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纳：给我自由!（五 20-23）

第五部　大萧条与战争时代
1920 -1953

对美国和整个世界而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是现代史上最为痛苦的年代。在这一段时期中，美国目睹了经济大萧条（1929---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以及一场冷战的来临，而冷战导致美国与苏联这两个战时的盟友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针锋相对的对峙。这些史无前例的事件使数千万人丧失了生命，更使数以亿计的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一时期结束时，美国与世界不得不经常生活在核战争威胁引起的巨大恐慌之中。

所有这些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都不为人们所预测。一战之后，美国从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干预中退出，享受了将近10年的经济繁荣。20世纪20年代，保守主义的势力主导了美国的政治领域。劳工运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政府将进步时代的许多改革计划束之高阁，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从公共空间中黯然消失。在沃伦·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政府时期，19世纪的自由思想，即强调在不受管制的市场中的自由契约的思想，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尽管这种自由观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备受质疑和批判。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异见被大大淡化了的话，文化差异却比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为强烈和鲜明。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名义下，许多美国人张开双臂，去拥抱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以都市为中心、以消费和享受新的大众休闲与娱乐为基础，包括听收音机和看电影在内。然而，其他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传统宗教影响仍然巨大的南部和西部农村的美国人，并不将新兴都市文化看成是自由的一种扩展，反而将其视为是对基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之上的自由思想的一种威胁。20世纪20年代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辩论，包括移民问题、禁酒运动、在公立学校中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市青少年的行为以及妇女对性解放的享受等，都反映出新旧文化的冲突，两种文化各自拥有自己对自由的定义。

令人眼花缭乱的20世纪20年代随着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戛然而止，股市崩溃将美国带入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之中。当联邦政府无法扭转经济下滑和减轻影响广泛的经济压力时，1932年的选举将富兰克林·D.罗斯福送入白宫，他承诺要带给美国人民一个新政。罗斯福主持了一场意义深刻的改革，转换了美国政府与社会，也改变了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在他执政期间，联邦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措施，企图刺激经济的复苏，扩大美国人的经济自由。政府决定农场主应该种植的产品，要求雇主与工会进行谈判，为银行存款提供担保，对股票市场进行管制，借贷给需要资金的房主，为大多数老年人和失业人口提供生活费用。联邦政府还兴建了用于发电的水利大坝，恢复植被和森林，为农村地区提供电力，由此改变了美国的生态环境。在罗斯福领导下，民主党也逐渐转化成为一个由农场主、南部白人、都市工人阶级选民组成的联盟，代表着许多不同族裔群体和北部的非裔美国人群体。在很多年内，民主党主导和控制了美国联邦政治。新政激发起一种大众运动，同时也为这种运动所有力地左右着。这场运动要求重新界定自由的概念，要求将为普通公民的经济安全提供一种公共保障的思想纳入自由的概念之中。

就在美国为摆脱经济危机而挣扎的时候，海外事件的发展将它拖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之中。以军事扩张为基础的极权国家的崛起------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大多数美国人希望远离这场危机。尽管罗斯福已经看到希特勒对欧洲的征服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他也希望向那些与德国作战的国家提供援助，但他的努力却受到了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限制。1941年12月7日，当日本向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攻击后，美国就变成了这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战时生产最终结束了大萧条，将数千万美国人从乡村地区吸引到军队中或者北部和西部的工业中心。四大自由------罗斯福所宣称的盟国战争目标------成为了战时的集结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联邦政府将群体平等作为美国自由的中心内容来推动------尽管对10万日裔美国人的集中关押暴露出种族容忍政策的局限性。自重建以来，二战也第一次将美国的自由话语与黑人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的矛盾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国家问题提了出来。二战带来了激进黑人抗议运动的兴起，"双重胜利"（Double-V）的口号------战胜海外的敌人，战胜国内的种族不平等------表达了这种新的激进主义。

二战之后，美国再没有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路线。美国曾经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但在1945年却成为当年成立的联合国的主要成员。然而，美国、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战时联盟很快就瓦解了，为被称为"冷战"的世界范围内的权力竞争所取代。20世纪50年代，通过一系列反共联盟，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永久性军事力量。如先前的战争一样，自由也被用来动员对冷战的公众支持，但与此同时，它的内涵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微妙地改变了。对自由的捍卫------"自由"变得越来越被等同于"自由企业"------变成了"遏制"主义或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的理由。冷战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一场反共主义的清洗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被指控拥有"颠覆性"信仰的美国人丢掉了工作，政治一统性的气氛主宰了公共生活。捍卫海外"自由世界"的战斗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人在国内对自由的享有。

第二十章　从商业文化到大萧条：20世纪20年代
1920 -1932

［大事年表］

1919申克诉美国案

1920美国公民权利联盟成立

1921萨科与范泽迪审判

1922华盛顿海军军备裁军会议

好莱坞采用海斯密码

《凯布尔法案》

赫伯特·胡佛的《美国个人主义》出版

1923迈耶诉内布拉斯加案

1924移民法

国会赋予所有美国出生的印第安人美国公民资格

1925斯科普斯审判

布鲁斯·巴顿的《无人知晓的耶稣》出版

1927查尔斯·林德伯格无间断飞越大西洋

1928克劳德·麦凯发表《回哈莱姆安家》

1929罗伯特和海伦·林德的《中镇》出版

股市崩溃

1921年的谢泼德--汤纳法被废止

1930霍利--斯穆特关税法

1932华盛顿酬恤金进军

金融重建公司成立

美国的商业

繁荣的十年

"美国人民的主要事业，"卡尔文·柯立芝说，"就是做生意。"他在1923年沃伦·哈定突然死于心脏病之后继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好像很少有过像20年代这样的时候：经济发展迅速，政府与商业之间亲密合作，商业价值得到广泛的分享。在经历了一次短暂（仅延续到1922年而已）而剧烈的战后经济衰退之后，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十年。随着新兴工业------化工、航空、电子等------的蓬勃发展，随着传统工业，如食品加工和家庭用具制造业相继采用了亨利·福特的流水线组装生产方式，美国生产力和经济产出获得了巨大的增长。1929年，美国所生产的工业制造产品占了世界产量的40％。

汽车工业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此刻，最著名的美国工厂生产的是汽车，而不像19世纪那样生产的是纺织品和钢铁。20世纪20年代，汽车生产的年产量翻了3倍，从150万辆增加到480万辆。通用汽车公司学会了推销不同的车型和特殊设计的豪华车型的秘密，在产量上超过了以发明和生产廉价、标准化T模型汽车（1927年为A模型所代替）而著称的福特汽车公司。1929年，世界上85％的汽车是在美国生产的，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直到1980年，英国才做到了这一点）。汽车工业刺激了钢铁、橡胶和汽油生产、道路建设和其他经济行业的发展。它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郊区的扩张（已经有些人开始驾车去上班），帮助减少了乡村地区的封闭状态。

一个新社会

20世纪20年代，各种各样的消费商品大量出现，由推销商和广告商们负责推销，两者都以既满足美国人的心理愿望、又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的方式来推销商品。因为商品的购买经常是通过新近引入的分期付款计划中的信用支付来进行，消费商品迅速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除尘器、洗衣机和电冰箱改变了家务劳动的内容，减少了对家庭佣工的需求。在禁酒运动和来势凶猛的广告攻势的夹击下，一位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主管观察说，"消费者要想逃脱（该产品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可口可乐成为美国式生活的一种象征。

美国人开始更多将自己的收入花费在度假、看电影和观摩体育比赛等休闲活动上。1929年，每周看电影的人数达到了8000万人，比1922年足足增加了一倍。好莱坞电影此刻开始控制了世界电影市场。20世纪初的电影曾在好几个美国城市中制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电影制作人被吸引到洛杉矶的好莱坞地区，这里有开阔的空间，有可供户外摄影的终年不断的阳光天气以及各种不同的外景。1910年，法国的百代（Pathé）和高蒙（Gaumont）公司是世界主要的电影生产商。1925年，美国人发行的电影以8:1的比例超过了法国人。20世纪20年代，这两家法国公司放弃了自己的电影制作业，转行做起了在欧洲发行美国电影的商业，这是一笔更为赚钱的买卖。

收音机和摄影将大众娱乐带入了美国人居家的客厅中。美国人家拥有的收音机数量从1923年的19万台增加到1929年的将近500万台。这些发展同时也创造和传播了一种崭新的明星文化，录音歌手、电影明星和各种体育明星占据了美国人手中英雄谱的顶端部分。20世纪20年代，唱片的销售达到每年一亿张。美国维克多录制公司（RCAVictor）卖出了无数张著名男高音歌剧演唱家恩里科·卡鲁索（EnricoCaruso）的录音唱片，卡鲁索因而有时也被称为第一位现代明星。随后的明星还有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CharlieChaplin）、棒球手巴贝·鲁斯（BabeRuth）以及拳击手杰克·登普西（JackDempsey）。普通美国人密切关注着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媒体报道的密度而言，这一时代最负盛名的明星是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Lindbergh），他在1927年进行了第一次单人不间断跨越大西洋的飞行。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Siegfried）是一名法国人，他自20世纪初起曾四次访问美国。1928年他评论说，一个"新社会"来临了，在这个社会中，美国人将他们的"生活水平"看成是一种"神圣的获取"，并"愿为捍卫这种获取付出任何代价"。在这个新的"大众文明"之中，为购买消费品而负债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取代了节俭和自我约束的价值观，后两者正是19世纪文化中评判人的诚实品质的重要标准。在过去，工作曾经是令手工业者们甚为骄傲的事情，工作也通过工会赋予工人们一种集体权力感，但现在，工作的价值仅在于为个人提供一种满足消费和娱乐愿望的途径。

繁荣的局限

"美国的大商业，"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写道，"正在生产社会主义者们希望争取达到的目标------为人人所享有的食物、住房和衣服。"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下面，未来麻烦的种种迹象已经四处可见。增额生产成果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产业工人的真实工资（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的工资）1922---1929年增加了1/4，但大公司的利润增加了两倍还多。经济集中化的趋势继续不受限制地发展。一小撮公司控制了经济的数个领域。1929年，1％的银行控制了国家财政资源的一半以上。20世纪初还存在的小型汽车生产公司中的大多数已被迫中途退出竞争。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现在控制该行业4/5的生产。

电动洗衣机和胡佛牌吸尘器（后者正由一位推销员在做演示）是20世纪20年代进入许多美国家庭中的两项家用电器产品。右边的妇女是一个硬纸板做的模型。

1929年开始时，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拥有的收入超过了位于底层的6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大部分家庭没有存款，据估计有40％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无法参与和分享正在兴旺发达的消费经济。生产方式的改进意味着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工人更少。20世纪20年代，更多的工人是在专门职业、销售、金融和教育领域工作，制造业工人的数量减少了5％，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跌落。新英格兰部分地区已在经历由非工业化引起的严重失业的问题。面临来自南部工厂低工资的竞争，这一地区的工厂纷纷倒闭，或被迫迁移到南部，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大多数的广告商都把商人和中产阶级作为广告捕捉的对象。在20年代结束时，75％的美国家庭仍然不曾拥有一台洗衣机，60％的家庭不曾拥有一台收音机。

农场主的困境

农场主们也没有能够分享到这10年的繁荣。美国农业的"黄金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当时向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提供粮食的需要和政府维持农产品高价格的努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推动了以借贷为基础的土地购买。由于机械化和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即便在政府停止对农业进行补贴以及世界市场的需求停止增长之后，农业产量仍在继续增长。其结果是，农场收入持续下降，银行将成千上万英亩因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的土地进行公开拍卖。

20世纪20年代，农场和农场主的数量出现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衰减。例如，蒙大拿州有一半的农场主在1921---1925年因为银行拍卖失去了土地。开采自然资源的工业，如采矿业和伐木业，也因世界市场的饱和而受损。在这10年之中，约有300万人从乡村地区移出。许多人移居到南加利福尼亚州，当地迅速扩张的经济需要新的劳动力资源。洛杉矶是西部的主要工业中心，主要生产石油、汽车、飞机，当然还有好莱坞的电影，在这10年中，当地人口从57.5万人增加到220万人，新增人口主要来自中西部丧失了土地的农场主。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的乡村已经置身于一场经济衰退之中了。

商业的形象

即便当英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处于一种高失业率的状态，通货膨胀和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几近瘫痪，好莱坞的电影仍然在全球传播着"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形象。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Beard）写到，美国正在"钻开一条通道"，把自己带入世界意识的深处。在高工资、高效的工厂和消费品的批量生产中，美国人似乎发现了永久经济繁荣的秘密。亨利·福特这样的商业家和赫伯特·胡佛这样的工程师成为了文化英雄。刘易斯·海因（LewisHine）、玛格利特·伯克--怀特（MargaretBourke-White）这样的摄影家和查尔斯·希勒（CharlesSheeler）对机器和工厂的美妙赞叹不已。由广告商企业主管布鲁斯·巴顿写作的《无人知晓的耶稣》（TheMan Nobody Knows）是1925年的畅销书之一，巴顿将耶稣基督描绘成"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广告制作者......一个商业场中强健的、雄心勃勃的大男人"，他"从社会最底层挑选了12个男人，组成了一个伟大的组织"。

1914年拉德洛惨案发生后（见第十八章的讨论），约翰·D.洛克菲勒雇用了一个公共关系公司来修复他遭到损害的公众形象。一战时期公众信息委员会的成功说明，如一家广告业的杂志所称，要"左右所有人的想法"是完全可能做到的。所以，许多公司都建立起公关部门，它们的目的是对公众说明公司实践的合理性，回应长期以来公众对大商业集团抱有的不信任感。

这些公司在转变大众对于华尔街的态度方面做得十分成功。1912---1914年举行了一场由路易斯安那国会议员阿桑尼·普若（ArsènePujo）主持的听证会，其中将华尔街的一个"金钱托拉斯"操纵股票价格的事实统统抖搂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普若调查的结果强化了广为流传的看法：股票市场是有内线信息的人对小投资者进行坑蒙拐骗、无情掠夺的地方，事实上，这些人也经常是这样做的。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稳定上升的股票价格不断成为报纸的头条消息，股市吸引了不少的投资者。许多人认为，股市价值将会一直不停地永远涨下去。1928年，估计有150万美国人拥有股票------这对于拥有2800万个家庭的国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但它已经远远多于过去拥有股票的人数。

劳工运动的衰落

随着1919年劳工运动高潮的被镇压和战时管制国家的解体，商业界将美国化运动和"产业自由"的语言用来反对工会组织。一些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实施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它们对雇员提供了私有性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计划、就职保障以及更为安全的工作环境。它们还建立起体育锻炼时间，让雇员打发闲暇时光。它们开始谈论"福利资本主义"，将之作为一种更具社会关切意识的商业领导模式，并大肆宣扬它们现在更加关注雇工实践中的"人的因素"。

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的雇主们却完全接受了所谓的"美国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建立开放的工场------即建立一种不为政府监管、不设工会（由公司创立和控制的"公司工会"除外）的工厂。一群雇主宣称：集体签约权代表着"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对自由人民的体制的一种威胁"。他们坚持认为，繁荣意味着给予商业界完全的行动自由。为强化自己的观点，雇主们还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把工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搅在一起，说成是外国人对美国生活施加的邪恶影响的例子。

20世纪20年代，组织化的劳工运动丧失了200万会员，工会一次又一次地对雇主们作出让步，力图保住自己的组织不被完全取消。在明尼阿波利斯、新奥尔良和西雅图这样的城市，前不久还是活跃的工运中心，工会有自己的互助社和消费组织，此刻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10年中，仍有一些零星的、由最受苦的工人组织的反抗和暴动发生。南部纺织工厂见证了工人们出于无奈而举行的罢工。工人们谴责雇主们把在这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变成了奴隶"。当面对由商业资本、地方政客和法院组成的联合反对力量以及暴力的威胁时，这些罢工活动注定要遭到失败。

男女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那些理想主义目标，年轻的牧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写到，好像已经被抛弃了："我们正在迅速变成地球上最保守的国家。"与劳工运动一样，女权主义者也力图适应这种新的政治环境。1920年，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这项成功也割断了不同种类积极分子之间的团结纽带；用劳工改革家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JulietStuart Poyntz）的话来说，每个人"各自都在为自己所理解的自由而奋斗"。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此刻的妇女运动应该推动在南部强制实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但她们的要求没有得到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少数几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包括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的女儿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HarriotStanton Blatch），加入了正在迅速消失的社会主义党，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支持一种独立的选举力量，以推动政府对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工人进行保护。

长期以来，在妇女自由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观念------一种强调母亲权益，另一种则重视工作的权利------此刻，在针对一项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EqualRights Amendment，ERA）的提议上，两种观念的冲突变得明朗化了。这项修正案是艾丽斯·保罗和全国妇女党提出来的。修正案的目标是消除一切"基于性别的"法律区别待遇。在保罗看来，男女平等权利修正案是妇女取得选举权之后一个符合逻辑的后续工作。她认为，取得政治权利之后，妇女不再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她们需要的是争取就职、接受教育和获得其他公民机会的平等权利。但对于那些支持母亲津贴权和要求限制妇女工时的人来说，平权宪法修正案会把对这类对妇女的保护一扫而尽。她们认为，修正案的提出代表了一种巨大的退步。除全国妇女党之外，其他重要的妇女组织，从妇女选民联盟（Leagueof Women Voters）到妇女工会联盟（Women'sTrade Union League），都反对这一宪法修正案。

最后，所有这些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都没有取得成功。推动男女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努力遭遇到了失败；仅有6个州批准了一个授权国会立法禁用童工的宪法修正案提议案，但该提议案却遭到农场主群体和商业组织的反对。1929年，国会废止了1921年谢泼德--汤纳法。这项法律曾被认为是母亲权益改革派的一项主要成就，因为它要求联邦政府对有关婴儿和儿童健康的联邦项目提供财政资助。

妇女的自由

如果说政治女权主义的浪潮逐渐消退了的话，战前女权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要求却因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得以幸存，并为这一时代广泛宣扬的年轻自由女性的实际生活展现出来。妇女解放以生活方式、广告制作和大众娱乐的内容再度出现，但切断了它与政治或经济激进主义之间的任何联系。此刻的性别自由已不再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改革，而是意味着个人自主和个人反抗。那些年轻而单身的摩登女郎，剪着一头短发，身着超短裙，在公共场合抽烟喝酒，并毫无顾忌地使用避孕环之类的节育措施，她们的言行举止象征着至少大城市的性行为标准正在发生变化。摩登女郎们经常光顾舞厅和音乐夜总会，在那里白人顾客尽兴地表演着查尔斯顿舞这样的"疯狂"舞蹈，虽然在此之前，这种舞蹈早已在黑人社区里盛行。她们忠实地观看由性感明星克拉拉·鲍（ClaraBow）和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Valentino）主演的、性意味浓厚的好莱坞电影，鲍是电影《它》中的性感前卫、魅力无敌的"女子"（It'Girl），瓦伦蒂诺则是银幕形象"拉丁情人"的原型。1926年，瓦伦蒂诺因病突然去世，一群群悲痛欲绝的女性影迷蜂拥而来，差点没有把殡仪馆踏成平地。

一代人之前曾被认为是为人不齿的事情------妇女们有意识追求个人的身心愉悦------成为一种推销从汽车到香烟等商品的手段。1904年，纽约市一位妇女曾因在公共场合吸烟而遭到逮捕。20年之后，现代公关学之"父"埃德华·伯奈斯亲自设计了一场鼓励妇女吸烟的宣传战，香烟被比喻成妇女手中高擎的"自由火炬"。然而，这种新自由仅仅只在妇女人生的一段时期内短暂停留。她们一旦结婚成家，简·亚当斯所说的"家庭责任"仍将控制她们的生活。根据一份广告词，婚姻仍然是"每个姑娘和妇女心中最重要的追求"。在找到丈夫之后，妇女只能在家庭限制的范围内追求自由，用广告商的话来说，在使用新的、节省劳力的家用电器中找寻"自由"。

商业界与政府

从进步主义撤退

1924年，一位社会科学家评论说，美国刚刚经历了"一个最具有关键意义的十年"。这一时段所发生的变化之一是作为政治运动和思想实体的进步主义被彻底解体。政府在战时制造大众歇斯底里的成功似乎对民主思想的基础------即塑造一种具有理性思维的、有自决能力的公民的理想------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信徒们强调人类行为的下意识和直觉动机；科学家们则引用战时智商测试的结果来说明许多美国人在智力上并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相当一大部分人是愚昧无知的，"一位广告制造业的主管在解释为什么广告总是致力于操纵受众的感性，而并非提供真实信息时这样评论。

20世纪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两部著作：《民意》（Public Opinion）和《有名无实的公众》（The Phantom Public）。这是对民主进行最为透彻批判的写作之一。它们否定了进步主义者原来拥有的一种希望，即在一个大众民主社会中，"智力"可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李普曼认为，美国选民采取行动的决定并非基于对问题、甚至个人利益的深思熟虑，他们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易于为狂热所俘虏。因为现代问题已经超出了普通男女的理解能力（这种看法曾导致李普曼在早些时候赞同由专家们来组成政府），所谓独立的公民根本就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虚构。如广告文字撰稿人和新闻记者一样，李普曼继续评论到，政府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制造和操纵民意的艺术------李普曼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共识的制造"。

1929年，社会学家罗伯特和海伦·林德（Robertand Helen Lynd）夫妇出版了《中镇》（Middletown），这是一部对印第安纳州曼西镇（Muncie）的研究结果。曼西镇是美国中部一座非常典型的美国社区。林德夫妇发现，新的休闲活动和对消费的强调已经取代政治成为当地公众生活关注的焦点。选举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充满活力的中心"，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大幅度地下降。全国性统计数字也证实了这一观察：参与选举的合格选民人数从1896年的80％下降到1924年的50％。许多原因可被用来解释这种下降，包括一党独大成为南部政治的固定模式、共和党对联邦政府的长期把持、妇女赢得选举权的胜利等（在许多年内，妇女选民的投票率始终低于男性选民）。然而，选民注意力从公共事务转向个人事务也是原因之一。"对他的国家来说，"一家曼西镇的报纸宣称，"一个美国公民的第一重要性已不再因为他是一个公民，而在于他是一个消费者。"

共和党人时代

政府政策也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的亲商业习性。在回忆这一时代的经济繁荣时，一位股票交易人后来曾说，"上帝啊，J.P. 摩根和共和党想要让一切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发展下去。"各种商业势力的游说者们控制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要求政府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商业利润税、维持实施高关税，并支持雇主们反对工人建立工会的持续努力。沃伦·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对这些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华尔街日报》宣称说，"世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如此完全彻底地与商业利益融合在一起。"两位总统将大量亲商业利益的人任命到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进步时代机构中去任职，以至于内布拉斯加联邦参议员乔治·W.诺里斯（George W. Norris）抱怨说，哈定和柯立芝实际上已经废除了联邦监管制度。哈定的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曾成功地说服了钢铁产业将工人的日工作时间从12小时减少为8小时，哈定政府曾对此表示支持。但他的政府同时也恢复了利用法院禁令来镇压工人罢工的做法。1922年，在镇压一次由25万铁路工人为抗议削减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时，哈定政府采用的就是这种做法。

1921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他领导下的最高法院始终坚持极为保守的立场。以维护自由放任经济秩序为核心的司法审判思想和实践重新抬头，取代了进步时代所追求的建立一个积极关注社会公正的全国政府的理想。最高法院否定了联邦政府关于禁止童工生产的商品进入州际商业的法律。在1923年的一项判决中，最高法院甚至推翻了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一项规定女工最低工资的法律，从而否定了穆勒诉俄勒冈州案（见第十八章的讨论）的判决。现在妇女们已经有了选举权，大法官们宣布说，她们因此也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在工作场合的自由权利。弗洛伦斯·凯利悲叹道，"这是一项新的德雷德·斯科特案"，它以自由签约权的名义"对这些词进行了最令人痛恨的和最残酷的嘲弄"。

政府中的腐败

1921年，沃伦·哈定就任总统，向选民承诺在经历了进步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之后要使美国回归"正常"状态。他的政府却很快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政府，充分反映了当时盛行一时的"尽快致富"的气息。哈定是一个讨人喜欢但相对平庸无能的一个人------他自称是"一个来自乡间小镇、才能有限的人"------对政府的问题和总统职位的尊严，他并不关心和在意。禁酒法令丝毫未能减少他对烈性酒的喜好。他也继续保持着先前与来自俄亥俄州一位名叫南·布里顿（NanBritton）的年轻妇女的非法关系。他们的关系直到1927年才被公之于众，当年布里顿出版了《总统的女儿》一书，提到哈定在他遗嘱中没有给他们两人所生的女儿留下任何财产。

尽管他的内阁中不乏具有正直感和有才能的人，如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和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但哈定总是为一些企图利用职位来谋私利的腐败分子所包围。联邦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HarryDaugherty）曾受贿而不对被指控犯罪的人提出起诉。退伍军人事务局的主管查尔斯·福布斯（CharlesForbes）从政府供应物资的销售中获取回扣。最臭名昭著的丑闻牵涉到内务部部长阿尔伯特·福尔（AlbertFall）。他将联邦政府在怀俄明州蒂波特山的石油储备地租借给私人企业家，并接受了这些商人提供的将近50万美元的回报。福尔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重罪被判罪的内阁成员。

1924年总统选举

哈定的继任者卡尔文·柯立芝曾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州长，1919年因动用州国民警卫队对罢工的波士顿警察实施镇压而扬名全国。他是一个表情严肃、寡言少语的人，但却处处展现出新英格兰人诚实可信的风格，与他的前任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围绕政府的丑闻减少了，但柯立芝却继续实施前任的政策。他曾两次否决了麦克纳里--豪根法案（McNary-HaugenBill）。这是由来自农业州议员们提出的首要立法议案，目的是要求政府购买农产品，并销往海外，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柯立芝将该法案斥为对自由市场不合法的干预。1924年，柯立芝以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连选连任，击败了对手约翰·W.戴维斯（JohnW. Davis）。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饱受分裂主义的困扰，经过103次投票后，才将这位华尔街的律师提名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讽刺喜剧表演者维尔·罗杰斯为此发明了一句在后来不断为人们重复的挖苦话："我是一个无组织政党的党员；我是一名民主党的党员"）。

1924年，有1/6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罗伯特·拉福莱特。他以新的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该党提出的主张包括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保护自然资源、铁路公有化、提供农业补贴、终止童工的使用等。这些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被多次提出，但柯立芝却将它们统统描述成一幅旨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式"美国的蓝图。尽管拉福莱特得到了包括老牌进步主义者简·亚当斯和约翰·杜威以及美国劳联的支持，他却只为竞选筹到了25万美元的经费，并只赢得了他所在的威斯康星州。然而，他对竞选的参与也显示，在高度保守的20年代，某些政治异见的思想依然得以存留下来。

经济外交

外交事务同样反映出商业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任何现代外交的研究者，"国务院官员亨廷顿·威尔逊（Huntington Wilson）宣称道，"都知道在当今的竞争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要想获取利益，资本、贸易、农业、劳工和国家治理必须做到同舟共济。"20世纪20年代标志着美国从威尔逊追求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后撤，而代之以主要为提高出口和增加海外投资机会而制定的美国单边行动外交路线。的确，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被人们称之为"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反映了美国人对威尔逊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在海外寻求建立自由和民主的努力的极度失望。美国主持召开了1922年华盛顿海军军备裁军会议，就削减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的海军力量进行谈判。当时美国继续留在国联之外。即便当美国外交官继续在各地为争取进入海外市场施加压力的同时，1922年《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Tariff）却将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无疑是对威尔逊推动自由贸易原则的一种否定。

外交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私人经济关系，而非政府行动的渠道得以进行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以最大制造业中心的身份出现的，英法两国因支付战争开支向美国借贷欠下了大笔贷款，美国因而也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金融强国。20世纪20年代，纽约的银行家们有时通过自己的独立行动，有时通过与哈定和柯立芝政府的合作，利用借贷给欧洲和拉美国家的做法，稳固地建立了他们的国际地位。他们向德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以帮助后者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美国工业制造公司，尤其是在汽车、农业机械和电器设备制造等行业，在海外建立起工厂，为世界市场提供商品，并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美国投资者获得了对原材料的控制权，如智利的铜矿和委内瑞拉的石油等。1928年，通过所谓的"红线协定"（RedLine Agreement），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他们内部就中东和拉美的石油生产区进行了瓜分。

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政府更替威胁到美国经济利益时，政府会派出军队前往该地区。自1912年起，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驻扎在尼加拉瓜，直到1925年才撤出。美国军队随后很快又返回那里，企图镇压当地的一场由奥古斯托·西泽·桑迪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起义。在建立了一支由奥纳斯塔奥·索莫萨（Anastaio Somoza）将军指挥的国民警卫队之后，海军陆战队最后才在1933年撤出。一年之后，索摩萨暗杀了桑迪诺，夺取了政权。此后的45年内，他和他的家庭统治着尼加拉瓜，疯狂地搜刮这个国家的财富。1978年，索摩萨被一场自称为桑迪尼斯塔（Sandinistas）的群众运动推翻（见第二十六章）。

公民自由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20年代的牺牲品中还有进步主义运动的另外一个信念：即一个能动主义的联邦政府不仅能够体现国家的目的，并可以保护和扩大公民对自由的享有。在许多进步主义者眼中，战时和战后的镇压活动、禁酒法和20世纪20年代的亲商业政府政策都显示出公共权力可以遭到极其错误的运用。

这场教训使人们开始将公民自由------即一套连民主大多数也不能否定的个人应享有的权利------看成是美国自由的基本内容。在战前工会、社会主义者和节制生育倡导者等为争取言论自由所进行的斗争的基础上，一些改革者此刻呼吁有必要进行保护富有活力的、不受限制的政治辩论。在这种"新个人自由"的名义下，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关于公民自由的系统概念的诞生，也见证了反对政府干涉言论自由的重大法律行动的开始。

"自由的暴徒"

战时对不同政见的镇压行动在20世纪20年代继续进行。1923年《民族》杂志以"自由的甜蜜土地"为标题，详细列举了美国自由恶化的一些例子------在亚拉巴马、阿肯色和佛罗里达发生的私刑；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本科生因一封捍卫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信遭到学生的殴打；一位工会领袖在新泽西州遭到逮捕和400名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成员在加利福尼亚州遭到逮捕；一位社会主义者要求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演讲的权利遭到拒绝。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带有性主题的艺术作品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联邦邮政总局将被认定为是淫秽作品的书籍从邮政中撤除。美国海关则禁止16世纪法国讽刺文学作家拉伯雷（Rabelais）、现代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进入美国。一场反对淫秽作品的地方运动发明了"在波士顿遭禁"的短语，结果遭到支持艺术创作自由的人的耻笑。波士顿监管会（Watchand Ward Committee）还从当地书店中清除了65种书籍，包括厄普顿·辛克莱、西奥多·德莱塞和厄恩斯特·海明威等小说家的作品。

好莱坞制片人也坐立不安，担心那些关于女电影明星玛丽·皮克福特（Mary Pickford）的离婚、男影星华莱士·里德（WallaceReid）因吸毒过度而死亡和一场牵涉演员法蒂·阿巴克尔（Fatty Arbuckle）的谋杀案审判的报道会强化人们的一种偏见，即电影是在传播不道德的行为。1922年，电影制造业实施了海斯规则（Hayscode），这是一套偶尔实施的原则性规则，禁止电影表现裸体、长吻和通奸等内容，禁止电影脚本对牧师进行负面描绘或对罪犯表现同情（这个规则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最近由电视网、音乐公司和电子游戏生产商采用的自我限制规则，以防联邦政府对这些行业实行监管）。电影制作人希望通过自我审查来阻止地方政府强加的审查，后者时有发生，因为法院认为电影是一种受制于管制的商业，而不是一种言论表达的方式。直到1951年之后，在审理冒犯了许多天主教徒的电影《奇迹》（The Miracles）时，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判决中宣布电影作品是属于受第一条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一种艺术形式。

尽管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接受美国的大众文化和消费商品，一些欧洲人则将美国看成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文化荒原。曾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的英国小说家 D.H. 劳伦斯（D.H. Lawrence）在1923年评论到：美国人以自己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引以为豪，但"自由的暴徒"却把人们持有不同意见的权利给毁掉了。他写道，"在我到过的国家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人们对自己的同胞抱有如此无奈的恐惧。"对美国政治保守主义和对物欲主义文化的失望使得一些美国艺术家和作家背井离乡，移居巴黎。这个被称为"失去的一代"的海外文化人群体包括小说家和诗人，如厄恩斯特·海明威、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Stein）和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在他们看来，欧洲珍视艺术和文化，并崇尚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当然，也允许人们合法地饮酒）。

"明显的和当前的危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牧师约翰·海因斯·霍姆斯（JohnHynes Homes）后来回忆说，"公民自由的新问题突然成为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反间谍法》和《惩乱法》允许对反战异见分子实施逮捕，这一做法导致了公民自由局（CivilLiberties Bureau）在1917年的建立，1920年，该局变成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在20世纪后来的时间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将参与一系列里程碑式案例的审理，这些案例帮助引发了后来的"权利革命"。公民自由联盟的工作给传统的公民自由------如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填充了实质性内容，并发明了新的公民自由，如隐私权等。然而，当它诞生的时候，公民自由联盟只不过是一个小型的、饱受围攻的联盟组织，其成员包括主张和平主义者、像杜威这样的对战时镇压深感震惊的进步主义者以及那些对公然违反美国人权利的行为感到义愤的律师。它所发行的捍卫言论自由的小册子也被邮政检查官勒令禁止进入邮政通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保护不受欢迎的少数派公民的权利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基本上没有建树。然而，此刻它被迫面对这样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尺度范围内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异见可以准许存在？在最初的一系列判决中，最高法院带给公民自由概念的是一连串摧毁性的打击。1919年，最高法院支持了《反间谍法》的合宪性，维持了对查尔斯·T.申克（CharlesT. Schenck）的判罪。申克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通过邮局寄送了反征兵的传单而被判罪。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Wendell Holmes）代表最高法院宣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并没有阻止国会立法禁止那种带有煽动起非法行动的"明显的和当前的危险"的言论。言论自由，他接着说，"决不保护一个人在剧院内谎称'失火了'和引起大众惊慌失措的行动"。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霍姆斯的原则将成为第一修正案的测试准则。既然最高法院通常给予政府部门很大的回旋余地来决定什么样的言论事实上是"危险的"，所以在危机发生的时刻，捍卫言论自由很难找到一个稳固的基础。申克诉美国案宣判后的一周，最高法院又因尤金·V.德布斯发表的一篇谴责战争的演讲而维持了对他的判罪。最高法院同时也肯定了将一家德语报纸主编在战时收监入狱的判决。这家报纸的社论曾就强制征兵的宪法性问题提出过疑问。

