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 碑（下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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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的主观过错？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1959 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防止“瘟疫” 。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1960年10 月1 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 年1 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 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1961 年5 月31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1962 年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1962 年9 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20 世纪80 年代初。1981 年6 月27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 年到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天灾。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是非常频繁的。从公元前206 年到1949 年的2155 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1056 次，差不多两年一次，较大的水灾1092 次，平均每两年一次。从1950 年到1997 年的48 年间，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2034 万顷，水灾受灾面积988 万公顷，二者合计约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0％。

　　1949 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 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 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 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 年长江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4755万亩，1800 万人受灾，死亡1.3 万人。1955 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 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 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多灾多难，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 年到1981年、1986 年到1988 年旱情最重。在大的自然灾害中总是要死一些人（特别是水灾）。要把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归罪于自然灾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1959－1961 年肯定是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在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据官方数据，1959－1961 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 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 万公顷。继1959 年大灾害后，1960 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 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 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 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 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 万公顷，为1994 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

表15-1 1950-1983 年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年　份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旱灾成灾面积	水灾成灾面积	粮食产量
1950	1001	512	41	471	13218
1951	1256	378	230	148	14369
1952	819	443	259	184	16392
1953	2342	708	68	320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1131	16952
1955	1999	787	414	307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1099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603	19506
1958	3096	782	503	144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182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498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540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632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1048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1004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281	19453
1966	2421	976	811	95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910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285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676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915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862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836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1216	38728

　　注：自然灾害指水、旱、霜、冻、风、雹等灾害。成灾面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耕地。

　　资料来源：灾情面积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90 页，粮食产量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 页。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的灾情统计。而农业部的灾情统计是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国家统计局是为政权服务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连比较讲科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也只能“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其他人就更难说了。当然，作为职业统计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数据的客观可靠，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统计系统中还有不少不讲职业操守的人，其中层次越高的官员，职业操守越差，而数据要经过高层次官员“审核”才能发布。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们饿死人的政治责任。

　　然而，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

　　我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粮食产量也列在表15-1 中，可以看出，粮食减产和受灾严重程度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从表15-1 中可知，1956 年、1957 年、1962 年、1963 年、1977 年、1978 年、1979 年、1980 年、1981 年、1982 年、1983 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 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在这11 个年头中，有9 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其中有6 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就从表上列出的1965-1961 年三年数字来看，也看不出粮食产量和天灾的正相关关系。1961 年的成灾面积比1960 年高出15.4%，但1961 年的粮食产量却比1960 年高出2.8%。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只要中国门户是开放的，只要有粮食市场存在，就不会发生饥荒。当粮食稀缺的时候，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粮食就会流入，中国没有粮食，外国粮食也会流入。中国当时是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粮食市场，更没有融入国际粮食市场之中。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象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个地区有灾，可能另一个地区丰收。虽然区域性的灾害频出，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即使没有粮食市场，政府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救济灾区，老百姓也可以到丰收地区投亲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区域性的饥荒，几乎没的出现像1959－1961 年期间这样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 年全国22 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 万人。从1920 年到1936 年，17 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 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 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 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 万。

　　1958－1961 年三年之内就饿死3600 万人，少出生4000 多万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灾数字，把这个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归罪于天灾，显然说不过去。

2，用350 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由于中国的一切数据都由国家统计局垄断，除了统计局以外，很难找到其它的数据。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和利用其它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国的农业气象学家们还有自己的统计和研究。为此，我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我不仅在国家气象局图书馆找到了不少资料，还经专家指点，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这就是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

　　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 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 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析。这本书不仅资料来源于非官方，而且用曲线形象地描述了1958－1961 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较，不懂气象学的人也能直观地了解这三年的气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别。

　　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指标曲线来看1959－1961 年的灾害程度。再从其它书中引用有关知识对这些曲线作出简单的解释。

　　1．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及。他们认为，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干旱的本质特点。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不论是降水量多的地方还是少的地方，都不会发生干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D＝（B－X）／X×100％

　　式中，D 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 为降水量（毫米）；X 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15-2 旱情等级的划分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25～－50	－50～－80	－80 以上
干旱等级	一般旱	重旱	大旱
旱　期	连续三个月以上	连续二个月	连续一个月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 年，第44 页。

　　山东1959 年就饿死了不少人，当时说是山东大旱。把死人归罪于旱灾。当时山东的干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气象资料表明，1959 年7－8 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278 毫米，比常年同期（360 毫米）偏少23％。即降水量距平为－23％。从表15-3 中可以得知，－23％在一般干旱线以下。而山东省在1967 年12 月至1968 年9 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达－44％，属一般干旱，这时还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饿死人。

　　高素华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分析全国情况。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40 年平均降水量）／40 年平均降水量×100％

　　他们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 个站点1951－1990 年的降水资料。40 年平均降水量是1951－1990 年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40。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他们绘出了1951－1990 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曲线图的纵座标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横座标是年。图15-1 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与40 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 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 年等年份。1978 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 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 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200％，连续2 个月降水距平大于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50％为大涝。1959、1961 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年涝灾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图15-1 1951-1990 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0 页。

　　2．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 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高素华等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 个站点1951－1990 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图15-2 所反映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15-2 中可以看出，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与年降水量距平变化曲线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但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 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 年来最小的几年，远远小于1954、1965、1972、1973、1978、1989 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能说是大灾之年。

　　图15-2 1950-1990 年农作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3 页。

　　3．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匀的350 个站点1951－1990 年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如图15－3。可见1958 年－1961 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最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5－3）

　　图15-3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41 页。

　　从此曲线可以看出，1959－1961 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最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降水生产力” （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属于“气候生产力”。所谓气候生产力就是以气候条件来估算的农业生产潜力，即在当地段的光照、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设作物品种、土壤肥力、耕作技术等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时，单位面积可能达到的最高产量。这是自然条件影响粮食产量最直接的科学表述。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有科学的公式来计算。由于过于专业，本处从略。

　　4． 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t）（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4－4）

　　农作物的自然生长力与气候有关，主要是与气温和降水有关。从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上可以看到所选的年度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偏离幅度。偏离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图14－4中可以看出，从1958－1961 年，气温生产力的偏离不是最大的。

　　图14-4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6 页。

　　5． 降水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n）（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4－5）

　　图14－5

　　资料来源：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9 页。

　　写完了这一部分以后，我心里还不踏实，想找高素华当面求教。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已退休。经多方周折，我于2005 年8 月30 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她。一见面，就感到这是一位很有科学素质的女性。讲话很客观，不偏激。她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政治影响，是纯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高素华1963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业气象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她说：“1958 年到1961 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3、用120 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金辉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 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记录了这80 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但金辉先生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无法用原始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我觉得金辉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错误。由于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被人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评价。

表15-3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

年　份	－2度站(涝)	－1度站(偏涝)	0度站(正常)	1度站(偏旱)	2度站(旱)	120个站点总指数	全国平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	－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	－0.258
1963	17	28	21	33	21	＋13	＋0.108
1964	28	34	25	25	8	－49	＋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808

　　资料来源：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 年版。

　　表15-4 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分为五个等级，即1 度为涝，2 度为偏涝，3 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 度为偏旱，5 度为旱。金辉先生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综合整理。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他将原表中的旱涝等级作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即涝由1 度改为－2度，偏涝由由2 度改为－1 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的由3 度改为0 度，偏旱由由4 度改为1 度，旱由5 度改为2 度。其中（－2）度的涝和（＋2）的旱为水文气象上的灾害年度。表中的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趋近于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表15-4 显示，1959 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 度站为13 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昌都；偏旱的1 度站为25 个。2 度站、1 度站合计38 个。－2 度站13 个。旱涝站合计26 个，为总站1／5 强。

　　1960 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为＋0.092，其中旱的2 度站仅8 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 度站为44 个。2 度站、1 度站合计52 个，说明1960 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多。涝的－2 度站14 个。旱涝站合计22 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 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为－0.008，其中旱的2 度站15 个即开原、朝阳、赤峰、同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贵阳；偏旱的1 度站29个。2 度站和1 度站合计稍超出总数的1／3。涝的－2 度站12 个。旱涝站合计27 个，不到总站数的1／4。

　　金辉认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 度和1 度站、2 度站和－2 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 年都可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 年（总指数为＋27，平均指数为＋0.208）和1958 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超过正负0.1，三年总平均指数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 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 度站达到41 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 年和1972 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 和＋0.808，旱的2 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 个和42 个。

　　再看与1959-1961 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 年、1962-1964 年。这6 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 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 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金辉先生的结论是，1959－1961 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惊，所以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需要指出的是，金辉先生将每个站点的指数求出算术平均值，用算术平均值偏离“0”的大小来判断灾情轻重，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假若某年有60 个“－2”（即涝），又有60个“＋2”（即旱），即这一年又有旱灾，又有涝灾，应该是重灾年，但求出指数算术平均值为“0”，即没有灾情。由此得出“风调雨面顺”的结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先旱后涝”或“旱涝相当”是不能抵消的，但这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这里提供的2 度站占120个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请高素华看了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高素华看后说：“我们搞农业气象的不用水文站点的数据。水文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不可比。水文数据对研究径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来对农业气象作出判断。”她还说，旱灾和涝灾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同，一度旱灾和一度涝灾是不对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点的旱涝度数进行数据处理是不合适的。高素华说：“我们气象学者不用‘风调雨顺’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我们只是用数据证明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0 月3 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对中国增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过贷款方式为中国提供60 个师的装备）。但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毛泽东不快，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不便发作。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约18000 人次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主体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据中方资料，整个50 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项目共计304 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 项。正是这些项目和设备，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 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一再讨好毛泽东。1955 年8 月22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这年10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 厂，1959 年改称401 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2 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在12 月26 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 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 年4 月7 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同年8 月17 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1 月16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 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2 月11 日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 年3 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 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1957 年5 月，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中科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尽管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为中国在1964 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逐渐演变的。

　　1956 年2 月4 日至3 月27 日的苏共20 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泽东不快。《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 年4 月5 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 年12 月29 日）。这两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联20 大的作法。但中苏关系并未像外界估计的那样受到重要影响。1957 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7 年11 月2 日至20 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在苏联进行了长达18 天的访问。毛泽东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

　　1958 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这个提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毛不热情接待，反而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但中苏关系还是没有破裂。1958 年8 月8 日，中苏两国签订协议，决定苏联在技术上帮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冶金、化学、煤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建筑材料工业和电站，具体落实为建设和扩建47 个工业企业。

　　1958 年8 月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事前有意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的决定。毛泽东此举，一方面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苏同盟以要挟美国，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1958 年11 月23 日，第一枚苏制萨姆－12 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6 套发射器、62 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1959 年10 月7 日，一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Ｕ－2 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使世界震惊。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

　　苏共对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因此，中国就大张旗鼓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1959 年10 月1 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在这期间，他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对美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争论。

