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新评说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民　声著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代前言）

　　本书简要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代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中出现的决策失误和过错。

　　本书的几名作者，都是红色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人。在职业上，有记者、作家和历史学者。尽管职业不同，但在青少年时代，都曾有过相同的命运——经历过那场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时期”；耳闻目睹过历次惨不忍睹的政治运动；到农村接受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政治信仰上，作者都是共产党员，对领袖毛泽东有过近乎狂热的顶礼膜拜和无比敬仰。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作者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自新中国诞生以后，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屡次政治运动为什么会酿成一个又一个的人间悲剧？为什么会与几乎处在同一经济水平的国家越来越大地拉开距离？最终我们找出了答案：这一切，都缘自于国家领袖的决策失误。而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又是因为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里，往往是领袖独断专行，个人权力没有受到法律约束，个人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监督。一个人的错误，足以贻害一个国家。

　　古人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荣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早在清王朝的乾隆年间，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在后来的几百年里，中国衰退了，落后了，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他的许多个决策的失误，使中国更是跌落到贫穷落后的国家行列之中。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今天的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让一个国家强盛起来，靠领袖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但要让一个国家衰败甚至灭亡，一个领袖就够了。

　　我们本着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重新评价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些重大决策，来重新审视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不少历史学者，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时，总是说他昏庸无道，把他骂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他的历史功绩，甚至有人说他从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我们认为这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毛泽东能成为几亿中国人民的领袖，必定有他过人之处；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打败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对手，也有他的成功之处。我们既要肯定毛泽东的坚持抗日、结束战乱的功绩，也应总结出他的各种过错和失误。同样，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为中国“十年动乱”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国迅速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但他也是个普通人物而不是神圣，也难免做出错误的决策。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为了在今后的道路上避免重蹈覆辙。

　　本书作者采访了上百名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或目击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或文献，历经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稿。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如：从未公开的周恩来临终接见八大军区司令的谈话记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失败战例；毛泽东鼓动金日成打过三八线的内幕；毛岸英所在志愿军总部被美军发现之谜；林彪座机坠毁的真正原因；林彪女儿告密有功却反遭迫害的缘由；北京“六·四惨案”中戒严部队如何用苦肉计激起士兵对学生的仇恨等等。

　　本书还对一些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予以重新评说，如：被中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战争；中印边境冲突的主要责任在中方；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在毛泽东身上；林彪谋杀毛泽东的计划是一次拯救国家危亡的正义行动；“六·四学潮”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等等。另外，本书作者为了对历史负责，通过查阅原始档案，纠正了一些历史误传，如：毛泽东在接到林彪乘坐飞机外逃的报告时，并没有说“让他走好了”，而是说的另一番意思。

　　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学者来说，本书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我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共两代领导人一生的过错、失误和教训总结归纳出来，以期引起广大民众对大陆几十年来所发生一系列不幸事件的深思，进而找出杜绝此类不幸的根源。作为一名忠诚党员，我们衷心希望自己所热爱的党今后能不犯或少犯错误。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一条即是必须永远摈弃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让个人权力受到约束和监督，让集体领导的制度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历史悲剧重演。

　　如果本书能对当今的中国民主建设起到一点促进作用，则作者们甚感荣幸。

目　录

卷一：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和过错

卷二：重新评价林彪——功大于过的人

　　1、林彪的“武装起义”是救国拯民之义举
 　　2、林彪以行动反对“文革”的两个例证
 　　3、《五七一工程纪要》说的句句是实情
 　　4、林彪犯有哪些错误（88）
　　5、纠正三个历史误传（89）
　　6、航空专家新解林彪座机坠毁之谜
 　　7、林彪的真正死因是飞行员反抗（91）
　　8、邓小平为何不愿给林彪平反（92）
　　9、林豆豆告密立功为何反遭迫害（92）

卷三：邓小平复出后的几个重大失误

　　1、错误支持红色高棉导致中越战争
 　　　　●中越关系破裂的原因
 　　　　●邓小平决心“教训”越南
 　　　　●战争使“文革”后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战后的中、越、柬关系
 　　2、错误对待学潮导致“六·四惨案”
　　　　●事件的起因及大致经过
 　　　　●学生喊出“打倒共产党”一事的由来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成为事件的催化剂
 　　　　●军队用苦肉计激起士兵对学生的仇恨
 　　　　●镇压学潮造成严重后果
 　　　　●对事件中双方过错的反思
 　　3、对“高、饶事件”的错误定性
 　　4、对外政策中的偏袒立场
 　　5、翻历史旧账使中梵未能建交
 　　6、最大的失误是未能解决权力监督和制衡问题

附篇：本书作者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恳请信

卷一：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与过错

1、“农民运动”过火使首次国共合作破裂

　　在20世纪初，中国先后诞生了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政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从1924年至1927年，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从1937年至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两次合作最终都出现了破裂。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国共两次合作的破裂，责任都不在共产党方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原因，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些，那就是两党在军队保存数量、所占地盘和政府官员名额分配等问题上分歧太大，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发生了内战。可以说第二次合作的破裂，国共两党各负一半责任。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裂？长期以来，共产党方面一直指责是国民党突然叛变了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然而，国民党为什么要杀共产党人？究竟谁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破裂负责？笔者愿在此揭开这个谜底。

●农民运动”都干了些什么？

　　笔者认为，毛泽东该为首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承担主要责任。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这次大会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为适应工农运动迅速发展的需要，从1924年7月至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先后举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400多人经过训练后被派到农村去做农民运动工作。毛泽东曾指示中共湖南区委选派毛泽民、庞叔侃等50多人到广州参加学习。

　　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1925年春天，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在毛泽东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韶山地区二十多个乡很快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组织“雪耻会”。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工作，在农民夜校给农民讲课，努力从事农民运动。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到1926年6月，已遍及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山东、四川、陕西等十多个省份。仅湖南一省就有59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拥有会员200万人。因为是每家只能有一人填表参加农会，所以这样算起来，可以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多万。这些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

　　那么农会会员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毛泽东在他那篇完稿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人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农会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冲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从毛泽东的这段文字中，人们可以看出，湖南的农会不仅强行将一切权力收归农会，还将那些他们称之为“土豪劣绅”的人捆绑着，戴上高帽子，脖子上套上绳索拉出去游街，进行人格的污辱和肉体上的摧残。同时，农会还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后分给贫苦农民。不少地方还杀了一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毛泽东在《考查报告》中以赞赏地口气说：“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总书记陈独秀严厉批评毛泽东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农会的这种做法极为不满，对由毛泽东造成的这种局面更是十分担忧，批评毛泽东搞糟了。毛泽东为了回答陈独秀的批评，到湖南几个县作了一番调查，便写出了上述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这样的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毛泽东的这篇调查报告完稿后，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曾连续刊载了全文，接着《湖南民报》也发表了全文，湘鄂赣三省的农民和农运工作者读了之后为之欢欣鼓舞，但是，报告却在党中央受到了冷遇。当时，中央只有主管宣传的瞿秋白公开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对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大加称赞，称毛是“农民运动的王”。正当党的其它周刊也在转载这篇调查报告时，总书记陈独秀下令停止转载，并发火说：“湖南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的考察之所以能得出“好得很”结论，是因为他所接触所询问的人，都是最下层的贫苦农民，这些人没有任何辛劳和付出便轻而易举地从地主富农那里得到了钱粮、浮财和土地，他们当然认为这样是“好得很”。如果毛泽东调查的是那些地主老财，他们的说法就会完全相反。毛泽东也许认为，富人都是有罪的，他们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义之财，理应夺回来，无偿地分给穷苦百姓。事实上，许多地主富农等有钱人，都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创造积累起财富，只有极少数人是靠不正当手段发了不义之财。即使他们有罪，也应当通过法律来制裁，而不可使用暴力手段强占他们的财产，也不应进行非人道的人格污辱，更不该随意杀人。他们错误地提出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是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政府之上。用今天的话说，他们这样做不仅侵犯了私人财产，也侵犯了人权，算得上是无法无天。

●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原因

　　由共产党人在数省发起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严重损害了当地富人们的利益，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不少军官都是富人家庭出身，因为要想当军官先得报考军校，而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自然也考不上军校。当那些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军官们得知家里的财产被农民瓜分，亲人被拉上街头游斗甚至被杀头的消息后，万分恼怒，纷纷要求最高长官蒋介石为他们报仇雪恨。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需要富人们提供财力支援。而那些有钱人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富人们纷纷向蒋总司令叫苦，要求蒋为他们做主。蒋介石作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自然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决定用武力镇压共产党人的暴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一百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三百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一千多人被捕……。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5月17日，驻宜昌的国民党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借口农民运动过火，向武汉的共产党人进攻。5月21日，驻守在长沙的国民党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制造了马日事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三千多人，杀害一百多人。6月6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开始逮捕工农领袖。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也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发出了“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人”的“屠共令”。在西北的冯玉祥也宣布“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在国民党的屠刀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从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约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罗亦农、向警予、彭湃等卓越的革命家都先后慷慨就义。中共党员从5万多人减至1万人左右。

　　正如总书记陈独秀所担心的那样，各地过火的农民运动，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也导致那场被共产党人形容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国民党政府出重金悬赏捉拿毛泽东，他的妻子杨开慧也被逮捕入狱，于1930年被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2、抛弃患难之妻贺子珍

　　贺子珍，毛泽东的第二位妻子，江西省永新县人。她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给予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和照顾。她一生中为毛泽东十次怀孕，生下六胎，仅存活一个女儿。而毛泽东在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之后，却抛弃了她。贺子珍生于1910年，在学校是左派积极分子，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后来，她加入了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并参加了永新暴动。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县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营的进攻，缴获了一百多枪。战斗结束后不久，永新遭到敌人猛烈的反扑。暴动队伍被迫进入了井冈山，贺子珍也随着来到了这里。当时她只有17岁，却是一位有着一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

　　 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失败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想在这里暂避一时。当时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王佐、袁文才本不打算接纳他们。贺子珍听说这一消息后，由于她曾拜读过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对他早有敬佩之心，便劝说王、袁二人接纳毛泽东。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与袁文才家近在咫尺。而贺子珍是袁文才妻子的“义妹”，住在袁文才家里，毛泽东因此经常见到她。见过贺子珍照片的人都知道，她在年轻时身材高挑，端庄秀丽，算得上是个美女。毛泽东对她一见倾心，总要找机会与她聊上一阵子。从交谈中，毛泽东得知了贺子珍的经历，对她产生了好感。毛泽东的高大英俊和博才多学，也令贺子珍深为敬佩。而王佐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和依靠，也很想让他成为井冈山的女婿，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袁文才，袁说毛在湖南已有妻子。王佐则认为大户人家都是三妻六妾，毛泽东为何不能娶个妾。袁觉得此话有道理，两人便有意撮合毛、贺二人。他们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照顾，便有意将贺子珍调到毛泽东身边承担起毛的秘书工作。时间长了，贺子珍对毛泽东有了年轻女性的钟爱之心。袁文才见时机成熟了，便向毛泽东建议他俩结为夫妻，毛泽东嘴上推辞了一番，心里却美滋滋的。就这样，在袁、王二人的撮合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结成了夫妻。举行婚礼那一天是1928年5月28日。而此时毛泽东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正在湖南板仓的亲友家中，躲避国民党的搜捕。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后来在不少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影视剧中，作家们对史实做了一些改动，说毛泽东是在得知杨开慧被杀害后，才与贺子珍结的婚。中国人自古就有着“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为了不影响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这样改是可以理解的。

　　婚后，贺子珍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丈夫，还继续担负起着秘书的重任，经常为他搜集报纸、整理资料、抄写文件，有时还冒着危险到敌占区的邮局去抢报纸。1934年，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贺子珍随毛泽东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毛泽东的性欲特别旺盛，因此贺子珍不仅要在生活照顾他，还得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长征途中，贺子珍又怀了孕，这是她与毛泽东爱情的第四个结晶（头三个孩子不幸夭折）。行军途中遭敌机轰炸，贺子珍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后来只能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红军到达陕北延安后，贺子珍生下了女儿，乳名叫娇娇，这是她六次生育中唯一成活的孩子。后来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化名“李德胜”，为娇娇取了个大名：李敏。

　　到了延安以后，生活安定了，夫妻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渐渐出现了裂痕。首先是毛泽东爱发火的性格让她受不了。毛泽东爱发火，这在一些老人的回忆录和电影电视剧里都有描写，他经常把身边的医生、卫士训得不敢吭声，还先后赶走了两名令他不满意的警卫员。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官脾气大了，也常对贺子珍发火，但两人的感情并未破裂。

　　当时延安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他们也各具有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生活作风。这样，原来革命队伍的同志和新来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接触。许多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女青年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经常向他请教一些知识性问题。而博学的毛泽东也愿意与这些知识分子交流。相比之下，文化水平较低的贺子珍感到了一种孤独和冷落。在这些带有新思想的年轻人的影响下，延安办起了舞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举行舞会。毛泽东是个舞迷，逢舞会必到，这更让贺子珍看不惯。为此，两人发生过争吵。后来贺子珍因受不了伤疼的折磨，决定做手术取出弹片，可延安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她打算去苏联做手术，并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已经生孩子生怕了，多次的生育已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而丈夫的性欲又特别旺盛。在那个医疗水平极差的年代，也没有什么避孕措施。这一切都坚定了她要暂时离开毛泽东的决心。她离开延安来到兰州，又从兰州去了新疆，从那里坐上了飞往苏联的飞机。贺子珍没有想到，这一走，便改变了她的命运。

　　贺子珍来到苏联后，由于体内的弹片已深嵌在肉里，因此未能取出弹片。她便把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贺子珍离开延安之后，一个名叫蓝苹的女青年，趁贺子珍远在异国之际，频频向毛泽东暗送秋波，发起爱情攻势。蓝苹曾当过电影演员，相貌自然不俗。而贺子珍此时已年近三十，加上受过重伤和几次生育的摧残，早已是面黄肌瘦、人老珠黄，昔日的美貌荡然无存。毛泽东垂涎蓝苹的美貌，却又碍于尚未解除与贺子珍夫妻关系。于是他心生一计，先是去了一封电报，后又让去莫斯科的人捎话，要贺子珍回延安。贺子珍不愿让自己的学习半途而废，便给丈夫回信说，等学习结束了就回去。她没料到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回答。这一来，毛泽东就有了休妻另娶的理由，他拿着妻子的回信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看，贺子珍不愿回来，我怎么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身边没有女人照顾，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于是，政治局经过讨论，只得同意他与蓝苹结婚，同时又对蓝苹“约法三章”，只能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得参政（这一“约法三章”在建国后便名存实亡了）。就这样，毛泽东在没有对贺子珍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便突然抛弃了曾与他在艰苦岁月里共同生活长达十年的第二任妻子。

　　贺子珍在学习期间生下了第六个孩子。不久德国大举入侵苏联，战争造成了食物和药品的极度匮乏，这第六个孩子也患病夭折。此时又从延安传来毛泽东与别的女人结婚的消息，这对贺子珍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失去了“中共第一夫人”这一名份的贺子珍，后来在苏联的生活过得十分凄惨，据她自己回忆说，那段时间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艰苦。毛泽东怕她思念女儿，便派人把3岁的娇娇送到了贺子珍的身边。不久娇娇患病，没有断气便被送进了太平间，气得她与育儿院院长吵了一架。结果对方说她有精神病，强行将她送进了疯人院。直到建国后，新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要求苏联方面寻找贺子珍，才在疯人院里找到她。

　　在毛泽东逝世之前，中国的老百姓只知道他有过两位妻子——杨开慧和江青，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有过一位叫贺子珍的妻子。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曾透露过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后与江青之前还有过一位妻子，但老人们都以为贺子珍是贺龙的妹妹。对于两人离婚的原因，老人们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和威信，都说那贺子珍是绿林出身，脾气不好，将两人分离的责任归咎于贺子珍。毛泽东在长征时有个贴身警卫员叫陈昌奉，写过一本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也许是怕影响毛泽东的形象，全书十多万字竟对贺子珍只字未提。

　　贺子珍同毛泽东分别20年后，再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本来是一次令她高兴的事，然而毛泽东却又一次伤害了她的感情。那是1959年的夏天，贺子珍正闲居在南昌。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她以为是去休养，就随着来接她的汽车走了。汽车到达庐山的一个宾馆，已是晚上九点多钟。贺子珍被领进一间屋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她的心情很是激动，一直泪流不止。两人叙了一番旧情，见时间不早，毛泽东约贺子珍第二天再来谈。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名工作人员忽然走进贺子珍的房里对她说：“毛主席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贺子珍信以为真，急忙跟着工作人员下山。来到山下一个宾馆后，那名工作人员才告诉她：毛泽东并未下山。说罢交给她一个鼓鼓的信封，里面装着毛泽东给她的一笔钱。贺子珍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骗她下山。许多年后才听人说，那次是江青接到了陈伯达打给她的一个秘密电话，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与毛泽东见了面，因此她决定当天从杭州上庐山。毛泽东怕江青回庐山后跟他吵闹，才将贺子珍骗下了山。此事伤了贺子珍的心，她经不住这感情的波澜，再次病倒了。此后，她直到1984年4月19日去世，也没能再见过毛泽东。

　　贺子珍逝世时还心存一件遗憾之事：一位杂志社的女记者声称要帮贺子珍写回忆录，独家采访了她。贺子珍满怀信任地将自己的往事告诉了这位女记者。然而，回忆录写成后，这位记者想在书中加上一些对贺子珍不利的议论，迟迟没有出书，想等到贺子珍去世后再出版。贺子珍多次询问她，她总是扯谎说还没写完。因此，贺子珍到死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回忆录。

3、错杀井冈山恩人王佐、袁文才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鄂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将起义军取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后更名为红四军。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剩下的千余人来到了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一支名为“农民自卫军”的绿林武装，该武装的两位首领叫袁文才和王佐，其中袁文才曾经加入过共产党，还参加过永新暴动。暴动失败后便带领残余人马上井冈山当了绿林好汉。他们平时劫富济贫，被财主豪绅称为“土匪”。毛泽东派他的部下何长工与这两支绿林武装接洽，并成功地对他们进行了改造。王佐和袁文才不仅接纳了毛泽东上山，还将自己的队伍改编成红军的一个团，袁文才与王佐分别担任正、副团长。不久，王、袁二人还加入了共产党。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毛泽东的红军走投无路时接纳了他帮助了他，最后自己却死在了毛泽东红军的枪下，真是千古奇冤。

　　事情缘自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份决议。这次大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中的《苏维埃政权问题决议案》第十节，即“与土匪的关系”里一节有这样的话：“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同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对他们的首领应作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毛泽东当时任红四军党代表，在向部队干部传达“六大”文件时，考虑到王、袁二人的情况，隐去了这段话。一次，毛泽东在广昌行军途中，文件包被水浸湿，到达宿营地后，他便把文件取出来晾晒，便进屋睡觉了。正好袁文才有事来找毛泽东，见毛正在睡觉，便随手拿起文件来看，这一来便见到了“六大”决议的原文。他看到那段话后暗暗吃惊，于是便悄悄离开了正在广昌作战的毛泽东，仅带着几名亲信警卫员潜回到井冈山。由于他擅自离队，留守井冈山的特委给予他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一天，袁文才来到王佐住处，将他看到的六大文件内容说给王佐听。王佐知道后也感到震惊，认为即使再忠心也不能取得共产党的信任，两人商量着不如趁早离去。

　　当时湘赣边界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作为客籍的袁文才和王佐，与湘赣特委领导、土籍人朱玉楷、王怀等人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存有较深的矛盾和成见。双方多次在开会时发生争吵和对骂，甚至掏出手枪要动武。袁、王二人经常不把湘赣特委这些人放在眼里，声称“我们只听毛委员的！”两人逞强的个性，为他们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两人对湘赣特委的态度，引起了朱玉楷、王怀等人的猜疑。他们不断向毛泽东等领导反映袁、王问题，说“袁、王两人都非常狡猾，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加快急谋解决土匪首领，就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政权的危机——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势力就是土匪……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他们的反映，令毛泽东也开始对袁、王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时，袁王二人为筹措枪弹绑架了土豪罗克韶，事后又放了罗，这就更令湘赣特委认为他们要叛变。1930年2月18日，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在遂川于田召开联席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2月21日傍晚，袁、王二人突然接到朱德、毛泽东命令他们率部赶往永新开会研究攻打吉安的紧急通知。王佐看着通知，心中泛起一阵疑惑：怎么会这么急呢？大年刚过，又改编部队又打吉安，年前年后和特委的接触中，都没提到过这事，又事先不打个招呼，丢下井冈山怎么办？再说，毛委员临下山时当面向他交待，井冈山无论如何不能丢，要他王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轻易离开井冈山。这回毛委员怎么会突然要他离开而丢下井冈山不管呢？……自从去年袁文才从广昌私自跑回井冈山以后，特委的一些领导对他和袁文才存有疑心，难道特委的人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来对他们……？

　　王佐把自己的想法全告诉了妻子罗夏英。淳朴的罗夏英仔细想了想说：“不会吧，共产党还会哄共产党呀？再说，哪个还敢假造毛委员、朱军长的命令呢？除非吃了豹子胆了！”

　　王佐觉得妻子的话有道理：是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命令，既然毛委员、朱军长有命令就得执行。

　　 2月22日，袁、王率部到达永新。特委早将住处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箱22号，王佐住在印家祠堂，部队则分散住在城内一些地方，与袁、王的住处有一段距离。

　　入夜，特委照常大摆宴席，款待袁、王。宴毕，还请了戏班子。就在看戏时，彭德怀率红五军赶往永新，包围了袁、王的住处，将袁、王二人开枪打死在城内。

　　袁、王二人被杀后，边界一片混乱。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将捉来的罗克韶放了，并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率袁、王残部，举白旗投靠了国民党。没多久，国民党的一个旅马上占领了这块曾经是攻不破、打不进的红军井冈山军事根据地。

　　事后，毛泽东才发觉袁、王二人是误杀，连连后悔地说“杀错了！杀错了！”

　　毛泽东是湘赣边界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偏听偏信一面之辞，对这起冤案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才承认这是一起冤案，并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4、未遵协议致使“福建事变”失败

　　 “福建事变”亦称“闽变”。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订后第二天，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实际上是一个攻守同盟的军事协定。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校场召开，出席大会的有20多个省、市和海外华侨代表，十九路军官兵和福州农、工、商、学、妇女各界民众代表，共数万人。大会通过12项决议案及建立人民革命政府提议，并发表《人民权利宣言》。11月21日，蔡廷锴等人宣布脱离国民党，另组劳动人民党。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正式成立，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萨镇冰、徐谦、李章达、何公敢、陈友仁等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同时颁布一系列政纲，决定以福州为首都，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中嵌五角黄星旗为国旗。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人民革命政府把福建划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四省。任命何公敢为闽海省省长。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10余万人，在海空军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福建。当时李、蔡二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以为在福建的西北方向有红军防守，他们必定会阻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然而，此时的红军却按兵不动，让国民党军长驱直入，于1934年1月顺利占领了福州。

　　李、蔡急忙向红军电告求救。此时的毛泽东虽已将兵权移交给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但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说话仍有影响力。他与周恩来、朱德商量后，认为十九路军势单力薄，红军刚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损失较大，若再卷进蒋、李的军事冲突，只会引火烧身。因此，红军未遵守协议派兵救援，致使李、蔡的“福建事变”夭折。李济琛、蔡廷锴对此大为不满，骂共产党言而无信。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失守，“闽变”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觉得当年此事对不起李、蔡，便给了李济琛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位子，给了蔡廷锴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子，算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和补偿，也算是对自己当年未遵守协议所表示的歉意。

5、滥杀“AB团”引发“富田事变”

　　 “AB团”是江西国民党中反共者于1926年12月成立的一个团体，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所写，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AB团的主要工作是跟江西与共产党争夺权力。1927年4月2日，发生了针对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四·二暴动，AB团随后垮台。AB团仅存在三个月，但后来在江西的中共领导人认为有AB团混入了他们内部，进而导致“肃反”运动的开展。

　　红军时期，在各个根据地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其中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江西苏区、闽西苏区的肃反运动犹为残酷，不仅使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战士在肃反中惨遭杀害，而且许多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像许继慎、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也在肃反中被屠杀。关于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在党史的资料中记载的均比较详细，许多文艺作品也反映了这些事件。但有关江西苏区的肃反却少有人提起，而且党史专家们一直把这场极其残酷的肃反归咎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对这次肃反的由来也讲得有些含糊。特别是对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更是遮遮掩掩。在许多资料中，像《陈毅传》、《项英传》、《黄克诚自述》等文章虽有较大篇幅的记载，但由于此事件直接涉及毛泽东，因而也多有回避。其实，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就是因为毛泽东等人滥杀“AB团”引发的一起兵变。事情要从1929年的江西苏区说起。

　　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认为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的根本，而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则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平分，坚持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总前委认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会对富农有利，是“富农路线”。二是总前委要求在根据地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则认为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尚不成熟，需要慢慢来。因而总前委对赣西南党组织的做法十分不满。在1930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并于1930年3月，召开了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将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做法称之为“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于是从1930年5月开始，在赣西南地区普遍展开了称之为“红色五月运动”的肃反。由于肃反采取了刑讯逼供的做法，因而产生了一供十、十供百的严重后果。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要“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会议后“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当时的宣传标语)随之展开。到1930年底，江西苏区共清查出的所谓“AB团分子”达七、八千人，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审讯结束后马上被就地处决。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李韶九当时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和肃反委员会主任。接着，总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协助李韶九工作。他们二人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所谓的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红20军的一名团政委刘敌和李韶九是同乡，也被怀疑成是AB团分子。但李韶九看在是同乡的面子，给刘敌通了个信，让其早日坦白交代。刘敌当即在团里带了一个营，迅速包围了红20军的军部，扣留了当时的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当成AB团分子关押的红20军的另一位领导人谢汉昌。谢汉昌随即带领红20军攻下了富田镇，占领了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段良弼和省委秘书李白芳。李韶九也被当场活捉，古柏和当时任省苏维埃主席的曾山趁夜突围。随后，红20军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之后，当时任红12军军长的陈毅按总前委命令，随即带领部队的赶到红20军的驻地，经再三劝说，红20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当时红20军的领导人为了达到让朱、彭、黄取代毛泽东的目地，采取离间的方式，以毛泽东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称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给彭德怀和朱德。信中说：“古柏同志：……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代远）、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拼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但彭德怀和朱德在分别收到红20军的信后均未相信。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朱德和黄公略在收到信后，又约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

　　红20军当时的领导人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见离间失败，即率部西渡赣江，到永阳一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指出：“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一篇六言体的《讨逆檄文》：“段谢刘李诸逆，叛变始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

　　 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把中央局设在农村地区的决定，项英到达江西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上任之初正赶上富田事件。项英经了解情况后，认为清查AB团的肃反运动过火了，他不相信那么多红军和共产党人是AB团。随即在中央局做出决定：“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并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回苏区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回到苏区，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随即红20军也回到了赣江以东的苏区。项英对红20军领导人的检讨表示满意，并派段良弼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富田事件的情况。

　　此时，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王明在共产国际的鼎力支持下已掌握了党中央的大权，在清算李立三的错误中，把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代书记项英也列入了打击对象。在富田事件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中央在收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件做出决议，称其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中央派往苏区的代表团，是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由任弼时任团长。三人于1930年4月到达江西，在随即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批评了项英。并在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原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该决议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的参与者做出处理。于是清查AB团运动又再次形成了新的高潮。在随后的肃反中，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没有参加富田事件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红20军被全体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大部分也被处决。红20军被解散，余下的战士被编入了红7军。随后，中央把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处理的精神传达到了每个苏区，终于酿成了其它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很多同志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被杀害在自己人的刀锋下。

　　毛泽东当时是杀“AB团”的主要责任者，后来他发现这一活动搞了扩大化，形成了乱捕滥杀，心中有些后悔。不过他记取了这一教训，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他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可以说是避免了一次重蹈覆辙。

　　红军内部所杀的“AB团”成员，绝大部分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永新籍官兵。不久前笔者到永新县采访，当地人惋惜地说，如果当年那些永新籍官兵不被错杀的话，那么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授军衔时，该县将是可与红安、兴国并列的第三个“将军县”。

6、王明中毒疑云

　　王明，又名陈绍禹，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担任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此人机械地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在江西革命斗争中犯下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轻易地撤掉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错误的），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就因为被撤职这一件事，一直让心胸狭窄的毛泽东耿耿于怀。毛在延安重新掌权之后，召开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要所有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引起过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责备自己，唱他的颂歌。大多数人都乖乖照办，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只有王明拒绝从命。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毛的抗日政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毛，而是他，说他决心与毛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此事让毛泽东更加恼火，决心对王明实行报复。一九四一年，王明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后来回忆说这是毛泽东指令医生给他下的毒。这有待查证。确有证据证明毛给王明下毒的，是第二年三月，王明准备出院时。那时王明仍不肯臣服，在医院里还作诗说：“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甚至指名道姓：“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从毛泽东后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来看，王明此时的意见是何等的正确！

　　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叫金茂岳的大夫。他最初跟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来到延安，因为他是妇产科和儿科专家，共产党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后，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给王明下毒的事实，有一九四三年七月延安医生会诊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白纸黑字为证。这份会诊总结是中共中央捂得最严实的秘密之一。会诊总结说：3月初，王明病好转，准备出院。但金茂岳要把他留在医院里，“金主任主张拔牙、割痔疮、割扁桃腺”，这后两个手术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大手术”，“是危险的”。由于别的医生反对而作罢。十三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给他吃了一片药，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会诊总结说：“三月十三日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日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诊断就发现急性胆囊炎及及肝肿大。”

　　会诊医生始终没从金茂岳那里问出他给王明吃的什么药。药“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给王明同志的，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药方。”“金主任的答复是模糊的，一会儿说是这个药，一会儿说是那个药。药是什么形状大小也说不清楚。”但会诊确定：服此药后的中毒症状与某些其他药品中毒症状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剂。”

　　王明滞留在医院后，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这样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为它会产生升汞，这是医院里常用的一种消毒剂，人使服用后会造成汞中毒。会诊总结列举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现象”，说金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王明服用了金大夫给的药后出现不良反应，就没敢再吃这些药，否则他早死了。

　　六月以后，金大夫不再给王明吃毒药，原因是延安来了新的苏联联络员孙平。孙曾在东北工作过，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领导认识。他的级别很高，是个将军，报告可直达斯大林。跟他同来的还有苏军的医生阿洛夫，外加一个报务员，直接给莫斯科发报。七月十六日，孙平、阿洛夫向莫斯科报告，王明“治疗九个月后濒于死亡”。王明没有告诉他们他怀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没有证据，又身在毛的掌心里。一九四三年初，王明病情恶化。延安的医生们跟阿洛夫一起建议送他到国民党统治区或者苏联去治病。毛拒绝放王明走。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一月八日向孙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长电，里面列举了毛“许多反苏反共的罪行”。最后“请求是否可能派飞机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届时我将向共产国际领导汇报毛泽东罪恶的详情。”

　　王明的尖锐的话被孙平去掉些锋芒后发往莫斯科。毛泽东得知王明的这封告状电报，马上也给莫斯科发了电报，反诬王明。

　　三月二十二日，王明第一次告诉苏联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开的处方交给阿洛夫大夫。孙平随即电报莫斯科。莫斯科马上回电说处方“会导致慢性中毒，严重时会死亡”。王明又把处方给延安的医疗负责人傅连嶂看，这样就有了会诊。

　　会诊由傅连嶂、阿洛夫、马海德等十一位当时在延安最具权威的医务人员组成。一位姓杨的大夫受领任务去观察王明的病情。许多年后，这位杨大夫这样回忆道：“我在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住在他隔壁房间的书房里。我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在显微镜下看，看金片上如果有红的颜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说明尿里有汞。”“里面有几次是阳性。他是慢性中毒。”杨大夫把他的发现报告给上级，若干星期没有下文。

　　六月三十日，会诊终于开始。七月二十日结论作出：金大夫给王明吃了毒药。金本人也在结论上签了字。他在旁边打括弧写道：“其中数点另外声明。”但他从未发表过任何声明。一次开会时，当着一屋子医生，杨大夫亲眼看见金“跪在孟庆树（王明的妻子）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谅解他，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妇和医生们都知道，金身上经常揣着国民党军队编的小册子，叫《军医必读》，里面明明写着甘汞不能与小苏打配用，而且金还在下面用红笔画了线。从金茂岳的资历和水平来看，他不应犯这样低级的“技术事故”。

　　结论虽然作出了，但金并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被保护在枣园，跟警卫人员住在一起，继续做中共领导人的医生。后来还给江青作了流产和结扎手术。中共掌权后，金当上了北京医院的院长，负责给中央首长看病。毛的大儿媳患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医院，做手术要家人签字。毛岸英不在，是金茂岳代签的。这一切都说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个人的决定，或医术问题。

　　助毛下毒的是金大夫，帮毛阻止王明去苏联的是周恩来。那时苏联飞机来往延安，要经蒋介石点头。周对苏联大使潘友新说：“国民党不让王明同志离开延安。”当时也在重庆的林彪后来告诉潘友新，周根本没向国民党提出王明去苏联的事，原因是毛的指示。毛泽东不让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也扣下了毛的长子毛岸英，找借口迟迟不让他回国，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让他与贺子珍一起回国。。

　　毛泽东虽然没能毒死王明，但却在延安整风时把他丑化成头号大坏蛋，让干部们天天谴责他，把他的名声搞得臭不可闻。王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终于获准去苏联治病。这是他一生中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苏联，此后直到他一九七四年去世，再也没有回中国。这也是他不幸中的万幸。当时毛泽东曾多次发电报催他回北京出席中共中央会议，都被他以身体状况不佳拒绝了。如果王明回了中国，那么在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文革”中，他必死无疑。

7、令四方面军官兵不满的几件事

　　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军队中，都有着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之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他直接统领下的中央军，也就是所谓的“黄埔系”。中央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都出自蒋介石曾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因此他们备受蒋校长的关照。而其它部队如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滇军、桂军等，则被视为杂牌军。他们在装备和待遇上，如同后娘养的儿子，比中央军差一大截。

　　毛泽东的嫡系部队，是他在江西亲自创建的红一方面军。这支部队人数最多时曾达到30万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和长征后，到达陕北时已不足万人。非嫡系部队则是贺龙、萧克等人创建于湘鄂西的二方面军；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创建于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程子华等人创建于鄂豫西的红二十五军团；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创建于陕西的红十五军。

　　在这几支非嫡系部队中，最让毛泽东不放心的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擅自命令已北出草地的红四方面军转头南下，并妄图利用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的优势，胁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听命于他。张国焘关于用武力胁迫中央的命令被正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及时发现，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一机密透露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到密报后连夜率领中央红军转移。住在毛泽东附近的四方面军二十九军军长许世友发现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星夜转移，当即请示方面军领导是否阻截。政委陈昌浩主张听从张国焘的命令，以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此举遭到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坚决反对，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使毛泽东得以脱身。

　　后来，在红军广大官兵和共产国际的一致反对下，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错误决定，率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到达陕北与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会合。在陕北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开始清算张国焘搞分裂的罪行，先是以中央的名义撤掉了张国焘的党内、军内职务，只给他一个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这样一个有职无权的官位，随后是大会小会不断地批判。对四方面军里其他一些高级干部，如军长许世友、军政委王建安等人，则以进红军军政大学学习的名义，被集中到一起“洗脑”。

　　毛泽东的做法引起了部分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许世友串通了王建安等一批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打算携枪出逃到四川去打游击。但后来王建安因心虚告了密，结果许世友被关了起来，险遭枪毙。毛泽东免他一死，只判了一年监禁。张国焘则在一次陪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祭祀黄帝陵时叛逃投蒋。

　　张国焘和许世友的事情，令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人存有戒心。后来有两件大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四方面军有着明显的不公：

　　 一是派出由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征，致使西路军全军覆没。

　　在几路红军陆续到达陕北后，这个原本就很贫脊的地方陡增几万人马，穿衣吃饭都成了很大问题。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毛泽东决定以“打通西北通道，迎接苏联援助”的名义，派兵西征。明眼的人不难看出，“迎接苏联援助”是虚，用武力扩充地盘才是实。因为从西北方向通向苏联，路途长达数千公里，要经过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在甘肃、青海两省，有着人数众多、战斗力强的“马家军”（即马步芳、马鸿逵的回族军队）；在新疆，则有军阀盛世才。人少武器差的红军要想打通这样的“国际通道”，显然比登天还难。

　　毛泽东知道，红军向西扩充地盘的征途是凶多吉少，因此他不愿派自己的“嫡系”。但如果只派四方面军西征，定会使他们认为自己偏心。于是他同时提出派中央红军向北面的宁夏进军，目标也是开辟迎接苏联援助的通道。这样四方面军的人就无话可说了。由四方面军组成的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在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出征了。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打通国际通道，配合中央红军夺取宁夏！”然而，当西路军在祁连山下与马家军浴血奋战时，毛泽东的“嫡系”中央红军，却以种种借口并未出兵宁夏。最后，西路军惨败，两万多人全军覆没，只有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几百人历尽千辛万苦逃了回来。

　　 二是红军在改编成八路军后，从三个师的高级干部配备上，明显可看出毛泽东的偏心。八路军共有115、120和129三个师。他的两员“嫡系”大将——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长林彪，都得到提拔重用，一个升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一个担任115师师长，这个师是在原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基础上组建的。在原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团基础上组成的120师，则由原总指挥贺龙任师长，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亏待贺龙。而主要由四方面军组成的129师，师级干部都换成了毛泽东的亲信：原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师长，原中央红军《红星报》总编邓小平任师政委。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只能屈就当个副师长。129师的两个旅长职务，其中一个由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庚担任，只有另一个位子留给了四方面军的王宏坤。原四方面军的其他一些高级干部，大多担任并不重要的副职。如军级干部许世友和陈再道，都屈就担任副旅长；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则靠边休息了。对这样的安排，说明毛泽东对四方面军仍不放心，也让四方面军很多人不满意。好在他们的总指挥徐向前胸怀宽广，坦然地说：“革命就是为党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央叫做的就坚决去做，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

8、伤害数千人的“延安整风”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４月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名为“整风”实为整人的政治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加强了中共的凝聚力，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对此用不着多说，中共官方已经讲得很多了。

　　但是“延安整风”也伤害了一批中共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负面意义同样也是巨大的，它不仅伤害了一大批对共产党赤胆忠心的热血青年，也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先例。对此，中共官方的材料或是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延安整风”运动与先前的中央苏区“肃AB团”、洪湖和湘西苏区的“肃反”、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肃反”、山东湖西地区的“肃托”一样，都免不了严重的扩大化。中共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无一能免扩大化，成为各方参与者打击对手、整肃异己、公报私仇的机会。

　　那么“延安整风”运动是哪些人整了哪些人呢?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个名单：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下面有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是：康生、李富春；陈云、王稼祥；任弼时、高岗；周扬；彭真。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运动，具有未加明确界定的广泛权力，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一点很类似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此外还有“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后来“文革”的中央专案组。

　　从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延安整风要整的人主要是三种人：一类是以张闻天、王明、博古、邓发、凯丰、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国际派。这些人都在苏联或西欧学习或工作过，与共产国际及苏联有很深渊源，在党内有强大的影响力，打击了他们，可以提高毛泽东的政治声誉。一类是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为代表的地方诸侯、手握重兵前线大将，目的是使得毛泽东在军事上树立权威地位；再一类是以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延安歌舞升平的风气、对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供给等级制不满，写了很多文章挑战毛泽东炮制的延安圣地形象，所以也要被打击。延安整风其实就是派系斗争，只不过对前两类对象以开会斗争为主，对后一类打击更严重。卖力地支持毛泽东整风的主要是康生和刘少奇，他们是整风运动的利益获得者。这几类对象被打击之后，除了少数人如王实味和王明，其他都识趣地投靠了毛泽东，形成了所谓的党内团结的局面。

　　毛泽东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也是最大的受益人。但是，毛一般不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甚至还时不时地讲一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之类的话，做一些救人于危难的事，例如对柯庆施和陶铸。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这点也很类似文革，被整的人往往记恨于林彪、江青，或是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由于毛的庇护，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因为康生已被中共否定，所以如今痛斥康生的材料不少，此处亦不多说。

　　接着要说的恐怕就是刘少奇和彭真了。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为积极地吹捧毛泽东，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这很有点类似文革中的林彪。彭真在整风前不是中央委员，因为在整风中受到毛的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 　　说起被整的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凯丰这些人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毛出来做好人，予以解脱。以后成为毛的心腹，反刘少奇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

　　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毛泽东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少奇结下冤仇。

　　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在整风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毛的军权，被任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引起毛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娘”，而罗瑞卿是积极的批斗者。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文革”开始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要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的。”当时，康生指控大部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一来，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口供，数千人被逮捕，遭关押审讯，许多人被逼得自杀。毛泽东认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失足者，因此将这个整人的运动称之为“抢救失足者运动”。

　　由于被抓和被关押的青年人超过了各地到延安人数的一半，有些中央领导认为如果这么多人真的是特务，那么延安早就成国民党的天下了，不可能还这样平平安安。毛泽东这才意识到他抓人抓错了，这才有了后来他在大会上当众脱帽向受迫害者道歉一事。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刃战，伤了自己的同志。”毛泽东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那个轰动一时的“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后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被杀冤案”，则因为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一再掩盖，不能正确报道真相。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毛泽东说的什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处决的也不止王实味一个人。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有些人如胡耀邦开始是积极的整人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则加以纠正。

9、冤杀民主人士王实味

　　 1947年7月的一天，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随后一名武装人员抡起铁锨，照中年人头顶劈下，顿时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1966年5月16日，笔者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那位被杀戮的书生，便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被杀者的的名字叫王实味，河南省潢川人，1906年出生。其时家境已败落。王实味少年时期由父亲给予了较好的国学发蒙，并且接受进步教师的新式教育。他与同学徐智雨、戚宇凡都成为中共党员，后二人是潢川党组织的创建者。 王实味十七岁时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王实味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很快因为与一个叫李芬的姑娘热恋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好友刘莹结婚。此后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大洋，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泽东少半块。在延安期间，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当时在延安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2月17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着又在《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

　　王实味没有想到，他那篇批评中共领导开舞会和吃小灶的杂文《野百合花》，竟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同志喝不到一口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他在光明中看到了阴暗面，便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王实味所说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是在暗讽延安中央机关经常举办的舞会；他所批评的“食分五等”，指的是中央机关给领导同志开的小灶。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毛泽东是个舞迷，延安每周开舞会，他是逢舞会必到。为了给中央首长增强体质，机关服务处也确实给领导干部开了小灶。但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王实味的这篇文章从此给他带来了噩运。

　　毛泽东曾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曾这样说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却不是这样做的。他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并组织人们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古以来，文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文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者，“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梳理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一位俄国诗人所说，太阳的光芒时常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著毛泽东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诤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王实味成了“反党集团头目”。

　　毛泽东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毛泽东又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毛泽东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1942年6月起，延安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在这期间，国民党的舆论工具利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诬蔑共产党，令王实味的命运雪上加霜，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的罪名被关押，受到残酷的“逼、供、信”审讯。为了免受酷刑，王实味一度下跪磕头“认错”，但毛泽东仍不依不饶。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依旧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康生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押出牢房，为了省下子弹打国民党反动派，竟用铁锹将王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王实味之妻刘莹长期没有丈夫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已于1947年被处决。此时的她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的千古奇冤。1973年夏，她只身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人们透过层层纱幕，终于弄清这是一起冤案。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之后的事情。1990年12月，有关部门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这一年，王实味的儿子已经五十五岁。

10、开列国民党战犯名单起到反作用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太大，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很多人都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国民党方面造成的，因为是国民党军队于1947年初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然而，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不愿意跟蒋介石和谈，而想打垮并取代他的，是毛泽东。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的军队有430万人，而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军队只有120万人。虽然国民党的军队比共产党多几倍，但战斗力却远不如对方。在与日本军队作战时，日军统帅部就曾认为，一个日本兵的战斗力与八个国民党士兵的战斗力相当（而国民党自己则认为他的五个士兵与一个日本兵的战斗力相当）；而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就不同了，在武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共产党士兵的战斗力几乎可与一个日本兵相当。可见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多么软弱低下。国民党方面虽然名义上有430万军队，但其中有100多万是各地方的派系势力，如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青海的马步芳，这些人与蒋介石是面和心不和；还有100万人是日本战败后汪伪政权投降的伪军，这些人都不会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只有200万人。毛泽东深知这一点。虽然他的军队没有蒋介石多，武器也不如对方，但他的军队素质高，兵员质量早就占有优势。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只要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要打垮对方是有很大把握的。如果参加了国民党的联合政府，他最多只能在蒋介石手下当个副总统；而如果与国民党开战，他则很有可能获胜，那时他就是一国之君。所以，毛泽东在谈判开始后，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方案，目的就是想让蒋介石挑起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美国政府派人全力调停国共两党停战，组成联合政府，却都无功而返。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一度对共产党作出了让步，如同意他们进入联合政府，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允许共产党保留自己的一部分军队和地盘。蒋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如在全国军队的100个师中，中共军队只保留12个；中共军队退出山东、苏北某些解放区，交出多余的武器等等。而毛泽东只同意让出华南一些不重要的地方，而且要国民党也让出一些地方作为交换；对军队数量，则坚持要保留46个师；对于武器，毛泽东坚定地表示：“一条枪也不交。”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必然会用武力解决争端，那时，蒋就要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

