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个错误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开展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毛当然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上包含对毛泽东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

　　“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

　　第二次讲话内容

　　邓小平1992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如下：“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和

　　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注：1992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问题的谈话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胡锦涛2004年7月与万里谈话

序　言
《如何看待毛泽东》

李　锐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了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已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人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王若水等人近作，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20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好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的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

　　“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

　　还说过：

　　“功劳盖世，罪恶滔天。

　　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

　　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肃反，从打AB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

　　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名言，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既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的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诗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延安整风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唯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是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了错误，但皇帝绝不能下“罪己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的。”林彪迎奉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自己，都做驯服工具；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璁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璁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了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说道：“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被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边缘。还记得毛泽东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政治的国家，任何人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许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续了中国自古专制的毛泽东才能做到。因此，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楚全部事实，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为纯理性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六四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顽强。

　　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开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请我参加，未能前去，特寄去上面这篇书面发言。祝世华同志历时15年，写出的这部120万字的《反思录》，是“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这是极有意义的事情。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其人其事不一一彻底弄清楚，我们国家的事情是办不好的。祝世华同志让我为他这部大著写“序言”，上面的发言稿（注：题为《如何看待毛泽东》），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2008-8-24

自　序

　　从1998年7月1日起，我提笔开始写第一份反思材料，原来的题目是《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直白了些，改名为《反思录——探索当代重大冤案史的真相》。最后在定稿前，感到没有破题，决定定名为《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这样，似能更确切地反映本书的内涵。

　　为什么把毛泽东及其炮制的冤案史，作为反思的对象？这就涉及到我为什么要进行反思这一根本问题。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虽然对此已有定论；但由于受锢于“禁区”，迄今为止，并没有从中得出应有的教训，没有在全党、全民范围内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相反，由于党的最高领导层提倡“忌谈‘文革’”，使现代的年轻人不知“文革”为何物。一个健忘“灾难史”、“耻辱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为此，一批身受其害的老一代革命家和文学家，痛定思痛，成为“思考者”。他们挺身而出，除了奋笔疾书，愤怒声讨封建法西斯专制暴政外，还向党中央提出：“撤销‘禁区’，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的强烈要求。巴金老人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其意即在于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当年的奇耻大辱。遗憾的是，我们党的最高决策层对此漠然置之。这一现象是十分堪忧的。其后果的严重性决不可以低估。它是一副麻痹剂，使人们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形成的屈从于权势，不得不说假话、套话、空话、大话而不敢说真话、实话。这一人格被扭曲的社会现象，直到今天，还没有根除。正如著名作家邵燕祥所说：

　　“使‘说真话’成为社会氛围和普遍心态，……还有一个很远的距离”（见2006年第一期《随笔》）。

　　对于这一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老一代革命家李锐说得更透彻。他说：

　　“……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见《李锐近作》第27-28页）

　　顺便指出：《李锐近作》一书就是在香港出版的。即使像李锐那样著名的党内高层人士，也只能在境外发表他的著作。这确实是十分可悲的，也是发人深省的。

　　这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十分可怕的社会现象。但笔者坚信：这种作法是极其不得民心的，造神也罢，造假（史）也罢，这种靠权力维护的丑恶现象是决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在当今信息时代，国内再搞“封锁”政策，也阻挡不了老百姓的视线。党可以坚持造假，国内和国外有良知的而又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可以揭真。就像“邪不能压正”一样，假也不可能敌过真。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为什么要写《反思录》？

　　当我认识到“禁区”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之后，笔者下定决心要写好这本《反思录》，副题即定名为《探索当代中国重大冤案史的真相》（最后在定稿时，书名改为《从当代重大历史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这在事实上已经点出了我写这本书的主题。

　　笔者久久不能理解的是：在步入21世纪，人类社会向建设文明世界大踏步迈进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采取掩饰真相、制造假相；继续设置“禁区”、编写假的史书，来蒙骗人民。如果说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美化毛泽东，说什么“毛泽东是被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犯了错误”这一无视事实真相的结论，是为了稳定大局，利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那么，在经过近30年经济大发展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局稳定；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放眼世界，拓宽视野，让人们懂得了什么叫“人权”，知道自己有权了解中国当代史的真相，明白所谓“禁区”就是剥夺人民所应享受的这一神圣权利。这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口口声声要实行“以法治国”的党的最高决策层，难道还不懂得这一浅显的道理吗？如果你们真正承认并尊重人民的这个权利。为什么还不及时主动撤销“禁区”呢？

　　“禁区”与“法治”两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说得透彻些，“禁区”是“人治”的产物，是愚民政策的产物。

　　从另一角度看：在“禁区”之下所准许出版的史书（包括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是迎合政治需要，而不是根据真正的历史事实编写的。因此，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是站不住脚的，是终究会被淘汰的。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板”。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黎澍说得好：

　　“历史要站得住，必须讲的是真正的事实，写出来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推翻不了的。跟着现实政治的风向团团转，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大家都承认的、可信的历史。”（见李锐《直言》第380页）

　　笔者在经历五年苦读一批史书之后（指第一轮学习，此后还有第二轮、第三轮学习），痛切地感到：毛泽东的一部“阶级斗争史”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史，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也是我国、我党的耻辱史。当然，同时也是毛泽东的罪行史。在中国，任何人都有权利来揭露、控诉这一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全世界历史上，真正是史无前例的、“最残酷的、最黑暗、最野蛮、最愚昧的”（季羡林语）暴政史。谁也无权剥夺这一庄严的权利。

　　有鉴于此，笔者的反思必然首先集中在对中国当代灾难史的反思。而这一灾难史，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炮制的历次全国性重大冤案的历史，是毛泽东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的罪行史。

　　反思的目的是：第一，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让人们知道历史的真相。笔者也清楚在“禁区”存在的条件下，难度很大，但要竭尽全力去完成。所谓“力求”，即在于此。第二，要从中吸取教训，透彻剖析毛泽东暴政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思想基础，以及如何才能杜绝这类暴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演。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知道历史真相，就根本谈不上吸取教训；为吸取教训，必须揭开历史真相。那怕要付出一些代价。写这本《反思录》，正是抱着这一理念。

　　我是怎样写《反思录》的？

　　正如前述，在我的思维定势中，所谓“阶级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我党的耻辱史；也就是一部毛泽东的罪行史。如果没有“禁区”，笔者坚信：这一观点是能得到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在这次编入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十九章《重新评价毛泽东》），已用大量史料印证了这一观点。这本《反思录》就是按照这一思路编写的。

　　关于怎样编写？大体上是：

　　首先，要找准“切入点”。这是本书的基点或基础。

　　毛泽东的一切活动（包括重大决策）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那么，什么是毛泽东本人的最本质的思想呢？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帝王思想”，更贴切地说：叫“凌驾思想”。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切大灾难、大冤案，归根到底都是在这一“凌驾思想”支配下出现的。

　　事实上，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有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开始他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助手，参与指挥战斗的领导权。到1938年，毛泽东在得到共产国际认同后，才取代张闻天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接着毛泽东就精心策划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通过1943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被授予“最后决定权”。像这样违反组织原则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所谓“最后决定权”，这意味着毛泽东已居于党中央之上，而不像历届总书记那样位于政治局之中。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年刻意策划延安整风，其终极目的，就在于造成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凌驾”地位。（详见《反思录》第一章）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凌驾”思想是有历史渊源的。

　　对毛泽东其人，其实在毛泽东上台之前，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就有预见。瞿秋白就说“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对刘少奇，瞿的评论是：“工人运动领袖”。两者对比，瞿用这个“王”字，是有其深刻的特定内涵的。早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与毛泽东争吵时，毛泽覃指责毛泽东说：“这里不是毛氏宗词。”（见《毛泽东自述》）他们抓住了蕴藏在毛泽东内心世界中最本质的东西。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扬言：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坦言：“超过秦始皇百倍”。这一切说明：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正如李锐所说：

　　“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一种注脚。”（见李锐《直言》第303页）

　　李锐是国际著名的研究毛泽东问题的专家，他的上述评语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在“文革”后，黎澍在总结毛氏暴政的教训时说（虽没有点名，但谁都能领悟其中的内涵）：

　　“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他又说：“关于暴力革命问题，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也如此。”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的“凌驾”思想作为《反思录》的“切入点”，无疑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要准确选定贯穿全书的主线。

　　既然是写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也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那就以毛泽东炮制的历次全国性的重大冤案与党内斗争，作为《反思录》的主线。写清楚每次全国性重大冤案发生的政治背景及其来龙去脉。尽管毛泽东炮制的每次冤案，各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对象，但只要认真探索，都可以找出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如何设置“陷阱”，如何罗织“莫须有”罪名，如何进行残酷迫害，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使后人能更加清晰地了解埋藏在毛泽东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东西，从而看清楚历次冤案的真相。

　　第三，要突出重点。这是写好《反思录》的关键。

　　突出重点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或区别于其他史书的一个显著特征。重点选在哪些问题上，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选定的。主要有二：

　　一是：毛泽东在炮制每次冤案时，玩弄了哪些手法。毛泽东除了在延安整风前，看了一些马列原著外（自称因有人（指任弼时）曾批评他不懂马列，因此毛泽东到延安后就发愤学习马列原著，主要是哲学著作），建国后他又钻进古纸堆里去了。“通读《二十四史》，即使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他对稗官野史更感兴趣。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政治斗争的史实。他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他掌握治国大权，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从中探索、研究治国之道。他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注：引号内的话，均摘自李锐的《直言》一书，见301-302页）。这种“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毛泽东用来得心应手。这种政治现象，在《反思录》中，随处可见。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灵魂深处那种阴险、狠毒的嘴脸。可以这样说：从毛泽东身上找不到一点点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采或影子！硬把他树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大亵渎！

　　另一是：详尽地、系统地剖析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作为《反思录》一书的重中之重。全书十九章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专门论述毛、刘之间的问题。其中，第七章全面分析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六大矛盾（即“重大原则性分歧意见”）；第八章到第第十一章共四章，是论证“文革”前夕，毛泽东是怎样经过精心策划、设置陷阱，诱使刘少奇在“文革”中就范；第十二章是论述毛为“倒刘”所玩弄的两手策略。另一重点是论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微妙关系，特辟三章。其中，第四章是论述1958年初毛泽东以“反‘反冒进’”为借口，狠整周恩来；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是论证毛泽东是如何运用“又打”（令政治局开会批判身患癌症的周恩来，长达二十余天）“又压”（在狠批之后又委以重任，故意延误治疗）的两手策略，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加速周恩来离世”。对一位几十年共同战斗过来的“战友”，竟然采取如此阴险、狠毒的手腕！其用心之歹毒，真是罄竹难书！

　　我们可以说：从毛泽东身上嗅不到一点点“人性”味儿！人们从中可以看出：真理与邪恶的较量的全过程。真理究竟在谁手里？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而谁又是惯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政客？

　　把这两个重点分析透彻了，毛泽东的庐山真面貌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最后，用顾准的话作为这篇“自序”的结束语。他说：

　　“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铬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第一次修订说明

　　《反思录》（初稿）是1999年写成的。此后，经过再学习，获得了一些新史料，又掌握了新的“批判武器”（指用顾准的“多元主义”思想替代传统的思维模式）；因此经过这次修订后，篇幅由原来的50万字增加到73万字，增幅近50％。修订本究竟有哪些特点？我想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新增部分无疑是全部新补充进去的。几乎每章都有新编写的“小节”。比如第一章《毛泽东是怎样登上“凌驾”宝座的？》，就增加了《延安整风的阴暗面——“凌驾”初成定局》这一节。这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认清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专制暴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又比如在第十四章中，增加关于周恩来的“三次内心自白”，把周恩来当时的如履薄冰的艰难险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此外，新加入一篇批评邓公和胡乔木的短文，如第三章第六节《为什么现在仍说“反右”是“犯扩大化错误”——质疑小平同志》和第六章的《附１.可怜的“理论家”水平——评1959年8月10日胡乔木的发言》……等等。

　　该书的第二章《从延安整风前后，看毛泽东其人》，共七节，是全部新写的。其中《附１：早年中共领导人评议毛泽东》和《附２：中共高级干部谈延安整风》两节，有利于拓宽人们的视野。

　　第二，在修订《反思录》时，由于接受了顾准的“多元主义”思想这一新的“批判武器”；因此很多章节即使是原来的史料、史实，也得重新改写。可以说全书大部分是重新编写的。批判的起点提高了，不改写也不行。笔者认为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加深了“反思”的深度，提高了“反思”的质量。

　　再次修订说明

　　从2004年初完成《反思录》、《随感录》与《回忆录》三本书稿的修订工作后，就开始了第三轮的“学习—反思”计划。到2005年底，主要是学习了《李慎之文集》（上、下集）、《李锐近作》以及叶永烈著的三大本巨著：《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与毛泽东》和《林彪与毛泽东》，共六本、三百万字。随即就写出《反思学习笔记》（上）与《反思学习笔记》（中）两本读书笔记，约六、七十万字。这就为再次修订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特别是五十多万字的《反思学习笔记》（上）（即叶永烈的三本著作的学习笔记）所提供的大量尚未曝光的内部史料，是非常可贵的。它对我完善、充实《反思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鉴于笔者已在电脑中储存了上述大量信息、史料，这就为再次修订《反思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大大节省精力与时间，而又能保证修订质量，既快又好地完成这次修订任务。

　　这次，我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

　　１、取代法。

　　用比较成熟的资料取代原来比较不太理想的资料。比如：旧版中的“代序” 的内容并不贴切；现改用《回忆录》中的有关内容（指“我为什么要写《反思录》？”以及“我是怎么写《反思录》？”等小节的内容）。在转载时，当然需要作必要的润色，从而成为《反思录》的“序”。

　　初稿中的“代序（一）”是汇集不少知名人士的关于撤销“禁区”的呼吁、呐喊；“代序（二）”是汇集众多反思者对当年暴政的强烈斥责与声讨，限于“禁区”，所用语言有的比较含蓄、隐晦，有的采取“指桑骂槐”的手法、有的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除了没有直接点名道姓以外，谁都能理解它的内涵。当初用这两篇“代序”，意在表明笔者写《反思录》的基本思想：无视“禁区”，敢于直言，以鞭策自己。

　　现在的这篇“序”，则是直言不讳地亮明我的观点，似乎更好一些。

　　鉴于两篇“代序”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当初也是花了不少心血写成的。就其内容来说，对我们子孙后代还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因此，这次稍作修改后，以“附（录）”形式保留下来。

　　２、插入法。

　　主要是把《反思学习笔记（上）》的有关第一手史料，直接编入有关章节里，并加注说明出处。应该说：这类史料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而且是很有价值的，必将成为本书的一个“亮点”。这种方法在这次修订工作中是用得比较多的。为什么用这一方法呢？这不仅仅是为了方便、省时，而是因为它有两个显著优势：一是，就史料本身讲，叶永烈所提供的史料更丰富、更扎实，他是一位十分严谨的著名传记作家，他所收集的史料都是经过反复验证的。在这次修订时，以“附（录）”的形式，把它放在同一题材之下。这样便于互相印证、互相补充，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从而提高这本《反思录》的可靠性与可信度。二是，就史论或史观来说，“切入点”或“视角”不尽相同。通过学习他的三本著作，深切地感到：叶永烈不愧是一位老练的传记作家，站得高、抓得准、看得远；对毛泽东灵魂深处的最本质的一面，往往开掘得入木三分，令人惊叹、望尘莫及。这样，收入在《反思录》里，能大大提高“反思”本身的战斗性与思想性。除了以“附（录）”形式编入在本书外，也有直接作为本书的一章或一节；但都有明确的交代。

　　３、揉入法。

　　对不宜直接插入，但又有价值的史料就用改写的方式，有机吸收和补充到有关章节中去。

　　４、拼接法。

　　除了《反思学习笔记（上）》的史料外，还有其他史料（如《反思学习笔记（中）》等）也要尽量利用，有机地把凡是有价值的史料充分利用起来。把各方面的同类性质、同一题材的史料汇编在一起，使内容更充实、更全面，也更有说服力。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归集”，而需要通过精心的编辑工作。在这次修订时，第十九章《重新评价毛泽东》，就是用这一办法写出来的。

　　这次修订后，篇幅增加到九十多万字，即比“二稿”增加二十多万字。看起来工作量很大，但是用电脑这一先进工具，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在用上述四种方法修订时，比用手写稿的效率会提高成百倍、上千倍。比如，插入三千字的史料，用手写稿要花一天时间，用电脑只要按“复制”、“粘贴”这两个“标识”，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成任务。这次，经过一个月的实际操作（从2005年12月底到2006年1月底），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上述框架内的修订任务。接着我又用一个月时间，利用电脑上的“拼写和语法”这个“标识”，基本上消灭了“错别字”，顺手做好了全部书稿体例的统一工作。下一步就是将全部书稿认真通读一遍。当然，在通读全稿时，除了润色文稿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达到尽量减少这本《反思录》的感性成份，增强理性成份。

　　我清醒地意识到：当史实越趋近于“真相”时，也就是说，当越深入地开掘出毛泽东的肮脏灵魂时，就会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引发出愤懑、卑视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所写出来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一点在叶永烈的三本著作中反映得非常清晰。对此，我有同感。我认为：这种心态与情绪是极其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对这种卑鄙、肮脏的灵魂在曝光之后就是应该加以严厉的声讨与狠狠的鞭笞！这是正义的呼声！但是，作为一本“反思”的著作，还是要求尽量理性一些。在这次修订定稿时，我力求做到这一点。

　　初步打算，我准备用半年时间完成第三稿《反思录》的修订工作；并争取在年内或明年初完成《回忆录》的后续工作（《回忆录》的“正篇”写到我七十六岁那一年）。

　　为了写这本《反思录》，我经过十四年时间，三易其稿。十四年来，我一直坚持走“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这条道路。第一轮是头七年，即1993年初到2000年初，其间我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广泛涉猎史书，积累史料。然后用二年时间写出《反思录》（初稿），约五十余万字。同时写出《随感录》与《回忆录》的初稿。第二轮花四年，即2000年初到2004年初，先花两年时间“再学习”，而后着手修订出上述三本书稿的第二稿。《反思录》（二稿）的字数增加到七十余万。第三轮花三年，即2004年初到2006年底，也是先学习后修订。最后字数将会是九十余万。篇幅增加，意味着史料更充实、更扎实、更可信、更贴近于历史真相。

　　总的感觉是：每通过一次学习，不仅收集到新的史料，而且提高了批判的起点，使我逐步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我完全接受顾准的“多元主义”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元主义”的思维定势，并以此作为我的“批判武器”。

　　2007年正是我诞辰八十周年，在耄耋之年完成《反思录》（三稿）和《回忆录》（三稿），我感到无比欣慰。我没有虚度晚年。我深知：这两本书是用血和泪写出来的，在目前还没有撤销“禁区”的条件下，在国内要公开出版这本《反思录》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就把它暂时留存在电脑里。笔者坚信：随着“民主、法治”这一历史发展的大潮流，终究有一天中国人民会获得理应享受的人权，届时这本《反思录》就能公之于众。（注：2007年初，曾有两位素昧平生的文友一再催促我早日公开出版，其中的一位还表示愿意帮助我联系在香港出版。因手续比较繁琐，没有这个精力；因此，我表示暂缓考虑。）

　　我同样坚信：巴金老人建议的“文革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会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博物馆比其他任何纪念馆或博物馆对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具有更加特别重大的教育意义，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这一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最野蛮、最愚昧”（季羡林老人语）的年代。最近的从2006年第一期的《随笔》上，看到老作家邵燕祥写的《巴金是属于民间的》一文（这是他在2005年10月25日在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

　　“令巴金晚年感到痛苦的，应该是他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真诚建议不被认可。这个建议集中体现了他关于认真反思历史、不让‘文革’悲剧重演的呼吁。他希望中国的公民再也不会陷入‘文革’那样遭侮辱、挨批斗、关牛棚、坐监狱、受酷刑，以至被虐杀。这是他晚年遗愿的核心。”

　　接着他列举“民间一砖一瓦地建立文字和图像的‘文革博物馆’”等具体事例。他说：

　　“我相信，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一最后的遗愿，将由民间力量来完成，最终让巴金老人真正得以瞑目。”

　　从这一角度看，我写《反思录》也属于参加“用文字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活动。如果一旦真的建立起“文革博物馆”，我愿意把我这本《反思录》的手写“初稿”的底稿和用电脑写的“二稿”（共432页，每页约1700字，合计73万字）、“三稿”（预计530多页，90万多字）的复印稿，全部无偿地奉献给“文革博物馆”，果能如此，我为建立“文史博物馆”添砖添瓦，感到无比自豪！

　　最后，我还得回答一个问题：在完成《反思录》（三稿）后，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首先，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走”？其次，我也不知道今后我的健康情况如何？一切只能听其自然发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我像现在那样健康地活着，我会继续坚持沿着“学习—反思”这条道路走下去！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反思录》（三稿）基本上是比较成熟的、框架已经定型，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以后即使有新的史料，只是局部修改补充问题，而不会像“二稿”、“三稿”那样修改时要牵动全局。

　　探索“真相”，贵在求真。这是我在写《后思录》时坚持的一条准则。在综述历次重大冤案时，所有“史料”都是经过反复论证的，因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在最后定稿过程中，从去年九月出版的《争鸣》杂志，看到关于毛泽东最后的几份“遗言”。这类绝密史料在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因此无法进一步核实。现作为第十九章的“附录”，收入在本书中，题为：《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张玉凤、汪东兴交出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只做转录，不作评议，仅供参考（后来又从其中著作中看到同类史料，特别是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写的《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提到同一情节，说明这一“遗言”是完全可信的。）

　　从我近几年的情况看，因患肺炎曾先后住医院治疗五次，去年就两次住院，而且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看来我的肺部在我全身所有器官中是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很有可能我会由于这个病而离世，我知道不少耄耋之年的老人是得这个病去世的。这对我来说是万幸！因为它来得快，如有并发症，那就“走”得也痛快，而且没有什么痛苦。更主要的是：在“走”之前还能一直保持“学习—反思”的精神状态，还能在电脑桌前继续编写，那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把有生之年的全部心血与精力，奉献给我热爱的民族和人民。如果患癌症或脑中风瘫痪，很可能长期躺在床上，与病魔作斗争，又不能写什么，苦熬日子，白白浪费时间，这才是最难受的、最痛苦的。

　　第三次修订说明

　　这次修订工作是从2006年底开始的，还是按照“学习—反思”这一思路走下去的。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我的朋友在知道我写《反思录》后，先后陆续为我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或在市场上买不到的史书（主要参考书目中的序号为35—44，其中《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是自己买的。其余都是朋友送的或借的。）具体书名如下：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　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4年4月
　　《历史大趋势》强剑衷主编　香港新苗出版社　2006年6月
　　《往事》丁弘、孙隽纪念册　2006年3月
　　《历史履痕》丁弘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年1月
　　《探访陈独秀》丁弘著　2004年3月
　　《法治大手笔》（上、下卷）强剑衷主编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10月
　　《文化大革命全集纪实》师东兵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12月
　　《法治大手笔》（续编）强剑衷主编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12月

　　这一批书籍对我修订第四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我提供了大量信息与很有价值的史料，从而使这本《反思录》的内容越来越充实、全面、扎实、可信；或者说：越来越趋近于历史真相。这是我追求的目标。我清醒于意识到：只能“趋近”，而永远不可能完全“反映”历史真相。

　　跟以前二次修订不同的是：在保持原有框架的基础上，采取读完一本书，就着手修改、补充有关章节；然后再转入到阅读下一本书，如此顺延，一直到读完这批书。凡有价值的史料尽可能吸收到《反思录》里。最后的全书字数为120多万，比“三稿”增加近30万。

　　下面介绍这次修订工作的具体操作情况。

　　在读完第一本书《……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后，由于该书暴露了大量内幕材料，撕开了蒙上尘埃的遮羞布，暴露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相。

　　想当年毛泽东在世时，谁要对延安整风运动提一点意见，除非他不怕坐牢、不怕家破人亡、不怕妻离子散。1967年2月陈毅同志仅仅稍带讲了一点，毛泽东就大怒，给陈老总扣上一顶为“王明翻案”的大帽子。这样说来，凡有利于恢复延安整风运动真相的史料，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为此，笔者几乎改写了原来的第二章，篇幅从原来的五节扩充到十节。其中，第五节《从几个侧面探索延安整风运动真相》与第六节《众人评说延安整风运动》是该章的重点，也是修订稿的“亮点”。

　　第二本书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本人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她对“七千人大会”的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十年磨一箭，写出了这一令人刮目相看的颇具创新意识的著作。她在写刘、周、陈（云）、邓时，是比较真挚、真诚的，也是比较真实、客观的；而对于作为对立面的毛泽东，限于她的身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人员），她是很注意分寸的，绝不逾越雷池一步。尽管如此，其中有相当多的史料和史观还是很精彩的。为此，笔者在第七章中特地增加内容丰富、占很大篇幅的第三节，其中：附1：《对诸常委的讲话有感》与附2：《对毛泽东讲话的反应——一篇“口是心非”的杰作》，是该节的重点。

　　《历史大趋势》、《往事》、《历史履痕》与《法治大手笔》（上、下卷与续编）这六本书是综述性的史书，涉及的面比较广，不能采用上述的方法。笔者只能采取边读边摘录所需要的史料，然后把同一性质的问题归并在一起，有机揉合在有关章节内。除特殊情况外，多半是单列一小节，并注明出处。这样，笔者就不一一细述了。

　　《探访陈独秀》一书读后，顿时在笔者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位光彩照人、形象高大的伟人，他就是陈独秀。笔者才认识到：他是我党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为此，在第十七章中加了一篇：《附5.陈独秀关于民主政治的论述——兼论民主社会主义》长文。

　　高文谦著《周恩来晚年》，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史料极其珍贵的史书。由于作者本人独特的身份——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因此他掌握了绝密的党内第一手资料；同时由于在香港出版，不受“禁区”束缚，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周恩来晚年》一书史料的真实性和极高可信度。

　　笔者对有关章节修时，有意识地把高的有关论述与叶永烈对同一题材的论述排列在一起，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高、叶两位都是书写“传记”的专家、高手，把两者相互对照，既增强了“四稿”的可信度，又提高了批判的力度；从而有助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进一步了解一位真实的、活生生的毛泽东。笔者坚信《反思录》（四稿）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也有些史料或史观有特殊价值，就单列成节。

　　应该说，高氏著作对《反思录》（四稿）史料更充实、更扎实、更可信，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次修订时所依据的最后一本书——师东兵著的《文化大革命全集纪实》（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按“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从反思的角度，进行了剖析。但因碍于“禁区”，在论述中难以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尽管如此，其中的史料（特别是一些细节）还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因此在此次修订时摘要转录了其中的四篇文章，从而使本书所论证的史实更加扎扎实实。

　　为便于识别，在目录里，在每一小节的节题之后加一个标志“＊”。既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也可以表示这是“四稿”新增的内容。

＊　　　　　＊　　　　　＊　　　　　＊

　　此外，还需要另行说明如下几点：

　　1. 在《反思录》（下）有几处附有《林彪日记》内容，这是从《争鸣》杂志转录过来的，后来从其他史书中也看到过同一题材。

　　2. 在第十九章《重新评价毛泽东》一章中，在《众人评述》一节内，增加了不少内容。其中有：《〈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的内心自白》以及李达、谢韬、丁玲、王若水、穆广仁、卢祖品、胡福明、王蒙、唐德刚、丁弘、高华、尼克松和李光耀等人对毛泽东的评述。每一篇的评述各有所侧重，各有特色；其中，谢韬的评述是把陈独秀和毛泽东对比进行剖析的，正邪分明，更受启迪。

　　这里顺便要附带说明的是：在丁玲的评述之后，由感而发写了一篇《附：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短文。本来，这本《反思录》是一部严肃的反思著作，所有史料与史论都是着眼于“政治”，丝毫不涉及毛的私生活问题，认为这是不屑一顾的题材。但是，由于丁玲的评述涉及了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才引出“附（录）”所写的同类性质的问题。这样也有利于全面了解毛泽东其人。让其丑恶灵魂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3. 在第十七章第二节内新增如下三个小节的内容：

　　其中，《附4. 赵紫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遗言——附：一份极其难得的〈珍贵的记录〉》一文。《赵紫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遗言》是摘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文。杨本人是新华社的资深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而《炎黄春秋》是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一种极其严谨的政论性杂志，也是一本敢于直言、敢于为人民代言的杂志。在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可信度极高。赵紫阳毕竟是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有很高的理论修养，看问题是很敏锐的，是一篇难得的文章。《附：一份极其难得的〈珍贵的记录〉》，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珍贵记录”，虽然篇幅长些，但却是十分耐读的作品。

　　《附6：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跑在我们前面去了？》主要是介绍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为什么他们能轻松地前进？以及我们的阻力在哪儿？

　　《附7：转载〈是鹿是马糊涂不得〉一文》是一篇别出心裁的政论文，值得认真一读，发人深省。作者以独特论证方法，用大量事实来论证与鉴别真假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现阶段的我国是一个“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判断。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判断与紫阳同志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

　　《附10：政界、文化界著名人士笔谈政治体制改革》一文的每一位作者分别笔谈了各自对当前政治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击中时弊的深刻剖析并提出了由衷的建议。

　　《附16：谢韬：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一文提出了具有独特见解的、开阔视野的观点。由于是从一篇《序言》中摘录下来的，因此作者没有深入展开来谈这个问题。

　　以上五个小节的内容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中心议题，而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从中悟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反思录》（四稿）的字数约为120多万，比“（三稿）”增加近三十万。这些增加部分主要是使“史料”更扎实一些，“史论”更站得住脚（从不同侧面反复印证与论证）。也就是说，“被探索的毛泽东”更贴近于“真实的毛泽东”。

　　最后，经再三斟酌，书名定名为《反思录——从当代重大历史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这样，更能清晰地显示出本书的内涵。

　　（初稿写于2008年4月，定稿于2009年6月）

　　重要补充说明

　　反思著作，贵在求真务实。因此“史料”必须站得住脚，我花十五年时间写出“四稿”，其间很大一部分精力就在于反复核实史料。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三稿”写成后，我曾请我的一位老同学胡志实（他曾任前政治局常委刘华清的政治秘书，列席旁听过高层的一些重要会议，比较了解内情）认真审阅一遍。同时他又通过熟人转请彭老总的侄女彭钢（她当时任总政治部检察部部长，少将，上届政协委员）审阅了十来万字有关彭老总的资料，她看后表示“认同”，她在电话中也谈到一些补充的情节，比如彭总为什么反对唱《东方红》？彭总认为这有悖于《国际歌》的精神。本来她还准备约我面谈一次，后因她患病住院治疗，未果。她是忙人，我也不便再打扰她。

　　二、“四稿”出来后，我找一位素昧平生的文友丁弘兄审读。他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写了不少政论文书籍。他对我的《反思录》很关心，而他对毛又有独到的见解（参见他所写的有关评述毛的文章）。因此，我就请他帮我把关。此外，我又请教育部的一位离休干部、老党员王××和吉林赉县县委党校高国发同志把关。

　　三、凡属重要情节，至少有两、三份公开出版的史书（其中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或著名传记作家所写的“传记”，如叶永烈等人）相互印证。以此来保证史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如小平同志在1991年1月“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指示，已有三份材料佐证。）

　　第四次修订说明

　　在完成第三次修订后（四稿），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就着手最后的定稿工作（即“五稿”）。在这期间，我又陆续收到了如下几本书，其中除两本外，其他都是文友从网上发来的“电子书”或“电子刊物”：

　　《千秋功罪毛泽东——红太阳的陨落》（上、下）辛子陵著　香港书作坊出版 2008年6月增订注释本（电子书）
　　《墓碑》杨继绳著（电子书）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电子书）
　　《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辛子陵（摘自“电子杂志”）
　　《李锐谈毛泽东》李锐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摘自“电子杂志”）
　　《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上、下）（第七版）王若水遗著　香港明报出版社 2007年9月
　　《改革历程》（根据赵紫阳录音整理）（电子书）

　　上述史书中，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是我托人从香港买来的。《李锐谈毛泽东》是李锐老为给拙著《反思录》写“序言”送给我的。

　　李锐老是海内外著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著作等身，享有盛誉，影响很大。我对李锐老是十分钦佩的并从他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因此，我一直期望能得到他老人家的指教，素昧平生，不敢冒然提出；于是我请文友丁弘兄（资深新闻工作者）转达，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很快他老人家亲自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与“序言”（这篇“序言”就是在《李锐谈毛泽东》一书的《代前言——如何看待毛泽东》基础上补写最后一段而成的。）他在信中解释说：“刚做了心脏手术，无力另写。”对此，内心深感不安并由衷感谢李锐老。

　　我想：李锐老93岁高龄、身体又比较虚弱，还仍倾注心血、热情支持与扶植像我这样的后辈；这究竟图什么？我从他所写的“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其人其事不一一彻底弄清楚，我们国家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那一段话悟出，他那种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令人钦敬！

＊　　　　　＊　　　　　＊　　　　　＊

　　在定稿过程中，我又约请两位同事（其中一位是同一编辑室的老同事张元直，另一位是我的老领导，德高望重、热情助人的原出版社党委书记的皇甫束玉同志）审阅《反思录》（四稿），帮我“把关”。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以前请的四位，虽然他们很认真、很负责任，但由于他们与我对当代历次重大冤案和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在认识上基本一致。因此，很难提出不同意见。而我这次请的两位，他们既关心政治与时局发展，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束玉同志有较高的理论修养。更重要的是：他们俩位既具有传统的思维定势，又不保守。因此，他们一定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对拙著提出不同意见，真正起到把关的作用。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的意见归结为两条：一是在所述史料务必真实，必须反复核实无误；二是史论力求讲透道理，切忌感情用事。束玉同志对后一个问题，谆谆教诲。我切记在心，决不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情。

　　第五次修订说明

　　2009年夏，我用两个月时间根据审阅者的意见，特别是我的老领导的教诲，对全稿（上、下）进行了删改定稿工作。以后是否再修订，另说。如身体健康情况许可，而又发掘出一批重要的、很有价值的新史料，还是会考虑的。

　　此次修改的重点就是尽可能把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内容删去，并力求加强理性成分。原来经过第四次修订，篇幅已经增加到近140万字，经过这次删改后，篇幅已压缩到105万字。从中可以看出几乎删去了30多万字。

　　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和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谈话，已经反复核实无误。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我写好《反思录》的信心与决心。从大方向来说，这本《反思录》是完全符合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在当前形势下，为稳定大局，利于发展，把“重评”再往后推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是或迟或早要解决“重评”问题（胡锦涛语），那末作为解放前地下入党的老党员自觉地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进行“探索”，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更谈不到什么违反组织原则问题。这仅仅是意味着“先走一步而已”。

　　由于个人在掌握史料上与认识上的局限，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不要紧，留待以后逐步解决。特别是随着政治体制的深入开展，务必撤销“禁区”，党内史料爆光，任人评说毛泽东，必将进一步落实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

　　2009年10月

附１：文史学家的深沉呐喊！

　　一、该是“任人评说”的时候了！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

　　“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会留下历史的空白或竟成‘千古之谜’。”

　　“毕竟过去几十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 ’的时候了。”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6．

＊　　　　　＊　　　　　＊　　　　　＊

　　编者的话：

　　李锐同志是1937年参加党的老同志。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晚年从事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著作颇丰。他是一位对当代史有独到的、精辟见解的，并敢于直言的正直的革命家。他也是一位难得的思想家。

　　在上述引文中，李锐同志的头两句话，是呼吁应该撤销“禁区”的理由。后一句是强调撤销“禁区”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熟。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　也在改变，决不会停留在传统的“思维定势”里。人们有权知道历史真相。为探索真理，应该“任人评说”。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即公开发表意见的自由，是应该得到保证的。只要还有“禁区”，就谈不到“法治”。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作为最高领导人也该明白这一道理。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只提到三段历史，即建国前、改革开放后和江的时代。近三十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偏偏不见了。难道是一时的疏忽，显然不是。他们是想把这段暴政史从党的历史上一笔勾销。可是，人民是决不会忘记的，不说别的，光是“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多万；“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二千多万（叶剑英语）。就这两笔血债，人民是决不会忘记，也决不该忘记！

　　二、义不容辞的责任！

　　“史无前例、摧梁折骨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至深且巨、久久难以愈合，时而隐隐作痛，由于其特殊复杂性、曲折性，至今对一些问题还不能都分析清楚。对此研究现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吸取教训的要求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透彻剖析需要时间，其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6．

＊　　　　　　＊　　　　　　＊　　　　　　＊

　　编者的话：

　　席、金两位是中共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教授。他们是党史研究的专家。我们能从中悟出作为史学家不允许秉笔直书的“隐痛”。出于职业道德的良知，他们代表“广大群众”，用十分委婉的口气，向最高决策层呼吁应该满足他们对“了解历史”的“要求”，满足他们对“认真吸取教训的要求”。应该承认广大群众的这两个要求决不是什么苛求。他们毫不含糊地申明：无论是作为党史工作者，还是作为“亲历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说什么就多余了。只补充一句：席、金两位的话完全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声！

　　透过席、金两位的话，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判断：现在公开出版的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离历史真相“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说得直白一些，现在出版的当代史书是瞒骗人的掩盖真相的史书。我真替我们党寒心！仅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不惜这样做，实在是一个下策！殷切希望最高决策者三思！！

　　三、“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

　　“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感到悲哀。”

　　“……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盼却落了空。”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再想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4．

＊　　　　　　＊　　　　　　＊　　　　　　＊

　　编者的话：

　　季羡林老人是我国当代的文学大师，他在耄耋之年，用血和泪写成了这一不朽之作。该书“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人的最佳礼品”（该书封面上的话）。

　　季老的心跃然纸上，他老人家殷切期待在付出了十年浩劫的惨痛代价之后，总应该给我们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让他们永生不忘这一段“连封建帝王也为之自惭形秽的”历史，永生不忘“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引号内为季老语）

　　可是，他的期盼落空了。于是他感到恐惧！他老人家为什么恐惧？他为谁恐惧？为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他已届望九之年，“孤家寡人”一个，何惧之有！他是为民族、为我们子孙后代而恐惧、而忧虑。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敢“秉笔直书”呢？窃以为：非不敢也，是不准也！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禁区”在，有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简称《历史决议》）在。上文，席、金两位党史专家的呼吁是有强烈针对性的，不言而喻就是指《历史决议》来说的。李锐讲：“毕竟过去几十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这再也明白不过地反映了人民要求突破“禁区”的心声。

　　当年的《历史决议》，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为了从大动乱过渡到社会稳定，以利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一大局，也许需要这样的《历史决议》。这是政治家的策略。但是作为正直的史学家，特别是作为党史工作者，凭他们的职业道德与对历史负责的良心，他们不愿这样写，也决不应该那么写。因为这是误导群众、欺骗群众，也是对人民、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当他们奉命在写史书时，内心是痛苦的。

　　李锐认为现在时机成熟，可以“任人评说 ”。这是有充分道理的。毕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人民视野的拓宽、党的内幕陆续曝光等等，这些都是“任人评说”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的最高决策者为什么还是不准呢？怕什么？怕“乱”，怕大局难以“稳定”。愚以为：关键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现在的体制基本上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体制。这正是目前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奈何！奈何！！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主动撤销“禁区”，放手“任人评说”，天塌不下来。只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立党为民”，而不是口头上讲得好听，做到这一步应该是不难的。

　　四、“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原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越写下去，越认真，也越感痛苦。”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因为我要人民牢牢记住‘文革’。”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述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

　　“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尽量忘记干净。

　　“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账是赖不掉的！”

　　“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

　　——引自巴金《随想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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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巴老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的佼佼者。他在耄耋之年，以病残之躯，用血泪写下了近五十万字的《随想录》，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传世的杰作。正如巴老所说：“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脓血。”

　　这里摘引的巴老的几段话，读来令人心酸、心疼，震聋发聩。“想起了自己是一个‘人’”这一句话，生活在文明的国家里的人们是永远也不会理解的；但却道出了“人妖颠倒”年代的真谛。有人妄图“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这“在‘文革’油锅里滚了十年”的人，是决不会答应的！”（引号内为巴老语，下同）。于是巴老挺身而出，顶风而上，用血（“脓血”）和泪写下了这本不朽之作——《随想录》。他老人家的勇气和胆识，令人钦敬。

　　巴老为了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煎骨熬心的大灾难”，建议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建议。当然，这也是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令人遗憾，并且无法理解的是：有人对这一深合民意、深得民心党心的创举，就是不高兴、不赞成。他们“不让（不准）建立‘文革’博物馆，……甚至不许谈论＂文革’。”他们光靠手中的权，就是不讲道理。

　　在对中国当代史进行“反思”这个问题上，巴金老人比季羡林老人早走了一步，而巴老比季老的年龄还大七岁。因此，季老对巴老是十分敬重的。这在《牛棚杂忆》中已讲到了。两位老人那种为民族、为后代而忧虑、而反思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五、“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历史是不可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这一部用血泪凝成的历史，……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中国的可怜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了”

　　“在反右运动中，我曾对……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不够。”

　　“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注：指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

　　——引自韦君宜的《思痛录》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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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韦老是“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一位在文艺战线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党员。她是从“害人者”成为“受害者”，又从“受害者”成为“反思者”。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字字血泪，震撼人心。当年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文革”期间，除了像康生这样的恶魔外，几乎都成为“受害者”。可是，像韦老那样后来成为“反思者”，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应该说，这是民族的悲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韦老写那本《思痛录》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付出多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她是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骄傲！

　　她的女儿杨团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得很透彻：“我的父母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难以数计的老革命家含冤离世，留下来的又几乎默不吭声。我中华民族的命运究竟谁主沉浮？可悲也乎！

　　关于毛泽东后期的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似乎不像。上面引用韦老的两段话，已含蓄地（仔细推敲，还是十分明白的）作了回答。听了令人心疼，令人心颤，并且也有点可怕。“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她作为一个老党员，所说的这句话的内涵是非常沉重的，也是非常沉痛的。现实是残酷的，事实是无情的；“怕”或者“回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按照《历史决议》的说法，大搞封建法西斯暴行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跟毛泽东没有关系。但是，韦老公开声明她不同意这一观点。

　　从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她的态度是明朗的。除了没有点名，该讲的都讲了。这才是彻底唯物主义者所应持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六、“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

　　“在对彭老总一生进行了十余年研究之后，我们深信他将是我们民族史上一棵不灭的巨星，将是一个永远使人敬仰、为人传颂的英雄，也将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永远引起探究的历史人物。我们为自身条件所限，未能鲜明地再现这位人们喜爱的英勇无畏、刚正不阿的彭大将军而歉疚，我们也相信这仅仅是第一部《彭德怀传》，后来者将会更高更广的历史视野写出一部又一部更透辟、更深蕴丰满的《彭德怀传》来”

　　“要写出一部彭德怀的信史，需要直面一段给人们留下痛苦回忆的历史，需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

　　——引自《彭德怀传》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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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过一本《彭德怀传》，后于1993年4月，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并由邓小平题写书名，改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耐人寻味的是：在1993年版本中，上述引文的第一大段，一字未改；而第二小段全部删掉。从中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我们的最高决策者是多么怕老百姓来“突破禁区”，多么怕他们知道真实的中国当代史。是真理，越辩越明。怕什么？治理一个国家，靠真理，而不能光靠权。从大道理讲，这“权”是人民给的，总不该用来蒙骗人民，塞给他们一些假的史书，硬是不让他们知道真实历史。这叫人民怎么信任你们呢？从本质上讲，这是对民族、对我们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就以写《彭德怀传》为例，史学专家花了整整十余年时间，以全身心的投入，研究了大量的党内史料。按理，在该怎么写《彭德怀传》一书方面，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应该尊重这些专家的意见，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连“突破禁区”这样带“呼吁”性质的话也被删去了。作者似乎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后来者”。

　　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学家们懂得这种“禁区”是人为的，是靠权力维持的；因此是暂时的。它或迟或早会退出历史舞台。这就看我们党是主动，还是被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七、“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文革’这危害程度最烈，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人类的超级大地震，爆发已经30年了，过去也已经20年了。20年来我们忌谈‘文革’，……总不至于让我们的子孙像考古一样，挖掘恐龙化石一样，到这盐湖上来寻找‘文革’遗物吧！”

　　“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我们应该深刻而彻底地反省‘文革’，认识‘文革’，不妨照巴金老人所说的那样建立‘文革’博物馆。”

　　“昔日曾经在精神上跪着的亿万群众，终于站起来了。他们第一次凭自己的意愿行动！”

　　——引自郭小川《凭吊团泊湖》

　　《南方周末》，1996．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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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郭小川是我国著名诗人郭伯川的儿子。他的父亲在“文革”初期受残酷迫害跳团泊湖惨死。《凭吊》一文，既是悼念，又是控诉，更是充满激情的、无比愤怒的声讨。其情其声，溢于言表。如果说前面几位学者或老干部是呼吁、是呐喊，那么这位郭小林就在开炮了，火药味很浓。

　　他再也不愿意“跪着”，他要“站起来”，他要“凭自己的意愿行动”。说白了，他要冲破“禁区”，尽情地揭露中国当代历史的黑暗面，让人民知道历史真相。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应该是“站着”，应该有权讲真话、讲实话。可是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禁区”？它给人们设置了一条“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线。在郭小川看来：我们的领导人似乎不希望让人在精神上“站起来”说话，宁可让人讲假话、讲空话，也不让人讲“禁区”所不允许的真话、实话。至于你在精神上是“站着”，还是“跪着”。它就不管了。说到底，有“禁区”，就没有道理可讲。这里只讲权，不讲理。关于这一点，郭小川其实是明白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他喊出了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声音。

　　应该向郭小川学习。不愿意“跪着”，要站着，要“凭自己的意愿行动”。如果，人人都这样，那“禁区”就不攻自垮。

　　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毋忘当年暴政史、灾难史！

　　八、“我们正慢慢地知道历史”

　　——是隐瞒，还是欺骗？

　　“我们正慢慢地知道历史”。

　　这是1999年1月18日《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标题。不看其文，光看标题，就颇耐人寻味。细细捉摸，既悲又喜。悲的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让知道？喜的是：尽管慢些，但终究开始让你“知道”了。

　　先摘录几段原文：

　　“现代史和当代史也需要慢慢地才能让人逐步知道，这其中包括人为的隐瞒，需要等待可以解密的那一天。尽管有些隐瞒的动机可以理解，……，但隐瞒仍然是隐瞒！”

　　“……古今中外皆然，不同的仅仅是被隐瞒事件的性质，以及隐瞒的范围和时间。这就使我们感到了莫大的悲哀，因为我们被剥夺了对于历史的知情权，我们只能等待那个真相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时刻。历史真相因此就像被涂了厚厚涂料的墙壁，须待足够时间的冲刷使那层涂料脱落，然后我们才能逐步看见那最深处的壁面是什么样子！”

　　该文作者的上述感慨，当然是有很强针对性的。

　　不言而喻，他是冲着“禁区”来说的。设置“禁区”的本意，就是不准许人们知道真实的历史。它所允许编写的史书，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不是根据史实，写什么？怎么写？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准写？都有严格的界定，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然，要“禁区”干什么！这样写出来的历史，隐瞒是必然的；最可恶的是骗人的假史。隐瞒充其量是不让你知道；而编写假史，就不仅仅是隐瞒问题，属于欺骗！两者在道德层面上，还是有质的区别。打个比方：一个婊子，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世，叫“隐瞒”；如果硬要为自己“立碑坊”，那就是“欺骗”。毛泽东爱用“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来抨击“两面人”。而现在在“禁区”之下编写出来的中国当代史或中共党史，正是属于后者这一类。那不仅是悲哀，而且是可耻与可恶之极！

　　该文作者的上述感慨，还是有感而发的，是事出有因的。

　　他是在看到《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刊登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一文后，发出的无比愤慨。这篇文章第一次揭露了有关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矛盾的点滴史料。其中根据薄一波、安子文的回忆：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由此，该文作者说：

　　“知道这一‘秘闻’，我震惊不已，历史大约总是令人震惊不已的吧！”

　　“如果不是经过思想解放，不是有了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即使薄一波、安子文说出了这件事，也不可能发表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让百姓们知道。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功勋是伟大的，……让我们知道这20年前的那段曾经让我们糊里糊涂，但又曾经是我们参与的历史，使我们得以看清历史本来面貌，能够真正反思历史。”

　　作者从知道这一“秘闻”，感到“震惊不已”；由此联想到自己一度“被剥夺了对历史的

　　知情权，而“感到了莫大的悲哀”；进而又联想到由“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历史功勋”，而无比欣喜。

　　经历这“一惊”、“一悲”、“一喜”，终于悟出了：“真正的历史终究会被所有人知道的”这一历史发展潮流所折射出来的真理！

　　按照作者的观点，似乎我们已经从对历史的“被隐瞒”、对历史的“糊里糊涂”，转变到“使我们得以看清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够真正反思历史”

　　这里，作者不免天真了一些。也许是由于突然从“悲哀”转到“欣喜”引起的过度兴奋，过于乐观。作为预见是可以的，但作为对现实的政治形势的判断，未免估计过高了。请不要

　　忘记：“禁区”还在，毛泽东的本来面貌还远未揭开。现在作者所看到的上述史料，仅仅是“冰山一角”。

　　一位伟人说过：

　　“靠欺骗，走不了多远！”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九、为什么要写这篇代序？

　　在我前后累计六年的读书、反思过程中，那些老一辈或同一代人（都是当年暴政年代的过来人）在公开出版物或文章中发表公开发表的那些话，震撼了我的心。它使我受到很大的启迪、很大的鼓舞。也大大增强了我写好这部《反思录》的信心和决心。

　　在反思的紧迫感和突破“禁区”的必要性这些关键问题上，我跟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跟他们是从不同的历程走到一起的。他们是从受害者走向反思者，而我则是从反思者走向受害者，再走向反思者（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他们不但是我精神上的后盾与支持者，而且给予物质上的帮助——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史料。这里谨表示衷心谢意。

　　这篇代序的每一部分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每位受害者的控诉、呐喊，另一是我发自内心的共鸣。两者有机结合，融为一个整体。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有共同的观点，而且表明我们是战斗在一起。为了人民、为了民族，我将沿着这一条道路永远走下去，决不回头。

附２. 众多名家的血泪控诉！

　　一、析“江青之流”一词的内涵

　　“仅仅因为江青或什么人的好恶，随便说一句话，就把人抓起来，下大狱，杀了就杀了（如原公安部部长李震），冤死狱中就死了（如彭老总）。世界上最残酷的暴君、杀人魔王也不过如此吧！……无数极端荒唐、极端违背情理、极端违反人道的事情竟然这样在种种最堂皇、最神圣的招牌下发生了。”

　　“在江青之流法西斯专制统治者看来，人不如狗，人命贱如蚁。……其次，江青之流最想做的事莫过于剥夺人的思想权利，但由于实际上的不可操作性，退而求其次，就是剥夺人表达的权利。因此，专制统治者每一次残酷打击总是首先指向知识分子。”

　　——引自郭小林《凭吊团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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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文中用“江青之流”与“江青或什么人”这一类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所说的“之流”或“什么人”一词，又指的是谁，大家也是心知肚明。说白了，就是指毛泽东。因为，谁都知道与江青一起抱成一团的，先有林彪、陈伯达、康生，后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批国贼，早已被人民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特别是其中的林贼、康魔、江妖已成为万世唾骂、遗臭万年的当代秦桧。这帮恶魔比秦桧的罪恶要大得多，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害死的是岳飞一家，而被这帮恶魔无辜害死的、家破人亡的何止千万。他们的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因此，“之流”一词只能是特指毛泽东。可是在公开的出版物上骂毛泽东，那就不成。这就是为什么要玩弄这种文字游戏的原因。借用一句老百姓的流行语，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是大搞“禁区”吗，那我就来一个打“擦边球”。于是出现了一场游戏剧：你搞你的“禁区”，我打我的擦边球；而且要打得痛快，打得老百姓都高兴，都知道我是在打谁。又让你抓不到我的辫子，叫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让它公诸于出版物，淋漓尽致地指桑骂槐，而且骂得痛快、过瘾！我们不能不钦佩我们文学家在文字上创造性的智慧和才干。他们发明了对付“禁区”的“法宝”。

　　不知郭小林是生怕有人不懂“之流”一词的内涵，还是感到这样骂法过于涵蓄，不解恨，因此他在文中还特地加上“最残酷暴君”一词和“专制统治者每一次残酷打击总是首先向知识分子”这一句。这样，除了没有点名以外，一切了然。按身份，谁有资格扮演“最残酷暴君”的角色？按目前已曝光的史料，谁要对“每一次残酷打击总是首先向知识分子”这一暴行负责？

　　答案是唯一的！

　　二、“波尔大哥，永别了！”

　　“从苏联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与肃反，到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到‘红色高棉’弥漫着血腥味的暴政，一个比一个更狂热、更极端、更残忍，……”

　　“但愿到下个世纪中期，我们后代回顾近五十年的历史时可以欣慰地说一声：‘永别了，波尔大哥’。”

　　——引自鄢烈山《‘波尔大哥’，永别了》

　　1997．10．24．《南方周末》

＊　　　　　＊　　　　　＊　　　　　＊

　　编者的话：

　　本文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杂文家，以文笔犀利、尖锐、泼辣著称。

　　本文高超之处就在于把苏联、中国、柬埔寨三个国家的专制主义者捆在一起，并加以对比；强调指出：“一个比一个更狂热、……、更残忍”。三个专制主义者，一个是斯大林，另

　　一个是波尔布特（即‘波尔大哥’），留下来的是谁？不言而喻。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妙不可言。

　　文中提到“大跃进”这笔账，这就无法记在林彪、江青头上，这从又一个侧面“敲”定了谁是专制主义者。

　　本文作者已预见到：目前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仍然是毛泽东的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需要毛泽东这面“旗帜”。因此，“禁区”是万万不能撤掉的。这样，人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只能继续玩弄这种“文字游戏”。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绝对不能违抗的，决定社会发展的命运终究是人民，而不是“权力”；是靠法治而不是靠人治。于是作者就展希望于未来。他说：

　　“到下世纪中期，……可以欣慰地说一声：永别了，‘波尔大哥’”。

　　这句话说得很风趣、很幽默，很涵蓄。它所蕴藏的深刻哲理，是耐人寻味、发人深醒的。限于“禁区”，作者巧妙地用“波尔大哥”这个代词。

　　它告诉的我们一个真理：任何形式的专制体制必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本文作者估计是五十年左右，看来差不多。

　　寥寥数语，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这正是“禁区”背后的曙光！

　　三、“喜喜忧忧想不到”

