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纳：给我自由!（二 5-10）

第二部　一个新国家
1763 -1840

18世纪60、70年代，英帝国内部发生了一场围绕税收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升级发展成为一场冲突，带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个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革命开启了西方世界内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历史学家称为"革命时代"。美国革命激发了发生在欧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大众反抗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利坚发展的历史道路。自由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感召力的口号。革命时代的一代人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斗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赢得政治上的独立，同时也在于建立起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所说的一个全人类的自由避难所。

美国革命不仅终止了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政治联结，同时也激发起北美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提出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利的要求。没有财产的人要求获得投票的权利，妇女开始对她们屈尊于男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挑战，契约奴从主人家中大量逃跑。奴隶们也抓住机会来为自己赢得自由，他们或者加入殖民地军队，或者逃奔到英国人一边。

当它结束的时候，美国革命已经极大地扩展了美国自由的领域。革命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分离了，推动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使得普通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能够参与政治辩论；革命同时对殖民地精英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提出了挑战。在北部各州，革命推动了废除奴隶制运动的发生和进行。另一方面，对其他美国人来说，革命意味着失去自由。许多继续效忠于英国的人遭受了迫害，并被强迫离开美国。英国统治的结束为美国人口的西进扩张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残留在密西西比河东面的印第安人因而不可避免地面临流离失所的威胁。全国性的政府得以建立，总统的位置在独立后半个世纪内为奴隶主所占据，这无疑加强和巩固了南部奴隶制的生长和蔓延。

有三个历史进程受到美国革命的直接推动而发生，并在19世纪早期的发展中汲取了力量，它们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自由的认识。第一个是政治的民主化。1787年参与起草美国宪法的人中大多数认为，新的美国政府将由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人来控制。然而，由革命所激发的大众对民主的要求，加上迅速出现的政党，却将国家政治的发展引上了一条极为不同的道路，带动了一种范围极为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出现。到19世纪30年代，一个蓬勃生长的民主制度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几乎所有州都废除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要求，两党竞争在全国普遍实现，选民的参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民主成为美国自由的一项特定的内容。

第二个历史进程是"市场革命"。蒸汽机船、运河和铁路的发展带来了交通和运输的迅速改进，为农产品和制造业的商品交流构建了一个广大的全国市场。"市场革命"也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开辟出巨大的内陆地区，推动了美国工厂制度的早期发展。它为许多美国人提供了争取个人进步的新机会，与此同时，它也将其他人贬低到看上去是"不自由"（unfree）的境地------在雇主的严格监视下为工资而干活。市场革命也为这一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历史进程的发生带来了可能，这就是西进运动和西部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区域在美国版图上的崛起。市场革命和人口的向西流动也改变了自由的概念，使其更为紧密地与经济机会、迁徙流动的自由（physicalmobility）和个人的自我界定与成就感这样的内容联系起来。

建国之父中有许多人曾担心，经济增长、过快的领土扩张和政党的出现会给新共和国的团结造成威胁。从获得独立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美国人因政治和地域的原因而划分成不同的派别，并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中为争取优势地位而相互竞争，这个新生的国家的确面临了一系列的危机。政治冲突经常围绕着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展开。联邦政府是否应该促进经济的发展？联邦政府是否应该通过建立关税体制、资助内陆发展和建立联邦银行的做法来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或者说，联邦政府是否应该采取袖手旁观的立场、允许美国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任凭个人追求经济上的私利？在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人代表了前一种观点，杰斐逊的共和党人代表了后一种观点。19世纪30年代，在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分野。持两种观点的人都认为，他们各自所主张的联邦政府应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促进美国自由的最佳方案。

美国自由也继续因为奴隶制的存在而得以界定。奴隶制并没有像有些建国之父所希望的那样逐渐消亡，它随领土的扩张而迅速发展，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奴隶制帮助界定了美国自由的范围。投票权、出任公职权和获得经济进步的机会越来越多地局限在白人人口之内。妇女同样也被排除在这些自由的内容之外。根据当时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她们的角色仅限于家庭中的"私有领域"。

那些从殖民地时代早期就深藏于美国生活的矛盾------为一部分人享有的自由的扩展与其他人缺乏自由同时存在，事实上前者的存在甚至必须依赖于后者------将继续折磨这个新生的国家。

第五章　美国革命
1763 -1783

［大事年表］

1760乔治三世就任英国国王

1764《糖税法》

1765《印花税法》

"自由之子"组织成立

1767《汤森税法》

1770"波士顿惨案"

1773《茶税法》

"波士顿茶党"事件

1774《不可容忍法》

大陆会议召开

托马斯·杰斐逊发表《英属北美权利观说》

1775邓莫尔公爵的解放奴隶宣言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斗

1776托马斯·潘恩发表《常识》

《独立宣言》

1777萨拉托加战役

1778法国《友好和商业条约》

1781康沃利斯投降

1783《巴黎和约》

危机的开始

当乔治三世1760年登基就任英国国王时，大西洋两岸没有人想到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会在20年内从帝国中分裂出去。七年战争给英国留下了一大堆的债务和需要捍卫的巨大的海外领土，好几任英国政府都试图让殖民地分担维护帝国所需的花费。殖民地的领袖曾经研究过英国反对党思想家的写作，从中知道权力不可避免地要侵犯自由，所以，他们将英国的措施解读为英国人削弱他们自由的一种企图。虽然殖民者不久前还在为享有"英国式的自由"而感到自豪，他们却得出结论说，帝国中的成员地位是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不是自由的基础。这种认知推动殖民地走上了独立之路。

巩固帝国

殖民者曾为七年战争贡献了士兵和经济资源，这场战争对于伦敦的统治者来说，凸显了帝国对于英国本身的福祉和强权地位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为了保证帝国的连续性的力量和繁荣，英国需要实施新的措施。1763年以前，议会只是偶尔立法禁止在美洲发行纸币，限制与宗主国相竞争的殖民地经济活动。《1699年羊毛法》、《1732年帽子法》和《1750年铁法》等禁止殖民地制作和生产这些列举的产品。《1733年糖浆法》为阻止新英格兰与法属加勒比海岛屿的贸易，对美国酿酒商用于制作朗姆酒所需的法产糖浆征收禁止税。第三章讨论过的《航海条例》规定所有美洲出口的物品，如烟叶之类，必须经由英国港口。殖民者经常对这些措施置之不理。

至于殖民地的内部事务，英国政府一般不感兴趣。一位官员曾说，没有必要去担心殖民者的行为，因为他们"如同蠢人一样只知道播种土豆和清教"。18世纪40年代后期，负责监管殖民地事务的贸易部，企图加强帝国的权威，要求各殖民地的法律与王室法令保持一致，鼓励殖民地议会对王室总督支付永久工资。七年战争的爆发终止了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

英国人在七年战争中将殖民地当成是同盟军，18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立场，把殖民者看成是听命于自己的人，殖民地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宗主国发财致富。在这个时期，伦敦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关注殖民地，希望对其进行一种更为有效和制度化的统治，以此来支付战争花费和为维护帝国筹集资金。几乎所有英国政治领袖都对新法律予以支持，而这些法律却引起了殖民者的极大愤慨。英国人感到，北美殖民者应该对英国感恩戴德，因为英国为了打赢七年战争，从银行和个人投资者那里借贷了1亿5千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万亿美元）。仅贷款的利息就耗费了政府年收入的一半。英国本土的税收负担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英国人看来，殖民地应该帮助分担国家债务，为继续接受帝国的保护而承担部分的费用，并不再以违反《航海条例》来欺骗英国财政大臣，这些都是再合理不过的措施了。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认为，议会代表着整个帝国，掌握针对整个帝国福祉的立法权。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包括那些居住在主要大城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人，在议会中都没有代表。根据普遍接受的"实质代议制"（virtualrepresenta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议会的每个成员代表着整个帝国，而不是他所在的选区------议会代表了所有居住在英国王权覆盖之下的人的利益。所以，当美洲殖民者声称自己因在议会中未能得到代表权、故英国政府不能向他们征税时，他们在宗主国几乎找不到同情和支持他们观点的人。英帝国的有效运作必须要求地方人民的配合，然而令英国统治者吃惊的是，在殖民地的抵制下，英国官员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挫折。尽管如此，英国每次总是以新的集权管理帝国的措施来回敬殖民者，这种做法反而更增强了殖民地抵制到底的决心。

为打击走私活动，英国政府颁布了协理状（writsof assistance），此举引起了许多殖民者的警觉。所谓协理状是一种通用的搜查许可证，允许海关官员在任何地方搜查走私物质。1761年，在波士顿审理的一桩广受关注的法庭案件中，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Otis）指出，协理状是"一种武断权力的工具，对英国人的自由和英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有破坏性"，议会因此无权颁布这样的命令。（约翰·亚当斯后来说，美国独立运动是在此时此刻开始的------这显然是一种过分夸张的说法。）许多殖民者对《1763年宣言》（上一章讨论过）极为反感，因为它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上定居。

向殖民地征税

1764年，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GeorgeGrenville）提出了《糖税法》，将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到北美的糖浆税从6便士一加仑降低到3便士。这项法律同时建立起一种新的机制，以阻止殖民地商人广泛从事的走私活动。殖民地法庭的陪审团对那些被指控违反了贸易规则的商人经常予以无罪释放，为了对付这种做法，《糖税法》增强了海事法庭的权力。在这类法庭中，被指控的人可在无陪审团出席的情况下受审。所以，殖民者并不将这项税法看成一种值得欢迎的减税法，而是一种迫使他们支付原本可以逃避税收的一种企图。

与此同时，一部税收法将例如毛料和皮革之类的商品也包括在"列举商品"内，意即它们的贸易必须首先经由英国，而在此前殖民地是可以自由地与荷兰、法国和南欧国家自由买卖这类商品的。这些法律综合起来，对殖民地商人的利润形成了威胁，看上去肯定会加深因七年战争造成的、已经很严重的经济衰退。除此之外，英国还颁布了《货币法》，再次确认了早先的禁令：殖民地议会不得将纸币作为"合法货币"（legaltender）------即用来支付债务的钱，个人必须接受------来发行。

印花税法危机

《糖税法》的目的是增强早已建立许久（以及被违背许久）的《航海条例》的效力。《印花税法》则代表了帝国政策中的一个新举措。有史以来第一次，议会企图通过在殖民地征收直接税而不是通过贸易管制来筹集收入。这部法律要求所有在殖民地出产的印刷材料------报纸、书籍、法庭文件、商务文件、地契、农历书等------必须加盖一个从当局买来的印章。税法的目的是，凑集帮助支付帝国运转所需的经费，包括驻扎北美的英国军队的开支，而不必直接向殖民地议会征收税款。

《糖税法》主要对居住在殖民地港口城市的人有影响，而《印花税法》却得罪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殖民者------富人、穷人、农场主、工匠与商人。那些公共领域中的成员------写作、出版和阅读书报的人------对此法尤其感到愤慨，许多殖民者也为一支英国军队长期驻扎在美洲大陆的前景感到不安。未经殖民地的同意就直接征收印花税，英国议会直接挑战了殖民地地方精英的权威，这些精英认为，他们通过自己控制的地方议会，已经在筹集和花费经费问题上建立起了绝对的控制权威。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将以捍卫自由的名义来捍卫这项权威。

对印花税的抵制是革命时代的第一场重头戏，也是殖民者与英国之间在自由的定义问题上产生的第一次主要的分歧。几乎所有的殖民地政治领袖人物都反对这部法律。在表达他们的怨恨时，他们启用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享有权利的思想，认为殖民者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反对者们有时也引用所有人的自然权利，只是他们更多的是借用经久不变的英国原则，如一个社区只能由自己选出的代议制机构来课税等。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财产可被"未经同意而被夺走"的话，自由就不会有保障。

这只印有反印花税法标语的茶壶是在英国制作的，但却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市场上销售，充分表现了两地之间存在的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课税与代议制

关于英帝国本身的不同思想也在相互撞击。美洲殖民地的领袖人物将帝国看成是一个由地位平等的社会组成的联盟，海外的自由定居者与国内的英国人在其中享有同等的权利。处在帝国其他地方的殖民者，如印度、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对此表示赞同。他们都以自由的名义，声称拥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居民要求享有"由英国人因袭而来的权利"。魁北克的英国居民说，如果允许法国人的法律继续行使，他们将被沦落到"奴隶制"之中。英国政府和它在北美的代表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将帝国看成是一个由互不平等的部分组成的机制，不同的原则用来管理不同的地区，所有的地区都处于议会权威的管辖之下。放弃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将给整个帝国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在类似大不列颠这样一个范围广泛而且背景多样化的帝国之中，"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Bernard）在1765年说，"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所有其他的权力必须处于服从的地位。"伯纳德还说，议会是"自由的避难所"------许多美洲殖民者开始对这种描述进行质疑。

一幅木刻画，描绘一群人企图威胁一位实施印花税法的新罕布什尔官员。他们向这位官员的模拟像扔石头，与此同时，画的左边显示一场葬礼正在开始。

一些《印花税法》的反对者将例如印花税之类的"内部"税与英国通过贸易管制而合法征收的税加以区分，他们认为，议会无权征收殖民地的内部税。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既然美洲殖民者在下院中没有代表，英国没有向他们征取任何税收的权利。"无代表权不得征税"成为了他们的集合口号。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四份由激情四射的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Henry）所写作的决议。他们强调：殖民者与宗主国的居民一样，享有同样的"自由、特权、权益和豁免权"，同意被征税的权利是"英国自由"的基石。（议会同时也以过于激进为由拒绝了其他三份决议，包括亨利提出的直接抵制不合法税收的呼吁，但这些决议也都被殖民地的报纸所登载了。）

1765年10月，来自9个殖民地的27名代表组成的抗议印花税法会议在纽约召开，对弗吉尼亚的立场表示支持。代表中包括北美一些最知名的人物。会议的决议一开始便重新确认所有殖民者对"大不列颠国王"的"忠诚"和对议会"应有的服从"，但随后立即强调，同意被征税的权利"对于一个人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各殖民地的商人们很快达成协议，抵制英国商品，直到议会取消印花税法为止。这是英国大陆殖民地之间的第一次重要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英国议会不像过去那样对殖民地采取单独对付的做法，而是企图将一部统一的税法同时强加于所有殖民地的头上，这样做无意之中将美利坚殖民地联合起来了。

自由与抵制运动

《印花税法》的抨击者使用最多的词是"自由"。在所有的殖民地，新税法的反对者表演了为自由举行的假葬礼，自由的棺木被运送到墓地，棺木中死去的人在下葬的最后一刻突然神奇地复活了，参加葬礼的人们随之成群结队冲向酒店，庆祝自由的复活。随着危机的继续蔓延，自由的象征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在波士顿，抗议者把印花发放者安德鲁·奥利弗的模拟像挂在一棵榆树上，以此来劝说他辞去职务，这个树后来被称为"自由树"。树的图像很快出现在所有殖民地的印刷品和传单上。人们在树下举行露天会议，后来举行集会的地方被称为"自由堂"。在纽约市，反对《印花税法》的人在1766年竖立起一根松树杆，作为开会地点的标志，这棵树杆被称为"自由杆"。

殖民地的领袖们立志要阻止新税法的实施，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在印花税法通过之前，一个位于波士顿的通讯委员会就已经开始与其他殖民地联络，鼓动对《糖税法》和《货币法》的抵制。此刻，这种委员会在其他殖民地也大量地出现，相互间就抵制运动交流思想和信息。抵制《印花税法》的运动最初是由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但运动很快吸引了范围更大的美洲殖民者的参与。约翰·亚当斯是波士顿的一名律师，起草了一套反对《印花税法》的决议，在殖民地被多次复印，广为流传。他写到，《印花税法》激发起人民，哪怕是最低等级的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他们的自由，更想知道自由是什么，更加坚定地要捍卫自由"。他接着说，政治辩论在殖民地到处举行------"我们的报纸在呻吟，我们的布道坛在轰鸣，我们的议会变得坚定不移，我们的城镇投票做出了选择。"

街头政治

《印花税法》的反对者并不仅仅诉诸辩论。早在这部法律开始实施之前，人们已经对那些被委任来实施法律的人施加压力要他们辞职，并捣毁了已经运到的印花税票。1765年底，纽约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游行，人们高喊着"自由"穿过大街小巷。游行是由新近成立的"自由之子"（Sonsof Liberty）组织的。这是一个类似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AlexanderMcDougall）、艾萨克·西尔斯（IsaacSears）和约翰·拉姆（JohnLamb）这样聪明而有志向的下层商人领导的组织。拉姆能讲流利的荷兰语、法语和德语，他成了负责与城市其他族裔群体接触的联络人。这些自我成才的人在七年战争中曾通过打劫法国商船发了大财，纽约的代理总督抱怨说，他们反对"任何对贸易的限制和征税"。这些在殖民地的富人精英中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对市政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城市的工匠、劳工和海员中却有一大批范围广泛的追随者。

"自由之子"到处张贴写着"自由、财产、不要印花"的告示，并带头在英国港口实施了抵制行动。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利文斯顿和德兰西等贵族家族的警觉，这些家族掌握着纽约的政治。正如波士顿发生的对托马斯·哈钦逊的攻击所显示的，群众运动很有可能失控。1765年11月，一群据说由海员、黑人、劳工和青年组成的人把石头运到了曼哈顿岛尖的乔治堡（FortGeorge）。然后他们捣毁了托马斯·詹姆斯少校的家，据说詹姆斯曾放言他要强迫纽约人把印花票从嘴里吞下去。

英国政府为美洲抵制运动的激烈程度所震惊，它也面临着来自伦敦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压力，这些人不想因此失去美洲的市场，英国政府最终退却了。1766年议会废止了《印花税法》，但与这个让步相伴的却是公告法令（DeclaratoryAct）的发布，该法否认了美洲人提出的只有他们选举的代表才能课税的说法。该法宣布，议会有权"在任何情况下"通过针对"殖民地和美洲人民"的法律。债务深重的英国政府需要在殖民地筹集资金，公告法令的通过预示着更多未来的冲突。

调节税收者

印花税法危机并非是18世纪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乱的唯一例证。许多殖民地也经历了连续不停的内部分裂。随着人口向西部迁移，围绕土地拥有权的问题在定居者、土地投机者、殖民地政府和印第安人之间引发了火爆的争执。乡村地区的定居者和小农场主素来有抵制土地投机商和大财主的传统。如同在印花税法危机中一样，"自由"是他们的召集令。不同的是，在此刻，自由与帝国的政策无关，而与保证占有土地有关。

1760年中期，南卡罗来纳乡村地区的一些富有居民自称是税收调节者（Regulators），对西部定居点在殖民地议会中没有足够的代表权提出抗议，并对议会未能在西部建立起能够规范土地拥有权和打击犯罪团伙的地方政府表示不满。他们抗议说，因为该地区缺少法庭，法治秩序遭到破坏，致使"一群该死的恶棍"对个人和财产胡作非为，制造了许多"令人震惊的罪行"。他们还声称："我们是自由的人------英国的臣民------不是生就的奴隶。"

另外一个运动同时在北卡罗来纳发生，拒付税收的小农场主行动起来，劫持了地方官员，攻击了土地投机商、商人和律师等的住宅，骚扰法庭秩序。在这里，人们抱怨的不是缺少政府，而是乡间政府的腐败。税收调节者声称，地方官员通过征税和征收法庭费用，剥夺了普通定居者以廉价方式获得土地和财产的机会。他们谴责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以牺牲"贫穷而勤劳"农场主的利益为代价，做到了发财致富，因此他们要求地方政府实行民主化。在抗议运动发展的顶峰，参加运动的武装农场主达到了8000人之多。这个地区的动荡一直延续到1771年。那一年，在"阿拉曼斯战役"（battleof Alamance）中，农场主被殖民地的民兵镇压下去了。

佃农起义

18世纪60年代中期，在位于纽约市北面哈得孙河流域的利文斯顿、菲利浦和科特兰特等庄园上劳作的佃农开始停止缴纳租金，并夺取土地。他们与《印花税法》的反对者一样，也把自己称为"自由之子"，尽管在最初的时候"自由之子"并不认同他们而且反对他们。这些人很快被英国和殖民地军队镇压下去了。与此同时，绿山山地（GreenMountains）的小农场主们也拿起武器，反对纽约的地主们对他们土地的包围和侵占。这个运动的法律背景比较复杂。该地区原本是纽约的一部分，18世纪50年代，新罕布什尔总督曾给一些新英格兰家庭颁发过赠地证书，通过收取费用而赚了一大笔钱。当纽约人想要争夺这些土地时，定居者的领头人物伊桑·艾伦（EthanAllen）回应道，土地应该属于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他认为，外来的人是打算"把一个自由的人民变成奴隶"。18世纪70年代，艾伦和他的绿山弟兄们（GreenMountain Boys）将另外组成一个名叫佛蒙特的新州。

正在出现的英美分歧最终将超越各殖民地内部的冲突。抗议《印花税法》时发生的骚乱和在乡村地区出现的暴动使一些殖民地精英颇为忧虑，担心对英国政策的抗议会给殖民地内部动乱的来临打开大门。因为有这种顾虑的存在，当下一场帝国危机出现时，他们更不情愿直接挑战英国的权威。

走向革命之路

汤森税法危机

1767年，伦敦的英国政府决定向美洲殖民者征收另一种新税。这些新税的税种由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CharlesTownshend）设计，故被称为汤森税法。在反对印花税法时，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时他是宾夕法尼亚议会驻伦敦的代表）的一些殖民者曾经建议，如果英国方面通过贸易管制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殖民地将不会反对。汤森信以为真，说服议会对殖民地进口的一些商品征税，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海关执法委员会，负责收税和制止走私活动。他希望用这些新的税收来支付殖民地总督和法官的工资，使两者摆脱对殖民地议会的依赖。尽管有许多商人对汤森税法表示不满，但反抗运动远不如对印花税法的抵制发展得那样迅速。1768年，几个殖民地的领袖最终决定继续对进口的英国货物实行抵制。

自力更生的美德

抵制运动起源于波士顿，很快蔓延到南部殖民地。用美洲自产的商品而不用英国商品，穿戴本土纺织的土布而不用进口的华贵衣料，成为了美洲抵制运动的一种象征。许多殖民者开始意识到，这种象征也代表了一种具有美德的自我牺牲精神，与那种自我享受和追求奢华的做法截然不同，许多美洲人将后者与英国联系在一起。"自由之女"组织（Daughtersof Liberty）更是对那些在家里自纺自织布料、拒绝购买英国商品的妇女大加赞赏。

这幅1770年的雕版画是在惨案发生不到一个月之后由保罗·里维尔（PaulRevere）创作的。有5人在这场惨案中丧生。画作对这场起因于波士顿居民与英国士兵之间的一场街头混战的事件的描述并不准确，但这幅画面却成为革命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品，帮助激发和煽动起殖民者对英国的愤慨。

用土产而不进口商品的做法对切萨皮克种植园主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欠英国商人的钱数量越来越大。乔治·华盛顿在反思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不断增加的债务时写到，不进口的抵制运动可以给"那种生活奢华浪费的人"提供一个不去购买英国奢侈品的机会，从而"缩减他的花费"，而不必让他的邻居知道他也许真的处于财政危机之中。华盛顿继续说，这样弗吉尼亚人可以继续"维持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自由"，但同时又能够减少他们的"一大笔债务"。弗吉尼亚的领袖们同时也宣布暂时停止进口奴隶，但奴隶制在远离海岸线的皮特蒙特地区正在蓬勃发展，居住在那里的小种植园主们对这项禁令熟视无睹。

城镇的工匠们对抵制行动表示强烈的支持，因为不进口意味着他们与英国制造商品的竞争告一段落。费城和纽约的商人起初并不愿意参加抵制，但最终还是加入这场运动。不进口运动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了威胁，增加了底层社会起来闹事的可能性。同抵制印花税法的危机时一样，美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时常充斥着反对新税收的各种民间抗议活动。一些非法的地方委员会组织起来，企图监督实施对英国商品的抵制。

"波士顿惨案"

波士顿再度变成了冲突的焦点。1768年，英国将违反贸易管制的"自由号"商船加以扣留和没收，随即引起了骚乱。自此之后，王室军队一直驻守在波士顿。这艘单桅帆船的主人是约翰·汉考克（JohnHancock），该城最显赫的商人之一。在波士顿劳工看来，英国士兵的做法等于在波士顿的码头与他们争抢饭碗，为此，他们对后者越来越反感。1770年3月5日，一群正在打雪仗的波士顿人与英国军队发生了冲突，冲突很快演变成为一场交火，最终导致5个波士顿人丧生，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波士顿惨案"的事件。在事件中丧生的克利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Attucks）是一名印第安人-非洲人-白人混血儿海员，他后来被记忆成为"美国革命的第一位烈士"。八名英国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在马萨诸塞受到了审判，因为他们得到了约翰·亚当斯的有力辩护，其中7人被无罪释放，另外两人被判过失杀人。在亚当斯看来，底层阶级对英国政策的反抗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保罗·里维尔------波士顿"自由之子"的一名成员，也是一名银匠和雕刻匠------却将"波士顿惨案"制作成一幅在殖民地广为流传的印画，其中描绘了英国士兵一字排开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的场面。这幅画帮助煽动起人们对英国军队的愤慨之情。

到1770年时，随着商人的利润逐渐萎缩，许多殖民地精英意识到他们没有英国商品便无法生活下去，不进口运动开始衰落。1769年，殖民地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大约降低了1/3，但很快恢复到先前的水平。英国商人希望排除未来贸易中可能出现的障碍，要求政府废止汤森税收。英国政府最终表示赞同，只是保留了对茶叶的税收，政府还同意从波士顿撤除驻军。美国商人随即停止了抵制行动。

威克斯与自由

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再次被化解。许多美洲人意识到，政治腐败和自由的减少正在成为英国政府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并对其他国家造成了伤害。汤森税法危机与英国对约翰·威克斯极有争议性的处理同时发生，两个事件强化了美洲人的这种担忧。威克斯是一名新闻记者，以揭露王室和大臣的丑闻报道而著名，他在伦敦当选成为议会的议员，但却被议会开除。"威克斯与自由"成为了大西洋两岸分享的政治口号。除此之外，殖民地上还出现了谣传，说英国的安立甘教会将派主教前来美洲。伦敦方面予以竭力否认，但这些谣传在其他新教教派的教徒中引起了恐慌，他们担心主教们将在殖民地建立那些曾经用来惩罚异见者的宗教法庭。人们认为，英国政府已经踏上侵犯自由的道路，当下一次危机出现时，这种认知已经成为了殖民地抵抗运动的思想基础。

茶税法

下一场危机凸显了在英国全球帝国的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将如何有力地影响美洲殖民地的发展。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垄断公司，有效地控制着英国刚获得的印度贸易特权。许多英国商人、银行家和其他个人都在公司股票中投入了大量资产。一场经典的泡沫经济的情况随之发生了，公司的股票先是高涨，随后崩盘大跌。为了挽救该公司和投资者，英国政府决定帮助其在北美推销公司手中掌握的大批中国茶叶。

茶叶最初曾是富人阶层所独享的商品，现在已成为英国和殖民地各社会阶层的日常饮料。为了推动茶叶的销售和帮助东印度公司摆脱困境，由弗里德利克·洛德·诺斯（FrederickLord North）领导的英国政府为公司提供了一系列的返还款和免税优惠。这些优惠条件使东印度公司得以将低价购入的茶叶倾销到美洲市场，从而使正当商人和走私贩子希望赚取的利润大大缩水。通过税收获得的钱将用于分担殖民地政府的开支，这种做法再一次对殖民地议会的财政控制权构成了威胁。

茶税并不是新税。许多殖民者认为，如果为一项新出现的大宗茶叶进口交税，无疑等于承认英国有权对殖民地课税。当运载茶叶的商船抵达时，各主要港口城市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抵制行动。1773年12月16日，一群殖民者乔装打扮成印第安人，登上3艘停靠在波士顿湾的船，将300多箱装满茶叶的货箱扔入水中。这群人中有一位是塞缪尔·亚当斯（SamuelAdams），他是约翰·亚当斯的堂兄。在组织"自由之子"和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过程中，约翰·亚当斯曾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次事件使东印度公司损失了大约1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400万美元）。

不可容忍法

事件发生后，诺斯大臣宣布，英国政府必须立即表明立场，即"我们在那个国家究竟是不是拥有权威"？诺斯政府对波士顿茶党的反应是迅速而果断的。议会下令关闭波士顿港口的所有贸易，直到被倒入海中的茶叶被赔偿后为止。诺斯政府同时大幅度地修改了1691年的马萨诸塞宪章，限制城镇会议的举行，授权总督任命先前由民选产生的参事会成员。议会同时授权军队指挥官允其士兵在民宅驻扎。这些被美洲人称为"强制法案"或"不可容忍法"的措施促使殖民地联合起来，反对这些被普遍认为是对他们的政治自由构成了直接威胁的行动。

这幅1774年的漫画展现英国首相诺斯（口袋里装着波士顿港口法案）正将不可容忍法令强行灌到美利坚化身的口中，美利坚的形象被描绘成一个衣不蔽体的土著美洲人妇女。一名法国人和一名西班牙人在一旁乐呵呵地观望，与此同时，大不列颠（英国的拟人化称呼）蒙住自己的眼睛。

与此同时，议会通过了《魁北克法》（QuebecAct），将加拿大省的南部边界推进到俄亥俄河流域，并赋予罗马天主教会在加拿大合法存在的地位。议会注意到了南面殖民地上出现的紧张状况，希望通过此法，赋予魁北克天主教徒一些英国本土的公理会教徒都不能获得的特权------包括自由从事宗教信仰和担任政府公职的权利------来保障他们对英国的效忠。在许多殖民者看来，该法不仅将俄亥俄河流域土地的拥有权问题带入到争论的旋涡之中，而且似乎证明了英国政府策划在美洲帝国加强天主教影响力的打算，而后者恰恰是为多数新教徒所憎恶的。对宗教暴政和政治暴政的恐惧重叠交织在一起，令许多殖民者惊恐不安。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捍卫自由的事业变成了捍卫上帝的事业。1774年5月，1000多名居民在康涅狄格的法明顿（Farmington）参加集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宣布：他们"作为自由之子"将抵制各种"剥夺我们自由和财产，以及将我们永远沦为奴隶的"企图。他们谴责英国政府的大臣们"受到了魔鬼的唆使"。

《主教米奴哀舞》，一幅1774年的英国漫画，展现罗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们围绕着一份《魁北克法》翩翩起舞。站在左边观望舞会的是英国官员布特（LordBute）、诺斯（LordNorth）和曼斯菲尔德（LordMansfield），主持会议的是魔鬼。

独立的来临

大陆会议

在许多殖民者看来，英国方面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完全摧毁了帝国政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反对不可容忍法令的行动此刻蔓延到了小城镇和乡村地区，而这些地区并未积极参与先前的几次抗议运动。1774年9月，来自马萨诸塞城镇的代表们组成的大会批准了一系列决议，决议以波士顿城所在的萨福克县命名，称为萨福克决议，呼吁美洲人拒绝服从新的英国法令，拒绝缴纳英国税，为战争做准备。

为了协调对不可容忍法令的抗议行动，第一次大陆会议于同年9月在费城召开。会议集合了来自12个北美大陆殖民地（佐治亚没有参加会议）中最著名的政治领袖人物。来自马萨诸塞的"一对亚当斯"------约翰·亚当斯和他的更为激进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弗吉尼亚的7名代表中包括了乔治·华盛顿、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Henry Lee）以及享有盛名的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作为演说家，亨利将道德诉求和直截了当的抗争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演讲风格，使他的演讲极具影响力和感染力。一位当时的观察家写到，他的风格"是激烈的，但又掌控在自我节制之中......他的思路敏捷，犹如迅速而连续不停的闪电"。亨利宣称道，"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美洲人。"1775年3月，亨利发表了一篇敦促弗吉尼亚会议进行军事准备的演说，他的结束语成为了一句经典名言："不自由，毋宁死（Give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1)

联盟

在1774年10月结束会议之前，第一次大陆会议达成了协议：如果殖民地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会议将在次年5月再次举行；大陆会议对萨福克决议表示支持，并通过了大陆联盟决议，号召全面停止与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在南卡罗来纳的坚持下，向欧洲的稻米出口不包括在禁止之内）。联盟决议同时鼓励殖民地本土制造业的发展，谴责"任何形式的奢侈和铺张浪费"。大陆会议命令各地的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它的决议，并对那些"反对美洲自由的敌人"采取行动，包括打击那些企图乘商品的突然短缺而牟取暴利的商人。

各地的安全委员会立即开始行动，将有效的政治权力从经英国任命而建立的常规政府手中转移到了非经英国承认但代表人民意愿的基层组织手中。1775年早期，所有殖民地总共约有7000人参加了各种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大大扩展了"政治社会"的范围。这些委员会成为一种训练基地，先前在政府中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的小农场主、都市工匠、无产劳工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运用政治权力。在费城，18世纪60年代的非法委员会几乎全部由该城著名律师和商人组成。1774年11月选举产生的负责执行大陆联盟决议的委员会中，年轻商人、店铺主和手工匠人等占了绝对的多数。这些人决心将抗议英国的行动进行到底，不再像1770年那样半途而废。当纽约殖民地议会拒绝支持联盟决议时，地方委员会则照旧执行决议。在北卡罗来纳，地方委员会宣布，波士顿人从事的斗争是所有殖民地的事业，号召所有"美洲自由"的朋友们联合起来。

自由的甜蜜

到1775年时，关于自由的讨论蔓延到了所有的殖民地。在过去几年中，大量的相关小册子不断涌现，带有类似《自由的战车》（AChariot of Liberty）和《论自由之美丽》（Orationon the Beauties of Liberty）的标题（后者是约瑟夫·艾伦1772年在波士顿的布道词，后来成了独立之前最受人欢迎的公众演说）。冷静持重的人也对"自由的甜蜜"表示出殷切的期盼。美洲人在睡觉时也在梦想着自由。一位匿名文章作者写道，自由这个词的"夜视力"（nightvision）是由明亮的太阳光线构成的。一位1775年初抵达马里兰的英国移民感叹说："为了自由，他们都发疯了。"

反抗暴政的权利和将自由与上帝的事业相互认同曾深深地根植于18世纪帝国争霸的斗争中，现在这两种思想却被不同背景的殖民者用来反对不列颠本身。1774年，宾夕法尼亚的北安普敦县召开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群众集会，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德意志后裔。次年，该县的大多数成年男子加入了当地的民兵组织。建立在密切家族关系之上的德意志人社区原来对"有名的英国自由"曾抱有怀疑态度，视其为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托词，此刻他们却开始要求获得"本土生长的英王臣民的所有权利和特权"。

随着危机的加深，美洲人的诉求基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不再仅仅以英国人的历史权利为由，而开始更多地使用关于自然权利和普遍自由的抽象语言。第一届大陆会议在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则诉诸"英国宪政的原则"，以及"英格兰王国内自由的和本土出生的臣民享有的特权"和"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原则。约翰·洛克关于自然权利先于政府的建立而存在的学说，为殖民地的反抗提供了极有力的哲学支持。托马斯·杰斐逊在《英属北美权利观说》（A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1774年写成，后来成为一种参加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的思想指南）中宣称道，美洲人是"一个自由的人民，他们所要求自身的权利，是从自然法中衍生而来的，而不是行政长官所赐予的礼物"。杰斐逊坚持认为，美洲人继续尊重国王，但他同时认为，英帝国应该从此被视为是一个由具有同等地位的部分组成，由一种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忠诚感所联结的集合体，而不应该是一种一个部分可以凌驾于其他部分之上的体制。

战争的爆发

当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时，英国士兵与马萨诸塞武装居民之间的战争已经爆发。4月19日，一队英国士兵从波士顿出发，前往附近的康科德镇，收缴存放在那里的武器。包括保罗·里维尔在内的一批报信者，骑马从波士顿出发，向沿途的居民报告英国军队的行动。殖民地民兵拿起武器，准备阻止英国兵的行动。美洲人与英国士兵之间先是在列克星敦、而后又在康科德地区发生了交火。当英国兵撤回到波士顿时，约有49名美洲人和73名王室军队的士兵丧生。

这场后来被哲学家拉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 Emerson）称为"举世皆闻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枪声在所有的殖民地引起了回响和震荡。当纽约州一个贫穷的农场主莱缪尔·罗伯茨（LemuelRoberts）听到交火的消息后，他感到"胸中燃起了自由的呼唤"，他立刻前往马萨诸塞，参加那里的队伍。1775年5月，伊桑·艾伦和绿山弟兄们，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Arnold）领导的康涅狄格民兵们一起，包围了在纽约的泰孔德罗加堡，逼迫里面的英军投降。随后的冬天里，乔治·华盛顿的炮兵指挥官亨利·诺克斯（HenryKnox）设法将该城堡中的英军大炮拖运到几百英里外的东部，增强波士顿的围城力量，而英军则被围困在波士顿城内。1775年6月17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冲突发生两个月后，英国人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终于将殖民地民兵从布里德山丘（Breed'sHill）驱逐出去（这场战斗后来以附近的邦克山命名而众所周知）。美洲人大炮的运达和他们在城市附近修建的居高临下的战壕，使驻扎在波士顿城内的英国军队难以维系自己的位置。1776年3月，威廉·豪爵士指挥英国军队被迫放弃了波士顿。离开之前，豪的士兵砍掉了最初的自由树。

与此同时，第二届大陆会议命令各殖民地组建军队，印制纸币来支付军费，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队的总指挥。华盛顿在七年战争中获得了许多作战经验，他不仅是所有殖民地中最知名的军事指挥家，而且也是一个显赫的弗吉尼亚人。提名华盛顿的约翰·亚当斯认为，由一个南部人来领导美洲殖民地的军队将加强殖民地的团结。英国方面则做出回应，宣布殖民地处于反叛之中，向美洲大陆派遣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并关闭了所有的殖民地港口。

独立？

1775年底，与英国的裂痕似乎已经无法修复了。对于走向独立的想法，许多殖民者仍然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殖民者对身为大英帝国中的一员仍然感到十分自豪，许多政治领袖人物，尤其是那些经历了内部动荡的殖民地领袖们，害怕与英国的彻底决裂会导致更多更深的冲突。在他们看来，来自下层的无政府主义与来自上面的暴政是同等的威胁。一位反对者警告，许多推动独立的人会发现将富人的财产平分给穷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些担心直接影响了殖民地的领袖们如何回应要求独立的思想。来自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的精英们，对于他们在各自殖民地中的政治主宰力深信不疑，所以他们倾向于支持从英国马萨诸塞独立。在不可容忍法令的惩罚中，马萨诸塞首当其冲。南部领导人不仅对他们的政治自由非常敏感，而且对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和军事总指挥邓莫尔勋爵（Earlof Dunmore）在1775年11月颁布的宣言感到十分愤怒，宣言称要将自由赋予那些逃向英国军队一方和拿枪为英王而战的奴隶。

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人口的多元化使得殖民者之间在反抗英国政策的程度方面很难达成一致。先前的反抗英国法律的斗争导致了小农场主和都市工匠们提出在政治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要求。因此许多身居要职的殖民地领袖人物决定从进一步的抵制中退却。约瑟夫·加洛维（JosephGalloway）是宾夕法尼亚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曾设计出一种在英国和殖民地立场之间寻求妥协的方案。他警告说，独立将带来美洲各个部分之间永无止境的争吵。他甚至预测到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加洛维宣称，美洲人只有通过继续留在英帝国内部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自治政府、个人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常识》

随着1776年曙光的来临，美洲大陆呈现出一幅殖民者奋战大英帝国的壮丽画面，不过殖民者的目的仍然是在祈求他们在帝国中的权利。即便在战争已经打响之后，1775年7月大陆会议的国会继续向乔治三世发出橄榄枝请愿书（OliveBranch Petition），再次保证美洲人对王室的效忠，希望争取一个"永久的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领悟当时形势的内部逻辑、并揭示了美洲殖民地走向独立所包含的深远意义的人，不是一个出生在美洲或来自美洲一个源远流长家族的殖民者，而是一个刚从英格兰来到北美的新移民。1774年末，托马斯·潘恩移民来到费城，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英国工匠和低级政府官员。他很快与一群为美洲利益奔走和疾呼的人有了联系，包括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拉什（BenjaminRush），后者是费城的一名医生。正是拉什向潘恩建议，希望他能写一份支持美洲独立的传单。

这份传单便是《常识》，它的作者署名只是"一名英国人"，1776年1月开始发行。传单的开头不是将殖民地的种种抱怨复述一遍，而是对"过度自吹自擂的英国宪法"以及世袭统治和君主政府的原则发起直接的攻击。英国的君主制并不是什么世界上最完美的政府体制，潘恩写道，它的首领是"野蛮成性的英国王室"，英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大自古以来的暴政体制"所构成的，即"通过国王体现的君主暴政和通过上院议员体现的贵族暴政"。他继续写道，"在上帝眼中，对于社会来说，任何一个诚实的人比起那些自古以来带着王冠的流氓恶棍来说，都具有更大的价值。"比起君主制来，人们更应该选择一种基于定期的选举、公民权利为成文宪法所保障的民主制度。

托马斯·潘恩，美国独立的鼓动者。

《常识》的封面。托马斯·潘恩这本极有影响力的小册子驳斥了世袭统治的思想，号召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

当话题转向独立的问题，潘恩引用了殖民者的经历来说明他的观点。"当人们认定一个大陆将永远为一个小岛来统治的时候，"他写道，"事情就不能不令人感到荒谬。"在大英帝国的控制之中，美洲的前景是有限的；将自身从《航海条例》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自由地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交往，美洲的"资源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潘恩将新国家的经济前景与商业自由的思想联系起来。通过独立，殖民地可以第一次防备自己卷入无止境的欧洲强权的帝国争霸战争。不列颠把美洲殖民地"拖入"到与西班牙和法国等的战争之中，而这些国家"从来......就不是我们作为美洲人的敌人，而是我们作为英国臣民时的敌人"。所以，潘恩认为，大英帝国的成员资格对于殖民地来说，不是一种福利，而是一种负担。

在这篇写作的结束部分，潘恩的思路超越了现实的考虑，为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勾画出一幅震撼人心的前景。他用一种动人心魄的语言写道："美洲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所有人类的事业。"这个新国家将变成自由的故乡、"人类的避难所"。

潘恩的影响

潘恩在书中所表达的大部分思想并不是他的原创。《常识》的独特之处在于潘恩表达这些思想的方式和他所针对的读者群。潘恩之前的政治写作通常是针对那些受过教育的殖民地精英阶层而写作的。"当我提到'公众'的时候，"弗吉尼亚的约翰·伦道夫在1774年时说道，"我是指大众社会中具有理性意志的那一部分人。那些愚昧无知、粗俗野蛮的人不适合......管理政府的要害部门。"如同福音派牧师在宗教布道领域摧毁了受过科班训练的教士的垄断一样，潘恩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写作的风格，目的在于极大限度地扩展政治讨论得以进行的公共领域的空间。他的写作清楚明了，直截了当，尽量避免使用艰涩难懂的语言和拉丁文短语，而这类语言在当时针对受过教育的读者而写作的政治传单中十分常见。《常识》很快变成了政治写作史上最为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杰作。据潘恩自己的估计，《常识》销售了大约15万册，他将自己的那一部分收入用来为大陆军队购买军需物资。

1776年2月，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人物约瑟夫·豪利（JosephHawley）读完《常识》之后说："每一种观点都深深地渗透到我早已做好准备的心灵。"在经历了漫长的反对英国向殖民地课税的斗争和1775年的战争爆发之后，豪利和成千上万的美洲人早已在心灵上做好了接受潘恩思想的准备，他们逐渐认识到，英国是一个腐败堕落的社会，自由正在那里消失。1775---1776年冬天，战争变得激烈起来，殖民者侵入加拿大的企图遭到失败，英国军队焚烧了缅因的法尔茅斯（Falmouth，今波特兰），炮击了弗吉尼亚的诺福克（Norfolk），这一切为走向独立的运动增加了砝码，1776年春，数十个美洲的社区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要求与英国决裂。《常识》出现仅6个月之后，第二届大陆会议做出决定，割断联结殖民地与大不列颠之间的纽带。

《独立宣言》

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正式宣布美利坚合众国为独立国家。两天之后，大陆会议批准了由托马斯·杰斐逊写作的、大陆会议修订的《独立宣言》。宣言用大量篇幅列举了一连串的冤情，控诉英王乔治三世的罪行，从在殖民地民居内驻扎军队，到不经殖民者同意就向殖民地课税等都列举在内。英国的目的，《独立宣言》称，是将"绝对的暴政"强加于殖民地的头上。杰斐逊原稿中的一段话曾谴责了奴隶贸易的非人性做法，批评国王否决殖民地企图限制奴隶进口贸易的法律，但在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坚持下，这段话被大陆国会删除了。

《独立宣言》的经久不息的影响力并非来自对乔治三世的抱怨，而是来自杰斐逊的前言，尤其是前言的第二段。这一段的开头是："我们视下列各项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所有人生而平等，拥有造物主所赋予的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使用"不可剥夺的权利"，杰斐逊意在指出，因为这些权利是最基本的、扎根于人类本质（或约翰·洛克所称的"自然状态"）之中的权利，所以政府不能予以剥夺。

