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纳：给我自由!（六 24-28）

第六部　什么样的国家？
1953 - 2007

20世纪后半期，美国在国内和它在更大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方面都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冷战使美国不断卷入全球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有时采用间接的方式，有时则采取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来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和确保那些对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持友好态度的政府的生存。1989---1991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崩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军事强权。这些年见证了美国社会在本质上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变化，也见证了美国公民的权利以及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的巨大扩展。

从表面上看，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年代。这是一个美国人享有普遍繁荣的时代，此时开始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迁居到城郊，在那里享受美国工厂倾泻而出的一系列令人惊叹不已的消费品，包括汽车、电视机和各种家用电器。战后的"婴儿潮"极大地增加了人口数量。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是围绕对经济富裕和消费选择的享有而建立的，并且以传统的家庭生活为背景，妇女们则在她们城郊的家中获得一种成就感。

在这个"共识"的年代，尖锐对立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冲突似乎从美国生活中消失了，即便如此，包含不满和反叛情绪的种子也开始萌芽生长。一些艺术家和社会评论家开始对令人感到窒息的一统性氛围展开批判。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将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宣布为非法。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部分地是因为吉姆·克罗法对冷战时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造成了伤害。1955年蒙哥马利市抵制公车运动翻开了民权运动的南部篇章，这场运动迫使整个国家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继续将成千上万美国人局限在二等公民的地位上，美国是否真正有资格把自己称为是"自由人的国土"。

这些抗议的种子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这是一个充满社会冲突和美国自由的界限得以巨大扩展的10年。当游行示威在整个南部方兴未艾、联邦政府在1964和1965年通过法律对黑人民权进行保护并恢复他们在南部的选举权时，这场民权革命达到了顶峰。尽管这场运动随后出现了分裂，国家也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处于日益恶化的都市贫民窟中非白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但20世纪60年代却以种族隔离体制的解体而结束。黑人运动激发其他受压迫的群体------拉丁语裔人、印第安人、同性恋者和妇女------行动起来，诉说他们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要求获得"解放"。他们的努力进一步扩大了自由的范围，并将自由的思想推进到了生活中最隐秘的领域之中。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领导之下，联邦最高法院对"权利革命"给予了宪法上的认可。到20世纪60年代末，自由的内涵与范围都已得到极大的扩展。

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越南战争之中。在这场冷战的冲突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将越南本土生长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由莫斯科指挥的全球阴谋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美国将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投入越战时，原有的外交政策共识开始解体了。在美国历史上，大学生第一次在激进抗议运动中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组织起大型的反战示威活动。对政治的不满也促生了反传统文化运动，这是年轻人对盛行的中产阶级清规戒律发起的一场反叛运动。林登·约翰逊（LyndonB. Johnson）总统启动了"伟大社会"的改革计划，企图帮助穷人摆脱困境、鼓励艺术的发展和为所有老人和需要的人提供医疗保障，这项改革将20世纪自由主义带入了它的高潮阶段，但他发现自己的政党因越战而产生了分裂，他也失去了公众支持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激进抗议的年代而闻名，但它同时也促生了一个以反对民权运动、性革命、公众无序和联邦权力扩张为目标的保守派反击运动。20世纪70、80年代，一个影响和权力不断增大的保守派联盟开始形成，它的成员包括了商人、反政府活动分子、一个力图恢复它所认可的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督教右派群体和一群意图振兴讨伐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斗士。1973年战后经济繁荣的结束，连同吉米·卡特（JimmyCarter）总统在解决经济衰退方面所表现的无能，加快了这个保守派夺取政权的速度。1980年，保守派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开启了里根革命的时代。

里根大幅度地增加了军费开支，削减了一些社会计划的资金，实施减税，并对工会进行打击。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有意识地希望重新界定自由的内容，将自由与反共、自由企业制度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同起来。尽管他实施了保守的经济政策，里根却无法阻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权力革命。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保守派人士悲叹道，越来越少的妇女愿意接受家庭妇女的传统角色，同性恋者的权利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尽管保守派发动了一场来势凶猛的运动，企图推翻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做出一项承认堕胎合法性的判决，但他们没有获得成功。此外，1965年移民法的实施终止了原国籍移民配额制度，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从而引发了针对国内日益明显的种族和族裔多元化而展开的政治交锋。

1989---1991年冷战的突然结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事实强化了甚为流行的美国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强调政治民主，自由市场和在涉及个人问题上不受限制的选择自由。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开始愈加注意到"全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包含了人口、投资、商品和信息以跨越国家疆界限制的方式在国际上来回流动的过程。有些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经济自由的扩展。其他人则担心，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正从美国流失到低工资的外国去，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正在做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决定，而它们却不受任何现存民主机制的控制。

21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时显示出美国强权的广度和局限性。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多重袭击使约3000人丧失了生命，突现了在一个恐怖分子能够像商品和金钱一样便利地跨越国界线的时代里美国所具有的脆弱性。乔治·布什总统对此的回应是，将美国投身于一场"反恐战争"之中，这是一场与难以清楚界定的敌人的战争，也是一场缺乏预期的时间表或对胜利有清楚定义的战争。联邦政府获得了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逮捕任何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人------尤其是具有中东血统的人------并无限期地关押他们。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反对下发动的战争；它的发生表明：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不再需要建立联盟，或在自己采取行动时不考虑世界舆论的反应。尽管对伊拉克的入侵成功地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专制政权，但一场反美的武装反抗很快随之而起，连同什叶派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一并发展起来。到2006年，美国似乎陷入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之中，国内对战争的支持也在不断地迅速降温。

这些事件再度提出了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辩论过的一些问题。在国家遭遇危机时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平衡点在哪里？自由的经济基础是什么？美国应该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民主政体还是一个帝国？政府是否应该因种族和族裔背景而践踏某些群体的权利？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在21世纪中对美国自由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再界定的过程。

第二十四章　一个富裕的社会
1953 -1960

［大事年表］

1947莱维特城住宅项目开工

1950戴维·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出版

1952美国爆炸第一颗氢弹

1953苏联爆炸氢弹

中央情报局主导的伊朗政变发生

厄尔·沃伦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1954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公约签订

中央情报局主导的危地马拉政变发生

1955劳联与产联合并

艾伦·金斯伯格发表《嚎叫》

维尔·赫伯格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出版

1955---1956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

1956南部基督教领导同盟成立

联邦州际高速公路法

苏伊士运河危机

1957艾森豪威尔主义

小石城中心高中黑白合校事件

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号卫星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出版

1958国防教育法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出版

1959尼克松--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

1960约翰·F. 肯尼迪当选总统

1962弥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出版

黄金时代

随二战结束而来的是一个被一位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经济不断扩张，物价稳定，失业率低，生活水平的上升一直保持到1973年。1946---196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以上，所获福利的大部分以工资增长的形式为普通公民所分享。在每个可用数据测量的方面------食物结构、住房质量、工资收入、教育和娱乐消遣等------大部分美国人都过得比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要好许多。1960年，据估计，有60％的美国人按政府的定义享有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官方公布的贫困家庭数字，1950年时是所有家庭的30％，10年之后，这个数字降低到22％（当然，这个数字仍然代表1/5的美国人口）。

在这些年里，无数的发明被广泛运用，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些发明包括电视机、家用空调、自动洗碗机、廉价的长途电话服务以及乘坐喷气式飞机外出旅行等。其他的服务设施，如电气、中央供热系统和室内抽水马桶等，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只有真正的中产阶级人家才能享有，此刻却变成了普通人生活的特征。

富裕的写照：在这幅由亚历克斯·亨德森拍摄的照片中，杜邦公司雇员斯蒂夫·柴可林斯基及家人与全家一年之中所消费的食品一起合影。

变化中的经济

尽管在二战之后，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但美国始终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强国。钢铁、汽车和飞机制造等主要工业产品主宰了国内和世界市场。与其他战争一样，冷战也为工业生产带来了动力，推动了全国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雅图地区、南加利福尼亚和落基山脉附近的各州，从政府发放的飞机、牵引导弹和雷达系统的产业合同中获益极大。南部也集中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和政府资助的造船基地。飞机引擎和潜艇制造业的生长帮助新英格兰平衡了该地区旧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的衰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许多当地的老工业纷纷迁往南部，希望从当地尚未组织起来的低工资劳动力中赚取利润。

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工业化时代的最后10年。从此之后，美国经济迅速向服务业、教育、信息产业、金融和娱乐业转型，而制造业的就业率却不断衰退。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工厂工人的数量也出现了少量衰减，文职工人的数量却增长了将近25％，大公司中领取工资的雇员增长了60％。工会在争取工资增长方面的成功促使雇主们不断提高制造业中的机械化程度，以降低劳动力的开支。1956年，白领工人的数量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作为蓝领工人的工厂工人和体力工人的数量。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的农场集中化趋势继续朝更少、更大的方向行进。20世纪50年代，农场人口从2300万人下降到了1500万人，但因为高效率农业机械的使用、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普及、西部地区加速对开放土地的水利灌溉以及新作物品种的开发，农业产量却增加了50％。南部生活自二战期间开始转型，20世纪50年代则见证了这种转型的加速发展。新型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使用以及从棉花生产持续向低劳动力密集型的大豆种植和家禽养殖业的转型，降低了对农场劳动力的需求。有300多万黑人和白人短工和分成租佃制佃农离开了南部。美国农业的重心彻底地转移到了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等地。加利福尼亚的大型公司化农场雇佣大量拉丁语裔和菲律宾裔移民劳工，向国内和世界市场源源不断地供应水果和蔬菜。橘子和橘子汁这类东西先前曾是奢侈品，此刻变成了美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城郊国家

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住房建筑业的发展和消费商品的开支。战后婴儿潮（后面将讨论）和人口从城市向城郊迁移创造了对住房、电视机、家用电器和汽车的一种巨大的需求。1960年，居住在城郊单独家庭住房的人数超过了住在市区和住在乡村的人口数（今天，他们超过了后两者的总和）。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韦斯特切斯特社区的鸟瞰图，摄于1949年，展示了二战后城郊社区在美国大地上迅速蔓延的情形。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家庭住房数量翻了一番，几乎所有的新房都建在城郊地带，城市郊区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出现。拥有住房，等于拥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希望；这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已经成为可以实现的梦想。二战结束后不久，威廉和阿菲尔德·莱维特（Williamand Alfred Levitt）在纽约市附近的长岛一块面积为1200英亩土豆地上设计建造了第一个莱维特城社区，他们因此成为著名的城郊房地产开发商。莱维特城的1万多户住房是从事先制作的半成品材料中迅速组装而成的，售价设置在大部分美国人都买得起的水平上。与此同时，城郊也要求建设新型购物中心------大型商场------人们可以开车到那里去购物。与传统的混合使用的、人满为患的市中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郊商场的目的只是为了购物，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公共空间的存在。

西部的发展

真正成为战后城郊发展最耀眼象征的是加利福尼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75年，有3000万美国人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一州的人口增长占全国人口增长的1/5。1963年，它超过纽约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西部增长的大部分主要发生在大都市地区，而不是在农场。但像休士顿、凤凰城和洛杉矶这样的西部"无中心"城市与东部的传统都市中心十分不同。西部城市是由一系列分散的、由单体家庭住房（single-familyhomes）和商业店铺组成的片区、通过一张密集高速公路网的连接而构成的，而不是那种由市中心商业区经由公共交通与居民住宅社区组合而成的模式。洛杉矶盆地是最大的西部城郊区域，曾经拥有过非常发达的火车、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系统。然而，地方政府在二战之后将这些交通线路统统拆除，州和联邦政府用供汽车和卡车使用的免费高速公路将其取而代之。城郊发展也扩展到像圣费尔南多和圣贝纳迪诺流域这样的农场地区。根据一项研究的估计，南加利福尼亚土地面积（可以想象，并不包括山区和沙漠土地）的1/3都用来修建公路和停车场。生活方式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人们上下班需要开车，到只能用汽车才能抵达的商场去购物也需要开车。在美国的其他区域，购物同样开始转移到城郊购物中心，旧城商业区逐渐陷入了窒息的状态。城郊住宅群的蔓延也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草坪地。今天，美国用来种草的土地面积超过用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消费文化

"消费者是我们经济的关键"，纽约市最大的百货公司梅西的董事会主席杰克·斯特劳斯（JackStraus）宣称道。"我们的消费能力是无止境的。今天的奢侈品将是明天的必需品。"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文化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甚至于更早，但在此之前，社会的富裕程度，或者说消费文化，从不曾以如此普及的方式出现过。现代社会也许大大减少了"在工作场所"的自由，因为工人不得不受制于严格的工作纪律，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Kerr）这样写到，但它却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范围的"商品和服务"，因而也在美国人"个人生活"的领域中提供了"一种更大范围的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反映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某种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那就是，消费主义取代经济自主和民主参与而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定义。人们对于债务的态度也产生了变化。贷款的低利率和信用卡的普遍使用使美国人敢于借钱来购买消费商品。美国人开始习惯于依靠永无止境的借贷方式来生活，而这种做法在从前曾被看作是丧失经济自由的一种表现。

消费文化展现了美国生活方式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也几乎重新界定了美国将自由推广到其他国家的历史使命的内涵。美国的消费商品，从可口可乐到利瓦伊牛仔装在内，在其他国家里曾一度是富人地位的象征，此刻却面向全球的顾客销售。冷战时期美国拥有的最强大武器，《美丽家居》杂志的一位记者强调说，是"由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汽车和电冰箱所提供的自由"。

电视世界

由于电视的使用，中产阶级生活的画面和消费商品的广告覆盖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20世纪50年代末，将近90％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电视取代了报纸成为人们获取公众事件信息最常用的渠道，看电视也成为全国首要的休闲活动。电视也改变了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所谓冷冻"电视晚餐"于1954年开始出售，人们可以边看电视边将它加热和饮用），为所有区域和不同背景的美国人提供了一种相同的文化经历。

杰克·古德1948年拍摄的照片展现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情景。此刻电视迅速超越电影和真人出演的戏剧，成为美国人娱乐活动的主要形式。

除了前一章提到的1954年陆军部--麦卡锡听证会这样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之外，电视节目尽量回避具有争议性的内容，而竭力展现一种柔性的（bland）中产阶级生活画面。20世纪50年代初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包括《戈德堡一家》（TheGoldbergs，以犹太移民为主要角色）和《蜜月伴侣》（TheHoneymooners，杰基·格里森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它们表现了居住在都市公寓楼的工薪阶层的生活。到20世纪50年代结束时，这些节目的领先地位被智力竞赛、西部片和《反斗小宝贝》（LeaveIt to Beaver）、《奥兹和哈里雅特历险记》（TheAdventures of Ozzie and Harriet）这样的以城郊住家为背景的家庭情景喜剧所取代。电视同时也成为人类发明的最为有效的广告媒介。为完善自己的形象，大公司也出资赞助一些流行电视节目------如《通用电器剧场》（曾由罗纳德·里根主持过好几年）、《美铝公司特约》（AlcoaPresents）以及其他。电视广告以城郊中产阶级观众为主要目标，不断传送着以无止境消费为基础的好生活的画面。

冰冻电视套餐于1954年发明，食物装在一个类似电视机的盒子内。一年之内，斯旺森公司卖出了2500份套餐。

新福特牌轿车

"自由的概念对我们来说，"一位评论家在1959年写道，"已经变得像一顶旧帽子或一辆新福特牌轿车一样的熟悉。"一辆新的福特牌轿车------或克莱斯勒或雪佛莱轿车------此刻看上去是享受自由所带来好处的必需品。除了家庭住房和电视机外，汽车也变成了社会学家们所称的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者的标准的配套组合"的一部分。1960年，80％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辆轿车，14％的家庭拥有两辆甚至更多的轿车，这些车几乎都是美国生产的。大部分车的款式被设计成只有一两年的时髦期，目的是为了推动人们不断地购买新车。

汽车制造商和石油公司占据了"美国集团公司"中的头几把交椅。底特律和它附近的地区成为美国大汽车工厂的所在地。里弗鲁日（RiverRouge）工厂里集中了6.2万雇员。威洛伦（WillowRun）的工厂有4.2万人。军队对高科技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不再需要曾在二战时期从汽车组装流水线上滚滚而来的大卡车和坦克，五大湖地区所接受的国防工业合同数量少于其他区域。从长远来看，联邦财政不停地从北部和中西部流转到阳光地带地区最终将对老工业基地造成致命的伤害。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连同它对钢铁、橡胶和其他产品的需求，为这一地区的持续繁荣提供了保障。

作为城郊生活轴心的汽车转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如同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将在后面讨论）改变了美国人的旅行习惯一样，人们可以外出进行长途度假和从距离日益变得遥远的住处每日驱车上班。其结果是带来了一道被改观的美国风景线，带动了汽车旅馆、汽车电影院和路边饮食商业的兴建。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于1954年在伊利诺伊开张。10年之内，约有700家麦当劳分店在得到加利福尼亚商人雷·克罗克（RayKroc）准予的特许经销权后而兴建运营，一共售出了4亿份汉堡包。汽车成为一种在个人行动与个人选择上同时拥有了自由的象征。在驾车旅行的途中，美国人不断地为各色广告、电视节目和流行歌曲所提醒：他们是真正地享有自由。他们可以将自己想象成为现代的西部开发者，能够把都市嘈杂的人群和工作场所的紧张压力远远地甩在身后，轻松愉快地奔向"开放的道路"。

工作和家庭中的妇女

城郊生活作为不断被称为"美国式生活"的一种主要场所的出现，给家庭------尤其是给妇女------带来了实现自由的承诺的压力。1945年后，妇女丧失了大部分的她们曾在二战时期拥有的工作。与在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一样，那些在外工作的妇女始终被局限在低工资、无工会组织的工作种类之中，如文秘、销售和服务行业，而不是收入更高的制造业工作职位。在经历了战后妇女就业人数的骤然下滑之后，工作妇女的人数很快开始回升。到1955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二战时期的水平。然而，妇女工作的性质和目标发生了改变。《女性时尚》（Look）杂志称，现代妇女只将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她们工作目的是为家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提供一些帮助，而不是为了帮助家庭摆脱贫困、或追求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获得一种独立自主的职业生涯。1960年，工作妇女的平均收入只有男人收入的60％。

尽管挣工资的妇女人数在上升，城郊家庭生活的主要挣钱者却是男人，妻子应该留在家中。电影、电视节目和广告统统将结婚描绘成美国妇女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男人和妇女重新强调了家庭生活的美德。比起从前来，他们结婚更早（男人一般在22岁、女人一般在20岁就结婚），离婚更少，生孩子更多（平均每家3.2个孩子）。二战后出现了一个"婴儿潮"，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移民人口处于低潮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口增长了将近3000万（差不多有20％）。这种增长主要是来自婴儿的大量出生，同时也反映出，由于青霉素（发明于二战期间，专治细菌感染）等"神丹妙药"的普遍使用，此刻美国人的寿命也比过去更长。

家庭也成为冷战时期的一件武器。美国妇女能够待在家里，一位政府官员宣称说，将"我们与共产主义世界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拥有一个高比例的工作妇女人数。当然，20世纪50年代所推崇的家庭生活不是从前那种父权当道的家庭。它是一种现代的家庭关系，夫妻双方分担家庭责任，通过共同分享的消费、休闲活动和性生活乐趣来获取一种个人的成就感。由于现代生活提供的种种便利，以前那种与工作相联系的个人自由现在可以从婚姻和家庭中得到。冷冻和成品食物，一位作者在1953年欢呼说，为家庭妇女们提供了"从单调乏味、空间、工作和她们本身的无经验的窘迫下解放出来的自由"------这真是一个与二战时期的"四大自由"截然不同的变化。

与其他形式的不同政见群体一样，女权主义好像也从美国生活中消失了，或被当成一种不值得注意的神经错乱表现。著名的心理学家认为，个别妇女的不幸福或想为挣工资而外出工作的愿望源自一种不能接受"母性直觉"的心理状态。"独立的妇女"，一本名为《现代妇女：丧失的性别》的书（1947）宣称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家庭生活是尘世的避风港，全职母亲是妇女的专门"领域"，这种传统的看法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然而，要到战后城郊化出现之后，当家庭生活与工作场所、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关系网等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在空间上被完全分离之后，这种传统才几近得以实现。

种族隔离的图景

对于数百万城市居民来说，城郊乌托邦满足了他们希望拥有自己家庭住房和中等阶级收入的梦想，这个梦想因为大萧条和战争的原因而被推迟。对于战后繁荣的受惠者来说，用波士顿一位工人的话来说，家变成了"自由的中心"。这位工人毅然作出把家搬到郊区去的决定。城市居民迁往城郊的过程也极为关键地推动了美国化运动，这个过程将城市居民从原来的族裔社区中分离出来，让他们全面进入并融入到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大众消费世界中。然而，如果城郊社区提供了一个新的享受美国自由的地方，它们仍旧至少保留了一个旧的特征------硬性的种族界限。

城郊生活从不像它的支持者或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城郊的种类分为上层阶级城郊区、工薪阶层城郊区、工业城郊区以及位于城市辖区范围之类的"城郊"居民区。然而，如果城郊生活中阶级同一性被过分地夸大了的话，城郊生活中的种族同一性却是再真实不过的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城郊白人居民中的90％居住在非白人人口不到1％的社区之中------这是当年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和居民的共同决定所留下的遗产。

在战后城郊化发展的高潮中，联邦机构继续为那些明令禁止将住房转售给非白人的房屋贷款提供担保，事实上为住房的种族隔离提供了资助。即便在1948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此类限制不能实施之后，银行和私人房地产发展商继续禁止非白人家庭进入城郊居住区，而联邦政府机构则拒绝为非白人家庭提供房屋抵押贷款，除非他们是在种族隔离区内买房。1960年，黑人在芝加哥城郊人口中只占3％。威廉·莱维特兴建的巨大崭新的社区将黑人拒之门外，不许他们在其中买房或租房，包括退伍军人在内。"如果把房子卖给一户黑人家庭，"莱维特解释说，"我们的白人顾客中的90％到95％的人就不会在这里买房。"在遭遇了一桩法律起诉案件之后，莱维特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同意将房子卖给非白人买主，但具体实施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1990年，他在长岛建立的社区拥有5.3万居住人口，其中只有127名黑人居民。

公共住房与都市更新

1949年，国会通过了一个住房法，批准兴建80万套公共住房，为"每个美国家庭提供一处体面的住房"。该法将住房居民的收入标准定得很低------这是应私人承包商提出的要求而制定的规定，他们的目的是避免在修建中产阶级住房时来自政府方面的竞争。这项规定将公共住房项目限制在十分贫困的人群之内。因为居住在城市和城郊的白人反对在他们居住区中修建公共住房，公共住房项目就不断地被局限在城市中心的贫民区，这样，都市非白人社区的贫困化就更加集中和严重。与此同时，在"都市更新"计划的指导下，城市又将位于市中心的、隐含极高房地产价值的贫困社区推倒，而代之以新建的零售购物中心和全白人的、中等收入的住宅楼群，州也在这些地方修建大学，如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WayneState University）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洛杉矶曾将一个位于查维日拉温（ChavezRavine）种族混居的社区推倒，在原地给道奇尔斯棒球队修建了一个棒球场。该棒球队在以布鲁克林为家68年之后，于1958年搬迁到洛杉矶，象征着加利福尼亚在全国舞台上的重要性的增加。对都市更新不满的白人居民通常迁往城郊的社区。而没有能力迁往城郊的非白人只能在日益衰败的城市社区中寻找住房。

分居的社会

城郊化使美国生活中的种族分界线变得更加明显和生硬。1950---1970年，大约有700万白人美国人从城市中心迁往城郊。与此同时，将近300万黑人从南部迁往北部，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加了现有都市贫民窟的规模，并繁衍出新的贫民窟。有50万波多黎各人移居到北美大陆；其中大部分人是小咖啡和烟叶农场主以及农业工人，他们在美国糖业公司扩大土地面积时丧失了土地。大多数人最终来到纽约市的东哈莱姆区，至此，这个地区是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区。尽管颇受欢迎的百老汇音乐剧《西区故事》用纽约的另外一个社区作为背景，但它戏剧化地展现了波多黎各新来者与老都市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居住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人超过了居住在波多黎各岛首府圣胡安市的波多黎各人。

种族排斥变成一种自动强化、自动实施的过程。非白人只能从事体力和无技能的工作，这是就业歧视实践的结果，也是他们被排斥在从公立和私立大学接受教育机会之外的结果。南部之外的大学也对他们进行了排斥。1950年，就业黑人中只有12％的人拥有白领职位的工作，而同类的白人是45％。随着白人和工业就业机会从旧中心城市逃离到城郊地区，黑人和拉丁语裔中的贫困者则被锁定在都市的贫民窟中。在白人眼中，这些是与犯罪、贫困和福利联系在一起的地方。

对于住在郊区的居民来说，家庭住房不仅是自由的象征，也是家庭的主要投资，面对非白人的出现，他们内心的恐惧感不断增加，担心非白人的迁入会降低他们原来的生活质量，降低他们财产的价值。《生活》杂志引用了一个白人城郊居住者对一个可能迁入的黑人邻居的评论："他也许是个不错的人，但我每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房子的价值又降了2000美元。"住房隔离的现象也因受到"街区轰炸"手段的实施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是房地产商惯用的一种战术，他们释放谣言，夸大其词地警告惊惶失措的白人房主，说非白人将大量迁入社区，迫使他们快速出售他们的住房。因为这种手段的使用，一些全白人的社区迅速变成了全少数民族的孤岛社区，而不是不同种族的成员比邻而居的社区。

"自由也意味着拥有平等的住房"成为了推动居住种族融合化运动的一句口号。然而，拥有城郊住房在相当长时间内始终是一种白人的权利，而非白人想要在他们所期望的地方租房或买房的自由，却为由私人财产权以及"结社自由"等理由所否定。即便白人族裔之间的旧界限在城郊的"熔炉"中逐渐熔化，住房中的种族障碍以及与之为伴的公共教育和就业中的种族障碍却得到强化。

意识形态的终结

冷战时期的繁荣与都市衰败和种族主义同时存在，后两者种下的抗议种子不久将开花结果。然而，对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观察家来说，美国社会的疾病看上去已经得到了医治。与20世纪30年代以及战后几年的动荡相比，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宁静平和的年代，一方面是因为普遍富裕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允许进行政治辩论的范围被缩小了。繁荣后的不景气周期、大量失业、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安全等似乎基本上都消失了。学者们欢呼"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共识"正在来临；除了极少数不合时宜的人和异想天开分子之外，所有美国人都分享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尊重私有财产，相信机会平等。即便是有问题，它们的解决只需要进行技术上的调整，而不是进行结构上的调整，或采取方式过于激烈的政府干预。

宗教差异曾是美国历史上群体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差异在一个共同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下被溶解了。这个概念成为20世纪50年代文化和政治对话的关键。这种"新发明的传统"力图展示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之间共享一种相同历史和价值体系，而且都为美国社会的演进作出过贡献。在麦卡锡时代，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许会被视为是"非美"行为，但群体多元主义却成为主流思潮，因为宗教信仰的自由表现了美国与共产主义社会在生活方式上的另外一种区分。

将犹太--基督教传统视为统一体的思想显然忽视了不同教派之间长期对立的历史，但它反映出二战之后反犹太人和反天主教徒势力的衰减，以及美国生活中持续进行的世俗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中的大多数------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比例------都与某个教会或犹太教堂有联系。比利·格雷厄姆（BillyGraham）这样的福音派教徒利用收音机和电视向数以百万计的信徒传播基督教和反共信息。然而，如威尔·赫伯格（WillHerberg）在那本极富影响的名为《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1955）的书中所指出的，此刻的宗教已经不再与精神活动或神圣价值体系有关联，而是更多的与个人认同和群体同化联系在一起。在一个富有的城郊化的社会中，赫伯格认为，"共同的宗教"就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一种由民主的价值观与经济繁荣的结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自由企业"。

推销自由企业制度

冷战自由的经济内容不断集中在消费资本主义、或此刻众所周知的"自由企业"的焦点上。美国在西欧之外的许多盟友并不拥有政治民主或言论自由，能够将自由世界的各国联合起来的是一个基于私有制之上的经济制度。在他发表杜鲁门主义演讲的前一周，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关于经济政策的重要讲话，他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减少为三大自由。他保留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但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却被"企业的自由"所取代；杜鲁门说，这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

冷战时期，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自由企业的推销"变成了一个主要的产业，牵涉到大公司的广告制作、学校的教育计划、报纸的社论写作及公民活动等，比二战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广告业委员会深信，"在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广告是"一件新式武器"。该委员会启用了素为美国人珍爱的自由女神塑像和独立钟来为"竞争性的自由企业"服务。当然，鼓吹自由企业的人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有些商人认为，捍卫自由企业必须要大力削减工会在过去10年获得的权力，解除新政的管制，并限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广告业委员会代表了可被称为商业界中的自由派的声音，它在1949年的"美国的经济制度"的宣传活动中，肯定了劳工的集体谈判权和政府--商业之间展开合作的重要性。的确，无论人们如何吹捧自由市场的辉煌，政府政策在战后的繁荣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城郊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联邦税收的补贴、购房的贷款担保、大坝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军用商品合同和GI法案带来的种种福利。

人民资本主义

用自由企业来描述一种经济状况，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在这个经济中少数几个大公司控制了主要的经济领域。在进入20世纪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的普通美国人对大商业始终抱有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将它们与善于操纵政治、遏制自由竞争和虐待工人的强盗资本家（robberbarons）相提并论。原子能能源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索尔（DavidLilienthal）写到，美国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集权化经济力量会威胁"我们的自由"的传统恐惧心理。大规模的生产不仅对于进行冷战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它可以通过消费品的成倍增加来增强自由。"自由，"利连索尔写道，"在我看来基本上指的是选择的自由......它意味着当一个消费者花钱时，他有一个最大的选择范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一个民意调查显示，80％以上的美国人都认为"我们的自由取决于自由企业制度"。

《财富》杂志在预测副总统1959年厨房辩论的发言时声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马克思主义者力争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参与华尔街股票投资的人数的激增引发了关于一个新的"人民资本主义"的议论。1953年，450万美国人------比1928年的数字略高一些------拥有股票。1960年，这个数字增加至2500万人。面对如此普遍享有的繁荣，谁能否认资本主义市场不象征个人自由，或贫困将很快成为历史呢？"正是依靠和通过美国自由，"《生活》杂志宣称，"目前这种令人吃惊的财富和权力才得以形成。"

自由意志式保守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一群思想家开始启动复兴保守主义、从自由派那里夺回自由思想的任务。除了在自己的圈子内，一般来说，人们并不关注这批人，但他们所发展的思想将界定后来半个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内涵。思想之一是反对一个过于强大的全国政府，在保守派对新政做出的充满痛恨的反应中，这种观点获得了一个新的政治生命。对于这些"自由意志论"保守派（"libertarian"conservatives）来说，自由意味着个人自主、有限政府和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

这些思想对于尤其位于急速发展的南部和西部的保守派企业家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许多期望在不受政府管制、无高税收、无工会的条件下追求经济财富的商人从年轻的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的写作中获得了精神支柱。1962年，弗里德曼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and Freedom）一书，他将自由市场界定为个人自由的必要基础。在冷战时期，这并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思想，但弗里德曼从它引申出一些颇为极端的结论。他提出，将几乎所有的政府功能交由私人领域来行使，废除最低工资法、递增所得税法和社会保障体制。弗里德曼将不受限制的自由选择推进到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政府，他坚持认为，既不应该企图管制经济，也不应该规范个人的行为。

新保守主义

弗里德曼不仅间接地批判自由主义，也批判了所谓"新保守主义"，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里影响力变得日益显著的第二种思想。"新保守派"作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Kirk）和理查德·韦弗（RichardWeaver）相信，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自由世界不仅要在军事上武装自己，也需要在道德上和思想上武装自己；他们认为对差异的容忍------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信仰------并没有为寻找绝对真理提供替代的途径。韦弗的名为《思想将导致结果》（IdeasHave Consequences, 1948）的著作是一部杂乱无章的哲学论著，却十分意外地变成了这个新型传统主义的最有影响力的宣言。它对西方正在经历的道德衰颓发出警告，呼吁回归到一种其价值观基于基督教传统和永恒的好坏概念之上的文明之中。

"新保守派"将自由首先看成是一种负有道德内涵的状态（moralcondition）。它要求独立自主的男人和女人作出决定，过一种具有美德的生活，否则政府将采取行动迫使他们这样做。尽管他们要求将政府赶出经济领域，新保守派却要求政府规范个人行为，以恢复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在他们眼中，这种规范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弱。

这是在保守派阵营内部出现的一种分歧的起源，这种分歧将一直延续到进入21世纪之后的历史。不受节制的个人选择和道德美德是两个极为不同的、讨论自由的出发点。保守主义的目的，一位作者问道，是创造一个"自由人"还是一个"好人"？自由论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进步和个人自主的语言；"新保守派"强调的是传统、社区和道德义务。前者认为，在追求个人自由的道路上有太多的障碍。后者则谴责过度的个人主义和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崩溃。

幸运的是，对于保守派来说，政治团结的基础并不主要是思想上的连贯性，而更多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的存在。两个强大的敌人变成了保守派复兴大业的焦点------国外的苏联和国内的联邦政府。反共运动并不能将保守派和自由派清楚地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同样是支持冷战的。保守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对"大政府"抱有的敌意，至少是在自由派控制这个政府的时候。在保守派看来，自由派宽容甚至鼓励不道德的作为。共和党对总统权力的执掌也没有减轻保守派对联邦政府的敌意，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并不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艾森豪威尔时代

艾克与尼克松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以二战中军事领袖的身份出现，但他却携带一种极为诱人的政治感召力，一方面是因为他带给人一种父亲般的温暖，这使他具有一种与趾高气扬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其他功勋卓著的将军非常不同的公众形象，人们时常充满热爱地称他为"艾克"（Ike）。艾森豪威尔的党派归属并不明确。1948年，他投票支持杜鲁门，并接受了杜鲁门要他回到欧洲担任北约军队最高指挥官的邀请。1952年，两大政党都想要他成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然而，艾森豪威尔认为，在竞争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中领先的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将把美国带回到孤立主义外交路线，他于是决定参加竞选，并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巴尔的摩露面，参加总统竞选，人气之旺，可见一斑。

艾森豪威尔挑选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理查德·尼克松作为竞选伙伴。尼克松参加过二战，并因在反共运动中的卖力表现而为自己赢得了知名度。1946年，在他第一次参加国会竞选时，尼克松曾攻击他的对手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提倡者。作为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的成员之一，他在对阿尔杰·希斯穷追猛打的听证中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名声。1950年，尼克松赢得了选举，进入国会的参议院。在这次竞选中，他曾指责他的民主党对手、国会女众议员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具有同情共产党的嫌疑。

这些手段的运用使得尼克松终身背上了机会主义者和不诚实的恶名。然而，尼克松也是一个极为老练的政客，他带头发动了改变共和党形象的努力，将共和党从商业势力的捍卫者转变为那些"被忘却的人"------即那些日夜辛勤工作但却遭受沉重税收和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僚压迫的普通公民------伸张正义的代言人。"个人自由和私有企业的自由"，他认为，是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根本所在。当他使用民粹主义的语言来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尼克松实际上正在为保守主义在一代人之后赢得胜利奠定基础。

1952年总统竞选

就在他刚刚赢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不久，尼克松就遇到了麻烦，新闻报道指称，一些富有的加州人专门为他的家庭开设了一个私人基金。艾森豪威尔已经在打算撤换他了。然而，在一场令人为之动容的30分钟的电视直播演说中，尼克松通过讲述自己普通的成长背景、战时经历和关系紧密的家庭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他否认了所有对他的指控。这场以他家的宠物小狗------这是尼克松承认的他唯一接受的礼物------而命名的"切克尔斯演讲"（Checkersspeech）挽救了他的政治生涯。它同时显示，通过将精心设计的形象直接带入美国人的客厅，电视正在开始改变美国的政治。1952年的竞选是第一次大量使用电视广告的选举。政党，一位观察家写到，正在"像推销牙膏一样推销总统"。

然而，比选举结果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受人爱戴的程度（由共和党的竞选口号"我喜欢艾克"所发动的）和公众对于朝鲜战争的厌倦。艾克保证要"前往朝鲜"，寻求和平，这暗示他有意要结束这场战争，结果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Stevenson）。4年之后，他以更大的优势再度击败斯蒂文森。然而，选民对他的喜好并没有延伸到共和党身上。1952年，共和党在国会只赢得了一个极其微弱的多数，但1954年民主党人重新赢得对国会的控制，并将这种控制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的结束。1956年，艾森豪威尔成为第一个在他的政党未能控制国会任何一院的条件下当选的总统。

20世纪50年代，国内和海外的选民似乎对选举一个熟悉的、年长的领导人来管理自己而感到欣慰。艾森豪威尔当年62岁，是年龄最大的当选总统之一。但与以77岁高龄重返英国首相职位的温斯顿·丘吉尔、以68岁高龄就任法国总统的查尔斯·戴高乐以及以73岁高龄就任西德总理并一直任职到80多岁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Adenauer）相比，艾森豪威尔看上去正处于年轻有为的时代。回想起来，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看上去几乎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至少在国内事务上如此------这是一个介于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恶性党争与20世纪60年代的剧烈社会动荡之间的中场换幕时间。

现代共和主义

共和党人在20年内第一次担任总统，华盛顿的音调也随之而改变。腰缠万贯的商人成为艾森豪威尔内阁的主要成员。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Wilson）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前总执行官，他曾发表了一通被广泛报道的言论："凡是对国家有好处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是有好处的，反之亦然。"作为一个商业利益的支持者和财政上保守主义者，艾克致力于缩减政府开支，包括军费预算在内。虽然右翼共和党人将他的成功当选视为推翻新政的必然，艾森豪威尔自己却意识到这样做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任何政党打算废除社会保障制度和农业资助计划，"他宣称说，"在我们的政治历史上，你将再也听不到关于这个政党的任何消息。"

"你以为考试得个C就能赶上苏联人吗？"这幅漫画是由阿兰·邓恩（AlanDunn）创作的，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它展示了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如何刺激美国人专注于改进本国科学教育的情形。

艾森豪威尔把他的国内政治议程称之为现代共和主义。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个议程意在切断共和党与赫伯特·胡佛、大萧条和对普通公民的经济状况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之间的等同关系。新政改革计划的核心不仅得以保存，而且还进一步被扩大了。1955年，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第一次获得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资格。艾克也没有削减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功能的范围。尽管"自由企业"被用来作为冷战的武器，但"混合经济"的概念却在西方世界中被广泛接受。在这种经济实践下，政府在经济计划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的欧洲盟国，如英国和法国，则扩大了它们各自的福利国家范围，并对钢铁、造船和交通等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工业实行了国有化（即政府从私人业主手中购进这些产业，经营管理它们，并予以补贴）。

美国拥有一个远比西欧国家更为有限的福利国家，它的经济支柱性产业是由私人企业所掌握，但它同样使用了政府开支的手段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就业率。艾森豪威尔主持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设施工程的兴建，即总共4.1万英里长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建设。如前一章所指出的，冷战的一些原因------尤其是那种声称在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需要为城市人口的疏散和撤离提供快速通道的说法------为进行这项耗资几十亿美元的工程提供了正当的理由。然而，无论苏联的威胁是否真的存在，汽车制造商、石油公司、城郊社区开发商和建筑行业工会等都有各自非常现实的理由来支持这项工程。当苏联人在1957年发射了名为斯普特尼克号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政府立即以实施国防教育法作为回应，该法第一次向高等教育领域提供了联邦资助。

总之，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主义不但没有摧毁新政，反而将其进一步地予以巩固，并使之变得名正言顺。通过接受新政的基本前提，他确保了新政的延续将不再依赖于民主党人对总统职位的控制。

社会契约

20世纪50年代也见证了前两个10年出现的那种劳工抗议浪潮的消退。1947年通过的塔夫脱--哈特利法（见前一章的讨论）打击了劳工运动的激进主义。1955年，全国劳联与产联实现了合并，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代表了全国非农业工人总数的35％。

在主要的工业行业中，劳工与管理层共同协商制定被称之为新"社会契约"的协议。工会以签署长期协议的方式，同意将资本投资、工厂地址和产量等留交管理层负责处理，并同意尽量防止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性"罢工的发生。雇主则承诺不再废除既存的工会，增加工资和提供与工作连带的福利，如私有性养老金计划、医疗保险以及反映生活指数上涨的自动加薪等。

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完全地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大多数工人并不属于任何工会，他们也因此没有享受到新社会契约的好处，尽管如此，新社会契约也为那些在无工会行业中工作的工人带来了一些福利。譬如，工会在20世纪50、60年代中通过运用它们的政治权力，赢得了最低工资限度连续而稳定的增长，挣取最低工资的绝大多数人是处于就业金字塔最底层的、无工会的工人们。这种"间接效用"是很有限的。绝大多数工人远未能享受到汽车和钢铁产业工会工人所享有的工资、福利和就业保障的待遇。

事实上，那些禁止工会的雇主们继续坚决抵制工人们希望组织起来的要求。像全国制造商协会这样的群体仍然将工会视作一种不能接受的、对雇主权力的侵犯。一些公司继续将工作转移到工会组织不太发达的城郊和南部地区。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契约的作用开始减弱。1959年，钢铁工业企图加强对工人劳动的管理，限制他们的工资增长率，以期提高两年前曾遭受经济衰退打击的产业利润。然而，这项计划却导致了一场有50万钢铁工人参加的大罢工，这场罢工成功地阻止了这些改动建议的实施。

大规模报复战略

入主白宫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就批准了一项结束越南战争的停战协议，但这并未能缓解紧张的国际局势。艾克进入白宫的时候正是冷战进入最危险时期的时候。1952年，美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一种比摧毁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更有威力的核弹。次年，苏联人取得了同样的成果。美苏两国都迫不及待地研发出了远程轰炸机，它们可以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放到世界的任何角落。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艾克对战争十分痛恨。他把战争视为一种悲剧性的浪费。"每一支被制造出来的枪支，"他在1953年时说道，"每一艘下海的战舰......都意味着对那些饥饿和没有吃饱肚子的人进行的一次盗窃。"但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 Dulles）却是一个阴冷无情的冷战斗士。1954年，杜勒斯宣布了一项遏制战略原则的新思想。这就是被称为"大规模报复"的战略思想，它宣布，苏联对任何美国盟友的一次攻击都将遭到美国对苏联本土进行的一次核打击的报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核威胁的依赖也是一向对预算小心翼翼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企图削减常规军力的军费开支的一种手段。在他执政期间，美国军队人数减少了将近一半。然而，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却从1953年的1000枚增加至1960年的18000枚。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危险性在于，任何一场小范围的冲突，甚至一个误判，都有可能升级成为一场美苏同归于尽的战争。批评家们把这种战略称为是"边缘政策"（brinksmanship），对杜勒斯意将世界带到核战争的边缘发出警告。全面战争将导致"同归于尽"（mutualassured destruction，或军事用语中所说的MAD）的后果，对这一后果的认知使得两个强权在直接打交道时异常谨慎小心，但这还是引起了一种对即将来临的核战争的普遍恐惧。政府启动了专门计划，鼓励美国人在自己的家庭后院中修建防空洞，学校的演习则训练孩子们如何在核武器攻击发生时学会在课桌下藏身，这一切都力图向美国人说明，人们可以从核战争中幸存下来。然而，这些措施反而增加了恐惧的气氛。

艾克与苏联人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艾森豪威尔重复了人们熟悉的冷战套话："自由与奴隶制的对抗；光明与黑暗的斗争。"1953年，朝鲜战争的战事结束和斯大林的逝世在同一年发生，这使他确信，苏联人并不是一帮盲目的战争狂热分子，而是一群可以讲道理的、可以通过传统外交方式与之打交道的人。1955年，艾克在瑞士的日内瓦与苏联的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会面，这是自10年前波茨坦会议以来两国之间的第一次"高峰"会议。次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对斯大林的罪行做了详细列举，其中包括他将数以百万的政治反对派清洗出党等。赫鲁晓夫的揭露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中造成一场重大的危机。在美国，美共剩余成员中的3/4退出了该组织，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过去对斯大林统治的性质一直处于不知情的状态。

1956年，赫鲁晓夫在同一讲话发出了与美国"和平共处"的呼吁，这为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带来了可能。然而，这个"解冻"期却在那年秋天因苏联军队对发生在匈牙利的一场反共暴动的镇压戛然而止。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曾鼓励东欧人起来反对共产党政府的统治，国务卿杜勒斯本人将"解放"，而不是遏制，称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艾森豪威尔却拒绝对匈牙利的暴动者提供援助，这表明，他认为要推翻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1958年，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将自愿停止核武器的试验。这个暂停一直延续到1961年。全国建立健康核政策委员会（National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一直要求停止核试验的工作。该委员会公布了从核试验中产生的放射线尘埃对公共健康造成的危险。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了友好会谈。双方合作的友好气氛在1960年突然中止了，当时苏联人在他们境内将一架美国U-2间谍飞机击落。艾森豪威尔开始拒绝承认飞机在从事间谍活动，当苏联人出示了被活捉的飞行员后，他又拒绝道歉。这个事件毁掉了另外一次已在计划之中的高峰会议。

