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 -1976）（上）

《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出版

【编者按】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是给中国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着他身后的中国。

中国大陆学者单少杰，以独立立场、经数载寒暑写成《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前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美国华裔史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为该书作序。

李锐先生说：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还会犯错误。单少杰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本书所引材料是大量而广泛的，是经得起推敲的。

余英时教授则指出：单少杰先生费了多年功夫写成这部《毛泽东执政春秋》，而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体现了孟子所谓“大丈夫”的风骨。但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此，他不仅仅是写一部当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显着特色。

单少杰1953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本校哲学系任教至今。

其部分论着有：《论唯心主义这朵生长在人类认识树上的无果花》，《论哲学批判》，《中国古典直觉思维概论》，《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缘于伪善之风》，《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发展的整体性主题》，《发展的非均衡性考察》，《人文学科建设中的个案研究》。《主客体理论批判》曾获《中国社会科学》优秀青年论文奖。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研究类一等奖。

毛泽东执政春秋

单少杰　著
联经出版公司
2001年12月29日

制作/龙之蚩蚩
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By EpubSTAR lite 2.6.2.30120 2013-04-22T20:58:03





目录
序言 （一） 李 锐
序言 （二） 余英时
内容提要
第一篇 导论：暴力与政权（第1─14节）
第二篇 建设：大跃进与庐山会议（第15─27节）
第三篇 转折：七千人大会与八届七中全会（第28─44节）
第四篇 革命：四清运动与文艺批判（第45─57节）
第五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上）（第58─71节）
第六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下）（第72─86节）
尾 声 结束语
附 录
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
后 记
成书过程
书成鸣谢
关 于
版权信息

返回目录

序言 （一） 李 锐

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中，我曾谈到，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这是十年前说的话，没有听到不同意见。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1949年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虽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他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争朝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国家的一切，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真正做到了“系天下安危于一身”或者谁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我们过去的成就和失败都同毛泽东分不开，研究他的晚年错误，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而且一直在发生影响。当年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是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果然，这种人旧习不改，尤其1989年后，又大大出现了这种翻腾，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不得不“打招呼，作南巡讲话，告诫全党上下，“左”的错误是根深蒂固的。所谓“根深蒂固”，当然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不开。

1997年列席十五大时，我在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中谈到，在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左”，从马恩列斯的理论与实践到中国自古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分析了“左”及其难改的根源，并建议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最近，在全国学习“三个代表“高潮中，邓小平指责过的那种“左”的翻腾又出现了。“左”爷们的“左”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死抱住教条，无视历史事实，唯我独革，还是唱着那些老调子，还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

因此，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相关。我一直认为，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不能轻装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腿，致使我们总不能大步前进。原因何在？关键就在我们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同“左”的结合。毛泽东承认自己是搞“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有点个人崇拜”；追求“君师合一”……。于是才有林彪的“四个伟大”（毛本人特别欣赏“伟大导师”），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砸烂一切”，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致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有鉴于此，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报告中讲到的种种措施，二十年来未能得到认真落实。我们还是习惯人治，习惯家长制，习惯个人说了算；还是一个权大于法的权力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执法犯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就是腐败难治、民意难申、言路阻塞、党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是世界有影响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记，国内外已出了多种，最近西方又出了两种。据说拿破仑身后的传记有一百多种。相信毛泽东的传记也会越来越多。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我五十年代写过早年毛泽东，八十年代后不断写晚年毛泽东，由此认识了不少这方面的学者专家，老中青三代都有，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的单少杰就是其中一位。

1995年春夏间，单将书稿第一至二篇交于我。在随后几年间，他将书稿其余部分陆陆续续送到我家。2000年1月26日，他又将修改好的全部书稿送到我家，嘱我写一篇序言。书稿过去断断续续读过，但耄耋之人随读随忘，日常杂事又多，现在也不可能再通读一遍。因此，序言也只能写一点浮面的话。

我从作者写的“成书过移”中知道，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时，他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前一部分题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这时到处兴起一股“毛泽东热”，并愈演愈烈。作者感到我们这个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于是在1993年底至1994年春，又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政权暴力背景的文章。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得到过苗力田教授的指教。苗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主持翻译过《亚里士多德全集》。苗既介绍作者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又为作者审阅了这篇文章。在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作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终于用五、六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著作。单少杰是研究哲学和文史的学者，能够借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来研究毛泽东。亚里士多德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腊思想家，他研究了一些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又因暴力而衰的历史。我没有读过西方学者尤其西方古代学者这方面的著作，但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自有其共同规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道路，既有相异处也有相同处。用亚里士多德有关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来对比研究毛泽东的执政成败，会有借鉴启示，可以顺理成章。这种学者思想型的研究，我很是赞成（我自己没有这种基础）。

如关于庐山会议，作者指出，彭德怀上书，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涉及所批之事的范围、程度、性质等方面问题，对人则触及所批之人的应负责任、实际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问题。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还是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言论，都有一个前轻后重的不对称结构，先是有条件地肯定对方，继而很严厉地批评对方。不过，毛的言论不仅有谈话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关于毛泽东批斗彭德怀，作者除了作出政治、思想、历史等方面的考察外，还作出文化方面的阐释，指出毛还承袭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作者根据自己熟读过的经典理论著作，就毛批彭没有理论思想，乃非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世界观，“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欺刚正，以利齿辱厚重”，指出，“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比如他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学，而且包括其他哲学，上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毛还告诫彭，“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作者认为这一说法也有问题：“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那些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他们均被马克思等推崇为现代唯物主义先驱。过去，人们在谈到毛泽东独断专行时，对其为所欲为方面谈得较多，而对其遭遇抵制方面谈得不够。作者在书中强调：在执政党最高决策层中，除毛外几乎所有成员都曾先后不同程度地作过努力，来阻止毛一意孤行，呈轮番抗争之势，并最终置毛于落孤陷寡境地。作者还比较了毛的党外反对者与毛的党内反对者，认为后者的抵制力更大些，骨头更硬些。对付党外民主人士，毛只要搞些“阴谋”，便可打发了事；对付党内异己力量，他就要处心积虑并倾其全力了。彭德怀在被打倒后，总是不服，今天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明天又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直到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时，还要求同毛泽东见一面，把问题谈清楚。

作者是教授、学者，这本书所利用的文献和有关著作，是大量而广泛的，是经过作者认真地梳理和鉴别的，所引材料比较详实可靠，是经得起推敲的。作者同我谈到，他在处理书中材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写得很苦。之所以为此，除要考虑写学术论着所应考虑的那些一般要求外，还要考虑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对于书中所写的人和事，我国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发言权，当然说多说少不一。二是，在现今中国文化思想界，不仅“毛泽东余威”犹存，且有“文革”余孽和积习不改的文化酷吏及其走卒在活动，其中年纪较大者，过去曾当过“四人帮”的帮凶，如今仍怀有“鸡蛋里挑骨头”这一习惯性心理。作者认为无法不让他们在此书中捕风捉影，但应尽量不让他们从书中找出学术硬伤。

翻读原稿时，我对作者的感觉是，他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有时还打比方、用典故，有的恰到好处，有的难免使人感到太尖锐了。关于毛泽东性格特征，书中也有所论述。这里举三个例子：用一个多动症患者竟拎着一只装满鸡蛋的大篮子，来比喻“爱折腾”的毛泽东却掌管着新中国所有权威资源这一局面。用袁绍因讨伐曹操失败而恼杀田丰的典故，来解说毛泽东因搞大跃进失败而加罪彭德怀这一史实。毛泽东晚年多病，却不爱吃药，并常同医生闹别扭；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医病保健上，而且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治国之药。这本书所使用的语言是亦雅亦俗的，既适合专业研究者阅读，也适合普通老百姓阅读。

其阐述举重若轻，能把一些颇有深意的问题讲的浅显易懂。其行文简洁流畅，很少有什么生僻的字词和生造的语句，多为熟词和短句，有节奏感，可朗朗上口。

不同的读者对本书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是很自然的事。作为一个毛泽东研究者，由于种种限制，我虽然不可能像作者那样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但我赞成出版这样的书，因为毛泽东已走进历史，无法不让人评说。1992年《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出版时，我在“前记”中说道：“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辉——毛泽东思想仍照耀着我们，可是他的阴影一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着我们。”这是八年前说的话。难道毛泽东的阴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人们呵，不要忘记刚刚过去的苦难的历史。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我相信作者的辛劳是会有收获的，这本书对研究毛泽东尤其鉴戒毛泽东是会有好影响的。

2000年6月13日

返回目录

序言 （二） 余英时

单少杰先生费了多年功夫写成这部《毛泽东执政春秋》，而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体现了孟子所谓“大丈夫”的风骨。仅此一点，已使我钦佩无已。但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此，单先生是哲学家，具有思想的深度。我匆匆读过原稿和《关于本书写作理念》，才懂得他的用心之苦。他不仅仅是写一部当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作者服膺康德哲学，他所处理的不但是历史知识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最显着的特色。他所用的“春秋”两字取自孔子的原义。《春秋》是中国史学的大宗，两千年无异辞。清代中叶考证学大兴，褒贬之说渐受冷落，但章学诚仍然大声疾呼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甚大，几乎没有人懂得《春秋》的深刻涵义了。但陈寅恪先生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

陈先生中岁以前，治史也极尽客观实证之能事，但晚经患难，终于回到《春秋》的传说，于欧阳修仿《春秋》而写成的《新五代史》特致推重如此。《春秋》之义在今天仍在史学上表现出生命的跃动，于此可见。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但他又在<自序>中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之旨在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是公羊家口传的孔子“大义”，可以说明《春秋》批判对象并不限于“乱臣贼子”，“无道”的“天子”也同样在孔子“口诛笔伐”的范围之内。历代皇帝对于史官的畏惮便是《春秋》确曾为中国人维护正义的显证。所以近代史学大家柳贻征先生也十分重视史官直笔，而径以“史权”两字称之。（见柳贻征《述实录例》，《国史馆馆刊》第二卷第一期，1949年，页1－9。）虽然过去有人怀疑过《春秋》究竟能不能发挥“乱臣贼子惧”的功用，但史实俱在，是无法否认的。让我举一个后世的例子为证。《晋书》卷82<孙盛传>云：

《晋阳秋》（按“阳”字即“春”字，因避讳而改）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可见桓温多么怕《晋阳秋》的“词直而理正”，以至要通过孙盛的儿子，以灭其一门为威胁。这个桓温不是别人，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晋书》卷98桓温传）可见他嘴上虽说“遗臭万载”也足以自豪，心里还是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为了维护《春秋》的褒贬传统，曾对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反复质疑。黄先生早年在密歇根大学写明代运河的博士论文时，我恰好赶上做他的论文指导人。论文完成后，我又介绍他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继续作研究，写成了《明代的税制》一书。甚至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也是由我一力推荐的。我和他的关系很深，不能不说几句话。黄先生比我年长十几岁，他是军人出身，三十多岁才在美国上大学，勤苦奋斗，著述不辍，是一位极可敬佩的学人。他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最初坚持以“师礼”待我，但我坚决拒绝，因为在西方担任论文指导的名义只是一形式，即使有所商榷，也是彼此都有进益。我引戴震不肯接受段玉裁、姚鼐为弟子的话，主张不妨“交相师”。他不得已而让步，但仍引傅君剑赠胡适句：“文章风义友兼师”。因此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师友之间”。但是他对中国史的看法和我颇有不同。这在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事，我们之间也并未因之而减少互相间的尊重，一直到他逝世前都是如此。

黄先生是研究经济史出身，他的《明代的税制》引用了《明实录》中大量的统计数字。这是他“数目字管理”说的来源。他大概又受到法国《年鉴》派的社会经济史的影响，重视长期性的结构，这样便形成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观点。所以他的看法是有坚强根据的，绝非兴到乱说。这一点我必须为他辩护。但西方史学早已进入多元化的阶段，不再有统一的史观。多元并存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恰恰显出史学界的活力。经济史家与传统派史家的争论更是屡见不鲜。十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经济计量史学家（cliometrician）佛格尔（Robert W. Fogel）和英国传统巨擘厄尔顿（G. R. Elton）的激烈辩论曾经轰动一时。佛格尔引用大量统计数字研究美国南方黑奴，其结论曾引起不断的争议，他并因此而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佛氏是反对在史学中表达个人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厄氏则持相反的意见。但理性争论的结果则是双方都做出必要的让步，也更理解对方持论的根据。（可看他们两人合着的《Which Road to the Past?》，Yale Univeristy Press, 1983）黄仁宇的论点接近佛格尔，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的对象相同所致。

最后，我愿意指出，西方虽然没有《春秋》褒贬的史学传统，但西方史学史上所谓“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主流在实证主义、甚至科学主义的笼罩之下，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处理人文现象，各式各样的决定论主导着史学家的思路，不承认个人有真正的“自由”，个人与“物质分子”（molecule）完全相等。在这种认知之下，道德判断自然无从谈起。但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想把史学变作自然科学同类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西方史学家，特别是犹太籍的，写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使用的语言恰恰符合《春秋》笔法。五十年代以来，不少有慧见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已突破了决定论的牢笼，坦率地指出：在历史寻找所谓“规律”或“因果律”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努力过去不曾成功，现在没有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伯林（Isaiah Berlin）在五十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篇长文，尤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史学传统的褒贬（“praise and blame”）语言又在他的笔下复活了。由于诠释派人类学进入了史学领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所谓“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荒谬划分，许多史学家今天已从追寻“规律”转为追寻“意义”。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话于是又获得了现代的诠释。

1993年哈佛大学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刊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一书，他在书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着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史学家是不是应该还是保持冷静，像科学家面对着自然现象一样，不动一丝感情？他所给予的答案是彻底否定的。他先引一位19世纪德国史学家的话：“我认为写史必须带着愤怒和热情”；再引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上的话：“对于应该愤怒的事情而不发怒的人，我们只能以愚人视之”。派普斯最后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论证：拒绝对历史事件下判断其实也是根据一套道德价值的系统。沉默等于承认一切发生过的事情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对的。这是为历史上所以胜利者做辩解的一种说辞。（页509-510）毛泽东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时，有下面这一段有趣的对话：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页336）

斯大林最后一句话是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受的“公理”。这条“公理”在西方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名言：“凡存在，即合理”（“Whatever is right”）；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陈亮（1143-1194）的观点也可以与之相印证：“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试问：如果我们真的拥抱这一“公理”，真、善、美一切价值还能在人间找得到一隙存在的余地吗？

我特别引派普斯《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和单先生《毛泽东执政春秋》相印证，因为这两部书恰好遥相呼应。无论就政权的性质、历史过程的悲惨、或主要人物的残忍而言，这两部书都是处处相称的。派氏全书终于这段历史的“道德涵义”（“moral implications”）正相当于单先生的“春秋”。派氏引康德“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经典之论，又引波普尔（Karl R. Popper）的名言：“每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可选择的志业而牺牲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鼓励别人为一个理想而牺牲。”康德和波普尔不也是单先生最欣赏的哲人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此见之。

读了派普斯这些议论，单先生也许会感到“吾道不孤”吧！

2000年11月14日于普林斯顿

返回目录

内容提要

第一篇 导论：暴力与政权

本篇主要谈毛泽东政权的暴力背景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执政概况。

毛及其党人在暴力夺取政权过程中，不只是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同时也相对弱化了各民主党派；致使他们在执政后，既没有像样的政敌，也没有象样的盟友，即他们身边已不存在任何能够有效制约他们的政治力量，故而易于为所欲为。

毛在其执政过程中，虽很少受到执政党外不同政见者的制约，却不断遭遇执政党内不同意见者的抵制─除毛以外几乎所有新中国领导人都先后不一且程度不一地抵制过他。可是，毛虽不断遭遇这些抵制，却总能粉碎这些抵制─上述抵制者都被他逐一整治，或被整怕，或被整倒，或被整死。

毛在执政后，未能实现由社会革命者角色向社会建设者角色转变，仍保持激进且躁动的行为倾向，不能耐心从事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总爱搞运动，故使治下人民深陷贫困和饱受折腾。

本篇比较分析了毛泽东与亚里士多德下述思想：毛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亚则指出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

他们分别揭示了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所涵盖的两个显然有别却又密切相关的部分：毛重在揭示这一问题的前半部份，亚重在揭示这一问题的后半部份。

然而，他们在研究时间与课题逻辑上是相互错位的：后人毛泽东做了前半截子文章，前人亚里士多德做了后半截子文章。这后半截子文章就后人来看，有历史局限性，应予以补做。


第二篇 建设：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搞经济建设，最终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政治运动，最终搞出了“文化大革命”。

毛搞经济建设，总的说来是“左倾”的：

一方面，急躁冒进，其头脑一再发热，其举措一再过激，以致搞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另一方面，讳疾忌医，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意见者，将邓子恢等人蔑称是“小脚女人”，将周恩来等人指责为离右派“大概50米远“，将彭德怀等人─执政党中品质最纯且骨头最硬的一拨人─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结果，“大跃进”搞成了“大灾难”：

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倒退到建国初期水平以下；

全国人口损失数千万，相当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人员伤亡总数。

本篇重点论述了“庐山会议”。

彭德怀庐山谏言既对事又对人：

对事，涉及大跃进错误的范围、程度和性质；

对人，涉及毛泽东个人的责任、能力和作风。

彭对事对人批评，既有准确性一面，也有严厉性一面；显示出他在中共高层中，比一部份人明智，比一部份人勇敢。

为响应彭德怀批评，毛宣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际为：人若犯他一，他必犯人十─谈事，一团漆黑；谈人，一无是处。

首先设陷，抛出彭信，使之成为会议焦点，诱同情者和反对者表态；

继而反击，既作讲话又写批语，对彭等大加批判─政治批判、思想批判、历史批判；

最后收网，开中央全会作结论，将彭等打为叛臣─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在毛批彭言论中，最有谈论内容并最显谈者心性的话题，莫过于清算彭历史旧账：如说彭自加盟革命后，关键时候大都动摇，或犯左倾错误或犯右倾错误；如说彭与他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毛如此算账，过于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即在贬损彭德怀的历史同时也殃及他自身的历史。

毛泽东庐山整人之举是很有些特点的。

从政治现象层面上看，这整人之举采用了一些格调不高但颇为实用的方法：

其一，翻箱倒柜肆揭老底，此时整彭德怀如此，后来整刘少奇也如此；

其二，东拉西扯一概否定，同志战友说翻脸就翻脸，一翻脸就翻到全盘否定地步。

从文化传统层面上看，这整人之举承袭了许多旧时统治者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方法：

其一，机会主义方法，即对手段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

其二，伦理主义方法，即对人格的攻击是大行其道的；

其三，除悍禁暴、催阳折刚的方法，即对治下臣民的性格类型是有所选择的─选择柔弱而排斥刚强。

在这个执政党中，敢于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者，唯彭德怀将军一人。彭无疑是中共高层里最为刚勇的人，故也是毛泽东主席最难容忍的人。彭要保持自己有话直说的一贯作风，毛要确立自己说一不二的独断权威，两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1959年庐山会议，则为这一冲突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人事机缘。


第三篇 转折：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毛泽东先是低头退却，继又昂首进击，从而完成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变为主要搞阶级斗争，由做“第一件大事”转变为做“第二件大事”。

在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自己应对执政党中央这几年所犯错误负领导责任，显示了他已从经济战线上被迫退却的态势。

对于毛的退却，许多中央大员表现出好意与戒心参半的态度：既为他遮遮掩掩，好让其走人了事；又对他旁敲侧击，以劝其好自为之。

刘少奇对1959年庐山会议作出“明升暗降”解释：对彭德怀个人批判明显升温，对会议总体评价暗中降低，淡化了会议的路线斗争意义而凸显了其间的政治倾轧性质。

在秋天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大讲政治，大讲党内阶级斗争，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提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显示了他又在政治战线上主动进击的态势。

毛之所以大讲政治，因为，他不是各行各业专家，却想在各行各业中享有充分发言权，于是扬长避短：不讲专业，即自己知之不多的地方；而讲政治，即自己能说上许多话的方面。这种扬长避短实属“抢戏”，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毛之所以大讲党内阶级斗争，因为，党内分歧本属我长你短之争，故吵起来应按规矩行事，应以博奕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则属你死我活之争，故斗起来能够不择手段，能以狡诈方式取胜。当毛把党内不同意见者宣布为阶级敌人时，便意味着他在与这些人冲突时，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置这些人于绝境。

本篇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出剖析。

就这个理论自身内容看，其间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为基本些：

它无疑抓住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很有可能转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当今世界来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它也无疑搞出了许多不真实的东西，如将毛执政时期定性为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定性来龙不清且去脉不明：作为其起始点的“资本主义”是虚设的，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发展得像模像样，毛却像模像样地描述它，并像模像样地同它作殊死斗争以防止它“复辟”；作为其归宿点的“共产主义”是驳杂的，其间既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也有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痕迹。

就这个理论实践结果看，它所坚持的东西比它所反对的东西更不如人意些：

它所反对的，只是毛自以为是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编织起来的。

它所坚持的，只是毛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折腾出来的，其经济是贫穷的，其政治是专制的，其思想文化是愚昧的。


第四篇 革命：四清运动 反帝反修 文艺批判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创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执政党中央为指导运动先后颁发《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等一系列文件。运动最初从经济问题入手，如城市“五反”主要反经济犯罪，农村“四清”主要清财务问题；最终落实为政治问题，即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随着运动深入进行，毛泽东对刘少奇越发不满：一是不满后者对运动的定性，即认为运动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矛盾；二是不满后者搞运动的方式，即打击面过宽，打击力过重。后来，毛将刘这两点概括为“形左实右”。

就实际情况看，不是刘存心想整出这么多“四不清”干部，而是这个体制本身就造出这么多“四不清”干部；不是刘个人要搞“扎根串连”、要搞过火斗争，而是这个体制本身提供不出其它方法。刘此时搞“四清”遭遇了这一体制性困境。毛后来搞“文革”也遭遇了这一体制性困境。

由于受个人视野和历史机遇限制，毛的国际作为不及他的国内作为。不过，他的外交举措仍有可说之处，既有杰作也有败笔：

其一，常能在国际政治角逐中打出一些好牌，如积极争取国际中间势力；却不能就世界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如仍坚持现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并对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折映出他的一种畸变的“幸存者心理”）。

其二，重视与美苏两大国的外交，先是合纵苏联以反“美帝”，后又连横美国以防“苏修”；但缺乏对两大国国情的了解，如向世界宣布苏联已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上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如向尼克松亲属承认自己很难理解“水门事件”。

其三，能够维护主权，在对外交往中没有订立过城下之盟，没有丧失过民族尊严─毛一直深怀民族主义情结；但难以深交朋友，开始时凡与他好得就像亲兄弟似的朋友，到头来几乎都与他吵得就像不共戴天的仇人─毛未能给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建立起较确定的目标序列。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刺向外部强敌也会刺向内部苛政。

在一党专政体制中，选拔官吏的过程往往是择劣的过程。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频频批评文艺界已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指责文艺舞台“推陈出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死人”，“外国死人”，致使许多文艺作品及其作者遭受批判。

毛对文艺界的批评与指责，就其描述层面来说是有些根据的，就其解释层面来说是相当苍白的，就其评价层面来说是过于严厉的。

中共党人以其自身在建国前所承受的苦难和在建国后所制造的苦难，为新中国文艺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可是，新中国文艺界在毛泽东治下，既创制不出反映前一苦难的文化精品，也创制不出反映后一苦难的文化精品。

毛没有因此自惭形秽，反倒由此迁怒他人，抱怨文艺界。不过，抱怨者最应该被抱怨。


第五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上）

毛泽东为发动“文革”而从批判《海瑞罢官》入手，无疑是找到了一个能够大加发挥的话题：

这是一个说起来很像有那么回事的话题，即不只是炮制出一些虚构的东西，而且也抓住了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一些与当时中国政治实情很相似的东西─就《海》剧解读意义而言。

这也是一个可引发其它许多话题的话题，即能迅速激化中共高层原本就隐有的许多重大分歧，如关于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分歧、关于怎样看待庐山会议问题分歧，并使它们发生“共振”效应。

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执政党领导权问题。这一点在《5.16通知》中获得较明确的表述，即要“清洗”那些“混进”党政军里和文化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毛运作“文革”的基本方法，是要搞群众运动。这一点在《十六条》中获得较系统的阐述，即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群众运动先锋是红卫兵。《5.16通知》发表，掀起了第一波红卫兵运动，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大中城市里的部份大中学校。《十六条》发表，掀起了第二波红卫兵运动，其影响已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扫四旧”把整个国家都翻箱倒柜一遍，“大串连”使千百万青年学生作热分子运动。红卫兵运动狂飙骤起且波澜壮阔，最为狂躁也最显真情。

搞个人迷信与搞群众运动相辅相成。林彪宣称：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搞毛的个人迷信，就是要树毛的“绝对权威”─毛在发动“文革”时最为需要的一种资源。

本篇对毛的“绝对权威”作出剖析。

这一绝对权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高政治权威，即“伟大领袖”身份，二是最高精神权威，即 “伟大导师”身份。

然而，这两种权威的品性是不同质的，犹如熊掌与鱼翅不同质一样；这两种权威的承担者也是不同类的，正如秦始皇与孔夫子不同类一样。

1949年后，毛的最高政治权威者的地位无庸置疑，毛的最高精神权威者的地位则大为可疑：就其思想层面来说，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被他自己于1962年后遗弃了，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则被其党人于1978年后否定了；就其道德层面来说，其执政风貌可说是宁可我负天下而不可天下负我。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或者说政统与道统是相对分离的，从而能够避免出现因政治权威系统崩溃而连带其它权威系统一并崩溃的局面。

在毛的新中国里，包括思想权威和道德权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精神权威都被置于某种政治权威─某种很容易出乱子政治权威之下，即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一个很容易破损的篮子里。这种覆盖一切权威的权威，无事则罢，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殃及整个社会，“倾篮之下，安有完卵？”


第六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下）

毛泽东原想在1967年里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果在许多年里都结束不了这场革命，以致搞成毛公不亡则文革不息之势。

在毛原先设想中，这场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整“走资派”，主要方法是搞“群众运动”；但在运动进行过程中，这一目的与这一方法在相互关系上发生如下变化：

其一，发生相互逆转，方法获得剧烈膨胀乃至吞噬了目的，并使自身上升为目的，群众运动本身成了高于一切的东西，成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最为强调的东西。

其二，发生相互冲突，目的是要打倒某些政敌，方法则在制造出更多的政敌，而要再打倒这些新增加的政敌，就还得使用那个能够制造出更多政敌的方法，犹如面多了掺水，水多了掺面，面又多了再掺水……

在文革前期，毛还能将他所要打击的对象和所要依靠的力量搞得大致清楚：

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是刘少奇集团；

他所要依靠的力量包括中央文革集团、林彪集团和周恩来集团（前两个集团属不稳定力量，主要为毛做鼓动群众造反的事，后一个集团属稳定性力量，主要为毛做维系国家秩序的事）。

然而，当打倒“刘邓陶”后，毛开始将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搞不清楚了；又当反击“二月逆流”后，毛又开始将他所要依靠的力量搞不清楚了。他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

先整陈毅、谭震林这些中共元老；

继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秀；

再整林彪、陈伯达这些老部下、老亲信；

后既批“四人帮”又批“右倾翻案风”。

1967年2月，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三老四帅”联袂发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指责他们乱党、乱政、乱军。其中，谭震林发了最大的火，陈毅讲了最重的话，致使毛震怒不已，发起批判运动，严整“二月逆流”。

就在周恩来集团遭到沉重打击时，中央文革集团和林彪集团获得急剧扩张，致使毛的政治营垒发生倾斜，其稳定性方面急剧坍塌，其不稳定方面极度摇摆，并危及毛自身安全。

中央文革集团及其追随者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最终搞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局面。造反派既矛头向上，揪斗各种权威人物，冲击各种权力机关；又相互攻击，先搞文斗，后搞武斗，致使整个国家处于失控中。

于是，毛又转身打压造反集团：

动用野战军平息各地武斗，揪出“王关戚集团”，大抓“五一六分子”；

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将大学生分遣基层，将中学生下放农村。

林彪集团也越发膨胀起来，最终在中共九大上进入顶峰状态。林本人被以《党章》形式确定为毛主席接班人。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委员人数上，超过中央文革集团，接近周恩来集团；在政治运作能量上，比中央文革集团更有实权─握着“枪杆子”，比周恩来集团更具声势─有着“左派”形象。

然而，林彪集团仍不满足于此，他们还想：一要实际号令全军，二要通过《宪法》形式获得国家主席权力。

他们的这些企图，触犯了毛的权力禁忌，并招致他的强力反弹：

先是烧掉“林副统帅第一个号令”，警告先斩后奏者；

继则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整倒陈伯达；

后又砍出“程咬金三板斧”，重在打压林手下几员大将；

接着“游说”南方，话锋直指林本人；

终使这一集团作背水一战并一败涂地。

林无疑是一个把毛看透的人，并是一个有着军人脾性的人、一个情急便拔刀相向的人。

若从法统上说，他最后举动当属犯上作乱，有些类似古时臣子“弒君”之举。

若从情理上说，他铤而走险则属迫不得已，即出于自保、出于对毛的恐惧。

若从道义上说，则在这谋杀者与被谋杀者之间分不出绝对优劣来。这个谋杀者确有图谋不轨问题，这个被谋杀者也有滥施苛政或滥整无辜问题。

毛曾合法地整死许多不应该整死的人，

林则不合法地谋杀一个早该退位的人。

林彪事件后，毛的工作重心不断发生摇摆：一会儿落在试图恢复国家生活秩序的努力上，一会儿又落在设法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努力上。

与此相应，他的用人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会儿倚重老干部集团而打压中央文革集团，一会儿又倚重中央文革集团而打压老干部集团。

如此摇摆与变化大致经历了两个周期：

其一，先是倚重由周恩来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收拾林彪逃亡后的烂摊子；继又借重中央文革集团，来批判周的“右倾回潮”。

其二，复又倚重由邓小平领衔的老干部集团，来“整顿”各行各业，以求“安定团结”，并“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再又借重中央文革集团，来反击邓的“右倾翻案风”。


尾 声

1976年9月9日零时刚过，毛泽东在被告知他还有救后，便面露喜色地离开了人世。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毛鼓动“大跃进”的话，也可说是他自注其一生的话。

在如何评价毛泽东问题上，执政党存有“投鼠忌器”心态。然而，历史是严肃的：

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是难以长期掩盖下去的；

本该否定的东西尤其那些破坏人的基本权利的东西，也是难以长期维护下去的。

我们民族有着十分发达的历史意识，不仅能搞清这几十年的历史，而且能从中获取教益，如复苏作为一个伟大民族所应有的耻辱感，进而有可能借以重获那种汉耻于秦而后或唐耻于隋而后的兴盛气象。

返回目录

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

单少杰 

第一篇 导论：暴力与政权

引言

1893年，毛泽东诞生于湘潭韶山。这一年是旧历癸巳年，即“蛇年”。不过，毛似乎不属“蛇”而属“龙”。

56年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操着一口湖南土腔宣告一个新国家诞生了。余音缭绕之际，隆隆炮队碾压过长安街面，滚滚人潮翻涌在金水桥前。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中共党史被分成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两大阶段。百年中国也就有了“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世界。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一些人半生戎马、半生新贵，另一些人半生纵横捭阖民国官场、半生登高山兮望我大陆。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前者，他从中国最贫瘠的地方，拉起了一支最强悍的队伍，打了一场最难打的战争，走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并最终走进了北京城。后者，他凭借新国家的力量，对抗美国，顶撞苏联，爆了核弹，发了卫星，但也引发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制造了殃及上亿人的大冤狱。

毛泽东做这两件大事功过如何？

前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评价道：

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做后一件大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

陆定一有六十余年共产党人生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管过全党宣传工作，有阅历，也有眼光。陆还长期在中央工作，受毛直接领导，对他既有就近观察的机会，又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该部长对该主席的评价，当属知根知底者言。

当然，陆公评说不可能价值中立，而多有政治倾向。他所谓“成就”即于中共有利，所谓“错误”即于中共有害。在他看来，毛做第一件大事之所以有功就在于使中共较快地夺得天下，做第二件大事之所以有过就在于使中共差一点丢了江山。

对于毛所做的两件大事以及陆所作的相关评价，人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毛夺取政权与毛执掌政权有何联系？

其“大功”对其“大过”有何影响？

在其夺权业绩与其执政业绩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反相关关系？

这种反相关关系可表述为，暴力革命越成功，和平经营就越有可能遭致失败；或暴力革命胜利得越彻底，就越有可能给由暴力做成的政权带来较难治愈的后遗症。

这些问题均可被提升为一个更一般亦更基本的问题：

暴力与政权关系究竟如何？



【1】

谈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似不能不提这两个人：

一是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二是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

很可能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既有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巨大跨度：一是今人，一是古人，一是中国人，一是外国人；也有着职业与性格上的显着差别：一是政治家，一是学问家；一是不亦乐乎于和天地斗、和人鬼斗，一是不亦乐乎于漫步花园、逍遥讲学。

不过，他们也有相似地方，即都对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有兴趣，并都在这方面有建树。其中一人本身就是一位马背君主，凭借暴力打出了一个血染的中国。另外一人自己未能亲临疆场，却做过一位马背君主的先生，目睹了这个被称做亚历山大大帝的学生如何暴兴又如何速衰的过程，还研究过许多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因暴力而衰的历史，留下了一部《政治学》。

他们分别从自身角度揭示了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所涵盖的两个显然有别且又密切相关的方面：一个着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前半部份，即暴力可以打出政权来；另一个则着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后半部份，即用暴力打出的政权容易衰败。两者着重点不同，但可前后连接，有很强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主要是解释意义上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搞得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在这期间，年青的中共犯了一个毛泽东称之为“书生主观的错误”，即只做民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不重视建立自身武装，结果导致了国共分裂后的严重局面：拿枪杆子的国民党把不拿枪杆子的共产党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惨痛的失败使中共领导人终于明白过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共产党的枪杆子，就没有共产党的发言权。于是，他们来到武汉，于1927年8月7日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决定。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湖南辣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义无反顾地表达了他不留中央当“书生”而去下面做“土匪”的决心。(1)

“八七”会议后，毛说干就干，策划秋收暴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一干就是二十二年。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枪杆子与政权间所能有的最直接的联系，既可看到其间质的联系，即有红色武装就有红色政权，也可看到其间量的联系，即有多少杆枪就有多大地盘：

当他有了“红四军”数千杆枪时，便割据绵延数县的湘赣边界；

当他有了“红一方面军”数万人马时，便建起纵横数十县的中央根据地；

当他有了数十万“八路军”、“新四军”时，便与老蒋、鬼子三分天下；

当他最终有了数百万“解放军”时，便一举夺下中国大陆，并使自己做了紫禁城里的新主子。

与毛泽东不同，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先在阿卡德米学园当柏拉图的学生，后到马其顿王宫任亚历山大王子的先生，再后又开吕克昂学园做逍遥学派的宗师，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立于静僻之处冷观世事变化。

他在考察希腊城邦政治时，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依仗武功的城邦，仅仅适合于战争生活，一旦实现霸权而停止战斗，就会迅速衰落下去。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就像一把尘封的锈剑。”(2)

他以斯巴达为例，指出其国家目标是十分可疑的：

“整个体制都只是为战争服务的，以保证他们能够克敌致胜。因此，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斯巴达人就能保持优势。可是，当他们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便立刻开始衰落下去。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享用闲暇的时光，不懂得如何处理战争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战外，别无所长。”(3)

他们“在战争中，在辛劳中，显示出很好的质量，但到了和平时，到了闲暇时，就堕落下去，就显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隶质量。”(4)

他还具体地陈述了斯巴达的种种弊端(5)：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种硬梆梆的缺乏弹性的外交姿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致使“所有邻邦”，如“阿尔卡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其长期为敌”，致使自己长期处于严峻的国际压力之下。

在经济上，它的财产制度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它的赋税政策又致使国库空虚，结果“国家日渐贪困，私家则日趋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着长老院组织，可是，“智能犹如身体，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弱的”；并且，“身为长老的人在处理公务时常常是徇私舞弊的”。尽管斯巴达也有监察制度，但监察官员们大都对城邦普通公民“太严厉”而对自身“太放纵”了。

在社会风气上，许多斯巴达人好奢侈，好贪婪，尤其好淫乱─亚里士多德正是据此得出“一切好战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结论，并且好伪善─一面发誓要遵守严格的斯巴达律，一面又“偷偷地违反法律而去寻求感官的快乐。”

亚里士多德还考察了所谓“第三种僭主政体”。(6)这也是一种源于暴力的权力体制，其间既有靠着雇佣军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着武装民众力量上台的僭主。后者多曾是平民领袖，故很容易窃用民众的力量。

这些僭主们一旦执掌大权，就实行个人独裁制，任意践踏城邦公民的各种权利。“其统治的目的只服从于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及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亚里士多德不无厌恶地称这种政体为“暴力的统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这种暴政也大多不能长寿。

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和“第三种僭主政体”的这些论述，似是言犹未尽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说这两种暴力政权的同时，又影射另一种暴力政权。

就在亚里士多德主持吕克昂学园期间，亚历山大正率领他的马其顿军团东讨西伐、南征北战，硬是打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军威、打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先生似乎不看重弟子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仅不提这个大帝国的事情，反而专拣历史上那些崛起与马其顿相类似而结局均不好的政体来大加阐释。这很像是在借古讽今：明说斯巴达，暗指马其顿；明斥僭主，暗讽亚帝。先生似是想以古为鉴地告诫学生，刀剑兴国的事，开场戏好看，收场戏就难说了。

历史似也公平，既给弟子提供了表演盘马弯弓的机会，也给先生提供了显示远见卓识的实例。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国也随之衰落下来，很快分裂为三，即安提柯王朝、塞留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在漫漫历史星空中，亚历山大帝国就像一道闪电，虽耀眼夺目，却转瞬即逝。这恰好印证了亚历山大老师的思想。

尽管先生与弟子有很大差别，一个贬斥暴政，一个推行强权；但师徒二人也有许多联系，一个把暴力与政权的关系说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则把弓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样样实在。先生说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写出的文字来予以论证，也可借教出的弟子来加以验证。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这部书无疑是他的一篇杰作，而亚历山大这个弟子何尝不也是他的一篇杰作。

注解：

(1)参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改数据》第14册，第1─12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本，1334a；商务中文本1965年版，第392页；伦敦英文本1912年版，第230页。

(3)同(2)，贝克尔，1271b；商务，第91页；伦敦，第56页。

(4)同(2)，贝克尔，1334a；商务，第394页；伦敦，第231页。

(5)同(2)，第二卷，第九章。

(6)同(2)，第四卷，第十章。



【2】

若对毛泽东与亚里士多德作进一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在研究课题与研究时间上是相互错位的：

后人毛泽东做了前半截子文章──暴力可以夺取政权；

前人亚里士多德做了后半截子文章──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

一般说来，后人续做前人文章要好做些。他可以站在前人之上而比前人看到更远更多的东西，既可看到前人已经说过的东西在后来的实践中是怎样验证的，又可看到前人从未说过的东西在后来的现实中是怎样发生的。

反之，若让前人续做后人文章就勉为其难了。亚里士多德可以一般地推论在其之后的一些戎马帝国将会衰落下去，但无法具体地说明它们究竟是怎样衰落的，比如，无法具体地说明毛泽东的枪杆子政权究竟是怎样衰落的。他一不知有“红色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事，二不知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也就很难接着毛的话往下说了。

显然，要续做毛泽东的那个“前半截子文章”，就不能全靠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后半截子文章”，还要一靠后面人来加以补做──因为他们看到了亚氏看不到的现代东西，二靠中国人来加以补做──因为他们拥有着对其故土文化的亲身感触。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暴力更替政权的事件，都发生在亚里士多德视野之外，或在其生年之后，或虽在其生年之前，但在古希腊之外。其间，有的事件能够为他的学说所解释，从而印证他作为大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种超越时空的思维力；有的事件则不能被他的理论所涵盖，从而显示他作为古希腊人所具有的那种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比如，依据他的学说来解释中国历史，有些事能够说个大概，有些事就很难说清楚了。

中国人搞政权方面的斗争，讲的是实力，而最重要的实力就是暴力，就是军队力量。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新兴朝代不是依仗暴力而平定天下的，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不是靠着军队而黄袍加身的。朝廷里最重要的政事叫军国大事。

后来的毛泽东，也是先获最高军权，后获最高党权乃至最高公职的，并至死都不让出军委主席一职。

在毛之后的邓小平，也是极为看重自己的军委主席身份的，迟至85岁才让出这一职务。他的属下感恩戴德地颂扬道：这位世纪伟人身体力行地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这些颂扬者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们的颂扬对象已经做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龄的军事统帅，创下前无古人并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记录。另外，此公就在退职前不久，还做了一件能上史册的大事──挥师进军没有敌军只有百姓的自家京城，枪声一片过长街。

人们因此而有理由说，一个国家的军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与这个国家的文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呈反相关关系：前者愈高后者愈低。

聪明的帝王有时也会请些儒士来讲讲王道，讲讲宽厚待民，讲讲仁义之师，但主要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讲给那些只知孔孟的书呆子听的。他经常提醒自己的是，不忘霸道，不忘严刑峻法，不忘威武之师，不忘军权才是自己安身立命、起家做皇上的根本。

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可设为大前提；又根据中国的王朝都是刀枪打天下、弓马夺江山的史实，可设为小前提；那么，依此我们能够推证出什么呢？结论似是：中国的王朝均为暴兴速衰，中国的皇帝就像走马灯样换个不停，中国的王位战争当是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这一结论能不能成立？或者说，这一推论的大前题能不能有效地运用于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很难用“是”或“不”来回答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确有过许多暴兴速衰的短命王朝。第一个建立在诸侯征战上的中央帝国（秦始皇的秦帝国），最后一个建立在农民起义上的北京政权（李自成的大顺国），以及“五朝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都是暴兴速衰的，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存数十日。

中国历史上也确有过许多暴兴而不速衰的长命王朝。汉、唐、宋、明、清都存在了200年以上，其中两汉累计426年，两宋累计320年。东晋、北魏、西夏、辽、金都存在了100年以上，连最具暴力性质的元朝也存在了近100年。

可见，若就政权个数而言，中国封建王朝大多是暴兴速衰的，短命朝比长命朝要多得多，故与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较为接近；若就总体时间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大都处在那些暴兴而不速衰的王朝的统治下，故又与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相差甚远。

中国史上许多明智的开国君主在用暴力夺得天下后，便立刻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变好战爱斗为沉稳舒缓，变暴力行事为和平经营，遏制武将，重用文臣，薄赋轻徭，尽量不过多地折腾老百姓，以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进而安居乐业。

在他们诸多开国举措中，最重要者是进行制度方面建设。他们处心积虑地组建各种权力机构，颁发各类法规律令，以使政府举措和百姓行为都能够规范化，以防止统治的随意化和被统治的无序化。

聪明的开国帝王深知自己的子孙生于荣华富贵中，不可能像自己那样具有从逆境中奋起的志向和能力，如果完全随着这些子孙的心意来行事的话，就有可能把朝政大事弄得混乱不堪，就有可能今日这样做、明日那样做，儿皇帝做这一套、孙皇帝做那一套。于是，他们未雨绸缪，为子孙立下种种规矩，以使他们的行为举止有所依循，而不任意妄为、害国害家害己。

他们这样做，实是把自己的过人才智凝结为法规律令留给子孙皇帝，换句话说，实是把自己在才智方面的优势基因以一种外在化形式遗传子孙皇帝。这好比要知道一块木料的长短，若无尺子的话，就只有最灵巧的木匠师傅才能估量出来；若有尺子的话，即便是最愚笨的木工徒弟也能测得准数。聪明的开国君主正如这灵巧的木匠师傅，其不肖子孙也如这愚笨的木工徒弟，而法规律令则如这把尺子─是这师傅做出来留给这徒弟的。

例如明朝，自成祖以降没有出过什么好皇帝，朱家龙椅上坐的多是平庸之辈或荒唐之徒，可朱家天下竟维持了二百多年，成为中国史上少有的几个长命王朝之一。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朝统治体制相当完备，以致于那些碌碌无为的皇帝也能靠着它坐住江山。明神宗十几年不理朝政，昏得可以，但其名下的国家机器竟还能够运转，尽管不时出些故障。

明朝制度的基本框架多是由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这位明太祖打下江山后，便忙于国家体制建设，先是承接先朝制度，后又对其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在中央政府中，撤销中书省，抬升六大部，后又添设殿阁大学士制；在地方政府中，撤销行中书省，分权三司，即布政使司(行政)、按察使司(司法)、都指挥使司(军事)。他坐天下比打天下还忙还累，苦心经营数十年，终于建起一个严密且严酷的国家体系，集数千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之大成。他终于为朱家王朝做成了一把很管用的尺子，并传了下去。其不肖子孙只要拿着它，就能大致地测度天下。

聪明的开国帝王还深知自己的子孙只是因血统而登基的，仅凭他们自身才德难以服众，难以使百姓和百官从心里敬畏他们。于是，他们又为子孙皇帝立下许多严酷刑法。

他们这样做，也是在搞他们的体外遗传，即把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斩将翦寇而平定天下的威严，以一种制度化形式遗传子孙皇帝。人们可以不敬畏当朝的庸君，但不能不惧怕先皇立下的王法。满清末年的臣民不会打心眼里去敬仰那位只有三岁的小皇帝，但不能不在乎那个能叫人掉脑袋的“大清律”。这时清王朝尽管已濒临崩溃，但仍能依照其“王法”砍了不知其数的人，砍的多是英雄好汉、仁人志士，多是敢于反对朝庭的人。

人们常常指责封建君主施行“人治”，即仅凭他们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这种指责有些大而化之。中国史上确有一些皇帝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但大部份皇帝所作所为是受方方面面制约的。他们若是完全由着性子来行事，就会上违祖宗家法、下招大臣非议。明神宗不理朝政十几年，也被大臣们不时参劾了十几年。他曾屡屡想换太子，但均被大臣们以祖制不可违理由予以否决。这桩桩不顺心的事使他后来谈起朝政便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正由于受到许多限制，中国史上一些生性活泼的帝王常常羡慕宫外平常人家的生活。

上述明智的开国君主通过一系列举措尤其是建制方面的举措，较好地完成了由暴力创业向和平守成的转变，从而使其新兴帝国暴兴而不速衰。这就使得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在他们这里失去了阐释力。

不过，在中国漫长历史上，也还有一些能够创业却难以守成的开国者。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其一，打得江山后，不求进取，吃喝玩乐无不享用至极。他们还有一番道理：老子过去打天下流血流汗，现在坐江山自是要多吃多占。这实是一种盗寇心理：抢来的东西，就要尽情地消受。但抢的东西再多也有限量，坐吃也能山空。他们的江山坐不了多久。

其二，打得江山后，不改禀性，过去好勇斗狠，现在仍是爱与人斗、好与人争，过去爱破坏爱折腾，现在仍是逢物必破坏、遇事必折腾。他们是属猴的，猴气十足，屁股坐不住。打江山时坐不住，还有些道理，因为本来就没有属于他们的位子可坐；打下江山后仍是坐不住，就没有道理了，因为有自己的位子不坐而到处跑动，只会给自己添乱。他们的江山也坐不了多久。

这两类开国者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其行为方式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尤其是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建立起那种不论对统治者还是对被统治者均有约束力的制度，从而导致其国运暴兴速衰。这倒也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思想。



【3】

当我们把视角转到离我们最近的开国者身上时，便面临这样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上述思想对毛泽东所作所为有无阐释力呢？这两位研究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的古今大家且中外大家能否相互印证呢？

若粗线条地看，不难发现两者间有某些联系，发现前人对后人作了某些能被大致验证的预见。若较具体地看，则可看出两者间有巨大差别：年代相隔太久，地域相距太远；并且还是前人续做后人文章，其间的出入也就更多了。

毛泽东所执掌的政权，无疑是“暴兴”的，即通过暴力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硬打出来的。那么，它是不是“速衰”的呢？答案似是肯定的，这一政权也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衰落下去的。当老人家去世时，他的国家也随之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文件语）。

毛泽东就创业来说，可与中国史上一些较成功的开国君主相比；但就守成而言，恐怕要跌入其间较差的等级。他既做成平地高楼，又弄得大厦将倾。

1949年，毛泽东终于走完了千山万水，由西柏坡进驻北京城，并于群英簇拥中登上了天安门，可谓荣耀之至。

据其卫士回忆，当时，像柳亚子、李济深“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们见到毛泽东，都习惯做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夸耀毛泽东。那时听到的最多的话是‘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泽东比’……”(1)

说这些话的老先生们，大多是那个时代的所谓名士，大多有些傲骨，在历史上或有过不买袁世凯账的纪录，或有过不听蒋介石话的举动。他们过去不愿攀附权贵，如今也不会一下子变得很世故、很会巴结人。他们赞誉毛公当是发自内心的。

可问题是，他们说话时所站的位置恰好是毛泽东在事业上的转折点，他们只能看到其创业已经走过的路，而未能看到其守成将要走出的路。若只看到前者，确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因为，毛赢得的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为艰辛的战争。但若再看到后者，再看上一些年，又将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上述敬畏感？

若再看上七八年，看到几十万最爱说话的知识分子却被封住了嘴巴，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就会发出此主席真够厉害的感叹。因为，这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位蒋总裁也未曾做到的事。国民党执政时的耳根远不如它的后继者来得清静。当时，人们在大众传媒上还不时能看到鲁迅等痛骂论敌的文章，在大学课堂里也不时能听到李达等讲授马克思学说的声音。

若再看上十来年，看到几千万种粮食的农民却因没有粮食吃而被饿死，他们又会生出此主席确有罪过的想法。因为，这是他们在满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日本侵华时期都未曾看到的人为性大饥荒。

若再看上一些年，看到那场殃及数万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就会觉着此主席做得太过份了。因为，这不止是他们未曾经历的国耻国难，而且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国耻国难。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暴兴”后“速衰”？为何在执掌政权方面如此不成功？对此，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后半截子文章”似能提供某些解释性思路（就其抽象意义而言）。

亚氏在考察一些像斯巴达那样的尚武城邦的历史时，指出它们大都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即把它们的手段当做它们的目的。(2)

“人生包含不同的方面─勤劳与闲暇，战争与和平”，其中，“战争只应是导致和平的手段，勤劳只应是获得闲暇的手段”。人们进行残酷的战争本应是为了获得安定的生活，进行勤劳的工作也只应是为了享用优裕的时光，并最终使人们能在一种恬然自足的环境中从事理性思考即“沉思”（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能充份体现“智慧”这一人类的最高美德，故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一再申明的是享有优裕闲暇的时光是全部生活的目的。”

　 可是，斯巴达的“立法家们以战争和克敌致胜为其政治制度的目的”，“整个国家制度都是以战争事务为其目的”，从而把本应作为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斯巴达人只重于战争训练，只长于好勇斗狠，结果使他们在战争胜利后不能适应和平的生活，长此以往也就不能保住自己通过暴力而获得的东西。

诚然，亚氏所说的人生内涵与后人所理解的人生内涵不尽相同，古希腊自由民享有闲暇的方式与现代公民享有闲暇的方式也有很大区别；但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后人借鉴的思想：在人生的追求中或在国家的崛起中，不应把人们所凭借的东西当作人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应把其奋斗的手段当作其奋斗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这一批评似也适用于毛泽东。后者崇尚斗争，以至于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追求。他曾说过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把斗争当作他人生的一大快感，一种理想境界。他讲哲学也是大讲斗争性，认为斗争性贯穿于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是无条件的、绝对的。(3)世人也因此将他的哲学恰如其分地称作“斗争哲学”。

当处于强大敌人压迫下，当处于在野党地位上，毛强调斗争尚可理解。因为，不斗争则亡，不斗争则不能夺得政权。斗争在这里只是作为维护自己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只是作为实现自己权力目的的一种手段。

可是，当已经打败强大敌人乃至消灭他们人身存在时，当已经获得全国政权并且得到大多数人认可时，他还要斗、还要把斗争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业，就没有道理了。这时，他应该做的主要工作不是革命、不是与人相斗，而是建设、而是与自然打交道。

事实上，他执政后所革的命、所斗的人，大多是他不应该革的命、不应该斗的人。因此，这种斗争的实际意义，已不在于斗争什么对象，而在于斗争本身。于是，过程本身上升为目的，斗争成了“游戏”。一切游戏的特点，就在于目的即过程。

然而，这种“游戏”并不好玩，相反很是残酷。五十年代“反右”，斗了几十万知识分子，后来又给其中99％的人宣布平反，说是搞过火了。六十年代“文革”，又斗了几百万老干部，后来又把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宣布解放，又说是搞过火了。这是反反复复以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做着一些颠三倒四的事情，很像是一种“游戏”、一种幽默，一种全然黑色的幽默。没有几个人能就此笑得出来，即使有笑，也笑得毛骨悚然。不过，老人家倒有可能从中感到生活的充实，进而达到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这一“游戏”本质上是整人的，并且是大规模整人的。由于处在执政者的地位上，毛与人相斗实是强者对弱者的随意处置，即对后者可以采用包括批判、羞辱、关押、刑讯、枪决在内的任何手段。又由于具有被神化的个人权威，毛的任何整人举措都能获得广泛的响应，甚至能搞成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他不斗则已，一斗即整；不整则已，一整便动之于天下。

毛泽东“斗”了一生，也“乐”了一生；只是乐了一人，苦了众生。他前半生斗了许多确想伤害他的人，斗得多少有些情理；后半生则斗了许多不想伤害也无法伤害他的人，甚至斗了许多相信他并支持他的人，斗了许多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斗得就大谬不然了。

亚里士多德还从正面考察了一些像梭伦那样的执政者的政绩，指出他们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积极制定各项法律制度，并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因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法律的统治优于个人的统治”。反之，“让某一个人来统治，就会使政治带上兽性的成份，因为他的欲望有时会支配他，他的情感会影响他，即便是最贤达的人也在所难免。而法律恰恰能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4)

亚里士多德对梭伦等的这一赞誉，似也能反衬出毛泽东的一些问题来。毛执政后未能很好地实现由社会革命者角色向社会建设者角色转变，不注重制度化建设，而总想不停顿地变革。他也曾搞过一些制度化东西，但随后又去破坏它们。他总是在“破”，不只是破前人的规矩，也破自家的规矩。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既要变革旧世界已有过的东西，也要变革新社会刚建立的东西，比如，要砸烂“公检法”，要打破各项规章制度对革命群众的“管卡压”。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不守规矩。据其卫士回忆，他过的日子常常不是大家都过的一天24小时，而是根据其特殊生活习惯安排的一天28小时，即所谓“毛泽东的一天”。(5)他散步常常不走现成路，而是踏石踩草想往那儿走就往那儿走。他的身上似有一种天然的反成规反秩序的倾向。

毛泽东这种行为方式，正如他自嘲的那样─“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比较适合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但不适合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注解：

(1)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2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14章；第八卷，第三章。

(3)毛泽东《矛盾论》第五节，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315─321页。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二卷，第十二章，1273b─1274a，第三卷，第十六章，1287a─b。