　　果然如毛泽东所料，战争仅仅打了一年多，国民党军便连遭失败，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反攻。毛泽东眼看胜利在望，便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审判法西斯战犯的做法，将蒋介石等43名国民党高官列为战犯。这43名战犯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毛泽东的这一做法不仅在实质上毫无意义，而且与盟军审判战犯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盟军是在逮捕了德国和日本的战犯之后，才对他们进行审判，给他们定罪和量刑。而毛泽东并未捉到国民党的一名高官，就给他们定罪，这只能促使他们死心踏地与共产党为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在北京被围之后，迟迟不愿往下武器投降，就是知道自己已被定为战犯，担心落到毛泽东手里后受惩处。后来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将这些人定为战犯毫无意义，便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声明说：“除蒋氏一人外，其他任何人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都表示欢迎。”这样，便有程潜、卫立煌、傅作义、李宗仁四人先后投诚或起义归来。然而在这归来的四人中，除了卫立煌因病于1960年逝世外，其他三人都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先后去世。

11、错娶坏女人江青

●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

　　江青，1914年生，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原名李云鹤，在上世纪30年代曾是上海的一名电影演员，艺名蓝苹，山东诸城人，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康生是同乡。

　　李云鹤小姐面容姣好，体态婀娜，从小不爱读书只爱风流。一位美国女记者于1969年采访过她，根据她本人的自述，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传记《红都女皇》。书中记述的跟她正式结婚或公开同居过而值得记述一笔的男士，共有四位：
　　第一任丈夫魏鹤龄，是她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婚后不久即被她抛弃。
　　第二任丈夫俞啟威，又名黄敬（后曾任中共天津市长），由同居而结婚不到三年时间，又因她爱上了别的男人而分离。
　　第三任丈夫唐纳，一位在电影界能呼风唤雨的影评家。此时蓝苹已是一名电影演员，亟需唐纳的吹捧，两人便成了夫妻。婚后不到一月，她又闹起了婚变，追求名导演章泯。
　　第四位公开的同居者章泯，上海电影导演，有妇之夫。后因抗日战争爆发，章泯离开了上海，她则远走西安而分手。后来她又转道去了延安。此时是1937年冬天。

　　蓝苹初到延安时，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戏剧教员。来鲁艺不久，蓝苹就跟她的一位上司徐一新热恋起来。徐一新曾留学苏联，是中共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为鲁艺的教育长。蓝苹与他来往不久，即发现徐一新是徒有虚名，政治上难有大的前途。这时，蓝苹遇上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人物——中央情报部长兼除奸部长康生。他们是以老乡关系相识并熟悉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蓝苹，是在1938年的春节。那一日晚上，蓝苹参加了中共中央机关的演出，同她一起上台的有延安四大美女之称的孙维世、郭兰英、冯凤鸣、张兰芳。当时她并未引起毛泽东太深的印象。蓝苹真正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38年夏天，还是亏了康生的耳提面命，刻意安排。那时节，延安有几所著名的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寅初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经常去这几所大学讲课。渐渐地，毛泽东注意到了，每逢他在台上演讲，第一排座位上，总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同志，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目光里充满了敬慕之情。在一群土头土脑的“女八路”里，她可算得上是鹤立鸡群。这位女同志不仅听得特别认真，还不时地站起来提问。毛泽东也被她的热情和主动所打动，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解答她的问题。一次讲课完毕，毛泽东走到这位女同志面前，跟她握手、交谈。康生立刻予以介绍，她叫蓝苹，上海左翼电影界明星，来延安投奔革命，是位未婚青年。

　　毛泽东是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伟人，当即表示：“蓝苹同志，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住处去讨论呀。”

　　蓝苹对毛泽东这句邀请的话求之不得。从那以后每逢听完课，她总要以“请教”为名到毛泽东的住处坐上一阵子。

●毛泽东设计找再婚理由

　　常言道“男好美色，女攀高门”。毛泽东本来就是个喜爱美色的人，面对如此婀娜多姿的蓝苹，焉有不动情之理？此时的蓝苹24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且生得白皮嫩肉，与那位经过长征和战火摧残、又瘦又黑的贺子珍相比，真是凤凰比乌鸦。毛泽东恨不得马上娶她为妻。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毛泽东向政治局提出了要与蓝苹结婚的要求。此事立即遭到博古、凯丰、洛甫、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对：共产党人实行的一夫一妻制，贺子珍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一起走过艰难的长征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若是你娶了蓝苹，岂不是有了两个妻子，如何向全党交代？身为党的领袖，更应该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原则。但毛泽东不愧是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很快心生一计，给远在莫斯科的贺子珍发了一封电报，后来又托去苏联的同志给贺子珍带话，要她立刻回延安，以便照顾自己的生活。贺子珍不愿让自己的学习半途而废，便给丈夫回信说，等学习结束了就回去。她的回答让毛泽东感到正中下怀，喜出望外。因为这一来，毛就有了休妻另娶的理由。他拿着妻子的回信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看，贺子珍不愿回来，我怎么办？

　　党的领袖身边没有女人照顾，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于是，在毛泽东的暗示下，周恩来给博古、凯丰做工作，刘少奇去劝说彭德怀、贺龙和洛甫。最后政治局经过讨论，终于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同时又对江青“约法三章”：一、对外不可称为毛泽东的夫人；二、只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得参与党内政治活动；三、下不为例，党内其他同志不能沿用此例。这一约法可以说是博古、凯丰、洛甫、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暂时胜利。就这样，毛泽东在没有对贺子珍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便突然抛弃了曾与他在艰苦岁月里共同生活长达十年的第二任妻子。但到了后来，除了博古、凯丰两人早逝外，其他人如洛甫、彭德怀、贺龙等人都挨了毛泽东的整。

●蓝苹为何改名为“江青”

　　毛泽东与蓝苹结婚以后，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他觉得该给妻子改个新名字。毛泽东常喜欢给人改名，这里略举几例：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有个部下名叫何坤，他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上了国民党的通缉名单，因此需要改名。毛泽东对他说：“我们部队里农民不少，还没有做工的。你就叫长工吧，为革命当一辈子长工。”于是，何坤改名为何长工。四方面军原军长许世友原名叫许仕友，因觉得毛泽东对四方面军不公打算带着部分老部下出逃，事情败露后被关了起来。毛泽东到监狱里看望他，给他做思想工作，并对他说：你这个“仕”是当官的意思，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当官人的朋友，应该做世界人民的朋友。于是就给他改成后来这个名字。

　　毛泽东的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原名叫汪东逊。这个“逊”在中文里是“稍差”和“退让”的意思。毛泽东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当上党中央主席，既不能退让，也不比别人稍差，自己名“泽东”，而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叫个“东逊”，大不吉利，于是就将“东逊”改成了“东兴”。这一改，读音仍然相近，但意思则完全相反。

　　毛泽东身边有个姓韩的女护士。一天，小韩陪毛泽东看电视里播的现代京剧《海港》。剧情里有个后进青年名叫韩小强，一天到晚不安心当搬运工，经过教育后成了先进工人。毛泽东看完戏后，对韩护士说：“你不要当韩小强，要当韩小弱。”说罢，拉起小韩的手，在手掌上写了“韩小弱”三个字。领袖给自己改名，让小韩受宠若惊，以后就用起了“韩小弱”这个名字。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有个叫宋彬彬的女孩代表首都红卫兵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毛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说：“要武嘛。”宋彬彬听后很是激动，回去后就给自己改名叫“宋要武”。

　　此时蓝苹一听毛泽东说要给自己改名，欣然应允，说那你给我改吧。改个什么名呢？毛泽东喜欢水，他名中的“泽”就是水的意思，他的字“润之”也有水的意思，他又酷爱游泳，就取个带水的姓吧。带水的姓不多，只有“江”、“汪”等字，而“汪”与大汉奸汪精卫同姓，毛泽东不喜欢，于是就取“江”为姓。而名呢，毛泽东对蓝苹说：中国有个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原名蓝苹，现在的你要胜过以前的那个蓝苹，就以“青”为名吧。于是，蓝苹便改名江青。

●江青的后半生变成坏女人

　　政治局对毛泽东与江青的“约法三章”在建国后便名存实亡了，江青时常以主席夫人自居。由于毛泽东在生活作风问题上不检点，经常与一些女人闹出绯闻来，江青为此跟毛泽东大闹了一场。毛泽东虽然很窝火，却不敢与她离婚，他毕竟要注意自己在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后来毛泽东与江青达成妥协：江不干涉毛的私生活，毛则给予江一定的政治地位。从此江青成了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可以与自己心爱的女人私下往来。

　　笔者曾听一位了解江青的老干部讲过，这个女人在延安时期并不坏，待人挺和气也挺热情。但自从她进了北京城，性格就开始变了，变得爱训人了。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她当了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常委以后，愈发不得了，如同慈禧太后一般，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直接参与迫害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人士，不少人被她整死。江青还在文革期间挑动武斗，鼓励造反派“要文攻武卫”，“造反派可以两个人一支枪”，是制造“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

　　更令人气愤的是，江青还总是与她的恩人周恩来作对。当初江青想嫁给毛泽东时，周恩来是他们婚姻的赞成者之一。建国后，周恩来亲自提名，由江青与叶子龙、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四人同任毛泽东的秘书，其中江青为生活秘书。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因生活上的事与江青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要把江青赶出中南海，又是周恩来做了劝说工作。周恩来曾多次在公众场合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类口号。可以说，周恩来对江青是恩重如山，但江青却在“文革”后期干了不少有负于周恩来的事，千方百计想整倒他。究其原因，是周恩来推荐邓小平重新上台，阻碍了她想当女皇的美梦。周恩来病逝后，中央领导人在向遗体告别时，有两个人没有脱帽致哀。一个是朱德，但朱德向周恩来行了军礼；另一个就是江青。当江青走到周的夫人邓颖超面前，要与她握手表示慰问时，邓颖超因痛恨江青，没有伸出自己的手。江青便顺势将右手伸向邓颖超的背后，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为自己避免了尴尬。

　　毋庸讳言，江青后来的变坏，与毛泽东有着很大关系。1980年，江青在北京正义路一号的法庭上受审时，曾多次说过，许多坏事“都是主席让我干的”，“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的一点不错，的确有很多事都是毛泽东让她干的。例如她指令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一事。没有毛的发话，她一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没有权力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中国共产党人向来主张襟怀坦白，实事求是。既然如此，就不应让江青在这些事情上背黑锅，是谁的责任就应由谁承担。

　　 1976年10月6日，距毛泽东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江青，这个曾把许多无辜群众送进监狱的坏女人，也终于被人送进了监狱。这真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江青刚被关押时，曾气势汹汹地对看守人员说：“你们去告诉叶剑英，他只要敢放我出去一个月，这个天就会翻过来！”她之所以这样说，是以为自己在人民群众当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爱戴。因为在被逮捕之前，她每到一处，人们总是激动地、热烈地欢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其实人们这样激动地喊口号欢呼，一方面是出于对领袖的爱戴，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另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因为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如果不装出对领袖夫人有感情的样子，谁知别人会给自己穿什么小鞋。当江青的这番话传到叶剑英那里，这位老帅呵呵一笑，说：“你们也去告诉江青，我只要放她出来一天，群众就会将她打成肉泥！”

　　叶剑英说得不错。当人们得知江青被捕之后，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着丑化江青的漫画，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欢庆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人们早就对江青恨之入骨，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这种情形，就连华国锋、叶剑桥英他们也没料到。当江青在关押之地的电视上看到人们对她的憎恶场面，也终于不再嚣张，低下了她那不可一世的面孔。

12、违背诺言借故解除傅作义警卫团

　　 1949年初春，毛泽东离开平山县西柏坡，住进了北京西郊香山的一个院子里。为保密起见，这个院子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这与“老大”正好是谐音，给人以不尽的遐想。

　　一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突然打电话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傅作义警卫团的一些人要到“劳动大学”闹事，命他派一个团迅速赶到香山，执行保卫毛主席的任务。

　　原来，最初傅作义在与中共方面商讨投降事宜时，曾要求毛泽东给他留下一个军不要改编，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后来傅作义又要求保留他的警卫团，说是担心自己投降后会被蒋介石暗杀。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要求，并许诺傅作义警卫团的待遇与解放军官兵相同。然而，这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缓兵之计，他想等傅作义的部队放下武器后，再找机会解决这个团的武装。随后，傅作义所属的25万官兵都编入到解放军的部队中，他们都享受到了与解放军官兵的同等待遇。时隔不久，警卫团官兵连续两个月未领到薪饷。这一下官兵们火了，吵嚷着要到香山找毛泽东请愿。4月初的一天，警卫团的一个营负责执勤，另两个营的官兵在营长带领下，将该团中的中共政工人员禁闭起来后，排着队向香山进发。官兵们没有携带武器，因为他们知道，带上武器就是兵变，而不带武器只能算是请愿。这时，中共安插在警卫团中的“线人”见势不妙，立刻赶去向周恩来报告。这就有了周恩来要聂荣臻派兵弹压的电话。

　　聂荣臻派出的部队赶到香山后，闹事的官兵已递交了请愿书返回到翠微路兵营。但毛泽东仍以防止兵变的理由要解除这个团的武装。解放军包围了兵营，将警卫团全部缴械，并逮捕了两个带队请愿的营长和警卫团的三个团级军官。傅作义得知这一事情后，先是派秘书王克俊向聂荣臻抗议，又亲自赶到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处，拍着桌子骂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后来傅作义本人又来到香山向毛泽东质问。毛泽东说：“请傅先生谅解我们的处理方法。我们知道蒋介石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就不信他就不在我们身边安插特务，不在你的身边安插奸细。你的警卫工作应由解放军来担任。”毛泽东下令释放了被逮捕的军官，并将傅的警卫团减为警卫排，只保留35人。对于毛泽东的做法，傅作义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他知道不给警卫团官兵发饷是毛泽东的主意，目的就是诱使官兵们闹饷，最后再以“弹压兵变”为借口撤销他的警卫团。傅作义此时是寄人篱下，虽然心中有气却无可奈何。当然，毛泽东在政治待遇上没有亏待傅作义，他原本只想当个山西省的水利局长，但毛泽东却让他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还兼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香山事件原本是一次傅作义警卫团官兵和平请愿的事情，后来却被一些媒夸大渲染成了所谓“香山兵变”，可谓小题大做了。

　　 13、抗美援朝——一场完全错误的战争

●谁是真正的侵略者

　　 20世纪50年代，在位于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交战的双方最初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后来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由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先后加入了各自支持的一方。双方投入兵力达200多万。整个战争历时三年，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场被中国人称之为“抗美援朝”的战争，仅中国方面就伤亡了36万人，耗费物资约560万吨，花费钱财60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据官方的文件说，这场战争至少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推迟了十年！另一方面，因为战场主要是在朝鲜，所以朝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更大一些。

　　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场战争，不禁发现，那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而且那场战争的挑起者，也不是人们以前一直以为的“南朝鲜李承晚伪军”，而是北朝鲜的金日成，以及他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军”。那么，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从朝鲜的历史说起：

　　朝鲜半岛是一个文明古国，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湖南省。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是一个统一的王朝，14世纪定国号为朝鲜。历史上朝鲜曾多次遭受外来的入侵，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7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在波茨坦开会，会后发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公告中重申了两年前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做出的关于“使朝鲜独立”的内容。这次会上，斯大林向美英两国通报苏联将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并探询美国是否有同苏联在朝联合登陆的意向。而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估计攻朝将会付出重大代价，”因而想把攻朝战役连同可能遭受的重大伤亡留给苏联去承担。故美国虽已知道苏联将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却未准备近期在朝鲜登陆作战，只是与苏联划定了在空中和海上对日作战的分界线，未划定陆上分界线。但是，由于苏联的出兵和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迫使日本于8月10日即宣布投降。美国没料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这才急了，因为美国的军队距朝鲜最近的部队，也是在600公里之外的冲绳，无论如何不能很快到达朝鲜。这样一来，日本投降后，整个朝鲜岂不被苏联独占？于是美国于8月16日向苏联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受降的分界线。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从此，朝鲜南北双方以此为界，形成了分割的局面。

　　朝鲜此时有人口三千万，其中三八线以北有900万人，面积占全总国土的57%。南方有人口2100万，面积仅占43%。苏军攻入朝鲜后，于8月19日收复了平壤，并在金日成率领的人民军配合下，解放了朝鲜的整个北方。而美国对朝鲜的解放没有任何贡献。在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了投降书后，美国于9月8日才在仁川登陆。由于美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妥协，各自以三八线为界受降和占领，使得朝鲜半岛人民在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后，又陷入了民族分裂的痛苦，并且埋下了战争的祸根。美苏两国本来就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二战中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而临时结盟。二战后共同利益消失，两国便转为尖锐对立和斗争，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两大阵营。朝鲜则是这两大阵营在东方对立斗争中的主要阵地。他们必然推行各自的政策，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管理占领下的北方和南方。

　　 1948年2月，70多岁的李承晚在美国的扶持下成立了“大韩民国”。在南方已单独选举的情况下，北方也于8月25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于1948年底完成撤军，而美国在1949年6月才撤走。

●毛泽东低估了美国人

　　 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向毛泽东谈了自己打算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当时的朝鲜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有绝对优势。他的军队有30万人，且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而韩国的军队只有5万人，兵力对比是6：1。他的飞机、坦克、火炮都是南方军队的3至5倍，打赢是不成问题的。他担心的是，一旦打过了三八线，会引起美国的干涉。对此他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看看打过三八线后，美国会不会出兵。这时，如果毛泽东能劝阻一下金日成，朝鲜战争就不会爆发。然而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对金日成说：“美帝国主义一向是很自私的，不会为别人的利益付出自己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国家都希望美国能出兵共同抗击法西斯，但美国却迟迟不肯参战。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日本打上门来了，美国才不得不对日宣战。一年前，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时，美国也曾发出过武力干涉的威胁，但后来我们打过去了，它并没有出兵，这说明美国是个纸老虎。朝鲜如发生战争，美国也同样不会为别人出兵。”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金日成放心了，下决心打过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表示，朝鲜方面如兵力不够，中国可以派军队援助。金日成谢绝了毛泽东的好意，仅要求让当时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官兵1·5万人回国参战，毛泽东同意了。后来金日成又提出让这些人带武器回去，毛泽东也同意了。

　　金日成回国后，经过一个月的准备，一场旨在统一全半岛的名为“祖国解放战争”于6月25日打响。朝鲜人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就攻占了汉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放了南方90%的国土，将李承晚的军队压缩到朝鲜半岛东南的一个角落里。眼看胜利在望，金日成高兴地派朴宪永外相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说顶多一个月，就可消灭李承晚的军队，完成国家统一。

　　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谴责朝鲜违反国际协议，要求朝鲜立即撤军，同时还宣布派兵进驻中国的台湾。杜鲁门知道，没有中国的支持，金日成没有胆量打过三八线。美国还在联合国抛出提案指责朝鲜为侵略者，要求朝鲜立即撤军。本来苏联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可以对美国的提案行使否决权。但由于当时苏联代表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没有出席安理会，这就使决议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十五个理事国当中，十三票赞成，苏联缺席未投票，仅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一票反对。

　　对于安理会要求撤军的决议，金日成以为那是美国在吓唬人，没有理睬，继续挥师南下。于是美国又提出一项提案，认为朝鲜破坏了和平，应当用武力予以制裁。这一决议同样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随后，由16个国家组成了“联合国军”，其中除美国和英国外，其它国家多为象征性出兵。联合国军成功地在朝鲜半岛中部海岸的仁川实施了登陆战，此举不仅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也对金日成形成了反包围。人民军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后突出了重围，迅速向北退却。美军和韩国军队乘胜追击。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战火很快烧到了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金日成没料到美国竟然真的会为一个亚洲国家出兵，眼看朝鲜人民军危在旦夕，他火速派内务相朴一禹携带他的亲笔求援信，到北京向毛泽东求救。金日成的这封求救信写得万分恳切和焦急。信中写道：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国作战！

　　对于是否出兵抗美援朝，当时中共中央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出兵，就连后来成为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也不赞成。这些人在心里头埋怨金日成不该引火烧身，轻率地打过三八线，给自己招来这么大的麻烦。但这种想法不能说出口，只能说是中国长期经历战争，刚刚迎来解放，百废待兴，财力困难，无法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抗衡。主张出兵援朝者只有毛泽东、刘少奇二人。周恩来心里不赞成出兵，但不敢公开反对，也只是说国家经济困难。毛泽东对这些反对出兵的同志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如果我们不出兵，朝鲜就会被灭掉，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失去一个伙伴，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少了一个亲密朋友，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会摆在我们的家门口。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为别国出兵，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岂能对自己的兄弟见死不救？……总之，我认为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见毛泽东坚持出兵，便很快站在了毛的一边。

　　毛泽东坚持出兵，还有另一番考虑，那就是他当初曾估计美国不会出兵，因此积极鼓动金日成打过三八线，还打算派兵助战。现在美国真的出兵了，眼看着一个兄弟国家遭了殃，如果不去拉一把，恐怕金日成在九泉之下也会怨恨他。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地位，他的话别人不便反对也不敢反对。这样，中共中央就通过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当“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最初曾表示过，一旦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形式出动，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这也是促使毛泽东做出派兵决定的原因之一。但后来斯大林担心派空军参战会与美国直接冲突，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得知中国决定派兵之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只同意为中国抗美援朝提供武器装备，对出动空军掩护问题则表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后来则干脆说：两个半月以后也不准备出动到朝鲜作战，只在鸭绿江以北中国上空作战。而对于原先说的提供武器一事也变卦了。斯大林的出尔反尔对毛泽东来说如同当头一棒，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将在没有武器来源和制空权的情况下与世界头号强国作战，处境将十分艰难。毛泽东只好说，那我们出钱买你们的武器，总可以吧？斯大林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中国向苏联贷款几十亿卢布，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可以说，中国的抗美援朝不光是出兵，还出了钱。

●志愿军上战场并非保家卫国

　　首批入朝参战的部队于10月中旬秘密出国。由于中国没有对美国正式宣战，因此不能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去，所以出国的部队就叫志愿军——他们是“志愿”去参战的。志愿军是派出去了。毛泽东知道，如果直接告诉他们是去帮朝鲜人打仗，恐怕志愿军官兵们不愿为别人卖命。那用什么理由来鼓动官兵们的士气呢？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对志愿军官兵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是为了把朝鲜当作入侵中国的跳板。保卫朝鲜就是保卫中国，保卫家乡！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中国就会面临着‘唇亡齿寒’的危险。”用这个理由来激励官兵们的斗志。在那首著名的《志愿军战歌》中，就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存在着这样的糊涂认识，以为中国不抗美援朝，就将是‘唇亡齿寒’，美国就会把军队摆在中国的家门口。事实上，美国若真想入侵中国，早就有机会这样做：1945年初，美军为尽快打败日本，曾向山东青岛派出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登陆，日本战败后，这个师立即撤离了青岛。1949年，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时，曾向美国人求救，美国也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向中国派驻军队。但杜鲁门总统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美国不仅不想入侵中国，还曾做过一些有利于中共的事。1941年，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美国政府当即警告蒋介石，“若再发生这样的事，美国将停止向中国的援助。”使得蒋介石不敢再进攻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又是尽全力调解国共两党和谈，以避免内战。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便宣布出兵保卫台湾，因此毛泽东视美国为头号敌人。在中国官方长期的宣传中，老百姓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坏的国家，总喜欢侵略别人。不光侵略了朝鲜，后来还侵略者了越南。本书的作者们在很早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自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了解了美国，才发现这个国家并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坏。相反，美国不仅不愿侵略别国，还充当了“国际警察”的角色，谁要是侵略别人，它总是带头反对。如这一次的朝鲜侵略韩国，是美国带领着15国的“联合国军”惩罚它。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为表示抗议，带头抵制这一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后来中国也参加了抵制），并无偿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武器。1992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又是美国带领多国部队将伊拉克赶了出去。至于说美国为什么会“入侵”越南，那也是一种误解，本书后面将会提到。所以说，“山姆大叔”不是“侵略”的制造者，相反，每当世界某地出现战乱时，它总是无私地派出维和部队去帮助平息。

　　几十年来，中国在关于抗美援朝的舆论宣传中，常以战胜了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而自豪。事实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并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付日本那样，竭尽全力地对付中国。它只出动了陆军的三分之一，海军的近二分之一（约300艘舰艇），空军的五分之一（2400架飞机）。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也没有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中国官方说美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不符合事实）。如果它像几年前打日本那样全力以赴地打中国，也在中国领土上投下原子弹，那么，一个满目疮痍、百废未兴、诞生不到一年的新中国不可能是它的对手。

　　国际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有一个民间研究部门，当时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如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必将引起中国的参战，而且美国不会在这场战争中取胜。这个研究部门打算以500万美元的价钱将它出售给美国军方。这个价钱相当于一架战斗机的价钱，但军方认为对方出价太高而拒绝购买，结果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费了500亿美元。一位军方首脑人物后来见到了这份研究报告，十分懊恼和惋惜地说：“我们白白花费了500亿美元去打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却舍不得用一架战斗机的钱来买这样一份研究报告。”有人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早些看到这份研究报告，就不会出兵干涉朝鲜战争。

　　对于上述这种说法，笔者认为颇为幼稚。因为韩国政府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姆大叔”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朝鲜打垮而坐视不管？若是这样，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面子该往哪搁？它在自由世界中还有什么威信？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只要金日成打过了三八线，美国就不会袖手旁观。即使它料到中国会出兵援朝，也会不惜一战。

●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是错误决策

　　据说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的“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将军曾这样哀叹：“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笔者认为，真正应该说这番话的，不是美国的克拉克将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

　　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呢？因为当时朝鲜南北双方已先后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两国人民正过着和平、安宁、幸福的日子。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就是要尊重别国人民自己对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任何人都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你金日成因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强大，就要以统一祖国的名义攻打南方，欲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对方。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李承晚的力量比你强大，也以“统一祖国”的同样借口攻打北方，将他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你，你是否愿意接受呢？回答是肯定不愿意。这就是了，既然你不愿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你，你也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而中国的抗美援朝，就好比是一个大人在不分是非对错地一味袒护自己家庭里一个顽皮的孩子。当这个孩子欺负别人家的孩子时，大人为他叫好为他撑腰；而当这个孩子受到别人的反击或惩罚时，大人则不分缘由，不问青红皂白，只管护着自己的孩子。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一句歇后语——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200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任何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胡锦涛的这句话，是对“抗美援朝战争”性质的最好评判。

●归国战俘的悲惨命运

　　朝鲜战争打了一年之后，由于双方谁也不能彻底打败对方，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益高涨，美国政府也不愿继续进行这场看不到胜利的战争，便通过联合国放出了进行停战谈判的风声。中朝方面当即响应。双方于1952年7月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举行谈判。谈判在打打谈谈中进行了一年，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还是在大的方面达成一致。让人们始料不及是，最后竟在战俘遣返这个小问题上卡了壳。当时中朝方面有11万人被俘，其中中国志愿军战俘有2万人。“联合国军”方面也有2万多人被俘。在谈判时，美方提出按照战俘的意愿遣返，而中朝方面则坚持无条件全部遣返。美方之所以提出“自愿遣返”，目的是想让中朝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丢脸。在志愿军战俘营里，经过美军和台湾政工人员的反面宣传，大部分战俘明白了自己是在帮错误的一方打仗。在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历来是大力宣传英雄主义的思想，接受的是“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刘老庄连”这种宁死不降的教育，要求官兵们战斗到最后一刻，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在他们的观念里，当俘虏是可耻的，是贪生怕死，被人看不起，多数战俘担心回去后会受歧视和虐待，因此不愿回家乡而宁愿去台湾。

　　另一方面，战俘们在关押期间，受到台湾政工人员的审讯，他们面临着是回大陆来还是去台湾的选择。如果选择回大陆，就会受到种种虐待，不仅不能吃饱饭，还会遭到非人道的折磨甚至毒打，不少人还因此送了命。许多战俘被迫在臂膀上刺下了“反共抗俄”字样和国民党党徽。在被俘官兵中，有近半数的人隶属于志愿军第60军180师。该师在第五次战役中，一万人马孤军深入陷入重围，后来仅有师长带着少数人突围返回，八千多人当了俘虏。这个师不少人是国民党起义官兵，他们经台湾政工人员的拉拢，轻易就动摇了回祖国大陆的念头。

　　经过国民党人员的“甄别”，竟有一大半战俘愿意去台湾。

　　由于美国在战俘交换问题上始终不肯向中朝方妥协，并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致使停战谈判竟因交换战俘一事久拖不决，时间长达一年。后来国际舆论纷纷指责中朝方不尊重战俘的自由选择。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朝方只得让步，同意按战俘意愿进行遣返。对于战俘遣返问题，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停战后所有愿意回国的战俘立即遣返；不愿回国的战俘则由波兰、捷克、印度、瑞士、瑞典这5个中立国看管，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解释期限为四个月；解释期满后仍不愿回国的，则交由高一级政治会议处理。

　　停战协议最后于1953年7月27日生效。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战俘回国，中朝两军发言人曾于1952年4月6日针对战俘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主张在积极的敌对行为停止后，交战以方应迅速释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它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参加革命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在达成停战协议后，为了让战俘们完全相信政府的保证，中朝方又于1953年9月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告被俘人员书》。书中再次表示：

　　 “……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容威胁你们并阻挠你们实现返回祖国的愿望。我们深切了解你们对于祖国的想念和被俘以后的不幸遭遇。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或有其他类似行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出于你们的自愿，不应由你们自己负责。我们特此郑重负责地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员，不管他们在对方战俘营中有任何上述行为，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志愿军派出代表拿着《告被俘人员书》，到战俘营里反复给大家做工作，保证他们回去后不会受到歧视虐待。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只有六千多人回到了祖国大陆。

　　正如志愿军战俘所担心的那样，原先给他们作的保证成了一纸空文。他们一回国就被送进了“归国被俘军人管理处”接受审查，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看看他们在战俘营里做了哪些对不起祖国的事，看看他们有无可能是叛变后被派遣回国的特务。最后，这六千多名当初抱着爱国的坚定信念，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磨难才回到大陆的被俘军人，又受到一次极不公正待遇，几乎都被开除了军籍和党、团籍。180师政委吴成德，是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者，他被开除了军籍和党籍，按营职干部转业处理。

　　这些归国战俘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强烈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受了骗，纷纷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但都如石沉大海。

　　到了“文革”时期，这些人的噩运再次降临，许多人被当成叛徒受到残酷迫害，不少人整死或被逼自杀，下场大多十分凄惨。中国大陆有一位名叫靳大鹰的作家，于1986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志愿军战俘纪事》，书中真实地纪录了被俘官兵回国后的悲惨遭遇。此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人们纷纷为他们的不幸鸣不平，这才引起高层的关注，最终他们的命运才得以改变。

　　 1988年，在当年随蒋介石去台湾老兵们的强烈要求下，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开放老兵回乡探亲。那些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也纷纷回到家乡看望亲人。此时的他们，个个衣着光鲜，腰缠万贯，让家乡的乡亲们羡慕不已，也让那些选择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们感慨万千。

　　联合国军上万名战俘也有22人留在了中国，其中美军21人，英军1人。最初中国方面是给这些人许愿，说会给他们安排优越的工作，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后来的实际情况与当初的许愿相去甚远，这些人大多离开了中国。

●抗美援朝造成的严重恶果

　　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参战官兵的伤亡，也带来了很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后遗症。如债务问题、战后重建问题、伤残人员的生活问题。对中国来说，还多了一个台湾问题。

　　在三年时间里，中国先后派出十几个兵团200多万官兵轮番参战，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为数最多时达到90万人。战争造成了36万多名中国官兵的死伤，其中团以上干部阵亡200多人，职务最高者是69军军长李湘。战争还给许多年轻的军人留下终身残疾，加上中国本来就是男多女少，他们因此找不到妻子。战争也使朝鲜的许多女人成为寡妇。金日成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对毛泽东说，志愿军伤残人员是为朝鲜受伤的，朝鲜女人多，可让她们嫁给这些伤兵。但毛泽东怕影响不好，没有同意。毛泽东自己玩过不少女人，却不管那些为国家受伤军人的婚姻。朝鲜战争结束后，许多朝鲜男人可以一夫娶多妻，而不少志愿军伤残者却只能是孤独终身。

　　笔者曾见过一位双手十指只剩下一截手指的退伍老兵，他的手指是在朝鲜战场上冻掉的。那是1950年年底，一场罕见的寒流袭击了朝鲜半岛，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40度。仅穿着单薄棉衣的第九兵团志愿军官兵无法抵御寒冷，很多人被冻死在阵地上。这位老兵是个幸存者，但却冻掉了手指和脚趾。他一直过着单身生活。

　　朝鲜战争还使台湾问题复杂化。1950年，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逃到了台湾。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40万人，战斗力很差。毛泽东的解放军已经发展到550万人，一连串的胜利让官兵们士气高昂。虽然台湾与大陆之间隔着台湾海峡，但此时的“国军”已是兵无斗志，不堪一击。解放军即使凭着木舢板也能打去。人们心里都清楚，台湾已是共产党的囊中之物，解放台湾指日可待。更对毛泽东有利的是，当时美国也决定放弃支持蒋介石，总统杜鲁门在关于台湾前途的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它领土从无获取的野心，现在美国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6月27日，杜鲁门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宣布派出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一来，毛泽东原本打算派兵攻占台湾的计划落了空，台湾问题也长期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对于朝鲜来说，只是保住了金日成的统治，使他免遭联合国军的惩罚，而对老百姓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在金日成的领导下，朝鲜经济长期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韩国却迅速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有一个对比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联合国成员国在缴纳会费时，是依据本国的实力来分摊比例。韩国所缴会费的分摊比例是0·55%；而朝鲜仅占0·05%。相比之下，两国的经济实力竟相差11倍！

　　在三年的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自己的裤带帮助别人。例如朝鲜战场上铁路运输线被严重炸毁，中国便将国内铁路的钢轨拆下运往前线。为了购买武器，中国不仅向苏联贷款几十亿卢布，还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据统计，当时国内的捐款可以购买三千一百多架飞机。十多年后，为了偿还苏联的巨额债务，中国将大量工农业产品送往苏联，因此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最困难时期，饿死了上千万人！

　　 “抗美援朝”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还不只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中国还因此受到联合国的谴责，被称为“侵略者”。1960年5月27日，英国著名元帅蒙特利尔访问中国，毛泽东在接见他时，曾开玩笑说“你是在同‘侵略者’谈话呀”，指的就是这件事。“抗美援朝”还给韩国人民带来了感情上的创伤。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中国大使赴任后，在接见外国记者时，韩国记者执意要求中国大使就“中国入侵韩国”一事道歉，弄得中国大使颇为尴尬。

　　联合国安理会自1946年成立以来，一共通过了两次关于制裁侵略者的决议。第一次是1950年惩罚朝鲜对韩国的侵略；第二次是1990年惩罚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第二次的安理会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中国也只能投弃权票而不能投赞成票，否则就是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上一次“联合国军”通过决议要惩罚朝鲜时，中国是与联合国对着干的。

　　朝鲜战争也使美方死伤39万人，其中包括“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上将李奇微的儿子。据志愿军原副总司令洪学智回忆：在进行中美停战谈判时，李奇微说他的当飞行员的儿子在一次前往某地执行飞行侦察任务后没有返回，请中国方面帮助查找。洪学智答应了他的要求。查找的结果很快反馈上来，志愿军某防空部队说，的确有一架美军侦察机在那个地方被防空炮火击落，但飞行员已当场丧命。李奇微听到这一消息，伤心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抗美援朝”救了金日成一命，他一时对中国心怀感激。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文革”的原因，中朝两国关系大幅度降温，朝鲜反而与中国当时的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走得很近。在毛泽东和金日成相继去世之后，中朝关系更加冷淡。就在2006年9月，朝鲜不顾世界各国的一致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为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谴责，使两国关系达到近年来的最低点。相反，中国与昔日的交战对手韩国反而越走越近。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到最后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实在让人既遗憾又痛心。

●毛岸英被炸死之谜

　　毛泽东做出抗美援朝的错误决策，不仅害苦了中国人民，他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儿子毛岸英随志愿军入朝仅一个月，就被美军飞机炸死。

　　据经历过那次空袭的前志愿军人员回忆，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一个小村子里。哨兵发现敌机来袭后，即鸣枪发出空袭警报。然而正在埋头看地图的彭德怀像没听见一般，站在原地未动。总司令不走，其他人谁也不敢走。这时志愿军副总司令洪学智匆忙赶来，催促彭德怀快进防空洞。彭德怀满不在乎地笑他怕死。洪学智说：“不光我怕死，也怕你死。赶快走！”说罢硬拉走了彭德怀，同时又招呼其他人员快进防空洞。美军飞机使了一个伎俩，径直飞过志愿军总部所在村子上空远去。毛岸英在防空洞里见敌机飞走，以为敌机不会再来，心想着还有几份电报急需翻译，便提前走出了防空洞。另一个名叫高瑞春的参谋也紧随其后。两人回到房间没多久，美军的轰炸机突然返回，投下了数十枚凝固汽油弹，整个村庄立刻被烈焰吞没，毛岸英与高瑞春不幸葬身火海。

　　美军是如何知道志愿军总部就在这个小村里呢？时隔20多年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军人员互访。美方人员向中方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当时美军侦察机拍摄了这个村庄的照片，在审阅照片时，情报人员发现有几条电话线通进这个村子，便断定这里是个指挥所。另外在村子外面有一辆侧翻的运菜车。情报人员认为，当时志愿军给养很困难，能吃上蔬菜的人肯定不是普通的官兵，于是得出结论，这里必定是志愿军的一个高级指挥所，于是决定派飞机轰炸。

　　这次轰炸的战果很小，只炸死两个人，但影响却很大，因为其中一人是毛泽东的儿子。笔者推测，如果毛岸英活到今日，有可能像朝鲜的金正日那样，接父亲的班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那么中国的命运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文革”十年浩劫。

　　 “抗美援朝”，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由于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决断，酿成了一场人间大悲剧。

14、“镇反运动”扩大化杀人过多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先后经历过上百个封建王朝。大凡经过政治举动或变故之后，都有紧随而来的“大赦天下”以彰显仁政。这不是传统或习俗，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是被历史证明的成功有效的统御之道，包含了不计前嫌、容天下之量等等优点的领导艺术在其中。

　　但毛泽东的新中国诞生时，不但没有大赦，反而搞了个“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当中既有许多罪大恶极该杀之人，更多的则属于轻罪重惩不该杀之人。毛泽东自己承认说“镇反时我们杀了几十万人”。但据知情人披露，从1950年到1953年的三年时间里，共杀了200多万人，造成了镇反运动的扩大化。

　　 “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使财产共有。中国共产党人将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中进行的内战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土地革命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从地主阶级那里夺取土地，实行土地公有。中共军队每到一处，也都宣称他们是穷人的队伍。中国大陆解放后，中共于1950年开始在新解放的农村广大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村里拥有较多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他们的财产被强行没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其他农民。这一来，许多被划成

　　地主、富农的人极端仇恨共产党，他们与大陆上残留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勾结起来，向共产党反攻倒算，暗杀了许多的土改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这一情景，在大陆拍摄的影片《暴风骤雨》、《槐树庄》、《箭杆河边》里都有真实的反映。

　　为了打击富人的嚣张气焰，1950年3月和7月，毛泽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局限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毛泽东再次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大批人被误杀，毛泽东这才在“镇反”运动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在镇反运动后期被错杀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国民党投诚或被俘军官。这些被杀者，可以分成这样几类：一是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二是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三是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四是其他人员，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有人整理了部分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这里略举十人为例。笔者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本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著名导演张艺谋根据同名小说拍摄了一部电影《活着就好》，由当红影星葛优和巩俐主演。此影片一直被禁止上映。原因就是在影片中有一段负面宣传的情节：影片中的“我”因为嗜好赌博，将一座祖传豪宅输给了赌友阿庆。解放后土改时，政府要没收豪宅，阿庆不肯，放火烧掉了自家的豪宅，结果被扣上“破坏土改”的罪名而遭枪毙。这一情节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乱杀人的事实。

　　虽然邓小平上台后对一大批在“镇反运动”中被错杀的人予以平反，深得民心，但被杀的人终究是不能死而复生的。

15、“三大改造”中的失误

　　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认为私有制就是剥削。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这样写道：“……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资产阶级专政必然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消灭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认为：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都是通过剥削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得来的，他们是不劳而获，是吸血鬼。因此，他主张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便决定把土豪劣绅的土地强行没收，分给贫苦农民；把资本家的企业改造成国有企业。

　　为了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中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进行了一场名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简称“三大改造”。对农业的改造，第一步是强行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毛泽东将这一做法称之为“土地改革”。他的这一政策受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拥护，此举也帮助他赢得了民心，进而帮他赢得了整个中国。

　　第二步将个体农户组织成互助组，形成了小集体。

　　第三步是将互助组合并成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社，形成了大集体。

　　在中国，由于地域辽阔，各地的贫富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笔者查阅了1950年8月4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地主、富农是这样界定的：

　　地主：占有较多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有少量土地者，可视情况划为上中农或下中农；完全没有土地者，则划为贫农（下面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略去）。为了团结和争取绝大多数人，中共中央规定，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地主和富农的比例不得超过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然而，那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真的是靠剥削、压榨穷人过活，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吗？笔者在江苏吴江县采访时，曾听当地老人说过：“在解放前，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一个有田二三百亩左右的地主，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佃农。”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向国家交纳的田赋（皇粮国税）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国家向土地征收的额外开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权向土地征收的杂项开支，也是地主交的。这三项，可以说是压在地主头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国37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13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13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4斤白米。注意，这还不是国字号的收费，是苛捐杂税之类的。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损耗、加派，最起码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个地主，还能吃什么？地主向佃户收地租，也就是一亩地一石米，为150斤。这帐一算就清楚了。由于佃农只租地耕种，为地主打工，国家税收与他无关，所以有理由说，一个有二三百亩地的地主，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个有几十亩田的佃农。

　　笔者在采访老农时，听说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有一个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头舍不得吃肉，节节俭俭的过日子，就想多置几亩地，将来可以为五个儿子留一点家当。但是他没来得及等儿子长大，土改来了，他被评为地主。

　　他是不幸的，是不幸在一个不应该节俭的年代。按理，判别一个地主够不够地主，除了看田地的多少外，还要看其参不参加主要劳动。但这一条，对许多江南中小地主不适用，他们大多是靠劳动致富的。如上文写到的不吃肉的姚姓地主，还劳动得少吗？他们是非常勤劳的中国农民。同样，他们勤劳得不是时候。

　　文革前夕，在江南农村进行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流传着许多荒诞的笑话。被工作队请上台忆苦思甜的老贫农、老长工常常夸奖农忙时东家准备的咸肉大得象铁搭的榫头，粽子和咸鸭蛋吃不完，藏在裤脚管里带回家。

　　长期以来，被划为“地主、富农”的这类人，一直被中共丑化成凶狠毒辣、自私贪婪的形象。有一个在“文革”初期名噪一时的名为《收租院》的大型泥塑展览，据说反映的是四川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残暴剥削手段和腐朽糜烂的生活。这个展览的宣传中说，刘是四川大邑县的大恶霸地主，拥有占地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宅院，拥有几千亩良田，有十几个小老婆。他残酷的手段剥削和压柞贫苦农民。他的家院里设有水牢，一个名叫冷月英的佃户因为交不起租子，被无情地关进了这个水牢；刘的狗腿子在打人时，经常用的是弹簧钢鞭；刘的一个小老婆专爱吃鸭子的脚蹼等等。

　　在“文革”结束之后，终于有一位《工人日报》记者经过调查后讲了实情：刘文彩其实并不像以前宣传的那么坏，他捐款建过学校，自掏腰包建过公路桥梁。那个关过冷月英的水牢，本来是一间库房，因地势低洼，下雨后进了雨水，这便成了所谓的“水牢”。那个狗腿子在打人时，是随手抄起了一根有弹性的铁物件，便被说成了使用弹簧钢鞭打人。那个“专吃鸭蹼”的小老婆，本是一家俭朴农家的姑娘，她见佣人们将鸭蹼当废物扔掉，觉得可惜，便让人拾回来做熟了给她吃……

　　那些被划为地主和富农者，命运是十分悲惨的。由于中共方面长期以来夸大、失实的宣传，人们一直憎恨地主、富农。他们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成了吃穷人肉喝穷人血，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他们不仅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他们自己也被当作阶级敌人，受到非人道的歧视和虐待。只要一来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便是他们，受批判挨斗争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不仅与入团、入党、上大学、参军、当干部这些光荣的事情无缘，就连个人婚姻也受到影响。由于“出身”不好，他们都难以找到如意的对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是这些“黑五类”分子噩运的开始，很多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甚至毒打，不少人因此而丧生。

　　对于“土改”运动，中共内部也有不宜操之过急的意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青年时期曾到过南洋，亲眼见过那里的华侨每天天不亮便出海捕鱼，傍晚回来后，将鱼身剁下拿到市场出售，留下鱼尾自己吃，省下钱开来寄回家建房买地。那些华侨大部分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致富的，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担任华南地区的军政领导，负责领导土改运动。他不忍心将那些人的土地强行没收过来，因此对执行这一政策在行动上有些迟缓。毛泽东为此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将他调离了广东。

　　毛泽东的土改政策也伤害了一些帮助过共产党的开明绅士。重庆女富商任国模便是其中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要在重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需要租用大片土地。但高昂的土地租金，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共在经济上难以承受。任国模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一块土地赠送给中共。这才让中共在重庆建起了那个后来被称为“红岩”的办事处。周恩来的夫人曾感激地说：“要不是任国模，我们还不知道在重庆的哪个地方立足。”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任国模的土地也一样难逃被“共产”的厄运。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使大多数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家经济一度迅速增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期间曾听一些老农民感慨地说，生活水平最好的时候，就是刚解放那几年。