第三世界的出现

即便当冷战起源地的欧洲进入了共产主义东方和资本主义西方似乎要永久分离状态的时候，一场激烈的竞争却在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方展开，这种竞争有时甚至采取了军事斗争的形式。"第三世界"一词是用来描绘那些不与两个冷战强国结盟的、希望在苏式集权化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之间找到自己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集中了来自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首脑，似乎宣称了全球事务中一个新的、代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力量的出现。然而，这些国家中无一能够逃脱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中冷战竞争所带来的强烈影响。

二战之后，欧洲的帝国纷纷面临崩坍。"变化之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Macmillan）说道，正在横扫非洲和亚洲。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后者是从印度划分出来的领土，穆斯林教徒可以因此而建立自己的国家）在1947年获得独立时，去殖民化运动便开始了。10年之后，西部非洲的黄金海岸殖民地成为了以加纳命名的独立国家。其他的新生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随之而诞生。1975年，曾在5个世纪之前创建了第一个现代海外殖民帝国的葡萄牙赋予它在非洲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以独立国家的地位。

去殖民化运动向美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一套选择。它在前殖民地国家创造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美国担心，共产党政权会乘虚而入。苏联对于推翻欧洲海外帝国的斗争予以了坚决的支持，共产党人也积极参加了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运动。许多非共领导人，如印度的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和加纳的恩努古玛（KwameNkrumah）将社会主义看成是可选择的、争取经济独立、缩小因帝国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最佳路线之一。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拒绝与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结盟，希望在冷战中保持中立地位。在另外一方面，许多民族解放运动者又对美国抱着一种真诚的欣赏态度，并事实上将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看成是他们自己斗争的榜样。领导越南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共产党人胡志明就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样本，在1945年写下了他自己的国家独立宣言。他甚至要求杜鲁门总统在越南建立一个美国的保护国，以保证越南的最终独立。

冷战与第三世界

到20世纪50年代结束时，欧洲的分裂似乎已经确信无疑。冷战的主要注意力开始转向第三世界。遏制政策很方便地转换为反对任何对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形成威胁的政府，无论它们是否是共产党政权。危地马拉的阿本兹（JacobArbenz Guzmán）和伊朗的穆萨德（MohammedMossadegh）是民选的、本土成长的民族主义者，都不是莫斯科的代理人，但他们决心要减少外国公司对本国经济的控制。阿本兹实施了一种范围广泛的土地改革政策，这项改革威胁到由美国掌控的美洲果品公司对危地马拉经济的控制。穆萨德将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了，该公司在伊朗的炼油厂是英国在海外的最大一笔财产。他们的敌人很快将他们称为是共产党人。1953年和1954年，中央情报局分别组织了推翻这两个政府的活动------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违反，宪章规定，除非是为了自卫，一个成员国不能对其他成员国采取军事行动。

1956年，当埃及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GamalAbdel Nasser）将英法共同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以色列、法国和英国------在未事先与美国协商的情况下------入侵埃及。艾森豪威尔为此而大发雷霆，强迫这些国家放弃入侵。在苏伊士运河入侵失败之后，美国进入中东地区，取代英国，成为主导这一地区的西方强权，美国公司也不断控制了当地的油田。1957年，艾森豪威尔将遏制政策延伸到这一地区，发布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策原则，声称美国将为受到共产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威胁的中东政权提供保护。一年之后，艾克向黎巴嫩派遣了5000人的美国军队，为由亲西方的基督教徒控制的政府提供保护，以此来反对纳赛尔提出的将所有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受他领导的统一国家的提议。

越南战争的起源

在越南，日本人在1945年遭到驱逐，但这个国家并没有赢得独立；法国人为保存他们在19世纪后期建立的亚洲帝国，与胡志明领导的民族解放力量展开了一场军事对抗。反共运动将美国一步步地拖入这场对抗之中。遵循杜鲁门开创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数亿美元的援助用来支持法国在越南的战争。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承担了这场战争的4/5的军费开支。因担心美国会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又立即被拖入另外一场在亚洲的战争，所以，当法国要求美国派兵到越南以帮助他们避免最终将在1954年发生的战败时，艾克没有答应。他同时也否定了国家安全委员提出的使用核武器的建议，法国在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下，只好同意让越南独立。

在日内瓦召开的和谈会议将越南暂时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制定了通过1956年的选举而使这个国家得到统一的计划。然而，坚决反共的南越领导人吴庭艳（NgoDinh Diem）在美国的支持下，拒绝举行选举，而选举一旦举行，将几乎不容置疑地为胡志明所领导的共产党人所赢得。吴庭艳与富有的天主教徒家庭------在一个佛教徒势力强大的南越------保持密切的联系，又与地主之间的关系深厚，而南越社会的主要成员是小农，胡志明曾经承诺要将土地分配给他们；吴庭艳与天主教和地主的密切关系使他的一些人民十分不满。美国的援助大笔大笔地进入南越，用来支持吴庭艳政权。到艾森豪威尔离任的时候，吴庭艳政权已经面临了一场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所发动的大规模游击战的威胁。

在危地马拉、伊朗和越南发生的事件，在当时被美国决策者们认为是极大的成功，但它们将为美国外交关系留下长长的阴影。一步一步地，美国开始习惯了在世界上任何偏远的角落、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对其他国家实行干预。无论冷战的自由语言如何使用，美国领导人似乎在与可信的、军事政权打交道时比与民主政府打交道时更觉得投机顺手。一连串的军人政府取代了阿本兹。它们推翻了阿本兹的社会改革，开始了长达30年的高压统治，导致了20万危地马拉人的丧生。伊朗国王将穆萨德换下，并将本国石油收入资金的40％交由英美石油公司来分享。伊朗国王一直留任到1979年，是世界上最专制的统治者之一。那年，他被一场由狂热反美分子、激进伊斯兰教学者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Khomeini）领导的革命所推翻。在越南，美国作出的支持吴庭艳政权的决定也为美国陷入其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军事卷入铺垫了道路。

大众社会及其批判者

慈父般的艾森豪威尔似乎是20世纪50年代和平社会最完美的领袖人物。共识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理想，这一时代的麦卡锡主义将对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批判定义为对美国的不忠诚，而大多数美国人则把自由的享受局限在私人生活中的愉悦、而非对公共领域权利的享有之中。随着两大主流政党都支持冷战，政治辩论只能在十分狭窄的限定空间中得以进行。甚至连《生活》杂志也指出，美国自由因为"不被使用"而可能面临了比共产党人的颠覆活动更有威胁性的危险。

1953年从芝加哥市中心回家的上班族离开伊利诺伊州帕克弗里斯特（ParkForest）城际客车站站台的情形。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批评家认为，美国人已经变成"组织化的人"，因言行举止过分一统化，而无法过一种独立的生活。

偶尔也能听到一些不同意见的声音。一些知识分子怀疑那些对富裕的赞美和那种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掩盖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在何种程度上并没有实现自由的理想？1957年，政治学学者汉斯·J.摩根索（HansJ. Morgenthau）注意到自由企业产生出了权力的"新的集中化"，其"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与政府权力在过去的威胁是一样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则更为激进地指出了美国社会中的权力不平等。他对20世纪50年代社会科学主流思想界中流行的那种自我陶醉的民主多元制观点提出了挑战。米尔斯在写作中剖析了一个"权力精英"的存在------这是一个由大公司的老板、政客和军人组成的利益相关的集体，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主宰把民主变得一钱不值。米尔斯认为，自由的意义决不只是拥有一个"按自己的愿望来行动的机会"。自由的基础是具有"将可以得到的选择组织起来"的能力，而大多数美国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样做的机会。

尽管政府和媒体把美国描绘成自由的大本营，正在与自己的敌人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一些社会分析著作却指出，美国人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这些批判者不是像米尔斯那样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视为祸根，而是将现代社会本身以及它在心理和文化上表现的不满意作为问题的根源。一些作者指出，现代大众生活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孤独与焦虑，使人产生出对稳定和权威、而不是对自由的期盼。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Rise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1950）是这10年中最有影响的社会分析著作。他在书中将美国人描写成为"听命于他人的"墨守成规者，他们缺乏过一种真正独立自主生活的内在动力。其他的社会批评家则认为，大公司官僚制度已将雇员改造成缺乏独立思想的"组织化的人"了。

有的评论家则担心，俄国人比美国人更有力的展现出了一种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作出牺牲的能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TheAffluent Society，1958年）中问道：什么样的社会会在忽略对学校、公园和公共设施进行投资的同时、继续不断地制造出更多的产品以满足由广告刺激起来的消费愿望呢？当苏联人在为他们的女科学家、女医生和女工程师们所取得的成就而热烈欢呼的时候，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却待在美国城郊的家中追求幸福，这究竟是一个值得令人感到骄傲的理由，还是一种对宝贵的"妇女人力资源"的浪费呢？除加尔布雷斯的著作外，还有威廉·怀特的《组织人》（TheOrganization Man，1956）和万斯·帕卡特的《隐秘的说服者》（TheHidden Persuaders，1957）也对现代工作的单调乏味、城郊生活的空虚以及广告无孔不入的影响进行了批判；这些著作实际上为正在出现的对美国社会价值的抨击创造了一种政治词汇。20世纪50年代，对大众社会的批判虽然在知识分子圈子中开始走红，但它并未能削弱为人普遍接受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沾沾自喜之情。

没有目标的造反派

社会批评家未能提供一种政治上的解决办法，他们对政党和政府也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其他种类的持不同意见者也是如此。随着婴儿潮一代人逐渐成长为人口结构中的青少年，一种针对他们的大众文化也开始出现，这种情形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枯燥乏味生活的表皮下，明显而严重的代际紧张关系正在浮现出来。J.D. 塞林杰（J.D. Salinger）在1951年出版的小说《麦田守望者》（Catcherin the Rye）、1955年出品的电影《黑板丛林》（BlackboardJungle）和《没有目标的造反派》（Rebelwithout a Cause，詹姆斯·迪恩在这部电影中出演主角，扮演一个漫无目标的反叛型青年）等突出表现了至少一部分青年人对成人世界的清规戒律所表示的无奈与敌视。这些作品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惊慌。《时代》杂志刊登了一个名为"横冲直撞的青少年"的封面故事，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1954年组织了听证会，就描写暴力故事的连环画是否在青年中导致了犯罪行为的问题展开调查（其中的一位证人甚至对"超人"连环画提出批评，说它会引起读者的暴力倾向）。为了免受联邦政府的管制，出版商们------与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制作商一样------为本行业制定了行为规范，对在连环漫画书刊印犯罪和暴力的画面做了严格的限制。

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生活似乎远比政治生活更为大胆。事实上，许多成年人对新的青少年文化的出现比对青少年犯罪被捕人数的增长更感到惊恐，因为前者不仅拒绝中产阶级的生活规范，而且正以大规模的方式被竭力推销。青少年们身着皮夹克，随着摇滚乐而起舞，摇滚乐则将黑人音乐家那种咄咄逼人的节奏感和黑人舞蹈表演者那种性意味鲜明的舞步传递给年轻而热情洋溢的白人观众。他们将公开以性刺激方式进行表演的摇滚乐歌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捧成了一个人气极旺的娱乐明星。

其他形式的、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成就感的挑战也在不断出现。1953年开始发行的《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在1960年达到了月销售量100万本的记录。它将消费文化带进了生活中最为隐秘的领域，为男人们提供了一个在家庭之外获取性满足的幻想世界。男女同性恋者在大城市里也创造出他们的亚文化圈子，尽管他们被外部世界视为一种病态或变态，并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

垮掉的一代

在纽约市和旧金山，以及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和密歇根的安阿伯这样的大学城里，垮掉的一代却在苛责主流文化。这是由诗人和作家组成的一个小群体。"垮掉的一代"（beat）一词是由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创造的------这是一个同时与"被击垮的"（beatendown）和"被圣人化的"（beatified）发音相似的词。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写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1957年才发表。小说通过一种杂乱无章的景象、声音和图像的迅速流动，讲述了主人公在美国大地上漫无目标地四处游荡的经历。对于坚决拒绝中产阶级文化、但又找不出任何替代文化的那一代年轻人来说，这本书就是他们的圣经。

20世纪50年代，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扭臀舞姿对青少年很有吸引力，但许多成年人却对此深感不安。

"我目睹着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心灵被疯狂所毁灭，饥饿中的歇斯底里一丝不挂站在那里，"垮掉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在名为《嚎叫》（Howl，1955）的长诗中写道，这是作者在迷幻药效用的影响下写就的对物欲主义和因循守旧社会习俗的最绝妙的抗议。1956年，当旧金山的警察没收了他的书籍并逮捕了出售淫秽作品的一些书店老板时，金斯伯格成为了全国闻名的人物（一位法官后来推翻了禁止《嚎叫》的决定，认为它有一些可取的社会价值）。垮掉的一代鄙视城郊中产阶级的工作道德感和"不顾一切的物质追求"，反对冷战带来的美国生活的军事化，他们赞美即兴行为、及时行乐和性生活的不同体验。无论冷战的口号如何，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的特征不是自由，而是对个人的迫害和政治压迫。

位于旧金山的一家"垮掉一代"咖啡屋，摄于1958年。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拒绝接受主流文化的诗人、艺术家和其他人通常在此聚会。

自由运动

要到20世纪60年代，年轻一代白人才能找到他们反叛的理由，在那个时候，社会批评家们和垮掉一代所播撒的异见种子会随着政治激进主义、新的性生活态度以及年轻一代的全面反叛的集中爆发而开花结果。一个更迫近的、对20世纪50年代的循规蹈矩的挑战则是来自于20世纪最伟大的公民运动------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

运动的起源

今天，小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假日，在蒙哥马利、小石城、伯明翰和塞尔马等地发生的斗争也作为自由历史上为人们赞颂不已的英雄篇章，这一切很容易使人忘记，当民权运动革命诞生的时候，它竟然是一个意外。回想起来，它发生的原因看上去是十分清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族歧视的制度已经发生了动摇；大量黑人从种族隔离的南部移出，使黑人选民成为民主党联合阵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的形势与第三世界独立国家的兴起，使得美国的道德说教与其国内种族关系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成为一种令美国在国际上蒙羞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到南部会出现大规模争取民权的群众运动。

在《美国的困境》中，默达尔曾预测，对种族不平等的挑战将在北部兴起，因为这里的白人要比南部的黑人拥有更多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机会。黑人与左派力量之间的传统合作关系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扼杀，大多数工会领袖又不愿对工会内部的种族不平等进行挑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法庭斗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民权的斗争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力量组成和一套新的战略战术。民权运动在南部黑人教会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组织力量，并通过它而组织发动起一场激烈但又是非暴力的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进攻。

1949年为《生活》杂志拍摄的位于阿肯色州西曼菲斯的一所种族隔离学校的照片。南部的教育实施种族隔离，但并不是平等的。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是一个种族隔离的、不平等的社会。全国黑人家庭的一半处于贫困之中。由于劳工合同将晋升和解雇与资历联系在一起，而非白人工人进入产业工人队伍的时间比白人晚，所以在经济遭遇下滑时，他们将首先失去工作。在南部，吉姆·克罗法的实施比比皆是------在隔离的公共机构里，建筑物的入口处、火车箱、饮水龙头、厕所和其他类似地方都设有写着"白人专用"和"有色人种专用"字样的标志。在北部和西部，法律上并没有要求实施种族隔离，但黑人却因为习俗被排斥在许多大学、旅店和饭店之外，他们也被排斥在大多数的城郊住宅区之外。例如，内华达的拉斯维加斯城就如同南部的任何城市一样，实行着十分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那里的旅店和赌场，除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之外，从不允许黑人进入。莉娜·霍恩（LenaHorne）、小莎米·戴维斯（SammyDavis Jr. ）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其他的黑人艺术表演家可以在该市的旅店--赌场"狭长区"（strip）演出，但他们不能作为客人在他们进行表演的地方过夜。

1950年，17个南部和南北交界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市有专门的立法，规定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教育，其他还有几个州允许地方学区实施种族隔离。美国2800万学龄儿童中的40％是在合法实施种族隔离的学校中就学，因为住房模式和学区的划分创造出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所以，更多的居住在北部社区的黑人儿童所接受的也是种族隔离的教育。白人并没有一种需要向种族不平等发起挑战的迫切感。"种族隔离，"白人作家约翰·埃杰顿（JohnEgerton）后来回忆说，"对我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我很容易接受事情的现状，把自己的自由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不会去关心其他人的自由。"

挑战种族隔离的法庭斗争

随着杜鲁门的民权动议逐渐烟消云散，艾森豪威尔政府又不情愿面对这个问题，挑战种族隔离的重任落到了法院的肩上。在西南部地区，相当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拉丁语裔美国公民联盟（League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LULAG）对限制性住房、就业歧视和对拉丁语裔学生的种族隔离发起了挑战，并在1946年门德斯诉威斯特敏斯特案（Mendezv. Westminster）中赢得了胜利。在该案的判决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命令奥兰治县的学校废除种族隔离教育制度。为了执行法院的命令，加州立法机构废除了所有的要求实施种族隔离的学校法。签署这项废除法的加州州长是厄尔·沃伦（EarlWarren），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州总检察官主持过将日裔美国人关押在集中营的工作。战后，他认识到种族不平等不应该在美国生活中继续存在下去。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在1953年去世后，艾森豪威尔将他任命为首席大法官。沃伦将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v. Board of Education）的审理和宣判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个重大的案例最终将在全国废除中小学教育中的种族隔离。

许多年来，在律师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的领导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直从法庭斗争的角度，对1896年由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斯诉弗格森案中所建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提出挑战。起初，协进会注重为黑人学生赢得进入无对等黑人院校存在的白人高等教育院校的权利。1938年，联邦最高法院命令密苏里州立大学法学院接受一名名叫劳埃德·盖恩斯（LloydGaines）的黑人学生入学，因为该州没有一所专门为黑人学生开设的法学院。密苏里以建立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学院作为回应，最高法院对此予以接受。然而，在195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一致同意的判决命令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学院接受赫门·斯韦特（HemanSweatt）入学，尽管该州曾作出回应，在地下室为斯韦特专门建立起一个有3间教室、没有图书馆的"学校"。最高法院宣判说，这所急急忙忙建立起来的黑人学校是无法与名望极高的全白人法学院做到"平等的"。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马歇尔此刻开始对种族歧视本身发起了正面进攻。当一些地方的黑人家长对不公正的学校政策提出挑战时，他及时带来了协进会的支持和法律援助。对于黑人家长来说，站出来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在南卡罗来纳的克拉伦顿县，当黑人农场主利瓦伊·皮尔逊（LeviPearson）以他的孩子的名义向法院提出诉讼时，他的房子被人点火烧成灰烬。克拉伦顿案件所挑战的不仅是种族隔离法律本身，也对不平等的学校经费分配提出了抗议。当地学区为每个白人儿童的教育开支是179美元，为每个黑人儿童的开支却只有43美元；此外，与白人学生不同的是，黑人学生就学的地方没有自来水和室内厕所，他们也没有校车的接送。来自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共5个类似案件被组合成为一个上诉案，在1952年时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通常来说，当不同案件合并上诉的时候，它们将按英文字母的顺序进行排列，排在第一的案例的名字将为整个判决冠名。然而，在这组案例中，被排在第一的案件是来自旧南部联盟之外的一个州。奥利弗·布朗之所以提出诉讼，是因为他的上三年级的女儿因不能进入附近的白人学校而每天早上不得不穿越危险的铁路轨道到黑人学校去上学。他的诉状被命名为"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

瑟古德·马歇尔决定，这次他要直接挑战的不是"隔离但平等"原则的不公正实施，而是原则本身。即便是提供了同等的经费和设施，他指出，种族隔离在本质上依然是不平等的，因为它给某一群体的公民贴上不配与其他公民相处的法律标签。马歇尔引用了来自纽约的心理学家肯尼思和玛米·克拉克（Kennethand Mamie Clark）的研究调查，指出种族隔离对黑人儿童造成了终身的心理伤害，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心。在它的诉讼摘要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直接支持马歇尔的立场，但它敦促大法官们从"目前世界上自由与暴政之间正在进行斗争的背景"的角度来考虑"种族歧视的问题"。其他的人民，摘要说，"无法理解这样的实践为什么会在一个公开宣称支持自由、正义和民主的国家中存在。"

最高法院的一些大法官虽然不喜欢种族隔离，但害怕废除它的判决会引发普遍的暴力反映。新任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最终弥合了法官之间的分歧，获得了一个全体一致的判决。1954年5月17日，沃伦本人高声宣读了仅有11页长的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他做出结论说，违反了受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平等法律保护的原则。"在教育领域内，'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是不允许存在的。隔离的教育设施具有内在的不平等性。"

黑人报纸将布朗案判决称赞为"第二个解放奴隶宣言"。如同它的先行者，这项判决在许多方面是一份局限性甚多的文献。判决没有涉及那些公立学校之外体制中的种族隔离问题，或禁止从法律上对种族进行分类的做法，如严禁种族间通婚的法律等。它也没有面对北部存在的基于住房模式而不是州法律之上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教育问题。它也没有命令立即实施法院的命令，而是呼吁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废除种族隔离教育。然而，布朗案判决标志着"沃伦法院"开始以社会改革的积极行动者的身份出现。它也带来了大量的关于种族歧视很快将消失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一个美好的、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被展现在孩子们面前，"黑人小说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Ellison）写道。

蒙哥马利市公车抵制运动

布朗案判决并没有引发现代民权运动，如同在前两章所提到的，民权运动是在二战期间开始的，并在战后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得以继续开展。然而，这项判决宣示，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低潮之后，当这个运动恢复进行的时候，它将拥有联邦法院作为自己的后盾。反对吉姆·克罗法的群众运动迅速展开。1955年12月1日，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RosaParks）的黑人女裁缝帮工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家百货商店干完一天的工作后，拒绝按照当地法律的规定、在公共汽车上给一位白人乘客让座。帕克斯的被捕引发了一次长达一年之久的公车抵制运动，这场运动也是南部民权运动中大规模民众参与阶段的开始。10年之内，民权革命推翻了种族隔离的法制体系，为南部黑人重新赢得了选举权。2000年，《时代》周刊将罗莎·帕克斯称之为20世纪中最有影响的100名美国人之一。

今天人们普遍将罗莎·帕克斯记忆为一个"腿脚疲软的女裁缝工"，她象征着生活在吉姆·克罗法之下的南部的普通黑人对日常的不公正和无尊严生活的坚决抵制。事实上，她的经历清楚地显示，民权革命的基础是建立在早期的斗争之上的。帕克斯是黑人政治活动中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20世纪30年代，她曾参加过反对斯格茨博诺少年判罪的抗议集会。她还多年担任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蒙哥马利分会领导人尼克松（E.D. Nixon）的秘书。1943年，她曾企图参加选民登记，但遭到拒绝，官方的理由是她未能通过识字能力考试。在经过另外两次的努力之后，帕克斯成为蒙哥马利市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在选举时投票的黑人之一。1954年，她在田纳西的海兰德学校参加了一次专门训练政治积极分子的训练班。这个学校也是劳工和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相互交流的地方。

在1955 -1956年的公共汽车抵制活动中，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居民坚持步行去上班。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天帕克斯决定不让出自己的座位。也许是因为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由全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刚刚作出决定，对杀害埃默特·蒂尔（EmmettTill）的凶手予以无罪释放。蒂尔是一名黑人少年，被人指控曾向一名白人妇女打口哨。乔·安·鲁滨逊（JoAnn Robinson）是一位在全黑人的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教授，自1954年起，她一直在呼吁对当地公共交通进行抵制。当帕克斯被捕的消息传开之后，成百上千的黑人在当地一家教会集合，发誓在获得平等的待遇之前，决不搭乘公共汽车。在381天内，尽管面临法律上的骚扰和间或的暴力，黑人佣人、清洁工、教室和学生步行去上班上学，或使用以非正规方式组织起来的出租车系统。最后，1956年11月，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是违宪的。抵制活动以胜利而告终。

自由的黎明

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是战后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启动了一种以南部黑人教会组织为基础、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种族正义的运动。它赢得了北部自由派的支持，将前所未有的、不受欢迎的国际注意力聚焦到美国的种族政策上。它同时标志着年仅26岁的小马丁·路德·金开始成为这场运动的全国性象征人物。金最近在抵达蒙哥马利，在一家浸礼派教会担任牧师。在第一次抗议集会上，金发出的展开行动的号召令所有听众振奋不已："我们，这些被这片土地抛弃的人，我们，这些长期处于压迫之下的人，不希望再穿过被人囚禁关押的漫漫黑夜。我们现在要去争取和迎接自由的黎明、正义和平等。"

从一开始，自由的语言就穿透在黑人运动之中。它回响在民权领导人的演讲之中，也出现为运动冲锋陷阵的普通人手写的标语牌上。1955年12月，在罗莎·帕克斯出庭的那一天，在抵制公车运动尚未正式开始的时候，在蒙哥马利法院广场的公共汽车站出现了一块用撕烂的硬纸盒块写的标语，提示乘客们"今天不要乘坐公共汽车。为了自由，不要乘坐公共汽车"。1964年夏天，当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在密西西比州内为黑人孩子开办"自由学校"时，学生们上的第一课是给自由下定义。有些学生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回答（如"能够进公立图书馆"），有的回答则比较抽象（如"捍卫自己的权利"）。有的认为自由意味着法律上的平等，其他人则将自由看成从多年对白人的屈从和恐惧中解放出来，"心灵的自由"，其中一人写到，是最大的自由。

对于成年人来说，自由也有许多的内容。它意味着享有白人视为理所当然之物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它要求根除一大堆历史的错误，如种族隔离、对选举权的剥夺、被局限在低收入的工作范围内以及无时不在的暴力威胁等。它意味着拥有在餐桌上和百货商店里------消费文化的主要地点------得到服务的权利，以及被尊称为"先生"、"小姐"或者"夫人"，而不是被人贬称为"小子"或"大婶"之类。

金的领袖素质

在金的激越高昂的演说中，抗议者们的自由理解被汇聚和升华，成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整体。他选择了《为争取自由而斗争》（Stride Toward Freedom）作为他第一本书的书名，这是一本追述抵制公车运动历史的书。他的最受世人喜爱的演讲是1963年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一开始便提到解放黑人时的承诺并未实现（"一百年之后，黑人仍然不是自由的"），演讲用一首黑人灵歌中的歌词作为结束语："我们终于自由了，我们终于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最终自由了！"

在表达黑人对不公正的极为深重的感受、在打动白人社会的良心方面，金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他使用了一种将黑人的经历与美国的历史交融在一起的语言，来阐述黑人为什么需要争取平等的权利。他曾研究过亨利·戴维·梭罗和甘地关于和平进行公民不服从斗争的写作，也研究过争取种族平等协会（CORE）在20世纪40年代发动组织的非暴力抗议活动。金勾画出一种斗争哲学，即以善治恶，以基督教之爱应对仇恨，以和平的改革要求面对暴力。在宣布蒙哥马利公车抵制活动开始时，金宣称说："白人不会被从他们的家里拖出来，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被处以私刑。"

黑人教会的训练使金的演说中充满了基督教的主题，它们在黑人社区和更为广泛的文化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甚至宽恕那些"想要剥夺你的自由的人"。与他之前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样，金也通过强调抗议者对美国的热爱和对美国国家价值观的忠诚，以此来争取白人社会的支持。"自由的黎明，"金认为，指的是全体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开始。如同杜波伊斯一样，他将美国的"肤色界限"与海外对有色人种的凌辱和贬低联系起来。"20世纪的最大斗争，"他在1956年的一次布道中宣称，"是发生追求自由的受压迫人民与力图维持它们统治的殖民地政权之间。"如果非洲正在赢得它的自由，他问道，为什么美国必须落在后面？

大规模抵制

在蒙哥马利运动成功的鼓舞下，金于1956年领导组织了南部基督教领导同盟（Southern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这是一个由黑人牧师和民权积极分子组成的协调性联盟，目的是施加压力，推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民权运动在动员群众的参与方面很成功，但事实却是：蒙哥马利掌权者只是在最高法院介入之后才同意答应抵制运动的要求，这说明没有联邦政府作为后盾，地方行动也许无法推翻吉姆·克罗法。南部白人拒绝接受布朗案判决的事实则更说明，如果没有华盛顿的介入，黑人公民不可能获得他们的宪法权利。然而联邦的支持并不会立即到来。当联邦最高法院在1955年发布了布朗案的执行命令，大法官们宣称，废除种族隔离应该以"慎重的速度"进行。这种措辞模糊的决定无意之中助长了一场"大规模抵制"运动的发生，这场抵制使得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民权运动陷入了瘫痪状态。

1956年，106名南部国会议员中的82人------包括了除得克萨斯的林登·约翰逊（LyndonB. Johnson）和田纳西的阿尔·戈尔（AlGore）和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Kefauver）之外的所有南部参议员------签署了一份"南部宣言"（SouthernManifesto），将布朗案判决斥为一种"明显的对司法权力的滥用"，号召使用"任何法律手段"对"强制性的种族合校"进行抵制。南部各州一个接着一个地通过了阻止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有些州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境内的活动定义为非法。弗吉尼亚带头实施了这样的策略：将所有被命令废除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予以关闭，给白人学生发放资助经费，鼓励他们就读私立学校，但却不给黑人学生发放同样的资助。弗吉尼亚的埃德华王子县在1959年将全县的学校统统关闭，直到在1964年联邦最高法院才命令这些学校恢复开学。许多州采用了"选择的自由"计划，允许白人学生从黑白合校的学校退学。1956年，佐治亚立法机构决定将南部同盟的战旗图案加到本州州旗之中，以示对联邦政府的不服和蔑视，亚拉巴马和南卡罗来纳则很快跟进，在它们各自的州议会大楼顶上飘扬南部同盟的战旗。

1956年，反对种族合校的学生在田纳西州的克林顿高中举行示威。

艾森豪威尔与民权

联邦政府试图对黑人的斗争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他希望获得自由派对他1960年竞选总统的支持）的推动下，国会于1957年通过了自重建以来的第一部民权法。该法的目标是针对南部对黑人选举权的剥夺，但因为并不具备有效的实施条款，它未能增加多少黑人选民的人数。艾森豪威尔也未能提供道德上的领导力量。他呼吁美国人要遵纪守法，但他明确表示他对整个民权问题非常反感。他在私下里对助手表示了对最高法院判决的不满。1956年，当联邦法院命令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接受奥瑟琳·露西（AutherineLucy）入学时，艾克没有采取任何保护行动。一群人阻止她进行登记，董事会将她驱逐出校园。该大学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保持全白人学生的状态。

1957年，联邦军队在小石城市的中心高中校内，强制实施法院关于种族合校的命令。

1957年，为阻止小石城中心高中学校执行法庭命令的黑白合校计划，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Faubus）动用了州国民警卫队，此时，艾森豪威尔派出军队前往小石城。面对嚎叫的人群，空降兵第101师的士兵们护送9名黑人学生进入学校。类似小石城的事件显示，联邦政府最终不能容忍对法庭命令的公然违抗。然而，由于大规模抵制运动的存在，合校运动的进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进展非常缓慢。当艾森豪威尔离职时，在旧南部邦联各州内，一共只有不到2％的黑人学生在废除了种族隔离的学校中就读。

1960年总统竞选

肯尼迪与尼克松

1960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胜负最为接近的一次选举。共和党人选择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他们的候选人，以继承艾森豪威尔。民主党人提名约翰·K.肯尼迪（JohnK. Kennedy）。肯尼迪来自马萨诸塞州，是一个天主教徒，父亲是一位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商人，也是一位百万富翁，曾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过美国驻英国的大使。肯尼迪在党内的主要对手是赫伯特·汉弗莱，他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他最终接受了肯尼迪的邀请，成为了副总统。

为二战所推动的宽容气氛减弱了美国社会传统的反天主教态度。然而，就在前不久的1949年，保罗·布兰沙德（PaulBlanshard）的《美国自由与天主教的权力》还曾经是一种全国的畅销书。该书指责天主教会是反民主的、道德上具有压迫性的，基本上是一个非美性质的体制。许多新教徒仍然不愿意把选票投给一位天主教徒，害怕肯尼迪会在有争议的公共问题上支持天主教会的立场，或者根据一种具有极端想象力的说法，他会听命于教皇。肯尼迪直截了当地回应了这种忧虑。"在公共问题上，我不是我的教会的代言人，"他说道，"教会也不是我的代言人。"在清教徒占绝大多数的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初选中，他一举击败汉弗莱，从此宗教问题便销声匿迹了。当他43岁时，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主要政党中最年轻的总统候选人。

1960年总统竞选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与理查德·M.尼克松在电视直播的辩论开始前握手致意。

肯尼迪与尼克松两人都是坚定的冷战派。然而，肯尼迪将苏联人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送入空间轨道，随后又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事实，当作美国已经丧失了冷战所要求的国家之目的的证据。他警告说，共和党人允许美苏之间出现了"导弹差距"，而苏联借机取得了相对于美国的技术和军事优势。事实上，肯尼迪和尼克松两人都清楚，美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远远超过了苏联。然而，他的指责使得许多美国人相信，需要一个新领导人的时候已经来临。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着装入时，举止优雅，与玛米·艾森豪威尔和帕特·尼克松那种俗不可耐的公众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更强化了人们的一种印象：即肯尼迪将带来一个更加年轻有为和更有活力的政府。

在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进行的第一场电视直播辩论中，从观众的反映来看，容貌英俊的肯尼迪战胜了尼克松，当天尼克松患了感冒，看上去不但疲乏而且紧张。那些从收音机里收听辩论的人则认为尼克松是赢家，但在电视上，形象比内容更重要。在11月，肯尼迪以十分微弱的多数取胜，仅从6900万张民选票中赢得12万的多数（共和党人则指称说，肯尼迪的胜利是沾了臭名昭著的芝加哥民主党机器所操纵的舞弊计票的光）。

20世纪50年代的结束

1961年1月，在他离任之前，艾森豪威尔通过电视发表了一个离职演说，看上去，有些模仿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发表演说的做法。深知导弹差距并不存在，艾克对进行一场新的军备建设的喧嚣鼓噪提出了警告。他敦促美国人反思被他所称为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即"一个巨大的军事系统"与一个"永久性的武器制造工业"的结合------所拥有的充满危险的权力以及它对美国"每个（政府）机构"的影响。他劝导国人说："我们决不能让这个结合体来危害我们的自由和民主程序。"然而，只有极少数的美国人分享艾克的担忧------更多的人将国防部与私人产业的结合看成是工作机会和国家安全的来源之一，而不是一种对民主的威胁。几年之后，当美国陷入了一场不断让人觉得沮丧的战争之中时，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才将被看作是一种先见之明。

到那个时候，20世纪50年代生活的其他支柱也在纷纷崩塌。那些曾使城郊生活变得可能的成千上万辆汽车此刻正大量将带铅的毒气喷射到大气层中。汽车排放的废气被洛杉矶东面的群山围挡起来，无法被风吹散，整个城市成了烟雾------一种由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的同义词。空调、除臭剂、喷雾发胶等使用的含氯氟烃也将化学物质不断释放到大气中，破坏了臭氧层，导致了全球变暖和皮肤癌患者的增加。（带铅汽油和含氯氟烃都是由通用汽车公司的研究员托马斯·米奇利［ThomasMidgley］发明的。一位历史学家写到，他"对大气造成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微生物"）。农用杀虫剂曾帮助农业公司为美国生产数量丰硕的粮食，此刻却在毒害农业工人、消费者和水源供应。家庭主妇们也在开始反抗那种围绕城郊梦想家园而建立的生活。黑人对种族关系改变过程中的缓慢进步也变得更加不耐烦了。换言之，美国已经进入了10年之中最为动荡不安的一轮：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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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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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grad, Daniel.The Culture of Spontaneity: Improvisation and the Arts in Postwar America(1998). 探讨艺术的发展如何反映了自由个人的思想并鼓励了它的生长。

Branch, Taylor.Parting the Waters: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1963 (1988). 一部关于从布朗案到19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的全面研究著作。

Cohen, Lizabeth.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2003). 讨论对消费自由的推崇如何影响了美国公共政策和地理景观。

De Grazia,Victoria. 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Europe (2005). 一部研究美国"软实力"及其在20世纪对欧洲成功进行渗透的著作。

Fones-Wolf,Elizabeth A. Selling Free Enterprise. The Business Assault on Labor andLiberalism, 1945-1960 (1994)。讨论这场经过周密策划的宣传，将商业领袖与资本主义、不加入工会的工人与自由联系起来。

Freeman, JoshuaB. Working-Class New York. Life and Labor since World War II (2000). 记述美国最大城市工人的生活，追溯劳工运动的兴起与衰落。

Hirsch, ArnoldR.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1983). 描述1940年代和1950年代从南部移居到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如何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和生活。

Jackson, KennethT.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America (1985). 关于美国郊区化发展的标准研究。

Jacobs, Meg.Pocketbook Politics: Economic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2005). 讨论消费自由如何在二战之后变成美国人国家认同的核心概念。

Klarman, MichaelJ. From Jim Crow to Civil Rights.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Struggle for RacialEquality (2004). 一部关于最高法院审理的有关民权案件的全面研究著作，并讨论这些案例如何反映和帮助推动了社会改革。

May, Elaine T.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1988). 研究冷战期间核心家庭作为美国自由堡垒的情形，这种情形至少在官方宣传看来是如此。

Nicolaides,Becky M. My Blue Heaven: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ing-Class Suburbs of LosAngeles, 1920-1965 (2002). 追溯作为洛杉矶工业社区之一的南门（Southgate）转化成为全白人郊区的过程以及这种转化的政治后果。

Patterson, JamesT. Grand Expect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74 (1996). 一部关于二战之后美国史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Pells, Richard.The Liberal Mind in a Conservative Ag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and1950s (1984). 讨论美国作家和艺术家如何回应冷战。

Westad, OddArne. The Global Cold War (2005). 一部范围广泛的关于冷战如何在第三世界中发挥影响的著作。

第二十五章　六十年代
1960 - 1968

［大事年表］

1959古巴革命

1960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成立

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入座抗议活动

1961猪湾战斗

自由乘车运动

争取进步联盟

1962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表休伦港宣言

古巴导弹危机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实现种族合校

雷切尔·卡尔森的《沉默的春天》出版

1963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出版

梅德格尔·埃弗斯遇害

金写作《伯明翰市监狱的来信》

进军华盛顿

肯尼迪遇刺

19641964年民权法

伯克利校区的言论自由运动

自由夏天运动

北部湾决议

1965---1967"伟大社会"

1965选举权法

格利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案

沃茨骚乱

移民改革法

1966全国妇女组织成立

1968新年攻势

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

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

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成立

196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警察对石墙酒吧的袭击

1973罗诉韦德案

自由运动

抗议浪潮的兴起

随着入座抗议的发生，大学生第一次以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登上了美国历史的舞台。埃拉·贝克尔（EllaBaker）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民权运动组织者，1960年4月，她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利召集了一次年轻积极分子的会议。大约有200多名黑人学生和几位白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带来了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SNCC）组织的诞生，该组织的目标设定为，以一个奉行种族正义的"受人爱戴的国家"来取代种族隔离的文化，赋予普通黑人掌握那些将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权。"我们不能指望成年人，"联络委员会的组织者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说，"他们中没有什么人......敢面对巨大的压力。这样，年轻人就将成为组织者，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行动者。"

1960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参加入座抗议的示威者。这些抗议者也许是来自当地一所大学的学生，他们随身带着书籍和报刊，以强调他们抱有的严肃态度和致力于非暴力抗议的决心。

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也随入座抗议而来。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Biloxi）和格尔夫波特（Gulfport）的黑人发起了"海滩入座"抗议活动，要求获得使用公共海滩的平等权利。结果有数十人遭到逮捕，还有两名黑人少年被杀害。1961年，种族平等同盟发起了自由乘车运动。由黑白种族成员混合的活动小组乘坐公共汽车，进入南部腹地，测试当地政府是否遵守联邦法院关于在州际公共汽车、火车和相关车站禁止实施种族隔离的命令。狂热粗暴的人群对他们展开了攻击。在亚拉巴马的安尼斯顿，有人向他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投掷燃烧弹，企图逃离的乘客也遭到围堵和殴打。在伯明翰，三K党的成员用棒球棒和铁链来殴打自由乘车者，警察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拒绝插手干预。许多自由乘车者遭到逮捕。然而，他们的行动迫使州际商务委员会做出了在州际公共汽车和车站废除种族歧视的决定。

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伯格的民权运动示威者，1960年。

随着抗议活动的升级，地方当局的抵制运动也相应升级。1961年底，学生非暴力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在佐治亚的阿尔巴尼发起了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抗议活动。抗议持续了一年之久，尽管被捕的抗议者将当地监狱都填满了------这是运动为争取全国同情和支持而采用的一种战术------但他们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1962年9月，一个联邦法院命令密西西比州大学接受一位名叫詹姆斯·梅雷迪斯（JamesMeredith）的黑人学生入学。在州长罗斯·巴尼特（RossBarnet）的鼓动下，一群暴徒在大学所在的牛津城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大叫大嚷，而州警察却站在旁边无动于衷。两个旁观者在骚乱中丢了性命。肯尼迪总统被迫派出军队，前去恢复当地的秩序。

伯明翰

抗议运动的高潮在1963年的春天来临，当时南部所有的城市和乡镇都发生了示威活动，展示黑人对教育、就业和住房中的种族不平等的不满。仅6月的一周之内，186个城市共有15000人遭到逮捕。抗议运动最终在种族隔离的重要堡垒之一的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达到顶峰。即便就南部腹地的标准，伯明翰也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城市------自二战以来，该城发生过50多起针对黑人住家和机构的爆炸案件。当地黑人一直在举行抗议活动，但并没有取得改善经济机会和迫使当地商业势力解除种族隔离的成功。

1963年民权运动时期，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举行抗议活动的示威者。

当运动进入低潮状态时，运动组织者邀请马丁·路德·金来到伯明翰。1963年4月，金因违反示威禁令而被判处9天的监禁，在监狱中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具有雄辩力的对种族正义的呼吁书，这就是"伯明翰监狱的来信"。在回应当地的教会领袖提出的运用耐性和节制的要求时，金列举了一长串南部黑人面临的困境和屈辱，从警察的暴力压迫到每日向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入游乐场或公用游泳馆时的尴尬和羞辱。"白人中的温和派"，金宣称道，必须将对城市失序的恐惧放置一边，勇敢地投身于争取种族正义的事业。

5月，金做出了将黑人中小学生派往伯明翰街头参与示威的大胆决定。警察头子尤金·"公牛"·康纳尔（Eugene"Bull"Connor）命令他的队伍对上千名赤手空拳的儿童示威者采取行动。黑人儿童遭受警察用警棍、高压水龙头和警犬攻击的画面通过电视直接播出，这些画面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波涛汹涌的抗议浪潮，将伯明翰的示威变成了民权运动的一场胜利。它促使肯尼迪总统决定对这场运动予以支持。当地的商界领袖担心该城在国际上变成一种暴力的象征，于是与示威者达成协议，决定废除市中心商店和餐馆的种族歧视规定，并承诺要雇佣黑人店员。

除了这些有限的收获之外，伯明翰的事件迫使美国白人面临一个选择：在那些要求获得基本权利的公民同胞与那些使用暴力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之间，他们究竟与哪一种人更能相互认同？这个问题在随后几周变得更加迫切。1963年6月，一个冷枪手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密西西比的分部书记梅德格尔·埃弗斯（MedgarEvers）暗杀。9月，伯明翰一座黑人浸礼派教堂遭到炸弹的袭击，4名黑人小女孩在爆炸中丧生（制造这起国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团体中的最后一人直到2002年才遭到审判和判罪）。

进军华盛顿

1963年8月28日，在伯明翰教堂爆炸发生的前两周，25万美国黑人和白人聚集在首都，举行进军华盛顿的活动，这通常被认为是非暴力民权运动的顶峰时刻。这场进军活动是由A.菲利普·伦道夫领导的由民权运动、劳工和教会组织构成的联盟组织发起的。伦道夫曾是黑人工会的组织者，1941年时曾试图组织类似的进军活动。当时，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示威活动。进军活动的目标同时也包含了一项公共设施计划，内容包括减少失业、提高最低工资限度和推动一项禁止就业种族歧视的法律。这些要求，连同进军活动的口号"工作与自由"显示出黑人运动如何在当时与白人自由派群体已经结成了一种联盟。在林肯纪念堂前面的台阶上，金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说，其中包括了这样的词句："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堂堂正正地站起来，真正实践它的信念：'我们视这些为不言而喻的真理，即所有人生而平等。'"