(5)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7页。



【4】

关于毛泽东“暴兴”政权何以“速衰”问题，除了可借鉴前人思路来予以阐释外，更应立足于这一政权自身运作过程来加以阐发。

毛泽东政权可以说是一个很少受制约的政权，既很少受外部政治力量制约，又很少受内部政治因素制约，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政权，并因此而做了许多说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的事情。对毛本人来说，似乎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

一个执政党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外在制约力，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然要赶其下台的政敌，即体制外的各种反对派组织；二是唠唠叨叨要分享其权力的盟友，即联合政府中的各个小兄弟党团。毛泽东的执政党也有这样的政敌和这样的盟友。不过，这对它来说，两者都构不成重大威胁，都形不成有效制约力。

先就政敌方面情况来看。

其一，在这一政权“暴兴”过程中，其执政党的老政敌即蒋介石国民党被清理得比较干净，已不可能对它形成有效制约力。

由于采取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凭借的是能够射杀生命的枪杆子，毛泽东在获得政权同时，就不只是把政敌赶下台去，而且把他们中的大部份人消灭了，从肉体上清除了。剩下者，能跑的被赶出了大陆，或退守在海外孤岛或流落到异国他乡；不能跑的则被打入了社会底层，或在几年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补杀，或长期被戴上“四类份子”帽子接受监管，每逢政治运动都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故已不可能再堂而皇之地爬起来制约这个新兴的政权。

其二，在这一政权“暴兴”起来后，其执政党的新政敌即各种新生反对派组织，都夭折于初创时期，没有一个能发展成全国性组织、能达到大政党水平，故都不可能对它形成有效制约力。

毛泽东政权将任何独立于它的政治组织，不论它们是否采取和平表达方式，都视为非法团体或反动组织，都予以严厉惩处，都通常要将其首要者处以极刑。在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中，“反革命组织罪”是一切罪中之最。

这是把国民党曾用以处置自己的方法拿过来再用以处置别人。国民党过去怎样对待共产党，共产党今天也怎样对待它的反对派组织。这似是应了毛常爱说的那句老话：对待反动派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实是“以张三之道还治李四之身”。中共执政前的对手与其执政后的对手是不同的，分属张三李四两类人。前者是世仇，曾杀共产党无数，可谓血债累累。后者是新生反对者，未伤害过执政党，没有历史积怨。如今执政党不分前者后者，一律予以彻底封杀。

事实上，这一政权不仅深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而且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境地。以往国民党只是在共产党发展到相当大规模、几乎与它并驾齐驱时才公然反目，大打出手。如今毛泽东政权就不会等到它的反对派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动手，而是当其一露萌芽就予以铲除。建国数十年来，没有哪一个反对党组织能够发展到共产党当年与国民党分裂时(1927年)的水平，甚至达不到它最初与国民党合作时(1924年)的水平。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反对党组织能够发展到使执政党感到受其制约的水平。

也正因此，人们可以说现代中国大陆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中国大陆执政党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讲宽容，讲多党和平竞争，最忌一党专政。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讲尊重对手，承认对手也享有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故所追求的成功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成功。比如，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多的听众，只是因为他们比对手表达得好，而不是因为他们捂住了对手的嘴巴。可是在毛泽东及其继承者那里，还没有人没干过捂别人嘴巴这类丑事。

从这里可看出，毛泽东搞政治的心胸是十分狭隘的。他拥有的就不准别人再拥有，他做过的就不准别人再做一遍。他是搞小组织起家的，先搞小组织，继搞大团体，最后搞成执政党，故深谙政治组织的运作技巧，深知政治组织所可能蕴藏的巨大能量。为此，他很钟爱他的党，并引以为自豪，称之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1)；但不能容忍别人也来发展组织，也来以组织力量与他分庭抗礼。

先秦时，墨子听说有一个叫骆滑厘的人很“好勇”，便去询问究竟。骆勇士答道：我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勇士，就一定赶去把他杀了。墨先生听后不禁感叹：天下人莫不是扬其所好、抑其所恶，可骆某如此行事怎么能说是“好勇”呢？只能说是“恶勇”。（《墨子"耕柱》）即是说，这个所谓的“勇士”，并不真正崇尚勇敢，而是十分厌恶勇敢；这种所谓的“勇”建立在对勇的否定上，故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勇，一种不能容忍勇的勇。

老人家与骆勇士很有些相似。他善于经营组织，但不容忍别人也来经营组织。他颇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容忍别人也来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盛赞他的党人能够英勇不屈，但不容忍他的对手也能够威武不屈。国民党的刽子手还允许一些临刑的共产党员高呼革命口号，但毛泽东的执法队决不让那些临刑的不屈者说出一个字来，为此，竟去割其喉管（张志新，辽宁，1974年）、缝其嘴唇（史云峰，长春，1976年）、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李九莲，江西，1977年）(2)。在他这里，缺少的是尊重对手的君子气度，缺少的是惺惺惜惺惺的勇者情怀。

总之，毛泽东政权不论在其“暴兴”过程中，还是在其“暴兴”起来后，都把其政敌──不论作为“历史反革命”的老国民党，还是作为“现行反革命”的新反对派组织─清理得比较干净，从而使它在几十年里从未受到过来自这方面的有效制约。

注解：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33页。

(2)参见张书绅：《正气歌》，载《鸭绿江》1979年第五期；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72页。



【5】

上述情况连带出一个问题：这种缺乏反对党制约的政治统治将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呢？若辟开民族整体利益视角，仅就执政党自身利益来说，这种政治统治有利也有弊，但最终弊大于利，即促使其由“暴兴”向“速衰”转变。

同事相告：北京街头有位卖冰棍的老太太，闲来无事与路人聊天，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能耐多了，像现在这样的腐败，搁在老蒋身上早就让他垮了，搁在老共身上什么事也没有，江山照样坐，腐败还有着搞罗。”老人家出语不凡，三言两语就把我们的问题给答出了一多半，即揭示了这种政治统治既较稳定又易腐败的两重性质。

人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腐败能让老蒋垮台而奈何老共不得呢？道理似很简单：因为，老蒋身旁有一个强大的虎视眈眈的共产党，所以他不能犯严重错误，否则就会被取而代之，事实发展也正是如此；老共身边则不存在任何能够赶它下台的反对党，不存在任何有份量的独立政治势力，所以它即便犯了很大错误，也很难被逐出统治者的位子。

然而，没有强大的反对党，在短时间内确能给执政者带来某种政治稳定，但长此以往就会给执政者带来难于克服的腐败倾向。前者可视其利处，如老太太所说的“有能耐”，即腐而不垮。后者则是其弊端，如老太太所说的“腐败还有得着搞罗”，即腐而不治。两者相比，后者更根本些，因为它是不可遏制的，是最终决定执政党命运的。

这种难于克服的腐败倾向至少有两方面表现：

其一，由于缺乏反对党制约而导致执政党在施政举措上为所欲为。

孟德斯鸠曾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它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的权力。同理，我们也可从政党互动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它政党制约的政党，也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都能犯的政党。

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为了防止自己妄自尊大、任意妄为，就应该把自己置于某些压力之下、置于某种警钟长鸣而不敢懈怠的氛围之中。这其间最有效的压力，当是来自那些时刻想把执政党拉下来而使自己坐上去的反对党。试想你身边有一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过来的家伙在那儿跃跃欲试，你还敢打盹吗？试想你周围有一些心怀敌意到处寻找你弱点的对手在那儿探头探脑，你还敢随便犯错误吗？尤其是还敢一个劲地犯同样错误吗？

一个政党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常提到的斯巴达人，四面受敌，却不设城墙，从而把自己置于一种危境、一种稍有不慎便有灭顶之灾的危境。这就迫使他们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的紧张，保持着临战的状态。警觉的眼睛、出鞘的刀剑是斯巴达人最好的城墙，并使他们一度称雄希腊。尽管斯巴达人崇尚暴力且好于征战的举动不为亚里士多德肯定，但他们这种置危境而自强的精神倒可以为后人借鉴。

因此，有反对党制约对执政党来说并非是件坏事，反倒能迫使后者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必须小心谨慎、克尽厥职，尤其能迫使后者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必须承受那种“一着不赢，全盘即输”的压力。咄咄逼人的政敌不会让你拥有许多次犯错误的机会，只要抓住你的一两个大错误就足以将你赶下台去。在此情势下，执政者们还敢骄矜、还敢懈怠？还敢像毛泽东那样玩儿似地把偌大个国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

毛泽东政权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反对党，也就没有上述那种压力。它的老政敌被解放军消灭了，它的新政敌被公安机关取缔了。它似乎有了一个无人来颠覆的铁打的江山。不过，这种情况对它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没有压力，也就不严格要求自己了；没有监督，也就不必去循规蹈矩了；没有畏惧，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铁打的江山也就有了许多铁打的错误。

由于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取代自己，毛泽东也就不在乎屡犯错误，甚至不在乎屡犯大错误。像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人为大饥荒，像导致整个民族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搁在任何民主国家里都会使执政者下台，因为反对党要追究它灭绝人类罪和灭绝文化罪；但在毛的国家里丝毫不影响他的统治地位，因为其治下根本不存在能够借此发难的政治势力。

令人十分诧异，执政者们把常犯大错误说成是“交学费”，吃一堑长一智，坏事变好事。他们竟能在烟波浩淼的汉语词海中找出这么个好词来。天底下最划算的事情莫过于送孩子上学堂，交一些学费，长许多见识，并因而有了很好前程。依照这词，执政党犯大错误也就被说成是在做最划算的事情。另外，既然是交学费，就不会只交一次，今年交，明年交，只要孩子在学堂就得年年交。换作执政党的话，今年犯错误，明年犯错误，只要老子在台上就得年年犯错误。不过，从长远来看，执政党因犯大错误而交出的东西，不是什么学费，而是人心，而是自家政治生命。

其二，由于缺乏党派竞争而导致执政党在运作能力上急剧退化。

在生物发展过程中，当来自环境方面的某种生存压力开始减弱乃至消失时，生物体中原先具有的那种用以应付这种压力的生存能力也会相应发生退化。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人的体力劳动逐渐为脑力劳动所替代时，人的体能也在发生变化，如更容易患高血压、心脏病和肥胖症等。

不过，人并非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方面的变化。比如，面对上述劳动方式的变化，许多人积极从事体育运动，甚至参加体育比赛，有意识地向自己的体能施加压力，要求自身必须具备较大的承负力量和较快的运动速度。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人们通过艰苦锻炼而予以适应，进而维持乃至增进自己的体能。

同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反对党完全消失时，执政党身上原先具有的那种应付政治挑战的生存能力也会随之发生退化。消除政敌与弱化自身抗衡政敌的能力，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那种完全排斥政治异己力量的一党专政体制，表面看是便宜了执政党，实际上是宠坏了执政党，弱化了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能力。

若要防止政治生存能力退化，执政党就必须把自己放在与反对党持续竞争的位置上，放在后者不断给予的压力下。这就像上述为了防止体能退化而把身体投入到体育运动中以承受各种生理压力一样。一个最切近例证，就是台湾执政党一方面因开放党禁而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也因开放党禁而获得相应的承受能力。国民党已今非昔比。

然而，在毛泽东的国家里，执政党不屑于同反对党进行政治竞争，也根本不允许有这种竞争发生。长此以往，执政党也就渐渐不知什么叫反对意见、什么叫政治压力了，故而变得骄傲自大、我行我素了。可是在中国人的话里，骄傲一词总是与退步一词连在一起的。执政者愈是自以为是，其执政能力愈是退化。

执政者们渐渐变得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起来了。他们说得很好，做得却很一般，甚至很有问题。

由于没有政敌能够有效地督察他们的施政方式，故使得他们喜欢许诺、喜欢讲大话。由于又没有政敌能够有效地诘难他们的施政方案，故又使得他们爱把自己的许诺和大话编成童话般的东西。例如，他们曾作过这样一些很能打动人的许诺：

─大约50到70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1955年毛泽东语）(1)

─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1957年毛泽东语）(2)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这里主要是钢。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958年毛泽东语）(3)

─争取五年内实现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用语）

几乎每一次所谓“继往开来”的大会，总有那么几句老话：过去，缺点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未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诚然，人们不应一概而论地反对许诺、反对用美好的希望来振奋精神，但人们必须反对轻率的许诺、反对许诺者在许诺应该兑现时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说过的样子。其实，人的一些许诺真要是没有兑现的话，也不都是什么了不得或过不去的事，因为天底下的事有易也有难，不是样样都能说到做到。问题是许诺者不论做成了还是没做成他所许诺的事，总得给他所许诺的人一个交代、一个认认真真的说法。

志过大、眼过高，也就显得才过疏、手过低了。毛泽东号召亿万农民多产粮食，可自己并不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有意无意地诱发了一颗颗亩产万斤粮的“卫星”。他又号召全国人民大办钢铁，可自己也并不清楚那些土制小平炉小高炉究竟有什么样的技术参数，结果与其口号相伴生的是千百万吨钢渣铁渣。他想搞“大跃进”运动，却不具备现代生产知识，同时又没有反对党来泼他的冷水，来敲打他、奚落他。这就使他越发自以为是且一意孤行起来了，最终把“大跃进”搞成了大衰退。

改革开放后，第二代执政者也同样由于缺乏制约和竞争而表现出某些志大才疏的质量来。他们关于改革的设想大多属原则性的、口号性的，很少附有较具体、较精当的实施方案。并且，他们的许多改革设想并不是自己原创的，而是取之于他人的，仅是对老百性已有的改革愿望以及改革实践的一种顺应和认可。例如，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步的土地承包制，就是由农民自己创设的，而那些领导者们只是在当时没有反对在事后予以肯定而已。

他们被称作“设计师”，其实在许多方面倒像是“拉拉队”加“督战队”。他们先是拄着拐杖，敲着地面，大声吆喝着别人朝前跑、加油跑，至于别人怎样跑、采取什么具体方法，那是他们的事。“拉拉队”管不了这些问题。他们后来发现这些人跑得不如他们的意，跑得或“左”或“右”，便抡起拐杖，抽打在奔跑者的屁股上，责怪他胡跑一气。“督战队”不能不显示威严。你们跑得好，是因为我督导有方，功劳在我；跑得不好，是因为你们不听话，过失在你们。我是大权独揽且责任不负。

不过，话说回来，要求那些八九十岁的“设计师”们志也大才也大，要求他们既能把握大方向又能制定具体策略，似是过于严厉了，似是缺乏对于耄耋老人的同情心。

因为，年纪很大的人有可能是最有权力的人，这是历史造成的；但不可能是最有才能的人，这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傍晚六七点钟的太阳总不会比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更有朝气，也不会比中午十二点钟的太阳更显辉煌。否则的话，就是在对抗自然法则了，就是在嘲笑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如今成了一个只是在天将黑时才显出迷人景色的夕阳民族。

问题是，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累着这些老人呢？尤其是我们这个有着尊老传统的民族为什么要这样不照顾这些老人家呢？为什么要让他们东颠西跑指手划脚而不回家赡养天年呢？

这原因恐怕还是出在体制上，出在一党专政上。由于没有真正的政治竞争，没有能取代他们的政敌，故使得这些老人们能够顺理成章地占着位子不让。由于又没有真正的制度约束，没有能管着他们的法规，故又使得这些老人们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运作国家机器，并因此而使政权行为蒙上浓厚的老人色彩：言语嘟嘟囔囔，举止哆哆嗦嗦，说不清楚，做不稳当。

没有反对党的威胁，执政者的位子总是好坐的。中国史上那些至高无上的龙椅中，安坐过许许多多老态龙钟的人，以及许许多多由老人们抱上去的无知寡能、呆头傻脑的人。

这种因缺乏党派竞争而导致统治能力退化的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执政者的一些经济作为中和一些政治作为中。

例如，在搞大规模经济建设上，常常是虎头蛇尾，形成了一种姑且叫做“打摆子”的模式：先是发热，高烧四十度，大干赶上，上速度，上规模，恨不得马上实现共产主义，马上实现现代化；接下来便是发冷，浑身打冷战、大砍骤减，减规模、减速度，项目上了半拉就扔了，房子盖了半截就停了。

1958─1961年的“大跃进”，开始时说有多热就有多热，什么口号也敢喊，什么指标也敢订；三年后说有多冷就有多冷，人口少了数千万，财产丢了上千亿，整个经济非但没有“大跃进”，反而大跌落，一跌跌到十年前的水平上。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打摆子”模式。温差较大的“摆子”至少发作了三次：八四年发热，八五年发冷；八八年躁动，八九年寒颤；九二年又膨胀，九三年再紧缩。

这就像走路不是用眼睛、用脑子来看着走、想着走，而是通过撞在树上、跌到地下觉着疼了再调整方向接着走。这种通过疼痛感来调整方向的走路方式，有些类似软件动物仅根据触摸感而做出蠕动的前行方式，显现了一种不怎么高级的生存能力。

又如，在处理突发性政治事件上，毛的执政党也常常手忙脚乱，缺乏应变能力；常常将小事闹大，将大事闹砸，将动嘴动舌的事闹成动棍动棒的事乃至动枪动弹的事。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以言论开始而以棍棒结束。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则更进一层，以畅所欲言开幕，以枪弹横飞收场，老百姓死伤无数，长安街血迹斑斑。前者是在毛活着的时候发生的，是按其旨意予以处理的。后者是在毛故去多年但他所创设的那种不受制约的国家机器仍在运转的情况下发生的，是由与他权力角色相仿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政治老人拍板敲定的。后者闹得规模更大，其间所显示出的政治应变能力也更难让人恭维。

若撇开政治倾向不说、仅就应变能力而言，此时执政者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只做了早年许克祥三下五除二就干成的事情。一九二七年，为镇压以工会农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并用砍刀梭标半武装起来的长沙工农群众，许克祥只用了一个团的湘军。一九八九年，为弹压既无组织又无武装的北京市民，掌权者竟调动十几个番号的野战军，乘装甲车入城，用自动枪开路。

这是尽用天下雄兵对付一方城市一群百姓，本无足以称道，却被事主说成是威武之师的壮举。说者不觉颜面发烧，听者倒是满脸通红了。俗话说，天底下最怕两种人：一是不要命的；二是不要脸的。“八九风波”同时成全了这两种人。

再说对付老百姓，通常只要动用一般武装力量，便绰绰有余了，可是这次一开始就动用像三十八军这样的王牌军，似是滥用军力。

此三十八军的老底子可追溯到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由彭德怀统领的红三军团，彭军团向以善打硬仗着称。抗日战争时，该部隶属八路军主力师115师，是其基干部队。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该部隶属由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是其“第一主力”。朝鲜战争时，该部又因其战场表现而被彭老总呼之为“万岁军”。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堪称中共武装力量的精华。

一般来说，善用兵者不轻易动用主力部队，如林彪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就将三十八军（时称第一纵队）留置高桥待命，以作战役预备队，打算用在最后关头。又如彭德怀在朝鲜战争转入僵持阶段时，便将三十八军撤到后方休整，以作战略预备队，也打算用在最后关头。

可是，1989年的主事者一开始就用上了王牌军，并用它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如同打牌一开始就把“大老王”打出去，并打得不守章法。这是在用王牌军打烂仗，打有损军威的仗。处理“八九风波”的领导人主要是部队政治工作者出身，而非军队统帅出身，故多从政治功利情况考虑，而不能像彭德怀、林彪那样多从军队自身情况考虑，不能像他们那样慎用军队主力，爱惜王牌军荣誉。

据说那些主事者们善于打牌，可此次牌打得不怎么样，牌技不高，牌风不正，最后连牌桌也掀翻了。人家和你讲道理，你却大打出手。不论人家讲得怎样，只要你一动粗手就输了理。这表明你：或是不敢讲道理，理亏得很，即“德”有问题；或是讲不好道理，理拙的很，即“才”有问题。

执政党曾经是一支很富有献身精神、很富有战斗力的队伍，出过许多英烈、有过许多胜利；如今则变得有些德寡才薄了，其间假公济私者比比皆是、平庸无能者处处可见。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有国民党对它制约，有各种政治势力与它竞争，故使它不得不竭尽全力行事。后来暴力革命替它清除了老的政敌，暴力统治又替它取缔了新的政敌，故使它处于一种既无强敌对之制约又无强敌与之竞争的境地，进而使其生存能力渐趋退化。

这就像那些土豆一样，在气候寒冷的北方长得硕大而多有光泽，移栽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反而长得瘦小而多有疤痕，并且一代不如一代。

注解：

(1)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2)引自：同(1)，第105页。

(3)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700、702页。



【6】

毛泽东政权既然不能获得政敌方面的有效制约，那么能否获得盟友方面的有效制约呢？政敌不能给予，盟友能否补偿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政敌即所谓各种“反动势力”不能制约它，盟友即所谓各个“民主党派”也不能制约它。

当然其间也有不同；前者一开始就被判为非法存在，被严禁在政治上乱说乱动；后者一开始则被邀请来参与政事，被允许对执政党评头论足。人们从前者境遇中，可看到统治者明正典刑；从后者境遇中，则可看到老朋友言而无信。对于毛泽东来说，让民主党派来监督自己，不过是讲讲而已间或笑笑而已的事。

如果说毛泽东一上台就跟老朋友翻脸，似是冤枉了他。据其卫士回忆，毛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对骑过的马、使过的茶缸都有些感情，都不轻易更换。对马对茶缸尚且如此，对人尤其对那些曾冒着“通匪”罪名帮过自己的人就更应如此了。事实上，他刚进北京时是很善待老友的，说了许多不忘旧情的话，做了许多善解人意的事，与他们缠缠绵绵地过了一段政治蜜月时期。

1950年6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大二次会议上说了一段颇使老朋友感到舒心的话：“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1)他是在告诉老朋友，我毛泽东不会不给你们饭吃，也不会不给你们事做。

当时，毛和他的党的确为老朋友们安排了许多重要职务。在中央政府人选中，民主人士约占三份之一；其中有三位民主人士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有十四位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委员和副总理，有二十六位民主人士担任二十一个部的部长和副部长。

然而，毛对老朋友的还情、对民主党派的礼让，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会允许这些民主党派掌握过多过重的政治权力，以致影响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容忍这种政治蜜月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以致压抑自己原本就好争吵的政治秉性。

大多数民主人士被安排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这个会议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一度具有最高权力机关性质，曾制定出国家临时宪章─《共同纲领》，曾组建起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中央人民政府；但到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便逐渐退为荣誉性咨议机构，其成员不再拥有政治拍板权，仅享有在国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荣坐前排的权利，有时也可对政府举措发一些议论，但这些议论不能发到执政者的心痛处。

至于那些进入政府权力机关的民主人士，多数任副职，如任副主席、副总理、副部长等职；少数任正职，如任教育部长、水利部长、轻工业部长等职。在这个一党专政体制中，每个单位的行政首长都没有“党委书记”大，并且每个单位的下属部门头头也大多是“党员干部”。因此，那些民主人士出身的行政领导在行使职权时，总是要谦恭且小声地与书记商量，总是要客气且轻声地向部属咨询；每逢单位党组织开会决定重大事情时，或只能若有所失地徘徊门外，或只能寡言少语地列席会议。

那么，在这个由共产党最后说了算的国家里，民主党派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团？究竟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能有什么样的作为？

这涉及到民主党派的政治定位问题和运作方式问题。

对于这些民主党派，人们很难直接肯定它是什么，但可以直接说它不是什么，进而间接确认它是什么。从总体上看，这些民主党派既不完全是体制外的反对派，也不真正是体制内的实权派，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并兼有两者部分性质的政治派别。

毛泽东一方面说：“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一方面又说：“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2)

对于执政党来说，民主党派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家里人，而是远房的亲戚；因而既不能拒之门外，又不愿予以厚待，远不得，近不得，很不好相处。如果只是站在门口寒暄寒暄，主人倒不反对，但客人就不高兴了，大老远地跑来只能站在那里空着肚子说空话，总不免有些难看。如果真要迎到屋里给吃给喝，客人倒很满意，可主人就不自在了，辛辛苦苦挣来的或用血用命换来的家当让别人消受总不免有些心疼。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很是热情，隔三差五总要聚一聚，什么好听的话儿都能说出来，什么好看的东西都能端出来，有时还搭送点贵重礼品，如搭送了三顶“国家副主席”帽子和两顶“政务院副总理”帽子。

可是，相处时间一长，两者关系就起了变化，有了许多矛盾。大家总不能老是欢坐在那里推杯换盏尽说些相见恨晚的话，总得要站起身来忙着做事过日子；而要过日子就难免有磕锅碰碗、烧咸了煮淡了的是是非非，就难免有干多干少、你肥了我瘦了的恩恩怨怨。客人方面，可能会抱怨主人有些薄气，没有尽做主人的义务，如1953年梁漱溟就曾牢骚满腹地抱怨毛泽东缺少当大家长的“雅量”，听不得不同意见。主人方面，也可能会埋怨客人有些过份，没有守做客人的规矩。如1957年执政党就曾火冒三丈地斥责一些民主党派居然想在别人屋檐下搞什么“轮流坐庄”，不晓得自己站在哪里、同谁在说话。

不过，双方一旦闹起矛盾来，各自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实力的不对称自是导致结局的不对称。客人方面仅仅对主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满，并仅仅用言辞来表示这种不满，即所谓“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主人方面则不仅对客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满，如把“向党提意见”看做“向党进攻”；而且对客人在屋里的存在表示不满，即要把他们吆喝出屋、扫地出门，或下放基层、或送去“劳改”。

客人只是向主人提提意见、闹闹情绪。主人则是对客人极不耐烦、大加发作、拍桌子摔板凳、抽耳光踢屁股。五三年批梁漱溟，可看作是毛泽东对个别民主人士的不耐烦和大发作。五七年反右派，可看作是毛泽东对整个民主党派的不耐烦和大发作。

于是乎，昔日的老朋友、远房的亲戚，曾经被热情迎进门、此时又被冷脸送出门。他们本是去看朋友或走亲戚的，小住一下无妨，久住下去就不妥当了，就要讨人家嫌弃了。

当然，事情不是绝对的，真要想久住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些远房的亲戚必须放下客人的架子，脱下袍子，挽上袖子，做起诸如端茶倒水之类的事来。大户人家总得要有一些能够跑前跑后张罗门面的人。问题是人和人不一样。有一些人确有这方面的才能和耐性，干得十分出彩，并一干数十年。每逢主人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人们总能看到他们恭恭敬敬地站在最显眼处，打躬作揖，唱喏问安，抬头见笑，低首有礼，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另一些人就没有这做伙计的天赋了，不会打躬作揖，不会道喜问安，说话不分场合，行事不看脸色。大户人家的房前屋后厅里堂外容不了这后一种人，自是要请其走人的。

民主党派作为远房亲戚而客居执政党家里这一隐喻，包含两个清晰度不同的层面：一是实质上的利害关系，非常清晰，主客分明，乃至主仆分明；二是表面上的应酬关系，不甚清晰，主客间称兄道弟，互比一家，主人好客地说请把我的府第当作你的家，客人也知趣地说人在贵府里犹如身在自家中。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层次，也就有了两者间相互遮掩相互混淆的可能。事实也是如此，第二层次关系常常遮掩了第一层次关系，那些客客气气应酬话常常使人们不能清晰地区分主与客、内与外，从而生出许多困惑。

例如，人们很难理解毛泽东对民主人士怎么能够说翻脸就翻脸，一下子从客客气气变为怒气冲冲。这种不理解实是执迷于第二层次应酬关系，即主人应该善待客人；而没有看破第一层次实质关系，即客人毕竟是客人，住久了而又放不下架子做仆人，致使主人腻了且又忍了许久，于是乎，不发作则已，一发作就不可收拾了。

又如，人们很难理解某些民主人士好心好意给执政者提意见反被泼了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从外凉到里。这种不理解也是执迷于第二层关系而失之于第一层关系，只是觉着老弟好意忠告老兄，老兄则应礼遇老弟；而没看到老弟虽是老弟，但只是远房的表老弟，来到此家打个下手混碗饭吃就不错了，却还不知足，还要反客为主，就这屋子里的事情指手划脚起来，开始时主人碍于礼面谦让了一下，而他居然当真，越说越起劲，说到末了能有他好果子吃？

注解：

(1)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7页。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



【7】

总体上看，民主党派的政治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言论运作方式；与此相应，民主党派的人员公务职守，也大都被安排在“言官”位置上。大多数进入“政协”的民主人士，主要从事咨议性工作。另一些担任政府行政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也主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参与议论本部门工作。

我们已经指出民主党派不是什么：不是政权外的“反对派”，也不是政权内的“实权派”。我们还要指出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介于“反对派”与“实权派”之间的“言论派”，持言论而立世。

那么，民主党派的言论究竟有多大价值、有何种意义？具体地说，有何种预期意义？有何种实际意义？

关于预期意义，可分别从民主党派和执政党两方面看。

民主党派对自己言论参政的预期，往低处说，即从党派私交上说，想通过发议论方式，来帮助老朋友管好这个大国家；往高处说，即从民族大义上说，不管什么人执政，只要造福人民就褒之，只要为害人民就贬之，有错必究，不平则鸣。民主党派很想通过他们的言论来影响新中国的政治。

执政党把民主党派置于言官地位也有所预期，也有低处着眼高处着想两层预期，一为“还情”，二为“纳谏”。

中共打天下时，曾得到过民主党派大力协助，欠了他们许多情份。

1920年，毛泽东卖掉大衣买了一张车票来到上海，最初在洗衣店当伙计，洗洗涮涮，收入甚微。就在此人一贫如“洗”之际，前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领衔为湖南青年团体筹到二万块大洋，交由毛转递。这可能是他从记事到此时所看到的最大一笔款子。

1938年，八路军前与日军作战而消耗甚多，后有老蒋克扣而补充甚少。就在该军十分困窘之际，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冒着老蒋要追究的风险，一次性批给八路军100万发子弹和25万颗手榴弹。这可能是中共自建军到此时所获得的最大一笔军火。

1945年，中共参加重庆谈判是捏着一把汗的。首先，谈判的实力不如对方。当时在中国发言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枪杆子的多少，而中共军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其次，谈判的桌子摆在人家地盘上。对方能够严密监控会议进程，随时都有可能置己方于尴尬境地。窘迫的中共急切需要其它政治势力支持，以抗衡正处于鼎盛期的国民党。

结果，它如愿地得到了这种支持。老蒋把老毛看作是想来讨便宜的匪党头子，民主党派则把他当作是前来谈和平的光荣使者，尽管后者已做好种种打的准备。他们倾巢出动地为他迎来送往，使之倍感荣耀。他们还为中共出谋划策，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先生与毛泽东私下商议，以自己名义发表文章来说出后者很想说却不便说的话，使得毛大为感激，赞其“老成谋国”。

这些民主人士很清楚，好记仇的蒋先生正用冷冷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做的这一切，迟早要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第二年秋冬之际，国军攻占共军在关内所拥有的最后一座大城市张家口，国民党旋即召开“国大”，遂将绝大多数民主党派逐出国家议事机关，此后还让特务们不时找找这些失业政治家的麻烦。

不管后人怎么说，不管中共党史怎么写，民主党派曾在毛泽东很需要帮助时帮助了他，既给了他一些实惠，又给了他很大面子，并为此而付出一定代价。

1949年，中共一坐上执政者位子，就要对老朋友做出回报。蒋先生把这些人逐出“国大”，使他们成了政治盲流；毛先生则把这些人请进“政协”，让他们一有饭可吃、二有话可说、三有荣誉可享，以还他们一些旧情。

不过，毛泽东设置言官的预期还不止于此。他毕竟属政治家，很有功利感，不仅想借此还上旧有情份，而且想借此获取现时好处，希望这些言官们能够对新生政权有所贡献，提出一些建国良策。毛泽东待客，不只是尽情份，还想从客人身上索取于己有益的东西。只要做客人的掌握好分寸，在身份上不能反客为主，在言辞上不能过于激烈，尤其碰上气度不大的主人就更不能自以为是地说话；那么，做主人的还是愿意听一听客人的意见，尝试一下纳谏的好处。

自唐贞观以降，凡想做一番事业的统治者，总要附庸风雅一下李世民的纳谏之举。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曾表现出这一雅兴来。他熟读史书，知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古训，知晓太宗皇帝“常保三镜”的故事，(1)不会不明白一个政权若想少犯错误，就需要倾听不同的声音，尤其要倾听批评的声音。为此，他作了这样的承诺：

“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2)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3)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4)

显然，毛泽东最初是想广开言路以资其政的，尽管他最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既不能用他先前的良好愿望来开脱他后来的实际错误，像现在许多官样文章所说的那样；也不能完全反过来说，说他原本就没有丝毫诚意。

注解：

(1)“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卷七十一。

(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4页。

(3)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



【8】

对于民主党派以言论参政的方式，不论他们自己还是执政党都从各自角度表示了良好的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如何进入实际过程、如何获得实际意义呢？

一般说来，言论参政方式有两种：一是参议政府举措前的决策，二是评说政府举措后的得失。就民主党派的政治实践看，前一种方式很难实行，后一种方式很受限制。

执政党做重大决策的基本程序是，先关起门来想、关起门来议，由毛泽东脑袋到常委会、到政治局、再到中央全会；等想好了、议好了，再告知民主党派，做征询意见状。实质上是我说了算，形式上是我与你协商。

1954年前，先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经“全国政协”议论通过。1954年后，先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经“全国人大”鼓掌通过，再让“全国政协”附议赞成。此时“政协”已由二等表决机构降为三等表决机构，不仅察颜观色于“中共中央”，而且随声附和于“全国人大”。于是乎，这些身着西装革履、长袍大褂的“政协委员”们，也跟着那些身着军装工农服、一身短打扮的“人大代表”们一起，频频举手，阵阵欢呼。

毛泽东执政二十几年，作过这样一些重大决策：

一、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这是有关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定位的重大决策，即决定新中国武装对抗“美帝国主义”、并坚决倒向苏联阵营。

二、1955年决定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是有关新中国在社会制度上如何定性的重大决策，即决定新中国由容忍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迅速过渡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阶段”。

三、决定搞“大跃进”。这是毛泽东在经济实践上所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其后果也最严重。

四、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在政治实践上所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其影响也最深远。

对于这些重大决策，民主党派是很难参议上的。

关于出兵朝鲜决策，不要说是民主党派人士，就是执政党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未能参议上。它是先由毛泽东下决心后由十几个政治局委员附议而作出的。

关于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决策，毛泽东曾作过一个说明：“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1)

这是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是对自家人讲的私房话，道出了执政党做此决策的真实意图，即要抽掉民主党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进而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显然，执政党不会让民主党派预知这一决策，而民主党派也不会真心赞成或积极参议这一极大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决策。

至于后两个重大决策，由于都发生在将民主党派发言权剥夺殆尽的“反右运动”后，因而也都不存在让他们来参议的可能性。过去执政党做决策还在形式上向民主党派打个招呼，此时连这形式也不需要了。像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连执政党副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能预知，至于民主党派就更不能说上话了。

关于民主党派言论参政第二个方面，即评说政府举措后的得失，由于是发事后议论，因而与事前参议相比，虽在认识上容易些，但在政治上更有风险些，更不讨人喜欢些。事前参议只是告诫人家将会生病，事后议论则是硬揭人家已有伤疤。执政者们常常不理睬前者，但很想惩罚后者。

1953年9月，梁漱溟先生对执政党在农业方面的举措提出善意且委婉的批评，但不能容于毛泽东，结果被封上了嘴巴，很爱说话的人在二十余年间不能说话。

1954年7月，胡风先生向执政党中央提交一份报告，谈了自己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看法以及自己受排挤的境况。报告既不否定党的根本路线，只对党的某些政策提出异见；也不攻击党的最高领导，只对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不满。结果胡风引火烧身。1955年1月，执政党中央将胡风意见定性为反党文艺思想，并发动全国知识界予以批判；5月，执政党中央又将胡风与其支持者由“文艺上的小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并将胡风本人捕入狱中；6月，执政党中央抛出由毛泽东作序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案遂成铁案。1965年，胡风在坐了十年牢后被假释出狱；1969年，胡风被加判无期徒刑，再次被关押，服刑近十年；1980年，胡风获不彻底平反；1988年，胡风在去世三年后获彻底平反。

严格说来，胡风不属于民主党派，而是中共老党员、鲁迅先生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执政党惩处胡风也可以说是在杀鸡吓猴，有意无意地告诉民主党派，若冒犯本党威仪，即便自家兄弟也要严惩不贷，至于你们这些远房表兄弟就更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了。

可是，民主党派仍不接受告诫，仍要说出自己想说的话。1957年春夏之际，他们也言辞激烈地批评起执政党来，结果也招致后者强烈反弹。先后有数十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另外还有更多知识份子因此而失语。过去，只是个别民主人士因言获罪；如今，则是整个民主党派在言论上全军覆没。此后，他们就由好说者变为无话者、由善谈者变为讷言者，他们原被允许使用的言论参政手段，虽还能在一些礼仪性场合被提起，但已是名存实亡了。

许多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事前不是不清楚他们的言论是要捅马蜂窝的，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要让那些妄自尊大的执政者们不得开心颜。这里体现了一种文化传统，即许多中国优秀知识份子所遵循的“士志于道”传统。他们积极入世、关心时势，但由于处在最高决策圈外，很难介入到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事前参议中，故只能较多地关注它的实施情况，并不留情面地予以评说。于是，针砭时政、臧否人物成了他们常有的一种作为，同时，被贬谪、被迫害也成了他们常有的一种境遇。

实际上，中共最初也是由知识份子团体发展起来的，中共第一批党员几乎都是知识份子，既有当大学教授的大知识份子，也有当小学教员的小知识份子。他们也都秉承“士志于道”传统，也都敢于仗义直言、指点江山。

不过，他们也有不同于其它知识份子的地方，比如：

─不自命清高，不故作高雅，很少有文人身上常有的那种酸腐气，往往能脱下长袍，穿起草鞋，深入社会下层，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进而发起工农运动。

─不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只是用言论批评政敌，还能够用暴力夺取政权。

─不守承诺，不亲同类，夺得政权后就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尤其容不得其它知识份子批评自己，以致完全剥夺后者的发言权。

他们与后者曾属同一营垒，对后者知根知底，故而不斗则已，一斗则斗到要害处。他们知道后者靠发言论来吃政治饭，便封其嘴巴，叫其无法过政治日子。

知识份子的一个社会角色特征，就是关心社会、针砭时弊。中国知识份子尤为如此，并且是两千年一直如此。毛泽东彻底封杀知识份子言论，实是在施行一条自秦皇以来前所未有的知识份子政策。

这一政策不仅使得知识份子干不了自己很想干的事，而且迫使他们干了自己不想干的事，如强制性改造知识份子思想，让他们没完没了地学习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再三再四地书写那些扭曲灵魂的东西。其中一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处境尤为恶劣，三天一检查，五天一汇报，举手打自己耳光，张口骂自己坏蛋。这样的羞辱恐怕只有历史上满族强迫汉人剃发留辫的羞辱才能与之相比。

执政党改造知识份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诱迫知识份子背靠背地相互揭发。本来，诋毁思想同仁或出卖政治盟友，最不适合知识份子的性情，也最能折煞知识份子的气节，至少最违逆知识份子好标榜的东西。可是，那些搞运动的“工作组”、“学习班”、“清查办”，最提倡这种打政治小报告的做法。长此以往，极大地败坏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士风，同时也使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拥有了一支规模空前的告密者队伍。

毛如此做法，实是对中国士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叛。他最初受教于且受惠于这种传统，最终又竭力贬损这种传统，给了它未曾有过的伤害和羞辱。

毛如此做法，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一种反叛。打江山时，他最爱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至把它看作是中共“三大作风”之一(2)；坐江山时，他最匮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老虎屁股摸不得。快胜利时，他告诫同志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3)；可胜利后，他对战友，对属下，对朋友，尤其对那些敢于直言的民主人士，既不谦虚谨慎，也不戒骄戒躁，常常是一触即跳。这里仍以梁漱溟案为例。

1953年9月9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邀请梁漱溟发言。

9月11日，梁漱溟应邀发言，以比较委婉的方式谈了执政党在农村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发言就事论事。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回应梁漱溟发言，以不点名但听众都知说谁的方式谈道，“有人竟班门弄斧”，居然在中共面前谈论农民问题，“笑话”！谈话已就事论人了。

9月13日，梁漱溟与毛泽东短时会面，陈述委曲，说自己本无恶意。毛则咬定梁反对“总路线”，只是不自觉或不承认而已。

9月16日至18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再次发言，继续陈述委曲，并要求毛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与会议期间多次插话，内容近乎对梁漱溟破口大骂：(4)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

“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吗？”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一大堆吓人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人们从这里不难发现，十几年后的“红卫兵”是从哪里学会“大批判”的。

此后，梁先生就不再说什么了，毛先生却不想就此罢休。1955年5月，毛泽东发起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运动，要从屋子里闹到屋子外了。这一次，他不打算给对方发言机会了，尽管他曾许诺对方可以为自己辩护；也不打算由自己来说什么了，只挥了一下手，各路人马群情激昂，都来批判这个孤立无援的老书生了。

此时此境，不知梁先生有没有想起他曾说国民党的一句话：“士有气节必摧之”；如果想起，又不知梁先生还想不想再说点什么……

不过，我们知道梁先生三十年后说的话。(5)此时，他已年届九秩，他的那位怒气冲冲的老朋友已故去多年。在回顾那桩公案时，梁先生并没有对曾经恶待他的人报以恶语，反而作了自责，说“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言下之意，是由他梁漱溟把事情闹大的。这是高姿态，是生者替故人担责任。不过，这也像是羊给虎担责任，说自己虽是被吃者，但也有引诱吃者张开嘴巴的责任。

从实际效果看，梁先生自责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显示了他的儒雅襟怀；另一方面，也把毛置于一种尴尬境地，既强烈地反衬出后者的偏狭器量，也使后者的生前恃才傲物的强者形象褪色为死后受人宽恕的弱者面目。

批判梁漱溟时，毛泽东正值六十周岁。孔夫子云：“六十而耳顺”，说他到了六十岁时，就能够听得进任何意见了。毛泽东主席则六十而气盛，批评不得，顶撞不得，声音高，脾气大，把同是六十岁的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毛先生在史上怕是坐不上千秋圣贤的位子了，尽管他很喜欢人们叫他“导师”。(6)

刚坐江山时，毛泽东屡屡表示要倾听各种意见，要学习先人“兼听则明”。可是到头来，他有唐太宗雅兴，却无唐太宗雅量，听不得批评意见，容不得骨鲠之士，致使下属不敢禀实情，友人不敢说实话。老人家在史上怕是也坐不上开国明君的位子了，尽管他还有些看不起“唐宗宋祖”，讥之“稍逊风骚”（毛泽东《沁园春"雪》）。

注解：

(1)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7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095页。

(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40页。

(4)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7─115页。

(5)《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七章。

(6)参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3─14页。



【9】

上述可见，民主党派只是扮演了一种客居他家但住久了就要降为家仆的政治角色，只是运用了一种评头论足但说重了就要受到惩罚的言论手段。接下来问题是，民主党派何以要扮演如此角色？何以要运用如此手段？

进一步追索使我们又回到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上。民主党派之所以有如此境遇，就在于他们所依附着的这一政权是由暴力夺取的。这种夺权方式对夺权后的党派关系造成两方面影响：

其一，造成权力分享上的不平衡。凭借暴力登台的执政党自是享有绝大部分权力，没有暴力业绩的民主党派只能落座在权力舞台的边缘上或角落里。

其二，造成政治心态上的不平衡。执政党因自己有着曾过关斩将屡建功勋的经历，而对民主党派表现出较大的优越感；民主党派则因自己有着曾畏枪惧炮常显文弱的记录，而对执政党表现出较多的谦卑感。

关于前一方面影响较容易理解。中国有句老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政权创建也是如此，做出多少努力，也就获得多少权力。如果政权是用暴力做成的，那么，投入多少暴力，也就获取多少权力；或说，流出多少鲜血、损失多少生命，也就握有多大权柄、拥有多大权势。

中共从其建党到其夺权，先后投入四次全国性战争。其中两次与国民党连手出击：一是北伐战争，二是抗日战争。它在前者中仅起偏师作用，只有少量军队；在后者中支撑半壁河山，游击华北华中。另外两次与国民党大打出手：一是土地战争，二是解放战争。前者打成星星之火四起之形势，后者打到数百万军队决输赢之规模。

在这些战争中，中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损失，流了不知多少血，死了不知多少人。

如“大革命”失败时，“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1)，余者仅为四份之一。

如“长征”结束时，“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2)，余者仅为八份之一。1934年初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八万人马仅渡三万，余者大部尸横江畔，致使湘水变色，如落晚霞。

中共在上述两个历史时期的损失，除了可从总量上统计外，还可从结构上看，即可看到这些损失给中共日后发展带来结构性失衡。

例如，在大革命失败时，中共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大部被捕杀。

中共最初是一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着较高素质：

其一，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诵读过孔子孟子，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较厚重的人格底蕴；

其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留学过东洋西洋，感受过现代文明的气息，有着较开阔的眼界；

其三，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五四”前后思想解放时期─即中国百年来新闻检查最少故而思想言论最为活跃时期，有着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敏锐的思想辨别力。

然而，1927年的屠刀就首先要砍他们的脑袋，并也确实砍了他们中许许多多人的脑袋。

这种人员损失给中共组织带来结构性恶果，使它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缺乏那种老资格的、高质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尤其缺乏那种与毛泽东旗鼓相当、既能有效帮助他又能有效制约他的知识分子。

又如，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最优秀的基层干部几乎被打光。

在战争中，下级军官比高级军官更缺少保护、比普通士兵更负有责任，常被要求带领属下士兵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其伤亡率较高。尤其当战争十分惨烈、下级军官又十分勇敢时，其伤亡率就更高了。红军长征时总是处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中，其头常被打烂，其尾常被截断，因而军中那些勇于举着驳壳枪领着战士向前冲、向后打的连排长们就很难存活下来。

这种人员损失也给中共军队带来结构性恶果，使它在其后来的将官阶梯中出现一个相对薄弱的层次，即在1955年被授衔为少将者中名将很少。

这个党里能够从20年代活到1949年的元勋，大都是幸存者，大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彭德怀闹“平江起义”时的十几位亲密战友，也是红三军团初创时的中坚份子，在不到七年时间里全部牺牲。彭的参谋长邓萍就是其间最后牺牲的一位，殉于1935年2月遵义城下。彭的两个胞弟全遭杀害，留下一群孤儿。毛泽东兄弟三人，两死一生；其元配夫人所生三子，一死一疯一丢失。

这个党屡屡说，她的党旗、她的军旗、她的国旗，都是用鲜血染红的。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这个党的领袖做诗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七律"到韶山》）这个感叹是发自真情的。

就在共产党浴血奋战时，民主党派有何作为？赞成不赞成使用暴力？流没流血？

不能说民主党派全然反对使用暴力，但可以说他们不热心于使用暴力，至少不热心于由他们自己来使用暴力。这其间有一变化过程。

当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争执而没有结果时，当国共两军在战场上相持而未分胜负时，民主党派屡屡发表和平宣言，反对战争，反对暴，既反对国民党动武，也反对共产党用兵：

“民盟是个没有武力的政党，民盟绝对相信无论当权或在野的政党拥有武力，国家不会有和平，更永远不能走上民主的正轨……民盟始终是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努力调解国共两党间的武力冲突。”(3)

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4)

此时中国很是热闹，既有玩命打架的，也有好心劝架的。不过，架是要打下去的，劝是不起作用的。劝者纵有善意，但会劳而无功。这犹如一只羊向两条争抢肉食的老虎念叨素食的好处一样，自是白费口舌，并会危及自身。就近现代中国来看，和平固然好，但不现实。现实是不拿刀枪的政治力量总要受到武装起来的政治势力的压迫与羞辱，一部民主党派史可以说是文人政治不断遭受武人政治欺侮的历史。

当国民党最终撕破脸皮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5)，当共产党最终强大起来以至把老对手揍得快趴下时，许多民主党派开始改变他们原先想当和事佬的“第三者”立场，明确支持中共进行武装夺权斗争。

他们宣称：中共的奋斗史“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并高呼：“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6)

他们说要“彻底消灭”，即是赞成大动干戈。不过，他们这个口号是在国共双方炮火都打不到的英租界香港喊出来的。他们还只是站在拳击场外喝彩别人的拳头，还没有也不准备亲身下场亮出自己的拳头。

也不能说民主党派从未流过血，但可以说他们只流了很少的血。

民盟常常诉说他们为中国民主事业付出很大代价：报纸被查封，组织被破坏，人员被迫害；常常提到他们有“四烈士”：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其中陶虽不是被暗杀死的，但也是上了黑名单的，并是为局势忧愁而病逝的。

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实话，他们说的这些烈士也都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然而，就付出代价而言，他们无法与中共相比。后者仅在第二次国共战争中就伤亡了152万人。(7)对此，他们自己也予以承认：“中国人民得到解放，拿枪杆的战士们，尽力最多”。(8)

毛泽东的党正因其出力最大流血最多而能够在新政权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民主党派则因其暴力业绩平平而只能在新政权中居于很次要的位置，即只能被前者任意领导而不能对前者予以有效制约的位置。在这里，权力的分享依据投入与回报相对应的原则，投入多少暴力就获得多大权力，犹如创办公司，投入多少启动金就获得多大控股权。

民主党派只因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就被接纳到新政权中，似应明白，自己只打了半票就上了别人车子，既得着便宜就不好再对这车子说三道四了。

注解：

(1)(2)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39、740页。

(3)引自《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决保持第三者地位的声明（1946.11.25）》，载《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249页。

(4)引自《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946.7.22）》，载同(3)，第206页。

(5)《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947.10.27）》，载同(3)，第360页。

(6)引自《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1948.1.19）》，载同(3)，第374-378页。

(7)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第607页。

(8)引自《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在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词（1949.7.2）》，载同(3)，第558页。



【10】

暴力夺权的方式，不仅能使暴力施行者在权力分享上优先那些曾退避刀剑的盟友，而且能使他们在政治心态上震慑这些盟友。这后一方面影响常常不为人们重视。

暴力绞杀虽然残酷，但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勇猛精神和聪明才智。因为，不勇猛则败、则亡，不聪明则落入圈套、则陷入十面埋伏。中国历史上最有丈夫气魄的君主大都起于疆场，如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历史上最为实用的谋略大都出于战例，如从“瞒天过海”到“走为上”的三十六计。

暴力绞杀当属最严峻的生存竞争。能从中获胜者，自然是强者，尽管未必是善者。暴力绞杀能干净利索地淘汰弱者以选择强者，持续且剧烈的暴力绞杀则能更进一步地淘汰一般强者以选择最强者。无庸置疑，历经长期战争而获取胜利的毛泽东及其战友当属这强中之强者。

对于这类强者，人们常存有一层怯意，特别是那些与这类强者虽属同一营垒却未下场搏击的盟友，除有怯意外，还有愧意，还有谦卑感。在这类强者与这些盟友之间存有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关系，即俯临轻慢与仰视臣服的心态关系。

公元前207年，秦围赵于巨鹿，楚欲相救。楚卿子冠军宋义奉命率军西援，行至安阳，屯兵避战，裹足不前达四十六日。楚将项羽怒而斩杀宋义，被拥立为上将军，旋即引兵西渡，“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接而九战九胜，大破秦军。

楚兵虽是孤军作战，但非孤军临敌。就在战场四周，还有其它十几路诸侯援军。他们先楚军而到，屯于壁寨。当楚秦大战时，他们无一敢出壁助战，只是“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战毕，众诸侯受项羽召见，“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为属焉。”（司马迁《史记》卷十七）

项羽正是通过这种惊心动魄的暴力绞杀，既击败敌兵，又威震盟友；既使前者溃亡，又使后者臣服。掩卷而思，中共红色暴力似也如此，既使八百万国民党军队灰飞烟灭，也使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心悦诚服。

毛泽东1949年进京，也是一身征尘，八面威风。那些赶来晋见的民主人士，虽不是“入辕门”而“膝行”，但多有诚惶诚恐状。在这位有着魁伟身形的古都新君面前，诸公最常做的动作是“竖起大拇指”，最爱用的字眼是“真伟大”。

不过，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心悦诚服很快就变成心有余悸了，钦佩之余，惶恐又生。民主人士多为读书之人，虽文弱却有心数，虽安份却很敏感。他们很快就能通过那张挂得满中国都可见的领袖画像，感受到画上人的那种君临天下、无所不在的威严；很快就能透过那张安宁祥和且少有浓须的银盆大脸，感受到慈面人的那种说一不二、难容异己的霸气。

他们既敬重又畏惧这位比老蒋更强大更有手段的执政者，故采取了一种比以往更小心更少有作为的政治态度。

在老蒋专政时期，他们多少还能保持一些政治独立性，还能发出一些自己想说而执政党不想听的声音，如在由国民党主持的会议上直接批评政府，如在民办的报纸上公开讥讽权贵。中国民主同盟曾经隔三差五，不是发文告，就是答记者问，发难国民党，奚落委员长，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毛公当家时，他们就逐渐失去政治独立性。尤其到了五七年后，他们已不可能发表独立意见、不可能公开批评执政党及其毛泽东主席，尽管此党此主席可批可评东西越来越多、几成大错误常有小错误不断之势。

他们中虽有一些仍敢直言者，但多遭不测，轻者挨批，重者被抓，并累及三代。其亲属们每每在填写政审表格中的“家庭关系”或“重要社会关系”的栏目时，都久久不能下笔，可又不能不下笔，不能不写上那个会给他们带来恶运的至爱亲人的名字，并注明他所戴政治帽子的称谓，是“右派份子”还是其它什么“份子”。

当然，他们中也不乏有精明乖巧者。这些人识时务，晓利害，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处世方式，言不敢大气，行不敢独为，观风向说话，听号召做事。他们以住多是生性高傲不愿嫁人的政治老处女，如今变得也要委身他人了。

不过，这些出阁者已是旧日黄花，嫁到他人家自是难获宠爱，多数时间被弃之一旁，只是在逢年过节或遇重大礼仪性活动时，才被从布满尘灰的后院里呼唤出来，打扮一番，呈花枝招展状，摆设在共和国礼堂中，供人观瞻，以显示此当家者不是孤家寡人，还有三房四室，并相敬相爱，共享家政。

这些民主人士如此恭敬执政者，执政者又如何看待这些民主人士呢？令恭敬者沮丧的是，受恭敬者仅从高堂之上投下轻蔑的一瞥。

虽然毛公与某些民主人士有些私交，但他对作为整体的民主党派以及作为整体的知识份子(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分)，是不抱好感且不予高看的。他认为，民主党派是软弱的动摇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既支持革命又害怕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既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而需要执政党来对其“既团结又斗争”。他认为，知识份子不过是“皮上的毛”，没有独立性，只有依附性，其中大多数人都有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因而需要执政党来对其进行“思想改造”。

可毛自己的世界观也需要好好改造，用他自己的党在他死后做决议的话来说，其间有着许多“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1)。这种封建性东西比起他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要落后得多、卑劣得多。尽管如此，他仍要去改造人家、整肃人家，少则整个几十万，多则整上几百万，即便整过了、整错了，也毫无悔疚之意。老人家拿民主党派拿知识份子很不吃劲，有时完全不当一回事。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何如此对待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

有一种较流行的解释：毛青年时曾在北京大学谋到一个图书馆小职员差事，每天跑前跑后地为那些名牌教授、正牌学生，登名记号、拿书取报，有时还不免受到一些冷落和歧视，于是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嫉恨种子。因此可以说，他晚年实行的知识份子政策，是对于他早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回应，是抚平他早年心灵创伤的一种举动。