　　然而毛泽东没让农民们过上几年好日子，又搞起了“合作社运动”。共产党人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共有财产”，怎么会让农民私人拥有土地呢？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立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所有的农村都成立了合作社，一切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都归了公。到1956年底，全国农民几乎全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大陆农民的苦日子由此开始了。

　　所谓合作社，其实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农民们每天都要早晨一起下地干活，晚上一起收工。每天由记工员记工分，年底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粮食。一年到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外出要向生产队长请假。由于干活是吃“大锅饭”，多劳者不能多得，少劳者也不会少得，因此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力大大下降，一个壮劳力一年干下来，分的粮食难以填饱肚子。

　　与此同时，对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到合作社里。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先是采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国家与个人共同经营企业，然后再将企业以“赎买”的方式收归国有，由国家对业主发给利息，然而“赎买”所付的资金远小于企业的资产的实际价值。到后来，连给业主的利息也取消了。“三大改造”最终变成了三大强占。

　　虽然共产党说要对私营企业的财产实行“赎买”，并付给业主利息。但笔者在采访时曾听一位老人说，他年轻时家里利用多余的房间开了一个小旅馆，1954年被强行并入“公私合营”，他由业主变成了员工。本应每季度得到的利息，却至今没得到过。

　　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做法，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才有所认识，开始对“三大改造”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进行了纠正，给当年被强行征收财产的“资本家”作了适当的经济补偿。1979年1月11日，重新上台的邓小平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些经过三十年的煎熬“黑五类”分子，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恶梦，开始了幸福的人生。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在宪法上也做了重大修改，对私有经济从最初的铲除，到后来承认“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又到现在的承认“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6、大搞整人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后的第一天起，就经常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他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陆一年到头都在大搞“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整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分子。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为了显示斗争的成果，有些地方甚至规定每个单位都必须找出5%的“阶级敌人”。有的单位为了完成这一指标，便胡乱上纲，把一些讲过落后言语或牢骚话的人也当成阶级敌人来定性。例如在湖南的一个乡村，当地负责人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决定砍掉山上的竹林，改成大寨式的梯田。这一荒唐的做法遭到一位有责任心的农业专家的反对。于是这位专家就被当成“阶级敌人”，受到批判。

　　在这种大搞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人们都奉行宁“左”匆右、明哲保身的活命哲学，该说的话不敢说，该做的事不敢做。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出现了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这里略举几例：

　　河南开封出产一种名为“铁塔”牌香烟。香烟盒上画有著名的开封铁塔，铁塔的圆顶上空，飘浮着几朵白云。有那“阶级斗争”眼光敏锐之人，在这个画面上看出了隐藏在其中的“险恶用心”：这座铁塔是十二层，不正好与国民党党徽上的那十二个尖尖数字相同吗？塔顶的圆顶，肯定是代表着蒋介石的光头；而那飘浮的白云，可以看成是变形了的“介石万岁！”于是，这个香烟盒的设计者，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解放军中出了一位舍身救火车的英雄，名叫欧阳海。一位作家根据他的事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此书出版时，由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题写了书名《欧阳海之歌》。有那细心者，也从上面的事情受到启发，竟从这五个字当中，发现可以找出“反对毛”的字样来。于是有人为这事写了质问郭沫若的大字报。

　　在“文革”初期，人们掀起了制造和佩戴革命像章的热潮，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像章泛滥成灾。有一种纪念章，图形是由天安门和“三面红旗”组成。有人发现那三面红旗是由左边飘向右边。而天安门的左边是西边，也就是说那上面刮的是西风。这不明摆着是跟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题词唱对台戏吗？于是，纪念章的设计者被戴上了“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

　　类似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对于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的做法，不仅很多人在心里反对，就连他的战友邓小平也不赞成，说“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纠正了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倾向。

17、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向斯大林妥协

　　蒙古与中原民族交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允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南部的边界一直达到南海之滨。他们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的汉族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蒙古一度与中国领土分离。到了清王朝的顺治年间，蒙古再度划入大清朝的版图。20世纪初，中华民国建立，汉人占据统治地位，而蒙古族则逐渐衰落。蒙古人不愿受汉人统治，要求独立的呼声逐渐高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

　　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将外蒙古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谋划独立建国。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义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此时，苏联“十月革命”的北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 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直不愿看到自己身边有一个强大的邻邦。这是有历史教训的：就在十几年前的日俄战争中，一个小小的日本，就将貌似强大的沙皇俄国打得一败涂地，赔款割地，丢尽了脸面。如今这个面积几乎与苏联相等，人口比苏联多一倍的中国若是强大了，无疑会对苏联造成威胁。与其让一个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强大，倒不如让一个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蒙古成为自己的邻国。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积极支持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以此来削弱中国的势力。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的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和人民党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中国的北洋政府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然而，由于内战原因，他们无暇顾及这一事情，只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蒋介石政府为了抵抗侵略而向苏联请求援助。斯大林趁机提出要蒋介石承认蒙古独立的先决条件。面对斯大林的重压，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得应允等战争结束后，让蒙古人民自己投票表决是否愿意独立。

　　 1939年，驻守在诺门坎的蒙古边防军骑兵在放马时，越过了边境线，遭到伪满边防军的枪击。双方为此发生冲突，并很快上升为团一级的冲突。早就想挑起事端的日本关东军利用这一机会，增派一个师团卷入冲突。蒙古当局招架不住，急向苏联求救。斯大林迅速向诺门坎派兵几十万，苏、日两军在此大打出手，双方出动了大批坦克、飞机。交战的结果，是日本关东军惨败。此次战役结束后，大量苏军便长期驻扎于中蒙边界。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蒙古人为争取尽快独立，也派出数万骑兵到我国东北对日本作战。日本投降后，蒙古人民举行了全民表决。投票结果是全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票。蒋介石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后悔不已。但他只是默认这一事实，一直未公开承认蒙古独立，更未与其建交。至今在“中华民国”的版图里，蒙古一直包括在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第一个与中国建交。此时蒙古也希望与新中国建交，但毛泽东未置可否。当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斯大林的70岁寿诞庆典，并寻求苏联的援助和与苏结盟。斯大林向毛提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其中第三个条件就是承认蒙古独立。毛泽东虽然对此极不情愿，但想到蒙古独立已是既成的事实，又迫于斯大林的压力，只能向斯大林妥协，承认蒙古独立并与之建交。蒙古自此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18、气量狭小怒骂挚友梁漱溟

　　毛泽东与梁漱溟同岁，初识于1918年，那是在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先生家中。梁漱溟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而毛泽东不过是这个大学里的图书馆管理员。毛佩服梁漱溟的博学。在延安时期和刚刚建国的几年里，毛泽东约请梁漱溟的见面很频繁，两人虽常为一些问题而争执，但仍是莫逆之交。许多毛泽东的朋友都称他“主席”，唯有梁漱溟一直是叫他“润之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心要抗美援朝。他打算成立一个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想请梁漱溟在这个组织中任主席。毛为此征求梁的意见。梁说：“新中国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打仗，后果会怎样呢？”他不赞成抗美援朝。明明是中国支持朝鲜发动了入侵韩国的战争，破坏了世界的和平，却要高喊“保卫世界和平”，这不是贼喊捉贼？梁漱溟拒任主席一职，这让毛泽东深感不快。因为梁漱溟曾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参议员，却不愿在共产党政府里任职，毛泽东认为梁不给自己面子，心中结下芥蒂。

　　 1953年9月8日，政协常委会召开。身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对当时的农村干部作风提出了批评，并将自己看到农民的生活状况作了如实反映。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请政府重视。”

　　毛泽东本来就对梁漱溟拒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一事耿耿于怀，听了他的这番话，更是心中不满。毛一向是只喜欢听赞扬不喜欢听批评。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即席讲话，他说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对于毛泽东这番不点名的批评，梁漱溟感到很委屈。他想找毛泽东面谈，但毛闭门谢客。当晚观看戏剧演出时，梁又要向毛当面解释，毛未以理睬。梁坚持要与毛谈一谈，不让毛离去。周恩来见此情景，便劝解说要梁看完戏后再谈。但看完戏后，毛便坐车离去。梁一直没有向毛泽东解释的机会。

　　在次日的大会上，梁漱溟上台按规定作简短发言。他在台上向毛泽东请求给他几个小时时间，为自己前几天的讲话做个辩解。他说：“我希望您听了我解释之后，能说一句‘哦，原来我错怪你了。’不知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没有。”梁说：“如果您能有这个雅量，我会更加尊重您；如果您没有这个雅量，就会失去我尊重。”毛说：“这样的雅量我还是有的——就是你这个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坚持要毛给他几小时的发言时间，毛就是不肯。两人争执了半天，毛只得同意让他讲10分钟，但梁认为10分钟不够。这时台下的代表不满了，纷纷起哄要赶梁漱溟下台。梁坚持不肯下台。在双方处于僵持状况下，周恩来提议说让代表们举手表决，看大家是否同意梁继续发言。毛泽东同意这个提议。表决的结果，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同意梁继续发言，其他代表均反对。毛泽东这时说话了：“看，不是我不让你发言，是全体代表不让你发言。”梁只好失望地走下台。

　　梁漱溟的执拗态度令毛泽东大为恼火。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对梁漱溟的思想作了一个批驳性的讲话，其间毛泽东不断地插话，这就是那篇洋洋上万字，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在两个钟头的讲话中把梁漱溟骂了个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他指着梁骂道：……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又将头转向台下：“梁漱溟反动得很，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毛泽东怕人们会产生疑问，既然你说梁漱溟这么坏，为什么又让他当上政协全国委员呢？于是他在讲话中说：“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意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但梁某则不是，他是恶意的。”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严厉批判，引来了与会者对梁漱溟的激烈批判。梁漱溟从此以后再也没出席过政协会议，也终止了与毛泽东的友谊。由于他闭门思过，一言不发，反而因祸得福，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1983年，党中央为梁漱溟遭错误批判一事平反。他回忆往事，感慨地说：“如果毛泽东在建国后仍保持延安时期那种虚怀若谷的胸襟该多好。”

19、授军衔不公引起诸多不满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军官兵实行军衔制。按照军衔条例的规定，全体军官共分四个等级，十三个阶级。这四个等级是：元帅、将官、校官、尉官。十三个阶级是：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元帅。同时规定：少尉至上尉为初级军官；大尉至中校为中级军官；上校至少将为高级军官；中将至元帅为高级将领。此次授衔共授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871人。后来又有488名大校晋升为少将，使少将增至1359人。授衔的原则是根据职务、军功和资历来定衔。元帅和大将由中央军委评定，上将以下由总政治部评定。由于许多曾在军队工作过的同志都已转到地方工作，对这些人如何评衔，颇令总政治部干部部门棘手。这时毛泽东带了个好头，主动拒绝军委授予他的大元帅军衔。这样一来，许多中央领导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都表示不要军衔，使评衔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尽管毛泽东指示要根据每个人的职务、军功和资历来评衔，但他还是凭借自己军委主席的身份进行人为干预，使此次授衔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调，引起一些老干部的不满。

　　一是确定的大将太少，与元帅一样都是10人。按照惯例，低一级的军衔要比高一级的军衔成倍递增。如上将的人数就比大将多五倍；中将人数比上将多十几倍，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但毛泽东却令大将人数与元帅人数相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此一来，便使一些原本该授大将的人只授了上将，在军衔排名上让一些功劳大、资格老的人吃了亏，其中最亏的要数肖克和刘亚楼二人。

　　肖克与贺龙（此次被授予元帅）曾在湘西共同创建了红二、六军团，这两支部队组成的红二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在解放战争时间，肖克接替刘亚楼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协助林彪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屡建战功，授衔时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刘亚楼也曾是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协助林彪进行了闻名中外的三大战役中的两个——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授衔时是解放军空军司令。他俩论职务、军功和资历，都该授个大将，但因名额有限，只能屈居上将。为此林彪觉得惋惜，找到罗荣桓请求改授他们大将。罗荣桓也为此事找了毛泽东，请求增加大将名额，至少增至12人。但毛泽东说：“10位大将人数正好。四野已经有了两个元帅（林彪、罗荣桓）和三个大将（肖劲光、谭政、黄克诚），比哪个野战军都多，大将就不要再增加了。”罗荣桓见毛泽东这般说，便主动要求自己不评元帅。但他在军队中有重要职务，不评军衔怎么行。毛泽东还是给了他元帅军衔。

　　 10位大将中年纪最小也是排名最后的许光达，与毛泽东同是湖南师范学院的校友，两人早有旧交，因此他被授予大将之衔，不排除有毛泽东的特殊关照。许在南昌起义时，与林彪一样仅是个见习排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随朱德南下，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陷于敌重兵包围。此时已是代理连长的许光达，奉师长周士弟之命，率领全连掩护大部队转移，不幸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此后他长期养伤，伤愈后不久又被毛泽东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五年。在解放战争中，许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与其他兵团司令相比，军功并不突出。在这次授衔中，他的老师长周士弟仅授了个上将。许光达觉得自己战功不如周士弟，更不如肖克、刘亚楼，而且在红军最艰苦的长征期间自己又正在苏联学习，每天喝牛奶吃面包。他得知肖刘二人因名额所限不能评大将，便主动写信给毛泽东请求降衔。他这样写道：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性转移。战友们在敌人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与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感慨地对其他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对此，一些人不服气地说：若是给许光达授的是中将或少将军衔，他肯定不会提出让衔还会争衔；若是给原本该授大元帅的毛泽东授的是将军衔，他也肯定会骂娘。

　　有人说，毛泽东给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授大将军衔，是因为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苏联的装甲兵司令是大将，作为中国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大将军衔。其实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中国的空军也需要苏联的援建，苏联的空军司令是元帅衔，而中国的空军司令刘亚楼才是个上将。笔者认为，毛泽东给许授大将军衔，不排除有个人感情因素，因为他俩同是湖南师范学院的校友。

　　二是宁亏自己的老部下，不亏敌方的起义将领。最初毛泽东曾打算授予傅作义大将军衔，因傅担任着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职，毛泽东想让他帮着管管军队。但傅觉得自己是有罪之人，坚决不肯要。在57名上将中，有三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对于他们被授予上将军衔，许多人表示不服。虽然这三人在起义时都是兵团级将领，但他们带来的部队却没有达到兵团的人数。其中的陈明仁，起义时任国民党七兵团中将司令，虽然领兵10万，但因所统领的不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投向共产党时没敢公开声张，仅带走了一万多人，而且他还曾在四平战役中给解放军四野造成重大伤亡，让常胜将军林彪走了“麦城”。对他授予上将军衔争议最大。董其武在进攻延安时，也使贺龙的部队损失惨重。他在起义时也只带回4万兵马。他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曾请求北京军区司令杨成武带话给毛泽东，说授个中将即可。但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告诉董其武，杨成武可以不授上将，因为杨成武是共产党员；董其武不能不授上将，因为董其武不是共产党员。”当董其武听杨成武转达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感动得痛哭流涕。不少老将军都对毛泽东的偏心感到不满，说“早革命的不如晚革命的；干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

　　三是越权干预少将评定工作。虽然毛泽东让罗荣桓的总政治部评定上将以下的军衔，但他自己还是干预了少将的评定。如九兵团军长皮定钧，最初是定为少将。毛泽东在审阅少将名单时，想起皮定钧在中原突围时，率一个旅冒着极大危险掩护30万大军转移成功，便提笔写下“皮有功，少晋中”几个字，使皮改授中将军衔。像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上将韩先楚身上。韩授衔时是中南军区参谋长，最初定为中将衔，毛泽东觉得他战功不小，示意罗荣桓改授韩先楚上将。

　　授衔的一千多位少将中，最亏的是武汉军区副司令李迎希。他在1928年参加革命，比一些上将资格都老，他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解放战争年代曾任山东兵团参谋长，协助粟裕大将指挥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然而由于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被授予少将。他颇为不满，据说他给中央领导写了信，也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求改授中将衔，但毛未予理睬。

20、在作风问题上对己对人两个标准

　　毛泽东有个保健医生名叫李志绥，伴随他身边长达22多年。李志绥晚年定居美国，写了一本书，名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书中披露了毛泽东与多个女人的暧昧关系，特别是与女服务员张玉凤的不正常关系。毛曾使张玉凤怀孕并生下一个儿子，为此江青与毛泽东大闹一场。后来毛泽东与江青达成口头协议，毛给江一定的政治地位，江则不再干涉毛的私生活。就这样，毛泽东可以与他喜欢的女人随心所欲，而江青则爬上了政治局常委的显赫位置。毛泽东自己在生活作风方面不注意小节，却对别人这方面的事不能容忍。他进北京城后先干的一件大事就是禁娼，关闭了全市的妓院，随后又将这一做法推向全国。失去饭碗的妓女们无田可耕无工可做，只得去偷去抢，一时间北京城内社会秩序混乱。

　　毛泽东麾下有一名中将名叫王近山，原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此人与妻子的妹妹暗中私通，为达到结婚目的，决定与妻子离婚。王妻为此而大闹并上告到中央。毛泽东得知后，派刘少奇处理此事，说王如敢离婚就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王近山早已被小姨子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他不相信毛泽东会对自己这样一个立过赫赫战功的老部下如此狠心，还是铁心离了婚。结果他真的被毛开除了党籍，贬到河南省某部农场当了一个副场长。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对王的处罚太重。更令王近山寒心的是，他的妻妹原本就是爱他的官位，现在副司令的官位没了，妻妹也就离他而去。后来还是王的老上级、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出于同情之心，将他调到自己管辖的军区当了一名副参谋长。晚年的王近山与自己的保姆结婚，并生有一子。王近山因长期心情压抑，于1978年病故，只活了63岁。

21、一纸解甲令让十万女军人伤心

　　新中国诞生之初，解放军有550万人，其中女军人有11万。这些女军人和男军人一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许多人还是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军的老干部。由于性别上的原因，她们在战争年代所付出的要比男军人多得多。然而，在1952年的军委会议上，做出了一个令女军人寒心的决定：裁减女军人10万，只保留1万。

　　更令女军人难以接受的是，1955年初，军衔评定在即的时候，国防部却发布了一份《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且不说这个文件内容对女军人的打击，单就文件的名称就让女军人不满。文件中使用了“处理”、“留用”、“妇女工作人员”这样一些词句，这意味着女军人即使被“留用”，也只能是“工作人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这样是很不公平的。虽然《决定》是以国防部名义颁发的，但却是经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授意和批准。因此可以说，是毛泽东伤了女军人们的心。

　　《决定》中有两条硬性规定：一、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并限于1955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期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二、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和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内，均应按转业或复员处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这是一个十分伤害女军人感情的决定。这在解放军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文件了。于是，许多在红军时期就参加军队工作，对共和国的建立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一些老女兵，如朱德的康克清、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李富春的妻子蔡畅等人，以及红军时期唯一担任过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闻名巴蜀的女将张琴秋，这些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都没有被授衔，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一位老女兵对笔者回忆说：“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文件，都暗自流泪。那个时候人也老实，有意见不敢说，只能默默地服从。”

　　十万女兵含着眼泪脱下军装。她们出生入死为共产党毛泽东打下了天下。如今人家用不着她们了，只能回家去种地或嫁人度日。当时中国刚刚打完朝鲜战争，国家很穷，给10万女军人的退伍安置费是每人200斤小米。留下的女军人中，只有1926年参加革命的原四方面军干部李贞一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她是上将甘驷淇的妻子，他们是唯一的一对将军夫妻。

22、建国后的第一大文字狱

　　毛泽东身为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人，按理说应当与文化人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他虽然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做出了不少打棍子戴帽子的事情：将电影《清宫秘史》定为卖国主义影片；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替地主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组织文章批判北京大学著名红学者俞平伯……而他在文艺界制造的第一个大冤案，就是“胡风反党集团事件”。

　　胡风，四川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是鲁迅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时的得意门生。1954年，胡风上“万言书”给毛泽东，对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主张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思考自由，应当允许作家保持独立人格等。胡风没想到自己的信令毛泽东大为不快。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宣部、文化部的周扬、林默涵等人在文化界开展起“胡风文艺思想大讨论”。不久，一些与胡风有来往的作家、艺术家和学生的住所遭到公安部门的突击搜查，他们的日记本和与胡风有来往的私人信件被搜走，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最初文化界只是对胡风思想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后来有关部门从胡风亲友、学生信件中整理出所谓“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中央决定将这些材料由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艺报》加按语后作为反面材料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载告示天下。然而，《文艺报》撰写的按语只是把胡风当作反动文艺观、反动学术思想来批判。这令毛泽东很不满意。于是毛亲自动笔，为这三批所谓的“反动材料”写了长达近万字的按语，将胡风定为一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文章后来都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这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此展开，也开始了一场现代版的文字狱。各行各业，凡与胡风有过来往，通过书信，甚至只是听过胡风演讲，讲过胡风著作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并被批斗、被开除，被捕入狱。胡风一案，全国牵连上万人。1984年，中共中央给胡风“部分平反”，也就是说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把学术思想问题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搞了“扩大化”。直到两年后胡风病逝，这时中共中央才对他彻底平反。

　　毛泽东提倡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没多久便因“胡风事件”而销声匿迹了。

23、对“高、饶事件”的错误定性

　　毛泽东曾经把与他意见相左的人的斗争归结为十次路线斗争。其中建国后的头一次路线斗争就是整高岗和饶漱石。

　　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都是中共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立者。1934年，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重兵压境的危急时刻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先是打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军团会合，但遭到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未能如愿。中央红军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意外地从缴获敌军的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块共产党人的地盘，于是便以“北上抗日”的名义向陕西省进发，于1935年底到达陕北，与高岗、刘志丹的红十五军会师。第二年，红军的二、四两个方面军也经过长征来到陕北。正是因为有了陕北这块根据地，才使红军三个方面军有了立足之地。所以在中共内部有“陕北救中共”的说法。后来刘志丹和谢子长先后牺牲。三位创立者仅剩下高岗。此人颇具领导才干，但却年轻气盛，恃才傲物。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任主席，高岗是六位副主席之一，同时还兼任东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工作开展得颇具成色，人称“东北王”。但他还想争一个党的副主席。众所周知，中共一直坚持党的领导第一，党的副主席才有实权，而国家副主席仅有虚名而已。他认为刘少奇不成熟，一直想取而代之。

　　 1953年秋天，中央筹备召开党的“八大”，高岗认为他争当党的副主席的机会来了，便找到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谈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人选问题。邓小平问他有何高见，他自恃功大才高，说：主席自然是毛泽东，副主席嘛，朱德一个，我算一个，你也算一个。高岗唯独没把刘少奇算在内。事后，邓小平得知高岗还为此事找了陈云，感到问题严重，便向毛泽东反映了此事。毛泽东认为高岗有野心，将他定为反党分子抓了起来。高岗觉得委屈，在狱中自杀。“高饶联盟”的另一主谋饶漱石原为中共华东局书记。1952年与高岗同时调进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一职。饶漱石与高岗关系不错，同在北京上任后，两人经常相聚。他支持高岗任党的副主席，因此被认为是高岗的同党。“高饶反党联盟”一案还牵扯了一些与他们亲近的人，被当作高、饶的爪牙受到不公正对待。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因替高岗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成高岗死党，遭到降职和开除党籍处理。还有广州警备区司令兼广东军区副司令陈光，他曾在林彪被晋绥军误伤后代理八路军115师师长，后来在东北军区与高岗共过事。因为高岗为了当党的副主席四处活动，也曾去广州搞串联找过陈光，所以陈光被当作高岗死党，遭撤职和软禁，于1954年自杀于武汉。李延扈和陈光在去世20多年之后，即上世纪80年代，终获平反。

　　说高饶二人是“反党联盟”，本该找出他们“反党”的事实根据和行动纲领。但时至今日，找不出两人有什么确凿反党证据。高岗的罪行，不过是私下活动想争个党的副主席，论能力论功劳他也够得上。退一步说，即使他不够格，不选他便是了，对他的错误行为，完全可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然而毛泽东对他的处罚却是定一个“反党”罪名，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关进监狱，直到把他逼死。这一切实属轻罪重罚。

　　如果说高岗串联了一些人想拱倒刘少奇，由自己取而代之就是反党、就是搞阴谋诡计的话，那么毛泽东本人在历史上也干过同样的事情：1934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由周恩来、博古、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三人团”因指挥失误，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于是联络了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人，通过选举，拱倒了“三人团”，由毛泽东自己取而代之。他的行为算不算反党和搞阴谋诡计呢？

　　给那些他不满意的人戴“反党”帽子，是毛泽东的习惯做法。后来他还给胡风戴过这顶帽子；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戴过这顶帽子；给他的秘书田家英戴过这顶帽子；给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戴过这顶帽子。到了“文革”时，更是给数不清的人戴上了“反党”帽子。

24、武力解决边界冲突断送中印友谊

　　印度与中国本是友好邻邦，而且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印两国之间有着长达1700公里的边界线，在习惯上分类东、中、西三段。东、中段基本上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整条边界线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这三段边界线的基本划分是：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印、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印、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中、印、尼泊尔三国交界处的西藏普兰县到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这条边界线经过的地方由于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因此两国在边界线上很少有驻军，双方长期相安无事。

　　但是从1958年开始，中印两国在一条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上不断发生摩擦，最终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束了两国的友谊。

　　所谓“麦克马洪线”，是20世纪初英国为了侵略中国西藏地方而阴谋设计的一条“中印边界线”。1913年，在英国策划下，于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了一次所谓“中英藏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出一条边界线，习惯上称为“麦克马洪线”。它没有上过西拉姆会议的议程。该线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给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在英国与西藏秘密换文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既不敢正式公布有关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历来的划法。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此线。

　　 1958年春天，中国在西段边界有争议的阿克塞欣地区筑了一条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公路。在公路即将完工时，印度方面才获知这一消息，即派巡逻兵前去查看和阻止，结果被中国军方扣留达一个月，印度为此向中国提出抗议。印度还要求中国停止修建阿克塞欣公路，遭中国拒绝。印度总统尼赫鲁心想，既然你能在有争议的地方修公路，我也能在有争议的地区驻军。于是，印度派出军队进驻到双方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双方冲突逐步加大，最终导致大规模的边界战争。中国官方出版的史料都承认，阿克塞欣公路事件是两国边界武装冲突的导火索。由此可见，边界冲突最先是由中国修筑公路一事引起的。

　　为了解决边界争端，中国呼吁双方举行会谈，印度表示同意。中国总理周恩来为此来到印度首都新德里。谈判中，印度要求中国废止已建成的公路，中国方面不同意。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不欢而散。

　　本来国家之间存在边界争议是常有的事，对于这样的争议，理应通过谈判解决。例如中国与俄罗斯、日本、越南、菲律宾都有边界或海域的争议，在后来的邓小平时代，这些争议都通过谈判得到基本解决。中印两国都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都主张各国要和平相处，不以武力解决争端。但毛泽东是个争强好胜的人，面对中印的边界冲突，他认为中国不能让一个弱国欺负，决心用武力将印军驱逐。于是他调动了几个军，于1962年10月20日向印军发起大规模“自卫反击”。

　　中印两军的战斗力不在一个档次上。中国军队基层军官大多打过仗，有实战经验，高级军官就更不用说了，士兵也都训练有素；中国虽然刚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走过来，但军队的武器已在50年代完成更新换代。而印军使用的仍是二战中英军淘汰的过时武器，许多高级军官都没有战斗经验，其战斗力更是不堪一击。中国军队将印军驱赶出麦克马洪线之后，乘胜追击，进入印度境内达数十公里。

　　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苏联政府强烈谴责中国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做法，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但毛泽东没有听从苏联的撤军要求，指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竟然偏袒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至11月21日结束，整整打了一个月，解放军共全歼和重创印军11个旅，印军阵亡四千八百多人，被俘三千多人，内有一名准将旅长，另有一名准将旅长被击毙。中国军队缴获了大批印军武器，不仅有枪支弹药，还有火炮、汽车、坦克，甚至还有六架飞机。中国方面不久便释放了被俘官兵，并归还了缴获的武器。

　　毛泽东以武力解决边界冲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这一做法不仅违背了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断送了两国的传统友谊。印度为了报复中国，开始公开和积极地支持流亡本国的西藏佛教首领达赖喇嘛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国从此与印度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敌对状态直到20多年后的80年代初才开始缓和。

25、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火上浇油

　　 1959年初，地处加勒比海的古巴发生了革命，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起义军进行了武装暴动，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岛国，距美国只有140海里。美国一向把拉美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没想到这次后院起火，美国如坐针毡，于是，便视古巴革命政权为肉中之刺。1961年4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制造了著名的“猪湾事件”。由美国海空军提供支持的1400名全副武装的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的猪湾海岸登陆，企图突袭并推翻古巴革命政权。结果，这次行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古巴军队全歼了这些叛乱分子，粉碎了此次行动，美古关系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弱小的古巴不得不寻求外界的支援。古巴看到了美苏之间的深刻矛盾，于是把目光对准了苏联，向苏联政府发出了请求援助的信息。苏联认为古巴是其在拉美的一个重要阵地，通过对古巴的支援，可以控制古巴，进而扩大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并且想借此改变苏美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对比。于是，便决定援助古巴，向古巴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并派出了顾问团。同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十分清楚：美国距苏联远达一万多公里，并且还拥有核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和美国对抗。但是，苏联拥有中程弹道导弹，因此决定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1962年6月，苏联和古巴签署了部署苏联导弹的秘密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古巴接受苏联的24个中程和中远程弹道火箭，每个携带两枚导弹和一个核弹头；24个先进的萨姆II型地空导弹发射器；42架米格战斗机和42架伊尔—28轰炸机；加上其他一些海岸防卫武器。这些武器由苏联人掌控，另外派4万2千名军人驻扎在古巴。

　　 1962年10月15日，美国U—2飞机拍摄到了苏联中程弹道导弹的照片，美国很快确认，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16至32枚导弹核武器。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宣布：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所有美洲国家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美国对此绝不会听之任之。肯尼迪下令封锁古巴，并对一切正在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苏联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进攻性武器。23日，肯尼迪又签署了《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宣布从24日起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舰船，并勒令这些船只听候美国的检查。与此同时，美国摆出一副核大战的样子，调动了180艘舰船(包括8艘航母)，68个空军中队，战略轰炸机携带核弹升空、战略核潜艇出海，另有5个师的部队集结在佛罗里达，全球美军处于核战备状态。美国的行动，表明了它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战的决心。

　　肯尼迪打出他的“王牌”之后，苏联政府马上做出了反应，苏联发表声明：将按照已达成的苏联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的协议，继续用核武器“援助”古巴，并坚决拒绝美国军舰的拦截。苏联指责美国实行海上封锁是史无前例的海盗行为，是“朝着热核战争走去”，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敢于发动战争，那么苏联将进行“最猛烈的回击”，“苏联有必须的一切”。赫鲁晓夫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只是虚张声势，它不可能进攻古巴，所以他命令苏联舰只继续向古巴挺进，不要害怕美国的海上封锁；宣布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武装力量立即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双方剑拔弩张，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加勒比海危机)爆发。

　　加勒比海危机爆发时，中苏国家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不过，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分子，美国封锁古巴消息一传出，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就严正声明：坚决支持古巴、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不管在什么样的风浪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永远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古巴革命，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斗争到底。”对于美国的核讹诈，中国政府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中国一开始的态度，与苏联保持了一致，为国际反美斗争平添了几分声色。但是，中国这时和印度发生边境战争，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利用其拖住美国手脚的目的。

　　 1962年10月26日，美国军舰在空军的配合下，拦截进入“隔离区”的苏联船只。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他命令那些正向古巴行驶的舰只掉头返航，并致电美国总统肯尼迪，希望能够寻找解决这次危机的可行方案。苏联的这一“突变”，引起毛泽东的关注。由于苏联实力当时还比不上美国，美国也认识到核大战的可怕后果，双方于10月28日正式达成妥协：苏联将全部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在联合国进行核查之后运回本国；美国允诺拆除前不久刚刚在土耳其部署完毕的导弹基地，并保证不会发动对古巴的军事进攻。但是，美苏的相互妥协并没有征求古巴政府的意见，因此引起古巴政府的不满。一开始，卡斯特罗拒绝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这一立场得到毛泽东的同情和支持。就在美苏达成妥协的10月28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国战争挑衅》的社论，“毛泽东对文章进行了多次修改”。社论说：“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猖狂的战争挑衅感到无比的愤慨。在我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声明之后，我国各人民团体又分别致电古巴人民，表示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各地群众纷纷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今天首都各界人民，将举行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集会。全国人民正在动员起来，全力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国的战争挑衅。”中国的这一态度，与正企图使卡斯特罗屈服的苏联背道而驰，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他认为中国是火上浇油，唯恐天下太平。

　　赫鲁晓夫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自从美国1950年出兵进驻中国的台湾后，毛泽东就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只要是有美国出现的地方，中国都是坚决地反对（如在1958年中国反对美国出兵干涉黎巴嫩内战）；只要是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中国都坚决支持（如在上世纪60年代支持和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

　　 1962年10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亲自访问古巴，劝卡斯特罗同意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这时，在“曾经在朝鲜教训过美国人的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古巴后”，卡斯特罗接受了吴丹的劝说，但断然拒绝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古巴，并向美国提出了“五个条件”：(一)停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古巴进行的经济制裁；(二)停止对古巴进行一切颠覆活动；(三)停止自美国各地和波多黎各对古巴进行海盗袭击；(四)停止美国飞机和军舰侵犯古巴领空领海；(五)撤除关塔那摩基地，并将它归还古巴。对于卡斯特罗的五个条件，美国只表示部分同意。不愿意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古巴也就此下了台阶。赫鲁晓夫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毛泽东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认为他是个好战分子，有意想挑起苏美之间的冲突。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26、中苏关系破裂的中方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苏共与中共的亲密关系更是可以追溯到中共诞生之初，中国人长期尊称苏联为“老大哥”。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曾经亲如兄弟的国家却反目成仇，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这究竟是何原因呢？时隔几十年，现在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当时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源，可以说双方都有责任和过错。这里，本书仅就中国方面的应承担的责任做一剖析。

●毛泽东对斯大林早有诸多不满

　　中苏两国虽然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虽然当着斯大林的面高呼“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万岁！”但却一直认为他有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背地里多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满。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是王明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时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的。其中的左倾路线给红军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瞎指挥，是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是西安事变发生时，不明真相的斯大林以为是中共唆使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因此以极其严厉的口气要求毛泽东立即放蒋，否则就公开声明与中共断绝关系。后来苏德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担心日本会在苏联的东面插上一刀，使自己腹背受敌，又以命令的口吻要毛泽东立刻出兵东北，拖住日军。这种以老子党自居的作风令毛十分恼火。

　　三是在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反对中共与国民党打仗，说打内战会毁灭中华民族。后来共产党逐渐获胜，又反对解放军打过长江，要国共两党划长江而治。1949年、1950年对毛泽东的压力很大。

　　四是苏联红军在撤离东北时，斯大林说要将日本人留下的工厂留给中国，实际上留下的只是无法带走的空厂房，机器设备几乎全都带走。这让毛泽东很失望。由于苏联远东红军中很多士兵是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纪律很差。苏军每到一地，在宿营时总是强占民房，随意使用老百姓的物品和食品。当他们觉得屋子不够住时，便将屋内的家具扔到屋外，甚至连人都赶出去。苏军在东北期间，干了不少欺压中国老百姓的坏事，东三省的民众憎恶地称他们为“老毛子”。毛泽东也认为斯大林对苏军官兵管教不严。五是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斯大林先是愿意出动空军支援并向中国提供武器，后来担心会因此与美国发生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变了卦。这使得中国志愿军将在没有制空权和武器来源的情况下作战，处境十分困难。中国的抗美援朝是既出兵又出钱，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却不肯为朝鲜这个小兄弟出一个兵一文钱。中国要向苏联买武器跟美国人打仗，还得向苏联贷款。

　　六是在苏联贷款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得私心太重，一些协议要价过高。特别是人民币与卢布的比值确定上，有意抬高卢布而压低人民币，让中国吃了大亏。

　　七是在涉及主权问题上，斯大林要求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的矿藏；并要求毛泽东承认蒙古独立（此前毛一直说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斯大林以此三项条件作为援助中国和签订合同盟条约的前提。毛泽东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些事长时间让他闷闷不乐，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以至于后来一听到赫鲁晓夫要建立联合舰队，他就火冒三丈。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把对斯大林的不满转移到他的头上，认为他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但主要是这七个方面。

●苏方想共建长波台和联合舰队并非无理

　　 1958年7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出希望能在中国海域建立海军基地或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因为苏联的地理位置纬度太高，海军舰队若是在太平洋活动，后勤补给很不方便。对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来说，这一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在当时的西方国家里，这种情况很常见，如美国就在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建有海、空军基地，建在其它北约国家里的基地就更不用说了。但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要求有损中国的主权，坚决予以拒绝。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当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这一要求时，遭到毛的严厉指责，他毫不客气地对尤金说：“你们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侵犯！”

　　尤金赶紧给苏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叙述了毛泽东的批评，描述了毛泽东的愤怒。

　　为了消除毛泽东的误会，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向他当面解释。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伤害中国民族的尊严。”

　　赫鲁晓夫撤回了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后后，又提出为了便于指挥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舰队，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并希望苏联潜艇能在中国加油并让士兵上岸休息。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作为双方有着《友好同盟条约》的国家来说，完全可以应允，况且中国也可以从中赚钱。但毛泽东硬要把它与主权问题扯到一起，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对此，赫鲁晓夫不解地问：“我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

　　毛泽东则回答：“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自由进出我国的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

　　赫鲁晓夫又退一步说：“那么你也许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的太平洋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潜艇基地，你看怎么样？”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公平互利的要求，毛泽东仍然不答应。这已经伤了一个友好国家领导人的面子。退一步说，即使真是有损中国的主权，也应婉言拒绝。而毛泽东却为这事大动肝火。据翻译师哲回忆说，毛泽东当时拍了一下桌子，愤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问道：“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此事令赫鲁晓夫颇为尴尬，一再解释说毛泽东误会了他。

●认为赫鲁晓夫在边界冲突上袒护印度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与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前面说过，这场冲突首先是由中国在有争议的地方修筑公路引发的。印度方面派巡逻兵前去查看和阻止，被中国边防军扣留达一个月，进而引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一开始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严守中立。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决心以武力解决中印边界冲突，更是遭到赫氏的强烈反对，担心这样会把印度推向资本主义国家那一边。1963年9月19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编辑部文章，题目叫做《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指责中国企图通过战争途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说中国没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对此，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也于当年11月2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的文章予以反驳。中苏两国的友谊进一步疏远。

●中苏大论战加深裂痕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加剧了中苏两国间的分歧，使中苏两党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1956—1957年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和平过渡的问题上。1958—1959年间，斗争上要涉及到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而进入60年代后，双方的争论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1958—1964年，中苏两党之间争论成了中国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问题。

　　回顾那段历史，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在批评苏共的错误时，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如将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概斥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随着大论战的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也不断发展。他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的建设的经验观察苏联。反过来，他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60年代后，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他对国内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背景。

　　时过境迁，当翻过去的日历已将昔日的恩恩怨怨记录下来时，又翻开了新的一页。1980年5月，邓小平对这场大论战做了客观的、科学的总结。他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和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在处理党和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毛泽东为什么看不起赫鲁晓夫

　　凭心而论，赫鲁晓夫对中国不论是友情上还是援助上都超过了斯大林。他上台以后，把大连港和旅顺港提前归还给中国；提前25年放弃在新疆西部开采矿藏的联合公司股份；签订了大量援助中国的经济协定；大力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然而这一切，毛泽东并不领情。

　　毛泽东一直看不起赫鲁晓夫。因为毛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赫氏仅是一个营政委；毛曾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但他本人拒绝），而赫氏的最高军衔才是个中将；毛指挥过数百万解放军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而赫氏却没指挥过什么大仗。毛泽东本来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也看不惯，但斯大林毕竟是国际共运的领袖，还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毛泽东不得不敬他三分。而在毛的眼里，他赫鲁晓夫算老几？居然也敢对我指手画脚。当然赫氏也确有一些人格上的缺点，如他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居然脱下皮鞋敲打桌子，成为世人的一个笑料。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国的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赫氏告诉毛泽东，苏联将撤走专家。毛泽东听后还以为赫氏是吓唬自己而已，直到后来苏联真的撕毁协议，下令专家离开中国，毛泽东这才慌了，让周恩来给苏联打电报，恳求对方“重新考虑”停止援助中国的决定，赫鲁晓夫未予理睬。苏联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协议，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几百个在建项目（包括研制核武器项目）都半途而废。虽然中国人后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了核武器，却比原计划推迟了三年！应该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毛泽东身上，是他个性太强，刚愎自用，总是自以为是，才引来这样的结果。后来，毛的“接班人”林彪在他那份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也认为“对苏关系做绝了”。

●苏国防部防长的挑衅激怒毛泽东

　　 1964年，赫鲁晓夫被他的同僚赶下了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政府应邀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这本是中苏两党两国改善关系的机会。然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把毛泽东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闻知后，于次日向苏联新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提出强烈抗议。勃氏辩解说：他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他不代表苏共中央，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

　　对于勃氏的解释，周恩来严肃地驳斥说：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后来，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先后代表苏共向中共中央正式道歉。但周恩来说：这事并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向中央报告。周恩来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此时的毛泽东如果度量大些，接受苏方的道歉，中苏关系原本可以得到改善。但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却是火冒三丈，认为苏共新领导是继续实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也决心与苏共继续斗争下去。结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甚至发生了军事冲突。苏联也成为了中国的头号敌人。

　　 1969年，苏联总理柯西金赴越南出席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回国途中经过北京时，他提出想与中国领导人面谈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问题。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与柯西金会晤，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中国本想与苏联斗一万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一千年。”

　　这说明毛泽东根本不打算与苏联改善关系。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与人斗。不但与自己的宿敌国民党斗，还与自己的战友、朋友斗，更是不断地与外国人斗。结果是斗穷了国家，斗苦了人民，也便使他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

27、搞“阳谋”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毛泽东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他还约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人改进工作作风。最初知识分子们不敢提意见，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因为不久前才出了个“胡风反党集团案”。为了鼓励知识分子们大胆讲话，毛泽东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保证要做到“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于5月3日召开了一次民主座谈会。部长李维汉专程登门，诚恳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出席。看到共产党人如此有诚意，这些人出席了座谈会，并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客观地说，这些意见大多是正确的、善意的。但也有个别意见欠考虑，如农工党主席、国家交通部部长章伯钧说，他希望共产党政府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来个各党轮流执政，以便互相监督，可以少犯错误。章伯钧万没想到，这番话后来竟成为他企图要共产党下台的“罪证”。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知识分子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给共产党提了不少意见。这些意见多数对改进党的工作是有益处的，但其中也有些很尖锐的话，有些话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团糟。这让毛泽东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抹杀共产党的成绩。他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变化。当听到李维汉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言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听到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他开始考虑到这是右派对党的进攻，应该予以反击，便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学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台风。”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其实是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的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另外，对当时错误言论的出现，采取一种先纵后抑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应该采取适当的形式予以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它转化工作。然而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的文章写成后，发给党内的干部阅读。

　　到了6月份，政治风云骤变，《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变调，6月8日，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还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评”。原先口口声声说“言者无罪”，现在说成是只听“善意批评”。什么批评是善意的，什么批评是恶意的，谁能说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工人阶级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一时间，那些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接着，农民也说话了。6月17日，战斗英雄黄继光烈士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说：“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和他拼命！”

　　一场反右派斗争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反右派斗争”最初只将4千人定为右派，10天之后增加到8千人。当时，主抓反右派斗争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他给划定“右派分子”定下六条标准：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7月17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一步发展。最后，竟有55万民主人士、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那么，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说了些什么样的“反党”言论呢？这里，我们从当时的《人民日报》辑录的“右派”方论中摘抄几段，让读者自己去评判：

　　 “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揭发广西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揭发青岛市民盟曲北韦，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地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际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了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党决不会做的。”（揭发九三学社顾执中，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叫的时候，就一枪打过去。因为一枪打过去，乌鸦固然无法再叫，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揭发上海叶元龙，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

　　 “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中国青年报》记者詹1956年9月给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说詹是“反对党的勇士。”）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革副主席龙云在鸣放中说：
　　1．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2．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
　　3．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
　　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显而易见，这些话都是逆耳忠言，甚至算不上逆耳，而是顺耳忠言。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逆耳和顺耳的忠言，都被当成了反动言论。说这些话的人，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反右斗争开始之后，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纷纷低头认错、认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请求人民宽恕”、“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从他们“认错”的内容来看，一点也不具体，尽是给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表面是低头认罪，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等等。龙云在检讨中说：“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量入为出”。

　　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有些被降职使用；有些贬到下属单位工作并降低了待遇；大部分人则是下放到偏远的地方劳动改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部电影名叫《牧马人》，描写的就是一个“右派”青年在东北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的故事。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由于主张各党轮流执政，被认为是要赶共产党下台，因此成为“头号右派分子”。他气愤地指责毛泽东是“搞阴谋”，先是鼓励民主人士给党提意见，提了意见却被打成右派。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反驳说：“有人说我们是搞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有人骂我们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吧？我同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需要我们加以补充。”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还不仅仅是给党提意见的人。那个时候，单位领导对某人稍不满意，便可以给他戴上个“右派”帽子。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曾对笔者忏悔地讲起一件“反右斗争”的往事，他说：“我那时是系里的团委书记。有位同学因为反对我，我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现在想起来很内疚。我又算个什么呢？”

　　 1978年4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有人反对说确实有的右派不该摘帽。于是中央又对摘帽工作进行了复查，最后55万“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钧等6人不属于错划右派外，其余都得到了纠正。