进军华盛顿运动反映出，在支持种族和经济正义的斗争中，黑人与白人之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程度。然而，它同时也反映出运动的一些局限性以及其内在的一些紧张关系。尽管类似乔·安·鲁滨逊和埃拉·贝克尔这样的女性运动组织者在民权运动组织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所有在林肯纪念堂集会上发表演说的人都是男性。进军活动组织者还要求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的领导人约翰·刘易斯（JohnLewis，他后来成为了佐治亚州一名国会议员）改变他演讲中的激进语气。刘易斯的原稿曾呼吁黑人群众"将自己从政治和经济奴隶制的镣铐下解放出来"，并且"像谢尔曼（将军）那样向迪克西的心脏地带进军......用一把火把吉姆·克罗烧个精光"。

"［我们］在1963年争取1863年就已经承诺的自由，"进军华盛顿游行队伍中有一条横幅这样写道。民权运动活动者重新复活了内战时期建立的联邦政府是美国自由的保护者的理想。尽管在过去许多年里，联邦政府一直在鼓励种族隔离，但黑人的历史经验显示，他们应该将赢得正义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联邦政府身上，而不是寄托在地方政府或其他公民机制身上------如住房拥有者协会、商业界、私人俱乐部等------种族主义仍然在这些机制中盛行不衰。然而，联邦政府是否愿意承担起这项责任，此时尚不清楚。

肯尼迪时代

约翰·F. 肯尼迪担任总统的时间不足3年，在国内事务方面，他的建树屈指可数。他的执政却在今天被普遍视为一个充满青春魅力和冲天希望的时刻，他本人被视为在国内外同时展现出一个活力四射的领导形象。尽管后来关于肯尼迪在白宫期间曾锲而不舍地追求异性关系的报道不断出现，但这并没有明显改变大众对他的印象。

1961年1月，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宣布了美国政治中一个具有分界线意义时刻的来临："火炬已经传递到了新一代美国人手中，"他宣称道，这一代人将"为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而"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任"。他的演讲似乎在敦促美国人要从20世纪50年代那种自我中心的消费文化中脱离出来："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此刻入座抗议已经进行了一年之久，但他在演讲中对种族隔离和种族问题一字不提。从他任期一开始，肯尼迪就将民权运动看成是一种对他的主要议题------以激进有力的方式进行冷战------的一种干扰。

肯尼迪与世界

肯尼迪的议程设想了一些以抵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影响为目标的新动议。他政府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组建和平队（PeaceCorps），将年轻美国人派往发展中国家去帮助推动经济和教育进步，在那里改善美国的形象。到1966年，有15000多名年轻美国男女成为了和平队的志愿者。1961年4月，当苏联将第一颗载人卫星送入围绕地球旋转的轨道时，肯尼迪宣布说，美国将在这个10年结束时将人送上月球。在他做这样的宣布时，这个目标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1969年，它却令人震惊地实现了。

肯尼迪同时也制定了一个新的对待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模式，这就是进步联盟（Alliancefor Progress）。这是一种在西半球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虽然其中涉及的金钱数额远远小于马歇尔计划。肯尼迪说，联盟的目的是同时推动"政治的"和"物质的自由"。进步联盟以缓解贫困和抵制共产主义的引诱的高谈阔论开始，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与马歇尔计划不同的是，军人政府和地方精英控制了联盟的经援。这些人自己从中渔利变成了富人，而穷人却没有享受到多少好处。

与他的两位前任一样，肯尼迪是通过冷战的透镜来观察和分析整个世界。这种视野影响了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的交锋。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了一场革命，推翻了古巴独裁者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Batista）。在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之前，古巴在经济上一直依赖于美国。当卡斯特罗政府开始将美国在当地的土地和其他投资实施国有化、并与苏联签订了销售食糖的协议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停止了与这个岛国的贸易往来。中央情报局开始为入侵古巴对反卡斯特罗的海外古巴人进行军事训练。

1961年4月，肯尼迪允许中央情报局在一个名叫猪湾的地方发动了对古巴的入侵活动。军事顾问们认为，这次入侵将引发迅速推翻卡斯特罗征服的民众起义。然而，入侵却成为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400名入侵者中，有100多人丧生，1100人被活捉。古巴因此变得与苏联更加接近。此后，肯尼迪政府使用过包括暗杀在内的其他方法，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

古巴导弹危机

与此同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1961年8月，为了阻止一股不断变大的从东柏林逃亡西柏林的移民浪潮，苏联在柏林修建了一道将城市一分为二的城墙。直到1989年，柏林墙将一直成为冷战和欧洲分裂的象征。

肯尼迪政府时期最严重的危机，在许多方面也是整个冷战时代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1962年10月。当时美国的间谍飞机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安装射程能够打到美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导弹。俄国人的动机------无论是他们希望改变力量的均势还是只希望阻吓美国对古巴的再次入侵------也许永远无法为人所知。然而，肯尼迪政府认为，在古巴出现苏联导弹是决不能容忍的。肯尼迪拒绝采纳军方领袖所提出的授权发动对古巴实行打击的建议。这样的打击几乎可以肯定会引发苏联人在柏林作出回应，甚至可能导致一场核战争。肯尼迪对古巴实施了海上封锁，或"隔离消毒"处理，要求撤出导弹。在经过紧张的幕后谈判之后，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导弹；肯尼迪则保证美国不会入侵古巴，并秘密地同意将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丘比特中程洲际弹道导弹予以撤出，该导弹可以打到苏联境内。

整整13天时间内，整个世界的命运悬挂在一场全面核战争即将爆发的边缘上。这场危机似乎减少了肯尼迪对冷战的狂热程度。事实上，他为军方领导人在谈到为"赢得"一场核战争不惜牺牲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苏联人时所表现的漫不经心深感震惊。1963年，肯尼迪采取行动，减少冷战的对抗性。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他呼吁与苏联展开更大范围的合作。他对将冷战视为一场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斗的观点提出警告："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或社会制度会是如此的邪恶，以至于它的人民必须被看成是缺乏美德与品格的。"那年夏天，美苏两国同意签署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和空间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在宣布这一条约时，肯尼迪对一个反对核武器的弱小运动表示致敬，该运动数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和实施这种禁令。他甚至通过一位新闻记者给卡斯特罗传话，希望与古巴建立一种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

肯尼迪与民权

在他任职的前两年内，肯尼迪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外交事务上。然而，到1963年，围绕民权问题的危机在严重性上超过了其他问题。在此之前，肯尼迪一直不愿在黑人的要求问题上表明一种有力的立场。他似乎同意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看法，即民权运动是共产主义影响的结果。联邦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是总统的弟弟，他批准了对金进行电话监听。尽管在1960年的竞选中，肯尼迪承诺要在联邦资助建设的住房中禁止种族歧视，但他一直等到1962年底才签署了这样的行政命令。当法律的实施受到阻挡时，他下令使用军队，如在密西西比大学出现的情况那样。然而，他没有为民权运动活动分子提供不受暴力攻击的保护，强调说法律的实施纯属是地方事务。

1963年5月在伯明翰发生的事件迫使肯尼迪采取行动。他意识到，美国不能只是在世界上宣称自己是自由的领袖，而在国内却继续维持种族不平等的现状。6月，他发表了电视讲话，呼吁国会通过法律，禁止在所有公用设施中实施种族隔离，这是民权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他说，国家此刻面临了一种道德上的危机："我们在世界各地鼓吹自由......，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对世界说，或者对我们自己相互说，这是一个把黑人排除在外的自由的国家？"

纽约市城际列车的乘客正在阅读有关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

肯尼迪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他的民权法案予以实施的时刻。1963年11月22日，当他的车队在穿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中心时，他遭遇了枪击而身亡。暗杀他的凶手很可能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Harvey Oswald），他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方面因为奥斯瓦尔德两天后在警察的关押之中被当地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杀死，所以，可能的阴谋论的说法至今仍在流传。无论如何，肯尼迪的去世给他的政府带来一个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突然终结。如同珍珠港事件或2001年9月11日，整整一代人都永远记得他们听到肯尼迪死亡消息的那一瞬间。推动民权法案通过、发起自由派的国内改革计划的任务落到了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身上。

林登·约翰逊的总统时代

约翰·F. 肯尼迪是在一个富有而有权势的家庭中长大的。林登·约翰逊则不是。他是在得克萨斯中部山区长大的，这是美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对肯尼迪来说，成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但约翰逊则必须通过几近残酷的努力来争取财富和权力。20世纪50年代，约翰逊终于上升到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地位。但他从未忘记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曾在得克萨斯学校中教过的贫穷的墨西哥裔和白人儿童。他比肯尼迪对国内改革更感兴趣，他继续坚持新政的观念，即政府有责任帮助社会中那些较为不幸的成员。

林登·约翰逊在从达拉斯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左边是约翰逊夫人，右边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

1964年民权法

当他成为总统时，无人认为约翰逊会将推动民权立法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也无人认为他将比任何前任总统都会从感情上将自己与民权运动相互认同。然而，在肯尼迪遇刺5天之后，约翰逊呼吁国会以通过民权法的方式，作为对被暗杀前任的最为恰当的纪念。"我们在这个国家对平等权利已经谈得够久了，"他宣称道，"现在到了书写下一章、把它写进法律书籍中去的时候了。"

1964年，国会通过了《民权法》。该法禁止在就业、在医院和学校这样的机构中以及在私人开设的公用设施中------如饭馆、旅店和影剧院------实行种族歧视。它也禁止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这是反对民权立法的人提出来的，意在使民权法案泡汤，但却被国会中的自由派和妇女议员所接受，从而扩展了新法的使用范围。约翰逊深知很多白人将反对新的法律。在签署民权法之后，他转身对一位助手说，"我想，我们给南部送去了一个共和党。"

自由夏天运动

1964年民权法没有解决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南部黑人的投票权问题。那年夏天，一个由数个民权运动组织------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种族平等同盟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组成的联合体发动了一场在密西西比州的选民登记运动。数百名来自北部各大学的白人学生进入密西西比州，参加这场自由夏天的运动。迎接这场运动的是一系列的暴力活动，包括35起针对民权运动分子的爆炸活动和无数的攻击殴打事件。6月，3名年轻积极分子------从北部来的白人学生迈克尔·施沃内和安德鲁·古德曼以及一名当地黑人青年詹姆斯·钱尼------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附近被由一名副警长带领的团伙劫持并杀害。1961---1965年，估计有25名黑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两名白人学生的死亡将全国的注意力史无前例地集中到密西西比州，并使人们意识到联邦政府在保卫公民运用宪法权利方面的明显无能（在2005年6月，在自由夏天运动发生41年之后，密西西比州的一个陪审团将涉嫌参与杀害三位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的一名三K党人以过失杀人罪判定有罪）。

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夏天运动中，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保留了矗立在一所自由之家门口的被焚烧的十字架，并在上面用油漆写下来象征这场运动的口号。

自由夏天导致了民权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一次冲突的发生------即在1964年新泽西大西洋城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FDP）企图占领由全白人组成的州党代表团的位置。因为黑人不能参加民主党的活动和登记成为选民，民权运动就在密西西比州创立了一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面向本州所有的居民。在电视直播的听证会上，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范妮·卢·汉默（FannieLou Hamer）用生动的发言吸引了全国听众的注意力，她讲述了在亚祖--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的贫困中长大的经历以及她所遭受警察的残暴的殴打。与其他的民权活动分子一样，汉默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仰宗教的人，她相信基督教是建立在自由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也相信民权运动是受到神的旨意的激发。"这是美国吗？"她问道，"这是自由人的国土、勇者的家乡吗？......仅仅因为我们希望像体面人那样的生活，我们每天就要受到威胁？"约翰逊担心，如果允许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占领席位，南部代表会像在1948年党代会上那样退出会场。党内的自由派，包括约翰逊的竞选伙伴赫伯特·汉弗莱在内，敦促找到一个妥协方案。方案是两名黑人代表将获得代表席位，但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拒绝了这一妥协。

1964年选举

大西洋城事件严重地削弱了黑人积极分子对主流政党体制可信度的信心，也预示了即将来临的民权运动与民主党内自由派翼之间联盟力量的破裂。在当时来说，民权运动全力支持约翰逊的连选连任。约翰逊的对手是来自亚利桑那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他曾出版过《一个保守派的良心》（The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1960）一书，售出300万册。该书要求美国在冷战中采用更有进攻性的战略。然而，戈德华特将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针对自由的"内部"危险方面，尤其是新政福利国家，他认为这样的计划限制了个人可以发挥的动力和应该拥有的独立性。他呼吁使用私有的慈善机构来取代公立的福利计划和社会保障制度，废除递增收入所得税。戈德华特曾在国会投票反对1964年民权法。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带有这样一句极具轰动性的话："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决不是一种邪恶。"

戈德华特被民主党人框定为一个要废除社会保障、冒险打核战争的极端主义分子，结果在选举中一败涂地。约翰逊赢得了4300万张民选票，戈德华特只获得了2700万张。民主党人同时赢得了在国会两院中2:1的绝对多数优势。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1964年的竞选是美国保守派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戈德华特在南部腹地获得了成功，赢得了那里的5州，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Wallace）是典型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但他在威斯康星、印第安纳和马里兰等地的民主党初选中都表现很强劲，这一切说明，政客们可以从反民权运动的白人群体那里意外发现和收获黄金选票。

民主党人面临的问题之一来自加利福尼亚。该州以全民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第14号议案"，废止了1963年的一项禁止在房地产买卖中实行种族歧视的法律。在州房地产销售和开发商的支持下，加利福尼亚的保守派将住房拥有者控制自己财产的"自由"作为反对公平住房法的战斗口号。尽管约翰逊以100多万票的优势赢得了加利福尼亚，第14号议案却获得了一个相当多数的支持，获得了投票白人总数的3/4的支持。

六十年代的保守派

20世纪60年代后来被称为是激进主义的10年，它也具有保守的一面。随着"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YoungAmericans for Freedom，YAF）在1960年的建立，保守派学生也成为美国中的一支力量。90多名保守派年轻人聚在保守派知识分子威廉·巴克利（WilliamF. Buckley）在康涅狄格沙伦（Sharon）的家庭庄园里，起草了沙伦宣言，创建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这份宣言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在1962年（下面将讨论）的休伦港宣言（PortHuron Statement）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份宣言都将青年人描绘成是新激进主义的先锋队，两者都宣称将提供通向更大自由的道路。沙伦宣言对过去10年在保守派圈子里流行的原则进行了总结------自由的市场是"个人自由"的支柱；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严格的限制；对自由具有最严重的威胁的"国际共产主义"必须被坚决地予以消灭。

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在1967年发动的一场集会，这个保守派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生长发展起来。

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最初的希望是，将共和党的控制权从那些已经与新政休战、并看上去愿与共产主义和平共处的领导人的手中夺过来。该组织的成员很快成为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冲锋队。尽管他在大选中败得很惨，但对于一个被普遍认为是由那些要"否定20世纪"的痴人说梦者组成的运动来说，戈德华特的提名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胜利。

戈德华特还将新的跟随者带入了保守派阵营。他的竞选在急速扩张的南加利福尼亚城郊和西南部地区激发起一批热情的拥护者。加利福尼亚奥兰治县的许多居民都是最近从东部和中西部迁入，在当地与国防工业相关的产业中工作。这一地区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基层保守派活动中心。来自阳光带石油人和空间技术企业主的金钱大量流向戈德华特的竞选，并建立起一个新的保守派的金融基础。戈德华特赢得南部腹地5州的事实表明，民权运动已经将美国的政治地图重新改版，为一种"南部战略"的实施打开了通道，最终这种战略将把整个南部带进共和党阵营。

早在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之前，那些反对民权运动成果的努力为保守派提供新的机会，威胁到民主党联盟的稳定性。20世纪50年代，当南部白人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斥为对州权的侵犯时，许多保守派曾表示赞同。很有影响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把南部白人称为是"高等种族"，并以"文明的权利高于全民选举权的权利"为由来为南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做法辩护。1962年，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将自由勋章授予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托姆·瑟蒙德，后者是全国最有名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保守派不再使用种族优越和种族低贱这类词。然而，保守派对法律与秩序、"结社自由"以及福利的邪恶的使用通常带有明显而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种族分离将是保守派的一座政治金矿。

选举权法

然而，民权运动还将迎来另外一个立法胜利。1965年1月，金在亚拉巴马的塞尔马发起了一次争取选举权的战役。该城的15000黑人居民中只有355人拥有选举权。3月，尽管州长华莱士下达了禁令，金仍打算领导一次从塞尔马向州首府蒙哥马利的进军活动。当进军者来到出城的大桥时，州警察使用了警棍、皮鞭和催泪弹等对他们进行围攻。

暴力被用来对付非暴力示威者的画面再次通过电视被传送到世界各地，迫使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约翰逊将塞尔马的进军称为"在人类尚未完成的寻求自由征途中"的一个里程碑，他要求国会立法保证公民选举权。在结束演说时，他引用了示威者最喜爱的歌曲，"我们将会克服万难"。民权运动从来没有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过如此有力的支持。国会很快通过1965年选举权法，该法授权联邦官员对选民进行登记。南部的黑人最终重新赢得了在20世纪初被剥夺的选举权。除此之外，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将人头税宣布为非法。这种税收曾长期地阻止黑人（以及有些白人）在南部参加投票。

移民政策改革

1965年，随着法院命令和新的联邦法对使用公共设施、就业和投票等方面的种族歧视的全面禁止，民权运动成功地铲除了二等公民的法律基础。种族主义不应继续成为公共政策的基础，这种认知开始进入了其他的领域。1965年，《哈特--塞勒法》（Hart-CellerAct）废除了移民管理使用的原国籍配额制度，这种制度将亚洲人排斥在移民之外，也严重地限制了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新法为移民建立起新的、种族中立的标准，尤其是家庭团聚和掌握美国所需技能的标准。另一方面，由于西南部地区不断增长的对墨西哥移民的仇视，该法也第一次为来自西半球的移民建立起一个每年12万人的名额限制，同时第一次创造出了一个来自美洲的"非法移民"类别。该法将世界其他地方的年移民总数限制在17万人。每年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总数为29万人，它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于1924年国籍定额制度下的同比。然而，因为对接受从共产党国家来的难民做出了特殊规定，移民数量很快超过了这些限额。

新移民法带来了许多未能预测的结果。当时，移民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5％------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低比例。没有人料到新定额不仅带来了移民人口的暴涨，而且还引发了移民人口来源地的转移，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亚洲的新移民超过了欧洲移民的人数。民权革命和移民政策的改革加在一起，标志着一个以多元性为主体的崇美主义的定义获取了胜利。1976年，一份民意测验报告显示，85％的回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即"美国应该是......一个由许多种族、宗教和民族血统的人组成的国家"。

伟大社会

在赢得1964年大选的压倒性胜利之后，约翰逊勾画了一幅自新政以来影响最深、范围最广的推动共同福利的政府行动计划建议。约翰逊在1965---1967年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笼统冠名为"伟大社会"（GreatSociety），它们通过新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制度为穷人和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教育和住房建设。新的内阁部门和新的联邦机构得以创建，包括交通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全国人文基金会、全国艺术基金会、全国公共广播网等。这些措施大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它们完成和扩展了自1938年以来被滞留在国会的社会改革计划（除了全国医疗保险计划）。

与新政不同的是，伟大社会所回应的是经济繁荣，而不是经济萧条。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一个经济急速扩张的时代，最初由肯尼迪提出、在1964年实施的政府开支的增加和个人所得税与商业税收的削减则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约翰逊和民主党中的自由派认为，经济增长使得资助雄心勃勃的政府项目、改善生活的质量成为可能。

向贫困宣战

"伟大社会"的核心内容是约翰逊在1964年初发起的铲除贫困的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那些对美国普遍富裕进行歌功颂德的言论过去之后，政治领袖们重新发现了经济贫困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Harrington）在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TheOther America）的影响，哈林顿揭示了有4000到5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经常是住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和中产阶级"看不见"的都市贫民区里。他指出，农业机械化和工业自动化等技术进步在创造了一个总体的高水平生活标准时，也消灭了农业工人和无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将他们锁定在贫困的位置上。民权运动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急迫性，正如哈林顿指出的，尽管白人占了全国贫困人口的多数。

20世纪30年代，民主党人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经济权力的失衡和经济体制的缺陷。20世纪60年代，政府将贫困归咎于工作技能的缺乏以及正确态度和习惯的缺失。所以，向贫困宣战没有采用消除贫困最直接的方法------保障所有美国人都有一份年收入、为失业者创造工作机会、推动工会的广泛建立，或尽力阻止商业界将工厂生产转移到低工资的南部和海外。它也没有面对和解决经济变化的问题，这些变化减少了工资较高的制造业工作，剥夺了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乡村地区和每况愈下的都市贫民窟中贫困家庭获得经济改善的希望。

"伟大社会"最受欢迎和最为成功的措施之一是发放食品券，对那些需要的人提供直接救助。然而，总体来说，"向贫困宣战"的重点不是放在直接的经济援助，而是帮助穷人进行技能培训，重建他们的精神和上进心。新成立的经济机会办公室负责监管一系列计划的实施，这些计划是专门为将穷人提高到进入社会和经济主流而设计的。它提供了"提前教育"（HeadStart，一种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工作训练、法律援助和为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奖助学金等。它还创立了"教育美国自愿队"（VISTA），一种为改善城市内城区学校质量的国内和平队组织。"向贫困宣战"也要求贫困人口本身在设计和执行地方政策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领导角色，这是对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提出的赋予普通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的哲学口号的一种回应，也是一种解决因地方政治领袖控制联邦资金的流向而引起不断的冲突的办法。

自由与平等

在为"伟大社会"进行辩护时，约翰逊使用了一种从他政治生涯起步时的新政继承而来的、而后又为民权运动强化了的自由语言。1963年他就任总统后不久，他重新复活了在20世纪50年代被忘却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约翰逊重述了罗斯福的思想："一个面临饥饿、无法找到工作、无法送孩子上学、不得不屈就于匮乏的人，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约翰逊认识到，黑人的贫困与白人的贫困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因为黑人贫困的根源在于"过去的不正义和目前的偏见"，他力图重新界定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将经济自由仅仅定义为机会均等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能仅凭说上一句，现在你自由了，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选择你喜欢的领导人，就可以将数个世纪之久的伤痕一笔勾销......我们要争取的......不仅是作为一种权利和理论的平等，而是一种作为事实和结果的平等。"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也许没有能够获得"事实上的"平等，但它代表了一种对社会公民权思想了不起的肯定。它是美国历史上联邦国家所进行的一次最全面广泛的努力，用国家权力来解决处在最不利地位的美国人的需要，尤其帮助类似黑人这样的群体，他们曾被最初的新政福利（如社会保障）排斥在外。

在这10年的经济成长高增长率的配合下，"向贫困宣战"计划成功地将20世纪60年代美国贫困家庭的比例从22％下降到13％。自此，贫困家庭的数字一直围绕后一位数字起伏。但是政府用于这一项目的花费太小，以至于不能彻底终止贫困，或转变贫穷都市社区的生活条件。到20世纪90年代，因为民权运动和"伟大社会"的缘故，白人与黑人之间在教育、收入和获取技术性工作的就业机会方面的历史性差距被大大缩小了。然而，由于非工业化和都市衰败对无数家庭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大多数的城郊仍然禁止非白人的融入，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要比黑人家庭大10倍，将近1/4的黑人儿童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变化中的黑人运动

即便是在它获得成功的时刻，民权运动也面临了一种危机，危机发生在民权运动企图将运动从获得就学、使用公共设施和投票的平等权利转向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正是后者将黑人与其他美国人分割开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问题上升成为民权活动议程的首要问题。南部之外的黑人贫民窟中频频发生的暴力骚乱使人们注意到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种族不正义，注意到在工作机会、教育和住房方面存在的种种不平等，而废除法律种族隔离的运动并没有触动和挑战这些方面的不平等。种族关系中后来出现的黑白之间相互敌意主要来自于他们对政府职责的不同认知：许多白人认为，1964年和1965年的立法已经保证了黑人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完成了国家对黑人的责任，但黑人则意识到他们在工作机会、教育、住房和刑事司法体系方面仍然面临歧视，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这种要求引发了白人对"反向歧视"发生的担忧和恐惧。

贫民窟的暴动

第一波骚乱------实际上是愤怒的黑人与以白人为主的警察队伍（他们被贫民窟的居民看成是占领军）之间的战斗------于1964年在哈莱姆发生。然而规模更大的骚乱是1965年发生在洛杉矶黑人贫民窟中的沃茨暴动，它是在约翰逊签署选举权法几天之后发生的。据估计，有5万人参加了这次"反叛"，他们攻击警察和消防队员，抢劫白人拥有的商店，焚烧建筑物。政府动用了15000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来恢复秩序。当骚乱平息时，有35人丧生，900人受伤，价值3000万美元的财产遭到毁灭。

1967年夏，暴力冲突变得更加普遍，有人甚至担心会发生一种种族内战。那年的都市暴动造成了23人和43人分别在新泽西和底特律丧生。在底特律，整条整条的街道处于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财产损失高达数千万美元。这些暴力事件迫使约翰逊任命了一个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Kerner）领导的委员会来调查和研究都市暴动的原因。1968年公布的"克纳报告"将"种族隔离和贫困"指称为暴力发生的根源，对"白人种族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指控。报告对国家正面临被种族敌对情绪撕裂的危险："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两个社会，一个黑人社会，一个白人社会------它们是分离的而且是不平等的。"但这份报告没有提出任何清楚的改革建议。

在1965年的沃茨骚乱中，一个被烧焦的服装店人体衣模倒在街上，一位警察在洛杉矶街头巡逻，其背后是硝烟冲天。

在当时，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只略高于白人家庭收入的一半，面对这种情形，民权运动竭力为黑人美国人寻找"能使自由成为现实"的道路。1964年，金提出建立一个"弱势者权利法案"（Billof Rights for the Disadvantaged），呼吁动员国家资源来消灭经济贫困。他的提议是针对普遍的贫困，但他同时也强调，在"对黑人进行了数百年的刻意的剥夺和压迫"之后，美国有责任要"在目前刻意的为黑人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对后来被称为"肯定性行动"政策的早期呼吁。黑人工会活动家A.菲力浦·伦道夫和民权运动的老将贝亚德·拉斯廷（BayardRustin）曾提出设立一项"自由预算"，提议联邦政府在10年时间内斥资1000亿美元，用来实施一项创造就业机会和都市重建的联邦计划。

1966年，金发起了"芝加哥自由运动"，提出了与南部运动完全不同的要求------终止雇主和工会的种族歧视实践、获取购房贷款的平等、公共住房的种族融合、在这一地区不同区域内建造低收入的家庭住房等。然而，在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Daley）所控制的民主党机器和白人住房拥有者的拼命反对下，这次运动失败了。金的战术------包括示威、入座抗议、大规模的逮捕等------在看上去较不明显、但实际上力量强大的北部种族不平等制度面前显得毫无效力。随着他逐渐认识到解决黑人经济困境的艰难曲折，金的语言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起来。他呼吁进行一场"价值观上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为"所有上帝的子女们"创造一个"对财富更好的分配。"

马尔科姆·埃克斯

民权运动的第一阶段具有一套非常清楚的斗争目标，获得了影响巨大的成就，产生出一系列虽然有时相互竞争但始终相互呼吁的组织。它的第二阶段则面临了政治上的分裂，并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即便在争取种族融合斗争的高潮时期，激情满怀的黑人演说家马尔科姆·埃克斯（MalcolmX）就曾指出，黑人必须掌握自己社区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指望与白人合作。马尔科姆·利特尔（MalcolmLittle）在年轻时候曾从事过一连串的犯罪活动，在监狱中他接受了"伊斯兰民族"（TheNation of Islam）或黑人穆斯林组织的教诲，该组织的布道强调白人的邪恶和黑人的自律。马尔科姆抛弃了他名字中的"奴隶的姓"，改用"X"，象征着黑人与他们的非洲祖先的分离。从监狱中被释放后，他成为了穆斯林教徒的代言人，并对种族融合和非暴力思想以及金诉求于美国价值观的做法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我看不到什么美国的梦想，"他宣称说，"我只看到一个美国的噩梦。"

1964年3月26日，当国会正在就民权法进行辩论时，小马丁·路德·金（左）与马尔科姆·艾克斯举行了他们两人的唯一一次会面。

1964年，马尔科姆·埃克斯到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精神首都麦加朝觐，他在途中见证了不同种族的穆斯林信徒和谐相处的情景。此刻他开始谈论在美国为争取种族关系的改变而进行种族间合作的可能。1965年2月，在他组织了自己的非裔美国人团结组织（Organizationof Afro-American Unity）之后，他遭到了"伊斯兰民族"组织的暗杀而身亡，马尔科姆·埃克斯既没有留下一个有连贯性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留下一个稳定有效的运动。大部分白人将他视为是鼓吹种族暴力的信徒。但他喊出的黑人必须依靠自己资源的口号却在都市穷人和年青一代民权活动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的《自传》于1966年出版，成为一部伟大的畅销书。今天，许多的街道、公园和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黑权运动的兴起

马尔科姆·埃克斯是"黑人权力"的思想之父。1966年，在密西西比进行的一次民权运动进军中，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的领袖斯多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Carmichael）使用了"黑权"的口号，它随即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对于那些因联邦政府未能阻止针对民权积极分子的暴力行为而愤怒不已的人、对于白人企图主导民权运动策略（如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形）而甚为反感的人以及对民权运动未能解决黑人贫民窟的经济问题而极度失望的人来说，"黑权"立即成为了他们的集合口号。

一位"黑权"思想的支持者宣称，"黑人权力意味着黑人自由"------尤其是从那些企图垄断民权运动目标的白人控制下解放出来的自由。"黑权"是一个定义非常不精准的概念，它囊括了各种各样的内容，从要求选举更多的黑人官员（并不算是什么激进的概念）到把美国黑人看成是处在殖民者统治之下的人民、需要通过民族自决的革命才能赢得自由的想法。无论人们怎样理解和运用这个概念，"黑权"思想反映出年轻一代民权积极分子正在走向激进化。这一思想也引发了一场提倡种族自尊的文化运动的爆发，正如"黑色是美丽的"的口号所反映出来的一样。"Negro"（ 黑人）一词被抛弃，代之以"Afro-American"（非裔美国人）一词，黑人选美比赛、非洲风格的衣饰和"自然式"或"非洲式"的男女发式突然流行起来，这些不仅象征着语言和时尚上的变化，它们也反映出了一种新的种族自豪感和对白人规范的拒绝。

在黑人民族自决思想的激励下，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和种族平等同盟放弃了它们先前奉行的种族合作主义路线，新的激进群体得以产生。许多这样的群体存活的时间不长。但传统的民权组织和黑人政治家们都吸收了他们的一些思想。这些新生组织中最重要和著名的是黑豹党（BlackPanther Party），如果不是在数量上至少在知名度上是如此。黑豹党于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成立，因提倡用武装自卫的方式来回应警察的暴力而变得臭名昭著。由于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它要求释放黑人囚犯。黑豹党的年轻成员身着统一制服，令白人感到害怕，尽管这些成员也开办医疗诊所、学校和儿童早餐等项目。然而，由于内部的争执和遭遇到由警察与联邦调查局联手进行的打击，黑豹党最终被摧毁了。

黑人失业率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段下降了。然而，1967年当美国在越南的卷入开始升级的时候，"向贫困宣战"项目的实施陷入了停顿。到此时，随着贫民窟的暴动在全国出现，反战运动的声势越来越高涨，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公开地唾弃了主流价值观，美国社会面临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危机。

越战与新左派

老左派与新左派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白人青年抗议运动的出现是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意外。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大学基本上是一种保守性质的机构，它们从人口中享有特权的一群人中吸引学生。20世纪50年代，年轻人被称之为"沉默的一代"。如果说黑人的怨恨是显而易见的话，白人大学生的怨恨却很难让人理解。是什么驱使这些富裕家庭子女中的大多数人对属于他们社会的价值观和体制说不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部分来自于新左派对自由内容的重新界定。

新左派之新，在于它对那些曾影响了20世纪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范畴的否定。它不仅挑战主流美国社会，而且也挑战被它贬称为老左派的思想。与美国共产党不同的是，新左派不把苏联当成榜样，不把工人阶级看成是社会变化的行动者，新左派并不使用新政自由派的语言，不谈论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民资格与权利，他们谈论的是孤独、与世隔绝、异化、在官僚机器面前的无能为力以及富裕生活所无法满足的对真实的饥渴。这些不满在正迅速成为美国人口一个主要部分的人群中激发起了一个群众运动。1968年，由于婴儿潮一代人已经进入成年人阶段，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数量不断增加，大学生人数增至700万人，超过了农民或钢铁工人的人数。

新左派并不是像它自称的那样新。它对公民参与民主的呼吁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它对美国价值观与美国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的批判也可追溯到废奴主义者。它在面临一统性现实时对真实性的强调使人想起一战前伯希米尼亚反叛者。它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无疑受到20世纪50年代批评家有关大众社会思想的启发。但新左派最主要的思想灵感来自黑人争取自由的运动。入座抗议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为有力地刺激了白人学生的反抗运动。

美国社会中最遭排斥的、但正在争取得享全部社会福利完整机会的成员，与这些断然拒绝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不可思议的交汇一处，构成了一种联合力量，创造了被称为"六十年代"的大反叛。黑人运动与白人新左派运动分享一些基本的观点------那些需要改正的邪恶已经深深地隐藏在美国的社会机制之中，只有直接的挑战才能使美国人意识到进行重大改革的迫切性。

消失的共识

有好几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在1962---1963年出版，它们从不同方面对20世纪50年代的共识观提出了挑战。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的烈火》（TheFire Next Time）表达了黑人革命的愤怒声音。雷切尔·卡尔森（RachelCarson）的《沉默的春天》（SilentSpring）揭露了经济增长的环保代价。迈克尔·哈林顿的《另一个美国》展现了富裕之中贫困的长期存在。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批判了城市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穷人被迫从中心城市迁出，城市为了修建高速公路而撤除居民社区，城市的设计是以迁就驾驶汽车的人的需要、而不是以行人的需要为目的。她认为，使城市充满活力的是人口的稠密和多元，是在城市大街小巷上相互来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

在某种意义上，最有影响力的批判于1962年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民主联盟的一个分支组织。60多名大学生在密歇根的休伦港聚会，通过了一份宣言。宣言表达了这一代学生抗议者的情绪，总结了他们的信念。

休伦港宣言用了4/5的篇幅来批判美国社会的各种体制，从政党到大公司、工会以及军工复合体等；但使这份文件成为新激进主义指导思想的却是它的剩余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宣言提出了社会改革的新设想。它宣称，"我们寻求建立一种个人参与的民主，［在其中］个人应该分享那些决定他生活的质量和方向的社会决策。"对新左派来说，自由意味着"参与性民主"。尽管这个概念从未得到准确的界定，但却变成了学生们对现存各种社会机制------工作场所、学校和政府------进行判断和检验的一个标准，他们发现所有的机制都缺乏参与性民主的实践。这种思路实际上是要否认从进步主义者到战后的经济计划提倡者身上所带有的精英特征（尽管在后者的实践中，政府专家们力图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国家的首要发展目标）。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兴起

1962年底，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增加到8000人。196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发生的事件表明，在参与性民主的名义下，一个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可以被发动和组织起来。伯克利是一个巨大的、冷漠无情的机构，许多课程的听课人数多达千人以上。引起学生抗议行动的是校方发布的一道行政命令，该命令禁止学生政治团体利用校园中心地带来传播它们的思想。学生们------包括一些保守派学生在内，他们也为不能散发自己的传单而感到十分生气------以发动一场"言论自由"的运动来做出回应。言论自由，一位名叫马里奥·萨维尔（MarioSavio）的学生领袖宣称，"代表了一个人的尊严所在......这是将我们与石头和星星分开的东西。你可以自由地讲话。"萨维尔将学校比作一个工厂，号召学生们"用我们的身体来反对机器"。

1966年，言论自由运动领袖马里奥·萨维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对听众发表演说时，遭到警察的逮捕。

数千名伯克利的学生参加了这场延续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他们的抗议从要求废除新的禁令开始，逐渐扩展到对整个大学的结构的批判，乃至到对以教育学生进入大公司工作为目的的教育体制的批判。1965年初当校方在言论禁令方面做出让步之后，一位学生积极分子欢呼说，在扭转"背离自由的世界潮流"中，学生们取得了成功。

美国与越南

1965年，黑人运动和正在出现的新左派运动破坏了20世纪50年代的共识气氛。然而，将抗议运动转化为一场一代人的全面反叛的是在越南进行的战争。这场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美国外交关系历史上的最大误判"是冷战政策和判断的一种必然的结果。越战悲剧性地揭示了沃尔特·李普曼在冷战伊始就曾警告过的危险性------即用非友即敌的反共运动透镜来观察和判断整个世界以及世界各地区的形势。一位曾在1963年参加过一次政策讨论会的国务院越南专家对"在座的人就越南的特殊情况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无知"记忆深刻，他回忆说，"......他们对具有不同历史经验的国家完全不加区分。他们［相信］我们可以操纵其他国家，创造新的国家；他们相信我们对一切问题都有答案。"

真正了解越南历史和文化的美国人寥寥无几。越南战争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复杂斗争，它由越南本土的共产党人所领导，深受本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前后几任美国政府却将这场斗争简化为一场对"遏制"战略的测试。如在前一章所指出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曾与这一地区的法国殖民主义势力站在一起。法国战败之后，它们又违反日内瓦公约（该公约承诺举行统一越南的选举），为制造一个亲美的南越政府而提供财政资助。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承担起维系这个腐败政府生存的任务。

因为害怕"失掉"越南而逃脱不了公众的指责，所以无论肯尼迪还是约翰逊总统都不敢将美国从一种逐渐显而易见的站不住脚的形势中解脱出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把越南看成是一场美国是否能够通过"反叛乱"的方式------即对非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暴动进行抑制性干预------来制止第三世界革命的蔓延。尽管美国不断增加援助和军事顾问，南越领导人吴庭艳还是让农村地带落入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VietGong）手中。美国建议南越政府扩大其群众支持的基础，但吴庭艳拒绝接受这一建议。1963年10月，在一场大规模的佛教徒反政府示威发生之后，美国批准了一场导致吴庭艳身亡的军事政变。当肯尼迪在此后一个月中遇刺身亡后，美国在南越的军事顾问已经达到了17000人。根据一次白宫会议的记录，在他去世前不久，肯尼迪曾就"卷入越南是否聪明的做法"提出疑问。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终止美国的卷入。

林登·约翰逊的战争

林登·约翰逊就任总统时几乎没有任何外交关系方面的经验。他曾对将美国军队派往越南而疑虑重重。"一旦我们答应卷入，我看不到我们从那里脱身出来的任何希望，"他在1964年对一位参议员说。但是他深知共和党人曾经利用"失掉中国"作为反对杜鲁门的武器。他发誓说："我决不会成为任由东南亚走上中国那样道路的总统。"

1964年8月，北越的船只在一次执行情报收集活动的任务中遭遇了一艘美国舰艇。约翰逊以北越对美国战舰发起攻击为由，宣称美国是"遭到入侵"的受害者。国会立即做出回应，通过了北部湾决议，授权总统采取一切措施来反击（北越的）"武装进犯"。只有两名国会议员------阿拉斯加的厄内斯特·格里宁（ErnestGruening）和俄勒冈的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投票反对国会给约翰逊开出一张空白支票。这项决议几近于美国的正式宣战，但它是在未对美国的目标和战略经过任何讨论的情况下通过的（2005年12月，也就是北部湾事件发生40年之后，国家安全局最终公布了数百页的秘密文件，文件清楚地显示，北越没有发动任何攻击行动）。

1964年竞选中，约翰逊宣称，他不打算将美国军队派往越南。约翰逊连选连任成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建议美国开始对北越实施空袭打击，并向南越派出地面部队。1965年2月当越共对南越的一个美军基地发起攻击时，约翰逊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他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干预。在这里，军队领导人推翻了非共的左翼领导人胡安·博希（JuanBosch），后者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自1924年以来的第一位民选总统。1965年4月，另外一群军人企图恢复博希的权力，但被掌握政权的军人政府所击败。约翰逊担心该国的动乱将导致"另外一个古巴"的出现，约翰逊派出22000人的美国军队。这场干预激怒了许多拉丁美洲人。但这场干预的成功看上去大大增强了约翰逊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决心和信心。

1968年，在越南的美国军队人数已经超过了50万人，战争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残暴。美国飞机向北越和南越这两个小国家投掷的炸弹在数量上超过了二战期间交战双方共同投掷的炸弹的总数。美国飞机还喷撒了化学药剂来破坏那些被越共用来藏身的森林，投掷了装满纳旁（napalm）的炸弹，其中的凝固汽油可以将受到攻击的人的皮肤烧伤。为追剿越共和北越军队，美国军队采用了"搜查与摧毁"的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不对战斗人员和平民做出区分。每周对敌人的伤亡报告或者"尸体计算"成为约翰逊政府的一种日常偏好。然而，美国无法摧毁敌人的战斗能力，也无法使南越政府变得更有能力，靠自己的本事生存下去。

反战运动

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以及美国炸弹对越南北部和南部的狂轰滥炸，冷战外交政策的共识开始动摇。1968年，战争使"伟大社会"改革的大部分计划受到搁置或推迟，并使家庭、大学和民主党陷入严重的分裂之中。鉴于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内整个政治领导阶层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致力于支持越战，年青一代的激进分子对"体制"丧失了所有的信心。

反对越战因此成为了一种组织原则，它将带有各种怀疑和不满的人团结起来。一份学生非暴力联络组织的报纸写道："我们为一个所谓的'自由'社会的言行不一致而感到震惊，在这个社会中，自由的责任竟然与全力支持军事侵略的个人责任相互等同。"因为在校大学生被免除在征兵人口之外，打仗的负担落在工人阶级和穷人身上。1967年，小马丁·路德·金将政府的越战政策斥之为一种极不正当的暴力使用，是对国内改革急需的资源的挪用。在这个时刻，金是公开发表反战意见的最著名的美国人。

对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来说，这场战争是与参与性民主完全对立的，因为美国的卷入是政治精英们通过秘密的承诺和决定做出的，没有经过真正的公众辩论。1965年4月，该组织邀请了反对美国对越政策的人参加一场在华盛顿举行的集会。25000人前来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使得活动的组织者甚感惊喜，同时这也显示反战运动将很快获得一个巨大群体的支持。1965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反战集会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Ogelsby）公开对冷战思维的基础提出挑战。他将越战与他对美国对危地马拉和伊朗的干预、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以及约翰逊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军队的批评联系起来，指出这一切活动的根源都在于政府拥有的一种偏执的反共思想。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奥格尔斯比说，"我的话听起来是非常反美的。对这些人，我的回答是：'不要为此而怪罪我！怪罪那些高谈我的自由主义价值、令我的美国心破碎的人。'"一位记者认为，这个演说代表了新左派宣示的一份"独立宣言"。

1967年，五角大楼外的一位反战示威者在持枪美国士兵的枪口中插入鲜花。

1967年，年轻人焚烧了他们的征兵证，或者逃往加拿大，躲避参加这场在他们看来是不正义的战争。当年10月，10万反战示威者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集会。许多人跨越波托马克河，前往五角大楼示威。在那里，摄影记者们捕捉到了示威者向守卫美国军事力量核心的士兵的枪筒里插花的镜头。

反文化运动

新左派的自由定义最初是围绕参与性民主的概念而建立的。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年轻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不断扩展，将文化自由也包括进来了。尽管许多的分支最终汇流成为被称为"反文化"的一代人的反叛运动之中，但如果不是战争粉碎了年青一代美国人对权威的信任，青年美国的反叛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60年代末，数百万的年轻人公开地向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进行挑战。他们中间不仅有大学生，也包括了青年工人，尽管许多工会对反战示威活动和反文化运动的表现持反对态度（这种反应将年轻的激进分子与他们以前的位于传统左派阵线的同盟军进一步分离开来）。在美国历史上，那种先前仅限于艺术家和波希米亚成员的、对中规中矩的服饰、语言、性行为以及使用违禁药物的夸张而大胆的否定，第一次成为了一场群众运动的基础。这场运动的口号是"解放"。

这简直就是三个世纪之前约翰·温斯罗普的噩梦成真------一种以对所有权威的否定为前提的对自由的大规模的重新界定。"你的儿女们已经不在你的控制之中，"鲍勃·迪伦（BobDylan）的歌曲"他们正在改变的时代"（TheTimes They Are A-Changin'）对美国主流社会直截了当地发出警告。当然，反文化运动在某些方面并不代表一种反叛，而代表了消费市场的一种成功。它将个人选择的权利作为一种自由的概念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生和年轻成年人购买力的推动下，反文化的各种象征和标记------五颜六色的着装、摇滚乐、性自由的图像、甚至黑人革命和土著美国人抵抗运动的各种象征等------很快被作为时尚产品得以批量生产和销售。享乐主义和自我毁灭的行为也同样地被构建在反文化运动之中。蒂莫西·利里（TimothyLeary）原为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后摇身一变成为药物致幻活动的倡导者，鼓吹迷幻药（LSD）象征着一种新的自由------"扩展你的意识的自由"。1967年，利里在旧金山组织了一场两万人参加的"人类大聚会"（HumanBe-In），他敦促人们"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turnon,tune in,drop out）"。