　　大跃进、大炼钢铁、炮击金门，使赫鲁晓夫忧心忡忡。他更怕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两党决裂势不可免。1959 年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 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然这次合同的撕毁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厂，1959 年11 月1 日建成投产，达到了每5 分12 秒生产一台拖拉机的设计水平。1959 年4 月21 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 个。这些项目，在1959 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 个。从1959 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 年8 月8 日和1959 年2 月7 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 个企业的建设。1960 年3 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还说，苏联1959 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援，对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1960 年2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要求华沙条约缔约国家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唱了反调，并且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这个发言。在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酒之后就开始骂人。他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2 月6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斯别洛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向中国代表团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的，对内政策是主观唯心论；说中国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是违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线。1960 年2 月22 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于是，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1960 年6 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激烈的回应。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0 年7 月16 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 个合同（专家合同343 个，科技合同257 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 年7 月28 日到9 月1 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 多人。据中国官方宣传，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撕毁的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 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把中国的大饥荒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1960 年11 月5 日到12 月8 日，刘少奇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3 周年庆典，1961 年6 月19日，两国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没有完全中断。1961年4 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政府贸易代表团赴苏联商谈1961 年中苏两国贸易问题，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1961 年货物交换议定书。这次会谈，还就处理1960 年中苏贸易业务上的中国欠账问题达成了完满的协议，同时还商谈和签订了关于苏联借给中国糖的协定。叶季壮在苏联外贸部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 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 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数量其说不一，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记载共有11 笔贷款，总额为56.76 亿旧卢布。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一书中记载的贷款6笔，总额为14.861 亿新卢布（折合66.117 亿旧卢布――1 个新卢布折合4.45 个旧卢布）。而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转引1960 年7 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数字：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156 项，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148 项，共304 项。这些援助不是无偿的，共152 亿卢布。到1960 年，已经还了72亿卢布，还剩79 亿卢布。北京大学沈志华教授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 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1950 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 笔，而不是11 笔，总金额大约是66 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是忽略了1951 年4 月10 日和9 月12 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可能是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苏联向中国提供66 亿旧卢布的贷款中，军事贷款总计62.88 亿卢布，占50 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48%。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 新卢布蔗糖贷款（合14.6 亿旧卢布），则不到3.3 亿旧卢布。

表15-4 1950 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　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　济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 （3.4）
4	1951.9.12	6	6	6 （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合计		68.713	66.163	62.88 （约32 亿）	3.283

　　资料来源：沈志华：《关于19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 期

　　沈志华教授认为，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却发现了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的援助的资料。1961 年3 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 万吨小麦和50 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不要小麦，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 亿新卢布。

　　按协议，这些债务应到1965 年全部还清。到1964 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 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 年10 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中国提前还清了的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吴冷西在他的书中回忆道：1960 年7 月16 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 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80 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79 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 亿，照此算需16 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 亿计算，则要10 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 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1964 年12 月31 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 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 亿新卢布，剩下尾数1700 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这里引用的《人民日报》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摘要，没有发布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多少钱。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中有这个数字：“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 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 亿元，其中1961－1964 支出的为35.5 亿元，占53％ 。”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当年中国的援外是“无私”的。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 年，國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在1958 年就跟中国要了50 万卢布。1961 年2 月2 日，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进一步签订了几份议定书，并且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其他商品。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 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

　　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表15-5 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的比较人民币：亿元

年　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1950-1955	6.80	12.60	332.3
1956	5.97	4.04	61.2
1957	6.08	4.67	55.1
1958	7.23	2.76	50.0
1959	7.11	3.50	58.0
1960	6.73	3.63	58.0
1961	6.58	5.19	50.0
1962	6.42	8.54	56.9
1963	2.86	9.61	66.4
1964	0.96	12.16	72.9

　　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所以，表中的“国防费用”低于实际国防费用。

　　资料来源：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表15-5 中的外援数字低于周恩来报告中的66.7 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从表15-6中可以得知，从1960 年到1962 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 亿元。此数不仅是还苏联的债，还包括偿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同期外援数17.36 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仅多出2.37 亿元；相当于同期国防费用164.9 亿的11.96％。如果偿还外债真的不堪重负，影响到食品供应，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点点资金变成“黄油”就行了。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 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1958 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 年，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在五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1953 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1954 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表明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表述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认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10 年到15 年。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管10 年到15 年。结果，写进宪法后的4 年就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在1958 年3 月9 日到25 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1920 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50 岁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15 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 按列宁的估计，20 世纪30-40 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36 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转而附和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他更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5 年12 月5 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 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 年粮食总产量1 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1955 年12 月27 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1956 年1 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 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 亿斤，增加200％，即9000 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 年粮食总是量只有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1993 年才达到9000 亿斤。当时毛泽东讲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 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1956 年算起，5 年到7 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 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8507 万人，文盲率为6.72％。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30 年，扫盲计划“冒进”了100 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 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6000 亿斤提高到9500 亿斤（加上大豆为1 万亿斤）；棉花由5600万担提高到1 亿担；钢由1800 万吨提高到2400 万吨；煤由28000 万吨提高到33000 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1967 年提早到1962 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 年1 月14 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1956 年1 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 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 年2 月14 日开始，34 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1953 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 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沈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 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1955 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规定，5 年内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694 个，建成的455 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745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 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121 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后来又增加到170亿，180 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 年2 月6 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他们商定把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 亿元压缩到147 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68％。

　　2 月8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 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 年4 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4 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 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5 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 月11 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 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 年5 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6 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6 月3 日，财政部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写进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文字。6 月10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把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 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 亿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 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6 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 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 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 年9 月5 日到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 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

　　1957 年10 月9 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

　　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1958 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11 月13 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 年11 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 月6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15 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 月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 千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 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 年，可能是4 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设想1973 达到4 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1983 年才达到4000 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10 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 年12 月2 日，在中国工会第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 年12 月8日离京，到华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着是杭州会议。1958 年1 月3 日和1 月4 日，毛泽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16 亿方土，超过7 年的土方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 年工业增长了31％，没有1956 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

　　1958 年1 月6 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 日到22 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1956 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 年6 月20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 “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评。” 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还有周恩来1956年11 月10 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1957 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 月11 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

　　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 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 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全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反驳过多次。对“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

　　在1 月12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1955 年12 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 米。” 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 日，周恩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 月13 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 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1957 年12 月25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大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 月17 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 月19 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 年夏季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935 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 年6 月9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部长”的辞职要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

　　1 月21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主要讲要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望完成账变成下级的必须完成账，各级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高指标”、“浮夸风”也就难免了。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1958 年3 月9 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分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牛坝宾馆。会议3 月26 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 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说：

　　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解为策略性的。

　　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会上，毛泽东反复讲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他特别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他举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学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还号召人们要敢于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创新。“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东西开始都是违法的”。毛泽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这些话传达到基层以后，一大批无知的年轻人，在大跃进中为所欲为，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 月25 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都作了检查。3 月21 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陶铸在3 月18 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3 月19 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能估计到的。”“ 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年增产50％－70％ 。”“ 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说：“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3 月25日，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37 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会议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3 月10 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谁的权力最大，谁就代表真理，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泽东说要崇拜真理，实际就是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借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按照他的逻辑，独裁是合理的。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 月18 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思，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攻击还没有停止。4 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了一个汇报会，田家英后来说，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4 月5 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 年下半年到1957 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反冒进是两个高潮中的低潮。4 月8 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泽东还说，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在大跃进期间，“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毛泽东并不是偏执狂，看到大跃进潮头已起，他还是讲了一些冷静的话。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告诫报纸不要动不动就宣传什么“化”，如“绿化”，“水利化”，还讲到“做事要留有余地”。但是，由于整个制度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负反馈，毛泽东这些冷静的话，被人理解为这是方法问题、策略问题，他的思想实质还是要“化”，还是要把劲鼓“足”，“充分”调动一切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党的领袖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全党紧跟，并且通过舆论工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在干部队伍中难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极端的人，而这种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现象。领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极端。这时，领袖又出来说话，成为纠偏者，他显得比别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从本质上”理解他的这些“清醒”、“英明”的话，还是沿着原来的倾向走下去。在领导人眼中，走极端的人和不紧跟他的人相比，前者还是可爱一些。“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还说走极端的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下面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领袖这些纠偏的话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在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党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统一思想。当然，思想只能统一在领袖的思想上去，团结只能团结在领袖周围。凡是与领袖不一致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看法，服从领袖。如果个别领导人和领袖公开对抗，那就是“分裂党”。“分裂党”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定。毛泽东高速度发展战略已被全党所接受。在成都会议上总路线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开一次党代会，把总路线确立起来。这就是八大二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半年前开了一个八届三中全会，现在又要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呢？八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中央委员会，后者是全国代表大会。从法律地位上看，后者高于前者。

　　八大二次会议是在1958 年5 月5 日到5 月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了中央委员。

　　刘少奇的报告接受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正式否定了八大的决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摘反冒进造成了生产建设上的“马鞍形”（即1957年低于1956 年和1958 年）。全面阐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阐述中，刘少奇特别强调速度，要求“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以以论战的语气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度紧张。”、“有些人怀疑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有些人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长。”等对高速度怀疑态度。刘少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说：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6 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真正地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对群众的热情“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四次，在5 月8 日的第一次讲话中，他广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讲解放思想，无所畏惧，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讲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超英赶美。会议期间，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7 年赶上英国，再加8 年或者10 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后变成了全民破除科学；他提倡的“敢想敢干”变成了全民的蛮干，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后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想；他说的“高贵者最愚蠢”成了打击专家、学者的根据。

　　在5 月8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扬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这时站了起来，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反驳林彪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 个儒，我们坑了46000 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5 月17 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 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 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 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命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在5 月17 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 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

　　他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教科书。……毛心席的著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

　　人们普遍认为，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实际上，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15 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5 月8 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117 人，书面发言140 人，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再进一步调高。

　　5 月23 日，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1958 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 万吨，1962 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 年达到7000 万吨以上，1972 年达到1.2 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15 年内修建12 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10年内开荒3 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5 年内把15 亿亩荒山全部绿化……。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 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这恰恰是残酷的现实！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他对“跃进”这个词儿不停地玩味和欣赏。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5 月25 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 年11 月13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 年11 月13 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5 月26 日上午7 时

　　其实，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这篇社论早140 天。在1957 年6 月26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词。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 页和第14 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 页和第14 页上提到1956 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 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 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 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 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 月13日和12 月12 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 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1958 年5 月26 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1958 年5 月27 日上午11 时