　　笔者认为，对章伯钧等6人的“右派”问题，也应予以纠正。既然毛泽东事先已经“赦免”那些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是“言者无罪”，那么不管别人讲了什么，都不应说他有罪。更何况章伯钧等人只是希望各党轮流执政，并非真心要共产党下台。

28、炮击金门不是“妙棋”而是险棋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台湾海峡一直是国共双方斗争的主要战场。1950年初，解放军第29军发起解放金门战役，由于战前准备不充分、情报不准确等原因，登上金门岛的4个团全军覆没。正当29军准备再次进攻金门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并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毛泽东以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成了泡影，金门岛也由此长期为国民党军驻守。

　　 1958年8月，毛泽东下令对盘踞在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炮击。这次军事行动解放军共出动了15个炮兵团，向大小金门、大担、二担、马祖等岛屿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有人说炮击金门是毛泽东在对台斗争中走的一步妙棋，称赞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深邃目光，精心指导了这次军事斗争，从而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自己也满意地说，炮击金门像一根绞索，把美国牢牢地套在了台湾。

　　对上述说法，有历史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这是毛泽东走的一步险棋，臭棋。早在1954年，中共军队就对金门岛有过一次大规模炮击，那次炮击共进行了19天，不仅摧毁了岛上的军事阵地和水上码头，还摧毁了运送物资的舰船多艘。虽然美国与蒋介石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条约只约定了要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对沿海这些小岛是否保护没有写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愿为蒋介石承担保卫这些小岛的责任，因此，他设计了一个方案：要蒋放弃这些沿海岛屿，将这些岛屿的问题交联合国讨论，并说美国可以赠送一个师的武器装备作为放弃金门诸岛的补偿。美国人的意图，是想为下一步制造“两个中国”或形成“台湾地位未定”的局面做铺垫。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赞同美国的建议，认为金门诸岛面积狭小，派兵驻守价值不大，岛上军民需长期由船只运送给养，一旦共军用炮火封锁海面，船只就无法靠岸，不如放弃。但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台湾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国民党人，对我们的士兵，对生活在本岛上的百姓，对海外侨胞及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的表态，也表明了他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1958年8月23日开始，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据说蒋介石在得到这次炮击的消息后，连说了三个“好、好、好”字。这也表明，蒋介石是希望共产党炮击金门的。因为这样一来，美国人会更紧密地给他当后盾。

　　由于为金门运送物资的蒋舰有美国军舰护航，所以在炮击之前，毛泽东就给金门前线总指挥叶飞下达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即使美舰向我炮击，没有命令也不准还击。”这说明毛泽东有几分担心将美国人拉进军事冲突。炮击的结果，是蒋舰被击沉击伤多艘，而美舰一炮未放就迅速撤离。叶飞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这时我才明白，毛主席所以下达那样的命令，目的是试探所谓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什么程度？”

　　此次炮战打打停停持续了一个多月，金门岛守军也不断发炮还击。此时美国人又一次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沿海小岛。台湾岛内要求放弃金门岛的呼声也逐渐增大。但蒋介石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要以这些沿海岛屿作为“反共复国”的前沿阵地。他常对他的士兵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仍没有动摇坚守金门的决心，并将金门岛的行政级别提升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鉴于金门岌岌可危的形势和蒋介石不断请求的压力，美国总统就所谓日趋升级的金门封锁炮战向全国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电视演说。宣称：美国愿意通过谈判与中共谋求和平解决，但绝不“从事姑息，绝不在炮火威胁下退却。”但又说：“我不会仅为金门而要求美国男儿作战。”

　　 10月6日，毛泽东决定暂停炮击，并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从这时起，人民解放军改为每逢单日打炮，而且是象征性地将炮弹打到海滩上。

　　经过这次较量，毛泽东的收获是摸清了美国人的底牌：只要涉及到美国自身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

　　历史学者认为：大规模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不是妙棋，而是险棋、臭棋。

　　首先，炮击封锁了岛上军民的生命线，使美国人和一部分国民党官员再次萌动了放弃这些沿海小岛的念头。解放军每炮击一次，鼓动放弃金门的呼声就高涨一次。好在蒋介石一直梦想着打回大陆，假如他真的听从美国和部下的建议，在炮火的威胁下放弃金门，那么海峡两岸之间就不会再有近在咫尺的接触之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小三通”，两岸之间也就不会有如此密切的民间往来。

　　其次，是好在美国军舰没有向解放军主动开炮，否则，解放军挨了炮却不敢还击，岂不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如果解放军还击美舰，势必造成冲突升级，那么中国人民又要被卷进战火之中。

　　再者，连日的炮战造成了双方大批官兵、平民的伤亡和民房建筑等财产损失，著名的解放军战斗英雄安业民便牺牲在那场炮战之中。8月23日，解放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金门开炮。在炮击开始的那一瞬间，几千发炮弹如雨点般落下，金门岛上三名正在视察的国民党将军来不及躲避，被当场炸死，其中一人是中共烈士吉鸿昌的胞弟、曾在卢沟桥事变中率部顽强抵抗的抗日名将吉星文。为此，台湾舆论大做了一番文章。自炮战开始以后，解放军共向面积只有114平方公里的金门岛倾泻了44多万枚炮弹，平均每平方公里承受炮弹4000枚，岛上民房几成废墟。同样，金门岛对面的厦门市，民房也几乎全被国民党军的炮弹炸毁，其它经济损失更是难以统计。

　　既然毛泽东没打算收复金门，那就没有必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炮击。有人说炮击金门将两岸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拉近了距离。但历史学者认为，只要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活着，他们就不会让“两个中国”的企图得逞，这与是否炮击金门无关。

29、黯然失色的“三面红旗”

●大跃进搞成了大倒退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在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上，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当时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偏向，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了“大跃进”。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树起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谓“总路线”，是指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具体地说，就是号召人民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指导各方面工作的路线，从理论上说是不错的，但在执行中却出了很大的偏差，特别是不切实际地搞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人民日报》在1957年2月2日社论中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了要大跃进。”南宁会议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全民大办钢铁”；“15年内超过英国”；要把钢的产量从上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等等。为了实现钢产量超千万吨的目标，各地纷纷建起了“土高炉”，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就连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了炼铁的小高炉。这些土法上马、工艺落后的小高炉，不仅炼出的钢铁质量低劣不能使用，而且还造成原材料的极大浪费。有些农村由于炼钢铁的矿石不足，甚至强行从农民家中将农具、锅具没收，当作炼钢铁的原料。

　　 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害人不浅的浮夸风

　　在农业方面，也刮起了虚报和浮夸风。在上级高指标的压力下，许多农村生产大队干部不得不虚报产量。笔者曾听一位农村干部讲过，当时生产队长们在开会定指标时，如果张三定的是亩产500斤，李四就得超过他要定510斤，否则就会被拉出去挨顿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报刊上不断宣传某某地方亩产超过万斤的“高产卫星田”，甚至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愚蠢口号。为了证实确有亩产过万斤的高产田，报纸上曾登出过这样一幅照片：在密不透风的成熟麦穗上，一个小女孩坐在上面哈哈大笑。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为了弄虚作假，那些麦子都是在记者到来的前一天从其它田里移过去的！这里，笔者抄录当年农民写的两首顺口溜，来看看那个年代人们是如何的“敢想”和吹牛：

　　俺家肥猪肥又壮，麦浪滚滚不见边，
　　猪身跨过太平洋。棵棵麦穗高过天。
　　猪头上面种庄稼，老汉坐在麦穗上，
　　猪身辟作飞机场。凑着太阳抽袋烟。

●人民公社让农民吃尽苦头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成立2·6万个人民公社，平均两三万人一个公社，两三千人一个生产大队，两三百人一个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方式，并逐步过渡到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中国的农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农村除西藏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掀起了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官方的舆论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为了彻底做到“共产”，农村各村庄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说是“吃饭不要钱”，并强行没收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砸烂后拿去炼铁。

　　人民公社的后果，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每天早晨，由生产队长敲钟催人们上工。人们到齐后，由队长分派当天要干的农活，一名记工员给每个人记工分，男劳力每天一个工为十分，妇女或未成年劳力则为七至八分。年终分配时，按工分的多少抵扣所分物资。人民公社大大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种什么庄稼，种多大面积，都要听服上级安排。由于多劳者不能多得，人们是出工不出力，致使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一个青年劳动力干一天所挣的值分，仅有一角多钱，相当于一斤大米的价钱。中国有位作家曾写过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为《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文中披露了在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发生过的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五个农村女青年看中了一件时髦的新衣，曾相约到年底分红后每人买一件。然而到了年底，她们分得的钱竟然不够买这样一件衣服。五个女孩子大失所望，觉得人活在世上毫无意思，竟一同投湖自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报纸曾嘲笑中国人是几个人穿一条裤子。这话并非空穴来风。有一本回忆彭德怀的书，便讲到了这样的事情：被贬到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一天，来到一个偏远的乡村视察。当他要走进一家农户时，村干部先是阻止，但彭德怀执意要进去。他走进屋后，只见两名妇女正坐在床上，见到有陌生人进来，她们惊惶失措地哇哇乱叫，拉扯着用一床破旧棉被盖住下身。这时村干部们才对彭德怀说了实话，他们全家人仅有一条完整一点的裤子，谁要外出办事谁穿。彭德怀得知这一实情，难过地说：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却没能让人他们过上好日子……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的农村这么穷，毛泽东能不知道吗？他难道不到各地视察民情吗？对于中国的穷，毛泽东可能确实不知道。自从当上“皇帝”后，他与老百姓就越来越远了。下面上报的情况汇报，到他那里都是经过了筛选，只报喜不报忧。虽然他也曾到农村转转，但他去的地方，都是当地领导挑选出的相对情况较好的地方。有些地方即使条件不好，当地百姓经过干部事先打招呼，也不敢对毛泽东讲真话。例如毛泽东在回湖南家乡视察时，当地官员得知他要去看一位儿时的好友，便特意给那家人搬去了收音机、缝纫机充“门面”。

　　毛泽东一生只去过苏联两次，对其它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他总以为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已经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却不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不知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都已落在世界倒数之列！

30、“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

●虚报和浮夸风造成严重饥荒

　　在虚报和浮夸风的糊弄下，毛泽东以为中国真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下指示说粮食吃不完可以发展养猪、羊等畜牧业或造酒业。中苏关系交恶后，赫鲁晓夫要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的借债，毛泽东财大气粗地一口答应。结果，各地都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征收计划。如果哪个村完不成交公粮的任务，村干部们不仅要丢官职，甚至要挨打和坐牢。就这样，大批农产品被收去用于还债，农民留下的口粮所剩无几。作为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自从成立以后，农村里普遍推行“公共食堂”的做法，说是农民吃饭不要钱，并将各家的饭锅都强行收去炼铁，农民们想自己做饭也做不成。而公共食堂里的米柜油缸里却是空空如也。

　　老百姓肚子吃不饱，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农民们不满地说：“人民公社虽然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工人们说：“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

　　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怨声载道，官方的报纸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对缺粮现象进行辩解。《人民日报》在1960年8月25日的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一文中是这样用谎言来蒙骗群众的：“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谎言只能给人们以精神上的安慰，人们的肚子却没有东西来充填。从“大跃进”的第二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三年大饥荒，一时间饿殍遍野。人们常以红军长征时吃草根树皮来形容生活之艰难，但大陆发生灾荒时，灾民们却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有些地方的人甚至用观音土来充饥，以致吃下后解不出大便。“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严重下降，变成了大倒退。毛泽东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将这三年困难时期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的报纸都用的是这一说法。据老一辈的人回忆说，那三年里中国没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困难。当各地粮库告罄时，一封封求援电报飞到北京向中央告急。但所有求救电报都被刘少奇给压下，两年前彭德怀的下场让他心有余悸，他怕再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就这样，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中国农村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陶醉于“昌平盛世”的欣喜之中，甚至还对来中国访问的赫鲁晓夫夸耀说：我们现在是为粮食太多没地方存放而发愁。

●三年饿死了上千万人

　　那么，毛泽东后来是怎么知道中国发生了空前的饥荒的呢？是他一名卫士的父亲饿死的事漏了馅，这层纸才终于被捅破。

　　那是1960年的一天，中南海警卫连的一名士兵回乡探亲，回来后坐在屋里嚎啕大哭，班长问他哭什么，他说他父亲饿死了，而且村里不少人都饿死了。班长批评他不该胡说，如今全国农业大丰收，怎么会饿死人？那名士兵说你们不信可以去我们村里调查。于是事情层层向上反映，直至反映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派出调查组去那名士兵家乡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便汇报给毛泽东。毛这才如梦初醒，大为震惊。

　　在中国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千百年来，在和平年代发生这样大面积地饿死人的事情，是绝无仅有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有一千多个县，一百多万个生产队，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其它各省都发生了饥荒。几乎每个生产队都饿死了人，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湖广熟，天下足”，说的是只要是两湖（湖北、湖南）、两广（广东、广西）这四个省粮食成熟了，天下的人都能吃饱。但此时这几个产粮大省也都发生了严重饥荒。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时间里，大陆共有上千万人死于饥饿！本书一名作者的两个年轻的舅舅也在那个年代饿死。由于饥饿，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还发生了大规模的边民越境出逃事件，6万多名俄罗斯族人在苏联方面的鼓动下，越过边境线逃往苏联。

●老百姓用“代食品”渡饥荒

　　为了渡过这场全国性的饥荒，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要求各地大力生产“代食品”。1960年11月，政府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一场由中央发动，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有采集、食用代食品的习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大陆，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群众性运动。

　　中共在代食品进行宣传时，不愿提代食品是“度荒”、“救灾”的产物，而是将利用农作物类废料生代食品宣传成对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发明”等等。河南将群众利用玉米皮制作代食品的举动说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并且编成歌谣：“大跃进，喜事多，玉米皮做出优质馍，不仅香甜又美口，营养价值真不错”。在号召群众挖野生植物代食品时，则美其名曰“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

　　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们食用的是甘薯的块根，茎和叶用作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甘薯的茎和叶也被作为食品推广。《人民日报》也称甘薯全身是宝：薯叶摘下来洗净晾干，就可当菜，或是掺饭吃；薯叶尖、叶柄放在开水中一烫，加盐腌一天，即可做干菜。

　　本书作者小的时候吃过不少代食品，那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的滋味至今难以忘记。曾有人吃过用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形容其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

　　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陕西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严重的人为灾害，使毛泽东在内心里自责。从这以后，他将大权移交给刘少奇，自己则表示要退居二线只管党务（但实际上并未退二线）。

　　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后，立即采取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即把土地分给农民自由耕种，农产品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买卖。分到土地的农民顿时干劲十足，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好转。

31、小处节俭，大处奢侈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生活上比较节俭，穿的衣服和拖鞋上甚至有补丁。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也与其他人一样，很少吃肉。毛泽东也许是想给别人树立一个艰苦朴素的领袖形象。然而，他在小处上如此节俭，在大处上却很奢侈。他除了在北京中南海里有一大片园林式住处外，在广州、武汉、上海、杭州、南宁、庐山、长沙甚至他的家乡韶山等地都有他的私人专用别墅。其中韶山的那个别墅叫做“滴水洞”，建于1962年。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得知毛泽东要回老家韶山一趟，为了讨好毛泽东，张书记不顾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下令仿照毛在其它地方别墅的样子，在韶山也建一座同等规模的别墅。这座豪华别墅加上周围的辅助工程，所花的钱足够一个县的人口吃一年。毛泽东回乡时，仅在里面住过一个月，此后便长期闲置。笔者曾参观过“滴水洞”别墅，的确与庐山、武汉等地的住处别无二致。对于这样一座建造于困难时期的豪华别墅，毛泽东却没有批评张平化的铺张浪费。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老百姓从中央文件中才听说中国有三架昂贵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的专机。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建国后就很少坐飞机，外出总是坐专列，因为火车的安全性要远远大于飞机。他那架专机自买回来后便长期“趴窝”，如此一来，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浪费。

　　毛泽东坐专列出行时，列车运行的时间在他嘴上，他说开车，火车马上就得开走；他说停车，火车立刻就得停下。沿途所有列车即使是特快列车都得为他的专列让道，弄得铁路部门很头痛，经常要为他一人打乱运行图。

　　毛泽东喜欢游泳，他的别墅大多建有标准游泳池。毛泽东喜欢冬泳，因此有些别墅的游泳池（如武汉的别墅）还建了可以在冬季加温的设备。为他一个人游泳要加热一个池子的冷水，所花的费用可想而知。

　　毛泽东夏天喜欢住在庐山上。为保证安全，此时整个庐山便要封山，游客不得上山游玩。

　　毛泽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拥有个人稿费300万元。按当时每斤优质大米0·15元的价格计算，他那时的稿费就可购买2000万斤优质大米。

32、挟私怨报复彭德怀

　　 ●毛泽东下决心整倒彭德怀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检讨前一段时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仍然错误地认为，前一段的形势是“形势大好，有点坏”，大跃进中的成绩是主要的，并没有真正改正“左”的错误。这一情形令彭德怀深感忧虑。他决定将自己前段时间下乡调查的见闻和感受，写成汇报信供毛泽东参考。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封讲真话的信，竟给他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噩运。

　　毛泽东早就想整倒彭德怀，但苦于找不到借口，此时读了彭德怀的信，顿时心花怒放，认为抓住了把柄。他从信中找出“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语句，认为可以从这里开刀，定彭一个反党之罪。毛泽东14日收到彭德怀的信，次日即命人将信打印200份，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的同志，要求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17日下午，彭德怀看到会议秘书组向参会代表分发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六月底上庐山之前，把回湖南乡下调查到的情况，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出现的种种问题写了出来，这是作为私人信件，呈送给毛主席参考的呀！如今这么一封私人信件，毛主席没有跟自己打任何招呼，就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并冠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让大家评议。他当即急冲冲地去找毛泽东，想问清这样做是为什么。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居住的庐林别墅一号院。一辆苏联制造的黑色轿车停在门口，毛泽东从屋里走出，准备上车去看戏。彭德怀拦住了他，让他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毛泽东借口要去看戏，让他明天再谈，说罢钻进了车里。彭德怀挡在车前头，恼怒地嚷着：“主席，我跟了几十年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你要跟我讲清楚！”

　　一个暴跳如雷，一个稳如泰山，国防部长挡住了党中央主席的车。毛泽东坐在轿车里一言不发，不急不躁，仿佛有意让身边的人看个真切，看个够。他的一名卫士上前来劝扯彭德怀，但被彭推开。这名卫士赶紧叫来了两位中办副主任，边拉边劝，总算给车让开了路，黑色轿车缓缓离去。彭德怀冲着远去的轿车吼道：“你要讲清楚！你不要又搞阳谋！阳谋！……”

　　毛泽东发下彭德怀的意见书后，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甚至还有不少人赞成彭德怀的观点，这令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已下决心借这次机会整倒彭德怀，否则就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次日，他命人把刘少奇、周恩来两人找来，在自己房间里同他俩谈了半天。毛与周、刘谈的什么内容，因为房里只有他们三人，别人无从知晓。但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估计是让他俩去做彭德怀的工作，让彭认错检讨。

　　在7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

　　毛泽东的讲话更让彭德怀心情沉重。晚上，他在马路上散步时，遇见了朱德。朱德问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有什么考虑。彭德怀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朱德说：“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按：即检讨）。”彭德怀对朱德一向敬重，他听从了朱的劝说，“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次日上午，刘少奇、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来找彭德怀谈话，他们劝说彭德怀“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他俩同彭德怀“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彭德怀在感激之下，“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彭德怀违心地在会议上作了检讨。然而，一心要整他下台的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彭德怀的信本来只有三千四百多字，但毛泽东却故意将它说是“向党挑战的万言书”。

●“万言书”里说了些什么

　　为着说明问题的需要，我们在此将彭德怀的那份意见书全文照登，看看他有没有说错什么：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份资金，推迟了一部份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份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不难看出，这封信字里行间讲的全是真情实话，没有一点“污蔑社会主义”的意思。但毛泽东抓住其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词，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硬给彭德怀扣上了“向党进攻”的大帽子。他在发言中严厉斥责彭德怀说：“六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总起来是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

　　本来大会的议程已接近结束，但毛泽东却下令无期限延长，大有不整倒彭怀不罢休之决心。毛泽东一再给与会代表们施压，要他们对彭德怀的信上纲上线批判。他说，彭德怀自己都承认了错误，你们怎么还不愿批评他呢？迫于毛泽东的压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林彪等中央领导人都在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只有陈云始终一言不发。其中刘少奇的发言十分严厉，他说：“怎么轮得到你彭德怀来反毛泽东同志？如果可以反的话，我刘少奇早反了。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嘛。”而周恩来、朱德的批评比较温和。事后毛泽东还责备周恩来是“老好人一个”，批评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

　　为了彻底在这次会议上整倒彭德怀，毛泽东采取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谁替彭德怀说话，他就整倒谁。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三人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结果他们了遭到了与彭德怀同样的命运，受到严厉的批判。中央办公厅工为业秘书李锐在会上替周小舟说了句分辨的话，也受到了严厉批评，会后被调离中央办公厅。北京军区政委钟伟将军在会上替彭德怀的一件往事叫了屈，竟然被当场逮捕，关进监狱达20多年，直到彭德怀冤案平反后才重见天日。随着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的批判逐渐升级，最终给他们加上了“组织反党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四人皆被撤销职务。

●毛泽东整倒彭德怀的几个原因

　　毛泽东之所以要下狠心整彭德怀，大致上有这样四个原因：

　　一是公报私仇。毛泽东与第二个妻子杨开慧生过三个儿子，三儿子毛岸龙早年夭折，二儿子毛岸青小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打坏了脑子；唯一健康的大儿子毛岸英，本想把他送到战场上锻炼一下，积累些军功和政治资本，以便将来接自己的班。抱着是这样一个目的，毛泽东将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没想到儿子却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而同在一个指挥部里的彭德怀却安然无恙，这令毛泽东大为恼火。

　　第二个原因是认为彭德怀对自己不敬重。彭德怀一直反对个人崇拜，曾多次提出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不要再唱了”，这让喜欢听颂歌的毛泽东大为不满。彭德怀因在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并肩战斗，彼此关系密切，因此长期以来他一直像井冈山时期一样称毛泽东为“老毛”，在中央领导人当中，他是最后一个改口称毛泽东为“主席”的人。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是对他的大不敬。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爱骂“操娘”，彭德怀顶撞说：“你操了我几十年的娘，我操你一次都不行？！”这话被毛泽东认为是记仇。还有两件事情使彭德怀得罪了毛泽东。一次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曾在战地为志愿军演出的“志愿军歌舞团”回到北京，隶属于中央服务局，改称“中南海歌舞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每次舞会上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伴舞。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得知此事后，批评毛泽东是搞“六宫粉黛、佳丽三千”，后以国防部的名义撤销了中南海歌舞团。此事令毛泽东十分气恼，却又不好说什么。另一件事是罗瑞卿、汪东兴两人在毛泽东的广州别墅里用公款建了一个游泳池，此事又受到彭德怀的批评。毛泽东只好用自己的稿费支付了建泳池的费用。对这两件事，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

　　第三个原因是彭德怀擅闯禁宫。1951年，志愿军被迫卷入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一时招架不住，形势吃紧，彭德怀急回北京求援。他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住处，却被卫兵挡住不让进，因为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娱乐。由于情况紧急，彭德怀一把推开了阻拦他的卫士，大步闯进毛的卧室，却傻了眼：只见毛泽东正搂着一个年轻女护士睡觉。彭德怀只得转过身去，让毛泽东和女护士穿上衣服……此事让毛泽东感到尴尬万分，也在心中恼恨彭德怀。

　　第四个原因是认为彭德怀居功自傲，功高欺主。彭德怀在战争年代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近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美国，被国人视为英雄和军中第一功臣。毛泽东是个熟知历史的人，知道中国古代有过不少功高欺主的事。因此，他找借口把彭德怀整下去，也是为了杀鸡给猴看，警告一下其他的中央领导：连彭德怀这样功劳盖世的第一功臣我都整下去了，今后谁敢不顺从我毛泽东，彭德怀的下场就是他的榜样。

●彭德怀的悲惨结局

　　毛泽东决定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最初是选林彪任总司令。但林彪既在心里不赞成抗美援朝，又担心自己不是美国人的对手，因此装病推辞。毛泽东只得改请彭德怀出任总司令。彭德怀虽然不赞成抗美援朝，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令人感慨的是，装病拒绝去朝鲜打仗的林彪，后来竟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被选为接班人；而欣然领命赴朝作战的彭德怀，几年后却落得一个被撤职和囚禁的下场。毛泽东的用人之道，真是可悲可叹。

　　庐山会议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误，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的损害，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也助长了讲假话、虚报浮夸和宁“左”勿右的不良风气。庐山会议不久，整个大陆的国民经济便陷入了灾难性的困难时期。

　　彭德怀被撤销职务后，一直软禁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花园。1961年9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毛批准了他的请求。彭德怀去了湖南50多天，整理出5份调查报告。回京后，彭德怀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有历史学家认为，刘少奇讲的这番话很可能是毛泽东的授意，因为毛泽东本人不好讲。彭德怀听到此话后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杨尚昆说：“请报告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表示，看了刘少奇那段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立刻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约八万字的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为自己翻案的《八万言书》（又名《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一方面要为自己辩白，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毛泽东此时虽已整倒彭德怀，但余恨未消，他只给了彭一个不大的官，让他出任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第三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彭的老部下），这一职务仅相当于副省长级。这样的安排既显得他毛泽东有度量，还可让彭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尽管彭德怀对这样的安排心里很不舒服，但出于公心，他还是忍辱上任了。由于他还戴着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因此只被分管后勤工作，三线建设中的许多重要文件资料都不让他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也没能让他干多久。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在江青的指使下，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回北京（准确地说，是在毛泽东的指使下，因为江青没有胆量令人批斗彭），进行惨无人道的批斗和肉体摧残，打断了他的多根肋骨，打伤了他的肺脏。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暗示自己正遭受非人道的折磨，然而毛泽东这次没有理会他的求救。在战争年代，彭德怀曾三次救过毛泽东的命，第一次是在1929年的“富田事件”中；第二次是在江西反围剿战斗中；第三次是在延安保卫战中。而毛泽东却不肯在和平年代里，于他自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免彭德怀一死。1974年11月29日，这位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老革命家，在终日见不到阳光的北京301医院病房里含冤辞世，终年76岁。

33、错误对待老上级张闻天

　　张闻天又名洛甫，是中共著名理论家，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中共“七大”为止（在此这前，中共未设党主席，总书记即为最高领导人）。在担任总书记十年间，他对毛泽东独断专行的作风多有批评、制肘，因之两人结下芥蒂。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经历了“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毛泽东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红军转危为安，走上了迅速发展壮大的道路，毛泽东的威信因此而空前提高，不仅取代周恩来成为军委主席，而且取代张闻天成为党的主席。中共“七大”之后，张闻天由总书记降为无实职的政治局委员，被排除出权力核心。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时，又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外交部副部长。庐山会议上，他曾就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与彭德怀交换过意见，取得相同看法。他在毛泽东印发“彭德怀意见书”，发出批彭错误信号之后，愤而作了长篇发言，表现了他的忧国之思。毛泽东领头批判彭德怀之后，他自知灾祸难免，多次要求与毛泽东个别谈话，毛泽东却不肯接他打来的电话，也不肯接见他。8月2日，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幸灾乐祸嬉笑怒骂、人格侮辱的口气，羞辱了这位多年的老战友老上级。信中写道：

　　洛甫兄：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一团漆黑的材料。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后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得脱不开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虐疾原来还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虐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盖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锉。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昔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何其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此乃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著，为你同等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以他惯用的讽刺挖苦的口吻写了此信，一泄心头宿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好引经据典卖弄学问，曾受到饱学之儒的张闻天的批评，称他为“半桶水，七上八下”。如今权势颠倒，轮到毛泽东来嘲弄他了。随后，毛泽东又把《七发》印发给出席八中中全会的同志阅读，并写了《关于枚乘〈七发〉的按语》，在更多的人面前出张闻天的丑。

　　张闻天接到毛的这封信后，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认错”，表示愿意接受毛的批评。可毛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与彭德怀一样成了一个闲人。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的迫害，被送到广东肇庆进行关押审查，受尽肉体折磨。1973年出狱后，毛泽东让他挑选除北京之外的任意一个地方居住。他先选了上海，但毛却出尔反尔没同意。他只好又选择了离家乡不远的江苏省无锡市。1976年，他因病在那里去世。

　　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凡是与毛泽东有过节的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这里指他们的政治命运）：王明没有好下场，张国焘没有好下场，王稼祥没有好下场，张闻天没有好下场，博古没有好下场，陈独秀没有好下场，李立三没有好下场，刘少奇没有好下场，凯丰没有好下场，彭德怀没有好下场，邓小平没有好下场……毛泽东对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高官都给予优待，却不肯给自己的老战友一些宽容。

34、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

　　如果说毛泽东犯的其它错误只是造成短期、局部影响的话，那么他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将影响到整个中国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中国将在几十年及至几百年内长期背负着人口过多的包袱，以及由这一包袱造成的就业困难、住房困难、人多地少、工资低微、资源紧张、交通拥挤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当年的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亿，预计增殖率为2%。

　　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增长率就是3·9%，怎能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呢？马寅初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是在2·2%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达到3%。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1955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年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他的主张，得到了另一位民主人士邵力子的大力支持。

　　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席卷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他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此时，马寅初并不清楚，他的理论已经面临着最高决策层的挑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寅初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7月9日，毛泽东召见民主人士邵力子、李济深等人，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机会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支持节育。但毛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等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对于人口问题，毛泽东有他的见解，那就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957年他与赫鲁晓夫会面时，曾自豪地说：“中国有六亿多人口，苏联有两亿多人口，两国加起来就是八、九亿人，可以组建多少个师呀，中苏两国团结一心，看哪个帝国主义国家敢发动战争。”然而赫氏对毛的这番见解却不以为然。

　　马寅初面对不公正的批判，愈加冷静，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坚持自己的观点。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地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但马寅初没有照办。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批判他的文章，又写出了5万字的反驳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他将手稿送到《新建设》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编辑部将文稿送到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查。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有关报刊负责人，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11月初，《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并发表编者按。12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但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能不能当北大校长？批判完要准备换人。”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在如潮水般的批判中，马寅初不愿为职务所累，于1960年1月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辞呈。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职务。

　　马寅初的冤案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此时中国的人口已达到12亿之多。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抱歉地对马寅初说：我们是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

35、株连万人的小说《刘志丹》冤案

●《刘志丹》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先后株连万人的小说《刘志丹》冤案，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制造的又一个现代文字狱。时至今日，历史早已为其作出公正的结论，然而其光怪陆离的曲折经历却依然值得认真回顾。

　　刘志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地区著名的革命领导人,1936年4月，于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同年5月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为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3年6月，周思来对陕西省负责同志说：“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要宣传刘志丹。”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作家李建彤承担创作任务。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关于刘志丹的一些材料，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她于1958年初动笔，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改写完第三稿。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他认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但不要写高岗。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又两易其稿，印出样书征求意见。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同时作者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已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发难却由暗地里悄然而至。

●康生为《刘志丹》编织罪名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阎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56年，小说作者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收到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后，阎红彦立即给书作者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在北戴河、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毛泽东在几次会上一再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

　　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当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上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毛泽东将小说定性为“反党”　

　　毛泽东最容不得别人为彭德怀翻案。他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小说，但却对康生的话深信不疑。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由于毛泽东给这一案情定性为“反党”，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直到“文革”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变本加厉。康生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同时，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在陕甘宁老区，更是有上万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36、慷国家之慨援助他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直到毛泽东死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1970年4月，柬埔寨国家副首相朗诺和军队总司令施里玛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趁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出访之际发动政变。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访问，随同出行的还有宾努亲王等人。政变意味着西哈努克将不能再回到国内。苏联为了避免背上西哈努克这个包袱，在得知政变消息后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他临上飞机要前往中国访问时，才将国内发生政变的事情告诉他。西哈努克得知这一消息如同挨了当头一棒，失去元首身份的他，不知到中国后会受到怎样的礼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仍以元首的礼仪接待他。毛泽东还接见了他，并许诺说，中国就是他以后的家，中国人民只承认他的政府，不承认施里玛达的政府。5月20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集会，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反美救国斗争，声讨美帝国主义的颠覆行径。会上，由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代劳，宣读了毛的一份声明，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老人家在声明里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打败强国，小国能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规律。”毛泽东还邀请西哈努克到中国的各地去参观访问，他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西哈努克每到一地，当地政府都是以欢迎元首的隆重仪式，出动全城百姓夹道欢迎他。对中国方面的盛情款待，西哈努克受宠若惊，深感不安，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不必这样客气。周恩来说：“你在这里仍是我们的贵宾，请不必拘礼。”

　　中国的老百姓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对西哈努克如此慷慨，而他当年却对中国十分苛求和刻薄。上世纪60年代，中国抗美援越的大批武器和物资由于无法直接进入越南南方，必须绕经柬埔寨领土的“胡志明小道”。这位亲王总是要中国留下三分之一的物资作为“买路钱”。后来留下的武器太多，超过了这个国家的需求，他又要中国改送大蒜，因为柬埔寨人喜欢吃大蒜。

　　西哈努克在中国居住了5年多，直到1975年朗诺政府被推翻后才回国。他自知中国在他身上花的钱很多，主动对毛泽东说要偿还费用。毛泽东慷国家之慨，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军火商。”予以拒绝。

　　毛泽东一心想当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总想在各国人民心中树立其伟大的形象，但这一形象不是凭空就能树立的，需要巨大的物资和金钱来做支撑。因此，毛总是拿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来送人情。

　　 1954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1956年12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毛泽东指示说：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

　　 1969年，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来中国访问，其目的主要是想寻求援助。这个国家是非洲有名的穷国。毛泽东张口就大方地送给他一个亿的人民币，这一数字大大出乎海尔塞拉西的预料。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然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周恩来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从1964年到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竭尽全力支援越南，运去的各种物资、武器和粮食约合人民币200亿元。要知道，这段时间几乎是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并行。除了大量物资援助外，十几年中共有五千多名中国援越官兵和工程人员死伤，其中有一千多人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国人民流血牺牲的无私援助，换来的却是1979年那场两国兵戎相见的“边疆自卫反击战”！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举行。会议上，许多共产党国家攻击了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此后中共便与阿尔巴尼亚走向了一起。为了拢络这个欧洲十分昏暗的社会主义小灯泡（当时中国的报纸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毛泽东毫不吝啬的援助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中国为阿尔巴尼亚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但在1972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关系开始疏远。此后，阿尔巴尼亚多次对中国的政策进行指责。在邓小平重新执政之后，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两国的亲密关系终于结束。

　　 1976年一年中，中国先后三次大地震，其中唐山地震损失巨大，死亡24万人，整个城市几乎成为平地，损失极其惨重。联合国难民署主动提出要援助中国，却被拒绝。当时中国官方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对此事报道的标题是：《我拒绝联合国对唐山地震的援助》。注意：这里用的词是“拒绝”而不是谢绝。毛泽东总是把别人的好心当成是嗟来之食，连许多友好国家的主动援助也一概拒绝。本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惯例，即使是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受灾时，也不会拒绝别国的援助。可是毛泽东偏要打肿脸充胖子，拒绝一切外来援助，以显示他的领导下中国已是“繁荣富强”。毛不仅不要别国的援助，还要勒紧中国老百姓的裤带帮助别人。一个月后，菲律宾也发生了地震，中国当即宣布支援该国300万元人民币。

　　 1937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死亡2100万人，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作为战胜国，中国理应获得侵略者日本的战争赔款，但毛泽东却主动提出放弃战争赔偿。毛泽东说：美国和蒋介石政府都没要日本赔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比美国人和蒋介石小气。可他却忘记了，美国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是得了很大的政治收获，那就是与日本结成了远东的反共同盟，美国可以在日本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而蒋介石不要日本赔偿也是有条件的。日本在寻求与蒋介石政府建交时就提出要蒋放弃索赔，否则就与北京建交。蒋介石出于无奈只好答应。中国在1894年曾与日本进行了“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还割让了台湾诸岛，使日本迅速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打败了日本，竟未得到分文赔偿！本来，诸如该不该要战争赔偿这样关系到全国民众利益的大事，理应由全体人民来讨论决定，因为受害者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至少也应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然而毛泽东却是自己一人说了算。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由于毛泽东主动放弃了战争索赔，很多中国老百姓心中不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人发起民间签名活动，要向日本索赔，但中国政府担心此举会造成中日之间的麻烦和不可预想的后果，制止了这一活动。中国放弃了向日本的巨额战争索赔，可日本人并不领情。一个小小的钓鱼岛，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可小日本偏要来插一杠子，至今与中国纠缠不休。

　　对于朝鲜的援助，作者已在本书前面有过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1967年，非洲国家赞比亚从英国人统治下宣布独立。赞比亚是个产铜大国，也是个内陆国。为了便于铜矿出口，总统尼雷尔来中国寻求援助，希望能援建一条从该国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最初赞比亚是向联合国世界银行组织寻求贷款，但该银行组织经过实地考察，认为修这样一条铁路效益不会好，且环境恶劣，施工难度大，不具备可行性而拒绝。尼雷尔总统又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也被拒绝。最后他来中国寻求援助。对他的要求，毛泽东是有求必应。尼雷尔总统当时对援建铁路一事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他一提出来，毛泽东很爽快地答应了。对修铁路一窍不通的毛泽东，以为这点小事算什么，于是提供了20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并将还款时间定为30年。这样优厚的条件，令尼雷尔大感意外和欣喜。当年9月，中坦赞三国在京签订了援建坦赞铁路的协定。这是中国首个大型援外工程。经过两年的勘察设计，从1970年起，上万名中国铁路工人来到非洲南部，开始了坦赞铁路的施工。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经过中坦赞三国工人多年的艰苦努力，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终于在1976年7月通车。为此，64名中国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践证明，当初世界银行的考察没错，这条铁路自建成后一直是亏损运营。2004年，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的《走进非洲》栏目，播出了今日的坦赞铁路。从电视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条铁路的现状：候车室里旅客寥寥无几，铁路线上冷冷清清。为了援建坦赞铁路，中国自己计划中一条纵贯南北的重要铁路——京九铁路不得不推迟了开工。

　　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大饥荒的1961年，中国的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37、三线建设得不偿失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朝，繁荣昌盛，世界各国无与匹敌。什么原因呢？是承继了秦、隋两个前朝所创立的制度。秦、隋两代都是结束中国割据局面，结束战乱，一统天下，创立新制的朝代；秦始皇和隋文帝均为中华民族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世界公认的“影响和改变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伟人”。

　　可是，这两位伟人所创立的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朝代，都轰轰烈烈兴起，却又匆匆复亡而去。秦，二世而亡，不过15年；隋，二世而亡，不过37年。这又是为什么？史学家们对此列举了许多原因，但归纳起来，秦隋两代都犯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民不堪命”。过分使用民力，超出了国家和人民所能承受的程度的极限。

　　秦始皇在发50万民工、30万士兵去筑长城守长城的同时，又征调150万民工去修筑阿房宫和各地离宫70处以及他的陵墓，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过2000万，服兵役和劳役的占10%以上，且都是青壮年。这就必然造成田地荒芜，人民饥寒交迫，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隋炀帝在开挖大运河的同时，又在东都洛阳大修宫殿园苑，征发丁男每月多达200万人；为了游幸江南，从长安到江都修造离宫40多处，没几年就把父亲杨坚积蓄起来的国力挥霍一空，使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大隋朝很快就完结了……

　　当时代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历史场景又令人痛心地在神州大地上再现。

　　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错误地认定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场就在中国大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幼稚和无知的狂想。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打一场世界大战，必须形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与同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轴心国与同盟国。虽然在“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冷战状态，但他们谁也不愿发动战争，在世界上尖锐对立的国家只有苏联与中国。苏联有东欧一些国家作盟友，而中国与苏联翻脸后则只有阿尔巴尼亚一个亲密盟友。就算中国与苏联打起来，阿尔巴尼亚也不会参战。这样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怎能算是世界大战？

　　另外，苏联虽然痛恨毛泽东的无情无义，但也不会为这样一件事贸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因为它毕竟还戴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帽子。但毛泽东却一再断定会发生战争，而且还可能会有核战争。就在几年前，中国与邻国印度在边境上打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战争。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将驻扎在中苏边境的军队从十几万人增加到上百万人。在中国的东北方向，美国驻兵日本和南朝鲜，对中国构成威胁。在中国大陆的东面，退守台湾岛的蒋介石一直想反攻大陆。毛泽东认为中国已被敌对势力包围，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因此一再强调要加强战备。

　　中国军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将国土防守战略分成了三线：东南沿海和西北边疆为一线；贵州、四川、鄂西、陕南、滇北等地为三线，处于这两线之间的地方为二线。毛泽东认为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由于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不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建设，所以才遭受严重损失。根据苏联的这一教训，中国政府将许多重要的军工厂从城市迁到了三线的山区。一些新建的大型工厂，也都选址在三线的深山之中，如著名的东风汽车制造厂、攀枝花钢铁厂等大型企业，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由于毛泽东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导致三线建设出现不少失误。一是三线建设规模过于庞大，战线拉得太长，国家投入了过多的力量，造成财力紧张，削弱了一、二线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的发展力度。一些项目上马过快过急，缺乏充分的论证，造成有些地方选址不当，建设项目不配套，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二是为了防空袭、防核武器，片面强调“山、散、洞”的方针，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如有些生产协作性强的企业，彼此相距达数百公里，而且都是在山沟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反复倒运，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更不适合在深山沟里发展。三是投资效益差，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1966年到1972年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真是得不偿失。

38、“深挖洞”的巨大浪费

　　 1969年3月和8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的珍宝岛与新疆的铁列克提边防站，中国边防部队与苏联边防军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中苏难免一战，因此在大搞三线建设的同时，又提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笔者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的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该批语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毛泽东关于大修防空洞的一句最著名的指示。而该报告原本是针对当年粮食减产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这句话原本出自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谋臣朱升之口。还是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几个敌手争天下的时候，朱升便向他建议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最后打败了所有对手，统一了天下。

　　熟知历史的毛泽东将朱升的话改了几个字。他所说的“深挖洞”，就是要老百姓深挖防空洞。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深挖洞”的号召，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场“深挖洞”的群众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中国大陆无论城市乡村，无论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都大挖防空洞。在人们所住的房前屋后，只要有空地，都挖成了防空洞。在一些大城市里，还修起了地下候车室、地下飞机库。“深挖洞”是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锄头、铁锹和斧子，挖出了一个个深洞。据北京市一位参加过挖洞的老人回忆：“当时有任务，企业车间的机床要转到地下去，所以要在地下挖洞。除了单位，家里和学校也要挖，上班的职工下班回来自己挖。回来后，不光要挖自家的，街道上还有街道的公用工程。当时小孩很高兴，一到星期天就到洞里玩，抓坏人，看谁能逮到谁。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对防空洞的感情特深。”

　　北京市一位当年的人防干部告诉笔者：在那个年代涌现出了很多挖洞标兵，就连残疾人也自动加入“深挖洞”的行列。盲人出渣，聋哑人放炮，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都忙碌在打洞现场。有一位老太太已年过九旬，却一天到晚钉在挖洞工地上，送送水、递递工具，有时也装装土，并带领儿子、孙子、重孙子一起挖洞。

　　洞打好后，还必须用砖头加固，于是北京城墙的城砖成了抢手货。1969年，北京市西城区二十九中，每天上学，老师就带着学生排着队从天安门西出发，到阜成门城墙拆城砖。一块城砖有50来斤重，就用绳子捆着，十几岁的大孩子捆一块，八九岁的小不点儿就捆半块，背一段，拽一段，把城墙砖拉回去。孩子们双手都起满了水泡，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让大家很开心。背完了城砖，大家又去背沙子、烧窑、垒砖，忙活了一年，防空洞才算落成。

　　在经济困难、百废待兴的年月里，“深挖洞”受到了重点关怀。早在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各部门汇报时就曾表示：“地下防空室，这笔钱不能省。”原首都人防办副主任张一民回忆：“挖洞的经费根据城市人口多少决定，1971年到1978年，国家每年拨给北京两千万。当时要求防空洞的面积达到每人半平米，对坚固程度没有要求。”

　　张一民向笔者介绍了挖掘进程。从1969年到1973年是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发动群众各挖各的，在大院内、住房内、办公室内、商店内、车间内挖洞。当时建造的是简易防空洞，洞深仅有2至3米，构造简单，只能防弹片。1974年到1978年，人防工程开始向永久性发展。一是“深挖暗掏”，洞深8米，用钢筋水泥预制件支护，掘开后要用水泥浇灌，覆盖层不少于4米，所有工程都要达到能防小型炸弹直接命中的要求；二是对原来的工程进行加固改造，达到能防水、防火、防辐射的要求。

　　在北京，这项曾有每天30万人次投入劳动的巨大工程，留下了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防空洞。有条件的地方，防空洞挖成型后用砖头或水泥砌起来；而很多没条件的地方，那里的防空洞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一般，没有任何加固措施，不少防空洞遇雨天都发生了坍塌。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一场并未如期到来的战争的遗址，且造成了一些“耗子洞”、“蚊子洞”、“水帘洞”。