最高法院与公民自由

同样也在1919年，大法官们维持了对雅各布·阿布拉姆斯（JacobAbrams）和其他5人的判罪。他们曾散发了批评美国在俄国革命后干涉俄国的行为。但这一次，霍姆斯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却表示了异议，标志着最高法院内开始出现了一个立志保护较为宽广的言论自由范围的少数派。在阿布拉姆斯案宣判6年之后，当最高法院的多数派决定维持对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Gitlow）的判罪时，霍姆斯和布兰代斯两人再度表示反对。吉特洛是一名共产党人，他写作的"左翼宣言"（Left-wingManifesto）中有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词句，因而被控违反了纽约州禁止从事"犯罪性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法律，被判有罪。"言论自由的唯一意义，"霍姆斯此刻宣称，是指每一类信仰的鼓吹者，甚至包括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有权在广大的"思想市场"（这对消费社会来说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上来说服公众接受他们的主张。在批准对吉特洛的判罪时，最高法院的多数派同时提醒说，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对各州也同样有约束，限制它们对言论和出版自由进行不合理的限制。这个提醒表明最高法院迈出了一个漫长过程的重要一步，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权利法案从一种有名无实的原则陈述被转换为一种对美国人的各种自由的主要保护。

有关公民自由决定的浪潮开始缓慢地转向。到20世纪20年代末，最高法院否决了堪萨斯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将鼓吹通过不合法的行动来改变政治或经济制度定为犯罪行为。最高法院还否定了明尼苏达州的一项准许进行新闻审查的法律。新的言论自由的关注超出了政治表达的范围。1930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对玛丽·维尔·丹尼特（MaryWare Dennett）的判罪，她因通过邮政寄送名为《生活中的性知识》（TheSex Side of Life）的性教育传单而被判罪。三年之后，一个联邦法院推翻了美国海关总署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禁令。这是反对审查文学著作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与此同时，布兰代斯正在精心铸造一种保护公民自由的思想武器，他的出发点与霍姆斯所持有的那种竞争性思想市场的模式不同。1927年，当最高法院维持对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主义者和女权运动组织者阿妮塔·惠特尼（AnitaWhitney）的判罪时，布兰代斯从程序的角度对法院多数派的意见表示同意。惠特尼被判罪是因为她参加了一次共产主义劳动党的集会，在这个会上，有发言人曾鼓吹暴力革命。针对这个案件，布兰代斯写作了一份铿锵有力的捍卫言论自由的意见。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体中公民积极行使政治参与权的根本保障："那些为我们赢得了独立的人相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政治真理的发现和传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毫无生气、麻木不仁的人民正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最高法院判决一个月之后，加利福尼亚州长将惠特尼予以特赦，称"言论自由是每个自由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毫不畏惧的惠特尼不久又被带回法院，这次是因为她违反了加州不准公开展示红旗的法律。1931年，最高法院以"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障的自由有冲突"为名将加州的这项法律宣布违宪。一种对公民自由的司法保护开始慢慢地降生。

文化战争

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叛

尽管许多美国人接受了以宗教和族裔多元化、大众娱乐和宽松的性规范为特征的现代都市文化，但其他一些人则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许多福音派新教徒对传统价值观的衰落和随移民运动而来的天主教和犹太教影响的明显增加深感不安。他们同时对新教内部的"现代派"教派充满仇视，因为后者寻求将科学与宗教融为一体，并力图使基督教适应现代世俗文化。"让一个有思想的人在心灵的一部分信仰宗教，在心灵的另一部分接受现代世界的观念，"纽约市第一长老会教会牧师、著名的现代神学提倡者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HarryEmerson Fosdick）这样宣称说，"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来自将圣经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来接受，他们发动了一场将现代神学观驱除出基督教各派的运动，并竭力抗击那些看上去与传统道德观相冲突的新个人自由。他们最为耀眼的信徒是比利·森迪（BillySunday）。他原本是一个颇有才华的职业棒球手，后来变成了一个复兴主义派传道士。1900---1930年，森迪以极富戏剧性的布道方式，对从达尔文主义到酗酒的各种罪恶进行猛烈的批判，他的布道时常能吸引大量的听众。有人说，在他有生之年中听过他布道的人有一亿多人次------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人。

大部分的媒体报道则将原教旨主义描述成为一场由落后地区的愚民参与的运动。事实上，这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即便在作为现代都市文化中心的纽约市，1924年福斯迪克也被他的教会解职（约翰·D.洛克菲勒则为他的布道建造了跨教派的河边大教堂）。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与政治中，原教旨主义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原教旨主义者支持的禁酒运动成功地降低了对酒精的消费、公共场合的醉酒现象和与饮酒相关的疾病。直到1975年，人均饮酒量才达到了禁酒之前每年每人2.6加仑的水平。

然而，许多美国人则将禁酒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侵犯行为。在都市地区，禁酒运动为非法经营地下酒馆的店主们和为他们提供酒源的"走私酒贩"们（bootleggers）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禁酒同时也产生了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因为警察和政府官员在接受贿赂之后会对违规现象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些现象更使原教旨主义者将现代自由概念与不道德感和基督教自由的衰落等同起来。

斯科普斯审判

1925年，一场在田纳西州进行的审判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世俗文化之间存在的尖锐对立突然释放出来。约翰·斯科普斯是田纳西州一所公立中学的教师，因在课堂上讲授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违反了该州的法律，从而遭到逮捕。他的审判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轰动事件。审判过程竟然通过全国广播电台进行现场直播。

斯科普斯审判反映出两种美国自由定义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原教旨基督教徒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乡村地带势力最为强大，他们紧紧抓住传统的"道德"自由的概念------对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自愿支持。那种讲述人类经过几百万年时间从猿类进化到人的说法与圣经中描述的创世过程是冲突的。那些支持田纳西州法律的人将进化论者与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宗教现代派等一律等同起来，指责这些群体都在用人类的判断力来取代上帝的话。然而，对于斯科普斯的支持者来说，包括美国公民自由同盟在内（正是该同盟鼓励他触犯法律，以测试该法律的合宪性），自由意味着一个人拥有独立思想和个人表达自我的权利。在他们眼中，田纳西州法律正好展现了宗教不宽容和政教合一的危险。

反进化论联盟的成员在田纳西法庭外推销自己的出版物，法庭内正在举行斯科普斯案的审判。

著名的劳工利益律师克莱伦斯·达罗（ClarenceDarrow）是斯科普斯的辩护人。当达罗传唤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精通圣经的"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时，审判达到了高潮。布莱恩将审判看成是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一场"生死决斗"，所以他接受了达罗的挑战。然而，布莱恩对于现代科学知识几乎是一窍不通，几乎完全无法回应达罗充满讽刺意味的提问。达罗问道，蟒蛇是不是因在伊甸园中诱引夏娃而受到惩罚所以终生只能用肚皮爬行移动？布莱恩回答说"是的"。达罗接着追问，蟒蛇在受到诅咒之前是如何移动的------靠它的尾巴吗？当被问到上帝是不是真的在6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布莱恩回答说，这些日子应该被理解成为是时间久远的年代，而"不是24小时一天的6天时间"------这样的回答为对圣经做非字面性的解释打开了大门，而这恰恰是圣经原教旨主义者所竭力反对的。

因为天气极度炎热，斯科普斯案的审讯活动移到田纳西州戴顿县法庭外的露天空地举行。当克莱伦斯·达罗（中间站立者）就圣经的解释问题向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坐立者）发问时，一位摄影师拍下了这场审判达到高潮的一刻。

陪审团判斯科普斯有罪，尽管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最后以法律程序上的失误推翻了这个判决。审判结束后不久，布莱恩就去世了，反进化论的运动也随之而解体。此后很多年内，原教旨主义者从公共教育的战场中撤出，选择修建他们自己的学校和大学，在那里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教育学生，为传播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培养和训练传道士。然而，这场战斗在20世纪末会再度复活，此刻原教旨主义将以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重新登台。直到今天为止，在美国东部地区的公立学校中讲授进化论仍然会引起激烈的辩论。

第二次三K党运动

对于生活在乡村和小城镇本土出生的新教徒来说，都市生活中最令他们感到陌生的特征是城市中的移民人口和移民文化。战时提出的"百分之百崇美主义"（100percent Americanism）的狂热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之中。在这10年中，公立学校始终在推行公民教育的项目，法律上准允官方进入移民家庭以调查他们的家庭情况，雇主们则使劲地向移民雇员们灌输"美国价值观"。只有"那些头脑精明和意志坚决的移民"，《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才"有望能够利用为他们的特别利益所准备的众多手段之一来逃脱美国化的纠缠"。1922年，俄勒冈成为第一个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上公立学校的州------该州的总检察长说，这是一条必要的措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废除宗教学校的教育和防止"布尔什维克分子、工联分子和共产党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学校。

对美国自由的享有应以特定的宗教和族裔背景为限，这种思想最具威胁性的表现是20世纪20年代初三K党运动的复活。1915年，一位名叫利奥·弗兰克（LeoFrank）的犹太裔工厂主管被指控杀害了一名少女，因而被处以私刑，三K党运动随之而再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三K党声称已拥有300万成员，他们几乎都是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教徒，许多人还是所在社区内德高望重的体面人物。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不同的是，新三K党组织在北部和西部也有很深的根基。它曾是印第安纳州内最大的民间组织，并一度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组织。俄勒冈州立法禁止私立学校的行动也部分地与三K党的推动有关。在南加利福尼亚，三K党组织了大型的步行和汽车游行，大力张扬自己的存在。新三K党对远比重建时期范围更为广泛的一系列目标发起了攻击。它声称，美国文明遭遇到各种敌对势力的威胁，威胁不仅来自黑人，也来自移民（尤其是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和其他的力量（女权主义、工会、不道德，有时甚至也包括巨型公司在内），它们都对"个人自由"造成了威胁。

1925年，三K党召集了4万名成员前来参加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举行的游行。

关闭黄金大门

1925年，印第安纳州三K党头目因攻击一名年轻妇女而被判罪，此后，三K党的影响开始衰退。但是三K党对现代世俗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攻击，以及它要求把美国控制权退还给"旧族裔公民"（citizensof the old stock）的思想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中广为美国人分享的一些情绪。这10年见证了一系列新法律的产生，它们对"谁是美国人"这个严肃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一些新法律重新划定了公民资格的界限，将一些先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纳入进来。因为此刻妇女因为获得选举权已经属于政治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在1922年凯布尔法案（CableAct）中，国会推翻了1907年法律的一项规定，这项法律要求嫁给外国人的美国妇女放弃美国国籍而采用其丈夫的国籍------但这项改正并不包括那些嫁给亚洲人的美国妇女，她们仍将继续失去她们的美国国籍。两年之后，国会宣布所有出生在美国领土上的印第安人均为美国公民，尽管许多西部州继续拒绝赋予居住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以选举权。

移民政策的根本改革则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对进入美国的移民进行限制的做法由来已久。1790年移民归化法禁止黑人和亚洲人归化成为公民。1870年，对黑人移民的归化限制被取消。从1875年开始，不同种类的移民被排斥在美国的大门之外，包括妓女、智力发育不全者以及那些传染病的患者。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所有的想要通过"黄金大门"进入美国、变成美国公民的白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要求全面限制移民的呼声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无法抵抗的强大压力。显示政治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数是大雇主们此刻已经不再坚持他们先前对限制移民政策的反对。对移民激进主义的恐惧超过了对廉价、无技能劳动力的期望；与此同时，机械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产业工人数量的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移民运动也使得工业企业家们习惯于雇佣非裔美国人。

图为一幅支持对移民采取限制措施的漫画，标题是"处理（移民）问题的唯一办法"。

1921年，一项临时法律将欧洲移民的人数限制在每年35.7万人（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年移民人口数的1/3）。三年之后，国会永久性地将欧洲移民人数限制在每年15万人之内，这些人数将通过一系列的国籍定额来分配，这个定额对从南欧和东欧来的移民数量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该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老移民的后代将永远在数量上超过新移民的后代。然而，为了满足加利福尼亚州那些大量使用墨西哥季节劳工的大农场主的要求，1924年法律对西半球的移民没有做出任何限制。

1924年法律禁止那些不能通过归化成为公民的人进入美国------这些人包括所有来自亚洲的人群，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站在美国一边的日本。唯一能够进入美国的亚洲移民是菲律宾居民。因为菲律宾群岛自美西战争以来一直为美国的领土，所以菲律宾人在名义上是"美国国民"（但不是美国公民）。1934年，国会为菲律宾的独立建立起一个时间表，主要目的是防止更多的菲律宾人移民美国。菲律宾最终在1946年获得独立。1934年法律将菲律宾人移民美国大陆的人数配额规定为每年50人，但继续允许菲律宾人作为种植园劳工进入夏威夷诸岛。

尽管有排华法案的限制，也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企图进入美国。1924年法律首次建立起一个新的种类------"非法外国人"（illegalaliens）。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实施机构，即美国边防巡逻局（BorderPatrol），它的任务是负责巡逻和监管美国的边界领土，有权逮捕违反新的国籍配额和其他限制进入美国的人，并将他们递解出境。"非法外国人"一词最初主要指企图从墨西哥和加拿大偷越国境进入美国的南欧和东欧人，后来几乎成为一个仅与拉丁美洲裔相关的用语。

种族与法律

新的移民法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种族"所占的越来越重要的分量。到20世纪20年代初，北部和南部的政治领袖们已经达成共识，将黑人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之上。1921年，哈定总统在亚拉巴马州的一次演说中，曾无意识地回应了杜波伊斯的观点，证实种族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只是南部的问题。与杜波伊斯不同的是，他认为南部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将'平等'这个词从这方面的考虑中删去，"他说，"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内战时期的共和党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种族政策"远不止局限于黑白种族的关系。"必须保证美国始终是属于美国人的，"柯立芝总统在签署1924年法律时宣称。他的劳工部长詹姆斯·戴维斯（JamesDavis）说，美国过去的移民政策曾以对劳工的需求和将美国作为政治避难所的理想为基础，现在必须要以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对理想人口的定义为基础。尽管1924年移民法是由一个极为保守的国会通过的，但它也反映出进步主义者要求改善民主公民整体的"质量"、利用科学方法来制定公共政策的愿望。这部法律同时也反映出，进步主义者的这些目标如何严重地受到伪科学对"种族"高低贵贱推论的影响。

表20.1　1924年移民法规定的部分年度移民限额

那个看上去"颇具科学性的"新国籍配额计算公式------以1790年美国人口的"原始国籍"为基础------要求对过去人口普查资料进行高度推测性分析，并将结果进行调整，以增加那些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族裔群体（如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移民数量。非白人（他们占1790年人口的1/5）却在计算美国人口原始组成时被排除在外------不然的话，非洲将会得到一个比它获得的那个极小的配额要大得多的配额。此时，用来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种族概念完全缺乏一个理性的基础。1923年，最高法院对此也表示承认。当年，最高法院拒绝接受辛德（BhagatSingh Thind）声称自己是"纯粹雅利安人种"的说法。辛德是一个出生在印度的移民，曾加入美国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自己是白人，应该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白人"，最高法院宣称，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是"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只能通过大众的理解来解释其内涵"（这是对后来被学者们称为种族的"社会构建"的直截了当的陈述）。

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

20世纪20年代，有些美国人对流行的公民观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南欧人和东欧人不配成为美国公民，坚持新移民只有在为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抛弃自己的传统之后才有资格变成公民。霍拉斯·卡伦（HoraceKallen）本人是德裔犹太人，1924年他创造了"文化多元主义"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推崇和欣赏、而不是试图压制族裔多元化的社会。在卡伦看来，对差异的宽容本身就是"美国思想"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兹（FranzBoaz）、阿菲尔德·克罗伯（AlfredKroeber）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也认为，无论是种族优越性的理论，还是那种认为社会与种族可根据一种从"原始"到"文明"的固定等级来划分的思想，都找不到支持自己的科学基础。

然而，他们的写作对当时公共政策的影响甚微。20世纪20年代，对美国社会多元主义前景最有力的捍卫来自新移民自己。每个大城市里仍然存在着自成一体的族裔社区，在那里，各族裔拥有自己的公民机构、影院、教会和外文报纸。他们与主流社会相分离的认同感因战后东欧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而明显加强。当然，如果把族裔社区看成是一个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化的整体的话，将是错误的。

在一个日益为大众文化和消费者经济编织在一起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可以逃离同化的重力的牵引。百货商店、歌舞厅、电影院等，与学校和工作场所一样，也都成为了美国化运动的执行者之一。此外，从许多移民妇女的角度来看，同化运动经常并不被看作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侵犯，反而被看成是一种从父权传统约束下的解脱和自由的扩展。但大多数移民对美国化项目所包含的强制性十分反感，这些项目经常是以新教主流文化的优越性为基础的。

提倡宽容

在面对限制性移民、禁酒运动、三K党的死灰复燃以及四处蔓延的反犹主义和反天主教思潮的种种困境时，移民们坚持强调文化多元的合法性，坚持认为对差异------宗教的、文化的和个人的------的容忍是美国自由的核心。事实上，他们把自己重新塑造成"族裔"美国人，不仅要求在国家生活中占有平等的份额，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有权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罗马天主教会敦促移民努力学习英语，接受"美国原则"，但另一方面却继续坚持有权办教会学校和教会的其他机构。1924年，天主教圣名协会组织了一场万人向华盛顿进军的活动，向三K党和本土主义思想提出抗议，表示天主教徒对国家的忠诚。在全国各地，类似"契约之子"（B'naiB'rith，1916年为反击反犹主义而创建）和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NationalCatholic Welfare Council）以提倡"个人自由"的名义，展开游说工作，要求制定法律，禁止雇主、大学和政府机构对天主教徒进行歧视。芝加哥一家波兰语报纸宣称，"真正的美国精神是自由的精神"，而美国化运动"连一丁点儿［这样的］成分也没有"，自由精神的"最明亮的品质就在于它具有最大限度的宽容"。

移民社区对强制性美国化运动的抵制和天主教会对自己学校体制的捍卫，扩展了自由对所有美国人的定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早些时候提到的俄勒冈州要求所有学生上公立学校的法律，同时否定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项禁止教授英语以外的语言的法律------这是一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反德法律。"宪法保护，"最高法院在迈耶诉内布拉斯加案（Meyerv. Nebraska）的判决中指出，"应扩及到所有的公民，包括那些生来就讲英语和那些讲其他语言的公民。"这是对强制性美国化运动的一种令人深感震惊的否定。这个决定扩展了所有移民群体的自由。随后，联邦法院又推翻了夏威夷领土对私立日语学校征收特殊税和进行特别管制的法律。在这些案例中，最高法院同时也将受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护的平等自由权范围予以了扩展，使其包括了公民"在不受政府的干涉下"所拥有的"结婚、成家和养育子女"的权利以及自我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些决定为多元主义奠定了一种宪政上的基础，并为最高法院在两代人之后建立起宪法意义上的隐私权开辟了道路。

哈莱姆的出现

20世纪20年代同时也见证了黑人美国人------尤其是居住在北部都市贫民窟中的黑人------的自我意识的高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来自欧洲的移民潮全部终止，但黑人大移民运动却飞速发展。20世纪20年代，将近100万黑人离开了南部，纽约、芝加哥和其他都市中心的黑人人口都翻了一番。纽约市的哈莱姆区成为蜚声世界的美国黑人的"首都"，是南部黑人和西印度群岛移民向往的麦加。1900---1930年，有15万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进入了美国。他们中间包括了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白领阶层人士，与来自美国南部的新移民不同，后者的绝大部分是农业工人。西印度群岛移民对他们遭遇的种族主义深感震惊。"我听说过美国存在的偏见，"1912年从牙买加移居美国的诗人和小说家克劳德·麦凯（ClaudeMcKay）写道，"但从来没有想到它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令人难以接受。"

1922年抵达芝加哥的一个黑人家庭。他们来自南部乡村，是大迁徙运动的一部分。

随着白人群体为寻求异族风味而源源不断光顾哈莱姆的舞厅、爵士乐夜总会和地下酒店，20世纪20年代也成为有名的"到贫民窟去猎奇"的年代。在白人的想象中，哈莱姆是一个任由原始情感放荡不羁、不受主流美国文化中的清教徒清规戒律约束的地方。然而，真实的哈莱姆却是一个贫困蔓延的社区，它的居民所从事的都是低收入的工作，因为租房和住房方面的种族主义，他们无法进入其他的居住区，被迫支付高昂的房租。哈莱姆的大部分商业都为白人所拥有；连颇有名气的棉花俱乐部（CottonClub）也拒绝接纳黑人顾客，它享有盛名的演唱队也只雇佣浅肤色的黑人舞女。无论是在北部还是在南部，能够分享到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的黑人寥寥无几。

哈莱姆文艺复兴

尽管如此，哈莱姆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活力的黑人文化社区，它与纽约市的主流艺术之间保持着联系。像康迪·卡伦（CounteeCullen）、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和克劳德·麦凯（ClaudeMcKay）等诗人和小说家经常与白人知识分子作为朋友来往，并受到后者的资助，他们的作品也由白人出版社出版。百老汇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推出了担任重要角色的黑人演员，并上演了由歌唱家弗洛伦斯·米尔斯（FlorenceMills）和埃塞尔·沃特斯（EthelWaters）、踢踏舞表演家比尔·鲁滨逊（BillRobinson）等一批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主演的《从迪克西到百老汇》（Dixieto Broadway）和《乌鸫》（Blackbirds）等歌舞剧。与此同时，哈莱姆的戏剧影院也迅速增长，将黑人作家和演员从白人表演制作者的限制之下解放出来。

在政治上，"新黑人"一词与泛非主义和加维运动的激进主义有联系，但在艺术上，它的意思是否定人们习以为常的黑人印象模式，寻求并在旧的印象模式中注入黑人的价值。这种寻求指引被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作家们追溯到黑人经历的根源------非洲、南部乡村的民间传统以及都市贫民窟的生活。克劳德·麦凯在他的小说《回到哈莱姆》（Hometo Harlem）（1928）中，创作了一个自由的精灵，他在一幕又一幕的异域生活中徘徊游荡，寻求他曾经相识的一个美丽少女。麦凯的小说带有对性和暴力的生动鲜明的描述，杜波伊斯则担心，这样的小说事实上会强化白人对黑人生活素来抱有的偏见。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写作同时也包含了一种鲜明的抗议的部分。这种情绪在麦凯的诗歌《如果我们必须死去》（IfWe Must Die）中表现出来，这首诗是对发生在1919年的种族骚乱的回应。诗歌宣称，黑人群众不会再容忍自己手无寸铁地任由白人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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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必须死去，不要让我像猪一样
被人围追堵截，最后被关押在一个丢人现眼的地方
那些疯狂和愤怒的狼狗冲着我们高声狂吠
嘲笑我们倒霉透顶的命运……
我们站立起来，像人一样面对那些血腥的、懦弱的家伙们
我们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我们正在死去，但我们誓死要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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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温斯顿·丘吉尔将引用麦凯的诗句来激励英国公众。轰动一时的奥西恩·斯韦特（Ossian Sweet）事件则反映了在许多非裔美国人中增长的抗争精神。斯韦特是一名黑人医生，他在1925年迁居到底特律市一个全白人居住的社区。当一群白人暴徒围攻他的住宅时，他向人群开枪，打死了其中一人。他和他的两个兄弟被定为有罪。斯韦特的辩护律师是刚刚参加了斯科普斯审判的克莱伦斯·达罗。陪审团最终无法就判罪达成一致意见。此案的第二场审判是针对斯韦特的兄弟，但最终也以无罪释放而结束。

大萧条

1928年总统选举

没有几个当选总统的人看上去能比赫伯特·胡佛更为注定要获得一个成功的总统任期。胡佛于1874年出生在艾奥瓦州，父母分别是铁匠和小学教师。他曾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的矿业公司中担任采矿工程师，因而积累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财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之后，他因负责协调国际粮食救援项目而在国际上名声大震。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1919年凡尔赛和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胡佛是整个和会参加者中"名声不降反升"的"唯一之人"。他"从不知道失败"，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这样描写胡佛。胡佛似乎展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新时代"。1922年，在担任商务部长时，胡佛出版了《美国个人主义》（American Individualism）一书，一方面将政府监管斥为对普通美国人经济机会的干扰，同时又强调个人利益应该让位于公共事业。胡佛自认为是一个进步主义者，尽管他所中意的不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是他所称的"联盟行动"，即由私人机构来负责制定监管和福利政策。

1927年，"沉默的卡尔"柯立芝将一页纸交给一群新闻记者，上面写着"我选择不参加1928年的总统竞选"，此后，胡佛迅速以继任者的身份出现。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时，胡佛赞扬了过去十年的经济繁荣，承诺贫穷将"很快从这个地球上被消灭"。他的民主党挑战者是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E. Smith），也是第一位被主要政党提名参选总统的天主教徒。史密斯出生在纽约市下东城区的贫困家庭，但他却变成坦慕尼协会政治(1)的高手。虽然他与南欧和东欧移民之间没有任何家庭联系（他的祖父母是从爱尔兰来的移民），但史密斯却成了他们的代言人。1911年的三角连衣裙公司大火之后，他成为了社会正义立法的推动者。他担任过三届纽约州的州长，推动了有关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时、建立寡妇抚恤金等立法。史密斯谴责恐红运动，要求废除禁酒法。1924年，他在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遭到本土主义者代表和三K党的阻挠，但四年之后，他锁定了党内的提名。

占有盛行不衰的经济繁荣和如日中天的名声的优势，胡佛的胜利势在必得。除了禁酒问题，民主党竞选纲领与共和党相差无几，所以，除了候选人的个性和宗教问题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讨论的竞选内容。史密斯的天主教信仰成为竞选的焦点。许多新教的牧师和宗教出版物以此为由来诋毁史密斯。共和党也自重建以来第一次赢得了几个南部州，反映出原教旨主义者中反天主教势力和本土主义势力的强大。一位前属于民主党的南部报纸主编写到，胡佛"来自美国的土地和种族"，而史密斯代表的则是"外国人"。然而，另一方面，史密斯赢得了美国12个最大的城市，也在经济上挣扎的农村地区赢得了相当程度的支持。胡佛赢得了58％的选票，以压倒性优势获得成功。史密斯的竞选也为民主党在20世纪30年代以都市族裔选民、农场主和南部为基础而成功构建新的联盟奠定了基础。

大萧条的来临

1929年10月21日，胡佛总统前往密歇根州，参加电灯节50年纪念日活动，这次活动由亨利·福特组织，目的是纪念50年前托马斯·爱迪生对电灯泡的发明。胡佛在讲话中赞颂了进步，尤其赞颂了商业家和科学家的努力，因为从中"我们持续地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水平，更加稳定的就业......和不断减少的受苦受难"。三天之后是黑色星期四，那一天股票市场崩溃了。恐慌式的股票抛售出现之后，5个小时之内，有100多亿美元市场价值的财产（相当于今天货币价值的10倍以上）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很快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萧条之中，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灾难。

由詹姆斯·罗森伯格（James N. Rosenberg）于1929年创作的一幅版画，描绘了股市崩溃的一刻：摩天大楼倾斜倒塌，股票交易人绝望地跳窗逃生，人群惊恐万状的情景。版画的标题是"遭受惩罚的一天"。

股票市场的崩溃本身并没有导致经济萧条。早在1929年之前，经济问题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南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经历了疯狂的房地产价格暴涨，然后出现了投机泡沫爆裂，银行大量倒闭，土地未能开发，房产被抵押的情况。个人所得方面高度不平等的分配和农业地区的长期萧条大大降低了美国人的购买力。1926年之后，新汽车和家庭消费商品的销售一直停滞不前。欧洲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也不断减少，部分原因是当地的工业已经开始从战时的破坏中得到了恢复。

本身就虚空的股票市场在20世纪20年代经投机者的炒作变得更加膨胀，它的崩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崩溃的来势是如此凶猛，以至于许多专门为买卖股票而创建的公司在一夜之间被毁灭，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被横扫出局，极大地打击了商界和消费者的信心。1930年，大约有26000家商业公司倒闭。那些幸存的公司则缩减投资，开始解雇工人。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面对经济衰退毫无准备，束手无策。德国无法准时向法国和英国支付战争赔款，导致后者无法偿还美国银行的贷款。在整个工业世界范围内，存款人担心他们的存款不再能够兑换黄金，大量从银行提取现金，导致银行倒闭。数百万家庭的终身积蓄顷刻之间付之东流。

尽管股市在1930年有所回升，但很快又恢复了遏制不住的下滑。1929---1932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每股262美元跌至22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则从每股73美元跌至8美元。洛克菲勒家族所拥有财富的4/5消失殆尽。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威廉·C.杜兰特（WilliamC. Durant）丧失了所有的财产，最终落得在密歇根的弗林特（Flint）以经营一家保龄球馆为生。1932年，经济衰退跌至谷底。自1929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全国所有商品和服务行业的价值总和）下降了1/3，物价下降了40％，有1100万美国人------相当于劳动力队伍的25％------找不到工作。1929年，美国钢铁公司雇佣的全日制工人人数是22.5万人，到1932年底当只有12％的工厂在继续运作时，该公司已经不再有任何全日制的工人。那些保住了工作饭碗的人也不得不面对工时削减和工资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所有工业国家的经济都遭受了打击，然而作为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的领袖，美国遭受的打击最为惨重。

美国人与经济萧条

大萧条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四处奔波，寻找工作的机会。饥饿的男女在大城市的街头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领取救济。在底特律，每天都有4000多名儿童排队等候领取面包。成千上万的家庭被从家庭住房中赶出，移居到由摇摇欲坠的简易住房组成的城镇中，这些被称为"胡佛村"的居民点在公园和被废弃的土地上四处蔓延。各城市为提供救济，很快花光了手中仅有的一点钱。1932年初，芝加哥市工人人口的一半以上处于失业状态，市长安东·塞尔迈克（Anton Cermak）不得不亲自给人打电话，祈求他们缴纳税收。"我们看到匮乏和绝望充斥着我们的大街小巷，"一位芝加哥的社会工作者写道，"我们的朋友们、那些聪明能干、勤俭节约的家庭却被打入贫困之中。"当苏联宣称需要招聘有熟练技能的钢铁工人时，它收到了来自美国的10万份求职信。

1930年在纽约市寄宿大楼前排队的失业者。寄宿大楼建立于1909年，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处。大萧条突如其来的降临使得寄宿大楼的救济工作不堪重负。

大萧条事实上使长期以来从农场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发生了逆转。许多美国人离开了城市，企图自己种植粮食来养活家庭。1935年，约有3300万人居住在农场------比这之前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但在本身已经十分贫困的乡村地区，家庭不得不减少每天开饭的次数，孩子们也不得不面临穿不上鞋的窘况。鉴于前途未卜，美国的自杀率也攀升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比例，与此同时，出生率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美国式生活方式"是消费文化中充满自信的口号，此刻它与人们常说的"像银行一样的保险"的话，一起变成了一堆空话。随着国会调查对银行家和股市经纪人大量的违规行为的揭露，20世纪20年代中精心打造的大商业形象也崩塌了。银行有意将毫无价值的股票卖给顾客。著名的华尔街人士在抛售自己手中股票的同时却劝说小投资者保留他们手中的股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主席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Whitney）被判有罪，罪名是盗窃顾客的资金，其中包括一项用于资助寡妇和儿童的基金。他最终被关进了监狱。

1933年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外的一个胡佛村------实际上是由无家可归的擅占空地者搭建而成的棚户区。

无奈与抗议

许多美国人对大萧条的反应是一种无奈，或埋怨自己的经济运气不好。其他人则开始进行抗议，但他们的抗议活动在最初大都是自发的和无协调性的，因为能够提供有纪律领导力量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被整治得元气大伤。1932年春，大约有2万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聚集在华盛顿，要求提前支付原计划在1945年兑现的补助金，结果他们被由三军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所指挥的联邦军队所驱散。在全国各地，失业的人群举行了要求工作和公众救济的集会和游行。那年夏天，艾奥瓦州前平民党人、极富人格魅力的米洛·雷诺（MiloReno）领导全国农场主假日协会（National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举行了一场抗议农产品低价格的活动，抗议者曾一度在中西部封锁了道路，阻止农产品运往市场。

1932年7月，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警察与"酬恤金进军者"展开搏斗。稍后不久，胡佛总统派出军队强行驱逐进军者。

当时似乎只有势单力薄的美国共产党能够为处于愤怒和绝望之中的人们提供一种政治上的认知。"在大萧条期间我所见到的全职工作者，"一位劳工领袖后来回忆说，"是共产党人。"他们"将隐藏的悲惨和痛苦公之于众"，组织起失业者委员会，支持为争取公共救助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将失业家庭从住房中强行迁出的做法。媒体开始谈论美国已经处在发生一场革命的边缘。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则报告说美国人要求购买骚乱保险的人数大增。1931年，胡佛政府反对通过削减军队规模来节省政府开支的做法。政府警告说，这将"削减我们维持国内和平和秩序的手段"。

胡佛的回应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胡佛总统对大萧条的回应既不是及时有效的，也不是诚心诚意的。他的主要顾问中包括了身为百万富翁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Mellon）。梅隆告诉胡佛说，经济衰退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它可以将一些缺乏生产力的公司清除掉，并促使那些较为不幸的商业公司学习一种（商业）道德的品质和意志。商业人士强烈反对联邦政府为失业人群提供救助，许多出版物称"勒紧裤带"是通向经济复兴的道路。有些人在开始还企图把大萧条理解成为一种不幸之中的万幸。工资的跌幅如此之大，《财富》杂志报道说，"家住洛杉矶的人每周只花1美元就可以让人把自家的花园收拾干净"或使人"在弗吉尼亚每月花8美元就可雇佣一个黑人来替你烤鸡和洗衣服"。

联邦政府从来没有面临过像大萧条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领袖此刻意识到消费者的开支已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大多数人仍然保持传统的看法，认为政府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提供救助，不但无助于刺激经济，反而会鼓励美国人依赖政府的施舍来应对不幸。1931年，胡佛引用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在40年前的话说，"政府不应该为人民提供救助......联邦资助......将会削弱我们民族性格中坚韧不拔的特征。"

胡佛坚决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的原则，他主张致力于"合作性行动"的做法。他对商界内部采取自愿的做法来维持投资和就业抱有信心------在很多人看来，这都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事------他相信地方的慈善组织能够为需要救助的邻居提供援助。他召开了一系列有商界和劳工领袖参加的会议，建立了联邦委员会，鼓励公司之间为维持价格和工资的稳定在没有政府强制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合作。为了恢复公众的信心，胡佛经常对公众表示，"浪潮已经开始转向了。"但这一切都使他越发显得与现实脱节。当听说失业者在城市大街上以五分钱一个的价格贩卖苹果的事情后，胡佛后来写道，"许多人辞去他们的工作，改行去做利润更为丰厚的卖苹果的生意。"