个人的解放与自由的个人

然而，反文化运动的内容远远不止它那种斑驳陆离的表象------即那部有名的性自由、吸毒和摇滚乐的三部曲。对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个性解放代表了一种颇具创意的实验精神，一种对新生活方式的探索；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友谊与愉悦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对财富积累和消费的专心致志的追求。个性解放意味着将自己从官僚化的教育和工作之中，从限制个人行为的压迫性规范之中，尤其是从一个打着自由的旗号而实际上给远离美国越南的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军事化国家之中解脱出来。它也鼓励新形式的激进行动。"地下"报纸开创了一种个性化的、颇有政治色彩的新闻形式。青年国际党（YouthInternational Party）或"易比派"（Yippie）将幽默和戏剧性效果作为一种抗议元素介绍到运动中来。易比派创建人阿比·霍夫曼（AbbieHoffman）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参观台上向大厅大把抛撒一元面值的美元钞票时，致使交易一度中断。

反文化运动强调社区的理想主义，它在纽约市东村和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区建立起了半独立的小天地，还呼应类似"新和谐"这样的19世纪乌托邦社区的做法，在全国各地建立了2000多个公社。各种各样的摇滚乐音乐节，如1969年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举行的音乐节那样，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集合起来，欢庆他们的另类生活方式和不受成人权威管制的独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开幕曲是由里奇·黑文斯（RichieHavens）演唱的，它的开头是对"自由"一词的8次重复。

反文化的解放概念是以自由的个人为中心的。在这场一代人的反叛中，没有什么比性自由占据了更为显著的位置。从1960年开始，避孕药丸的大量生产和销售使得长期以来"自由爱人们"所要求的性与生育的分离成为可能。20世纪60年代末，性自由、留长发与吸毒一样变成了青年反叛的内容之一。摇滚乐也支持了对性自由的表达。表现青年反叛声音的音乐剧《长发》（Hair）更是在百老汇舞台上毫不掩饰地展示裸体。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场群众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内容。

新运动与权利革命

民权革命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左派，激发起其他美国人倾诉自己的怨苦，争取自己的权利。许多人从黑人运动和激进学生那里借鉴了正面对抗的战术，采用了他们关于"权力"和"解放"的语言以及他们对传统组织和方法的抛弃。20世纪60年代末，新社会运动在美国政治版图上到处出现。

《女性奥秘》

妇女选举权的赢得似乎并没有改变妇女缺乏权力和机会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初，只有一小部分妇女担任了政府官员；报纸的招工广告分成"男性"和"女性"两部分，后者的范围局限在低工资的文秘职位之内；主要大学将它们接受的女生数量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许多州内，丈夫仍然有权控制妻子的工作收入。直到1970年，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还坚持认为，一个妻子"最多只是她丈夫的高级佣人"，没有"任何法律上可以得到认可的感情和权利"。

20世纪50年代，一些评论家曾担心美国在浪费它的"妇女权力"，这是冷战的一项潜在武器。然而，公众女权主义意识的重新复苏却是在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奥秘》（TheFeminine Mystique）出版之后才开始的。20世纪40年代弗里丹曾就女工的薪金歧视和工作场所的种族主义问题为联合电气公司工会的报纸写过前沿性的文章。如20世纪50年代许多社会批评家一样，她在这个时候开始将消费文化的空虚和中产阶级的不满作为写作主题。她著作第一章的题目叫做"没有名称的问题"。这一章勾画了一幅令人深为震撼的画面：聪明而受过教育的妇女被困限在一个狭隘的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把婚姻与做母亲看成她们生活的主要目标。虽然争取进入公共生活的同等机会的斗争进行了100多年，但令人不解的是，厨房仍然是妇女生活的中心。1959年在莫斯科，理查德·尼克松曾把城郊住宅当成美国自由的象征。弗里丹则启用这个时代最有力的邪恶象征，把它比喻成一个"舒适的集中营"。

为数不多的书曾经产生过像《女性奥秘》这样强大的效果。女性读者写来的情绪激动的信件几乎将弗里丹淹没，许多人谈到城郊生活的美梦已经变成了一种噩梦。"自由，"一位亚特兰大妇女写道，"是一个我从来就想当然的词。［我现在意识到］我居然在自愿地奴役自己。"当然，也有一些给弗里丹写信的人认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为自己的家庭打造"一个舒适和幸福的住宅"是"上帝的旨意"。但《女性奥秘》最要紧的结果却是将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美国语言与美国现实之间的另外一个差距之上。

法律开始慢慢地回应女权主义者的要求。1963年，国会通过了男女同酬法，禁止在拥有同种工作职位的人中实行性别歧视。1964年民权法，如早先指出的，也禁止了以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面对工作妇女对歧视的抱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得以建立，成为了摧毁妇女就业障碍的一支主要力量。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Organization of Women）正式成立，弗里丹担任了会长。这个组织以民权组织为模式，争取获得妇女在就业、教育和政治参与方面获得完全平等的机会，并对为大众媒体所传播的"虚假的妇女形象"提出批判。

妇女的解放

如果说全国妇女组织是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复兴的产物，另一种女性反抗则在民权和学生活动中孕育成长。与废奴主义运动时期一样，那些吸收了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思想、并学会了政治组织方法的年轻女性也遭遇到不平等的待遇和性侵犯。像埃拉·贝克尔和范妮·卢·汉默这样的女性曾在基层的民权运动组织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但运动中的许多女性经常被分配去干一些打杂的工作，如打字、煮饭和为男同事打扫卫生之类。她们中有些人也经常受到要求发生性关系的压力。在一份1965年发布的备忘录中，一群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组织的女性成员写道，"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待黑人和对待妇女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最令她们感到不满意的是妇女在民权运动中的地位。如同在外部社会一样，男性优越的假设也深深地根植于民权运动本身之中。

同样的不满和抱怨也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出现。"这场运动应该是为了争取人类的解放，"一位学生领袖写道。"但为什么身在运动之中妇女的地位并不比在运动之外的妇女更好？"持续增长的女大学生人数为新女权主义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追随者队伍。1967年，全国各地妇女建立起小型的"提高觉悟"的学习小组，就她们不满的来源进行讨论。许多人认为，建立她们自己的运动的时刻已经来临，这将是一个比全国妇女组织更为激进的女权组织。新女权主义运动在1968年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中突然闯入了全国的视野之中。在场的抗议者将各种各样象征着"压迫"的东西------如紧身褡、胸罩、高跟鞋以及《花花公子》和《妇女家庭杂志》期刊等塞满"自由垃圾罐"（ 与传说的抗议方式相反的是，她们并没有点火燃烧这些东西，这样将会威胁到木制的走台，但媒体还是马上送给了这些激进妇女一个绰号："焚烧胸罩者"）。在举行选美赛的大厅内，抗议者们展示了写有"为妇女争自由"和"妇女解放"的横幅。

个人自由

妇女解放运动坚持认为，自由应该适用到生活中最私密的领域，它因此为自由思想带来一次重要的扩展。妇女解放运动将"性别歧视主义"和"性别政治"这样的概念以及"个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这样的短语引进到政治语言中来；她们认为，性别关系、婚姻状况、判断美貌的标准等与战争、民权和阶级冲突一样，都是具有"政治性"的问题，后者曾在传统上激发起左派采取行动。她们坚持，家庭生活并不处在权力与正义考虑的范围之外，这种认知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家庭导向的公共文化，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自由的定义。

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第一场公共运动是要求废除禁止堕胎，或由医生来决定是否终止孕期的州法，这些法律突出表现了妇女缺乏自决权的状态。如果没有控制自己生育的权利，一位女权主义者写道，"妇女的'其他自由'不过是一种装饰性的、不可运用的自由。"1969年，一群女权主义者干扰打断了纽约州立法机构举行的一场限制堕胎法律的听证会，预定到听证会作证的人中包括了14名男子和一名天主教会的修女。

对堕胎合法化的呼吁将19世纪提出的妇女有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与20世纪60年代对性自由的强调结合起来了。然而，妇女解放运动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性自由的要求。1970年出版的《姐妹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SisterhoodIs Powerful）是一本包括了文章、宣言和个人经历的极有影响的文集，它讨论了范围非常广泛的一系列问题，从妇女遭受的暴力迫害到法律、教会和工作场所中的不平等以及家庭生活。这一次，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进入了主流。1962年，一个民意测验显示，2/3的美国妇女并不觉得自己是歧视的受害者。然而，到1974年，2/3的妇女觉得自己是歧视的受害者。

同性恋者的解放

在这个充满惊奇的年代，最大的惊奇是一个争取同性恋者解放运动的出现。为少数种族和妇女争取更大权利的运动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具有很长的历史。但同性恋者，哈里·海（HarryHay）写到，是"一群处于十分不利地位的人，他们甚至没有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群体"。海在1951年创立了"蒙面社"（MattachineSociety），这是第一个同性恋者组织。男女同性恋者一直被丑化为罪恶的或者是神经不正常的人。大多数州都将同性恋行为视为犯法行为，警察经常性地对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存在的同性恋亚文化群体进行骚扰和迫害。麦卡锡主义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国家虚弱的原因，将同性恋者遭受的歧视变得更加恶化。尽管同性恋者在艺术和时尚行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对自己的性取向严守秘密，或者说作一个"藏在衣橱里"的人。

蒙面社一直致力于说服公众社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除了性取向的差异之外，同性恋者也是普通的美国人，不应该受到迫害。但如同发生在其他群体身上一样，六十年代也转换了同性恋运动。如果有哪一个时刻代表了"同性恋革命"的出现的话，那就是1969年警察对纽约市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吧（StonewallBar）的袭击事件。这个酒吧是同性恋者聚会的地方。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向警察屈服，反而采取了迎头回击的做法。随后发生了连续5天的骚乱，一个激进的运动由此而诞生。男女同性恋者从"衣橱"中大胆地走了出来，坚持认为性取向是一项与权利、权力和认同相关的事情。对同性恋者的偏见虽然继续存在，但在随后几年中，"自豪的同性恋者"的游行在许多城市中得以举办。

1970年6月在纽约市举行的同性恋者解放日游行活动的一部分。

拉美裔的激进主义

与黑人的权利运动一样，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也长期存在过一个争取法律权利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种激进主义开始兴起，对这个群体所出的二等公民经济地位提出挑战。与黑权思想的倡导者一样，这个运动强调对墨西哥传统和在美国出现的"奇卡诺"（Chicano）文化的自豪感。与黑权和学生为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同的是，这个运动与劳工斗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1965年开始，西泽·查维斯（CésarChavez）领导了一系列非暴力抗议活动，包括进军、绝食和一场全国性的对加利福尼亚葡萄进行抵制的运动，对葡萄种植主施加压力，要他们同意与联合农业工人工会（UFW）签署劳工合同。查维斯是一个移民农业工人的儿子，也是马丁·路德·金的追随者之一。联合农业工人工会既是一个争取民权的大规模运动，也是一个为改善经济状况而奋斗的运动。抵制运动将整个西南部拉美裔社区都动员起来了，将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关注移民劳工被支付的极其低廉的工资和所面临的极具压迫性的工作环境。1970年，大多数种植主同意与联合农业工人工会签署合同。

在纽约市，模仿黑豹党而建立的青年耶稣组织（YoungLords Organization）组织起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波多黎各人口中的高失业率以及在拉美裔社区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的现象（在一次抗议中，他们将垃圾倒在城市的大街上，以引起公众对市政府未能在贫穷地段收集和处理垃圾的注意）。与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样，拉美裔的运动也带动了一个持不同意见女权主义群体的兴起。许多拉美裔和波多黎各男人认为女性的要求与大男子当家（machismo， 一种被夸大的男子气概，包括拥有控制妇女的权利）的拉丁语裔传统很不相称。但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却认为，性别双重标准和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与为本种族所有成员争取自由的目标是不相称的。

1968年，西泽·查维斯带领一支由举行罢工的奇卡诺农场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西班牙语中的"Huelga"意为"罢工"。

红种人的权力

20世纪60年代同样也见证了印第安人激进主义的兴起。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企图废除保留地制度，将印第安人人口纳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来------这项政策被称为"终结"政策，因为它意味着终止对印第安人主权残余成分的认可。许多印第安人的领袖竭力反对这项政策。肯尼迪总统随后放弃了这种努力。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将增加的联邦资助划拨给印第安人保留地。但与其他少数种族一样，印第安人激进分子将他们的处境与海外的不发达国家相比较。他们不仅要求经济资助，还如同新近出现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要求民族自决权。全国印第安人青年委员会主席克莱德·沃瑞伊尔（CladyWorrier）使用20世纪60年代的常用语言说，"就这个词的许多基本意思而言，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和我们社区的命运做出基本的人类选择。"

1969年，"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组织成员占领了旧金山海湾的阿尔卡特拉斯岛，这次行动象征着土著印第安人抗议运动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倾向。

1968年创建的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Indian Movement）举行了许多抗议活动，要求活动更大的部落自治权，要求恢复条约所保障的经济资源。1969年，一个自称是"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占领了（或者，从他们的观点来讲，是重新占领了）旧金山海湾的阿尔卡特拉斯岛，声称该岛是从原住民手中非法抢夺而去的。他们的抗议一直延续到1971年，带来了"红权"（RedPower）运动的诞生。在随后的几年内，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将赢得对保留地上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更大的控制权。印第安人活动积极分子将提出关于土地要求的诉讼，要求获得对过去丧失领土的金钱赔偿。随着自尊感的提高，愿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是印第安人的美国人人数在1970---1990年翻了一番。

《沉默的春天》

在少数种族、妇女和同性恋中爆发的解放运动挑战了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另外一场运动，即环境保护主义，则对美国生活中的其他支柱提出了疑问------包括将进步与消费的无止境的增长等同起来，以及人们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将推动社会福利的进步所抱有的信仰等。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可以追溯到进步时代创建国家公园和为保护其他自然资源所做的努力。然而新环保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保持一致，成为一种更为激进的、并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的运动。它使用的语言是强调公民应该有权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运动的出现反应出那些提倡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人所欢呼的社会富裕。随着"生活的质量"------包括健身、健康和享受休闲活动的机会等------在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分量时，经济增长的环境后果便引起了不断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已经听到了各种抱怨：为开发城郊住宅区，森林被推土机铲平；洗衣剂释放着毒性；草坪用的化肥渗透到地下，破坏了饮用水的质量等。

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尔森在1962年出版的《沉默的春天》为成千上万的读者揭示了滴滴涕（DDT）所带来的危害，这种杀虫剂被家庭和农场主广泛地用来消灭蚊子、舞毒蛾和其他虫子。通过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卡尔森描绘了滴滴涕如何杀死鸟类和动物，给人类带来疾病。化工和杀虫剂制造公司对她发动了一场人格诋毁运动------有的评论家把这本书称为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时代周刊》杂志甚至将卡尔森斥为"患有歇斯底里"和"过于感情用事"------这是男人在诋毁妇女时常用的词。

新环境保护主义

卡尔森的书发起了当代的环保运动。塞拉俱乐部（SierraClub）是为了保护森林于19世纪90年代成立的，它的成员增加了3倍之多。其他的群体也大量出现，就国家面临的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含铅的油漆以及濒临绝迹的动物种类等危险发出警告。几乎所有的州都很快立法禁止使用滴滴涕。1969年，加利福尼亚海岸外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石油泄漏事件，导致了鸟类和鱼类的大量死亡，并将海岸附近的生物洗劫一空，电视将这些画面带入到全国观众家中，揭示了原油运输和海洋钻探的危险性。

尽管商业群体对新环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并将它的提议说成是对财产权的侵犯，但环保主义获得比任何其他新的社会运动都更为广泛的两党支持。在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推动下，国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护环境，包括洁净空气和纯净水法和濒临灭绝动物保护法。1970年4月22日，全国举行了第一个地球日，大约有20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参加了集会、音乐会和大学师生参与的研讨会。

与环保运动密切相关的是消费者运动，它是由律师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发起的。他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at Any Speed）揭露了汽车制造商如何制造了高度不安全的汽车。他尤其指出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雪佛兰（ChevroletCorvair）牌汽车在某种驾驶情况下很容易翻车。通用汽车公司还雇佣私人侦探来诋毁他。当他们的行动被曝光之后，通用汽车公司向纳德支付了一大笔赔偿费，纳德用这笔钱来资助对其他危险产品和误导广告的调查。

纳德的活动为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新消费保护法和规则奠定了基础。与20世纪60年代运动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不同的是，环保和消费运动呼吁，以更大的共同福利的名义，对某些自由进行限制------尤其是按照财产拥有者的意愿任意使用私有财产的权利。

权利革命

20世纪60年代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讽刺之一在于，尽管"权利革命"始于街头斗争，但最终却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获得了宪法上的合法性，而从历史上来看最高法院又恰恰是联邦政府三权中最保守的一权。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极大地扩展了为所有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并将这些权利置于立法部门和地方政治的多数派不能侵犯的保护之中。

如同在第二十一章中指出的，自1937年起，联邦最高法院便在积极捍卫公民自由方面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它抛弃了信守契约自由的做法，宣布表达自由的权利需要获得格外的保护。然而，麦卡锡时代使公民自由概念得到进一步扩展的进步陷于停顿。1957年6月17日，当最高法院决定限制反共运动的发展时，扩大公民自由的进步得以恢复，这一天被保守派称为"红色星期一"。在那一天，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对一些个人的判罪，这些人包括鼓吹推翻政府的人、拒绝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会上回答问题的人以及拒绝对州政府官员透露自己政治信仰的人。沃伦宣布，政府可以惩罚非法行动，但不能惩罚"非正统的和不同政见"的意见。到1969年沃伦退休时，最高法院再度证实，即便是最不受欢迎的观点也是在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保护之列；这一宣示瓦解了冷战时期的国家忠诚安全检查制度。

因为与劳工运动的联系，公民自由的保护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加强；在20世纪50、60年代里，公民自由的权利则与民权运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1958年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亚拉巴马州（NAACPv. Alabama）的判决开始，最高法院否定了南部那些强迫民权组织公布其成员名单的法律，这些法律的目的是摧毁民权组织。此外，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 Times v. Sullivan）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亚拉巴马州一个陪审团作出的判《纽约时报》犯有诽谤罪的裁决，因为它刊登了一份批评地方官员对待民权运动参加者态度的广告，州法院的裁决意在对这家全国的大报进行惩罚。"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核心，"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写到，就在于公民拥有批评政府的权利。最高法院还特意将有效期已经终止有一个半世纪之久的1798年惩乱法宣布为违宪。20世纪60年代以前，最高法院案件中涉及新闻报纸出版业的屈指可数。沙利文案的判决开创了关于新闻自由的现代宪法。

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继续推动种族平等，推翻了许多地方的杰姆克罗法。在洛文诉弗吉尼亚案（Lovingv. Virginia）的判决中，它宣布禁止种族通婚的州法违宪，当时有16个州仍然继续行使这样的法律。次年，在琼斯诉阿菲尔德·H.迈耶公司案（Jonesv. Alfred H. Mayer Co. ）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禁止在住房的出租和销售方面的歧视行为。判决指出，根除"奴隶制留下的印记"，如不平等的获得住房的机会，对于最终实现奴隶解放的承诺是非常关键的。

监管州政府

与此同时，联邦最高法院推进了要求各州承担起保护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公民自由的责任。它要求各州遵守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包括禁止进行非法搜查和没收，保证犯罪嫌疑人有获得迅速法庭审判的权利，严禁实施酷刑和非常惩罚，以及保证穷人在受到指控时有获得受公共财政资助的律师的援助的权利。在所有这些判决中，最重要的是以5对4的票数决定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案（Mirandav. Arizona）的判决。该判决宣称：任何遭受警察拘留的个人必须被告知，他有沉默的权利，有在回答问题之前征询律师的意见的权利；他必须被告知，他所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被用于法庭审判。这项判决使得"米兰达警告词"的使用成为警察行动的一种标准程序。

最高法院也行使权力，对州和地方一级民主程序中的公正性问题进行了监管。贝克尔诉卡尔案（Bakerv. Carr）的判决建立起了选举州立法机构成员的选区必须拥有相同人口数的原则。这项"一人一票"（one-man,one-vote）的原则推翻了许多州采用的比例分配制，这种制度使得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区的选民拥有与人口稠密的城市选区的居民同等比例的代表权。

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同时也强化了对政教"分离之墙"的监管。1961年，他们一致同意将马里兰州州宪法中的一句话宣布为违宪，这句话要求该州官员公开表明他们对"上帝之存在"说法的信仰。在此后两年内，大法官们又将公立学校中的祈祷仪式和圣经阅读活动宣布为违反第一条宪法修正案。肯尼迪总统指出，美国人完全可以在家里或在教堂里自由地祈祷，但这些判决成为沃伦法院判决中最不受欢迎的决定。民意测验显示，80％的美国人对允许祈祷进入公立学校的做法表示支持。

隐私权

沃伦法院不仅扩展了现存的公民自由，而且还发展出完全崭新的公民权利，以回应美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态势。其中最具革新意义的是它在格利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案（Griswoldv. Connecticut）判决中提出的宪法隐私权概念。这项判决推翻了一项禁止使用避孕措施的州法。执笔写作判决书的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O. Douglas）曾经宣称，"不受干扰的权利是一切自由的开端"的判决。20世纪20年代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些判决，肯定了公民拥有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结婚和抚养孩子的权利，但除此之外，法院没有其他的可以用来构建隐私权的法律先例。联邦宪法也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但道格拉斯指出，从权利法案的"半影"（ 阴影）中可以推断出一个存在于婚姻之中的"隐私权区域"。

格利斯沃尔德案判决将隐私权与婚姻的神圣性联结在一起了，但联邦最高法院很快将其转化为一种个人权利。法院将生育控制的权利扩展到未婚成年人，最终扩展到未成年人------这表明最高法院承认，法律已经无法逆转性革命的潮流。这些决定直接导致了最高法院做出的一个最有争议的、以沃伦法院的其他判决为基础的判决（虽然这个决定是在沃伦离开最高法院4年之后的1973年作出的）。这就是罗诉韦德案（Roev. Wade），它的判决创造了一个终止怀孕期的宪法权利。这是对激进女权主义者早期要求的满足。罗案判决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直到今天，这种反对仍然继续进行。当格利斯沃尔德判决宣布时，只有两个州禁止使用避孕措施，而罗案所否定的州法不少于46个。

格利斯沃尔德案和罗案判决导致了一大批法院判决和立法的产生，它们看上去似乎都接受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观点，即家庭是一种拥有主权的个人组成的社会集合体，而不是一个由单独个人主宰的单位。妇女在家庭领域中的法律权利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展。执法机关第一次开始惩罚丈夫针对妻子而采取的强奸和人身攻击案件。今天，隐私权的某些概念是大部分美国人拥有的自由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权利革命"完成了美国自由从主要由白人男性享有的一套权利向一种对平等、社会承认和自决权的开放式权利诉求（open-endedclaims）的转化。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里，政府与法律制度将接受大量来自各种不同带有冤情的群体的权利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将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界定美国人权利的工作之上。

1968年

动乱的一年

六十年代在1968年达到顶峰时刻。在这一年里，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其速度之快，使人感到好像美国社会的基础正处于迅速瓦解之中。1968年1月，越共和北越部队发动了新春攻势，南越各城市中发生的经过精心组织的暴动令美国的军事领袖们深感意外。来自明尼苏达的反战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McCarthy）宣布他将寻求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3月，在一群学生志愿者的支持下，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的初选中赢得了40％的选票。眼看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不断减少，约翰逊拒绝采纳军方提出的增派20万军队前往越南的要求。同年3月，他宣布，他决定不寻求连选连任，这一消息令全国上下为此震惊不已。越战的和谈随即在巴黎展开。

与此同时，小马丁·路德·金正在着手组织一次穷人的进军（PoorPeople's March），希望将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集合到华盛顿，要求政府加强反贫困的努力。4月4日，金赶往孟菲斯城，支持当地黑人清洁工举行的罢工活动（他们的工资被严重地压低），但他遭到一名白人的枪杀。全国各地的贫民窟立即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都市暴力骚乱。首都华盛顿的秩序只有在军队进驻该城之后才得以恢复。作为一种对金所表达的纪念姿态，国会通过了最后一部主要的民权法，即《开放住房法》（OpenHousing Act）。该法禁止在住房和公寓楼的销售与出租中实行种族歧视，但它实施机制的力度十分软弱。

在田纳西州曼菲斯城举行罢工的清洁工人。如他们的标语牌所示，他们要求获得尊重和更高的工资。为支持这场罢工活动，小马丁·路德·金前往曼菲斯，在那里他于1968年4月4日遇刺身亡。

4月底，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活动，抗议校方对国防研究的参与和校方利用公用公园来修建学校体育馆的计划，他们占领了7幢教学和行政大楼。纽约市警察以袭击方式将他们从校园中强行移出，警察的攻击造成了数百名抗议者和旁观者受伤，随之而来的一场罢工迫使校园关闭。6月，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者暗杀了罗伯特·F.肯尼迪，当时他正以反战候选人的身份争取民主党的提名。8月，成千上万的反战运动积极分子聚集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外，举行抗议活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副总统赫伯格·汉弗莱为总统候选人。该市的警察一向以毫无节制闻名，使用警棍对示威者大打出手，在会场外造成了几百人的受伤，并引起了会场内的一片混乱。

一份后来公布的调查把这个事件称作一场"警察的骚乱"，但政府将8名政治激进分子以策划煽动暴力而判罪。这些人中包括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汤姆·海登（TomHayden）、易比派领袖阿比·霍夫曼和黑豹党的博比·西尔（BobbySeale）。在经历了一场闹哄哄的审判之后，其中5人被裁定有罪。然而，一个上诉法庭推翻了所有的有罪判决，原因是朱利叶斯·霍夫曼（JuliusHoffman，与阿比·霍夫曼没有关系）对受审人抱有毫不掩饰的偏见和不公正。

尼克松的东山再起

与1848年和1919年一样，1968年也是世界形势激烈动荡的一年，一个"历史错失了转折机会的转折点"。1968年5月，一场全国性学生暴动在巴黎拉开序幕，呼应了美国人提出的改革和个人解放的要求。法国工人迅速加入了这场抗议，一场全国大罢工致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志推行改革的领导人刚刚掌握了权力，但很快被苏联的入侵所推翻。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前夕，士兵向示威的学生开枪，导致了500多人的死亡。

在美国，这一年的事件没有带来激进的改革，反而为一场保守势力的反扑打开了机会的大门。街头无序与混乱使人们要求恢复公共秩序。黑人激进主义导致了白人的"强烈反应"（backlash），这种反应在政治中也开始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一些人看来，未经选举产生的联邦最高法院对"权利"的所谓发明和保护证实了远在天边的联邦官僚机器践踏地方传统的事实。

8月，理查德·尼克松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翻身仗。他以"沉默大多数"------那些认为改革走过了头的普通美国人------代言人的身份展开竞选，呼吁恢复对"法律与秩序"的尊重。汉弗莱无法弥合民主党内初选的裂痕。尼克松赢得了43％的选票，以十分微弱的多数战胜了他的民主党对手。然而，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的乔治·华莱士诉诸对黑人所获权利、伟大社会和沃伦法院的反对，赢得了另外13％的选票。尼克松和华莱士的支持者中包括了不少从前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如果把两人的支持者加在一起，可以看出，在约翰逊以压倒性多数赢得选举并进行了4年的"伟大社会"改革之后，自由主义已经处于守势地位。

1968年并不标志20世纪60年代的终结。伟大社会将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高潮时期。第二波女权主义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吸引了最大数量的追随者。然而，尼克松的当选的确开始了一个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不断增长的时代。保守派的得势将掀开美国自由故事的另外一个篇章。

六十年代的遗产

20世纪60年代以这10年开始时所无法想象的方式转换了美国的生活。它创造了新的权利和新的对于自由的理解。它使得无数的少数种族的成员能够进入主流社会，但也留下了尚未解决的都市贫困的问题。它启动了改变妇女地位的进程。它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责任的期望，从纯净的空气和水到进入老年后的医疗保险。与此同时，它也破坏了公众对联邦领导人的信心。年轻人与老年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每一个体制，都因六十年代而发生了改变。

正如内战和新政为未来的政治辩论搭建了基本的框架一样，美国人似乎注定要在这10年结束之后，再度打响它的一些战斗。种族关系、女权主义、社会政策以及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合适的角色等------这些问题并不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然而，这些年所发生的事件使这些问题变得更突出和更具分裂性。随着美国变得更为保守，20世纪60年代将被怪罪成为一切可以想象的社会邪恶的根源，从吸毒到对权威尊重感的下降等，但正是这个10年中，美国变成了一个更开放、更具有容忍性------简言之，更自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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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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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JohnA., III. The Other Side of the Sixties: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Ris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s (1997). 讨论1960年代的保守派学生运动以及这些运动如何为它们后来的生长奠定了基础。

Anderson, TerryH. The Movement and the Sixties: Protest in America from Greensboro to WoundedKnee (1995). 提供了一部关于1960年代各种社会抗议运动的叙述史。

Brick, Howard.Age of Contradiction: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1960s (1998). 一部关于在这一时代流行的复杂思想潮流的细致分析之作。

Carson,Clayborne.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1981). 一部关于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组织及其对1960年代的影响的研究著作。

D'Emilio, John.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United States, 1940-1970 (1983). 探讨20世纪中叶美国男女同性恋者的地位和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的兴起。

Dittmer, John.Local People: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n Mississippi (1994). 追溯一州民权运动的起源，从基层活动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民权运动.

Herring, GeorgeC.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2002 ed.). 关于美国如何卷入越战和越战进程的最全面研究。

Horwitz, MortonJ. The Warren Court and the Pursuit of Justice (1998). 分析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下的最高法院如何重新界定了美国人的权利。

Isserman,Maurice, and Michael Kazin. America Divided: The Civil War of the 1960s (2000).关于1960年代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的全面研究。

Matusow, AllenJ. 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 A History of Liberalism in the 1960s (1984). 讨论自由主义如何在1960年代先是取胜随后分解的过程。

Porter, Gareth.Perils of Dominanc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oad to Vietnam (2005). 讨论政策制定者的假设和它们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权力不可被阻挡的思想。

Rosen, Ruth. The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2000). 讨论女权主义的"第二波"如何转化了美国妇女和男性的生活。

Rossinow,Douglas C.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Liberalism, Christianity, and the NewLeft in America (1998). 一部研究某些新左派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的著作。

Sale,Kirkpatrick. The Green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1962-1992 (1993). 一部关于1960年代开始出现的最有影响的一场运动的简史。

Skretny, John.The Minority Rights Revolution (2002). 一部关于权利革命的历史，并讨论了权利革命如何影响了美国社会及其对公民权利的认识。

第二十六章　保守主义的胜利
1969 - 1988

［大事年表］

1968美莱大屠杀

阿拉斯加发现石油

1969沃伦·伯格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1970美国入侵柬埔寨

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4名学生

1971美国宣布与金本位制脱钩

《五角大楼文件》出版

1972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国会批准第九款

国会通过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法案

平等信贷机会法

1973战争权力法

巴黎和约结束越南战争

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美国施行石油禁运

中央情报局为智利政变提供援助

1974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

1975西贡落入北越共产党军队手中

1976吉米·卡特当选总统

1978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

1979三哩岛事件

塞奇布拉什反叛

以色列与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

53名美国人在伊朗被绑架成为人质

1980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

1981航空交通管制员罢工

1983战略防御计划的提出

1986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

尼克松总统

从21世纪初的观点来看，人们很难想象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保守主义位于一种何等边缘化的处境之中。当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保守主义看上去是一种已经失去信用、遭人弃置的遗物，它与阴谋论和反犹太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会因为社会等级制度而抛弃民主与平等。"此时在美国，"社会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Trilling）在1949年写道，"自由主义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且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在当今整个思想界中，保守主义或反动派的观点已经不在传播之列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当保守主义思想开始复活并蔓延开来时，特里林这样的自由派则将它们视为一种被边缘化了的或心理有障碍的人对现代世界所表示的唾弃。

然而，如前两章所指出的，20世纪50、60年代见证了保守派的一次新生。1968年，一场发生在前民主党选民内部的对黑人激进主义和反战示威活动的"过度反应"帮助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保守派很快发现，尼克松并不比他的前任更合他们的口味。不错，尼克松对保守派的语言做出了呼应，尤其是在谴责学生抗议者的行为和呼吁恢复法律与秩序方面，但他在任职期间却扩大了福利国家的规模，采取行动改善了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在他就任总统期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的社会运动------即那些被保守派视为导致道德衰败的力量------仍然继续得以发展。

尼克松的国内政策

因为他是以非常微弱的多数赢得总统选举，尼克松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政治中间派的立场。他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一方面在共和党人中间努力巩固支持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力图拉拢那些民主党联盟中对本党政策心灰意冷的人，因此很难用传统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类来描述尼克松的国内政策。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外交事务上，因此不愿在国内事务上与仍为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较量。如艾森豪威尔促成了新政改革的制度化，尼克松也接受了许多"伟大社会"的内容，而且还促成了它们的扩展。

保守派对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NewFederalism）政策表示欢迎，在这种政策之下，联邦政府向州提供"固定拨款"（blockgrants），允许州按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而不是按华盛顿指定的具体目标来使用。在另外一方面，尼克松政府却创建了一大批新的联邦机构。联邦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Protection Agency）负责规划防止水和空气污染的项目，清除有毒垃圾，并要求任何接受联邦资金的项目填报"环保影响"的声明。职业安全与健康局（Occupational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向全国的工作场所派出监察官员。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Board）就如何制造更为安全的汽车对汽车制造商发出具体的指示。

在社会服务和环保政策的启动方面，尼克松出手大方，毫不吝啬。他解散了曾负责协调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计划的经济机会办公室，但他签署了国会提交的关于扩大食品券发放规模和将社会保障金与通货膨胀挂钩------即政府发放的社会保障金随生活费用指数的增长而自动增加------的法案。濒危动物（保护）法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任何有可能导致某种动物绝迹的项目。空气净化法建立起允许汽车和工厂排放的一氧化碳和其他化学气体的空气质量标准，大大降低了空气污染的程度。

尼克松与福利政策

在尼克松的政策动议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提出的关于建立一项"家庭资助计划"（FamilyAssistance Plan）的建议。这个计划也被称作"负收入税收"（negative income tax）计划，其内容是，由联邦政府向所有美国人保证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收入，以此来取代原来实施的有未成年儿童家庭资助（AFDC）项目。有未成年儿童家庭资助项目被广称为"福利"，它为符合地方资助条件的贫困家庭提供经常是有限的资助。福利项目起源于新政时期，最初主要用于救助白人贫困家庭，后来逐渐变成与黑人联系在一起的项目；在1970年的福利接受人中，黑人占了将近一半。接受有未成年儿童家庭资助的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未婚妇女所生子女的数量增加，这也导致了女性当家的贫困家庭的数量激增；另一方面也因为福利权利群体进行了一场非常得力的鼓励人们申请获取福利的运动。保守派政客此刻对接受政府福利的人进行攻击，把他们说成是宁可以牺牲诚实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方式来生活、而不愿意去工作的人。

尼克松希望用一个确保的年度收入来取代福利的计划未能得到国会的批准。他愿意打破政治常规的做法与国会的畏缩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尼克松的计划对于保守派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激进了，他们认为这是对懒惰的一种奖励。而自由派则谴责说，该建议提出的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1600美元年收入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

尼克松与种族政策

尼克松的种族政策也同样呈现出一种带有混合成分的组合。为了巩固南部白人对他的支持，他提名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斯（Clement Haynsworth）和G. 哈罗德·卡斯韦尔（G. Harold Carswell）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两人都是南部的保守派法官，各自带有支持种族隔离的判决记录，结果两人的任命都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另一方面，联邦法院最终对南部的拖延战术丧失了耐心，在南部开展了推动大规模的公立学校种族融合实施行动。在尼克松上任后的前三年内，在实行种族合校的学校中就读的南部黑人学生人数从33％上升到了77％。

尼克松政府还曾一度启动"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项目，以提高少数种族成员的就业数量和质量。在约翰逊时期，劳工部曾要求接受联邦资金的合同方建立"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即将雇佣多少少数种族成员以及何时雇佣的问题制订出实施计划------以实施平等就业机会法。尼克松上任后不久，推出了名为"费城计划"的动议来扩展这项计划。费城计划要求承担联邦建筑项目的合同方雇佣具体数量的少数种族工人。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Shultz）是这项动议的发起人，他真诚地希望这项计划可以为黑人工人打开更多的工作机会的大门。尼克松看上去将这项计划更多地看成是削弱建筑工业工会力量、战胜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在他看来，工会对劳工市场的控制将工资推到了过高的水平，导致了建筑费用的增长。他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算计，如果这项计划在黑人与工会之间------民主党的两大支柱------引起分歧，共和党只会从中渔利。

像管道工和电工这样行业的工会中几乎没有任何黑人工人，它们强烈地反对费城计划。1970年5月，一群建筑工人在纽约市对一些反战示威者发动攻击，此事被广泛报道之后，尼克松突然决定他也许可以争取蓝领工人的支持，为他1972年的连选连任做准备。他很快对他自己政府曾提出的肯定性行动目标发起了批判。他放弃了费城计划，代之以一个不甚有效的计划，后者注重强调雇佣少数种族的自愿性地方努力，而不强调联邦政府的要求。

伯格法院

1969年厄尔·沃伦从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位置上退休时，尼克松任命沃伦·伯格（WarrenBurger）为继任人。伯格原来是一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对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即最高法院愿意通过推翻国会和州的法律来扩展旧权利、创造新权利的作法------曾表示公开的批评，外界指望他将把最高法院带向一个保守的方向。然而，如尼克松一样，他的行动令许多支持者大吃一惊。尽管司法能动主义的步伐放慢了，但伯格法院至少在开始阶段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了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司法创新。

1971年，在源自北卡罗来纳的斯旺诉夏洛特--梅克伦伯格教育委员会案（Swannv. Charlotte-Mecklenburg Board of Education）的宣判中，大法官们一致批准一个低等法院命令的种族合校实施计划，该计划要求学区采用大规模的运送学生的方案。这个判决导致全国法官在数百个类似案件的审理中，命令采用公车运送学生到不同学校上学的方式来实现种族合校的目标。许多白人家长决心要将自己的孩子留在本社区的学校就学，其他家长则打算搬迁到城郊去或让孩子进私立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校车运送学生（busing）成为了许多示威活动的导火索。其中仇恨最深的一场冲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波士顿。南波士顿地区关系密切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社区中的居民对地方法官下达的合校命令表现出坚决的、有时甚至是充满暴力性的抵制。

波士顿为实现种族合校实施了校车运送学生到不同学校就学的政策，引发了一连串的种族冲突，如同这幅拍摄于1976年4月的照片所示。照片的拍摄者斯坦利·福尔曼（StanleyForman）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他给照片起名为"玷污昔日的辉煌"。

最高法院很快放弃了否定地方当局对学校的控制，或远程运送学生等实施种族合校的做法。1973年，当一群得克萨斯拉丁语裔公民起诉要求禁止使用财产税来资助公立学校，最高法院予以拒绝。因为地区之间财富程度的巨大差距，花在墨西哥裔美国人学校的费用远远低于白人学校。然而，在圣安东尼奥独立学区诉罗德里格斯案（San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判决中，一项以5对4票表决做出的最高法院判决宣布，宪法并不要求学校在经费方面做到平等。次年，在米利肯诉布拉德利案（Milikenv. Bradley，1974）宣判中，大法官们又推翻了一个低等法院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底特律的白人居民为主的城郊社区参加一项包含了底特律市城区内少数种族学校系统在内的区域种族合校行动。最高法院的判决解脱了城郊学区帮助城区学校实施种族合校的责任，确保了住房种族隔离将继续通过公共教育体系反映出来。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北部学校的种族隔离程度要比南部更加严重。

最高法院与肯定性行动政策

推动少数种族获得更大就业机会的努力也引起了政治分歧严重的法律问题。许多白人将肯定性行动政策看成是一种"反向歧视"做法，认为它违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护条款，这些政策赋予了少数种族成员比白人更多的特权。尽管肯定性行动措施很快扩展到包括妇女、拉美裔、亚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在内，但保守派仍然要求最高法院将所有类似实践宣布为违宪。大法官们拒绝这样做，但他们发现很难找到一个连贯一致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

在格里格斯诉杜克电力公司案（Griggsv. Duke Power Company, 1971）判决中，最高法院宣布，即便是种族性中立的工作要求，如对求职者的书面考试等，如果采用它们是为了不合比例地刷掉非白人的求职者，如果它们与工作要求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些要求也是非法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诉韦伯案（UnitedSteelworkers of America v. Weber）判决中，最高法院对有凯萨尔铝化公司和它的工会设计的一个计划表示支持，该计划为在技术工种中训练和雇佣非白人而建立了一些定额标准。法院指出，既然这是一个私有企业，自愿性的协议并不包含政府行动，所以这样的计划并没有违反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州对本州公民进行歧视的要求。

然而，大法官们对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敌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诉巴基案（Regents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1978）中，最高法院否决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区的一项招生方案。该校是一所州立大学，它将医学院招收的100名新生名额中的16名预留给少数种族学生。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LewisF. Powell）是尼克松任命的大法官，他在5对4票的表决中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他反对使用肯定性行动的硬性定额，但他认为，种族可以用来作为学校录取新生所考虑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所以，肯定性行动得以继续在大多数大学中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各地的法院对巴基案判决做出不同的解释，肯定性行动的法律地位处于一种非常模糊的状态之中。2003年，一项5对4的多数决定重申了巴基案判决的原则，即高等院校仍然可以在做出新生录取决定时将种族作为一个考虑因素。

继续进行的性革命

令保守派颇为不安的是，20世纪70年代，性革命从反文化运动进入了社会主流。民意测验显示，继续将婚前发生性关系认为是错误的美国人人数大大下降。离婚率继续升高，在1975年达到了100万例以上，比前10年增加了一倍。男女结婚的年龄也大大增加。1975年的离婚数超过了首次婚姻的数量。《一个未婚女人》（AnUnmarried Woman）是1978年的一部热门电影，它将一个婚姻的解体描写成为一场由妻子赢得的胜利。影片中的妻子在被丈夫抛弃之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潜在能力。随着妇女所追求的理想发生了变化，节制生育和合法堕胎成为可能，美国的生育率大大下降了。1976年，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1.7个孩子，比1957年的同类数字的一半还少，也低于人口自我繁衍的基本水平。布林莫尔学院（BrynMawr）是一所精英女校，一项1971年的针对该校过去5年的毕业班的普查报告说，这一时期该校毕业生总共生育了70多名孩子。一个覆盖1971---1975年的同类普查调查发现，毕业生们一共只生育了3个孩子。

表26.1　离婚率：1950 -1980年既存婚姻中相对于每千桩新婚姻的离婚数

年份	离婚案例
1950	385
1955	377
1960	393
1965	479
1970	708
1975	1036
1980	1189

尼克松时代，妇女开始进入了她们曾被长期排斥在外的领域之中。1972年，国会批准了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款（TitleIX），该法禁止在高等教育中实行性别歧视。同年，国会还批准了平等获取信贷机会法（EqualCredit Opportunity Act），它要求已婚妇女应该拥有以自己的名义获取信贷的机会。巨型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与雇员达成了一项里程碑协议，同意向长期遭受性别歧视的工人支付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赔偿，并提高妇女就业机会的等级。就业妇女的人数继续攀升。1960年，带有年轻子女的妇女中只有20％在工作。这个数字在1980年变成了40％，1990年达到了55％。工作妇女的动力来自不同的目标追求。有的是为了在先前只对男性开放的职业和技能工作创造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他人则是因为家庭在经济失调时需要增加收入，她们大量进入传统的、低工资的"粉红领"领域，担任售货员、秘书和电话接线员的工作。

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诞生的男女同性恋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也扩大了，变成了右派势力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1969年，美国大约有50个同性恋者群体；10年后，它们的数字上升到几千个。它们开始参加竞选地方官员的活动，在许多州展开游说活动，要求废除视同性恋关系为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并在同性恋人口众多的城市中成功地推动了反歧视法的通过。它们积极鼓励男女同性恋者勇敢地"从衣橱中走出来"------即公开他们的性取向。20世纪7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从该会的精神病种类名单中予以删除。

与一战前波希米亚群体的许多思想为20世纪20年代的大众文化所吸收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价值观和风格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部分，即被作家汤姆·沃尔夫（TomWolfe）取名为"唯我的十年"（MeDecade）的现象。在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当被要求将一系列的思想进行排序，回答者将"选择的自由"排在最高位置，而不是"遵循上帝的意志"、"高收入"或"成功的感觉"之类。学生抗议者曾要求个人应该掌握决定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这种要求最终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出现，变成了美国人通过健身运动项目、健康饮食结构和新式心理疗法等对身心修养的一种近似偏执的追求。