　　上面所说的仅是北京一地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城市，为了搞防空工程，甚至挪用了国家的建设资金。如素有“江城”之称的武汉市，长期以来一直是人多桥少，一条汉水桥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早已拥挤不堪。当地政府好不容易向中央申请到一笔建新桥的资金。可就在准备建桥之时，毛泽东发出“深挖洞”的号召，当地政府认为防空备战比修桥更紧迫更重要，因此将这笔资金改作在武昌火车站下面建一个能防空的候车室。这个花巨资建造的地下候车室建成后，没能发挥任何效益，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被拆除。这还仅是武汉一地，全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像这样的浪费不知有多少。再举一例：在湖北省的咸宁市，有一座被称为“11·31工程”的地下建筑，它是专门为中央领导在战争发生时准备的地下指挥部。之所以叫“11·31”工程，是因为决定建造这个地下指挥部的文件是11月31日下达的。笔者曾参观过这座“地下长城”，它长约一公里，里面有近百个房间，还有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建造的卧室和办公室，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宽敞的通道可以行走汽车。据说建造这个“11·31工程”所花的钱，足以再建一座武汉长江大桥。这个“地下长城”建成后，不仅长期闲置，而且每年的养护就要花不少钱。

　　全民“深挖洞”运动在中国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地下长城。不过预想中的大战并没有打响。可以说，毛泽东做出的“深挖洞”的决定，又一次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39、毛泽东五大秘书的凄惨下场

　　 1954年，经周恩来提议，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同为毛泽东的秘书。人称五大秘书。这五个人的命运后来都很不幸，其中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先后被毛泽东送进了监狱，江青则被毛的接班人华国锋送进了监狱，并在关押期间自缢。而田家英的命运最为悲惨，被逼自杀于家中，死时年仅44岁。

　　田家英延安时期就在毛身边工作，因其才华横溢，颇得毛的赏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平时他不在毛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田家英讨厌这位“理论家”的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江青的政治地位提高以后，日趋活跃，与陈“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身边人物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年轻人，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他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这年的12月21日，毛泽东来到杭州，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在当年的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那天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侃着。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田家英心怀正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江青把这事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本来就对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的“右倾”很不满，现在得知田仍在同情彭德怀，十分恼火地说：“这个家英呀，思想一贯右倾！叫他走，让戚本禹来。”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来了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他们对田家英宣布：“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因“秘密录音”事件受到错误处理，田刚提升为副主任，在工作上两人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其实是毛泽东）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安子文还令田家英搬出中南海。听到这个消息，田家英犹如五雷轰顶。他竭力克制自己极度的痛苦和愤懑，向戚本禹移交了全部文件。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妻子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当晚，田家英一夜未眠，呆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次日傍晚，当妻子下班回家时，发现丈夫已在家中自缢身亡。

　　田家英自杀后，毛泽东将他定为“反党分子”。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央才为他平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到田家英家里向他宣布“罪状”的那三个人——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在一年以后，也就是“文革”开始不久，也都被毛泽东关进了监狱。其中安子文的罪名是“叛徒”，王力和戚本禹的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陈伯达，毛泽东的政治秘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七大中央委员，八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及《红旗》杂志总编等职。“文革”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1970年庐山会议时，他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支持林彪，得罪了毛泽东，被开除出党，关进了监狱。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确认他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有期徒刑18年。

　　胡乔木，1930年参加革命。1937年到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员，1941年任毛泽东的秘书。1954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文革”期间被迫离开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一度被关进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叶子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一位1930年参加革命并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因“秘密录音事件”被关进监狱达到7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他才得以平反。

　　而毛泽东的夫人兼生活秘书的江青，其下场是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便被毛的接班人华国锋送进了监狱，后在住所自缢身亡。

40、抗美援越——又一次损兵伤财的决策

　　毛泽东自1950年美国出兵进驻台湾之后，便把“山姆大叔”视为头号敌人，只要“星条旗”出现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毛泽东就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那里的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1958年，美国出兵黎巴嫩，中国坚决反对；1962年，加勒比海发生导弹危机，中国又是坚决支持古巴。1965年，美国出兵参加越南战争，毛泽东又作出了与十几年前抗美援朝同样性质的决定——抗美援越，只不过没有像上次那样派出上百万志愿军与美国兵面对面地作战，而是从物资上大规模援助越南，并先后派出30多万人的工程、铁道、防空和后勤部队。这次的抗美援越行动，可以说是毛泽东继抗美援朝后的又一次损兵又伤财的错误决策。

　　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被日本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在北方的河内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则扶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贡立国。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北越和法国进行了长达9年的战争。1954年，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北越在奠边府战役中赢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法国撤出越南北部。根据当年日内瓦会议的决议，南北越暂时以北纬17度线分治，北越由胡志明统治，南越在保大皇帝的控制之下。1955年，吴庭艳在西贡发动政变，建立越南共和国（简称“南越”）。 1959年，越共中央决定武装统一越南，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1960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它由反吴庭艳政府的各派组成，事实上由越共中央控制。同年，“中苏论战”爆发，中国和苏联都需要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因而都积极支持北越对南方进攻。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环境中，中南半岛的冲突是唯一的热战。美国认为越共向南方的军事渗透违反了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为了不使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中，决定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民族解放阵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大部分乡村。南越政权虽然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但政治上的腐败已导致吴庭艳政府民心丧尽，无力阻止民族解放战线扩大势力。1961年5月，为了进一步帮助吴庭艳政府，美国派遣一支特种部队进驻南越，开启了美军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越战开始的标志。南越政府军面对被俗称为“越共游击队”的民族解放阵线节节败退。为了阻止北越对越共游击队的物资和人员支持，南越海军对北越沿岸海军基地进行袭击。美国海军也派出舰艇协助，进行电子战支持，即靠近北越军事基地，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从而暴露位置，由南越海军炮火予以摧毁。

　　 1964年7月31日，一艘在越南北部湾公海游弋的美国驱逐舰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军舰船随即还击。随后，美国以轰炸北越海军基地作为报复。这就是著名的“东京湾事件”（又称“北部湾事件”）。北越和美国双方都把它看作对方的蓄意攻击，并做出了强硬反应。北越和越共游击队对多处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攻击。北越325师进入南越领土集结，标志着北越正规军对南越的公开进攻。美国国会于8月7日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可以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行动来应付此事件，这事实上给予总统约翰逊可以发动战争的权力。不久，美国在越战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攀升。1965年3月8日，第一批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登陆。到了年底，美军在越数目已达到18万人，后来一度高达43万人。

　　中国从1962年开始，就向越南提供武器援助。1965年春，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到北京，向毛泽东寻求更大的援助。毛泽东慷慨地答应了他的全部请求。

　　 1966年6月到1970年7月，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工程、铁道、防空、后勤等多兵种进入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修建和抢修铁路、公路、机场、通信工程、设防工程等任务。到1968年3月止，先后入越的部队共计95个团32万人，最高年份为17万人。为了这场战争，中国军人伤亡达5千多人。

　　中国不遗余力地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仅1970年至1972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辆，为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另外还向越南提供了三千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万件防弹衣。在第一阶段五年多的艰苦作战与施工中，中国支援部队取得了辉煌战绩，其中防空部队共对空作战250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3300多架（可以这样说：越南北方击落的美国飞机，有一大半是中国人击落的）。工程部队修筑坑道2·6万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7230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3公里，抢建便线便桥98公里；修建机场1个、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信线路560公里；铺设海底通信电缆90余公里。

　　为了支援越南战争，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自己吃的是红薯面窝窝头，却把白花花的大米送给越南。1969年，胡志明未能看到国家统一，与世长辞。1975年，越共终于统一了全国。两年后，越共总书记黎笋来到中国继续寻求粮食援助，遭到中国的婉言拒绝。不久，越方又向中国提出了有争议的西沙群岛归属问题，为此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沙群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长篇文章予以驳斥。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4年后，两国因柬埔寨红色高棉等问题而翻脸，越南方面大肆驱赶华侨，并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邓小平决心“教训”越南，下令23万人民解放军攻入越南，打了一场边疆“自卫反击战”。中越两国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也由此彻底破裂。

　　这就是毛泽东付出巨大代价抗美援越最终换来的“收获”！

41、援助阿尔巴尼亚近百亿元反遭骂

　　 ●毛泽东打肿脸充胖子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攻击，中苏关系和阿苏关系了出现破裂。与苏联的共同矛盾，使中阿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了亲密朋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和谢胡都曾到中国进行访问。毛泽东为了拢络这个欧洲小国，不顾自己国家还很贫穷落后这一现实情况，打肿脸充胖子，对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老百姓节衣缩食、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却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十分心疼。有些同志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中国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曾任驻阿大使的耿飚回忆说：“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经常上映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其中有一部影片叫《广阔的地平线》，反映的是阿国当代青年工作与爱情的故事。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当护士的新婚妻子在家里给当工人的丈夫打电话，商量买什么色彩的沙发。这样在今天看似平常的一个情景，当时却在国人心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那个年代在中国，只有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庭才能享受配备沙发和电话的待遇，沙发和电话，在一般老百姓人心目中是连想不敢想的奢侈品。而在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居然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就拥有这样的高档用品。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国家还需要我们援助吗？这岂不是穷人在援助富人？

●阿国指责中国和“敌人”会谈

　　 1971年秋天，三条消息扰乱了地拉那的平静。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其主要原因是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但当时此事尚处于绝密阶段）。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情。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万言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泽东说，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将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信中还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霍查在他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随后，阿主要领导人对中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共搞机会主义，而且批判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所谓“三个世界”，是指毛泽东将美国和苏联划为第一世界，中国和亚非拉等贫穷国家为第三世界，介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属于第二世界）。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中阿亲密关系结束

　　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作为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当年花巨大代价援助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到头来换来的又是这样一个好心无好报的结果。

　　 42、曲解“三和一少”，对外四面树敌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在国内，正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在国际上，美国积极拼凑从越南、台湾到日本、韩国的针对中国的月牙形包围圈，中苏、中蒙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和对抗。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一切反动派”作为自己的战略口号，并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义务。这样，不仅造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紧张，而且援助也大大超出了中国的经济负担能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1962年2月，联合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王稼祥等在批判了赫鲁晓夫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试图纠正中国党内关于世界大战的片面认识。他们建议：“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世界战争；不要说在消灭了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持久和平”。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王稼祥等不同意当时的一些“左”的提法。指出：“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说法，是错误的。”在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王稼祥等主张“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根据以上认识，王稼祥等建议，中国应该对外公开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这种政策的任务是保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经济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要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而不能一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对外援助问题上，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困难时期，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以免被动。”

　　现在看来，我们不难发现王稼祥这些意见的真知灼见。但在当时，这些正确的意见却与毛泽东那种“左”倾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从1963年起，毛泽东多次对王稼祥的上述主张提出批评，并曲解为“三和一少”，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当年5月，毛在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克斯时说，我党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的派别。

　　在毛泽东这种错误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四面树敌，凡是与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或政见不同的国家，都成了敌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极“左”分子们公开狂热地喊出了“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中国周边的国家几乎都成了敌对国家。在那段日子里，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仅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欧洲小国。而王稼祥这位曾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重新掌权的中共元老，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43、“杨献珍冤案”始末

　　 1980年8月，被毛泽东错误定为“反党分子”的杨献珍冤案得到平反。

　　杨献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1955年至1961年2月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59年因对“大跃进”中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思想、观点进行过批判，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并把他的职务由校长降为副校长，七千人大会之后，又为他甄别平反。

　　 60年代初，杨献珍在教学和研究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哲学命题，认为“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两种表现形式。由此招致了新的更猛烈的批判。1964年7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康生亲自修改、署名王中的文章：《就“合二为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文章把杨献珍关于“合二为一”的含义歪曲为“矛盾调和论”。这一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就决定了问题的严重性。

　　 1964年8月，高级党校召开大会，组织对杨献珍的批判。认为：批判“合二为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把它同杨献珍历史上的“错误观点”一起清算。与此同时，《红旗》杂志发表了康生组织人撰写的文章：《哲学路线上的新论战》。文章说，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是“同党大唱对台戏”，“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扬矛盾调和论。”

　　 1965年3月，中央高级党校作出《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央，为这场批判作出了结论。《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报告》列举了杨献珍十个方面的“坏事”：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社会主义理论。3、攻击三面红旗。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高级党校在呈送这个报告时，建议撤销杨献珍的副校长职务。9月24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杨献珍受到更严重的迫害。从1967年9月至1975年5月，他被监禁达8年这久。许多人受其株连。

44、“四清运动”伤害大批干部

　　有人称毛泽东是“运动健将”，这不是说他的体育项目强，而是说他爱搞政治运动。从新中国诞生以来，各种运动几乎就未断过。先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接着是“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农村合作化运动”，“清查胡风反党集团运动”，后来又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此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政治运动稍停了几年。困难形势刚一过去，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就是祸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当中除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有必要进行以外，其它运动都是错误的整人运动。1980年，中共中央在反省自己所走过的弯路时，曾做出过这样的决议：“以往的政治运动，每次都伤害了一批人……。中央决定，今后不再搞大的政治运动，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可以说，这是用沉重代价换来的教训。

　　如果说以往的运动伤害的都是党外人士的话，那么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则伤害的是共产党自己的大批基层干部。毛泽东在发动这个运动之前，对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十分严重的脱离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提出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主要手段是搞和平演变，从内部寻找代理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并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极少下乡搞调查的毛泽东，凭主观猜想臆造了一幅可怕的阶级斗争图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了“四清运动”，先是在农村里“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又改为在城乡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由于“四清”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运动的基本方面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以致在1964年下半年使一部分群众和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作为重点开展运动的县社队，几乎都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不仅有已经划定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而且有漏划的四类分子。基于这种估计，许多社队重新划定了阶级成分，进行民主补课，将一部分群众划入了阶级敌人一边，给戴上漏划地主、富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对于基层干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总体估计下，看得十分严重。认为“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不仅经济上‘四不清’，而且有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排斥贫下中农、隐瞒成分、伪造历史等政治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些人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普遍产生了打击面过宽，撤换、处分干部过多等现象，使一大批党员和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有的干部甚至一时怨气地说：发誓不让子孙当干部！

　　其次，运动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受到干扰。为了克服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严重困难，1961年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在许多方面对人民公社原有体制作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比如缩小生产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可以耕种自留地、开垦零星荒地、饲养家畜等，并把社员的家庭副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等等。《农业六十条》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但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有些社队将包产到户视为“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予以取缔和严厉批判，并无视《农业六十条》的规定，随意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搞生产大队核算。一些由于经营有方，在集市出售商品较多，或者由于经营小商贩赚了钱的社员，往往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的代表”予以批判斗争。上述种种现象，严重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四清运动”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理论不仅为全党所接受，而且很快付诸实践，用于指导“四清运动”。由于“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阶级斗争一再被人为地放大，以此证明毛泽东“左”倾错误理论的正确，证明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进而又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的理论。二是实践上的准备。“四清”运动期间，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搞人人过关，鼓动群众斗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后来都为“文革”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

　　有资料表明，在这场四清运动中，共有500多万人挨了整，其中上万人被整死。

　　 “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便总的来说，是害远大于利。

45、“三家村”案——当代又一大文字狱

　　 “三家村”冤案是“文革”初期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文字冤狱。所谓“三家村”，是指《北京晚报》开辟的专栏《三家村夜话》，其作者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三位都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员。邓拓原为《人民日报》总编，1959年被撤职，老上级彭真看重其才学，拉来北京市委当了书记处书记；吴晗为著名明史学家，北大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总编。

　　首先是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自1961年3月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中，每周撰写两篇杂文。文章旁征博引，针贬时弊，说古道今，才情横溢。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这样写道：“所谓王道者，可以作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方针。而所谓霸道，也可以作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不难看出，这篇文章是含蓄地批评了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的错误做法。

　　到了同年的8月，邓拓请吴晗、廖沫沙在北京饭店吃饭。席间邓拓请吴、廖二人与自己合作，共同为《前线》杂志写稿。三人商定以“吴南星”笔名，轮流撰稿，各自选题，文责自负，栏目名称定为《三家村杞记》。这两个专栏发表的文章，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起到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教育，介绍文化科学和历史知识的效果，作品是积极的、健康的，深受读者欢迎。当然也有些文章笔锋过于犀利。其中有一篇《伟大的空话》的文章，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此文这样写道：“有的人擅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可比之悬河，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之后，稍一回想，都记不得他说的是什么了。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如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文章还借用一个乡下儿童的口吻，写了一首《野草颂》：“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明眼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在暗喻毛泽东爱讲大话和空话。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毛泽东逢会必先讲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后讲一通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强调“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干部都喜欢讲大话空话，喜欢说本国本地的大好形势。可这种大话空话毕竟不能填充公共食堂里空空如也的粮柜油缸，不能填饱公社社员的辘辘饥肠。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分别在《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上刊登到1963年8月收场。公平地说，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进谏，并无“恶意攻击”或“疯狂诋毁”，更谈不上所谓“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然而，毛泽东凭着自己敏感的政治神经，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点名批判了“三家村”。此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纷纷展开对“三家村”的批判。为了把“三家村”打成反党集团，姚文元从《三家村杞记》和《燕山夜话》200多篇杂文中选出20篇当靶子，对其它的大量作品则装聋作哑，只字不提，采取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等阴险卑劣手段构筑反动的文字狱。邓拓、吴晗、廖沫沙不仅被打成“反党集团”，而且先后被加上“叛徒”的罪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1966年5月17日，邓拓这位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含冤自杀。1968年，吴晗被投进监狱，于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廖沫沙被监禁之后，一直是在审查和批斗中度过的，作为“三家村”冤案中唯一的幸存者，是意志和信念在不屈地支撑着他。

　　 197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一场文字狱终于获得昭雪。

46、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冤案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是在“文革”初期，由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制造的第一个大冤案。首先是由罗瑞卿蒙冤开始的。

　　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任红一军团长的时候，罗瑞卿是这个军团的保卫局长；林彪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时候，罗瑞卿任该校总教育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需要笼络一批听命于自己的亲信，经他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调任总参谋长。由此可见林彪对罗瑞卿的器重。但是经过几番试探，林彪发现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超过了自己。当林彪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之后，他更需要一个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人掌管军队大权，来帮助他实现谋杀毛泽东的计划。林彪决定换掉罗瑞卿，为此他捏造了一些罗瑞卿的“罪行”，说他反对突出政治，大搞单纯军事观点，骗得毛泽东的批准，将罗调离军队岗位并进行批斗。罗瑞卿决心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他留下遗书后，跳楼自杀，却只摔断了一条腿。但那些没有人性的“造反派”们竟用箩筐将罗瑞卿抬到批斗现场，对他继续进行迫害。

　　就在林彪等人陷害罗瑞卿的同时，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对待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上与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康生、江青一伙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给人感觉来头很大，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但人们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幕后支持者是毛泽东。由于姚的文章点名批评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这一做法不符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规定，因此，北京的多家报纸经请示市长彭真，决定不予转载。毛泽东建议对姚文元的文章出小册子，仍受到北京方面的抵制，这更增加了毛泽东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不满，印证了他对北京市“针插不进，不泼不进”的看法。

　　 196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后，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中央政治局于5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了集中的清算和处理。会议采取新旧账一起算的做法，集中批判了彭真的所谓“罪行”，指责彭真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抵制，并且包庇吴晗、邓拓等一批坏人，对毛泽东阳奉阴违。罗瑞卿的“问题”在此之前已经做了全面的揭发，缺少的只是组织结论。会议认定陆定一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对批判《海瑞罢官》不积极，并扣压“左”派的文章。另外还指使妻子严慰冰诬陷林彪妻子叶群（严慰冰从1960年到1965年写了23封匿名信，揭发叶群的作风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并于1966年4月被捕入狱），因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的“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与罗瑞卿的关系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

　　关于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其实是一笔旧账。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一天，毛泽东与他的一名女服务员在卧室里“亲热”，两人说了一些温情的话。过后女服务员走出卧室，恰遇一名男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对女服务员说：“你们刚才在屋里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女服务员不相信，男工作人员就把毛泽东与她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女服务员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男工作人员说我有窃听装置。女服务员羞红了脸，转身就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大发雷霆，查问谁干的此事。后来得知，是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为了执行杨尚昆关于“要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历史文献资料”这一指示，安排在毛的会议室等处进行录音。但下面的同志在照办时走了样，竟在毛泽东的卧室里也安了窃听装置，且没有向毛报告。由于杨尚昆是叶子龙的直接上级，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后，杨尚昆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机要室的人员都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叶子龙则被关进了监狱，长达七年之久。

　　杨尚昆没有想到，时隔五年，毛泽东又要跟他算这笔旧账。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并不属于同一事件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硬被毛泽东说成是“反党集团”，都被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并关进了监狱。直到1979年，他们四人的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47、“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第一件事，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老百姓不管那国家领导人是姓毛还是姓蒋，只要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就行。而毛泽东自从统一了中国大陆之后，就没让老百姓过上几天好日子。他所干的第二件事，更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浩劫。

　　 1973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位名叫屠德雍的普通共产党员，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多次写文章抨击“文革”这一中共历史上最大一次“左倾”路线产物，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满怀激愤地列举了“文革”罄竹难书的十大罪行：一、使90%以上的干部，60%以上的群众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二、使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三、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四、使科学、文化、教育、艺术遭到空前的灾劫。五、使党和国家一度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六、使解放以来的社会道德空前堕落。七、人为地造成人民群众之间的分裂和冤仇，互相杀戮。八、使党的威信一落千丈。九、使军队内部分裂，优良传统大半丧失。十、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严重破坏，阶级阵线混乱。

　　那场“文化大革命”，当时被舆论形容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对于屠德雍列举的这“文革”十大罪状，笔者完全赞同。下面我们来细说这些罪状：

●无数领导干部、社会精英、“四类分子”受迫害

　　 1966年5月16日，一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发全国。“文革”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对准所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上混淆了敌我。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车间主任，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斗、抄家、毒打和关押。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地方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在建设时期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却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有些人含冤死去。因为刘少奇一案受牵连被判刑的就达二万多人，被批斗、关押的就难以计数了。一些功勋卓著的领导干部在战场上历经枪林弹雨，在敌人的囚室中备受严刑拷打，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没有死去，却死于自己参加建造的人民共和国的监狱中！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许多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诬蔑为“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工贼”、“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成千上万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也被加上“特务”、“间谍”的罪名。可以说，凡是稍有点地位或名气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打击和迫害。

　　一位军队老干部曾向笔者讲述他当年挨斗的情景：与几名军区领导一同跪在板凳上，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本人姓名的牌子，名字上打着个红叉（中国古代只有死囚才打红叉）。每人身后站着两名彪形大汉，拧着他们的双臂向后抬，这种刑罚名曰“坐飞机”。他们的嘴里含着蘸有粪便的稻草，脸上被涂上黑墨汁。造反派让他们回答问题，如回答的不满意，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甚至有人猛地抽走身下的凳子，挨斗的人就摔在地上……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十年浩劫，真可谓遍地冤狱。在造反派的迫害下，知识分子遭到让人难以想象的体罚，蒙受种种凌辱。多少素负盛名的学者、教授和科学家们，脸上被涂了墨汁，头上套着高纸帽，任人侮辱；多少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身体被毒打，心理被摧残，呻吟于囚牢。多少文化名人含冤受屈而死。吴晗家破人亡，他的夫人袁震被送进“劳改队”，不久双腿瘫痪，有病得不到认真治疗，与世长辞。他的女儿小彦精神失常，死于狱中。蜚声中外的大作家老舍，惨遭拷打，含恨投湖自尽。据统计，仅文化部及其所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2600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卫云、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在教育界，仅中国科学院所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干部教师就有14·2万人，著名教授熊庆来、翦伯赞、何思敏、顾毓珍、李广田、饶毓泰、刘盼遂、马特等人被迫害致死。科学理论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5·3万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间、冶金学家叶渚沛、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学家陈焕镛、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卫生界，仅卫生部所属14个高等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学家胡正祥、药理学家张昌绍、胸外科专家计苏华、针灸专家陆瘦燕、中医叶熙春、李重等人被受害致死。体育界，大批干部和教练员、运动员遭受诬陷迫害。优秀教练员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等人被迫害致死。

　　与许多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命运一样悲惨的是“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分子，他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被剥夺了许多权利，不仅财产早就被没收，而且他们子女的入学、参军、招工、晋升、婚姻等大事都因此受到影响。“文革”的到来，又使他们进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中。抄家，批斗，这些还算是轻的，更残忍的种种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笔者曾见过一位老者，他的双手拇指残缺不全。经询问我才知道，他因是地主家庭，红卫兵在批斗他时，用绳子绑住他的两个拇指吊起来，把拇指拉断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据《北京晚报》1980年11月21日发表的《触目惊心的统计》，文革中共有73万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3·4万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包括受牵连在内的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千亿人民币，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打倒一切，破坏了各级领导组织

　　 “文化大革命”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号召夺取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使其长期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在“彻底砸烂旧公、检、法”的口号下，全国的公安、检察、法院都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程度的情况下，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在中央政治局多数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意见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后，江青一伙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在所谓的“吐故纳新”的过程中，一些党员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清除出党；而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头头和地痞流氓却被当作“新鲜血液”拉入党内。有些甚至没有入党就当上了“支部书记”、“党委成员”。“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造就一代革命接班人，反而在动乱中让大大小小野心家、阴谋家、打砸抢分子篡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十年内乱，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颠倒的世界。”

●全面内战造成数十万人死伤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第二年。这时，各地的群众组织基本上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不搞生产不干工作，专搞所谓“造反夺权”和打、砸、抢行动，这一派大多由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组成，自称是“造反派”，他们在人数上仅占少数。而另一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努力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一派里都是思想上老实本分的人，被对方称为“保守派”或“保皇派”，他们在人数上往往占多数，比“造反派”多几倍到几十倍。两派由于观点不同，经常发生争斗，进而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由最初棍棒战，发展到用自制的大刀长矛和火药枪，到了后来，更是发展到抢夺军队的武器进行战斗。当时，整个中国大地都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全面内战。1967年4月，在武汉市最繁华街头的六渡桥，一次大规模武斗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那次武斗双方伤亡了几百人，并伤及了一些过路群众。当时有两具尸体长时间无人认领，在街头暴晒了十多天都发臭了，才被人拉走。有人向笔者讲述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个群众组织请来一名年仅14岁的小姑娘当广播员。武斗时，另一派攻进了播音室，不仅杀死了对方的全部成员，还惨无人道地将这名小女孩用长矛刺死！在重庆郊外，有一座已被列为全国保护文物的红卫兵墓园，里面埋葬着400多名死于文革武斗的年轻人。

　　对于全国各地满是血雨腥风的武斗，不少人当时就在内心发问：人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谁是这场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那位人民的领袖为什么对这血腥的现实视若无睹？

　　面对两派的斗争，中央一再要求军队要支持左派。可谁是左派，左派的标准是什么，谁也搞不清，军队的官兵只能根据两派的具体表现来判别。在当时，被称为“保皇派”的一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稳定社会局面，深受老百姓欢迎，因此军队认为这样的组织应该是左派，便倾向于这一派。但毛泽东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认为许多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夺权，因此他认为那些“造反夺权”的人才是左派，尽管他们天天不上班不干活，专搞打砸抢。毛泽东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主流是正确的。

　　在那场全国性的武斗中，不仅双方参与者死伤惨重，而且军队官兵也深受其害。每当武斗发生时，他们总是奉命前去制止武斗，但只能是徒手站立在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者中间。当时军委给军队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四不”命令：打不还手，骂不开口，不生气，不开枪。由于军队官兵都偏向于“保守派”，因此他们总是被“造反派”视为敌人而杀戮，很多官兵就是这样惨死于武斗的刀枪之下。

　　这一年夏天，武汉发生了名噪全国的“七·二O”事件。当时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属于“造反派”一类的名为“工人总部”，属于“保守派”一类的名为“百万雄师”。7月18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王力到武汉处理这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他下车伊始便宣布“工人总部”为革命组织。这一来，另一派自然成了反革命组织。他的表态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上百万工人群众，他们没想到自己日夜抓革命促生产，尽力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到头来竟成了反革命组织。7月20日，愤怒的群众绑架了王力并殴打他，强迫他收回原先的表态。后来，王力在军队的掩护下，秘密坐飞机回到了北京。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王力。两天后，首都召开数十万人大会，声讨武汉市“百万雄师”的“暴行”。《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北京支持你们！》，文章代表党中央将武汉的“七·二O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保守”组织的命运都与“百万雄师”一样，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纷纷倒台。

　　各地的“造反”组织得势以后，武斗并未因此结束，反而愈演愈烈。造反派内部为了争权夺势，逐渐又分裂成新的两大派，继续武斗。以“七·二O事件”为时间界线，全国的武斗在此之前用的还只是木棍长矛，此后则用的是从军队抢来的现代武器。1967年秋天，江青在接见郑州市某造反组织时，针对当时的武斗现状，有人提出要“文攻武卫”，江青当即表示赞同，后来又说“应该给造反派发枪”，“造反派可以两人一支枪”。在她的煽动下，各地开始疯狂抢夺军队的武器。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早有命令，不许向造反派开枪，不许镇压“革命”组织，因此，军队官兵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抢枪。许多军械库被造反组织砸开，枪支弹药被洗劫一空。武斗的双方不仅用上了冲锋枪、机关枪，甚至还用上了迫击炮、火箭筒，有些地方还将汽车改造成装甲车用于武斗。笔者清楚地记得，由于被抢的枪支太多，形势失去控制，每天都听得见屋外枪声不绝于耳，如同过春节放爆竹一般。到了晚上，耀眼的曳光弹迹时常划破夜空。有时，落下的流弹还击伤了一些无辜群众，吓得很多人轻易不敢出门。此时的中国老百姓，真如同生活在地狱一般。

　　对于那场遍及全国、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伤的武斗，毛泽东嘴上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反而抱以欣赏和赞许的态度。他在1970年12月18日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显露出这种心态。现将那篇当时中共中央以“内部文件”形式下发的谈话记录摘抄如下：

　　斯：我经常给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中国有位著名作家名叫权延赤，他在采访了文革时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之后，为杨将军写了一本回忆录，名为《微行——杨成武将军在1967》。书中讲述了毛泽东对群众组织用枪炮武斗的赞赏态度。书中写道：当时各地的军队负责同志对这种抢枪和武斗局面甚为痛心，在见到毛泽东时，纷纷向他诉苦，希望他能下令制止抢枪和武斗。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如果他下令不准抢枪，不准武斗，谁都不敢不听。可毛的态度却是：“打一打也好，将来一旦有了战争，有经验了，不会慌。”“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支枪。”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汇报时，说重庆的武斗双方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对此，在座的有人不相信。梁兴初就把为什么打，怎么打的讲了一遍。毛听后说：“好，这是个训练，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毛泽东真是视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这些话若不是从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披露，真让人不敢相信竟是出自一位人民领袖之口。这事不禁让人想起发生在两千多年前，古罗马帝国角斗场里的那种情景：奴隶主和贵族们坐在看台上，观赏着角斗士手持武器互相残杀，从他们痛苦的惨叫和呻吟中取乐。

　　笔者的中学时代，正是全国各地武斗甚炽之时。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一天到晚枪声不断，到了晚上，更是可见划破夜幕的弹迹在空中乱飞。笔者和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出门。即使躲在家中，还是有一个小伙伴被穿窗而入的流弹击中受伤。

　　 “文革”中的武斗，从1966年底开始，在67、68两年中达到高潮，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伤。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1976年10月，在河北省的保定等地，武斗仍在持续。全面内战，是十年“文革”中又一大罪状！它把辽阔的中国大地再次变成了杀戮的战场。有人说秦始皇是暴君，一生中杀人无数。但秦始皇杀的是他的政敌和对他不满的人，他没有残害自己的功臣。

　　有人说朱元璋是昏君，兔死狗烹，几乎杀光了所有的开国功臣。可他还是给明朝的百姓谋取了福祉，他也没有迫害知识分子。

　　有人说慈禧太后祸国殃民，引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灾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可她没有残害自己手下的大臣。

　　与上面三个人相比，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他的所有开国功臣（包括第一元帅朱德），不少人还被他整死（如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等）；他还整了许多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把许多人送进了监狱；他在建国之初就杀了两百万“反革命分子”；他的许多个错误决策给亿万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更是远远超过慈禧太后。

　　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在谈到“文革”时，总是把责任归罪于“四人帮”，骂他们“祸国殃民”。其实，这是让他们代人受过当替罪羊。“四人帮”中职务最高的是王洪文，他在“文革”初期不过是个上海市造反派的头头，到1973年才在中共“十大”中当上副主席，他能有多大能耐在十年动乱中兴风作浪？“四人帮”中权力最大的江青，其职务也不过是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政治局常委，她又有多大权力操纵局势？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人们心里都清楚，只是不愿把责任推到他们所“敬爱的领袖”身上而已。

●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的一切正常秩序，也搞乱了生产。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恶浪中，领导干部（包括工厂企业的干部）普遍被揪斗，工厂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派性猖獗，武斗不止，全国有相当多的工矿企业生产瘫痪或半瘫痪，有的企业停工停产数年之久。机器设备被毁坏，原材料被浪费，使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失。197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中，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五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他们不顾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随心所欲地搞所谓“一大二公”、“穷过渡”。在经营管理上大批“专家治厂”、“技术第一”、“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不讲成本，经济不讲效益；把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必要的规章制度，统统说成是“管、卡、压”而予以废弃，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大批科研人员受到歧视而被迫改行、靠边站，企业管理干部被打倒，由不懂业务的造反派头头或宣传队瞎指挥，使企业技术水平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损失和浪费惊人。在农村，大批“小生产”，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经营管理上“大呼隆”，分配关系上吃“大锅饭”，致使农业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少地方甚至连农民的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在经济指导上，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使各行业之间的生产比例严重失调。他们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他们甚至鼓吹国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一系列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的辛勤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罪恶地破坏生产。

　　 “文化大革命”时期，正是世界上进行新的技术革命和“经济起飞”的时期，许多国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成倍增长而一跃成为发达国家。日本1957年同中国经济水平相差无几，到了70年代中期已成为人均产值五千美元以上的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却落在了人均产值四百美元以下的贫穷国家的行列里。这场大动乱使中国同世界上某些国家之间本来已缩小的距离拉大了，落后了几十年。这个损失是无法用数字来估量的。让人可笑的是，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已经排在了世界各国的倒数之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人们却并不了解这些。文革期间，在著名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中，有一部名叫《海港》的现代京剧，里面的主要人物方海英有这样一句台词：“要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解放，他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方海英所说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长期的舆论宣传，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解放，在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的视线逐渐进入到国外，人们才吃惊地发现，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远比自己幸福得多，原来自己才属于需要“解放”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文革期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空军先后有六名飞行员驾机叛逃到台湾。他们到台湾后的一句共同心声，就是“大陆的老百姓太苦了！”

●“文化大革命”使文化遭到极大破坏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提出了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左”倾论点，毛泽东的追随者把它发展为实行文化毁灭主义。在科学技术界，摧毁所谓“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大批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毁坏，文献资料被焚烧，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在教育界，“停课闹革命”，学校关闭，校舍、教具遭到破坏，有的图书资料被洗劫一空。全国高等学校和中学直到1970年下半年才恢复招生。江青一伙别有用心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颂扬“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散布“读书无用”的谬论。教育质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多。据1982年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全国文盲和半文盲竟有2·25亿之多！在出版界，冷落萧条，常常处于无书可出的困境。在新闻界，除中央和省市报纸、极少数刊物外，报纸、刊物都停办了。仍在出版的报刊变成千篇一律，甚至后来发展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毛泽东的写作班子）”的地步。在文艺界，取消了“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取消了人民的创作、表演的自由，大批“文艺黑线专政”，大批“大、洋、古”，造成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乎一切文学艺术都被打入“冷宫”，焚毁书籍，停演节目，封存影片，八亿人口的大国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遭受了一次大洗劫。大量在历史意义的庙宇、寺院、佛像、牌坊、古墓被当作“四旧”砸毁、拆除；许多有价值的古籍、古画、经卷、档案资料被当作封建残余付之一炬；还有不少名胜古迹被夷为平地，或者修房盖楼，弄得面目全非。中化民族的灿烂文化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在批判所谓“锦标主义”的口号下，体育事业也受到严重的摧残，运动员队伍被解散，运动员的训练被停止，以至于中国决定参加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时，许多运动员的水平竟然连报名标准都达不到。

●“文革”祸水殃及外交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权力也受到威胁，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的部领导都成为斗争的对象。在造反派的严重冲击下，外交部一度被“夺权”，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驻外大使也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名，实际上对这些外交官进行了野蛮批斗，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也被打乱。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独尊的外交活动，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乱。他们不顾内外有别的实际情况，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等错误提法，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出现一系列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做法，如驻外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外国人滥发甚至强行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起反感；利用使馆新闻公报等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方式宣传“文革”；有的居然还向伊斯兰教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受到强烈反对；在出访演出中，在演出前则必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革命性极强，矛头直指所在国，引起所在国强烈不满和反对；在驻外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则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公开点名指责一些国家，引起驻在国的不安。

　　在尼泊尔，有少数人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闹事，中国使馆为此向尼泊尔提出口头抗议，尼泊尔政府表示以后不会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及受侮辱的人员也表示了慰问。据此，使馆工作人员认为应该采取灵活外交，不必向尼泊尔提出书面抗议。但康生指示：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国向尼泊尔正式提出“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在民主德国，一辆中国大使馆公务用车与德方一辆货车相撞，造成中国使馆人员伤亡。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当时什么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无端怀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搞政治阴谋，而且以国家名义向他们提出“最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出现非常紧张的情况。后在周恩来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两国才消除紧张关系。

　　在朝鲜，中国留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平壤街头游行并张贴标语，指责金日成背叛中国而倾向苏联。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

　　在缅甸，受中国“文革”影响，华侨学校的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进行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结果引起缅甸政府极大不满。缅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国家领导人的华侨学生，另有数十人受伤。为此，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将奈温指责为“缅甸的蒋介石”。缅甸则宣布废除《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驱逐了中国的412名援缅专家。

　　在柬埔寨，在中国驻柬使馆工作人员支持下，一些柬埔寨华侨也学着中国国内的样子佩戴毛泽东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满。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说：“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变成进行报复活动的工具！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将请中国大使馆外交工作人员回国。”周恩来及时处理此事，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亲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证，才使使馆人员不至于被驱赶回国。

　　在蒙古，由于一位驻北京使馆官员在乘坐轿车时，有人将一张毛泽东画像塞进车内，画像掉在地上被这名官员无意中踩在了脚下。此事被“革命群众”发现，认为他有意污辱伟大领袖，把他揪出车来一顿殴打。此事加剧了蒙古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到了1967年8月，在北京甚至还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殴打英国外交人员的荒唐事件。8月22日晚，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从三面冲进代办处，并放火焚烧，致使9辆汽车及许多房屋被烧毁。这一事件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16岁的小姑娘坐镇指挥造反派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为何要包围苏联使馆时，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辞地回答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令周总理极为气愤。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中国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已经与中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断交或出现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对于这种情况，被江青一伙控制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还在打肿脸充胖子地说：“我们不怕孤立，我们也决不会孤立。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

●社会道德空前堕落

　　如今许多年过半百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从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风气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争做好事的热潮。在那段日子里，整个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相敬如宾，互助互爱，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许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甘当无名英雄，人们自觉学雷锋蔚然成风，至今一些老人回想起那几年的良好社会风气仍津津乐道。

　　然而，自从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社会风气逐渐恶化。昔日那种人们互相帮助、争做好事的现象难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进而发展到相互斗殴甚至相互残杀。许多人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今天就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无数个家庭当中也分成了两派，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比比皆是。以往常有的见义勇为行为见不到了，人们在坏人坏事面前噤若寒蝉，避而远之。由于公、检、法系统都陷入瘫痪状态，一时间流氓恶棍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人敢管。抢劫、强奸、盗窃等恶性案件多如牛毛。很多女孩子一到晚上便不敢出门。

　　 “文革”不仅造成了道德的堕落，还扭曲了一些正确的传统观念：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批判；尊师爱生的良好风尚，被当作旧的“师道尊严”遭到唾弃；助人为乐的友爱精神，也被指责为“不分阶级，不分敌我”。曾经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女孩见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年妇女过马路有困难，便主动上前搀扶老人过马路。后来有人对女孩说，你知道那个老太婆是什么成分，也许是个地主婆呢？这个女孩就再也不敢搀扶老人过街了。

　　 “文革”时期是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的年代。一大批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劳改释放犯靠“造反”夺了各级领导的权，而那些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当成坏人却受到批斗和虐待。

　　 “文革”造成的道德堕落，直到这场浩劫结束后多年仍难以恢复。曾经有这样一首顺口溜来形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人际关系：“六十年代人帮人；七十年代人整人；八十年代人骗人；九十年代各人为各人。”

48、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恶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196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惊世骇俗之语，此人后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乐学院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提出来的，他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1965年11月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批示，他后来也成了“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在“文革”初期，林彪为了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大搞个人崇拜，将现代造神运动推向峰巅：人们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逢开会必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遇到问题要先学毛主席语录；学生上课前要先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一句话：“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最伟大的天才。”

　　个人崇拜活动还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浪费。在中国，毛泽东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塑像的数量之巨，堪称世界奇观。以制作毛主席像章为例，从1965年5月到1967年8月，仅在两年三个月时间里，全国就有2万多家工厂企业总共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达80亿枚以上。耗用铝、铝合金以及有机塑料6000吨以上。而全世界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30年间总共制造的各类像章也只有25亿枚。事实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生产的毛泽东像章，远远超过80亿枚！中国人制作的毛泽东像章，不仅在数量上创下了纪录，在重量上也创下了纪录。当时最大的像章，直径达20厘米，重约二三百克。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制作毛泽东像章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奇迹。在文革期间，几乎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在十年动乱中，出版《毛泽东选集》及《毛主席语录》创下的数量也令世人瞠目。从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国共有1820家印刷厂承担了毛泽东著作的印刷任务。在这10时间期间，共印刷《毛主席语录》65亿册，《毛主席诗词》4亿册，《毛泽东选集》8·4亿套（每套4卷，共33·6亿册），总数超过100亿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一些大专院校、党政机关和企业印刷厂10年间的自行印量，据统计约有17亿册。还有各种规格的毛主席像22亿张。按当时全国8亿人口分摊，人均拥有15册毛泽东著作和3张毛主席像！为了印这些书和像，共用去40多万吨高级纸张。而这10年中，其中就有6年进口纸和纸浆所用的外汇占国家进口商品类别的第二位到第五位之间。有人统计过，在毛泽东的书之前，人类印刷数量最大的书是《圣经》，从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在150年间共印了40亿册。而毛泽东的书仅10年就印了100亿册以上！还有数万尊毛泽东气宇轩昂、高大雄伟的塑像，更是星罗棋布地耸立在全国的乡村、工厂、学校、军营……为了造就这一切，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49、批林批孔再次造成严重灾难

　　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一度受到震动，意识到自己对林彪的偏听偏信，错整了不少老战友。周恩来等人利用这一时机，为贺龙等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并努力结束长期混乱的局面。然而就在各行各业形势刚刚走向好转的时候。毛泽东搞起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一次造成了严重后果。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有些离奇。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尊崇孔子、孟子的某些言论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由此联想到林彪的思想与孔老夫子有关，便把这位已死了两千多年的古代教育家、思想家与林彪扯在一起批了一通。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著名学者郭沫若尊孔，此举吹响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号角。这首在当时流传很广的诗是：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需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又被江青一伙利用，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借当时几起名噪一时的小事件，小题大做，制造所谓“复辟回潮”的典型和“反潮流”典型，为攻击周恩来等人提供“现实依据”，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整人恶浪。

　　 1973年10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初二（1）班举行英语考试，女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为此，张的班主任讥讽她是“伟大诗人张玉勤”，要她作出检查。学校领导在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讨论。张玉勤觉得受侮而自杀。江青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仅将张的班主任和校长判了刑，还在全国狠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

　　两个月后，北京市某小学一个名叫黄帅的女学生，因对老师管教学生的方式不满，在日记里写下了心中的意见，此事被其父发现，觉得这是一个出风头的机会，便鼓动女儿将日记寄给了北京日报。该报随即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她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认为在全国仍存在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此信后来又被江青一伙在《人民日报》在转载，并以此事大做文章，把黄帅吹捧为“反潮流典型”，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和“反右倾回潮”的浪潮，师生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教师在人们眼里地位更加低下，一度走上正轨的教育战线再度出现了混乱。

　　由于当时就业十分困难，稍有门路的人便通过“走后门”让自己的子女参军或当工人。一个名叫柴春泽的干部子弟通过父亲的关系参军后，其父又四处活动，想再找门路将他送进高等院校。这名干部子弟为了表现自己反对走后门的“革命思想”，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并将父亲的信交给了部队领导，后来又在《解放军报》上登载，他因此走红一时。江青一伙利用这一事情，在全国掀起了大批“走后门”之风，许多通过“走后门”参军、进工厂或上大学的青年被退了回去。于是有人写信揭发，说柴春泽参军也是走的后门。周恩来在来信上批示，要柴“一退到底，彻底革命”。柴只得脱下了军装重回乡下。粉碎“四人帮”后，柴春泽一度被认为是江青的走卒而被捕，在牢中关了几年。柴春泽最初的幼稚举动，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父亲，更害了许多与他经历相似的同龄人。

　　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更由于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全国造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严重混乱。“左”倾错误广泛地影响到历史、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历史的本来面目被歪曲了。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把中国的历史歪曲为“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一切历史的进步都说成法家的功劳，一切历史的反动都说成是儒家的罪过；一切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说成是法家，历史上所有反面人物都说成是儒家。总之，是法家进步，儒家反动；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复古守旧；法家总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儒家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其次，以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为名，广为宣传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对一些封建皇帝、王侯将相，用现代的语言任意夸大和一味歌颂他们的“历史功绩”。毫无批判地赞扬封建专制主义，借口评价秦始皇、曹操的历史作用，公开为他们的暴戾、残忍和滥施暴力作辩护。197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恃革命暴力者昌，恃反革命暴力者亡》，颂扬秦始皇说：“这种适应历史潮流的暴力行动好得很。……只要阶级依然存在，我们决不放弃革命暴力。”