　　“林、江等反革命野心家惯用‘摘编’别人‘错误言行’和‘罪恶历史’的手法，丑化对手，在后者完全不能还口的情况下，颠倒是非置人于死地。当然，这种作法的始作俑者也很难说是这两个歹徒。在批胡风的时候，为丑化胡风不是就用这种方法。因为这些材料违反事实，站不住脚，总会露出马脚，造成害人者预想不到的结果。

　　——引自李庄《喜喜忧忧想不到》

　　1997．3．７．《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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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惯于使用这种卑鄙、阴险手法的不仅有林贼、江妖，还有臭名昭著的、借此术以“发家”的康魔。这里所提到的“始作俑者”，在作了“胡风冤案”的注释之后，已经把毛泽东推到前台亮相了。这是因为“胡风冤案”是毛泽东背着政治局常委，一手炮制出来的。物以类聚，说得直白一些，毛泽东就需要靠林、康、江这一批妖魔来制造历次全国性大冤案。因此，毛泽东不仅仅是“始作俑者”，而且是这一团伙的“罪魁祸首”（李慎之语）。

　　不妨查一下从“胡风冤案”、“反右冤案”……一直到“十年浩劫”，那一次不是毛泽东亲自精心策划、炮制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凡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无不有切肤之痛。冤案遍国中、冤血流成河，冤有头、债有主，人民完全有权来清算这笔血债，查过水落石出，讨还血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本文作者所说“造成害人者预想不到的结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越往后，就越清楚！

　　就历次大冤案的罪责来说，林贼、康魔、江妖跟毛泽东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从李庄的短文看，他对毛泽东在《历史决议》庇护下，逃之夭夭，颇有鸣不平之意。本文作者敢于面对“禁区”，单刀直入，不留余地。这是需要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它让我们又一次看到“禁区”背后的曙光！

　　四、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

　　“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

　　“７月2日对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副样子，还是‘○歌燕舞’吗？……这笔账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

　　“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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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拜读了朱老总的临终遗言，不禁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的一心为公、忠厚持重的长者形象，永远屹立在人民心底里。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在建国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由于他在党内、军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在常委班子内，总有他的位置。但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始终只有虚位而没有实权的人。为顾全大局，他老人家一直忍辱负重，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的作法，一贯以低调对待，宁可被毛斥之为“老右”，也决不讲违心话（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有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批判彭德怀一文）。在暴政年代，朱老总能始终保持这一高贵品德，宁可受辱，也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令人钦敬。他是我们党的骄傲。

　　他留下的临终遗言，对我们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为我们揭开毛泽东的假面具树立了榜样。此外，它还给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我们对他所留遗言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就不能不佩服朱老总的老英雄的本色。他是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留下这份遗言的，而在事实上这却是一篇“讨毛的檄文”。据此把他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死反革命”，那也是“铁证如山”，来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其后果可能比刘少奇更惨。可是我们的朱老总硬是为了党和民族的命运、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前途，把一切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向毛泽东发出了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对此既没有龙颜大怒，大打出手；也没有采取其他动作，只是对外封锁消息。这一反常措施，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宽容，而是有难言的苦衷。这也许跟当年清明节上万群众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江青之流的法西斯专制，大有关系。毛泽东怕再次掀起大的波涛，引火烧身，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不得已吞下这一苦果。实情究竟如何，有待来日内幕曝光！

　　五、“真正的浩劫”

　　“……‘文革’共造成７０００亿左右的经济损失，按可比价格计算可修建30座三峡工程，……物质上的损失只是外伤，真正让一个民族难以恢复元气的还在于精神上的伤害。”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只要谁还敢于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谁还有勇气对谬论说‘不’，谁就会必然遭到毫不留情的清洗。这是一种野蛮荒诞的‘逆问法’。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将我们这个民族中的大部分自尊、自信以及抗争的基因无情地毁掉了。更可悲的是，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面对敌人之时，而是面对无知的自我。”

　　本文作者在引述两年前发生在南方有一位打工仔，拒绝向外国老板下跪一事后，反问：“为什么在当时除一人外，黑压压跪到的一批暗自饮泣的同胞，仅仅只是为了一个每月几百元的工作机会。……原来那种拒绝下跪的精神，在‘文革’中就被无情地清洗掉了。有什么浩劫能与这样一种浩劫相比？……一旦缺少这种精神，不管一个民族在物质上是否富有，它却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关键的是，要想重建整个民族的尊严和抗争精神，这比在物质上奔小康这个目标要艰难得多。因此，恢复自强，培育尊严，应该成为我们经济建设之外更重要的目标。而这，首先必须从清算‘文革’给我们造成的种种浩劫开始。”

　　“愿张志新、林昭等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高贵精神，能成为我们民族持续发展和再造尊严的灵魂资源！”

　　引自1998．11．27．《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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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在“禁区”之下，本文对毛泽东的暴政给民族、给人民带来的创伤能写到这样的深度，提到那么的高度，这在近年来的出版物中，是罕见的。足见作者对“文革”的反思，对我们民族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与创伤的研究，是花了很多心血与精力的。通过对暴政年代和现实的大量社会现象的剖析，抓住了我们民族至今依然存在的致命的病症——“软骨病”。那就是：愿意跪着当“奴隶”，而不愿站着当主人。既然有奴隶，相伴而生的必然有奴才。而这，正是毛泽东专制体制的需要。这也是毛泽东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当然，这正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几十年刻意炮制、精心策划的一连串全国性大冤案的必然结果。原因很简单，一心想做“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是需要一大批奴才来驾驭大大小小的奴隶，来统治这个国家。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话说得重了一些，过头一些。其实不然，只不过说得透了一些，讲到了这种体制的要害与实质。谓予不信，不妨作一次对比。无论是中国的蒋介石还是苏联的斯大林，这两位都是公认的专制主义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靠特务机关来制裁和打击他们政敌的，尽管打击的面宽些、手段也狠毒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作为打击的对象；更没有把自己的“干部队伍”这又一个群体作为专政的对象。毛泽东也不是靠特务机关（或专政机关），而靠所谓“人民群众”作为工具来达到他镇压的目的。这么一来，受伤害的就不仅仅是具体的打击对象，而且连整个民族的脊梁骨也都打断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那种敢于秉公直言的优秀的民族精神被毛泽东的暴政彻底毁灭殆尽。从此以后，人们只知趴着（或跪着），而不知道自己应该站着。压根儿忘了自己原来还是一个“人”（巴金老人语），既然是“人”，就应该享受作为人的权利。可是，在毛泽东年代，作为人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于是如前所说：人就蜕变成为“狗”。这就是毛泽东跟蒋介石、斯大林最大区别的地方。大家知道在蒋介石那个时代，老百姓决不会去“咬”共产党人的。因此，后两位不论有多大的罪恶，但他们没有摧毁民族精神。由此看来，毛泽东罪莫大矣！

　　正如作者所说：

　　“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将我们这个民族中的大部分自尊、自信以及抗争的基因无情地毁掉了。”

　　这才叫“真正的浩劫”——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彻底毁灭。

　　欲治好这一民族的创伤，正如本文作者所说：“首先必须从清算文革给我们造成的种种浩劫开始。”忌谈文革是万万不行的！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还是建立一所“暴政史（或国耻史）陈列馆”好！！！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忘毛泽东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

　　六、从四个“最”到六个“极端”

　　今天偶然翻阅季老的《季羡林散文全编》的《卷首语》，看到他对“文革”的描述，顿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写这篇短文。

　　那么，季老的《卷首语》中哪些话，触及了我哪根敏感神经呢？原来是他这次对“文化大革命”又作了新的高度概括，把原来在《牛棚杂忆》中所讲的四个“最”（“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提升为六个“极端”。他说：

　　“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这仅仅是我的希望）的人类悲剧。”

　　“……有的中学教师活活被自己的学生打死，这种前所未闻的禽兽行为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

　　这里把“最”字改为“极端”，在字义上没有什么区别，作为“定语”都是“最高一级”的修饰词。但增加的两个词语：“极端灭绝人性”与“极端违反天良”，再加上“空前绝后”一词，确是耐人寻味的。

　　如果说：“野蛮、残酷、荒谬、愚昧”这四个词，对“文革”的定性，只是一种“表象”的描述，是浅层次的；那么“灭绝人性”与“违反天良”，就是揭露事物的“本质”，属于深层次的。这与后面的“禽兽行为”，前后呼应，后者作为前者的实例，就十分合辙。

　　至于再加上“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这一词语，在时空观念上，又大大拓宽了，这就包括了“古今中外”。这样就更可以使我们的子孙后代理解“文革”给我们民族所带来的“极端恶劣”的后果，给中国人民带来“极端严重”的伤害。当然，这还只是给人们一个抽象的概念。最好的教育方法，还是建立一个如巴金老人建议的“文革博物馆”。

　　如果人们一定要进一步追问：炮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毛泽东该负什么责任？或者说毛泽东该归哪一类——是神，是人还是……？答案应是昭然若揭的！

　　我们不妨再深入一步探索或作深层次的剖析，这“极端灭绝人性”与“极端违反天良”，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涵义？答案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找。一是从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包括遗留至今的恶劣后果）来分析；另一是从怎么会出现这一“极端灭绝人性”与“极端违反天良”社会现象，来进行探索。这里只想就第二个问题作一些分析。

　　怎么会发生这两个“极端”（或六个“极端”）的社会现象？首先是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操纵、指挥的（在“文革”初期，大的如江青、康生之流的妖魔，小的如他们的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些“文革小组”成员）；其次是下面广大的、受蒙骗的大、中学生红卫兵。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何止是季老所说的“中学教师”，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张霖之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被活活打死的。至于像举世闻名的文学大师老舍先生，是在惨遭毒打之后投湖自尽的。这样被迫害无法忍受而含冤离世的，就数以千万计。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批红卫兵小将，既是直接的参与迫害的害人者，也是“文革”的间接受害者。但是，归根到底，无论是江青、康生之流的妖魔，王、关、戚、姚之流的爪牙，还是被利用的红卫兵们，如果不是毛泽东发动、策划“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和红卫兵们是根本掀不起大浪，是成不了气候的。说到底，毛泽东是造成六个“极端”的“罪魁祸首”（李慎之语）。

　　从这一视角看，该是撤销“禁区”，重新改写1981年的《历史决议》的时候了。真正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不然，继续保留《历史决议》的提法，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严格讲，对党本身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是一种耻辱！毛泽东在建国后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毕竟是绝灭人性的、空前绝后的六个“极端”。

　　七、 “超希特勒之流”

　　“人常妄言永生，永恒，狂呼‘万岁’，其实没那么八宗事。尤其‘万岁’一辞源出封建王朝的山呼，多少人上人，如希特勒，乃至超希特勒之流，自期‘流芳千古’，却遗臭都难。人们、人民、人类一提他们就烦，不能不一提他们只为警惕各种类型祸害人世的恐怖主义。”

　　黄宗江《说真话者万岁——祭巴金》

　　——引自2006年《随笔》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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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文中“超希特勒之流”一词，比起我们常用的“江青之流”一词，在内涵方面似乎更贴切、更微妙、更深奥。

　　谁都知道：希特勒杀人如麻，嗜血成性，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号法西斯头子”。那么，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又有谁能成为“超希特勒”呢？

　　用词之妙，就在于一个“超”字！居然在残害人群方面能够达到“超过”希特勒的水平，这样的人物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然，如果再有“来者”，那整个世界必将全部毁灭，那确实是太可怕了！

　　这个人究竟是谁？答案应该是唯一的。生活在“禁区”里的人，都能理解这个人是谁。

　　在残害人群方面超过希特勒，我想主要表演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超”：被残害的对象不同。希特勒残害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而这个人的残害对象是中国自己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

　　第二“超”：被残害的人数不同。犹太民族在世界上毕竟属于少数民族；而中国是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据叶帅讲：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有上亿人，被活活迫害致死的就有两千万之众。

　　第三“超”：残害的手段不同。希特勒是动用军队镇压，被残害的人在本民族中不是孤立的；而这个人则是愚弄群众来打击迫害受害者，因此后者在群众中是完全孤立的。这样，肉体上的摧残加上精神上的折磨，是最刻骨铭心的。也是他有别于其他专制主义者的最厉害的一招。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中国的蒋介石，他们都是公认的“专制主义者”。但是受他们迫害的正义人士，在受迫害时，有人敢于保护或有藏身之处。即使被迫害致死，也是受人尊重的。在“超希特勒”专制年代里，结果就大不相同。在受迫害之时，处境是完全孤立的，连家属成员，为了避免受株连，也要划清界线；而且又无藏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有二千万之众，被迫走上“绝路”。这个“超”，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第四“超”：这个人在“超希特勒”方面还表现在如作者所说的：“却遗臭都难”。希特勒已被钉在“耻辱柱”上，遭万世唾骂，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可是，这个人至今还属于被“供奉”的对象。这也是他成为“超希特勒”的一个独特的内涵！这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是很悲哀的！

　　第五“超”：无论是希特勒还是蒋介石，他们的暴政没有给民族带来致命的伤害；而这个人的暴政给我中华民族带来的致命的伤害是：彻底毁灭了我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如前所述民族的“脊梁骨”被折断了——人们惯于说假话、空话，而不敢说真话、实话。迄今为止，这一恶习并未完全肃清，在官场上还在盛行。可悲也乎！

　　综上所述，足以说明：作者用这个“超”字，真是用心良苦，是绝妙的“点睛之笔”！

　　八、最坏的一次“皇朝”更迭

　　在2006年1月出版的《怀念李慎之》一书的由苏绍智写的第一篇悼念文章中，作者转述了2000年6月10日李慎之给他的一封信上的如下的一段话：

　　 “近作一文《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我近来越来越觉得五十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皇朝的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晚年为文尚且一再申述此义。唯类似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则以专制主义犹在统治也。”

　　这一段话，乍一看，有点吓人。李慎之连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创建了新中国这些伟大业绩，也被彻底否定了。

　　他的这一“判断”，对一般共产党人，特别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是难以认同的。决不能把建国后毛泽东的封建法西斯暴行，跟整个党的事业之间划上一个“等号”。毛泽东的蜕变（从农民革命领袖蜕变为“专制主义的暴君”，当然会严重伤害党的形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从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包括已经牺牲的先烈和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全身心投入为民族、为人民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也会沾染一些传统意识的尘埃，但他们会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这从现在的“胡—温体制”来看，也可以看到这一“苗头”和“趋势”。要不然，《怀念李慎之》一书怎么能公开出版呢？那怕是自费出版，终究是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没有取缔，更没有追究政治责任，仅凭这一条，我仿佛听到了社会前进的脚步声。尽管离人民的要求还有一段比较大的距离，但毕竟在往前“走”，这就是一件大好事！

　　李慎之的这封信是在2000年6月写的，那是江泽民的年代，他为了树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形象，怎么能允许李慎之们的“反思著作”问世呢！因此，上述引文的后半节的说法，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至于他所说的“最坏的一次‘皇朝’更迭”，作为“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立论也是站得住脚的。我可从引用黎澍和韦君宜的观点来加以论证。

　　思想家黎澍说：

　　“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

　　 “关于暴力革命问题，黎认为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以上均摘自李锐《直言》的《黎澍十年祭》一文）

　　黎澍的这两段话比较带有理论色彩，也比较含蓄一些。但从本质来说，与李慎之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是“皇权”，一个是“皇朝”。

　　再用韦君宜的女儿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述：

　　韦君宜老人的女儿杨团在《母亲韦君宜与〈思痛录〉》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心颤、令人心寒的描述：

　　 “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有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部干涸后才大彻大悟。”（引自《书摘》2000年第11期）

　　韦君宜本人也有类似的评述。

　　说法不一，但本质上，跟李慎之的观点是吻合的。

　　九、向党中央进一言

　　写了两篇“代序”，不管是作者们的还是我的，该讲的都讲了。无非是两部分内容：一是呼吁、呐喊，强烈要求撤销“禁区”，“任人评说”。另一是剖析暴政年代给人民、给民族带来的大灾难、大耻辱，强烈要求全党、全民进行“反思”或反省。应该说，现在与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时的政治背景相比，彻底进行反思的条件完全成熟了。这是因为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大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大转变。说白了，人民是想站起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应该说，这是大好事，标志着民族精神振兴的希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内的秘闻（内幕消息）已通过不同途径，泄漏出来，要想完全堵死已不可能。你不允许公开发表，但他可以在会上讲（包括在党内会议）。至于在私下议论早已遍布国中，这已不是什么公开的秘密。何况处在网络信息时代，网上传播信息特快，再想封锁杀绝，也是办不到的。何苦还要死抱住《历史决议》不放，未免太不识时务了。殷切期望我们的最高决策层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我们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重新振兴，也为我们子孙后代能挺起腰杆子自由地表达自已的意志（这是一切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民所应享受的最基本权利），彻底取消“禁区”，在全国、全党范围内进行深刻、认真的反思。

　　这是唯一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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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已就此打住，但又感意犹未尽，并且大有不吐不快之感。按秉性，不吐则矣，吐则必尽。再写如下几点：

　　第一、从江泽民1998年的“七一”讲话看，这一“期望”肯定要落空。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仍然是毛泽东的体制。这就决定了：《历史决议》不能动，“禁区”不能撤。毛泽东这一“伟大领袖”地位是保定了；当代中国史上发生的一切法西斯专制的暴行（血债累累的滔天罪行）统统记在林彪、四人帮的账上。至于是否合乎历史的真相，那就不管了。在他们看来，大权在手，一切“我说了算”。现在，关于中国当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按《历史决议》是口径写，究竟是真是假，另当别论；眼前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是第一位的、是压到一切的。

　　在他们看来只要把经济发展搞上去了、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就算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民族了（这当然比毛泽东时代只抓人斗人，不管人民死活，要强得多）。可是，他们偏偏没有想到现在已不是当年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时代，关起门来，夜郎自大，自吹自擂；改革开放后，人民不仅要求过上好生活，而且还想站起来真正当国家的主人。

　　说具体一些，他们对人民的要求是：一切都得听党的，一切由党说了算；所制定的法律、所设立的一切监察执法机构，都是管下面、管老百姓的。他们自己出了问题或犯了错误，谁也管不了，只能靠他们自己来纠正。这就叫人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党的最高决策层手里。人民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听人摆布的地位，够可怜的。人民碰到暴君就倒霉，碰到“开明君主”（借用毛泽东一度对张闻天的评价）就运气。

　　人民不会忘记这一付出极其惨痛代价的历史教训！人民一定要当国家的真正的主人！！

　　人们身上长了一个脑袋，这脑袋就是用来思考的。人民吃足了毛泽东的苦头，于是就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毛泽东多活十年，像邓小平那样高寿，中国还会有今天那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吗？为了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人民有权要求“党的权力”，不能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是绝对不行的。现在人民痛心疾首的党风腐败现象，党是抓了，也还算得力。但结果如何呢？大家心明如镜，评价是一致的：在目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谁都有机会利用手中的权，进行“权钱交易”，同级的这样那样的执法监察机构对他们都软弱无力。被惩治的机率极小，而得逞的机率极大。这就是为什么贪污受贿的人，越来越多；贪污官员的职别愈来愈高；贪污的金额越来越大；而且从个体的、私下的作案发展到集团化、网络化作案。在社会主义国家，号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竟干出这样害国害民的丑事；堕落成为大大小小的蟊贼。如果不被揪出来，他们会照样厚颜无耻地在讲台上大讲特讲“反腐倡廉”。这样的人还少见吗？

　　究其原因，因为现在的办法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还在于体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恩格斯语）。在现代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任何最高统治者可以享有极大的权力，但必须接受同样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的制约。这才叫“法治”。有权，像毛泽东那样无法无天，在古今中外，是绝无仅有的。而在当代，除了社会主义中国，是绝对不会得逞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发生绝灭人性的这一连串的大冤案呢？这就是因为毛泽东搞的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对这一段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到21世纪还不准清算、不准反思呢？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就会出现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经济领域里，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准许搞自由的市场经济、搞开放、搞与国际接轨等等；可是在政治领域里，对不起，他们只准搞小改小革、小打小闹，不能给自由、给人权（别怕，这与姓“资”还是姓“社”，一点儿没有关系。要懂得作为一个人生来就应该享受这种“权”。）同样，他们也不准搞与国际接轨。比如彻底根除腐败，搞廉政建设，新加坡和香港是名闻全球的。他们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借鉴呢？难道这里也有什么姓社、姓资问题，真叫见鬼！怕什么，说穿了，就是怕丢了手中的权。名为共产党的权，实质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当然对他们来说，这“权”是万万不能丢的。他们知道一个不受监督的权，是很自由的。他们也许会说：这是污蔑。这种说法才叫“倒打一耙”。谓予不信，不妨请看事实：现在以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与党委常委为例，当地的党的纪委、公检法部门、政府的监察机关以及舆论界等等这么多的监管部门，究竟有哪一个单位有权对他们进行实实在在的监督？没有，一点儿“权”也没有。一旦这批领导人出了问题，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敢管，事实是谁也无权管。一切听上头的，上头说查，那就查；上头说抓，那就抓。如果上头要捂盖子、要保起来，那谁也无可奈何！？这就叫“人治”，决不是法治。这样的案例，老百姓听得多了，怨声载道、义愤填膺，敢怒也敢讲；可就是无可奈何！可惜，我们党的形象又一次被丑化了。人们的思索并没有就此停止，在最高决策层之上再也没有“上头”了。靠什么来监督、制约？靠他们自己、靠民主党派，行吗？比如说，在笔者所在的党支部内，开会时经常有人提出李×老婆和他们儿子的尽人皆知的丑闻，除了习以为常地发发牢骚外，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只有他被“赶下台”，才有可以彻底清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口口声声要搞“社会主义法治”，岂非自欺欺人！

　　难怪前文中有人提出：再过五十年，我们才能欣慰地说：“波尔大哥，永别了”（这句话的潜台词不言自明）。这是很有远见的。既包含有对现在最高决策者的失望情绪，更有对历史发展必然的满怀豪情与坚定信念。我们上面提出的“期望”，等到五十年后就一定能实现！当然人民期盼这一天越早到来越好！！

前　言

　　我于1987年3月离休，返聘五年。从1993年起就有了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而我又闲不住，一有空就看书学习。由于本人的特殊经历——出于对当年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无比义愤，我不惜冒杀身之祸，于1967年2月挺身而出，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身陷囹圄九年有余，家破人亡，差点还丢了自己的脑袋。总之，我已为之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这一经历决定了我的读书学习带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为我民族的灾难史、为中国人民的血泪史、为我党的耻辱史而进行沉痛的反思。

　　为积累史料、拓宽知识面，从1993年到1998年，历时五年我广泛涉猎了文、史、哲等方面的书籍。对凡能开掘出新史料的书和文章尤感兴趣，如伟人传记、回忆录及有关的反思书籍与文章。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有所获；再加以理性的探索，扣紧史实，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久而久之，对中国当代史逐渐有了稍为清醒的认识；从而为写《反思录》奠定基础。此后，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1998.7—2000.6）写出了近五十万字的《反思录》（初稿）。尽管花了很大精力与心血，对这一初稿仍不满意。除了限于本人的水平以外，碍于“禁区”，

　　搜集到的史料有很大局限性；因此，离历史真相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反思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正在于此。

　　在编写《反思录》（初稿）的同时，在这两年内，我还一气呵成地写出了《随感录》与《回忆录》两本初稿，约８０万字，作为《反思录》的姐妹篇。

　　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气氛比当年暴政时期要宽松得多，不能同日而语。

　　首先，人民有了“思想自由”。现在的年轻人听来，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思想”这个东西是长在自己脑袋里的，怎么能被剥夺呢？可谁能想到在当年的中国人民就是没有这个自由。在那个年代，只有一个人“思考、说话”；他说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是“最高指示”。亿万人民被剥夺“思考”，对“最高指示”，不准说一个“不”字，除非他不怕坐牢、丢脑袋。凡是身历其境的过来人，都会对此有深切的感受。

　　其次，人们的思想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或口头的或书面的（只要稍加探索，就可理解为什么在暴政年代是没有思想自由的）。应该说现在这种自由基本上还是有的，只是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就涉及到人民究竟能享有多大程度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相对来说，言论自由或写作自由的空间，就要大一些。写出这本《反思录》（初稿）与后来进行的三次修订，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想当年，除了不怕丢脑袋，是决不可能、也决不敢这样做。

　　其三，只要有“禁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出版自由。由于总的政治气氛与当年不同，因此在出版界出现打“擦边球”的事是常有的。只要刻意追索，就能从公开的出版物中开掘出有很高价值的史料（如《周恩来传》、《刘少奇传》、《刘少奇在1961年——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6年》……等）。这就为有志于对当年的暴政史、民族的灾难史、党的耻辱史进行研究与深沉反思的人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至于人在国内，而他的著作在香港出版，也大有人在（如李锐、叶永烈等著名人士）。这也说明政治气候比过去还是缓和多了。在香港出版的这批著作，提供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史料，《反思录》的三次修订，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史料就是靠这批著作引述的。

　　《反思录》的史料就是这样靠日积月累而逐步收集起来的，基本上是第一手的。因此比较贴近于史实，是可靠的、可信的。

　　我清醒地意识到：这部书稿只要不撤销“禁区”，就不可能公开发表出版；那就让它存在电脑里，留给后人留下“难忘的记忆”吧！作为我个人，作为一个有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无论是对民族、对人民，还是对党，自问于心无愧，一片赤诚，我亦坦然。在年届耄耋之年，我用全部心血与精力写出了近300万字的三本书稿，这充分体现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只要我还活着，我继续沿着“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走完人生之路。

　　在着手编写本书稿时，定出如下两条原则：第一，立足于吸取历史的教训，以毛泽东的“凌驾”思想，作为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这是因为从“胡风冤案”直到“十年浩劫”，都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只有这样，才能看透事物的本质。第二，为区别于一般史书，在按“章”论述历次全国性重大冤案时，一般不谈“过程”，而以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观点、剖析毛泽东炮制历次冤案的政治背景与所采取的政治权术以及分析事件的后果为重点。其中，尤以批判毛的观点与分析冤案的后果，作为重中之重，借以达到“吸取教训”的目的。这是我对中国当代史 ——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进行十几年反思或探索的主要成果。如果说我这本《反思录》有什么特色或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话，也正在于有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在完成初稿之后，我用四年时间（从2000.1.—2004.1.）进入第二轮“学习—反思”阶段，完成“二稿”。与“初稿”相比，除充实内容（广度与深度）外，如前所述，提高了批判的起点，即用顾准的“多元主义”作为“批判武器”，替代了传统的思维方法。之后，又用三年时间（从2004.1.—2006年年底）完成“三稿”。应该说，“三稿”的框架与内容已经基本定型，约九十万字。接着就开始进行现在的“四稿”，即最后的补充、修改定稿。“四稿”的篇幅增加到120多万字，这意味着经过三易其稿，史料更加丰富、充实，也就是说，本书的“探索”任务，逐步趋近于“历史真相”。当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由于“禁区”没有撤销，内幕远未揭开；因此，离“历史真相”的距离，始终是存在的。我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力争”。

　　我痛感直到今天我们党还不愿或不敢面对当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进行全党、全民的反思。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的时候，闭口不谈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对民族、对人民极不负责的表现。要知道，人民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同样，人民更有权追究给民族和人民带来我国历史上最大灾难的“始作俑者”的责任！凡是凭权力来剥夺人民的这一神圣的权利，终究是靠不住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有鉴于此，我理应加倍努力、竭尽全力写好这本《反思录》。这是我义无返顾的责任！

　　当然，只要我还活着，我将继续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探索、不断完善这本《反思录》，直到走完人生之路。

上　篇

第一章毛泽东是怎样登上“凌驾”宝座的？

（一）延安整风的阴暗面
——“凌驾”初成定局

　　人们从过去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总认为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历史的事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详见本书第二章）。在遵义会议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取代博古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当时张是掌握实权的，他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尊重集体领导原则。他对毛泽东是信任、重用的。因此，毛泽东称赞张闻天是“开明君主”。直到1938年夏，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表态支持毛泽东以后（按共产国际组织原则，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其最高领导人的提名事前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在同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取代张闻天，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当时名义上张还是总书记，但已无实权（据张的回忆：从那以后政治局会议就改在毛泽东窑洞里召开）。从此以后，党政军大权统揽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

　　毛泽东本人既有浓重的封建意识，特别是帝王思想，又有一种过人的才智。他充分认识到“权”的特殊重要性，得来不易，要保住更难。而要永远保住，则是难上加难。他总结了党内历届总书记频频下台、更换的教训——任何人难免犯错误，如何做到犯了错误而又不被赶下台，根据毛泽东后来的政治实践，主要是靠两条：一是排斥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另一是像历代帝王那样或像苏联斯大林那样搞专制、独裁，使自己处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地位。这第一条，毛泽东是通过1941年1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十分巧妙地达到了（详见第二章）。这第二条是在延安整风达到预定目的之后（主要表现在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受到狠整、多次反复检讨，党内威望已大大下降，以及毛泽东已内定刘少奇为接班人），在1943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正是这一《决议》在后来（主要是建国后）给党的组织带来破坏性、乃至毁灭性恶果。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决议》的有关内容：

　　“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会议认为，……（从略，叙述政治局与书记处各自的职责）。并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引自《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

　　从上述内容看，首先毛泽东已通过《决议》被授予“最后决定权”。这意味着毛泽东已处于“权力”的顶峰。从党的历史看，历届党的总书记从来没有这个“最后决定权”，都是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这样，总书记的意见有可能被多数人否决，甚至被赶下台。毛泽东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自己要不被赶下台，就得改变这一领导体制。要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决不能让多数人说了算，可是又不能做得太露骨，直接取消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毕竟对党来说在重大问题上采取民主集中制办法跟个人专权相比，至少可以避免犯重大的错误。这一组织原则既是党的传统，也深入党心。因此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比如在党章上）还得保留。至于在最高权力层，毛泽东就寸步不让，在政治局的《决议》上就明确规定“最后决定权”实在是一个高招、绝招。所谓最后决定权，也就是最后否决权，说白了就是我毛泽东一人说了算。多数人怎么说，集体怎么定，最后还得由我毛泽东来“决定”。这里见不到“民主”，也看不到“集中”，留下来的就是“独裁”。这个《决议》事实上把毛泽东推上了“凌驾”宝座。

　　毛泽东这一绝招，除了在党内他可以达到“我说了算”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外、对共产国际，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体制，亦即剥夺了由共产国际直接决定一个党的总书记的权力。说穿了，对内搞专制、独裁；对外搞独立自主。这样就保证他的“凌驾”地位万无一失。

　　其次，关于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在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上选出的并且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起到关键作用的张闻天、周恩来两位主要领导人被赶下台，而由刘少奇、任弼时两位取代。周恩来是在第二年（1944年）五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才增补为书记处成员。据新近曝光的史料（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464页），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跟张闻天一样受到严厉批判，因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干预（此时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他的影响仍很大），才让周恩来回到原来岗位上。这种人事安排上的微妙变动，对毛泽东的“凌驾”地位的巩固，无疑是极其有利的。

　　从1943年通过《决议》一直到建国初期，从总体看，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滥用手中的“最后决定权”。这是因为在建国前，我们党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也没有掌握全国政权，而毛泽东本人在军事指挥方面又具有卓越的超人的才干与胆识，他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就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全国人民从心底里由衷爱戴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无疑，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杰出的领袖。谁也无法取代他的地位，也决不可能有人胆敢向他提出不同意见，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更不可能有人向他挑衅。应该说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里既有1943年《决议》的影响，更有毛泽东驾驭全局的气魄，这样最高领导核心成员就自觉地保持与毛泽东的一致性，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事。比如19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上报的在全国文艺界开展对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批判的请示报告，就凭毛泽东一个人大笔一挥，硬把胡风及与他有联系的人统统捆在一起打成“反革命集团”，文艺界闻风而动，制造了建国后第一个全国性大冤案。这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凌驾”地位已是不可动摇。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地位”。说白了，毛泽东是视“权”如“命”。全党一切都得听他的。对于这一局面，毛泽东本人在1955年底以前也是满怀信心、从不疑惑。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56年初，发生了一场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大地震”——他的“凌驾”地位，在党的最高核心层，受到了1943年《决议》通过以来近十三年的第一次大挑战！　

　　这就是在1956年4月，在政治局讨论关于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意见，由于不符合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而被多数成员否决。对毛泽东来说，这种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居然出现了！

（二）处于困境的1956年上半年
——“凌驾”宝座受挑战

　　上文提到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处于“凌驾”这一特定地位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毛泽东本人刻意策划的。严格说，这是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事。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事。他们从心底里发出的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毛泽东的热爱，主要是从建国头几年（1949——1955）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令人鼓舞的、震撼人心的成就，所激发出来的。既不是靠什么宣传、什么思想工作，也不是靠什么“权力”的影响，而是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得出来的。两者在各个方面的强烈反差（在政治方面，当年党的廉政作风与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在经济领域里，先是头三年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社会秩序，而后又步入经济发展正常轨道，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国民党根本不抓经济发展、不管人民死活），使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这是从全国老百姓方面来分析的。至于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层，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最高领导层的成员，都是跟毛泽东长期在一起并肩战斗过来的，深知毛的才干、作风和为人，特别是通过当年的延安整风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张闻天语，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始于1943年３月的政治局《决议》，已经长期形成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成员之间的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是一种与“凌驾”这一体制相应的“君君臣臣”的关系。有意见也不敢当面讲，只能违心地表示认同。他们也深知无论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还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这种“君君臣臣”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可是从共产国际来看，特别是斯大林，也是搞这种家长式的个人独裁统治。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这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在封建意识很深的国家里土生土长，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而与毛泽东同一年代的其他领导人，绝大多数都出国留学过，他们痛感中国缺乏民主。可是碰到毛泽东这样一位不懂民主又不讲民主的“君主”，他们一个个都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当年毛泽东曾夸张闻天为“开明君主”，而他自己一旦大权在手，就“不开明”了。因为他深知：谁“开明”，谁讲民主，谁就得准备下台、“交权”。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种传统，至少在毛泽东之前是如此。为了永不丢“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搞“专制、独裁”。毛泽东死保“凌驾”地位，即在于此。

　　毛泽东“凌驾”地位受到威胁、挑战是在1956年初。最重要或者最根本的动因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赫鲁晓夫报告，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由于个人专制、独裁所犯的严重错误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一完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倡议。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股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

　　 “个人崇拜”，这是封建体制的东西，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是坚决反对的。正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背离了马列的教导，把封建的东西硬加在党的头上。毫无疑问，这种体制是逆潮流而大动。因此，国际上凡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举双手赞成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倡议。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就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应。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内亦应肃清“个人崇拜”的流毒。

　　对这个问题最敏感的还是毛泽东。他深知在中国这是冲他而来的，令他恼火、发指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的一片反对“个人崇拜”的大浪潮中，他孤掌难鸣、孤家寡人一个。因此，他只能违心地、痛苦地暂时表示认同，等待时机。毛泽东不愧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决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于是，他采取“忍”的策略。静观其变。

　　在中央政治局内，第一次向毛泽东“凌驾”宝座提出挑战的是1956年4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的关于1956年度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追加二十亿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周恩来的态度更明朗、更坚决，他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周恩来看毛不悦，会后亲自去找毛泽东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引号内的话均为胡乔木的回忆——见《周恩来传》上，第269页）。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否决毛泽东的意见，这是毛泽东1943年3月拥有“最后决定权”以来这长达十三年时间里，第一次出现。这意味着毛泽东的“凌驾”地位，受到了威胁、挑衅。这当然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迫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他强压心中怒火，他忍了。

　　接着，为遏制当时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的势头，在刘少奇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由《人民日报》于6月20日发表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的清样在送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曾说：这篇社论是“骂我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不得已再次强压怒火，伺机报复。

　　本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既防右又防左”的决策，不仅符合当时的国情，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因为不合他的心愿，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又一次对他“凌驾”地位的严重威胁、挑衅。可是当时的形势是，在国际、国内掀起的一股强劲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东风，来势之猛，毛泽东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又一次吞下了苦果。只好再一次“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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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节所用史料均源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1949—1976）（上）。

（三）“八大”的历史功绩
——“凌驾”宝座被撤

　　1956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及其所通过的《决议》，是顺应历史发展大潮流而载入史册。

　　如果“八大”的《决议》能够顺利、坚决贯彻执行，无疑“八大”在中国当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必定会跑在亚洲“四小龙”之前。可惜，它只是“昙花一现”，仅过一、两年就成为泡影。尽管如此，它还是给我们留下一个真正共产党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应遵循的准则，它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因此，它的历史价值还是不能低估的。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指导意义。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基本上就是沿袭“八大”的路线。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八大”正确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第二、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八大”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三、“八大”认真分析、研究了斯大林的教训，并结合我国我党实际，从理论上、从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上来说明在全国、全党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正确指出：“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共二十大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共，而且对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他还着重谈到：“中国共产党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要坚决执行中央……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10．）在“八大”通过的《决议》中，还对个人崇拜的历史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讲得何等透彻，只有专制主义者才欣赏这种腐朽的遗产。

　　第四、为了彻底肃清个人崇拜在党内的流毒，在修改后的党章中，还把“毛泽东思想”这一长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至关重要的政治命题，勾掉了。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事。它表明党中央与“八大”全会跟“个人崇拜”彻底决裂的坚定信念，表明要坚决抛弃历史留下的腐朽遗产。决心可谓大矣！本来“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极不科学、极不严谨的命题，它一度被用来作为政治棍子打人、置人于死地。因此在《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不仅正确，而且是科学的。这有利于人们彻底解放思想。毫无疑问，“八大”的这一决策是十分英明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党的“八大”及其《决议》呢？从表面上看，他是同意的，在大会上也没有讲什么不同的意见。至于私下里（比如跟江青或别的什么人），究竟讲了什么？这有待于将来进一步揭开内幕。）

　　我们现在分析毛泽东当时的心态或内心世界，只能根据思维逻辑推理的方法。这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顺推法”，另一种是“逆推法”。用这两种方法来论证毛泽东是反对“八大”通过的路线和《决议》的

　　先用“顺推法”来分析：

　　从毛泽东对同年四月的政治局会议和六月的《人民日报》社论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很不满意的，憋足了一肚子的气。迫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他又不能大发雷霆。这样的处境是他从1943年3月登上“凌驾”宝座之后，从未出现过。毛泽东已经预感到“凌驾”地位不保。九月的“八大”，已不是什么预感而是成为现实、成为定局。毛泽东的“凌驾”宝座已经从组织上宣告被撤销了。“视权如命”的毛泽东怎么能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当然不能！面对“八大”，他采取了“韬讳”战术，他深知“欲速则不达”、“小不忍乱大谋”这一哲理，作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决不会蛮干，决不打无准备的仗。他在等待时机，而这种时机又得靠他本人独特的智慧与才干（确切说，就是惯于用玩弄“权术”的方法，说得直白一些也就是惯于搞“阴谋诡计”）亲自去“创造”出来。毛泽东精于此道，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局的其他所有成员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是因为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屑于玩弄“权术”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雄主”或“霸王”——终于坐定“凌驾”宝座的“当代秦始皇”（毛泽东在林贼暴死后在与国外记者谈话中有此说法），即源于此。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就认为毛泽东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概括得如此高妙绝论，令人叹服！

　　再用“逆推法”来分析：

　　毛泽东精心策划的“反右斗争”就是为了找到重登“凌驾”宝座的“夺破口”（详见本章第四节与第三章）。果不其然，毛泽东在“反右”取得所谓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就在同年９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及10月全会扩大会议上，急不可待地用一箭双雕的方法，全面否定“八大”的决议。在10月９日的总结发言中，他断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述及据以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决定。他还借机“第一次公开地、没有点名地对‘反冒进’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引自《周恩来传》）关于毛泽东如何以“反冒进”为借口狠整周恩来，第四章另行评述。总之，通过狠整周恩来，毛泽东从此稳坐“凌驾”宝座。此后，所有其他政治局成员在毛泽东面前再也不敢说一个“不”字！这里所用的“逆推法”是完全用事实说话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不妨再补充讲一个重要的史实：在批判周恩来过程中，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放厥词：“不崇拜，不得了！”（详见第四章第四节的专题剖析）。这倒是一句发自肺腑的大实话，但也活脱脱地暴露了他对“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是坚决反对的。只不过当时强压怒火，在反右、批周得逞之后才吐真言。这就更为有力地证明这一“逆推法”是站得住脚的。

　　仅管如此，“八大”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列宁就是这样做的，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决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权”，不惜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大灾难。它还告诉人们另一个真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领导集体之中，恪守集体决定；而决不能像毛泽东那样站在领导集体之上，胡作非为，俨然以“秦始皇”自居。这在本质上是从革命领袖蜕化为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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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本该打住。对“八大”的追溯，不免使人浮想联翩。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追根溯源，这正是继承、发展了“八大”的路线。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普遍反映是太滞后了，基本上是沿袭毛泽东的政治体制。这也是公认的、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以“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为例，在写本文过程中，难免联想到现实的政治状况，不禁感慨万千，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感触最深的是：为什么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已经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而现在仍塞进新的《党章》里，并且不时地在重要报告里提到它。这是不是说明“八大”的作法是错误的？其实，只要认真体会一下“八大”的精神，就不难意识到“八大”是高举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专制独裁的大旗，把“个人崇拜”作为历史留下的“腐朽遗产”，痛快地抛进历史垃圾堆里。至于当年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一起抛掉呢？这是有充分道理和事实根据的。凡是了解党史，特别是了解党的内幕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的出笼背景。那是在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决议》中，授权毛泽东享有对中央决定的“最后决定权”，亦即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处于党中央之上的地位之后，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所通过的《党章》中，为了巩固毛泽东在党内“凌驾”地位的需要，才把“毛泽东思想”塞了进去。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无疑，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是英明的，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何况，当时主持“八大”会议的领导班子所有成员都是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都知根知底，应该说他们最有发言权。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邓小平在再度复职前后就讲了要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谁都知道那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政治需要。不然，邓小平本人也不可能复出，更不可能彻底平反毛泽东所炮制的历次全国性大冤案。当然也不可能把毛泽东“绩20多年暴政经验”所创造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加以彻底批判与否定。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无疑是成功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两个组成部分（假如它存在的话），一部分是建国前的，这已被“八大”所否决；另一部分，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亦已被彻底批判。那还留下什么呢？试问这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再提“毛泽东思想”，究竟还有多大现实意义？对此，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黎澍有绝妙的解释（参见李锐著《直言》一书的《黎澍十年祭》一文），他把毛的思想概括为五点，其中第五点是：“不断改造思想，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对毛泽东思想作这样的评述，是否贴切，另当别论。但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还不敢全面继承、贯彻“八大”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这一彻底反封建专制的精神，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思想”的内涵（这里不引伸黎澍的观点）。如上所述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大部分论述或主要论述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即使看起来有一些正确的东西，比如1958年毛泽东提倡“讲老实话、做老实人”。结果如何呢？谁按毛的话去做，谁就死路一条。于是原来“正确”的话，实际上是一种骗术。至于在建国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发表的文章、讲话，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比如，毛在哲学方面的论著、毛在军事方面的论著，其中有些至今还有价值。但这与“毛泽东思想”是属于不同范畴的两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我国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同样是毛泽东讲的话，正确的就要，错误的就不认账。事实上，完全变成一个捉摸不定的、含糊不清的概念。说得透彻一些，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手腕。这比“八大”《党章》倒退了十万八千里！这不仅可悲，而且可怕！！

（四）整风是假，“引蛇出洞”是真
——为再度重登“凌驾”宝座找“突破口”

　　毛泽东在经历1956年4月政治局会议和同年九月“八大”全会两次沉重打击之后，特别是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连“毛泽东思想”也勾掉了，这一事实表明：他已从“凌驾宝座”上摔了下来，一心想做“当代秦始皇”的美梦彻底破灭了。迫于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不得已吞下这一刻骨铭心的苦果。当然，毛泽东是决不会就此甘心罢休的。

　　毛泽东深知一旦在政治局内真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根据毛之前的历届总书记的结局，终究有一天会把他赶下台的。因此，必须彻底推翻“八大”的《决议》。无疑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硬仗，而且是靠毛泽东一个人单枪匹马来打这场硬仗的。要打赢这场“翻身仗”，从而重登“凌驾”宝座，关键在于选准、选好“夺破口”。

　　从1943年直到1955年，在近13年时间里，在中共最高领导班子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向他提出挑战的。而目前国内出现这种一反常态的局面，是与国际上掀起的一股“反对个人崇拜”风，密切有关。毛泽东懂得只要及时抓住时机，主动创造条件，完全可以改变与扭转这一绝对不能容忍的局面。

　　问题在于这个“突破口”选择在哪儿？在党内，肯定不行！这是因为靠在政治局内部解决是走不通的，经过1956年上半年的较量已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已不占上风，刚开过的“八大”就是有力的证明。

　　怎么办？出路在哪里？突破口在哪儿？党内不行，党外找，也就是从社会上找。

　　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从“五四运动”以来直到解放前，他们一直站在“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最前列。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民主党派高层成员本身正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过来人。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后，为了稳坐“凌驾宝座”，他总是把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作为历次运动的打击对象。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浪潮中，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是绝对拥护“八大”《决议》的。有鉴于此，毛泽东要打这场翻身仗，首先要打垮这一群体，作为“突破口”。

　　在找到、选准“突破口”之后，亦即在解决如何打这场“翻身仗”的战略问题之后，还有一个“怎样打”的战术问题。师出无名，横闯直撞，就会闹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蛮干。毛泽东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惯于驾驭纵横捭阖之术。他在1956年９月“八大”之后的七个月，即195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会议，表面上装出一副十分恳切的样子，请他们“帮助”党来整风，背地里却磨刀霍霍，准备在“引蛇出洞”之后，围而歼之。果不其然，大家提意见刚开了一个头，才过半个月，即5月15日，毛泽东就急急忙忙地亲自写了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紧接着又于5月20日和6月８日连续发出两个党内文件。其中，6月８日文件的题目就是《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当天在《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一场所谓反击右派的大风暴（详见后面第三章）。

　　仅仅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生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开始毛泽东亲自出面“恳切”地请党外上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到背着他们在党内接连发出关于准备反击的三个指示，直到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精英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仅仅凭这一条，如果我们不问其人（即不问这椿事是谁干的？），而只分析其性质。毫无疑问，就会得出如下结论：这是“一次大骗局”或“一个大阴谋”。毛泽东自称是“引蛇出洞”，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事物的本来面貌。

　　实际上，毛泽东此举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为重登“凌驾”打开了“突破口”，又为以反“反冒进”为借口，狠整周恩来，作了铺垫（详见后面第五节）。从而使再度“凌驾”成为定局。

　　对于这个分析，毛泽东本人在上述阴谋得逞以后，也亲自作了回答。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得意忘形地口吐真言：“不崇拜，不得了！”这一赤裸裸的、充满腐朽封建意识的话。当然这句话也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为了彻底否定（推翻）“八大”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从而达到永保“凌驾”宝座的目的，什么“封建腐朽遗产”，毛泽东也就顾不得这个。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从革命领袖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者。

　　仅仅为了打开这个“突破口”，我们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五十多万的知识分子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历尽煎熬、家破人亡，含冤20余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知识分子敢于秉公呐喊、直言、抗争的这一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精神，被毁灭殆尽。人人变成谨小慎微，挟着尾巴做人的“伪君子”（黎澍语）。谁也不敢再讲一句大实话，因为谁讲，谁就自投罗网、自取“灭亡”。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要完全恢复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精神，从目前形势看，只能说一个词——“难！难！难！”。

　　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不会相信，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可是每一个过来人，都会有切肤之痛，永生难忘！

（五）借口反“反冒进”，狠整周恩来
——“凌驾”再度成定局

　　在1958年９月20日到10月９日召开的扩大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乘“反右”全面“胜利”的“东风”，踌躇满怀地大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然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论断。从此，毛泽东把全党、全国人民引入了灾难性的歧途。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会上，还对在1956年4月—6月政治局集体通过的“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盲目冒进”这一完全正确的发展经济的方针，第一次提出了蛮横的指责。他把矛头直指政治局内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成员，其中包括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特别是周恩来。

　　这是因为当时周恩来对毛的意见（指不切实际地盲目要求追加2０亿预算）反应最强烈。事后周特地向毛当面作了解释：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可是，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刻骨铭心，总想伺机报复以发泄他心头之恨。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当年4月—6月的一系列举措，是对他“凌驾”宝座的严重挑衅。同年９月的“八大”的《决议》，已经标志着毛泽东从宝座上被赶了下来。以“反右”作为突破口的目的，既已达到，毛泽东必须发扬当年“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势”，在紧接着“反右”之后，必须狠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这股势力。

　　毛泽东老谋深算，懂得只要把周恩来打得以后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其他人也就不敢吭声了。这就是为什么单独狠整周恩来除了发泄私愤以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毛泽东炮制的历次大冤案看，他总是惯于打击一大批，给扣上什么“反革命集团”或“反党集团”的大帽子；为什么这次破例呢？这里有比较复杂的因素：其一是：因为毛泽东这次主要解决如何重新登上“凌驾宝座”的问题，而且是在“八大”之后第一次在最高核心层解决这一难题，他不得不考虑打击面不能太宽，否则于已不利，搞得不好，一旦他们联合起来，自己有被赶下台的可能。其二是：周恩来的独特的政治身份，是一个六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如果打成一个什么“集团”，势必把整个政府搞得瘫痪，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因为当时还不像“文革”前夕那样，“凌驾宝座”刚想爬上去，还没有坐牢，大局一乱，就难以收拾。其三是：周恩来的独特个性、气质和特长、才干，毛泽东对周恩来从延安整风以后的一贯态度是：既不信赖、又要利用（毛泽东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极其得力的助手，中国的局面就不堪设想）。因此，毛对周的策略一直是：又打又拉、打打拉拉，达到服服贴贴为我所用的目的。（详见本书第十章的专题分析）

　　鉴于第四章将有专门论述，这里只作概括的说明，着重介绍毛泽东玩弄什么样的权术，来达到他再度坐定“凌驾宝座”这一目的。

　　首先，在“反右”达到高潮之时，作为“铺垫”，确切说作为“样板”，把几位省部级的、20年代或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些为党的事业，当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建国后又付出了全部精力与心血的老一辈革命家，最后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这些冤案与十年后的“文革”相比，虽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建国初期还是十分触目惊心，令人胆颤、不寒而栗的。

　　毛泽东这一“绝招”，说白了，是为了“杀鸡给猴看”。凡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老一辈革命家原来都是第二把手，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跟第一把手有分歧意见或矛盾，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加以解决。可是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不惜借反右之机，牺牲几个高级领导干部，以此作为“样板”：第一把手代表“党”，谁反对第一把手就是“反党”，就是“右派”。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向全体政治局成员发出警告：今后谁再敢对我毛泽东说一个“不”字，谁就是这个下场。事实上，在狠整周恩来过程中，毛泽东就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本来真理在周恩来一边，但在毛泽东重登“凌驾宝座”之后，一切都是颠倒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权”决定一切！

　　其次，毛泽东采取了“乘热打铁、一气呵成”的策略。他把社会上的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与党的最高层内狠批周恩来，结合在一起。这是毛泽东的绝招！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周恩来惟一的出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极其痛苦的、违心的检讨（详见第四章）。面对“离右派只有50米”这一闷棍，周恩来除了检讨之外，还能说什么呢？用“文革”中的一个常用语：“右派”这顶帽子就在你周恩来手里，就看你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其他政治局成员对周恩来处境，虽然内心同情，但谁也不敢吭声！

　　毛泽东的这一手，委实是十分阴险、狠毒。这是又一个“绝招”。

　　其三，毛泽东所采取的又一个策略就是“逐步加温、不断升级”。1957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不点名地狠批了1956年4月—6月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硬说当年“反冒进”犯了政治性错误。紧接着，同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期间，打电话重提要批判“反冒进”的错误。毛泽东回国后于同年12月下旬和1958年1月初在杭州先后召开的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发脾气，再一次还是不点名地狠批了周恩来的“反冒进”错误。（据《周恩来传》的《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下同）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尽管如此，“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史料来源同前）。

　　为什么在开了会、“大发脾气”、“放了火”之后，毛泽东还不满意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是一定要把周恩来整得趴在地上，只许周恩来今后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不许再说一个“不”字。

　　因此，在1月上旬刚开完第二次杭州会议后，1月中旬就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南宁会议。接着2月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成都会议，4月武汉会议，直到5月5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四个月时间内，连续开了四次高层会议和一次全党代表大会。为了迫使周恩来一而再地检讨，毛泽东从南宁会议开始，就亲自出面指名批判周恩来，采取他惯用的手法，以“莫须有”罪名、大打出手。“奇文共释义”，下面就来看看毛泽东的“高见”（这对后人大有启迪意义，可以大开眼界，让他们见识所谓“伟大领袖”，从政治品质高度来看，怎么会是“这么一个人？”。让这样的人当“最高领导人”，我中华民族不遭大灾难才怪呢！）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毛泽东唯恐与会者不知道他批评谁，也唯恐周恩来像杭州会议那样不吭声。他故意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样一来，一层薄纸捅破了。就这样，“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见《周恩来传》，下同）周恩来在经历两次杭州会议后，对毛泽东的批评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迫于压力，周恩来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作了痛苦的、违心的检讨。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又说“‘反冒进’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从“只剩50米”，上升到“相近的地位”，这意味着“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已经高悬在周恩来们的头上。可是，它从另一侧面暴露了毛泽东为了坐稳“凌驾”宝座，不惜置周恩来于死地的歹毒之心。这一最能反映毛泽东政治品德方面的最丑恶东西，在“文革”中作了最充分的“表演”。

　　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判“反冒进”问题。毛泽东说“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面对这一情景，政治局成员一个个被吓得哑口无言，还能说什么呢？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个会。3月９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这里毛泽东又把“反冒进”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一个根本不顾经济发展规律的人，居然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搞“冒进”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用这种荒唐的理论来指导经济建设，委实令人啼笑皆非！同年下半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掀起的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应改称“大冒进”、“瞎折腾”运动，才名实相符），结果给我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一场经济大破坏、大倒退，还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跟“无产阶段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一样，统统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反人性的！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又是不得不再作忍痛的、违心的检讨。但是，“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他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地说什么：“……，南宁会议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一个是内心受尽煎熬，一个春风得意、不屑一顾之态。这一作风品德上的强烈反差，让所有正直的、有良知的人们看了，会对毛泽东作出怎样评价呢？是一代“伟人”？不像。倒有点像曹操那样的“一代奸雄”。毛泽东在处世哲学上奉行的正是曹操的处世哲学：“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由此看来，毛泽东在治党、治国的策略上，是博采秦始皇的权术与曹操的处世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语），再加曹操。确切说就是“秦始皇加曹操”。从建国后的毛泽东的政治实践看，毛泽东跟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沾边。

