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走向世界
1870 -1920
从重建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革命，这场革命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190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的一个主要工业强国，与此同时，它也因1898年美西战争成为了一个拥有小规模海外殖民地的帝国。新的巨型企业主导了美国的经济。它们将新的劳动力控制形式和新的批量生产方法带入美国经济之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工业品和消费品。来自海外的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数，为不断扩张的经济提供了劳动力，并为美国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人口资源。1920年，城市人口的总数首度超过了农村人口。
20世纪的前20年内，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它多次派出军队，直接干预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的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不仅第一次派出美国军队到欧洲参战，而且呼吁美国继续参与创建和保护一个和平的、具有内在经济联系的世界秩序。
这些变化增加了许多美国人的经济机会。由办公室职员、管理人员和其他白领工作者组成的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经济增长也将大批妇女吸收到工作大军的行列中来。当欧洲移民的来源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时，成千上万的黑人从南部农场移居到北部城市，获得了进入工业经济的机会，同时也改变了美国人口的种族组合与分布。
被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变革也将美国带入了一个持久的经常也是充满暴力的劳资冲突时代。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从经济扩张中获益最多的人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工人们居住在环境恶劣的都市贫民窟中，他们日夜工作，但收入微薄，最多只能勉强糊口。在大公司政治影响和都市大佬腐败活动的腐蚀下，美国民主本身受到了威胁。20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政治和扩大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才能遏制新的大公司的权力，保障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可靠，为普通人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和安全。
在这些年里，各种不同关于国家发展模式和方向以及关于政府在发展和再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观点，都在针对美国自由的辩论中得到了表达。许多美国人坚持一种传统的美国自由观，认为自由就是不对处于激烈竞争市场中的个人施加任何外部的限制。这种被称为"契约自由"的观点认为，政府对于经济关系的任何干预都是对财产权的一种侵犯，从而也是对自由的一种损害。
其他美国人则采取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集体行动，力图阻止在他们看来正在发生的传统自由的衰落。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工会不仅要保证为工人们争取高工资，而且还要为他们争取"产业自由"------即在涉及根本利益的经济决策过程中拥有一份发言权。19世纪90年代，数百万农场主加入了平民党，企图改变他们不断衰败的经济前景，将政府从那些在他们看来由强大的企业利益控制的影响中拯救出来。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里，城市改良主义者则试图增加工人的权利，削弱都市大佬的权力，并启用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力来管制大公司的市场行为，从而扩大普通公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在进步时代的美国，许多城市和州的政府以及由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Howard Taft）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都扮演了新的角色。政府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工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了保护，建立起政府机构以制定规范公司行为的制度，将公园和森林划为受国家保护的自然资源，使它们免受商业经济的剥削和滥用。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自由是一种包含积极意义的思想，它可以用来争取个人和社会目标的有效权力。与此同时，消费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生活为妇女们提供的新自由则鼓励了一种新个人自由观念的生长，这种新个人自由思想的基础是个人的成就感，包括在生活中最为隐秘的领域拥有自我做主的能力。
尽管自由的定义扩展了，但实际享有真实自由的美国人的数量却缩减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早期，南部白人领袖们将一整套制造和维持次等公民地位的体制强加给非裔美国人，这套制度建立在种族隔离、对选举权的剥夺、经济机会的缺乏和始终存在的暴力的威胁之上。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将移民，尤其是大批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看成是不配享有美国公民资格的人。他们力图限制这些移民进入美国的人数，强迫那些已经进入美国的移民要"变成美国人"，即为接受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
美国成为世界性强权的现实也使关于自由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对于它的支持者们来说，新美利坚帝国代表着一种传统的、自定的、旨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自由与民主的美国形象的延续。在威尔逊总统的设想中，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国家扩张的远征活动，而且也是一种"让世界为实行民主而变得安全"的努力。那些对占领外国领土持批判态度的人则提出质疑：一个帝国是否还能继续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得十分重要。一方面，这场战争为争取妇女权利的长期斗争打开了赢得最终胜利的通道，为美国民主带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展，但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和民间爱国主义组织也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广泛的宣传攻势，对政府政策和经济现状提出了猛烈的抨击。至1920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它在世界事务中将扮演的角色以及自由在国内的命运，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第十六章 美国的镀金时代
1870 - 1890
［大事年表］
1859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
18731873年经济恐慌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的《镀金时代》出版
1876小比格霍恩战役
1877重建结束
铁路大罢工
曼恩诉伊利诺伊案
1879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出版
1881西廷布尔被监禁
1883铁路公司创立四个时区
文官改革法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论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责任》出版
1884埃尔克诉威尔金斯案
劳伦斯·格朗伦德的《合作社会》出版
1886秣市广场事件
维伯西诉伊利诺伊案
自由女神像揭幕仪式
1887道斯法
州际贸易委员会成立
1888埃德华·贝拉米的《向后看》
1890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出版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翁迪德尼战斗
1894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的《反对共和国的财富》出版
1895美国诉奈特公司案
1899索尔斯坦·维布伦的《有闲阶级论》出版
1905洛克纳诉纽约州案
第二次工业革命
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世界国家发展史中最迅速和最深刻的经济革命之一。许多原因促成了这场巨大经济增长的发生。美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队伍、日益扩大的制造业商品市场和雄厚的用于投资的资本。此外，联邦政府积极推动工业和农业发展。政府实施的高关税为美国工业与外国竞争提供了保护，政府用土地赠予的方式鼓励铁路公司修建铁路，并使用军队将印第安人从那些为农场主和矿业公司希望获取的土地上强行迁移。
工业经济
工厂生产、采矿和铁路建设在除南部之外的所有地区都迅速扩大，这标志着美国从林肯时代的美国------一个由小农场和手工匠人的小店铺构成的世界------转型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19世纪末的美国人为新经济创造的奇迹赞叹不已。"人们难以相信，"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写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和如此彻底的革命。"
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业总产值的总和。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仍然在许多行业中盛行，大批的男女都市工人仍然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他人家里扮演着外包工人和帮工的角色，但半数以上的产业工人此刻是在雇工至少在250人以上的工厂里工作。内战前夕，以纺织业为基础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新英格兰变成了制造业中心，但除此之外，当时的美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1880年，人口普查局第一次发现，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在全国劳动人口中成为多数。传统的期盼获得经济独立的梦想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890年，2/3美国人的收入来源依靠工资，而不再是靠拥有农场、小商业或者是手工业的店铺。那些受到雇用的承诺而被吸引来到工厂的人，也在这些年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队伍。1870---1920年，约有1100万美国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另外还有2500万海外移民来到美国。
表16.1 1870 -1920年经济变化的相关指数
大多数的制造业此刻也在工业城市中进行生产。纽约市区到处可见的摩天大楼以及在各种各样工厂里忙碌的无数工人，象征着一种充满活力的都市发展。1898年，纽约市与布鲁克林市合并之后，纽约市的人口升至340万人。这个城市为工业化和西进运动提供资金。它的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将资本源源不断地传送到铁路、矿山和工厂。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却是在五大湖附近的地区，那里的工厂生产出铁、钢、机械、化工和包装食品。匹兹堡成为世界钢铁生产的中心。1900年，芝加哥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拥有170万人口，这里也是许多钢铁和农用机械产品的生产工厂的所在地。芝加哥还拥有许多大型牲畜饲养场，负责将牛群处理加工制成肉类产品，由带冷冻车厢的火车运往东部城市。小型工业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它们大都围绕某一项工业而发展------如纽约州特洛伊城的铸铁炉业、新泽西帕特森城的丝绸业和密歇根大急流城（GrandRapids）的家具制造业。
铁路与全国市场
铁路使"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成为可能。在私人投资和来自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给予的土地和资金的推动下，美国的铁路里程从1860到1880年增加了3倍，至1920年时又增加了3倍。铁路不仅为商业性农业开辟了一片巨大的新天地，还为制造业产品创造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全国性市场。1886年，铁路业采用了统一的全国轨距标准，第一次使得一家铁路公司的火车可以在另外一家公司的线路上运行。19世纪90年代，5条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线将西部矿山、农场、牧场和森林的产品运往东部市场，将工业产品运往西部。铁路也重新改组了时间。1883年，主要铁路公司将全国划分成为至今仍在使用的四个时区。的确，铁路在全国市场中占有极为中心的位置，如果铁路遭遇了金融危机的打击，整个经济都将受到损失。
不断增长的人口为商品的批量生产、批量分发和批量销售准备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批量生产和销售则是现代化经济中一个最关键的组成因素。全国性的名牌商品------如象牙牌香皂和贵格牌燕麦等------的广泛使用，标志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全国性连锁店也在一刻不停地增长，最闻名的是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或更为人熟知的A&P食品杂货店。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全国性邮寄商品公司，包括蒙哥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Ward）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 & Co. ）在内，把衣服、珠宝、农用设备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商品推销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家庭之中。
发明创造的精神
一系列技术发明刺激了通讯和经济的快速增长。1866年开通的大西洋电缆线使美国和欧洲之间发送电报成为可能。19世纪70、80年代，电话、打字机和手持相机都开始得以使用。
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建筑物的照片，由博览会的官方摄影师C.D. 阿诺德拍摄。博览会上大量采用的灯光设计说明电力如何彻底地改变了视觉景象。
大量的科技发明来自位于新泽西的门洛帕克（MenloPark）和奥兰治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由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A. Edison）一手创办。爱迪生出生于1847年，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阅读有关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并开始学做化学试验。在有生之年，爱迪生帮助建立起了包括留声机、电灯泡、电影和发电设备在内的一系列完全崭新的工业，转化了个人生活、公共娱乐活动和经济活动。1882年，他在曼哈顿开办了第一个发电站，为有轨电车、工厂和私人住所等提供电力；他还建立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前身，专门销售电气设备。电力的广泛使用对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比水和蒸汽更为可靠和灵活的能源。
竞争与合并
经济增长虽然引人注目，但也是极不稳定的。大量商品涌入市场，联邦政府的货币政策又将货币从国家经济中退出（后面将讨论），结果造成了物价的大幅跌落。世界经济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遭受了长期的紧缩。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从1873到1897年这一段时期在世界上曾被称为是"大萧条"（GreatDepression）时期。
商业之间处于严酷的竞争之中。铁路和其他公司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混乱无序的市场中建立秩序。它们组成了"联营体"，由可能展开竞争的公司相互之间将市场进行划分，并固定运价。它们还建立起"托拉斯"------这是一种法律上的体制设置，将几个相互竞争公司的事务交由一个单独的董事长来统一管理。这些努力的目的是在独立公司之间进行经济协调的活动，但它们的有效性往往是短暂的。不同的公司都不愿放弃各自利润的追求，因此它们很快就失败了。
为了防止严酷无情的恶性竞争，越来越多的公司竭力想控制整个产业。许多公司在竞争中半途而废，或者被其他公司吞并。经济集中化的过程在1897---1904年达到了高潮，4000家公司被大公司所吞并。这些大公司控制了全国市场，对市场行使着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待产业合并浪潮平息的时候，像美国钢铁公司（由金融家J.P. 摩根 ［J.P. Morgan］创立，将8个大型钢铁企业联合起来重组成为第一个拥有10亿资产的经济企业体）、标准石油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一个专门制造农业机械的制造商）这样的巨型公司控制了经济的主要部分。
安德鲁·卡内基的崛起
在那个尚未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时代，一些商界领袖人物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经济权力。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A. Scott）的有力领导下，宾夕法尼亚铁路------曾经一度是全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变成一个利益遍布北美大陆的经济帝国，并控制了煤矿和远洋蒸汽机轮船。这家铁路公司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专业管理人员队伍，负责监管公司范围广泛的经济活动，并率先开始了商业组织现代管理技术的探索和实践。
另外一个工业巨头是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他13岁时随家人从苏格兰移民来到美国，少年时候曾在匹兹堡的纺织厂工作过。19世纪50年代，斯科特雇用卡内基为他的私人电报员，内战前夕又把他提拔到宾夕法尼亚铁路一个主要管理者的职位上。在1873年开始的那场经济萧条中，卡内基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纵向整合"式钢铁公司------即一个能够控制从原材料到运输、生产和销售的每一个商业环节的公司。19世纪90年代，他控制了整个钢铁产业，并积累了价值在数百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创办的霍姆斯特德（Homestead）综合钢铁厂模式是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卡内基的父亲是一个苏格兰移民纺织工人，曾参加过要求英国政治体制向工人阶级开放的群众斗争，他向自己的儿子灌输了一种追求民主和社会平等的信仰和价值观。从他母亲那里，卡内基学到了这样的教诲：生命是永无止境的斗争，一个人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力争拔得头筹，否则就会被巨浪所淹没。他的一生反映出他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不同价值观之间存在的冲突关系。他相信，富人拥有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责任，他谴责"对金钱的崇拜"，并将自己财富的大部分捐献给了不同种类的慈善事业，尤其是斥资资助在全国各地城镇中修建公共图书馆。然而在对自己公司的管理方面，他则采取了极权式的方法。他的工厂一刻不停地运转，全年采用12小时一班的两班轮流制，只有在7月4日才允许停工一天。
约翰·洛克菲勒的成功
如果任何一个名字象征着巨大的财富，这个名字就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D. Rockefeller）。洛克菲勒的工作生涯始于在克利夫兰为一名商人当职员，但他后来上升到成为控制石油工业的人。他通过严酷的竞争手段把对手挤出本行业，与铁路公司签订秘密协议，操纵运费和产量定额。洛克菲勒开始进行"横向"扩张------收购有竞争力的炼油厂。与卡内基一样，他很快也建立起一个纵向整合的垄断性企业，控制了石油的开采、加工、储存和销售。19世纪80年代，他的标准石油公司掌握了美国石油工业90％的份额。如卡内基一样，洛克菲勒也将他大部分的财富捐赠出来，建立起推动教育和医学研究的基金会。对于他的工人们要求组织工会的种种努力，他也如同卡内基一样，寸步不让地加以反对。
这些和其他工业领袖人物带给普通美国人一种同时包含了敬畏、羡慕和仇视的复杂感情。不同的人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他们或者是"工业的船长"，用自己的能力和眼光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或者是一群"强盗贵族"，在尚未规范化的市场上滥用权力而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普通的背景中脱颖而出，他们似乎为美国人树立了一种典范：凭借创造性的天才和商业头脑，美国人就可以抓住成功，获得成功。然而他们具有的暴君式态度、采用的极不道德的手段、实施的极具压迫性的劳工政策以及在不受任何民主限制的背景下对权力的运用，也使许多人感到极为不安，担心他们将破坏政治和经济自由。集聚的财富将使政治过程贬值，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Demarest Lloyd）在1894年出版的《反对共和国的财富》（WealthAgainst Commonwealth）一书中指出。这本书揭露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如何通过操纵市场和贿赂议员，将经济竞争和政治民主嘲弄得一钱不值。"自由与垄断，"劳埃德宣称说，"是不能并存的。"
工业化时代的工人自由
尽管国家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它的利益分配却是极不平均的。对一小部分工人来说，急速扩张的工业制度创造了新的自由形式。在某些产业，技术工人享有高工资，对生产过程拥有相当的控制权。此刻，一个工人的经济独立是基于技术，而不像早期那样是基于拥有自己的店铺和工具。所谓"矿工的自由"是由一系列的工作规则组成的，这些规则使得那些技术熟练的井下矿工可以不受管理层的监督。钢铁产业的技术工人也通过工会为自己规定产量定额，并能控制培养翻砂学徒工的过程。这类工人对生产过程技术细节知识的掌握往往超过了他们的管理者。
然而这样的"自由"只能为产业工人中的极少一部分人所享有，对日益增长的大量半技术工人的生活并不产生任何影响，后者所从事的是在新建工厂中操作机器。对大多数工人来说，经济上缺乏保障是一个基本的生活现实。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数百万的工人失去了工作，或被迫接受被削减的工资。随着成千上万的人为寻找工作四处流浪，"流浪工人"成为一道社会景观。许多产业工人每周工作长达60个小时，享受不到任何退休金、工伤补偿或失业保障。尽管美国工人的工资高于欧洲工人，但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更加危险。1880---1900年，平均每年有35000名工人死于工厂和矿山的生产事故，这个死亡率在工业世界名列榜首。为争取高工资的罢工大部分都失败了，因为雇主很容易地就能找到失业工人来顶替罢工者，并能十分便利地动用政府的警察队伍和私人保安力量来威胁工人。
工人阶级大部分始终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之中，家庭生存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外出工作挣取收入。1888年，芝加哥《时报》的记者内尔·丘萨克（NellCusack）在报上发表了一组以"都市姑娘"为题目的系列文章，揭露了在该城妇女在家庭、工厂和血汗工厂中所处的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文章刊登后，报纸主编收到大量女工的信件。一位妇女特地指出，家庭佣人的工作------当时是妇女受雇的最大行业------如同是"一种奴隶的生活"，"工作时间长，每周7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被人呵斥和任意支使，就像内战前一样。"
《阳光与阴影》：财富与贫困的同生共长
在经济光谱的另一端，这个时代目睹了史无前例的财富积累。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在边疆开发时期，所有阶级的成员都住在码头附近。19世纪后期，上层阶级家庭在诺布山（NobHill）和范内思大道（FanNess Avenue）上盖起了豪宅（后者以"百万富翁大街"而闻名）。东部城市也是如此，富人们开始居住单独的住宅区，与同一阶级的成员一起前往罗得岛纽波特这样专门的休闲胜地去度假。日益增长的都市中产阶级由专业人士、办公室职员和小商人组成，他们也搬迁到了通过有轨电车或城际火车与城市商业中心相联结的新的都市和城郊住宅区。小说家伊迪丝·沃顿（EdithWharton）在《欢乐之家》（Houseof Mirth，1905）中写到，"对金钱的热爱"征服了整个社会。沃顿的小说描述了一个来自小康之家、名叫莉莉·巴特（LilyBart）的年轻姑娘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在她所处的"贫穷......如同耻辱"的世界上，她不得不屈从母亲和纽约上流社会的压力，以自己的美貌"换取"与腰缠万贯的丈夫的婚姻关系。
1897年2月20日《哈珀周刊》刊登的一幅版画，展示布拉德利·马丁舞会的情形，舞会的来宾需身着路易十四宫廷成员的服饰。
1890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美国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美国人口底层一半人的收入总和，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超过其余99％的美国人拥有的财产。许多最富有的美国人刻意追求一种贵族生活方式，建造宫殿般的豪宅，参加专门的社交俱乐部，就读于特定的中学和大学，举办盛装舞会以及在相互之间发展门当户对的联姻关系等。1899年，经济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Veblen）出版了《有闲阶级论》（The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对上流阶级那种专注于"炫耀式消费"的文化------即不是为得到需要的、甚至想要的商品进行消费，而纯粹是为了炫耀其拥有财富而进行消费的做法------进行了痛斥。这一时代最广为人知的聚会是由布拉德利·马丁夫人（Mrs.Bradley Martin）------纽约一个铁路金融家的女儿------组织的盛大化装舞会。舞会的主题是表现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四的宫廷生活。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Hotel）被装饰的如同凡尔赛宫一样，客人们身着法国贵族的服饰，女主人则用玛丽亚·安托瓦内特王后（QueenMaria Antoinette）真正戴过的珠宝来打扮自己。
马修·史密斯的著作《纽约的阳光与阴影》（1868）的开篇图，展现该城中穷人与富人居住环境的鲜明对比。
在离沃尔多夫酒店不远的地方，许多工人阶级的成员居住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1868年，马修·史密斯（MatthewSmith）出版的畅销书《纽约的阳光与阴影》（Sunshineand Shadow in New York）以一幅版画作为开头，将百货公司大亨亚历山大·斯图亚特（AlexanderT. Stewart）价值200万美元的住宅与纽约贫民窟的房子进行了对比。20年之后，雅各布·里斯（JacobRiis）出版了《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the Other Half Lives，1890），其中配有大量图片，展现那些位于黑暗的、空气不流通的和嘈杂拥挤的租房楼内的公寓情况，揭示了令人震惊的都市贫困阶级的居住环境。
《巴克斯特街区》是1890年由雅各布·里斯拍摄的无数照片中的一幅。这些照片描绘了纽约市贫民窟的生活环境。
西部的转型
资本主义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西部的渗透在迅速和激烈程度上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这片被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称作是"广袤无涯的、无踪无迹的空间"此刻也纳入到不断扩张的经济中来。内战结束时，西进定居的边疆地带没有超越密西西比河。在密西西比河的西部躺着数百万英亩肥沃的、富有矿产资源的土地，巨大的野牛群在上面奔腾不息，它们的肉为居住在这里的25万多印第安人提供了食物，它们的皮则为印第安人提供了制作衣服和搭建住所需要的材料。
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Jackson Turner）做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演讲，题目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在演讲中，他提出，美国文化的特别素质------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经济地位的流动性------是在西部边疆形成的。在他看来，西部是美国的一个"安全阀门"，将那些在东部对自己的境况不满意的人吸引过来，从而抵消了社会动乱的危险性。特纳的学说是对美国历史所做出的最有影响的解释之一，但他演讲所总结的对待西部的看法早在1893年以前就广为美国人所分享。自从英属北美的殖民定居活动一开始，西部------它的地理位置的定义随着人口的扩张而变更------就一直被那些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人当成是一种机会的应许之地。
许多美国人在西进运动中的确体会到了特纳所描述的生活状态。从美国革命之后数十年内移居到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的农场主，到在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找到金矿的探险者，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来自国外的移民在西进运动中找到了获得经济机会的通道。然而，特纳所提供的只是一个片面的西部史。大多数移居西部的定居者都是以举家迁徙或作为移民社区的成员、而不是以单独探险者的方式进入西部的。特纳好像将白人定居者到来之前的西部描述成为一个空旷无人的空间。事实上，土著印第安人已经在这里居住，而他们的被迫迁移则是为其他人前来定居提供开放土地的前提条件。此外，西部也不是一个由独立小农场主构成的统一的天堂。譬如，从18世纪开始，加利福尼亚就一直保留由宗教派别成员建立的、在教会土地上实施的印第安人强制性劳动体制，这种制度帮助建立起当地的大型农业土地的劳动力管理模式。西部的大地主、铁路公司和采矿公司也曾使用墨西哥移民和契约奴工、签订长期劳工合同的华工等。内战结束前，他们还使用过黑人奴隶。
一个多元化的地区
西部当然不是一个单一地区。在密西西比河的西部有着多姿多彩的不同地区，各自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地理美景而闻名------"广袤无涯的、无踪无迹的"大平原，落基山脉，西南部的沙漠，内华达山脉以及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西北部的流域与海岸线。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个人定居者和商业公司最终才能渗透到所有这些地区，但在19世纪末，西部开发已经达到了非常深入和先进的程度。
美国西部的政治和经济组合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随着集权式政府将大片内陆领土收归一统进行控制的时候，土著居民们------包括在智利的马普切人（Mapuche）、南非的祖鲁人（Zulu）、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等在内------往往被抛弃在一边（通常是在经过顽强的抵抗之后）。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包括通过战争和条约获得印第安人的领土，主持土地的买卖，规范联邦领土上的政治运作，为农场主、铁路和矿业公司分发土地和金钱等------积极参与了重组西部的过程。
20世纪，由联邦政府资助修建的水利灌溉系统和大坝将使得大量地区进入从事商业性农业的行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西部将成为一个因锲而不舍的个人主义和宁折不屈的独立精神而闻名的地方。然而，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积极有力的支持和资助，这个区域永远也不会为人定居和得到开发。
中部边界的农业耕种
虽然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仍在断断续续的进行之中，定居者还是潮水般地涌入到西部。联邦领土和各州政府都迫切盼望人口的增加，铁路公司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将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土地转卖给定居者。各种各样的鼓动和宣传材料充斥着欧洲各国和美国东部的城市，向人们允诺在西部获得土地是如何的便利。内战后30年内获得开发的西部土地面积超过了美国历史上前两个半世纪所开发土地的总和。成千上万的家庭通过宅地法获得了农场，更多的人则从土地投机者和铁路公司那里购买了土地，后者事先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公共赠地。在中部边界地区（包括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在内），一个新的以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生产小麦和玉米为主的农业帝国开始崛起，这一地区的人口从19世纪60年代的30万人增长至1890年的500万人。农场主们也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他们中间有东部出生的本土美国人，有重建结束之后从南部逃离出来的黑人，还有从加拿大、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来的移民。族裔多元化的问题一般来说与东部城市相关，但在19世纪末期，联邦内文化最为多元的州却是北达科他。
尽管西进定居的宣传材料有各种承诺，但要在大平原经营农场却并非易事。人们在这里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从躲藏在高高草丛中的眼镜蛇，到定期骚扰这一地区的暴风雪和干旱天气。妇女们承受了主要的负担。农场家庭一般会在节省劳力的机械上进行投资，指望赚回现金来，但不会花钱购买减轻妇女家务劳动（如让人累得腰酸背疼的洗衣工作）负担的机器。丈夫与儿子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经营商品作物上，农场妇女则负责喂养牲口和动物、种植作为口粮的作物、煮饭和打扫卫生。一位来自亚利桑那的农场妇女在日记中记下了她上午所干的杂活："起床，把鸡放出笼，打一桶水......生火，把土豆放在火上煮，打扫地板上半英寸厚的灰尘，给三群小鸡喂食，然后和面，准备早饭、牛奶；除了在家里做事，今天上午还得去放牛，跟着牛群走了半英里。"在那些地处边缘的宅地上，因为离学校、医疗所和娱乐点都很远，农场家庭不得不忍受孤独和与世隔绝的痛苦------这对于妇女来说尤其是一个很痛苦的现实，尤其是在她们的丈夫有时为了推销农作物不得不外出的时候，有些外出的时间甚至长达一个星期。
"邦纳查"农场
探险家和地质学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Wesley Powell）在19世纪70年代勘察了中部边界地区，他曾警告说，因为这个地区的酸雨天气和缺乏雨水，当地的开发需要有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的支持。1862年的宅地法所期望的家庭农场模式不可能完成这种工作，没有任何一家单独的农场能够单独承担灌溉农场所要求的工作；鲍威尔说，只有合作式的、公社式的农业耕种才能获得成功。
收割-脱粒合成机在西部"邦纳查"农场上收割小麦时的情形。这幅照片摄于1890年左右。
尽管有几家面积达数千亩、雇用大量农业工资工人的"邦纳查农场"（bonazafarms）正在出现，家庭农场仍然是密西西比河西部的主要生产形式。然而，即便是小农场主，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转向，集中生产能够远销到遥远地方去的单一作物。与此同时，铁路将工厂制造的商品带给了乡村人口，取代了先前由农场家庭自己制作的一些用品。农场家庭也越来越多地依赖贷款来购买土地、机械和工业产品，同时也越来越面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涨落的影响。农业生产也反映出国际经济已经如何变得更加一体化了。经济萧条和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这样的地方扩大的农业生产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一直下跌。19世纪最后25年内，从意大利、爱尔兰到中国、印度和美国南部，全世界小农场主都遭受严重的困难。许多人加入了各自国家内部的移民运动，或者加入到不断增长的国际劳工移民的流动之中。
加利福尼亚的大型农场
西部农场的未来最终将与大型的农业企业联系在一起，这些企业将倚重于水利灌溉、化学产品和机械的使用，这些投资远在家庭农场所能承受的投资之外。加利福尼亚未来的农业前景已经十分清楚，远在西班牙和墨西哥人控制的时期，土地拥有的大型集合体就已经形成。19世纪末，南太平洋铁路公司这样的公司在加利福尼亚拥有大型水果和蔬菜农场，在这些农场上工作的不仅有期望获得自己土地的农业工人，还有来自中国、菲律宾、日本和墨西哥的移民工人，他们跟随着作物的成熟期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加利福尼亚不是一个农场的国家，而是......一个种植园和农庄的国家"，年轻的记者亨利·乔治在1871年写到，他敦促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土地垄断"，"给予所有人同等的机会"来争取经济独立。
牛仔与公司化的西部
内战之后的20年里同时也见证了野牛王国的黄金时代。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设在堪萨斯州阿比林（Abilene）、道奇城（DodgeCity）、威奇托（Wichita）等地的火车站成为了数百万头野牛长途跋涉的终点，这些寓言般的牛群驱动的出发点在得克萨斯。一群由白人、墨西哥人和黑人组成的队伍负责驱赶牛群，牛仔成为了在开放牧场上一种自由生活的象征。他们的业绩后来将成为无数好莱坞电影的主题，他们的服饰将激发起流行服装的制作，至今仍然盛行不衰。然而现实的牛仔生活并没有这些浪漫的色彩，牛仔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领取低工资的工人（1883年得克萨斯的牛仔甚至举行了争取高工资的罢工）。随着农场主们将越来越多的开放牧场用铁丝网圈起来，在大平原草地上放牧和驱赶牛群变得愈加困难，两个气候寒冷的冬天又毁掉了数百万头野牛，这样，长距离的牛群驱赶活动终于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结束了。当这个行业的元气恢复之后，它开始在靠近铁路交界站附近的大型关闭式牧场中重新组织牛群的货源。
西部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帝国。1890年，西部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高于其他的区域。加利福尼亚的经济重心仍然在旧金山，这是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和贸易中心。南加州地区的迅猛发展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开始是由铁路公司竭力推动的旅游业为起点，随后又受到1892年在洛杉矶发现石油事件的推动。大型企业公司在整个西部到处可见。1860年，伐木产业主要为小规模的生产者所主导，此刻为大公司所控制，这些公司获得了大片的森林土地，雇用了大批伐木工人。西部的采矿业，从密歇根的铁矿石、铜矿到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科罗拉多的地区，此刻也统统落入大公司的控制之中。这些公司从东部和欧洲动员和筹集投资，引进了先进的技术。1876年，南北达科他出现了淘金和淘银热，1883年和19世纪末，在爱达荷和阿拉斯加也出现了淘金热。然而，如1848年后在加利福尼亚的情形一样，那些带着镐头和铁铲在表层矿敲敲打打的单干探矿者很快就为那些雇用了工资工人、进行深层开采作业的采矿公司所取代。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新墨西哥。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以在墨西哥村民公有土地上的羊群放牧为主，美国从美墨战争中获得这块土地后，这种生活方式多少得以延续。19世纪70年代，铁路的发展延伸到这一地区，带来了东部的采矿公司、商业牧场主和农场主。因为法院只承认墨西哥时代颁发的私人土地的土地拥有权，越来越多的公用土地则被出售给后来者。1880年，20个家庭拥有新墨西哥3/4的羊群。因为无法继续养羊的工作，越来越多的西班牙裔居民只能到新开的矿山和铁路上去找工作。
征服大平原的印第安人
将西部重组兼并到全国经济中来的过程宣告了大平原印第安人和他们所熟悉的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在18世纪，西班牙人将马引入了他们的生活之中。马的广泛使用将他们原来靠步行的农业耕种和狩猎生活方式转化为骑在马上追杀野牛。新移居到大平原来的印第安人部落利用马的优势，与19世纪的几个主要部落合并起来------包括沙伊安人（Cheyenne）、科曼切人（Comanche）、克劳人（Crow）、基奥瓦人（Kiowa）和苏人（Sioux）。因从东部移居而来的新来者希望获得当地印第安人部落所控制的狩猎区，两者之间爆发了持续很久的战争。
内战之前沿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通道移居西部的移民很少遭遇印第安人的袭击，他们甚至经常与印第安人进行食物和物质交易。然而，随着定居者开始不断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联邦军队与大平原各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血腥冲突便开始了，并一直延续数十年之久。内战期间，苏人曾杀死了在明尼苏达的数百名白人农场主，他们的行动最终被联邦军队镇压下去。一个军事法庭将300名印第安人判处死刑，林肯总统将处死的人数减少到38人。1862年12月，这些人被绞死。这桩案件成为美国历史上被官方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事件。
有些拥有奴隶的印第安人部落曾站在南部同盟一边。1865年后，它们被迫向联邦政府割让自己的许多土地，并把自己的土地分给曾经拥有的奴隶们（只有奴隶主被要求这样做）。联邦军队对西南部的纳瓦霍人也发动了围剿，摧毁了他们的果园、羊群，强迫8000人移居到一块由政府专门建立的保留地上。纳瓦霍人的"长途跋涉"与切落基人的"眼泪之路"（见第十章的讨论）一样，在他们的历史经验中占有极为中心的位置。与东部印第安人不同的是，纳瓦霍人最终被允许回到一部分原本属于他们的领土上去生活。
19世纪70年代，当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穿越西部时，狩猎者不断枪杀野生水牛。
1869年，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宣布在西部实施一项新的"和平政策"，但战争很快又恢复了。曾参加过内战的将军们，如菲利普·谢里登（PhilipH. Sheridan）等，采用了内战中击败南部同盟的做法，把摧毁印第安人的经济基础------村庄、马群、尤其是野牛群------作为目标。印第安人在马背上的狩猎已经大大减少了野牛的数量------1800年时估计有3000万头------但真正导致大批野牛群绝迹的却是军队连续不停的围剿和那些寻求牛皮的狩猎者对野牛群的屠杀。至1886年，一个由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举办的博览会为寻找25张"好的［野牛］标本"居然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当最后一头野牛倒下的时候，一股寒冷的风从大草原上呼啸而过，"苏人领袖西廷布尔（SittingBull）说道，"对我的人民来说，这是一股死亡之风。"
"让我做一个自由人"
联邦军队残酷无情的进攻击败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的力量。1877年，由前自由民局局长霍华德指挥的军队在远西地区对内兹佩尔塞印第安人（NezPercé）展开了一场长达1700英里的追赶。内兹佩尔塞人（他们的名字是1805年刘易斯和克拉克给他们取的，法语的意思是"穿孔的鼻子"）曾在俄勒冈和爱达荷与侵占他们土地的定居者发生战争，而后他们想逃亡到加拿大去。四个月之后，霍华德的队伍迫使他们投降。他们最终被搬迁到俄克拉荷马。
两年之后，内兹佩尔塞人的领袖约瑟夫酋长在华盛顿发表了一次演说。他的听众是包括拉瑟福特·海斯总统在内的一群尊贵的听众。约瑟夫使用那种因内战和重建而变得极为有力的、强调自由和法律面前权利平等的语言，猛烈地谴责了将印第安人困守在保留地上的政策。"将所有人一视同仁地看待吧，"他呼吁说，"给他们同样的法律......让我做一个自由人吧------让我能自由地旅行，自由地停留，自由地工作，自由地在我选择的地方进行贸易，自由地......为我自己而思考、演讲和行动。"联邦政府最终将剩余的内兹佩尔塞人转移到华盛顿领土上的另外一块保留地。直到他1904年去世之前，约瑟夫一直不停地向美国总统递交请愿信，为其人民争取回到他们钟爱的俄勒冈故土上生活的权利，但他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成功。
印第安人偶尔也给联邦军队的行动造成代价很高的延误，有时甚至打败对手。印第安人最有名的一场胜仗是1876年6月在小比格霍恩（LittleBighorn）的战斗。乔治·卡斯特（GeorgeA. Custer）将军和他指挥的250人都在战斗中身亡。苏人和沙伊安人的勇士们，在西廷布尔和克里斯霍斯（CrazyHorse）的带领下，在达科他领土的布莱克山丘地带保卫属于他们部落的土地。根据一份1868年的条约，"只要草在生长"，这些土地就将一直是属于他们的保留地；当金矿发现之后，白人便开始侵入他们的土地。在西南部，阿帕切印第安人虽然被政府来回地迁移过多次，但科奇斯（Cochise）、杰罗尼莫（Geronimo）和其他阿帕切领袖们带领队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上来回出没许多次，逃避军队，并有时杀害平民。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都拒绝投降。
这些事件只是暂时地推迟了白人士兵、定居者和探险者进军西部的行程。从内战结束到1890年，8个新的西部州加入了联邦（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北达科他、南达科他、蒙大拿、华盛顿、爱达荷和怀俄明）。铁路在大平原上来回穿梭交叉运行。农场主和养牛人占有了先前为印第安人所拥有的土地。大平原印第安人被集中局限在保留地上，过着贫困的生活，并不时遭到肆无忌惮的贸易商和政府官员的掠夺。坚决反对保留地制度的西廷布尔，在联邦军队打败苏人之后，逃到了加拿大。1881年他回到美国后，遭到监禁。他于1883年被释放，曾一度在《水牛比尔的西大荒表演》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个风靡一时的流动演出带有假装的印第安人的攻击、枪击和马术等节目。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印第安人此刻已经变成一种令人感到好奇和供人开心的人了。
印第安人生活的再造
"我的人民想要的生活是一个自由的生活"，西廷布尔宣称。印第安人自由观的核心内容是保留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自主，控制祖辈遗留下来的土地，这些思想显然与大多数白人的利益和价值观相冲突。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说服或者强迫印第安人交出他们绝大部分的土地，并放弃他们的宗教、公社化的财产、游牧的生活方式和性别关系，而代之以基督教的信仰、私有财产制度、在保留地上的小农生产以及男人在地里耕种、女人在家里料理家务的生活方式。
1871年，国会废除了自革命时期开始的条约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联邦政府把印第安人视为独立的国家来谈判和签署条约。铁轨公司对这一举措表示支持，因为他们感到部落主权是修建铁路过程中的常见障碍。这一政策也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认为部落主权与诞生于内战中的联邦一体性是相互冲突的。联邦政府继续推动对印第安人文化的打击。印第安人事务局（Bureauof Indian Affairs）建立起寄宿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印第安人儿童远离父母和部落的"负面"影响，穿戴非印第安人的衣服，获得新的名字，接受白人式的教育。
道斯法
1887年道斯法（DawesAct）的通过迈出了摧毁"部落主义"的关键一步。法律是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道斯（HenryL. Dawes）的名字命名的。该法将几乎所有印第安人的土地分解，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农场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的家庭，剩余的则出售给白人买主。凡是接受农场土地和"接受文明生活习惯"的印第安人将成为拥有平等权利和资格的美国公民。这项政策给印第安人造成了一场灾难，不仅丧失了大量的部落领土，传统文化也受到很大的损害。白人却从中受益甚多。例如，在内兹佩尔塞的保留地上，17.2万英亩的土地被用来作为分给印第安人的农场，而白人牧场主和土地投机者所购买的土地则高达50万英亩。当联邦政府决定将俄克拉荷马的200万英亩土地出售时，1889年4月22日一天之内有5万白人定居者涌入到这个领土中去购买土地。类似的买地热在19世纪90年代还发生过好几次。1887年，印第安人手中掌握着1.38亿英亩土地，道斯法通过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们丧失了其中的8600万英亩。