大萧条时期一个失业的男人和一位妇女在城市街头卖苹果。

恶化的经济前景

胡佛政府的一些应对政策，如胡佛并不情愿签署的1930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实际上使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这项关税法提高了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已经过高的关税，刺激其他国家做出同样的决定，结果进一步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流量。1932年，为平衡联邦政府预算，胡佛推动了一项增税法，结果导致美国人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当他签署批准为牲畜提供饲料的法案时，一位观察家写到，总统宁可喂饱那些"蠢驴......也不愿喂饱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儿"。

1932年，胡佛不得不承认，自愿合作行动无法遏制大萧条的蔓延。他签署法律，创建了联邦金融重建公司，由其负责向行将倒闭的银行、铁路和其他商业提供贷款；同时建立起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体系，为那些面临房屋被抵押威胁的房主提供救助。胡佛先前曾经数度否决过利用修筑公路和桥梁等公共工程来创造就业机会的法案，此刻他批准了一项带有同样目的、预算为200亿美元的计划，为各地的救助项目提供联邦资助。这些都是与从前的联邦政策大相径庭的做法。但胡佛所做的仅此而已，他不愿再向前迈进一步。他非常坚决地反对为失业者提供直接救助------他对国会说，这样做只会是给他们"帮倒忙"。

现代世界中的自由

1927年，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组织了一次以"现代世界中的自由"为主题的系列演讲活动。该学院于8年前创办，其宗旨是在战时政治高压的情况下提供一个"自由思想和智识"能够生长和繁荣的地方。学院杰出的教员队伍中包括了杜威和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后者为抗议校方解雇反战教授于1917年辞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这些演讲描绘了大萧条发生前夕一幅令人备感压抑的美国自由的图景。自由的思想，经济学家沃尔顿·H.汉密尔顿（WaltonH. Hamilton）说，"已经变成一种向后看的思想武器......契约自由已经成为个人自由的全部内容和目的......在自由的名义下，商业界得到了不受任何外界制约的保护"。此外，思想交流的自由并没有从一战的危机中恢复过来。"爱国主义和大商业的神圣教条"，霍勒斯·卡伦说，仍然控制着教学、新闻和公共讨论。在当时称雄的自由观一方面鼓吹经济企业不受钳制地发展，另一方面又容忍对个人私生活和良心进行监管。

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强化了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定义。然而，经济的崩溃，加上胡佛政府无效的回应，将使它不再具有任何信用。到1932年，一种新的自由概念的种子已经得以播种，它将两种不同的因素组成一个有时并非和谐的整体之中。其中的一种因素是进步主义者曾经拥有的信仰，即相信一个具有社会公正意识的政府将在经济统筹方面创造出杜威所称的"正面的和具有建设性的变化"。另外一种因素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它的核心内容是关注公民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它宣称，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如群体认同、个人行为和思想的自由表达等，不属于政府合理合法的干预范围之内。这两项原则将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标志，而现代自由主义将在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自由做出新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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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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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le, Kevin. Arcof Justice: A Saga of Race, Civil Rights, and Murder in the Jazz Age (2004). 一部关于斯韦特案例的历史，将这桩案例置放在一战底特律和美国的背景下来研究。

Cohen, Warren I.Empire without Tears: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1921-1933 (1987). 一部对威尔逊到罗斯福之间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细致研究著作。

Dumenil, Lynn.The Modern Tempera America in the Twenties (1995). 一部对这10年美国主要的政治和文化走向的简明叙述著作。

Garraty, John A.The Great Depression (1986). 将大萧条置于全球背景下来研究，考虑不同政府对危机的回应。

Gerstle, Gary.American Crucibl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2). 该书全面讨论了变化的种族概念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家认同的概念，包括一个对1920年代相关辩论的重要讨论。

Gordon, Colin.New Deals: Business, Labor,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920-1935 (1994). 讨论从共和党执政到新政初期联邦政府如何应对商业资本和劳工势力。

Higham, John.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1955). 一部关于美国对外来移民的敌视态度的经典研究著作，以1924年实施的移民限制为结语。

Larson, Edward.Summer for the Gods: The Scopes Trial and America's Continuing Debate overScience and Religion (1998). 一部关于这桩著名审判的历史，并讨论关于随后关于进化论的持续辩论。

Lewis, David L.When Harlem Was in Vogue (1981). 一部关于191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情况的生动记述之作。

Maclean, Nancy.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Ku Klux Klan (1994). 一部关于1920年代三K党运动的成员和动机的深入分析之作。

Marchand,Rol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1985). 讨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告商如何回应和帮助改变了美国生活。

Marsden, GeorgeM.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Evangelicism, 1870-1925 (1980). 追溯美国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与衰落，并在斯科普斯审判时达到顶峰。

Murphy, Paul L.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9). 该书讨论和分析了一战时期对言论自由的镇压如何为后来对公民自由的警觉铺平道路。

Ngai, Mae.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2004). 一部关于针对墨西哥和亚裔的移民政策以及"非法移民"法律种类得以发展的重要研究著作。

Ross, William G.Forging New Freedoms. Nativism, Edu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917-1927(1994). 讨论了1920年代围绕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以及这场争论如何为个人自由定义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十一章　新政
1932 -1941

［大事年表］

1931斯格茨博诺案

1932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

1933银行假日

第一个百日新政

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得到批准

1934厄普顿·辛克莱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休伊·朗发起"共享国家财富"运动

美国自由联盟成立

印第安人重组法

赫伯特·胡佛出版《对自由的挑战》

1935联邦最高法院判全国复兴协会违宪

约翰·刘易斯组建产业工会联合会

第二个新政开始

1936联邦最高法院判农业调整法违宪

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举行入座罢工

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

1938公平劳动标准法案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成立

马莎·格雷厄姆的《美国文献》出版

1939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出版

1940史密斯法

第一个新政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1932年总统选举

在纽约乡间豪门深宅的特权家庭生长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最终变成受人爱戴的普通公民的象征性代表，的确令人感到有些困惑。如同他经常被人与之进行比较的林肯一样，罗斯福的伟大在于他敢于抛弃"过去那些迂腐的条条框框"（dogmasof the quiet past，林肯之语），面对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他出生于1882年，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姻表亲。1904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6年之后，从杜切斯县赢得了纽约州的州议会议员席位，罗斯福家族的住宅所在的海德公园也在该县境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海军部的助理部长。1920年，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由詹姆斯·M.考克斯（JamesM. Cox）一起组成民主党总统候选团队，参加了那场注定要失败的总统选举。1921年，他患了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在电视尚未诞生的时代，这一事实被小心翼翼地封锁起来，没有泄露给公众。只有极少数美国人才知道，这位在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充满活力的领导者形象出现的总统始终是坐在轮椅上的。

1932年，在他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演说中，罗斯福承诺要带给美国人民一个"新政"。他的新政包括什么内容，他的竞选却没有做清楚的说明。罗斯福把政府的责任界定为保障"每个人（拥有）......一种创造舒适生活的权利"。他提倡要实施收支持平的联邦预算，并就政府开支过度对作为对手的胡佛总统进行批评。在竞选中，两党的最大区别是民主党呼吁废除禁酒令。1932年，因遭遇经济危机的打击，美国人拼命地寻求新的领导人，罗斯福因而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获得了57％的民选票，民主党人也以绝对多数的优势赢得了对国会的控制。

新政的来临

面对大萧条，国际社会的公众反应并不一致。几乎在整个30年代，英国和法国被掌控在保守派政府手中。它们的兴趣在于维持公共秩序，而不是缓解人民的苦痛和引领政策上的创新。在德国，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专制政权之一。希特勒禁止任何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发起了一场针对犹太民族和其他"非德意志人"民族的恐怖统治。在苏联，另一名暴君约瑟夫·斯大林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启动了一系列的五年计划，快速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声称消灭了失业状态。

罗斯福将新政设想成这样一种变通路径，既不同于左倾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右倾的纳粹主义，也不同于那些非管制型资本主义支持者们所主张的无动于衷。他希望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有计划的经济之间找到和谐共享之处。"各国都有人在寻求如何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框架下，如何通过理性的试验，修复我们体制中的邪恶之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您将自己变成了他们所信任的托管人。"如果罗斯福失败了的话，凯恩斯补充说，唯一剩下的选择将是"回归到（资本主义）正统"原则（即政府不采取任何干预经济的行动）之中，或者就是"革命"。

罗斯福上任时，他并没有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应对大萧条的政策方案。起初，他主要从一群曾在他的州政府任过职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那里征求意见。这些人包括：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Perkins），他是赫尔堂和纽约消费者联盟的老将，并亲眼目睹过1911年的三角连衣裙工厂的火灾；哈里·霍普金斯（HarryHopkins），他曾在罗斯福任纽约州州长期间负责指挥过紧急救助事务方面的工作；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基斯（HaroldIckes），他是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党竞选活动的老将；路易斯·布兰代斯，他曾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担任过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此刻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同时也为罗斯福出谋划策。

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反映出，罗斯福如何从进步时代的改革传统中为新政汲取了力量和资源。然而，如同第十八章所指出的，进步主义基本上不是一个意志和方向完全统一的运动，罗斯福顾问们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布兰代斯认为，大公司不仅掌控了过度的权力，而且还因其人为地抬高物价和压制工人购买力的增长从而导致了经济大萧条的发生。他坚持认为，这些大公司必须被拆散，而不只是被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罗斯福的"智囊团"------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群体，包括一些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却认为"大"在一个现代经济中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竞争性的市场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大型公司需要由政府来经营和指导，而不应被拆散和分解。他们的观点在后来被称之为"第一个新政"的时期占了上风。

纽约市一家银行门外漫长的人群队伍，人们希望从银行取回存款。

银行业危机

"这个国家要求采取行动，要求立即采取行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就职时宣称。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写到，美国"处在一种如此混乱的绝望境地之中，它将愿意追随任何领导人所选择的任何道路"。罗斯福将1933年的许多时间花费在恢复公众信心的工作之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宣称说："唯一令我们感到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罗斯福面临着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银行业系统。随着投入股票市场的资金的大幅贬值，惊惶失措的存款人拼命从银行提取存款，银行接二连三地倒闭。到1933年3月时，在大多数州内，银行业被停止运营------即人们不能获取他们存在银行账号中的存款。罗斯福宣布实施"银行假日"，暂时停止所有银行的交易和运营，并要求国会举行特别议会。3月9日，国会急忙通过了紧急银行法，为遭到倒闭威胁的银行提供救助资金。

更多的其他措施迅速跟进，改革了美国的金融体制。《格拉斯-斯蒂高尔法》（TheGlass-Steagall Act）禁止商业银行介入股票的买卖业务。直到它在20世纪90年代被废止之前，这项法律阻止了许多导致股市崩溃的不负责任的市场行为。该法建立起了联邦储备保险公司（FDIC），这是一个负责为个人储蓄账户提供保险的政府系统。罗斯福还将美国与金本位制脱钩------即割断了美国货币与美国的黄金储备之间的联系，使得政府能够发放更多的货币，希望以此来刺激商业活动。这些措施合力挽救了金融制度，极大地增长了政府对金融制度的管理权力。1929---1933年，约有5千家银行------占全国银行总数的1/3------倒闭了，这意味着存款人丧失了数千万美元的存款。1936年时，美国却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全国工业复兴管理局

《紧急银行法》只是罗斯福政府前三个月所实施的一系列立法中的第一部，这三个月后来因"百日新政"而闻名。罗斯福紧紧抓住弥漫全国的危机意识和竞选成功所带来的动力，提出了一系列他希望能够推动经济复兴的法律，赢得了国会的迅速批准。他说服国会创建了一大堆新的机构，这些机构名称的简称很快变成了当时政治语言的一部分------NRA、AAA、CCC。美国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位总统运用过这样广泛的权力，或者说如此迅速地扩大了联邦政府在人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罗斯福应对大萧条计划的核心措施是全国工业复兴法（NationalIndustrial Recovery Act），在很大程度上，该法仿效了一战时期战时工业委员会所建立的政府-商业合作伙伴模式，罗斯福将这项立法称为"美国国会所制定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这项法律建立起了全国工业复兴管理局（NationalRecovery Administration,简称NRA），该委员会将与一些商业领袖合作，制定产业标准，对产量、价格和工作环境等进行规范。这样，"不惜血本"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公司为将竞争者排挤出局而不惜付出大量亏损的代价）将被终止。由此产生的行业范围内的安排将免受反托拉斯法的监管。

"新政的精神"。这是1933年刊登在《华盛顿星报》上的一幅漫画，描绘了联邦政府通过全国工业复兴管理局推动劳资合作的情形。

即便新政刚刚开始，全国工业复兴管理局反映出新政已经改变了自由的内容。事实上，罗斯福抛弃了传统的自由思想；旧自由观认为，鼓励经济活动和保障财富公平分配的最好方式是允许市场竞争在不受政府限制的情况下自由地进行。为了赢得劳工的支持，复兴法的第7a款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这是一种与20世纪20年代"开放工场"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做法，也是政府对工人们所称的"产业自由"表示支持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退休将军、同时也是商人的休·约翰逊的领导下，全国工业复兴管理局很快制定了规则，在纺织、钢铁、采矿和汽车等产业内建立了生产、价格和工资的标准。约翰逊发起了一场公关活动，来宣传工业复兴管理局和它的蓝色秃头鹰的标志，所有遵守该局制定的产业规则的工场和工厂都需展示这种标志。但经历了最初的公众拥戴之后，工业复兴管理局陷入了备受争议的困境之中。大公司主导了规则制定的过程。劳工律师克莱伦斯·达罗在193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大公司利用工业复兴管理局来抬高价格、限制生产、解雇工人、在牺牲其他较小竞争者的前提下相互瓜分市场。许多反工会的雇主公然无视第7a条款。联邦政府也没有人力资源来监管至1935年已经生效的750部行业规则。全国工业复兴管理局既没有带来经济的复苏，也没有带来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和平。

政府提供的工作机会

百日新政同时也将政府卷入了为那些急需救助的人提供救济的工作之中。罗斯福和他的大部分顾问们普遍担心，直接向失业者提供现金会损害个人自力更生的能力。事实上，百日新政最初的法律之一是经济法，为了赢得商业界的信心，它削减了政府的开支。可是，随着将近1/4的工人人口处于失业状态，政府在救济上花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33年5月，国会创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管理署（Federal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向地方机构提供资金，用于资助那些被大萧条变得一贫如洗的人。罗斯福更愿意创造一些工作机会，这样既可以减少失业，又改善包括公路、桥梁、公共建筑和公园在内的国家基础设施。

1933年3月，国会建立起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CivilianConservation Corps，简称CCC），负责将失业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参加森林保护、洪水控制、改善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等项目的工作。1942年，当这个项目结束时，有300多万人曾在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营地度过一段时光，在那里接受过来自联邦政府的30美元的月薪。

公共设施项目

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其中一部分创立了公共设施管理署（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简称PWA），并拨款33亿美元作为该署的经费。在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基斯的指导下，该署修建了公路、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包括纽约市的三区大桥（Triborough Bridge）以及在佛罗里达的连接迈阿密和基韦斯特（Key West）的海上高速公路。11月，另外一个名叫市政工程管理署（CivilWorks Administration，简称CWA）又创立了。到1934年，该署在修建高速公路、隧道、法院和飞机场等建筑业中雇佣了400多万人。然而，随着该署经费的飙升和各种抱怨的增多，有人认为新政创造了一个永远依赖联邦政府工作机会的阶级，罗斯福命令将CWA予以解散。

1935年，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的一些劳动者行进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

一些新政公共设施项目在争取经济救助的同时，也希望由政府出面制订经济转型的计划。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简称TVA）是百日新政另外一项成果，该局修建了一系列的大坝，防止田纳西河流域内的洪水灾害和滥伐森林的现象，并为包括7个州区域内的家庭和工厂提供廉价的电力，在这一地区，许多家庭仍然居住在孤立的木屋之中。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第一次使得联邦政府进入出售电力的商业领域，与私营公司进行竞争。这是区域经济计划项目的先行者，后者将激发起西部的经济发展。

新政与农业

百日新政的另外一项政策动议是解决美国农场主们面临的灾难性困境。《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Adjustment Act,简称AAA）授权联邦政府通过为主要农作物规定生产限额、向同意减产的农场主支付资金的方式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许多长在地里的农作物被毁掉了。1933年，作为农业救助政策的一部分，联邦政府命令将600万头猪宰杀销毁。有些人对此表示批评，认为在饥饿四处蔓延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不免令人感到奇怪。

《农业调整法》成功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和农场主的收入。但并不是所有的农场主都同等受益。实惠主要流向拥有地产的农场主，大部分在其他人的地产上劳作的人被忽视了。《农业调整法》对拥有土地、承诺不种植产品的农场主支付资金，这项政策却鼓励农场主将成千上万的贫穷佃农和分成租佃农赶出了农场。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到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队伍中，或加入了移居西海岸农场的人群。

从1930年开始，美国中心地带遭遇了极不寻常的干燥气候的影响，大萧条则使美国乡村地区的窘境雪上加霜。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遭受了20世纪中最严重的旱灾。在这个半干旱地区实施的机械化农业已将表层土壤粉末化，并消灭了原本可以防止土壤变质的本土草根层。此刻，大风将土壤卷起刮走，制造出一个沙尘暴区域，覆盖了包括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堪萨斯和科罗拉多在内的一大片地区。俄克拉荷马州锡马龙县（CimarronCounty）的一家地方报纸这样来描述沙尘暴袭击后的情形：这里"没有一片麦秸；牛群在牧场上奄奄一息，90％的家禽因沙尘暴而死去，奶牛也挤不出奶"。1934年的一场沙尘暴甚至把尘土带到了遥远的华盛顿市。干旱和沙尘暴使得100多万农场主流离失所。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Grapes of Wrath，1939）以及以此改编的一部热门电影跟踪描述了一个背井离乡的家庭从俄克拉荷马移居加利福尼亚的旅途生活，生动地展现了农场主们所遭遇的艰辛和困苦。

新政与住房

拥有自己的住房一直是美国人普遍分享的一种梦想。"除非他拥有一处住房和一块他的住房可以矗立的土地，"沃尔特·惠特曼在19世纪50年代写道，"一个男人就不能算作是一个完整的男人。"对许多中产阶级的成员而言，拥有住房是一种获得社会尊重的标志。对于工人们来说，在一个工资低廉、就业起伏不定、行业变更机会有限的时代，住房可以提供一种经济安全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拥有自己住房的移民工人的比例远远高于本土出生的中产阶级。

大萧条极大地毁坏了美国的住房产业。新住房的建筑业完全陷入停顿状态，那些曾经为拥有住房提供资金的银行、储蓄和贷款机构等纷纷倒闭，或者为了维系生存，强行取消房主赎回住房的权利（仅在1932年就有约25万人的住房被银行收缴）。1931年，胡佛总统召开了一次关于住房建设和住房拥有的会议，讨论应对住房方面的危机。他宣称说，拥有住房是美国人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是"进取、独立和自由"精神的象征。胡佛指出，出租式公寓楼无法激发像"家，甜蜜的家"（Home,Sweet Home）这样"具有永恒意义的民歌"的创作。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显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居住在拥挤不堪、不卫生的贫民窟中或风雨飘摇的乡间破屋之中。看起来，仅指望私人企业不可能解决国家的住房危机。

胡佛政府建立了一个由联邦政府支持的银行，负责发放住房贷款。然而，政府有计划、有规律地进入住房市场的事情，还要等待新政时才会发生。罗斯福将"家庭住房的保障"看成是一项与"生计的保障和社会保险的保障"具有同样性质的基本权利。1933年和1934年，他的政府采取了有力的行动，来保护住房拥有者，不受丧失抵押赎回权的威胁，并刺激新的住房建设产业的发展。家庭住房拥有者贷款公司与联邦住房事务局（FHA）为数百万项由私营银行支付的长期抵押贷款提供了保险。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本身也兴建了数千套租金低廉的住房。新政住房政策代表了一种与过去的政府实践明显不同的做法。由于联邦住房事务局以及后来的退伍军人事务局的努力，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都可以买得起住房。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买一幢单家独户的住房比租公寓楼还要便宜。

1935年4月14日，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袭击堪萨斯州西部的一个小镇。这一天在美国西部被称为"黑色星期天"。

罗斯福在白宫头两年中的其他重要措施还包括推动废止禁酒令的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的批准；建立负责监管全国广播频道和电话通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及建立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负责管制股票和债券市场。总之，第一个新政是由一系列的实验所构成的，有的实验是成功的，有的则不成功。这些实验性的政策转化了联邦政府的功能，建立了许多通用设施，为数百万需要救助的人提供及时的援助。然而它们并没有能够终止大萧条，1934年结束时，还有1000万人，或美国劳动力队伍中20％的人，仍然处于失业状态。

法院与新政

1935年，联邦最高法院仍然掌握在保守的共和党大法官手中，他们坚守19世纪那种将自由理解成为契约自由的信念，开始否定新政的立法。首先遭到否定的是全国复兴管理局，在5月审理的一桩由布鲁克林的谢克特家禽公司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例中，该局被宣布为违宪。这家公司被复兴管理局指控违反了鸡肉生产行业制定的规则。在一致同意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宣布全国复兴管理局是非法的，因为该局制定的行业规范和管制条例将立法权交给了总统，并企图管制那些并未进入州际商业渠道的地方商业。1936年1月，在美国诉巴特勒案（U.S. v. Butler）的判决中，农业调整法也遭到否决，最高法院宣布该法是国会立法权对地方经济活动的一种违宪性的使用。6月，大法官们以5对4的判决宣布，纽约州不能立法建立妇女和童工的最低工资制。

第一个新政未能终止大萧条，也未能赢得司法部门的认可，最终不得不停止。与此同时，来自华盛顿之外的压力不断增长，迫使政府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

来自基层的反抗

劳工大暴动

20世纪30年代中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大工业领域中的数百万工人被动员和组织起来，这些工业曾一度成功地阻止了工会在其中的生存和发展。"劳工大暴动"------人们对这一时代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劳工激进主义活动的称呼------的来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从前的经济萧条，如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带给劳工运动的是致命的打击。与过去不同的是，联邦政府看上去好像站在了劳工一边，这种立场在1935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和瓦格纳法（将在后面讨论）中体现出来，后者赋予了工人们组成工会的法定权利。随着欧洲移民人数的减少，工人内部的族裔差别不再占据重要的位置。美国出生的新移民后代此刻成为了工业劳工队伍中的主力军，工会的组织者无须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那样向工人们发放各种语言写成的工会材料。一个由激进劳工领袖组成的干部队伍从20世纪20年代的镇压中存活下来，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具有长期的组织工作的经验。他们为劳工运动的复兴提供了领导力量。

一群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人在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地方总部门外的合影，由阿诺德·鲁斯斯坦（ArnoldRothstein）摄于1939年。

新政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工厂如同一个个专制政府的缩影，工会的存在寥若晨星，工人可被监工任意殴打和随意解雇，工厂的管理阶层掌握决定工作日长度和组装线速度的大权。在全国的工业城镇和社区中，地方政府坚定不移地站在公司一边。"在迪尤肯（Duquesne），就是耶稣基督也不能为工会说情，"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钢铁工业城镇的市长这样宣布说。20世纪30年代，工人们的要求不再局限于较高的工资待遇。他们要求停止雇主在工厂拥有的任意性权力，要求拥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包括组成罢工纠察线的权利、散发传单和材料的权利以及召集会议讨论他们冤情的权利。所有这些目标都需要资方对工会予以承认。

罗斯福当选总统重新点燃了一些人心中的希望之火，用一位致信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的工人的话来说，这些人自称是"经济萧条的奴隶"。罗斯福的就职演说招致了言辞尖锐的信件潮水般地涌向联邦政府，这些信件描述了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制糖工人所称的许多工人所处的"可怕和非人的境地"。劳工组织者也大量传播这样的观点："我们的先辈曾经奋斗的政治自由"已经被"经济不平等和工业暴政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是自由的美国人，"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宣称道，"我们将使用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来组织一个伟大的工会。"

1934年，劳工大暴动爆发，这一年见证了至少2000多次罢工事件的发生。许多的罢工导致了工人与地方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在俄亥俄的托莱多市，1万名罢工的汽车工人包围了莱特电力工厂（ElectricAuto-Lite），抗议工厂管理者招聘罢工破坏者来夺取他们的工作，结果导致工人们与警察和州国民警卫队之间一场长达7小时的激战。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个由商业家组成的名为公民联盟的组织控制了市政府，由卡车工人领导的一场长达4个月的罢工导致了街头激战，州长不得不宣布实施戒严法。旧金山经历了自1919年以来的全国第一次总罢工。罢工是由充满激情的共产党人哈利·布里奇斯（HarryBridges）所领导的码头工人集体停工开始的。工人们要求承认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终止遭人痛恨的"现场挑选工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码头工人必须每天集合，等待工作的分派。1934年还见证了从新英格兰到南部腹地各州内约40万纺织工人举行的大罢工，他们要求承认纺织工人联合工会。许多罢工活动，包括在托莱多、明尼阿波利斯和旧金山举行的几次，工人们都至少赢得了部分的成果，但纺织工人的罢工则以失败告终。

产联的崛起

劳工抗议的兴起对美国劳联形成了一种挑战，该组织的传统政策只是动员和组织熟练技术工人------例如，焊接工或机械修理工等------而不是寻求将某个产业内（如钢铁制造业）的所有工人一律组织起来。1934年，34名劳联领袖发出呼吁，要求创立包括所有产业工人的联合工会。当1935年的劳联大会拒绝这一呼吁时，煤矿工人联合工会的领袖约翰·L.刘易斯（JohnL. Lewis）带领一些代表退出大会，这些退出劳联的工会组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产联开始着手在美国经济的主要产业中组织工会。刘易斯说，它的最低目标是为美国工人争取对"经济自由和工业民主"的保障------即工人们能够公平地分享到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能够在决定自己工作环境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声音。

1936年12月，汽车工人联合工会（UAW）作为羽翼未丰的产联工会发起了静坐罢工的斗争方式，这种方式最初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在30年前首先采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抗议战术。它的做法是，工人们不再离开工厂、给厂方制造将罢工替代者带进工厂的机会，而是就地停止工作，并继续留在工厂内。在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第一次静坐罢工中，有7000名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成功地控制了位于克利夫兰市的费希尔车体工厂。随后，静坐罢工迅速向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各工厂蔓延，这里是汽车制造业的神经枢纽。当地方警察企图用暴力夺回弗林特的工厂时，工人们将他们击退。州长弗兰克·莫非（FrankMurphy）是民主党人，曾在竞选中获得产联的有利支持，此刻他宣布不愿使用武力来降服罢工工人。罢工工人也展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团结精神。他们保持着工厂的整洁，给停止运转的机器加油，解决内部的纠纷，准备自己的饭食，并举办以劳工歌曲为主题的音乐会。工人们的妻子来回向工厂运送食品。"他们将原本是他们地狱的地方变成了天堂，"一位新闻记者写道。2月11日，通用汽车公司同意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进行谈判。对工会抱有深厚敌意的亨利·福特直到1941年才首次签署了劳工权益合同。然而，1937年底，汽车工人联合工会宣称已经拥有了40万工会成员。

汽车工业的工会胜利给整个美国工业界带来了极大的震荡。钢铁工人曾在争取组织工会的斗争中遭受过令人难忘的失败，其中1892年的霍姆斯特德罢工和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的失利尤其引人注目。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是美国最重要的商业公司，拥有一个巨大的工业帝国，其工厂和商业分布在好几个州的范围内，雇佣20万以上的工人，但它同时也是最顽固地抵制工会组织运动的美国企业之一。1937年，该公司担心静坐罢工有可能发生，并意识到它不再能够继续指望州和联邦政府的帮助，于是同意对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SteelWorkers Organizing Committee）予以承认（该组织后来成为美国钢铁工人联合工会的前身），但一些小钢铁公司拒绝跟进。1937年国殇日那一天，位于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的保安和当地警察向正在举行野餐会的罢工工人开枪，打死了10人。直到1942年，该钢铁厂才签署了承认工会的劳工合同。

1937年，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工厂工人在举行静座罢工。

至1940年，全国工会成员的总数已经达到了900万人，比1930年时翻了一番。工会的出现，一位纽约市公交工人组织的成员说，使得工人们敢于理直气壮地"去面对我们的老板，与他们像人一样地交谈，而不是......像奴隶一样"。工会通常要求而且能够赢得在工作场所管理方面的发言权，包括拥有对工作量、工作速度以及新技术的引进提出质疑的权利。他们也获得了新的就不公正待遇提出申述的程序，赢得了在监管、雇佣、解雇和晋升等方面的以资历为基准的用人制度。产联工会帮助稳定了混乱的就业形势，为其成员提供了一种尊严和自由的意识。

劳工与政治

在整个工业中心地带，劳工运动的高涨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权力的均衡，将劳工组织提出的追求一个更为公平、更为自由和更为平等的美国的目标提到了政治的前沿。与一向对政府干预劳资关系抱有敌意的劳联不同的是，产联提出了一整套政府行动的方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保障美国人免受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困扰，包括提供公共住房、全民医疗健康保障以及失业与老年保险金制度。

20世纪20年代有一种十分盛行的观点------即繁荣的关键在于保持一个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美国生活标准------产联的领袖们使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大萧条发生的原因，即大萧条是因财富和收入的极度不平衡所导致的结果。他们认为，工会的任务是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提高工人的工资和重新分配财富，从而"创造出消费者的要求"。只有这样，美国社会才能吸纳从现代组装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1937年，由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的史无前例的协议展示了"一种与美国生活标准相吻合的工资定额"。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新政改革者接受了"消费不足"理由对大萧条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消费者需求的不足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大幅度提高靠工资为生的人在全国收入中所分享的份额。

抗议的声音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其他群众运动也将经济正义的问题提到了政治议事日程之上。1934年，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以终结加利福尼亚贫困运动（EndPoverty in California）领袖的身份在加利福尼亚赢得了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提名。辛克莱呼吁启用闲置工厂和土地来创办合作式投资行业，为失业工人创造工作机会。但他在竞选中遭受正在出现的"负面"媒体报道的攻击而失利。辛克莱的对手四处散发一段新闻纪录片，片中显示大批的失业者正涌入加利福尼亚州，前来支持他的竞选。他的对手还散发了一份伪造的美国共产党支持他竞选的声明。

休伊·朗（HueyLong）上升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进一步说明人们对速度迟缓的经济复苏普遍感到不满。朗的政治生涯包含了多种传统，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的传统（他的家乡维恩教区曾将选票投给这两种作为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和该州并不民主的政治传统。在强烈的个人政治野心和提高本州"普通人民"地位愿望的共同驱动下，朗在1928年赢得了州长职位，并在1930年赢得了联邦参议员的席位。他虽然人在华盛顿，但却控制了州政府的各个部门。他使用自己专制性的权力，推动修建公路、学校和医院的项目，并提高了路易斯安那州对境内石油公司的征税标准。

作为20世纪美国政治最色彩斑斓的人物之一，朗被他的仰慕者和批评者同时称为"霸王鱼"。1934年，他发起了"分享国家的财富"运动，打出"人者皆王"的口号。他呼吁没收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大部分财产，用这笔钱来为所有美国公民提供一笔数目为5000美元的即刻赠款，并保证每人都有一份担保的工作和一份年度收入。朗这样来解释他的目标："让我们一起来拆掉这些大堆的黄金，直到人人都有一份真正的工作，不是那种像一块儿微不足道的腊肉骨头或像一粒豇豆一样不起眼的工作，而是一份人人都有的真正的可以放心花钱的工作，让人买得起牛排和调味肉卤......车库里停放着福特牌的各式汽车......红色的、白色的和蓝色的。"朗声称拥有500万人的追随者。1935年，就在他即将宣布竞选总统时，他遭遇暗杀而身亡，暗杀者是一个败在他手下的政客的儿子。

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誉为"收音机牧师"的查尔斯·E.库格林（CharlesE. Coughlin）同样也吸引了数百万的听众，他的每周广播猛烈地抨击了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和贪婪成性的资本家们，呼吁采取政府拥有关键产业的做法来抗击大萧条。库格林最初是罗斯福的强力支持者，但后来成为总统的批评者，指责新政未能推动社会正义。他的征伐后来将转向到反犹太主义和支持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方向上去。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外科医生弗朗西斯·汤森（FrancisTownsend）也提出了一项广受欢迎的方案：政府向每位老年美国人每月发放200美元的收入，但要求他们把这笔钱立即花掉。他解释说，这样做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1934年底，汤森俱乐部拥有了200多万会员。这些影响广泛的表达大众不满情绪的迹象，与产联的兴起一起，促成了第二个新政的降生。

第二个新政

有几个原因促使罗斯福在1935年发起了第二个新政，包括最初的引领国家走出大萧条困境政策的失败、民众日益高涨的要求获取更大经济平等的呼声，以及民主党人在1934年中期选举中的胜利。第一个新政致力于经济复苏，第二个新政的目标则是经济保障------即保障所有美国人不受失业和贫困的困扰。"伙计们，"罗斯福负责救助的执行长官哈里·霍布金斯对他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大有作为的时刻。我们现在拥有了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一个［公用］设施项目、一个社会保障的法律、一个规定工资和工时的法律、所有的一切------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放手搏一把，否则，时不再来。"

在他们各自的宣传中，休伊·朗、弗朗西斯·汤森和产联已将消费需求的缺乏是大萧条发生的原因这一观点广为传播。到1935年，越来越多的新政改革者得出结论说，政府不应继续争取商业的复苏，而应想办法对国家收入进行再分配、以保证消费者经济中拥有一个可持续的大众购买力。1935年出台的一系列措施直接针对需求疲软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国会对大宗财富和大公司的利润征收被广泛宣扬的税收------这是对休伊·朗的极受欢迎的"分享我们的财富"运动所做出的直接回应。国会创建了乡村电力化管理局（RuralElectrification Agency, REA），负责将电力送入尚未通电的家庭------1934年时，80％的农场尚未通电------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促使更多的美国人购买家用电器设施。

乡村电力化管理局后来成为第二次新政中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到1950年，美国90％的农场都铺设了电线，接通了电源，几乎所有的农场都拥有了收音机、电炉、冰箱和用于挤奶的机械设备。此外，在第二个新政期间，联邦政府力图推动土壤保护和家庭农业耕作。这项努力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只要农场主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人，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获得繁荣；乡村地区的贫困主要源自未能有效地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农场主们因此能够从联邦政府那里接受资助，用于减少各自农场的土壤流失。联邦政府同时也购买了大量的位于边缘地带的和被腐蚀掉的土地，将这些农场土地转换成为国家牧场和国家公园。政府还鼓励使用具有环保意识的农业耕作技术。这些措施（如同农业调整法一样）的主要受惠者是拥有土地的农场主，而不是分成租佃制下的农民、佃农或流动农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第二个新政未能阻止农业走向大农场化和农场主人数减少的趋势。