连境外学者也持此看法：“看来，毛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份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这位西方学者还多少有些戏谑地称毛是一位“半知识份子”。(2)

这就把毛晚年做出的那些不善待知识份子举动，看作缘于他早年萌生的某种阴暗心理，即嫉恨那些有着显赫科班背景的知识份子的心理，从而把他描绘成一个心胸狭窄、得志便猖狂的小人。这显然是文人的说法，是文人爱听爱传的说法。笔者留意到，一些颇有学历者议论毛议到高兴处，常会复述这一说法。这样说或许能使文人较容易地实现自己对毛的精神胜利，尤其能使那些在毛生前备受羞辱的文人较容易地在毛死后慰藉自己、娱悦自己。

不过，这种说法终究有些勉强。我们固然不能排除毛曾有嫉妒知识份子的内心情结，但可以说这不是他屡屡整肃知识份子的主要原因。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他身上可以骄傲的东西比起一般知识份子来要多得多，故没有许多必要去劳心伤神地琢磨后者、设陷后者，以恢复自己的内心平衡。

古人韩信，早年落魄乡中，受过胯下之辱；后来辅佐刘邦，因功受封楚王。他在荣归故里时，并未报复曾迫他钻裆者，反而称之“壮士”，赏官“中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赫赫楚王已犯不着与小民斗气，率千军者岂容不下一区区中尉。

古人如此，今人似也如此。1918年时的毛泽东不过尔尔，仅为一个学历不高、阅历不深的小知识份子。数十年后的毛泽东就不同凡响了，已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词坛高手、文苑俊才。昔为寒士，今为豪士。此时他还会嫉妒谁？还会用上许多心思去倒腾那些小肚鸡肠事？

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毛主动打招呼：黄先生，我们早已见过面了。黄迷惑不解。毛爽言道：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先生发表演讲，高台宏论，就在下面众多听者中有一个叫毛泽东的人。黄先生不认得他，他倒把黄先生记住了。

1938年，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毛也主动打招呼：梁先生，我们是见过面的，不知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是民国七年(1918年)的事了。先生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我总是给您开大门。(3)

毛泽东不善待知识份子，很难说是出于某种嫉恨的情结，相反倒有可能出于一种轻蔑的心态，一种小处还客气大处便瞧不起的心态。他对于知识份子，与其说嫉贤妒能，勿宁说恃才傲物。

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古人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接着他又解释道：“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4)

老人家说话时行将就木，快走到人生尽头，故说出来的话当属其平生经验。另外，老人家说话对象是其女服务员，一是在地位上与心智上低他许多而不对他造成任何心理压力，二是与他朝夕相处而亲近随和，故使他谈起话来少有顾忌且多显真情。

毛说话不多，三言两语，但已把自己的“秀才”观说出个大概来，其见解其语气都颇合他的那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和个性。

“五"四”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知识分子，能言善辩者不少，舞文弄墨者不少；但实有成就者很少，改天换地者更少。1919年，一大批慷慨陈词者走上北平市街头；1949年，很少有原“五四”运动参与者因建功立业而登上天安门城楼。

究其原因，还正应了老人家说的那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是要唤起民众，却不愿深入工农；说是要反对暴政，却不愿拿起枪杆；结社议政，略有起色，纷争即起；组团参政，稍有进展，内讧又生。

不止是党外有这种情况，就是党内也有这种情况。要说读中国书，谈文化理论，陈独秀先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要说读外国书，背马列本本，王明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可是，两者都是言论有余，实干不足。结果，一个对中共蒙受“一战”失败（四分实力去其三）负主要责任，另一个对中共遭受“二战”失败（八分实力去其七）负重要责任。

“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八九民运”，似也有着内讧过多的问题，似也应了那位已去世多年的政治老人所说的那番话。

当然，毛不会看不起一切“秀才”。他自己就是“秀才”，他的许多同事也是“秀才”。不过，他们这些“秀才”不同于传统的“秀才”，不同于那些造反三年、三十年乃至三百年也不成的“秀才”。

他们说得多，做得也多，既动嘴，也动手，脱去长衫穿草鞋，扔掉斯文进绿林，用毛的话说，为了挽救革命，不惜“担任土匪工作”。

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农家生活，曾千方百计要离开韶山冲到大地方去；但他为了革命需要，又心甘情愿地重返农村，并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玩枪弄炮，曾当了五个月大兵就退出军队；但他为了生存需要，竟兴趣昂然地搞起武装斗争，并颇有心得地写出多篇军事大作。

尽管毛泽东的党也有许多私斗与内讧，但他和他的同事们总是尽可能地强调组织纪律性，尽可能地设法将私斗控制在公斗之下，将内讧控制在不致于造成组织破裂的限度之内，并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几十年下来，那些儒雅秀才与这些绿林秀才各有什么结局呢？

四十年代末，国统区里搞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打出一幅非常醒目且朗朗上口的标语：“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标语虽只提到教授，但能反映出大部分民主党派及其知识分子的现实境况与真实心态：其内容是合乎事实的，他们越要争民主越争不到民主，越想吃饱饭越吃不到饱饭；其语气是不胜悲哀的，他们发出的只是弱者的一种喊疼叫痛的号啕声，只是被捉弄者的一种牢骚满腹的抱怨声。

就在这同时，山那边的秀才们正高唱着他们的军歌：“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正统领着自己的队伍，锐不可挡地从高山峻岭之上冲下来，从穷乡僻壤之中杀出来，越冲越猛，越杀越强，渐成铺天盖地、倒海翻江之势。

此刻的毛泽东，正晃晃悠悠地骑在马上，不无得意地告诉世人，陕北的小米好养人罗。

很难想象，这位马背君主会嫉妒那些于“越教越瘦”中等待他去“解放”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同时不难想象，这位政治老人在谈到“秀才造反三百年不成”时的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态。

注解：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67页。

(2)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200，199页。

(3)参见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4)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6页。



【11】

既然毛泽东政权从其外部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既不能得到政敌方面的有效制约，也不能得到盟友方面的有效制约。那么，这个政权从其内部能不能得到某种补偿、能不能做到“堤外损失堤内补”？即能不能通过它自己来制约它自己？

这一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

其一，这一政权有没有自我制约力？

如果有的话，

其二，这一自我制约力能起到何种作用？

纵观新中国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政权的确有过某种自我制约力。这种自我制约力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一、对执政党中的普通党员的制约；

二、对执政党中的领导干部的制约；

三、对执政党中的最高领袖的制约。

关于第一层面的制约效果，较为明显。多数党员群众安份守己，是“党的驯服工具”，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前一说法出自国家主席刘少奇，反映的是党对下层成员的要求，后一说法出自普通战士雷锋，反映的是下层党员对党的态度。

关于第二层面的制约效果，也不难看到。许多党员干部官运曲折，既有过发号施令的历史，也有过被“整风”作检讨的记录；既有过前呼后拥的风光，也有过“戴高帽游大街”的耻辱。

关于第三层面的制约效果，则较为复杂。

首先，就毛泽东的个人态度看，是两重的：

一方面，他号召全党同志都要自觉接受党的制约；

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不愿接受这种制约，听不进话，容不得人。1953年，他批评刘少奇、杨尚昆不经过他允许乱发文件(1)；1965年，他自己却背着党中央乱发姚文元文章，以致搞乱了党和国家。

其次，就毛泽东的实际境况看，也是两重的：

一方面，他确实受到了这种制约。他在执政二十七年里遭遇过各种阻力。其中，最强劲的阻力，不是来自执政党外的民主人士，而是出自执政党内的异己力量。对付前者，老人家只要玩玩“阳谋”即可打发了事；对付后者，老人家就要处心积虑、倾其全力了。搞一场“反右运动”以整肃党外民主人士，用不了一个夏季便铸成铁案；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以打击党内异己力量，虽历经十个春秋还未决胜负。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反击乃至摧毁各种制约他的力量。政府总理反对他“冒进，他就斥其为“右倾”，并责令其在党代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损其威信。国家主席不按他办法行事，他就斥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为之发起全国性批判运动，最终将其迫害至死。国防部长批评他好大喜功、小资产阶级狂热，他就将其先削去兵权、逐出中央，后打入牢中、关押至死；总参谋长不赞成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不赞成用学《毛选》来代替军事训练，他就允准林彪等围攻此人，逼得此人跳楼摔折了腿……因此可以说，毛执政的历史就是他不断摧毁各种试图制约他的政治力量的历史。他既整文臣，又整武将，以致朝中无人敢犯颜直谏，以致自己无事不为所欲为。

就一个人来说，如果他在其成长过程中，既不让别人来管束自己，也不打算自己来约束自己；那么，他就是一个“浑小子”，为人做事，不守章法，不知节制；并将成为一个“坏小子”或“傻小子”，什么样的坏事或什么样的傻事都能做得出来；到头来免不了会落得个“倒霉小子”，自吞自咽这些坏事傻事。

就一个党或一个政权来说，如果它既拒绝外部制约力，又失去内部自制力；那么，它就是一个“浑党”或一个“浑政权”，盲人瞎马，胡闯乱撞，什么样的荒唐事都能做出来；最终要弄得天怒人怨，既害百姓，又损自身，国将不国，党将不党。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与其同事在刚建立政权时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们刚看到一个缺乏自我约束力的政权（南京政府）是怎样崩溃的；并且，他们还知晓许多得了江山便忘乎所以的政权（如李自成大顺朝）是怎样败亡的。

建国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会议上，毛泽东不无忧虑地预测道：“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

针对这些将会出现的情况，毛泽东又未雨绸缪地向其党人提出要求：“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

会开完了，毛要上路了，要上北京去号令天下了。此时恰逢“春分”节气。他这趟路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老人家毕竟起于逆境，在长期苦斗中养成了遇事多虑的习惯，既会朝最好的方面去谋划，也会从最坏的方面去设想。他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时，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总是在神采飞扬之余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有着与他相似的开端，也是出于乡村、起于暴力；但也有着令他发怵的结局，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抵不上数十日的骄奢淫逸，到手的江山得而复失。此人就是李自成，就是毛泽东进京时最爱提起的人。

走前，他指着正准备行装的贴身卫士的脑袋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走时，他又告诫正准备上车的周恩来等同行大员：我们此次“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4)

这个党的其它领导人也对此有共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向在座的“穿黑衣服”或“穿黄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发出告诫：

“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5)

关于执政党需要进行自我制约问题，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建国初不仅发了许多议论，而且做了许多实事。

新政权诞生刚过一月，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其职责是：检查上自中央下至基层各级党组织及其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并给予处分；教育广大党员严格遵守党纪，认真执行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

　新政权诞生刚过半年，1950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鼓励人民群众公开地揭露和纠正执政党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执政党及其政府克服官僚主义，促进国家民主化。

这是想把大众传媒作为人民监督执政党的一种手段。这种监督手段按现时说法，属于“三权”之外的“第四权”─“新闻权”，即人民可以通过新闻舆论来监督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因此，中共在建国初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很有民主气息的。它坚持的是“言论自由”的主张，是“政治公开化”的主张。人们今天读起来不免感到惊异和惋惜。惊异的是，这个如今大讲“宣传舆论导向”的执政党，竟也说过如此开通的话；惋惜的是，这个屡屡需要“拨乱反正”的执政党，如果能自始至终地实行这个决定，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那么多或“右”或“左”的错误，那么多别人看得清而自己看不清的错误。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整风”三季，即于当年夏、秋、冬三季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其内容是，整执政党内功臣自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歪风，改善执政党同人民群众关系；其重点是，整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其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整风”刚停，“整党”又起。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党”三年，即在未来三年中“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对广大党员进行在执政情况下如何做合格共产党员教育，同时将一部分蜕化变质份子和阶级异已份子清除出党。运动于1954年基本结束。被开除出党者和被劝退出党者达65万人，占整党前中共党员总数八份之一。执政党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次大切除手术。

“整党”未完，“三反”又兴。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12月8日，中共中央再发指示，给运动定性加码，要求全党把“三反”看得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并宣告中央惩治“三反份子”决心，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法办乃至枪毙。运动在1952年1月达到高潮，经过“揭发”、“处理”、“建设”三阶段，于1952年内基本结束。运动共打出“老虎”（贪污一千元以上者）十万余人，其中，逮捕九百余人，处决四十余人。在被处决人中，有两位执政党高干，一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一是原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两人都追随中共二十年，出生入死，堪称革命功臣，也都因贪污巨额公款而不容于刚进城的执政党。

因此，说这个执政党从未认识到自我制约的重要性，那是冤枉了人家。因为，他们曾反复念叨过李自成的教训，念叨过糖衣炮弹的害处。同样，说这个执政党从未做出过自我制约的实事来，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因为，他们也曾该抓的抓了，该判的判了，甚至该杀的也杀了，手起刀落，血溅自家衙门，一点都不含糊。

可是，这个执政党缺乏自我制约问题仍然存在着，甚至严重存在着；否则，它就不会做出那许多“浑事”来。那么，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出在执政党中的哪一个层次上？

显然，问题的症结不出在对广大基层党员的制约上。因为，他们大都能循规蹈矩，大都能服从管束，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并且，问题的症结也不出在对许多领导干部的制约上。因为，在传统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中，所有居于中间层次的人，虽能管束比他们层次低的人，但自身也受到比他们层次高的人的管束。他们既对下属指手划脚，又对上峰打拱作揖。如脾气很大的王震将军，向下面做报告，时有“胡子”模样，又拍桌子又骂娘，甚至摔坏麦克风；可到了彭德怀元帅面前，到了毛泽东主席面前，就不再“胡子”了，而是循规蹈距、约束有加。

问题的症结，既不出在低者，也不出在中者，只能出在高者，出在权力架构的顶层，出在那个能够俯临九州岛岛的金字塔塔尖上。

注解：

(1)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2)(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39─1440页。

(4)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3─124页。

(5)陈云《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12】

毛泽东制约他手下所有人，那么，他自身是否也受到制约？

前者陈述的是一个确定事实，后者追问的是这个确定事实的不确定前提。这一追问有些类似罗素的“剃头匠难题”：

在一乡村中，有一剃头匠宣告：他（Ａ）给此地所有不给自己剃头的人（ａ）剃头（即A被a所包含）。人们听后不免发问：你给不给自己剃头？于是，这位剃头匠陷入了一种难以说清的逻辑矛盾，说剃也不是，说不剃也不是。(1)

同理，如果毛以为他可以剃所有人的头、刮所有人的胡子，那么，人们也可以反问他，您老人家自己的头要不要剃、自己的胡子要不要刮？如果也要剃、也要刮，那么，由谁来剃、由谁来刮？

在罗素那里，有所谓能剃所有人头的人他自己的头剃不剃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有所谓能制约所有人的人他自身受不受制约的问题。前者属数论逻辑问题（集合论佯谬），后者属现实政治问题。这一现实政治问题既涉及该党理论宣传工作，也涉及该党施政运作情况。

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正式”选为中央主席，同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后，毛就被看作是党的旗帜、党的化身，进而又被看作是老百姓的大救星、新中国的红太阳。毛的耳旁响起一片“万岁”声。

在这一造神运动中，中共一些高级领导人竭尽全力来推波助澜，并因此而获得毛的欣赏和重用。自老人家领衔中央最高决策圈后，圈内凡能从排名较低处一跃而至排名第二位者，都是在宣传他个人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前有刘少奇，后有林彪。

前者最早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看作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2)后者则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3)

前者宣称：“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4)后者则宣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5)

前者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使之成为中共教义。后者则在大力宣传毛泽东同时，也使自己顺势挤进了《党章》，成为法定“接班人”。

前者宣传毛泽东个人还不太离谱，还同时强调：“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6)后者则把毛宣传得过于神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7)

即便老成持重的周恩来总理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诚惶诚恐、维护有加。不过，与上述两者不同，周公常常不是通过正面渲染来直接颂扬毛泽东，而是通过检讨自己来间接烘托毛泽东。这样既显得诚恳，又显得不过于奉承。据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屡屡向同事们谈起他曾在历史上犯过反毛主席的错误，并表露出深深的自责感，结果常常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受。这样谈的次数很多，“不下百次”，致使听者们都听腻了，躲避不及，于是请卫士转告他，为了使大家在一起轻松些，最好不要再反复提那些旧事了。(8)

可见，在这些大员们如此为毛大造声势情况下，再来谈要制约他、要剃他的头、要刮他的胡子，就有些不识时务了。你不憋足了“一万句话”，怎么敢顶撞他一句话？你不准备作“一百次”检讨，又怎么敢反对他一次？

这就在理论宣传上，把毛泽东摆在他可以制约全党而其自身不受制约的位置上，即摆在执政党自我制约之外的位置上，从而使执政党自我制约架构出现了一个漏洞，一个非同寻常的漏洞──漏掉了最不该漏掉的东西。这个架构拦住了许多条较小的鱼，却放走了一条最大的鱼。

因为，毛泽东不是执政党的普通人员，更不是共和国的普通公民，而是这个党、这个国家的特殊人物。他本人是一人专党，他的党又是一党专国，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党、这个国家。党的安危系于他一身，国家的兴衰系于他一身。因此，在这个党、这个国家中，他最应该谨言慎行，最应该受到制约。

可是，这个最应受制约的人却被认定为最不受制约的人，这就使执政党陷入一种豪赌境地：党将所有赌资都交于他，他却可以无所顾忌地想怎么下注就怎么下注、想怎么出牌就怎么出牌。一人赢，全党皆赢；一人输，全党皆输。赢了，鲜花和颂词都必须献给他；输了，批评与处罚却不能加于他。到末了，他一转身就可走人，而他的同志们还走不了，还要硬着头皮面对他留下的烂牌残局，还要想方设法偿付他欠下的巨大赌债。

当我们再把目光从这个党的言论宣传层面投向它的施政运作层面时，当我们再在经验事实背景下审视上述“能制约一切人的人他自身受不受制约”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相互矛盾情况：

如果说毛泽东执政不受制约，那么，他为何每做一个重大抉择都要搞一次路线斗争？为何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整一次人？

如果说毛泽东执政受到制约，那么，他为何能够制造出那种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为何能够炮制出那种株连亿万人的大冤狱？

毛泽东的确受到过许多制约，故要常常搞起整人运动。毛泽东也的确摧毁了这些制约，故能接连制造巨大灾难。这种制约与反制约冲突，不断出现于老人家执政时期，并将这一时期划分出不同阶段来。

注解：

(1)如果他不给自己剃头（即是ａ），那么，根据他的先前宣告，他就应该给自己剃头（因为ａ应该被Ａ包含）；反之，如果他给自己剃头（即为非ａ），那么，根据他的先前宣告，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剃头（因为非ａ不被Ａ包含）。

(2)刘少奇《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3)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4)引自：同(2)，第336页。

(5)《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5册，第123页。

(6)引自：同(2)，第319页。

(7)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同(5)，第23页。

(8)参见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330页。



【13】

　1976年春，毛泽东已是寿期无多了。正像人们在将要离开某个使其流连忘返的景地时常常要回首身后那条蜿蜒小路一样，老人家也在将要离开这个让其牵肠挂肚的世界时禁不住回首自己一生风雨历程，慨然而言：“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搞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对此持异议者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此拥护者不多，反对者不少。(1)

毛所说的这两件事，一是属打江山事，二是属坐江山事。在此，我们对前者不多加评论，对后者倒有些补充。

老人家坐江山二十七年，办了许多件事，其中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搞经济建设，最终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政治运动，最终搞出了“文化大革命”。就实际情况看，前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者的重要性，以至可以说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不知毛为何只提后者不提前者。

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也想搞好经济建设，改变国家贫穷面貌，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的这一愿望在他建国初的许多讲话中频频表露，意切言真。

毛有如此愿望，是合乎常理的。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就其本心来说，都希望治下臣民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他们的日子也好过；反之，老百姓的日子十分困苦，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十分舒服，一是因为老百姓能够提供给国家的东西少了，二是因为喊冤叫屈的人乃至聚众闹事的人多了。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何况他本人就来自社会基层，能体察老百姓的疾苦和需求。

最初，毛泽东不仅有此良好愿望，而且做出显着成绩，使“新中国”的“新”字落到了实处：迅速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工作，使工厂开工，使商店开门，使曾像野马一样狂奔的物价上涨指数得到控制；迅速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打破封建土地关系，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迅速建立一批大中型企业，形成国民经济骨干产业，使工业品产量成倍上升......可以说，五十年代上半期是历经沧桑的中国人民最感希望的时期。

随着毛的权威越来越膨胀，毛的身上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他的脑袋开始发热了，有些想入非非了，先说要15年赶上英国、50年到70年赶上美国、50年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后说要“两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钢产）；

他的脾气也开始变坏了，有些容不得人了，容不得不同意见者，容不得敢讲真话者，1957年整了数十万“右派”知识分子，1959年又整了数百万“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此时毛泽东，权力极大，脑子不好，脾气又坏。他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不久，老人家就把刚从旧的苦难中缓了一口气的中国老百姓又带入新的苦难中。

1958年，毛领着人民搞“大跃进”，结果饿死几千万人。以河南为例，该省抗日战争时曾有“水旱蝗汤”四害（洪水、旱灾、蝗虫以及扰民将军汤恩伯）之说，但这四害所造成的灾难远远赶不上“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仅信阳一个地区所饿死的人数就达百万人以上，超过该地区历史上任何一次饥荒所饿死的人数，甚至超过1938年6月黄河决口淹没豫皖苏3省40余县所淹死的人数。这时的整个国家经济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衰退，不是什么“10年赶上美国”，而是向后倒退10年。老人家执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彻底失败了。

“大跃进”失败后，毛的脑袋不发热了，甚至身体也因省着吃肉而缺少热量了；脾气也不太大了，竟能当众做一些自我批评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并承认，“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2)

在此次大会上，许多人都对中央乃至对毛本人提出了或直接或含蓄的批评，唯独林彪发了一通奇论，说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话。他说我们虽然在物质上损失了，但在精神上收获了；并说我们之所以会犯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3)

若从事实上看，林的这番言论纯属浑话，人都不在了，还谈什么精神收获？明明是按毛的话做才有这样的惨祸，却反过来说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没听毛的话，一派胡言乱语，似是众人皆醒他独醉。

若就对毛心理揣测来说，林的这番言论相当准确，即把握了多数人均未把握的毛的真实想法，并因而得着多数人均未得着的个人实惠，似又是众人皆醉他独醒。

对于林的发言，毛当时就予以肯定，并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还是林彪讲话有水平，比你们这些人强。毛事后没有忘记这位讲话有水平的下级，对他宠爱有加，直至把他由党内第六号人物提拔为第二号人物，使他坐上了副统帅位子。

对于其它人的讲话，特别是对于那些隐有批评的讲话，毛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耿耿于怀，并于数年后翻出这笔账，倒算批评者。刘少奇在六二年讲话中伤了毛的自尊心，到了六六年“文革”时就上了毛的大字报。后者在其《炮打司令部》中，正式提出“62年的右倾”问题，可说是“一报还一报”。不过，两者相报是不对称的，刘只含蓄地说毛也有工作失误，并继续维护其地位；毛则公开地说刘犯了路线错误，并决意要将他打倒。

“大跃进”后，中国权力舞台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毛泽东做了一定程度的退却，即退出国家权力的前台，坐了几年似冷非冷的板凳。

所谓“国家权力的前台”，即国家中心工作的直接领导权，理应由国家主席承担。当时的国家中心工作是由中共“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失败已表明此事是老人家胜任不了的。另外，国家主席帽子也已在二届人大上（1959.4）由毛泽东传给了刘少奇。“大跃进”的失败则使这一形式上的“传位”有了许多实际意义。

关于毛泽东作权力退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提及两点：一是缘于客观情势所迫，二是出自主观心理需求。

毛泽东闯了这么大祸，或许能够蒙蔽老百姓，或许能够在某种“舆论导向”下使他们相信这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但无法蒙蔽那些中央大员和封疆大吏。后者都亲眼看到老人家是如何发高烧的，又是如何发脾气的。其中许多人本身就受过他的感染，也发过类似的病，故有同病相识的真切体验。尽管林彪在那里发怪论，胡搅蛮缠地替毛作掩饰，但多数中央委员是心里明白的，明白前面那句话应反过来说，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此“人祸”的根子正是出自他们的那位既爱发烧又爱发脾气的老上级。刘少奇曾征询晋冀鲁豫四省首长看法，被征询者一致认为造成“大跃进”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4)显然，像毛这种十分敏感的政治家不会不清楚这些大员们的内心想法，故不得不在他们面前表示一点歉意，作出一些退让，退让到甘愿为他担担子的刘少奇的后面，做了所谓“二线人物”。

老人家自身也需要有一个心理调整时期。首先，需要从繁忙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以松驰一下高度紧张的神经。其次，需要把自己折腾出来的烂摊子扔给别人，而使自己可以不直接面对那种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景象，以减缓一下内心深处的负疚感、羞耻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需要静下心来考虑许许多多问题，为下一轮政治较量积蓄思想能量。

关于毛泽东作权力退却的结果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也仅指出两点：一是积聚了新的政治怨气，二是筹划了新的政治举措。

毛由前台退到后台本来就是不得已的，就是有怨气的─这可以从他对林彪那通怪论的肯定中看出来。他的这种怨气在他退居后台时非但没有消解，反而越积越多。他后来重返权力前台，对“一线”上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不满意，说中央农村工作部“10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5)；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6)；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7)；说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8)；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份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9)；说有不少党政军负责人已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老人家有如此积怨是毫不奇怪的。由于其后任者正是在他跌倒下的地方站起来的，正是把被他折腾休克的国民经济复苏过来的，因而会从两个方面触痛他：

其一，后任者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于前任者曾使用的方法，正像救人于苏醒的方法不同于致人于昏迷的方法一样。两者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即后者对前者予以拨乱反正。这显然不会容于老人家的胸襟，不会使他感到自在。

其二，后任者所获得的成就反衬出前任者所遭受的失败，反衬出他搞经济建设时那副志大才疏的模样。这显然也会有损老人家的自尊心，也会叫他不得开心颜。

毛泽东在从权力前台退下来的几年中，主要筹划了两件事，两件有助于自己重返权力前台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忙着变更“八大”路线，力图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转到搞阶级斗争上──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理论；1963年开展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挖修正主义根子；1964年开展文艺界整风运动，批“封、资、修”；1965年1月发出《23条》，决定“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第二件事，就是忙着寻找一种自下而上方式来整治那些党内“走资派”、那些“一线”上不合自己意的党政大员，结果找到了“群众运动”方式，找到了“文化大革命”方式，即通过发动群众来整治他们，通过“大字报、大辩论”来批判他们，以将他们整倒、批臭。

随着时间推移，上述两件事逐渐由小动作变为大举动，由次要方面升至主要方面；毛本人也由退却转为进击，由后台重返前台。

毛泽东是一个很有表现欲的政治家。他虽退居后台，却不甘寂寞，总想跳到前台来表演一番，用演艺界的话说，就是总想“抢戏”，抢其它角色的戏，尤其是抢前台主角的戏。不过，这是一种缺乏“戏德”的演技，一种让其它角色演不下去的演技。老人家正是以此演技而让当时居于国家权力舞台主角位置的刘少奇演不下去了，并最终让他也活不下去了。

毛泽东还是一个很有游击习气的政治家。他搞不好经济，便搞政治；在经济上失去发言权，便到政治上大喊大叫；在经济领域走投无路，便到政治领域另辟蹊径。值此，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游击司令的风采：在经济阵地上被打趴下了，便匍匐潜行到政治阵地上再爬起来冲杀回去；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此处玩不转，另处放把火。他1934年丢了江西，1935年再谋陕北；1958年搞砸了经济建设，1962年后又搞起一连串政治运动。

写至此处，笔者脑中闪现出一个词，一个曾被国民党军队用“老”了的词，叫“转进”。如抗日战争初期，该军从河北“转进”到河南，从淞沪“转进”到华中，最后从华中“转进”到大西南。再如第二次国共战争后期，该军又从东北“转进”到华北，从江北“转进”到江南，最后从大陆“转进”到台湾岛。

这个词用在“国军”那里很“虚”，即只“转”不“进”；但若用到毛泽东身上就有些“实”了，因为他既有“转”又有“进”：在经济上溃败，在政治上“进”击，左手打折了，右手又打出去了。

毛泽东在执政期间办了两件大事，既搞了“大跃进”，又搞了“文化大革命”。可是，他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所做大事时，不提前者，只提后者。后人不知他脑子里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但可就此提出一些设想：

──这是不是因为：前者已成败局，自己已不可能再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了；后者虽最终也成败局，但当时未分胜负，况且自己仍持主动进击态势；他本人又好大喜功、心高气傲，自是不愿提前者而愿提后者，愿提那些比较适合自己性情的东西。

──这是不是因为：不提前者的溃败，可使后者的动机显得更纯洁些，更理想主义化些。事实上就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即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结局不好，但动机是好的，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的。

我们不否认毛泽东曾是农民的儿子，曾有同情老百姓的感情，但也应看到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个不断进击的政治家，喜于争斗又好于积怨。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整老百姓所不满的人，更是要整他自己所怨恨的人。

注解：

(1)引自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载《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第五版。

(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4册，第1─12页。

(3)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10─411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45─1046页。

(4)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23页。

(5)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26页。

(6)毛泽东《对<戏剧报>的两次重要指示（1963.11）》，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95页。

(7)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3.28─30）》，载同(6)，第405─406页。

(8)引自：同(5)，第604页。

(9)引自：同(5)，第533页。



【14】

毛泽东办这两件大事的过程又如何呢？简略地说，这些过程均为老人家不断受到制约且又不断打破制约的过程。

尽管在理论宣传上，毛被说成一贯正确并被置于一种能制约全党而自身不受制约的地位；但在执政实践上，他还是受到许多制约的。其中较有份量的制约大都来自他的身边，来自执政党最高层。

在由开国元勋组成的中共最高决策圈中，除毛本人外，几乎所有成员都先后作出努力来阻止毛为所欲为。其中，刚正者有之，如彭德怀；敦厚者有之，如朱德；老成者有之，如陈云；忍辱负重者有之，如周恩来……即便是因搞毛个人崇拜有功而先后被提升为“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和林彪也不例外。

前者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后，一度把他的顶头上司晾于他所主持的“一线”工作之外，常常使这位“二线人物”怨声不迭，愤怒不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向毛作出抗争，并为此而丢了性命，丢了那条曾在国民党追捕下九死一生的性命。这是他参加革命之初不曾料想的，更是他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之初不曾料想的。在由他出演的这幕历史剧中，前场是喜剧，后场是悲剧，全场则为黑色幽默剧。

后者林彪则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公开与毛唱对台戏，力倡设国家主席职，气得毛斥之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1)林此举，于私，可说是“抢班夺权”；于公，也可说是“维护国体”。国家主席职为国之大体，不能由着他老毛一个人想设就设，不想设就不设。会后，这位“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为了逃避可能要降于自己的“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571工程”纪要语）的恶运，准备与毛兵戎相见、性命相拚。所谓“制约”的事到了他这里就成了“制命”的事。这位崛起于疆场、成就于战火的中共名将，无疑有一股怒起抽刀、情急拚命的果敢精神。

这些中共高干对这位中共主席的制约，或说这些开国元勋对这位开国君主的制约，是一波一波的，呈“潮起潮落潮又起”之势。

就做“第一件大事”即搞经济建设来说，毛泽东至少受到这样一些制约：

其一，邓子恢及其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言“农村合作化运动”不要搞得太快，“不要连滚带爬地往前进”，否则，“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2)

其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联袂“反冒进”，声言“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3)，并表示要把上面的领导者的头脑“用冷水洗洗”(4)。

其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不约而同地直谏“大跃进”，斥其“浮夸”不实，讥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以道理释之，以事实证之，诤言鲠骨，披肝沥胆。毛泽东遇上了本党中的人品最正且骨头最硬的一拨人。

再就做“第二件大事”即搞“文化大革命”来说，毛泽东也多次受阻：

其一，“文革”初期，有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有所谓“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黑干将”打先锋，后有所谓“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司令部”压阵脚，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懵懵懂懂的抵制，虽无法扭转它的根本方向，但能够干扰它的预定进程。

其二，“文革”高潮时，有所谓“二月逆流”：既有政府副总理摔皮包、怒吼中南海，又有军委副主席拍桌子、大闹怀仁堂，对这场越来越乱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接受。

其三，“文革”僵持时，有所谓“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即从毛身边的“文革左派阵营”内分出一彪人马倒戈反叛：先在庐山上明唱“天才论”，要的是国家主席的权；后在庐山下暗发“小舰队”，要的是毛泽东的命。

其四，“文革”后期，有所谓“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复出前发誓“永不翻案”，掌权后仍是“死不悔改”。在周恩来总理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在许多老干部和广大老百姓的期望下，再次出山的“邓大人”又来事了，又有些故态复萌了，频频顶撞“文革”左派，屡屡整顿“文革”秩序，竟当着老人家的面去做他非常不喜欢的事，或损他平生最感得意的功业，或揭他老来越发生疼的烂疤。

可见，这些对毛的制约力量不能不说是很强大的，其间包括除老人家外几乎所有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故最终置毛于众叛亲离、落孤陷寡的境地。并且，这些对毛的制约活动也不能不说是很频繁的，其间相隔长者不过五年、相隔短者不足一年，故形成对毛轮番抗争、节节堵击的态势。

然而，这些制约力量及其制约活动到头来都失败了，都被击破乃至被粉粹了。制约者在其制约对象面前，总是处于劣势，总是反受其制。可以这样说，在毛泽东办“大事”过程中，其主导方面不是他如何受到这一次次制约，而是他如何打破这一次次制约。这一方节节抵抗，那一方层层突破。

注解：

(1)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6卷，第476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42─345页。

(3)《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4)周恩来《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1956.2.8）》，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返回目录

第二篇　建设：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引言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用中共术语来说是“左倾”的，即他头脑里想要做的事超出了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并且，他还将他头脑里的这些想法见之于行动，硬是要去做那种不可为而为之的事。

由于他身为执政党主席，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故也能将他这不可而为之的事做出一番景象来。

在此过程中，老人家的头脑一再发热，举措一再“冒进”，以致搞出了“大跃进”，搞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1)

与此同时，他还拒服退烧药，严惩为他开方送药的人，痛斥彭德怀的“万言书”，整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如此高烧不止且又讳疾忌医，结果只能是烧坏了头脑，搞乱了国家。“大跃进”搞了三年，国民经济倒退了十年，老百姓也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亲自执导的这场经济建设运动，以锣鼓喧天开幕，以饿殍遍地收场。



【15】

毛泽东打江山搞暴力革命是先从农村搞起来的；继而坐江山搞经济冒进也是先从农村搞起来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与农村有着天然的感情。过去他较多地依靠着农村，如今他又较多地关注着农村。

后者似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偿，但这种补偿到头来适得其反─他用的心越多，带来的灾难也越多，农民由战争时期出力最大的阶级变成了和平年代吃苦最多的阶级。平心而论，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是其始料不及的。

最初(1953年12月)，他赞成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可过了不到两年(1955年6月)，他就想加快这个速度，想让农民跑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想使农业合作社数目在半年内(1955年下半年)翻一番，由65万个增加到130万个。

他的新主张一经提出，就受到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抵制。后者提出这样几条反对理由：

其一，合作化速度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合，不应超越工业化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

其二，已经成立的六十几万个合作社还存在许多问题；

其三，老区与新区发展不平衡，老区需要继续巩固，新区则要认真打基础，布点示范，训练干部；

其四，应吸取苏联和匈牙利搞合作化过急的教训；

因此，“办合作社要发展一段，巩固一段，不要连滚带爬地往前进；连滚带爬往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2)

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从事农业方面工作，理应在其专业方面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可是，在这个党里以及在整个国家里，任何发言权都要服从于毛泽东的发言权，甚至事实的客观性也要屈从于他老人家的权威性。

1955年7月11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严厉地批评后者，说要用“大炮”轰其思想。

7月31日，毛泽东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无嘲讽地斥责那些不同意见者，“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3)

8月26日，毛泽东批示：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电报，应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而不要写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这实是削去了农村工作部本应拥有的承上启下的职权。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为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争论做结论。毛泽东断言：邓子恢同志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4)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

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暂时平息下去了，但留下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就是执政党主席如何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以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事情仅仅是毛泽东不采纳邓子恢意见，还不能说他有多大的错。因为，就常理而言，提出某种不同意见与反对这种不同意见，应该是对等的。你可以有此看法，我也可以有彼看法。不能说凡提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就是开口七分理。另外，就权力机构关系而言，毛泽东领衔的党中央本就是邓子恢主管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上级机关，而后者只是前者的咨询部门与执行部门。后者上书前者与前者否决后者都是正常的，都是合乎程序的。

可问题是毛泽东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常常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具有敌对性质的政治主张，如把邓的思想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后又通过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把邓的主张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这就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升为路线上的斗争─一种事关全局且不可调和的斗争。

数十年后，知情者薄一波为邓抱不平：“不用说子恢同志的主要意见是正确的，即使错误，也说不上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不宜提为路线错误。因为按照从苏联接过来的传统习惯，一项错误被宣布为路线错误，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那就毫无分析的余地，一切皆错，全盘否定。”(5)

他还指责邓子恢等人“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他还把由邓子恢领导的整个农村工作部说成是“促退部”，把该部如实反映情况斥之为“发谣风”。

并且，他还主持召开七届六中全会，发动全体中央委员来批判邓子恢等人的思想。与会者们先后作了二百多次批判性发言，纷纷声讨“小脚女人”，甚至给邓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6)

平心而论，毛泽东因言问罪这一执政手法，在处理邓子恢问题时还只是初见端倪，还没有做到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中所做到的那种程度上，至少还没有给邓子恢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罪名。

不过，此事此人在十几年后还是被补批补罚了：　此事在1967年11月23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被斥为“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和“砍了二十万个合作社”的滔天罪行；此人则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摧毁了邓子恢等人的抵制后，毛泽东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那么，搞的结果如何呢？具体地说老人家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农业合作化究竟给中国农民带来了什么呢？

当年秋后，毛泽东就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了第二年(1956年)四月，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形式合作化（初级社），十月，又有许多省市自治区农村实现了高级形式合作化（高级社），于是，数万万中国农民转眼之间就被老人家领着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是在不到五年的时间(1953-1957年)内，完成了原计划需要15年的时间(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任务。

速度如此，成效又如何呢？从全国农村实现合作化到毛泽东本人逝世这二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获得改善，他们的人均粮食没有增加，他们的家庭副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加以痛割。这期间，他们还经历了一个人为的大饥荒时期，还经历了许多酷烈的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这一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实为农民的贫困化和灾难化的过程。

毛泽东过世后，中国农民就起来另搞一套，说是搞所有制不变下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是搞分田单干，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状况。

历史似有些残酷：这位原本是农民的儿子竟强使农民原地踏步了二十年，但最终不能阻止他们一等到他离去就开步走，走上了那条他曾千方百计地挡着不让走的路，并把他远远地抛在身后，抛在一个很少有香火供奉的孤寂处。

注解：

(1)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54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十五章。

(3)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4)引自：同(3)，第208页。

(5)引自：同(2)，第361页。

(6)以上引文均引自：同(2)。



【16】

据侍从人员回忆，毛泽东晚年经常生病，却不爱吃药，并常与医生闹别扭，有时还搞些恶作剧，作弄那些严格执行保健措施、勤勉为他服务的医生，以致连旁观者都看不过去。(1)

毛泽东的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养生保健上，而且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为政之药。而他此时老已将至，体质和心智都不比以往，尤其他老是坐在那把八面来风的龙椅上，故很容易感冒发烧。易于染病却难于就医，这病也就愈染愈重了。

毛泽东1955年夏试图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还只是刚刚发烧，并很快被邓子恢发现病状，但他我行我素，不纳谏，不吃药。结果脑袋越烧越热，以致烧出一个波及整个国家的“冒进”热潮来：一是从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烧”到生产力发展速度上，二是从农业“烧”到工业、“烧”到商业、“烧”到其它各行各业。

在此情势下，1956-1967年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被完全改写。原计划需要12年完成的任务如今被要求在3-5年内完成。按改写后的远景规划，到1967年时，钢产量为3000万吨，粮产量为10000万吨，棉产量为10000万担。后来结果是，1967年的钢为1000万吨，粮为4000万吨，棉为4000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一规划也不可能实现。

1956年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也被大加改写。各项经济指针的增长幅度几乎都在两位数以上，如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增长70.6％。

当这些计划付诸实践时，很快就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例如，资金不足，材料短缺，进而导致开工不足。到了4月份，还未开工项目占应开工项目的1/5。又如，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甚至生产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大多数煤矿的原煤含矸率都较1955年提高，原煤单位成本却超支4％，同时工伤死亡人数也增长15%。1956年始，《人民日报》发元旦社论，喊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数月下来，“多”与“快”，马马虎虎；“好”与“省”，大有问题。

就在毛泽东以及整个国家发烧之际，又有人出来开方送药。此次与先前不同：其一，送药者阵容更大，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领衔，有众多经济部门巨头如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参与；其二，开药者居然让发烧者退烧达一年之久，致使中国经济在1957年基本达到综合平衡。

直到1955年底，周恩来还在为毛泽东喝采，欢欣于社会主义的“建设高潮”，甚至埋怨自己怎么没能早一点发现“新大陆”。可是仅过一个月，他的眉头就开始皱起来。他接到了各种要求追加投资的报告，其追加量远远超过国家财政的承受力，即在国家财政增长9％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却要增长100％以上。这就好比一大帮饿汉要到一个升斗之家来“吃大户”，当家的能不焦急吗？

周恩来迅即向他所主管的经济部门提出“反冒进”任务，并和他的同事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地大辐度压缩了三个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

其一，压缩1956年基建投资预算计划。通过所谓“二月促退会议”，把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投资计划从200亿元压到147亿元。后又通过所谓“剃一次平头”，把每一项目投资均减少5%，故使投资总额再由147亿元降至140亿元，并报经当年６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

其二，压缩第二个五年计划。“二五计划”草案原是在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下编制的，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如他亲自把1962年计划钢产由1200万吨改写为1500万吨。显然，压缩这个计划是要冒风险的。国家计委憋了半年时间才勉勉强强地拿出修订方案。方案最初在一个月内被接连否定两次，最后经多方协调才磕磕碰碰地推出台来。修订者们将那些曾由毛本人钦定的高指标狠砍了几刀，例如，把1962年钢产指标由1500万吨砍为1050?1200万吨，把粮产指标由6400亿斤砍为5000亿斤，把棉产指标由7000万担砍为4800万担，砍的幅度均在20%以上。方案由当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批准通过。

其三，压缩1957年国民经济预算。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再次确认反“冒进”的方针，继续采取“退”和“慢”的步骤，提出“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策略。为此，国家计划部门将1957年预算作了大幅度削减，把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基建投资预算从243亿元削减为111亿元，削减幅度达54%，以致比上一年投资额度139.9亿元还要少20.6%，出现了负增长。1957年也因此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周恩来等人紧接在毛泽东“反右倾”后而大搞“反冒进”，即便不能说是针锋相对，至少可以说是另有侧重，换言之，即便不能说是在反对毛泽东，至少可说是冷落了毛泽东，即把前者晾于一旁而另搞一套。

毛泽东反保守、反右倾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就起而说道：反保守，反右倾，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现在该批“左”了(2)。毛泽东仍在欣赏着“多、快、好、省”这一口号，周恩来却把它从由自己主持修订的“二五计划”中划掉，致使人们在一年多时间里不再提到它。

副总理陈云说的话更尖锐。周恩来反“冒进”还要考虑一下各方面平衡问题，讲究一点策略，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反“左”与反“右”连在一起说：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他尽管心里倾向后者而不满前者，但在面子上还要做到各打五十大板。陈云则顾虑少些，直截了当地议论道：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也就是“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3)他这已在说“宁右勿左”的话了。

事后看来，陈云说这些话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执政搞的多为“左”的东西，常常是一而“左”，再而“左”，“左”上加“左”。他在处分人时，也往往是对犯“右倾错误”者予以严厉打击，对犯“左倾错误”者则予以姑息迁就。长此以往，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风气。陈云反其道而唱出“宁右勿左”的调子，明确表示自己对“右”的偏爱，从而凸显了自己与党主席的分歧。

另外，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人大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反对国家预算制订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把执政党高层内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半明半暗地捅到党外，告知全国。计委主任李富春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了“冲昏头脑”这一大不敬的话。经委主任薄一波也当着毛泽东的面，痛陈“冒进”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痛陈被后者不无戏谑地称为“薄一波十条”。

对于周恩来等人的这些举动，毛泽东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或者说，当前者在给发热的中国经济服下一副副退烧药和浇上一盆盆冷水时，后者在干什么？

据薄一波记述(4)，老人家当时对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斯大林评价问题倾注了较多的精力，以至于对国内正在进行的“反冒进”采取一种保留态度，用其本人的话说，他那时主要是“防御”，搞了某种“妥协方案”。他虽未直接反击，但心存不快，留下了日后做文章的伏笔。

当1957年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时，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态度也随之变化，由保留变为批判。

毛泽东批判“反冒进”，从1957年9-10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发难，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结论，历时八个月。其间还举行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会会都批“反冒进”。(5)

老人家给问题定性很重，将之上升为“政治问题”。他说“反冒进”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泄了六亿人的气，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离右派“大概50米远”；甚至说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而他刚把“反冒进”的人封为促退派。他两年前把邓子恢等讥讽为东摇西摆走路的“小脚女人”，现在又把周恩来等说成是慢慢爬行的“蜗牛”。

他对问题处理过严，以致不留情面。在“南宁会议”上，他把周恩来等人的报告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一起作为反面材料发给大家，指责前者同后者一样，都犯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只说一个生疮的指头而不谈其它九个健康的指头。他还摇着柯庆施的一篇满纸豪言壮语的文章，当众对周恩来说：你这当总理的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吗？周答写不出来。他又接着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另外，他还责成周恩来等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检讨。显然，作这种检讨是要讲许多违心话的，并且讲的都是自己贬损自己的话。这就使检讨者陷入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况：一是难下笔，对着自己良心，怎么写？二是难开口，对着台下千百双眼睛，怎么说？

曾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范若愚，真实地记下了他的这位首长如何写检讨的一幕(6)：周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一句一顿；后来停顿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再后便是周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发愣，不说不写，恍恍惚惚，一副苦人儿相。

这的确令人同情，本来就是自己做得很多且又做得不错，至少没有太大的错，现在反要自己做检讨，当众认错，岂不冤枉。周公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又是一个极守纪律的人，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无错却强说有错，心中有数却强装无知。这太难为他了。

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痛说自己：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工作上多为“经验主义”，有时为“教条主义”，还有时为“两者的混和”……周自己给自己扣上了许多顶十分难看的大帽子，不免让人想起那句戏词：“老爷息怒，小的该死”。另外，陈云、薄一波和李先念也都在大会上作了痛责自己的检讨。

毛泽东指责“反冒进”是“尖锐地针对我”，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使“我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这是在以我划线地看待党内意见分歧，把异见看作异己，把不能认同自己的主张看作是蓄意反对自己的主张。

老人家又进一步指责国务院部门搞分散主义，“想把大权揽过去”，对中央实行“封锁”，不让其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这种指责是十分严厉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着君权至上传统的国家里，说某人封锁中央、揽其大权，也就等于说他欺君罔上、图谋不轨。这可是大大的罪过。

被指责者之一薄一波在几十年后作了一个反驳：“尽管我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或部门有这样那样不周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要进行‘一种封锁’，不让中央‘参与设计’。凡是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都是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的。经济工作的业务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请毛主席过问的。显然，毛主席的批评是言重了。”(7)

对于薄一波的反驳，毛泽东已无从回应了。对于其间的是是非非，笔者也难知详尽。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老人家的如此指责中，透出了他对权力归属问题极为敏感的心理，透出了他对自己手下握有实权者的猜忌心，以及对自己手中大权是否旁落的警戒心。

从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老人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必须采取“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施政方式。

这个结论意味着他将要力排众议而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行事，意味着他将要推开众人而率然走上前台直接领导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他对此充满信心，并情不自禁地向人们宣布：

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了，我看是比哪一年都要冒得厉害。(8)

事实果然被他言中。1958年的确是一个“大冒进”的年份、一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冒”得厉害的年份，或者说是一个“大高烧”的时期、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烧”得厉害的时期。

有病者即有医者，有高烧者即有送药者。可这一次，病生得重，药也须用得猛。这对两者都是一种考验：

医者有没有勇气开出这付猛药？

病者有没有决心服下这付猛药，愿不愿改一改自己身上的那个讳疾忌医的坏脾气？

注解：

(1)孟晓云口述，郭金荣撰写《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章。

(2)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4页。

(3)参见：同(2)，第555-556页。

(4)参见：同(2)，第635，641，559页。

(5)参见：同(2)，第24章，第25章；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九、十、十一章。

(6)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载《人物》1986年第一期。

(7)参见：同(2)，第651页。

(8)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本文引自：同(2)，第653页。



【17】

毛泽东所预言的“大冒进”，也就是后来的“大跃进”。这是他搞经济建设的代表作，是他坐江山后所办“第一件大事”的高潮部份。

“大跃进”自1958年狂飙骤起，到1961年不了了之，历时三年。

对于这三年，许多中年以上的大陆中国人至今还存有许多印象。这些印象有的是通过脑子里的某些画面保留下来的，也有的是通过肚子里的某些感受刻诸脏腑的。提起这三年，他们一方面会在脑中浮现许多轰轰烈烈的场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小高炉林立，大食堂烽起；另一方面又会在身上激起一种揪心搅腹的感受：一种天天喝稀饭、顿顿灌清汤后的饥饿感，一种五月不知肉味、三月不见油花后的暴馋感。几十年后许多人被问道对当年还有什么印象时，他们答得很干脆：没别的印象，就是饿﹗那个饿呀……这时整个国家都处在饥荒中，乡下人饿，城里人也饿，老百姓饿，当官者也饿，连毛泽东女儿也饿，只是大家饿的程度不同而已。

当时人们早上喊着口号去炼钢，晚上空着肚皮来上床，饥肠辘辘，辗转难眠，却又空醒床帏。白天里的热闹劲与夜晚中的困窘感，是一起保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的。此时婴儿出生率急剧跌落下来，整个人口呈负增长势。老人家好不尴尬，一方面在理论上批判马尔萨斯，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为被批判者提供绝好论据。

“大跃进”者们，最初发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结果却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整个民族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要唱高调子能唱到何种程度。与此相应，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唱高调子者的跟头栽得有多重。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决心加快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并要求比苏联老大哥的速度还快些。(1)

时隔一个月，他就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把这个速度具体化了：“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2)

毛泽东在这里既一吐胸中豪气，又说得十分得体，只是说要赶上英国的钢产量，而没有说也要赶上苏联的速度，没有说我家的老二除了要赶上他家的老二外，还要赶上自家的老大，尽管后者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真实且非常急切的想法。

“15年赶上英国”，成了“大跃进”初期最响亮的口号，时时可闻其声，处处可见其字。即使许多年后，还能在内地一些老墙断壁上依稀看到这一口号的残迹。这一口号喊的时间不长，就不断被改口。口号前半部的数字被越改越小，以至被改为2年。

1958年初执政党中央在审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还基本上按“15年赶上英国”这个要求来考虑。尽管已有突破迹象，但还不过于出格。

１月南宁会议，还坚持第二个五年计划达到年产钢1500万吨，其中1958年钢产620万吨。

2月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周恩来仍宣称“二五计划”达到年产钢1500万吨，“三五计划”达到年产钢3000万吨，“四五计划”达到年产钢4500万吨。

3月成都会议，则提出争取“在比15年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其中，1958年计划钢产涨至700万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又对一年多前八大一次会议已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大辐度修改。仅就1962年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来看，钢产计划由1050-1200万吨涨至2500-3000万吨，增幅一倍以上；粮产计划也由5000亿斤涨至6000-7000亿斤；棉产计划则由4800万担涨至6500-7500万担。

冶金部提出钢产5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1972年计划钢产1.2亿吨。轻工业部提出造纸5年超英国。纺织部提出棉纱、棉布5年超美国。化工部也提出5年超美国。煤炭部则提出2年超英、10年赶美。

毛泽东本人也于欣喜之际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半年前他在莫斯科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到此时就显得有些保守、有些小家子气了。

八大二次会议开后不久，共和国经济计划表上又呈热风劲吹、高潮迭起状。

6月7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提出新指标，计划1962年钢产6000万吨，比八大二次会议已确认数高出整整一倍。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再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新计划，预测1962年钢产可望达到8000─9000万吨以上，又比两个星期前上报数高出2000万吨到3000万吨。在当时国务院各部委中，冶金部可算是最大的一个牛皮篓子，同时也是最为毛泽东主席看重的一个下属部门。该部部长所作的一个大话连天的报告，也被老人家颂之为“一首抒情诗”。

6月中旬，李富春代表计委、经委以及财政部上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更正式地提出“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其中，1962年钢产指标为6000万吨，1967年钢产指标为1亿吨以上。毛泽东欣然批道：“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6月17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汇报年度计划，预计1958年钢产为900万吨，1959年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第二天，薄等又向毛泽东本人汇报，并再度修改指标，预计1958年钢产1000万吨，1959年为25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仍不满前一天议定的计划，提议再追加1958年计划，于是，钢产指标由1000万吨变为1100万吨（对外宣布为1070万吨）。

6月22日，毛泽东对上述修改计划作出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老人家还一时兴起，提笔将所批材料的题目也改了，将原先的《汇报提要》改为《两年超过英国》。(3)

本来老人家已在共和国经济计划书上跑开了六百里快马，但他还嫌这马跑得慢，还要对它甩起阵阵响鞭。不知这马还能够跑多快、跑多远？还有没有一个极限处？

仅隔两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8.17-30）又改写了各项计划：

关于1958年计划，毛亲自打电话，又给钢产指标追加50万吨，使之达到1150万吨，比1957年实际钢产535万吨增长115％左右。

关于1959年计划，钢产指标再增几百万吨，达到2700-3000万吨，比1958年指标增长一倍半以上；粮产指标则再增几千万斤，达到8000-10000万亿斤，比1958年指标增长三成。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计划：钢产指标为8000－10000万吨，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1957年实际产量增加13.9至17.7倍；粮产指标为13000-15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2.5至3.1倍。

北戴河会后不足三月，郑州会议（1958.11.２-10）又拟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纲要规定第15年即1972年钢产指标，不仅要在总量上超过英国，而且要在人均占有量上超过英国。当时预测1972年英国人均产钢量0.5吨，并预测1972年中国人口八亿。依此推算，该年中国钢产要达到4亿吨﹗

值此，人们终于看到那匹狂奔的快马跑到了它的极限处。

物极必反。年产钢铁4亿吨数字已超过了人的想象力。人们望着它不寒而栗，甚至始作俑者本人也开始摇起头来，不禁自己向自己发问：1972年搞4亿吨钢，有此可能吗？有此需要吗？画中的马画得太理想了，以至画者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于是毛泽东提议，此纲要不公布“只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4)