　　功过已经分明，思想已经统一，总路线已经确定。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热潮。5 月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国所有的报纸按同一口径发表文章。文艺界也开足了马力，全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1958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处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从1956 年9 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 年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上，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都从比较实际向错误的方向转变：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向错误的方向转变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内不仅缺乏一种对主要领导人的纠错机制，还有一种把领导人的认识推向更加错误的机制。当时毛泽东的确有点头脑发热，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偏差，并在实际中进行了纠正（反冒进）。但是一旦毛泽东坚持己见，纠偏的人放弃了纠偏，反而附和毛泽东。其他的人不仅不支持纠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泽东一边，把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更推向极端。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酷的、强制的。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 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 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phalanx 的英文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沙利·傅立叶认为，“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1 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组成。“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劳动占5／12；资本占4／12；知识占3／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1796－1865）倡导，极力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1828－1830 年间，主办发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Ｔ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 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Ｒobert Owen，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 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4 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公社”试验。他购买了3 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取名为“新和谐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财产公有。” “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4 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4 万英镑，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 年，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1954 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1954 年对21 省14334 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7.1%，到1954 年末下降为29%，中农由35.8%上升到62.2%，富农由3.6%下降到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当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 年4 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 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9 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 月17 日，毛泽东转发了高岗10 月14 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 年春夏，农业合作社发展到9 万多个。到1955 年底，有7000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184 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2900 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1 亿1 千多户，居住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在1953 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金南村叶洪善社共127 户，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间掉泪。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批评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由于强迫入社，农业社很不稳固，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1953 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 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000 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购粮食51 亿斤，占总产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减少57000 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 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 月25 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 万个退到3．8 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 年5 月5 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 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 月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 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 个包括40 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1955 年4 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邓子恢见情况不妙，急忙作检查。9 月26 日，审查邓子恢准备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 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不仅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在乡以下，合作社也是农村的政治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都进行着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实际是中央政权对乡村控制的基层组织。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 年9 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大社的优势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小社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当然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在通过的37 个文件中，其中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从1955 年到1957 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集体化高潮。原来计划1960 年完成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毛泽东建议提前到1959 年完成，后来到1957 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报纸对农业集体化的报道很多。从已有的报道中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集体化是农民的自愿行动。其实不然。就农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别是就那些生产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集体化的。因此，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和迫害。

　　先说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国闹退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当时赶往处置闹退社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 仙居是闹退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55 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坚决压缩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发展。1955 年12 月，浙江省仙居县只有4 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55.86%都是初级社。到1956 年6 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15%，1957 年春天达到91%。同时，社的规模过大。账目混乱，生产上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将两熟水稻改为三熟，造成减产，全县全年减产22%。由于生产管理上问题很多，全县1956 年每个劳动日最高的7 角4 分，最低的只有9 分钱，平均为3 角3 分钱。与此同时，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在生产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动不动就对社员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合作化以来，在251 个乡干部中，有74 人吊打过人；23 具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48 名，占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 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 年4 月中旬到5 月下旬，在全县33 个镇中有29 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 个，部分垮台的有55 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干部107 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 户。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9 人，拘留了42 人。

　　对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无独有偶。1957 年1－4 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47 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 起，因粮食问题引起的有11 起。到5 月份又发生闹事63 起，涉及4 具区，25 个乡，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1.3 万人。7 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 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 人，伤12 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14 人，拘留了23 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 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12 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278 个高、初级社，700 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66 人，拉走牲畜4946 头，私分粮食12.5 万斤，种子2.4 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 多件，柴火5.2 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1 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 天死了11 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 年8 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 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 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 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 个乡，210 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 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 个乡，600 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9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 万多户，已退社的有4000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 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2000 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 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 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11 个乡6 个人被打，7 人被拉，2 人游街，7 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16000 多人，其中已捕2000 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 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158 人，有79 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 人，自杀15 人，逃跑8 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10 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400 多户，摸出65 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230 多人当中，有18 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 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 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 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 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1958 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1958 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显然，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

三 、“人民公社好”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公开反对集体化的人受到打击，农民顺从了。农村中的青年人，多数是愿意集体化的。一群年轻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劳动，比独自在父亲的严厉的指导下劳动愉快得多。他们太年轻，喜欢新鲜事，对改变现状的事情都拥护。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他们在家里虽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可以在社会上造舆论。与此同时，从上到下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改变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多数人入社以后，不愿入社的人就显得很孤立，不得不参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

　　1957 年冬到1958 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8 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4 月12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编者按的形式将毛泽东关于小社并成大社、小乡并成大乡、几乡并为一社的观点发表。

　　成都会议传出的信息启发了河南省遂平县的领导人，这个县在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在山区与平原互相协助、共同发展方面，乡与乡之间发生过一些磨擦。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认为，可以根据成都会议的精神，把在实际利益上难以协调的鲍庄、扬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合在一起。他们请示了到这里检查工作的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要他在联合成大社的问题上表态，张树藩说这是大事，要经过地委讨论才能决定。

　　但他们等不及地委的讨论，说干就干，立即召集4 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开会。会上各自表态，他们都同意合并。后过经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同意，1958 年4 月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钟德清任社长。大社内分为八个部：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化卫生部、交通部。共有5566 户，30113人。

　　县委向省委上报时，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改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1958年5 月5 日，专门到省委汇报的娄本耀，受到了当时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书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接见。谭震林说：为什么要叫集体农庄呢？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还是叫公社好。娄本耀一听，很受鼓舞，连夜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经反复商量，最后名称定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公社”这个名字也不是谭震林的发明，而是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的集体创作。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中回忆：“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跟芝圃同志谈过。去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他们四人去广州的火车上应是1958 年4 月25 日或26 日，在谭震林见娄本耀之前。

　　《陆定一传》中是这样记载他们四人的火车上是怎样“吹”的。1958 年4 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地议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了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5 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召开。19 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的最后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同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6 月间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 年2 月8 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 年8 月17 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干部合作，写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文件于1958 年9 月24 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 年7 月1 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 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 月16 日，他又在《红旗》第4 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 月22 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 个，正在建立的有300 个。估计运动的结果，将并成1500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 户左右，平原地区1 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13 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 年8 月6 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 月9 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 年8 月29 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 年9 月29 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 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 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 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 个省达100%。11 月27 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 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 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部数的99.1%。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26576 个分解为52781 个。“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平均每社5000 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552 户人家、2696 人，就有7 个民族，从东到西80 里，从南到北60 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3 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 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60 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35 里。这个大队原来是五个高级社，1958 年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实行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结果连年减产。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县占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次，由于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消除。再次，由于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全民经济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把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统一核算，就是让穷社“共”富社的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让集体“共”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公社，就是公社“共”国家的产。总的来说，只有国家“共”农民的产，没有农民“共”国家的产；只有上级“共”下级的产，没有下级“共”上级的产。“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大受破坏，以后不得不将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大饥荒以后，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这是后话。

　　“一大二公”，规模那么大，能够维系，公有化程度那么高，却无人反对，就得依靠权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实际是极权制度的具体模式和基层组织。极权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关。它不但组织全社的经济活动，又对全社的工农兵学商进行统一管理。从经济组织方面来说，生产计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甚至哪块地种什么，按什么样的标准种，都由公社决定，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劳动力完成上级指令的生产单位。作为政权机关，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公社党委是全公社的领导核心。每个大队有党支部，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任命的。大队党支部贯彻公社党委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决定大队的一切事务。由于大队党支部书记通常是连任多届，他的权力资源不断积累，有些人成了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部30 人以上，生产大队大约10 人，生产队则5 人。这样，在52781 个人民公社，69 万个生产大队和481 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6000 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7%。这7%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10%－30%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这些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人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二是企图用“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把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引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供给制。七包是指包吃饭、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丧；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发、看电影。由于政府不具备“包”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供给制，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人民公社的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在粮食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可以随意用不准吃饭的办法惩罚不听话的社员。

　　三是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中，干部像指挥军队那样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 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团，

　　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28 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这些行动听军号指挥。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男人住东头的“营房”，女人住西头的“营房”，老人带着小孩住“留守营房”。个别年轻夫妇偷偷相约到野外重温旧课，被巡逻队抓住了的就开全团辩论会，被辩论的一对，男人低头认错，女人哭成泪人。

　　第四，对农村进行强权整合，使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的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使无产阶级专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和肠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中共中央在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扫荡。在政治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这种秩序是强权整合的结果，这种收效使得掌权者更加迷信权力，也更离不开权力的强制。

　　权力至上和领袖崇拜，暂时减小了剥夺农民的阻力。但这种阻力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渐加大，农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于是，掌权者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意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打压。

　　极权制度能够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有赖于成千上万的乡村干部。中国乡村干部是从土地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但是，不是每一个土地改革干部都能成为农村干部。江苏一位农村干部说：在建国初期，“乡村干部就像被摊在筛子上，筛子不停地在动，平时小动，运动来时大动，不合格的干部就被筛掉了，一直到高级社时，乡村干部队伍才稳定下来。”当然，这把“筛子”的操作者是各级党的领导，筛选的标准是能不能“听党的话”。所以，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听党的话”的。在皇权时代，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长莫及，在广大乡村，总是“天高皇帝远”。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这一批“听党的话”的干部，使得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每一个村民都受到党的控制。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连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据说这两句话是政治阴谋家康生最先提出来的。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是与他青年时代的“新村主义”情结有关。早在1919 年12 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

　　青年毛泽东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1958 年，毛泽东认为条件具备了。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之路。” 现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条路算是找到了。

　　这种共产主义情结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有。这些领导人到处演讲，大力鼓吹共产主义。

　　有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共识，就有了北戴河会议决议上“短则三五年、多则五六年”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提法。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到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但是，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两三个月内，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扫荡着全国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农民开始抱怨，各种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泽东等不得不暂时收回共产主义的幻梦，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调整。他想尽力纠正，但他的纠正，却跳不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局限：具体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对人民公社只是进行漏洞的修补和在现有基础上的完善。

　　10 月13 日，毛泽东再度出京南巡，直到这年12 月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这是他1958年的第四次离京出巡。且不说前几次，就是9 月间他就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还是意气风发。10 月的出巡和他的态度和前几次有所不同，调子有所降低。

　　1958 年11 月2 日到10 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紧接着，同月21 日至28 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 日至12 月10 日，就地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两次通称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时把人们从狂热的共产主义畅想中拉回，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澄清了几个理论问题：第一，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产还得大力发展；第四，按劳分配原则还要继续保持。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前几个月的作法，例如，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还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吃饭不要钱十分赞赏。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强调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鼓吹吃饭不要钱。这说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9 年2 月27 日到3 月5 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句话，作为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肯定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把几个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着，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作为纪要公布。其内容主要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即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旧账”的清算和处理；等。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又把上海会议确定的“基本队有制”（即大队所有制）进一步退到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

　　然而，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1959 年7 月2 日到8 月16 日的庐山会议，不仅使这种倒退刹车，还使得在这次执行倒退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反右倾以后，又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60 年大饥荒更加严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他3 月4 日对贵州公共食堂报告的批示有毛病，应当改过来。二是11 月28 日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实践上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执行庐山会议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击“五风”干部。前一种作法是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后一种作法更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强化了非法制的行为。

　　1962 年9 月27 日，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社员收益劳分配，以公益金照顾困难户；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组织上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公社下级。

　　经过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级农业社的状况。所有制的退让是以三年大饥荒为代价的，是这种制度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由于政社合一的情况没有改变，农民还是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 年10 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 1959 年12 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1960 年3 月9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 月24 日－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