一份独立宣言的草稿，带有托马斯·杰斐逊的修改手迹。值得注意的是，将一些不必要的词予以删除，为这份文件增加了力度。

杰斐逊然后为殖民地与英国的决裂进行辩护。他写到，政府的权力来自"受统治人的同意"。当一个政府对它的臣民的自然权利造成威胁的时候，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独立宣言》最终是一部坚持拥有革命权的宣言。它的目的不是仅仅展示一种政府理论，而是为一场反叛正名。两个多世纪以来，对于无数代自然权利遭到剥夺的美国人和世界范围内那些寻求独立和自治的殖民地人民来说，《独立宣言》始终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鼓舞力量。《宣言》很快被翻译成为法语和德语，但一开始并没有翻译成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政府担心它会在西班牙的美洲帝国中激发起危险的思想。

《独立宣言》和美国自由

《独立宣言》一劳永逸地改变了美国自由的内容。它完成了美国独立在目标上的转化：即从争取赢回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向争取捍卫人类权利的转化。用杰斐逊的话来说，是"自然的法和上帝的法"，而不是英国宪法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使得美国的独立得以名正言顺。自由不再是一套具体的权利，也不再是为某一特定群体和人民在某种社会环境下所享有的特权，而成为一种凡人皆应享有的权利了。

杰斐逊的理论------包括自然权利、反抗专断权威的权利等------主要来自于约翰·洛克的著述。如上一章所讨论过的，洛克认为政府的基础是一种"社会契约"，违反契约就等于毁灭了权威的正当性。然而，当杰斐逊在宣言的开始部分将众人熟悉的洛克三权论(2)中的"财产权"换成了"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时候，他便将这个新生国家的命运与一个开放的、民主的过程联系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将发展他们自己的潜能，追求他们生活目标的实现。不受政府阻碍的对个人成功的追求，将成为美国自由的一个核心内容。传统不再统治现实，美国人可以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建设他们的社会。

人类的避难所

美国自由所带有的一种特殊的国籍标志生就于美国革命之中。从一开始，"美国例外"的思想------即美国拥有一种特殊的使命，要成为暴政之外的一个避难所、自由的一种象征和全世界的一个榜样------在美国民族主义的理论中占有一个核心位置。用弗吉尼亚领袖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的话来说，这个新生国家宣布自己是"文明世界的自由工场"。潘恩在《常识》中写道，"在我们手中我们拥有将世界重新创造一次的权力"，他将新国家描述成为一个"人类的避难所"，这些都表现了一种认知，即美国革命是一场具有全球历史重要性的事件。此时此刻出现的无数的布道词、政论文和报纸文章不厌其烦地复述着这一说法。因为没有那些压迫着旧大陆人民的体制------君主制、贵族制、世袭特权制，美国、唯有美国才能成为普遍自由原则可以扎根生长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杰斐逊把《独立宣言》呈现给"人类的所有见解"，而不仅仅只是呈现给殖民者本身或大不列颠王国。

美利坚变成了自由的一种象征；一幅刊登在1775年《宾夕法尼亚杂志》上的雕版画。

第一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是马萨诸塞的商人约翰·汉考克。他的签名巨大醒目，据说，他曾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乔治三世无须戴眼镜就能看清他的签名。

保障独立

权力的平衡

宣布美国独立是一回事，赢得独立却是另外一回事。刚刚建立的美国军队必须面对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英国把美国人看成是叛徒，决心一举粉碎殖民地的反叛行动。从表面上看，双方实力的重心似乎偏向英国一方。它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其兵力由类似黑森［Hesse］这样的德意志国家雇用来的士兵补充）、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和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美国人只能依靠地方民兵组织以及一支装备不全的大陆军队。华盛顿本人也感到，民兵们"过于习惯于不受限制的自由生活"而不愿意接受士兵们所必须具备的（对上司的）"适度的服从"。除此之外，许多美国人对独立并不热心，有些人甚至积极地支持英国人。

从另一方面来看，许多美国士兵并不缺少军事经验，他们参加过七年战争，在18世纪70年代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是本土作战，为的是实现一桩能够激发他们牺牲精神的事业。从1775到1783年的八年战争中，大约有20万男性拿起武器，参加美国军队（军队的士兵都是志愿兵）和地方民兵（参加民兵是每个身体健康的男性必尽的义务，除非他可以找到一个替身来顶替）。随着战争的发展，有产美国人入伍的人数逐渐减少，大陆军队的兵源更多地开始来自那些经济发展前景有限的群体------来自农场主家庭的无地后代、契约奴和非裔美国人。爱国者们为独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年龄在16到45岁之间的殖民地自由白人人口中，每20人中就有一个人为独立战争付出了生命，相当于今天人口比例中300万人的死亡代价。然而，只要美国人保证在战场上还有一支军队存在，不管英国人占领了多少领土，独立的思想就始终存活着。

一幅法国雕刻画，展现1776年6月在纽约批准独立宣言之后，一群纽约人将乔治三世国王的雕塑拉倒。

尽管英国力量强大，但要征服13个殖民地却是一个难度和耗费巨大的任务，英国当局也不知道英国国内的公众是否愿意为这场漫长的战争支付多余的税收。除此之外，英国还犯下了一系列的大错。他们的士兵有时抢劫殖民者的住宅，欺辱平民妇女，致使敢于仇视憎恨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被他们威慑阻吓的人数。最明显的是，从一开始，英国人就对美洲殖民地人口中对独立支持的程度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低估了美国公民-士兵的战斗力。英国将领托马斯·盖奇（ThomasGage）承认说："这些人对我们表现出一种［在七年战争中］从未对法国人表现过的反对精神和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以前的面貌和行为来判断他们，结果导致许多人犯了许多大错。"此外，英国在欧洲的劲敌，尤其是法国，希望看到英国的失败。如果美国人能够与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强国法国结盟的话，将对平衡双方的实力有重要的帮助。

《女斗士》，一幅1776年的漫画，展现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像妇女一样卷入了一场拳击战。

美国革命中的黑人

在战争初期，华盛顿拒绝征召黑人士兵，在邓莫尔勋爵于1775年发布了允许黑人参战的宣言后（如先前提到的，邓莫尔承诺，如果黑人参加英国军队作战，将获得自由），他改变了主意。大约有5000名黑人加入了州的民兵组织和大陆军的陆军和海军。因为被应征加入的民兵被准允使用替身，奴隶因此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讨价还价的实力。许多人要求以获得自由为回报作为同意代替一名奴隶主或他的儿子应征加入民兵的条件。罗得岛拥有比其他任何新英格兰州更高的黑人人口比例，该州在1778年组建了一支黑人军队，保证赋予参军的奴隶以自由，并向奴隶主做出财产损失的赔偿。在华盛顿领导的军队和地方民兵中，黑人都是在种族混编的部队中参与作战的（尽管他们的指挥官都是白人）。在朝鲜战争之前，这是最后一批能够合法地以种族混合方式参加作战的美国黑人军人（除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时黑人和白人士兵在非正规军的队伍中偶尔并肩作战的个别事例之外）。

除了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南部殖民地都征召了黑人和奴隶入伍，参加战争。他们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获得自由的承诺，但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后，都分别获得了自由。1783年，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宣布，对那些"为赢得美国自由和独立参加军队而且作出了贡献"的奴隶予以解放。

加入英国方面作战也给黑人奴隶带来了自由的机会。在邓莫尔的军队被赶出弗吉尼亚之前，有800名左右的奴隶逃离主人的庄园，参加了邓莫尔的"埃塞俄比亚军团"，他们穿的军装上带有"给奴隶以自由"的口号。在战争中，加入英军的黑人参加了在纽约、新泽西和南卡罗来纳等地的战役。其他的逃奴充当了英国军队的暗探，为英军带路，穿越沼泽地，或承担了军中厨师、洗衣女工和修筑工事的工人等角色。乔治·华盛顿自己的奴隶中有17人投奔到英国人一边，其中一些人还参军与殖民者直接作战。"如果他们都相信自己能够逃脱的话，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留下来，"华盛顿的堂兄伦德（LundWashington）写道，"自由是甜蜜的。"

战争的第一年

如果英国军队指挥将领威廉·豪勋爵（LordWilliam Howe）在战争初期行动更为凶猛一些，他也许可以击溃华盛顿的军队，将殖民地的反叛扼杀在萌芽之中。尽管华盛顿在战争的第一年里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但他一般来说尽量避免与英国人展开正面冲突，而是设法保留自己的军事实力。在放弃波士顿之后，豪在1776年开始攻打纽约，华盛顿的队伍也从马萨诸塞南下，来到布鲁克林（Brooklyn），保卫纽约城。豪的队伍将美国军队堵回去，几乎斩断了华盛顿从东河（EastRiver）上撤退的后路。华盛顿设法撤退到了曼哈顿，然后又撤到了皮克斯基尔（Peekskill），在那里渡过哈得孙河，撤离到新泽西，但他留在曼哈顿岛上华盛顿堡（FortWashington）中的3000士兵却被豪的军队活捉。

豪虽然继续追击美国军队，但并没有能够予以其一次致命的打击。在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许多美国士兵感到心灰意冷，弃伍回家。华盛顿的军队从28000人一下缩减到3000人。华盛顿担心，如果不打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胜仗，他的军队可能会全部不战自散。为了恢复士气，夺回主动权，他于1776年12月26日对驻扎在新泽西特伦顿（Trenton）的黑森雇佣军、于1777年1月3日对驻扎在普林斯顿的英国军队发起了一系列突然袭击。在准备跨越特拉华河向黑森雇佣军发起进攻之前，华盛顿命令向全军宣读托马斯·潘恩那份振奋人心的文章《美国的危机》（TheAmerican Crisis）。潘恩写道："此刻正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候；在这场危机中，那些只在夏日出现的士兵和阳光簇拥下的爱国者将在为国服务的责任面前退缩不前，但那些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将赢得所有人的爱戴和感谢。"

萨拉托加战役

1777年夏天，由约翰·伯戈因（JohnBurgoyne）将军指挥的第二支英国军队从加拿大南下，希望与豪将军会合，连成一片，孤立新英格兰地区。7月，豪却把军队从纽约转战南下，攻打费城。9月，大陆会议被迫撤离费城，逃到宾夕法尼亚中部的兰开斯特，豪占领了称为"博爱之城"的费城。因为并不知道伯戈因的计划，豪将军无意之中将他完全忘在脑后。美国军队则堵住了伯戈因的逃路，包围了他的军队，并于1777年10月17日强迫他在萨拉托加投降。这场胜利大大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

1777---1778冬天，改由亨利·克林顿勋爵（SirHenry Clinton）指挥的英军驻扎在费城。（同18世纪大多数的战争一样，在美国革命时期，交战双方在冬季都要停火休整。）英国军队的指挥官借机参与各种繁华高贵的社交活动，出席各种舞会和宴会。最引人注目的是莫西年华（Meschianza），这是一种狂欢活动，内容包括帆船比赛、中世纪骑士盛装游行、马背长矛冲刺比赛等。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军队则在瓦利福奇（ValleyForge）安营扎寨，饱受严冬的折磨。

萨拉托加大捷使法国人相信，美国人的胜利不是不可能的。1778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带领的美国外交代表们与法国签订了一份《友好和商业条约》（A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法国对美国予以外交承认，同意提供军事援助。自七年战争中输给英国以来，法国感到旧痛仍在，挥之不去，希望削弱自己在欧洲的主要对手英国，甚至重新夺回在西半球失去的部分影响和地盘。随后不久，西班牙也加入到美国一边。法国的援助将在战争后期发挥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但在初期，法国军队的更大兴趣在于攻击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军事要塞，而并非直接援助美国人。西班牙人也只是限于夺回在七年战争中失手于英国的佛罗里达的控制权。无论如何，法国和西班牙的介入将独立战争变成了一场全球冲突。当英国不得不在从直布罗陀到西印度群岛的漫长战线上处处防守时，它的军事前景令人堪忧。

南部战事

1778年，战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南部。英国人企图利用山地农场主与富有种植园主之间因课税调节运动而公开化的紧张关系，来争取这一地区的许多殖民者的支持，因为这些人仍然效忠于英国国王，并鼓励奴隶逃跑，以此来扰乱当地的经济。1778年12月，英国军队占领了佐治亚的萨瓦纳城。1780年5月，克林顿攻下了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城，同时俘虏了一支5000人的美国军队。

1780年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争取独立斗争的低潮时期。国会濒于破产，军队数月发不出军饷。英国人在利用殖民地的社会矛盾中似乎占了上风，成千上万的南部效忠派分子加入了英国军队（仅萨瓦纳一地就组建了14个军团），还有成千上万的奴隶也逃跑到英军占领区内，以争取自由。8月，查理·康沃利斯伯爵（LordCharles Cornwallis）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顿（Camden）击退了一支美国军队。一个月后，华盛顿手下最有才能的指挥官之一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也被击败，差点将位于哈得孙河畔的西点（WestPoint）的一处军事要塞拱手交给了英国人。1781年1月1日，驻扎在新泽西莫里斯镇（Morristown）的1500名心怀不满的宾夕法尼亚士兵杀掉了3名军官，进军到费城，当时国会正在那里开会。在得到退伍和再次征召奖金的承诺之后，士兵们的这场哗变才算了结。新泽西的另一部分士兵也发动了哗变，但他们遭到严厉的处置。华盛顿命令将他们的两名领头人予以处决。

然而，英国人却未能将这一切对他们有利的形势转化为胜利。英国指挥官无法巩固在南部赢得的胜利成果。不管他们的军队转移到何处，美国人的民兵都会紧追不舍，不停地骚扰他们。弗朗西斯·马里恩（FrancisMarion）指挥的地方民兵采用了一种名叫"沼泽狐狸"（swampfox）------即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些人从沼泽地带的隐秘地方冒出来，迅猛地发动攻击后，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战术削弱了英军在南卡罗来纳的优势。与此同时，一场介于爱国者和效忠派民兵之间的内战在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境内展开，双方以毁坏和抢劫对手支持者的农场为主，相互进行报复。英军上校巴纳斯特·塔尔顿（BanastreTarleton）指挥的英国军队对平民百姓所采取的野蛮的态度使得许多美国人转而支持爱国者的事业。

最终的胜利

1781年1月，丹尼尔·摩根（DanielMorgan）指挥的美国军队在南卡罗来纳的考朋斯（Cowpens）彻底击败了塔尔顿。两个月后，正在进行战略撤退的纳撒内尔·格林（NathanaelGreene）将军在北卡罗来纳的吉尔福特法院（GuilfordCourthouse）给南卡罗来纳英军总指挥查理·康沃利斯以惨重的打击。康沃利斯转入弗吉尼亚，在伸向切萨皮克湾半岛上的约克敦（Yorktown）驻扎下来。华盛顿立即聪明地意识到包围康沃利斯的机会来临了，他急忙遣派自己的军队从陆路切断英军的逃路路线，此刻因为马奎斯·德·拉法耶特（Marquisde Lafayette）指挥的法国军队的加入，华盛顿的队伍已经扩大了。与此同时，一支法国舰队控制了切萨皮克海湾的入口，切断了向康沃利斯军队运送补充物资和增兵的海上路线。

帝国竞争曾经创造了美洲殖民地。此刻，欧洲帝国之间的竞争又帮助保障了美国的独立。如果把海路和陆路的兵力合起来算，参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约克敦战役的法国人要多于美国人。1781年10月18日，康沃利斯交出了他的8000人军队。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国内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一下子蒸发消失了，和谈随之开始。

两年之后，1783年9月，美国与英国谈判者签订了《巴黎和约》。美国代表团------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杰伊（JohnJay）------赢得了美国历史最伟大的外交胜利之一。他们不仅赢得了对美国独立的承认，而且赢得了密西西比河以东、从加拿大到佛罗里达整片大陆地区的控制权以及美国人在加拿大海岸的大西洋海域捕鱼的权利（这对于新英格兰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英国人的坚持下，美国人同意不对那些愿意继续效忠母国的殖民者进行惩罚，地方和州政府收缴的效忠派人士的财产也将被退还。

直到独立之前，与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一样，13个殖民地是组成英属美洲帝国的部分。加拿大数次拒绝了邀请其加入独立战争的呼唤，西印度群岛的领导人因为害怕奴隶起义，也继续表示对英国的效忠。《巴黎和约》签订之后，美利坚合众国成为西半球的第一个独立国家。它的国界范围所反映的，并非是这个制定地理区域内长存的内部团结，而是它诞生时刻的一种特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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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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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yn, Bernar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7). 一部关于影响美国独立运动思想的经典研究著作。

Bloch, Ruth.Visionary Republic: Millennial Themes in American Thought, 1736-1800 (1988). 探讨追求更完美社会的宗教观如何促进了美国革命的到来。

Breen, T. H.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2004). 讨论殖民者对英国消费品的依赖如何导致了他们对贸易干扰的愤懑。

Countryman,Edwar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v. ed. , 2002). 一部关于美国革命的原因、行动和结果的简史。

Fischer, DavidH. Washington's Crossing (2004). 讨论华盛顿在1776年特伦顿战役取胜和他的军事指挥的本质。

Foner, Eric. Tom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1976). 讨论美国革命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传单作者的思想以及它们对美国独立的贡献。

Gross, Robert.The Minutemen and Their World (1976). 一部关于马萨诸塞殖民地康科德民兵的社会史，独立战争在那里打响。

Maier, Pauline.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97). 一部关于独立宣言以及先前各殖民地呼吁独立的文献的写作过程的最详尽研究著作。

Middlekauff,Robert. The Glorious Caus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9 (1982). 一部关于美国革命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Morgan, EdmundS., and Helen M. Morgan. The Stamp Act Crisis: Prologue to Revolution (1953). 一部关于围绕英国在殖民地征税引起的危机的重要研究著作。

Nash, Gary. TheUrban Crucible: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American Revolution (1979). 探讨美国城市的社会史如何推动了革命的来临。

Raphael, Ray.The First American Revolution: Before Lexington and Concord (2002). 一部关于战争爆发前殖民地基层民众对英国政策的抵制的研究著作。

Royster,Charles.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Character (1979). 一部殖民地军队的社会史著作和关于军事服务对美国士兵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著作。

Shy, John. A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Independence (1976). 一部关于军事战略和军事行为的研究著作。

Withington,Anne. Toward a More Perfect Union: Virtue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Republics (1991). 讨论抵制英货的运动如何促进了美洲殖民地更高美德的传播及其对独立的到来作出的贡献。

第六章　内部革命

［大事年表］

1700塞缪尔·休厄尔的《约瑟夫的贩卖》出版，这是美洲出版的第一部反对奴隶制的小册子

1776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约翰·亚当斯的《关于政府的思考》出版

1777佛蒙特州宪法禁止奴隶制

1778罗得岛组建一支黑人军团

莫利·皮彻在蒙茅斯战斗中服役

1779托马斯·杰斐逊写作《宗教自由法案》

菲利浦堡宣言

1780罗伯特·莫里斯成为国会财政政策的指导者

1782德博拉·桑普森参加大陆军

1790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自由的民主化

平等的梦想

美国革命是一场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发生的革命。它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发生在欧洲帝国之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全球战争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一场围绕独立后美国应该建成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斗争。

在美洲殖民地上，拥有财产是一种普遍现象，殖民地的法律缺少世袭式的贵族继承制度，官方教会的影响也远不如在英国大，所以，美洲殖民地是一个拥有深厚的民主潜力的社会。但是，只有通过争取独立的斗争，才能将民主的潜力转化成为一个崇尚平等和机会的国家。革命为公共辩论、政治和社会斗争提供了机会，这些活动扩大了自由的范围，对美洲内部的世袭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在反对王权和世袭贵族制原则的同时，许多美国人也同时拒绝接受这些体制所代表的特权当道、公权私占（patronage）、社会地位一成不变的旧社会。自然，那些自始至终领导革命的人大多数为美洲精英集团中的成员。底层阶级的人并没有因为独立而上升到掌权的位置。然而，自由的思想却成为了革命的集结号，成为用来审判和挑战本土和英帝国体制的一种标准。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似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这是一个激进的原则，它的全部含义当时无人可以预见到。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上，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社会的基础是对权威的服从------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权威、丈夫对于妻子的权威、父母对于子女的权威、雇主对于仆人和学徒的权威、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权威。不平等的存在对于维系殖民地的社会秩序至关重要，但革命却从许多方面对这一现实提出了挑战。自此，美国自由将永远与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机会的平等以及对于其他人来说，条件的平等。"每当我使用自由或权利这样的字眼儿时，"托马斯·潘恩写道，"我希望人们懂得，我是指他们［对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自由的起点应该像水平面一样平等。"

政治社会的扩展

那些先前处于边缘地带的群体高呼着自由与平等的口号，开始提出他们的要求。那些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依附关系和对自由的限制似乎突然之间变成了不合法的东西------这个过程并非大多数爱国者的领袖人物最初想见的。在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各方面，美国人对先前由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在这些方面的控制发起了挑战。最后，革命并没有能够废除妻子和子女对男性家长的服从，也没有废除在南部各州中的奴隶对奴隶主的服从。对于自由人来说，自由的民主化程度相当惊人。在对将政治参与权限制在有产者范围内这一传统进行挑战方面，自由民主化的结果最为明显。

"我们所有人，从修鞋匠到参议员，都成为了政治家"，一位波士顿人在1774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宣称道。在整个殖民地，竞选活动变成了关于政府原则和功能的自由讨论。全民选举权、宗教宽容甚至废除奴隶制等话题，不仅只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中被讨论，也成为了工匠、小自耕农和劳工阶层所谈论的话题，后几种人正逐渐成为参与政治的自觉群体。在许多由殖民地转化而来的州内，由"底层社会"成员组成的民兵组织变成了"政治民主的学校"。士兵要求有权选举长官，要求拥有投票权，不管他们是否达到了年龄和财产资格的要求。他们的举动开创了一个新的美国传统，即遭受排斥的群体可以通过服兵役来获得完全的公民资格和地位。

宾夕法尼亚的革命

美国革命的激进倾向在宾夕法尼亚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其他地方，殖民地的领袖人物们或者在1776年春天已经接受了独立，或者分裂成为亲英派和亲独立派两种势力（如在纽约，利文斯顿及其支持者最终变成了爱国者，而德兰西家族则变成了效忠派）。在宾夕法尼亚，几乎所有的权力精英都反对独立，他们害怕与英国断绝关系会带来"暴民"统治和对私有财产的侵犯。

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领导的真空状态为一个支持独立的新群体的崛起打开了大门，这个群体以工匠和费城社会的低层阶级为基础，以未经法律允许而组建的委员会和地方民兵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的领导人包括托马斯·潘恩（《常识》的作者）、本杰明·拉什（一位当地的医生）、蒂莫西·马特莱克（TimothyMatlack）（当地一位酿酒匠的儿子）以及托马斯·杨（ThomasYoung）（他曾在阿尔巴尼和波士顿参与"自由之子"的活动）。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虽然拥有殷实的收入，但并不属于商人精英阶层的范围；1776年以前，他们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但他们却对民主改革抱有坚定的信念。潘恩和杨都是从英国来到费城的。他们与在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举行）上支持独立的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同盟，后一部分人虽然反对他们追求平等的信仰，但希望推动宾夕法尼亚走上与英国决裂的道路。

随着公共空间大大超越了先前的限制范围，"平等"成了宾夕法尼亚激进派的响亮口号。他们尤其猛烈地抨击了选举权所附带的财产资格限制。"上帝赋予了人类天生的自由，"一位匿名作者在名为《人民是最好的统治者》的传单中写道，"上帝使每个人成为了与他的邻居一样平等的人。"人民也因而成为"他们自己自由的最好保护者"，所有的自由人都应该有资格参加选举和担任公职。1776年6月，一幅单页印刷品（一种在公共场合张贴的印刷品）警告费城的市民们，不要相信那些"有名和有钱的人"，因为他们希望"制造出不同的社会等级"。赢得独立3个月之后，宾夕法尼亚制定了一部新的州宪法；为了使民主政治得以体制化，新宪法将权力集中在一个每年选举一次的一院制立法机构中，所有年满21岁的纳税人都有权选举议员。宪法废除了总督的职位，废除了担任公职所需要的财产资格要求，要求每个县都必须建立收费低廉的公立学校。宪法还加进了保证"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条款。

新的州宪法

与宾夕法尼亚一样，所有州在独立之后都采用了新的州宪法。几乎所有的美国人此刻都认为，他们建立的新政府必须是共和制，意即政府权威的基础是被统治者对政府的认可，王权和世袭式贵族制将在新政府中被彻底摒除。共和制国家的根本，潘恩写道，不是政府的"特殊形式"，而是它的目的：即"公共利益"。但是，一个共和制政府应该如何构建，从而能够推进公共利益，各州制宪者们对此问题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宾夕法尼亚的新宪法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既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应该足以代表这个利益。1776年，约翰·亚当斯发表了《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on Government）一文，部分地是为了回应在他看来走过了头的宾夕法尼亚式激进主义。亚当斯认为，新的州宪法应该创立一种"具有平衡机制的政府"，政府结构应该反映出由富有阶层（由上院代表）和普通人阶层（控制下院）所分割的社会现实；新政府必须设立强有力的州长职位和司法机构，以保证富人和普通人两者中的一方不能侵犯另一方的自由。亚当斯提出的两院制主张为除宾夕法尼亚、佐治亚和佛蒙特以外的所有其他州所采纳。只有在他自己的州内------即马萨诸塞州------州长才获得了对立法机构提出的立法否决权。美国人认识到，过度的王权极大地损害了英国的自由。长期以来，他们对王室派出的总督钳制殖民地立法机构权力的做法一直十分不满，他们希望将州的权力留在立法机构的掌控之中。

投票权

行使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资格问题引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保守派爱国者不遗余力地为旧的限制选民资格的理由辩护。一位传单作者写到，那种认为"每个愚蠢的小丑和大字不识的匠人"也应该有权参政议政的想法简直是荒唐可笑的。约翰·亚当斯在美洲内部事务问题上的保守，与他在独立问题上的激进，在程度上是同等的。对他来说，自由与平等是相互对立的。他认为，无产者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力"；废除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将"混淆和消灭所有的地位区别，把所有的等级都降低到同一水平"。然而，消灭等级差别正是这一时代激进民主派的要求，他们中间包括了独立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托马斯·潘恩。

各州宪法中的许多条款，反映了鼓吹内部变革的人与那些害怕过度民主的人之间的权力博弈。民主化在南部各州的程度最低，当地根深蒂固的等级式政治传统使土地精英阶层得以保留掌控政治事务的权力。在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新的州宪法保留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并规定由精英主导的立法机构来选举州长。马里兰将对投票权要求的低财产资格与担任公职要求的高财产资格结合起来，担任州长需要拥有5000英镑的财产------一笔数量不小的财富。

最为民主的新的州宪法倾向于将投票选举看成是一种当然的权利，而不是一种特权，但它们却没有提出全民选举权的主张，即便这种权利只是在自由男性内部实施。1777年佛蒙特州宪法是唯一的将投票权与选民的经济地位脱钩的宪法，它不仅废除了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而且还废除了选民必须纳税的限制。宾夕法尼亚的宪法虽不再要求选民拥有财产，但保留了选民必须纳税的要求。其结果是，除乞丐、家庭佣工等少数人之外，宪法使该州几乎所有的自由男性都获得了选举权。即便带有纳税的要求，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也与殖民地时期的实践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因为后者将投票权限制在声称拥有经济独立的人的范围之内。用一位文章作者的话来说，在界定政治社会的范围时，它把"人身的自由"提升到了比拥有财产更为重要的地位。

政府的民主化

总体来说，美国革命大大扩展了选民的范围。到18世纪80年代，除了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和纽约之外，大多数白人男性的成年人都可以达到投票所要求的资格。新泽西的新宪法制定于1776年，它将投票权赋予该州所有达到财产资格要求的"住民"。直到1807年，州才在宪法中加入了"男性"一词（与此同时，还加入了"白人"一词）。在此之前，那些拥有财产的女性，其中主要是寡妇们，曾参加了投票选举。各州的新宪法还增加了立法机构的席位，使得一些财产数量不大的人也能获得机会，进入政治领域。关于选举权的辩论还将延续数十年。对于白人男性来说，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将一直延续到杰克逊时代的来临；而对于妇女和非白人来说，则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

即便在革命时期，自由与一个人的投票权也变成了一种相互通用的词语，即便法律上没有明示，至少大众政治语言包含了这样的意思。"选举权，"一群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北卡罗来纳人在请愿信中写道，"是一种与自由至关重要、并不能与之分离的权利。"没有选举权，美国人不可能享有"平等的自由"。1778年，马萨诸塞的一个城镇曾否决了该州的新宪法草案，其中原因之一是它设有关于选举权的财产资格要求。"人人生而具有平等的自由和独立"，莱诺克斯镇（townof Lenox）宣称说。如果没有权利选择政府官员，人民何以能够捍卫"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新的州宪法继续保留了州选举的许多限制，但允许几乎所有的人拥有投票选举镇官员的权利，这部宪法在1780年得到通过。除南卡罗来纳以外，各州还规定了州立法机构每年选举一次，以保证议员能够忠实履行人民的意愿。由此，政治自由将不仅只是像从前那样只是意味着人民由他们选出的代表来统治，而且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走向宗教宽容之路

同政治自由的扩展一样，革命对美国宗教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位弗吉尼亚的爱国者宣称，宗教宽容是"共同的自由事业"的一部分。在英国，持不同教见者------即那些持与英国国教不同教义信仰的新教徒------早就发明和使用了一种自由的语言，要求废除那些剥夺非国教徒权利的种种规定。（这些对于宗教自由的呼唤并未将天主教包括在内。）我们看到，在罗得岛和宾夕法尼亚等殖民地，宗教宽容早已被接受，成为一种实践。然而，信仰自由在革命前时代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宗教多元化的现实，而是起源于一种源远流长的宗教自由理论的发展。除了罗得岛之外，新英格兰地区并没有什么土生土长的宗教多元化的经历。事实上，英国统治者还不得不偶尔对该地区的当权者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宗教事务上变得更加宽容一些。革命前，大多数殖民地都使用公共财政来资助宗教机构，并在行使投票权和担任公职方面，对天主教徒、犹太人甚至持异见的新教徒们设置限制。独立前夕，马萨诸塞仍然将拒绝为公理会牧师纳税的浸礼派教徒投入监狱。"当我们的同胞在大声疾呼自由的同时，"受害者这样抱怨道："他们却拒绝给予自己的邻居以自由。"

《1800年位于宾夕法尼亚约克县的路德教教堂内部》。一位当地画家创作的水彩画，描绘了独立后出现的无数新教堂中的一所。

天主教美国人

独立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北美大陆上根深蒂固的反天主教传统势力。第一届大陆会议对1774年魁北克法提出了谴责。如前一章指出的，该法允许加拿大的天主教徒自由从事宗教信仰，这在殖民者看来是在北美建立"教皇统治"阴谋的一部分。一年之后，在决定进行一场并不成功的对加拿大的入侵时，第二次大陆会议曾邀请魁北克的居民加入反对英国人的斗争，并向他们保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可以随时合作共事。天主教徒占多数的魁北克宁可接受远在英国伦敦的统治，也不愿听从波士顿或费城的指挥。1778年，美国与天主教的法国结盟，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以此为理由之一，为自己的叛国行为进行辩护，声称与"新教信仰的敌人"结盟是他无法承受的。法国在美国人取胜过程中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支持却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即天主教徒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中应该拥有发挥作用的一席之地。事实上，这种认知已经表现出与传统观念的分离，旧的观念认为，只有新教徒才可享有英国人的所有权利。1791年，美国第一任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来自马里兰的詹姆斯·卡罗尔（JamesCarroll）访问波士顿时，备受礼遇。

建国者与宗教

在许多殖民地，英国统治的结束立刻将安立甘教会享有特权的问题提了出来。例如，在弗吉尼亚，居住在偏僻乡村的苏格兰-爱尔兰裔自耕农们是长老会派教徒，他们要求不再为官方的安立甘教会缴纳税收。"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一个爱国者集会作出的决议说，是"我们自由"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

许多革命的领导人认识到，宗教分歧曾引发了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不受节制的狂热和暴力冲突，新生的美国必须防备自己不再受到宗教狂热和冲突的伤害。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相信，宗教是公共道德的一种基础。他们对宗教教义的理解是从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视角出发。他们相信有一种慈悲为怀的创世者的存在，但并不相信超自然力量能够干预人间事务。杰斐逊曾撰文讨论过圣经和耶稣生活。他认为，耶稣的确过的是一种道义深重的道德生活，但他决不具有神性，也不能制造奇迹。在他的《弗吉尼亚纪事》中，他讨论了布卢里奇山脉的自然历史，拒绝采用圣经中关于创世记的说法，而接受了地质演进进程的学说。

政教分离

对政教分离的共同追求，使杰斐逊这样的自然神论者和诸种福音派教会结为同路人。自然神论者希望建造一座"分离之墙"，将政治和智识的运用从宗教控制中解放出来。福音派教徒则希望避免宗教受到政府的滥用。宗教领袖们对传统基督教的自由内容------服从上帝旨意，过具有道德感的生活------继续予以支持，但他们愈加感到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是可以无须政府的支持而获得的。基督的王国，正如浸礼派领袖艾萨卡·巴克斯所说，"并不是这个现实的世界"。

宗教自由的运动在革命时期受到了极大的推动。在整个新国家内，各州相继解散了官方教会------即不再对它们提供公共财政和法律特权的支持------尽管在有的州，议会继续对所有新教教会拨款，或者进行一定的拨款资助。有7个州的州宪法是以权利宣言为开头的，它们都宣称要奉行"宗教信仰的自由"。

与此同时，除纽约之外（它的1777年宪法建立起了完全的宗教自由），所有其他州都继续保留了殖民地时期限制犹太人参加投票和担任公职的规定。有7个州将担任公职的官员人选限制在新教徒的范围之内。公理会教派在马萨诸塞的宗教中占有主导地位，该州将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进入19世纪之后。虽然马萨诸塞的新宪法保障个人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却将上教堂作为强制性的规定。该州对教会的财政支持一直延续到1833年才终止。然而在所有的殖民地上，天主教徒们获得了在不受迫害的情况下追求自己信仰的权利。1776年的马里兰宪法为本州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恢复了民事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曾被剥夺长达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杰斐逊与宗教自由

在弗吉尼亚，杰斐逊起草了《宗教自由法案》（Billfor Establishing Religious Freedom）。法案于1779年向州议会提出，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于1786年得以通过。他后来写道："我发誓要反对一切束缚人的心灵的暴政形式。"在他看来，官方教会正是这种暴政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法案的前言宣称，上帝"创造的每个心灵都是自由的"。法案废除了对拥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而设定的宗教资格限制，废除了政府对教会的财政支持，禁止州政府"强迫"个人去信仰某种教义。晚年的杰斐逊将这部法案与独立宣言和创建弗吉尼亚大学相提并论，作为希望令后人所铭记的三项人生成就（他将自己曾担任过两届美国总统的业绩排除在外）。

宗教自由成为革命时期那一代人将"权利"定义为不受政府干预的私有事务的典型模式。在基督教影响深重的国家（尽管不一定通过上教堂的行为来表现），政教分离在公共权威和"私人"领域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强化了这样一种认知：即权利是作为抵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存在的。它同时也强化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美国是自由的堡垒。当詹姆斯·麦迪逊领导的反对使用弗吉尼亚的税收来支持基督教教会的运动获得成功之后，他声称，推动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强化一个原则：新生美国将"为所有国家和宗教中遭受迫害和压迫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

革命与教会

这样，革命加强了美国基督教内部多元化趋势的发展，扩大了宗教自由思想的范围。政教分离创造了允许不同宗教机制蓬勃生长的社会和政治空间，但由此而产生的强调个人权利的文化却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教会权威。

其中一个例子是莫拉维亚兄弟会的经历。他们在独立前夕从德国移居北卡罗来纳。令莫拉维亚长老们感到颇为忧虑的是，他们社区中的年青一代，如同革命时期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坚持要求拥有"他们的所谓自由和人权"。有的人甚至不接受管制，拒绝服从城镇领导人的命令。许多年轻人拒绝接受包办婚姻的传统，坚持要独立地选择丈夫或妻子。对于老一代人来说，个人自由的思想------他们把这种思想蔑称为"美国人的自由"------不过是"一种接受诱惑的机会"，它将威胁到牺牲自我和忠诚社区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基督教自由的根本所在。

尽管有这些担忧，美国革命并没有终止宗教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而事实上结果正好相反。用一位长老会牧师的话来说，美国教会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学会了如何在"自由的精神盛行"的时代中求生存和求发展。由于有了宗教自由，在早期共和国时代，宗教教派出现了令人惊叹的蓬勃发展，遍地开花。那些基础深厚的教派------安立甘教派、长老会教派和公理会教派------经常受到类似自由意志浸礼派（Free-WillBaptists）和普世派（Universalists）等新教派的挑战。今天，当关于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之间的正当关系的辩论仍在继续进行时，已有1300多种宗教在美利坚的土地存在，为人信奉。

一个具有美德的公民群体

虽然有政教分离，但殖民地的领导人并不仇视宗教。他们中大部分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即便那些没有加入组织化教会的自然神论者也相信，宗教价值可以增强道德素质的教化，而后者对于共和国的繁荣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权威继续对宗教价值观予以支持，在法律上禁止非基督教徒担任公职，并继续惩罚那些亵渎神灵和违背安息日戒规的行为。宾夕法尼亚的新民主宪法要求本州公民承认上帝的存在，并指示立法机构要制定和执行法律，"防止邪恶的和不道德行为的发生"。19世纪，宾夕法尼亚立法者们将这项指令奉若圭臬，致使该州那些惩罚诅咒和亵渎安息日的法律变得与殖民地时代提倡宗教自由的法律一样的有名。

爱国者的领袖们担心未来公民的素质问题，尤其是如何鼓励和培养"美德"素质，即能够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自我的能力。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拉什等人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提倡建立免费的、由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这些学校将对未来的公民灌输亚当斯所称的"自由的原则"，让他们做好准备，参与已经得到极大扩展的公共空间，有见识地选择议会代表。如果一个以民意为基础的政府要想生存下去，如果美国要想避免出现欧洲那种固定不变的阶级结构，知识的普遍传播是至关重要的。杰斐逊写到，没有任何国家"能指望自己既是愚昧的，又是自由的"。

界定经济自由

走向自由劳动

如同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中所发生的一样，革命也改写了经济领域中自由的定义。在殖民地时代，奴隶制是分类繁多的非自由劳动形式中的一种。独立后25年之内，随着契约奴、学徒制劳力形式的迅速衰退，付费式家庭佣工行业转化为一种由黑人和白人妇女所承担的职业，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中间站（halfwayhouses）消失了，至少对于白人男性来说是如此。契约奴和学徒制形式的衰落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契约奴在完成所规定的工期之后成为工资工人，后者的来源增加了。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仆人和学徒们利用革命时期动荡不安的有利机会，逃离主人，获得了自由。

自由的民主化对这些变化也有贡献。学徒制和奴役制度内在的不自由越来越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与共和国公民制度相悖的存在。埃比尼泽·福克斯（EbenezerFox）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农场的年轻学徒，他后来回忆了他和其他青年人如何"将我们每天听到的理论直接付诸实践，并将祖国所受的迫害与我们自己所处的境遇联系起来......我想，如果在我可以争取自由的时候，我继续选择留在被奴役的状态，那我就是自己对不起自己了"。福克斯成为了革命时代许多决定逃跑的学徒之一，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自我解放"。在1775年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斗前夕，福克斯和一个朋友投奔到罗得岛。当了一阵子海员之后，还未成年的福克斯加入了殖民地军队。

1784年，一群"受人尊重"的纽约人将一船刚运到的契约奴予以释放，理由是这些人的地位"与这个国家刚刚幸福地建立起来的自由思想......是相冲突的"。到1800年，契约奴已经从美国完全消失了。这个发展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明显，也对北部和南部的经济形态做了鲜明的区分，前者所依赖的是在后来被称为"自由劳动"（即为工资而工作，或拥有一个农场或一家店铺）的劳力形式，而后者则较之从前更为严重地依赖于奴隶的劳动。

共和国的灵魂

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对自由的社会条件十分重视。一个共和国如果拥有一个巨大的、处于依附地位的公民群体，它是否能够得以生存下去呢？"将土地财产进行一种统一的和可以接受的公平分配，"教育家和报纸主编诺厄·维伯斯特（NoahWebster）宣称道，"是全民自由的总基础。""平等，"他接着说，是"一个共和国最根本的灵魂"。就重要的程度而言，平等超过了出版自由、陪审团制和其他的"自由的帕拉蒂奥"（Palladiaof freedom）(1)。即便是保守的约翰·亚当斯，虽然对这一时代的民主浪潮充满疑虑，也希望社会中每个成员都能获得土地，"这样的话，大多数人能够拥有一小块土地"，新国家就可以避免出现那种一成不变的和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在美国革命的激进派一方，一些爱国者认为，政府有责任以平等的名义限制财产的积累。然而对于大多数自由的美国人来说，"平等"只是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条件的平等。许多革命的领导人认为，新大陆的环境得天独厚，拥有广阔无涯的土地和大量独立的自耕农和工匠，社会的自然发展将会创造出正义、自由和平等。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一样，托马斯·杰斐逊也认为，缺乏经济资源就等于缺乏自由。杰斐逊希望建立一个有限的国家机器，但他同时也认为，政府可以帮助创造自由生长和发展所需的体制框架。最令他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包括了弗吉尼亚通过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废除了指定继承权（即将土地继承权限制在家族中某一特定血缘的后人范围内）和长子继承权（即家庭的全部财产由长子一人继承的实践）。他认为，这些立法可以防止"未来贵族"的出现。为了同一目的，杰斐逊建议将50英亩土地分配给"每一个"尚无土地的"成年人"，这是政府增强公民自由的另一方式。当然，杰斐逊希望用来保障美国的自由的土地却必须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

通货膨胀的政治

革命也将另一个问题带入了政治辩论的前沿，即地方和全国政府是否应该限制物价以支持家庭独立和保护美国人的生计。经济动荡与无序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为资助独立战争，国会印制了数以百万计的纸币。这些纸币，加上战争对农业和贸易的冲击，以及一些企图从货物短缺中牟取暴利的美国人对商品的囤积，导致了价格的上涨。1778年费城一家报纸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指出，国家"已经被垄断者们臭名昭著的做法推进到被毁灭的边缘"。信的作者警告说，"饥饿将打穿石墙。"

1776---1779年，大约有30多起冲突事件相继发生，群众与那些被指责为囤积稀缺商品的商人进行公开对峙。群众经常将囤积的商品抢过来，按照传统的"正义价格"予以出售，这是一种在18世纪英国的通用做法。在一次事件中，约有100多名马萨诸塞的妇女，指控一个"显赫富有但十分吝啬的商人"囤积咖啡，她们打开了他的仓库，将商品运走。阿比盖尔·亚当斯写道，"一大堆男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行动的发生。"

围绕自由贸易的争论

1779年，随着通货膨胀的完全失控（一个月内，费城的物价上涨了45％），国会敦促各州采取措施，控制工资与物价。这项政策包含这样一种理念：即共和政府的任务是促进公共福利，而不是个人的私利。费城的报纸刊登了大量忿忿不平的评论，这些评论指责城里的富人在"公开的晚餐和其他豪华活动"中出手阔绰，而城里还有许多人却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没有。然而，当一个安全委员会企图执行物价控制的时候，它却遭到了来自商人和那些自由市场鼓吹者们的强烈反对。

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反对那种提倡为公共利益而牺牲私利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经济上对自私自利的追求。如同牛顿发现了自然宇宙的内部运行机制一样，社会世界也遵循一种一成不变的自然法则，在这些法则中，供需的要求调节着商品价格。亚当·斯密的著名经济学论著《国富论》是于1776年在英国出版的，此刻正在美国声名鹊起。斯密的观点是，自由市场的"隐形之手"在指导经济生活时，要比政府的干预更有效力，也更加公平。他的观点为那些主张放手让经济自我调节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独立运动的提倡者们曾经想象到，在摆脱英国的《航海条例》的约束之后，美国可以自由地与世界各国通商。反对物价控制的人也提倡要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让贸易变得像空气一样的自由"，一位商人这样写道。"大自然的自由"将会自动调节物价。显然，这里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经济自由观------一种是基于传统的思想，即社区的利益相对于个人权利来说更为重要；另外一种则认为，不受管制的经济自由将最终产生出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1779年之后，后一种观念占了上风。1780年，身为费城商人和银行家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成为大陆会议财政政策的指导者。州与联邦政府控制物价的活动全面停止了。然而，这两种经济自由观的冲突在美国获得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进行下去。

"向美国自由的巨大洪流让步吧。"1777年，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的议员对他的同事们呼吁道。自由的潮流不仅横扫了英国的权威，而且也废除了世袭统治、官方教会的特权、地位和等级之类的习俗以及旧的对于政治社会的限制。在其他领域内，自由的浪潮却遭遇了障碍，而这些障碍是不会轻易地对强大的自由潮流做出让步的。