尼克松与"缓和"战略

正如尼克松时代的国内政策与社会趋势使保守派甚为失望一样，他们认为他在外交政策上对共产主义也表现出一种充满危险的"软弱"。在第三世界，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继续执行他前任的政策，对那些被认为对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有危险的政府予以打击。尼克松为伊朗、菲律宾和南非的亲美专制政权提供武器。1970年，当智利选举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为总统后，中央情报局与阿连德的国内反对者合作，企图推翻他的政府。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并遇害身亡。政变建立起了一个由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Pinochet）主持的残酷而专制的政权。成千上万的阿连德支持者，其中包括几名在智利的美国人在内，被处于酷刑和杀害，许多人被迫逃离了该国。尼克松政府事先知道了政变的计划，但未能对阿连德发出警告。尽管他奉行的政策极其残暴，美国却继续支持皮诺切特政权。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主制度才回归到智利。

然而，在他与主要共产党国家打交道时，尼克松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的政策。尼克松是以反共开始自己政治生涯的。他曾经是一个猛烈凶悍的、被他的批评家认为是极不负责的反共积极分子。然而，用外交关系的语言来说，他和基辛格都属于"现实主义者"。他们对权力比对意识形态更感兴趣，更愿意选择国际稳定，而不是不受节制的冲突。尼克松同时也希望，如果与苏联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俄国人将对北越施加影响，使后者能以美国所能接受的条件签署终止越战的协议。

尼克松同时认识到，中国拥有与苏联不同的自身利益，它远不是那个想象中的团结一致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而且它急于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1971年，基辛格秘密飞往中国，为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令世界震惊的公开访问铺路。这趟出访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个席位先前一直为从中国大陆逃往台湾的政权所占据。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全面外交关系还要等到1979年才得以建立，但尼克松的访问带来了两国之间贸易来往的迅速增长。

在他的北京之行3个月后，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访问苏联的美国总统。在苏联，他与他的苏联对手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Brezhnev）进行了紧张的谈判。从这次"高峰会议"中产生了关于增加贸易的条约和另外两个关于军备控制的里程碑条约。"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SALT，以自1969年起就开始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命名）对两国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武器总量实行封冻。"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研发截留入侵导弹的系统，这样双方都不敢在不考虑遭遇毁灭性报复的前提下对对方实行核攻击。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宣称一个"和平共处"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中，"缓和"将取代冷战的敌意。

越战与水门事件

尼克松与越战

尽管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但仍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越战。1968年在竞选总统时，尼克松宣称自己拥有结束越战的"秘密武器"。上任之后，他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即战争越南化。在这个新方案下，美国军队将逐步撤离，南越军队将在美国继续实施的轰炸支持下，承担更多的战场任务。然而，战争越南化的政策既未能限制战争的规模，也未能终止反战运动。1970年，尼克松命令美国军队进入保持中立的柬埔寨，希望切断北越的军备运输线。这场入侵没有达到预期的军事目标，它却使柬埔寨政府陷入了动荡之中，引发了一系列最终使红色高棉夺取政权的事件。在1979年被入侵的越南人推翻之前，这个本土的共产主义运动企图将所有的柬埔寨人都赶到乡下的公社去生活，并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197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举行的一场反战活动中，四名学生遭到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的枪杀。一位年轻妇女惊慌失措地跪在死者之一的遗体旁边。

随着战争的升级，抗议运动再度在大学校园兴起。在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校园枪杀了4名反战抗议者、警察在密西西比的杰克逊州立大学枪杀了两名抗议者之后，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1970年春，350多所大学院校经历了罢课罢教运动，军队对21所院校的校园实行了占领。肯特州立大学是一所州立大学，学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家庭；杰克逊州立大学是一所黑人院校，这两所院校的抗议活动显示，反战活动的浪潮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像伯克利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校园范围。

与此同时，在越南的美国军队也士气大跌。尽管所有年轻人都属于应征范围，但在校大学生获得免征的允许。结果是，军队主要由白人工人阶级和少数种族成员所组成。与先前的战争不同的是，黑人抱怨的不是军队对他们的排斥，而是他们在战斗伤亡人数中占有的高比例。

1965年和1966年，黑人在美军伤亡人数中占了20％以上，比他们在军队人数中所占的比例高出一倍。在黑人领袖提出抗议之后，约翰逊总统下令减少黑人士兵在战斗部队中的人数。就整个战争而言，在所有应征入伍的死亡士兵中，黑人占了其中的14％。

1971年，数千名退伍军人将他们因参加越南战争获得的勋章扔在国会上的阶梯上，这一举动使这次抗议成为整个时代最富有戏剧性的示威活动之一。

国内战线所发生的社会变化同样在越南的美国部队中表现出来。士兵们体验吸毒的经验，公开佩带象征和平和黑权的标志，甚至攻击那些遭人痛恨的军官。1971年，上千人从军队开小差逃跑，而越战老兵则在国内举行反战示威活动。军内纪律的下滑使得越来越多的军队高官意识到，美国必须迅速从越南脱身。

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也在迅速减退。1969年，《纽约时报》报道了1968年美莱大屠杀的细节，在这次屠杀中，一个美军连队杀害了大约350名南越的平民。在经过军内调查之后，只有一个士兵，即上士威廉·盖利（WilliamGalley），因指挥了屠杀而被判有罪（1974年尼克松将他从监狱中释放）。1971年，《纽约时报》开始公布《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Papers），这是一份由国防部写作的秘密文件，其中将美国在越南的卷入追溯到二战时期，并揭露了一连串的美国总统如何误导了美国人民对越战的看法。在一场关于新闻自由的里程碑式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尼克松要求法院发布停止公布这一文件的要求。1973年，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这项法律是美国历史上国会就其控制外交政策的权力所表示的最强有力的立场，它要求总统在海外投入美国军力之前必须事先征得国会的同意。

越战的结束

1973年初，尼克松取得了他的前任未能取得的成就------一项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结果。巴黎和谈协议是连续5年谈判的结果，它使得美国从越南的撤出成为可能。双方的妥协保证了南越政府的继续存在，但也同时允许北越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控制南部的某些地区。美国停止了对越南的轰炸行动，国内的征兵活动也得以终止。自此，美国武装力量将由志愿入伍的人组成。然而，这个协议没有解决战争的基本问题------越南应该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分裂的国家。这个问题在1975年春当北越发动最后一次军事进攻时得到了答复。南越政府崩溃了，除了将美国大使馆撤离南越之外，美国没有进行干预。越南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得到了统一。

越南战争是一场军事、政治和社会灾难，是美国输掉的唯一一场战争。到越战结束时，有58000名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丧生，与此同时，300万到400万越南人也失去了生命。这场战争估计耗费了美国1000亿美元的代价，非金钱的代价则更高。越战降低了美国人对本国体制的信任，并对美国人长期以来拥有的对国家和其目的抱有的信仰提出了挑战。

战争结束20年之后，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McNamara）出版了回忆录，在其中他承认他帮助制定的战争政策是"非常错误的"。对越南历史和文化的一无所知以及把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都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的错误看法，他写到，将美国拖入了这场他后来深感悔恨的战争。《纽约时报》驳斥了麦克纳马拉的道歉。那些"未能生存下来的生命的幽灵"，那些被"毫无目的地"派往战场去送死的年轻人，它宣称道，不能够以如此轻描淡写的方式被推出历史的记忆之外。然而，《纽约时报》本身，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其他部分一样，在越战的大部分时间内始终是支持这场战争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都信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美国有权决定一个远离美国、而且美国对其并不了解的民族的命运。

水门事件

到越战结束时，理查德·尼克松已经不再是美国总统了。他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成功极大地帮助他在1972年获得了连选连任的胜利。他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自由派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McGovern），赢得了60％的民选票。尼克松在南部前民主党人堡垒地盘和北部工人阶级选民中收获甚多。除马萨诸塞之外，他赢得了所有的州，但他的胜利很快将变成一场灾难。

尼克松对秘密行为颇为偏爱，不能接受坦然表达的不同意见。他将每一个批评者都视为对国家安全具有威胁性的人物，制定了一个"敌对分子名单"，其中包括了对他的政府不友好的新闻记者、政客和明星人物。当五角大楼文件被公开发表时，尼克松组建了一个称为"管子工"的调查小组，负责收集将文件泄露给媒体的前政府官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Ellsberg）的相关情报。管子工们为收集犯罪证据，突袭了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1972年6月，尼克松连选连任委员会的5名前雇员参与了一场对设在华盛顿水门公寓大楼内的民主党总部的非法闯入行动。一位保安人员通知了警察，这些非法闯入者遭到警察的逮捕。

无人知道这些水门大楼的夜盗者们想要寻找什么东西（也许他们是想安装窃听器）。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这场笨拙的盗窃事件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然而，1973年当法官约翰·J.西里卡（JohnJ. Sirica）在审理这些行窃者的时候，决心要追问到底谁是这场非法闯入活动的背后支持者。一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开始就此事发表一系列调查报道，他们的报道清楚地显示，与总统关系很近的人指挥了这场行窃活动，并企图"遮掩"白宫对此事的卷入。国会随即展开调查，揭露了一种更大范围的电话窃听、非法闯入事件以及为挫败政治对手而采用的其他企图。尼克松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任命了一位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当尼克松将办公室的谈话进行录音的消息被披露后，特别检察官要求他交出录音磁带。联邦最高法院一致命令尼克松交出磁带------这个决定重申了总统不能居于法律之上的原则。

尼克松的倒台

对这件丑闻的揭露一周接一周地被公布出来。到1974年年中，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尽管尼克松事先并不知道水门大楼的非法闯入事件，但在此事发生之后，他立即参与了做出相关决定的过程，包括向行窃者支付资金，要他们保持沉默或做伪证，他还下令要求联邦调查局停止对此事的调查。1974年8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决定，建议以密谋阻碍司法审查的罪名对尼克松进行弹劾。他的政治支持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辞去职务的总统。

尼克松的总统任期至今仍是一个滥用政治权力的经典例证。1973年，他的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SpiroT. Agnew）在担任马里兰州州长期间曾从建筑公司接受过贿赂，当这一丑闻被揭露后，他辞去了职务。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Mitchell）和他在白宫的助手H.R. 霍尔德曼（H.R. Haldeman）和约翰·埃利希曼（JohnEhrlichman）都在水门事件调查中以阻碍司法公正被判罪，进了监狱。至于总统本人，他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或者说，如果他有错的话，以前的总统也应该为说谎和非法行动而成为有罪之人。

尽管尼克松的说法不能为他的行为开脱，但他的话不无道理。在他离开白宫之后，参议院举行了由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Church）主持的听证会。听证会揭露了自冷战开始以来涉及每届总统的滥用权力的历史。联邦调查局曾公然违反法律，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进行跟踪监视，并企图破坏民权运动。中央情报局为推翻外国政府和暗杀外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活动。它甚至在越南的邻居老挝招雇了一支秘密军队。换言之，对权力的滥用远远不止是某一个总统的错误行为。

与水门事件、《五角大楼文件》和越战本身一起，丘奇委员会的揭露非常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人对他们政府的信任感。这些事件导致国会通过新的法律，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监视美国公民，或不通知立法者而在国外进行秘密活动的权力进行限制。国会同时也加强了1966年启动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of Information Act）的实施。自1974年起，信息自由法允许学者、新闻记者和普通公民拥有获取联邦机构数以百万页计的文件的权利。

在尼克松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自由派一直对他十分鄙视，此刻对他的倒台而喝彩。他们没有意识到，人们对水门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反感也破坏了自由主义所依赖的基础，而自由主义本身已经因20世纪60年代的分裂变得十分虚弱了。因为自由主义基础的一部分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对联邦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和推进公共福利和个人自由的能力的信任。尼克松的倒台与对多年来政府错误行为的揭露使得许多美国人接受了保守派的观点，即为了保护自由，必须对华盛顿的管制美国人民生活的权力进行限制。水门事件危机同时也分散了对1973年秋开始的经济危机的注意力。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内，美国一直受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自由派因没有能力对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也将遭受另外一次打击。

黄金时代的结束

制造业的衰退

20世纪70年代，战后长时期的经济扩张和消费繁荣结束了，随后而来的是经济的缓慢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率。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终结的原因很多。当美国繁荣看似不容置疑、军事--工业复合体系蒸蒸日上的时候，所有的总统对冷战经济后果的一些负面效应并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为了加强自己的反共联盟，美国竭力推动了日本和德国的工业重建，也推动了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新兴制造中心的出现。它鼓励美国公司到海外工厂投资，当盟友对自己的工业实行保护政策、并争取获得不受限制的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时，美国并没有抱怨。经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成为了强势货币，但这使得美国商品在海外的销售更为困难（见第二十二章的讨论）。

1971年，美国第一次在20世纪经历了一场商品贸易的逆差------即进口商品的总量超过了出口。1980年，美国生产商品的3/4都在与外国生产的产品竞争，制造业的工人人数从1960年美国工人劳动力的38％下降到28％。此外，越战也带来更高的政府赤字和上涨的通货膨胀率。

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剧烈的经济政策改革。他将美元与金本位制脱钩，结束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规定，该协议决定着美元与其他货币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从此，世界货币将相互之间保持"浮动"的关系，它们的价值不由条约来决定，而是由国际货币市场来决定。尼克松希望，通过降低美元对于德国马克和日元的价格，可降低海外生产美国商品的费用，从而鼓励出口，因为外国产品在美国的价格高，也可减少进口，但结束固定的货币兑换率也将一种新的不稳定因素带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尼克松同时命令将工资和价格冻结90天。

经济滞胀

这些政策只是暂时遏制了通货膨胀，减少了进口。1973年，一场短暂的战争在以色列和它的邻国埃及和叙利亚之间进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就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进行了报复，它们将石油价格提高了4倍，并向美国实行了几个月的石油禁运。汽车在美国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加油站或是没有汽油，或是对每辆车的加油量进行限制。1979年发生的第二次"石油震荡"是推翻国王的伊朗革命的后果之一，将在后面讨论。

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人遭遇了上涨的汽油价格和普遍的石油短缺。这张1974年拍摄的照片展示的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家加油站。

由于汽车和工厂对石油需求的增长超过了国内的石油供应，1973年美国石油的1/3来自进口。欧洲和日本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更重。为了推动能源保护，国会将州际高速公路的汽车时速限制降低为每小时55英里，许多公共建筑也减少了热能和电力的使用。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国内的能源，如石油、煤和天然气等。当其他的经济领域发展停滞时，西部的能源产业却迅速发展。1968年阿拉斯加发现了石油，1977年一条输油管道开通，将那里的石油输送到国家的其他地区。怀俄明的煤矿生产也蓬勃发展。西部的能源公司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所规定的高石油价格中获利甚多。

然而高石油价格却引起了世界经济的连锁反应，促成了停滞的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存在的"滞胀"现象。1973---1981年，发达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0％，经济增长率却只有2.4％，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来说，这是一个剧烈的恶化情形。所谓的痛苦指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总和------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时候是10.8。1980年，它增加了一倍。随着油价的增长，许多美国人放弃了大型号的、耗油的国产汽车，而转向使用小型的、省油的进口车。到这10年结束时，日本成为世界上的主要汽车生产国，而进口车在美国国内汽车销售中也占有了将近25％的份额。

陷入困境的社会契约

经济危机是造成战后社会契约破裂的原因之一。面临日益减少的利润和日益增强的海外竞争，大公司加速推动了197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一种趋势，即通过自动化和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的其他美国地区和海外的方式，来削减和消除高工资的制造业工作。这种做法给老工业城市带来了致命的打击。1980年，底特律和芝加哥相对于30年前而言，丢失了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较为小型的工业城市遭遇了更为严重的衰退。随着它们税收基础的萎缩，许多城市无法继续维持它们的市政服务设施。20世纪初，在新泽西的帕特森兴建了许多大型的丝绸工厂。非工业化给它带来了一幅到处是被废弃的工厂的萧条图景。该市的贫困率高达20％，为筹集现金，市政府将公共图书馆的大楼出售，公立学校的设施每况愈下，拥挤不堪，州政府不得不予以接管。工作机会、投资和人口加速向无工会的、低工资的阳光带各州流动，增强了这一保守地区的政治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96％的大城市人口增长发生在南部和西部。圣荷西和凤凰城1950年的人口为10万左右，1990年时达到了将近100万。

表26.2　1970 -1980年痛苦指数

在一些制造业中心，当地的政治和经济领袖欢迎将他们的城市转型发展成金融、信息和娱乐的中心。在纽约市，1977年完工的世界贸易中心就象征着这种转型。直到它们在24年后被恐怖主义分子毁灭之前，这两幢110层高的"双子塔"一直是纽约市繁华的象征。为了给世界贸易中心的建造让路，纽约市迫使成百上千的小型电子产业、印刷业和其他公司搬迁，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制造业工作的损失。

处于守势的劳工运动

劳工运动在民主党的联合阵线中一直是一个小伙伴，此刻不得不处于守势地位。劳工运动自此便一直处于这种地位。1975年纽约市财政危机暴露出工会权力遭到了削弱。因陷入严重的债务之中，又无法推销自己的债券，纽约市面临破产的危机。解决危机的方案提出要减少本市工人的工资、大力削减学校、公园和地铁的预算，并终止实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市立大学免收学费的制度。即便在这个工会活动的中心，处于工人阶级地位的纽约人除了消化工作机会的丧失和承受公用设施服务的大力削减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工会力量的减弱和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行业长期转移的继续进行，给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1953---1973年，平均家庭的收入翻了一番。然而，从1973年开始，真实工资在2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增加过。20世纪70年代是20世纪唯一的两个10年段（另外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人平均而论在10年结束的时候要比在10年开始的时候更为贫穷。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Springsteen）演唱的畅销歌曲"河流"抓住了萦绕蓝领工人心头的悲伤："如果梦想不能成真，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谎言／或者比谎言还要糟糕？"

福特总统时期

经济问题始终困扰着尼克松的继任者们。杰拉尔德·福特（GeraldFord）先被任命取代副总统阿格纽，在尼克松辞职之后又接任总统。福特提名纽约的内尔森·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为他的副总统。这样，这两个职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都是由未经选举的人所占据。在他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一组行动中，福特豁免了尼克松，使他免遭阻碍司法罪名的起诉。福特声称，他希望全国不要再纠缠水门事件丑闻，但这项豁免决定被证明是很不得人心的。

在国内政策方面，福特政府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福特和他的首席经济顾问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认为，美国人在消费方面花费太多，储蓄不足，结果造成商业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再投资。他们呼吁对商业减税，并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监管。然而，国会中的民主党多数派无意接受这些传统的共和党政策。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福特敦促美国人谨慎购物、削减开支、佩戴WIN徽章（上面印有"现在就赶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虽然降下来了，但无工作机会的情况继续恶化。在1974---1975年经济大衰退中，失业率超过了9％，达到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国际事务领域，福特政府在1975年收获了一个重大的成就。延续尼克松的"缓和"政策思路，美国与苏联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签署了一份协议，对二战之后欧洲的国界线（包括德国的划分）进行了永久性的重组。此外，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尊重各自辖区范围内公民的基本自由。国务卿基辛格和他的苏联对手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yGromyko）认为后一条并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但在后来，赫尔辛基协议将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激发起人民争取更大自由的运动。

卡特政府时期

1976年总统选举中，曾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击败了福特。卡特是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后来成为了一个种花生的农场主，当他开始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除了在本州之外，他在全国几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候选人，但他意识到水门事件和越战在美国人心目中造成了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危机，将自己的默默无闻变成了一种优势。卡特以"外来者"的身份参与竞选，将他从未执掌过任何联邦政府职位作为自己的一个优点。作为一个"再生"的浸礼派教徒，他公开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所做出的"我决不向你们撒谎"的承诺在选民中引起了共鸣，后者对政府的不诚实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卡特与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拥有很大的热情，希望将政府变得更有效力，保护环境，提升政治中的道德境界。然而与进步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完全理解和支持黑人美国人的希望。在1971年发表就任佐治亚州长的就职演说中，他对本州黑人人口在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道歉。作为总统，卡特任命了前所未有的大批黑人官员担任重要的职务，包括任命了曾为小马丁·路德·金得力助手的安德鲁·杨（AndrewYoung）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卡特与经济危机

尽管他的政党控制了国会的两院，卡特却经常与国会不和。他把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看成是主要的经济问题，为抗击通货膨胀，他提出要削减国内项目的开支。他的政府解除了对卡车运输和航空行业的政府管制，以期通过增加竞争来降低价格。对联邦储备银行做出的在工资和价格降低之前提高利率以限制经济活动的决定，卡特表示支持。从传统上讲，这是一项共和党人的政策。然而由于伊朗国王被推翻，石油价格始终上涨，通货膨胀未能下降。

卡特同时相信，扩大对核能的使用可以帮助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核能的支持者多年来一直将其视为一种廉价的满足国家能源需要的方式。当卡特进入白宫时，全国有200多个核能工厂处于运行状态或待建。1979年位于宾夕法尼亚的三哩岛工厂发生了一次事故，大量的带有放射性的蒸汽泄漏到大气之中，核能工业因此遭受了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环保运动的兴起使得公众对科学专家对技术创新不顾一切的吹嘘、而不顾及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表示出极大的怀疑。三哩岛工厂的失误更强化了大众对与核能相连的环境危害充满恐惧，也使该工业的扩展陷入停滞状态。

自新政起，民主党人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带来富裕和经济增长的党，但卡特所主持的好像一个美国在走下坡路的时代。在197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了一场国家的"信心危机"，似乎将危机怪罪于美国人民自身，认为他们将"自由的概念错误地"理解为"自我陶醉和消费"。这种演说并没有帮助他赢得多少好感。

卡特与人权

卡特认为，在后越战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不再强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他提出，打击第三世界的贫困、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和推进人权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比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更为优先的位置，后者曾"导致我们接受任何与我们一起感到恐惧的独裁者"。他成为总统后采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对越战时期拒绝应征入伍的人无条件地予以宽恕。在1977年的一次演说中，他提出，外交政策不能与"正义、平等和人权的问题"相分离。

卡特对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强调和他跳出冷战思维框架来思考问题的意愿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成果。1979年，他邀请埃及和以色列两国的领导人到总统休闲胜地戴维营，帮助促成了两国之间一项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他签署了将在2000年将巴拿马运河移交当地控制的协议（参议院于1978年批准了这项协议），从而改善了与拉美国家的关系。1979年，当由左翼的桑迪尼斯塔运动（SandinistaMovement）领导的一场群众革命推翻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一个美国的老盟友------的时候，卡特没有回应要求派兵进行干预的要求。在萨尔瓦多，卡特企图制止与右翼政府结盟的行刑队的暴力杀人行为，但当4名美国修女遭到该国军队杀害后，他终止了对该国的军援。他与苏联人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SALTII），减少了导弹、轰炸机和核弹头的数量。

保守的冷战斗士和外交政策中"务实派"都对卡特对人权的强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自己也感到很难将言论变成行动。他对美国向世界各地出售军火提出批评。然而，因为军火工业与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和数以亿计的大公司利润的关系重大，他没有就限制销售军火一事采取任何行动。美国继续支持那些有严重违反人权记录的盟国，如危地马拉、菲律宾、韩国和伊朗等。伊朗国王所拥有的秘密警察经常性地监禁和拷打政治上的反对派，而美国与他之间的联系正好证明了卡特人权外交的失败。

伊朗危机与阿富汗

伊朗位于苏联南部边界，占据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又是一个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和美国军备的进口国。1977年底，卡特前往伊朗，参加庆贺国王统治的活动，导致伊朗国内的反对势力变得越来越反美。1979年早期时候，一场由流放在外的穆斯林教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Khomeini）激发的大众革命推翻了国王，宣布伊朗为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革命标志着中东反对派运动在意识形态上从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个转化将在很长时期内给美国带来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后果。1979年11月当卡特准允被废黜的国王到美国就医时，霍梅尼的追随者们闯入了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抓走了53名人质。直到1981年1月卡特总统任期结束时，这些人质才恢复了自由。伊朗发生的事件使卡特显得既无助又无能，导致他的支持率迅速下降。

另外一桩在1979年开始发生的危机破坏了美国与莫斯科的关系。在那年末，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名军队，为当地一个面临一场伊斯兰反抗的亲苏政权提供支持。从长远的角度看，阿富汗成了苏联的越南。这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带来了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严重地削弱了国内的政府能力。然而在开始的时候，阿富汗看上去不过是另外一个美国权力衰减的例证。

卡特将苏联的入侵说成是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一个过分的夸张说法），宣布了卡特主义，宣称美国将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在波斯湾的利益。他对苏联实行了粮食禁运，组织了西方国家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活动。他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协议从参议院撤回，并大量增加了美国的军费开支。作为重新回归到冷战原则------即任何苏联的反对者都应该获得美国的支持------的一种举动，美国对在阿富汗的原教旨穆斯林组织输送了援助，这些组织在阿富汗与苏联人进行了一场10年之久的游击战。这种结盟关系有着不可预见的后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一个分支，名曰塔利班，最终将在阿富汗夺取政权。问题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对美国人将抱有与对苏联人一样的仇视态度。

卡特在减少通货膨胀的努力失败之后，抛弃了凯恩斯的增加政府开支的经济政策，而代之以高利率的政策。他削减了社会政策项目的开支，放松了政府的经济监管政策，与此同时，又大大增加了军费预算。到1980年时，"缓和"黯然消失了，冷战气氛重新当道。所以，在卡特政府任期结束时，许多与他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保守政策此刻已经到位了。

保守主义浪潮的高涨

20世纪70年代，国内与国际事务的错位重叠在一起，带给美国人一种普遍的焦虑感，为保守派创造了新的政治机会。经济问题使得要求降低税收、减少政府监管、削减社会政策开支以刺激商业投资的呼声高涨。对美国强权衰退的担忧导致了恢复冷战的呼吁。民权运动和性革命产生出许多的怨恨和不满，破坏了民主党的联合阵线。都市犯罪率的增加强化了对法律与秩序的要求，法院系统被指责对罪犯过于仁慈手软。这些问题将新的追随者带入了保守派的阵营。

其中一部分的新追随者是"新保守派"。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指责20世纪60年代造成了道德标准和对权威的尊重感的下降。他们曾经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但此刻他们认为，即便是动机良好的政府社会项目所造成的伤害也大于所产生的好处。如福利，不但没有减轻贫困，而且还鼓励了单亲母亲现象的出现，破坏了工作责任心。高税收和广泛的政府监管消耗了生产企业的资源，窒息了经济的增长。新保守主义者否定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将外交政策偏离冷战航道的企图。卡特对人权的关注和对苏联威胁的视而不见，他们说，给"自由的生存"带来了威胁。20世纪70年代创建的保守派"思想库"，如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将这些思想进一步修饰，并传播开来。

宗教右派

宗教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扩大了保守派的群众基础。面临美国社会中世俗和物质利益的挑战，一些教派企图在宗教与这些利益之间构建一种和谐关系；另外一些教派则强调坚持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后一种方式似乎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更具有吸引力。即便是在圣公会和长老会教派遭遇教徒人数持续减少的时候，福音派基督教却愈加兴旺发达。一些观察家们开始谈论一种第三次大觉醒的来临（如同发生在18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早期的宗教复兴运动）。卡特作为第一个"再生"基督教徒当选为总统，突出显示了福音派宗教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卡特不同的是，大多数原教旨派教徒是以保守派的身份进入政治领域的。

福音派基督教徒对他们眼中的美国文化越来越持有一种敌对感，在他们看来，这种美国文化轻视宗教并助长非道德行为的泛滥。他们要求推翻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包括禁止在公立学校中举行宗教祈祷仪式、将淫秽作品作为言论自由的表现而加以保护以及堕胎的合法化等。尽管他们大谈恢复传统的价值观，但宗教右派在使用现代技术方面却表现得出奇的得心应手，包括使用大规模邮寄方式和利用电视直播的宗教节目来为他们的事业筹集资金和扩散他们的信息。1979年，来自弗吉尼亚的牧师杰·福尔维尔（JerryFalwell）创办了自封的"道德大多数"组织（TheMoral Majority），致力于开展一场"反对原罪的战争"和将"支持生命、支持家庭、支持美国"的候选人选为政府官员的工作。福尔维尔将堕胎权和宽松离婚权的支持者以及"军事上的无准备"统统称为是撒旦的力量，这些邪恶的力量力图破坏上帝"为我们这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制定的特别设计"。

基督教保守派看上去对持续进行的性革命尤其反感，在他们看来，这将破坏传统家庭，助长非道德行为。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美国自由失去了控制。新同性恋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理直气壮姿态尤其引起了激烈的反应。1977年，在一次由流行歌手阿妮塔·布赖恩特（AnitaBryant）------一个大众熟悉的做橘子汁电视广告的人物------领头的宣传活动之后，佛罗里达的戴德县（DadeCounty）在"拯救我们的孩子"的名义下通过了一个反对同性恋的决议。

围绕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斗争

20世纪70年代，"家庭价值观"进入到保守派政治的中心，围绕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RA）的战斗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突出表现了这一变化。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最初有爱丽斯·保罗和妇女党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后来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得以复活。在权利革命发生之后，该修正案对"法律之下的权利平等"不能因"性别原因"而遭受剥夺这一原则的重申看上去没有什么值得引起争议的地方。1972年，在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国会通过了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法案，将其送往各州进行批准。修正案的初衷是消除阻碍妇女全面参与公共生活的障碍，但其他人却认为修正案会诋毁妇女作为妻子和家庭主妇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修正案引发出意料之外的抗议。

围绕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辩论同时反映出在性别之间和在妇女内部存在的分歧。对它的支持者来说，修正案为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自由提供了保障。对它的敌人来说，妇女的自由仍然位于上帝指定的妻子和母亲的位置之中。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Schlafly）帮助组织起反对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活动，她认为，"自由企业制度"是"妇女的真正的解放者"，因为相对于"对过去的不正义喋喋不休的抱怨"或在家庭之外寻求成就感来说，节省劳力的家用电器提供了更为真实的自由。反对者还声称，修正案会使男人们"脱钩"，剥夺他们为妻子和孩子提供生活保障的责任。民意测验始终显示，大部分美国男性和妇女都支持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但由于保守派妇女的动员和活动，这条宪法修正案未能获得所要求的38个州的批准。

堕胎权的争议

一场更为激烈的围绕堕胎权的斗争也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保守派看来，堕胎权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证明掌握政府的自由派如何以牺牲道德价值观为代价来鼓励性生活的不道德行为。要求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决的运动是由罗马天主教徒发起的，他们的教会对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予以谴责。这场反对运动很快得到了福音派基督教徒和广大社会保守派的支持。这场运动宣称，生命始于受孕，堕胎等于谋杀生命。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妇女有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包括做出进行安全、合法堕胎决定的权利。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妥协是不可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都显示，权利革命如何重新改写了政治的语言。堕胎权的支持者将"选择的权利"看成是自由的核心内容。反对者则把自己的运动命名为"争取生命权"的运动，声称他们代表了"尚未出生的孩子们"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禁止州对妇女做出终止怀孕的决定进行限制。图为1979年在此判决公布6周年之际反对堕胎者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市举行的一场集会。

堕胎问题在整个美国政治中划出了一条充满敌意、有时甚至充满暴力的界限。它影响了围绕司法职位提名人的斗争，导致了在家庭计划生育和堕胎诊所门前举行的抗议示威活动。反堕胎运动在1976年获得了第一次胜利，当时国会不顾福特总统的否决，终止了通过医疗补助项目对贫困妇女进行堕胎提供的资助。20世纪90年代，几个偏激的反堕胎运动分子在医疗诊所设置炸弹，炸死了施行堕胎手术的医生。20世纪末，大部分的妇女将继续拥有进行堕胎的合法权利，但在许多地方，随着医院和医生不再提供进行堕胎手术的服务，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困难。

税收反叛

当自由派无法提供一种有效的政策来阻止非工业化和真实工资下降的趋势，经济焦虑也为保守主义经济学创造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追随者群体。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的是，经济压力引发了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商业界的抨击。新的环保规定导致大量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经济的呼声四起。这在西部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那里的环保监管条例直接威胁到水利工程项目的开发和私人获取公共土地的机会。然而在所有的地方，经济状况从富裕下滑到"滞胀"的情形增强了保守派观点的说服力。这种观点认为，政府的监管提高了商业界的开支，导致了工作机会的消失。

经济下滑也扩大了支持减税要求者的队伍。对于保守派来说，减税可以做到一举两得，既增加商界的利润，又减少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因此可以使新的社会政策项目在财政上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许多美国人感到税收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从纸面上看，他们的收入在增加，尽管收入所增加的部分为通货膨胀所抹杀。上涨的工资将家庭推进到更高等级的税收类别，从而提高了他们向政府支付的税收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1978年，在保守派的资助和参与下，加利福尼亚的选民批准了第13号决议（Proposition13），禁止财产税收额度的继续增加。这次投票显示，税收的程度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效用的政治问题。第13号决议对商业界和家庭住房拥有者来说是一笔意外收获的横财，但它也削减了用于学校、图书馆和其他公用事业的经费。许多选民愿意接受这些低税收带来的结果。随着反税收情绪在全国的蔓延和膨胀，许多州都步加利福尼亚的后尘，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塞奇布拉什反叛（SagebrushRebellion）则反映了另外一种类似的草根层保守主义的兴起（这个名称是用来称呼内华达立法机构于1979年通过的一个法案）。西部各州的领袖们使用了从政府的暴政之下争取自由的语言，对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土地管理局对大片土地的控制表示强烈的谴责，声称各州应该拥有针对放牧权、煤矿开采的开发以及公共土地是否应禁止牧渔和打猎等问题的决策权。联邦政府不愿放弃对西部公共领土的控制，塞奇布拉什反叛所取得的具体成果非常有限，但它突现了反政府情绪的高涨。

1980年总统选举

1980年，卡特的支持率跌落到21％------比尼克松辞职时还要低。一个保守主义的浪潮似乎开始席卷整个西方世界。1979年，玛格利特·撒切尔成为了英国首相。她承诺要通过限制工会权力、减税、国有产业私有化和缩减福利国家规模等手段来恢复经济竞争力。在美国，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的许多不同分支汇聚为一体。他承诺要结束滞涨，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角色以及对自己的信心。"让我们再将美国变成伟大的国家，"他宣称道，"自由怀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里根非常老练地从"白人强烈反应"群体中寻求支持。他在密西西比的费城------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于1964年在那里遭到杀害------发表演说，以此拉开竞选的序幕。在演说中，他强调了自己对州权的信任。许多南部白人对州权原则的理解是，反对联邦政府在民权事务上对州进行干预。在竞选中，里根反复不停地谴责福利"欺骗"、校车运送学生和肯定性行动政策。共和党竞选纲领推翻了该党对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一贯支持的立场，对道德放纵行为予以谴责。尽管他本人并不是十分信教，而且也是第一个有过离婚纪录而参加总统竞选的人，但里根赢得了宗教右派和支持"家庭价值观"的保守派的支持。

在对国家情况一片不满的声浪中，里根席卷全国，赢得了白宫。他赢得曾是民主党堡垒的伊利诺伊、得克萨斯和纽约。温和派共和党人约翰·安德森（JohnAnderson）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赢得了7％的民选票。所以，尽管他在选举人选票中的领先幅度非常大，在民选票方面，里根仅赢得了一个很少的多数。卡特赢得了41％的民选票，这对于在任总统来说是一场非常难堪的失败。

吉米·卡特的名声在他离开白宫之后大有改变。他参加了人类家园（Habitatfor Humanity）的工作，这是一个专门为贫困家庭建造家庭住房的组织。20世纪90年代，他帮助在波斯尼亚交战的穆斯林和塞族人之间促成了一个停火协议，协助政权从军方和平地转移到民选的海地政府手中。2002年，卡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将他的政府视为是一个失败。他在1980年的竞选失败成为里根革命的出发点，"里根革命"完成了将美国自由从左翼力量的战斗口号变成右翼力量的一种财产的转换。

里根革命

罗纳德·里根是走过了一条最不寻常的道路而成为总统的。他最初是一个拥护新政的民主党人和电影演员工会的领袖（他是唯一进入白宫的工会领袖），20世纪50年代他成为通用电气公司的代言人，四处演讲，大肆宣扬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好处。他在196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提名戈德华特的演讲使他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两年后，加利福尼亚选民选他担任州长，他因此而奠定了作为保守派争夺总统职位的最佳希望人选的基础。1976年，他与福特总统竞争共和党的提名，几乎获得成功。他在1980年的胜利将一个由新老保守主义混杂组成的联合阵线带进了权力的中心：阳光地带的城郊居民和都市劳工阶级中的族裔群体、反能动主义政府的激进分子和主张采用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人、呼吁将个人从限制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力图在美国生活中恢复他们信奉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宗教右派。

里根与美国自由

里根的对手经常低估了他。当他在77岁高龄离开总统职位时，他成为年龄最大的担任总统的人。他"中午时分才起床"，如一位新闻记者写到的，工作日程全依赖他的妻子来安排。他与大部分现代总统不同的是，他满足于勾画出政策的大纲范围，将细节留给他人去填补。

然而，曾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当过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决非是一个政治新手。他是一位极为卓越的公共演说家，他的乐观主义和和蔼可亲深受许多美国人的喜爱。里根将保守主义改装成看似充满进步意义的诉求，而不是一种扭转进步潮流的主张。里根反复启用这样的思想，即美国作为"权利和自由的堡垒"富有神圣的使命。事实上，自由成为了里根革命的标语。在他的公共演说和官方文件中，里根对这个词的使用次数远远超过了他以前的总统。

里根比自罗斯福以来的任何总统都更加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议程和政治语言。与罗斯福一样，里根将对手的词汇抢夺过来，赋予其新的含义。他承诺要将政府从"特殊利益"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指的"特殊利益"指的是少数种族、工会活动家以及其他希望利用华盛顿的权力来纠正社会不公正的人，而不是指从政府中寻求恩惠和便利的商业界，后者是自由派的传统打击目标。他的司法部将宪法必须是"色盲的"原则------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在1896年向支持种族隔离法律制度的最高法院多数派提出的一种挑战------宣布为自己的原则，非常便利地被用来削减政府对民权法的实施力度。

里根经济学

与他以前的罗斯福和约翰逊一样，里根也大谈"经济自由"，并提出了一个"经济权利法案"。但与其前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者用这样的口号来打击贫困和增强社会保障体系，而里根的经济自由指的是削减工会权力、废除经济管制和大幅度的减税。税收，他宣布说，违反了"挣你应得的钱和保留你所挣的钱的权利"这一原则。

1981年，里根说服国会将高端税收率从70％减少到50％，并将纳税档次与通货膨胀率挂钩。5年之后，税收改革法将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收率降低到28％。这些措施标志着一种从税收递增原则（即富人纳税的收入比例应该高于其他公民的收入比例）的后退。这项原则曾是20世纪社会企图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方法之一。里根还任命保守派担任联邦政府监管部门的领导人，多年来为商业界抱怨不休的环保和工作场所安全设施的管理规定被大量削减。

自从新政以来，自由派一直试图通过使用政府的力量来提高美国人的购买力，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里根的经济计划被支持方称作是"供应经济学"，被批评方称作是"滴入式经济学"（trickle-downeconomics），它依赖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利用减税------尤其是对商业界和高收入的美国人减税------来刺激私人投资。这种政策假定减税将刺激起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国人都会更勤奋地工作，因为他们将会保留自己所挣来的收入。每个人都将从增加的商业利润中受益，同时由于有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存在，尽管税收率降低了，政府的收入仍然将增加。

里根与劳工

里根开创了一个联邦政府与组织化的劳工相互抱有敌对情绪的时代。1981年8月，当13000名PATCO（一个航空交通管制员组成的工会）的成员违反联邦法律举行罢工时，里根将他们全部解雇。他启用军队来负责监管全国的航空交通系统，直到新的管制员完成训练期为止。里根的行动带动了许多私人雇主发动了反工会的进攻战。雇佣新人来永久性地取代罢工工人的做法十分普遍，这在1980年之前是十分少见的。制造业是工会成员比较集中的行业，但该行业的就业机会仍然继续不断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钢铁工业雇佣的人数仅为17万人------大大低于1973年的60万人。当里根离职时，服务业和零售业领域雇佣的美国人超过了制造业，非政府职位之外的工人队伍中只有11％是工会成员。

被对里根政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所称的"里根经济学"在开始阶段曾产生了一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衰退。紧随1981---1982年衰退之后而来的是一个长时期的经济扩增时期。随着各公司将自己的工作队伍不断"瘦身"，将生产转移到国外，利用例如通讯卫星这类新技术，它们变得更加能够赢利。与此同时，部分地是因为一个石油生产扩大的时代取代了能源短缺的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率从1981年初的13.5％ 下降至1988年的3.5％。股票市场也经历了十足的上涨。1987年10月，股市遭遇了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跌落，但很快恢复了上升的趋势。

不平等的问题

里根的政策、上涨的股市价格和非工业化共同带来了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生长。到1990年中叶，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拥有美国40％的财富，相当于20年前他们所占比例的两倍。他们并不是像供应经济学家所承诺的，将收入花费在生产的再投资上，而是将钱花在购买奢侈商品、房地产投机和大公司的并购上，后者时常因生产流程的紧缩带来工厂的关闭。中产阶级的收入处于停滞状态，而最贫穷的1/5人口的收入却下降了。公共住房建筑投资的减少、州立医院对精神病人的释放以及政府福利开支的削减等带来了无家可归人数的增加，他们成了从纽约到洛杉矶等城市街道上一道明显的风景线。

非工业化和劳工运动的衰退给少数种族的工人带来了格外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只是在最近才获得了收入较高的制造业工作机会。民权运动和肯定性行动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得少数种族学生获得了进入大学和职业院校的机会，黑人中产阶级的队伍得到了相当规模的扩大。但作为传统上最后被雇佣、最先被解雇的一批人，黑人工人遭受了经济变化带来的沉重打击。

20世纪70年代，杰姆克罗最终在许多工作场所和工会中寿终正寝。正当为争取较好工作而付出的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开始开花结果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黑人工人却因为工厂的关闭丢失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南门是洛杉矶的一个工人阶级城郊区，此地的一家巨大的菲尔斯通轮胎工厂在1980年被关闭，这距离黑人和拉丁语裔工人刚刚冲破就业种族歧视的障碍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当全国的失业率在1981年底达到8.9％时，黑人的失业率超过了20％。在随后的经济复苏时，黑人并没有能够完全参与其中。他们中间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寥寥无几，无法获取在技术和信息服务等新兴"知识基础"工业中出现的新的工作机会。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人口中的其他群体来说，黑人男性在工资和工作机会方面落后得更加遥远。

第二个镀金时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19世纪90年代一样，20世纪80年代将最终被普遍记忆为一个价值错置的10年。对公司的并购所产生的利润超过了对它们的经营，制造商业交易、而不是制造产品，成为了发财致富的途径。纳贝斯克和雷诺烟草公司（Nabiscoand R.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在1988年的合并为律师、经济顾问和股票交易商带来了将近10亿美元的酬金。"贪婪是健康的，"华尔街的金融家伊万·伯斯基（IvanBoesky，他最终因从事内线股票交易进了监狱）这样宣称说。"雅皮士"------即那些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他们在银行和证券交易公司工作，拥有一份高薪收入，不惜在名牌衣服和其他优越生活的装饰品上大把地花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像《达拉斯》（Dallas）和《王朝》（Dynasty）之类的电视剧则面向电视面前的芸芸众生津津乐道地讲述着富人的生活故事。

纳税人为这些后果的一部分支付了代价。对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即那些主要从事为购买家庭住房提供信贷的银行------的管制进行松绑为这些机构在房地产和商业并购方面进行风险投资打开了大门。大量的亏损不断积累，负责为存款人的账户提供保险的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面临了破产的危机。在里根离职之后，联邦政府对这些储蓄和贷款机构实施了救援，纳税人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据估计大约为2500亿美元。

供应经济学的提倡者认为，降低税收将刺激经济活动，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用于军事的经费大大提升，联邦政府的开支远远超出了收入，从而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预算赤字。在里根任职期间，美国的国家债务增长了3倍，达到了2.7万亿。尽管如此，里根的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他将经济扩张的成就据为己有，将联邦赤字的膨胀推到了国会领袖们的头上。1984年，他十分风光地赢得了连选连任。他的对手沃尔特·蒙代尔（WalterMondale）只赢得了他的家乡州明尼苏达和哥伦比亚特区（蒙代尔最值得记忆的行动是挑选了来自纽约的国会女议员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Ferraro）作为竞选伙伴，费拉罗也因此成为第一位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团队的女提名人）。

