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數人頭勝過砍人頭（1-2）

數人頭勝過砍人頭

作　者：胡　平　
出　版：晨鐘書局
總發行：田園書屋
版　次：2006年10月第1版
定　價：88 港元
國際書號：ISBN-13 978-988-99318-1-0
ISBN-10 988-99318-1-8

“數人頭勝過砍人頭”這句話最精闢，一語破的。專制就是砍人頭，民主就是數人頭。民主制縱有千般弱點萬種缺陷，單單就憑它用“數人頭代替了砍人頭”這一點，就勝過專制一萬倍一萬萬倍。

政治問題必須允許大家都來參與，每個人都有權講出自己的觀點和感受。政治討論的目的是尋求公道公理。俗話說，要得公道，打個顛倒。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可見在政治討論中一定要允許對立面，一定不能搞一言堂，一定要有反對意見的言論自由。

目　录
自　序
第一輯 閱盡滄桑
　　誰來寫《中國地富調查》(2004年12月)
　　老三屆的悲劇 (2000年10月)
　　閱盡滄桑之后 (2002年6月)
　　從超女現象看中國人是否政治冷感 (2005年9月)
　　談公共知識分子 (2005年3月)
　　為理想而承受苦難 (2005年1月)

第二輯 評毛澤東
　　1 毛澤東的幽靈與中共的命運(2006年4月)
　　2 評毛澤東熱(2006年5月)
　　3 《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後感(2001年7月 2006年6月補記)
　　4 毛澤東爲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2006年8-9月)
　　5 理解文革的一個特殊角度(1996年12月)
　　6 也談毛澤東的功、過、罪(2004年3月)
　　7 毛澤東是暴君這一結論不可改變(2006年9月)

第三輯 統獨問題
　　1 論統獨問題(1997年9月)
　　2 數人頭勝過砍人頭(2004年12月)
　　3 和大陸朋友談“臺獨”(2000年4月)
　　4 兩岸關系悖論(2000年5月)
　　5 從臺灣大選看臺灣的困境(2004年4-5月)
　　6 家祭如何告乃翁？(2005年2月)
　　7 時間會站在誰一邊？(2005年3月)
　　8 台灣要打民主牌(2005年5月)
　　9 聽馬英九講臺獨有感(2006年4月)

第四輯 民主轉型
　　1“愛國”與“賣國”(1999年7月)
　　2 民主選舉二三議(2000年11月)
　　3 美國是第一第二故鄉(2002年7月)
　　4 民主轉型期間的政黨(1999年10月)
　　5“經濟自由主義”是怎樣背叛自由的？(2004年10月)
　　6 把改革拉回正道(2006年3月)
　　7 為什麼成王敗寇？(2006年6月)

第五輯 開卷有益
　　1 被遺忘的真我(2004年8月)
　　2 最是英雄 燈火闌珊處(1998年8月)
　　3《反美主義》評介(2001年11月)
　　4 贊《人性輝煌》(2002年4月)
　　5 經濟發展與政治秩序究竟是什么關系(2004年2月)
　　6 活歷史，真傳奇(2005年1月)
　　7 學習《入獄須知》(2005年7月)
　　8 讀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2004年12月)
　　9 讀吳思《潛規則》與《血酬定律》(2005年11月)
　　10 我們時代的見證文學(2005年6月)

第六輯 時事縱橫
　　1 反右運動四十年(1997年4月)
　　2 拙劣的回應(1999年3月)
　　3 為遇羅克立一座雕像(1999年4月)
　　4 記憶與壓抑(1999年6月)
　　5 世紀末的最大荒誕(1999年9月)
　　6 迎接2000年(1999年12月)
　　7 法網恢恢(2000年9月)
　　8 無家可歸者的人權問題(2001年1月)
　　9 觀小布什就任總統有感(2001年2月)
　　10 評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2001年7月)
　　11 從“希望工程”弊案談起(2002年4月)
　　12 “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2002年6月)
　　13 從沈國放講話和解放軍報文章看撞機事件真相(2001年5月)
　　14“七一”話中共(2002年7月)
　　15 中共正在變成社會民主黨嗎(2002年8月)
　　16 讓我們不要再談村民選舉(2002年10月)
　　17 也談“與時俱進”(2002年12月)
　　18 從“讓農民自己說話”談起(2003年2月)
　　19 當反革命也不容易(2003年7月)
　　20 恐懼、殘酷與自由主義(2004年2月)
　　21“神五”上天，我們應該爭什麼(2003年11月)
　　22 我們為什么反對專制？(2004年5月)
　　23 警惕專制的自我實現預言成真(2004年10月)
　　24 精英與奴才(2004年11月)
　　25 共産完了是共妻(2004年2月)
　　26 談談冷漠症(2004年12月)
　　27 紀念就是抗爭(2005年6月)
　　28 破除經濟決定論的神話(2005年7月)
　　29 朱成虎講話意圖何在？(2005年8月)
　　30 必須制止中共政府黑社會化的危險趨勢(2005年11月)
　　31 維權律師(2006年1月)
　　32 成王敗寇與趨炎附勢(2006年4月)
　　33 一個不可忽視的信號(2006年6月)
　　34 不容迴避的經濟清算問題(2006年10月)

第二輯 評毛澤東（链接）
第三輯 統獨問題（链接）
第四輯 民主轉型（链接）
第五輯 開卷有益（链接）
第六輯 時事縱橫（链接）

自　序

胡　平
（2004年12月）

這部文集收錄了我寫的近八十篇文章。這些文章題材龐雜，體例不一，時間跨度也不小。無論取什麼名字都難免以偏概全。最後我決定取名為《數人頭勝過砍人頭》。這話是我當年下鄉當知青時從一本不知何處得來的什麼書裡讀到的，從此就銘記在心。

談到民主與專制這兩種制度的比較，前人已經寫下過大量文字，汗牛充棟，數不勝數。在我看來，就以“數人頭勝過砍人頭”這句話最精闢，一語破的。專制就是砍人頭，民主就是數人頭。民主制縱有千般弱點萬種缺陷，單單就憑它用“數人頭代替了砍人頭”這一點，就勝過專制一萬倍一萬萬倍。我把這句話當作書名：即使你沒有讀過我的書，但只要你見到這個書名，記住了這個書名，那也就很不錯了。

收入這部文集的文章，大體上都可以算作政論。政論，就是對政治問題的討論。人世間的各種問題，就數政治問題是最需要由公眾公開討論的了。所謂言論自由，尤其是指討論政治問題的自由。衡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有沒有自由，首先就看它有沒有討論政治問題的自由。

記得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郭羅基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闡發言論自由的文章。題目取得很妙——“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單是這個題目就令中共當局無法反駁：難道你還能說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嗎？

專制者當然認定政治問題不可以自由討論，但是專制者不敢公開宣佈禁止討論政治問題。專制者也並不和你討論政治問題是否可以討論，專制者禁止討論，乾脆封住你的口。早在當年反駁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時，考茨基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當然，我們所要求充分的討論就表明我們已經是站在民主的立場上了。專政則並不想反駁相反的意見，而只用強力制止那些意見的發表。可見，在討論開始之前，民主和專政這兩種方法就已經是不可調和地對立起來了。一個要求討論，另一個禁止討論。”

為什麼政治問題格外需要大家討論？因為政治問題不同於其他的問題，比如說，不同於科學問題。科學問題只涉及事實。科學上的是非對錯可以通過計算，通過邏輯推理，通過實驗來確立來驗證。政治問題不但涉及事實，而且還涉及價值，涉及人的利益。它們的是非對錯不能僅僅通過實踐來檢驗，更需要通過理性的討論去發現去確定。政治是眾人之事，政治問題涉及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而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鞋夾不夾腳，所以政治問題必須允許大家都來參與，每個人都有權講出自己的觀點和感受。政治討論的目的是尋求公道公理。俗話說，要得公道，打個顛倒。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可見在政治討論中一定要允許對立面，一定不能搞一言堂，一定要有反對意見的言論自由。政治問題的討論，歸根到底，是訴諸人的內在的道德感。尋求對一件事情的正確意見，就是尋求大家對這件事的共同感覺。英文commom sense，是指共同感覺，也是常識的意思。

政治討論的性質既然是這樣，那麼，政論寫作又應當是怎樣的呢？在我看來，好的政論寫作應當是面對一般公眾，不居高臨下，不盛氣凌人，侃侃而談，娓娓道來，深入但須淺出，通俗而不媚俗，不搬弄晦澀的術語，不鋪排繁複的學理，只訴諸普通常識和集體記憶，剝繭抽絲，力求直抵人心——“是真佛只說家常”。如此而已。

以上講的是政治討論的道理，也是我自己在政論寫作時遵循的原則。就當作這部文集的自序吧。

2006年9月30日於紐約◆

第一輯　閱盡滄桑

誰來寫《中國地富調查》？

胡　平

(2000年10月)

　　“共產風”不是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才刮起來的。土改就是共產風，是充滿血腥的一場共產風。共產黨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但奪走了地主富農的土地，而且還要對被剝奪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們曾經擁有過較多的土地。

帽子一戴三十年，成份成了終身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世襲制，老的地主富農死了，由他們的兒子“接班頂替”——為的是對敵斗爭不缺活靶子。

一般人只知道文革中的批斗會野蠻殘暴，但若和土改中的斗爭會相比，文革批斗會就太“溫良恭儉讓”了。必須看到，土改中斗爭會的血腥殘忍，絕不是因為所謂“群眾運動”失去控制，而是共產黨一手主導。注意：對地富的迫害從來就是超法律的，其間未經過起碼的法律程序，無罪受罰，輕罪重罰，一罪多罰的情況極為普遍。事實上，在整個毛時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連生命都沒有保障。

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員自己搖身一變，成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他們當然知道了私人擁有土地不是罪過，地富不是罪人，可是他們不敢認錯，因為他們害怕認不起。

——文章摘录

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有一個群體：他們遭受迫害的時間最早，受迫害所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更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這個群體就是地主和富農。

1、遭受迫害的時間最早

眾所周知，中共奪得政權后的第一場政治運動、第一樁革命行動就是土地改革。所謂土改，不僅僅是無償地剝奪地主和富農的土地，而且還把地主富農定為階級敵人實行專政。

這當然是政治迫害，因為在這里，實行專政的依據不是他們做出過什么違法的行為，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擁有超過一定數量的土地，且不論這些地產是以何種方式獲得的。即便你認為，在四九年前的中國，土地資源的占有確實存在問題，因而土改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問題在于如何改：是用暴力的辦法還是用和平的辦法？是無償沒收還是有價徵購？以國民黨在臺灣的土改為例，其做法是，規定給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余的土地則由政府按一定價格徵收，再分給別的農民，同時鼓勵地主用出賣土地的錢投資。整個土改過程采用和平方式。這種做法表明，國民黨政府基本上承認地主對土地的所有權，它是在承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進行有限干預，更不曾把地主當做敵人。共產黨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產黨的土改是對私有產權的公開否定和粗暴侵犯。“共產風”不是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才刮起來的。土改就是共產風，是充滿血腥的一場共產風。共產黨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但奪走了地主富農的土地，而且還要對被剝奪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們曾經擁有過較多的土地。

順便駁斥一個關于共產黨的神話。不少人至今都以為，共產黨打下江山，是因為當初它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贏得了廣大貧苦農民的熱烈支持擁護。其實不然。杜潤生在回憶鄧小平的一篇文章里寫到，1947 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除了行軍打仗外，另一個任務是要解決新區土改中的政策問題。起初，他們的做法是“邊行軍，邊土改，分浮財，打土豪”，實行這樣的政策，按照杜潤生的說法，是“忘記了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脫離了群眾”。后來，“鄧小平同志親自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了個報告，提出，第一，用減租減息代替平分土地。第二，取消分浮財”。

毛澤東批準了鄧小平提出的新政策，這才使得解放軍在新區作戰的地位得到大大的改善（見《讀書》雜志，1997 年4 月號）。由此可見，在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幷沒有為自己贏得多少群眾的支持擁護，相反倒造成了“脫離群眾”的后果，因此也沒有堅持采用。只是到了革命勝利、共產黨獨掌大權之后，不再顧忌脫不脫離群眾，它才真正地徹底地實行了這一政策。

當初，共產黨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讓占多數的貧苦農民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為什么不但沒有為自己贏得群眾的支持，反而導致“脫離群眾”了呢？原因很多。首先，在當時的中國農村，窮人和富人的關系不一定那么緊張，其間還有宗族親情的潤滑作用。只要讀一讀例如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一類著作，你就會知道地富與其他農民的關系和共產黨宣傳的很不一樣。你平白無故地打擊富人，窮人也未必都看得過去。其次，共產黨強調說，窮人對富人的權勢有一種習慣性的恐懼，怕“還鄉團”報復。這條解釋雖然不是毫無根據。不過，我以為更重要的一點是，私有觀念根深蒂固。當時地富所擁有的土地，要么是祖上傳下來的，要么是白手起家，勤儉致富掙出來的，要么在外經商或做官賺了錢買下來的。

這中間，依仗權勢巧取豪奪的自然也有，但數量有限（四九年前的半個多世紀，中國政局一直動蕩多變，權勢者暴起暴落，其財產轉換也很頻繁）。一般人，包括窮人，也承認私有產權的合理性，所以他們也未必歡迎共富人的產，哪怕這樣做會給他們帶來眼下的某種利益。盡人皆知，最早起來積極響應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中，正經農民不多，流氓痞子不少，張正隆在《雪白血紅》里寫到，“在這些人心目中，‘共產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號和理想”。

大多數農民幷不歡迎這個口號。共產黨把這種觀念稱為“落后”、“不覺悟”，其實那反映了農民樸素的產權意識。知青一代應該記得，當年在農村開憶苦思甜會，領導挑選安排苦大仇深的老貧農給大家憶苦思甜，常常有這樣的情況：講著講著，老貧農就忘記事先的排練叮囑，說起當年地主的種種好處，控訴起60 年、61 年來了。

由此，我們也就解釋了另一件歷史現象。有人納悶，為什么同樣是在農村推行集體化，蘇共遭遇到強烈的反抗，以至于在集體化的過程中充滿血腥和暴力，而中國農村的集體化則顯得相對順利和平。不是說農民把土地當做生命嗎，為什么中國的農民，在當局沒施加多大壓力的情況下就乖乖地把自己剛剛得到的土地又交出去了呢？原因就在於土改。從表面上看，土改似乎是實現“耕者有其田”，是建立小農的土地私有制。其實不然，因為中共領導的土改本身就是對私有產權的粗暴踐踏，所以它不是鞏固了、而是破壞了私產觀念。共產黨的暴力土改，一方面是殺人立威，殺鶏嚇猴，一方面是掠富濟貧，分到土地的窮人不能不意識到自己的土地是共產黨恩賜的，因此當共產黨“號召”農民交出土地，走集體化道路時，很少有農民敢于正面的反對和抵制。

2、持續的時間最長

地富受迫害最早，持續時間也最長。當初共產黨給所有的人劃成份，根據的是“解放”前三年的政治經濟地位。于是，張三被劃成地主，李四被劃成富農。然而土改之后，地主無地，富農不富，他們事實上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繼續稱他們是“地主份子”、“富農份子”豈不荒唐？起先共產黨還講一點邏輯，規定地主富農三年后改變成份，三年后農村就不再有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之分，大家從此都稱作農民。殊不知三年后共產黨幷不兌現，帽子一戴三十年，成份成了終身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世襲制，老的地主富農死了，由他們的兒子“接班頂替”——為的是對敵斗爭不缺活靶子。

本來，在經歷了土改的毀滅性打擊之后，幸存的地主富農無不戰戰兢兢，“只許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階級斗爭的弦免不了會自然地松弛。可是到了1962 年，毛澤東再次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毛危言聳聽地說：如果放松階級斗爭，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就會紛紛出籠，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勞動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于是，龐大的鎮壓機器再度啟動，地主富農又一次首當其沖——他們才是真正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此后的每一次大小運動中，地富是理所當然的打擊對象，是一切問題的無可推卸的替罪羔羊。包括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按說是該整走資派的，但地富仍然無法幸免。正象《中國農村歷滄桑》一書作者陳佩華教授寫到的那樣，“村民們樂意把地富當作斗爭對象，他們很明白，只要運動的焦點集中在四類分子的罪惡上，像他們那樣的普通農民就可以躲在一邊，免受批斗。干部們樂意拿四類分子開刀，因為反動階級一向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對象，如今他們要開展階級斗爭，就等于再度表明了共產黨干部自身的合法性”。對地富的政治迫害從1949 年1950 年開始，一直到1979 年才結束，一共持續了三十年，比任何其他群體受迫害的時間都更長。

3、受害的人數最多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1979 年，中共宣布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絕大部份地富都已經死掉。據《北京周報》報導，被摘帽的地富還多達400 萬。土改中一共殺了多少地主富農？保守的估計也在200 萬以上。這里，我們還必須提到地富的子女。盡管在毛時代，出身歧視是一個普遍現象，但其間仍有輕重之分。身在農村的地富子女無疑是黑五類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頂替”，淪為專政對象，其悲慘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準專政對象。各種好事，如升學、招工、參軍、提干，統統沒有他們的份。他們和別的農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樣的過錯則罪加一等。在婚姻問題上更是備受歧視，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夥子，又結實又能干，卻老是娶不著媳婦，只好長期打光棍。地富子女的人數不會比地富少，兩者相加之和更是令人觸目驚心。

4、受迫害的程度最深

在共產黨的敵人名單上，地主富農總是名列榜首（所謂四類份子，是指地富反壞；所謂黑五類，是指地富反壞右；所謂黑九類，是指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受到的迫害最為深重。

一場土改，就有超過200 萬地富死于非命。其中有些是由政府宣判處決的，有些是在斗爭會上被活活打死的。一般人只知道文革中的批斗會野蠻殘暴，但若和土改中的斗爭會相比，文革批斗會就太“溫良恭儉讓”了。必須看到，土改中斗爭會的血腥殘忍，絕不是因為所謂“群眾運動”失去控制，而是共產黨一手主導。注意：對地富的迫害從來就是超法律的，其間未經過起碼的法律程序，無罪受罰，輕罪重罰，一罪多罰的情況極為普遍。事實上，在整個毛時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連生命都沒有保障。文革初期北京郊區大興縣發生的對地富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事例，但它足以證明地富的任人宰割悲慘無助的境遇。

我們知道，中共建政后，把城鄉差別擴大化，幷且制度化，農民的生存狀態一般都很惡劣。所以，把一個城里人下放農村，那本身就是一種極嚴厲的懲罰——僅次于進監獄進勞改隊。地富本來就在農村，而且是農村中的人下人，即便在沒搞運動的期間，他們也隨時可能因為這樣那樣的微小“過失”而招致批斗毆打，他們的工分總是被壓得很低，連走鄉串戶的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還總是被派以繁重的無償勞役。這就是說，即便在“正常狀態”下的地富，其處境也比其他絕大多數被專政對象更為悲慘，更不用說政治運動了。

5、至今沒有得到平反

“四人幫”垮臺后，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對過去歷次政治運動重新審議，平反冤假錯案。有的罪名——如“走資派”——被一筆勾銷，受害者全部平反，恢復名譽。有的罪名，如右派，留下個空殼，留下幾個不平反以表明反右運動只是犯了“擴大化”的毛病，99％以上都平反。“反革命”（包括“歷史反革命”）的罪名當然還必須保留，不過進行了甄別，給相當一批扣上“反革命”罪名的人平了反，恢復了名譽。唯有對地富沒有平反，只是摘了帽。只是說以后不再整了，沒說以前整錯了。自那以后，二十多年過去了，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沒有給地富平反，恢復名譽。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員自己搖身一變，成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他們當然知道了私人擁有土地不是罪過，地富不是罪人，可是他們不敢認錯，因為他們害怕認不起。如果共產黨領導的“土改”（我給土改加上引號，以便和國民黨的土改相區分）都是錯的，那么，它還有什么是對的呢？

6、至今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地富在政治上沒有得到平反，因而在經濟上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或賠償。其他受迫害群體，凡是獲得平反的，許多人（不是全部）也得到了數量不等的經濟補償：當官的官復原職，有的還加官晉爵，原先有工作的補發了工資，另外一些則得到一定數量的賠償或撫恤。不消說，這中間的差別很大，無公平可言（譬如遇羅克烈士，官方報刊也曾大力宣傳稱之為英雄的，平反后其家人只得到他被關押兩年多期間的學徒工的工資，沒有任何撫恤金），但好歹總算是得到了一些補償吧。資本家當年也被共過產，不過他們多少還領過一段時期的定息，后來也還得到過一些補償。唯有地富遭到徹底剝奪，他們的經濟損失是最慘重的，而事后卻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補償。

7、他們的苦難被遺忘得最徹底

盡管作為一個群體，地富遭受迫害的時間最早，受迫害所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深，但讓人難以原諒的是，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

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文字作品和影視作品如山如海，可是，我們能從幾部作品中瞭解到地富的苦難呢？即便在那些反映毛時代的農村生活的作品中，你也很難找到幾個地富的成形的人物和故事。這固然與當局的書報檢查有關，但那難道不也表明地富的命運根本就在絕大多數作者的視野之外。在自由的海外，關心這個問題的人也很少，偶爾有幾篇作品問世，讀者的反應也很冷淡。你或許會說，那畢竟是過去的事了，地富的悲慘遭遇其實我們都知道，所以不再感興趣。是的，中國人當然都知道地富的遭遇，只是這種“知道”太籠統，太大而化之。問題是，其他一些群體的不幸遭遇，按說我們也是知道的，例如老革命受迫害的故事，例如著名知識分子受迫害的故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故事，我們本來也是知道的，但我們仍然對他們的故事懷有強烈的興趣，有的甚而至今不衰。為什么唯獨對地富的遭遇缺乏這樣的關切呢？在我看來，那恰恰是因為地富遭受迫害的時間太早，持續的時間太長，受迫害的程度太深，被壓得無聲無息，以至于被人們習以為常，見慣不經。一般人無形中已經把他們視為另類，因而對他們缺少設身處地和感同身受的同情能力。

8、搶救歷史，刻不容緩

陳桂棣、春桃寫的《中國農民調查》激起強烈反響。這本書主要寫的是改革之后中國農民的狀況。我以為我們還需要《中國地富調查》。我們需要對地富的狀況有完整的和詳細的瞭解，大至一個縣、一個省，乃至全國，小至一個鄉、一個村、一個家庭。要有統計數字，也要有個案分析。盡管說在共產黨專制依舊的條件下，公開地進行大規模的地富調查是不可能的；但若等到共產專制垮臺后再做這件事，那就為時已晚。土改運動離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絕大部分地富已經離開人間。活著的、神志清醒的所剩無幾。到目前為止，有關他們悲慘遭遇的文字記錄仍然極度缺乏。如果我們還希望為這段歷史留下足夠充實的第一手的素材，如果我們不但想知道他們的遭遇，還想知道他們在如此遭遇下的感受和心理，如果我們還想知道他們在漫長的苦難歲月中的痛苦與思考，希望與絕望，愛情與親情，夢魘與幻想，以及諸如此類，那么我們就必須抓緊時間工作，否則就來不及了。◆

2004年12月

老三屆的悲劇

胡　平

 (2000年10月)

半百生涯
就像經歷了好幾次輪迴
我們這代人的生命畫卷
竟是如此的支離破碎

一、老三屆的生活軌跡

我是老三屆的人，最近和幾位同樣是老三屆的朋友聊天，談起老三屆這一代人的遭遇，大家都非常感慨，也非常憤怒。

老三屆這代人，也就是在文化革命爆發那一年——1966年——正在中學讀書那一代人，如今，年輕的也已經四十七、八歲，年長的都已經五十二、三歲了。最近幾年，國內下崗的人數急劇增加，其中老三屆佔了一大半。這當然不是老三屆人遇到的第一件倒霉事。回顧這幾十年，什麼倒霉事都讓這代人遇上了。

在我們正該長身體的時候，我們遇上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荒，整整挨了三年餓。在我們正該讀書學習的時候，我們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停了整整十年學。等到恢復高考，絕大部分老三屆同學對於要考的東西，不是缺得太多補不上，就是忘得太多荒廢了，到頭來，老三屆人考上大學或研究生院的比例非常低，後來能在專業上作出成就的就更少更少。

文化革命、上山下鄉，不但耽誤了老三屆的學業和教育，而且也耽誤了老三屆的青春，耽誤了老三屆的正常的戀愛、婚姻、家庭和生育。由於革命的禁慾主義，有時候乾脆就是領導的粗暴干預，再加上生活條件的艱苦，前途的渺茫、不確定，大多數老三屆人沒能及時的戀愛、結婚。等到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下鄉知青返回城市，社會上有了一大批超過政府規定的晚婚年齡的所謂大男大女。那些比較早就結婚成家的老三屆人，情況大多也不妙，因為其中大部分婚姻都只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缺少穩固的基礎，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的離婚潮，主角就是老三屆人。

到了八十年代，老三屆人基本上都有了一分正式的工作，雖然大部分都只是簡單的藍領工作，社會地位很低，但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總還算有某種保障。就在這時，經濟改革深入進行，自由競爭引入經濟生活，老三屆人由於飽受顛簸流離之苦，好不容易才有了比較穩定的工作，所以很少有人願意輕易冒險扔下鐵飯碗去下海，這樣，他們又錯過了重新創業的機會。九十年代以來，一方面是經濟改革的迅速推進，一方面是經濟不景氣，失業下崗的問題越來越成為社會上的普遍問題。老三屆人，由於教育程度低，專業技能差，再加上年齡不上不下，於是就成了下崗政策的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與此同時，老三屆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面臨一系列嚴峻的困難。由於少年時代營養不良，青年時代備嘗艱苦，人到中年，身體狀況出問題的很多，恰巧在這時社會上又沒有了保險醫療，醫藥費用猛漲。過去上學不要錢，現在幹什麼都收費，初中高中要收費，大學收費更高，老三屆人因為自己失學，格外望子成龍，為子女教育不惜血本，經濟上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幾乎與老三屆人結婚成家同時，政府開始實行嚴格的一胎化政策。現在這個政策好像開始鬆動了，而老三屆人——此處主要指女性——已經過了生育期。

二、“祖國的花朵”是最倒霉的一代

說來實在是莫大的諷刺。老三屆人出生在1947 年到1952 年之間，正是中共建國前後，稱得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齡人。曾經一度，他們被認為是祖國的花朵，是最幸福的一代。然而事實證明，他們其實是最倒霉的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我們的父兄輩，有不少人的遭遇也極其悲慘，例如地主、富農、右派，但是他們只是他們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而老三屆人的苦難卻屬於整整一代人。就在幾年之前，國人興起一股懷舊風，老三屆人也不例外，許多老三屆人頻頻地舉行座談會、辦回顧展，有些人喊出“青春無悔”的口號，好像還很有幾分為自己的過去而驕傲的勁頭。當時就有一些老三屆人提出抗議，到了今天，恐怕沒有幾個老三屆人還能大唱青春無悔的高調了。儘管在現代，人們的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五十歲上下還不能算老，但是那也畢竟不是年輕。對於大部分老三屆人來說，能夠有所作為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返，人生已經無情地關閉了希望之門。不是因為他們格外愚蠢，更不是因為他們格外懶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代同齡人卻有著最悲慘的命運，這本身就證明了中共的滔天罪惡。

記得在十幾二十年前，不少人對老三屆這一代還寄予很高的希望，像劉賓雁、李澤厚都對老三屆這一代評價很高，期待很高。他們認為老三屆這一代閱歷豐富，吃過苦，經受過各種磨煉，在社會底層生活過，熟悉中國國情，善於獨立思考，勢必會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發揮重大的積極作用。古人說“艱難玉成”也是這個意思。

不過這種說法不一定靠得住。要說艱難困苦才最有利於人的成長發展，那麼我們幹什麼還要努力建設，為子孫後代創造幸福的環境呢? 所謂給後代造福豈不成了給後代造孽?