自由的局限

殖民地的效忠派

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到了革命所带来的自由的民主化。效忠派------即那些表示要继续保持对英国国王的忠诚的人------在经历了革命及其随之而来的变革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却是自由的丧失。许多效忠派的领袖人物曾在18世纪60年代支持过北美殖民地的抵制运动，但在独立和战争来临的时候却退缩了。效忠派中既包括一批名望显赫的美洲人，也包括一些最为普通和平常的人。总共加起来，一共有20％到25％的自由美洲人宣称继续保持对英国的忠诚，约有2万人在独立战争中加入了英国一方，与殖民者作战。在战争的某些时候，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效忠派在人数上甚至超过了华盛顿军队的总人数。

每个殖民地都有效忠派，尤以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乡村地区和佐治亚等地区人数最多。一些效忠派是富裕之人，他们的生计和生意依赖于与英国有密切关联的工作关系------包括律师、商人、安立甘教会的牧师以及帝国的官员等。许多人害怕美洲殖民地的胜利会带来无政府主义。"自由，"一位效忠派人士写道，"在不服从法律的情况下就无法得以生存。"

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加深了殖民地中不同族裔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紧张关系。一些效忠派的族裔少数派，如北卡罗来纳的苏格兰高地人（HighlandScots），担心当地的多数派会损害他们享有文化自治的自由。在南部，许多乡村自耕农长期以来就对富有的种植园主对公共事务的主宰颇为不满，此刻也就站到了英国人一边。像利文斯顿家族这样的爱国的纽约种植园主家里的佃农也是如此。罗伯特·利文斯顿曾在《独立宣言》上签名。当伯戈因将军率领英军于1777年进发到利文斯顿的庄园时，佃农们起而反叛，希望英军没收他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给自己。但这一希望由于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战役的失利而破灭。在南部，无数的奴隶站在了英军一边，希望以美洲人的失败换取他们的自由。

效忠派的困境

在某种意义上，独立战争可被视为美洲人之间的一场内战。一位受雇于英军的德国上校曾经写道："这个国家所展现的是一幅最残酷事件的画面。邻里之间相互虎视眈眈，比邻为敌，孩子们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言论自由时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在自由的名义下，许多美洲人的基本权利遭到了剥夺。居住在康涅狄格东哈达姆（EastHaddam）的医生阿布纳·毕比（AbnerBeebe）在"非常自由地"发表了支持不列颠的言论之后，一群暴徒袭击了他的住宅，捣毁了他的磨坊。毕比本人也遭到"侮辱和攻击，［暴徒们］剥去他的衣服，将火烫的焦油浇淋在他身上"。新的州政府（或在其他情况下，由爱国者组成的群体）对那些被认为是效忠于英国的报纸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压制。

宾夕法尼亚州抓捕了贵格派、门诺派和莫拉维亚派的信徒，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因为这些和平主义教派因宗教信仰的缘故而拒绝拿起武器。许多州在获得大陆会议的批准之后，要求本州居民对新国家进行宣誓效忠。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则被剥夺了选举权，在许多情况下，还被迫走上流放之路。"异见和火焰，"一位英国观察家这样写道，"正从自由的种子中迸发出来。"一些家境富裕的效忠派人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充公或被公开拍卖。原本属于新罕布什尔总督约翰·温特沃斯（JohnWentworth）及其家族的28处地产被没收。纽约的效忠派中包括了例如德兰西和菲利普斯这样的大地主家族，他们的土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类土地的买主多为商人、律师和已经站稳脚跟的地产拥有者。佃户们因无法支付土地出售的资金，而只能继续为新地主出卖劳力。

一幅1780年的英国漫画，对美国效忠派人士遭遇的"残酷命运"发出议论。独立后的殖民者被比喻成野蛮的印第安人。

到战争结束时，约有10万效忠派居民（其中包括2万名奴隶）或被美国驱逐出境，或因拒绝在独立后的美国留下来居住，自愿选择移居到英国、加拿大或西印度群岛。对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他们所面临的敌视态度并没有长期地延续下去。如在第五章中提到的，在1783年的《巴黎和约》中，美国人承诺将停止各州和地方政府对效忠派人士的迫害，归还在战争时期从他们那里抢走的财产。美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新国家需要建立起一个包含公正和文明的国际名声。各州也随之取消了在行使投票权和担任公职时必须进行宣誓效忠的要求。留居美国的效忠派也很快地融入了美国社会。然而，尽管有《巴黎和约》的承诺，效忠派人士被没收的财产并没有得到如数归还。

印第安人的革命

另一个因为美国革命而丧失自由的群体------印第安人------则不像效忠派那样幸运。尽管有《1763年宣言》（见第四章的讨论）的约束，1760---1780年，殖民者还是继续向西部移居。这种侵犯印第安人领土的行动导致了印第安人的抱怨。弗吉尼亚的总督邓莫尔伯爵曾在1772年发表评论说，他发现要"限制美洲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认为政府有权禁止他们从国家占有的大片土地中夺取一块来为己所有"，也不相信政府有权强迫他们遵守政府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

肯塔基是切诺基印第安人和其他生活在俄亥俄河流域的数个印第安人部落进行狩猎活动的主要场所，此刻变成了定居者、土地投机商人和土著美洲居民之间土地争夺战的爆发点，远在天边的英国政府企图进行干预，但却鞭长莫及，无能为力。许多美洲爱国者的领袖人物，包括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托马斯·杰斐逊在内，都深深地卷入了攫取西部土地的投机活动之中。七年战争之后，华盛顿本人从手下士兵手中减价购得土地证券（一种士兵的工资），因此获得了宾夕法尼亚西部6万多英亩的土地。事实上，英国人在《1763年宣言》中对殖民者在西部从事土地投机事业进行了限制，而这种限制后来成为革命时期弗吉尼亚那一代人对英国持有的众多怨恨中的一种。

1790年，20万土著美洲人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如同白人一样，独立战争时期的印第安人在忠诚问题上也存有分歧。一些部落，如居住在马萨诸塞的斯多克布里奇部落（Stockbridge），曾在与英国人作战的过程中损失惨重。许多部落一开始力图保持中立，但最终划分成为支持美国人和支持英国人的两派。易洛魁人的许多部落站在了英国人一边，奥内达人（Oneida）却选择与美国人站在一起。尽管他们极力避免冲突，但易洛魁联盟的成员还是在战斗中第一次相互发生了冲突。（战争结束之后，奥内达人向国会递交了索赔因战争而丧失的财产的要求；损失的财产包括羊群、野猪、铁水壶、煎锅、犁具、白锡盘等------这些什物反映出印第安人已经非常深入地融入了当时的市场经济之中。）在南部，较年轻的切诺基部落领袖加入到英国人一方，而较年长的部落领袖则支持美国人。其他的南部印第安人部落，如乔克托人和克里克人则始终效忠英王。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列出殖民者冤情中的其中一项是英国人征召"野蛮人"来为自己充当炮灰。然而当战火穿过整个西部边疆时，野蛮也就不再是某一方的专利。在俄亥俄河流域，英国人鼓动印第安人同盟军焚烧前沿的农庄和定居点。在殖民者这一边，那些平时还讲人道的爱国者领袖们遇到印第安人时，便抛弃了交战双方传统的约定俗成。1776年，南卡罗来纳州独立活动的领袖人物和该州首席大法官威廉·亨利·德雷顿（WilliamHenry Drayton）在命令军官们向印第安人进军时，告知他们要"捣毁每一个印第安人的玉米地，烧光每一个印第安人的城镇"，并对所有战俘进行奴役。三年之后，华盛顿派遣一支远征军，由约翰·沙利文（JohnSullivan）将军带队，前去镇压敌对的易洛魁人，目标是"彻底打击［易洛魁人］和彻底捣毁他们的居住点，抓获战俘，无论男女老少，越多越好"。在战役完成之后，沙利文报告说，他的部队焚烧了40个印第安人的城镇，捣毁了大量的玉米地，连根拔掉了大量的果树和蔬菜园子。许多易洛魁部落立即面临了饥饿的威胁。如同我们将在第七章中所看到的，在俄亥俄河流域的战斗一直要进行到18世纪90年代才结束。

白人的自由，印第安人的自由

独立带来了新的州政府的建立，这些新政府是由选民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但选民们却觊觎着印第安人的土地。的确，对于许多爱国者来说，获取印第安人土地正是美国的胜利所带来的天经地义的成果之一。把印第安人从俄亥俄河流域赶走，杰斐逊写到，将"为自由的帝国增添一片广阔而富饶的领土"。白人对自由的获得意味着印第安人自由的消失。一位名叫威廉·阿佩斯（WilliamApess）的佩科特人后来写到：白人刚一获得自由，便开始欺负"不幸的印第安人"。独立为白人居民完成对纽约州北部、俄亥俄河流域和南部乡村等地印第安人土地的剥夺带来了机会。杰斐逊写道，印第安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被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事实上，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开始强迫战败的印第安人部落割让领土。和平来临时，肖尼人已经从俄亥俄被赶到密苏里去了。

一群来访的印第安人对圣路易斯的西班牙总督说，美国独立是"我们历史上所遭遇的最大打击"。《巴黎和约》象征着北美大陆东部地区一个世纪以来权力斗争最终有了结果：权力平衡的重心偏离了印第安人，向白人美国人倾斜。随着20年之后法国人的离去，英国人控制了加拿大，印第安人可依赖的白人支持力量逐渐地减弱和消失。一些印第安人的领袖，如居住在纽约州北部的莫霍克人的年轻首领约瑟夫·布兰特（JosephBrant）希望在加拿大和新生美国之间组建一个印第安人联盟。他想借助英国人的支持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在《巴黎和约》中，英国人抛弃了他们的印第安人盟友，承认美国对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整个地区拥有主权，完全无视印第安人在该地区存在的现实。

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自由意味着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土地。与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也使用美国革命的语言，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为自己的目的来解释这种语言。一位易洛魁人宣称道，他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不屈从于地球上的任何势力"。克里克人和乔克托人也否认他们曾经放弃过他们的"独立和自然权利"。当马萨诸塞州政府企图建立起一套"监护人"制度、对先前自治的印第安人部落实行管制的时候，马什皮人（Mashpees）向州立法机构提出请愿，声称要为自己争取"人权"，抗议政府"（对他们）自由的剥夺"。

在革命之前，"自由"在印第安人的词汇中占据一个并不重要的地位。到19世纪早期，印第安人语言的词典开始收录了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印第安人对他们权利的定义也变得美国化了。但是，在这个打算在西部创建一个帝国的新国家中，美洲大陆土著居民的后代似乎难以找到一个永久的安身之地。

奴隶制与美国革命

当印第安人把美国独立视为对他们自由的一种真正威胁的时候，非裔美国人则把革命的理想与战争的现实看成是他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机会。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时，它的奴隶人口已经达到了50万人，相当于这个新生国家人口的1/5。拥有和贩卖奴隶为殖民者所接受，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一种习惯。殖民地的大小报纸上经常刊登各种贩卖奴隶和寻找逃奴的广告。在爱国者们的报纸上，有的时候在刊登"自由之子"组织活动的同一版面上也登载着有关奴隶贩卖的消息。

奴隶制与自由的语言

奴隶制在革命时代的语言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除"自由"之外，这个词在革命时代的法律和政治文献中成为最经常使用的词。18世纪的作者经常将自由和奴隶制相提并论，称其为"社会中幸福与悲惨的两种极端"。在革命时代关于英国统治的辩论中，奴役状态主要用来表示一种政治处境，指人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遭到专制政府剥夺的状况。所有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的人，1769年，一份要求扩大英国选举权的请愿书称，都可以被看成是"处于被人奴役的状态之中"。独立前夕，将"奴隶王国"的英国与"自由人国家"的美洲进行鲜明的对比成为反抗英国的一种标准语言。即便生活在那些奴隶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也大言不惭地尽力使用类似的语言。南卡罗来纳的一位作者在1774年写到：南卡罗来纳是一个"自由的圣地"，"允许奴隶制在这里得以建立它的王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作者偶尔也会将现实中的与喻义上的奴隶制直接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没有人比马萨诸塞的詹姆斯·奥蒂斯（JamesOtis）做得更为直截了当。在传播和普及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的商业进行课税和管制的观点方面，奥蒂斯的传单起了很大的作用。奥蒂斯坚持认为，自由必须是普遍的："如果不是人人都生而自由的话，那人何以为人？"奥蒂斯此刻并非只是将黑人作为一种丧失权利的例子展示给自由的美洲殖民者，而是将他们视为有血有肉的"应该享有英国臣民权利"的英国人。

奥蒂斯并不代表大多数爱国者领袖人物的观点。对于美国革命的领导人来说，成千上万奴隶近在咫尺的现实对美国自由的意义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在议会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反对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他提到，正因为殖民地的领袖人物对真实存在的奴隶制非常熟悉，所以他们才会对自己的自由所受到的任何威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警惕。当自由在一个地方只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的时候，他说道，"那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最为自己的自由感到骄傲和最令人羡慕的人。"与此同时，其他英国观察家则禁不住要指出殖民者所表现的明显的虚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问道："为什么我们总是从那些鞭打驱赶黑人的奴隶主口中听到最大声的要求自由的疾呼呢？"

废除奴隶制的障碍

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矛盾是如此的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当时为何会出现如此强大的阻挠废除奴隶制的力量。革命发生的时候，奴隶制在美洲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了；奴隶制在所有州内都存在，在马里兰以南的社会中，奴隶制是那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弗吉尼亚人口的40％是奴隶；在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奴隶人口的比例则更高。

事实上，每一个建国之父在他生命的某一段时期都曾拥有过奴隶，这不仅包括南部的种植园主，也包括北部的商人、律师和农场主（约翰·亚当斯和汤姆·潘恩是两个引入注目的例外）。当托马斯·杰斐逊奋笔疾书写下人类拥有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权的文字的时候，他本人正拥有100多名黑奴。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所珍爱的一切，从慷慨大方的施舍和享受到追求与欣赏艺术和科学的闲情逸致，无一不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之上的。

有些爱国者则强调，正是因为有了对黑人的奴役，白人才有可能享有自由。因为奴隶制将一大批需要依赖他人而活着的穷人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把公共事务的领域留给了那些因拥有财产而享有独立的人。拥有奴隶是获取经济上独立自主的途径之一，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得享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1780年，弗吉尼亚州颁布的一条法律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法律规定，所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可以得到300亩土地和一个奴隶的奖励。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也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每个白人民兵志愿者将得到一个奴隶的奖励。

洛克把政治社会看作是人们为保护天赋人权而建立的契约组织，如此而来，这种观点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殖民者用来捍卫奴隶制了。在这种观点看来，没有什么比政治自治权和财产不受外部侵犯更为重要的了。这些原则实际上宣示：未经同意就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包括奴隶财产------将是对自由的侵害。如果政治自由的核心原则是政府须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建立的话，那么，要求奴隶主放弃他们所拥有的奴隶财产，将如同把奴隶主们本人降低到了受奴役的地位。

普遍自由的事业

尽管如此，因为美国革命赋予了自由一个十分绝对的价值观，将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权利，而不再是一些只为某个特殊的地域和人民才能享有的具体权利，革命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奴隶制在新生美国中的地位问题。独立之前，大西洋世界那些较为先进的观点曾批评过奴隶制，指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是一种野蛮的、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但关于奴隶制的公众讨论在殖民地上十分少见。

早在1688年，一群德意志贵格派成员曾因黑人的权利问题发出了一份"抗议"，宣称"把黑人当成奴隶来使用......与把其他白人当成奴隶来使用"是一样的不公正。1700年，一位名叫塞缪尔·休厄尔（SamuelSewell）的波士顿商人出版了《约瑟夫的贩卖》（TheSelling of Joseph），这是在美洲出版的第一部反对奴隶制的小册子。休厄尔写道，"所有亚当的子孙后代"都有权享有"获得自由的平等权利"。如在第四章中指出的，佐治亚最初曾一度禁止过奴隶制的实施（尽管在后来奴隶制成为了支撑这个殖民地稻米种植园的基础）。18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开始在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派教徒中广泛传播。贵格派教徒容易接受反奴隶制思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该教派相信，所有人都拥有领悟神性的"内在的灵光"（innerlight）。

正是在革命期间，奴隶制第一次在美洲成为了公众辩论的焦点。1773年，宾夕法尼亚的爱国者本杰明·拉什呼吁"美国自由的提倡者们"要"支持普遍自由......的事业"，并警告说，奴隶制是一种"国家罪恶"，有一天终将导致对"全民族的惩罚"。如同前一章提到的，杰斐逊曾企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对奴隶制进行批判的言辞，但没有成功。他本人是奴隶主，但在私下里曾对奴隶制予以谴责，说它每天强加给奴隶的悲痛"......要远远多于那些迫使殖民者奋起反抗（英国）的所有悲痛"。

自由请愿书

革命也点燃了一种广为传播的希望，即奴隶制可以从美国生活中得以摒除。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奴隶们自己竟然相信，当革命者把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权利时，革命者也就创造了一种可以用来反对人身奴隶制的语言武器。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自由的语言在奴隶社会中传播回荡。他们生活在自由之中，却被剥夺了自由的实际内容，奴隶们套用爱国者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非裔美国人在要求将自由看成是一种普遍权利的方面，表现得最为坚决。他们要求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兑现他们公开宣示的信念。早在1766年，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白人曾组织起来反对《印花税法》，不料白人的抗议也激发了一群黑人在市区内举行游行，他们还喊出了"自由"的口号。这一事件使查尔斯顿的白人社会深为震惊。此事发生9年之后，南卡罗来纳殖民地议会还不得不就反英斗争在奴隶中产生的对"自由的高度期望"的问题进行调查。

在革命时期迈向奴隶解放的第一个实际步骤是写作和递交"自由请愿书"，即由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写作的要求自由的陈述。这些请愿信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呈递给了英格兰地区的法院和立法机构。一份自由请愿书质问到，美国何以能够"只是寻求从英国的暴政中得到解脱，而不为生活在它土地上的处于悲惨境地的非洲人寻求同样的解脱"呢？有些奴隶以被"非法拘留在奴隶制中"向法院提出上诉。独立战争带来了新的获取自由的途径。许多奴隶逃离了他们的主人，企图蒙混过关，获取自由人的身份。1770---1790年，抓捕和寻找逃奴的各种广告在殖民地的报纸上大量增加。一位奴隶主在讲到他的奴隶的逃跑时说："我相信，他心里除了装着自由之外，其他什么目标也没有。"

1776年，当美国宣布独立的时候，正在马萨诸塞的民兵队伍中服役、后来成为著名牧师的莱缪尔·海因斯（LemuelHynes）就敦促美国人要"扩展"自由所包含的概念。他说，如果自由真的是全人类的一种"内在原则"，那么"即便是一个非洲人，他也与英国人一样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整个革命时期，大量由黑人写作的请愿书、小册子和布道词中都表达出一种"惊诧"：即白人爱国者竟然意识不到"美洲所遵循的每一项行动原则"都要求解放黑奴。黑人企图使白人社会明白一个道理，即奴隶制是一个具体而残酷的现实------即是一种对所有享受自由的基本条件的否认和剥夺------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对政治自治能力丧失的比喻。1773年，一群新英格兰的奴隶们在请愿书中宣称："我们没有财产！我们没有妻室！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没有城市！我们没有国家！"

革命时期的大部分奴隶距他们的前辈被从非洲劫持而来不过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距离。他们并不需要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来启发他们认识到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的经历早就说明了这一点。1783年，女黑人诗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Wheatley）写到："我对自由的热爱"来自于"被强行从非洲海岸抢夺过来"的"残酷命运"。1761年，她作为奴隶被带到波士顿来，她学会了识字，并在1765年时她12岁的时候在一家新英格兰报纸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首诗。当她的第一本诗集出版时，它需要得到包括爱国者领袖人物约翰·汉考克在内的波士顿名人们的推荐，一方面说明了她作者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许多白人感到很难接受黑人具有与白人同等智识能力的这一思想。当黑人启用革命中自由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争取权利，并将自由界定为一种普遍权利的时候，他们是在力图重新界定美国自由应该表现的含义，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上已经变成美国人了。

英国的奴隶解放者

如同前一章指出的，约有5000名奴隶为美国的独立而作战，许多人因此而获得自由。然而更多的奴隶是从英国人那里获得自由的。1775年的邓莫尔宣言以及四年后由亨利·克林顿将军颁布的菲利浦堡宣言（PhillipsburgProclamation）为逃向英国军队的逃奴们提供了保护。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许多人因此丧失了他们的奴隶。托马斯·杰斐逊的30名奴隶逃跑到了英国人一边。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的奴隶也投奔了英国人。总共加起来，大约有10万名奴隶逃到了英国人一方，其中包括了南卡罗来纳奴隶总人口中的1/4和佐治亚奴隶总人口中的1/3。这是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奴隶逃离种植园的行动。

一些逃奴在爱国者获胜的战斗中被重新抓捕。战争结束时，约有2万人居住在英国人控制的三个孤立区------纽约、查尔斯顿和萨瓦纳。乔治·华盛顿坚持要将这些逃奴送回主人，但驻守纽约的英军将领盖·卡尔顿爵士（SirGuy Carleton）回答说，既然英国人承诺给逃奴们以自由，把他们送回前主人那里将"是一种极不光彩的、违背公共信誉的做法"。最后，有15000名黑人男子、妇女和儿童与英军一起撤离了美国。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分别在新斯科舍、英国和塞拉利昂（SierraLeone）。后者是英国人在西非海岸为从美国来的前奴隶建造的一个定居地。有些黑人被贩卖到西印度群岛为奴。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哈里·华盛顿（HarryWashington）出生在非洲，曾是乔治·华盛顿的奴隶，1771年从芒特弗农逃走，但后来被抓获。1775年，他再度逃跑，加入邓莫尔伯爵的军队，最终成为了黑人先锋团的一名上士，后来去了塞拉利昂。1800年，他参与了一场由黑人定居者发动的反对英国总督的暴动，最终失败。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围绕归还随英国人撤离的逃奴问题将成为影响英美两国关系的一个棘手问题。直到1827年，英国才同意向1100名美国人支付赔款，这些美国人声称他们的奴隶财产遭到了不正当的剥夺。

自愿解放奴隶的运动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革命时期的动荡似乎对奴隶制的继续存在造成了威胁。独立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州都禁止或不鼓励继续从非洲进口奴隶。战争把南部的许多种植园变得满目疮痍。18世纪80年代，南部（尤其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地）的一大批奴隶主们自动地解放了他们的奴隶。1796年，弗吉尼亚最富有家族之一的罗伯特·卡特尔三世以逐步解放的方式释放自己的400多名奴隶。同一年，来自弗吉尼亚另一个显赫家族的理查德·伦道夫（RichardRandolph）起草了一份遗嘱，将奴隶制谴责为一种"恶名昭著的实践"，指示家人释放90名奴隶，并把自己的土地划分出一部分供他们耕种。

然而在南部，废除奴隶制从未真正开始。当英国人入侵南卡罗来纳时，约翰·劳伦斯（JohnLaurens）曾提议"带领一支获得解放的奴隶组成的军团来捍卫自由"，虽然他的父亲是查尔斯顿的显赫商人和革命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但他的提议遭到该殖民地领导人的否决。他们宁可战败也不愿失去自己的奴隶。（1778年，从圣多明各殖民地来的黑人士兵作为法国军队的一部分站在美国人一边，参加了战争，他们中间有的是自由人，有的是奴隶，但这场保卫萨瓦纳城的战役并没有取得成功。）

北部的废奴运动

在1777年（即佛蒙特州起草了含有禁止奴隶制条款的宪法）到1804年（新泽西立法禁止奴隶制的实行）之间，马里兰以北的每个州都采取了解放奴隶的行动，这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立法权被首先启用来废除奴隶制的实践。即便在这些奴隶制只是一种边缘经济的地方，废奴的进程也十分缓慢，充分反映出财产权的神圣性对解放黑奴的抵抗力是如何的强大。一般来说，废奴法规定，奴隶母亲在废奴法生效后生下的孩子最终将获得自由，但只能是在该奴隶子女为其母亲的主人工作到成年之后才能享有自由，这样的安排是为了给奴隶主的财产权在未来的损失提供一种补偿。宾夕法尼亚州的1780年奴隶解放法规定，由奴隶母亲生养的孩子必须为主人服役到28岁，这个时间远比白人契约奴的通常服役期要长。鉴于此刻白人契约奴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减少，这些法律等于延长了北部黑人契约奴的劳役期。

北部的废奴运动是一个迟缓而拖沓的过程。对于那些在废奴法通过时仍然活着的奴隶来说，他们获得自由的希望停留在自己是否有能力逃跑，或取决于主人是否有主动解放他们的意愿。但许多北部的主人对解放奴隶并不情愿。1790年，纽约市1/5的白人家庭至少拥有一名黑奴，但记录显示1783---1800年全城只有76起主动解放奴隶的案例。1790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纽约仍然有21000名奴隶，新泽西有11000名奴隶。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在1800年时仍然拥有5名奴隶。183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北部人口中仍然有3500人是奴隶。1848年，康涅狄格州的最后一批奴隶才获得自由。直到1860年，还有18名老年奴隶居住在新泽西州境内。

自由黑人的社区

总的来说，美国革命对美国奴隶制产生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影响，由此也对美国自由产生了一种类似的影响。尽管它的过程是渐进的，北部废奴运动却在新生国家的版图上划出了一条地理界限，将自由州和蓄奴州作出了对未来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划分。北部的废奴运动、南部北部的自愿解放黑奴行动以及从奴隶制中逃跑出来的成百上千的黑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自由黑人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采用了类似"自由人"［Freemen］或"自由土地"［Freeland］这样的词作为自己新的家姓）。

独立前，几乎所有在美国的黑人都是奴隶。独立后，一个附带有自己的教会、学校和领袖阶层的自由的黑人社区得以降生；自由黑人社区的存在对奴隶制的逻辑形成了一个长期而固定的挑战，为新的逃奴提供了天然的避难所，并成为废奴运动积蓄力量的跳板。1776年，在美国居住的自由黑人不到1000人。到1810年，他们的人数增加到将近20万人。大部分人居住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除了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之外，所有州的男性自由黑人，只要满足了纳税和财产资格的要求，都可依据新的州宪法参加投票选举。当时对他们的称谓是"有色公民"（citizensof color），这种称谓表明，至少在北部，自由黑人的第一代人构成了美国政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论对白人还是黑人来说，许多美国人都把奴隶制的存在视为美国自由的理想必将面对的一个长期而固定的死对头；正如一群纽约人所说，奴隶制将始终是一个"自由政府的耻辱"。1792年，当费城的塞缪尔·詹宁斯（SamuelJennings）创作《自由展现艺术和科学》的油画时，他将一条打破的奴隶所戴的链条也作为一种自由的象征包括在内，形象而生动地展示了自由已经不再是仅仅与政治独立相等同的思想，而且也包含了解放奴隶的含义。严酷的现实是：革命并未能使美国摆脱奴隶制，而且由于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奴隶制得以继续蔓延。1790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尽管有许多黑人通过州法律、自动解放和逃跑的方式获得了自由，美国的奴隶人口却增长至70万人------比1776年增加了20万人。

自由之女

革命时代的妇女

革命一代人包括无数的妇女，她们也为争取独立的斗争作出过贡献。德博拉·桑普森（DeborahSampson）是马萨诸塞一个贫穷农场主的女儿，1782年，21岁时女扮男装，参加大陆军。桑普森参加几次重要的战斗，受伤之后，为不让医生发现自己的真实性别，自己从腿上拔出子弹，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她的上司最终发现了她的秘密，但一直替她保密。在战争结束后，她光荣退伍。若干年后，国会批准赋予她士兵荣休金的奖励。其他爱国者妇女参加了街头抗议行动，反对投机商人为谋取暴利，扣压商品，哄抬市场物价；还有的妇女参加家庭纺织，为军队提供军需物资；还有的妇女为大陆军队传递关于英国军队动静的情报。

在费城，爱国者约瑟夫·里德（JosephReed）的妻子埃塞尔·里德（EtherReed）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女儿塞拉·富兰克林·贝奇（SarahFranklin Bache）组织起一个女士协会（Ladies'Association），为帮助美国士兵而进行募捐筹款。她们发布了一幅宣传画，号召"美利坚的妇女们"在美国的每个县都任命一位"女出纳"（Treasuress），专门负责筹集资金，并把筹得的资金交给州长的妻子，如果一州的州长是未婚之人，就把资金交到"华盛顿夫人"手中。她们自称是"勇敢的美国人"，"为自由而生"，女士协会的工作表现了革命如何推动妇女们以新的形式参与了政治。

在美国的家庭中，妇女积极参与了独立带来的政治讨论。约翰·亚当斯后来回忆说，"每个家庭的火炉边不都是一个政治的舞台吗？"如前所述，亚当斯自己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本身就是一个老练的公共事务分析家。默西·奥蒂斯·沃伦（MercyOtis Warren）------詹姆斯·奥蒂斯的妹妹、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发起人詹姆斯·沃伦的妻子------是另一位时事评论家。她用诗歌和戏剧来鼓动和宣传革命事业，后来还出版了一部争取独立斗争的历史著作。

性别与政治

然而，性别却构成了一道界限，对那些有权完整享有美国自由恩赐的群体进行了划分。亨利·纳克斯（HenryKnox）将军的妻子露西·纳克斯（LucyKnox）在战时给丈夫写信说，当他从战场归来时，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家庭里的总指挥，而是要认识到，自己只是［与妻子］平起平坐的指挥"。赢得独立却并没有改变从英国继承而来的家庭法。丈夫"代理权"原则（见第一章的讨论）在新国家的法律中仍然得以保留。丈夫依然对妻子的人身、财产和选择拥有法定的决定权。在土地转让的契约和通用的婚姻誓约中，"拥有和占用"的词语继续出现。尽管有民主的扩展，政治却依然是男性统治的天下。

对于男人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自我管理的权利，一种准予个人和政治体制对他们行使管制的权力。对于妇女来说，婚姻契约高于社会契约。一个妇女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是通过她与丈夫的关系来协调和构建的。在法律和社会现实上，妇女缺乏政治参与的最基本的资格------即独立自主的机会，而独立自主则是以财产的拥有和对自己人身的控制为基础的。

男人拥有独立和男性气质等资格，这些资格把男人与女人区分开来；男性也将对自己家庭的控制看成是自由的一个要素。一群男性黑人在1774年的请愿信中称，列举了他们被奴隶制剥夺的许多权利，其中包括剥夺了他们要求妻子按照普遍的自然规律"在所有事情上服从丈夫"的权利。许多进入公共辩论领域的妇女不得不因为她们的直言不讳而表示歉意。独立战争时期，一群贵格派妇女向国会请愿，反对惩罚那些不愿进行效忠宣誓的男人，她们希望立法者不要"因为妇女的自由举动而感到被冒犯了"。

大多数男性认为，妇女生性懦弱、不善理性思考、好感情用事，因而不适合成为公民。革命时期的公共辩论把男性的权利看成是一种当然的自然权利，关于妇女角色的讨论却强调她们的职责和服从，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她们的权利是非政治性的，是从她们扮演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衍生而来的。

总的来说，根据定义，共和公民是一种男性地位。在一桩著名的案件中，马萨诸塞的一家法院将曾为詹姆斯·马丁（JamesMartin）母亲拥有、后为州政府所没收的财产判给他拥有，因为他母亲在革命时期跟随她的效忠派丈夫一道逃离了本州。如同其他各州一样，马萨诸塞没收了那些英国支持者的财产。审理法庭认为，指望一个妻子独立地行使政治判断是不现实的。殖民者起来反抗国王是一回事，但人们不能指望马丁夫人起来反抗她的丈夫。因此法庭宣判说，她不能因为站到了英国一边而受到惩罚。

共和母亲

革命的确改进了许多妇女的社会地位。独立导致了"共和母亲"（republicanmotherhood）思想的诞生；根据这种思想，妇女在培养未来共和国公民方面将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国家道德的基础，"约翰·亚当斯写道，"必须根植于个体家庭之中。"尽管"共和母亲"的思想并不提倡妇女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但它鼓励扩大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以便帮助她们能够向其子女灌输政治智慧。本杰明·拉什写道，妇女需要接受一种"合适的教育"，来帮助她们"在自由和政府的原则下教育儿子"。

共和母亲的思想同时也强化了一种在18世纪已经初露端倪的思想，这就是"伴侣"婚姻（"companionate"marriage），它指的是一种男女之间由爱情和相互依赖、而非由男性权威主导的需要而产生的自愿结合。在前面所引的她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阿比盖尔·亚当斯建议男人们自愿地放弃"那种刺耳的主人的头衔，来换取那种更令人感到温和、亲切的朋友的头衔"。革命改变了家庭生活的结构。在殖民地时代，居住在家庭范围的人包括了契约奴、学徒工和奴隶。独立之后，南部的奴隶制继续被当成是家庭"成员"，至少口头上是这样说的。在北部，随着各种形式的契约奴劳役制的迅速衰落，一种更为现代的、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结构开始出现。那些家庭雇工，无论是仆人还是农场短工，都不再被视为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

同奴隶一样，自由妇女也套用革命的语言来描述她们所处的位置。安·贝克尔·卡尔森（AnnBaker Carson）16岁时就结婚了，她后来回忆了如何与她的专制丈夫实施决裂的过程。"我是一个美国人，"她写道，"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给了我生命。我觉得自己与他是平等的。"她决定放弃婚姻，不愿再继续充当一个"女奴"。与真正奴隶的情形不同的是，妇女遭受的屈从和压迫一直要到赢得独立许久之后才变成公众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争取自由的艰苦斗争

革命基本上改变了每个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长期反抗英国的斗争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公共空间的明显扩展，随之而来的是选举权的扩展。白人内部的奴役劳力制度迅速衰落，宗教团体享有了更大的自由，妇女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也较从前有所改进。但在另一方面，对印第安人、许多效忠派居民、绝大多数奴隶来说，美国的独立意味着自由的被剥夺。

一位英国人以欣赏的笔调写道，"美国的基础是一种真实的自由，这是一种关于事物和人的完全崭新的制度。"这个新的国家自我定义为自由的象征，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不仅英国，而且整个欧洲都是这场冲突的看客，这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艰苦的斗争"，未来的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蒂尔斯（EzraStiles）在1775年时写道，"我们自认为是在为一个光荣的未来帝国奠定基础，为人类永久的智慧贡献力量。"

与斯蒂尔斯一样，许多其他的美国人也认为，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的确，美国的独立是一个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个运动改变了大西洋世界。1776年不仅见证了潘恩的《常识》和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在北美的产生，也见证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它对英国严格管制贸易的政策提出猛烈的批判）和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的《政府片论》（Fragmenton Government）（它对英国政府的本质提出了批判）在英国的出版。

变革之风吹向整个大西洋世界。1780年，美国独立战争激战正酣，一位受过耶稣会教育的秘鲁印第安人，将自己命名为图帕克·阿马鲁（TúpacAmaru）------这是印加帝国的末代统治者之名，并领导了一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暴动。到1783年，暴动被镇压下去后，约有1万西班牙人和10万印第安人销声匿迹了。在荷兰、法兰西和西班牙帝国内部，地方精英要求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他们经常借助美国爱国者的宪法观点。"人民"拥有权利的思想很快地成为一种国际语言。加勒比海的奴隶、印度的殖民地臣民、拉丁美洲的土著居民等都学会了讲这种国际语言。美国革命的理想帮助激发了无数后来的争取社会正义和国家独立的革命，包括从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到1790年海地发生的推翻奴隶制的暴动，到19世纪早期拉美国家争取独立的战争，乃至20世纪无数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等。在新的共和国内，关于谁应该享有自由恩赐的辩论将在赢得独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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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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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in, Carol.Revolutionary Mothers: 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2005). 展现参加独立运动的妇女的多种画面。

Brown, Wallace.The Good Americans: The Loyalist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9). 一部关于在独立战争时期继续效忠英国的美国人的研究著作。

Calloway, Coli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ndian Country (1995). 关于美国革命如何影响了美国境内名区域印第安人生活的研究。

Davis, DavidBrion.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975). 一部关于在奴隶制在大西洋世界成为公共问题的重要研究著作。

Doerflinger,Thomas M.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 Merch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Revolutionary Philadelphia (1986). 探讨费城的商人如何参与革命时代的动乱，并如何对其作出反应。

Frey, Sylvia R.Water from the Rock: Black Resistance in a Revolutionary Age (1991). 一部关于在革命中奴隶争取自由的多种渠道的研究著作。

Hatch, Nathan O.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1989). 一部全面论述美国革命及其结果对宗教的影响的著作。

Holton, Woody.Forced Founders: Indians, Debtors, Slav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Revolution in Virginia (1999). 探讨那些在弗吉尼亚精英阶层之外的人所从事的斗争如何为独立作出了贡献。

Kruman, Marc.Between Authority and Liberty: State Constitution Making in RevolutionaryAmerica (1997). 关于这一时期州宪法如何变化的最详细的研究。

Main, Jackson T.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1965). 对革命时代的美国社会的仔细分析。

Nash, Gary. The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Unruly Birth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toCreate America (2005). 强调普通人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Norton, MaryBeth. Liberty's Daughter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1750-1800 (1980). 关于革命时期妇女生活的开辟性研究。

Schama, Simon.Rough Crossing: Britain, the Slav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006). 一部关于数千名逃向英国军队的奴隶的经历以及在独立战争之后他们的命运的研究著作。

Taylor, Alan.The Divided Ground: Indians, Settlers, and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theAmerican Revolution (2006). 讨论革命及其后果对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区域的影响。

Wood, Gordon.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92). 一部重要著作，提出了革命将等级社会制度转化为民主制度的观点。

第七章　创建一个新的国家
1783 -1789

［大事年表］

1772萨默塞特案例

1777起草邦联条例

1781邦联条例得以批准

1782《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出版

1786---1787丹尼尔·谢司反叛

1787《西北土地法令》

制宪大会的举行

1788《联邦党人文集》出版

联邦宪法得以批准

1790移民归化法开始实施

1791权利法案得以批准

利特尔·特特尔击败阿瑟·圣克莱尔的军队

1794利特尔·特特尔在法伦提莫斯战斗中被击败

1795《格伦维尔条约》

1808国会禁止从国外进口奴隶的贸易

邦联体制下的美国

邦联条例

美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是邦联条例，1777年由大陆国会起草，四年后经由各州批准而生效。独立战争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协调体制，但人们又害怕集权的政治力量会对自由形成威胁，条例力图在这两者之间求取平衡。它明确宣布，新的全国政府将是一个"永久的联邦"。然而它看上去并不像是一幅组建共同政府的宏伟蓝图，而更像一部相互提供防卫援助的条约------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在州与州之间建立一个"坚定的友谊性的联盟"的条约。在这个条约之下，13个州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全国政府由一个一院制的国会组成，在国会中，每州无论大小都拥有集体的一票。全国政府中没有总统来实施法律，也没有司法部门来解释法律。重大的决定需要9个州而不是简单多数的批准。

邦联条例明确授予全国政府的权力仅限于那些与赢得独立的斗争至关重要的权力------宣战、处理外交事务和与外国政府签约。国会并不拥有真实的财政资源。它有权铸币，但无权征税或管理商业活动。它的财政主要来自各州的贡献。修改条例需要所有州的一致同意，这对于修改条例来说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1781---1788年邦联条例实施的七年间，人们曾提出过众多不同的关于加强全国政府权力的条例修正案，但无一获得所有州的支持与批准。

邦联条例的规定不可能产生一个富有活力的全国政府。但在18世纪80年代，国会所取得的成就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最重要的成就是建立起了全国政府对13州以西领土的控制，起草设计了在西部进行开发和建立定居点的一系列规则。各州对进入和拥有西部领土的争论几乎在一开始就差点儿断送了条例被批准的命运。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康涅狄格等州纷纷援引它们原有的王室特许状，声称特许状不仅赐予了它们有权拥有西部的土地，而且把所谓"西部"的边界线解释为一直延伸到"南部海洋"（即太平洋）为止。那些来自于边界定义清楚的州的土地投机者、政客和未来的定居者们则坚持认为，西部的领土必须属于整个国家。只有在那些土地富有的州向全国政府表示放弃它们对西部领土的要求之后，条例才最终得到批准而生效。

国会与西部

然而，要在美国声称拥有的领土范围内------即联邦政府所控制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袤领土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定居规则并非易事。尽管有的美国人把这片土地视为从未开发的处女地，但事实上在这个地区已经居住着10万印第安人。独立战争刚一结束，国会便采取了强硬立场，宣布因为印第安人在战争中与美国的敌人英国人结盟，所以他们因战败丧失了对这片土地的拥有权。不同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战争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有的与英国人结盟，有的帮助了爱国者的军队，那些在内陆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则与整个战争毫无关联，可国会对它们一视同仁，不作任何区分。1784年在纽约州斯坦维克斯要塞（FortStanwix）和次年在匹兹堡附近的麦金托什要塞（FortMcIntosh）举行的和平谈判会议上，美国代表要求印第安人交出俄亥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美国人随后又与南部的切落基、乔克托、奇克索部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但国会保证印第安人在南部拥有永久居留权，并永久拥有他们原有的已被大大削减的领土范围。这些条约为联邦政府赢得了控制一大片西部领土的权力。

然而，当开始制定西部领土的分配和定居规则时，邦联政府便面临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压力。许多政治领袖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与成长需要农场主拥有开发西部领土的权利。他们既看到出售西部土地将成为邦联政府收入的一种来源，同时也担心不经规范的定居将带来定居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无止境的冲突。土地公司对国会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游说活动，希望通过购买地产而后转卖给定居者的方式来牟取暴利。他们声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靠边站，放任自流，让私人集团来控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定居者与西部

和平到来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原始州居民从已开发的地区迁居到纽约州北部的边疆地区，或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肯塔基和田纳西地区。对于这些定居者来说，拥有并按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使用西部领土是美国自由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785年，当一群俄亥俄的定居者向国会提出请愿时，他们抨击那些地主和土地投机商垄断了可出售土地的买卖，要求国会将土地拥有权首先赋予那些"事实上的定居者"，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赋予我们自由。"的确，定居者根本无视印第安人的土地拥有权，敦促政府为出售公有土地制定一个低廉的价格，或者免费赠予。他们时常占据那些自己并不拥有法律占有权的土地。18世纪90年代，肯塔基的法院内收到了大量的关于土地纠纷的诉讼，许多定居者丧失了他们自认为曾经拥有的土地。最后，土地纠纷迫使许多早期的定居者（包括亚伯拉罕·林肯的父母）不得不离开肯塔基，到其他地区去寻求机会。

与此同时，如同先前的英国殖民官员，新生美国的许多领袖也对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杂乱无章的迁移活动表示担忧，害怕这种运动会引起与印第安人无止境的冲突。此外，他们也把边疆定居者们视为一群对政府权威缺乏起码尊重的捣乱分子------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把这些人称之为"我们的负债人、放荡不羁的英国人、我们的德意志仆人和奴隶"。显然，在西部建立法律与秩序以及对土地占有作出严格的规范，对于吸引素质较好的定居者前往西部开发，对于避免新国家内部已开发地区和边疆地区的不和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土地法令

18世纪80年代，国会批准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西部土地的买卖和定居方式做了规定。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1784年法令（theOrdinance of 1784）规定了在西部建立自治政府的阶段。该地区将被划分成为不同的领土，开始由国会进行管理，最终被纳入联邦，成为联邦的成员州。国会仅以一票之差否决了该法令提出的在西部全面禁止奴隶制的限制性规定。第二部法令于1785年制定，规定了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土地买卖的程序，这个地区后来被称为"旧西北地区"（OldNorthwest）。政府首先对这一地区进行土地测绘，然后以每英亩一美元的价格将土地按一平方英里（640英亩）的"条块"（sections）单位予以出售。每个城镇都会预留一条块土地，用来集资兴办公共教育。这套制度的目的是控制和集中定居点，为国会筹集资金，但定居者却在土地测绘完成之前，违反法律，继续向西推进。

如同先前的英国人一样，美国官员发现要控制人们对于土地的饥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购买西部土地的最低价格是640美元，这个价格超出了许多定居者的财力，使他们对购买公共领土只能望而却步。他们通常最终只能从土地投机商和土地公司那里买到一些划分得更小的条块土地。1787年，国会决定把大块土地出售给私人公司，包括将1500万英亩土地卖给俄亥俄公司，这家公司的成员包括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土地投机商和军队官员。（这是一家与第四章中提到的俄亥俄公司不同的组织。）这样，许多年来，相对于个人定居者来说，私人土地公司和大土地购买者从国家土地政策中一直获得了更多的实惠。随后的几十年内，事实上的和预期的定居者一直要求政府降低政府拥有土地的出售价格，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1862年宅地法将公共领域的土地免费赠予时才停止。

最后一部法律是《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NorthwestOrdinance of 1787）。这部法令提出在俄亥俄河以北、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最终建立三至五个新的州。为此，这部法令建立起了被杰斐逊称为"自由的帝国"的基本原则------即美国将把这一地区的人民吸收为其政治体制内的平等成员，而不是以殖民政权的方式来统治西部地区。领土扩张与自治政府的建立将同步发展。