　　周恩来深知只要毛泽东不认可，他是过不了“关”的。据《周恩来传》记载：

　　“周恩来从南宁会议以来一直处于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如果错了，究竟错在哪里；认真思考一下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一位当年周恩来身边的同志回忆说‘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据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在周审阅我整理后的记录稿时，“他看到‘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话时，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还说‘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份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最后一次检讨，总算得到毛泽东的宽容。这是因为毛泽东让“周恩来趴下”、“伏首称臣”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

　　从此，毛泽东再次坐稳了“凌驾”宝座！

　　对毛泽东来说，八大二次会议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从组织上以合法的形式，达到了全面、彻底推翻“八大”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及党的中心任务以及关于反对个人崇拜，这两个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决议）的目的。而代之以毛泽东的完全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逆历史潮流而大动的所谓“理论”——“阶级斗争”论和“个人崇拜”论。从此以后，我中华民族和我中国人民一步一步陷入灾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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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本章是综述毛泽东是怎样两次登上“凌驾”宝座，又是通过运用哪些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作为本书基础的第一章，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各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一展开来论述的。

第二章　从延安整风看毛泽东其人

引　言

　　在修订“四稿”时，我有幸阅读了高华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巨著（上下两册，约60万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难得觅见的史料，这些史料都是经过作者严格的考证。应该说史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者的立论（史论）也是十分严谨的。为此，我在这次修订时，除个别节外，几乎是重新编写或改写。凡直接引用该书论述时，均注明出处（简称“高著”），以示对作者的尊重。

　　为了使大家对该书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现转录该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封底上所写的简介如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的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部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作者高华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发表过《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所作的准备》、《“肃清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等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该书作者在“前言”中是这样说的：

　　“……发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确切讲是六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下，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方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于后来者评判吧！”

　　作者毕竟是一位党史学的专家、学者，其治学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凡书中所涉及的史料都有出处，并经过反复论证。他的上述意见也是十分客观、谦逊的。与官方史书两相对照，孰是孰非，谁真谁假，自有公论。

（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真实地位
——在军事指挥上毛只是周的助手

　　人们从现在公开出版的“中国当代史”或“中共党史”中，所得到历史知识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或者“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其实不然，这是一种误导。实际上，这正是“个人崇拜”的衍生物，确切说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令人遗憾的是连周恩来这样的一代伟人也是这么讲的。董必武老人说得好：

　　“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就不一定可靠。”

　　“就不一定可靠”，这是目前史书所常见的通病。只要有“禁区”，说得更透一些，只要不解决政治体制问题，这个通病就不可能彻底解决。

　　为力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现根据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所陆续透露出来的内部史料，加以追述。（史料主要来源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关键会议亲历实录》、改革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和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高文谦著《周恩来晚年》）

　　鉴于现在对延安整风前后那一段历史还属于“禁区”范围，因此这里所追述的史实，只能说是比较贴近于真实的历史。要完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有待于撤销“禁区”之后。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总书记）是张闻天，军事方面的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助手。仅凭这一点，所谓“确立领袖地位”纯粹是无稽之谈。按传统的领导分工原则，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并不一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当时，毛泽东既不是军队主要负责人，更不可能是党的领袖。

　　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当时不想当“党的领袖”，对有“权力狂”的毛泽东来说，非不想耶，是不能耶。这是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无论从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讲，还是跟共产国际的关系讲，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从党内讲，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4人，博古是总书记。1934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直到1935年1月，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最高核心层内都没有他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上，深谙斗争策略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局的一个成员，要扭转当时的局面，只能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总书记博古和李德两人，而且必须团结、争取（实际上是依靠）领导核心内的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以共同对“敌”。后者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这一政治背景就确定了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地位的格局。毛泽东只能“屈驾”作为周恩来的助手。

　　从共产国际这方面来看，当时按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各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它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必须获得共产国际认同或批准。毛泽东不像王明、博古、张闻天曾留学苏联，或参加共产国际工作，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有较深的渊源，而毛泽东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毛泽东在当时即使想当总书记，也不可能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这里还有一个史实可以证明在遵义会议后所谓“已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一说法是毫无根据的。1935年3月10日在宁都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最后因毛泽东违反组织纪律而“被罢官”（见《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第158页）。这一决定是在张闻天主持下，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的。总之，这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决不是“最高”的。

　　1936年12月７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才首次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总书记仍是张闻天。这是遵义会议后近两年以后的事，而且仍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一直到1938年９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当时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真正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接着从９月29日起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了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实际权力”的交替。

　　至于毛泽东是怎样取得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的？这个问题留给下一节来回答。

附：毛泽东在什么时候取代周恩来的地位？

　　高文谦在《周恩来晚年》一书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评述（见该书第59—64页）。高在一开始就说：

　　“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取代周恩来，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的呢？说起来并不光彩，颇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

　　从中可以悟出毛泽东是一个惯于玩弄权术、功于心计的老手。详情请见该书。

　　在本节的最后，作者对毛、周之间的关系有一段十分微妙的描述：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份量、组织才干以及凡事隐忍的态度，毛泽东后来改变了企图将他完全排挤的策略，转而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既把周视为对他领导地位挑战的对手而始终存有戒心，不断敲打；又把他看作是成就革命大业所必须争取乃至倚重的对象。终其一生，毛对周始终没有摆脱这种矛盾心态的纠葛。这是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来把握毛本人如何处理毛、周关系的一把钥匙。”

　　高文谦本人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从事周恩来和文革史研究多年，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绝密史料。作者又是《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文革部分的执笔人。因此，上述的评述不但精彩，而且也为人们提供了打开毛泽东肮脏灵魂的“一把钥匙”。

（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张“实际权力”交替的政治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毛泽东是惟一的一位在国内土生土长的（建国前从来没有到西方国家或苏联学习、工作过）领导人。他出生于富农的家庭，而又长期在农民生活圈子里工作。这些特定的环境，决定了毛泽东的思想或灵魂深处不可避免地沾染并逐渐形成了浓重的封建意识形态，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毛泽东又是一位“权力狂”（凡稍有党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们相比，反差太鲜明了）。再加上毛泽东又酷爱古史书，萌发了比较强烈的帝王思想，学到了不少专制者的统治权术。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一心要达到权力的最高峰。

　　上节中提到1936年12月７日毛泽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掌握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但是还没有取得党的最高地位。离这个目标虽说还差一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里面既要排除党内的阻力，还要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与认可。这两者密切相关，而后一条则是关键。

　　关于党内的阻力，毛泽东认为：跟他争夺最高权力的对手并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王明。

　　张闻天为人坦诚、作风民主、敢于直言，一生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得失。1959年庐山会议上大义凛然、一身浩然正气，公开支持彭老总的发言，从而惨遭迫害。这就是最有力的明证。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当1936年７月张国焘凭他在军队中的实力，向党中央“争权”时，“张闻天同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从中既可以看出张、周两位的“权力观”，又可以看出毛泽东深谙总书记这个地位的“分量”。毛泽东的目光正是盯住这个“位子”。

　　毛泽东深知这个“位子”从张闻天手中夺过来容易（毛泽东曾一再称赞“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从张国焘手中夺过来难。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又叛逃，成为军统特务，自绝于党。这样毛泽东的这个争夺权力的对手也就自然被消灭了。

　　那末为什么后来王明成为毛泽东争夺总书记“宝座”（毛泽东语）的对手呢？这是因为1937年11月29日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以“钦差大臣”身份是回国。王明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从中共隶属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看，毛泽东还是王明的下级。王明在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曾分别接见他，对中共中央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其中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跟毛泽东的观点，是不一致的。）王明回国后不久，于12月９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后称为“十二月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作了关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报告，都批评在统战工作中为争取蒋介石积极抗日，不应强调独立自主问题。这实际上是批评毛泽东的。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凭共产国际的崇高威望（实际上是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但毛泽东在会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后来说：他“在会上（十二月会议上）的处境十分困难”。这次会议还决定：今后“来往电报，‘党的交洛（甫），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449页）。由此可见，王明的地位仅次于张、毛之后，列第三位。直到这时，张闻天实际上还是第一把手，在毛泽东之上。由于当时党的统战工作在党内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王明主持这一工作中，经常发生与党中央决策上的矛盾，实质也就是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

　　实践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十二月会议之后，原来在会上曾一度轻信过王明的人，不久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为了彻底排除王明的干扰，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必须争取共产国际的认同、支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1938年2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与当时在苏联的王稼祥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汇报、解释中共的政策、方针，尤其是毛泽东与王明的争论。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任弼时此行，对毛泽东与王明的争论的解决，以及毛泽东跃居党内领袖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

　　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意味着共产国际失去对王明的信任转而支持毛泽东。７月，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继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指示，说：

　　“……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当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见同上第455页）

　　这种话在现代人听起来很不舒服，真难受。活像老子教训儿子似的。细一琢磨，就体制来说，原来整个共产国际压根儿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体制。难怪它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清一色实行专制的政治体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可是十分腐朽的传统。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道理完全相悖。有位思想家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说：“凡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就靠暴力来巩固政权。这样的体制必然是专制体制。”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靠这一体制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真是不堪设想。是骗术还是做梦！天晓得！！反正，当初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用专制手段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谓予不信，不妨请认真读一下《共产党宣言》。

　　但是，这一“招”，还真灵。８月初王稼祥也像“钦差大臣”一样，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回到延安。在９月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一是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正确；二是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就从根本上粉碎了王明跟党中央抗争与争夺权力的野心。从此才真正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成为党的领袖。这离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已有三年半的时间。接着毛泽东就着手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他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必须痛批王明的错误路线。

　　从毛泽东后半生的政治实践看，他的一贯作法是：不批则已，批则必狠，并且多半是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中又加了一条，叫做“再踏上一只脚”）。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以免后患。这也是毛泽东从历代专制者那里学来的“一招”，并且有所发展、创新。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９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这次全会在组织方面，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批判王明错误，二是张闻天跟毛泽东权力交接问题。按传统的作法，张本人已向全会提出辞职的请求，改选毛泽东为总书记，合理合法。不知为什么毛泽东挽留了张闻天，让他继续担任。这个“谜”，只有毛本人能解开。但是从1941年９月至1944年5月延安整风，其间在1943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出的《决议》：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授权毛泽东享有“最后决定权”。这才让人们悟出其中的奥秘来。尽管这种悟出来的东西难免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毕竟以毛泽东本人的客观实践为依据，应该说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详见下节）

　　从表面上看，张闻天名义上还是“总书记”，但已经没有实权了。这样的名义上的总书记一直拖到1943年3月为止才解脱。在这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政治局的会议就改在毛泽东窑洞里召开了。

　　本节题名中用“实际权力交替”一词，其意即在于此。

（三）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对其“背景与目的”的探索

　　六届六中全会在完成了“实际权力”交替之后，毛泽东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为什么还让张闻天担任名义上的总书记呢？本节试图根据目前已经陆续透露出来的内幕史料，进行初步的探索。

　　当时，毛泽东关注的不仅仅是业已到手的权，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巩固这一刚刚到手、来之不易的权。让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永远不再丢失。这才是毛泽东最最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在总结历届总书记的频繁更换中和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跟王明的较量中，得出了两条基本教训：

　　其一，对内，领导核心成员（当时的书记处书记，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必须是自己完全信赖的人，而且是自己能驾驭、能控制的人。就像斯大林在苏共中央的地位那样，一切听命于他，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直白地说，毛泽东要站在党中央之上，而不能置身在其中。或者说，要搞专制、独裁，而不能继续推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然，就有可能重蹈历届总书记的覆辙。这是因为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赶下台。如何做到犯了错误而不被赶下台，惟一的办法就是用斯大林这一套专制的手段。这样就必须解决两个前提：一是重新组织亲毛的领导核心班子；二是在体制上要解决我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问题。

　　其二，对外（对上），即对共产国际（或对斯大林），必须以独立自主的原则为主，不能完全受他们控制、摆布。采取既不要闹翻，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对策。不然，共产国际今天可以支持你，明天也可以推翻你，就像王明那样。这意味着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共产国际的手里。这样毛泽东手中的权，随时有可能被夺走。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父子党”的关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尽管毛泽东本人上台，正是靠共产国际的支持，但为了使自己永不下台，就得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应该说是有它积极意义的）。

　　如何解决这两个对内、对外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后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抗日战争处于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来解决这两道难题，既不能操之过急，又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及时加以解决。毛泽东从1941年9月到1944年底用三年多时间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终于达到了他所要追求的目的。确切说，这两个主要目的在1943年3月延安整风运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实现了。（详见后面有关论述）

附1：从另一个侧面，探索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缘由

　　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节题为《在延安整风中》，他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说理透彻，详尽地剖析了毛泽东策划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想达到的目标。很有参考价值，与上文宏观分析相配合，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为此特转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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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却并没有高枕无忧。他知道这种胜利并不巩固，王明也没有真正认输，仍在伺机卷土重来。另一件让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来赴苏治疗臂伤回来后，转达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国际领导人所作的指示中，称赞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这样的话。毛听后大为恼火，乃至一时失态，说出：“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这样的话来。（见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27页）

　　毛泽东之所以对这样区区一句话如此在意，乃是触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彻底斗倒党内教条宗派的话，他本人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不巩固的。由此萌生了发动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的整风运动的想法。

　　毛泽东是个深谙政治权谋的老手，他并非不想一鼓作气解决王明的问题，但顾忌王明背后有苏联人撑腰，而暂时隐忍下来。维持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毕竟是大局。因而采取迂徊战术，伺机而动，先扫清外围。

　　在这种情况下，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共理论家的张闻天遂成了首先开刀的对象，尽管他自遵义会议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盟友。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大概张闻天本人未曾想到的。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措辞尖锐，情绪激动，矛头直指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发出了整风学习的动员令。

　　随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是天赐良机。看到苏联已经无暇他顾后，毛泽东遂趁势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名，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旨在彻底清算斗倒王明，不仅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确立他本人在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其实，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想这样做，曾经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一举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解决抗战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应花很多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强调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要特别慎重”。为此，毛才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暂时搁置下来。现在，毛已经可以不必再过多顾忌莫斯科的态度了。

　　1941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把党在十年内战后期（1931—1935年）所犯错误，提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来检讨和清算。深谙攻伐之道的毛泽东，先“打通”了博古、张闻天的思想，在他们承认并检讨了在江西主政时期所犯的错误后，很快就解脱了他们，而将王明孤立起来。……使王明成为众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王明的对抗，更让毛泽东决心在政治上把他们斗垮搞臭，……指出这一时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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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毛泽东又乘热打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学习，肃清王明教条主义流毒，把全党统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与此同时，又在组织上动手术。1943年3月，全面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把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正式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通过这次改组，毛终于如愿以偿，在党内确立了他本人的绝对权威，成为中共神坛上一尊新的偶像。这对中共党史和现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完成思想统一和组织调整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在中共党内领导层展开了彻底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斗争。时间是选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这样在清算王明时，就不必再担心投鼠忌器了。关于王明的错误性质，毛一槌定音。……在持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最后王明只好认错投降。

　　在整肃王明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周恩来。这既是报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与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形势的判断有关。延安整风期间，毛把党内各种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二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成员大都像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这样一些曾和毛共事中有过不同意见，以及一批在党内军中和周有较深渊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为首的正确路线派，即所谓“毛派”，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康生、林彪等人。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大都是党内军中独当一面的各路诸侯，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党内的形势，这是毛泽东在作任何决定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后和王明联手，才使得毛在党内受到了孤立，吃了不小的苦头。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斗垮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乘机整服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的话，那么他本人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还不能说最终确立起来。这是毛在发动延安整风时决心加以解决的。为此，毛对周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为了使周更驯服地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态度能够转变过来，就能带动影响党内一大批人。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连电催促周恩来速返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当他一回到延安，发现政治形势已经大变，拥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大势所趋，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时，正准备对他开刀的时候，周立即采取主动的行动，对毛表示信服和拥戴。他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22年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顿，经过清算斗争后，彻底把他整服，今后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惩前毖后”。因此，毛没有立刻对周高抬贵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在党内高层整风中，把周作为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为“教条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为此，毛泽东在1943年9月至11月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为高干整风的目的定了调子，说：

　　“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叫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叫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

　　在高干整风期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一段最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他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党”、“篡军”、“帮凶”等等，完全和20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

　　……

　　经过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学习组接受批判帮助，周恩来写下了近3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讨提纲。从1943年11月15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这是在党内高干整风中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给自己上纲上线，戴帽子，泼污水，系统清算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他承认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 ”

　　……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当时党内过火斗争的气氛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

　　这场中共党内领导层中的清算斗争，后来终于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而不得不收场了。（季氏的信，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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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此刻也乐得顺水推舟，趁势收兵。因此在他看来，重点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的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既斗垮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最终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毛不仅在组织上大权独拦，成为握有“最后决定权”，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于一尊。由刘少奇提议，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与马列主义相提并论的“全党指导思想”，写入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的《党章》，从而在中共党史上正式开启了“毛泽东时代”。

　　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重要关节，对周恩来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遵义会议后，周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还只是“半条心”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他从此洗心革面，开始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

　　此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毛成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与此同时，周也为他自己选定历史角色——甘愿在毛的麾下充当助手，辅佐毛成就革命大业。

　　在以后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毛、周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政治合作关系，直到周恩来生命的终结。周始终恪守自己的这种历史角色，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尽忠守分，克尽厥职，从不作非分之想。无论是当他无端受毛的猜忌和整治，还是在毛陷入狂想，将国家和民族引人灾难之时，周总是隐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即使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毛的错误时，也总是处处维护毛，唯恐有损“天皇圣明”的形象，乃至身后留下“逢君之恶”的骂名。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行事作为，固然是和他个人深自痛悔，曾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因而不想一误再误有关；但是，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为臣纲”这一皇权专制主义的老根来，实在是又粗又深，斩而不断，借尸还魂，继续在现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主宰着他们的行为模式。即使是思想激进，标榜同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党人最终也不能逃脱这种历史的宿命。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捉弄人的。周恩来这种一误不可再误的心态，导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误区之中。当国家和民族由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陷入空前灾难的时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于毛的“革命晚节”，又不忍心对国家的乱局坐视不管；于是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小心翼翼地在政治上走钢丝。应该说，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说不圆熟，表演也不能说不成功；否则也就不会在他死后北京有百万人上街哭送灵车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周恩来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仍然得不到毛的欢心；而他本人也难逃良心上的审判，最后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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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比较详尽地摘录了毛泽东策划延安整风运动的政治背景及毛泽东所玩弄的权术，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最本质的特征。所谓“惩前毖后”、所谓“整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统统是骗人的鬼话，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公开出版的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仍是这样宣传的。始终不敢触及延安整风运动的真面目。为毛泽东一个人的“讳”，竟可以达到这种完全不顾史实、杜撰历史的程度，确实是太可悲了！

　　谢谢高文谦同志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这一珍贵的文献资料，让我们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尤其难得的是：由于高文谦同志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成员，并兼任周恩来传记小组组长。他掌握了大量绝密资料，因此他所提供的史料是绝对可靠的。

　　由于作者长期从事于对周恩来生平和对“十年浩劫”的研究，特别是对其中毛与周之间长达30余年的微妙关系的研究，因此在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三段，对周恩来晚年内心世界的刻画，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微妙微肖，入木三分的程度，在史学界能够达到这样水平的，恐怕难以找到。

附2：延安整风：周恩来是第二号批判对象——经验主义代表人物

　　在叶永烈所著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曝光了大量有关周恩来在延安整风后期遭遇的内幕信息，这对了解当时延安整风的全貌及毛泽东的政治品质，是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而其中作者对有关事件的剖析也是入木三分，非常精彩的。因此，作为“附（件）”，将有关内容尽可能详尽地转述于后。这样，就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高文谦的上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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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接受批判——毛泽东为周恩来特制“经验主义”的帽子

　　“在延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整风运动！周恩来不会不注意。从这股来势迅猛的政治风暴中，周恩来已经嗅出了不寻常的气味。”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早就想让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然而，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不让周恩来离开重庆。直到1943年6月，蒋介石才同意周恩来返延安。……”

　　“6月28日，周恩来等一行离开了战斗五年的重庆，于7月16日抵达延安。……周恩来到延安后，先后三次（8月2日、8月8日、8月30日）频频地作出政治表态。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整风运动的另一名主要对象——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毛泽东便将运动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从9月7日开始，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1941年那次会议的继续。周恩来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现在算是补课。”

　　“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中，周恩来是在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陷得最深的一个。毛泽东自然不会放过他。然而周恩来与王明是不同的。王明在苏联呆过，马列主义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因此，毛泽东恰如其分地给他戴上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周恩来在西欧勤工俭学，没有去苏联学马列。毛泽东特地为周恩来设计了另外一顶帽子，那就是‘经验主义’。”

　　“在9月13日的会上，毛泽东既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也批判了周恩来的经验主义。这是自整风运动开展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当着周恩来的面，批判其历史错误；第一次当其面发泄三十年代受打击排斥的不满。因此，语气尖锐、激烈，带有浓烈的宣泄感情的色彩，……周恩来开始经受‘整风运动’的洗礼。”

　　……

　　“周恩来作了初步的检查。毛泽东当然不会满意。毛泽东宣布成立‘总学委’，毛任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学习时间为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批判对象主要是周恩来与‘经验主义’。毛泽东还将‘经验主义’的第二号人物彭德怀从前线召回延安，接受批判教育。这位耿直的彭总，在历史上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反对‘洛川会议’的‘山地游击战’中，彭德怀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毛泽东自然不会放过他。”

　　“在会下，周恩来除闭门思过，还努力补课。……周恩来开始接受毛泽东扣上的‘经验主义’的大帽子。”

　　……

　　“从10月份开始，批判王、周的力度加重了，范围也扩大了。……”

　　“从11月1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令周恩来感到震撼。”

　　……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周恩来从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五天的自我批评的报告。这个检讨从他自欧洲回国讲起，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在五天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严格地要求并检查自己。他检查了在历史的几个关键时期的错误，……”

　　“参加延安整风学习，对周恩来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说教，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

　　周恩来遭“过火与不公正”的批判季米特洛夫信函毛泽东制止　　

　　“九月会议以后，周恩来处于不问政务、闭门思过的状态，即所谓‘停职反省’。时至1943年王明已是‘死老虎’。他自1941年9月会议后，便称病住院，‘既不工作，又不参加会议。’而他的政治盟友博古等，也已彻底地与他决裂，站在毛泽东一边来批判他。因此，1943年的九月会议及其后的日子，虽然是系统批判王明错误路线，但主要的斗争目标是周恩来。对周恩来的批判，从9月一直持续到该年年底，在11月中至12月初是高潮。”

　　“在主持批判周恩来的斗争中，主要人物除了毛泽东，便是刘少奇。这时的刘少奇，是中共的二号人物，又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基本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旨，是毛泽东的代言人。许多重要的报告、讲话，便是通过刘少奇来做的。例如10月24日，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

　　……

　　“在此后一系列的批判周恩来的会议，尤其是11月中旬以后的会议上，刘少奇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批判的火力尖锐、严厉、份量很重。对周恩来猛烈批判的还有康生、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彭真等人。”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而中国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也有如下记述：‘经过9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

　　……

　　“1943年12月22日，原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后（注：1943年6月该组织宣布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出于个人友谊，我不能不对您说，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现在进行的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倡导的民族战线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们因此而把党引向分裂，……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我还担心一部分党的干部中存在的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我也觉得：康生的作用令人怀疑。……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引起普遍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见曹仲彬等著《王明传》）

　　“毛泽东的心腹康生是整风运动的总管。当时正领导由毛泽东发动的另一轮肃反运动‘抢救失足者’。这场由毛泽东策划、康生直接指挥的肃反运动，又是扩大化。与当年打AB团如出一辙，大搞逼供信，滥捕滥杀，如痴如狂。整个陕北为之颤栗。接到季米特洛夫的来信，加上当时民愤鼎沸，任弼时等领导人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才不得不煞车。”

　　“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季米特洛夫的崇高威望与巨大影响犹在。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这封来信的意见，对周恩来的批判斗争，遂告一段落。”

　　……

　　“时至1944年，对周恩来的批判虽然告一段落，但他仍然处于停职反省的状态，周恩来名义上虽然仍是南方局书记，但实际工作已交由董必武负责。……直至1944年11月才得以再次赴重庆谈判。”

　　编者的话：

　　周恩来从1943年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到1944年11月离开。这期间整整一年另四个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季米特洛夫于12月亲自给毛泽东来函明确表示反对与制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迫害是决不会罢休的。此后，周恩来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改善，而是处于停职反省。

　　至于毛泽东这样一位倔强性格的人，为什么在当时屈服于季米特洛夫的压力？这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外因讲：毛泽东本人是靠季米特洛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才得以上台，并整垮王明的；即使季米特洛夫在12月已失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但他的背后还有斯大林，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从内因讲：毛泽东刚刚取得最高领导权力，地位还不是那么稳固。

　　这里还得说一下：季米特洛夫是怎么知道中共党内高层的斗争情况呢？作者在文中提供的史实是：王明住院时，有一位苏联驻延安的记者伏拉狄米洛夫派医生奥洛夫去探望王明。王明乘机托记者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份电报。如果没有王明发出这份电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在这一历史阶段，也许是另一种情况。

　　中共“七大”：毛泽东晋升“领袖”周恩来重返权力中心

　　“周恩来的厄运至1944年夏才告一段落。……为准备召开‘七大’，毛泽东于1944年5月21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

　　“‘七大’准备工作中的重头戏，是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将这些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盖棺论定’，是十分高明的一招。……从而使毛泽东的思想观点通过合法的形式，强制性地令全党服从。为毛泽东树立起‘唯一正确’、‘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为毛泽东在中共树立起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毛泽东在‘七大’上顺利地登上了最高领袖的宝座。”

　　“这个《决议》，还成为毛泽东终身统治中共的‘护身符’。当有人对当年延安整风提出不同意见时（如在‘文革’中，陈毅就提出过），毛泽东就说：‘想要翻案吗？全党不答应！’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深受创伤心灵受到扭曲

　　“延安整风运动给周恩来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极其深刻的、沉重的、具有切肤之痛。此后，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便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

　　编者的话：

　　在此之前，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中，总书记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大家可以相互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当总书记犯错误时，只要多数人反对，就得下台。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以其“当领袖欲的野心和心狠残忍的个性”，为了巩固他的最高权力统治的地位，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毛泽东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实行独裁专制的统治。作者所说的周与毛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作者认为：周恩来在受残酷批判斗争之后，“思想与心灵受到扭曲”。

　　作者还说：

　　“建国后，周恩来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压抑，扭曲现象也就更加显著（注：该书后面将有详述），于是周恩来无不感慨地说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如履薄冰’。这四个字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周恩来这位具有旷世之才，而又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的不可违抗的权威之下受到压迫与抑制的那种无奈与痛苦。他那安邦治国之才，始终只能在毛泽东所允许的范围内困难而曲折地施展的那种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的内心世界。”

　　编者的话：

　　读了这一段之后，内心像受到刀割一样的难受。一方面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感到更加无比的同情与爱戴，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而骄傲，可又为他长期受制于毛泽东而不能充分发挥他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的才干而感到惋惜与遗憾。另一方面对这位“当代秦始皇”，我们真不知该怎么来评价他？如果还要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能答应吗？

（四）从几个侧面探索延安整风运动真相

　　为什么用“总学习委员会”取代政治局与书记处？

　　高华著的一书对“总学习委员会”如何取代政治局与书记处，有如下的论述：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由毛泽东倡议而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逐渐成为延安最有权势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的许多功能已在静悄悄中被中央高级学习组所取代。在延安经常出头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剩下毛泽东、康生、任弼时等少数人。其他几位，或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或主动请求离职，悄然前往农村（张闻天）。王稼祥整风开始后不久，也销声匿迹。博古成了“问题人物”。至于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坚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虽然暂时还未被触及，但他们几乎对延安上层近几个月所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电周恩来，通报有关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去路线错误的结论精神。”

　　“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存实亡的既成事实，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称“中央总学委”）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兼秘书长。”（参见该书第305—311页）

　　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用“中央总学委”取代政治局与书记处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其目的就是排斥异己，由毛泽东一个人独自直接控制全局，剥夺了政治局与书记处的权力。这就为后来（194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授予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亦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奠定了组织与政治基础。

　　毛泽东用这一“绝招”解决党中央集体领导的体制问题，是毛泽东的独创，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前夕，为剥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处在第一线党中央领导班子的权力，毛泽东照搬这一“绝招”，成立由他直接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常委会与书记处，如出一撤。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实际上，由江青当家作主，陈不过是一个“马前卒”。康生这个恶魔任顾问。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这一层的组织，已异化为毛、江的夫妻店。

　　为什么毛泽东要特别重用康生？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特别重用康生这个问题，高华著的那本书是这样论述的：

　　“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胁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注：这是指1937年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人’身份回到延安时，康生是王明的随行者。但不久康生发现在延安毛泽东已掌握了实权，因此康生很快就向王明反戈一击，买身投靠毛泽东。）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获毛泽东的信任。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想抱十分乐观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知”（见该书第301页）。

　　为什么要把整风运动推广到全党（实际是延伸到党外）？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为了扩大这一战果，将反对王明的斗争引入到党的中下层。经过数月准备，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4月3日，又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将革命引人中下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在高华著的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

　　“如果仅仅着眼于夺取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对党的上层斗争毫不知晓的普通党员强拉入到这场已见分晓的上层角逐中，果真有这个必要吗？在目前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全部转入政治学习，在道理上能站得住脚吗？”

　　“毛泽东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除了中央核心层领导干部，上至各根据地多数领导人，下至广大中下层干部都不甚明白。不过，毛并不担心他们一时跟不上自己的步调。毛作为革命的策略大师对运动如何安排，各级干部只需顺着毛的思路，照着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人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的‘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得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以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

　　“1941—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详见该书第302—305页）

　　编者的话：

　　引文长了一些，但只要认真读一遍，就可深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整风运动推向全党中下层的动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毛泽东来说，在解决中央领导层的问题后，由于政治体制由民主集中制改变为“个人说了算”这一专制独裁的体制，就得进一步解决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年轻知识分子也能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一变异的体制。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全党开展整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从审干、反奸与抡救运动全过程来看，这次整风运动的对象已涉及党外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是全民整风运动。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整风运动中搞“抢救”运动和采取“文、武”两手策略？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整风运动搞“抢救”运动和为什么要采取‘文、武’两手策略？高华著的那本书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现摘要转述于下：

　　“整风运动与审干运动、抢救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延安整风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是康生的名言。……这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总策划人，他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进其意图而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他始终谨慎地采取一文（说教）一武（镇制）两种手段，成为毛泽东的基本策略。”

　　……

　　“对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规模的全党整风，毛泽东在一个短时期内（从2月至3月）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动员学习整风文件，反省思想），但随着3月末开始反击王实味，‘武’的一手在整风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经由康生等的协助，文武两手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和促进，已经完全渗入整风的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召开。”

　　“文武两手在整风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是灵活而富有弹性的。……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风镇制（即‘武’）的一面大显身手的时期，毛泽东康生等根据整风运动进行中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因势利导，先是铺开坦白、审干运动，继审干运动之后又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领导了为时近一年的抢救运动；但是在遭到莫斯科的压力和党的核心层内多数成员的消极反对后，毛泽东又审时度势，决定终止抢救，引导整风运动转入‘文’的方面——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终于使毛泽东的既定目标完全实现。……”（注：抢救运动的高潮是在1943年3月，到同年12月受到莫斯科干预后才开始‘刹车’，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抢救及其扫尾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

　　……

　　“1945年后，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禁区之一，毛严禁任何出版物涉及抢救的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准涉及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1967年2月，毛闻知陈毅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批评四十年代抢救运动时，顿时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毅打入冷宫，还一举驱逐出政治局。”

　　编者的话：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他所采取的相应两手策略（文武两手交替使用），最后终于登上了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宝座；同时又让我们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抢救运动”列入禁区的内心世界。这说明毛泽东心中有鬼，他知道“抢救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不准任何人议论这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决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

　　毛泽东是在什么背景下，终止延安整风的？

　　关于这个问题，高著那本书是这样写的：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他们都不曾向毛泽东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来。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

　　“……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任弼时此时处于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1943年秋冬之际，他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于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见刘英的《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127—128页）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方式，向毛泽东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详见该书第586—588页）”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的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干部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编者注：这一段的结论性论述，是作者的“点睛之笔”。没有对延安整风运动深刻研究和毛泽东灵魂的深入开堀，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精彩，入木三分，揭示出毛泽东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东西。）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对毛泽东究竟有无作用？毛泽东是否会立即采纳他们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泽东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泽东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拾眼下这个局面。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附：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全文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略）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发动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帮助敌人瓦解党。……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五）众人评说延安整风运动

革命老人谈延安整风——探索延安整风运动真相

　　一、李锐谈延安整风

　　本文摘自2006年《随笔》第六期（双月刊），原题为《楚狂本色总依然》。作者为李普。文中有两节是介绍李锐本人谈“延安整风”的内幕真相。为维护毛的形象，这类史料从来属于绝密范围，因此就显得特别珍贵。这对于我们不了解或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人（包括作者李普），是更加可贵，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真相及其最后所留下的恶果。从中可以悟出：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这里只摘取其中的有关两段。

　　“特务如麻”是怎么形成的？

　　……整风运动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正是要让他们把屁股转过来（毛泽东语），从小资产阶级方面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错误路线转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从自己用脑子统一到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思想这方面来。而李锐的屁股偏偏转不过来。他是一个爱独立思考的人，又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人，而是个“好事之徒”。（说明李锐在延安整风中是必定遭受厄运的，在“抢救运动”中，李锐即被捕入狱。）

　　李锐那次被关起来，时间是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历时一年另两个月，比其他要犯短；但是对李锐一生的意义十分重大。他说：

　　“经过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对当时的情形，他写道：

　　“1941年，整风运动先在上层进行，主要是整王明的教条主义，同时也批评了周恩来的经验主义。随后整风从上层转到全党来进行，就涉及到广大知识分子。当时把知识分子的什么缺点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跟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是类似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似乎已经有了定论；但知识分子从而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谈及整风运动随即转入了可怕的‘抢救运动’，至今没有看到对此事的全面论述，境外倒是有了这种书。……”

　　他何以被捕呢？有两三个人在逼迫之下，承认自己是特务，诬陷李锐是他的上级。这当然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他那样放言无忌地高谈阔论，恐怕也早已引起康生的注意。康生是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主要助手。这个在党内身居高位的“肃反”专家有一句名言，说延安党政军各机关“特务如麻”。……

　　……

　　关于那次在狱中，他说：

　　“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当时逼供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用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

　　“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站立着（以至脚肿）和坐矮板登；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一。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在那样的逼供之下，李锐挺住了，没有乱讲，这是很不容易的。整风运动中乱讲乱咬的人很多，这一点尤其非常触目地照映出他这个人不同一般。例如当时李锐所在的《解放日报》系统，百分之八十的人打成了“特务”，都是人们你咬我，我咬你，乱咬出来的。

　　填写“小广播表”是怎么会事？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另一个情节，李锐是这样说的：

　　“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属十分异常的行动，以后就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最近许多年来我想过很多很多。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是延安整风运动和一路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最根本的、也是最直接的目的。但是，在这些大事中，我不知道有填写“小广播表”这个细节，更不知道这个细节起了如此巨大的神奇作用。我属于地下党，没有到过延安。这个细节是我从前不知道的，想必也大出许多人意料之外，所以我想值得我们探究一番。建国后不填写这种表了，但是它的精神实质被继承了下来。我想，弄清了这件事，就更能了解整风运动。

　　我向李锐提出了一些疑问，这里把他的回答集中如下：

　　“要求填写的内容是对党不利的言论，还有一切你认为不正确或者不正常的言行。我填了，不填不行。我对人说过博古二十六岁当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还是个小青年，怎么行呢？现在只记得我填了这句话以及向谁说的。此外还填了自己说的什么以及别人说的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又问只谈自己说的，不谈别人说的，行不行？他说：

　　“不行。你不填，别人会填，你躲不过去的。厉害得很哪！”

　　这样，我逐渐明白了填“小广播表”何以具有那么巨大和持久的威力。你自己或者别人说了什么应当注意的话，何时何地，何人在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如果你填了，固然可能给你带来某些麻烦，严重的甚至可能如一句顺口溜所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但是如果别人填了而你没填，你就更被动了。往轻里说，是你这个人嗅觉不灵、嘴巴不紧、警惕性不高、政治上不强。往重一点说，那就是你这个人不老实、不忠诚、对党有二心！再往前一步就是，你这样的人一定还有重大的隐瞒，你赶快交代吧，赶快坦白吧。你再不坦白交代，党就来“抢救”你。如果你再不听党的话，拒绝“抢救”，你又如何得了！

　　所以，人们只能和盘托出，实行“无事不可对党言”。性格软弱的人，经不起胁迫，就乱说乱咬。乱咬的人对运动的开展有功，立即得到解放，戴红花、吃小灶，并且有资格去帮助别人，也就是斗争别人。这又给了那种为数不多而品质恶劣的败类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于是乎延安果然“特务如麻”！面对这么多“特务”，怎么办呢？毛泽东毕竟不同凡响，他决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这个不抓的“大部”，交由各单位继续发动群众去甄别。

　　填表是群众运动，甄别又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威力，今天我们大家特别是五十岁左右的人想必都不陌生。我的一个好友在延安没有被关起来，却经历过一两千人群众大会的“抢救”。这条硬汉子没有屈服。但是经过本单位的小会被“挽救”过来的大有人在。有了党领导的这个群众运动，确实可以“大部不抓”，完全没有“抓”的必要。把少数人抓去关起来，不过是杀猴给鸡看或者杀鸡给猴看罢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自从填那张“小广播表”，“以后就不敢随便讲话了”。我想填这张表还大有深意：

　　首先，党至高无上。在国民党和日寇的监狱里和法庭上，无数爱国者、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守口如瓶、坚不吐实，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气节、是人格、是道德、是人的尊严所在，是做人的根本。现在到了延安，这个标准改变了（编者注：从“十年浩劫”的实践看，应该说不是“改变”而是“颠倒”了。其主要标志是“人格扭曲、变异”）。所有党员和所有愿意跟党走的人，必须做到无事不可对党言，必须听党的话，必须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才是做人的根本，是最高尚的道德。再说，过去在敌人面前那种表现，固然也可以说是气节；但是更确切的表述，应当说是阶级觉悟高和党性强才对。所以，舍此再谈什么气节、人格、人的尊严等等，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了。

　　其次，揭发别人的隐私，特别是拿人家无意之中的一言一行来告密，来入人于罪，从来被认为极其不道德、极其卑鄙，乃至无耻之尤。中华民族从来鄙视告密者，历来谴责卖友求荣的卑劣行径。而填这张表却表明，这不是恶行而是美德，是党性强，是觉悟高。总而言之，不应以此为耻，相反，要以此为荣。

　　此外，乱说乱咬，造谣诬陷，总是罪行，虽然无法可依，总应当是党纪所不容的罢。不过就我所知而言，没有人因此受什么处分。这样的人难免被人看不起，但是时间长些，人们也就忘记了。

　　总起来说，填这张表以及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两条：一是消灭“自我”，不得有自己的思想、意志、尊严。正如前引李锐文章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一切交给党，交给党的领袖毛泽东，这才是彻底革命。二是，为了党和保卫党的领袖，一个革命者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做。

　　编者的话：

　　从本文的最后两段结论性的话，可以看出作者对延安整风的“反思”的深度，否则是不可能得出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的。

　　其一，在毛氏暴政年代，这样的人正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对象，林彪、康生、江青就是其中表现最出色的。仅从这一条，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谓“物以类居”是耶！

　　其二，对延安整风究竟应该怎么评定，作者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这正是毛泽东发运延安整风的目的。其结果是为后来毛泽东稳居“凌驾”宝座，奠定思想基础。

　　关于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延安整风运动的本质属性，李锐作为过来人，倒是说得更透彻些真是撕开画皮，露出真相，一点不留余地。他说：

　　“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发扬和发展。”

　　应该说，李锐对延安整风这样犀利、尖锐的评价，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是十分罕见的。

　　二、李慎之谈延安整风

　　“现在人们渐渐了解1942年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怎么样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制造出成千上万的‘特务’的惨剧是事实了。老实说，我当时在成都也看到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是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的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是向我讲自己被迫承认是特务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有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到违反民主、人权的原则上来。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高度来认识。”

　　编者的话：

　　李慎之的上述剖析，只是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表面现象，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即使按照他的观点，提高到“民主、人权”的原则高度来进行批判，这也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就事论事的分析方法。如果能从“动态”的、即联系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动机及其实际后果来加以剖析，也就是说，不听他怎么说的，而是看他是怎么干的，他最后想达到什么目的。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本来面目。

　　其实李慎之本人也是认识到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阴险、狠毒的心态。不过他没有直说，但他借用他的战友王若水之口说出来了。

　　在李慎之的《魂兮归来，返故居！》一文中，他引用了王若水的话。文中说：

　　“他（指王若水）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他在2000年底完稿的《整风压到启蒙》已经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论证了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而且是全国解放后历史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考察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联系到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炮制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排斥异己，他从来是不择手段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如何保住他的“凌驾”地位。至于这会给民族、给人民、给党带来什么恶劣后果，他是一概不顾的。他在口头上说什么“反修”、“防修”一类的屁话，纯粹是骗人的鬼话。谁要是直到今天还相信毛泽东的那一套，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奉劝那些习惯于跪着的人，为了享受做人的权利（人权），请站起来说话。

　　在这个问题上，李慎之在一篇《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文章中说：

　　“……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究其原因，抛开他自己好像洞若观火的空话大话，其实只有对一个“权”字的迷恋上。至少在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以后，尤其是在1945年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以后，他和他的权威就是绝对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了。

　　“至于毛主席本人虽然总说“权力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上他就是“人民”。至于别的想法，与其说他不愿意懂，还不如说他根本不可能懂，他的脑袋已经被权力欲塞满了。连刘邦都能听得进去、听得明白的‘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样披肝沥胆的忠言，他都视之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他的理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刀枪不入的体系。”

　　这里引用李慎之的上述两段话，作为本文结束语。

　　三、何方谈延安整风

　　《炎黄春秋》2005年第七期发表的何方（原国务院国际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革命老人在《党史研究中的反思》一文中谈到“延安整风”，颇有新意。他是从当前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寻根究源，都是源于延安整风。这样他与李慎之等人的评价，有相通之处，相互佐证，相得益彰，特节录于此。

　　“……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否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也不能说。没搞清楚，就应该允许讨论和争鸣，否则还会是胡乔木讲延安整风后的情况：“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谈得上坚持呢？延安整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不值得很好总结一下吗？

　　“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确实，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辉煌，但也有沉痛，都极为丰富，如果能很好加以总结，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和锐利武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参与这一总结和掌握这个武器，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有历史的知情权。而‘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如果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遍设禁区，严守舆论一律，那样编出来的‘史’就不但无法‘为鉴’，而且也不成其为‘史’了。

　　“……我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使人感到，讲了六、七十年的实事求是，至今仍然存在说的和做的、内部谈的和对外讲的，往往不一致。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全党全国都在说和都得说假话更不必提了。这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和特定领导体制的消极结果，而寻根究底，我个人以为和延安整风有关系。因为正是延安整风，为中国谋划出了这一行之百年有效的管理框架。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舆论一律，以及委任制、等级制、保密制等配套措施，都跟延安整风有关，也可以说这些是延安整风衍生出来的。所以，正本清源，要谈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就必须认真反思历史，彻底批判个人崇拜。”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92岁的任仲夷老人说：

　　“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

　　构建和谐社会，有人用拆字法释为：人人有饭吃（人称口，禾为粮）和人人有发言权（人皆可言），也就是实现了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讲平等、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四、温济泽谈延安整风

　　在《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的《延安十年生活》一章中，温老有一段专门谈到他所知道的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表现。他说：

　　“康生趁1943年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之机，用‘逼、供、信’的方法，威逼一些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他把他们称为‘失足者’。7月15日，康生又召开延安干部会，在会上作了《枪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煽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他不但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而且制造出一个‘红旗党’的神话，诬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地下党组织为‘红旗党’，说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替国民党干坏事，以此诓骗不少青年同志自己承认是‘红旗党’派到延安和边区来的‘特务’。在十几天中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在‘抢救运动’中究竟打出了多少‘特务’，无从估计。我只能从我当时所在的《解放日报》社说个概数。当年《解放日报》社与新华社在一起整风和审干，也在一起搞‘抢救运动’，起初没有搞出什么‘特务’，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后来采取康生制造的那一套‘逼、供、信’的办法，在两个社的一百几十人中，被逼承认是‘特务’的占70％左右。中共中央机关报和通讯社的工作人员竟然有70％左右是‘特务’，岂非咄咄怪事！不久，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看到这个情况，大为震惊。他很了解大后方和大后方党组织的情况，认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可能派进这么多特务到延安，他亲自为一些受冤的同志写了证明。……在后来的甄别平反时，《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被错打成‘特务’的，除个别人因个别历史问题有待进一步查核以外，其余都平反了。当时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都进行了甄别平反，被关进保卫机关的也得到了甄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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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延安身为中央社会部部长（注：康生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指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等的估计，为什么与实际情况相差如此之大呢？他们为什么把敌情估计得那么严重和过火呢？康生是以极‘左’著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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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的这种作风，绝不是单纯的主观主义，绝不仅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还有他个人的卑鄙恶劣的动机和品质。这和他一贯的罗织罪名，诬害同志，借以抬高自己，达到篡取高位为目的行征是相关联的。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最后会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为什么堕落成为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刽子手，落得个死有余辜的可耻下场。”

　　“值得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康生这种作风当时能够存在，并且以后继续存在了那么久？……为什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人，都相信了他？……这就不能归咎于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而应该从当时的和后来的某些制度中找原因了。”

　　温老的最后一段的分析，实质上是点出了康生之所以能够得逞，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后台就是毛泽东。而所谓“制度”问题，也就是体制问题，这种专制的独裁体制正是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才达到的。而在这之前，党中央高层领导核心一直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就是为了达到他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目的。

　　五、韦君宜谈延安整风

　　韦君宜是“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人，除延安整风和文革外，在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都是以领导者身份参加的。因此，她说：“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思痛录》是她晚年留给后人的一篇不朽之作。她说：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她又说：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

　　应该说：这本《思痛录》是她用血和泪写成的。其中《一、“抢救失足者”》一文是它的第一篇文章。（详见该书第5页到第21页）她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她所参加运动的全过程，及她的思想变化的脉络，震撼人心；对那次整风留下了令人心颤、心寒的深刻印象。

　　这里不能全部照录，只能摘要转述于后。

　　她是在绥德地区参加整风的，当她听到要“审查干部”，特别是听领导上讲：“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她顿时感到很不理解，“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作为外来干部，凭党性，她在绥德师范还十分认真地去抓特务师生，她在详述如何采取各种卑劣手法抓出一大批特务时，她自责：

　　“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当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被抓出来的“特务”。她说：“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接着她列举了种种极其荒唐的事例，其中包括她的爱人杨述（解放后任北京市委书记）也被打成“特务”。她说：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未想到过的政策。……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那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狂了。”

　　接着她又讲了一段杨述被打成“特务”后，如何跑到延安去申诉、告状。她说：

　　“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之外，还公然办了一张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女孩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份报纸真应该把它保存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她还说：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

　　接着她又举了一些其他更凄惨的例子，其中包括她自己的一个小女儿就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夭折的。她说：

　　“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最后结果自然都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这一节的引文到此为止。我们已可从中悟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所搞的那一套，与建国后的“十年浩劫”，如出一辄，何其相似乃尔！从一定意义上讲，延安整风是“文革”的一个缩影。

　　如果再联系到组织上的某些特征，比如：用“中央总学委”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以及任命党内以“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康生为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毛泽东兼），这又与“文革”中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完全是一个模式。而康生这个被陈云同志称之为“是鬼不是人”的“人”，在“文革”中又被委以“顾问”。毛泽东对康生一再重用，这又说明什么呢？读者不言自明！

　　两者前后相隔二十多年，何其相似乃尔！人们从中可以悟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的必然关系：原来根子就在毛泽东身上。

　　谢天谢地！毛泽东幸亏在1976年（1893—1976，享年83岁）归天了！如果像小平同志那样长寿（1904—1997，享年93岁），多活十年或更长寿些；再来两次、三次“文化大革命”，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必将彻底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真的是那样，小平同志也就被折磨死了，也谈不到平反冤假错案，更不可能搞什么改革开放；不妨设想一下这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只能说：那太可怕了！

　　六、师哲谈延安整风

　　师哲在《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揭露了康生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与“抡救”运动时，他在他所领导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里如何对其工作人员面投“斗争策略”时的一副丑恶嘴脸。原文如下：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有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自传都不会出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按师哲当年就在社会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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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六位革命老人，都是老一代革命家。他们都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洗礼”的人，其中四位是亲身受到当年的磨难，对这场所谓“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有切肤之痛。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他们才有可能用血泪写出如上的控诉史料，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延安整风运动的真相。但是由于“禁区”在，文中一概没有涉及毛泽东的名字。毫无疑问，无论是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还是后来的“十年浩劫”，毛泽东都是罪魁祸首。

与毛泽东同一代革命家谈延安整风

　　本节主要是介绍张闻天、陈毅、徐向前、薄一波四位原中央领导人谈延安整风。在介绍他们的谈话内容之前，先说一下我的有关想法。

　　在现在出版的《中国当代史》或《中共党史》中，凡涉及延安整风那一段历史都是一片光明，看不到任何阴暗面。在一些当代伟人传记中，也难以找到有关史料。即使连新近出版的《延安整风实录》，对高层整风内幕也讳莫如深。这是因为这段历史至今还是一个“禁区”。历史学家还不准如实直言，秉笔直书。

　　从本章有关论述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为了达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目的，大体上采取了三个步骤，抓住两个环节。三个步骤是：

　　第一步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解决“实际权力”交替问题，名义上张闻天还是“总书记”，实际权力已在毛泽东手里。张、周（恩来）、王（稼祥）仍留在领导核心内（即书记处内）。

　　第二步是经过从1941年９月至1943年底两年多在高层领导干部中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其间召开了多次政治局会议。根据现在能见到的史料，至少召开了三、五次政治局会议（因无详细、清晰的记述，无法准确分清次数）。其中比较集中火力批判的是两次。一次是1941年９月，宣布整风开始，开了40多天会议，在批判王明、博古路线错误的同时狠批了张、王（稼祥）等人的错误。另一次是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毛泽东从9月7日开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先后持续三个月之久，这是1941年那次会议的继续。这三个月的批判对象主要是周恩来与‘经验主义’。九月会议以后，周恩来处于不问政务、闭门思过的状态，即所谓‘停职反省’。

　　在1943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改组“书记处”时，就把张、周、王等三人从书记处撤了下来。由于这个会议还授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因此毛泽东已在组织上合法地处于“凌驾”的地位。

　　第三步，也是经过两年酝酿，在“七大”修改《党章》时，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纳入党章（刘少奇在作修改党章报告时多次提到：“毛泽东及其思想”。把两者并提。“其”者，毛也。这就不是后来所解释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种实用主义的表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矣。）这就为毛泽东的“凌驾”地位，奠定了更扎实的基础。

　　所谓抓住两个环节：一是抓组织整顿、调整；另一是抓思想批判、斗争。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三个步骤、两个环节，一环扣紧一环，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稳居“凌驾”宝座。

　　下面就根据手头掌握的有限史料，来了解中共高级干部是怎样看待毛泽东及其策划的延安整风运动。先要作一个总的说明：所有史料都是在“禁区”之下，在不同的背景下谈出来的。其中，尤其是在毛泽东专制年代，对“延安整风”只能说“好”、说“是”；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除非不要脑袋。因此，在读下述有关评述时，就得透过表面看清问题的实质。也就是从字里行间，去探索历史真相。

　　张闻天谈延安整风

　　张闻天在回忆延安整风前后的经历时，曾说：

　　“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见《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第141页）

　　这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回忆。从中人们可以悟出，政治态度前后发生变化的不是张闻天，而是毛泽东。为了澄清是非，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里不妨把毛、张两位的政治态度的演变过程加以剖析如下：

　　先看张闻天的政治态度：从遵义会议前夕与毛泽东密切合作（包括王稼祥、周恩来共同参与），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使会议获得成功。应该说张闻天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从张本人的上述回忆中，也可以看出来。这是因为当时张处于仅次于博古的地位，是资深的理论权威，有一定威望。在遵义会议后，毛参与领导核心，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对毛泽东是信任、重用的（为此，毛称张为“开明君主”）。在后来，先后与张国焘、王明的斗争中，主动与毛泽东紧密配合，一次又一次避免了党的分裂。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欣然地完成了与毛泽东的实际权力交替（毛仍让张继续担任名义上的总书记，但已无实权。毛称张为“不争权的人”）。

　　从以上扼要的追述，可以看出张闻天是一位作风正派、为人正直、立党为公，而又具有很高理论修养、政治品德高尚的十分难得的政治家。

　　再来看毛泽东的政治态度：遵义会议前夕，为争取与张、王（稼祥）合作，毛泽东口头上承认政治路线正确，只纠正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从而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就算这是一种策略，那在1941年９月召开的长达40多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清算王明、博古的政治路线时，也不应同时把批判、斗争的矛头指向张、周、王（稼祥）。更不应该的是：“自1941年９月会议后（指张受批判后），原处于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张闻天……威信了已大大下降，已不适宜在上面负责，主动要求辞去早已只有名义上的总负责，到农村作调查研究。”（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471页）按理，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同意让张下台了事。事实上，这个问题在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已经解决。可是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相反在同年９月召开的长达五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开始就把张闻天与王明、博古并列，把王、博、张三人捆在一起，统统作为所谓的错误路线头目；还特地号召对他们“要全党揭露”。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以来，在长达八年半的时间里（1935年1月至1943年９月），张闻天对毛泽东一直以诚相待，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得失。当张闻天的地位高于毛泽东时（1935年1月—1938年９月），毛泽东对张好话说尽（什么路线正确、什么“开明君主”、什么“从不争权”……）；一旦反过来，当毛泽东的地位高于张闻天时，就翻脸不认人，并置人于死地。前后对照，真不知该怎么来评定毛泽东：是政治品质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在历史真相大白之后，结论也许会更令人寒心、更令人发颤！

　　写到这里，我们从张闻天上面那一段回忆中，可以看出更深层次的内涵：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肯定政治上“路线正确”，为的是争取张、周、王（稼祥）的合作，特别是张闻天的合作；一旦成功之后，尤其是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就反过来对张闻天进行彻底清算。在这段回忆中，张说得比较涵蓄，不能直言，但人们能从中悟出张闻天大有“上当受骗”之感，也大有“悔不当初”之意。这种心情，人们是完全能够理解与谅解。