　　1960 年4 月18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1958 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 年6 月8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 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1960 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 年4 月1 日到8 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 月8 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2000 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56000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1960 年4 月至8 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8 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1077 个，公社人口5693 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 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城镇人民公社）1032 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417 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97 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484 个。参加公社人口6065 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1958 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 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 年3 月22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 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 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 月10 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 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 年7 月19 日和8 月6 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 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 年6 月14 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 多户人家，其中200 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 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 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 人做饭变成了40 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 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到1958 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 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 年11 月20 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 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 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 左右。《宁夏日报》1958 年12 月6 日报道，全自治区152 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 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 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 年10 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 年7 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 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 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 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 万人口，有住房70 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 万间，其中又有31000 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 万间。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 户、1537 人，耕地面积1864 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 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 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 年11 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 章第17 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在1956 年6 月30 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 年8 月29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 年2 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 年11 月。11 月3 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 年夏秋到1961 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 年8 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 户、308 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 年4 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 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 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 年11 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 年4 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 年12 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 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 年11 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 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 年5 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 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 ，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 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 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本书作者在12 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 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 个食堂当中，有176 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 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1958 年秋后有30 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 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 年6 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 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 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 年6 月22 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1959 年6 月29 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 年8 月5 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 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 月23 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 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 年9 月20 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 年9 月22 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 年5 月22 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 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 年1 月份统计，截至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 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 云南（96.5%），贵州（ 92.6%），上海（ 94.5%），安徽（ 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 85.1%），浙江（ 81.6%）， 广西（81%），广东（ 77.6%），河北（ 74.4%），山西（70.6%）；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 陕西（60.8%），江苏（ 56%），宁夏（ 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 23%）、内蒙（ 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 年2 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 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 年2 月24 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 月4 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 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 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 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 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 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 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 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 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 年3 月18 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 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 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 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 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 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 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 万8 千多人。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 年4 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 月2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 年11 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 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 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 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 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 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 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 年春节前，才发现5 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 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 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 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 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 生产队全队70 户人家，就有64 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 年1 月到12 月,就有241 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 人被扣饭，230 户被搜查，99 人被罚苦工，68 人被罚款，27 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 人，致残者3 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 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 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 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 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 起，中毒的有8042 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 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 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 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 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 元，1961 年，农业用工1466 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 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 个，工值就降到0.32 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 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 头猪，100 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 年全队只有4 头猪，11 只鸡。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 年4 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 月9 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 人之多。1960 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 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 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 年9 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 年1 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 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 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 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 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 年1 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图17-1 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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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 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 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 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 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 月12 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 月14 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 月15 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 月15 日下午4 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 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 月17 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 月19 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 天时间分3 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 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 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 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 年4 月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 年5 月9 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 月9 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1961 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 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 年5 月11 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 多年以后的90 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 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按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一 、“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 年8 月16 日到8 月30 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 月30 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 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 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 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 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 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 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5000 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 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3000 多个。

　　1958 年10 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 月9 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颳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 年10 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200 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 年11 月4 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 至6 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 个自然村改造成25 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 月6 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 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 年1 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 年9 月底。共有农户5875 家、23025 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 年冬到1958 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 月7 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 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11 月17 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 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 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 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 尺，棉衣1304 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 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 多只，蔬菜68600 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 头猪、36251 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 头，鸡死了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 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 多处集中到62 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 个。三天内将27 所学校合并为8 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 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 人。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 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 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 间，损坏农具360 件，平调木料5 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 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 件、劳动日7700 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 年一直刮到1960 年底。1960 年12 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 年8 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11月6 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11 月21 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 11 月15 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 年3 月23 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24 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 个省、区的21176 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 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 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 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 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 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 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 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 元。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 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 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 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 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 、“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 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 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1958 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 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 万人。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 年全县建了494 座工厂和1205 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 万人，平均每250 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 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 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颳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 年第4 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 … ”。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 个公社8 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 多所，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 所红专大学。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7 月底，全国已有639 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 年8 月和10 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 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 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 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 年11月14 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 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 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 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1958 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 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 年8 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 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 “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 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 年6 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在8 月13 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 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 年4 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 年3 月5 日，在广东省委3 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 年4 月29 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 年10 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 人，其中500 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 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 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 年一直搞到1960 年。1960 年社员说：“58 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 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
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
右倾帽子实难当。（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
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
害得群众饿肚皮。（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
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
误了一年好庄稼。（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
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
坏田也要种棉花。（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 年6、7 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 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4 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 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 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 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 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 人。共计960 人。仅奉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364 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55 人，占上述干部总数的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329 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29 人。

　　10 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1800 多人（占干部总数近20％），其中725 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4000 人左右。

　　10 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 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 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 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 岁左右，最小的仅6 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剌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段进行折磨。

　　11 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 间房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 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 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 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8000 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 、“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 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 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 年6 月14 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 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1958 年6 月30 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1958 年7 月1 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 年7 月5 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 年7 月19 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 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 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 年8 月6 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 年9 月10 日至11 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在9月27 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 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1958 年7 月14 日到18 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并加以鼓励。1958 年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 年9 月10 日至11 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 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 年9 月19 日到28 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 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

　　“1 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 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 月27 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300 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50 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 万。哪个大呢？是300 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20 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云涌。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1000 斤，他就来一个亩产2000 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日夜批斗, 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34 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七 、“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 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 年2 月27 日至3 月5 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 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 年11 月3 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 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9 月18 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 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 年11 月15 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 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 年厉害，1958 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 年是2400万，1958 年是4400 万，1959 年和1960 年又增加了600 万，合计比1957 年增加2600 万。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 年“五风”比1958 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 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 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 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 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 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 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从7 月2 日到8 月16 日，一共开了46 天。8 月2 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 月2 日至16 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 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 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 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 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 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 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 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 年8 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 年11 月到1959 年6 月，8 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 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

　　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 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 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 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 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此外，在1959 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 年6 月12－13 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 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 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 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 月29 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 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 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 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 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 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 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 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 月23 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 年的家乡。28 日赴武汉，29 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 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 年5 月，江西省委党校80 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 月27 日到7 月1 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 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 年4 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 月10 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 月23 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 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 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 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 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 月10 日和16 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 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 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 年11 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 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 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 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 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 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 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1959 年5 月，彭德怀到东欧国家访问，6 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访问时，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接见他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在罗马尼亚时，他给总参谋长黄克诚打电话，专门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

　　6 月13 日，彭德怀出国回京，他对国内问题十分关注，认真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很多。6 月底彭德怀收到了到庐山开会的通知，他不想去，让黄克诚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开会去了。

　　北京到庐山开会的高级干部们先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九江上庐山。6月27 日到7 月1 日，在北京赴武汉的火车上，彭德怀、张闻天、贺龙、康生等同乘一节车箱，车上交谈很随便。彭德怀都谈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 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的。后来，他的这些话都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错误，而严加批判。

　　在“神仙会”期间，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关系到毛泽东的内容。如：

　　“1957 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 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7 月3日上午）“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 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7 月4 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 多个，现在怎么办？”“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 月6 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 日上午）“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7 月8 日上午）“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 月9 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7 月8 日上午）等等。柯庆施把彭的这些尖锐发言，送给了毛泽东。这些话，在原来的西北组《简报》中删去了，后来批判彭德怀时，又整理出来，当作批判的材料。

　　据彭德怀说，在“神仙会”阶段，周小舟到彭的住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话是周向彭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还谈了水利建设的成就。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说去年粮食数字造了假。还谈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彭对周说，这些问题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李锐在日记中记载这两次谈话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次是7 月5 日，周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彭德怀除了向周小舟重复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组，没有听到他的发言），还谈到，今年1 月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钢铁指标，陈云认为2000 万吨指标不可能完成。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还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谈到铁托左右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这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还对周说在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彭对周说，有些意见想找毛主席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第二次是7 月12 日上午，是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之后。他们三人都感到毛是能听不同意见的。周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谈一谈。彭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组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小舟赞成写信。

　　7 月12 日下午彭德怀又觉得写信不易，还不如当面谈一次。他下午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又想到会议几天内要结束，于是下决心写信。

　　13 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以后，他亲自修改两遍，参谋誊了两次，于14 日下午送给毛泽东。也许彭德怀自己不会想到，这封信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 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接着谈到“1958 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 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 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 年和1959 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彭德怀还肯定：“1958 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解决”

　　彭德怀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大跃进：“在1958 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谈到“全民炼钢铁”，彭德怀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了一笔学费（贴补20 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这里，彭德怀说“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接着，彭德怀谈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 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接着，彭德怀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彭德怀这封信既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直抒胸臆，在讲缺点以前先讲成绩，讲缺点留有余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红旗”。像德怀这样敢说话的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压抑，“神仙会”大概也“神”不起来。没想到这样平和的信，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后，7 月16 日，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彭德怀没有想到这封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信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7 月18 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覆水难收。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信发下去以后，与会者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很支持彭德怀的信。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21 日在第四组发言时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陶鲁笳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种精神，信中某些内容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贾拓夫在第三组发言中也表示，彭总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军队干部万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后来，有这类发言的人都受到批评和追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 月17 日上山（毛泽东7月16 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畜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 月21 日贺龙在小组全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 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 年4 月16 日的谈话中，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 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 月16 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 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 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7 月17 日，彭德怀的信交上去两天以后，下午5 时到10 时，毛泽东还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 人去谈了5 个小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茅台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给李锐的感觉是“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从7 月16 日到7 月22 日，毛泽东没有流露出反击彭德怀的意思。但当时会议的形势，犹如庐山气象：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山上的人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泽东心中。

　　事有凑巧，彭德怀回国不久的7 月18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兰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发表讲话中谈到，苏联在内战刚结束时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所以这些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就不搞了，就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认为，赫鲁晓夫7 月18 日的讲话让毛泽东占了理，这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原因。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是不对的。苏联《真理报》7 月21 日才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全文，只有这个全文中才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话。新华社7 月27 日在《内部参考》2831 期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刊出，胡乔木7 月28 日才将这期《内部参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7 月29 日就批给与会人员参阅。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7 月18 日的讲话是在7 月23 日讲话以后。毛泽东7 月16 日就把彭德怀的信当作“意见书”批给大会，而且对会议作了两个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编组；二是调援兵上山，这些显示毛此时已露杀机，这时赫鲁晓夫还没有发表讲话。中国作家权延赤也写过与麦克法夸尔类似的文字，他说，在苏联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后，在毛看来，“‘ 意见书’本身的内容已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些是远比彭德怀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言外之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是出于大局。40 年以后的1998 年，邓力群也持这一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的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大同小异。因此，引起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根据我上面列出的时间顺序，权延赤和邓力群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7 月21 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3 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1931 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 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 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1943 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3 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13 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1958 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9000 多字，讲成绩的只270 多个字。用了39 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6 月30 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177 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176 号是近邻。7 月2 日到16 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 月12 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7 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7 月14 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 月17－8 月1 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 月18 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 月19 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 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40 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40 亿，而在于9000 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 月20 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23 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 年3 月30 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1959 年，不是1957 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 月5 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 月22 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 月23 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 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 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 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 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 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颳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 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 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 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 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 公里，接近30 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 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 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 万人上阵，补贴40 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 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离右派只有30 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调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7 月23 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7 月24日（或25 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7 月23 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7 月23 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后受到报刊舆论备加称赞的高官中，在庐山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于庐山会议档案还没有公开，我无法引证更多的资料研究7 月23 日前后高官们态度的变化。目前唯一公开的信史就是李锐根据他参加庐山会议的记录整理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高官们的态度变化淹没在复杂的事件和冗长的过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资料，按人头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个人在7 月23 日前后态度的变化。请读者原谅，在这一节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锐这本书的资料。我尽可能再引用其它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地避免李锐一个人的孤证。