西北土地法令保证要以"最高的诚信"来处理与当地印第安人的关系，保证他们的土地不经允许不得被夺取。这是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印第安人将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国会意识到，听任个人定居者和州政府任意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将在边疆地区制造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军事冲突。一位国会议员说道："争取印第安人的好感，比起花钱雇人来消灭他们，要省钱得多。"然而，邦联政府土地政策的真实设想是，无论通过购买、条约还是自愿迁移，印第安人在该地区的存在将会很快消失。该法令同时禁止在旧西北区域实施奴隶制。随着北部和南部区域冲突的发展和加剧，这一规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力。但在此之前，奴隶主仍然不断将奴隶带入该地区，声称奴隶们自愿签订了长期的劳工合同。

邦联的弱点

尽管有这些成就，但在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眼中，邦联政府的失败远远多于它的成就。无论是全国政府，还是国家整体，都面临着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为了资助独立战争，国会通过出售带息债券、向士兵和物资提供者支付预期兑现的欠条等方式借贷了大量资金。因为没有一个稳定收入来源，国会无法支付早期贷款的利息和贷款本身。此刻，美国已不属于大英帝国体系，美国商船被禁止在西印度洋群岛进行贸易活动。然而，从外国来的进口货物却大量地涌入国内市场，对许多工匠的商业造成了损害，压低了工资水平，资金外流到国外。

因为国会对此无能为力，各州开始采用自己的经济政策。一些州对从国外进口来的货物征收关税。欠债的农场主担心因为不能及时纳税和支付购地贷款而失去土地，要求州政府采取行动予以救济，那些欠债于当地商人的工匠们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为了增加流通的货币、帮助个人支付债务，有几个州的政府印制了大量的纸币。另外一些州则通过立法，推迟收缴和清理债务的时间。债权人则将这些措施视为对他们财产权的剥夺。在好几个州内，立法机构的选举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公职的竞争者们大声地谴责债权人对穷人的欺压，谴责那些进口奢华商品的人破坏了国家共和美德的基础。

谢司反叛

1786年底至1787年初，那些负债累累的农场主在丹尼尔·谢司（DanielShays）的带领下，包围了马萨诸塞西部的法院，企图制止州政府因他们不能支付债务和缴纳州税而强行夺走他们的土地。谢司本人曾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一名老兵。马萨诸塞顶住压力，坚持不印纸币或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债务人。参加谢司反叛的人认为，他们的行动与美国革命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借用和模仿了18世纪60、70年代的群体抗议活动的战术，采用了自由树、自由杆作为他们抗议活动的象征。然而，反叛者并没有得到州长詹姆斯·鲍登（JamesBowdoin）的同情，相反，州长派出由独立战争将军本杰明·林肯（BenjaminLincoln）指挥的军队前去镇压。1787年1月，反叛者被遣散，有1000多人遭到逮捕。如果不奉行法治，鲍登宣称道，美国人将坠入"一种无政府主义、混乱和奴隶制的地步"。

托马斯·杰斐逊此刻在巴黎担任美国大使，他从那里关注着谢司反叛的情况，但他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时常发生一些反叛是一件好事，"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自由之树必须不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和更新。"这场反叛却是18世纪80年代一系列事件的最终结果，它的发生使得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认识到，必须强化全国政府的权力，使其能够制定统一的经济政策，保护财产拥有者的权利不受地方政府的侵犯。州立法机关（它们大部分由一个扩大了的选民队伍每年选举产生）的行动以及谢司反叛，令这些美国政治精英感到恐惧，他们担心，革命带来的民主冲击力也许走得过头了。

"我们的政府，"塞缪尔·亚当斯在1785年写道，"现在是以自由为自己的目的。"然而在那些鼓吹建立较强全国政府权威的人中，自由丧失了它的一些追求者。这些人认为，个人权利目前面临的危险不再来自一个暴政集权政府，而是来自人民本身。"自由，"詹姆斯·麦迪逊宣称道，"可能因滥用自由而遭到威胁，如同滥用权力会威胁自由一样。"换言之，私人自由，尤其是享有财产权的自由，可能会受到公共自由------即人民手中掌握的不受节制的权力------的威胁。

18世纪80年代的国家主义者

来自弗吉尼亚的麦迪逊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终身学生和盟友，他个子矮小，貌不惊人，但在对政治自由的本质的思考方面却颇为深刻，并富有创意。他是一群极有天赋而且组织严密的人中的一员，这群人在提倡建立更为强大的全国政府方面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另一位成员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青少年时代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独立战争中以年仅20岁的早熟年纪担任了军官，后来通过婚姻成为纽约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汉密尔顿也许是"充满活力"政府的最得力的鼓吹者，在他看来，这个政府将帮助新生美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商业强国，在世界事务中具有不可小视的外交地位。真正的自由，他坚持认为，需要"一种适度的权威来制定和执行法律"。类如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样的人是国家的构建者。他们在18世纪80年代逐渐认识到：美国人正在挥霍浪费独立的成果，国家未来的伟大将取决于增强国家的权威。

邦联条例的批评者所表示的忧虑在另外一些人中得到了同情的回应，革命时期这些人参与铸造了美国的国家意识。国家主义者中包括了军队的官员、习惯于与来自各州的个人打交道的国会议员和在海外代表美国的外交官。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后来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军队时曾养成一种"把美国看成是自己的国家、国会是自己的政府的习惯"。各种有影响的经济利益集团同样也期望有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在这些集团中，有债券拥有者，他们对国会因缺乏资金来源而致使债券兑现拖得如此漫长十分绝望；还有城镇中的工匠，他们要求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还有商人，他们要求获得进入英国市场的通道；所有这些集团都担心州政府严重干预了他们的财产权。尽管它们在许多事情上存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美国需要有一个更为强有力的全国政府。

1786年9月，来自6个州的代表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聚会，协商如何更好地协调和管理州际和国际商业的事务。代表们提出在费城召开另外一次会议，来修订邦联条例。谢司反叛极大地支持了国家主义者的呼吁。"最近在马萨诸塞发生的骚动情景，"麦迪逊写道，突现了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必要性。他抱怨说，"联邦权威没有得到任何的尊重。"如果不改革政府的机构，无政府主义或君主制很可能成为（美国制度的）结果，会导致共和政府实验的终结。除罗得岛之外，所有州都决定向费城会议派出代表，罗得岛在发展自己的债务人解救和贸易措施方面走得最远。当各州代表于1787年5月聚集费城时，他们决定抛弃《邦联条例》，为美国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一部新宪法

参加制宪会议的55人中包括了一些最声名卓著的美国人。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当时在欧洲担任外交官，未能参加制宪会议。但代表中包括了乔治·华盛顿（他愿意将自己的声望贡献出来，支持会议的举行、并担任会议的主持者，从而赋予了会议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乔治·梅森（GeorgeMason）（1776年弗吉尼亚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帮助谈判1783年《巴黎和约》之后，回到了费城，此刻已经是81岁高龄）。约翰·亚当斯把制宪会议形容成为一个由"富有能力、重要性和经验"的人组成的聚会。他也许还可以加上"财富"一词。代表中几乎没有处于普通经济状态的人。尽管有几个人，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从底层进入上层社会的，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出生于富裕的有产家庭之中。他们通过做律师、商人、种植园主和大农场主谋取生路。按当时的标准，几乎所有代表都可算作是极为富有之人。

在此刻，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美国人上过大学，而代表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大部分人在18世纪60、70年代时参加过州际会议，22人曾在独立战争中服役于殖民地的军队。他们共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验使他们分享一种共同的信念：加强全国政府的力量，遏制所谓"过度的民主"。为了保证畅所欲言，会议的讨论是在不对外公开的方式下进行的。麦迪逊认为此次会议的后果会对"全世界的自由事业"带来重要影响，他做了仔细的记录。他的会议记录直到1840年才公开出版，此刻距他作为最后一名制宪会议代表去世已有4年的时间。

政府的结构

代表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同，这一点很快变得显而易见。新宪法建立了一个立法机构、一个执法机构和一个全国性的司法机构。国会拥有集资的权力，而不必依赖于各州。州政府不得侵犯财产权。联邦政府将代表人民。汉密尔顿提议仿效英国体制中的国王和议会上院，允许总统和参议院的任期实行终身制，但这项提议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汉密尔顿告诉制宪会议说，"富有和出生优越的人"必须施行统治权，因为大众"很少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但大多数代表希望在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暴政与大众自治政府的过度民主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太过于民主了"，乔治·梅森观察说，但他同时也警告走到"反面极端"的危险。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共和政府的关键是在自由与权力两种相互竞争的诉求中找到一种平衡。

费城州政府厅（现名为"独立厅"），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此签署，1787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也在此举行。

在寻求联邦与州政府、大州与小州之间的适当平衡时，各方的分歧很快浮现出来。会议初期，麦迪逊提出了一个新宪法的方案，后来被称之为"弗吉尼亚方案"。方案提出建立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一州的人口将决定该州在两院中的代表权。小州们担心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等人口众多的州会因此控制新政府，联合起来，提出了相对的新泽西方案。新泽西方案建议组建一个一院制的国会，各州在其中拥有均等的一票，如同在邦联条例所规定的一样。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建立一个两院制的国会，国会有一个参议院和一个众议院组成，各州均等拥有两名参议员名额，众议员的席位根据各州的人口数来分配。参议员将由州议会挑选，任期6年。他们因此不会受到突然转变的公众舆论的影响。众议员则由人民每两年直接选举一次。

民主的局限

在邦联条例下，没有任何全国政府的官员是民选产生的。如此看来，选举众议院议员的方式代表了一种民主的扩展。麦迪逊宣称道，政治体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经民选产生"对所有自由政府来说都是最为根本的"。宪法对选举没有附加财产和宗教资格方面的限制，将选民资格的决定权留给州去处理。

总体来说，新的政府构架并不是一个民主的体制。代表们的意图是防止全国政府不为大众狂热所挟持，保证名正言顺之人能够担任政府公职。人民仍将是主权的主体，但他们只能从精英之中挑选新政府的各类官员。根据代表们的设想，参议院将由各州最为出类拔萃的公民来担任。代表们把众议院最初的规模设计得很小（最初只有65人，当时马萨诸塞的议会有200个议员席位），他们假定唯有名声显赫的个人才可能在大面积的选区中赢得选举。

代表们也没有提出直接选举联邦法官和总统的机制。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将由总统任命并实行终身制。总统的产生或是通过选举人团或是通过众议院的选举产生。各州总统选举人人数由一州所分得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的总和来决定。州的总统选举人或经其立法机构选举或由直接民选产生。代表们设想，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总统选举人都将会是一群卓越出众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比起普通选民来说更有资格来选举国家领导人。

实际上的总统选举制度看上去却像是一份杂乱无章的指南。每位选举人在选举总统时各自分别对两名候选人投票，赢得第二多数选举人票的候选人成为副总统。如果无人获得选举人团票数的多数------这是代表们所设想的会经常出现的情况------总统将由众议院从前三名候选人中选择产生，每州在众议院的选举将各自拥有一票的投票权。参议院则将选举副总统。代表们之所以设计出这套极为繁琐不便的间接选举制度，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相信普通选民能够直接选出总统与副总统。

权力的分割与分立

经过四个月的讨论和妥协产生的宪法是一份4000字的简短文献，为新政府勾画了一个最为简要的框架。宪法包含了两个最为基本的政治原则------联邦制和联邦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制衡"机制，前者有时也被称作为"权力的分割"（divisionof powers），后者则被称为"权力的分立"（separationof powers）。

联邦制指的是全国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与邦联条例相比，宪法极大地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它授权总统执行法律和指挥军队。它授予国会征税、贷款、管制经济、宣战、处理与外国和印第安人的关系、积极推进"整体福利"的权力。麦迪逊曾提议授权国会否决州的立法，但这个主张对于大多数代表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宪法宣称联邦立法是"国家的最高法"的原则，同时包含禁止州侵犯财产权的条款。州被禁止发行纸币、阻碍合同的实施、干扰州际贸易的进行以及对自己的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另一方面，政府对从教育到执法等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力则继续留在州政府手中。主权分割（dividedsovereignty）的原则导致了如何在联邦和州政府之间寻求权力平衡的辩论持续发生，直到今天，这种辩论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权力分立"或"权力制衡"机制指的是宪法采用的防止联邦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主导其他两个部门权力的做法。为了防止威胁自由的权力集中化，联邦政府中的权力必须分散和受到制衡。国会负责立法，但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的立法，国会对总统反对的否决必须要得到国会议员2/3多数的支持。联邦法官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为了保障他们的独立性，他们将任职终身。总统可以因为"重罪和犯罪"遭到众议院弹劾，并随后被参议院解职。

关于奴隶制的辩论

政府结构不是引起制宪会议辩论的唯一问题。正如麦迪逊所记录的，"奴隶制体制和它的内涵"在许多讨论中造成了代表们的分裂。在费城聚会的代表中有相当一批人是奴隶主，但也有不少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同杰斐逊一样，麦迪逊也是一个对奴隶制深感厌恶的奴隶主。他对制宪会议说，"肤色的区分"已成为"有史以来人针对人的最具压迫性的统治方式"的基础。后来，他却对弗吉尼亚批准宪法大会的代表们保证说，宪法实际上为奴隶制提供了"比现在更为安全可靠的保障"。

"奴隶"和"奴隶制"这两个词并没有出现在宪法之中------这是对一些议员的感情所作出的一种让步，因为他们担心使用这些字眼儿将"玷污美国自由的辉煌设计"。正如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所写到的，他的代表同仁们"迫切地希望回避承认那些对美国人来说也许是不堪入耳的语言"，但他们却"非常愿意将那些语言所代表的内容接纳到他们设计的制度中去"。宪法禁止国会在20年内通过立法来废除从非洲进口奴隶的贸易。它要求各州将逃离奴隶制的奴隶遣返给他们的主人。宪法还规定，3/5的奴隶人口将用来作为一州的人口基础，决定一州在众议院内代表权和总统选举人票数的分配。

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来到费城，决心捍卫奴隶制，他们对文献的定稿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他们首先提出了逃奴条款、五分之三条款和选举人团的设计。他们害怕国会会在以后向奴隶财产征税，故坚持提出要限制国会在州内征税的权力。他们甚至以分裂联邦的威胁来反对宪法加入立即禁止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条款。立即禁止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要求是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和弗吉尼亚提出来的。后者拥有大量过剩的本地出生的奴隶。南卡罗来纳州的威胁对许多代表产生了影响。宾夕法尼亚代表之一古维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Morris）说，他被迫在得罪南部各州和对"人类本质"施加非正义的做法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说，为了国家的团结，他将选择后者。

宪法中的奴隶制

宪法中关于奴隶制的条款是制宪会议的妥协结果，是在奴隶制的批评者和捍卫者之间寻求折中方案的努力。总体来说，这些妥协事实上增强了奴隶制的生命力，并使之更深、更牢固地贯穿于美国的生活和政治之中。进口奴隶的贸易在独立战争时期曾遭到禁止，但奴隶贸易条款却允许这项为文明世界所谴责的商业得以继续进行至1808年。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弥补逃亡到英国人一边去的奴隶，另一方面也是为正在内地扩张的奴隶制增加劳力。1808年1月1日，在宪法所允许的第一时间内，国会立法禁止了进口奴隶的贸易。在立宪与这一时刻之间，为了补充逃到英国统治领土的奴隶，以及为奴隶制在远离海岸线的肥土地带的奴隶制扩张提供劳动力，约有17万非洲人被作为奴隶带入新生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就进口了10万奴隶，占了1700年以后进口奴隶总数的1/4多。

逃奴条款赋予了奴隶法一种"治外法权"------即，即便一个奴隶逃亡到了另外一个已废除奴隶制的州或地区，但仍然不能摆脱被奴役的状态。约翰·杰伊在西班牙出任美国外交官时，曾经写到他是如何想念美洲的"自由的空气"。杰伊也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句话原来所包含的全部内涵。在著名的1772年萨默塞特案例的审理中，辩护律师为被从西印度群岛带入英国的奴隶争得了自由，他曾讲了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英国的空气是如此的纯净，一个奴隶何以有资格呼吸这样的空气？"（意思是：任何人只要踏上英国的土地，他或她立刻就变成了自由人。）新的联邦宪法却要求南北所有的州对奴隶制予以承认并帮助维持它的生存和运行。对于奴隶们来说，美国的领土上并不存在"自由的空气"。

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干预某州奴隶制的权力。五分之三条款允许南部的白人行使比该区域自由人口总数应得的更大的左右国家事务的权力。它增加了众议院中的南部投票权，也增加了南部各州的总统选举人的人数（如上所说，各州总统选举人的人数与州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人数之和相同）。在1789---1848年举行的16次总统选举中，除四次之外，其余皆是奴隶主得以入主白宫。

宪法在最初没有包括一个权利法案，此事也部分地与奴隶制的存在有关。正如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查理·科茨沃斯·平克尼（CharlesCotesworth Pinckney）所解释的："类似的法案通常以宣称所有人生而自由开始"，这样的宣称显得"非常地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财产的相当一部分是由那些事实上生来就是奴隶的人所构成的"。

有些奴隶主也发现宪法中隐藏着对奴隶制的潜在威胁。帕特里克·亨利曾谴责过奴隶制，但也害怕废除奴隶制；他在战时曾经警告说，新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武装和解放奴隶。"我希望国会不要怀疑每个黑人是不是都可以拿起枪来战斗，在过去这场战争中，我们所看到的难道还不够吗？"出乎亨利预料的是，那场最终毁灭奴隶制的战争是由南部自身为捍卫奴隶制的生存而发动的。

宪法的定稿

古维尼尔·莫里斯对宪法的最终文本做了润色，他解释说，他的想法是让宪法的表述"在我们语言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清楚"。初稿的前言原来的开头是："我们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的人民"，他把此句改写成了更为有力的"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他还加入了一段关于宪法目的的陈述，把"树立正义"、推进"共同福利"和"保障自由的恩赐"等列为立宪的目的，在许多代表看来，这些东西正是《邦联条例》未能做到的。

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本杰明·富兰克林敦促代表们放弃个人的反对意见，无论宪法如何的不尽善尽美，也应批准宪法。"当我年纪变得越来越大时，"他说，"我就越来越倾向于尊重他人的判断力。"留在费城的45名代表中有39人在宪法上签了字。宪法随后被送往各州去批准。

宪法为美国的发展创立了一个新的构架。宪法赋予国会在关税、州际贸易、制币、管理专利、制定破产法、制定统一的量衡标准等各方面的权力，使得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市场成为可能。宪法创立了全国性的政治机构，削减了州的权力，对大众民主也做出了限制。"目前正推动所有的阶级来支持政府的，"本杰明·拉什观察道，"正是在1774、1775年时推动我们追求自由的那种同样的热情。""所有的阶级"是否真正认同这种观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批准宪法的过程将导致一场全国性的辩论，辩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保存美国自由的最好方式。

围绕宪法批准的辩论和《权利法案》的起源

《联邦党人文集》

尽管宪法可以在9个州同意之后，而无须所有13州的同意就可以生效，但宪法的批准并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每个州都举行一次选举，挑选参加批准宪法大会的代表。为了发动支持者的力量，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写作了由85篇文章构成的系列文章，以"Publius"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并在1788年集册以《联邦党人文集》（TheFederalist）为名出版。汉密尔顿写了其中的50篇，麦迪逊写作了30篇，其余的为杰伊所作。今天，这些政论文被看作是美国人对政治思想领域最为重要的贡献的一部分。

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写作中反复强调，宪法不但没有对美国自由形成威胁，反而在事实上保护了美国自由。汉密尔顿的文章企图消除美国人对政治权力的恐惧感。他认为，政府可以是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并非是它的敌人。任何政府都可能变得具有压迫性，但因为宪法构建了权力制衡的机制，政治上的暴政几乎是不可能的。汉密尔顿声称，他"对崇尚自由的热情可以与其他人媲美"，但是"权力的缺失"正是《邦联条例》的致命弱点。在纽约的批准宪法大会上，汉密尔顿向代表们保证说，宪法创立了"自由与权力之间一个完美的平衡"。

"扩展这个空间"

麦迪逊同样也强调了宪法是如何为防止权力被滥用而设计的。在好几篇文章中，尤其是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0篇和第51篇中，他的论述超越了对宪法功能的阐述，而是发展出一种关于美国政治与社会关系前景的崭新思想。麦迪逊展示了他所观察到的新共和国的内在矛盾------政府必须构建在人民意愿的基础之上，但事实显示，人民有可能为危险的冲动所俘虏。最令人担忧的是，人民的行动威胁到了财产权，而对财产权的保护正是"政府的首要目的"。他警告说，民主与对财产权的尊重之间的平衡只能通过未来时间的流逝来产生，因为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增大穷人的数量。有什么办法来防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来争取"一种更为平等的（财富）分配呢"？

麦迪逊解释说，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存在于政府结构中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之中，也存在于美国国家的规模程度和多元性的现实之中。先前的共和政体存在于小型的领土范围内------如荷兰共和国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国。然而，在麦迪逊看来，美国的面积本身就是稳定的源泉，而不是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是美国的弱点。他写到，"扩展这个空间"。他认为，宗教教派的多元化正是宗教自由的最好保障。同理，在类似美国这样一个面积和规模巨大的国家中，许多特殊的利益------经济、区域和政治------都将兴起，而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利益将能够垄断政府，压制其他的利益。每一个多数都将是由少数构成的同盟，"个人的权利"也因此能够得到保障。

麦迪逊的写作对于早期美国人认识自己新的政府机制具有重要影响力。共和国的规模，有助于保障美国人的权利这一论点强化了他们的一种传统认知，即不停息的西进扩展对于自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麦迪逊的写作把政府结构和共和国规模，而不是人民的素质，视为保障自由的基础，这代表了一种与传统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分离。传统的共和思想强调，一个致力于共同福利的、富有美德的公民队伍是一个正当和正常政府的基础。麦迪逊将另外一种"自由派"的思想普及化了；这种观点认为，人们通常受到个人私利的驱使，社会的公利则来自于私有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

反联邦党人

反对宪法的人，即反联邦党人，则认为宪法将自由与权利的平衡点过度地移到了权力一端。反联邦党人缺乏宪法捍卫者们所拥有的一致性领导力量。他们包括了那些担心自己影响力遭到削弱的州一级的政治人物，如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和帕特里克·亨利等。小农场主们也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们中的有些人曾在18世纪80年代支持州政府救济债务人的立法，而这些立法正是宪法的支持者所极为反对的。另外一些宪法的反对者则对宪法对奴隶制的保护提出了谴责。还有一些人则警告说，国会拥有的权力如此广泛，它也许会通过立法废除奴隶制。

反联邦党人不厌其烦地预测，新政府将落入商人、债权人或其他仇视普通美国人利益的人之手。他们拒绝接受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和第50篇中的论点，声称"一个地域广大的领土不可能为自由的原则所管理"。他们认为，大众化的自治政府只能在小社会中得到最佳的生长，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朝夕相处、交往频繁。只有富有之人才有赢得联邦政府职位的资源，而这些人"对中层和下层阶级公民的感觉和想法则全然不知"。纽约的梅兰克顿·史密斯（MelanctonSmith）曾是《邦联条例》体制下国会的一名议员，他警告说，宪法的结果将是"出身良好"的人对"普通民众"的统治。他预测说，"这将是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政府"。

自由是反联邦党人的王牌武器。他们坚持认为，美利坚的幸福"源自我们体制的自由和我们有限政府的本质"，但这两者都受到新宪法的威胁。马里兰反联邦党人制作了印有"自由"字样的帽子，戴着它去参加选举批准宪法大会代表的投票。为反对把美国的未来描绘成一个活力四射的伟大强权，反联邦党人对美国未来的期望是一种根植于地方的和民主的机制之上的生活方式。"什么是自由？"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林肯（JamesLincoln）问道，"管理自己的权力。如果你采用了这部宪法，你还会有这种权力吗？绝对没有。"

反联邦党人也指出了宪法没有一部权利法案，对类如陪审团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等权利没有提供保护。帕特里克·亨利宣称说，权利法案的缺失"是人类世界所见的最为荒谬的事情"。亨利说，州宪法中都包含了权利法案，但联邦政府要求州政府交出大部分权力，而联邦宪法自身却没有要求自己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

总的来说，支持宪法的力量在城市和那些与商业市场有密切联系的乡村地区蓬勃发展。宪法的一些最为热心有力的支持者是拥有雄厚财力的人。宾夕法尼亚的乔治·布莱恩（GeorgeBryan）是宪法的支持者，他所称的繁荣的"黄金的幽灵"也把大批都市工匠、劳工和海员集合在支持宪法的运动后面，支持一个能够使用自己的"能量和权力"来复活不景气经济的政府。反联邦党人运动的支持者来自那些较为偏远地区的小农场主，如纽约州的哈得孙河流域、马萨诸塞的西部，以及南部的偏僻乡村地带。

最后，因为宪法支持者充沛的精力和富有成效的组织，加上他们对报纸的控制，终于取得了成功。1787年，美国共发行92种报纸和杂志。其中只有12种大量刊登了反联邦党人写作的作品。麦迪逊承诺首届国会将制定一部权利法案，这也使新宪法赢得了支持。1788年6月，宪法生效所要求的9州已经批准了宪法。尽管马萨诸塞、纽约和弗吉尼亚的反对宪法的势力并不弱，但只有罗得岛和北卡罗来纳是反对批准宪法的，它们随后并无其他选择，只好加入到新政府之中。反联邦党人的运动随之消失。如同美国历史上其他的运动------例如，19世纪后期的平民党运动------有些反联邦党人的思想最终将返回主流政治之中。直到今天，他们所提出的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对自由的威胁这一观点仍然继续影响着美国政治文化。

《权利法案》

反联邦党人的永久性遗产是《权利法案》，即首届国会批准的、1791年为各州所批准的10条宪法修正案。麦迪逊认为，宪法的制衡机制已经为自由提供了保护，再加《权利法案》则显得"多余或毫无意义"。他认为，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修正案将无助于制止不受限制的各州的多数意志对自由造成的危险，而任何形式的权利列举都难以阻止立法机构在未来的运作中对此恣意妄为地加以滥用。对于权力的滥用来说，"羊皮纸障碍"（parchmentbarriers）将在最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变得最没有效力。麦迪逊的预测在后来为大量的大众歇斯底里症肆虐的事实所证实，这样的时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恐红运动（RedScare）和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代。在这些时候，所有的政府部门往往联合起来，心安理得地对言论自由进行任意践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0万日裔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对敌国的憎恨而被囚禁，尽管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是美国公民。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宪法的批评者，麦迪逊向国会提出了一系列后来称为"权利法案"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修正案禁止国会在宗教问题上立法，或立法侵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第二条修正案维护人民"持有和携带枪支"以及组织"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队伍"的权利。其他各条禁止了权力的滥用，如无证逮捕、强迫被控有罪之人作证反对自己以及重新确认陪审团的权利等。

在某种意义上，权利法案为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人作为人而必须具备的内在权利------进行了界定。如果这些权利首先并不是政府所赐予的，政府也就不可能收回它们。如果有些权利此刻被忽略了，那么宪法第九条修正案宣称，宪法中没有逐一列举的权利"为人民所保留"。这意味着宪法的制定并没有完成，这也为一些此刻在宪法文本中未被列举的权利（如隐私权）在未来得到法律的承认打开了大门。宪法第十条修正案重申，未被让与联邦政府的权力或对州禁止的权力，继续由州保留。此修正案的目的是免除人们对联邦政府会践踏州权的恐惧。

权利法案的根源以及某些部分的实际语言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英国历史之中。第八宪法修正案禁止过重的保释金、残酷和非常的惩罚，采用了源自1316年英国议会上院的一项宣言，同样的语言在数个世纪后为英国的权利法案所重复，而且也为好几个美国州的宪法所采用。

其他的条款则反映出革命给美国生活带来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确认。与呼吁神灵保佑的独立宣言不同，宪法是一部纯粹的世俗性文献，不包含任何关于上帝的语言，也没有对担任联邦公职设定任何宗教限制。第一条修正案禁止联邦政府针对宗教问题立法------这是一个与英国和殖民地的实践完全不同的做法。在宪法之下，如同一个批评者所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任何一个天主教徒、穆罕默德信徒、自然神论者，哦，对了，甚至无神论者"都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麦迪逊的立场十分坚定和有力，他甚至反对在国会和军队中雇用牧师。

今天，当美国人要给自由下定义时，他们会本能地引用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尤其是其中对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的保障。然而，权利法案在宪法批准时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而且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一直被人遗忘。直到20世纪，它才被奉为一种不可缺少的表达美国自由的形式。尽管如此，权利法案微妙地影响了自由的语言。因为权利法案只适用于联邦政府，而对州政府并没有约束，所以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集权化国家权力对自由的威胁最大。它同时也为另外一个漫长的关于自由的讨论过程作出了贡献，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们对自由的讨论逐渐采用了"权利"的词汇。

最重要的权利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是构建一个民主的公共空间的最关键的支柱。言论自由曾经是英国议会成员和殖民地议会成员的一项权利，此刻被看成是公民地位所包含的一项基本权利。尽管这些权利如何从法律上实施还需要设计，而且这些权利在美国历史上许多不同时候还将遭到严重侵犯，但将表达自由变成大众认知的美国自由的一块基石，权利法案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

"我们，人民"

国家认同

殖民地的居民为族裔、宗教、阶级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分割，但他们因对不列颠的忠诚感而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美国革命不仅是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民集合体，即美国人民；它的成员将在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中作为公民而享有自由。既然美国政府的组成取决于人民的意愿，那么界定谁是人民便成为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联邦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一语开头，人民被描述成那些将把"自由的恩赐"作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能将这些恩赐传延给"子孙后代"的人。（亚伯拉罕·林肯后来将引用这些话来论述他的观点：既然联邦国家是由人民而不是由州所创立的，州也就无权解散联邦。）人们也许认为，这里提到的"人民"指的是所有生活在美国境内的人。但接下来的文字却清楚地说明，情形并非如此。联邦宪法对当时美国境内居住的三种人口作了区分：印第安人，他们被看作是独立的部落民族，不是美国政治组织的一部分；"其他人"------即奴隶；还有就是"人民"。只有第三种人才有资格享受美国自由。

每个国家都面临界定国家认同的任务。传统上，历史学家对"公民民族主义"（civicnationalism）与"族裔民族主义"（ethnicnationalism）进行区分，前者将国家描述成为一个共同体，对所有忠诚于它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的人都开放；后者把国家定义为同族后裔组成的共同体，其基础是共同分享的族裔传统、语言和文化。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国家认同似乎是公民民族主义的一种模式。它没有一种清楚的族裔认同，也从未有过源远流长、固定不变的国家疆界，将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是美国革命的政治原则。要想成为一个美国人，一个人只需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意识形态就够了。但从外部来看，美国的民族性结合了公民和族裔的界定。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美国公民身份是由血缘和政治忠诚同时界定的。

新国家中的印第安人

共和国早期对待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的政策展现了影响美国民族性相互冲突的原则。美国领袖们一致认为，西部领土不能留在印第安人手中，但对印第安人的最终命运，他们却有不同的看法。政府希望鼓励白人社区向西部移民，但这样做意味着三种结果的一种必将发生：将印第安人强行迁移到更为遥远的西部地区；印第安人的彻底消失；或者将印第安人纳入白人"文明"之中，希望他们在将来某个时候变成美国社会的一部分。

许多美国白人（也许大多数）将印第安人视为野蛮人，不适合成为美国公民。印第安人部落在新政府中没有代表权，宪法也以不对印第安人"征税"为由，将他们排除在计算和决定各州国会议员人数的人口基数之外。部落条约给予了他们在美国政治体制一种特殊的地位。然而，尽管条约承认他们的主权地位，但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土地从印第安人手中转移到联邦或州政府手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条约是与一个部落中的一部分人所签订的，但最终全部落的人都得被迫接受条约的合法性。

华盛顿政府时期，战争部长亨利·纳克斯希望在处理印第安人的事务时尽量不要使用战争的手段，尽量不要有损于新国家的信誉。他在1794年说，他认识到美国对北美大陆土生土长居民的处理方式比起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行为对"印第安人造成了更大的毁坏"。他的和解性政策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国会禁止在没有联邦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转让印第安人的土地，但一些州却无视国会的法律，继续就获得土地问题与印第安人进行谈判。

与印第安人的公开战争一直在俄亥俄河流域进行。1791年，迈阿密联盟的领袖利特尔·特特尔（LittleTurtle）对西北领土总督阿瑟·圣克莱尔（ArthurSt. Clair）将军指挥的美国军队发动了一场令美国人极为丢脸的重创。这场攻击致使630名美国人丧生，是美国军队在与印第安人交锋中所付出的最为昂贵的损失。1794年，安东尼·韦恩（AnthonyWayne）指挥的3000人美国军队在法伦提莫斯战斗（Battleof Fallen Timers）中击败了利特尔·特特尔的队伍，从而导致了1795年《格伦维尔条约》（Treatyof Greenville）的签署。根据这部条约，12个印第安人部落将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的大部分土地割让给了联邦政府。这部条约同时建立起一条"年金"制度------即由联邦政府给印第安人部落发放年度津贴，这项措施使政府对于部落内部事务的影响逐渐走向体制化，赋予外人控制印第安人生活的实际权力。

许多重要人物并不接受印第安人生来比美国白人更为低贱的思想。托马斯·杰斐逊相信，印第安人暂时生活在一个不太发达的文明阶段。只要放弃原始公有土地拥有制度和狩猎生活方式，接受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印第安人完全可以成为共和国的标准成员。杰斐逊曾对一个印第安人部落说，他们一旦"拥有了财产"，他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政府"，而且甚至可以将"你们的血缘与我们的混杂在一起"。

为了追求同化印第安人的目标，18世纪90年代，国会授权华盛顿总统给印第安人男性发放农业耕作的工具和牲口，给印第安人女性发放纺车和纺纱。对于白人来说，接受美国人的性别分工模式------即男性在外耕作土地，女性在内操持家务------即可成为印第安人逐渐被开化进入"文明状态"的重要象征。美国文明的概念要求印第安人的生活做出如此巨大的转型，许多部落拒绝接受这种转型。一个白人传教士被告知说，"如果我们想工作，我们知道怎么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工作。"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保留部落自主自治的传统和自身的认同，包括为狩猎而周游各地的能力。1796年，一位莫霍克族的发言人宣称道："自从我们与我们的白人兄弟开始交往以来，我们所称的自由和权利，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一种面目全非的概念了。"对于期望保留传统生活方式的印第安人来说，美利坚自由帝国已经没有能够容纳他们的空间了。

黑人与共和国

1790年，美国境内的非裔美国人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印第安人，但自由黑人的地位却处于一种尚不确定的状态。原始宪法并没有界定谁是事实上的美国公民。州可以自由地决定（本州公民所享有的）自由的界限。北部的渐进奴隶解放法假定，前奴隶们将继续留居美国，而不会被殖民到海外。类如汉密尔顿、杰伊和富兰克林等北部政治家曾致力于废奴运动的事业，有些人还帮助建立专门为黑人儿童设置的学校。革命时期，许多州的自由黑人至少享受了部分法定的权利，包括赋予白人的选举权等。有些自由黑人在选举批准宪法大会代表时还参与了投票，但黑人的大多数是奴隶；因为奴隶制的存在，在那些设想美国共同体的人的眼中，这些黑人并不属于这个共同体。美国的第一任联邦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Randolph）写到，奴隶"不是......我们社会的组成成员"，自由的语言并不适用于他们。

这一时代为人们最为广泛阅读的书籍之一是赫克托·圣·约翰·克雷维克尔（HectorSt. John Crèvecoeur）于1782年在法国出版的《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Lettersfrom an American Farmer），它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种族排斥的过程。克雷维克尔出生在法国，曾在七年战争中参与了那场保卫魁北克的失败战争。之后他没有回到法国，而是于1759年来到了纽约市。作为贸易商人和探险者，他走遍了英国在北美大陆的大部分殖民地，也曾到过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克雷维克尔最终与纽约一个大地主的女儿结婚，在奥伦治县的家庭农场上定居下来。独立战争中，他力图保持中立，结果同时遭受了爱国者和英国人的迫害，他最终返回到了法国。

在《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中，克雷维克尔广泛传播了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的思想，这种思想将在20世纪广为流传。"在这里，"他写道，"从世界各国来的个人被熔化成为一种新人。"美国人把"他所有的陈旧偏见和习俗"抛在身后，"从他拥抱的新生活方式中接受习俗。"克雷维克尔当然清楚他所称的"奴隶制的恐怖"，但他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命题："美国人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人？"他回答说，美国人是"一个由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混合组成的人......他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是一个欧洲人的后裔。"而此刻正是足有1/5（美国历史上最高的黑人人口比例）的美国人口是由非洲人和他们的后裔组成的时刻。

如同克雷维克尔，许多美国白人也把黑人从美国人民的概念中排斥出去。宪法授权国会制定统一的移民归化成为公民的制度，1790年的移民归化法第一次从立法的角度对美国国籍下了定义。没有经过任何的辩论，国会将来自海外的人通过归化成为公民的过程限定在"自由白人"的范围之内。

表7.1　1790年美国总人口与黑人人口

*　佛蒙特、肯塔基和田纳西当时还是领土，尚未作为州加入联邦。

**　缅因在1790年仍然是马萨诸塞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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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法律开启了一项被有些历史学家称之为"开放移民"的政策，这种说法只能说是部分准确。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过程是开放的。只有19世纪的最后25年内，一些白人群体才被禁止进入美国，起初是妓女、判刑的重罪犯和精神病人等，到后来包括了那些有可能变成"公众负担"包袱的人。在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纪内，全世界唯一不配获得美国公民资格的白人是那些不愿依循1795年国会的法律要求，放弃世袭贵族头衔的人。然而归化法中的"白人"一词却排斥了世界各地希望移居"人类避难所"和分享美国自由恩赐的所有人中的大多数。在80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非白人的移民可以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非洲人直到1870年才获准成为归化公民，亚裔移民则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才获得归化的资格。（土著美洲人直到1924年才被赋予完全美国公民的资格。）

杰斐逊、奴隶制与种族

人的自由，约翰·洛克曾写到，来自于"他之具有理性"。剥夺那些没有理性能力的人的自由，并不会与对自由的追求构成一个矛盾。美国白人不断将黑人视为永久性地缺乏享有自由必需的基本素质的人，这些素质包括自我控制的能力、理性思考以及献身于更大的公共事业的意愿。在杰斐逊1785年出版的《弗吉尼亚纪事》一书中，他对种族做了一个著名的比较研究，指出黑人正是缺乏这些素质，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无能，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奴隶制的痛苦经历使他们不可能效忠美国（杰斐逊认为，黑人的这种感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杰斐逊不愿"将整个种族的人贬低到他们的创造者在万物阶梯上所给予他们的那个位置"。所以，他对黑人"在身体和心灵秉赋上次于白人"的说法"只是一种怀疑而已"。他接着说，这个"不幸的处境是这些人民获得解放的巨大障碍"。

杰斐逊对遗传性与环境、种族和才智之间的联系有着一种近乎于偏执的迷信。他相信，个人的能力和成就是由社会条件所造就的，这种信仰使得他倾向于相信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将被永远固定在一种低贱的地位上。如前所述，他将同一原则用来解释印第安人的情况。他认为，后者在天生智力程度方面与白人是同等的。在黑人的问题上，他却不能避免接受那种"怀疑"的观点，即大自然永久性地剥夺了他们成为共和国公民的素质。来自马里兰州的自由黑人本杰明·班纳克尔（BenjaminBanneker）自学了数学原理，将自己出版的天文历书寄了一份给杰斐逊，并发出废除奴隶制的呼吁。杰斐逊回信说，"无人比我更愿意看到你所展现的证据，即自然赋予了我们的黑人兄弟与其他肤色人种同等的天才。"但在给他的朋友乔尔·巴洛（JoelBarlow）的信中，他认为，班纳克尔在计算时肯定得到了某个白人的帮助。

"这些人必将获得自由，"杰斐逊写道，"在命运之书中没有什么比此更为确定地记录着。"他认为美国应该拥有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分享共同的经历和价值观、具备同等的内在能力的公民群体。美国人的同质性将为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奠定基础，使得公共福利的理想成为可能。杰斐逊认为，美国黑人最终会享有独立宣言中所列举的自然权利，但这只能是在非洲或加勒比海地区，而不是在美国。他预见到印第安人会与白人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但他对白人与黑人混居的想法深感恐惧。在他看来，黑人与印第安人不同，他们对经济独立和政治自治无能为力。只是释放黑奴而不将他们移往国外，将对国家的自由形成威胁。

杰斐逊反映出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分裂现象。一些重要的弗吉尼亚人认为，黑人可以成为美国国家的一部分。早期伊利诺伊的总督埃德华·科尔斯（EdwardColes）从弗吉尼亚把奴隶带入伊利诺伊，在那里释放了他们，并把他们安置在农场中定居。华盛顿于1799年去世，他在遗嘱中要求在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释放他拥有的277名奴隶（玛莎在次年便释放了这些奴隶，她对生活在这些等待她去世的男人和女人中感到非常的不自在）。杰斐逊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奴隶主。一位访问者曾写到，杰斐逊在蒙蒂塞洛（Monticello）庄园中为奴隶建造的小木屋的状况"要大大好过我在其他任何种植园所看到的奴隶住屋"，但他也忍不住加上一句："他们（奴隶）的小木屋与近在咫尺的宫殿相比，构成了一种令人最为扫兴的对比。"杰斐逊认为奴隶贸易是不道德的，不愿以出售奴隶的方式来集资偿还他不断增长的债务。然而他在遗嘱中只释放了5个奴隶，都是他的女奴莎莉·赫明斯（SallyHemings）的亲戚，而一些研究显示，他与莎莉一起生育了一个或多个孩子。当他在1826年去世时，杰斐逊负债累累，他的财产，连同200多名奴隶的大多数，都被公开拍卖，从而使他曾竭力保持完整的家庭奴隶社区彻底解体。

自由的原则

尽管革命缩小了原本在白人人口中存在的享受自由的等级划分，但却扩大了自由的美国人与被奴役的美国人之间的分野。在殖民地时期，种族曾经是许多不平等的法律和社会机制中的一种，现在却在美国声称致力于自由的时候，被十分便利地用来证明奴隶制继续存在的合法性。黑人的"天生能力"，汉密尔顿在1779年写道，"可能与我们的能力同样的好"，但奴隶制的存在"使我们对许多既不基于理性也不基于经验的许多事情产生频频不断的幻想"。

"我们，人民"一词所指的，越来越意味着只是美国白人。"自由的原则，如果只是拥抱人类的一半，它只是一种不完整的制度"，1800年一位匿名的演讲者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纪念独立日的演说中宣称道。他问道："独立宣言，此刻你在哪里？"里斯满的一家报纸对此做了回答："不要对我们就原则之类的问题高谈阔论。我们内部存在的奴隶制早已将那些原则消灭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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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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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 AkhilReed. Bill of Rights: Cre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1998). 展现权利法案从批准到重建时代的历史。

Aron, Stephen.How the West Was Lo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Kentucky from Daniel Boone toHenry Clay (1996). 讨论肯塔基从一个定居开拓者社会演变成由奴隶主主导的社会的历史过程。

Berkin, Carol. ABrilliant Solution: Inventing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2002). 一部对制宪会议进程进行生动描述的著作。

Cornell, Saul.The Other Founders: Anti-Federalism and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 in America,1788-1828 (1999). 一部对那些反对批准宪法的人的思想进行细致研究的著作。

Dowd, Gregory E.A Spirited Resistance: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Struggle for Unity, 1745-1815(1992). 包括了对印第安人在新美利坚国家中的地位的重要讨论。

Einhorn, Robin.American Taxation, American Slavery (2006). 探讨奴隶制的存在如何激发其对税收的敌意，这种敌意延续至今。

Kettner, JamesT.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1608-1870 (1978). 追溯美国公民资格定义从殖民地早期时代到内战之后的发展。

Levy, Leonard.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Religion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1994). 一部关于权利法案的重要权利之一的历史记述。

Macleod, DuncanJ. Slavery, 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74). 一部由英国学者写作的对革命时期种族与奴隶制所扮演角色的解释性著作。

McMillin, JamesA. The Final Victims: Foreign Slave Trade to North America, 1783-1800 (2004). 一部关于美国进口奴隶贸易最后阶段的研究著作，这一阶段是由新联邦宪法担保的。

Morris, RichardB. The Forging of the Union, 1781-1789 (1987). 一部关于邦联条例之下美国历史的综述。

Nedelsky,Jennifer.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1990).分析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如何左右了联邦宪法的制定。

Rekove, Jack.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1996).一部对影响制宪的思想进行研究和解释的重要著作。

Richards,Leonard L. Shays's Rebell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 Final Battle (2002). 一部对导致了联邦制宪的暴乱运动的最新研究著作。

Wood, Gordon S.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9 (1969). 展示了美国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从独立宣言发表到宪法批准这一时期的演进。