公用事业振兴署与瓦格纳法

1934年，罗斯福已经大大削减了人们需要的联邦工作机会。此刻，他批准建立了公用事业振兴署（Works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1943年该署结束运行时，它一共雇佣了约300万来自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在哈里·霍普金斯的指导下，公用事业振兴署改变了美国的地理面貌。它建造了公共建筑、桥梁、50万英里以上的公路和600座飞机场。它修建了运动场馆、游泳池和下水道污水处理工厂等。与先前的救济工程项目不同的是，公用事业振兴署雇佣了许多失业的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士，甚至包括医生和牙医在内。

最有名的公用事业振兴署的项目也许是在艺术领域内。振兴署派出成千上万的艺术家，用他们创作的壁画来装饰公共建筑。它雇佣了历史学家来整理和写作地方史，制作48个州的指南手册，记录普通美国人的个人回忆，包括数百名从前的奴隶。联邦戏剧项目推出各种戏剧，包括全部由黑人演员出演的《麦克贝斯》和辛克莱的剧作《决不能在这里发生》（ItCan't Happen Here），后者是关于法西斯主义降临美国的剧作。联邦音乐项目建立了交响乐团和合唱队，联邦舞蹈项目自出了芭蕾和现代舞蹈等项目。由于公用事业振兴署的工作，全国的观众第一次欣赏到了现场演出的音乐和戏剧节目，也第一次有机会观赏到美国艺术的展现。同在1935年，国会创立了全国青年事务局，为美国少年提供救助。

第二个新政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立法是瓦格纳法，在当时以"劳工的大宪章"（指自由发展史上的一个早期重大事件）而闻名。该法授权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监督雇员选举工会代表的选举，从而将民主带入到工作场所之中。该立法的主要动议者是来自纽约的罗伯特·瓦格纳（RobertWagner）。他对参议院说，工人通过集体谈判而凝聚力量的能力代表了"美国自由的演进"的"下一步"。他也保证，工人的组织化和较高的工资将刺激普通美国人的购买力，从而推动经济复苏。

美国式福利社会

第二个新政的核心内容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它代表了罗斯福的信念，即联邦政府负有保障普通美国人享有物质上的小康生活的责任。它创立了包含失业保障、养老金和对残疾人、贫困老年人和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进行救助在内的一整套制度。

所有这些都不是原创性的思想。1912年的进步党竞选纲领已经提出建立养老金制度。对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进行救助的思想来自母亲权益改革者曾推动的母亲辅助金项目。许多欧洲国家已经采用了全国性的失业保险项目。但它的创新之处在于，美国政府将以提供经济保障为名，不仅监管临时的救助，而且也将监管永久性的社会保障体制。

社会保障法开启了美国式的福利社会------这个词最初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指一种为所有公民提供收入支持、健康保险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制度。该法展示了第二个新政所推进的范围和局限性。美国式福利社会的设计与从前的政府政策自然是大相径庭，但与当时欧洲的类似制度相比，它却是一种极度分权式的制度，牵涉到两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而且覆盖的公民人数相对较少。例如，社会保障法的原始提案曾设想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保健制度。然而国会在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Medical Association）的疯狂反对下放弃了这一设想，医学协会害怕政府会因此管制医生的活动和收入。

社会保障制度

一些新政改革者希望建立一个由联邦政府统一税收金额支持的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仅拥有一套享有保障的资格审查标准，并由联邦政府官员来实施资格审查。然而，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与国会的其他有权势的议员却希望将救助交由州和地方政府来管理，并认为工人们应该为他们自己的福利花费作出直接的贡献，而不是由政府的总财政来支付。他认为，缴纳社会保障税将给予纳税人领取他们的养老金和失业福利的"一种法律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任何未来的国会都不能够收回的。

其结果是，社会保障制度以一种杂交方式出现，同时包括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控制和资格标准。老年养老金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它的资金来自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税收。同样的税收也被用来支付失业者的救助金，但这项计划却主要由地方政府掌控，各州拥有大量权力来决定福利发放的等级。各州在名为"未成年儿童救助"项目的指导下，支付直接贫困救助的大部分费用，但资格和资金支付的标准在各地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同后面将会讨论的，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操作以及家庭佣人和农业工人均不为失业和老年福利所覆盖这一事实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将大量的美国人排除在外，尤其是妇女和非白人。

然而，社会保障制度代表了政府在功能上与传统做法的一次巨大的分道扬镳。第二次新政转换了联邦政府与美国公民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以前，全国性的政治辩论经常围绕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问题。在新政之后，辩论集中在联邦政府应该如何干预的问题上。此外，政府应承了一项责任，即保证所有美国人拥有一份生计工资，保护他们遭遇经济和个人不幸时能得到救助；自此联邦政府从未彻底放弃过这项责任。"自由放任已经寿终正寝了，"沃尔特·李普曼写道，"现代国家已经开始对现代经济负起责任来了，承担起保障自己人民生活标准的任务。"

对自由的清算

用一位作者的话来说，大萧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场"对自由的清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罗斯福宣称道，"生活不再是自由的；自由也不再是真实的；人们不再能够去追求幸福。"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自由的书籍和论文。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理所当然地需要一个新的定义。在一本名为《自由者的土地》（TheLand of the Free）书中，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McLeish）使用处于贫困之中的移民和分成租佃农民的照片来质疑困难时期的自由的现实。"我们曾对自己说，我们是自由的；"他写道。现在，"我们却怀疑，自由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或者，是否还有其他的东西可被不同的人称之为自由。"

如同内战一样，新政对自由思想的重新定义也是与扩大国家政府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民主，"著名的天主教社会评论家约翰·A.瑞安（JohnA. Ryan）写道，"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在其中最急切的口号不是政治自由，而是社会和产业自由。"在瑞安的影响下，全国天主教福利联合会（National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在1935年宣布"社会正义"要求政府保障继续就职和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小康生活和足够的经济安全感"。《财富》杂志在193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回答问卷的穷人中有9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障"每一个想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工作"。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自由的思想

除了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之外，罗斯福也是一位政治交流和沟通的大师。当时，他的政治对手控制了大多数的报纸，他启用无线电收音机的威力，将他的声音直接送进美国人家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2/3以上的美国家庭都拥有收音机。他们如饥似渴地通过收音机收听罗斯福的讲话，这些讲话以"炉边谈话"而闻名于世。

罗斯福十分熟练地启用传统价值观来支持新的政策。他赋予了"自由主义"一词一种现代的定义。19世纪，自由主义是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缩写。罗斯福有意识地选择它来描述一种大型的、能动主义式的、具有社会意识的国家。他将"自由"这个词从保守派手中夺回来，将其变成一个支持新政的口号。在他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将他自己的"自由"定义------即"普通人拥有的更大的安全感"------与早期的为"少数特权阶层"利益服务的签约自由的概念并列在一起。因此，罗斯福将始终把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联系起来，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当成自由的最大敌人。如果它的公民不能"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标准的话"，他在1938年宣称说，"一个民主制度的自由"将不会是安全的。

即便在罗斯福启用这个词来支持新政的时候，"自由"------指从强权政府中获取自由------变成了他的对手们的战斗口号。对新政最主要的抨击是，它的"无所节制的政府开支"破坏了财政责任制，它的新政府管制条例限制了美国自由。1934年，当保守的商人和政客组织起来，动员反对新政的力量时，他们把自己的组织称为"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Liberty League）。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RobertTaft）指责罗斯福在"改善穷人处境"思想的误导下牺牲了"个人自由"。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展开，新政反对者对自由语言的使用注入了越来越大的激情。美国商会指控罗斯福企图将美国"苏维埃化"。尽管他自己的政府早已在经济危机面前抛弃了自由放任，前总统胡佛对他的继任者的抨击更为猛烈，指责他对"基本的美国自由"造成了威胁。在《对自由的挑战》（1934）一书中，胡佛把新政称为"对整个自由精神的最让人目瞪口呆的侵犯"。

1936年总统选举

到1936年时，工人阶级选民为民主党提供了压倒性的多数力量，大大小小的商业势力却因新政而与该党纷纷地疏远了；在新政时期，政治上的阶级划分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彻底。不同的自由观也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之中。《新共和》杂志的主编乔治·索尔（GeorgeSoule）写到，美国人面临"两种对立的关于自由概念的体系"，反映出"人口中两个对立［部分］的不同需求与目的"。一种是"为私营企业的自由"服务的思想，另一种是以基于"一种平等分享财富"思想之上的"社会化的自由"。

争夺对"自由的理想"的拥有权，《纽约时报》报道说，逐渐成为1936年总统大选的中心问题。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坚持认为，在一个现代经济中，政府负有建立一种"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的民主"的责任。在他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罗斯福对"经济保皇派"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指责这些人企图在"普通人"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暴政。经济权利，他接着说，是自由的先决条件------贫穷之人"不是自由之人"。在整个竞选中，罗斯福将始终强调，由大公司的"新专制主义"对经济自由构成的威胁是竞选的主要议题。

共和党选择堪萨斯的州长阿菲尔德·兰登（AlfredLandon）作为罗斯福的对手。兰登曾是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进步党的成员，他将社会保障和其他新政立法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而统统加以反对。对新政的反对为后来以坚持自由市场和摧毁福利国家为宗旨的反政府保守主义的盛行播下了种子。然而，1936年罗斯福以60％民选票的优势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除了缅因和佛蒙特州之外，他赢得了其他所有的州。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和几乎整个商业界都大力支持共和党的情况下，罗斯福的胜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成功基于组织起来的劳工的强力支持，也归功于他将南部白人与北部的黑人选民、新教徒农场主、都市天主教徒、犹太族裔、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住房拥有者等联合起来的能力。这些群体构成了所谓的"新政联盟"，它将主导未来近半个世纪的美国政治。

法庭斗争

罗斯福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是第一次在1月20日发表的总统就职演说。为了减少当选总统等待就职的时间，新近批准的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将总统就职日从3月4日向前移动。罗斯福呼吁全国加倍努力来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他承认，大萧条还没有被制伏："我看到全国有1/3的人仍然处于没有良好的住房、衣不蔽体、营养不良的境地当中。"受到连任成功的鼓励，罗斯福此刻对政治形势做出了一个在许多人看来是极为错误的判断。他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几名大法官年龄太大不能行使职责为由，提出总统应该有权在一名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年满70岁之后任命一位新的大法官（当时任职的9名大法官中有6名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当时罗斯福的目标是为了改变最高法院中的力量对比，他担心最高法院会否决社会保障法、瓦格纳法和第二个新政的其他立法。

罗斯福的提议招来了大量的批评，批评者指责总统有意成为专横跋扈的独裁者。国会也对此予以否决。然而罗斯福却达到了他秘而不宣的目的。如人们有时所判断的，最高法院往往以选举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走向。1936年罗斯福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改组法院"的威胁导致几名扮演关键角色的大法官们做出了出人意外的变脸行动。从1937年3月开始，联邦最高法院突然表现出一种新的、支持联邦和州政府管制经济的意愿。它支持华盛顿州的一项规定最低工资制的法律，该法律与它在一年前予以否决的一项纽约州法十分雷同。它将所有对社会保障法和瓦格纳法的挑战一律束之高阁。在后来的案例中，最高法院确认了联邦政府有权管制工资、工时、童工的使用、农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

在宣称一项新的司法意义上的自由定义时，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Evans Hughes）指出，"自由签约"一词并没有在宪法中出现。但"自由"一词却在宪法中出现，休斯继续说，自由要求"为人民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提供法律的保护，不让它们受到邪恶势力的侵犯"。最高法院愿意接受新政的做法代表了司法政策上一种永久性改变的开始。1937年之前，大法官们曾宣布几十项经济管制法是违宪的，在这之后，他们很少这样做过。

第二个新政的结束

即便在最高法院宣布结束对罗斯福政策继续挑战的时候，第二个新政的动力也已经开始衰减。193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住房法获得通过，开创了第一次由联邦政府出面主持的、为最贫困的美国人建造住房的努力。但公平劳动标准法法案（FairLabor Standards Bill）酝酿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未能提交到国会。1938年，这项法律最终为国会所通过，它禁止童工生产的商品进入州际商业领域，规定每小时40美分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对周40小时工时规定之外的额外工作时间支付超时工资。作为新政的最后一项主要立法，它建立起了联邦政府对工资和工作环境进行监管的实践，这是与大萧条之前的政府政策的又一种明显分离。

1937年同时也遭遇了一次剧烈的经济滑坡。当1936年经济情况好转的时候，罗斯福曾减少了用于支持农场补贴和公用事业振兴署救济工作的资金。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随着政府开支的减少，商业投资、工业生产和股票市场统统出现跌落。1937年初，失业率仍然高达14％，到年终的时候，更是上升到将近20％。

1936年，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学家对平衡预算神圣性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大规模的政府开支，他认为，对于在经济衰退时保持购买力和刺激经济活动是必要的。政府应该实施这种开支，即便需要付出预算赤字（即政府的开支大于自己的收入）的代价。到1938年时，罗斯福已经在遵循这道后来被称为"凯恩斯经济学"的药方。4月，他要求国会提供数十亿之多的额外工作救济和农业补贴资金。当年年底，眼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1937---1938年的事件却代表了新政哲学的主要转向。新政不再采用1933---1934年有计划经济的做法，也不再采用1935---1936年经济再分配的做法，此刻，公共开支成为政府抗击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第二次新政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改革的局限

罗斯福把第二个新政，尤其是社会保障，设想成一种自由内容的扩展，即把政府向那些范围广泛的、需要帮助的美国人群体------包括失业者、老年人和没有自立能力的人在内------提供帮助看成是美国公民资格的一项权利，而不是一种施舍或特权。但政治现实，尤其是关于性别的传统偏见和南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的现实所夹带的力量，却大大影响了立法的起草过程。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对于新政具有非常不同的体验。

新政与美国妇女

新政将妇女以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数量带入到政府之中。一群聪明能干的妇女，如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等人，是总统的顾问，直接参与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她们中最为著名的是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Roosevelt）。她是罗斯福的远房表亲，1905年与罗斯福结婚。她改变了"第一夫人"的角色，将这个并无官方责任的职位转换成为一个具有发起政治行动功能的基地。她前往全国各地，就公共问题发表演说，还为一家报纸写作专栏，并有时在其中对她丈夫的政策表示异议，还努力将新政的范围扩展到民权、劳工立法和工作救济等方面。

尽管新政增加了妇女在全国政治中的曝光度，但组织化的女权主义本来在20世纪20年代就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此刻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却消失了。事实上，大萧条激发起许多妇女要求自身从劳工市场退出、为失业的男人让出位置的呼声。因为大萧条对工业就业的打击大于对以妇女雇员为主的低工资文职行业和服务业，妇女在就职队伍中的比例不降反升。政府企图扭转这种趋势。1932年的经济法禁止已婚夫妇两人同时拥有联邦政府的工作职位。在这项法律于1937年被废止之前，它导致许多妇女文职人员因丈夫在联邦政府中工作而被解雇。许多州和地方政府禁止雇佣那些其丈夫可以挣得一份"生计工资"的妇女，从银行到公立学校等用人单位都禁止雇佣已婚妇女。尽管产联也将妇女工人组织起来，但它同样对妇女应依赖男人的支持的思想表示赞同。"一个丈夫有工作的工作妇女，"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一位副会长说，"应该被禁止进入工业领域。"

大多数新政项目并没有将妇女排除在外（尽管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的营地只限于雇佣男性）。男人当家的家庭模式概念却有力地左右了社会政策的制定。从工资中支付税收使纳税者有资格享受最为慷慨的社会保障项目------老年养老金和失业保障------但这些项目却没有覆盖大多数的妇女，因为她们没有在自己的家庭之外工作。社会保障法也将300万主要由女工组成的家政服务工人彻底排除在外。"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被完全忽视了，"一位家政服务业工人的妹妹对劳工部长珀金斯这样抱怨说。"有谁过问过那些在私人家庭和私人机构中工作的可怜的佣人呢？你为她们做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做。"

南部的否决

罗斯福将联邦政府变成所有人的象征性代表，包括那些通常为先前的政府所忽视的种族和族裔群体。然而，所谓"坚固的南部"（SolidSouth）的势力却将新政福利国家的政策演变成为一种白种美国人的权利。在南部黑人20世纪初丧失选举权之后，民主党人一直在这一区域享有一种政治垄断权。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周而复始地被连选连任。由于选举结果早已事先决定了，许多白人连票也懒得去投（在1920年的选举中，只有20％的合格南部选民参加了投票）。但这个微小的选民群体却对全国政策具有巨大的影响。国会各委员会的主席职务是由议员的资历------即一个议员在国会任职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从1933年民主党人夺得国会的控制权开始，南部人控制了关键的国会领导者席位。尽管他在人民中名望很高，罗斯福却认为，如果他希望国会通过新政立法，他不能去挑战南部民主党人的势力。在南部议员的坚持下，社会保障法将农业和家庭佣工排斥在覆盖的范围之外，而这正好是黑人就职人数最多的两大行业。

罗斯福虽然声称社会保障法的普遍性，但全面覆盖的主张却是由政治左派和黑人组织提出来的。明尼苏达的国会议员欧内斯特·伦丁（ErnestLundeen）在1935年曾提出一个法案，主张建立一个由联邦控制的、专门负责管理所有种类的工资工人的老年、失业和健康福利的机制，并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单身妇女家庭提供资助。一些黑人组织，如都市联盟（UrbanLeague）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竭力支持伦丁的法案。它们不遗余力地展开游说，敦促建立一个能帮助农业和家政工人得到失业和老年福利并能建立起全国性救济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最终变成法律的是社会保障法，而不是伦丁的议案。社会保障法的局限性，如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PittsburghCourier）所抱怨的那样，反映出"南部的反动分子根本无法接受黑人领取养老金和补助金的主意"，他们害怕将黑人工人包括在社会保障之内会扰乱南部地区的低工资式的、以种族为界的劳动力制度。

福利的污名

因为"南部的否决"，绝大部分黑人工人被局限在新福利国家中最不慷慨和最易受到伤害的一翼中。由社会保障法建立的公共救助项目主要是资助未成年儿童和贫穷老人的，但也对所有自证需要财政救助的美国人开放。这些项目的福利标准定得很低，而且授权州政府来决定接受福利的资格标准，包括由地方政府定义的"道德"行为。其结果是，公共资助项目公然允许在分配福利时进行大面积的歧视。因为接受这种福利的人并不缴纳社会保障税，他们很快背上了依赖政府资助为生的污名，受人鄙视，而这种类型的政府资助也很快以"福利"而闻名。

1942年，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NationalResources Planning Board）注意到，由于那些"在相对有利条件下发放资助"的项目将黑人排斥在外，他们被迫不合比例地依靠福利而生活，而这种福利项目的名声通常并不好听。这份报告指出，这种情形无疑让黑人背上了接受并非自己挣来的政府资助的污名，福利因而也被扭曲成一种专门为少数族裔设立的项目，从而使这个项目被永久性地贬到资格不足的"资助的标准"地位之中。长期以来，事情正是如此发生的，直到在比尔·克林顿任职期间，联邦政府在1996年终止了提供福利的责任时为止。

印第安人的新政

总的来说，对美国的少数种族和族裔群体而言，大萧条和新政具有一种充满矛盾的影响。在印第安人事务署署长约翰·科里尔（JohnCollier）的领导下，该署发起了一场"印第安人的新政"。科里尔终止了强制性同化政策的实施，赋予印第安人前所未有的文化自治。他取消了旨在根绝印第安人儿童部落传统的寄宿学校体制，代之以设立在印第安人保留地上的学校，并大幅度地增加了在印第安人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他成功推动了1934年印第安人重组法的通过，结束了自1887年道斯法时代开始的将印第安人土地分割成供单个家庭耕种的小块、然后将剩余土地出售的做法。联邦政府再一次承认，在除联邦法律明确限制的范围之外，印第安人拥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联邦的限制却对印第安人部落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纳瓦霍人就拒绝配合联邦重组法的实施，以此来抗议联邦政府的一项土壤保护项目，因为该项目要求他们减少饲养牲畜的数量。

新政标志着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政策最为激进的转向。但那些极为贫困的保留地上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新政的项目往往也忽略了印第安人的利益。哥伦比亚河上大古力坝的建设冲刷掉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这些都是印第安人祖祖辈辈从事狩猎和打鱼活动的地方。但联邦政府并没有将水利资源送到这一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之上。

新政与墨西哥裔美国人

对于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大萧条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随着对他们劳力需求的下跌，有40万人以上的人（墨西哥裔人口的1/5）返回到墨西哥，有些是自愿离开的，有些则是在西南部地方官员的强烈催促之下离开的。大部分被"鼓励"离开的人是近期的新移民，他们中间包括了大约20万墨西哥裔美国儿童，他们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其实是美国公民。留下来的大部分人则在加利福尼亚的蔬菜和水果田野的肮脏环境中工作，这些公司化的农场从新政的大坝建筑工程中获益甚多，大坝工程为它们提供了用于灌溉的廉价电力和水资源。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的覆盖范围并不包括农业工人。当工人们企图加入这一时期的劳工抗议浪潮、组织自己的工会时，他们被凶狠地镇压了。在1939年出版的《田野里的工厂》（Factoriesin the Field）一书中，凯里·麦克威廉斯（CareyMcWilliams）揭露了流动劳工所遭遇的低工资、拥挤不堪的住房和政治迫害等状况，但新政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减轻这些压迫。

雇佣在后，解雇在先

作为"最后被雇佣、最先被解雇"的人，非裔美国人是大萧条的最大受害者。即便那些得以保留工作的人此刻也面临来自失业的白人的竞争，白人原来并瞧不起搬运工和餐馆侍者之类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出一倍，黑人也不成比例地接受了政府直接救助，并尤其在北部城市获得了新政公用事业项目提供的工作机会。20世纪30年代，哈莱姆半数以上的家庭都在领取公共救助。

大萧条将经济生存的问题提到黑人议程的首要位置。哈莱姆举行了群众游行，要求获得在附近的白人商店中工作的机会，游行者打出"不在自己不能工作的地方购物"的标语。杜波伊斯抛弃了追求种族融合的早期目标，认为在可见的未来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他写到，黑人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民族中的民族"。他号召黑人组织起来，通过在隔离的社区内建立起独立的、合作式的经济来求取经济生存，并控制他们自己的分离的学校（他的这个立场使人想起他在早先时候曾抨击过的布克尔·华盛顿的立场）。

为黑人的新政

尽管罗斯福看上去对种族关系或公民权利并没有什么兴趣，但他任命了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MaryMcLeod Bethune）担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顾问，贝休恩是一位杰出的黑人教育家。罗斯福还任命了一批黑人担任重要联邦政府的职务。他内阁中的关键成员，包括他的夫人埃莉诺和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基斯（他曾担任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芝加哥分会的主席）在内，将全国的注意力指向种族隔离、解除黑人选举权以及私刑等充满非正义行为的问题上。1939年，当美国革命之女组织拒绝让黑人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MarianAnderson）在华盛顿的宪法厅开音乐会时，埃莉诺·罗斯福宣布退出该组织。总统夫人安排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前面的阶梯上举行演唱会，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转播。

1939年，当美国革命之女组织禁止她在宪法厅演出后，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演唱。

因为新政，贝休恩宣称说，"新的一天"开始展露曙光，黑人终于有希望最终抵达"自由的应许之地"。这十年见证了黑人投票模式的转换。在黑人可以投票的北部和西部，黑人在1934年和1936年抛弃了他们对林肯和解放奴隶的政党(2)的忠诚，选择了民主党和新政。然而，他们希望广泛改变美国种族制度的期望很快落空了。虽然黑人和他们的白人盟友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但南部国会议员还是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联邦反私刑法的通过。罗斯福在这方面也没有施以援手。"我没有挑选我必须用于工作的工具，"他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沃尔特·怀特说到；他不愿得罪国会中的权势议员，以免因此威胁到自己的经济方案。公民资源保护队建立了实施种族隔离的营地。由于排除了农业工人和家庭佣工，社会保障法的老年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以及由公平劳动标准法建立的最低工资制度等并没有覆盖到所有雇佣黑人中的60％和80％的黑人妇女。

联邦政府的歧视

联邦的住房政策有力地强化了居住方面的种族隔离，暴露了新政自由观的局限所在。与社会保障法的情况一样，地方官员将国家住房政策付诸实践的方式强化了既存的种族界限。无论是在南部或北部，几乎所有的社区都要求，凡是由联邦政府建造或资助建造的住房必须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得克萨斯，一些社区资助兴建了三种不同的住房工程------分别为白人、黑人和墨西哥裔人）。除此之外，对那些禁止今后将房子出售给非白人买主的限制性的购房贷款合同，联邦住房事务局也毫不犹豫地予以担保，同时它拒绝为实行种族融合居住的社区提供资金。在有的情况下，一条街上只有一户黑人家庭，但住房事务局为此宣布整个一条街都超出了享受联邦抵押贷款保险的范围。这样，在私营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的歧视性做法之外，联邦政策也是美国住房种族隔离进一步体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联邦政府在用人方面实施的也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歧视性政策。直到1940年时，拥有联邦工作的15万黑人中，只有2％的人拥有办事员和清洁工以外的职位。在南部，许多新政建筑工程完全拒绝雇佣黑人。"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给了白人，什么也没有给我们，"一位密西西比的黑人1935年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新政开始南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但其中的代价主要是由黑白佃农来承担的。如同前面提到的，因农业调整法实施支付地主现金来降低棉花种植面积从而提高棉花价格的政策，使成千上万的分租制佃农被迫离开了农村。

对民权的支持最终将变成自由派资格的试金石。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人可以在支持罗斯福经济计划的同时，反对通过反私刑法，并提议将黑人工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西奥多·比尔博（TheodoreBilbo）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是新政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改革之后，那些被社会保障和其他新政计划排斥在外的人------少数种族群体、许多的妇女、流动和其他的更为弱势工人群体------才被纳入到美国福利国家中来。

一个新的美国观

如果新政未能彻底摧毁阻止非白人全面参与美国生活的那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群体却被吸收到社会的主流群体。随着天主教徒和犹太裔在罗斯福政府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新移民也成为支持罗斯福政府的一支重要选民队伍，新政使族裔多元化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1933年，意大利裔美国人菲奥雷诺·拉瓜迪亚（FiorelloLa Guardia）当选为纽约市市长，象征着新移民已经开始登上权力的舞台。尽管他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当选，但拉瓜迪亚与罗斯福密切配合，发动了他自己的一套针对住房、公园和公用事业的政府开支项目。拉瓜迪亚的项目是无数的"小新政"之一，它们将整个产业地带的族裔工人阶级选民带入各地社区的权力舞台之中。

1924年大量东欧移民中断之后，美国本土的电影、连锁店和大众广告开始大量打入各族裔社区，加上各族裔在经济危机中的共同经历，这一切都加速了20世纪30年代在这些社区出现的文化同化过程。这个过程与前些年由大公司支持的美国化运动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对新移民的子女来说，劳工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变成了一种新的美国化的载体。一个人可以完全地投身于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而不必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族裔认同。"工会主义就是崇美主义"，成为产联的一句口号。一位明尼苏达州的矿工在给劳工部长珀金斯的信中，把这个铁矿资源丰富地区工人的低工资待遇和管理阶层对工会的敌视说成是"还没有美国化"的做法。

美国共产党运动的高潮

20世纪30年代中期，左派------一个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劳工激进派和许多新政自由派人士的合称------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影响国家政治和文化的力量。产联与美国共产党一起成为集合范围广泛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集合点，这些运动推动了美国自由界限的重新划分。大萧条初期，美国共产党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充满内讧的组织，但在20世纪30年代，它却引人注目地发展壮大了。该党的成员从未超过10万人，但几次接近这一数字。

该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回应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大萧条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破产。然而，美国共产党在当时一度成为泛民主运动中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的活力------它所参与的一系列令人难以想象的广泛活动，从工业领域的工会化运动到正在复活的争取黑人民权的斗争。在"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党力图与社会主义者和新政改革者为社会改革而结盟，敦促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共产党人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EarlBrowder）甚至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美国共产党在组织结构上是不民主的，并与斯大林的苏联政权保持着密切关系，但它居然为自由在美国的扩展作出了贡献，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故事之一。美国共产党协助新政自由主义获得了一种激进的精神和一种对崇美主义更为多元化的理解。

界定"人民"

在文学作品、戏剧、电影和舞蹈中，统一战线对美国社会的憧憬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而且比带给它生命的那个政治运动延续得更为持久。在这个范围广泛的左翼文化中，社会和经济激进主义，而不是对现状的维持，成为界定真正的崇美主义的标准；族裔和种族的多元化成为美国社会的光荣与骄傲；而"美国生活方式"的内涵指的是工会主义和社会公民权，而不是对财富漫无节制的追求。20世纪2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曾将美国"人民"看成一种心胸狭窄的原教旨主义和粗俗不堪的商业主义的代表，这个词此刻被发掘出来，突然变成了民主化美德的象征。

"普通人，"罗斯福宣称说，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情感与灵魂"。20世纪30年代，那些致力于创作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的艺术家和作家们担负起描写农场主和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任务。描写人民的艺术------如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Lange）拍摄的流动劳工和分租制佃农的照片------以及由人民创作的艺术------如黑人的灵歌等------开始被看作是对真正崇美主义的表现形式。为了保存美国民间音乐，联邦音乐项目派出专人，带着录音机，四处收集民歌。电影制作业也塑造和歌颂了那些敢于并最终战胜腐败商人和政客的英雄人物形象，正如《迪兹先生进城》（Mr.Deeds Goes to Town，1936）和《史密斯先生挑战华盛顿》（Mr.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等电影所展现的。新移民，尤其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制作和编导中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但他们的电影所赞颂的不是都市的族裔社区，而是居住在小城镇中的普通中产阶级。

推进多元化

"一个新的美国概念是必要的，"激进的移民劳工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Adamic）在1938年写道。尽管新政将移民和北部黑人选民吸引到自己的政治联盟中来，但民主党对族裔--文化问题则是缄口不言，显然是担心这样的问题会重新引发20世纪20年代的分裂性纷争。然而统一战线却毫不含糊地追求这样一种思想，即美国的力量在于它所具有的多元化、宽容精神、对族裔偏见和阶级特权的否定。产联竭力推动族裔和种族包容性的思想。它坚决打破了劳联所实行的排斥性工会主义的传统。产联也接受和推崇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如在第二十章所讨论的，这个思想先前由霍勒斯·卡伦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天主教社区提出，用来作为反对强制性美国化的自卫口号。"我们是唯一将他们作为平等的人接纳进我们组织中来的美国人，"工会组织者罗斯·佩索塔（RosePesotta）写道，她在这里提到的"他们"指的是那些加入罐头食品和农业工人工会组织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统一战线文化对美国的过去提供了一幅英雄主义式的、但并非不带有批判性的画卷。玛莎·格兰姆（MarthaGraham）编导的现代舞蹈的杰作《美国文献》（AmericanDocument, 1938）是统一战线美学的杰出代表，它强调美国的民俗传统和族裔多元化的传统，以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讲作为它的历史叙述的中心。然而格兰姆并没有忽略那些被她的讲述者所称的"令我们感到羞耻的事情"，包括印第安人的流离失所和失业者的困境。面对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维克（HectorSt. John de Crèvecoeur）当年提出的老问题："谁是美国人？"格兰姆回答说：美国人不仅是中产阶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包括黑人、移民和工人阶级。厄尔·罗宾逊（EarlRobinson）的《美国民歌》（Balladsfor Americans）也是统一战线文化的典范，充分表现了美国社会中宗教、种族和族裔的多元化。这首曲子后来风靡全国，并得以在194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演奏。

挑战种族分界线

《美国民歌》的版本之一是由著名黑人演员和歌唱家保罗·罗宾逊（PaulRobeson）演唱的，该版本使这首歌跃居成为周畅销歌曲的榜首，这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谴责种族主义与真正的崇美主义互不相容的方面，统一战线文化远远走在了新政自由主义的前面。20世纪30年代，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Jewish Committee）和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联合会（National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等组织积极致力于推动族裔和宗教宽容，将多元主义（pluralism）定义为"美国方式"。然而无论是在哈莱姆，还是在东洛杉矶，美国共产党是这一时代中唯一主要的将反对种族主义作为头等重要任务的白人组织。"正是共产党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首席律师查尔斯·H.休士顿（CharlesH. Houston）说，"使得所有想成为黑人领袖的人不敢不争取黑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完全平等。"

美共的影响甚至也延伸到南部。在那里，由共产党人主导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InternationalLabor Defense）动员起群众，为那些受困于种族主义刑事犯罪程序的黑人被控人提供支持。该组织也使得斯格茨博诺案件（Scottsborocase）成为驰名海外的事件。该案涉及9名年青黑人，他们被指控强奸了两名白人妇女，因而在1931年在亚拉巴马遭到逮捕。尽管用于控告这些所谓"斯格茨博诺男孩"的证据非常不具有说服力，尽管其中一名控告人推翻了自己的证词，但亚拉巴马州当局仍然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并三次将他们判为有罪。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两次推翻了有罪的判决，建立了一批得以极大扩展的、关于公民自由定义的法律原则------即被指控的人拥有得到有效的律师协助的宪法权利，州不能在其司法程序体制中将黑人排除在陪审团之外等等。然而最高法院允许第三次的判决成立，结果导致5名黑人少年被处以监禁。1937年，一位辩护律师与当局达成了一套解决方案，亚拉巴马当局同意以假释方式将大部分被指控的黑人青年释放，但斯格茨博诺男孩中的最后一人是事情发生13年之后才得以离开监狱。

"斯格茨博诺男孩"与他们的律师塞缪尔·利博维茨（Samuel Liebowitz）在一起，站在两侧的是狱警。

尽管白人工人为保住自己对技术工种和晋升机会的垄断对黑人加入工会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制，但产联却欢迎黑人工人加入工会，并主张通过反对私刑的法律和恢复南部黑人的选举权。产联第一次将大量黑人产业工人吸收到美国劳工运动中来，并举行了广泛的教育宣传活动，帮助白人工人认识到他们与黑人工人共同分享的利益。许多黑人工人在过去曾长期遭到排斥而对工会抱有敌意，此刻却充满热情地回应产联将他们组织起来的努力。工会向工人们保证争取更高的工资、工作场所的人生尊严以及终止那些通常由种族主义者工头所滥用的任意权。田纳西州曼菲斯城的一位白人产联工会组织者埃德·麦克雷（EdMcRea）报告说，在向黑人工人说明组织工会的价值时，他没有经历什么困难："就他们本身所体验的压迫和所处的境地而言，向黑人解释这个问题并不难。这是一个关系到自由的问题。"