印第安人的公民资格
19世纪的许多法律和条约都为印第安人提供了变成美国公民的权利，前提是他们必须脱离部落、融入到美国社会中。然而，部落认同是几乎每个印第安人都希望保持的，所以，愿意接受这些机会的人屈指可数。因此，没有几个印第安人成为美国公民。西部的法院则宣布，宪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中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不适用于他们；在埃尔克诉威尔金斯案（Elkv. Wilkins）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也同意这样的解释，尽管约翰·埃尔克已经离开了他在俄克拉荷马的部落，而且居住在内布拉斯加的白人社区之中。最高法院怀疑，是否有任何印第安人达到了美国公民资格所要求的"文明"的程度。
到1900年，大约有53000名印第安人按照道斯法的规定、通过接受农场土地的分配而成为美国公民。次年，国会将公民资格赋予了在现今俄克拉荷马境内印第安人领土上居住的10万印第安人。其余的人还需要等到1919年（当年国会将公民资格赋予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第安人）和1924年（国会将公民资格赋予了所有的印第安人）。
鬼魂舞和翁迪德尼
一些印第安人从鬼魂舞中寻求安慰。鬼魂舞是一种宗教复活的活动，容易让人想起由尼奥林和滕斯卡瓦特瓦等早期预言家所领导的泛印第安人运动（见第四章和第八章的讨论）。部落的领导人会事先设定一个日子，在这一天，白人会统统消失，野牛群重新回到大平原，印第安人又可以重新实施他们自古以来的风俗，"不受悲伤、死亡和疾病的困扰"。大量的印第安人会聚在一起，连续几天几夜地唱歌、跳舞、举行宗教活动。因为害怕印第安人借机发动总暴动，联邦政府派出军队前往保留地。1890年12月29日，士兵们对在南达科他的翁迪德尼附近安营扎寨的鬼魂舞者开枪，打死了150到200名印第安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翁迪德尼屠杀标志着北美大陆上土著人口与欧洲移民及他们的后代之间长达4个世纪的冲突的结束。至1900年，印第安人的人口下降到25万人，这是它在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一本在当时出版的关于印第安人的儿童书在开头直截了当地写道："本书中所画的印第安人已经不存在了。"尽管如此，印第安人得以幸存下来；进入20世纪后，他们的人口会再次重新增长。
镀金时代的政治
从1870到1890年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因贬称而著名的时代------"镀金时代"。这个名称最初来自马克·吐温（MarkTwain）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Dudley Warner）在1873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题目。"镀金"的意思是"用一层金覆盖着的"，它同时也指为金光闪闪的表面所覆盖的一个并没有什么真正价值的核心，也就是说，它是自欺欺人的。马克·吐温和沃纳指的不仅是这一时期的经济扩张，而且也指由于大公司控制了政治而带来的政府腐败现象以及这一时代对那些被排除在财富争夺之外的人所采取的压迫性实践。
政治腐败
与19世纪早期一样，镀金时代的美国人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一个矗立在为非民主国家所充斥的世界中的政治民主的孤岛。在欧洲，只有法国和瑞士实行了男性全民选举权。即便在一向以其政治自由传统为豪的英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在1884年议会改革法通过之前也不能参加投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上院这个不经选举产生的、由世袭贵族组成的立法机构还可以否决任何由下院提出的法案。
新出现的大股份公司拥有的权力看上去似乎也不受民主制度的约束，这对于一向把政治自由理解成为人民的自由管理的美国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感到不安的。政治腐败的情形非常盛行。"每个立法机构的大厅和走廊里，"一位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领袖观察到，"都挤满了前来为［这个或那个大公司］获取某种好处拉关系的人。"在宾夕法尼亚立法机构，由铁路公司游说者组成的"第三院"被认为可以发挥与由选举产生的其他两院同等效力的影响力。在西部，许多立法者都拥有那些接受公共财政支持的木材和铁路公司的股票，或者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城市政治也为类似于纽约的"特威德帮"（TweedRing）这样的腐败政治机器所控制。这个集团侵吞了纽约市数百万美元的巨额公款。威廉·特威德"老板"（"Boss"WilliamM. Tweed）掌握的组织分布和延伸到了纽约市的每个社区。他打造了与铁路公司和劳工工会之间的特殊关系；他还通过创办某种私人性质的社会救济服务，如为处于困难中的人提供食物、燃料和工作机会等，赢得了贫困移民的支持。19世纪70年代早期，一些政治改良人士与那些不愿再向"特威德帮"进贡的商界人士联合起来，推翻了这个集团的统治，但他在纽约的穷人中间一直很受崇拜，人们甚至把他看成是都市中专门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罗宾汉。
在联邦一级，许多立法者积极支持那些资助他们在其中拥有股票的公司，或他们从其接受债券或工资的公司的立法。被揭露的最为臭名昭著的腐败产生于格兰特政府时期。这就是所谓的"莫比利尔信用公司"（CréditMobilier）案。该公司是由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Pacific Railroad ）股份持有者中的核心集团人士组成的一个股份公司，负责监管铁路公司中接受政府资助的那部分铁路建设项目。简单地说，公司所做的事就是帮助其成员为自己签订可以带来超出预期利润回报的修建新线的合同。这种安排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因为公司将自己的股票塞进了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腰包里，包括当时的众议院议长、1868年当选为副总统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SchuylerColfax）在内。在另外一桩腐败事件中，格兰特政府中的所谓"威士忌集团"（WhiskeyRing）与共和党的官员、税收官和威士忌生产者联手制造了一个大型欺诈案，以逃税漏税的方式骗取了联邦政府数百万美元的税收。
死亡中心的政治
在全国性的选举中，政党政治仍然带有鲜明的内战时代的印记。共和党控制着工业化的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农业化的西部，在宗教复兴教会的成员中尤其有影响。联邦老兵的各种组织构成了共和党支持者的主要堡垒。从1868到1900年，共和党的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曾在内战时期的联邦军队服役（1880年总统选举中，所有4名候选人------共和党的詹姆斯·加菲尔德、民主党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Scott Hancock］、禁酒运动派的尼尔·道［NealDow］和绿背纸--劳工党的詹姆斯·韦弗［JamesB. Weaver］------都曾是内战时期的将军）。到1893年，为联邦士兵和他们的遗孀与子女慷慨提供养老金和抚恤金的开支计划占了联邦政府预算的40％以上。1877年之后，民主党控制了南部，也吸引了不少天主教选民，尤其是全国各城市中的爱尔兰裔美国人。
政党对选票的分割非常接近。从1876到1892年举行的5次总统选举中，主要候选人之间的选票差距在其中的3次不到民选票的1％。1876和1888年两次选举中，赢得选举人团多数票的候选人在民选票方面均落后于对手。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人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开始了长达20年的政治僵局时代。在这个时期连续出现了一连串的一届任期总统的情形：拉瑟福特·海斯（1876年当选）、詹姆斯·加菲尔德（在遇刺身亡后由切斯特·阿瑟［ChesterArthur］继任）、1884年当选的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Cleveland）、1888年当选的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Harrison）和于1892年第二次当选的克利夫兰。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同一个政党控制了白宫和国会的两院。国会在讨论重要议案时不只一次地因为议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来回的踢皮球而陷入一种瘫痪状态，而最后不得不诉诸于特别会期来完成必要的立法工作。镀金时代的总统在动员公众舆论和发挥行政领导作用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他们的政府班子规模也很小。格罗弗·克利夫兰担任总统时，遇到有人敲门，他自己还要亲自去开门。
在某些方面，镀金时代的美国民主看上去是极其的健康。选举的竞争性非常激烈，党派忠诚的程度也很高，80％或以上的选民会参加投票。这是一个充满大型的政党集会和令人着迷的政治演讲的时代。詹姆斯·布莱恩（JamesG. Blaine）是受到莫比利尔信用公司丑闻玷污的国会议员之一，但罗伯特·英格索尔（RobertG. Ingersoll）在187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差点儿为他挣得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英格索尔把布莱恩描述成为一个面对国家的敌人高举着"闪闪发亮的长矛"的"光彩夺目的骑士"。
政府与经济
然而，国家的政治结构显然不足以面对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尽管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通过内战都得到了扩大，但就现代标准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很小的政府。从教育到医疗卫生的保障、商业管制、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理以及其他的许多职能的行使几乎都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或为私人机制来管理。1880年的联邦政府雇员人数为10万人（目前，这个数字是250万人）。
就联邦一级的政治而言，两大政党都是由那些权力强大的、与大商业利益集团保持密切关系的政治经纪人所控制。共和党人坚决支持高关税的政策，以保护美国的工业；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他们所追求的金融政策包含的内容是：减少联邦政府的开支，偿还大部分的联邦债务，将绿背纸币------由联邦政府在内战期间发行的纸币------退出流通领域。民主党则反对高关税，但该党高层领导集团与纽约市银行家和金融家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拒绝接受来自债务深重的农业地区提出的增加流通货币供应的要求。1879年，美国自内战之后第一次回归到金本位制------即纸币可以根据固定比率与黄金进行交换。
通过减少外国制造业商品相对于本国制造品的竞争力和让银行取代政府来控制货币的发放，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明显地是偏向于为东部工业和银行家的利益服务。这些政策给南部和西部农场主带来了诸多的不利之处，他们不得不为制造业的商品支付额外加价，而他们自己卖出产品的价格却在一直持续跌落。
改革的立法
镀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也不是一无是处。1883年文官改革法得以实施，有一部分动因来自加菲尔德总统遭到一个心灰意冷的官职寻求者的刺杀而身亡这一事件。该法创立了一种对联邦雇员实施的业绩制度，即通过竞争性考试而不是靠政治影响力的方式来决定联邦政府职位的任命。尽管这项制度最初只是在10万政府雇员的10％的人中实施，但它代表了建立职业化文官制度，将政府官员的任命从政治机器的影响中解脱出来的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但因为由凭政治背景而任命的官员筹得的资金对政党的运作十分重要，文官改革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之一是增加了政客们对商业利益捐赠资金的依赖性）。
1887年，为了回应公众对一些铁路运营实践的强烈不满，国会建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CC），以保障铁路公司在为农场主和商人运送产品时所收取的运费是"合理的"、没有对一些客户支付其他客户得不到的好处。ICC是第一个企图管制经济活动的联邦机构，但因为缺乏建立运费比率的权力------它只能在法院起诉违规的公司------它对改变铁路运营现状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三年之后，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禁止了限制自由贸易的企业合并和其他商业做法。不过，因为它使用的语言非常模糊不清，所以该法几乎无法得以执行。尽管这些法律十分软弱，但它们帮助建立起了一种先例：为了推进公共福利，联邦政府有权管制经济。
州一级的政治冲突
国家不得不在缺乏来自联邦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设法承受因剧烈经济变化和经常性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在州和地方一级，镀金时代是一个政治激烈动荡和交锋的时代，充满了关于如何正当使用政府权威的争论和冲突。内战结束后不久，北部的州政府，与重建时期的南部一样，扩大了在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教育方面的职能；城市政府在修建公园、改善饮水和燃气等公用设施方面大量投资。那些在经济变革中遭受损失的人也呼吁，要求内战创立的能动主义政府出面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
在地方选举中，第三党有时会获得虽然短暂但极为重要的成功。绿背纸--劳工党（Greenback-LaborParty）提出，要联邦政府停止将"绿背纸"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它认为，这样可以给投资带来更多的资金，同时将资金供应的权力交给政府而不是银行家来掌握。该党同时也反对动用州国民警卫队和私人保安力量来镇压罢工。19世纪70年代后期，该党控制了一些工业和矿业地区的地方政府，并向国会输送了21名独立于两大政党的国会议员。
铁路公司的政策也引发出一片日益高涨的抗议声，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农场主和商人抱怨说，铁路货运运费过高，定价偏向于大生产者和大运户，而且铁路公司控制的谷物仓库的收费也过高。这些铁路公司的反对者们组成了"农业保护者"（Patronsof Husbandry）或格兰其（Grange）组织，他们提出为储存和销售农产品而建立合作性组织，从而强迫铁路公司"以一种公平的价格来运送我们的产品"。格兰其成立于1867年，19世纪70年代中期它声称拥有70万会员。它的会员要求州政府制定公平货运价格和仓库收费。在好几个州，格兰其成功地影响政府建立起专门委员会对铁路公司的做法进行调查，有的时候也对其实行监管。
劳工运动在内战时期也重新复活过来，要求将8小时作为法定的日工作时间长度。有7个北部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但因为大多数州缺乏强大有力的执行机制，这些法律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尽管如此，农场主和工人迫使州政府利用权力来抗击镀金时代的不平等努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激发起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关于工业化社会中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关系的辩论。
镀金时代的自由
社会问题
随着美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美国人力图认识新的社会秩序。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辩论吸引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注意力，其范围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狭窄的学术圈子，传播到了由自我教育的工人和农民、各色各类的改革者、报纸主编和政客们组成的公共领域之中。这场波澜壮阔的公共讨论导致了数千种书籍、小册子和论文的出版，这些出版物讨论了一系列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土地税和货币改革等；公共讨论还引发了对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和道德影响问题的广泛辩论。
许多美国人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出了差错。关于"更好的阶级"、"受人尊重的阶级"以及"危险的阶级"之类的谈论主导了公共讨论，充满敌意的劳工动乱的发生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在镀金时代，国会和一些州建立起专门委员会，就劳资关系展开调查。相关的听证会显示，雇工和雇主相互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1881年，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报告说，几乎每个在福尔河（FallRiver）（当时美国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接受调查访谈的工人都对超时工作、恶劣的居住环境和暴政式的管理进行了抱怨。雇主们则从他们的角度，声称工人们是一群"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群氓"，他们的抱怨除了表现一种"遗传而来的永不满足的感情"之外一钱不值。
自由、不平等与民主
与一个不断扩大的百万富翁的阶级同时出现的，是一个被马萨诸塞州棉花制造厂主埃德华·阿肯金斯（EdwardAtkinson）所称的居住在贫困边缘的"永久性工厂人口"，这种鲜明的对比对传统的美国的自由定义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美国做出的普通人可以获得经济独立自主的承诺是否还继续存在于它为普通公民提供的机会之中？"旧世界的最大邪恶------将社会分割成阶级，"《民族》（TheNation）杂志宣称说，已经来到了美国。显然，要将工资劳动力视为一种最终走向经济独立途中的暂时栖身之处，或者将西部看成是东部的失去机会的小生产者可以指望的天堂，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当国家的生产能力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扩展时，许多美国人认为，财富的集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和可以为进步需要所认可的结果。到世纪交替的时候，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在说，工资是由供需关系的铁律所决定的；财富并不流向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而是流向那些最拥有商业技能和通向金钱渠道的人。革命时期产生的并由内战强化的那种认为自由与平等是紧密相连的观念，已经成了老皇历。社会科学的任务，铁厂主艾布拉姆·休伊特（AbramHewitt）说，就是找到办法说服那些"在自由上平等的人"接受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在（财富）分配上......不平等"的现实。
第一批跳出来应战的是自称为"自由派"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信仰与当今美国那些被称为"自由派"的人非常不同，现代的自由派鼓吹一个能动主义的政府应该力图解决社会的需要）。这个由报刊主编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群体在1872年时与共和党决裂，并改变了北部公众舆论对重建的看法，但他们的计划不只是针对南部问题的。与18世纪80年代领导制定一部新宪法运动的人一样，镀金时代的改良主义者担心，如果让低层阶级群体利用政府权力来推动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民主就会变成一种对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威胁。有些人甚至要求恢复早期被抛弃的、将选举权限制在财产拥有者之内的传统。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曾写到，民主的反对者"都躲藏在心里头"。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位观察家写道，"对全民选举权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言论能够经常从......我们社会的上层那里听到。"
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些群体具有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天生优越性，这个观点曾在内战前用来解释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奴隶制的合法性，此刻这种思想也通过现代科学词汇的形式再度出现，用来解释不同个人和社会阶级为什么会成功或失败的原因。1859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On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这部当时最有影响的科学著作提出了进化论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植物和动物往往会取代那些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同类。
人们把从达尔文那里借来的语言，如"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等，用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引入到镀金时代关于社会问题的公众讨论中。根据后来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人类社会的进化，如同一个在自然界发生的过程一样，政府必须不能插手干预。这个理论认为，那些企图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政策，如制定工作环境的法律和对穷人提供社会救济等，都是最具误导性的政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大产业公司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们比早期的企业模式更好地适应了自己的环境。如果政府通过立法来限制它们的运作，等于将社会重新降低到一种更为原始的水平。
即便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也没有动摇这种广泛接受的观念，即穷人基本上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将"值得"救济的穷人（即那些并非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遭遇贫困的孤儿寡母）从那些"不值得"救济的人中区分出来，后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前者。一个人未能在社会中取得成功往往被看成是品质上有缺陷，在困境中缺乏自力更生和自信。直到1900年，美国最大城市中有一半都没有设置任何公共救济的机构，除了为那些住在济贫所的人提供的救助之外。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工人们应该学会如何精打细算，避免欠债，用市场经济的原则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而不是指望从政府那里获得资助。
这一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Graham Sumner）。对萨姆纳来说，自由意味着"人人拥有的保障"，即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享有和处置财产，而不受任何人和政府的干预。如此界定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坦然接受不平等的现象。社会面临两种而且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要么是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的生存。"1883年，萨姆纳出版了《论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责任》（What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一书。他的回答是：一般来说，各阶级相互之间谁也不欠谁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无人有权"要求他人给予帮助，也不应该被要求去帮助他人"。萨姆纳相信，政府存在的目的只是保护"男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名誉"，而不是颠倒由自然决定的社会安排。
契约自由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断增长的影响也推动了一种"否定性的"自由定义------即自由意味着有限政府和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的广泛传播。这个思想将在19世纪的后期为商业和职业人士阶层所接受。这种社会观的核心是契约的思想。"契约的法律，"一位改良主义者写道，"是文明的基础。"劳工的契约在自由和工作场所的权威之间做了妥协。只要劳工关系是由独立的工人自由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工会都无权对工作场所进行干涉，美国人也无权抱怨自己丧失了自由。
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政府强制实施8小时工作制、提供失业救济或以其他方式干预经济等，自由派人士会以此为例来说明政治权力的滥用将会如何地威胁到自由本身。"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决定他应该工作多少的权利，以及他享有自己收入的权利，是自由的......真正的基础，"芝加哥报纸的主编霍勒斯·怀特（HoraceWhite）写道。自由劳动的原则，最初是对生活在一个具有广泛平等和谐社会中独立小生产者地位的一种颂扬，此刻被转化成为一件捍卫资本主义市场不受约束的运作的武器。
法院与自由
在契约自由从自由的一个要素上升至自由的核心内容的过程中，法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赋予联邦政府推翻侵犯公民权利的州法的权力，到19世纪80年代，契约自由，而不是前奴隶的在法律面前的权利平等，成为这条宪法修正案的真实内容。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经常推翻州管制经济企业的法律，将这些法律宣布为对自由劳动者自由选择雇主和工作场所的干扰，也是对企业主自由地按自己需要使用劳工资源的干扰。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法院将州对商业的管制------尤其是关于最多工时和工作场所安全保障的管制------看成是对自由劳动的一种侮辱。
起初，联邦最高法院愿意接受那些代表了重大"公共利益"的企业进行管制的法律。在1877年曼恩诉伊利诺伊案的判决中，它对伊利诺伊州一项管制法的合宪性表示了支持。这项法律建立了一个州委员会，并授权它废除铁路运费中的歧视性做法和决定最高运费。9年之后，在维伯西诉伊利诺伊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基本上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项判决说，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对从事州际商业的铁路进行管制，而州不能对这些重要的线路进行管制。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1887年州际商务法的通过。但当州际贸易委员会每次将反对铁路公司的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时候，几乎每一次诉讼的赢家都是铁路公司。
法院一般来说是站在那些抱怨自己丧失了自由的企业一边。1885年，纽约州巡回上诉法院宣布本州一项禁示在居民住宅楼里生产香烟的法律无效，理由是这项法律剥夺了工人的"自由"------即"他在任何他愿意工作的地方"工作的权利。尽管妇女们此刻还没有政治权利，但她们也逐渐被看成拥有与男人一样的如此定义的经济"自由"。1895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以违反妇女的自由为名，宣布州所实施的一项在制衣行业中废除血汗工厂、建立妇女和儿童每周4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违宪。在同年的美国诉奈特公司（U.S. v. E. C. Knight Co. ）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用于限制企业合并的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能被用来分解一个糖业加工垄断企业，因为宪法只授权国会管制商业，而没有授权它管制生产过程。法院虽然不愿意接受对经济的管制，但它们并不阻止对劳工组织的活动进行阻挠。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原本是用来阻止那些阻碍竞争的企业合并行为的，但法官们却将它主要用来发布禁止罢工的法院命令，理由是罢工将会非法地干扰贸易自由。
1905年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v. New York）是几乎与1857年斯科特案一样臭名昭著的判例，并给后来所有涉及契约自由的判决都套上了"洛克纳主义"的恶名。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否定了纽约州一项限制工时的法律，该法规定，面包坊工人每天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或每周不得超过6天。大法官鲁弗斯·佩卡姆（RufusPeckham）在5对4多数判决意见中写到，这项法律"干预了雇主与雇工之间的签约权"，因而也侵犯了个人自由。此时，法官们对"自由"的运用实在过于荒谬。在一桩案例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否定了堪萨斯州的一项禁止"黄狗"合同（yellow-dogcontracts）的州法（黄狗合同要求工人以不参加工会为受雇的前提条件），认为这项法律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权利"。在另一项判决中，最高法院又否决了许多州要求对矿工支付现金、而不能支付只能在公司商店购物的代金券的法律。工会领袖约翰·L.米切尔（JohnL. Mitchell）观察说，工人们感到，"他们不想要的自由得到了保障，而那种对他们来说具有真实价值的自由却被剥夺了"。
劳工与共和国
"势不可挡的劳工问题"
如同米切尔的话所提示的，19世纪后期的公众讨论几乎比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的是以阶级来画线的。公众辩论从奴隶制问题转移到了一位政治人物所称的"势不可挡的劳工问题"。1877年，这种转移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这是重建结束和第一次全国性劳工罢工------铁路大罢工------同时发生的一年。工人们抗议削减工资的罢工活动造成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铁路运输的瘫痪，州国民警卫队企图强迫工人们返回工作场所。当军队在匹兹堡向罢工工人开枪、打死了20人之后，工人们放火焚烧了该城的铁路工场，摧毁了数百万美元价值的财产。大罢工也使芝加哥和圣路易斯陷入了瘫痪状态。这场罢工揭示了工人内部坚强的团结精神，也暴露出共和党与由工业厂主们组成的新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拉瑟福特·海斯总统前不久才命令在南部的联邦军队停止对地方政治的介入，此刻却命令军队进入北部。总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必须用武力［把工人们］镇压下去。"
"这个国家曾可以尽情享受自由，不受那些在旧国家中繁多的社会动乱因素的干扰，"《纽约时报》宣称说，"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877年之后，联邦政府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军营，以保证再次发生劳工骚乱时军队可以随时调动。这样，国家力量将不是用来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前奴隶们，而是用来保障财产权。
劳工骑士团与"享有自由的根本条件"
19世纪80年代目睹了新一波的劳工组织活动。处于这场运动中心位置的是劳工骑士团（Knightsof Labor）。骑士团是第一个希望同时将技术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女工和男工、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同时组织起来的工会组织（即便是劳工骑士团，它也将西海岸遭人痛恨的亚洲移民排除在外）。1886年，它的成员达到了80万人的顶峰时期，由它举行的罢工、抵制活动、政治行动、教育和社会活动中，更是卷入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镀金时代的劳工改革者一方面对小生产时代充满怀旧的感情，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工厂制的胜利；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从8小时工作制到经济困难时期的公共就业制度、货币改革、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创建一个定义模糊的"合作社会"。所有这些思想都来自这样的一种信念，即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环境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劳工骑士团的领袖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V. Powderly）宣称，美国人不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享有自由的人民"。
劳工运动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契约自由之上的自由理解发起连续不停的攻击。因为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和政治腐败，劳工骑士团指出，普通美国人丧失了对自己经济生活和对自己政府的控制。劳工还使用内战前国家分裂的隐喻，将雇主称为新的"奴隶主势力"。乔治·麦克尼尔（GeorgeE. McNeill）原为波士顿的一个鞋匠和工厂工人，后来成为劳工运动最具雄辩力的作者。他警告说，集中化的资本势力已经变成了"一种比国家还要强大的权力"。"极端分化的财富与贫困，"他接着警告说，已经威胁到了民主政府的生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保证所有美国人都能享有一套基本的经济权利，从而将"共和原则嫁接到工业体系中去"。
劳工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有意义的自由是否还会存在？1886年7月4日，太平洋海岸贸易工会同盟（FederatedTrades of the Pacific Coast）重写了独立宣言。宣言声称，工人们不仅被迫受制于具有压迫性的政府，而且也受制于"一个特殊阶级的非正义统治"。在人类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中，宣言列举了"生命权和生活资料权、自由权以及享有自由的根本条件"。
《弗兰克·莱斯勒插图新闻》于1884年9月13日刊登的名为"9月1日的劳工游行"插图。图中的巨大标语牌显示，劳工运动将镀金时代的雇主与内战前的奴隶主势力相提并论。
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对镀金时代社会环境不满意的远远不止是充满怨恨的劳工阶级。19世纪80年代后期，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Marshall Harlan）曾谈到有一种"深深的不安的感觉"，即一种普遍的恐惧感，感到国家"处在一种因一小撮人掌握了集中资本而必然要产生新奴隶制的真正危险之中"。社会思想家们对阶级冲突和集中资本的日益增大的权力忧心忡忡，提出了各种改良方案。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内，有150部以上的乌托邦或描述世界末日灾难之类的小说出版，预测社会冲突或将为一种新的和谐社会秩序所取代，或将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这个时代的一部流行小说是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Donnelly）的《凯撒的纵队》（Caesar'sColumn，1891），故事以文明社会被劳资之间的一场野蛮战争毁灭而结束。
许多书对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提出了更为乐观的建议，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亨利·乔治（HenryGeorge）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1879）、劳伦斯·格朗伦德（Laurence Gronlund）的《合作社会》（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1884）以及埃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1888）。这三本书都是这一世纪最为轰动的畅销书。它们的成功证实了乔治所称的"一种普遍的意识......即当前的社会组织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失和错误"。三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力图重新塑造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和谐与美国自由水乳交融的黄金时代。
《进步与贫困》
尽管它对政府的政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进步与贫困》所引起的公众关注可能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经济学著作。19世纪50、60年代，亨利·乔治是加利福尼亚一家反奴隶制报纸的编辑，亲眼目睹了加州土地被迅速垄断化的过程。他的书以一段对书名所提到的"问题"的陈述开始------"腐败和悲惨"与物质进步同生共长。他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单税制"，即用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取代所有其他形式的税收。因为单一税的税额定得极高，城市和农村中进行的土地投机活动将被制止。无人知道有多少乔治的读者真正相信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国家的问题。然而，他对经济关系所作的通俗易懂的说明，对曾经长期被美国人当作旧世界的"社会病"如何来到新大陆的过程所作的一针见血的解释，却赢得了数以百万计读者的强烈反响。
在乔治所作的分析中，自由处于核心的位置。由他的书所激发的政治运动的"最合适的名字"，他曾经写到，应该是"捍卫自由的人"，这批人"对于工业奴隶制问题的处理"将如共和党人近来对黑人奴隶制问题的处理一样。乔治否定了将自由与土地拥有相互等同的传统观念（既然单税制事实上将土地变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财产"）。在其他方面，他的自由观却与主流思潮步调一致。尽管他呼吁一个大规模的对经济的公共干预，但他仍将政府视为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权力"；在未来的"合作社会"中，政府的功能将被限制在增进生活质量方面，如修建"公共浴室、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园"之类。
《合作社会》的角度则完全不同，这是第一部将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给美国普通读者的著作。书的作者劳伦斯·格朗伦德是一名律师，1867年从丹麦移民来到美国。对社会主义思想------即一种为保障更为公正的社会财富利益的分配，应由政府拥有来取代经济企业的私有性拥有的信仰------的追求在19世纪后期的西欧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然而在美国，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获取私有财产是享有个人自由的根本条件，社会主义的信仰主要局限在移民之中，而他们的写作因经常使用的是外语，并没有引起多少公众的关注。
格朗伦德开始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美国化的过程。当卡尔·马克思------19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预计社会主义将通过一场工人阶级革命而产生，格朗伦德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和平演变过程的结果。因此，他使社会主义变得更容易为中产阶级美国人所接受，这些人希望尽快结束阶级之间的冲突，恢复社会的和谐。
贝拉米的乌托邦
直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才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占据了一个明显的地位。如格朗伦德自己所指出的，《合作社会》最重要的结果是帮助读者阅读和接受埃德华·贝拉米的《向后看》，后者是一本真正鼓吹社会主义但"不用那个名字"的书（贝拉米讨论关于"民族主义"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 ）。贝拉米几乎一生都住在马萨诸塞的奇科皮福尔斯（ChicopeeFalls）这个小工业城市里。在《向后看》这部小说中，他的主人公于19世纪末陷入沉睡之中，醒来时世上已是2000年；在此刻的世界上，合作取代了阶级对峙、"过度个人主义"和你死我活的竞争。所有的不平等已被抛弃，随之而去的是那种不受政府约束、通过自己努力来争取得享自由的条件的思想。贝拉米坚持认为，自由是一种社会条件，它的基础是相互依靠，而不是独立自主。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贝拉米的乌托邦社会------公民必须在一支由唯一大托拉斯控制下的工业队伍中工作若干年------看上去是一幅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的社会蓝图。但这本书却激发了数百个国家主义俱乐部的诞生，这些俱乐部决心要将2000年的世界变成现实。这本书也给整整一代改革家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贝拉米提供了一种希望：未来社会可以在保持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消灭社会的不平等，恢复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在要求国家保证为所有人提供经济保障时，贝拉米将自由的概念做了一种意义极为深远的扩展。"我知道你在19世纪时把自己称作自由的人，"一位生活在2000年的人对贝拉米小说中的李乐大伯（Rip Van Winkle）说道，但"这个词的意思在当时不可能具备它目前所含有的同样的意义，"或者说，它不可能适用于这样一种社会，即许多人生活在一种"为了维持基本生命而不得不痛苦地依附于他人"的境地之中。
社会福音
1888年《向后看》出版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放任自流的自由定义已经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批判者中不仅包括劳工运动和像乔治、贝拉米这样的中产阶级作者，还包括牧师，他们为正在出现的工业秩序所呈现的极端不平等深感震惊。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新教牧师专注于批评和谴责个人的罪恶，如酗酒和不守安息日等，而且并不把对财富的追求视为不道德之事。他们的"财富的福音"对"契约自由"的世界观给予一种道德的支持，但在沃尔德·劳申布什（WalterRauschenbusch）------纽约市的一位浸礼会牧师------和其他人的写作中，一种"社会福音"的轮廓开始出现。他们强调自由与精神的自我发展需要权力与财富的等同为基础，而不受约束的竞争已经将建立基督教兄弟情谊的理想愚弄得毫无价值。
社会福音运动最初是为改革新教教会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目的是扩展它们在城市贫穷社区的影响力，使它们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疾病给予更多的关注。运动的支持者们在都市地区建立起传教站、兴办救助活动等，企图帮助缓解贫困，制止滥用童工，鼓励为工人阶级兴建较好的住宅区。牧师们会与劳工骑士团和其他群体一同要求制定关于公共卫生和安全的法律。有些牧师还建议，以一种强调合作的经济组织取代竞争式的资本主义。美国天主教会内也出现了一群牧师和主教，他们希望改变教会对社会改革运动持有的带有敌意的传统立场以及它对当地社会思想潮流的自我封闭。他们认为，既然大多数的教徒都是男性和女性工人，教会应该对劳工运动表示支持。这些发展都表明，美国社会存在着非常普遍的对"契约自由"自由观的不满。
秣市事件
自由女神雕像揭幕的1886年也目睹了劳工运动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期。在西部铁路工会成功举行反对金融家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的罢工的胜利鼓舞下，许多工人加入了劳工骑士团。1885年，骑士团人数是10万人，次年，人数一下增加了7倍。1886年5月1日，全国各城市有35万工人集会，举行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游行。5月1日（或后来被叫做May Day，五一国际劳动节）起源于美国，这一天很快变成全世界工会劳工每年一度举行游行、野餐、罢工和欢庆活动的日子。
1886年影响最大的事件发生在芝加哥。该城的劳工运动规模庞大而且很有活力，吸引了本土出生的工人和移民工人；工人们持有的政治观点非常广泛，从移民工人具有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到美国传统的平等观和反垄断思想等等。1885年，铸铁工人工会------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工人工会之一------在麦考米克总厂组织了一场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麦考米克是专门制造农业机械的工厂。厂方将顶替罢工的工人和私人武装带进工厂，双方在街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因担心引发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市长和重要的商人领袖劝说厂方答应工会提出的条件以解决危机。1886年2月，厂方安装了新的机器，新机器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浇铸工的传统技术，厂方于是宣布，工厂从此将以无工会的方式运营，结果引发了一场势不两立的长期罢工行动。
这一次，芝加哥市政府站在了厂方一边。1886年5月3日，有4名罢工的工人企图阻止罢工破坏者进入工厂时，被警察开枪打死。第二天，秣市广场举行了一场抗议集会。在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此人的身份一直未有定论------向人群中扔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一名警察。惊慌失措的警察立即开枪，击中了几位旁观者和他们自己中间的一些人。他们随后又突袭了工会和激进组织的办公室，逮捕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雇主们借机将劳工运动描述成是具有危险性的、好用暴力的、由外国出生的激进分子所控制的反美国势力。麦考米克的罢工被打败了，该厂的工会也被摧毁。8名无政府主义者被以预谋和实施爆炸的名义起诉。尽管反对这些人的证据明显的不足，陪审团仍然判这些"秣市烈士们"有罪。4人被处以绞刑。一人在狱中自杀身亡。剩下的3人被判监禁，一直到1893年当亲劳工的约翰·皮特·阿尔特吉尔德（JohnPeter Altgeld）担任伊利诺伊州长后才减轻了他们的刑期。
8名被控进行秣市爆炸的人中有7人是外国出生的------6名德国人和一名英国人。最后一名是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Parsons）。他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在内战中参加过南部同盟的军队，重建时期在得克萨斯州当过一家共和党报纸的编辑。帕森斯担心他的政治观点和他妻子露西是黑人这一现实，可能会使他在南部遭受暴力的袭击，于19世纪70年代移居到了芝加哥。他从重建时代得克萨斯州三K党的暴力中幸存下来，却像其他的"秣市烈士"一样，在伊利诺伊州的绞刑架上，为一种自己并没有犯下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劳工与政治
秣市事件发生在独立的劳工政治活动正在迸发出来的时代。一项研究指出，1886 -1888年，从亚拉巴马的安尼斯顿（Anniston）到威斯康星的怀特沃特（Whitewater），有100多个参加地方政治选举的人都与劳工骑士团有联系。这些参选者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使用公共和私人警察力量和法院禁令来打击罢工和劳工组织。至少有60人获得某种选举的成功。在堪萨斯市，一个由黑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和中产阶级选民组成的联盟推选汤姆·汉纳（TomHanna）为市长。他当选后，在处理工业纠纷时，站在了工会一边，而没有站在雇主一边。