北戴河会议前有一插曲。赫鲁晓夫于7月底至8月初访华。毛泽东兴致冲冲地告诉客人：中国打算今年产钢1070万吨。客人听后没有表示出相应的兴致来，只是冷冷地答道：中国同志或许能够做到吧；说完他就不愿再谈下去了，显出一副很是怀疑且又敷衍了事的神情。这无疑使毛感到不是滋味，感到有点被轻视，同时也从反面激励他，激励他非要去做出来不可。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数度强调，要搞好钢的生产，就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对于那些完不成任务者，要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即“六条纪律”）。

毛公扬起秦皇之鞭要抽打他的跃进之马了，要把它从画面上抽打到地面上，从计划书中抽打到实际工作中。令他懊丧不已的是，这匹马在计划书中还跑得四蹄生风，一落到地面上就跑得不如人意了，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以至跑成废马一匹。

必须承认，大跃进之初，上上下下都还能攒着一股子劲，全国各地都还能看到热气腾腾的景象，跃进之马确有些意气风发的劲头。因为，在大跃进的设想中包含了一层良好的愿望，即要尽快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故而很能打动我们这个穷够了苦怕了的民族的心，很能激发起中国老百姓的热情来。

“大办钢铁”者熬得两眼通红而干劲不减，山上挖矿，风餐露宿；山下炼钢，夜以继日。

“大办农业”者只有农忙而无农闲，种完粮棉修水利，忙完庄稼忙副业，抽空还要烧上几炉铁、几炉钢。

然而，大跃进的设想说到底是不切实际的，老百姓一度拚命干的许多事情是违反经济法则的，因而不可能获得预想成果。

1958年钢产量，宣传上说有1108万吨，事实上只有800万吨可称之为钢，其余均是所谓的“土钢”，即不能当作钢来用的“钢”。1958年铁产量，也因全国各地都生起小高炉而骤增数千万吨，但同时也耗去国家财政补贴40亿元之多（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十分之一）。小高炉冶炼本就属落后工艺，再加上由非专业的“广大群众”来操作，效益就可想而知了。平均每炼一吨铁就须补贴100元左右，生产成本是大高炉的三倍。

钢铁产量增长很快，但其质量下降更快。生钢的含硫量普遍过高，最高者能超出标准80倍，以致出现有钢铁而不敢造机器的事。冶金工业部报喜，机械工业部发愁。一机部赵尔陆部长摇着破钢烂铁吼道：我要这东西有什么用？能用它来造机器？赵部长后来带着几箱劣质钢铁上了庐山，打算向党中央毛主席陈述实情，但因老人家拒斥彭德怀谏言、禁谈大跃进过失，而不敢拿出来，隐忍而去。

大办钢铁的恶果还波及其它方面。1958年，中国农业风调雨顺，各种作物长势良好，但因大量农村劳力流向城市、流向钢铁工业而造成秋收人手不足，致使许多庄稼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这种情况再加上人民公社刮共产风、吃大锅饭等因素，很快就引发了1959年至1961年间的全国大饥荒。

1976年春，笔者曾去过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看到云岭村前后山上均为茅草漫坡，无一棵象样大树，不免诧异：地处江南深山区，时值阳春花三月，理应是满山丛林，满目青翠，可眼下是另一番景象。

向老乡打听后方知，原来这山上长满了樟树、杉树、栗树等，其中一些树君子长得有几人合抱那么粗。这就容易理解当年打游击出身的新四军为何要选此地来安置其总部。他们既擅长山林作战，又需要防空屏护，自是要选一林木茂密处以作地形依托。可到了1958年，那些曾经遮荫过叶挺军长的大树都被砍完了，都被砍去烧小高炉了。老乡看四下没人，悄悄地说，“这‘大跃进’真是大作孽﹗”

大跃进之“大”，主要在于声势之大；而声势之“大”，又主要在于计划指标之大、上报成绩之大。就上面而言，订计划，没有什么指标不敢订的；就下面来说，报成绩，也没有什么数字不敢报的。上上下下都搞出了许多“假大空”的东西。

就其原因看，出自领导，尤其出自毛泽东，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在上面好大喜功，我在下面则胡吹乱拍；你做计划搞指标跑马，我报成绩则搞数字爆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其结果看，遗害社会，造成一种报喜不报忧、说大话吹大牛的风气，以至许多人在弄虚作假上互相攀比、你追我赶、争放“卫星”。

如放小麦亩产“卫星”：

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报2105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报2394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报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报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报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再报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报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报7320斤﹗

如放水稻亩产“卫星”：

6月26日，江西贵溪报2340斤，

7月22日，福建闽候报7275斤；

8月1日，湖北孝感报15000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报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报43075斤；

9月18日，广西环江竟报了130434斤﹗(6)

亩产13万斤稻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意味着这亩地里的每一平方丈土地都要长出一吨稻谷，或每一平方公尺土地都要长出一百公斤稻谷。这样的“卫星”不仅背离了事实，而且超过了人的想象力。真不知道当时那些人怎么能够把它说出来，且又怎么能够把它堂而皇之地刊于国家大报，公诸天下。如此荒唐事即便与古时“指鹿为马”相比，也难分伯仲，故十之八九要被后人笑它个一百年一千年。

在经济建设领域，毛泽东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战略家。他确有宏观上的想象能力，但缺乏微观上的实际操作能力；长于制作纲要，却疏于订立细则；心高，嘴阔，想大事，说大话，可具体做起来，就显得有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了。他总爱由着性子干，不讲章法，结果顾此失彼，丢三拉四；造了声势，丢了实效；要了数量，丢了质量；办了钢铁，丢了其它。

因此，像他这样雄心有余而耐心不足的执政者，很需要有人替他做具体且繁琐的工作，尤其需要那些遇事多从困难处考虑故而多有补救办法的人，替他拾其遗漏，补其短缺“打圆场”揩屁股。很难想象，离开了周恩来等人，他毛泽东还能够干什么？还能够那样悠闲地“只管大事不管小事”，还能够那样有时间去翻弄一本本线装书，还能够那样出了纰漏有人兜着、护着？可他到头来似乎不领这些情，反而常常去责难这些人，奚落这些人，冷嘲周公，热讽陈云。

换句话说，毛泽东比较适合安坐后台就一些方向性问题运筹帷幄，而不大适合跳到前台就一些具体问题指手划脚。他应该尊重和信任他的下属，给他们一定的独立行事权而不横加干涉，可他常常反着来，常常跑到前面把正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挤于一旁而由自己来主持一切。搞农业合作化时，他狠批了直接经管此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然后亲自上阵掀起了所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随后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他又狠批了总理、副总理、计委主任、经委主任和财政部长，接着自己挂帅搞起了所谓“大跃进”。可结果如何呢？“社会主义新高潮”搞成了一窝蜂，“大跃进”搞成了大折腾，计划搞成了笑话──可能要贻笑千年的笑话。

显然，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司令官，一个总爱和前线指挥官过不去的司令官。打江山时，他曾嘲笑：凡是蒋委员长亲自插手的仗总要损兵折将。轮到他坐江山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凡是伟大领袖亲自过问的事总要劳民伤财。

注解：

(1)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3─474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691-692页。

(3)引自：同(2)，第698-700页。

(4)引自：同(2)，第708-709页。

(5)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6)以上数字均见于同时期的中央以及各省市的大报。



【18】

1958年的中国，在搞“大跃进”的同时，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前者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内容，后者则以生产关系变革为主要内容。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即使不说是始作俑者，至少可说是出力最大的推波助澜者。

早在1955年，毛就有了“办大社”的念头(1)，后因受现实条件限制以及受邓子恢等人劝阻而搁置起来。

1958年春，毛又提出“小社并大社”问题，并发了相应文件。(2)

是年七月，陈伯达发表文章披露毛关于建立“大公社”的构想。(3)

八月上旬，老人家跑马中原，兴致勃勃地巡视了河北徐水、安国、河南新乡、山东历城等地的办大社情况，并于巡视中说了一句大白话：“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数日后，“人民公社好”这五个大字见诸报端，迅即成为惊天动地的口号，响遍全国。

当月下旬，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决定迅速在全国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数万万中国老农民一下子都变成了人民公社新“社员”。

人民公社既“大”又“公”。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相当于原来的二十八个半农业合作社那么大，拥有4500多农户。公社以公有制形式占有农村中的一切生产数据和部份生活数据；并按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方式分配消费数据，如以公共食堂方式向社员提供食物。

有些公社还向非本社人员提供食物，把烧好的大米饭抬于路口道旁，免费招待过往行人。这可乐坏了那些饥肠辘辘却又囊中羞涩的赶路人，一个个吃撑得躺在路边不思他往。吃饭不要钱的好事，曾是许多中国农民的梦想，以往只有在造反吃大户时才能做到，如今似乎只要办人民公社就可梦想成真了。

当听到安徽舒茶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这位原秋收起义领袖激动不已，并情不自禁地给这美好的图画再添上两笔：其一，既然该公社能做到吃饭不要钱，其它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做到；其二，既然现在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4)

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最风光的地方，要数老人家曾亲临关照过的河北省徐水县。８月4日，毛泽东视察该地；８月６日，中共中央派专人前去传达指示，要在此地搞共产主义试点；８月22日，中央协同省委、地委帮助县委搞出一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规定在1959年完成社会主义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争取在1963年进入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徐水县的人民公社很“大”，大到一县一社，即所谓“县社合一”，县长成了社长；也很“公”，公到对社员大包大揽，从吃饭穿衣到看病送葬统统包起来，即所谓“十五包”。上自县长下至勤杂工都不拿薪金拿津贴。县长或社长月贴８元，普通社员月贴２元。于是乎这些新社员们一手攥着一元钱，甩开步子直奔那“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共产主义。

正像“大跃进运动”因违反经济法则而成了一场大折腾一样，“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因超越现实条件而成了一场闹剧。

据当时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提供的报告，10月中旬其治下当阳县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11月７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８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一开完，大家就涌上街去拿商店里的东西，拿完了商店就去拿别人家里的东西。张三的鸡李四抓，甲队的菜乙队挖，最后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有一条还保留着，就是老婆还属于自己。不过，那位书记又就此补充道：这一条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需要请示上级。(5)

可以想象，听了书记这番话，村里那帮光棍汉的心中该是怎样一种躁动。跑马乡里真是乱跑马，经跑过“共产”的坎，快要跑入“共妻”的门。

那个由中共中央直接抓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人民公社”，也是好景不长。县公社翻箱倒柜，东挪西借，好不容易筹到一笔款子来给全县社员发津贴买用品，但只维持两个月就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变成了“空产主义”。

吃饭不要钱的事，今天有，过去也有，但情况完全不同。过去是老百姓造了地主老财的反，吃了他们的陈年粮；如今则是政府干部造了老百姓的孽，挖了他们的穷家底。

中共山东范县（现属河南）第一书记向全县共产主义积极份子大会作报告，畅谈该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保证用三年时间做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数日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朗朗上口的规划，颇感兴趣，举笔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３年。也不要紧，３年完不成，顺延可也。”(6)

再让后人来看，老人家的“批示”也“很有意思”，甚至更有意思，偌大把年纪治理偌大个国家竟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般。不过，这样玩下去的结果不会让人觉着有意思。小孩子玩砸了他的过过家，顶多流两滴他自己的泪；而老人家玩砸了他的过过家，是要闯祸的，是要死人的，是要流许多老百姓的泪的。

注解：

(1)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第41篇，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7-258页。

(2)《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958年4月8日。

(3)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载《红旗》1958年第4期。

(4)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5)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754-755页。

(6)引自：同(4)，第160页。



【19】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不只是志大才疏，而且脾气也不好，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大跃进前期，他好高骛远；大跃进后期，他又刚愎自用。不过，在这浮躁与这固执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即老人家作了一番自我检讨、自我纠正的时期。

毛毕竟是从艰难困境中走出来的，总还不至于完全糊涂。你说他好高骛远，可他也有过认真调查研究的记录；你说他刚愎自用，可他也有过主动纠正错误的举措。白天里他还兴致勃勃，大话连天；夜深时他又忧心忡忡，辗转难眠，甚至能把许多经管具体事务的下属从被窝中叫出来细细盘问。(1)

这个相对缓和时期，自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始，经武昌会议（11月21日至27日）、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5日），到庐山会议前半期（7月2日至22日）止，前后八个半月。

在此期间，毛作了多次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谈话和批示。他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2)

他还在不同场合指出：我们性子太急了，脑子也太热了，就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大跃进中存在着“冒险主义的错误”，开了海口，说了大话、作了空想，“务虚名而受实祸”；领导方面是有责任的，不仅下面作假我们相信，而且下面的许多假本身就是上面压出来的，即所谓“一吹二压三许愿”。

他反省道：“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3)

“八个月纠左”在具体措施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降低钢铁指标，二是遏制“共产风”。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总理是一个事务主义者，面面俱到，但不会抓主要矛盾。如今他推开周，自己跑到前台来大抓主要矛盾，提出搞工业应该“以钢为纲”。结果人们很快就看到，紧接着“事务主义者”后，又出现了一个“钢铁强迫症者”。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脑筋里头就是钢了，糊里糊涂、昏昏沉沉而又睡不着，最后不得不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4)

于是，他主持召开的武昌会议把1959年钢铁指标，由2700-3000万吨压缩到1800-2200万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又将指标压低为1800-2000万吨，八届七中全会再将指标内降为1650万吨。接着，他又请刚被他批为“右倾”而受到冷落的陈云再度出山，并准其将指标压至1300万吨。

毛泽东承认，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混淆了两个界限：

其一，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具体表现是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对内搞穷富拉平，对外搞任意调拨，即所谓“一平二调”；

其二，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打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否定按劳分配，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为此，他批评徐水县书记“急急忙忙往前闯”，批评陈伯达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家，但实际表现得过“左”。

毛作这些批评显然是在解脱自己。“徐水人民公社”的问题，固然有县委书记跑得太快的责任，但也有党中央主席亲临督察并大加鼓励的责任。陈伯达文章固然“左倾”，但文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正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宣传毛本人关于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宏伟设想。但在毛对他们的批评中，看不到毛与他们有这些联系。

毛如此对待陈伯达正像他的另一个秘书田家英对他所作的评论：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5)

尽管老人家有点推卸责任，但他还是作了一些纠错的努力。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五个月后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逐步明确人民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承认经济差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承认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这些政策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多多少少遏制了一下正狂吹猛刮着的“共产风”的势头。

当时，对于毛泽东的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有满意者，也有不满意者。

满意者对此大加赞赏，如薄一波说：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比我们醒得早，转得快，抓得紧。(6)

薄公可说是一个善于把各个方面搞得很平衡的为官之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史事件上，一方面对毛的问题揭得不少（本书就引述了他所提供的许多材料，笔者为此感谢他），另一方面又不忘颂扬毛的伟大之处。只是前者说得具体些，后者说得抽象些。

薄在处理其它一些重要人物关系时，也有类似情况。在其《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第833-835页，他称颂陈云同志工作极端细致，关键时刻能够拿出真知灼见。仅隔一页，即在第837-838页，他又称颂邓小平讲话鲜明果断，言简意赅，充满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唯物辩证思想，末了还加一句“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略知中共党史的人都很清楚，陈云在大跃进前后所起的正面作用是邓小平难以相比的，这也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所起的促进作用是陈云难以相比的一样。两者的上述作为，表现于不同时期。薄公轻轻抹去了这一时间差，而把它们放在相同时期里相提并论，并显得难分伯仲。

另外一些人则对毛所作的上述姿态不以为然，甚至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八个月的纠“左”很有局限性，既没有充份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质，也没有深入挖掘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持这种态度的人大都是执政党中的刚正不阿者，以彭德怀元帅为其代表。他们敢于犯颜直谏，敢于对毛泽东这艘政治巨舰作出强行拦截。

“大跃进”高潮后的毛泽东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

其一，能不能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

其二，能不能自己批评自己的错误；

其三，能不能容忍别人批评自己的错误。

做到前者，只需要敏锐；做到其次，除有敏锐外，还需要勇气；做到后者，则除有敏锐和勇气外，还需要雅量。

对于毛泽东来说，不缺敏锐，有时也不缺勇气，但最缺雅量。执政后的毛泽东成了一个“一触即跳者”，尽管他常常把这顶帽子套在别人头上。他可以自己来纠自己的“左”，但容不得别人来纠他的“左”。当彭德怀等直言“反左”时，他陡然变色，一改“反左”为“反右”，于是有了庐山政治风向急转、“反右倾”斗争骤起之事。

五十年代中的两场反右斗争有一相似之处，即都是先让畅所欲言、后再因言治罪。五七年夏天，先是示以诚意，鼓励大鸣大放；后又整治大鸣大放者。五九年庐山，先是开“神仙会”，鼓励提意见；后又问罪提意见者。

老人家脾气不好，很容易恼羞成怒，却又爱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故而害苦了那些城府不深且又好说话的人，使他们接二连三地在他面前栽跟斗，一栽就栽得一辈子或半辈子爬不起来。他还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称之为“阳谋”，给本来就丰富多彩的中国语言又造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词。

不过，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这个词造得文理不通：阳光之下哪来的“谋”，老谋深算又何必示之于“阳”。实际上，“阳谋”这个词，往轻处说，是一种不觉羞愧的自嘲语：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到末了还要自我标榜一下；往重处说，是一种破罐破摔的刁蛮话：没错，我就是要算计你；并且，我还要堂而皇之地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的，你敢不服气吗？活脱脱一副恶猫戏鼠的模样。(7)

这不免使人想起作家王朔的那句名言：“我是××我怕谁﹗？”

注解：

(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5─816页。

(2)引自：同(1)，第813页。

(3)引自：同(1)，第819页。

(4)引自：同(1)，第808─815页。

(5)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45页。

(6)引自：同(1)，第823-824、817-818、808页。

(7)毛泽东：“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引自：同(5)，第331页。



【20】

庐山会议之初，毛泽东等中央常委列出十九个问题以供讨论(1)，目的是让那些刚从“大跃进”火在线被召回来的各方大员，从“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沉下心来总结经验教训。与会者对此反应不一：

高烧未退者，只爱说经验不愿谈教训；

不再发烧但看脸色说话者，吞吞吐吐地谈教训；

不再发烧且又不看脸色说话者，则快人快语地谈教训，其中谈得最重者亦是谈得最好者当数彭德怀将军。

彭将军庐山谏言由两部分组成：

其一，他在７月３日至７月10日八天中的七次发言和插话(2)；

其二，他于７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即所谓的“万言书”(3)。

彭德怀的这些言论概括起来说，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揭露大跃进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人，指出毛泽东身上所染有的种种毛病。据李锐记载，毛泽东后来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时说过这样的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4)他的这一说法实是对彭将军批评的一种响应，只是响应得太过度了。

彭德怀“对事”的批评，涉及所批“事”的三个方面，即范围、程度和性质。

就范围说，他指出这一时期出现一系列重大失误，既涉及大跃进问题，如基本建设“过急过快”，大炼钢铁费钱费物，其财政补贴“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来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又涉及人民公社化问题，如所有制问题“曾有一段混乱”，“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

就程度说，他指出所暴露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达到影响各阶级间关系和各阶层间关系的地步，“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并且，这一错误虽盛行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

就性质说，彭德怀把他所批评的“事”判定为“左倾”错误。这也是他庐山言论的重心所在。

所谓“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超越客观现实而作空想盲动。彭将军的批评紧紧抓住这一点：

──“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办早了”，没有经过高级社充分发展阶段、没有经过实验，就贸然兴办；

──大炼钢铁也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没有全面地考虑各种制约关系，就仓促上马；

──铺张浪费，“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

──任务指针“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

──“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代替经济法则”，“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这些“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就中共政治运作方式看，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路线”错误。它出自最高领导机关，有关党的大政方针，故能影响全局。

就中共自身发展历史看，最严重的“路线”错误莫过于“左倾路线”错误。如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共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其中的王明“左倾路线”，几乎造成全军覆没的后果。诚然，陈独秀“右倾路线”也给中共带来严重危害，但比不上王明“左倾路线”。前者导致数万党人牺牲，后者则导致数十万人马损失；前者只是丢了脑袋，后者则不仅丢了脑袋，而且丢了军队、丢了根据地。若再顺着中共历史向后看，就会发现该党执政后仍是“左倾”错误最有危害性。

就中共党内斗争结局看，最声名狼藉的“路线”错误也莫过于“左倾路线”错误。它曾被揭得最深，批得最透。中共曾在延安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主要批判“左倾路线”，并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来整治“左倾”人物，结果搞臭了“左倾路线”以及与“左倾路线”有过关系的人和事。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苦熬阶段，毛泽东却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将领，召回中共大后方延安搞“整风”。一整就整了好几年，整去半个抗战时期；一整就整到抗战快结束，整得自己手忙脚乱。那边的“鬼子”要投降，这边的“首长”却在开大会。情急之下，诸将领只好仓促赶往抗日前线，率起已脱离自己指挥数年的抗日军队，夺败兵之城，缴降兵之械，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发动如此大规模整风运动，虽能为一些中共党人理解，但也使许多国人生出疑问：毛泽东似是把党内斗争看得高于民族斗争，把“反左”看得重于“抗日”。

延安整风后期，中共中央形成一个重要文件，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5)，全面总结自建党以来历次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其中，谈“左倾路线”教训部分，占总篇幅80％以上。

文件概括出“左倾路线”的一些特点，例如，表现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

又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6)

因此，当彭德怀在其信中谈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时，就已在给毛泽东对号入座了，就已在用一种外人不大熟悉而他和毛都很清楚的话语系统来给后者定性了。

再就毛泽东个人荣辱史看，一方面，他在党内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在于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被撤掉了红军总政委、前委总书记等职务，被驱逐于当时至关重要的军权之外；另一方面，他在党内所获得的最大成功也就在于推翻“左倾路线”统治，进而执掌中共中央大权。如今彭竟也把他当做“左倾”来批评，竟也用起他曾经用来批评别人的话来批评他本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据李锐记述(7)，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刚被印发出来时，与会者们还摸不清老人家的反应，还没有把“意见书”当作“反党纲领”，但都能感觉到信中“有刺”，即便是十分赞成彭德怀的人也不例外。黄克诚大将说他粗看了一下，就发现信中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尽管照实际情况，还可说得重些。这“有刺”，指的就是彭德怀信中有一些话很能戳痛正坐镇山上左右会议的毛泽东主席。

彭德怀“对人”的批评，也触及三方面问题，即有关毛泽东个人的责任问题、能力问题以及作风问题。

关于1958年失误的责任问题，彭德怀说：“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显然，这是话里有话：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每个人的责任并不一样，至少毛泽东的责任和他彭德怀的责任不一样，前者是主动犯错误，后者只是没有能够阻止前者犯错误。若再进一步分析“意见书”所历数的一桩桩错误，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由毛泽东本人或直接倡导或大力推广的。对此，毛本人也不得不予承认。他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反复提到，自己是“始作俑者”，“第一个责任是我”。

诚然，彭将军也反复提到，“不要追究责任”。但是，不要追究责任不等于不要明确责任，不等于不要搞清楚问题。否则，干什么事都较真、都要弄个明白的彭老总，就没有必要去写这惹人生气招人嫌的“意见书”了。

再者，彭德怀说不追究责任，即不追究确有责任者的责任，言辞间显示出一种高姿态来：我老彭是能够原谅你老毛的，不想抓着你不放。可是，对于一贯居高临下、心高气傲的毛泽东来说，受人宽恕原宥比遭人穷追猛打，似乎更难以忍受。他后来在其批彭讲话中，屡屡表露出不想领彭德怀这个情的怨愤来。

在“意见书”中，彭德怀对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他写了这样一句后来引起许多非难的话：“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显然彭的话意是说，你老毛搞经济赶不上搞政治。

这句话在当时特定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格外刺耳。不久前，毛泽东先是数落邓子恢等人“象小脚女人一样走路”，后又嘲讽周恩来、陈云等人“象蜗牛一样爬行”。如今，他亲自跑到前台上来抓经济，结果也不怎么样，还不如他所批评的那些人。

就连毛身边的人也有这种看法。他的几位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在一起议论时，“有一共同观点：五八年由主席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当如何来转弯了。”(8)

不过，老人家的面子还拉不下来。一次在与谭震林、田家英谈话时，他突然提起此事，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9)如今彭将军又提起这惹他上火的事，不难想象，这回他要将庐山上的桌子拍得更响了。

另外，彭德怀还谈到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有任务指针而缺乏具体措施，有冲天干劲而缺乏科学分析，混淆了战略布局与具体策略、长远方针与当前步骤等等关系，脑子热得很，手脚乱得很。

读到彭将军的这些话，很容易使人想起“志大才疏”这句成语。而彭本人也爱用此话，曾用它来评价胡宗南、评价周盘。后者是他在湘军时的上司。(10)不过，他如今的上司与他过去的上司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位毛上司虽在搞经济上有些才短，但在搞政治上、在与人相斗上才高八斗，是那位周上司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还对毛泽东的领导作风问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批评后者决策专断，工作浮躁，有时还撒点小谎。

彭在西北组讨论中讲了一段很重的话：“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明白人一听次话就知道他老彭在说谁了。因为，像这种个人专断现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但中央最严重。

他还谈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其批评所指再清楚不过了。

他还批评说，由于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显然，这前一句说的是“群众”，后一句说的是“毛主席”，说他偏听偏信。

彭又指出：“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这里所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毛常爱说的话，都是他常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扣出去的帽子。

老人家到前台搞经济之初，就多了一个心眼，预先准备了诸如“算账派”、“观潮派”这类帽子，把话抢说在前面，好堵日后批评者的嘴。这尽管没堵住彭将军的嘴，但还是堵了大多数人的嘴。

由于执政党主席好给人扣帽子，故在该党中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说话风气，即许多人不是先按自己的想法说话，而是先摸领导人的心理再说话。其中摸得最好者，当数“柯老”，即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如薄一波二十年后所言：“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11)

另据李锐记述，庐山会议期间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员，纷纷向他和周小舟、周惠等能进出“美庐”、能和主席一聊几个小时的人打听情况，揣摩风向，对小道消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然，这种兴趣不那么高雅，甚至有些格调低下。可这种兴趣后来竟成了许多执政党官吏的一种嗜好，成了他们之所以能够爬上高位或之所以能够安坐高位的一种必备素质。

彭还把堵塞言路问题提高到“路线”上来：“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三言两语，道出了中共党内斗争的重大隐情。不让人讲话，是“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二三十年代的‘左’是如此，五六十年代的‘左’也是如此，八九十年代的‘左’又是如此。与此相应，不让人讲话，也是“左倾路线”难以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讳疾忌医，怎能够治好病？

实际上，毛本人也曾多次被“左倾路线”剥夺过发言权。对此，他耿耿于怀，几十年间唠唠叨叨、不断重提此事，既向党内人唠叨，又向党外人唠叨，甚至见了外国人也唠叨。1949年底，这位中国“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出国，刚见到那位比他更傲慢的斯大林时，就抱怨说自己曾在党内没有发言权。(12)

可如今，被别人剥夺发言权的人也剥夺别人的发言权，抱怨别人的人也被别人抱怨。因此，对于他不让人讲话这一专断作风的批评，也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是现实批评，就事论事；二是历史嘲讽，嘲讽此人台下被人欺台上亦欺人。尤其当这个批评是由彭德怀这位知根知底的老同事说出来时，就更显得有“刺”了。

彭还谈到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各地各部门”，竟使“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迷惑了许多人，搞乱了许多工作。这里的用词也是相当尖锐的，也是那位耳不顺的六旬老人难以消受的。

在西北组讨论会上，彭还谈了这样一件小事不小或大事不大的事情：他不久前去过毛泽东家乡的公社，了解到这个公社在吃国家偏饭、得到政府许多扶助的情况下，只增产14％，却虚报了比这高得多的数字。毛本人也刚去过这个公社。彭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毛回答说他在那里没谈过这个事。彭不相信他的话，“我看他是谈过的”。这实际上是说：我们的毛主席也在那里撒谎。

今天回过头来看，彭将军也太认真了。像毛这样的“大政治家”撒点小谎又算得了什么，可他非要把这当作一回事给捅出来不可。这或许能说明后者当将军可以，当政治家尤其是当中国政治家就很有问题了：大事小事都爱摸老虎屁股，到头来还能有他的好？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6─33页。

(2)参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88-590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55-856页；参见：同(1)，第127─128页。

(3)全文载于《彭德怀传》，第595-601页。

(4)引自：同(1)，第196页。

(5)全文载于《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955-1002页。

(6)引自：同(5)，第959、994页。

(7)参见：同(1)，第135─153页。

(8)(9)引自：同(1)，第17─18页。

(10)参见《彭德怀传》，第297─298页；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75页。

(1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73页。

(12)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37页。



【21】

总的说来，上述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既有准确性一面，也有严厉性一面。人们对于前者异议不大，对于后者则有不同看法。

事隔许多年后，许多人为彭德怀抱不平，说彭总的信除了少数言辞较尖锐外，其它说法都较和缓，并强调彭总还没有把他所知道的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写出来(1)，因而他写出来的话并不重。但在笔者看来，人们可以认为彭总没有写出或说出他所知道的所有问题，但不能认为彭总对毛的批评不重。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言有公共语言亦有私人语言，或者说，被一定人所表述出来的一定说法有公共性质亦有私人性质：既有能为一般人所知晓的层面，也有仅为某些人所理解的层面。前者能够唤起多数人的一般认知力，后者仅能激活少数人的特有领悟力。尤其是在那些曾长期密切相处过的人之间，其语言表述意义的特殊性就更加突出了。特殊的生活交往经历产生特殊的语言交流系统，即在内涵上比公共语言更为丰富的私人语言系统。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处几十年，既有患难与共时，也有意见分歧时，恩恩怨怨，相知颇深。一方说之一二，另一方则悟之八九，其字面上的直陈意义要远远少于其语气中的蕴含意义。彭信中的一些话，在别人看来较一般化，只是描述一些事实而已，但在彭与毛之间则有可能蕴涵着特殊的意义，有可能激活他们内心最深层的东西，或有可能刺到对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前文提到的那些话，如搞经济不象搞政治那样得心应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容易导致“左”的东西、“左”的一来就不让人讲话等，都是很有“刺”的。很可能，彭信中还有一些常人读来不觉如何而毛公读来一触即跳的话，至今未被人们充份注意到，或许永远不会被人们充份理解了，人去而言空。

不管怎么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是相当重的，是其它中共高层领导人所不敢为之的。可以说，毛自坐稳主席位子到睡进纪念堂中这数十年间在党内所受到的最严厉批评，莫过于彭的庐山言论了。

毛泽东曾作一诗称颂战场上的彭德怀，其中有这样两句：“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2)后人也可套用此话来称颂庐山上的彭老总：“谁敢当朝横骂，又见彭大将军。”

亚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3)：

当野心家珀西斯特刺图斯建立私人卫队以谋求独裁权力时，大立法者梭伦挺身站出来，说他比一些人聪明，因为这些人还看不出珀氏的野心，而他梭伦看到了；又说他比另一些人勇敢，因为这些人也看出了珀氏的野心却不敢说出来，而他梭伦看到了就说出来了。

彭德怀在庐山上似也如此。

显然，彭德怀比与会者中的一些人聪明，例如比“谭老板”（谭震林）、“贺胡子”（贺龙）等人要聪明得多。因为，这些人当时就根本没有看清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深远影响。

前者谭副总理，大跃进时数他最卖力，是毛公挂帅搞经济分遣在农业方面的先锋官；庐山会议时又数他最护短（不过，此公护短与“柯老”护短有所不同），与彭德怀争执，与黄克诚大吵。可事隔数年后（1967年2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上的位置，颇有些近似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的位置。这一次轮到他向毛的错误发难了，结果也像彭将军一样被打倒，并被扣上“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谭老板如此扮演历史角色，让后人看来不像是一个明白人所做的事。

后者贺副总理且贺元帅，竟也坚信大跃进的神话，并积极参与整治彭德怀的活动，甚至把后者与他闲聊时讲的一些话也当做错误言论告发了(4)，使之成为彭将军的一条“罪证”。然而，历史也不厚待此公。事过七年后，贺某也跌落到彭将军的地步上，甚至跌落得更惨，被关押两年半就去世了，死在彭之前。后人读到这段历史，除了对毛过河拆桥感到愤愤不平外，对贺的荣辱升降也不免生出些疑问来：你贺老总也多少有些元帅风骨，做事怎能这样小家子气，看问题也怎能看不出这一点：他老毛既然能够把全军战功最大的彭元帅整倒，那么也能够翻过手来把你这个排行老五的贺元帅收拾掉，而且收拾起来要容易得多。贺某这种助毛整人又为毛所整的历史结局，让后人看来也觉着他不怎么明智，至少不比彭明智。

又显然，彭德怀比另外一些人勇敢，例如比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要勇敢得多。因为，这些人也看出了问题，甚至看得更充份些；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像彭德怀那样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没有能够像彭德怀那样敢于扭住毛泽东不放而非要讨个明白说法不可。尤其是当毛泽东决定要整倒彭德怀时，这些共和国大员们不仅没有劝阻他，反而屈服于他的压力，助其为虐，落井下石，置彭大将军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境地。

尤为可悲的是，彭将军上书既是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话，也是替他们这几位常在老人家面前行走的人说话，说他们想说而不好说或不敢说的话。他本是替这些人说话，结果却代这些人受过，甚至为这些人所毁。

彭德怀官在国防部长任上，主要管的是军事而不是经济。在出席庐山会议的中共高层官员中，就数他老彭管的事离会议原定内容最远。对于当时国家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比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了解得更多、更具体。可会议的实际情况是，也就数他这位管军事的将领谈经济问题谈得最来兴致、最为透彻。

很显然，彭将军于庐山上大谈经济问题，是在为别人担载，替别人着想。据《彭德怀传》记载，“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5)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看到这个“比较适当”的实际结果后，不能不觉出这段话中隐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襟怀。

庐山会议开到7月23日前，彭将军比一些人聪明而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比另外一些人勇敢而说的话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不久，从“美庐”这所整个庐山中最具神秘性、最显幽深感的房子里闪出一个胖大身影，急冲冲而来，要向彭将军索取说聪明话、说勇敢话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共历史上一场最荒唐、最富有戏剧性的批判会揭幕了。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3-134页。

(2)引自《彭德怀自述》，第206─207页。

(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7页。

(4)参见：同(1)，第144页。

(5)参见《彭德怀传》，第601页；参见：同(1)，第129页。



【22】

1959年7月23日晨，住在庐山牯岭一带别墅里的“神仙”客们接到通知：上午开大会，主席要讲话。对此，他们既感突然，又不感突然。

说突然，这是临时改变会议议程，连那几大常委都未能预知。(1)

说不突然，会开到这个时节，主席也该出来讲话了。早先开的是“神仙会”（毛泽东语）：会外，岭上岭下，游兴大作，诗风劲吹；会内，云里雾中，闪烁其辞，不得要领。如此会况，急坏了那位上山想谈实事不想当神仙的彭将军，急得他一时性起，抓起笔来写了一通自己想说的话，并以信的形式呈递老人家。后者则将此信印发出来，要大家开会议论。可是，大多数“神仙”仍是语焉不详。他们很为难，不说不好，开会岂能无话；说也不好，不知主席用意究竟如何。于是，诸“神仙”一面指指点点彭总的意见，一面又不时转过头来张望“美庐”的动静，回眸中自有几分期待：虎已啸，龙岂能不吟？

老人家终于出来讲话了，并一发而不可收。(2)

开场白，别具风格：“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话一出口便带几分情绪：一个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的人，居然也恳请别人听他讲话。说是要“讲个把钟头”，结果一讲就讲了三个钟头。说是吃了三次安眠药都“睡不着”，如果睡着了又怎样？无疑会议将推后，重大事件日期将改写，而大多数与会者也不至于如此仓促赴会。可见，此人给其党史留下的痕迹太个人化，也太随意。

结束语，风格别具：“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用词不雅，但道出了某种真实的情状：从字面上看，道出了一个便秘患者终于能离开马桶时的感觉；从话里含义来说，则道出了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者在向对手作出打击后的心态。不过，他舒服了，别人就不舒服了。据李锐回忆，他们当时的感受“无异于晴天霹雳，闷头一棒。”(3)显然，在此公那种“拉出来就舒服”的感觉中，包含着让对手听进去就大大不舒服的预期。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是以让对手其苦无比为铺垫的。

从结构上看，毛讲话与彭德怀《意见书》相似，都是不对称的，都有前后两个不成比例的部份：前部份有条件地赞成对方，篇幅较小；后部份则严厉地批评对方，篇幅较大，是整个结构的重心所在。

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民族礼仪文化或面子文化的某种特点：即便马上就要狠狠地打将起来，也不忘礼数，不忘先客气一番，说声“承让”。不过，比起彭信，毛讲话的结构不对称性要更突出些，前部分轻描淡写，后部分浓墨重染、肆无忌惮。

讲话一开始，毛公就批评那些较“左”的人，说他们“一触即跳”，听不得坏话；转而又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劝他们要养成听得下坏话的“习惯”。这一段言词话里有话，说是批评，实为呵护。不难想象当时台下那些听众的神情，快乐“神仙”成了烦恼罗汉，一脸子迷惑。

接下来，毛公开始批评那些离右派“只差三十公里”的动摇份子。彭德怀的意见开始有了正式答复，并且是没完没了的答复。

毛公先说自己，说他现在与年青时有些不同，那时“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听他一两个星期”；不过，有一点自始至终没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毛在实际使用这个原则时，不仅做到人若犯他，他必犯人；而且做到人若犯其一，他必报之十，翻番倒算，加倍返还。彭仅在庐山以个人名义向他提意见，他则在长达十余年间发动整个中央以至全党全军全国来对彭进行声讨。前者只说得他不中听，他却整得人家不能过。在他这里，不仅有文章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

彭写信给他个人，他却把这信公诸大会，让众人来评头论足，说长道短。彭为此火冒三丈，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答道：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彭听后，或因不善辞令，或因气糊涂了，竟一时语塞，答不上话来。(4)

其实，彭很在理上：不错，我没有讲不要印发，但我也没有讲要印发，不印发至少有一半理，故在发不发时你也应该问我一下；何况这事关重大，就更应该左右掂量了；再说咱们同志相识数十年，住所相距数百尺，通个气，打声招呼，不至于太难。

毛泽东的辩解无疑是一种言不由衷且很难站住脚的托词。按照他答复彭的意思：如果你彭德怀在信上注明，此书信仅供我一人阅，请勿外传，那么，我老毛也会遵嘱照办。好像偌大个事只怪老彭少写了几个字。

这种假设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彭德怀不可能加上那么一句话。这不合常理常情，尤不合彭将军那种坦荡性情。何况他给毛泽东写信，既不属暗中密报，也不为私下交易，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加上这么一句故作神秘、不伦不类的话。其二，即使彭将军写上诸如“勿得外传”之类的话，收信者也未必不把它公诸于外。毛何许人？为了“革命需要”，什么做不出来。

彭德怀只是在小组会上批评毛泽东，毛泽东则开大会批判彭德怀。他除了在7月23日大会上正式批彭外，接着又在8月2日、11日、16日召开的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上，继续对彭及其支持者冷嘲热讽，给他们上纲上线。他还于7月31日、8月1日召开常委会，纠合其它中共顶尖人物，联袂整彭，一起来翻彭的历史老账，数落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在整彭德怀过程中，尽管有不少人打小报告、吹耳边风、献计献策，但主要导演者还是毛本人。他首先设陷，抛出彭信；继而紧逼，又是讲话又是批文；最后开中央全会做结论，把彭等打为叛臣。

7月16日，毛抛出彭的信，责成会议讨论。在7月23日前，会议讨论彭信的总体情况是：极少数人或完全赞成，或完全反对；大多数人都基本同意，只是对其中一些较尖锐的提法有异议。(5)

到了7月23日，毛亲作批彭讲话，一人扭转整个会议形势，促使多数与会者改变态度，开始批评彭总。在7月26日前，大家的态度还比较冷静，批评的语气较缓和，会议的气氛也较正常。(6)

到了7月26日，毛作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7)于是，会议批判升级，将彭德怀等人的犯颜直谏，指责为有组织的反党活动。这又是一人烧火，大家发热。

其后，毛继续作讲话、批文件，调子越唱越高，口气越说越重，甚至亲自扣帽子。像“猖狂进攻”、“军事俱乐部”这类热得烫人的词，均出自他的口。

可以说，在整个批彭过程中，每个关键场合都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身影，每个关键时刻都可以听到老人家的声音。无怪乎当年受害者之一李锐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此人所作所为“无不直接起着如鼓风机对高炉升温的作用”。(8)

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时，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谈其事，有失败也有成功；谈其人，有长处也有短处。轮到毛批评彭时，则全盘否定：谈事，一团漆黑；谈人，一无是处。

彭说毛在经济上犯了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毛则反斥彭在政治上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恶毒攻击和诬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它领导同志”。

彭说毛领导作风专断，听不得反面意见，毛则反讥彭“最不民主，最专制”，对下粗暴、专横，“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还“闹独立王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进行宗派主义分裂党的活动”。

毛的这种反弹，何止是“一触即跳”，更像是“跳起来就打”，“打起来便往死里整”。

然而，厉害不等于有理。毛对彭的反弹实为霸道，而彭对毛的批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毛泽东被彭德怀所批评的错误，是一种很可能要贻笑千年的错误。如放“亩产13万斤稻”的卫星、订“1974年钢产４亿吨”之计划，都将成为历史大笑料。

毛泽东在拒绝彭德怀批评后所继续犯下的错误，是一种很可能要留骂千古的错误。如国民经济倒退十年、人口损失数千万，都是我们民族的大悲剧、大惨祸。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且正常年景下，一次性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况，肯定是前无古人，并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另外在思想上，彭德怀只是批评毛方法不当，毛泽东则反过来斥责彭立场反动。

彭说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则反斥彭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

彭说他有“主观主义”的倾向，他则反讥彭有“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据李锐记述，在8月1日常委会上，毛泽东专门批了彭德怀的所谓“经验主义世界观”。(9)他对彭说：你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你本来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经验主义。可问题是，你“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就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岂不无知；还不懂得经验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就觉着讲经验主义会“舒服点”；殊不知，这是涉及宇宙观和方法论的，是“不好随便承认的”。左一个“你不懂”，右一个“你不懂”，在不到五千字的讲话记录稿中竟出现7次之多。

与此相应，他还摆出一副你不懂我来告诉你的姿态，大谈马克思主义ABC，并不时引一些听讲者未必熟悉的外国人的名字和历史上的故事。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欺刚正，以利齿辱厚重。

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

比如，他说经验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还说得过去；但又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学，而且包括其它哲学，上自古希腊普鲁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马赫哲学只是经验主义一种，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故不等于经验主义本身。我们可以说马赫主义是经验主义，但不能说经验主义是马赫主义。这就如同可以说男人是人而不能说人是男人一样。

另外，毛还告诫彭德怀，“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这一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那些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马克思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0)；恩格斯则称霍布斯为“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11)；列宁则说，从洛克出发，既可以“走向唯我论”（贝克莱）；也可以“走向唯物主义”（狄德罗）。(12)因此，把经验主义断然认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颇为勉强。

再者，毛所引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列宁的一部很有局限性的哲学著作，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当时的学术进展。例如，列宁对当时业已出现的相对论、量子论等重大科学突破知之不多，却十分断然地去批判那些与上述科学成就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学说，从而使该书成为一本过于政治化、过于党派化的哲学文献。

当然，毛也不完全有失谦虚风度，毕竟还承认，“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些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可问题是，他虽然“只是知道一些”，但不妨碍自己好为人师，不妨碍自己在彭将军面前以及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

又如，他屡屡嘲讽彭德怀不懂马克思主义，尤其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自己又懂得多少呢？诚然，我们不能说他完全不懂这一学说。他好歹也是上了“马恩列思毛”排行榜的，是入了“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之列的，是在马氏宗祠中享有一块牌位的。不过，稍加审视，就会发现这位中国导师与那些外籍导师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理解就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

在毛看来，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有时两者就是一回事，讲阶级斗争就是讲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3)这段话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不会很陌生。它曾被收入在那本“小红书”中的显着位置上（《毛主席语录》第二篇第一条），曾被千百万“革命群众”反反复复诵读过。

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原创者那里，有着与毛不同的说法。马克思曾十分严肃地声明，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发明的，而是资产阶级学者首创的：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4)

在这一段话中，谈及与谈话者本人有关的阶级斗争一词，只有一处，即谈话者本人所称的第二点“新贡献”；并且，这一“新贡献”的主要之点，仅在于指出阶级斗争最终结果如何，即“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在于揭示阶级斗争本身性状如何。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版本究竟如何呢？按一般公认的说法，就是创始者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写的那一段话：“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5)

在马克思这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总结性陈辞中，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一词，只提到了一下与它有些相近的“社会革命”一词，并且，所谈重心也仅在于揭示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如何，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对抗性矛盾，而不在于阐述社会革命本身的性质如何。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对于动辄就向人们挥舞“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大旗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

不过，从上述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此公那种我行我素、不落旧套的个性来。他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最高导师的，不是按照马克思的本义来理解马克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乃至塑造马克思。

他自己觉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就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这方面的东西：不合其意的，即使连篇累牍，也视而不见；合乎其意的，哪怕只言词组，也要大加发挥，以至搞出了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不伦不类的马克思学说，一个能把彭将军脑袋侃得发晕的高深理论。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64页。

(2)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其中，毛泽东7月23日大会讲话，见第165─176页；毛泽东7月26日指示，见第196页；毛泽东7月26日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见第196─197页；毛泽东7月29日大会讲话，见第207─208页；毛泽东7月30日召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见第209─210页；毛泽东7月31日常委会讲话，见第216─225页；毛泽东8月1日常委会讲话，见第226─259页；毛泽东两次常委会后留列席会议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见第259─260页；毛泽东8月2日大会讲话，见第263─267页；毛泽东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见第267─268页；毛泽东于会议期间若干批语，见第268─275页；毛泽东8月11日大会讲话，见第326─333页；毛泽东8月16日大会讲话，见第344─351页；另参见《彭德怀传》，第三十三、三十四章。

(3)引自：同(1)，第176页。

(4)参见《彭德怀传》，第612页。

(5)参见：同(1)，第135─136页；参见：同(4)，第603页。

(6)参见：同(1)，第180页。

(7)引自：同(1)，第196页。

(8)引自：同(1)，第268页。

(9)引自：同(1)，第227─23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文版，第163页。

(1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10.27）》，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703页。

(12)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85─86页。

(13)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91页。

(14)《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3.5）》，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第509页。

(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2─33页。



【23】

毛泽东对彭德怀除作了上述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外，还作了许多历史批判。彭批评毛与毛批判彭，都是“对事也对人”。不过，前者的批评只是针对此一时的事和人；后者的批判既针对此一时的事和人，又针对彼一时的事和人，将前前后后三十一年（1928─1959）间的事和人都翻出来数落一番。

通观庐山批彭言论，毛主席三番五次讲话、众大员七嘴八舌帮腔，其间最有谈论内容且最显谈者品性的话题，莫过于清算彭将军历史旧账了。算账者，翻箱倒柜，东拉西扯，扯出了几十年间的党史；泄愤者，敞其私处，倾其积怨，流露了许多心底的东西。

7月23日，毛在其第一次批彭讲话中就指出(1)：“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不过，他此次只是笼统说说，没有具体说明有哪些个“关键时”，是怎样个“不坚定”。

此后，毛泽东频频讲话，对上述提法详加说明。尤其在两次常委会（7月31日，8月1日）上，毛唱主角，其它几位常委当配角，对彭德怀数十年历史作了全面清算。

毛所谓“关键时”，主要指中共党内重大路线斗争时期。在7月23日讲话中，他说中共党史上有四条错误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此为粗算。在7月31日讲话中，他又说中共党史上有八条错误路线：五次右倾路线，即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三次左倾路线，即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此为细算。8月16日，他主持通过八届八中全会有关决议，判定彭德怀等人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此又为新算。

毛所谓“动摇”，是指中共党内一些人在上述错误路线泛滥时或推波助澜或随波逐流。其中，动摇于右倾路线者，或搞阶级妥协或另立山头，易犯投降主义或分裂主义的错误；动摇于左倾路线者，超越客观实际而盲动蛮干，易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毛所历数的这九次错误路线中，有三次与彭牵扯不上。彭1928年春入党，同年夏起义，故与在此之前发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无缘。彭起义后便率军纵横湘赣边区，故又与在白区中发生的“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无缘。其余六次路线斗争均与彭有或多或少联系。

毛总体评价彭：自加盟革命后，大多数“关键时”都“动摇”，大多数路线错误都有份，在六次路线斗争中有五次犯错误，或犯左倾错误或犯右倾错误，或负跟随之责或负领头之责。

即便是彭唯一一次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作为，也很难容于毛，很难为他称道。在这次路线冲突中，彭支持毛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毛承认彭的基本立场没有错误，但认为彭的方式方法很成问题。

据《彭德怀传》记述(2)，当时，张国焘依仗四方面军枪多人众，企图胁迫疲奔万里且破衣烂衫的一方面军听从他指挥。值此关头，彭主张先扣押四方面军领导，使其失去指挥，再谋脱身；毛则决定先不露声色，稳住对方，再夜半起身，不辞而别。

事隔二十余年后，毛在庐山翻出此事，严辞批道：“四方面军错在张国焘，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8月16日讲话）。

到头来，毛还是把彭在此次路线斗争中所作所为给否定了：虽没犯支持“右倾路线”的错误，却犯了反对“右倾路线”不当的错误；虽不是热心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人，却成了热衷使用“反动阶级方法”的人。事实上，毛在此次路线斗争中，既靠叶剑英截取电报而获知隐情，也靠彭德怀调动三军团护卫而得以脱身。事过境迁，他只记前者密告之功（竟于庐山会议上数次念叨此事(3)），不提后者保驾之劳，甚至向其泼脏扬灰。

在毛给彭开出的历史账单中，除记有他在“张国焘右倾路线”发作时有过不轨想法外，还记有他在“李立三左倾路线”发作时动摇过，打过大城市长沙；在“王明左倾路线”以及“王明右倾路线”发作时跟着干过，并且很卖力气；在“高饶右倾反党联盟”中也有一席位置，实为“彭高联盟”；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又向党进攻，成为“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首领。显然，毛的这本旧账单是夹有他的许多个人成见的。

毛泽东盛年时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莫过于王明了。他曾被王的路线执行者解除兵权而靠边站，并被王本人及其同道广证博引“马恩列斯”原著而反衬得十分土气，以至被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多少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者。不仅如此，他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打下的地盘，也几乎被王的路线执行者丢失殆尽。

因此，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不论于公还是于私都是深恶痛绝的。似乎可以这样说：能否坚决反对蒋介石是区分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标准，能否坚决反对王明则是区分中共党内毛派与非毛派的标准。毛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却另辟天地搞起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来，为的就是要在党内肃清王明的影响，打击非毛派的气焰。八年抗战，竟有四年整风；中共大部份高干都在此运动中痛作检查，自贬自损。

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不仅当时狠狠整治，而且事后耿耿于怀，久久不能释然，一有机会就翻出来批一通，既批“王明路线”本身，也批与“王明路线”有牵连的人，其中包括彭德怀。毛指责彭跟随王明路线跟得很紧，先是支持王的“左倾路线”，后又支持王的“右倾路线”。

就实际情况看，毛对彭的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可以说以偏概全。彭确实支持过“王明路线”，也确实反对过“王明路线”，并确实很坚决很有效地反对过“王明路线”。可是，毛只说前者，不提后者。

当“第一次王明路线”以“左”的面貌肆虐中央苏区时，彭德怀最初支持过它，但后来发现它在军事方面有严重错误，便断然改变态度，指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当时红军“太上皇”─的鼻子，臭骂其无能无耻，“崽卖爷田心不痛”。怒吼之后，他包起衣服，准备坐牢，准备被杀头。(4)此时毛泽东正在苏区南线会昌城外赋诗填词：“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5)

当“第二次王明路线”又以“右”的面貌影响抗日统一战线时，彭德怀也曾经响应过它，积极指挥所部作战，以策应由国民党主持的正面战场，并与许多国军高级将领如程潜、卫立煌、孙殿英等建立了较为温和的协作关系，但后来发现一些国军恶待共军，不是刁难就是抢夺，便暴跳如雷，坚决回击。在人家国统区里，他竟把国民党特务捆起来问罪其上司。在自家根据地中，他又一下子吃掉磨擦将军朱怀冰部二个师一万余人。彭德怀在做这些事时数度穿行于国统区，屡涉险地；此时毛泽东正安坐后方窑洞，奋笔疾书。

彭德怀晚年谈到自己在历次路线斗争中表现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侯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6)由此不难看出这位工农将军有其憨?可爱的一面。他承认自己对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缺乏先见之明，但也有意无意地辩解道，自己毕竟能把一些已暴露出的问题看个明白，还有一些后见之明。

可是，毛只抓住他没有先见之明的方面，不承认他还有后见之明的方面；只强调他前面做错的事，不重视他后面改正的事；只过于渲染他的过失，不充份肯定他的贡献。从这里也可看出毛处世为人的一些特点：对于那些有负于自己的人和事的记忆，比起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人和事的记忆，要牢固得多、深刻得多。此公是一个得罪不起的人。

在毛给彭算出的一笔笔历史旧账中，较重者，除了上述逢“关键时”便“动摇”外，还有所谓“与我关系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笔账先是在7月31日会议上列出，后又在多次会议上演算，最后公布全党。

毛泽东历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既已认为彭德怀屡屡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就应判定彭屡屡站在他的反面，大多数场合都与他作对。可是，毛这种算法过于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小处显智而大处露愚。

据说，朱德在目睹庐山整彭这一幕丑剧后，说出一句痛心疾首的话：谁还会相信我们曾在一个碗里吃过饭？

不知这位老将军有没有意识到，他所抱怨的恰恰是毛所希望的。毛希望人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和彭原本就不大在一起吃饭，不大用一个碗，聚餐时短，分餐时长。道理很简单，既然把彭的历史说得大有问题，就应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与前者分开乃至对立，从而能够在否定前者的同时把自己解脱出来。

然而，就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解脱很成问题，表面上是在解脱自己，实质上也在否定自己，即在否定彭的历史的同时，也在或多或少地否定毛的历史。

纵观中共战史，彭德怀战功最大。十大元帅排名一号的朱德在彭落难时说过一句公道话：我们最难走的路是他走的，我们最难打的仗是他打的，要讲艰苦卓绝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朱说了实话。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最能打硬仗的部队是他统领的。如1930年夏长沙之战，他率红三军团以八千之兵击败三万之敌，并一鼓作气攻下湖南省城长沙─红军在十年内战期间所攻下的最大城市。

又如1933年3月江西草台岗之战，他率红三军团担任主攻，夺下霹雳山敌主阵地，汇合友邻部队聚歼敌第十一师大部。该师为陈诚起家部队、精锐之旅，其余部后来发展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第十八军。

再如1933年9月福建芹山之战，他指挥所部歼灭蔡廷锴的从未打过败仗的、曾和日本人较量过的第三三六团，并且是以一个团兵力歼灭一个团兵力。这同毛泽东和林彪的那种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颇为不同。