第八章　巩固共和国
1780 -1815

［大事年表］

1789乔治·华盛顿就任总统

法国大革命开始

1791---1804海地革命

1792塞拉·莫顿的《非洲酋长》出版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妇女权利的辩护》出版

1793华盛顿的中立宣言

路易十六被斩首

英法战争开始

1794《杰伊条约》

威士忌反叛

1797约翰·亚当斯就任总统

1798XYZ事件

惩外治乱法令

1799约翰·弗赖斯反叛

1800加布里埃尔起义

1801托马斯·杰斐逊就任总统

1803路易斯安那购买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1804汉密尔顿与伯尔的决斗

1804---1806刘易斯与克拉克的探险

1807《禁运法》

1809詹姆斯·麦迪逊就任总统

1811蒂珀卡努战斗

1812---18141812年战争

1814哈特福特大会

《热内条约》

1815新奥尔良之战

激情时代的政治

华盛顿总统为国家的团结提供了一个十分需要的象征。独立战争之后，他解甲归田，恢复了平民生活（尽管当时有些军官建议他应该顺理成章地变成国家的统治者），成为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和美德的典范公民。他的副总统亨利·亚当斯被普遍认为是推动独立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因而也备受尊重。华盛顿的内阁是由新国家中一些最为出类拔萃的政治领袖人物组成，包括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还任命了由6人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约翰·杰伊。然而这个和谐政府的寿命却是短暂的。

汉密尔顿的计划

政治上的分歧首先源自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0和1791年制定的财政计划。汉密尔顿当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经济秩序，吸引美国财力最为雄厚的利益集团为新政府提供支持，鼓励经济的发展。他的长远目标是把美国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军事强国。汉密尔顿所追随的国家模式是英国。他认为，如果联邦政府继续受制于邦联条例下的弱点，美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汉密尔顿的计划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步是建立起一个新国家的信用体系------即创造条件，使人们敢于以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将资金借贷给国家，并相信他们的借贷能够得到国家的偿还。汉密尔顿提出，联邦政府应承担起按票面价值支付所有从独立战争中继承而来的国家债务的责任，并承担起支付各州尚未能偿还债务的责任。第二步，他提议发放一种新的国家债券。这种新的带息债券将取代旧债券，由政府发放给债权人。这样，将给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人帮助推动新国家的稳定带来一种现实的动力，因为只有联邦政府越强大、经济上越安全和稳定，联邦政府才越有可能偿还所欠的债务。

汉密尔顿计划的第三步是仿效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一个美利坚银行（a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由它来扮演国家的主要财政经纪人的角色。银行不是政府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私有性的公司，但可以存储公共资金，发行可当成货币流通的银行汇票，可以在需要时借贷资金给联邦政府，与此同时，银行将把所获得的巨大利润回馈给它的持股人。第四步，为筹集资金，汉密尔顿提议对威士忌酒的制作商征税。最后，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制造业报告中，汉密尔顿提议征收关税（即对进口商品的税收），并由政府发放津贴，对那些能够生产目前仍从海外进口的产品的工厂予以补助和鼓励。汉密尔顿在私下曾企图推动在当今的新泽西州的帕特森（Paterson）建立一个工业城，但此举没有成功。他同时建议成立起一支国家军队，以对付类似谢司反叛的暴动活动。

反对派的出现

汉密尔顿关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商业共和国的构想得到了美国金融家、制造商和商人们的强力支持，但他的计划对于那些认为新国家的命运应该走向另外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人来说，却是令人深感震惊和不安。汉密尔顿的计划加强了美国与英国的联系，后者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于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的未来在于向西部的扩张，而不是与欧洲保持联系。他们对推动制造业或都市成长之类的设想并不感兴趣，不愿看到经济政策受到银行家和商业领袖的左右。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独立的农场主组成的共和国，农场主们能够把自己的粮食、烟叶和其他产品自由地销往世界各地。他们认为，真正将推动美国经济繁荣并培育更大社会稳定的出路，不在于由关税和津贴构成的政府优惠体制，而在于自由贸易。杰斐逊与麦迪逊立即意识到，对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正在出现的商业资本家阶级的结盟，而这种结盟似乎正是汉密尔顿所期盼的。

对于杰斐逊来说，汉密尔顿的体制"来源于与自由相敌对的原则，它将破坏和毁灭共和国"。对他的批评者来说，汉密尔顿提出建立一支常规军的计划是对自由构成的一种重大威胁。他们担心，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承担州的债务的做法将把曾经销蚀英国自由的同样腐败带入到美国政治中来，并且以牺牲普通美国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在18世纪80年代，股票投机者已经以极为低廉的价格（通常是以几美分买一美元债券的比例）买进了政府债券和独立战争时期用于支付士兵和物资提供者的纸币汇票。在汉密尔顿的计划下，投机者因得到票面价格的支付而赚进一大笔财富，而原始的债券和汇票持有人则一无所获。此外，因为交通不发达，许多乡村的农场主往往将他们秋收的粮食制作成威士忌酒，这样他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到市场上去销售。然而汉密尔顿提出的征收威士忌税，好像为了要使债券持有人致富、单单要与他们作对似的。

杰斐逊-汉密尔顿之间的讨价还价

起初，反对汉密尔顿计划的力量几乎全部来自南部，这个地区对制造业的发展最不感兴趣，它的经济也最为单一。南部的联邦债券持有者的人数也远远少于中部各州和新英格兰地区。（弗吉尼亚几乎已经付清了它的战时债务；它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必须要向联邦政府缴税，从而使得像马萨诸塞这样未能自行偿还清债务的州从中受益。）汉密尔顿坚持说，他的所有计划都是宪法所授权允许的，他的宪法依据来自那句模棱两可的话，即国会有权为了"公共福利"而立法。因此，许多支持宪法的南部人此刻变成了宪法的"严格解释者"，声称联邦政府只能运用那些宪法所具体列举的权力。例如，杰斐逊就认为允许创建新的全国性银行是违宪的，因为宪法中找不出国会有权创建这类银行的字句。

来自国会内部的反对，对汉密尔顿计划的实施形成了威胁。随之而来的是幕后的讨价还价。这种交易最终在1790年的一次晚宴中进行了最为精彩的演出。经杰斐逊的斡旋，南部人接受了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除了对制造业实行津贴那一部分外），交换的条件是，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波托马克河岸选址建立美国永久性的首都。南部人希望这个地址将增强他们在政府中的力量，同时也将联邦政府从与汉密尔顿结盟的北部金融和商人势力中转离出来。皮埃尔-查尔斯·郎方上校（Pierre-CharlesL'Enfant）是出生于法国的独立战争的老兵，他以巨大繁华的欧洲都市中心为模式，为"联邦城市"做了一个辉煌壮观的设计，包括宽广的马路、公园和喷泉等。地址的测绘工作有一部分是由前一章所提到的自由黑人科学家本杰明·班纳克尔完成的。参与建造新首都公共建筑的大多数劳工都是奴隶。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政治分野因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而起，却因对欧洲事件的不同反映而逐步加深了。当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开始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这场革命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认为他们自己的反抗运动至少部分地影响了法国革命的发生。后来成为首席大法官的弗吉尼亚人约翰·马歇尔回忆说，"我的确真诚地相信，人类自由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革命的成功。"1793年，随着国王路易十四连同大量贵族和其他新政府的敌人被斩首，法国革命发生了朝一个更为激进的方向转向，英法之间的战争随之而爆发。

法兰西事件变成美国内部激烈冲突的一个原因。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认为，尽管有过激行为，但对于大众自治政府的思想而言，法国革命标志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对这个胜利的捍卫必须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支持法国革命的热情激发了自由象征在美国的再生。美国城镇的大街小巷中再次出现了自由杆和自由帽。对于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法国大革命却释放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幽灵。他们认为，除了与英国更紧密地站在一起，美国没有其他的选择。

美国领袖们担心，他们会分裂成为不同的政党，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 Adams）的话来说，"为相互竞争的欧洲强权所左右"。但英法的竞争的确对早期的美国政治有重要的影响。1778年建立的美国与法国之间的"永久性"联盟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没有人说美国应该卷入欧洲的战争；1794年4月，华盛顿发布了一篇宣布美国保持中立的宣言。然而在那年春天，法国革命的美国支持者们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活动，欢迎法国特使埃德蒙·热内（EdmondGenet）的到来，热内的任务是为他处于困境中的政府寻求支持的。当热内开始向美国船支付佣金，要它们打着法国的旗帜向英国船队发动攻击的时候，华盛顿政府便要求法国召回他。（但看到法国的情势十分危险，热内决定留在美国，最后与纽约州长乔治·克林顿的女儿结婚。）

与此同时，英国没收了上百艘在法属西印度洋殖民地进行贸易的美国船只，恢复了遭人痛恨的强制服役的实践------劫持海员，包括英国出生的美国人，强迫他们加入英国海军服役。正在联邦最高法院就任首席大法官的约翰·杰伊被派往伦敦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1794年，经过谈判，杰伊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条约的协议。这份条约引发了华盛顿政府任内最大的争议。英国在杰伊条约中没有就强制服役和美国船只的权利等问题做出任何让步。英国同意放弃在美国西部边疆所设立的军事要塞，这是它早在1783年就该做的事。交换的条件是，美国保证对英国进口商品予以优惠的待遇。这个条约实际上废止了美法联盟，承认了英国在经济和海军力量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政府的批评者们指责说，条约将美国与君主制的英国联系在一起，参与后者对付实行共和制的法国的战争。杰伊条约最终使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变得十分尖锐，并直接导致了一个组织化的反对党的形成。

政党的出现

到18世纪90年代中叶，两个不断迅速形成的政党组织开始在国会内部出现，分别自称为"联邦党"和"共和党"（后者与今天的共和党没有任何关系；当今的共和党是在19世纪50年代组成的）。两个政党都诉诸于自由的语言，相互指责对方卷入了破坏自由的阴谋之中。

联邦党人是华盛顿政府的支持者，他们支持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主张与英国建立密切关系。支持联邦党的人通常为富裕的大商人、农场主、律师和地位牢固的（尤其是南部以外）政治领袖人物。他们通常带有一种精英政治的倾向，这种传统的18世纪的世界观把社会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等级组织，把政府公职看成是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人------即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那些"富有、能干和出身良好"的人------所专门保留的职位。联邦党人认为，自由的基础在于对权威的服从。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权挺身而出来反对政府。联邦党人害怕由美国革命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精神"会被贬低成为一种"无法无天的放纵"。纽约州的联邦党人领袖鲁弗斯·金（RufusKing）就那些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的"带有歧义的......词"写作了一篇文章，他所列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自由"。

威士忌反叛

将普通公民手中的民主和自由宣布为是危险的，在美国历史上，联邦党人也许是唯一这样做的主要政党。1794年，当威士忌反叛------宾夕法尼亚偏僻乡村的农场主拒绝为他们制作的蒸馏烈酒缴纳税收的行动------发生的时候，联邦党人对这种危险性更是坚信不移。"反叛者"们打出了1776年时的象征性口号，展示了自由杆和写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旗帜。"西部地区的公民们，"一群人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认为［这种税］是对自由的剥夺，是对革命所带给他们的特权的侵犯。"但是，华盛顿却派出了一支由宾夕法尼亚西部民兵组成的13000人队伍（比他在革命时期指挥的队伍在规模上还要大一些）。他随同队伍一起行进，抵达了发生骚乱的现场，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总统亲自上战场指挥军队的事例。"反叛者"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华盛顿写到，他对此事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考虑，即恢复公共秩序将"给他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里的"他人"指的是欧洲人，因为他们不相信美国人的自治政府能够存活下去。

民主-共和党

由麦迪逊和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1)比联邦党人对法国具有更大的同情，对民主式的自治政府也更具信仰。共和党的支持力量来自一种贯穿于全国的、由富有的南部种植园主和普通农场主结成的非常联盟。对法国革命的支持也将一些都市工匠等吸引到共和党的队伍中来。共和党人更倾向于接受新罕布什尔一家报纸编辑所说的所谓"充满活力的自由的海洋"，认为这比"暴政下的安定"是更为可取的社会形态。相比而言，他们对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比联邦党人更持批判性的态度，更倾向于接受广泛的民主参与是自由的基础这一思想。

《反联邦党人俱乐部内幕一瞥》。这幅1793年的漫画展现了当时政治辩论的激烈程度。

两个正在出现的政党都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代表，都将对手看成一种非法的"派别"。早在1792年，麦迪逊就写作了一份想象中的发生在两个党派发言人之间的对话。联邦党人把普通群众描述成为"愚昧无知的、多疑不决的、放荡不羁的"人，谴责共和党人是"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的同党，后者则把联邦党人说成是自由的敌人和"暴政的崇拜者"。

在现实中，政治语言的激烈程度不断升温和加剧。联邦党人将共和党人斥为法国的代言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叛徒。共和党人把自己的对手称为君权主义者，企图将新的全国政府变成一个腐败的、英国式的贵族制政府。双方都指责对方背离了美国革命和美国自由的原则。华盛顿本人也遭到不断加剧的攻击。当他离职时，一家共和党的报纸宣称，他的名字变成了"政治邪恶"和"合法腐败"的同义词。一位同代人抱怨说，美国报纸原本是"自由政府的伟大卫士之一"，现在却变成了"文明世界中最为不耻的庸俗下流之辈"。

一个扩展的公共空间

18世纪90年代的辩论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党派竞争最为紧张激烈的一个时代，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持续扩展的政治空间，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自由所包含的民主内容。越来越多的公民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传单和报纸。将近1000多个邮局的建立使得个人信件和印刷品的流通更为便捷。这一时代见证了美国报业的迅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报纸的种类从100种增至260种，在1810年时已经达到了400种。

成百上千的"无名鼠辈"提笔写作政治小册子和报刊文章，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这一时代的民主思想通过类似威廉·曼宁（WilliamManning）写作的《自由的关键》（TheKey of Liberty）的小册子反映出来。曼宁是马萨诸塞一个自学成才的农场主，他曾参与了引发独立战争的康科德战斗。他的写作直到很多年后才得以发表，但这部为"自由和自由政府的朋友们"写作的著作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大众政治思想。曼宁宣称，社会中最重要的分野是介于"几个人"和"许多人"的划分。他呼吁后者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联盟，来防止"几个人"破坏"自由政府"和"将暴政施加于"人民。

民主-共和党人的社团

华盛顿政府的批评者受到法国大革命中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的启发，在1793和1794年时组织成立了将近50个民主-共和党社团。共和党的报纸刊登它们的会议消息报道，连篇累牍地庆贺和祝福法国自由和美国自由。佛蒙特州艾迪生县（AddisonCounty）民主社的宣言最为典型："所有人生而自由，拥有平等的权利。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来源于由人民自愿组成的社会契约。"

联邦党人把这些社团看成是自由被滥用的另外一个例证。华盛顿宣称说，政府，而不是这些"自造的社团"，才是美国人民的正宗代言人。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社团发展出一种思想，即人民有权参与对政治问题的辩论，有权组织起来影响公共政策。对这些社团来说，"质询的自由"和"交流的自由"的权利是"自由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中最需要捍卫的首要权利。政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在选举时投票，而是包括对于公众事务的不间断的参与。"我们不会因为组织起来而表示歉意，"艾迪生县社团的宣言称。"政治自由"包括了"对公职官员的行为进行监察和检查"的权利。联邦党人将威士忌反叛归咎于这些社团的煽动，到1795年底，这些社团就消失了。然而它们的组织形式和政治观点为正在出现的共和党所吸收。它们的出现帮助了"人民中的任何部分"------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和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合法化。

共和党人同时获得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的支持，因为在英法战争时期，英国曾对那里的反对派进行了严厉的镇压。1787年，托马斯·潘恩回到英国。五年之后，他出版了《人权》（TheRights of Man）一书，为法国革命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并呼吁在英国开始民主改革。他最终不得不被迫先法律一步，远走他乡，逃向法国避难。然而他的写作却激发了一场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群众运动的发生，但这场运动被严酷地镇压下去了。因为受到叛国罪的威胁，一群英国和爱尔兰激进分子移民到了美国。他们中间包括了新闻记者约瑟夫·盖尔斯（JosephGales）和约翰·伯克（JohnD. Burk），他们很快变成了共和党人报纸的编辑，对大西洋两岸的社会特权阶层进行谴责，指责联邦党人意图将欧洲暴政引入美国。

妇女的权利

18世纪90年代的民主运动也激发了关于妇女权利的讨论。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在英国出版了一本意义非凡的小册子《为妇女权利的辩护》（Vindicationof the Rights of Women）。她受到潘恩的《人权》一文的影响和激发，提出"人类的权利"不能只是"局限于男性范围"。沃斯通克拉夫特并没有直接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她呼吁给予妇女更多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希望未婚妇女能够自立，已婚妇女可以更有能力地行使妻子和母亲的职能。但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的确"给予了一种暗示"，即妇女在政府中"应该有代表权"。两年之后，沃斯通克拉夫特著作的美国版出版发行，同时出版的还有支持和反对她观点的小册子。1795年，纽约市还出版了一份短命的、鼓吹妇女权利的杂志。

公共空间的扩展为妇女带来了新的机会。不断有人开始利用出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马萨诸塞的安娜·亚当斯（HannahAdams）成为第一名能够用写作而自食其力的美国妇女作家，她出版了关于宗教和新英格兰的历史书籍。其他的妇女则参与了政治讨论，阅读报纸，倾听演讲，尽管除了在新泽西州，她们不能参加选举。1792年，波士顿的塞拉·莫顿（SarahMorton）出版了名为《非洲酋长》（TheAfrican Chief）的长诗，讲述了一位非洲人被囚为奴的经历。

朱迪思·萨金特·默里（JudithSargent Murray）是这一时代最有成就的美国妇女之一。她以"格琳纳"（TheGleaner）为笔名为《马萨诸塞杂志》（MassachusettsMagazine）写文章。默里的父亲是一位事业发达的马萨诸塞州商人，对女儿的教育持有一种非常开放的观点。尽管朱迪思因为性别的原因不能进入大学，她却被准予与她的兄弟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辅导，学习年青男性为进入哈佛学院而必修的课程。她在1779年写作、1790年出版的"论性别的平等"的论文认为，妇女应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来运用她们的智慧和天才，她们应该被给予同样的教育机会来帮助她们发挥自己的才能。女性在表面上智力不如男性的原因，在她看来，只是反映了她们被剥夺了"获取知识的机会"的现实。她认为，"女性无能的思想"在"这个启蒙时代是完全无法令人接受的"。

刊登在《淑女杂志和趣味知识宝库》上的一幅雕版画，于1792年在费城出版。一位被称为"淑女杂志的天才"的女性在自由化身面前跪下，呈上一部要求得到"妇女权利"的请愿书。画的前部展示的是艺术、科学和文学的象征物------意即汲取知识的机会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应该是同等的。

妇女与共和国

妇女是这个新的政体的一部分吗？在美国内战之前，"男性"一词从来没有在联邦宪法中出现过。在决定国会代表权时，妇女是被计算在内的。宪法也没有使用任何明显的语言将其所列举的权利限定为男性公民的权利。一些参与妇女权利辩论的小册子作者也承认，根据民主的逻辑，妇女应该在政府中有发言权。宪法中使用了"他"的代名词来描述政府官员，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文法，几乎无须任何多余的解释：政治本身就是男人们驰骋的天地。向性别不平等进行普遍宣战的时机尚未到来。但是同民主-共和党社团的活动一样，关于妇女地位的讨论使得权利的语言在新共和国中得以广泛的传播和使用。

写作宪法的人并没有预想到普通公民对国家事务积极和连续的参与。但将选民卷入激烈竞选活动的政党的兴起、"自造社团"的出现、妇女政治觉悟的苏醒以及类如威士忌反叛这样的武装行动，都极大地拓展和加深了公众生活的民主化，这个民主化的过程正是由美国革命所开启的。

亚当斯政府

1792年，华盛顿全票当选连任总统。四年之后，他决定离职退休，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想建立一个先例：即总统的任职不是终身制。在他的离职演说中（主要由汉密尔顿起草并发表在报纸上，而不是口头演说），华盛顿再次反驳了外界对他政府的批评，警告国人提防党派政治的邪恶，劝诸同胞们不要"与外部世界的任何一方建立永久的联盟"，以避免卷入国际政治之中。

1796年的选举

乔治·华盛顿的离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围绕他的继任者的党派竞争。在第一场竞争性的总统选举中，两套选票鲜明地表明了立场：约翰·亚当斯与副总统候选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ThomasPinckney）一起代表联邦党人，托马斯·杰斐逊与纽约州的艾伦·伯尔（AaronBurr）一起代表共和党人。16个州（佛蒙特、肯塔基和田纳西在华盛顿任职期内加入了原始的13州）中的大多数仍由州立法机构来挑选总统选举人。但在总统选举人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6个州里出现了紧张激烈的竞选活动。亚当斯得到了71张总统选举人票，杰斐逊得到了68张。由于联邦党人内部的派别斗争，平克尼只得到了59张总统选举人票，所以作为反对党领袖的杰斐逊成为了副总统。选举几乎是以区域为界进行的：亚当斯赢得了新英格兰、纽约和新泽西，杰斐逊赢得了整个南部，并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

1797年，亚当斯就任这个分裂国家的领袖。他是一个聪明过人但又严肃刻板、固执己见并自命不凡的人，甚至一些赞赏他为独立作出长期贡献的人也并不喜欢他。他的政府可谓是危机连连。

在国际事务方面，美国几乎走到了被卷入连绵不断的欧洲战争的边缘。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美国声称有权与英国和法国进行非军事商品的贸易，但英法两国却都以惩罚为由没收美国商船。1797年，美国派出特使前往巴黎，希望与法国谈判，获得一个新条约来取代1778年建立的旧盟约，但法国官员却在谈判开始前，向美国人提出了贿赂的要求。亚当斯公布了美国特使送回的报告，将要求行贿的法国官员的名字用英文字母表的最后三个字母来表示。这桩"XZY事件"显然毒化了美国与它旧时盟友的关系。1798年，美国与法国在公海上卷入了一场"半战争状态"，法国船只在加勒比海抓捕美国船只，而新扩大的美国海军则对法国船只不断进行骚扰。美国实际上变成了英国的军事盟友。尽管汉密尔顿向政府施压，希望美国对法宣战，但亚当斯在1800年与法国却达成了和平协定。

在国内事务方面，亚当斯就不显得这样谨慎了。社会动荡仍然在许多乡村地区出现。1799年宾夕法尼亚东南部的农场主抵制国会的一项土地和房屋征税，这项税收是用来扩充美国的陆军和海军。约翰·弗赖斯（JohnFrise）带领的一群人将被逮捕的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但亚当斯很快派出军队前往闹事的地区。军队以叛国罪的名义抓捕了弗赖斯，并对他的支持者施压恐吓和镇压，拔掉了他们竖立的自由杆，并严惩了共和党报纸的编辑。1800年，亚当斯特赦了弗赖斯，但这个曾在1796年支持他当选的地区在后来的选举中再也没有支持过联邦党人。

"巫婆王朝"

亚当斯政府面临的最大危机来自1798年的惩乱治外法令的实施。反对政府的声音日益增强，其中也包括了一些移民作者和编辑的写作；面对这种情形，联邦党人决定采取行动，扼杀反对者的声音。一部新的移民归化法将移民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居住时间从5年增加为14年。外国人管制法（AlienAct）允许联邦政府将被视为"有危险的"外国人递解出境。惩治煽动叛乱法（SeditionAct，定于1801年终止，到那个时候，亚当斯希望他已经赢得了连任的选举）准允政府惩治任何批评政府的公众集会和出版物。尽管比起欧洲的许多类似规定来说，这些规定要更为宽容一些（它没有采取出版前的审查行动，也允许陪审团制在审理相关案件的继续实施），这部新法意味着反对党报纸的编辑几乎可因出版任何政治评论而遭到政府的起诉。这些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共和党的报纸。在联邦党人看来，这些由一群初生牛犊的工人（许多编辑是从做印刷厂主开始的）办的报纸因为持续地批评政府，已经煽动起大众的反抗情绪，对"真正的自由"造成了威胁。

这些法令的通过开启了被杰斐逊所称的"巫婆王朝"（reignof witches），杰斐逊所指的是一个世纪前发生在马萨诸塞塞勒姆的巫师事件。有18个人在惩治叛乱法下被起诉，包括几名共和党报纸的编辑。有10人以散布针对政府的"虚假的、诽谤性质的和具有恶意的"消息而被判罪。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议员和共和党报纸《鞭笞贵族》（TheScourge of Aristocracy）报的主编马修·莱昂被判处4个月的监禁和1000美元的罚款。（莱昂原先是一个印刷厂主，很可能也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前契约奴。）托马斯·库珀（ThomasCooper）也因批评亚当斯政府的亲英偏见遭到政府的监禁。他是于1794年来自英国的移民。在马萨诸塞州，有几个人因为竖立起一根自由杆而遭到判罪，他们在自由杆刻上了"不要印花税，不要惩乱法，不要治外法，不要土地税，打倒美国的暴君"等标语。

《国会拳击手》，这幅1798年的漫画描绘了在国会大厅内发生在康涅狄格州联邦党人罗杰·格里斯沃尔德（RogerGriswold）和佛蒙特州民主共和党人马修·莱昂（MatthewLyon）之间的一场武斗。莱昂很快会因在自己的报纸上批评亚当斯政府被判违反惩乱法而投入监狱。

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议会的决议

惩乱治外法令没有能够扼杀共和党报纸的声音。一些报纸虽然停业了，但新的又出现了，如《自由之光》（Sunof Liberty）和《自由之树》（Treeof Liberty）之类。麦迪逊与杰斐逊动员起反对派的力量，起草了后来为弗吉尼亚和肯塔基议会采纳的决议。这两份决议都把惩乱法视为对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违反。麦迪逊起草的弗吉尼亚决议要求联邦法院保护言论自由。杰斐逊起草的肯塔基决议的原稿走得更远，声称州可以废止违反宪法的国会法------即州可以单方面地禁止这样的法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实施，但州议会谨慎地将这一条删除了。决议的目标是抗议联邦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针对州政府。杰斐逊别有用心地强调了即便在联邦政府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州继续"完全拥有"惩罚"叛乱"言论的权力。事实上正是如此，当惩治煽动法的实施于1801年终止时，州一级的以惩治煽动和诽谤为名对报纸的迫害活动并没有停止。

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州的支持。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许多美国人对州可以采取行动来威胁联邦的生存这一思想感到恐惧。然而18世纪90年代晚期的"自由的危机"却大大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讨论的自由"是美国自由和民主政府的一个必不可缺的要素。言论自由，正如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Gray Otis）所提到的，已经变成人民的一项"令人心爱的特权"。对于惩外治乱法令的广泛抵制也极大地帮助了杰斐逊赢得1800年的总统大选。

"1800年革命"

"杰斐逊与自由"变成了响亮的共和党竞选口号。此刻，共和党人已经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动员选民的战术和技术，如印刷传单、手册和报纸，为宣传自己的事业举行群众集会等。而联邦党人还仍然把政治视为是少数精英分子的事业，他们因此无法在动员群众方面与对手一拼高低。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新英格兰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在大西洋中部各州也有数量繁多的支持者。杰斐逊最终以73票总统选举人票击败亚当斯的65票而获胜。

《神意的警示》，这是1800年联邦党人攻击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幅政治漫画。

就任之前，杰斐逊被迫面临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宪政危机。两党对总统选举都做了安排，要求其中的一名总统选举人在投票选举总统时少投一票，这样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将多得一票，从而胜出（本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然而指定的共和党总统选举人没有按照这种设计来做。结果，杰斐逊和他的竞选伙伴艾伦·伯尔同时得到了73张总统选举人选票。在没有候选人获得多数的情况下，选举结果将由国会众议院来裁决，当届国会是在1798年选举的，联邦党人在其中占有微弱的多数。在前35轮的投票中，两人没有一人得到众议院的多数票。最终，汉密尔顿进行了干预。他不喜欢杰斐逊，但他相信杰斐逊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不会在上台后肢解联邦党人建立的财政体系。伯尔在他的眼中，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一个处于胚胎状态的凯撒"。

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支持改变了两党对峙的平衡。为了避免危机的重复发生，国会和各州迅速接受了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要求总统选举人对总统和副总统分开投票。1800年的总统选举也开启了一连串的其他事件，这些事件在此后四年的累积发展导致了汉密尔顿与伯尔决斗的发生。伯尔似乎随后又卷入了一场阴谋，要在西部地区与美国和西班牙帝国相分离的领土上组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1807年，他从叛国罪审判中获得无罪释放，随后他以自我流放的方式去了欧洲，最终回到纽约开业当律师，直到1836年去世。

18世纪90年代的事件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普通美国人有权积极参与政治，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以及对他们政府的政策提出质疑。康涅狄格的著名联邦党人领袖塞缪尔·古德里奇（SamuelGoodrich）写到，他的党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民主已经变成"人民党的口号"了。应该给联邦党人加分的是，他们从未拒绝接受选举的结果。亚当斯坦然接受失败，开创了政治权力从一个落选的政党向自己的继任者和平转移的重要先例。

奴隶制与政治

隐藏在1790年政治交锋背后的是具有潜在分裂因素的奴隶制问题。杰斐逊得到了南部所有41张选举人票。他总是把自己的胜利称为"1800年革命"；他不把自己的胜利仅仅看作是一种党派政治的成功，而是把它看成是美国自由的胜利，看成是为美国后代而进行的对革命果实的捍卫。然而，没有奴隶制的协助，"杰斐逊与自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将五分之三的奴隶人口包括在总统选举人数的分配比例之内，约翰·亚当斯将会赢得1800年的选举。

奴隶制的问题不会消失。新宪法的第一届国会就接到了要求解放奴隶的请愿书。其中一份请愿信带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很有分量的签名。富兰克林在1787年同意担任宾夕法尼亚废奴协会的主席。他的请愿信指出，自由的恩赐应该为"不分肤色的、所有种类的人民"所享有。

国会随后为此展开一场很长的辩论。佐治亚的议员们在辩论中为奴隶制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并警告说，在北部对奴隶制的批评背后，他们听到了"内战的喇叭声"。麦迪逊觉得佐治亚人这种赤裸裸的立场令人感到极为难堪。然而他得出结论说，奴隶制问题实在是太具有分裂性，必须把它排除在全国政治之外。他甚至拒绝接受一份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奴隶的请愿信，这些奴隶声称他们不是美国人民的一部分，也不从立法者的"关注"那里要求"任何的权利"。1793年，为了实施宪法中的逃奴条款，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联邦和州法官与地方官员一起协助归还逃跑的奴隶。

海地革命

18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也显示出奴隶制如何同时有力地界定和扭曲了美国自由的概念和实践。同样一个杰斐逊，一方面把法国革命歌颂成为自由向全球迈进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却对1791年在圣多明各开始的奴隶革命表示出极大的恐惧。圣多明各是法兰西海外帝国的一颗明珠，坐落在离美国南部海岸不远的地方。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是甘蔗种植园里一名受过教育的奴隶，他将反叛的奴隶组成一支军队，击败了试图夺取这个海岛的英国军队，又击败了试图重新恢复法国统治的一支远征军。奴隶的暴动使得海地在1804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诞生。

尽管经过连年的战争，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仍旧处于废墟之中，但海地革命印证了革命时代自由信义的普遍性，也为美国本土的奴隶点燃了希望。对于大多数白人来说，起义的奴隶并不被看作是1776年传统上的追求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反而被当成是对美国体制的一种威胁。起义奴隶对暴力的诉诸常常被用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地不配享有共和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政府曾鼓励海地黑人起来争取独立，因为它希望美国商人可以借机在这个岛屿非常诱人的糖业贸易中取代法国对手，而作为总统的杰斐逊却力图隔离和毁灭这个西半球上第二个获得独立的共和国。

加布里埃尔的起义

1800年这个多事之秋所看到的不仅是杰斐逊当选的"革命"，同时也看到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真正的革命，这是一场由弗吉尼亚的奴隶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行动策划。这场行动是由里士满的黑人铁匠加布里埃尔（Gabriel）和他的两个兄弟组织策划的，一个名叫所罗门（Solomon）的兄弟也是铁匠，另外一个叫马丁（Martin）的兄弟是奴隶的牧师。他们的计划显然是从周围的种植园向新近变成州首府的城市进军，杀死那里一些白人，并把包括州长詹姆斯·门罗（JamesMonroe）在内的白人作为人质，直到他们提出的废除奴隶制的要求得到满足时才予以释放。加布里埃尔希望"贫穷的白人群众"加入他们的起义，他还命令手下的人放过贵格派教友和美以美会信徒（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批评奴隶制的）以及"法兰西人"（ 如前所述，法国曾在早些时候与美国进行着一场"半战争"的交锋）。在他们集合准备发起暴动的那天夜里，一场暴风雨降临，把通向里士满的道路都冲垮了，暴动的预谋被暴露了，领导人也被缉拿捕获。包括加布里埃尔在内的26名奴隶被处以绞刑，另外几十人被运送到州外。

1800年，黑人占里士满人口的一半。其中1/5的黑人是自由黑人。18世纪80、90年代时期，这里出现了一个黑人社区，起义的策划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社区的组织之中。加布里埃尔从黑人浸礼派教会、葬礼活动、户外烧烤聚餐和其他形式的聚会中招募起义者。在类似里士满这样的城市中，许多技能熟练的奴隶匠人，包括加布里埃尔本人在内，都能读书写字，并拥有自我外雇------即与雇主就他们的劳动进行讨价还价，由自己的主人接受他们挣到的"工资"------的特权。他们拥有相对的自主性使得奴隶匠人在这场起义策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加布里埃尔起义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加布里埃尔本人出生于1776年，与其他弗吉尼亚人一样，参与加布里埃尔暴动的人都使用了美国革命时期形成、在1790年又再度更新的自由语言。暴动者甚至还准备了一面旗帜，在上面饰写了一句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我们有同等的权利，"一位暴动的预谋者说道，"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我们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另一位暴动者则把自己与乔治·华盛顿相比较，称后者也是为了"争取他的同胞的自由"而奋起反抗旧政府权威的。（这个让人听上去非常刺耳的类比显然在暗示，美国的官员现在已取代了英国人而成为自由的敌人。）

如果加布里埃尔预谋的起义说明了什么的话，弗吉尼亚最为显赫的家族成员乔治·塔克（GeorgeTucker）说到，那就是，奴隶们与其他人一样，具有一种完全的"对自由的热爱"。塔克认为，加布里埃尔的话反映出弗吉尼亚的奴隶拥有了"知识的进步"，包括关于美国自由的语言的知识。当奴隶们在独立战争中逃出种植园去加入邓莫尔伯爵时，他写道，"他们仅将自由作为一种好东西来寻求；现在他们把自由看成了一种权利。"塔克认为，弗吉尼亚人应该解放他们的奴隶，应该把释放的奴隶移居到州以外的地方去。然而州议会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它加紧了对黑人人口的控制------将他们在安息日时未经白人监视的聚会定为非法行动------并严格限制了主人自愿解放奴隶的活动。1806年后，任何得以释放的奴隶必须移居出弗吉尼亚州，否则将被重新出卖，回到奴隶制中。革命时期敞开的奴隶解放的大门在此刻又被砰然关闭了。

执政中的杰斐逊

作为第一位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执政的总统，杰斐逊于1801年3月4日就职上任。此刻的华盛顿城呈现的是尚未铺整的街道、穷困潦倒的居民和尚未完工的政府建筑物，一点儿都没有郎方设计中的华丽和辉煌。有一次，国会上的房顶倒塌了，差一点儿砸在副总统的头上。首都的情形看上去表现了杰斐逊的意图：减少联邦政府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

杰斐逊的就职演说表现出一种与对手和解的语调。"每一种不同的意见，"他宣称道，"并非是一种原则上的分歧......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他接着宣示了他的政府将执行的政策------节俭政府、无限制的贸易、宗教和出版自由、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但不与任何国家建立"结盟"。如果一个有限的政府允许人们"自由地管理他们自己的追求"，美国作为"世界的最好希望"将繁荣昌盛起来。

杰斐逊希望尽可能地废除联邦党人政府的体制。他作为总统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特赦所有因惩乱法而入狱的人。在他执政的8年中，他削减了政府的雇员，削减了陆军和海军。他还废除了除关税以外的所有税收，包括令人痛恨的威士忌酒税，付清了一部分国债。他力图将政府的权力减少到最低，废除政府对经济的监管。他的政策是防止美国变成一种欧洲式的集权国家，而后者正是汉密尔顿所设想的制度。

司法审查权

正如汉密尔顿所预料的，要想将联邦政府的权威连根儿拔掉是不可能的。杰斐逊对非经选举的司法部门十分不信任，总是把地方自治政府看成是最重要的。在他的任职期内以及之后很多年内，联邦最高法院却一直在约翰·马歇尔的领导之下。马歇尔曾经担任过约翰·亚当斯的国务卿，在杰斐逊就职之前不久才被总统任命为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对联邦政府具有最高权威坚信不疑，他创建了最高法院审查国会法和州法的权力。

马歇尔法院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是1803年审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亚当斯在离开总统职位的前夜，任命了一批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官。麦迪逊是杰斐逊的国务卿，他拒绝对这些"午夜法官"发出委任书（赋予他们到任的官方文书）。包括马伯里在内的四位被任命的人为争取职位而起诉麦迪逊。马歇尔的判决宣布1789年的司法法的条款之一是违宪的，因为这一条款允许法院命令联邦官员为政务官们颁发委任文书。这种规定超越了宪法所赋予国会的权力。换句话说，马伯里也许有资格得到委任书，但在宪法之下，最高法院无权命令麦迪逊签署和递送委任书。就当时面临的难题来说，执法部门是赢了一筹，但正如杰斐逊所看到的，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联邦最高法院因此拥有了决定国会法是否违宪的权力------即著名的"司法审查"权。

7年后，在弗莱切尔诉佩克案（Fletcherv. Peck）中，最高法院又将司法审查权的权力延伸到州法。1794年，为了保证获取购买佐治亚声称拥有的、地处今天的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河一带领土的权利，4个土地公司向佐治亚州立法机构的几乎每一位议员、佐治亚的两名联邦参议员和一些联邦法院的法官支付了现金。州议会然后将土地卖给了这些个体的土地商，让他们赚取大笔的利润。两年之后，许多腐败的议员在连选连任时纷纷落选。新的立法机构宣布收回原先土地赠地和废除随后进行的土地买卖。无论州议会最初的立法背景如何，马歇尔宣判说，宪法严禁佐治亚立法机构采取任何有损既存合同的行动。这样个人土地购买者可以继续保留他们的土地，州立法机构不能废止原始的赠地法律。

路易斯安那购买

杰斐逊政府的最大讽刺与路易斯安那领土购买的事件相关，但这也是他任内的最大成功。这桩购买不是美国外交精明老道的演绎所带来的结果，而是因为圣多明各的起义奴隶打败了法兰西统治者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派来重新征服他们的军队。此外，为了抓住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杰斐逊不得不抛弃他所笃信的联邦政府的权力限制在宪法明文规定的范围之内的信条，因为宪法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联邦政府可从一个外国政府手中买取土地。

路易斯安那领土范围辽阔广大，从墨西哥湾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从密西西比河一直扩展到落基山脉，早在1762年作为七年战争之后帝国之间领土调整的一部分，从法兰西割让给西班牙。法国又于1800年秘密地将其重新占有。1800年杰斐逊就任后不久，听说了这个交易。他曾长期为美国获取到新奥尔良港口的通道而忧虑。新奥尔良位于路易斯安那领土内的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处，早在1795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圣洛伦索条约》（Treatyof San Lorenzo）（也称《平克尼条约》）中，美国使用新奥尔良通道的贸易权就得到了承认，这些通道权对于西部的农场主来说十分重要。然而杰斐逊害怕比西班牙更为强大的法国会干扰美国的商业。他派出特使前往法国，提出购买新奥尔良的事宜。当时拿破仑急需资金来支持他在欧洲的战事，同时因为无法重新恢复在圣多明各的统治，他感到法兰西在北美的帝国已经处于衰败之中；因此，拿破仑提出将整个路易斯安那领土出卖。他的要价是15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5亿美元），这使得路易斯安那购买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和最合算的土地交易之一。

一瞬之间，杰斐逊将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并结束了法国在北美的势力范围。联邦党人为此而感到震惊。"我们要付钱来买土地，而我们又没有钱，"一位联邦党人大叫道，"可是我们有的是土地！"杰斐逊承认，他做了"一件宪法之外的举动"。然而他相信，此举所获的利益和好处将证明他的违规是合理的。他写到，农场主们是"上帝的选民"，只要国家"的主体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它就将始终是一个具备"美德"的国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曾解释了共和国的大规模可以使自治政府成为可能------"扩展的空间"，他曾这样宣称过。此刻，杰斐逊认为，他为美国社会的农业性质和政治稳定提供了将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保障。

刘易斯与克拉克

在路易斯安那购买之后一年之内，杰斐逊派出了一支由梅里维瑟·刘易斯（Meriwether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Clark）带领的探险队进入新领土去探险。两人都在弗吉尼亚出生，参加过在俄亥俄河流域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他们的目标同时带有科学性质和商业性质------研究这一地区的生物、动物、地理资料，发现如何使用这一地区的经济资源价值。杰斐逊希望探险队能够与西部的印第安人建立起贸易关系，找到通向太平洋的水路------这种期望与昔日寻找一条西北通道、进而实行与亚洲通商的梦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征程中威廉·克拉克日记中的一页，其中描绘了三文鱼的形状。他们的任务包括记录关于西部的植物、动物以及地理信息。

1804年春，刘易斯与克拉克率领的50人"探险队"从圣路易斯出发，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探险活动。他们在今日的北达科他州度过冬天，在1805年4月恢复了他们的行程。他们此刻得到了一个15岁的印第安人女性的陪同，她来自肖肖恩（Shoshone）部落，名叫色卡加维（Sacajawea），是一位法国皮货商人的奴隶妻子。她成了探险队的翻译。翻越了落基山之后，探险队于1805年11月在今日的俄勒冈（它的位置超越了美国最新的疆界）地区抵达了太平洋。他们在1806年返回，带回了这个地区的大量信息，还有无数的植物和动物标本。他们的日记中记满了有关地理、植物、动物生活和印第安人的各种报告。尽管刘易斯和克拉克没有找到一条通向亚洲的商业通道，但他们展示了从大陆旅行到太平洋的可能。他们发现居住在横跨密西西比河西部流域的印第安人十分习惯于与欧洲商人打交道，并且已经与全球市场发生了联系。他们探险的成功也强化了美国人的观点，即美国的领土将注定要延伸到太平洋海域。

重组路易斯安那领土

1803年路易斯安那领土上唯一的非印第安人占居民多数的部分是靠近新奥尔良的地区。当美国人接管这个城市时，新奥尔良有8000居民，包括3000名奴隶和1300名自由的有色人种。将这个多元的人口群体组合到美国体制中并非易事。法国和西班牙法律赋予了自由黑人与白人公民几乎同等的权利，许多自由黑人是白人军官与奴隶妇女结合的后代。路易斯安那的妇女，与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一样，享有一些美国妇女闻所未闻的法律权利。西班牙允许奴隶比较容易地通过购买或由主人自愿释放等方式获取自由。奴隶妇女也有权就主人的残酷虐待和强奸行为到法院寻求保护。

将路易斯安那转交给美国的条约承诺，所有自由的居民都将享有"公民的权利、优惠和豁免权"。与英美法不同的是，西班牙和法国的民法承认妇女是家庭财产的共同拥有者。在美国统治之下，路易斯安那保留了婚姻中的这个"共同体财产"（communityproperty）的原则。但是自由黑人的地位却遭遇了直线衰退。当地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南部最为全面的奴隶法典之一，禁止奴隶们"奢望他们与白人是平等的"，限制他们获得释放的机会和进入法庭的通道。路易斯安那的奴隶在西班牙暴政统治下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多于他们成为钟爱自由的美国人之后所享有的自由。

外交上的困境

路易斯安那购买同时也显示，尽管美国自认为保持着与旧世界一种相互隔绝的距离，但它的发展却继续受到整个大西洋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当时，美国人的农产品继续依赖英国的市场，依赖英国商人提供工业商品，欧洲战争对美国农场主、商人和工匠的生活都有直接的影响。杰斐逊希望避免外交上的纠缠，但作为总统，他发现要完全避免卷入欧洲连续不断的战事是不可能的。尽管他想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但外交关系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扩展联邦政府的权力。美国人要打的第一仗便是如何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

他上任后几个月内，杰斐逊就开始使用美国海军力量，而他曾经因为亚当斯政府扩充海军而横加指责。西非海岸的巴波利（Barbary）曾长期对地中海和大西洋上的商船进行海盗袭击，收取包括来自于美国等几个国家的进贡，以保护它们的商船。1801年，因杰斐逊拒绝支付涨价的保护费，的黎波里（Tripoli）的帕夏（pasha）向美国宣战。这场海战一直延续到1804年，以一支美国海军编队在的黎波里港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禁运