最有影响的劳工选举发生在纽约市。1886年，亨利·乔治成为了劳工推选的市长候选人，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乔治之所以参选是想引起人们对土地单税制的关注，但那些组织起联合劳工党的工会领袖们有着更为急迫的目标，他们尤其希望阻止法院发出罢工禁令和以预谋罪监禁工会领袖。乔治的竞选进行得有声有色，他在工厂、移民协会、劳工游行和集会上发表演讲。自由女神像落成仪式几天之后，纽约人纷纷前往投票站，选举市长。将近7万人把票投给了乔治。他在选举中名列第二，大大超过了共和党的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险些战胜民主党候选人艾布拉姆·休伊特。
人们对辉格党的消失、一无所知党的兴衰和共和党的崛起等近期为美国政治制度所目睹的事件仍然记忆犹新，1886年的事件暗示，劳工也许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永久性政党。事实上，这一年标志着劳工骑士团发展的一个高潮。然而，面对雇主的敌意，劳工骑士团的组织结构十分落后，无法将突然涌现的劳工力量转化成为新的会员，它很快就衰落了。主要的政党则在争取劳工选票的方面表现得十分的积极踊跃和富有活力。
美国的镀金时代目睹了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中围绕自由的定义而出现的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带有暴力的社会分化。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的人将自由看成是一种不受外来限制的、个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权利；其他人则提倡用联合的力量来创造一种为普通美国人所享有的"产业自由"；这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将会在今后若干年内继续进行下去。在20世纪早期，改革者们将寻求新的方法来面对自由的社会条件的问题，寻求新的方法来增加普通美国人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然而，在此之前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仍将面对自从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自由的界限将再度被重新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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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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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el, Richard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1877-1900 (2000). 一部关于政策和政治分界如何影响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又如何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影响的著作。
Brown, Dee. Bury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An India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1979). 一部从印第安人的角度来观察对西部的征服的经典著作。
Chandler,Alfred.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1977). 探讨铁路如何开创了现代商业管理技术的发展，这种管理技术在当时为其他的大产业公司所采用。
De Leon,Arnoldo. Racial Frontiers: Africans, Chinese, and Mexicans in Western America,1848-1890 (2002). 强调西部人口的多元化和西部少数种族的不同经历。
Deutsch, Sarah.No Separate Refuge: Culture, Class, and Gender on the Anglo-Hispanic Frontier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1880-1940 (1987). 一部关于西南部地区西语裔人的经历及其变化的深入分析之作。
Fink, Leon.Workingmen's Democracy: The Knights of Labor and American Politics (1983). 讨论劳工骑士团的兴起和骑士团组织在1880年代对地方政治的涉足经历。
Hofstadter,Richard.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944). 一部关于镀金时代美国的一种主要思潮的经典研究著作。
Isenberg, Andrew C.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1750 -1920 (2000). 探讨包括从气候变化到商业性猎杀在内的导致水牛群消失的种种原因。
Jeffrey, JulieR. Frontier Women:"Civilizing"the West? 1840 -1880 (rev. ed., 1998). 一部以信件和日记为原始材料的、针对西部边疆妇女经历的研究著作。
Keller, Morton. 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1977). 一部关于镀金时代的政府活动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Morgan, H. Wayne. From Hayes to McKinley: National Party Politics, 1877-1896 (1969). 一部关于这些年代中的政党政治的标准研究著作。
Shannon, Fred A. 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Agriculture 1860-1897 (1945). 仍然是关于19世纪后40年农场主经历的上乘的入门著作。
Sproat, John G."The Best Men": Liberal Reformers in the Gilded Age (1968). 讨论那些对国家政治深为不满的改良者的起源、观念和政治影响力。
Thomas, John L.Alternative Americas: Henry George, Edward Bellamy, Henry Demarest Lloyd andthe Adversary Tradition (1983). 一部对镀金时代三位著名批评家进行透彻研究的著作。
Trachtenberg,Alan.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1982). 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关于镀金时代的经济变化如何影响了美国生活的概述性著作。
第十七章 自由在国内与国外的界限
1890 - 1900
［大事年表］
1867阿拉斯加购买
1874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成立
1879---1880移居堪萨斯
1882排华法案
1883民权案
1885乔塞亚·斯特朗的《我们的国家》出版
1886吴毅诉霍普金斯案
1890全美妇女选举权联盟成立
艾尔弗雷德·马汉的《论海洋权在历史上的影响》出版
1892霍姆斯特德罢工
平民党成立
1893方月庭案
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被推翻
1894考克斯的军队进军华盛顿
普尔曼罢工
限制移民联盟成立
1895布克尔·华盛顿的亚特兰大演说
1896普莱斯诉弗格森案
威廉·麦金利赢得总统选举
全国有色人种妇女联盟成立
1897丁利关税法
1898美西战争
美国诉王金阿案
1899---1903菲律宾战争
1900L. 弗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
金本位制法
1901---1904海岛案
1902布鲁克·亚当斯的《新帝国》出版
平民党人的挑战
农场主的反抗
在劳工抗议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同的民众抗议运动正在南部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带逐渐酝酿成熟，这是针对急剧下跌的农产品价格和农村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依附现象所做出的反响。与产业工人一样，小农场主也不断面临经济无保障的威胁。分成租佃制（见第十五章的讨论）将黑白佃农们与长期贫困捆绑在一起。内战时期棉花出口的中断导致了棉花生产在印度、埃及和巴西的迅速扩张。世界市场上棉花供应的饱和状态使棉花的价格大幅跌落（从1881年的每磅11美分降到1894年的每磅4.6美分），从而把数百万小农场主抛进了债务的深渊，使他们面临失去土地的危险。在西部，农场主们以财产做抵押来购买种子、肥料和机械用具，也面临因不能还清银行贷款而失去土地的危险。农场主们越来越感到，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是铁路公司收取的高运费、商人和银行贷款的高利息以及联邦政府有意削减货币供应和压低农产品价格的金融政策（见前一章的讨论）。
农场主们希望通过农场主联盟（Farmers'Alliance）------19世纪最大的公民组织------来改变他们的处境。联盟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得克萨斯创建，1890年时已经蔓延到了43个州。农场主们面临的选择，得克萨斯的联盟领导人J.D. 菲尔兹（J.D. Fields）说，要么是"成功与自由"，要么是"失败与遭受奴役"。起初，联盟对政治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力图通过建立合作式金融和产品推销制度改进农业状况。联盟的"交换合作社"将为农场主提供贷款，帮助他们推销产品。然而人们很快清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农场主本身的财力，无法资助这样的计划，而银行也拒绝贷款给合作社。联盟于是提出，联邦政府应该建立仓库，供农场主们储藏生产的粮食和作物，直到卖出为止。用这些粮食做担保，政府以低利率向农场主提供贷款，这样，可以结束农场主对银行家和商人的依赖。因这个计划需要国会采取行动，这个被称为"分库计划"（subtreasury plan）的问题将联盟引入到政治之中。
平民党
19世纪90年代初，农场主联盟演变成为平民党组织（People'sParty或Populist），成为这一时代声势最为浩大的政治造反派。平民党不仅吸引了农场主，它力图代表所有的"生产阶级"，因在科罗拉多和爱达荷这样的州得到了矿工和产业工人的支持，该组织在这里获得了它的一些最大成功，平民党对利用法院禁令和私人警察队伍来对付罢工工人的做法予以谴责，它因而也吸引了不少劳工骑士团的老成员。然而它的主要基础是在南部和西部的棉花和小麦种植区内。
在农场主联盟地方机构网络的基础上，平民党人发动起一场不同凡响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教育的活动。为了传播他们的声音和思想，他们出版了大量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小册子，开办了1000份地方报纸，向乡村地区派出了大批的旅行演说家。堪萨斯的平民党演说家"旋风"戴维斯（"Cyclone"Davis）头戴"一顶巨大的黑色的阔边帽，身穿一件黑色大衣"，在大平原上来回旅行；他随身带着托马斯·杰斐逊的文字，并经常地引用它们来展示银行和大公司的邪恶。在与宗教复兴会议多少有些相似的西部平原的聚会上，在南部乡村的杂货店里，一位观察家写道，"那些从前从不思考的人开始思考了，从前很少开口的人开始说话了......他们开始一点一滴地谈起关于他们处境的理论问题了。"
这是对19世纪美国------一个由小生产者组成的、社会成员的自由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劳动尊严的尊重之上的社会------最后的政治写照。"日复一日，"佐治亚的《 平民党人报》宣称道，"个人的权力被淹没了。日复一日，阶级的权力或者说大公司的权力，在与日俱增。......在所有最基本的方面，我们父辈建立的那个共和国已经死了。"
平民党竞选纲领
至今为止，平民党人1892年在奥马哈党代会上通过的平民党竞选纲领仍然是美国改革史上的一份经典文献。纲领的作者是明尼苏达一家报纸的主编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Donnelly）。他在重建时期曾是一位激进共和党人国会议员。纲领指出，美国已经被政治腐败和经济不平等带到了"道德、政治和物质崩溃的边缘"。"数百万人辛勤劳动的果实，"纲领宣称道，"被公然盗窃，用来构建巨大的财富......而财富的占有者们却鄙视共和国，并威胁自由。"为了恢复民主和经济机会，纲领提出了一长串的建议，其中有许多内容将在未来半个世纪中得到采纳：直选国会参议院的议员、政府控制货币、征收递增个人所得税、建立低价的公共金融制度以帮助农场主销售农作物、承认工人们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除此之外，平民党人还提出了铁路公有化的主张，以保障农场主拥有廉价的、销售农产品的通道。
平民党人相信，只有联邦政府才能遏制大公司的权力，将美国社会变成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同盟"；为了解决农场主和工人的经济困境，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的权力------换言之，人民的权力------应该得到扩展，"奥马哈纲领宣称说，以消灭"压迫、非正义和贫穷"。要等到一代人之后，才会有另外的主要政党站出来，为创造自由的社会条件提出一个范围如此广泛的政治行动纲领。
平民党人的同盟
在一些南部州，平民党人通过一种共同的政治和经济计划，成功地将黑人和白人小农场主联合起来。这样的联盟所面临的障碍是极其巨大的------不仅是因为有种族主义传统和内战政治遗产的存在，还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的白人平民党人是拥有土地的农场主，而大部分黑人则是佃农和农业工人。因为他们不受农场主联盟南部分支的欢迎，黑人农场主创办了自己的组织，即有色人种农场主联盟。1891年，它曾企图在南卡罗来纳、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州的摘棉工人中组织一次罢工。但这个行动遭到了地方政府和地主们的暴力镇压，其中有一些地主虽然对白人农场主联盟的事业表示同情，但他们不愿意为他们自己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
1892年平民党的"竞选指南"封面上印制的汤姆·沃森的画像。沃森是佐治亚州的平民党领袖。
一般来说，南部白人平民党人对待黑人的态度与他们那些非平民党人的邻居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别。考虑到他们需要组成一个能够打破民主党在南部的权力堡垒的同盟，一些平民党人坚持认为，黑人和白人农场主拥有共同的痛苦经历，可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佐治亚的平民党人领袖汤姆·沃森（Tom Watson）为建立起一个黑白农场主的联盟做出了最多的努力。"你们被隔离开来，"他对黑白种族混杂的听众说道，"这样你们的劳动所得也将被分开地遭到掠夺......种族对立使得最终将黑白两者都沦为乞丐的货币制度得以长期的延续。"许多黑人不愿放弃林肯的政党，其他人则为平民党的主张所吸引。1894年，一个由白人平民党人和黑人共和党人组成的联盟赢得了对北卡罗来纳的控制权，给这个州带来了"第二次重建"，增加了州对公立教育的资助，黑人担任公职的人数也有所回升。在南部的大部分地方，民主党人却利用19世纪70年代他们为维系政权使用过的政治手段------即用"黑人至上主义"的口号威胁白人、威胁和打击黑人选民以及在投票箱上做手脚等——来阻挡平民党人的挑战。
平民党人运动同时也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农场和劳工背景的人及具有改良主义精神的妇女的参加。有的人，如堪萨斯州最早的女律师之一的玛丽·伊丽莎白·里斯（MaryElizabeth Lease），成为了杰出的组织者、演说家和战略家。里斯因为鼓励农场要"少种玉米、多种地狱"的演说而声明远扬（尽管她并没有真正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在当时一个妇女在公共场合讲这样的话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我们曾经为了我们的自由与英国人打了一仗，"里斯说道，"把枷锁套在了400万黑人身上。我们废除了奴隶制，......却开始了一个比从前奴隶制更糟糕的白人工资奴隶制。"19世纪90年代，科罗拉多和爱达荷通过全民公决将选举权赋予妇女，同样的立法建议却在堪萨斯和加利福尼亚遭遇了失败。平民党人在所有这些州都对妇女选举权表示支持。
1892年，平民党人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JamesWeaver）获得了100万张民选票。该党赢得了西部的5个州，赢得了21张总统选举人票、3个州长席位和15个国会众议员席位。1893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新当选的堪萨斯州州长、平民党人洛伦佐·卢埃林（LorenzoLewelling）用了一句70年后被小马丁·路德·金变成名言的话："我有一个梦想......在未来那个美好的时刻，我能看到贫困的消灭。当......自由、平等和正义在共和国中占有了它们应有的位置时，这样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1894年，"科克斯军队"在举行游行活动。
政府与劳工
平民党人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取代两大政党之一的程度？1893年开始的严重经济衰退导致了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看上去也为平民党人扩大票源创造了机会。雇主们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威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力，或镇压对公共秩序形成威胁的行动。甚至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的1892年，爱达荷的州长就宣布了戒严法，并派出州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军队到科达伦（Coeurd'Alene）矿区去镇压那里举行的一次罢工。1894年5月，联邦政府部署了士兵来驱散所谓"科克斯的军队"------这是由俄亥俄商人雅各布·科克斯（JacobCoxey）组织的、数百名失业者组成的队伍，他们为了争取经济上的救济而展开了进军华盛顿的活动。
联邦军队士兵在火车头上的留影。1894年，他们被派往芝加哥去镇压普尔曼大罢工。
德布斯与普尔曼大罢工
1894年，在伊利诺伊普尔曼城（Pullman）的工人也在号召举行一次抗议削减工资的罢工活动。普尔曼城是普尔曼公司拥有的城镇，也是铁路卧车车厢的生产地。拥有15万名会员、同时包括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美国铁路工人工会（AmericanRailway Union）也宣布，它的会员将拒绝处理普尔曼工厂制作的车厢。当工会的抗议活动带来了全国铁路的瘫痪时，格里夫·克利夫兰总统的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Olney，他本人是好几家铁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从联邦法院获取一项罢工禁令，命令罢工工人回厂工作。联邦军队和联邦执法官立即占领了芝加哥和萨克拉门托这样的铁路枢纽中心。从缅因到加利福尼亚之间到处都发生了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冲突，造成了34人丧生。
当包括颇具感染力的工会主席尤金·德布斯（EugeneV. Debs）在内的工会领袖们因蔑视法庭、违反司法程序而遭到逮捕后，罢工就被击败了。在德布斯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一致同意将工会领袖们判罪，并同意使用法院禁令来反对工会组织的罢工。1895年11月，当德布斯从监狱获得释放的时候，有10万多工人聚集在芝加哥的铁路工场欢迎他。德布斯把欢迎他的人群称为"自由的恋人"，他指责那些现在得到州和联邦政府支持的资本集权势力企图"从弱者手中抢夺"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
平民党运动与劳工
1894年，平民党人为争取产业工人的支持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平民党参议员对"考克斯军队"要求联邦提供失业救济的议案表示了支持；科罗拉多州州长戴维斯·怀特（DavisWhite）在当选前曾担任过劳工报纸的主编，他也曾派出了州国民警卫队去保护受到公司保安队伍威胁的罢工工人。在那年的州和国会选举中，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数百万的选民抛弃了民主党的总统克利夫兰。
在乡村地区，平民党人的选票在1894年有所增加。然而城市工人并没有加入到平民党队伍中来，因为后者所追求的一些核心目标------如分库计划和低地产贷款利率------对劳工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而且平民党人要求的增加农产品价格将会带来食物价格的上涨和工人工资实际价值的减少。此外，许多平民党人聚会时所表现出来的宗教复兴气氛和平民党人演讲时所使用的圣经语调，让主要由移民和天主教教徒组成的产业工人阶级感到非常的不自在。1894年，都市的工人选民大量地转向，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人，因为后者声称要提高关税税额（民主党人最近刚刚削减了关税），恢复繁荣，以此来保护制造业主和产业工人不受进口商品和外来廉价劳工竞争的威胁。在美国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权力转移中，共和党人一次赢得了众议院的117个席位。
布莱恩与自由银币运动
1896年，民主党人和平民党人携手支持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Jennings Bryan）竞选总统。36岁的布莱恩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众议员，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令人无比振奋的演讲，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农场主们内心蕴藏的自豪感和遭遇的种种冤屈。"将你们的城市化为灰烬吧，不要破坏我们的农场，"布莱恩宣称道，"你的城市会像变魔术一样的重新生长出来；但是你如果毁掉了我们的农场，这个国家每个城市的街道上只会长满了野草。"布莱恩发出了允许白银"自由铸币"的呼吁------即允许银币不受限制的自由铸造。布莱恩使用一种带有浓厚圣经色彩的语言，来谴责金本位制："你不能把这个带刺的皇冠强迫戴在劳工的头上。你不能将人类祭献给一个黄金十字架。"
在19世纪的不同时期，从杰克逊时代关于"硬币"相对于"软币"的辩论到内战之后的绿背纸币运动，"货币问题"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增加流通领域的货币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农场主也可以相对容易地付清他们的债务。布莱恩提出的"自由银币"之说正是对这种观点的最新表达。他的提名意味着西部和南部民主党人企图将民主党的领导权从克利夫兰总统等领袖人物手中夺过来，后者与东部的商业利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布莱恩的要求当然不止是自由银币政策。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教之人，深受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见上一章的讨论），曾提出将耶稣基督的教诲用来提高"普通"美国人的精神境界。他竭力鼓吹建立一种能够帮助普通民众的政府理想，他的有些想法预测了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代一些立法的产生，包括个人累进所得税、对银行的管制、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等。
许多平民党人起初对布莱恩的竞选抱着一种冷淡的态度。他们党在南部曾被民主党欺骗过好几次。一些老平民党人担心，他们内容丰富的竞选纲领会被简化成为"自由银币"一句话，但党的领袖们意识到平民党不可能独自赢得胜利，所以他们决定支持布莱恩竞选总统。布莱恩打破传统，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演讲旅行，力图将农场主和工人团结在他的旗帜之下。
1896年总统竞选
共和党人直接应对了自由银币者的挑战。他们坚持认为，黄金是唯一"诚实的"货币。在他们看来，放弃金本位制将摧毁商业界的信心，并会阻碍经济复苏，债权人也因无法确定还债货币的价值而不愿意继续借贷。共和党人提名俄亥俄州州长威廉·麦金利（WilliamMcKinley）为总统候选人。1890年在担任国会众议员时，麦金利曾领导了富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麦金利关税法的制定。
因为共和党为竞选所花费的经费规模和他们的全国性组织所展示的效率，1896年选举有时也被称作第一次现代总统选举。东部银行家和工业家们完全为布莱恩提出的通货膨胀口号和他对大公司权威发动的猛烈抨击所震惊，他们把数百万美元捐到共和党的钱箱里（麦金利阵营筹到了1000万美元，布莱恩筹集了30万美元）。麦金利本人则留在他俄亥俄的家中，有时会从他家阳台上对支持者讲话。他的政治代理人马克·汉纳（MarkHanna）创建了一个有力的全国性政治机器，负责向全国发送传单、广告和竞选徽章。选举结果显示，与1860年一样，整个国家为区域界限所分割。布莱恩赢得了南部和西部，共获得600万张民选票。麦金利横扫了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州，吸引了710万张民选票。共和党候选人赢得的选举人团票数差距更大一些：271:176。这一时期激烈的劳工纠纷没有被带入到选举之中。事实上，政党政治似乎不但没有突现和强化阶级冲突，反而使其变得销声匿迹了。整个工业化的美国，从金融家、管理阶层到工人们，都无一例外地把票投给了共和党。1897年繁荣恢复之后，这种党派忠诚则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根据后来一些批评家的解读，L.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在1900年出版的儿童经典小说《绿野仙踪》（TheWonderful Wizard of Oz）对1896年总统竞选及其后果提供了一种点评。根据这种解读，绿宝石城（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绿颜色的，象征着金钱）代表着华盛顿市，那个在他宫殿里仅凭幻想来发号施令的隐身巫师OZ指的就是麦金利总统。唯一通向绿宝石城的道路是黄色的砖路（金子的颜色）。东部和西部的邪恶巫婆代表的是具有压迫性的工厂企业家和煤矿矿主。在20世纪30年代改编的、极受人喜爱的电影版本中，从内陆堪萨斯州来的朴素美国小姑娘多箩西脚上穿的是一双深红色的凉鞋。然而在小说中，她穿的鞋是银色的，应该是代表普通群众想拥有的银币。
1896年竞选中共和党人的一幅名曰《不可靠的》漫画，指责布莱恩的党纲将会把美国的地位下降至使用银币的穷国的地步。
无论鲍姆的象征主义具有什么含义，有一件事情应该是清楚的，麦金利的胜利打破了自1876年以来的政治僵局，创造了一个在美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治大多数。在麦金利执政期间，共和党人通过了1897年丁利关税法（将关税税额提高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点）和1900年金本位制法，在经济政策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直到1932年之后，在美国面临一次经济危机时，民主党才有机会成为了美国的多数党。1896年同时也是最后一次选民参选人数比例极高的总统选举（在某些州，合格选民人数的90％参加了投票）。从此以后，南部由民主党人牢牢掌握在手中，共和党则全面控制了北部，没有什么州出现过激烈的两党竞争的选举场面。选民对总统选举的参与急速地下降，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投票。
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部
当权的救赎者
平民党在南部的失败为新的种族秩序在南部的登场打开了大门。1877年后控制南部政治的是一个由商人、种植园主和商业企业家组成的政治联盟，这些人把自己称为"救赎者"，意即他们将南部从所谓坏政府的恐怖和"黑人统治"之下拯救了出来。在争取权力的过程中，他们尽可能地废除了重建时期的政府建树。州政府的预算被缩减了，税收（尤其是对土地财产征收的税）被降低了，例如医院和精神病院这样的公共设施被关闭了。遭受最为沉重打击的是公立学校系统。路易斯安那在教育上的投入极少，以至于它成为联邦内唯一的、白人文盲的比例在1880---1900年不降反升的州。然而随着州花在黑人和白人学生身上的经费差距持续增大，黑人学校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我这里需要的是能够种棉花的黑人，"一个种植园主宣称说，"他们不需要接受教育就能种棉花。"
新的州法授权政府几乎可以逮捕任何没有工作的人，并大力加重了对轻罪的惩罚力度。"如果有人偷了一只鸡，他们也会把他送到州的监狱里去，"一位北卡罗来纳州前奴隶抱怨说。随着南部监狱人口的增加，出租犯人便逐渐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每个南部州都将一部分判罪的罪犯------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因为轻罪被关押的黑人------交给私人商业家所使用。铁路公司、矿产公司和木材公司往往为了获得这种新型的廉价、强制性劳动力而相互竞争。劳工营地的条件非常糟糕，近似野蛮，疾病横行，死亡率极高。"死了一个，再补上一个"是这个制度发明者的一句名言。劳工骑士团曾将犯人劳工问题作为南部的一项主要问题提出来。1892年，田纳西的矿工们放火烧掉了关押犯人工人的工场，并把他们运送到南部以外的地方去。三年后，田纳西废除了出租犯人的制度，但却用一个州拥有的、使用监禁的犯人的煤矿取代了旧制度，后来几十年内，这个监狱从使用犯人劳动力中赚取了大量利润。
新南部梦想的破灭
19世纪80年代，亚特兰大的报纸主编亨利·格雷迪（HenryGrady）竭力鼓吹新南部的美好前景，即一个以工业扩张和农业多元化为基础的繁荣时代。事实上，白人种植园主、商人和工厂主们的确是发了财，但整个南部却陷入到越来越深的贫困之中。一些工业得到了发展，包括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矿业开采、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纺织业以及在某些南部城市的家具和卷烟制作工业等。乡村的棉花加工厂为附近农村贫穷白人家庭的所有成员提供了工作的机会。然而，这一地区对投资者的主要吸引力来自当地的低工资、低税收和使用罪犯工人劳动力的可能性，这些企业对整个南部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小。1900年，亚拉巴马的伯明翰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钢铁制造中心。除此之外，南部的城市仍然主要是棉花、烟叶和稻米的出口中心，并没有聚积多少工业和技术熟练的工人。总体来说，这个地区仍然依赖于北部为其提供制造业产品。1900年，南部的平均个人所得只占全国同比的60％。直到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 Roosevelt）总统仍将南部称为国家的"首要"经济问题。
南部黑人的生活
黑人农场主是南部乡村人口中处于最劣势地位的人，也是南部条件下的最大受害者。在南部的北面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机会------矿山、炼铁厂和卷烟厂雇用了一些黑人工人，相当一部分的黑人农场主也获得了土地。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沿海地区的稻米王国内，种植园主们无力筹集必要的经费来修复遭到内战破坏的水利灌溉工程和农业机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大型种植园都已经衰败和解体，许多黑人获得了土地，开始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场生活，但在南部腹地的大部分地区，非裔美国人在1900年拥有土地的比例比在重建结束时更小。
在南部城市里，内战之后出现的一些新体制组成的网络------学校和教会、商业、妇女俱乐部及其他类似的机构------成为了不断变得多元化的黑人城市社区的基础。这些体制支撑着一个黑人中产阶级的生长，这个阶级的成员主要是由教师和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或为黑人顾客服务的丧事经办人和鞋匠这样的商界人士组成。然而，劳动力市场是严格的按种族界限所划分的。男性黑人在工厂和工场中被排除在管理职位之外，在办公室的工作中被排除在像职员这样的白领工种之外。黑人妇女工资工人的比例高出白人妇女，但大多数人所干的工作是家庭佣人。她们不可能获得像秘书、打字员和百货公司售货员这类工作，尽管这些工作职位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即便在劳工骑士团消失之后，一些地方的工会，尤其是码头工人工会和矿工工人工会，都继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黑人会员（工人们之所以能在这些工种中打破种族界限而进行合作，原因之一是它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工工作环境；这种情形减少了那种白人工人的恐惧，即允许男性黑人参加工会后，会使他们得寸进尺，寻求与白人妇女发生性关系）。在大多数的职业中，南部为数不多的工会却都将黑人排除在外，构成了阻止黑人们争取经济进步的另外一道障碍。
移居堪萨斯
总的来说，一位历史学家写到，新南部是"一片充满凄凉和悲惨的土地，为数不多的几个富裕地方零零碎碎点缀在其中，但它们无法将光明带给环绕在它们周围的贫困"。黑人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经济底层后，便开始寻求移出南部的出路。1879---1880年，据估计大约4万到6万非裔美国人为寻求政治平等、免遭暴力迫害的自由、为寻求受教育的机会和经济机会，从南部移居到堪萨斯。移居者把他们的行动称为"Exodus"（出走），这个词是从犹太人从埃及逃离奴隶制的圣经故事中来的，说明这个行动的发生源自对自由的深深渴望。推动出走的人中包括了前逃奴本杰明·"帕普"·辛格尔顿（Benjamin"Pap"Singleton），他此刻组织起一个地产公司，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和展现堪萨斯富饶田园风光的图片。因缺乏创办农场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黑人移民最终成为城镇中的无技术劳工。即便如此，却没有什么人返回南部。用一位在出走运动中表现十分活跃的牧师的话来说，"我们为享有自由，宁可吃苦"。
尽管南部的前景变得每况愈下，但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除了待在南部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真正的就业机会的扩展是在北部城市中发生的。在不断扩展的产业经济中，大多数北部雇主拒绝雇用黑人，而愿意雇用来自乡村地带的白人移民和从欧洲来的移民。直到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中断了外来移民时，北部雇主才开始在产业工作中雇用黑人，由此推动了黑人大移民的发生（将在第十九章中讨论）。在此之前，大部分非裔美国人一直居住在南部。
黑人政治的衰落
黑人参加投票和担任公职的活动并没有在1877年时突然中止。民主党人为了巩固他们对州和地方事物的控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重新划分选区、在黑人占多数的县将原本选举产生的公职改为由任命产生等等，大量的黑人继续参加投票。有几名黑人甚至在19世纪80、90年代当选了国会议员。然而对黑人来说，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越来越受到限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部州立法机构中担任议员的黑人人数才逐渐回升到重建时期的水平。
对那些有才能、有雄心的男人来说，其他的渠道------经商、当律师和牧师------看上去可为个人成功和为社区服务提供一种比从政更大的机会。政治领袖的旗帜逐渐转移到黑人妇女积极分子手中。1896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会（The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将各地方和各区域的妇女俱乐部统一联合起来，同时为争取妇女权利和提高种族素质而奋斗。大多数妇女积极分子来自正在兴起、规模尚小的都市黑人中产阶级群体，她们将学习和保持必要的"受人尊重"的言行举止作为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一个内容来提倡。她们为贫穷家庭提供救济，开设如何持家、如何抚养孩子的课程，并在黑人社区中开展反赌博和反酗酒的活动。有些贫穷黑人妇女对中产阶级的这种教会她们如何在言行举止方面做到得体的努力十分反感。然而对于黑人妇女的改良主义者来说，要求获得与白人妇女一样的"受人尊重"的权利也是一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黑人都锁定在次等公民的地位上。
在重建结束后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舞弊和暴力情况的存在，南部黑人继续参加投票。在有的州，共和党始终保持了竞争的实力。在弗吉尼亚，一个主要由黑人共和党人和反对救赎者的民主党人组成的联盟发起了被称为"债务调节"的运动（theReadjuster movement，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提出的缩减或"重新调节"州的债务的口号）。他们在1879---1883年曾控制了州政府。田纳西和阿肯色也出现了挑战民主党统治的跨种族政治联盟。尽管平民党人的跨种族联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由黑白种族联手发动政治反抗的可能使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感到惊恐万分，这种威胁的存在极大地推动了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的发生。例如，在北卡罗来纳，一个平民党--共和党的联盟政府在1898年为一场充满暴力的选举所推翻，在威尔明顿（Wilmington）发生的一场骚乱把这种暴力活动推向高潮，导致了数十名黑人在骚乱中丧生。联盟政府结束之后，废除黑人选举权的运动随即在当地展开。
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
1890---1906年，为根除黑人选票的影响，每个南部州都制定了法律或修改了州宪法的相关条款。既然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将种族用来作为限制公民享有选举权的资格要求，南部如何能够从法律上废除黑人的投票权呢？南部立法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从字面上看是不带种族歧视的，但这些设计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消灭黑人投票。最常用的手段包括：要求选民缴纳人头税（一种公民为了保持投票权必须缴纳的费用），要求选民通过识字水平测试，要求选民向负责选举事务的官员展示他对州宪法的"理解"。有6个南部州还采用了所谓的"祖父条款"的规定，免除内战前（那时在南部只有白人才能投票）有资格投票的人的后代履行新投票规定的义务。祖父条款所包含的种族动机因过于明显，被联邦最高法院在1915年以违反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为由予以否定。其他限制黑人投票的方法则继续保留在南部的法律之中。
一些白人领袖将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行动说成是一种实施"良治"的策略------即通过终止舞弊、暴力和经常发生的对共和党和平民党人不利的选票操纵，从而使政治变得纯洁起来。然而，如一家查尔斯顿的报纸所说的，这种做法的最终目的是清楚地表明南部白人"不希望也从不打算将黑人纳入到自己的公民队伍中来"。民主党人不断的用"黑人统治"威胁来证明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合法性。尽管负责选举事务的官员经常允许没有达到资格要求的白人选民登记投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贫穷和不识字的白人丧失了投票权，这个结果受到许多种植园主和都市改良主义者的欢迎。例如，路易斯安那将登记参加选举的黑人选民人数从1894年的13万人减少到10年之后的1342人，与此同时，8万白人选民也丧失了他们的投票权。剥夺选举权的运动也直接为一代南部"政治煽动家"的兴起创造了机会，这些人往往通过使用极端种族主义言论来鼓动白人选民。19世纪90年代，汤姆·沃森曾企图组成一个跨种族的平民党人联盟，但在20世纪初时，他却通过连篇累牍地发表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进行恶毒攻击的言论，而以一种新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在佐治亚的公众生活中。
直到20世纪40年代，南部成年黑人只有3％是登记的选民。对黑人和许多白人公民选举权的剥夺显然有悖于19世纪出现的选举权走向更具包容性的趋势；但在没有北部认可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不可能得以完成。1891年，参议院否决了关于为南部黑人选举权提供联邦保护的立法建议。除祖父条款之外，联邦最高法院对剥夺投票权的法律也表示认可。根据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一州如果剥夺男性公民的投票权，它可能失去在国会的部分代表权。但是，与宪法中的其他条款一样，只要是涉及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这一条款便经常不断地遭到违反。这样，南部国会议员在全国政治中行使着远远大于他们那个很小选民群体所应分得的政治权力。对于黑人来说，在此后的数十年内，他们将把"选举权的丧失［视为］是自由的丧失"。
种族隔离法
在剥夺选举权运动发生的同时，19世纪90年代也目睹了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部的普遍实施。将种族分开的法律和地方习俗早有许多先例。内战前北部许多地方曾实施过这样的法律，并保持着这样的习俗。重建时期的南部学校和其他许多体制也都实施过种族隔离。19世纪80年代，南部的种族关系仍然处于一种并不确定的状态。一些铁路公司、戏院和旅馆平等地对待黑人和白人顾客，另一些则将他们隔离开来，或者完全将黑人排除在外。
1883年，在民权法案（CivilRights Cases）一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1875年民权法违宪。这项法律曾将在旅馆、戏院、铁路和其他具有公共服务目的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视为非法行为。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最高法院称，虽然禁止州政府对公民实施不平等的待遇，但并没有禁止私人商业这样做。1896年，在针对普莱斯诉弗格森案（Plessyv. Ferguson）做出的里程碑式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对要求黑人和白人隔离使用公共设施的州法表示了认可。这桩案件起源于路易斯安那州，该州立法机构要求铁路公司将乘车的黑人旅客隔离在一个分开的车厢或同一车厢中被隔离部分中。一个由新奥尔良黑人居民组成的公民委员会组织起来对这项法律提出挑战。为制造一个测试案例，肤色偏白的非裔美国人荷马·普莱斯（Homer Plessy）拒绝执行检票员要他换到"有色人种专用"车厢中去的命令，他因此而遭到逮捕。
公民委员会雇用阿尔比恩·图尔热（AlbionW. Tourgée）担任律师，请他在联邦最高法院面前为普莱斯进行申辩。重建时期，图尔热曾在北卡罗来纳任过法官，还勇敢地发起过打击三K党的斗争。"公民资格是全国性的，不带肤色区别的，"他强调说，种族隔离法违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关于平等的法律保护的原则。然而在8对1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对路易斯安那的法律表示支持，认为只要隔离的设施是"分离而平等的"，它们就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歧视。大法官中唯一持异见的是约翰·马歇尔·哈伦，他用一句后来常常为人引用的话来谴责多数派的判决："我们的宪法是色盲的。"他认为，种族隔离来自于白人将自己看成是"统治种族"（ 这是最高法院多数派判决中使用的词语）的信念，种族隔离违反了平等自由的原则。对哈伦来说，自由对于前奴隶而言，意味着一项完全而平等地参与美国社会的权利。
种族隔离与白人统治
如哈伦所预见的，各州对普莱斯案判决的反应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强制性地要求南部生活从学校到医院、接待室、厕所和公墓等每个方面都必须实施种族隔离。有的州严禁出租车不能同时搭载不同种族的人。尽管最高法院的"隔离但平等"原则对其中戴着"薄薄的伪装"（ 哈伦的短语）的平等部分有所要求，黑人使用的设施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就是明显的破烂不堪。1900年，整个南部没有一所州立黑人高中学校。一位观察者报道说，黑人小学所使用的建筑物"像牲口圈一样的糟糕"。
种族隔离不仅仅是一种将种族分离的形式，它是白人全面统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制度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剥夺黑人选举权、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质量低下的教育------进行着一种相互强化的互动。种族歧视的核心思想不仅仅是将种族分离，而是保证当黑人与白人进行交往时，无论是在政治、劳工关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白人总是要胜出黑人一筹。譬如，许多黑人也可以进入"白人专用"的车厢，但他们是以仆人和护理工的身份、而不是以应享有平等待遇的买票乘客的身份进入的。
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社会行为规范也随之而发展起来，对不同种族的行为做了具体的规定。一位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部的社会学家报告说，在商业场所，黑人必须要靠后站着，直到所有白人都得到服务之后方可上前。他们不能在白人面前抬高声音说话，或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自信和自尊；走在大街上他们必须给白人"让路"。在商店里买服装时，只有白人顾客才能试穿，而黑人却不能。
种族隔离对其他的群体也有影响。内战之后，华工被引入到密西西比河的一些地方作为劳动力使用，这些地方建立起三种相互分离的学校体制------白人、黑人和华人。在加利福尼亚，黑人、西班牙语裔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儿童经常与白人儿童在一起学习，但州法要求为那些"蒙古人种或中国人后代"的儿童建造不同的学校。在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尽管墨西哥人被非正式地看成是"白人"，但他们仍然被许多餐馆、娱乐场所和其他公共设施排斥在外。
私刑的兴起
那些企图对种族隔离制度提出挑战，或拒绝将屈辱待遇作为南部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来接受的黑人，不仅要面临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全面压制，而且还面临着暴力惩罚的威胁。1883---1905年，有50多人------大部分是黑人------在南部遭到私刑的惩罚------即被一群暴民谋杀。私刑的使用一直延续到进入20世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从1880年开始到20世纪中叶，私刑受害者人数达到了将近5000人。有些私刑是在夜间秘密发生的；有些则是事先刊登广告，吸引大批旁观者前来观看。这些暴民所从事的活动令整个文明世界感到震惊。1899年，一位名叫萨姆·霍斯（SamHose）的种植园劳工因自我防卫杀死了他的雇主，随后在佐治亚的纽曼，他在2000名看热闹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被残忍地杀害。有些人甚至从亚特兰大搭乘专车前来观看。包括幼童在内的一大群人观看施刑者如何先是一点一点地割掉霍斯的耳朵、手指和私处，然后把他放在火上活活地烧死，最后相互之间争抢他剩下的骨头。执法机构对私刑并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打算将那些犯罪之人绳之以法。
表17.1 1889---1918年发生私刑200次以上的州
| 州 | 私刑次数 |
| 佐治亚 | 386 |
| 密西西比 | 373 |
| 得克萨斯 | 335 |
| 路易斯安那 | 313 |
| 亚拉巴马 | 276 |
| 阿肯色 | 214 |
与许多其他私刑受害人一样，霍斯在死后被指控为强奸了一名妇女。许多南部白人将保护白人妇女的纯洁作为进行法律体制外复仇活动的正当理由。然而正如艾达·B.威尔士（IdaB. Wells）1892年针对发生在曼菲斯（Memphis）的一次私刑所写的报纸社论中所说，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关于强奸的指控都是"赤裸裸的谎言"。1862年，威尔士作为奴隶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她后来成为一名教师和报纸编辑。她在文章中谴责了曼菲斯的白人将3名黑人用私刑杀害的行径，结果一群白人暴民跑来，趁她外出的时候，捣毁了她的报纸《曼菲斯自由日报》（MemphisFree Press）。威尔士被迫移居北部，成为美国反对私刑活动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她直言不讳地宣称，就南部黑人所处的状况而言，美国无权把自己称之为是"自由的土地"。
私刑被如此广泛地使用，这在其他任何国家是闻所未闻的现象。例如，加拿大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使用私刑的案件——1884年从美国越境而来的一群美国人，进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后，用私刑来惩罚一个印第安人少年，理由是后者在被指控为犯了谋杀罪之后而逃跑。
多年之后，黑人作家布莱顿·杰克逊（BlydenJackson）回忆了20世纪初在肯塔基路易斯维尔长大的情形。路易斯维尔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新南部的生活场景。这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在这里，有一个"属于白人居住的世界......一个由城中心的旅馆、大电影院的底层......以及我只能以卑微的顾客或清洁工人身份才能进入的办公室内部密室组成的路易斯维尔"。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黑人的世界，"其中的家庭、人民、教会和学校，所有的一切都是黑色的"。"我知道，"杰克逊后来回忆说，"在这里有两个路易斯维尔......两个美国。"
记忆的政治