劳工与公民自由

统一战线公共文化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发动群众争取公民自由，尤其是劳工要求组织起来的权利。争取组织产业工会的斗争曾遭遇到地方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来自私家和公共警察势力的压制。当那些针对南部佃农工会和北部工业社区的产联工会的大量暴力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报道之后，劳工权利迅速上升为公民自由讨论话语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全国公民自由联盟在20世纪20年代时主要的目标是反对来自政府的压制和迫害，但在1934年时，该组织得出结论说，那些"财产的主人们"，像公共权威一样，也对言论和集会自由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威胁。

从1936年开始，由参议员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RobertM. LaFollette, Jr. ）主持的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举行调查听证会，揭露了许多雇主采用的反对工会运动的手段，包括使用密探和私家警察队伍。工人们"没有任何自由"，一位在密歇根州萨吉诺（Saginaw）通用汽车公司的雇员在给小组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当加利福尼亚州棉花和生菜农工和罐头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时，他们遭到了严酷的暴力镇压，拉福莱特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说，这种情形使加州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欧洲式的专制国家"，而不像是美国的一部分。

劳工的激进运动极为关键地改变了对公民自由的理解。这个概念在先前指的是个人权利必须不受政府的侵犯，现在这个概念扩展为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也不得受到私有性群体的侵犯。其结果是，如同联邦政府开始成为经济安全的保卫者一样，它也成为了表达自由的保护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公民自由在新政对自由理解中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1939年，联邦总检察长弗兰克·莫菲（FrankMurphy）在司法部中建立起了一个公民自由处（CivilLiberties Unit）。"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莫菲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司法部将首次把工作的全部重心用于保护在美国得享自由恩赐的工作上。"与此同时，自1937年放弃了自己对经济立法进行裁决角色的联邦最高法院，此刻开始扩展自己在公民自由问题上的权威。大法官们坚持认为，宪法对思想和表达自由的保护是"几乎所有其他形式的自由"的基础，因此应该得到法院的特殊保护。这样，公民自由取代契约自由而成为了自由的基础。1937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言论自由为理由，推翻了对安杰洛·赫恩登（AngeloHerndon）的有罪判决。赫恩登是一名美共组织者，因"煽动暴乱"而被佐治亚当局处以监禁。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又否定了亚拉巴马州的一项禁止工人在劳资争执中组成纠察线的法律。自1937年起，被推翻的州和联邦法律的大多数都属于那种损害公民自由的法律，而不是与商业财产权有关的法律。

然而，这种对表达自由的新的重视并不是普遍存在的。1938年，众议院建立了一个非美活动委员会（Un-AmericanActivities Committee），调查对不忠于美国的行为和活动。该委员会对"非美"一词的定义非常广泛，包括了共产党人、激进劳工分子以及民主党内的左翼分子；它举行的听证活动导致了一批联邦雇员以颠覆国家的罪名而被解雇。两年后，国会通过了史密斯法（SmithAct），该法将"教授、提倡和鼓动"推翻政府的言行一律划为联邦罪。类似的对激进观点的镇压也发生在州政府一级。纽约州立法机构的拉普--库代尔委员会（Rapp-CoudertCommittee）针对纽约市公立大专院校中的所谓"颠覆性"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听证调查活动，调查结果导致该系统中60多名教员因被指控为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遭到解雇。

新政的结束

至此，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时代，新政已经开始衰退。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南部民主党人开始反对罗斯福的政策。1938年，罗斯福政府公布了一份"关于南部经济状况的报告"，并同时公布了总统的一封信，其中将南部称为是"国家的头号经济问题"。这份报告显示，南部在工业化、教育投资和公共健康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它的人均产值只有全国人均产值的一半。此外，1938年，由南部本土生长的激进派组成的新一代------南部的新政改革者、黑人积极分子、劳工领袖、共产党人，甚至包括为数不多的民选官员------成立了南部人文福利同盟（SouthernConference for Human Welfare），致力于追求工会合法化、失业救助制度和树立种族正义的工作。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著名的南部民主党人都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与此同时也竭力左右新政的立法，让地方官员来掌控救助事务，并将大部分黑人工人排斥在被救助的队伍之外。此刻，南部商界和政界的领袖人物担心，连续不停的联邦政府对南部的干预可能会刺激工会化运动，颠覆现存的种族关系秩序。罗斯福则认为，未来新政法律的实施需要南部民主党改变立场。1938年，他企图说服南部的选民选举那些支持他政策的议员，以取代那些保守派议员，但人数甚少的南部选民队伍却尖刻地否定了他的请求。在北部，经济滑坡、"改组法院"的计划和来势凶猛的产联激进主义高潮使得中产阶级选民坐立不安。共和党人则借机增加了他们在国会议员中的代表人数。

1838年国会选举之后出现一个政治僵局的时代。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一个由南部民主党人和北部共和党人组成的保守派联盟主导了国会。提出进一步的改革动议几乎不再可能，国会并开始着手废止现存的改革法律，首先砍掉了联邦戏剧项目，因为该项目工资发放名单中居然包括激进派和同性恋者，这使得保守派感到十分恐惧。国会废止了早期的一项公司利润税收，否决了一项旨在建立全国性医疗健康保险项目的提议。此外，罗斯福政府的注意力和精力也逐渐集中于正在欧洲上空集聚的暴风雨之上。即便是在1941年12月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赢得战争博士"的称号，正如罗斯福自称的，已经取代了"新政博士"的称号。

新政在美国历史上的位置

就它企图应对的经济灾难的范围而言，新政看上去在很多方面是很有局限性的。与后来的欧洲福利国家相比，社会保障系统在规模上十分有限，财政花费上也很少。新政未能面对种族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恶化了。

然而，即便新政本身衰退了，它实实在在的成果却得以保留下来。它极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使之成为工业资本和劳工之间的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力量。政府告知农场主他们能种什么和不能种什么，要求雇主必须面对工会，为银行提供保险，监督和管制股票市场，借贷给住房拥有者，为老年人和事业者中的大多数人提供开支。它通过水利发电站大坝、森林修复、农村电气化和建造无数的公用设施等改变了美国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它恢复了人们对民主的信仰，使政府成为一种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体验，并与他们的福利息息相关的体制。它改变了美国政治的版图。它激发起一场情绪高涨的大众运动，自身的发展也同时为这场运动所深刻地影响着。这场运动重新塑造自由的思想，使其包含了一种对普通公民经济安全的公共担保和将经济不平等视为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的认知。

新政未能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带来繁荣。1940年，15％的工作队伍仍然处于失业状态。只有在为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对全国的资源进行动员时，经济大萧条才会最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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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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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kley, Alan.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82).该书是对新政时代两位重要人物的政治生涯及其对国家事件的影响的研究。

Cohen, Lizabeth.Making a New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1990). 描述移民及其后代的同化如何为新政政治联盟的创立扫清了障碍。

Denning,Michael.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1996). 一部关于与政治左派和新政相关的文化活动的兴起的综合研究著作。

Goodman, James.Stories of Scottsboro (1994). 讨论不同的参与者如何看待这桩1930年代最臭名昭著的法律诉讼。

Hawley, Ellis W.The New Deal and the Problem of Monopoly: A Study in Economic Ambivalence(1966). 探讨由罗斯福政府采用的针对集中化资本的不同策略。

Kessler-Harris,Alice. In Pursuit of Equity: Men,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Economic Citizenshipin 20th-Century America (2001). 探讨关于男性和妇女的正当角色的假设如何影响了例如社会保障之类新政政策的制定。

Kirby, Jack T.Rural Worlds Lost: The American South, 1920-1960 (1987). 追溯南部在这40年内的转型，强调新政如何影响了南部各州。

Leuchtenberg,William E.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1963). 至今为止仍然是一部标准的叙述罗斯福第一、二任总统任期活动的一卷本历史著作。

Naison, Mark.Communists in Harlem during the Depression (1983). 讨论美国共产党在一个黑人生活中心的兴起与衰落的过程以及它对争取种族正义运动的影响。

Phillips, SarahT The Land, This Nation Conservation, Rural America, and the New Deal (2007). 研究新政对农业发展、乡村资源保护、土地使用的政策，以及它企图提高乡村生活水平的努力。

Sanchez, George.Becoming Mexican American: Ethnic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cano LosAngeles, 1900-1945 (1995). 一部对居住在洛杉矶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细致研究著作，内容还包括墨西哥裔-美国人对1930年代社会运动的参与以及这一年代将他们驱逐出境的运动。

Sitkoff,Harvard. A New Deal for Blacks: The Emergence of Civil Rights as a NationalIssue (1978). 讨论了罗斯福政府不断变换的针对美国黑人问题的方法。

Sullivan,Patricia. Days of Hope: Race and Democracy in the New Deal Era (1996). 分析了新政如何激发了一个为在南部争取民权而组成的黑白联合运动的过程。

Worster, Donald.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 (1979). 一部针对1930年代美国农村生活中关键事件之一的社会史和环境史著作。

Zieger, RobertH. The CIO, 1935-1955 (1995). 一部关于产业工会联合会历史的整体研究著作，产联是新政时代出现的主要劳工组织。

第二十二章　为四大自由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 -1945

［大事年表］

1931日本入侵中国东北

1933美国正式承认苏联

1935---1939国会通过中立法

1937中日战争爆发

1938慕尼黑协定

1939德国入侵波兰

1940征兵制建立

1941四大自由演讲

租赁法案

大西洋宪章

总统行政命令8802号

亨利·鲁斯的《美国世纪》

珍珠港被袭

1942战争信息办公室建立

种族平等大会（CORE）成立

总统行政命令9066号

珊瑚海海战

中途岛战役

温德尔·威尔基的《大同世界》

1943祖特装骚乱

国会解禁排华法案

底特律种族骚乱

1944D-Day 盟军进攻日

史密斯诉奥尔赖特案

冈纳·默达尔的《美国的困境》出版

弗雷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出版

维详诉美国案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

坦克大决战

1945雅尔塔会议

罗斯福逝世；哈里·杜鲁门继任总统

V-E日（5月）

向日本投放原子弹

V-J日（9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

"睦邻"政策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国际关系在国家的公共事务中仅仅占有一个十分次要的地位。然而罗斯福自上任起，便在外交政策上开启了一系列的不同于传统路线的举措。1933年，出于刺激美国贸易的考虑，他决定与苏联互换大使，而他的共和党人前任一直顽固地拒绝承认苏联。

罗斯福也将赫伯特·胡佛开启的一项政策正规化了，即美国抛弃了使用军事力量干预拉丁美洲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这种所谓"睦邻"政策（GoodNeighbor Policy）带来的结果好坏参半。20世纪30年代，美国从海地和尼亚加拉撤回了驻军。罗斯福接受了古巴对普拉特修正案（见第十七章的讨论）的否决，该修正案授权美国对这个岛屿进行军事干预。通过这些措施，美国予以自己的美洲邻居来的过迟的主权承认。然而，罗斯福在谴责国内的"经济保皇派"（富有的商人）时，却可以安之若素地与那些与美国海外利益有着友好关系的非民主政府打交道。美国对那些专制统治者予以了支持，包括尼加拉瓜的索摩萨（AnastasioSomoza）、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马利纳（RafaelTrujillo Molina）和古巴的巴斯迪斯塔（FulgencioBastista）。"他也许是个狗杂种，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的狗杂种，"罗斯福这样评价索摩萨说。

通向战争之路

亚洲和欧洲出现的带有不祥之兆的发展很快使拉美的事件黯然失色。20世纪30年代中期，种种迹象明确地显示，国际关系中的法治已经失效，战争的阴影已出现在地平线上。1931年，为扩大其在亚洲的军事和经济势力，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6年之后，日军进一步向中国内陆挺进。当日本人占领南京时，他们屠杀了约30万名中国战俘和平民。

一个同样具有侵略性的强权也在欧洲构成了威胁。阿道夫·希特勒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巩固了他在德国的统治之后，开始发动一场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的战役。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德国的重新武装，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1936年，他派出军队占领莱茵兰，这是德法两国在一战之后建立的非军事地区。英国、法国和美国未能有效地反对他的行动，这使得希特勒相信，民主国家无法联合起来阻止他实施他的侵略计划。意大利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发明了与希特勒纳粹主义相似的法西斯主义，此刻意大利也入侵并占领了埃塞俄比亚。1936年，当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Franco）在西班牙发动了一场反对民选政府的暴动时，希特勒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将这场斗争视为新武器的一个试验场。1939年，弗朗哥从残酷的内战中胜出，在欧洲建立了又一个法西斯政权。1938年，作为将所有德裔欧洲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帝国的计划的一部分，希特勒兼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后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个德裔人居住区。此后不久，他很快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展开，面对希特勒的侵略和他对德国犹太人迫害的不断加剧，罗斯福变得越来越警觉起来。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德国公民权利，并开始被遣送到集中营去。1937年，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罗斯福呼吁采取国际行动来"封锁"侵略者，但此后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罗斯福除了跟随英法的"绥靖"政策之外，并无其他的选择。英法方面希望通过满足希特勒的愿望来阻止战争的发生。1838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从慕尼黑会议归来时，宣称说他已经确保了"我们时代的和平"。正是这次会议将苏台德拱手送给了希特勒。

孤立主义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日本和德国的侵略看上去是发生在远在天边的事情。此外，希特勒在美国也有一些崇拜者。有些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恨之入骨，赞成德国权力的扩张，以抵消苏联的影响。商人们也不希望放弃利润丰厚的海外市场。亨利·福特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与纳粹德国始终有生意上的来往。美国也继续保持与日本的贸易，包括将美国卡车、飞机和大量的石油运往日本。直到1941年时，日本原油供应的80％来自美国。

许多美国人始终认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错误。据1934---1935年由北卡罗来纳参议员杰拉尔德·奈（GeraldP. Nye）主持的参议院听证会的揭露，国际银行家和武器出口商曾对威尔逊政府做出参战决定施加压力，并从一战中获取大量的利润回报。大学校园内四处弥漫着和平主义的气氛，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参与了1935年举行的一次"争取和平的罢工"活动。族裔忠诚则更强化了美国人不愿卷入外国冲突的传统。许多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尽管鄙视原籍国的专制政府，但对它们进行权力扩张的举动还是非常欢迎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则继续抱有强烈的反英情结。

孤立主义------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希望避免卷入外部联盟的长期政策------主导了国会。从1935年开始，立法者们通过一系列的中立法，禁止美国人在旅行中搭乘交战国的轮船和禁止向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出售武器。国会希望，这些政策能够帮助美国回避针对海上自由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正是美国卷入一战的原因之一。尽管西班牙的内战是一场民主政府与野心勃勃的法西斯专制者之间的斗争，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却对交战双方都实行了武器禁运。约有3000名美国人自愿组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纵队，前往西班牙，参与共和派一方的战斗。然而德国却为弗朗哥一方提供武器和支持，民主国家严守武器禁运的决定为弗朗哥的胜利帮了大忙。

欧洲战事

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中，英法对希特勒的侵略企图表示了屈服。1939年，苏联曾提议签订一个国际协定来阻止德国对领土的进一步要求。英国和法国对斯大林抱有极不信任的态度，并将德国看成是阻挡共产主义影响传播的一种主要力量，因此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斯大林随后与他的死敌希特勒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的和约，此举令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9月1日，在纳粹--苏联协议签署完毕之后，德国立即入侵了波兰。这一次，曾承诺保证波兰不受侵犯的英法两国宣布对德宣战，但德国的进攻之势似乎不可阻挡。一年之内，纳粹的闪电战击败了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国家、比利时和荷兰。1940年6月14日，德国军队占领了巴黎。希特勒至此占领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和北非地区。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共同组成了一个以轴心国闻名的军事联盟。

1940年春，纽约市时代广场的一家新闻片影院播放希特勒在欧洲展开闪电战的消息。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抗击德国。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成为首相，发誓要抵抗德国对英国的入侵。在1940---1941年的不列颠之战中，德国空军对伦敦和其他城市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摧毁性攻击，英国王家空军最终顶住了德军的空袭。然而，丘吉尔特有所指地呼吁，要"新大陆"挺身而出，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拯救旧大陆。

走向干预

罗斯福将希特勒看成是疯狂的恶棍，他的胜利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但大多数美国人却竭力想远离战争。"令我尤其感到不安的，"罗斯福在给堪萨斯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Allen White）的信中写道，"是我们这里的民意每天早上都在进行自我安慰，感谢上帝给了我们大西洋和太平洋。"1940年，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同意以"付现自运"的方式向英国出售武器，即他们必须支付现金并用英国船只运货。但随着总统选举日趋临近，罗斯福不愿走得更远。反对卷入欧洲战事的人组成了美国利益第一委员会（AmericaFirst Committee），该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其领导层包括亨利·福特、库格林神父和查尔斯·林德伯格在内的知名人士。

1940年，罗斯福打破了自乔治·华盛顿以来建立的传统，宣布将寻求总统职位的第三次任期。他认为，因为国际形势过于危险和国内经济过于脆弱，他不能离开总统职位。共和党人选择了一个政治上的新手、华尔街商人和律师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作为候选人。比起1936年的竞选来，候选人之间的分歧被大大地遮掩起来。两人都支持1940年9月建立的联邦法，该法允许政府第一次在和平时期进行全国性的征兵。威尔基支持新政的社会政策。他比罗斯福先前的对手获得了更多的民选票，但罗斯福最终还是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41年，美国与德、日交战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美国，罗斯福宣称说，将是"民主的伟大弹药库"。当时英国濒临破产，已经不能再支付装备的费用。在罗斯福的催促下，国会通过了租赁法（Lend-LeaseAct），授权提供军援，只要这些国家承诺在战后归还借贷。在该法的支持下，美国向英国和中国运送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废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之后，也向苏联提供了军援。罗斯福同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财产，停止了两国之间的一切贸易往来，包括对日本具有关键意义的石油输出贸易。

那些主张美国必须干预以制止日益高涨的法西斯主义的人，力图唤醒一个并不情愿的美国为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他们将一些后来在战时动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口号大肆宣传，广泛地加以普及。1941年6月，来自德国和欧洲其他被占领国的难民与美国人一起组成了自由世界协会（FreeWorld Association），目标是敦促美国参加打击希特勒的战争。同年成立的还有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该组织拥有一批极有名望的成员，包括大学校长、牧师、商人和劳工领袖等。自由之家把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看成是专制制度与"自由世界"之间的一场意识形态斗争。1941年10月，它发起了一场在纽约市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的"为自由而战"的集会，并安排了主题为"自由真好"的联合演出。在结束时，集会还通过了一份要求美国向德国宣战的呼吁书。

珍珠港

直到1941年11月，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然而在当月底，被截获的日本电报显示，一场袭击将很快在太平洋上发生。但无人知道袭击将在什么时候发生。1941年12月7日，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飞机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这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外国势力对美国本土发动的第一次袭击。珍珠港事件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摧毁性的袭击。在几个小时之内，有2000多名美国军人丧生，187架飞机和18艘舰艇，包括8艘战舰遭到摧毁或损伤。幸运的是，12月7日那天没有任何航空母舰------它们将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停靠在珍珠港。

直到今天，大量的相信阴谋论的人仍然认为，罗斯福事先知道袭击将要发生，但为了将美国带入战争之中，故意没有采取行动。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用来支持这种指控。事实上，随着美国日趋接近参与欧洲的战事，罗斯福希望保持太平洋海域的和平状态。然而，在珍珠港袭击发生之后见到总统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说，他看上去非常冷静------"他的令人头疼的道德问题被解决了"。罗斯福把12月7日称为"永远为人类所不齿的一个日子"，他要求国会对日本进行宣战。国会投票的结果是477票赞成和1票反对------蒙大拿的和平主义者珍妮特·兰金投了反对票，她同样也投票反对美国介入一战。次日，德国对美国宣战。美国最终加入到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之中。

在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中，西弗吉尼亚号和田纳西号战舰燃起熊熊大火。两艘战舰后来得以修复，并参加了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是"国民生产总值战争"，意即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哪一个交战阵营能够比对手生产得更多。回顾历史，看上去拥有工业生产力优势的美国的参战锁定了轴心国的最终失败。然而在美国参战的最初几个月中，同盟国却遭遇了一连串的军事失利。日本先前已经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包括现在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1942年初又占领了缅甸和泰国。日本同时也控制了荷兰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当地的面积广泛的油田可以替换来自美国的石油供应。日本占领了关岛、菲律宾和其他的太平洋岛屿。在巴丹半岛，日本人强迫78000美国和菲律宾军队缴械投降------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大一次投降。数千战俘在随后走向战俘营的"死亡进军"的途中丧生，更多的人则在到达之后因疾病和饥饿而死亡。与此同时，在大西洋战役中，德国人的潜艇击沉了数百艘同盟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艇。

然而战争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1942年5月，在珊瑚海海战（Battleof Coral Sea）中，美国海军击退了意图袭击澳大利亚的日本舰队。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美国海军又在中途岛战役中给日本海军以十分沉重的打击。这些胜利使得美国军队能够不断发起血淋淋的战役，一步一步地将日本人从西太平洋上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s）这些工事坚固的岛屿赶出来，将美国军队推进到距日本更近的地方。

1942年5月，日军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大败美军，约13000美国官兵被迫投降。

欧洲战场

1942年11月，英美军队入侵北非，并在1943年5月迫使由欧文·隆美尔（ErwinRommel）指挥的德国军队缴枪投降。1943年春，随着英美驱逐舰和战机对德国潜水艇舰队的重创，同盟国已经在大西洋占据了优势地位。尽管罗斯福决心要将欧洲从纳粹控制下解放出来，美国军队并没有立即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事。至1944年底，更多的美国军队力量是部署在太平洋、而不是用来打击希特勒。1943年7月，美国和英国军队入侵西西里，开始了解放意大利的战斗。一次在罗马发生的群众性起义推翻了墨索里尼政府，但德国人仍然占领着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直到1944年，战斗一直持续不断。

美国军队在欧洲的主要卷入直到1944年6月6日才开始。在以D-Day闻名的这一天，20万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士兵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登陆。随后的几周内，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陆战役中，超过100万人的军队在法国海岸登陆。在经过激烈的交战之后，德国军队向东后撤。8月，巴黎获得了解放。

1944年6月6日D-Day战役打响后盟军军队登陆的情形。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海联合军事行动。摄影师罗伯特·萨金特（Robert Sargent）把这幅照片命名为"走向---并走出地狱之旅程"。

欧洲战场的关键战斗是在东部战线上展开的，这是德国与苏联展开巨型战役的地方。300多万德国士兵参与了1941年对苏联的入侵。在横扫苏联西部之后，德国军队在1942年8月发动了对位于苏联内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的围城战役。这场战役成为德军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错误。在大量美国军事装备的支持下，苏联人将德军紧紧围住，迫使他们投降。在这场战役中，80万德国人和120万苏联人消失了。1943年1月，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是欧洲战争的转折点。连同6个月后苏联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大战中的胜利，东部战场给予了希特勒的军队以致命的打击，迫使幸存的德国部队开始撤退，踏上回归德国的漫漫长路。

1945年被盟军解放的一个德国集中营的囚犯。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总计1360万人，其中1000万人是在苏联战场丧生或受伤的。他们仅代表了这场战争所吞噬的巨大数量的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数百万的波兰人和至少2000万苏联人，可能比这些数字更多的人，从人间消失了------不仅仅是士兵，同时也包括因饥饿和疾病以及遭到德国军队杀害的平民百姓。1941年，在他的军队推进到东欧纵深地带之后，希特勒启动了他的"最终方案"，即对"不受欢迎的"人种------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尤其是犹太人------实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至1945年，600万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中死去。后来人们所称的"大屠杀"正是纳粹思想最终表现的恐怖结果，这种思想声称，德意志人是由注定要主宰世界的"统治种族"所构成的。

国内战线

战争动员

在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换了联邦政府的功能。罗斯福建立包括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和物价管理办公室（Officeof Price Administration）等联邦机构，负责管制劳动力的配置、控制航运业、建立制造业的生产定额以及决定工资、价格和房租等。为联邦政府工作的人数从10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新增工作的巨幅增长的一部分使得失业率从1940年的14％下降到3年之后的2％。

政府为参与战争生产的工人修建了住房，并强迫民用工业为战争生产而转型。密歇根的汽车工业此刻改为为军队生产大卡车、坦克和吉普车。1944年，美国工厂每天生产一艘轮船，每五分钟造出一架飞机。战争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910亿美元增加到2140亿美元，联邦政府的开支达到了前150年政府开支总和的两倍。政府也推销了数亿美元的战争债券，提高税收额，并开始了从每周工资中扣除所得税的做法。在二战之前，只有最富有的400万美国人缴纳所得税；1945年，缴纳所得税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政府在战争中从"阶级课税"制走向了"大众课税"制。

商业与战争

联邦政府与大商业之间的关系自第二个新政以来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你要说服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参加战争，"战争部长亨利·斯廷森（HenryStimson）观察说，"你一定得让商业界从这个过程中发财。"随着大量的大公司主管奔流不息地就战争生产的问题涌入联邦机构，罗斯福为刺激生产提供了刺激的措施------低息贷款、减税和保证利润的合同等。联邦开支的主要部分都流向最大的公司，助长了长期以来的经济集中化趋势。到战争结束时，20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合计拥有美国所有公司资产的一半左右。

1942年的一幅照片拍下了底特律的卡迪拉克工厂工人在生产组装线上组装M-5型坦克的情形。二战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制造商放弃为消费者制造汽车，而改为为军队制造车辆。

美国人为战时制造业的成就赞叹不已。成千上万架飞机、10万辆装甲车和250万辆大卡车从美国工厂的组装线上滚滚而来，类如合成橡胶这类完全崭新的产品此刻替代了由日本人控制的天然资源。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进一步完善了雷达、喷气式引擎以及早期电子计算机等新的创造发明，这些发明对赢得战争具有关键作用，也将对战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成就不仅使赢得两条战线上的战争成为可能，而且帮助恢复了商业界和商人的名声，两者在大萧条时期都降到了最低点。联邦资金为旧工业基地带来了活力，创造了完全崭新的新工业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西部海岸逐渐成长为一个军事工业生产的中心。联邦政府在西雅图、波特兰和旧金山的造船厂和南加利福尼亚的钢铁工厂和飞机制造厂投资数十亿美元。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加利福尼亚接受了联邦政府开支的10％，洛杉矶成为美国第二大制造业中心。将近200万美国人因为得到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作机会而迁居至加利福尼亚，更多的人则通过这里，接受军事训练，进入太平洋战场。

在南部，从乡村往外的移民运动，与政府对军工工厂和船坞的投资一起，加快这一地区从农业向工业就业的转型。战争期间，南部人均收入上升到全国平均水平的60％到70％。但到战争结束时，南部仍然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大部分的农村人口仍然居住在破旧的小屋中，没有室内抽水马桶和排水设施。这一区域只有两个城市------休斯敦和新奥尔良------拥有50万以上的人口。尽管有战时生产的扩张，南部经济仍然依赖于农业和采掘工业------采矿、森林开伐和石油------或与农业相关联的制造业，如棉花纺织业的生产等。

战时的劳工

劳工组织反复不停地将二战描述成为一场争取自由的进军，他们相信战争将会扩大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和政治民主，并为工会在政治和工业管理中赢得重要的一席之地。战争期间，劳工与政府和商业界建立了一种三方协作的关系，这使得工会会员人数猛增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了确保工业领域的平安无事和稳定战时生产，联邦政府强制性要求不情愿的雇主们对工会予以承认。1944年，大型邮购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然无视政府支持工会的命令时，联邦军队占领了该公司的总部，并将其总裁强行驱逐出去。就劳工方面而言，工会领袖们同意不举行罢工活动，同意雇主有权行使"管理特权"和挣取"公平利润"。

表22.1　工会会员人数

年份	工会会员人数
1933	2857000
1934	3728000
1935	3753000
1936	4107000
1937	5780000
1938	8265000
1939	8980000
1940	8944000
1941	10489000
1942	10762000
1943	13642000
1844	14621000
1945	1479600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劳工激进主义有所收获，但直到二战期间工会在许多经济领域中才得以稳固地建立起来。1945年，工会成员的数量达到了将近1500万人，这是非农业工人劳动力总数的1/3，也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比例。然而，如果说劳工成为了政府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他们只能算是一个地位次要的伙伴。20世纪30年代后期，新政的衰落已经显而易见。国会继续为由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联盟所控制。他们没有触动像社会保障这类的核心新政项目，但将一大批为左翼力量控制的联邦机构予以撤销，包括平民资源保护队、全国青年行政署和公用事业振兴署等。国会拒绝了罗斯福关于设立个人收入最高限度的要求，将公司利润税收的标准设定在远远低于罗斯福要求的水平之上。尽管工人们承诺"不罢工"，但他们仍然在1943、1944年举行了许多短暂的罢工，对组装线速度的加快和被政府冻结的工资与公司利润之间的日益扩大的差距提出抗议。

为四大自由而战

此前的战争，包括美墨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常常对美国社会造成很深的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被人们记忆为是一场"好战争"（GoodWar），这是一个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追求一个不容置疑的高尚目标的时刻。然而所有的战争都需要动员起具有爱国主义意识的民意的支持。20世纪40年代，"要想推销商品，我们必须首先推销文字"成了广告制造业的金科玉律。在帮助"推销"二战的文字中最为重要的词是"自由"。

关于自由的言谈弥漫于整个战时的美国。对于罗斯福来说，"四大自由"表达了为美国人深信不疑的、值得传播到全世界的美国价值观。免于恐惧的自由，指的不仅是对和平的渴望，也指对一种为一个看上去失去控制的世界赢得安全的普遍愿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不需要任何详细的说明。它们在"四大自由"中的显赫位置将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加速推进到美国自由定义的中心位置。1941年，政府举行了一场大张旗鼓的庆祝"权利法案"（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的活动。罗斯福将这些抵制专制政府的自由描述成为美国生活的特质，对"自由的男人和自由的女人"的权利具有关键的意义。194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为根据，推翻了自己在1940年做出的一项判决，对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在州立学校拒绝向国旗致敬的权利予以支持。这项决定与一战时期的强制性爱国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肯定了即便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个人良心的神圣性仍然是美国自由的基石之一。大法官们将美国对不受欢迎的少数人所给予的宪法保护与纳粹德国的暴政做了鲜明的对比。

免于匮乏的自由

四大自由中定义"最模糊不清"的，《财富》杂志这样写到，是免于匮乏的自由。但正是这个"伟大并令人感到振奋的短语"，一位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人在1942年给总统的信中写到，在刚从大萧条的深渊中走出来的美国引起了最为深沉的共鸣。罗斯福最初的意思是指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但他很快将这项免于匮乏的自由与一个与普通公民更为相关的经济目标联系起来------即为保护未来的"美国工人和农场主的生活标准"，必须保证大萧条不会再在战后发生。他宣称说，它将"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自由"。

当诺曼·罗克韦尔关于"四大自由"的画作首先在《星期六邮报》中刊登时，每幅画都配有一篇短文。其中的三篇短文分别由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Vincent Benet）、布思·塔金顿（BoothTarkington）和威尔·杜兰特（WillDurant）写作，他们强调，罗克韦尔描述的价值观与轴心国的价值观是完全对立的。关于"免于匮乏的自由"画作的短文作者，编辑们选中了名不见经传的、16岁时移民美国的菲律宾籍诗人卡洛斯·巴洛桑（CarlosBulosan）。巴洛桑的短文展示了"四大自由"如何能够激发起人们对于一个更为美好未来的期望以及对罗克韦尔想象中已经逝去的小镇生活的眷恋。巴洛桑的笔端触及到那些身处主流社会以外的美国人------来回流动的工人、罐头加工厂的劳工、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受害者等------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能有足够的食物，能送孩子上学，以及能够"分享美国生活的承诺与成果"。

战时信息办公室

战时信息办公室（Officeof War Information, OWI）成立于1942年，目的是为了动员公众舆论。该办公室的历史表现出由新政所带来的政治分歧如何影响了对四大自由的推销。战时信息办公室的写作班子主要由自由派民主党人组成，他们打算将战争定义为"一场争取自由的'人民战争'"。他们担心美国人对战争的目的不甚了解，或公众只是热衷于向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举动讨还血债，而不把消灭法西斯当成是战争的目的。他们动用了无线广播、电影、报纸和其他媒介来勾画战争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力图避免一战时期那种歇斯底里式民族主义情绪的再度出现。

战时动员借助了美国传统的深厚资源。在一个充满压迫的世界上，美国高擎自由火炬的形象帮助人们将历史追溯到美国革命的时代。对处于半自由、半奴役状态的世界的描述使人记忆起伟大的奴隶解放者。然而战时信息办公室的批评者们却认为，该办公室最感兴趣的是推崇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所强调的自由定义。战时信息办公室的一份传单列举的自由要素中包括获得一份工资公平合理的工作、足够的食物、衣物、住房和医疗保障的权利。考虑到它花在推动新政社会改革计划的时间与花在战争动员的时间同样的多，国会取消了该办公室的大部分经费。

第五大自由

在国会削减战时信息办公室之后，"推销美国"变成了一桩主要由私营企业控制的活动。在战时广告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下，私营公司加入了推进战时爱国主义的运动，同时也为自己和产品的牌子寻找在战后世界中的位置。除了那些敦促美国人购买战争股票、防止泄露军事机密和种植"胜利菜园子"的广告之外，战争时期也迸发出一大堆兜售广告者们的自由定义的信息。这些广告并没有直接批判罗斯福，但它们反复提到罗斯福忽视了第五大自由。全国制造业协会与个体公司一起，通过信息发布、无线电广播节目以及广告等，对公众进行宣传上的狂轰滥炸，将战时出现的生产奇迹归功于"自由企业"。

美国人在国内所享受到的繁荣许多人今天已经不记得了。尽管对稀缺消费品，如咖啡、肉类和汽油等，实施了定量供应，但消费者在1944年可以得到的商品远远多于战争开始的时候。人们对大萧条仍然记忆犹新，商业界人士把战后世界描绘成为一个消费商品丰富的世界，只要私营企业能从政府控制下得到解放，消费者将在众多的可能中行使"选择的自由"。一个为皇家打字机制作的广告的题目是"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广告解释说，胜利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即当你能够再次走进国内的任何一家商店，买到你想买的一切"。当然，这类广告也提醒说，战争并不包含美国体制将会改变。"我为自由而战，"由纳什--凯尔文脱公司制作的一幅广告中的士兵说，"所以请不要对我说，美国已经被改变了。"