抗日战争时，中共所打的最大战役百团大战是他指挥的。此役他调集一百零五个团兵力，在敌后数千公里交通在线，同时展开破袭战，接着拔据点，再接着反扫荡，共歼敌数万，从而改变了国人乃至敌人关于“土八路”不能打大仗的看法。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敌我兵力最为悬殊的战区即西北战场是由他经略的。战端初开时，彭部仅为二万余人，敌方则有二十余万人。并且，前者重武器根本没有，轻武器缺少弹药，粮食常为吃下去拉不出屎的黑豆；后者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主力前身是蒋北伐起家的国民革命第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其统帅胡宗南为蒋最得意的黄埔弟子，属“天子门生”，故军中兵员充足，装备精良。两军对阵结果，彭部屡战屡胜，胡部丧师失地。

朝鲜战争时，当代世界武器装备水平差距最大的战争也是由他担当主角的。美军骁将李奇微曾概括志愿军打法为“月光攻势”和“四五天攻势”(7)。因为没有制空权，志愿军只能于夜晚活动，故常选择月明之时进攻。又因为缺乏后勤保障，志愿军仅靠人体所能承负的战斗给养发动进攻，故其攻势不超过一星期。即使在这种恶劣装备条件下，彭德怀也能率军先是驱使世界头号强国的军队退走几百里，继又顶住后者发动的陆海空立体式反攻。

此外，还有以往人们不大提起的一点，就是在中共武装力量系统中，几乎所有“山头”的部队都先后被彭直接指挥过。在中共众多高级将领中，彭这一经历是绝无仅有的。

例如，老底子为“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他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黄土高原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暨山东军区和晋察冀部队，后来分别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

又如，老底子为“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他在太行山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又如，老底子为“红二方面军”的部队，他先后在华北、西北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一二０师暨晋绥军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再如，老底子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的部队，他也在朝鲜战场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与山东军区一部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后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其中第20、21、23、24、26、27军（即华东野战军第一、二、四、六、八、九纵队，多为主力纵队）先后入朝作战。

毛泽东虽为中共军委主席，但对各地战事筹划，多是坐镇战场之外，多以电报传令，多为间接指挥，而不象彭德怀那样亲临各军前线，既以电报也以电话乃至喊话传令。更有甚者，彭职务在军师长之上，但其指挥位置常在军师长之前，有时竟跑到团部、营部乃至连部。

以上仅为简述，但已不难看出：彭德怀个人的历史是与中共军队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与其中较为重要且较有光彩的部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人生涯，半部军史。

因此，如果过分歪曲彭德怀的历史，就会不可避免地殃及中共的军史，就会使后者中许多光彩篇章变得模模糊糊、不明不白，就会使后人在阅读该军军史时，或弄不明白许多重大战役的真相，或突然发现许多光辉业绩竟是由一个不良份子领着做出来的﹗

例如，自1959年后，在记述中共西北解放战争史的文献中，就很少出现彭德怀的名字了，以致给后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是毛本人直接主持这一战事的。这是弄虚作假的。

曾有西北野战军老战士杜鹏程写了一本小说《保卫延安》，写出许多历史事实。1954年，该书出版，印数近百万册；1959年，该书被停印；1963年，文化部发“〈63〉文出密字第1394号通知”：停售和停止借阅此书；1964年，文化部又发“〈64〉文群密字216号补充通知”：就地销毁此书；1966年，“文革”开始，作者本人“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8)

又如，在中共军史中，1928年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意义重大：其一，振奋了处于革命低潮时的中共党人的精神；其二，诞生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队伍─堪称红色“湘军”。然而，庐山批彭竟把此举说成是一次个人投机行动，即彭德怀以此“入股”革命，颇有个人“野心”地想“参加革命做大事”(9)。这是过河拆桥的。

同样道理，毛泽东如果过份贬损彭德怀的历史，过份否认他与彭的联系，就会不可避免地殃及他自身的历史，就会使有关他自己的那种马背君主生涯的记述显得大有问题：或因过份排斥彭将军，而使自己的一些历史经历显得模模糊糊；或因过份贬低彭将军，而使自己的一些历史作为显得黯然失色。前者可从五九年后中共对有关西北解放战争史文献处理中看到，后者可从下面这样一个事例中看出。

在庐山会议上，毛多次指责彭抗战时大闹独立性：“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意见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做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分会另发指示。”“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8月1日讲话）

抗战时，彭将军在华北主事六年整（1937年9月至1943年9月）。前二年多时间（1937年9月至1940年4月），他与朱德将军共同主持八路军前方抗战大业，并因自己年富力强而做了较多的事。后三年多时间（1940年4月至1943年9月），亦即华北敌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且最为辉煌的三年时间，朱返回延安，彭独挑大梁，当家八路军总部，集党、政、军、民、财五大权于一身。

我们既已知道彭德怀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即全权主持中共华北抗战大局；也已知道毛泽东批彭将军的主要说法，即“根本违背中央方针”，“自己干自己的”；再将两者连接起来推证，便可获得一个相当简单的三段论：

前提一：华北抗战大局为彭主持；

前提二：彭有背中央有背毛泽东；

结论是：华北抗战大局与毛泽东的中央没有多大干系。换句话说，毛的英明决策或光辉思想，对华北抗战至少对彭当家太行山时的华北抗战没有多大影响。

如果再考虑到，在中共整个抗战大业中，华北八路军占七成以上，而华中新四军、东江纵队以及东北抗联加在一起仅为三成；那么，又连带出一个结论：在中共整个抗战大业中，毛泽东的中央不起主导作用。

问题到此还未结束，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毛泽东还曾抱怨过，由项英主事的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1937年12月至1941年1月），也向他领衔的中央大闹独立性，不听延安指挥，自行其事；那么，再连带出一个结论：毛的中央曾一度既不影响华北抗日之大局，也不影响华中抗日之大局。于是，毛本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成了问题，似乎一度游离于中共抗日大业之外。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承认：“那时侯，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连陕西省委都不听话”，于是，“延安成为留守处”。（8月11日、16日讲话）

平心而论，上述逐步退减论证，对毛过于苛刻了。可是，这不能怨怪别人，只能怨怪他自己：搞党内斗争，过于歪曲政敌，过于贬损政敌，结果殃及自身；吵起架来，只求痛快淋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考虑是否自圆其说。他本是朝政敌泼脏扬灰，结果也连带着把自己弄了个灰头土脸。

毛泽东在倒算彭德怀历史旧账时，还有一个“三国志”说：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7月31日讲话）

此话较难理解。既要爱国，又要让外国人多占自家国土，世上哪有这样的爱国。这不免使人觉着说此话者本人大有问题：或有气节问题，或有神智问题。可仔细审察，两者都不是：毛泽东真心爱国，不容怀疑；毛泽东头脑正常，也不容怀疑。显然，毛泽东话中藏有隐情。

这个隐情主要藏在“三国志”这一说法里。准确地讲，不是“三国”，而是两国三方：中日两国，国共日三方；中日为敌，国共明为盟暗为敌。每一方都要同时处理与另外两方的关系，从而使三方间关系异常复杂。

就中共方面说，可以向日本人夺地盘，即建立敌后根据地；但不能向国民党夺地盘，否则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业。换句话说，日本人占领区越大，共产党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范围及其合法性也越大。常有这种情况：日本人在前面驱赶国民党中央军，共产党八路军以及新四军则跟在后面扩大自家根据地。因此，毛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实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党”。

从一党之利来说，共产党希望日本人多打国民党。因为，除了上述可以扩大根据地外，还可既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又削弱国内竞争对手的实力。不过，共产党也不希望日本人彻底打垮国民党。这除了出于中国人的良心外，还由于国民党中央军的存在能够牵制住侵华日军的大部份主力师团。

同理，国民党也希望日本人多打共产党。这也会既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又削弱国内政敌的实力。并且，它也不希望日本人彻底打垮共产党。因为，后者在华北、华中拖住了侵华日军的许多有生力量、以及伪军的绝大部份力量。

从日本人角度看，国共两党都要打击，并且都要彻底打垮。至于哪一个予以先打或后打，哪一个予以重打或轻打，则视情况而定：如果想夺取更多城市、更多交通枢纽，自然要多打、重打国民党；如果想肃清后方、掠夺占领区资源，则要多打、重打共产党。

然而，若让超越党派利益的老百姓来看，若让没有历史积怨的后辈者来看，既不希望共产党受到日本人重创，也不希望国民党受到日本人重创，更不希望国土让日本人多占；与其让日本人统治，勿宁让中国人统治，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实际上，就中共自身来说，既有这种理论，即所谓“此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说法；也有这种实践，即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拖住了大量原准备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的日本军队。

基于以上看法，多数中国人不会赞成毛对彭的批评，不会赞成他的“三国志”说法，尤其不会赞成他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说法；相反，会对彭将军发动“百团大战”这一抗日之举抱有深深的敬意。

读到毛泽东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话，自然想到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的话。两者用词不同，但涵义相近，都把党派利益看得过高过重。两人心里都想，要抗外敌，先反内敌。蒋公想的是，要反日本，先剿红军。毛公想的是，要打日本，先赶蒋军。

不过，毛公所做还不止于此。他不仅是，要攘国外之敌，先安国内之争；而且是，要攘党外之敌，先安党内之争，要打日军蒋军，先反左倾右倾。

正当抗日相持阶段，毛公频频调令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抗日将领云集抗日后方，学习文件，总结经验，改造思想，整顿党风，张三挨批，李四反省，人人须检查，个个要过关。到末了，延安城内思想交火还未尽兴，延安城外抗日烽火已将燃尽，整风完了，抗日也快结束了。

中共抗战三件事：整风，拒蒋，打鬼子。毛公费心最多在前事，彭将军用力最多在后举；前者痛责后者，后者岂能心服前者？

注解:

(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0页；以下所引毛泽东在庐山的讲话均见该书有关部分。

(2)参见《彭德怀传》，第七章第五节。

(3)参见：同(1)，第210、256页。

(4)参见：同(2)，第六章第七节。

(5)毛泽东《清平乐﹒会昌》，载《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6)引自《彭德怀自述》，第229页。

(7)参见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03、91、192、104－105、192页，第66、88页；参见叶雨蒙《出兵朝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24页。

(8)参见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记》，载《延河》1979年第3期。

(9)参见：同(6)，第68、103?106页；参见：同(1)，237页。



【24】

阅读毛泽东的庐山言论，体会他对彭将军的嬉笑怒骂，不能不使人感受到其间透出一种强烈的心理个性、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在笔者看来，较多地表现为一种阴柔之气、一种常常能够摧阳折刚之气，既可显现为毛泽东个人的一种行为模式特征，也可折映出我们民族的某些文化传统特征。

从政治现象层面上看，毛批彭讲话中的阴柔之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翻箱倒柜揭老底，陈芝麻烂谷子均搬上台面；

其二，东拉西扯乱上纲，帽子棍子皆派用场。

前文提到，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彭德怀所作的诸多批判中，话题最多也是份量最重者，当数这些人对彭的历史批判，说了不少往日旧事，算了许多陈年老账。

首先，这老账算的时间跨度大。迄庐山会议止，彭与毛相识三十一年，庐山上的账也算了三十一年：

近者，算了这三十一年之末的彭“猖狂进攻”总路线的账；

远者，算了这三十一年之初的彭“入股”革命的账；

更远者，则算了这三十一年之前的许多零零碎碎的账，如追问彭：因何在湘军二师六团中获得上司信任？(1)如何在老家湘潭乌石寨盖起十二间瓦房？(2)为何原名叫“彭得华”，是不是想一人独得中华？

其次，这老账也算得虚虚实实。其间有实账，有虚账，亦有介于虚实之间的账。

实者，确有其事，毛泽东等人则抓住不放，反复念叨。如彭德怀曾一度支持过王明路线的旧事，毛几乎是逢会必说。

虚者，查无实据，毛泽东等人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如彭德怀刚访问过东欧国家，毛臆测其可能“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8月1日讲话）。毛的追随者们后来走得更远，竟非常肯定地追究彭“里通外国”的罪行。如此栽赃，激得将军大吼：我彭德怀一句外国话都不会，怎么个里通外国？我在外面说了什么听了什么全靠翻译，你们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就来下结论？(3)

介于虚实之间者，稍有事实，毛泽东等人便加以发挥，上纲上线。如彭德怀在中央苏区肃反“ＡＢ团”时曾救过黄克诚的命，毛据此推论彭黄之间大有名堂，甚至当面追问黄克诚本人他是否与彭德怀有不正常的“父子关系”（7月30人讲话）。

如此翻历史老账，使人不禁想起妇人骂大街的情状。张三嫂子，李四媳妇骂起街来多是翻老账，揭老底，揭对方某某时做过某某事，拿过王二家的东西，偷过刘五家的汉子……

翻历史老账、揭个人老底，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虽格调不高，但颇为实用。这是因为，在与政敌进行争执过程中，冷不防揭其老底，常能使其顿时陷于一种不知所措、有口难言的境地。

对于揭出来的老底，被揭者或是非常清楚却不愿回答，或是不甚明了而难以回答。前一种情况较容易理解，心里确有阴私，口中自是嗫嚅不语。后一种情况要复杂一些，不是听者心中有愧，而是问题本身恼人。

这固然是由于突然转换话题而使对方措手不及，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转换话题后所提出的问题令对方困惑不已，使他既感到事关自己荣辱必须起而辩解，同时又感到懵懵懂懂不知从何辩起。似曾相识又似曾不相识的往事，常常使他陷入苦苦思索之中：那是什么时侯、什么场合？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然而，岁月流失，往事如烟，苦思者很难得出十分清晰的结论，与此相应，也就很难做出十分确然的反驳。

不过，这种情况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些肚肠狭小故阴柔气较重者，既很兴趣于他人隐私，也很留心于自身锁事；若碰上揭老底这档子事，非但不觉为难，反而极有兴致，乘势参和进去，轻车熟路，大行窥阴揭私之道，并从中为自己谋取政治优势。

与此相反，那些心胸坦荡者，既不爱多记他人过失，也不愿常提自己功绩；一旦遇上翻个人历史老账之类的事就会烦恼不堪：既不知如何以牙还牙地反诘他人短处，也不知如何虚张声势地标榜自己长处，故而常陷于一种蒙冤受屈但又欲辩无词的境地。

基于以上理解，当我们读到彭将军的“我一生无笔记”这句话时(4)，就不难想象当时这位阳刚汉子在周围一片婆婆妈妈的责难声中是如何不知所措的。

不仅如此，当我们又知道彭将军在其余生中的大部份时间里被迫回忆往事、被迫梳理那些遥远的且琐琐碎碎的往事以作交代时，就更不难理解落难将军所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屈辱，更不难理解英雄暮年所走过的是一条多么不容易走的路。

无庸讳言，翻老账揭老底，是老人家搞党内斗争的一种传统，他若要整倒一个人，就会默许手下人抛出乃至编织许多不利于这个人的历史材料，以证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坏份子。“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如此，“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也如此。

刘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颇具悲剧性(5)。“庐山会议”时，他也参与揭发彭将军的历史问题，诉说彭在长征途中如何犯自由主义错误，如何乱说有关中央的坏话；后又如何多出一个心眼，不把自己的真实意见报告中央。(6)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他也被别人大揭历史问题，并且，揭出的老底更多，定下的罪名更重，被戴上了诸如“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大帽子，最后，被迫害致死于河南开封。后人读到他的这段历史时，不禁为之叹曰：早知开封，何必庐山。

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中，一个领导人要是不犯“错误”的话，则有关他的一切都是好的；若是犯了“错误”的话，则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都要被东拉西扯地朝最坏的方面说去。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在中共党里、在中共军队中，被公认为忠诚无私的革命家、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艰苦朴素的老战士。庐山会议后，他又在这同一个党里、同一个军队中，风光尽失、面目全非。世上最丑的话尽灌其耳，最脏的水尽泼其身。同志战友，说翻脸就翻脸，并一翻脸就翻到底，翻到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的地步。

关于这些丑话脏水，前文已作过一些叙述，此处再自变量言，以观骤然翻脸者之气色。

彭将军用心良苦，上书谏言。毛泽东则勃然大怒，反唇相稽：“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8月1日讲话）

批过彭将军眼下写的信，又揭彭将军过去做的事：“历史上参加过各种分裂组织”，“政治上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毛8月11日讲话），“总之，由来已久”，“总要发作的”。（毛8月16日讲话）

揭了彭将军的历史，又贬彭将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毛８月１日讲话）。彭德怀的世界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毛8月11日讲话）。毛这一下子给彭扣上了许多顶“大帽子”，还都是“洋帽子”。这种“洋帽子”特别能唬住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像今天带有洋文商标的服装特别好销于时髦小青年一样。

数落完了彭将军的思想，又来数落彭将军的质量：其一，革命动机不纯，“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你是个投机份子”（毛8月1日讲话）。林彪帮腔道：“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7)

其二，做人内外不一，“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毛8月1日讲话）在此，林彪又帮腔道：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8)

上述这种东拉西扯且一概否定的批判法，很有些像黑格尔所说的“抽象法”。黑格尔曾就此“抽象法”举了一个例子(9)：

“‘喂，老太婆，你卖的是臭蛋呀﹗一位女顾客对一个女商贩说。这个女商贩可恼火了：‘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敢这样来说我的货物吗﹗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单都做成了自己的头巾啦﹗你所有的帽子和漂亮衣裳大概也是用床单做的吧﹗除了军官们，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拿服装来出风头的﹗规规距距的女人多半是在家照料家务，而象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监牢﹗最好你还是补补袜子上的窟窿去吧﹗’

“她也是抽象地思维的：仅仅因为那位女顾客说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得罪了她，于是她就把女顾客全身上下编派了一番──从帽子到床单，从头到脚，还有爸爸和所有其余的亲属。一切都沾上了这些臭蛋的气味”。

彭德怀在庐山上何尝不也是碰上了这样一位卖鸡蛋的“商贩”。他说了一句大跃进的“蛋”有些臭，结果被卖此“蛋”者骂得一无是处，浑身都是臭蛋味，从言论到行动，从思想到质量，从现实到历史，几乎无处不臭，无时不臭。

黑格尔只写了那位顾客如何挨骂，而没有继续去写她挨骂后有何感受。哲学家或许不忍心这样做。庐山会议的见证人则不仅记下彭将军挨了什么样的骂，而且记下他挨此泼骂后的真切感受，令后人读之不忍：

“在八月二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的那天，他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说完，就大步出门开会去了。”(10)即去开那个将要把他正式定罪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反党集团”首领的会议。

注解：

(1)参见《彭德怀自述》，第34-35页。

(2)参见：同(1)，第40─41页。

(3)参见《彭德怀传》，第34章第2节。

(4)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1页。

(5)参见：本书第13─14节。

(6)引自：同(4)，第247─248页。

(7)引自：同(4)，第282页。

(8)引自：同(4)，第227、242、283页。

(9)黑格尔《谁在抽象思维》，载《学习译丛》，1957年第二期。

(10)引自：同(4)，第263页。



【25】

毛泽东庐山整人之举，除从政治现象层面上作出考察外，还可从文化传统层面加以阐释。

庐山上的阴柔之道，承袭了中国史上许多政治家在整治政敌过程中常常采取的两种策略：

其一，机会主义策略，即手段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

其二，伦理主义策略，即人格的攻击是大行其道的。

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性，大多如水的品性。

水性柔而能克刚，能锈蚀钢铁、溶穿岩石、冲刷河床、切割大地；

水无定状，故变无常形，动无常态；

水无定处，故无所不至，无孔不入。

依此水性来搞政治斗争，自然是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或说是机会主义的。

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说起来不大好听，做起来也不怎么堂堂正正，但常有克敌致胜的效用，故为许多政治家所采用，尤为那种只求成功不问其它的政治家所喜用。

中国史上，许多建有事功的政治家通常都能玩出一些机会主义的东西、甚至能玩出许多下三滥的东西来。换句话说，这些政治家们大都有些狡诈的才能、有些不那么光明正大却能够取胜于人的才能。

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的这种狡诈才能，不只用于对付阵营外的宿敌，还用于对待阵营内的盟友，不择手段且又不惜故交。

史上刘邦长于项羽的地方，若仅就人格因素而言，主要不在其富有阳刚之气，而在其多有阴柔之道。正是凭借后者，这位曾身无一文却敢诳语万钱贺礼而争得宾席上座的泗地小亭长，终于整倒了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

打江山时，他精于诡诈，既来而盟誓，又去而背誓，把与之争雄者整得进退失措而亡。坐江山时，他也工于心计，既封侯功臣，又夺其辖地，整了一大帮象韩信那样的开国元勋。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

不仅汉高祖刘邦如此，几乎所有夺得天下者都有其阴柔诡诈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冠盖百帝，但为夺君位，也干出逼父杀兄之事。宋太祖赵匡胤亦为名君，但也有陈桥背主且杯酒驱友之事。

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当他把皇位传给建文帝时，已把朝中几乎所有在资望或能力上强于此帝的重臣干将都给收拾掉了。不过，这位老谋深算的朱皇帝也有疏漏之处，只戒备异姓臣犯上，而未防备同姓王作乱，结果在其死后不久，便有了“壬午之变”（1402年），燕王掀翻了建文帝，四皇儿取代长皇孙，做了朱家第三个皇帝。

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对于此公来说，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张闻天这位中共党内的大秀才，把毛这方面的才能看得较透。庐山会议期间，他曾对彭德怀说：毛这个人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1)

彭德怀当时还不能接受张的这一看法，并替毛作了一些辩护。他说，毛主席对于中国历史的熟悉，是党内任何同志远不及的；又说，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且厉害，无产阶级领袖也要厉害才行，但同皇帝有本质不同。(2)不久，这位辩护者就会亲身感受到此“开国之君”的厉害，感受到此人是如何把他从精神到肉体都整得死去活来的。

从这里可看出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即党内知识分份子出身者先觉，党内工农群众出身者后觉，故党内错误领导总爱整党内知识分子；而党内错误领导自身也多为知识分子，故在党内常有知识分子大整知识分子之事。

例如，张国焘主政鄂豫皖苏区时，杀了包括军长许继慎、政委曾中生在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致在整个红四方面军中，很难找到几个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指挥员。后来在出自这一山头的中共军队高干中，也是战将尚多，儒将甚少。与此相连带的一个后果是，在1955年被授衔的将军中，出自这一山头的上将者很多，而出自这同一山头的大将者和元帅者甚少：在十个大将中仅有两个半，即徐海东、王树声、以及半个陈赓（先在鄂豫皖苏区，后转中央苏区）；在十个元帅中仅有排名第八的徐向前一人。与此形成反向参照的是，在此时仍幸存的老红军中，又以出身红四方面军者为多。

又如，夏曦主政湘鄂西苏区时，也杀了包括彭德怀入党介绍人段德昌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以致在这一大块苏区中，被承认为党员者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陆冬生数人。(3)

再如，毛本人主持中央苏区肃反“AB团”运动，也杀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后王明路线统治中央苏区，又搞起反右倾经验主义运动，其间也整了毛这个“山沟沟里”的秀才。

最后，庐山上整出的反党集团，挂名四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实为六人（加周惠和李锐），其中，除首领彭德怀外，余者五人，无不是党中秀才。

一位长者曾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决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以结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对此，张国焘向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者张闻天提出异议，说蒋介石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与他打交道是要吃亏的。后者笑而答道，老兄多虑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老蒋有谋，我们老毛更有谋，他老蒋斗法是斗不过我们老毛的，让老毛来对付老蒋横竖吃不了亏。

听了张闻天这番话，张国焘有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此后有何行动，我们倒有些清楚。仅过一年多时间（1938年4月），张国焘就借祭扫黄陵之际背叛中共而投奔老蒋去了。究其原因，除了他共产主义信仰动摇、革命意志衰退外，恐怕就是此人怕毛公更甚于怕蒋公了。

人们不妨作一设想，假如张继续留在毛的党内，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不久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会让他脱一层皮，1949年后的各次政治运动也都会让他不得安宁，并最终会让他死于执政党狱中。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理由很简单，在毛的治下，许多稍有些历史问题甚至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不能幸免于难，而像他这种曾另立中央并试图加害毛主席的人就更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善终的事了。

当然，张投蒋也没有什么好的结局。他在被隆重欢迎后，就被百般询问以提供中共情报，并被多方趋使以设计反共策略；在此期间还多次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斥责与羞辱，以至于“摇头叹气”，“无限感伤”(4)；四九年后离开大陆，漂落他乡，在写了许多回忆录后，孤独而死。这也应了“凡叛变者均未有好下场”那句老话。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史，果如张闻天所言，老蒋终究斗不过老毛。从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中获利最大者，不是蒋领导的党，而是毛领导的党。

蒋想用统一战线限制共产党，毛则想借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结果，前者设想破灭，后者预期实现。仅以军队数量为例：抗战前期，共军不及国军的五十份之一；抗战后期，共军扩至国军的三份之一强，相对比率增加近二十倍。

蒋仗着势大不时搞点摩擦，毛则针锋相对，你摩擦我也摩擦。国军搞摩擦明火执仗，一味蛮打、蛮冲、蛮干，以显国中正统。共军反摩擦先礼后兵，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尽量作哀兵状。国军在先若占些便宜，过后定会被共军讨要回去。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摩擦掉共军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共军摩擦掉国军的数量；可是，国军背的摩擦罪名却大大重于共军背的摩擦罪名。

蒋介石靠的是枪多、人多，再加中央政府的牌子，结果地盘越打越小。毛泽东靠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会作群众工作，会打游击战争，会跟在日军攻蒋师团后面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结果地盘越打越大。

如前文所述，毛可以一方面高谈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高喊抗战高于一切；另一方面又从内心希望日本人多占国民党的地盘，以使自己方面的人能够合法地去经略它。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先是日本人把大片蒋管区变成大片沦陷区，继是八路军、新四军再把大片沦陷区变成大片游击区乃至大片根据地。后者搞的似是一种“曲线发展”的战略。

至于国军方面，一些人则打起“曲线救国”的旗子，实为先降日军，后打共军。据中共方面统计，在由国军哗变的伪军中，90％以上者被用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致使中共抗日根据地周围的伪军数大大多于日军数。于此相应，中共八年抗战消灭的伪军数也远远多于同期消灭的日军数。

以小说《平原游击队》的生活原型郭兴武工队为例。当时，郭兴队长从八路军太行山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那里，接受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一年内消灭100个伪军和5个日本兵。(5)在此，八路军所要消灭的日伪军比率，高达一比二十。

上述两个“曲线”，在性质上截然相反：“曲线救国”者，属汉奸之举；而“曲线发展”者，虽有削蒋之意，但总体上属抗日之举。不容否认，出自国军的降日者与出自共军的降日者相比，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不过，两者在策略上，都讲一个“曲”字，都想借日军之力削弱对方，进而扩展己方。于是乎“三国志”成了“三角地”，国、共、日各据一角。其间，国共既相互依侍，又相互对峙，既直线相达，又曲线相连，而日本人正居于这曲线的拐角处。

这种“曲”斗之法，显然不属阳刚之举，而为阴柔之术。蒋公长于此术，毛公亦长于此术。两相比较，前者不及后者。前者把玩此术玩得地盘日蹙，后者把玩此术则玩得实力日增。玩到末了，不知蒋公有无“既生瑜，何生亮”之叹。

与史上许多政治家相似，毛的阴柔之术不只是用于对付外部政敌，还用来整治内部盟友。五九年庐山一幕，演的正是以柔克刚的事，整的正是自家党里的人。

他整彭所采用的阴柔之术，除了前文谈到的妇人骂街式的“肆揭老底”之法、“东拉西扯”之法外，还有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做法。

1959年7月31日，毛在鞍山市委报告上批语：“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6)毛写此话时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话中所提示出来的一点，我们认为是相当准确的，这就是在1959年夏庐山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整治彭德怀，确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彭德怀此时此地上书，不仅犯了毛个人的颜色，而且触到很多人的痛处。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都曾是“大跃进”的前线指挥官，都曾跑在毛泽东的鞍前马后，甚至比马上主帅跑得更欢、干得更起劲，故而个个都程度不一地犯有急躁冒进的错误。二十年后，邓小平承认：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也发热；中央犯错误，毛泽东个人要负责，我们大家也要负责。(7)可问题是，二十年前，彭德怀就要去揭露“大跃进”的错误，就要去弄清“大跃进”的责任，这就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也犯了大家的众怒。

对于“大跃进”的错误，与会者中有些人能坦然待之，有些人则十分护短(8)，如毛说的“一触即跳”。正是这后一些人或轻描淡写、或捂着盖子不说，把前期庐山会议开得冷冷清清、不知所云，使得老彭坐卧不安，欲罢不能，故才有了他的上书谏言之事。

湖南省长周惠在麻将桌上说笑话：五八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滑头），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此话一出，怒声四起，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慎重其事，专门开会，批评说笑话者。(9)

对于彭的批评信，“五八年的三种人”在毛没有发话前，均惧于彭老总的威严而不敢大声嚷嚷；一待毛发话，便磨拳擦掌，喊声阵阵，从四面八方围了上去。毛此时整起彭来，已是帮腔者多，援手者众，故可说是抓着了一个不可失且不再来的大好时机。

另外，在如此重大会议上，毛却反反复复地大谈彭德怀不善处人的问题，屡屡提及在彭德怀与一些人之间所存有的隔阂：十个元帅，除自己外，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8月1日讲话）；七个政治局常委，谈得来的究竟有几个？十个元帅，九个不合作，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8月11日讲话）

自古就有“猛将性烈”之说。彭亦不例外，其性格尤为刚烈，嫉恶如仇，易动肝火。上自毛泽东，下至师团长，挨过他骂的官员不在少数（不过，据杨勇上将说，他就不骂战士(10)）。因此，相当多的中共高干对他存有积怨，这可从后来批彭会上的种种泄私愤话中看出。彭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常常自嘲：“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然而，这种事毕竟属于彭的个人性格问题，或只涉及他与其它人的个人关系问题，而不应与庐山会议本要讨论的国家大政方针问题相提并论。后人很难看出彭德怀的暴躁脾气与大跃进的糟糕问题有多少内在联系。

可是，庐山会议主持者偏偏要把这两个不同话题硬扯到一块，大加发挥，甚至在大会上扯出诸如彭德怀当年如何反萧克的教条主义、如何反贺龙的军阀主义这类离题很远的话。毛显然是在挑拨，是在煽动反彭情绪、组织反彭队伍，是在用机会主义方式整人。

依笔者所见，毛之所以在庐山与会者面前大揭彭的历史问题，还有他的另一层机会主义考虑。

庐山上的人都很清楚，彭德怀分管的工作主要是军事而不是经济，而他此次庐山言论所涉及的问题大多不属前者而属后者，即说的多是他本人专业之外的话。

因此，他老彭讲得纵有不妥，也是情有可原的，顶多只能否定他的次要方面，而不能否定他的主要方面。正如，人们不能因一个男人在针线活上做得不细巧而否定其男人角色一样，或者说，不能因一个扛大包者在来往账上记得不清楚而否定其苦力身份一样。同理，毛泽东也不能因管军事的彭将军在经济上说错了话而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可见，要整倒彭德怀这个人，仅凭据他关于“大跃进”的言论还不够，还需要添加其它可资利用的材料。于是，毛泽东把眼睛转向了朦朦胧胧的过去，试图从那布满尘封的旧物堆里翻找眼下用得着的东西，结果还真的找出彭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思想问题”、“爱发脾气问题”……

而这些问题与庐山上的与会者们都多多少少有些联系，故使得他们也都能凑上前来，帮个腔，援个手。

注解:

(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0页。

(2)引自：同(1)，第130-131页。

(3)引自：同(1)，第143页。

(4)参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文史数据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9-90页。

(5)参见马月玲《‘李向阳’的原型-郭兴》，载《纵横》1991年第六期。

(6)引自：同(1)，第268─269页。

(7)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8)参见：同(1)，第82页。

(9)参见：同(1)，第87页。

(10)参见：同(1)，第290页。



【26】

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喜欢做道德方面的文章，打道德方面的牌：

若要拥护一个人，就会为他描绘出许多伦理的光环，使其骤生许多感人至深的道德力量，结果常常把某些操行不过尔尔之人哄抬为德高望重者；

若要打倒一个人，就会把他从道德上搞臭，使其成为老幼妇孺皆可骂之人，结果常常把某些品行高尚者贬损为大逆不道者。

前者制造伪善，后者进行诬陷。庐山批彭采取的是后一手法。

从社会基本行为规范形式上看，传统中国既不是一个以宗教戒条为本位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以普遍法理为本位的国家，而是一个以世俗伦理为本位的国家。

儒学与墨学，当数先秦学之显者。两家均以道德学说为本：儒家讲“仁爱”，而怒斥“礼崩乐坏”；墨家讲“兼爱”，而非议“功战糜用”。

宋明儒学，当数秦后学之显者，其间，有程朱与陆王两大宗。两宗都讲道德本心：前者通过缜思推证，把此道德本心推至为万物皆分其义的“天理”；后者则通过参悟直觉，把此道德本心扩展为万物皆容其内的“良知”。

中国人搞学问爱做道德文章，搞政治则更爱做道德文章。评论政权，先问人心向背；臧否人物，先问口碑如何。此人心和此口碑均属公众道德评价。为其肯定者，则为德政和贤人；为其否定者，则为苛政和无道之人。

道德评价，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常被用作打击政敌的有效手段。要抨击一个政权，必说它是腐败的；要抨击一个人物，也必说他是有严重道德问题的。换句话说，要想在政治上打倒一个政权或一个人，就须在道德上搞臭这个政权或这个人。政治批判通常包含道德批判。

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政治讨伐文章有这样两篇：其一，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伐武则天檄文；其二，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檄文。两者有一共同点，即都对政敌做了大量道德批判。

骆文痛斥武则天，“性非和顺”，“秽乱春宫”；“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弒君鸩母”。骆笔下的女皇帝无德可言，既无妇德，又无妃德，更无君德。

陈琳上骂曹操祖父曹腾无德，为“妖孽”宦官，“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复骂曹操父亲曹嵩无德，“乞携养，因赃假位”；再骂曹操本人无德“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割剥元元，残贤害善”，“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陈笔下的曹操也是无德可言，既无祖德，又无己德，更无臣德。

中共党人承继了这一传统政治斗争手段，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对政敌作出许多道德批判。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军队内部曾掀起一个“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让解放军战士尤其是让那些刚由国军转为共军的新战士“诉苦”，诉家乡的地主老财是怎样榨取他们的血汗的，是怎样夺走他们的土地的，是怎样强奸他们的姐妹的……(1)显然，这种“诉苦”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性质，并因此而具有巨大的政治鼓动效用，即能够促使解放军战士把自己的“苦”转化为对国民党的“恨”，转化为奋勇杀敌的决心，尤其是能够促使那些刚刚缴械投降的国军士兵迅速转变为敢于冲锋陷阵的共军战士。

另外，中共党人还曾打起过反国民党腐败的旗帜：揭露其接受大员搞“五子登科”，即在接收敌产过程中大捞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揭露其军政要员及其子女大搞官倒，大发国难财；揭露其领袖人物极度富豪化，有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告诉那些饥肠辘辘者，他老蒋夫人宋美龄常用你们喝不上的牛奶来洗澡（笔者六十年代读小学时还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这些指责也都具有道德诘难的意义，不管其真实程度有多大，但其政治效用是确然无疑的，即实实在在地激起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与反叛，从而加速了这一统治在大陆的溃败。

中共今日也遭遇着国民党当年所遭遇的那种困境：不仅受到别人的政治批判，而且受到别人的道德批判；不仅被别人指责在政治体制上不民主、大兴一党专政，而且被别人指责在官场活动上不廉洁、大兴腐败之风。

相对说来，中共政权不大怕人们说它不民主，因为中国的许多任务人、农民、甚至一些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民主制度并没有真切的体认；但它非常怕人们说其腐败，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若让他们也来“诉苦”的话，他们也会倒出许多苦水来，也会说出许多今日的“黄世仁”、“南霸天”（大陆官方报刊已有此说法(2)）来，也会揭出许多今日的“四大家族”、“八大家族”。

“文革”搞“忆苦思甜”活动就搞出过这样的事：一些憨厚老农竟在诉苦会上大诉六零年饿死人之苦，说“老蒋时期”，甚至“鬼子时期”都没有“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多，结果诉得台下革命群众啼笑皆非，诉得台上左派头头坐立不安。

执政后，中共党人仍是频频使用道德批判手段来整治政敌。批党外的梁漱溟时，大讲他当年在国共和谈期间如何不讲朋友交情；批党内的高岗时，则大讲他如何结党营私，如何质量败坏；批彭德怀时，就更是肆无忌惮地做这方面的文章了。

在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开出的许多罪名中，最重者莫过于“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了。

８月1日，毛在常委会上向彭提出质疑：是否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这同一天会上，毛还指责彭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次日，毛又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开篇即言道：“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末尾又说道，此“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3)

在毛本人颇有深意地作出这两点提示后，他的追随者们心领神会，很快就正式追查起来，责令彭德怀交代“里通外国”的具体情节和“军事俱乐部”的纲领、组织、名单。彭对此予以拒绝，并因此而受尽折磨

这两条罪行，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看，均属大逆不道的罪行，均应受最严厉的道德批判。

所谓“里通外国”罪，在中国人的道德词典里就是“汉奸”罪，十恶不赦。正因此，李锐把这“国际取经”说，称之为“射向彭总的一支恶箭”，“‘里通外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罪名。”(4)

所谓组建“军事俱乐部”罪，按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来说，轻则为结党营私，重则为结党谋反，无论轻重，都属乱臣贼子所为。毛泽东本人有一段话，把这一层意思挑得非常明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8月1日讲话）

言下之意，彭是一个终究要犯上作乱的人，故而也是一个现在就应对之作出防范性处理的人。

在庐山批彭问题上，与毛配合最好者当数被他急令调上山的林彪。后者批彭的重点就落在彭的道德问题上。据李锐记录，他仅在8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数落了彭德怀一大堆个人质量问题，扣出的帽子达数十顶之多(5)：

据李锐记录，林彪仅在8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数落了彭德怀一大堆个人质量问题，扣出的帽子达数十顶之多：

“讲假话，有野心”；

“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

“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

“总觉得自己行”，“自视很高”；

“看风使舵”，“拿石头打船”；

“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

“是个不驯服的党员”；

“入党后即独立为王”，“长期独断专行”；

“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

“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

“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

“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

“老奸巨滑，老于世故”；

“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

“记仇”；

“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

“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

“内容与形式总相反”；

“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

“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

“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

“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

林彪这段讲话，在整个庐山批彭言论中显得十分突出：在那样一种高级别的会议上，林将军却在那里大谈很琐屑的问题；在那样一个主要是争论重大路线是非的会议上，林将军却在那里大讲彭个人性格的问题。这很像是一位德育教师在给一个坏学生写操行评语，一写就写了一大篇言词激烈且又鸡零狗碎的话。

林这样做，表面看似有些文不对题，实际上颇有打击力度，即颇有效地在中共内部损害了彭将军的道德形象。林彪是一位很懂政治、尤其很懂中国传统政治的将军──事实上他也是中共高层内少有的一位能把毛泽东摸得很透并予以利用的大员。林非常清楚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伦理问题据于什么样的位置，道德批判又具有什么样的效用。他的这段讲话，与前面提到的骆宾王和陈琳的两篇檄文一样，都是大搞人格攻击的力作，只是文采风度不及前人罢了。

毛泽东以及林彪之所以要对彭将军作如此严厉的道德批判，除了可从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喜打道德牌这一传统模式上作出解释外，还可从暴力打江山这一特定角度来理解。

一般说来，起于暴力反抗的开国元勋们，多为沙场英雄，多有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常常表现为一种伦理精神，一种感人至深的道德情操。

─它可能是一种献身精神，一种英勇气概。能够从刀口枪尖上滚过来的人，能够从枪林弹雨中冲出来的人，还畏惧什么？

─它可能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种吃苦耐劳的质量。能够从居无常所、食无常饱、衣无常暖的征途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样的苦吃不了。

─它可能是一种团队精神，一种战友情怀。长期生活在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斗群体中的人，最知道什么叫集体主义，什么叫袍泽之情。一个自己把生命托付给别人而别人也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最知道什么叫情深似海，什么叫义重如山。

……

上述这些以长期战争磨砺为背景的伦理精神，在彭德怀身上表现得尤为充份。

彭将军勇冠三军，历经数百战，身先士卒，破关斩将。红军打开于都城时，第一个登上城墙者，不是别人，正是军长彭德怀。八路军进攻关家瑙时，抵敌最近的举望远镜者，也不是别人，也正是副总司令（实际行使总司令职权）彭德怀。朝鲜战争时，林彪不敢领兵，彭德怀敢领。庐山会议时，别人不敢摸老虎屁股，又是彭德怀敢摸。

彭将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也表率全党，用朱老总的话说，“谁也比不过他”。在红三军团中，军团长与马夫同吃一锅饭。在八路军总部里，副总司令与战士同食山野菜。即便野菜，他也不准战士在村子附近处挖，而让他们到较远处挖，不与民争食，既克己，又克军。当他被打成坏人的消息传到太行山时，老百姓们死活不相信。(6)

打下江山后，他仍然是粗茶淡饭，轻车简从。住进中南海后，他又大骂某些将军干起“选妃子”的臭烂事(7)，竟把全军最漂亮的文工团员送进新华门里的跳舞场。

“三陪”是今天的话，可其中的“陪舞”对于这个党的高层来说，就不只是今天才有的事。军中粉黛、党中佳丽陪首长跳舞，就曾是一种由延河水畔延续到中南海里的娱乐传统，或说是一种实行多年的“保健制度”。那位曾骂彭将军是“伪君子”的主席大人，就十分乐于此道。他老人家从陕北舞到北京，从中年舞到老年，一直舞到“快三”、“慢四”舞不动时；兴致最高期间，隔三差五，便于群芳簇拥中左搂右揽，跳到不亦乐乎处。彭将军对此深为轻蔑且厌恶，曾一怒之下把众多陪舞者通通逐出新华门外。可以想象，他的这一举动，不知要得罪多少"党头”、“军头”。

彭将军秉性鲠直，不喜交际，常给人以不近人情、不易相处的印象。但事实上，他心肠炽热，作战讲风格，待人重情义。

长征途中，彭将军直接指挥了遵义之战全过程。仰攻娄山关时，他命自己亲领的三军团破关开路，而让友邻部队跟后前进。夺取遵义城时，他又让三军团去攻有内外两套城墙的老城，而让一军团去打没有城墙的新城。迎战吴奇伟援兵时，他又让三军团正面冲杀，而让一军团侧面出击。三战下来，三军团伤亡过半，每连兵力多者五六十人，少者四、五个班；四位团长，两位负伤；十二位营长，六位伤亡；“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8)许多年过去了，谈到遵义之战时，许多当事人只说毛主席如何运筹帷幄，而不说彭将军如何纵马阵前、如何顾全大局；与此相应，许多后来人也只知毛主席的中央红军大获全胜，而不知彭将军的红三军团损失惨重。

过雪山时，彭发现属下孙毅（后为解放军中将）没有食物，当即把自己的干粮一分为二，一人一半。四十六年后，孙将军回忆道：“这件事我终身难忘，彭总那颗朴实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见。”(9)

远征新疆时，彭听到部下汇报昔日西路军女战士被杀、被俘、被奸、被卖的遭遇时，不禁泪如雨下，呜呜不能成语。(10)将军也是感情中人。

视察西南三线建设途经大渡河时，彭将军触景生情，“两眼含泪，凝视着波涛翻滚的河面”。随行人员找到当年的一位老船工，彭急步上前，代表当年所有乘船红军，向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一躬。(11)将军也是知恩知义人。

彭将军无疑是很有道德情操的，故而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因此，要彻底地打倒他，就必须相应地做这方面的文章，泼其污水，栽其赃物，以抹黑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形象。这也正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庐山上大行其道的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中常见的那种阴柔克刚强的事。

注解：

(1)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卷第三章第五节；参见《彭德怀传》，第十七章第五节。

(2)参见《长江日报》1994年9月22日。

(3)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67页。

(4)引自：同(3)，第275页。

(5)引自：同(3)，第248-252页。

(6)参见《彭德怀传》，第290-291页。

(7)参见：同(3)，第342页。

(8)引自：同(6)，第132-133页。

(9)引自：同(6)，第137页。

(10)参见陈海涵《在彭总指挥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246页。

(11)参见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整理《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9页。



【27】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阴柔之道，还体现于一种姑且叫做“除悍禁暴，摧阳折刚”的执政原则。前述“机会主义”、“伦理主义”等斗争策略主要被用来整治政敌，此一执政原则主要被用来统治臣民。

专制制度对其治下臣民的性格类型是有所选择的，即需要柔弱而排斥刚强。在专制君主看来，理想的臣民应该是那种怯懦恭顺、畏首畏尾的人，而不是那种直言骨鲠、敢作敢为之人。他们最敌视那些强悍刚勇、遇有不平则勃然而起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比如，面塑艺人要想随心所欲地揉捏出各种形状的面人，就不能让面团里存有石子砂砾等硬物。同理，专制统治者要想随心所欲地趋使治下臣民，也不能允许他们中存有敢于犯上的硬汉、敢于出头闹事的强悍之徒。

“除悍禁暴、摧阳折刚”这一执政原则从理论上说，可追溯到荀子和韩非子的著述中。荀韩两夫子可说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的理论奠基者，堪称中国史上的百帝之师。尤其韩非，大讲“法”、“术”、“势”，把许多中国皇帝都给教坏了。颇有讽刺意义，韩夫子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奉献给了专制主义制度，而且把自己的脑袋奉献给了专制主义制度，他本人成了秦国专制者的刀下之鬼。

荀子对于社会中那些敢于争斗的人很不以为然：“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1)

荀子还主张，要建立“大化至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做到“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即要把那些“暴悍勇力”者“化”为拘谨恭顺之辈。(2)

荀子还记述了孙卿子对秦国风俗的赞誉，称秦国老百姓为“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称秦国官吏为“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3)秦国是当时最专制的国家，其君主最为专断，其臣民最为恭顺。换言之，在其社会内部，暴悍勇力者最为少见。

韩非子则大讲“法”与“私”的对立，力倡兴“法”灭“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道私者乱，道法者治。”(4)

其“法”，指的是专制集权之法，即要求国人言论一律、行为一律之法。

其“私”，与“法”正相反对，指的是臣民的独立言论和独立行为，故不容于专制集权之法。在韩非看来，最具反叛性的“私”有两种：

其一为“私学”，以儒士为代表，“儒以文乱法”；

其二为“私剑”，以游侠为代表，“侠以武犯禁”。(5)

前者是民间社会的文化强者，后者则是民间社会的武力强者。两者都是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物，故而都要为这个制度所打压。

荀韩之后、秦国以降，各朝各代的专制主义统治者，都奉行这种除悍禁暴、摧阳折刚的统治原则，并呈越除悍越严厉、越禁暴越彻底之势。到了公元1959年，此一除悍除到了庐山会议上，此一禁暴禁到了彭将军身上。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彭德怀无疑是最显强悍个性或最有阳刚气度之人。不过，从那位说一不二的主席大人方面来看，彭德怀又无疑是最不听话或最有反骨之人，并因而是最应除掉之人。

彭生性叛逆。九岁时，他就一脚踢翻祖母的鸦片烟锅，犯了孝道，事后险些被宗族祠堂按家法沉潭。(6)

十五岁遇家乡大旱，他领头反对地主富商囤积居奇，强吃排饭，事后险些被团防局以“聚众闹事、扰乱乡曲”罪名捕获。(7)

十八岁入湘军后，他抱团结社，立志杀富济贫，先是自作主张，秘杀劣绅欧盛钦；后又另树大旗，率部反叛国民政府。

加入中共队伍后，他骨鲠依旧，遇有不平仍是拍案而起，前有臭骂李德、怒斥王明路线之事，后有冷拒刘少奇、热撞毛泽东之举。不过，两者后果不同：犯上于王明路线没给彭带来多大问题，仍当他的司令；犯上于毛泽东权威则给彭带来巨大灾难，最终沦为毛的囚徒。

“性格即命运”这句格言，虽有些大而化之，但不全无道理。(8)彭将军的叛逆性格既激使他在群雄并起的战乱世道中打出一片天地，又致使他在一雄独尊的专制体制下蒙受奇耻大辱。他既因好犯上而崛起，又因好犯上而落难。彭的叛逆性格即他的荣辱命运。

彭将军曾给自己下过一个评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9)他所说的“本性”，自是包括他的“好犯上”的性格。

问题是，当此本性未移而江山已改时，就会发生适应性困境。江山未定时，大家都可以争当天下英雄，一些人若“好犯上”，倒有可能成就他们的英雄事业。江山一统后，就只有一个人即最高统治者可以独称天下英雄，至于其它人若还要“好犯上”、还要显示他们的英雄气概，就只会自取羞辱、自讨苦吃了。

对于这一点，林彪看得很透，也讲得很白。他在庐山非难彭德怀时说过这样一些话：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毛主席才是真正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10)

这个党、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大英雄、一个大丈夫；而任何想与之争雄者、想与之斗气者，都不能与之并立于党、并立于国，都会被列入除悍禁暴之对象。

具有讽刺意义，在1970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正是这同一个林彪于这同一个地方忘了他十一年前批评彭德怀的话，居然也想在毛泽东面前闹一闹独立性、显一显英雄气。

毛泽东说不设国家主席，他林彪硬要设国家主席，并组织起了一支上前吆喝叫阵的队伍，有文有武，蔚为壮观。

可结果正应了他本人早先说过的话：“自古两雄不能并立”。一座庐山容不下两只老虎，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主席：党主席与国家主席。在毛暴然反扑下，林不得不灰溜溜下山，偃旗息鼓；后又急慌慌出逃，“折戟沉沙”。

对于不能向毛泽东挑战这件事，彭将军既认识不到，也做不到，故而不得善终，关押至死；林彪认识到了，开始也做到了，最终却做不到，故而也不得善终，亡命他乡；但有一个人，既认识到了，又自始至终地做到了，故而得以善终，老病而逝。这后者便是曾名满九州岛岛的周恩来总理。

据李锐记述，当时在对彭将军围斗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态度不算严厉，但说出的话耐人寻味。他在8月1日常委会上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插话(11)：

他指责彭：“你的骨头是犯上”；

又告诫彭：“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

并反问彭：“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

周的上述“指责”，的确抓住了被指责者的真实性格特征。

周的上述“告诫”，也的确道出了告诫者本人的真实性格特征。

周的上述“反问”，让人觉得似乎就是彭将军曾经指责周的话。

在中共历史上，周公的驯服性与彭总的叛逆性形成鲜明对照。周公言行如一，真正做到了“驯服”。广义地说，他做了党的驯服工具；狭义地说，他成了毛的驯服工具。

自毛泽东主持中共大局后，周一直甘当配角，并不遗余力。搞“大跃进”时，他竭力配合过毛；搞“文化大革命”时，他又竭力配合过毛。打倒彭德怀时，他举过手；打倒刘少奇时，他又举过手。

并且，他对毛的支持，既有实干精神，又讲谦让风格。当吃苦事送上来时，他急步抢到毛的身前；当闪光灯亮起来时，他又侧身隐入毛的背影中。

当然，他也闹过一些独立性，但几乎每次都以克己服毛而告终。例如，他曾反对毛的“冒进”，但当听到毛的怒斥声时，便检讨不迭，自己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参见本书第16节）。

在人们对周恩来的赞誉中，最常听到的话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但有些大而化之。人们还可进一步追问：忍谁之辱？负谁之重？顾谁之大局？

这些问题自是要涉及到他的老上级：周公固然有忍“四人帮”之辱的成份，但更多是忍毛泽东个人之辱；固然有负党组织重任的成份，但更多是负毛泽东个人之重任；固然有顾全党和国家大局的成份，但更多的是顾全毛泽东个人之大局。

周公屡屡为毛公拾遗补缺，收拾烂摊子；屡屡为毛公遮羞盖丑，张罗破门面。如果离开周公倾力相助，很难想象毛公还能够搞出那么多名堂，还能够硬撑那么长时间；很难想象毛公在制造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之后居然不倒台，在制造出殃及几万万人的大浩劫之后居然不垮掉。周公所作所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既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

可见，在如何对待毛泽东问题上，周恩来与彭德怀是迥然不同的。借用周的话说，前者最突出点是“驯服”，后者最突出点则为“犯上”。正因此，前者能够常侍于毛的身旁，后者则不能久留于毛的面前，不少中共老人在谈到庐山彭毛冲突时，常常流露一种惋惜之情：

如果，怎样怎样；那么，就不会如此如此。

实际上，彭毛不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一个刚正不阿，一个不容异己，势如冰碳水火。彭不发难于庐山，也会发难于他山。毛公不在此地整彭，也会在彼地整彭。事情至此，远未结束。毛不仅要将彭打倒，而且不准彭翻身，一旦整倒他，就不会再让他站起来。

毛泽东在拒斥彭德怀等人力谏后，一意孤行，硬闯蛮干，你说不可行我偏说行，你说不能干我偏要干，结果把“大跃进”变成了大灾难：

国民经济倒退十年，竟倒退到建国初期水平以下，三年折腾抵上百年战乱；

全国人口损失数千万，竟相当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伤亡总数，─内忧甚于外患。

毛泽东在制造了这样大的浩劫、作了这样大的孽之后，有何举措呢？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他人？尤其是怎

样对待那些事前曾劝阻过他并且事后被证明为正确的人呢？此时，他可作这样一些选择：

上者，不胜羞愧；
中者，不觉痛悔；
下者，不思悔改；
下下者，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加害于人。

结果，老人家选择了下下者，1962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坐在台上，迫于压力，承认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但到了台下，又发自内心，大加赞赏林彪那一通把他老毛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讲话（参见本书第13节），并对那些敢在会上抱怨“大跃进”过失的人耿耿于怀，埋下了日后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予以报复的种子。

同年九月，中共又开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执政党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表明他由大搞经济建设转为大搞政治斗争，从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守势地位上转到此时的攻势地位上，即又可从另一角度出发来批判人、整治人。

他说到做到，还未等此会结束就一连抓了三个“阶级斗争事件”。其中第一个事件，就是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另外两个事件，分别为批判邓子恢等“刮单干风”和批判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本来毛彭庐山之争已由事实作出裁决，谁是谁非已然明了。可是，毛拒不向彭认错，拒不给彭平反。他告诫手下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12)刘少奇也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13)

不仅如此，毛及其追随者还对彭打击有加，迫害升级。

例如，庐山会议问彭是不是“从国际取了点经”、是不是“闻了人家的气味”这些质疑性说法，到了此时便被升格为“里通外国”这一确定性罪名。昔日抗日民族英雄如今被说成是投靠苏修的内奸，尽管说者心里很清楚此人连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彭将军为此“心胆俱裂”。(14)

又如，庐山会议后，彭只是被调离现职，仍享有政治局委员待遇；只是被迁居京郊，仍享有个人行动自由。到了“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亦即彭意见被事实证明为正确后，他反而受到更严厉的对待，参加中央会议权利被取消，驻地被监管，行动被跟踪，交往被限制。彭将军实已被软禁起来，实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15)

毛如此对待彭，使人不禁想起袁绍如何对待田丰之事(16)：

袁绍欲发兵攻曹。谋士田丰尽陈弊害，竭力劝阻。袁绍听之不悦，将田囚入牢中，遂率大军南征。果不出田丰所料：经白马、延津、官渡数战，袁绍不敌曹操，大败而归。此时，有人向田丰道贺：先生料事在先，“君必见重”。田不以为然：“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又不出田丰所料：袁兵败后，恐为田耻笑，非但不重用他，反而将其诛杀。他这是由败而羞，由羞而恼怒，由恼怒而不容人，尤不容那种已被事实证明为比他袁绍高明的人。史家陈寿评之：“绍外宽雅”，“而内多忌害”。