随着北部和南部的白人在19世纪80、90年代开始走向和解，美国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放弃了产生于内战时期，并在重建时期被写入联邦法律和宪法的种族平等的梦想。在大众文学和由历史参与者写作的回忆录中、在老兵们的团聚活动和公众的纪念活动中，内战被当成一种美国白人内部一次悲剧性的家庭争吵来记忆，黑人在其中并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这是一场"兄弟间的争吵"的战争，双方都为了崇高的事业------在南部是为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在北部是为了保卫联邦的生存------而英勇奋战。奴隶制逐渐地被看成是一个次要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不是引发战争的根本问题；在重建时，一个充满报复心理的北部不负责任地将权力交到前奴隶的手中，因而造就了一个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黑人统治"的时代。这种观点也为南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做法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人们不愿看到南部将再次陷入重建时代的"恐怖"之中。
南部政府在各地为纪念"失败的事业"（LostCause）竖立起各种纪念碑，学校的历史课本大肆强调奴隶生活的幸福和重建时代的种种邪恶；黑人士兵在赢得内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完全忘却了。事实上，当一群黑人老兵企图参加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一次纪念内战爆发5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一群白人暴徒冲上来撕掉了他们佩戴的军人勋章，还把他们赶出了会场。
自由界限的重新划分
对重建时代法律和宪法修正案事实上的否定以及将黑人贬低到次等公民的地位，折射出盛行于全国的思想和政策模式。随着19世纪即将结束，美国社会似乎正在为阶级和种族的分界线所分裂。经济学家西蒙·巴顿（SimonPatten）评论到，其结果是，人们普遍感到需要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重新界定和排斥那些不值得享有自由恩赐的人。他写道："南部有自己的黑人，城市有自己的贫民窟......美国体制的朋友们害怕愚昧无知的移民，工人们讨厌中国人。"如同巴顿所提到的，许多美国人开始接受一个越来越狭隘的关于公民国家的定义。这些新形式的排斥通过大众杂志所表现出来。这些杂志中各种侮辱人格的图像将黑人和其他"低贱"群体描绘成是比野蛮人和罪犯好不到哪里去、根本不配享有美国自由的人。
新移民和新本土主义
19世纪90年代目睹了美国移民来源的一次重大改变。在这10年中，尽管有一次时间漫长的经济萧条，仍然有350万新移民来到了美国，他们在工业化的北部和西部寻求工作的机会。一半以上的新移民并非来自爱尔兰、英格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传统移民国家，而是来自南欧和东欧，尤其是意大利、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普遍地把"新移民"看成是特殊"种族"的成员，从他们甘愿接受微薄收入的工作到带有所谓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天性，似乎都证明这些人所拥有的是一个低水平的文明。他们是"来自被打败种族中被打败的人"，经济学家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克（FrancisAmasa Walker）说到，他们代表了"适者生存斗争中的最糟糕的失败者"。一家俄亥俄报纸写到，美国的城市正在为外国人所淹没，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对自由的欣赏能力"，反而对民主政府构成了一种威胁。
1894年，一群波士顿的职业人士组成了限制移民联盟（ImmigrationRestriction League）；联盟要求禁止文盲进入美国，以减少移民的人数。这个建议在1897年得到国会的采纳，但相关法案却遭到格里夫·克利夫兰总统的否决。与南部一样，北部和西部各州也试行了各种方案，以将那些不值期望的选民排除在行使选举权之外。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州都采取了秘密投票或"奥地利式"投票法，既保护选民的隐私，又限制那些文盲对选举的参与（文盲再也无法在投票站接受政党积极分子的帮助）。有几个州取消了19世纪的另外一种做法，即允许移民在成为公民之前参加选举；它们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新的对居住时间和识字能力的要求。这些限制性措施在规模上都无法与南部对黑人选举权的剥夺，或对妇女选举权的继续剥夺相提并论。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选举权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公民权利。
排华行动与华人的权利
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内战之后曾得到非常广泛的扩展，此刻也正在被慢慢地收缩。两大政党的领袖们对来自中国的移民表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是一些"面目可憎、令人讨厌的、危险的、喜欢造反的"人，共和党领袖人物詹姆斯·布莱恩宣称。1850---1870年，几乎所有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都是单身男人，他们被劳工经纪人带入美国，在西部的金矿、铁路建设工地和工厂中工作。1870年初，一些华人家庭开始全家移民来美国，结果导致国会在1875年立法禁止华人妇女进入美国。这项法案的起草者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霍拉斯·佩奇（HoracePage），他坚持认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了从保护白人男性公民的健康出发，禁止中国妓女进入美国。但移民官员在实施佩奇法的时候，将随男人而来的妻子和女儿以及那些已在美国的华人妇女统统挡在了美国门外。
从1882年开始，国会暂时性地全面禁止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尽管非白人曾在过去被长期禁止通过归化变成美国公民，但这是第一次使用"种族"作为标准、禁止整个群体的人民进入美国。10年之后，国会延长了这个限制，并在1902年将其变成永久性的规定。美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自由和伟大"的国家，一位华裔美国作家桑松波（SaumSong Bo，音译）说，取决于在未来的时间内，"在这个排华法与自由的法之间，究竟哪一个法是生命力更为持久的纪念碑"。
排华法案开始实施时，一共有105000中国人住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西海岸，他们在当地经历了非常多的种族歧视，并时常遭到群体性的暴力攻击。他们对平等权利的要求强迫州和联邦法院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适用范围做出界定。例如，1871---1885年，旧金山没有向华人子女提供公立教育的机会。1885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泰普诉赫尔利案（Tapev. Hurley）的判决中，命令该市公立学校接受华裔学生。州立法机构立即做出回应，通过了实施种族隔离教育的立法，在旧金山建立起一所为华裔学生开办的学校。然而，自1860年就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居住的约瑟夫和玛丽·泰普夫妇坚持要求他们的女儿能够像其他孩子一样就近上学。"难道生为中国人是一种耻辱吗？"玛丽·泰普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难道不都是上帝所造的吗？"但她的抗议未能奏效。直到1947年之后，加利福尼亚才废除了要求华人学生分开就学的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也审理了有关华裔美国人地位的相关案件。在吴毅诉霍布金斯（YickWo v. Hopkins，音译）一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一致命令旧金山市对华人开办的洗衣店发放营业执照。该市政府曾一直拒绝这样做。剥夺任何人挣一份生计的权利，最高法院宣布说，"在任何自由盛行的国家里都是不能容忍的"。12年之后，在美国诉王金阿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音译）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允许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移民的子女成为美国公民。
然而，大法官们也肯定了国会拥有建立以种族为基础的移民限制规定的权力。在方月庭案（FongYue Ting，音译，1893）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命令联邦政府可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将身份为外国人的华人驱逐出境。在他提出的反对意见中，大法官戴维·布鲁尔（DavidJ. Brewer）承认，现在美国有一种反对这个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恶心"的人民的情绪；但"谁能保证"，他接着说，"这种力量不会在明天被用来针对另外一个阶层和其他的人民？"布鲁尔的确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1904年，联邦最高法院以方月庭案为前例，宣布维持一项禁止无政府主义者进入美国的联邦法的合法性，这项判决显示，对某一群体权利的限制可以如何变成政府侵犯其他人权利的法律依据。
排华行动深刻地影响了华裔美国人的美国经历，他们长久地被斥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人们对他们遭到美国主流社会排斥和孤立的状态也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何不妥。这一时期，国会也禁止了一些白人进入美国，从1875年开始禁止妓女和被判罪的重罪犯人，1882年又加入了"精神病人"和那些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我们还是一个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准备的避难所吗？"1892年，平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这样问道。
布克尔·华盛顿的出现
一些原来曾经在19世纪帮助扩展了自由范围的社会运动此刻也重新界定了自己的目标，以求在新的体制和思想框架下实现这些目标。一些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开始强调经济上的自救，强调靠个人奋斗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队伍；他们认为这比发动激进政治运动的做法将更为有效。
1895年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开始。那一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去世了；布克尔·华盛顿（BookerT. Washington）在亚特兰大棉花博览会上发表一篇备受赞赏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敦促黑人要学会适应种族隔离，放弃为争取民权和政治权利的激进斗争。1856年华盛顿出生时是个奴隶，他年轻时曾在弗吉尼亚的汉普顿学院学习。他接受了汉普顿学院创始人塞缪尔·阿姆斯特朗（SamuelArmstrong）将军的观点，即对于刚从奴隶制中走出来的非裔美国人来说，获得农场耕作和劳动技能远比享有公民权利更为重要。当他成为位于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Institute）的领导人之后，华盛顿就将这种观点应用到实践中去。塔斯基吉学院是一所以提供技术技能训练教育为主的中心（即专注于学习某一行业的技能，而不是接受广泛的综合教育）。
在他的亚特兰大演说中，华盛顿抛弃了废奴主义运动那种强调为争取平等而进行永无止境的斗争的传统。他敦促黑人不要力图去为废除种族歧视做劳而无获的斗争："在所有的、纯粹的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如同手指一样的相互分离，但在有关共同进步的所有事情上，我们应该团结得像一只手一样。"华盛顿劝告他的人民要从白人雇主那里寻求帮助，后者处在一个缺乏劳动力的土地上，他们更愿意雇用一支当地的、可靠的黑人劳动队伍，而不愿雇用那些加入工会组织的白人工人。华盛顿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成功地将从北部富有白人那里获得的资金用于支持塔斯基吉学院、黑人政治家的活动和那些赞同他观点的黑人报纸。然而，黑人社区内部对他的支持同时也说明，在19世纪后期，黑人普遍感到，向白人权力发动正面的进攻是不可能的，黑人应该集中精力，把他们被隔离的社区建设好。
美国劳联的兴起
在劳工运动内部，19世纪90年代劳工骑士团的死亡与美国劳联（AmericanFederation of Labor）的兴起也反映出类似的转向，即从范围广泛的改革传统转向追求更为具体的有限目标。如同霍姆斯特德和普尔曼罢工所显示的，与大公司的直接对抗很可能导致自杀性的结果。劳联创始人和长期主席塞缪尔·冈珀斯（SamuelGompers）宣称，工会不应寻求经济独立，不应追求骑士团提出的创造一个合作社会的乌托邦梦想，不应为了在政府中获得权力而组成独立的政党。相反，劳工运动应该全力以赴与雇主就为工会会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进行谈判。与布克尔·华盛顿一样，冈珀斯使用的语言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商业文化。事实上，他所率先开创的劳联政策被称为"商业工会主义"。冈珀斯接受了"契约自由"的思想，并非常老练地将这一观点转化成为反对法院对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进行干扰的理由。
19世纪90年代，工会会员的人数从19世纪80年代末的低谷时期开始回升。与此同时，劳工运动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具有包容性。劳联放弃了劳工骑士团曾经提出的工人阶级大团结的目标，而是将会员资格限制在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中------这些人只是劳工队伍的一小部分------从而将包括黑人、妇女和新近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内的大多数劳工排斥在外。劳联的会员主要集中在类似印刷和建筑这样的经济行业中，这些行业基本上是由小规模的、竞争性的商业公司组成，这其中的工人往往又是以他们的工种技术和族裔背景而联合起来。在钢铁和橡胶这样的基础工业中或在对经济起有主导作用的大规模的工厂中，劳联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妇女的时代
发生在妇女运动内部的变化也反映出类似的结合，即活动种类的扩展与目标范围的缩小。19世纪90年代开启了后来被人称作的"妇女的时代"------在一个长达30年的历史时期内，妇女尽管仍然没有选举权，却比从前享有了更多的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到此为止，几乎所有州都立法，赋予已婚妇女控制自己劳动所得和财产的权利以及独立签署合同和准备单独遗嘱的权利。1900年，挣取工资的工作妇女人数将近500万人。尽管她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年轻未婚的单身女性，干的主要是家庭佣人和制衣厂工人这样的传统工作，但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一代妇女也正在开始进入工资待遇较高的职员工种和专业职位。
通过由妇女俱乐部、禁酒协会和社会改革组织组成的网络，妇女在公共事务发挥的影响也与日俱增。1874年建立的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Women's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女性组织，会员人数在1891年达到了15万人。在保护家庭的口号下，联盟发起了一系列活动，从要求禁止酒精饮料（这被视为导致男人浪费工资和虐待妻子行为的罪魁祸首）到推动一个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内容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联盟的主席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Willard）说，妇女必须坚决抛弃那种认为"软弱"和依附他人是她们的天性使然的思想，要充满自信地加入到各种改革社会的运动中去。"一个范围更大的自由正在向美国妇女们走来，"1895年，她在马萨诸塞一家制鞋厂对男女罢工工人们发表演讲时这样宣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妇女无权进入这些运动。让这些运动到此为止吧。政治是妇女们大展身手的地方。"
1874年创作的石版画《妇女的神圣之战》。当年妇女禁酒协会成立，作品将禁酒运动的提倡者描绘成反对烈性酒的十字军。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重心也偏移到与当时盛行的种族和族裔正统观点保持一致的角度。早期的"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权主义"曾声称选举权是妇女地位整体转变的一个部分，这种思想从来没有真正地遭到否定。女权运动继续为妇女在就业、教育和政治中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然而，此刻那些主导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本土出生的中产阶级妇女比过去更加经常地开始谈论，选举权只能为"优等种族"中的受过教育的成员拥有。
新一代的选举权运动领袖人物认为，只要对男女一视同仁，教育水平和其他的选举权资格与女权运动的目标并不冲突。移民和前奴隶们在一种"考虑不周的匆忙的情况下"获得了选举权，全美妇女选举权联盟（National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的主席卡丽·查普曼·凯特（CarrieChampman Catt）宣称（这个组织是在1890年建立的，它将内战之后形成的两个相互竞争的组织合二为一了）。凯特说，将选举权赋予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可以帮助抵消北部那些"愚昧无知的外国选民"拥有的选票力量以及在南部发生第二次重建的潜在危险。当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公民表决案在加利福尼亚被击败时，许多女权主义者把失败归咎于"贫民窟的选票"，精英主义的观点在女权运动中也因此得到强化。1895年，也就是布克尔·华盛顿发表亚特兰大演说的那一年，全美妇女选举权联盟在那个实施种族隔离的城市举行了自己的年度大会。与其他美国体制一样，妇女选举权运动也与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握手言和。
走向世界强权
新帝国主义
19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内，随着美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帝国强权的身份亮相，公民国家（nationhood）的狭窄定义也被相应地放大到海外。在世界历史上，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以帝国主义时代而闻名的。这一时期，相互竞争的欧洲列强们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内部瓜分。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只是一个二流强权。1880年，土耳其的苏丹为了节省行政开支，决定关掉三个驻外使团。他选择了瑞典、比利时和美国。在那一年，美国海军的规模还不及丹麦或智利。1884---1885年，欧洲列强召开柏林会议，讨论如何瓜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因其与利比利亚的关系受到了邀请，但它并没有在最后的协议上签字。
整个19世纪，大帝国控制着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有的帝国是以陆地为基础的，如俄国、奥斯曼和中国，其他的则控制着通过海洋联结的、分布在几个大陆上的领土之上，如英国、法国和西班牙。1870年后，一种"新帝国主义"得以兴起，欧洲列强和日本是其中的主导力量。比利时、英国和法国整合并巩固了各自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德国也在那里获取了殖民地。英国和俄国力图在中亚地区增强各自的影响力，所有的欧洲列强都企图控制中国的部分地区。到20世纪初，亚洲、非洲、中东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为这些帝国瓜分干净。这场帝国扩张的理由是，扩张将把"文明"带给非欧洲世界中的那些所谓落后的人民。根据殖民主义占领者们的说法，当地人学习西方的价值观、劳动实践以及基督教。他们最终将会被赋予自我管理的权利，虽然无人知道做到这一点需要多长时间。与此同时，"帝国"也意味着"剥削"。
美国的扩张主义
19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的扩张只是在北美大陆上进行的。的确，自从"门罗主义"时代开始（见第十章），许多美国人就一直将西半球视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长期以来，关于获取古巴的谈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格兰特总统曾打算兼并多米尼加共和国，但因参议院的反对而未能实现。1890年之前获得的最后一块领土是阿拉斯加，由国务卿威廉·苏厄德于1867年从俄国购得；那些看不出这桩买卖有何目的的人将此嘲笑为"苏厄德的冰箱"。但苏厄德却对阿留申群岛很感兴趣，它是阿拉斯加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面积延伸到亚洲的地域；苏厄德认为，这个地方可以成为太平洋上美国商船的加煤站。
大部分眼光投向海外的美国人感兴趣的是扩大贸易，而不是获取领土。国家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不再可能全部为国内市场所消化。1890年，辛格缝纫机公司与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向海外推销产品。在经济走入低谷的时候，商业领袖们尤其强调需要获得更大的通向外国消费者的渠道。
帝国的诱惑
19世纪末，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思想家群体大张旗鼓地鼓吹美国的扩张主义；他们警告说，美国一定不能让自己被排斥在帝国瓜分世界的过程之外。在《我们的祖国》（OurCountry，1885）一书中，有名的公理会牧师乔塞亚·斯特朗（JosiahStrong）试图更新天定命运的思想。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在北美大陆展示了他们追求自由和政治自治的特殊才能，斯特朗宣称说，现在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体制和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的"低贱种族"中去。他说，既然将"野蛮人"变成文明人的方法之一是将他们变成美国商品的消费者，而美国的经济也必将从中获益匪浅。
1897年12月1日刊登在《帕克》杂志上的漫画，把兼并夏威夷想象成为一场枪口下的婚礼。麦金利总统扮演牧师的角色，阅读一本名曰《兼并政策》的书。夏威夷新娘则四处寻找逃脱的机会。大部分夏威夷人并不赞同美国的兼并。
海军军官艾尔弗雷德·马汉在其著作《论海洋权在历史上的影响》（The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890）中提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支大型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并受到拥有海外基地的强大海军力量保护的商船队，这个国家是不会走向经济繁荣的。就在马汉出版他著作的那一年，联邦人口统计局宣布，因为所谓定居和非定居地区的界限已经无法清楚地得到区分，边疆已经不再存在了。"美国人，"马汉写道，"现在必须开始向外看。"他的观点对本杰明·哈里森政府时期（1889 -1893）的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布莱恩敦促总统努力争取夺得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古巴等地，用以作为美国海军的战略基地。
尽管夏威夷拥有独立的地位，但它与美国之间通过一系列条约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美国免除了从夏威夷进口的糖业产品的关税，并在珍珠港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夏威夷的经济主要由美国人拥有的蔗糖种植园控制，这些种植园雇用了由岛上的当地人和签有长期劳工合同的中国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组成的劳动力队伍。1893年初，一群美国种植园主发动了一场反叛，推翻了利留卡拉尼女王政府的统治。在离职前夕，哈里森向参议院递交了兼并夏威夷的条约。考虑到大部分夏威夷人不会支持这个条约，哈里森的继任者格里夫·克利夫兰将其从参议院撤回。
1893年开始的经济萧条使美国更加迫切地感到，必须采取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对经济和民族分裂的恐惧也助长了强制性民族主义思潮的生长。面对社会冲突和新移民，政府和民间组织在19世纪90年代大力推动一种强调统一的爱国主义。也就是在这些年代里，忠诚宣誓（Pledgeof Allegiance）和在奏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时全体起立等类似做法开始进入美国人的生活之中。对国旗表示尊重是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的传统，但"国旗崇拜"的传统，包括设定一个官方的国旗日，却是从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新的、大量流通的报纸也竭力推动民族主义的情绪。19世纪90年代末，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 Hearst）的《纽约日报》和约瑟夫·普立策（JosephPulitzer）的《纽约世界》这样的报纸------因赫斯特用黄色来印制一个受人欢迎的连环画系列，批评者们把这类报纸贬称为"黄色小报"（yellowpress）------每日销售量都在百万以上，它们将引人入胜的关于犯罪活动和政治腐败的报道与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大肆鼓吹结合在一起。
"一场漂亮的小战争"
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以一个世界强权的身份出现作出了贡献。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不是在美国国内，而是来自古巴人为从西班牙赢得独立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之中。1868年，古巴人在反叛之后进行了长达10年的游击战。1895年，要求独立的运动再度展开。随着大量的关于在西班牙统治下平民被捕并被关押到集中营的报道传入美国，美国人对古巴人斗争的支持日渐高涨。
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哈瓦那的美国战舰"缅因号"发生爆炸，导致将近270人死亡，后来的调查显示，这可能是一场偶然事故，但要求干预古巴事务的呼声骤然激增。黄色报刊将爆炸案归咎于西班牙当局，要求对其实施报复。当西班牙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先在古巴实行停火、最终古巴获得独立的建议之后，麦金利总统于4月要求国会向西班牙宣战。战争的目的，科罗拉多参议员亨利·特勒（HenryTeller）宣布，是为处于争取"自由和权利"斗争中的古巴爱国者们提供资助。为了强调政府的人道主义动机，国会通过了特勒的修正条款，条款宣称美国没有兼并和控制古巴岛的企图。
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把美西冲突称为是一场"漂亮的小战争"。战争只延续了4个月的时间，美国的战场死亡人数不到400人。1898年以前对帝国扩张并不感兴趣的麦金利此刻接受了这一思想。这场战争最具决定性的战斗不是在古巴发生的，而是在马尼拉海湾展开的，这是位于遥远太平洋另外一边的菲律宾群岛之中的一个颇有战略意义的港湾。在这里，美国海军在乔治·杜威（GeorgeDewey）海军上将的指挥下，5月1日击败了西班牙的舰队。随后不久，士兵们登上海岸，成为第一批在西半球之外进行战斗的美国军队。7月，美国军队又在古巴的圣地亚哥赢得了一场海战的胜利，美国军队成功地在古巴和波多黎各登陆。
罗斯福在圣胡安山
报道最多的陆地战斗发生在古巴。这是一场由西奥多·罗斯福指挥的莽骑兵（RoughRiders）对圣地亚哥外围的圣胡安山发起的进攻。作为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罗斯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需要一场战争来恢复国家的团结和增强阳刚之气；他感到，这些东西在19世纪90年代都被弱化了。当战争爆发时，差几个月才满40岁的他辞去了助理海军部长的职务，组织了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骑兵队伍，急急忙忙赶赴古巴，参加战斗。罗斯福把他的队伍看成是美国社会构成的典型组合，集中了从常青藤盟校来的运动员、西部牛仔、不同移民群体的代表，甚至还有一些印第安人。然而，因为军队仍然实施种族隔离制度，他也将黑人排除在自己的军队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莽骑兵冲上圣胡安山的时候，他们发现由黑人组成的支队已经先于他们达到了山顶------罗斯福在他的战斗报告中抹去了这一事实，而他的报告为大众媒体广为翻印传播。罗斯福的英雄业绩使他成为了民族英雄。1898年秋，他当选为纽约州州长，随后又在1900年成为麦金利的副总统。
一个美利坚帝国
在黄色报刊的支持下，战争很快从一场资助受苦受难的古巴人的远征变成了一场建立帝国的冒险活动，美国最终拥有了一个小型海外帝国。1898年7月，美国兼并了夏威夷群岛。麦金利同时也认定，美国既不能将菲律宾归还给西班牙，也不能赋予其民族独立的地位，他认为当地人尚未做好独立的准备。在一次与一群卫斯理派牧师会晤的时候，总统谈到他获得了一种神的授意，即美国人有责任来"提高"菲律宾人的素质，把他们"变成文明人"，训练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在与西班牙签订的停战协议中，美国获得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位于太平洋的关岛。在承认古巴的独立之前，麦金利强迫这个岛国的新政府批准针对新古巴宪法的普拉特修正案（由康涅狄格的参议员奥威尔·普拉特［OrvilleH. Platt］起草），该修正案授权美国在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同时也获得了古巴一些海军设施的永久租借权，包括现在位于关塔那摩海湾的海军基地。
美国对新获取领土的兴趣更多是在于开展贸易，而不是从那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财富或向那里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定居活动。波多黎各和古巴（即便在承认它的独立之后，美国仍然在关塔那摩海湾保留了一个海军基地）是通向拉丁美洲的门户也是美国对整个西半球扩展海军和建立海上强权的战略要地。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位于通向日本和中国的航道上。1899年，在美西战争结束后不久，国务卿海约翰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最近刚将中国划分成不同的商业势力范围的欧洲列强给予美国出口商品同等的通道。门户开放指的是商品和金钱的自由流动，而不是指人口。即便在美国立法禁止中国人移民进入美国的时候，它仍然要求获得进入亚洲市场的通道和进行投资的机会。
菲律宾战争
许多古巴人、菲律宾人和波多黎各人对美国的干预表示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在帮助他们打破西班牙对这些殖民地的长期统治。大种植园主们希望更多地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当地的精英阶层也希望借助美国人的出现来阻挡那些反叛性民族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民族主义者和劳工领袖们对美国的民主思想甚为崇尚，他们相信，美国参与摧毁西班牙统治的斗争将给他们的地区带来社会改革和政治上的自治政府。
然而，美国决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控制菲律宾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当地民意的骤然改变，这种改变在菲律宾最为突出和迅速。菲律宾人自1896年起一直在与西班牙人作战。在杜威赢得马尼拉湾的战役之后，菲律宾人的领袖埃米利奥·阿奎纳尔多（EmilioAguinaldo）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以美国宪法为样板，制定了一部宪法。当麦金利决定要继续占领这些岛屿时，菲律宾人的运动就转化为反对美国人的运动。第二次战争随即发生。这场战争比美西战争的时间更长（从1899年延续到1903年），结果也更为血腥（有10万菲律宾人和4200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丧生）。今天，在所有的美国战争中，这可能是人们记忆最少的一场战争，但在当时，人们却密切地关注这场战争，并在国内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各种关于美国军队在那里施行暴行的报道------烧毁村庄、迫害战俘、强奸妇女和处死平民等------极大玷污了这个国家自封的解放者的形象。"我们并不想给菲律宾人民以自由，"马克·吐温抱怨说，"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征服他们。"
麦金利政府竭力为其政策开脱，说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菲律宾人的地位，将他们"变为文明人、变成基督教徒"（尽管当地绝大多数的居民已经是罗马天主教徒了）。1901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Howard Taft）开始担任菲律宾的总督，他认为，要把菲律宾人提高到能够欣赏"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的水平，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
控制菲律宾之后，美国当局开启了一系列经济现代化的计划。殖民地当局扩建了菲律宾群岛的港口和铁路，并引入了美国的中小学教师和公共卫生的官员。但是在所有新占有的领土上，美国的政策倾向于为那些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精英阶层（包括菲律宾本土出生的地主阶级、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的美国蔗糖种植园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政策给大量的农村人口遗留下长期的贫困问题。波多黎各原本是一个拥有各种各样的小农场主的岛屿，在美国的统治下，其经济变成了一种由在外公司（absenteecorporations）控制的、低工资的种植园经济。直到20世纪20年代，它的居民是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最贫穷的人口。
公民还是臣民？
美国统治也带来了美国的种族观。在他1899年写的一首诗中，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敦促美国人要承担起帝国主义这个"白人的负担"。鼓吹帝国思想的美国人认为，由白人对非白人进行控制是文明进步的一部分。在被派往菲律宾去与阿奎纳尔多作战的美国士兵中有几支黑人队伍。他们从前线寄回家的信提到，白人部队对菲律宾人所施行的暴行与在他们在国内"对有色人种的态度"是同样的。"美国比西班牙更好吗？"一个曾参加过圣胡安山之战、名叫乔治·普里奥洛（GeorgePrioleau）的黑人骑兵问道。
美国成功步入帝国列强行列的现实引发了一场关于政治民主、种族和美国公民资格之间关系的激烈辩论。美国政府制度中并没有关于永久性殖民地的条款。每个民族拥有政治自治的权利是独立宣言宣示的主要原则之一。［杰斐逊的］"自由帝国"的思想的含义是，新获得的领土最终将以平等州的身份被接纳加入联邦，它们的居民也将成为平等的美国公民。然而，在美西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民主和美国自由等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地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优越性等同起来。
两大政党的领袖们一方面决心保留这些新的海外领土，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些被一位众议员称为的"属于异类种族和讲外国语"的人民无法被纳入联邦之中。1900年的《福勒克法》（ForakerAct）将波多黎各宣布为一个"岛屿领土"，与从前的西部领土不同。该领土上的100万居民被定义为波多黎各公民，而不是美国公民，也被剥夺了在未来组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菲律宾人也被给予相同的地位。在1901到1904年判决的一系列被统称为海岛案（InsularCases）的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坚持说，宪法不能完全适用于最近由美国获取的领土------这是对美国自由适用范围的一个重大限制。国会，最高法院宣称说，必须承认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地区居民的"基本的"个人权利。但除此之外，国会可以无限期地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这些地区。这样，当涉及这个国家的新领土时，自独立战争时建立起来的、位于美国自由中心位置的两个原则------无代表权不得征税、政府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就被抛弃了。
20世纪，这些在1898年获得的领土将会踏上不同的命运之路。拥有众多美国传教士和种植园主人口的夏威夷成为了一个传统的联邦领土。它的人口，除了亚洲的移民劳工之外，变成了美国公民。夏威夷将在1959年以州的身份被纳入联邦。在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统治之后，菲律宾在1946年获得了国家独立。在1950年之前，关岛一直由美国海军管理，至今仍然处于"未被纳入的"领土的地位。至于波多黎各，有时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老的殖民地"，因为自西班牙在1493年占领它的时候起，这个岛就一直未能建立起过完全自治的政府。国会在1917年将美国公民资格赋予了波多黎各人。今天，波多黎各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处在或者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或者走向独立的边缘之间。这个岛拥有一个"自治政体"的地位。它选举自己的政府，但在美国国会没有代表，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没有发言权，它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掌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手中。
"是共和国，还是帝国？"
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列强的出现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反对者组成了反对帝国主义联盟（Anti-ImperialistLeague）。联盟将不同的人联合起来：认为美国应该把精力放在国内改革事业的作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对维持海外军事设施的耗费充满恐惧的商人以及不希望将非白人人口纳入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等。联盟的著名成员包括《民族》杂志的主编E.L. 戈德金、小说家威廉·迪恩·豪厄尔斯（WilliamDean Howells）以及劳工领袖乔治·麦克尼尔（GeorgeE. McNeill）。联盟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出版了名为"自由小册子"的传单，警告国人说帝国与民主是完全互不相容的。美国的历史使命，同盟宣布说，是"通过树立一个成功的自治政府的榜样来帮助世界"，而不是去征服其他的人民。一个"自由人的共和国"，反帝国主义者强调说，应该帮助"处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之中的"波多黎各人和菲律宾人，而不是将他们置于殖民统治之下。
1900年，民主党再次提名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与麦金利竞争。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对菲律宾战争表示反对，因为它将美国置于一种"非美国式"的位置，"使用军事力量来粉碎"另外一个人民"追求自由和自治的愿望"。反帝国主义联盟的主席乔治·鲍特威尔（GeorgeS. Boutwell）宣布说，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最紧要的问题是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性质------是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帝国"？
然而，支持扩张性帝国外交政策的人也采用了一种自由的语言，而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矛盾或难堪之处。反帝国主义者才是真正的"自由福音的离经叛道者"，外交官和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贝弗利奇（AlbertBeveridge）强辩说，美国之所以向海外扩张，并不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或国家霸权，而是为了把"自由的新天地"带给世界各地的人民。美国是一个"具有仁慈之心"的帝国主义，它的根源深扎在一种立志帮助落后文化提高地位、将自由洒遍全球每个角落的民族使命之中。但是，贝弗利奇也没有忘却更现实的考虑。美国的贸易，他指出，"从此必须与亚洲联系在一起。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我们在什么地方去为我们的剩余产品找消费者呢？这个问题由地理位置做出了回答。中国是我们不言而喻的顾客。"而菲律宾则掌握着控制"整个东方商业环境"的关键。在美西战争掀起的爱国主义浪潮的帮助下，随着经济从1893---1897年经济萧条中的复苏，麦金利在1900年再次重演了1896年的胜利。
在20世纪的曙光来临之时，美国看上去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加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国内外的作者充满信心地预测美国的影响将很快扩展到全球。在他1902年出版的《新帝国》（TheNew Empire）一书中，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布鲁克斯·亚当斯预测说，因为它所具备的经济实力，"如果美国不能一下超越所有帝国的话，......［它也将很快］超越任何一个单独的帝国"。这个预测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会得以实现。然而在1900年，许多表现20世纪大部分时期美国生活的特征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工业生产方面，美国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1897---1904年的企业合并使巨型公司掌控了国家经济的一大部分。政治体制获得了稳定。北部和南部的白人握手言和，达成了谅解，而与此同时，种族排斥的界限------对黑人实行的种族隔离、将中国人排斥在准予进入美国的移民队伍之外、将印第安人限制在保留地上等------则限制了自由和公民资格的适用范围。
19世纪关于自由的辩论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创造自由的条件时应扮演的角色以及谁应该享有公民权利------并没有获得一劳永逸的答案。同样没有解决的难题是：美国如何在其所扮演的帝国角色与其传统的自由理想之间求得一种自圆其说。这些都是19世纪留给20世纪第一代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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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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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inikoff,Alexander. Semblances of Sovereignty: The Constitution, the State, and AmericanCitizenship (2002). 包括了一个对美国少数种族和美国海外领土居民的公民资格的详细讨论。
Blight, David.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 (2001). 探讨了一种掩盖了奴隶制问题的内战记忆在促成区域和解和导致种族隔离制度兴起过程中的作用。
Brands, H. W.The Reckless Decade: America in the 1890s (2002). 一部关于这10年历史的生动描述之作。
Factor, Robert L. The Black Response to America: Men, Ideals, and Organization from FrederickDouglass to the NAACP (1970). 讨论黑人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包括布克尔·T. 华盛顿的思想以及他的批评家们。
Goodwyn, Lawrence. The Populist Mom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grarian Revolt inAmerica (1978). 一部对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与衰落带有同情心的研究著作。
Higginbotham,Evelyn. Righteous Discontent: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Black Baptist Church,1880-1920 (1993). 解释了为什么在男性黑人丧失了投票权之时，黑人妇女发展出自己的对公共生活施加影响的体制和活动。
Kraditor, Aileen S.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1962). 一部对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各种倾向的仔细研究著作。
Krause, Paul. The Battle for Homestead, 1880-1892: Politics, Culture, and Steel (1992). 一部对这一时代最为轰动的劳资冲突的研究著作。
LaFeber, Walter.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1963). 一部探讨导致美国获取海外帝国的各种力量的经典著作。
Linn, Brian M.The Philippine War, 1899-1902 (2000). 一部关于美国的"被忘却的战争"的深入研究著作。
McClain, CharlesJ.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1994). 探讨华裔美国人如何反对对他们实行歧视的制度以及如何争取自己权利。
McMillen, Neil R. Dark Journey: Black Mississippians in the Age of Jim Crow (1989). 一部关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生活以及种族隔离运作界限的重要研究著作。
Perez, Louis A.The War of 189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1998). 展现美西战争中古巴方面的历史，并对古巴争取独立的运动以及美国干预如何影响了这场运动进行了深入讨论。
Sanders, Elizabeth. Roots of Reform: Farmers, Workers,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877-1917(1999). 强调农场主运动提出了许多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改革相关的建议。
Woodward, C.Vann.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1877-1913 (1951). 一部关于新南部的经典研究著作，强调南部的统治者如何未能满足大多数南部白人和黑人的需要。
第十八章 进步时代
1900 - 1916
［大事年表］
1889简·亚当斯创办赫尔堂
1898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妇女与经济学》
1900西奥多·德莱塞的《嘉丽妹妹》
1901麦金利遇刺
美国社会主义党成立
1902西奥多·罗斯福支持煤矿工人罢工
1903妇女工会联盟成立
1904林肯·斯蒂芬斯的《都市耻辱》出版
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出版
北方证券公司被解散
1905福特汽车公司成立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成立
1906厄普顿·辛克莱的《丛林》出版
纯净食物与药品法
肉类加工检查法
赫伯恩法
约翰·A. 瑞安的《一份生计工资》出版
1908马勒诉俄勒冈州案
1911三角连衣裙公司火灾
美国印第安人协会成立
1912西奥多·罗斯福组织进步党
联邦儿童局建立
1913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生效
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生效
联邦储备系统建立
1914克莱顿法
拉德洛屠杀
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