这幅由自由汽车和工程公司制作的广告刊登在1944年2月出版的《财富》杂志上，展示山姆大叔向被战争摧毁的欧洲提供"第五大自由"------"自由企业"。为了传播这个信息，该公司愿免费提供该广告的放大版。

战时的妇女

战争时期，全国上下前所未有地发动了一场动员"妇女力量"的运动，来填补男人上前线后空出来的产业工人的位置。战时信息办公室的出版物鼓励妇女们走出家门去工作，好莱坞电影也大力歌颂独立自主的女性，私营广告制作业对作为女产业工人象征的铆工罗茜（Rosiethe Riveter）更是频频宣传。在诺曼·罗克韦尔著名的杂志封面上，罗茜被描绘成为一个肌肉发达、自信十足的女人。随着1500万名男人在军中服役，1944年，妇女们占据了平民劳动力的1/3，还有35万人在辅助军事单位中工作。

即便大部分妇女工人仍旧干着文秘和服务业的工作，工业、专业和政府行业中先前仅限于男性的新机会突然对妇女开放了。在西海岸，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中1/3的工人是妇女。女性工人中30来岁的已婚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年轻和未婚女性的人数。妇女要求类似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这样的组织在与资方谈判时，正面提出有关男女同工同酬、女工产假和为工作母亲提供照顾年幼子女的设施等问题。国防工业的公司主持了一系列的摇摆乐队演奏和舞会，提高士气，为男女工人相约相会制造机会。妇女们尝到了一种被一位战时工人所称的"自由的味道"------按男人的工资水平干"男人"所干的活，以及有时在未婚时就体验性生活------许多妇女希望在和平来临之后继续留在劳工队伍中。

工作中的妇女

"作为一个国家，"一篇杂志文章写道，"必须改变我们对妇女工作的基本态度。"但改变是困难的。在政府、雇主和工会眼中，妇女外出工作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需要，不是妇女自由的一种扩展。各种招工广告对在工厂工作的妇女们说，她们也是在"为自由而战"。但它们语言的基调是指个人奉献和赢得军事胜利，而不是强调妇女的权利、自立和自决。一份工会的出版物甚至写道，"应该有一项法律，规定凡获得男人工作的妇女将在战后被解雇。"当战争结束时，大多数的女性战时工人，尤其是那些在收入不错的产业工种中工作的妇女，的确丧失了她们的职位。

尽管工作妇女的人数出现剧增，广告商对"明日世界"的描述仍然基于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繁荣的想象。与诺曼·罗克韦尔"四大自由"的画作一样，这些战时的自由讨论同时带有对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和对家庭曾是社会基石的过去的期盼。战时推崇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是，妇女"每天晚上能在家门前迎接丈夫的归来"和一个堆满了家用电器和消费商品的家庭。广告描绘了工作妇女们对自己在军中服役的男友的梦中思念，强调只要使用恰如其分的化妆品，她们依然能够在工厂工作的同时继续保持对男人的吸引力。军队中的男人们则认为，她们将回到家中，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在一次战时无线电广播节目中，一位年轻人描述了他的和平时期的目标："拥有一个家和几个孩子，在城郊呼吸新鲜的空气......无忧无虑地生活和工作，像自由人一样。"

加利福尼亚一家造船厂的男女工人下班后离厂回家的情形，照片由多罗西娅·兰格拍摄。

战后自由的不同想象

迈向美国世纪

对富足未来的期盼为新政支持者与保守派、商业界与劳工的相互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点。在某种意义上，繁荣的前景将两种最受推崇的战后世界蓝图联合起来了。其中之一是《美国世纪》，这是出版家亨利·鲁斯（HenryLuce）在1941年出版的著作，目的在于动员美国人民行动起来，迎接战争的到来和迎接战后（美国）领导世界的时代的到来。鲁斯的著作强调，美国人必须扮演历史赋予的、成为"世界的主导强权"的角色。他们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与"所有的人民"一起分享"他们辉煌的工业产品"和"伟大的美国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对自由的热爱"。在战后，美国强权与美国价值观将支持一个从前不敢想象的繁荣------鲁斯称其为"一种富裕的生活"------而这个繁荣是由"自由经济企业"创造的。

美国人有责任将民主与自由传播到全世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但传统上，这种思想只是将美国想象成为民主和自由的一种榜样，而不是指美国应积极努力地将美国模式强加于全球。鲁斯的文章预见到了战后世界的许多重要方面的发展，但他具有轰炸效应的话语和他那容易被人理解成为呼唤美国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题目却立即引起了自由派和左派的反对。亨利·华莱士（HenryWallace）在1942年5月对自由世界协会发表了一篇名为"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的演说，表达了自由派和左派对鲁斯的回应。

华莱士在20世纪30年代是农业部部长，也是新政改革者中更为左倾的一员。1940年，他取代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JohnNance Garner）成为罗斯福的竞选搭档。与鲁斯的美国世纪------一个由其威力并不亚于美国强权的商业主导的世界------形成对比的是，华莱士预测，战争将把世界带入到一个"普通人的世纪"。"自由的进军"，华莱士说，将在战后的世界中继续进行。但战后世界的特征将是国际合作，而不是一个强权的统治。采取行动将资本主义加以"人道化"和重新分配经济资源的政府将消灭饥饿、文盲和贫困。

尽管数百万妇女享受到了新的独立，但二战期间的宣传广告仍然强调男性主导的家庭是美国自由的一个基本内容。

鲁斯和华莱士两人都使用了自由的语言。鲁斯勾画出一幅充满自信的世界范围自由企业的前景，华莱士则预测了一个全球性的新政。但两人分享一个共同点------一个关于美国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新概念，这个概念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继续卷入、它拥有的经济富裕的前景以及美国经验应成为世界各国所仿效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两人都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对战后发展的想法。

"自由人的生活方式"

即便国会已经采取行动撤销了一些新政项目，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左翼同盟军仍然提出了他们的战后经济政策方案，这些方案保证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到"免于匮乏的自由"。1942---1943年，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和平时期的经济方案，该方案的基础是完全就业、一个扩展的福利国家以及一种普遍分享的"美国式生活标准"。"经济安全"和"完全就业"是该委员会使用的警句。委员会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权利法案"，将所有美国人都包括在一个扩大的社会保障体制之中，保证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享受医疗健康保障和拥有住房，并保证身体健康的人都拥有工作机会。劳工和农场主组织、教会和民权组织以及自由派新政支持者们对这份报告大加颂扬，说它为战后的世界提供了一种"自由的前景"。《民族》杂志说，资源委员会提出的"完全就业的经济"、加上"收入的公平分配"，概括了"自由人的生活方式"。

资源委员会的报告代表了自由派在世界观上的转变，这种转变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便开始出现。自由派不再寻求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改造，而是希望借助于政府的开支和财政政策，来保障完全就业，保证社会福利和大众消费；与此同时，他们不触动雇主的特权，把经济的运转和操作事务留给私人企业业主。这些报告看上去反映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如在前一章所讨论的，凯恩斯将政府开支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即便这样做会导致预算赤字。通过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军事版本，战争有效地终止了大萧条。委员会的报告呼吁政府在工作培训和公用事业上------都市再开发、乡村电气化、交通体系的全面其他同类工作------大量开支。这些报告建议在和平时期继续进行凯恩斯式开支，但这些报告大大超出了多数国会议员的愿意接受的程度，国会对该委员会的拨款很快就终止了。

经济权利法案

罗斯福既没有宣扬过，也没有推动过1942---1943年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的报告。但他注意到，舆论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为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一种就业保障，所以他在1944年呼吁建立一个"经济权利法案"。原始的权利法案以自由的名义限制政府的权力。罗斯福提议，为了保障完全就业和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到一份足够的收入、医疗保险、教育和拥有一个小康之家，政府必须扩大自己的权力。"真正的个人自由，"他宣称说，"不可能在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的情况下存在。"

此刻，罗斯福已经疾病缠身，并日夜为战事操劳分心，他在1944年的竞选中只是偶尔提及经济权利法案。他选择名不见经传的密苏里参议员哈里·杜鲁门（HarryS. Truman）取代了副总统华莱士，作为他的竞选伙伴，本身就意味着他并不准备与国会在社会政策上公开较量。国会对经济权利法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在1944年，国会将一系列的福利------包括失业补贴、接受再教育的资助、低息购房贷款、退休金和工作训练等------延伸到数百万从前线回来的退伍军人们。退伍军人调整法（Servicemen'sReadjustment Act），或俗称的"GI权利法案"是美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立法之一。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奖励军人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避免出现一战之后出现的那种普遍失业和经济失调，但这项法案深刻地改变了战后社会。1946年，100多万退伍军人在该法案的支持下进入大学学习，占了大学就学人数的一半。将近400万人接受了购房贷款，极大地刺激了战后城郊住房建筑业的繁荣发展。

1945年，工会、民权组织和宗教组织敦促国会制定完全就业法案，该法案的意图是将GI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所提供的福利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法案提出要为所有美国人建立起一项"就业的权利"，要求联邦政府在经济不能保障人人就业的情况下扩大开支规模，保证完全就业。商业游说攻势将该法案作为自己攻击的目标；1946年，当该法案最终为国会所接受时，法案标题中的"完全"一词被删除，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承诺也被从法案原文中删除。然而，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政府必须继续为保障就业和维持美国人的高生活水平扮演重要的角色。

《通向奴役之路》

完全就业法案的失败证实了自1938年国会选举以来开始出现的政治对峙。它也揭示了知识界中重新出现的恐惧，担心有计划的经济会对自由构成威胁。当《新共和国》提到完全就业是一条"通向自由之路"时，它婉转地承认了《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影响。这部出人意料的畅销书的作者是弗雷德里克·A.哈耶克（FriedrichA. Hayek），他是一位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者，先前并无什么名气。哈耶克称，即便动机最好的管理经济的政府行为也对个人自由构成了威胁。他提出了一种非常简单的观点------"计划导致专制"。

哈耶克思想出现在这样一种历史时刻：战时的生产奇迹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美德的信仰，与纳粹主义的较量突现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时所产生的危险，哈耶克为那些反对能动主义政府的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支柱。他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或一群专家能够掌握足够的知识，来聪明地指导经济活动。而一个自由市场，他写到，将比一个计划经济更为有效地将那些散布在社会各处零散而不完整的知识动员起来。

与他的许多信徒不同的是，哈耶克不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教条的鼓吹者。他的书所支持的是一些将为后来的保守派斥为社会主义的措施------最低工资制和最高工时制、反托拉斯法、建立一个能够保障所有公民得享最基本的食物、住房和衣物的社会安全网。此外，哈耶克也严厉地批评了传统保守派对社会等级和威权主义的喜爱。"我不是一个保守派，"他后来写道。然而，当他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和新政等同起来，将计划经济与自由的丧失等同起来的时候，他帮助奠定了现代保守主义得以兴起、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得以复活的基础。当战争结束时，为新一轮交锋上演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交锋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和美国自由的社会条件的创造中，政府应该扮演的正当角色是什么。

美国的困境

美国人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将自由界定为美国生活的根本特征，这样做拥有远远超出战时动员的含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看法。反对纳粹专制及其统治种族的理论的斗争也使族裔和种族不平等的理论不攻自破。一种将美国社会视为多元化社会的观点开始成为官方话语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最初由宗教和族裔少数派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统一战线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提倡过。美国与战时的敌人之所以不同，政府强调说，不仅仅因为美国致力于四大自由的理想，而且还因为美国人坚持让所有不同种族、宗教和原国籍的美国公民能够一视同仁地得享这些自由的原则。种族主义是敌人的哲学；美国价值观的基础则是对多元化的宽容和追求所有人的平等。在战争结束时，新移民群体百分之百地被接受为忠诚的族裔美国人，不再是特殊和低贱"种族"的成员。与此同时，平等自由的原则与黑人的实际地位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变成了国家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爱国主义式的同化

除其他结果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熔炉"，尤其是对欧洲移民和他们的子女而言。数百万计的美国人离开都市中的族裔社区和偏僻的乡村环境，加入到军队或工业队伍的行列中，在那里他们接触到背景完全不同的同胞们。这种被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爱国主义式的同化"与一战时期的强制性美国化运动有着天壤之别。当威尔逊政府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树立为一种国家模式的时候，罗斯福政府则将多元化作为一个多元社会赢得和谐的唯一源泉来加以推动。美国的生活方式，小说家赛珍珠（PearlBuck）在一份战时信息办公室传单中写到，基于兄弟般的情义之上------即"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能够和睦相处......而且如果大家都信仰自由的话，他们可以变成一个团结如一的民族"。

政府和民间机构都迫不及待地推崇群体平等的思想，将此作为崇美主义的定义。官员们重新书写了历史，将对种族和族裔的宽容描写成美国人一贯的生活方式。罗斯福总统称，作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关于感情和思想的问题"，而"从来不是......一种与种族和祖先相关的问题"------这样的表白能有效地动员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但却不是一种美国历史的准确描述。在回避一战带来的那种不容忍性的同时，战时信息办公室刻意突出了几乎所有的族裔和种族群体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并大力赞颂一个团结而尊重多元化的人民所拥有的力量。一份战时信息办公室的传单将偏见描述为从外国进口而来而非美国本土生长的东西，宣称偏见比间谍更具有危险性------它们是"在帮敌人作战"。

纳粹集团将天生种族差别当成其政策指南的做法令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深为震惊。他们抛弃了那种对种族、文化和智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认知，尽管这种认知最近才成为他们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题目。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种族和种族主义》（Raceand Racism, 1942）将种族主义斥为"一种对科学知识的拙劣歪曲"。同年，阿什利·蒙塔古（AshleyMontagu）的《人类最危险的迷思：种族主义的谬误》（Man'sMost Dangerous Myth: The Fallacy of Race）成为了畅销书。至战争结束时，种族主义和本土文化优越论（nativism）这类思想至少在南部以外的地区已没有任何学术信用可言，反而被看成是心理失序的产物。

好莱坞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它的影片刻画的战斗连队中有不同地域、族裔和宗教群体的代表，这些人抛弃原有的族裔忠诚感和偏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并肩作战。《空军》（AirForce）一片的主角是一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他们包括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指挥官、一个犹太人上士和一个波兰裔美国人投弹手。在《巴丹战役》（Bataan）影片中，那个在（白人）族裔组合上非常均衡的步兵排中居然还加进了一个黑人士兵，尽管当时真正的美国军队中仍旧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这就是军队》（ThisIs the Army）的演员阵容中包括了未来的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on）；该片勾画了一幅对美国人民族裔多元化大唱赞歌的战后社会的前景。

不容异端当然并没有从美国社会中消失。一位作者对诺曼·罗克韦尔的"信仰自由"一画颇有微词，说他在其中加进来许多"看上去像外国人的"面孔。许多商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圈子里仍然排斥犹太人。除早期关于大屠杀的报告因过于恐怖以至于人们不敢相信其真实性的原因之外，反犹太主义思潮也对美国政府不愿让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前来美国避难的政策负有责任（在整个战争时期，只有21000人进入美国避难）。罗斯福本人也是在战争期间才得知希特勒"最终方案"对欧洲犹太人所造成的灾难的规模。然而他没有下令实施也许能够消灭德国死亡集中营的空中轰炸行动。

尽管如此，二战却使成千上万的族裔美国人，尤其是新移民的子女们，前所未有地感到自己成为完全的美国人了。在战时，一位纽约的"族裔"回忆说，"意大利裔美国人不再是意大利人了，而开始变成美国人了。"但引发这番评论的事件本身，即1943年发生在哈莱姆的种族骚乱却显示，爱国主义式的同化并没有超越肤色的界限。

"布拉塞罗"方案

战争对于非白人群体来说，具有远比白人群体所理解的更为捉摸不定的含义。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种族之间的障碍深深地根植于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南部黑人被围困在一成不变的种族隔离制度中动弹不得。亚洲人不能移民前来美国或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如前一章所讨论过的，在大萧条期间，有40万以上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以"自愿"的名义被地方政府引渡出境。大部分印第安人则继续生活在保留地上，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战争开创了许多将在战后引起强烈反响的变化。1942年，在墨西哥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布拉塞罗项目（braceroprogram）的协助下（项目名称来自brazo，西班牙语的意思是"胳膊"），成千上万的合同工人得以跨越国界，进入美国，干起了家庭佣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这个项目最初只是作为一项应对战时劳动力短缺的临时措施，但一直延续到1964年才终止。在布拉塞罗项目实施的时期内，有450万以上的墨西哥人签署了政府劳工合同，进入了美国（与此同时，比这个数字略大的人群因非法进入美国而遭到边界巡警队的逮捕）。布拉塞罗劳工理应接受不错的住房和工资待遇。但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公民，并随时可能被递解出境，他们无法组成工会，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

尽管布拉塞罗项目强化了墨西哥移民的非技能劳动力的地位，战时的就业却为第二代墨西哥裔美国人打开了新的机会。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走出族裔社区，参加国防工业的工作和加入军队（在军队中，与黑人不同的是，他们与白人混编在一起）。一种新的"奇卡诺"（Chicano）文化------一种墨西哥传统与美国经历相结合的产物------得以产生。与其他群体的接触也使得许多人学会了英文，带来了跨族裔通婚数量的上升。

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权利

1943年，在祖特装骚乱（zootsuit riots）中，手舞大棒的水兵和警察，对在洛杉矶街头上身着夸张、惹眼服装的墨西哥裔美国青年大打出手，这说明战时的宽容是有限的。"我们拉丁美洲裔的青年们，"一位积极分子抱怨说，"在前线没有遭受种族隔离......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换来民主的生存。"然而当他们回到家后，这位积极分子继续说，"他们连进咖啡馆的资格也没有。"战时关于自由和多元主义的话语与种族歧视继续存在的现实激发起一种争取民权的高度意识。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将种族歧视的诉讼递交到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反对西南部地区将他们局限在最低工资的工作领域的做法，反对给他们支付比干同样工作的白人低得多的工资的做法。

大约有50万的男女墨西哥裔美国人参加了美国军队。在罗斯福的"睦邻"政策的原则下，对墨西哥裔进行歧视不断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做法。1943年，得克萨斯州（该州的墨西哥裔人口数为全国最多）议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名称颇为奇怪的决议"白人种族--平等特权"决议（CaucasianRace-Equal Privileges resolution）。决议声称，因为"南北美洲所有国家"都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所有的属于欧洲族裔的人"有权在公共设施享受平等待遇。因为得克萨斯法律将墨西哥裔人界定为白人，这项决议只适用于他们，而不会触动针对黑人实施的种族隔离法。但决议没有实施的措施。事实上，因为得克萨斯州继续实施的歧视政策，墨西哥政府曾一度禁止该州在布拉塞罗项目名义之下接受劳工。

战时的印第安人

二战也将许多印第安人建立起与美国生活的主流更为接近的交往。大约有2.5万印第安人加入美国军队（包括有名的纳瓦霍"密码--传递者"，他们用非常复杂的、日本人无法破译的部落语言传递信息）。易洛魁人认为，美国政府无权征用印第安人入伍，他们颁布了自己向轴心国宣战的宣言。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到战争工业中去就职。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都市生活和工业社会，在战争结束之后选择不再回到保留地去。有些印第安人利用GI法案提供的机会，在战后进入大学学习，这种机会在从前只有极少的印第安人才能得到。

战时的亚裔美国人

亚裔美国人的战时经历充满了相互矛盾的感受。有5万人以上的亚裔美国人------来自中国、日本、朝鲜和菲律宾移民的子女------加入美国军队，大多数整编在全亚裔组成的队伍中。由于中国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一个盟友，国会于1943年建立了针对中国移民的国籍定额，从而终止了对华人移民美国的全面禁止。然而这个每年105人的移民定额很难被理解成为一种对大规模华人移民的期待，但中国人为反对日本侵略、保卫自己国土而前赴后继、英勇善战的形象对长期以来的种族成见提出了质疑。与墨西哥裔美国人一样，大批的华裔美国人离开了自己的族裔社区，进入主流社会，在国内阵线上与白人并肩工作。

日裔美国人的经历则极为不同。许多美国人将反对德国的斗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但美日两国都将太平洋战争看成是一场种族之间的决战。日本人的宣传将美国人描绘成一个自以为是、为不同族裔和种族的混杂所污染的民族，与种族"纯净单一"的日本人截然不同。在美国，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种族偏见和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合在一起，在美国人中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日本的切齿痛恨。"在我们的历史上，"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观察，"没有任何别的敌人遭受过人们对日本人那样的痛恨。"政府宣传和战时电影将日本人妖魔化成老鼠、狗、猩猩和毒蛇------充满兽性和非人的野蛮。它们将日本人的侵略说成是出自于日本人的种族或民族本性，而不是像在解释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行为那样，将其看成是暴君统治者一意孤行的结果。

居住在美国大陆的日裔美国人中约有70％的人住在加利福尼亚，他们是洛杉矶地区蔬菜农场的主要经营者。其中1/3的人是第一代移民（称为issei），但大部分人是在美国出生的日裔美国人（nisei），也即美国公民。后一种人中的许多人只会讲英文，从未去过日本，并不顾盛行的种族偏见力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日裔美国人社区不可能不受到日益高涨的种族仇恨的影响。联邦政府竭尽全力，将德裔美国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纳入到支持战争的队伍中来。在战争开始时，政府仅下令逮捕了80多万在美国拥有德国籍和意大利籍的人，但此刻政府却将所有的日裔美国人统统视为潜在的间谍。

日裔美国人的囚禁

如同在第十九章所讨论的，对日本人的仇视在加利福尼亚有相当长的历史。此刻，日本可能入侵西海岸的恐惧被放大，许多白人也希望借机获得日裔美国人的土地财产，在各种压力之下，军方说服了罗斯福签署了第9066号总统行政命令。命令于1942年2月颁布，它下令将所有的有日本血统的人从西海岸驱逐出去。当年春夏期间，政府将11万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中将近2/3是美国公民------从他们家中迁移到集中营里去。该命令不适用于住在夏威夷的日裔，他们将近占了当地人口的40％左右。尽管夏威夷面临威胁，但当地的经济离开了日裔美国人劳动力便无法运转。美国大陆上日裔美国人所遭受的待遇为日本提供了制作反美宣传的弹药，日本声称，它在亚洲的侵略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一个实行种族主义政策的美国，是在捍卫非白人种族的权利。

关押在集中营的人受制于半军事化的管理。他们居住在从前的马厩、临时搭建的棚子和军营内，周围布满了铁丝网构成的围栏，每天早上6:45必须醒来，参加集体点名，在大厅内集体用餐（饭食很少包括他们熟悉的日式烹饪食物）。全副武装的卫兵在集中营内巡逻，探照灯整夜地来回晃动。在这里，几乎没有个人隐私可言，没有完备和常设的医疗设施。尽管如此，关押者们尽力创造了一种家的环境，用图画、花朵和帘子来装饰他们的住所，还开垦和种植菜园子，开展组织体育俱乐部和举办艺术课程等活动。

一位日裔美国人妇女紧抱着熟睡的孩子，准备前往集中营。

对日裔美国人的囚禁显示，战争可以非常容易地摧毁人们的基本自由。在集中营内，没有法庭听证，没有正当程序，也没有人身自由保护权。查遍战时的文献档案，人们找不到任何非日裔美国人群体就美国政府在奴隶制结束后对公民自由进行的最为严重的侵犯而举行公开抗议的记录。所有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政府的政策。在国会里，只有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公开反对这项政策。那些公开宣称反对歧视的组织，无论是美共还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是替政府的行为辩护，就是对此保持沉默。

最高法院也拒绝对这项政策进行干预。1944年在维详诉美国案（Korematsuv. U. S. ）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否决了弗雷德·维详的申述，维详是一名日裔美国人，因拒绝前往集中营报到而遭到逮捕。大法官雨果·布莱科（HugoBlake）一向坚定地捍卫公民自由，但在6对3的多数派判决意见中坚持囚禁政策是合法的，并声称一项只适用于日裔的法律并不是基于种族的原因。最高法院从未推翻过维详案的判决。如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H. Jackson）在他的异见中所警告的，这样的判决"躺在那里，如同一支上了子弹的武器，随时可为任何政府部门所用，只要它能找出一种貌似有理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理由来"。

政府向关在集中营的关押者兜售战争债券。它还建立忠诚宣誓项目，指望日裔美国人对将他们囚禁和征用入伍的政府进行宣誓效忠。一些年轻人拒绝应征入伍，约有200人因此而遭到监禁。"把我们放出去，我也许会考虑为这个'自由人的国家'贡献自己的皮肤，"一位拒绝入伍者这样说道。然而仍然有2万名来自集中营的日裔美国人，与来自夏威夷的1.3万日裔美国人一起加入到美国军队之中。战争结束之后，日裔美国人开展了一场漫长的要求政府就其非正义的政策进行道歉的活动。1988年，国会就囚禁一事进行了道歉，并向每个幸存的受害人支付了2万美元的赔偿金。比尔·克林顿总统随后向弗雷德·维详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黑人与二战

尽管对日裔美国人的待遇表现出美国生活中冥顽不化的种族主义，战时关于自由的信息却预示着黑人的地位在战后将有重大的转变。"地球上从来没有任何种族的人配做他们同类的主人，"罗斯福宣称说，"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然而，纳粹德国却引用美国的种族歧视，来证明自己种族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首都华盛顿继续是一个严格实施种族隔离的城市，美国红十字会拒绝将黑人和白人的血浆在血库中混存（批评者说，这样做等于接受了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1940年和1941年，就在罗斯福号召美国人起来帮助欧洲的自由人民的时候，13起私刑事件却在美国本土上发生。

种族隔离的军队：1941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帕里斯岛上的海军陆战队营地，新兵正在进行持枪训练。

战争推动了黑人人口从南部乡村地区向北部和西部的城市地区的移民运动，其规模令一战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的大迁徙运动相形见绌。大约有70万人的黑人移民从南部涌出，搭乘他们所称为的"自由列车"，奔向工业中心地带寻找工作机会。他们时常遭遇带有暴力的敌意，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底特律，当地愤怒的白人居民要求地方政府将黑人居民从一处新住房项目中强行迁出。1943年，发生在底特律市政公园的一场斗殴演变成为一场种族暴乱，最后导致34人丧生，还引发了一场所谓的有2万工人参加的"仇恨罢工"，反对给在飞机引擎制造工厂中的黑人雇员加薪。战争也未能终止私刑的发生。1944年，一个白人买主认为黑人艾萨克·西蒙斯（IsaacSimmons）的土地下面藏有原油，但西蒙斯拒绝向他出售自己的土地，西蒙斯因此被人谋杀。罪犯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此事发生的地方是密西西比一个名叫"自由"的小镇。

黑人与服役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没有任何黑人。陆军对征用黑人士兵有人数上的限制，整个陆军中只有5名黑人军官，其中3名为军队牧师。海军对黑人的接受仅限于侍者和厨师。

二战期间，有100万以上的黑人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他们被整编在实施种族隔离的队伍中，大部分人从事的工作限于修筑工事、运输和其他的非战斗性工作。许多北部的黑人新兵被送往南部接受军训，在那里他们不能进入军营中的电影院和军人俱乐部，而当他们企图进入当地城镇时，又会遭到侮辱。在火车上，黑人士兵有时不得不起身为纳粹战俘们让座。"军队针对黑人组成的美国军队的政策与其经常给予轴心国战俘的优待所形成的对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杂志《危机》写道，"对黑人士气的打击是最大的。"

当南部黑人军人退伍回到家乡、企图使用GI法案提供的福利时，他们会遭遇到更多的种族歧视。表面上，GI法案提供医疗保险、大学学费资助、就业培训和开办商业或购买农场的贷款方面并没有包含任何种族上的区分条款。然而负责实施此种福利的地方政府却只允许黑人退伍军人将他们的大学教育福利用于种族隔离的大学，将他们的就业培训限制在无技能和低工资的服务行业中，并将购买农场贷款的发放局限在白人退伍军人的范围之内。

民权运动的诞生

1942年，由陆军部情报局主持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美国白人"没有意识到美国还存在一个'黑人问题'"，并相信黑人对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处境感到心满意足。他们很快会发现：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战争年代见证了现代民权运动的诞生。战时工业急速扩张，而黑人却在这些产业中被全面排斥（1940年在10万个飞机制造业的工人中仅有不到300人是黑人工人），这种情形激怒了黑人劳工领袖A.菲利普·伦道夫（A.Philip Randolph）。他发出号召，要在1941年7月举行一场向华盛顿进军的活动。该活动的要求包括获得进入国防工业工作的机会、终止种族隔离和通过一项反对私刑的联邦法律。伦道夫曾是卧车搬运工人工会的创始人，长期以来一直就种族主义问题与雇主和工会作斗争，此刻，他用罗斯福的语言回敬总统。他宣称说，种族歧视是"非民主的、非美国化的和亲希特勒的"做法。

数千名愤怒的黑人涌进华盛顿的景象，一位政府官员说，会"把政府吓得半死"。为了说服伦道夫取消这场抗议活动，罗斯福签署了第8802号总统行政命令。该命令禁止了国防工业就业中的种族歧视做法，建立了一个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Fair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 FEPC），负责监管命令的实施。黑人报纸将这条行政命令称赞为新解放宣言。

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调查性质的机构，本身缺乏法律的执行权，但它的存在却标志着公共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它举行的听证活动暴露出不同种类的种族歧视和排斥黑人的做法，这些做法在各个公司早已司空见惯，以至于它们在招聘广告中，公开写着招搬运工和清洁工时要"有色人种"的候选人，招技术产业工人时要"白人"候选人，并只让黑人妇女干洗衣工和厨子之类的工作。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是重建以来第一个为争取黑人平等就业机会而工作的联邦机构，它在为黑人谋取工业工厂和舰船制造厂的工作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南加利福尼亚，飞机制造商洛克西德（Lockheed）特地开辟了通向黑人住宅区的班车，将那里的黑人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厂来工作。到1944年，有100多万以上的黑人得到了制造业的工作，其中有30万人是妇女（"我姐姐常说，是希特勒帮助我们跳出了白人家庭的厨房，"一位黑人妇女这样回忆说）。

双重胜利

当总统"提到我们应该享有'四大自由'时"，一位黑人钢铁工人宣称，他的意思是把"所有的种族"都包括在内。二战时期，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员人数从5万人增加至将近50万人。种族平等协会（Congressof Racial Equality, CORE）于1942年由一群黑白和平主义者所创立。它在北部城市举行了入座抗议，要求废除餐馆和影剧院的种族隔离制度。当曼菲斯一家菲尔斯通轮胎厂将一名黑人女工解雇，原因是她在白人乘客尚未入座时就试图登上城市公共汽车，该工厂的黑人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这位女工恢复原职为止。

1942年2月，《匹兹堡信使报》的一位读者发明了"双重胜利"（Double-V）的短语，它后来成为了战时黑人态度的象征。这家报纸说，击败德国和日本的胜利必须要有废除国内种族隔离制度的胜利与之为伴。当罗斯福和大多数的白人报纸把战争看成是美国理想的一种展示的时候，黑人报纸则坚持指出那些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危机》杂志在其刊登的战争债券的广告旁边写到，一个实施种族隔离的军队"是不可能为一个自由的世界而作战的"。

一位政治学者对战时民意做了调查，他的结论是"国家团结的象征"对白人和黑人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黑人来说，免于恐惧的自由，除了其他事情之外，指的是终止私刑；免于匮乏的自由包括了终止"在争取工作机会方面的歧视"。如果在白人眼中，自由是一种"需要得到保卫的财产"，他观察到，对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来说，自由仍然是一个"需要被获取的目标"。"我们为争取自由的战斗，"一位从太平洋战场归来的黑人退伍军人说，"是从我们抵达旧金山的那一刻开始的。"

《黑人想要什么》

二战期间，一个范围广泛的政治联盟发出呼吁，要求终止美国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这个联盟是以左派力量为中心的，但同时包括了在左派之外的、相当广泛的力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美国犹太人协会密切合作，提倡制定在就职和住房方面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尽管许多来自基层的白人工人表示抵制，产联工会------尤其是那些左派--自由派和美共影响力较强的工会------作了大量的努力，来组织黑人工人，为他们争取得到进入技术工种工作的机会。二战期间，美国劳联在很大程度上继续遵循它那种排斥黑人工人的传统，而产联则可能是自19世纪80年代劳工骑士团以来在种族融合方面做得最彻底的工会组织。

新的黑人激进主义给南部白人的温和派带来了一种危机感。1944年，曾经就私刑、工会化和南部贫困问题出版过不少前沿著作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黑人想要什么》一书。该书是由14位著名黑人领袖写作的文章集结而成。几乎每篇文章都呼吁：赋予南部黑人以投票权，摧毁种族隔离制度，赋予黑人得享"通用的美国生活标准"的机会。有几篇文章还提出，世界和平必须与结束欧洲在非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统治同步进行。

当他读到该书的原稿时，出版社社长库奇（W.T. Couch）大吃一惊。"如果这是黑人想要的东西的话，"他对书的编辑说，"那么事情显然再清楚不过了，黑人需要的，而且最为迫切需要的，就是修改他想要的一切。"库奇代表的是这样一代南部白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曾施加压力，要求对种族关系进行温和的改善；然而，随着黑人提出了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要求，加上南部政客又借机煽动捍卫白人至上主义，他们感到自己曾经占据的中间地带突然蒸发消失了。白人政客有时会使用战时那种保卫自由的语言词句，以此来说明他们有权不受外界干涉，自行决定本区域的制度结构。"战争的紧急状态，"亚拉巴马州州长弗兰克·狄克逊（FrankDixon）说，"不应该被用来作为废除种族界限的理由。"就在战争使现代民权运动得以降生的时候，它同时也为20世纪50年代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时南部的"大规模抵制"运动播撒下了种子。

在全国其他地方，黑人的地位在进步自由主义者的议题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比起20世纪30年代来，联邦政府官员更为公开大胆地谈论深刻改变种族关系的必要性。战争部长斯廷森提到，美国民主还没有面对过"奴隶制的原罪所遗留的持续的遗产问题"。但进步的来临是缓慢的。全国战争劳工委员会禁止了种族同工不同酬的做法。在史密斯诉奥尔赖特案（Smithv. Allwright）（1944）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宣布全白人的初选制是违宪的，这种制度是南部各州剥夺黑人政治权利的一种机制。同年，海军开始将一小部分黑人海员分配到先前由全白人海员组成的舰船上。在二战的最后一个月，它全面终止了种族隔离的实践。与此同时，陆军也建立了几支黑白士兵混编的战斗部队。