保守派与里根

里根虽然实施了保守派的经济政策，但在某些方面却使得强硬保守派感到失望。里根政府大幅度地削减了对一些伟大社会反贫困项目的经费，包括食品券的发放、中小学的免费午餐供应和联邦对低收入住房的资助等。然而，它并没有触动福利国家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等。这些是许多保守派特别希望大力削减乃至予以废除的项目。宗教右派的社会议程在里根时代并没有多大的斩获。堕胎仍然是合法的，妇女仍然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进入就业队伍，里根甚至任命了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女大法官，即桑德拉·奥康纳（SandraO'Connor）。1986年，在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Bowersv. Hardwick）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对将同性恋行为宣布为非法的州法的合宪性予以了支持，这是文化保守派所取得的稀少的胜利之一（在2003年，大法官们将推翻鲍尔斯判决，宣布将同性恋判罪的法律宣布为违宪）。

对于一项要求恢复在公立学校中举行宗教祈祷的宪法修正案，里根只是给予了口头上的支持，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来推动它的通过。政府发动起一场"说不"的公众运动来打击毒品的非法使用，但这场运动未能制止快克在都市地区的蔓延，快克是一种毒性强劲、价格便宜的卡洛因，它引起了街头犯罪率的上升和家庭破裂现象的大量出现。里根的司法部减少了民权立法的实施力度，削减了肯定性行动的项目，但在里根任职结束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继续对私人企业和城市与州政府提高少数种族就业的计划予以支持。

里根与冷战

在外交政策方面，里根将一种新的活力带入了将世界划分成自由的西方和受奴役的东方的旧语言之中。他恢复了对苏联的强烈谴责------将其称为"邪恶的帝国"------资助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军备建设，包括新的远程轰炸机和导弹系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战略思想，即战略防御计划，基本思路是发展以空间为基础的拦截和摧毁敌人导弹的系统。从技术上讲，这个计划并非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现实，但如果得以研发的话，它将违反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然而，这项计划与里根希望重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强权的愿望十分吻合。他不顾反对，竭力游说北约在欧洲部署短程核武器以阻遏苏联。重新开始的军备竞赛和里根关于赢得核战争的随意言论却在国内外都引起了恐慌。20世纪80年代，一场要求施行核冻结------停止研发核武器------的运动吸引了美国和欧洲数百万的群众参加。1983年，有一半的美国人观看了名为《浩劫之后》（TheDay After）的电视节目，它对核战争造成的灾难场面做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里根进入白宫时，立志要消除"越南综合征"的影响------一种普遍的不愿将美国军事力量投入海外战争的公众心理状态。他将军队派往加勒比海的岛国格林纳达去推翻那里的亲古巴政府，并下令对利比亚实施报复性轰炸，利比亚据称卷入了发生在西柏林一家夜总会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有一名美国人在这次事件中丧生。1982年，里根将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维和部队派往黎巴嫩，当时黎巴嫩正在经历一场由以色列支持的基督教政府与穆斯林反对派之间的内战。然而，在针对美国军营的一场爆炸事件------有241名美国人在此次爆炸中丧生------发生之后，他将这些军队撤回。里根意识到，公众对于类似格林纳达这样的小型干预可以表示支持，但并不愿意承受沉重的海外伤亡代价。

一般来说，里根依赖军援而不是美国军队来争取他的外交政策目标。他抛弃了卡特政府对于人权的强调，接受了新保守派作者珍·柯克帕特里克（JeaneKirkpatrick）的思想，即美国应该反对"极权主义式的"共产党国家，但支持"权威主义式的"非共产党政权。柯克帕特里克成为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与此同时，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反共产主义专制政府的联盟关系，如智利和南非政府等。里根政府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帮助它们打击国内反叛势力，而这些政府的军队和杀手小队也针对它们自己的公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滥杀。1981年，当萨尔瓦多军队在埃尔莫祖特（ElMozote）对成千上万的平民进行大屠杀之后，媒体对此做了广泛的报道，但国务院却对此予以否认。

伊朗军售事件

美国在中美地区的卷入给里根总统任内带来了一项最大的丑闻。1984年，国会立法禁止对反对尼加拉瓜桑迪尼斯塔政府的武装力量（Contra,词源来自西班牙语，意为"反对"）提供军援，如前面所提到的，桑迪尼斯塔政府曾在1979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里根秘密下令向伊朗出售武器------伊朗此刻正陷入与邻国伊拉克的战争之中------以此来确保被中东的伊斯兰组织关押的一些美国人质的安全。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Casey）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校奥利弗·诺斯（OliverNorth）建立起一个渠道，将伊朗军售所获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项公然违反国会禁令的计划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1987年，当一家中东地区的报纸透露了这一消息之后，国会举行了一系列电视直播的听证会，其中所揭露出来的政府欺骗和违反行为使人记忆起尼克松时代。里根政府中的11名成员被以作伪证或销毁文件的罪名判罪，或在审判之前认罪。里根声称自己对这场非法交易并不知情，但伊朗军售事件损害了公众对他掌控自己政府能力的信任感。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在他的第二任中，出乎他的敌人和支持者的意料之外，里根软化了他的反共言论，并与苏联总理米切尔·戈尔巴乔夫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开始掌权，他打算对苏联的高压性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振兴苏联的经济。在生产和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苏联越来越掉在了美国的后面，它不断依靠农业进口来养活自己的人口。戈尔巴乔夫启动了名为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的政策。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在不削减苏联军费开支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是不可能的。里根对此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1985年到1987年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在军备控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比至1985年时整个战后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还要丰富，包括取得了在欧洲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的协议。1988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将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里根以一位冷战斗士的身份入主白宫，但在他离任的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大部分敌意已经消失了。他甚至否定了自己早些时候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的说法，声称那种说法指的是"另外一个时代"。

里根的遗产

里根的总统任期暴露出了位于当代保守主义核心思想深处的矛盾所在。在口头上，里根企图解决宗教右派所担忧的问题，他支持将"精神价值的回归"作为加强传统家庭和地方社区体制的一种方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里根革命则破坏了被保守派格外珍惜的那些价值观和体制。里根政策的初衷是减少对政府施舍的依赖，对诚实工作和商业创新进行奖励，但这些政策激发起一场投机性的疯狂行动，使得大公司并购交易的设计者和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一夜暴富，在这些人之后留下的是倒闭的工厂、工作的消失以及遭遇毁灭性经济打击的社区。没有其他任何事件比非工业化、就业不安全感以及连续性的降低工资的压力给地方传统和家庭稳定造成的威胁更为巨大。没有什么比贫富悬殊的扩大更严重地破坏了一种共同分享的国家目的的形成。

因为伊朗军售的丑闻和政府累积的巨大赤字，在他离任时，里根的名声受到了一些损害。然而，没有多少人像里根这样如此成功地改变了政治图景和政治语言。里根的副总统乔治·H.W. 布什（GeorgeH. W. Bush）在1988年大选中击败了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斯基（MichaelDukakis），部分原因是由于杜卡斯基不能对说他是"自由派"------此刻这成了一个被用来进行政治攻击的标签------的指责做出有效的回应。保守派对自由市场美德的歌颂和对"大政府"邪恶的谴责充斥着大众媒体和政治辩论。那些接受公共资助的人不被看成是有权享有应对经济不幸的帮助的公民群体，而被视为一种拖后腿的税收负担。20世纪90年代，作为民主党人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将如同里根和共和党人一样，对这些和其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几乎全盘接受。

1988年总统选举

1988年总统选举看上去显示出政治坠入到了又一个新的低层次。电视广告和媒体对丑闻的披露主导了政治竞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还没有完全开始，一家报纸报道说，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罗拉多州参议员格雷·哈特（GaryHart）在华盛顿的公寓中与一名并非他妻子的女子度过了一夜，哈特随即退出了竞争。两党都展开了负面竞选。民主党人竭力嘲笑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丹·奎尔（DanQuayle）在事实和语言上的出错。共和党人则散布不实谣言，说迈克尔·杜卡斯基的妻子曾在20世纪60年代焚烧过美国国旗。当一个共和党的电视广告播出令人感到可怕的威利·霍顿（WillieHorton）的画面时，竞选手段达到了一个极为低劣的水平。霍顿是一名黑人杀人犯和强奸犯，他在杜卡斯基就任州长时期，曾被从监狱中释放回家度假。在现代社会中，两个大党很少采用过如此不择手段地公然煽动种族恐惧的做法。1991年去世之前，曾经全盘策划了布什竞选的李·阿特沃特（LeeAtwater）就霍顿广告一事表示道歉。

尽管他没有赢得里根在1984年那样的压倒性胜利，布什仍然以54％的民选票赢得了一个很实在的多数。民主党人成功地保住了对国会的控制，这表明，夺回白宫的选民基础依然存在。然而，夺回白宫必须要等到该党创造出新的、取代传统自由主义的感召力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此刻，自由主义的光彩已经被保守主义的胜利所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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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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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er, WilliamM. Mollies Job: A Story of Life and Work on the Global Assembly Line (2000). 追踪制造业的工作如何从北部向南部转移，最终转移出美国的过程，并探讨了曾经拥有制作业工作的工人因此而面临的遭遇。

Allitt, Patrick.Religion in America since 1945 (2003). 一部关于二战以来宗教发展的主要趋势的概述著作。

Anderson, TerryH.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2004). 一部关于肯定性行动政策起源和发展的精细研究著作。

Busch, Andrew E.Ronald Reagan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2001). 讨论唐纳德·里根如何解释自由的概念以及这种解释如何影响了他的总统任期。

Dallek, Matthew.The Right Moment: Ronald Reagan's First Victory and the Decisive Turning Pointin American Politics (2000). 一部关于1980年里根竞选成功的原因以及里根竞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的研究著作。

Fitzgerald,Frances.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War (2000). 一部对里根任职期间主要军事行动之一的批判性评估著作。

Greenberg,David. Nixon's Shadow: The History of an Image (2003). 探讨尼克松的支持者和敌人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如何看待他。

Himmelstein,Jerome L.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90). 研究保守派思想自二战以来的发展。

Kutler, StanleyI. 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 (1990). 关于水门事件的最透彻分析，尼克松因这一事件而倒台。

Luker, Kristin.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1984). 揭示堕胎问题如何影响了美国政治以及隐藏在辩论后面的关于性别关系的思想。

Martin, William.With God on Our Side: 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 (1996). 追溯了宗教保守主义的发展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Mathews, DonaldG., and Jane S. De Hart. Sex,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ERA (1990). 一部关于围绕男女平权宪法修正案的辩论的研究著作，并讨论了修正案反对者获胜的原因。

McGirr, Lisa. SuburbanWarrior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2001). 一部关于加利福尼亚奥兰治县保守主义兴起的重要研究之作，奥兰治曾是保守主义势力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Schulman, BruceJ. The Seventies: The Great Shift in American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2001). 一部关于1970年代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概述性著作。

Stein, Judith.Running Steel, Running America: Race,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Decline ofLiberalism (1998). 讨论美国钢铁工业的衰落过程，以及冷战和从艾森豪威尔到卡特的总统决策如何助长了这种衰落。

第二十七章　全球化时代的成就与失落
1989 - 2000

［大事年表］

1971土著印第安人权利基金会建立

1989东欧共产党政权统治结束

美国主导的巴拿马政变

帕特森诉麦克莱恩信贷公司案

1990德国重新获得统一

残疾美国人法

1991海湾战争

苏联解体

1992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当选总统

凯西诉宾夕法尼亚计划生育组织案

1993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批准

世界贸易大楼爆炸案发生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组织签署奥斯陆协议

1994共和党赢得国会选举并发起"与美利坚的契约"运动

卢旺达大屠杀

查尔斯·莫利和理查德·赫恩斯坦的《钟曲线》出版

1995蒂姆斯·麦克维对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实行爆炸袭击

1996克林顿废止联邦对未成年子女家庭资助项目

1998克林顿遭到弹劾

1999抗议者在西雅图举行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

科索沃战争

格拉斯--斯蒂高尔法被废止

2000布什诉戈尔案

乔治·W. 布什当选总统

后冷战时代的世界

共产主义世界的危机

1989年秋，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动在整个东欧地区发生。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苏联不会像过去那样对此进行干涉。11月9日人们打破柏林墙的行动是最具有高潮性的事件。自1961年起，柏林墙就一直是最著名的冷战象征。这一地区的共产党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迫同意放弃权力。1990年，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东德吞没。共产主义在东欧以这种异常迅速、并近乎完全不流血的方式而结束后来以"丝绒革命"（velvetrevolution）而著称。

与此同时，苏联自身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之中。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带来的只是混乱，他的政治开放政策使得曾长期遭到压制的民族和族裔紧张关系浮上台面。1990年，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宣告独立，它们是在1940年为苏联所兼并的。1991年8月，一群军人领袖企图夺取政权、扭转政府制定的给予苏联各地区以更大的自治权的计划，俄罗斯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在莫斯科发动群众，恢复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戈尔巴乔夫随后从苏联共产党辞职，终止了该党84年的统治。苏联内部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宣告自己是拥有主权的国家。1991年底，苏联不再存在，取代它的是15个新的主权国家。

突如其来而且意料之外的共产主义世界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胜利。即便在中国，尽管其政府仍然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也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迫不及待地吸引外国投资。其他的事件也说明，20世纪90年代将是一个"民主的10年"。1990年，南非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 Congress）的领衔人物内尔森·曼德拉（NelsonMandela）释放出狱。4年之后，在这个国家举行的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曼德拉当选为总统，结束了由政府支持的种族不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白人少数的政府统治。随着萨尔瓦多的内战经谈判后得以停息和桑迪尼斯塔的反对派在1990年选举中的胜利，和平也在中美洲降临。在整个拉美和非洲国家，文人政府普遍取代了军人政权的统治。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世界从两极对抗急速转化为无可争议的美国主导，这给美国带来了一个重新界定自己全球角色的机会。乔治·H.W. 布什将此称为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来临。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新秩序的特征是什么。

布什的第一个主要外交政策行动就是回到美国对西半球进行军事干预的时代。1989年底，他派出军队前往巴拿马，推翻了由曼纽尔·安东尼奥·诺列加（ManuelAntonio Noriega）将军的政府，诺列加曾是美国的盟友，后来卷入了国际毒品贸易。尽管这场入侵让3000巴拿马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并被联合国大会谴责为是一种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布什政府却将此看作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美国在巴拿马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将诺列加用飞机运载到佛罗里达，以进行毒品交易和贩卖的名义对他进行审判和判罪。

海湾战争

当伊拉克在1990年入侵并兼并了位于波斯湾、盛产石油的科威特时，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出现了。布什政府担心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下一步将对沙特阿拉伯发起攻击，故立即开始集结军队，为保卫沙特阿拉伯做准备，并警告伊拉克立即撤出科威特，否则将面临战争。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也是美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他的政策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批评家们认为，应该尽力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危机。布什则称要捍卫沙特阿拉伯的自由和恢复科威特的自由。反战活动分子则指出，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都没有资格算作是自由国家------例如，两者都不允许妇女参加投票。然而，因为伊拉克的入侵是对国际法如此明目张胆的违反，这使得布什得以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有40个国家参与的、以恢复科威特独立为目标的军事联盟，并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向这一地区派出了50万美国军队和一支海军舰艇编队。

1991年2月，美国打响了"沙漠风暴战役"，很快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和185名美国人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联合国命令伊拉克解除武装，并对其实施了经济制裁。在20世纪90年代剩余的时间内，经济制裁给伊拉克的平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苦，但侯赛因却继续当政。一个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力量也继续留驻沙特阿拉伯，这使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感到甚为愤怒，他们将美军的存在视为对他们信仰的公然冒犯。

海湾战争是第一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尽管美国组建了一支相当广泛的联军，但美国独自承担了几乎所有的作战任务。依靠高科技武器的使用，如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基地和航空母舰上发射巡航导弹，美国能够迅速赢得战争，避免了像越战那样持久的卷入和高伤亡率，而正在解体的苏联仅仅落得当旁观者的份儿。战争结束之后，布什总统的民众支持率达到了89％，这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美国角色的不同想象

在对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布什总统指出，海湾战争是创造一个基于民主和全球自由贸易的世界的斗争中所迈出的第一步。然而，这个范围广泛的设想如何转化成为政策，却并不清楚。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ColinPowell）和国防部长迪克·钱尼（DickChaney）对未来做了不同的规划。鲍威尔预计，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将是充满危险的环境，冲突将在难以预料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为了防止美国被迫担任全球警察的情形，美国决不应该在没有明确目标和一个撤出时间表的情况下贸然将军队投入到海外的冲突之中。钱尼则认为，随着苏联的消失，美国掌握了改变世界和防止敌对国家上升成为区域强权的权力，所以它必须在必要时敢于使用武力来保持战略主导优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尚不确定：到底哪一种关于在后冷战世界上美国角色的定义将成为美国的指导性原则？

克林顿当选总统

如果1991年举行一场总统选举，布什无疑将大获全胜。然而，那一年经济陷入了衰退之中。里根时代的投机经济的过度发展留下了一笔负面的遗产，带来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家庭收入也停滞不前。尽管有冷战和海外战争的胜利，民意测验则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的路子不对。没有人比阿肯色州前州长比尔·克林顿更有效地抓住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焦虑与不安。1992年，克林顿将社会自由主义（他支持堕胎权、同性恋权利和针对少数种族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和保守主义的一些内容（他保证要削减政府的官僚机构，然后借用共和党人的话说，他承诺要"终止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形式的福利国家"）糅合在一起，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克林顿是一个十分富有魅力的竞选人，他对选民们对经济的焦虑表示出真诚的关切之情。共和党人的宣传号召选民将他们面临的经济困难归咎于"福利女王们"和其他的欺骗诚实纳税人的人。为应对这种说法，克林顿提出，非工业化是引起不平等和导致好工作消失的原因。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他谈到，人民比过去"工作得更加辛苦，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少，晚上和周末都在加班"，而"那些偷奸耍滑和做背后交易的人却获得了奖赏"。

与克林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什似乎对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完全不知情。在民主党总部的墙壁上，克林顿的竞选主管贴了一句口号："问题出在经济上，笨蛋！"------这是提醒人们，经济衰退是民主党人手中最强硬的竞选王牌。当保守派领袖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电视直播讲话中对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和堕胎权的支持者进行文化宣战的时候，布什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了。布坎南的讲话似乎证实了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描述，即它是一个不宽容的、搞分裂的党。布什的支持率从1991年的89％的高峰一下跌落到1992年竞选时的29％。

参加竞选的第三位候选人是性格古怪的得克萨斯亿万富翁罗斯·佩罗特（RossPerot）。他攻击布什和克林顿两人都不懂经济，不知道如何对付衰退和不断上涨的联邦债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认为佩罗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候选人------在某个时候，民意测验显示他领先于布什和克林顿两人------这说明选民普遍对两大主要政党都感到十分不满。随着选举日的到来，佩罗特的支持却蒸发了，虽然他仍然赢得了19％的民选票，这是自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三党候选人所得的最好结果。克林顿赢得了一次悬殊很大的胜利，对于布什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难堪的结果，尤其是考虑到他先前曾享有如此高的支持率。

克林顿的执政

在他上任后前两年内，克林顿抛弃了里根和布什的一些社会与经济政策。他任命了几位黑人和妇女担任内阁成员，包括第一位女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Reno），并任命了两名堕胎权支持者------罗斯·贝德尔·金斯伯格（RuthBader Ginsburg）和斯蒂芬·布耶尔（StephenBreyer）------就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修改了军队中严禁同性恋士兵入伍的规定，实施了"不问、不说"的政策，这样军官就不能将同性恋士兵挑出来从军队中开除出去。他的第一个预算提高了富人的税收，并大幅度扩大了工薪收入减税（EarnedIncome Tax Credit，EITC）的额度------这是从福特政府时代开始的对低收入工人实施的一种现金支付方式。工薪收入减税使400万以上的美国人在他任职期间摆脱了贫困，其中一半是儿童。

克林顿也分享了他的前任对自由贸易的极大热情。尽管工会和环保主义者竭力反对，他还是赢得了国会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NAFTA）的批准。这项由布什政府谈判成功的协议创建了一个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三国组成的自由贸易区。

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主要政策动议是一项针对解决上涨的医疗费用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问题的计划。计划是由他的妻子希拉里领头的一个团队设计的。希拉里本人是一名律师，与克林顿结婚后一直继续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加拿大和西欧，政府向全民提供医疗保险。美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医疗技术，但同时拥有一个极不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伟大社会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项目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许多雇主也对自己的工人提供医疗保险，但仍然有数以千万的美国人不为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所覆盖。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些商业公司将雇员的医疗保险从私人医生那里转移到健康维护组织联盟（Health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HMOs）的名下，后者通过限制医生的收费来降低医保费用，但它的批评者指出，这样做也会使病人得不到需要的医疗程序。

1993年，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国会听证会上热热闹闹地公布了克林顿的医改计划，这项计划将通过健康维持组织这类组织的大型组合来提供全民的医疗保健。医生、医疗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对医改方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这个方案过于复杂难懂；它也容易被人指责为将进一步扩大本来就不受欢迎的联邦官僚体制，这个方案于1994年胎死腹中。随后克林顿政府再也没有提出其他类似的方案来取代它。2000年，约有4000万美国人仍然没有医疗健康保险，其中大多数是全职工作的人。这意味着疾病可能很快会变成一场财政上的灾难。

"自由的革命"

因为经济从衰退中复苏过来的进展十分缓慢，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看上去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成就，选民们在1994年开始表示对政府的不满。医改方案的失败给克林顿的对手落下了口实，后者把他描绘成大政府的象征。那年，共和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同时赢得了对国会两院的控制。他们把胜利宣称为"自由的革命"。来自佐治亚州的保守派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是共和党夺权运动的幕后操纵者，他后来当上了众议院院长。金里奇设计了一个被称作是"与美利坚的契约"的竞选纲领，纲领承诺要削减政府的规模，减税、为经济和环保规定松绑，推翻福利制度，终结肯定性行动政策。

共和党人将选场上的胜利解读为选民对美利坚契约的支持，他们迅速将契约予以落实。众议院批准了对社会、教育和环保项目的大幅度削减，包括颇受欢迎的医疗保险项目。由于总统和国会无法就一项预算达成一致意见，1995年12月，联邦政府关闭了所有非基本职能部门的运作，包括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市市政府、博物馆和国家公园等。

金里奇认定公众也会分享他那种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想法。他后来才发现，1994年选民是通过选举来表达对克林顿的不满，而不是赞成全面贯彻实施美利坚契约。大多数美国人将僵局的发生怪罪到国会的头上，金里奇的声望顿时一落千丈。

克林顿的政治策略

如1946年共和党大胜之后的杜鲁门一样，克林顿也是通过与一个偏激的国会进行公开较量来建立自己的支持基础的。他否定对手方案中的那些极端主义的内容，但对其他部分予以采纳。在1996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他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等于抛弃了民主党自由主义的传统，并接受了自巴里·戈德华特时代就与共和党联系在一起的反政府视角。他签署了1996年电信通讯法，该法放松了对广播和电话公司的监管措施，将数以亿计美元价值的电子频率以不收取费用的方式分配给现存的广播公司。

同在1996年，克林顿不顾大多数民主党人的反对，签署了共和党人提出的一项法案，废除了联邦政府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实施援助的计划（AFDC），即俗称的"福利"计划。取代福利计划的是发放给州的基金赠款，其中对接受人领取资助的时间长度做出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州规定的新资格要求更为苛刻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开始繁荣，领取福利的人大大的减少了。然而，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的数量基本上没有改变。无论如何，克林顿成功地实现了他主要目标中的一个：在过去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福利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从政治辩论中消失了。

评论家们称克林顿的政治策略为"三角策略"，意思是，接受最得人心的共和党政策，如福利改革，将那些令城郊中产阶级选民极为反感的极端主义立场留给他的对手，包括对堕胎权和环保的仇视态度等。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奉行高税收政策，喜欢在那些不愿勤奋工作而选择依赖政府的人身上大笔花钱；克林顿的策略使他能够反驳共和党的这些指责。克林顿对自由贸易的热衷疏远了他与许多工人阶级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但却使中产阶级选民相信，民主党不对工会承担义务。

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中，克林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共和党的鲍伯·多尔（BobDole），成为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第一个连任两届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完成了里根主义的许多内容，如同艾森豪威尔完成了新政的改革计划、尼克松完成了伟大社会的改革计划一样------他通过接受对手的许多前提条件，巩固了美国政治中出现的一场根本性的转型。

克林顿与世界事务

与他之前的吉米·卡特一样，克林顿的政治兴趣在于国内事务，而不在国际事务。随着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克林顿也像卡特一样，采取步骤，企图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国际冲突，将人权提高到国家关系中的一个中心位置，但他在这方面的成功是有限的。

克林顿对1993年在挪威的奥斯陆签署的一份协议予以了强烈的支持，在这份协议中，以色列第一次承认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正当性。奥斯陆协议似乎勾画出了一条走向中东和平的道路，然而双方都不愿意完全彻底地将协议贯彻和实施。以色列政府继续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占领的约旦领土------巴勒斯坦的领土上修建犹太人的定居点。新的巴勒斯坦当局分享着治理西岸的部分领土，以此作为组建一个完整国家的跳板，但它是腐败的、没有实权的，而且也无法制止那些想要用武力来反对以色列的群体的生长。在他的总统任职结束时，克林顿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请到戴维营，希望能够达成一个最终的和平协议。然而，这次会议失败了。暴力冲突很快又恢复了。

如卡特一样，克林顿发现，要在人权问题上和战略与经济利益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非常困难，为在海外进行人道主义的干涉建立一个清楚的指导方针也很困难。例如，1994年当部落之间的屠杀活动肆虐中部非洲的卢旺达时，美国没有采取行动，结果80万人遭到杀戮，200万难民逃离了这个国家。在另一方面，在卡特领导的谈判的配合下，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安排了海地的民选总统让--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和平地重新当政，阿里斯蒂德曾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在海地登陆的美国军队没有像20世纪早些时候那样对这个国家实行占领，而是帮助一个民选的政府和维持和平。

巴尔干危机

克林顿时期最为复杂的外交危机来自于南斯拉夫的解体。南斯拉夫是东南欧的一个多族裔国家，一战之后由从旧奥匈帝国切割出来的一些领土组成。与东欧的其他地区一样，一个自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统治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政府在1989年崩溃了。在几年之内，该国的6个省份分解成为5个新的国家。族裔冲突始终侵扰着其中的几个新国家。波斯尼亚的位置正好处于东南欧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分界线上。那里的塞族人发动了一场将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赶出波斯尼亚为目标的战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凶狠和残忍来进行这场战争，将大规模屠杀和强奸作为军事策略来使用。"种族清洗"------一个恐怖的新词，用来描述将一个特别的族裔群体从某一地区强行驱逐出去的做法------进入了世界语言词汇之中。1993年底，有10万以上的波斯尼亚人被赶尽杀绝，他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平民。

随着冷战的结束，保护巴尔干地区的人权赋予了北约一种新的目的。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北约对波斯尼亚军队发动了空中打击，美国飞机加入了这场空战。包括2万美国士兵在内的联合国军队随后作为维和部队进入这一地区。1998年，种族清洗再度出现，这次是由南斯拉夫军队和当地塞族人针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发动的。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80多万阿尔巴尼亚人逃离了这一地区。为了制止流血冲突，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了一场延续两个月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之一是美国和联合国军队对科索沃的占领。

人权问题

在克林顿的总统任内，人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时，世界上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把自己定义为人权的捍卫者。20世纪90年代，国际人权组织扩大了自己的议程，将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妇女权利以及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美洲原住民后代的权利也纳入进来。国际大赦和人权观察------专门观察各国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的国际组织------对世界公共舆论施加了重要的影响。人权逐渐成为就某些曾被视为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事情而进行国际干预的一种合法理由。美国向遥远的世界各地派遣了军队，为保护平民的国际行动提供支持。

新的机构也开始建立起来，惩罚违反人权的行为。一个由联合国发起的战争罪法庭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进行了审理，将该国前总理判处终身监禁。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Milo?evi?）因支持对平民的屠杀也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欧洲人权法院否决了违反人权的国家法院的判决。西班牙和英国法院打算以谋杀罪起诉前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尽管他重病在身，无法经受出庭受审。这些新的动议最终是否能够发展成为有效的、跨越国界的人权保护国际机制，仍然有待观察，因为尽管许多国家接受了人权的口号，但在实践中它们仍在继续践踏人权。

一个新经济？

克林顿的声望部分地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之上。从1990---1991年的衰退之后，经济扩增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美国的失业率为4％，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失业率降低到如此程度，通货膨胀率必然上扬。然而，在经济繁荣时，价格几乎没有上涨，这是因为世界石油生产产量的增加，将能源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上，与此同时，软弱的工会和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使得工会很难为工人争取显著的工资提升，也使得大公司很难提升价格。这场经济繁荣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未曾中断的经济扩张时期。里根和布什留下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克林顿致力于平衡联邦预算------一个传统上与财政保守派相联系的目标。既然经济增长带来了税收的增长，克林顿在第二任内不仅平衡了联邦的财政预算，而且还有结余。

电子计算机革命

许多评论家把20世纪90年代称为是一个"新经济"的黎明时分，在这个新经济中，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将产生新的效率，而信息的生产与销售将占据曾为商品制造业所占有的中心位置。电子计算机是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研发出来的，最初是为了解决科研问题，计算数量巨大的数据。早期的电子计算机的体积非常庞大，费用很高，而且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运算速度也非常缓慢。20世纪60年代对太空项目的研发推动了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改进，能够将线路图刻印其中的微型芯片的发明使得电子计算机部件的微缩化成为可能。

芯片也使得一种全新的消费产品的发展成为可能。录像机、掌上电脑游戏机、移动电话以及数码照相机等在20世纪90年代以大众可以承受的价格得以批量生产，生产主要在亚洲和拉美而不是在美国进行。然而，改变美国的却是电子计算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苹果和IBM开始推销商用和家用电脑。随着电子计算机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便宜，它们在所有的商业中都找到了栖身之处。在不同的多元行业中，从文秘工作到银行结算、建筑设计、医疗诊断乃至工厂生产等，电子计算机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工作场所。它们同时也改变了个人的生活。2000年，美国将近一半的家庭中拥有一台个人电脑，用于娱乐活动、购物、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研发电脑技术的中心，如旧金山南面的硅谷、西雅图和奥斯汀大都会地区以及曼哈顿下城区等，在20世纪90年代都进入了繁荣兴旺的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互联网也被大大简化并通过电脑的连接向商业和个人用户开放，互联网最初是作为用于高速军事通讯的网络而研发的。互联网比自纸面印刷发明以来的任何发明都更为彻底地扩大了信息的流通和通讯。因为英语迅速成为了互联网的主导语言，互联网也加速了美国文化在全球的蔓延和传播。曾几何时，报纸、电视台和出版社被集中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巨型媒体联合体的控制之中，而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拥有电脑的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想法贴在网上，任其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这种现实导致网民们（互联网上的"公民"）热情地欢迎一种在电子空间中存在的新型民主公共空间的来临。

全球经济问题

因为其他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的困难，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扩张则越发显得令人印象深刻。在西欧，失业率始终高于美国。曾被一些20世纪80年代的评论家预测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日本则陷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衰退之中。尽管西方贷款和投资大量地涌入，俄罗斯还是遭遇了一次接一次的经济危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倚重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政府的建议，主持推动了一场"震荡疗法"的政策，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强行削减工资，削减俄罗斯人曾在共产党政府统治下习惯享有的在就业、医疗和住房方面的保障。外国的投资者和一个新型的俄罗斯商人阶级（其中许多的成员是叶利钦的亲朋好友和前共产党政府的官员）从中大发横财，而大多数的普通人却陷入贫困之中。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则面临着大量的贸易逆差和无法偿还外国银行和其他机构的借贷的问题。泰国货币在1997年的一次剧烈的贬值引发了波及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大规模贷款之后，危机的蔓延才得到制止。这种救援措施也导致了许多批评，人们批评说，全球化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1999年的西雅图抗议活动也发出了同样的批评声音。

外国投资者得到了贷款的回报，但接受贷款的国家被要求削减它们的公共开支，以平衡政府的预算，这样做的结果是将负担不合比例地推到了穷人的肩上。

股票市场的膨胀与破裂

在美国，经济增长和关于新经济的讨论引发了股票市场出现了一场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近似疯狂的繁荣。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在减价股票的诱惑和网上公司的鼓动下，把钱大笔大笔地投到股票市场中，这些公司非常积极主动地打广告，并且收费也低于传统的证券交易公司。2000年，大部分美国人都直接或通过共同基金、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投资而拥有了股票。

投资者尤其为新的"dotcoms"公司所吸引------这是指通过互联网做生意的公司，它们看上去象征着新经济的希望和承诺。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的股票在1996---1999年增长了20％，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凡的表现。然而，以新技术公司为主干的纳斯达克指数在1998到1999年间上涨了500％。这些"高科技"公司中的也有许多公司并没有赚取到任何利润，但经济新闻记者和股票交易人解释说，因为新经济对商业产生了如此革命性的转化，传统的评估公司价值的方法已经不再管用了。

泡沫经济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破裂了。2000年4月14日，股票市场经历了历史上单日跌幅最大的一天。股市也未能很快恢复元气。自大萧条以来，股票价格一直连续跌落达3年（2000---2002）之久，将数以亿计美元的美国人的净资产和退休金化为乌有。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2002年下降了将近80％左右。直到2006年，股指才恢复到2000年早期的水平，而纳斯达克一直处于低于其最高值的位置。股票交易所对它们的雇员进行了"瘦身"调整，州和联邦政府的税收骤然下降，那些曾经花费了数以亿计美元的投资人的钱的科技公司转眼之间变得无影无踪了。2001年，美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衰退期。关于新经济的说法看上去显然显得有些为时过早。

安然综合征

只有在股市崩溃发生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暴涨部分地是经弄虚作假行为的推波助澜而形成的。在2001---2002年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人每天都看到对颇有名望的证券交易公司、证券交易人和公司主管们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贪婪和腐败的大量揭露。20世纪90年代后期，像安达信（ArthurAndersen）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摩根大通银行这样的巨型银行以及大公司的律师们设计出各种复杂的组合模式，帮助抬高公司的股市价格，掩藏它们的真实金融状况，这些机构和人员也从中捞取了大量的酬金。安然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休斯敦的、象征着新经济的能源公司------它的业务是购进和出售电力，而不是生产电力------将运营中的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谎报为利润。享有名望的华尔街公司的交易人给自己亲信顾客出谋划策，指点他们出售风险高的股票，但与此同时却用欺骗手段将同样的股票推销给普通顾客。当股市开始下跌的时候，有内线关系的人立即跳船脱身，而交易人则鼓励那些不走运的个人投资者继续保持他们的股份，许多这样的股票到头来变得一文不值。在许多公司中，公司的董事会负有维护和关照投资人利益的责任，但它们却秘密地批准使用大宗资金购买礼品和支付前任公司领导人的费用。例如，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在公司前主管小杰克·韦尔奇（JackWelch Jr. ）退休之后，向他提供一辆私人喷气式飞机的使用权和一套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住所，并支付他所有的餐饮账单。这些都只是通过韦尔奇向法院递交的离婚案文件的披露才为外界所知。而韦尔奇完全可以支付他的餐费------在2000年，也就是在他主持通用电气公司的最后一年里，他的工资是1.23亿美元。

在21世纪初，许多大公司的罪犯面临必须付出代价的时候。阿德菲尔通讯公司的创始人以滥用公司资金被判刑。一个陪审团裁定泰科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犯有掠夺公司数千万美元财产的罪行。一些前企业主管被判处了长期监禁。安然公司的主管肯尼思·莱（KennethLay）和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Skilling）被一个得克萨斯的陪审团裁定犯有多项弄虚作假罪（莱在判刑之前去世）。即便是受人尊敬的公司，如摩根银行（J.P. Morgan）、大通银行（Chase）和花旗银行（Citigroup）等，也同意支付数亿美元，向那些被它们鼓动去购买垃圾股票的投资人做出赔偿。

放松监管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的高潮时期，全球化全面展开，股市高涨，经济扩张，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经济模式似乎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从政府的经济监管中退出成了同时受到共和党国会和克林顿总统支持的一项政策，但它也造成了无人代表公共利益的情形。

那些丑闻最多的经济领域------能源、电讯和股票交易------都是放松管制的对象。因国会将安然公司排除在天然气和电力监管的法律之外，安然公司可以操纵能源价格。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是一家巨型电信公司，它也与安然一样发布虚假收入信息，它是先前讨论过的1996年电信法的受益者。许多股市的造假直接源于1999年对格拉斯--斯蒂高尔法的废除，这项新政时代的法律将商业银行与华尔街的投资分离开来。废除这项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利益的冲突。银行一边在为羽翼未丰的互联网公司充满风险的新股票提供资金，它们的投资部门同时又在向一个毫无防备之心的公众推销股票。

与20世纪20年代的丑闻一样，20世纪90年代的丑闻也严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股市和大公司领导人职业道德的信任。的确，在这两个10年之间存在着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股市的疯狂，迅速致富的时代气氛、商业界与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鼓吹放松监管的热情和普遍存在的腐败。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Sachs）的主席亨利·M.保尔森（HenryM. Paulson, Jr. ）说，在他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见过商界领袖的名声比在21世纪初更为糟糕的时候。然而，与新政不同的是，公众对于商业实践的愤怒未能转化成为一种立法议程。

不平等的加剧

1995年开始的经济繁荣几乎使所有的美国人都受益。从1970年初起，平均真实工资和家庭收入开始明显增加。在一个低失业率时期出现的经济扩张为各种收入水平的家庭带来了工资的迅速增长，尤其是非白人家庭，它们在先前的时期被排除在受益者的行列之外。长期失业者的人数在1993年是200万，到2000年时减少为70万。然而，尽管有这些收获，非管理层工人的平均工资在与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之后，仍然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总之，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情形变得更糟，而富人却非常明显地变得更加富有。

1977---1999年，占美国人口1/5的最贫穷人口的平均税后收入下降了12％，占人口分类中间1/5的人的平均税后收入下降了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股市的高涨和高层主管所获得的慷慨收入，美国人口分类顶部1/5的人的收入上升了38％。最富有美国人的财富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暴涨。像游艇这样的奢侈商品和豪宅的出售也直线上升。比尔·盖茨（BillGates）是微软公司的总裁，也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他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占美国人口底层40％的人的财富总和。1965年，一个典型的大公司行政主管的年收入是一名普通工人年收入的26倍。2000年，这个比率变成了310:1。

Dot-com百万富翁以及工资优厚的电脑设计师和电脑程序工程师被频频曝光，但有些公司继续将制造业工作转移到国外去。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废除了从墨西哥进口商品的限制，一条蓬勃发展的工业地带在美国边界南面出现，在那里，美国制造商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相对不健全的环保和安全监管制度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建造工厂。尽管失业率很低，但公司发出的关闭和搬迁的威胁对压低美国的工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2000年，在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的数额方面，美国已经落在了几个欧洲国家的后面，不再处于领先地位。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方面，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社会。

高科技公司未能创造出足够多的高工资工作机会来。作为新经济象征的微软公司，只雇佣了3000人。1970年，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公司雇主。在21世纪初，它被沃尔玛（Wal-Mart）所取代。这家巨型减价零售业连锁公司向自己160万名雇员支付的工资只比最低工资略高一点。沃尔玛非常激烈地反对工人集体谈判的行动。2000年，它的雇员中没有任何人是任何工会的成员。

2000年，工人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工资是在每小时14美元以下，这个工资水平使许多家庭在生活上感到难以维系。因为工会成员数量的减少和半日制就业情况的普遍出现，越来越少的工人享有包括由雇主提供的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福利，而这种福利在工会支持的就业合同中是非常普遍的。像洛杉矶和纽约这样的"双元城市"中，高科技的电脑公司和涉足国际金融业的公司与进步时代时期相似的血汗工厂同时存在。在后者，工人们在十分拥挤的工作场所中为挣取最低工资甚至更少的收入而辛勤劳作。贫困也不只限于都市地区。贫困率最高的地方可以是那些继续遭受长期的家庭农场衰退的地区。2000年美国最贫穷的25县中有9个是在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州。

20世纪末，美国相对于从前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郊社会。2/3的工作是在城郊地区产生的。城郊不再是人们从此前往市中心去工作的地方------那里的办公室园地、工厂群、大型超市和商店雇佣了许多当地的居民。城郊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2000年，城郊人口中的1/4是黑人，西语裔人（Hispanic）在洛杉矶和迈阿密的城郊人口中占了多数。然而，城郊的收入划分却依然存在，富有城郊区、中产阶级城郊区和贫穷城郊区同时并存，但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很多的联系。

文化战争

冷战的结束给人们带来了进入一个全球和谐的新时代的希望。与之相反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特殊主义的反抗"------新一轮对群体认同的强调和对群体认可和群体权力的要求------冲击和撕裂着国际领域。在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曾将不同背景的人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此刻，在非洲、亚洲、中东和欧洲的不同地方，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运动的衰落和因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权力的消退，看上去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孕育状态的宗教敌意突然释放出来了。一部分是在对以消费和大众娱乐为基础的世俗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做出反应，宗教性强烈的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在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以色列的正统犹太教运动、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出现的原教旨主义以及美国的福音基督教活动。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从族裔和种族认同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中有过经历分裂的体验，尽管美国遭遇的分裂并非是极端性质的，也并不带有暴力行为。

表27.1　1960---200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

最新的移民

因为移民人口的变化，文化和种族多元化开始在美国日益明显。1965年移民法实施之前，20世纪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如在第二十五章中提到的，1965年移民法全面改变了移民的来源地。1965---2000年，将近2400万移民进入了美国，这个数字仅仅稍微低于1880---1924年移民高潮时的2700万人。其中50％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35％来自亚洲，一个较少的部分来自中东和非洲。只有10％来自欧洲，大多数欧洲移民来自遭到战争破坏的巴尔干国家和前苏联。

2000年，在美国居住的外国出生的人数为3100万以上，或者说是美国人口的11％。尽管这个数字低于1910年14％的高峰数字，但就绝对数字而言，它代表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总数。新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美国的宗教和种族版图。2000年，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教徒有300万人以上，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加起来超过了100万人。

与过去一样，大多数移民成为了都市居民，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迈阿密等城市成为他们最通常选择的目的地。新族裔社区也出现了，成为商店、餐馆、外文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像商人和律师等职业人士的栖身之地。与从前不同的是，移民不再是集中居住在大城市的一、两个区域内，而是迅速地迁入外围社区和老城郊地区。移民的涌入使得一些社区重新焕发了活力，如纽约市的华盛顿高地（WashingtonHeights，一个多米尼加人的社区）和法拉盛（一个亚裔美国人的中心区）。20与21世纪之交，拉美裔人的一半以上居住在城郊地区。加利福尼亚的奥兰治县在1960---1990年曾是城郊保守主义的大本营，20世纪90年代末却选出了一位拉美裔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虽然绝大多数移民居住在东西两海岸，但也有一些人迁居到其他的地区。他们将文化和种族的多元化带入了美国内陆那些曾经一度是完全的同宗同族同文化的社区之中。

1965年后的移民构成了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劳动力流动运动的一部分。2000年，全球移民人口估计在1亿人左右。移民来到美国的人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他们中间有穷人、从充满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地方来的大字不识的难民，如逃离当地内战和贫困的中美洲人和逃离当地压迫性政府的海地人和柬埔寨人等。然而，许多移民是来自类似印度和韩国这样国家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在那些国家，获取专业技能工作的机会尚未赶上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

在美国历史上，妇女第一次构成了新移民人口的多数，这反映出从前那些对男性移民有吸引力的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减少，同时也反映了传统女性工作领域------如照看孩子和老人以及零售业------中的就业机会的扩展（许多人的工资是由他们的雇主以"不记账"的方式来支付的，这样雇主可以避免纳税。这种做法在1993年时成为公众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当时克林顿总统被迫撤回对两名女性内阁成员的任命提名，因为证据显示她们曾利用这种方式雇佣了无身份的移民作为家庭佣工）。由于廉价的全球通讯和喷气式飞机旅行的方便，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经常通过打电话和回访方式与原籍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新多元化

拉美裔群体构成了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Latino"这个词是在美国发明的，它包括了不同原籍的人------墨西哥人、中美和南美洲人以及从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海岛屿来的人，包括来自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波多黎各的人（尽管波多黎各人本身就是美国公民，而不是移民）。2000年，墨西哥人口达到了9500万，成为了世界上讲西班牙语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贫困、高婴儿出生率以及它与美国在地理上的接近使它成为最大的合法与非法移民的来源地。2000年，墨西哥裔美国人组成了美国西语裔（Hispanic）人口的大多数，占了洛杉矶居民人数的将近一半。

拉丁美洲人在2006年的人数为4100万，是美国最大的少数种族群体。他们在娱乐业、体育和政治等领域中占有非常耀眼的位置。事实上，西语裔人的出现改观了美国人的生活。"José "(1)现在成了得克萨斯州出生的男婴最热门的名字，在加利福尼亚州也是第三抢手的男婴名字。史密斯（Smith）仍然是美国最常见的姓氏，但加西亚（Garcia）、罗德里格斯（Rodriguez）、冈萨雷斯（Gonzales）和其他西语裔姓名都进入了美国前50个大姓的行列。