我承認，艱難困苦對某一些人可能有好處，清代學者趙翼寫過兩句詩:“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飽經風霜、歷經磨難可能會造就大詩人、大文學家、大思想家。但是，在任何一代人中，絕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他們只要求普通的生活，只要求平凡的幸福。沉重的苦難粉碎了他們平庸的幸福之夢，對他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沉重的苦難對其他許多類型的人才也沒有好處，比如對科學家就沒有好處，對運動員也沒有好處。說來說去，苦難的經歷大概只有利於產生大詩人、大文學家和大思想家。事實上，老三屆中確實湧現出不少優秀的詩人、作家和思想家。但是，從後來的情況看，他們的整體成就並不像人們當初預期得那麼高，大部分人好比程咬金，只有三板斧的本事，一出手不同凡響，接下去就顯出後勁不足，不容易更上層樓。

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文化革命之苦，上山下鄉之苦，不但是在物質上，更是在精神上。在我們精神發育成長的年代，文化傳統遭到史無前例的破壞和中斷，外部世界的文化影響遭到嚴厲的封鎖，我們所能獲得的精神資源極度貧乏，超過中外歷史上任何一個黑暗的時期。在這樣的不毛之地上，居然還能長出思想之花、藝術之花，這本身就算是奇跡了，你怎麼還能指望它們長得茂盛、開得鮮艷呢?

三、不要忘掉農村老三屆

現在一般人談起老三屆，其實往往是指城市裡的老三屆，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農村的老三屆。一般人對下鄉知青講得很多，對回鄉知青卻講得很少。這個缺憾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

不錯，農村老三屆回鄉務農，是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在一起，不像城裡來的下鄉知青被迫與父母家人分離。再說，回鄉知青本來就是鄉里生鄉里長，對農村的生活和農業勞動都比較習慣，因此，他們的命運不像城市知青那樣有巨大的反差。然而，和城裡來的下鄉知青相比，他們的生活更缺少希望。招工一般是輪不到他們的。

七十年代末，全國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風，城裡來的知青幾乎全數回到城市，而回鄉知青則依舊留在鄉下，好像那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一樣。

四、否則，我們甚至對不起自己

不久前，原大陸留學生、現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威明頓校區任教的陳意新博士寫了一篇很出色的論文《從下鄉到下崗》，專門講到老三屆一代、知青一代人的命運，在敘述了這一代人充滿不幸的生活之後，陳意新教授提出，這一代人應當得到補償，“不僅因為國家的政策對他們一直不公，還因為他們不成比例地承擔了革命與改革的社會與經濟成本。”陳意新認為:“對這代人，國家至少應該以津貼為他們組織以現代化知識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們當中願意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還可以攀得上改革帶來的新機遇，以津貼為他們建立社會保障基金，使他們在市場經濟中失去競爭力後仍可過得上小康。”我當然贊成陳意新教授提出的這一主張，但問題是，中共當局會採納這一主張嗎? 另外，被共產黨虧待虐待的豈只是老三屆，豈只是知青?

我們不要忘記，所謂老三屆一代人、所謂知青一代人，雖然有著大體一樣的共同經歷，其實中間也有著不容忽略的差別。例如中共特權階層子女，有些人早在上山下鄉運動之初就開後門入伍當兵，後來又有許多人以所謂“工農兵學員”的名義上了大學。在共產專制下當官，不靠選舉不靠民意，靠關係靠血緣，於是又有許多特權子女成了“第三梯隊”。經濟改革以來，他們又憑借權勢，近水樓台，化公為私，轉眼之間就成了所謂“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對他們這一小部分人來說，已經不是要不要補償的問題，而是“補償”過度的問題。事實上，對他們的這些“補償”，就是對其他廣大老三屆人的又一次剝奪。

不言而喻，老三屆人的悲劇命運完全是中共一黨專政所造成的。老三屆人的悲劇正是中共專制的見證。唯有早日結束中共一黨專政，才能結束老三屆人的悲劇命運。或者更準確的說，唯有早日結束中共一黨專政，才能使老三屆的悲劇獲得正面意義。與其期望堅持一黨專政的當局給我們某種補償，不如我們自己行動起來，早日結束罪惡的一黨專政。老三屆人能給後世留下的最大貢獻，莫過於讓我們遭受過的苦難永遠不再發生。共產黨在犯下了如此大錯之後，即便不辭職下台以謝天下，至少也該允許人家公開批評，允許別人與之和平競爭。哪能像現在這樣，仍然把持專制權力不放，欠債不還不說，債務人倒還把債權人壓在陰山之下。老三屆人若苟且偷生，不敢反抗，那只能留下終生恥辱，不要說愧對先人後人，我們甚至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我們受過的無端苦難，對不起我們被糟踐的半世紀人生。◆

2000年10月

閱盡滄桑之后

—— 一代知識分子的反思

胡　平

 (2002年6月)

1、李慎之的深刻反思

在現今七十歲以上、自早年即參加共產革命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中，李慎之無疑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謂代表性，意義有二：一、李慎之的個人經歷在同代人中具有相當的典型性。二、李慎之對他的個人經歷、從而也就是對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經歷具有相當深刻的反思。

和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一樣，中共也是由一批知識分子創立的。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不少激進的知識青年加入了共產黨。不過隨著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和八一南昌兵變失敗，中共上山打游擊，立足農村建立紅色根據地，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的就很少了。在這段時期，中共主要是靠吸收大量農民來壯大自己的組織。到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又有許多“國統區”的青年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其中不少人直接去了延安。

建黨初期的那批知識分子，除去死掉、叛逃和被清洗的以外，四九年后大都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人們不再稱他們為“知識分子干部”或“黨內知識分子”。四九年后被人們稱為“知識分子干部”或“黨內知識分子”的，主要是指在抗戰期間加入共產黨的那批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為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他們在黨內始終不曾占據過主導性地位。李慎之便屬於這批知識分子。

中共建政后，政治運動不斷，從反右到文革，到反自由化。一批又一批黨內知識分子先后遭到整肅。這表明，在這一類知識分子中，確有不少人是和共產黨的那一套同床異夢，貌合神離。由於他們原先在黨內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們的“自由化”思想對社會的影響很大。由此就引出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既然他們腦子里有根深蒂固的“自由化”思想，當初為什么要自愿選擇加入共產黨呢？

比他們年輕的知識分子成長在共產黨一統天下，既沒有可供選擇的不同對象，也沒有自主選擇的空間，故另當別論。

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因為當年的中共就大力鼓吹自由民主；他們是因為追求自由民主因此加入中共的。國內學者笑蜀先生編輯《歷史的先聲》一書，收錄了從1940 年到1946 年中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社評以及中共領袖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講話文章共九十余篇，內容都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如此看來，當年一批熱血青年傾心于共產黨，實不為怪。

不過上述解釋仍有缺陷。因為在當年，不獨共產黨大講自由民主，其它許多黨派也都大講自由民主，李慎之們為何單單選中共產黨呢？畢竟，共產黨姓“共”，一個人要加入共產黨，必定要有對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認同。再說，從延安到北京，中共在自己權力所及之處，從未實行過自由民主，照說李慎之們早就該反出朝歌了，為何還苦苦追隨，甚至在自己遭到排斥打擊后還矢志不移，未能及早回頭呢？

不久前，我讀到李慎之先生為《歷史的先聲》香港版所寫序言“革命壓倒民主”(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 年第四期)。這是迄今為止我讀過的對老一代共產黨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最深刻的反思。我認為，在李慎之的作品中，這篇文章的價值還在那篇膾炙人口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之上。韋君宜的《思痛錄》偏重于事實的回顧，較少理論的剖析，其價值在另一方面。

2、“救亡壓倒啟蒙”一說不符合事實

聽一位朋友講，李慎之曾半開玩笑地說，他是“中國第一右派”。

第一右派者，第一真右派也。

眾所周知，五七年一場反右運動，把五十多萬人打成了右派，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其實并不是右派，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主義。真正名副其實的右派屈指可數。李慎之說，他大概是這五十多萬人中間覺悟得最早的了，故自稱“第一右派”。不過后來李慎之讀到顧準，自認不如，於是改稱自己是“第二右派”。( 說起右派中的右派，我還想起楊小凱《牛鬼蛇神錄》里的劉鳳祥。此人的思想當不在顧準之下。)

李慎之這篇文章的題目“革命壓倒民主”，一望而知是從李澤厚那個著名觀點“救亡壓倒啟蒙”脫化而來。無獨有偶，王若水去世前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與‘黨文化’的碰撞”，也有針對“救亡壓倒啟蒙”觀點之意。

順便一提，過去，我們都以為“救亡壓倒啟蒙”這個觀點首先是李澤厚提出來的。一九八六年，李澤厚在《走向未來》創刊號發表文章“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提出“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

不過，據王若水在“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一文里所說，“最早提出‘革命壓倒啟蒙’和‘救亡壓倒啟蒙’觀點的其實是美國學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 ”。在該文注釋中，王若水對此還有進一步說明。按下不表。且不論“救亡壓倒啟蒙”一說是由何人提出，這個觀點確實產生過很大影響。李慎之說，原先，“我也曾以為此說近乎情理”；可是讀完《歷史的先聲》后“卻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因為收在這本書里的文章，從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起，幾乎都強調“只有民主，抗戰才能有力量”，強調“民主是抗戰的保證”。共產黨方面是如此，國民黨方面好歹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見實行國共合作，“八年抗戰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類似于兩黨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論自由的空間也有了相當的擴大(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可見在當年，救亡非但不曾壓倒啟蒙，相反，救亡倒促進了啟蒙。

我以前也對“救亡壓倒啟蒙”一說提出過批評。首先，我認為救亡壓倒啟蒙一說不符合事實。在中國現代史上，與其說是救亡壓倒啟蒙，不如說是救亡推動啟蒙。在中國現代史上，救亡曾多次成為啟蒙的催化劑，甲午戰敗刺激出了戊戌變法；八國聯軍逼出了預備立憲；五四運動的直接誘因是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日軍侵華則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如此等等。

其次，按照救亡壓倒啟蒙一說，當救亡任務大功告成，啟蒙就該名正言順地提上日程。然而事實是，在四九年“新中國”宣告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之后，中國非但沒有變得更自由更民主，相反，倒是變得更集權更專制。僅此兩點，便可駁倒所謂“救亡壓倒啟蒙”。

那么，何以如此呢？道理并不復雜。因為中國是堂堂大國，理當強盛，不該貧弱。如果中國竟然讓外國打得割地賠款，國土淪陷，喪權辱國，那很容易被解釋為政府的無能或制度的落后，因此，體制內外，朝野上下，都會疾呼改革，而當政者則處境尷尬，很難拒絕。講到抗戰期間的中共。在當時，中共豈止是“在野”，中共是“非法”。它自然會利用一切機會爭得自己的合法存在。既然民主就意味著寬容異己，中共焉能不向國民政府要求民主？是的，戰爭期間，要結束黨爭，一致對外，但對於中共而言，這就意味著要國民政府結束對共產黨的打壓，共赴國難。如此說來，中共在抗戰期間大唱民主高調也就不足為怪了。

3、不僅僅是不懂民主

中共在抗戰期間并不曾以國難當頭為理由而主張限制人權暫停民主，反而主張擴大民主，加強民主。這僅僅是一種策略或權謀嗎？它是不是一場蓄意的騙局呢？大批左傾青年為中共這些口號所吸引投身中共，是不是上當受騙呢？李慎之認為事情并不如此簡單。關鍵在於，在當時，“中國人從根本上說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別是作為制度的民主”。作為一個口號，民主很時髦，但真正理解其意義的卻寥寥無幾。

我這里要補充的是，若僅僅是不懂民主，那倒好了。后進國家的優勢是有現成的榜樣可以遵循。如果國人能老老實實向西方學習，依樣畫葫蘆，雖不中，亦不遠矣。當年印度真懂民主的人又能有多少呢？

指出這一點或許不是多余。譬如八九民運，有人說，即使八九民運取得成功，中國仍然不會真正走向民主，因為參與和同情民運的人雖多，但其中真正懂得民主的卻很少。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亞洲的蒙古，歐洲的阿爾巴尼亞在民主轉型時，想來也不會有多少人對民主有精深系統的了解。轉型之初的蒙古和阿爾巴尼亞，既無市場經濟，又無中產階級，既無富于經驗的反對派組織，又無略具規模的市民社會；總之，某些學者所謂實行民主的諸要素諸前提，蒙古和阿爾巴尼亞不是空白就是稀缺，然而，蒙古和阿爾巴尼亞都成功地實現了民主轉型。由此可見，一般人在討論民主的社會條件或前提時是多么容易陷入淺嘗輒止的片面與武斷。

當年中國的問題在於，許多中國人還不只是對民主不夠了解，而是有嚴重的誤解。許多人自以為高明，對西方的民主還很是看不上。連孫中山都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壓迫平民之工具”。更不用說一般左傾青年了。中共創建人陳獨秀早在一九二零年就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力言民主的階級性，批判現有的民主只不過是資本家階級“拿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鼓吹社會主義民主，鼓吹無產階級民主。如李慎之言：“此后中國所有左派的民主觀都受他的影響，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

左傾青年既然接受了無產階級民主這一概念，順理成章地，他們也就把蘇聯當作了民主的樣板。同樣順理成章的是，左傾青年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當作了民主圣地。李慎之寫道，在當年的左傾青年看來，“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實行的已經是新民主主義了，那里已經屬於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了，還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對尚未解放的中國其它地方的，也就是蔣管區和日占區的”。

這樣，到了一九四九年，隨著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極權統治由此確立，然而在左傾青年心目中，那就是“民主”的全面實現——當然，是“延安式的民主”。在這里，我們責備共產黨食言，背棄了民主的承諾，其實未必準確。因為共產黨早就用它那一套“新話語”(New Speak) 徹底顛覆了原有的民主概念。共產黨兌現了它許諾的“民主”，而它許諾的“民主”實際上就是徹底的極權。

記得五十年代初期，冷戰剛拉開序幕，西方國家自稱“自由世界”，共產國家則自稱“民主陣營”。許多共產國家甚至刻意地在自己的國號里加進“民主”二字。事實上，凡是在國號上寫有“民主”二字的都是共產國家( 也就是說，都是最不民主、最反民主的國家)。譬如，當年的東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北朝鮮叫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在今天看來是莫大的諷刺，可是在當年，在一般左派的心目中卻深信不疑。

4、中共的兩套綱領與兩套語言

可是，《歷史的先聲》這本書畢竟與眾不同，因為它所收錄的那些文章，不但大力鼓吹民主，而且在“民主”的前面從不加上“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它所鼓吹的民主，正是被共產黨自己反復批判的所謂“一般民主”、“超階級的民主”或“抽象的民主”。其中不少文章甚至明確地把英美視為民主的范例，頻頻引用林肯和羅斯福的語錄。單看《歷史的先聲》，今天的讀者很難相信那些文章竟是出自共產黨的領導人和機關報。無怪乎這本書在兩年前國內出版不久就遭到當局查封，好像一個負心漢見到別人翻出當年的海誓山盟惱羞成怒。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中共后來背叛了當年莊嚴的承諾，但問題還不如此單純。這里涉及到中共的兩套綱領和兩套語言。

所謂兩套綱領，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公開聲明：“誰人不知，關于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根據這兩套綱領，共產黨可以心安理得地今天做一套，明天做另一套——與時俱進嘛。

李慎之寫道：“那時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黨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為爭取實現民主憲政、組織聯合政府而努力時，我們擁護；當談判破裂、政協失敗，中央一再傳達說‘國民黨不肯跟我們搞聯合政府，我們就單獨打天下，省得拖泥帶水’，我們也擁護。”在民主問題上是如此，在其它問題上也是如此。例如在土地問題上，頭天共產黨把土地分給農民，第二天又把土地從農民手中拿走搞集體化公社化，他們并不覺得這是出爾反爾是翻云復雨是欺騙背叛。他們認為這是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相結合，這是從最低綱領過渡到最高綱領。

關于兩套語言。共產黨歷來有兩套語言，一套對內語言，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是用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邏輯，說服、教育和灌輸自己的主張。另一套對外語言，即統戰語言。這套語言很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色彩，而是盡量借用對方的概念和對方的邏輯，說服和誘使對方接受自己的主張。

《歷史的先聲》一書共收入九十一篇文章，其中只有十四篇是取自當年延安的《解放日報》，其余主要取自共產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這就是說，當年中共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的那些文章，主要是在“國統區”發表的，是寫給那些在共產黨權力控制之外的人看的，所以它盡量使用第二套語言即統戰語言。

對中共而言，使用統戰語言乃是權宜之計，是為了爭取所謂中間派的降格以求。因此，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說得多動聽，顯得多誠懇，骨子里卻未必把那套價值當真，因為在他們心目中還有更高的價值。所以，在統戰對象方面，事后常常有被欺騙被利用的感覺，而在共產黨信徒方面，卻并不認為他們就是在蓄意騙人。共產黨在“國統區”宣揚美式民主，但他們心目中的國家典范當然是蘇俄，如李慎之所言，一般“‘進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於，居然認為美式民主與蘇式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

5、革命壓倒民主

李慎之認為，四十年代的中國，不是“救亡壓倒啟蒙”，而是革命壓倒民主。他指出，在當時，“除了中國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國人中只能留在口頭上的又一個原因是，在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心目中還有一個比民主更高的價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李慎之說：“那時我們的頭腦里有沒有民主這個價值？當然有，但是它已經完全被包括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價值里了。”

李慎之指明的這一點本來根本不是問題。當年，左傾青年投奔延安不是都叫做“投奔革命”而不叫做“投奔民主”嗎？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革命”一詞神光褪盡，“民主”一詞重放光彩，一些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內知識分子，在解釋自己當年為什么投奔共產黨時，每每歸結為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向往，好像他們當初加入共產黨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民主。應該說，李慎之的文章對此給出了更平實的說明。

人總是愿意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否定自己總是痛苦的。李慎之敢於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去，深刻剖析自己青年時代的思想迷誤，表現出高貴的道德勇氣和誠實的理性精神。我尤其欣賞他對自己青年時代思想迷誤的理性剖析，我認為那比一味地從道德上自我譴責重要得多。當然，這話也只適用于李慎之一類人。他們當年的失誤主要是在認識上而非道德上。

從李慎之深刻的反思，我們可以引出許多教益和啟示。譬如說，那些主張“兩個文革”的朋友們是否也應該重新思考他們的理論呢？不錯，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和紅衛兵也抱有某種朦朧的民主追求，但是，除開極個別的人物，絕大多數人對民主的理解都是含糊的、混亂的和錯誤的。另外，在當時一般人的觀念中，民主并不享有特別崇高的地位；在民主之上還有革命。聲稱有兩個文革，其中一個是“人民的文革”，這就象宣布當年有兩個共產革命，其中一個是“人民的共產革命”一樣不能成立，甚至更不能成立。

李慎之是時下大陸知識界自由主義的一位代表人物。注意：我這里說的自由主義，并不包括那些為權貴私有化作辯護，以經濟自由的名義否定政治自由的所謂“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另一個理論對手是“新左派”。從表面上看，新左派并不諱言民主，有時候，他們還高調呼吁民主。但是在新左派那里，“民主”的含義一向是含混模糊的；更重要的是，新左派總是對現行的民主制度( 也就是通常說的西式民主) 表示輕蔑和拒絕，擺出“超越”“創新”的姿態。

正是在這一關鍵之點上，我們看到了新左派重蹈老左派的覆轍。◆

2002年6月

　

從超女現象看中國人是否政治冷感

胡　平

（2005年9月）

最近，由湖南衛視主辦的超級女聲大賽造成了空前的轟動效應。全國報名參賽人數高達15 萬；超過 2000 萬觀眾每周熱切關注，總共收視人次超過四億。報道“超女”的媒體超過一百家。在網絡上，新浪“超女”專題留言接近200 多萬條，Google 相關網頁接近120萬頁……。這一系列天文數字造就了所謂“超女現象”，并引發了各方人士的多種解讀，成為人們認識當今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超女與民主

超女大賽的特點是：每個人（16 歲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參加比賽，每個人都可以充當裁判（用手機短信投票）。在這一點上，它確實和開放的民主競選很有幾分相似。于是，有不少人從超女聯想到民主。活躍的網上評論家安替說：“我是比較早寫社論把超女往民主方向拔高的，至今我還覺得網友的這句話說得最得我心：‘這一輩子想選個總統恐怕是辦不到了，我就選一個喜歡的女娃子。’超女當然不是民主，但它是缺乏民主的13 億中國人對民主的幻想。想到這里，我為我中華悲涼。”安替進一步發問：“超女能讓這么多人瘋狂，那超男——總統和議員大選呢？那會瘋狂到什么地步？”安替說：“我在臺灣感受到了這種瘋狂。臺灣大選的時候，那種掃街、拜票、站臺、游行，把幾乎所有的人都卷入了超級風暴中。我們今天看到玉米們在街上發傳單、搶手機，我們也可以想見，她們如果加入了某議員的助選團，那么她們的選戰一定是全球最瘋狂的。我們甚至都能看到那天，中國真正實現大選那天，你會發現中國一下子會出現無數可以傲視全球的英雄。一次超女，就能出現張靚穎唱歌這么好聽的人，如果中國大選，那么選出100 個馬英九算什么啊？ 13 億啊！臺灣才2300 萬啊！”

不同政見代表人物劉曉波表示，盡管他在某種意義上認同對“超女”的社會意義的評價，特別是在顛覆央視壟斷地位和御用精英的文化霸權的意義上，超女具有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社會意義。但也必須看到，人們從“超女”中讀出的微言大義，與其說是高抬了“超女”，不如是出于對央視壟斷的厭惡和憤怒。所以，對“超女”普及民主和有助于公民社會的期待，很可能只是一廂情愿的善意期待。劉曉波告誡我們說：“更大的可能是，在只允許虛幻盛世的娛樂化表達而不允許重重危機的批判性表達的獨裁秩序中，國人心中積蓄了諸多無法公開傾吐的壘塊，‘超女’ 在無形中就變成了一條‘忘憂河’，通過娛樂狂歡來宣泄和遺忘胸中壘塊。”

劉曉波的提醒十分重要。象超女這樣的大眾娛樂既可能激發與強化人們對民主的渴望，也可能轉移從而削弱人們對民主的追求。兩者的關系就和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關系相類似：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愿望就越強烈。在這里，經濟發展成了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里，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我們不可盲目高調。

國人為何政治冷感？

以當下中國的情勢而論，超女首先是虛幻盛世下的一場大眾娛樂與狂歡。專制當局允許和鼓勵這一類娛樂活動，目的是為了轉移人們對嚴肅問題的關注。但正象一位網友所說：“喜兒一長大，就招來黃世仁”；超女吸引了億萬民眾的自發參與，許多歌迷還成立了自發的組織拉票造勢，那又不能不引起專制當局的過敏與緊張。平心而論，超女的歌手和歌迷多半并非懷抱民主理想在那里借題發揮，而懷抱民主理想者則未必熱衷于卷入超女大賽。不過，超女大賽的某些形式確實會使一般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民主的人也聯想到政治民主，再加上一批評論家的引申闡釋，因而它確實起到了某種普及民主理念的作用。我不敢象安替一樣說，超女現象是13 億中國人對政治民主的幻想，然而我卻敢說，超女現象證明了所謂“中國人政治冷感”這一假像的破產。

不錯，從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人普遍地對政治冷感，不關心政治，對政治沒興趣。然而，我堅信這祇是假像。我敢說，當今世界，恐怕沒有哪個國家能比中國蘊藏著更多的政治參與激情了。當今國人的政治冷感主要是專制當局殘酷壓制的結果。正如一位網友在評論超女時所說：“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洪水就泛濫。”我們可以斷言，一旦未來中國專制結束，政治開放，中國人迸發出來的政治參與熱情一定會讓全世界驚嘆。

超女現象證明了當今中國蘊藏著極大的政治參與激情，雖然很多人自己都不曾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這不足為奇。就象這次超女大賽，有多少人事前就預見到它會造成如此的轟動呢？難道不是有很多人，是在看到湖南衛視提供了這樣一個公共平臺后，才觸發起參賽的沖動或投票的沖動嗎？難道不是有很多人，是在看到別人熱情投入，不亦樂乎之后，才被吸引、被卷入，從而造成滾雪球效應的嗎？基于同理，假如說在今日中國，確實有很多人對政治不感興趣，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從未親身經歷過民主，故而對民主的巨大魅力缺少體會而已。

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按照此處對政治的定義（這又是一種對政治的定義），嚴格說來，專制政治根本不配稱作政治。專制政治剝奪了廣大公民的自由與平等的參政權利；它充斥著謊言與暴力，欺詐與威嚇，頤指氣使與脅肩諂笑。當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時，他當然指的不是這種政治。我們知道，在譬如雅典的古希臘城邦中，政治活動完全是另一種形式。

在那里，沒有固定不變的官職爵位，沒有龐大的官僚機器，更沒有高高在上的專制帝王，人們都是以公民的同等身分投入政治。一個人能否在政治活動中嶄露頭角，從而獲得較大的影響，主要取決于他是否表現出比他人更多的毅力、膽識，取決于他是否在公民大會的辯論中、在司法審議的會場上以及在包括戰爭在內的場合下，以自己出色的行為贏得眾人的注目與信服。

不錯，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屬于小國寡民，當今之世已不可復見。在近代以來的代議制民主中，一方面，政治的范圍比以前縮小了，另一方面，普通公民直接參與的程度降低了。但是，作為民主制的精髓——公民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參與這一要素依然保持了下來（尤其是在競選活動期間）；政治仍然不失為人類活動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引人入勝的形式之一。

人之為人的一種特性

那么，超女現象和民主政治到底有什么共同之處呢？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體現了人們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參與，體現了人們共同創造公共交往空間。這就涉及到人之為人的一種特性。