　　毛泽东的这一骗术，如果仅此一次，偶尔为之，也可以算是一种“策略”。但是，从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生涯看：这种骗术在关键时刻总要施展一翻，而且每次总是得逞。那就不是什么政治家，而是惯于耍阴谋诡计的政治骗子。

　　陈毅谈延安整风

　　从现有史料看，老一代革命家一般都不会、也不敢去批评当年延安整风中的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最讳忌的事。陈老总也仅仅是在1967年2月所谓“二月逆流”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才吐露一些真言，为此当即遭到毛泽东的迎头痛斥。毛的这个态度，一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即使在近年出版的史书中，在追述当年二月抗争时，几位老帅和政治局委员的慷慨陈辞中，惟独对陈老总的这一情节，或避而不谈、只字不提（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元帅陈毅》）或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还没有发现一本是原话全部转述的。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是这样论述的：

　　“……陈毅在发言中提到延安整风的话，被康生作了歪曲性的汇报，引起毛泽东的反感。……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难道要再请王明回来吗？”（文中未提陈毅的原话，也无法鉴别康生是怎样歪曲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中卷，第８０6—８０７页上，是这样转述陈毅发言的：

　　“过去在延安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整错了多少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陈毅还说：

　　“现在有人要整总理，在延安，总理不挨整吗？”

　　从“整得很凶”、陈毅本人挨整、总理挨整等聊聊三言两语，和毛泽东发怒说“难道要再请王明回来吗？”那顶吓人大帽子，两相对照，就不难看出当年延安整风的阴暗面远未揭开。

　　徐向前谈延安整风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见《徐向前传》第346页）

　　薄一波谈延安整风

　　薄一波在《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这样描述当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所发生的恐怖情景。他说：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的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被抡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抡救的。’”（见该书第362页）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窑洞。他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人。”

　　薄一波没有对延安整风运动作总的评述，那是因为这段历史还属于“禁区”。但仅从这一片断的情节看，就可以看出直到现在还继续宣传所谓“延安整风运动是一运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一骗人的奇谈怪论，实在是岂有此理！

（六）如何正确评定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不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关于如何正确评定包括抢救运动在内的延安整风运动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

　　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抢救运动与整风运动之关系有过短时间的探讨，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整风审干是毛泽东正确、英明的决策；抢救运动则是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插曲，是由康生为破坏整风、蓄意背离毛泽东的部署而擅自发动，且一经出现，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制止。是故，抢救与整风审干无关，抢救运动不能纳入整风过程。延安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见《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年）》第337页）

　　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延安整风运动呢？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有一个十分精彩、精辟的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现特转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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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整风开了中共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先河。……由于是运动，它就带来高压性、强制性，带有简单粗暴、强迫命令，带有大轰大瓮……政治运动的这些特性，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所必需的自觉自愿、和风细雨、以理服人是背道而驰的。加上毛泽东在运动中刻意加入强烈的批判斗争，将火药味搞得浓浓的，使得一场马列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变成了实质上的政治斗争。”

　　“建国后，为了推行空想、落后、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蜕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从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运动、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到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一浪接一浪。这些运动既继承了延安整风的批判斗争的本色，又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发展。……这些运动就完全失去了思想教育的进步意义，完全沦为毛泽东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成为人民苦难无穷的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发动的这些政治运动，不动则已，一动就扩大化、极‘左’化。从三十年代的‘反AB团运动’、延安年代的‘抢救运动’，到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如……，都是滥、乱，随心所欲，伤及无数的无辜，呈现出浓厚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色彩，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秦始皇’本色。”

　　“延安整风运动……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推崇至全党独尊地位的作法，其积极意义是将中共全党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中共带来了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但历史证明，这种作法亦存在严重的消极因素，后患无穷，其后果是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千古劫难！……中国长期陷入黑暗之中。”

　　“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形成独尊地位以后，就很难加以改变了。……毛泽东的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而且长此以往，在全国、全党滋生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凡是毛泽东所说的都是真理；凡是毛泽东决定的都要无条件执行。于是建国前当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正确时，中共的革命事业便得到胜利；建国后当毛泽东推行一条极‘左’路线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便遭到挫折与失败。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注：指毛泽东推行的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极‘左’路线）。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那就是：以政治路线（即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作为衡量政治是非的标准，以政治运动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分歧的工具；以思想、政治入罪，以长官意志量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一套东西，便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的，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统治中国将近半的世纪。”

　　编者的话：

　　作者的这几段话是非常精辟的，言简意赅，很受启迪。对毛泽东一生的残暴性格特征，特别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阴暗面”及其与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内在联系，作了比较科学的、客观的分析，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最后一段击中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要害。毛泽东之所以不准许任何人对延安整风运动有所非议，盖源于此。

附：从陶（铸）古（大存）积怨看延安整风运动的“后遗症”

　　本文所谈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后遗症”，不是指在政治、思想、精神等方面的后遗症，而是讲人事关系方面的个人之间的恩怨问题，从而导致新的冤案。

　　建国后，当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那些受害的老干部，以其“延安干部”的身份，在不同工作岗位上，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而那些在整风运动中曾经参加过“整人”的人，当然也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但如果他们的地位高居于当年“被整的人”之上，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他们的地位低于当年“被整的人”，那就不堪设想。这样的事例肯定是少不了的。陶铸与古大存的微妙关系可能是其中的一例。现根据高华一书，摘要记述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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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大存在延安整风期间，任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他是一位广东藉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子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

　　“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见杨立著《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见杨立著的文章）”

　　（上述两段引文见高华一书的第531－532页。）

　　编者的话：

　　古大存同志在建国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主持省人民政府工作。1956年9月中共八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7年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时受到错误处分。1958年下放到增城县，任县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作出决定，为古大存平反，恢复名誉。

　　制造古大存同志的冤案的直接责任人，毫无疑问的是陶铸。他在1957年乘毛泽东发动反右之际，将古大存打成“反党地方主义分子”，报了当年延安整风的一箭之仇。所谓“党内斗争”，原来就是这样一种十分卑鄙的勾当。陶铸这一手，从本源讲，正是从毛泽东那儿贩卖过来的。

（七）质疑194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194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必然产物。说得透彻一些，是毛泽东夺取“凌驾宝座”的两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前者是“突破口，解决政治思想问题；后者是落实，解决组织问题。

　　这个《决议》有两个对党来说是致命的隐患。一是排斥异己，用人唯亲。二是体制异化，从民主集中制这一传统的体制蜕变为个人独裁的专制体制。

　　先来看《决议》本身，其中规定：一是“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二是“书记处会议（注：即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引自《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

　　下面不妨来分析这两条“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第一个议题，先分析关于书记处（党的领导核心）的大调整问题。

　　这次大调整在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除毛泽东本人外，原来的其他成员统统撤下来，提拔两位新的，其中刘少奇是破格提升的。为什么要破格提升刘？后面再来分析。先就为什么要把张闻天、周恩来从书记处书记位置上拉下来，作一些剖析。

　　张闻天在早期领导人中，是一位有较深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早期领导人中，惟一的一位到美国留学过的（1922—1924）领导人，后又留苏六年。知识渊博、为人正直、作风民主，敢于秉公直言，不畏权势，坚持原则。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一直十分信赖、重用毛泽东。当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回国争权时，又与毛泽东密切合作，跟王明进行斗争。当共产国际表态支持毛泽东时，又及时主动交权。像那么一位卓越的、豁达的革命家，毛泽东都不能容忍，真不可思议。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全世界最杰出政治家之一。在党内，自陈独秀时代后期，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中央，一直是领导核心成员。一心为公、鞠躬尽瘁的精神更是后人的光辉榜样。无论从水平能力，还是从品德素质以及从在党内的资历声望等各方面来看，都没有理由把周恩来排斥在领导核心之外。如果不是季诺维耶夫的干预，党的“七大”也可能不会让周恩来参加领导核心。

　　把张闻天、周恩来排斥在领导核心之外，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是排斥异己，用人唯亲。

　　其实所谓“犯政治路线错误”，现在看来实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是打人的棍子。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因为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失误。这个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已经解决了。退一步讲，即使有政治路线问题，主要责任也不在张、周身上。毛泽东要狠整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为了把他们撵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这个目的在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达到了。

　　至于为什么把刘少奇、任弼时吸收到领导核心中来？这里对刘、任两位不作妄评。当时，他们两位是作为毛的亲信或战友，而被毛泽东亲自选中的。任的上台，很明显是因为毛泽东如果没有任弼时去苏联说服共产国际领导人，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领袖”地位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任弼时立了大功。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论功行赏，似也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对“帝王思想”比较浓重的毛泽东来说，更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刘少奇又怎么会受到破格提拔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解开这个“谜”，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毛泽东本人。其次是党内史料全部解密之时，才有可能。但从目前已泄露的史料看，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的论断：这是毛、刘私下达成的默契。说白了，是一笔政治交易。犹如“文革”前夕，毛泽东跟林彪的关系一样，只是所造成的后果，两者有质的区别。但就手法来说有其共性之处。对于后者，我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永世难忘。对于前者，不熟悉内情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下面根据已掌握的史料，不妨作一次大胆的探索。为了便于说清楚问题，这里采用“逆顺序”的方法来加以论证，即先从建国后的史料入手。

　　下面分三个阶段来进行论证。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

　　1954年９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江青跟毛泽东有一段能充分暴露他们夫妇俩内心世界的对白：

　　“江青对毛泽东发牢骚：‘少奇在很多场合下的讲话都背离了我们原先制定的方针政策，而且对你越来越不尊重，大有取代你的趋向。你的话，他根本不听。’”（请注意“背离”一词！）

　　毛说“他已羽毛丰满，很想独立自主。……此话不准和任何人讲，防止引起事端。”（对白原文，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一书，第16—17页。）

　　从上述一次绝妙的对白中，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就不难悟出其中的内涵与奥秘。何谓“背离原先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党的方针政策吗？当然不是。其实这是毛、江才能懂的“黑话”。如果“翻译”成人们常用的语言，叫做“私下达成的默契”。何谓“羽毛已丰”、“独立自主”？毛的这个回答，倒是对江青所讲的“背离”一词，作了补充说明。原来毛、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事先约定的人身依附的关系。要不然怎么叫做“羽毛已丰”、“独立自主”。那么究竟刘少奇讲了哪些对毛不恭的话，使毛、江有这么强烈的不满情绪。不妨看一下这本书的原文：

　　“1954年（９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他（刘少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９月15日《关于……报告》里，先后四五次引用毛泽东的话，但是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了。”

　　这样一对照，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委实太可怕了。仅仅在一次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就令毛大为不快。所谓“伴君如伴虎”这一封建专制年代的君臣关系，居然会出现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层里。看来毛、江夫妇两位还经常盯着身边那些身负党国重任的要员们的动向，经常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事实也是如此。这里再引一段毛、江在另一场合的对话（见该书第17—19页）。那是发生在1956年“八大”政治报告里的事。在那个报告中，“除了使用一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外，再也没有提他的名字。”（见第18页）

　　“江青认真地研究了这些报告，并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报告作了比较。她提醒毛泽东：‘看来小平对你还比较尊重，报告中有八九次提到你，最后还说了一句：我们党的胜利，要归功于……，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比少奇同志来说，是一个进步。’

　　毛泽东有意对此沉默。

　　……

　　为此，他需要观察，需要冷静，需要思考。”

　　瞧！江青对这两份报告“钻研”得多细，倾注了多大的“心血”，把两份报告反复对照，还作了统计分析。她向毛泽东再一次提供了他所需要、而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提供的“重要信息”。仅仅从这一小动作来看，江青扮演了一个十分可耻的“情报特务”角色。而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也要江青承担这个特殊使命（这在“文革”中已表演得最淋漓尽致了）。

　　毛在表面上对此保持沉默，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刘少奇不仅是“背离”，而是彻底“背叛”了。正是刘少奇在“七大”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而在“八大”，又是这个刘少奇在他主持下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勾掉了。那不是彻底“背叛”，又是什么？

　　于是他需要“思考”……。

　　就在四个月之后，1957年初，“思考”有了结果：毛泽东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以“整风”为名，大搞“引蛇出洞”；接着一贯作气，以反“反冒进”为借口，狠整周恩来。至于为什么整周恩来，而不整刘少奇？那只有毛、江两人清楚。江在毛面前，又讲了哪些关于周恩来的坏话，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反正，这一祸国殃民的战略决策，已经达到了毛泽东所想追求的目标。而对刘少奇也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刘少奇不得不考虑这“独立自主”所可能带来的苦果。此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又紧跟毛泽东走。一直到1961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才再次站起来，来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最后，终于遭受灭顶之灾。（详见该书第七、八两章）

　　应该感谢中央文献出版社及《刘少奇在1966》一书的作者师东兵，为后人提供了十分有研究价值的史料（毛、江两次私下对白）。人们从中受到启迪，似乎能隐约地看出一条脉络清晰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轨迹。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保证手中的“权”，永不受到挑战；或者说，如何保证永远坐稳“凌驾宝座”。

　　上述两段文字是在“不吐不快”的情绪下，并且是十分自然地引伸出来的。

　　讲这一阶段的史实，主要在于从毛、江两次“对白”中，悟出毛、刘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利于剖析后面两个历史阶段的史实，不为假象所掩盖。

　　第二阶段——1945年4月21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七大”

　　这里还是引用《刘少奇在1966》一书中的史料和评述，这比一般史书的论述要客观些、更贴近真实的历史（见该书第14—15页）：

　　“大会（指‘七大’）前后，他（刘少奇）热情地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完全以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而著名于党内的。连王明和张闻天都在私下议论：‘少奇完全毛泽东化了，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刘少奇5月14日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多次强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刘少奇还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最完美的词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他在非常庄重和严肃的场合最高度的评价、歌颂毛泽东及他的思想的第一人。他说得再透彻不过了：‘……当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上面两段引文长了一些，但有利于人们了解毛、刘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

　　首先，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这一句很有深度、很富哲理的话，对剖析毛、刘之间关系的演变的全过程（从二十年代一直到刘少奇被毛泽东迫害致死。）具有指导性意义。在这两人中，“变”的是刘少奇，而毛泽东是永远不变的。刘少奇什么时候“变”成跟毛泽东是“一个人”，那在政治上就“走红运”。什么时候想“变”成“两个人”（借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什么时候想离开他搞“独立自主”），那就倒霉；轻则挨批，重则死无葬身之地。从广义讲，这是毛泽东的处世哲学。他对他身边的人（政治局成员），特别是他的“接班人”，都是如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剖析毛泽东的暴政史，即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切入口”。说得透彻一些，只要搞专制、搞独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何况毛泽东一心想当“当代秦始皇”，就“表演”得更突出、更淋漓尽致。

　　其次，从刘少奇在“七大”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看，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林贼。当然，林对毛的吹捧，“表演”得更肉麻、更庸俗、更低级。刘少奇多少带有一些理论色彩，正因为如此，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其三，毛泽东作为“回报”，在“七大”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地加了一段赞美刘少奇的话。这又使人联想起“九大”《党章》中关于颂扬林贼的那一段话，当然也是更肉麻、更庸俗。但两者有其共性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一种“政治交易”。

　　其四，如果把刘少奇在“七大”的上述评论，跟前面在建国后毛、江两人私下的两次对白，加以对照，不但可以进一步理解毛、江两位的心情，而且有助于认清毛、刘之间曾经有可能在私下达成的某种“默契”。江青所说的“背离”一词，有其特定的内涵（所谓“背离”，是以“默契”作为前提的。不然，就谈不到“背离”）。这就进一步证实这种“默契”是存在的。至于以什么形式来表现，那是无关大局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带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上。建国后，一幕一幕的历史悲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演出”的。刘少奇本人的命运就决定在是一直保持这种“两个人变成为一个人”的关系，还是想“分开成为两个人”。也就是想一直保持君君臣臣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是想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

　　从刘少奇一生的政治实践看，他一直在努力追求、探索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想摆脱这种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条路，在毛泽东专制年代是走不通的。如果硬要走，那就是死路一条。刘少奇的最后结局，已得到明证。从这一角度看，刘少奇从依附于毛泽东之日起，就注定了他的悲惨的命运。

　　如果我们把刘少奇在建国后个人命运演变的轨迹，跟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什么时候当刘少奇想“独立自主”、按自己意志独立思考，并通过党中央集体领导作出决策，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就有了希望，国民经济就有了发展。如1956年“八大”和1961年“七千人大会”。可是，正因为刘少奇这种“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建国后所遭的厄运、灾难，都与这息息相关。

　　第三阶段——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

　　刘少奇在“七大”之所以能达到他个人发展的历史顶峰，这跟他早在两年前，即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中所确定的地位有关。当时他就成为“三大书记”之一，而且成为党内领导核心中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接班人。

　　为什么刘少奇能够跃升得那么快？这又跟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刘少奇的政治动向有密切联系。

　　下面就来看一下刘少奇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所引史料摘自《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一书（第456页）。

　　“刘少奇是在1937年初两次上书张闻天，就当时中共中央几个非常敏感的禁区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而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刘在信中提出，大革命失败的主因不仅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而且是左倾错误；全面、深刻地抨击土地革命战争十年来中共的政治路线；要求中共中央公开讨论中共十年历史。”

　　“刘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共鸣，在刘与张闻天发生激烈争执时，毛泽东有节制地支持了刘少奇。刘短暂地离开了中央中枢，……但不久又由毛泽东调回延安，辅佐毛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指1938年９月29日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坚定支持，显示毛与刘的结合已经萌芽，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朦胧确立，更显示出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稳固。”

　　这里我们找到了毛、刘结合的源头。关于刘的两次上书，引起毛的“共鸣”这一说法，似值得进一步商榷。无论从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作风和处世哲学（前面已分析过）看，还是从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对毛的评述（前已介绍过）看，决不是什么“引起毛的共鸣”，而是正合毛泽东的心愿，投毛之所好。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拍即合。

　　上面提到的三个历史阶段是采取倒叙的方法。把它顺过来，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刘少奇88“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张闻天语）的全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当刘少奇再想“还原成为两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走向被毛泽东彻底毁灭之日。

　　综上所述，对毛泽东来说，1943年3月的《决议》（即授予毛泽东以“最后的决定权”）是他一生的最重大的转折点。这意味着毛泽东从此登上了“凌驾宝座”。这一恶果在建国后逐渐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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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体制这一角度来分析，这个《决议》标志着从历届总书记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蜕变为个人专制、独裁。毫无疑问，这是历史的大倒退。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才能存在的专制体制，居然通过毛泽东之手，移植到共产党组织中来。这一举措本身，对共产党来说就是一种耻辱。

　　体制的质变，必然导致党的性质的质变。只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反映不仅不明显，而还充分地发挥了毛泽东在指挥军事方面的卓越才干，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因此，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有了空前的提高。本来这是一件大好事。无论对党组织，还是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好事。令人遗憾、惋惜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影响下，特别是满脑袋帝王思想的支配下，打着“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实行地道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这一罪名扣在林彪、江青头上，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手法。韦君宜老人在其公开出版的《思痛录》中已明确表示过反对的意见（原话见前面引文）。无疑，首要的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来承担。他的最大的罪行不仅亲自炮制了一次又一次的全国性大冤案、几千万人家破人亡，而是整个民族的传统的优秀的民族精神被毁灭殆尽。从党组织本身来说，在建国后，毛泽东已经把这个党一步一步引入了死胡同；或者说，这个党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已经逐渐蜕变成为一个法西斯党！这对广大党员来说当然是十分痛心的，难以忍受的。但是，只要你是真正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你就不能不承认这一残酷的现实。人既然已经质变，他所领导的政权和党组织怎么可能不发生质变呢？在那个年代，政权和党组织都是为毛所控制、所利用。这是一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

（八）1945年“七大”修改《党章》的负面作用
——“毛泽东思想”被纳入“党章”及其后果

　　在刘少奇亲自主持和倡导下，1945年6月1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里便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党的领导人个人的名字，跟“思想”这个词组成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新的政治术语——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也是第一次把它“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即“指导思想”），载入《党章》的。这是1943年3月政治局《决议》授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之后的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也是毛泽东本人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的必然产物。前者是解决组织问题，是确定个人权力大小问题；而后者则完全不同，毛泽东思想是超越个人与组织，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理论体系问题。一旦被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党章》中确定下来，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毛泽东看来，仅仅解决组织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凌驾”地位还是不稳固的。这是因为今天政治局可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给你这个“最后决定权”；明天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也可改变这个决定，取消、剥夺这个权。“七大”的《党章》，就消除了毛泽东的后顾之忧。毛泽东的“凌驾”地位披上一件理论色彩的外衣，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从此，“毛泽东及其思想”（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多次用这个词汇，用以说明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的言论或讲话），就成为真理的化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这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1956年中共“八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总得有人出面替毛泽东说话。这个任务自然落到刘少奇身上。毛泽东之所以在1943年3月改组书记处时把刘少奇破格提升为地位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并成为他的接班人，除了前述的历史渊源外，就是要让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来完成这一特殊艰巨的任务。作为交换条件，在“七大”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了一段歌颂刘少奇的文字。果然，刘少奇不负毛泽东的重托，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为了尽可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这里引用《刘少奇在1966》一书中有关史料（见该书第15页）：

　　“刘少奇还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最完美的词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尽管在中国共产党内他不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但他却是在非常庄重和严肃的场合，最高度的评价、歌颂毛泽东及他的思想的第一人。他说得再透彻不过了：“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24年的历史，在无数次千百万人民的激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真实地证明：当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看了这一段刘少奇的讲话，不免使人想起了张闻天当时讲的一句话：“少奇完全毛泽东化了，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这句话把“七大”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讲透了。

　　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说出了毛泽东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尤其是把话说得那么“满”，不留一点余地（正如上面引文中所说：“最高度的评价、歌颂……”）。这当然会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在当时就吞下了最大的苦果：再想从已经变成了的“一个人”返回到“两个人”，使自己保持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维，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

　　下面就来分析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纳入《党章》？它究竟给党和党的事业带来哪些后果和造成哪些危害？怎么评价毛泽东思想？

　　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纳入《党章》？

　　如果用一句话来是回答，那就是：对中共党内，是巩固“凌驾”宝座的需要；对外（确切说是“对上”）、对苏联斯大林（当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仍很大，想继续保持“父子党”的关系），是彻底摆脱受他们控制的被动局面的需要。

　　关于对内这一点，前已讲过。因此，这里只谈对外的问题。斯大林（包括过去的共产国际）在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者和上级领导人这样一个双重身份来教训、吓唬别人的。毛泽东深知他在1938年之所以能够上台，剥夺王明“钦差大臣”的身份，稳当第一把手，全是靠共产国际的表态支持。如果不改变这种关系，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也会步王明之后尘，同样有可能被撵下台来。因此，在“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写入“毛泽东思想”这一特定的政治术语，并且赋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内涵。这确实是一个绝妙的高招，是一个创举。一来可以巩固毛泽东本人在中共党内的“凌驾”地位；二来可以用来对抗斯大林的干预。如果你斯大林用马克思主义者面貌来吓唬人；那么对不起，我毛泽东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在中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你说你的，我搞我的；来一个彻底的独立自主，完全摆脱你斯大林的控制、干扰。从此，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父子党”的关系。这一创新的举措（指在《党章》内写入“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款），对内、对外都能发挥独特的功能，达到所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的目标。

　　如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角度来看，打破“父子党”这一不正常关系的格局，无疑毛泽东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再来剖析第二个问题，即它带来哪些危害？

　　从“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被创造出来和被纳入《党章》的政治背景来看，第一步是1938年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挫败了王明这位“钦差大臣”，并且在实际权力上取张闻天而代之。第二步从1941年初开始，如上所述，毛泽东在与刘少奇达成默契之后，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主要锋芒在当时名义上是针对王明、博古，实际是针对领导核心内的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第三步是在1943年3月政治局《决议》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并且同时改组书记处书记，把张、周两人撤了下去。第四步在政治局《决议》之后，紧接着就又在政治局内部，召开长达五个月的整风会议，再次掀起对犯错误路线同志的批判。第五步经过近两年的毛、刘（少奇）在领导核心内的磨合、酝酿，达成“默契”，最终在刘少奇主持下在“七大”通过的《党章》中，载入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并由刘少奇作了长篇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歌功颂德的发言。作为交换条件，在《关系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加入了赞美刘少奇的话。

　　在综上所述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的酝酿、提出的全过程中，稍加探索，就不难发现有两个“结合点”。第一个结合点是：这一命题的酝酿、提出的过程，是与“权力”紧密结合的。另一个结合点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如何巩固“凌驾”宝座这一目标。因此，这一命题从一开始就与如何巩固“凌驾”地位相结合，或者说是与大搞“个人崇拜”相结合。

　　一切危害正是从这两个“结合点”上，派生出来的。这种危害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针对某些群体的。归根到底是对整个民族的伤害，当然也包括对党本身的伤害。不是一般的伤害，而是致命的伤害。

　　为了说清楚这两个“结合点”所派生出来的危害或恶果，先扼要说一下何谓“主义”、何谓“思想”？从本义讲，无论是“主义”，还是“思想”，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严谨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既然是一种理论体系，它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武器”，用来指导革命实践。同样，它也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或学科，允许人们进行探索、研究，乃至提出不同意见，用现代语言来说：“科学无禁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美不少国家，就是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

　　下面就来探讨这两个“结合点”所带来的危害或恶果。

　　与“权力”相结合所产生的恶果，是使本来也许有一定科学性的东西，发生了异化。“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酝酿、提出，就潜在着致命的弱点。这是因为：它是以权力高度集中（即专制）作为支撑点并以巩固“凌驾”地位作为出发点，而被提出来的。它不是从理论研究出发，从大量的理论著作中，经过高度概括、抽象、综合、归纳而提炼出来的。因此，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内涵就是不严谨的，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比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本质上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可是毛泽东本人却认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通过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又把它从“毛泽东思想”里抽了出来。这样的“随意性”实在太离奇了。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是教条主义的，就是实用主义的。一般的表现是：毛本人在世时，采取教条主义；过世后，就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凡是发现错误的，就不算。究竟哪些是，哪些不是？谁也说不清。

　　本来，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所说的话，就属于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不同的范畴。可是，与权力相结合的结果，不但使这两者混淆不清，而且有意把两者“等同”起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现象：只要谁对毛泽东某些话有不同意见，谁就是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这样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加剧（实质上是毛泽东炮制的一个又一个的全国性大冤案），毛泽东也越来越依靠这种“等同”，把它们作为“棍子”、“帽子”来打人、整人。凡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知道：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语言，什么“最高指示”这种现代“圣旨”式的词汇，在现在的年轻人听来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荒谬绝伦的无稽之谈；可是在当年大家对这一套都是谨惶谨恐、不敢不信。如有人胆敢说一个“不”字或稍加疑惑，就会获滔天大罪，说不定是惹杀身之祸。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与权力相结合的“苦果”，凡五、六十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此是有切肤之痛。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狠批周恩来的所谓“反冒进”错误之后，由毛泽东一手掀起来的（详见本书第五章）。什么“亩产万斤（几万斤）粮”、什么“放卫星”（几乎天天“放卫星”）、什么“全民大炼钢铁”等等。一时闹得全国翻天覆地，乌烟瘴气，好像共产主义社会就在明天。对这种瞎胡闹、瞎折腾的社会现实，稍有一点常识、头脑稍为清醒的人，就会立即发现：这样的怪事、蠢事，只有头脑最简单、最无知、最愚昧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可是在当年全国、全党上下都得紧跟，稍慢一点都不行。不然当领导的人，不但会丢掉乌纱帽，而且有可能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指示，是毛泽东的“思想”，谁敢怀疑（更谈不到谁敢反对）？这就是“思想与权力相结合”的恶果。

　　至于与“个人崇拜”相结合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迷信。这也许与他们的生活、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是一个反封建传统比较彻底的国家。毛泽东则不同，他是在封建传统十分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土生土长，满脑袋封建意识、帝王思想，不知民主为何物。因此，一旦掌权，必然把宣传他的思想，跟提倡“个人崇拜”紧密结合在一起。

　　“与权力相结合”和“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两者相比，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仅仅是表现形式不同，采取的手法不同，本质是完全一致的。两者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如何巩固“凌驾”地位。前者是靠权力，说得透一些是靠暴力、靠镇压。这是“硬”的一手。后者是靠舆论、靠宣传，说得透一些是靠愚弄、靠欺骗。这是“软”的一手。毛泽东正是依靠软、硬结合的这一套办法来保证他能稳坐“凌驾”宝座。

　　关于“个人崇拜”，在党的“八大”已作了彻底的批判，认为这是“封建的腐朽遗产”。当时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这对毛泽东是极大的威胁、极大的打击。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反右”和狠批周恩来，终于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就高喊：“不崇拜，就不得了。”这是什么话？分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话，是逆潮流而大动的话。毛泽东居然理直气壮地在共产党高层会议上讲了。尤其令人悲哀的是：就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政治小丑柯庆施竟然跳出来，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对毛主席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这又是什么话？看一副奴才嘴脸！一个堂堂的中共中央委员竟这样庸俗、低级，而又无耻。也正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讲了另一句话：“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所谓“马克思”，只是一种陪衬，是一个幌子。当一个当代的“秦始皇”，才是毛泽东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白。（在林彪死后，一次与国外记者谈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点。）又是那位柯丑，马上就表态：“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用以表明只想当一个忠实的侍候主子的奴才。这叫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柯丑从此颇得主子赏识，在两个月后（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被破格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搞“个人崇拜”，居然达到了这样可悲的地步：对毛泽东和他的言论、思想，要“迷信”、要“盲目”。这不能不说这是党的悲哀！同时也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哀。遗憾的是：毛泽东正需要柯庆施这样的“小丑”，以维护他的“凌驾”地位。

　　毛泽东公开号召要在全国、全党搞“个人崇拜”，并表明要当“当代秦始皇”。于是就有那么一批人，像林彪、康生、柯庆施之流，跳出来死心塌地充当奴才。老百姓无权无势，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里，为了活命，就安心于当奴隶。这幅图像，听起来太可怕了。怎么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在“伟大领袖”、“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变成“主子（当代秦始皇）—奴才—奴隶”这三位一体的国家呢？对这样的社会究竟怎么定性呢？史学家黎澍说：

　　“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只能名之曰封建社会主义。”（见《直言》一书，第382页）

　　那末，那位主子又怎么样？季羡林老人说：

　　“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见《牛棚杂忆》一书，第6页）。

　　这里不说那些对上卑躬屈膝、对下杀人不眨眼的众奴才，也不说被打入地狱的几千万“牛鬼蛇神”；只说在那个社会里生活的芸芸众生。在“文革”年代，他们“兴高采烈”地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每天还要“早请示”、“晚汇报”；甚至连打电话时，也要双方都背一句“最高指示”，不然就是对“主子”不忠。……。这就是“与个人崇拜相结合”所形成的在现在看来是十分荒唐、可笑，可耻又可怕的社会现实。可是在当年，整个社会就是这么一幅“图像”；你说是“封建社会主义”吗？又像又不像。倒是更像“奴隶社会主义社会”。

　　话说回来，上面所谈到的毛泽东思想的“两个相结合”，一手硬（暴力）、一手软（个人崇拜），两者结合起来，就使毛泽东“凌驾”于党中央之上，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一直到1976年９月毛泽东去世。在这二十多年日子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创痛、伤害，真是罄竹难书。仅以“文革”为例，“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引自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交锋》，第９页）。

　　这里还不包括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被毁灭殆尽的这一更深层次的伤害。所有这些恶果，本质上，都是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因此，有必要对“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进行反思，重新再认识，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早在45年前“八大”，已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个人崇拜”这一封建腐朽遗产的组成部分，一股脑儿扔进历史垃圾堆。而今天步入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都与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八大”的时代背景，所能比拟。总之，社会在高速向前发展，可是中国人民反而被经常灌输什么毛泽东思想，这一代年轻人能接受吗？他们也许会问：半世纪前已经被“八大”抛进历史垃圾堆里的东西，为什么还要重新捡回来强加给我们年轻一代人呢？

附１、中共早年领导人评议毛泽东

　　这里先从目前能找到的史料中，摘录早期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有关评述。这些领导人在不同时期都与毛泽东共事，并且都留学苏联（其中张闻天还留学美国），又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他们的评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毛泽东其人还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

　　瞿秋白评述毛泽东：

　　瞿秋白在《〈湖南农民革命〉序言》里，说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第７０页）

　　王明早年评述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农民运动领袖。”

　　王明在1943年延安整风后期说毛泽东：

　　“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540页）

　　王明晚年评述毛泽东：

　　1969年3月王明在加拿大共产党机关报《加拿大论坛报》发表文章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本人策划的……政变，发动……政变的正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这个集团只有几个人，在他们中间，毛泽东最亲近的人是其江青，……。”（引自《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486页）

　　在王明写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一诗中有如下四句：

　　“泽东思想代马列，反动恐怖独专政。生成叛徒死遗臭，不待盖棺已论定。”

　　（见第486—487页）

　　任弼时评述毛泽东：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任弼时（时任后方中央局代理书记）代表党中央严厉批判毛泽东，并撤了毛泽东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为此，在1943年11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检讨时说：“在苏区党代会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指责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是富农路线；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上是‘游击习气’……。”（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419页）

　　张闻天评述毛泽东：

　　1941年９月在延续整风开始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张闻天在1943年回忆说：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在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因此事情不好办。……别的同志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后当张闻天找毛泽东谈话时，毛狠狠批评了张一顿，说他‘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注：原文没有评语内容，可能是由于评语太尖酸、刻薄，有损毛的形象。）……”（引自《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实践》，第539页）

　　195９年在庐山会议初期，一次与彭德怀交谈时，“张闻天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话很尖锐：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权术。”（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第100页）。

　　凯丰评述毛泽东：

　　“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博古的凯丰（时为政治局委员）曾当面讥讽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浅薄’、‘无知’：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554页）

＊　　　　　＊　　　　　＊　　　　　＊

　　上述这些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述，从时间上讲，大体上有两个阶段：一是在毛泽东掌权（指最高领导权）之前，二是在掌权之后。

　　第一阶段的评述，一般讲是比较客观的、直率的，没有什么顾忌。这是因为大家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从瞿、王、任（指1931年在瑞金会议上的讲话）、凯四位的评述看，就可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的观点，一是毛泽东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民这一中国社会最大群体的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小农意识。而毛泽东本人又是出身于富农家庭，又没有像其他早期领导人留过学。因此，在毛泽东脑袋里没有一点“民主、自由”的意识。这就决定了毛泽东一旦掌握了党权、政权之后，必定用专制、暴力的手段来进行统治。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在夺取权力后，都是这么一个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就叫先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后是“意识影响存在”。毛泽东的封建帝王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心想登“凌驾”宝座，想做“当代秦始皇”，完全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发展规律。他也不可能摆脱历来农民革命领袖这一普遍的思想发展规律。二是毛泽东到延安之前，确是没有学过马列主义（确切说是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来学马列主义理论。不像其他领导人从苏联留学回来，在苏联学过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到延安才学的。对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说：

　　“……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554页）

　　毛泽东“发愤学习”的结果，是取得了很大成效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学得比较透彻的。当年他在延安讲哲学，讲得好（《实践论》、《矛盾论》），在军事作战指挥方面用得也活。而在建国后，走向反面，从哲学上讲，是大搞形而上学、大搞唯心主义。究其原因：这从毛泽东的自我表白中，也可以看出，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或动力）：既不是用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不是用来指导毕生的政治实践，而是为了对付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成员，要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压倒他们。因此，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走偏了方向。

　　老一代革命家李维汉在历尽磨难（1962年遭批判后被撤职，“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被关押达八年之久）之后，晚年他通过“反思”，清醒地意识到：

　　“过去的这些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封建思想意识也未来得及清除。这样，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他还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应趁此强劲东风，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219—220页）

　　上面引文的第一段，限于“禁区”，李老讲得比较含蓄，不能直言。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清除”？为什么把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带到社会主义时代？实际上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带到、而是统治社会主义时代。要不然，怎么历史学家黎澍把毛泽东年代的社会主义叫做“封建社会主义”。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的责任问题。

　　在这一段里，李老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定性为：“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这一提法是独具慧眼的、发人深省的。它突破了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提法。这不仅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而且要具有英勇无畏的气概。

　　李老的这一“定性”，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他老人家只是点到为止。虽然他也接着讲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这一切中时弊的话。但总有意犹未尽、“欲吐又止”之感。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李老本人心中明白，只是不便、也不能直言。鉴于本书特点：“不吐则已，吐则必尽”，这里就借用两位思想家（黎澍与李锐）的对话。李锐在《直言》一书中说（见该书第684页）：

　　“我们常谈到农民战争（农民革命），黎说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

　　两位思想家私下对话都是涉及当前最敏感的话题，那种无所顾忌地直冲“禁区”的闪光思想，在《直言》一书的《黎澍十年祭》一文中，处处可见（见该书第374—392页）。上段引文在公开发表时，除了没有点名以外，一个“皇权”，一个“概莫能外”。应该说已经把毛泽东专制年代政权的实质讲得很透了。

　　另一位思想家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讲得更透彻。他在给他的朋友苏绍智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近来越来越觉得五十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皇朝的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晚年为文尚且一再申述此义。唯类似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则以专制主义犹在统治也。”（见《纪念李慎之》一书）

　　“最坏的一次皇朝更迭”这就是李老对毛氏王朝的评定。

　　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出如下的结论：“农民性”的革命，正是毛泽东能够两次登上“凌驾”宝座的前提条件；也是建国后使党的性质发生蜕变的要害所在。

　　下面仍继续讲上述引文的第二段。李老的观点、态度是十分显明的。为此，他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请小平同志亲自来“补上这一课”，小平同志接受了他的建议，在1980年８月1８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第四部分专门讲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4—338页）。

　　令人遗憾的是：小平同志讲是讲了，讲了也就完了。而李维汉老人的本意是：“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不仅在讲，而更重要在于“做”、在于“行动”。所谓“清算”就是要全党、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思”，进而达到彻底肃清封建意识形态的遗毒。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不像对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花大力气去抓呢？是内部有阻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看来，要彻底肃清封建意识形态，要对当年毛泽东的暴政史进行彻底“反思”，就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对李维汉老人的建议，只能口头上讲，而不能动真格的症结所在！

　　关于第二阶段（即毛泽东掌权后）对毛泽东的评述，由于受制于毛泽东的霸道作风，一般是私下议论，比较谨慎，留有余地。“睚眦必报”、玩弄“统治阶级权术”以及毛泽东对下属干部的两种极端态度等，这些评述都是十分中肯、入木三分，从不同侧面刻画出毛泽东的人品和性格特征。张闻天找毛泽东谈心，一片真诚，可是却遭到毛泽东十分刻薄、尖酸的批评。这充分暴露了毛泽东气量狭窄，报复性特强。

　　关于上述对毛泽东的诸多评述中，最尖端的莫过于当时在苏联的王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评论。对这一评论究竟怎么看，另当别论。不妨先看一下原书在摘录王明的评论之后，写些什么？现全文转录如下：

　　“由于此时中国境内严重的阶级斗争迷雾的笼罩，闭关锁国的国际交往，十分恶劣的国际环境，王明的言论并没有在社会上流传，起到什么影响，只是在中央上层有一部分知情人。王明作为苏联反华代言人的角色，已没有多少价值。”

　　“1974年3月27日，年满70岁的王明死于莫斯科。”（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第487页）

　　以上两段引文，除“……代言人……”这前半句稍有贬意外，对王明评论毛泽东及其“文革”一事，只作客观的描述。原文的作者能写到这样程度委实不易、难能可贵。这本身就表明一种态度。

　　综合三个阶段（包括王明对“文革”一段）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述，人们不难得出如下的定论：毛泽东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本来是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一旦掌握政权以后，就成为“当代秦始皇”，从而不仅使他本人蜕化变质，而且使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封建社会主义国家”（黎澍语）。

附2、从当年苏区的“杰作”，看毛泽东的一贯整人手法

　　本附录的史实，是从叶永烈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摘引过来的。其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毛泽东那种为了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排斥异己方面是从来不择手段的这一极其丑恶的灵魂。至于这样做的结果，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什么后果，毛泽东是从不考虑的。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就暴露出他的这一致命的“症结”。这里摘录五个小节，就可觅见一斑。

＊　　　　　＊　　　　　＊　　　　　＊

　　毛泽东利用江西地方派系斗争，支持亲信刘士奇，打击异己分子李文林

　　“毛泽东是在1930年10月开始发动‘反AB团’的。一开始便将矛头指向了中共江西省地方组织及其主要领导人。而最先被毛泽东以AB团重大嫌疑犯逮捕的人，便是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

　　“……李文林为了红军与根据地的建设呕心沥血，日夜辛劳，‘几乎完全没有休息时间’，以至‘面黄肌瘦’，仍在‘奋发地工作’。李文林的这些不同于毛泽东与井冈山的经验，别开生面，丰富了中共的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土地革命时期功勋卓著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李文林，并把李文林的东固根据地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

　　“……东固会师（指1929年1月，朱德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撤离井冈山，受敌人围阻，损失惨重，投奔东固根据地。）是毛泽东与李文林交往的开始。然而将毛泽东待为座上客的中共江苏省委与李文林，不到两年后便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刀下鬼。其中的原因，便是以李文林为首的中共江苏省委在具体工作的方针、政策上，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

　　……（注：分析毛、李发生分歧、矛盾的过程，细节从略。）

　　“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势力成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的存在是毛泽东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的障碍。拔掉这根‘刺’，铲除李文林为首的反对势力，便成了毛泽东的必然之举。”

　　陷害李文林的政治大阴谋：“AB团的首领”

　　“其契机便是反AB团事件。”……

　　“毛泽东在10月14日致信中共中央说：近来赣西南党发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

　　全是富农领导，……党团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毛泽东一向不把中共中央放在眼里，懒得请示汇报；而这次却一反常态，第一时间报告中共中央，如此做法充满了‘阴谋’的气味。”

　　“毛泽东是怎样部署反AB团的工作呢？”

　　“在10月26日通过的罗坊会议决议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赣西、赣南及其他苏维埃区域的严重任务是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作法自然是形如儿戏。然而即使在当时，这件事也是疑云重重，漏洞百出。很显然，毛泽东要‘改造’和‘重建’整个赣西南的党、团组织和政府机关，是要把现有的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团组织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统统清除掉。而清除的手段，不是一般撤职，而是要冠以‘反革命分子’（AB团）而加以铲除。……”

　　……

　　“毛泽东以为，在当时的肃反扩大化的混乱局势下，将李文林及其同党诬陷为AB团而加以铲除，便是天衣无缝。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毛泽东在实施其阴谋的过程中，还是露出了许多破绽。”

　　在江西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三军、二十军大开杀戒

　　“毛泽东主持的反AB团肃反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

　　“1930年11月罗坊会议后至1931年2月的‘富田事变’，是第一阶段；1931年2月至1932年初，是第二阶段。”

　　“罗坊会议后不久，毛泽东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李文林，造成了‘擒贼先擒王’的既成事实。中共江西省最高领导人的被捕，令广大军民震惊与困惑不解。……”

　　……

　　“这场打AB团运动来得极其迅猛，毛泽东将捕人权下放到团级，杀人权下放到师党委。加上没有任何的政策指导，很快就变成滥捕滥杀。杀戒一开，便势不可挡。在毛泽东及总前委的导演下，到1930年11月底，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四万人中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打出四千多AB团’。到12月上旬，‘一方面军打出4400余人’（见1930年12月2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其中大部分是江西籍的红军将士。……有的老干部回忆说：当时黄陂沙滩上，尸横遍地，水都染红了。（见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毛泽东的打击目标：铲除李文林派领导人

　　“……如果说赣西南特委初期的反AB团纯粹是肃反扩大化，那么到毛泽东的反AB团，就完全变质为铲除异己、打击政敌的政治手段，已完全没有‘肃反’意义了。”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有一个预定明确的打击目标——李文林及其同党，并且有计划、有预谋地加以部署，运动实施时有一套清晰的政治目标，即支持还是反对毛泽东，打击谁、依靠谁，界线划得一清二楚。因此，在毛泽东那里完全没有‘误信’、‘误解’的情况。恰恰相反，毛泽东的反AB团，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的，完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阴谋。”

　　……

　　“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于1931年5月30日被枪杀在万泰县古坪村。临刑前，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年32岁。”

　　“与李文林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一大批江西省地方党政军领导人。……（注：作者列出了48名高级干部的名单，含具体职务，这里从略。）”

　　“在这次反‘AB团’运动中，对江西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铲除之干净、彻底，从欧阳钦的报告中可见一斑。欧阳钦在其报告中说：‘江西地方党的基础是脆弱的，特别是大破坏AB团之后，更是破碎不堪……现在旧的干部是没有几个了’……‘没有干部实在是困难极了’。”

　　“由此可见，在反AB团运动中，遭杀害的主要是反对毛泽东的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地方党政军组织的领导干部。”

　　为实现政治野心，两万多革命骨干惨遭杀害

　　“反AB团对于江西地方干部打击之严重、彻底，其手段之残酷，是令人震惊的。人们不禁要问：何来这股仇恨呢？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玄机就在于毛泽东的政治野心。”

　　“在1929年冬的古田会议上，由于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重登红四军最高权力的权力宝座——前委书记。之后，毛泽东不但没有接受周恩来及中共中央的批评，收敛权力欲望，相反地政治野心大大膨胀，……自己使成为包括赣西南、闽西在内的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绝对控制权，取得中央苏区的最高权力，使他成为中央苏区的统治者。”

　　“……古田会议后，建立‘最高权力’的目标便提到日程上来了。……李文林派的存在，已成为毛泽东实现自己野心的最大障碍（注：原因如前述）。以毛泽东的性格、思想、作风，当然不会允许这种现象存在。清除李文林派这个障碍，就成为必然之举。

　　“李文林的资历及党内的地位，虽然不及毛泽东，但也是一个老革命，而且功勋卓著，是个颇具威望和影响力的地方领袖。而且李文林的派系势力布及整个江西省的党政军组织，人多势众。在这种情况下，要扫除这个障碍，单铲除李文林一个人是不够的，而必须是整个派系。因此，一般的办法很难凑效。毛泽东需要的是一种大规模的，又能置人于死地的政治武器。‘反AB团’便应运而生。”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编者的话：

　　作者这最后一句话“这一切源头，便是反ＡＢ团运动”这一总结性的概括，道出了毛泽东这位当代的“伟人”，其残暴、阴险、狠毒的一贯嘴脸。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决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其量是一个带有一个强烈“帝王思想”的农民运动的领袖，确切说是“农民运动的王”（瞿秋白语）。

　　正如作者在前面说的：毛泽东所采取的手段是“特别恶劣”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不过作者是指的是“毛泽东的晚年”。其实，从本质上说，毛泽东在早年又何曾不是如此。为了维护他自己的权威，毛泽东从来是不择一切手段的！这样，人们就能从他的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更清晰地认清毛泽东的本来面貌。

第三章　从“反右”冤案看毛泽东其人

（一）为什么以“反右”作为重登“凌驾”宝座的“夺破口”？

1956年是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以来，处境最困难、思想最苦闷的一年（详见第一章第二、三节）。毛泽东从“凌驾宝座”上被撤了下来，对毛泽东打击之大，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怎么办？出路何在？如何摆脱困境，重登“凌驾宝座”？这个“突破口”究竟在哪儿？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说得直白一些，毛泽东是一位在玩弄权术上，在党内领导人中，谁也无法与其匹敌的人物。毛泽东在“八大”之后，经过几个月的沉思，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破口”。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是“八大”作出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并从《党章》中撤销“毛泽东思想”命题的这一《决议》，那末要直接从党内打这场“翻身仗”，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硬拼，只能是惨败的结局。因为历史的教训告诉他：在1956年上半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经济发展方针时，他的意见被否决了。这意味着1943年政治局《决议》所赋予他的“最后决定权”，第一次被剥夺了。９月的“八大”又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在这样背景下，怎么可能在党内找“突破口”呢？惟一的办法就是从社会上去找。

这是一场“硬仗”，它的目标是要重登“凌驾宝座”，搞个人专权、独裁。而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是反对个人独裁。两者却好是针锋相对的。这就决定了这场硬仗的难度极大。在社会上要公开提出打这一“翻身仗”，也是不行的。因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裁，毕竟深入人心、深合民意，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尤其是知识分子更迫切要求“民主、自由”，历来是坚决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的主力军。

因此，问题在于这场硬仗怎么打法。师出无名是不行的，名正才能言顺。用一个什么“名义”呢？毛泽东借鉴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当年在延安第一次登上“凌驾宝座”，靠的是“整风”；今日重登“凌驾宝座”，也得靠“整风”。只不过今日的整风是一个“借口”而已（其实从本质上看，所谓的延安整风也是一种“借口”）。有了这个“借口”，才能往下做文章。也就是把“整风”作为“切入口”，再用一种什么手法，使之通向所选定的“突破口”。这个手法，毛泽东后来叫做“引蛇出洞”。

把社会上对搞个人崇拜、个人独裁阻力最大的这一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中，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在“整风”中让他们“表演”一翻，然后来一个无限上纲，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时从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中抓几个“右派”代表，作为“样板；再回过头来在党的政治局内部，杀一个回马枪，从周恩来身上开刀。一路无阻，节节胜利，终于大功告成，重登“凌驾宝座”。

此后直到归天以前，连“文革”那样搞得“人妖颠倒”，成亿人受尽残酷迫害，二千万人被活活打死或逼死；即使如此胡作非为，毛泽东的“凌驾宝座”，纹丝未动，巍然不动，谁也对毛无可奈何。直到毛泽东去世后三十多年，他的阴魂未散，魔力仍在。人们已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人民连要求还毛泽东本来面貌这一起码的民主权利，也被剥夺了。

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战略部署，来打一场“翻身仗”的。最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从1956年９月“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高喊：“不崇拜，不得了。”只有一年半时间。再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合法程序，彻底推翻“八大”的《决议》，重新登上“凌驾宝座”。其间也不过一年另八个月时间。仅凭这一点，也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高明、伟大”，这在当年中共领导人中，谁也无法企及。

毛泽东打这场硬仗，是一环扣紧一环，抓紧不放；一贯作气，一气呵成，发扬当年“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直到取得彻底胜利。下面不妨看一下毛泽东打这场硬仗的进度日程：

1956年９月15日召开“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

195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同年4月30日毛泽东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号召帮助党整风；

同年5月15日（即座谈会后半个月）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

同年5月20日与6月８日又连续发出两份党内文件，其中6月８日的文件题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号召帮助整风到发表社论、掀起反右运动，其间不超过五十天）；

同年９月20日召开八届三中全会，10月９日会议总结时毛泽东就严厉指责“反冒进”错误。当时“反右”斗争已达到高潮，并成定局。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毛泽东提出“反冒进”错误，集中火力狠批周恩来，是毛泽东重登“凌驾宝座”的一个绝妙的高招。

此后先后连续在杭州（1957．12—1958．1，两次）、南宁（1958．1）、北京（1958．2）、成都（1958．3）、武汉1958．4）一直到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1958．5）。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一切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还没有发现一份史料说是这些重大决策曾经在政治局会议或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过。

毛泽东是胜利了。可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从此就一步一步陷入灾难的深渊。

（二）为什么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毛泽东本人是一位知识渊博、才气横溢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建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阶段，在迫切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不去保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相反千方百计地去打击他们、压制他们？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解的“谜”。

其实说到底，也不难解开这个“谜”。这是因为毛泽东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杰作的农民运动领袖，或叫“农民运动的王”。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想拥有“最后决定权”，站在党中央之上（即“凌驾”党组织）。在建国后，他一心想当“当代秦始皇”，想搞“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当年秦始皇搞“焚书坑儒”，现在自称“超过秦始皇百倍”的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就不足为奇。这是历来所有暴君的共性。

毛泽东深谙中国的近、现代史，他深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争民主、反专制”的革命斗争史，而知识分子在这一革命洪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十九世纪末，从东、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精英，纷纷在探索如何摆脱清朝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困境。先是康（有为）、梁（启超）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上书要求“推行新政，实施变法”。变法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谭嗣同在临刑前所写的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代表一代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境界。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前赴后继，牺牲了无数烈士之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影响根深蒂固，夺取政权相对比较容易，而要改变专制的政治体制则是十分艰难的。

1919年爆发的五四学生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场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启蒙运动。此后，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知识界的思想空前活跃。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1921年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1921年７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理念至少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党的领导人中是这样的。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反帝、反独裁的爱国政治运动。从而促进抗日民主运动向纵深发展与中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5—1949年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以反对蒋介石腐败、独裁为中心内容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形成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创建新中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观上述政治运动，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所有这些运动或革命，都是靠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广泛参与，以它们的精英作为核心。二是这些运动的斗争锋芒主要是针对“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三是这批知识分子精英都具有不畏强权政治，宁折不弯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建国前，毫无疑问，作为“农民革命”（李维汉老人语）领袖的毛泽东需要借助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力量，来夺取政权。但在建国后，毛泽东的地位变了，尤其是他想以“当代秦始皇”的身份来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态度，就必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是靠“农民革命”起家的，又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他一心只想用“专制、独裁”的手段，来管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深知，知识分子群体有反“专制、独裁”的传统；这就决定了他必须用暴力的办法来对付这一群体，把他们作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打击对象。打得他们一个个只能“夹紧尾巴做人”，而不敢说一个“不”字。通过炮制“胡风冤案”，树立一个样板，对文艺界有很大的威慑作用。但对全国知识界的广大知识分子，比如教育界、科技界、医务界等等，还远没有解决问题。为了打一场上面所说的“翻身仗”，把“反右”作为“突破口”，毛泽东就选中了上层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是完全合乎毛泽东处世哲学的。

果不其然，在十年后的“文革”中，毛泽东把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统统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打成“臭老九”。而把他们中的精英（在当前改革开放年代，这批人正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国民经济的栋梁之才），不加区别地一律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其中有不少人被活活折磨死去。其状之惨，令人心颤！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用《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的作者戴晴在该书的一段评述（见该书第212页）：

毛泽东“对……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上述的这段话真是惟妙惟肖、形象生动、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本质。读来令人心酸、心寒、心颤。

只要毛泽东一心想做“当代秦始皇”，永坐“凌驾宝座”，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只能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永无翻身之日，他们逃脱不了在每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受迫害的命运。

如果说：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那末，这位“当代秦始皇”其所欠下的血债与孽债，早已远远超过他的祖师爷，真不知该如何论定！

（三）为什么要下达“右派分子”的硬性指标？

本来你毛泽东要求人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即使有些意见不尽符合实际或过头一点，本着毛泽东常挂在嘴边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正确对待。这才合乎人之常情。可是毛泽东本意在于“引蛇出洞”，以找到重登“凌驾宝座”的“突破口”。因此，在反击所谓“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毛泽东是不择一切手段的。