对美国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英法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事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于1803年又恢复了。根据国际法，中立国有权与交战国进行非军事商品的贸易来往。1806年，两个交战国都宣布对敌国实施禁运，阻止美国与自己的对手进行贸易。英国王家海军恢复了"强制服役"的做法。到1807年底，英国海军抓获了6000多名美国海员（以他们是英国公民和逃兵为由），包括在美国战船"切萨皮克号"服役的人。英国军舰"豹号"在马里兰海岸线外的海域对"切萨皮克号"开炮，并登船抓人。

对于杰斐逊来说，美国的经济成长需要贸易自由，而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预贸易自由。美国的农场主需要进入欧洲和加勒比海的市场。如同18世纪60、70年代的殖民地爱国者一样，他决定采用贸易作为武器。1807年他劝说国会通过了禁运法，即禁止所有美国船只驶往外国港口。对于一个笃信有限政府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极为迷惑的运用联邦权力的举动。

禁运的实施使人不由得记忆起1774年不可容忍法令的实施；海军战船在港湾巡游，任意拦截没收商货，陆上军队则可任意逮捕被控的走私之人。杰斐逊希望这样可以停止欧洲人对美国海运的干扰，降低"强制服役"事件发生的数量。1808年，美国出口下跌了80％。处于酣战中的英法两国，对美国的禁运根本没有留意，但禁运却使美国的港口城市的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1809年3月在他的任期终止前，杰斐逊签署了《不接触法》（Non-IntercourseAct），专门禁止与英法两国的贸易，但也提到，如果任何一国放弃攻击美国海运的法令，美国与之的商业将得到恢复。

麦迪逊与要求参战的压力

杰斐逊是在他事业跌入最低谷的时候离职的。他曾在1804年赢得了一个全面的连选连任选举，得到了162张选举人票，他的对手联邦党人查尔斯·平克尼只获得14张。除了康涅狄格之外，他甚至赢得了联邦党人大本营新英格兰的所有州。四年之后，他指定的继任人詹姆斯·麦迪逊同样也赢得十分轻松。然而，禁运却未能获得外交上的目标，并不断地遭到美国船主的破坏，也为那些依靠海运商品维持生计的人所痛恨。1810年，麦迪逊采取了一个新的政策。国会通过了名为"第2号麦迪逊法案"的法律，允许恢复贸易，但在英法任何一方不停止干扰美国人权利的情况下，总统有权重新实施禁运。因为海洋控制在英国人手中，与法国人关系不大，法国皇帝拿破仑宣布废止攻击中立国商船的命令。然而英国人继续攻击美国船队，并因要满足海军力量增兵的需要，加大了抓捕美国海员，用于强制服役。1812年春，麦迪逊恢复了对英国的禁运。

《哦！抓住我了，或美国式突袭龟》。一幅批评杰斐逊禁运政策的漫画（将"embargo"［禁运］一词反拼为"o-grab-me"［抓住我］）。禁运政策禁止所有美国船只与外国港口通航。

与此同时，一群主要来自西部的国会议员，呼吁与英国宣战。这批在独立战争之后成人的新派政治领袖被称为"战鹰派"（WarHawks），也是一群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他们的领袖人物是来自肯塔基的亨利·克莱（HenryClay），他于1810年当选为众议院的议长，还有就是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C. Calhoun）。战鹰派慷慨激昂地为捍卫美国的荣誉而辩护，他们同时还带有一些现实的目标，最为显要的就是兼并加拿大。"主张开战的动机，"弗吉尼亚的国会议员约翰·伦道夫（JohnRandolph）宣称道，"来自农业利益的贪心，而不是航运权利的捍卫。......我们听到的只有一个词......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伦道夫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许多南部的主战派同样在施加压力，希望兼并佛罗里达，那里由英国的盟友西班牙占据，是逃跑奴隶的最佳去处。国会议员还谈论到要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要将美国的独立从欧洲人的不断侵犯之下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如果这个农业经济的共和国要想走向繁荣昌盛的话，获取自由无阻的通向海外市场的通道是最关键的。

"第二次独立战争"

美英关系不断恶化的同时，美国与西部印第安人的关系也在恶化，后者也促使美国走向战争之路。杰斐逊早就主张，将那些在"开化"自己方面拒绝合作的印第安人部落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外的地区。路易斯安那购买使得这项政策变得更加现实可行。"我希望，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他写道，"将能够把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的一边吸引转移到另外一边去的权力置放在我们手中。"杰斐逊还积极张罗购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他鼓励债主借钱给印第安人，希望不断积累的债务会迫使他们出卖自己手中的土地，从而为"我们不断增加的人口"开放一些土地。另一方面，政府也继续华盛顿的政策，在印第安人中推广和鼓励定居式的农业生活方式。本杰明·霍金斯（BenjaminHowkins）是杰斐逊的朋友，曾任俄亥俄河流域以南印第安人事务的美国代理人，他曾经在印第安人中将对非裔美国人进行奴役的制度作为文明发展的一个内容来推广。

印第安人的反应

到1800年，约有40万人美国定居者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区，人数大大超过了印第安人。他们看上去不可逆转的权力消失迫使一些印第安人重新思考对同化的抵制。在克里克和切落基部落中，一群由印第安人-白人混杂血统的人在梅杰·里奇（MajorRidge）和约翰·罗斯（JohnRoss）的带领下，热情支持联邦政府所推动的"文明"政策。许多人在他们白人父亲的帮助下，建立了做贸易的商业和变成了拥有奴隶的农场主。他们的观点引起了那些"本土化"主义者的愤怒，后者希望根除欧洲人的影响，抵制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的进一步夺取。

在印第安人中，1800---1812年这段时间被称为是"预言家的时代"。在克里克人、切落基人、肖尼人、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中出现了复兴印第安人生活的运动。塞尼卡部落的汉桑·雷克（HandsomeLake）克服了早期酗酒成性的毛病，劝诸印第安人不要打架斗殴、赌博、酗酒，并在肆无忌惮的性生活方面要有所节制。他相信，印第安人完全可以在不冒犯白人和不拒绝所有的白人生活方式的情况下，重新恢复自己的自主。他鼓励他的人民从事农业耕作，并接受教育。

特库姆塞的设想

特库姆塞（Tecumseh）和滕斯卡瓦特瓦（Tenskwatawa）两位肖尼人兄弟发出了一种更具好战性的信息。特库姆塞是肖尼人的头领，1795年曾拒绝签署《格伦维尔条约》。滕斯卡瓦特瓦是一个宗教预言家，他主张与白人完全分离、恢复传统的印第安人文化，并抵制联邦政府的政策。滕斯卡瓦特瓦在布道中说，白人是一切邪恶的来源，印第安人应该抛弃酒精、衣服、粮食和机器制造出的商品。他的追随者们聚集在位于印第安纳沃巴什河（Wabash）岸的普罗菲兹敦（Prophetstown）一带。

特库姆塞此刻却在横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区间行走，试图恢复18世纪60年代尼奥林的泛印第安人联盟（在第四章中讨论过）。剩下的出路便是种族灭绝。"易洛魁人今在何方？"他问道，"纳瑞甘塞特人（Narragansett）、莫哈干人（Mohican）、波干特（Pocanet）和我们人民中其他强大的部落今在何方？他们已经在白人的贪婪和压迫面前消失了，如同白雪在太阳面前融化了一样。"他声称，印第安人必须认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他们必须团结起来，要求"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种共同的和平等的权利"。他对那些把土地出卖给联邦政府的部落首领进行谴责。"卖出你的领土！为何不出卖这里的空气、大海和地球？这一切难道不是至高神灵（GreatSpirit）创造出来让他的后代享用的吗？"1810年特库姆塞号召向美国边疆的定居地发起进攻。1811年11月，趁他不在的时候，美国军队在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Henry Harrison）的指挥下，在蒂珀卡努战斗中捣毁了普罗菲兹敦。

1812年战争

关于英国人支持特库姆塞的传言也推动了1812年战争的到来。1812年6月，美国航运继续遭受攻击，麦迪逊要求国会对英宣战。总统宣称道：美国国家处在危机关头------美国人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还是变成英国的"殖民者和奴才"？国会的表决显现出全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新泽西以北各州的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宣战，这一地区集中了全国的商业和金融业资源。南部和西部则强烈支持对英宣战。

回想起来，一个分裂的、军事上没有准备的国家居然敢于与世界上两个最强的国家之一宣战，实在是有些莽撞。1811年，美利坚银行的准营宪章到期，北部商人和银行拒绝借钱，对于联邦政府来说，筹集开战经费变得十分困难。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联邦政府几乎陷于崩溃状态。幸运的是，英国在最初时期主要精力为欧洲战事拖累，但它也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美国发动的对加拿大的两次不堪一击的进攻，并封锁了美国的海岸线，予以美国商业毁灭性的打击。1814年，在打败拿破仑之后，英国侵入了美国。英国军队夺取了华盛顿市，焚烧了白宫，联邦政府被迫逃出该城避难。

美国人也赢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1812年8月，美国战船"宪法号"（Constitution）击败了英国战舰"古雷里尔号"（Guerriere）。1813年9月，海军将领奥利弗·佩里（OliverH. Perry）在伊利湖击败了一支英国舰队（鉴于英国自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震惊的结果------尽管美国人在五大湖上的火力超过了英国人）。随后的一年中，麦克亨利要塞（FortMcHenry）经受住了英国的炮击，致使英国人对巴尔的摩的进攻失败。正是在这个时候，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Scott Key）谱写了"星条旗永不落"（TheStar-Spangled Banner）的曲子。这首献给"自由者的土地、勇敢者的家园"的颂歌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美国的国歌。

同独立战争一样，1812年战争也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时针对英国人和印第安人。在征服那些与英国人站在一边的印第安人的战斗中，美国人获得了重要的胜利。1813年，特库姆塞（他被英国军队任命为将军）领导的泛印第安人联盟在靠近底特律的萨姆斯战斗（Battleof Thames）中被威廉·亨利·哈里森带领的美国军队所战败，特库姆塞本人也在这次战斗中丧生。1814年3月，一支由美国人和支持与白人社会同化的切落基和克里克印第安人组成的军队，在安德鲁·杰克逊的带领下，在亚拉巴马的霍斯舒本德战斗（Battleof Horseshoe Bend）中击败了敌对的被称为"里德斯蒂克斯族"（RedSticks）的克里克人，他们中有800多人被杀死。杰克逊写道："克里克人的力量将一去不复返了"，他开出的停战条件是，要求所有的印第安人，无论是与白人为敌的还是为盟的，割让他们拥有土地的一半给联邦政府，最终一共有2300万英亩土地被割让。

杰克逊然后进军新奥尔良，1815年1月，击败了一支入侵的英国军队，设计和导演了美国人在战争中的一场最伟大的胜利。尽管他是一个奴隶主，杰克逊招募了自由的黑人加入他的军队，以"自由之子"的称号来动员他们，并保证他们将获得与白人士兵同等的津贴和土地奖励。随美国军事胜利而来的是一系列显赫美国人物的政治生涯的产生。杰克逊与哈里森将搭乘军事英雄的便车，一路顺风直上，入主白宫，而据说是亲手杀死特库姆塞的理查德·约翰逊上校（ColonelRichard M. Johnson）则将在后来当选为副总统。

至此，双方都不愿再继续进行这场战争，1814年12月，美国和英国签署了《根特条约》（Treatyof Ghent），从而结束了战争。条约于1814年12月签订，但传递条约签订消息的船只直到新奥尔良战役结束之后才抵达美国。条约恢复了战前的势力划分，没有任何领土的调整和交换，也没有任何涉及强制服役和中立国航运权利的条款。考虑到这场战争并非是美国的一次军事胜利，《根特条约》是美国可以期望得到的最好结果。

战争的后果

当时有一些人把1812年战争称为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尽管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这场战争证实了共和政府拥有为保卫自己体制而进行战争的能力。新奥尔良的胜利不仅使杰克逊成为了美国的国家英雄，而且被誉为是能够展示战胜专制欧洲能力的、具有美德的共和国公民的典范。

此外，战争也结束了对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带的征服，这种征服是从美国革命时就开始的。英国人和印第安人从此将不会对美国对这一广大地区的控制构成任何威胁。战争同时也粉碎了旧西北地区印第安人的残存势力，极大地削弱了南部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面积，为美国定居者开辟了新的、肥沃富饶的土地。战争结束后，大量的白人定居者潮水般地涌入印第安纳、密歇根、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与他们同行的是他们特有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不怀疑，"杰克逊对他的妻子写道，"在几年之内，亚拉巴马河的河岸边会呈现出一幅由优美的庄园和一望无际的富饶多产的田野构成的美丽画卷。"他没有提到，那些庄园将是由奴隶们来建造，那些田野将是由奴隶们来耕种。

英国战胜拿破仑为欧洲带来了一个长期的和平时代。随着外交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扮演一个越来越次要的角色，美国人拥有的与旧世界分离的感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1812年战争也增强了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种意识部分是基于与美国相分离的现实之上。同1775年一样，加拿大人此次也没有起身欢迎来自南面的入侵军队，这种情形令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加拿大人不愿意变成这个自由帝国的一部分？

联邦党的终结

杰斐逊与麦迪逊在实现一个主要的政治目标方面是成功的------置联邦党于死地。起初，1812年战争给联邦党的复活带来了幸运的机会。1812年，在反战情绪达到顶峰阶段时，麦迪逊以相对微弱的差别得以连选连任，他获得128张选举人票，他的联邦党人对手是纽约州的乔治·克林顿，获得了89票。然而联邦党人很快就给自己带来了自作自受的一击。1814年12月，一群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聚集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特举行会议，倾诉该党积累许久的怨恨，尤其是连续几任弗吉尼亚人总统对联邦政府的主导，以及由于西部州加入联邦之后带来的新英格兰地区在联邦政治中的重要性的下降。他们呼吁对宪法进行修改，废除为南部增加政治权力的五分之三条款，要求在新州加入联邦、宣战以及指定限定贸易等立法方面必须得到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员的同意。与后来的传言相左的是，哈特福特大会并没有要求退出联邦或分裂联邦。然而它的确认为，如果联邦政府违反了宪法，州有权"介入"自己的权威。

哈特福特大会刚一结束，杰克逊便以他在新奥尔良的胜利使整个国家陷入狂热和兴奋之中。"美利坚共和国的荣誉在崛起"，一份报纸为此欢呼。在他们的演讲和布道中，政治和宗教领袖们纷纷宣布，杰克逊的胜利再次显示有一只神灵之手在关照着美国的命运。联邦党人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掉自己身上的缺乏爱国忠诚的罪名。几年之后，这个政党就不复存在了。它在1812年战争事件上的立场只是它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它所代表的都市商业和金融利益在一个不断扩张的农业国度中只是一个少数的少数。他们的精英主义意识以及对民众自治政府的不信任使得联邦党人与新国家中正在生长的民主化民情（democraticethos）越来越不和谐。在他们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日子里联邦党人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南部对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将比该党存活得更久。国家也正处在发生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起点上，这种转型将极大地增强美国商业发展的力量；而这正是为联邦党人所欢迎的、为许多共和党人所畏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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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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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by, Joyce.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 (1984). 探讨了杰斐逊如何寻求同时扩大经济事业和推动机会平等。

Banning, Lance.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 Evolution of a Party Ideology (1978). 一部对杰斐逊思想进行仔细研究的著作，它将这些思想与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根源联系起来。

Egerton, DouglasR. Gabriel's Rebellion: The Virginia Slave Conspiracies of 1800 and 1802(1993). 一部全面研究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奴隶谋反运动的著作。

Elkins, Stanley,and Eric L.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1993). 一部关于1790年代政治的精到研究著作。

Hofstadter,Richard.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United States, 1780-1840 (1969). 讨论了美国人从开始反对组织化政党到最终接受政党合法性的历史过程。

Kerber, Linda K.Women of the Republic: Intellec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1980). 一部关于妇女在新共和国中的地位的各种盛行观点的研究著作。

McCoy, Drew. The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1980). 一部关于联邦党人和杰斐逊派的经济和政治观点的重要研究著作。

Miller, John C.Crisis in Freedom: 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1952). 讨论亚当斯政府如何寻求利用联邦政府权力来压制不同政见和出版自由。

Ronda, James P.Lewis and Clark among the Indians (1984). 一部关于美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探险队活动的记述。

Rothman, Adam.Slave Countr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ep South (2005). 一部讨论美国如何获得现今墨西哥湾各州控制权的开辟性研究著作，这种控制为奴隶制的扩张打开了大门。

Shankman,Andrew. Crucible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Fuse Egalitarianism andCapitalism in Jeffersonian Pennsylvania (2004). 探讨杰斐逊式民主在一个关键州的经历。

Smelser,Marshall.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1801-1815 (1968). 迄今为止仍然是关于杰斐逊和麦迪逊总统历史的最佳叙述史。

Sugden, John.Tecumseh's Last Stand (1985). 讨论这一时代最著名的印第安人领袖的兴起与衰落。

Waldstreicher,David. In the Midst of Perpetual Fetes: The Mak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1776-1820 (1997). 讨论在共和国早期年代中美国人如何推崇和认识自己国家的独立。

Watts, Steven.The Republic Reborn: War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America, 1790-1820 (1987). 研究1812年战争的起因和后果。

第九章　市场革命
1800 -1840

［大事年表］

1793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

1806国会批准修建坎伯兰公路的拨款

1807罗伯特·富尔顿发明蒸汽机船

1808国会禁止进口奴隶的贸易

1819与西班牙签订横跨北美大陆条约

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

1824吉本斯诉奥格登案

1825伊利运河通航

1828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开始修建

1829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出版《节俭的家庭主妇》

1831塞勒斯·麦考米克引进收割机

1837约翰·迪尔引进了钢犁

经济萧条开始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发表《美国学者》一文

1840奥雷斯蒂斯·布郎森发表《劳工阶级》一文

1840年代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1844商业电报开始运营

1845---1851爱尔兰发生"马铃薯大饥荒"

1845约翰·沙利文发明"天定命运"的短语

1854亨利·戴维·梭罗发表《瓦尔登湖》

一个新经济

19世纪上半叶，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市场革命"的经济转型风靡了美国。交通和通讯发明是这场革命的催化剂。在殖民地时代，美国的技术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造船技术没有大的改变，也没有建造大型的运河。制造业仍以手工为主，技能从匠人手中传到帮工和学徒手中。19世纪初，大部分的道路比来往马车穿越树林时留下的车辄道好不了多少。除了大西洋海岸上来回运输的帆船和主要河流下漂的平底船之外，新国家的内陆贸易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往内陆运输商品30英里的陆运花费相当于同量货物从英国海运到美国的费用。1800年，从辛辛那提运货到纽约要走50天的路程，先要将货用浮船通过密西西比河运到新奥尔良，然后再沿着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海岸向北运抵纽约。

市场革命代表了一些早在殖民地时代起步的运动获得了加速发展。如前面几章提到的，早在17世纪，南部种植园主已开始将奴隶劳力生产的产品运到国际市场出售。到18世纪，许多殖民者被吸引到英国的商业帝国之中。在走向独立的政治斗争中，食糖和茶叶等消费商品以及抵制英货等市场取向的战术都发挥过关键的作用。

尽管如此，当美国人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到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内陆地区时，他们发现自己与市场越来越隔绝。1800年，美国农场家庭能够生产从衣服到农具等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物品。不能生产的东西，就与邻居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获取，或从地方的小店铺、乡村地区的铁匠和鞋匠等手工艺人那里购买。不住在城市附近或不靠近通航水路的农场主发现，要想销售自己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那些在市场成型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亚伯拉罕·林肯的早期生活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1809年，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7年之后，与家人一起移居印第安纳，在那里居住到1831年。他的父亲偶尔会顺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而下，把猪肉运到新奥尔良去卖。林肯曾在19岁时乘平底船到过新奥尔良，推销当地一位商人的商品。林肯的家庭基本上算是自给自足的。他们通过打猎来获取相当一部分食物，穿的大部分衣服也是自己缝制的。他们几乎不用现金。林肯的父亲有时会把年青的亚伯拉罕送到邻居那里去打短工，作为偿还债务的一种安排。成年之后，林肯成了市场革命坚定不移的拥护者。19世纪30年代，林肯在伊利诺伊州议会中竭力提倡疏通河道，提供通向市场的通道。作为律师，他最终成为伊利诺伊中心铁路公司的代言人，正是这家公司将商业性农业生产引入了伊利诺伊的大部分地区。

为解决阻碍国内商业发展中的许多技术难题，许多美国人投入了大量精力。18世纪80、90年代，托马斯·潘恩不仅在美国和欧洲推动民主，而且还设计了一种铁桥，以保证跨河交通和河道航行一年四季都能畅通无阻。

公路与蒸汽机船

在19世纪上半叶，蒸汽机船、运河、铁路和电报等发明接二连三地把美国从旧经济体系的模式中拽出来。新发明为定居者开拓出新土地、降低了运输费用，使产品销售变得更为便捷。它们既把农场主与全国和世界市场连接起来，也把农场主打造成了工业品的顾客。托克维尔写道，美国人已经"消灭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

陆地交通的第一个进步是修建收费公路，即由地方、州和私人公司合作修建的所谓"收税路"（turnpike）。1800---1830年间，仅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海岸中部各州就先后委任9000多家公司建造新公路。1806年，国会命令修建一条从马里兰州坎伯兰通到旧西北领土的柏油"国家公路"。1818年，这条路通到俄亥俄河畔的惠灵（Wheeling）；1838年通达终点伊利诺伊州。

由于维修费用高于预期数字，加上许多城镇又修建了"支路"（shunpike）------即当地居民为逃避交纳路费而修建的短途支路------大多数私人收费公路并没有赚到利润。即便在新修的公路上，除了短途运输之外，马拉车仍是将产品运往市场的缓慢落后的运输方式。改进后的水路运输却最为有效地提高了运输速度，降低了商业费用。

罗伯特·富尔顿（RobertFulton）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位工匠和机械工程师。18世纪90年代他在法国居住时，从事过蒸汽机船的设计和试验；1803年，他还在塞纳河上进行了一次蒸汽机船的演示。1807年，富尔顿的"克莱蒙特号"（Clermont）船从纽约市沿哈得孙河航行到了阿尔巴尼，此后，蒸汽机船的技术和商业可行性才被展示出来。这项发明使船只在国内主要河流进行逆流而上的商业运输成为可能，也使横跨五大湖乃至最终横跨大西洋的商业航运成为可能。1811年，密西西比河引入了第一艘蒸汽机船，20年后，约有200艘蒸汽机船在这条河上来回航行。

伊利运河

1825年，横跨纽约州北部、长达363英里的伊利运河（ErieCanal）完工，使五大湖与纽约市之间的货物运输成为现实（考虑到美国随后建设的最大运河只有28英里长，伊利运河在当时的确是水利工程的一项奇迹）。即刻之间，新英格兰地区的大量农场主为运河所吸引前来纽约州定居，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应运而生，包括布法罗（Buffalo）、罗切斯特（Rochester）和锡拉丘兹（Syracuse）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Hawthorne）在运河上航行后写道，它的河水犹如一种具有神奇魔力的"肥料"，"每当它穿过一座城镇，那里的砖瓦房屋、教堂和剧院、还有商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纽约州长德怀特·克林顿（DeWittClinton）主持了这条由州政府资助的工程建设；他预测说，这条运河将使纽约市变成"世界的粮仓、商业世界的中心、制造业的场所、重要金融业运行的焦点"。的确，这条运河使纽约占有了其他港口无法比拟的、与西北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绝对优势。伊利运河代表了早期美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模式，即由州政府出资修建。此时的联邦政府经常由那些反对联邦政府出资建设国内交通设施的政治领导人所掌控，因而负担便落到了州政府的肩上。从1787到1860年间，联邦政府在修建公路、运河和改造港口方面的花费大约为6000万美元，而州在这些方面的花费将近联邦政府的10倍。

伊利运河的建设引发了其他州的竞相追赶，各州都期望重复纽约州的成功美梦。有几个州为了建运河，负债累累，最终在1837年经济萧条来临时，不堪重负，陷入破产。到那个时候，全国已建造了里程达3000多英里的运河，运河将大西洋沿岸各州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连成一片，极大地降低了运输的费用。

铁路与电报

运河将现存的水道连成一体。铁路则在美国内陆为建立新的定居点开辟出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也刺激了煤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前者为火车提供燃料，后者为铁路制造机车和铁轨。1828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开始动工修建，这是美国的第一条铁路线。5年之后，南卡罗来纳运河与铁路线成为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长途铁路线。这条线路横穿南卡罗来纳州，连接查尔斯顿和汉堡。186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已增长至30万英里，超过世界各国铁路长度的总和。

与此同时，电报的发明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即时通讯联络成为可能。这项发明是由纽约市一名业余科学家塞缪尔·莫尔斯（SamuelF. B. Morse）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的，1844年投入商业运用。发送的信息使用莫尔斯密码，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由一个特殊的电脉冲模式所代表，通过电缆送往各地。16年之内，全国架起了约5万英里长的电缆线。最初的电报主要是为商业尤其是报纸发行业提供的一种服务，并不用于个人。电报的出现加速了信息的流通，也带来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价格。

西部的崛起

由于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善，西部作为新国家中一个强大并拥有自我意识感的区域的崛起成为可能。在1790到1840年之间，约有4500万人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这个数字超过了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美国的总人数。大部分人是在1812年战争结束之后移居西部的。战争的结束导致渴望得到土地的人从东部各州如滚滚洪流涌入西部。战争于1815年结束，此后的6年内，有6个新州加入了联邦（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苏里、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缅因------最后一个州位于新英格兰东部的边疆地区）。

很少有人以单枪匹马的方式移民到西部。人们更多的是以群体方式来旅行，抵达西部之后，相互帮助开垦土地，修建房子和粮仓，建立共同的社区。移民的一支包括了小农场主和带奴隶的种植园主，他们从南部移居到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等地，在那里建立起新的棉花王国。许多农业家庭也从南部的北边进入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的南部。第三支移民人口则从新英格兰穿过纽约进入西北领土的北部------俄亥俄、伊利诺伊、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北部地区。

一些西部移民虽没有合法的土地手续，但也在无人占有的地方安家落户，成为所谓的"就地定居者"（squatters）。有地者的土地或是从联邦政府以1.25美元一英亩的现金价格（1820年后）买来的，或者是从土地投机商以长期贷款方式购得的。1840年，移民定居点延伸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两个新的大区域------旧西北领土和旧西南领土------加入了联邦。西部成为一些区域文化的新家园，这些区域文化与移民们留在身后的原地区文化十分相似。纽约北部和西北领土北部地区的社会与新英格兰十分相似，有小镇、教堂和学校等；靠近南部的地区则复制了大西洋海岸南部各州以种植园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随着人口的西移，国家的边界也扩大了。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国界似乎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意义------无论在佛罗里达，还是在后来的得克萨斯和俄勒冈，美国的定居者们都会肆无忌惮地大举进入，声称对那些处于外国政府（西班牙、墨西哥和英国）控制之下的土地拥有占有权。他们对印第安人领土所采取的也是这种方式。他们相信，美国主权会循着他们的足迹迅速跟进。当地居民不愿加入美利坚共和国的愿望也未能阻止美国人的扩张。例如，尽管当地印第安人采取了抵制行动，西班牙政府也拒绝了美国开出的购买价格，佛罗里达仍然落入美国人手中。1810年，居住在佛罗里达北部的美国人发动暴动，夺取了巴吞鲁日（BatonRouge），美国很快兼并了这一地区。获取东佛罗里达的运动则是由佐治亚和亚拉巴马的种植园主们竭力推动的，那里成为逃亡奴隶和带有敌意的西米诺尔（Seminole）印第安人的藏身之地，种植园主希望把他们统统铲除。1818年，安德鲁·杰克逊带领军队侵入这一地区。他在这个属于外国管辖的领土上，处死了两名英国经商贸易者和一批印第安人部落酋长，导致了一场国际事务的危机。尽管杰克逊最终从那里撤出，但西班牙意识到它无法保卫这一领土，于是通过1819年的亚当斯-昂尼斯条约（Adams-OnísTreaty）将东佛罗里达卖给了美国。

表9.1　1800---1850年西部部分州人口增长统计（印第安人除外）

连续不断的人口统计报告记录了西部崛起的惊人故事。1840年，联邦政府已经向定居者和土地公司出售了4300万英亩土地，有700万美国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2/5------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外一边。1810---1830年，俄亥俄的人口从23万人增长至90万人。1850年，它的人口达到了200万人，在各州中位居第三。这一时代公众领袖人物的生涯也反映出西进运动的影响。安德鲁·杰克逊、亨利·克莱和许多其他的政治家，大都出生在大西洋沿岸各州，他们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和出人头地，却是发生在移居西部之后的事情。

棉花王国

尽管市场革命和西进运动同时在北部和南部进行，它们联手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却加剧了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前30年美国经济最有活力的特征是棉花王国的崛起。早期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随后扩展到美国的北部。这场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发展以水动力纺织机械为杠杆的棉纺工厂。这些工厂的出现带来了棉花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南部腹地的气候和土壤性质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1793年以前，因为将棉籽从棉花苗上脱离的过程非常费时，棉花市场化速度也十分缓慢。那一年，从耶鲁学院毕业、在佐治亚当家庭教师的伊莱·惠特尼（EliWhitney）发明了棉花脱籽机。这个由转筒和刷子组成的设计实际上十分简单，但它可以将棉籽与棉花迅速分离。这使棉花的大面积种植和销售成为可能。

棉花需求的增加、西部定居土地的开放，与惠特尼的发明结合在一起，革命性地转化了美国奴隶制的发展。许多美国人原本认为，奴隶制会自动逐渐衰亡，因为它所依赖的烟叶种植对土壤肥力的破坏很大，不料它却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阶段。19世纪头10年内，棉花种植在南卡罗来纳的内陆地区（ 远离大西洋海岸的内陆地区，原来主要居民为小农场主），这也是该州在1803到1808年重新开放从海外进口奴隶的一个主要原因。1812年战争之后，联邦政府开始收紧对南部腹地的控制，强迫被战败的印第安人割让土地，鼓励白人定居点在那里的发展，并获得了佛罗里达。随着美国主权在这一地区的建立，奴隶制扩张也接踵而至。从旧南部各州来的定居者蜂拥而来，进入这一地区。种植园主们垄断了肥沃的土地，较为贫穷的农场主们一般被排斥到所谓"丘陵地带"（hillcountry）和松林地带，那里的土地产力低下，而且交通不便。1808年，国会禁止了从大西洋进口奴隶的贸易，一个大规模的内部奴隶贸易随后在美国境内出现，为新棉花王国提供劳动力。

不自由的西进运动

历史学家估计，在1800---1860年间，大约有100万奴隶从旧蓄奴州转移到了南部腹地。一些奴隶是以与主人同行的方式进入新建种植园的，但绝大多数的奴隶是由奴隶贩子运送到这一地区、被当成棉田劳动力进行公开拍卖。奴隶贸易是一桩组织有序的商业，在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等州有专收奴隶的公司，然后将他们运送到莫比尔（Mobile）、纳齐兹（Natchez）和新奥尔良等地。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长队------一群群被镣铐锁在一起的奴隶步行前往南部腹地------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象。19世纪40年代，一个在美国做旅行访问的英国人曾亲眼看见一群"约200个奴隶的队伍，被镣铐锁在一起"，从弗吉尼亚向路易斯安那行进。他把这一幕称为一幅"令人作呕、令人深感恐怖的情景"。对于白人来说，西进运动提供了一种获取更大自由的机会，但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西进运动则意味着家庭纽带被割断、关系密切的社区遭到破坏和获取自由的机会被大大减少。

1793年当惠特尼设计了他的发明时，美国的棉花产量是500万磅。到1820年，棉花产量达到了1700万磅。托马斯·杰斐逊曾经相信，欧洲人对美国粮食的需求将支持美国经济的生长，为小农场主带来经济独立自主。然而，随着南部经济向西部挺进，支撑南部发展的关键产品不是由吃苦耐劳的农场主生产出来的粮食，而是奴隶种植园里生产出来的棉花。它同时也是这个自由的帝国此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

《奴隶贩卖：被卖到田纳西的奴隶》，由画家刘易斯·米勒于19世纪中叶创作的水彩画。米勒描绘出一队弗吉尼亚的奴隶被押送步行前往田纳西去的过程。

市场社会

棉花纯粹是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生产的，南部也因此成为美国商业化导向最盛的地区。南部的西进运动并没有激励其经济形态发生变化，而只是简单地复制了一个与旧南部各州相同的、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该区域始终处在一种农业化社会的状态。1860年，约有80％的南部人仍以土地为生------与1800年的比例一样。南部的交通和银行体制始终位于种植园经济的边缘，其运作完全围绕如何把棉花和其他商业性农作物运往市场以及如何为奴隶主购置土地和奴隶注资贷款。

商业化的农场主

在北部，市场革命与西进运动却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将北部转化成为一个商业化农业和拥有制造业的城市同步发展的经济体。如林肯家庭的例子所显示的，在开拓阶段，农场主们必须做到自给自足，他们要打点的事情很多，包括砍伐树林、修建木屋、开垦荒地和为家庭提供粮食等，几乎没有任何剩余的时间来发展市场化的农业。当西北领土逐渐变成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并通过一个交通和信贷网络与东部商业和银行业中心紧密联系起来之后，农场主们开始卷入新的市场经济之中。他们开始集中精力，生产为市场销售之用的农作物和牲畜，同时从商店里购买先前曾由家庭自制的一些物品。

西部农场主在东部为自己找到了产品销售的市场和获取信贷的来源。由东部银行和保险公司支付的贷款为西部农场主获取土地和物资提供了资金，并在19世纪40、50年代为他们购买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化肥和新型农业机械提供资金。1837年约翰·迪尔（JohnDeere）发明了钢犁，19世纪50年代投入大量生产，它的使用迅速征服和改造了西部草原的大片土地。收割机是塞勒斯·麦考米克（CyrusMcCormick）于1831年发明的，并很快投入大批量的生产，内战发生前已有成千上万台用于生产。这种马拉式的机器大大加快了农场主收割小麦的速度。1840---1860年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几乎翻了三番。与棉花不同的是，小麦主要用于国内市场的消费。东部农场主无法像西部同仁那样以廉价方式生产小麦和玉米，他们开始转向，把目标集中在为附近城市生产奶制品、水果和蔬菜。

城市的发展

从一开始，城市就构成了西部边疆的一个组成部分。像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这样位于区域交界地带的西部城市，经历了令人震惊的成长和扩张过程。辛辛那提曾经拥有众多屠宰场，成千上万头生猪被宰杀和处理后，运送到东部，为消费者提供肉食产品，该城市因此以"猪肉大都会"（porkpolis）而闻名。西部城市中发展最为神奇的是芝加哥。19世纪30年代，它不过是密歇根湖畔一个不起眼的定居点，到1860年，由于铁路的连接，芝加哥变成了美国的第四大城市，西北地区的农产品都从这里集中运往东部。

如同乡村地区一样，市场革命给城市中心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820年，居住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美国城市有12座，30年后增加到150座，此刻美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600万。城市商人、银行家和手工匠人等利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在商业农场主中扩大了本行业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行业和商业竭力追求产量的增加和劳力资本的降低，因此也彻底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传统的熟练手工匠人是在家庭作坊中制作产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自己的劳动速度和强度。此刻，产业家为了监视工作和分工的需要，把手工匠人们集中起来，在大型工坊里一起工作。传统手工业者通常从头到尾地负责制作一双鞋或一件家具所要求的全部工序，此刻他们看到，整个劳动过程被分解成许多分离的步骤，完成每个步骤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远远少于传统的生产过程。他们同时发现，自己不但处于雇主的不断监视之下，而且还时时面临着咄咄逼人的提高产量的要求和降低工资的压力。

工厂制

在有的产业行业里，尤其是纺织业，工厂制则完全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工厂制将大批的工人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的监管，在生产上用恒动力推动的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1790年，英国移民塞缪尔·斯莱特（SamuelSlater）在罗得岛的波塔基特（Pawtucket）建立起美国的第一家工厂。因为英国法律将机械工业设计的出口列为非法行为，斯莱特凭着记忆设计制造一部动力推动的詹妮纺纱机，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最为关键的发明之一。

斯莱特这样的纺织厂先制造出纱线，然后将纱线送到传统手工纺织业者和农场家庭中被纺织成布。这种"外包活计"的做法使乡村的男人和妇女可从工厂里接活回家来干而挣钱，这是工业化早期时候的通常做法。在制鞋行业实现完全机械化之前，鞋的不同部分是由工厂生产的，但缝制部分却由工厂附近的家庭来承担，缝好的鞋再送回工厂去完成最后的工序。纺织、制鞋和许多其他产品的整个生产程序最终将集中起来在同一个厂房中完成。

英国的进口商品因1807年的禁运和1812年战争而中止，这实际上刺激了美国第一座大型的、使用动力纺织机来制作棉布的工厂的建立。1814年，工厂在马萨诸塞沃尔瑟姆（Waltham）得以建造，出资人是一群后来被称为"波士顿联合体"的商人。19世纪20年代，他们将自己的产业扩大，在距波士顿20英里的梅里马克河（MerrimackRiver）畔建造了一座新的工业城（1836年该城被重组成为洛厄尔市）。在这里，商人们建造起一批新纺织厂，把从纺纱到织布的整个生产工序都集中在一起进行。到1850年，洛厄尔的52家工厂雇用了1万多名工人。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以沃尔瑟姆和洛厄尔为模式而建造的许多小型工业城市大量涌现。马萨诸塞也因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最工业化的地区。

最早的工厂，包括波塔基特、沃尔瑟姆和洛厄尔等地的工厂在内，都是沿着所谓"瀑布线"而建造的，瀑布和湍急的流水经过导流，能为纺织机提供动力资源。19世纪40年代，蒸汽动力投入使用，工厂主们开始在像新贝德福德（NewBedford）等靠近海岸的城镇和像费城和芝加哥等拥有巨大地方市场的大城市中建造工厂。1850年，制造业主们不仅生产纺织品，而且也生产一大批其他产品，包括工具、枪支、鞋、铁器和农业工具机械等。"美国制造业体制"的核心内容在于它可以批量生产供交换使用的、通用的机器零件，它们可以迅速地组装成为标准成品。康涅狄格的工匠伊莱·特里（EliTerry）和发明脱棉籽机的伊莱·惠特尼首先分别在钟表制造业和手枪制造业中使用这种技术，并不断加以完善。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机械技能在整个北部地区的广泛传播和使用。每个小镇看上去都有自己的木材加工厂、纸厂、铁匠工坊、鞋匠、帽匠、裁缝和其他一大批类似的小行业。

早期的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和它之外的几个城市。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内部市场，加上奴隶主阶级对工业发展所持有的普遍反对态度，南部在工业生产方面落在了北部的后面。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大部分的北部制造业仍然是通过拥有少数帮手的小型作坊而不是大型工厂来进行的。如在1850年的辛辛那提，大部分工人仍然是在小型的、非机械化的作坊中工作。

工业工人

市场革命改变了美国人的时间概念。农业生活继续受到季节节奏的支配，但在城市里，钟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工作与闲暇时间被清楚地区分开来。在殖民地和早期联邦的时代，匠人们在手工作坊猛干一阵子，然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放下手中的工具，到附近的乡村酒吧中小饮一杯，或去参与政治讨论之类。随着市场革命的加速发展，在工厂和作坊中工作的人，甚至在别人家里帮工的仆人每天都会将工作时间划分出来。殖民地时期，一位手工业者的报酬被称为是他的"价格"，因为这与他生产的产品是联结在一起的。19世纪，报酬开始变成了按时或按天的标准支付的"工资"。铁路按照固定的时间表来运行，随着对铁路依赖程度的增加，美国人更有意识地根据"时钟时间"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严格的监视下、按照钟点划分的时间段来操作机器，这似乎违反了人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正是美国人眼中自由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因如此，很少有本土出生的男人愿意到早期的工厂中去工作。雇主们只得从那些找不到其他生计的人群中招募工人。

"纺织厂的姑娘"

有些早期的工厂雇用家庭的所有成员，早期新英格兰纺织厂所依赖的劳动力却主要是女工和童工。在早期纺织产业最为著名的洛厄尔，来自北部农场家庭的年轻未婚女子成为操作纺织机的主要劳动力。为了说服家长允许女儿离家到工厂来工作，洛厄尔的厂主们修建了女工宿舍，并制定了严格的个人行为管理条例。他们还修建了报告大厅、教堂，甚至还出版了一份由工人编辑的名为《洛厄尔的奉献》（LowellOffering）的杂志，供妇女们在业余时间阅读。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对工人私生活的密切监管看上去是对人的一种约束。然而，如此大量的妇女有机会离开家庭、参与到公共世界之中，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其他机会不对妇女开放的时代，最为女工们所珍惜的是独立挣钱的机会。露西·拉科姆（LucyLarcom）后来回忆说，家庭生活令她感到天地狭窄和极受限制，洛厄尔的生活和工作给了"纺织厂的姑娘们"一种"关于妇女的更广大、更坚定的概念"，教育她们"要走出自我，进入他人的生活之中......这种感觉犹如一个年轻男子单枪匹马闯入商界时所获得的喜悦"。拉科姆这样的妇女却并没有成为工厂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永久成员之一。她们通常只在工厂里待上几年，然后返回家中，结婚，或移民西部。拉科姆本人移民到了伊利诺伊，在那里成了一名教师和一位作家。工业工人的短缺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19世纪40、50年代大规模的移民开始后才得到缓解。

移民的增长

经济扩张刺激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国外移民的增长只是部分地解决了这种需求。1790---1830年移民对美国人口的增长贡献甚微。从1840---1860年，约有400万人（这个数字多于1790年全国人口的总和）进入了美国，大部分人来自爱尔兰和德意志。其中的90％进入北部各州，那里的工作机会很多，移民不用与奴隶劳动力竞争工作的机会。在蓄奴州内，除了坐落在南部边缘的城市之外，如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当地人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外来移民。但在北部，移民人口成为城市和乡村地区一道耀眼的风景线。纽约市是当时移民进入美国的一个主要港口。1860年，该市814000名居民中有384000名出生在国外；威斯康星州人口的1/3也是在国外出生的。

表9.2　1841---1860年移民人数总计（以每5年为计算单位）

年　份	移民人数
1841 - 1845	430000
1846 - 1850	1283000
1851 - 1856	1748000
1856 - 1860	850000

促成这场跨越大西洋的人口迁徙的原因很多。在欧洲，农业现代化和工业革命打乱了数世纪之久的生活模式，农民丧失了土地，传统手工匠人的工作机会也逐渐消失。跨洋蒸汽机船和铁路的使用使长途旅行变成现实。丘纳德远洋轮船公司（CunardLine）在19世纪40年代开通了从英国到波士顿和纽约市的定期航班。从1840年开始，来自欧洲的移民开始增加，他们不光是前往美国，也前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家庭的男性成员通常先行一步，随后寄钱回来，把全家接过去。

爱尔兰和德意志的新来者

每一个对欧洲感到不满的人，《纽约时报》评论道，"都想到新的、自由的大陆来"。美国的政治和宗教自由吸引了那些对旧大陆压迫性政府和生硬僵化的等级体制甚为不满和恼怒的人，包括了从失败的1848年革命中逃亡出来的一些政治难民。"在美国，"一位来自德国的新来者写道，"没有任何人是主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人"。

移民中的最大多数人是逃离灾难的人------1845---1851年的大饥荒（GreatFamine）中逃出来的爱尔兰男人和妇女。一种植物枯萎病袭击了马铃薯苗，导致其坏死，而马铃薯是爱尔兰岛上人们的主要食物，饥荒由此而生。估计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另外100万人则在那些年移民海外，大部分到了美国。因缺乏工业技能和资本，这些贫穷的劳工和小农场主干起了那些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竭力回避的、低收入的、无技能的各种工作。男性爱尔兰人参与了修建美国铁路、挖掘运河的工作，或充当起普通劳工、仆人、搬运工以及工厂的操作工等。爱尔兰妇女则经常进入到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家中充当佣人，她们中间也有人更愿意到工厂去工作。"当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想要得到的是自由，"一位爱尔兰妇女解释说。仆人必须随叫随到；"我们的工作时间一天10小时，下班之后，工作就算结束了。"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洛厄尔纺纱厂用爱尔兰移民家庭取代了大部分的新英格兰的农场家庭女工。五分之四的爱尔兰移民留在了东北部地区。他们在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小工业城市里集中居住，形成了一些拥挤嘈杂的贫民窟。这些社区因贫困不堪、犯罪率高、疾病丛生而恶名远扬。

人数次之的移民群体是德意志人，他们中间包括了大量有技能的手工匠人，其比例高于爱尔兰人。德国人也是以内部团结的方式在东部的城市中定居，也有许多人移民到西部去安身立命，成了手工业者、店铺主人和农场主。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三个城市组成了所谓"德意志三角地"，吸引了大量德国移民前往居住。凡是有大量德意志人定居的地方都发展出一种富有活力的德语文化，通过学校、报纸、各种协会和教堂等得以表现。"当人们经过包法利街的时候，"一位观察者对纽约市的"小德意志"城区评论道，"这里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德国式的。"