曾为罗斯福1940年总统竞选对手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于1942年周游世界，四处动员支持同盟国的力量。他在归来后出版一本名为《大同世界》（OneWorld）的书。该书卖出100万册，卖出的速度之快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非虚构性著作。威尔基世界各地的旅行使他意识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将在战后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该书最令人震惊之处是威尔基对"我们国内帝国主义行为"的猛烈抨击。除非面对种族主义这个"令人尴尬的矛盾"，他提出，否则美国对世界领袖地位的要求将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如果我们要谈论自由的话，"威尔基写道，"这种自由必须是生活在我们国土范围之内的所有人的自由。"

《美国的困境》

没有任何其他事件能比《美国的困境》（AnAmerican Dilemma）一书在1944年的出版更集中地反映出人们对黑人地位问题的新关注。这本书是由瑞典社会科学家冈纳·默达尔（GunnarMyrdal）主持写作的，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了一个连续性的叙述。该书对种族主义如何深刻地扎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行为的情形做了一个丝毫不加掩饰的描述，但默达尔将这种冷静的分析与他对被他称为"美国信条"------即对平等、正义、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的崇敬联系起来。他认为，战争使美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了美国信条与种族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他的结论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之一必将是对黑人地位的重新定位。"

默达尔关于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种族政策之间存在着冲突的议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杜波伊斯早都讲过类似的话。然而，在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反纳粹主义斗争和黑人在国内要求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默达尔的书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此书指出了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似乎同时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几乎不带痛苦的、通向和平改变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联邦政府应该带头废除种族歧视的法律。这种将对美国原则的诉求与对联邦政府社会调控功能的提倡结合起来的思想，形成了针对种族关系的一种自由派立场。这种立场将在后来的许多年内一直存在下去。

1945年，对种族正义的支持最终在自由派--左翼的政治议程上占据了与完全就业、公民自由和扩大新政福利国家同等的位置。罗斯福本人很少谈及种族问题。但许多自由派人士坚持认为，政府必须通过反私刑立法、工作场所的机会平等、住房和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终止以及将社会保障项目延伸到覆盖农业和家政工人等方式来正面解决种族歧视的问题。这种二战时期产生的对种族交融、完全就业的经济的憧憬搭建了一座连接新政和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的桥梁（见第二十五章）。

战争的结束

随着1945年的开始，同盟国已经是胜利在望。1944年12月，希特勒孤注一掷，在法国战场发动了一次突袭式的反击，将同盟国军队逼退了50英里，在他们的防线内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凸地范围。凸地战役（Battleof Bulge）是美国军队有史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的战役，这场战役给美国军队带来了高达7万人的伤亡。但在1945年初，希特勒的攻击最终失败了。

3月，美国军队跨过了莱茵河，进入德国的工业核心地带。希特勒自杀身亡，随后不久，苏联红军占领了柏林。在5月8日欧洲胜利日（V-EDay）这一天，打击德国的战争正式结束了。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军队在向日本逼近。他们在1944年8月夺回关岛，两个月之后又在菲律宾成功登陆。在菲律宾，美国军队将莱特湾海战中幸存敌舰中的大部分予以捣毁。

"最可怕的武器"

194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E. Dewey），史无前例地第四次当选总统。但是罗斯福未能看到同盟国的胜利，他于1945年4月12日因中风而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面临着美国总统必须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否使用原子弹来打击日本。杜鲁门是在就任总统之后才得知原子弹一事的。当时，战争部长秘密地告诉他，美国已经研制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可怕的武器"。

原子弹是根据相对论理论制造的一种实用结果，相对论则是德国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在20世纪早期对物理学规律的一种重新思考。能量与物质，爱因斯坦证明说，代表了同一现象的两种形式。根据他的著名公式E＝mc2，物质中包含的能量等于它的体积乘以光速的平方------一个巨大的数量。使用某种形式的铀或人造的钚元素，可以制造一个原子反应堆，将体积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能量。这种能量可以利用起来，提供某种可控能源，也可以以一种巨大的爆炸形式予以释放。

1939年，爱因斯坦逃到美国后，曾致信警告罗斯福，说纳粹科学家们正在实验一种原子武器，敦促总统采取同样的措施。次年，罗斯福下令进行后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工程，这是一项美国科学家在二战期间研制原子弹的绝密工程。1945年7月，这项武器在新墨西哥境内试爆成功。

原子弹时代的来临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飞机在日本的广岛上空投放和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之所以选定这个目标是因为在所有的日本主要城市中，它尚未遭受战争的伤害。刹那间，城市中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毁灭了。该城拥有的28万平民和4万军人中，有7万人即刻丧生。由于原子弹释放出致命的放射线，死亡人数在这之后一直上升。到当年底，死亡人数达到了14万人。随后的5年中，另有数千人死去。8月9日，美国在长崎爆炸了第二颗原子弹，导致7万人丧生。同一天，苏联向日本宣战，并出兵进入中国东北向日军发起攻击。一周之内，日本宣布投降。

由于平民死亡的人数过于巨大------比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斗死亡总人数的两倍还多------原子弹的使用一直存有争议。当他们被从一个太平洋岛屿追赶到另外一个岛屿的时候，日本人顽强地抵抗着。美国如要入侵日本，一些顾问警告杜鲁门说，也许要付出25万美国人的生命的代价。但在1946年之前，美国并没有做出入侵日本的计划，而且大量的事实显示，日本已经非常接近于投降。一些日本官员已经传达出愿意投降的意愿，只要裕仁天皇（EmperorHirohito）能够保留皇位。这个要求未能达到同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胜利者最终同意保证裕仁幸存。日本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舰队被摧毁了，必须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作战。一些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敦促杜鲁门向国际社会展示它的威力。杜鲁门对此没有表示任何犹豫。在他看来，原子弹是一种武器，制造武器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武器。

战争的本质

原子弹的使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方式最终的自然结果。所有的战争都会对非战斗人员造成伤亡。但在此之前，平民人口从未被如此肆无忌惮地当成攻击的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人员占死亡人数的90％。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的5000万人中（包括40万美国士兵），大约有2000万是平民。德国屠杀了数百万"低贱种族"的成员。它对伦敦和其他城市进行了轮番不停的轰炸。同盟国也对平民人口实施了更为致命的空中袭击。1945年初，对德累斯顿（Dresden）的轰炸导致10万人丧生，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3月9日，将近同样数字的人在盟国对东京轰炸造成的火海中丧生。

四年的战时宣传战已在美国人的眼中将日本人彻底妖魔化了。1945年，没有什么人对杜鲁门的决定提出非议。然而，后来公众开始质疑这一决定，尤其是在约翰·赫西（JohnHersey）出版了《广岛》（Hiroshima,1946年）之后。这是一部对平民人口所遭受的恐惧与苦难的直观记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使用原子弹是不必要的。他在后来写道："我很不愿意看到我们国家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武器的国家。"

战后世界的规划

就在战争继续进行时，同盟国的领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对战后世界做出了规划。为达成协议，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于1943年和1945年初分别在伊朗的德黑兰和苏联南部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最后一次"三巨头"会议是于1945年7月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谈判中途他被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Attlee）所取代，后者所领导的工党在英国选举中大获全胜因而出任首相）。在波茨坦，同盟国领袖们建立起一个针对德国的军事行政机构，同意对纳粹高级官员以战争罪名义进行公审。

"三巨头"------温斯顿·丘吉尔、哈利·S.杜鲁门和约瑟夫·斯大林------于1945年7月25日在波茨坦会议的合影。

因各国都力争战后权力的最大化，三个盟友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英国和美国都不信任斯大林。同盟国一直等到1944年6月才开始入侵法国，苏联人被迫承担起抗击德国人斗争的重担，这一事实令他们非常愤怒。但因为斯大林的军队赢得了东线战场的胜利，英美很难阻止他提出的将东欧变成苏联势力范围（即在某区域的各国政府对一个强权的指令言听计从）的一部分的要求。

雅尔塔与布雷顿体系

在雅尔塔，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苏联打算继续控制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和波兰东部一大片地区的计划只是表示了温和的抗议。斯大林同意在1945年后期向日本宣战，在波兰的亲苏政府中加入非共产党人士，并允许在那里举行"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举"。然而斯大林打算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国家。他认为，正如他在给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约瑟普·部拉兹（JosipBroz，即铁托）的信中所写到的，在现代战争中，"谁占领了一片领土，谁就有权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该领土之上"。雅尔塔是战时美苏合作关系的顶点。但因为会议的参加者很快对东欧的命运产生了分歧，它因而也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英美之间也有关系紧张的地方。丘吉尔无视美国的压力，拒绝让印度和其他的英国殖民地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他与斯大林私下达成协议，将南欧和东欧分别纳入英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

对于美国企图重新制定和主导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英国也力图阻止，但未能成功。1944年7月，来自45个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决定用美元取代英镑作为国际商业交往的主要货币。如前一章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曾将美国与金本位脱钩，从而允许政府多发行货币，刺激商业活动。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美元的价值定为每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规定了其他货币与美元的固定关系。会议还创立了两个美国主导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货币，并帮助欧洲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防止各国政府将它们的货币贬值，以争取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许多国家在大萧条时期都曾这样做过。

尽管细节还要经过很多年后才得以出现，但布雷顿森林会议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创造出了一个基本框架，其基础思想是建立一个更为自由的商品与投资的国际流通体系以及各国对美国的世界金融领袖地位的承认。美国领导人决心要避免大萧条的再度发生，相信通过撤除自由贸易的障碍，可以鼓励世界经济的增长。直到今天，这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之一。

联合国

在战争的早些时候，同盟国也曾同意建立一个国联的继任机构。1944年，在华盛顿近郊的敦巴顿橡树园，它们设计了联合国的结构。该组织将有一个大会------基本上是一个进行讨论和议事的论坛，每个会员国都有平等的声音------和一个对世界和平负责的安全理事会。在6名轮值的会员国之外，安理会将有5个常任理事国------英国、中国、法国、苏联和美国------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握有对决议的否决权。1945年6月，51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聚会，签署联合国宪章，宪章废除了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方式。7月，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联合国宪章。与一战后针对美国的国联成员资格所进行的恶性争吵相比，参议院中只有两名议员投票反对美国加入联合国。在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结束时，杜鲁门总统敦促美国人接受这样的观点："无论我们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自己必须否认我们有按我们的意愿去做任何事情的许可。这是每个国家为维持世界和平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多么合情合理的代价。"

没有和谐的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成为世界的主要强权而结束。"罗马相对于古代世界的意义，"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正是美国相对于明日世界的意义。"然而和平并没有带来一个国际和谐的时代。苏联对东欧的占领制造出一种新的分歧，这种分歧很快将为冷战所固定化，而原子弹的使用则在世界范围内留下了一种恐惧的记忆。

胜利的同盟国对它们战时的自由话语抱有多大的诚意，仍然是一个未知数。1941年8月，在美国卷入二战4个月之前，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停泊在纽芬兰的一艘战舰上举行了一次会议，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宪章承诺，在"纳粹暴政最终被消灭"之后，市场的通道将被开放，"所有人民"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新政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所以各地人民将得享"改善了的劳工标准、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宪章尤其提到了罗斯福"四大自由"中的两项------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却被排除在外，因为英国不愿意将它们用于殖民地，尤其是印度。

四大自由演讲和大西洋宪章的主要目的是突凸显英美理想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分歧。但它们却产生了并非初衷的后果。正如罗斯福的一位演说起草人所说，"当你宣示一个道德原则之后，你就被它限制住了，不管你多么希望自己能走运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语言帮助奠定了战后人权理想的基础，这种理想也将延展到所有的人类。

在战争中，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MahatmaGandhi）给罗斯福写信说，"只要印度和非洲继续遭受英国的剥削，美国继续在国内拥有自己的黑人问题，所谓同盟国正在为一个保障个人自由和民主的世界而战的说法听上去都将是华而不实的。"同盟国的胜利将人类从一个活生生的噩梦中------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由专制统治和奴隶劳动制度构成的制度，在其中被视为低贱民族的人民遭受着欧洲犹太人和日本在亚洲暴行的受害者们所曾遭受的同样命运------拯救出来。然而，针对海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美国国内非白人人民的自由问题而展开的辩论，预示着更多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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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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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rose, StephenE. Citizen Soldiers (1997). 讨论从盟军登陆日到二战结束期间美国军人在欧洲的作战经历。

Anderson, Karen.Wartime Women: Sex Roles,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duringWorld War II (1981). 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如何为妇女打开了新的机会大门，并对既存的性别关系规范提出了挑战。

Blum, John M. VWas for Victory: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during World War II (1976). 一部关于二战期间国内阵线的全面研究著作。

Borgwardt,Elizabeth. A New Deal for the World: America's Vision for Human Rights (2005). 讨论在二战期间人权作为一种国际权利的思想的出现过程。

Brinkley, Alan.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 (1995). 描述在新政后期和二战期间自由派的思想和政策如何偏离了攻击经济权力不平等的方向。

Dalfiume,Richard M. Desegregation of the U. S. Armed Forces: Fighting in Two Fronts,1939-1953 (1969). 展现了在战争时期和战后黑人士兵的经历。

Daniels, Rogers.Prisoners without Trial Japanese Americans in World War II (1993). 一部关于战时日裔美国人遭受关押情况的简史。

Dower, John W.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1986). 探讨种族恐惧和仇视如何刺激和加剧了太平洋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敌对状态。

Isserman,Maurice. Which Side Were You On?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during World WarII (1982). 追溯了二战期间美国共产党政治立场的变化。

Jeffries, JohnW.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1996). 着重描述动员美国人支持战争的多种方式以及这种动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Kennedy, DavidM.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1999). 该书是对从大萧条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美国史的细致和笔调生动的叙述。

Lichtenstein,Nelson. Labor's War at Home: The CIO in World War II (1982). 讨论战争对工人和劳工运动的影响。

Rhodes, Richard.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1986). 一部关于原子弹制造过程的生动描述著作。

Von Eschen,Penny.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1997). 讨论了战时和战后契机美国黑人如何回应殖民地要求独立运动的兴起。

Wyman, David S.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5 (1984). 一部对罗斯福政府对希特勒企图灭绝欧洲犹太人做法的反应持有强烈批判态度的研究著作。

第二十三章　美国与冷战
1945 -1953

［大事年表］

1945雅尔塔会议

1946菲律宾获得独立

1947杜鲁门主义

联邦雇员忠诚计划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好莱坞展开调查

塔夫脱--哈特利法

杰基·鲁滨逊打破种族界限加入职业棒球大联盟

自由列车展览

国家安全法

马歇尔计划

1948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1948---1949柏林封锁与空运

1949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1953朝鲜战争

1950麦卡锡指称国务院的雇员中有205人是共产党人

麦卡伦国内安全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1951丹尼斯诉美国案

1953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因间谍罪被处死

1954陆军--麦卡锡听证会

1955华沙条约国组织成立

冷战的起源

两大强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尽管陆军的大部分队伍很快就退役了，但美国声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美国拥有世界制造业生产力的一半，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如同在前一章所讨论的，罗斯福政府决心要避免重新退回到孤立主义外交路线的时代。它相信，美国能够领导全世界走向一个具有全球合作、扩展的民主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等内容的世界。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创立的。美国领导人同时也相信，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欧洲和亚洲的安全，美国的繁荣需要对全球经济进行重建。

唯一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与美国相竞争的强权是苏联，它的军队此刻正占领着东欧的大部分领土，包括德国的东部。苏联在击败希特勒的斗争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它宣称，是共产主义将这个庞大的落后国家带入了现代化的行列，这一切都使苏联在欧洲和那些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中间享有了极大的尊重。如美国一样，苏联人也希望建设一个以他们自己的社会和价值观为模式的战后世界。然而，在刚刚丧失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和遭受了极为惨烈的战争破坏之后，斯大林政府此刻不再具有开展新的军事冒险行动的能力。"除非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美国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Acheson）说，苏联人不太可能与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但是，因为打击希特勒的斗争中，苏联人曾经进行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面战斗，苏联政府决心在东欧建立起一个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这一地区正是德国在过去30年间两次对其发动侵略的地方。

遏制政策的起源

罗斯福似乎曾经相信，二战结束后，美国可以与苏联保持友好的关系。回顾历史，美苏这两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崛起的主要强权似乎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相互对立与冲突的境地之中。两国在战时的结盟是因为它们需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因为分享共同的长期利益、价值观或历史；它们的战时盟友关系几乎从宣布和平的那一天起就崩溃了。

冷战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中东地区。在二战结束时，苏联利用其伊朗北部的占领对后者施加压力，迫使对苏联开放进入藏量丰富油田的通道。在英国和美国的压力之下，斯大林很快撤出了苏联军队。与此同时，苏联人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起亲共政权，他们声称这种做法与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或英国维护大英帝国的做法并无二致。许多美国人则认为，斯大林违反了1945年雅尔塔会议对波兰的自由选举做出的承诺。

1946年初，在他那份有名的发自莫斯科的长电文中，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Kennan）告诫杜鲁门政府说，不能以对待正常政权的方式来与苏联打交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苏联人在全球扩张他们的权力，凯南写到，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停止他们的扩张。尽管凯南认为西方无法将俄国人从东欧逐出，但他的电报为后来闻名的"遏制"政策奠定了基础。根据这项政策，美国将立志要阻止苏联权力的进一步扩张。

"铁幕"演说

此后不久，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一次演讲中，英国的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宣称道，一道"铁幕"在横跨欧洲的地方降落，将自由的西方与共产主义的东方分割开来。丘吉尔的演讲将美苏之间将进行一场长期斗争的思想普及开来。但直到1947年3月，当他在一次演讲中发表了后来为人熟知的"杜鲁门主义"之后，杜鲁门总统才正式将冷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将其描述为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自由的未来的斗争。

杜鲁门主义

哈里·S. 杜鲁门从未指望成为美国总统。民主党的领袖们在1944年选择他取代亨利·华莱士作为罗斯福的竞选伙伴，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平庸的、来自密苏里的国会参议员，他在政治上的攀升主要是通过与堪萨斯城政治机器的大佬汤姆·彭德格斯特（TomPandergast）的关系而成就的。1945年杜鲁门在罗斯福逝世后就任总统，被迫针对外交政策的辩论做出决定。而在此之前，他在外交决策中几乎没有扮演过任何角色。

杜鲁门认为：美国不能相信斯大林，美国有责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但他对世界的认知则是出于一种鲜明对立的、黑白分明的立场；基于此，杜鲁门很快决定要将遏制政策付诸实践。1947年，实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决定的机会出现了。当时，英国告知美国说，因为战争对其经济的损害、它已经无法再继续扮演传统的国际角色。英国被迫终止对两个关键国家提供军事和金融资助------一个是希腊，该国的君主制政权处于共产党领导的暴动威胁之下；另一个是土耳其，苏联人提出要求，要与其共同控制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英国邀请美国介入，填补权力的真空。

苏联对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内部问题并无直接的关联，两国出现的反对腐败的、非民主的政权的力量都是本土生长的。两国都没有实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但两国地处重要的战略要地，把持着进入南欧和具有丰富石油储藏的中东的大门。参议院领袖阿瑟·范登堡（ArthurVandenberg）对杜鲁门说，如果总统想要说服并不情愿的公众和国会同意对这些政府提供资助，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美国人民"吓得半死"。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杜鲁门动用了他的语言武器库中的最重型的武器------捍卫自由。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现在必须承担起支持"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责任，不管共产主义在什么地方对他们形成了威胁。在18分钟的演讲中，杜鲁门使用"自由的"或"自由"的次数高达24次。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宣示"杜鲁门主义"的演讲。

通过沿用战时那种将世界划分自由的和受奴役的两分法模式和启用古老的、美国负有保卫自由、战胜黑暗势力的使命观，"杜鲁门主义"创造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成为大部分美国人认识战后世界的透镜。一位著名的参议员后来写到，"杜鲁门主义"的演讲在建立"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方面，作用胜过任何其他的声明或宣言。杜鲁门也成功地说服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他的政策表示支持，开始了一个长期的两党合作的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如同杜鲁门对国会的演讲所指出的，冷战一部分是一场意识形态冲突。双方都声称，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安全的同时，要推进自由和社会正义，双方都将自己的社会体制作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仿效的模式。

虽然杜鲁门要求国会为两个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将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击败两国政府在国内的政敌）限制在4亿美元之内，但他的言辞却显示，美国将承担起一种永久性的全球责任。他的演讲建立起了一种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支持任何反共政权------不管它们本身是如何的不民主------的先例，同时开创了建立一套以反对苏联为目标的全球性军事联盟体系的先例。此后，一套新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机构得以建立，并不受民主机制的监督，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等。中央情报局是在1947年建立的，目的是收集情报和在国外进行秘密军事行动。

马歇尔计划

杜鲁门主义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它所勾画的未来为美国罗列出一系列将要承担的世界范围的责任，这种前景使许多美国人深感不安。"难道我们要继承19世纪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吗？"《旧金山记事报》这样质问道。"我们在要求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吗？"然而，美国将在海外进行军事行动的威胁只构成了遏制政策的一个支柱。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GeorgeC. Marshall）于1947年6月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描述了另外一个支柱。马歇尔承诺，美国将提供数十亿美元来支持欧洲的经济复苏。在战争结束两年之后，欧洲大陆依然是百废待兴。食物短缺的现象十分普遍，通货膨胀的情形不断恶化。经济的持续恶化，加上1946---1947年冬天少有的恶劣气候，增强了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美国的决策者担心，这些国家有可能落入苏联的轨道之中。

马歇尔计划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与遏制齐头并进的前景。它意在反击自大萧条以来不断扩散的一种说法，即资本主义已经在走下坡路，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在它看来，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不是苏联的军事力量，而是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是共产主义思潮和组织发育生长的基础。马歇尔避免使用杜鲁门的那种世界划分为自由与不自由两大集团的语言，他认为，"我们的政策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的，而是针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的。"自由不仅仅意味着反共主义------它需要一种"允许自由体制得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出现。事实上，马歇尔计划所想象的是一个在欧洲实施的新政，将罗斯福在战时提出的"四大自由"延伸到欧洲大陆上去。正如一份向欧洲人解释其思想的传单所说，目标是争取"一个更高的全国性的生活水平；工人和农民所享有的最大的工作机会；更大量的生产"。或者，用一句宣传马歇尔计划的口号中所用的话来说，"繁荣使你享有自由"。

马歇尔计划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外援项目之一。到1950年时，西欧国家的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这一地区开始逐步跟随美国，踏上了走向大众消费社会的道路。因担心美国会控制东欧的经济，苏联拒绝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马歇尔计划也因此进一步固化了欧洲大陆势力范围的划分。与此同时，美国与23个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协商建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组织，其宗旨是促进成员国之间更为自由的贸易往来，为美国商品和投资建立起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

日本的重建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担任盟军在日本的"最高司令官"一直到1948年，在他的指导下，日本采纳了一部新的、民主的宪法，废除了不在村地主土地制（absenteelandlordism）, 大多数的佃农因而获得了土地。尽管大多数的日本领导人并不同意，但在美国人的坚持下，新宪法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妇女以选举权（在塞尼卡福尔斯大会一个世纪之后，妇女选举权成为美国人自由观中的一个自然部分）。此外，新宪法的第九条宣称，日本将永远放弃战争和武装侵略的政策，将只保留一个规模很小的自卫力量。

美国同时也监管实施了日本的经济重建。最初，美国提出要解散日本的巨型工业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对日本的战争活动曾经起有关键的作用，但这项计划在1948年被废弃，而代之以重建日本工业基础的计划，目的是将日本变成在亚洲进行反共的大本营。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经援、对新技术的采用和低军费开支的帮助下，日本的经济复苏得以全面展开。

柏林封锁与北约

与此同时，冷战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尽管马歇尔计划正在付诸实践，形势开始加速朝军事对立的方向发展。在二战结束时，四个战胜国各自占领了德国和柏林的一部分，而柏林的位置在苏联占领区内。1948年6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它们的占领区内发行了一种不同的货币，这是创建一个新的西德政府的前奏，而这个新的西德政府将在冷战中站在西方3国一边。苏联人的回应是，将美、英、法3国占领区通往柏林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全部切断（斯大林保留了来自东面的物资供应线，因为占领这一城区的是苏联军队）。

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1个月的空运。西方的飞机为它们所控制的柏林城区提供燃料和食品。当斯大林在1949年5月解除封锁之后，杜鲁门政府赢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很快两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东德和西德，各自与冷战中的一方结盟。柏林城始终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之中。西柏林在东德境内犹如孤岛一般地存活下来。一直要到1991年，德国才重新得到统一。

同在1949年，苏联试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终结了美国对这项武器的垄断。同年，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诺在未来遭遇苏联攻击时相互之间提供共同防卫。此后不久，西德变成了北约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一部分。许多欧洲人对德国的重新武装深为不安。但法国和其他的纳粹侵略的受害者则将北约视为一种"双重遏制"，在这种机制下，西德一方面可以成为阻挡苏联人进犯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加入西方联盟可以使德国强权得以驯服和"教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自美国革命时期与法国签订的友好和商业条约以来，美国和欧洲之间签订的第一部长期的军事盟约。1955年，苏联人将在东欧的联盟正式组成为华沙条约国组织。

共产主义世界挑战的加剧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漫长的中国内战中成为胜利者，这是遏制政策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挫败。面临共和党人对其"丢掉"中国（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中国）的指责，杜鲁门政府拒绝承认新的中国政府，并阻挡其拥有在联合国的席位。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一直声称，那个战败后被迫逃亡台湾岛的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在美苏就南欧和东欧以及柏林问题上的一系列交锋、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和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关于建设永久性军事力量的提议，以保证美国有能力展开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共产主义的斗争。这份1950年发布的宣言性文件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它将冷战描述为一场介于"自由的思想"与"在克里姆林宫阴暗寡头统治之下的奴隶制思想"之间的重大决战。"自由世界的生存"，文件强调说，正面临这场世界性冲突的威胁。作为冷战初期发布的最重要文件之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于刺激美国军事花费的激增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朝鲜战争

美国战后政策最初的聚焦点是在欧洲，然而使冷战骤然转化成为"热战"的地方却是亚洲。朝鲜在二战中曾为日本所占领，1945年被划分成为苏联和美国占领区。随后很快出现了两个政府：共产主义的北朝鲜和反共的南韩，后者并非是民主政府，但却是美国的盟友。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进入南部，希望建成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国家。北朝鲜军队很快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领土。杜鲁门政府将朝鲜视为遏制政策的一个测试场，游说联合国安理会，让其授权使用武力，回击北朝鲜的入侵（苏联人本来是可以否决安理会决议的，但因为它抗议安理会拒绝接受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正在抵制安理会会议）。

美国军队在冷战的第一场战争中承担了实际战斗的绝大部分。1950年9月，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北朝鲜防线的背后发起了一次大胆的反击。北朝鲜军队迅速向北撤退，麦克阿瑟的军队很快占领了北朝鲜的大部分地区。杜鲁门希望能够在一个亲美政府的框架下统一朝鲜。但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队逼近中国的边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开始参战，在血淋淋的交战中将联合国军队逼退。麦克阿瑟要求再次向北发动攻击，甚至提出入侵中国和对其使用原子弹，但杜鲁门担心这样会在亚洲大陆上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要求。麦克阿瑟对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并不完全接受，于是他直接走向公众，对总统进行批评。杜鲁门下令将他解职。朝鲜战争最终以僵局的结果在北纬38度防线结束，这也是两个朝鲜最初的分界线。直到1953年，停火协议才得以签订，基本上恢复了战前的原状。朝鲜战争至今为止没有签署正式的和平协定。

约有3.3万美国人死在了朝鲜战场上。亚洲人死亡的估计数字包括了100万朝鲜士兵和200万平民（在美国飞机将与水稻种植休戚相关的水利设施炸毁后，许多人死于饥饿），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朝鲜战争清楚地表明，起源于欧洲的冷战已经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冲突。

总体来说，1947---1953年的事件显示，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象征着全球和谐的来临，但此刻的世界却离这个希望越来越遥远。美国已不再谈论什么"大同世界"了（温德尔·威尔基那本战时出版的名著的题目）。相反，世界被划分为两极。在逐渐形成的西方（尽管这一极也包括了日本，美国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军事基地）或"自由世界"这一方，美国是理所当然的领袖。北约之后，东南亚地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东的中东条约组织也相继建立，构成了一个包围苏联和中国的军事联盟网络。

冷战的批评者

在苏联，斯大林进一步地巩固了集权体制；在这个制度下，上百万的苏联公民遭到囚禁和谋杀。国家对艺术和思想生活的严格控制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将苏联置于与民主和"自由企业"形成鲜明对立的位置之上。虽然当时绝大多数的批评家对苏联式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抱任何同情的态度，但也指出，将冷战界定成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体制与奴役制度之间的斗争，会导致一些极为不幸的结果。凯南的长电报引发了"遏制"政策的产生，但他认为，使用这种一概而论的语言使得美国无法以个案处理的方式来审视国际危机，或判断哪种危机对自由或对美国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在一篇对杜鲁门政策鞭辟入里的批评中，他反对将外交政策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讨伐运动"。如果把任何一种对于现状的挑战都看成是与苏联进行斗争的一部分的话，李普曼十分正确地指出，美国将不得不网罗和资助"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卫星国、顾客、仰人鼻息者和傀儡"。美国将不得不连续不断地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而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并非都是因苏联的扩张所致，也并非都可以随意地使用自由与奴隶制之争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动摇了欧洲帝国的基础，他继续说到。在横扫全世界的革命民族主义的浪潮推动下，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的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美国企图打着反共的旗帜，将自己置于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运动的对立面，李普曼警告说，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化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促进了美国国内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认知，推动许多非裔美国人将自己在国内争取平等的斗争与外部世界中非白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相互等同起来。许多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运动在要求民族自治的权利时，借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语言。自由派民主党人和黑人领袖们极力敦促杜鲁门，希望他能在推动非殖民化的世界斗争中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世界"不应包括殖民地和帝国在内。1946年，美国赋予菲律宾以独立的地位，此举得到其他殖民地上民族主义运动的赞赏。然而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不再向自己的欧洲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将自治的权力交给各自的殖民地，如法属印度支那、荷兰东印度群岛以及英国在非洲的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和在亚洲的马来亚等。即便当它在1947年准允印度和巴基斯坦获得独立后，英国仍执意保留其帝国的大部分。

在实践中，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可谓与自由思想的影响力旗鼓相当。尽管美国的决策者不停地使用为自由而征战的语言来捍卫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行动，但这些行动与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是毫无关系的。无论一个政权对自己的人民是如何的残暴，只要它加入了美国领导的世界性反共联盟，它就被当成了"自由世界"的一员。南非共和国被视为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尽管该国的白人少数剥夺了该国黑人公民几乎所有的权利。难道没有别的什么途径，一位评论家问道，能使美国现实地接受"暴君们的支援"，而"不必将暴政与自由等同起来，以避免玷污我们的语言"吗？

冷战与自由的思想

除了其他的意义之外，冷战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用20世纪50年代的一句流行语来说，这是一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人民的"心灵与思想"的战斗。与其他的战争一样，它需要动员大众的参与，自由的思想在这种动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在学术研究、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官方文件中，自由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曾将美国世纪的思想普及开来的亨利·鲁斯曾说，"在整个人类的词汇中，""自由"是《时代》杂志向世界解释美国时可用的最好的词。在许多方面，冷战为关于自由的讨论设置了特定的框架。

文化冷战

冷战中一个并不太寻常的战场牵涉到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许多学者对多元主义、宽容和平等等美国价值观追根溯源，并将其解读为崇美主义的由来已久的定义，完全忽视了与这些美国信条形影不离的、强有力的族裔和种族特性。在"激进自由"的特殊代号的掩饰下，负责国家安全的机构鼓励好莱坞制作一系列反共电影，如《红色危险》（RedMenace，1949）和《我嫁给了一个共党分子》（IMarried a Communist，1950）等，并敦促在电影脚本中将那些美国历史中不甚光彩的方面予以删除，例如印第安人的迁徙和种族歧视等。

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不可思议地成为了艺术创作的赞助者。如同第二十一章指出的，联邦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曾公开地对各种艺术创作进行资助，但冷战时期对艺术创作的经济资助却始终被当成绝密来处理------一方面是因为国会不愿为此而花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人此刻正在指责共产党国家将官方艺术规范强加于人的做法。为了影响海外的民意，苏联曾资助本国享誉世界的芭蕾舞剧团、民族歌舞团和交响乐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为了反击欧洲人普遍持有的将美国视为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的偏见，中央情报局秘密地资助了一系列的海外出版物、专业会议、出版商、音乐会和艺术展览等。为了改善美国种族关系在国际上的形象，政府还将爵士乐表演艺术家和其他的黑人艺术表演家送往国外进行演出访问，尤其是前往非洲和亚洲。

杰克逊·波洛克在他的画室工作。波洛克的画作代表了抽象表现画派的风格，在冷战时期被当成美国自由的表现形式而受到推崇。他的画作没有可辨认的主题，只是告知观众艺术家是如何创作的。"我希望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描绘它们，"波洛克说。

一些艺术家们自认为是纯粹的非政治性的，但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却变成了文化冷战的武器。中央情报局竭力推崇由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Pollock）领衔的所谓纽约画派。对于波洛克本人来说，艺术的核心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作品。他在作画时通常将油墨以一种自发冲动的方式滴洒和倾泼在大块的画布上，所以他的"行为艺术"画作往往表现出鲜明生动的色彩和力感，但却没有任何可以识别的主题。许多国会议员更欣赏诺曼·罗克韦尔画作中的对小镇生活清新易懂的描绘，并不喜欢波洛克的"抽象表象主义"。有些议员把波洛克的创作视为非美主义式的作品，甚至公开质疑它们是否是共产党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中央情报局却对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予以金钱上的资助，尽管该博物馆是纽约画派的得力鼓吹者，并负责安排该画派在海外的展览事宜。博物馆希望说服欧洲人：这些画作不仅展示了美国在艺术方面同样具有与其在军事方面相匹配的领导能力，而且象征着自由的、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艺术家无法享有的。波洛克的画作、约翰·凯奇（JohnCage）的作曲（他的创作不采用某种固定的旋律，而由偶然无序的声响组成）以及乔治·巴兰钦（GeorgeBalanchine）的舞蹈设计等都被描述成为是美国生活核心内容的艺术表现形式。

自由与极权主义

除自由之外，冷战的另外一个具有重大动员功效的概念是"极权主义"。这个概念起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用来描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政权------一种极具侵略性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企图将包括教会、工会和其他自愿组织在内的所有公民社会组织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根据极权主义的理论，这样的国家没有给个人权利和其他的价值观留有任何余地，因而很难从内部发生变化。1950年，麦卡伦国内安全法禁止"极权主义者"进入美国，到此时，这个词变成了在冷战中站在另外一边的人的简称。如共产党政权最终在东欧和苏联的崩溃所显示的，极权主义的概念大大夸大了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对私人生活和思想的全面控制。然而这个概念的广泛使用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一个极为强大的政府。