要把在整风征求意见时所提的意见，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而据以打成“右派分子”，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上边毛泽东随心所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脸不认人；这好办，大权在手，还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问题还在于下边、特别是基层党组织怎么执行、怎么落实？这是一道很大的难题。因为“以言定罪、以思想划线（划分阶级的界线）”，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随意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差。因此，为了在全国上下、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能在同一时期内，形成一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气氛，造成一种强大的反击“右派分子”的声势，除了必须有统一的部署外，还得解决三个难题：一是如何在一开始就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以利于打开局面；二是怎么认定“右派分子”，这条线怎么划，划在哪里；三是如何保证完成额定任务（即各基层单位必须完成上头下达的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硬性指标）。

在这三个难题中，第三个难题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曝光的。咋一听，既令人可笑、又令人愤慨。真难以想象怎么在一个单位里，究竟应打出多少“右派分子”，才算完成任务，还得由毛泽东来决定？但细一啄磨，也不奇怪。因为毛泽东是把它作为打“翻身仗”（即重登“凌驾宝座”）的一个“突破口”。如果没有硬性指标“压”下去，就有可能难以在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气氛。而没有这样的气氛，就不可能在政治局内部，以反“反冒进”为借口，狠批周恩来。如果不把周恩来为代表的政治局成员，打得谁也不敢在我毛泽东面前哼一声，那还是难以重登“凌驾宝座”。尽管“硬压指标”的做法近乎荒唐，但毛泽东重登“凌驾宝座”的目标是达到了。对毛泽东来说，只要能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什么手段、付出多大代价，都在所不惜。什么荒唐、荒谬，在毛泽东脑袋里没有这个概念；什么要牺牲几十万知识分子精英的政治生命，在毛泽东心目中都是微不足道。

下面先来看一下这第一道难题是怎么解开的。因为大家的意见是在各单位、各部门党组织出面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在中央，由中央统战部负责召集上层民主人士座谈）提出来的，是为了帮助党组织整风，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党的基层组织改变作风、改进工作。何况共产党又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每一位发言的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他是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下工作的。说白了，他自己的饭碗还是靠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发言一般是不会太出格的。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过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革运动，体验过这“挨整”的滋味。因此，可以推断这种场合下的发言，一般是会留有余地的。可是，凡当年的过来人，即曾经身历其境的人，都知道反右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股“杀气腾腾”的火药味。印象最深的是：在1957年6月８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时，刊登了愤怒声讨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大右派葛佩琦的文章，批判他“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的反动言论。舆论工具的威力在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就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一瞬间，对葛佩琦这一全国的第一个大右派，连篇累牍的声讨檄文在《人民日报》上几乎天天刊登。连著名民主人士、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马寅初老人也在6月15日写了一篇《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文章。声势之大，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决不会过。可是实情又是怎么样呢？事实真相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一大骗局（这是对社会上广大群众而言，对葛佩琦本人来说则是最大的冤案）是在葛佩琦坐了十八年冤狱之后，在胡耀邦同志亲自过问下，真相大白，才被彻底揭开。（葛佩琦先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又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因他的“极右分子”帽子是毛泽东钦定的，这才需要由总书记亲自审定才能平反。）

原来第一道难题就是这样解开的：靠《人民日报》等舆论工具通过断章取义、曲解原意，乃至采取捏造诬陷的手法，来达到“轰动效应”，用以激发群众“斗志”，掀起“反右”斗争的高潮。

《人民日报》玩弄这一极不光彩的手法，完全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作为党报堕落到这一地步，委实是太可悲了。在经历长期磨难之后的中国人民总算看透了问题的实质：在毛泽东专制年代，所谓舆论工具决不是什么人民的喉舌，而是毛泽东手中的工具，服从于他的专制统治的需要。

人都蜕变了，作为他的工具采取栽赃、诬陷的手法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这一不白之冤，葛佩琦立即于９日致函《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为了便于了解事实真相，现把这封信摘录如下（引自新华出版社1958年5月出版，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249页）：

编辑同志：六月八日你报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能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９日

从葛佩琦的这封信可以看出：把《人民日报》的报道和葛本人的发言原话对照，不是什么有出入的问题，而是两者之间有“质”的差异。葛佩琦的这封信当然是石沉大海。其结局就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本人则被判“无期徒刑”。如果不是推翻“两个凡是”，他就永无翻身之日。

像葛佩琦那一级属于全国最高档次的大右派（即被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分子”），用断章取义、栽赃诬陷而蒙受不白之冤的，虽不能说全部如此，但决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是因为不采取这种手法，就难以把整风会议上即使带有一些偏激情绪的发言，变成赤裸裸的、杀气腾腾的、乃至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妨闭目想一想：在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党内领导干部在场，也就是发言人的领导在场，会出现这种凶相毕露的场景吗？）。因此，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做法是相当普遍的。不然就无法形成毛泽东所要求的气氛。

下面就再来探索一下：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各基层单位硬性规定“右派分子”的指标？

这一做法本身的荒唐性、乃至荒谬性，这是无需论证的。谁都知道各基层单位具体情况不一样，怎么一律要打出占在编人员的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呢？（这样的荒谬绝伦之事，其内幕是近几年才曝光的。可怜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受尽苦难的右派分子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蛮干？这完全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如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把“反右斗争”作为打这场“翻身仗”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必须攻克，不能有任何闪失。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说到底，不过是把几十万知识分子精英打成“右派分子”，在毛泽东看来，这不算一回事。何况正是这批人是党的“八大”反对个人崇拜《决议》的社会基础。把他们打翻在地，有利于毛泽东今后高枕无忧地稳居“凌驾宝座”。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硬性规定？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历史的教训，二是现实“斗争”的需要。

第一条关于历史的教训，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另一次是建国初的“五反”运动。这两次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运动初期声势浩大，运动中期达到高潮，抓出或打出大批什么分子（前者为“特务分子”，后者叫“老虎”）。到运动后期一经复查，都是假的。最后来一个“一风吹”，不了了之。

延安的“抢救运动”，在前台是康生这一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出面主持，后台则是毛泽东亲自掌握。搞了近一年，表面上搞得“热火朝天”，实际是“冤狱遍野”，几乎把所有从“蒋管区”跑到延安去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当然也包括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起受到迫害。其中不少人家破人亡、含冤自杀。最后的结果全部是假案（见上文韦君宜老人的话）。最后还是由毛泽东亲自在大会上公开道歉平反，不了了之。连当年是“铁板钉钉”并被康生下令枪决的王实味，在改革开放之初，经中央审核复查，也是一个大冤案。

至于建国后，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几过来人都知道，只要一搞群众斗争的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整人的群众（确切说是被愚弄的群众）对被整的人（或叫受害者）进行无休止的“车轮战”（这是当年的一种政治术语，这种斗争会往往是连轴转，参加斗争会的群众轮番休息，而被整的人一直站着挨斗。）直到他精疲力竭，被迫“认罪”为止。这实际就是“逼供信”。因此被整者为了避免或少受皮肉之苦，就采取一切包下来，你要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回过头来看，在毛泽东专制年代，一连串的全国性大冤案，都是这一套做法。到“文革”发展到了极端，连“车轮战”也不用了，就来一个“造反有理”，怎么痛快就怎么整：什么剃阴阳头、什么戴高帽、什么坐喷气式飞机、什么游街……等等）这样一来，不铸成冤假错案，才怪呢。在“五反”打老虎时，一打一大群；最后，等冷静下来逐一复查，都是假老虎。不得已又来一次“一风吹”。由于纠正及时，相对说打击面不算太宽，因此所留后遗症不算太大。

对这两次教训，毛泽东当然十分清楚。他意识到这次“反右”跟以往不同，即使错了，也决不能搞“一风吹”。不要说一风吹，连基层党组织犹豫不决，没有果断与魄力也不行。给基层下达“硬性指标”，就是给他们加压力，就是要他们硬着头皮，昧着良心，也要把这个5％的“指标”完成。不然，不但“凌驾”不能如愿，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关于下达“硬性指标”是出于现实“斗争”需要这个问题，毛泽东心里清楚：在党内历史上，“左”与右两种倾向是经常出现的，但要从知识分子群体中打出“右派分子”，则是第一次，谁也没有经验。如按5％计算，要打出五六十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如上所说在划线上难度极大。随意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差。弄得不好，说不定在基层单位打不出一个“右派分子”来。

如何解决划“右派分子”这一不确定性或不可操作性的问题，则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下达硬性指标，必须足额完成任务，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绝招”。这样一来，基层单位党组织就不必去考虑怎么划、怎么定性，也不必考虑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只要按所提意见的“份量”轻重，依次序排队，到所规定的“指标”打住。什么不确定性、什么不可操作性，统统都迎刃而解。真可怜，中国几十万知识分子精英的政治生命以及他们家属的前途命运，就决定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排列顺序法”。这不仅是这几十万受难者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用“排列顺序法”来完成毛泽东下达的“硬性指标”，倒是简便。但作为基层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所面临的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对象，则是十分具体的。这是因为在基层单位，一般对党的整风提意见，多半是就事论事，针对具体人、具体事。不会涉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即使对基层党组织或领导人提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意见，一定要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硬打成“右派分子”，这也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每一个稍有良知、良心还未泯灭的人，是下不了这一毒手的。面对这一矛盾：一方面硬指标非完成不可，另一方面又难以下手。在这一关键时刻，要不要头上的“乌纱帽”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谁都清楚：如果凭良心，不想下毒手，其后果不仅仅是丢“乌纱帽”的问题，而是自己也有可能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权衡利害得失，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保“乌纱帽”重要。

有一份统计数字说明“硬性指标”的“威力”：在1957年９月反右高潮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6万多人，到1958年运动结束的时候，达到55万多人。一下子翻了将近十倍。这一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是最后为了“达标”而补上去的。（数据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温济泽自述》，第273页）

温济泽本人就是在他所在单位（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温任副局长）在全局反右斗争基本结束近一年后，于1958年10月在局级“补课”时，被补划上“右派”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整风的每一个阶段，对外部门（指温所领导的部门）都落后于局的其他部门”。“甚至公然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究竟怎么“抗拒”、怎么“包庇”？且看温济泽本人的自述：

“……负责人告诉我，对外广播部门有200多人，……，按照5％的指标规定，起码要划十几个右派。

我问他：反右能规定人数吗？我看不能这样做。……如果不到5％，我也不能多划。我严肃认真地说：‘你们也经历过延安的抡救运动，切不可忘记过去的教训。那时新华社、解放日报社70％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可是后来甄别，没有一个是特务。虽然后来向被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但毕竟伤害了感情，损伤了元气。那时候运动所及的范围还小，今天一个执政党在全国这样搞，如果搞错了，那影响是很大的。’

那位同志为难地表示，他可以回去汇报，但这个指标是上面规定的。后来把我划成右派时，党组在结论中说我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就‘抗拒反右派斗争’。”（见《温济泽自述》，第280—282页）

这一史实告诉我们：在一个残酷的暴政年代，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维护人格尊严的人，做一个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人，是多么艰难？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在那时毛泽东下达的“硬性指标”压倒一切（内中的隐情就是为了重登“凌驾宝座”），谁想实事求是、凭良心说一句公道话，其结局就是像温济泽那样的下场。

对于“反右斗争”的恶果，韦君宜老人还有两句刻骨铭心的话，一句是：

“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另一句是：

“在反右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见《思痛录》，第45页）

韦君宜老人在反右时并不是受害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革命家在了解当时内幕的阴暗面以后，不无愤慨地发出上述的掷地有声的话。她当时所了解的内幕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最后核定“右派分子”名单时（指归中宣部管理审批的名单），采取了“比较攀比法”，采取了横向“平衡”法，来决定这条线该划在哪儿，从而确定谁是“右派分子”。对此，韦君宜老人气愤地说：

“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比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乃至几亿人的命运。”（见《思痛录》，第45页）

除了“比较攀比法”外，还有一种更荒谬的做法，叫“抓阄法”。黄秋耘在《风雨年华》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由于每个单位都要完成一定的比例，只许超过，不许达不到。有些单位，例如中小学校，实在找不出几个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右派’的人选，或者像选举代表一样，提名投票表决，这样的做法简直如同儿戏，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见该书第183页）

这一切令人发指、令人作呕、荒诞不径、倒行逆施的做法，从根子上讲都是源于毛泽东为了打“翻身仗”，重登“凌驾宝座”而派生出来的。毛泽东的“专制政治体制”就是那么残酷、那么野蛮、那么血淋淋、那么没有人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这场“翻身仗”之所以能够打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下达“硬性指标”来达到的。这从上面提到的两个数据（指1957年９月反右高潮时的6万多到最后按5％的“硬性指标”凑足五十五万多）就可以看出来。且不说在反右高潮时被打成“右派分子”这六万多人有多少是蒙冤的（谁能想到连毛泽东钦定的全国第一个大右派葛佩琦就是靠诬陷、栽赃炮制出来的冤案）；在“硬性指标”高压下，基层党组织为了达标，而“凑数”出来的五六十万“右派分子”，不仅断送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严重伤害了他们家属的政治前途。其中有不少人含冤离世，更多的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仅凭这一残酷的血淋淋的惨景，人们不难得出如下的论断：

“毛泽东这次重登‘凌驾宝座’是靠几十万冤案、成百万人的遭难作为‘垫底’而得逞的。”

一个人的蜕化变质，导致几十万、几百万乃至成亿人受难，整个民族受灾，而且此后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不能不为中国人民悲哀！不能不为中华民族悲哀！！

在步入21世纪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已有30年的今天，我们党还不敢对这一段暴政史、耻辱史进行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哀其昨日之灾难！更哀其今日之不争！！

（四）为什么硬要从省、部级党员老干部中，抓出几个“右派分子”？

先看一下在反右运动后期，从省、部级党员老干部中抓出的是哪几个“右派分子”。根据史料计有：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教育部副部长的柳氵是，监察部副部长王翰和中宣部秘书长、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兼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李之琏等。他们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王翰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人。沙文汉有兄弟五人，除大哥著名书法家沙孟汉曾任蒋介石秘书（解放后为历届政协委员）外，其中四人都是二十年代中后期参加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在浙西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三人先后牺牲，只有排行第三的沙文汉幸免于难。就这样一位既有十几年与反动派浴血奋战的经历，又有此后长期经受地下斗争的磨练，一生献身于党的事业，对党一片赤诚之心的正部级高级干部。建国后，在其所在的领导岗位上，也是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倾注全部精力与心血。可是，连他本人也不会想到，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期间，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竟会落在他的头上，一下子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他没有战死在战场上，也没有葬身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而是蒙受不白之冤，他的政治生命断送在自己党的手里。据他的一位亲属讲，他的儿女为划清界线，与他脱离关系，最后沙文汉孤苦零丁地、十分凄惨地离开了人世。柳、王两位的结局也同样是可悲的。柳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王是“当了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

为什么要把这些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这是一个“谜”！

究其原因还得从毛泽东为什么要策划这一场“反右运动”去找，才能够揭开这个“谜底”。

毛泽东用下达“硬性指标”，打出了五六十万“右派分子”；虽然取得了“反右斗争”的“辉煌战果”，但这只解决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确切说解决知识分子今后老老实实“夹紧尾巴做人”的问题。对毛泽东来说，更重要的是解决党中央政治局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但要使党外“鸦雀无声”；更要使党内、特别是政治局内，造成“噤若寒蝉”的局面。为此，毛泽东早在整风之初就有了如下的预谋：在“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立即在党内上层（政治局内）开展以反“反冒进”为名，狠批周恩来。这样，既报复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即1956年4月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又“一箭双雕”地解决了重登“凌驾宝座”的问题。但是，要在政治局内狠批周恩来，并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毛泽东打“翻身仗”的关键性的战役。仅仅凭五六十万“右派分子”这一战果所造成的声势，还是不行的，是没有把握打赢的。

毛泽东毕竟不愧为玩弄权术的高手，在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中打出几个“右派分子”，就可以为在政治局内顺利地打赢这场“翻身仗”奠定基础。这叫“杀鸡给猴看”。这几位党内的“高级右派分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所在的省或部里，都是第二把手。比如，沙文汉所在的浙江省，第一把手是省委书记江某。柳所在的教育部，第一把手是党组书记董某某（部长是党外民主人士）。沙文汉们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主要原因就是跟第一把手在日常工作中，有些分歧意见或矛盾。应该说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充其量调动工作岗位，也可化解矛盾。为什么要把这种工作上发生的矛盾一定要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毛泽东的狼子野心就在于把他们作为“样板”，给周恩来们看。这叫做：第一把手代表党组织。谁要是敢于跟第一把手闹分歧、闹矛盾，谁就是“右派分子”。这里已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整人的“政治大帽子”已经定格在与“第一把手”的个人恩怨这么一个范畴内。按这一逻辑推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就可以顺利地登上“凌驾宝座”。因此，在反右高潮中，有了沙文汉们的“样板”，狠批周恩来就得心应手，想怎么批就怎么批。一会儿“敲打”周恩来，说：“你离右派只有50米”（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一会儿又说：“不崇拜，不得了！”（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最后头脑一热，忘乎所以，胡说：“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成都会议上）——作为共产党的领袖竟会说出这样的混蛋话，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秦始皇是封建专制的暴君，这两者怎么能统一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上。倒是在后来说了实话，承认了他自己就是“当代的秦始皇”。

从一定意义讲，沙文汉们又一次为毛泽东重登“凌驾宝座”，起了“垫底”的作用。应该说这个“底”垫得很扎实。

附：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

……（“反右”过程的内幕史料从略）

一、党外人士对毛泽东提出反右的异见：

1957年5月30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对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理。

1957年6月10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

“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二、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

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万个，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万8471人，列为中右的143万7千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8千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万6千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4117人。

（摘自《争鸣》2006年第一期）

（五）“反右”是犯“扩大化错误”吗？
——质疑小平同志

“‘反右’是犯‘扩大化错误’”这句话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3月19日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中央负责同志第一次谈话时讲的。为便于全面了解小平同志的原意，现摘录有关原文如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读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讲的这一“高论”，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总的感觉是“啼笑皆非”。要是“实话实说”，可能有些不恭；如不痛不痒，等于不说。为追求真理，为探索中国当代史的真相，只能选择前者。这里先要附带说明：从总体看小平同志为民族、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功远大于过，是一位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世纪伟人。

下面就谈一下读后感。

这段话字数不多，不到一百二十个字，内容丰富，包含有两层涵义。一是“反右”的背景，或曰为什么要“反右”？二是对“反右”本身的定性，这又包括两个意思，其一是：“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其二是：“错误在于扩大化”。

关于“反右”的背景，无非是有人说：“要杀共产党人”。这本来是根据《人民日报》上刊登的经过歪曲、捏造后的诬陷材料，讲这句话的人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大右派”葛佩琦，1983年已经彻底平反了。退一步讲就算有这样的人，那怕什么呢？政权在共产党手里，一旦有人真的动手，抓起来就是。何必要发动这场运动。显然邓小平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不妨从深层次来推理：共产党党内，有本来就有坏人混进党内来的；也有本来是好人、曾经为党做过一些好事，但后来蜕化变质的；甚至有像江青之流那样祸国殃民，给民族、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人。如果有人敢于把“江青之流”早日斩尽杀绝，就不会有后来惨绝人寰、绝灭人性的“十年浩劫”。那是中华民族的万幸，中国人民的万幸！

从广义上讲，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总有那么一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出来反对共产党执政的。作为执政党，要维持它的统治地位，主要是靠“民心向背”，而不是靠“暴力”。古谚曰：“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这是真理，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本章第一节—第四节就是根据大量史料来剖析毛泽东策划“反右斗争”的内幕与本质，让后人了解历史的本来面貌。小平同志的这一立论是对后人的“误导”，是掩盖历史真相、制造假相。

关于对“反右”本身的定性问题。还得靠大量的事实来回答，决不能靠什么“政治需要”，无视客观存在，信口开河地说一通。

为什么这里用了“信口开河”这一大不恭的贬词？当然是事出有因。邓小平说：“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这是什么话？处于党的总书记地位的小平同志，对“反右”后的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是最清楚的。是人老了，糊涂了，一时说了“糊涂话”；还是不得已，出于政治需要，讲了“违心话”。不管是什么原因，讲话（特别是在出版物上公开发表）总得注意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那就叫“信口开河”。

一位伟人说过：“事实是最顽强的”。请看1957年“反右”后毛泽东干了些什么事：1958年上半年持续半年之久的，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包括陈云、李富春等）的坚持正确经济发展方针的政治局成员。终于使毛泽东彻底推翻了“八大”的《决议》，公开提倡“个人崇拜”，让他重登“凌驾宝座”。接着在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大跃进”运动。这是一场“专横＋无知＋瞎指挥＋瞎折腾”的“大闹剧”。搞得劳民伤财，大伤国家元气，最后终于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导致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使人民吃了“大苦头”。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冒颜直谏。结果如何呢？人民心里有数，小平同志更不应糊涂。紧接着又策划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冤案——“反右倾运动”，300多万党员干部受批判、受迫害。本来已是“极左”，还一股劲儿“反右”，终究再次受到客观规律的“大惩罚”，使人民遇到了真正是“史无前例”的三年大灾难。在农村真所谓“饿尸遍野”，光是活活饿死的就有四千多万。正如少奇同志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后在处于第一线的少奇同志的主持下，通过三年政策上的调整，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形势稍有一点好转，毛泽东在1964年又抓“四清运动”，经过1965年整整一年的“地下秘密活动”的紧锣密鼓的准备，毛泽东利用江青、勾结林彪，终于在1966年爆发了又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民族、给人民带来的创伤，没齿难忘，罄竹难书。说是犯了“绝灭人性的滔天大罪”也决不会过。

这二十年（1957—1976）的历史，是用几千万人的血谱写成的历史。毛泽东正是踏着几千万人的尸体，稳居“凌驾宝座”的。这是铁的事实。小平同志是完全清楚这段历史的。明明是历史的大倒退：倒退到“最黑暗、最残暴、最野蛮的、最愚昧的”（季羡林老人语）年代；倒退到“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黎澍语）。

怎么能说“不反击（即不‘反右’），我们就不能前进”呢？究竟还要“前进”到哪儿去？毛泽东已经把中国人民带到了“地狱”里了；再往前一步，真的要掉进十八层地狱，真的就永世不得翻身。这个道理，小平同志不应该不明白。那末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话呢？

按照毛泽东原来的打算，“文化大革命”还要搞第二次、第三次。幸亏他1976年走了。假如他赖着“不走”，比如再呆十年，那在神州大地会出现什么样可怕的局面呢？第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您邓小平肯定是早就被折磨死了。中国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开放”。第二，所有“冤假错案”都不可能平反。历次大冤案的几千万受害者、上亿受株连的家属就永无翻身之日。……就这两条，不再推测第二次“文革”又会带来什么恶果。

再次质疑小平同志：真不知道“前进”这个词，在您的词典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涵义呢？

关于反右的错误“在于扩大化”的问题。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

“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见该书下卷第618页）

我们再摘录李逸三同志1980年11月20日给胡耀邦同志信中的一段话（逸三同志在1957年时是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是葛佩琦冤案的知情人。当年迫于压力，不敢为葛作证。为此深感内疚，于1980年上书总书记，为葛申诉冤情。时年逸三同志任国务院参事）：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阳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案，万分之一左右是‘右派’。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党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一个一风吹，彻底翻。”（见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279页）

笔者本人完全赞同逸三同志的意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不要找什么借口。这里补充两点意见：

第一点，对五十五万蒙冤二十多年的、受尽折磨的受害者来说，应该老老实实承认：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犯罪。尽管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但作为党组织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再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是政治上极不负责、极不严肃的一种表现。

第二点，这里还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万分之一与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而是四个数量级；两者相差几乎不成比例。怎么能从中派生出“扩大化”的结论来。讲这样常识性的错话，并且作为中央指示下达，在公开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发表。白纸黑字，留下话柄，让后人贻笑大方，伤害小平同志自己形象。这实在是太不明智的下下策！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十分明显地替毛泽东受过。为保护毛泽东，为树立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这是最后一条“防线”；因为从“大跃进”、“彭总冤案”、“反右倾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都被彻底否定、彻底批判、彻底平反，没有留任何一点尾巴。如果连“反右派斗争”也彻底否定，“想保、想树（毛泽东）”，就难了。上面曾提到过，只要“反右”被彻底否定，必然涉及到对“反冒进”、对周恩来批判的否定；从而导致对“八大二次”会议《决议》的总清算。这么一来，毛泽东的形象，就怎么也扶不起来了。因此，决不能完全如实地、客观地按事物本来面貌来讲，这也许是小平同志难言的苦衷！？

仅仅为了暂时树立毛泽东的形象，而损害小平同志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知是否值得？从社会历史发展这一角度看，或迟或早终究有一天要还毛泽东的本来面貌，这是毫无疑义的。这种靠权力维护的形象只能是暂时的，绝不会永远。原因也很简单，靠权力、靠“禁区”，准许这么写，不准许那么写，完全剥夺了史学家或学者尊重客观史实而写作的自由。这样的史书是站不住的，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用少奇同志的话说：“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的史书才能站得住，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为小平同志着想，这叫得不偿失。何苦呢？

（六）探索小平同志坚持错误观点的缘由

小平同志关于“反右犯了扩大化错误”的这一定论，笔者已用上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驳斥。智者如小平同志这样的伟人，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也许有他难言的苦衷。对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谜”，笔者一直试图探索这个谜底。

从2007年第五期的《炎黄春秋》上，有这样一段历史情节，似乎为揭开这个谜底找到了一条途径。现先摘录原文如下：

“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工作，由于没有抓出一个右派，被刘少奇和邓小平找去谈话。问：‘你们抓了几个右派？’答：‘一个也没有。’刘说：‘你们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去查，怎么能查出右派呢？’

邓更严厉地训斥道：‘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杨献珍被停职，由别人来主持运动。（《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我看你就像个右派”，怎么也想不到这句话会出自小平同志的口。“右派”是特定的政治概念，它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这与一个领导人在本单位内抓不出右派分子是两回事，两者之间在定性上毕竟还是有严格区别的。应该说，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

难怪温济泽在当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由于对上级下达的硬性指标（指毛泽东提出的各单位、各部门必须完成的右派分子指标）有不同意见，从而被打成“右派”。也许这就是贯彻总书记精神的结果。

这一情节说明邓小平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事实上已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

是不是这就是邓小平坚持错误观点的缘由呢？

第四章　从反“反冒进”，看毛泽东其人

（一）为什么要借“反右”东风，立即从周恩来身上开刀？

这个问题在第一章与第三章有关论述中，基本上已经作了回答。之所以在本章一开始又作为一个专题来写，原因有二：一是考虑到承上启下的连贯性；二是这一段史实，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它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对中国人民的命运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1957年以前，从全国经济形势看，建国初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完成，出现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国家建设全面、有序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年稳步提高（1956年以前每年增加工资）。1956年“八大”，制定了以发展经济为党的中心任务的正确路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斗志，为在党的领导下建成一个富国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满怀信心地、上下齐心地奋力拼搏。可是，在1957年“反右”及此后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不仅把这一美梦彻底粉碎，而且使国民经济两次濒临崩溃边缘，人民遭冤、民族遭难。因此这一段史实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此外，我们还能从中悟出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及其后不久几乎是同步开展的狠批周恩来的活动中，所施展出来的那种“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的独特的政治手腕。

这就是为什么要单列一节再集中叙述这个问题的原因。本节拟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剖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策划“反右”，抓出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与树立几个省、部级右派分子的“样板”，这并不是目的。这只是为达到“目的”的一个突破口。“目的”是重登“凌驾宝座”，打一场政治上的翻身仗，特别是在1956年９月“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之后，大大增加了打这场“翻身仗”的难度。毛泽东深知在“反右运动”中，如果不抛出几个省、部级党员老干部作为“右派”的代表，要直接狠批周恩来，还是没有把握的。一旦树立了这几个“样板”，再批周恩来，胜券稳操在手。所谓“杀鸡给猴看”的功效就在于此。

那末为什么要选中周恩来作为“靶子”呢？

发生在1956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否决毛泽东增加同年基建预算20亿建议的事，虽然是政治局多数成员（其中包括陈云、李富春和薄一波等在第一线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都发表了“否定”的意见，陈云这位党内经济专家，一向主张在综合平衡中求发展，正是坚决反对冒进的决策人。周恩来作为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总理责任最大，在会上讲的也最多。事后发现毛泽东不高兴，又特地向毛泽东作了解释，说：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指毛的建议）”。

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也是不赞成毛泽东的建议。这在两个月以后，同年6月20日由刘少奇主持讨论通过的、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这篇社论的清样在送请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引文见《周恩来传》，第273页）。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不同意毛的建议的观点（或思想）出自陈云；而在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局成员中，地位最高的是刘少奇，讲话最多的是周恩来。按毛泽东习惯的思维定势：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反对他的“集团”，说是一个什么“刘周陈反党集团”或“周陈反党集团”，也不为过。如果要这样打这场“翻身仗”，风险太大；搞得不好，有可能翻车。因为，当时毕竟有“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在起作用，毛泽东还不敢像“文革”时期那样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毛泽东的目标是重登“凌驾宝座”，必须稳扎稳打。这就是为什么不作为“反党集团”来打，而是专门集中精力狠整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里还是要回答为什么毛泽东“选中”周恩来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整个批周过程中，刘少奇、陈云都做过检讨，而陈云还被撤了职（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陈云不再在第一线主持财经工作）。被整得最狠、检讨次数最多的，当然是周恩来。可是周恩来最后还是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这看来有点反常，是一个“谜”。

本文作为一种探索，试图来破译这个“谜”。偏颇之处，在所难免。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毛泽东之所以“选中”周恩来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而后又继续委以重任，大致要具备如下两个条件：

第一条，被狠整后，既不能“跳”，也不能发牢骚。可以忍，但必须一步一步跟上毛的思路，作一次又一次检讨，直到毛泽东认可为止；而且此后永不翻案，老老实实、俯首称臣。

第二条，必须具备作为毛泽东得力助手所需要的政治素质。

这两个条件，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具备的。如果不具备第一个条件，那就根本谈不到“委以重任”的问题；轻则靠边，重则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对周恩来，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们不仅长期并肩战斗在一起，而且在“延安整风”中打过“交道”。周恩来一是从不争权，二是被整以后从不翻案。在延安整风时，王明不服，跳得很高；张闻天虽检讨，但私下发牢骚；唯独周恩来检讨后，不但不发牢骚，而且每遇重大事件，对历史“错误”总是一再检查。因此，毛泽东对王、张、周三人一直是区别对待。这次周恩来挨整了几个月，始终是随着毛泽东逐步升温的调子，承受痛苦的思想折磨，紧紧跟上，满足毛的需要。这就符合毛的第一个条件。

至于第二个条件，这恰好是周恩来的一个优势。毛泽东所需要的得力助手（这里用“助手”一词，与“亲身”一词有别；毛泽东所需要的亲身，是另有“标准”的。）不是“政客型”、“官僚型”，也不是“理论型”、“学者型”；而是“事业型”、“实干型”。

综观毛泽东纵横捭阖的一生，他身边需要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政客型，惯于搞阴谋诡计，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诸如林彪、康生、柯庆施之流。这些人或为毛出谋划策或为毛充当打手，是毛泽东的亲身、爪牙。另一种是事业型，像周恩来、邓小平那样能支撑大厦的栋梁之材。这是因为在大搞阶级斗争年代，还需要这类栋梁之才，以维持大局。

上面所讲的，只是回答：为什么在狠整之后，周恩来还被“委以重任”这一问题。这种现象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周恩来是惟一的一位“打而不倒”的政治家。邓小平在毛泽东年代已打倒过两次。从这点看，周恩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为打这次“翻身仗”，毛泽东为什么“选中”周恩来作为“靶子”？在刘、周、陈（云）三人当中，刘是“七大”提升为“接班人”的，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尽管在此之前，毛泽东已认定刘少奇“已羽毛丰满”、“很想独立自主了”（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八节），对刘少奇已有所怀疑；如果从刘身上“开刀”，震动太大，何况刘少奇又不是在第一线主持财经工作的总负责人。似乎师出无名，或名不正、言不顺。至于陈云，虽然也是党的副主席，而且是一贯反对冒进，但毕竟他是周恩来的副手，打了他而放过周恩来，震动不大。也许还起不了打“翻身仗”的作用。只有周恩来是最合适人选。第一，他是党内第一线主持政务工作的总负责人，又是反对毛的建议，讲得最多、态度最坚定的人；第二，周恩来在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班子内享有很高威望，论“资历”他一直居党内最高核心层，比毛泽东还要老。一旦把周恩来打得趴下，老老实实对毛泽东伏首称臣；其他几位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今后就再也不敢在毛泽东面前吭一声。这就达到了毛泽东重登“凌驾宝座”的目的。

关于毛泽东在攻克“反右运动”这一“突破口”后，如何乘胜追击，以反“反冒进”为借口，狠批周恩来一事，本书第一章第四、第五节已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述。上面只是回答：为什么要从周恩来身上“开刀”，以及为什么狠整之后又对周委以重任这两个问题。

对这两个“谜”，作了初步探索性的分析，就教于党史专家指正。

（二）为什么要“持续”狠整周恩来？

如何“持续”狠整周恩来这个问题，在前面第一章第五节已有论述。本文只就为什么要“这样做”，进行一些探索。

这个问题看起来也是一个“谜”，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能够回答。其实，后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这不是通常意义上对犯错误的人的批判或批评，自己检讨，别人批判，最后来一个组织处理；而这次不同，毛泽东是把它作为打一场“翻身仗”来对待的。不打则矣，打则必狠并且还要“持续”不断；必须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中，造成一种为人人自保而不敢伸张正义的气氛。实质上，造成一种在毛泽东面前只能俯首称臣的局面。那末，毛泽东究竟采取哪些手法，来达到他预期的目的？

第一，在“反右斗争”高潮中，他不惜把几个省、部级的党员老干部打成“右派分子”，作为“样板”，杀鸡给猴看。对周恩来还未动手，就把周恩来们给“镇住”了。毛泽东已稳操胜券。

第二，借“反右”高潮的那种以暴力压人的气势，从1957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发动对周的攻势。虽没有点名，在会上已严厉批评“反冒进”的所谓错误。当年主张“反冒进”的政治局委员们（包括刘少奇在内）现在谁也不敢吭声。

第三，到1958年1月初第二次杭州会议，已接连四次（包括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时打来的长途电话）不点名严厉批评“反冒进”错误，但都没有什么反应。谁也没有公开表态检讨。在那次会议上，龙颜大怒，大发雷霆（事后毛说：他是冲着周恩来发的火）。于是在同月下旬在南宁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不但点名，而且给周恩来扣上“离‘右派’只有50米”的大帽子。周恩来后来自称：经过两次杭州会议，挨毛的批评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会扣上这顶帽子。周恩来的涵养，真是令人叹服：那么大的委屈、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他思想斗争很激烈、也很痛苦，但是他没有怨气、没有牢骚，而是跟当时与会的几位副总理一起连夜讨论如何检讨，以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与毛泽东相比，别看两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但就其人格魅力与精神境界来说：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第四，从南宁会议后，2月北京会议、3月成都会议、4月武汉会议一直到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每次必检讨，随着毛泽东不断加温、上纲，周恩来也不断深挖思想根源，力图满足毛泽东的要求。谁知毛泽东对此不屑一顾；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以轻蔑的口吻说：“……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表示不满意、不耐烦）。一个一再忍痛检讨，一个挖苦叽笑！真不知什么叫“人性”？如果不问其人、其名，仅问其言、其事，人们一定会感到愤慨、感到令人作呕。真想不到会出自“伟大领袖”之口。

第五，在批周得逞之时，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得意忘形地口吐真言，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崇拜，不得了”、“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肆无忌惮地把1956年“八大”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庄严《决议》，踩在脚下。在两个月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终于通过合法的组织程序，全面否决了“八大”的《决议》。从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被毛泽东一步步带入黑暗深渊。

上述前四条主要是阐明毛泽东狠整周恩来的手法，最后一条说明狠整得逞之后毛泽东所暴露出来的丑恶灵魂和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三）是“离右派50米”吗？

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给周恩来扣上一顶大帽子，说：周恩来“离右派50米”（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说“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这顶帽子是挺吓人的，只要你为自己稍作解释（或申辩），“右派”或“极右”（当年被送去劳改的很多“极右分子”，就是因为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有冤屈情绪，为自己申辩了几句，就上升为“极右”）这顶帽子就正式戴上了。周恩来深知毛泽东作风、为人，他明智地采取逆来忍受的策略，并力求赶上毛泽东的思路；这才从厄运中求得生机。

本文就这顶帽子（“离右派50米”）作些剖析。

“右派分子”这一特定的政治术语是毛泽东为打“翻身仗”，重登“凌驾宝座”而刻意制造出来的。这与传统的什么“左派”、“右派（势力）”，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打人棍子的“右派”，用毛泽东创造这一词汇的本义，也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虽然，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莫须有”罪名；但总得曾经说过一些什么“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话。周恩来这位1921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早年就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论在领导核心层内的资历比毛泽东老，论当年声望比毛泽东高，论贡献难分伯仲。综观周恩来一生：一是不计个人地位得失、权力大小，毛泽东也承认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不争权”的人。二是立党为公、一心为民，付出毕生的全部精力与心血，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两句话极其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与人民之间的血溶于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位深得民心的人民总理，毛泽东硬是要把他推到“右派”（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一边。

这样所谓“右派分子”这一本来毛泽东赋予特定涵义的政治术语，到了这个时候又发生了质的变化。

毛泽东所认定的周恩来的“罪名”：是发生在1956年4月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们否定毛泽东的建议，即所谓“反冒进”。就以此为例，加以探索，以期达到“还事物的本来面貌”这一目的。

从组织原则来说，本来真理在周恩来们一边，根本谈不到什么错误的问题。1956年4月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当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会上毛泽东的建议被集体否决。这是极其正常现象。毛泽东如果能像历届总书记那样，按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一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也就不应该去计较个人面子尊严的问题。

从发生分歧的事情本身来说，真理也在周恩来们一边。那次政治局会议之前，周恩来们已经对提交讨论的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经过几位在第一线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反复讨论修改。从总体上看是符合当时国情，也符合综合平衡这一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会上增加20亿的建议，之所以遭到多数政治局成员的反对，主要是违反了综合平衡这一法则，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甚至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在狠批周恩来得逞之后，在同年下半年蓄意发动的“大跃进”，正是因为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撞得头破血流，导致经济大倒退，人民吃足苦头。

退一步讲，这一发生在1956年4月的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局成员在发展经济建设上的分歧意见，充其量是认识上的问题，怎么能上升为政治问题；而且硬与一年后的“右派”问题扯在一起，不择手段地置周恩来于死地，毛泽东的思维逻辑已混乱到这么低级的程度！

（四）“不崇拜，不得了”，这叫什么话？
——兼析柯庆施的奴才相

“不崇拜，不得了”这句话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的。在那次会议上，他前后讲了六次话。这是其中的一次讲话中谈到的。当时的还发表了其他的一些“高论”（准确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奇文共释义”，还是先“恭录”有关的话如下：

“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崇拜。”

这一段话的核心依然是“不崇拜不得了”。这是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宣扬要在共产党内大搞个人崇拜，并且是以党的主席的个人身份第一次十分露骨地反对1956年“八大”庄严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从组织原则讲，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所通过的《决议》，任何党员个人，那怕是党的主席，只能无条件贯彻执行，没有权利反对；除非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再作修改。毛泽东为什么在“八大”时，不发表什么不同意见，相反在那次大会上，他也是举手赞成的。当然，他知道这个《决议》是冲他来的；对视“权”如命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策划“反右、批周”就是为了打这仗“翻身仗”。如果他头脑冷静一些，不要急于讲这种公开反对“八大”《决议》的话，等两个月（同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讲也不迟。毛泽东真是急不可待，跳出来讲了上述这一翻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表演”，恰恰暴露了毛泽东灵魂深处的最肮脏的东西。“八大”所反对的个人崇拜，正是毛泽东所刻意追求的。

在当时（1956年）国内外、党内外一片势不可挡的、汹涌澎湃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毛泽东如一叶孤舟，怕步匈牙利拉科西之后尘，不得已采取“韬讳”之术。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实际也是最后一次）碰到这一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194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之后，一路得意春风，从未出现过在党的领导核心内，有人敢于当面顶撞他。因此，以“反右”和“批周”作为打这一场“翻身仗”的两次硬仗，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在党内，大搞个人崇拜，重登“凌驾宝座”。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的那一段话，正是在得意忘形之时“口吐真言”，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以上是从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来解开他讲这段话的“谜底”。下面来剖析这段话的反动性。

“不崇拜，不得了”这句话的反动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毋需多说。这是因为在“八大”通过的《决议》中，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个人崇拜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腐朽遗产。”所谓历史是指封建时代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彻底反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绝不允许任何人搞专制独裁、搞什么个人崇拜。即使享有很大权力的总统，他也不敢肆无忌惮地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更不敢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因为在他旁边有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随时有可能被拉下马来。这个道理在老一辈从国外留过学或工作过的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毛泽东虽然土生土长，但也应该懂得。看来是：非不懂也，是不干也。毛泽东对这一腐朽遗产（个人崇拜）有执着的追求，像入了“魔”似的。关键还在于在毛泽东的灵魂深处，帝王思想扎根太深、太牢。名为共产党的领袖，一心想做“当代秦始皇”。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极力鼓吹“个人崇拜”的思想基础。

讲到这里，毛泽东的这段话的反动性，已昭然若揭。

在毛泽东的这一段谬论中，还讲了什么“正确的崇拜”与“不正确的崇拜”这一极其荒唐的命题。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要稍有一点政治或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讲。对历史的“腐朽遗产”还分什么正确和不正确，岂非贻笑大方！？

请注意！毛泽东在上述谬论中，对“不正确的崇拜”还作了一个说明：“即不加分析、盲目崇拜”。甭管它是什么谬论，如果真的按毛泽东的这一“说明”去做，即使搞个人崇拜，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还有一点希望，至少可以少吃些苦、少受些罪、少屈死些人。从文字上看，毛泽东还是反对“盲目崇拜”、反对“不加分析”的崇拜。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两种都属于“不正确的崇拜”；是毛泽东本人所“反对”的。果真如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可惜，毛泽东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谁要信他讲的话，谁就上当受骗。当然，“聪明人”、摸透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人，是不会上当受骗的。相反，他们会看主子眼色行事，投其所好。谓予不信，请看在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这个小丑是怎么“表演”的，而毛泽东又是怎么“赏识”的。这样就一切真相大白了。

当时作为华东大区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听了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之后，为了讨好主子，博得主子欢心，竟大言不惭地在会上说了下面一段令人作呕的话：

“我们对毛主席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一个“迷信”，再加一个“盲目”，这两个词竟然能从一位共产党的大区第一书记嘴里吐了出来；这种低级、庸俗、肉麻、无耻的吹捧，不仅表明水平之低，而且反映一个人的人格与人品之低下。这是给党的脸上抹黑。如果毛泽东稍为清醒一些，也是给他本人的脸上抹黑。尽管毛泽东口头上讲：盲目崇拜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是他所反对的；但是，实际上他对柯丑的“表演”（所谓“盲目”、“迷信”）恰恰是十分赏识，就在两个月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柯丑被提升为党的政治局委员。这一动作本身，恰好证实了毛泽东所谓“个人崇拜”有什么正确不正确之分，纯粹是欺人之谈，是一种骗术。

从毛泽东与柯庆施的关系看，毛泽东要做“当代秦始皇”需要这样的忠实奴才，当自己的亲身。毛泽东在两个月后立即提拔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当然是为了进一步重用柯庆施。后来在1965年1月毛泽东秘密派遣江青去上海策划、炮制姚文元“黑文”，就是因为上海是毛泽东心腹、爪牙柯庆施的据点。如果柯不是在1965年4月在成都去世，在“文革”中必定会飞黄腾达，与康生一样，成为毛泽东的、地位仅次于林彪的“左右臂膀”。从这一角度看，柯的早死，让他失去在“文革”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机会，这对民族、对人民，甚至对他本人都是有利的。

在分析了柯庆施丑恶嘴脸之后，我们也不必把共产党看成漆黑一团，对党丧失信心，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正直善良、一心为公的人毕竟占多数，只是不敢在毛泽东面前吭声而已。但也有刚正不阿、敢于秉公直言的人，其中的佼佼者如彭老总。对毛泽东的这一翻讲话，彭德怀听了以后，就苦笑地说：

“我认为还是少讲些个人崇拜，多讲些互相信任和理解为好。”

在毛泽东已经重登“凌驾宝座”之后，彭德怀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敢于直言，代表了党内的一股正义的力量与心声。

可是谁能知道毛泽东口头讲的是一回事，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柯庆施之所以讨毛泽东喜爱，就是因为柯摸透了毛的心；而彭德怀之所以遭毛泽东的恨，就是因为彭光轻信毛口头讲的，而不懂毛的内心世界。曾记否，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上，刚发出号召：要学习海瑞精神，要大家敢于讲真话，反对讲假话。可是仅仅过了4个月，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了一些实话的信，后果如何呢？

我们仅从毛泽东“爱柯（庆施）恨彭（德怀）”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位“伟人”的政治素质。

（五）“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话，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这是毛泽东在“批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的内心自白。它绝妙地刻画了毛泽东梦寐以求的政治思想境界。

那次与会的人，有一部份是大区第一书记，毛泽东讲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是向他们发出的一种号召。不言而喻，这如同上面所引述的“不崇拜，不得了”这句话一样，既荒谬、又是一次骗术。

荒谬之一：

马克思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是为指导这一运动的理论的创始人，是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而秦始皇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第一个暴君，也是历代最残酷的暴君之一，我国劳动人民一向把他视为杀人不眨眼的瘟神。怎么能把这两个身份、立场完全对立、不可调和的人，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岂非咄咄怪事、荒谬绝伦。这里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当马克思”是假，而“当秦始皇”是真。这又是一个骗局。在后来的1971年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痛快地把“马克思”这一“修饰词”（或直白地叫“遮羞布”）甩掉了，坦率地承认：“我（也）是秦始皇”。这才显出“庐山真面目”来。他说：

“秦始皇是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最近看到刊登在2001年第六期《随笔》上的一篇题为《“检讨”文化》的文章（作者沙叶新），其中第六节《从不罪己的毛泽东》，是专门讲毛泽东的。有一段与本文密切相关，特转录如下：

“毛泽东倒也毫不讳言他的个人独裁，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注：指林彪）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的残暴史有定论，一个要‘解放全人类’、‘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导师怎能自比于这个暴君，并要超过他一百倍呢？是否已经超过，我想今后也会史有定论的。”

“既然要个人独裁，就势必要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此也从不讳言，他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见该期《随笔》第18—19页）。

引文稍长一些，但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新史料，还是值得的。其中第一段最后一句：“是否已经超过（指‘比秦始皇超过一百倍’），……今后也会史有定论的。”在公开出版物上，直指毛泽东，能写到这一程度，不愧是绝妙的点睛之笔，让人回味无穷。显然这里所谓“超过”不是“定量”，而是“定性”；坦率讲是指“定罪”。对此，季羡林老人有一个绝妙的回答，虽然没有指名，但谁都明白其中的涵义。他说：

“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见《牛棚杂忆》，第6页）

毫无疑问，秦始皇也是属于“自惭形秽”之列。如果秦始皇地下有知，定会欢欣鼓舞，大叫：“我有了一个杰出的‘接班人’。好样儿，毛泽东，比我超过一百倍，给我增光！”可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会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在人民能真正站起来、挺起腰杆子说话的时候，才能作出公正的、全面的、科学的回答。

荒谬之二：

毛泽东向大区第一书记讲这些话，从字面上看，他号召人家这样去做。可是谁都知道在神州大地上只能有一个“秦始皇”，怎么可能那么多人去当秦始皇。因此这一号召实际上也是一个骗局。只是表明毛泽东自己一心想做“当代秦始皇”，谁要真的再想当第二、第三个秦始皇，那就死无葬身之地。柯庆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那次会上马上就表态：说什么“崇拜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一副活脱脱的奴才嘴脸；于是“龙颜大悦”。心安立得地登上“凌驾宝座”，此后拼命赶超秦始皇，最后达到了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比秦始皇超过一百倍”的程度。毛泽东是超过了，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恰恰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个历史阶段，吃足了苦头，受尽了狱炼般的磨难；罄竹难书。（引号内为季羡林语，见《牛棚杂忆》第256页）

毛泽东说：“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倒是一句大实话。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说到底，它标志着：毛泽东从农民运动领袖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者；从而使我们的党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毛泽东暴力统治的工具。最近看到刚于去年（2005年）年底出版的《怀念李慎之》一书，其中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李慎之（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参与起草“十二大”文件的、四十年代的延安老干部）在一封给该文作者的书信中说的一段话：

“近作一文《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我近来越来越觉得五十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一个皇朝的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晚年为文一再申述此义。……”

他反思到这种深度（指“最坏的一次皇朝更迭”），连我也不敢认同。但我认为像这样的老同志决不会是“信口开河”地发泄牢骚，而是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是从政治体制实质这一高度来评述的。就我所知，持这一观点的也决非他一人。著名历史学家黎澍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比较委婉含蓄一些。他说：

“……胜利者在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也如此。”

“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

黎澍的观点更富理论色彩。他跟李慎之的观点，说法不一，但本质是一致的。

看来毛泽东的“凌驾”体制，本质上就是李、黎两位所深刻揭露的。他们都是老共产党员，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对我们反思者来说，是有启迪意义的。

（六）　八大二次会议是历史的大倒退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全面、彻底否定、推翻了1956年９月“八大”通过的《决议》。这样毛泽东以组织上合法的形式，重登“凌驾宝座”。从此，肆无忌惮地实施他个人的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

为了解历史真相，这里先抄录八大二次会议《决议》的有关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现在看来当然是谬论，不值一驳；可是想当年却是“最高指示”，是代表当代“发展了的马列主义”。一旦猛醒，才知受骗。这里拿出来示众，作为反面教材，“奇文共赏识”。对于当年身受其害的过来人，读后定会有切肤之痛。原文如下：

“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之所以叫“谬论”，不值一驳；这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抓建设、不抓生产力发展、不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天天抓阶级斗争、抓什么迫害人的政治运动。那还叫什么“共产党”、什么“社会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纯粹是欺人之谈、是骗术。毛泽东曾说过：不反修，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其实这个结论用在毛泽东本人身上倒是挺贴切、挺合适。毛泽东蜕变了，党也自然跟着蜕变了。不变才怪。

下面回过头来，谈一下：对八大二次会议究竟该怎么定性？

如果说：“八大”是在中共党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它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开辟了一条通向生机勃勃、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那末，八大二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这是灰色或黑色的一页，它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进了一条“死胡同”；确切说，被推向人间地狱。因为这是在毛泽东大打“翻身仗”之后，事实上已经重新登上“凌驾宝座”，仅仅通过一定的组织上的手续，为取得合法的形式而召开的一次在规格上与“八大”相当的会议。会议的一切安排都是按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取代“以发展生产力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一指导方针；什么以“个人崇拜”、“个人独裁”来取代“反对个人崇拜”、“决策民主化”这一组织原则。无疑，这是一次逆潮流而动的历史大倒退。此后的一切大冤案、大灾难、大破坏，都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基础上出现的。首先是1958年下半年的“大跃进”带来的大灾难（详见本书第五章）；接着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彭总大冤案（详见本书第六章）；之后由于经济大倒退、大破坏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四千万人，出现史无前例的饿尸遍野的惨景；经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中央集体决策的经济发展的调整方针，经济形势刚刚有了初步好转，毛泽东又在1962年８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并且胡说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疯狂地提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之后从1964年起连续两年在城乡开展以斗争“走资派”为重点的“四清运动”。与此同时，在1965年整整一年内，背着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授意江青，以毛泽东的亲信柯庆施统治的上海为据点，秘密策划、组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此文毛泽东前后亲自修改三次，历时十个月，足见毛泽东用心之良苦。其目的就在于为发动一场绝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详见本书第十章至第十三章）。

综上所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历史，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是一部灾难史；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部耻辱史。

从组织原则看，毛泽东的一切罪恶活动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完全取得了合法的形式。因此，说八大二次会议是历史的大倒退，是非常贴切的。

附1：“凌驾”的内因
——个人素质

所谓“凌驾”，是对毛泽东本人而言的。那末，讲“内因”，就是要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政治素质，分析他为什么念念不忘这个“凌驾”地位？同时也要分析一下：他与其他同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本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本文所要探索的问题。这就涉及两个问题。

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素质。为什么他念念不忘“凌驾”地位？为了保住这个地位，毛泽东不惜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最沉重、最惨痛的代价。

毛泽东出身于富农家庭，1914年去长沙上学以前（即19岁以前）基本上生活在农村。因此，从小受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传统意识影响很深。应该说，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烙印给毛泽东一生影响太深、太大。比如：在他刚入党不久在一次跟他弟弟毛泽覃（比毛泽东少12岁，毛泽东是1893年生的，毛泽覃生于1905年）吵架时，毛泽覃就骂他：“这是共产党，不是你毛家宗词！”这暴露出毛泽东当时是用封建家规那一套来对付他弟弟的。后来在遵义会议之后，在张闻天还掌握实权之时，他就吹捧张为“开明君主”。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在批周已经得逞之时，就发表什么“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谬论。到1971年，甘脆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秦始皇，比秦始皇超过一百倍”。……。够了，就凭这不同历史阶段的四次“表演”，足以证明身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却有满脑袋的帝王思想。

在毛泽东参加革命后，他一直领导着农民运动（或叫农民革命、农民战争。这后一个名称，是李维汉老人在反思后提出的，有其丰富的内涵。）这一革命实践，决定了毛泽东在其前半生，是一位杰作的“农民运动领袖”或“农民运动的王”。

我国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黎澍曾讲过有强烈针对性的话：

“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见李锐《直言》，第384页）

毛泽东的“凌驾”思想就是“皇权”思想。毛泽东对此也毫不忌讳，直白地说：“我就是当代秦始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建国后的毛泽东体制是一种“皇权”体制，也未尝不可。按照李慎之的说法：

“我近来越来越觉得五十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一个皇朝的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见《怀念李慎之（续一）》）

现在大量史实证明：真理并不在毛泽东这一边，而是在被他所批判、所打倒、所迫害的人那一边。建国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如果从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这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是毛泽东一个人亲自定的）算起，冤案堆积成山，冤死者血流成河。天下那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一位知识渊博、才气横溢的知识分子，可惜，建国后作为党的领袖他除了抓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外，把主要精力与时间，钻在“古字堆”里，学习中国古代史书。从近年出版的《毛泽东二十四史批注》这一巨著来看，就足以证明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里，不论是中国通史、还是中国断代史的史学工作者，在研究的深度或广度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相匹敌。为了使人们客观地了解毛泽东在熟读史书后的“成果”，这里分别摘录李锐与张闻天的有关评述：