拉美裔社区处于远比全国其他地方更为贫困的状况。在洛杉矶、迈阿密和其他拥有大量讲西班牙语人口的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兴旺发达的中产阶级。然而，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绝大部分移民却为劳工市场上最低等级的工作展开激烈竞争。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涌入扩大了都市地区的低工薪阶层和农业劳工的队伍。拉丁美洲人在教育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其他的美国群体。以拉丁美洲人为主的西部农业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跌落到20世纪60年代西泽·查维斯组建联合农业工人工会时的悲惨境地。

亚裔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两地的亚裔人口曾经规模很小，但在1965年之后，亚洲移民大量进入美国。2000年，亚裔美国人的人口为1190万，是1970年的8倍。与拉美裔一样，亚裔美国人也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他们中包括了受过良好教育的韩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以及来自柬埔寨、越南等国的贫穷难民。年轻的亚裔美国人在家庭关系非常密切的、极为重视教育的社区中长大，他们成批成批地进入了美国的大专院校。这个曾在历史上遭遇了极为苛刻的种族歧视的群体，此刻获得了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成功。美国白人将亚裔美国人看成是"模范少数种族"。2000年，亚裔美国人家庭的年平均收入达到了53000美元，超过了白人家庭。然而，亚裔美国人比其他任何种族群体都更为明显地占据了收入光谱的两个极端。大量亚裔的年收入如果不是在75000美元以上（医生、工程师和企业家），就是在5000美元以下（在血汗工厂和餐馆中靠打工谋生的无技能工人）。

当然，美国自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但在过去数个世纪中，种族关系的发展一直受到黑白种族的划分和奴隶制与（黑白）种族隔离历史的影响。拉美裔和亚裔日趋显著的存在意味着两元种族体制的分类已经不足以准确地描述美国生活的现状了。多元种族的形象和画面开始进入电视节目、电影和广告业。跨种族婚姻曾为41个州所禁止，现在却成为常见的和为人普遍接受的实践。20与21世纪之交，亚裔美国人的婚姻有一半涉及非亚裔的婚姻伴侣。同类数字在拉丁美洲人的婚姻中为30％。有些评论家开始谈论"种族主义的终结"和一个真实的无肤色界限社会的出现。其他人则称，当亚裔和一些拉美裔被纳入到扩大的美国"白人"种类之中的时候，黑白种族之间存在的障碍几乎与从前一样难以被穿越和克服。

但在21世纪来临之际，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多元化将在美国存留下去。2000年，白人占美国人口的70％，黑人和西语裔人各占13％，亚裔占6％。因为少数种族人口的出生率高于白人，联邦人口统计局预计在2050年时，只有50％的美国人将会是白人，稍低于25％的美国人将是西语裔人，黑人和亚裔将各占13％。

20世纪90年代的非裔美国人

与1900或1950年的情况相比，20世纪与21世纪相交时美国生活所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法定种族隔离制度的消失和黑人全面地进入了那些曾将他们彻底排除在外的美国生活领域。由于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的减少和许多肯定性行动项目的有效实施，与白人一起在大公司的董事会、办公室和工厂中共事的黑人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字。例如，黑人警察人数从1970年的24000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65000人。2000年，有37％的黑人声称他们上过大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对黑人的帮助很大；黑人家庭平均收入的涨幅超过了白人家庭。

黑人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变化是美国移民人口中非洲人越来越明显的存在。1970---2000年进入美国的非洲人在人数上相当于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进入美国的非洲人的两倍。散居海外的非洲人群体------非洲本土出生的人、加勒比海人、中美和南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以及带有非洲根源的欧洲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与美国奴隶的后代一起在美国安家落户。

来自尼日利亚、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人是非洲移民的最大群体，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城市落脚，主要在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哥伦比亚特区。有些人是从索马里、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内战中逃亡出来的一贫如洗的难民，但更多的人是专业人士------有一半以上的非洲新移民拥有大学学位，这个比例高于任何其他的移民群体。事实上，随着医生、教师和其他掌握了高技能的人前往美国寻找在经济不发达的本国并不存在的发展机会，一些非洲国家对"智力流失"现象抱怨不止。一些人获得了成功，但其他人则发现，要使自己原来的资历在美国得到认可，并非易事；他们最终找到开出租车的工作或以在街头零售交易市场上贩卖非洲手工艺品为生。

然而，相对于白人或其他新移民来说，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之中。黑人的失业率始终是白人的两倍。他们的中等家庭收入为29000美元，26％的家庭位于贫困线以下，这些都使得他们落后于白人、亚裔和拉丁美洲人。黑人儿童的一半生活在贫困之中，2/3是未婚生育的结果，在从健康到住房的每一项社会状况指标中，黑人继续落在后面。尽管黑人中产阶级在不断扩大，但拥有住房或拥有职业和管理层工作的黑人在黑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白人人口的同类比例。住房隔离的现象仍然四处可见。2000年，大约有1/3的黑人人口居住在城郊地区，但他们所居住的主要是黑人社区。

表27.2　1970---2000年家庭住房拥有率（按群体分列）

联邦法院扮演的角色

与19世纪后期一样，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最后几年也逐渐从民权革命中后撤。大法官们为遭受种族歧视的人赢得法律诉讼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并对白人所称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剥夺了他们的权利的说法越来越表示同情。在帕特森诉麦克莱恩信用协会案（Pattersonv. McLean Credit Union）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禁止一名黑人雇员利用1866年民权法就在工作期间曾遭受过种族骚扰而对雇主提出起诉并要求赔偿。大法官们说，这条法律所禁止的是在签署合同时的歧视，而不是在工作中的歧视。

同一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里士满的一项法律，该法将市政府建筑合同的30％预留给少数种族的商业公司。在市议会制定新的法律之前，在5年之内黑人公司获得这些合同的数量不到总数的1％。然而，执笔写作判决书的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坚持认为，在缺乏政府官员所发表的带有明确种族歧视内容的言论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种族歧视的指控无法得到验证。她猜想说，黑人也许可能"被非建筑业的其他行业所吸引"，她的口气好像在说，黑人的职业分布似乎在历史上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

尽管种族多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公立学校的隔离情况------此刻不再是法律要求的种族隔离，而是因住房模式和城市与城郊学区的划分造成的隔离------却日渐严重。大多数的城市公立学校系统的学生主要来自少数种族，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法院将越来越多的学区从废除种族隔离的命令中解脱出来。2000年，美国黑人和拉美裔学生与白人学生的隔绝情况比1970年还要严重。将近80％的白人学生在其就学的学校中很少与其他种族的孩子相遇。因为学校的经费是以财产税为基础的，贫穷社区在教育上的花费继续低于富裕社区。

监禁的蔓延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监狱人口有所下降。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都市犯罪率的上升，两大政党的政客们都竭力塑造一种"对犯罪行为决不手软"的公众形象。他们要求司法系统应将罪犯长时间予以关押，而不是改造他们。他们将吸毒上瘾视为一种犯法行为，而不是一种疾病。州政府加大了对罪行的惩罚，减少了假释的可能性。接连几位总统都发起向使用违禁毒品宣战的运动。其结果是，遭到监禁的美国人的人数剧增，大多数人被监禁是因为犯下了非暴力的贩卖和吸用毒品罪。

20世纪90年代，由于"快克"毒品热的降温和都市警察侦破手段的有效性，犯罪率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的下降。然而，因为前20年判罪法的行使后果，犯罪率的下降未能阻止监狱人口的上升。2006年，监狱人口达到了220万，是1970年的10倍。还有几百万人处在假释、缓刑或某种其他形式的犯罪监管情形之中。这些数字使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数字相形见绌。

随着监狱人口的上升，一种"监狱--工业复合体"开始出现。那些遭受非工业化严重打击、难以为继的社区将监狱看成是一种工作机会和财政收入的来源。1990---1995年，联邦和各州政府建造了200多座监狱。加利福尼亚花在建造监狱上的钱超过了花在本州大学上的钱。罪犯劳工的实践曾在19世纪后期因为劳工运动的反对而受到限制，此刻又死而复生了。俄勒冈的私人公司将犯人以每日3美元的价格"出租"。当人们致电环球航空公司要求订票的时候，接听电话的人很可能是关在加利福尼亚监狱中的一名犯人。

监禁的负担

一个以自由为豪的国家，却不断出现不自由的孤岛，少数种族成员对这其中所包含的讽刺意义感受最深。1950年，白人占监狱人口的70％，另外30％是非白人。到2000年时，这些数字被倒转过来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对于使用和销售"快克"毒品的惩罚非常严厉，"快克"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可卡因，它的使用者尤其集中在都市的贫困人口之中，在美国城郊地区经常使用的毒品是粉状可卡因，使用者所受的惩罚要轻得多。

黑人监狱人口比白人高出8倍。男性黑人的1/4有可能在一生的某一时刻在监狱中服过刑。犯罪记录使前犯人很难找到工作。因为许多的年轻人被关在监狱里，黑人的结婚率远远低于其他美国人群体。他们的孩子成为了"监狱孤儿"，被迫与亲戚住在一起或在寄养家庭中生活。有29个州严禁那些假释的人参加投票，还有7个州对前重罪犯实行终身剥夺投票权，据估计，约有400万黑人男性（相当于黑人男性人口的13％）在20世纪末被剥夺了投票权。在7个不准前罪犯投票的州里（亚拉巴马、佛罗里达、艾奥瓦、肯塔基、密西西比、内华达和弗吉尼亚）每4个黑人男子中就有一人被永久地剥夺了选举权。

被判罪的黑人也比白人更可能受到死刑的惩罚。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曾暂时地中止各州对这种处罚形式的使用，但法院很快允许它的恢复使用，尽管证据显示，它的使用带有明显的种族差异。在西方和其他国家废除了死刑之后，美国在1977---1999年执行了598桩死刑。19世纪30年代，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曾说，死刑在欧洲很普遍，但在美国很少见。在20世纪结束时，在美国排队等候行刑的死刑犯有3000人，美国与中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一起，同属于最经常将自己公民处以死刑的国家之列。

都市黑人长期以来积压的愤怒在1992年爆发出来。一个由全白人组成的城郊区陪审团宣布殴打黑人摩托车手罗德尼·金（RodneyKing）的4名白人警察无罪，尽管一位旁观者将他们的暴力攻击行为用录像机记录下来了。一场自1863年纽约市征兵骚乱以来最严重都市暴动立即爆发了。52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高达10亿美元。许多拉美裔青年分享黑人青年对警察虐待的愤怒，也参加了暴乱。这场暴乱说明，尽管有民权革命，但国家未能解决都市贫困阶级的困境。的确，少数种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经济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低失业率中受益甚多，但当繁荣在2000年停止的时候，这些收获很快又消失了。

权利革命的继续进行

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新的获得公众认可的运动的出现，反映出权利革命仍在继续发挥效力。1990年，新近组织起来的美国残疾人赢得了美国残疾人法的通过。这个影响深远的法律禁止在就业和晋升方面对残疾人实行歧视，要求改建公共建筑的出入通道，便于残疾人的进出方便。

20世纪90年代，一些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延续而来的运动也争取到最大的曝光度，其中著名的有争取同性恋权利的运动。这场运动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到抗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的工作上。这是一种通过性交往、使用毒品和带菌血液的传输而传播的致命疾病，它在同性恋男性中很快蔓延开来。同性恋者动员起来，发起了促进"安全性生活"的活动，防止对患有艾滋病的人实行歧视，要求联邦政府投入更大的资源来遏制艾滋病的蔓延。2000年，尽管有40万美国人死于艾滋病，但它在同性恋者中的传播已经被有力地遏制住了。然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例如非洲，艾滋病的传染仍然未能得到控制。

同性恋组织在政治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拥有较大规模同性恋人口的城市，如纽约和旧金山，政客们也期望赢得同性恋者的选票。总之，公众对于同性恋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这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美国社会态度所发生的最令人难忘的变化。

2000年的土著美国人

另外一个源自20世纪60年代但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得以发展的社会运动是美洲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Indian Movement）。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印第安人人口达到了400万------这不仅是人口增长的标志，也表现了一种自豪感的回归，这种自豪感使得许多人在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时第一次将自己认同为是印第安人。与此同时，在1971年建立的土著美国人基金的支持下，一些部落发动了一场要求对过去的不正义进行赔偿的运动。例如，2001年，一个纽约州法庭做出判决，就两个世纪前对卡尤加民族（CayugaNation）领土的非法掠夺赋予其2.48亿美元的赔偿金。

作为美国公民的印第安人享有某种虚假意义上的主权，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法律地位仍然得到一些承认。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在某些禁止赌博业的州内，印第安人继续经营着收入丰厚的赌场，这些赌场每年赚取的利润在150亿美元左右，这使得一些部落变得十分富有。这样的部落之一是康涅狄格州的皮克特部落。1637年，在一场短暂的、血腥的战争结束后，信仰清教的新英格兰人将皮克特人杀害或将他们买入奴隶制中。战后恢复和平的决议宣布说，该部落的名字将被从历史记录中彻底抹去。今天，皮克特部落的280名成员经营着福克斯伍德这座享有盛名的世界上最大的赌场。

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土著美国人的人口为250万人，其中80％的人带有混合印第安人血统和不带印第安人血统。当今印第安人居住在5个西部州（加利福尼亚、俄克拉荷马、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华盛顿）。尽管有些部落将赌场利润用来投资，改善印第安人的住房和医疗保健情况，为土著美国人学生设立奖学金等，但大部分印第安人赌场的规模不大，它们提供的收款员、女招待及其类似的低工资工作无法将印第安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土著美国人继续占据经济阶梯的最低一级。居住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中至少有一半人的收入是在贫困线之下。

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社会出现的新面孔与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另外一个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即对群体差异的强调和对群体认可的要求。"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用来形容一种对美国社会新旧多元化的新意识的词，也成为一种强烈的要求，要求工作机会、教育和政治各方面都要反映出多元化的现实。随着国内大学中的少数种族和妇女学生的增加，各大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来促使教师队伍的多元化，同时改革它们的传统课程设置。

多元文化主义的象征可从一些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普及来观察------黑人研究、拉丁语裔研究、妇女研究等等。文学系在白人男性的写作之外，也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作品加入阅读书目之中。众多的学者现在所从事的历史教学和研究所强调的是不同群体美国人的经历，而不是采用一种通用的民族叙事体。

与此同时，民意测验揭示了美国社会在宽容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问卷回答者中不反对种族间男女约会的人数从1987年的45％上升到2003年的78％。同一时期，那些认为同性恋者应该自动地被从教师职业中开除的人从50％下降到了35％。此外，通俗和流行的电视节目也以一种带有同情感的笔调来描写和表现同性恋者的角色。

关于认同的辩论

对于有些美国人来说，移民、少数种族和性革命继承者在美国生活中受到关注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不是对多元化的赞赏，而是一种对想象中的文化碎化现象的警觉。保守派和一些传统自由派对"认同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公开的谴责，认为它们破坏了一种共同的美国国家认同感。与围绕18世纪90年代惩外治乱法、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移民问题和20世纪初"新移民"问题的辩论一样，关于美国民族性的界定问题又再度成为一个争论激烈的政治问题。1992年比尔·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提出口号------"问题出在经济上，笨蛋！"------一方面是为了帮助那些纠缠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民主党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传统的经济问题上。共和党人则直截了当地诉诸那些对非白人移民大量涌入和传统"家庭价值观"衰落而甚为忧虑的人。然而，对多元化的不同认知并不是以党派路线的分野来划分的。

文化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和教育政策的改革引发了关于移民子女是否应被要求学习英语和进一步的移民是否应被禁止等问题的激烈辩论。这些问题已戏剧性地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政治之中，1994年，该州的选民曾批准了187号议案（Proposition187），该议案剥夺了非法移民和他们的子女享有福利、教育和大部分的医保服务的权利。一位联邦法官很快禁止了其中一项措施的贯彻实施，理由是控制移民政策是联邦政府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们同时也批准了其他的政策，包括禁止在州立学校中实行双语教学，禁止州立大学在录取新生时采用肯定性行动计划。2000年时，有23个州立法确认英语为官方语言（与一战之后实施的法律相似）。1996年废除福利的法律同时也禁止还未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接受食品券。

本土主义曾一度重获青睐。由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ry）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Herrnstein）写作的畅销书《钟曲线》（TheBell Curve, 1994年）宣称，它用科学方法展示了非白人人种天生的智力低下。皮特·布赖姆洛（PeterBrimelow）是一位英国出生的归化公民，他在《外国人的国家》（AlienNation, 1995年）中声称，非白人移民对美国的文化认同构成了一种威胁，应该被限制。这两部著作都呼应了19、20世纪之交时期那些理论家发出的关于"次等"种族将淹没真正的美国人------即白人------的警告。然而，自1900年起，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更为宽容的国家。以煽动偏见来收获政治利益的努力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的反移民宣传活动不但促使移民们在政治上组织和动员起来，而且也冒犯了许多白人美国人。2000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声称，他的保守主义种类是多元文化主义式的，而不是排他式的。

文化保守主义

在后来被称为"文化战争"------贯穿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围绕道德价值观的交锋中，移民问题只是其中的战线之一。由福音派牧师帕特·罗伯逊（PatRobertson）创建的基督教联盟成为共和党政治中的一支主力军。它发动了一系列的宣传攻势，反对同性恋者权利、堕胎、公立学校中的世俗主义以及政府对艺术的资助。如先前提到的，帕特·布坎南在199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中，呼吁发动一场"拯救美国灵魂的宗教战争"，这种呼吁使得许多选民深感不安，但文化保守派则将此作为他们新的战斗口号。

有时候看上去，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传统宗教文化和现代世俗文化之间的旧纷争重新开战。作为一种对20世纪20年代的呼吁，一些地方要求当地学校开设上帝创世说，这是一种与达尔文进化论针锋相对的宗教学说。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战斗看上去似乎永远没有了结。许多保守派对核心家庭的销蚀、移民所带来的种族组成的变化和传统价值观的整体堕落喋喋不休的抱怨和谴责。文化保守派在打击所谓不道德的战役中赢得了几个胜利，如禁止国家艺术基金会向那些明显从事性主题作品创作的艺术家提供资助，或1996年的捍卫婚姻法，该法禁止同性恋的家庭伙伴享受由联邦法律保证的配偶福利优惠。

"家庭价值观"的衰退

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家庭价值观"正不断陷入混乱之中。所有婚姻的一半是以离婚为终结的（这个数字在西海岸是70％），所有出生的孩子中有1/3是由未婚妇女所生，她们不仅包括了性生活频繁的青年女子，也包括了数量不断扩大的年龄在30岁和40岁阶段的职业妇女。2/3的已婚妇女在家庭之外工作，只有不到1/4的家庭是由"传统的"家庭所构成的------一个妻子、一个丈夫和他们的孩子们。尽管保守派在其中占了多数，联邦最高法院在1992年的凯西诉宾夕法尼亚计划生育组织案（Caseyv. Planned Parenthood of Pennsylvania）的判决中再次确认了妇女有权要求堕胎。该判决允许州实行强制性的等候阶段和提供反堕胎的咨询，但推翻了要求在堕胎手术进行之前必须通知丈夫的规定。"在自由的核心深处，"最高法院称，"存在着［人们］做出最隐秘的和与个人最相关的选择......的权利。"事实上，凯西案判决废除了实施数世纪之久的一个规定，那就是，丈夫有控制自己妻子身体的法定权利。

因为凯西案是以5对4票的微弱差距做出的，加上包括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在内的反对派要求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的坚决态度，堕胎权的法律地位将取决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未来组成的变化。(2)然而，就2000年而言，虽然保守派曾在里根和布什时期控制了总统，又在1994年之后控制国会和最高法院，但他们还没有取消堕胎权、恢复在公立学校的祈祷仪式或说服妇女放弃进入公共领域的打算，像共和党的国会领袖理查德·阿米（RichardArmey）非常粗俗地要求的，"去打点那些嫁人和带孩子的事情。"妇女们没有听从阿米的话。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妇女在所有大学学位获得者中占60％（1960年占35％），在法律、医学和商业等专业高级学位获得者中占40％（比40年前提高了5％）。20世纪90年代，堕胎率降低了，但主要是因为青少年获得了更多的避孕渠道。看来性革命和女权主义将不会退出美国生活。

反政府的极端主义

保守主义的激进派认为，联邦政府对美国自由构成了威胁，这种信念导致了私立民兵组织的诞生，这些组织的人自我武装起来，防止具有压迫性的当局的侵犯。像亚利安民族（AryanNation）、地方保安队（PosseComitatus）和其他自称是"基督徒爱国者"之类组织大肆散布掺杂着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政府的思想。像蒙大拿民兵这样的私人军队发誓要抵制联邦枪支控制法的实施。对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拥有枪支是拥有自由的一个主要象征。1995年，一位在华盛顿参加集会的人宣称道，"我们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热爱自由。"这次集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国会提出的禁止半自动杀伤性武器的立法议案。

许多私人民兵组织采用了美国革命时代的象征物和语言，他们从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潘恩的著作中挑选出一些对政府暴政的危险性所发出的警告，给他们的诉求增添光彩。他们警告说，两大政党的领袖们合谋要把美国的主权交给联合国，或交给某个被掩饰的国际阴谋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已存在了一些年，但直到1995年才突然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当年，一个名叫蒂姆斯·麦克维（TimothyMcVeigh）的极端反政府组织的成员，在俄克拉荷马市的一幢联邦政府大楼旁边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了168人，包括一家托儿所的许多孩子在内。麦克维被抓获、并被判处和执行了死刑。这是21世纪之前在美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这场爆炸事件提醒全国认识到使用暴力的反政府右翼群体所包含的危险性。

弹劾与2000年总统选举

当克林顿在政治上不断向中间派立场靠近时，20世纪90年代激烈展开的党争看上去实在是不无讽刺意义。共和党对克林顿的极度不喜欢只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解释，即至少看上去他象征着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为保守派所切齿痛恨的一切。在念大学的时候，总统曾经吸食过大麻，参加过反战示威游行。他娶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做老婆，做出了要领导一个有多元文化主义形式的政府的姿态，并对同性恋者的权利方面表示支持。克林顿的人气居高不下，这使保守派感到十分不解，颇为沮丧，然而这也使他们更加确信，美国生活之中缺乏某种非常深层的东西。从他的政府一上任起，克林顿的政治对手和一个对渴求丑闻的媒体就已经到位，准备随时出击，而克林顿自己则为他们提供了弹药。

克林顿弹劾案

对公职人员的性行为不端行为予以谴责在美国已有相当漫长的历史。联邦党人曾指责托马斯·杰斐逊与他的女奴萨莉·赫明斯发生过性关系，这个指责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DNA检测似乎得到了证实。然而，在20世纪80、90年代，对政治人物的私生活的检查和搜寻比过去要更加严格。如前一章提到的，格雷·哈特因为一桩婚外恋而被赶出了1988年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争。1991年，参议院针对黑人保守派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被提名就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事举行听证会，法学教授阿妮塔·希尔（AnitaHill）对托马斯提出了性骚扰的指控，听证会因受到这种刺激性插曲的干扰而一度陷入混乱。参议院最终不顾女权主义者的愤怒，以极其微弱的多数认可了托马斯的提名。

从克林顿上台的第一天开始，有关性行为不端的指控就一直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他。1993年，一场针对发生在阿肯色州的、名为"白水"土地交易的调查就开始了。克林顿和他妻子从这桩买卖中有所获利。次年，一名名叫葆拉·琼斯（PaulaJones）的阿肯色州妇女，提出控告，指责克林顿在就任州长期间曾对她进行过性骚扰。1998年，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文斯基（MonicaLewinsky）有过暧昧关系的事情被曝光。被委任负责调查白水地产案的特别律师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Clark）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莱文斯基。克拉克发布了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其中包含了对克林顿与这位年轻女性之间性行为的近似淫秽作品般的细节描述，克拉克指责总统说谎，因他在琼斯案录证词时曾对此事予以否认。1998年12月，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决定以作伪证和妨碍司法的罪名弹劾克林顿。他成为第二名在参议院受审的总统。1999年初，参议院进行审判投票。两项罪名没有一项获得一个简单多数的支持，更不用说要将克林顿从白宫赶出去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

卡尔·马克思曾经写到，当历史事件发生两次的时候------第一次发生时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1868年对安德鲁·约翰逊的弹劾是围绕当时美国历史上一些极为重大的问题------南部的重建、前奴隶的权利、联邦政府与州之间的关系等展开的。在许多人看来对克林顿的弹劾所纠缠的是一种少年人的胡闹。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对肯尼思·克拉克和国会议员对克林顿性行为细节的纠缠表示出一种极大的反感和痛恨，在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总统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厌恶。在整个弹劾期间，克林顿继续保持了很高的支持率，这表明传统的对待性道德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如何深刻的改变。

充满争议的总统选举

如果克林顿2000年能够再度连选连任的话，他也许会赢得选举。然而，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之后，宪法进行了修改，将总统任期限制在两任之内。民主党人提名副总统阿尔·戈尔（AlGore）作为克林顿的继承人（与他搭档的是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Lieberman］，后者是第一位犹太人副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提名乔治·W.布什------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克林顿前任的儿子------作为总统候选人，提名前国防部长迪克·钱尼为他的竞选搭档。

这次选举是美国历史上胜负最为接近的大选之一。选举结果直到选举结束之后一个月才见分晓。戈尔以非常小的一个多数------1亿张选票中的54万张，或者说1％的一半------赢得了民选票。谁赢得了选举人团的胜利则取决于哪一位候选人赢得了佛罗里达。佛罗里达的投票站存在着普遍的混乱，计算选票时也有不合规范的情况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布什声称赢得了几百张的多数票。在选举结束后的几天内，民主党人要求对佛罗里达的选举重新进行人工计票，因为机器无法确定选民的投票意向。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命令进行重新计票。

正如克林顿的弹劾让人记起对安德鲁·约翰逊的审判，2000年对总统职位的争夺看上去犹如在重复结束重建的那场总统选举（在那场选举中，佛罗里达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与1877年一样，决定选举最终结果的重任落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肩上。2000年12月12日，在一项5对4票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命令佛罗里达州停止正在进行的重新计票，允许该州州长杰布·布什（乔治·W.布什的弟弟）签署共和党候选人赢得了该州的证书，布什从而也赢得了总统选举。

布什诉戈尔案（Bush vs. Gore）是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最为令人哭笑不得的判例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高法院曾重申了州在联邦制中的地位，强调了当声称遭受歧视的个人对州进行起诉时州享有豁免权，同时否定了国会有权强迫州去执行联邦政策。此刻，它却推翻了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解释本州选举法的一项决定。许多观察家都没有预计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会考虑这桩案件，因为它看上去并没有提出一个与联邦宪法相关的问题。大法官们对自己的决定做出辩解，说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要求一州的所有选票都应根据一个单独标准来计算，这个要求在使用多种不同的投票机和纸选票的佛罗里达州是不可能做到的。也许因为意识到这个新的宪法原则会引发对全国各地的选举结果的争议------因为许多州的选举制度都像佛罗里达这样的复杂------最高法院补加一句说这个新的原则只适用这一个案例。

2000年选举的结果

2000年选举最令人难忘的倒不是它负有争议性的结束，而是它所揭示的国家内部出现的对等的划分。布什和戈尔各自基本上赢得了一半的民选票。选举人团的最后结果是271对266，这是自1877年以来最为接近的选举结果。参议院的席位以50对50的划分在两党之间分配。然而，这些数字掩藏了深刻的政治和社会裂缝。布什赢得了整个南部和几乎所有的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州的农场地带和落基山地区。戈尔赢得了东北部、旧西北部和西海岸地区几乎所有的州。少数种族以很大的比例将选票投给了戈尔，白人选民则倾向于选择布什。结果同时也揭示了"性别差距"。直到20世纪60年代，妇女倾向于不成比例地投票支持共和党。2000年，妇女以高出11％的比例将票投给了戈尔，与此同时，男人也以同样的高比例将票投给了布什。

民主党人将布什的险胜怪罪于联邦最高法院、拉尔夫·纳德以及纯粹的坏运气。纳德是以环保主义绿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的，他在佛罗里达赢得数万张民选票，不然的话，这些票本来应该是投给戈尔的。有一个县，一个选票设计上的错误对几千名戈尔的支持者产生了误导，他们无意中将票投给了独立的保守派候选人帕特·布坎南。如果他们的选票被计算在戈尔所赢得的民选票里，他将当选为总统。然而，戈尔输掉佛罗里达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有60万人------主要是黑人和拉美裔人------在被判为重罪犯之后终身丧失了选举权（就全国而言，有500万人以上因为犯罪记录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因为害怕被贴上对犯罪手软的标签，民主党人曾长期随大流，支持终身剥夺重罪犯的选举权的政策，尽管这项政策主要会影响到有可能将票投给民主党人的少数种族的成员。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党人自己将布什送进了白宫。2007年，佛罗里达的豁免委员会投票决定，允许本州前重罪犯中的大多数------估计在95万人左右------重新获得选举权。

遭遇挑战的民主制度

2000年选举在"民主10年"的末尾出现，它揭示了美国政治体制在20世纪结束时令人担忧的一些特征。选举人团最初是由建国者们设计来确保国家的精英而不是普通选民得以选举总统，却将一个被大多数选民所反对的人送进了白宫，这实在是政治民主体制中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结果。一个以现代技术引以为豪的国家却拥有一个不能可信地决定公民选择结果的投票机制。如果将国会和总统选举加在一起，整个选举的花费高达15亿美元，大部分是从有钱的个人和大公司的捐赠者那里募捐而来的。这种情形强化了这样的信念：金钱控制了政治体制。未来几代人将需要就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思考：当经济市场上的权力与政治和思想市场上的权力相互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结合对民主的含义意味着什么。

2000年的大量证据还揭示一个非常广泛的与公共生活脱钩的现象。随着各级政府争相将它们的活动转交给私人合同方来运作，数百万的美国人将自己与同胞公民隔离开来，搬迁到居民社会背景更为相同、用围墙圈围起来的社区中去居住，那种提倡拥有一种分享的公共空间的思想看上去将要消失。类似家长--教师联合会、童子军和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在成员人数和志愿服务方面都遭遇了下滑。政客和政党在公众心目中名誉和信用扫地，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激发起选民的热情，选民投票率远远低于其他的民主国家。将近一半的合格选民甚至对前去投票不屑一顾，在州和地方的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一般只有20％和30％。1960年观看电视直播的尼克松--肯尼迪辩论的人数多于2000年观看布什--戈尔辩论的人，尽管人口在这期间增加了1亿之多。两位候选人都往政治中间派的立场靠拢，依赖于民意测验和征询媒体顾问意见的结果来决定他们要传达的信息。许多主要的问题，如医疗保险、种族关系和经济不平等等，在竞选中几乎连提都没有被提到。

自由与新世纪

以2000年选举为终结的那个世纪见证了巨大的人类进步和令人无法想象的人类悲剧。它目睹了亚洲与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妇女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享有了完整的公民地位和权利以及人类在科学、医学和技术等方面取得的令人惊叹的进步。各种新产品得以广泛的传播，并能以前所未有的低廉价格获取它们，相比起从前任何一个世纪，更多人的日常生活条件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改善。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生命预期从40岁提高到了67岁，识字率从25％增加到80％。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来说，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已经超越了获取基本的食物、衣物和住所。这是第一个人类能够达到如此水平的世纪。然而，20世纪同时也目睹了随进步而来的阴暗面，包括不可胜数的战争和屠杀带来的死亡以及自然环境的普遍退化。

美国的例外

在美国，人们在2000年比从前几代人生活得更加长久，更加健康，他们享有一个世纪之前人们无法想象的物质丰富、生活舒适的水平。1900年，用今天的美元计算，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是3000美元。普通的美国人家没有室内厕所，没有电话或汽车，没有高中毕业生。直到1940年，1/3的美国家庭仍然还没有自来水。2000年，健康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男人和女人的平均预期生命上升到74岁和79岁（在1900年它们分别是46和48岁。）2000年，有1500万美国人上大学，比1960年的数字增加了3倍。

2000年，每7个美国人中有一个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上。这个数字在21世纪中无疑将继续上升，它也带来了对未来的医疗保险费用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经济稳定性的担忧。然而，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将享受较之过去更长久、更有成就的退休生活。另一方面，美国的贫困、收入不平等和婴儿死亡率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的经济发达国家，在私有企业工作的工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参加了工会，这个数字是自19世纪以来最低的。

许多对美国生活产生影响的变化，如妇女角色的转型、人口中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期、城郊化的扩展、工业就业的衰退等，也都发生在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中，但在某些方面，处在21世纪曙光之中的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有诸多的不同之处。在美国盛行的自由观似乎更倾向于争取个人的进步，而不是更为广阔的社会福利。2003年，当人们被问道，在两种自由中间------由政府来保障免于匮乏的自由和拥有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哪一种更为重要，只有35％的美国人选择了保障免于匮乏的自由，而做出同样选择的德国人为58％，法国人和英国人分别都为62％，意大利人为65％。美国是一个更为信仰宗教的国家。60％的美国人赞同这样的说法："宗教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持有同样看法的英国人为32％，意大利人为26％，法国人只有11％。三个美国人中有一人会说他或她相信圣经所言句句是真理，一半的美国人相信美国受到"上帝的特别保护"。在美国，宗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相互强化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西欧那些更为世俗化的国家。

其他形式的美国例外主义具有一个更为阴暗的方面。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拥有最高的涉及使用枪支的谋杀率。1998年，也就是能够找到比较数字的最后一年，美国有11789桩涉及枪支的谋杀案件，同一时期发生在德国的同类案件的数字为373件，在加拿大为151件，在英国为54件，在日本为19件。

不同种类的自由

在2000年1月1日半夜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严格地讲，是在21世纪真正开始的前一年），克林顿总统宣称，"20世纪的伟大历史是自由和自由的人民的胜利。"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自由仍然是进行自我界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出发点。当一份民意测验问道："作为美国人，最让你感到骄傲的是什么？"69％的人回答说："自由。"美国人对不同的个人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变得更加宽容。他们享有一种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相比的表达自由的程度。然而，他们关于自由的定义在20世纪进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权利革命的影响和反政府保守派在政治上的上升，对自由的界定倾向于强调个人的能力，即个人能够不受权威的约束，实现自己的愿望，发挥自己的潜力。其他的美国传统------作为经济保障的自由、积极参与民主政府的自由、为那些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争取社会正义的自由------看上去已经失势了。美国人在自身内部寻求自由，而不是通过社会机制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20世纪末的美国生活包含了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较之从前，美国人享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享有了更少的为前辈人所称的"产业自由"。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虽然在持续进行，但它并没有完全解脱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安全感。全球化将国内和国外的工人当成生产中可以相互置换的部件来看待，可以不经事先警告就随时迁移和解雇，它似乎将个人和国家主权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经济自由长期以来与经济保障相互关联，因为权利在历史上一向与民主参与和在民族国家中的成员地位和身份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些过程都对传统的自由理解带有并不吉祥的含义。20世纪末美国自由观的出发点是：拥有进入消费市场的权利，在不受政府、社会公民权或共同政治文化的约束之下，追求和宣扬个人的自我成就感；这种自由观能否提供一种足以理解21世纪世界的方法，我们仍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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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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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s, H. W.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 (2001). 探讨了自由派通过批判越战和水门事件而贬损政府信用的做法如何为反政府保守主义势力的成功铺垫了道路。

Cassidy, John.Dot. com (2002). 描述了"新经济"的兴起与衰落。

Christianson,Scott. With Liberty for Some:500 Years of Imprisonment in America (1998). 一部关于美国监禁历史及其近期急速扩张的全面研究著作。

Foner, Nancy.From Ellis Island to JFK: New York's Two Great Waves of Immigration (2000). 关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移民的研究，讨论新移民与早期不同时代的新来者之间的异同之处。

Friedman, ThomasL.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1999). 一部关于全球化及其经济前景的重要著作。

Hodgson,Godfrey. More Equal Than Others: America from Nixon to the New Century (2004). 一部关于现代美国史的概览著作，指出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这些年来一个主要趋势。

Johnson, Haynes.The Best of Times: America in the Clinton Years (2001). 一部带有同情语调的关于克林顿总统任期的记述。

Judis, John B.The Paradox of American Democracy (2000). 讨论民主党的传统被不断增长的金钱影响力和不断减少的选民参与所减弱。

Katz, Michael B.The Price of Citizenship: Redefining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2001). 展示福利政策的历史，并关注克林顿政府的福利改革计划的起源和影响。

Levitas, Daniel.The Terrorist Next Door: The Militia Movement and the Radical Right (2003). 一部关于1990年代右翼极端主义的细致研究著作。

Phillips, Kevin.Wealth and Democracy (2002). 一部对金钱影响美国政治的做法的批判性著作。

Power, Samantha.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2002). 讨论1990年代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与美国对此做出适当回应相关的问题。

Roberts, Sam.Who We Are Now: The Changing Face of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4). 一部表现美国人的社会构成的著作，著作是以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的。

Smelser, NeilJ., and Jeffrey C. Alexander. Diversity and Its Discontents: Cultural Conflictand Common Ground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1999). 描述1990年代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与政治间的紧张关系。

Stiglitz,Josep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2002).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某些结果的批判。

第二十八章　9·11与下一个美国世纪

［大事年表］

1988泛美航空公司客机在飞越苏格兰领空时被炸

1993世界贸易大厦被炸

1997京都议定书

1998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

2001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美国

持续自由行动

美国爱国者法

2002布什指认"邪恶轴心"

国土安全部成立

2003联邦最高法院支持肯定性行动原则

劳伦斯诉得克萨斯案

自由伊拉克行动

萨达姆·侯赛因落网

2004拉苏尔诉布什案

2005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

2006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特案

反恐战争

9·11之前的布什

在成为总统之前，乔治·W.布什曾经担任过石油工业的公司主管和得克萨斯州的州长。他通过努力，帮助共和党摆脱了与20世纪90年代中那种反移民话语之间的联系，并证明自己将能有效地鼓动和推进被他称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由于他在2000年大选中是以极其微弱的多数取胜的，他进入白宫时并没有一个范围广大的民意支持。他获得的民选票少于自己的对手戈尔，他的政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仅占有一个微弱的多数。尽管如此，布什从一开始就竭力追求一种保守主义式的政治议程。2001年，他说服国会立法，推动了美国历史上的最大一次减税行动。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变缓，他希望通过推动减税计划来刺激经济的新增长。他与20年前为罗纳德·里根采用的供应经济学观点保持一致，将最富有的一部分美国人作为减税的主要对象，理由是，这些人将会把减税省下来的钱投资到产生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中去。

布什还提出要改革环保政策，包括将阿拉斯加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园地（ArcticNational Wildlife Refuge）开放给石油钻探，允许伐木公司在国家森林中开放，他声称这将减少森林火灾。然而，在减税法案通过之后，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吉姆·杰福兹（JimJeffords）------一名温和派共和党人------宣布脱离共和党，改变身份变成独立派。他的行动使民主党人获得了在参议院比共和党人多一票的多数优势，这使布什继续争取立法成功的努力变得非常困难。

布什与世界

在外交政策方面，布什强调美国采取行动的自由，不受国际条约和国际机构的约束。2000年竞选时，他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国家构建"------美国对世界上处在混乱状态的地区中建立稳定政府提供支持------的偏好。进入白宫后，布什宣布了推动建立一个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另外一个里根时代的继承品），尽管这样做要求美国撤出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因为该条约反对部署这样的系统。他废止了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声称他担心这个法庭会将它的司法管辖权延伸到美国公民头上。批评家们称布什正在回到美国孤立主义的传统之中，而这个传统早在二战之后就被抛弃了。

引起更大争议的是布什政府做出的不遵守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决定，议定书的目的是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科学家称，缓慢升高的地球温度将给世界的气候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全球变暖的原因是，当类似煤和石油等矿物燃料在燃烧时释放的废气被留存在高层大气时，来自地球的热量将产生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的证据于20世纪90年代首先出现，研究格陵兰岛冰层的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说，地球的温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有明显的升高。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一些原来为冰层覆盖的南极地区现在长出青草，全球的冰川都在融化和缩减之中。

今天，大多数科学家都将全球变暖视为一种情况甚为严重的情形。气候变化将可能威胁到长期形成的农业模式的中断，因温度升高而出现的冰川和极地冰盖的融化有可能提高海平面，使沿海城市遭受洪水泛滥的袭击。

当布什就任总统时，包括美国在内的180个国家同意接受由京都议定书设定的目标，减少矿物燃料气体的排放。因为美国所燃烧的矿物燃料量多于任何其他国家，布什以议定书将使美国经济变得疲软为由，对其予以否定，这使得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国内的环保主义者感到异常的愤怒。

"他们憎恨自由"

9·11改变了国际局势、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布什总统的执政内容。袭击发生之后，一场规模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潮随之而来，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它不是官方或私人组织发动和协调的结果，而是一种自发的表现。在全国，人们到处展示美国国旗，来表示他们的决心和对遇难者的同情。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急速上升，消防队员和警察等从事公共事业的人成为了国家的英雄。在这之前20年内，美国政治的主要语言集中在放松管制和个人主义，此刻整个国家却经历了一场分享一种共同的社会目的的情感更新。不同背景的美国人都分享到了这种共渡难关的感觉。

布什政府从这种爱国主义和与政府相认同的热潮中获益甚多。总统的支持率急速升高。与在其他危机时刻一样，美国人将目光转向联邦政府，尤其是总统，希望从那里获得信心、领导力量和果敢的决定。布什抓住这一机会，为自己的政府确定了一个新的方向和目的。与他的前任们一样，他也使用了自由作为呼唤处于战争之中的全国人民的战斗口号。

2001年9月20日，布什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和全国的电视观众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与罗斯福、杜鲁门和里根的言论遥相呼应："自由和恐惧处在交战之中。人类自由的进步......此刻取决于我们。"美国的敌人们，布什接着说，"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举行集会和相互表示不同意见的自由。"在后来的演讲中，他不断重复了这些主题。为什么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发动攻击，总统反复地问道。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热爱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憎恨自由。"

布什主义

布什的演讲宣示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原则，后来很快以"布什主义"而闻名于世。美国将发动一场反恐战争。与先前战争不同的是，这场战争只有一个界定非常模糊的敌人------世界上有可能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主义群体------而且没有一个赢得胜利的预定时间表。美国将不对恐怖主义分子和隐藏他们的政府进行区分，将不承认在这场新战争中有任何中间地带的存在："要么你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你与恐怖主义分子站在一起。"奥萨玛·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基地，阿富汗当时处于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组成的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布什政府要求塔利班交出本·拉登。当塔利班表示拒绝后，美国于2001年10月7日对塔利班的营垒进行了空中打击。

布什将阿富汗战争取名为"持久自由行动"（EnduringFreedom）。到年底的时候，美国的轰炸和由北方联盟（数年来一直与塔利班作战的阿富汗人）进行的地面战斗联合起来，将塔利班政府赶下了台。一个对美国友好、而且依赖于美国的新政府取代了塔利班政权。新政府废除了塔利班对妇女上学、电影、音乐和其他形式的西方文化的禁令，但却无法建立起对整个国家的全面控制。在阿富汗战争中丧生的美国人不到100人，阿富汗军人和平民的伤亡人数则有数千人。然而，本·拉登仍然没有被抓到，许多的塔利班支持者仍然对新政府的稳定形成一种威胁。事实上，在2007年早期，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某些地区恢复了他们的权力。

"邪恶轴心"

如同1941年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9·11不仅将美国卷入战争之中，而且也转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激发起一种要按照美国理想和利益来改变世界的决心。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后，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政策变化随之而来。为准备在中东地区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美国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包括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前苏联共和国的领土。这样的行动在冷战结束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政府还向菲律宾派出军队，协助当地政府打击伊斯兰暴动的军事行动，它还宣布在非洲建立一个更大军事力量的计划。它加强了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都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挑战。

布什反复强调说，推翻塔利班政权只是反恐战争的开始。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总统指责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藏身之地，并研发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对美国形成了潜在的威胁。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三个国家与9·11的袭击事件有牵连，或它们之间有过任何合作的关系（伊拉克和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还相互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布什仍然把这三个国家称为是"邪恶轴心"。

国家安全战略

2002年9月，即9·11袭击发生一年之后，布什政府公布了一份名曰"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与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一样，它勾画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带有根本意义的转向。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一样，文件一开始所讨论的问题不是武器或军事战略，而是自由。