沃尔特·李普曼的《趋势与主宰》出版
1915本杰明·P. 德威特的《进步运动》出版
都市时代和消费者社会
农场与城市
进步时代是一个经济急剧增长的时期，不断扩大的工业生产、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消费市场的继续扩展等，都为经济发展添加了燃料。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内，经济总产量增加了85％。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场与城市同时增长的时代。随着农产品价格从19世纪90年代的低谷状态恢复过来，美国农业进入了后来人们所称的"黄金时代"。都市地区的发展刺激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农场主家庭如潮水般地涌入到西部大平原地区。联邦政府收到100多万份以1863年宅地法名义要求获得免费政府土地的申请------这个数字超过了过去40年的总和。1900---1910年，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两地的人口加起来共增长了将近200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达科他三地共增加80万人。水利灌溉系统将加利福尼亚的因皮里尔河谷（ImperialValley）地区和亚利桑那州的一部分地区转化成为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区域。
表18.1 城市的兴起，1880 -1920
| 年 | 城市人口 （百分比） | 城市数 （10万人以上） |
| 1880 | 20 | 12 |
| 1890 | 28 | 15 |
| 1900 | 38 | 18 |
| 1910 | 50 | 21 |
| 1920 | 68 | 26 |
然而，真正成为进步时代政治和新的大众消费社会焦点的是城市。在整个工业化世界中，大城市的数量成倍地增长。美国有50座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最大的城市是纽约市，它的居住人口在1910年达到了470万。面积仅23平方英里的曼哈顿岛上居住了200万人，超过了美国33个州人口的总和。其中1/4的人居住在下东城区（LowerEast Side），这个移民人口构成的居住区的人口密度超过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
19世纪90年代那种刺眼的都市贫富悬殊现象继续延伸到进步时代之中。住在纽约市下城公寓楼中的移民家庭经常没有供电或室内厕所的设施。由此向北3英里外的第五大道上矗立着百万富翁们的豪宅。根据一项估计，J.P. 摩根金融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美国金融和工业资本的40％。根据1912年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与巨大财富同时并存的现象是，美国有1/3的煤矿和制造业工人生活在"真实的贫困"之中。
城市为艺术家、作家和改良主义者带来了灵感。19世纪画家们集中关注的是多姿多彩的美国风景（如哈得孙河流派的画家所展示的），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表现自然奇观的油画。此刻，城市和它的日常生活抓住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像乔治·贝洛斯（GeorgeW. Bellows）和约翰·斯隆（JohnSloan）这样的画家与像艾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Stieglitz）和埃德华·斯泰肯（EdwardSteichen）这样的摄影家，都把都市景色中的电灯、人来人往的酒吧和剧院以及直冲云霄的摩天大楼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城市充满了年轻充沛的活力，看上去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化身。
"扒粪者"
然而，其他人却把城市看成是一个大公司贪得无厌地腐蚀和破坏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地方。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间，200万不满15岁的儿童为了工资而工作。刘易斯·海因（LewisHine）拍摄了童工的照片，以引起公众对持续的社会不平等的关注。为那些发行量巨大的全国性杂志写作的新一代记者们也参与到揭露工业生活和城市生活种种弊病的工作之中。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phens）的《都市耻辱》（TheShame of the Cities, 先于1901---1902年以连载形式发表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后于1904年集结出书）揭露了政党大佬和商界大亨们如何从政治腐败中受益。《麦克卢尔杂志》还聘用艾达·塔贝尔（IdaTarbell）将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盛气凌人和操纵经济的手段揭露出来。1904年，她出版了两卷本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这部书是被西奥多·罗斯福讽称为"扒粪"(1)意即使用新闻记者的技巧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这一时代重要的小说家也采用了同样不留情面的方式对社会弊病予以揭露。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Dreiser）的《嘉丽妹妹》（SisterCarrie, 1900）描写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年轻女子如何在严酷的芝加哥都市环境中堕落成为妓女的过程。这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可能要算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的《丛林》（TheJungle, 1906）。小说对屠宰场肮脏的工作环境和腐烂肉类销售所作的描述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惊和愤怒，并直接推动了国会在1906年通过纯净食物与药品法和肉类加工检查法。
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移民活动
如果20世纪早期的城市有什么鲜明特征的话，那就是，它们是由移民人口组成的城市。以南欧和东欧移民为主的"新移民"运动（见第十七章的讨论）自1890年左右开始，在进步时代达到顶峰。从1901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总共有13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大部分人来自意大利、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事实上，进步时代的移民活动是一个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移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工业化的扩展和传统农业的衰落的推动而产生的。波兰人不仅移居到匹兹堡和芝加哥，而且也移居到德国的工厂和苏格兰的煤矿去谋生。意大利人也移居到比利时、法国、阿根廷和美国等地。在这期间，每年有75万中国人移民前往其他国家。
从1840到1924年（即进入美国的移民活动事实上得以终止的那一年），大约有4000万人移民来到美国，另外还有2000万人来到西半球的其他地方，包括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个人口流动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人口转移运动的一部分，转移的过程主要发生在亚洲。数百万人移民到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大多数的移民来自印度和中国。还有数百万人从俄罗斯和亚洲北部移民到满洲(2)、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
导致这场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原因很多。南欧和东欧的乡村地区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长期以来处在多重困境之中：蔓延不止的贫困、文盲现象、沉重的税收负担以及衰退的经济等。国内的政治动荡，如1911年后使墨西哥陷入动荡的革命之类，也刺激了向外移民运动的出现和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可被看成是"自由劳动力"。大量来自中国、墨西哥和意大利的移民，包括从这些国家来到美国的移民，其身份是长期契约劳工。这些劳工合同是与劳工招募人签订的，后者负责为美国公司招募劳工。所有吸引移民的地方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边疆地区------从事农业生产、采矿业或工业生产的地区------但这些地方同时也拥有不断增长的工作机会。
大部分来美国的欧洲移民是从纽约港湾的埃利斯岛（EllisIsland）进入美国的，自1892年起，这里便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办理移民入关手续的地方。今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追溯自己祖先的来源时会发现至少有一人是经埃利斯岛进入美国的。那些不太走运的移民，即那些没有通过体检的、或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妓女或因其他原因被视为不能入境的，则从这里被遣返回家。
与此同时，亚洲和墨西哥的新来者也从西部大量涌入美国。在19世纪后期排华法通过之后，一小部分日本人来到了美国，他们主要在加利福尼亚的果园和菜园农场以及夏威夷的种植园内工作。1910年，日裔人口已经达到72000人。在1910---1940年，旧金山海湾的安琪尔岛（AngelIsland）------即"西部的埃利斯岛"------是亚洲移民进入美国的入口处。
表18.2 1920年10个主要城市中的移民及其后代占人口的百分比
| 城市 | 百分比 |
| 纽约市 | 76 |
| 克里夫兰 | 72 |
| 波士顿 | 71 |
| 芝加哥 | 71 |
| 底特律 | 65 |
| 旧金山 | 64 |
| 明尼阿波利斯 | 63 |
| 匹兹堡 | 59 |
| 西雅图 | 55 |
| 洛杉矶 | 45 |
比亚洲移民人数更多的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1900---1930年，有100万墨西哥人（占墨西哥人口的1/10）进入了美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欧洲国家的移民人数超过了这一数字。许多墨西哥人是通过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ElPaso）进入美国的，这是从西南部进入美国的主要通道。许多移民最终到加利福尼亚的圣加布里埃尔峡谷安家落户，那里的柑橘种植主们急需廉价劳动力，早些时候他们曾试用过包括土著印第安人、南亚人、华人和菲律宾人在内的移民劳工。
1910年，美国人口的1/7是在外国出生的，这是美国历史上外国出生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最高比例。纽约市人口的40％是在国外出生的。在芝加哥和其他较小的工业城市，如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密尔沃基和旧金山等，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也达到了30％。尽管不少新来者进入西部，在日益扩大的农业中寻找机会，但绝大多数人留在工业城市之中。1910年，在20个主要制造业和采矿业中大约有3/5的工人是外国出生的移民人口。
移民对自由的追求
与他们在19世纪的先行者们一样，新移民抵达美国时也同样把这个国家想象成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所有人在这里都可享有法律面前的平等，能够追求自己的宗教信仰，能够获得经济上成功的机会，能够从他们故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中获得解放。"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位波兰移民在家信中写道，"你不会再是一个农奴了。"由美国政府派往国外进行调查的人报告说，促使大量移民选择来美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享有"美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与繁荣"。自由，报告人接着说，主要是一种经济上的目标------希望能够摆脱"无望的贫困"和获得一种在国内无法达到的生活水平。一些新移民，尤其是来自俄罗斯为逃避宗教迫害的犹太人，把自己看成是不再回归的永久性移民，但大部分的新移民最初只是打算在美国挣一笔钱，然后回国买上一块土地。墨西哥和意大利人包括了许多"候鸟"式（birdsof passage）移民，他们只在美国做短期、暂时的停留。1908年，美国经济遭遇了下滑，当年离开美国的意大利人多于进入美国的意大利人。
新移民们主要集中在由同一"族裔"成员密集居住的社区之中，社区里有自己的商店、剧院和各种组织，所使用的语言也经常是自己的母语。早在1900年，在美国出版的外语报纸数量就达到1000种以上。在纽约的东哈莱姆区的反教士派的意大利移民，尽管他们对意大利国内天主教会与压迫性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常痛恨，仍然积极参与每年一度的圣母马利亚游行活动。当意大利裔美国人散居到市郊区域之后，他们每年仍然返回市区来举行这项庆祝活动。
尽管大多数移民挣到了比在原来贫困地区更多的收入，他们同时也忍受了低工资、长工时和危险工作环境的待遇。在宾夕法尼亚和中西部的矿山和工厂中，东欧移民所干的工作主要是低工资的、非技能性工作，而本土出生的工人控制了技术性的和监管性的工作职位。墨西哥移民的绝大部分人成为工资待遇极低的、上升经济机会渺茫的农业工人、矿山工人和铁路工人。"我的人民不是生活在美国，"一位斯拉夫裔的牧师说，"他们生活在美国的地底下。"
消费者的自由
城市也是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诞生地，而大众消费也给美国自由增加了新的内容。美国生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在其他国家只能为富人所享有的东西在这里可以为公民大众所享有，这种思想其实并不是进步时代特有的。然而，正是在进步时代，因为市中心大型百货商店、城市郊区连锁店和为农场主、小城镇居民服务的代销商和邮购商的出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才享受到了从美国工厂中大量生产出来的各类商品。1910年，美国人可以从众多商品中购买电动缝纫机、洗衣机、除尘器和留声机。低工资、收入水平的不平等和南部的持续贫困等限制了消费经济的规模。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消费经济的全部潜力才会在美国得到全面的展示。然而在进步时代的美国，大众消费却成为一种新的、对自由的理解的基础，那就是，自由意味着人应该拥有获得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丰富商品的权利。
休闲活动也成为大众消费的重要特征。游乐场、舞厅、剧院等吸引了大批城市居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是歌舞加杂耍的表演，这是一种现场戏剧表演，内容包括一些带有歌舞片段的短节目、喜剧、杂技、魔术和马戏节目等。19世纪90年代，这类表演中已开始加进一些简短的电影片段。随着电影变得更长、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复杂，专门的电影院开始出现。1910年，每周有2500万美国人------主要是工薪阶层的都市居民------会上5分钱电影院（nickelodeons）去看电影，这种电影院的入场费只收5分钱，比看歌舞杂耍节目的表演要便宜许多。
劳工妇女
在进步时代的美国，妇女出现在新的都市公共空间中------在工作场所、商店、电影院和舞厅这样的娱乐场所等------这表明，传统的性别角色此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如同三角连衣裙工厂大火所显示的，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工资工人的行列之中。黑人妇女所从事的工作仍然主要是家庭佣人或在南部棉花田野中的体力劳动。大多数移民妇女被局限在低工资的工厂工作范围之内。对于本土出生的妇女来说，工作机会的种类则得到了大大的扩展。20世纪20年代，劳工妇女中有25％的人是办公室的职员或电话接线员，只有15％的人干家庭佣人的工作，而在19世纪这是工作妇女的最大职业种类。1920年，有800万妇女是工资工人，其中有1/4的人是已婚妇女，并与丈夫生活在一起。
表18.3 14岁及14岁以上妇女在劳工队伍中的百分比
劳工妇女------无论是移民还是本土出生，工薪阶层还是职业阶层------成为了妇女解放的象征。妇女在争取经济自由时面临特殊的限制，包括工资歧视以及许多种类工作对她们的排斥。尽管她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工会领袖亚伯拉罕·比斯诺（AbrahamBisno）说，来自移民家庭中的年轻女工们都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意识："她们得到了一种发展个性的权利。"对于旧世界的那种父权主导的家庭结构而言，这是一种极为陌生的意识。纽约的"单身姑娘社交俱乐部"是一个由女邮购职员组成的组织，它自信地宣称："我们享受着我们的独立与自由。"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希望拥有一个终身职业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Perkins Gilman）在她那本极有影响的《妇女与经济学》（Womenand Economics, 1898）中写到，这表明了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精神"已经存在，预示着家庭与经济生活将发生重大转化。吉尔曼的写作强化了这样的思想，即妇女解放只有通过进入工作场所才能实现。她认为，家庭不是妇女争取成就的地方，而是妇女受压迫的场所；家庭妇女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充其量不过是丈夫和孩子们的一个佣人而已。流行的性别思考模式把妇女局限在一种百无聊赖、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之中，把她们变得既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也不能切实地享有"自由"这个词所拥有的含义。
表18.4 妇女在不同职业工种中的比例
| 职业 | 1900 | 1920 |
| 专业人士，技术工种 | 8.2％ | 11.7％ |
| 文职秘书 | 4.0 | 18.7 |
| 零售业工种 | 4.3 | 6.2 |
| 无技能和低技能制造业工种 | 23.7 | 20.2 |
| 家庭佣工 | 28.7 | 15.7 |
在所有的族裔移民家庭内部，希望参与消费社会的愿望，在父母与具有自我意识感的"自由"子女（尤其是女儿们）之间引发了相似的冲突。无论是本土出生的人还是移民，当时的记录者都注意到，年轻的劳工妇女对"那些标新立异和华而不实的时尚"有着格外的偏好，她们把微薄收入的一部分花在衣服、化妆品和娱乐场所上。当父母想通过宵禁的方式阻止女儿们夜间外出去跳舞和看电影时，她们把这种做法看成是陈旧的、不足以被称为是"美国式"的做法。移民家长们发现很难适应被一位墨西哥裔母亲所称的"在美国存在的这种可怕的自由"。她对一位在洛杉矶研究移民生活的社会学家说，"墨西哥（裔）姑娘们看到美国姑娘享有自由，她们也想要自由。"
福特主义的兴起
如果有什么人是这个新消费社会代表人物的话，这个人应该是亨利·福特（HenryFord）。福特出生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农场主家庭，他曾在密歇根的机械工场中做过学徒工，后来又在爱迪生照明公司里当过工程师。福特不是汽车的发明人，但他帮助发展出一套生产和销售汽车的技术，使汽车成为普通美国人能够享用的商品。1905年，他建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在当时出现的十几家小型汽车制造厂中占有一席之地。三年之后，他引进了T字形车型，这是一种制作简单、坚实耐用的轻型汽车，可以在当时管理不周、维修不好的美国公路上奔驰。当奔驰这样的早期欧洲车型把目标定在追求精英市场，并在制作工艺方面大大超过美国的时候，福特却集中精力开发标准化的产品，并降低汽车销售的价格。
表18.5 轿车的销售
| 年份 | 售车数量（千辆） |
| 1900 | 4.1 |
| 1905 | 24.2 |
| 1910 | 181.0 |
| 1915 | 859.9 |
| 1920 | 1905.5 |
| 1925 | 3735.1 |
1913年，福特在密歇根海兰德公园工厂开始采用一种移动组装线的生产方法，汽车框架通过一条连续移动的传送带送到工人面前进行组装。这个生产过程极大地减少了生产每辆汽车的时间，从而使福特工厂扩大了总产量。1914年，他把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每日5美元的水平（比其他的产业工人的工资高出一倍），这使他能稳定地吸引一批批技术工人前来为他工作。然而，福特工厂的工作环境并不像它的工资那样吸引人；自动装配线的工作是单调的（工人全天重复同样的基本动作），福特动用了间谍和带枪的暗探随时制止组织工会的行动。其他商人对他支付高工资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可能给利润带来危害，福特回答说，工人们必须要能够买得起美国工厂生产的商品。福特工厂的产量从1910年的年产34000辆提高到1916年的年产73万辆，在同一时期，汽车的价格反而从700美元降至316美元（这个价格是许多工人能够承受的价格）。这种基于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的经济体制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
富裕的承诺
随着经济生产从资本商品（钢、铁路设备等）向消费商品转移，新生的广告产业为成倍地提高人类的"需要"铺平了道路。无数的产品采用"自由"主题作为产品牌子，或用自由女神的画像作为一种推销策略。用百货公司大亨爱德华·法林（EdwardFilene）的话来说，消费主义也是一种"学习自由的学校"，因为消费者针对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做出了选择。最终，经济上的富裕将界定"美国式生活标准"的内容，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个人成就感将通过获取商品而得到满足和实现。
享受富裕生活的希望也将对自由的追求转向到私人生活的领域，同时也将激发起新的激进政治活动。把一个人排斥在大众消费世界之外会被视为是对一个人公民资格的否定，如同将一个选民排斥在选民范围之外一样。工人们希望获取消费商品的需要促使他们中许多人加入了工会，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斗争。反对托拉斯斗争中所使用的武器之一便是谴责垄断公司人为地不惜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提高物价。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是这些年里最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写到，"消费者意识"比阶级意识增长更快，"高昂的生活费用"成了这种意识的集结号。
美国式生活标准
消费经济的成熟带来了一些新的概念------一份"生计工资"和一种"美国式生活标准"------它们为批评进步时代美国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天主教教父约翰·A.瑞安（JohnA. Ryan）在那部颇有影响的《一份生计工资》（ALiving Wage，1906）的书中，将体面的生活标准（即一种能够使人参与消费经济的生活标准）描述成一种公民资格所带有的"自然和绝对的"权利。瑞安是在明尼苏达一个对亨利·乔治、劳工骑士团和平民党运动充满同情的家庭中长大的。他力图用美国语言将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思想表达出来。1894年，在他发布的非常有影响的名为《新事物》（RerumNovarum）的通谕中，利奥十三世对经济生活与道德价值的分离予以谴责，他对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表示支持，否定了自由放任式个人主义，并推崇追求一种更富有合作精神的良好社会。瑞安关于经济关系应该受到道德标准约束的思想对美国天主教的社会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式生活标准的思想十分走红，至少部分地反映出大众消费社会在进步时代的出现。在描述美国社会及其未来的语言中，大众消费第一次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在镀金时代，像亨利·乔治这样的社会理论家曾经为经济进步为何同时带来了迅速增长的财富和令人震惊的悲惨状况而感到困惑。然而进步时代的一代人却更多地受到西蒙·W.巴顿（SimonW. Patten）更为乐观的写作的影响。巴顿被人称作繁荣的预言家，他宣称，一个"匮乏时代"正在结束，一个富足与悠闲社会正在来临。在"新文明"的曙光照耀之下，美国人将在一个"人人都是独立而自由的"社会中享有经济平等。
不同种类的进步主义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巴顿的"新文明"尚处于遥远的未来之中。在进步主义者看来，当时最紧要的任务是如何使工业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如何在一个充满劳工冲突和正在经历大量海外移民带来冲击的社会中寻求一个共同基础。有的进步主义者提出，美国应回归到由小生产者组成的自由竞争式的市场社会。其他人则接受了大公司将永久存在的既成事实，但他们指望政府发挥作用，扭转不断增长的资本集中化的趋势，保障社会正义。还有一部分人则将对自由的追求从经济与政治领域转移到私人领域中，去追求个人成就和不受约束的自我表达。然而几乎所有的进步主义者都认为，自由必须加入新的内容，从而能够面对20世纪初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新共和国》周刊在当时被奉为进步主义者知识分子的"圣经"。该杂志的副主编沃尔特·E.韦尔（WalterE. Weyl）写到，新世界"对自由的主要限制"是"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但"旧式民主"并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
产业自由
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对自己丧失了自由的抱怨不仅是来自于那些收入最低的工厂工人，也来自于收入不错的职业雇员。汽车、电力、钢铁和其他产业的大公司力图对员工的工作过程实行更大的控制。效率专家弗里德利克·泰勒（FrederickW. Taylor）开创了他称之为"科学管理"的制度------一种通过对生产开支和运营进行制度性的控制从而减少生产过程中浪费的做法。通过科学的研究，可以找到"一种最好的"生产商品的办法，并加以实施。工人的角色就是听从管理人员发出的详细指示。不难想见，许多技术熟练的工人把自己对生产过程的传统影响力的减弱视为是一种自由的丧失。塞缪尔·冈珀斯所代表的美国劳联的会员都是这样的技术工人。他宣称，"男人和妇女不能在上班的时候是生活在暴政条件下的人，而只有在他们迈出工厂大门的一刹那才又重新变成自由的儿女。"
白领工人的大量出现和增加------那些由会计、推销员、拿工资的专业人员和随新官僚管理体制应运而生的公司管理人员组成的职员大军------也损害了个人自主的经验。尽管这些人在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方面远远高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位评论家写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从前的条件下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而不是听从他人的指挥。
"产业自由"和"产业民主"是在镀金时代进入美国政治词汇的，上述发展则将它们带入到进步时代政治讨论的中心。产业自由的缺乏被普遍认为是人们经常谈论的所谓"劳工问题"的根源。既然自己经营自己商业的前景在工业化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增加工业自由的关键在于赋予工人通过强有力工会参与重大经济决策的权力。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D. Brandeis）曾经是劳工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坚持认为，工会代表了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政治自由"与"产业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布兰代斯说，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人不仅在建立工资标准和工作环境方面应该拥有发言权，而且在有关工厂的搬迁、工人与雇员的解雇和工厂的利润分配等管理方面的决策过程中也应该拥有发言权。
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
经济自由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使用的战斗口号。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影响在进步时代达到了顶峰。美国社会主义党成立于1901年，它将平民党人和埃德华·贝拉米的支持者等19世纪残存的激进派与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人结合在一起。该党所呼吁的近期改革内容包括为公民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通过改善劳工工作状况的立法以及通过铁路和工厂的公有制而最终对经济进行民主化的控制。西部劳工领袖约翰·奥尼尔（JohnO'Neill）说，将那些被一个由百万富翁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所打碎的"自由的碎片拾起来"，正是社会主义者的任务。
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已经有15万名交纳党费的党员，出版上百种报纸，也得到美国劳联的大力支持，并有几十名党员当选地方官员。社会主义在全国不同的社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纽约市下东城区，移民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和犹太教的改革传统更是大大助长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生长。在这里，在依第绪语报纸、剧院、大型公共集会和街头游行的伴随下，一种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发展。1914年，社会主义者迈耶·伦敦（MeyerLondon）从该选区当选成为国会议员。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力量的中心是密尔沃基。在那里德国出生的教师和报纸主编维克托·白杰（VictorBerger）把当地的劳联工会发动起来，组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于1910年将埃米尔·塞德尔（EmilSeidel）选为该市的市长。塞德尔的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了救济、强迫警察尊重工人罢工的权利，并用自己的诚实和摆脱了政党机器的控制而获得了中产阶级的尊敬。在俄克拉荷马这样的由前平民党人控制地区中的租佃农场主中和在爱达荷和蒙大拿的采矿地区中，社会主义党也都成功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
德布斯的福音
在传播社会主义福音，或将其与平等、自治政府以及自由的理想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尤金·V.德布斯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如同前一章所提到的，这位铁路工会的领袖人物曾因1894年普尔曼大罢工被关进了监狱。20年来，德布斯在全国来回奔波，反复宣讲民主政府掌握经济将如何给人带来"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的希望"。作为受压迫人民的代言人，德布斯最终能够将纽约犹太移民、西部大草原的社会主义者和那些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的本土出生的知识分子三者的文化隔阂相互消除，使其联合起来。"只要有一个低层阶级的存在，"德布斯宣称说，"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只要监狱里还关着一个人，我就不是自由人。"
20世纪初，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是一种蓬勃生长的力量。德布斯在1912年总统选举中获得90万张选票（相当于全国选票的6％）。当年，在堪萨斯的吉拉德（Girard）出版的社会主义报纸《理性的诉求》是美国最大的周报，发行量达到70万份。在与塞缪尔·冈珀斯竞选美国劳联主席时，社会主义者马克斯·海斯（MaxHayes）获得了1/3的选票。在西欧，社会主义经历了更明显的成长。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赢得了1/6到1/3的选票。"社会主义正在来临，"《 理性的诉求》宣称道，"它正如熊熊燃烧的草原烈火一样的来临，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它。"
美国劳联与世界产业工人协会
社会主义只是进步时代美国存在的普遍不满的例证之一。镀金时代的劳工动荡在20世纪初继续存在着。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复苏过来后，美国劳联的成员人数在1900---1904年翻了三番，达到了160万人。与此同时，它与那些眼光比较长远、愿就寻求稳定劳资关系而与工会打交道的大公司发展出一种比较密切的联系。劳联主席冈珀斯、J.P. 摩根金融帝国的乔治·珀金斯与曾主导了麦金利总统竞选的马克·汉纳（MarkHanna）一起加入了全国公民联盟（NationalCivic Federation），该联盟承认那些"负责任的"工会享有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帮助解决了数百桩工业纠纷，并推动了工厂安全的改善和为长期雇佣的工人建立养老金的工作。然而，大多数的雇主仍然将工会视为对他们权威的干扰，并继续顽固地抵制工会的建立和活动。
劳联所代表的是美国工人中特权最多的群体------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和手工行业的工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并都是本土出生的。1905年，一批反对劳联的排他性政策的工人组成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ndustrialWorkers of the World，IWW）。该组织一方面是一个工会组织，另一方面也极力鼓吹夺取生产资料、消灭国家的革命思想，它的原则是"无论他的宗教、祖国和行业是什么，向每一个工人援以友谊之手"，并以此作为组织团结的基础。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力图将那些被劳联排除在外的工人组织和动员起来------包括由移民工人组成的产业大军、流动的伐木工人和农业工人、女工、黑人工人，甚至包括在西海岸遭人痛恨的华工。该组织最出色的领袖人物是威廉·"大比尔"·海伍德（William"BigBill"Haywood）。海伍德在年轻时候曾在西部煤矿中当过矿工。他的批评家把他说成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1906年，他被劫持送到爱达荷，在那里被指控组织了对该州反工会的前州长的谋杀活动，顷刻之间，他变成了全国性知名人物。在劳工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Darrow）的辩护下，海伍德最终被宣告为无罪。
新移民的罢工
本章在前面曾提到，2万名纽约制衣工人的罢工是移民工人发动的一系列大罢工中的一例，这些工人的斗争使集体谈判权成为改革议事日程中首当其冲的内容。这些罢工也表明，尽管族裔分野阻挡了劳工的团结，但只要罢工活动的组织在民主的基础之上进行，族裔内部存在的凝聚力也可以成为族裔之间团结的基础。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并不发动这类罢工，但地方工会的领导人会邀请该组织出面参加和协调，以巩固罢工者内部的团结。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组织者用多种语言帮助印制传单、广告和旗帜，并坚持每一国籍的工人都在委员会中有一名代表来负责协调罢工工作。它在移民社区内部构建了一种坚实的团结感，说服当地的宗教领袖、店主和政府官员支持他们的罢工活动。
1913年正在举行罢工的纽约市制衣厂工人高举着用多种文字写成的标语牌。
给公众意识带来最大冲击的劳工冲突发生在马萨诸塞的劳伦斯。该城巨大的毛纺厂雇用了一共代表25个族裔和国籍的32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工人们每周工作6天，所挣的工资是每小时16美分。1912年1月，州议会通过法律，规定每工作周的最多工时不得超过54小时，雇主随即将那些超出规定工时的工人的周工资额削减了。工人立即自发地举行罢工，并请求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予以协助和支持。
同年2月，海伍德与一群女工决定将罢工工人的孩子在罢工期间送到城市以外的地方去。纽约市社会主义者的家庭同意接受和照顾这些孩子。当这些孩子从火车站向第五大道行进的时候，他们面色苍白、食不果腹的样子引起了纽约市民对罢工者的巨大同情。"我曾在纽约的贫民窟里工作过，"一位观察家写道，"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如此整齐划一地缺乏营养、缺吃少穿。"几天之后，劳伦斯城的官员下令不再允许儿童离开该城。当一群母亲和儿童公然违反命令在火车站集合时，一群警察挥舞着大棒将他们赶走。世界各地的报刊用头版头条的报道对警察的暴行进行了谴责。马萨诸塞州州长不得不介入，最后罢工以满足工会提出的条件而得到解决。劳伦斯罢工者举起的一条横幅写道："我们也需要面包和玫瑰"------它宣告，工人不仅需要高工资，而且还需要享受生活中美好东西的机会。
1912年，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城举行罢工的工人举着美国国旗，与州国民警卫队对峙。
另外一个被广泛报道的反抗事件发生在1907年的新奥尔良。1万名黑人和白人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抗议雇主解散工会和降低工资的行动。种族隔离此时已经变成南部生活的一种社会规范，这种跨种族的工人团结便显得弥足珍贵和极有意义。其他几次大罢工则并不成功。1913年，新泽西帕特森的25000名丝绸纺织工人举行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罢工，尽管工人们通过帕特森游行等活动------包括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表演了罢工活动的一些高潮片段------制造了很大的公众效应，但罢工最终还是失败了。
一场抗议洛克菲勒拥有的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的罢工也未能获得成功。这次罢工的参加者主要是新近从欧洲和墨西哥来的移民工人，他们要求雇主承认美国煤矿工人工会（UnitedMine Workers of America），同时要求增加工资、8小时工作制以及在公司辖区之外的地方居住和买商品的权利。1913年9月，当罢工开始的时候，煤矿主将11000名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从公司的住房中赶出。罢工者和他们的家庭转移到10个临时搭建的帐篷居住点，但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立即将这些居住点包围起来。1914年4月20日，国民警卫队向位于拉德洛（Ludlow）的最大帐篷居住点发动进攻，放火烧毁了这个居住点，杀死了大约20---3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拉德洛屠杀七个月之后，工人们被迫停止了罢工。
劳工与公民自由
具有火一般热情的组织者玛丽·"妈妈"·琼斯（Mary"Mother"Jones）因对科罗拉多的罢工工人发表演说而被捕入狱，此时她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事后，她对纽约的听众说，工会这一方"只有美国宪法在手；而另外一方则是端着刺刀"。然而，工人们争取罢工权利的斗争以及劳工激进派反对限制进行露天演讲的斗争，使言论自由成为20世纪初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共问题。总体来说，法院对劳工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吁是以拒绝作为答复的，但这些斗争为公民自由作为20世纪美国自由一个中心内容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进步时代的州法院经常以法院命令的方式禁止罢工工人在劳资冲突期间进行公开演说、组成罢工线或散发相关的文字材料。与他们之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劳工运动也以自由为名，要求获得集会、组织和传播观点的权利。工业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许多工厂社区中，言论自由根本就不存在，劳工组织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要么受到私人警察队伍的暴力威胁，要么被地方政府所镇压。"我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或者享有公民自由，"克拉伦斯·达罗对委员会的官员说道。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公民自由的战斗也给表达自由的思想带来了新的内涵。因为没有专门的工会会堂，产业工人组织的组织者们利用歌曲、街头剧院、即兴而起的会议以及街头巷尾的聚会等来传播他们的信息和吸引支持的力量。为应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积极活动，洛杉矶、斯波坎（Spokane）、丹佛以及其他10多座城市的政府官员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进行户外集会的活动。为了动员公众舆论的支持，产业工人工会的成员公然挑战地方权威，发表公开演说，他们因此而被投入监狱。被囚禁的人有时会遭遇残酷的虐待。如在斯波坎，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成员因违反了演讲内容必须得到事先批准的法律而被投入监狱，有3人在狱中因遭受虐待而丧生，上百人被送往医院抢救。在所有有关言论自由的战斗中，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最终都迫使地方官员缴械投降。"不管人们是否赞同或反对它的方法和目标，"一位新闻记者写道，"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感激这个组织，是它保持了自由的火焰永不熄灭。"
新女权主义
在进步主义时代，"女权主义"一词第一次进入了政治词汇。女权主义组织之一的女权主义联盟（FeministAlliance）建造起带有公用厨房、食堂和幼儿日托中心的公寓住宅楼，希望将妇女们从家庭琐事的限制中解放出来。1914年，在纽约市的库珀联邦会堂（CooperUnion）就"什么是女权主义"的问题举行了一场辩论。辩论会是由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名叫"反传统派"的妇女俱乐部支持举办的，吸引了女性职业人士、女学者和女性改革派的成员前来参加。女权主义，一位发言人称，意味着妇女"作为一个人和一种性别"的解放。女权主义者们对传统的有关性别行为规则的正面进攻为个人自由的讨论加入了一个新的维度。
"反传统派"是一种新的、带有激进主义倾向的"波希米亚"（bohemia，指一个由艺术家、作家和其他反对传统规范和行为的人组成的社会圈子）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关于女权主义的定义将选举权和更大的经济集会与关于性的公开讨论融合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和芝加哥、旧金山以及其他城市的相同地方出现了一个"左派诗人"（lyricalleft）的流派。它的成员组织起讨论俱乐部、参加各种实验戏剧的演出并出版杂志等。他们充满信心地期望自己能够引领将人类精神从19世纪的偏见中解放出来的运动。
这个新时代的象征之一是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她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一种新式的、表象派式的舞蹈形式，这种形式基于身体的自由运动，不受传统的舞姿技术和服装的限制。"我从这个舞蹈中看到了我一直梦想的舞蹈方式，"小说家伊迪丝·沃顿（EdithWharton）在观看了邓肯的演出后写道，"人的所有感官都得到了满足与享受，犹如看到了一朵花或听到了莫扎特曲子的乐句一样。"另外一个艺术革命的象征是1913年举行的国际现代艺术展览（ArmoryShow），这次展览将帕布洛·毕加索（PabloPicasso）等先前不为美国人所知的欧洲艺术家们所创作的立体画派的作品介绍给纽约人。
伊莎多拉·邓肯使旧的艺术形式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
左派诗人将自由作为理想社会的关键要素。在女继承人梅布尔·道奇（MabelDodge）的纽约客厅举行的著名沙龙中，一群非常出色的激进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进步改革家、女权主义者和艺术家------聚在一起，情绪激烈而冲动地讨论着劳工冲突、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性革命等话题。尽管许多进步主义者经常光顾道奇的沙龙，但在左派诗人所竭力推崇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与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所强调的秩序与效率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沟壑。"妇女们真正追求的东西"，克利斯多·伊斯门（CrystalEastman）解释说，是"自由"。伊斯门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在妇女选举权运动和调查工业事故的活动中都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她对自由的定义远远超出投票权和"产业自由"的内容，包括了感情上和性生活方面的自主权利。
个人自由的兴起
在进步时代，如同新闻记者威廉·M.里迪（WilliamM. Reedy）所用的谐音短语所称，"性的钟声"(3)在美国敲响了。1909年，现代心理分析学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到位于马萨诸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去演讲时，发现"即便在表面上一本正经的美国"，他所写作的关于幼儿性学、性压抑以及人的非理性行为来源的著作也广为人知。那些从前仅限于私下交谈的、涉及隐秘的私人关系的话题突然在大众读物上和公共辩论中暴露出来。
新一代女性接受了"女权主义"这个称谓，以表达她们对更大范围自主的要求；对她们来说，自由的性表现和在生育问题的自由选择，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内容。格林威治村变成了不同性生活实验的一个中心。那里极为宽容的气氛吸引了许多同性恋者的到来，尽管有组织地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事还要等到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但同性恋社区成为了格林威治村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新的性道德规范远远传播到文化反叛者的圈子之外，在当时受到广泛报道的年轻未婚、自食其力的女性中也十分流行。这些年轻女性把性自由当成她们经常宣称的个人独立的标志。
生育控制权的运动
劳工市场中妇女劳工人数的不断增长促使妇女们提出了拥有生育控制权的要求，这个问题赋予了正在变化之中的性行为一种政治上的表述语言。19世纪，"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通常指一个人拒绝性要求和性侵犯的能力，包括来自丈夫方面的类似举止。此刻，这个概念意味着妇女有权享受积极的性生活，而不用担心必须要承担生儿育女的后果。16岁从立陶宛移民来美国的埃玛·戈德曼（EmmaGoldman）周游全国，就主张无政府主义和呼吁人们对同性恋采取更为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等题目发表演说。她在演说中，经常谈到生育控制权的问题，她同时还散发详细介绍各种避孕方法的材料。"我要求两性的自由，"她宣称道，"行动的自由、爱的自由和做母亲的自由。"她也因此经常遭遇到法律上的麻烦。根据一个统计，她曾因发表煽动性的或"淫秽性"言论，或纯粹为了阻止她发表演说的原因，而被逮捕过40多次。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Sanger）对禁止散布避孕方法和信息的法律提出了直接的挑战。桑格出生在一个有11个孩子的爱尔兰裔美国工人阶级家庭，她将生育控制权的问题变成了新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1911年，她在纽约一家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呼唤》（TheCall）上开辟了一个性教育专栏，取名为"大姑娘须知"。她在一期的专栏中讨论了性病问题，邮局官员便禁止该期杂志从邮局寄送。随后一期的《号角》刊登了一页白纸，只印有一幅标题："所有的姑娘们应该知道什么？------根据美国邮政总局的命令：什么也不必知道。"
1916年，带着婴儿的母亲们在玛格丽特·桑格设在布鲁克林区布朗斯维尔的节制生育诊所门外等待。
1914年，无畏的桑格在她自己的期刊《妇女反叛者》（The Women Rebel）上公开刊登节制生育方法的广告。"一个不能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女人，"她宣称说，"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女人能够有意识地选择她是否要做母亲时，她才能把自己称为是自由的人。"1916年，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里开了一个诊所，在那里向贫穷意大利和犹太妇女们散发有关避孕知识的材料，为此，她被监禁了一个月，却很少有进步主义者站出来为她辩护。然而曾有一段时间，节制生育的问题与激进劳工领袖、文化现代派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之间追求的目标交汇在一起。与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和戈德曼争取演说权的长期斗争一样，桑格的事业是进步时代中非常丰富的持不同政见者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分历史帮助公众舆论意识到，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有关淫秽物的立法如何生硬地限制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