　　刘少奇

　　1959 年4 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说是当选，实际是毛泽东指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时毛泽东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这把交椅就让给了刘少奇。但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最有实权的职务。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和邓小平因生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如果刘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名义上刘是二把手，实际上刘是毛的臣下。刘的命运还是由毛主宰。所以，刘还得看毛的脸色行事。

　　7 月4 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时发了言。他说，1958 年的跃进，吃了1957 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 年。他指出1958 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他谈到教训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义为失误辩护。

　　7 月16 日刘少奇讲话，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作为会议的开法。对于认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来说，这12 个字中，“缺点讲透”4 个字是核心内容。

　　李锐认为，刘少奇是主张反左的，在会议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他曾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问题，胡乔木没有敢向毛反映。刘少奇是毛泽东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泽东谈，还得通过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乔木向毛反映，这正如皇权时代丞相的意见还得通过皇帝的近臣转达一样。胡乔木虽然地位远低于刘、周、朱、陈、林、邓，但他是毛泽东的近臣。在武昌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陈云也向胡乔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 亿斤粮食产量，胡乔木也没敢及时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刘源也说“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是反‘左’的”。

　　7 月23 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头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性还没有过去，警卫员扶着他晃晃悠悠走进会场。刘听了毛批彭讲话以后，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胡乔木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让彭真找刘少奇谈，才决定不写。

　　在7 月31 日和8 月1 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8 月1 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党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253 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8 月17 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头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8 月1 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8 月17 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1959 年10月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了刘的秘书姚力文。40 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如果能够快，当然好，谁愿意慢呢？’不久，发现了严重问题。庐山会议前后，他坚决要反‘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纠正‘五风’，反对高指标。”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 年3 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1956 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1959 年7 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 月24 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 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周恩来是7 月1 日上山的，2 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 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 月10 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 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 月12 日到22 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 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 月16 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 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 月23 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 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 月23 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

　　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 万人上山。1070 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 万－3000 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 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 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 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 天的储备。6月底的存粮只有310 亿斤。去年增加了2010 万人。按“一五”经验，1 元货币比9．6 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1 比8．8 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 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 月26 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

　　8 月1 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 月1 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 月4 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国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 月7 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 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8 月19 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8 月24 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善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7 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賊”。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朱　德

　　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份”。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 年10 月9 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1959 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7 月6 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

　　7 月23 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1958 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7 月25 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30 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26 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8 月1 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

　　8 月4 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10 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林　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1954 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1956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1957 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1958 年5 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7 月17 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7 月31 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1958 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大捷广为中国人称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日战争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7 月14 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 月31 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8 月1 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8 月4 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 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 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 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1964 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1959 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8 月1 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8 月17 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陶　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1959 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7 月2 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

　　7 月3 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7 月3 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 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

　　7 月22 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 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 请注意，在毛7 月23 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8 月5 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8 月6 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30 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 月8 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21 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
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
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
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
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1万亿斤，有的说可以9000 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 月20 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 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1958 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作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 年的失误。他在7 月18 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 月23 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 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 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 月23 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 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 月9 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 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 年22 期上。12 月13 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 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 月3 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 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 月6 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 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 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 月18 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 月18 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 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 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毛泽东7 月23 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 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 月10 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 月11 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 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 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 月18 日到21 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 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 月24 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毛在7 月17 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 月23 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 月3 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 月8 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 页）7 月23 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 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 月3 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 月10 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 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7 月31 日和8 月1 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8月9 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7 月30 日上午（彭德怀说是7 月24 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30 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的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 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

　　8 月3 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8 月24 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师。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 月1 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 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1957 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54 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145 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7 月31 日和8 月1 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这两天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可能公布于世，幸亏李锐在场，而且做了笔记。所以，这一段，我还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庐山会议实录》中的内容。

　　7 月31 日，由毛泽东一人主讲，由他定调，其他人插话帮腔。8 月1 日，也是毛泽东讲话最多，其他人逼问和围攻。其中林彪上纲最高，发言最尖锐。会上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全都是一边倒。

　　1949 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既定的前题，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都是历史问题，都是政治上的污点。以后再和毛泽东不一致时候，都要清算过去这些问题。

　　在两天的常委会上，毛泽东亲自清算彭德怀，说过去31 年年的共事过程中，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把两人过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纲上线，重新清查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彭德怀的站队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也是彭德怀的重要罪过。毛泽东在清算历史旧帐以后，又说“同在北京城，10 年9 次电话，1 年不到1 次”，说彭德怀和他疏远，请示回报太少。对7 月14 日的信，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 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 “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 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

　　参加常委会的其它人除了追问彭德怀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并乘机吹捧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肯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常委会本来应当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应当仅是这个集体的召集人。实际上，毛泽东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体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为毛泽东“抬轿子”、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这两天常委会为彭德怀等定了调子，冤案已经构成，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铁帽子已经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8 月2 日下午），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为这个冤案盖上合法的图章，并动员全党开展批右倾运动。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不长，但十分鲜明而坚决地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我们的路线到底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不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踟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 我们反了9 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也是在全会开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全会。这封信虽然只有500 多字，却大量引经据典，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信中为他们五人罗织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还说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 月10 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 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 月15 日和8 月16 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 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 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 月16 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1958 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 年9 月1 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 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 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 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 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 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 年8 月中旬到1960 年1 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 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 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 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 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 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 多人。

　　9 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 年9 月8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 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主要问题是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说省委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后两人的罪名是在反对“三面红旗”方面的看法与霍维德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的“露骨的反党言论”还受到霍维德的赞扬和支持。青海。揪出了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陈光远。说张国声攻击省委第一书记，否定1958 年的伟大成就。张毅忱的罪状是“攻击”省委在1958 年中的做法，“认为去年省委订的粮食产量过高”“ 夸大了农村缺粮问题”。陈光远的罪行是写了一篇题为《要注意加强州、县、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内参），批评了党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风，还写了《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发表于7 月10 日的《青海日报》）的文章，“夸大了1958 年的阴暗面”。

　　新疆。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辛兰亭。“对大办钢铁泼冷水”、“对去年大跃进成绩有怀疑”、“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尊重”。贵州。1958 年8 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到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张恺帆“下令强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发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农到处叫喊等严重问题。”陆学斌“认为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是一笔糊涂帐，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诬蔑毛主席给公社小队长写信是不相信中间这一层干部。”

　　黑龙江。揭发批判了省委委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邢子陶，鸡西市委委员、鸡西矿务局长李奎生。刘成栋说大跃进的“缺点是一个大拇指”。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钢铁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吉林。全省党员干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书记李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反对供给制等右倾言行。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

　　江西。揭发了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承恩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今年再跃进“绝不可能”等右倾言论。同时还揭露了1956 年省党代表大会期间，原赣南区党委工业部长等人，对省委领导和三反、五反、镇反、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毒攻击。

　　中共中央在这个材料的按语中写道：

　　现将一些省市自治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简报发给你们。右倾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在高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在适合他们的气候下，却可以兴风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时加以揭发和批判，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给工作以很大危害。请你们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如青海省定为“以张国声国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撤销张国声省委书记、常委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聂景德的宣传部长等一切职务；撤销程光远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的职务。

　　在工矿企业，按照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重点批判。为了推动各地的反右倾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批转各地反右倾的经验：

　　1959 年10 月3 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 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上的批示中强调：“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把他们的思想影响扫除。”批示全文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

　　1959 年10 月15 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1959 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 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 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1958 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30．8％，生猪减少51％，耕牛死亡12％，社员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1962 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 年5 月11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 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 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 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1959 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因此，1959 年继续饿死人，1960 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 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1959 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 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 年的5765 万增加到1954 年的8249 万，5 年增长了43%。而粮食部统计的1953 年城镇人口为9182 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1950 年的355 亿斤增加到1953 年的721 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 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 年为100，1951 年为147，1952 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 年7 月1 日到1953年6 月30 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 亿斤的赤字。6 月30 日，国库存粮由145 亿斤减少到105 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 年6 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 年为100，则1950 年为117，1951 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 年稍高于1952 年，1953 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 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 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 亿斤。详见表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721 亿斤，和1952 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22-1 1953 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

城乡分类	人口（万人）	每人需要量（市斤）	总需要量（亿斤）
城镇人口	9182	480	441
经济作物区	5300	454.7	88
分散缺粮户	6600	121	80
灾　区	2196	124	86
缺粮区	990	253	20
共　计	24788	659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表22-2 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即征收加上收购），1950 年占产量的13.45%，1953 年增加到21.77%。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表22-2 1950－1953 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单位：亿斤）

年份	产量		征收和收购		征收		收购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1950	2646	100	355	13.45	266	10.05	90	3.40
1951	2876	100	479	16.66	299	10.40	180	6.25
1952	3271	100	596	18.22	282	8.62	314	9.60
1953	3318	100	721	21.74	316	9.53	405	12.21

　　资料来源：同表22-1。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 年到1930 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 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 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 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 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 年9 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 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 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 年度为61：39，1952－1953 年度为56：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 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 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 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 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 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 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 年10 月10 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1953 年10 月2 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 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22-3 1956 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居民类型	十五个城市的标准	国务院规定标准
平 均 数	26.07	27.70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51.72	55.00
重体力劳动者	41.49	44.00
轻体力劳动者	32.57	35.00
大中学生	32.75	35.00
一般居民及10 周岁以下儿童	26.15	27.50
6－10 岁儿童	20.56	22.00
3－6 岁儿童	8.85	9.003
周岁以下儿童	7.89	8.00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 年12 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1954 年9 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 年7 月－1954 年6 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 年6 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

　　1954 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4 月6 日库存为477.93 亿斤；4 月9 日库存为469.61 亿斤；4 月12 日库存为465.79 亿斤；4 月15 日库存为456.52 亿斤；4 月19 日库存为446.42 亿斤；4 月23 日库存为434.50 亿斤；4 月28 日库存为422.81 亿斤；4 月30 日库存为416.56 亿斤；5 月6 日库存为400.54 亿斤；5 月10 日库存为389.43 亿斤；5 月13 日库存为378.96 亿斤；5 月17 日库存为370.20 亿斤；5 月20 日库存为360.77 亿斤；5 月24 日库存为352.84 亿斤；5 月27 日库存为346.02 亿斤；6 月10 日库存为317.38 亿斤；6 月22 日库存为301.98 亿斤；6 月30 日库存为298.92 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477.93 亿斤逐日降到298.92 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 年6 月15 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309.8 亿斤，收购569.73 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 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 人搜屋36 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 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 年统购中死亡710 人，其中自杀566 人，自杀未逐35 人，送粮而死的74 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 人，河北130 人，河南108 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 年2 月2 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 年12 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 年4 月22 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 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 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 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 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 人，扒衣服挨冻16 人，吓跑3 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 个县统计，共有570 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 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 人，罚款24 户。浙江省1954 年粮食产量141 亿斤，征购共51 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 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 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 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 户，只有3 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 个村，这样的村有39 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 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 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 次，判决29 人，其中死刑1 人，有期徒刑23 人。1953 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 次，判处死刑2 人，有期徒刑5 人，管制2 人。1954 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 人，16 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 人管制。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 年出口粮食32 亿斤，1954 年出口39 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 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 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 年6月国务院52 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 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 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 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 、“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 年7 月16 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 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 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 亿－450 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 亿－500 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 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1957 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 亿斤，实际征购了833 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 亿斤减少了27 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 亿斤，实际销售833 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 亿斤。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 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 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 亿斤，军粮计划是23 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 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 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 月底库存为427 亿斤，今年6 月底库存减少到366 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 月31 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 亿斤。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 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 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 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 亿斤，出口36 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 亿斤补进库存。1 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 斤到1.2 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