人和動物的區別在于，人不僅需要食與色，而且還需要完全非物質性的東西。人還有對他人的需要。人需要與他人交往，人需要生活在人群中間。人群中間也就是人間。把人和人群隔離，對人來說無異于死亡。所以在很多民族的語言中，“離開人間”都是死亡的別稱。有句老話，曰“人生一世，吃穿二字”。才不是呢。讓你住單身牢房判無期徒刑與世隔絕，保你衣食無憂不打不罵，你可愿意？

人為什么要生活在人群中間？這決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其生物的需要，例如性的需要，生兒育女的需要，吃喝的需要，抵御野獸侵害和自然災害的需要。人需要結群而居，也決不僅僅是出于經濟學的考慮，通過分工以提高效益，從而更好地滿足自身的物質需求。

人要生活在人群中間，還是因為人需要和他人交往。舉凡人生中一切有意思、有意味、有意義的東西，都需要他人的在場、見證、品評、參與，共有和分享。或者反過來說，只有在有他人在場、見證、參與和分享的情況下，我們的生活才可能產生意思、意味和意義。

正如阿倫特所說：“作為人的人，即每一表現出自己特性的個體在行動和言語中展現和證實自己，這些活動（不管其題材的無用）具備自身的一種持久品質，因為它們創造了值得記憶的東西。”柯杰夫說得對：只有人才可能會追求“從生物學觀點來看是完全無用的東西，如獎牌、錦標等”。人追求這些，并不一定在于它本身具有什么價值，而是因為別人也同樣追求。人要作為人而存在，就必須獲得他人的承認，尤其是希望被承認為一個具有某種價值和尊嚴的存在者。為了贏得這種承認，他甘愿做賠本生意，甚至甘愿冒著風險，克服其動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標。

不要夸大物質追求的意義。我們不妨想一想，當一個人在努力追求物質利益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為了滿足其肉體的物質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際上是在滿足其精神的自尊、驕傲，乃至虛榮？馬克思斷言一切戰爭都是起自于經濟利益的爭奪。這話充其量只說對了一半。且不說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為了宗教，為了理念，即使是在那些旨在掠奪財富的戰爭中，人們最看重的也還不是財富本身，而是由占有大量財富所帶來的優勝或榮耀感。

人希望實現自己，展現自己，從而被別人承認，被別人認識和記住。所謂公共領域，就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個人們在這一世界中為展現自我所需的空間”（阿倫特語）。湖南衛視主辦超女大賽就是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公共領域或曰公共平臺，這就觸發了人性深處的那根弦。于是乎人們發現，原來有那么多的人想以唱歌的方式一舉成名！

超女的魅力何在？

學者劉擎對超女深表憂慮。他說：“十幾萬人加入‘想唱就唱’的行列，但終究不過幾十個人才能看到‘揮舞的熒光棒’。其余十幾萬人怎么辦？生命不息，PK 不止嗎？我們除了成功，除了PK掉對手，除了成為或崇拜偶像，還能有什么別的夢想嗎？我們在‘淘汰/ 晉級’的輸贏文化中還有什么另類的選擇嗎？被淘汰出局的大多數人如何可以有意義、有自信、有個性、有尊嚴地生活？”

劉擎的擔憂當然不無道理，不過那多半是出于對成功的狹隘理解和對參賽者參賽動機的片面解讀。成功與失敗有其相對的一面，那些經歷了幾輪比賽后才被淘汰的歌手，因為她們畢竟贏過幾輪比賽，所以也可以說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再者，失敗與成功同屬難得，因為它們都只屬于肯參賽的人。紐約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群眾性的馬拉松賽，許多參加者來自外州甚至外國。賽跑有硬標準，優勝者的紀錄擺在那里，絕大多數參賽者在賽前就明知自己毫無取勝的希望。那他們為什么還要自掏腰包，不遠千里萬里來參賽呢？還有那成千上萬名義工，他們又是圖的什么呢？在去年紐約的馬拉松賽中，參賽人數多達三萬五千，跑完全程者不過兩千余人。前幾名自然被視為成功者，那些能堅持跑完全程，特別是那些把自己的記錄有所提升的人何嘗不是獲得了某種成功？至于那90％以上的些連跑都跑不完的人也未必個個垂頭喪氣，從此一蹶不振，因為他們當初圖的就是參與，圖的就是這么一次和成千上萬人一起跑，有成千上萬人在旁看的難得的人生經歷。

超女大賽的魅力在于，它給每一個人提供了一個能夠在公眾面前展現自我的機會。有的超女說：“即使是出丑，但至少我讓別人認識了。”失敗的滋味當然不好受，可是比起沒有參賽的人呢？無論如何，她們總算是登了次臺，上了次電視，當著千千萬萬的聽眾表演了一番，成了一次萬眾矚目的中心人物，出了幾分鐘的名（安迪。沃霍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出十五分鐘的名。”）給自己、給自己的親友鄰居、同學同事留下了一段記憶。要是不參賽，就連這點風光也沒有。何樂而不為？完美主義者的邏輯是：凡事要做就要做得出類拔萃，否則寧可不做。不過，大多數人并非完美主義者。

民主選舉是人民的盛大節日

唱歌當然沒有政治重要；和民主競選、尤其是和全國大選這臺大戲相比，超女只是一場很小很小的戲。前人有言：“革命是人民的盛大節日。”因為革命意味著打破常規，突破原有的僵硬的政治結構，從而使得原先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民有機會參與政治，得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或曰公共空間。照這樣講，民主選舉才更是人民的盛大節日，選舉就是和平的革命，就是把革命予以制度化、規范化。因為政治最是公眾之事，它關系到全社會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和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因此在政治活動中，人們更能夠充分展現自己的意志、膽魄、胸襟、氣度、智慧、見識、正義感、親和力、團隊精神和進取精神；更能夠體現人之為人的特性，更能夠體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更能夠贏得世人與歷史的承認。因此，毫不奇怪，民主政治，尤其是競選，一向最能吸引廣大民眾的熱情投入。這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

1980 年冬，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其他高校興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競選活動。那還只是選舉區人民代表，北大的學生選區只有兩個席位，參選的同學多達三十幾名，各種自發的助選班子和中立的觀察評論組織如雨后春筍，絕大部分同學都表現出罕見的熱情，講演答辯會常常人滿為患，投票率超過90％。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里，競選都是全校學生最熱烈的中心話題。和這次超女類似，促使參選人參選的最大動機并非獲勝（當選），而是有機會向公眾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展現自己的勇氣和見識；從助選的全力以赴和投票的認真執著可以看出，同學們就是想借此表達自己的獨立意志以及證實自己的政治意愿。和這次超女類似，很多參選人都是在看到別人站出來競選，自己才按捺不住躍躍欲試；很多同學都是在看到別人爭論不休才被吸引被卷入。有趣的是，當時，北京市委曾通知各高校，要求黨員學生不要參加競選。這看上去很不可思議：一個政黨，怎么會要求自己的黨員不要去參加政治呢？可見專制當局很明白，我們的政治不是他們的政治。相映成趣的是，很多參選人和助選人，平時都是被認作不關心政治的，都是一上政治課就想逃課，一聽說政治學習就頭疼的人，競選活動一來，他們立刻熱情投入，廢寢忘食。可見此政治非彼政治。八九民運也是同樣的情況。許多人談到“廣場效應”，廣場有如磁場，一般人，不論平時多么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民運，只要一靠進廣場就會被情不自禁地吸引過去，參加進去。這說的就是所謂公共領域或曰公共空間。

我在不久前發表的《中國人真的政治冷感嗎？》一文里寫道：“在中國，共產黨專政了五十多年，國人的政治權利被剝奪了五十多年，一旦人們獲得了參與政治的權利，他們怎么會輕易放棄呢？當今中國，政府的腐敗是那樣的病入膏肓，社會不公正是那樣的觸目驚心，一旦人們有機會運用手中的選票對此進行改變，他們怎么會不熱心不投入呢？一個痛感其個性與思想被壓抑了幾十年的民族，怎么會對政治這種自我表現的大舞臺無動于衷呢？尤其是在開放民主的初期，百弊待除，百利待興，最能激起人們的理想主義和責任感；而初嘗禁果，又最能讓人感到新鮮刺激，忍不住躍躍欲試。所以我敢斷言，祇要中國開放民主，中國民眾一定會表現出極大的參與熱情。”超女不是民主，但是我們只要對超女現象略加思索就不難發現，它確實證明了所謂“中國人政治冷感”這一假像的破產。我敢說，現今一批自稱政治冷感，對我輩的活動嗤之以鼻的人，等到中國開放民主那一天，只怕比我輩還要狂熱得多呢。◆

2005年9月

談公共知識分子

——在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行
有關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圓桌會議上的發言
(華盛頓)

胡　平

（2005年3月）

胡錦濤上台以來，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處境並未得到改善，甚至還有所惡化。其實，沒有改善本身就意味著在惡化，因為同樣一種壓迫，持續的時間越長就越惡劣，其後果也就越嚴重。

不久前，胡錦濤政權發起對知識界新一輪整肅。當局再度祭出“反自由化”大旗，對“自由化思想”和“公共知識分子”嚴詞批判；中宣部開出名單，禁止一些先前在官方媒體還有一席之地的自由知識分子在媒體露面；並要求媒體嚴格把關，“不得擅自報道有關蓄意爆炸、暴動、示威及罷工事件”；一批書被查禁，一些互聯網站被封閉。與此同時，當局還採用行政手段和專政手段對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進行迫害，有的被解職，有的被查抄傳訊，有的受到嚴厲警告，有的被逮捕判刑。趙紫陽先生去世，中共當局如臨大敵，採用各種手段加強控制，許多異議人士被軟禁，還有人被拘禁，體制內的人士則受到嚴厲警告：不准參加悼念活動，否則將被開除公職。此外，我們還不要忘記舉世聞名的抗薩英雄蔣彥永醫生，僅僅是因為去年春天，他寫給全國人大和政協的一封要求為“六四”正名的信在海外發表，就遭到綁架和拘禁，至今仍被軟禁。

事實證明，胡錦濤和他的前任江澤民沒有兩樣。1991 年，江澤民在和一位台灣客人的內部講話中引用了《左傳》上的一個典故。大意是：為政寧猛勿寬。火猛，人人見了都害怕都躲避，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燒死；水看來柔弱，許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讓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後來這段講話發表在1996 年8 月號香港雜誌《九十年代》上）。中共領導人深知，他們的統治完全是建立在民眾的恐懼之上，因此，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維持民眾的恐懼，這就不能在民眾面前作出溫和開明的樣子。民眾越是以為當局溫和開明，他們就是敢於說出自己原先不敢說出的話，越是敢於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結果就是對當局形成更大的壓力和挑戰，當局要壓制就必須花更大的氣力（如果能壓得下去的話），到頭來其形象反而會受到更大損害。胡錦濤一朝大權在手就露出凶相，其目的主要是維持和鞏固自“六四”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威懾力和恐懼效應，從而將“動亂”扼殺在萌芽狀態，這反而用不著大動干戈，大開殺戒了。胡錦濤上台以來的所作所為，一方面使得外界對他普遍失望，另一方面又讓人覺得他做得好像也不太過分。其實那正是他實行這種策略所意欲達成的效果。

胡錦濤上台後，一再表示要關心弱勢群體。很多人以為，胡錦濤就該容許弱勢群體的維權活動；但事實並非如此。例如北京的法學博士李柏光，長期以來依據現行法律幫助農民維權活動，不久前卻被地方政府以涉嫌欺詐罪名拘押（最近被取保候審）。這表明，胡錦濤政權雖然也未必不想對貧富懸殊略加緩和，對貪污腐敗略加約束，使弱勢群體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們決不容許民眾採取公開的集體行動，自己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當局可以部分地滿足民眾的物質要求，但是他們最懼怕的是民眾由此而獲得獨立的集體行動的能力。此外，當局也拒絕實行真正的法治，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為當局深知，現存的財產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是根本不具合法性的。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與眾不同，它既不是歷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場造成的，而主要是權力造成的。在中國，窮人之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財產被權勢者所強佔；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利用權力搶走了別人創造的財富。一旦民眾可以根據法律據理力爭，一旦民眾有了集體抗爭的能力，他們絕不會僅僅滿足於多得一點失業救濟或多得一點貧困補助，他們首先會要求利用權力而先富起來的那批人交出他們掠奪的財產，他們很可能會對權貴私有化進行正當的清算，這也就勢必威脅到專制政權本身。這當然不是胡錦濤政權所願意見到的。因此，胡錦濤政權的所謂關心弱勢群體，充其量不過是想用“有節制的壓迫”，以維持“可持續的搾取”而已。

不錯，從表面上看，在今日中國，知識分子還是很活躍。在互聯網上，甚至在官方媒體上，對若干公共問題的討論也很開放，以至很熱烈。某些異議人士放言無忌，卻安然無事，還好好地待在家裡。不過我要提醒的是，如今當局實行的原則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當局在處置言論問題時，並沒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當局在壓迫知識分子時，往往要考慮到多種因素，例如你在體制內有無地位，在國際上有無名氣，你有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網，等等。我們不能單憑某些著名的異議人士的處境就得出結論，以為中國的言論空間已經比較寬鬆。再有，我們也不可忘記，中共壓制言論的手段從來就是多種多樣的。譬如當年反右運動，在五十幾萬右派中，正式逮捕判刑的是少數，有的右派是被開除公職，下放勞動；有的右派是降職降薪，強行調動工作；有的右派還被允許在官方媒體上露一露面，發表一點東西。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

順便一提，外界在評估中國言論自由狀態時，往往注重於有多少人被抓被關。毫無疑問，中國的異議人士被抓被關的數量是驚人的，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但這只是我們衡量中國言論自由狀態和知識分子處境的一個指標。首先我要指出，正因為中國還沒有新聞自由，外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異議人士的完整數目，外界所能掌握到的數目多半是大大縮小的。其次，還需指出的是，被拘禁的異議人士的數目並不像乍一看去的那麼重要。那些抓異議人士抓得少的國家不一定比那些抓得多的國家有更多的言論自由，有時倒恰恰相反。我們知道，傳統的專制政權是採用事後追懲的辦法壓制言論自由，媒體在發表文章或消息前不交政府檢查，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為政府喜歡的文章或新聞得以公諸於世的機會，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對那些它不喜歡的文章和新聞實行懲罰的難度，同時更使得政府的壓制無從掩蓋而劣跡昭著。共產專制則不然。共產黨採取事前預防的辦法。共產黨政府不但設有它的書報檢查機構（如各級宣傳部），而且它乾脆把一切媒體都直接抓在自己手裡，派出黨放心的人去領導去把關。這等於加了雙保險。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讓黨不高興的言論新聞壓根就沒有上媒體的機會，偶有漏網之魚也不必都去抓起來關起來，只消動用黨紀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決問題了。互聯網的發明無疑增加了管制的困難，特別是網友自己上帖，事前檢查幾乎不可能。為此，中國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網路監管系統，一方面，通過設置網路篩檢程序對許多所謂“敏感”辭彙進行過濾；另一方面，只要發現了有“危險傾向”的文字便立即刪除，必要時還可對上帖的網友事後追懲。所以，在這樣一種實行嚴格事前預防的國家裡，政府不需要關押太多的異議人士。事實上，目前中國政府監禁的異議人士，有不少是在互聯網上或者在境外媒體上發佈文章或消息而被監禁的，這還是托現代高科技之福，托對外開放之福，否則，他們連這點“犯罪”的機會都沒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如果我們把傳統型專制對言論的事後追懲比作殺人，比作屠嬰；那麼，共產專制的做法則是在殺人和屠嬰之外，再加上墮胎和避孕。其壓制效果不但更嚴厲，更徹底，而且更不顯眼，更有欺騙性。

從表面上看，當局控制言論的尺度確實比以前寬多了，不要說比毛時代寬，就是和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讓，甚至還有過之。但是這並不表明當局的開明。應該說，造成這種狀況的是其他一些原因。首先一條是八九民運的衝擊。在八九民運中，數以千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殺更是激起普遍民憤，全國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罵共產黨。無論當局使出何種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個地重新裝進原來的瓶子裡，因此，它不得不對許多“出格”的言論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其次是國際共產陣營的解體，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破產。包括當局自己推行的經濟改革，從理論上自己顛覆了自己原先奉為金科玉律的理論，這就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機會。現階段的中共當局，固然也在努力編製新的意識形態，竭力鼓吹所謂主旋律，妄圖重新統一思想，但畢竟力不從心，不得不轉到以防守為主的原則。這就是說，現階段的中共當局在控制言論時，主要不是看一種言論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而是看它對現政權是否構成直接挑戰。這就給其他思想和言論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再有，以“六四”屠殺為標誌，中共政權失去了傳統信仰的支援，轉變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暴力統治意味著民眾在政治上的消極冷漠，意味著普遍的犬儒主義，在今日中國，思想、言論的號召力遠遠比不上八十年代，這就增強了當局抵禦批評的某種免疫力。暴力不那麼在乎別人的批評，因為它本來就是強加於人而不需要別人的認同。你罵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簡單地說，當局的臉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誰?”），所以它對異議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與此同時，當局對它不能容忍的言論採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當的壓制措施。過去，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都是全黨公認的理論權威（在更多的時候則是由“偉大領袖”親自定調），因為據說只有他們才能正確地鑒別什麼言論符合主義，什麼言論不符合主義。在那時，當局要取締一種言論，總還要裝模作樣地講出一番理由，為了表明自己的取締是有道理的，常常還要把被取締的言論拿出來公諸於世，讓群眾鑒別，共同批判。現在好了，現在的意識形態主管只需要丁關根（盯關跟）的水平，說取締就取締，說封殺就封殺，說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說明理由，甚至於不需要正式下達文件，打個電話就算完，其他各種手續統統免了。如此說來，今日中共當局對言論的控制，和以前相比並沒有任何真正的鬆動。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有過這樣一段表白，他說：“我們絕對知道在什麼時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義正詞嚴狀，也絕對知道什麼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沉默、三緘其口。我們還有一個更可怕的表現。這就是柿子專揀軟的捏：即在一個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義執言實際精打細算、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我們也知道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可以上達天庭得到首肯，什麼話會觸犯眾怒。就我自己而言，這種算計已經高度技巧、出神入化；這種掌握已經進入潛意識層面。”這段話很能幫助我們理解今日中國知識界的虛假繁榮。

長期持續的壓制造成很多消極後果。直到九十年代，在勇敢發出異議的人之中，還有不少在體制內處於較高的地位，例如在黨的新聞部門和高等研究機構以及名牌大學任職，甚至擔任領導職務，他們享有較多的發言機會和較小的風險。隨著歲月的流逝和不斷的清洗，這種人越來越少。再加上當局強化對媒體的控制，自由派知識分子普遍感到他們的處境比先前更艱難。在這樣的形勢下，民間的異議活動空間可以頑強地存在，但很難進一步發展壯大。

和許多中國人和西方人早先的期待相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並沒有將中國引向自由民主之路，相反，它們倒成了當局堅持一黨專制拒絕自由民主的最大理由。從李鵬、江澤民，到胡錦濤、溫家寶，他們都是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作為根據，用來證明當年“六四”鎮壓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用來證明一黨專制是必要的和正確的。事實上，中國的私有化改革非但不是為民主化奠立基礎，而是為民主化增加障礙。中國的私有化改革，說到底，就是官員利用權力把原本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這樣的私有化確實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要遠比那些在民主參與下的私有化來得更快捷更有效率。但是，這樣的改革必定是最不能為人民認可的。由此而形成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必定是最害怕民主最反對民主的。因為這些官員深知，如果開放自由民主，他們不僅會失去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而且很可能還會被人民以經濟腐敗的罪名送上審判台。

今日中國，毛時代已然一去不返，就連統治集團自己也不願意再回到毛時代。今日中國最應當擔心的是一種看上去更老式的，但也許是更持久的壓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麼“主義”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其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治。◆

2005年3月

為理想而承受苦難

胡　平

（2005年1月）

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

異議人士追求的是在自己的國家實現自由民主，把他們流放國外，不僅僅是禁止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生活，而且也是禁止他們為追求自己理想而戰。

在異國流放就不同了。你是在為理想而受難，但別人卻以為你是享清福；你不但沒有因為受難而使自己的形象變得高大起來，反而是使原有的光輝都迅速地黯淡下去。

——文章摘录

世間有一些苦難是很難向別人描述，很難被別人理解的。流亡便是其中一種。

尤其是我們這次流亡。我這里指的是“六四”后的流亡。

較小的苦難依然是苦難

流亡有什么苦？想想國內那些還在坐監獄的異議人士吧，想想那些被開除公職、找不到正當工作、家庭破裂并且不時被警察騷擾的朋友吧，想想那些淚眼哭干的天安門母親吧，想想那些十五年前喋血長安街頭永別人世的死難者吧——其中大部分死時還那么年輕。當上述一切苦難仍在殘酷地持續時，流亡者講述流亡的苦難，是不是太奢侈、太自我中心了呢？

再想想那些偷渡客吧，他們寧可花上幾萬美元，冒著生命危險，千辛萬苦投奔海外，兩手空空，從最繁重最廉價的工作做起，開始新的人生。他們不是流亡者，但是他們常常要冒充流亡者，假稱在國內受到政治迫害，以便取得在外國的居留權。如果流亡是苦難，為何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還要冒充流亡者呢？畢竟，和這些冒充的流亡者相比，大部分真正的流亡者的日子總要好過些。在這些人旁邊，流亡者講述流亡的苦難，是不是太脆弱、太貴族氣了呢？是的，是的，但也不全然是。苦難確有程度的差別——無怪乎古人要把地獄還分成十八層。但是，較小的苦難依然是苦難——第一層地獄終究還是地獄。另外，苦難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因為歸根結底，苦難總是由具體的個人獨自承擔的，一個在車禍中失去一條腿的人不會因為還有人失去兩條腿而不感到痛苦：他的痛苦是他的，你的痛苦是你的。

安土重遷與輕舉妄動

那是一個圣誕之夜，民運組織借用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研究生會的一個大房間舉辦晚會。陸陸續續來了幾十位客人，有流亡的民運人士，也有留學生。C 君和我站在窗前，一邊喝著飲料一邊交談。

“有些情景是無法用文字描述的，一寫成文字反而給讀者造成錯覺。”C 君說，“你看，如果我們要描寫現在的情景：‘在洛克菲勒大學39 層樓上，來自中國的流亡者在這里聚會，透過寬大的落地窗望去，曼哈頓高樓林立，燈火輝煌，我手持高腳杯，輕輕地呷一口紅葡萄酒，和朋友們交談……’這些文字沒有一句不真實，可要是讓國內的朋友看了，他們一定會覺得：你們過得好優雅、好舒服啊！至於我們的苦惱，我們的焦慮，不論你怎么寫，他們都不會明白。”

國內國外，有時真是很難溝通。我聽一個留學生講過類似的事情。這位留學生在美國中西部小城念書，他給國內的同學寫信，寫到他怎樣經常地感到孤獨，感到寂寞，感到百無聊賴，感到生活無意義；愁緒萬千，無法排遣，有時就只好一個人開著車上高速公路狂飆一陣。他同學回信說：“你還愁什么呀？我還想有部車開著在高速上狂飆呢！”

文字的無意識的誤導作用，古人早就發現了。明人張潮指出：“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蕭索者”，“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但這里的情況還有所不同。

中國人本來是安土重遷的民族，一向把背井離鄉視為畏途。就拿“背井離鄉”這四個字來說吧，一看就讓你產生孤苦淒涼的聯想。只是到了近一百多年，中國人被西方列強用大炮從迷夢中喚醒，發現了在我們中央王國之外還有一個更強盛的世界，一種更高明的文明。從此，西方就成了許許多多中國人的神往之地；連那些從歐美翻譯過來的地名物名，由於沾著洋氣，一說出一寫下就能造成一片奇妙的氣氛，引發你想入非非。中共閉關鎖國三十年，物極必反，爾后實行對外開放，立時興起出國大潮：留學的留學，移民的移民，外加偷渡與流亡。中國人一反其安土重遷之舊習，變得比幾乎任何民族都更輕舉妄動。西方國家確實比中國自由，比中國富裕，中國人在這里確實可以過得還不錯；只是一個中國人生活在異國他鄉，那種孤單寂寞總是如影隨形，難以擺脫。問題是，這種孤單寂寞之苦，用文字是很難表達的。盡管在古代中國，人們對背井離鄉的苦難有很深刻的理解，但那時的背井離鄉多是指離開中心去向邊緣，離開豐裕去向貧瘠；如今的背井離鄉卻差不多是反過來的，所以它的痛苦一般人就不理解了。

事非親歷不知難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 － 1942）在二戰期間，為躲避納粹迫害流亡國外，輾轉英美，最后落腳于巴西，1942 年與妻子一道在里約熱內盧的家中自殺。按理說，流亡對茨威格不應該是什么難事苦事，因為他早就立志做世界公民，以四海為家。茨威格出生于世界文化之都維也納，年紀輕輕就周游列國，懂得多種外國語言，廣交天下名士，著作暢銷全球，無論是開羅還是開普敦，無論是里斯本還是上海，無論是巴塔維亞還是墨西哥城，他的作品都大受歡迎。在流亡期間，他有年輕的妻子陪伴，并不孤單，生活一直很富裕，絕無衣食之憂；在他流亡經過的每座城市都受到國際和文壇知名人士的盛情歡迎。在流亡期間，他的創造力并未衰竭，先后完成多部著作，包括《異端的權利》，自傳《昨日的世界》，《巴西：土地與未來》，以及那部死后發表的遺作《象棋的故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茨威格都稱得上是流亡者中的驕子與寵兒。你一定會以為，沒有人能比他更適應流亡？

可是，錯了。茨威格對流亡生活并不適應，非常不適應。這一點連他自己都深感意外。茨威格說：“我幾乎用了半個世紀來陶冶我的心，讓我的心作為一顆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動，但無濟於事。”從流亡生涯的第一天起，“我就從未覺得我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和原來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點天性永遠被破壞了。”事非親歷不知難。茨威格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種平衡的破壞。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變得越來越沒有把握、越來越不相信自己。”他十分感慨地說：“這也必須要自己經歷過，才能理解。”

當然，茨威格無法適應流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對未來的絕望（這是他自殺的主因）。正如他在絕命書里寫到的：“在我自己的語言所通行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淪亡和我精神上的故鄉歐洲業已自我毀滅”。另外，或許也正如茨威格自己所說：他從很早開始就太放縱，本性又太敏感，由於時代的變化太急劇而太受刺激。但無論如何，茨威格的經歷告訴我們，流亡要遠比一般人想象的更為艱難，更為痛苦，而這種痛苦在自己未曾親身經歷前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

流亡之苦，首先在於失去歸屬。

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可見，一個窩的條件好壞，這是一回事，一個窩是屬於自己的還是屬於別人的，這是另一回事。“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這句話揭示出歸屬感對人的重要意義，它甚至比條件的優劣更重要。