　　第三，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破坏。不仅否定了我国优秀的伦理传统道德，而且使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也严重的破坏。批判了“师道尊严”，造成了师生间的对立；批判了“宽厚”、“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人性论”，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准则受到很大破坏；批判“中庸之道”，鼓吹“斗争哲学”，更是培养了一些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端好斗情绪。社会中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同志、朋友、上下级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践踏，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革”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内伤”进一步加深。

　　第四、所谓“反潮流”的歪风在全国蔓延。凡是造领导的反就美其名曰“反潮流”。在学校，一些学生把老师当作敌人，动辄贴大字报，以致许多学校开不成课。在工厂企业，一些人不上班，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连，闹派性，拉山头，搞内战。一些领导干部，或是再次被打倒，或是躺倒不干，或是支一派压一派。

　　经济上的后果也十分严重。不少领导班子重新瘫痪。“九·一三事件”后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遭到破坏，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正在复苏的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50、亿万“知识青年”的不幸命运

　　 1966年，中国数千万青年学生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以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戴上“红卫兵”的袖章，走上社会“造反、夺权”，“破四旧”，在他们的冲击下，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瘫痪，在社会的各方面引起了极大混乱。

　　这样闹腾了两年多之后，青年学生们才发现这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革了许多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命，到头来也革了自己的命。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厂矿企业停止招工，加上中国不允许个体私有经济存在，导致1966、67、68年三届上千万毕业生无法安置，成为使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决定让毕业生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并为此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在当时，青年毕业生是否愿意下乡的态度，被上升到一个吓人的政治高度来对待。报纸上一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并且表面化地把这个问题作为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气氛下，动员过程中，很多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的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

　　大批学生就这样被强迫下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对于他们的到来，农村干部们从内心里并不欢迎。中国农村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大批知青的插队落户，不仅平添了许多吃饭的嘴，还要为他们建住房，这就无疑增加了农村生产队的负担。知青们不会干农活，又难以管理，给农村干部们增添了很多麻烦。有些地方的农民与知青还发生了矛盾，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笔者采访过当年下乡在河南某山区的一名“知青”，他讲述了那个苦不堪言、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代：

　　 “我们住的都是用土坯和稻草建起的草房，与牛棚马屋没什么两样。没有电灯，晚上只能点油灯；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很远的井里去挑；睡的床是用一些木板拼起的大通铺。我们每天与农民一起干活，一天挣八、九个工分，比农村的壮劳力要低一、两个工分。一年干到头，分的钱还不够买一趟回家的往返车票。为了回趟家，我们只能一大群人结伙，不买票强行登上火车，列车员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从我们的知青点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路程。我们背着行李，手里拿着石块在公路上拦汽车，司机若不停车或不愿让我们搭车，我们的石块就会砸向他。曾经有一次，一名知青有急事想回家，在拦一辆军车时，军车司机不让他上车，他便用刀刺死了那名军人……”

　　在下乡的知青中，女青年的命运要比男青年更苦一些。在内蒙古自治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名农村干部看上了一位女知青，提出要与她成亲。姑娘坚决不肯。这名村干部便利用自己的权势，给自己和这位姑娘办了“结婚证”，随后，他让自己的亲友强行将这位姑娘拉进洞房，强奸了她。半夜时，这位姑娘趁那男人熟睡，仅穿着单衣逃出了门。当时正是数九寒冬季节，结果姑娘被冻死在路上。

　　当时对知青有这样一个规定：遇有征兵、招工或大学招生的机会，知青们在报名后，还须经过所在生产队的“推荐”。实际上“推荐”只是个幌子，谁能去谁不能去，全凭村干部们说了算。有些村干部就利用这个机会逼奸女知青。而一些女知青为了早日脱离农村的苦海，只得忍辱失身。

　　由于每年毕业的大批学生无法安置，因此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继续。就在这一年，下放到云南西双版纳的上海市知青，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离家的痛苦和边疆的艰苦生活，他们咬破手指，用鲜血在一张白布上写下了“我们要回家！”的强烈呼声。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停止下来，同时大批在农村的知青于1979年开始返城。经过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从1979年到1981年全国共安排了二千六百多万人就业，长期存在的就业难的矛盾终于得到缓解。在全国范围内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逐步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亿万青年人的不幸命运，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

　　第一，加重了“文革”给中国历史造成的“人才低谷”现象。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少培养了一百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二百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使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人才奇缺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中断教育，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等做法，而知青上山下乡加剧了“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得后果更加严重。

　　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青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文革”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共达一百多亿元。虽然这笔钱有一半支援了农垦事业，但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到了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对于大量的知青下乡，各地农村是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由于安置的人数过多，形成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口粮、争工分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多数插队知青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给许多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造成了很大负担。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以后在知青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由于生活艰苦，一些人只得去偷去抢而走上犯罪道路。在长期的生活磨难中，一部分人过早地失去了对于生活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信仰危机”。

51、错选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这个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文革”中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个工厂的普通干部，是怎样一步登天的呢？这缘自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

　　 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因此他选了自认为最可依赖的林彪。谁知后来竟差点遭到林彪的谋害。林彪叛逃摔死后，毛泽东又提出，要选年纪小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群众组织。毛泽东深夜乘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在电视里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颇为欣赏。张春桥还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介绍给毛泽东。听说王洪文务过农，当过兵，毛泽东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1969年筹备九大时，张春桥让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在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还被“选”为九大的中央委员。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他首先想到了王洪文。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他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王洪文调到北京后，经常出席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参与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他凭着自身的几分小聪明，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1973年5月，在中共十大召开之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跃升到党内第三位。由于王洪文是靠张春桥发的迹，因此他与张沆瀣一气，成为“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在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

　　毛泽东最初是想让王洪文接自己的班，但在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觉得他太年轻，资历浅，恐难以服众，而没有把大权交给他。这真是中国老百姓不幸中的大幸。

52、为贺龙平反时留尾巴

　　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年轻时靠两把菜刀造反起家，曾参与领导了南昌八一起义。红军时期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建国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个为毛泽东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人，却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惨死于狱中。贺龙的挨整，虽然与林彪有关，也与毛泽东有关。

　　林彪要整倒贺龙蓄谋已久。因为贺龙是军委副主席，掌握着兵权。林彪想夺权上台，就得扫除与他不同心的人。早在1966年就向毛泽东提出，贺龙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有通敌嫌疑；还“阴谋篡军反党、搞二月兵变”等问题，要进行审查。林彪所说的向国民党请求收编，说的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归降。而所谓的二月兵变，则是一些人凭空编造的谣言，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冤案。康生就是这谣言和冤案的制造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子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进行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 　　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谁知道，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竟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自文革开始以后，在当时“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气氛下，一些“神经过敏”的人，喜欢拿着“放大镜”，四处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一天，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了２月间曾要在北大住一个团的事，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是要搞政变。”会后，北京大学团委的一名干部将此事与《二月提纲》联系起来，怀疑另有意图，贴出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经贴出，内容便不胫而走，哄传开来，越传越真，越传越玄。林彪得知此事，煞有其事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披露了“贺龙私自调动部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的消息。于是，在江青、康生等人的煽动下，盲目的群众冲动起来，他们抄了贺龙的家，贴了贺龙的大字报。林彪还拿着群众的“揭发信”，到毛泽东那里诬陷要搞兵变，要求对贺龙进行审查。毛泽东对林彪过于信任，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贺龙便被关押起来。

　　贺龙在关押期间，生病不给治疗，饭不给吃饱，水只给一点点，在饥饿、干渴和病魔的折磨下，贺龙于1969年6月9日惨死于看守所中。贺龙在关押期间，曾对妻子薛明说，这辈子唯一一件让他懊悔的亏心事，就是当年在庐山会议上不该跟着那些人（指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批判彭德怀。

　　 “九·一三”以后，毛泽东才知道自己受了林彪的蒙骗，又对贺龙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指示要给贺龙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共中央查证甄别：认为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地报告了中央。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也无此事。关于所谓贺龙搞“二月兵变”一事，则纯系讹传。

　　为此，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文件上写明：毛主席已圈阅。通知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要求“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但事实上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群众仍不知道贺龙早已平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本书前面说到，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过，要他搞掉毛泽东，贺龙反驳了。此事会不会毛泽东的生疑呢？毛泽东1973年12月21日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整错了。”下面接着说：“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高级将领中一些人出于对枪的偏爱，平时手枪不离身，本是司空见惯，而毛泽东在为他平反时竟加了这么一句话。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愿公开和彻底地为贺龙平反，以免影响他本人的形象和威望。

53、整死忠诚战友刘少奇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清楚十年“文革”究竟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但是，毫无疑问，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厄运是这所有悲剧中的最大悲剧。

　　刘少奇，1898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仅相隔十几公里，毛与刘既是老乡，又算得上是老战友。1921年刘少奇赴苏联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刘少奇回国后，便认识了毛泽东，两人共同参与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后来能够登上中共最高领导的位子，有两个人出了很大的力，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便是刘少奇。

●刘少奇曾被定为接班人

　　毛泽东掌权后，刘、周二人一度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周恩来担任了总理，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1962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北京访问时，曾问过毛泽东，谁是他的接班人。毛回答说是刘少奇，刘之后是周恩来。刘少奇虽然参加革命较早，却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战功，为何能被毛泽东看中呢？因为他与周恩来一样，是毛泽东路线的一贯支持者和服从者。

　　 1935年红军长征时，刘少奇是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毛泽东的票。1939年，毛泽东看上了从上海来的电影女演员蓝苹，想甩掉前妻贺子珍与蓝苹结婚，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极力反对。只有少数人赞成这一婚事，刘少奇是其中之一。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在九月的一次会议上，陈云等人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嘴上没表示什么，实际上肯定了这个意见。他在会后写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次援引刘少奇的观点，赞赏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对刘的责难。毛泽东在文章中说，刘少奇是我党在国统区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毛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对中央领导同志作这样高的评价是很少的。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中央决定让他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在刘少奇回延安途中，毛泽东多次致电，让他在路过山东时，代表中央解决山东地区领导之间的争论问题。毛泽东还打电报给沿途的军队负责人，要他们保护刘少奇的安全。1942年12月，刘少奇一路上走了十个月才回到延安。1943年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表明，刘少奇的地位已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直接上升到第二位。这固然与他在反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中的态度有关，与他在抗战后在华中的工作成绩有关，但也是毛泽东对他的倚重。

　　 1945年，他在延安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并要求全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为回报，毛泽东也把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列为党员必读教材，称赞刘是“党的白区（即国统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刘少奇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名字越过了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紧跟在毛泽东之后。很明显，毛泽东有意将这位老乡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从此也就紧跟毛泽东的指挥棒行动。1953年，人称“东北王”的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为争得一个党的副主席之位，大肆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由他取而代之。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将高岗撤了职，关进了监狱。对此刘少奇甚为感激，对毛泽东更加感恩戴德。

　　在建国之初，刘少奇曾经有过一套较具理性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提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主张在中国大陆城乡先发展资本主义，允许私有制存在，待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为此，他称赞“资本家剥削有功”。但他的这些有益治国的方针，遭到毛泽东的斥责，初展手脚即销声匿迹了。毛泽东不懂经济，却一味地在经济领域蛮干，天真地以为只要以革命手段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解放了生产力。于是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将所有私营经济改造为公营经济；在农村则推行集体化运动，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归国有，组织半军事化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刘少奇只得在经济领域到处替毛泽东补漏洞，收摊子。1955年，刘少奇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为保障农业的正常发展，砍掉了全国二十万个不符合条件的农业合作社，此举惹得毛泽东大为恼火，大会小会地斥责他俩“右倾”，“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受到这次批评之后，刘少奇变得缩手缩脚，对毛泽东惟命是从。

●刘少奇的人生失误

　　刘少奇一生也有过不少重大的人生失误，才导致了他最终的悲惨命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朱德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一直是并列出现在许多会场的主席台上方和重要场合。这一情形在建国之后不久就改变了，朱德的画像被取了下来。提议只悬挂毛泽东一人画像的就是刘少奇。当时中央在讨论天安门城楼上挂毛泽东的画像的事情。在谈到是否要将朱德的画像也挂上去这一问题时，刘说：“毛泽东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领袖，应该只挂毛主席一人的像。而且今后在其它地方也应当只挂毛主席一人的画像。”很明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全党中的地位，名正言顺地当毛的接班人。如果继续挂朱、毛二人的画像，那他刘少奇只能永远排老三。宽厚的朱德对这一提议没有提出异议。这样，“朱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只剩下了毛一人。

　　对于“延安整风”出现乱抓人的严重偏差，虽然康生应负主要责任，刘少奇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抓人的命令要经过他的手签发。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是否进行抗美援朝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连周恩来都以“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这一含蓄的语言暗示自己的态度。但只有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带头批判彭德怀，是那次会议中发言最激烈的几个人之一。他在发言中说：“怎么轮得到你彭德怀来反毛泽东同志？如果可以反的话，我刘少奇早反了。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嘛！”他的发言令毛泽东甚为满意，他和康生、林彪、陈伯达等人一起，帮毛泽东达到了整倒彭德怀的目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由于各地农村的浮夸、谎报、虚报产量等错误做法没有得到纠正，毛泽东仍然陶醉在粮食空前未有的“丰收”假象之中。这一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得意地告诉他，中国的粮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粮食多得仓库都装不下。赫鲁晓夫说，你们的粮食吃不完，可以卖给我们。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要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的借款。毛泽东心想反正中国的粮食充裕，便决定用农副产品来还债。于是各地大幅提高粮食征收指标，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甚至种子粮都被拿去交了公粮，致使农民只能用野菜野草充饥，中国便进入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是三年人祸时期。一时间，各地粮食告急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飞进中南海。可这些电报全被刘少奇扣下，没有报告给毛泽东。因为不久前庐山会议上的情景还让他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他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是只爱听报喜，不爱听报忧。他怕向毛泽东讲了真话，也招来与彭德怀同样的下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做了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后来还是毛泽东身边的一名士兵回乡探亲，返回中南海后哭着说他的双亲与村里的许多乡亲都饿死，这事才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得知广大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真情之后，批准从国外紧急进口大批粮食，这才缓解了燃眉之急。

　　三年饥荒过后，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把这笔帐算在毛泽东头上，而是把帐算在“自然灾害”头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他们认为，是“自然灾害”和这些干部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导致了这场大饥荒，而毛泽东仍然是他们伟大的领路人。这似乎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正希望有机会把这场大灾难的过失推卸到那些他认为执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员身上。于是，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听到毛泽东发出搞阶级斗争的号召，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都打不住。”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为了摸索四清工作的经验，刘少奇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到农村一个叫桃园的地方搞了一个试点，并将试点“经验”向各地推广，其做法就是抛开现存体制，把基层干部分类，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刘少奇主导的这场四清运动，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这场以整人为主的运动，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据统计，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可以说，“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在文革过后人们发现，有的时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据，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这个就是刘少奇的悲剧，他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毛泽东还要左。

　　刘少奇对毛泽东可谓是竭尽忠诚，不仅当面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背后也是全力维护毛的形象。曾有一次，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因一点小事受到毛的训斥，事后不满地发怨气说：“搞烦了我把他那些丑事（指玩女人之事）全都抖出去！”刘少奇听后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在外面乱说，就把你当成个疯子抓起来！”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在会上讲了话，其中谈到了彭德怀的问题。他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刘少奇的这段讲话令彭德怀十分愤怒，却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刘少奇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算不上是个严肃专一的人。他曾经5次结婚。在前四位妻子中，除了第一位妻子何宝珍是被敌人杀害外，其他几位妻子都与他离异。论刘少奇的地位和才干，女方不可能主动抛弃他。特别是第三位妻子王前，与刘少奇结婚时年仅16岁。刘少奇为了娶她，将自己的年龄说小了十岁，后来却抛弃了王前。在刘少奇蒙难时，王前来了个落井下石，在女儿刘涛面前说了不少关于父亲的坏话，促使刘涛对父亲反目为仇，贴出了一张令刘少奇极度伤心的大字报。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上，最初写有“刘少奇同志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这样的语句。决议在送给王光美审阅时，她不同意这样的写法，说：“要这样写就写明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误。”邓小平认为不便于写明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误，便删去了这句话。

●毛泽东为何要搞掉刘少奇

　　那么，毛泽东在何时产生了要搞掉刘少奇的念头，又因何事要搞掉他呢？1971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内容是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接见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记录。谈话中毛泽东回答了斯诺关于刘少奇的问话。现摘录如下：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主席：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斯：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主席：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主席：就是那张。（以下略）

　　上述谈话的时间距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谈话只隔了两年多，毛泽东就改变了选刘为接班人的主意。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他要搞掉刘少奇仅仅是因为刘在那次会议上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笔者认为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毛泽东要整倒刘少奇还有其它原因。毛泽东自从赶走了蒋介石，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之后，就开始骄傲自大，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邓小平也这样评价过毛泽东：“谁不听他的，他就想整一下。”（见邓小平文选第二集301页）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刘少奇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起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形势开始好转。老百姓对刘少奇心存感激，一些地方流传着“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说法，刘少奇的威信超过了毛泽东。而“大跃进”运动的失败，证实了彭德怀意见的正确，中共内部出现了为彭平反的呼声，这些都使得毛泽东内心感到不安，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勃列日涅夫伙同其他人，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此事加深了毛泽东的担忧和疑虑，他害怕自己的战友会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将他也赶下台。同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贺龙等人出席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会见贺龙时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去了，你们也应该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好。”贺龙当即顶了回去，并在回国后报告了毛泽东。这事更加深了毛泽东的顾虑，他怀疑刘少奇就是睡在自己身边的勃列日涅夫。

　　此后不久，在他的卧室里又发生了秘密录音事件，为此，他身边一大批工作人员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就连跟随他多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被关进了监狱。虽然此事的追查最终没扯上刘少奇，但毛泽东仍怀疑刘少奇是此次事件的幕后指使人。于是，毛泽东就以刘反对“二十三条”为借口，决心将他赶下台。

　　为了搞臭刘少奇，毛泽东硬说刘少奇在他的那本《论共产党员修养》著作里“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夺权政权”。这真是无中生有，是在鸡蛋里找骨头。笔者曾全文阅读过刘少奇的这本著作，共有九个部分，4·8万字，书中根本找不到“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这样的语句。毛泽东说此书“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也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这本书主要谈的是党员的修养问题，没有必要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也硬扯进去，不然就成了大杂烩；而对于国民党，书中则多次有触及。如在第四部分中，作者就要求党内全体同志要正确理解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既要团结国民党一同抗日，又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对国民党的抗战抱有完全依赖的思想。

　　上面这段话，不知为何毛泽东对它视而不见？毛泽东将刘少奇的这篇著作称为“黑《修养》”，既然如此，又为何要在1945年亲自将这本书列为“干部必读”教材呢？这岂不是出尔反尔，自打嘴巴？

●刘少奇受诬陷迫害致死

　　当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以后，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没料到国家主席会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最重要目标。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而由刘少奇按毛泽东事先的部署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进行了集中的揭发批判，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特别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因此，有必要开展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领导权夺回来。

　　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小组实际上成为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发号施令的指挥机构。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下，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后，立即发生了轰动效应，一些学校纷纷效尤，矛头直指学校党委。在几天时间里，许多学校的党委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作出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7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甚为不满，严厉批评他是镇压学生运动。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上写了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导上的分歧，都说成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它不仅明显地针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而且明确指出中央内部有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成为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当权派”。

　　 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迫对自己前一时期的工作做检讨。在会后的公报上，人们发现刘少奇的排名，由原先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1967年1月3日，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在江青的诱骗和鼓动下，将自己所写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贴到了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这一来自亲生骨肉的伤害，令刘少奇在精神上极度痛苦。

　　如果说唆使刘少奇的亲生骨肉向生身父亲伤口上撒盐还只是江青一伙的低级下流的小把戏的话，那么，《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则是射向刘少奇的一支致命毒箭。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以“权威”的姿态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称“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从这一年的第一天起，刘少奇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红卫兵小将们开始到他家“造反”，贴大字报，挂标语，呼口号，后来直接将他和妻子王光美拉出去批斗。每次批斗时，不仅让他“坐飞机”（架着他的双臂用力向后拧），还对他拳打脚踢，打得他鼻青脸肿。

　　 1月13日夜晚，毛泽东或许是想在整倒刘少奇之前，再见一次这位可怜的老乡和战友、，让秘书去接刘少奇来自己的住处谈话。在谈话中，刘少奇提了两点要求：“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直送刘少奇出门，并嘱咐他多看些书。这也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刘少奇本以为提出辞职后，毛泽东会放过他，自己的处境会好转，却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造反派对他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就在毛泽东接见刘少奇的第四天，一伙造反派冲进他的家中，将他的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被断绝了。造反派们还命令他以后要自己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无休止的批斗，从肉体上摧残着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他的双腿被打伤，行走困难；他的双臂被扭伤，每天起床穿衣，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穿上，伤痛未愈，又添病痛，他患上了糖尿病等病症。食堂离他的住处只有30米，他要自己去打饭，每次东倒西歪地来回一趟要走50分钟。后来，常常是打一次饭，让刘少奇吃好几天。因此他吃的常常是馊饭。他被人打得嘴里只剩下七颗牙……

　　重病中的刘少奇已是奄奄一息。但江青一伙指示，要留住他的生命，让他听到被开除党籍贯的消息。196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的决议。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从此一言不发，以沉默来表示抗议。

　　此时的刘少奇，一定也像贺龙一样，后悔当初不该帮着毛泽东整倒彭德怀，不该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抬轿子，把他一步步抬上个人专制的顶峰。

●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

　　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

　　 1967年7月，辽沈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一天，三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沈阳，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0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7人领导小组和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在中央专案组的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狠毒。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他们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均未遂)。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其中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地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7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问被捕地点。刘多荃讲：“听说侦破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之后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对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出自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泽东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江青等人扣压。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的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的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听过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恩来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给张春桥，由他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1969年10月17日夜晚，生命垂危的刘少奇被人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市一座幽闭的小院里。10月下旬，刘少奇高烧不退，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逝世，终年71岁。

54、错误对待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最忠心

　　自建国以后到十年动乱期间，毛泽东几乎把所有与他一同打天下的战友都整了一遍，甚至连有着“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也挨了批斗。除了林彪和周恩来两人外，其他人轻则挨斗，重则被整死。后来林彪摔死，仅剩下周恩来一人。可毛泽东在晚年仍未放过这位忠心耿耿的国家总理，整人的目标又转向了周恩来。

　　毛与周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就已认识。那时，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恩来则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20世纪30年代，两人同在江西指挥中央红军对敌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周恩来、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组成的“三人团”，错误地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导致红军遭受前所未有的失败。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支持毛重新领导红军。红军也从此转危为安，逐渐发展壮大。周恩来在内心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泽东，因此对毛一直是言听计从，毕恭毕敬，从不敢说个“不”字。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的尽力辅佐，才使毛泽东将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才能牢固地坐稳中共的头把交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以后逐渐被他的战友抬上神坛，有两人出力最大，一个是刘少奇，另一个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重和照顾，可以说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这里略举两例：

　　 1945年，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的43天里，大小宴会达到十多场，每次宴会时，人们都涌上来争相向毛泽东敬酒。据参加谈判的老同志回忆，那段时间周恩来总是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毛泽东，谈话时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毛主席酒量有限，我来代劳。”一次宴会结束后，工作人员问周恩来：“周副主席，您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答道：“我是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乘飞机回延安时，周恩来担心国民党会在飞机里放定时炸弹，又要求国民党高级官员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回延安。

　　 1969年，在开党的九大时，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代表荣幸地获准上台受毛泽东的接见。此时他们都感到无比激动，双手握着伟人的手使劲地摇动。毛泽东此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经不住代表们这样的摇晃，但又不好拒绝。每到这时，周恩来总是提醒代表们不要过于用力摇动。1973年召开中共十大。在大会结束时，代表们起立鼓掌，想欢送毛泽东退场。但毛却端坐未动。周恩来知道，此时的毛泽东腿脚不灵便，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他不想让代表们知道他身体的虚弱。周灵机一动，对代表们说：“主席是要目送大家先走。”这话既让代表们无比感动，也掩饰了毛泽东的腿脚不便。

　　可以说，周恩来从生活起居和安全保卫等方面，一直是无微不至地想着毛泽东。然而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文革后期，却没有很好地对待自己的这位亲密战友。

●周恩来为何两次被迫作检讨

　　建国以后，周恩来一生曾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

　　头一次是在1957年。周恩来与陈云等人针对当时国内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躁冒进现象，搞了一个“促退委员会”。10月9日，周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表明自己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毛泽东听到后很是不满，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与周恩来唱了反调。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陷入了苦闷。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感到有一些方面自己总与毛的思路有距离。11月，毛泽东亲自审改了《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华东、华南地区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毛泽东在会上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说：“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指责反冒进者“离右派只剩50米远了”。迫于压力，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并未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几天后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又一次被迫作了检讨。

　　毛泽东为了预防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做出了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1958年6月9日，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周“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周恩来第二次作检讨是1973年11月。周在会见来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说：“中国人民不愿与美国为敌，中国之间的对抗是暂时的，将来必定会成为好朋友，两国应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时担任翻译的是毛泽东的侄外孙女、外交部长助理王海容。她认为周的话与毛泽东的主张不相符。由于她是毛的亲戚，很容易见到毛，便将此事报告了毛。毛泽东得知后便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在会上严厉地说：“这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被迫在会上检讨说自己思想一贯右倾。

●借评《水浒》批周恩来

　　毛泽东在1975年8月发起评古代名著《水浒》的政治运动，他说：“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名义上是批判宋江的受降招安，其实矛头是冲着周恩来，他认为中央领导人中有一些是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

　　周恩来病重住院时，医务人员要求与他合影留念。周恩来说：“合影可以，不过以后来了运动，你们可不要在我照片的脸上打叉呀。”医务人员听了这话，心里都是一阵酸楚。因为在那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今天的好人，明天就可能变成“坏人”。他还曾对医务人员说，他这些年来（指建国以后在毛泽东身边）一直是如履薄冰。

　　到了9月间，各地的“评《水浒》”运动开始“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住院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地向身边的医务人员说：“他们那些人（指毛泽东和“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于病情的恶化，医生决定给他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20日下午，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身体，用颤抖的右手郑重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件”。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在“文革”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事件”作出说明，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四人帮”的成员王洪文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

　　数年后的今天，周恩来在决定其生命手术即将进行的时候，他当着“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的面，毅然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异常之举，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突然睁开双眼，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听到这一声音，在场的医护人员和中央领导人都怔住了，人人心头上就像压着一块石头……

●一份从未公开的周恩来遗言

　　 1976年1月6日晚19时，周恩来的病情已危在旦夕。他让工作人员把进京开会的八大军区司令员找来，对他们讲了一番临终遗言。由于这份遗言中不仅表达了他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也流露出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因此从未公开过。笔者从其中一位军队高级首长的儿子那里见到了这份遗言记录。现向世人全文公示如下：

　　八大军区司令进屋后，向总理敬礼，齐声向总理问好。总理在床上向大家点点头微笑说：“各位司令，你们好。见到你们这些铁腕人物我很高兴。都请坐下，把情况介绍一下。”大家谈了情况后，总理说：“本想在我去见上帝前再和老同志见见面，主要是师以上的都想见见，有些话和大家谈谈。可是上帝给我的时间不够了。你们进京开会，真是难得的好机会。找你们就都来了。你们谈的情况，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总之一句话，事情是这样复杂，以后还会更复杂起来。总要有几个准备，要做到胸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向你们谈三个问题，供你们实际工作中分析考虑。现在我们国家可能出现资产阶级野心家和林彪式的人物，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利用的手段一个是捧，一个是整，无非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嘴上高喊马列主义，特别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造谣惑众，用大帽子压人，达到他们陷害、整倒中央几个老干部和革命同志。你们特别要警惕，不要做政治上的应声虫。今后你们的责任有三条：一、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忠于我们党和千百万烈士换来的新中国。二、我们用刺刀和枪杆子消灭反党篡权的笔杆子。希望你们把解放军报办好，政治部办好，不要向一报一刊（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作者注）学习。小平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成绩是主要的。刘邓大军为祖国打下了半个家业，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很大功劳。小平同志重新工作以来，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觉，一心想把工作做好。总的是好的，用意和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我个人是满意的。你们要支持小平工作，今后要关心他的一切。可是现在总有那么几个人和小平过不去，现在报上不是在批我和小平吗？整倒小平的阴谋专案组去年就成立了，文章和断章取义的言行录，去年都已印好，看来等我死后才能公开发表。古今中外谋害别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好整人的人长不了，我肯定在中国篡权也是短命的。你们有保护建国以来的成果和老干部终年的重大责任。今后我希望你们要团结，互相支持。闹派性的目的就是争权力，他们的后台比你们大得多。我希望你们要义正言明，遇事行动果断。回去代我向大家问好。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要哭了。眼泪感动不了上帝。我的死还可能导致小平同志和人民在政治上的灭亡，不斗是不行的。忠于党，热爱祖国的人，绝大多数是人心所向的，是破坏不了的。革命的老同志是没有灭净的。中国的革命历史是谁也篡改不了的。我断言中国的前途是辉煌灿烂的，片块乌云将被雷电击散，迎来的将是百花争艳暖人间。几句话算是我临终的话吧。”

　　从这篇临终谈话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已预料到他死后将受到批判，邓小平也会被整下台。当时他的政治地位仅次于毛泽东，能批判他的人只有毛泽东。他谈话中所说的“他们的后台比你们硬得多”，这个“后台”显然是指毛泽东。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也是心怀很多怨气的。

　　了解周恩来的人，都说在他身上有着近乎完美的品德。他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终身只有一位妻子，这在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他经常出国访问，按国际惯例可以偕夫人同行，况且他的夫人邓颖超也是一位功高位重的老革命家。但他从未带夫人出过国。用古人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位忠臣、良相。可惜良相未能遇明君，这也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

　　两天之后，即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与世长辞。毛泽东送了花圈，却没有出席追悼会。

55、“文革”中两次整倒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被列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赶下了台。与刘少奇等其他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幸运地没有受到身体的摧残，只是将他下放到江西省一个工厂劳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接班的人选。他最初看中了王洪文，并将王调到自己身边观察和培养。后来考虑到王的资历浅，经验少，让他接班恐难以服众，毛泽东于是想选一位资历深有经验的人，他想起了老战友邓小平。邓比毛小11岁，正值年富力强，且又是一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论资历、能力和功劳，在中央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毛曾多次称赞“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毛泽东想让邓小平再次出山，但又怕他翻“文革”的案，于是，在邓小平作出“永不翻案”的保证后，1973年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不久又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上任以后，大刀阔斧地对“文革”中遗留的弊病进行整顿，中国的各方面形势开始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然而，一心想当中国女皇的江青，看到邓小平逐渐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担心邓会成为毛的接班人，心生妒意，极力拉拢毛泽东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想与他一同搞掉邓小平。年轻的毛远新在“文革”初期就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造反派，在政治观点上与江青接近。在江青的拉拢下，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老谋深算的江青认为要搞掉邓小平，只能从他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一点入手，因为毛泽东最容不得别人为“文革”翻案。毛远新对此也颇有同感。于是，他便多次在伯父面前说些邓小平对“文革”不满的话。听了毛远新的挑拨，毛泽东便对邓小平失去了信任。1975年，毛泽东以评论古书《水浒》为名，批评宋江是投降派，其矛头则是冲着邓小平而来。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极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们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花圈，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思。然而，群众的悼念活动却遭到“四人帮”的阻挠，派人强行收走了花圈。此举更加激起人们的愤怒，他们在广场上演讲、游行、贴诗词、发传单，用种种方式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仇恨。但是，群众的悼念活动遭到“四人帮”的血腥镇压，许多人被打伤或被逮捕。“四人帮”将这一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让毛远新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幕后总指挥。毛泽东曾告诫人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但他自己却总是轻信一面之辞。他相信了“四人帮”的谎话，撤销了邓的一切职务，仅保留了党籍。江青一伙还打算进一步迫害邓小平，多亏邓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顶着压力，将他接到广州居住，才使他免遭更大的厄运。

56、错误对待老战友朱德

　　与毛泽东一起在井冈山上战斗过的那些战友，除了林彪一人未挨过他的整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被他整过，其中包括德高望重、有着“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元帅。

　　早在庐山会议上，朱德因与其他人一样赞同彭德怀的观点，受到毛泽东的斥责，不得不转变态度批判彭德怀。但他的发言是温和的，因此毛泽东当场批评他的发言是“隔靴搔痒”。这是两人自闽西之争后的又一次冲突。大概是这一原因，朱德在文革开始后一度受到冲击。

　　关于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各种历史资料一直都是闪铄其词、语焉不详。据中共《党史博览》记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说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

　　那么，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到底遭遇过什么？据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在《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记载：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从上面这段记载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就怀疑朱德会与彭德怀一起搞分裂。在他眼里，真是没有可信任的战友了。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和平在《奶奶对爷爷的深切怀念》的书中记载了康克清讲述的一个细节：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他，也难以理解。有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顾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厉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那些“随声附和”的人又是谁？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以下略)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样的安排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人人过关。此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毛要发动一场攻势，重重敲打一下朱德，目的在于警告全体大员——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

　　 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陈伯达、江青一伙指使北京的造反派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周恩来得知后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要批斗朱德，我周恩来就去陪斗。”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只想敲打一下朱德，不想在肉体上摧残他，因此也不同意开朱德的批斗会。但造反派们仍不肯罢休，在后来批斗其他几位老帅时，硬是让朱德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去陪斗。

　　据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她就不能随意进中南海与父亲见面了。造反派们后来还要她交待父亲反毛泽东的问题。她没法交待，造反派们就威胁说要抄她家。她担心在苏联期间父亲写给自己的那些信被抄走，会给父亲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只好忍痛将那些信烧了。1969年，朱德被赶到广州居住，到1973年才回到北京。他不愿再回中南海居住，那是个令他伤心的地方，而是在万寿路一处普通住宅里居住下来，直到1976年去世。

　　有些研究“文革”史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不同意整朱德，说“他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是林彪要一心整朱德。但明眼的人心里明白，林彪虽然已成为毛泽东的红人，他也未必有胆量和狠心批斗将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恩人朱德。能让朱德挨整的人，只能是毛泽东。不过毛还算手下留情，没让这位八旬老人像彭德怀那样被造反派打得死去活来。

57、拼凑“十次路线斗争”抬高自己

　　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将中共历史上曾与他有过某些争论、意见分歧或有过嫌隙的人，统称之为“路线斗争”。他说：“我们党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路线斗争，其中大的路线斗争就有十次。”被毛泽东列为“十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对他这拼凑的“十次路线斗争”这样评价说：“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就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

　　从邓小平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列举的十次“路线斗争”，有的是小题大做，牵强附会；有的是无中生有，嫁祸于人；有的明明是自己不对，却反说别人错了，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例如罗章龙的所谓“分裂党”，其实是一部分党员与王明路线作斗争。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为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权，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王明开除出党。本来此事与毛泽东没有直接关系，可毛为了凑齐“十次”这个整数，也把此事算了进来。

　　再如陈独秀这个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创建者。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尽管他因故没有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仍被选为总书记。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成员，都在那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的一个女儿也因目睹了哥哥被乱刀砍成肉泥的遗体受到刺激后精神失常。可以说，陈独秀一家人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但因他对毛泽东大搞过火的农民运动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因此毛对陈一直耿耿于怀。1927年，在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分裂，大批国民党军队包围武汉即将屠城时，陈独秀为避免流血牺牲，下令只有三千人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支，编入国民党军。此事被毛泽东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后来由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一些方针路线不满，迫于压力主动辞去了总书记一职。不久又因赞同托洛茨基的一些做法，被中共方面称之为“托派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自己能去延安，继续为中国革命做些事情。毛泽东提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实际上是变相地拒绝了他去延安。1942年，陈独秀凄凉地病死在四川家中。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应该说是功劳远大于过错，但他死后，毛泽东仍将他列为党内路线斗争的第一号人物。他的坟墓因此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捣毁。长期以来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不是陈独秀创建的，而是毛泽东缔造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方面才给予陈独秀公正、客观的评价。

58、危害不浅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因何而来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好，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容易腐化变质。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这样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决定要让干部要长期参加劳动。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后来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
　　（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
　　（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
　　（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从这个“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五七干校”产生的经过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是把各级政府变成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

　　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委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裕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

　　 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的精简问题。 

　　 1970年6月，国务院对所属各部委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减，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笔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裕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省革委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这天，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美其名曰：柳河“五七”干校。 到达柳河农场的干部在那里开荒种地，盖房栽树，搞副业生产，搞得还算顺利。黑龙江省革委会把他们的这一做法作为经验介绍材料上报。

　　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泽东的“圣旨”一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办起了许多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指示造成了哪些危害

　　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本意，是想让军队在完成军事训练任务之余，也从事一些农副业、工业生产，“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有些部队为了贯彻执行毛的“圣旨”，不顾自身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惜抽调大批官兵去开荒种地。一些地方人多地少，无荒地可开垦，部队官兵竟干出了“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的蠢事。如在有着“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官兵们将数十个面积上千亩的湖水抽干，使一大批鱼肥水美的湖泊变成了农田，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平衡，得不偿失。有的部队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竟然不讲经济效益，开着汽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塘泥作肥料，使生产一斤粮食的成本比粮价高出几倍。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干部进‘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这话不错。笔者当年曾进过河北省的几个“五七干校”，那里的宿舍是用土坏和草席搭建的，与圈养牲畜的牛马棚没什么两样。但人们不敢那样叫，因为那里是“改造世界观”的地方，只能称其为“革命棚”。许多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演艺界人士在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接受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惩罚性劳动。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也让在校的学生深受其害。为了贯彻“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农、学工、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指示，许多学校规定：初中、高中学生每学期必须用一个月的时间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一年中除去寒暑假两个多月，又多了两个月的学农、学工时间，学生用来学习的时间就更少了。孩子们本来就是长身体的时候，繁重的体力劳动，实在不是他们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为了落实“五七指示”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句话，将原先的十二年教育改成了十一年，这样一来，学生们不到十八岁就高中毕业，不得不提前一年“上山下乡”当“知青”。

卷二：重新评价林彪：功大于过的人

　　林彪，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以其卓著的战功名列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之后。他的卓越才能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将其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然而林彪后来却策划了绝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打算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暗杀毛泽东，不料事情败露，不得已而仓惶出逃，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也因此背上了“野心家、阴谋家”的骂名和“抢班夺权”的罪名。许多不知根底的人都认为林彪太没良心，毛泽东对他恩重如山，他竟恩将仇报要谋害毛泽东。这个骂名一背就是几十年。现在，该是还事情以本来面目，重新评价林彪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1、林彪的“武装起义”是救国拯民之义举

　　自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一直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因为长期体弱多病，怕自己的寿命活不过毛泽东，便想谋害毛泽东抢班夺权。笔者认为，如果把林彪的这一作为归结为个人权力欲，把林彪的倒毛行动评判为纯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那无异于把一段复杂的历史作了个简单化的结论。林彪谋杀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的那场水深火热的大灾难中解救出来。这有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为证。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世人称之为“十年浩劫”，这个形容并不为过。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数不清的老干部，老专家、老艺人、老知识分子受到残酷的迫害，几乎无人幸免。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共有30多万人被迫害至死。国民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文革期间，河南某地曾出现过一条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中国的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熟悉这个成语的人都知道，庆父是古代鲁国一个作恶多端的国君，他给鲁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条标语影射毛泽东害苦了中国人民，只要他不死，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会结束。既然“十年浩劫”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应该尽快结束它，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要结束这场大灾难，就必须尽快结束毛泽东的错误统治。而毛自己是不愿让位的。曾经有一位外国总统问毛泽东将来是否会退休，毛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出车祸死去”，这表明他不打算退休。在这个时候，谁能尽快结束这场灾难，谁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哪怕他曾经做过一些错事坏事。然而由于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人们把他当作神圣来敬仰，要想将他发动的这场运动停下来，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只有林彪挺身而出，毅然决定采取特别行动，结束毛泽东的错误领导。虽然他用的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阴谋诡计，但他只能用这个办法。他不能给毛泽东提意见，更不能批评毛泽东，否则会落得跟彭德怀一样的下场。他用骗取毛泽东信任的办法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可以说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虽然后来他的计划功败垂成，但却给毛泽东造成很大的精神打击，从此毛一病不起，五年后便离开了人世。林彪的“武装起义”计划，使毛泽东如梦初醒，从自我陶醉、自我满足中惊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天才”。这才开始对自己的一些做法有了反省，知道错整了贺龙、陈毅等一大批领导同志；正是有了“九·一三事件”，才使大批老干部得以解放，恢复了职务；才有了毛泽东的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尽管只承认有“三分”错，也比不承认好）。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亲信“四人帮”便被粉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欢呼“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新的中央领导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

　　事实表明，林彪的政变行动有助于“文革”这场灾难的尽快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武装起义”计划是干了件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是值得称赞的正义行动，是一次救国拯民的壮举。这是他的最大功劳。

　　林彪，一个功劳远远大于过错的人。笔者相信，迟早有一天，历史会给林彪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

2、林彪以行动反对“文革”的两个例证

　　有人说即使林彪上台，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未必是好事。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看法，林彪如能上台，肯定要比毛泽东在台上好得多，因为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已经表明了他的施政纲领，就是要“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还说要“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除了他的那个《纪要》之外，这里还有两个例证，表明他曾以行动来反对“文革“：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康生一伙。在这次会上，谭震林，这位在井冈山时期曾与林彪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与江青一伙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这场争辩后来被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事发的第二天，谭震林怀着满腔激愤，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对造反派们的胡作非为和“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希望他能制止这场错误。他在信中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后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林彪将此信交给了毛泽东。不少研究文革史的人都认为林彪这样做是出卖谭震林，说谭没有看穿林彪的本性。笔者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林彪没有必要出卖谭震林。他们不仅早就是亲密战友，而且出卖谭对林彪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他这时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笔者认为，林彪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有两个：一是他在心里赞同谭的说法，也认为应当尽快结束文革，但他不敢直接跟毛泽东这样说，只能借谭震林的信让毛泽东省悟。因为谭难以见到毛泽东，其他人也不敢把这样的信转给毛泽东。可以说林彪转交谭的信是一种为民请命的举动。二是借这封信试探毛泽东的心思，看看毛泽东阅信后有何反应。如果毛泽东执迷不悟，继续走文革的错误路线，那他也只能暂时跟着走下去。果然，毛泽东看信后十分不满，说“这个谭震林怎么糊涂堕落到这种地步！”

　　谭震林的信被转给毛泽东，并没有因此给他自己带来霉运，相反，他还出席了两个月后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这在当时那个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的年月里，是一种莫大的政治荣誉。也许正是因为林彪从这次试探中，看出毛坚持要继续搞他的祸国殃民的“文革”，所以才决心用政变的方式来结束这场灾难。

　　还有一个例证，充分表明林彪曾尽自己的能力反对过“文革”那种搞法：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当时（1967年初），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1月24日晚饭后，我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情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后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1月28日下午5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给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段话出自徐向前元帅的笔下，应该说是完全可信的。

　　林彪口述的《军委八条》中的八条，全文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林彪在《军委八条》中针对军内外造反派的“造反行动”，规定了那么多“不允许”、“不许”、“不准”、“不得”，这在文革中是前所未有的。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造反派”的“打、砸、抢、抓、抄”是不赞成的，对“文革”也是憎恶的，这与江青、康生一伙的做法有着根本不同，说明他是一心想稳定军队的。当徐向前与他一起去找毛泽东批示时，两人心里都忐忑不安，担心得不到毛的“恩准”。所以当林彪得到毛泽东的“御批”后，禁不住要连说三声“万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个《军委八条》虽然没能从根本上阻止造反派冲击军队，但它毕竟是林彪争取来的。笔者听一位军队老干部说，《军委八条》出台后，确实在一段时间里起到了稳定军队的作用。但好景不长，一心想搞乱军队的江青，和以她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又针锋相对地抛出了一个《中央文革十条》，内容主要是不准军队对造反派们动用武力。这位老干部清楚地记得江青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把军委八条与中央文革的十条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如果拿那个‘八条’来压这个‘十条’，那就错了！”江青此话一出，仅稳定了几个月的各地军队机关，又受到了造反派的全面冲击。

　　虽然林彪的《军委八条》没能从根本上起到长期稳定军队的作用，但它毕竟是林为稳定军队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赞成文革那种做法的。然而，在官方的许多历史文献中，只要一提到文革中那些冲击军队、搞乱军队的事情，仍总是说“林彪一心想搞乱军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不负责。林彪作为主管军队的军委副主席，搞乱了军队，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3、《五七一工程纪要》说的句句是实情

　　好在林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使世人明白了林彪要谋杀毛泽东的真正目的（之所以取名叫“五七一”，是取“武装起义”的谐音）。今天，我们不妨回地头来，重新翻看一下这个《纪要》。在这个纪要中，林彪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事情，可以说完全符合事实。《纪要》是林彪的追随者周宇驰在他的笔记本里的随手记录，没有整理成文，因此不太连贯。由于篇幅不长，现全文照录如下：

《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　九二（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今不如昔，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⑴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⑵夺权正在进行。
　　⑶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⑷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⑸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⑹他们“故计重演”。
　　⑺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⑻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⑼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对苏联做绝了。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者注）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⑴计划。
　　⑵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⑶物质准备：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⑷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⑴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⑵　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⑶　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人。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是他的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绐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陷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对比一下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可以发现，《纪要》里所说的句句是实话。