土著美国人的进步主义
许多群体都加入到进步运动。1911年成立的美国印第安人协会就是这一时代典型的改革组织之一。它将印第安人知识分子集合起来，推动关于土著美国人所遭受苦难的讨论，以期引起公众的注意，迈出纠正社会不公正斗争的第一步。因为许多协会的领袖人物都是在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接受的教育，所以协会能够将不同部落背景的印第安人联合起来。协会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白人控制的泛印第安人联盟。
许多印第安人知识分子并不赞同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包括将公用土地转化为家庭农场的做法。卡洛斯·蒙特祖玛（Carlos Montezuma）是美国印第安人协会的创办人之一，他也成为联邦政府政策的公开批评者之一。蒙特祖玛出生在亚利桑那，童年时被邻近部落的成员劫持后卖给了一个旅行的摄影家，摄影家把他带到了芝加哥，他在那里接受教育并最终获得了医学学位。
1916年，蒙特祖玛创办了一份名叫《瓦萨迦》（Wassaja，意为"象征"）的通讯，公开谴责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的慈父政策，呼吁废除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他认为，外来者对居住在保留地上印第安人的生活施加了过大的影响。他强调说，掌握和行使自决权是印第安人摆脱贫困和边缘化的唯一出路。"我们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必须要争取独立。"他同时也要求联邦政府赋予印第安人完全的公民资格和所有其他美国人享有的宪法权利。在当时，蒙特祖玛的写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后来的印第安人运动积极分子则将他看成印第安人激进主义的先驱。
进步主义的政治
有效自由
进步主义是一个国际化的运动。20世纪初，全世界的城市都经历了因快速工业化和都市扩张而带来的相同的社会压力。1850年，伦敦和巴黎是仅有的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城市。1900年时，这样的城市达到了12座------美国的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以及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城市。面对相似的社会问题，全球的改革人士相互交流思想和设想新的社会政策。中国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就深受亨利·乔治和埃德华·贝拉米思想的影响。日本神户（Osaka）的市长也呼吁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用合作来取代竞争。
随着英国、法国和德国建立了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失业保险和工作场所安全保障的管制等立法，美国的改革者意识到，美国可以向旧世界学习很多的东西。"社会立法"一词起源于德国，指的是政府为解决都市问题和解决工人阶级生活的问题而采取的立法行动；该词很快进入了美国的政治词汇。
进步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功能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新思考，无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反击巨型公司掌握的权力，还是使市场变得更加文明和富有人性化，还是为工作场所的产业自由提供保障。进步主义者从镀金时代的改革项目和欧洲立法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寻求启用一种能动主义式的、具有社会良心感的政府。即便在对地方经济抱有强烈传统信仰的南卡罗来纳，州长理查德·曼宁（RichardI. Manning）敦促他的支持者们修正他们的政府观，不要将政府看成是"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而应该将它看成是一种"解决国家弊病的工具"。
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本身是流动和变化的，所以，进步主义者能够否定强大的政府必然对自由造成威胁的传统看法。"有效自由"，哲学家约翰·杜威写到，与"那种高度正规的和有限的自由概念"不同，它不是指免受来自外部限制的保护。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概念------"用来做具体的事情的权力"。这种意义上的自由的享有取决于"对存在于某个特定时间的权力的分配"。这样，自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自由，"极富才华的杜威的崇拜者伦道夫·伯恩尼（RandolphBourne）写道，"意味着通过一种民主的合作方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理想、目的和工业及社会体制。"
州和地方的改革
20世纪早期，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立法。在美国，因为政治结构比欧洲国家更为分散，这一时代大多数的社会立法源自州和地方政府的行动。在城市中，进步主义者致力于改革政府的结构，削减城市政治大佬掌握的权力，建立起对燃气和供水工程这些"自然垄断"的公共控制权，改良城市的公共交通。为增加在学校、公园和其他公用设施方面的开支，他们提高了财产税的税额。
镀金时代的市长黑曾·平格里（HazenPingree）和塞缪尔·琼斯（Samuel"GoldenRule"Jones）是都市进步主义改革的先行者。平格里最初是一名工厂工人，后来成为一名事业发达的制鞋厂厂主。1889---1897年，他担任底特律市的市长，与那些控制市政府的商业利益集团进行了艰苦的较量，强迫燃气和电话公司降低价格率，建起了城市电力工厂。琼斯原是一家生产石油开采设备工厂的厂主，他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带薪休假的改革。1897---1905年，他在俄亥俄的托莱多担任市长期间，建立了职工夜校和免费托儿所，修建了新的城市公园，并对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给予支持。
因为州立法机构决定市政府的权力范围，都市进步主义者经常将他们的改革运动推进到州政府一级。1896年，平格里当选密歇根州州长，在这个位置上，他继续与铁路和其他大公司的利益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海勒姆·约翰逊（HiramJohnson）在1910年当选为旧金山的市长之前，曾以公诉人身份将旧金山的政治大佬亚伯拉罕·鲁夫（AbrahamRuef）以行贿受贿的罪行予以治罪。他承诺要"将南部铁路公司踢出政治之外"，确保了《公用设施法》（PublicUtilities Law）的通过，这是当时美国最强硬的铁路管制法，他还保证了禁止使用童工和限制妇女工时等法律的通过。
进步时代影响最大的州政府改革家是罗伯特·M.拉福莱特（RobertM. La Follette），他把威斯康星变成了"民主的实验室"。拉福莱特曾是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他观察到由铁路公司和伐木公司组成的联盟已经控制威斯康星州的政治。1900年当选为州长后，他实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威斯康星想法"的立法措施，包括通过初选而不是由政党大佬提名的方式来产生州政府职位候选人的做法、征收大公司的财产税、对铁路和公用设施公司进行管制等。他同时从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中选拔人才到他的政府中任职。
进步主义的民主
"我们远不是自由的，"伦道夫·伯恩尼在1913年写道，"但民主的新精神是一个将使我们获得自由的天使。"进步主义者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回归公民、以公民和谐修复分裂的社会的途径来重振民主。进步主义者深为暴力式的阶级冲突和大公司不受节制的权力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政治改革可以帮助塑造一个团结一致的、追求更大民主和社会和睦的"人民"。然而，不断增加政府的责任却使得决定谁有权和无权参与政治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
进步时代目睹了政治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但许多变革的目的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选民队伍在得到扩大的同时又被缩小了；选民对政府功能的直接影响在增强的同时又被取消了。民主因一系列措施的采用得到了增强，这些措施包括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参议员将不再由州议会、而由人民直接选举------和各州普遍采用的由人民直选法官的方法以及通过党内选民的初选产生公职候选人的做法等。有好几个州，包括海勒姆·约翰逊领导的加利福尼亚，实施了公民立法动议权和公民立法复决权（前者允许公民提出立法议案，后者允许公民就立法议案直接投票）以及罢免议员制，即政府官员可经公民投票被罢免。这一时代改革的高潮是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的批准------这是民主制度在美国历史上的最大扩展。
然而，进步时代也目睹了许多对民主参与的限制，其中最明显的是对南部黑人选举权的剥夺。如在第十七章中指出的，这个过程得到了南部许多白人进步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消灭选举弊病的一种方式。为了使城市政府变得廉洁有效，许多地方用任命非党派委员会或城市总监的做法来取代选举产生市长的做法------这个改革可以保证官员们既不受政治机器的控制，也不受大众选民的控制。南北各州都普遍使用了关于识字能力测试、居住和登记等方面的新规定，限制了穷人对投票权的行使。总体来说，进步时代在选举方面做出的改变代表了一种明显的逆转，否定了选举权是美国公民资格内在权利一部分的思想。如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大多数白人进步主义者对非裔美国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对他们来说，选民的"胜任性"，而不是选民人数的绝对数量，是民主体制得以运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专家政府
"他并不相信民主；他只是相信政府，"这是作家H.L. 门肯（H.L. Mencken）对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句批评，在某种令人感到难堪的意义上，这也相当于是对鼓吹强大政府的进步主义者的一种批评。大多数进步主义者对真正的政治世界并不放心，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始终在围绕狭隘的阶级、经济和宗教利益旋转。罗伯特·拉福莱特起用大学教授担任他政府中的要职，反映出进步主义者对专业知识抱有一种更大的信任感。通过一个由公正无私的专家掌握的"民主政体"，政府可以对社会进行最明智的管理，并在许多方面不受公民群体的制约。
这种立志以技术官僚方式建立起秩序、效率和集中式管理的冲动------所有这一切在名义上都宣称是为社会正义服务的------是进步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主题。1914年，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的评论集，书名叫做《趋势与主宰》（Driftand Mastery），指出了美国面对的严峻的现实选择。"趋势"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将继续依照已经过时的个人自主的陈词滥调来运转。"主宰"则要求使用科学手段来解决现代的社会问题。李普曼认为，在解决美国面临的深重的社会问题方面，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比普通公民更值得完全委以重任。政治自由，与其说是对政府管理的直接参与，不如说是由最合格的人来制定最好的公共政策。
简·亚当斯与赫尔堂
除了这种精英行政管理的政治之外，进步主义还包括了一种民主性更强的能动主义政府观。与其他群体一样，组织起来的妇女改革家们更多的是追求进步主义民主性的一面。尽管她们在许多州仍然不能投票或担任公职，妇女们仍然在进步时代的政治历史中占有中心位置。妇女们不仅向那些将她们排除在正式政治参与体制之外的障碍提出挑战，而且还发展出一种民主的、草根型的进步主义政府的构想。在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将对女性自由的新理解带入到政治议程中。激发她们加入改革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她们对贫穷移民社区所面临的苦难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二是妇女、童工的工作环境逐渐成为公众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
这个时代最知名的妇女改革家是简·亚当斯（JaneAddams）。她于1860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大学毕业之后，她对当时盛行的指望妇女一生受制于被她称为"家庭职责"（familyclaim）------即承担起牺牲自己为父母、丈夫和孩子服务的责任------的社会习俗非常反感，结果她终身未嫁。1889年，她在芝加哥创办了赫尔堂（HullHouse），一种专门致力于改善贫穷移民生活的"社区服务站"。赫尔堂是仿造伦敦的汤因比堂（ToynbeeHouse）建造的，1884年汤因比堂在伦敦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建立之后，亚当斯曾经造访过。先前的改良派一般是从外面进来为穷人提供救助，移民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则是搬进贫穷移民社区。她们在那里建造托儿所和供孩子们玩耍的场所，建立就业办公室和医疗保健中心，帮助那些在家里受虐待的女性受害者寻求法律救助等。1910年，全国各城市建立的社区服务站共有400多个。
改革的先锋
亚当斯是进步时代的"新女性"的典型人物。到1900年，美国共有8万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许多人在急速扩张的城市中从事为贫困家庭提供社会救助、做医疗护理和提供教育辅助的工作，并将此视为己任。中产阶级妇女为改善穷人状况做出的努力，以及劳动妇女们为改变自己的地位所做的努力，将政治语言的重心转移到能动政府的话题上。像亚当斯这样的妇女感到，即便是组织良好的社会救助工作也远远不能解决住房、收入和健康等方面的问题。政府的行动是非常关键的。赫尔堂在芝加哥发起了一连串的改革，包括实施更有效的住房和卫生环境管理规则，实行更短的工时，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等。这些改革都迅速为其他城市所仿效。妇女的改革活动很快扩散到全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部纺织厂对黑人的排斥直接推动和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反对童工运动。改革派将童工看成是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威胁，白人儿童最终将成为主宰民族的成年人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有知识，做童工却使他们丧失了这一机会。这些改革者对黑人儿童的情况几乎是不闻不问。1903年，亚拉巴马州通过了禁止童工的州法，妇女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至1915年，所有南部州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然而，纺织厂厂主执意要雇用童工，许多贫穷家庭也依赖于孩子做工的收入，所以，这些法律的实施并不得力。
社区服务站被称为是"改革的先锋"。从社区服务站中产生出一些非常有名的进步主义者，包括朱丽叶·莱思罗普（JuliaLathrop）。莱思罗普是第一位担任联邦机构主管的女性（她曾担任联邦儿童局局长。这个局于1912年建立，其职能是调查母亲与儿童的生活状态，并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Kelley）是内战时期激进共和党议员威廉·凯利（WilliamKelley）的女儿，也是赫尔堂的老将之一。她将妇女作为消费者的权力动员起来，推动社会改革。在镀金时代，作家海伦·坎贝尔（HelenCampbell）曾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市场经济的矛盾，即在市场经济中，时髦女郎们身上所穿的衣服是由在环境恶劣的血汗工厂中工作的贫穷妇女们生产出来的。"一些人获得解放，"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不意味另一些人也能获得相应的解放。"一代人之后，在凯利的领导下，全国消费者联盟（NationalConsumers'League）变成了美国社会中要求制定管理妇女和儿童工作环境立法的主要呼吁者。市场上的选择自由，凯利指出，会促使具有社会良知的消费者们"与工资劳动力者团结起来"，拒绝购买在剥削性工作环境下生产出来的商品。
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
1900年后，妇女选举权运动摆脱了19世纪90年代那种精英政治的模式，组织起一个范围广泛的联盟，其成员包括有中产阶级俱乐部的妇女、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以及负责安置移民家庭的社会工作者。这个运动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成员数量从1893年的13000人增加到1917年的200万人。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并取得了某些成功。到1900年，半数以上的州准许妇女在针对学校学区问题的地方选举中投票；怀俄明、科罗拉多、爱达荷和犹他等州则允许妇女公民享有完全的选举权。
一些批评家嘲笑说，怀俄明州的立法者是想利用选举权将更多的妇女移民吸引到该州，因为男性人口在那里占了绝大多数；犹他州这样做则是为了增强那些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丈夫们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这种婚姻制度虽已在法律上遭到禁止，但一些摩门教教徒仍在私下继续实施。然而在科罗拉多和爱达荷两州，妇女选举权通过公民复决立法的方式在19世纪90年代得以建立的，它们的成功反映出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平民党在这些地区具有的影响力。1910---1914年，有7个西部州赋予妇女以选举权。1913年，伊利诺伊成为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第一个允许妇女参加总统选举的州。
这些运动是在一种新的激进和不妥协的精神指导下开展的，它们将大批的妇女大胆而果断地带入了公共空间。这些运动也有效地利用了包括广告、宣传和大众娱乐等典型的现代消费社会的技术手段。1911年在加利福尼亚成功举行的运动则使用了汽车展示游行、大型广告牌、电动显示牌以及不计其数的宣传妇女选举权的徽章和徽扣。然而，在州一级举行宣传活动非常困难，花费也大，而且常常并不成功。这样，运动开始不断将注意力转移到推动制定一条新宪法修正案，从联邦一级来推动妇女选举权的运动。
母亲权益的改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提倡妇女留居家中的愿望无意之中推动妇女选举权运动走向复苏和再度振兴。这一时代公共政策方面的许多改革实验来自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国家有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责任。妇女改革派协助发动了要求政府采取直接行动来改善贫穷母亲和儿童的居住条件的群众运动。1910年后，各州迅速通过了法律，为母亲提供救助金（这是州政府为家中缺少男性支持、带有幼年子女的母亲所提供的一种经济救助）。救助金的数额并不慷慨，各地所要求的申请资格标准也非常的不平等（白人寡妇从中的受益最大，单身母亲普遍受到歧视，而黑人妇女则几乎全部被排斥在接受救助金的人群之外）。例如母亲救助金这样的"母亲权益"改革的思想基础是，政府应该鼓励妇女发挥生育和照顾子女的能力，并同时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女权主义者和坚持妇女应扮演传统角色的人都支持这样的政策。前者希望借此来减弱妇女对男人的依靠，后者则希望借此来加强传统家庭关系和母子之间的感情联结。
进步时代的其他立法则承认了大批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场所工作的事实，但将她们定义为一个依附性群体（类似于孩子），需要在一些相对于男性工人来说并不必要的方面接受政府的保护。1908年，在马勒诉俄勒冈州案（Mullerv. Oregon）的重要判决中，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Brandeis）为法院准备了一份有名的法律陈述，在其中他引用了大量科学和社会学的调查资料，来说明妇女在体力和耐力方面不如男子，长时间的工作对她们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与此同时，妇女具有的特殊生育能力赋予了州政府一个正当的理由来干预她们的工作条件。联邦最高法院为布兰代斯的理论所征服，一致同意支持俄勒冈州限定妇女工时法律的合宪性。
这样，在臭名昭著的洛克纳案否定了纽约州的限制面包坊工人工作时间的法律3年之后，最高法院在"契约自由"的教条方面打开了第一个重要的缺口。然而妇女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昂贵：因为在当时，妇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劳工市场和获取大学学位，布兰代斯的陈述和法院的判决加深了原有的偏见，即妇女工人是虚弱的、依附性的、不具备与男人同等的享有经济自由的能力。至1917年，全国有30个州通过了限制女工工时的法律。许多妇女从这些法律中获益匪浅，但其他人则把这些法律视为对妇女自由的削弱。
母亲权益改革将性别不平等的内容构建到早期福利国家的基础之中，但启用政府来监管工人工作条件本身就对契约自由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质疑。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改革者都愿意迈出这一步，但将保护妇女的思想扩展开来，推及到要求政府改善男性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确保他们不受因失业、老年、恶化的健康和工伤引起的残废等变故的影响，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布兰代斯曾认为，政府应该将自己的工作与所有公民的健康状况、收入和发展的前景联系起来。
公民经济权的思想
布兰代斯所想象的是一种与母亲权益改革者们所主张的并不相同的福利国家的前景；它的思想基础不只是争取追求健康母亲的目标，而是追求一套所有人都应享有的经济权利，包括有权获取一份小康收入、有权在被解雇和遭遇工伤时得到保护。对他来说，获得救助的权利是从公民资格衍生而来的，而并非因为对国家提供了某种特殊的服务（如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或因为某种高尚的风格（这种风格长期以来被用来区分"值得救济"和"不值得救济"的人）。
这种思想在进步时代也得到了相当有力的支持。1913年，有22个州实施了同时适用于男工和女工的工伤事故赔偿法，为建立一系列更加广泛的社会保障计划开辟了道路。为避免染上依赖政府救助的恶名，工人们也用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投入到这些救助计划之中，这样就将该计划与那种由当地政府发放给穷人的慈善性质的救助区分开来。然而，各州的最低工资法和工时限制法却只适用于女工。虽然妇女和儿童可能需要保护，但对于成年男性工人来说，契约自由如遭到（政府的）侵犯，则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标准的事业还需等到新政来临之后才能实现。
进步时代的总统
尽管进步主义改革在城市和州一级开展得如火如荼，20世纪早期出现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政治发展却是联邦国家（nationalstate）的崛起。全国化（nationalization）的过程自始至终地出现在美国生活之中。全国性的大公司主导了美国的经济；美国医学学会这样的全国性组织得以建立，提高了从事该行业人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各地的垒球球队组成了美国垒球联盟（AmericanLeague）和全国垒球联盟（NationalLeague）。1903年，世界垒球联赛（WorldSeries）正式开始，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全国化的过程。进步主义者们相信，只有一个富有活力的全国性政府才能创造出享受自由的社会条件。
尽管城市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实施了许多实验性的改革，但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地方主义传统是人们实现新国家目的的一种障碍。贫穷、经济上缺乏安全感以及产业民主的缺失等都是全国性的问题，需要全国性的措施来解决。《新共和》杂志主编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Croly）写到，当美国人的生活为那些操纵政治的狭隘利益集团或那些无所不能的公司企业所控制时，民主化的全国性政府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克罗利提出了一种新的对美国政治传统的思路。为争取达到以民主自决和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杰斐逊式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必须采用一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汉密尔顿式的方法"。每位进步时代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以及伍德罗·威尔逊------都力图运用自己的方法来应对这个挑战。
西奥多·罗斯福
1901年9月，威廉·麦金利总统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市出席泛美博览会的时候被无政府主义者利昂·切奥格热（LeonCzolgosz）暗杀。46岁的西奥多·罗斯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执掌总统权力的人。罗斯福是一位生性急躁、精力充沛的人，对那种表现男人冒险精神的"艰苦生活"情有独钟。在许多方面，他通过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积极与持续的参与，成为20世纪美国总统的典范（关于进步时代总统的外交政策将在下一章讨论）。罗斯福把总统视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他积极主动地领导了政治议程的制定。
当英国作家H.G. 威尔士（H.G. Wells）在20世纪初访问美国时，他发现"一种坚定的提倡走向集中化的倾向"已经成为"美国人思想和讨论中最重要的话题"。罗斯福将自己的计划称之为"公平施政"（SquareDeal），他想通过对"好"和"坏"大公司进行区别的方式来解决资本集权化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包括美国钢铁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在内的好的大公司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那些为只想捞取利润的、为贪婪金融家们控制的坏的大公司则没有存在的权利。
就任后不久，罗斯福宣布了一项令垄断公司深感震惊的决定，他将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起诉北方证券公司。这个"控股公司"由金融家J.P. 摩根创办，拥有三条西部主要铁路公司的股票并掌管这些公司的运营。该公司还垄断了五大湖到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运输线。对罗斯福的决定，摩根感到异常的愤怒。"当想到一位美国总统铁下心来实施法律的时候"，一家报纸讥讽道，"华尔街就瘫痪了。"1904年，联邦最高法院命令北方证券公司予以解散，这是反垄断运动的一项主要胜利。
罗斯福与经济管制
罗斯福同时相信，总统应该在劳资冲突中扮演一个诚实调停者的角色，而不应该像他的前任那样自然而然地偏向于资方。1902年，当一次大罢工使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煤矿陷入瘫痪状态时，他将工会和矿主双方的领袖召集到白宫，并扬言要将煤矿收归国有，从而劝说矿主们接受由他委派的专门委员会对这起劳资纠纷进行调停和处理。
1904年，罗斯福赢得连任选举之后，推动了更直接的联邦对经济的管制。为赢得公众的支持，他谴责了那种"由巨大财富赋予的对巨大权力"的滥用。他建议增大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而联邦最高法院最初曾将该委员会的权力限制在收集经济数据的范围之内。此刻，新闻记者的揭露、劳动运动和进步主义者的积极鼓动已经为罗斯福的管制计划营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公众支持氛围。1906年，国会通过了赫伯恩法（HepburnAct），给予了州际商务委员会一系列权力，包括检查铁路公司的商业记录和制定合理的运费标准等，朝联邦管制大公司经济的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如先前指出的，这一年国会还通过了纯净食物与药品法（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联邦机构来监管食品和药品的质量与标签的制作）和肉类加工检查法等。许多商界人士对这些法律表示支持，因为他们意识到，公众对于产品质量和安全抱有更大的信心最终会使生产者受益。然而，他们对罗斯福提出的征收财产继承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管制一切州际商业的建议深为不安。
自然资源保护运动
罗斯福是一个非常倾心于户外活动的人，19世纪80年代他在北达科他修建了一个牧场，此刻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保护自然环境的部分资源免受经济利益的侵犯。如果说美国在社会政策的许多方面落后于欧洲的话，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它却是领头人。美国第一个国家自然公园是位于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于1872年创建------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这块极为绚丽多姿的自然风景区，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要求，该公司急需推动西部旅游业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苏格兰出生的自然学家约翰·缪尔（JohnMuir）组织起塞拉俱乐部（SierraClub），保护被他称为"上帝的第一庙堂"的森林免遭不受节制的伐木公司的滥伐和人类文明对它的其他侵犯。在那10年，国会还授权总统将"储备森林"从经济开发的项目名单中删除。
在罗斯福的领导之下，自然资源保护成为一个联邦协调的政策。罗斯福遵从了美国森林管理局主管克利福特·平肖（Clifford Pinchot）的建议，命令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存留起来，作为野生动物保留地，并鼓励国会建立新的国家自然公园。创建类似黄石、约塞米特和格拉西尔等国家公园，要求将在这些地区狩猎和捕鱼的印第安人移出，并需将先前已经失踪的野生动物重新引入。到这些国家公园来旅游的都市居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公园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园景，而不是原始的自然景观。
在某些方面，自然资源保护是一种典型的进步时代的改革运动。在专家的主持和推动下，政府得以摆脱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争的纠缠，以推进公共福利为名，防止"特殊利益"对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这项运动的目的不只是制止出于经济利益的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更主要的是发展出一种负责任的、经过科学规划的对自然资源的应用。平肖制止了伐木公司对美国森林毫无节制的开发。与缪尔不同的是，他相信发展与资源保护可以齐肩并行，伐木、煤矿开采和在共有土地上的放牧应该得到控制，但不应该被禁止。资源保护同时也反映出进步时代对效率和控制的追求------就运动本身而言，是对自然本身的控制。
在进步时代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们看来，西部最缺乏的资源------水------急需政府的管制。各级政府都采取行动对西部河流的水力进行控制，并修建大坝和水利灌溉系统来控制河流的走向，防止浪费，为大型农业和都市发展提供用水等。随着像洛杉矶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不断卷入到与乡村地区争夺用水的争端，这些项目也引发了关于水的政治冲突。例如，1908 -1913年，洛杉矶市在该市东面的欧文斯峡谷地带秘密地购买了大块土地之后，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在那里修建起一条主要的引水渡槽。20世纪20年代，因为大量的水源被分流到洛杉矶市，欧文斯峡谷原本兴旺发达的农业和牧场商业已经无法再继续经营下去。
塔夫脱的执政
担任了将近8年的总统之后，罗斯福没有参加1908年的竞选。由他一手挑选的接班人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塔夫脱曾是俄亥俄州的一名法官，美西战争后担任过菲律宾的总督，他在竞选中击败了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塔夫脱的就职演说表达出一种进步时代的精神："现代政府的范围......已经被扩大了，远远超出为政治学界中旧的'自由放任'学派所划定的原则范围。"
就个人秉性而言，塔夫脱比罗斯福要拘谨许多，但在推动反垄断政策方面他却更为大胆主动。1911年，他敦促联邦最高法院宣判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法院命令该公司分解成为不同的负责销售、生产和加工的公司。联邦政府还赢得了对美国烟叶公司的诉讼案，最高法院命令该公司停止利用对价格的操纵从而将一些小公司挤出市场的做法。在这些决定中，大法官们宣示了一条新的审判大公司的标准------"理性规则"------它事实上将罗斯福早期对好、坏托拉斯的区分贯彻到司法审判中。大公司本身以及它们的存在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除非它们实施了阻碍自由竞争的政策。
塔夫脱对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也表示支持，该修正案授权国会征收递增性个人所得税（即税收额度对较富的公民来说相对增高）。在他任职到期之前不久，该修正案得到批准而生效。1894年，一个关税法中曾加入了对年收入4000美元以上的个人征收2％的所得税的条款，但这项法律很快被联邦最高法院以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对财产的威胁"为由宣布为违宪。南部和西部的农场主联手推动了重新启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运动，他们希望以此来减少联邦政府在财政上对关税的依赖，而关税对西部和南部的非工业州来说是极为有害的。所得税也得到了那些认为税收应该根据个人支付能力来征收的进步主义者的支持。征收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它为一个权力、责任和花费都在迅速增长的全国政府提供了一种可靠而灵活的财政来源。
尽管有这些成就，塔夫脱看上去不断向共和党的保守派方面靠拢。上任后几个月，他签署了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Payne-Aldrich Tariff）；该法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但降低的标准远没有达到进步主义者所希望的程度。当新任内务部部长理查德·巴林杰（RichardA. Ballinger）认为罗斯福在决定森林保留地的时候有超越总统权力的做法时，塔夫脱与进步主义者的沟壑便进一步加深了。巴林杰决定将一部分土地恢复为国有土地的地位，这样矿业公司和伐木公司将会获得进入这些地区的机会；平肖指责巴林杰与这些商业利益串通起来，否定罗斯福政府推行的环境保护目标。1910年塔夫脱将平肖解雇时，他与共和党内进步主义者的分裂已经无法挽回了。1912年，罗斯福与塔夫脱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罗斯福在失败之后，以新的进步党领袖的名义发起了一场独立的总统竞选活动。
1912年总统大选
进步时代所有针对《麦克卢尔杂志》所称的"政府与大公司的关系问题"的思想交锋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集中表现出来。这是一场由塔夫脱、罗斯福、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和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参与的四雄竞争，最终变成一场围绕大商业时代政治和经济自由关系的全国性大辩论。在政治光谱的一端是塔夫脱总统，他强调只要政府与私人企业家联合起来治理社会问题，经济个人主义仍可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存在下去。位于光谱另一端的是德布斯。相对来说，没有多少美国人会全力支持社会主义党提出的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但该党提出的一些近期要求------包括铁路和银行业的公有化、政府对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帮助、建立短工时和最低工资制的立法以及累进制式的所得税------却集中表现了进步时代具有前瞻性的先锋思想。
然而，1912年真正引起公众注意的是威尔逊与罗斯福之间关于自由的内容和政府在保障自由时的作用的辩论。他们两人代表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进步主义派别。两人都相信，为了保存个人自由，必须加强政府的功能；但他们在增加政府权力的危险性和经济集中化的不可避免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他所代表的党对州权和自由放任意识形态坚信不疑，威尔逊本人却对进步主义的思想深信不疑。"今天的自由，"威尔逊宣称说，"决不止于个人不受侵犯和干扰。在当代，一个政府的自由计划必须同时也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在担任新泽西州州长时，威尔逊曾主持了一系列计划的实施，包括工人的工伤赔偿和州政府对公用设施和铁路的管制等。
新自由与新国家主义
威尔逊在竞选中经常向路易斯·L.布兰代斯请教，因而受后者的影响极深。威尔逊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恢复市场竞争、将政府从大商业的控制下解救出来，民主的活力才能得到恢复。他对大政府的恐惧不亚于他对大公司权力的恐惧。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为"新自由"（NewFreedom），因为这个计划勾画了一幅蓝图：联邦政府加强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积极推动小商业的发展------换言之，为在不增加政府对经济进行管制的背景下恢复经济竞争创造了条件。威尔逊警告说，大公司既有可能腐蚀政府，也可能被政府所操纵，这个警告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极有先见之明的。
对于罗斯福的支持者来说，威尔逊是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代表；他的计划只是为了满足小商人的需要，但却忽视了经济集中化的不可避免性和专业技术人士、顾客和劳工的利益。威尔逊和布兰代斯时常提及"大（公司）的诅咒"。沃尔特·李普曼却认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坦率地接受大企业带来的好处，并辅之以政府对大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积极干预的行动。李普曼所宣示的正是"新国家主义"（NewNationalism）的核心思想，而新国家主义正是罗斯福在1912年提出的计划。只有依靠"政府的管制权和指导权"，罗斯福说，"受压迫者的自由"才能得以恢复。他提出不仅要对个人和大公司的财富增收重税，还要对包括铁路、煤矿和石油等工业进行管制。
进步党的党纲提出了各种推动社会正义的建议。党纲是由移民安置运动的社工积极分子、劳工改革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起草的，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制的福利国家描绘了一幅蓝图，其中的内容包括妇女选举权、政府对公司企业的监管、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全国性劳工法和健康法、八小时工作制、适用于所有工人的"一份生计工资"、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一项全国性的覆盖失业、医疗保健和老年的保障机制。这份被罗斯福称为自内战以来"最重要的文件"的党纲集中了进步运动许多不同流派的思想和不同的政治经验。罗斯福的竞选帮助赋予自由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和经济内容，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界定政治自由主义的议程。
威尔逊的第一任政府
共和党的分裂确保了威尔逊的当选。他赢得了42％的民选票，罗斯福则以赢得27％的民选票的战果着实羞辱了塔夫脱一番，后者只赢得了23％的民选票。事实证明，威尔逊是一个十分得力的行政长官。他在国会大厦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使他可以定期与国会议员商谈即将付诸辩论的立法草案；他也是第一位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总统；他十分擅长通过记者招待会来直接地和连续地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他亲自前往国会去作国情咨文的报告，而不是像自约翰·亚当斯以来的前任一样只是将咨文以书面形式送往国会。
在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的支持下，威尔逊迅速开始实施他的版本的进步主义改革。他实施的第一个政策是《安德伍德关税法》（UnderwoodTariff），该法大大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为了弥补财政的损失，同时又增加了对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的递增所得税。随之而来的是1914年《克莱顿法》（ClaytonAct），该法将工会排除在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之外，禁止法院发布侵犯罢工权利的罢工禁令。1916年实施的《基廷--欧文法》（Keating-OwenAct）废除了所有生产用于州际商务交易产品的工厂中实施的童工制；同年实施的《亚当森法》（AdamsonAct）在全国铁路行业中建立起了八小时工作制；《库房法》（Warehouse Act）是平民党人提出的分库财政（subtreasury）计划的翻版，向那些在持有联邦执照的库房中存储谷物的农场主们提供贷款。
政府功能的扩展
相对于他在1912年提倡的新自由来说，威尔逊的一些政策看上去与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更为合拍。他抛弃强力实施反托拉斯的政策，而代之以更大程度的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威尔逊主持建立了两个具有很大权力的公共机构。1913年，国会创立了由12个区域银行组成的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Reserve System）。这些银行由一个中央委员会监管，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由总统任命产生，拥有处理货币的发放、在银行面临崩溃的危机时予以救助以及通过调整利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权力。这项法律对于1907年的经济恐慌来说是一个迟到的回应，在那次恐慌中，有几家金融机构遭遇失败，险些引发了银行系统的一场全面崩溃。当时，因为联邦政府缺乏一个现代的中央银行，筹集资金、拯救面临失败的银行的任务落到了J.P. 摩根身上。摩根的行动突出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当中央银行管理机制缺失的时候，金融管理的权力将完全被私人企业所掌握。
第二项全国政府权力的扩展是在1914年发生的。当年，国会建立起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 Commission, FTC），负责调查和禁止"不公平"的商业活动，如锁定价格和垄断等。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都受到了许多商界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恢复经济市场的秩序和防止更为激进的限制公司权力的立法产生的方法。但这些机构的建立表现了进步时代联邦政府在经济事务中角色和功能的巨大扩展。
1916年，进步时代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动员带来了一个新美国的降生。在新法律的指导下，行政机构、独立委员会以及从地方、州到联邦的各级政府都拥有了保护和推进"产业自由"的权力。政府建立起了关于劳工关系、商业行为和金融政策的规则，保护公民免受滥用市场带来的伤害，并在其利益冲突可能威胁社会和谐的群体之间扮演了一个仲裁者的角色。然而，就在进步主义者将权力得到扩展的政府视为美国自由的保护者时，欧洲已经被一场暴风雨撕扯得四分五裂，它将对进步主义者的信念提出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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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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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nar, John.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1985). 一部美国移民史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Cameron, Ardis.Radicals of the Worst Sort. Laboring Women in Lawrence, Massachusetts,1860-1912 (1993). 描述在洛厄尔工作妇女的生活以及他们在1912年举行的罢工。
Cott, Nancy F.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1987). 一部关于在进步时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著作。
Dawley, Alan.Struggles for Jus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 (1991). 探讨了进步时代的各种改革运动以及各种利用政府权力来改良社会的努力。
Diner, Steven. A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1998). 一部关于进步时代的主要潮流的概述著作。
Glickman,Lawrence B. A Living Wage: Worker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onsumer Society(1997). 追溯工人拥有"生计工资"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Hofstadter,Richard.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1955). 关于从平民主义运动到新政时期的思想的经典研究。
Johnston, RobertD. The Radical Middle Class: Populist Democracy and the Question of Capitalismin Progressive Era Portland (2003). 分析进步主义改革如何在一个关键城市中实施的过程。
Maddox, Lucy.Citizen Indians. Nativ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Race, and Reform (2005). 一部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协会和其他印第安人进步主义表述的研究著作。
Montgomery,David.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Labor Activism, 1865-1925 (1987). 一部关于这一时代劳工斗争以及劳工运动逐渐衰落的历史，这种衰落尤其发生在工作场所。
Orsi, Robert A.The Madonna of 115th Street: Faith and Community in Italian Harlem, 1880-1950(1985). 一部关于一个移民群体及其宗教在维持这个群体中发挥的作用的重要研究著作。
Peiss, Kathy.Cheap Amusements: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1986). 探讨大众娱乐活动的兴起以及它如何影响了进步时代美国妇女的生活。
Rodgers, DanielT.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1998). 一部关于进步主义思想和政策在大西洋两岸来回跨越流动的全面研究著作。
Stansell,Christine. American Moderns: Bohemian New York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Century (2000). 一部关于格林威治村激进派的生动活泼的记述作品，这些激进派扩展了进步时代个人自由的概念。
Stromquist,Shelton. Re-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theClass Problem,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Liberalism (2006). 讨论希望在一个劳资冲突剧烈的时代重造社会和谐的愿望如何影响了进步主义运动。