毛公何尝不也如此，当自己执意导演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不仅不去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去竭力加害那些曾劝阻过自己不要犯此错误的人。他容不得党中国中有比他毛泽东更正确的人，容不得党中国中有向他毛泽东显示刚勇气概的人。

不过，毛彭之争与袁田之争不尽相同。两者有相似处，亦有不相似处。相似处在于毛堪比袁，不相似处在于彭不及田。

此“不及”指的不是刚正不及，而是算度不及。彭尽管也能发现毛一意孤行错误，并且也能直言相谏，但未能认识毛在铸成大错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他人的政治品性，相反还对他报有许多良好期望，故就不如田谋士了。

当彭目睹“大跃进”惨重失败后，并看到中共中央为补救这一过失而发布的《十二条》、《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时，竟天真地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因实践而得到解决。”(17)

彭将军不仅有如此天真的想法，而且作出一些天真的举措。

1961年，中国还未从“大跃进”的浩劫中摆脱出来，仍是一片破败景象。彭德怀却于当年九月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农村考察。

彭此举就客观效果来说，无疑是去翻看毛搞经济建设的失败记录，无疑是去端详毛胡乱折腾出来的破疤烂疮，故很难为毛所快。彭似是不明个中隐情而行事，结果屡碰钉子。

下乡调查前，彭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见见面。毛答复，现在不见，回来再见。待到返京后，彭又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谈一谈。毛此次连个答复也不给了。(18)

彭本想为党再做一点调查工作，再提供一些真实情况；但没想到所获得的回报，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他的罪名大大加重。他又本想向党提出申诉，请予澄清自己的问题；但又没想到所获得的响应，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的此举定性为向党发动“新的进攻”。

可见，彭德怀虽能够发现毛在政治举措上的许多弊端，却很难认识毛在内心深处里的一些弱点，如陈寿所说的那种“内多忌害”弱点；故而一方面对其牢骚满腹，另一方面又对其存有希望，仍愿意向其提意见，仍愿意向其作申诉；结果不断遭其打击，不断受其凌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及田丰对袁绍的认识。田一眼就把袁看穿，彭则历经磨难才把毛看透，才在临终前要拒吃“毛泽东的饭”，要拒服“毛泽东的药”。

不过，话说回来，彭德怀毕竟属猛将而非谋士，难免刚勇有余而算度不足。

借用前文所引韩非之言，彭将军可被排入“私剑”之列，田谋士则可被排入“私学”之列。前者以刚勇气概直逼专制君主，后者则以独立见识洞察专制统治者。

实际上，在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中，既有“私剑”者，如彭本人；也有“私学”者，如党内大秀才张闻天。后者以见识为长，能够把毛这样的专制者看得很透（参见本书第25节）。1949年后，在整个中共内，敢于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者，唯彭德怀将军一人。彭无疑是中共高层中最具有刚勇性格的人，故也是毛泽东主席最不能容忍的人。彭要保持自己有话直说的一贯作风，毛要确立自己说一不二的专制权威，于是，两者间的对立乃至冲突成不可避免之势。1959年庐山会议，则为这种冲突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人事机缘，于是，有了彭德怀的“意见书”与毛泽东的“反右倾”之争，有了庐山上的“龙”与“虎”之斗。结果，彭被打倒，毛又一次获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又一次打破执政党内部力量所给予他的制约。

1934年江西广昌，当最能打恶仗的红三军团都顶不住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时，红一方面军就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

25年后江西庐山，当最敢讲真话的彭大将军都挡不住毛泽东主席的蛮干时，中国老百姓就只剩下挨饿这一条路了。

这同时意味着，打这以后，中共高层内就再也不会有人敢站出来公开指责毛泽东了；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任他折腾，任他折腾完中国经济，再折腾中国政治，干完“第一件大事”，再干“第二件大事”。

注解:

(1)《荀子﹒荣辱》。

(2)《荀子﹒议兵》。

(3)《荀子﹒强国》。

(4)《韩非子﹒诡使》。

(5)《韩非子﹒五蠹》。

(6) 参见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文学组《平江起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7)参见《彭德怀传》，第一章第二节；参见《彭德怀自述》，第4页。

(8)性格仅是命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份条件。人们可以说，若要成就大业，就须具备坚强性格；但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具备坚强性格，就能成就大业。

(9)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1页。

(10)参见：同(9)，第252、282页。

(11)参见：同(9)，第249页。

(12)参见《彭德怀传》，第683页。

(13)参见：同(2)，第678页。

(14)参见：同(2)，第678─679页。

(15)参见：同(2)，第685页。

(16)陈寿《三国志》卷六，传第六。

(17)参见：同(2)，第668页。

(18)参见：同(2)，第668、677页。

1962年，对于毛泽东治下臣民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年份，既不是肚子最饿的年份，“黑色六零年”刚过去不久；也不是世道最乱的年份，“红色六六年”还得等几年。

返回目录

第三篇 转折：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

引言

1962年，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一个在其执政生涯中堪称转折点的年份。

隆冬一月，北京开“七千人大会”。老人家低下了头，认了错：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

金秋九月，北京又开“八届十中全会”。老人家再次昂起了头，昂得比过去更高，并作出一副高瞻远瞩的模样，向人们郑重地宣布：

“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少则几十年多则两百年），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2)

此断言口气宏大、言辞激烈，撞钟击鼓般地告诉中国老百姓，他们的毛主席现在要去做比搞经济更重要也更迫切的事了。



【28】

在这一年中，执政者毛泽东先是低头退却，后又昂首进击，从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变为主要搞阶级斗争，由竭力做“第一件大事”转变为竭力做“第二件大事”。

在此之前，面对饥号遍中国的惨况，老人家项上那颗一向是高高耸起的头颅已频频低垂了，那张总显得豪情万般的脸上竟不时透出些愧色来。

在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谈到要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承认自己近几年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从前在江西做的那种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3)

同年3月13日，他在写给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信中，先是批评这些人以及各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对于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继而捎带批评了自己一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4)

9月29日，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其它常委的批示中承认，在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定于生产队还是定于生产大队这一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5)

到了第二年初，老人家把这种自我批评从中央高层内做到“七千人大会”上，正式向全党认错，说出了前文所引述的那段话。

不过，他说出那段认错话的时间，并非会议之初，而是会议开幕后的第20天。当时，会议按原计划接近尾声，但许多与会者反映，他们心中还有些话没有讲完，还些气没有出尽，希望会议再强调一下发扬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政治家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常委们商量，决定延长会期以补议这些问题。

1月29日下午，他宣布会议要接着开下去，开成“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1月30日下午，他本人作了长篇讲话，讲民主集中制，讲自己也有错误、也应承担责任。他一共谈了六个问题：１、此次会议开法；２、民主集中制；３、现阶段阶级关系；４、认识客观世界；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６、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他谈得较多的是第２个问题和第４个问题。他谈前者谈出了十个分问题，谈后者谈出了四十年党史，都力图回答执政党近几年来何以犯错误问题。他谈前者时说，这是因为执政党没有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没有充份地发挥党内民主。他谈后者时说，这也是因为执政党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缺乏这一方面的经验。

那么，他所谈的这两个问题与他本人有什么关系？他有没有把自己谈进去，承认不承认自己既不讲民主又缺乏经验？通观其讲话，他谈前者只谈别人，谈后者才谈到了一点自己。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6)：

“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

“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议论纷纷呢？”

毛泽东在谈别人不民主时，也谈到了自己，但主要是作为正面例证来谈的：

“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它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他在谈有些人犯了错误自己不说也不许别人说时，再一次谈到了自己：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随后便讲了那段“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的话。

这里，确有承认错误的意思，但更有表白自己敢于自我批评且勇于承担责任的意思。

不讲民主，本应是执政者毛泽东难以启口的痼疾，如今倒成了他滔滔不绝的谈资，并获得阵阵掌声。

毛承认自己确有错误，但只把它归结为认识问题(7)：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又指出这种认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毛还特别以“民主革命”为例：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

在此之前，“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份之一。……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反之，“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份的经验，还不能充份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在此既讲历史又谈哲学，无非是要向他的党人表明，他们的主席搞社会主义建设犯错误是合乎认识发展规律的，是合乎情理的。而那些无论在历史学识上还是在哲学见识上都远不及他的听讲者们，自然听得确信不疑，感动不已。

其中的一位听讲者薄一波在三十年后回顾此事时，仍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毛主席这段话讲得多好啊！他的态度如此诚恳、谦虚，当时大家听了，无不深受感动。……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光明磊落的精神。”(8)

显然，薄某不是在正视毛泽东，而是在仰视他，是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领袖情结来看待他，崇敬有馀，说理不足。这也是许多老中共党人至今仍弃之不去的心理包袱。

与之相反，只要抱着客观态度，稍加分析，就可看出毛所说的这些话有许多漏洞。

例如，他承认周恩来、陈云等比他更懂经济，可他又为什么要强使他们作违心检查，并越过他们抢到前台来独断一切？他承认自己对搞社会主义建设知之不多，可他又为什么要拒绝别人提意见，甚至把提意见者打成机会主义份子？

显然，这已超越了认识问题，而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执政者如何运作政治权力问题。

又如，毛泽东说人们在做那些从未做过的事情时难免要犯错误。这种说法过于抽象，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

犯错误有一个程度问题，有犯小错误者，有犯大错误者，甚至有犯特大错误者。人们可以说做事难免要犯错误，但不能说做事难免要犯大错误或特大错误。毛泽东以及由他领导的执政党在这几年中所犯错误正是这后者。

可见，毛用上述话来解释其错误，实是用抽象来混淆具体，用不加限定的一般常理来掩饰其所犯下的特定错误，即那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错误。

又如，他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北伐战争与土地革命战争两度失败，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位老党人在说此话时，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一个重要史实：

中共在这两度失败后，不仅获得了对革命的认识，而且撤掉了一些领导人的职务，至少把他们排除到最高决策圈外。这期间先后被撤职或被降职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秦邦宪、陈绍禹等。重大的失败必须有重要的人物来承担重大的责任。这种承担责任不能以责任者说几句认错话来了事，而应使其受到严厉惩处，至少被逐出决策圈外，使其不能再贻害本党。

可是，毛泽东在用本党搞民主革命的失败教训来解释自己搞社会主义的失败后果时，只谈失败能够增进认识的一面，不提失败应有负主要责任者为此丢官的一面。这种谈法显然是实用主义的，是唯我所用的。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按照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惯例来行事的话，那么，毛在1962年初就不只是认错了，很可能要下台了。这无论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他的党对他的国家来说，都有好处，至少他执政后所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很可能搞不起来。

再如，他说执政党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故在行动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干出“许多蠢事”。这一说法也有难以说清的地方：

毛说此话时，新中国已有十二年历史了，其间分为前八年（1949─1957)与后四年(1958─1962)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由周恩来、陈云等人掌管经济工作，后一阶段主要由毛泽东自己挂帅搞“三面红旗”运动。按理说，前八年经验要少些，捅的漏子要大些；后四年盲目性则应小些，干的蠢事也应少些。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前八年不仅没有捅大漏子，而且成绩斐然；后四年盲目性则更大，干的蠢事也更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很尴尬，不仅有其责任问题，而且与其理论不符：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短反而错误很少，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长反倒错误很多。显然，这个问题对老人家来说是回避不了的，必须予以解释。

毛泽东承认前八年的建设做得比较好，但又指出：“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那么，后四年的建设又如何呢？他说：“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9)

简言之，前八年建设，虽然搞得好，却是照抄别人的，缺乏创造性；后四年建设，虽然碰钉子，却是自力更生的，故不免缺乏经验。

如此辩解，让人觉着老人家太缺乏风格了，对别人过于苛刻，对自己过于迁就。共产党家中的理，不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让他一个人说了。

不幸的是，如此强词夺理的讲话，竟还能赢得满场的喝彩，赢得全党七千名县以上干部的附和，故预示着这个党还要犯大错误，还要栽大跟斗。

话说回来，毛泽东毕竟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认自己应对执政党失误负有领导责任，总算低了一下头。这一低头意味着他将从经济战线上退却下来。

注解：

(1)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4册，

第4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9.27)》，载《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3)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72─373页。

(4)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04页。

(5)引自：同(4)，第939─940页。

(6)引自：同(1)，第1─5页。

(7)引自：同(1)，第5─9页；参见：同(4)，第1030─1031页。

(8)引自：同(4)，第1031页。

(9)引自：同(1)，第8页。



【29】

对于毛泽东从经济战线上的退却，他的同志们尤其是他身边的那些中央大员们，将会作出何种反应呢？

这些大员们表现出一种好意与戒心参半的态度来：一方面，为他遮遮掩掩，好让其走人了事；另一方面，对他旁敲侧击，以劝其好自为之。

出于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好意，他们纷纷出来为其打掩护，使之能体面退场。其中，出力较多的有这样几个人：一是于四十年代被毛确认为第一副手的刘少奇，二是于五十年代被毛提升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三是于六十年代被毛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先是代表中央向会议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以供与会者讨论，后又发表讲话以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1)。在此报告与此讲话中，刘反复强调，这几年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与此相应，他列举了十二条成绩与四条缺点错误，并说如果大家觉得缺点错误说得不够，还可加上一两条。他还补充道：“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份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

关于这些缺点错误的性质，刘一再强调：“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

另外，刘还特别提到五九年庐山会议，继续为毛泽东进行辩护，继续对彭德怀进行诋毁。在书面报告中，他坚持说，彭德怀上书是为了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庐山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2)

在大会讲话中，刘又解释道，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右倾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于是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坐于一旁的毛泽东当即作了一个画龙点睛般的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3)

于是乎，彭德怀为民请命之举有了汉奸嫌疑，并且这种嫌疑被言之凿凿地公布于这个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干部会议上。

据《彭德怀传》记述，当将军后来读到此话时，“脸色徒变”，“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4)

刘少奇在此大会上，之所以要提庐山会议、要讲这些不实之词，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在毛搞“大跃进”推行“左倾路线”的过程中，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关节点：

毛的左倾路线在此之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此之后，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

毛犯错误在此之前，还可说是无意所致；在此之后，就无疑是一意孤行、明知故犯。

结果这条左倾路线不仅搞垮了经济，而且打击了忠良、坑害了百姓，致使几百万党员蒙冤、几千万人民被饿死，可谓罪孽深重。

因此，刘少奇要维护毛泽东路线的“基本正确性”，要维护毛泽东本人的“光辉形象”，就不能从庐山会议结论上后退，就不能不朝彭将军那已到处是伤的身上再踹一脚。

由邓小平领衔的中央书记处曾向中央常委会提出报告，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表示要由他们来为这几年错误承担责任。邓本人也在大会上谈道：就全国来说，首先由中央负责；就中央来说，则首先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5)

虽然“七千人大会”被称做“出气会”，即大多数与会者都对这几年来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重点批省委；但对于中共这个很强调精神力量的党来说，不能光“出气”，还得要“打气”。临近大会结束时，总书记邓小平作报告，强调他的党仍有“五好”：一是“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其它三好分别为“好的骨干”，“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好的人民”。(6)

至于林彪如何为毛泽东辩护，前文已作论述，指出他大发奇论：一是东拉西扯，说我们虽在物质上损失了，但在精神上收获了；二是颠倒黑白，说我们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话去做。对于林这番辩解，毛非但不觉背理，反而大加赞赏，认为比其它人讲得好。

关于林讲这番话的动机，有论者指出他是在故意制造个人崇拜，以实现个人政治野心。(7)本文以为，林如此说法除藏有他个人心机外，还存有为毛着想之意，他很想帮他的老首长过这道坎。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共高层派系中，林与刘邓都同属毛的班底，都受过毛的大力提携，故而都与毛休戚相关。

毛对林所作辩护的赞赏，就被辩护者方面来说，意味着毛不容异己的政治品性将更趋显化。就辩护者方面来说，意味着刘少奇与林彪的政治仕途将发生变化：前者已走到尽头，后者则继续上升，直至完全占有乃至超过前者曾经达到的位置。

在此番保毛过坎的众多大员中，自然少不了周恩来总理。四人抬的轿子，已有刘、林、邓三方，馀下一方便是此公了。在大会最后一天，周登台发言，十分恳切地作出自我批评，承揽责任。另外，在大会分组讨论中，以及在会前会后，周还多次作检讨，说“这几年所犯错误，国务院要负主要责任”(8)

显然，周恩来这一自责言过其实了。就实际情况看，在“大跃进”之初，他是被毛赶着走的，是在被毛严辞批评而不得不做关于“反冒进”违心检讨后起步的；在“大跃进”之中，他也头脑发热，讲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甚至写了一本多有虚夸言辞的小册子《伟大的十年》；在“大跃进”之末，他则殚精竭虑，为毛收拾烂摊子，填窟窿、补漏洞。因此，周对“大跃进”失败，纵有责任，也不应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自1935年后，就没有直接反对过毛泽东，而总是支持他，至少是顺从他。这种支持和顺从常常采取自我批评的形式(参见本书12节)。建国前，在“遵义会议”上，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他站起来通过严责自己的方式，为毛重掌军权投了最有份量的一票；在“延安整风”中，他又以中共资深领导人身份作现身说法，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毛的正确。建国后，搞了“反冒进”，他便检讨自己犯了保守的错误，以服从毛的领导；搞了“大跃进”，他又检讨自己犯了激进的错误，以维护毛的威信。

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做自我批评做得最多也是做得最好的人，既勇于做自我批评，又善于做自我批评。他做错事能够自我批评，没做错事也能够自我批评。并且，他每次做自我批评，无论做恰如其份的自我批评，还是做夸大其词的自我批评，都不影响他在党内的威信，甚至能增进他在党内的威信。

尽管他的许多党人都说他严于律已，但历史要说他在严于律已的同时过于姑息毛泽东，过于容忍这位老人家为所欲为。毛无论搞“大跃进”还是搞“文化大革命”，都得到过他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有所保留的，但多数情况是倾其心力的。

总之，面对因毛一意孤行而酿成的经济浩劫：

国家主席刘少奇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党务干臣邓小平说，他所领衔的书记处应对此错误负有主要责任；

政府首脑周恩来说，他所掌管的国务院应为此错误承担主要责任；

军队统帅林彪十分干脆地说，毛主席根本没有责任。

四个轿夫吆喝着不同号子，但都朝着一个方向用力，都要把已陷于泥淖中的老人家抬起来，结果也真的抬起来了。在众大员竭力掩护下，毛泽东终能从“大跃进”惨败中全身而退，中央主席的位子照旧坐着，伟大领袖的形象依然光彩夺目。

注解：

(1)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417页、418─443页。

(2)(3)引自《彭德怀传》，第678页。这两段引言，在后来编排的《刘少奇选集》中均被删去。这种大肆删改重要历史文献的现象，在现今出版的已故中共领导人的文集中屡见不鲜。如此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既不尊重死去的人，也不尊重活着的人，是在有意识地对读者、对人民进行隐瞒。这一做法也是不聪明的，因为，后人最终能够看到文章的本来面目，同时能够看出这些选编者们是如何在那里裁剪历史的，并对他们嗤之以鼻。

(4)引自《彭德怀传》，第678─679页。

(5)引自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5页；参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4、17、18页。

(6)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1页。

(7)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11─412页。

(8)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27─1028页；参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4、18页。



【30】

这些中央大员们在力陈上述不实之辞时，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想为毛作些掩护，一方面又对毛存有疑虑：你捅了那么大一个漏子，点一下头就要走人，似乎没那么简单；再说我们好不容易将您抬出一个烂泥坑，不是为了让您再跌进另一个烂泥坑，弄得大家不能安歇。

这种矛盾态度在刘少奇这位政治局大班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他一方面坚持说这几年执政党所犯下的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另一方面又对“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1)可是，这“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面面都涉及路线问题，都具有路线性质。

在分析三年挫折原因时，他多次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并指出这种人为原因突出地表现为一些领导同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尤其是破坏了党的民主作风。他向“七千人大会”提供的《报告》和他在大会上作出的《讲话》，都有一一对应三个部份，每个部分都反复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其中第二部分就直接以此为标题。

据薄一波记述，“少奇同志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亲自用铅笔重写了几大段话，加进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2)

诚然，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人不在少数，中央有，地方也有，中南海有，各部委也有；但最突出者无疑是那位权力最大者，那位今日吆喝这个部明日拍扳那个委、此次批评张三大员下次训斥李四大员的老人家。

可见，刘少奇此番大谈民主集中制问题，尤其是大谈民主作风问题，不能不触到毛泽东痛处。如薄一波事后所说的，“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3)结果，还没等到刘少奇要于5年、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时，老人家就在四年后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他算起“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前文提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为维护毛而继续为“庐山会议”辩护，继续向彭德怀泼脏水。如果稍微推敲一下刘说的那些话，就不难发现内中隐有深义。

据《彭德怀传》披露(4)，刘少奇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因为这封信，那又因为什么呢？刘少奇接着列出彭德怀两大罪状：一是长期以来在党内搞小集团，二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前为结党营私，后为里通外国，皆为中国政治之大忌。

按照刘这一说法，彭在庐山上所犯错误，主要不是在那封信上面写了什么东西，而是在那封信背后搞了一些名堂。这实际上是在重新解释庐山会议，是在变相修改庐山会议结论，使之显得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

彭将军在信上写了什么呢？概而言之，既对事又对人（参见本书第20节）：对事，是说这几年来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重大错误，已危及到各阶级各阶层关系，错误具有“左倾”性质；对人，是说党主席毛泽东应为此负主要责任，此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很可怀疑，作风浮躁专断。彭的这些批评大都涉及执政党全局性问题。刘却说彭信所言没有大错，甚至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至于彭在信背后做了什么，刘给他罗列了上述两大罪名。可是，这两者严格说来，都不属执政党的全局性问题，仅涉及该党中的一小部份人，并限于他们的个人质量问题。

刘少奇这一新解释可谓“明升暗降”：对彭德怀个人的批判明显地升温了，对会议总体意义的评价则暗暗地降低了。

另外，刘的这种舍信而究其它的责难方式，也使得彭案的确信度大为降底。他放着白纸黑字的东西不问，而去追究那些很难找到实据的问题：

说彭“里通外国”，却提不出有关证据、证人。毛泽东等能够予以确定的事情仅仅限于彭德怀于庐山会议前曾访问过东欧数国。

说彭搞“反党集团”，却查不出有关纲领、名录。庐山会议斗了数十日，只斗出一个六人“军事俱乐部”，其中四人（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还是非军人。

再者，给彭开罪名开得过重，也会适得其反，使人们很难相信真有此事，并对开罪名者的这种搞法产生怀疑。

如说彭“里通外国”，可将军本人“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每与外人交谈均有翻译在场，并记录在案。真要是有此事的话，早就会被揭出来了。毛手下那些搞“专案”的人，最会干这种翻箱倒柜揭人隐私的事了。

就彭的军事生涯来看，他曾屡屡同外军作殊死之战，同日本人打了八年，同美国人打了三年，打得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即使在自家阵营内也不怯于外人，对红军太上皇德国人李德敢于臭骂，对“苏联老大哥”不卑不亢，并获苏军敬重。

抗日英烈武士敏将军生前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第二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引者）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5)

一个国军将领，听了彭副总司令一席话就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可是，那些中共大员们，何止是听过彭老总一席话，哪一个不与彭共事数十年并亲眼目睹彭是怎样为国奋战的，结果却把彭说成是一个搞“里通外国”的人。两相比较，足见这后一种人弄虚作假、薄情寡义到何种程度。

又如说彭拉帮结派，可彭在中共高层中属最不喜欢也最不善于拉拉扯扯的人。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北京，他都不愿在中共大员之间作联络感情式的走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不拜，孤僻。(6)平日里，将军不苟言笑，做事较真，遇有看不惯事，不管牵涉到什么人都会说出来，甚至臭骂一顿，人头越熟越不讲情面，致使许多中共高干望而生畏。

五十年代，中南海一名卫士向一位首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可怕。这位首长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说此话的首长，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严词数落彭总质量不良的刘少奇。(7)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新解释庐山会议是意味深长的：

一方面，委婉承认彭的信中所言，认为其间许多内容是符合事实的，从而间接地肯定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事实上，也无法不作此表示，因为彭在“万言书”上所写的话，除了“毛泽东”这三个字外，其它的话包括象“左的倾向”这种很有刺激性的话，都被与会者们以不同方式说到，并被说得更具体更生动）；

另一方面，加重责难彭的个人质量，几乎把他说成是一个“乱臣贼子”，结果淡化了庐山会议的路线斗争意义，同时凸显了这一会议的政治倾轧性质。

显然，刘少奇这种解释既不能为那位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的彭将军接受，也不能让那位正坐于一旁而闷头听讲的老人家感到好受，如其夫人江青后来所言：“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8)。

注解：

(1)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6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37页。

(3)引自：同(2)，第1046页。

(4)引自《彭德怀传》，第678页。

(5)引自李国庆《粉粹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始未》，载《山西文史资料》1986年第二辑，第27─39页；本文引自《彭德怀传》，第183页。

(6)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4页。

(7)引自石国瑞等《在少奇同志周围─警卫人员的回忆》，载《红旗飘飘》第20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244页。

(8)引自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31】

1962年初，中共中央七大常委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及前述为毛抬轿子四人外，还有两位重臣也就“大跃进”问题发了言。一是排名第四的朱德委员长，二是排名第五的陈云副总理。不过，两人发言都没发在七千人均出席的全体会议上，而是发在小范围的分省会议上。两人发言都发得更为坦率直露。

2月3日，朱德出席山东组会议并作了讲话。他讲的中心话题就是反“左”，疾言“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他的这一讲话纪要，后来被冠以《纠正‘左’的编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篇名而收入其选集中(1)。

他说：执政党反“左”是十分困难的，“‘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剎不住。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他说：“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那么，谁搞“左”的东西能够做到“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其谈锋所指已十分明了。朱将军这番批评可以说是在重述他的老战友彭德怀曾于庐山说过的话，也是他的老政委毛泽东当年最感刺痛的话（参见本书第19节），并也是后者此时最感隐痛的话。

朱德指出：“自己犯了错误，怕人家揭穿，就压制群众，哪个还敢讲话呀？”“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份子的清理混淆了。”

他还满怀深情地谈到老红军讲团结、讲友爱的传统，谈到：“对群众我们起码要团结百份之九十以上，对干部就不是团结百份之九十，而是要争取团结百份之百。培养一个干部，要十年、几十年，不容易啊！要使他到老、到死始终是个好干部。”将军所言使人很容易想到他的那位老红军战友，那位曾经被党培养几十年而如今不再被党团结的老干部。

据李锐记述，当年朱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曾为彭德怀说过公道话；即使被裹胁着参与批彭斗争，也是避重就轻，以致被毛泽东讥为“隔靴搔痒”。(2)此次他在山东组会议上大发批评，虽未指名道姓，但肯定不是“隔靴搔痒”。

毛泽东曾请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后者则以自己还未摸清问题为由而推辞不讲。可是，就在大会闭幕后第二天，他跑到陕西省全体来京干部会议上，讲了许许多多话。(3)

陈一向被誉为“党内理财能手”，“国家经济总管”，但在此会上不讲他的财政经济问题，而大谈党的思想作风问题：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陈云认为，这几年党风问题突出表现为不说真话，尤其不说作为反面意见的真话，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话说，而是因为人们不敢说话，其主要责任在领导身上：

“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

陈云这一批评，虽未特指某个人，似是泛指整个干部群体；但肯定涉及毛泽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他说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在一个地区如在陕西省盛行不讲真话风气，那么主要责任在该省领导身上；如果在全党乃至在全国大行不讲真话风气，那么主要责任就不在地方领导身上，而在中央领导身上，尤其在那位中央最高领导身上。在中共高层里，陈云是一个讲话历来不多但每讲都很用心的人。

陈云十分了解他的那位上司在头脑发热时，非但听不进来自基层的真话，而且听不进来自高层的真话。他也十分清楚彭德怀在庐山上说的都是真话，其中有许多话本来就是他陈云想说而未说出来的。

据有关文献记述(4)，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与陈云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一起散步，交谈过许多问题，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等问题有较一致的看法。三个月后，彭上了庐山便急冲冲地说出他想说的话，话中自是包括他先前与陈交换过的看法。

人们在读到彭信全文时可能会问：这位把大部份时间用来统管数百万军队的猛将军，何以能够写出这种事关经济却头头是道且一针见血的东西来？这除了他本人拥有一颗体恤民情民苦的热心和掌握一些调查材料外，是否还有高人指点？

今天回过头去看，这高人至少有两位：一是在庐山与将军常常见面的张闻天，二是在上海与将军频频交谈的陈云。前者属中共党内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顶尖高手，后者属中共党内从事经济实际工作的顶尖高手。并且，两者都熟知党的历史，都熟知毛的为人。因此可以说彭的意见书，就其提出方式而言，完全属彭个人行为；但就其所写内容而言，不全属彭个人私见，其中许多看法属党中同仁共识。

张上了山则与彭同难，陈未上山故与彭案牵涉不多。不过，后者即便上山，也未必会说出彭所说出的那些话，至少不会说得像彭所说得那样坦露无遗。陈多少还有些忌惮老人家，但这不意味着他会就此罢休，会对彭代己进言而受过这件事完全缄默不语。

当1962年毛泽东作经济退却时，他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后，跑到陕西来京干部会上大谈党内民主问题，大批不讲真话风气。

又当1978年毛泽东作古两年后，他陈云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第一个站起来为已蒙冤十九年的彭德怀鸣冤叫屈，呼吁为其平反昭雪，终获成功。当年年底，中共中央为彭将军补开追悼会以恢复名誉。

注解：

(1)朱德《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391页。

(2)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80─181，191─192，204，226，258，283─284页。

(3)陈云《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载《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90页。

(4)参见《彭德怀传》，第589页；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24─125页。



【32】

对于毛泽东容不得批评这一领导作风，陈云不仅能从他人的遭遇上观察到，更是能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前述他对此公的那番间接批评，实是出自他对后者的直接了解。

在中共高层大员中，陈云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能看出许多问题，也想说出这些问题，虽不能象彭大将军那样无所顾忌地说话，但总在寻找机会或等待机会说话，并尽量使说话不过于尖锐以致刺痛那位主席大人。这就使得他与毛关系十分微妙：

一方面，毛承认陈能够看出许多问题的症结，并能开出相应的药方，称之为“良将”、“贤妻”，以至心头一热便委以重任，让其挑担子；

另一方面，毛又不能容忍陈真的要来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故常反悔说气话，致使后者心有余悸，检讨不迭，最后也就撂挑子，打道回府养病去了。

薄一波曾指出：“每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要请他出来，组成中央财经小组，由他主持来解决问题。当时，一些同志把毛主席和中央的这种做法喻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谨慎细致的工作方法，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合拍的，这就形成了财经小组完成了解决问题的任务后，又不被重视，中止工作，问题来了又恢复，这样几起几落的情况。”(1)

正如薄所言，陈对毛搞经济建设所犯的每一个重大错误，都有所发现，并都试图以某种方式予以指正，也都因此受到毛的斥责。不过，陈云与彭德怀不同：彭往往揪着毛的错误不放，非要论出个是非来不可，即便被整治了也不服气，一有机会就写申诉材料，以反驳种种强加于他的罪名，结果越发不容于毛；陈只要毛一批评就主动走人，以脱离接触，故而使他与毛的矛盾从未激化到毛要致他于绝境的地步。

1955年，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保守思想”，从生产关系变革上一直批到经济建设速度上，结果引发了一个“冒进”狂潮。

1956年初，周恩来与陈云等人联袂“反冒进”，又是发社论，又是砍计划，一度遏制住了经济过速增长的势头。陈云在此期间强调：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2)

1956年秋，毛泽东开始“反反冒进”，大会小会批右倾。甚至在会上摇着柯庆施文章指名道姓地讥讽周恩来，到会下又说他那样做实际上是针对陈云的。(3)在此情势下，周与陈等只得低头挨骂，连连检讨，一直检讨到八大二次会议上才告一段落。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1957年实际产钢535万吨基础上，计划1958年产钢1070万吨、1959年产钢2700─3000万吨。计划增长幅度均在三位数以上，大大超过实际可能，致使毛自己都怀疑起来。当年11月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遂把1959年产钢指标由2700─3000万吨降到2141万吨（仍是1958年指标的200%），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又把这一指标降为1800─2000万吨。

据薄一波记述(4)，1959年初，毛泽东找陈云等人谈经济工作。陈列出诸多困难，认为1959年度计划难以完成。有人不赞同陈的意见，认为是右倾。毛倾向于陈的意见，有心降低指标，故要他向下面讲话。可是，陈云没有理解毛的意思，以为毛又要他作检讨，于是在2月1日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先讲自己真实想法，后作自我批评，认认真真检讨了一番。

另据李锐记述(5)，陈云此番举动又把毛泽东弄糊涂了。毛说他本是赞同陈的，但不知陈后来为什么要检讨自己。

笔者在读到这些当事人记述时，也很纳闷：不知是陈把毛弄糊涂了，还是毛把陈弄糊涂了。不知陈云是不是在想：你老毛一贯正确，又总爱让不赞成你意见的人做检查，我这不刚刚才因反您的冒进而做了检查；你如今让我来谈你已允准的事，我又很想谈一些不同意见，故很可能要再做检查；与其迟做，不如早做，或许能主动些。

后来澄清误会，毛正式授权陈云去实事求是地审订1959年钢产指标，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后者在做了调查研究后，手起刀落，一下砍去数百万吨，把指标由1800─2000万吨砍为1300万吨。

不过，就陈云不摸底便检讨这件事来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是说明此时中共高层间关系已十分不平等、不正常了；二是说明陈云对毛泽东批他“反冒进”心有余悸，对毛存有一种畏之如虎、随时准备向其低头认错的心态，以致无所适从、不得要领。

平心而论，陈云在中共高层里属于爱说实话的人，此次也正因为想说实话而难为了自己：既想说实话，又怕毛责怪；权衡再三，只好先说实话，后作检查。结果毛却说这检查多此一举，让他好不明白，同时也让他好不难看。

不知毛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他理应清楚在其殿前行走的诸大员中，除彭德怀将军外，大都很惧怕他，大都唯其马首是瞻，他对了说他对，他错了也说他对。

人们很难理解象陈云这种素来爱说实话的老党人，到了毛的面前竟表现得如此不讲原则；或很难理解象陈云这样一向头脑清楚的明白人，到了毛的面前竟把话说得如此前颠后倒。连陈云都如此，至于其它大员就可想而知了。从这里可看出，毛在自己身边已很难听到他不爱听到的真话，相反倒很容易召集起一支围攻彭德怀的队伍。

陈云曾以自己还没有考虑好为由而拒绝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成为“七大常委”中唯一没有在此会上讲话的人。但在笔者看来，陈云很可能是这七人中考虑最成熟的人。他十分了解国家经济实况，也十分了解毛泽东为人，很想说真话，又不想得罪老人家，于是采取了大会上不说大会后再说的策略。

陈云除了在大会后举行的陕西干部会上大谈党风问题外，又在此后举行的“红楼会议”（3月21日─23日）上，分析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深获刘少奇等人的赞赏；接着又在国务院扩大会议（3月26日）上，作同一主题报告，赢得国务院各部委领导成员长时间热烈掌声。许多与会者说，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实事求是的报告了。

由于众望所归，陈云于“红楼会议”后再次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领衔总管全国经济工作。

这是他第三次出任此项工作。1957年1月10日，他出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为时不长，便悄然去职。1958年6月10日，他又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当时毛亲自跑到前台抓经济而被晾于一旁，其中有一段时间被毛起用来落实钢铁指标，随后又因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而再受冷落，直至整个中央财经小组被撤销。他此次被起用已是“三起”，不久又要“三落”了。

从1962年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效措施，如下调工业生产指标、减少城镇人口、抑制通货膨胀、搞好市场供应以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农业增产，从而迅速改变了局面，使得已经趋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出现转机，转而趋于恢复。这些措施用薄一波的话说，“基本上就是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的那些。”(6)

然而，陈云所作的这些努力，到头来不仅没有获得毛泽东赞赏，反而受其批评，被其指责为刮“黑暗风”、“单干风”。

其一，在形势判断上的分歧。

1961年9月，毛谈了当时形势：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到了当年年底，他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7)

随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附和毛的看法，作出断言：“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8)

可是，陈云不同意毛的看法，但也没在“七千人大会”上把问题挑明，只是到了“红楼会议”上才大谈形势的严重性。他指出(9)，全国人民还在饿肚子，吃穿用都不够；可是国家基建规模仍是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灾荒时候负担不了，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赤字严重，通货膨胀，市场萎缩。他得出结论：现在已谈不上发展了，只能谈恢复，这种恢复需要3至5年，其中粮食生产用5年时间都不一定能恢复到以往最高水平。他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话中透出一种似是到了最后关头的危机感。

陈云这些看法无疑影响了其它中央大员。刘少奇在陈云讲话后谈到刚刚结束的由他作主报告的“七千人大会”，说此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10)为此，他修改了自己在那次会议上所作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的结论，承认“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并指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他在谈到1962年经济调整计划时不无感慨地说：“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11)

周恩来也承认，在这两年来的调整中，“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但现在看来，要争取快，准备慢，如陈云说的那样。至于有多慢，周比陈说得更明确：“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其中粮食生产恢复，需要三至五年时间，至于农业全面恢复（包括农、林、牧、副、渔、），则要超过五年。(12)

毛泽东不同意陈云等人的看法，但当时未表明自己的态度，照发、照转诸大员提请批覆的各有关报告，只是到了数月后才开始和这些大员们过不去，三番五次地指责他们大刮“黑暗风”(13)：

－－现在有一部份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

－－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

－－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

本来诸大员帮助毛收拾烂摊子，是为国家考虑，为百姓考虑，也是为他这个主要责任者考虑。结果毛不说感谢的话，反说这些人存心压他，并一压就是好几年。言辞之间个人意气凸显，听不得反面意见且好记仇的老毛病又犯了。

诚然，说执政党犯了严重错误自然含有压执政党主席之意，但问题是：这个主席领着全国人民搞“三面红旗”运动，搞得祸国殃民；结果他只在“七千人大会”上稍稍低了一下头，而在会前会后竟觉着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像人们说得那样“黑暗”，又把头翘得很高；因此，于情于理都应该压他一下。

并且，诸大员对毛的批评或曰“压”，一般都是躲躲闪闪的，生怕硬碰硬地冲撞他，故已是相当客气了（也不敢不客气）。换作彭德怀将军，假如他还有许多知晓权和许多发言权的话，那么，他就很可能会为老百姓而和毛过不去，让毛下不了“七千人大会”的台。

据薄一波记述(14)，当时也有人对陈云“西楼会议讲话”不以为然，认为陈这种会上推辞不讲会后“大讲一通”的做法是“不正常”的。薄说，他与少奇、恩来、小平都不同意这种看法。

不过，后人也会对薄公等人的看法不以为然：当时党内最清醒的人居然不在当时党的最重大的会议上说话，能说正常吗？一个曾经谆谆教导干部要坚持原则勇说实话的老组织部长如今也在那里待机而言，能说正常吗？

问题关键不在于这是否“不正常”，而在于这“不正常”是因何而起的。答案不难作出：这种讲话方式上的不正常主要是由执政党风气上的不正常造成的。

可以设想，如果陈云真的在会上“大讲一通”的话，后果将不难预测：毛重则要狠狠地整治他，即席剥夺他的发言权，就像对待彭德怀那样，轻则要牢牢地记恨他，过些日子再来收拾他，就像对待刘少奇那样。不过，陈云既不是彭德怀，也不是刘少奇；不仅熟知国家的经济形势，而且深知毛公的执政作风；故而暂避风头，会上不讲，会后再讲。

其二，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

当时，陈云并不是搞“包产到户”的主角（此主角从基层方面说是千百万中国农民，从高层方面说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但无疑是支持这一搞法的级别最高的中央大员，是能够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据实禀报和据理进言的人，故不可避免要与后者发生矛盾。

毛泽东执政后热衷搞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搞“穷过渡”，仅用几年时间就领着仍是十分贫困的中国农民上了几个大台阶：由互助组到合作社，由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可是，这种生产关系变革不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切实好处，反而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流失了数以千亿计的财富，丧失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因此，许多中国农民实在是不想走这一集体化道路，而总想自家种自家的地，自家搞自家的勤劳致富。他们一遇有机会就分田单干，接二连三地搞出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

1957年，高级社成立不久，许多农民就反其道而搞起“包产到户”，但很快就被执政党通过发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而给制止住，来的快，去的也快。

1959年夏，“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又有许多农民搞起“包产到户”，并得到执政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支持。如河南省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都赞成包工包产、责任到人到户。不久，“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斗争，也把农民这一搞法给反掉了，指责它是农村中“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15)

1961年春，“三面红旗”运动已把中国农村经济搞得奄奄一息、搞得饿殍遍地。中国农民情急之下又搞起“包产到户”或“责任田”。与前两次相比，此次搞的时间较长，历时两年左右；搞的规模也较大，涉及各个地区，估计当时全国约20％的社队（安徽省约80％的社队）实行了“包产到户”(16)；搞出的执政党反响也更强烈，从地县到省市到中央，都有许多领导干部站出来替农民说话。

1961年中，毛泽东对农民为自救而搞起的“包产到户”未予明确否定，同意试验一下。这是他鉴于当时农村经济形势极为恶化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让步。

到了年底，他开始变卦了，召来自己曾当面向其许诺可试搞“责任田”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农村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后者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转年年初，他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断然否定这一搞法，把它上升到错误路线高度，并为此撤掉曾希圣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曾书记当属他那个年代里的黑色幽默人物，执政安徽期间，先是跟着毛大刮“共产风”，饿死数百万人，后又逆着毛大搞“责任田”，拔了全国的头筹，却丢了自己封疆大吏的顶戴。人称：“左”也数他，“右”也数他，结果左右都不容他。

不过，事情并不因毛发话而就此结束。当时不论在基层还是在高层，都有许多持相反意见者。基层中的农民，尤其是“刚刚尝到甜头”的安徽农民，强烈要求不要再改“责任田”了，至少三年不改。

高层里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以及毛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等一批要人，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与老人家不同的结论，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搞“包产到户”或“责任田”，不仅没有大错，反而很是合理。他们将自己的调查材料和研究结论上报中央，敦请从实际出发，改弦更张。

据薄一波记述(17)，当时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议论一下，同在北京的邓小平也表示赞成，并引用刘伯承将军常爱说的一句四川老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远在南方的陈云也读了有关材料，认为此举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并准备向毛泽东进言，向这位不经其点头就办不成此事的党老大讨个恩准。

陈云回到北京，就与几位在京常委交换看法，取得基本一致意见，便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毛泽东似也看重这位他曾呼之“良将”、“贤妻”的党中要人，回到北京当夜就召之谈话。不过，两人谈话结果不好。在陈说时，毛不置可否；当陈走后，毛怒气冲冲地批示道：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另外，李志绥大夫还记述了毛批文中对陈的另一段评价：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18)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厌恶之情，不止憎恨，更有轻蔑，竟把党中大干部还以商场小伙计的面目，实为泼骂。

陈云闻讯后，沉默不语，随即向中央请了一个没有截止期的病假，从此就不在毛身旁走动了，故也就不在毛继续导演下去的一出出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了。在此后十几年里，陈淡出了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似也忘记了他，即使“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他大张旗鼓地“挖”出来。

不过，陈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脱离与毛接触，主要不是因为他请了病假得到“红十字”性照顾，而是因为他留下了话：

“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19)

陈的这句话换个方式说就是：我完全同意中央作出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中央对我关于分田单干主张的完全否定。可见，陈是在向毛表了无条件认错态度后而向其请假的；毛也是因陈这么快就挂起免战牌─不象彭德怀那样冥顽不化─而让其走人的。

1965年6月18日，陈云又上书毛泽东，再次检讨自己：

1962年7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3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会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丛进先生在引述这一材料后评论道：“陈云的自我批评，交了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一笔‘账’，免除了一场可能降临的灾难。”(20)

纵观建国后陈云与毛泽东关系：陈屡屡说实话，从而屡屡受毛冷遇，但也从未被毛彻底打倒过；陈最终活到毛之后，故能纠正毛生前犯下的许多错误，但也从未将毛彻底否定过。

注解：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53─1054页。

(2)引自：同(1)，第555─556页。

(3)引自：同(1)，第639页。

(4)引自：同(1)，第828页。

(5)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0─81页。

(6)引自：同(1)，第1058─1066页。

(7)引自：同(1)，第1073页。

(8)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9页。

(9)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载《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91─206，207─215页。

(10)引自：同(1)，第1051─1052页。

(11)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4─449页。

(12)周恩来《认清形势，掌握主动》，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411页。

(13)引自：同(1)，第1074─1077页。

(14)引自：同(1)，第1069页。

(15)《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3册，第159页。

(16)引自：同(1)，第1078页。

(17)引自：同(1)，第1083─1086页。

(18)引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年中译本，第378页。

(19)引自：同(1)，第1086页。

(20)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80─581页。



【33】

“七千人大会”开后不久，毛泽东便遭遇了一系列事情：

陈云在大讲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并带着其它大员一起讲，讲农业凋蔽、工业萎缩、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邓子恢在大讲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一直讲到中央常委圈中，讲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还不如农民的“小私有小自由”好；

邓小平在大抓甄别平反工作，一下子平反了数百万人案，致使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的成果所剩无几。

那位倔脾气的彭德怀又不甘受辱，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有理有据，把自庐山会议以来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都否定了。

这些事情，桩桩都不合毛意，都似是冲着他来的，都使他感到在“压我”。老人家有些坐不住了，有些心堵气闷了。执政党也将因此而要风云骤起了。

一般说来，毛若想排遣心中怨气，就要开会，开那种由自己坐于高台之上教诲张三训斥李四的中央会议。

毛是一个很爱开会的人，甚至可说是一个“会迷”。他开起会来用嘴巴更甚于用耳朵，因为他有着政务长官和精神导师的双重身份，有着完全不受限制的发言权，既可以就事论事地评说下属的工作得失，又可以上纲上线地断说下属的思想是非。他开会发言还不同于唱独角戏，还总有着一帮子抬轿子吹喇叭的角儿环侍身旁，故总能够赢得一片喝采声。可以说，他几乎每次开会都能开出个意气风发的境界，只是开“七千人大会”有点例外，竟开出一些蒙混过关的味道。

此次毛想排遣胸中自“七千人大会”以来不断瘀结的政治怨气，也要开会，结果一连开了三个会，历时两个多月：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8月24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月26日─9月23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9月24日─9月27日)。

在这些会议中，毛泽东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狠批“三风”，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就是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并提出一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批“黑暗风”的重点是批陈云。

毛指责陈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使人丧失前途（参见本书第32节）；另外，还严辞批评陈所分管的财经工作：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1)

毛这一批评，与他数年前指责“反冒进”者对他搞“封锁”、不让他参与经济工作“设计”那一批评（参见本书第16节），是很相似的，即又指责陈云等人犯了做臣子的大忌。

陈云屡屡为毛分忧，担当大任，却又屡屡为毛猜忌，落荒退场。他的这一进退表明他的那位上司已不能知人善任了，用中国老话来说已缺乏做“人主”的才具了，其身旁已呈君子凋零而小人蜂起状。

批“单干风”的重点是批邓子恢。

邓子恢是中共农村工作元老。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他从事过中央苏区的农村工作，提出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属于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克主义”一派。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他主持过中共五大野战军中的三大野战军的后方工作，先是三野，继是二野，后是四野；经略过黄河以南和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的农村工作，搞土改，抓支前，筹集粮食，调派民工。建国后，他又长期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具体指导全国的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经济恢复工作。

虽然毛泽东与邓子恢同为中共农村工作元老，甚至前者比后者更老些；但前者由于位居高位且又爱想入非非，故而不如后者更了解农村实情、更能拿出具体办法。

毛泽东搞人民公社不讲章法，搞得“五风”肆虐，搞得农村经济一片混乱。就在他一愁莫展之际，邓子恢通过调查研究拟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用以规范公社经济行为。这个条例也就是后来颁行全国的《农村工作六十条》的原版本。当时毛也承认：邓子恢同志去年到山西、石家庄、苏南做了一次调查，做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这几年农村工作的错误，没有他的份。他的很多意见是正确的。(2)

邓子恢没有满足于这一表扬，没有停留在这种修修补补工作上，而是通过进一步调查研究，提出更为实际也是更为尖锐的看法。1962年7月11日，他在中央高级党校谈出这样一些观点(3)：

─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大部份没有搞好；

─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是相当普遍的；

─可以说大部份干部不与群众联系，有的干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贪污浪费，过去老百姓养一个保长，现在养许多保长，过去十户养一个“鞑子”，现在两户、五户养一个“鞑子”；

─这是因为，在所有制上变来变去不固定，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管理上没有建立责任制度；

─我们有些同志过分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忘掉了革命发展阶段论，怎么能年年革命呢？七革八革把革命性革掉了；

─因此，要固定所有制，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农民搞些小自由、小私有，尤其是要建立生产责任制；

─“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农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产到户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样，没有区别。没有包产到户的自留地搞得特别好。因为包产到户了超产是他的，责任心强，肥料也多。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数据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

邓子恢这些说法是相当大胆的，尤其后面一段话公然为“包产到户”评功摆好，公然冲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都不曾后退的防线，显然已超过了毛所能容忍的限度。

在中共高层内，邓子恢也是一个少有的不大轻易向毛泽东让步的大员。他对毛敢于直言，甚至敢于顶撞。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他就数度与毛面对面争执，气得后者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4)

此次在毛已表明不赞成“包产到户”态度后，邓又是争辩不已，气得毛事后耿耿于怀：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5)

不过，训毛泽东是要犯“错误”的。1955年，邓子恢因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被嘲讽为“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1962年，邓子恢又因此犯了“刮单干风”的错误，并被新账老账一起算：

“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主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6)

批“翻案风”的重点是批彭德怀。

关于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谁是谁非问题，事实已作出结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在私下里向彭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刘少奇心里更明白这一点，否则他也不会在“七千人大会”上向全党中高级干部承认彭信中说的话“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然而，毛刘等人不愿公开承认这个结论，也不愿公正对待彭德怀。这里既有出于维护执政党领袖的崇高威信的考虑，也有出于忌惮彭德怀将军的刚烈品性的考虑。他们很清楚像彭这样的人，只要有机会说话，就会把他看到的不实之事或听到的不实之词说穿开来，而在这几年中又有哪位中央大员没干过不实之事，没讲过不实之词？

这就有了矛盾：一方面，毛刘等人要维持庐山会议所作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无视客观事实已作出的结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他们采取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尽量不在那些能够很快加以验证的问题上做文章，而在那些较难迅速查验清楚的问题甚至是故意弄不清楚的问题上做文章，于是拖出了那种很难找到旁证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拖出了那种鲜有文字记录的所谓“秘密集团”问题。这些问题虽调查起来困难，但用来定性足可将人整倒并搞臭。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在众位老战友劝说下，从维护团结愿望出发，作了违心检查，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什么给什么”。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做到“要什么给什么”，至少没有给出两样东西，即承认上述两大罪名。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不仅在毁灭自己，而且要“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7)

如今连庐山会议都没有定下的这两大罪名，竟在全党五级干部大会上被正式开列出来：刘主席既在书面报告里将它们写出来，又在口头讲话中将它们提出来；毛主席则坐于一旁不断插话以将它们点出来。这就不难理解彭何以在获悉后心胆俱裂、怒吼不止，何以在一年中三次上书、反复申辩。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全文长达82000字，后被称为“八万言书”。

如果说他1959年上书是仓促写成的，那么他此次上书就不同了，虽直接起因于“七千人大会”关于“唯彭德怀案不能翻”的结论，但酝酿过程已有数年之久。这期间，不仅彭本人有了许多独处深思的时间，而且事实发展也为他提供许多可资运用的材料。因此，他的“八万言书”写得充充实实，几乎把所有强加于他的罪名都给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既平了五九年老账，又平了六二年新账。

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曾把彭德怀意见书定性为反党纲领。此次彭德怀上书，则紧紧抓住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那段话，即“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借此作出推论：“这就是说，那封信就不是什么‘反党纲领’了”。(8)这一论证是很有力的，它着眼的是结论性的问题，采用的是揭对方自相矛盾的方法。对此，毛刘等人是很难从道理上予以回应的。

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正式给彭德怀开列出来的那两大罪名，是“八万言书”所要申辩的重点问题。彭深知这些罪名的严重性，也深知那些开列罪名者的心虚处。于是，他详谈了自己过去与黄克诚、高岗等人的来往关系，详谈了自己在1936年至1958年期间与外国人九次接触的具体情况；并反问开列罪名者：你们说的如是真话就不难拿出证据来，你们能拿出来吗？

关于“里通外国”罪名，彭是这样写的(9)：

“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份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彭将军说这些话，是在向整人者叫板：你能拿出证据，我就奉出脑袋。字里行间又流露出一些硬气来，又要让老人家不高兴了。

8月22日，彭德怀在“八万言书”递呈两月未见回音后，再次上书，仍是既作请求又讲硬话(10)：

“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那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

临近信尾，他又丢下这样一句话：“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它同志了。”言下之意，如仍不予认真审查，恕我老彭还会再三上书。

就毛泽东来说，也不能不作答复了。一是彭德怀“紧逼盯人”太甚，没完没了。二是所有政治局委员已人手一份“八万言书”，大家读完了都抬着脑袋看他。三是在与人相斗中来而无往不合他一贯性情，既有人前来叫板，就得将他打回去。

实际上，在彭第二次上书之前，毛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彭第一次上书，说彭德怀要翻案，说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但未将这个问题作为该会正式议题。

只是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包括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也就是彭第二次上书后，毛才正式回应彭。全会第一个星期主要批“单干风”，此后就集中批“翻案风”，批其代表人物彭德怀。

据当事人薄一波记述(11)，“9月3日毛主席曾召集小范围会议，布置要把彭的两封信拿到全会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充满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指责彭的上书，在国际上配合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反华活动，在国内利用国家暂时困难向党进攻；并翻揭彭的历史，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既同高饶结盟过，又同王明勾结过；甚至把他说成是现代的张邦昌，石敬塘……

毛泽东如此答复，反倒使彭德怀清醒起来。前次七千人大会对他的诬陷，曾使他暴跳如雷；此次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加倍诬陷，却未使他再次大怒。彭已不指望这位党主席会讲公道了，更不指望那个奉毛如神明的党中央会主持公道了。

当年年底，他又第三次上书，再度反驳各种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辞。只是他此次上书已不抱平反希望，仅为表态而已，即表明他老彭仍是不服：上次开会栽赃，我起而反驳；此次开会栽赃，我再起而反驳；你们只要造谣中伤，我就有话要说。

毛的中央此次没有回应彭的上书，彭也就不再去写他的申辩信了，而努力去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在那座由中央指定居住的据传曾是明末叛将吴三桂私宅的吴家花圈中，彭安然度日，孤灯读书，只身耕种。

读书使他把自己不再比做“张飞”，而是比做“于谦”，即不仅以“勇”而且加之以“冤”来自注人生，同时也暗以无道的“明英宗”来讽喻紫禁城里的那位新主子。

耕种使他重操祖业，使他再次认识到最适合自己干的事，除了做将军外，就是当老农了。

八届十中全会批“翻案风”，除批彭德怀外，还批小说《刘志丹》，斥之为高岗翻案，并以此为发端批出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亦称“西北反党集团”)。

习仲勋与刘志丹、高岗等，同为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陕北苏区的领导人。他们都曾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尤其刘志丹家喻户晓，以至有“只知刘志丹不识毛泽东”的说法。1936年刘志丹意外死亡，曾在陕北人民中引起震动与悲恸，老百姓自发送葬队伍绵延数里。

这些陕北老同志也是北上三大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馀部的收容者。没有他们创建的根据地，就很难有毛泽东等疲奔二万五千里路后的落脚点，很难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很难有“枣园窑洞”的灯光。

到了六二年后，这些创建陕北苏区的老同志们，除了死于战争者外，大都被他们自己的党整倒了，一部分随“高岗集团”被整下去，一部分随“习仲勋集团”被整下去。

毛泽东批“翻案风”，也批到邓小平身上，指责他在主持甑别平反工作时大刮平反之风：

“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份错了部份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12)

毛此时虽未把邓当作政敌来批判，但已对他表示不满。毛邓反目初见端倪。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既对日前他所受到的挑战作出严厉反击，狠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又对日后他所要做的事情作出重要部署，提出一条政治路线，要求执政党大抓阶级斗争。老人家又处在亢奋中了。

注解：

(1)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8.9)》，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6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12─913页。

(3)邓子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06─114页.