　　先来看“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生活今不如昔。”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开始以后，中国就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剧院关门，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全部陷于瘫痪。特别是“文革”的第二年，全国各地进入“全面内战”状态，各派别之间武斗不断，相互残杀，许多地方血流成河。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其生产总值竟然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台湾岛。广大群众处在艰难困苦之中。许多年纪大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里，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生活供应定量是：粮食成年男子16公斤，成年女子13·5公斤；猪肉半斤；食油半斤；豆制品一斤。在穿衣方面：成年人每年布匹5公尺，棉花1公斤。在其它方面：每户每月火柴2盒，肥皂2块……可以说，人们是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还买不到东西。《纪要》说“农民生活缺吃少穿”，这话也不错。农民们的粮食定量一天还不到一斤，用当时的一句顺口溜来形容，就是：“够不够，三百六，粮食不够红薯凑。”很多地方只能用地瓜这样的猪食来充饥。在穿衣方面，农民们不像城市居民那样可以凭布票买布，因此只能自己用老式的手动织布机编织粗棉布做衣服。广大农民都怀旧说：生活最好的时候是解放初期那几年，越往后越糟。

　　再来看“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这样的事情真是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梁漱溟、彭德怀、张闻天、高岗、杨献珍……不少人都是这种下场。在十年动乱期间，这种事情更比比皆是，如“三家村”中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彭罗陆杨事件”中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杨余傅事件”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还有后来的陈伯达入狱，李德生下台等等。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王、关、戚事件”中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年轻人在文革初期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毛泽东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其中戚本禹以一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电影“清宫秘史”》的轰动性文章，拉开了整倒刘少奇的序幕，这篇文章是他遵从毛泽东的旨意写的。三个人在1966年至1967年8月还红极一时，而到了9月，就被毛泽东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下令抓了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他在处理1967年的武汉“七·二O事件”中挨了打，回到北京时，毛的夫人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王力就被关进了监狱。《纪要》中提到的“他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一事，则指的是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田家英在1966年5月的自杀；毛的其他四个秘书除江青外，其余三人陈伯达、叶子龙、胡乔木都先后被他送进了牢房。

　　《纪要》说毛泽东“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事实也的确如此。辽宁省有个叫张志新的女党员，因为讲了一些对文革和毛泽东不满的话，便惨遭杀害，行刑前刽子手为了防止她呼喊反毛口号，竟残忍地割断了她的气管！

　　北京有个叫遇罗克的青年，因为在日记本里写了一些对毛泽东不满的话，别人发现后举报了他，他因此被处以死刑。

　　一位女教师在写大字报时，不慎将毛主席的“主”字少写一横，竟遭造反派的毒打。

　　一位烧窑工人师傅从窑里干完活后走出来，外面的东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他抱怨说：“怎么老是刮东风，不刮点西风？”他于是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因为有人举报他与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点唱了反调。

　　某报社当天的报纸印成后，有读者发现在一版毛泽东头像的反面，也就是二版的上方标题上，印着这位领袖的一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纸老虎”三个字正好压在了毛泽东的头像上。这一下不得了，这家报社的总编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了群众批斗。

　　这样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再来看“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敌，发起了“红卫兵运动”，年轻幼稚的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几乎将一切从旧社会过来的东西都捣毁破坏，就连许多古建筑、古文物、古书籍也未能幸免。毛泽东还有一样大发明——大串联，就是让全国的青年学生到各地进行串通和联络，把文革的烈火充分烧起来。在这场遍及全国的“大串联”中，学生们只要臂膀上戴着红袖章，就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汽车，连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为了激励年轻人的士气，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笔者年轻时也参加过其中一次的接见，与许多红卫兵一样，当时真是激动万分，觉得自己能亲眼见到毛主席，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仳他想打倒的人。到了运动的后期，这一代被称作“知识青年”的人几乎都被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强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吃尽了苦头。说他们是“变相劳改”，真是恰如其分。

　　《纪要》中说“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这话也不错。文革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所谓“五·七指示”（该指示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批机关干部、科学家、艺术家都被下放到被称之为“五七干校”的农场，从事一些与业务毫不相干的体力劳动。他们住的是用土坯和草席搭建成的棚子，美其名曰“革命棚”，吃的是粗粮猪食，的确是一种变相体罚。

　　最后再来看“对苏联做绝了”。前面已经说过，中苏关系的破裂，双方都有过错和责任，不能说哪一方完全正确。中苏两国虽然在一些立场上有分歧，但并没有达到非得要翻脸为仇的地步。客观地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中国方面，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当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赫鲁晓夫仅是一个方面军的政委，如今年轻气盛的赫氏竟想对自己颐指气使，毛泽东岂能容忍。他不愿让苏共与自己领导的中共成为父子党，因此小题大做，硬是因一点小事而把昔日最大、最亲密的盟友列为头号敌人。苏联为了报复中国，撕毁了援华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和有关设备，致使中国的许多在建项目陷入停顿和瘫痪，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林彪说“对苏联做绝了”，这话一点不错。

　　可以这样说：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第一个批判“文革”错误的历史性文件，是一个代表全国人民正义呼声的讨毛檄文。尽管林彪的治国蓝图胎死腹中，但他的死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正是由于林彪在《纪要》中仗义直斥诸种社会问题，自1972年开始，下放干部陆续全部回到机关；城市下乡知青开始抽回城镇就业；工厂工人薪水普升一级；一大批被错整的领导干部得以平反昭雪；长期停滞的经济开始复苏……

4、林彪犯有哪些错误

　　林彪有功劳也有过错。笔者认为，他一生中仅干过一件错事和一件坏事：

　　他干的错事是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为了骗取毛泽东的信任，他号召全军官兵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亲笔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全军掀起了“学毛著”的高潮。在那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序言中，他这样吹捧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把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冠名为“老三篇”，并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弄懂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在他的指示下，全军官兵人人都要会背诵“老三篇”。一时间，背诵“老三篇”成了中国军队官兵乃至全国人民的重要政治任务。

　　 1963年，他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挥成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

　　其后，他又接连发明了“四个第一”（即思想工第一、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1965年11月，他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作出这样的批示：“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他还提出了“三忠于”（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信赖毛主席，无限紧跟毛主席）等极端口号。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5年，林彪在一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肉麻地吹捧道：“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最高领袖。如果有谁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否定斯大林那样，在将来否定我们的毛主席，他就是最坏最坏的大坏蛋！就是我们党的叛徒！我们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番话让毛泽东听了心里十分舒坦。正是由于林彪在一切场合不遗余力地吹捧毛泽东，才使得毛泽东认为林彪对自己最忠诚，从而确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

　　虽然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是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进而达到选自己为接班人的目的，但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毛泽东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心理，为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林彪干的一件坏事是迫害了军委副主席兼副总理贺龙、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卫生部长傅连璋、中宣部长陆定一等一批老干部。

　　林彪整倒贺龙的主要原因是为篡权扫除障碍。林彪虽然是军委常务副主席，但由于体弱多病，军委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主席贺龙来主持。为了使自己能够独揽军队大权，林彪便以康生等人编造的“二月兵变”和历史上的“通敌”等无中生有的“罪证”，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使毛泽东撤销了贺龙的职务，并将其关押。

　　林彪整倒罗瑞卿也是为了换上自己的亲信，以便直接掌握军队。尽管罗瑞卿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但从一些事情上，他发现罗对毛泽东的忠诚程度还是超过对他的忠诚，所以他决心换掉罗。他知道毛泽东很信任罗瑞卿，因此他找的借口让毛泽东无可挑剔，难以拒绝。他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大搞单纯军事观点等等。他还让人编造谎言，说罗瑞卿要林彪让位给他。这一切都让毛泽东信以为真。因此，林彪轻而易举地整倒了罗瑞卿，由他的另一位老部下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一职。林彪之所以只让杨“代理”而不是正式担任这一职务，是因为他对杨还不是完全放心，要考察一段时间，看杨是否绝对忠于自己。如果杨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则把“代”字去掉；如果他更忠于毛泽东，那随时可将他换下去。

　　林彪让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一职后，对他进行了两种方式的试探。头一次是让杨成武写一个证明，证明自己的妻子叶群结婚前是处女，并说空军司令吴法宪已写了同样的证明。杨成武认为自己不了解真实情况，让他写这样的东西不妥，便婉言拒绝了。此事让林彪大为不满。据杨成武回忆说，那天当他从林彪家里出来时，后背竟吓出了一身冷汗。另一种试探是他发现杨成武上任后，军队工作中有什么大事，杨成武有时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却没有向他这个常务副主席汇报。于是，他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整倒了杨成武，换上了他的另一个亲信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

　　林彪迫害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的原因，是建国初期他装病拒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毛泽东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派傅连璋为他检查身体。傅连璋为林彪作了全面检查后，认为除了当年枪伤留下的后遗症，别无他病。傅连璋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对此，林彪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他大权在握了，便要拿傅来出气。

　　林彪迫害陆定一的原因，是得知有人曾多次向中央写匿名信，举报林的妻子叶群生活作风有问题，在与林彪结婚之前就已不是处女。此事经公安部门侦察，最终找出了写匿名信的人是陆的妻子严慰冰。事后严慰冰被逮捕关押，林彪对陆定一也因此恨之入骨，说：“我恨不得拿枪毙了你！”

　　林彪整过一批老干部，这是他干的一件坏事。但是，在文革中犯错误的远不只林彪一人。就连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邓小平语）。人民既然能够原谅周恩来，也应该原谅林彪。因为林彪毕竟下决心要结束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而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虽然他也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本书有周的临终讲话为证），但始终不敢说一个“不”字，至死都在表现一种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愚忠。

　　毛泽东说“即使林彪回来，我们也不会杀他。”这话不错，毛泽东的确不会公开杀林彪，那样显得他度量太小。但他会像整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那样从肉体上折磨他，慢慢地整死他。林彪深知毛泽东的为人，因此他宁可冒险出逃也不敢回来。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温和，不爱发火，原本是一个善良的人，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扭曲了他的性格。没有文革，林彪不会也不可能整倒那么多人。林彪死后，人们把他的一切功劳都给剥夺了。如他指挥的平型关战斗和辽沈、平津战役，也改成是毛泽东指挥的。而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错事都强加在他头上，如每当提到某某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一事时，总说是“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事实上，除了贺龙、傅连璋两人的死与林彪有间接关系外，其他人的死都扯不到林彪头上。准确地说，应该是“被文革的错误路线”或“造反派”迫害致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许多人深恶痛绝，正因为如此，林彪才能够一呼百应，使军队中不少重要人物愿意投靠到他的麾下，死心踏地为他效力。其中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以及后来为而他自杀的周宇驰、于新野等中级军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年的毛泽东失去了人心。

　　毛泽东公布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毛将林彪选为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现在林突然外逃，人们不免会起疑心，这对毛泽东很不利。只有公布了《纪要》，才能让世人明白林彪叛逃的意图，让大家知道他是想谋杀领袖抢班夺权。然而，《纪要》的公布也使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许多不光彩的事，开始对他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

5、纠正三个历史误传

　　对于林彪这个人，长期以来各种描写他的书很多。其中的内容大多真实可信，但也有一些误传。据笔者所知的误传有三个：

　　在一些描述“九·一三事件”的书籍和文献中，常可见到这样一种说法：周恩来在得知林彪坐专机出逃的消息时，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是否把飞机打下来。毛泽东回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句话经过了作家们的改动。 1971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专门为这一事件下发了57号文件，向人民传达了林彪叛逃的事情。可以说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应该记得在那份文件中，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的请示时，原话是这样说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是副统帅，你把他打下来，向人民怎么交待？”如果有谁不相信这是原话，可以去档案馆里查一查1971年57号文件的原件。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要谋害他，以为林彪只是想背叛自己去苏联而已，否则他不会这样说。也许是这样的话有损于毛泽东英明智慧的形象，后来在作家的笔下，那句话就变成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好了！”作家这样一改，就显得毛泽东很有度量。但中央文件早已在群众中传达，毛泽东的话已为世人所知，怎么办呢？于是，周恩来在一次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又说了这样的话：“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军队副统帅，我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呢？”并要求以后文学作品凡是涉及毛泽东在处理林彪叛逃时的态度时，都要改成“让他走好了”。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不是周恩来一句话或作家用笔就能随意改变了的。

　　既然毛泽东未察觉林彪要谋害他，那林彪为何要仓皇出逃呢？常言道“做贼心虚”。毕竟他是在干一件弄不好就要掉脑袋的“谋反”之事，内心高度紧张，所以一听说毛泽东突然提前返京，又听说周恩来正在追查256号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一事，便以为是暗杀计划败露。其实毛泽东的晚年一直是行踪不定，他的专列向来是他说走就走，他说停就停，弄得铁路方面很头疼。毛泽东这次的偶然提前返京，造成了林彪的“自我爆炸”。

　　还有一个不正确的说法，就是在一些历史书中，提到林彪在1938年3月胸部受枪伤时，说他是在平型关大捷后，由于心情高兴，一天早晨骑着日本洋马，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独自一人纵马驰骋，不慎误入国民党阎锡山所辖晋军的防区，被晋军哨兵误认为是日本军官，开枪将其打伤。这一说法明显有悖于常理，纯属误传。日本军官不是疯子，即使胆子再大也不敢独自一人骑马擅闯敌方防区，除非他是不想活了。晋军士兵也不是傻瓜，应该知道日本军官没胆量敢一人前来送死。据一名“老八路”回忆，当时的情形是：1938年3月4日，林彪率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至吕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天傍晚，林彪一行十余人走到山西隰县的千各庄时，他身穿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东洋战马，被晋军哨兵当成日本军官开枪误伤。阎锡山得知此事后，当即把闯祸的士兵捆起来送到林彪住处，听凭他发落。林彪此时表现出一个儒将应有的宽宏大量，饶恕了开枪的士兵，还夸阎的士兵枪法不错。林彪的大度使那名士兵感激涕零。

　　第三个被误传的说法是，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10月19日林彪下达了一个“一号命令”，要求全军立刻进入战备状态，并将住在北京的一大批中央老首长驱逐出北京，到全国各地居住。有人认为这是林彪以战备为借口将老干部们赶出北京，是对老干部的迫害，也是他自己搞的一次政变演习。但是据中央办公厅人员回忆，将这些老干部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居住是毛泽东的安排，目的是一旦打起仗来，可以保存一些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10月17日晚上，许多中央老干部应邀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结束后，所有出席的在京老同志应召到贵客室休息开会。会上，由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疏散命令：20日前，在京的中央老同志全部离开北京。其中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张鼎臣等人去广州；陈云、邓小平、王震去江西；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疏散命令在前，林彪的战备命令在后。由于这两个命令仅相隔一天半，时间上的偶然巧合，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林彪要驱赶老干部离京。

　　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性思维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被认定是“坏人”，那么即使他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会被认为是坏事；有些事情甚至与他无关，也会生拉硬扯地套在他头上。

6、航空专家新解林彪座机坠毁之谜

　　关于林彪的256号专机坠毁的原因，中国官方的说法过去一直是说燃油耗尽。但大量新的证据和分析结论表明，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在专机坠落后的第三天，即1971年9月15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根据国内的指示，派出官员偕同蒙古外交官员和一些航空、法律、法医人员到出事现场进行了勘察。当时林彪叛逃一事尚在绝密之中，蒙古人员不会想到飞机上坐的是中国第二号人物，更不会想象飞机上可能发生过搏斗之类的事情。蒙古方面的技术人员没有在现场发现飞机被武器击落或因炸弹炸毁的痕迹，也没有从现场找到的黑匣子中获取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在对飞机坠落的分析中，却发现了一些对飞行员不利的“证据”，认为飞机是有操纵降落的。既然是人为操纵的降落，必定是因燃油不够而迫降，并找出了四条“证据”。这样一来，机上的四名飞行员死后都被认定是林彪的死党，背上了“随林彪叛逃”的罪名。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当时那个高压政治的年代，人们说话稍有不慎，都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参加分析的专家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顾虑，在明知疑点很多的情况下，仍维持原先的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而烧毁。

　　不久前，笔者就这所谓的四条“证据”请教过有经验的飞行专家，他们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足以证明四名驾驶员是“叛徒”：

　　证据之一，说“专机上所有人员都没有戴手表，脚上没穿鞋子，这是他们在做准备迫降，以防在着地时扭伤手脚。”

　　对这一说法，飞行专家并不认同。当飞机出现险情时，虽然乘务人员通常会让乘客们脱掉鞋子，但这一做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相反，没有鞋子的保护反而更容易碰伤脚趾。专机上之所以九具尸体上都没有手表，可能是下列原因：一是因事发突然，他们上飞机前就没戴手表，而且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他们取下的手表。二是那个年代的表带子大多是皮革制成，在烈焰中被烧成了灰，带子断了手表自然不在手腕上。三是即使表带是金属的，在烈焰中也有可能熔化。至于说九个人脚上没穿鞋，则可能是他们在烈焰中挣扎时蹬掉了鞋子，也有可能是鞋子被烧化。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林立果和刘沛丰等人身上发现了佩戴的手枪。既然手表和鞋子都会“扭伤手脚”，枪带在身上岂不是更容易损伤身体？他们怎么不同时取下手枪？证据之二，说“飞机是原本是由东南飞向西北，而坠毁时却是头朝南，且降落的地方比较平坦。说明飞行员经过了选择。”

　　这一说法也站不住脚。飞机坠毁的时间是凌晨2点30分。此时正是深更半夜，无垠的荒野之中没有一点灯光，飞行员在几千米之上的高空怎么可能看清地面？又怎么会“选择”一处平坦之地来迫降？虽然飞机前部装有跑道照明灯，但那点微弱的灯光只能照亮机头前方的不太远的距离，根本无法在茫茫黑夜中看清下面的地形地貌！至于说“降落的地方比较平坦”，那是因为在蒙古荒漠上，这样的平坦之地到处可见。之所以飞机会机头朝南，也说明飞行员打算驾机飞回中国。他们的举动被懂飞行的林立果发现，于是双方发生抗争或搏斗，才造成飞机坠落。

　　证据之三，说“飞行员作了迫降的准备。从机翼残骸中，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起落架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说明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30米的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对这个说法，飞行专家并不赞同。飞机在野外迫降时，的确不能放下起落架，因为机身巨大的重量会使起落架深陷于泥土之中，造成严重后果。但这并不能说明飞行员是人为操纵迫降，在飞行中，起落架本来就处于收起状态。如果真是人为操纵的迫降，滑痕应该远远大于30米。至于说前开缝翼被打开，有可能是飞行员与林彪一伙搏斗时误碰了操纵柄，或是被其它的外力撞开。

　　证据之四，说“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主要是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快。从残骸来看，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小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驶完成，但该机因仓皇起飞，未上副驾驶。其次是降落点虽是比较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

　　飞行专家认为，虽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但像打开减速板这样的动作，在主驾驶的指导下别人也能完成。正是由于没有打开减速板和反推力装置，也更能说明飞行员没打算迫降，而是要飞回中国。

　　另外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虽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但却有无线电员。如果四名飞行员真想与林彪一同叛逃的话，即使飞机迷了航，也可以通过无线电呼叫苏联或蒙古的机场给予导航。二是他们在明知飞机油料没有加满，不可能飞很远距离的情况下，应该建议林彪飞往苏联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城市海参崴或伯力。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说明他们根本不想去苏联，更说明他们与林彪不是同伙。

7、林彪的真正死因是飞行员反抗

　　日本共同社于2006年9月13日发自乌兰巴托的一则电讯说，该社日前获得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飞机在蒙古境内坠落一事的绝密文件，这份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判断。当时蒙古政府在得知坠毁的飞机上坐的是林彪后，又派出飞行事故专家重新对现场进行了勘察，总结出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飞机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时坠毁的一般说法。该报告题为《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所署日期是1971年11月20日，共16页。共同社日前获取了这份未公开的文件和未曾发表的现场照片。该报告说，对1971年9月13日坠毁的林彪座机展开的调查是在事故发生约一个月后（从10月8日到18日）进行的，当时苏联专家参与了调查工作。文件说，调查小组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人为因素，这就排除了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报告说：“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在气候良好的时候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来自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这两个事实表明，中国官方解释说这架飞机因燃料不足导致坠落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飞机残骸在很大范围内燃烧了很长时间，大火覆盖了一块长约975米、宽约321米的地方。这一事实表明它有足够的燃油继续飞行。”报告还说，飞机坠毁时，引擎正常，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由于紧急原因做出了降落决定。”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当时说：“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飞机上的乘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林彪及其支持者想逃去苏联，驾驶员则想返回中国。在现场发现的8支手枪中，有一支子弹已经上了膛。”

　　根据专业人士的分析，林彪当时乘坐的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飞机先是朝南偏西方向也就是广州方向飞去，绕了一个很大的弯才朝北飞行。平时用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的转弯动作，却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完成。飞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比平时的高度要低，速度要慢。机上的通讯设备从开始就没有打开，空地之间没有任何信息沟通。曾经有过另一种说法：机上的通讯设备一直开着，尽管地面不断呼叫，飞机上却无人应答。但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因为林立果懂飞行技术，他不敢让通讯设备开着，否则飞行员会通过地面的呼叫明白林彪的叛逃意图。

　　事故专家对林彪的256号座机坠毁原因，作了这样一种全新的猜测：林彪一伙人先是谎称有人要害他们，命驾驶员立刻送他们去广州，骗得飞机强行起飞后，林立果又命令改向北飞。当飞机越过内蒙后，林立果仍强令向北飞，这时几名驾驶员才明白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图。那支已上膛的手枪，就是林立果手持的枪。他们在这支枪的威逼下，极不情愿地操纵着飞机，心情是极为复杂，其动作因此就显得被动、迟缓和无奈。尽管他们是林彪专机的驾驶员，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由于中国长期进行反苏宣传，在人们心目中，苏联是个反动透顶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老百姓的心里都有着仇苏心理。同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他的接班人想背叛领袖逃往苏联，几名驾驶员心里必定是矛盾重重，他们不敢反抗林彪的命令，又不愿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伟大领袖。他们对林彪北飞的命令先是怀疑、犹豫，直到确信林彪一伙真的要叛逃去苏联，才变为震惊和愤怒。飞行员们在林立果手枪的逼迫下，勉强向北飞了一段距离，最后终于奋起反抗，导致飞机坠毁。

　　他们的反抗方式，除了与林家父子搏斗，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与1981年8月国民党空军考核官黄植诚叛逃到大陆的情形相似。当时黄植诚与学员许秋麟驾驶一架F—5E双座教练机进行飞行考核，他对后座的许谎称自己要做一个高难度动作，令许放下遮挡视线的一个挡板。之后，他调转机头飞向大陆。许秋麟感觉到不对，打开挡板一看，飞机已飞到福建龙田上空，顿时惊恐万分。黄植诚这时向许秋麟说明了自己要叛逃的决定，让许自己作选择。许表示不肯去大陆，黄植诚便将他送回到台湾海峡，让他跳伞离机，自己则驾机飞向了大陆，在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专家认为，林彪专机上的驾驶员也可能与上述情形相同，他们在得知林家父子要叛逃苏联后，表示坚决不去。此时如果林家父子开枪打死飞行员，那他们自己也活不成。无奈之下，林家父子只得让飞机在蒙古迫降，大家在这里自由选择去向。结果谁也没想到迫降造成的是机毁人亡。

　　笔者认为，这后一种反抗的方式可能性较大。因为强行反抗会造成飞机坠毁，大家都活不成，只有选择迫降才是最好的办法。

　　就在林彪全家仓皇逃离北戴河别墅时，他们的轿车前排曾坐着警卫秘书李文普。当李在车中听说他们要去苏联，顿时醒悟，知道他们要叛逃，当即喊停车，并从车上跳下，结果被林立果开枪打伤。连李文普这样与林家朝夕相处的人都不知道林彪的政变阴谋，那些很少与林家人见面的飞行员更不可能成为林彪的同伙。

　　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飞行员不是林彪的同伙：就在256号座机坠毁的同一天，林彪部下周宇驰拿着他的手令，从沙河机场骗走一架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在空中发现了对方的叛逃意图后，暗中与其周旋，将飞机开了一大圈回到原处，周宇驰发觉后将陈修文枪杀。从这一事件中，人们不难想象，在林彪的专机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反叛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与林彪一同死去的四名飞行员不仅不应是“叛徒”，还应算作烈士。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从通过分析飞机航行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入手，为这些飞行员说话。由于现场勘察得出错误的结论，使得他们死后长期背着“叛逃”的黑锅，其家属也都受到牵连，被赶出了原住处，“光荣军属”的门牌被砸烂。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原先在北京市海淀医院放射科工作，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关押了起来，受到长期审查，精神一度失常。

　　林彪仓皇出逃时，九名机组人员只有四人上了飞机，其余五人因受到怀疑而被押解到北京接受隔离审查。审来审去，三年未审出个结果。最后，除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外，其余四人的最后审查结论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1976年，他们的飞行资格被下令解除，一律转业地方并勒令离开北京。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孙祥凝也在为丈夫的冤案四处奔走。然而，没有人敢还那四位牺牲的飞行员以清白。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事情出现了。

　　 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厄尔·费尔时，对方问起“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座机坠毁原因。邓小平回答说：“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正是这句话，为潘景寅等人的最终平反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孙祥凝的不懈努力，她和其他几名飞行员遗属收到了《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尽管这个“病故”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毕竟承认他们是“革命军人”，这对孙祥凝等人来说已经是极大的满足了。她们每人都领到了500元抚恤金和7000元搬家补偿费。

8、邓小平为何不愿给林彪翻案

　　邓小平在重新上台之后，态度鲜明地破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平反了建国以来的大批冤假错案，却不愿为林彪平反。从他自身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愿意否定毛泽东。

　　邓小平一生都在跟着毛干革命，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登上政治舞台的，若否定毛泽东最终会丢掉根本，连自己也会被否定掉。另一方面，否定了毛泽东，等于否定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毛泽东语）”，中国革命的历史就不好写了，他自己的革命历史也不好写了。邓小平这样做应该说是睿智和高明之举，既显示了他的博大胸怀，又可赢得世人的敬佩。既然他不愿否定毛，就不能给林彪平反，否则毛泽东成了坏人，林彪就成了好人，这是邓小平不愿看到的。除此之外，邓小平不愿为林彪平反还有个人感情上的原因。在他的女儿毛毛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她父亲与十位老帅中的其他九位都交往甚密，唯独与林彪没有来往。由于上述缘故，邓小平只能让林彪来为毛泽东的文革之错当替罪羊。笔者也理解邓小平的这一做法。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所有决策也并非全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尽管毛泽东前半生的功劳巨大，但他的后半生，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着实把国家和人民推进了空前绝后的灾难深渊。笔者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前半辈子该夸，后半辈子该杀！因此，林彪的倒毛行动应当视为一次正义之举，爱国之举，不能因为邓小平的一句话就让林彪永远背着“抢班夺权”的黑锅。今天的人们应该还林彪一个公道。

　　 1980年11月，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犯罪集团进行了审判，给他们定了四个罪：1、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2、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3、谋害毛主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4、策动上海武装政变。

　　笔者认为，在这四条罪行当中，第二、第四条完全与林彪无关；第三条不但不是犯罪，而是一次有功于国家的正义行动。林彪只犯有第一条罪，就是诬陷、迫害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那次审判中加在林彪身上的罪名应该改正过来，林彪亲信的那些罪名也应更正过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但是在对待毛泽东犯错误这件事情上，却总是含含糊糊为他遮掩，为他找替罪羊。最初在刘少奇被打倒时，只要一提到文革中的那些错事、坏事，总是归罪到刘少奇的头上，说“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如何如何。后来刘少奇平反了，林彪成了罪人，又将一切错误和失误都归罪到林彪的头人，只要一提起文革中的那些错事坏事，又总是说“林彪、江青一伙”如何如何，把一切坏水都泼到林彪头上。笔者认为，这不像是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是谁的责任，就应由谁来承担，这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做法。

　　然而，在邓小平去世后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又出现了新版的“两个凡是”，即“凡是邓小平说过话，都要继续照办；凡是邓小平定下的结论，都不能改变。”新版的“两个凡是”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但这一观念却在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笔者认为，任何研究领域都不能人为地设置禁区和障碍，尤其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生命和终生荣誉的结论，更应该客观公正，尊重事实，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公众的认同。要公正对评价林彪的历史功过，就必须破除新版的“两个凡是”。

9、林豆豆告密立功为何反遭迫害

　　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因及时向周恩来报告了他们的叛逃阴谋，一时被赞誉为“为党和人民立下大功的人”。然而，这位时任《空军报》副总编的年轻女军人，“功臣”的光环戴在头上没多久，噩运就降临到她的头上。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晚，毛泽东以为林彪仅是想背叛自己去苏联，因此不同意将林彪的座机击落。后来在清查林彪亲信的罪行时，发现了他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才知道林彪原来是想谋害自己，顿时被气昏了头。几个月后，毛泽东的头脑渐渐清醒过来，想起了一件可疑的事：林豆豆是林彪的亲生女儿，从小就娇生惯养（因为林彪喜欢吃油炸黄豆，所以给女儿取名“豆豆”），父女俩情深意厚。可如今豆豆对父亲的感情怎么还不如对领袖的忠诚之心？连林彪这个几十年与自己同甘共苦，又是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战友，尚且对自己恨之入骨，他的女儿与自己非亲非故，怎么会为自己而出卖父母呢？这其中必定有问题，她一定是林彪、叶群留下的“钉子”！生性多疑的毛泽东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分析有道理，就吩咐周恩来成立专案组，对林豆豆进行隔离审查。豆豆被专案组软禁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里，让她老实交待问题。豆豆没想到自己一心忠于毛主席，却换来这么个结果。为抵制专案组的逼供，她大量“交代”林彪说毛泽东的一些“坏话”，心想反正父亲已死，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她没想到胡编的这些话给她带来更大的不幸。毛泽东看到豆豆的这些“交代”材料后，更坚信了自己的怀疑：既然你早就耳闻了父亲说我的坏话，既然你对我有忠心，为何不早些来报告我，非要等到林彪叛逃后才来揭发？这充分说明你与父亲是同伙！

　　豆豆的交待材料送上去之后，处境便开始恶化，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无休止的批斗。在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豆豆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情，想找毛主席面谈。毛泽东拖了8个月，把信批给周恩来处理。周恩来找豆豆谈了话，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时间是在1972年8月。参加谈话的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等人。周恩来有意把拖延8个月时间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你要找毛主席谈，毛主席要我找你谈。我拖了8个月。不过，现在看来晚点儿也好。你也是有错误的嘛！空军给你搞了个‘五条’，说事事要向你请示，处处向你学习。”

　　豆豆一听，急忙表白说：“他们搞那个‘五条’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一听说，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对那个‘五条’的。”

　　周总理问到会的人是否有此事，有人说有。总理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嘛！”最后，李德生代表政治局宣布：“请示了毛主席，经过批准同意林立衡回空军学院接受再教育。”同时宣读了豆豆的严重错误，并决定豆豆任副总编的《空军报》停刊两年。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豆豆被升级为“死党”待遇。在强大压力下，她彻底绝望了。2月1日，她借口拿材料吞下一瓶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自杀，被送到空军总医院抢救。豆豆下定必死的决心，紧咬嘴唇。医生用扩张器强行将她的嘴撬开，喉咙也被戳破。医生问她服的什么药，她拒绝回答，医生只好抽出胃液化验。江青得知这一消息后，幸灾乐祸地说：“林彪的崽子想死，就让她死吧，死了少一个祸害！”周恩来得讯后，立即打电话下令急救，豆豆便被转到303医院高干病房。

　　由于这次自杀行为，豆豆又增加了“叛党”的罪名，被长期关押在空军招待所。看守人员为了保密，将她房间的窗户全都用纸糊死。她自感缺钙，要求晒太阳。回答是：“你晒什么太阳，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你。”晚上，看守人员开着灯打牌下棋，使她彻夜难眠。豆豆的房间对面是厕所，蚊子很多，看守人员不给她蚊帐，只是在房里洒敌敌畏。半个月后她全身起了荨麻疹，从关节部位长起，眼鼻口都肿得张不开，全身开始糜烂，后来发展到内脏，又增添了胃痛、腹泻、憋气，至今留下个过敏性结肠炎。

　　毫无疑问，当年林彪的死与女儿的告密有着很大关系。正是由于豆豆打电话向中央办公厅报告父亲要叛逃，才引起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的去向；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追查，才使得林彪误以为暗杀计划败露，仓惶出逃，结果摔死在异国他乡。

　　在林彪摔死后不久，社会上曾经有一种说法，说“林豆豆是林彪一伙有意留下的钉子，或是暗藏的定时炸弹。林彪是有意让豆豆在他们上飞机之后让她报信给周恩来”。笔者认为，说这话的人实在是幼稚可笑。试想：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且无任何兵权，林彪有意留下她能干什么？她一个女人又能干成什么？

　　那么，林豆豆为什么要向周恩来告密，难道她真的是热爱毛泽东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吗？不是的。她正是太爱自己的父亲，所以才有了给周恩来打电话的举动。当时，她看到父亲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母亲和弟弟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说着父亲作出一项艰难的选择。她不知他们在商量什么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母亲和弟弟让父亲选择的是他极不愿意选择的事。她根本不知道父亲和弟弟他们曾经想暗害毛泽东，这事他们一直对她保密。为了不让父亲遭遇不测，她在他们出逃后，经过再三考虑，才决定给周恩来打电话，想让他阻止他们的行动，却万没想到此举竟造成父母三人的仓惶出逃、机毁人亡的结果。林豆豆的告密，不仅害死了亲生父母，到头来也害苦了自己。这时的她，一定是后悔万分。

　　两年的关押，30岁的豆豆头发掉了一半，牙齿掉了六颗，体重只剩下35公斤。还是看守中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主席写信吧，这样下去很危险。”于是，豆豆连给毛泽东写了5封信。1974年7月，毛泽东得知她已是重病缠身，这才发了善心，批示解除对她的监护，送到河南开封的某军垦农场劳动。与她一同去农场的，还有她的新婚丈夫张清林。

　　 1975年10月，是豆豆一生的又一个转折。她被迫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从此脱离了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还温暖的军队。政治局为她做的转业决定说：“恢复党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要大胆工作。”空军领导在向她传达这一决定时，豆豆认为难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队。得到的答复是：“如不服从，从10月30日起停止发工资、粮食供应。”这个难得落泪的女子大哭了一场。

　　关于林豆豆转业的地点，上面提出了三个地方：郑州、开封和孝感。当时国务院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圈了交通较为方便的郑州。豆豆夫妇俩被分到郑州汽车厂，豆豆由于不要孩子，被任命为分管计划生育的革委会副主任；张清林任厂医。 1976年5月，豆豆的命运又一次随中国的政治风云而改变，她被认为是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刮到郑州来的，被免掉职务，到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她住的房间紧靠农药厂，药物刺激使她的过敏症复发，并发展为过敏性结肠炎和十二指肠滞泄症。她多次住院治疗。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5个年头，豆豆偷偷到京上访，她找到总政和军委，最后才在赵紫阳的批示下，回到北京，安排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改名“路漫”。她的丈夫张清林则分配到北京市卫生局。

　　上世纪九十年代，林豆豆搬回到当初父亲的原住处毛家湾居住，不过住房面积只有原先的一半，另一半被公家收回了，并且仍享受着《空军报》副总编的待遇。她享受这样的待遇有两个前提：不得发表为父亲翻案的言论；不得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2002年的一天，父亲家乡黄冈市的领导来北京找到林豆豆，想借她的名气在北京开一家湖北酒楼。林豆豆先是婉言拒绝，说自己不懂经营。家乡领导说不需要她来经营，只要她挂名当个总经理，每天在酒楼里露面就行。林豆豆经不住人家的热情相邀，加上她自己也想为家乡人民发挥余热，便答应了人家的要求。于是她化名“车前”，在建国门外开了一家湖北酒楼。

卷三：邓小平的几个重大失误

1、错误支持红色高棉导致中越战争

●中越关系破裂的原因

　　 1979年2月17日，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重大新闻。这天清晨，一场旨在“教训越南”的战争，在中国与越南两国一千多公里的国境线上全线打响，23万解放军官兵在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攻入了越南境内。昔日两个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邻邦，如今成了兵戎相见的仇敌。是什么原因导致中越关系破裂并走向战争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1972年1月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当时越南正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中国邀请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引起越南方面的强烈不满，指责中国是“背叛”。

　　其次是西沙群岛问题。1974年1月，南越阮文绍政权派兵强占中国西沙群岛中的金银、甘泉、珊瑚三岛，被中国军队用武力夺回。当时越南北方还需要中国的支援，因此对此事保持沉默。越南全国统一后，越南政府觉得用不着中国了，便向中国提出了西沙群岛的领土要求。针对此事，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西沙群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使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争端首次公开化。

　　第三是1977年越共总书总书记黎笋访华时，向中国要求援助大米，遭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拒绝。李先念说：“中国已经给予了越南很大的支援，而中国自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目前越南南方已经解放，越南战争已经结束，应该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越南长期向中国伸手，每次都是有求必应，这回是头一次碰钉子，令黎笋心里很不高兴。两国关系开始走向冷淡。

　　第四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支持并援助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红色高棉和它的领导人波尔布特。长期以来，越南共产党一直想控制柬埔寨共产党，将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20世纪40年代，越南曾经帮助柬埔寨的革命者建立了柬埔寨的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高棉人民革命党。当时两党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但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高棉人民革命党的武装力量不得不根据协议就地解散。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的高级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秘密撤往河内。这时国内只留下一些基层组织和党员。就在这些留下的党员中，有一些是刚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青年，如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他们当中不少人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思想激进。他们特别反对越南对柬共的控制和影响。为了独立地领导柬埔寨的革命，1960年9月，这些青年革命者在金边成立了柬埔寨劳动党，波尔布特任总书记。从此，越南劳动党失去了与柬埔寨劳动党的联系和影响。两年后，柬埔寨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故外国称其为“红色高棉”。同年，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等率部撤离金边，转入丛林建立武装根据地。这一组织得到了中国的秘密支持。1967年，乔森潘也转入丛林根据地。1970年5月3日，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和副首相兼内政大臣施里玛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趁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发动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迫流亡中国，并在北京成立了流亡政府。同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支持西哈努克亲王，谴责美国的颠覆行径。这时，长期在丛林中打游击的波尔布特在中国的劝说下，决定与西哈努克亲王合作，共同推翻郎诺—施里玛达政权。双方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宾努任首相，负责对外事务；乔森潘任副首相兼军队总司令；负责对内事务。民族团结政府的主要抵抗力量是柬共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武装，即红色高棉。双方的武装加起来有正规军和游击队约5万人。战争进行了四个年头，这支武装力量共消灭10多万伪军，而且顶住了美国出动的三万多架次飞机的连续轰炸，掌握了战场主动权。1975年3月，民族解放力量向金边发起总攻，4月17日解放金边，西哈努克亲王离开北京回国。197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乔森潘为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为政府总理，西哈努克退休，宾努则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主席顾问，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实际控制了整个国家。波尔布特掌权以后，在经济方面，积极推行极左的“共产主义”并强迫大批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在政治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将许多不同政见者投入监狱或杀害，特别是政治清洗方面，对待不同意见并与越南有某种联系的党政军领导人采取了极端措施，从而把一大批同志推到了越南方面。红色高棉领导人的错误政策和做法不仅为越南提供了推翻民柬政府的借口，同时也为这种侵略提供了内应的力量，韩桑林和洪森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在波尔布特统治下的四年时间里，仅有三千多万人口的柬埔寨就有一百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波尔布特被世人称为“杀人魔王”，他的残暴统治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贵，许多国家和政党都与红色高棉断绝了关系。当时仅有中国一家支持红色高棉。中国当时虽然是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和总理，但实际的掌权者却是副主席邓小平。因此可以说是邓小平在支持波尔布特。邓小平这样做的意图，一是因为两党有着长期的友谊，二是当时中越关系已出现裂痕，而且由于苏联对越南的经济援助逐渐超过了中国，因此苏越关系的亲密程度已明显超过了中越关系。邓小平担心，如果红色高棉被推翻，换上一个亲苏的新政权，中国将在东南亚失去柬埔寨这个盟友，同时多一个亲苏亲越的敌人。因此，中国坚决地支持红色高棉。如果中国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倒也没什么，然而中国还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援助，这一来便惹恼了黎笋。1978年，中越关系迅速恶化，并且公开化。越南方面大肆反华排华，驱赶了十几万华侨，并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以此作为对中国援助红色高棉的报复。为此，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越南当局还要走多远？》的社论，指责越南当局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由于仅靠韩桑林的力量远不足以打败红色高棉，因此黎笋决定由越南直接出兵。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15万人分七路攻入柬埔寨。红色高棉由于不得人心，被打得落花流水，仅十几天就失去了金边。

●邓小平决心“教训”越南

　　为了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也为了回击越南对中国的挑衅，邓小平决定用武力惩罚越南。他在1979年1月访问美国时，向美国媒体说了这样四句话：“（越南）不要把中国的忍耐当作软弱可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要把中国的话当耳旁风！”又说：“对于这种人，如果没有一个必要的教训，用其它任何办法都难以解决问题。”公开表明了要“教训越南”的决心。

　　 1979年2月17日凌晨，那场举世瞩目的“自卫反击战”在中越边境上一千多公里边境线全线打响。23万中国军队对越南的6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

　　负责广西境内作战的是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是解放军里的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一生中打过上千次仗，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负责云南境内作战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德志。他原是武汉军区司令员，也是一位上将。因为他曾协助陈庚大将赴越南指挥过著名的奠边府战役，是个越南通，所以战前邓小平特意将他与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成坤中将对调，让他来指挥云南方面的作战。为此，王成坤大发了一通牢骚。

　　如果说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帮助侵略者金日成打仗，那么1979年的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则是帮助杀人魔王波尔布特打仗。战争打响以后，中国军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战斗打得十分艰难。自1952年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军队已经有20多年没打过大仗了，而且他们从来没想过会与自己的友好邻邦越南交手，因此对越军的战法研究甚少。特别是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家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军队的武器装备长期未得到改善，仍是十几年前的水平。装甲兵使用的大部分是落后的59式坦克，这种坦克在性能上仅与苏联二战后期使用的坦克相当。炮兵的武器，威力最大的是口径152毫米的加榴炮，射程为18公里，这种炮弹打到房屋的墙壁上，只能炸出一个浴盆大小的窟窿。在现代战争中，钢盔是士兵不可缺少的防护用具，可是中国军队在开赴中越边境时，才发现库存的钢盔远远不够用。于是，只好配发给人数较少的炮兵使用，而那些面对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危险性极大的步兵，很多人都没有钢盔。通讯器材方面更是落后，设备功率小，联络距离短，保密性能差，而且还常中断。解放军使用的弹药，相当大一部分是在十年动乱中生产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常出现哑弹。在枪对枪的关键时刻，如果子弹打不响，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军队使用的大部分是早已过时的武器。而他们的对手却在苏联的支援下，装备有大量先进的苏式武器。有一种反坦克枪榴弹，可以装在步枪上直接发射，直径不过五厘米左右，却能够穿透59式坦克的侧部装甲，并在坦克内部燃烧，产生三千度的高温。在这样高的温度下，车内的弹药都会被引爆。中国军队许多坦克都是被这种枪榴弹击毁的。

　　本书一名作者曾经采访过几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听他们讲述了发生在那次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战争打响之前，各参战部队都放映了一部名为《忍无可忍》的纪录片，讲述的是越南当局驱赶华侨、炮击中国边民等罪行。越南当局以怨报德的行径激起了解放军士兵的仇恨，大家义愤填膺，都说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应该好好教训一下。在后来的战斗中，绝大多数士兵的表现是出色的，但是也有胆小怕死和临阵逃脱的。如在进攻谅山的战斗中，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越军进攻。敌军猛烈的火力，使解放军士兵倒下不少，活着的人便纷纷退却，这一来就使已冲在前面的坦克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解放军坦克兵气得大骂步兵，并恼怒地用机枪向退却的步兵开火……

　　某炮兵团配属步兵125师攻打一个叫长平的高地。由于通讯器材落后，联络不畅，因此当步兵拿下了长平高地后，炮兵并不知晓，仍继续打个不停。步兵们在高地上摇着红旗高喊着“别打啦！”但越军也使用的是红旗，而且他们的独星红旗与中国的五星红旗相似，因此我方炮兵仍以为是敌军占据着山头，反而打得更猛了，结果给步兵造成的不应有的伤亡。

　　某远射程炮团奉命配合步兵127师作战，该团在向同登方向进发时，忽然接到协同的步兵部队的电台呼叫，要求该炮团前进到某地域。然而炮团的前沿指挥所却报告说，前方可能有敌人，不能前进。这一情况令团首长左右为难。若是不前进，显然是违抗了军令；若是照命令执行，万一前面真有敌人怎么办？这时，该团的参谋长主动提出，由他率领一支小分队前去探路。团长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侦察小分队，分乘三辆军用吉普车出发了。然而，他们果然遇到了敌人的伏击，十几名官兵几乎全部牺牲。事后得知，是敌人掌握了我方电台的频率和密码，冒充我步兵部队，诱使我炮兵中计。

　　越南人当年在与美国人作战时，就曾广泛使用挖陷阱、埋竹桩的战法，令美军士兵十分头疼。这次为了抵御中国军队的进攻，他们故伎重施，又用起了挖陷阱、埋竹桩的战法。不少中国士兵掉进陷阱，扎伤了脚。为此，中国方面紧急研制出一种防刺胶鞋。然而等这种胶鞋运到前线时为时已晚，中国已经宣布从越南撤军。