關於歸屬感，德國詩人兼哲學家赫爾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Herder，1744-1803）的闡發最為有力。赫爾德強調歸屬感。他認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動自由，也需要歸屬某個群體。假如沒有可歸屬的群體，人會覺得沒有依靠，孤立，渺小，不快活。鄉愁是最高貴的一種痛苦。所謂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夠有回到家的感覺，會覺得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他只談鄉土、語言、共同記憶、習俗。寂寞不是因為沒有別人共處，而是因為周圍的人都聽不懂你的話；必須是屬於同一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費力地——幾乎是出自本能地——溝通，才可能真正聽得懂。赫爾德不相信有所謂世界主義。他認為人們若不屬於某個文化，是無從發展起的。即便人會反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個變樣，他還是屬於一個源源不斷的傳統。新的潮流會產生，但追根究底，人還是從自己的那條河而來。這個在潮流底部的固有傳統源頭，有時候雖然會整個改頭換面，卻始終在那兒。然而，這源頭如果乾凅了，例如，有些人生活在某個文化里，卻不是這文化的產物，他們在生活環境里找不到歸屬，不覺得和某些人有親切感，不能講自己的本地話，這會造成一切人性特質嚴重脫水的現象。

為什么流亡異國之苦，非親歷者很難理解呢？因為我們本來就出生在、成長在我們所歸屬的社群之中，就像空氣，平時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故而也就感覺不到它存在的意義。離家才會想家；別鄉才會思鄉；和他人相處，你才會意識到自我；到了外國生活，你才會體會到自己是中國人；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

異議人士流放到西方究竟算不算懲罰

波蘭流亡學者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說：“俄國由於幅員遼闊，存在一種獨特的國內流放制度，它使被流放者處於雙重最惡劣的境地，既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又和過去一樣經受著同一壓迫制度的統治。”“新中國”有沒有這種國內流放制度呢？有，不過它不叫流放叫下放。國內流放確實是雙重的惡劣，這是旁人也很容易看出的。相比之下，流放國外的惡劣就不那么容易看出來了。魚在沙灘上撲騰，人們都知道是沙灘不對，不是魚不對；咸水魚在淡水湖里撲騰，人們不覺得是淡水湖不對，人們只怪魚不對。

流放是懲罰，而且是很嚴厲的懲罰。但是把異議人士流放到西方究竟算不算懲罰，那似乎就不大清楚了。把一個追求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人流放到自由民主的西方，這不是把魚兒扔進大海，怎么算懲罰呢？不，流放西方是一種懲罰。因為異議人士追求的是在自己的國家實現自由民主，把他們流放國外，不僅僅是禁止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生活，而且也是禁止他們為追求自己理想而戰。

流放國外是受難，但看上去不像是受難，有時倒顯得是享福。事實上，流放國外的情況千差萬別，因人而異。對有些人來說，流亡使他們獲得了在國內不可能獲得的廣闊天地；對大多數人來說，流亡海外是較小的惡；另外還有一些人，流亡海外反倒比留在國內更不愉快。這就不像在國內流放（包括坐牢、失業、被監控）。在國內流放毫無疑問地和毫無例外地是受難（盡管也有程度上的差異）：你知道你在為理想而受難，別人也知道你在為理想而受難，這就使你的受難產生了意義。在異國流放就不同了。你是在為理想而受難，但別人卻以為你是享清福；你不但沒有因為受難而使自己

的形象變得高大起來，反而是使原有的光輝都迅速地黯淡下去。在國內流放，你是從中心放逐到邊緣，從相對文明之地放逐到相對蠻荒之地。你在流放地默默無聞，遭人打壓，但是你可以保持內心的驕傲，你自以為鶴立雞群，虎落平陽，因而你有權孤芳自賞。流放國外則不然，既然你是被流放到歐美，流放到更文明更中心的地方，流放到自由精神的故鄉，按一般人的想象（也許你自己原來也這么想），你該在這里如魚得水，大顯身手，大放光彩，如果你有了更大的機會卻未能做成更大的成就，甚至銷聲匿跡，默默無聞，你的感覺可能就不一樣了。你很容易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你很難再堅持內心的驕傲，你很可能變得沮喪消沈，心灰意懶。布羅茨基（JosephBrodsky）說流亡教人學會謙卑，茨威格說流亡使他失去自信：他們說的究竟是兩件事呢，抑或是同一件事？

不僅僅是鄉愁

流亡的痛苦，首先是鄉愁，但又絕不僅僅是鄉愁。移民、難民，甚至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也都是有鄉愁的。流亡者的痛苦，要比移民、難民或流浪者更複雜，更深刻，更矛盾。

要對流亡者和移民、難民或流浪者加以明確區分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之間的區別主要不是在身份上而是在心態上。

流亡者不是移民，因為他始終把寄居他國視為一種不得已的暫時狀態。

流亡者不是流浪者，因為他不是沒有家或者不要家，而是一心一意想著家但有家不能回。就連那些自我放逐者也是如此。自我放逐者雖然不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國家，而是自己選擇了不回去；但他是基於某種原則而拒絕回家，而不是把拒絕回家當作原則。

流亡者是難民，但不是單純的難民。單純的難民只是為了躲避對自己的迫害，一旦進入自由世界便是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為流亡者，在於他們總是執著地關心著祖國的命運——不論是在政治的方面抑或是在文化的方面，并且還熱切地希望在其中發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雖然因為躲避迫害而離開祖國，但是他始終認為自己的事業在祖國，自己生命的意義在祖國；流亡自由世界固然使他免於迫害，但從此也就將他的靈魂撕裂成了兩半。

正因為流亡者和移民、流浪者或單純的難民之間的區別主要是在心態上，因此，你只要調整心態，你就可以從流亡者轉變為移民、流浪者或單純的難民。事實上也確有不少流亡者變成了移民、難民或流浪者（這也無可厚非）。可是，一旦流亡者把自己變成移民、難民或流浪者，一旦流亡者不再堅持自己的流亡身份和立場，也就是說，一旦流亡者不再堅持他過去追求的事業，那豈不是有背於初衷，自己否定了自己？

為理想而承受苦難

這就是流亡者的特殊困境了。譬如流亡作家，一個來自中國的流亡作家，他和其他來到海外的中國人一樣，面臨著種族、文化、生活習慣和謀生方式的種種嚴峻挑戰。由於流亡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和流亡的自愿性或被迫性沒有關系，因此很多流亡者通常比別人更缺少在海外生存的準備（例如語言上的準備、謀生方式的準備）。所以，流亡作家往往必須花更大的氣力去調整自己以適應海外的生活。然而，既然他要堅持從事流亡的文學創作，他又必須保持本色，保持自己原有的經驗。他必須始終保持對本國狀態的深刻感覺，必須始終保持對母語運用的高度技巧。換句話，他必須在

努力進行調整適應的同時，又努力地抗拒調整適應。對他而言，過分的不適應和過份的適應很可能同樣都是有害的。搞得不好，他會變成“四不象”而一無所成：沒進入西方，卻脫離了東方；外文學不好，中文卻退步了；既沒有過上安穩的小日子，同時又沒有做出可觀的大成就。

流亡的政治活動家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應該說，他們面臨的問題比作家們更嚴峻。寫作是超越時空的，政治活動卻不能不受制於時間與地點：在紐約時代廣場舉行一次抗議中共暴政的活動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一次同樣的抗議活動，其意義是很不相同的。沒有了危險，沒有了恐懼，很多活動的份量就大大減輕了。勇敢本來是許多民運人士最重要的特質，可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它卻無從彰顯。假如說在國內坐監獄是難以承受之重，那么，在海外流亡則是難以承受之輕。多少流亡者來到海外，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可是不久他們就發現他們所能做的事其實很有限。他們決不甘心放棄自己的追求，但是在這里他們又很難找到用武之地。這就是為什么有些流亡者會悄悄地選擇了回去（或許作過某種言不由衷的承諾）。但仍有許多人寧肯堅守，默默地堅守——并不是為了做多少事情（他們知道自己做不了多少事情），而只是為了忠於自己的理念。在中國的流亡者中，有不少人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作為一個群體，中國的流亡者們為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然而在我看來，也許，最是在那些默默地堅守的流亡者身上，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到流亡的苦難、沈重、以及神圣與莊嚴。◆

2005年1月

第二輯 評毛澤東

毛澤東的幽靈與中共的命運

胡 平 (2006年4月)

　　1、從毛、劉兩家后人聚會談起

　　不久前，定居英國的華裔作家張戎出版了她的新著《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在英文世界引起強烈反響。目前，這本書正在翻譯成中文。時逢文革40 周年，可以想見，對毛澤東評價將再度引起熱烈爭論。

　　張戎的父親是個老革命，曾擔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人問張戎，寫這本書是不是為了報仇。張戎回答說，當然，毛統治下的受害者完全有資格向毛報仇，但若說我寫這本書是為了給家人報仇，那就太低估了我的寫作。

　　張戎的回答義正辭嚴，合情合理。其實，像張戎這樣，由於自己的家庭深受毛澤東的迫害，故而對毛義憤填膺，這種情感本來是極其正常的，極其自然的；但說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作為受迫害者的子女，我們竟然是在經歷了十分漫長而又十分痛苦的內心折磨之后才回復到這種正常情感的。我們從小就被灌滿了一腦子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謊言，按照這套彌天大謊，我們的父輩遭受迫害無一不是罪有應得。作為他們的子女，我們必須背叛家庭，和他們劃清界限。哪怕我們暗中覺得他們幷不是壞人，我們也總是努力說服自己要“正確對待”，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仍是不容置疑。祇是到了后來，我們才從這可怕的迷夢中蘇醒，終於明白了父輩的如海深冤，由此也才產生了對中共的義憤填膺。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在這里，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對中共的暴行滿懷義憤，更何況作為受害者的子女。那些和張戎有著類似遭遇但對暴君卻沒

　　有義憤才是極其不正常的。我們不必問前一類人為什么要反毛批毛，我們真正該問的是后一類人，問他們為什么不反毛不批毛。眼下就有一個實例。

　　2004 年10 月11 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孔東梅的文章，海外若干網站亦予轉載，標題是《毛澤東、劉少奇兩家后人聚會解密》。內容是2004 年一個夏日傍晚，王光美召集毛澤東、劉少奇兩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共話友情”。聚會聯絡人是王光美之子，武警將軍劉源，作者和她的母親李敏女士，姨母李訥和姨夫王景清先生等，都參加了這次聚會。

　　正像許多人指出的那樣，王光美、劉源向毛氏后人表示和好，無可非議；但向毛氏本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其實，劉少奇家人大作親毛秀，非自今日始。多年前，王光美就在韶山毛澤東故居題詞“我們懷念毛主席”。劉源當鄭州市長時用毛澤東乘過的飛機作展覽，讓群眾緬懷偉大領袖。像王光美和劉源這樣，親人被毛害死，自己也飽經劫難，九死一生，事后非但不帶頭批判暴君，反而站出來為暴君涂脂抹粉，這在老革命及其家屬中居然屢見不鮮。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入剖析。

　　2、幸存者的背叛

　　眾所周知，黃克誠是59 年廬山會議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四名主要人物之一（另外兩名是張聞天和周小舟），也是四人中文革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八零年，黨內外批毛的聲浪都很高，黃克誠於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竭力捍衛毛的偉大領袖地位。以黃克誠因不同政見而長期受毛迫害的特殊經歷，他的這篇文章對於統一黨內思想，維護毛的形象起到了別人起不到的重大作用。

　　后來，黃克誠在他的回憶錄里詳細解釋了他為什么要維護毛的原因。黃克誠認為，維護毛是為了維護黨。黃克誠說：“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像徵。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黃克誠的推理邏輯是：因為毛代表黨，如果毛被否定，黨也就被否定了。而黨是決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

　　上述邏輯之荒謬，暫且不論。更荒謬的是，黃克誠本人原來就是這套荒謬邏輯的最大犧牲品。在廬山會議上，黃克誠違心地承認了會議強加給他的罪名。為什么他要違心地認錯呢？因為他被說服，毛澤東代表了黨，反毛就是反黨，因此必須維護毛的權威。既然毛說你錯了，你就必須承認你錯了。用張聞天的話就是，“毛澤東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澤東的威信，就是損害全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這里有個連等式：毛澤東的威信＝黨的威信和利益＝全國人民的利益。在這個連等式面前，黃克誠祇有低頭認罪。黃克誠說，他認這個錯“比殺頭還痛苦”。

　　然而在廬山會議后，黃克誠陷入更大的痛苦。黃克誠后來回憶說：“等我冷靜下來時，我認識到：違心地作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在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使我后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這也就是說，在廬山會議后，黃克誠已經意識到那個連等式是不成立的：毛的威信不等於黨的威信和利益，不等於全國人民的利益。

　　這就怪了。既然黃克誠早就痛切地認識到那個連等式是不成立的，是害死人的，為什么到了八零年又要親自出馬鼓吹那個連等式呢？道理很簡單。因為毛澤東死了，“四人幫”抓起來了，華國鋒失勢了，大權落在黃克誠這一派人手里了；因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也落在黃克誠這一派人手里了。“毛澤東的威信＝黨的威信＝全國人民的利益”這個連等式是一把刀子，誰抓在自己手里誰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擊對手保護自己。倘若毛澤東死而復生，倘若“四人幫”手握大權，黃克誠還敢鼓吹這個連等式嗎？黃克誠對這個連等式如此出爾反爾，哪里是什么堅持原則？分明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身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唯一幸存者，黃克誠公開為害死彭德懷的暴君辯護，這不是對死者的公然背叛嗎？

　　對於王光美、黃克誠這種不近人情的表態，有不少論者竟贊之曰“高風亮節”，“不計較個人得失”，“超越個人恩怨”。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在《辨奸論》里講過一句話：“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3、虐待狂與受虐狂

　　陶鑄的妻子曾志說：“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么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毛主席半個世紀，幷不是靠個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么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嘆口氣，對我的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

　　這當然是十足的詭辯。第一、到了90 年代，中共統治集團早就變得面目全非，離當初標榜的理想和信仰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至於說原來的理想和信仰是對是錯，姑且不論）。在這種情況下還奢談信仰，奢談對信仰的至死不渝，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既不能欺人也不能自欺。第二、“老人”、“病人”，怎么能構成為毛脫罪的理由？毛的晚年也許諸病纏身，但是以他在權力斗爭中的一如既往的精明狡詐、老謀深算，豈是一個“病”字了得？若說這是“病”，那就是虐待狂；而像曾志這樣飽受虐待還要“無怨無悔”，則是十足的受虐狂。

　　蘇共20 大后，赫魯曉夫否定了斯大林，於是，先前被斯大林整肅迫害的老干部、老黨員們紛紛得以平凡昭雪，恢復名譽。有些早已去世的，則補發訃告，重新評價。索爾仁尼琴挖苦說：“看到這些人的訃告里寫著：‘在個人迷信時期悲劇般去世的……’真想改一個字：‘喜劇般去世的……’”為什么不是喜劇般的呢？遭受這樣的打擊，這樣的毀滅，不是從敵人手里，而是從自己人手里，從自己所歸屬、所獻身的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的手里。

　　想當初，許多人都對那些由於提出過某種不同政見而遭受毛迫害的老革命們深表同情與敬意，然而就憑王光美、黃克誠、曾志的這幾句話，便足以把人們原有的同情與敬意一掃而光。這不是悲劇，甚至也不是喜劇。這是鬧劇，是丑劇。

　　如果有人問那個逢人便說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王光美，你這樣懷念毛主席，劉少奇若地下有知，當作何感想？我想，王光美大概會回答：“少奇同志要是還活著，他也會這樣做。”是的，這倒確有可能——如果劉少奇還活著（！）的話。如果劉少奇大難不死，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后想必又榮登“黨和國家領導人”寶座。畢竟，這個江山是毛澤東帶頭打下來的，毛這把刀子對人民有威懾作用，所以還是要感謝毛主席，還是要維護毛主席。

　　可是，劉少奇沒有活下來。劉少奇（還有彭德懷、陶鑄）死得極慘，死無葬身之地。假如說在遭受迫害之初，劉少奇、彭德懷們還心存僥幸，盼望著有一天毛澤東高擡貴手，因此不肯對毛腹誹，那么到了最后關頭，他們不能不明白，毛就是要盡情地羞辱他們，折磨他們，置他們於死地；而毛之所以要置他們於死地，不是因為他們的過錯，而是因為他們的正確（批評了、修正了毛的禍國殃民的“三面紅旗”）。他們不能不對暴君充滿正當的仇恨。在臨終彌留之際，他們當然會想到自己的親人和戰友，即便他們沒有勇氣指望親友復仇，至少，他們決不會要親友反過來認賊作父。然而，他們的親友偏偏反過來認賊作父，這對於他們無異於第二次殺害。

　　4、共產黨好比黑社會

　　廣州學者單世聯，對“老一無”（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及其親屬的回憶文字研讀甚深，頗有心得。他的評論雖然祇三言兩語，點到為止，但一針見血，發人深省。單世聯根據自己的調查研究發現，老干部們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如何看待毛澤東，后人不得而知。70 年代末他們複出后，對毛一度意見較大。但80 年代他們退下之后，對毛的評價一般都比較好。

　　關於老干部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如何看待毛澤東，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很重要。可惜缺少第一手材料。倒是在1967 年的“二月逆流”中，那個還沒被打倒的副總理譚震林在懷仁堂拍著桌子講出的一段話可資參考。譚震林說：“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干革命。”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英籍匈牙利裔作家柯斯特勒寫過一本小說《正午的黑暗》，其中寫到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魯巴喬夫遭到清洗，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這位老革命在獄中深切反思終於認定，自己沒有犯過“反革命罪”，但是自己確實犯過“革命罪”。也就是說，他意識到當年參加革命才是做了一件大錯事，才真正是犯了罪。應該說，譚震林和魯巴喬夫還不能相比，譚震林的三個不該主要是針對毛對老革命的打擊迫害，其中幷不含有多少對那場革命本身的痛切反思，但它畢竟表達出對毛的強烈不滿。

　　奇怪的是，譚震林在自己沒有被打倒之前敢於批評毛，等到自己被當作“二月逆流”黑干將打倒后反而倒不批評毛了，倒要向毛表忠心了。由此可見，老革命們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很少發出批毛之聲其實是環境所迫。因為在這時，他們受到毛更嚴密的監控，連命都捏在人家手里，他們怎么還敢放言批評毛呢？經歷過多次殘酷的黨內斗爭的老革命，對自己的處境常常比別人還理解得深。他們清楚地知道，共產黨整起自己人來，比敵人整得還兇狠。中共的高級干部們，在毛澤東時代受的罪比在蔣介石時代還多，死在自己人手里的比死在敵人手里的還多。劉少奇被打倒，在與王光美訣別時，王光美估計到自己也可能被關進監獄，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剛滿六歲的小女兒。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祇好把小女兒帶到監獄里，“《紅岩》里不是就有個‘監獄之花’嗎？”劉少奇聽了苦笑：“那是國民黨的監獄，不是共產黨的監獄。”

　　1980 年11 月，北京地區高校的大學生們展開了一場有聲有色的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劉少奇的兒子、當時在北京師范學院就讀的劉源也主動參選。他在一次答辯會上講到自己參選的個人動機。劉源說：“……這十幾年，我與全國人民共同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我的家中死了四個，六個進監獄。我自己，起碼可以說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顧自己的經歷，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場場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時地漂現腦際，不讓我安寧，我想任何一個曾無言地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走過唾沫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一樣生活過，像狼一樣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著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侮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見過有人往才九歲的小妹妹嘴里塞點著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著牙，一聲沒吭。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淌著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時我的心都在流著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著非人的待遇和壓力。我緊緊地咬著牙，不使自己發瘋。為什么？就是為了看到真理戰勝邪惡的一天。……今天，回顧以往的苦難，我決不允許讓別人，讓我們的子孫后代再經歷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站起來為人民說話。為了避免災難重演，就必須鏟除產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不管有多難，路有多長，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去爭取民主。”（轉引自《開拓——北大學運文選》，第352 － 353 頁，香港田園書局，1990 年）

　　真不知今日劉源若重讀自己當年的這些講話會有何感想？在當年那次講話中，劉源還講到劉少奇勉勵他把人民當作自己的父母。那么，劉源所說的“邪惡”，如果不是指毛，還能是指誰呢？再說鄧小平，當鄧小平被貶到江西勞動，親手為自己被迫害致殘，連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愛子鄧樸方洗澡的時候，他心中難道沒有對毛的怨恨嗎？單世聯說老革命在70 年代末複出后，對毛一度意見較大。

　　這里的所謂意見，不消說就是來自文革中被打倒所產生的怨恨。

　　但盡管如此，絕大部分老革命們在複出后還是采取了維護毛的立場。黃克誠講得很明白，維護毛是為了維護黨。因為毛代表黨，如果毛被否定，黨也就被否定了。而黨是決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這簡直是不打自招。這等於承認，毛本來是維護不住的，是不該維護的；僅僅是出於維護黨的利益才必須維護毛。單世聯進一步指出：“事實上，這里不光有黨的利益，也有革命家個人的利益。否定了毛，不就否定了這些革命家半生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了嗎？畢竟，革命者的利益與革命領袖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所以80 年代后，享受著革命成果的革命家們，一般對毛都比較肯定。”

　　我要補充的是，所謂“革命者的利益與革命領袖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這句話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有那么多革命者被革命領袖整得死去活來，怎么還能說彼此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呢？可見，在中共內部，相互間的關系是錯綜複雜的，一方面是榮辱與共，一方面又是你死我活。共產黨好比黑社會，其成員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經常自相火拼，動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十分抱團。在黑社會內部，那弱勢的一方，落敗的一方，雖然面對極大的危險，卻極少有人報告警察以求得法律的保護，因為他們知道，在法律面前，他們都是罪犯。

　　5、毛的幽靈與中共的命運

　　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后講過一段話。他說，像文革這種事，在英美就不會發生。這個想法一定是在他挨整的時候想到的。那是否已經暗含著一種悔不當初的感覺呢——如果當初不是建立蘇聯式的制度而是建立英美式的制度，何至於遭此大難？鄧小平曾經幾次嘗試政治改革，應該說是痛定思痛，其來有自。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深受迫害，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們參與制造了一個害人的制度，而后自己又被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例如劉少奇、黃克誠等）又是因為他們比暴君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們在文革中被打倒被專政，一方面是報應，一方面是受難。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就構成救贖。

　　事后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從七九到八九這段時期，是中國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在朝野之間有著相當廣泛的和解。老革命們由於文革落難的這段經歷，使人民比較容易原諒他們過去作過的種種錯事。當時的共產黨比較容易擺脫歷史的包袱而從頭做起。可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錯失良機。在其中，不是堅決地否定毛而是繼續維護毛就是重大錯誤決策之一。本來，他們是可以、也應該和毛一刀兩斷的，可是他們卻把自己和毛拴在了一起。即便在起初，他們這樣做是出於策略的考慮，是為了以比較緩和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擺脫毛，但事實卻是，越到后來他們越被毛緊緊纏住，以至於到今天已經不可分離。◆

　　2006年4月

評毛澤東熱——寫在文革四十週年

胡 平 (2006年5月)

　　你崇拜獨裁者，是因為你把自己想像成獨裁者或獨裁者的寵臣。為什麼不把自己想像成獨裁者之下的犧牲者呢？成為後者的可能性不是要大得多得多嗎？

　　毛的隨意揮灑的巨人氣象，是以他人不得隨意揮灑為前提的；毛成為巨人，是必然要以把我們都壓縮成侏儒為代價的。梁啟超批判君主專制時說：在君主專制下，一夫剛而萬夫柔。黑格爾也說過，在古代中國，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毛時代則把這一點發展到登峰造極。毛澤東君臨天下凡二十七年，七億人只准有一個頭腦。毛澤東一個人霸佔著中國這塊大舞台把戲唱足唱夠，害得其他人都枉過一生而輪不上任何獨立表演的機會。

　　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於給所有人追求承認的衝動提供最廣闊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們才可能最大可能地發展自我，實現自我。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負，它只否定專制獨裁，也就是說，它防止個別人意志的無限擴張從而堵死了其他人伸張意志的機會。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制衡權力，這就為其他人施展野心和抱負保留下足夠的空間。

——文章摘录

　　1、毛澤東熱貌似民間自發，實為官方誘發

　　毛澤東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二十世紀的三大暴君。雖說今日中國的毛澤東熱到底有多熱不無爭議，但是，既然在第三帝國覆滅後的德國沒有希特勒熱，在蘇共二十大後的俄國沒有斯大林熱，而直到毛澤東死去三十年後中國卻還有毛澤東熱，可見毛熱確實是獨特現象，是需要我們分析和解釋的。

　　其實，我上面的敘述就已經暗含了答案的線索。第三帝國是被盟軍打垮的，希特勒戰敗自殺，德國被盟國佔領，納粹的罪惡受到徹底的清算。赫魯曉夫代表蘇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屍體被遷出紅場火化，斯大林的錯誤受到雖然不徹底但也十分猛烈的批判。而在中國，毛澤東卻被中共當局作決議七三開，繼續奉為偉大領袖，對毛的公開批評剛啟動就減速就剎車，此後就是對毛的頌揚（儘管調門有所調整）。毛的畫像至今仍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俯視眾生，毛的遺體至今仍安放於天安門廣場中央供人瞻仰。中、德、俄三個國家的政治氣候是如此不同，無怪乎有毛澤東熱無希特勒熱無斯大林熱。

　　不錯，正如陳小雅指出的那樣：“在毛去世以後的，最早把毛澤東再次請上‘神壇’的，並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車司機。他們掛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們的眼 裡，毛一生大起大落，兇險無數，仇家如蟻；自家人損之八九，同道也皆無好下場；但他居然得以壽終，死在自己的病床上，從迷信的眼光看，實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運。”

　　但必須補充的是，這裡的“命硬”，是要把毛死後的命運也包括進去的。斯大林也橫行霸道，也壽終正寢，但死後卻被焚屍揚灰，於是威風掃地，神光褪盡。按說，鄧小平是被毛兩次打倒的人，理當比赫魯曉夫更赫魯曉夫；事實上，鄧小平在許多政策上（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的非毛化要比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走得更遠，可是鄧小平們卻還是要繼續供奉著毛的神主牌位不敢動，這豈不更加證明了毛的“命硬”？設想，假如毛死後的命運和斯大林一樣，也被斥為暴君全盤否定，也被焚屍揚灰，舉國上下深揭狠批，再加上老婆被抓，侄子被囚，毛該受到何等的嘲笑啊！在那樣的政治氛圍下，還會有多少人歎服毛的“命硬”，把毛視為天下無敵的神靈呢？

　　由此可見，毛熱的興起，看上去是民間“自發”的，其實卻是被官方誘發的。九十年代初興起的毛熱不是官方有意製造的，它並不是官方有意圖行為的產物，但確實是其副產物。

　　2、對毛的崇拜是對權力的崇拜

　　公車司機把毛視為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這說來實在荒唐透頂。普天下的統治者，沒有人比毛更見不得老百姓平安過日子發財致富的了。為什麼他們不拜別人要拜毛呢？就在中共領導人中，鄧小平不是比毛澤東更有理由被視為他們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嗎？其實，毛澤東之所以特別受到這些人的崇拜，不是因為他生前最保護人民的平安與財富，而是因為他擁有最大的權力，君臨天下，作威作福（按：“作威作福”一詞的本意是，一切權力統統歸“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毛獨攬生殺予奪的大權，人民的安危禍福全仰仗他老人家的意願，所以必須頂禮膜拜。