“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七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

“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

“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他掌握治国大权，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

以上几段话引自李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文。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熟读古代史书，是“古为今用”。综观毛泽东后半生的政治实践，表明：毛泽东正是以历代帝王（特别是开国皇帝）的治国之术，来统治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充分、最露骨、最彻底。从毛泽东本人的“自白”来看，什么“我就是秦始皇”、什么“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这样政治思想的人来借鉴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并加以发展、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也曾说过：

“（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整人很厉害。”

张闻天是在毛泽东已稳坐“凌驾宝座”的背景下在私下讲的，李锐是在改革开放后、但仍有“禁区”的背景下写出来并公开发表的。因此，两位不能不讲得涵蓄一些，留有余地。但基本上已经指出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灵魂深处扎根很深、很顽固的“皇权”思想。

这就是我们探讨“凌驾”的内因中，最根本的、最关键的一条。

除了政治思想这一关键因素外，在毛泽东身上，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那就是政治素质令人不齿：心胸狭窄、不能容人；惯于记仇、耿耿于怀；睚眦必报、“报”则必狠。此其一。阴险狠毒、不择手段；不讲人道、不懂人性。此其二。“文革”中，刘少奇、彭德怀的惨不忍睹的遭遇，就是明证。

政治品质的低下，浓重的“皇权”思想，再加上惯于玩弄权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怎么能逃脱大灾难的厄运呢？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跟他同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刘、周、邓）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又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指导“农民战争”（李维汉老人语）的领导人；是一位杰作的农民运动领袖。在早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早年学过马列主义理论，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脑袋里封建意识形态、封建帝王思想比较少、烙印不深。他们都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其共同特征是：思想开朗（开明）、心胸宽广、立党为公、作风比较民主；把毕生精力、心血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刘少奇在1962年为民族、为人民而义无反顾的顶风而上的胆识与气魄（这正是毛泽东后来策划“文革”的导因）；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的精神；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种肺腑之言。所有这些光辉思想与精神境界，在毛泽东身上能找到吗？不能，绝对不能。这就是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最本质的区别之所在。

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们的分歧，1962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们的分歧（见本书第七章）以及1975年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分歧，归根到底：一个是为了“权”（保“凌驾”地位），不惜让国家受损、人民受灾、民族受难；一个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命运，不惜牺牲个人一切。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刘少奇、彭德怀所付出的代价是最惨重的。

以上的剖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包括人与事两个方面），但这是在传统的思维模式来观察一切事物的。作为这一段历史，也只能这样论证；因为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附2:“凌驾”的外因
——社会基础

上文探讨了“凌驾”的内因，即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品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凌驾”的外部条件，即外因。

毛泽东的“皇权”思想，之所以能够使他成为“当代秦始皇”、并“超过秦始皇百倍”，是离不开中国这一特定的客观环境。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在政治上，广大劳动人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受尽剥削、压迫。在他们潜意识里，受“皇权”思想的毒害是很深的，久而久之，已成为一种习惯。解放初，经过土改，翻了身；他们感谢党、感谢毛泽东，把毛泽东看成为“大救星”；而且通过歌颂“大救星”这种反复灌输，就很容易本能地接受“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一“腐朽的遗产”。（“大救星”一词本身就有很强烈、很浓重的封建色彩）在毛泽东从农民运动领袖蜕变为“当代秦始皇”之后，他们对毛泽东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安之若素，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当代封建主的“奴隶”。这就是毛泽东赖以“凌驾”的社会基础。

在近现代中国，出现一批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封建、反对独裁专制，要求民主、自由；一度成为进步势力的主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其中的佼佼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成为第一批共产党人。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虽然也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如上所说，当初在他脑袋里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带着农民革命思想入党的。实质上，这种思想在一旦夺取政权后，必然异化为“皇权”思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黎澍语）。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是“凌驾”的最大阻力。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建国后，始终把知识分子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根本原因。当知识分子身上本来具有的优秀民族精神毁灭殆尽、“夹紧尾巴做人”以后，不仅不再对“凌驾”构成威胁；而且从这一群体中分化出一部分蜕变为毛泽东暴政下的忠实奴才、帮凶、打手。这批知识分子不惜出卖灵魂，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极其充分的、无耻的、丑恶的“表演”，堕落成为知识分子败类。正是这批败类，构成了“凌驾”的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附3:“凌驾”的实质
——党的异化

毛泽东的“皇权”思想，导致他在建国后强烈地、不惜牺牲一切地维护他在党内的“凌驾”地位。毛泽东每次策划全国性大冤案，尽管有其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打击对象；但透过表面现象，剖析事物的本质，人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以永保“凌驾”地位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归宿。

毛泽东从“农民运动领袖”（这是早年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语），蜕变为“当代秦始皇”（毛自称：“我就是秦始皇”），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化”、是一种质变。从事物的本质看，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早年中共领导人的评语中也可以得出这一评定），但终究曾经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对创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一旦蜕变为“当代秦始皇”后，一切都变了。只要闭眼一想几千万的屈死的冤魂；正是靠他们的堆积成山的尸骨，作为毛泽东“凌驾”的垫底。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血淋淋事实。

不言而喻，毛泽东领导的党组织，在他蜕变过程中，事实上已变成毛泽东手中的一种工具。当他用得不顺手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党内的“凌驾”地位受到威胁、受到挑衅的时候，比如1956年与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他就采取或者把这个“工具”一度摔开，或者把它砸烂（如“文革”）。就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从一定意义讲，党组织也成为“受害者”，特别明显表现在“文革”那一阶段。可是从总体来看，这个党组织不能不随着毛泽东的蜕变而蜕变。既然毛泽东蜕变为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者，整个国家也蜕变为“封建社会主义”（黎澍语）国家，那末这个党也就自然而然地蜕变为“封建法西斯的党”。要承认这一点，对共产党员来说当然是痛苦的，但历史就是那么无情。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不反修，党就会变成法西斯的党。事实是：把党蜕变、异化为法西斯党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自己。

写到这里，就会有人提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样？

按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任何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从量变到质变。正如当年毛泽东把一个好端端的党，异化为法西斯党一样；在毛泽东“走”了以后，经过老一辈革命家的奋力拼搏，终于使这个党重新回到“八大”路线上来。以发展经济为党的中心任务，实行改革开放，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形势大好，令人鼓舞。在政治方面，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成千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摘掉“莫须有”罪名的帽子，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解放”。随着经济、科技、教育这三者相互联动、相互促进的发展，大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积极性。全国的政治气氛也宽松得多，与毛泽东年代不能比拟。所有这些，表明我们党组织基本上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向前迈进。这是主流。

但是，作为执政党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还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就其大者而言，至少有如下三点：

第一、由于对“十年浩劫”不敢进行全党、全民族的彻底反思，甚至采取“捂盖子”，忌谈“文革”的错误方法。其后果堪忧。因为“文革”对民族、对人民的伤害，不光是物质的、有形的，而更严重的是精神的、无形的伤害。这是毛泽东长期实施“思想统制”或“愚民政策”的恶果。主要表现在：民族整体素质的滑坡、民族精神的扭曲。比如，现在敢于秉公直言的人，寥寥无几；说大话、官话、套话的人，随处可见；正所谓“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这都是反映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

要振兴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对毛泽东暴政史不彻底进行反思，是绝对不行的。

第二，改革开放已经历了30年，至今还不敢撤销“禁区”，实际上是继续剥夺中国人民对历史真相的知情权。为树毛泽东，一是制造假相、掩盖真相；二是曾被“八大”作为封建腐朽遗产抛弃的“毛泽东思想”，不惜重新捡起来，塞进《党章》。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一做法，除了作为变相的“个人崇拜”的陪衬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这是从“八大”路线的倒退。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不仅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是目前人民所痛恨的党风腐败的温床。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没有强有力监督、约束机制，这是目前一切弊端的总根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老一辈革命家，包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当时条件下所不能解决的、而留给后人非解决不可的课题。由于历史的局限，小平同志有不得不止步的地方；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没有看到现在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们为什么不能以小平同为榜样，以“三个有利于”为准绳，以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顺应历史发展大潮流，迈出新的步伐呢？

在以上三条中，关键是第三条。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人治”的问题，以“法治”取代“人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前后顺序讲，全党、全民族的反思，必须走在前面。只有思想彻底解放，才能在政治方面大踏步前进。这个“嵌”必须迈过去，这一“课”必须补上。不然，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都是一句空话。

上文是在七年前写成的。从新一代领导班子上台以来的五年时间里，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政治动向。

首先，他们不再采用“第几代核心”这一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命题。这一命题归根到底是一种变相的个人崇拜。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对以往的“三代核心”，还以不同形式出现在讲话或文件中。其实，对老百姓来说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其次，他们把“以民为本”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并以此彻底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他们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治国方针，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贯彻实施。对此，老百姓是满意的。但是，也应该承认：“为民用权”与“人民自己用权”（指人民理应享受的人权）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质上，这就是“人权”与“法治”的本质区别所在。最明显的例子是的：在真正的法治社会里，是没有“禁区”的。

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一步迈出新的步伐？这是一个大难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解决“权力不被滥用”，也就是要解决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应该承认：现在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依然是“人治”的体制，老百姓所切齿痛恨的吏治腐败、权钱交易即源于此。另外，对最高领导（如胡、温）那种自律精神，老百姓是钦佩的。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光靠“自律”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靠机制、靠制度。何况，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那些掌权的，还是习惯于过去那一套“我说了算”的个人专断作风，他们的“脑袋”是朝上看的。对下作威作福，比比皆是。就是以老百姓的“知情权”来说，至今仍被剥夺，何谈“法治”。

现在的这种体制基本上是沿袭毛泽东时代的体制。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对毛泽东的暴力统治，不进行彻底反思，是绝对不行的。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操之过急会影响大局隐定；但是如果定滞不前，迟早要出问题。种种迹象表明，新的领导班子是采取稳步、渐进、改良的策略。但愿能趟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权力”的监督机制问题。如果认为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只要逐步完善参政、议政机制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监督机制问题。

第五章　关于“大跃进”

（一）“大跃进”是反“反冒进”的产物

1958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的精神，认定周恩来的“反冒进”错误是属于“与右派相差50米”的政治性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讲了如下一段话：

“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指1956年）冒（得）还要厉害。”

接着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如下一段话：

“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见《周恩来传》）

究竟怎么看待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所讲的这两段话？

毛泽东2月在北京讲的那一段话，决不是什么一时感情冲动、头脑发热、信口开河地“胡说”；而是反映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方针的基本思路。而且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年初已经下定决心要在当年下半年发动一场“大跃进运动”。你周恩来们不是反对我搞“冒进”吗？现在我就来一个比那次冒进还要厉害的“大冒（进）”。虽然从这段话本身看，说明“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人的评语，见《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35页），根本不懂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派胡言，并且一意孤行地蛮干。但是，这毕竟属于经济领域里的事。

毛泽东3月在成都讲的那一段话，就把经济问题上纲到政治问题。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讲的。这与他1月在南宁会议上给周恩来扣上的大帽子（指“离右派50米”）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这是毛泽东惯用的伎俩：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贩卖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私货。天下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搞经济发展，而根本不去分析、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道理！什么“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不懂装懂，还摆出一副“吓人”、“整人”的架势。

仅从“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句话来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完全无知的。但他敢于这么自吹自擂，大言不惭，也确实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为什么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这是因为毛泽东懂得“两手抓”：一手抓“大跃进”，另一手就得抓“政治棍子”。没有这后一手是不行的。这样，谁不跟我毛泽东指挥棒转，就给谁一棍子，打得他翻不过身来。有了这两手，就不怕在下半年来一个“大冒”（毛泽东语）。这就是为什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要讲这一段话的原因。

毛泽东说的是：“下半年来一个‘大冒’。”可是事实上那些参加会议的大区书记（包括部分省委书记）早就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就等待主子一声号令，准备大献身手、大干一翻。事实上，在大区书记中，像柯庆施那样惯于察颜观色的人，已经摸透主子的秉性，为讨好主子，就率先行动。谓予不信，请看早在８月“北戴河会议”之前，柯庆施这个小丑在华东地区是怎样“表演”的：

“‘八大’二次会议（1958．5．）以后，‘大跃进’运动由酝酿阶段进入全面进展阶段。成都会议后，搞‘大跃进’的空气日盛。1958年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两年把粮食亩产提高到1000斤到1500斤。同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今年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第236页）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又是柯丑率先跳出来在华东地区提前掀起“大跃进”浪潮。柯与毛一前一后配合得何等默契：一个在农业上“冒”，一个在钢铁上“冒”。先营造气氛，而后由中央作出“决定”。（这里用一个“又”字，是针对同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对周恩来说：“柯文章很好。……”他又当众对周恩来说：“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说：“我写不出来。”……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坐卧不安。）——这一段史料，引自《周恩来传》

作为“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的开展，则是在1958年８月中旬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一个正式的动员令。

一场“大闹剧”，伴随着一场“大灾难”，就从这里开始！

（二）“大跃进”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大闹剧”

——全党全国人民跟毛泽东一起瞎折腾

如上所述，在８月北戴河会议之前，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下半年要有一个大冒（进）”之后，特别是3月成都会议之后，与会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想闻风而动，在“冒”字上做“文章”，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冒”法？从哪儿找“夺破口”？“劲”往哪儿使？总之心中没有底。6月柯庆施提出粮食翻一番以后，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便于加强宏观管理的力度，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高湖。以“左”得出奇著称的河南吴芝圃在河南最穷的县（遂平县）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８月初毛泽东去考察时说了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经《人民日报》一宣传（确切说是“煽风点火”，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整个过程中起了很坏的、破坏性的作用），全国立即刮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九级巨风，不论条件是否成熟，也不要经过什么试点，谁也不敢不办。这就是８月中旬（离毛泽东表态不到十天），“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决议》的历史背景。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一大“奇绩”。但这仅是一场“大闹剧”的“序幕”。且看党的《决议》对人民公社是怎样论述的：

“它（指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见《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

从这个《决议》本身看，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头脑发烧的“热昏胡话”，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常识的无知和幼稚可笑的轻率表现。这里丝毫也看不出一个自命为“伟大、正确”与成熟的党的影子。《决议》中的这些话，原来在第一线负责主持财经工作的周恩来们是绝对不会讲的。刘少奇一向比较沉着、头脑清醒，也不会讲。这些统统都出自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论党内地位，也只有他一人能这么讲（按党内惯例，在毛泽东专制年代，历次党的《决议》都是根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精神或原话写出来的）。其他如柯庆施之流，充其量是扮演煽风点火的角色。

这毕竟是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从“大跃进”的角度看，这仅仅是一场“序幕”，真正大胡闹、大折腾的“正剧”还在后头。

大胡闹、大折腾的“正剧”，主要有两场：一场是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粮食“特大丰收”；另一场是全民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地开花。

先讲关于粮食产量放卫星问题，有一阵子人们几乎天天可以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看到竟放“卫星”的消息：今天报道某省某县粮食亩产一万斤，明天必有另一个省的什么县超过亩产万斤，再过两天必定又有另一个县超过前面报道的产量。总之粮食产量是节节上升，你追我赶，谁也不敢落后。好像那时的粮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嘴里吹出来的。反正彼此都是“吹”，只是先后、多少的差别。但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必定后来居上。谁“吹”得越响，谁就越“红”、越走运；反之，谁不敢吹，谁就倒霉、挨批。

在《周恩来传》一书中，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有这样一段回忆：

“当时，恩来同志在某市郊区亲自看了一块挂着亩产十万斤的‘卫星田’，卫星田的上空，电灯通明，像灯光球场一样，这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把几十亩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亩田里。恩来同志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

“从周恩来内心来说，对这类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等现象从一开始就很忧虑。”

这里所揭露出来的弄虚作假的现象，在当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光靠“吹”的一手，是不行的；还得有另一手对付上面检查的办法，这叫“瞒天过海”。把几十亩田的稻子移栽到一亩田上，实际总产量不仅没有增加，还可能有所损耗，而且还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为什么要干出这种蠢事来？说穿了，从事物的本质看或从根子上来追查，都是毛泽东逼出来的，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甚矣！”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要搞“大冒（进）”，本身是完全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事实上是根本办不到。毛的讲话，在经过“反右”、“批周”之后，即在重登“凌驾宝座”之后，俨然以“当代秦始皇”自居，“一言九鼎”，谁敢不听、不执行。除非他不怕：轻则丢乌纱帽，重则被投入监狱、搞得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何况在大区、在各省，还有大大小小的柯庆施、吴芝圃之流，这类人对上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下惯用权势压人。实际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种人身处高位，其所起的恶劣作用，切切不可低估。

这场“大闹剧”，也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不同人群的本来面貌。柯、吴算是另类。那么他们的主子毛泽东又怎么样呢？毛泽东在徐水参观“卫星田”时，有一段现在看来是“天方夜谭”式的对话，或者说是无知的奇谈怪论。但在当时恰是作为《人民日报》头条特大新闻来报道的。下面“奇文共欣赏”：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笑眯眯地问前来报喜的人们：‘你们全县才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11亿斤粮食呢？粮食多了怎么办啊？’社员们哈哈发笑，无言以对。毛泽东就自己接着说：‘粮食多了可以换机器，造酒精，用不了那么多，自己可以多吃嘛，一天吃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点，一天做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见《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书，第278页）

在毛泽东发表上述谬论之后，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在农村发生饿死人的事。什么“一天吃五顿”，连一顿都无法保证。要不怎么以后连续三年饿死四千多万人这一真正史无前例的惨剧。无情的事实给毛泽东一个响亮的耳光！

毛泽东为什么会讲这些荒谬绝伦的话？稍有一些常识的、稍为有些理智的人，是决不会这么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那末，究竟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讲这一翻话呢？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毛泽东本人。我们只能说：一心想搞“马克思主义冒进”的思维定位，迫切要求“大冒（进）”的实践，来证明我毛泽东就比“非马克思主义反冒进”的周恩来们高明得多。谁知不是老天爷不帮忙，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卖您毛泽东的账。您毛泽东可以在神州大地胡说八道，谁也不敢在您面前说一个“不”字；可经济发展规律照样要惩罚您。您越胡闹，对您惩处越厉害。当然，真正受害的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全国老百姓，特别是几亿农民。

在后来，毛泽东又是怎样来回答在徐水所发表的那一套荒唐可笑的的谬论呢？面对饿死人的惨景，联系他在徐水的那一段“高论”，对毛泽东无疑是极大的讽刺。作为一个“政治家”（这里不说什么“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总应该良心上有所触动，有所不安，有所愧疚。至少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有一个真诚的表态，毕竟徐水的“谈话”在《人民日报》上是大肆宣传一翻，社会影响极大。善良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位“伟大”领袖，不仅违避这个问题，而且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他之所以对那时的“卫星产量”（如亩产万斤、几万斤），相信不疑，就是因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讲过：“充分利用太阳能的潜力，粮食产量可提高多少倍。”这样一来，找了一个“替罪羊”，他毛泽东什么责任也不负，他永远是正确的。

关于全民炼钢问题，这是一场更为无聊、更为无知的“大闹剧”。

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的指标时，当时只完成400万吨钢铁产量，余下的4个月要完成近700万吨。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只要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就会认定这一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不说外部如何协调发展，就以钢铁生产内部如何配套问题，也解决不了。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始终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尽管他刚挨过严厉的批判，在毛泽东提出翻一番的指标时，他当然不敢说什么；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周恩来还是很谨慎的。《周恩来传》一书中，有一个情节是十分感人的：

“他听说河南新乡县放出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后（又是吴芝圃领导下的县，那一年河南的卫星放得最多，可是后来河南逃荒与饿死人的也最多），问他的秘书有没有这种可能。顾明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要一千多万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周恩来立刻派顾明到河南去了解情况。顾明把土法炼出来的所谓生铁带回来，最好的只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周恩来看了样品后心情十分沉重，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样品就一直摆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架上。后来，有的省的领导要求放‘卫星’，周恩来总是劝说：‘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见该书第457页）

周恩来在“大冒（进）”年代，能做到这一步，真是难能可贵。他是在背着“政治包袱”（刚挨过批）的政治背景下，冒着风险、顶住压力，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他一方面不得不（实际是无可奈何的）贯彻执行毛泽东“荒唐”、“无知”的关于全民炼钢的决策；另一方面又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抓住有利时机，尽可能减少损失、减轻灾难。在暴力专制的黑暗年代，从周恩来身上，人们能察觉到一些“闪光点”。

写到这里，不妨以周恩来作为“参照系”，回过来看一下已跻身于政治局的、属于另类的柯庆施。看他在全民炼钢问题上又是怎样“表演”的？不知是毛对柯私下授意，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奴才与主子在这个问题上又配合得何等默契！且看《周恩来传》一书所提供的有关史料：

“毛泽东定下1958年钢的生产指标为1070万吨后的第三天（指6月19日后的第三天），冶金部又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产钢计划’，其中提到：‘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因为根据这一个指标，我们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其他各大协作区参照华东区的指标，也纷纷……，制定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冶金部认为‘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见该书第452页）

既然明年能超过3000万吨，那么今年1070万吨还有什么问题呢？

柯庆施在这里又点了一把“火”。他向冶金部提出的“建议指标”也许在6月19日之前（据《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一书记述：6月上旬，各大协作区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就提出了钢铁翻番的任务）。6月19日是一个什么日子？前面提到：正是在这一天，柯庆施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已经点了一把“火”，在同一天毛泽东就提出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原来“钢产量翻一番”这一“杰作”的出台，也有柯庆施的一份“功劳”。为了实现毛泽东的“大冒（进）”，柯庆施点了两把“火”。他的“表演”，令人作呕，也令人发指。如果说当年基层干部大刮“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是出于无奈、出于上头的高压政策；那么，柯庆施之流完全是为了讨好主子、博得主子欢心，而不惜作出“助纣为虐”的事。身为政治局委员，其人品如此低下，委实可怕，令人心寒。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通史，就会知道：只要有暴君，必然有奸佞当道，忠臣受害，历来如此。这样来看柯丑、康魔，就不足为奇。

下面就该转入正题，来追述一下这场“全民炼钢”的“大闹剧”。

不知是出于习惯势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毛泽东抓生产也像抓政治运动一样。

毛泽东这次抓钢铁生产，指导思想是一定要来一个“大冒”！（毛泽东在1月南宁会议上的原话，后来才改为“大跃进”这一术语。他也许意识到这个“冒”字，多少有些贬意，至少不是褒词。而“跃进”这个词一般是褒词。仅仅改一个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毛泽东的心态。）而“大冒”的目的，为的是向周恩来证明：“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毛氏“理念”。

既然是“大冒”，就得有一种搞政治运动的气势，要造成一种轰轰烈烈的气氛。于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抓三个环节：一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发了一个公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堂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二是下令各级组织必须第一把手党委书记亲自抓。三是毛泽东还下达了一条死命令：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要普遍“开花”，大搞“小土群”，土法炼铁；在城市里，凡党政机关、大企事业单位、大中学校以及大的基层组织，无例外地搞“土高炉”炼铁。不论是否有条件，都得“上”。不然就撤职查处。这第三条是最关键、也是最致命的。因为头两条是“虚”的，有可能落空；而第三条是“实”的。所谓“死命令”就是不许以任何借口来拒绝执行这一命令。谁都知道不执行的后果是什么。这样一来，大凡带“长”字号的各级党的干部，无不闻风而动，雷厉风行。一时间，土高炉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尤其是在农村，“小土群”连成一大片，一到夜间，火光冲天，倒有一点儿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的气势。

毕竟钢铁生产不是靠硬拼、蛮干或靠“人海战术”所能完成的，不说其他条件，就以上面周恩来的秘书顾明所说的：“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既然不分城乡，不分当地有没有生产钢铁所需要的原材料，毫无例外地统统都得“上”。其后果之恶劣就可想而知。没有矿石，就把各自家里的铁制器具、铁制门窗等等“贡献”出来，把市政建设中本来有用的铁制品也拿出来，……等等，都作为炼铁的原料。没有煤，就滥伐森林。没有森林的地方，就砍树木。而最后从“土高炉”炼出来的恰是不能用的“海绵铁”。真分不清这是在搞建设，还是在搞破坏。本来这个答案是十分清楚的。稍有一点常识的人，不需要什么思考，就会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在当时，无论是包括政治局成员（柯庆施之流除外）在内的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以及知识分子专家，特别是炼钢专家，谁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更不敢讲反对意见。

这是为什么？在“反右”以后，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在批周以后，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也不敢在毛泽东面前吭声了。于是，低级无聊的、幼稚可笑的“大闹剧”，就这么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对此，毛泽东居然大喊“超英赶美”：12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现实社会生活告诉我们：站在21世纪开元的起点上，已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有大幅度提高之后，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属于发展中的国家；再经过五十年发展，我国的奋斗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无情事实说明，在毛泽东夸口“12年超英、15年赶美”之后93年，即在2050年，我国离发达国家仍还有一大段距离。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当年讲这些“热昏的胡话”，显然是一种“无知”。

回忆这一段往事，这就不仅仅是一场“大闹剧”，而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场“大丑剧”。把“无知”当作“自豪”，它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

附：几份关于“大跃进”的极其难得的史料

一份荒诞离奇的反面教材
——看毛泽东是怎样“胡说八道”的

本文所转引的史料，均摘自叶永烈所著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有关内容。现在的人们大概不会相信这一连串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荒谬绝伦的话，竟会出自这位“伟大领袖”之口。如果不是从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薄一波的回忆文章中摘抄过来，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这些“热昏胡话”的可靠性。但这却是铁板钉钉的。

可是，由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他说了那么多的热昏胡话，在“一言九鼎”的年代，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得跟着“瞎折腾”；最后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饿死了四千万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付出的代价与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应该感谢叶永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极其难得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作为一个“反面教员”，给我们上了一堂极其十分生动、形象的“课”。

下面就转述这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热昏胡话。让我们共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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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说山东省有个大山农业合作社，因此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提倡各地效法搞深翻。毛泽东向湖南省领导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的工、几百的工也要干’；又对陕北的领导人说：‘搞一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田全部翻一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还听说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种植三万株禾苗，于是又向全国农村提出‘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株禾苗，北方的谷子、麦子、高粱、玉米都可以密植。’”（出处同上）

“上有好者，下必甚蔫”。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深翻”变成了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结果熟地变成生地，好地变成了盐碱地。而合理密植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收获的是一堆秕子。

“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地竞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等报刊竞相报道。从6月8日报纸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2105斤的“卫星”后，各地的“卫星”越来越多，也越放越大：

小麦，“卫星”最大的是《人民日报》9月22日报道的青海省赛供克农场亩产8585斤；

水稻，“卫星”最大的是《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为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

……

从今天看来，这些天方夜谭式的“高产卫星”，很明显是弄虚作假的。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相信；各地领导机关和新闻谋体也深信不疑，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报刊进行大力宣传，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大量的社论，大肆批判“条件论”、“机械论”、“悲观论”、“农业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8月4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的文章中写道：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毛泽东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像算账一样地说：

‘你们夏收才拿到9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投机器’。毛主席说：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主席说：

“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大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着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主席说：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

‘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在视察过程中，也许毛泽东觉得一天吃五顿饭，并不是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好办法，吃五顿还吃不完又怎么办呢？于是又作了一条新的指示：

‘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呀？以后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　　　　＊　　　　＊　　　　＊

编者的话：

读了《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真不知道该怎么来评价我们这位“伟大领袖”。毛泽东信口开河地说话，那怕只要有一点点常识，也不会说这样荒唐的话。中国的老百姓也太容易受骗上当了。他们不但对毛泽东的“热昏胡话”信以为真，而且还十分赞赏地说什么：“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大概没有过半年时间，中国的老百姓不要说“吃五顿”，能够吃一顿饱饭，就算上上大吉了。事实上，在毛泽东讲了“热昏胡话”之后不久，农村是就开始“饿死人”了，此后三年全国饿死了近四千万。这一无情的铁的事实给毛泽东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李达与毛泽东的一番争论
——真理与荒谬的较量

1958年，在武汉，毛泽东与著名的哲学家、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李达之间，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发生了一场争吵。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梅白回忆道：

“李达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毛泽东，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不通？’……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又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说明。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钦定这个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挡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大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我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我便碰了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

“我看天色已晚，就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见贾思摘《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

编者的话：

李达这一铿锵有声的、无私无畏的、出于公心的一席谈话，读了令人佩服。跟毛泽东用这种口气说话，真是需要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当年，不要说党外人士，就是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像李达这样的敢于直言并不留余地跟毛泽东提出尖锐的批评，从哲学的高度，对毛泽东的谬论进行批驳，真还找不到一个。

“超英赶美”：工业“大跃进”
——毛泽东的“天方夜谭”式的狂言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用农业的“大跃进”来促进、推动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把持的

像“蜗牛一样爬行”的工业。毛泽东曾说：“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问题解决了，你们工业怎么办？”

工业方面的“大跃进”，是以毛泽东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为纲领的。

6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

“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十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

到了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赶超的主要项目是钢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钢铁产量计划指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上调。开始时，周恩来等人还考虑到国民经济全局，计算要生产这么多钢铁，需要增加多少电力、运输、机械设备……。因此，只敢一点点，一、二百万吨地往上加。到了六月份，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说：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于是1958年的钢产量便确定为1070万吨，是1957年的一倍；并决定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3千万吨。到1962年则要达到9千万吨以上。（见薄一波《若干重大方针与事件的回顾》）

对于这种工农业一齐“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他说：

“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你看怪不怪。”

“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见林蕴晖《人民公社狂想曲》，《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刊登）

为了实现钢产量目标，在8月1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这便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由来。……毛泽东向陈云下达八条指示，其中提出：“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指标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撤职、开除党籍处分。毛泽东还下令将各省市区主管工业生产的党委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会，会上宣布了毛泽东定下的纪律，俨然是“立下军令状”。

为了完成毛泽东的“翻番”目标，全国投入钢铁生产的劳力超过一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办起来的小土炉达到几百万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国家亏损五十亿元。至于过量地开采矿石、煤炭，滥砍树木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热昏话”
——“伟大领袖”的“梦中呓语”

在1958年“大跃进”热潮中，毛泽东是“热源”。下面摘录的便是热昏了头的毛泽东，

在那些热昏的日子里所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热昏的话：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他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编者注：“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这样的热昏话，还是第一次看到。连随行记者也不敢报道这一信息。）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

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编者注：“每个公社平均两架飞机”这样的“大话”，也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随行记者对这类消息，只好割爱了。）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编者插话：在闭关锁国的年代，老百姓对外面的世界什么也不了解。毛泽东怎么吹牛、怎么胡说八道，也没有什么关系。经过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毛泽东的这一翻荒唐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来评价我们这位“伟大领袖”？改革开放后经过20多年举世公认的迅速发展，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与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如“四小龙”），差距也是很大的。决不是五年、七年所能赶上的。何况我们还有上亿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即使在城市里也有大批待业、下岗的群体。）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年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设想十年可以搞四亿吨钢……二十亿吨煤，三亿吨石油。”

——“（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编者的话：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说一些错话，还可以原谅；但总得有一个“度”，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在政治上，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说话更应该注意分寸，决不能说出什么：“一搞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了。”什么“觉悟大大提高，民法刑法都不需要了。”这一类令人贻笑大方的话。可是在另一场合，毛泽东又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面临这样一位我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人民不遭受大灾难，才见鬼呢！

（三）“大跃进”是—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

“大跃进”不仅仅是一场“大闹剧”，而且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这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的。对毛泽东来说，只要来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冒（进）”，显示一下他的“伟大气魄”，显示一下在他的“导演”下，全国“上上下下一起发狂”（老革命家温济泽语）的场面，他就满足了。为什么？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次对他的“凌驾”地位是否稳固的一种考验。从另一角度看，足以使毛泽东引以自豪的是：他自夸的所谓“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也许包括他亲自导演的“大冒（进）”这一杰作。这一点秦始皇肯定是办不到的。

说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这是经过两个方面的分析后，而得出来的论断。一方面是表现在经济的大破坏，另一方面是表现在干部素质的大滑坡。从而使中华民族大伤元气。

本文只谈关于经济大破坏的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特别是当年亲身经历过的人。对于我们的后代子孙，他们大概不会相信当年会发生这样幼稚可笑、荒谬绝伦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下这一段史实，对他们还是有益的。

首当其冲的是当年的农业大减产。大家认为：从1958年当年农作物生长情况看，本来应该是一个丰收年，但结果是丰产不丰收。原因很简单，有两条。一是为了搞“卫星田”，把几十亩、乃至上百亩的快成熟的稻子移栽到一亩田上，这中间的损失在全国累计起来是相当可观的。更重要的是：正当农村秋收大忙之时，农村所有的男劳动力全部被强迫赶去搞什么“全民炼钢”；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和妇女半劳动力。有相当一部分粮食烂在田里，没有收上来。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包括这个因素。当年农业实际是减产，但一层层往上报的都是浮夸、虚假的数字。国家据此收了过头粮，最后造成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饿死四千多万人的惨景。

其次是“全民炼钢”的损失。在年终报表上，当然是完成了毛泽东提出的1070万吨生产任务。就像粮食产量虚假数字一样，钢铁产量肯定是达到这一指标。问题不在于产量，而在于产品的质量。在1070万吨生铁中，有近400万是成为废品的“海绵铁”。其余近800万吨是原来正规钢厂经挖潜后的产品。这就是说动员了（实际是强迫）几千万人用“小土群”生产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废铁。（据《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一书所提供的史料：“七月底才几十万劳动力，八月底是几百万劳动力，九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十月增加到六千万人，年底达到九千万人；城市参加炼铁的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二；土高炉：七月全国城乡才三万多座，八月增至十七万座，九月增至六十万座，十月猛增到数百万座。）

“全民炼铁”所带来的经济、物质损失是极其严重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是近1200亿人民币，以可比价格计算，用这笔钱就可买回400万吨好钢。这就是说这笔巨款被“小土群”的火烧掉了。本来还有使用价值的民用铁制品、城建用的铁制品……等等，也被砸碎后烧掉了。此外，成批森林被破坏性坎伐。这不仅仅是难以数计的木材，被白白烧成灰尘；更为严重的恶果是造成成片的、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年复一年，使长江流域常年流沙淤积，导致水灾频频发生；真正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后患无穷的、难以根除的大隐患。

不说后来近20年的接连不断的大搞绝灭人性的“政治运动”，仅仅凭这次为了表现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以区别于周恩来们“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因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硬是要来一个“大冒”。最后在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另一种形式大灾难（区别于阶级斗争的大灾难）。

附1：三年的“大跃进”的代价

在叶永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三年的“大跃进”的代价》的文章，他用纵横（指古今中外历史）对比的方法，痛述了“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大灾难。用词犀利尖锐，在公开出版物上，能够作这样的剖析，是根本见不到的。但却是那么切合实际情况，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真是难能可贵！这也是本书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为此，转载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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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从1958年初发动，至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宣布停止，历时三年。

“大跃进”的实际效果是“大破坏、大滑坡、大倒退”。从1960年第一季度起，国民经济就每况愈下。（注：作者接着从农业（包括粮、棉、油）、轻工业、钢铁工业以及财政情况等几方面，说明“大跃进”带来的“大灾难”）

“这一切所组成的痛苦和灾难，都落在中国六亿老百姓身上。饥饿、营养严重不良，加上连年艰苦紧张的劳动，以及恶劣的政治环境，人民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据统计，1959年—1961年三年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人。”

“八年抗战期间，全中国死亡人数是35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德战争中，苏联的死亡人数2千万。三年灾难比战争还要残酷。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天灾人祸”，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天灾人祸”。“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之惨烈，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毛泽东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祸害，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将相”

“据另一项估算，因为三年‘大跃进’，中国国民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才550亿元。‘大跃进’损失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而且，后来还用了五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使之恢复到‘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中国经济发展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浪费了八年宝贵的时间。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与他们的差距拉大了。这又是一个长时间内弥补不了，从而也无法估算的重大的损失。”

编者的话：

如果我国公开出版的史书，也能这样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报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当年的历史真相，了解毛泽东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给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以及他为什么不惜让全国人民承受这场大灾难？果能如此，则是中国人民的万幸！

如果还是继续蒙骗人民、掩盖历史真相，空谈法治，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附2：解密的“大跃进”档案材料
有关建国以来若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档案的解封，几经波折。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过往统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材料，现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1959年至1962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1959年至1962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注：历年具体情况从略）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三千七百万。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名地区有1327万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万7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名地区有751万8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万8千多人。
（摘自《争鸣》2005年第11期）
编者的话：
这是香港出版的《争呜》所提供的信息，原来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备用的，其真实性如何，有待进一步核实。现在辛子陵著的《千秋功罪毛泽东》和杨继绳的《墓碑》两书已经证实了这一信息是准确无误的。

（四）“大跃进”是对民族素质的大伤害
——兼析“风马牛”干部的现象

上文论述毛泽东的“大冒（进）”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大灾难——经济大破坏，这主要是从物质方面来考虑的。尽管损失巨大，有的至今还难以消除其遗留的恶果（如滥伐森林所造成的水土流失），但终究是有形的东西。从深层次来看，精神上的、无形的伤害，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恰恰是致命的、永难消除的伤害。

如果说：“反右”的后果是伤害了知识分子群体，“批周”的后果是伤害了党的领导核心层；那么，“大冒（进）”的后果就是伤害了各级党员干部。这种伤害主要表现在党员干部素质的大滑坡。经过“大冒”这场冲击，使他们完全、彻底丧失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而代之以浮夸风（对上）与强迫命令风（对下）。因为他们处在承上启下的地位，又掌握各级领导权，涵盖全国各个角落（面广）；其人数又特别多（量大），不算省一级（高层），从地、县、区、乡，这四级党员干部总人数，总得超过几百万。由于他们掌握“生、杀”大权，能量极大。这一群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人民的命运。他们的政治素质高，人民万幸；他们的政治素质低，人民就遭难。从一定意义讲，他们素质的大滑坡，就标志着民族素质的大滑坡。这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最可悲的。

周恩来对当年的干部作风，有一个十分形象生动的高度概括，叫他们是“风马牛”干部。“风”，就是随风倒或看风使舵的意思。“马”，就是拍马屁、溜须拍马的意思。“牛”，就是吹牛、浮夸（风）的意思。这“风、马、牛”三者是统一的整体，都是对付上级（顶头上司）的一种作风。对付下级（下属或老百姓），必然是一副大老爷或土皇帝的面孔，一种强迫命令的作风。这是一种品质的两个侧面。

应该说，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初）党内风气比较正常、党员干部作风也比较正派。党员干部作风的蜕变是与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蜕变，息息相关。毛泽东在重登“凌驾宝座”之后，专断独行、一意孤行；谁要不顺从他，谁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在这种高压、极权机制下，在几百万党员干部中，敢于直言，始终保持自己的尊严与人格的，绝无仅有、为数寥寥。偶尔涌现，即遭灭顶之灾。连其英名，也难留史册。可能还背着什么“反党、反革命”的黑锅，含冤九泉之下。少数人能保住洁身自好，不阿谀奉承，已属难能可贵。相当多数的党员干部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随波逐流；在“大冒（进）”年代，就演变成“风马牛”干部。在本质上，多数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心态，被上头逼出来的。久而久之，这批党员干部已在人格上被扭曲；从而蜕变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当然还有极少数人，如林彪、康生、柯庆施之流及其爪牙，则是“助纣为虐”的败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在这后两类人之间，虽然有质的差异，但他们都是毛泽东专制统治体制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正是依靠这两类“党员干部”（实际上是毛泽东这个“当代秦始皇”的帮凶、爪牙和奴才），来巩固他的“凌驾”地位。在1958年，毛泽东的“大冒”计划正是依靠他们上下齐手，才得以实现。

在现在进入21世纪的年代，由于我们党迄今还没有对毛泽东统治年代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进行彻底的反思；因此，毛泽东给民族精神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党员干部人格的扭曲以及干部整体素质的滑坡，就谈不到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留给党内干部身上的腐朽的思想作风，作为一种习惯势力（或思维定势）一代一代沿袭下来，无法肃清，并且还时时在起作用。这一无情的、残酷的现实，谁也无法否认。想到这些，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五）“大跃进”的错误是否应由政治局常委集体负责？
——再次质疑小平同志

关于大跃进的错误究竟该由谁来负责这个问题，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从上面的论述中，就可以立即找到正确答案。那么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这个因为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发表如下一段谈话：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

在这一段谈话中，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当年的“大跃进”，中央其他常委“都没有反对”或“没有说话”；二是“大跃进”错误的责任该由集体负责，不该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责任。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既然没有反对，就意味着“同意”；那就应该对其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如果不了解事实真相，泛泛来谈论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这种说法也是合乎逻辑的。

列宁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46页）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只能靠“事实”说话，而不是靠逻辑推理，尤其是不能靠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大跃进”问题，是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狠批周恩来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说是下半年要来一个“大冒”）；之后，在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什么：“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几顶政治大帽子扣在周恩来头上，经过多次反复检讨之后，周恩来总算熬出了头，好不容易地摆脱了灭顶之灾。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当毛泽东在同年下半年，无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不论是大放“卫星田”，还是搞“全民炼钢”，周恩来还能说什么呢？他能“反对”吗？他敢反对吗？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一方面执行毛泽东的“大冒（进）”的方针；另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减少（或减轻）由于“大冒”而造成的损失（灾难）。周恩来在他所处的岗位上，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您还能要求他负什么责任呢？

少奇同志与陈云同志在毛泽东策划的反“反冒进”的全过程中，也都作过检讨。陈云还被撤了职。陈云同志被撤职一事，当时虽然没有发表，但这是事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关于陈云的“词条”中，有这样的记述：“1959年4月再次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史实说明：陈云同志在1958年下半年正处在“靠边站”的地位，您还能让他说什么呢？

小平同志为树立毛泽东的形象，要为毛泽东开脱罪责，让常委集体分担一些责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讲话总得讲究原则，不能违背客观事实，不能文过饰非。尤其是在指导如何撰写《历史决议》时，切切不能人为地杜撰历史，这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是站不住脚的。说得透彻一些，这也是对历史、对民族、对后代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大跃进”的错误及其对民族、对国家所带来的伤害，只能由毛泽东一个人来承担责任，而不能由常委集体负责。这是人民的结论。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小平同志惋惜，就在指导如何撰写《历史决议》时，这一类政治性错误，不是这一处。就其大者，至少还有关于“反右”问题的谈话，小平同志说：“不反击（指‘不反右’），我们就不能前进。”这类近乎荒唐的话。（参见本书第三章附１.）应该相信人民群众是有能力来鉴别谁是谁非，对毛泽东的评定，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靠权势来伪造历史，只能蒙蔽一时，而不能永远。为小平同志着想，在这两个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是最大的失策。小平同志对当时的内幕与政治背景，比任何人都清楚。不知为什么还要这样煞费苦心，去掩盖真相，制造假相。真不值得。

第六章　关于1959年彭总冤案

（—）历史恩怨
——毛泽东为什么记恨彭德怀？

在谈1959年彭总冤案之前，先要搞清楚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要从彭德怀身上“开刀”？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主席写信，坦陈自己对“大跃进”后果的意见，供毛泽东参考。这从组织原则讲，是十分正常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毛泽东恰借此机会，大动干戈，必欲置彭总于死地而后快，这究竟是为什么？要彻底揭开这个“谜”，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彭德怀传》一书的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说：

“要写出一部彭德怀的信史，需要直面一段给人们留下痛苦回忆的历史，需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

“这仅仅是第一部《彭德怀传》，后来者将会更高、更广的历史视野，写出一部又一部更透辟、更深蕴丰满的《彭德怀传》来。”

这里所讲的‘禁区’，是有特定涵义的。说明在彭与毛的关系中，有些有损于毛泽东形象的史实还不允许公开发表。因此，在目前条件下，要完全说清楚毛与彭之间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是不可能的；而要分清其中的是是非非，更是难乎其难。这是因为一旦是非、恩怨分清楚了，彭德怀必定是永垂史册、流芳百世；毛泽东作为对立面，其结局也就十分可悲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还不敢撤销“禁区”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从已经曝光的一些史料，看出他们在历史恩怨方面的一些仉端。

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的个人关系上，据《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书记述：

“整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出现的比较大的分歧是：对李立三路线的认识、会理会议、1936年东征山西和百团大战。”

从《彭德怀自述》（这是一部在“文革”中彭总以“犯人”的身份，多年反复交代的材料；是为了弄清所谓“案子”，根据“审问人”的提问而写的“自述”）看，其中的会理会议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积怨最深的一次，使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

关于会理会议在李锐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见该书第342页）：

“由于林彪想要改变军事领导的一封信，会议（注：1935年的‘会理会议’）对彭总发生了误会。彭总并不知道写信之事。虽然‘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我就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庐山会议又重提此事。因此，《自述》总结了这种不爱申辩的教训：‘在这24年中（指从1935年5月会理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主席大概讲过4次，我没有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对这一段史实，即使在现在出版的《党史》中，也不会论述。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那次会议的背景加以扼要的介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特别是土城之战的失败，红军伤亡惨重。从入贵（州）时3万余人，到过金沙江只剩2万余人。同时由于连续作战，部队疲惫不堪，认为这是军事指挥失误造成的；这种情绪对领导层也有影响，出现了分歧意见。林彪不赞成毛泽东的走“弓背路”的战术，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见《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他主张走“弓弦路”战术。这种对战术上的分歧意见，应该说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属于完全正常的现象，无可非议。林彪的信就是要求更换军事指挥的领导人，要毛泽东下台，让彭德怀来指挥中央红军北进。这对“视权如命”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是大逆不道的事。何况他刚上台指挥，就要把他撵下来。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年轻（当年林才28岁），是被彭德怀利用了，认为彭想夺他的权。在会理会议上，由于毛泽东还没有登上“凌驾宝座”，彼此地位是平等的。彭在会上也表示不同意林的意见，拥护毛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两人为周恩来、王稼祥），继续指挥全军作战；并且认为遵义会议刚调整领导班子，以不改动为好。这样会理会议的最后结果是保持了原来的领导班子。对这件事，彭总当时也没有把它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事过境迁，也就忘了。但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彭在《自述》中，所谓“大概讲过4次”，那都是在毛泽东“凌驾”于党中央之后发生的事。所谓“讲”，那就是算老账、算“政治账”。而彭总在24年内对毛泽东四次“算账”，从来没有作过任何申辩、解释；而是采取“日久见人心”、“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真所谓“君子坦荡荡”，可是彭总恰恰忘了还有“小人心窃窃”。毛泽东是一个惯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并且是一个报复性极强而又不择手段的人。其结局必然是心地忠厚、耿直的彭总惨败在心地阴险狠毒的毛泽东手里。

除了上述会理会议这一冤屈的事以外，彭老总还吃亏于他为人太耿直、太无“城府”，而又敢于直言不讳，犯颜冒上；从而在建国后又多次得罪毛泽东。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彭老总反对搞“特殊化”（确切说是在生活上开始“异化”），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作风；二是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在建国初期，彭老总身居要职，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两袖清风。朱老总说：“提艰苦朴素，没有一个敢比彭德怀的。”因此，他对当时在国内的一些著名旅游胜地和大城市，为毛泽东等人兴建豪华别墅而感到痛心；此外又对从“文工团”里挑选一批漂亮的女青年，专门为毛泽东等人在中南海陪伴跳舞，感到忧虑。对这些作法，彭老总很看不惯，他认为这是在生活上搞“特殊化”，而且是封建帝王那一套。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在向封建传统生活作风“异化”。他把“别墅”看成是当年皇帝的“行宫”，把漂亮女青年陪舞看成是“宫女”伴君，寻欢作乐。这些看法也许有些偏颇；但在当时共产党刚掌握政权不久，百废待举，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不应该到处兴建“行宫”。何况老百姓生活还很艰苦，而且对共产党人还不太了解，彭总要求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出发点无疑是为党和党的事业。为此他特地找负责操办这些事的罗瑞卿、汪东兴，严厉批评他们，叫他们不要搞兴建“行宫”、物色美女这类事。其实彭总也糊涂了，罗、汪是看“主子”的眼色行事，充其量是“上有所好，下有甚矣。”但毕竟能博得“主子”的欢心。他们怎么会听您彭总的话呢？该怎么干，还是继续照干不误。对在潜意识里，当年已有“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兴建“行宫”，找美女伴舞，这些都是小事一椿。罗、汪之辈，也认为为“君主”办事，理所当然。只是彭总一人对此这嫉恶如仇，不吐不快。但彭老总的这些做法，毛泽东必有所闻，他能不记恨于心吗？虽然这类事，毛泽东不能把它摆在桌面上，但借机给“小鞋”穿，易如反掌。四次清算“会理会议”的老账（如包括庐山会议一次，那就是五次），不就说明问题。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在1959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还气愤地指名道姓提到早年任弼时曾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这件事。这时任弼时已离世九年，尚且不肯放过；何况您彭总还在他身边，时时给他添麻烦，他能饶了您吗？

此外，彭老总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上，在政治局委员中，也是最积极的。“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是他率先提出的，而后形成有关的《决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又是他带头建议的（见《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书，第268页）。

凡此种种，毛泽东不狠彭德怀才怪，毛真是从心底里狠透了彭德怀。老的疙瘩没有解开，又结了新的、更大的疙瘩。毛泽东能放过彭德怀吗？

周恩来在1956年仅仅在经济发展方针上，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防止急躁冒进”；就遭到毛泽东持续狠整半年之久。您彭老总直冲毛泽东致命、要害问题，其结局本来就可预料到的。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也提到：

“（彭德怀）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见《庐山会议实录》，第319页）

所有这些史料说明：彭老总在毛泽东最敏感的问题上，表现出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气概。而正是这一类直接涉及到毛泽东致命问题上，而他本人又不能出面“反击”；只能暂时吞下苦果，伺机报复。彭老总这种嫉恶如仇、坚决反对封建专制的腐朽遗产——“个人崇拜”的顽强斗争的精神，在同代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难怪季羡林老人在《牛棚杂忆》中说：

“一直到今天，在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见该书第251页）

史学家、思想家黎澍也说过：

“历史上能够传名后世的人物，往往中身陷逆境或犯上受害者，彭德怀一定会永垂史册。”（见《直言》一书，第378页）

《彭德怀传》一书的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对彭老总一生进行了十余年研究之后，我们深信他将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颗不灭的巨星；将是一个永远使人敬仰、为人传颂的英雄；也将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永远值得探究的历史人物。”（见该书第752页）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读〈彭德怀自述〉》一文中说：

“他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

这是人民对彭老总的评定，但毛泽东恰认为彭德怀是大逆不道、是“伪君子”、是“野心家”、是“一身反骨”的魏延。不同的立场，得出不同的结论。仅从这一角度来看，毛泽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既有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又有建国初期的“新账”。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老总一身浩然正气，骨头是最硬的。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他是出萃拔类的，他是我们党的骄傲。在彭老总光辉、伟大的形象面前，毛泽东的灵魂是丑陋的、可鄙的。这就是隐藏在毛、彭个人恩怨背后的实质。

（二）离奇、荒唐的突然袭击
——记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彭老总一生为人民和党的利益而无所畏惧地敢于直言、敢于坚持真理，他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长达九个月的反“反冒进”、狠整周恩来之后，在中央政治局内几乎所有成员（包括常委会成员），对毛泽东只能“俯首称臣”，惟命是从，谁也不敢吭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毛泽东，也正需要保持这种君君臣臣的关系。惟独彭德怀一人，心里怎么样想，嘴里就怎么说。正如他所说：

“昧着良心，说假话，我不干”。

他讲话从来不考虑毛泽东是不是高兴听，想说就说，那怕是刺耳的话。本来在政治局内，毛泽东最记仇、最恨的就是彭德怀，可就是他就是最不在意，好像他生来就有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犟劲儿。彭老总的“令人可爱、令人可敬”也集中在这一点上。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彭老总的这种性格特征，更显示出它的光彩夺目来。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位浩然正气、铮铮铁骨的元帅，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即使在“最黑暗、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的年代（季羡林老人语），从彭老总身上，让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在“大冒（进）”年代，在全国上下跟着毛泽东一起“发狂”、“发疯”的时候，有意见，谁也不敢讲。且看我们这位可爱、可敬的彭老总又是怎么对待的？

彭老总不仅在反对封建腐朽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疾恶如仇的气概，而且对1958年的“大冒”期间所出现的“浮夸风”，他也是不屑一顾，直言不讳的。对同一事物，比如农作物和土高炉“放卫星”问题，毛泽东参观后倍加赞赏，大放厥词（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周恩来参观后忧心重重，但当场不敢吭声（从周的当时政治处境讲，只能如此，人民是能谅解的）。我们的彭老总迥然不同，态度鲜明，直指要害。毛、彭两位领导人，对同一事物（如对“大冒”中普遍存在的浮夸风），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盖源于两个不同的立场、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这是因为任何浮夸、说大话、说假话，都是迎合毛泽东一心想证实所谓“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狂言的政治需要，他是站在“凌驾”（即“当代秦始皇”）的立场上来看一切事物的；因此，对敢于直言、敢于说真话、反对浮夸的人，毛泽东不但不愿意听，而且认为是在反对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表现这么反常呢？试想：如果没有当时各地大放、兢放“万斤卫星田”，没有九千万人全民炼钢，何以造成“大冒（进）”气势。这就是毛泽东喜欢浮夸风，爱听假话、大话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之所以对彭德怀恨得要死，核心问题就在于彭老总太耿直，直言无忌，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其实，既然毛泽东喜欢听假话、大话、空话，您彭德怀又不愿意说假话，那就像陈云同志那样，甘脆不讲话、不表态也行。何况您彭老总是管军事的，对经济方面的问题，完全不用您操心；也可避免得罪毛泽东。但彭老总的憨厚而又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一心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决定了他“不吐不快，吐则必尽”的处世准则。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彭总对当时浮夸现象的态度。在1958年11月，他在甘肃考察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不行，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完全不是我们脑子里想那个东西。（指土法炼铁）”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同年底，他去湖南考察，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一次他跟基层干部说：

“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上万、几万斤啊！我就不信，亩产几万斤，稻谷堆在地里一尺厚，长得出来吗？上面层层加码，是逼人说假话！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最近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最提倡讲真话，这一点是我们的长处。假如让我去讲假话，昧着良心，不顾事实地瞎说一气，我不干，就是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干，我没长那样的骨头。”

他还对陪同的周小舟说：

“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浮夸风遍地，人们头脑发热到了发狂的地步，想一步登天，不按经济法则和客观规律办事，其后果不堪设想的啊！看来现在浮夸风并没有刹住，还在滋长蔓延，长此以往，如何得了！这种情况要如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省委也要采取坚决的措施。”（以上史料均引自《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书）