　　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 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 亿斤，销售提高到767 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 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 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 亿－3700 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 亿－50 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 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 亿斤，减为748 亿斤。军粮18 亿斤和出口36 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 亿斤增加到45 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45 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 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19.2 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77 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1958 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 年2 月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 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 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22-4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产量与征购	1953－1954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产　量	3337	3390	3678	3855	3898.2
征购数(折贸易粮)	1003(828)	1078(903)	1041(860)	994(838.48)	1038.3(854.74)
占产量比重(%)	30.1	31.8	28.3	25.8	26.6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 年7 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 年2 月6 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 个百分点左右。从表22-4 中可以看出，1954－1955 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 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22-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折贸易粮)	494（401）	405（334）	490（402）	429（351）
占征购粮食的比重(%)	45.8	38.9	49.3	41.3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 年7 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 年2 月6 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40 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22-6 “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年　份	出口贸易粮	折原粮	其中大豆
1953－1954	32	36	18
1954－1955	41	46	23
1955－1956	44	51	23
1956－1957	44	51	24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 年7 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 年2 月6 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由于粮食部的数字是按粮食年度计，《中国经济年鉴》的数字是按生产年度计，所以这个表中的粮食出口数和第20 章“1956－1965 年间中国食品出口”一表中的数字有所差别。

　　1957 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 年5 月17 日粮食部发文，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 斤，驴供应饲料90 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 年10 月11 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 年9 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1958 年2 月21 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 年3 月7 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 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 月17 日到19 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 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130 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 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 个县断粮的就有69 万多人。甘肃21 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 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58 年5 月8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 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1956 年就达到3855 亿斤，1958 年估计为4000 亿斤，1959－1963 年，一直在3400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 年只有2870 亿斤，低于1951 年。到1965 年才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 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8500 亿斤。

表22-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产量	3855	3901	4000	3400	2870	2950	3200	3400	3750	38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 页，统计年鉴的粮食数为生产年度（1 月1日到12 月30 日前。粮食部的粮食数为粮食年度（上年7 月1 日到下年6 月30 日）。

　　人们通常认为，1958 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1 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10 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1958 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2015 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1958 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6 月8 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 斤；

　　6 月9 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 斤；湖北襄阳，700 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 月11 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 斤；

　　6 月12 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 斤；

　　6 月15 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 月16 日，湖北谷城，4353 斤；

　　6 月18 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 斤；

　　6 月21 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 斤；

　　6 月23 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 斤；

　　6 月30 日，河北安国，5103 斤；

　　7 月12 日，河南西平，7320 斤；

　　9 月22 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 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 斤6 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7 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 月12 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 斤；

　　7 月18 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 斤；

　　7 月26 日，江西波阳，9195 斤；

　　7 月31 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 斤；

　　8 月1 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 斤；

　　8 月10 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 斤；

　　8 月13 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 斤；

　　8 月22 日，安徽繁昌，43075 斤9 两；

　　9 月5 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 斤

　　1958 年8 月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 年6 月16 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 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 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20 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 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 年3 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 年8 月15 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 年8 月11 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 月26 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 万斤番薯、60 万斤甘蔗、5 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 月22 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 月13 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 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 月29 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 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 亿斤，比去年增长1.4 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 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 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 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 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 斤，比现在增长50％ 。” 粮食部党组1958 年8 月15 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 亿斤，比去年的3899 亿斤增加2384 亿斤，增长61．44％。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 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 年8 月29 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1958 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 年9 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 年11 月16 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 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 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 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 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 年的产量3700 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8500 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 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500 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 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4 亿亩左右，比1958 年减少了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10500 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2000 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 年8 月4 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 年9 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1958 年12 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 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 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 多亩。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960 年2 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 年少17700 万亩，即减少10％弱。这大概是1959 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 月6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 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 月25 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 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 年11 月9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 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 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 亿斤，公布数为7500 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 亿斤，1980 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 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 粮食年度（1958 年7 月1日到1959 年6 月30 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 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 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 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1113.35 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 亿斤高出263.35 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 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 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 年比1957 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 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 年增加1.4 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 年为16.8%，1959 年、1960 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 年的294 公斤，下降到1959 年的240 公斤，1960 年只215 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1959 年到1961 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 万人。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 年8 月13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 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 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 年下半年到1960 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 多人口就饿死了70 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 年10 月4 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 月1 日到9 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 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 亿斤，销售粮食211 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 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 亿斤，农村多销12 亿斤。全国9 月底，粮食库存418 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 亿斤。有17 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 年4 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 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 万。从1959 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 年2 月21 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 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 年1 月27 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自去年12 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 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 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 年2 月22 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 年8 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 年2 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 月28 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 年2 月27 日至3 月5 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 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 年和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22-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单位：贸易粮，亿斤

收支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收入	合计征购 粮食年度生产 年度进口
	920.11	1125.44	1214.29	823.74	794.67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	－	－	－42.90	－115.53
支出	合计销售 城镇销售 乡村销售 财政供给 出口 损耗
	899.65	1166.57	1260.51	949.09	777.10
	842.09	1052.01	1119.13	886.97	736.32
	422.43	546.32	592.65	524.89	467.87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12.43	12.32	13.12	12.18	12.45
	41.68	72.56	86.51	23.92	17.55
	3.45	29.68	41.75	26.02	10.78
期末库存 其中陈粮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291.68	217.14	151.83	109.39	130.30

　　资料来源：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说明： 57－59 年，58－59 年，59－60 年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换，60－61 年度和61－62 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1959 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 月2 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 多人致残，捕了3 个公社干部。10 月25 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 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 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 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 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 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 人，当场打死1 人，打残病死1 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 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 年12 月9 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 人，其中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 人，1179 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 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 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 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 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 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 人，被“辩论”的112人。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1959 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1958 年的大增产。4 月19 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1958－1959 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3898 亿斤，增长35%即5262 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 亿斤，今年6 月底，库存连360 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 年9 月25 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 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 万斤。

　　1959－1960 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 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 亿斤，比1958 年减少了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5500 亿斤。1959 年11 月2 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 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 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 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 亿斤。7 月5 日上午6 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 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 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 亿斤，或810 亿－820 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 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 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 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 亿斤，销售计划为820 亿斤。由于估产5000 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 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 年10 月15 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 月1 日到10 月10 日，共收购粮食453．8 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 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 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 年11 月27 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 月1 日到11 月20 日，征购入库已达897 亿斤，比往同期多275 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 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 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 亿斤，提前34 天完成了1959 年的计划；10 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 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 年度1075．8 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 亿斤，完成1200 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 年冬到1960 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表22-9 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	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72.71	72.87	77.92	49.43	37.46
六月	59.37	51.38	60.84	41.03	32.07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8 月25 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年7－12 月销售少，1－6 月销售多。7－12 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一部分，1 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1958 年和1959 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1960 年和1961 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 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1960 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 月12 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称，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10 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 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 天。

　　由于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饿死人太多，到1960 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 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3535 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3900 亿斤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82 个大中城市6100 万人口，9 月底库存只有26 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销售。10 月16 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9 个月（今年10 月到明年6 月）剩下的销售指标只有648 亿斤，每月平均72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886 亿斤，月均98 亿斤。农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26 亿斤，今年增加33 亿斤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1960 年11 月2日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从1960 年10 月到1961 年6 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11.13斤；河南17 斤；河北17 斤；山西20 斤；辽宁20 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17斤中只有5 斤纯粮，山东没有纯粮。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尅扣口粮的情况分严重，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 年8 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 月2 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6 月底库存300 亿斤，今年只有147 亿斤，其中新粮55 斤，库存再也不能挖了。准备进口粮食500 万吨，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1960 年6 月至1962 年9 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 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 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 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

　　1961－1962 年度是粮食部最难的一年。粮食部反复算账，算来算出，中央粮库要亏空120亿斤（贸易粮）。国家打算进口100 亿斤来补这个亏空。但外贸部估计，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旱灾，我们的外汇又不够，进口100 亿斤有困难。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还是挤农民的口粮。1961 年粮食产量只有2850 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的口粮还不如1957 年（ 1957年农民占有粮食3130 亿斤）。实际上，这一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383 亿斤，拆原粮460 亿斤。这样，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1957 年少123 斤。幸亏很多地方已放宽政策，农民自留地、三边地生产了一些粮食，有些地方还搞了包产到户，形势实际开始好转。否则1961 年饿死人会更多。

　　1961－1962 年，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有1.2 亿人，仅供应的口粮食就有400 亿斤，还有食品业、副食酿造业及工业用粮，总共需要500 多亿斤。尽管从农村挤出383 亿斤粮食，但不能满足城镇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1－1962 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比1959－1960 年度减少了122 亿斤，但比1957－1958 年度还是多48 亿斤。为了补上亏空，只好进口粮食。1961－1962 年度，进口粮食115.5 亿斤(从1961 年上半年就开始进口粮食，1960－1961 年度进口粮食42.9 亿斤)。从1961 年开始，津、京、沪主要是靠进口粮食维持。1961 年8 月26 日，李先念在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 年购买力为675 亿元，而商品可供量为655 亿元。尽管商品供不应求，还是要优先保证出口。为了进口粮食，一定要挤出一切可以出口的东西出口。出口的商品是猪、蛋、油之类的食品,还是从农民的嘴边上夺过来的。进口的粮食只供应给城市。这也是压农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亏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应急措施，农村的粮食比前两年度多了（全国总产量统计数为2950 亿斤，实际上农民自己在“三边”地上种的粮食很难进入统计），征购粮却比前两年大大减少，只有679 亿斤。这是几千万农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让步。但这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也减少了150 亿斤。农民还在饥饿中挣扎，据粮食部统计，1960 年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比1955－1957 年三年平均数减少了190 多斤。1961－1962 年度，全国农村大约有1 亿人口每天吃粮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压农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应方面。1959 年春季，食油供应紧张，城市紧，乡村也紧，出口任务完不成，工业用油不能满足。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决定把农村的食油供应坚决压下来。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以外，其它农村6、7、8、9 四个月不供应食油。中共中央为此下了紧指示。1959 年9 月10 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采取这个措施引起了不少议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也有这一条，他们说农村不供应食油农民会造反。现在证明，农民没有造反。”李先念用农民没有造反的事实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说：“农村9 月份恢复供应，但是供应量不能超过停止供应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应标准已经减少到2两，新油上来以后是不是增加上去？我们的意见不再增加。”

