维定势的人。这种思维定势在中国特定环境下，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为全党所认同。这正是毛泽东大搞专制独裁的政治需要。中国当代史上所发生的大悲剧、大灾难、大耻辱，从根本上讲，除了毛泽东个人因素外，与这种思维定势的误导，密切相关。

　　应该说：总理是为了顾全大局，才带着“一肚子意见”离开人世的。

　　那么，总理心中想的“大局”究竟又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惟一有发言权的是总理本人。我们只能从他的政治思想轨迹去进行探索。用总理自己对耿飚的话（指“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能倒！”这句话），也许可从中得到一些启迪。总理知道：当时的毛泽东是在“打”他和邓小平，可能“倒”（上文中，他的两次“内心自白”表明他对“被打倒”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也有可能“不倒”。总理的对策是：不怕“倒”，争取“不倒”。对他个人来说，来日不多，“倒”与“不倒”，关系不大。但从大局考虑，他不能“倒”。他太了解毛泽东这个人的政治品质，一旦他真的“倒下”了，那就不是他周恩来一个人，而是株连一大批。而首当其冲的，是这些年费很大劲儿才“保”下来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不说别人，叶帅就逃不了。又是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倒下去”，这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总理决不会图一时痛快，把“一吐子意见”一吐为快，而不顾后果。

　　这么分析，该是符合总理的人品、人格和总理的一贯思想作风的。

　　纵观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附4：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对周恩来的崇高评价

　　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九常委同时出席了这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在综述周恩来一生的丰功伟绩之后，胡锦涛对周恩来的崇高品德与精神魅力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讲了六条“始终……”和相应的六条“集中表现在……”，说得非常中肯、贴切。听起来十分亲切感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应该说是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这里只摘录其中的要点（具体内容见胡锦涛讲话的本文）。

　　一、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

　　二、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

　　三、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四、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

　　五、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

　　六、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

　　上述六条“始终……”和相应的六条“集中表现为……”，对周恩来的评价，是在经过去伪存真，求真务实的指导思想下得出的结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是因为周恩来在毛泽东专制年代，他经常不得不说一些“讳心话”，做一些“违心事”。特别是在“大跃进”与“十年浩劫”年代，使人们对周恩来有褒有贬，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认为周恩来有儒家的忠君思想；但是，终究绝大多数的人们对周恩来是由衷钦佩的。这从“十里长街”百万群众为周恩来送行，以及在“四五”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可以充分看出总理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一在神州大地上广为流传的口头语，正是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现在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人对总理作出的这一高度概括的六条“始终……”，就是全面集中反映了总理的崇高人格魅力。

　　如果我们把这六条作为标准，用来对照毛泽东的一生政治活动，特别是建国后所炮制的一系列冤案，把他的内心世界与肮脏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六条结论：

　　一、毛泽东始终把他自己放在党中央之上的“凌驾”地位，集中表现为他所炮制历次冤案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归缩。

　　二、毛泽东始终把个人权力高于一切，集中表现为他视权力为生命，为维护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惜牺牲党和人民的利益。

　　三、毛泽东始终怀疑其他领导人是否对他不忠，集中表现为他惯于搞阴谋诡计，用各种“莫须有”罪名，置被“怀疑对象”于死地。

　　四、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集中表现为他没有一丝一毫求真务实的精神，主观武断地作出政治判断。

　　五、毛泽东始终没有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集中表现为他念念不忘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两度出现经济崩溃的局面。

　　六、毛泽东始终把自己当作“党的当然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集中表现为不论是非曲直，不论是否有真理，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行“个人专制、独裁”，实行“顺者昌，逆者亡”的政策。其结果是：奸贼当道，忠良受害，老百姓遭难。

　　上述六条完全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品德，是从他的政治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　　　　　＊　　　　　＊　　　　　＊

　　胡锦涛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他对周总理政治品德的六个方面的高度概括，其用意是向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发出号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事实上，胡锦涛在长篇讲话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为了落实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重大的决策，而不至于停留在书面文字上，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从官僚型或政客型向服务型转变，这是一个“质”的转变，难度极大。为此，在这个时候提出向周恩来总理学习，就显得特别重要。学习周总理那种“无私奉献、忠诚坚定、务实灵活、豁达大度、虚怀若谷、严以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鞠躬尽瘁”的品格魅力。

　　附5：我国著名人士和老一代革命家对周恩来的评价

　　两弹元勋钱学森说：

　　“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

　　“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完人。”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说：

　　“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著名经济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说：

　　“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员。”

　　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说：

　　“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学：

　　“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陈毅元帅说：

　　“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总理也！”

　　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余秋里等人说：

　　“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后果不堪设想。”

　　更多的人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是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我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有一种人，他的博爱与无私永远不会被光阴磨蚀，他的人格与魅力早已融化在中国人的血脉中，他就在这里，在我们心中。永远，永远不会离去……

　　编者的话：

　　从上文可以看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与光辉形象。如果把这些评述跟后面第十九章《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第二节《众人评述（毛泽东）》一文两相对照，是很有意义的。谁是谁非，一目了然。正如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所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