　　公車司機掛毛像這件事反映了中國一種傳統的迷信方式。在這種迷信裡，一個人或一個神被崇拜不是因為他善良與公正，而是因為他強大，因為他厲害。崇拜實際上是巴結，是諂媚，是行賄。例如過去的拜龍王。在中國神話裡，龍王從來不是善良或公正的化身。神話裡的龍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只因為它掌握著既能造福又能為禍的水資源，所以老百姓才不得不求它拜它。

　　為什麼有毛熱而無鄧熱？那當然不是因為毛比鄧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為毛比鄧更厲害，因為鄧只是毛的下屬，因為在權力鬥爭中，鄧是毛的手下敗將。對毛的崇拜無非是對權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純粹的權力崇拜。這和毛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對毛的崇拜還有所不同。毛時代對毛的崇拜畢竟還包含有對毛思想的認同。那時，人們不但掛毛像，唱毛的頌歌，而且還讀毛著讀毛語錄，表示要用毛思想武裝頭腦，照毛的指示辦事，做毛的好戰士。而上述公車司機掛毛像這一類毛熱則無此內涵。他們之崇拜毛，僅僅是因為毛的赫赫權勢而已。

　　在權力崇拜的迷信者的心目中，那些在人間顯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們死後會成神成仙，他們生前支配人們命運，死後仍然能夠支配人們的命運。這和宗教信仰大不相同。宗教信仰大都相信因果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既然毛澤東生前作惡多端，那麼，不論毛死後在人間還受到如何的尊崇，但是在信徒們心中，毛一定已被罰入地獄飽受無盡的煎熬。宗教信仰是對人世間不公正的矯正，而上述那種迷信卻是對人世間不公正的繼續與延長。

　　只要中共官方還在繼續崇奉毛，迷信者們就會繼續視毛為神化的偶像。李志綏寫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後不久突然死於家中，就有流言說李志綏是遭了報應。這個報應可不是宗教信仰的因果報應，因為它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恰恰相反，它相信的是那個主宰中國人生死命運的暴君在死後依然擁有這樣的力量，暴君生前不可冒犯，死後也不可冒犯。

　　3、要消除一種對權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種造成崇拜的權力

　　因為權力崇拜是以權力為轉移的，所以要消除這種對權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種造成崇拜的權力。像現在這樣，對毛的清算與批判還只能在海外進行，在國內則只能零星地出現在非主流媒體，那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對毛的崇拜是對權勢的崇拜，這種崇拜是不問善惡是非的，只要死去的毛還被後來的權勢者們繼續尊崇有加，我們對他的批判就不大可能動搖毛在那些崇拜者心中的地位，有時說不定還會引出相反的效果（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就不應該批判毛）。那些崇拜毛的人會想：毛真是太厲害了。他幹了這麼多壞事，死了這麼多年，別人還是拿他沒辦法，不管你們怎麼揭露批判，還是不能撼動他的神主牌位。不服行嗎？

　　在八九民運中，三個湖南人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扔雞蛋，六四後被判刑（不是以損壞公物罪，而是以反革命罪），刑期竟比那些民運領袖還長。這表明在中共當局心目中，褻瀆神像是頭等嚴重之事。如今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的人仍然絡繹不絕 。中國歷史上的一些暴君，生前不可一世，人莫予毒，為所欲為，可是死後不久，甚至死後多年，被反叛者掘墓鞭屍，那以後，圍繞著暴君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環就煙消雲散了。由此可見，為了消除那些迷信，我們常常需要消除那些象徵物。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呼籲將毛遺體遷出天安門毛紀念堂，摘除天安門毛像。當然，僅僅是消除象徵物還不夠，重要的是要消除被象徵物所象徵的那種權力。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消除由毛澤東所開創的共產黨專制政權。

　　4、惡的致命吸引力

　　不錯，在今日中國，大多數崇毛者恐怕未必象上述公車司機那樣迷信，以為死後的毛仍然擁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們對毛的崇拜也同樣是出於對權力的崇拜。

　　在《讀李志綏醫生回憶錄》一文裡，我曾對崇毛心理略加分析。其中寫道：“人生一世，誰不願意給社會、給歷史留下深遠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在今天，在毛的罪行已被日益揭露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對毛崇拜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從毛身上看到了人追求不朽的強大衝動。至於說毛的作用是好是壞，那對於他們倒是第二位的事情。更何況，大奸若忠，大惡似善。現代暴君都穿有一件理想主義的斑斕外衣，崇拜者總可以從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確的東西。問題就在這裡：一個人，如果他不把善惡之分列於首位，如果他不珍視自己也不珍視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對暴君的罪行沒有憤慨以及對暴政下犧牲者的苦難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輝煌成功弄得眼花繚亂，轉而向暴君認同，並從這種認同中自視高人一等。”

　　眼下正好有一個例子，簡直像是為我上面這段話作圖解。王安憶小說《遍地梟雄》裡的“大王”就是這樣一個毛的崇拜者。《遍地梟雄》寫到三個劫匪，為首者大王愛讀書，肯思考，出口成章，頗具性格魅力，對人生對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見解，雖然干的不過是攔路劫車的小勾當，手下只有兩個小嘍囉，卻心雄萬夫，豪情萬丈，指點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藝術家，說那是彫蟲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只須玩泥巴（修長城，挖運河），就在地球上畫下了溝壑。大王感慨道：中國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國，國和民講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崇尚一個大字，這個大字是指氣象。美國也很大，可是總統是選出來的，一點王氣也沒有了。四面八方談判，討論，分選票，再數選票，國不國，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天經地義。大王最崇拜毛澤東，因為毛一身霸氣，什麼都不放在眼裡。從山溝溝裡巴掌大一塊地方打出個紅色江山。這就是氣象。大王帶領兄弟們驅車北上，最後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澤東紀念堂。

　　歷史學家高華在談到毛熱時指出：“毛是歷史上那種‘超凡魅力型的領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於一身，所謂‘君師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無敵手，即便應對世界超強蘇美兩國的領袖， 毛也是游刃有餘，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著泳衣會見赫魯曉夫；在自己的書房等待尼克松的覲見，此正適合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華夏中心’的心 理。中國農民不理解，也不會接受華盛頓，但肯定敬畏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的許多情況下，統治者越強硬，統治手段越凌厲，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當 然有一個底線，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為中國人只崇拜強者，勝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統治風格正好滿足了民眾的這種心理需要。”

　　其實，英雄崇拜，偉人崇拜，對王者氣象或霸氣的崇拜，都並非中國人或中國農民所獨有。按照黑格爾，人甘冒生命危險，追求純粹的聲名之戰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澤東的話就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人類之間的戰爭絕非只是為了生存。動物之間是生存鬥爭，人類不是。人不僅是為了生存而戰，更是為了榮譽，為了驕傲，為了顯示自己比眾人優越，有的乾脆就是為了稱王稱霸。這種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每每訴諸暴力，常常充滿血腥。正像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裡所問到的：“為什麼為追求象徵價值、聲名或認知而樂於殺人或被人殺的人，比那些接受挑戰也願意讓步，並將自己的要求提請和平仲裁或審判的人，更有人情味呢？”就因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體現出人克服其動物性生存本能的偉大力量；就因為前者追求的是稱王稱霸，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盡致的充分實現。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則的民主社會裡，權力受到諸多限制，個人追求聲名或權力無需再冒生命危險，但因此也就使爭鬥少了你死我活的驚心動魄，不復有贏家通吃的血色輝煌，個人意志無從盡情任意發揮，那豈不是很不夠勁很不過癮嗎？

　　5、我們是怎麼轉變的？

　　如前所說，甘冒生命危險，追求不朽，追求承認，這本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它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它超乎善惡之外，就像那句老話——“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它可為大善，也可為大惡。問題在於，那種你死我活的追求獨霸天下的鬥爭的結果每每導致專制獨裁，導致一個人君臨天下而億萬人淪為奴僕。由此我們就可以發現，對獨裁者表示崇拜是出於怎樣一種可笑的角色認同：你崇拜獨裁者，是因為你把自己想像成獨裁者或獨裁者的寵臣。為什麼不把自己想像成獨裁者之下的犧牲者呢？成為後者的可能性不是要大得多得多嗎？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時代過來人——尤其是當時的年輕一代——的教訓刻骨銘心。想當年，我們也曾熱烈地崇拜過毛澤東。一來是崇拜他的偉大，二來是以為在如此偉大的時代，人生的價值將獲得更充分的實現。文革狂飆突起，毛鼓勵青年學生造反，一大批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突然被放在政治舞台的中心受到萬眾矚目。這就極大地激發起年輕人的野心或曰雄心，激發起他們的表現欲亦即要求得到承認的衝動。當紅衛兵們宣誓“沿著毛主席的足跡前進”，高吟“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時，那既表明他們對毛的追隨，又表明他們以毛為榜樣的自我期許，同時也表明他們自以為生逢其時，已經得到歷史承認並將得到更大承認的驕傲與展望。可是沒過多久，這一代就從飄飄欲仙的雲端上重重地栽了下來。我們終於意識到，毛的隨意揮灑的巨人氣象，是以他人不得隨意揮灑為前提的；毛成為巨人，是必然要以把我們都壓縮成侏儒為代價的。梁啟超批判君主專制時說：在君主專制下，一夫剛而萬夫柔。黑格爾也說過，在古代中國，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毛時代則把這一點發展到登峰造極。毛澤東君臨天下凡二十七年，七億人只准有一個頭腦。毛澤東一個人霸佔著中國這塊大舞台把戲唱足唱夠，害得其他人都枉過一生而輪不上任何獨立表演的機會。單憑這一點，我們就該徹底否定毛澤東。

　　就這樣，對偉大領袖的狂熱崇拜就轉變為對專制暴君的無比痛恨。1976 年四五天安門運動就是這一轉變的最確切的證明。在四五運動中，最振聾發聵的一個口號莫過於那句“秦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我們知道，秦始皇是一個多義的符號，他常常被當作暴君的代表，但也一直有人稱之為偉人，稱之為“千古一帝”。毛澤東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不過在四五運動的那個口號裡，秦皇無疑是被當作暴君、當作大獨裁者的符號。這表明一種根本性的立場轉變：當人們提到毛澤東或秦始皇這類大獨裁者時，他們已經不再把自己認同於大獨裁者或獨裁者的寵臣，而是把自己認同於暴政下的犧牲者。在1979 年全國13 所高校大學生社團聯合主辦的文學刊物《這一代》的發刊詞裡寫道：“真的，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四五這一天，我們的子孫後代談起這一代，將會說：‘他們交了白卷！’一張只代表恥辱的白卷，遮掩了這一代人堅毅的面容。”可見，這一代痛恨毛澤東的最大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他們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嚴遭到抹煞（“一張只代表恥辱的白卷”）。

　　也正是出於這一點，我們開始理解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認人有追求聲望追求優勝的衝動或曰野心雄心，事實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於給所有人追求承認的衝動提供最廣闊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們才可能最大可能地發展自我，實現自我。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負，它只否定專制獨裁，也就是說，它防止個別人意志的無限擴張從而堵死了其他人伸張意志的機會。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制衡權力，這就為其他人施展野心和抱負保留下足夠的空間。毛一度被稱作偉大的詩人。其實，毛詩詞的最大特點就是氣魄大。民主的政治領袖中也不乏文采飛揚之士，如伯利克里、傑弗遜、丘吉爾，但是你從他們那裡讀不到象毛詩詞一樣的大氣魄。正如同民主政治領袖常常做不出專制暴君所能作出的那種大手筆的功業。但是，那對於我們大家不是更好得多嗎？

　　毛時代的過來人，經歷了從對毛的狂熱崇拜到對毛的深切痛恨的轉變過程。只要我們把我們的經驗充分地傳授出來，至少可以使得以後的幾代中國人產生免疫力，不至於再為獨裁者的巨大身影而傾倒。可惜的是，由於中共當局壓制對毛的徹底批判，繼續維護毛的偉大領袖地位，頑固地拒絕民主改革；九十年代以來，中共還通過多種方式宣揚毛的所謂豐功偉績，再加上文學和影視中大張旗鼓的帝王故事，這就引誘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年輕人——重蹈覆轍。

　　6、借鍾馗打鬼

　　有一幅廣為流傳的照片：東北遼陽地區的國企工人遊行請願，高舉毛澤東的畫像。

　　我們知道，今日中國的毛澤東熱主要是普通人搞起來的。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因為普通的工人農民從來不是毛澤東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特別是工人，他們是毛澤東政策的受益者。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們又淪為最大的利益受損者。所謂毛熱，就反映了他們對毛時代的懷念和對現狀的不滿與抗議。這種解釋不是沒有根據，但不完整，不深入。

　　本來，在任何時代，總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時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幾乎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挨個得罪了個遍，以至於到頭來居然找不出哪一種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歷史上倒真是很少見的。 “四人幫”被打倒，舉國歡慶。全國人民——不分種族，不分階層，不分職業——都歡欣鼓舞地告別文革，可見文革之不得人心，可見普通人也不喜歡文革。

　　再者，一般人在對某一事物作價值判斷時，並非僅僅根據一己之得失，那還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他們就不大好意思炫耀自己的幸福。我並不想誇大人性中的公正傾向。我只是說，除非人們能對自己的既得利益予以合理化，否則，他們就很難僅僅因為自己是受益者這一點就去理直氣壯地維護那種運動或體制。希特勒搞政治迫害，發動世界大戰，其受害者主要是猶太人和外國人，相當數量的德國人並不是受害者，其中不少還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戰後的德國，卻並沒有多少德國人公開表示對希特勒的懷念。原因就在於，德國人承認希特勒犯下了嚴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們認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統治下的受益者，也不應該為之唱頌歌。

　　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地位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國營企業的工人。他們從原先的“領導階級”淪落為如今的弱勢群體。如此說來，許多國企工人懷念毛時代實不為奇。在《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裡，于建嶸提到他和安源工人的幾次深入交談。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確實懷念毛時代。因為“在那個時代，誰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種自豪感，現在呢？人家一頓飯的錢，就是我們一年的工資，而且我們的工資還沒保障。”老工人說：現在的生活確實好一些，但是社會不公平，我們工人沒地位。在毛時代，工人的地位高，好多好女人爭著嫁給工人。現在這些工人找不到老婆了。原來是五十歲的工人可以找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現在是二十多歲的工人都找不到老婆了。但是一般年輕工人都表示並不願意回到毛時代。照作者看，那些老工人也未必真的願意回到毛時代。對於他們，毛是表達不滿的符號。

　　現在有種普遍的誤解，以為在毛時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工人的日子過得很好。事實並非如此。不錯，在毛時代，工人被封為領導階級，政治地位很高，但這多半只是徒有虛名而已。就其實際處境而論，工人並不比幹部或知識分子更優越。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從來只有“犯錯誤”的幹部、知識分子被貶去下車間當工人，絕沒有工人因為“犯了錯誤”去罰做幹部做知識分子的。普通工人若被提拔為幹部，或者是有機會被送進學校（例如選拔工農兵學員），那總是被當作光榮的、幸運的事而不是相反。可見一般工人的處境決不是比幹部或知識分子更優越。只不過在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貶為臭老九而不時地遭敲打，幹部則動輒挨批鬥，一般工人就很少遇到這類麻煩，其處境反倒有幾分令人羨慕了。打個比方，文革期間，股市全面下跌，工人股本來也不例外。只不過相比之下，工人股跌幅最小，於是好像成了贏家。改革開放後，其他股都在上升，工人股升幅很小，所以顯得是輸家。有的被剝奪感是相對的，你的住房變大了，但別人的變得更大；有的被剝奪感是絕對的，過去工人找老婆很容易，現在很難。

　　乍一看去，這些工人對毛時代的態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們懷念毛時代，另一方面，他們又未必真的願意願意回到毛時代。究其實，這些工人是對現在的改革不滿，不是不滿於改革本身，而是不滿於改革的方式。問題不在於改不改，而在於怎麼改，關鍵是要改得公平。正是在這一點上，農村改革和國企改革大相逕庭。農村改革是分田到戶，人民公社散伙了，土地基本上是平均地分給了農民。不是公社領導變成地主，一般社員變成長工。所以農民大體上是服氣的。國企改革卻不然。國企改革實際上是讓書記廠長們成了資本家，廣大工人成了打工仔。工人當然不服氣。工人們對現在的改革不滿是不難理解的。對這些老工人來說，他們在年輕力壯的時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時候，他們被剝奪了自由；到如今，他們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保障。毛時代實行低工資制，這等於強迫大家買高額保險，後來搞改革卻輕易地把工人解雇，這等於吞掉人家的保險金。當年共產黨搞公有制計劃經濟，企業屬於集體或屬於全民。然而在後來的經濟改革中，共產黨官員們卻利用手中權力把公產據為自己私有，形同搶劫，工人當然不接受。

　　同樣是維權運動，于建嶸發現工人的維權和農民的維權有所不同。農民是“以法維權”，工人卻是“以理維權”。農民多以具體的國家法律和中央文件為依據。工人抗爭維權則多以意識形態、以共產黨的理論為依據，在工人們的訴求文本中，最常見抗爭理由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是我們工人階級先鋒隊，工廠就是我們自己的工廠”。他們的抗爭可以歸結為“以理維權”。毛澤東是那套意識形態的人格象徵，所以工人們要在維權運動中抬出毛的畫像。在這裡，毛的畫像就和那套意識形態理論一樣，一方面是護身符，讓你官方不好治罪；一方面是抗議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並不表明他們真的熱愛毛和真的留戀毛時代。

　　7、懷舊情緒與商業品牌

　　前些年，《紅太陽頌》的歌曲磁帶一度風靡大陸。這不足為奇，就連海外民運人士開會聯歡唱卡拉OK，許多人也是唱的革命歌曲樣板戲。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歌可唱。因為那些歌曲陪伴他們走過了青春歲月，因此當他們回顧過去的時光時就免不了要想起這些歌曲。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一直變動不居，其變化的規模之大，令人身不由己；速度之快，讓人目不暇接。由於變化來得太猛烈、太頻繁，它使得昨天都顯得極為遙遠和毫不相干，而人又是那樣地不願意失掉過去，所以在中國，懷舊之風就很盛。當年毛澤東運用政權的力量，採用各種方式，從文字到音像，給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使之成為國人集體記憶中的重要部分，所以當人們回顧以往的時候很難擺脫它們。這種懷舊又因商業化的力量而如虎添翼，但是它未必說明多少政治問題，因為這種懷舊只是出於情緒。它很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化——畢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記憶。當毛時代的人過去了，那種帶有毛時代特徵的的懷舊情緒也就過去了。

　　應該說，當今中國的毛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業化的產物。商業講究品牌，講究知名度。當今中國，還有比毛更出名，更適合做招牌或品牌，更便於廣泛吸引顧客的的麼？韶山的農民說得很明白。他們說：以前，誰知道我們韶山呢？如果不是毛主席，特別不是因為文革韶山走紅，我們今天的韶山還是個偏僻的小山村，我們這裡的農民平均一人四分地，如果我們不利用毛老鄉搞旅遊商業，我們韶山的農民就要受窮的呀。陝西的農民說，翻身全靠共產黨，發財全靠秦始皇。我們韶山不也這樣麼，翻身全靠共產黨，發財全靠毛澤東嘛。希特勒比毛澤東更出名，用希特勒作商標，把希特勒的故鄉或故居開闢為旅遊景點，想來一定很賺錢。但是沒人把希特勒做品牌招徠生意，因為那樣做勢必會引發強烈抗議，甚至會遭到禁止或取締。這再次證明，誘發毛熱的主因還在於中共當局，在於中共當局對毛的維護和對批毛的壓制。

　　8、小結

　　還須提醒一點的是：中國的毛熱產生於九十年代，也就是“六四”之後。這決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六四”屠殺沉重地打擊了人們對自由的信念、對理性的信念以及對待歷史與現實的強烈道德感。它使得很多人轉向對權勢的崇拜。另外，也由於六四，中國的經濟改革走入歧途，社會不公日益加劇。與此同時，當局出於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比以前更注意維護毛的偉大形象。這些因素都導致了毛熱的出現。

　　把希特勒和毛澤東作比較頗有啟發意義。希特勒和毛澤東都是魅力型領袖，他們都曾經贏得人們的狂熱崇拜。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方面，在建立強大國家一雪歷史恥辱方面，他們都曾經取得過驚人的成就（在這些方面，毛不如希，甚至遠不如希——想想大饑荒就夠了）。他們的名字一度都成為國家和時代的象徵。他們都是暴君，殺人無數，害人無數。但不同的是，希特勒殺的害的主要是外族人外國人，毛澤東殺的害的主要是本族人本國人。毛澤東一生殺死害死了至少六千萬以上的無辜蒼生，其中本族人本國人起碼占95％以上；還不是在戰爭時期，而是在和平時期，不是在打天下的時期，而是在坐天下的時期，不是對荷槍實彈的反叛者，而是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包括自己的革命戰友。既然在德國都沒有希特勒熱，在中國更不應該有毛澤東熱。其實，德國人並不是沒有崇拜希特勒的，也許還不止一小撮，但他們多半在暗中，不會太張揚。在德國沒有希特勒熱。在中國卻有毛澤東熱。於是我們又回到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論斷。是的，對德國無希特勒熱而中國有毛澤東熱這一點來說，除了用中德兩國政治氣候的不同來解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呢？◆2006年5月

《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後感

胡 平 (2001年7月 2006年6月補記)

　　我以為最好的懺悔莫過於把這段經歷原原本本的記下來，最好再寫進自己理性的反思。這種工作別人無可替代，這正是思想和文字的偉大意義，它可以使苦難得到補償，罪過得到救贖，灵魂得到升華，並且使我們個人的經歷變成歷史的教訓。

——文章摘录

最好的忏悔莫过于写下文革经历

　　由卡瑪（Carma Hinton）、高富貴（Richard Gordon）夫婦和白傑明（Geremie Barme）合導的電影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英文片名“Morning Sun”），最近在海外上演。這部電影主要是追溯和記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運動的起源，所以裏邊出來現身說法的人物幾乎都是1966 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學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幾個重點中學裏的幹部子女為中心。

　　《八九點鐘的太陽》這部電影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難得的是卡瑪她們請來了宋彬彬、駱小海這樣的紅衛兵代表人物接受採訪。宋彬彬是當年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8.18”那天代表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佩帶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第二天，全國各種報紙都登出宋彬彬給毛戴袖章的照片以及毛的這段談話。接下來，報紙上又發表了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宣稱從此改名宋要武。駱小海是當年清華附中的學生。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駱小海是紅衛兵造反宣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這篇文章的執筆者。

　　電影裏宋彬彬、駱小海都被遮住臉，觀眾看不清他們的面孔，這表明他們不願意讓人們認出自己。另外他們的談話也帶有很明顯的自我辯護的色彩，內容很值得商議。這說明當年發生的事情給他們留下非常濃重的陰影，他們知道自己當年的行為是飽受非議的，他們不再把當年那段光榮歷史當成光榮。善哉善哉！子曰：“知恥近乎勇”。

　　文化革命的殘酷表現其一就是，它讓一些不成熟的年輕人一下子獲得了太多、太大的做錯事的機會、誘惑與權力，從而也給後來的他們留下了極難克服的精神壓力。那時候遇羅克在一篇文章裏對這些驕狂不可一世的高幹子女寫下過這樣一段話。遇羅克說：“我們憐憫你們，在學校裏受到的是怎樣一種脫離實際的教育，在家庭裏過著怎樣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讀的是怎樣一些胡說八道的文藝作品，形成了怎樣一種愚不可及的思想，養成了怎樣一種目中無人的習氣，幹了怎樣一些遺恨終生的傻事。”現在回過頭來讀這段話，真讓人感慨萬端。

　　37 年過去了，當年的革命小將如今都兩鬢飛霜，可是直到今天，當人們一提起宋彬彬、駱小海的名字，人們聯想到的仍然是血腥的紅八月，是造反精神萬歲，給毛主席戴紅袖章、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還有抄家、打人、打老師、打同學，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紅色恐怖萬歲，等等、等等。現在有不少人談到懺悔，參加過文革的人應該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懺悔，我以為最好的懺悔莫過於把這段經歷原原本本的記下來，最好再寫進自己理性的反思。這種工作別人無可替代，這正是思想和文字的偉大意義，它可以使苦難得到補償，罪過得到救贖，灵魂得到升華，並且使我們個人的經歷變成歷史的教訓。

為何造反派頭頭們都肯露臉也不改名？

　　象宋彬彬、駱小海這樣一些老紅衛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換姓（大名鼎鼎的譚力夫後來也改了名字），或隱姓埋名，不願意今人認出自己，不願意別人在見到自己時聯想到過去那段歷史。有趣的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們都不這樣。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象後來到海外的上海工總司的潘（國平）司令，個個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從不在意別人提起過去那段歷史；也不在意別人認出自己，有的或許還生怕別人把自己混同於無名之輩，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的來歷呢。這中間的原因值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來，我們可以找到三條原因。

　　第一，雖然在官方宣傳中，造反派的名聲很壞，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聲還是要比老紅衛兵好得多。我們知道，造反派領袖們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起家，而這場批判多少帶有反迫害的性質，在當時曾經獲得很多民眾的由衷支持。儘管造反派領袖們也幹過不少錯事，有的還犯有嚴重罪行，也傷害過許多一般平民；但大體來說，造反派領袖們主要是得罪了當權派，而老紅衛兵得罪的卻盡是普通民眾。

　　第二，同樣是為了奪權，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勢眾，造反派要廣招兵馬，走“群眾路線”，韓信點兵，多多益善；老紅衛兵卻是靠“自來紅”，講究的是出身純正，純而又純，圈子越劃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線。

　　老鬼在自傳體小說《血與鐵》裏寫到這樣一個插曲：一個姓周的同學，平時老穿著軍裝，理直氣壯地參加紅衛兵的會議，當場就有人起來質問他什麼出身，他說是革命軍人，別人繼續盤問你父親是什麼部隊的？“六十九軍的。”“什麼時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義證明。”“兵臨城下，你爹敢不起義嗎？國民黨狗崽子，滾一邊去！”接著男男女女齊聲大吼：“滾蛋！滾蛋！滾蛋！”他被當場轟出會場，狼狽不堪。

　　可以想見，老紅衛兵一旦失勢，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錯，老紅衛兵們很抱團，但是他們只和自己小圈子裏的人抱團，和一般民眾則很疏遠。事實上，他們自己越抱團，就越是和平民疏遠。造反派領袖們則不然，造反派領袖擁有大量的追隨者，造反派領袖算得上群眾領袖，一度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雖然後來形勢變了，人心也變了，但當年那份“戰鬥友誼”卻多少保留了下來。換言之，造反派領袖們要比老紅衛兵的頭頭們更有人緣。