约有4万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这一时期来到美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旧西北领土的农场上定居。英国工业化的持续扩张以及19世纪40年代争取英国政府民主化的宪章运动的失败，也推动了部分英国工人移民来到美国。

本土主义的兴起

从英国来的移民（他们中间包括了演员朱纽斯·布鲁特斯·布思，即约翰·威克斯·布思［JohnWilkes Booth］的父亲）很快就融入了美国，但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则遭遇了严峻的敌视情绪。美国是一个以清教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拥有根深蒂固的"反教皇"的传统，作为罗马天主教徒的爱尔兰移民，面临着许多的歧视。大量爱尔兰移民的到来加强了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和声势；在此之前，天主教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19世纪40、50年代，纽约市大主教约翰·休斯（JohnHughes）将该市的天主教会改变成为一个能动性很强的体制。他向天主教家长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孩子送到正在扩张的教会学校，还要求政府出钱来兴办这些学校。他并积极出击，说服新教徒改信天主教。

美国人把美国视为人们寻求经济机会和逃避迫害的避难所，这种思想与美国人对外来者的怀疑和敌视一直长期并存。美国历史见证过好几次对外来移民感到极度担忧和不安的时期。1798年惩治外国人法反映出美国人对带有激进政治观点的移民的恐惧心理。如同后面将要讨论的，20世纪初还会出现对来自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敌视态度。21世纪初，多少人应该获得允许进入美国、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美国等，仍然是容易引发争论的政治问题。

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人的到来引起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恐慌。"本土主义者"指的是那些担心新移民会影响和改变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他们将都市的犯罪活动、政治腐败以及对烈性酒的喜好统统怪罪于移民；他们指责移民愿意接受低廉的仅保证不挨饿的工资，从而拦腰截留了原本属于本土出生的熟练工人的工作。爱尔兰人很快被纳入了民主党在各城市的政治机器之中，掌控这些政治机器的地方大佬们时常为那些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移民提供工作的机会和贫困救济。本土主义者认为，爱尔兰人并不熟悉美国人的自由概念，屈从天主教会的控制，对民主体制、社会改革和公共教育等构成了一种威胁。那些曾用来形容和贬低黑人的带种族偏见的模式化概念------如孩子气、懒惰、为感情所奴役等------也很快被广泛地用来评论和描述爱尔兰人，把他们看成是不配享有共和式自由的人。

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三章看到的，直到19世纪50年代，本土主义才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纽约城和费城均发生了反移民的暴力行动。主要是得益于本土出生的熟练工人------他们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和工资因外来移民而削减，1844年一位本土主义候选人当选为纽约市长。

法律的转换

产业家参与市场革命的努力开始得到美国法律的更多支持。法律保护他们不受地方政府的干扰，不受经济成长过程中一些不良结果的伤害。商业组织公司化是新市场革命的核心内容。一个合股公司通过政府颁发的执照从而享有了特权和权力，其中包括公司投资人和执行官不以个人名义为公司的债务负责。与个人、家庭或有限合伙人拥有的公司不同的是，合股公司可以倒闭，但它的董事和股东不会因此而身败名裂。合股公司因此可以比传统企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到19世纪30年代，许多州采用"通用公司组织法"（generalincorporation laws）来取代由立法机构的特别法律来颁发公司运营执照的做法，允许任何公司在缴纳一笔特殊费用之后即可获得合股公司的宪章。

许多美国人把公司宪章视为政府赋予的一种特权，对此抱着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法院则对这些宪章的合法性给予坚决的支持，同时也反对既存公司利用手段限制后来者与其竞争。在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DartmouthCollege v. Woodward, 1819）一案的判决中，约翰·马歇尔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将州立法机构颁发的公司宪章定义为合同，禁止后来的立法者予以更改和收回。5年之后，在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v. Ogden）中，最高法院否定了纽约州立法机构颁发的蒸汽机船航运的垄断权。1837年，在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RogerB. Taney）的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宣布，马萨诸塞立法机构授权另外一个公司在查尔斯河上建造一座新的桥梁的举动，并没有侵犯在同一条河上建第一座桥的桥梁公司的合同。坦尼宣布说，州拥有合法的推动交通和繁荣发展的权力。

与此同时，地方法官则对因工厂建设造成的财产损失（例如，上游农场的淹没和建设水坝、引导水流等对渔业生产造成的中断等）为商人们开脱责任。许多的法庭判决继续肯定了雇主对工作场所拥有全权管理的权限，并引用古老的普通法中的阴谋罪条款，来惩罚想通过罢工来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直到1842年，在联盟诉亨特案（Commonwealthv. Hunt）的判决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莱缪尔·肖（LemuelShaw）才宣布说，工人组织工会或举行罢工，并非注定是非法的。如同工作和时间方面的改变一样，法律的变化诠释了康涅狄格的牧师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Bushnell）的一句评论：市场革命给美国人的"生活和行为"带来了一场"完全的革命"。

自由的个人

到19世纪30年代，市场革命和西进运动创造了一个令欧洲来访者颇为惊讶的社会：它充满活力、物质丰富、时刻处于一种马不停蹄的动态之中。1835年，英国作家哈里雅特·马蒂诺（HarrietMartineau）来到芝加哥，看到街道上"挤满了土地投机者，从一个销售市场急匆匆地赶往下一个......当我们同行的男士走在大街上时，店铺主人会从铺面里向他们致意，推销农场和其他各类形式的地产，劝说他们在土地价格抬升之前要敢于冒险投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对美国人那种按捺不住的充沛精力和明显的不愿在一个地方久留的做法印象深刻。"当你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观察到，"你会发现自己立刻被卷入某种急速不停的骚动之中。你周围的所有一切，都处于动态之中。"西进移民和城市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不再与地方社区相连接的流动人口队伍，移民们都想抓住经济变化带来的机会。"在美国，"托克维尔写道，"一个人建造一幢房屋，打算在里面安度晚年，但在房子封顶之前，他已经把房子卖掉了；他在花园播种，种下的树刚刚开始结果，他已经把园子出租了；他把一块荒地开垦出来播种，地里庄稼的收获却是由其他人来完成的。"

西部与自由

西进运动和市场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它们强化了某些旧的关于自由的认知，也创造了一些新的自由的理念。例如，美国自由长期以来是与获取西部土地的可能联系在一起的。纽约的新闻记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L. O'Sullivan）首先使用了"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这句短语，意即美国负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神谕的使命：即要占领整个北美大陆。他宣称道，相对于国际条约、发现的权利和长期的居住历史等理由而言，美国人拥有远比所有这些更具说服力的权利来占有西部领土。美国人对北美大陆的占有权来自于美国拥有的历史使命，即要扩展自由的疆界。奥沙利文写道，其他人的理由必须给"我们的天定命运"让道，我们注定"要遍布和拥有整个大陆"，它"是上苍赐予我们用来进行关于自由的伟大试验的"。那些挡住我们进行扩张的人------英国和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强权、土著美洲人、墨西哥人------都将是自由进步历程中的障碍。

奥沙利文是在1845年写下这些话的，可天定命运的思想早已为人所熟知。当移民人口翻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时，西进运动与自由的联系也一同翻越了山脉。"自由女神"，肯塔基的国会参议员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Breckinridge）宣称道，不受"地理局限的控制"。一种空间上的开放感越来越变成美国自由的一种中心内容：无穷无尽的机会不断涌现，只要对幸福的追求需要这样做，人们随时可以打点行装出发，奔向新的地方。与他们的先行者一样，这一代美国人也坚信，美国是上帝选择的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的最伟大的试验，西进运动是这场天定命运的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切瓦里尔（MichelChevalier）是19世纪30年代众多访问美国的欧洲人之一，他写道，美国自由既是一种"现实的思想"，又是一种"神秘的思想"------它意味着"一种行动和运动的自由，美国人则利用这种自由在上帝赋予他的这片广阔领土大肆扩张，并将其征服为自己所用"。

在美国民族的神话与意识形态中，正如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Stegner）后来所说，西部将作为一种"生而自由的美国人所拥有的最后家园"长存下去。在西部定居和对其经济资源的剥削，使得美国避免重走欧洲的老路，避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固定不变、拥有大批赤贫的工资劳动力队伍的社会。在西部，土地比较容易获得，压迫性的工厂体制较为少见。随着原始州内的人口增长和土地价格上涨，年轻人想要获得一块土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农场主的希望变得逐渐渺茫时，西部仍然为获取经济独立保留了机会，而经济独立是享有自由的社会条件。

超验主义者

躁动不安和竞争性强的市场革命也推动了美国自由与另外一种东西相互认同，那就是，自主的个人在追求经济成功和个人发展时不应受到节制。当地的"一个重要的革命"，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 Emerson）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是"个人的新价值"的出现。供个人发展的新机会对杰斐逊的"追求幸福"下了新的定义，这个定义非常适用于当时的社会，因为传统的空间和社会界限已经被领土扩张和市场革命所摧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从一种地位到另一种地位的改变，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中的通行特征。

在1837年发表、后被多次重印的名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爱默生呼吁，处于写作和思考的人要"感觉到自己所有的信心，......从不要为大众舆论所压倒"，寻找到并相信自己的"自由定义"。在爱默生的定义中，自由不是一堆事先存在的权利和特权，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开放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可以重新塑造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这个时代的主旨，他宣称道，是"赋予个人的新的重要性"和个人的"解放"，这就是"美国思想"。

爱默生也许是新英格兰地区一个称作超验论者（Transcendentalists）群体中最为著名的成员。先验论强调，个人判断与既存社会传统和体制相比更为重要。爱默生在马萨诸塞康科德的邻居、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 Thoreau）对爱默生关于相信自我的呼吁做了回应。"凡相信自己比邻居更正确的人，"索洛写道，"都拥有一票的多数。"

个人主义

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20年代才进入美国词汇）也充满了讽刺意味。尽管市场革命推进了相处遥远的人们之间的商业交往和联系，"主权个人"（sovereignindividual）的思想则宣称，美国人不应该依赖他人，而应做到自食其力。自然，个人的独立自主早就与美国自由联系在一起。然而，18世纪思想家们并不认为个人的私有幸福与负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公共道德（被定义为对公共福利的献身精神）之间有任何矛盾之处。而此刻，托克维尔观察到，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中每个成员割断了与他的同胞群体的关系，与家人和朋友相分离......基本上听任社会的自生自灭"。美国人迅速懂得了自我的世界------这在后来被称作是"隐私"------是一个无论是其他人还是政府都无权干涉的领域。如同在下一章将要讨论到的，个人主义也激发了民主的扩展。对自我的拥有而不是对财产的拥有，使得个人具备了行使投票权的能力。

当他在19世纪80年代回首往事的时候，爱默生把内战前的时代视为一个"社会存在"让位于"个人独立自主增强"的时代，个人"......疯狂地在他本身发现自己的资源、希望、奖励、社会和神性"。梭罗则以自身的生活实践诠释了爱默生的观点：在政治、社会和个人等问题上，个人的良知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每个人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寻求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一味的随大流。与其他的先验论者一样，他并不赞同个人在市场社会中追求幸福的方式。梭罗认为，现代社会将人变成了"他们手中工具的工具"，扼杀了个人的判断能力；发财致富的目标使人们鬼迷心窍，并将他们围困在单调乏味、令人窒息的工作之中。即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中，他写道，大多数的人都为物欲所累，没有时间来欣赏大自然的美丽。

为了摆脱这种命运，梭罗退回到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隐居了两年。在那里，他可以与统治美国社会的"经济和道德专制"实行隔绝，享受孤独的自由。后来他发表了《瓦尔登湖》一书。这是一部自我经历的记述，也是一种对市场革命的批判，在他看来，市场革命正在贬低美国人信奉的价值观，破坏美国的自然环境。一片曾在他青年时代为树林所覆盖的土地已经为伐木工和农场主砍伐得面目全非，几乎不再剩下任何树林和野生动物。在书中十分著名的一段文字中，梭罗写道，他对自然的欣赏为远处传来的一辆火车头的汽笛声所打搅------这说明，要想逃避市场革命已经变得如何地不可能了。梭罗呼吁美国人"简化"他们的生活，不要为积累财富所钱迷心窍。他坚持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埋藏在个人内心深处的。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在第二次大觉醒（SecondGreat Awakening）中，席卷全国的宗教复兴给个人改良、自我依靠和独立自决等思想注入宗教的色彩和支持。这些复兴活动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初由负有盛名的宗教领袖组织，他们为这个年轻共和国出席教会活动的人数之少（18世纪90年代，约有10％的美国白人是定期参加教会活动）深感不安。然而，复兴活动很快蔓延到了现存教会的范围之外。19世纪20年代末至19世纪30年代初，当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CharlesGrandison Finney）在纽约州北面和纽约市举行数月之久的复兴大会时，宗教复兴活动达到了高潮。

芬尼是康涅狄格农场主家庭的儿子，1821年他在参加了一次宗教复兴会议之后，受到激发，决心参与复兴祈祷。如同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大觉醒（见第四章的讨论）中的旅行布道者们一样，芬尼使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来描述地狱的情景，同时向那些放弃了罪恶行径的改信者提供获得拯救的承诺。他在纽约州北部的奥奈达县（OneidaCounty）布道获得成功之后，成为一个扬名全国的明星。在芬尼的布道之后，一份报道这样写道：整个地区"完全彻底地被圣灵所推翻了"，这里的"戏院被抛弃了，酒店也变得圣洁了......人们在祈祷时表现出一种更为高尚、更为纯真的虔诚"。

第二次大觉醒也使美国基督教变得更为民主化，使之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运动。美国独立之时，在美国布道的基督教牧师不到2000人。184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万人。类如卫斯理派和浸礼派的福音教派教徒人数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各种小型教派也四处传播和蔓延。到19世纪40年代，卫斯理派拥有100万教徒而成为美国最大的教派。自然神派对体制化的教会一向抱有敌意，曾在建国之父那一代人中十分盛行，此刻它却逐渐隐退，基督教较之从前更成为美国文化的中心内容。托克维尔写道：美国人"在他们心目中将基督教和自由如此亲密地糅合在一起，要让他们只是理解其一而不理解其二是不可能的"。

新的宗教预言家在19世纪早期定期的出现，用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的话来说，他们决心要"用福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大型的户外布道会在边疆地区尤为盛行，在这些布道会上，充满激情的福音布道家们拒绝接受人生而具有原罪并逃脱不了预先设定的命运的思想，他们鼓吹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的教义。在这样的聚会上，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有的时候甚至白人与黑人，肩并肩地在一起祈祷，保证放弃带有世俗罪恶感的生活，接受上帝指引的生活方式。

大觉醒的影响力

相对于几十年前的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更加强调个人在精神事务上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强调通过信仰和善举来获得普世拯救的可能性。每个人，芬尼认为，都是一个"道德上的自由意志者"，即一个人能够自由的在基督教生活与罪恶生活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犯有罪恶的人可以"改换心灵"，接受精神自由；而这种自由，用福音派牧师乔纳森·布兰查德（JonathanBlanchard）的话来说，指的是"耶稣对那些自由和自愿选择服从他的理性的个人所进行的一种完全的统治"。

复兴运动的牧师们抓住市场革命带来的机会来传播他们的信息。他们筹集资金，通过运河、蒸汽机船和铁路等运输线开展漫长的祈祷旅行，并把批量生产、廉价制作的宗教小册子散发到全国各地。复兴主义者将宗教向大众开放，鼓励群众的参与；他们的布道强调，普通美国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一切可以说与正在迅速蔓延的市场价值观是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

当然，福音派牧师们并非都是市场社会的鼓吹者。事实上，他们经常将贪婪、自私自利以及对他人的生死福祸所表示的冷漠作为罪恶来谴责。芬尼把"自私"------一种在市场革命的推动下、不顾一切地为聚敛财富而采取的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称作"撒旦帝国的法律"，不是上帝的法律。复兴运动在市场经济扩张最为迅速的地区发展最快，如沿着伊利湖的上纽约州地区。芬尼在这一地区的追随者大多为商人和职业人士。福音派牧师把一种节制的个人主义当成自由的要素来推行。他们将勤奋、持重和自律等当成自由选择的道德行为的典范，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在推进那些在市场文化中获取成功而必备的基本素质。

繁荣的局限

自由与繁荣

随着市场革命的发展，在市场上为经济进取而竞争的权利变成了美国自由的一个试金石。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C. Carey）曾指出，"决定一个人处于自由还是被奴役状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与经济上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官方图像将自由女神与物质财富的象征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1776年，新泽西州的官印开始使用，官印将自由女神与罗马农业女神刻瑞斯（Ceres）并列。1821年，该州又在官印上加上"自由与繁荣"的格言。1836年加入联邦的阿肯色州在本州官印上也刻有自由女神像，并伴之以一艘蒸汽机轮船和两只五谷满溢而出的牛角的图像。

许多富有进取精神的美国人抓住市场革命呈现的机会来发财致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Jacob Astor）是一个贫穷的德国屠夫的儿子，他父亲在独立战争结束时移民来到美国。19世纪初，阿斯特通过运送皮货到中国和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发了大财。他把财富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市场，当时地皮价格升涨极快；他后来建造了阿斯特旅馆，这家旅馆很快成为全国最闻名的旅店。1848年他去世时，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人，留下一笔约有1000万美元的遗产，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万美元。

阿斯特的故事看上去展示了他这样的"自我造就之人"当时面临的机会；事实上，这个短语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开始使用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靠的不是欧洲社会中的世袭特权或政府的恩惠，而是靠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工作。就他的财富数量来讲，阿斯特当然并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市场革命和商业生活的快速化使一大批银行家、商人、产业家和种植园主得以迅速致富。市场革命也创造出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一个包括办公室职员、会计师和一大批在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商业办公室充当雇员的人。它也为农场主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些人从国内外不断增长的对美国农业产品的需求中赚取了不小的利润。市场革命也为另外一些人带来了赚取利润的机会，如类似于托马斯·罗杰斯这样的技能工匠，他是一个机械工匠，在新泽西的帕特森成功地建造起一座制造火车头的工厂。新的机会也为富有聪明才智的人打开了律师、医生和教师等职业的大门。到19世纪20年代，据估计，美国的医生人数大约已经达到了1万人。

种族与机会

市场革命影响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处在可以分享市场革命好处的位置上。大多数黑人是奴隶，但自由黑人也发现他们被排除在新的经济机会的大门之外。内战之前，自由州内居住了22万自由黑人（不到北部人口的2％），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种族歧视。尽管几乎所有位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北部各县都报告说有黑人在本地居住，但大部分北部黑人居住在纽约、费城和辛辛那提等大城市中那些最贫穷和最不卫生的城区之中。即便在这样的邻里地带，他们也时常遭到白人暴民的攻击。1829年，辛辛那提就发生了攻击黑人居民的事件，手持武器的白人团伙对黑人发动袭击，并捣毁了他们的家室和店铺。

虽然他们被禁止使用学校和其他公用设施，自由黑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建立了自己的社区生活，他们的社区围绕互助和教育社团以及独立的教会为中心，最著名的黑人教会是非洲卫斯理长老派教会（African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该教会由费城的理查德·艾伦（RichardAllen）所创立，他因在白人教徒专用的圣坛围栏处做祈祷，而被原来所在的教会强行驱逐。

当许多美国白人期盼一种经济积累和个人成功的生活时，大量自由黑人却体会到生活质量的不断下降。如第六章中提到的，北部的自由黑人是最后一批拥有契约奴经历的人，因为解放他们的文献通常规定，奴隶母亲的子女必须在获得解放之前，要为他们的主人工作。在北部废除奴隶制的时刻，由于18世纪的工匠们普遍使用和拥有奴隶，所以北部黑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掌握了匠人的技能。然而在获得自由后，他们使用这些技能的机会反而变得越来越少了。尽管白人手工业者谴责奴隶制，但他们把获得自由的黑人视为低工资的竞争者，想尽办法阻止他们在技能行业中得到雇用。19世纪30年代，一位黑人报纸编辑在评论纽约市的工匠们时说，"他们是为他们自己争取平等权利的领袖。"

把黑人限制在劳动力市场的最低等级的原因很多，来自白人工匠的敌视态度仅仅只是其中之一。除了那些劳苦的体力活之外，白人雇主拒绝雇用自由黑人；白人顾客也不愿让黑人为他们服务。其结果是，黑人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到了19世纪中叶，大部分北部黑人是靠做非技能的劳工或家庭仆人来养家糊口。1855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纽约市有122名黑人理发师、808名家庭仆人，但只有1名律师和6名医生。自由黑人也无法利用西部开发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尽管这是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联邦法律禁止他们获取公共土地，与此同时，到1860年时，有四个州------印第安纳、伊利诺伊、艾奥瓦和俄勒冈------彻底禁止他们进入这些州的领土范围。

家庭生活的崇拜

妇女同样也被市场革命开启的许多机会拒之门外。随着家庭作为经济生产中心位置的衰减，许多妇女看到，由于先前由家庭制作的许多物品逐渐为批量生产的商品所替代，她们的传统角色已经被销蚀了。如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妇女从家庭走向了工厂。其他的则接受了新的关于女性的定义。这种新的定义不是赞赏妇女为家庭的经济收入所作出的贡献，而是她拥有的创造一个能够防御市场经济的竞争气氛侵入的、完全属于私有的家庭环境的能力。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随着经济生产活动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坊和工厂，家庭不再具备经济生产的功能。妇女的角色是在家庭环境中保持类如爱情、友情和相互的责任等非市场性价值的存在，为男人们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之外提供一个修身养性之处。

早期的"共和母亲"的意识形态赋予母亲们一种教育未来公民的公共责任，此刻这种意识形态十分微妙地转换成为19世纪中叶的"家庭生活的崇拜"。在18世纪的政治语言中，"美德"曾是一种男人应该具有的政治特质，是共和政府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但在此时被重新定义为一种个人的道德素质，并且越来越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美德"不光是指性方面的纯洁，而且也指美丽、脆弱和对男性的依赖等等。19世纪20、30年代发行了许多针对女性读者的大众杂志，其中的《年青淑女必读》（TheYoung Lady's Book）宣称说，"在妇女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中的每个阶段，都要求她具备一种服从听命的精神、随和的脾气和谦卑的心灵。"这些杂志刊登的文章包括了"女人，一个给人带来安慰的源泉"、"女人，回家后所期盼的人"和"女人------男人最好的朋友"等题目。

随着男人们离家外出工作，妇女的确在家庭内部的个人事务上拥有了更大的权力。19世纪美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从1800年平均每个妇女生7个孩子下降到1900年的4个孩子）说明，数百万的妇女有意识地作出决定，减少她们生养孩子的数量。然而家庭生活的思想则更加限制了妇女对外部世界活动的间接参与。对于男女双方来说，自由都意味着实现各自的"天生"素质。男人生性理智，富于进取精神，不甘屈就；女性总是善解人意，善于无私奉献，却喜好感情用事，因此不适合参与公共生活。屈从他人意志，是一个自由男人不能接受的做法，对于女性来说，这样的事则可被看成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男性可以在公共和私有"领域"之间进退自如，而妇女则被继续禁锢在家庭的私人性领域之中。

妇女与工作

流行的性别观与那些为了工资而外出工作的妇女们的生活经历来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妇女外出工作要面临许多的不利条件。她们无法在就职方面参与自由竞争，因为可供她们干的只有那些低工资的工作。已婚妇女仍然不能签署独立的合同和用自己的名义起诉；直到内战之后，她们才获得了支配自己所挣得的工资的权利。对于贫穷的城市居民和农场家庭来说，家庭经济的存活却需要全家人的劳动。成千上万的穷人妇女外出当家庭佣人、工厂工人和女缝纫工。早期的工业化运动给北部妇女增加了一些做有收入工作的机会，制鞋、制帽和缝纫行业中实施的外包制使得妇女有机会在家里工作，为家庭经济作贡献，与此同时，她们也继续承担完成家务事的责任。

对于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来说，丈夫在办公室、店铺和工厂里工作，妻子能够留在家里、避免参与秩序混乱的新市场经济，被视为是一种有地位的标志。在一些较大的城市，不同社会等级的家庭原来在一起居住，互为邻居；时髦的中产阶级家庭居住区发展之后，那里的居民通常为商人、工厂老板以及律师和医生之类的职业人士。中产阶级通常雇用佣人来做家务。家庭佣人是19世纪美国妇女就职人数最多的行业。一位中产阶级妇女的自由------其中一部分被定义为"不必劳动的自由"------是以在她的家庭中其他妇女的受雇为基础的。

尽管大部分的妇女没有参加工作，但在市场经济中，当劳动的含义越来越多地意味着是一种为创造货币价值而进行工作的时候，很难想象劳动者只包括了男人。1829年，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LydiaMaria Child）出版了名为《勤俭的家庭主妇》（The Frugal Housewife）的畅销书，目的是帮助妇女们做好应对市场革命跌宕起伏的情况（书中有一章甚至以"如何度过贫困"为题目）。蔡尔德以自己的写作来维持她的家庭生机，后来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和妇女权利的倡导者。她的日记透露，在某一年的时间内，她同时缝制了36件衣服，准备了700顿餐食，还花了不少时间来督察家庭佣工的工作。

无论从哪种理性的角度来看，蔡尔德是在工作------在家里和作为一个作家。关于劳动的讨论却很少提及家庭主妇、家庭佣人和承担外包工作的女工，除了在引用她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蔓延如何降低男人地位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男性应该拥有一份"家庭工资"，以保证他能养活妻子和儿女；这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定义，在当时十分流行，不仅在具有中产阶级地位的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而且在工人阶级家庭的男人们中也是如此。《工人倡导者报》（Workingmen'sAdvocate）说，资本主义硬把妇女从她们"幸福而独立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拉下来，强迫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破坏了家庭中的自然秩序，损害了男性家长的权威。

早期的劳工运动

如同上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尽管许多美国人欢迎市场革命，其他人却对它的后果深感恐惧。革命那一代人的幸存者担心，对于个人经济收入的过于迷恋会损害对公共事业的执着。"商业、奢侈以及贪婪，"约翰·亚当斯警告说，"曾经毁灭了每一个共和政府。"19世纪20年代，在他来日不多的时候，杰斐逊对"买卖股票的人"、金融家、投机者和其他类似的人予以了谴责，说他们正在把美国从他设想的具有美德的、农业经济共和国的模式引到邪路上去。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市场革命的经历带给他们的不是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增强，而是自由的丧失。1812年战争到1840年之间，美国经历了1819年的经济衰退、1837年开始的一场全面萧条以及在这之间的多次起伏。每次经济起伏都会带来就职的不稳定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对每一个雄心勃勃、搭乘经济进步的大潮达到成功的顶峰时，总有另一个美国人坠入到大浪的底部。经济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工业生产和贸易量的增长，带来了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东北部快速发展的大城市中，市场革命扩大了富有商人和产业家与贫穷工厂工人、无技能码头工人和在家庭工作的女缝纫工之间的贫富差别。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马萨诸塞，占人口5％的最富有的人拥有全州一半以上的财富。费城的贫富悬殊情况则更为严重。在那里，1％的人掌握的财富多于其他所有人的财富的总和。破产成为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无法偿还债务的人填满了大城市的各个监狱。

熟练手工匠人为传统技能的消失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被降低到依赖于他人、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地步。19世纪20年代末，他们组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劳工阶级政党。这是一批短命的政治组织，目标是动员低层阶级，来支持那些愿意为劳工阶级说话的候选人，他们的要求包括政府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停止因欠债而遭到监禁的做法以及用立法形式建立10小时日工作制。19世纪30年代，当价格迅速上涨时，工会组织四处蔓延，罢工运动此起彼伏。除了提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要求之外，早期的劳工运动还提出了在联邦公共土地上向定居者免费提供宅基地，停止以阴谋罪为名关押和监禁工会领袖等。

"生活的自由"

针对和围绕这些具体的问题，工人们的抗议语言将旧的自由概念与经济自主、公共精神的美德和社会平等等问题联系在一起。20名纽约的裁缝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但在1835年却以违反普通法中的谋反罪条款为名而被判定有罪。他们的判罪引发了一场以彰显"自由的埋葬"为题的公众示威。这样的行动和语言决不只是局限于男性工人之中。1834年在洛厄尔的年轻纺织女工们曾停止工作以抗议厂方削减工资；两年后当厂主提高她们寄宿房的房租时，她们又再次停工抗议。她们高举标语牌，强调要争取她们作为"自由人女儿"的权利，并对厂主们说，"那只贪得无厌的手企图将我们变成奴隶。"自由，1828年版的诺厄·维伯斯特《美国词典》宣称说，是"一种免于权势或他人控制的状态"。劳工运动曾问道，有多少凭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真正地处于这种"被免除"的状态。

一些劳工的代言人，如费城的兰登·拜尔斯比（LangdonByllesby），则直截了当地把工资劳动力（制度）描述成是"本质上的奴隶制"，因为当一个人的经济生计不得不依赖于另外一个人时，本身就是与自由相悖的。并非只有激进的劳工领袖们才把永久性的工资工作比喻成奴隶制。在他的短篇小说《女工的地狱》（TheTartarus of Maids）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新英格兰一家制纸厂的女工们站在机器旁边，"哑然无声、畏畏缩缩，如同奴隶一般"。

劳工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根植于小生产者的传统、以及将自由与经济独立相互认同的思想，这种批判直接挑战了这样的观点：即社会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改善个人的境遇------也就是爱默生所说的，养成"自信、自立、自制和自修"------而得到有效的解决。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A. Brownson）在他那篇颇有影响的《劳工阶级》（TheLaboring Classes，1840）文章中写到，"财富与劳工"处于交战之中。他认为，工人的问题必须被当成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的问题来认识。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制度"之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一种更多、更完全的个人主义，而是"在现存的社会组织内部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从而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我们是自由的，"一位名叫彼得·罗德尔（PeterR?del）的德国移民制鞋工人写道，"但自由得不够，......我们需要生活的自由。"这句话包含了关于经济保障思想的根源。这种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变得极为重要和醒目的思想认为，经济保障------即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是美国自由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市场革命转化和分裂了美国社会及其对于自由的认知。它为白人男性带来了实现个人主义和迁徙自由的新机会，与此同时却严重地限制了可供妇女和非裔美国人进行的选择。它为许多美国人打开了获取经济自由的机会，也使另外一些人为他们传统的经济独立遭到削弱而感到恐惧。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关于市场革命和其后果的辩论将不可避免地通过美国政治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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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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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eli,Yehoshua.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deology (1964). 一部关于个人主义和其他美国思想中关键概念如何兴起的研究著作。

Boydston,Jeanne. Home and Work: Housework, Wages, and the Ideology of Work in the EarlyRepublic (1990). 讨论市场革命如何影响了与妇女工作相关的思想。

Butler, Jon.Awash in a Sea of Faith: Christianizing the American People (1990). 一部美国宗教史，注重研究各种福音派运动，包括第二次大觉醒。

Clark,Christopher. The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Western Massachusetts, 1780-1860(1990). 讨论市场革命如何转换了北部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Deyle, Steven.Carry me Back: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in American Life (2005). 关于国内奴隶制贸易的最全面的研究，数百万的奴隶经由这个贸易活动被转移到南部腹地各殖民地。

Dublin, Thomas.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1860(1975). 一部关于洛厄尔"纺织厂姑娘"的工作和业余生活的开创性研究著作。

Paragher, JohnM. Sugar Creek: Life on the Illinois Prairie (1986). 追溯一个边疆社区从早期的定居到市场社会的成长经历。

Harris, Leslie.In the Shadow of Slavery: African-Americans in New York City, 1626-1683 (2003).着重讨论了非裔美国人如何被市场革命提供的经济机会排斥在外的历史。

Horwitz, MortonJ.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1977). 分析了美国法律的变化如何为市场革命提供了支持。

Johnson, Paul E.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 Rochester, New York,1815-1837 (1978). 探讨了宗教复兴活动给纽约州北部一个重要城市带来的影响。

Miller, Kerby A.Exiles and Emigrants: Ireland and the Irish Exodus to North America (1985). 一部全面讨论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历史的著作。

Ryan, Mary P.Cradle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Family in Oneida County, New York 1790-1865(1981). 讨论经济变化如何帮助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以妇女主导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中产阶级家庭结构的过程。

Sellers, CharlesG. 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ian America, 1815-1846 (1991). 关于市场革命及其后果的最为全面的著作。

Stansell,Christine.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1986). 讨论性别行为规范和经济变化如何影响了工人阶级妇女的生活。

Wilentz, Sean.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Class,1788-1850 (1984). 一部关于内战前重要美国工业中心之一的早期劳工运动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美国民主
1815 -1840

［大事年表］

1811合众国银行特许状到期

1816第二合众国银行建立

1817詹姆斯·门罗就职

18191819年经济恐慌

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

1820密苏里妥协

1823门罗主义

1825约翰·昆西·亚当斯就任总统

1828"可憎的关税"

1829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

1830---1833否定联邦法令危机

1830印第安人迁移法

1831切落基部落诉佐治亚案

1832沃里斯特诉佐治亚案

1835---1842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

1837马丁·范布伦就任总统

1838---1839眼泪之路

1841威廉·亨利·哈里森就任总统

多尔战争

民主的胜利

财产与民主

市场革命与领土扩张与美国自由的第三个中心内容------政治民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革命时代开始，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就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在19世纪初期达到了高潮。所有在原始13州之后加入联邦的州无一把拥有财产作为投票的资格。在老州内，19世纪20、30年代的州修宪大会重新考虑了民主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尽管工业和商业化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城市和旧乡村地区的工资工人的数量，并非所有的男性都能满足投票的财产资格要求；这些人坚持说，他们具有与其他人一样的能力来行使公民的权利。他们持之以恒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政治的民主化。

拥有财产的人，一份由"无地产者"送交给1829年弗吉尼亚州修宪大会的请愿书宣称说，并不一定意味着比贫穷的人拥有更高的"道德或才智能力"。他们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参与组成自己政治体制的人才能被称为是自由的。"此时，只有北卡罗来纳、罗得岛和弗吉尼亚仍然保留了投票权的财产要求。大奴隶主控制了1829年的弗吉尼亚政治，他们成功地阻止了选举权资格的改变；但1850年的州修宪大会则将拥有财产从选举权的资格中予以废除。尽管这个过程在各州所进行的速度快慢不同，但到1860年，除一个州之外，所有的州都废除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要求（尽管有几个州禁止接受公共救济的人投票，理由是他们缺乏真正的独立自主）。此刻，公民所需具备的个人自主不再是基于对财产的拥有，而是基于对自身的拥有------充分反映出这个时代对个人主义的强调。

多尔战争

民主化潮流中的唯一例外是罗得岛州，它要求选民必须拥有价值134美元的地产或每年租借至少7美元的财产。作为一个工厂生产的中心，罗得岛人口中的无产工资工人的人数在直线上升，但因为没有地产，他们不能参与投票。该州的劳工领袖一直在为该州缺乏"无产投票权"而发出抗议。1841年10月，要求民主改革的人士召集人民修宪大会（People'sConvention），起草了一部新的州宪法。新宪法赋予所有的男性白人选举权，但却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而黑人在这之前，只要满足财产资格的要求是可以投票的。（这个例子再次说明白人自由的扩展有时与黑人自由的限制是同步进行的。）当改革者通过非法的公决方式通过了宪法，并准备宣布由罗得岛的著名律师托马斯·多尔（ThomasDorr）就任州长时，约翰·泰勒（JohnTyler）总统派出联邦军队进驻罗得岛，改革派的运动顷刻遭到瓦解，多尔后来以叛国罪为名被监禁了两年。多尔战争展现出将任何白人群体排斥在选民队伍之外将引起的政治热情。罗得岛立法机构很快取消了本土出生的男性白人和黑人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对移民选民的限制一直实施到1888年才被中止。

托克维尔论民主

到1840年，90％的成年白人男性有资格投票参加选举，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得以巩固。美国政治热闹而嘈杂，充满了党派偏见，有时甚至还带有暴力，但它紧紧吸引了无数公民的巨大政治能量和热情。美国缺乏国家认同的传统基础------一个强大并具有威胁性的邻国和团结族裔、宗教和文化等的历史因缘------所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便成为界定国家自我认同的基础。

19世纪30年代，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访问了美国，回到法国后，写作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托克维尔原本是来考察美国监狱的，但他很快意识到，如果要了解美国，必须要懂得美国的民主（作为一个具有贵族背景的人，他本人并不喜欢民主）。他极有洞见地认识到，此刻的民主不仅仅只是指投票权或一套特殊的政治体制，而是学者们所称的"心灵习性"，是一种文化，一种包括了对个人主动性的鼓励、对平等的信仰和为改善社会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积极公共空间的社会存在。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已经变成了美国自由的一种基本态度。

如同托克维尔所认识到的，民主的兴起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种深刻意义上的转型。主权属于广大普通的群众，这是西方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政治哲学家们就不断地警告说，民主将不可避免地衰退成为无政府主义和暴政。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段里，君权神授和世袭权威成为政治思想的主导。即便是共和国的建造者们，虽然信仰政府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的道理，也力图阻止普通人对政治权威施加过分的影响（美国宪法因此有了选举人团、联邦最高法院等非民主机制的特征）。由于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那些人的持续抗争，民主------为白人男性所享有的------在杰克逊时代得以胜利实现。

对于那些同属于美国政治社会的人来说，民主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平等意识，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与那些仍然被排斥在外的人之间的分离。对于选举和与之相伴的一些公共活动------如游行、公众集会、党的大会等------的参与帮助界定了美国"人民"的概念。投票权越来越被看作是美国公民资格的一种象征。严格地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投票权仍然是一种由州进行管制和规范的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诺厄·维伯斯特的《美国词典》却说，根据美国（而不是欧洲）的通常用法和理解，"公民"一词与投票权是同义语。一位民主改革的提倡者说，选举权是"自由的第一标记，也是自由人的唯一标志"。

民主的局限

到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期间，"人民"做主这样的原则成为普遍接受的美国政治的一部分。那些反对这一原则的人，托克维尔写到，得把"脑袋藏起来"。然而，正因为民主相对于自由和国家性质所处的中心位置，确定政治社会的界限也就变得更加必要。随着旧的经济排斥界限的逐渐消失，其他的排斥界限得以延续，新的排斥界限又被加了进来。内战前的美国公共生活充满了活力，同时具备扩展性和排斥性，它的局限性对于其本质和广大的规模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美国民主可以吸纳本土出生的白人男性以及一批批的移民，但却为妇女和非白人------如同前一章所提到的那些遭到市场革命排斥的群体------参与政治设置了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普选权原则"，《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United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在1851年宣称到，意味着"政治社会是由成年白人男性组成的"。然而，"普遍"一词何以能够与将黑人和妇女从政治参与中排斥出去的现实相协调呢？随着民主的胜利，将一部分公民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理论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经济依附转向了自然无能的状态。性别和种族差别被广泛地看成是一种天生能力的秉赋，构成单一的、自然等级的一部分。这种经由自然秉赋而划分的界限不能算是真正的排斥。"妇女当初是怎么为男人所征服并落到她们今天在全世界所处的位置上呢？"《纽约先驱报》（NewYork Herald）在1852年问道，"如黑人一样，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直至世界末日，他都将比白种人低贱，妇女也因为她的天生地位和性别也注定要受到他人的统治。"于是，自由对于男性白人来说，是一种开放式的个人转型的过程，允许每个人充分发展自身拥有的所有潜能，然而美国民主所设置的种种限制则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非白人和妇女的特性与能力因自然的原因将永远不可改变。这种说法显然是极为自相矛盾的。

信息革命

市场革命与政治民主极大地扩展了公共空间，为印刷业带来一场被称为"信息革命"的爆炸性的发展。蒸汽动力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报纸印刷的产量，导致了所谓"便士新闻"（pennypress）------即价格定在1美分而不是传统的6美分一份的报纸------的大量出现和流通。类似于《纽约太阳报》（NewYork Sun）和《纽约先驱报》这样的报纸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新闻作业风格，它们注重迎合大众读者的口味，刻意追求消息报道中的刺激性，偏重报道各种犯罪故事，揭露各色各样的官方亵渎公职的丑闻等。根据一项估计，到1840年时，美国报纸的周发行量已经超过了欧洲，当时欧洲的人口是2亿3千万，而美国的人口仅有1700万。

因为邮费低廉，许多报纸得以在其出版地之外的广大地区发行。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报纸是邮政交通的主要内容，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私人信件。有组织政党的出现也刺激了报业的发展。各主要政党都需要由报纸在全国各地来传播和代表自己的政见，政府部门的印刷合同对于报纸的生存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各种形式的杂志、旅行指南、须知手册、宗教读物以及其他读物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增长。

印刷费用的降低同时也使"另类"报纸在19世纪20、30年代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报纸包括《自由日报》（Freedom'sJournal，第一份美国黑人报纸）、《费城工匠之声》（PhiladelphiaMechanic's Advocate）、废奴主义者的周报《解放者》（TheLiberator）和《切落基新生报》（CherokeePhoenix，第一份美洲印第安人报纸）。

妇女与公共空间

阅读大众的增长代表了美国生活民主化的另外一个方面，同时也为新一代女性作家的出现打开了大门。包括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凯瑟琳·玛丽亚·塞奇维克（CatharineMaria Sedgwick）、凯瑟琳·比彻（CatharineBeecher）和其他女性作者在内的人发表了小说、诗歌、文章以及家庭生活的指南等。此外，如同第十二章将展开讨论的，到19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女性将通过对宗教和改革运动的参与而成为公众人物。然而，当新泽西州于1897年将"男性"一词加入该州投票权的限制条件之一后，全国各地的妇女，无论是否婚嫁，或是否拥有财产，统统被剥夺了选举权。"相对于男性来说"，一位参加1829年弗吉尼亚州制宪大会的代表说道，创世者将妇女定性为"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的人......因此也将她们置于男人的控制和保护之下"。因为选举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自为能力（free-agency）［即为自己做出决定的权利和能力］和悟性（intelligence）"，所以大自然使妇女命中注定"缺乏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

19世纪的政治世界是美国人享有自由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它却部分地作为一种与女性的家庭领域相对立的领域而得以界定。公共领域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私人生活中的自由。即便是"最为狂热的激进派"，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1841年的日记中写道，"在涉及与婚姻相关的理论时"很有可能是一个保守派。除了拥有从丈夫那里得到"体面的待遇"和法律允许的财产权之外，《纽约先驱报》宣称道，妇女并不拥有"值得公众关注的......的其他任何权利"。

《美国妇女的家园》，一部由凯瑟琳·比彻和哈里雅特·比彻·斯托姐妹编写的家庭生活指南。尽管类似的读物意在指导中产阶级妇女学习如何承担起自己的家庭责任，但它们广受欢迎的程度也使得一些具有天分的妇女成为作者，在公共领域中扮演新的角色。

一个种族化的民主

如果说将妇女排斥在政治自由之外是一种长期实践的延续的话，那么将民族与白种人的肤色相互认同的做法便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向。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平等"成为美国人的一种心病。与等级森严的欧洲社会相比，各种阶级的美国白人穿戴相同，乘坐同等的公共马车和铁路车厢，住宿在同等的旅店。与此同时，黑人却越来越明显地被主流社会当成另外一个群体来对待。

种族主义形象成为白人扮黑人滑稽剧（minstrelshows）这类大众戏剧表演的保留剧目。在剧中，脸上涂成黑色的白人演员装扮成黑人模样，扮演一种愚昧无知、谎话连篇、荒唐可笑的角色，以此来取悦观众。在美国作家中，赫尔曼·梅尔维尔是一个例外。他在《白鲸记》（MobyDick）和《贝尼托·塞内诺》（BenitoCereno，后者是对发生在一艘装载奴隶的船只上的起义活动的虚构性描述）等小说中勾画出更为复杂、有时甚至带有英雄色彩的黑人性格。其他的作者或者是对黑人完全的视若无睹，或者是以公式化的形象来表现他们------要么是心满意足、喜好迷信的奴隶，要么是历尽艰辛却虔诚无比的基督教徒。与此同时，革命时期曾短暂出现的关于非白人人种地位的一些思考，在所谓"科学的"论证的支持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划分种族优越和低贱的意识形态。这些发展都影响到政治社会的范围的界定。

在革命时期，仅有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明确无误地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公民范围内，尽管其他各州没有这样做，但因传统和习惯的原因，黑人要想投票也并非易事。直到1800年，没有任何一个北部州明令禁止黑人行使投票权。然而自那年之后，所有加入联邦的州，除缅因之外，都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男性之内。1799年，肯塔基率先开始，两年之后马里兰接着跟进，那些原本允许自由黑人参加投票的州也都收回了这项特权。

种族与阶级

1821年，纽约州制宪大会废除了对白人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同时却将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所需的财产资格提高到250美元，这项要求超出了该州几乎所有黑人居民的经济能力范围。1835年，北卡罗来纳剥夺了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宾夕法尼亚的黑人在费城创建了一个思想活跃、经济上十分成功的黑人社区，但该州却在3年之后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在宾夕法尼亚州制宪大会上，有一名代表因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之内而拒绝在大会的最终文件上签字。这位代表就是撒迪厄斯·斯蒂文斯（ThaddeusStevens），他在南北内战结束之后，成为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一名领袖人物。到1860年，黑人仅在新英格兰的5个州内可以与白人在同等资格的基础上参加投票，但该地区的黑人仅占美国黑人总人口的4％。一位参加1837年宾夕法尼亚制宪大会的代表将美国描述成"一个白人的政治共同体"。