(4)引自：同(2)，第345页。

(5)引自：同(2)，第1088─1089页。

(6)引自：同(2)，第1088页。

(7)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79页。

(8)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97页。

(9)引自《彭德怀传》，第682页。

(10)引自：同(9)，第683─684页。

(11)引自：同(2)，第1092─1094页。

(12)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1页。



【34】

1962年，执政者毛泽东在其一低头与其一昂首之间，完成了他由主要搞经济建设向主要搞政治斗争的转折、由据以守势地位向据以攻势地位的转折。

其低头，显示了他从经济战线上被迫退却的态势。他此后除了喊喊像“抓革命、促生产”这类大而化之的口号外，再也没有于这方面做出什么实质性工作来。

其昂首，显示了他在政治战线上主动进击的态势。他很快就搞起一场场政治运动，以清洗一批批政敌。

这同时，预示着他身上原有的政治职业病将迅速恶化的趋势：

他的“政治被迫害狂想症”将继续加重，将使他把由自己直接领衔的中共决策圈中的许多人都怀疑为蓄谋反对自己的人，并把他们都至少整治了一遍；

他的“政治多动症”将继续恶化，将使他治理起国家来就像顽童摆弄玩具一样，拆了再装，装了再拆，一直摆弄到拆了再也装不起来为止。他搞了一场又一场运动，搞到“文化大革命”时就搞得收不了场了，就搞得其党其国面目全非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出这种由“低头”到“昂首”的转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执政趋向从搞经济建设上转移到搞政治斗争上？

前文已就此问题作过一些回答（参见本书第13节）：

其一，他之所以要从经济上退却，一是缘于客观情势所迫，即老人家闯的祸太大而自知难卸其责；二是出自主观心理需求，即老人家需要有一个自我心理调整时期。

其二，他之所以要在政治上进击，一从性格上看，毛是一个极有表现欲的政治家，总想另搞一套来抢别人的“戏”；二从策略上看，毛又是一个擅长于游击战的政治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经济优势，我打我的政治优势。

显然，这些回答对于毛何以作出1962年“转折”这一重大问题来说是不够的。为此，本篇还将从毛的执政方式特点和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内涵这两个角度来进一步回答上述问题。

毛泽东的执政方式有这样两个特点：

其一，总以非专业化的方式来实行行业领导；

其二，总以非规范化的方式来从事政治斗争。

1962年前后，毛执政方式上的这两个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执政党内出现的“条例化”施政倾向的规避中。

1961年─1962年间，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条例年”。当时，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制定“条例”。

农业方面，制定了《农村六十条》。1960年底，邓子恢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共66条。1961年3月，毛泽东以上述条例为基础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始称《农村六十条》。同年6月，毛主持修改《草案》，拟出《修正草案》。1962年6、7月间和8、9月间，毛又两度主持修改《修正草案》，并提交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

工业方面，制定了《工业七十条》。1961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薄一波汇报时，表示要搞一个涉及工业各项政策的文件。6月12日，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六十条》同时，指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1)。6月17日，中央书记处正式提出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任务，并指定薄一波主持起草工作。8月11日─14日，中央书记处修改并通过条例稿，共70条。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手工业方面，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于1961年6月19日颁发。

商业方面，制定了《商业四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于1961年6月19日颁发。

科学研究方面，制定了《科研十四条》。1961年6月，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共同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6月20日，聂荣臻将此《草案》报送中央书记处，同时呈递由他署名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两个文件，并指出“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份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2)

教育方面，制定了《高教六十条》。1961年上半年，教育部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并报中央书记处。8月，陆定一主持修改这一条例草案，定稿为10章60条。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该条例在教育部直属院校讨论试行。此后，中共中央还批发《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文学艺术方面，制定了《文艺八条》。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起草了文艺工作条例草案，共10条。8月1日，中宣部将草案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后由陆定一主持修改草案，压缩为八条。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其它行业方面，也制定了诸如《林业十八条》、《电影业三十二条》等工作条例。

执政党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地制定“条例”，直接起因于当时国内形势。五八年后，毛泽东跑到前台来指挥一切，插手各行各业工作。可是，此公做起这些事来，不讲章法却好大干一气：动不动就“大办”，这里“大办钢铁”，那里“大办水利”……；动不动就“刮风”，今天刮“共产风”，明日刮“浮夸风”……。结果将各行各业搞得混乱不堪。执政党若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为这些行业制定出一系列具有硬性约束力的规定和条例，以使其行业行为有序。

这种有序有两方面功用：

一是体现在人与物关系上，能够带来效率，不去做或少去做无用的功；

二是体现在人与人关系上，能够带来公平，不认可或少认可例外的人。

这种有序也有两个特点：

一是专业化，即要求分工更为细致，技能更加专精；

二是规范化，即要求规则更为明晰，运作更有章法。

然而，行业条例所具有的这两个特点直接与毛执政方式上的那两个特点相冲突：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相冲突，规范化与非规范化相冲突。因此，这些条例很难容于毛的治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条例多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多被说成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管卡压”。尽管毛本人曾亲自批准过这些条例，甚至曾亲自参与制定过其中一些条例。

在科技和教育等条例中，都十分突出地提到所谓“红与专”关系问题，即无产阶级政治方向与具体部门专业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明确反对用“红”来压制“专”乃至代替“专”，反对搞“空头政治”，都要求把政治工作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能过多影响专业工作。

显然，这种提法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当时那些本是缺乏特定专业技能却硬要向特定专业部门指手划脚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家们─其间最有代表性者莫过于毛泽东主席了。

老人家虽然读了许多方面的书籍，但未必是这许多方面的专家，如他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承认的那样，不大懂工业，不大懂商业，只是懂一些农业，但也懂得不多。他说的是谦词，也是实话。在社会分工已很发达的今天，他毛泽东可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如是搞“阶级斗争”的专家、是整治人的专家，但不可能是所有方面的专家，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有专业化建树。然而，老人家总想领导一切；总想对各行各业发号施令，或指导它们应该这样做，或指责它们不该那样做。

这是个矛盾：不是所有行业的专家，却又想在所有行业中享有充份的发言权。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毛泽东扬长避短：不去大讲专业化的东西，这是其知之不多的地方；而去大讲“政治”，这是其能说上许多话的方面。于是，在其治下有了所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说法，有了所谓“批白专道路”、“拔白旗”的行径。

这种“扬长避短”，可以说是一种“抢戏”行为，即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前文提到的中共中央曾于1962年夏秋间接连召开的那三个会议，原本是想开成工作会议，主要解决农业、商业、工业、计划等方面的工作问题，故安排各行业领导作主题报告，谈他们本职工作。不过，毛泽东在会议开后不久，便频频发言，“讲政治”，讲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结果硬是把行业工作会议开成了政治动员会议，开成了政治家毛泽东唱主角的会议。

如当事人薄一波所言：“实际上，由于毛主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从8月6日起，会上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三风”，只用了很少时间研究和讨论工作问题。”(3)

尽管毛本人仍在口头上强调：不要让阶级斗争影响我们的工作。(4)

注解：

(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53页。

(2)《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1961.7.19）》；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第499─500页。

(3)引自：同(1)，第1072页。

(4)毛泽东《在八届十中会上的讲话（1962.9.24）》，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1─42页。



【35】

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人们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展手脚的方面发展。那么，毛在这一方面是如何伸展手脚的呢？

一般说来，人们搞政治有两种搞法：

其一，讲究规范的搞法，可称之为博弈式搞法；

其二，不讲规范的搞法，可称之为谋略式搞法。

按吴稼祥先生的说法(1)，在博弈相争中，参与各方都必须按一定规则角逐；在谋略相争中，参与各方则不必按一定规则角逐。

搏弈是一种有前定契约关系的竞争。其间的契约关系具有明晰性和强制性。其间的竞争各方都能清楚地知道契约内容，并都得严格地依照契约行事，否则，被判违约而遭受处罚。

在谋略相争中，没有前定契约关系，没有已获各方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竞争各方除了“维护自己、击败敌手”这一条外，很难再找到大家都认可的东西了。竞争各方都按照只有自己清楚且只合自己意愿的方式进行角逐。谋略相争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既缺乏透明度又缺乏制约力的角逐，其极端者可以说是一种不择手段的角逐。一般说来，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角逐是博弈的。角逐各方都须依法行事，而这个法是公之于天下的，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施行的。另外，角逐各方还须接受社会舆论监督，致使政治家们成为生活在“玻璃房子”中的人，其言行举止多在众目睽睽之下。

尼克松可以公开地且声情并茂地攻击对手，但不可以背地里去窃听对手，尤其不可以在事情败露后继续欺骗公众。他虽贵为总统，但只要违反了游戏规则，拂逆了民众意愿，就得下台他去，成了博弈中因犯规而被罚出局的人。

尼克松也可以说是记者把他搞下台的，是记者把他从黑幕里一下子拖到“玻璃房子”中，以让国人饱览他那身黑衣黑裤走夜路的行装以及那副鬼鬼祟祟做夜活的神情。记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在于现代民主制度赋予他们能够公开报道公共事务的权利。

也可以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应有之义，就是要把它的谋略政治转变为博弈政治，即把大幕覆盖之下的政治运作方式转变为众目睽睽之下的政治运作方式。戈尔巴乔夫在其“公开化”运动中正是作了这样一种努力。他的这一努力，对于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尚可讨论；但对于前苏联黑幕政治的瓦解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角逐，有博弈的，有谋略的。

在封建王朝昌明时期，法规较严明，君主也较贤达，这就为当时出现的政治角逐，既提供较好的规则，又提供较好的裁判，故而使之具有较多的博弈性质。

到了封建王朝没落时期，法纪趋于松驰，君权也趋于昏弱，故使得各个政治集团难以按照博弈方式进行角逐。他们大都不是依循各方都应遵守的规则来行事，而是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他们已不指望有一个公正的权威来仲裁彼此间的纷争，只求助实力来决定一切。因此，他们间的角逐是十分狡诈的，也是十分残酷的。例如，东汉末年宦官、外戚、官僚三大集团间的争斗，以及唐朝后期南司与北司两大集团间的争斗，均具有这种黑幕性质和这种血腥性质。

若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中，谋略性角逐要多于博弈性角逐。这除了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明君甚少而庸君昏君比比皆是外，还因为中国封建王朝中的党争往往具有无限责任的性质。

此处“无限责任”说法是反借“有限责任”这一经济法术语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某一有限责任公司一旦破产，其产权所有者损失掉的东西仅限于他已投入到该公司里的资产，而不殃及他在其它方面的资产。这好比在一场赌局中，输家输掉的东西仅是桌面上的注资，或仅是口袋里的现钱。

然而，在中国旧时党争中，输家输掉的往往不只是已经拿出来的东西或口袋里装着的东西，还有自己整个人，甚至还连带上许多亲友，一损俱损。他们或被贬谪，或被砍脑袋，或被株连九族殃及门生故旧。

为了避免承受这种难以承受的失败，中国旧时党争的参与者们就有可能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即不受任何规则约束，不行博弈之道。

传统政治角逐的这种非规范性质或谋略性质，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特殊形态─战争上。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这种手段“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2)

中国老子也曾有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3)。老子所说的“奇”，也可看作一种非规范的谋略方式，一种能使敌方感到变幻莫测故而无所适从的谋略方式。昌明的政治最讲法正刑典，成功的战略则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孙子则说得更明晰：“兵者，诡道也”；“故兵以诈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4)

不过，战争并不全是非规范的，而是有奇有正的。就对敌用兵来说讲出奇制胜，但就对内治军来说讲军规森严，以至可以说在所有行业中就数军事行业的条例最多、最严格。若有违反军规者，轻则受罚，重则丢脑袋。

鉴于以上对两种政治搞法所作的分析性界说，本文倾向于将毛泽东的施政方式归入非规范类型或谋略性类型。事实上，毛本人也曾以自嘲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他形象地把自己的施政方式比作“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就毛个人生涯来看，他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民主政治教育，却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军事知识教育，却坐上了军委主席位子；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经济理论教育，却敢于鼓动各条经济战线搞“大跃进”；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却能够决定全国所有大学是办还是不办、是这样办还是那样办……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通过自学而成为执政者的，走出了一条非常个别化的成材道路。在他的这一“自学成材”的道路上，既没有多少已定的规矩可供他依循，也没有多少铁定的章法能使他就范。

再就毛进行政治角逐的方式来看，更能看出其间的非规?性质，看出他主要不是按博弈方式而是按谋略方式来整治对手的。建国前，毛泽东主要同党外政敌角逐，辅之以同党内异己角逐。

前者搞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自是采取那种不择手段以致敌于死地的方式或说是谋略方式。

后者争的是按你的主张办还是按我的主张办，属革命党内的决策之争、权力之争，从道理上说应采取按规则行事的方式或说是博弈方式，但实际情况不全然如此，而要视毛的权威达到何种程度而定。

当由别人来制定规则时，毛大致能做到进退有节。他好提意见、好揽权，但在其意见被多数人否决时，在其职权被组织上削减时，基本上能服从组织决定，甚至能服从组织上做出的错误决定。

当由自己来制定规则时，毛就逐渐显露出以我划线、任人为亲的施政作风来。他主政江西苏区时就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如重用象李韶九那种顺从自己但品质恶劣的人，以致酿成“富田事变”。(5)他主持延安整风运动时又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又重用那种顺从自己但品质不良的人，以致造成审干工作扩大化错误。

许多中共文献都把“延安整风运动”说成是解决党内矛盾方式的典范，说它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讲按党的组织原则行事。实际上，这一运动是有重大缺陷的，从中，既可看出十馀年前“打ＡＢ团”的一些遗风，也可看出十馀年后“反右倾”的一些征兆。

在运动中，一些从事审干工作的人采用逼、供、信手段，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竟在一年内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致使有些单位的“特务”数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整人最为积极者，也是毛泽东很为信任者，当数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他创意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半个月内就挖出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6)

虽然大多数蒙冤者后来得到甄别平反，毛泽东本人也三临中央党校（1944.5，1944.10，1945.2）向同志们道歉(7)，但这个运动毕竟伤害了许多人，并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显严重。

如今一些文献谈到延安整风中的过火问题时，多将责任归于康生。可是，康生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是为毛十分信赖的。并且，这种过火问题就发生在毛的身边，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虽然康生直接抓的“抢救运动”只搞了十几天，但审干过程中的“左倾做法”持续了一整年。又大又猛的火烧的时间很短，可不大不小的火烧的时间很长。显然，毛是充份知晓并欣然允准烧这后一种火的。

延安审干最终搞成了“捉放曹”：康某捉，毛公放；康某惩前毖后，毛公治病救人。如此先夺后予，受之者自是记恨前者，感恩后者。许多年后，一些中共老人谈起延安整风便骂康生阴毒，并感叹主席宽大为怀。可是他们的主席并不记恨康生，并对之重用有加数十年，使之成了中共大员中几乎是唯一能够安然老死于毛身旁的人。

另外，康生之所以能够如此大张旗鼓地整人，除了与深获毛的信任有关外，也与得到其它中共大员的协助分不开。甚至在一些场合，康也仅仅是协助其它中共大员行事而己。

当时，康生在中共高层中既非数一数二人物，也非数三数四数五人物，其权力作为应是很有限的。如今，由于此人已被他的党彻底否定了，于是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坏事，当初或全是他干的或不全是他干的、或是以他为主干的或不是以他为主干的，现在都被说成或全是他干的或是以他为主干的。

建国后，毛泽东做了十年国家主席，曾一度大抓国家经济建设，但最终以“大跃进”失败告终。他到处奔波，显得比所有人都忙，结果却未能使他的人民看到繁荣富强的景象，相反倒使他们感到饥肠辘辘的煎熬。

问题还没有结束。毛泽东搞“大跃进”的失败，是政治家搞经济的失败，故其后果不仅涉及经济，还会反馈政治，还将影响这位政治家的政治处境与政治抉择：

其一，他的政治权威将受到挑战。

当“大跃进”刚显败象时，毛就受到彭德怀将军的挑战。例如，彭在庐山说过一句很重的话：老毛搞经济不象搞政治“那样得心应手”。即是说，此公搞政治还行搞经济就不成了。此前召开的中共“八大”已做出决议：执政党今后的工作重心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经济。若将彭的话与“八大”决议联系起来看，即暗示毛已不能胜任工作重心转移后的执政党的领导角色了。

又当“大跃进”完全失败后，毛则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制衡。比如，他这位“和尚打伞”式的政治家，已不得不开始面对许许多多“条例”了。

其二，为回应上述挑战，他将再次搞起他的政治斗争，再次发挥他的政治专长。

不过，此次搞的政治斗争与以往搞的政治斗争有很大的不同：以往主要是同党外阶级敌人角逐，双方都杀红了眼；此次主要是同党内不同意见者发生分歧，双方都是老战友、都曾生死与共过。

按常理说，前者是敌我冲突，属你死我活之争，故而斗起来就不择手段了；后者为党内分歧，属我长你短之争，故而吵起来应按规矩行事，即使吵得过火了，也应不出太大的格。

可是，毛泽东没有作出这种区别。对于这位好斗的政治家来说，任何自觉或不自觉阻碍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敢于站出来向他挑战的人，都是他必欲打倒的人，都是他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予以处置的人。

当他发现自己在五九年和六二年所受到的制约都来自执政党内时，便宣布这个党里面也有阶级斗争，也有许多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并强调这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比那些党外的阶级敌人更狡猾、更凶恶、更有危害性。

又当他把党内不同意见者宣布为阶级敌人时，便意味着他在与这些人冲突中，可以采取任何斗争方式，其中包括许多非规范的斗争方式。因为，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是很难讲什么博弈规则的，何况挑起这场搏斗的人本来就是一个好于谋略的政治家、一个熟读二十四史长于诡诈之道的政治家。

这不禁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中的那句最为恐怖的话，即宣布某某人或某某党不受法律保护。当时，在作了这种宣布后，人们就可以对这某某人或这某某党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或实行囚禁、或动以酷刑，或送上高高的断头台，甚至不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最初，革命者宣布叛乱的僧侣和贵族不受法律保护。不久，革命者内部又自相残杀起来：先是孔多塞等吉伦特党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继是丹东等山岳党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最后则是罗伯斯比尔等雅各布布宾俱乐部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像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雄辩家，曾经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最为感人的论证，最终却不能为自己做出任何方式的辩护。因为，革命的法庭不允许革命的敌人享有这一权利。丹东被以不尊重法律的名义剥夺了辩护权，罗伯斯比尔则被以更富有戏剧性的形式剥夺了辩护权。

1794年热月9日，罗伯斯比尔出席国民公会，但被与会者屡屡用“打倒暴政者”的口号声剥夺了发言权。在绝望中，他向议长喊道：“杀人凶手的议长，你能不能最后让我发一次言？”在被拒绝后，他又向听众喊道：“纯洁的人们，有道德的人们，我就靠你们了，杀人凶手们不准我发言，你们准许我发言吧。”在被又一次拒绝后，他口吐白沫，颓然坐下，欲言又止地听任大会做出逮捕他和其同党的决定。当晚，巴黎发生暴乱，随即被平息。第二天黄昏，革命　

法庭将雅各布布宾派的领袖们送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人头落下时，人们为之鼓掌达数分钟之久。(8)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前不久，罗伯斯比尔的同党库东提出一项法案，其中有这样一条：“法律决不准许阴谋分子有辩护人”。(9)时隔数月，该项法案的提议者本人以及附议者罗伯斯比尔，就是按这条法律被审判的。剥夺者也被剥夺。

类似事情也发生在中国。1967年夏中南海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拉上批斗会，被强按着头作弯腰状达数小时，其间不断遭到谩骂、扭打，蒙受种种羞辱。会后，他于愤怒中一手扶着桌子站立，一手拿着宪法抗议：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10)

可是他不明白，他已被这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以及“革命群众”认定是最大的“走资派”，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故而是可以用一切手段予以打击的人，即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此时却要去寻求法律保护，无异是缘木求鱼，至于他还以这戴罪之身去捍卫这个法律，就更是不得要领了。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头来竟弄不清楚曾由其本人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究竟有何种权威，弄不清楚在它的条文形式与它的实际行使之间究竟有多大距离。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共和国的悲剧。

鉴于“大跃进”无序且无效的教训，执政党在1961年至1962年间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条例，以使各项工作走上专业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并使本党主席所实行的那种非专业化和非规?化的执政方式受到相应的制约。毛泽东若要继续抓国家常务性工作、抓经济建设，就必须面对这些条例、就应该按其要求行事。

显然，这种条例化倾向不合毛的意，不能为他所容。可是，他也不能直接否定这些条例，因为它们或曾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或曾是由他亲笔签署生效的。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实际上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老人家已另辟蹊径了。

1962年，毛泽东完成了他的施政重心的转移：将他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抓经济建设、抓已订有各种条例的具体行业工作，而是用于抓政治、抓阶级斗争；并通过抓这种领导一切的政治工作以抵制那种行业工作中的专业化倾向，通过抓这种不择手段的阶级斗争以抵制那种政务工作中的规范化倾向。

老人家是很看好《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的。他自己何尝不也是一个孙行者式的政治家，何尝不也是在那儿一会儿翻筋斗，一会儿变身法，闹个不停，直闹得他那些盟兄弟们不胜其烦。于是，大家齐心协力在他正翻腾蹦跃的山上打了许多桩，围了许多栏，好让他进出有规，举止有矩。可到末了，这位孙行者一个筋斗，便从这座四处是桩是栏的经济建设之山上，翻跃到了那座难以打桩围栏──即使打了围了也能轻易地拔了扯了──的阶级斗争之山上，并转过身来把那些想羁绊他的盟兄弟们收拾一番。

老人家曾有些看不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后者的缺陷不仅在于它后来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且在于它本身搞出了教条主义、搞出了许多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死板僵硬，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故而是中国人在搞自己的社会主义时应予以防止的东西。五十年代后期，虽然中苏关系还没有公开破裂，但毛的党已在军事教育中大批“教条主义”，已在“大跃进”中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里所要批的“教条主义”以及所要破的“迷信”，大多指“苏联老大哥”搞的那一套繁琐程序。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有它的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有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搞出的是一个条条框框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搞出的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

前者虽也有过肃反扩大化等问题，但总体上是有秩序的，有时也是有效率的，以至达到过世界第二强国的位置。后者虽也有过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但总体上是缺乏秩序的，同时也是缺乏效率的，以致濒临过崩溃的边缘。

不过，坏事与好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由于它自成体系已久，有着高度的自我约束性，有着许多难以舍弃的贵重物品，故而改革起来阻力较多。它是浑身负重而趑趄前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则由于它本来就没有多少十分严整的规章制度，没有多少值得牵挂的上好东西，故而改革起来容易得多。它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而跑步上路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人曾把毛泽东的那一套搞法戏称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它比其它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大城市里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或三者兼而有之的马克思主义如王明的马克思主义──要高明得多。

平心而论，这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有长处也有短处。

其长处在于它能走十分难走的路，甚至能走先前没有路的路，有时还能手脚并用地爬上那高高的悬崖峭壁。

其短处在于它真要到了一马平川处却不知如何走是好，真要上了现代公路后却不懂交通规则，也不想学习交通规则，并厌恶乃至拒绝遵守交通规则。

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总想开社会主义快车，并且总想不看红绿灯地开社会主义快车，结果只能将他的这辆快车变成一堆废铁扔在半道上。

总之，毛泽东这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成就于山间小路，却不能凯歌于平川大道；能够在无序中谋略克敌，却不能在规范中博弈取胜。

注解：

(1)吴稼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第一章，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

(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译本，第43、26页。

(3)《老子》第五十七章。

(4)《孙子》第一、七、六、五篇。

(5)引自李锐《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我认识的黄克诚》，载《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6)(7)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78、280页。

(8)参见米涅《法国革命史》第九章，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第230─254页。

(9)参见：同(8)，第236页。

(10)引自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36】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很有理论嗜好的政治家，不论做大事还是做小事，总要为自己找出几分理来；并且，不论讲大道理还是讲小道理，也总能使一些听众听起来像是有那么回事。1962年，他在做出由主要搞经济转为主要搞政治这一重大决策时，也讲出了他的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集中体现在由他亲自审定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一段话里：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份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1)

这段话后来被确认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被认作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不过，这个“重大发展”，最终把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整个国家都发展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

关于这一理论，人们已作了种种批判，就连执政党自己也在“文革”后予以彻底否定(2)。对于这些批判，笔者有的赞成，有的不尽赞成。

与“彻底否定”论不同，本书认为，在这个非常错误的理论中，也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东西：或反映了新中国史上的某些真实的情况，或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某些合乎逻辑的思想过程。毛毕竟是一个有一定观察力的人，不可能完全看不到客观事实；同时，他又是一个有一定判断力的人，不可能将自己看到的某些事实以完全颠倒的方式连接起来。借用毛的俄国老师列宁批判唯心主义的话说：他所创制的这个理论不是“纯粹的胡说”，而是抓住了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真实的片断”，只是将其夸大了而已。(3)

比如，老人家在他的这一理论中告诫他的老百姓：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共产党国家转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

他的这种讲法不能说毫无道理，甚至可以说讲得不够。当时毛讲的还只是可能性，如今这种可能性已变成现实性。如果可以从经济上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走上或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又如，毛告诫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部份小生产者有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他的这种讲法也是讲得不够。当时他估算这种人“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几”，如今看来则要反过来说，即这种人以外的人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几。在现时中国大陆上，农村中的庄稼汉大都在种自家的田地，城镇中的个体户则大都在摆自家的摊子，至于国家单位里的许多人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占着公家的位子，谋着自家的好处。

再如，毛特别指出，党外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他的这种讲法更是讲得不够。就搞“资本主义”而言，当时他说，党外影响党内；如今则是，不仅党外影响党内，而且党内积极引导党外。

在所谓“发家致富”（发自己家致个人富）上，许多共产党干部已经走到了群众的前面，带头干起了他们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计不让他们干的事，并最终当成了他们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计不许他们当的“走资派”。

只是其中一部份人，走得太快，干得太火，以致于干到了另一个极端上。过去，他们打地主，斗资本家，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竟比当年的一百个地主还要富，竟比当年的五十个资本家还要阔。

有这样一些家族：祖辈原是乡间小地主，父辈则为党内老干部，子孙辈成了国中大富豪。其父辈出身富家，即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后来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出身入死，最后做了“高干”。其子女承蒙荫庇，化公为私，遂成富豪。于是乎，这些家族走出了一条“曲线发家致富”的道路。

历史跟这些家族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也跟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并承受巨大牺牲来支持中共革命的老百姓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只是后者笑不出声来。

因此，毛泽东在1962年开会时的担心，不能完全说是杞人忧天。他当初所忧虑的那个天，如今真的塌下来，或正要塌下来。

同理，老人家在1976年临走时的担心，也不能完全说是庸人自扰。他当初最担心的那个人，也是他在历史上曾像炕烧饼一样翻过来复过去地加以关照的那个人，后来真的把他曾精心炮制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修正了，乃至否定了，并真的把他曾苦心经营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给改变颜色了，改变成红（政权）、黄（金钱）、黑（权钱交易）多彩颜色了。

注解：

(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1962.9.27）；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66页。

(2)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55─766页。

(3)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1─412页。



【37】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抓住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作出了一些并非完全虚妄的预期，但总体上是错误的。

就这个理论自身内容来看，其不真实的东西比其真实的东西，要更为基本些，更具有全局性些。

毛泽东将其执政时代定性为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定性是不真实的，这个“过渡时期”的起始点和归宿点都有很大问题：

此起始点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是不确实的；

此归宿点被定性为“共产主义”，也是不确定的，至少在毛本人那里是不确定的。

毛的新中国，用毛自己的话说，是从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转变过来的，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发展而来的。所谓“半殖民地”，指的是旧中国的外部关系性质；所谓“半封建”，指的是旧中国的内部关系性质。依此说法，旧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属封建主义范畴。

旧中国也有过资本主义的东西，有过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有过资本主义的证券市场，甚至有过帝国主义的“十里洋场”。当时上海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已相当高，已在许多方面位居亚洲前列。不过，就当时整个国家状况来看，资本主义还不占主导地位，还处在封建主义包围中。

毛自己就曾对旧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作过一个分析(1)：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份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份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份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仅旧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的、是封建主义的，而且旧中国的政治尤其是党派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带有封建性成分。

首先，就党员的阶级出身来看，两党的许多成员都属于旧时代的人，都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

国民党中曾有许多封建地主。他们自是竭力反对“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而使其自身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由于这些人大量存在，使得国民党不能将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迅速完成，与此相应，也就不能将其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迅速明朗化。

国民党这一历史任务一直被推迟到它败退台湾后才得以完成。此时台湾，掌权者多是无地的外省人，有地者则多是无权的本地人，故而搞起分田的事来就容易得多了。许多从大陆逃难来的党国官吏，已从有地者变为无地者，已与“平均地权”没有利害冲突了。更何况平均本地人的地权，还能给他们这些外省人带来或多或少的好处。这就使得他们把自己曾竭力反对过的事情变成了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必须指出，他们的平均地权是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的，故少有血腥味。

似乎可以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并将其驱逐到台湾，反倒成全了国民党，促使它在此宝岛上励精图治，终得完成其“先总理”孙中山的许多革命遗愿。

与国民党相对应，共产党绝大多数成员来自农民。旧中国农民大多挣扎在社会底层，生活困苦，处境艰难，故很容易受到政治鼓动而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并附诸实践，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成为由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然而，这些农民与那些地主，虽处在不同社会层面上，但都同处于封建关系中，同属于将要被现代社会发展所扬弃的旧时代阶级。他们身上仍保留着愚昧、狭隘、保守等旧时代印记，并使他们所打下的江山也带上了这些旧时代印记。

其次，就领袖的权力地位来看，两党的第一执政，无论是蒋总裁还是毛主席，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于旧时封建宗法团体中的“龙头大哥”或“掌门人”。

蒋毛两人在各自党内，都享有绝对权威。他们可以任意支配全党，全党则不能有效制衡他们。他们都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这边是“最高指示”，那边是“总裁训谕”。任何想违逆他们意旨的人，都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家法惩处。

两人都享有终身权力。1974年，蒋公在台北荣民总院第六病室里谢世时，身上仍挂着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两年后，毛公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病房中故去时，身上也挂着共产党主席的职务。

两人都坐着铁打交椅，无论对党有功还是对党有过，都不影响他们在党内的权力地位。蒋公1931年丢掉了东北，仍能做他的委员长；1949年丢掉了整个大陆，又仍能做他的党总裁。毛公1960年饿死了几千万人，继续做他的党主席；1966年后搞乱了全党、全军、全国，又继续做他的伟大领袖。

两人都在党内搞个人迷信。那边的人见到蒋总裁，便是立正，便是满脸谦恭相。这边的人见了毛主席，或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或是兴奋得只会喊“万岁”。平心而论，毛在这方面的作为比起蒋来要成功得多。蒋在其党内只赢得部份派系对他的忠心，毛在其党内则赢得五湖四海者对他的崇拜，尽管毛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整得苦不堪言。

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荒诞现象：在现代中国党派政治史上，毛泽东可以说最爱整自家党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整了数以百万计的自家党人；但又可以说最受自家党人尊崇，生前执政二十七年间“万岁”声不绝于耳，死后冥诞一百周年时歌功颂德声甚嚣尘上。

曾有许多中共党人，即使被毛发动的政治运动整得死去活来，也不改对毛本人的赤胆忠心。他们蒙冤受屈，不仅不抱怨毛，反而替他开脱，说自己挨整，是党内坏人干的，与主席无关，主席仍是伟大的。

例如，在邓拓身上就表现出这种崇毛情结。邓是中共一位很有才气且很有骨气的知识份子型干部，三十年代加入中共，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人民日报》社长、北京市委副书记。他1966年在“三家村”案中被揪出来，受到狂轰滥炸式的批判，以致深感绝望而自尽。他临终前还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侯，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2)

毛之所以能被其党人迷信到如此程度，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延安整风运动”。

在中共党史上，四十年代“整风运动”是一件大事，既清算了党历次的错误路线，也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前者意义比较清晰，也比较积极，其后果直接体现在四十年代后期那场摧枯拉朽般的战争中。后者意义就比较复杂了，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概略地说，有利于中共打江山，不利于中共坐江山。

中共打江山时拉起来的是一支来自三山五岳的队伍，其间山头众多、派系林立，故需要有一个能够超乎这一切之上的领袖，既能从组织形式上领衔全党全军，也能从指挥才能上驾驭全党全军，又能从精神信仰上鼓舞全党全军。

当时最具有可能性的人选便是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则把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整风”，一方面整服了一个个山大王─百份之九十者都老老实实做了检查，甚至做了违心检查；另一方面整出了一个鹤立鸡群的绝对权威者─毛泽东主席，其思想被写进了《党章》里，其耳边也响起了“万岁”声。于是，《东方红》唱起来了，唱遍了陕北，唱红了中国。

这是一个讽刺。这个名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最初唱的是一曲《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其后又加唱一曲《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

对于这种前后颠倒、自相矛盾的唱法，人们已作过种种批评。本文仅指出一点，指出它也有一些合理处，即合乎中国的国情，至少合乎中共的党情、军情。

毛泽东常告诫其党人，务必“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3)上述两首歌的二重唱，恰好体现了这种“结合”。正像两首歌的歌名所表明的那样：前者唱的是“国际”的事，可看作“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后者唱的是“东方”的事，可看作“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共党人光唱前一个歌不行，光讲马列主义大道理是要被砍脑袋的。他们最初高唱的“国际歌”，几乎成了“就义歌”─中共知识份子型的革命先烈被绑赴刑场时必唱之歌。

中共党人除了唱《国际歌》外，还要唱一个歌、一个能反映中国革命实情的歌─《东方红》。因为，唱着它，首先能够打动中共各个山头的人的心，他们早就希望有一个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进而把他们统领起来的大家长；其次能够打动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心，他们早就需要有一个能够代替旧时皇上的人，需要有一颗能够照得他们心里暖融融的红太阳。许多年前，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就对农民这一心理特点作过分析了。(4)事实上，也正是中国农民首先唱出了这首歌。(5)

不管怎么说，中共自打唱起《东方红》后，就在其打江山过程中没有吃过什么大亏。与早先《国际歌》成了“就义歌”不同，《东方红》成了“喜庆歌”，成了喜庆新中国太阳升起的歌。

关于“延安整风”树毛绝对权威的不利方面，主要是在中共坐江山后表现出来的。

打江山搞暴力斗争，需要有独断权威。如拿破仑所说，他宁愿将一团人马交给一个傻瓜独自统领，也不愿将这团人马交给几个聪明人协商指挥。可是，坐江山搞和平建设，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世界民主大潮背景下搞和平建设，就不能再搞这种军事首长制，不能再要这种个人绝对权威。

实际上，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做了一定努力。他们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淡化毛泽东个人色彩，并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七大”修改的《党章》中抹掉，试图收回这个党曾过度奉献给毛的一部份权威。

这谈何容易。他们一旦把绝对权威赋予像毛这样极富权欲的人，就不要再指望能把它从后者那里收回来。此后，毛的绝对权威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尽管这个党里的一些人士仍作了限制它的努力。这很是讽刺。毛正是凭借这个党曾经赋予他的绝对权威，来反对这个党如今又要限制他的绝对权威。在这类冲突中，前者总是胜方。

尤其到了“文革”时，毛的绝对权威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再度扩张。他在被尊称“伟大领袖”之外，又被加上“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头衔。

《东方红》不仅在地面上唱，而且到太空中唱。(6)

唱了《东方红》还不够，还要加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7)

结果，这个“伟大舵手”把他“亲手缔造”的党、把他“雨露滋润”的国家，驾驶到那一片看不见任何航标的茫茫大海中。

再次，在权力的传承方式上，国共两党也都搞出了一些封建性东西。

蒋先生直接搞了党国权力“嫡长子继承制”，搞出“父子总裁”、“父子总统”。

尽管经国先生颇为争气，在其任上逐步开放党禁，开放言论，做了其父做不了的事，但子承父位这件事，无论怎样洗涮，也洗涮不净上面的污痕。这也是如今已换新貌的国民党身上的一块老疤，一块虽已愈合但仍是一眼就能瞧着的老疤。

毛先生虽没有搞蒋先生那一套，没有把最高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也难以传给自己的那个脑部受过伤的儿子，但搞了另一套，搞了“个人指定接班人”一套。

他先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定自己的权力“接班人”，后又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废掉他，一会儿选，一会儿废，搞得他自己出尔反尔，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最初，他指定刘少奇为其“接班人”，后觉得此人不合其意，便予除掉。接着，他又指定林彪为其“接班人”，后又觉得此人不合其意，并欲废去（正当他要废掉此人时，此人已记取前任教训，立即远走高飞，但忙中出乱，飞了上去却又掉了下来，跑了出去却未活了下来）。最后，他又指定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并在病榻上给后者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按过去方针办”等类似古时“遗诏”的纸条。这一次他没有再换人，也没有时间再换人了。他所选定的这个第三任“接班人”，当年就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并将他的陵墓修到了京城的正中央，使之成了千古奇观。

另外，在权力的传承方式上，还有一个附属现象，即双方都有高干亲属横行于世现象。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有孔二小姐、龙三少爷、扬子公司、以及相应的“打老虎运动”。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也有一个“三太扰国”问题。所谓“三太”，即“太子”─某些高干子女、“太太”─某些高干夫人、“太监”─某些高干秘书。这些高干亲属亲随，凭借其依附性特权而采用各种方式鲸吞国有资产，成了共和国国库里的一拨大仓鼠。

笔者有一熟人，曾在国外生活多年，读过书，做过生意，受了不少“资产阶级影响”，回国后到南方谋事，先后与一些太子辈人物打过交道。事后感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后代”与“资产阶级老板的子女”，就是不一样。后者以靠父母为耻。前者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处打着父辈旗号，拉关系，走门子，搞得不亦乐乎。换作过去的话说，后者搞的是“个人主义”，搞的是“个人奋斗”；前者则搞的是“封建家族主义”，搞的是“裙带骄横，衙内肆虐”。

毛泽东打江山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面对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8)；坐江山时，尤其是在搞经济建设失败后，则口口声声地说他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是“资本主义”，很少再谈他的新中国原本是从封建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他之所以改了口径，说到底是想搞阶级斗争。他深患政治多动症，久处和平时期，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就会感到技痒。他总要反对什么人，总要反对什么主义；并总想反出点道理来，至少不要和自己曾经标榜过的道理发生冲突。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如果一个社会处在封建主义阶段上，那么，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便是资本主义；又如果一个社会处在资本主义阶段上，那么，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便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按照这一理论，如果毛泽东坚持他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封建社会转变过来的，那么，他的国家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就不应加以消灭，而应予以发展，至少应予以存在。

按照同一理论，如果毛泽东强调他的国家是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或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中，那么，他的国家就不能再搞“资本主义”了，而应同它作斗争，以防止它“复辟”。换句话说，他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整资产阶级尤其要整党内“走资派”，就很有必要了。

可见，关于“过渡时期”起始点定位问题非常重要。按前一种定位，毛泽东就不能大搞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资产阶级。按后一种定位，也是毛实际定位，他老人家就可以大叫大喊“狼来了”，即“资本主义”这条“狼”来了，结果吵得大家都睡不了，都爬起来和他一起去四处寻打这条烦人的“狼”。

有趣的是，老人家在世时，本来没有狼，他却三番五次地大喊“狼来了”，喊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夕数惊，紧张得不得了；可到了老人家过世后，“资本主义”这条“狼”─党内种、党外种、日本种、美国种─真的来了，大家已是见怪不怪了，来就来吧。

人们或许可以辩解，毛所说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不是1949年，而是1956年。

因为，在这两个年度之间还穿插一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无产阶级政权”对现存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把它们都改造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1949年只标志着毛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它开始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1956年则标志着毛的社会主义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它开始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后者才是毛所说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

但笔者以为，就所讨论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来说，上述时间区别不大。

因为，偌大中国不可能在七年左右时间里一下子从封建性程度很大的社会阶段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更何况在由毛当家的这七年里，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反而受到极大限制。1949年的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资本主义，1956年的中国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资本主义。

因此，毛泽东把他的“过渡时期”的起始点说成是“资本主义”，不论是在1949年意义上的，还是在1956年意义上的，都不能成立。

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发展得像模像样，但毛泽东仍像模像样地描述它，把它设定为“过渡时期”的起始点，并像模像样地同它作殊死斗争，以防止它“复辟”。

毛泽东这样做，就把自己放到一个类似堂．吉柯德所处的位置上。西班牙的堂骑士自以为是在同强敌作斗争，而实际上是在和那个大风车过不去。中国的毛主席自以为是在同可怕的资本主义作斗争，而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百姓、同志乃至曾生死与共的战友过不去。

注解: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六部分，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31─1435页。

(2)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29─630页。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同(1)，第801页。

(4)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中文版，第117─227页。

(5)《东方红》曲调属陕北信天游，歌词为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友源创作（1942年冬）。

(6)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发射上天，并在遨游太空之际不断播送《东方红》乐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这一乐曲旋律，至今仍能隐约回响在笔者的耳旁。

(7)歌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笔者曾请几个中年人背这首歌词。他们都是

先一楞，后一哼，便一字不漏地给哼出来了。

(8)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



【38】

关于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我们已指出作为它的“起始点”的资本主义是可疑的，那么，作为它的“归宿点”的共产主义又如何呢？

对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对于他曾热情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及“公共食堂”，中年以上的大陆中国人都不会太陌生，都还能记起一些事来。

他的这种“共产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乌托邦”，并且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在其入口处挂着的，当是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走进去后看到的，多是中国古色古香的东西。

毛泽东前政治秘书李锐先生对此有过一段论述(1)：毛对于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十分“驳杂”的。其中，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有欧美日本新村思想的影响，也有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后者。不论是封建士大夫的大同理想，还是封建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都在他的未来设想中占有相当大的位置。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

“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

中国空想主义传统，除了影响毛的思想外，还直接影响他的执政实践。

据李锐记述(2)，当年筹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曾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让他们参照学习，以体悟这中西合璧的意蕴。随后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亲自给《张鲁传》作注，印发与会者，让所有中央委员都来分享咱们祖上早已有了的社会大同理想，对照实践，古为今用。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说再现了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张鲁仅在汉中一隅行“五斗米道”，毛泽东则在国中处处办“人民公社”。张的“五斗米道”仅置“义舍”、“义米”、“义肉”，住房吃饭不要钱；毛树的样板徐水县人民公社则搞起了“15包”，包吃、包穿、包看病、包送葬……还包发每人两元钱。

不过，好事不长在，“五斗米道”的“义米肉”置不了多久，“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也开不了多久，甚至为时更短。徐水县人民公社的人均两元钱只发了两个月就发光了该公社的财政款，全国性“公共食堂”也只办了一年多就“大锅”变“小锅”了。

人们常常说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总喜欢画图画，画无比美好的未来图画。可是，人们若要仔细审视他画出来的那些东西，就会发现画中的许多景致，已被前人画过了。他的“理想主义”，与其说是未来主义的，勿宁说是怀旧主义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与老人家的知识结构有很大关系。在其知识储备中，关于未来的部份最为匮乏，关于现在的部份有很大片面性，关于过去的部份最为丰厚。

毛泽东关于“过去”的知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二十五史”知识，大都取之于他那几屋子的“线装书”中；二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的“毛选”中。他对这两方面知识的掌握，是大多数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关于“现在”的知识，不能说是匮乏，因为他毕竟还坐在执政党主席位子上，还要“日理万机”，还要处理许许多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故能获得大量信息；但也不能说是丰富，因为他又在执政者任上，做了许多违反常识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小孩子”一样(3)。因此，毛这方面知识存在着结构不平衡问题。

例如，他对种庄稼、打粮食的农业知之不少，但对开机器、办工厂的工业知之不多。否则不会搞出几十万座劳民伤财的“小高炉”。

即便是农业，他也只是对扶犁耕田、担水浇地的事知之不少，而对诸如土壤成份分析，光和作用研究等科学种田的事知之不多。否则不至于对亩产几万斤的“卫星田”将疑将信。

又如，他对政治斗争策略知之甚多，但对经济运行方式知之甚少；整倒了一个个政敌，却搞砸了一处处经济。在前一个方面，用彭德怀的话说，他是“得心应手”；在后一个方面，用毛自己的话说，他是“冒失鬼”(4)。

即便是政治，他也只是对自己所搞的中国政治知之甚多，而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知之甚少。这可以从他与尼克松的女婿和女儿谈话中看出。他坦率地承认，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两小盒磁带竟能把一位美国大总统整下台。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仍能就他所不懂的这件事说出一大堆话来。(5)

由于毛泽东关于“现在”知识失之平衡而关于“过去”知识十分丰厚，故使他在设想未来时，常常不能正确地使用其现代知识，却能熟练地潜运其历史知识。因此，在他所描绘出的未来图景中，现代气息不多而老式色调甚浓。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说起来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实际上倒很像是中国老农民的一种夙愿。

毛泽东坐了江山后，尤其到了晚年后，长时间埋下头去翻读一本本线装书，间或着抬起眼睛盯着前面说上一些带有预言性质的话，可话中常常流露出他刚刚读过某本老书的心得。

人们常以为，甚至毛自己也以为，他老人家总能够在大家的前面发现许多新生事物。可是，这种“发现”常常只是把人们身后的东西挪到了人们的前面。

总之，毛泽东所谓的“过渡时期”来龙不清且去脉不明，作为其起始点的“资本主义”是虚设的，作为其归宿点的“共产主义”是驳杂的。

注解:

(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0─13页。

(2)引自：同(1)。

(3)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9页。

(4)引自：同(3)，第813页。

(5)参见贾思楠编《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367页。



【39】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除了有其理论自身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其实践结果方面的问题。

就这实践结果方面来看，它所坚持的东西比它所反对的东西，更不如人意些，更有危害性些。

在毛自己看来，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他反对的只是他自以为是的“资本主义”，他坚持的也只是他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编织起来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他折腾出来的，是深深打上“毛记”烙印的。

就这两个概念原有涵义而言，毛反对的是他并不清楚的，坚持的也是他并不清楚的。他对“资本主义”不甚了解，对“社会主义”也不甚了解。

毛泽东曾被其党人推崇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又一位世界级“无产阶级伟大领袖”。

何谓“无产阶级”？按马克思观点，这个阶级最初生长于资本主义制度中，深受这个制度的迫害，了解这个制度的弊病，并最终要埋葬这个制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赋予这个阶级一个特殊的职业称号：资本主义的“掘墓人”。(1)

显然，这个“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对象，不是什么陌生人，而是一个他很熟悉的人，准确地说，是那个曾经生育过他并又虐待过他的恶母亲。

我们中国的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也立志要做一个“掘墓人”，要去埋葬“资本主义”。但问题是：这位出自东方的“掘墓人”所要埋葬的对象，是一个他不熟悉的人，是一个与他没有多少血缘关系的人。这正是他与那些出自西方的“掘墓人”大为不同的地方。

马克思一生都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其本人就是一位中产阶级成员的长子，并继承他的一部份遗产，另外还长期接受恩格斯的资助，而后者兼有无产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老板的双重身份。

毛泽东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先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继是一位农民革命的领袖；执政后，虽住进了城，但很快就将城里原本就没有长大成熟的资本主义给连根铲除了。可以说，毛很少接触资本主义，很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马克思主要是一个学者，常常坐在窗明几净的大英博物馆里博览群书。在他读过的一本又一本书中，大多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学术专着，以及资本主义政府所作的国情报告。可以说，他掌握了他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给他的有关资本主义的大量知识。

毛泽东也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除了推不掉的公务活动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挂着厚窗帘的书房里度过的。不过，与马克思不同，他读的大多是中国的书尤其是中国的老书，大多是记述我们民族过去事情的书。诚然，他也读其它方面的书，也读资本主义的书，甚至在他那个摆满线装书的客厅里接见过许多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和专家学者，并能与他们谈得海阔天空、兴致盎然；但是，他再谈也谈不出一个活生生的资本主义来，再谈也谈不清他要埋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真实面貌。

毛不仅谈不清资本主义，也谈不清社会主义。通观他在执政二十多年中对这后者所做的诠释，是很不确定的，一会儿说是这样，一会儿说是那样。听者听得不明白，说者怕也是心里没有多少底。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即“过渡时期”的长度问题。1955年10月，毛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宣称这一时期需要50年到70年时间。不出三年即1958年5月，毛亲自主持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放出风来说只需要10年左右时间。再过四年即1962年9月，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竟又说还需要100年到200年时间。这时间上的伸缩性大得也太离谱了。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问题。毛先是同意以搞经济建设为主，后又主张以搞阶级斗争为主。他先是向自然宣战，掀起“大跃进”狂潮，后又向人开战，搞起各种政治运动。即便是搞政治运动，他也没有十分确定的目标，今天运动到这里，整这一批人；明天又运动到那里，整那一批人。

毛对自己坚持要走的路，也看得不大清楚，也是走到哪算到哪，也是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

从思想方法上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处，前者颇得后者真传。事实上，邓也是毛曾垂爱最多提拔最快的两个人之一（另一是林彪）。当然，邓与毛也有区别，一个不爱说话，一个总爱说话。邓对自己不太清楚的事说不上几句话，例如对十几亿中国人到本世纪末将会如何这样一个大问题，邓也只说说诸如“人均收入一千美金”（后又改为“八百美金”）之类的话。毛对自己不太清楚的事却说得上许多话，慷慨激昂，绘声绘色。

必须说明，本文质疑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等于主张“资本主义”是不能批评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也有许多毛病，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对它的许多批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例如，作为“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许多深刻批评。

他曾在自己著作中，记述了工人阶级的恶劣工作条件和贫困生活状况，进而揭示了雇佣劳动所具有的“异化”（alienation）性质。他指出，雇佣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最终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一种反过来强制雇佣工人自己的力量。(2)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批评中，显示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即怀有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怀有为社会弱势群体鸣不平的正义感。人们可以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不能无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超越自我而趋向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

另外，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述中，还分析了当时像“打摆子”一样间歇性发作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这种“经济危机”通常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而这种“生产过剩”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无政府性”。结论做到这里，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不能不说抓住了资本主义确实存在过的一些问题，故有一定的真知灼见性。

不过，当这位批判者循着上述结论继续向前推演时，就有些操之过急了。他接着指出，这种“生产的无政府性”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避免的，因而与此相连带的“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也是无法避免的，于是，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显然，他的这些结论下得过早了点。

二十世纪凯恩斯学说的一个核心部份，就是所谓“国家干预理论”，即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可通过其“财政政策”和其“货币政策”，来干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以减少它们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比如，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以避免出现“生产过剩”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经济危机”。

凯恩斯这一理论后来被运用于“罗斯福新政”，获得巨大成功。尽管凯恩斯理论也有自身局限性，也为其它经济学流派所诘难，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了。

面对当代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已很难再笼而统之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性”的了。马克思的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阶段的产物。人们不能过分地苛求于它，更不能过份地拘泥于它─正像中国大陆上的那些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又如，作为“资本主义相对发达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作了许多深刻批判。

一方面，他们继续作马克思曾经作的一些批判，如继续批判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并且用词更趋激烈，以至认为商品已失去了它的全部经济特征，而只具有拜物教特征。弗洛姆指出：“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3)

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了马克思不曾作的一些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的“单向度人”理论。这个理论告诉人们，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当代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一个“社会一体化”过程。(4)

例如，科技进步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造成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因此成了福利国家，其社会成员大都能享有优裕生活，大都能拥有汽车、电话、高蛋白食品等。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在经济生活上逐步同化起来。

又如，科技进步迅速提高了大众传媒效能，进而造成公共信息泛滥。电视机、收音机、报纸、杂志等媒体无孔不入地侵入并占有人们的闲暇时间和私人空间。这又使得整个社会在文化生活上逐步同化起来。

另外，这个社会的其它一些领域如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等，也都经历着类似的“一体化”过程。

马尔库塞接着指出，这种“社会一体化”过程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逐步消解了社会成员所应有的个性，尤其是消解了人性中所应有的“否定性”方面。这里的“否定性”，指的是人性中不满足现实进而要求“批判”现实或“超越”现实的方面。消解了人性中的“否定性”方面，也就使人成了只有“肯定性”维度的人，即成了只是完全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强加于他的现存生活方式的“单向度人”。

对于这个有着许多毛病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生活于其中的新老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而且生活于其中的其它人也批评它，形形色色的人都在那里指指点点地说着它。在其大众传媒上，除了有总统、推销员、麦当娜等发出的诱惑声外，还有各种牢骚满腹者发出的抱怨声、责难声、怒骂声。

资本主义确有许多毛病，但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允许你公开地骂它，甚至会资助你骂它，让你在酒足饭饱之后调侃它、责骂它，不过，你得要骂出名堂来、骂出学术味来。上面提到的马尔库塞在创设他那个怒气冲冲的理论时，就曾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作为响应，这个批评者也将自己对此赞助者的感激之情，赫然写在他的《单向度人》（One Dimensional Man）的扉页上。

这个“洛克菲勒”，可以说是现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成功的资本家之一，以致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格化代表。如今，这个最负盛名的资本家基金会，竟去“惠助”那个同样是最负盛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个骂资本主义骂得最凶的人。对此，一些自诩“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假民主”，是其虚伪性的表现。不过，话得要说回来，马尔库塞先生拿到手里的可不是什么“假钞票”，说出口来的也不是什么“假大空”。

有两种批评：一种只是用言辞批评对方，只是诉说对方如何不好；另一种除了用言辞批评对方外，还用行为来驳斥对方，不仅诉说对方如何不好，而且通过做出自己业绩来反衬对方是如何不好的。

这就好比走在“T”型台上的模特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台下，即坐在那里的看客要对她评头论足，并有可能甩出几声“真臭美”的话；另一是来自台上，即那些已站在台面上的其它模特对她的挑战─不只是在脸上显出你不行我行的神情来，还真能在“T”型台上走出自己的趟子来。