　　众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热量是碳氢化合物（即淀粉类）的好几倍。本来热量不够的农民，却剥夺了他们吸收脂肪的权利，这是农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干什么？出口是一个方面。1958－1959 年度，收购食油25.7 亿斤，出口4.38 亿斤，国内销售不到19 亿斤。农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连鸡蛋也吃不上。肉和鸡蛋到哪里去了？国家强行收购走了。国家用强制手段要农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按人头下达指标。国家收购的生猪和鸡蛋一是满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1960 年4 月19 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强收购副食品，他说，收购上来的蛋，80%出口，20%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足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带有调侃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他说的“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城市的特需供应。特需供应的对象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高级干部。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粮食短缺，全国上下都大搞代食品运动，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1960 年1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10 日，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说：“为了广泛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省、地、县各级党委和较大的企业、机关、团体党委，都要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代食品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由总理亲自挂帅，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谭震林说；“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叶蛋白这几种东西，比大米、小麦、高梁、玉米的营养价值还高。”中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利用他们“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寻找粮食以外的食物。1960 年11 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这个建议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用粮，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们提出了一批“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的推广”的代食品。

　　这些代食品主要是：一，橡子面粉。先将橡子去壳破碎，然后用千分之一浓度的碳酸钠溶液浸泡一、二天，就可以去掉不适合食用的单宁，得到可食用的淀粉。全国年产橡子粗估约80 亿斤以上，如果将其中20%提取淀粉，可得六七亿斤。二，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将其磨碎，碾成粉，色香味有点像炒面。用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成根粉，全国可得几十亿斤代食品。三，叶蛋白。经过选择后可食用的新鲜草叶、作物叶子和树叶，每百斤一般可提取叶蛋白干粉2－10 斤。从叶中取叶蛋白跟做豆腐相似，即先把采集的鲜叶（采集后不能过夜）切碎，掺水磨成浆，榨出叶汁，加热至摄氏70－80 度，使叶汁中的蛋白凝固沉淀，然后过滤、弄干即成。四，人造肉精。这是一种用酵母菌做成的食品，所含营养极似肉类。我们从400 多种菌种中选出一种叫做“白地霉”的酵母菌。把白地霉放在培养液（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无毒的树叶、野草、农作物的根茎叶煮后都可制成营养液）里，保持摄氏20－30 度，两三天内就繁殖出一层白膜。白膜在摄氏50－60 度温度下，即溶解成糊状，便是人造肉精。五，小球藻、栅藻、扁藻。小球藻和栅藻的干粉中含蛋白质20%－40%，脂肪4%－6%。小球藻、栅藻是淡水中繁殖的，扁藻是在海水中养殖的。此外，我们还在研究红虫（即水蚤）、玉米杆麯等代食品，看起来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共中央于1960 年11 月14 日向全国转发了中国科学院党组这个建议。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采食昆虫。他们的报告说：“两个星期来，采集了可和食用的昆虫1200 多斤，虫体蛋白质既多，油又很大。昆虫所已用来作成了酱油、乳酱、肉松和食用油，并加工成各种糕点和饼干。”昆虫所还介绍了烤食、油炸、制干粉、榨油、作酱油、作糕点等几种简便的加工方法。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发通知东北三省，要求各地推广。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推荐了十三种昆虫，并作了营养分析。

表22-10 十三种虫体营养成份分析（以虫体重量的百分比表示）

昆虫名称	粗蛋白	粗脂肪
豆天蛾越冬幼虫（干虫）	50.8	23.3
金龟子幼虫（即屎克螂，干虫）	48.1	21.0
蝇咀（干虫）	63.1	25.9
蝇蛹（干虫）	41.7	25.1
玉米螟越冬虫（干虫）	41.2	44.8
剌蛾越冬虫（干虫）	50.6	37.7
菜粉蝶老熟幼虫（干虫）	60.6	21.4
菜粉蝶蛹（干虫）	53.9	24.4
粘虫蛹（鲜虫）	13.8	6.2
棉蝗虫成虫（鲜虫）	21.3	2.8
蝗虫（鲜虫）	18.7	4.1
白蚁（鲜虫）	23.2	28.3
蚕蛹（鲜虫）	23.1	14.2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0 年11 月。

　　只要中共中央一号召，下面就会搞起群众运动。中央号召搞代食品，各地就大搞代食品运动。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此外，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代食品运动破坏了生态环境。本书有关各省情况的章节里，介绍了很多地方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情况。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因得不到粮食而活活饿死。李锐多次对我说：挨饿的滋味最难受。他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在劳动改造中有挨饿的亲身体会。我所查阅的十多个省的档案中，零星记载了一些饥饿死亡者濒死时的悲惨状况，因此，我想研究一下饥饿死亡的生理机机制。我的一位同乡王梅松，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后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多年从事特殊条件下的生理变化的研究，转业后在天津医科大学任教，著述颇丰。1960－1961 年，他曾带领一个医疗队到湖南几个县救治饥饿病人，积累了很多资料。他父亲和伯父都是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他听说我正在写这本书，热情地给我提供了帮助。这一部分内容是根据他写的文字材料和他提供的书籍写成的。

　　人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生命的活动就是能量的循环，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维持，据《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一书介绍，人体在不同的状态下能量的需求不同：

　　基础代谢所需要的能量：即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体温的维持、心脏的跳动、肺的呼吸和肌肉紧张度的维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即基础代谢能量。机体静卧在摄氏18－25度的环境中，完全处于休息状态，既无体力劳动，也无脑力劳动，而在12 小时前就已停止进食，消化系统也处于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耗的能量就是基础代谢能量。基础代谢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最低的能量。基础代谢能量受身体的大小、性别、年龄和气候的影响。男性比女性高，儿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寒冷气候比温热带气候高。一般说来，在普通情况下，成年男子每公斤体重每小时平均消耗能量1 千卡（即4.418 千焦耳）。以65 公斤体重的男子计算，则24 小时的基础代谢需要1560 千卡。

　　除了维持基础代谢以外，从事各种劳动也需要能量。如走路（4.9 公里／小时）每一分钟消耗能量3.7 千卡。一般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将人体的能量消耗分为五级：

　　极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坐位为主的工作，如办公室工作、修理钟表和收音机等。每日需供应热量2400 千卡；

　　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站立为主要的工作，例如商店售货员和讲课教师等。每日所需热量2600 千卡；

　　中等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重型机械操作、拖拉机与汽车驾驶等。每日所需热量约为3000 千卡；

　　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农业劳动、半机械化搬运工作等。每日所需要热量约为3400 千卡；

　　极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装卸工作、采矿、伐木和开垦土地等，每日所需热量为4000 千卡。

　　劳动者所需要的热量除劳动强度以外，还与工作环境有关。如冬天是露天作业还是室内作业，显然露天作业所需要的能量要多一些。

　　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都是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大约在3400－4000 大卡之间。

　　中国农民在大饥荒期间获得的能量

　　中国农民每天需要的3400－4000 千卡的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那么，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每天能得到多少能量？

　　综合各省情况，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的口粮平均每天原粮不超过半斤。半斤原粮相脱壳后只有0.35 斤。这还不是纯粮，多是以红薯、瓜菜替代。那时农民没有油，没有肉，这点口粮，是农民的全部热量的来源。

　　首先看各种食物能够产生多少热量。这一点，医学界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表22-11 不同地区每一市斤农产品所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热量

食物项目	别　名	地　区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热量(千卡)
稻米(籼)(糙)	大米	北京	41.5	12.5	371.0	1765
小麦粉(标准粉)		北京	49.5	9.0	373.0	1770
小　米	伏地小米	北京	48.5	17.5	364.0	1810
玉米碴（黄）	包米碴	北京	46.0	3.5	380.0	1740
玉米面（黄）		北京	42.0	21.5	351.0	1765
高粮米(红)(三级)	红高粮米	东北	42.0	13.5	378.0	1800
黄　豆	大豆	北京	181.5	92.0	126.5	2060
黄豆粉	豆粉	北京	200.0	96.0	141.5	2230
甘　薯	红薯、白薯	北京	7.8	0.9	128.3	552
甘薯片	白薯干	北京	19.5	4.0	401.5	1720
甘薯粉	白薯面	北京	19.0	4.0	395.0	1690
马铃薯	土豆	北京	10.1	0.4	73.0	339
马铃薯	洋芋	陕西	7.1	0.9	71.0	320
大白菜		四川	5.8	0.9	15.3	94
大白菜(竹筒白)	天津白	四川	3.2	0.4	13.5	72
小白菜	油菜	湖北	5.6	0.9	16.9	99
南瓜（八方瓜）		湖北	1.8	1.4	29.2	135
番瓜（花皮）	饭瓜，南瓜	甘肃	2.3	0.5	14.0	68
冬　瓜		北京	1.5	0	9.1	42
西葫芦		北京	2.5	0	8.7	44
猪　肉		湖北	87.0	104.0	……	1285

　　资料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12 月。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广大农村平均口量定量为每天0.35 斤大米，折合热量618 千卡。在大饥荒期间，农民是见不到大米的。有甘薯吃还算是不错的。5 斤甘薯折一斤粮食（有的地方4 斤折一斤），半斤口粮定量只有2.5 斤甘薯，按每斤甘薯产生热量552 千卡计算，折合热量只有1313 千卡，比基础代谢1650 千卡还少337 千卡。有些地方以菜代粮，每斤大白菜只产生热量80 千卡左右，一天能吃5 斤大白菜，也只能吸收热量400 千卡。一些饥荒严重的地方，既得不到2.5 斤甘薯，也得不到5 斤白菜。有的地方食堂停火，不给农民供应食品，而树皮剥尽，野草挖尽，农民从食堂以外也找不到食品。农民得到的热量更是微乎其微。人体每日从食物中摄取五大类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由于食物过少，除了热量严重不足以外，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引起多种疾病。但在当时的统计中，对因此类病而死亡的人，列入正常死亡之列，不算饥饿死亡。

　　在大饥荒年代，政府推行了很多违反科学的渡荒办法，从而加剧了农民的灾难。王梅松教授向本书作者指出了当时推广的几种反科学的办法：

　　“双蒸饭”：把米放在瓦盆里加上水蒸成饭，再加一次水，再蒸一次。蒸了两次以后，饭的体积扩大一倍，吃到肚子里当时感觉饱。实际上它和稀饭没有区别，过后饿得更快。当时还宣传这样做饭可以增加营养，实际上，有许多不耐高温的维生素在反复加热后遭到破坏，营养比一次蒸的要差。

　　“瓜菜代”：这是当时政府提出的口号，而且普遍实行。没有粮食时只能用瓜菜代替，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报纸还宣传如何有利于人的健康。实际上瓜菜是代替不了粮食的。从食物成份表中可以看出，一斤白菜含蛋白质5.8 克，脂肪0.9 克，碳水化合物15.3 克，产生热量94 千卡。一斤南瓜含蛋白质5.8 克，脂肪1.4 克，碳水化合物29.2 克，产生热量为135千卡。一斤冬瓜蛋白质1.5 克，脂肪0 克，碳水代合物9.1 克，产生热量42 千卡。而一斤大米含蛋白质41.5 克，脂肪12.5 克，碳水化合物371 克，产生热量1765 千卡。由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18 斤大白菜、13 斤南瓜或27 斤冬瓜才相当于1 斤大米的热量，这些东西怎么能代替主食呢？蔬菜中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人体吸收亚硝酸盐以后，它将人体内的血红蛋白氧化为高铁血红蛋白，从而使得血红蛋白失去了运输氧的功能。因此，就出现口唇、指甲及全身皮肤青紫，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这就是大饥荒年代大量出现因“青紫病”而死亡的原因。