上述史料引用稍长了一些，但对当年的过来人，读起来特别亲切感人，尤其佩服彭老总那种快人快语、耿直无私的品德。他所讲的那些话，现在听来似乎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可在当年这样讲是要冒风险的，没有胆识、没有勇气的人是绝对不敢讲的。如果把彭总与柯丑在“大跃进”中的言行作一翻比较（关于柯丑在“大跃进”中的“表演”，见本书第五章），就不难作出“谁是巨人，谁是小丑”的定论来。可是当年倍受迫害、灾难的是彭老总，而倍受信任、提拔重用的是柯小丑。仅凭这一条，也可以认定毛泽东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彭老总在甘肃、湖南等地考察中所发表的那些直接批评“浮夸风”的谈话内容，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能容忍吗？在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彭两人有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彭说：

“……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毛泽东深感到彭德怀这一咄咄逼人的话，是冲着他来的。但他还是强压心中怒火，对彭德怀说：

“德怀同志，你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来一个‘武人忧天倾’”

彭申辩说：

“主席，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我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笑答：

“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彭听了发愣，摸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真切底蕴。是警告？是规劝？总之，闹不清。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4月2日—4月5日），毛泽东终于大发龙威，向彭德怀“开炮”了。毛泽东在开幕时的讲话中，离开会议主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直冲彭德怀，说：

“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对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我跟我的兄弟也是这样的。”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严肃的中央全会上，讲了一通与会议主题毫不相干，而且格调低下、粗鲁庸俗、不堪入耳、有失自己尊严的话，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

所谓“彭德怀恨死我的”，从上述史料看，无非是三条：一是彭在建国初公开反对为毛泽东到处修建别墅，物色美女伴舞；二是在1956年“八大”，在政治局会议上率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倡议；三是在“大跃进”期间，旗帜鲜明地反对“浮夸风”。如此而矣，岂有他哉！这里丝毫看不出彭德怀对毛泽东有“恨”的“影子”（更谈不到“恨死”）。彭老总只不过为党、为民说了一些心里话，一些大实话；丝毫没有对毛泽东有什么个人恩怨。纵观彭老总一生，他对毛泽东是拥护的、尊重的。只不过提了一些“忠言逆耳”的意见。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恰恰认为这些都是彭德怀对他的“恨”。视角不同、立场不同、思想境界不同，就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是因为毛泽东已经把自己定位在“当代秦始皇”的位置上，站在党组织之上；也就是站在全国人民之上。于是“恨”的感觉，就这样萌发出来了。“皇帝老子”是万万碰不得的，历来如此。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为什么敢于离开会议主题，大放厥词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说什么他对彭德怀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掩人耳目的手法。事实上，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是“人不犯我，我也要犯人。”至于毛泽东所谓“人若犯我”，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因为他不是根据事实，而完全根据自己主观意念；判断的标准也不是从是否有利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根据对我毛泽东是否顺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才是毛泽东的处人、处事的准则！因此，所谓“我必犯人”，也就是我毛泽东什么时候想整人，就把他（们）狠整一通。至于用什么罪名、给扣上什么帽子，那就是我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从“反右”到“文革”，毛氏特制的帽子，名目繁多；但经不起检验。就其实质来说，可概括为一顶“帽子”，叫“莫须有”罪名。中国人民一提起这顶帽子，就马上会联想到南宋的岳飞，想到秦桧及其幕后的宋仁宗。这么一联想，不禁心颤，委实是太可怕了！

从毛泽东一生的政治实践看，他所奉行的处世原则（或处世哲学），是借鉴曹操的，叫做：“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最后的结果是：挨毛泽东整的、受毛泽东害的，并不仅仅是被毛泽东“恨”的或被毛泽东怀疑的那一批人，而是全国成千万、乃至上亿的人民。曹操是在错杀吕伯奢之后讲的那一翻话，他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真的做到（指“宁可我负天下人”），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倒是真的做到了，并且远远超过了曹操。就以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人来说，在政治局成员中，除了康生一人外，其他几十位领导人都挨过整，有些还被活活整死。而康生恰是一个在党内以“恶魔”著称的。陈云同志说“康生是‘鬼’，不是‘人’。胡耀邦同志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是耍尽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康生之所以能够异化成为“鬼”与“魔”，说到底，是迎合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从本质上看，陈云、耀邦同志这些评定对毛泽东倒是挺合适的。毛泽东为什么能超过曹操？这是因为毛泽东是集秦始皇的残暴与曹操的奸刁于一身，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的人。这样，受害的就不仅仅是彭老总一个人或别的什么高层领导人；而是成千万，乃至上亿人民。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20多年的大灾难、大耻辱；归根到底，都源于毛泽东这种“秦始皇加曹操”（不是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双重人格标准造成的。可悲的是：直到改革开放已有30年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忌谈毛氏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又用“禁区”紧锢，不准许“任人评说”，不让中国人民知道当年的历史真相。人们还处于被伪造的历史所蒙骗的境地。

（三）“请为人民鼓咙胡（呼）”
——庐山会议前期的彭总

按一般人理解：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什么“彭德怀恨死我”，什么对彭德怀的政策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等于已经向彭德怀交底、摊牌。留下的仅仅是时间问题，或迟或早这笔账毛泽东是要向彭德怀清算的。当时，彭老总在场，一听到毛泽东这一段话，也很紧张。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全会上那么不留余地；他感到委屈。会后，彭老总按原定计划，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历时五十天（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这时彭老总早已把毛泽东的“警告”，忘记得一干二净。

我们的彭老总就是有那么一种难能可贵的秉性：心里想的完全是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惟独没有自己。从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已经有人在时刻“算计”他，“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向他下毒手的时候；他却心无城府，从不提防。彭老总本来应该明白：所谓“彭德怀恨死我”，这是毛泽东心怀鬼胎或别有用心；正是暴露毛泽东自己恨死您彭德怀这一心态。可是我们的彭老总就是没有一点防人之心。

就在彭总回国的第二天，黄克诚向他汇报时说：

“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令彭总不解的是，几个月前他在甘肃考察时省委书记还告诉他：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连同他所看到的各地上报的灾情材料，远比他当时考察所得到的印象严重。他忧心忡忡。月底中央通知他上庐山开会。他想让黄克诚去，自己留下值班。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各地情况比自己熟悉。经请示，毛泽东决定还是要彭德怀参加。（当时请假不出席会议的，在常委中就有陈云、林彪、邓小平三人，毛泽东为什么不准彭德怀请假，这是一个“谜”。）

彭总奉命上山，在会上，他以自己的一贯的风格，发言开门见山，毫不转弯抹角。有的话直接涉及毛泽东，他也不加回避：

“解放以来，一连串胜利，造成群众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９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以上史料引自庐山会议文件《彭德怀在小组会议发言摘录》，《彭德怀传》第588—589页）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言人所不敢言，有人赞同，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还有人冷眼旁观。彭德怀从来不看人家的脸色讲话，仍然照直说下去：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搞，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心理。”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毛泽东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下去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以上引自《彭德怀传》，第590—591页）

从上述几段引文，人们不能不敬佩我们的彭老总。3个月前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刚给他发出一次严厉的“警告”，这就意味着毛泽东迟早有一天，他会抓住一切机会狠整您的（所谓“我必犯人”）。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央全会上把话说到这个程度，说得那么透彻，可是我们的彭老总仍然是念念不忘是如何挽救全国人民面临的大灾难，以及如何真正吸取教训，彻底纠正“左”的倾向。他就是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在他的发言中，还几次直接指名提到毛泽东这一任何人都忌讳的事。他的这一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只承认真理，一切以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在政治局成员中，也只有他一个人做到“言人所不敢言”，他就是不考虑会不会给毛泽东抓住报复的机会。我们的彭老总实在是太天真、太憨厚了。

在《彭德怀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述：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中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见该书第590页）

这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可贵品质，在毛泽东眼里，则变成不能容忍的“叛逆行径”。从而加速导致毛泽东下决心“我必犯人”的进程。

如果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上述发言，在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意见中那些言词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可是我们的彭老总发现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他既然敢在会上讲，就是要让毛泽东知道他的意见。（注：这里我们的彭总又太天真了）。

应该说：这正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值得引以自豪的、足以代表我民族精神中最优秀、最光辉的人格力量——敢说（说心里话、讲真话）、敢为（做一切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敢为人民鼓咙胡）、敢当（无私无畏，勇于承担一切责任）。尽管这样的人，太少太少；尤其是在毛泽东封建法西斯专制20余年之后，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精神被毁灭殆尽的情况下，彭老总的精神更加光耀夺目。不妨再看一下一些名家对彭老总的评述：

“一个难得的硬汉子……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季羡林语）

“彭德怀一定会永垂史册”（黎澍语）

“一个永远使人敬仰、为人传颂的英雄；也将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历史人物。”（《彭德怀传》作者）

这该是历史的定论！那末作为彭老总对立面、直接迫害彭总致死的“罪魁祸首”的毛泽东，该怎么论定？历史的发展规律，将会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这是绝对毫无疑义的。一位哲人说得好：

“真理总是要占上风的”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

（四）彭总冒颜上书毛泽东
——毛泽东印发《意见书》的背后

彭老总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写那封后来引发出一场大风暴、大灾难而对自己则是一场灭顶之灾的“信”？应该说他在这次庐山会议十来天的讨论中，已经讲了不少相当尖锐的意见，其中包括他在基层考察时所听到的意见，即基层干部与老百姓的意见。这也说明他已经做到了“请为人民鼓咙胡”（这是湖南一位红军老战士写给彭总的诗句，意即请彭总代老百姓“呼吁”）。于情于理他已无愧为一个人民的好公仆、好领导人。那么究竟为什么他还要写信呢？这从他跟随行参谋王承光讲的那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彭老总的内心世界和闪光思想：

“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见《彭德怀传》，第593—594页）

彭老总一片赤诚之心，溢于言表。他寄希望于毛泽东；但彭总恰恰忘记了4月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他的“警告”。“恨死了”彭德怀的毛泽东，正在找机会实践他“我必犯人”的诺言。彭的这封信，正中了毛泽东的下怀。

如果把彭老总的这封信，跟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作一对比，不难看出：这封信的第一部分是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是在充分肯定成绩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指出客观上存在的问题。这封信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如何吸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问题，他就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讲了两点比较贴切、中肯的意见。信的全文近4千字，没有只字涉及毛泽东本人的话，也见不到小组发言中那些尖锐言词。如果不抱任何偏见或另有叵测之心，是找不到任何置人于死地的“借口”。相反，这封信倒是表明：彭老总是忧国忧民、一心为党为民的忠诚战士。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彭德怀给他个人的信，作为《意见书》印发给与会人员，由此引发出什么“反党纲领”、“反党集团”……等一系列罪状？其实从这封信本身看，这样“上纲定性”不仅不能服人，而且是一种“莫须有”罪名，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毛泽东为什么要那样处理呢？除了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已“恨死了”以外，就是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几次直接批评毛泽东的发言，尽管《简报》上没有刊登，但毛泽东都了如指掌。既有柯庆施之流的“告密”，也有毛泽东本人蓄意想了解彭的动向这一因素。毛泽东之所以不准彭德怀这次请假，也不排除有意让彭在会上“放炮”，以便给予致命的还击。彭德怀的这封信，恰好给毛泽东提供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当年彭老总这封信的全文，在党内传达时，是保密的。仅凭断章取义，摘取其中的两个词：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与“有失有得”，就据以认定：这封信就是彭德怀的“反党纲领”。当时不让全党看彭的原信，这恰好暴露毛泽东心里有鬼。尽管作为“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一言九鼎，即使以“莫须有”罪名置人于死地，党内也没有人敢出来反对。但是，在神州大地上如能看到彭的原信，终究会有人进行独立思考，能从中悟出什么来；因为并不是所有党员都是甘心充当“奴隶”的。这种从一封长达三四千字的长信中，挑出两个词就大兴问罪之师，本身就是十分恶劣的作风。而隐瞒真相，又是对全体党员的愚弄、欺骗。

对这封信的是非，现在已有公论（定论），对彭老总也作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作为这一大冤案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依然是被钦定为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不仅对历史、对民族极大的讽刺，而且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极大嘲弄。

鉴于彭总这封信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彭总的政治思想品德，而且作为对立面，也可以窥察毛泽东的阴险的内心世界和丑恶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封信不仅彻底改变了彭总本人一生的政治命运，而且几乎毁灭了中华民族的前程。为此，在这里特将彭总那封信作为本节附件，全文抄录（引自《彭德怀传》，第595—601页）。

附1：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们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建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设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中，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当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 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了二十余亿），即在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有十八尺）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实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和局部、大集体和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有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一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学习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７月14日

附2．录后感
——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彭总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次全文抄录之后，感慨万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首先，采取边抄录边反思的方法，并且按照毛泽东关于“这封信是彭德怀的‘反党纲领’”的思路，想从字里行间寻觅还有哪些足以令毛泽东不快，而有可能被上纲成为反毛泽东的材料。怎么找，也找不到一个词。相反，倒是看到了这封信中有如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1、彭总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除了充分肯大跃进的成绩外，即使在谈到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时，他也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在讲缺点错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成绩”的一面。比如，关于全民炼铁问题，他就写了一段现在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词句：“……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指全民炼铁造成的损失，彭总仅用“较大”一词）。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全国城乡遍地开花，不是有计划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要注意：全国投入的劳动力是九千万，一哄而上，能培养什么人才？），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被毛泽东从字缝里找出来的两条所谓“恶毒攻击”的两个词之一，即“有失有得”一词，正是在上述讲了三条成绩之后提到的。原话是：“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这句话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客观事实上都没有任何一点问题，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从逻辑上讲，这个词是特指全民炼铁一事而言的；不是针对1958年整个大跃进形势来说的。讲全民炼铁，是失大于得，有什么错误？以此诬陷彭总“反对三面红旗”，不是无知，而是故意断章取义、歪曲原意，是无耻的栽赃。从客观事实上看，全民炼铁光是财政补贴40多亿（包括地方财政补贴20余亿，至于大批伐林，及由此造成水土流失等损失均不包括在内），仅这笔钱就比当年国防军费预算还要多（见上述彭与毛的对话）。而在全民炼铁中，炼出来的“海绵铁”二百万吨是不能用的废铁。真是何“得”之有。彭总在“有失”之后，还讲了“有得”；应该说是照顾毛泽东的面子。又有“何罪”？

2、在这封信中，没有任何一点有批评毛泽东的意思；相反，倒有两处提到毛泽东是如何指示的，而没有得到有力贯彻，其中有两处彭总还作了自我批评，有一处就说自己没有“领会”毛的指示。这一情节至少说明彭总是尊重毛泽东的，并且严于律己。何来“反对毛泽东”一说？

3、彭总在这封信的最后提请毛泽东考虑：“系统地总结一下……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这是彭总之所以上书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他是出于忧国忧民、为党的事业和民族的利益而吁请毛泽东定夺的。至于你毛泽东是否采纳，主动权在你毛泽东手里，彭德怀作为政治局成员有权利提出这一建议，又有什么“罪”呢？

一心为公、赤诚为民，秉性耿直、无私无畏，这就是我们彭老总最可贵的政治品质。这封信本身就充分反映这一高贵品质。每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在通读了这封信后，怎么也不会想到并且也永远无法理解彭老总竟会由此而导致灭顶之灾！公理何在？是非何在？

其次，既然是反思，就得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人，或者说敢于“站着”说话，并进行独立思考的人，那就会提出一系列问题。比如：在毛泽东于16日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形式，发给会议讨论时，在第一周内，“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的《意见书》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是基本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有些不同意见。”（见《彭德怀传》，第603页）。从当时情况看，绝大多数是完全赞同或基本赞同彭老总的意见。只是在毛泽东７月23日讲话后，风云突变。此后逐步加温，直至把彭老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关于这期间是非曲直，下面按阶段、按专题另行论述。

据《彭德怀传》与《庐山会议实录》两书提供的史料：在头一周内，绝大多数是完全赞同或基本赞同彭总意见的，怎么在毛泽东讲话后同样这封信，就变成“反党纲领”呢？在共产党的最高层会上，怎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如上分析：这封信是一位政治局委员写给党的主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在组织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从全部内容来看，只要不抱任何偏见，于情于理，都是无可指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相反，毛泽东的“表演”，完全是靠暴力、靠“凌驾”地位，才能成功。彭总含冤迫害致死，但终究彻底平反。这就说明毛泽东的做法本身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彭总冤案说是平反了，其实还是一笔“糊涂账”。《彭德怀传》的作者对此已经提出严正的要求：

“要写出一部彭德怀的信史，……，需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惟有突破“禁区”，真相才有可能完全大白于天下。

下面就根据深入反思之后，提出几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参加这次会议高层领导人，在看了彭总的信以后，开始也是完全赞同或基本赞同的（个别如康生、柯庆施之流例外），为什么在毛泽东一表态之后，就毫无原则地马上跟着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作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难道一个个都患了软骨病，挺不起腰杆子；盲目跟着毛泽东跑呢？七年之后，毛泽东敢于肆无忌惮地、冒天下之大不悔，发动一场惨绝人寰、绝灭人性的“十年浩劫”，除了毛泽东不能辞其咎，跟这个“软骨头”的领导班子大有关系。最后结果是他们自己也自食苦果。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有待揭开的“谜”。彭老总原来就想请黄克诚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批准，非让彭德怀上山。其实在此之前，政治局常委陈云、林彪、邓小平三人都请了假，毛泽东都同意了。为什么就不同意彭德怀请假？是不是因为毛了解彭惯于“放炮”的个性，就已暗藏杀机。当然，现在只能算是一个“谜”，但从毛的人品看，这一可能性极大。

第三个问题也是一个有待揭开的“谜”。俗话说：“鸡蛋里挑骨头”。其涵义不言而喻。打个比方，毛泽东硬把彭总的信打成“反党纲领”，其性质与“鸡蛋里挑骨头”一样。毛泽东居然能从这一封赤诚为党、为民的信中，挑出“反党纲领”来，真是千古奇冤，也是“天方夜谭”式的荒诞怪论。怎么会使毛泽东下此狠心呢？这可能是一根导火线。是否还有其他原因？除了4月上海会议上，已表明毛泽东“恨死彭德怀”本来就准备“我必犯人”这个因素主观的因素以外；客观上，彭老总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会议《简报》虽然已把其中的最尖锐言词和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话删去，但不等于毛泽东不知道这些情节。这是因为毛泽东既已“恨死彭德怀”，而且一定要他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必然特别关注彭的发言。他完全有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彭的动态。《简报》删去这一措施，本意并不是什么“工作人员出于一片好心”（《彭德怀传》一书是这么分析的，这是因为史料不准，导致史论失偏）而是为了缩小影响面，维护“皇上”的威望。《简报》工作人员也没有这个胆量，对毛泽东隐瞒实情，这是一个政治常识性问题。毛泽东知道实情，但又不便直捅；这才出现从“鸡蛋里找出骨头”的怪事。

关于这个“谜”，原来是柯庆施早已向毛泽东告了密，才被“揭开”了。所谓《意见书》，只不过是一导火线；这“炸药”早就埋好了，时间一到，全面引燥。

第四个问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在本书第四章附３《“凌驾”的实质——党的异化》一文中，基本上已经作了回答。之所以要在这里重提这个问题，当然有其特殊的内涵。

毛泽东说彭德怀的信是一个“反党纲领”，８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还据此作出《决议》。既然是非都是颠倒的，现在已重新颠倒回来。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人们有权利要问：毛泽东所说的“党”，究竟是一个什么党？是共产党吗？如果回答说：“是”，那无疑是给党的脸上抹黑，是对党的“亵渎”。这样说来，还能把这个党叫做“共产党”吗？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说它已经蜕变成“封建法西斯党”，似乎更贴切一些。至少，这个党不论打着什么“旗帜”，已经完全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党，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个本质上是“农民革命”（李维汉语）的领袖，在夺得政权之后，成为“当代秦始皇”，这是历史必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至于说“法西斯”，在“文革”搞的那一套就是。确切说：比老法西斯还更厉害的法西斯，老法西斯是对外而不对内；打击面也没有那么宽；打击的“工具”是军队。“文革”专门是对自己国内的人，受害者数以千万计。动用的也不是军队，而是几千万受蒙骗的年轻学生。最后的结果，受伤害的是整个民族和几代人。

（五）　再施“引蛇出洞”策略
——毛泽东对“鼓咙呼”的回报

毛泽东在７月16日把彭总给他的信，既不跟彭本人打招呼，也不与政治局常委交换意见，就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名义，印发给到会人员。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总感到突然，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的信，供他个人参考，怎么变成《意见书》，很不理解。

从７月17日到22日，分组讨论了六天。到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如前所述，头六天讨论，绝大多数是完全赞同或基本赞同彭总的意见。但在毛泽东表态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除了彭总感到极大惊震、犹如晴天霹雳外，几个持完全赞同彭总意见的人，如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也难逃厄运。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他们只能是跟彭总一起，等待毛泽东的“发落”。

为什么毛泽东先放手让大家讨论六天，而不直接由他讲话表态呢？其实，这是他在玩弄两年前在“反右”时用过的“策略”——“引蛇出洞”；只不过对象不同，前者的对象是知识分子群体，现在是对党内高层领导人。

在讨论中，出现大多数高级党员干部基本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书》。对这一点，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倒是有思想准备的：其一，彭德怀在党内、军队内，有较高声望；如果没有毛泽东在私下打招呼，他们是不敢贸然反对的。（这次个别人敢于在讨论中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就是因为在反彭问题上毛泽东已与他们通了气。）其二，真要从《意见书》中找出什么反党的东西来，也未免强人所难。毛泽东知道他之所以要借题发挥，主要是因为柯庆施的告密材料，而这些材料毛泽东又不便公开、也不愿公开。因此，毛泽东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他们转过弯来就行。

对持完全赞同《意见书》的人，当然不能放过。这是因为孤零零整彭德怀一个人，造不成什么声势，不能形成强大政治气氛。把他们捆在一起，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就可以做大文章。

至于其中的个别人，如黄克诚，毛泽东在讨论《意见书》之前把他与林彪等调上庐山来，后者是充当得力打手，而黄则是作为彭的干将，根据毛的传统作法是怎么也“跑”不了的。黄克诚７月17日到庐山，就特地被安排在彭德怀所住的176号别墅。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黄是总参谋长，彭是主持军委工作；两人工作关系密切、相处融洽。彼此能推心置腹交谈。而黄克诚也具有同样的秉性硬直、敢于讲真话的个性。这些条件就决定了黄的“命运”。

张闻天是长期与毛泽东打过交道的领导人之一。他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经过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毛、张“实际权力”交替，一直到1941延安首次整风挨整，最后到1943年毛泽东把张闻天与王明、博古捆在一起“狠整”（见本书第二章）。而张又是党内资深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毛泽东的作风品德，有透彻的了解。再一个最难得的条件是：张闻天是党内仅有的敢于直言的、并能从理论高度进行精辟分析的惟一政治家。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观点最鲜明，对问题分析最透彻的，要算７月21日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他的发言内容精辟，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尤其是关于如何发扬党内民主作风问题的剖析，一针见血，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关于张的发言，下面将专题论述。）在党的高层内，毛泽东的心腹之患，除彭德怀外，张闻天算是一个。

以后的政治实践，正是按毛泽东的这一思路来展开的。不打则矣，打则必须一网打尽。不留后患。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

（六）从彭总的几个第一，看彭总的人格魅力
——中国人民的骄傲

对彭总一生的史料知道越多，就越感到彭总为人的可爱、可亲、可敬。他的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他的心始终贴近老百姓的心，事事、时时、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替老百姓说话。彭总真正做到了与人民心连心。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始终保持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同患难的政治品质。力戒在掌权后脱离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从彭总的几个“第一”，不能不从心底里钦佩彭总的人格魅力。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解放初，是彭总第一个站出来批评在大城市和名胜地为主要领导人修建“别墅”和物色美女为领导人伴舞。严肃指出这是封建王朝的遗风，必须刹住。为此他曾严厉批评过罗瑞卿、汪东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敢于这么尖锐提出问题的，彭总不仅是第一位，而且是惟一的一位政治家。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一是得罪人，尤其是得罪毛泽东，罗、汪不过是奉命行事或迎合上头心意。二是这种特殊“享受”，高层领导成员人人有份，有何乐而不为，彭总也有一份，一切顺其自然，合乎人之常情。可是彭总不这么想，他想到的是：这是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化的危险倾向。

1956年“八大”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是彭总在会上第一个提出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建议，又是彭总第一个提出从《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最后获得政治局全体通过。但是，第一个提出，毕竟需要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从政治局成员，挨个儿来分析，敢于率先提出，除彭总外，别无他人（特别是矛头所向，谁都清楚）。所谓“枪打出头鸟”，人们怕的就是这个，惟独我们彭老总不怕。

又是彭老总第一个，同时也是惟一的一位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喊什么“万岁”、反对唱“东方红”。他说：“不要搞那种封建色彩的东西。”（这是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后期在常委会上揭发的，后来经彭总侄女彭钢核实。）在全国上下发狂地高呼“万岁”之时，彭总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更显现英雄本色。历史终究证明：什么“万岁”，什么《东方红》，本质上都属于“几千年历史的腐朽遗产”，是“个人崇拜”的必然产物。彭总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确是“鹤立鸡群”。

1959年4月当周恩来示意彭总：毛泽东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时，彭总回答很甘脆，说：“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周恩来在一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不崇拜，不得了！”，并鼓吹什么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周恩来及时提醒彭德怀，就是为他着想。因为在政治局成员中，彭德怀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旗帜最鲜明、态度最坚定，发言也最冲；毫无顾忌，敢于直言。因此，总理特地单独跟他打招呼，意在叫他以后讲话要克制些、谨慎些。没有想到彭总不加思索，就本能地、坦率地对总理讲了这一翻话。写到这里，不免又联想起柯丑的臭名昭著的话：“对毛泽东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两者对比，彭总的高大形象就在人民心目中，毅然树立起来。柯丑只能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就在周恩来提醒彭德怀的三个月之后，即七月的庐山会议上，彭总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有几次提到毛泽东。与会的人，既钦佩彭总敢于直言、无私无畏的精神，但又为彭总捏一把汗。特别是其中有一条意见是直冲毛泽东最敏感、最要害、最致命的问题，即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周恩来之所以特地跟他打招呼，就是怕他在这个问题上捅漏子、闯大祸。谁都知道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不崇拜，不得了！”之后，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已经接受或默认在中共党内必须继续推行“个人崇拜”这一无情的现实。尽管这是毛泽东一个人单独推翻1958年“八大”所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决议》。一个人否决全会的《决议》，这对党来说，是一种耻辱，标志着这个党组织已经蜕变；但是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无疑意味着他是胜利者！他已经稳固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可是我们的彭老总就是不吃这一套，就凭着他朴素的、硬直的、憨厚的秉性，在西北小组会上公然讲了下面这一段掷地有声、浩然正气、气贯长虹的话：

“浮夸风等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在当时形势下，就凭这一条，那怕现在认定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历史的进程，也证明彭总的这一意见是非常精辟、入木三分、击中要害的），就足以把彭总打翻在地。彭老总也许不会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鹰犬柯庆施就向毛泽东告了一个“黑状”。于是龙颜大怒，毛泽东从来不愿意把这类事直接用来整人，但他必定会通过别的什么途径来达到他的目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彭总即使不写这封信，或迟或早，都逃脱不了毛泽东的魔掌。毛泽东早已有言在先：彭若犯我，我必犯彭。

刘少奇1966年的“下场”，不就是因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执行一套有利于摆脱政治、经济困境的方针、政策，从而得罪了毛泽东，结下了怨仇。毛泽东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经过历时近两年的精心策划，终于引爆了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并没有写什么信，给毛泽东留下什么“罪证”；只要毛泽东下定决心要置你于死地，你就怎么也逃脱不了被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后半辈子，花很大一部分精力钻在古字堆里，对封建统治头目的“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这一套，不仅学到手，而且用来得心应手，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只是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几千万人，而且是摧毁了整个民族的脊梁骨。谓予不信，试看今天敢于挺起腰杆子讲实话、讲真话的人，究竟有多少？惯于讲大话、讲套话、讲空话的人，在官场里比比皆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究其根源，这正是毛泽东暴政20余年留下的苦果。

附1.　　从彭总几次“发怒”，再看彭总的人格魅力
——可爱、可亲、可敬的彭总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具有像彭总那样震撼人心、感人肺腑，而又能让人们在了解彭总事迹之后，越想越感到具有像彭总那样“硬骨头精神”，令人可爱、可亲、可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惟彭总一人。在同时代的领导人中，再也找不到具有这样独特魅力的革命家。为此，在写完本节之后，总感到意犹未尽，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再写点什么。由于这方面史料很多，可写的感人事迹不少。突发奇想，以彭总几次“发怒”或“发火”为题，写这篇短文，作为本节附录。

这里，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史料，择其要者，记述四次“发火”情节。其中有两次“发火”，是面对面冲着毛泽东的。

第一次“发火”，是出现在７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彭总《意见书》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书（第310页）是这样记述的：

“这次会议彭德怀没有按规定坐在前排，而是坐在后面。毛泽东不高兴，但没有说什么。散会后，在震惊之下几乎失去了自控的彭德怀急急地第一个离开，毛泽东走到门口，彭德怀已经走很远了。但过了一会，当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首长朝山下走时，彭德怀又返了回来，周恩来派人告诉他开会，与毛泽东走了个正面。毛泽东停住脚，很和气地打招呼说：‘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本来就心含怒气，脸一下胀得通红，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音很大：‘那封信我是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你不是谈过了吗！有什么好谈的？没有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略有迟疑，但态度依然很客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没有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

‘没有什么好谈的！’彭德怀倔强地拒绝了，在场的人们都看到了这个场面，确实是不欢而散。”

彭总那种憨劲儿、傻劲儿，以及军人那种粗鲁、直率劲儿，溢于言表，跃然纸上。他就是不知道这也许是一个转机，当然也不一定是一个转机。从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来看，于其说这是对彭德怀讲的，还不如说毛泽东是有意识让其他领导人看的。这从毛泽东1965年９月为把彭总调离北京，找彭德怀那一次那么“恳切”、那么“推心置腹”的谈话，而实为一场骗局，可以得到证实（见本书第十章第四节将专题论述）。毛泽东是一个惯于“演戏”的“演员”。但从礼节讲，何况又是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党的最高领导人，更何况毛是“当代秦始皇”，任何其他政治局成员是决不会、也决不敢采取这样态度的。可是我们彭总就这样一点不留余地，硬是给顶了回去。

第二次“发火”是在７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上，那不是一般“发火”，而是跟毛泽东“吵架”。彭总像吃了“豹子胆”似的，那种不怕丢脑袋的气概，表露无遗。在那次会上，当毛泽东谈到彭德怀在“神仙会”（指庐山会议前期会议）期间，把彭在小组会上的七次发言，说是：“你彭德怀骂我娘就骂了20天”时，彭德怀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就跳起来说：

“你在华北会议上操了40日天的娘，我操你20天还不行！”

毛泽东就接着说：

“那好，再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你操娘的要求，操够。”（史料见《庐山会议实录》第199页）

彭德怀立即意识到自己太鲁莽了。其实是彭总上了毛泽东“激将法”的当。彭总在“神仙会”上，只不过提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其中有几次提到毛泽东，没有丝毫“人身攻击”的意思。根本谈不到“操娘”的事，这就是毛泽东玩弄的“激将法”，让你彭德怀跳起来。最后毛泽东死整彭德怀就不是40天，而是近两个月。

第三次“发火”是在７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有人逼他老实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时，彭总又一次发怒了。不，不是一般“发怒”，而是“暴跳如雷”。他大声怒吼，说：

“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52页）

在毛泽东策划的难以数计的“冤案”中，受害者数以千万计（包括“十年浩劫”在内，达上亿人），而敢于在批斗他的大会上，如此“怒吼”，正气凛然，横眉冷对，痛斥追逼他的众奴才，惟彭总一人。在这位“历史巨人”面前，那些为毛泽东卖命的众打手、众奴才，就显得那么渺小、可怜！

其实，所谓“军事俱乐部”，仅仅是毛泽东８月2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毫无根据地，也可以说是信口开河地那么一说，纯粹是“莫须有”罪名。但毛泽东手下的奴才们就把它当作“圣旨”，对彭总穷追猛打，非要搞到一份什么“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的材料来，以便向他们的“主子”邀功。这类事例，在当年的“五反”、“胡风冤案”、“反右”中，俯拾皆是。一般受害者因受不了无穷的折磨，都采取“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的策略。像彭总那样以“怒吼”对抗，在毛氏暴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彭总的独具魅力，真该成为“万世师表”！

彭总在其《自述》中，对这一段史实（指“怒吼”一事）有如下感人肺腑的、催人泪下的表述（见《彭德怀传》第639页）：

“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后果。我只能毁灭我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我们的彭总心里装的只有人民、党和解放军，就是没有他自己。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使人们在激动、震撼之余，不能不为彭总的冤案而感到无比愤慨。“始作俑者”的罪魁祸首，至今还被披着“伟大领袖”的外衣。这一残酷的现实，能使人接受吗？何况这顶“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正是他本人亲自扣上的。而他的爪牙们也正是根据主子的一句“屁话”，当作“圣旨”，活像疯狗似的死死咬住不放。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七年之后的“十年浩劫”就是以“彭总冤案”作为导火线的。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亲自策划下逐一展示出来的。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决不为过。因为这是用几千万人的血所凝聚成的铁的事实。

第四次“发火”是在1962年八万字的申诉书，而被毛泽东称为“翻案书”中，表露出来的。他在这份申诉书中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说，敢说真话，这是我党兴旺的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样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也大了，离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也可以派人调查嘛。如果是出卖祖国，到天安门前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我身上的这一臭恶罪名，引起我心情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有怨恨的。……”

彭总真是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他一生为缔造新中国血雨腥风几十年，南征北战，赫赫战功，威震国内外。当年的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者也曾为之丧胆。他所“深恶痛绝”的卖国贼罪名，竟会硬扣在他的头上。他袒露心肺、言词恳切，一定要还自己一身清白。只要稍有一点良心、稍有一点人性的人，读后无不为之动心，我们的彭总真是太冤了！可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看了以后怎么样？他不仅不屑一顾，而且下令不准让彭德怀“翻案”。他根据彭总的要求，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其目的不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更进一步罗织罪名，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在1969年11月2日经黄永胜审核的上报结论是：“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关于彭总最后惨死情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

仅从这一情节来看，说毛泽东已经蜕变，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应具有的起码人性，这样定论是绝对正确的。

附2：彭总显然居于道德的制高点

我读了丁弘写的《历史履痕》一书，其中有一章题为《心碑——访彭德怀元帅的家乡》一文（全文见该书第51-56页），感慨万千。这里摘录其中两节，第一节是叙述鲜为人知的事迹，但可以从中悟出彭老总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与人格魅力；第二节是人们所熟知的“庐山会议”的冤案，但从另一视角进行批判，别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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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在介绍了大家所熟知的当年毛泽东那首称颂彭总的诗篇之后（注：指“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一诗），作者巧妙地引人一段鲜为人知的情节，作为对比，显示出彭总的伟大的政治品德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一贯立场。文中说：

“近读杂文家谢云的文章《‘唯我彭大将军’别解》，始知彭总收到主席的诗，他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退还主席。时在1935年10月。彭总觉得敢于‘横刀立马’的高级将领很多，不能说‘唯我’一人，更不能忘记那无数为革命牺牲的红军战士。自己怎能安然接受这‘唯我’一个的赞誉呢！”

“这仅仅是彭总的谦虚吗？新中国成立后，‘万岁’之声盈耳，‘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声响彻全国。喊者、唱者以为理所当然，听者、受者也未有异议。是彭总首先提出了反对或不同的意见（编者注：据彭总的侄女彭钢对笔者解析：彭总当年反对唱《东方红》，就是因为其中的‘大救星’一词是与《国际歌》的精神相悖。）因此，以‘唯我彭大将军’称赞他直言不讳地反对个人崇拜，倒是十分贴切的。彭总不是理论家，但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却是如此的旗帜鲜明！”

该文的另一段是讲庐山会议的冤案，原文是：

“作为彭总的一生，最为闪光处当然是庐山会议。一些史料，不忍卒读。数一数是3500字左右、被称之为‘万言书’的一封信，平实谦和，一再肯定成绩；所谓‘粗中有细’，照顾大局（面子）。作为私人信件，提出问题，居然成了‘阴谋家、野心家’的罪证……。”

“这不是彭总个人的不幸；全党万马齐喑，毛泽东当时的秘书李锐同志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说实在的，我觉得很悲观。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议，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彭总蒙冤）说半句公道话呢？’（编者注：不是没有，当时就有张闻天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而且是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大道理，但结果如何呢？）党为何陷于这一境地？”

“这不仅是党的不幸。我们祖国的这一航船，由此而向左转。因此而转于沟壑的农民以千万计（注：饿尸遍野，达4千万人），形成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

“彭总在庐山会议上的身影，使人再一次想到‘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彭总最后在狱中惨死，更叫人不忍重提了。” ……

文中最后谈到：

“它（指彭总的铜像）坐落在彭总故居前的卧虎山丘岭之上。铜像加基座高8.1米，以寓意‘八一军功’。站在铜像前向南望去见有400米的大道悬在前方。始感铜像广场的高大巍峨。有人指着这铜像和对面恢宏的纪念馆说：‘你们看，你们看这气派！这样安排好啊！……对彭总这样安排人心得平。……’”

“在我们民族的道德理念中，彭总显然居于制高点。有形的碑文会风化剥落，无形的心碑才会历久。今后，人类在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他的形象当然会日益显出光辉；正像莎士比亚说的：‘只有道德才能传至久远的未来！’”

编者的话：

丁弘不愧为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他在参观彭总纪念馆后即兴写下了这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彭总一生作出了极其深情、极其生动的刻画。作为彭总对立面的毛泽东，我们又该怎么评说呢？什么时候能还毛泽东以本来面目，到那时彭总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将更高大、更巍峨！难怪季羡林老人说：

“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民族的浩然正气！”

季老的这一评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七）一位勇于坚持真理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老一辈革命家的楷模张闻天

张闻天是一位早期在党内享有盛誉的、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为人一向正直、坦率，敢于直言，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尤其难得的是他始终以大局为重，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得失，作风民主。这后面两条，当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居于张闻天之下时，也是承认的（指从遵义会议之后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前那一段时期内）。毛泽东称赞：张闻天是“开明君主”、“是一个不争权的人。”

在这次庐山会议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时，他旗帜鲜明地赞同和支持彭总的意见。他是在７月21日在小组会上，足足讲了三个小时。观点鲜明、说理透彻、理论性强、针对性强。对“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并且切中时弊，尖锐地指出：根本关键还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的发言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是一篇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对于彻底纠正“左”的思潮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献”。但这恰恰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如果我们从张闻天在发言前夕的政治气氛看，更能显示出张闻天那种为捍卫真理而不惜冒杀身之祸的英雄气概！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可惜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这样的既有高度理论修养，又有勇于为真理而献身的领导人，太少太少。堕落成为无耻之尤的康魔、柯丑这样的败类，虽是极个别的。但他们助纣为虐、又为毛泽东所赏识、所重用，因而为害极大。绝大多数或者受传统思想束缚，或者怕背上“反党”黑锅，不得不违心屈从。这正是当年毛泽东之所以能大搞“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现在就来看一下张闻天发言前夕的政治气氛。据《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述：

“这时对彭德怀的信的非难已经很多，说这封信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种种吓人说法，都已传开，形势比较紧张。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打电话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见该书第122页）

又据《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一书记述：

“在张闻天准备提纲的过程中，田家英曾来过一个电话，向他‘通风’，要他如果发言的话，‘大炼钢铁’的问题别讲了，因为‘上面’有不同的看法。……田家英感受到风暴将至，怕他在这险要时刻出事。张闻天接过电话对秘书萧扬约略谈了一下田家英的意见，说：‘不去管它！’……萧扬也向张闻天表示担心：从会议的气氛看，准备的这个发言不合潮流，后果怕很难说。但张闻天没有任何动摇。……对萧扬说：‘我准备的就这样了。’他的那些意见久已郁结在胸，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非一吐不可。”（见该书第346页）

上述两份史料说明：张闻天是在已经知道风声已紧，事实上毛泽东磨刀霍霍之声，通过小道消息，已有所闻；并且已有人跟他打招呼的情况下，为了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屈服，决定挺身而出，在21日华东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也许，他认为在党内高层会议上，真理能越辩越明，是非能越辩越清。只要把道理讲透、讲清楚，是有可能说服、争取多数人，从而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问题，改变态度。张闻天委实像彭总一样，太天真了。按理他是了解毛泽东的，在延安整风时他是吃过毛泽东的苦头。他深知：毛泽东只要他想整人，从来是只讲如何玩弄权术，而不准申辩、不准讲什么道理。把你打翻在地，还有什么“理”可讲。真不知张闻天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不但错估了毛泽东，而且也错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党的政治局”。这已不是历届总书记领导下的政治局（包括他自己当总书记的年代），只要争取到政治局成员多数人，就可以改变党的决定，以至撤换总书记。在毛泽东当权年代，他本身已蜕变为“当代秦始皇”，这个党亦已蜕变为实施他暴政的工具，你张闻天怎么能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呢？因此，惟一能说得通的，就是张闻天要做一个光明磊落、胸怀袒荡的，敢于直言、不畏权势的，不惜为真理献身的真正共产党员。这可从他与他夫人刘英的一次谈话中，可以找到答案。在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他不无感慨地对刘英说：

“现在不能讲缺点，一讲缺点，就有人扣帽子。”他又说：“越是不要我讲，我越是要讲。我脑子里就是存在着这些东西，不能不讲。”（见《关键会议亲历实录》，第377页）

从这一翻话中，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的一身浩然正气！他的最可贵品德：不仅在于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敏锐地看准了“大跃进”错误的根源是“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作祟”，解决的关键是党内民主问题。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冒颜直阑；明知他跟毛泽东较量，其结局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越是不要我讲，我越是要讲。”这条不归之路。

张闻天本人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毛泽东残暴专制20多年的时期里，他终究给我党留下了一篇闪耀着光辉思想的、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并对执政党如何保持民主作风，仍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杰作。

张闻天的这篇发言，成为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思想的代表作。他不愧是我党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当代民族英雄！

附1．　张闻天７月21日发言摘要
——一篇为真理而献身的力作

张闻天的这篇发言已全文收录在《张闻天选集》内，这里仅摘录其中的主要思想、观点、理论；从中可以看出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典范的张闻天所具有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坚持独立理论思维的人格魅力。

他在小组会上，讲了十三个问题。这十三个问题是：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７．政治和经济；９．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在这十三个问题中，至少有6—８个问题，是从不同侧面、从不同角度，来谈“缺点”的。在已经有人跟他打招呼：风声已紧，要他少讲缺点的情况下，张闻天硬是顶风而上，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跃然纸上。

下面不采取按上述问题逐一摘记的方式，而是摘记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

１.关于有人怕一谈缺点就被扣帽子问题　《发言》针锋相对地指出：

“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

“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

２.关于缺点的原因问题　　针对有人把大跃进中的缺点主要归结为“缺乏经验”，将原因推向客观，《发言》严谨地指出：

“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

这正是张闻天坚持要发言和彭总之所以要写信的根本原因。他们痛切地感到这次庐山会议并没有真正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其结果会给今后经济发展继续带来严重后果。

３.关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问题　《发言》从哲学思想高度指出：

“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过分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４.关于政治挂帅与经济规律的关系问题　《发言》用唯物辩证法作了精辟的回答：

“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尤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账’，而‘政治账’同‘经济账’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

他特别强调：

“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高度，密切结合实际（产生大跃进的错误及其原因），总结出来的很有深度、很有水平的经验教训。这对进一步克服缺点，具有指导意义。

这篇《发言》，还涉及其他一些针对性很强的、理论性很强的问题，这里从略。

《发言》的最后一部分是张闻天从关系到执政党成败、存亡的根本问题，即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上来探索产生错误缺点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正是最关键、最本质、最要害的问题。同时也是最难解决，而又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否则，一切都会落空。其核心就是要毛泽东改变家长制的作风。在党的领导核心层内，张闻天是对毛泽东的处世为人，认识、了解最深刻的一位。他在《发言》中，用十分委婉、十分策略的语言，坦诚地讲出了如下的“逆耳忠言”：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有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在《发言》中，他还讲了一段即使在现在对我们执政党仍有警戒作用的话，真是铿锵有力、字字千钧：

“……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浮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段话讲得多么实在、朴实、透彻，而又富有深刻的哲理；真是金玉良言，而又一针见血，既是对当年毛泽东暴政年代的入木三分的批判，也是对我们执政党在任何时期，都该作为律己的准则。

关于彭总的《意见书》，在已经有传言：所谓《意见书》是“反毛主席”的政治压力下，张闻天以其顶风而上的一身浩然正气，在《发言》中，秉公直言：

“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对受攻击最厉害、最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提法，他也毫不讳忌，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说：

“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这等于把那股歪风，给予了迎头痛击；有理、有节，又有气势。如果真要允许公开、公正、公平地展开辩论，毛泽东决不是张闻天们的对手。这是因为真理在张闻天、彭总那一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手里。毛泽东仅仅靠玩弄权术，靠帽子压人、靠棍子打人。历史已对此作出了结论。

通篇《发言》，充满了张闻天作为彻底唯物主义者大无畏的气概与精神。就从现在改革开放年代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在当时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指导和警戒的意义。这篇发言又是用科学的理性思维、维护独立的人格尊严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战斗檄文。张闻天在这篇《发言》中，所显示出来的丰富思想内涵与精神魅力，也是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值得学习的榜样。

附2：奇文共欣赏
——析毛泽东８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

毛泽东于８月2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这是毛泽东对张闻天在７月21日在小组会上发言的所谓“批判”。８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的这封信，连同张闻天在７月21日的发言全文，一并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

凡是正直善良、敢于独立理性思维、敢于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人，把张的《发言》和毛的信，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就不以难得出：谁是谁非、谁高谁低、谁正谁邪的结论来。

张闻天的《发言》，上文已作了介绍分析，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与当年客观实际相结合的杰作。其中有些理论观点，即使在今天亦具有指导意义。《发言》说理透彻，切中时弊，针对性强，以理服人。倘能按照张闻天的思路，全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就能扭转局势，彻底纠正“左”的影响，促使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但是，对习惯于逆向思维的毛泽东看来，一切是非都是逆向的、颠倒的。张的《发言》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罪证。张也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副帅”。于是，毛泽东就杀气腾腾、凶相毕露地给张闻天写了这封信。从信的内容、语调、遣字造句看，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格调低下、庸俗，不堪入目、令人作呕。谁也不会想到这竟出自“伟大领袖”的手笔？！

下面就来欣赏这篇“奇文”。信的开头就说：

“怎么搞的，你陷入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好家伙！不讲道理，一开头，就来一个闷棍：什么“军事俱乐部”这顶大帽子，是毛泽东第一次亲自给扣上的。这意味着：这次反党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集团。至于这个集团里网罗哪些人，随心（毛泽东之心）所欲，可大可小、可多可少。与张闻天通篇发言相比，张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大道理，扣紧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今后经济发展。说理精辟、透彻；既掌握分寸，又有千钧之力。讲透要害、实质，但又抓不到“辫子”。如果毛泽东能有所反省，于国、于党、于民以及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大为有益。如果毛泽东死不回头，那他从《发言》中也找不到任何“把柄”。让他哑吧吃黄莲，有口难言。为什么这样？心虚，理亏。他知道：真理不在他手里。如果毛泽东真有本事，把张闻天发言的十三个问题，逐个加以反驳。那怕一两个问题也行。事实上做不到。于是无可奈何，求乞于用讽刺挖苦这一低级的手法。表面气势很大，实际是色厉内荏，纸老虎一只。下面继续请看：

“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光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

“拜读”了这一段“奇文”，不禁令人呕吐！一片无稽之说，怎么这么无聊！在张的《发言》中，丝毫也找不到有什么“漆黑一团的材料”，张闻天所讲的问题，很实在、很具体，有的放矢，针对性特强，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怎么会“一展览，尽是假的”呢？究竟“黑”在哪儿？“假”在哪儿？毛泽东自然也讲不出一、二、三来。只不过装腔作势吓人。这里说毛泽东是一个无聊文人，似乎还不够贴切。如果不问其人，只凭其文，该像是一个“政治无懒”，决不为过！争论不过对手，没有别的本事，于是只好躺在地上，耍懒、骂街。

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和无稽之谈以外，毛泽东还从古字堆里找来一段典故《七枚》，故弄虚玄，以蒙蔽真相。在《奇文》中说：

“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病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信中说：张闻天“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建议病人一读枚乘《七枚》，可以妙言要道说而去也，‘涩然汗出，霍然病已。’”（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22页）

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需要大病一场”，需发病后治疗。但只要神经稍为正常的人，实在看不出张有什么犯病的迹象。如果一定要从医学的角度来探索答案，倒是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毛泽东本人是一位巫医，胡乱诊断害死人。另一是毛泽东自己害了一种“虐待狂病”或“迫害狂病”。从“胡风冤案”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20多年，几乎年年斗、天天斗。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是这么讲，也是这么做的。光是在“十年浩劫”中，被活活逼死、打死的就达2000多万。似乎只要他一天不整人、斗人、害人，他就一天坐卧不安，混身不舒服。又用他自己的话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就靠这一套过着他的“其乐无穷”的生活，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说他患“虐待狂病”或“迫害狂病”，那还是宽容的说法。

给张闻天的信发表后，毛泽东怕人家不懂《七枚》的典故，于８月16日还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枚〉》的文章，印发给与会的中央委员。文中说：

汉文帝这位文学侍臣的骚赋名篇，认为治楚太子病的方法，同当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方法，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是很相似的。……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22—223页）

猜想中央委员们会越读越糊涂，但是，有一点毛泽东是讲清楚的：对彭、张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要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如果，每一位中央委员把毛泽东的信和彭总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放在一起，认真加以对比；再根据毛泽东这篇文章的“话”，联系毛泽东本人的实际“表演”，一定会更加糊涂！毛泽东究竟想说些什么？看来在毛泽东的“词典”里，由于毛泽东惯于逆向思维，因此他对同一词汇的解释，总是跟常用词典里的解释是相反的。彭给他的信和张的《发言》，不叫“摆事实、讲道理”，而叫“恶毒攻击”；他自己给张闻天的信，不叫“打棍子、扣帽子”，不叫“压服”，而叫“说服”；把他的“讥笑、讽刺、挖苦、漫骂”，叫“摆事实讲道理”。总之，一切都是颠倒的：是非颠倒、黑白颠倒，最后导致人妖颠倒。因此，对毛泽东的话，不能按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难怪柯丑提倡“服从要到盲目的程度、崇拜要到迷信的程度”。毛氏专制正需要柯丑这样的奴才。如果中央委员们要用理性思维、独立思考、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那是怎么也活不下去的。于是只好惟“君命”是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毛泽东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御用工具。

毛泽东的逻辑，本质上就是“强盗逻辑”，就是“法西斯逻辑”。他毕生炮制那么多“冤案”，冤屈死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正是在这种“法西斯逻辑”下，得以付诸实践的。而今依然把“毛泽东思想”这一被“八大”抛弃了的历史“腐朽遗产”，还拾起来加以“兜售”。这不能不说是给党的脸上抹黑，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八）“凌驾”之下的不和谐音
——析诸常委对彭总的态度

在毛泽东暴力专制的年代，似乎已经培育成一种习惯的“思维定势”（或叫“思维模式”）：不需要人们去独立地进行理性思维，也不需要去问一个为什么？更不需要去分辨什么是非、分清什么真理与谬误；一切听命于毛泽东，一切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全国上下，包括政治局常委会在内的各级领导层，都是如此，统一口径，统一行动。从表面上看，好处是“上下齐心”，“步调一致”。潜在的最大危机是：中国当代史上发生的大灾难、大悲剧、大耻辱，都是由此萌发的。这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最沉痛的教训是：只要是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就难以逃脱这一厄运。庐山会议上的“彭总冤案”，只不过是它的一个缩影。

从“反右”到“十年浩劫”这二十年里，毛泽东所策划的历次全国性大冤案，几乎有一个“规律性”的做法，先是表面上不露什么声色，除了个别亲身（实为爪牙）外，连政治局常委也不摸他的“底”。比如：“反右”前期，搞“引蛇出洞”；“十年浩劫”前夕，在上海长达一年秘密炮制“黑文”。在这次庐山会议上，14日彭总把信送交毛泽东后，16日毛写信给刘、周，打一个招呼，说是要延长会期，并调“兵”上山，让大家讨论。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毛泽东自己心中有数，就是没有“透风”。

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才会出现“不和谐音”。本文主要从现已曝光的史料中，介绍诸常委的一些思想观点，颇耐人寻味。

先析常委周恩来的态度：

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史料：

“７月19日或20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见该书第119页）

周恩来在“反冒进”问题上受到狠批之后，对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顺着来”、“跟着走”，决不“唱高调”，也不像康魔、柯丑那样刻意做“助纣为虐”之事。为“顾全大局”，不免要说些“违心话”，跟着做“违心事”。上面这段话，是周恩来在毛泽东没有公开表态时，完全用自己独立思考作出的判断，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观点。

在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不点名地批判了彭的《意见书》。会后周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他还安慰彭总说：

“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周恩来这种语重心长的谆谆规劝，感人肺腑。因为他了解彭总的脾气，彭是经受不了这种委屈、打击的。而周本人是过来人，特地联系自己遭遇，开导彭德怀：你的问题比我周恩来轻，“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憨厚、耿直的彭总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子”。他“吃亏”、“吃苦头”正是在这一点上。就是在现在，这样性格的人，在官场上也是不行的，即使不吃苦头，也决不会得宠的。只要政治体制不变，这一局面就不可能改变。但是，彭总的可爱、可亲、可敬，深得民心、党心（指对正直的党员而言），也正在于此。

在周、彭两人谈到对大跃进存在问题的看法时，他俩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所采取的方法不同，周认为不能多讲，多讲就会给群众泼冷水（其实这也不是周的本意，而是怕由此而得罪毛泽东，怕再次挨批）。不妨看一下他们俩人关于这一段的对话：

周：（谈了一些关于大跃进的问题，略）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错误吗？……（讲话）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见该书第144页）

周恩来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充分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观点。他是完全同意彭的意见，心心相印。后来在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不断加温，必欲置彭于死地时，周只能违心地跟着走。封建王朝年代的这种“君臣”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里暴露无遗，而这居然发生在号称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内，发生在号称为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身上。这是一幅具有多么巨大的讽刺意味的景象。可悲也乎！