　　第三，造反派領袖們大都被當局“秋後算帳”。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到清查五一六運動，造反派頭面人物很少有人倖免，輕的辦學習班寫檢討，重的挨批鬥坐班房，一判就是幾年十幾年，武鬥幹將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槍斃的。很多造反派頭頭們在毛和“四人幫”主政時就挨整，毛死後“四人幫”垮臺後繼續挨整。鄧小平主政後，中央還專門出文件，把造反派風雲人物定義為“三種人”，永不重用。這就是說，造反派頭頭們都受過懲罰。如果說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確實犯有罪過，那麼，他們已經為自己的错误付出过沉重的代價。這就使得他們能夠比較坦然地面對公眾。即便有些人講話寫文章為自己翻案，也引起爭議，但通常不會激起公憤——畢竟他們已經受過懲罰，何況其中還有的真有冤屈。

　　老紅衛兵的情況恰恰相反。老紅衛兵當年犯下的罪行令人髮指，但由於當局的庇護，他們始終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不錯，1967 年1 月，一批聯動分子由於大反中央文革（是因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為紅八月的暴行）而被抓進公安局，但是只關了三個月。4月22 日晚上，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楊成武、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足有二十多人，親自將被關押的聯動分子接出監獄。江青開口就說：“委屈你們啦。”周恩來則說：“我們不能不教而誅，你們還是我們的孩子嘛。”這和他們對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態度實有天壤之別。

　　後來，老三屆集體下放，上山下鄉，但唯有一些老紅衛兵開後門入伍當兵；再後來，又有許多下去了的幹部子女憑關係率先調離農村。從1972 年起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幹部子女自然近水樓臺。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女佔了極不相稱的高比例。在文革後清理“三種人”的問題上，中共高級領導人——包括以為人正派著稱的陳雲，包括最開明的胡耀邦——都強調當年的老紅衛兵頭面人物們不屬於“三種人”，該提拔進第三梯隊的就要提拔，“還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過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黨來比母親”。如今人們總算明白了，那純粹是自作多情，黨把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豈容你魚目混珠？

　　這就是為什麼民眾對老紅衛兵至今仍不能諒解的原因。文革後，有些老紅衛兵也登臺亮相，控訴“四人幫”的迫害，但是對自己當年的暴行卻閉口不提，頂多輕描淡寫兩句。許多人發出質問：你們為何不懺悔？你們已經躲過了懲罰，難道連歉也不道一聲嗎？

　　宋彬彬、駱小海可能是感到了這種無形的壓力，所以不願意讓別人認出自己。他們在接受採訪時都說自己當年沒有打過人，而且還一直反對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這種辯白。問題是，由於當局的袒護，紅衛兵的暴行從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行兇作惡者始終沒有被摘揀出來，別人無從區分，這就讓那些沒有行兇作惡的老紅衛兵們也沾上了說不清楚的嫌疑。這該怪誰呢？

談宋彬彬的改名之謎

　　1、關於宋彬彬改名字

　　宋彬彬在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裏接受採訪時說，她在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後，第二天的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說她改名宋要武，其實這篇文章並不是她自己寫的，名字也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報紙在未徵得她同意就擅自以她的名義宣佈改名字登在報上，是媒體強加給她的。

　　宋彬彬這段話很令人驚訝。不錯，在當年，媒體塑造典型常常是筆下生花，想當然地“拔高”。那時的報紙常常登出老貧農張大爺說什麼什麼，老工人李師傅說什麼什麼，其實那些話並非真正出自張大爺或李師傅之口，而只是記者的編造，或者是記者“來料加工”的產物。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對宋彬彬的解釋存有疑惑：當年發表的那篇文章真的不是宋彬彬自己寫的嗎？如果真是記者捉刀代筆，發表前難道沒有告知宋彬彬本人，徵得她的同意嗎？這樣一件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無比光榮的大好事，何苦要背著瞞著當事人呢？可惜，影片的編導沒有對此事進行查證。我希望有心人作一番調查。這種調查想來並不困難。只怕現在不查證，以後就無從查證了。

　　依我的推測，把毛隨口說出的兩個字就當作御賜新名這個“灵感”也许不是出自宋彬彬本人，而是某位記者或報社領導人。問題是，宋彬彬本人對這個御賜的新名字會是什麼態度呢？是反感還是受寵若驚？

　　我們知道，就在宋彬彬被偉大領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見報後，全國都興起一股改名風。許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給自己改了個更革命的名字（如“衛東”、“志紅”）。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可見當時全校的同學（起碼是絕大多數同學，首先是紅五類紅衛兵同學）都是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驕傲感到光榮的。很難想像偏偏是宋彬彬本人對自己被改名字會感到不愉快會感到不高興。所謂“被媒體利用”一說，我以為只能是後來的感覺。到後來，革命小將，不論是老紅衛兵還是造反紅衛兵，很多人都感到自己被利用；然而在當初，尤其是在獲得偉大領袖支持之初，他們可不是這麼想的。

　　宋彬彬對改名一事究竟是什麼態度？這個問題值得深究，因為它關係到對當年政治文化氛圍的正確把握，關係到對當年一代人、尤其是幹部子弟這一群體的思想感情的正確把握。這事要是落在我自己或我周圍的同學身上，我們都會受寵若驚的。

　　“八一八”之後的一段日子，宋要武無疑是全國青少年中最響亮的一個名字。宋彬彬顯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義，所以她在此後的革命行動中都用的是宋要武這三個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漢時就用宋要武的名字發表聲明指點江山。

　　王紹光在《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一書裏寫道：“王任重利用他的地位和權力，組織幾批北京紅衛兵，由清華附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卜大華和8 月18 日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要武帶領，離京奔赴武漢。卜和宋當時都是全國出名的紅衛兵，他們的使命是保衛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武漢的政要們把他們視為救兵並給與了特殊的禮遇。這些新來武漢的人以‘真正的’北京紅衛兵的身份讚揚了武漢的領導層，因而他們在反擊其他北京學生的同時幫助鞏固了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地位。”（p65）

　　武漢地區文革風雲人物之一魯禮安也講到過，在當時，署名宋要武的鉛印傳單（內容是保衛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以及譴責“南下一小撮”即來自北京的煽風點火炮打省市委的造反紅衛兵）夾在《長江日報》和《武漢日報》（這兩份報紙印數多達幾十萬份）中在武漢地區廣為散發。

　　不錯，宋彬彬後來又給自己改了名字，對外既不叫宋要武，也不叫宋彬彬。因為世人皆知宋要武即宋彬彬，宋彬彬即宋要武，所以她又改了一個名字，叫宋岩。不過從情理上推測，那應該是他們這批老紅衛兵被他們的紅司令毛澤東拋棄，其名聲由“香”變“臭”之後的事情。

　　2、也談《點滴思憶話宋岩》

　　我是在一本回憶文集中得知宋彬彬改名宋岩的。1991 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當年赴內蒙草原插隊落戶或軍墾拓荒的知識青年寫的回憶文集《草原啟示錄》。由於是回憶文集，作者幾乎都是真名實姓，篇末還詳細注明當年所在公社名稱或兵團番號。其中有一篇《點滴思憶話宋岩》（不久前有熱心人把它貼上網）。這篇文章卻很是與眾不同：

　　第一、作者署名很奇怪，叫“朝魯陶斯”，既不像漢族人名，也不像蒙族人名。按照文章的描述，作者應是北京的知識青年。文中有一處寫到司機叫“我”問路，把“我”稱為“你這個蒙古通”。如此說來，作者並非蒙族人。

　　第二、別的文章在篇末大都詳細注明作者原來所在地名，什麼盟什麼旗什麼公社或生產建設兵團幾師幾團，這篇文章後面只寫了個大而化之的“作者原在錫林郭勒盟”。

　　第三、別的文章或者是作者回憶自己的親身經歷，或者是回憶和自己有直接交往的別人（如同學或插友），這篇文章卻是拐彎抹角地寫一個作者沒有任何直接交往的宋彬彬（文章承認，“其實我只在那幅全國聞名的新聞照片上見過宋彬彬”）。這篇文章寫的是“我”在一次迷路問路時，偶然走進了一個蒙古包，和包主人閒聊，無意中知道了這裏原來是宋彬彬當年插隊落戶的地方。正是從包主人那裏，作者才得知宋彬彬“文革初期改名叫宋岩”。文章借這位包主人之口講述了很多有關宋彬彬的優秀事跡，其中特地澄清了宋彬彬搞打砸搶的傳言。文章轉述了宋岩對別的知青講的一句話：“有人把我說成是個青面獠牙的武鬥狂，其實別說打人了，就連看到別人打馬我都心顫。”

　　眾所週知，回憶錄的生命是真實。所以，寫回憶文章要求作者儘可能地亮明自己的真實身份（姓名、地址、單位等），並且提供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這篇“點滴思憶話宋岩”，講的是一個名人，因此格外需要向讀者展示一種權威性，然而這篇文章不但作者的身份曖昧不清，而且又是間接轉述別人的話語，這就使其可信性大打折扣。越是細讀越是覺得它不像回憶錄，它更像是一篇特地為宋彬彬而寫的辯護詞。

　　當然，為宋彬彬辯護澄清也無可非議。宋彬彬既是名人，想來也深受名氣之累。成為名人，就是成為符號，成為代表，成為箭靶子。凡是和這個符號有關的事情，不論好壞，不論真假，都可能掛在你的名下。一般人常常不求甚解，於是往往以訛傳訛。當這個符號是正面意義的時候，你是“三千寵愛在一身”，沾了別人很多光；當這個符號是負面意義的時候，你就變成了“千夫所指”，免不了替他人背黑鍋了。

　　3、是“一直反對打人”嗎？

　　老紅衛兵最突出的“功績”之一就是打人。作為老紅衛兵的領袖人物，宋彬彬打過人嗎？已故千家駒先生在《自撰年譜》裏寫到，宋彬彬和別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可見，關於宋彬彬打死人的說法流傳很廣。

　　宋彬彬在《八九點鐘的太陽》影片中說：“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給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學校來看我，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麼是這麼一個樣子，你跟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制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同時我也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麼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地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

　　我以為，假如宋彬彬確實沒有打過人，那麼她做出這番解釋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要說她自己“一直反對打人反對武鬥”，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動手打過人，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還是反對打人，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類狗崽子”還動手打過親爹親媽呢，你能由此斷言他是支持打人的麼？盡人皆知，當頭頭的多半是“動口不動手”。昔日共產黨在農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組的人動手，但是，那能證明工作組反對打人嗎？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裏，對宋彬彬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在紅八月期間打老師打同學情形作出了詳細的描述。卞仲耘是師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長，在1966年8 月5 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學校操場，被該校的紅衛兵群圍攻毆打，從下午兩點一直打到五、六點，“其間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學校對面就是醫院，五點多鐘時，另一位被批鬥被毆打的副校長胡志濤，見卞仲耘已經奄奄一息，提出送醫院，但被紅衛兵憤怒拒絕，等到晚上校工推車把卞仲耘送到；醫院時，卞仲耘早已斷氣，屍體已經僵硬。事實上，從六月下旬起，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就開始了對老師的折磨毆打，作為該校第一把手（北京師大女附中无正校長——编者注）的卞仲耘首當其衝。在臨死前一天，遍體傷痕的卞仲耘回到家裏對丈夫說，紅衛兵打死她那樣一個人，“就像打死一條狗”。

　　從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沒有材料證明宋彬彬參與了毆打，但是也沒有證據表明宋彬彬對這場殘忍血腥的毆打表示過反對。宋彬彬是黨員，是該校第一張批判校領導大字報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該校紅衛兵負責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領導被打倒，工作組又撤離的紅八月，宋彬彬無疑是全校不數一也數二的最有權勢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個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園。如果她出面反對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發生，難道連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嗎？宋彬彬可以說她沒有動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說她一直反對打人呢？假如她沒有當場出面表示反對和制止的話，而她當時正處在最有資格也最有責任出面反對和制止的位置上。

　　同樣的問題也應向駱小海提出。駱小海也說他是反對打人的。我們知道，清華附中紅衛兵在8 月27 日發表過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在肯定破四舊的前提下“糾偏”。嚴厲批評了“打人”，“對前學校的黨政幹部一律以黑幫論處”，“誰家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華附中模式》一文裏寫到的那樣，清華附中紅衛兵正是打人之風的始作俑者之一。從6 月起，清華附中紅衛兵就開始打人。8 月26 日，由清華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卜大華等主持，在清華附中五樓大教室舉行“鬥爭會”，晚上７點鐘開始，一直進行到深夜12 點鐘左右才結束。在會上，許多校領導和老師遭到了殘酷野蠻的毆打。紅衛兵用銅頭軍用皮帶以及用塑料跳繩擰成麻花狀的一種鞭子猛抽。當時正是炎夏，人們都只穿單薄的衣服。皮帶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體上，一抽一個血印。注意：這是紅衛兵親自主持的鬥爭會，或許卜大華、駱小海沒有出手，但是作為大會的主持者，他們出面反對出面制止了嗎？他們難道不應該為這場暴行負責任？

　　當年駱小海的同班同學仲維光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裏寫道：“拳打腳踢，遊街示眾，從六月中旬後越來越普遍。到了三論造反精神發表的七月下旬，清華附中鞭打學校幹部、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到達了高潮”。“在這一切過了高潮之後，即在紅八月的下旬，所謂十六條公佈幾近半個月後，清華附中紅衛兵，人該打的打了，該專政的也專政了，於是演起了他們父輩——中共歷來在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法，寫了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這篇估計當然不會超脫黨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時的大好形勢，然後就是對大好形勢後的問題，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搶等所謂過分行為提出了批評。所謂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歡迎，是確實的。在那個肆無忌憚、草菅人命的時候，無論是誰出來說一句‘打得好！但別打了’，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發起者。共產黨每次的落實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們的歡迎嗎！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麼呢？這難道不正是生活在極權社會下的人的悲劇嗎？”

　　4、對文革的反思和研究還有待深入

　　我們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駱小海們本來從心底里是厭惡打人，反對打人的；那麼，他們又為什麼不當場出面反對出面制止呢？這大概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結果了。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群眾發動起來了，要鼓勵，不能給群眾潑冷水，不能站在群眾前面指手劃腳，如此等等。按照這種觀點，那些“有問題”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該，起碼是無關緊要的，是無損於革命大方向的正確和紅衛兵組織的光榮的①。所以，宋彬彬、駱小海們才能拿著那幅沾滿無辜者鮮血的紅衛兵袖章毫無愧色，一點不發顫，繼續驕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還把它當作最崇高的禮物獻給心中的紅太陽。這決不僅僅是老紅衛兵的問題。許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極權主義的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 阿倫特提出過一個概念，曰“惡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納粹罪犯並非天生的歹徒惡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會裏，他們都會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幾年前，美國學者丹尼爾. 喬納. 哥德哈根寫了一本書《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作者通過對大量的史實材料、倖存者的回憶和追述等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當年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罪行是借助於千千萬萬的普通德國人之手進行的，而這些德國人是自覺自願地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大屠殺是德國反猶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麼，中國的文革呢？在文革中發生的一系列暴行，難道不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當然不是全體）參與、而且是自覺自願地參與的嗎？這裏，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2001年7月

　　註　釋：

　　①原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在回憶錄《生之舞——“文革”以來民主思潮實錄》（澳大利亞，ASIA PACIFIC GROUP，2004 年）裏寫道：“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我們觀看校領導一字跪在高臺上，卞仲耘、胡志濤、李樹民、汪玉冰等，有幾個女孩子提著棍子不時打他們，宋彬彬正好站在我旁邊，她半天憋出一句話來，象是自言自語‘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第81 頁）

　　2006年6月補記

毛澤東爲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

胡 平 (2006年8-9月)

　　毛發動文革主要還是爲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祇是藉口，是手段。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却是破多立少，祇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幷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祇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文章摘录

一、毛澤東爲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澤東，一方面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危機感（用張顯揚的話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這是他發動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這是他發動文革的本錢。在文革四十年後的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 年搞大躍進，搞三面紅旗，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象斯大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其實，毛的這種意圖在文革發動之初的兩個重要文本裏就已經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發表在1965 年11 月10 日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林彪在1966 年5 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姚文元批判吳晗的劇本是借古諷今，他特地聯繫到“連續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帝、修、反“發動反華高潮”，“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這就不打自招，點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來就是害怕別人追究三年大饑荒的罪過（毛嫌姚文沒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就不但坐實了毛在三面紅旗問題上的做賊心虛，而且也表明了毛發動文革是爲了針對黨內高層同僚）。林彪的518 講話强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顔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 歲、100 多歲，都是我們党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其後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明確講到，這次運動“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調整。”這就講明文革是一場旨在維護毛的最高權力和身後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權力鬥爭還是路綫鬥爭？　

　　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它不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如果純粹是權力鬥爭，也就是說，鬥爭的雙方在方針政策或曰路綫上幷無重大分歧，那就意味著在這場鬥爭中，無論誰勝誰敗，除了對捲入權力鬥爭的人們的命運之外，對一般社會面貌和普通民衆的生活都不會産生顯著影響。文革顯然不是這種情况。毛劉之間確有路綫分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綫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須有”，這是需要認真分清的。劉少奇真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顯然還談不上。此其一。第二，什麽是毛主席革命路綫？應當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這就是爲什麽毛提出的很多主張，要麽大而化之，缺少具體規定；要麽前後矛盾，讓人無所適從；要麽虎頭蛇尾，脫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祇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裏明文規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是等到1967 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却表示不贊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面選舉祇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産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 年3 月，紅旗雜志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衆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 年2 月，紅旗雜志文章乾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爲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幷未認真貫徹執行，五七幹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祇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發動文革說成是爲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516 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贊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供給制祇惠及中共集團內部，幷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産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制，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幷使之制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奧維爾的《動物農場》裏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占了極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群衆要反對走後門，這時的毛却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這實在比文革前還更不平等。再者，我們知道，關於平等主義有一個著名的悖論：一場大規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運動，需不需要領袖呢？一旦有了領袖和群衆的區分，他們之間還能是平等的嗎？大概沒人會否認，毛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極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文革時代的中國，權力的不平等是舉世罕見的。僅此一端，就是對毛發動强調是實現其平等理想這種說法的莫大諷刺。

　　如果上面說的大致不錯，那麽我們就可以明白，毛發動文革主要還是爲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祇是藉口，是手段。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却是破多立少，祇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幷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祇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權勢地位

　　文革前夕，毛澤東是否大權旁落？或許在中共高層，毛的某些講話已不如過去那麽靈光，但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毛的權勢却是達到四九年以來的高峰。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爲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現象：“三面紅旗”慘敗，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爲大饑荒，暴君昏君的毛澤東不因此而垮臺已經够不可思議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增至最高點，豈非咄咄怪事？

　　事實上，在“三面紅旗”遭到慘敗之後，毛澤東在黨內上層的地位已經嚴重削弱。毛退居二綫，在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不得不做了點“自我批評”。但是，毛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項最重要的職務；更具實質性意義的一點是，毛澤東依然被尊奉爲中共的“教皇”。我們知道，共産黨國家是憑藉意識形態進行統治，誰在意識形態上占據正統地位，誰在實際上就享有最高的權力。也許，劉少奇一派人或許會認爲，既然他們已經掌握了處理實際工作的大權，既然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起碼是在中共高層內部已經是心照不宣；那麽，他們便可望借助於他們在組織機關中的某種實力，約束住毛澤東的任意妄爲。

　　還在1961 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關“三面紅旗”的一系列政策，但是他依然堅持保留了“三面紅旗”的口號。這後一點絕非無關緊要。從表面上看，毛不過是在悄悄地糾正錯誤的同時力圖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憑藉著這個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對外維護住了自己一貫正確的神話，幷且也爲日後的反擊預留下了伏筆。接下來，毛做了兩件事：一是重提階級鬥爭，一是發動中蘇論戰。這兩件事都不難贏得黨內多數的支持。“三面紅旗”的灾難招致廣泛的民怨，各地的所謂“反革命”活動層出不窮。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笑，在臺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在61 年、62 年，四川農民竟有過蔣介石的軍隊已經打進成都郊區石板灘的謠言）。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産黨的權力，都處於危機之中。深刻的危機意識强化了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况下，毛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自然會贏得黨內多數的支持。與此同時，毛發動中蘇論戰，擺出一付要爭當國際共運龍頭老大的架式，刺激了、迎合了黨內和一般民衆的那種虛妄的民族主義情緒。於是，毛走出低谷，再度强化了他的領袖地位。再接下來，毛號召學雷鋒，批判文藝毒草；以後又提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習解放軍以及在城鄉展開四清運動。和這些運動相伴隨的則是規模越來越大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如此等等。它們終於在廣大民衆、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樹立起毛澤東的無於倫比的偉大形象。

　　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所說的那樣，毛澤東思想的“主要論點，似乎都是完全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馬克思强調存在，毛澤東强調意識；馬克思强調經濟基礎，毛澤東强調上層建築；馬克思强調物質，毛澤東强調思想。不過依我之見，毛澤東幷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從一開始就走那麽遠）。在很大程度上，毛澤東對馬克思的修正是出於現代化建設受挫的反動。祇因爲大躍進遭到慘敗而毛又不甘心認錯，毛才另辟新徑，別出心裁，獨樹一幟。

　　其實，毛澤東領導中共贏得政權之初，本來也是打定主意從事經濟建設，强化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似乎取得圓滿成功，毛澤東求勝心切，說“我們不能走各國經濟發展的老路”，遂發明“大躍進”。當時對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等主要生産項目都提出了産量加番的具體指標，把年産多少鋼多少糧看得比天還重。象“十五年趕上英國”“超英趕美”這類口號，今人祇知道去批評它的不切實際，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後的價值標準。所謂趕上英國和超英趕美，無非是指在短時期內使主要生産部門的産量達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質生産的發達程度視爲衡量社會先進與否的標準。中共“八大”决議聲稱，現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産關係與落後的生産力之間的矛盾”。既然生産關係的先進性就體現在它能解放生産力，因此最終還是要落實到生産力的先進或發達上。

　　可是，大躍進遭到慘敗。如果繼續遵循生産力標準，中國的情况簡直是令人沮喪，令人絕望的。就在這時，毛澤東轉移了目標，提出了另外的價值標準。“超英趕美”的口號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號取而代之。“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挂帥”，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經濟講得少了，革命講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講思想的革命化。物質的指標變成了精神的指標，革命不是爲發展生産力的目的服務，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標準，成了先進的同義詞。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與意義，那時候人們評判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早就是垂死腐朽；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要如何追趕西方（那意味著我們不如西方先進），而是我們要怎樣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那意味著我們才是最先進）。蘇聯墮落變“修”，喪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們追隨的榜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歷史地移到了中國，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的經濟固然還不算發達，但那都是先人的錯，洋人的錯。經濟不發達幷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寧不是早就講過“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嗎？林彪更進一步宣布，北美和歐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國爲首的亞、非、拉廣大地區則好比“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正處於“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勝利屬於我們不屬於他們。在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對內部更加嚴厲苛刻，對一切所謂舊文化舊觀念否定得更徹底，更不寬容，說是維護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比老祖宗還要左上三分；對外部世界則充滿敵意（幾乎一切境外電臺都被視爲“敵臺”），富於攻擊性——雖然多半還祇是停留在理論上口頭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在當年，最爲毛的這套思想瘋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城市裏的大中學生。

　　可以想見，毛發動的這一番目標轉移和價值替代也贏得了黨內高層的廣泛支持。畢竟，大饑荒的罪責不僅在毛，也在黨，因此黨也需要文過飾非。然而這種做法在恢復和强化了黨的地位的同時，造成了更强大的毛崇拜。那必然會引起少數高層人士的疑慮甚至某種抵制。這就形成了毛在黨內高層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却達到高峰的奇特局面。

四、爲什麽要采取文革這種形式？

　　文革前夕，毛澤東曾當著劉少奇的面說：“我祇要動一根小指頭就能打倒你。”此話或許誇張，不過若祇是爲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確實沒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問題是，沿用49 年以來黨內鬥爭的慣例，很難把劉少奇置於死地，因而也就很難防止劉東山再起。在1967 年1 月17 日，“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已經響遍全國，毛在接見馬來西亞共産黨總書記陳平時還假惺惺地說：“文化大革命絕不是打倒一切，對劉少奇、鄧小平，我的意見，在召開下次黨代表大會時，還是應該選舉爲中央委員。黨內總有左、中、右，那麽乾淨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險，可能紅衛兵不同意。”注意這個“可能紅衛兵不同意”：現在我們都知道，就連“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其實也是中央文革小組向紅衛兵頭頭面授機宜才提出來的。這就是毛要擺脫黨內鬥爭的成規而假借群衆搞群衆運動的原因。

　　說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爲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在黨內確有不少幹部比較認同劉少奇。劉主持工作以來，頗有成效，勢力大增，毛澤東對開展黨內鬥爭幷無把握。毛八大之後遲遲不敢開九大就是明證。毛的行事風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舉鏟除劉的體系，幷借此給其他大大小小的幹部一次震懾。由於要打倒的幹部和陪綁的幹部都太多，不可能通過傳統的黨內鬥爭達到目的。再說，毛還要大力提拔親信和新人，而這些親信和新人原來的職位太低，循常規不可能使他們坐直升飛機占據要津，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這種非常手段的一個原因。

　　還在1965 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下面的人就該起來造中央的反。毛發動文革，號召群衆造反。毛深知共産黨體制是高度中央集權的，上層一變，全黨全國就都變了。他希望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憑著多年來造成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約“上面”。這樣，在他死後，就算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黨中央，因爲怕地方大員和革命群衆造反，想搞修正主義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這就是林彪說的：毛百年之後依然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誰要在毛的身後做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告，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五、文革未必是史無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异也最費解的一點莫過於：身爲共産黨主席的毛澤東竟然號召和鼓勵群衆起來批判和衝擊他所領導的共産黨。此舉被認爲是史無前例。其實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開國皇帝殺戮功臣之事不無類似之處。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朱元璋“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分析起來，朱元璋大殺功臣幷非祇是其天性“雄猜好殺”，那也和他的特殊情况有關。朱元璋出身微賤（在這一點上他和李淵、李世民以及趙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義軍的創始領袖（在這一點上他又不同於劉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權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們又多是桀驁不馴之輩（能不是嗎？）。朱元璋殺功臣是爲了消除威脅其家天下的隱患，幷把官僚集團改造成更順手的工具。我們知道，毛澤東對朱元璋十分欣賞。早在文革時期，就有人私下議論，把毛澤東的文革和古代的殺功臣作類比。應當承認這二者確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澤東這樣，發動廣大群衆對各級黨組織和各級幹部進行批判的做法，可視爲古代僭主統治術的現代運用。亞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體的特徵。君王都由其朋從爲之維持和擁護；至於僭主，却別有他的經綸：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誰都想推翻他，但祇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們最不宜信任，對他們是應該特別注意的。”爲了防範其朋從“篡黨奪權”，僭主有時就要利用下層民衆。僭主有時故意放縱奴隸等地位更低下的人。這些人一般不至於對僭主的威勢不滿，不至於參加反僭主的活動，他們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較高的人，因而樂於揭發主人，熱衷於把大人物們扳倒或拉平。這種人也就更會樂於僭主的統治，就像樂於平民政體一樣，而僭主也就樂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護者和“平民領袖”的姿態。共産極權制度不同於傳統的君主政體而與僭主政體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領袖必須借助於龐大的黨組織或曰官僚系統才能實行對全社會的嚴密控制；另一方面，黨組織或官僚系統——尤其是其上層——本身又可能成爲領袖貫徹自己意志的某種障礙，甚至成爲領袖權力的直接威脅。因此，精明的領袖就使用兩套手法，一會兒利用黨組織去壓迫民衆，一會兒又利用民衆去整治黨組織。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黨組織、受官僚系統壓制下的人民群衆的領袖，集兩種對立角色於一身，其奧秘就在於此。毛澤東是因爲擔心共産黨的各級官員不那麽順從不那麽聽話了，所以才發動和利用群衆起來批鬥當權派，借群衆之手完成一場空前規模的大清洗，然後再重建官僚系統，使官僚系統成爲他個人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從而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