与19世纪围绕奴隶制的斗争重新界定了美国自由的内容、二战期间与纳粹的斗争改变了对自由的认知一样，冷战再次改变了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和认识。俄国已经征服了美国，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1949年抱怨说，因为政治运作的方式无非是"将俄国的否决颠倒过来"。凡是莫斯科所支持的，统统被界定为是反自由的，包括任何带有"社会化的"字眼的东西。在美国历史最大的一次公共关系运动中，美国医生协会将"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的幽灵抬出来，诋毁和击败了杜鲁门关于建立全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议。房地产产业也动员起来，反对公共住房项目的实施，将其称之为与莫斯科实施的政策极为相似的"社会化住房"。苏联反对组织化的宗教，所以，为了"加强我们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抵制"，国会于20世纪50年代在公民效忠誓词中加入了"在上帝保佑下"这样的字眼。

人权的兴起

冷战也影响了人权概念的出现。所有人都享有某些权利的思想起源于启蒙时代和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二战期间出现的种种暴行、与"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公约所使用的全球性语言，强有力地将战后的人权问题提了出来。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在纽伦堡的法庭对大量德国官员以反人类罪的名义进行了公审。有史以来第一次，个人因为违反人权，直接为国际社会起诉。这些审判将大量前纳粹官员判为监禁，并处死了10名头领人物。

1948年，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是由埃莉诺·罗斯福主持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将一大堆范围广泛的权利界定为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民应享有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宗教宽容、不受专制政府的压迫以及一些社会和经济权利，如获得基本生活标准、拥有住房、教育和医疗救护的权利。但宣言没有实施性的机制。有些人认为它不过是一纸空文，但其核心原则------即一个国家对待自己公民的待遇应该受到外部的审视------逐步变成讨论自由所用的语言的一部分。

一幅二战后的漫画，描绘埃利诺·罗斯福在给来自各国的代表上人权课："听好了，孩子们，"她说道，"让我们一起说，'个人的权利高于国家的权利'。"站在右下角的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Y. Vishinsky）。

在冷战结束后，人权的思想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但在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需要改变了这个概念的原意。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两者都只是强调世界人权宣言的一部分内容，而无视另外一些内容。苏联人声称要为所有的公民提供社会和经济权利，但却践踏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许多美国人谴责非政治性的权利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危险一步。1950年，自由之家开始进行对自由在世界各国的地位进行年度评估。它采用的标准完全是政治性的，强调公民对公开选举的参与和在公共问题上干预发表意见等。如果将获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类似的权利作为自由的内容，该评估报告宣称，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埃莉诺·罗斯福将世界人权宣言看作是一个有机的原则整体，一个将传统的民权和政治权与她丈夫在1944年经济权利法案中勾画的自由的社会条件相结合的整体。为了使得成员国能够比较方便地签署宣言，联合国将宣言分成两个"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宣言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宣言。直到1992年，美国国会才签署了第一个宣言。国会至今为止尚未签署第二个宣言。

杜鲁门政府

公平施政

随着二战的结束，杜鲁门总统首先面对的国内任务是主持战时经济向和平时代经济的转型。1945年8月，仍然有1200万人在美国军队服役。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军人复员的工作进展神速。在一年之内，美国军队人数减少到200万人。一些复员的士兵感到回归平民生活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45年的离婚率比战前翻了一番。其他人则利用GI权利法案（见前一章的讨论）提供的机会，获得购房贷款，开办小商业和接受大学教育。复员军人的大部分加入了劳工大军的行列------这也是约200万妇女工人丢掉她们的工作的原因之一。政府解散了那些在战时管制工业生产和劳资关系的机构，同时也停止了战时实施的物价控制，导致了价格的突然上涨。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在民主党的自由派和劳工组织的支持下，采取行动，企图复苏遭到搁置的新政改革的态势。1945年9月，杜鲁门公布了这项后来被称为"公平施政"的计划，它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提高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他呼吁国会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制定一部全国性医疗保险法律、扩大公共住房的建设、扩大社会保障计划以及扩大对教育的资助等。一位共和党领袖抱怨说，杜鲁门要做的"比新政还要新政"。

战后罢工浪潮

1946年，新一波的劳工激进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劳联和产联联合发起了"迪克西战役"，力图在南部建立工会组织，并以此动摇和摧毁反工会保守派对该区域的政治控制权。有200多名工会组织者进入了南部，尤其致力于在南部的纺织产业、伯明翰的钢铁工业和农业工人中寻求支持的力量。随着战时生产的结束，尽管战时物价控制被停止后出现了通货膨胀，加班工作的机会却消失了。由此而来的工人的真实工资的下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罢工浪潮的导火线。将近有500万工人------包括在钢铁、汽车、煤矿和其他重点产业的工人------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要求增加工资。75万钢铁工人的集体罢工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罢工。即便好莱坞也不得不关门歇业，因为电影制作业的演员和雇员举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一位历史学家称这一阶段为"相当于一场20世纪的全国工业总罢工"。

杜鲁门总统担心，罢工会严重地破坏经济运行。当铁路工人停止工作，并设置了罢工纠察线时，总统感到十分恼怒，起草了一份演讲，威胁要将罢工的工人统统征用到军队中，并"绞死几个叛徒"------在顾问的劝告下，他改用了较为和缓的语言。杜鲁门政府从联邦法院获得了要求工人返回工作岗位的命令之后，与另外一场煤矿工人的罢工一样，这场罢工很快就结束了。为了化解其他的罢工，杜鲁门任命了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增加工人的工资，但不主张将工资增加到能够恢复工人们的战时购买力的程度。

共和党人东山再起

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大量的中产阶级的选民受到劳工浪潮的惊吓，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人。许多工人选民因对杜鲁门的政策感到失望，待在家里，没有参加投票。这是对民主党的致命打击。共和党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次同时控制了国会的两院。与此同时，在南部雇主和官员的强烈反对和许多白人工人不愿加入种族混合的工会的现实面前，迪克西战役未能成功的在南部组织起工会，也没有能够削弱保守民主党人对南部政治的控制力。1946年选举表明，一个由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派联盟将继续控制国会。

国会将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计划束之高阁。它立法削减了富有美国人的税收，并在总统否决之后，于1947年通过了塔夫脱--哈特利法，该法力图将劳工组织在过去10年争取到的成果予以逆转。这部法律授权总统通过发布80天为限的"冷静时期"的命令来停止任何罢工活动，它禁止同情罢工活动和间接抵制活动（不是直接针对雇主、而是针对那些与雇主有生意来往的人而采取的劳工行动）。它还将那些要求工人在被雇佣时必须加入工会的"封闭工厂"宣布为非法，并授权各州通过"工作的权利"的法律，以禁止其他形式的强制工人加入工会的做法。它还要求工会领袖们发誓证明他们不是共产党人。尽管塔夫脱--哈特利法并不完全是劳联和产联称之为的"奴隶--劳动力法案"，但它对将非工会成员工人组织起来加入工会的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和资本投资不断转移流向那些制定了"工作的权利"的州，如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北卡罗来纳等，塔夫脱--哈特利法直接导致了工会工人在全国劳工队伍中所占比例的下降。

战后的民权发展

在他的第一任任期中，杜鲁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美国的黑人社区进行接触。如同前一章指出的，战争激发了新的黑人激进主义，并使得许多白人把美国的种族歧视实践当成希特勒的统治种族理论的变种而予以抛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的几年内，美国黑人在国家事务中占有了自重建以来最为显著的地位。

1945---1951年，从纽约到新墨西哥的11个州分别建立了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大量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就业和使用公用设施方面实行种族歧视（这些立法中的一部分是针对黑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群体，例如，加利福尼亚在1947年废除了该州允许地方学区为华裔儿童提供隔离教育设施和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的当地法律）。一个同时包含劳工组织、宗教组织和黑人组织的联盟有力地支持了这些新的立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员人数在战时急速膨胀，此刻在南部发动了一场选民登记的运动。1952年，南部黑人的20％参加了投票的登记，比1940年的人数增加了将近7倍（增长的大部分来自南部的北面地区------位于白人至上主义心脏地带的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黑人选民的人数几乎没有变动）。执法机构最终开始对私刑的犯罪活动采取严肃的态度。1952年，自私刑活动在70年前被首次记录以来，美国第一次没有发生私刑。

二战之后，种族隔离和排斥的现象并不仅限于南部。在这幅1947年的照片中，抗议者在西雅图一家拒绝为非白人服务的杂货店门外组成纠察线。由黑人积极分子发起的抗议运动，在工会、教会组织、犹太人组织和美共组成的联盟支持下，强迫该城大多数的商店和饭馆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所有的顾客。

另外一个象征种族关系在发生变化的事情是，1947年布鲁克林道奇尔斯队吸收杰基·鲁滨逊（JackieRobinson）入队，对职业棒球大联盟长期奉行的排斥黑人球员的政策提出了挑战。鲁滨逊不仅具有精湛的球技，而且还拥有争取种族平等权利的热情和勇气。1944年，他曾在得克萨斯州的胡德要塞搭乘公车时，因拒绝到车后面入座而受到审判，随后获得无罪释放。他向道奇尔斯队的老板布兰奇·里基（BranchRickey）保证，在受到对手和他们的球迷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辱骂时，决不会回应和报复。他在面对连续不断辱骂时所表现的尊严使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尊敬，他精湛的棒球技术使他获得了年度最佳新手的荣誉。他的成功为职业棒球运动的种族融合打开了大门，也终结了黑人棒球联盟的历史，黑人球员原来只能被局限在后者之中。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1947年10月，一个由总统任命的民权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的报告，这是有史以来出版的对美国种族不平等现象所做的最为透彻的谴责之一。它呼吁联邦政府站出来，在废除种族隔离和保障公民在住房、就业、接受教育和刑事犯罪审判程序方面的权利的责任。杜鲁门将这份报告推崇为"一份美国的人权宪章"。美国种族问题对美国进行冷战能力的影响始终是他的心病。杜鲁门指出，如果美国要"世界上其他民族"在"自由与遭受奴役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它必须"改正我们民主实践中的不完美之处"。

1948年2月，杜鲁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民权计划，要求国会批准建立一个永久性联邦民权委员会、通过禁止私刑和人头税的联邦法、采取行动确保公民获取工作和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如杜鲁门所预测的，国会没有批准杜鲁门提出的任何一项立法建议。然而，1948年7月，就在1948年总统竞选刚刚开始的时候，杜鲁门颁布了在美国军队中实行种族混编的行政命令。军队成为美国生活中第一个积极推动种族交融，根除长期以来的种族主义实践的大型政府单位。朝鲜战争将是自美国革命以来第一场由种族混编的美国军队参与的战斗。

杜鲁门对种族歧视抱有一种真实的痛恨，但他对民权问题的关注也是他赢得连任的竞选策略的一部分，他希望能够重新鼓舞和扩大罗斯福创立的政治联盟。1948年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呼吁建立全国性医疗保险计划、废除塔夫脱--哈特利法、对公立教育进行资助，这是该党历史上最具有进步意义的竞选纲领。在年轻的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赫伯特·汉弗莱的带领下，民主党内的自由派战胜了南部的抵制，在竞选纲领中加入了一项措辞强烈的关于民权的内容。

迪克西民主党人和华莱士的反叛

"我认为，走出州权的阴影、走进人权的阳光之中的时间已经来临了，"汉弗莱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道。在那次会上，许多南部的代表------被媒体称为"迪克西民主党人"------弃党代会而去。他们很快组织了一个州权民主党（States'Rights Democratic Party），提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托姆·瑟蒙德（StormThurmond）为总统候选人。瑟蒙德的竞选纲领打出了实行"完全的种族隔离"的口号，他的竞选吸引了对杜鲁门的民权政策深感不安的人中的大多数，但他否认自己奉行种族主义。竞选的真正问题，瑟蒙德说，是自由问题------州权民主党人，他宣称说，是捍卫"个人权利和自由，捍卫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杜鲁门企图将联邦权力延伸到南部以实施民权的计划，瑟蒙德说，将"把美国转换成为一个希特勒式的国家"。

在菲利普·伦道夫（左）的领导下，黑人在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外组成纠察线。大会采取了一个强调民权的党纲，导致几个南部州的代表退出大会，并提名斯托姆·瑟蒙德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同样在1948年，一个对杜鲁门外交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左翼群体组成了进步党，提名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为总统候选人。华莱士提出在国内要扩展社会福利项目，在谴责种族隔离政策方面，他比杜鲁门表现得更为坚定有力。当他在南部竞选时，愤怒的白人群众甚至对他发动攻击。但他与总统的真正分歧是在冷战问题上。华莱士呼吁建立起一种控制核武器的国际机制，在经济合作而不是军事对抗的基础上，与苏联发展新的两国关系。他表示愿意接受所有赞同他的美国人的支持，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内。共产党的势力此刻已经被极度削弱，但它的影响力致使一批新政自由派从华莱士阵营中退出，并使华莱士的竞选资格受到极为残酷的攻击和质疑。投华莱士一票，杜鲁门说，实际上等于投斯大林一票。

1948年的总统竞选

华莱士将从左翼与杜鲁门争夺选票，瑟蒙德将在南部削减杜鲁门的支持力量，20世纪上半叶南部白人曾一直坚定不移地投票支持民主党。但是，幸运的是，与杜鲁门争夺总统职位的主要对手是平淡无奇的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杜威自认为胜利必得，但他却是一个极不得力的演说家和竞选者。他似乎也不愿意卷入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中。他的演说，一家对他颇有敌意的报纸写到，除了老生常谈之外，了无新意："农业是重要的。我们的河流中到处是鱼儿。没有权利，就没有自由。我们的未来就在前方。"然而杜鲁门却进行着一场生龙活虎的竞选。他乘坐火车在全国来回穿梭，发表措辞激烈的演讲，对共和党人控制的"安于现状的国会"进行毫不留情的攻击。杜鲁门重新启用了新政的语言，谴责华尔街的作为，指责他的对手想要毁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的新政福利项目。"不要让他们把它夺走，"他不厌其烦对选民重复这句话。

1948年竞选是一场四雄相争的竞选，这是实质性辩论被电视的简短政治广告和悦人耳目的竞选口号取代之前的最后一次竞选，也是美国所有意识形态派别同时向美国公众亮相的最后一次竞选。几乎所有的民意测验和新闻报道都预测杜威会赢得选举。杜鲁门的成功------以303对189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团票------成为了美国政治史上一场最大的意外胜利。瑟蒙德赢得了南部腹地的4个州，显示出以个人自由的口号包装起来的种族问题有可能使民主党内传统的白人选民最终弃党而去。回首历史，州权派的竞选实际上是后来南部政治转型的前奏。南部政治转型的结果是，直到20世纪末，南部各州始终是共和党阵营中的一分子。至于华莱士，选举结果令他极为难堪，他所获得的民选票（116万张）甚至比瑟蒙德（117万张）还要少。他的惨败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进行公开的批评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了。

反共运动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冷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此刻已经不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对回归"正常"抱有任何期盼。二战期间创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将成为一种永久性的、而不是临时性的建制。美国保留了一个庞大的、能动性的联邦政府，花费大量的资金来发展武器和经营海外基地。国家安全成为一大堆政府项目的公开理由，包括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和兴建一套新的全国高速公路体系（理由是在发生核战争的时候能够加快大城市居民撤退的速度）。冷战也助长了一种以秘密和不诚实为特征的文化的生长。直到许多年之后，苏联和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60年代进行的一些试验才被揭露出来，在这些试验中，双方的士兵曾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触过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美国曾在没有事先公告于众的情况下，在太平洋岛屿和内华达进行核试验，致使成千上万的平民遭受辐射的伤害，并由此导致癌症和新生儿的缺陷。

冷战的军费开支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这些研究不仅改良了武器，而且还改进了飞机、电子计算机、医学和其他对平民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产品。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是在大学进行的，冷战也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冷战还影响了美国移民政策的走向，来自共产党国家的难民可以不受原国籍定额的限制而进入美国。美国种族政策所引起的国际上的难堪局面也促进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与其他的战争一样，冷战也鼓励人们在爱国的美国人与那些被指责为对美国不忠的人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限。遏制------不仅是针对共产主义的，也是针对各种非正统的意见的------在国内和国外战线上同时展开。就在美国将自由推崇为美国生活的基础的同时，持有不同政见的权利也正遭遇到攻击。

忠诚与不忠诚

将世界划分成自由和奴役制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将那些与共产主义有联系的人划归为自由的敌人。尽管对公民自由的侵犯最终是以麦卡锡主义的恶名出现，但这种侵犯早在威斯康星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McCarthy）于1950年突如其来地闯入全国政治舞台之前就开始了。1947年，就在他宣布杜鲁门主义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杜鲁门总统建立起了一个忠诚审查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政府雇员必须在不与指控者直接对证以及有时甚至不清楚为何被指控的情况下，表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忠诚计划没有发现任何涉及间谍的案件。然而联邦政府将数百人从他们的职位上予以解雇，数千人不愿受到审查而决定选择自动离职。

同样在1947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举行了一系列调查共产党在好莱坞影响的听证会。委员会将著名编剧、导演和演员不断传唤前来作证，引发全国媒体对该委员会活动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委员会成员对此则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类如制片人沃尔特·迪斯尼（WaltDisney）和演员格利·库珀（GaryCooper）和罗纳德·里根这类明星人物在作证时指出，电影制作行业内隐藏了无数的共产党人。然而，有10名"不友好证人"却以听证活动违反了他们拥有的、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的权利为由，拒绝回答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他们政治信仰的问题，或拒绝对参与"指名道姓"（namenames，即指认具体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委员会以蔑视国会为名对所谓好莱坞10人提出指控，这些人最终被判处6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监禁。他们中间包括了著名的编剧小林·拉德纳（RingLardner Jr. ）和多尔顿·特朗博（DaltonTrumbo）。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将他们与其他200多名被指控为共产党的同情者或拒绝指控他人的人一起列入其黑名单中（即拒绝雇佣他们）。

1947年，在演员汉弗莱·博加特和洛伦·巴考尔的带领下，电影明星们前往国会，出席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以支持那些被迫就美共在好莱坞的影响问题作证的演员。

间谍审判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高曝光度的法律案件，为反共歇斯底里的进一步蔓延火上加油。《时代》杂志的一名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Chambers）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时，对国务院前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Hiss）提出指控，称希斯在20世纪30年代曾将政府的机密文件交给他，让他将这些文件转交给苏联间谍。希斯虽竭力否认这项指控，但一个陪审团以作伪证为名将他判罪，他在监狱中服刑5年。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参议员、同时也是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因在听证活动对希斯穷追不舍的审问而成为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在另外一桩著名审判中，杜鲁门政府以宣扬推翻政府为名，对美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进行公审。1951年，他们中的11人被判处5年的监禁。

在1953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举行的一次集会中，示威者要求处死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

最富刺激性的是关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Juliusand Ethel Rosenberg）的审判。他们是一对居住在纽约市的、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共产党员夫妇（与希斯的背景完全不同，希斯是东部新教"体制"中的一员）。1951年，一个陪审团以阴谋罪将罗森堡夫妇判罪，指控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涉及原子弹制作的秘密传递给苏联间谍（此刻苏联还是美国的同盟国）。他们的主要指控者是埃塞尔·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DavidGreenglass），他曾在洛斯阿莫斯核武器研究中心工作过。

"着火了！"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以"Herblock"的笔名闻名）在1949年通过这幅漫画就反共主义运动对美国自由形成的威胁发表了意见。

对朱利叶斯·罗森堡进行的指控是基于一些高度保密的、在法庭上不能公开的文件（许多年之后，当这些文件被公开时，人们看到，它们所包含的技术信息含量是十分粗糙的，无法支持政府对朱利叶斯的指控，即他将"原子弹的秘密"传递给了苏联人；虽然朱利叶斯有可能帮助苏联人加快了发展他们自己的原子弹计划的速度）。政府几乎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来支持对埃塞尔·罗森堡的指控，格林格拉斯后来也承认说，他对埃塞尔·罗森堡的作证中有不实之词。事实上，检方的目的看上去是通过对埃塞尔的指控来给朱利叶斯施加压力，希望他能承认犯罪并供出其他的人。然而，在当时歇斯底里的气氛之下，他们的判罪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的罪名是阴谋罪，这是一个远不如间谍罪和叛国罪严重的罪名，尽管如此，欧文·考夫曼法官却将他们的罪行说成是"比谋杀更糟"的罪行。他们的行为，法官宣判说，帮助"引发"了朝鲜战争。尽管国际上有反对的声音，美国还是将两人于1953年处以死刑。关于希斯和罗森堡夫妇犯罪的程度一直存有争议，尽管今天几乎没有人会站出来为政府处死罗森堡夫妇的决定进行辩护。但这些审判大大强化了当时的一种认知，即在美国境内有一支苏联的间谍大军在日夜不停地工作。

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

在这种气氛之下，一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突然成为全国打击颠覆势力的总检察官，并给予了这场反共讨伐运动一个新的名称。1946年，约瑟夫·麦卡锡赢得参议员的席位，他取胜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伪造的一份战时经历（他曾弄虚作假地声称自己曾参加了太平洋战争的战斗飞行任务）。1950年2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的惠灵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他掌握一份在国务院就职的205名共产党人的名单。他的指控可谓是荒诞不经的，他提供的数字也在来回变化，他也从来没有抓出个任何一个真正的、犯有对美国不忠诚之罪的人。然而，他通过玩弄自我吹嘘的聪明术，利用他主持的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对大量的个人和国防部、美国之音以及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漫无边际的随意指控。起初，许多共和党人对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控予以支持，并将其视为一种反对杜鲁门政府的武器，但在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之后，麦卡锡成为令共和党蒙羞的一具笑料。然而，麦卡锡并没有停止他的讨伐，他甚至质疑起艾森豪威尔的反共立场。

麦卡锡的倒台发生在1954年。当时，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就他提出的陆军部中隐藏和"滋养"了一批共产党人的指控进行调查。通过电视在全国直播的陆军部--麦卡锡听证会显示，麦卡锡不过是一个恶棍而已，拿不出来任何事实，却对证人吹胡子瞪眼睛，声色俱厉地横加指责。当麦卡锡对陆军部总律师约翰·韦尔奇（JohnWelch）的法律事务所的一位年轻律师提出指控时，听证会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高潮。"我们不要再谋杀这个年轻人了吧，"韦尔奇请求说道，"你的表演已经足够了。先生，你还有没有留下一点良知？"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参议院就他的行为对麦卡锡进行了惩戒。3年之后麦卡锡去世，但"麦卡锡主义"一词却进入美国的政治词汇，成为人格诋毁、株连罪和以反共为名而滥用权力等行为的代名词。

恐怖的氛围

20世纪50年代初，对共产党人的讨伐制造出一种四处弥漫的恐惧氛围。一位评论家将华盛顿描述成为一座"充满各种间谍活动、无事生非的怀疑［和］毁坏名誉的谣言"的城市，随着权力落入那些"信奉专制政府价值观"的人之手，而"他们的治国方法又是警察国家的做法"，"民主的自由"就处在危险之中。

然而，反共不是一个局部现象，也是一场全国性运动。各州以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为模式，创立了自己的委员会，专门调查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和其他种类的持不同政见者。州和地方政府要求教师、药剂师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参加效忠宣誓活动，禁止共产党人拥有钓鱼和汽车驾照的权利；印第安纳州还禁止共产党人从事专业焊接工的工作。

类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全国制造业主协会和美国革命之女等私人性组织也就信仰问题对个人进行惩罚。位于南加利福尼亚的促进美国进步同盟（Better America League）收集了该地区约200万被指控为从事颠覆活动人的名单。曾经是某个受到共产党影响的组织的成员，甚至只是参加了有共产党人参与其中的活动，如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支持，一夜之间这些都突然变成了一种邪恶的历史行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20世纪50年代，在整个国家内，那些拒绝就自己过去的行为和现有的政治信仰作证的人，那些拒绝指认可能的共产党人的人，经常丢失他们的工作。

地方的反共组织强迫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将"非美"书籍从书架上撤出，如专门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的故事。大学里禁止让左翼演说家在校园发表演说，将那些拒绝宣誓效忠和拒绝作证指控他人的教师予以开除。

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法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停止这类政治迫害，再度证实了詹姆斯·麦迪逊的警告：大众歇斯底里可以冲破权利法案的"羊皮纸屏障"（parchmentbarrier），尽管后者的意义在于保护自由不受侵犯。1951年在丹尼斯诉美国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维持将美共领袖处以监禁的原判，尽管对他们的指控是基于他们的信仰，而不是他们实际采取的行动。许多自由派人士甚至也从言论自由是所有美国人的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一立场后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麦卡锡的做法进行了谴责，但却拒绝为被定罪的美共领袖们提供法庭辩护。

反共主义的运用

毋庸置疑，在美国内部当然有苏联间谍的存在，但势单力薄的美国共产党并没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大部分在麦卡锡时代被监禁和剥夺了生活来源的人的所谓罪行，不过是坚持了一种不受主流欢迎的信仰和从事了完全合法的政治活动。反共主义具有多面性和多重目的。它是一种影响巨大的群众运动，在波兰裔美国人这样的族裔群体中尤其有影响，因为他们祖籍所在的东欧国家此刻为苏联所控制。反共运动在美国天主教徒中也具有普遍的影响，他们对共产党反天主教的敌意尤其怀恨在心。类似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政府机构也借反共运动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在局长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针对美国公民建立了成千上万份档案，这些人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同性恋者和其他人，大部分人与共产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反共主义也成为一些个人和团体的武器，被用来从事那些与反颠覆和保卫美国完全无关的活动。对于麦卡锡和他的共和党追随者来说，反共的目标往往不是斯大林，而是罗斯福和新政的遗产。对许多民主党人来说，激进反共主义是一种自卫形式，以抵挡共和党人提出的不忠诚于美国的指控，也是一件保护本党未来的武器。反颠覆运动重新划定了民主党能够接受的自由主义的界限，从而将共产党人或那些愿与他们进行合作的势力（如在统一战线时期那样）从党内驱除出去。的确，与共产党人保持"具有同情感的联系"------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此时------在政府忠诚计划的原则之下，都可以成为被解雇的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 Commager）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杂志文章中所指出的，反共运动促进了另外一种忠诚感------一统性。任何反对以"毫无批判、毫无质疑的方式接受美国生活现状"的思想和做法，康马杰写到，都将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对于商业界来说，反共运动成为它们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总运动的一部分。白人至上主义者利用反共主义来反对黑人争取民权，商业界用此来反对工会，传统的性道德和性别等级的卫道士们用此来反对女权主义和同性恋，两者都被指责为对美国的战斗精神造成了腐蚀和破坏（此刻同性恋者和裸体俱乐部成员也被正式禁止进入联邦政府任职）。

反共主义的政治

在其高潮阶段，即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反共运动强有力的构建了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尤其在他们于1948年出人意外地输掉总统选举之后，国会共和党人大肆利用颠覆的指责来阻止杜鲁门的政治改革方案。国会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正好是总统所反对的。在1947年发起政府忠诚计划之后，杜鲁门开始对反共运动的过度发展感到震惊。他否决了1950年麦卡伦国内安全法案，该法案要求"具有颠覆性意图的"组织到政府备案登记，允许政府拒绝对它们的成员发放护照，并授权在总统的命令之下将它们的成员递解出境。然而，国会很快以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投票否定了总统的否决，使该法案变成了联邦法律。

1952年麦卡伦-沃尔特法是1924年以来的第一部主要的移民法，它也是在国会否定总统之否决后成为法律的。杜鲁门曾任命组织了一个移民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写作的名为《我们将欢迎谁？》的报告提出，废除基于原国籍基础之上的移民人口配额制，代之以一个更为灵活的、同时将家庭团聚、劳动力需求和政治避难等因素考虑在内的体制。然而，麦卡伦法仍然保留国籍定额制。它同时命令将被指认的共产党人移民递解出境，即便在他们已经变成了美国公民之后。然而，反共运动引发的新一轮对外国人的恐惧所针对的目标远远不止是共产党人。1954年，联邦政府发动了"湿背人战役"（Operation Wetback），使用军队，闯入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社区，抓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递解出境。一年之内，有100万墨西哥人被驱逐出境。

杜鲁门确保国会通过了一部1950年的法律，该法将先前被排斥在外的个体自由职业者（self-employed）和家庭佣人包括进了社会保障系统。除此之外，扩展新政福利国家的思想黯然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私有性福利体制的蓬勃生长。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们从劳工合同中争取到了医疗保险计划、工资随生活指数而自动增加、带薪休假和养老金计划等福利，用于作为社会保障计划的补充福利。西欧国家政府向所有的公民提供这些福利。在美国，主要产业中的加入了工会的工人们可以享有这些福利，但美国人口中那些没有为工会所组织起来的大多数人却无法享受这些福利，这种情形导致美国劳工阶层中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的产生。

冷战与组织化的劳工运动

每个政治和社会组织都必须与反共主义达成某种默契，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这对于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因为在这些运动中，一些最具有战斗意志和能力的组织者往往是共产党人。1947年塔夫脱--哈特利法要求工会领袖宣誓表明他们不是共产党人，否则便取消该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和工会所受的法律保护。在这项法律通过之后，全国产联开除了一大批左翼工会领袖，宣布与11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代表将近100万工人的工会脱离关系。组织化的劳工力量最终成为冷战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工会内部出现的围绕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盟军的作用的纷争导致一些最为优秀的工会领导人被清洗出去，这些领导人往往对争取妇女和少数族裔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平等非常专注。他们的离去使得组织化的劳工在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在民权运动兴起的时候，未能做出有力而及时的回应。

冷战民权

民权运动也经历了一个改头换面的转型。起初，类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城市同盟这样的主流黑人组织对杜鲁门的忠诚计划持抗议的态度。它们大声地质问这项计划和国会委员会为何将共产主义而不将种族主义列为"非美"行为。反共活动调查人通常将人们参与种族混合的活动当成不忠诚的证据。然而，当几位著名的黑人领袖，尤其是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W. E.B. 杜波依斯，开始对冷战提出批评的时候，大多数的黑人领袖则认为，他们除了附和反共运动，没有其他的选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将共产党人从地方分会中清除出去。当政府剥夺了罗伯逊持有护照的权利，并以未能向政府登记、承认自己是苏联代理人的罪名将杜波依斯定罪时，几乎没有任何著名的黑人或白人领袖站出来表示抗议（对杜波依斯的指控是如此的荒诞，以至于在麦卡锡主义的高潮时期，法官也撤销了对他的起诉）。

冷战也给民权组织在思想和战术上带来了一种变位。在南部人类福利联盟等组织中，共产党人与非共人士曾共同合作，将争取种族平等与组织劳工和追求经济改革等目标结合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的斗争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这些组织在麦卡锡时代的消亡给民权运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仅依赖于一种狭隘的法庭斗争策略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无法填补这个空洞的。黑人组织此刻完全接受了冷战的思维与语言，并利用它们来推动争取自己的目标。它们认为，俄国人掌握了种族不平等这张牌，利用它来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所以，民权组织帮助将冷战意识形态牢固地树立为政治文化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将美国自由的思想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如早些时候指出的，杜鲁门总统曾发出过关注民权的呼吁，部分原因是为了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总之，冷战的高潮时期并不是批评美国社会不完美之处的最佳时机。1947年，在杜鲁门主义的讲话公布两个月后，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为总统做出的为"自由人民"寻求保存他们的"民主体制"提供援助的承诺进行辩护。艾奇逊选择了三角洲委员会（DeltaCouncil）作为演讲地点。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场主、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组织。艾奇逊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所选择的为冷战进行辩护的地方是一个后来被一名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的西伯利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黑人人口（占当地人口的70％）既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也没有享受到民主。三角洲的大部分公民并不享有那些遭受共产主义威胁的自由和权利。

1948年后，曾在杜鲁门政府中喧嚣热闹了一阵的民权问题并没有产生出其他的结果。州和地方政府通过了一些新的禁止在就业和住房方面实行歧视的法律，但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实施。1952年，民主党人提名伊利诺伊的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Stevenson）为总统候选人。他对民权问题并不感兴趣，而且选择了南部的种族隔离制支持者约翰·斯帕克曼（JohnSparkman）作为竞选伙伴。次年，颇受尊敬的纽约州反对住房歧视委员会的主席霍藤斯·加贝尔（HortenseGabel）报告说：恐惧的阴影笼罩在民权运动之上。在持不同政见者遭到迫害、人们普遍接受将对美国社会的批评与不忠诚相互等同的现实面前，"许多人纷纷避免卷入与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有关的活动。"

时间将表明，民权运动脉冲减弱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但这种减弱发生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即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此时正是美国经历其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的时期。一个"富裕社会"的崛起彻底改观了美国的生活，为居住在迅速扩张的城郊的数以百万计的白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它却将黑人锁定在日益走向衰败的南部农村和北部城市的贫民窟中。白人享有的新机会和普遍繁荣与黑人遭受的继续歧视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将很快引发一场民权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对美国自由的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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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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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di, Martha.To Stand and Fight: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n Postwar New York City(2003). 一部关于纽约市的为争取种族正义而组成广泛联盟的全面研究著作，斗争的范围包括工作机会、教育和住房。

Donovan, Robert.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 1945-1948 (1977). 一部关于杜鲁门第一任政府和他在1948年令人意外的竞选胜利的细致研究之作。

Dudziak, Mary L.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2000). 分析冷战如何影响并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了国内的民权运动。

Gaddis, John.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Security (1982). 一部分析冷战期间居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位置的遏制政策的发展过程的重要著作。

Gleason, Abbott.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1995). 追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个关键思想的发展与运用。

Glendon, MaryAnn. A World Made New: Eleanor Roosevelt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Rights (2001). 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的反应。

Hogan, Michael.The Marshall Plan (1987). 一部关于这个冷战初期支柱性政策历史的细致研究之作。

Hunt, Michael.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1987). 讨论各种思想------包括自由的思想------如何影响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

Leffler, MelvynP.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the Cold War (1992). 一部关于冷战起源的重要著作。

Lipsitz, George.Rainbow at Midnight: Labor and Culture in the 1940s (1994). 讨论1940年代劳工运动及其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这也许是它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10年。

Saunders,Frances 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2000). 描述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如何为了进行更大范围的冷战而秘密地对艺术家和作者进行资助。

Schrecker,Ellen. Many Are the Crimes: McCarthyism in America (1998). 一部对国内反共主义历史的全面研究著作，并讨论反共主义对美国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Stueck, William.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95). 一部在全球背景下的对朝鲜战争的研究著作。

Sugrue, Thomas.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1996). 探讨二战之后一个重要城市的种族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为1960年代动荡的发生准备了条件。

Williams,William A.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1959). 一部对美国冷战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