顺便说一下，彭德怀当面骂周恩来：“老奸巨滑”，周对此毫不介意，足见周的宽容、风度，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当场反击。而是轻松地继续谈他的经验教训。这才是一位心胸开阔、情操高尚的政治家的风采。相形之下，毛泽东是一个十足的睚眦必报的小人。

下面的一份史料，也很说明周恩来的人品与政治素质：

在八届八中全会之后，接着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一方面继续批斗彭德怀，另一方面株连一批彭的老部下，把他们打成彭的同党。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检查自己的“错误”，说：

“我工作没有做好，没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

林彪赶紧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奚落周恩来说：

“他历来如此，只会和稀泥。”

聊聊数语，毛、周、林三者的面貌，勾画得一清二楚。

再析朱老总：

朱老总在“凌驾”之下，发出的是另一种不和谐音。

朱老总与彭总有几十年生死患难之交。两位老帅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优秀品质）：为人忠厚耿直、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作风正派、一心为党，与人民共甘苦。

７月23日，毛泽东公开表态后，庐山气氛突变，从反“左”转向“反右”。当晚，朱老总偕杨尚昆等来看望彭总，劝慰他要想开些，要保重身体，彼此心情沉重。除了安慰外，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俩位老战友还能说些什么呢？于无声处，他们默默相对，心心相印。

７月26日传达毛泽东“指示”：

“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于是批斗升级，反党定性。当天晚上，朱老总又去看望彭总。为新中国建立不朽功勋的两位老总，一位是痛苦不堪、有冤难辩；一位心情沉重，难以直言。朱老总只好说：

“老彭，出现这种局面，我也没有想到啊！开始我们都是坚决反‘左’，主席讲话也是坚决得很嘛。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老彭，我们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现在办事情不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了，变了！”

最后临别时，朱老总还劝慰彭总，说：

“老彭，把事情想开些吧！无论如何不要产生对立情绪啊！”

在毛泽东已经下达“要划清界线”指示之后，朱老总毫无顾忌地讲了这一翻推心置腹、感人肺腑的话。他深切地忧虑自己的老战友经不住这一致命的打击。为此，他宁可“冒天下之大不讳”（即冒犯毛泽东），也要给已经处在危境的老战友带来同志的真情。这里不仅显示出朱老总忠实厚道的长者风范，而且显露出朱老总不愧是又一位敢于冒上的老英雄的本色！

在一次批彭会上，朱老总还跟康生、柯庆施之流，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这次会议一开始，康生、柯庆施等轮番对彭总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意见书》是影射攻击毛主席的”，什么“魏延式的人物，后脑勺上长着反骨，一有风吹草动，就向党、向毛主席开火”，什么“你满身是旧军阀习气，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什么“头几年你充当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你感到不过瘾，实现不了个人野心。这一次招兵买马，另立山头，坐山为王……”等等。像倾盆污水泼向彭总。彭总气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就“反党联盟”一事，进行分辩。康生等小丑就马上打断，不许彭总讲话，起哄说：“不老实，要翻案，想蒙混过关……”。朱老总被这种毫无根据的追逼激怒了。他用力击响了桌子，说：

“如果彭德怀同志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他，但绝不允许无中生有，制造事端，随意给他扣上各种大帽子！”

字字句句、掷地有声，给小丑们迎头痛击，同时寄托对战友深情厚谊，寓于其中，溢于言表。当然，朱老总也深知康生之流，亦非等闲之辈，有后台靠山，才敢如此放肆。现在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是有风险的。果不其然，不知是康生等遣人告密，还是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就在这时，毛泽东亲莅会场，顿时静场，鸦雀无声；毛让大家继续发言。接着朱老总以缓和的口气说：

“好吧！我继续说。彭德怀同志的检讨，我认为是中肯的。说起来，我对他也很有意见，写信的时候，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单枪匹马地干，能不犯自由主义错误吗？过去打仗，总是研究了再研究，讨论了再讨论，才老打胜仗，很少吃败仗嘛。现在倒好，搞得你很狼狈，我们也不好收场。这样一来，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哟！？……”

毛泽东越来越坐不住了，不禁带着讽刺的口吻说：

“我说有些同志头脑不太好用了，谈问题婆婆妈妈的，颠三倒四，分不清主次，隔靴搔痒，抓不住实质喽！”

朱老总苦笑一下，语塞。毛泽东的话，一来是让朱老总当场难堪，为其亲身康生之流鼓劲撑腰，好让他们继续为主子卖命效劳。二来也是为了“杀鸡给猴看”有谁再敢同情彭德怀，装样子走过场，那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可是我们的朱老总，心肠太软、为人正直、心地太厚道，总是转不弯来。不知看风使舵，紧跟毛泽东，狠批彭德怀。这样，在常委会上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继７月31日常委会之后，在８月1日常委会继续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朱老总第一个发言。他是在不得不表态，而又不愿再伤害老战友的心这一复杂心情下讲话。因此，朱老总只就信的内容和彭总的作风问题，提些意见。当然，还是没有满足毛泽东的要求。没有等朱老总讲完，毛泽东立即抬起腿，用手指搔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老总十分难堪，脸一红，就中止发言。事后，毛泽东还对他的英文秘书林克说：

“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见《庐山会议实录》，第169页）

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这一“抬腿”、“搔鞋面”的“表演”，委实粗鲁、低级、庸俗、丑陋，不堪入目，令人作呕！如果不问其人（又一次用“如果”这一假定的表述方法），真以为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小市民或无知老农在与人争吵？这类“表演”，怎么也想不到会出现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而且是“伟大领袖”亲自在“表演”的小动作。至于在私下说什么“老右派”，恰恰表明毛泽东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一思维模式，而不是实事求是按事物本来面貌，来作出判断的。林彪、康生、柯庆施这批人间败类，之所以能得宠，钦定为“左派”，倒也说明“物以类聚”、“臭味相投”这些谚语。就从这些情节中，稍有理智、为人正直的人，也会对毛泽东这种太没有容人之量、太没有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应具有的最低素质和风度，缺乏对自己“老战友”起码应有的尊重，也缺乏作为普通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修养。总之是“不齿之举”、不足为训。话说回来，对于终身以“斗人为乐”、以“斗人取乐”（毛泽东奉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毛泽东来说，有这种粗鲁、丑陋的“表演”，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老总不仅在这次会上受到侮辱，而且在其后紧接着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授意，被林彪公开点名批评，从而被迫在大会上结合自己的历史，作了公开检讨。（史料引自中国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

三析常委陈云：

陈云自从1958年因“反冒进”问题，受到严厉批判，而被剥夺领导经济工作的实权之后，一度处于“靠边站”的地位。

庐山会议前期的“神仙会”和其后为批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７月2日—７月15日与７月16日—８月1日两次会议），陈云都请假未出席。８月2日—８月16日及８月18日—９月12日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陈云都参加了，但一言不发，一直没有表态。实际上，在毛泽东高压专制年代，“一言不发”本身就是一种最好、最策略的表态。讲实话、讲真话、讲公道话，不允许、也不可能讲。除非像张闻天那样，已有前车之鉴，何苦呢？讲假话、讲违心话，有悖于自己的良心和做人的道德，不干。反正已经靠边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为局外人来一个“一言不发”，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应该说，陈云同志这种“一言不发”的态度，不仅是这一次；在此之前，对“大跃进”中其他常委跟着毛泽东一起头脑发热时，陈云同志也是“一言不发”的。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要求所有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上讲话，包括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发言，陈云还是“一言不发”。其实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跟毛泽东有分歧，在大会上讲真话，跟毛泽东唱反调，显然不合适；可是讲违心话，又不干。于是就来一个“一言不发”。应该说，陈云同志用这一办法对付毛氏专制作风，实在是一个极妙的“高招”，但是，陈云同志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还是畅谈了他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他认为：最困难的时间并没有过去，不同意毛泽东“已经过去”的估计；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建议。经过会议讨论，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并采取了相应当政策措施。从中可以看出：凡是当他的观点与毛泽东相悖时，陈云同志就采取“一言不发”的态度。

话说回来，当时主持军委扩大会议的林彪，在会上对陈云也无可奈何。于是林彪私下里就跟毛泽东说：

“陈云简直像瘟神，一言不发，神情可怕。”

毛泽东也想不出什么妙计，只好说：

“不要理他，他总认为自己高明，实际上一贯右倾。”

在其后不久掀起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扣上“老右倾”的帽子，也是够吓人的。看来陈云在“反右倾运动”中的处境，不会比朱老总好多少。

四析常委刘少奇：

在常委中，刘少奇在当时处于“接班人”地位，身份特殊。在他的灵魂深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包括经济发展方针和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已经跟毛泽东有了原则性分歧意见。1956年上半年的所谓“反冒进”问题，1956年９月“八大”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以及从《党章》上撤销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等问题上，已显示出毛与刘之间的原则分歧的倪端。为此，在1958年在批判“反冒进”问题时，刘少奇也作过一次检讨。事实上，早在1954年毛泽东与江青私下谈话时就说过：“他（指刘少奇）已羽毛丰满，很想独立自主。……”（见本书第二章）。他们之间的原则性分歧意见，终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面“亮相”。（详见本书第七章至第九章）这是后话。但在庐山会议上，从刘少奇这方面看，他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既不会像林彪、康生那样保持“零距离”接触，也不能像朱老总、陈云那样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时他的处事原则是：既不超前，也不滞后。在毛泽东表态后努力紧跟。从毛泽东这方面看，他对接班人的要求是：应该与他保持“零距离”接触，是“代言人”的角色；而不是“近距离”接触，不是什么“应声虫”角色。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从建国后近十年的考查，刘已不具备这一作为“接班人”的条件。因此，在策划反彭（德怀）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对刘少奇（包括周恩来）事前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相反，对康生、柯庆施之流，倒是配合十分默契的。

林彪是属于另类，不在这里论述。在诸常委中，林彪是惟一的一位被毛泽东信赖的“战友”。

邓小平在1959年“彭总冤案”中的态度，在所看到的史料中，只字未提，不宜妄评。但从“八大”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政治思想倾向看，他的理论观点，基本上是跟刘少奇一致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这也说明为什么“文革”初期，毛泽东把刘与邓捆在一起，扣上“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罪名的原因。

这样，在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即常委会七个常委中，真正与毛抱成一团的，只有林彪一人，其他五位在“凌驾”之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出具有各自特色的“不和谐音”。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在1962年联合发出最强的“不和谐音”（见本书第七章）。从而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经过三年（1962—1965）精心策划，终于在1966年爆发了绝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朱老总的“临终遗言”，是他久压心头的、临终喷发出来的“不和谐音”（见本书的《代序之二》）。

这些史实说明一个真理：靠“凌驾”、靠暴力是不得民心、党心的，连常委班子的心都不能凝聚在一起，何况全党、全民乎？这里讲的，不是看一时的表面现象（假相），而是看问题的实质（真相）。

（九）“凌驾”之下闻惊雷！
——好样儿，万毅、钟伟两将军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于８月16日结束，毛泽东决定在８月18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直到９月12日，又历时26天。如果从７月16日在庐山开始讨论《意见书》之日算起，前后累计长达近两个月。这么长时间持续不断地批斗，穷追猛打，不让彭总有喘息的时间，其用意是十分歹毒的。这也许就是当年对蒋介石“宜将剩勇追穷寇”战术的翻版。但毕竟是对自己的同志，而且是对一位为创建共和国建立不朽功勋的元帅，未免太不通人情、太不讲人性了。为了一封信，不说从组织原则上、从政治思想上都无可厚非的信，就算有些错误，也不应该抓住不放，拼命死整。其用意之狠毒、其人情之冷酷、其人品之低下，跃然纸上。当然，如果跟七年之后（1966年）那种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十年浩劫”相比，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八届八中全会的延伸。头几天参加会议的14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军委高层干部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刚参加过中央全会，该讲的已在全会上讲了，没有什么新内容可讲。没有参加过中央全会的人，既然全会已作出《决议》，说《意见书》是“反党纲领”，思想认识虽跟不上，凭组织纪律性，也得表态拥护。这样，头几天会议开得冷冷清清，私下闲聊时就说：“就这样走过场算了，别磨蹭了，下面有很多事还等着干呢！”这一状态跟毛泽东的预期效果，相距甚远，乃至相悖。出现这一在军内罕见的现象，正好说明批彭受到抵制，是不得军心的。实际上，也是不得民心、党心的。

８月20日，柯庆施等打电话给毛泽东，说：

“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上做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的地位，翻庐山的案。”

康生还特地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毛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会议再延长、再扩大。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周、林等人，商量决定会议延长到９月12日，人数由原来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命令新增与会人员一天内到齐。22日再次正式开会。

８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重新开幕。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彭、黄、张、周做检讨（张闻天、周小舟不是军委领导成员，与军委工作无关，让他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挨斗是毫无道理的。）

会议以小组讨论与大会批判结合进行。小组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总部划定。总参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作为批判彭、黄的重点。组长是候补中央委员、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各部部长副部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等。大会特地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线。可是这个知情人最集中的小组，两三天都没有人发言。主持人万毅感到为难，不好向上交代。可大家一言不发，总不能逼人家开口，万毅干脆就说：

“既然大会一再要求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倾’、‘反党’等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大家议论纷纷，气氛一下子就热起来，但其效果正好与上面要求相反。大家以亲身感受的关于民间疾苦的种种实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符合实际，没有什么反党的地方。万毅就感慨地说：

“大家讲的实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德怀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意见的请举手……”

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的话，一个个举起手来。于是万毅就宣布小组解散。有人替万毅担心，怕给他自己找来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气概，直率地说：

“麻烦？什么麻烦！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批判斗争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将，参加了八届八中全会，深知这场斗争的内情、来龙去脉，也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更清楚在“凌驾”之下“顺昌逆亡”的结局，以及为坚持真理将会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他是在经过剧烈思想斗争之后，毅然决然地、义无反顾地迈出了这一步！气壮山河地发自肺腑的豪言壮语。他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当然，对下一步结局，万毅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刚一讲完，灾难就落在他的头上，他被当作彭德怀的“狗腿子”，当晚被警卫组逮捕。历史已经证明那些骂万毅是“狗腿子”的人，才是真正的狗腿子，是披着人皮的恶狗，如康生、柯庆施之流。

万毅是林彪坐镇军委后发出的第一响“惊雷”。使林彪感到惊震的是：万毅原是四野第40军军长，是林的老部下，居然倒向彭德怀，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

邓华将军又出事了。这位中央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一政委，与彭德怀共事多年，深知彭的为人，终于按捺不住正义的冲动，坦率到替彭总说了许多好话。结果遭到严厉批判，勒令他停职检查。

洪学智，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原志愿军副司令员，也被作为彭德怀的同党，而被点名批判。

林彪一下子把邓、洪两位上将看管起来，最后撵出军界。接着，一个个“彭德怀小爪牙”被打入另册。当时的这种无辜“株连”做法，在军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反响，大有“谈虎色变”之感；但跟七年后的“十年浩劫”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足为怪，见怪不怪了。人们心理已麻木了！

之后，又发生了所谓“钟伟事件”，这是林彪坐镇军委后的又一响“惊雷”！“事件”是由吴法宪的一次发言诱发的。

在一次大会批斗会上，吴法宪这个在“文革”中成为林彪死党的小丑，突然跳上台去，“控诉”彭总的所谓“讨还血债”的罪行。说：“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一语既出，会场惊愕！这个小丑无视事实真相，故意颠倒黑白，把一个临阵叛逃，还拉几个反水的叛徒，打扮成“英雄战士”，诬称：“彭德怀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是彭德怀在长征途中欠下一军团的一笔血债！”吴法宪以为别人不了解实情，即使了解，在万炮齐轰彭德怀的会场上，谁也不敢出来替彭德怀申辩。他认为诬陷彭总的事，定能得逞。

谁知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就是当年惩罚叛徒的指挥官。他一听吴法宪造谣栽赃，无比愤慨，怒不可遏。在台下大喊：

“吴法宪胡说！你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个人罪有应得，该杀！”

针对林彪在吴法宪发言时的那一段插话（林的插话是：“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钟伟接着说：

“如果把他交给您林总，您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他，他就反过来杀我们。他是一军团的人，按说，应该把他交给您林总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看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帐，制造事端，加害于人，他自己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的嗓子喊哑了，接着他呼喊：

“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刹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议论沸腾。钟伟讲话之后，不过五分钟，总政保卫部一位领导人奉命率领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卡嚓”一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了会场。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出来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为他鸣冤叫屈，抱打不平。彭总在临终前，也没有忘记叫“钟伟”的将军。

“钟伟事件”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得以平反。钟伟同志于1984年逝世。

“钟伟事件”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给会议的策划者带来完全出于预料的冲击和震惊。庐山斗了彭、黄、张、周，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都是一个声音，齐心声讨“反党集团”。怎么到了北京，一下冒出邓（华）、万（毅）、钟（伟），而且一个比一个“强硬”。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说，不管你讲的是不是真理，只要违反他的“旨意”，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之，只要迎合他的“旨意”，即使是像吴法宪那样的无耻之徒，也是“坚定的‘左’派。

“万、钟事件”对一切善良的人们来说，是令人振奋、发人深省的。它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曙光、看到未来的希望。它让人们懂得：即使在是非颠倒、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在妖魔横行的神州大地上，总还有一些不甘心于跪着当奴隶的人，敢于站起来、挺身而出，宁可冒杀身之祸，也要与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尽管这是极少数的人，但在他们的身上，寄托民族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因为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势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引用列宁的话说：

“真理总是要占上风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39页）

附：透过“万、钟事件”，试析中央委员们的心态
——兼析传统思维定势的危害与恶果

写到这里，本该打住；但在脑子里总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大有不吐不快之感。写在本节之后，作为附录，内容上下呼应，倒也合拍。

究竟是一个什么“疙瘩”呢？在写完“万、钟事件”之后，人们不免会提出“质疑”，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有20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论理论修养、论政策思想水平、论文化素质和鉴别是非的能力，他们中的多数人决不会在万、钟两位将军之下（万、钟两位均为候补中央委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一致认定：《意见书》就是彭总的“反党纲领”，从而据以把彭总等敢于讲真话、敢为人民“鼓咙胡”（反映人民心声）的人，打成“反党集团”，扣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此外，还把彭总一人打成“里通外国分子”。酿成千古奇冤。这究竟为什么？是他们看不出问题吗？是他们分不清是非吗？是他们区别不了真善美与假丑恶吗？看来都不是。那么，为什么他们那样麻木不仁、是非不分、黑白不辨、人妖颠倒？这又究竟为什么？如果我们对他们的心态作深入的剖析，大体上有如下三种人：

第一种：本来就是披着人皮的狼，或本来就是恶魔、小丑，他们的人性已经异化为“兽性”。如康生、柯庆施、吴法宪之流。他们虽然是极少数，但得宠于毛泽东，助纣为虐，反动能量特大，破坏性特厉害。他们是毛泽东暴力统治的主要支柱。

第二种：就像万毅、钟伟两位那样，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表面上也举手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组织服从，而思想不通。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一定条件下，终于拼发出来，与邪恶势力抗争。这种人也是极少数。因为为捍卫真理，就会像张闻天那样，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没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气概，是做不到的。尤其是要背着所谓“反党”的黑锅，没有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境界，也是不行的。

第三种：或者是盲目崇拜毛泽东或者是胁于毛泽东的逞威。虽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也难以接受硬把《意见书》打成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这一“莫须有”罪名（因为在毛泽东７月23日讲话之前，除了极个别人，如柯庆施之流外，绝大多数人是完成赞成或基本赞成彭总意见的。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观点）；但毛泽东表态之后，不管思想通不通，先紧跟毛泽东再说，以免遭厄运。一字当先，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是第一位的。他们最怕是被打成什么“反党分子”。正如张闻天在《发言》中所说：“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这句话反映了包括多数中央委员在内的人的心态。毛泽东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在神州大地上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正是利用这种反常的心态。他自己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不顺从他，或他看得不顺眼，就马上用“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等帽子压人、整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其实，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误区。这个误区，其生命力在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显得特别“顽强”，不容易消除。它已成为人们脑袋里的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一旦陷入这一误区，也就是一旦形成这种思维定势，人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自己的行动。他们把信仰真理，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混为一谈；把为党的事业献身，跟与毛泽东搞人身依附关系混为一谈。于是就出现了不论毛泽东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如何悖理、如何谬误，都得毫不犹豫地紧跟毛泽东走。那怕他的话已分明是荒唐离奇，也得照听、照办，不能迟缓。否则就是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进而就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这一思维定势已潜移默化为全党、全国所接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区、形成这种思维定势呢？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这一社会历史因素外，毛泽东的误导起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曾荒谬地讲了如下一段话：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毛泽东在这里玩弄了一次“偷换概念”的手法：把拥护真理“偷换”成崇拜某个人，进而就是要人们崇拜他毛泽东自己。

本来“拥护真理”与“崇拜某个人”是两个有本质区别的概念，两者迥然不同。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荒谬的。“八大”早已指出：个人崇拜是腐朽的封建流毒，必须坚决肃清。但毛泽东在紧接着“反右”之后的“批周（恩来）”的高潮中，在认为时机成熟之时，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上述这套谬论。从此以后，就像箍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圈”那样，紧紧地箍在每一个党员头上，以至箍在全中国人民的头上。久而久之，人们已经麻木不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本能。党的中央委员也不例外。

这种误区、这种思维定势，导致最终的恶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人民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进而被剥夺了维护自己独立人格的权利与维护自身尊严的权利。作为一个自由人，从外形到灵魂，完全被扭曲了（试想一下在“文革”中那种绝灭人性的惨景，就可理解这些话的内涵）。说得透彻一些：在整个神州大地上，社会的自由人不是蜕变成“奴才”（如康生之流），就是异化为“奴隶”。人们跟毛泽东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人身依附关系。毛泽东完全掌握了主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的权力。中国当代史上的大悲剧、大灾难、大耻辱就是这样发生的。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是用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来“铸成”的，也是成千万中国人民的血凝聚成的。

（十）“凌驾”之下的众奴才相
——兼析毛泽东的政治体制

康生、柯庆施之流，特别是康生，在党内干了一辈子坏事，危害极大，作恶多端。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

“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是耍尽阴谋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本文就康、柯之流在庐山的“彭总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些分析。关于柯庆施前面已有所揭露，这里就不再赘述。主要介绍康生劣迹。

当毛泽东将彭总的信作为《意见书》发下去讨论之后，虽然议论纷纷，但总的倾向是基本同意彭总的观点。这是因为信中所涉及的问题，与“神仙会”基调是一致的。思路相通，一脉相承，都是为了进一步吸取“左”的教训。但康生这位奴才与众不同，不知是毛泽东私下暗示、授意（这是毛泽东常用的玩弄权术的方法），还是康生凭他特有的政治嗅觉，他在一看到《意见书》后，就本能地意识到毛泽东会在《意见书》上要做“文章”。于是在７月17日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态、献媚，说：

“彭德怀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多年来，他和党就同床异梦。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着主席来的。这是一种反党、反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康生的恶魔嘴脸已跃然纸上、暴露无遗。这里又分不清：究竟是主子与奴才这两人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还是康生进谗言起了作用？有一点可以肯定，康生知道毛泽东在4月上海会议上所表露出来的对彭德怀“恨”的情绪。因此，投其所好或顺水推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决不会有什么风险。

在毛泽东对《意见书》公开表态定性之前，有一个情节活生生刻画出康生两面派嘴脸。他一方面背地里磨刀霍霍，是鬼；另一方面在一次碰见彭总时，假惺惺地对彭总说：“这件事太重大了，彭总也应注意一下身体，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误。”这里又像一个人似的。彭总当然知道康生为人，没有吭声，径自回家，康生自讨没趣，碰了一个软钉子。

在毛泽东对“彭总冤案”定性后，康生就显示出恶魔原形，于８月3日将《斯大林论苏共党内右倾危险》两份摘录（1928年10 月和1929年4月两次演说）送交毛泽东，说：“可供我们反右倾斗争时参考”。毛泽东于８月4日批：“印发各同志”。既然印发，康生就可借斯大林批布哈林的话，来批判彭德怀。从而使这一冤案，因披上一件“理论外衣”，而更具有欺骗性。

８月15日康生又给毛泽东送上一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材料，毛泽东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地立即加了一大段“批语”。其中有一段是所有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熟悉的：

“不知是哪位秀才同志办的（指康生搞的那份材料），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

这一“批语”，是毛泽东对康生的最高奖赏。现在不清楚的是：这一杰作，究竟是康生奉命行事，还是康生主动“创作”？有待来日揭开内幕。

康生真正施展其魔鬼或疯狗才干的是在全会的小组会上。８月2日开幕的八届八中全会，康生和彭总特地被安排在一个小组内。每次小组会，康生不只是长篇大论地批判彭总，而且在别人发言时，不时插话，即使三言两语，也起了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作用。在一次小组会上，他把彭总和布哈林相提并论（现在查明布哈林也是冤案，看来凡搞个人崇拜，必有冤案。这是规律），说：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10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这次彭、张提出的反党文件，很清楚是有个人目的的。认为你们过去整我，这次你们可犯了错误，报复时机已经到来，利用庐山会议要狠狠地进攻。”

８月6日上午，彭总在小组会上作检讨，下午康生又作了长篇发言，咄咄逼人地提出了六个问题，要求彭德怀答复。７日，彭与康在小组会上发生冲突，康生无端地给彭总在打棍子、大扣帽子，说：

“早就同党、同毛主席不是一条心。……是魏延式的人物，一有风吹草动，就掉转枪口，向党、向毛主席开火。”

“满身军阀习气，参加革命，是入股来了。”

“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

总之，康生杀气腾腾、凶相毕露，活像一条疯狗。我们从康生之流身上，可以看出“奴才”与“疯狗”（或曰“魔鬼”）这两重性是合二而一的。纵观历史，凡暴君当政，必有一批奴才、魔鬼横行。对其主子，是一副奴才相；而对主子的所谓“敌人”，则是穷凶疾恶的魔鬼。历来如此，概莫能外。当今世界，只要搞独裁专制，那怕它打着什么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旗帜，也必然如此。盖因专制这个东西，不管你打扮如何巧妙，万变不离其宗，统统带有很浓重的封建专制的属性。比起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体制，倒退整整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凡奴才者，总要看他的主子眼色行事。在没有摸清主子意图或主子没有授意之前，他对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还不敢轻易狂吠，甚至还可能点头哈腰；可是一旦风声有变，他就率先跳出来，先是向主子告黑状，继而大打出手。两副嘴脸，一个目的，就是取悦于主子、博得主子青睐，得以青云直上。康生之流，走的就是这一条道路。他的目的顺利地达到了。这是因为毛泽东需要有这样一批奴才。这从一个侧面，可以折射出毛泽东暴力专制的反动本质。

康生之流赖以存在的土壤，从客观因素讲，一是我国受几千年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留毒影响很深，二是毛泽东推行独裁专制的需要。从而促使这批恶魔得以长期不法横行，祸国殃民，助纣为虐。从主观因素看，康生之流，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家”，而是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分子，是地道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专门以坑人、害人取乐的、残暴成性的恶魔。

由于康魔得宠，最后爬上“党的副主席”高位，临死毛泽东还给他封一顶“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桂冠。把康魔捧得那么高，是给党的脸上抹黑。

相反，“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引自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的彭总，在他临终前夕，又是什么处境呢？据《彭德怀传》一书记述（见该书第740—743页）：

“1973年4月25日因直肠癌晚期，为说服彭总接受手术治疗，特地批准他的侄女彭梅魁来见彭总。彭总才有机会向他的侄女倾诉衷肠：

‘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最后彭总被他侄女说服，于26日动了手术。）

1974年元月彭总手术后半身瘫痪，躺在床上，对他的侄儿女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悲怆地喊道：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1974年９月2日，彭总病危时，叶帅派人前去看他，问他有什么事要说。彭总请来人转告叶帅：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已经审查八年了，现在还没做出结论。’

可怜的彭老总，临死之时，毛泽东下定狠心就是不给彭总摘掉“里通外国罪名”的帽子。他不知道组织上已经对他作出结论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仅仅是没有宣布而已。

1974年11月29日，我中华民族的一代民族英雄、铮铮铁骨的硬汉彭老总终于心脏停止跳动，含冤离开人间。

在他死后的骨灰处理问题上，专案组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周恩来对这一处理也是知情的，只是向有关人员特地关照：

‘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当时，周恩来自己已是癌症晚期，并且处境险恶。他对彭总这样处理，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对彭总的罪名是毛泽东的“钦定”的，他只能屈从；但又尽力为彭总保护好骨灰盒，关于彭总问题只能期待后人公正解决。我们的周总理真是用心良苦。

这一催人泪下、令的心颤的情景，再联想到毛泽东对康生这一魔鬼的厚爱，两者对照，我们还能对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领袖”，说些什么呢？……

这里至少说明了一个真相：毛泽东的专制体制就是封建的、法西斯的专制体制。这是绝对毫无疑问的。再说什么毛泽东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让它见鬼去吧！

附1：可怜的“理论家”水平！
——评1959年8月10日胡乔木的发言

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于８月９日上午追查出彭、张与周（小舟）之间，曾议论过：“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这个问题一经揭开，就像一颗炸弹爆炸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敢把毛泽东比作晚年的斯大林，那还得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又多了一条罪状：叫“恶毒攻击毛主席”。

胡乔木为此于８月10日在小组会上，作了题为《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就六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这六个问题是：关于群众路线问题；关于民主作风问题；关于“个人迷信”问题；关于斯大林肃反错误问题；关于理论贡献问题和关于犯大国主义错误问题。整篇发言把毛泽东和斯大林作为正确与错误两个对立面来加以论证的。从而说明把毛泽东比作斯大林，就是对毛泽东的污蔑和恶毒攻击。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是荒唐的、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他不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而是先从主观愿望、主观的政治需要出发，把毛泽东作为正面的、正确的、高大的形象树立起来，而把对立面的斯大林作为“靶子”、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样的论证的前提条件，就决定了胡乔木的这一“发言”，只能作为一份“反面教材”，留在党史上。

如果把胡的发言跟张闻天的发言，加以对比分析，倒是让我们识别：谁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谁是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顺便提醒：对胡乔木的为人，不妨读一下李锐《黎澍十年祭》一文，更可认清在八十年代还成为“理论界权威”胡某的另一个足以暴露其真相的、令人不齿的侧面）

在“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残酷迫害及其给人民、给民族所带来的严重恶果等方面，把毛泽东跟斯大林，作一翻全面、系统、深入的对比，并从中得出应有的教训，这正是理论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值得探索研究的课题。

本文借胡乔木提供的这份“反面教材”，就他提出的六个问题，逐一进行剖析，还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关于群众路线问题

在胡乔木的发言中，他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不错，“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经常挂在嘴边的，但也谈不到什么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这一基本观点的延伸，不走群众路线，不密切联系群众，怎么能做到实事求是。关键不在于毛泽东是怎么讲的，而是看他是怎么做的。如果是言行脱节或言而无信，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那就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政治骗子。

就以胡乔木所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为例，即使在当时，只要头脑清醒一些、理智一些，无论是公社化，还是粮棉放卫星，以及全民炼铁，有哪一件是“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的产物？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各级组织（上自中央各部委、各省，下至城乡基层组织）对上弄虚作假，你上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不敢说一个“不”字。对下则强迫命令，谁敢不听、不办？不然，轻则丢掉头上的乌纱帽，重则被投入监狱。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出现这一反常现象的总根子，不正是在毛泽东身上吗？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狠批周恩来之时，就胡说什么：“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算哪家的理论？）并跟周恩来打招呼，说什么“你看，下半年会有更大的冒进。”这就是“大跃进”、“公社化”的出笼背景。所有这些情况，无论是上层内幕，还是当时的苦不堪言的民情，胡乔木都十分清楚。在庐山会议的“神仙会”期间，胡乔木本人也曾跟毛泽东的其他秘书在私下一起发过牢骚（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怎么，风向一转，胡乔木就变成另外一副面孔。你不觉得什么叫“羞耻”、什么叫“害臊”吗？在毛泽东残暴专制之下，为保住自己，说些违心话，做些违心事，这是普遍现象。对此，人民是能理解和谅解的。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无论说话、做事，总得掌握好一个“度”，决不能太“出格”，一旦超越了这个“度”，出了这个“格”，那就连自己的“人格”、灵魂“也一并出卖了。那时人民就会另眼相待（思想家黎澍对胡乔木的本质是看透了的，他对胡是十分鄙视的。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史料看，在老一代革命家中，不少人认为胡乔木是“两面人”。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胡控制舆论工具，起了很坏的作用。周扬就是受胡乔木伤害而最后成为“植物人”的。）

第二、关于民主作风问题

在胡乔木的发言中，说：

“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很少讲民主，连中央全会也不召开。我们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呢？

胡乔木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了一通“胡话”，不知他是不懂民主为何物？还是为了肉麻吹捧毛泽东，不知羞耻地胡说一起。这位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胡乔木竟然堕落到这一地步，也够可怜的！

关于“民主”这个东西，不得不说我们这个国家只有封建专制的传统，而且是很顽强、根子扎得很深，压根儿没有民主的传统。五四运动由知识界发动，举起“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既得不到上层执政者的支持（凡搞专制者是绝对扼杀民主的），也没有扎根的土壤（小农经济）。直到现在为止，不论打着什么旗帜，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什么“法治”。至于毛泽东的体制，那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法西斯专制（只不过现在记在林彪、江青的账上）。这已成为目前国人的共识。因此，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关系到人民生死的命运。他们开明一些，人民就高兴；他们荒诞暴戾，人民就遭灾受难。这种血的教训，凡过来人，都有切肤之痛，难道胡乔木还不清楚吗？

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分析于胡乔木所说的：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如果真要是这样，那就不该发生“彭、张冤案”；因为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字字句句，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特别是张闻天的《发言》，切中时弊，分析精辟，说理透彻，是一篇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力作。怎么会是什么“反党纲领”呢？对这些情况，应该说胡乔木本人也是有鉴别能力的，但不知为什么无视毛泽东霸道专制的恶劣作风，而加以无耻的美化、肉麻的吹捧。再以“彭德怀冤案”为例，从抛出《意见书》，到23日公开表态定性，再到26日发出“要划清界线”的所谓“指示”。这些重大的决策，有哪一次是通过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定下来的？胡乔木还以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例，证明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党内民主”的。写到这里，不禁要问胡乔木：你到底想说明什么呀？真是越听越糊涂了。看来你连什么是“民主”这一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懂，怎么敢在会上大放“厥词”！除了无耻之尤，一般人是不敢的。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第三、关于“个人迷信”问题

在胡乔木的发言中，他说：

“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在公共场所陈列。”

好了，好了！真不想再抄录这样低水平的、不值一驳的发言了。想不到被称为“理论家”的胡乔木竟会作这样低级的发言。如果不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反面教材”或什么是“反面教员”，真不想浪费什么笔墨和精力了！

也许这是奉命之作。不讲，自己过不了“关”；讲，要想说清楚毛泽东在“群众路线、民主作风、个人迷信……等”方面，不但比斯大林“强”得多，而且把毛、斯作为正、反两方的对立面加以对照，硬要在毛的脸上涂脂抹粉，说毛一贯正确。这确实是一个谁也无法解答的难题。可是，既然有人敢把毛泽东比作斯大林晚年，并认定这是对毛的恶毒攻击，那就必须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题批判。于是这个任务就自然落到“理论家”胡乔木的头上。胡乔木硬着头皮，交出了这份只能打“零分”的卷子。果如此，人们还是可以谅解的。由于这个问题太敏感、太重要、影响太大，胡乔木在自己晚年，总得有一个交代（或反思），以澄清是非，吸取教训。从各方面反聩的信息看，胡乔木没有这样做。相反，在八十年代，胡乔木还以“理论界权威”的身份，以“左”的面貌，打击、迫害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老同志（周扬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论界有人对胡乔木不屑一顾的原因。当年跟着毛泽东，迫于压力，干了一些坏事，除了作恶多端、罪大恶极外，一般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在八十年代，继续充当“左爷”角色，那就另一回事了。属于受毒太深，不愿悔改。这样的人，必然是当前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胡乔木的“高论”。他以建国前夕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来证明毛泽东跟斯大林不同，是反对“个人迷信”的。不错，如果一直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那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问题在于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异化”，在政治局成员中，彭总是最敏感、也是反响最强烈的一位，同时也是抵制、反抗最强烈的一位（事迹见前文）。此后，1956年的“八大”通过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这不是泛指，而是有显著的针对性。之后，毛泽东策划“反右”，紧接着就狠批周恩来；在批周得逞之时，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就抛出什么：“不崇拜，不得了！”以及什么“‘个人崇拜’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对马、恩、列、斯，因为他们真理在他们手里，所以应该崇拜他们。”这一系列谬论。把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拥护真理这一概念，偷换成“崇拜某个人”。从而使毛泽东以“当代秦始皇”自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所有这些“异化”、“质变”，胡乔木身居领导核心圈内，贴近最高领导成员，对最高层内出现过哪些分歧、矛盾，以后又如何演变，以至结局如何？等等情节，特别是其中毛泽东扮演了什么角色？胡乔木是最清楚的。怎么在发言中，这些都视而不见，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不知胡乔木厚着脸皮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明知是欺人之谈，一派胡言。对此，如果灵魂深处，还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那就不可救药了。

如果硬要毛泽东跟斯大林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指搞“个人迷信”），毛泽东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后者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而毛泽东在“八大”之后，完全靠自己单枪匹马，赤膊上阵，“杀”出来的。为推翻“八大”的《决议》，不惜把几十万人打入“另册”、踩在脚下（如“反右”，见本书第三章），接着又不惜把周恩来作为“替罪羊”狠批一通，这才一步一步重登“凌驾”宝座的。

质问胡乔木：“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方面同他相反。”这句话你怎么说得出口？除了不顾脸皮之外，是怎么也说不出来的。要知道，你讲话不仅是迎合主子需要，取悦于主子；可还有一个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

第四、关于斯大林肃反错误问题

在他的发言中，说：

“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不错，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错杀了一大批高层领导干部，时间是在1936—1938年这三年内。从1924年列宁逝世到1936年，这13年时间里，斯大林集中全力抓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为苏联增强国力奠定基础，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国。这才使苏联有能力反击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并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1939—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斯大林领导下（1945—1953），在遭受法西斯严重破坏的国土上，重新恢复和发展经济，很快使苏联无论在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上，还是科技发展水平上，都达到了世界领先地位。1956年世界第一颗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也是斯大林时代打下的基础。总之，斯大林当政30年（1924—1953），对苏联人民，是功远大于过。当然对他三年中残杀无辜，应该给予无情揭露与批判。

再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他执政当权的28年里（1949—1976年），除了头几年（1949—1955），经济发展比较正常，也比较快；1955年接连出现了“潘汉年冤案”和“胡风冤案”，本身都是毛泽东亲自以“莫须有”罪名定罪的，并且无辜株连了一批人。特别是后者，被株连的人更多（凡与胡风打过交道的人几乎都被网罗进去），但毕竟限于文艺界这个圈子。1957年的“反右斗争”，被打击的对象是整个知识界。把五六十知识分子精英打入另册，此后20多年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如果毛泽东再多活十年，像小平同志那样长寿，他们还得继续受罪）。不说后来的“十年浩劫”，到胡乔木发言为止，在“军事俱乐部”这顶大帽子下，又不知要株连多少人。尽管毛泽东没有亲手杀过人（？）。但被迫害致死以及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无法统计。从受害者的数量上来看，就远远超过斯大林，此其一。其二，从时间上来看，斯大林整人、迫害人主要集中在三年之内，而毛泽东长达20多年，而这又与他的处世哲学有密切关系：“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是以整人为乐。（如果他再多活十年，还会再发动一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中国真的被彻底毁灭了）。其三，斯大林在位30年，肃反搞了三年，绝大部分时间（27年）是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抓国家的发展事业（其间因卫国战争被迫停了六年），并且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在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年（1953年），苏联的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军事实力是世界上惟一能与美帝抗衡的大国。

那末看一下，我们的“伟大领袖”又是怎么抓经济、抓发展呢？说他一点没有抓，那未免冤枉他了。1958年，我国的“大跃进”，抓农业“竟放卫星”、抓“全民炼铁”（这些都是“伟大的创举”，历史上没有，当今世界各国也不可能有）。这就是毛泽东亲自抓经济“发展”的杰作。遗憾的是，有一个“良好”的主观愿望，恰没有得到好的客观结果：经济大倒退、大破坏。我们的天老爷偏偏跟毛泽东作对。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抓经济发展），毛泽东跟斯大林相比，一天一地，根本没法比。斯大林立了大功，而毛泽东呢？仅凭“大跃进”后到庐山会议，各省都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毛泽东无动于衷，一股劲儿“反右倾”，最后导致连续三年灾难（1958—1961），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仅凭这一条，毛泽东不但犯了大错误，而且对人民是有罪的。

至于胡乔木说什么：斯大林混淆两类矛盾，而毛泽东“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纯粹是闭着眼睛，瞎说一起。这是胡乔木发言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把“理论家”这顶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不配。

第五、关于理论贡献问题

在他的发言中，说：

“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斯大林否认对立

的斗争，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就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然已六十九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分不开，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分不开的。”

说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化身”，如果讲毛泽东的中年，在延安，那也许还可以（《矛盾论》是其代表作，对辩证法讲得深入浅出，十分精辟、透彻。）可是在1959年，情况就完全变了。就以“大跃进”为例，胡乔木明知道：“大冒”（毛泽东开始用这个词，后改为“大跃进”）是违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主观唯心、形而上学的产物。对这个问题的性质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就在毛泽东刚提出的时候（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处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陈（云）三位常委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正是在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上，挨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他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作为“理论家”的胡乔木，对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是应该知道的。而且他也知道“大跃进”的出笼背景，怎么能说：“……大跃进… ，是同他（指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分不开。”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理论家，说话总得有一个“谱”。决不该信口开河，连常识都不管。居然还说是“辩证法的化身”，无视实际，肉麻吹捧到这个地步，委实可笑、可悲、可怜、可耻。

如果说斯大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胡乔木语），那末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都是逆潮流而动的大倒退！民族的大悲剧、大灾难就是由此发生、演变而成的！

至于“阶级斗争论”，毛泽东自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大贡献、大发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如果不用全力去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列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斯大林基本上是按这一思路去做的。）其结果必然滑向邪道。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像毛泽东那样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就是不抓发展经济，最后导致国民经济两次趋于崩溃边缘。这就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本质上是一个骗术，是为维护和巩固他的“凌驾”地位服务的。

第六、关于犯大国主义错误问题

在他的发言中，说：

“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

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具体如何处理国家与国家、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无需加以什么论证，而是只需要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阿尔巴尼亚。当初与苏共论战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为了争取阿尔巴尼亚，尽管我们自己经济上很穷、很困难，日子过得很苦，毛泽东不惜掏出100亿美元，无偿送给人口只有100万只阿尔巴尼亚（平均每人一万美元，这在现在也是一笔很了不起的金额）。并赞美阿尔巴尼亚是一盏“欧洲的明灯”。两党、两国打得火热，好话说尽。曾记何时，一旦霍查不听毛泽东的指挥棒，就翻脸不认人。在大国主义这一点上，毛泽东决不比斯大林逊色。毕竟学生是从老师那儿学来的，不足为奇。如硬说两人不一样，那就有悖于史实，不足为训。

＊　　　　＊　　　　＊　　　　＊

总而言之，胡乔木发言中的六个问题的主要论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因此，不仅经不起历史检验，就在当时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一位著名的秀才、“理论家”，交出这么一份只能打“零分”的答卷。不知他自己是否感到“羞耻”两字。估计当时还会洋洋得意，算是为主子争回面子，立了大功。但到八十年代初当他负责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草案时，总应该有所反思、有所震动。从一些史学家、理论家的议论看（见上述），胡乔木可能是回避了，像没有这个发言似的。果如此，对于在八十年代已成为“理论界权威”的胡乔木来说，不仅是终身遗憾，而且是一个历史污点与耻辱。在这一点上，晚年的周扬同志所作的深刻反思，是值得胡乔木学习的。晚年的周扬不但被他的当年受害者所谅解，而且赢得了人们的爱戴与尊敬。严于律己、勇于反思（解剖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扬同志做到了，而胡乔木则溜掉了。看似聪明，实际上是毁了自己。

作为一个正常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活得有骨气！

为什么把胡乔木的这篇发言，看得那么重呢？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当时这篇发言作为“褒毛贬斯”的力作，广为传播，流毒很深。胡乔木又以理论家身份出现，更能蒙蔽群众。因此有必要进行认真清理，逐条批驳，揭开假象，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附2：毛泽东自己究竟代表哪一个阶级？
——评毛泽东的“两大对抗阶级的斗争”论

1959年８月15日在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前夕，毛泽东对他亲自炮制的“彭总冤案”作了总结。他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在全会上大言不惭地讲了两大对抗阶级，无疑彭、张、黄、周（小舟）是代表资产阶级，他、毛泽东自己代表无产阶级。他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当然代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并且还是党的化身。

这类结论是毛泽东亲自下的。处于“凌驾”地位的毛泽东连放一个“屁”都是“真理”，谁都不敢吭一声。在那样年代，还有什么“理”可说。列宁说得好：“事实是最顽强的”。最终还是靠“史实”说话。毛泽东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究竟谁代表无产阶级，谁代表资产阶级？不是靠自封，而是靠历史的事实来作出公正的判断。

在庐山会议上，无论是彭总的信（所谓《意见书》），还是张闻天的《发言》，都有一个显明的共同特点：一切以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为进一步吸取教训，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从而不惜冒颜直谏。这一点在张闻天身上，表现更为突出。在他发言之前，形势已经恶化，但他为坚持真理，无私无畏，大义凛然，浩然正气。他的《发言》既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又有针对性极强的、富有说服力的、精辟中肯的意见。因此，真理在彭、张手里，正是他们代表无产阶级，代表中华民族的全体人民。毛泽东手里除了“打人的棍子”、“整人的帽子”，什么也没有了。他只会尖酸、刻薄的讽刺挖苦（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是其代表作）或者破口漫骂（如对彭说：“你操我娘20天”），乱扣帽子（什么“军事俱乐部”、什么“里通外国”），根本讲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来。就连他的大秘书、大秀才、笔杆子胡乔木的发言，也是“黔驴技穷”，出尽洋相（见上文）。如果说毛泽东一伙是代表资产阶级，那还是高抬了呢？！确切说是他们是一帮“流氓无产者”或者说是“封建专制主义者”。比起资产阶级来，这批人显示出愚昧无知、粗暴野蛮的特征。

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提到庐山的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毛泽东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是“理直气壮”的，想表明他如何英明、伟大，如何高瞻远瞩。可是到头来，恰恰起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作用。“过去十年”是一个怎么样的十年？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专门“整”知识分子的。1955年毛泽东亲自炮制的“胡风冤案”，在文艺界，株连了一大批人（迄今未见准确数字，起码有几千人。）其中投入监狱终身劳改的就不少。1957年毛泽东为重登“凌驾宝座”，不惜用“引蛇出洞”的卑鄙手法，将五六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株连了一二百万亲属。如果把反“反冒进”、狠整周恩来，也包括在内（毛把周打成“离右派只50米），前后一共四次。在毛泽东看来，都属于“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而事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是：这十年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迫害的十年，是毛泽东蓄意制造大冤案的十年，是毛泽东推行封建专制的十年。“十年冤案”已成定论。“十年封建专制”是由毛泽东的“凌驾”地位及其所作所为决定的。这样，所谓“两大对抗阶级”，就是毛泽东以封建头子的身份作为一方，而另一方则是广大知识分子。这一推理是合乎史实的。据此说庐山的斗争是“两大对抗阶级斗争”也是合乎逻辑的。只不过毛泽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封建专制阶级。

至于往后呢？毛泽东说：“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这一段话，当然是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关于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的学说。这段话的前半段还是可行的，关键是毛泽东手中有权。他可随心所欲地拿一批人开刀。1962年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就是一例。1962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公然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荒唐的反马列主义的命题。到1966年6月，经过一年半的“地下的”密谋策划，终于爆发了惨绝人寰的、绝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的政治实践，丝毫也证明不了毛泽东在预言正确。只是说明：为了确保他的“凌驾”地位，为了确保“当代秦始皇”的皇位，他是不惜付出一切代价，那怕生命涂炭、血流成河，毁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也在所不惜。幸好毛泽东在1976年９月死了，他的这段话的后半段（所谓“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在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就跟着毛泽东见鬼去了！！！

从20多年的毛泽东政治活动轨迹看，毛泽东决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最残暴、最狠毒的专制主义者的代表！！！

Pages

Friday, May 29, 2015

祝世华：反思录（上 1-6)

反 思 录

邓小平同志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两次讲话

第一次讲话内容

第二次讲话内容

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问题的谈话

序 言《如何看待毛泽东》

自 序

第一次修订说明

再次修订说明

第三次修订说明

重要补充说明

第四次修订说明

第五次修订说明

附１： 文史学家的深沉呐喊！

一、 该是“任人评说”的时候了！

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

四、“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五、“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六、“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

七、“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八、“我们正慢慢地知道历史”

九、为什么要写这篇代序？

附２. 众多名家的血泪控诉！

一、析“江青之流”一词的内涵

二、“波尔大哥，永别了！”

三、“喜喜忧忧想不到”

四、 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五、“真正的浩劫”

六、 从四个“最”到六个“极端”

七、 “超希特勒之流”

八、 最坏的一次“皇朝”更迭

九、 向党中央进一言

前 言

上 篇

第一章 毛泽东是怎样登上“凌驾”宝座的？

（一） 延安整风的阴暗面——“凌驾”初成定局

（二）处于困境的1956年上半年——“凌驾”宝座受挑战

（三）“八大”的历史功绩——“凌驾”宝座被撤

（四）整风是假，“引蛇出洞”是真——为再度重登“凌驾”宝座找“突破口”

（五）借口反“反冒进”，狠整周恩来——“凌驾”再度成定局

第二章 从延安整风看毛泽东其人

引 言

（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真实地位——在军事指挥上毛只是周的助手

附：毛泽东在什么时候取代周恩来的地位？

（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张“实际权力”交替的政治背景

（三）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对其“背景与目的”的探索

附1：从另一个侧面，探索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缘由

附2：延安整风：周恩来是第二号批判对象——经验主义代表人物

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接受批判——毛泽东为周恩来特制“经验主义”的帽子

周恩来遭“过火与不公正”的批判季米特洛夫信函毛泽东制止

中共“七大”：毛泽东晋升“领袖”周恩来重返权力中心

周恩来深受创伤心灵受到扭曲

（四）从几个侧面探索延安整风运动真相

为什么用“总学习委员会”取代政治局与书记处？

为什么毛泽东要特别重用康生？

为什么要把整风运动推广到全党（实际是延伸到党外）？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整风运动中搞“抢救”运动和采取“文、武”两手策略？

毛泽东是在什么背景下，终止延安整风的？

附：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全文

（五）众人评说延安整风运动

革命老人谈延安整风——探索延安整风运动真相

一、李锐谈延安整风

“特务如麻”是怎么形成的？

填写“小广播表”是怎么会事？

二、李慎之谈延安整风

三、何方谈延安整风

四、温济泽谈延安整风

五、韦君宜谈延安整风

六、师哲谈延安整风

与毛泽东同一代革命家谈延安整风

张闻天谈延安整风

陈毅谈延安整风

徐向前谈延安整风

薄一波谈延安整风

（六）如何正确评定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不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附：从陶（铸）古（大存）积怨看延安整风运动的“后遗症”

反思录

　　第一次讲话内容

　　第二次讲话内容

序　言
《如何看待毛泽东》

自　序

　　第一次修订说明

　　再次修订说明

　　第三次修订说明

　　重要补充说明

　　第四次修订说明

　　第五次修订说明

附１：文史学家的深沉呐喊！

　　一、该是“任人评说”的时候了！

　　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

　　四、“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五、“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六、“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

　　七、“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八、“我们正慢慢地知道历史”

　　九、为什么要写这篇代序？

　　一、析“江青之流”一词的内涵

　　二、“波尔大哥，永别了！”

　　三、“喜喜忧忧想不到”

　　四、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五、“真正的浩劫”

　　六、从四个“最”到六个“极端”

　　七、 “超希特勒之流”

　　八、最坏的一次“皇朝”更迭

　　九、向党中央进一言

前　言

上　篇

第一章毛泽东是怎样登上“凌驾”宝座的？

（一）延安整风的阴暗面
——“凌驾”初成定局

（二）处于困境的1956年上半年
——“凌驾”宝座受挑战

（三）“八大”的历史功绩
——“凌驾”宝座被撤

（四）整风是假，“引蛇出洞”是真
——为再度重登“凌驾”宝座找“突破口”

（五）借口反“反冒进”，狠整周恩来
——“凌驾”再度成定局

第二章　从延安整风看毛泽东其人

引　言

（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真实地位
——在军事指挥上毛只是周的助手

（三）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对其“背景与目的”的探索

　　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接受批判——毛泽东为周恩来特制“经验主义”的帽子

　　周恩来遭“过火与不公正”的批判季米特洛夫信函毛泽东制止　　

　　中共“七大”：毛泽东晋升“领袖”周恩来重返权力中心

　　周恩来深受创伤心灵受到扭曲

　　为什么用“总学习委员会”取代政治局与书记处？

　　为什么毛泽东要特别重用康生？

　　为什么要把整风运动推广到全党（实际是延伸到党外）？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整风运动中搞“抢救”运动和采取“文、武”两手策略？

　　毛泽东是在什么背景下，终止延安整风的？

　　一、李锐谈延安整风

　　“特务如麻”是怎么形成的？

　　填写“小广播表”是怎么会事？

　　二、李慎之谈延安整风

　　三、何方谈延安整风

　　四、温济泽谈延安整风

　　五、韦君宜谈延安整风

　　六、师哲谈延安整风

　　张闻天谈延安整风

　　陈毅谈延安整风

　　徐向前谈延安整风

　　薄一波谈延安整风

（六）如何正确评定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不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八）1945年“七大”修改《党章》的负面作用
——“毛泽东思想”被纳入“党章”及其后果

　　瞿秋白评述毛泽东：

　　王明早年评述毛泽东：

　　王明在1943年延安整风后期说毛泽东：

　　王明晚年评述毛泽东：

　　任弼时评述毛泽东：

　　张闻天评述毛泽东：

　　凯丰评述毛泽东：

　　毛泽东利用江西地方派系斗争，支持亲信刘士奇，打击异己分子李文林

　　陷害李文林的政治大阴谋：“AB团的首领”

　　在江西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三军、二十军大开杀戒

　　毛泽东的打击目标：铲除李文林派领导人

　　为实现政治野心，两万多革命骨干惨遭杀害

第三章　从“反右”冤案看毛泽东其人

（五）“反右”是犯“扩大化错误”吗？
——质疑小平同志

第四章　从反“反冒进”，看毛泽东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