六、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國學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個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裏所言，像文革這種“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話叫“革革過命的人的命”），像這種“摧毀他們仍是其領袖的党”，斯大林在大清洗裏就搞過。嚴格地講，說斯大林發動大清洗和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摧毀他們仍是其領袖的党”是不準確的。因爲在當年，党是被領袖所代表的。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一個基本特點，如馬雅科夫斯基在長詩《列寧》中所說：“黨和列寧——是一對孿生的弟兄。在歷史母親看來誰個更爲可貴？當我們說到列寧，我們指的是黨；當我們說到黨，我們指的是列寧。”整個運動都是以領袖的名義、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義進行的。在整個運動期間，党和領袖一樣都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儘管有大量黨的機關和党的官員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對黨的名義，而是以保衛党的名義進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黨”的罪行（所謂三反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另外，軍隊的黨組織基本上未受到衝擊。我們知道，1968 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活動的批示》，毛進而提出“吐故納新”，黨組織廣泛吸收新黨員，幷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領導崗位。由此可見，文革與其說是摧毀黨，不如準確地說是整頓黨，是對黨的大換血，使党成爲偉大領袖的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

　　不妨再談談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亞學者斯拉沃熱. 齊澤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Did SomebodySay Totalitarianism ？）一書中引用了蓋迪與納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們合著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裏的一段話。作者說：“在1933 年和1935 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聯合各級幹部的中堅份子篩選或清洗無助的普通黨員。然後，地區領袖們利用那些清洗來鞏固他們的機器和開除‘不合時宜的’人們。反過來，這産生了1936 年的另一次力量組合，在這次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幹部站在了普通黨員一邊，他們抱怨受到了地區中堅份子的鎮壓。1937 年，斯大林公開動員全體‘黨員群衆’反對幹部；這爲大恐怖者摧毀中堅份子的行動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 年，政治局改變了力量組合幷加强了地區幹部的權力，作爲其試圖在恐怖期間恢復黨內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熱·齊澤克寫道：“當斯大林采取冒險行動時，局面一發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於低層普通黨員，鼓勵他們說出他們對地方党領導獨裁統治的抱怨——由於他們對政權的憤怒無法直接表達出來，便更加猛烈地向個人化了的替代目標爆發出來。由於上層幹部在清洗中同時掌握著行政權力，便導致了自毀式的惡性循環，實際上每個人都受到了威脅（82 個地區黨委書記中，79 個被槍斃了）。” 齊澤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對廣大黨員講話，采納他們反對官僚主義的態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險的。因爲正如蓋迪和納莫夫所說：“這不僅威脅到將上層政治公開交於公衆審查，而且還冒著使整個布爾什維克政權名譽掃地的風險，斯大林本人就是該政權的一個部分……最後，在1937 年，斯大林破壞了游戲的所有規則——實際上是徹底毀掉了游戲，發動了一次群衆鬥群衆的恐怖行動。”

　　按照上面的叙述，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實際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首先是聯合各級幹部打壓普通黨員，其次是支持普通黨員反對各級幹部，最後是重新加强地區幹部的權力，恢復黨內秩序。這裏的第二階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運動有幾分相似嗎？正是這第二階段，“爲大恐怖者摧毀中堅份子的行動提供了重要力量”。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爲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島》裏，索爾仁尼琴講到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即大清洗）時也聯想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無獨有偶，這兩件事都是發生在共産黨掌權後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開始於1934 年）。索爾仁尼琴說：“我們大可懷疑這裏有歷史的規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擴大民主”的旗號。按照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阿. 阿夫托爾哈諾夫在《權力學》裏的描寫：“在報刊上掀起一場‘揭發和鏟除人民敵人’的大運動。《真理報》和地方黨報黨刊所發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談‘揭發和鏟除人民的敵人’的。在每個黨員，每個‘非黨布爾什維克’展開‘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標志下，要求對‘人民的敵人’提供揭發性材料。‘即使批評祇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這樣的批評也是我們所需要的’——爲了鼓起人數衆多的告密者大軍的精神，通過口頭和書面的宣傳一再重複斯大林的這一著名要求。從‘揭發人民的敵人’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角度來說，所有的機關、工廠、礦場、鐵路和水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各類學校、藝術界、文化界、科學界都牽涉到了。……黨員與黨員，黨委與黨委，州與州，共和國與共和國在揭發人民的敵人方面展開了競賽。……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質和斯達漢諾夫運動時的規模。告密督促著所有的人，兄弟告發兄弟，兒子告發老子，妻子告發丈夫，所有的人告發一個人，一個人告發所有的人。……如果說在首都事情還是按照特徵表發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則發展成了告密混戰。”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毛澤東搞文革是靠群衆，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實不儘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衆的，靠群衆——普通黨員和非党布爾什維克即革命群衆——的揭發批判。其實稍微想想就會明白，如果不是發動群衆大舉揭發，如果單單靠斯大林和內務部，怎麽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就清洗掉那麽多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人呢？大清洗與文革的區別之一在於，在蘇聯的大清洗中，內務部擁有非常權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員，群衆對他們認定的“人民的敵人”沒有直接處置權；而在中國的文革中，群衆組織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們認定的走資派等拉下馬，奪權或關入自設的牛棚以及諸如此類。

　　大清洗對蘇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灾難。蘇共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70％被槍决；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提到的六名領導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於非命；老布爾什維克幾乎被消滅乾淨；與此同時，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萬（！）年輕黨員擔任党和國家領導職務，以填補老革命被清洗後留下的空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列寧逝世（1924 年）後才入的黨（如索爾仁尼琴所說“斯大林正在選拔更順手的人”）。就這樣，蘇聯共産黨成了斯大林的黨。中國的文革與此類似，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70％被打倒或靠邊站，祇是大部分人沒有被肉體消滅。通過文革，毛澤東把四人幫等一大批新人安排進各級領導崗位，使得共産黨成爲他自己更加得心應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今天正在製造著新的神話。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說，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産黨領導幹部的悲劇。衆口鑠金，我們也不由得跟著以爲三七－三八監獄年被關進去的全是共産黨大人物，好像此外沒有別人。但是當時被抓起來的幾百萬人當中，黨和國家的大官們怎麽也超不過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寧格勒排隊探監送牢飯的，多半也是象賣牛奶的女人那樣的普通婦女。”中國的文革也是如此。現在許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爲那祇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灾難，有人甚至還以爲文革給普通老百姓帶來了這樣或那樣的好處，甚至把毛澤東還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實際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難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張“兩個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兩個文革，是不是也有兩個大清洗呢？一個官方的大清洗，一個人民的大清洗。在蘇聯的大清洗中，難道沒有人趁機揭發和鏟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敵人嗎？在被打倒被處决的蘇共官員中，難道就都是好人？難道就沒有很多壞蛋，就沒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嗎？再說，狡詐的暴君總是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當暴君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决策引起廣泛的民怨，他就會把一些忠實執行自己决策的下屬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後主持大清洗的內務部長雅戈達和葉若夫就都是斯大林親自下令撤職幷處死的。我們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種人民性的結論呢？

七、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絕對標本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爲了“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 1967 年2 月3 日 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卡博. 巴盧庫的講話）。不對。若說“一種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發陰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現成的，早已有之，何須再去尋找？這就是新聞自由。毛對新聞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 年廬山會議上講到：“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産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産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由此可見，毛所要尋找的“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發陰暗面的方式”，是那種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據他的思想，專門揭發別人的陰暗面，專門揭發他的政敵們的陰暗面的方式。這就是文革。

　　應該說早在1957 年毛就做過這種嘗試了。當時，毛號召民主黨派和青年學生給党提意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始於此），“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和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論，反對個人崇拜，反對黨天下，要求修正主義要求自由化，於是毛展開反擊，整風就變成了反右。我們完全可以說反右是早産的文革，是流産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後，黨的思想改造大見成效，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廣大青年學生，這一代青年學生被洗腦的程度堪稱史無前例。當劉少奇們把聶元梓、蒯大富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們打成右派時，他們顯然大錯而特錯，因爲聶元梓、蒯大富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還左的極左派。他們的立場難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譚天榮們截然相反嗎？

　　1966 年6 月1 日，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直言不諱地宣布：“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這段話在“炮轟”、“火燒”中被無數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稱毛澤東發動文革，鼓動廣大群衆向他自己締造的黨組織和國家機器造反是“偉大的創舉”。然而，這是怎樣的一種偉大創舉啊？毛分明是嫌他的黨、他的國家機器對他還不够十分地順從（？！），毛分明是要把黨和國家進一步變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僕和工具。這是古今中外一切獨裁者內心嚮往但多半不敢公開說出口的最大夢想。這是邪惡的偉大，無耻的偉大。這是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絕對標本。人世間還有比這更狂妄、更邪惡、更無耻的嗎？

　　另外，把毛發動文革說成是反對官僚主義也是極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風運動中倒是把反對官僚主義當作主要對象的。文革的目標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對象明明是走資派和資本主義路綫。毛祇是在個別講話時提到官僚主義而已，從未將之列爲運動的重點對象。

八、毛澤東打平反牌贏得人心

　　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裏寫到他在監獄中和一個保守派思想家、長沙一中同學程德明之間的討論。程德明認爲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犯的錯誤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大崩潰，他不肯認錯，這是他發動文化革命整肅批評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楊小凱很喜歡程德明的這個觀點，但他還是想與程德明辯論。楊小凱說：“毛澤東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錯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爲他們平反，這一招却贏得了人心。假如現在當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支持你造反，爲你平反，你會站在爲你平反的人一邊呢還是會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邊?” 程德明說：“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楊小凱說：“沒有一個被當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會認爲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會支持爲他們平反的毛澤東”。

　　楊小凱這段話表明，在文革中，毛澤東打出平反牌是他贏得人心的關鍵。毛澤東發動文革，號召群衆揪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批判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確立幷强化他的極左路綫，在一開始幷不順利。因爲當時的群衆雖然對毛十分崇拜，但是在不少人的內心深處，對於某些被指爲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或多或少還是有一定好感的，因此他們參加運動就不免懷有很多疑慮，缺少主動性和自發性。在運動初期，各級黨組織和工作組依照以往搞政治運動的慣例，把自己視爲黨的化身，把那些敢於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意見的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幷對群衆分類排隊，依靠党團員、紅五類，歧視、排斥和打擊那些出身不好的和有歷史問題的或犯過錯誤的，使很多群衆感到非常壓抑。工作組撤離後，接下來的文革會和紅衛兵（此處的紅衛兵是指最早成立的以幹部子弟爲主的紅衛兵，也叫老紅衛兵或老兵）在壓制群衆方面更是變本加厲，打老師打同學，他們還殺出校園，把暴力行爲推向了全社會，製造了極其恐怖的紅八月。（順便插一句，我們知道，上述一系列做法後來被稱之爲“劉鄧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其實，這豈衹是劉鄧路綫。這是党路綫，是毛路綫。這是共産黨的一貫做法，其始作俑者正是毛本人。後來，毛詭稱派工作組沒有經過他同意，把工作組做的事完全推到劉鄧頭上，這且不論。那麽紅衛兵呢？紅衛兵、紅八月也可以完全推到劉鄧頭上麽？紅衛兵難道不是毛親自出面支持的嗎？紅衛兵在紅八月的血腥暴行難道不是在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及其宣傳機器的慫恿和鼓勵下幹的嗎？）

　　就在這時，毛却一反常態，出人意料地打出平反牌。1966 年13 期紅旗雜志社論吹響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進軍號。不但工作組被否定，老紅衛兵也受到批判。不但是那些因爲給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爲歷史問題、家庭出身問題或其他問題而被批鬥被關押的群衆也紛紛得到解放。這在“新中國”十七年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過去搞運動總是群衆挨整，如今群衆這個頭銜倒成了免於挨整的護身符。過去搞運動整群衆，整錯了也絕不會認錯，材料永久性地保留在檔案裏跟你一輩子，如今被整的群衆堂而皇之地得到平反，黑材料不交出來就搶出來當衆付之一炬。過去搞運動，總有些党團員積極分子一馬當先，熱衷於在群衆中挖出階級敵人，緊跟領導，永遠正確，如今他們却被批評爲站錯了隊，充當了反動路綫的打手，搞得灰溜溜的。前階段運動打擊面太寬，廣大群衆敢怒不敢言，甚至連怒都不敢，如今群衆則揚眉吐氣，歡欣鼓舞。人們紛紛成立和加入各種造反組織，寫文章開大會，向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猛烈開火，發誓要永遠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綫。衹有在這時，廣大群衆參加文革才顯示出真正的自發性。

　　應該說，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運動具有反對政治迫害的成份，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不過這和真正的保護人權畢竟還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僅僅反對當權派壓制群衆，他們還積極地揪鬥走資派和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衆所周知，在被揪鬥的走資派中，首當其衝的是彭德懷、鄧拓式的幹部；在被宣布爲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狠加批判的各種政策和觀點中，主要是那些比較務實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東西。造反派是以反對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名義反對政治迫害的，是以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名義保護自己打擊對方的，結果就成了爲毛的例如三面紅旗一類罪惡背書，倒去批判那些在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較務實的和稍具自由化的東西。毛澤東打出平反牌爲自己贏得了人心，贏得了群衆，有力地打擊了政敵，從而也就維護和强化了他那套極左的路綫。

九、造反派受了個大蒙蔽

　　記得在1969 年夏天，我們幾個朋友議論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說：過去我們總說老保們受蒙蔽，其實我們也是受蒙蔽，受了個大蒙蔽。

　　在《毛主席的孩子們》這本書裏，陳佩華（Anita Chen）寫道：造反派“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但他們忽略了所許諾的改革實際上意味著什麽。他們從沒有清楚地意識到，‘無産階級教育革命’意味著埋頭讀書的學生被批判爲‘白專’，意味著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不是學習水平而是階級成份。隨後幾年中，他們看到的是教育質量飛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過家庭關係去‘走後門’。新的教育制度與從前他們希望的大相徑庭。他們原想毛主席會支持打破舊的條框束縛，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樣。但事實上，文化界從來沒有像1970 年這樣的荒寂，幷且受到了嚴密的控制。他們曾經幫助毛主席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物質刺激，但到農村和農民接觸之後，發現農民更喜歡劉的路綫。”

　　無須乎進行全面周密的調查統計就可以發現，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員構成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在保守派中，党團員多，紅五類出身的多，被官方視爲積極分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相對而言，非党團員多，出身中間家庭和黑五類的人多，被官方視爲中間分子和落後分子的人多，過去犯過所謂政治錯誤的人多（注意：這衹是相對而言。在造反派中，党團員、紅五類也爲數不少，且常常占據主導地位；而大部分黑五類是逍遙派）。造反派容納了比較多的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衆。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人們很容易得出結論，以爲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於對體制的不滿；幷進而推論道文革中的造反運動具有反對現行體制的意義。按照這種解釋，保守派既然是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們要當保守派。

　　沒有比這種解釋更似是而非的了。和學生切身利益最相關的莫過於教育體制。試問：對學生而言，尤其是對我輩尊師重道，學習成績好而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學生而言，究竟是所謂舊的教育體制、所謂資産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綫更符合我們的利益，還是所謂新的教育體制、所謂毛的教育路綫更符合我們的利益，那還用說嗎？事實上，在運動初期批判資産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綫時，我們這類學生本來還都是被動的，偏於保守的，內心深處是很困惑很苦惱的。可是同樣是我們，等到後來成了造反派，等到後來我們自己提出各種版本的教育革命方案時，却是一個比一個左，都是主張政治挂帥，堅持五七道路，把階級鬥爭當作一門主課，輕視課堂教學，輕視基礎知識的學習，强調與工農相結合，强調與生産勞動相結合，强調革命大批判，和一切封資修徹底决裂，廢除高考，把上山下鄉視爲必經之路，以及諸如此類。北京的很多中學生（主要是造反派），甚至還沒等到毛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就主動地、自願地，甚至爭先恐後地上山下鄉。我們在拼命做著和自己利益相反的事情——沒過幾年就叫苦連天，後悔莫及了。

　　爲什麽我們在運動初期對所謂教育革命還心存疑慮，而到了後來揭竿造反時却又變成了教育革命的急先鋒了呢？原因就在於我們在前階段受到壓制，而毛澤東號召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給我們平了反，把我們從前階段的政治歧視與壓迫下解放出來，我們大喜過望，感激涕零，由是而倍生報效之心，義無反顧地站在了毛路綫一邊。用當時的話就是“毛主席爲我們撑腰，我們爲毛主席爭氣！”作爲過去受歧視受排斥的一批，我們更急於顯示自己對毛路綫的理解與忠誠，尤其是想證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視爲積極份子的人們更革命。這樣一來，我們就把自己本來有的種種困惑與懷疑統統丟到一邊，把自己本來有的某種朦朧的自由化傾向——如果它們不符合現今的毛路綫的話——統統丟到一邊。我們越是希圖通過革命造反獲得自我的肯定，結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學生的情况是這樣，工人和職員及市民的情况也差不多。順便一提，毛澤東本來是搞農民運動起家，中共的武裝革命也主要靠的是農民，但是在文革中，毛却把農民撇在一邊。文革中涌現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群衆領袖，但竟然沒有一個著名的群衆領袖是農民。道理很簡單，三年大饑荒，農民受害最深，都知道三自一包要比三面紅旗好，要讓農民也起來自發地反對劉少奇恐怕沒那麽容易。因此，毛對農民不放心，在農民中寧肯繼續扶植文革前的勞動模範（如陳永貴），也不肯製造農民中的蒯大富或王洪文。

　　按照楊小凱的分析，毛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戰而勝之，是因爲毛巧妙地利用了“在朝右派”和“在野右派”之間的“歷史誤會”。在經濟、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和毛的極左相比，劉鄧路綫是偏右的，是比較有利於人民的（當然，這衹是相對而言），按理說，群衆，特別是我們這些具有朦朧自由化傾向的“在野右派”，是應該支持劉鄧反對毛的——至少是不應該反過來支持毛而反對劉鄧的。但是由於我們受到據說是劉鄧路綫的壓制（如前所說，那幷非衹是劉鄧路綫，那是黨路綫，是毛路綫，不過在當時我們見不及此），是毛把我們解放了出來，因此我們就一頭扎進了毛的陣營，激烈地反對劉鄧，不但反對劉鄧對我們的壓制，也連帶著反對劉鄧的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較理性務實的政策，幫助維護和强化了毛的權力，同時也幫助維護和强化了毛的那套極左路綫。等到毛戰勝了政敵，回過頭來收拾造反派，我們這才發現，我們面對的政治壓迫絲毫不比劉鄧路綫遜色，而我們面對的經濟文化和教育政策却要比劉鄧的還要惡劣得多。糟糕的是，這後一方面竟然是我們自己參與促成的。這不是“受了個大蒙蔽”又是什麽呢？

十、孤家寡人的絕對權力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過河拆橋。毛澤東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敵，鞏固和强化了他那套極左路綫之後，接連發起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運動，打垮了造反派。造反派既然把毛奉爲最高權威，故而在來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擊下毫無招架之功。在文革中，造反派幷不是唯一的犧牲品。老紅衛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犧牲品。還有黨內的不同派別，也都是相繼被毛利用而又先後被毛打擊。最後衹是造就了毛一個人的絕對權力。

　　1969 年3 月，中共召開九大，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說來很奇怪，在這時，毛澤東的社會基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澤東幾乎把全中國各個階層和黨內大部分派別都挨著個得罪個遍，但偏偏就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毛的權勢達到頂峰。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韓非和馬基雅維利都講過，君主最好是讓臣民既懼怕又愛戴。如果兩者不可兼得，那麽寧肯讓人懼怕。因爲愛是主動的，操之於人，別人想不愛就可以不愛；怕是被動的，操之於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問題是，如果大家都僅僅是出於懼怕而不得不服從你，幾乎沒有什麽人是出於愛戴而真心擁護你，你的江山還能坐得穩麽？

　　一個社會，有沒有可能被某個獨裁者或一小撮寡頭所控制呢？一般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爲獨裁者和寡頭們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壓迫全社會。他們起碼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軍隊( 御林軍或曰禁衛軍)，而這支御林軍自身的忠誠不可能是出於强迫。既然他們就是强迫力量自身，誰還能强迫他們呢？他們自己當然不會强迫自己，所以，他們的忠誠衹能是出於自願。董卓人人都怕，是因爲他擁有呂布；呂布當然不怕呂布，所以呂布效忠董卓不是出於害怕而是出於自願。

　　不過也有例外的情况。英國哲學家邁克爾. 博蘭尼(MichaelPolanyi) 考慮到斯大林晚期的情况提出下述分析。他說：“通常假定，沒有自願的支持，例如信得過的禁衛軍支持，權力就無法行使。我不認爲這是正確的，因爲看來有些獨裁者誰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統治的末期，誰都怕他。事實上容易理解，單獨一個人不需要相當可觀的自願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對許多人實施統治。如果在一個群體中，每人都認爲所有其他人會服從一個聲稱是他們共同上級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會服從這個作爲他們上級的人。因爲每個人都擔心，如果不服從，其他人就會按照上級的命令處罰他，所以所有人僅僅猜想其他人繼續服從而被迫服從，不需要群體中的任何成員給上級以任何自願支持。群體中的每個成員甚至會感到不得不彙報同志中的任何不滿意迹象，因爲他擔心，在他面前任何訴苦，都可能是密探對他的考驗；如果不彙報這種顛覆性言論，就會受到懲罰。因此，群體中的成員之間如此互不信任，以至於即使在私底下也衹能表達對上級的忠誠，雖然大家暗地裏都痛恨他。這種赤裸裸的權力的穩定性隨著所控群體規模的擴大而增强，因爲在少數個人夥伴之間由於互相信任碰巧結合而可能在當地形成的不滿核心，會被周圍大量被認爲仍然忠於獨裁者的群衆所嚇倒而癱瘓。因此對一個大國的控制，比對在海洋中一隻船上的水手的控制還容易。”（我當初在《論言論自由》一文的“當代專制主義的奧秘”一節中裏也提出過類似的分析，和博蘭尼不謀而和）。

　　大約是在1979 年吧，《世界文學》發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寫的諷刺小說。總書記死了，書記處的書記們都出席葬禮。默哀開始，大家都把頭深深地低下，三分鐘過去了，五分鐘過去了，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還是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每個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絕狀，好像陷入無邊的哀思以至於忘却了時間的流逝。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想抬起頭來，但誰都不敢先抬頭，誰都怕自己先抬頭而被別人視爲對領袖愛得不深遭到清洗，同時每個人又都虎視眈眈，等著看有誰敢於先抬頭，然後一擁而上把他打倒。就這樣，他們低著頭，直到有一天來了輛大卡車把他們統統裝上去送進歷史博物館。直到今天，如果你到歷史博物館去參觀的話，還可以看到他們定定地站在那裏，深深地低著頭。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便在大獨裁者死了以後，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體心理，保持住自己的巨大威懾力，使得他的繼任者們不敢反抗，哪怕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對他早就心懷不滿了。毛的如意算盤大抵就是這樣。

　　由此，我們就能理解1976 年四五運動的偉大意義了。當千千萬萬的民衆各自暗中懷著對毛、對文革的不滿，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時，他們猛然發現：原來有那麽多別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樣！於是，毛的受萬衆擁戴的神話破滅了。毛自己當然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他要對他的親信們說：“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 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一舉粉碎四人幫。不過從另一個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運動被鎮壓後不到半年時間就撒手人間，而是像鄧小平那樣，在六四後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够的時間穩住陣脚，調整應對，情况又會如何呢？

十一、毛的身後

　　衆所周知，毛澤東生前對接班人問題可謂殫精竭慮，費盡心機，爲此不惜在黨內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尸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親信就被打成“反革命”鋃鐺入獄，那顯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願。因而人們有理由懷疑毛澤東本來留有一份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內的遺囑，對“四人幫”一派有利，但是被華國鋒等先下手爲强，“一舉粉碎‘四人幫’”，這份遺囑也就被封鎖或銷毀了。

　　上述推測固然有它的道理，不過，我還是傾向於認爲毛澤東幷沒有就接班人問題留下遺囑或密詔。畢竟，毛澤東不是皇帝，他不能通過一紙遺書或密詔確定接班人選。共産黨也沒有靠領袖遺囑或密詔確立接班人的先例或傳統。例如著名的列寧遺囑，其中雖然對幾位“親密戰友”逐一評判，但幷沒有明確表示要誰接班的意思。一般來說，如果獨裁者决定用遺囑的方式確立接班人，那麽，他需要讓朝野上下——起碼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這樣一份遺囑的存在，幷且對之嚴加保管；否則，“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從中破壞，在“偉大領袖”死後作亂，或者把遺囑塗改僞造，或者乾脆扣下不發( 對外就說沒有)，那豈不前功盡弃，壞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遺囑，更重要的理由是，作爲共産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幷不能單獨確立自己的繼位人選；因爲在理論上，領袖的權力不是屬於領袖自己( 這點和古代的皇帝有別)，而是屬於黨。在程序上，毛澤東衹能提出某一職位的人選，然後還須經過黨的最高權力機關討論通過。這意味著，毛澤東如果想把某人確立爲自己的接班人，他衹能在生前就完成相應的安排。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這樣確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這樣確立的。華國鋒是由毛親自提名，再經由政治局通過而出任黨的第一副主席( 注意：當時特別强調是“第一”副主席，以拉開和其他副主席的距離) 和國務院總理，成爲僅次於毛的第二號人物，幷保持這種地位直到毛去世，這等於是宣布了華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說毛的本意衹是把華當作一個過渡性人物，另留下遺囑讓“四人幫”掌握大權，幷且一直到臨終都秘而不宣，這種分析是站不住脚的。毛在晚年對接班人問題機關算盡，但最終還是失算了；不過也不儘然。如果毛向左派(“四人幫”) 一邊倒，右派要抗爭，衹能公開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幟，若右派獲勝，哪里還會有今天的毛澤東紀念堂？毛讓華接班，指望華能平衡左右兩派，沒想到華與右派聯手，利用其正統地位而輕易地打倒了左派。這就應了毛在林彪事件後公布的那封先前寫給江青信裏的一種預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後鬧事，但還是打出毛的旗號。毛的名字竟被利用來作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却也因此而得到保護。就這點而言，毛幷沒有全盤失算；你甚至可以說，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對他的黨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後的名譽居然還能得到該党的精心保護，他的算計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十二、還會再來一次文革嗎？