第十九章 为保障民主而战：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6 -1920
［大事年表］
1903美国掌握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
W. E. B. 杜波伊斯的《黑人的灵魂》出版
1904西奥多·罗斯福的门罗主义推论
1905尼亚加拉运动的发起
日俄战争结束
1907与日本签订《君子协定》
1908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话剧《熔锅》上演
1909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开始组建
1911"泰坦尼克号"邮轮沉没
墨西哥革命开始
贝利诉亚拉巴马案
1914费迪南德公爵遇刺
1914---1919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被击沉
D. W. 格里菲斯的电影《一个民族的新生》首映
1916凡尔登战役
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出版
伦道夫·伯恩的"超越国界的美利坚"一文发表
1917齐默尔曼电报被截获
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反间谍法》
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8伍德罗·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演讲
尤金·德布斯以违反《反间谍法》被判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协议签订
1919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得到批准
《凡尔赛和约》签署
1919 -1920恐红运动
1920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得到批准
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1927巴克诉贝尔案
干预的时代
与他们十分渴望在国内事务上扩展联邦政府权力的做法一样，进步时代的总统们对于在国家领土范围之外扩展美国势力也是毫不犹豫的。最初，他们的干预局限在西半球范围之内。自从1823年宣示"门罗主义"原则开始，美国一直声称对该地区事务拥有一种特殊的监管权。1901---1920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曾不下20次在加勒比海国家登陆。他们的任务通常是为美国公司和银行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这些公司希望拥有获取香蕉和蔗糖等原材料的稳定通道，而银行家则担心他们借给当地政府的资金不能得到准时的偿还。
"我夺得了运河区"
与对好坏托拉斯进行区分一样，西奥多·罗斯福将世界划分成"文明"和"不文明"国家两部分。他认为，前者拥有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建立秩序的责任。罗斯福比他大多数的前任都更积极地介入国际外交之中，如他帮助调停了1905年日俄战争，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离美国本土更近的地方，他的政策也就更加大胆。"我很喜欢一句非洲谚语，"他写道，"说话时要客气，但手里要提着一根大棒子。"尽管罗斯福宣称，美国"对通过损害自己南部邻居的利益来进行领土扩张的做法不抱任何兴趣"，但他在中美洲所追求的却是一种干预政策。
罗斯福在这一地区的第一个主要行动是操纵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的分离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在51英里长的巴拿马地峡建造一条联结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建造运河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879---1881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德·莱斯普斯（Ferdinandde Lesseps）就企图建造这样一条水道，最终因缺乏资金和建筑工人遭遇黄热病、瘴气的袭击而失败。长期以来，罗斯福一直竭力鼓吹发展美国的海军力量。他坚信，这样一条运河可为美国海军舰队和远洋商业船队在两大洋之间来回穿梭运行提供极大方便。1903年，当巴拿马隶属的哥伦比亚拒绝为此建运河的项目割让土地时，罗斯福便暗中使劲，推动了一场由巴拿马运河公司代表菲利普·邦诺-瓦利拉（PhilippeBunau-Varilla）所领导的起义。一艘美国军舰不失时机地阻止了哥伦比亚军队对起义的镇压。
在赢得独立的同时，邦诺-瓦利拉签署协议，将建造和操作运河的权利给予了美国，与此同时，还将运河区------即运河流经的10英里宽的一片领土------的主权也交到美国人手中。修建巴拿马运河是当时历史上最大的工程项目，使用工人的人数高达5万人，他们中间人数最多的一群人是从巴巴多斯招募而来的。项目同时也需要花费大工夫来消灭当地的蚊子，这些传播热带疾病的蚊子正是导致早期法国人修建运河的努力失败的原因之一。当运河在1914年完工时，美国东西海岸之间的海运路程被减少了整整8000英里。"我夺得了运河区"，罗斯福为此兴奋不已。然而，运河建造得以启动的方式和美国对运河区的继续控制始终将成为一个紧张的对外关系的来源。1977年，吉米·卡特总统与巴拿马进行谈判并签署协议，决定在2000年将运河的运行管理和运河区的控制权归还给巴拿马（见第二十章）。
罗斯福推论
罗斯福在巴拿马的行动反映出这样一条原则，它在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其内涵是：美国在西半球有权行使"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这是对当年门罗做出的保证西半球不受欧洲干预的承诺在内容上的一种重大扩张。在罗斯福政府的早期，英国、意大利和德国海军力量曾经使用武力对委内瑞拉实行海上封锁，以此来保证欧洲银行家们收回他们的贷款。罗斯福曾劝说这些列强撤回它们的军队，但这件事也使他感到，新大陆的金融不稳定将不断导致来自旧大陆的干预。1904年，罗斯福命令美国军队占领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关机构，以确保该国能归还所欠欧洲和美国投资人的债务。他很快操纵出台了一份"行政协议"，将控制多米尼加国金融业的权力交给一群美国的银行家去掌管。1906年，他派遣军队前往古巴，去监视当地的一场富有争议性的选举；美国军队在古巴一直驻扎到1909年。罗斯福同时也鼓励例如联合果品公司（UnitedFruit Company）这样的美国公司在中美洲的投资活动，由该公司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拥有的巨大香蕉种植园很快控制了两国的经济命脉。
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将海军陆战队派往尼加拉瓜，为该国对美国态度友好的政府提供军事保护。但一般来说，塔夫脱更注重于通过使用美国银行的经济投资和贷款，而不是采用直接的军事干预，作为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最佳方式。结果他的政策以"美元外交"的称号而闻名于世。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甚至利比利亚------1816年为获释的美国奴隶在西部非洲建立的国家------塔夫脱施加了更多的压力来保证对税收更为有效的汲取、当地政府的稳定以及美国公司拥有获得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机会。
道德帝国主义
伍德罗·威尔逊是一位长老会牧师之子，拥有一种传教士的执着与热情，并认为自己和美国在道德上都拥有一种当仁不让的正当性，他将这两种东西都带入到总统的职位之中。他任命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为国务卿，后者是个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威尔逊否定了美元外交的做法，许诺采用一种新的、尊重拉美独立并将其从外国经济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外交政策。然而对于美国有责任教会其他人民信奉民主这样的信念，威尔逊却无法抛弃。相反，他认为，美国工业产品和投资的输出必须与传播美国的思想同步进行。对于威尔逊来说，美国的经济影响带有一种比仅仅获取利润更为崇高的目的。1916年，他对一群美国商人说，美国人"有责任将自由与正义"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走出去，推销商品，"他鼓励他们说，"这将使世界感到更为舒适和幸福，将整个世界皈依到对美国原则的信仰之中。"
威尔逊的"道德帝国主义"却带来了比他的前任和继任者更多的对拉丁美洲的军事干预。1915年，当海地政府拒绝让美国银行来监管本国的金融交易事务时，他派出海军陆战队对这个国家实施占领。1916年，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建立起一个军人政府，该国的关税收取和债务支付等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中。美国军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直驻扎到1924年，在海地一直待到1934年。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公路和学校，但为推动民主所做的事情却乏善可陈。威尔逊外交政策凸显出现代美国史的一个困境：即那些对自由谈论最多的总统，往往是更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事务进行更为经常干预的总统。
威尔逊与墨西哥
威尔逊在拉丁美洲关注的重点是墨西哥。1911年，弗朗西斯科·梅德洛（FranciscoMadero）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Díaz）的独裁政府。两年之后，在威尔逊不知情的情况下，墨西哥军队领导人维克托里昂诺·韦尔塔（VictorianoHuerta）得到美国大使和控制墨西哥石油和矿产工业的美国公司的支持，暗杀了梅德洛，夺取了政权。
威尔逊对这一事件感到无比震惊。他宣称说，美国决不会承认一个"由屠夫组成的政府"。他接着说，他要"教教"拉丁美洲人如何"选举出好人来当政"。当墨西哥爆发内战时，他命令美国军队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登陆，截留用来增援韦尔塔力量的军火。令威尔逊感到意外的是，墨西哥人并不把美国士兵看成是解放者，而把他们当成是侵略军。不管怎么说，韦拉克鲁斯在16世纪的时候是西班牙征服者赫尔南·科尔特斯的军队和美墨战争时期温斯菲尔德·斯科特率领美国军队登陆的地方。在随后的战斗中，有100多名墨西哥人和19名美国人丧生。韦尔塔于1914年撇职而去，但内战则继续进行，双方对威尔逊的干预都不买账。
1916年，墨西哥内战蔓延到美国境内，其中一派的领导人潘科·维拉（PanchoVilla）开始攻击新墨西哥的哥伦布，在那里杀死了17名美国人。威尔逊命令1万名美国军队进入墨西哥，打算抓捕维拉，但是没有成功。墨西哥是对威尔逊的一个警告，用美国武力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或将道德原则用于外交政策之中，事情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6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今天，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首都）暗杀了奥匈帝国王位的继承人弗朗兹·费迪南德公爵。这个行动引发了一连串事件的连锁反应，将欧洲拖入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战争之中。1914年之前的若干年内，欧洲国家曾一拥而上，进行了一场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建立起一系列在欧洲寻求军事霸权的、动摇不定的盟约关系。暗杀事件发生后，作为中欧地区主要强权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约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因为欧洲列强之间存在的相互锁定的盟约关系，作为联盟派的英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与作为轴心派的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它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了今日的土耳其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交战的双方。
德国军队迅速占领了比利时以及法国的北部。在法国北部，战争进入了长期的僵持和对峙阶段，血腥的战斗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但却没有最终的胜利结果。新型的军事技术------潜艇、飞机、机关枪和毒气------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杀的发生。1916年发生在凡尔登的长达5个月的战斗葬送了60万法国和德国士兵的生命------这个数字几乎等于整个美国内战死亡的人数。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据估计大约有1000万士兵和不计其数的平民在战时丧生。随战争而来的是普遍的饥饿和流行性疾病在世界范围的扩散与蔓延，它们共同吞噬了另外2100万人的生命。
这场"大战"，或如后来所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的乐观主义和自信带来了一记沉重的打击。此前许多年，哲学家们、改良主义者们和政客们曾为理性与人类进步的胜利高唱凯歌。尽管欧洲强权们，尤其是英国和德国，一方面为控制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另一方面又在亚洲和非洲建立相互竞争的帝国，但人类似乎已经远离了那个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的时代。战争对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19世纪产生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间，民族主义似乎更有感召力。卡尔·马克思曾经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没有想到他们却走上了相互杀戮的道路。
中立与备战
就在战争吞噬欧洲大陆的同时，美国人在内部却出现了分裂。英裔美国人与自己的祖籍国站在一边，其他许多美国人也选择这样做，他们将英国与自由和民主联系起来，而把德国视为压制自由的威权政府（repressivegovernment）。但在另一方面，德裔美国人则认同德国的立场。爱尔兰裔美国人则坚决反对任何援助英国的行动。1916年，伦敦当局对呼吁爱尔兰独立的复活节反叛运动进行了镇压，并将其中的几名领导人处死。这场镇压更加深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英国的抗议情绪。来自俄国的移民，尤其是犹太裔移民，则极不希望美国为沙皇俄国提供任何援助。事实上，正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专制国家的俄国成为了英法的盟友之一，人们感到难以将一战看成是一场泾渭分明的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斗。此外，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来说，和平是他们进一步推动国内正义事业的关键。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反对美国卷入战争而开展游说工作。
1914年一战爆发时，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将处于中立。与1812年战争发生前的年代一样，欧洲的海战不可避免地也在美国引起了震荡。英国宣布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锁，并开始截留美国船只。德国则启用潜艇对进出英国港口的船只实施攻击。1915年5月，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海岸线外击沉了名为"卢西塔尼亚号"的英国豪华邮轮（该邮轮上载有大宗武器），导致1198名乘客丧生，其中包括124名美国人。威尔逊起草了一份措辞十分激烈的抗议照会，布莱恩担心总统是在为采取军事干预的行动埋下伏笔，因而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布莱恩主张提醒美国人在旅行时不要搭乘交战国的船只，但威尔逊认为，这样的主张象征着美国将从海上自由原则的立场倒退。
"卢西塔尼亚号"的击沉使美国公众舆论感到极大的愤怒，也极大地增强了那些认为美国必须为可能参战而做好准备的人的势力。后者包括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长期主张建立更为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的人，也包括与英国有着密切经济关系的商人。在当时，英国不仅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还从美国银行获得了20亿美元以上的战时贷款。威尔逊自己也带有强烈的亲英倾向，并把德国视为"自由的天然敌人"。1915年底，他开始实施了一项"备战"的政策------一项扩大美国陆军和海军力量的应急项目。
走向战争之路
1916年5月，德国宣布停止对非交战人员（noncombatants）实施潜艇攻击。在不必卷入美国军队而能够保障美国人在公海上自由旅行的权利方面，威尔逊的备战项目似乎取得了成功。"他使我们避开了战争"成为当年威尔逊争取连选连任的竞选口号。1912年，共和党各派在分裂之后握手言和，重新联合起来，所以，1916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竞选双方得票结果最为接近的一场选举。威尔逊仅以23张选举人票和1800万民选票中60万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Evans Hughes）。在12个允许妇女拥有选举权的州中，威尔逊赢得了10个。他获胜的部分原因是他似乎承诺，不会将美国士兵送往欧洲的战场。没有妇女选民的支持，威尔逊的连任是不可能的。
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呼吁在欧洲争取赢得一种"没有胜利的和平"，并勾画出他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他的设想中包括海上自由、限制军备竞赛以及国家不分大小都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等。然而，德国立即宣布有意恢复对进出英国岛屿的船只实施潜艇袭击，几艘美国商船遭到了攻击而沉没。德国政府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可能导致威尔逊做出干预的决定，但德方的战略家们也想赌一把。他们认为，如果德国赶在美国军队到达之前实行海上封锁，英国经济将陷于瘫痪。
1917年3月，英国间谍截获并公布了齐默尔曼电报，这是一份由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发出的电文，齐默尔曼邀请墨西哥加入德国即将开始的与美国的战争，许诺帮助墨西哥夺回在1846---1848年美墨战争中丧失的领土。同月，俄国发生了一场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一个宪政政府，此事使美国人更有理由认为他们将是在为民主而参战。4月2日，威尔逊前往国会，要求国会对德国宣战。他宣称到，"世界必须成为一个保证民主能够安全生存的地方。世界和平必须建立在经过考验的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参众两院分别以82比6、373比50的票数通过了参战决议。
十四点和平原则
直到1918年春，美国军队才大批抵达欧洲。此时，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7年11月由弗拉迪米尔·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推翻了前一个春天才掌握政权的俄国政府。此后不久，列宁将俄国从一战中撤出，并公布了同盟国各方关于在战后瓜分被占领领土的秘密协定------这一切使得威尔逊显得非常的难堪，因为他曾主张争取一个正义的和平。
1918年1月，威尔逊发表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对美国的战时目标和他的新国际秩序观点做了最为清楚的陈述。他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向国内民众保证，战争是为了一个有道德感的事业而进行的。十四点计划的关键内容包括所有国家的民族自决、海上自由、自由贸易、公开外交（终结签署秘密协定的做法）、重新调整殖民地的划分，并在决定他们未来的时候给予殖民地人民以"同等重量"的发言权，以及为保障和平而创立一个"国家之间的统一联合体"。威尔逊计划中的最后一条推动了国联（Leagueof Nations）的创建。他将国联看作是一种与美国进步主义者为维持社会和谐和防止强者剥削弱者而建立的国内管制性机构相对应的全球性机构。尽管这是一份纯粹的美国人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其他盟国的支持，但十四点和平原则却为次年的和平协商会议建立起讨论的议题。
美国将自己的经济资源和人力投入到战争之中------尽管美国军队只接受美国领导人的指挥而行动，而不是作为盟军统一指挥的一部分。当美国军队最终抵达欧洲后，他们扭转了战场的形势。1918年春，美国军队协助击退了德国军队对巴黎的进攻，在7月参加了盟军的一场主要的反击攻势。9月，在默兹--阿尔贡战役（Meuse-ArgonneCampaign）中，由约翰·J.珀欣（JohnJ. Pershing）将军指挥的约100万美国军队协助击退了在人数上不占优势、精疲力竭的德国军队。随着他的军队的全面溃退，11月9日，德国皇帝宣布退位。两天后，德国祈求和谈。10万以上的美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它只占死于一战中1000万士兵总数的1％。
一战在国内
进步主义者的战争
当他回顾美国对欧洲战事的卷入时，伦道夫·伯恩总结了其中的教训之一："战争是国家的健康所在。"政府权力的扩大在伯恩看来是一种危险，但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一个黄金机会。他们认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一种机会，美国可借此对社会做一次科学性的整顿，向全民灌输一种国家团结和公民自我奉献的精神，赋予劳工关系以正义的内容。与此同时，美国可通过战争向全球范围传播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可能更增加了战争对进步主义者的吸引力。
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和改良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与著名劳工领袖和本土出生的社会主义者站在一起，对威尔逊的政策表示支持。支持者名单上包括了类似约翰·杜威这样的知识分子、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新闻记者、美国劳联领袖塞缪尔·冈珀斯、社会主义者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以及包括弗洛伦斯·凯利和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内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杜威在《新共和》杂志上撰文，敦促进步主义者看到"战争的社会可能性"。他写到，战争的危机为"将科学更有意识地和更广泛地运用于共同的目的"，为打击美国国内存在的"权力分配上的极大的不平等"现象，带来了希望，所以，战争是"有效自由"的基础。
战时国家
与内战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创造了一个生命短暂的全国政府，它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并突然频繁地出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1917年5月应征入伍法》的管制之下，2400万男性参加了应征入伍登记，美国军队从12万人迅速扩大到500万人。战争似乎将西奥多·罗斯福和其他许多进步主义者所期待的新民族主义国家变成了现实。新近成立的联邦机构不失时机地开始管制工业、交通、劳资关系和农业。由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巴洛克（BernardBaruch）领衔的战争工业委员会，负责监管从原材料的分配到工业制造品的价格在内的战时生产的所有内容。为了提高效率，委员会对所有工业品建立标准的生产规定，从汽车的轮胎到鞋子的颜色等（只有三种鞋子颜色允许生产------黑、棕和白色）。铁路监管委员会接管了全国铁路交通系统，燃料管理局定量分配煤和汽油。食品服务管理局为农场主提供了现代种植新方法的指导，推广了更为高效的餐食准备的方法。该局的主管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他组织动员起将美国食品运送到饱受战争打击的盟国，这一行动使得"粮食将赢得战争"的口号风靡一时。
一般来说，这些机构把自己看成既是商界的伙伴又是商业的监管者。他们保证为政府提供产品的厂家能够获得高额利润的回报，同时又通过终止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来鼓励先前相互竞争的厂家进行合作。与此同时，由来自政府、产业界和美国劳联的代表参加的战争劳工委员会（WarLabor Board）却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建立起最低工资制度、八小时工作制和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战争期间，工人的工资有大幅度的提高，许多产业的工作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工会会员的人数翻了一番。为了资助战争的开支，企业的商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也都大幅度增加。到1918年，最富有的美国人个人所得的60％都用于交税。更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通过购买自由债券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之心。当和平来临的时候，战时国家的作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联邦政府至少展示出它曾一度在实现着进步主义改革的一些任务，包括推动经济的理性化、产业生产中的正义和一种全民共享的国家目的感。
宣传战
内战期间，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战争的任务是由民间团体------如联邦同盟、忠诚出版协会（LoyalPublication Society）和其他组织------来完成的。然而，威尔逊政府认为，爱国主义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不能交给民间组织去承办。许多美国人对民主美国是否应该卷入一场帝国争霸的战争之中持有怀疑态度。一些人更是激烈地反对美国参战。最引人注目的反战者是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党人。1917年，社会主义党将国会宣战法斥为是"一桩反对美国人民的罪行"，号召"世界各国的工人们"拒绝参战。作为反对威尔逊政策的主要全国性组织，社会主义党成为反战情绪的聚焦点。在1917年秋进行的全国市长选举中，社会主义党平均获得20％的选票，远远超过该党在过去选举中所获选票的总和。
1917年4月，威尔逊政府设置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其功能是，如委员会的主管乔治·克里尔（GeorgeCreel）所说，负责向美国人和世界解释"美国为何被迫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自由体制"。委员会雇用了大批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业主，采用了从小册子（一共印制发行了7500万份）到宣传画、报纸广告和电影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向全国发送了大量的支持参战的宣传品。它培训了75000多名"四分钟人"，把他们派往全国各地，在各地的电影院、剧院、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对听众发表标准化的简短演讲（有些时候这些演讲是用意大利语、依第绪语或其他移民语言进行的）。
用当时在克里尔委员会工作的年轻的爱德华·伯奈斯（EdwardBernays）的话来说，从未有过任何联邦政府机构会如此"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用心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伯奈斯后来开创了现代公共关系学的专业领域。事实上，方兴未艾的广告业亦步亦趋地紧跟信息委员会的指令。一位广告商写到，广告业的作为证明，"要想摆布整个大众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创造出人们对任何政策或思想的普遍信仰"是完全可能的。20世纪20年代，广告商们将利用他们所学到的技巧来推销商品。但是，公共信息委员会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政府通过主动的行动来影响和左右公众舆论的先例，这种政府行为将在后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乃至到伊拉克战争时期被反复使用。
"自由的伟大事业"
公共信息委员会将自己的宣传包装在强调社会合作和扩大民主的进步主义语言之中。在海外，这意味着要争取基于民族自决原则上的和平。在国内，它意味着推进"产业民主"。作为一个进步时期的新闻记者，克里尔相信战争将加速推进进步运动，解决"贫困、不平等、压迫和不幸福等古老的问题"。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Becker）曾警告说，只是简单地将德国的暴政和美国的民主进行对比并不一定能打动听众；克里尔对此警告格外看重，因为"当你给他讲我们的自由理想时，他想到的却是美国对劳工赤裸裸的剥削和穷人与富人之间存在的那种令人感到荒唐可笑的差距"。公共信息委员会散发的小册子勾画了一幅战后社会的图画，这个社会将实施"全民的八小时工作制"，并保证所有人都获得一份生计工资。
当"民主"成为战时动员的关键词时，"自由"也具有了新的意义。一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广告宣称，这场战争是"为自由的伟大事业"而战。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那些新近招募入伍的士兵，被召来充当各种表现自由象征的场景中的人物角色。在新泽西迪克斯堡举行的一个自由钟的场景展示用了25000人。战时宣传使用最多的视觉形象是自由女神像，它尤其被用来吸引移民对战争的支持。"你们来到这里寻求自由，"一幅印有自由女神像的宣传画的文字说明写道，"你们现在必须为保存自由而出力。"购买自由债券成为了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的表现。威尔逊的演说把美国塑造成一个自由的土地，遵循"自由人民的一致要求"为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自由的理想看上去是需要一个对立面的，所以公共信息委员会就把德国皇帝，或更笼统一点说，把整个德国民族和人民当成了对立面。政府宣传极力煽动对战争对手的仇恨，将德国描绘成一个由野蛮的德国佬组成的国家。
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来临
将"民主"和"自由"当成战时的意识形态武器势必激发国内要求扩展自由与民主的呼声。1916年，威尔逊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给予了小心谨慎的支持。因为许多鼓吹妇女选举权的人属于反对美国参战的阵营，所以美国的参战对妇女选举权运动构成了一种可能导致其分裂的威胁。的确，在那些投票反对国会宣战法的议员中就包括了美国的第一名国会女议员、来自蒙大拿州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珍妮特·兰金（JeannetteRankin）。"我希望支持我的国家，但是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尽管在1918年寻求连任时未能成功，但兰金最终在1940年重返国会。1941年，她是国会中唯一的反对对日宣战的议员，她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而终结。1968年，已是85岁高龄的兰金还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
然而，与内战时期一样，妇女选举权运动组织的大多数领袖人物都是满腔热情地支持美国的参战。妇女参与了推销战争债券、组织爱国主义游行等活动，并走出家门，承担起战时生产的工作。约有22000名妇女作为文职人员和护士随同美国军队前往欧洲战场。许多人相信她们的战时服务将会为她们赢得在国内的投票权。
与此同时，新一代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权主义者组成了全国妇女党（NationalWomen's Party），为争取获得选举权，她们采用了许多老一代选举权运动者很不以为然的激进对抗战术。该党领袖爱丽斯·保罗（AlicePaul）曾于1907---1910年在英国留学，当时英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曾采用一种包括被捕、囚禁和对男性主导政治体制进行激烈抨击的战略。在国内拒绝给予妇女公民选举权的同时，保罗问道，美国何以能够在海外为民主而战？她将威尔逊与德国皇帝相比较，在一群跟随者的支持下，把自己用镣铐锁在白宫周围的栏杆上，为此她被判处了7个月的监禁。当被囚禁的妇女进行绝食抗议的时候，她们被强迫进食。
妇女在战时的爱国主义行动，加上公众舆论对保罗及其同伴在监狱中受到迫害的普遍谴责，迫使联邦政府开始对妇女获得投票权的要求予以全面的支持。"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将妇女变成了伙伴，"威尔逊宣称道，"难道我们只愿意将她们作为共同经历痛苦、牺牲和劳累的伙伴，而不能将她们变成共同享有特权和权利的伙伴吗？"1920年，长期的斗争终于以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的批准而结束。这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各州以性别作为行使选举权的资格之一。美国也因此成为第27个准许妇女参加投票选举的国家。
禁酒运动
对其他曾在进步时代汲取了许多妇女能量的运动，一战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部门希望灭绝卖淫行为、保护士兵不沾染性病的工作引导政府开始了发放节制生育的信息和工具------如同上一章所讨论的，就在不久前，玛格利特·辛格却为此遭到监禁。
禁酒运动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的运动，在进步时代美国曾获得新的力量和攻势，最终在战时获取了全国性的成功。各种不同的力量加入到这场更新的禁止酒精饮料的运动之中。雇主们希望建造一支更加有节制的劳动力队伍。都市改良主义者认为，禁酒将带来一个更加有序的城市环境，削弱那些市场用沙龙来进行政治组织活动的城市政治机器的影响力。妇女改良主义者则希望，实施禁酒将为家庭中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保护，使他们不受那些因醉酒而施行家庭暴力的或将工资挥霍在酒吧的丈夫的伤害。许多本土出生的新教徒将禁酒看成是一种将"美国"价值观强加于移民头上的做法。
如同妇女选举权运动，禁酒主义者也是首先集中精力，推动在州一级的运动。1915年，他们在18个南部和中西部州获得了胜利，这些州内，移民人口的数量相对少，以浸礼派和卫斯理派为主的新教徒坚决反对酗酒。但如同选举权运动，禁酒主义者逐渐认识到，争取联邦立法是他们取胜的最佳策略。战争给他们增添了新的弹药。许多著名的酿酒厂的厂主是德裔美国人，制作啤酒被认为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食品管理局认为，粮食必须用来制作食物，不能用来制作啤酒和烈性酒。1917年12月，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禁止制作和销售带有酒精的饮料。修正案在1919年得到各州的批准，于1920年初开始生效。
战时的自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提出了早在内战期间初露端倪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在麦卡锡时代和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的时期再度困扰美国：国家安全与自由的平衡点在哪里？联邦宪法是否在战争时期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同政见是否等于缺乏爱国主义？这些问题表明，在战争时期，传统的公民自由将受到巨大压力的挑战。
1917年，伦道夫·伯恩曾对进步主义者那种自以为能够按"自由主义的目的"来改变战争的幼稚想法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他预测说，这场战争并不会壮大进步主义改革派的力量，而只能增加"美国生活中最不民主的势力"。伯恩的精辟预测很快就得到了应验。无论政府的宣传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和动听，一战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对公民自由最严厉的镇压活动。也许正是战时语言内涵的崇高性导致了对不同政见的大规模镇压。因为在威尔逊和他的许多支持者眼中，战争的目标是如此的高尚，任何不同意见都只能被认为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将这个伟大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带入战争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威尔逊在他要求国会准许美国参战的讲话中这样说道。然而，即便是他本人，也难以预测到这场战争将给美国自由带来怎样的令人感到恐惧的影响。
1918年在新泽西州迪克斯军营由25000名士兵组成的自由钟图案。这是在一战期间利用自由的形象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又一例子。
《反间谍法》
自1798年的惩乱治外法案之后，联邦政府第一次立法来限制言论自由。1917年的反间谍法不仅禁止任何人从事间谍工作和阻挠征兵工作，同时也严禁可能妨碍夺取军事成功的任何"不实言论"。邮政总监禁止许多批评政府的报纸和杂志进入联邦邮政通道。被禁者包括了几乎整个社会主义倾向的出版物、外国语出版物，以及前平民党人汤姆·华生所拥有的名叫《杰斐逊人》（TheJeffersonian）的报纸。这份报纸批评了强制服役制，认为它侵犯了州权。次年，惩乱法又将任何企图"蔑视、轻视、侮辱和诋毁......政府形式"，或鼓动干扰战争动员工作的一切言论和印刷品列为犯罪行为。有两千多人因违反这些法律而受到政府的指控，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被判有罪。一位名叫约翰·怀特的俄亥俄州农场主，因为说了一句德国士兵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屠杀与美国在1899---1903年对菲律宾人的所作所为是大同小异之类的话，便被判处了21个月的监禁。
最为著名的受害人是尤金·V.德布斯。他因发表一场反战演说而被判处违反了反间谍法。在法庭宣判之前，德布斯给法院上了一堂关于美国自由的历史的课，将美国的不同政见的传统从托马斯·潘恩一直追溯到废奴主义者，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没有遭遇过国内反对派的抵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也因反对战争被判处了4年的监禁；然而，在美国，德布斯被判处的监禁期是10年。战争结束之后，威尔逊拒绝了司法部长的建议，拒绝给德布斯减刑。1920年，身陷狱中的德布斯参加了总统竞选，获得了90万张选票。1921年，威尔逊的继任者沃伦·哈定就任总统后，才解除了德布斯的监禁。
强制性爱国主义
更为极端的对自由的压制是由州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行使的。美国人素来有展示旗子的习惯（以及使用旗子来做广告，从出售烟叶产品到各种表演等）。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对美国国旗的态度变成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的测试。那些被怀疑对美国不忠诚的人被要求当众亲吻美国国旗；那些对国旗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可能遭遇监禁的处罚。战争期间，有33个州立法，禁止拥有或展示红色或黑色的旗帜（这两种颜色分别代表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有23个州立法，禁止新近创立的一种名为"犯罪性工联主义"的行为，把那些鼓动用非法行动来争取政治变革或"改变工业（财产）拥有方式"的言行统统归入这类行为之中。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当美国进入一战时，埃玛·戈德曼这样问道。她回答说，真正的爱国者是那些"睁开双眼热爱美国的人"，那些不对"以爱国主义名义犯下的错误"视而不见的人。然而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和民间群体的角度来看，爱国主义等同于支持政府、战争和美国的经济制度，而反战思潮、劳工激进主义以及对俄国革命的同情等统统变成了"非美国的"思想和行为。明尼苏达州建立起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负责根除本州的不忠诚因素。地方政府的官员对那些没有购买自由债券的居民展开正式调查。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都改写了课程内容，确保教学中的爱国主义内容，要求教师必须在忠诚誓言书上签字。
新近成立、拥有25万成员的美国保护同盟（AmericanProtective League）（APL）协助司法部来识别激进分子和战争的批评者，他们监视自己的邻居和进行所谓"抓逃兵的袭击"，即在大城市的大街上突如其来的截留几千人，强迫人们出示征兵登记卡。许多民间团体抓住这种充满压迫性的氛围，借此作为武器来打击国内的反对力量。雇主们与政府联合起来，击垮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这是为满足商业利益而采取的行动。1917年7月，亚利桑那州比斯比（Bisbee）的民间纠察队将1200名举行罢工的铜矿工人和他们的同情者捆绑起来，装进火车车厢，运送到沙漠上，把他们撂在那里。8月，在蒙大拿的比尤特（Butte），一群人将一战老兵弗兰克·利特尔处以私刑。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在美国历史一个范围最宽广的搜查命令的庇护下，联邦官员袭击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室，逮捕了数百名工会领袖，没收了文件和出版物。
战时的经验，沃尔特·李普曼评论说，展示了"传统的言论和意见自由并没有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然而，尽管一些进步主义者对个别极端的例子提出抗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对大规模地镇压公民自由的行动表示公开的抗议。公民自由基本上不是进步主义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进步主义者往往将全国政府视为民主目的的化身，坚持认为自由来自于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而不是站在与社会相反的立场。进步主义者坚信联邦权力的运用可以使社会条件得到改善，但他们发现自己在面对多数或政府暴政的形势下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时却束手无策。从劳联到《新共和》的知识分子们以及战争的支持者们，都把消灭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看成是一个将劳工和移民整合进秩序井然的社会的一个必要前奏，这是他们希望会出现的一种战后结果。
谁是美国人？
在许多方面，进步运动是20世纪许多主要发展的先行者------新政、伟大社会、社会能动主义政府等。但进步主义者却将"种族"视为是界定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一种永久性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更为相似，而不像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人们有时将他们与后者相比较。
"种族问题"
即便在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人所称的"种族问题"------美国内部因不断增长的族裔多元化而产生的（族裔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关心的主要问题。"种族"指的远不只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1911年，由美国移民委员会出版的《人类种族词典》列举了不下45种移民的"种族"，每一种族在理论上都拥有与生俱来的某些特性。这些种族的列举从位于榜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由上而下排列，包括了希伯来人、北意大利人、一直到最低的南意大利人为止------后者被看成是具有暴力倾向的、无节制的、不可能被真正同化的种类。
1907年，国会立法规定，一名美国妇女如果与外国人结婚，将自动失去她所拥有的美国公民的资格。1916年，由纽约动物学学会会长麦迪逊·格兰特出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这类迎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警告说，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新移民和本地白人妇女的低生育率已经威胁到美国文明基础的存在。优生学是研究想象中的不同种族的智力特性的一门新学科，它为反移民的思潮增加了一种专业知识的装潢。多数进步主义者认为，如果民主在经济权力极不平等的情况下不能生长发育的话，它同样也无法在一个永远为种族和族裔界限所分割的国家中幸存下去。
美国化运动与文化多元主义
然而，将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民族）国家化的过程却提高了人们对族群和种族差别的意识，并刺激了开展"美国化"运动的要求，即创造一种同质性更强的美利坚民族文化。1908年，由犹太移民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写作的戏剧《熔锅》（TheMelting Pot）为这个过程加上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在这个过程中，新移民应该逐步将自己的身份融入到既存的美国民族特性中。各类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包括教育工作者、雇主、劳工领袖、社会改良主义者以及政府官员等------都承担起对新移民实施美国化的任务。福特汽车公司有名的社会工作部的职员会闯到移民工人的家中，检查他们的服装、家具以及烹饪，要求他们注册学习英语课程。福特公司还将那些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尚未能融入美国生活和接受美国工作标准的人予以开除。美国化项目经常瞄准妇女作为文化传承的对象。在洛杉矶，教师和传教士团体致力于教墨西哥裔--美国人妇女学习英文，期待她们融入美国的价值观中。因为担心成年新移民会久久深陷在旧大陆生活方式的影响之中，公立学校更注重于对移民子女进行美国化的教育。学校所面临的挑战，一位教育工作者写到，是"在他们的孩子的心灵中尽可能地深深播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关于公正、法律与秩序以及民选政府的概念"。
进步主义者中有一小部分人对美国化运动提出质疑，认为美国主流社会应该尊重移民群体本身的亚文化。在赫尔堂，教师们在进行英语教学的同时，也鼓励移民学生珍惜他们的欧洲传统。对美国化运动最为犀利透彻的批评来自伦道夫·伯恩的写作，1916年，他在名为"超越国界的美利坚"的文章揭露了美国化模式所包含的根本缺陷。"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美国文化，"他写道。美国的音乐、诗歌、哲学和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伯恩设想到一种民主的、世界性的社会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移民们和本土出生的人同等地将他们各自的群体认同融入于一种"超越国家"的文化之中。
1916年福特公司英语学校毕业典礼的结束仪式。学员们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从一艘移民船上走进一个巨大的熔锅。当教师将熔锅搅拌之后，福特公司的工人们身着美国服装、举着美国国旗从熔锅中走出来。
早在一战之前，一些进步主义者就曾提倡过进行全民军事训练的项目，以便新来者能够与"真正的美国人"交融在一起，停止使用他们称谓中的"连接号"（意大利裔--美国人、波兰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类似的叫法）。一旦新移民服过兵役，助理战争部部长亨利·布雷肯里奇写道，"不管他来自哪个族裔或种族------条顿人、斯拉夫人、捷克人、意大利人------他的'连接号'已经被去掉了，他佩戴的是'星条旗'。"但是直到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同化移民的工作主要是由类似于全国美国化委员会这样的非官方组织来操作的。全国美国化委员会的座右铭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化"和"英语优先"。战争则将美国化运动转化成为政府资助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强制性的同化击败了伯恩所想象的文化多元主义。
1919年在密尔沃基举行的美国化活动仪式。在仪式中，移民们与林肯和自由女神像相遇。
随着威尔逊总统宣布有些"出生在外国国旗下的"美国人"犯有对美国不忠诚之罪......必须予以坚决彻底的打击"，联邦和州政府要求移民们展示他们对美国坚定不移的忠诚。公共信息委员会将1918年7月4日重新命名为效忠节（LoyaltyDay），要求各族裔移民群体参加爱国主义的游行活动。参加纽约市庆祝活动游行的队伍有75000人，还带有几十艘浮船和表演，将移民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或突出表现移民对美国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等。那些长期遭受歧视的族裔群体的领袖人物将战争看成是他们获取更大权利的一个机会。著名犹太裔领袖推动了征兵和效忠活动。华裔美国人则要求说，那些出生在海外、被禁止入籍的人也应被准许登记入伍，"为我们的种族争光"。
排斥德裔美国人的活动