　　越南人在长期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利用特工队偷袭对手的后方。在这次战争中，越南特工队频繁出动，给中国军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弄得草木皆兵。某部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支由多个分队组成的补充连在夜晚休息时，一名战士向副连长报告说：“我刚才经过一个班的宿营地，问他们是哪个班的，他们说是五班的。而我就是五班的，我们班根本就没有这些人。”他怀疑那些人是敌特工。他的话引起了副连长的警惕，副连长便时刻关注着那些人。夜深了，那些人仍未入睡，在悄声低语。这位副连长更觉得他们是敌人，于是，端起手中的冲锋枪对着那群人就是一阵狂扫……事后查明，那些都自己人，他们是另一个连的五班。由于这位副连长的鲁莽，致使那个班5人死亡，多人受伤。后来这位副连长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历时20多天的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共歼灭越军一万多人，俘虏1650人。而自己也付出了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的重大代价。尤其是战斗开始头两天的2月17、18日，伤亡高达4000人。

　　战争结束后，按照惯例要对牺牲的官兵给予抚恤金。由于国家太穷，最初定的抚恤标准是士兵每人发给800元，军官按不同职务分别为1000元至1500元。后来一位安徽籍阵亡士兵的父亲得知抚恤金只有800元时，拒绝接受。他说：“我儿子为国捐躯是值得的，我没有怨言。可农民卖一头猪也不止800元（他的这个说法有些夸张，当时一头猪卖不到800元，这只是个比喻）。难道我儿子的性命还抵不上一头猪吗？”这一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后来将抚恤金提高到士兵1200元，军官3000元。尽管如此，在外人看来还是少得可怜。

●战争使“文革”后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这场战争，使本来就已是国弱民穷的中国又花去了不少钱财，为此，政府于1980年紧急发行了首期国库券，向人民借债40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先后与三个周边国家打过仗，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个国家都曾与中国有过亲密关系。一个是曾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双方于1969年在边境上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个是曾被称为友好邻邦的印度，两国在1962年发生过大规模武装冲突；第三个便是曾被形容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在越南长达十年的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克服种种困难，甚至表示“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为越南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援助：累计向越南派出各种支援部队32万人，其中4200人身负重伤，1100多人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提供的物资援助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仅军援一项就足够装备一支200万人的陆陆海空军。在中国急需外汇用于国家建设之时，还援助越南数亿美元的现汇。对苏联、东欧国家经中国转运的援越物资，则免收过境费6300万元。如果考虑到十年反美援越在时间上几乎与十年“文化大革命”相等，则中国为此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更为巨大。尽管如此，今日的越南老百姓在谈起中国时，却没有多少感激之意。为什么？就是因为两国之间发生过那场战争。这就好比一对本来十分要好的朋友，因为一件事情撕破脸皮打了一架，即使以前两人感情再深，也难做到和好如初。中国“教训”了越南，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却没有达到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目的。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在越南军队的刺刀保护下成立了一个“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它对这个国家长达12年的统治。越南军队到1989年才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全部撤出柬埔寨。

●“自卫反击战”后的中、越、柬关系

　　中国支持的那个波尔布特，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红色高棉退出金边之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1979年2月，柬共决定退出政府领导地位。不久，又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自己也不得不宣布退休，由乔森潘出任民柬负责人，并停止搞社会主义。然而，这仍逃脱不了众叛亲离的局面。1996年8月，英萨利向柬政府投诚，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赦免令。此举极大地动摇了红色高棉的军心。许多人离开了根据地梅莱山，红色高棉迅速瓦解。四面楚歌的波尔布特本人于2000年病死在山中，尸体被火化。由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得罪了柬埔寨现政权领导人，因此，目前中柬两国关系并不密切。

　　邓小平“教训”越南的决策，也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可，在一些记录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书籍中，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邓小平的历程》，对这件大事只字未提。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总结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1978—1998）》所记载的大事中，也没有收录那场打得惊心动魄，带着“血染的风采”的对越反击战。但在那场战争中一败涂地的越南人却没有忽略这一历史。1998年，在那场战争20周年纪念日前后，河内的官方传媒和越军《人民军报》刊发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回忆当时有着闻名天下的“优待俘虏”政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的“烧杀抢掠”行为，向自己的人民播撒着仇恨的种子。

　　笔者曾询问参加过那场自卫反击战的一名中国士兵：“你们是否在越南有过‘烧杀抢掠行为’？”

　　他回答说：我们进入越南后，越南的老百姓早已跑光，杀老百姓的事是没有，但遇到了对方武装人员的顽强抵抗，双方军人死伤很多。在我们撤军时，接到上级命令，要炸毁敌方的桥梁、铁路、工厂、公路、防御工事等建筑。对于有用的物品，我们拉回了不少，光是自行车就拉了两大卡车……”

　　那场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创伤短时间内难以弥合。

　　苏联革命导师列宁曾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西方国家有人反唇相讥说：“你们社会主义才是战争。”这话不是没有缘由。例如，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历史上就曾多次发动侵略别国的战争。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苏联与德国遥相呼应，从东面夹击波兰，使波兰仅抵抗了一个月便战败投降。战后，苏军在卡廷地区秘密杀害了上千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卡廷事件”。同一年，苏联以防止德国入侵为由，要与邻国芬兰交换一块土地，此无理要求遭拒绝后，它便发动了“苏芬战争”，出兵强占了芬兰的大片土地。1942，它以共同防御德国为由，强行吞并了立陶宛、爱沙尼亚、亚美尼亚三个小国。1958年，它出兵匈牙利；1968年，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它挑起中苏边境冲突。1980年，它出兵入侵阿富汗。再加上它支持朝鲜进攻韩国，支持越南进攻柬埔寨，故而在西方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就爱侵略别国，就爱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中国给予越南极大的支援，换来的却是一场恩将仇报的战争；中国也给予红色高棉很大的支援，到头来也是什么都没得到。这个教训应该好好记取了！

2、错误对待学潮酿成“六·四惨案”

　　邓小平的第二个重大失误是在1989年的学潮中，对爱国学生采取了错误的做法，从而造成了数千人死伤的“六·四惨案”，中国受到国际上的强烈谴责和制裁，邓小平本人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形象也受到影响。当然，在这场学潮中，学生们也有头脑发热、言论过激、行动鲁莽等错误，但他们毕竟出发点是好的，正如在这次学潮中被撤职的总书记赵紫阳所说的那样：“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事件的起因及大致经过

　　提到“六·四事件”，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说起。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多次在大专院校的公众场合演讲，向学生们灌输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学生的共鸣，进而引发了三年后那场遍及全国的学潮。

　　这场运动的第一个小高潮是在1986年的12月9日。那一天，在北京高等学校学生会的串通和号召下，全国许多城市的大学生们以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名义，纷纷上街游行，打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标语。邓小平认为学生们名义上是在追求所谓“民主、自由”，其实质是反对共产党，对这次运动斥之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则对学生的做法采取了默许和宽容的态度。因此，邓小平对胡耀邦纵容学生的态度十分不满，将他撤职，换上了赵紫阳。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于1987年1月6日发表了题为《稳定压倒一切》的社论。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语气坚决地说：“学生再有闹事的，一律开除！共产党决不培养反对共产党的大学生！”这位军人出身的老革命家，这次又拿出了他那战争年代养成的刚毅和果敢精神。然而，这次他面对的不是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而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并没有使方励之和学生们退缩，反而越“闹”越大。到了1989年初，国内外的民主人士进一步加强沟通，出现了频繁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它活动。例如在1989年2月，方励之、陈军（中国民主联盟成员）在友谊宾馆举行了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会上，方励之宣读了他的“致邓小平的一封信”。陈军也宣读了民联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释放政治犯。由于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同样对这些民主人士采取默许的态度，致使运动越搞越大，以致出现了一些与当时政治形势的不和谐之音。在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了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其中有的内容影射攻击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有人甚至提出要邓小平退休。4月15日，被免职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使这场酝酿已久的学潮提前爆发。在治丧期间，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等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提出九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学生们的要求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于是，在4月17、18日，学生们连续举行大规模游行。

●学生喊“打倒共产党”一事的由来

　　 4月19日深夜，大批学生在中南海新华门前静坐示威者。军警们奉命赶来，强行将学生们拉上公交车带走，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一位女学生被推上车后，气愤地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立即有几名警察冲上来企图逮捕她，被其他男同学挡住。这就是后来《人民日报》在“4·26社论”中提到的“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事的由来。可以说，这位女同学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当时的强行拉扯中，你如果心里有火，可以骂人可以打人，甚至也可以喊“打倒某某人”，但你决不能喊“打倒共产党”这样的口号。这一来，就被政府抓住了把柄，就可以认定你们静坐的目的就是反党。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共产党有着神圣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谁要想推翻共产党，老百姓决不会答应。如此一来，原本同情学生的广大群众便开始转变了对学生的态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这场运动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

●《人民日报》社论成为事件催化剂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丹、吾尔开希等三名学生代表来到大会堂门口，要求向参加追悼会的国务院总理李鹏转交他们的请愿信，被卫兵挡在了门外。政府工作人员出来对他们说，现在正是治丧期间，大家心情都很悲痛，有什么事等治丧过后再说。学生代表便以下跪的方式要求政府官员出面。他们的要求仍没有被答应。于是，王丹等人便鼓动学生说：“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从这时起，北京和外地许多大学相继出现罢课，学生们打着“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清除腐败，铲除官倒”等标语上街游行，学潮进一步升级，迅速蔓延到全国。

　　自学潮开始以来，学生们的“闹事”，仅仅是局限于上街游行或静坐而已。经过几天的游行，形势已趋于平缓。然而就在这时，《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说：“……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篇社论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写的。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李鹏于4月24日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策。当时赵紫阳因正在朝鲜访问未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认为，当前的事态是一场在极少数人操纵和策动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动乱。会议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力争尽快稳定局势。次日上午，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会议的决定，邓小平甚为满意，并指示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不要怕什么国际舆论什么经济制裁。共产党人从来是什么都不怕。”有了邓小平的支持，李鹏心里更踏实了，决定对学生采取强硬态度。

　　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被说成是动乱，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各地的游行抗议活动更是涌动如潮。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和支持，学生们在标语中增加了“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等内容，把以前喊出的“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过激性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特权”、“清除腐败、铲除官倒”等各种群众赞同的口号。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果早在学潮之初就这样做，也许就不会激怒中共领导人，《人民日报》也就难以将学生的行动说成是“动乱”。学生们“闹”了一通后，各地的游行抗议渐渐平静下来。就在各地的学潮有所减弱之时，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的总书记赵紫阳于5月4日在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与邓小平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完全对立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赵紫阳的讲话，再次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与此同时，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于5月9日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游行高潮再次在全国各地兴起。为了缓和形势，政府不得不与学生组织的头头进行对话。政府发言人袁木与学生组织“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头头王丹、吾尔开希等人进行第一次对话。袁木在对话中代表政府向学生表示，对学生们“不会搞秋后算账”。然而，学生们又对对话的条件开出了更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或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官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双方人员发言每次不得超过5分钟”等等。

　　笔者认为，这些条件也过于苛刻了些。试想，你毕竟是一个自发成立的学生组织，政府官员能与你面对面对话，已经是够给面子了，你还提出这么多附加条件，岂不是要让政府对你俯首听命？学生们过分的要求，导致后来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令人痛心的结局。为了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学生组织从5月13日宣布开始绝食。数千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在绝食期间，北京街头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使得绝食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首都的社会秩序也陷于一片混乱，连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国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赵柴阳的会晤也受到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定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要“坚决镇压”。

●军队用苦肉计激起民众对学生的仇恨

　　戒严令一开始就不顺利，奉命进京戒严的38军军长拒绝执行镇压学生的命令，结果被撤职并送上军事法庭，以抗命之罪判处8年监禁。

　　戒严的后果是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数千名学生、工人和市民被打死打伤。参加戒严部队的军人死亡人数仅为15人，这当中除几名掉队士兵被群众打死外，其他人多为翻车事故死亡。那么，当年戒严部队面对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学生，如何下得了狠心用冲锋枪扫射呢？原来，是戒严部队使出了苦肉计，激起了士兵对学生的仇恨。那年的5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奉命进京戒严时，被群众用路障挡在了郊外。学生们和老百姓还给士兵送茶送水果，亲如一家。部队领导见此情景不免忧心忡忡，担心一旦有命令下来要对学生动武，他们可能会拒不执行，必须设法离间士兵与群众的关系。随着事态的发展，部队尽管遇到了阻拦，可还是强行开进了市区。但这时士兵仍未与学生出现尖锐对立，若让士兵向学生开枪，他们可能还是下不了手。于是戒严部队决定用苦肉计来激怒士兵。

　　凡是看过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关于“六·四事件”的观众，应该记得当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队军车在夜晚快速通过北京长安西街的木樨地时，一群大学生站在路边朝车队投掷石块。（以下是播音员邢志斌的解说配画面）：“……一辆军车意外熄火，停在了路上。歹徒们立刻围上去，向驾驶室内投掷石块，将驾驶员活活打死。”这一破绽百出的虚构“场面”播出后，果然立马见效，一下子激起了士兵对学生的仇恨，大家纷纷嚷着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然而，当时画面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镜头却被头脑简单的士兵忽视了：就在学生们围上去攻击那辆熄火的军车时，靠方向盘那边（车的左边）的车门曾有一瞬间迅速打开又关上。这一开一关，前后不到一秒钟。当时学生都站在汽车的右边，画面的拍摄角度也是在右边。虽然人们看不清左边的车门为何会突然一开一关，但这样一个开和关的动作足以说明一个问题——车内的驾驶员没死，否则车门怎会被迅速地开闭？这个场面播出之后，便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了质疑：如果那辆车是在距学生几十米外的地方熄的火，驾驶员完全可以立即刹车，并且有足够的时间跳车逃生；如果那辆车恰巧是在学生面前熄的火，那么它凭着每小时六七十公里行驶速度的惯性，完全可以滑行到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去，远离攻击它的学生。可为什么它不远不近地正好停在了学生面前呢？就算是车辆难以控制，不得不停在学生面前，驾驶员为什么不跳车逃走，反而要坐在车内等死呢？要知道，驾驶员是个大活人而不是木头人呀。再就是那左边车门的迅速一开一关又如何解释？难道被打死的人还能打开车门？

　　如今，一位参加过当年戒严的退伍老兵为人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这就是戒严部队使用的苦肉计。预先在车队要经过的了方埋伏下摄像人员，再挑选一名驾驶员故意将车停在学生面前，引诱他们来投掷石块，以便摄下他们的“暴行”。那名驾驶员将车停在学生面前后，便迅速打开车门，隐藏在车厢的左侧——这就是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车门迅速一开一关的缘故。当然，那名驾驶员没敢跳下车，否则镜头会摄下他的双脚，那就露馅了。

　　还有一个证据足以证明这个镜头用的是苦肉计，那就是后来官方公布的在执行戒严任务中牺牲的15名解放军士兵中，都提到了他们的姓名、牺牲地点和经过，唯独没有提到在木樨地“牺牲”的这两名驾驶员是谁。按常理，牺牲的解放军官兵越多，越能证明学生的“暴行”。政府连因翻车事故牺牲了的士兵姓名都公布了。如果这两个驾驶员真被打死了，那牺牲者的名单里一定会有他俩。可是，官方始终无法提供这两个“牺牲者”的名字。

　　类似这样的苦肉计还有一些，如戒严部队故意将配有弹药的装甲车遗弃在街头，诱使学生来抢车。幼稚的学生果然上当，“开着抢来的装甲车在街头横冲直撞”（电视画面的解说词），并用车上的机枪对空鸣放。据经历过那次事件的人说：军队还派出便衣军人混入学生当中，用汽油焚烧军车。这一切，都被戒严部队的镜头偷偷拍摄下来，作为学生们搞暴乱的“罪证”。

●镇压学潮造成严重后果

　　出动军队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大批学生和市民的死伤。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有3000多人受伤，200多人死亡。但据知情人说，死亡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镇压学潮使中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六·四惨案”发生后，国际舆论普遍对中国政府进行谴责，一些西方国家还联手对中国进行制裁。

　　在军队的弹压下，一场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被平息了，但人们胸中的愤怒情绪却没有平息，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强烈不满。“六·四事件”发生后，在北京街头，老百姓将许多小玻璃瓶扔上街头，寓意着“小平（瓶）威信扫地”。

　　在“六·四惨案”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那位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播音员杜宪披头散发、眼含热泪地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怀着悲痛的心情播发当天的新闻。这一场景令国人震惊，据说她的一位亲人也在这场血腥事件中丧生。此后杜宪便从电视屏幕上永久地消失了。

　　 “六·四惨案”发生之后，全国乃至世界为之震惊。不少共产党员以退党表示抗议。中共中央则下令：凡在此时要求退党的，一律开除党籍。

　　在世界许多国家，华人华侨和外国友人纷纷上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屠杀爱国学生。就连素以“从不关心政治”著称的香港老百姓，也大批涌上街头游行抗议。

　　 “六·四事件”第二年的忌日那天，即1990年6月4日，晚上8点整，在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楼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研究生们一齐敲打着脸盆，发出“噢——”的叫喊声。这些曾参加过六·四学潮的大学生们，用这种不会受到追究的方式，悼念一年前死于那次事件的战友……

●反思此次学潮的双方过错

　　 1989年那场学潮距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现在有必要回过头来，对那场学潮中对峙双方的对与错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价：

　　笔者认为，这场学潮无疑是中国的广大学生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爱国的正义之举，它使中国高层领导充分认识到广大群众对腐败现状的强烈不满。在学潮平定之后，政府在反腐督廉方面制定了七条措施，可以说这是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反腐措施。学生们反对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是好的。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千百年封建君王统治历史的国度里，要想在短时间内一下子达到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这种想法显然是幼稚了些。学生们在政府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表态和让步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被一时的得势冲昏了头脑，得寸进尺，非要让政府向自己认错妥协，甚至有极少数人错误地喊出要邓小平下台这样的口号。纵观古今中外，天底下还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向民众低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大家“闹”了一通学潮，发泄一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引起中央的重视，也就够了，不应再搞什么大的动作，难道非要“闹”得让共产党下台才算完？共产党人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下的天下，岂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让共产党下了台，谁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真空呢？让方励之、王丹等人上台？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这一运动的最后结局是令人痛心的，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原本正在研究制定的《新闻法》也因之胎死腹中，刚刚萌发的一点舆论监督、新闻监督等民主气氛也不幸夭折。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府在学潮越闹越凶，首都和全国许多城市秩序一片混乱，人民群众正常生活被打乱的时候，不得已而采取强硬措施，也是必要的，否则这种混乱局面不知要持续多久，只是造成的死伤过多了些。本书几名作者当年也参加过支持学生的游行队伍，也曾对政府的镇压感到愤怒。时隔多年，现在我们也认识到了当年的幼稚性和盲从性。

　　据参加过那次学潮的人说，他们谁也没想到军队真的会下令开枪，也没想到士兵们会狠心向学生开枪。所以一听到枪声激烈地响起，看到身边许多人鲜血飞溅，顿时脑子就懵了。如果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他们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多次有过学潮，但镇压学生的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最多是使用棍棒或高压水枪，根本没想到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会用冲锋枪扫射。

　　看来学生们太不了解邓小平。这位军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就以坚决果敢和铁石心肠而著称。在一部反映邓小平革命生涯的影片《挺进中原》里，有这样一组镜头，表现出他的刚毅性格：在刘邓大军刚来到大别山区时，老百姓因不了解他们的队伍，全都跑光了。警卫连一位副连长见一家店铺里无人，就进去拿了一捆粉丝和一匹布。此事被邓小平发现后，就命人将那个副连长抓起来要军法从事。不少人替那个副连长求情，但邓小平坚决地说：“这个副连长非杀不可，不然我们在大别山站不住脚！”还是将他处以死刑。

　　再举一个事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首都钢铁公司领导人管志诚犯有重大贪污罪。对于这样一个高官该不该判死刑，政法部门负责人拿不定主意，便请示邓小平。邓说：“这样的人留着他干什么？”于是，管志诚成为继建国初期被枪毙的天津市委领导刘青山、张子善之后的又一名高级官员。

　　还有一个事例：1983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运动。笔者曾在一次大会上听一位省级干部传达邓小平关于开展“严打”运动的讲话。这位领导在传达中说：“邓小平同志要求各地在严打工作中要真抓关干，不能手软。……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人。……不要怕中国的人口会因此减少，中国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听到这里，台下的听众一阵大笑。那位省领导忙改口说：“不是原话，呵，大意是这样，不是原话。”

　　从上面三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至今犹存的军人刚性血气。如果学潮中的学生们了解邓小平的这些往事，也许就不会硬跟他抗到底。

　　而邓小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对待这次学潮中，存在着两个失误：

　　一是不该简单地认为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惩治腐败、铲除官倒”就是要反对共产党，是搞动乱。这位老革命家没有认真地思考一下：学生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为什么会对共产党没感情？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真是反党，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必定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邓小平有两点糊涂的认识：一是认为大学生们受共产党的培养还要反党，太没良心；二是认为是自己重新上台后恢复了高考制度，学生们才有了凭本事上大学的机会，到头来学生们竟要自己下台，太没良心。

　　其实邓公此言差矣。难道吃了共产党的饭，就不能对共产党的腐败现象表示不满吗？早在清朝末年，受清政府派遣到国外留学的陈天华、邹容等人，也曾举起反清的大旗。若按邓小平的说法，那些反对清政府的学生也是没良心，因为大清朝花了银子培养他们，他们反过来却要推翻清政府，实属大逆不道，也应遭到开除。笔者认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有宽广的胸襟，不应该一听到学生们对现实不满，就认为他们是“闹事”；也不应该一看到他们上街游行就要开除他们。邓小平先后任命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名总书记，结果这两人都因同情学生而被撤职，邓公应该从中找找原因，为什么两任总书记都与学生持同样立场？

　　二是《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过了头。

　　这篇社论草率地将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要“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这样一个大帽子戴在谁头上都难以接受。如此一来，学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笔者认为，将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重大失误。正是由于这样的草率定性，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才有了后来的天安门广场抗议静坐事件。邓公应当想一想，学生们不好好地在学校学习，为什么要到街上去“闹”？不就是因为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嘛？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总是最激进、最有觉悟、最敢于斗争的群体，他们总是站在爱国、救国的最前列，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1947年全国范围内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法制不够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不够，致使官僚阶层之风逐渐盛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更可谓是贪官遍地，官倒成风。纵观西方一些国家，由于法律制度健全，监督和惩处措施得力，政府官员大多不敢贪，不能贪，不愿贪。又由于他们的民主健全，因此官员们不可能享受规章制度之外的特权。这里举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出访前临时决定理个发，其座机推迟了起飞时间。由于总统专机占用了跑道，导致其它客机不能正常起降。事后美国报纸对总统的这一事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克林顿本人不得不为此事向民众道歉。再比如在中国的邻邦韩国，1993年新总统金泳三上台后，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运动，将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叛乱、内乱罪和受贿罪起诉，将他们送进了监狱。象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仅不可能发生，而且也是让老百姓难以想象的。众所周知，当年毛泽东的专列出行时，所有的旅客列车包括特快列车都得为它让道。平民百姓为领导人的专车让道，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中国，没有哪家报纸敢对国家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更别说是因为理发耽误别的飞机起飞这样的芝麻小事了。因此，学生们出于爱国之心，出于对官僚腐败现象的憎恶之情，希望能在中国出现象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和自由，希望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并为达此目的而引发了学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应该动不动就给他们扣上“动乱”的帽子。邓小平曾说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也曾领导过百色起义，他参加革命和领导起义是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用暴力推翻旧中国的腐朽统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吗？这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来，他不仅是在制造动乱，简直就是犯上作乱，应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的制造者。但是当有人对他领导下的中国现状表现出不满时，他却不能容忍了。这不能不说是他辉煌革命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官方对那场学潮的定性已从当年的“动乱”、“反革命暴乱”改成了“政治风波”。笔者相信，终归有那么一天，中共中央会对“六·四事件”有一个公正的、令人信服的重新评价，一定会还爱国学生一个政治清白。

3、对“高、饶事件”的错误处理

　　前面说过，“高饶反党联盟案件”应该算是一起错案，属于轻罪重判。这起案件因与邓小平本人有直接关系，所以他重新复出后，几乎给建国以来所有的冤假错案平反，唯独不肯为“高饶反党”一案平反。这是他的又一失误。

　　高岗四处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给自己争一个党的副主席位子，这种做法确实欠妥。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面对高岗的游说和拉拢，有责任对他进行批评和劝阻。然而邓公没有这样做，却向毛泽东告了密。这种做法在当今年代被人称作“打小报告”，或者说是“背地给人穿小鞋”。说直率些，是有着“卖友求荣”之嫌。在邓小平的历史上，他自己也有过与高岗类似的行为。1981年4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访朝鲜时，邓小平趁机四下活动，联络了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把华国锋拱了下去，自己取而代之。他这样做不是与高岗如出一辙吗？人家高岗只是争个党的副主席，而邓小平却取代了华国锋，成为新中国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如果说高岗想拱倒刘少奇就算“反党”，那邓小平自己伙同他人拱倒了华国锋又该算作什么呢？

　　笔者认为，对高岗和饶漱石两人所犯错误和处理，应该是给予党纪处分，最多是降职使用。然而毛泽东却把他们定为“反党联盟”，不仅开除了党籍，还关进了监狱。这实属轻罪重罚。高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亲手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才使长征中走投无路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有了立足之地。在解放战争中，又和林彪等人一起，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抗美援朝时期，更是为支援前线而禅精竭虑，呕心沥血。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曾赞扬说：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做得好，有两个人出了很大的力，在朝鲜战场是洪学智，在国内则是高岗。建国后，高岗任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工作干得十分出色。连斯大林都认为高岗是个杰出人才。这样的人说他是“反党”，恐怕连小学生都不会相信。

　　由于“高饶”一案是邓小平揭发出来的，因此他不愿给高、饶二人平反，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人；反对某个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根据这个规定，高、饶二人即便是反对刘少奇，也不应看作是反对中央，更不能说他们是反党。《准则》还要求：“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笔者认为：根据这样的要求，重新给“高饶事件”定性，应该很有必要。

4、对外政策中的偏袒立场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对外关系的立场上，在事实上一直遵循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大国与小国发生冲突时，站在小国一边；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当多数国家与少数国家发生冲突时，站在多数国家一边。而不管那些小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多数国家在冲突中对错与否。像这样偏袒一方的事例曾发生过多次。

　　 1950年，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入侵韩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并派出联合国军惩罚金日成，中国却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与联合国军对着干，因为它与朝鲜同属社会主义阵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色列与中东地区多个阿拉伯国家发生了多次战争，虽然是阿拉伯国家首先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但中国一直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因为阿拉伯国家占多数。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始终表示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且在联合国每次表决恢复北京席位问题时，总是投赞成票，但中国一直不领情。直到埃及率先与以色列和解，中国才与以色列建交。

　　 1962年，苏联偷运导弹进入古巴，被美国发现后，引起加勒比海危机，美国对古巴进行封锁。中国与古巴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坚决支持古巴，并以高价购买古巴的红砂糖作为经济援助。此次危机最终以苏联撤出导弹而结束。

　　 1975年，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个自治省东帝汶闹起了独立。印尼政府派兵镇压，中国政府对印尼强烈谴责，因为中国向来支持国外人民闹独立。此举引起了印尼的不满，该国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指责中国说：“在50年代初，你们自己在朝鲜就有一百多万军队，现在却来批评别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上台，他继续执行毛泽东以往那种站在小国、弱国、多国一边的对外政策。

　　 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为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冲突。按照国际上“先占为主”的通行惯例，英国人在岛上早就派有驻军，因此该岛主权应属于英国。最初美国的立场是中立，但很快里根总统便改口说：“阿根廷对马岛的占领是侵略，美国决不容忍这种侵略。”宣布支持英军收复马岛。但是，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的声明中却说：“鉴于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一贯立场，中国不能支持英国收复马岛的行动。”而中国舆论则明显偏袒阿根廷一方。中国政府只坚持一贯站在弱小国家一边的立场，却无视国际惯例，不分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支持了侵略行为。

　　 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中国虽然反对伊拉克的入侵，但在安理会通过决议要用武力驱逐伊拉克时，中国投了弃权票，理由是不赞成使用武力。有外国评论说：“中国自己曾在1962年和1979年分别对印度和越南使用了武力，不知为什么又声称不赞成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其实中国投弃权票的真正原因是1950年中国曾与联合国惩罚朝鲜的决议对抗，如果这次投了赞成票，就等于否定了自己当年的抗美援朝。”中国在大是大非面前，来了一次和稀泥，在同一类性质的两件事情上，先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1997年，邓小平逝世。接班人江泽民继续奉行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两年后，与中国长期友好的欧洲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简称南联盟）发生了“科索沃独立事件”。这个共和国90%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与当地的塞尔维亚族人长期存在着民族矛盾，一直希望从南联盟中独立出去，与阿尔巴尼亚合并。阿族人民还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为争取独立进行着军事斗争。为了阻止科索沃的独立，南联盟派出军队进行镇压，造成了阿族人的大批死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要求南联盟与科索沃阿族人都回到谈判桌上，此要求被南联盟拒绝。美国威胁说如果南联盟拒绝谈判，就要求安理会对其实行武力制裁。因为中国与南联盟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表示，如果安理会就制裁一事进行表决将投票反对。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干脆绕开安理会，直接对南联盟进行轰炸。

　　北约的轰炸从1999年3月中旬开始，力量对比悬殊的南联盟几无还手之力。特别是美国的F—117隐形轰炸机，在战场上可谓大出风头，由于对方的雷达无法发现其踪迹，它因此在南联盟国土上如入无人之境，许多军事目标被摧毁，自己却毫发无损。

　　然而好景不长，一架F—117隐形战机在南联盟国土上被击落，这也是此类飞机问世以后在战场上首遭败绩。这一战果大大鼓舞了南联盟军民的士气，也令美国军方大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此类战机今后将成为对方的空中靶子。据知情人向笔者透露，这其实是中国人的功劳，是中国人暗地里帮助南联盟击落了美国的隐形飞机。中国军方经过改进的旧式米波雷达与新式的厘米波雷达配合使用，从理论上说可以发现隐形飞机，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引导导弹击落这种飞机。但这种改进的雷达未经过实战的检验，是否真的有效还是个未知数。于是中国人将此武器秘密运进南联盟做试验。

　　试验取得了成功。然而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发现此事是中国人干的，于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对中国进行报复。

　　 1999年5月7日，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美国本土出发，经过长途奔袭，于当地凌晨时间3点来到贝尔格莱德上空，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射了4枚导弹，使馆办公大楼被完全炸毁，正在办公楼内工作的三名记者被当场炸死。其中有一枚重磅钻地弹，从使馆宿舍5层楼顶一直穿透到地下室。由于美国只想给中国一个警告，不想伤害使馆人员，因此这枚钻地弹没有安装爆炸引信，不然的话，使馆人员将全部葬身于废墟之下。美国之所以要选择在凌晨轰炸，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在这个时间里，使馆人员应该都已回宿舍入睡，办公楼内不会有人，却没料到有三名记者仍在埋头工作中。

　　事后，美国以“使用了旧地图”为借口，推卸轰炸中国使馆的责任。克林顿总统向中国表示道歉，并向三名死者家属支付了300多万美元的赔偿，另向中国使馆赔偿4300万美元财产损失。美国的轰炸引发的中国老百姓的强烈抗议，许多美国驻华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餐厅被砸毁，中国也因此向美国赔偿了460万美元。

　　事后有人说，中国人的这次与美国人的暗中较量，面子丢大了。

5、翻历史旧账使中梵未能建交

　　梵蒂冈，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千，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内，国土上唯一的建筑是一座大教堂。由于它是天主教皇所在地，因此又是影响力极大的国家，也是欧洲唯一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梵蒂冈曾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也有这个意向。然而就在上世纪90年代，天主教皇为了纪念长期以来在各地传教活动中殉职的传教士，搞了一个“封圣”活动。在那些被封为“圣人”的传教士中，有120人是在中国殉职的，其中既有在广西被当地县衙斩首的马赖神甫，也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86名死亡者。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宗教协会和外交部门向梵蒂冈提出了抗议。中国方面认为，那些传教士是在鸦片战争中跟着侵略军来到中国的，当年的传教就是侵略活动的一部分，侵略军为传教士活动铺平了道路，而传教士又是外国侵略军的向导和工具。大量事实说明，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为其收集情报、出谋划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与的种种特权。传教士到中国来以战胜者、特权者的姿态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他们抢劫奸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揽词讼，做尽了坏事。正因为教会势力已经成为长在中国社会身上的毒瘤，经常有民教冲突爆发，所以19世纪下半叶教案斗争的本质是侵略势力与反抗势力的矛盾，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意识的初步觉醒，而义和团运动是这种矛盾斗争的高潮。要说杀人，传教士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梵蒂冈为他们涂脂抹粉，封他们为“圣人”，是故意向中国人民挑衅、示威。

　　由于中国的强烈抗议，中梵两国建交之事因此流产。

　　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到东方国家的传教士中，应该说绝大多数是正直、善良的。在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都是单独外出活动，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让他们抢劫奸淫，为非作歹，恐怕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当然，其中也可能有胆大妄为者，但毕竟只是极个别人，我们不应以偏概全。就拿那位在广西被杀的法籍传教士马神甫来说，他的中国教徒犯了罪，并不等于他也犯了罪，但他也被一起杀头，实属轻罪重判。客观地说，多数的传教士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西方文明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做出了贡献。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把一切外国人都视为坏人，盲目地喊出“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口号，不分男女老少，见外国侨民就杀，甚至干出了攻打外国使馆的蠢事，以致给“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造成了借口。当年许多传教士，就是在义和团这种极端仇外的鲁莽行动丧命的。对于那场运动，中国自己的历史学家也持反对态度。中国方面认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仅是主观猜想而已，时隔一百多年，当年的目击者、知情者早已作古，孰是孰非难以说清。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过去百年的历史问题，不应让它长期成为中国与其它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近代中国屡遭列强蹂躏，有些西方国家甚至不只一次侵略过中国。若翻历史旧账，中国就不可能与这些国家建交。在一些不会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枝节问题上，应将它暂时搁置起来或绕开。例如，中国在与美国建交时，美方提出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当然不希望美方这样做。但为了实现中美建交这个大目标，中国对美国售台武器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同样，为了促使梵蒂冈与台湾断绝“外交”，邓小平如果明智的话，也应采取这种态度。中共方面若为这陈年旧事与一个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国家闹僵，实在是因小失大。

6、最大失误是未解决权力监督和制衡问题

　　邓小平重新复出以后，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对于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世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笔者认为，在邓小平诸多的英明决策中，也有过多次失误。他的最大失误，是没有解决好对各级官员特别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监督和制衡问题。

　　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官场腐败现象日趋泛滥，各种不正之风逐渐盛行，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敲诈勒索、损公肥私等等。导致贪官太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舆论监督。而舆论不敢监督的原因是《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见《邓小平文选》134页）。”尽管邓小平意识到人民的声音很重要，但他说的与做的却大相径庭。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人大委员会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一部《新闻法》，不幸的是在198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正在酝酿中的《新闻法》胎死腹中，其原因是当时出现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从而引发了这次事件。邓小平担心若是敞开言论，会再次引发全国性的学潮，所以于一直不允许新闻法出台。

　　笔者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既是因噎废食，更是杞人忧天。1989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学潮，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和制衡机制，使贪官污吏们得以恣意妄为，进而导致“官倒”泛滥，腐败横行，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只有身上有污点的人才不愿看到新闻法出台。天底下没有哪个记者生来喜欢得罪人，也没有哪家报纸生来喜欢批评别人。如果社会上有不满的声音，那就说明是政府的工作有不足之处，政府官员就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早些年香港的报纸经常骂共产党，近年来，内地的形势越来越好，这种骂声也随之减少，而且赞扬声越来越多。这表明只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公众舆论赞扬还嫌不够，怎么会有“错误导向”？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如果连批评政府的话都不能说，言论自由又从何谈起？中共中央不应当把批评报道视为洪水猛兽，而应把它当成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助推器”。

　　由于没有法律撑腰，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不敢大胆揭露社会上的丑恶面和阴暗面，这也就更加助长了各种不正之风，使一些贪官污吏敢于胡作非为。当年国民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才被共产党人赶出了大陆。如今共产党自己也出现了腐败，如不及早遏制，则有可能重蹈覆辙。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共产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仅仅是靠自觉而不是制度，这种靠觉悟产生的廉洁能有多大、多久的约束力呢？虽然中共现任领导人胡锦涛自己能够做到清正廉洁，但他恐怕不能保证他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他一样洁身自律。笔者认为，必须要有一套法律制度来监管各级领导（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制度和舆论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总是与该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密切相关。老百姓的言论充分自由，能够批评政府，政府就会少犯错误，反之就会走弯路。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十年浩劫”的悲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媒体不能进行舆论监督，人们不能批评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行为。笔者曾去过在岛国新加坡。在那个国家，老百姓说起他们的前总统李光耀来，无不引以为自豪。李光耀不仅使国家走向了富强，还制定出一套严厉的廉政制度，使官员们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胡作非为。在西方国家里，经常能见到新闻媒体披露或批评政府官员丑陋行为的报道，他们的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而在中国，则鲜有这样的事情。尽管也揪出过一些贪官，但都是由于他们劣迹太多难以遮掩而暴露，并不是媒体的功劳。因此在中国有人戏谑地说：“外国的报纸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报纸是赞扬政府的；外国的官员怕记者，中国的官员爱记者……”连台湾的报纸长期以来一直都可以批评他们的官僚政要，在这方面，邓小平的气度和胆识还不如蒋经国。

　　与对权力监督同样重要的是对权力的制衡。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借鉴分权原则和“以权制权”的原则，以保障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力和根本利益不受侵害。正如邓小平所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邓小平文选292页）长期以来，中共中央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体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决策、行政机构等职能部门过强过大，监督、检查机构则过于薄弱，甚至流于形式。这种状况破坏了权力结构中各部分的协调和平衡。失去了制衡机制的权力结构，造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的“开环”状态，各种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因此而源源不断地大量产生。一个领导一切的政党，一个掌握巨大权力的领导者，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具体切实的监督和制衡，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危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毛泽东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才得以实现的。而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正是没有监督和制衡机制的产物。

　　对权力的制衡问题，邓小平在世时没有解决；他的接班人江泽民也没有解决。但愿有朝一日中国继任的领导人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早日解决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问题。如是，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附篇：本书作者写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恳请信

总书记同志：您好。

　　我们是几名忧国忧民的老党员，用了多年时间写出了这本书，总结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中的重大失误和过错。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失误，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他们之所以产生的过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内地缺少像国外那样的舆论监督。我们眼看着目前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盛行，而新闻媒体却不敢也不能对此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向您进一言，那就是：党中央不应当害怕群众批评，应该敞开言路，欢迎舆论监督，真正做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特别是您执政以来，更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如在全国免征农业税，为军队官兵大幅加薪，为城乡贫困人员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为广大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您的丰功伟绩可谓人人称颂，有口皆碑。当今之中国之盛世，堪称二十一世纪的“开元”和“康乾”。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时下官场腐败益甚，种种不正之风盛行，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敲诈勒索，损公肥私等等。百姓们不满地拿吴官正和尉建行两位中央领导的名字作比喻，说如今是“做官无（吴）官正，反腐未见行（尉建行）”。我们认为，贪官太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舆论监督，而舆论不敢监督的原因是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由于没有法律撑腰，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不敢大胆揭露社会上的假丑恶和阴暗面，这也更加助长了各种不正之风，使一些贪官污吏敢于胡作非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愤慨。陈云同志曾说过“腐败将会亡党亡国”。当年国民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才被赶出了大陆。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不及早遏制腐败，则有可能会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廉洁仅仅是靠自觉而不是靠制度，这种靠自觉产生的廉洁能有多大多久的约束力呢？虽然您现在自己做到了清正廉洁，但您能保证您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您一样洁身自律吗？我们认为，必须要有一套法律制度来监管各级领导（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和制度和舆论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总是与该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密切相关。老百姓的言论充分自由，能够批评政府，政府就会少犯错误，反之就会走弯路。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文革”悲剧，原因之一就是群众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媒体不能进行舆论监督，人们不能批评中央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在岛国新加坡，老百姓说起他们的前总统李光耀来，无不引以为自豪。李光耀不仅使国家走向了富强，还制定了一套严厉的廉政制度（包括舆论监督），使官员们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胡作非为。在西方国家里，经常能见到闻媒体披露或批评政府官员丑陋行为的报道，他们的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而在我们国家里，则鲜有这样的事情。尽管揪出过极少数的大贪官，但都是他们因劣迹太多难以遮掩，而不是媒体的功劳。因此有人戏谑说：“外国的报纸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报纸是表扬政府的；外国的官员怕记者，中国的官员爱记者……”连台湾的报纸都可以批评他们的政要，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人家国民党吗？

　　据说党中央不允许新闻法出台，是担心再次发生1989年那样引发全国性学潮的“错误舆论导向”。这既是因噎废食，更是杞人忧天。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学潮，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使贪官污吏们得以恣意妄为，进而导致“官倒”泛滥，腐败横行，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只有身上有污点的人才害怕舆论监督，才不愿让新闻法出台。天底下没有哪个记者生来喜欢得罪人，也没有哪家报纸生来喜欢批评别人。如果社会上有不满的声音，那便是说明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不足之处，政府官员就应当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早些年香港某些报纸爱骂共产党，近年来，内地的形势越来越好，这种骂声也随之越来越少，相反的是赞扬声越来越多。这表明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公众舆论赞扬还嫌不够，怎么会有“错误导向”？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如果连批评政府的话都不能说，言论自由又从何谈起？毛主席说得好：“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我们请求您允许新闻法出台，使新闻媒体能够大胆进行舆论监督，使官员的行为受到约束，使各种歪风得到纠正。如能这样，则是您为国家为百姓又做了一件名传千古的大好事！

　　顺祝政安！

　　几名老共产党员

参考书目：

《志愿军战俘纪事》、
《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传》、
《蜜月的结束——毛泽东赫鲁晓夫决裂前后》、
《贺子珍传》、
《沉冤昭雪》、
《人民的审判》、
《十年“文革”史》、
《大动乱年代》、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
《聂荣臻元帅回忆录》、
《龙困——贺龙元帅的悲惨晚年》、
《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传》、
《红墙纪事》、
《杨成武将军回忆录》、
《杨尚昆回忆录》、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剧》、
《决定命运的28天》、
《薄一波回忆录》、
《抗美援朝纪事》、
《伟人毛泽东》、
《伟人周恩来》、
《我的父亲邓小平》、
《江青传》、
《红都女皇》、
《林彪传记》、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胡乔木回忆录》、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纪实》、
《我差点成了林彪的儿媳——张宁回忆录》、
《中南海内幕》、
《大将罗瑞卿》、
《洪学智将军回忆录》、
《薄一波回忆录》、
《赫鲁晓夫回忆录》、
《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以及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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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03, 2018

民声：历史重新评说——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历 史 重 新 评 说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代前言）

目 录

卷一：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和过错

卷二：重新评价林彪——功大于过的人

卷三：邓小平复出后的几个重大失误

附篇：本书作者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恳请信

卷一：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与过错

1、“农民运动”过火使首次国共合作破裂

2、抛弃患难之妻贺子珍

3、错杀井冈山恩人王佐、袁文才

4、未遵协议致使“福建事变”失败

5、滥杀“AB团”引发“富田事变”

6、王明中毒疑云

7、令四方面军官兵不满的几件事

8、伤害数千人的“延安整风”

9、冤杀民主人士王实味

10、开列国民党战犯名单起到反作用

11、错娶坏女人江青

12、违背诺言借故解除傅作义警卫团

13、抗美援朝——一场完全错误的战争

14、“镇反运动”扩大化杀人过多

15、“三大改造”中的失误

16、大搞整人的“阶级斗争”

17、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向斯大林妥协

18、气量狭小怒骂挚友梁漱溟

19、授军衔不公引起诸多不满

20、在作风问题上对己对人两个标准

21、一纸解甲令让十万女军人伤心

22、建国后的第一大文字狱

23、对“高、饶事件”的错误定性

24、武力解决边界冲突断送中印友谊

25、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火上浇油

26、中苏关系破裂的中方责任

27、搞“阳谋”的“反右派斗争”

28、炮击金门不是“妙棋”而是险棋

29、黯然失色的“三面红旗”

30、“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

31、小处节俭，大处奢侈

32、挟私怨报复彭德怀

33、错误对待老上级张闻天

34、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

35、株连万人的小说《刘志丹》冤案

36、慷国家之慨援助他人

37、三线建设得不偿失

38、“深挖洞”的巨大浪费

39、毛泽东五大秘书的凄惨下场

40、抗美援越——又一次损兵伤财的决策

41、援助阿尔巴尼亚近百亿元反遭骂

42、曲解“三和一少”，对外四面树敌

43、“杨献珍冤案”始末

44、“四清运动”伤害大批干部

45、“三家村”案——当代又一大文字狱

46、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冤案

47、“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48、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恶果

49、批林批孔再次造成严重灾难

50、亿万“知识青年”的不幸命运

51、错选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

52、为贺龙平反时留尾巴

53、整死忠诚战友刘少奇

54、错误对待人民的好总理

55、“文革”中两次整倒邓小平

56、错误对待老战友朱德

57、拼凑“十次路线斗争”抬高自己

58、危害不浅的“五七指示”

卷二： 重新评价林彪：功大于过的人

1、林彪的“武装起义”是救国拯民之义举

2、林彪以行动反对“文革”的两个例证

3、《五七一工程纪要》说的句句是实情

4、林彪犯有哪些错误

5、纠正三个历史误传

6、航空专家新解林彪座机坠毁之谜

7、林彪的真正死因是飞行员反抗

8、邓小平为何不愿给林彪翻案

9、林豆豆告密立功为何反遭迫害

历史重新评说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代前言）

目　录

　　 13、抗美援朝——一场完全错误的战争

　　 42、曲解“三和一少”，对外四面树敌

卷二：重新评价林彪：功大于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