　　在文革這場大灾難過去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却聽到有不少人高呼“再來一次文革”。初聽之下，很是讓人驚訝。不過認真讀一讀這些人的文章講話，我們發現，原來他們所呼籲的文革幷不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文革。他們所說的文革是群衆起來批鬥當權派，是群衆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發動和支持下批鬥當權派，批鬥貪污腐敗的大小官員。有的人還憤憤地說，要是再來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當權派整得更厲害點。

　　且不說把文革中的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和批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成是整治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來面目之嫌。問題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論，批判反動路綫和揪鬥各級當權派也衹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來，在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那裏，文革就像一條香腸，想從哪兒切就可以從哪兒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電視連續劇，他們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後面四集，衹要中間三集。他們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對文化界黑幫黑綫的全面專政，不要紅八月，也不要清理階級隊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鄉；衹要中間一段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衹要揪鬥當權派造反奪權。多愜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們，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後悔藥者一樣，在他們關於再來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別人，尤其是他們的敵人和對手們，統統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劇本原封不動、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們的戰友們却可以憑著事後的聰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選擇。天下哪有這等好事？你有了後見之明，別人不也一樣嗎？要是再來一次文革，你計劃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對手整死，沒準兒你的對手却早就琢磨著趕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見，關於再來一次文革，關於再來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說法，都是經不起分析的。它們衹是表達一種情緒而已。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文革是空城計，衹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來，能搞成那個樣子，就在於當時人們都不知道（或自以爲知道而其實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麽以及毛到底要怎麽做。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對毛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當時的人，不論是出於年幼無知還是出於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會正面反對毛的。這個前提不成立，一切就無從談起。如果劉少奇、陶鑄、賀龍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幹部們事先就知道他們將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他們還會在文革開始時舉手支持毛麽？如果老紅衛兵們事先知道他們的父母也是運動的對象，他們自己也會從小太陽變成反動分子，他們還會去創建紅衛兵，爲毛澤東打前鋒嗎？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們的造反衹不過是爲毛利用打擊其政敵，一用完就拋弃就進監獄，而後建立起來的社會是個更糟糕的社會，他們還會願意充當這樣的工具和犧牲品嗎？

　　我們可以斷言，如果再來一次文革，幾乎所有的人都會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選擇，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會很不相同於第一次文革。更何况今日中國幷沒有當年那種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會再發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歷史不會重複”或“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種泛泛的意義上說不會再發生文革，我是在更强得多的意義上說不會再發生文革。

　　至於有些人說“文革仍然在繼續”，“文革在中國還沒有結束”，他們所說的“文革”衹是一種引申，一種比喻。它實際上指的是一黨專政、政治迫害或鉗制言論以及諸如此類。其實，那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人無非是痛感今日中國貪污腐敗泛濫成灾，希望民衆奮起抗爭。對此我們深表贊同。不過我們不贊成“再來一次文革”這種說法，因爲這種說法太不清晰太不準確，它太容易引起誤解，太容易喚起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們的痛苦記憶，因此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抵觸。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準確的說法，爲什麽不用更清晰更準確的說法呢？◆ 2006年8-9月

理解文革的一個特殊角度
——讀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

胡 平 (1996年12月)

　　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之一的王力，不久前因病去世。在去世的前幾年，王力重新於某些公開場合露面，發表過一些講話，寫過一些文章。九三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力的一本回憶錄《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這本書對我們瞭解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瞭解王力本人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一、為什麼權傾一時？為什麼大起大落？

　　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和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其他幾個共產黨理論家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照說，這幾個秀才在黨內的地位本來並不高，在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也相當有限; 可是在文革發動後短短幾個月間，他們一躍而居於權勢的頂端，他們的權力，他們的名聲，包括他們在群眾中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內閣重臣和封疆大吏們還要大得多。這種情況是文革前十七年從未發生過的; 不過, 它看來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那麼，意識形態的專家們理當在其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共產黨的統治本來是意識形態的統治，在這裡，意識形態的權力高於傳統形式的權力，精神的權力支配著世俗的權力。整個社會明確宣佈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這就意味著誰被賦予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的角色，誰就成了現實政治鬥爭中的最高法官。

　　換言之，中央文革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親自任命，由精通經典的教士而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了一種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論的人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格局。從表面上看，這更符合、而不是更不符合當時廣大革命信徒所想像的理想國。

　　具體說來，王力等人在文革中的權力表現在，他們可以宣佈什麼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什麼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什麼是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線的, 什麼是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 誰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誰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在高度政教合一的當時，這樣的一句話就有生殺予奪的無比威力。

　　不言而喻，王力們的這種權力是毛澤東賦予的。一旦毛澤東不再承認他們的講話代表了毛的路線，一旦他們不再被認為是毛思想的權威解釋者，他們的權力頃刻之間便化為烏有。

　　在這一點上，中央文革這批秀才們和其他共產黨幹部的情況大不相同。其他幹部或多或少是允許“犯錯誤”的，唯獨中央文革的成員們不行。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被視為毛路線的權威解釋者，這種事如何能打折扣？要是人們發現中央文革成員的講話也是可對可錯，也是可能符合毛路線或可能不符合毛路線，因而可遵從可不遵從甚至可造反，這個權威解釋者的解釋就沒有權威了。

　　是故，一旦某個中央文革的成員被判定是“犯了錯誤”，準確地說，一旦毛本人感到有必要對某一中央文革成員的某一行為加以公開的糾正，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立即打倒，當下清除。祗有這樣，才能使得其他的中央文革成員們繼續保持他們的權威地位，從而繼續發揮他們原有的政治功能。

　　二、打倒王力之謎

　　《現場歷史》的第一篇文章是《打倒王力之謎》。眾所周知，王力是在六七年八月底被打倒的; 應該說是從那時消失的，因為在當時，中央的報刊，中央的文件，也包括中央首長的講話都不曾提到王力被打倒一事。我們祗是從群眾組織貼出的北京動態的大字報上獲知王力已經垮臺，據說主要錯誤有兩條，一是《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其中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毛澤東給這篇社論批上“毀我長城”，“大毒草”; 一是八月七日在外交部的講話，其中提到“奪外交部的權”，毛澤東把這篇講話也批為“大毒草”。

　　可是按照王力自己的記敘，事情卻完全兩樣。王力堅稱他被打倒的真實原因是他得罪了江青。

　　至於前述兩條錯誤，王力辯解道，第一，他並“不知道有‘軍內一小撮’這個詞”( 該書第74 頁)。在武漢七. 二零事件後，“王力這時因為腿被打斷，請了假，沒有工作，這個時期的宣傳工作不是王力管的。這時報上出現了一系列‘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這同王力無關”( 第74 頁)。王力非但不是反軍亂軍，毀我長城的，而且還是“一直反對江青康生等人對部隊的一些做法”，“是‘保衛長城’的”( 第10 頁)。

　　第二，關於八. 七講話，王力說，他“沒有系統地發表什麼講話，祗有一些插話”( 第10 頁)。是別人把它整理成所謂八. 七講話，而“有些重要內容他們沒有整理進去”( 例如支持周總理的話)。王力聲明，他的插話“是根據毛主席的調子講的。差不多是主席的原話”( 第10 頁)。譬如“打倒陳毅”的口號，毛說過:“群眾喊打倒就讓他們喊嘛!”( 第10 頁) 再有紅衛兵辦外交的話，“我不是說:‘紅衛兵就不能辦外交？’我是說:‘能處理紅衛兵問題的人就能辦外交。’這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毛主席的意思。”( 第61 頁) 還有“有點權才有威風”一話，“這不是我的話，毛主席講過，林彪也講過”( 第62 頁)。

　　說到奪外交部的權一事，王力解釋道，“外交部奪權是一月十八日就發生了，成立了監督小組。怎麼能說八月七日才由王力號召奪權呢？”“八月普遍要建立領導班子，這也不是王力號召的。這是毛主席的意圖。”( 第56 頁) 王力表示，八. 七講話以前，“我從來沒有插手外交部的事”( 第55 頁)，八. 七講話以後，“外交部搞了個領導班子的名單，要我批，我退還給他們，我說外交部是總理管的，請你們送總理”( 第56 頁)。因此，“現在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說八月七日王力‘煽動奪外交部的權’，這個根本不對”( 第55頁)。最後，王力還說，毛主席“早已看過王力的八. 七講話，並沒有說什麼，因為講話中那些過份的話，就是他的原話”( 第64 頁)。王力的敘述和我們當年獲知的有關情況相去甚遠。不過細細想來，也許它們正好互相補充。事情的真相大概是這樣的: 不論是搞亂軍隊還是搞亂外交部，主要責任實際上都不在王力。所謂“揪軍內一小撮”的紅旗雜誌社論和八. 七講話，要麼與王力無關，要麼王力祗是奉旨行事。問題在於，毛澤東自己後來變了主意。毛想穩住軍隊，穩住外交。這樣，毛就必須對前階段的運動來一個轉折。這就需要給外界一個交代。這就需要拋出替罪羊。既然江青早就對王力不滿，此刻正好嫁禍王力，這樣，王力就成了犧牲品。

　　根據王力的記敘，江青曾向毛說:“王力以為七. 二零以後天下不是毛澤東的了，是他王力的了。”毛說“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然後江青和康生便證明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於是毛“才同意先把王力打倒一下再說”( 第65 頁)。

　　假如這段記敘不錯，我們很可以推斷，毛同意打倒王力，其實並非誤信了江、康的讒言; 當毛說“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時，那與其說是詢問，不如說是暗示，那就是要江、康在王力的歷史和身份上作文章。畢竟，毛自己知道王力的講話無非是傳達他的意思，因此若以此為罪名將王力打倒，縱然一時間騙得了一般群眾，終究還是會被人們識破其奸詐; 所以毛需要給王力再加上別的罪名。

　　直到寫這本回憶錄時，王力還認定打倒王力是江青、康生製造莫須有的罪名欺騙了毛主席，殊不知那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的掩耳盜鈴。或許王力心裡是明白的，但他寧可把一切推到江青和康生頭上。

　　三、關於“二月逆流”

　　六七年的二月逆流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有關二月逆流的內幕卻始終不清不楚。以往我們知道的情況無非是幾個老帥和副總理大鬧懷仁堂，無非是全國許多地區由軍隊出面鎮壓造反派。這中間顯然存在著重大的疑問。第一，那幾個老帥和副總理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勇氣，敢於向文革派發起主動進攻？ 第二，為什麼在全國範圍內都發生了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事件？ 那幾個老帥和副總理有那麼大的權力嗎？

　　王力的回憶錄給這些疑問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原來所謂二月逆流，其始作俑者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

　　據王力透露，“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開會，就突然宣佈打倒陶鑄的問題，批評陳伯達”( 第29 頁)。“這次會上，毛主席作了兩個決定: 第一，由王力負責立即把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調來，開文革小組會議，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對陳、江錯誤問題，祗准在他這裡和文革小組會上講，不准在別的場合講。第二，以後在這裡開會，增加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徐向前、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和葉群。”( 第29-30 頁)

　　這次會搞得陳伯達很緊張，下來對王力說他要自殺，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連康生也大罵“都是江青搞的”( 第30 頁)。接下來二月十四日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江青借口病了，不參加。可見當時的氣氛。如此看來，在兩天之後的懷仁堂會議上，幾個老帥和副總理開炮批評文革派，甚至批評文革，那就是很好理解的了。另外，我們早就知道，在二月八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就講過，衝擊軍隊大院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壞人”，並勸告軍隊在受到衝擊時“首先向進攻者退避三舍”。這話很容易讓軍隊理解為，如果造反派繼續衝擊，他們便可以回敬。二月逆流的成因，大抵如此。

　　王力指出，在文革中，毛澤東主要是反右，但其中也多次提出反左。“可是他的特點，每次都以反左開始，以反右告終。表現在二月更清楚。是誰先反左？是毛澤東，不是幾位副總理和元帥。是毛澤東先提出要批評陳伯達、批評江青。二月十日就提得很尖銳了。然後才有幾位副總理和元帥順著主席的反左反下來了，結果沒反幾下，馬上變成反右，變成‘反對反革命逆流’了”( 第50 頁)。

　　四、迫害與愚忠

　　王力被打倒後，在秦城監獄關了整整十四年(1968.1.26——1982.1.18)。王力說在秦城受到的迫害和虐待“是最慘無人道的”。“特別是頭五年，五年不放風，最初不給任何帶字的東西看，包括毛主席語錄本。每天二十四小時有一個人從門上的小洞裡看著王力。五年睡覺不許翻身，必須面對著那個小洞”，白天祗能坐在木板上,還必須坐在一定的位置。“飯不給吃飽，更受不了的是祗給極少的水喝”。“足十年，家裡不知道王力是死是活，人在何方”( 第14 頁)。王力關進秦城，從未經過任何法律手續，也從未受過審訊。王力說“毛主席不許專案組審訊王力”( 第14 頁)。為什麼不審訊？怕的是洩露天機。替罪羊的命運就是被封口的命運。當替罪羊就是要你吃啞巴虧。王力垮臺後的最初幾天，群眾貼出不少揭發批判王力的大字報，周總理下令不許貼，貼了的要覆蓋，王力的問題由中央處理，不要下面的群眾組織來搞。這也是怕群眾起來一搞，不小心捅破了那張紙，暴露了真相。

　　王力還寫到：“特別殘酷的是，江青他們多次叫人把窗子用黑布擋起來，使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時用喇叭放噪音，不給看病，還強迫灌一種藥，吃下去使你造成幻聽幻視。我還記得, 有一次喇叭裡，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聲說:‘這次運動，除王力一人外，一個不殺。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是現行反革命!’反覆廣播。我憋了三小時，最後高呼:‘王力從小就是共產黨! 現在為了黨的利益，為了毛主席的威信，根據最高指示，王力宣佈承認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 我擁護槍斃王力，這是為了革命的需要，這個犧牲是必要的。’我反覆高呼三遍，然後就走向刑場。一天在喇叭裡宣佈槍斃多少次，每次宣佈槍斃，王力就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唱國際歌。然後又宣佈不槍斃了。”( 第14 頁)讀到以上描述，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共產黨的內鬥不但殘酷無比，而且下流萬分。王力的遭遇祗是一個例子而已。

　　王力高呼，為了黨的利益，為了毛主席的威信，為了革命的需要，“我擁護槍斃王力”。這使人想起科斯特勒的小說《正午的黑暗》。書中寫到一位老共產黨人，被領袖誣為反革命，起初他還竭力為自己辨誣，後來他卻違心地認了罪，因為他說服自己，祗有承認黨強加給自己的罪名才能維護黨的威信。

　　乍一看去，王力的表現可謂愚忠之極; 但也不盡然。以王力當時的處境，他不作出如此愚忠的姿態又能怎麼樣呢？如果他表示抗議，表示不服，其後果難道不是很可能更糟糕嗎？在不忠不行的情況下，無所謂忠; 做出忠的姿態，未必是愚。祗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算是對共產暴政下出現的大量所謂愚忠現象有了更深刻的瞭解。

　　五、難以承受的荒誕

　　在這本回憶錄中，王力再三強調，他堅信他這一生選擇的道路，選擇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的共產主義事業，“是正確的”，他“是死而無悔的”( 第78 頁、第191 頁)。

　　就在王力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國際共產陣營已經土崩瓦解; 中國雖然還維持著共產國家的軀殼，但早已變得面目全非，並且失去了人心。所謂“正確”，所謂“死而無悔”，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大話而已。

　　要說這些大話還包含了什麼信息，那就是王力執意維護自己、維護自己一生活動的意義、維護自己生命的意義的強烈願望。

　　王力說:“我這一生，除去在家裡生活的短暫時間以外，從十四歲開始，就是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之中。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生活的、工作的、戰鬥的。文的、武的、地下的、地上的工作都作過。從最低層的普通戰士，到寶塔的尖端，最高的領導層，都經歷過。我是被捧上了天，又被摔到了十八層地獄，從中央領導人，一下子被送到秦城監獄去當囚犯。”( 第158 頁)——這說的都是實情。

　　從這段不無炫耀的自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正因為王力的整個一生，尤其是他一度享有的巨大榮耀，都是和中共聯繫在一起的;否定中共無異於否定自己，所以王力要執意為中共辯護，因為那也是為自己辯護。

　　不錯，王力也受過很大的苦，讓這個制度折騰得九死一生。不過受苦要看為什麼受苦。王力是被當作替罪羊而關監獄，那既不是因為自己的罪孽而受到應有的懲罰，又不是為了真理而作出光榮的犧牲。這樣的受苦是最缺少意義的，因此也是受苦者最想找出一種什麼意義來寬慰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越是深受無謂之苦的人，反而越是愛對外宣稱“無怨無悔”。否則，那種赤裸裸的荒誕感未免就太難以承受了。

　　不管王力怎樣費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永遠對共產革命事業充滿堅定信心的胸懷寬廣的樂觀主義者，我們看到的卻祗是一個被嚴重扭曲的可憐的靈魂。◆

　　1996年12月　

也談毛澤東的功、過、罪

胡 平 (2004年3月)

　　據說，陳云對毛澤東有三句話的評價：“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

　　此論一望而知是出自中共高官之口。文革中，多少老干部遭批斗，受凌辱，被監禁，乃至家破人亡，對文革之禍沒齒難忘，故皆曰“文革有罪”。然而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豈是一個“過”字了得？只不過大饑荒之禍，餓死者都是小老百姓，所以在中共高官看來還算不上犯罪。

　　毛澤東晚年說，他一輩子就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打跑蔣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其實，毛一輩子干的大事豈止兩件？還有發動大躍進，發明三面紅旗呢。毛做賊心虛，不敢提這件事。另外，“土改”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不可遺漏，這兩場運動消滅了整整一代經濟精英。假如說在當年，共產黨還真的迷信共產，因而把土改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視作理所當然，視作豐功偉績；那么到了今天，當中共終于意識到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優于社會主義，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首先讓自己成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自己就當起了大地主大資本家的時候，正像民間順口溜說的那樣：“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一場驚天動地的共產，實際上是讓歷史白白兜了一個大圈子，實際上是共產黨拿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給自己交“學費”；更何況今天的中國，其貧富之懸殊，其官場之腐敗，都遠遠超過了“解放前”。毛澤東罪莫大焉，罪莫大焉。

　　至于說“開國有功”，且不說為了這一場開國而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更糟糕的是，這里的所謂“開國”，是打倒一個不太壞的政權和制度，換上一個更壞的政權和制度。正是這個更壞的政權和制度，才使得以后發生的大災難成為可能甚至難以避免。試問，這樣的開國，何功之有？除了那些由此而獲得赫赫權勢，而又歷經文革浩劫僥幸存活，再官復原職重享榮華，同時又對數千萬的枉死者（這中間還免不了有他們自己的親屬朋友）不知愧疚而毫無罪感的“革命家”和太子黨，誰會認為這樣的“開國”是功勞而不是罪過？

　　有人說，雖然毛澤東犯下很多錯誤乃至罪過，但是我們還是應該肯定他，因為毛的動機總是好的，畢竟，毛還是為了國富民強嘛。沒有比這種說法更似是而非的了。道理很簡單。因為獨裁者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軟弱的，永遠也沒有力量去抗拒獨裁者。我承認，假如人民永遠是完全馴服的話，那么，這時候獨裁者也樂意使人民能夠強大有力，為的是這種力量既然歸自己所有，因而就能使自己偉大光榮，威震四方。然而這種利益僅僅是次要的，是從屬的。關鍵在于這兩個愿望是彼此矛盾的，互不相容的：你不能讓人民既強大有力，同時又完全馴服，獨裁者既然把自己的絕對權力放在首位，所以他就不愿意讓人民真正強大有力，所以他就寧肯讓人民處于軟弱無力的狀況。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莫過于1959 年的廬山會議，在開會之前，毛澤東已經多少了解到一些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后果，知道各地發生了吃不飽，甚至餓死人的現象，本來毛澤東是打算反左，糾正大躍進的錯誤的；可是當他看到彭德懷的萬言書，對大躍進提出批評，感覺得自己的絕對權力受到挑戰受到威脅，于是，毛澤東就打出反右傾的旗號，把批評意見鎮壓下去。其結果是，原先的左的錯誤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火上澆油，變本加厲，左得越來越厲害，終于導致幾千萬人活活餓死的大悲劇。廬山會議清楚地表明，獨裁者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絕對權力，為了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他可以明知故犯，毫不猶豫地犧牲人民的利益。自廬山會議后，彭德懷被打倒，成了“死老虎”，但毛澤東還不解恨，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將彭活活整死。毛之邪惡，可見一斑。在幾千萬人餓死后，毛還宣稱：“我就是不下‘罪己詔’。”這種人莫予毒，寧叫天下人負我的暴君心態幾乎不加掩飾。

　　人的主觀動機是很難判定的。假如說要證明其他的暴君心懷惡意或許不容易，那么我們至少可以說，要證明毛澤東的惡意并不難。◆2004年3月　

毛澤東是暴君這一結論不可改變

胡 平 (2006年9月)

　　希特勒搞政治迫害，發動世界大戰，其受害者主要是猶太人和外國人，相當數量的德國人並不是受害者，也許其中不少還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戰後的德國，卻並沒有多少德國人公開表示對希特勒的懷念。原因就在於，德國人承認希特勒犯下了嚴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們認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統治下的受益者，也不應該為之唱頌歌。這就叫公理。這就叫公道。

　　我不贊成對毛澤東進行三七開或七三開一類評價方法。道理很簡單。沒有什麼道德的儲蓄銀行，讓人們可以在那裡積存好事，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提取相當數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

　　因為對人的評價不同於對事的評價。人一輩子做很多事。對具體的事而言，我們可以評價說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壞事；我們也可以開出一列清單，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種事中，好事占幾成，壞事占幾成。

　　對人的評價涉及一條道德底線。這條底線決定了我們對此人的整體評價。一個醫生借行醫之名害死了病人，那麼他就是殺人犯，他就必須受到懲處。這和他是否還治好過別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謂壞人，並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壞事的比例超過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違犯道德底線的事。否則天下就差不多沒有還能稱得上壞人的人了。如果那位醫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說：“我治好過一百個病人，只害死了十個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壞事多十倍，對我至少應該九一開。怎麼能說我是壞人呢？”通嗎？

——文章摘录

　　毛澤東死去整整三十年了。圍繞著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有很大的爭議。在我看來，這些爭議在相當程度上還不是來自對有關歷史事實的不同認定，而是源於不同的評價標準和推理邏輯。

　　有人說：毛澤東統治中國二十七年，當代人要麼是受益者，要麼是受害者，因此他們的評價未必客觀冷靜，所以對毛的正確評價還需留給後人。

　　我不贊成這種說法。古人說蓋棺論定，意思是由於人的複雜性和可變性，人的好壞、功過只有到生命結束後才能作出結論。毛澤東已經死了三十年了，憑什麼還不能對他蓋棺論定？

　　其實，對某些人來說，不等蓋棺就可以論定。譬如一個系列殺手，只要他殺人的事實得到確認，我們就可以判定他是個殺人犯，是個壞蛋，我們就有權對他繩之以法，乃至判處死刑，哪怕他還很年輕，遠遠沒到自然死亡的時候。這就告訴我們，一個人，只要他犯下了一起（或幾起）十分嚴重的罪行，我們就有權對他定性下結論。

　　毛澤東正是這種人。早在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造成至少三千萬中國人活活餓死的滔天大罪時，他就已經使自己躋身於人類歷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澤東早就惡貫滿盈了，沒有文革這場浩劫他就已經是歷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這樁大罪，只是使他在人類歷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動幾位，而他作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確定不移的了。這裡還暫且不談他在更早些時候犯下的幾樁大罪，如鎮反——毛澤東自己都說他發動的鎮反運動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要厲害一百倍；還有血腥的土改運動和“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強迫性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消滅了整整一代經濟精英；還有反右，如此等等。

　　毛澤東的罪惡實在是罄竹難書。除非你對這些嚴重的犯罪事實從根本上提出有依據的質疑，否則你就沒有理由質疑我們的結論。如果你對這些事實都大體承認，但依然不接受毛澤東是暴君的結論，我們就要問你，你的暴君的標準是什麼？照你說，一個統治者還要壞到什麼地步才算得上暴君？

　　注意：我們說毛澤東是暴君，並不是僅僅基於受害者的立場，而是基於人類共同的善惡標準。籠統地說受害者或受益者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不錯，在任何時代，哪怕在最暴虐的時代，也總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時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幾乎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挨個得罪了個遍，以至於到頭來居然找不出哪一種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歷史上倒真是很少見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對某一事物作價值判斷時，不能僅僅根據自己的利害得失，還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某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痛苦之上，那麼這種幸福就是不可取的，是應該批判的。即便一些人的受益並非建立在另一些的受害之上，但只要別人的受害是不公正的，那麼，雖然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你也應該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對加害者表示抗議。

　　希特勒搞政治迫害，發動世界大戰，其受害者主要是猶太人和外國人，相當數量的德國人並不是受害者，也許其中不少還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戰後的德國，卻並沒有多少德國人公開表示對希特勒的懷念。原因就在於，德國人承認希特勒犯下了嚴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們認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統治下的受益者，也不應該為之唱頌歌。這就叫公理。這就叫公道。

　　最後我要再次重申，我不贊成對毛澤東進行三七開或七三開一類評價方法。道理很簡單。沒有什麼道德的儲蓄銀行，讓人們可以在那裡積存好事，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提取相當數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為對人的評價不同於對事的評價。人一輩子做很多事。對具體的事而言，我們可以評價說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壞事；我們也可以開出一列清單，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種事中，好事占幾成，壞事占幾成。但對人的評價則不同。對人的評價涉及一條道德底線。這條底線決定了我們對此人的整體評價。一個醫生借行醫之名害死了病人，那麼他就是殺人犯，他就必須受到懲處。這和他是否還治好過別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謂壞人，並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壞事的比例超過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違犯道德底線的事。否則天下就差不多沒有還能稱得上壞人的人了。如果那位醫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說：“我治好過一百個病人，只害死了十個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壞事多十倍，對我至少應該九一開。怎麼能說我是壞人呢？”通嗎？

　　當然，毛澤東現象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現象，值得我們和後人進行更深入細緻的研究。希特勒死去六十年了，有關希特勒的論文和書籍至今仍層出不窮，也有個別人為希特勒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會改變世人對希特勒是暴君這一基本結論。同樣地，毛澤東是暴君這一基本結論也是不可改變的。◆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