与此相似，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有两种：一是坐在台下的批评，即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只是诉说着它有多么不好；另一是站在台上的批评，即已执政了的毛泽东、斯大林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能只是在说资本主义的不好，还要做出社会主义的真好，不能只是在“破”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还要“立”出社会主义的新兴事物来。显然，这后一种批评要更难些。

平心而论，相对于马克思等人来说，毛泽东所做的事情要更难些。因为，人们不仅能听到后者是如何指责别人的，而且能看到后者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不仅能听其言，而且能观其行。这就使得后者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要冒更多的风险。

正如那位骄傲的模特，不能只是站在那里瞧不起别人，还应下到场里走出自己的趟子来。乐曲响起，灯光闪烁，众目睽睽之下，老人家走出来了，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步子来了。

注解: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84页。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3─181页。

(3)参见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第174页。

(4)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



【40】

毛泽东指责资本主义不好，那么他搞出来的社会主义又如何呢？

从外部关系看，毛的社会主义做到了“独立自主”。毛及其党人为新中国锻造了一层坚硬外壳，或披上了一层钢甲，谁都敢碰，谁都敢顶，既碰了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又顶了社会主义老大哥，既动嘴巴，又动手脚，与前者打了一场跨国战争，与后者爆发多次边境冲突。

但就内部关系看，就那个坚硬外壳里的内瓤看，毛的社会主义未必做到了“自力更生”。毛及其党人在建国初搞战后恢复工作，颇有些新气象，但后来搞社会主义，就不如人意了，尤其是毛亲自抓的两件大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件件失败，样样祸国殃民。

不过，在毛做这两件大事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缓和时期（1962─1966）。这正像一辆向前急驰的车在作拐弯时不得不减速一样。在此时期，毛从经济建设上退却下来，不再主持国家经济工作了。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形势也渐趋好转。在这同时，毛并非偃旗息鼓，又在政治战线上积聚力量，不时搞出一些新奇动作来，并且，其动作频率渐趋加快，其动作幅度渐趋增大。与之相应，中国政治形势又渐趋紧张。几十年来，凡老人家煞费苦心去插手做的事，准会出乱子，经济乱子刚平，政治乱子又起。

在大多数时间里，毛的社会主义都处于紧张状况。就国家来说，经济紧张，政治紧张，思想文化紧张；就个人来说，吃饭紧张，穿衣紧张，搞身边阶级斗争更紧张。

二十年经营，二十年折腾，或紧或缓或又紧。

毛泽东究竟搞出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呢？

从经济上看，它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

从政治上看，它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

从思想文化上看，它又是一个愚昧的社会主义。

就农业来说，几乎每一年毛泽东的报纸都报道大丰收，可是二十年后，中国大陆人均农产品产量几乎没有变化，甚至为负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鱼业部计划司提供如下数据：

1956年，中国大陆人均占有粮620斤，棉4.7斤，油料16.4斤，肥猪0.10头，水产品8.6斤；

1976年，人均占有粮615斤，棉4.4斤，油料8.6斤，肥猪0.18头，水产品9.6斤；二十年比较，除水产品项与肥猪项略有增长外，粮、棉、油料各项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1)

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有类似情况：

1956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共有1.8545亿人，共生产粮食3855亿斤，人均产粮2078.7斤；

1976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共有2.9448亿人，共生产粮食5726亿斤，人均产粮为1944.4斤；二十年比较，人均产粮减少134.3斤。(2)

虽然1976年人均农产量与1956年人均农产量大体持平，但1976年时的农民比起1956年时的农民来，要多养一大堆臃肿庞杂的人民公社机构，多养一大帮吃吃喝喝的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因此，二十年间中国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不是持平而是下降了。

毛泽东领导数万万中国农民走了二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一如既往，甚至不如以往。

笔者亲耳所闻，农民自己就说，在老毛当家那会儿，最好过的日子要数五十年代初分田单干时，自打搞起合作化运动后就没有舒坦过，不仅让你吃喝不好，而且让你坐卧不宁，尽来些七股八杂的事折腾你。

毛泽东执政农业二十余年，声势造得很大，结果劳而无功：

执政之初，他于敲锣打鼓声中把土地分给农民单干，允许他们发家致富；

执政之中，他又于鞭炮口号声中把土地从农民家中收回来搞合作化，许诺他们很快就能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

可是，到了老人家去世之际，中国农民生活状况依然如旧，多数人仍是吃不饱穿不暖，以致买不起一台私家收音机来仔细倾听那年９月９日奏起的那曲带走许多东西的哀乐；

继而，到了老人家去世之后，中国农民又把地给分了，最初是偷偷地分，生怕惊动那个死而不僵的亡灵；后来因得到中共开明官吏允准而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不过，吃够苦头的农民并没有忘乎所以。他们实际搞的是分田单干，但嘴里不说是分田单干，而冠以诸如“联产责任承包制”之类的名称，既能继续挂着那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子，又能很好保住那些中共开明官吏在执政党内的面子。

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方式由七十年代末回到五十年代初，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人亡政息，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则是白走了二十余年路。

毛泽东执政农业，自己与自己比，已显尴尬；若再与前人比、与邻居比、与宿敌比，就更显寒碜了。

说来惭愧，在人均年粮方面，现代中国人比起两千年前老祖宗来，似乎没有什么长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研究员估算，西汉时人均年粮约为36汉小石(3)，每汉小石若按小米量称约合今32市斤，若按粟量称约合今27市斤(4)。依此量算，36汉小石的小米约为1152市斤，或36汉小石的粟约为972市斤。不论按小米算还是按粟算，西汉人均年粮都高于毛泽东治下人均年粮，不论是1956年的620市斤还是1976年的615市斤。

可见，西汉王朝的臣民们山呼其皇上“万岁”还有些道理，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高呼其主席“万岁”就显得过于热情了。

就在中国大陆农业停步不前时，世界其它地区正进行着一场“绿色革命”。这场“革命”以开发利用农业生物系列技术为主要内容，即通过采用良种以及合理运用化肥与灌溉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革命”发生在六十年代前后，最初以墨西哥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与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为原点，继而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辐射，结果显着改善了它们的农业面貌，提高了它们的人均年粮水平。

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报告，在1955至1975二十年间，除中国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外，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均年粮平均提高14.28％，其中远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均为我国近邻）人均年粮平均提高15.44％。(5)同一时期我国人均年粮提高2.81％（1955年为604斤，1975年为621市斤）。(6)若按1956至1976二十年计，我国人均年粮提高-0.81%（1956年为620斤，1976年为615斤）。

最令毛及其党人感到面上无光的，就是与自己宿敌相比，与海峡对岸的执政党在农业方面的成就相比。就在毛泽东大搞合作化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台湾岛上的农民们在由政府推行的赎买性土地改革完成后，经过努力经营，很快就发家致富了。

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看：大陆人均产值，在1956年为261元人民币（按当年价格算，下同），在1976年为580元人民币(7)；台湾人均产值，在1956年为141元美金，在1976年为1122元美金(8)。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二十年间，大陆人均产值提高幅度不足一倍，台湾人均产值提高幅度则在五倍左右。

到了1992年，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10，000元美金(9)，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043元人民币(10)─按当年人民币与美金汇率5.72：１换算约为357元美金。

尽管按人均GNP算法与按人均GDP算法不同，并且按国际汇率计算收入与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收入也有很大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两岸人民的收入差距已不能以道里计了，已不是相差一两个层次问题了。

今天中国大陆到处都有殷富的台商在办厂开店。据知情人说，来者多为台湾中小企业家，其中相当一部份人就曾是农民。如今这些台湾的老农民比起他们大陆的老同行来要神气得多罗，竟以阔老板身份廉价地雇佣后者替他们打工，其中少数不良份子还雇佣后者的女儿给他们做露水夫妻。

这种情形，对于曾以农民为主力军而进行了长期战争的中国革命来说，对于曾向农民猛拍胸脯而作出了种种许诺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一种令后者无地自容的讽刺。

尽管毛泽东淫威执政党二十余年，但其党里至今仍有一批还保持着正直品性的老共产党人。可是，他们的正直品性将给他们自己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将使他们在面对上述情形时汗颜无地，既愧对那些曾经舍命支持过自己的中国农民，又羞对那些曾经惨败于本党的政治宿敌。

这后者则会于此情此景中唱出幸灾乐祸的调子：

国共决战，岂止战场，最终还须市场见分晓；先败于战场，后兴于市场，仍为不败。这正合乎你们自己所尊奉的经济决定论。过去，我们的水陆坦克车开不上大陆；如今，我们的山地自行车骑上了大陆。军事反攻大陆，前途渺茫；经济反攻大陆，捷报频传。

不过，就已超越政治怨恨的后代人来说，海峡两边的人大都是同根生者，那边的人日子过得好些，这边的人理应为之祝福。不过，这边布衣草帽的穷亲戚在与那边穿金戴银的富亲戚打照面时，还是会心有所动的，会埋怨自家家长太不会过日子了，使得全家大小面黄肌瘦、缺衣少穿，出门碰到熟人常有脸上无光之感。

这一家子人苦的程度不全一样。最苦者要数那些耕种家里大片田亩的人。他们与大家长毛泽东在血缘上最近。

毛一生有多重身份。有人称之为政治家、思想家，有人称之为权术家、阳谋家，有人称之为老人家、润之兄……笔者则以为在其所有身份中最重要者有两个：

1949年前，他是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发于山野，兴于乡间；

1949年后，他是一位穿着中山装的新皇帝，治下臣民多为农民。

无论打江山还是坐江山，毛泽东都与农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起先是，一方信誓旦旦、不断许诺，另一方则忠心耿耿、不断紧跟；结果是，一方来回折腾、不断食言，另一方则疲于奔命、不断失望。

土地革命时，毛委员对农民兄弟说，跟着我闹革命，就能翻身得解放；后者听之信之，并为之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以致“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掩埋的大多是农民的白骨。

社会主义革命时，毛主席又对农民兄弟说，跟着我继续干，就能过上好日子；后者又是听之信之，并为之流汗受穷、任劳任怨，甚至为之饿肚子送命、一死数千万。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数曾生养他并支持他的中国老农民了。

与上述农业情况相比，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从手枪到核潜艇都能制造的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这应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

然而，这种发展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它是以剥夺农民为前提的，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把农民创造的许多财富无偿地转移到工业上去。

其次，它是以商品短缺为特征的，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企业生产常常是一方面造成工业资源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又导致工业产品严重不足，致使许多商品限量供应，买布要票证，买肥皂要票证，买自行车也要票证。

再次，它是纵比有余而横比不足，与其过去比有长足进步，但与其它一些国家比就不太乐观了。在亚洲“四小龙”中，我们不好与香港和新加坡比，因为它们属完全城市化地区，但可与台湾和韩国比。后两者在五十年代初曾与我们水平相当，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就世界范围看，这几十年中发生了多次新技术革命、多次产业结构调整，但都与我们失之交臂。新中国屡失良机。

再次，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恰恰是以毛泽东本人不断对之干扰为背景的。如毛鼓动的“大跃进”，名为“多快好省”，实为少慢差费，赔进大笔资金。用彭德怀话说，如用这些资金买日用品，可以堆得象庐山那么高。(11)又如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实为停工停产，以致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最后，它是以人民贫困为代价的。城市劳动者虽比农民收入高些，但总还没有摆脱那个“穷”字。他们干个十年二十年也就提个一级两级工资、长个十块八块钱，活了几十年也就吃了几十年饭、养了几个孩子，此外别无所剩。



【41】

毛泽东及其党人常常不无得意地告诉世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靠的是"两个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言辞之间，透出一股子绿林秀才之豪气：老子既能玩枪弄炮，又能舞文弄墨，还夺不了这天下？

就毛个人来说，打天下如此，坐天下也是如此。他执政二十馀年，一方面抓着军队不放手，至死都在掌着他的"军委主席"大权；另一方面抓着意识形态不放手，至死都在宣讲他的"革命理论"，都在力图影响治下人民的思想。

人民是分层次的，至少可分两个层次：

一是所谓"雅文化"层次，以知识份子为主体；

二是所谓"俗文化"层次，以社会基层劳动者为主体。

与此相应，专制统治者搞愚昧主义也分两个层次：

对于前者，主要搞学术禁锢，搞文字狱；

对于后者，主要搞歪曲报道，搞愚弄宣传。

在学术领域，尤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毛属下的思想检察官们为学术研究做了种种限定：

一是划定学术讨论范围─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或不可以讨论；

二是规定学术思想方法─什么方法可以采用或不可以采用；

三是预定学术研究结论─什么结论可以得出或不可以得出。

这里仅以历史研究--也是毛平生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为例。

其一，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过于强调其革命性、进步性的一面，淡化乃至不谈其破坏性、反文明性的一面，尤其不谈农民起义常常具有暴民政治性质。

这种"暴民政治"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对社会精英文化的敌视。

其参与者大都长期受到精英文化的歧视，常被嘲笑为"白丁"、"睁眼瞎"，故对后者隐有一种疏离乃至逆反的情绪。他们一旦兴兵造反，就很有可能要对那种曾慢待他们的文化做出过度的反应，以致能干出滥杀秀才、焚烧典籍的事情来。

二是对一切既有秩序的践踏。

其参与者大都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什么人都可以斥责他们，什么规矩都可以束缚他们，故很容易在他们一些人心中产生一种反社会反秩序的情绪。他们一旦汹涌澎湃地涌上政治舞台后，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这种情绪骤然释放出来，就会打破一切秩序，无视一切规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爱护老百姓的农民起义军，如进京前的李自成军；也有残害老百姓的农民起义军，如入川时的张献忠军。

三是易于推出新的独裁者。

由于愚昧，暴民们很容易被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所利用，很容易轻信乃至迷信那些有着非凡政治煽动才能的人。又由于社会无序性持续下去，暴民们不仅继续攻击他们曾要攻击的对象，而且开始相互冲突起来，于是，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强人出头来替大家摆平一切。这个人开始只是大家心悦诚服的大头领，往后就有可能演变为大家俯首称臣的独裁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不仅能够打倒老皇帝，而且能够推出新皇帝。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古希腊政治时也揭示过类似情况，即一些对城邦实行独裁统治的僭主，原本就是平民领袖，就是城邦下层公民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推举出来的群众首领。(1)

有鉴于此，中共1949年后之所以轻慢知识份子，除了与该党领袖毛泽东实行独裁统治有关外，还可能与该党的中高级干部多为工农出身有关。前者是决策者，是蓄意拍板者，后者是执行者，是积极附和者。所以，这个账似不能都算到毛泽东头上。

其二，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国民党表现时，过于强调它曾消极抗战的一面，而淡化乃至不谈它曾浴血抗战的另一面。

这种研究框子被套用在许多大陆出版物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造成相当不良的社会影响。

在大陆学生中，没有人不知道林彪的八路军115师打出的"平型关大捷"，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杜聿明的第５军打出的"昆仑关大捷"。两场恶仗的对手都是在日军中享有"钢军"称号的第五师团。前一仗仅重创其一个辎重联队，后一仗则重创其一个野战旅团。在昆仑关前，日军步兵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其辖下第21联队（三木联队）大部被歼，其他作战部队也均遭围追堵截，致使整个第五师团陷于被动挨打之困境。

此第五师团乃由日军大本营直接掌握的战略机动部队，自1937年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几乎打遍了中国所有战场：

在华北方面，参加了南口之战、忻口之战；

在华中方面，参加了松沪之战、南京之战；

在山东方面，参加了沂州之战、台儿庄之战；

在华南方面，参加了广州之战、南宁─昆仑关─宾阳之战；

在此期间，还一度被调至关外齐齐哈尔，准备参加"诺门坎事件"后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后因双方妥协而未大打起来）。

在上述诸战中，该师团大多处于进攻态势，只在台儿庄与昆仑关两地处于被围攻境地。在这两者中，又以后者形势最为严峻：台儿庄前，只是它的一个旅团陷入困境；昆仑关前，则是它的整个师团陷入困境，不得不拼命固守待援，直至日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赶到后才脱离险境。

大陆许多人都知道，苏北有个"刘老庄战斗"─新四军第三师一个连队82人在拼掉日军170馀人后全部壮烈殉国，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湘南有个"衡阳保卫战"─中央军第十军一个整军在重创日军数个师团后全军覆没（该军参战17000馀人，伤亡15000馀人）。

由日防卫厅战史室提供的资料显示(2)：日军在攻陷衡阳之战中，先后投入3个师团（第116、68、58师团）之全部以及2个师团（第13、40师团）之一部，另外配以第11军（兵团建制）直属重炮部队和第五航空军大批战机。结果，中方战死4100人，被俘13300人（内中绝大多数为伤员，该军残部正因既无法带走又不能扔下这么多伤员而放弃突围努力，并因弹尽粮绝而放弃抵抗）；日方共伤亡19380人，内含军官910人。在中日战争史上，这是一次很少有的双方伤亡率很接近的大战役。

在这场攻防战中有一突出情况，即日军军官─不论高级军官还是下级军官─伤亡率非常高。如在日第68师团（主攻师团之一）的三名将级军官中，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在第一次总攻中就身负重伤，第57旅团长志摩原吉少将在第三次总攻中被炮火击毙，第58旅团长太田少将仅以幸免。又如在日第116师团（主攻师团之一）所辖第133联队（黑濑联队）第二大队中，自大队长至小队长数十名官佐或死或伤，无一幸免。由此可见衡阳血战之激烈程度，可见中国陆军第十军将士对日作战之顽强程度。

在大陆学生中，没有人不知道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央军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后者在当时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改变了许多外人关于中国军队不能作战的成见。

大陆许多人都知道，"八路军"中有一个左权将军战死在太行山上，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两百个将军战死在抗日第一线上。这两百人与左将军一样，都是民族英烈。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抗战，是国共两党两军的抗战。人们既不应否认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也不应否认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后者所起作用要更大些。

侵华日军所发动的最大攻击战，前期为武汉会战（1938.8-11），后期为豫湘桂会战、即日本人所说的中国派遣军"１号作战"或"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1944.4-1945.1），都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两次会战，日方都投入数十万兵力，并都付出伤亡数万人代价。尤其后一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达四十馀万人，为日本侵华战争史之最；其伤亡也十分惨重，如参加湘桂第一期作战的各师团均"遭受3─4成的损失"。(3)

中国军队所发动的最大反击战，为1939年"冬季攻势"，主要是蒋系军队所为。此役，蒋方投入五十四万兵力，反击侵占武汉及周围地区的日第11军。该军为侵华日军中最大野战兵团，常辖有七、八个师团兵力，此时司令官为日"陆军三杰"之一冈村宁次中将。日方评论此战："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

"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显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4)

冈村宁次在其上交报告中，阐述了这样一种看法：

"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5)

这种看法似有片面性，其中一些提法不能为四万万中国老百姓所同意，更不能为中共方面所同意，但内中提供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当时由黄埔系少壮军官所掌握的中央军是坚决抗日的。

因为，提出上述看法者，不是诸如日本外交官之类的人，而是日本前线指挥官，即他不是从言辞中，而是从实战─属下部队不断受创或属下官兵不断流血─中，得出这个结论的。

换句话说，面对冈村中将，蒋委员长用以表达自己抗日意志的方式，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央军打出的枪弹和炮火、以及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因此，笼而统之地说国民党"消极抗战"（中共抗战史教科书常用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依据同样方式，我们也可以替中共抗战业绩作出论证。1940年11月，侵华日军在向东京方面作总体汇报时，对各占领区治安情况作出评估，将最差分打给了中共抗日势力极为活跃的华北地区。(6)

这也是从作战对手的角度提供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八路军"确确实实地给侵略军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困扰。什么游击队、民先队，什么伏击战、破袭战，闹得华北"鬼子"坐卧不宁，以致"中国派遣军"总部不得不从华中战场调来它的最为干练的将军冈村宁次，以对付八路军中最有胆识的将军彭德怀。因此，笼而统之地说中共军队"游而不击"、"只打友军不打敌军"，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实际上，无论中共军队还是蒋系军队，都是既"打敌军"也"打友军"，既搞抗日也搞内斗。抗战八年，两者时而相互激励，你给我一个嘉奖令，我给你一个祝捷电，不亦热乎；时而又相互诋毁，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战"，不亦冷乎。大敌当前之下，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既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又相互摩擦、内争不止，一只手狠打着面前的民族公敌，另一只手则死揪着身旁的同族异党，于是构成了一幅很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民族抗战图景。

时至今日，海峡两岸政府仍是内争不止，并都想打"日本牌"，都试图借助日本力量来挤压同族异党，结果都只能让他人左右渔利。

平心而论，国共两党都是坚决抗战的，并都为此而付出巨大的牺牲（就中共方面来说也获得更大发展）。然而，两党相互间评价均大打折扣，都把对方的抗战业绩往小处上说，甚至往坏处上说。这或许符合两党私利，但不符合民族大义，上有辱先烈，下蒙蔽子孙。

就毛泽东治下的抗战史研究来说，淡化非属中共系统的其他中国军队的抗战业绩，实是把我们全民族抗战的巨大画面涂抹掉一大块，或涂黑、或抹去，或干脆撕掉。后人望之不胜叹曰：当年日寇铁蹄曾践踏我半壁大好河山，如今御用曲笔又涂毁我半幅抗战画面。

如此作史动机姑且不论，其效果无疑是在贬损我们这个民族，是在亵渎那些抗日英烈，并最终殃及歪曲历史者本人。

关于上述"衡阳之战"，大陆有一部历史教科书只写了一句话："国民党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降，衡阳于八月七日（应为八月八日─笔者注）失陷。"(7)

还有一部历史大辞典在"豫湘桂战役"词条中谈到此战时，仅用了四个字："不战而降"。(8)

这不禁使人愤然相问：这叫什么历史书？这叫什么历史学？说出此话的中国人如何对得起此役殉难的中国人？

试想，如果时间退回五十馀年，那么，什么人会说出这种话？

国民党自不会说出这种话，不会平白无故地往自己身上抹黑；

共产党也不会说出这种话，《新华日报》曾于当年城破之日（1944.8.8）发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社论："向衡阳守军致敬"；

日本人也不会说出这种话，否则侵华日军无法向东京大本营说清楚那一万馀名日军是因何而伤亡的；

只剩下一种人会说出这种话，这就是南京汪伪政权的政治宣传工作者。

其三，在研究中共党史上的毛泽东作为时，过于强调他曾有过的"过五关斩六将"业绩，而完全不谈他也曾有过的"走麦城"经历。

以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为例。似乎许多人知道，1948年秋锦州之战，林彪不想打而毛主席强要打，结果大胜。那些史家们说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的无比正确性。可是很少人知道，1946年春四平之战，林彪不想死守而那个主席要死守，结果大败，并导致大溃退，一退数百里，一直退过松花江才站住脚。那些史家们对此缄口不语。

再以朝鲜战争为例。许多官方史家都谈毛主席运筹帏幄，坐在北京指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连打了五次战役，次次大胜。可实际上，除前两次战役外，后三次战役打得不理想。究其原因，老人家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自志愿军取得二次战役大胜后，他就有些头昏脑胀了，频频发电催促前线司令员彭德怀去接二连三地发动新战役，打过三八线，打过汉江，占领汉城 彭司令屡屡想修整再战，但又屡屡被催得连续作战，最后被催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掉头返国，赶回北京，闯毛寝宫，掀其被褥，当面直陈前方军情艰难。

至于毛泽东搞经济建设饿死几千万人、搞政治运动株连上亿人那类超级历史事件，就更不许史家秉笔直书了。在老人家亲自关照下的史学领域里，凡与他本人牵扯较多的地方，就会有一些学术愚昧的东西夹杂其间：或在描述这个党的重大成就时，过于夸大他个人的功绩，而淡化乃至抹煞其他同志也曾做出的贡献；或在分析这个党的重大失误时，过于夸大其政治对手的责任，而淡化甚至完全抹煞他也曾负有的责任。

通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思想史，不能不形成这样一个看法：近百年来思想文化最为活跃时期，不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也不是蒋介石当家时期，而是北洋政府时期以及由北洋政府向国民政府过渡时期。

可能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个看法，但他们很难驳倒这个看法。因为，这个看法与其说是推论出来的，勿宁说是直陈出来的，即仅仅是记录了一些确已发生的事实。例如，记录了下面一些事实：

在思想信仰上，这是近百年来主义牌号最多的时期；

在社会组织上，这是近百年来政团种类最多的时期；

在人文学术上，这是近百年来大师级人物出得最多的时期；

在政治纷争上，这是近百年来不同政见获得公开表达机会最多的时期；

永彪史册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这一时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当时马克思主义一入国门，就能公开地载于学刊、讲于学堂、宣传于热血青年。这与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旦执政就不让其他主义说话的局面，形成强烈反差。

再反过来说，近百年来思想文化最为禁锢时期，不是北洋政府时期，不是南京政府时期，而是毛泽东主政时期。

蒋介石曾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口号，但未能实现它；毛泽东没提出这种口号，却一个不少地实现了它。

不容否认，蒋介石主政时，其党其国已开始走向专制主义道路，在政治军事领域大力围剿异己力量，既杀方志敏，又杀邓演达；在思想文化领域竭力压制不同主张，既坚决反对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又不大容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即便如此，"国统区"里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其中，有鲁迅先生的冷嘲热讽声，有李达教授的宣讲马列声，还有民主同盟的据理力争声

到了毛泽东执政时期，不仅体制外的叽叽喳喳声没有了--此为1957年"反右派"的杰作；而且体制内的"操娘"声也没有了--此为1959年"反右倾"的成果；最后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毛主席语录"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就和1960年"公共食堂"大饭锅里的情形一样：清汤寡水。

几十年来，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人文学科领域基本上没有培养出大师级学者，相反倒培养出不少擅长打棍子、扣帽子、甚至出卖师长的学品不端者。

事情还有更严重的一面。按理说，新中国既然培养不出新的学术大师，那就应该更加珍重老的学术大师，以充份发挥他们已有的学识才智--这是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学术大师们在这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人没被整肃过，几乎没有人没被要求去写那些使他们蒙受耻辱的自我批判材料或揭发别人材料。这些大师们过去个个熠熠闪光，此时大都黯然失色，大都出现学术退化情况，很少再写出传世佳作来。

其中，最典型者要数老舍先生了。这位已具有问鼎诺贝尔奖实力的中国文豪，创作最鼎盛期在三十年代，人生最黑暗期在六十年代--并投河自尽于这一时期。据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曾投了他荣获桂冠的票，可他所在的国家却投了他应该死去的票。

注解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第五章、第十章。

(2)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编，第八章第四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314页；参见杨正华《血战衡阳四十七天》，载《纵横》1991年第6期，第25─32页。

(3)引自：同(2)，第182、334页。

(4)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编，第519、520页。

(5)引自：同(4)，第519页。

(6)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编，第412页。

(7)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8)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42】

当我们再把目光从雅文化层面转向俗文化层面时，便看到老人家在普通老百姓中搞思想愚昧主义要更简单些也更有效些。正是在此处，“大造革命舆论”的简洁性与明快性都得到了突出表现。

毛泽东直接关照下的各级宣传部门，能够十分有效地控制且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如广播、报纸、红头文件、以及大大小小政工干部的嘴巴。通过这些媒体，中南海的声音尤其是老人家的声音，能够迅速且毫无遗漏地传遍“神州大地”上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

在这些传播媒体中，时空效应最大者，当数广播了（当时电视还未普及）。它传得快，播得广。不仅城里处处闻其声，而且乡间村村有喇叭。喇叭里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有沙奶奶阿庆嫂的“西皮流水”。

笔者曾见过一些生产队，饭都吃不饱，广播可听得不少。这边肚子咕咕响，那边喇叭哇哇叫。这种情景很类似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的一件事：

当年穷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向苏联请求援助时，首先索要的不是粮食，不是武器，而是一个体育场，一个他能够向成千上万群众发表演说的宏大场所。

对此，苏联总理大为迷惑，尼克松则能理解。后者认为，苏加诺就其本性来说，需要不断演说，需要不断煽起群众的激情，因为，“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1)

同样，对于毛泽东的宣传部门来说，群众可以吃不饱肚子，但不能听不到毛主席声音，不能听不到“两报一刊社论”，不能保不住“革命的激情”。这“革命的激情”也正是这些政治煽动者们“赖以生存的支柱”。

比较说来，在煽动群众激情方面，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领袖远不如中国人民的领袖。与前者相比，后者闹得更红火些，也更壮观些。

后者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使用率也最高的群众集会场所—天安门广场。老人家深患慢性支气管炎，却老爱登那座高高的城楼，在呼呼的北国凉风中一站数小时，为的是要向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欣喜若狂的革命群众“频频挥手”。据说，每登一次城楼他都要生一次病，可二十馀年来他总是乐此不疲这登楼挥手之事，直到其亲密战友林彪“自我爆炸”而使他再无颜面登高亮相时为止。

后者还拥有世界上听众最多、政治控制最严密的广播网。他只要一声号令，便能于倾刻间响彻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并激动数万万颗向着他老人家的“红心”。在当年贫穷的中国大陆上，发展速度最快、普及率最广的现代工业产品，就数广播器材了。

正是通过广播，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边缘部份的下层人民，如今一下子同国家政治中心联结起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看到了其祖辈不曾看到的许多东西；似又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被卷入了其祖辈不曾被卷入的许多政治漩涡中，并被迅速塑造成执政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使用的政治工具。

在毛所拥有的各种传媒中，灵活度最大者，要数政治宣传干部们那些翻来覆去的嘴皮子了。他们此一时这样说，彼一时又那样说，对张三说是一个样子，对李四说是另一个样子。

例如，在宣讲林彪事件时，他们因人而异，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说得复杂些，从“鼓吹天才论”案到“设国家主席”案，一并娓娓道来；

对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说得生动些，什么林彪一身“怪毛病”，怕光、怕风、怕洗澡；什么林立果“选妃子”，张三女子，李四姑娘。

朋友相告，有位乡干部在给社员群众宣讲此事时，声色俱厉道：那个“林秃子”真不知足，当了副主席，每天都能吃一只鸡，竟还要反对毛主席，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话虽不雅，但对那些大字不识且又饥肠辘辘的听众来说，还是颇有些感染力的。

对于林彪出逃身亡这一突发事件，当时不要说广大群众，就连许多中共高干都不能理解。他们想不通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竟会反对毛主席，想不通毛主席那么英明伟大到头来竟干出这档子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来。因此，给人们转思想弯子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自然落到那些搞宣传的人身上，并由他们较好地完成了。

又如，在宣讲邓小平这个人物时，他们又因时而异，到什么时节说什么话：

昨天刚领着大家学文件，说邓小平是排在刘少奇之后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今天又带着大家领会毛主席新指示，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棉里藏针”、“柔中有刚”；

明天又领着大家学文件，说邓小平“死不悔改”，大刮“右倾翻案风”，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后天再改口，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这些宣传者说的话变来变去，但变中也有不变的东西，即宣传执政党不变，尤其是宣传毛泽东个人不变。不过，在这不变中又有变的东西，即宣传干部的官位是变化的，有的因宣传不力而遭贬黜，有的因宣传有功而获升迁，由科而处，由处而局，由局而部、而中央委员，而中央政治局委员。

民间曾传有这样一种说法：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文件，文件抄张玉凤话。张是毛晚年身边最亲近的侍者，也是老人家口齿不清时唯一能听懂他呀呀话语的人。

张氏所为，很像是明朝大内司礼监秉笔黄门所做的事。后者随侍皇帝左右，随录圣上谕旨，继而传出宫外，达于内阁，行之天下。国家大政方针系于一君主一侍者。

毛晚年施政程序也大致如此，也是通过近侍者向下面传其旨意的。在他的这类近侍者中，除有张氏外，还有其侄儿毛远新。后者有正式职务，叫毛主席的“政治联络员”，专门负责把毛的“最高指示”传达给政治局（一种直接听命于毛泽东的机构，类似明王朝的内阁），再由后者将之正式发出，传达全党，号令全国。

正像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讲计划一样，它的大众传媒也讲计划，讲所谓“舆论导向”：

什么可以对老百姓讲，什么不可以对老百姓讲；

可以对老百姓讲的，是在这个时侯讲，还是在那个时侯讲；

可以讲时，是讲多，还是讲少。

一切都严格地按照上级指示或“舆论导向”来办理。

这就像现代化饲养场喂养家禽家畜一样：

什么可以喂，什么不可以喂；

可以喂的，是每天喂三顿，还是每天喂五顿；

每顿喂时，是喂多，还是喂少。

一切都严格地按照科学配方和科学管理来行事。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一是喂物质饲料，一是喂“精神食粮”；一是在“填鸭”，一是在“灌输革命思想”。

几十年如此灌输思想，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扼杀了我们民族在许多方面的生机：

由于让人们只看两种色调，要么洁白无瑕，要么漆黑一团。长此以往，便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辨别色彩的能力，不知在黑与白之外还有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持续单调的视觉训练，造成了民族性色盲症。

又由于让人们只听两种声音，要么是咬牙切齿声，要么是歌功颂德声。长此以往，又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倾听平常音的能力，不知在这两种声音之外还有一个娓娓道来的世界。持续高分贝的鼓噪声，又造成了民族性重听症。

又由于让人们只在对立两极中进行思维和做出抉择：或者要么完全正确，要么完全错误，就像小孩子在电影中只看出两种人，即好人与坏人；或者要么十分驯服地听命于人，要么十分凶狠地扑咬于人，就像看家犬在院门口只认出两类人，即熟人与生人。长此以往，又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正常思维的能力，不知在“一分为二”之外还应有个三推六问，不知在听到上级指示之后还应问个为什么。持续愚昧化的思想教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性大脑萎缩症。

毛泽东治下这一思想愚昧化过程，在六十年代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一方面，打人、骂人、抄家、砸东西；另一方面，又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整个国家成了疯人院。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两组口号。前者为：“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后者为：“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中风行全国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向毛主席表忠心仪式。许多人家在屋里辟出一块净地，供上毛主席画像或塑象（时称“宝象台”）。每天早晚两次，全家人手持《毛主席语录》（时称“红宝书”），站在毛主席像前，口中念念有词。早上者叫“请示”，即向他老人家请示今天我该干什么；晚上者叫“汇报”，即向他老人家汇报这一天我干得怎么样。

“语录歌”是一种以毛主席语录为词的歌曲，“忠字舞”则是一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舞蹈。当时一些狂热的群众觉着用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自己无限崇敬老人家的心情，故再配以手舞足蹈。一时间，五六岁孩子跳之，六七旬老人跳之，在自家里跳，在单位中跳，在大街上跳。

我们这个民族在感情表达上向来含蓄，可如今一下子变得热情奔放起来，大喊大叫，载歌载舞，几成西班牙人。这使人不能不承认，老人家在驾驭群众感情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他的所谓“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

数十年前，陈独秀先生倡导了“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广开“民智”；数十年后，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后果则禁锢“民智”。陈先生曾是毛的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也曾是包括毛式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新主义的发祥地。毛如今成了陈先生的思想逆子，“文化大革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异化形态。

由此可看出，现代中国人所走过的思想历程有多曲折。同时可看出，现代中国人把自己的所有思想、所有希望都托付给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实际后果有多荒唐。

注解

(1)尼克松《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第365页。



【43】

毛泽东搞思想愚昧主义，除以群众为对象外，还以官吏为手段。

不过，毛属下官吏是有很大区别的：有愿意讲假话的人，有拒绝讲假话的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毛的执政党外有讲真话者，毛的执政党内也有讲真话者。两相比较，后者要更多些、更硬些、也更起作用些。

五十年代，执政党先后发动过两大反“右”运动：先是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整党外敢讲真话的知识份子为主；后是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以整党内敢讲真话的党政干部为主。

前者整出了几十万“右派”，挨整的人多在知识份子较集中的单位；后者整出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挨整的人遍布全国各地区各行业。

前者的斗争仅用数月，五七年一个夏季的热风就将那些叽叽喳喳的“右派”们吹了个干干净净。后者的较量旷日持久，五九年“庐山会议”冲突只是序幕，此后起起伏伏，其间经过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前者打倒的人几十年无声无息，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后者打倒的人如彭德怀等，总是不服，不断申诉；与此同时，执政党内一些未被打倒者如彭真等，转而同情被打倒者，并逐渐敬而远之那位老爱打人者。这些被打倒者与其同情者的举动，又使得毛泽东很不痛快乃至恼羞成怒，下了置犯上者于绝境的决心并付诸实践，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头来却获得置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于绝境的结局。

故可以说，五七年党外“右派”，只对毛起了蚊叮虫咬的作用；五九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则使毛伤筋动骨，并染上绝症。

即便五七年“反右”，说是整党外知识份子，实也整了不少党内知识份子，整了不少所谓“红色专家”。

一位老教授告诉笔者，当年高校里的“反右派”运动，除了整党外敢讲话者，就是整“地下党”了。

这里的“地下党”，不是指中共执政时的地下反对组织，而是指国民党执政时的地下中共组织。1949年后，其成员由地下转到地上，成了执政党干部，其中一些人做了高校官员。由于这种特殊的出身，使得他们在“反右”中也相应地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

首先，他们对知识份子十分了解。他们长期生活在后者中，很了解后者，很清楚那些提意见者，从动机上说大都希望执政党向好的方面发展，纵使说了几句恶狠狠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去做出来；从人格上看也大都是一些真诚直率敢讲心里话的人，并大都是一些很有才华的人。

教授感慨道，无论四九年前还是四九年后，大学校园里凡热心关注国事、敢于针砭时弊者，大都是一些很聪明、很优秀的学生。因此，当有人说这些提意见者出言不逊、恃才傲物时，前“地下党”员们是会相信的；当有人说这些提意见者从骨子里就反党、反人民时，前“地下党”员们就难以接受了。

其次，他们对知识份子也有感情。他们与后者不但相知颇久，而且相交颇深。他们当年做地下工作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侯，曾经得到过后者的支持乃至舍命掩护，可以说是欠了后者的情分。

共产党人也要讲良心，讲以德报德。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如今落难了，你不能装着看不见，不能去做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事，而应该站出来替人家说话。这是做朋友也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再次，他们本人就是知识份子，就是红色专家。这些人不仅有曾为“地下党”的红色背景，而且学有专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过高校，一直是既做党的工作又搞专业研究。

这就把他们与高校中那些扭着秧歌进城的“解放区干部”分别开来。后者既然是被派来接管大学的，故都有些文化，甚至有些才气。然而，他们大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学术专业。他们可以作出精彩动人的政治报告，也能写出热情洋溢的宣传文章，但很难写出合乎专业规范的学术论着。其中一些人即便后来也学了一些专业知识，但由于不是科班出身，总有些先天不足。另外，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也常显出过于强烈的政治情结。这一情结搁在其他地方都有问题，搁在高等学府就更有问题了。他们作大报告可以赢得普通群众的热烈鼓掌，但未必能博得学术专家的衷心佩服。后者可以把他们当作校务领导来尊敬，但不会当作学科英才来效范。

老教授说，当时大学里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在与上述两类红色官员打交道时，常常有些厚此薄彼，与“地下党”出身的干部相处得随和些，与“解放区”来的干部相处得隔膜些，甚至有些敬而远之。这就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些嫌隙。

可是，高校里真正握有实权的，不是“地下党”干部，而是“解放区”干部。当“反右派”运动到来时，后者主持大局，遂将一些爱说话的知识份子以及一些不忘旧情而替他们说话的“地下党”，一并打成了“右派”。

中共本由热血知识份子创建。这些创建者以及许多随后加入者，大都抱有追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理想，并为此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穿行于枪林弹雨之间、奔波在白色恐怖之下。

当新中国终于到来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只有少部分人幸存下来。这些幸存者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新国家的新官吏。

不久，这些新官吏们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份人成了新贵族，成了与他们曾经打倒的那些老贵族一样的人，甚至成了比老贵族更专横、更骄奢淫佚的人—这倒不是因他们的本性更坏，而是因他们所受到的权力制衡更少；另有一部份人继续保持革命精神，关心民众疾苦，敢为他们说真话、担担子。因此，这两类新国家的新官吏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

这两种人由于都是从刀口上滚过来的强悍之人，都有着一股子狠劲，因此，一旦冲突起来，就会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惨烈。失败者往往被从高高的台面上狠狠地打落下去，或被贬官，或被流放，或坐大牢，身心倍受折磨，甚至性命都会丢掉。

有那么一些老共产党人，一生蹲过各种各样的牢狱：

蹲过敌人的牢狱，或是北洋政府的号子，或是日本人的大牢，或是国民党的集中营；

蹲过自家人的牢狱，或是所在单位的隔离审查室，或是群众专政的“牛棚”，或是人民政府的正式监狱。

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有人为此调侃这些老共产党人是蹲监狱的“专业户”，说他们一辈子都在自找苦吃，并常常吃得不明不白，开始蹲敌人的监狱还说得清楚，后来蹲自家人的监狱就说不清楚了。仿佛这些苦主们毕生干的是一桩颠三倒四的事业，一桩致使个人命运发生扭曲倒错的事业。

但事实上，这些共产党人的曲折的经历恰恰反映出他们的不曲折的品格。中国自皇帝被废除到毛泽东执政这许多年来，几乎所有统治者都给他们的老百姓带来灾难，也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对那些敢为老百姓讲话的人予以摧残。于是，那些决意要为民请命的人注定会过不上好日子，注定会自讨苦吃，蹲了张三牢房，再坐李四监狱。虽然监狱不同，一个属敌人，一个属自家人；但两者有共同点，即都隶属统治者，既都关押不听话的老百姓，也都关押敢说话的直谏者。

因此，我们不应嘲笑这些人，也没有资格嘲笑这些人。他们自讨苦吃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中国老百姓。他们所受到的冤屈不是他们一己的私事，而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个人的苦难史浓缩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史。

尤其是，他们完全可以不讨这些苦吃，完全可以像他们的许多老战友一样成为新国家的新贵族，尽享他们俯拾即来的荣华富贵；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选择了一条殉难者的路，不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去替人民背负沉重的十字架，颤颤巍巍地走向个人灾难的深渊。因此，他们今日坐自家监狱比昔日坐敌人监狱，更能显示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来。

诚然，对于他们所坚信的东西，人们可以提出质疑，可以认为他们所坚信的东西，未必就是十分正确的东西，或未必就是可以实现的东西；但是，对于他们在坚持自己信念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人们不能不予以敬重。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忍受了别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彭德怀将军在被打折了左边肋骨后，仍要站起来；在又被打折了右边肋骨后，仍还要站起来，今天写一封自讨苦吃的信，明天又写一封自讨苦吃的信，直到临死时，还要求和毛泽东见一次面，把问题谈清楚。这里显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堪称民族脊梁的精神。对此，人们岂能加以嘲笑？

真正应予嘲笑的，是这同一个体制内的另一类官吏。这类官吏与前类官吏正好相反，有着不大曲折的为官经历，却有着非常曲折的做人品格。

他们的仕途平平坦坦，稳稳当当，从不吃亏，总讨便宜：

五七年讨了便宜，五九年又讨了便宜；

文革中讨了便宜，文革后又讨了便宜；

八九年前讨了便宜，八九年后又讨了便宜。

尽管我们的民族在大起大落地折腾着，可是他们的官位在平平稳稳地向上浮动着。

他们的人格扭扭曲曲、龌龌龊龊、半明半暗、半人半鬼。他们会讲假话，会整人：

五七年，见他们打棍子、扣帽子；五八年，见他们说大话、放空炮；五九年，又见他们提着棍子、拿着帽子频频出场；

“文化大革命”中，见他们高喊“伟大领袖”万岁；“改革开放”时，又见他们歌颂“总设计师”英明；

80年代初，见他们屡屡出席解放思想座谈会，并踊跃发言；80年代末，又见他们频频出席批判自由化思想座谈会，作声色俱厉状。

他们是一群伪官，翻脸就像翻书一样，做人就像做戏一般。对于这些伪官，人们不仅应予嘲笑，而且应予唾弃。

毛泽东搞愚昧主义的第二个方面，即向普通群众讲假话方面，正是通过他们来具体实施的。他们也因此而显示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干来。

像六0年前后饿死数千万人这件大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那些宣传干部们在向老百姓作解释时，硬是把刘的话掉了个，把“七分人祸”说成“七分天灾”，硬是把毛泽东的责任推到了老天爷的身上，把“冤假错案”从地上搞到了天上。由此可看出这些无神论者的胆子有多大。

不过，他们所做的这种文过饰非的宣传还是很有成效的，竟使许多老百姓真的相信“自然灾害”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并相信“苏修逼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至于他们的伟大领袖是不是也应对此事负些责任，大多数人都不想，也不敢想。

直到今日，许多当年饿过肚子的人在谈到那个年代时，仍然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仍然改不了口。笔者有时也是如此。这使人不禁想起戈培尔名言：“谎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

过来人都知道，1967年是“文革”中最乱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全国大部份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停业，交通停运。尤为严重的是，许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先是棍棒，后是枪炮，最后连坦克车也开了出来，一时间几乎无处不开枪，无处不杀人。广西南宁附近，死亡枕籍，尸塞邕江。

过来人也都记得，老人家对这种形势有他自己的说法(1)：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这显然是“指鹿为马”之辞，却被各种传媒当作“最高指示”广告全国。一时间，“形势大好”论甚嚣尘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结果使深受“文革”祸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即使怀疑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笔者一位老同学由外省来京旅游，借宿我处。一次聊天他突然问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许多老百姓？

此话问得我莫名其妙，反而问出我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认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没有看电视？没有听别人讲？

他说，当时自己也觉着政府打死了许多老百姓，社会上有这类传闻，《美国之音》也是这么报道的。后来单位里的书记和那些搞宣传的人三天两头把大家集中到一块，先读文件，后做报告，讲中央决策如何如何英明，讲社会传闻如何如何不实，讲这个是谣言、那个是谣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们口味的一切说法都说成是假的。

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政府原先说要宣布“六、/四”死难者名单，但后来没有宣布。他说，大家都觉着有点不对劲，好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东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说得很轻巧：你们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许多老百姓，政府还能不说？不说，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人民的。同学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那些张嘴，你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有什么说法，横竖难不倒。

他接着说，讲老实话，我们也不大相信他们。这些年来，我们听够了他们那套东西，一会儿翻过来说，一会儿倒过去说，没个准头。可话又说回来，真要是讲多了，还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问题讲清，却能把事情搅浑，不能说服你的心，却能搞昏你的头。要说没打死许多老百姓，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可要说打死了许多老百姓，我们也有些将信将疑，这不就来问你了吗？

从同学一席话中不难看出，这种宣传体制在粉饰太平方面有什么样的功用，这帮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说假话方面有什么样的才干，而这些都属“伟大领袖”留给“总设计师”的政治遗产。

当然，对于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所由毛泽东当校长的假话学校（其校训词为“实事求是”）中，有学业成绩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够主动发挥、积极创新的官吏们；也有学业成绩平平者，即那些只是跟着说、照着做的官吏们；还有学业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面谈到的那些敢说真话的官吏们。

一般学校里的学生成绩都按“钟形曲线”分布，两头低矮，中间高大。毛的假话学校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前面一类与后面一类都是少数，中间一类则为多数。因此，本文在谈官吏欺骗时，无意将前面那类人与中间这类人混为一谈，无意将这千百万人也都说成是极为可恶的骗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个国度里搞愚昧主义也是如此，也是一件很有自我杀伤力的事。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经历过各种政治场面的民族，或说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无论其官吏阶层还是其民众阶层，无论其雅文化阶层还是其俗文化阶层，对于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着较高的领悟力。他们对于执政者精心炮制的任何东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体会之后，不仅有了识别的能力，而且有了应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种取之于你又还之于你的能力，一种对于执政者来说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向人民讲假话，人民也学会了向你讲假话；老是要官吏向人民讲假话，官吏也学会了在向人民讲假话同时也向你讲假话。

例如，刮“浮夸风”时，你今天暗示我要报好成绩，我明天就给你放个大“卫星”。我放一个，他放一个，大家都来放，放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骗谁了。老百姓被骗，毛主席也被骗。前者愚，后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气。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后智，后者先智后愚，前者之愚不及后者之愚。

又如，搞“个人迷信运动”时，毛泽东默许林彪不实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实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许林行骗他人，林在行骗他人之后又回过头来行骗毛本人，并差一点将毛骗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们这个颇有阅历且老于世故的民族里搞愚昧主义是一件很难玩得开玩得久的事。执政者可以在民众中造成一时的愚昧，但无法在民众中维持长久的愚昧。讲假话者到头来要被假话所害，骗人者终究要被人所骗。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义，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国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着两句顺口溜：

“村哄乡来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在这个“哄”与被“哄”的链条上，一端是村民、村长，另一端则是总理、部长。你“哄”我来我“哄”你，“哄”到最后就搞不清楚究竟谁哄谁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还是你比我蠢。

注解

(1)引自《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1967.10.7）》，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589—591页。



【44】

上述可见，毛泽东搞出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很成问题的。从中，人们看不出它比资本主义有多少优越性，相反倒看出它比资本主义更不如人意些。

在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准资本主义国家之中，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像毛的国家这样贫穷、这样专制、这样愚昧。

它们的经济水平持续稳定地提高，从未发生重大“人祸”；不像我们这里的经济建设一波三折，“人祸”频仍。它们的劳动者收入在几十年里增长了许多倍，以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惊呼：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由于生活富裕而丧失了革命斗志；不像我们这里的工人工资额和社员工分值在二十年间没有什么变化。

它们的政治舞台群星灿烂，并不断推陈出新；不像我们这里只准演独角戏，只能有一个大明星，即使他老态已显、嗓音已哑，也硬是要从头唱到尾，还不许别人喝倒彩。

它们的大众传媒五光十色，不像我们这里的报纸广播清汤寡水。前一传媒要掏老百姓的腰包，故而老百姓愿意接受什么，他们就传播什么，使得老百姓接受传媒信息如同下馆子，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后一传媒要看其上级的眼色，故而其上级想要宣传什么，他们就传播什么，使得老百姓读报听广播如同进了公社食堂，大师傅烧什么就吃什么，最终不免要吃倒了胃口，吃坏了肚子。

笔者曾听《人民日报》一位老报人谈办报体会：当老百姓每每爱看我们报纸的时候，就是上级批评我们最多的时候；而当上级屡屡表扬我们报纸的时候，也就是老百姓对我们怨言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常常还没有读我们报纸就拿它来擦桌子的时候。即使到了今天，这张中国最大的报纸仍然是中国老百姓自费订阅最少的报纸。

就中国自身情况看，毛所要搞的“社会主义”，也不如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这一比较在农业方面有突出表现。

按毛的说法，农民搞合作化或集体化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前者比后者有巨大优越性。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关于毛泽东坚持要走的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实际后果，每个过来的中国人都已看到，前文也已指出：“二十年的路白走了”。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来说，在生产力上，它经过了二十年努力却未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在生产关系上，它经过了二十年变革却又变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大田重新分为小田。

关于搞分田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虽为毛泽东竭力反对，但仍有积极表现机会。这种机会大体说来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五十年代初。当时，大规模的内战刚刚结束，百废待举。新中国农民从“土改”中分得土地，采取自耕自种方式，很快就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村经济状况，进而加速了战后国民经济恢复过程，巩固了中共新政权。

第二次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当时，大规模的饥荒仍在蔓延，饿死人现象随处可见。安徽省农民为了活下去而搞起了“责任田”、“包产到户”，并引起其他地区农民效仿，结果也迅速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先饥荒最重的农村地区，由于搞起“责任田”，反而最先从饥荒中摆脱出来。当年安徽民间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城里人一月关饷不抵乡下人一担青蒜。不管怎么说，事后被毛泽东斥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责任田”，此次确实缓解了全国性饥荒，救下了许多人的命，对于被毛搞砸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

第三次发生在七十年代末。当时，老人家去世不久，大规模政治动乱也结束不久，整个政治经济形势仍未完全脱离“崩溃的边缘”，大多数老百姓仍生活在贫困中。安徽省农民再次率先搞起“联产责任承包制”，又将他们十多年前已经做过的事情重新做了一遍，结果仍是“一包就灵”，迅速改善了农村中的经济面貌，同时促进了城市里的经济体制改革。于是乎，“资本主义的分田单干”竟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立了首功。这是已故老人家始料不及的。

毛泽东曾告诫他的人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当社会主义有了困难时，又见资本主义出来拉它一把。在上述三次重大转折时期，都是毛竭力反对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救了社会主义的农业，救了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

鉴于这些史实，人们或许可以对上面那句话作些补充：社会主义救中国，资本主义则救社会主义，救那个被毛泽东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不只是资本主义拉了社会主义一把，而且社会主义也促了资本主义一下。当然，这种促进不是从正面实施的，而是从反面作出的，即社会主义以自身的失败来反衬出资本主义的成功。

很有讽刺意义，为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提供最充份论证的人，不是那些热情歌颂资本主义的人，而是那些竭力反对资本主义并致力实践社会主义的人。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搞砸了，搞得无路可走了，故而把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给凸显出来了，显得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了，尽管这条路未必就是最美好的。

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发展得过头了，不是衰老得百病缠身了，而是发展得很不足，因而在许多方面仍有着新生事物的气息，仍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已在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从企业经济效益上看，除了那些国家垄断性行业外，国营的（即社会主义性质的）赶不上集体的（即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集体的又赶不上私营的（即资本主义性质的）。老百姓也有一个类似说法：国营单位是属猪的，等着喂食；集体单位是属鸡的，走着找食；私营单位则是属鸟的，飞着找食。目前，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有四份之三亏损，社会主义的国家工商税收有半数以上来自私营企业与集体企业。

如果就此断定，毛泽东及其党人从来就不清楚资本主义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从来就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曾指出：“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作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1）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又重申：“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2）

建国后不久，刘少奇郑重表示，执政党目前任务就是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3）

可是，毛泽东一坐稳江山，就改变主意，大食其言，大加限制乃至竭力消除资本主义，同时迫不急待地搞起社会主义，结果只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要用十几年时间来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终于把他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多毛病的社会主义国家。

老人家性子也太急了，第一次坐进驾驶室，就开起快车来，结果把车开翻了，开进路边深沟里。不过，事情还未结束。前面大个子司机毛泽东心急火燎地开翻了社会主义新跑车，后面不远处小个子司机邓小平摇摇晃晃地开来了资本主义大吊车，想去把那辆掉到沟里的车拉上来。至于这位小个子能不能做成这件大事情已属后话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爱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爱讲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早先也爱讲这些大道理，但坐了江山后就转而爱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爱讲什么话都是他说的对，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

然而，有些事情，像整个人之类的事，可由他说了算；还有些事情，像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样的事，就由不得他说了算。前者只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具体运作问题，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后者则涉及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问题，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只是站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带上，却硬要去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许多事情；他从没有到达过资本主义，却硬要去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去做的许多事情；并且，他做得非常坚决、非常固执，碰得头破血流也要继续做下去，既把自己害苦了，更把人民害苦了。

毛泽东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立志要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可是，他所要埋葬的资本主义是他并不了解的生命体，这不能不说是在瞎埋；并且，他所要埋葬的资本主义比他所要搞的社会主义更有生命力，这又不能不说是在活埋。

这被埋下去的活东西，终究是要破土而出的。不过，这重又长出来的新东西，由于已受过埋压而很可能长得歪七扭八。

注解

（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061页。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同（1），第1432─1433页。

（3）刘少奇《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载《刘少奇文选》下卷，第62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