尽管有种族不平等的存在，许多革命时期的白人仍然把非裔美国人视为"有色公民"和国家政体中的未来成员。19世纪，政治社会的界定越来越多地与种族联系在一起。联邦政府禁止黑人在州民兵和联邦军队中服役（尽管海军中有黑人船员在服役）。没有任何一个州赋予自由黑人那种在今天被称为是"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权利。例如，在伊利诺伊州，黑人不能投票，不能在法庭作证或起诉，不能在州民兵队伍中服役，也不能进入州立学校学习。黑人是外国人，不是美国人，是"我们中间的插足者"，一位来自明尼苏达的政治领袖这样宣称道。

吉姆·克劳（JimCrow），刊于1829年的一本乐谱上。滑稽说唱团是19世纪的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由白人演员扮成黑人。最受欢迎的一个角色是吉姆·克劳，即由托马斯·赖斯创作的一个兴高采烈的、类似孩童的种植园奴隶。多年之后，"吉姆·克劳"将成为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习俗的代名词。

事实上，种族取代了阶级，将那些有权享受政治自由的人与那些不能享受的人做了区分。尽管这种强调种族的认知在总体上对美国的政治共同体加进了限制，但它同时也在来自欧洲的多元群体中积聚和塑造了一种国家认同感。白人男性移民可以说，白人男性是从踏上美国领土的那一刻起就立即获得了选举权，而对几乎所有的自由黑人来说（同时也包括奴隶们在内），虽然他们的祖辈在这里生活了数个世纪之久，他们却不能参加选举。在美国，当投票权变成自由的核心内容时，无论怎样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民族主义及其反对派

美国体制

1812年战争是美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霸权之间的较量，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这场战争激发起美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宣泄，同时也暴露了美国还远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和完整的国家。随着其特许状在1811年的终止，美利坚银行已经不复存在，国家不再有统一的货币，这给筹集战争资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时的交通状况十分原始，给在全国范围内运送人力和物资带来了诸多困难。一艘从新英格兰出发的物资供应船需要75天左右才能抵达新奥尔良。随着和平的来临，因与英国暂时中止贸易的间隙而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此刻面临了来自低成本的进口商品的竞争威胁。一批新生代的共和党人，在亨利·克莱和约翰·C.卡尔霍恩的领导下，提出这些"处于襁褓状态的工业"需要联邦国家的保护。他们一方面坚守杰斐逊对农业共和国追求的信念，但强调如果美国要想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英国，必须发展一个能够与其农业相配的制造业领域。

如前一章提到的，1806年，国会批准使用公共资金来兴建一条从马里兰的坎伯兰到俄亥俄河流域的柏油国家公路。两年后，杰斐逊的财政部长艾伯特·盖拉廷（AlbertGallatin）曾为联邦政府起草了一份计划，提出沿东部海岸线修建公路和运河，以及将大西洋海岸与五大湖、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从而将广大的国土连成一体。盖拉廷的计划最终因区域竞争和对联邦政府过度权力的恐惧而化为泡影，但他的思想在1812年战争之后却得以复活。

在1815年12月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现称国情咨文）中，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了一个由政府鼓励和支持的经济发展计划，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美国体制"计划，这个名称是亨利·克莱发明的。（应该指出，此处的"美国体制"不应与上一章提到的"美国制造业的体制"一语相混淆，后者指的是借助可替换零部件来批量生产商品的方式，而不是指为经济增长而制定的政治计划。）这项计划基于三大支柱：一个新的合众国银行、一种为保护美国工业而对进口制造业商品征收的关税体系和联邦政府为改进公路和运河而进行的财政支持。对于那些担心联邦分裂的人来说，最后一项尤其重要。"让我们用一个完美的公路和运河体系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1815年，约翰·卡尔霍恩向国会发出恳求，"让我们一起来征服空间吧。"当计划遭到宪法狭义解释者的反对时，卡尔霍恩回答说："如果为了行使［宪法］列举的权力我们必须在使用资金上受到限制的话，那路易斯安那领土购买的合法性原则又在哪里？"

1824年竞选时的一幅宣传画，鼓吹由联邦政府支持的"美国体制"式经济发展。这些插图代表了工业、商业和农业。中图的大船被命名为"约翰·昆西·亚当斯"。

该计划中最有争议的是政府支持的"内陆改造"，即通称的公路和运河的修建。国会通过了一个由卡尔霍恩起草的内陆改造计划方案，但麦迪逊在1817年3月卸任之前，却令人惊讶地否决了这个方案。从这项法案的提出开始，麦迪逊就一直认为，如果允许联邦政府行使宪法中并未明确赋予的权力，将对个人自由和南部的利益造成威胁。他宣称道，在联邦政府修建公路和运河之前，宪法应该加入一条新的修正案。他原始计划的其他两个部分却都变成了法律。1816年的关税法为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保护，尤其是廉价的棉纺工业的制品，与此同时，对那些美国不能生产的商品却免收关税。许多南部人对关税政策予以了支持，因为他们相信这项政策将帮助他们的区域最终发展出能与新英格兰一争高低的制造业基地。1816年，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建立，它从国会那里获得了运营年限为20年的特许状。

银行与金钱

第二合众国银行很快变成了公共愤怒情绪的众矢之的。如同它的前任一样，它仍然是一个私有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但在功能上却扮演了联邦政府财政经纪人的角色，它可以发行货币、征收联邦税，以及支付联邦债务等。它同时有权为地方银行发行货币的真实价值进行担保。地方银行的数量此刻增加到200多家------这是市场革命加速发展的一个象征。这些银行通过对制造业和商业进行资助和对农场主购买土地、工具以及在南部购买奴隶实施长期贷款来推动经济增长。它们同时也印刷纸币。

今天，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发行纸币，数量由联邦储备银行来决定，而不是由存放在纳克斯要塞（FortKnox）金库中的黄金存量来决定。19世纪，纸币有多种，包括了承诺赋予持币人要求支付的某种特定的"硬币"（黄金或白银）的欠条。不同银行发行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各自运营稳定程度的名声。因为银行通常要印发大于库存硬币量的纸币，纸币的价值通常起伏很大。合众国银行的职责之一是防止过度发行纸币。因为它掌管了联邦政府的全部资金，同时积累了由地方银行发行的大量纸币，而这些纸币又被用来购买公共土地。第二合众国银行可以要求一个地方银行支付黄金或白银，以此来换取那家银行的纸币。这样做理论上可以防止任何一家地方银行从事违规的运营，因为一旦它不能在被要求时拿出硬币来支付贷款和兑换纸币，它将不得不关门歇业。

1819年经济恐慌

第二银行不但没有有效地管制由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和贷款，反而卷入了1812年战争结束之后那场风靡全国的商业性投机和冒险活动。战后与欧洲贸易的恢复，为美国的棉花和粮食产品带来了广大的国外市场。加上西部定居活动的迅速扩张，这项活动刺激了土地购买借贷要求的激增，地方银行和合众国银行的地方分支则乐不可支地印刷了大量的纸币，来满足这种需求。土地购买在南部表现得尤其红火，那里的棉花王国也经历着一场迅速的扩张。

1819年初，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回归到正常水准，经济泡沫破灭了。土地的需求量一落千丈，随着西部土地的价格大跌，土地投机者损失了数百万美元。此刻，贷款通常是短期的，银行可在任何时候要求归还贷款。合众国银行开始要求借贷人归还贷款，州银行也立刻跟进，那些还不起贷款的农场主和商人只得宣告破产，东部城市的失业人口因此而迅速增加。

经济恐慌的政治

1819年的经济恐慌延续的时间不过一年多一点，但它严重地打乱了前些年建立的政治和谐。那些遭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人要求州和联邦政府予以帮助。许多州，尤其是西部，对此做出了停止收缴债务的回应，这种决定令债权人感到非常震惊。肯塔基走得更远，它建立起一个州银行，发行大量的纸币，并要求债权人接受这种纸币为债务偿还的货币。这项举措缓解了欠债农场主的负担，但对那些借钱给农场主的人造成了伤害。总的来说，这场恐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银行的那种传统的不信任，也伤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声誉，它被普遍指责为导致这场恐慌发生的元凶。有几个州通过向合众国银行的分支征收各种税收，来报复合众国银行的举动。这些州的税法导致了约翰·马歇尔就麦卡洛克诉马里兰（McCullochv. Maryland）（1819）一案做出判决，这项判决成为他所宣判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马歇尔继续使用了他对政府权力的广义解释，宣称合众国银行是宪法允许之内的、由国会行使的合法权力，因为宪法允许国会通过一切"必须的和正当的"权力。马歇尔对宪法的解释与"狭义解释"宪法派的观点针锋相对。马歇尔承认，宪法中找不出立法者颁发公司特许状的权力。他写道，只要立法的目的------在此刻是推进"公共福利"------是合法的，"所使用的方式......［只要不受宪法的禁止］......都是合宪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布，马里兰不能对银行征税。"征税的权力，"他说道，"包含有破坏的权力，"而州并不具备废止由联邦政府创立的一个机构的权力。

密苏里争执

1816年，詹姆斯·门罗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联邦党人候选人鲁弗斯·金（RufusKing），成为最后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总统。到1820年，联邦党人仅在两个州拥有总统选举人票，门罗轻松地赢得了全国的支持。（其中的一个总统选举人是新罕布什尔的威廉·普卢默（WilliamPlumer），他把票投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认为亚当斯比门罗更具有当总统的资格。然而，后来的故事也传说，他这样投票是因为他希望乔治·华盛顿能够永远成为唯一全票当选的美国总统。）门罗的两届任期是一个一党制政府统治的时期，这个时期有时也被称为是"和睦时代"（theEra of Good Feelings）。在他的任内，许多不友好的感情也开始浮出水面。在缺乏两党竞争的情况下，联邦政治围绕相互竞争的区域利益而组织起来。

即便政党的分野逐渐淡化，约翰·马歇尔开始带领联邦最高法院与克莱、卡尔霍恩和其他人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结盟的时候，奴隶制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又再次对国家的团结构成了威胁。1819年，国会开始考虑来自密苏里的一份请求，这一地区是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中的一部分，它要求起草一份州宪法，以州的名义加入联邦。密苏里的奴隶人口此刻已经超过了1万人。来自纽约的共和党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Tallmadge）提出动议：禁止密苏里吸收新的奴隶人口，并要求对那些已在密苏里的奴隶子女在他们年满25岁后予以自由。

塔尔梅奇的提议引发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争议，共和党人的团结因以地域划分的利益之争遭到了破坏。众议院批准了这项限制性提议，北部议员的绝大多数对此表示支持，否决了南部代表的反对，但提议在参议院遭到扼杀。当国会在1820年复会时，来自伊利诺伊的参议员杰西·托马斯（JessThomas）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部分的妥协方法。密苏里被允许起草自己的州宪法，不必受到塔尔梅奇条款的限制；吸收禁止实施奴隶制的缅因加入联邦，以保持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力量均衡；此外，在北纬36度30分（密苏里的南部边界）以北的路易斯安那剩余领土上，不许实施奴隶制。国会接受了托马斯的妥协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密苏里妥协"。

一年之后，密苏里向国会递交新的州宪法，这份宪法不仅将奴隶制纳入州的保护范围，还禁止自由黑人进入该州。一些北部州仍然将黑人视为公民群体的一部分，这条规定似乎也违反了联邦宪法中的"司法礼让"条款，因为它要求各州予以他州的公民权予以承认。亨利·克莱设计了第二个密苏里妥协方案，国会接受了该州的成文宪法，与此同时指示密苏里不能剥夺他州公民的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密苏里对这一要求基本上置之不理。

奴隶制的问题

托马斯·杰斐逊是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中关于在俄亥俄河以北禁止奴隶制这一条款的起草人，他竭力反对将奴隶制排除在密苏里之外。他把整个密苏里争议看成是联邦党人挑起南北共和党人内斗、以便他们东山再起的一种企图。在这一点上，杰斐逊无疑是正确的：在密苏里问题的争执上，大多数北部国会议员的动力不是来自道德上的顾忌与不安，而是政治权力的需要。然而，反对密苏里包容奴隶制的大部分国会议员是共和党人，而不是所剩无几的联邦党人。到1820年时，纽约的人口数超过了弗吉尼亚，纽约共和党人成为鼓吹密苏里奴隶解放的领军团队。弗吉尼亚人一共担任了28年的总统职位，其间只为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一届政府所间断过一次，这种情况使许多北部人意识到南部已对联邦政府施加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更多奴隶州在联邦版图上的出现意味着南部将拥有更多的国会议员和更多的总统选举人。

密苏里第一次提出了那个最终将决定联邦命运的问题------奴隶制向西部扩张的问题。它所表现的区域之间的分歧在各地引起了种种失望和晦暗的情绪。"这个影响巨大的问题，"杰斐逊写道，"如同深夜之中的火警，将我从梦中惊醒，使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立即将它认定为是联邦的丧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密苏里辩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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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一个秘密公之于众：它揭示了一个新政党组织的基础......在这里一个新政党真正地得以组建......这对整个联邦来说是可怕的，但对南部来说，更是充满了凶险------它的发展将带来一种南部所有奴隶获得解放的威胁，它最现实的影响是对南部在过去20年中对联邦政府的主宰形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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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奴隶制问题而发生的"联邦的瓦解"可能是灾难性的，亚当斯写道，最终将导致一场内战和"奴隶制从整个［北美］大陆被驱逐出去"。亚当斯的预言还需要40年的时间才能变成现实。此时此刻，奴隶制问题再度从全国性的辩论中销声匿迹。

国家、区域和政党

门罗主义

在门罗手下担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居然在私下里暗自设想联邦的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因为他把自己漫长的政治生涯都贡献给在国内外巩固联邦政府权力的事业上。在密苏里争议解决后不久，亚当斯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一个在世界增强美国地位的机会。1810---1822年之间，西班牙控制下的拉丁美洲殖民地纷纷揭竿而起，建立起一系列的独立国家，包括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秘鲁等。这些起义活动在美国人看来是对1776年［美国］原则的一种实践，因而他们对此表示出广泛的同情。1822年，门罗政府成为第一个予以新建立的拉丁美洲共和国外交承认的政府。

亚当斯担心西班牙会重新夺回殖民地。1823年，他为总统的年度报告起草了一个段落，这就是后来闻名的"门罗主义"。这个外交政策表达了三项原则。首先，美国反对任何欧洲强权在美洲开展进一步的殖民化运动（这项声明不仅是针对西班牙，也是针对对古巴早有所图的法国，以及针对正在太平洋上进行领土扩张的俄国）。其次，美国不会卷入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最后，门罗警告欧洲列强不要插手拉丁美洲新近独立国家的事务。

门罗主义有时被称为是美国的外交独立宣言。长期以来，它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基于新旧大陆组成了相互分离的政治和外交体系的设想，它声称美国在西半球扮演了一个具有主导性权力的角色。对于亚当斯来说，这项政策的商业内涵与它的政治内涵同等重要。1823年拉丁美洲成为英国商品的主要市场，英国公民非常深入地卷入了当地的采矿业、银行业和商业企业的发展。亚当斯希望美国最终将扮演当时由英国占据的经济角色。

1824年总统选举

门罗主义反映出一种日益增长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但在国内政治中当道的仍然是区域主义。随着1824年大选的临近，唯有安德鲁·杰克逊真正敢称自己能够获得全国性的支持。人们对杰克逊的支持并非来自他提出的某项具体的公共政策------了解他观点的选民寥寥无几------而是来自他在新奥尔良战役中打败英国人以及打败克里克印第安人和西米诺尔印第安人的军事胜利。其他候选人包括了约翰·昆西·亚当斯，来自佐治亚的财政部长威廉·H.克劳福特以及来自肯塔基的亨利·克莱。亚当斯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以及更为广泛的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共和党领袖们坚持认为，南部放弃总统职位的时间已经来临。克劳福特代表了南部的旧式共和党人的原则，他们要求共和党重新确认州权和有限联邦政府的原则。克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但他在1824年的支持力量主要集中在西部一带。共和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党团会议（caucus）行使传统的权力，挑选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党团会议挑选了克劳福特，但这个决定并没有阻止其他候选人继续参选，这表明，在民主扩展的时代，一小撮官员已经无法单独做出由谁出来竞选公职的决定了。

杰克逊获得了153544张选票，赢得了新英格兰以外的所有州。然而因为有四人同时参选，无人获得选举人票的多数。根据宪法的要求，首先排除了排在第四名的克莱，众议院将从剩下的三人中选举总统。克莱真诚相信亚当斯是最合格的候选人，也是最有可能支持美国体制的人；克莱也许还认为，如果杰克逊作为西部人当选，极有可能成为自己日后竞选总统的一种障碍。所以，他对亚当斯表示支持，并帮助后者赢得了选举。他很快成为亚当斯内阁的国务卿。克莱因此被指责为从事了一场"腐败的交易"------以总统竞选中的关键选票换取公职------这个坏名声伴随了克莱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使他始终无法实现入主白宫的梦想。1824年的总统选举为一个新政党体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杰克逊与克劳福特的支持者们很快通过一个新的组织联合起来，这个组织就是民主党，他们决心要在1828年将杰克逊送入白宫。克莱和亚当斯的联盟则构成了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辉格党的基础。

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民族主义

相对于其他的美国总统而言，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担任总统之前曾经拥有过一个极为杰出的职业生涯。作为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他在8岁时曾亲眼目睹邦克希尔的战斗，14岁的时候曾在美国驻欧洲的使团中担任私人秘书和法语翻译。他曾担任过美国驻普鲁士、荷兰、英国和俄国的大使，还担任过马萨诸塞的国会参议员。尽管他是以联邦党人的身份当选，但他是为数不多的支持杰斐逊禁运政策的新英格兰议员之一，他认为，他的区域必须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超越本区域利益的局限。在当时政治热情颇为激烈的背景下，他对杰斐逊政策的支持迫使他辞去参议员的职务，他随后很快抛弃了联邦党。

亚当斯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待人冷淡、严厉，并富有预感性风格的人"。他拥有一种清楚的对美国伟大潜能的预见。在国内，他极力鼓吹以政府支持的经济发展为核心思想的美国体制计划。在国外，他鼓励美国商业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天地，如同由他起草的门罗主义所表现的，他希望增强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作为门罗的国务卿，他是整个政府中唯一反对对安德鲁·杰克逊暴力攻入佛罗里达的行为进行谴责的内阁成员。1819年，如同前一章所提到的，亚当斯通过谈判成功地获取了一份条约，使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了佛罗里达。他同时也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解决了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北部范围内的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

"自由即强权"

与同代人相比，亚当斯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拥有更加广泛的权力。在1825年12月送交国会的一份年度报告中，他为一个能动主义式的国家设想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改造的精神正在大地上传播，"亚当斯宣称道，联邦政府应该是这种精神的支持者。他呼吁通过立法来推进农业、商业、制造业和"机械与精美的艺术"。他的计划包括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一座天文观察台和一个海军学院。当时许多美国人感到政府的权威对自由是一种威胁，亚当斯却发表了一种令他的听众瞠目结舌的大胆言论："自由即强权。"他预见到，作为地球上最为自由的美国也将可能成为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

亚当斯的建议引起了那些宪法的狭义解释者们的担心。他的政府在内陆改造方面的开支超过了前面五任总统的总和，他的政府还在1828年大幅提高了关税的税率。对于亚当斯其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国会并没有给予什么支持。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他所设想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教育计划才有机会得以实现。至于他的其他设想，如美国应该采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使用的公制度量衡体系以及建立一所国立大学，至今还有待于实现。

马丁·范布伦与民主党

亚当斯的计划为他的政治对手送上了一件重要武器。杰克逊的支持者们以个人自由、州权和有限政府为口号，在亚当斯刚一上任就开始组织起来，为1828年的大选做准备。纽约州参议员马丁·范布伦是这项任务的领导者。发生在亚当斯与范布伦之间的冲突展现了民主如何改变了美国政治的本质。亚当斯象征着旧式政治------他是总统的儿子，与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也是一个智力过人，学养深厚的人。范布伦则代表了一种新型政治时代的到来。作为酒店老板的儿子，他不是一个具有远见或智识过人的人，但却是一位天才的政党组织家。

范布伦有一个十分大胆而令人神往的思想。建国时期的政治人物通常把政党视为是一种危险的和制造分歧的组织，范布伦却认为，政党是政治生活中一种必要而且值得追求的内容。政党竞争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说是一种钳制，也在选举中为选民提供一种真实的选择。与此同时，通过把各区域的政治领袖集合起来，支持共同认可的候选人和原则，全国性政党可以遏制19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区域主义政治的发展。与同时代的许多政治人物一样，范布伦也为围绕密苏里问题的辩论和1824年总统选举而产生的区域政治而感到震惊。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掌权的共和党党内纪律的缺失。"政党忠诚，"范布伦在给弗吉尼亚的编辑托马斯·里奇（ThomasRitchie）的信中写道，"是从前用来对付区域偏见的一种全能抗体，能产生出与之抗衡的感情。只有在［区域］偏见被打碎之后，反对南部影响和非洲奴隶制的喧嚣才能在北部变成现实的东西。"他认识到，全国性的政党可以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构建一种团结的平台。他打算在"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普通共和党人［农场主和都市工人］之间"重新建立起杰斐逊式的政治联盟。

1828年总统选举

1828年，范布伦完成了民主党党内政治体制的建设，这个体制由地方和州的政党单位组成，它们的工作由一个全国委员会来监管，并建立了一个效忠于本党的、由地方报纸组成的舆论网络。亚当斯本人对政党组织不屑一顾。他不顾克莱的敦促，拒绝解雇那些为杰克逊竞选摇旗呐喊的联邦公职官员，也不刻意为连选连任展开竞选活动。

1828年总统竞选时的一幅宣传画，表现了安德鲁·杰克逊的支持者如何将他作为一位战争英雄和"人民的代言人"来推崇。

除了对有限政府的原则进行一般性的承诺之外，杰克逊的支持者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其他的竞选承诺，他们依靠候选人的知名度和政党机器的运作来争取选票。1828年竞选充满了攻击谩骂之事。杰克逊的支持者指责亚当斯在出任欧洲的驻外使节时曾有过一连串的情人。他们竭尽全力赞美自己候选人身上具有的边疆男性的气质，讽刺挖苦亚当斯的才学。（"投杰克逊一票，因为他能够打仗；不要投亚当斯的票，因为他只会写写画画"，当时的一幅竞选标语曾这样写道。）杰克逊的反对者则把他称为杀人犯，谴责他杀害了临阵脱逃的士兵并曾在决斗中杀死对手。他们还对杰克逊妻子雷切尔的道德提出质疑，因为她在与前夫的离婚程序尚未完成之前就嫁给了杰克逊。杰克逊认为，反对者的诽谤和谩骂是导致他妻子在他当选后不久就去世的原因之一。

1828年，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之外，各州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由选民、而不是由州立法机构直接选举产生。这个事实进一步鼓励了富有活力的竞选和高比例的选民参与投票。将近57％的合格选民参加了大选的投票，比四年前大选的百分比增加了一倍。杰克逊获得大胜，赢得65万张选票，亚当斯获得50万张票。杰克逊赢得整个南部和西部，并赢得了宾夕法尼亚。杰克逊的当选第一次显示，在全国性政党的运作和组织下，新近出现的白人男性普选权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的运作。无论结果如何，此刻的美国进入了杰克逊时代。

杰克逊时代

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个集多重矛盾于一体的人。尽管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亚当斯称他为"一个连语法正确的句子也写不来的野蛮人"），杰克逊在他的公众演说中却能表现出一种真实的能言善辩。他自称是普通人的代言人，但他的民主理想却将印第安人排除在外，他认为印第安人应该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去，他的民主中也没有非裔美国人的位置，他认为黑人应该继续留作奴隶，或被释放后送到国外去。尽管他是从南卡罗来纳边疆的一个并不富裕的人家起步最终变成了田纳西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对银行和纸币始终抱有怀疑态度，他也分享许多同时代美国人的恐惧感，认为市场革命不是进步的源泉，而是道德败坏的根源之一。他虽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主义者，但他却认为州而不是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市应该是政府活动的主体。他反对联邦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或干预个人的私生活。

政党体制

杰克逊就任时，政治已经不再仅仅是由一系列的政治竞争所构成------它变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一种大众娱乐的形式以及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年都有某些种类的公职选举------从地方、州到联邦一级------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由政党组织的各种游行和集会。政客们成为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和十分响亮的绰号。杰克逊被称为是"老山核桃"（OldHickory），克莱是"西部的哈里"（Harryof the West），范布伦则是"小魔术师"（LittleMagician，或按他的批评者的说法，一只老奸巨猾的狐狸）。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心甘情愿地出席和倾听冗长无边的政治演讲和辩论。在马萨诸塞，据说有1万人聚在一起，聆听伟大的辉格党演说家丹尼尔·维伯斯特（DanielWebster）的演说。

"政治，"一位报纸的编辑写道，"仿佛渗透到所有的事务之中。"的确，由职业政治家所带领的政党机器，进入到了每个社区，在都市中尤其如此。政党机器为其支持者们提供就业等好处，保证选民会在选举日去投票。党的干部则也因此获得担任公职的政治回报。政府的职位，杰克逊宣称，应该对人民开放，而不应该为由终身官僚组成的特权阶层所保留。他将轮流担任公职的原则（他的对手将此称为"分赃制"）引入联邦政府，将党派忠诚作为担任类如邮政局长和海关官员职位的主要资格要求。

大型的全国党代会曾经是各州政党领袖聚集在一起制定党的竞选纲领的场合，现在开始行使选择全国性候选人的职能。报纸在全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830年，全国出版了将近400种报纸，而在1790年仅有90种。每个重要的城镇似乎都有自己的民主党和辉格党报纸，它们的任务并不主要是报告新闻，而更多的是表达本党对当前事务的立场。杰克逊的"厨房内阁"------一个由帮助他起草演讲稿和掌管白宫与地方政党官员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的顾问所组成的非正式团体------的主要成员多为报社的编辑。

民主党人与辉格党人

政党政治的内容当然不仅仅限于热闹的景观与组织。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紧紧围绕着由市场革命和介于联邦与区域忠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引发的种种问题而展开。政治辩论的中心内容集中在政府在银行、关税、货币、内陆改造、一级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等问题。尽管两个政党都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联盟，这些群体的背景不同，对当前问题持有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态度，但是，市场革命对于决定他们的观点和组合起有决定性的作用。民主党人倾向于关注不断扩大的阶级差别。他们警告说，"非生产者"------银行家、商人和投机者------企图利用与政府的关系来增强他们的财富地位，从而使由农场主、工匠和劳工组成的"生产阶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对经济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拒绝以特殊恩惠来奖励那些早已占尽优势、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

"所有的银行特许状、所有允许组建公司的立法，"一家民主党的报纸宣称说，"目的都是为增强财富的权力、在人民之中制造不平等，以及颠覆自由。"如果联邦政府退出经济领域，普通的美国人可以在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公平竞争中测试自己的能力。民主党吸引了一些初出茅庐的企业家，这些人对政府资助那些早已立足的商人十分不满。民主党还吸引了大批的农场主和都市劳工，他们对新的公司企业始终心存疑虑。那些位于远离市场的偏远地区的贫穷农场主，如居住在西北部的下部和南部偏僻乡村一带的人，通常也会投民主党的票。

辉格党人的联合旗帜是美国体制。他们相信，通过关税保护和资助内陆改造，联邦政府可以引导经济发展。他们在东北部的势力最强大，这是全国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大多数事业发达的商人和银行家都支持政府资助的经济增长计划；该地区的农场主靠近河流、运河和五大湖，从经济交流中获利不少，并希望继续盈利，所以他们也支持辉格党的政策。例如，伊利湖沿岸的纽约州北部的各县成为了辉格党的堡垒，而那些比较偏僻的社区则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许多奴隶主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州权是捍卫奴隶制的第一道防线。与北部的富裕商人和产业家一样，南部最大的种植园主通常是辉格党的支持者。

公共自由和私有自由

杰克逊时代的政党政治，反映出美国自由的"公共"性和"私有"性定义之间的冲突以及它们与政府权力的关系，这是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的一种紧张关系。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自由是一种私有性的权利，容易受到强大的联邦政府权力的侵犯，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最为安全。"对政府的每个部门的权力加以限制，"一家民主党的报纸在1842年写道，"是自由唯一的保障。"一个"光彩夺目"的政府往往是在"大众权利遭到践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杰克逊执政期间，尽管民主得到了扩展，联邦政府的权力却变得苍白无力。在民主党人看来，一个羸弱的全国权威对于私有自由和州权两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个人在社会联盟中的自由［和］州在联邦联盟中的自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把内战前的美国人称为"为自由而发疯的人"，他们把对自由的迷恋通过对"路税、税收、公路、银行、等级、州长甚至法律"的痛恨表现出来。民主党人经常性地谴责远在天边的联邦政府，称其为对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将政府授予的特权视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杰克逊政府期间民主党人削减了政府开支，降低了关税，扼杀了合众国银行，否定了要求政府对改造内陆计划实施资助的请求。到1835年，杰克逊甚至付清了联邦政府的债务。其结果是，州代替联邦政府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演员，负责设计运河和公路体系的建设、为银行和其他公司颁发特许状等。

政治与道德

然而，民主党人将个人道德视为一种个人私事，不属于公众干预的范围。他们反对将一种统一的道德观强加于整个社会，如"禁酒"立法之类，这种立法对生产和销售烈性酒进行了限制，他们也反对那些禁止在礼拜日举行各种娱乐活动的立法。如在第九章提到的，19世纪30年代，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移民开始大量涌入美国，来到美国之后，他们潮水般地加入到民主党之中，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政府强制实施新教的道德标准。"在这个国家，"纽约的《商业日报》（Journalof Commerce）在1848年宣称道，"自由的意思是个人事务不受政府的干预。"衡量公共政策好坏的标准不是它们是否促进了公众福利，而在于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政策能够允许"自由意志"范围的存在------即个人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及培养自己具有的特殊才能等。

辉格党人则坚持认为，自由与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软弱的政府，"美国政治学之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Lieber）写道，"是对自由的否定。"而一个能动主义的国家则可以增强和扩展自由的领域。辉格党人认为，自由需要一个繁荣而富有道德感的美国来支撑。政府应该为一种平衡的、管制性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从而推动一种能为所有阶级和区域共同分享的繁荣。同他们之前的联邦党人一样，富有的辉格党人将社会视为一个由不同社会阶级组成的等级制构成，而不是民主党人所鼓吹的一种由不受节制的个人竞争构成的纷杂紊乱的世界。他们与联邦党人不同的是，辉格党人坚信，在美国，因为个人能够争取到进入上层的机会，所以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并非是永久固定不变的。

此外，辉格党人也反对政府不能干预个人生活的说法。为了能够作为一个自由的------即能够做到自我主导、自我约束的------而且具有道德感的人，个人需要具备某些素质，而政府是可以帮助灌输和培养这些素质的。政府的角色，一位纽约的辉格党人宣称说，不是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地"推动人民的福祉"。许多新教派牧师支持辉格党，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建造学校和精神病院、禁酒立法等，民主政府可以向人民灌输"道德的原则"。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民选的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对商品货物的买卖进行管理，控制流行疾病的传播，并在卖淫和酗酒问题上左右公众的道德观念。宾夕法尼亚在殖民地时代曾以对宗教自由的承诺而著称，但到了19世纪，它竟以拥有最严厉的惩罚渎神罪、辱骂亵渎上帝罪以及破坏礼拜日行为的法律而再度闻名于世。

南卡罗来纳与否定联邦立法

如前所述，安德鲁·杰克逊遗留下远远比他带入白宫多得多的原则。他是作为军事上的英雄、在一个有效的政党机器的运作下当选的，但他很快就将面临如何在公众问题上捍卫自己的立场的挑战。虽然他承诺要捍卫州权，杰克逊的第一届政府的重头戏却是一场捍卫联邦法律高于州法的战斗。1828年关税法提高了皮毛原料制成的进口制造业产品和包括铁在内的进口原材料的关税，因而引起了南部的普遍反对，反对的声音在南卡罗来纳州尤其巨大，该州的人把这场反对运动称为"对关税的痛恨"。州内的政治领袖人物意识到，南部已经不再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与北部的工业发展进行竞争。他们坚持认为，对进口制造业商品提高关税将抬高南部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格，而北部将从中获利，州立法机构威胁说要"否定"联邦关税法，即宣布关税法在该州内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在南部，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人口相对于其州人口总数的比例最高（1830年达到55％），州的政治掌握在一个由大种植园主构成的小团体的手中，他们相互之间交往密切，关系盘根错节。因为州宪法给予了种植园地区相对于其人口应得的更大比例的州议会代表权，加上担任州官员所需的高财产资格要求，种植园主们得以维持他们对州权力的控制。密苏里危机和由约翰·马歇尔的联邦最高法院所颁布的强化联邦权威的判决都使他们感到惊恐。在他们反对关税的经济理由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理念，即为防止将来有一天联邦政府对奴隶制采取不利的行动，联邦政府的权力必须首先被削减。

一幅发表于1833年的漫画，当时否定联邦立法的争论达到高潮。漫画显示约翰·卡尔霍恩踏上标有"否定联邦立法"、"叛国"以及"内战"等字样的阶梯，向"专制主义"的目标走去。

卡尔霍恩的政治理论

约翰·卡尔霍恩很快成为否定联邦法律运动的理论带头人。随着南部的人口开始落后于全国其他区域的人口增长，卡尔霍恩也逐渐从1812年的国家主义者演变成为一个南部区域利益的有力捍卫者。1828年他选为副总统，开始只是躲在幕后，秘密起草名为《评论与抗议》（Expositionand Protest）的文章，论述南卡罗来纳否定联邦立法行动的合法性。这篇文章采用了1798年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见第八章的讨论）中的主要观点。卡尔霍恩认为，联邦政府是经由具有主权的州（邦）的盟约而创立的，每个州都保留了这样的权利：制止那些超出宪法所明确赋予的权力的国会法律在本州范围内实施。

1834年印制的版画，将美国描绘成自由的殿堂。画的中央，自由的化身从火焰中徐徐升起，左手握有权利法案，右手握着的杆子上顶着自由帽。正义和密涅瓦（罗马传说中的武艺与智慧之神）矗立在殿堂的两翼，殿堂上方飘扬的旗帜上写着"联邦必须且必将得以保存"。

几乎从杰克逊的第一届政府起，卡尔霍恩在联邦政府中的影响就开始日渐式微，国务卿马丁·范布伦逐渐成为总统最信任的参谋。发生在就职典礼几周之后的一件事使得杰克逊开始对卡尔霍恩表示反感和不满。在卡尔霍恩的妻子弗洛丽德（Floride）的怂恿下，华盛顿社交圈子中的女人们对杰克逊战争部长的妻子佩奇·伊顿采取一种有意孤立的态度，因为她是一个仅有"廉价的美德"的女人。身为鳏夫的范布伦为其撑腰。杰克逊也对她表示同情，在他看来，对佩奇·伊顿的指责与他妻子在1828年竞选时所遭受的攻击如出一辙。

其他更重要的事件进一步离间了杰克逊与卡尔霍恩的关系。围绕否定联邦法律的辩论席卷了整个华盛顿。1830年1月，丹尼尔·维伯斯特（DanielWebster）在回应卡尔霍恩的门徒、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罗伯特·Y.海恩（RobertY. Hayne）的挑战时，与对手展开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交锋。维伯斯特宣称道，是人民，而不是州，创造了联邦宪法，使得联邦政府成为主权实体。他把否定联邦立法的行动称为是非法的、违宪的和反叛的行为。维伯斯特的结束语------"自由与联邦，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永远是一体的和不可分离的"------深得全国各地民众的喝彩。几个星期后，在白宫的一场晚宴上，杰克逊举杯祝辞，他眼睛盯着卡尔霍恩说道，"为我们的联邦国家干杯------它必须要得以保存。"卡尔霍恩立即做出回应："为联邦干杯------它次于我们最珍贵的自由。"到1831年时，卡尔霍恩便以州权理论带头人的身份公开登场了。

否定联邦立法的危机

否定联邦立法不是一个单纯的区域主义问题。在这场危机中，南卡罗来纳单枪匹马地采取了行动，其他几个南部州还通过了决议，对此予以谴责。然而，宪法契约理论的扩展却为南部提供了一个头绪清楚、逻辑严明的政治哲学，当区域之争变得更加紧张时，南部将会使用这种理论。卡尔霍恩并不认为否定联邦立法是一种迈向分解联邦的行动。相反，保证这个广大而利益多元化国家的稳定，唯一的办法是向各州保证，联邦政府的行动永远不会伤害它的权利和至关重要的利益。根据卡尔霍恩的"共享多数"（concurrentmajority）理论，每个主要的利益实体，包括种植园主在内，应该拥有一种否决任何影响他们利益的相关法律的权利。

对杰克逊来说，否定联邦立法等于分解联邦。他立刻否定了卡尔霍恩的宪政观点："哪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会接受这种荒谬的理论，允许一个州的一部分或州的本身，拥有一种退出联邦、消灭联邦并连同消灭这个国家的自由的权利呢？"1832年，当一部新的关税法开始实施时，这个问题最终发难了。尽管国会降低了关税的税率，南卡罗来纳州宣布在次年2月之后，所有施加在进口商品的关税都将在本州内无效。为回应南卡罗来纳的行动，杰克逊说服国会通过了一部强制实施法，授予他使用陆军和海军的权力，强行征收关税。

为避免冲突，亨利·克莱在卡尔霍恩的帮助下，通过运作，推动国会在1833年通过一部新的关税法，再度降低税率。南卡罗来纳随即收回了否定联邦立法的决议，尽管它继续宣称对联邦实施法进行"否定"。卡尔霍恩随后脱离民主党，转而投入辉格党的阵营，与克莱、维伯斯特两人一起，共同组成一部具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三重奏（尽管三人除了在共同憎恨杰克逊之外在其他事务上并无任何共同语言）。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杰克逊原本是一个州权和有限联邦政府的坚定信仰者，但他在两个方面却比任何其他人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他赋予联邦概念一种充满激情的氛围，同时展现出一种为了保存联邦政府的合法权力而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战争手段的决心。

印第安人的迁徙

否定联邦立法危机表现了杰克逊维护联邦主权的决心。他同时决心将印第安人排除在这一时期自信的民主或民族主义之外，这一行动为发生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与白种美国人之间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冲突画上了句号。印第安人在旧西北领土上对白人定居活动的抵抗发生在1832年，当时索克族印第安人的领袖布莱克·霍克（BlackHawk）带领着1000名部落成员，企图在伊利诺伊州夺回祖先曾经拥有的土地，联邦军队和地方民兵将他们彻底击败。伊利诺伊民兵队伍的成员之一是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尽管他后来回忆说，当时除了与蚊子搏斗之外，他并没有参与任何真正的战斗。

在蓄奴州内，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对剩余的由印第安人控制的土地提出了更大的要求。"扩展奴隶制的区域，"曾在国会中代表密苏里长达30年的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Hart Benton）说，必须"将印第安人土地转化为奴隶土地"。19世纪20年代，密苏里曾强迫本州的印第安人迁往外州。随后，其他的蓄奴州也如法炮制，通过了类似的驱逐法。杰克逊政府的一部早期法律，即19世纪30年代印第安人迁徙法（IndianRemoval Act of 1830），为所谓五大文明部落------切诺基人、奇克索人、乔克托人、克里克人和西米诺尔人------的迁徙提供了资金，这些部落一共约6万人，分别居住在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

杰斐逊曾认为"文明的"印第安人可以为美国人口所同化，这部法律却标志着对杰斐逊这一思想的否定。这些部落曾经竭尽全力，使自己变成理想的共和国公民。切诺基人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们率先建立了学校，采用成文法和一部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制定的部落宪法，有的人变成了成功的农场主，许多人甚至拥有了奴隶。然而在他提交国会的咨文中，杰克逊反复不停地将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并支持佐治亚强占切诺基人领土、废止该部落法律的行动。

"切诺基民族的自由公民们"向国会提出请愿，要求国会帮助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继续享有］和平和安宁"。依照美国人的传统习俗，切诺基人也通过法院来保护那些为联邦政府的条约所保护的权利。他们的请愿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就土著美国人的特殊地位作出解释。

联邦最高法院与印第安人

在1823年宣判的与印第安人相关的约翰逊诉麦金托什（Johnsonv. M'Intosh）的案例中，最高法院宣称印第安人事实上不是他们领土的拥有者，而只是拥有一种"占据的权利"。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本人就是西部土地的投机者，他声称，自从殖民地时代起，印第安人采用的一直是游牧和狩猎民族而不是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马歇尔表述的历史是极不准确的，这项决定却给印第安人为保留领土所做的努力带来了重重的一击。在切诺基部落诉佐治亚州（1831）一案的判决中，马歇尔把印第安人描述成为"受［联邦政府］监护的人"。他们需要得到父辈般的关注和保护，但他们不具有公民的地位，最高法院无法来实施对他们权利的保护。大法官们因此也不能制止佐治亚州将自己的司法管辖范围延伸到整个部落的做法。

马歇尔坚定地认为，联邦政府拥有相对于州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1832年的沃斯特诉佐治亚（Worcesterv. Georgia）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似乎改变了立场，宣称印第安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拥有保持一种分离的政治认同的权利。与他们打交道只能通过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所以佐治亚的行动违反了华盛顿与切诺基人签订的条约。尽管他在否定联邦立法危机中力挺联邦崇高权威，杰克逊却拒绝接受沃斯特案判决的合法性。"约翰·马歇尔做出了决定，"有人传说他这样宣称道，"那么，现在让他自己去实施这项判决吧。"

当法律的渠道用尽之后，切诺基部落中的一支同意出让他们的土地，但部落中的大多数人在约翰·罗斯的带领下采取一种消极抵制的政策，罗斯是按照切诺基宪法选举产生的"大酋长"。联邦军队在杰克逊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的政府时期强制性地将他们迁移出原来的领土。联邦军队先是把18000多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赶进围有栅栏的集中营，然后强迫他们向西部迁移。1838---1839年冬，至少有1/4的人在"眼泪之路"（Trailof Tears）的旅途中消失。这条路指的是从佐治亚到目前俄克拉荷马地区的路线。（在切诺基语里，"眼泪之路"的直译是"我们痛哭着走过的道路"。）

19世纪30年代，南部部落中的大多数都不得不向不可避免的命运低头，平静地离开了原来的领土，但散居在佛罗里达的西米诺尔人却进行了抵抗。西米诺尔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奥斯沃拉（Osceola），他是一个里德斯迪克人，是1812年战争期间安德鲁·杰克逊与敌对的克里克人交战中的幸存者。印第安人的抵抗运动得到了逃奴的支持。佛罗里达一直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逃奴们的藏身之地，当地的西班牙官员也赋予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乔治·华盛顿政府曾企图说服西米诺尔人来帮助驱逐逃奴，西米诺尔人却拒绝这样做。佐治亚州派出民兵，深入到佛罗里达去抓捕逃奴，但西米诺尔人和非裔美国人一起将他们赶了出来。1835---1842年进行的第二场西米诺尔战争中（第一场西米诺尔战争使美国人在1819年赢得了佛罗里达的控制权），约有1500名美国士兵和相同数量的西米诺尔人战死沙场，大约有3000名西米诺尔人和500名黑人被迫向西部地区转移。只有一小部分西米诺尔人得以继续留在佛罗里达，仅占这个曾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人数众多的印第安人部落人口中的极少数。

1831年，威廉·阿佩斯（WilliamApess）出版了《森林之子》（ASon of Forest），这是由土著美国人写作的第一部具有影响力的自传。阿佩斯是梅塔科姆或菲利浦王（曾在18世纪60年代与新英格兰的定居者作战）的后裔，是一个白人和印第安人妇女结合的后代。1812年战争期间，阿佩斯曾在美国军队中服役，参与了那场失败的进攻加拿大的战斗。他后来改信了美以美会教派，成为一个宗教复兴派的牧师。他在书中呼吁白种美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如果白人行为举止能够像文明人一样，对每个人都给予应有的尊重，事情将会比现在更好，"他写道，"印第安人想要什么？你只需睁眼看看那些为他们而制定的不公正的法律，然后说'他们想要我想要的东西'。"

迁移是阿佩斯所推崇的共同相处的另类选择。这个选择极有力地强化了美国民族构成和美国自由的种族主义界定原则。独立战争时期，在美国的许多地方，人们对印第安人的存在并不觉得陌生。约翰·亚当斯曾经回忆道，当他年幼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曾是"我父亲家中的常客"，以及他如何到附近的一个印第安人家庭中去做客，"在那里我每次都得到欧洲越橘、黑刺莓、草莓，或者苹果、李子、桃子等等之类的招待。"到1840年，在密西西比以东居住的大部分白人眼中，印第安人纯粹成为一种令人好奇的存在，一种美国早期历史的遗存。尽管印第安人仍然控制着横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西部地区，但随着美国人的定居运动继续疯狂地向西推进，显然，他们享有自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