文件将自由的组成部分界定为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宗教宽容、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些内容，它宣称道，是普世的理想，"对每个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正确的和真实的。"文件接着承诺，为了"推广自由的福利"，美国将不仅打击"恐怖主义分子"，也将打击世界范围内的"暴君"。既然自由处在危急之中，美国必须要在军事力量方面保持一个全面的优势地位，决不容许任何其他国家对它的整体力量、或对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主导权威进行挑战。国家安全战略宣布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原则------"先发制人"战争，以此来取代冷战时代的威慑战略，后者则假设，报复的确定性将使美国及其盟友避免遭遇攻击。如果美国认为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一种可能发生的未来威胁，美国就有权在这种威胁尚未变成现实之前对该国进行打击。

一个美利坚帝国？

"邪恶轴心"演讲和国家安全战略使得全世界大为震惊。9·11事件发生之后，对美国深表同情之心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支持阿富汗战争，视其为对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所做出的正当回应。2002年后期，许多海外的人担心，美国正在寻求一种违反国际法的、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权利。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荷兰出生的、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的伊沃·达尔德（IvoDaalder）警告说，正在走向"相互碰撞的道路"，因为华盛顿已经变得"对其他人的意见不屑一顾了"。一些批评家，包括与美国关系亲近盟友的领导人，也在怀疑：将世界划分成为自由的朋友和敌人是否会走上重复某些冷战时期的错误的道路？他们认为，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在范围上远远超出本·拉登的组织之外，反美主义也不仅仅来源于对美国自由的厌恶，而无论正确与否，往往来自于对美国的某些具体政策------如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以及对这一地区腐败的非民主政权的政策------的反对。与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一样，反恐战争看上去也将美国指引到与那些具有压迫性的政府------如持续违反人权的巴基斯坦和中亚各国政府------相互结成一种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各种针对美国打算将自己建成一个新全球帝国的批评和指责随之而来。的确，9·11事件及其后果不仅突出显示了美国易于遭到攻击的弱点，而且也突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能力。在每一项权力指数方面------军事、经济、文化------美国都远远走在全世界的前面。它的经济产出仅略低于世界经济总量的1/3，它的军费开支是全球军费开支的1/3。它国防预算是排在它之后20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在全世界都有军事基地，在每一个大洋中都部署了海军舰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难怪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会感到，美国拥有将秩序强加于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的责任，即便这意味着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国际行为规范。

在9·11之后的美国公众讨论中，曾经一度遭人诟病的"帝国"一词又堂而皇之地被广泛地使用。在外交政策的分析讨论中，"肩负帝国的负担"的必要成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如同我们所看到过的，将美国看作一个帝国的思想在美国有过一段漫长的历史，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杰斐逊的"自由的帝国"（ 见第七章）和麦金利的"仁慈的帝国主义"（ 见第十七章）。然而，对一个新美利坚帝国的讨论使国内外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愿看到美国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建世界。

面对伊拉克

这些潜在的冲突在布什政府提出和采取下一个行动时充分表现出来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从1991年海湾战争的失败中得以幸存。联合国通过决议，禁止伊拉克发展新武器，但侯赛因的敌人指责他把联合国决议视如儿戏。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偶尔会轰炸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对他不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配合的报复。

自布什政府上任开始，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夫威茨（PaulD. Wolfowitz）在内的一群保守派政策制定者们就决心将侯赛因赶下台。他们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军事战略------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在先，随后派出一支人数相对较少的军队入侵伊拉克。他们相信，遭受压迫的伊拉克人民将欢迎美国人作为解放者的到来，将会迅速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这将允许美国军队早日离开伊拉克。这一群人抓住9·11袭击事件带来的机会，推进他们的主张。布什总统接受了他们的看法。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则认为，征服和稳定伊拉克局势将需要投入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不应该在没有美国盟友的支持下贸然行动，但他发现自己在布什政府中处于一个孤掌难鸣的地位。

尽管侯赛因并不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证据证明他与9·11的袭击事件有直接的联系，布什政府却在2002年宣布了要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换"的目标。政府发言人指出，因为侯赛因研制一批"大规模杀伤性的"生化武器并正在努力获取核武器，他必须被赶下台。美国报纸和电视新闻记者不做任何独立核实，反复重复这些指控。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组建武器核查小组，但布什政府很快宣称，武器核查人员将永远无法揭示侯赛因的军事能力。2003年初，尽管他最初抱有疑虑和担心，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做了一次发言，陈述了布什政府的理由。他声称，侯赛因拥有一个移动化学武器实验室，并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分别藏在许多地方，还在力图从非洲获得铀来制造核武器（所有这些指责后来都被证实是谎言）。在鲍威尔发言之后不久，总统宣布他打算无论联合国是否批准，他都将发动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总统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使用武力。

伊拉克战争

布什政府打算向伊拉克开战的决定分裂了西方联盟，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战运动。2003年2月，全球有1000万到1500万的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即将来临的战争。美国也爆发了大型反战抗议活动，将越战时期反战运动的老将们和一批不同背景的年轻的运动积极分子集合在一起，他们为一种共同的信念而团结起来：即对一个可能在未来构成威胁的国家发动战争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外界政策的"现实派"，包括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在前共和党政府内的成员，警告说，政府将伊拉克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将减少对付真正敌人基地组织的注意力，而后者仍然具有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能力。尽管政府宣布自己的长远目标是将中东转换成为一个民主的堡垒，但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单方面地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的传统敌人（如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传统盟友（如德国和法国）都拒绝支持针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战争。许多美国人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感到十分愤怒。一些餐馆停止供应法国葡萄酒，参议院的餐厅将"法式炸薯条"（frenchfries）改名为"自由炸薯条"（freedomfries），让人回想起在一战时期给一些带有德国名称的东西改名的情形。

虽然没有获得联合国对其打击伊拉克要求的批准，美国仍在2003年3月径直发动了战争，它唯一的有些分量的盟友是英国。布什总统将这场战争命名为"伊拉克自由行动"。他宣称说，战争目的是"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把自由带给他人"。在精确轰炸、卫星导航导弹和训练有素的士兵的配合攻击下，侯赛因政权自然不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对手。一个月之内，美国军队占领了巴格达。侯赛因也在躲藏了数月之后，被美国军队活捉，最终被带到一个伊拉克法庭受审。2006年末，他因在统治时下令杀害许多的伊拉克人而被判处死刑，随后即被处死。

又一个越南？

巴格达被攻陷之后，布什总统身着空军飞行员的飞行服，出现在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他头的上方挂着一条"圆满完成使命"的横幅。然而，在侯赛因倒台之后，所有的事情似乎都乱了套。伊拉克政权垮台之后出现的不是欢迎美国解放者的游行，而是抢劫和混乱。美国军力有限，无法建立起秩序，人群借机大肆抢劫图书馆、博物馆、政府办公楼和商店，他们还抢得了大批的武器。一场针对美国士兵和与美国人合作的伊拉克人的叛乱随即开始。随着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民兵开始相互攻击，教派暴力活动迅速蔓延到伊拉克全境（在侯赛因统治时期，作为人口少数的逊尼派掌握了政府和军队，此刻什叶派大多数企图掌权，并进行报复）。尽管伊拉克举行了几次选举，但美国发现，要建立起一个强大到能够控制全国秩序的伊拉克政府是不可能的。2006年，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结论说，伊拉克变成了它原来的样子------一个意图攻击美国人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藏身之地。

伊拉克战争的最初阶段，美国士兵的死亡人数不到200人。然而到2006年底，伊拉克处在爆发内战的边缘，美国军队死亡人数达到了将近3000人。根据美国和伊拉克科学家的估计，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也在战争中丧生，更多的人则逃离到周边国家寻求安全。最初，布什政府估计战争将耗资600亿美元，而且将主要从伊拉克自己的石油收入中来支付。到2006年早期，战争花费已经达到了2000亿美元，而且还在迅速升高，叛乱使得伊拉克无法恢复大量的石油生产。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伊拉克战争将最终耗费美国2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几乎令人不敢想象的数字。

因为看不到伊拉克冲突结束的日子，人们便开始经常将它与美国在越南的经历进行比较。伊拉克和越南当然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情况。然而，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的政策都是由那些对这些国家知之甚少或完全无知的官员制定的，他们把美国军队送往这些国家，完全不信任国务院内对这些地区十分了解的专家，这些专家对于取得迅速的军事胜利和长期的政治成功的可能性往往持有一种怀疑态度。战争的设计者们更愿意从那些被萨达姆·侯赛因逐出流放的反对派那里获取关于伊拉克的知识，而后者往往过分夸大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和伊拉克民间对美国入侵的支持程度。政府官员对战后重建的计划想得很少。

世界与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转向。美国曾在拉美国家事务中经常进行单边干预，但在西半球以外的地方，美国从前很不愿意使用武力，除非是作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尽管自二战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但它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爆炸性的区域的中心地带对一个国家实行过占领。

历史上，美国很少发现自己在世界民意中处于如此孤立的状态之中。最初，在美国国内，伊拉克战争受到民众的支持。不管怎么说，与先前的战争不同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政府并没有要求民众做出牺牲。税收没有增加，也没有重启征兵制度来扩充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承受重大压力的美国军队。许多美国人都相信政府的说法，即萨达姆·侯赛因与9·11有牵连，并藏有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侯赛因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被公之于众时，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便不攻自破了。后来的调查显示，与政府的说法相左的情报都遭到搁置或无视。当武器一说失去信用之后，布什政府开始强调战争是为了给伊拉克人民带去自由。这种说法与根基深厚的美国价值观倒是非常合拍的，能够引起共鸣。然而，到2007年初，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这场战争是一场失败的事业。

第321心理行动连的士兵正在用海报覆盖张贴在伊拉克费卢杰（Fallujah）市墙上的反美标语。这些海报在表现美国为改善伊拉克状况所做努力的同时，也显示了美军遮掩乃至彻底抵消当地反美情绪的企图。

外部世界的大部分人将美国视为一个不愿遵守国际法规则的超级大国。他们认为，美国的独立宣言曾宣称其签署者"对人类意见的郑重尊重"，但现在的美国却变成这样一个国家：对其他人的意见，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充满敌意。2003年，一个全球民意测验显示，即便在西欧，大量的人将美国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伊拉克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储藏量的事实更使人们怀疑，美国的动机不是为了自由，而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伊拉克战争严重地扭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美国与联合国和与西欧盟友的关系。无论结果如何，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第三次发动了一场创造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努力。

9·11之后的国内环境

安全与自由

与早期的战争一样，反恐战争再次提出了安全与自由的平衡问题。袭击时间发生之后，国会快速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U.S. Patriot Act），这是一部冗长繁琐的法案（有300多页长），参众两院议员中没有多少人从头到尾地读完过。它赋予了联邦执法机构前所未有的权力，命令其负责防止新的、界定不清的"国内恐怖主义"犯罪，赋予其对公民进行电话监听、跟踪监视、拆阅信件、阅读电子邮件以及以不告知被监控人的方式从第三方（如大学或图书馆）获取个人信息资料的权力。一战和二战时期，官方曾分别发起过反德和反日宣传，但与从前不同的是，布什政府表示，政府不支持反阿拉伯人和反穆斯林的情绪。尽管如此，至少有5000与中东有联系的外国人被关押起来，1200多人遭到逮捕。许多人与恐怖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的人被关押好几个月，既没有提出正式的指控，也没有对外界宣布如何处置他们的命运。政府还在位于古巴领土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上建立了一个拘留中心，用来关押在阿富汗被俘的或被指控为从事恐怖主义的人。700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曾被关押在此。

2001年11月，布什政府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授权秘密军事法庭对被认为协助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非美国公民进行审判。在这样的法庭中，传统的宪法保护权，如被指控人选择律师、确认所有证据的权利，都不适用。几个月后，司法部宣布，如果美国公民被政府宣布为是"地方战斗人员"，他将在不受指控的情况下被无限期的关押，也不能被允许见律师。总统的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Fleischer）警告美国人说"小心你所讲的话"，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Ashcroft）则宣布说，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是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敌人的协助。

总统的权力

在新的强调安全的气氛之下，20世纪70年代针对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滥用权力而做出的一些法院命令和规定此刻都被停止使用了，这些机构也恢复了在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实行监视的做法。有些法律是国会授权的，但总统单方面地实施了许多这样的法律，声称作为战时的总指挥，他有权忽视约束他权力的法律。这样，9·11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布什总统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对美国人的电话进行监听，这是对一项管理国家安全局的法律的公然违反，该法律规定国家安全局的活动只限于外国情报的收集。

"战争，"伦道夫·伯恩在一战时期写道，"是国家的健康所在。"也许应该加上一句，对总统来说尤其如此。从前的总统曾经发动了像伊拉克这类的"选择的战争"------例如，美墨战争------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理查德·尼克松等的领导人都曾声称，作为军事力量的总指挥，他们有权违反某些具体的法律禁令，但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像布什这样如此全面地使用这种权力，同时违反传统久远的宪法原则------如陪审团审判制------和由他在战争中选择的任何法律。

大部分美国人看上去很愿意接受政府的解释，即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对传统自由进行限制，尤其是当这种限制主要是针对穆斯林和中东来的移民。其他人则举例说明，先前的战争也都出现过对公民自由的限制，政府官员也曾将表达政治异见等同于缺乏爱国心等：如1798年与法国的"伪战争"中出现的惩外治乱法、内战时期对人身保护令状权的中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和对德裔美国人的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关押以及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等。这些历史章节突出显示了大多数美国人视为当然的原则------公民自由、不分种族和族裔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思想等------是如何的脆弱。围绕自由与安全的辩论无疑将随着反恐战争的延续而继续进行下去。

虐囚事件引起的争议

布什政府的官员同时强调，9·11之后美国在进行反恐战争的时候，不需要再受国际法的约束。他们尤其希望抛开日内瓦公约和反酷刑国际公约的羁绊，两者都对战俘的待遇做出了规定，禁止使用酷刑和其他方式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2002年1月，司法部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声称这些规定不适用于被捕的基地组织成员，因为他们是"非法的战斗人员"，不是正规组成的军队的成员。白宫的律师艾伯托·冈萨雷斯（AlbertoGonzales）对总统说，在这场新型战争中日内瓦公约是"不适用的"和"过时的"。冈萨雷斯后来将担任司法部长。2003年2月，布什总统签署了一份命令，拒绝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战俘提供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国务卿鲍威尔和资深的军队官员对新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担心新政策将导致针对美国战俘采取的报复性虐待，在这种情形下，总统在2003年4月下令禁止使用酷刑，除非是获得特殊允许之外。然而，国防部批准使用一些在大多数观察家们看来是酷刑的审讯方式。此外，中央情报局还在传统军事指挥系统辖区之外的外国建立起一系列的监狱，并参与了"引渡"犯罪嫌疑人的行动------即将他们绑架然后偷偷地送到设在埃及、也门、叙利亚和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监狱中去，酷刑在那里照常使用。

在这种气氛下，因为缺乏明确的行为规范，一些军中人员------在阿富汗、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等地------对那些关押受审的犯人进行体罚，对他们使用电击、让狼狗咬他们、强迫他们脱光衣服和重叠在一起。有些在美国监狱中犯人因受到虐待而死亡。原来是，那些负责审讯和看守犯人的军人并没有就他们的任务接受过足够的训练。的确，有的人甚至把被他们对犯人的虐待拍成照片，用电子邮件在网上流传。不可避免的是，这些照片被公开了。它们在全世界的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上的曝光损害了美国作为一个支持文明标准和法治国家的名声。

这幅2004年制作的漫画取材于一张举世流传的臭名昭著的照片，展现了被美军关押的伊拉克囚犯在狱中遭遇虐待的情形。漫画表明，虐囚问题如何严重地伤害了美国的形象。

军队对虐囚事件进行了调查，惩罚几个低等级的士兵，但没有惩罚那些负责监管这些监狱的指挥官，军队继续容忍并未能停止这种虐待行为。在经过多次辩论之后，国会在2005年国防拨款法（DefenseAppropriations Act）中加进了一项由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他自己曾经是前越战战俘）提出的措施，禁止使用酷刑。布什总统签署了法案，但发表了一份"签署声明"，重申他作为军事力量总指挥拥有为军队建立规则的权利。

布什领导下的经济

在200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布什充分利用了他在9·11之后的高支持率，积极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他的干预帮助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微小多数有所增加，打破了总统的政党通常在中期选举中受损的传统。伊拉克出现的连续不停的混乱则开始削弱支持布什外交政策的力量。然而，对总统连选连任的主要威胁看上去是美国经济的状况。2001年，经济进入了衰退期------即它不是在增长，而是在收缩。增长在那年年底开始恢复，然而，由于商业不愿在20世纪90年代过度花费之后进行新的投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新的工作机会。

"无就业"复苏

关于"经济痛苦"的谈论重新在公共讨论中出现。那些在上一个10年扩张最大的领域此刻正在急速萎缩。在布什政府的前两年中，电脑产业削减了40％的工作。由于互联网的使用，类如电脑程序编制员和其他高技能的职位可以转移到印度去，那里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愿意在接受比他们美国同事工资低许多的情况下工作。媒体、广告业和电讯业的就业机会也都在下跌。

这些领域的困难被频频曝光。事实上，在2001---2002年的衰退中，90％就业机会的消失发生在制造业内。尽管爱国主义的精神得到了更新，但非工业化却在继续发展。纺织业关闭了南部的工厂，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劳力工厂去。专门生产洗衣机、电冰箱和其他家用电器的美泰德（Maytag）宣布关闭它在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Galesburg）的工厂，到墨西哥去开一个新厂。在盖尔斯堡，平均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在墨西哥，工人们只挣这个数的1/7。

即便在经济复苏开始后，传统产业的问题继续存在。钢铁工业的就业------在1970年时是52万人------到2004年下降到了12万人。2005年后期，面临下降的利润和销售额，曾经拥有60万人就业大军的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将美国的工作人员队伍减少到86000人。大公司也采取行动，废除了二战后的"社会契约"的残余部分，即企业对制造业工人做出的保证高工资和养老金的承诺。许多公司废除了或大幅度地降低了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福利。1988---2004年，带有养老金计划的私有企业数量减少了2/3。

20世纪90年代，新工作的快速出现使那些位于经济阶梯底层的人有所受益，尤其是少数种族。此刻，他们在21世纪初出现的连续不断的工作流失中所受到的冲击也最大。例如，黑人与拉美裔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事实上，自赫伯特·胡佛以来，布什是在四年任期内眼睁睁地看到国内经济丢失工作的第一位总统。

布什政府对经济困难的回应是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关于削减利率的政策，并提出了另一轮的减税建议。2003年，总统签署了一份3200亿美元的减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次减税行动。根据供应经济学理论，减税再度偏向于减轻富有的个人和公司的税收负担。它将如何应对急速攀升的联邦赤字（到2004年时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和如何支付联邦政府的责任以及美国社会需要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数代人。

2004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4.2％的健康水平，但就业机会的创造却比前一次的复苏来得更加缓慢。经济不平等的情况继续恶化，这是因为：工会会员人数继续不断地下降（2006年私有产业雇员中的工会会员人数下降到8％），国会未能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最低工资从1997到2006年一直停留在每小时5.15美元的水平，实际上等于真实工资的持续减少），高薪收入的工作机会仍继续转移到海外，减税的好处仍继续偏向于最富有的美国人一方。尽管有经济复苏，普通美国家庭的真实收入仍然在轻微地下降。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人数继续上升，2005年达到了人口总数的16％。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福利都流向了处在经济阶梯顶端的5％的人口。

改革的风潮

2004年选举

因为伊拉克战争和一种四处蔓延的对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好处的不满情绪，布什的支持率不断下滑，民主党人在2004年嗅到一个重新夺回白宫的黄金机会来临了。他们提名约翰·克里（JohnKerry）为总统候选人。克里是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也是自1960年约翰·F. 肯尼迪竞选总统以来的第一位天主教徒候选人。克里是越战中一位立有战功的战场老兵，退役之后参加过反战运动。民主党希望克里的军队经历能够保护他不受共和党人的指责------即民主党人的意志软弱，不能被赋予保卫美国不受新的恐怖主义袭击的重任------同时也希望他参加反对越战的资历能够吸引那些对入侵伊拉克表示反对的选民。

然而，事实证明克里是一个非常不得力的候选人。他远离选民，缺乏亲和力，没有能够在支持者中激发起与布什在他的支持者中所激发起的同等热情。克里曾在参议院投票支持进行伊拉克战争，后来又对战争表示反对，认为它是一个错误；他在竞选中未能对自己前后矛盾的行为做出有力的解释，这使得共和党人将他描述成一个在危急时刻缺乏必要决心的人。与此同时，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Rove）则竭尽全力对共和党保守派的基本力量进行动员，他指示共和党人强调总统在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反对将婚姻的权利延伸到同性恋者（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宣判说，同性恋者婚姻应在本州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反对堕胎权以及其他。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民意测验都预测说选举的结果将是非常的接近。布什赢得了一个非常微弱的胜利，他赢得了2％民选票和34张选举人票的多数。选举结果揭示了令人备感惊奇的选举模式的稳定性。双方在制造竞选广告和动员新选民方面------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将近2000万------都花费数百万美元的经费。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只有3个州的选举结果与4年前不同------克里赢得了新罕布什尔，艾奥瓦和新墨西哥转向了布什。

选后民意测验最初解释说，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是"道德价值"的问题，一些评论家因而也劝告民主党人与宗教右派修复关系。然而，"道德价值"的概念是一个大杂烩，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诉求，从对堕胎权的仇视到对一个能够实话实说、言行一致的领导人的期望等。对选举结果具有更重要影响的是9·11袭击事件和美国正处在一场世界范围内反恐斗争中的感觉。凡在战争时期寻求连选连任的总统从来没有输掉过选举（尽管哈里·杜鲁门和林登·约翰逊在不受欢迎的战争中拒绝进行连选连任的竞争）。布什的竞选连续不停并十分成功地打出了恐惧牌，不断提醒选民记住9·11，警告他们未来将发生的袭击等。

共和党人同时也微弱地增加了他们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国会选举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州立法机构对选区界线的仔细划分，两党都做到了使大部分的议员席位都成为"安全"席位。在连选连任的竞争中，只有3位在任议员在连选连任中失利，几乎所有的众议院席位都是以10％或更多的差距所赢得。在过去，一位评论家抱怨说，是选民来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今天，是政客们来选择他们的选民。

第二届布什政府

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布什为美国勾画出一个新的目标------"终结世界上的暴政"。他使用了较第一次就职演说更为缓和的语气，承诺美国将不会将"我们的政府模式"强加于他人，并将在未来从盟国那里听取意见。他对伊拉克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主张，但启用了自由的理想来试图稳住正在下滑的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自由在我们国土上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国家的成功。"在2001年1月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布什使用"freedom"（自由）、"free"（自由的）和"liberty"（自由）这样的字有7次。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这些词出现了49次。布什一次又一次地声称，美国代表了自由在全世界的胜利。

共和党人为布什的选举胜利备感高兴。"现在，革命来临了，"一位保守派领导人宣称说。然而，连续不停的伊拉克混乱局势，加上大量的涉及国会共和党人和白宫的腐败丑闻的出现，对布什的形象造成了伤害。在一场针对非法"透露"一名中央情报局情报员------其丈夫曾经批评过（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前对情报的操纵------的名字的调查中，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主管以作伪证而被判刑。这位主管也成为自1875年格兰特总统办公室主管奥维尔·巴布科克（OrvilleBabcock）被判罪以来第一位被判罪的在职白宫官员。得克萨斯的一个陪审团也宣布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DeLay）违反了竞选资金管理法。共和党的积极分子和职业游说家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Abramoff）也因欺诈顾客和对公职人员行贿而认罪。"一种腐败的文化，"民主党人指责说，浸透了国家的首都。

布什的支持率继续下滑。在2006年的某个时刻，他的支持率一度跌至31％。布什说服国会批准了爱国者法的延期，该法也加入了几项对公民自由的保护。除此之外，他在第二届政府的前两年内并没有取得重大的立法成果。布什曾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要对社会保障体制------新政遗留下来的最经久不衰的、最受欢迎的遗产------进行"改革"，他提出允许工人们建立私人性退休金账户，这是向全面废除这项体制迈出的第一步，但这项"改革"还未起步便无疾而终。国会也拒绝考虑总统提出的将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留地向石油开采开放的建议，拒绝废除遗产税------一种对去世者去世时拥有的财产所征收的税------它只对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有影响。

卡特里娜飓风

2005年8月当卡特里娜飓风横扫新奥尔良附近的海岸时，布什政府的名声受到进一步的打击。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与庞恰特雷恩湖（LakePontchartrain）之间的低于海平面的地方，经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多年以来，科学家们曾预言，如果遭遇飓风的袭击，该城将发生巨大的灾难。然而，要求加固城市堤坝系统的请求屡屡遭到联邦政府的忽视。当8月29日飓风袭来时，堤坝被海水冲破，这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几乎全部被水淹没。路易斯安那的附近地区和密西西比湾海岸地区也遭到严重的飓风袭击。

从地方政府到白宫各级政府所表现的明显无能很快将自然灾害变成了一场人为的灾难。新奥尔良市市长因为担心影响该城的旅游业贸易，在命令撤离时行动缓慢。当他最终在飓风来临的前一天指示居民撤离时，他忽视了数千并不拥有汽车的人和那些过于贫困而找不到其他交通方式的人提供交通工具。2002年11月，联邦政府创建了新的国土安全局，将许多现存的情报机构纳入其中，包括联邦紧急救援署（Federal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它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在美国国内的救灾计划和提供救助。联邦紧急救援署由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负责，但他并没有救援经验，看上去他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他与该署前任是大学同学。尽管早已从国家气象局得到即将来临的灾难的警告，但救援署几乎什么准备也没有做。当暴风雨改道没有直接袭击新奥尔良时，正在得克萨斯度假的总统说，新奥尔良"躲过了子弹"。当他最终视察受灾的城市时，他对灾难的规模似乎并不清楚。如果布什政府有什么值得感到骄傲的业绩的话，那应该是对付国家危难的能力。然而，卡特里娜飓风将布什政府的这种形象打得粉碎。

新奥尔良的灾难

灾难发生后数日内，大量的人，主要是贫穷的非裔美国人，被抛弃在洪水之中。政府甚至不知道在新奥尔良会议中心聚集了几千名处于缺食、缺水和缺居住地方的灾民，直到电视记者向联邦官员询问起这些人的处境时，政府好像才得知这些人的存在。好几天内，尸体在街上漂浮着，城市医院和养老院中不断有人死去。当救援队伍最终抵达受灾地区时，当地遭受的损失已经高达800亿美元，死亡人数在1500人左右, 城市中2/3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电视播出的新奥尔良街头的悲惨景象令世界震惊，令美国蒙羞。将那些最贫困的人扔下不管，一位报纸的编辑评论说，如同在战场上抛弃受伤的士兵。

卡特里娜飓风同时将美国生活中存在的英雄主义行为和不甚值得骄傲的方面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政府失职的时候，个体公民们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履行政府的职责。那些有船的人救下了无数被围困在房顶和阁楼上的人，私人捐助源源不断地投入到灾民的救援工作中，得克萨斯等邻近各州为成千上万的灾民打开了大门。如同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和迈克尔·哈林顿的《另外一个美国》的出版一样，飓风的结果使美国人看到了贫困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所存在的程度。一代又一代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致力于通过低工资、无工会就业、对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实行低投资的手段来追求经济增长，其结果是，在南部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处于赤贫状态的人口群体。新奥尔良曾经是一个种族交融的城市，但此刻它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城市，黑人占市区人口的2/3，白人则主要居住在环城而建的城外区。新奥尔良有将近30％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其中7/8的贫困人口是黑人。

一时间，这些先前不为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美国人所见到的人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杂志封面上。外界对布什处理飓风的批评浪潮令他感到极为震惊，布什总统谈到需要采取积极大胆的行动来战胜根植于"种族歧视的历史"之中"深层的、持续的贫困"。然而，共和党国会不愿意增加税收，反而从有助于墨西哥湾沿岸地区重建的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社会项目中削减了数十亿美元。飓风袭击一年之后，新奥尔良的人口仍然只有飓风发生前的一半。在许多社区中，重建仍然还没有开始。

卡特里娜飓风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墨西哥湾地区炼油设备的关闭带来了原油价格以及美国汽油价格的即刻上涨。随着迅速增长的中国和印度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石油，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对原油生产形成威胁，在整个2006年中，油价一直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尽管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谈论发展替代能源的必要性，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仍然像从前一样，而且对任何潜在的石油进口中断都感到心惊胆战。上涨的油价将压制其他商品的消费，从而造成经济复苏的中断。上涨的油价还对美国汽车制造商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们曾经将未来寄托在轻型卡车和城郊越野型家用车的销售上。这些类型的汽车能够为厂家带来较高的利润，但耗油量却很大。当油价上涨的时候，消费者转向购买小型而省油的轿车，而这类汽车通常是由日本和其他外国厂家生产的。

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

2006年春，一个历史与美国国家一样悠久的问题突然闯入到政治舞台的中心------移民。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1965年哈特--塞勒法根本性地改变了那些进入美国的移民的来源地。21世纪前5年中，移民的进入仍然飞速发展。2005年，移民占国家总人口的12.4％，比2000年的11.2％有所增加。许多新来者穿过传统的移民终点站，直接奔向中西部地区、新英格兰的小镇和上南部地区。从1990---2005年，移民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城市是田纳西的纳什维尔。在美国的内陆地带，种族和族裔的多元化已成为一种生活的现实。

除合法移民之外，没有身份的新来者也在想方设法进入美国，他们大多数来自墨西哥。2005年底，据估计美国有1100万非法居住的外国人，其中700万在打工。经济学家对这些人的影响力具有不同的看法。显然，大批没有受过教育的、低技能工人队伍的出现将经济阶梯底层的工资压得更低，这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最大。另外一方面，合法和非法移民都定期接受支票、花钱消费、纳税。他们干的工作是美国工人因为工资太低而不愿意干的。据估计，美国建筑工人、家庭佣工和农业工人中有1/5以上的人是非法移民。

如前所述，墨西哥移民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具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在西南部。1924年之前，美国对西半球来的移民没有任何限制。20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被递解出境。20世纪40、50年代的布拉塞罗项目将数千名墨西哥人以移民农工的身份通过劳工合同带入美国。1954年的"湿背人行动"将100万墨西哥人打发回家。自奇卡诺运动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后，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通常对无身份的墨西哥移民采取保护的态度，尽管有些人也担心，非法居住的外国人会在其他美国人眼中损害每个墨西哥裔后代的形象。工会则担心这些工人会压低所有低技能工作的工资，给劳工的组织化带来更多的困难。

1986年，里根总统对300万非法移民实行了大赦------在美国居住和最终变成公民的权利。1990年，那些拥有大量非法移民人口的州，尤其是加利福尼亚，要求坚决制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限制他们在美国的权利。作为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W.布什为努力争取赢得西语裔人的选票，尽量淡化处理移民问题。然而在2006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美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边界的控制，大量移民的到来至少应该部分地为真实工资的停滞负责。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将非法移民在美国停留定为一项重罪，并将为非法移民提供援助定为联邦罪。

移民的权利运动

决议所引起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系列由移民------合法和非法的------和他们的支持者组织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在2006年春举行，他们要求获得以公民身份留居美国的权利。从纽约到芝加哥、洛杉矶、凤凰城和达拉斯等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游行。纳什维尔经历该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共示威活动，参加游行的1万多人中主要是西语裔移民。这些居住在美国社会边缘的人突然一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们所想要的无非是尝试一下对美国梦的追求，"一位示威者说。另一位与父母一起参加示威者活动的人说，"我在海外为自由战斗过。现在我在国内为自由而战。"他是一位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老兵，他的父母是以非法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的。

与此同时，一些为贫困人群提供住所和食物的教会组织也对众议院提出的议案进行了谴责，把它与1850年逃奴法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把为受苦受难之人提供帮助界定为犯罪行为，它们表示要坚决抵制这种规定。在另外一方面，许多保守派将这些游行活动斥之为"有不祥之兆的"，将游行者打出自己祖籍国国旗的做法看成是"令人极为反感的"。参议院通过了另外一个移民法案，该法案加强了对边界的控制，为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提供了一种途径，但众议院拒绝接受这些议案。国会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关于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线上的其中一段修建一条700英里长的隔离墙。2007年初，移民问题仍然处于僵局之中，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仍然无法预测。

宪法与自由

20世纪80、90年代，保守派在将他们的观点贯彻到经济和外交政策之中远比在持续进行的文化战争赢得胜利更为成功。联邦最高法院在2003年6月做出两个重要判决显示，保守派大法官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会革命已经无法逆转。

在两个与挑战密歇根大学录取新生政策相关的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发表了自25年前巴基案以来，针对肯定性行动的最重要的判决。一个5对4票的决定支持大学将种族作为新生录取政策的一个因素的权利。代表多数派写作判决书的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理论说，这样的机构具有合法合理的理由、为加强教育质量而创造一个"多元的"学生群体。布什政府敦促最高法院废止肯定性行动政策。奥康纳深受那些由大公司主管和退休军官为支持肯定性行动政策而写作的法律陈述的影响。这些人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不从一个种族和族裔背景多元化的大学生群体中选择自己未来的商业和军事领袖，美国不可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或者维持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

在第二个判决即劳伦斯诉得克萨斯案（Lawrencev. Texas）中，联邦最高法院以6对3票的多数将一部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宣布为违宪，该法将同性恋行为界定为犯罪行为。由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写作的多数派意见推翻了1986年最高法院在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中的判决。鲍威尔案判决曾对一部类似的佐治亚州法律表示了支持。今天，肯尼迪写道，自由的概念不仅是包括了"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而且也包括了"亲密行为"的自由。这项决定对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来说是一项胜利。这两个群体曾经长期为将自由的概念延伸到生活中最隐秘的领域而长期奋斗。这项判决也否定了保守派的观点，即对宪法的解释必须是或者基于对建国之父的"原始意图"的理解之上或者是对宪法文本的狭义阅读之上。相反，肯尼迪重申了自由派的观点，即宪法是一部活着的文献，它提供的保护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时间也许会使我们对某些真理视而不见，"他写道，"后代人会看到那些从前被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合的法律事实上只是在起压迫的作用。随着宪法生命力的延续，每一代人在他们寻求更大的自由的过程中，都可以启用它的原则。"

最高法院与总统

联邦最高法院也没有对布什总统声称的他有权无视法律和条约、有权终止对个人自由的保护的说法持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一系列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重新肯定了法治同时适用于美国公民和被美国作为俘虏关押的外国人的原则。

第一批案例是在2004年决定的。在拉塞尔诉布什案（Rasulv. Bush）中，最高法院允许一个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英国公民在联邦法院中对他的囚禁进行挑战。在哈姆迪诉拉姆斯菲尔德案（Hamdiv. Rumsfeld）中，最高法院对亚瑟尔·哈姆迪（YasirHamdi）的诉状进行了审理。哈姆迪是一名美国公民，他后来移居到沙特阿拉伯，在阿富汗被俘。哈姆迪被关在南卡罗来纳的一个军事监狱中，没有被起诉，也不能见律师。最高法院判定他有权得到司法听证。"当涉及这个国家的公民权利时，"桑德拉·戴·奥康纳在8对1的判决中代表多数派写道，"一个战争状态不是给总统的一张空白支票。"即便是最高法院中最著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Scalia）也将布什声称的有任意关押公民的权力斥为是与"自由的核心"完全对立的。政府在法院称，哈姆迪因为太具有危险性了，不能允许他有司法听证的机会。最后，政府以他放弃美国国籍为条件将他送返沙特阿拉伯。

当另外一个重要案件------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Hamdanv. Rumsfeld）------在2006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时，布什总统已经任命了两位新的大法官------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Roberts），他接替了在2005年去世的威廉·伦奎斯特；塞缪尔·阿力托（SamuelAlito），他接替了退休的桑德拉·戴·奥康纳。最高法院无疑变得更加保守。然而，2006年6月，最高法院以5对3的票数（罗伯茨没有参加审理，因为他在巡回法院就职时曾经对此案做出过判决）对布什政府的关键性论点------即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反恐战争被俘的囚犯，总统有权单方面地建立秘密军事法庭、受审者在其中享有极为有限的权利，联邦宪法不适用于关塔那摩监狱------予以严厉的否定。多数派意见指出，国会从来没有授权建立这些秘密军事法庭，它们明显地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赋予这些俘虏的权利；而日内瓦公约，最高法院宣称，对美国法律是有约束力的。

如1974年尼克松磁带案件所显示的，这个判决生动地体现了宪法的制定者们所设想的权力分立，重申了法院拥有监管总统行动的权利和责任。然而，在战争时期做出这个决定是极为不寻常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法院曾对在惩乱法之下实施的监禁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监禁表示支持。从前，最高法院只是在和平来临之后才行使自己的监管权。然而，因为布什所要求的总统权威的范围如此广泛，司法部门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

2006年底，当"反恐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时候，总统拥有的关押和惩罚正常法律程序之外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范围仍然是未能解决的问题。2006年9月，作为对哈姆丹案的回应，国会立法授权建立特别军事法庭，用于审讯被指控的恐怖主义者，赋予总统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囚禁任何被他宣布是"非法的敌方战斗人员"的人。这部法律也授权对囚犯使用某些酷刑，允许将从强迫性审讯中获得的证据用于新的法庭，剥夺军事法庭中被关押者在联邦法院中对他们囚禁提出挑战。许多军队律师对这些条款持反对态度，其他军队官员也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害怕被俘的美国士兵会遭到同样的待遇。最高法院是否允许国会取代日内瓦公约和取消对战俘待遇的监控，还有待于观察。

2006年中期选举

随着布什的支持率因伊拉克战争和卡特里娜飓风而大跌，国会又被接二连三的丑闻所困扰，民意测验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国家此刻"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民主党期待着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收获主要的胜利。他们没有感到失望。选民对选举的兴趣大增。40％以上的合格选民参加了2006年的选举，这是1990年以来中期选举的最高参选人数。选民对布什政府做出了全盘否定，赋予了民主党人同时控制国会两院的权力，这是自1994年以来的第一次。2007年1月，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NancyPelosi）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众议院议长。不等选票计算完毕，政治观察家们已经开始对2008年的总统选举进行预测------自1952年以来，竞争美国领土上最高级别公职的主要政党候选人中将第一次不会包括现任的总统或副总统。

以史为鉴

"唯有在暮色降临时，米纳娃的猫头鹰才会展翅起飞"。米纳娃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这句话是说，历史事件的意义只有在事件完全结束之后，才能变得清晰可见。现在要来评估9·11给美国生活造成的全面影响以及它所引发的美国国内和海外的变化的长期后果，仍然为时过早。

就2006年而言，与15年前冷战结束时人们的估计相比，世界局势仿佛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反恐战争的结束似乎遥遥无期。混乱继续困扰着伊拉克。夏天里以色列与黎巴嫩的激进穆斯林之间又爆发了新的战争。因为美国人将它的主要对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连根拔掉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得以加强，似乎正在寻求拥有核武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令人生畏的问题。朝鲜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并拒绝接受放弃核武器的国际压力。中国快速成长的经济实力对美国的显赫地位构成了一种挑战。一系列拉美国家选出了反对全球化主张和美国不断施压的全球自由贸易主张的总统。没有人知道这些危机和挑战，或其他尚未想象到的危机和挑战，将会如何得到解决。

然而清楚的是，9·11和它所带来的后果使人们将新的注意力集中到美国自由历史中的基本要素上。如同在过去一样，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自由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认知中占有极为核心的地位。美国人继续在一个被自由的概念所规范的政治环境中就当代问题展开辩论。的确，如同过去一样，自由始终是一个不断生长演变的概念，它的定义是允许有争议的，它的界限永远不是固定不变的或一劳永逸的。自由既不是自动得以实施的，也不是自动得以改正的。它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它的保存需要永久的警惕，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以史为鉴：一位年轻的来访者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民权纪念碑前静思默想。

半个多世纪之前，非裔美国人诗人兰斯顿·休斯曾要求美国人既要为他们享有的自由感到骄傲，又要记住自由总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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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自由（freedom）这样的字

说出来甜蜜动听美妙无双

在我心弦的深处

自由整日整夜在歌唱

像自由（liberty）这样的字

使我忍不住要哭泣哀伤

你若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

你会明白我为何如此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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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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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evich,Andrew.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 S. Diplomacy(2003). 讨论美国帝国的思想如何在9·11之后重新出现以及这种发展的某些后果。

Brinkley,Douglas. The Great Deluge: Hurricane Katrina, New Orleans, and the MississippiGulf Coast (2006). 一部严厉批评各级政府如何未能对新奥尔良人民尽到职责的著作。

Cole, David.Terrorism and the Constitution (rev, ed. ,2006). 探讨由反恐战争引起的宪政问题。

Lakoff, George.Whose Freedom? The Battle over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Idea (2006). 讨论保守派和自由派继续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自由。

Levitas,Mitchell, ed. A Nation Challenged: A Visual History of 9/11 and Its Aftermath(2002). 展示了恐怖主义者发动的袭击以及随后那些日子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

Little, Douglas. 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2003). 一部关于美国与这个充满爆炸性地区的关系的深入研究著作。

Nye, Joseph S.,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2002). 提出这样的观点，尽管拥有强大的权力，美国仍然不能在国际事务中随心所欲。

Packer, George.The Assassin's Gate: America in Iraq (2005). 一个早期的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解释战争受挫的原因。

Zakaria, Fareed.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2003). 一位外交政策分析家讨论美国应该如何回应世界范围内对自由的威胁。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译者前言

第一部　1763年前的美洲殖民地

第一章　一个新大陆第一批美洲人印第安人的自由，欧洲人的自由欧洲的扩张接触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与荷兰帝国第二章　英属美洲的开始，1607—1660英格兰与新大陆英国人的来临切萨皮克的开拓新英格兰之道新英格兰人的分裂宗教、政治与自由第三章　创建盎格鲁人的美洲，1660—1750英帝国的扩张北美奴隶制的起源处于危机中的殖民地北美殖民地的成长殖民地的社会阶层第四章　奴隶制、自由与1763年前的帝国之争奴隶制与英帝国奴隶文化和奴隶的反抗一个自由的帝国公共领域大觉醒帝国的竞争争夺北美大陆的战斗第二部　一个新国家，1763—1840

第五章　美国革命，1763—1783危机的开始走向革命之路独立的来临保障独立第六章　内部革命自由的民主化走向宗教宽容之路界定经济自由自由的局限奴隶制与美国革命自由之女第七章　创建一个新的国家，1783—1789邦联体制下的美国一部新宪法围绕宪法批准的辩论和《权利法案》的起源“我们，人民”第八章　巩固共和国，1780—1815激情时代的政治亚当斯政府执政中的杰斐逊“第二次独立战争”第九章　市场革命，1800—1840一个新经济市场社会自由的个人繁荣的局限第十章　美国民主，1815—1840民主的胜利民族主义及其反对派国家、区域和政党杰克逊时代第三部　奴隶制、自由与联邦的危机，1840—1877

第十一章　特殊的体制旧南部奴隶制下的生活奴隶的文化对奴隶制的反抗第十二章　改革的年代，1820—1840改革的冲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黑人与白人废奴主义运动女权主义的起源第十三章　分裂的国家，1840—1861天定命运的成果一剂砒霜共和党的兴起林肯的出现即将来临的危机第十四章　自由的新生：内战，1861—1865第一场现代战争奴隶解放的来临第二次美国革命南部同盟国家转折点重建的预演与战争的结束第十五章　“何谓自由？”：重建，1865—1877自由的含义激进重建的形成南部的激进重建颠覆重建第四部　走向世界，1870—1920

第十六章　美国的镀金时代，1870—1890第二次工业革命西部的转型镀金时代的政治镀金时代的自由劳工与共和国第十七章　自由在国内与国外的界限，1890—1900平民党人的挑战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部自由界限的重新划分走向世界强权第十八章　进步时代，1900—1916都市时代和消费者社会不同种类的进步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进步时代的总统第十九章　为保障民主而战：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1920干预的时代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在国内谁是美国人？1919年第五部　大萧条与战争时代，1920—1953

第二十章　从商业文化到大萧条：20世纪20年代，1920—1932美国的商业商业界与政府公民自由的诞生文化战争大萧条第二十一章　新政，1932—1941第一个新政来自基层的反抗第二个新政对自由的清算改革的局限一个新的美国观第二十二章　为四大自由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国内战线战后自由的不同想象美国的困境战争的结束第二十三章　美国与冷战，1945—1953冷战的起源冷战与自由的思想杜鲁门政府反共运动第六部　什么样的国家？1953—2007

第二十四章　一个富裕的社会，1953—1960黄金时代艾森豪威尔时代自由运动1960年总统竞选第二十五章　六十年代，1960—1968自由运动肯尼迪时代林登·约翰逊的总统时代变化中的黑人运动越战与新左派新运动与权利革命1968年第二十六章　保守主义的胜利，1969—1988尼克松总统越战与水门事件黄金时代的结束保守主义浪潮的高涨里根革命第二十七章　全球化时代的成就与失落，1989—2000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一个新经济？文化战争弹劾与2000年总统选举自由与新世纪第二十八章　9·11与下一个美国世纪反恐战争一个美利坚帝国？9·11之后的国内环境改革的风潮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