德裔美国人承受了强制性美国化的重压。第一批德裔移民是在内战之前抵达美国的。至1914年，德裔美国人的人数达到了将近900万人，这包括了移民和那些拥有德国血统父母的人。他们创造了许多富有生气的族裔社区机制，包括俱乐部、体育协会、学校和剧院等。一战发生前夕，许多美国人十分崇尚德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传统，美国1/4的高中学生把德语当成最主要的外语来学习。美国进入一战后，德语的使用和德意志文化的表达方式都被支持战争的群体当成打击的目标。在艾奥瓦州，州长威廉·L.哈定颁布了一份文告，要求在学校、公共场合的所有口头和电话交谈只能使用英语。他宣称，言论自由并不包括"使用非本国语言的权利"。
到1919年，绝大多数州都立法对教授外国语进行限制。那些曾经十分流行的来源于德语的词语也被改名了，如"汉堡包"被改称为"自由三明治"（libertysandwich），"泡菜"被改名为"自由大白菜"（libertycabbage）。许多社区还禁止演奏德国音乐。当具有瑞士公民身份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卡尔·姆赫（KarlMüch）坚持要在演奏曲目中加入如贝多芬这样的德国作曲家的作品时，政府立即以来自敌国的外国人的名义将他关进监狱。一战给德裔美国人的文化带来了十分沉重的打击。到1920年，德语报纸减少到276种（20年前的1/3），只有1％的高中生才学习德语。192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出生在德国的移民进入美国的人数减少了25％。
走向限制移民的时代
美国化的项目意在将新移民同化到美国社会中，即便如此，一战却更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某些种类的不值期望的人压根儿就必须被彻底地挡在美国的大门之外。一位主张限制移民的人宣称说，新移民远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欣赏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事实表明，他们反而更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类"极端的政治教条"所吸引。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ewisTerman）在1916年发明"IQ"（智商）的概念，声称仅凭这个数字就可以测量一个人的大脑能力。军队对新兵进行的智力测验似乎从科学上证实了黑人和新移民在智商程度上远低于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徒，这更加刺激了要求对移民进行限制的呼声。
1917年，在推翻威尔逊的否决之后，国会要求所有移民必须拥有英语或另外一种语言的识字能力。战争也加速了其他要求提高美国人口素质的努力。有些人受到改善人种质量思想的影响，主张减少某些不值"期望"的人群的再生和延续。印第安纳州在1907年通过一部法律，命令医生对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和"心智脆弱"的病人实施结扎手术，以避免他们将自己"有缺陷的"基因传给后代。许多其他州也纷纷效法。在巴克诉贝尔（1927）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类法律是合宪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判决中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表述："一家三代都是傻瓜还不够吗？"这种做法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被停止，此刻已经有63000多人被强制性地实施了结扎手术。
被分离的群体：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和亚洲人
无论美国化的运动带有何等的强制性，它们的推动者们认为，欧洲移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最终都会调整过来，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公民，享受美国自由的所有恩惠。这样的预测却不会用于非白人的移民或黑人身上。尽管熔炉论的思想预想到欧洲来的移民会走出他们的族裔社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非白人的移民却面临着更明显的遭排斥的界限。
一战导致了西南部墨西哥裔人口的增长。战时这一地区的矿主和大农场主对劳工的需求迫使政府在1917年暂时免去了墨西哥移民的识字能力测试。墨西哥人被从法律上定义为白人，许多进步主义改良主义者则把不断增加的墨西哥人口视为美国化运动改造的对象。教师和传教士团体想方设法地教他们学习英语，将他们变成新教教徒以及通过其他方式推动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但西南部的政府官员却将他们当成一个不同的种类。在墨西哥裔人口占相当比例的州内，因法律和习俗的原因，学校、医院和其他体制普遍实施着种族隔离。到1920年，加利福尼亚和西南部几乎所有的墨西哥裔儿童都是在自己的学校或教室上课。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人、黑人和白人建立起专门的公立学校体制。
波多黎各人在美国社会中也处于一种定义十分模糊的位置。在美国进入一战之前，国会终止了"波多黎各公民"的地位，赋予波多黎各岛上的居民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这样做的目的是抑制支持波多黎各独立的势力和加强美国对这个加勒比海地区重要战略要地的控制。身份的改变没有赋予岛上居民选举美国总统或国会代表的权利，但岛上的成年男性公民却被要求服兵役，到海外作战。波多黎各立法机构众议院议长荷塞·德亚哥（Joséde Diego）曾在1917年写信给总统，要求他将美国正在欧洲为之奋战的民主同样地赋予波多黎各人。
更受限制的是亚裔美国人。1906年，旧金山市学区委员会命令所有亚裔学生集中在一间公立学校就学。当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后，西奥多·罗斯福劝说市政府收回这一命令。他随后与日本政府谈判签署了1907年的《君子协定》（Gentlemen'sAgreement of 1907），其中规定，除那些已在美国的日裔移民的妻子和子女外，日本将不再向美国输送移民。1913年，加利福尼亚规定，所有不能经归化程序而变成美国公民的外国人不能拥有或出租土地。
肤色分界线
到此时为止，作为最大的非白人群体的非裔美国人则几乎完全被排斥在进步时代的自由界限（如第十八章所描述的）之外。当他们的选举权被剥夺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南部黑人能够参与美国民主。大多数的工会和技能工种行业也对黑人工人采取了排斥态度，所以他们也没有获得"产业自由"的机会。大部分成年黑人妇女在家庭之外的领域工作，但她们的劳动所得完全无法带给她们任何经济独立的希望。因为绝大多数黑人妇女是家庭佣人和农业工人，所以，进步时代关于限制女工工时、改善女工工作环境的立法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大多数的黑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他们也不能参与正在出现的消费经济，既不能在新近出现的百货商店中就职（除做勤杂工和清洁女工之外），也不能成为此刻源源不断流入市场的消费商品的购买者。
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家、劳工改良主义者和选举权推动者等对黑人的境况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冷淡。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熔锅论经由百老汇戏剧的演绎轰动一时，但其中并没有将黑人包括在内。沃尔德·维尔（WalterWeyl）在他的《新民主》一书中，一直等到最后的第15页时才开始谈到"种族问题"。如同前一章所引用的，他认为，自由的主要障碍是来自经济方面，而不是来自政治方面；这种看法表明，他没有认识到正是因为南部黑人的选举权遭到了剥夺，那种迫使他们处于普遍的不平等的制度才得以盛行。
大多数移民安置中心的改良主义者将种族隔离视为是自然和公平的安排，同时认为应该在白人和黑人社区分别建立白人安置中心，在黑人居住区建立黑人安置中心。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白人领袖人物们对南部黑人的选举权被剥夺的现象所言甚少。在南部，白人妇女俱乐部的成员有的时候为黑人学校和社区中心募捐。但该运动的领袖们坚持认为，选举权是一项种族特权，用丽贝卡·费尔顿（RebeccaFelton）的话来说，是"自由的标志和同义词"，不能禁止"生而自由的白人妇女们"所拥有。在重建时期，妇女的宪法权利未能得到承认是因为当时是"黑人的时刻"。此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妇女时刻"将黑人排斥在外。为妇女赢得了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继续将通过人头税和识字能力测试来限制黑人投票的权力留在州政府手中。大部分黑人妇女因居住在南部，也没有享受到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好处。
罗斯福、威尔逊和种族
进步时代的总统分享了当时针对黑人的主流态度。西奥多·罗斯福曾邀请布克尔·华盛顿到白宫与他共同进餐，并任命了几位黑人担任联邦政府官员，这些举动令白人舆论界深感震惊。然而在1906年，当一小群黑人士兵在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开枪打死了当地的一个居民，而同队士兵并没有指出开枪者时，罗斯福下令将三个黑人士兵连队------共有156人，其中包括6名国会荣誉勋章的获得者------全部开除军籍。罗斯福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他把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把黑人叫做"完全不配享有选举权"的人），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削减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新民族主义思想的热烈拥戴。简·亚当斯是为数不多的对黑人问题表示关注的进步主义者之一，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缔造者之一；即便如此，当1912年进步党代表大会否决了其党纲中关于民权的相关内容、并禁止来自南部的黑人代表参加大会时，她也表示了默认。
出生在弗吉尼亚的伍德罗·威尔逊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南部的"真实的代议制政府"和它崇高的"自由标准"。他的执政班子在华盛顿的政府部门中实行了全面的种族隔离政策，将一大批黑人雇员从联邦职位中解雇。1915年，威尔逊还允许D.W. 格里菲斯（D.W. Griffith）的电影《一个民族的新生》（Birthof a Nation）在白宫进行首映式；这部电影把重建时期的三K党当成白人文明的捍卫者来大加赞颂。"你不是给了美国白人一个'新自由'、给了你的非裔美国公民同胞一个新的奴隶制吗？"《波士顿卫报》的激进编辑、全部由黑人组成的全国平等权利联盟（NationalEqual Rights League）的创始人威廉·门罗·特洛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曾这样质问威尔逊总统。
这幅于1906年4月17日刊登在《圣路易市邮报》的漫画对三名黑人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遭遇私刑一事发表评论。映射在地上的自由女神塑像的阴影形如一座绞刑架。
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又面临种族隔离的黑人，面对美国对自由的表白，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自由的象征可以与残酷的种族暴力同时存在。这些年间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私刑，其中一桩发生在1906年的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在那里，三名黑人被诬陷为犯了强奸罪，他们被一群白人暴民吊在电灯杆上，在一场公开的暴力庆典中被活活烧死。在这个电灯杆的顶端，却矗立着一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
杜波伊斯与黑人抗议活动的复兴
黑人领袖们努力寻求一种新的斗争策略，希望重新激发美国追求平等的决心，这种决心曾在重建时期非常短暂但非常耀眼的得以展现。在对黑人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美国民主所提出的挑战的思考方面，没有任何学者比W.E. B. 杜波伊斯想得更深和更为长久。杜波伊斯于1868年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大巴灵顿，曾在菲斯克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在95岁时去世。杜波伊斯的毕生事业始终致力于解决他所称的"白人享有的美国自由与持续性的对黑人的压迫"之间的矛盾。他在《黑人的灵魂》（TheSoul of Black Folk, 1903）一书中，向那些对布克尔·华盛顿的妥协让步政策表示不满的黑人发出了要争取平等权利的号召。杜波伊斯相信，像他这样受过教育的黑人------即黑人社区中的"十分之一的精英人物"------必须使用他们的教育和训练来挑战美国社会的不平等。
杜波伊斯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该协会杂志《危机》的主编。图为杜波伊斯在纽约的办公室。
在某种意义上，杜波伊斯是一个典型的进步主义者；他相信，调查、揭露和教育等活动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他在亚特兰大大学当教授时，曾经设计规划了一个庞大的、长达数十年的对黑人生活的学术研究项目，目的是为了让美国社会意识到种族主义的存在和恶果，同时为消灭种族主义指出方向。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清楚采取政治行动的必要性。
1905年，杜波伊斯召集了一批黑人领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聚会（会议在瀑布的加拿大国土的一面举行，因为在美国一面找不到允许黑人寄宿的旅馆），组织起尼亚加拉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重振废奴运动的传统。"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杜波伊斯在这个群体的宣言中写道："每一项属于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民权和社会权利；在我们获得这些权利之前，我们决不会停止抗议，不会停止在美国的耳朵旁边制造噪音。"尼亚加拉瀑布会议的原则宣言呼吁：恢复黑人的选举权，结束种族隔离，为黑人争取在经济和教育机会方面的全面平等。这些目标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内为争取种族正义而展开的黑人斗争的基本目标。4年之后，杜波伊斯与一群主要由白人改革者组成的群体一起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这些白人改革者对发生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林肯在成年之后的家乡）的一桩私刑惨案十分震惊。协进会发动了一场长期的斗争，要求重新实施第十四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协进会的法庭斗争策略赢得了几次胜利。在贝利诉亚拉巴马案（1911）中，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南部的"抵债劳役"法，这种法律将收益分成制佃农（sharecroppers）违反劳工合同定为犯罪行为。6年之后，最高法院又将路易斯维尔市的一项将禁止黑人在该市某些区域居住（当地的白人居民担心，黑人的移入会影响他们按自己的标准出售地产）的分区管制法宣布为违宪。但从整体来说，进步时代并没有在追求种族正义方面有任何建树。当美国人的权利处于重新配置和调整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穆尔菲尔德·斯托里（MoorfieldStory）说，黑人却拥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公民地位"。他们必须承担类如服兵役的公民责任，但"并不享有人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除非我们废弃......独立宣言（的承诺）。"
一致对外
在非裔美国人中，战时的自由语言再次点燃了他们的希望，他们期望美国的种族制度将会随战争发生重大的转变。除了激进的波士顿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WilliamMonroe Trotter）之外，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把美国参加一战看成是实现真正自由承诺的机会。对特罗特来说，广为报道的德国暴行与发生在美国本身的私刑不相上下，与其说要把世界变成民主的安全之地，美国政府不如首先"把南方变成黑人能够安身立命之地"。然而黑人报纸却纷纷站到了支持战争的一边。杜波依斯本人也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月刊《危机》（TheCrisis）上发表社论（该社论后来被广泛地转载），呼吁美国黑人"捐弃前嫌，一致对外"，报名参军，帮助"把我们的美国变成一块真正的属于自由人的领土"。
黑人对内战的参与帮助废除了奴隶制，赢得了公民资格和权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黑人所采取的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行动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成果。海军对黑人实施全面排斥的政策。陆军继续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参战的40万黑人士兵中的绝大部分人被限制在提供后勤保障而非战斗部队之中。通过与那些为英国和法国而战的、来自非洲殖民地的非洲士兵的接触，美国黑人士兵开阔了视野。但是，当殖民地军队在巴黎的胜利庆典上阔步迈进时，威尔逊政府却不准美国黑人士兵参加这样的庆典活动。
大移民与"应许之地"
尽管如此，战争带来了许多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也改变了美国种族关系的特征。由于战时生产量的提高和欧洲移民的中断，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作开始向黑人工人开放，从而导致了一场从南向北的黑人大移民运动。在一战爆发的前夕，90％的非裔美国人人口仍然居住在南部。大部分北部城市的黑人人口的数量极少，北部黑人男性和女性的工作主要限于家庭佣工。但在1910---1920年，50万黑人离开了南部。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纽约市的黑人人口增加了60％，规模较小的工业城市，如阿克伦（Akron）、布法罗和特伦顿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
引发黑人大移民的动机多种多样------北部工厂所提供的高于南部的工资的吸引（尽管黑人干的是体力活和非技术工种的工作）、让自己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逃离私刑的威胁以及对行使投票权的期望等。移民们把大移民称之为第二次解放，"跨越约旦河"，逃出法老的国界，奔向"迦南之地"(1)一群来自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在火车跨越过俄亥俄河时，开口唱起了："我注定要奔向迦南之地。"
表19.1 黑人大迁徙
大多数的黑人移民是年轻的男女，如阿兰·洛克（AlainLocke）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新黑人》（NewNegro，1925）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他们怀抱"一种新的对机会的期望和一种对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期望"。然而他们所遭遇的却是许多极大的失望------遭到严格限制的就业机会、被工会的排斥、极为死板的居住隔离制度以及暴力的直接威胁，这一切表明，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区域不存在种族敌意。一战期间，南部白人比黑人更多地移居到北部，他们经常是带有与黑人移民相同的对于经济机会的期盼。但是，新的黑人群体的出现，加上他们因受一战的启发而提出的权利要求，给北部社会安装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随时会因为一起突发事件而引发剧烈的种族冲突。
北部和南部的种族暴力
1917年发生在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的一场种族骚乱导致几十名黑人丧生。骚乱的起因是当地的雇主为打击工会的力量（大部分的工会都不准黑人入会）雇用了一些黑人工人。1919年，共有250人死于发生在北部城市的骚乱之中。最为轰动的是发生在芝加哥的骚乱。一位黑人少年在密歇根湖的岸边偶然越过了区分黑人和白人的湖岸隔离线，结果被一群白人淹死，由此引发的骚乱持续了5天之久，黑人和白人在全市的不同地方展开了激烈的种族战斗。当国民警卫队最终控制局面时，已经有38人死于非命，受伤人数高达500多人。
暴力冲突并不仅仅局限在北部。在一战结束后的那年，有76人在南部被处以私刑，受害者中包括了几名刚从前线归来的仍然穿着美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阿肯色的菲利普斯县，武装起来的白人自卫分子对举行罢工的黑人分成佃农们发动攻击，导致了200人死亡，最后不得不通过动用军队，秩序才得到了恢复。1921年，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种族骚乱在俄克拉荷马的塔尔萨（Tulsa）发生。在这场骚乱中，大群的白人，连同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成员，点火将该城的全黑人居住区烧了个精光，导致300多名黑人丧生，1万多人无家可归。一位黑人青年在电梯上没有站稳，倒在了白人女电梯工的身上，于是关于黑人强奸白人妇女的谣言迅速流传开来。一群黑人老兵企图阻止白人对这位年轻黑人采用私刑，骚乱因此而起。
加维主义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点燃了新的激进主义的火焰。1917年发生在东圣路易斯的骚乱引发了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举行的沉默抗议游行活动，有1万多黑人参加了游行，他们无声地扛着标语牌，上面写道："总统先生，为什么不能把美国变成保障民主的地方？"在北部那些黑人人口居住稠密的贫民窟中，全球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获得了普遍的支持；这是一项由新近来自牙买加的移民马库斯·加维（MarcusGarvey）发起的运动，目标是争取非洲独立和黑人的自给自足。对于加维的追随者来说，自由意味着民族自决。他们认为黑人应该在一战之后与其他人民一样，得到同样的国际认可的民族身份。"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听到了要求自由的呼声，"1921年加维宣称说，"我们渴望得到一种能把我们提高到与所有人处于同等位置的自由......这种自由将给我们带来最完全的实现我们理想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由其他人统治和控制的国家里是得不到的。"杜波依斯和其他黑人领袖却把加维看作是一个善于哗众取宠的煽动家而已。当加维因为邮政诈骗被判罪并随后被联邦政府驱逐出境时，他们对此决定表示欢迎。然而加维运动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充分证明了在战时和战后黑人社区中存在着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1917年7月28日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举行的沉默游行，一万名黑人示威者以此来抗议发生在圣路易斯市的种族骚乱。
1919年
世界范围的动荡
对社会变革的激烈渴望和战争结果的极大失望在远远超出黑人社区以外的地方也明显可见。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列宁的政府将土地、银行和工厂国有化，宣布追求一个工人政府的社会主义梦想。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由一战释放出来的对民主的渴望将希望与恐惧的震撼同时传递给全世界。如同1848年和未来的1968年，1919年集中爆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在列宁革命号召的呼唤下，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巴伐利亚（Bavaria，德国的一部分）和匈牙利赢得了政权。贝尔法斯特、格拉斯哥、温尼伯（Winnipeg）等地爆发了要求兑现战时对"产业民主"承诺的总罢工。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农民开始抢夺土地。在印度，殖民地人民向英国统治提出了挑战，许多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出了要求独立的吼声。"我们此刻生活在并将继续生活在一个革命的世界上，"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
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也为反对激进变革的势力提供了一个组织和动员应对力量的机会。即便当它们还在与德国作战的时候，同盟国已经把苏联政府视为一个极端的威胁，并企图推翻它。1918年夏，在分裂俄国的内战中，同盟国的远征军------由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军队组成------在俄国登陆，为列宁的对手提供援助。同盟国的军队直到1920年才最后撤离。
威尔逊的苏联政策暴露了自由主义式国际主义思想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为了兑现十四点和平原则宣称的原则和实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门户开放的目标，威尔逊希望与苏俄新政权培育一种贸易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共产主义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侵犯私有财产，他又必须参与对俄国的军事干预。同盟国没有邀请苏俄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和谈会议，威尔逊也拒绝承认列宁的政府。苏俄政府得以幸存，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要求变革的大潮则逐渐消退。到1919年秋，大规模的罢工被镇压了，保守派政府在中欧国家建立起来。反共主义将成为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根支柱。
美国的动乱
1919年，美国国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美国的动荡正好发生在一场世界性流行性感冒的侵袭之中，所以使美国显得更加杂乱无章。流行性感冒导致2千万到4千万人丧生，其中包括70万美国人。如上面所指出的，种族暴力四处蔓延。6月，一些著名美国人的家庭遭到炸弹的袭击，包括联邦司法部长米切尔·帕默尔（A.Mitchell Palmer）的家庭住宅，但帕默尔得以逃生。在甚为愤怒的美国工人中，战时那种将爱国主义和民主、自由联系起来的语言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使他们感到一个崇尚社会正义和给予劳工经济权力的社会就在眼前。1917年，威尔逊告诉劳联说："当我们在为自由而战时，我们必须保证，在其他一切之外，劳工是自由的。"劳工对威尔逊的话非常看重------看上去甚至比威尔逊本人还要认真。一位机器操作工说，政府曾经"对整个世界宣称，我们为之而战的自由与民主将在美国的工业行业中实施"。
至战争结束时，许多美国人相信，国家现在站在赫伯特·胡佛所称的"一个新工业秩序"的边缘。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SidneyHillman）与许多人一样，深深地沉浸在一战所带来的乌托邦梦想之中，他们的梦想又为俄国十月革命进一步强化。"人们可以听到解放者的脚步声，"他写道，"劳工将当家做主，全世界将自由解放。"1919年，有400多万工人参加了各种罢工------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纺织工人、电话接线员和百老汇的演员们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在全国各地，工人们使用了战时的形象和语言，穿着缀有自由纽扣的军装游行，把他们的雇主和工头称为"皇帝"，要求得到"在工作场所中的自由"。他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由雇主、政府和民间爱国组织联手组成的反击力量。
1919年1月，西雅图的船坞工人发起了一场罢工，这场罢工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总罢工，一度将美国劳联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工会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罢工浪潮。一个由劳工领袖组成的委员会曾负责监管城市的公用服务设施，长达5天之久，直到联邦军队前来结束罢工。9月，波士顿警察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马萨诸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宣称，（警察们）"没有不顾公共安全而举行罢工的权利"，他召集国民警卫队前来负责城市的巡逻，并将整个警察队伍全部解职。在全国各地的煤矿中，一位公司主管观察说，战时的宣传将工人们不现实的期望提高了，他们把"一个真实解放"的承诺太"当真"了。战争结束后，矿工们提出了要终结公司的绝对统治权的要求。然而，司法部长帕默尔从法院获得了禁令，终止了矿工的罢工活动。
钢铁工人大罢工
战时那些关于经济民主和自由的宣传激发了这一时代影响和规模最大的劳工反抗活动，即1919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这场罢工的中心在芝加哥市，参加罢工的有365000名工人，多为移民工人，他们要求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在1917年以前，钢铁厂犹如小型的专制政府，工厂主管可任意设定工资标准、决定工作条件、镇压一切组织工会的企图。一战期间，工人们大量参加了"联合工会"，该工会曾在一代人之前的霍姆斯德特大罢工失败后被彻底击溃。到1918年底，工人们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胜利。一战的停战协定签订之后，雇主们迅速恢复了反工会的活动。"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波兰移民钢铁工人在工会的会议上问道，"我们为什么要买自由债券？是为了工厂吗？不，我们是为了自由和美国------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再像马和篷车那样地工作，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为回应这场大罢工，钢铁行业的巨头们发动了一场联合的反击行动。雇主们诉诸本土出生的工人群众中的反移民情绪，他们中许多人正从战场返回钢铁行业；雇主们还开展了一场宣传战，将罢工工人与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共产主义和对美国不忠诚等联系在一起。罢工问题涉及一场"美国主义反对外国主义"的斗争，《纽约论坛报》这样宣称。随着中产阶级的舆论纷纷转向谴责劳工运动，匹兹堡的警察开始在大街上攻击罢工的工人，1920年初，大罢工以失败告终。
恐红运动
许多进步主义者希望看到战时的经济计划机制能够在1918年之后继续发挥作用。但威尔逊政府很快将这些负责管理工业生产和劳工市场的政府机构解散。不过这些机制将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中的某些政策所仿效的样板。战时对不同政见的压制活动继续得以进行，并在1919---1920年间的"恐红运动"时期达到了高峰。这是一个时间相对短暂、但力度甚为激烈的不容政治异见的时期。它的出现与战后的罢工浪潮和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恐惧感有直接的联系。
司法部长A. 米切尔·帕默尔认为，类似钢铁工人大罢工这样的事件是共产党人设计的一场世界范围的阴谋的一部分；他在1919年11月和1920年1月派出联邦官员对全国的激进组织和劳工组织的办公室进行突袭式搜查。他们所携带的搜查命令的权限非常广泛，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因此而记忆起詹姆斯·奥蒂斯在1761年对损害自由的（王室）协助令的有力抗议。帕默尔突袭的行动由司法部下属的"激进（活动）处"（RadicalDivision）的24岁的主管J. 埃德加·胡佛负责主持。有5000多人遭到逮捕，大多数人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并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了几个月。政府将数百名移民激进分子递解出境，其中包括前一章所提到的埃玛·戈德曼在内。胡佛同时开始针对数千名被怀疑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美国人建立档案。这种做法在他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目之后将继续进行下去。
1920年初对公民自由的践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帕默尔因此遭到了来自国会和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劳工部长路易斯·波斯特（LouisPost）开始释放被关押的移民。恐红运动就此结束。1920年9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外发生了一次炸弹爆炸，炸死了40人，即便如此，恐红运动也没有因此而复活（这场爆炸是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大爆炸发生以前美国本土上所发生的危害最大的一场恐怖主义爆炸事件，但它的凶手始终没有被确认）。对于帕默尔突袭的反应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公民自由的重要性，这种认知将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育生长。然而，就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即刻后果而言，发生在1919年和1920年的事件给各种激进和劳工组织都带来了狠命的打击，并导致了一场甚为激烈的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的、维护政治和经济现状的美国化运动。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被彻底摧毁了，许多温和派的工会组织也被搅得溃不成军。在政府的高压（纽约州立法机构将5名社会主义者代表予以驱逐，国会拒绝接受从威斯康星当选的维克多·伯杰［VictorBerger］就任议员）和内部对俄国革命的分歧双重压力之下，社会主义党也崩溃了。
威尔逊在凡尔赛
许多进步主义者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是希望通过战争来改革美国社会，但威尔逊政府回应改革方面的退缩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希望。在争取获得基于十四点和平原则之上的和平协议方面，威尔逊同样显得无能，这更加重了进步主义者的失败感。1918年末，总统前往法国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和谈会议。面临巴黎人疯狂般的欢迎，他宣布说，美国士兵是作为"十字军远征者"到欧洲来的，"......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争，而是为了赢得一场......将世界引领到通向自由之路的事业。"但事实证明，与他的英国对手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Lloyd George）和法国对手乔治·克莱门梭（GeorgesClemenceau）相比，威尔逊并不是一个在行的谈判老手。
十四点和平原则呼吁"签订公开协定"，但关于协定的谈判却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凡尔赛和约实现了威尔逊的某些目标。它建立起了国际联盟，这是威尔逊所构想新国际秩序的核心建制。一批新的欧洲国家------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拉托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南斯拉夫------出现在被战争摧毁的奥匈帝国以及先前属于德、俄帝国的部分领土之上。它们中有的组成了以族裔--语言为基础的国家，另外一些则是由不同民族血统群体组成的极不稳定的集合体。
尽管威尔逊一再保证要争取一种不带领土扩张或报复行为的和平，但凡尔赛和约最终却成为一份带有强烈惩罚性的文件，为未来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克莱门梭为法国赢得了占领萨尔河盆地（SaarBasin）和莱茵兰（Rhineland）------带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资源的德国领土------的权力。和约对德国在未来的陆军和海军规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劳埃德·乔治的游说下，威尔逊最终同意接受在和约中写进这样一条，即宣布德国应在道德上对一战的发生负责，并要为此承担金额高达天文数字的战争赔偿（赔偿金额的数字被估计为从330亿到560亿美元不等），这笔战争赔偿费用最终将使德国经济陷于瘫痪。
无法实现的要求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自决"的原则则胎死腹中。巴黎和会开幕的时候，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Lansing）曾经警告说，"民族自决"这句话"承载着炸药"，将会"带来一些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希望"。他担心，威尔逊的语言会将"危险的"思想带入"某些种族的心灵之中"，会激发起一些"不可实现的要求，在世界各地带来许多的麻烦"。正如兰辛所预料的，鼓吹殖民地独立的人也来到巴黎，对和约的谈判者进行游说。阿拉伯人要求在中东地区从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版图上切割一块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正在巴黎工作的年轻的越南爱国者胡志明（NguyenTat Thanh）提出他的人民应在法兰西帝国中获得更多的权利。杜波伊斯则在巴黎组织起一次泛非议会，提出在德国的非洲殖民地上划出一块领土来建立一个自治国家的建议。朝鲜人、印度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都要求获得民族自决。
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根本就不打算将这一原则适用于他们各自的帝国领域之中。他们断然拒绝了殖民地人民要求自治的呼吁。一战期间，英国人曾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打击奥斯曼帝国的武器而予以鼓励和支持，并承诺在巴勒斯坦为在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建立一个祖国。事实上，一战的胜利者们将奥斯曼帝国领土划分成一系列的新领土，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由战胜国在国联的"委托"之下进行控制。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则获得了德国在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直到1921年底，英国才同意创立一个自由的爱尔兰国家，但它仍然继续统治着该岛屿的北部角落。
未来战争的种子
如前所述，杜波伊斯曾希望黑人的参战会促进美国国内的种族正义和海外殖民地的民族自治事业的发展。"我们回来了"，他在1919年5月的《危机》月刊中写道，"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了，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了。让我们为民主的到来开道吧！"但战争在国内和海外的结果却让他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沮丧。杜波伊斯认为，威尔逊"一刻也没有打算"将美国黑人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包括在他的民主之中"。"当今大多数人，"他写道，"想不出还有什么没有包含对其他人的奴役的自由。"1903年，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杜波伊斯写下了令人难忘的预见："20世纪的问题将是肤色界限的问题。"此刻，他预见到将发生一场由全世界的"黑种人、棕色种人和黄种人"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对决的"争取自由的战斗"。
如杜波伊斯所认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播下的不是长久和平的种子，而是未来数场战争的种子。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愤怒将助长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阮爱国将改名为胡志明，领导一场漫长的争取越南独立的斗争。20世纪末，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分裂之中，在围绕北爱尔兰地位的争议所发生的暴力之中，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在中东地区的永无止境的冲突之中，《凡尔赛和约》的幽魂仍然继续困扰着世界。
关于《凡尔赛和约》的辩论
威尔逊从欧洲回来时，还有最后的失望在等待着他。他把新创立的国联看成是战争的最佳遗产。但许多美国人担心，参加国联意味着美国将长期而漫无边际地卷入其他国家的事务之中。威尔逊则强调，如果不连续性地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将无法拯救世界。由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Cabot Lodge）领头的反对派则声称，国联将使美国丧失采取行动的自由。
一个相当多数的参议员愿意在带有"保留条件"的情况下接受和约，这些条件包括，美国为遭到攻击的其他国联成员提供援助的责任不能取代国会的宣战权。至此为止，在新泽西州州长和美国总统的职位上，威尔逊的业绩都证明他是一个纯熟的政治家，善于与对手达成妥协。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笃信《凡尔赛和约》反映了"上帝之手"的意志，因而拒绝与国会领袖们谈判。1919年10月，就在关于国联的辩论进行之中，威尔逊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中风。尽管病情的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他在剩余的任期内事实上处于不能视职的状态之中。他的妻子伊迪丝在后来的17个月中主持了政府的工作。1919年11月和1920年3月，参议院两次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
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只有不到19个月的时间，但它却给随后10年的美国------事实上，给整个20世纪剩余时间内的美国------罩上长长的阴影。在紧随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从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中后撤，但从长远来看，威尔逊将理想主义与权力政治结合使用的做法具有长久的影响力。他所提出的民主、开放的市场以及美国负有指导世界走向自由的使命的追求，将与美国为推行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在海外采取军事干预的意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20世纪美国国际关系的模式。
就它本身的结果而言，在为民主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方面，这场战争是失败的。即便强权也不总是能够让世界服从自己的意志。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和人民来说，战争既没有带来稳定，也没有带来民主；它反而损害了美国国内的自由。战争也使得进步主义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和吸引力。在20世纪20年代总统选举中，与该党的进步主义派别毫无关联的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WarrenG. Harding）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哈定将竞选口号锁定在"回归常态"和否定他所称为的"威尔逊主义"的核心议题上。他获得了60％的民选票。在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曾抱有如此理想主义的目标和如此巨大的希望，但这场卷入却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保守的一个10年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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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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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erman, Gail.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Race and Gender in the UnitedStates, 1880-1917 (1995). 探讨关于文明和性别的思想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Dawley, Alan.Changing the World: American Progressives in War and Revolution (2003). 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是对进步主义改革思想的实现和背叛。
Gilmore, GlendaE. Gender and Jim Crow: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in NorthCarolina, 1896-1920 (1996). 该书是关于南部各州黑人和白人妇女针对种族隔离的界限进行交锋的深入研究。
Green, Elna C.Southern Strategies: Southern Women and the Woman Suffrage Question (1997). 描述了南部妇女如何在不挑战非裔美国人次等地位的前提下为自己争取选举权。
Grossman, JamesR. Land of Hope: Chicago, Black Southerner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1989). 对黑人移居到一个美国城市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Healy, David.Drive to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aribbean, 1898-1917 (1988). 讨论从麦金利到威尔逊时代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外交政策。
Kennedy, DavidM.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1980). 一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内生活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Knock, Thomas J.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1992). 讨论了威尔逊的国际主义观念以及它如何将美国带入了一场成功的战争和失败的和平之中。
Meier, August.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 (1966). 一部关于包括杜波伊斯在内的黑人领袖思想的开创性研究著作。
Mitchell, DavidJ. 1919: Red Mirage (1970). 一部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动荡和运动的历史。
Preston,William, Jr. Aliens and Dissenters: Federal Suppression of Radicals, 1903-1933(1963). 一部关于联邦政府镇压不同政见的重要著作，尤其讨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之后的镇压活动。
Renda, Mary A.Taking Haiti: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U. S. Imperialism,1915-1940 (2001). 讨论美国占领海地的原因与后果。
Stein, Judith.The World of Marcus Garvey. Race and Class in Modern Society (1986). 将加维运动放在大西洋的背景下来讨论，将非洲、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地区联系起来。
Tuttle, William.Race Riot: Chicago in the Red Summer of 1919 (1970). 一部关于这一时代最为暴力性的种族骚乱的生动叙述之作。
Weinstein,James.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1967). 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如何导致了美国社会主义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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