　　桔杆做馒头：如将稻草用石灰水浸泡以后，再切碎加入到面粉里做馒头。稻草的主要成份是纤维素、木质素，它们是用一种很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结构（即复杂的多糖）。草食动物吃它能长肉，这是亿万年来生物适应环境进化的结果，它们的消化道中能分泌一种纤维素酶，这种酶能消化纤维素，使之成为单糖。而人的消化道是没有这种功能的。石灰水是碱性，它也不可能消化纤维素，用石灰水处理后的稻草，人吃了以后不会得到任何营养。

　　吃陈骨头：有些地方将死后放在户外多年的牛骨头收集起打碎后煮汤喝。牛骨头通过在户外多年风化及细菌分解后，除了剩下钙和磷以外，不会有任何能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饥饿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机制

　　医学界将饥饿分为“完全饥饿”（机体完全得不到食物）、“不全饥饿”（总热量不足，食物成份不足）和“部分（质）的饥饿”（总热量充足，但缺乏某一种或几种机体必须的物质）三种。大饥荒年代，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处于间断性的“完全饥饿”状态，全国城乡都处于“不全饥饿”状态。也可以说，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除了短暂的收获季节以外，基本上处于“不全饥饿”状态。

　　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来供应能量。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的重量为370 克，全部氧化代谢产生的热量为1480 千卡，还不够一天基础代谢的能量需要。

　　体内储存的“糖原”消耗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所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人的胖瘦。肥胖者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完全依靠脂肪产生热量，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

　　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内的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

　　心肌萎缩，就出现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王梅松教授在大饥荒期间参加的医疗队，在一所公社学校里收治水肿病人，常住水肿病人200 多人，所观察到的水肿病人，最后大多是死于心力衰竭。

　　肾脏萎缩、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尿量减少，出现肾功能不全。

　　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出现萎缩和功能低下。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

　　生殖器萎缩，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全国妇联党组在1961 年2月16 日《关于农村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初步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去冬以来，各地党委在大抓群众生活的同时，将普查普治妇女病列为除害灭病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中明确指出妇女病就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可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1961 年5 月9 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 人，闭经的12 人，占48%。一直没的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 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 人，闭经的21 人，占81.2%，全队自1959 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 人，闭经的13 人，占68.4%，在通经的6 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 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 人，闭经的16 人，占66.6%，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 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1960 年－1961 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一整个县的育龄妇女中，数十万人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1－3 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1960－1961 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在食物缺乏时，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但首先最突出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也就是摄入热能量和蛋白质量不足的症状最先发生。热能不足，人的各项体力活动都不能进行，全身无力，各项机能下降。蛋白质摄入不足，血液中的血浆蛋白含量下降，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内的水份大量渗透到血管外的皮下组织中，引起全身水肿。人体内的各种酶和激素其本质都是蛋白质，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如胰岛素、垂体前页激素，在蛋白质摄入量不足时，这些酶和激素就不能合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缺乏，摄入的蛋白质、脂肪就不能消化吸收，这就更增加了体内蛋白质的缺乏，从而出现恶性循环。

　　当蛋白质摄入不足时，体内抗体不能生成，如免疫球蛋白不能生成，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血球减少，抵抗力极度下降，很容易患细菌性感染疾病而死亡。

　　长时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足，体内脂肪消耗尽，内脏、肌肉的蛋白质亦消耗穷尽，病人出现干瘦，骨瘦如柴，这就是干瘦型的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

　　至于饥饿时生命的持续时间长短，则看热量不足和蛋白质缺乏的程度，看机体原有的营养水平等因素。长的可达几年，短则数月，当体重下降到正常值的70%以下，这个病人就无可救药了。但是，很多饥饿者在机体消耗尽以前就因并发症而死亡。但是，当年各地的死亡统计中，将并发症死亡都列入正常死亡之列，排出饥饿死亡数字之外。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3 到4 天；2，抑制期，约35－40 天；3，麻痹期，约2－3 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100 天时，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肾消耗了25.9%，皮肤消耗了20.6%，肠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经系统消耗了3.9%，心脏消耗了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40%－50%或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1958 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58 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 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1958 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 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 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 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 年和1964 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 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 万（1959 年67207 万人，1960 年为66207 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 年人口比1959 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1955 年到1986 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1984 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1960 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 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1983 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23-1。

表23-1 国家正式公布的历年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序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64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08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68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83页。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1958－1962 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1957 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 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 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 年和1964 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3、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 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 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1962 年而取1964 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 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820 多万人口，使得1964 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 年，1965 年和1966 年。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 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324×（11.98－10.47）‰＝98.64 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74.4 万人，1960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97.94 万人，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94 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 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 年的死亡率为6.8‰比1957 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 年的出生率为27.6‰，1961 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 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14 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1958 年少出生人口为：65324×（35.10－29.22）‰＝385.4 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为687.3 万人，1960 年少出生人口为949.9 万人，1961 年少出生人口为1127.8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3150 万人。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1619.9＋3150）万人，即4770 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25-1 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1957 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1961 年底只有65859 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1955 年、1956 年、1957 年和1964 年、1965 年、1966 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24.38‰。以1957 年底人口64653 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1961 年底应有人口为71192 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71192－65859）万人，即5333 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563 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1959 年、1960 年、1961 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图22-1 中国人口金字塔图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23-1 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以1957 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数据)为例，广东8.43‰，云南却高达16.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8‰。不考虑地区差别，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必然存在较大误差。前面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现在，我们用各省数据进行计算。

　　各省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这一套书。《中国人口》每省一分册，包括香港和澳门，共32 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1986 年以后陆续出版。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我从除了西藏、台湾的28 本书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抄录如表23-2。

表23-2 《中国人口》各省分册记载的人口状况（人口：万人，率：‰）

年　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四川总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长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河南总人口	4652	4733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4940	5080	5099	5240
出生率	30.82	35.85	33.71	33.16	28.07	14.01	15.31	37.5	45.08	36	36.1	35.61
死亡率	11.77	14	11.81	12.7	14.12	39.6	10.18	8.03	9.43	10.6	8.5	8.5
自然增长率	19.05	21.85	21.9	20.46	13.95	-25.59	5.13	29.47	35.65	25.4	27.6	27.11
安徽总人口	3221.4	3261.6	3356	3426.7	3445.5	3085.6	2987.7	3133.2	3232.3	3181.2	3285.6	3407
出生率	27.67	33.17	29.75	23.83	19.85	11.35	12.34	53.26	50.69	39.85	41.79	41.05
死亡率	11.8	14.25	9.1	12.36	16.59	68.58	8.11	8.51	7.92	8.59	7.24	7.12
自然增长率	-57.23
山东总人口	5174	5256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5246	5585	5607	5711	5851
出生率	37.3	32.7	35.79	25	20.9	19.5	24.41	38.14	44.18	36.88	35.46	34.56
死亡率	13.73	12.1	12.05	12.77	18.19 2	3.6	18.49	12.35	11.78	12.04	10.2	9.9
自然增长率	23.6	20.6	23.7	12.3	2.07	-4.1	3	25.79	32.04	24.82	25.3	24.6
甘肃总人口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江苏总人口	3984	4089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4334	4441	4516	4624	4748
出生率	32.21	37.6	34.38	24.83	20.92	18.56	18.84	33.27	37.68	34.7	36.91	34.89
死亡率	11.76	13.02	10.26	9.4	14.55	18.41	13.35	10.36	9.04	10.13	9.48	8.05
自然增长率	20.45	24.58	24.12	15.43	6.37	0.15	5.49	22.91	28.64	24.57	27.43	26.84
浙江总人口	2385.5	2442.9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2707.2	2800.5	2874.6	2957.3	3033.4
出生率	38.09	33.4	34.91	34.1	26.28	23.52	17.58	36.07	40.71	37.18	36.48	32.48
死亡率	12.58	9.46	9.32	9.15	10.31	11.88	9.84	8.61	7.9	9.21	8.09	7.12
自然增长率	25.51	23.94	25.62	24.95	15.47	11.64	7.71	27.41	32.81	27.97	28.39	25.36
广东总人口	3429.7	3494.2	3592.6	3671.8	3739.2	3785.7	3817.3	3909.8	4013.7	4108	4231.3	4346.9
出生率	31.09	34.93	34.99	30.1	24.67	18.96	21.27	43.31	39.17	36.74	36.28	32.18
死亡率	10.7	11.19	8.43	9.13	11.74	15.12	10.67	9.32	7.62	8.33	6.82	6.37
自然增长率	20.49	23.74	26.56	20.97	13.04	3.84	10.06	33.99	31.55	28.42	29.46	25.81
贵州总人口	1586.8	1628.1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1664.3	1703.6	1752	1820.7	1885
出生率	37.92	32.26	34.43	33.69	27.57	19.97	16.58	43.72	48.7	52.62	49.96	44.04
死亡率	16.24	13.02	12.35	15.26	20.28	52.33	23.37	11.64	17.14	20.66	15.16	13.49
自然增长率	21.7	19.3	22.1	18.4	7.3	-32.4	-6.7	32.1	31.6	32	34.8	30.6
广西总人口	2052.6	2091.8	2146.63	2186.16	2205.22	2172.06	2159.16	2217.82	2299.7	2261.66	2444.68	2528.2
出生率	30.26	29.37	34.52	32.87	24.52	19.4	17.73	39.08	46.7	24.95	42.4	39.23
死亡率	14.58	12.46	12.35	11.74	17.49	29.46	19.5	10.25	10.13	10.55	9.03	7.5
自然增长率	15.68	16.91	22.17	21.13	7.03	-10.06	-1.17	28.83	36.59	30.4	33.37	31.73
陕西总人口	1716	1756	1803	1832	1881	1944	1969	2008	2018	2100	2144	2194
出生率	30	28	32.2	26.7	26.6	27.7	21.1	34.6	38.7	40	34.7	34.4
死亡率	10.6	9.9	10.3	11	12.7	12.3	8.7	9.4	10.5	16	13	12.9
自然增长率	19.4	18.1	21.9	15.7	13.9	15.4	12.4	25.2	28.2	24	21.7	21.5
青海总人口	179.2	199.92	204.64	225	260.01	248.65	211.42	205.01	209.33	219.47	230.45	240.61
出生率	35.93	24.68	32.18	27.94	23.02	13.07	11.43	35.72	45.56	52.08	48.72	41.39
死亡率	14.06	9.34	10.4	12.99	16.59	40.73	11.68	5.35	8.37	15.53	9.06	9.75
自然增长率	21.87	15.25	21.78	14.98	6.44	-27.66	-0.25	30.37	37.19	36.55	39.66	31.64
山西总人口	1508.7	1553.58	1586.74	1621.7	1666.57	1703.2	1710.04	1745.33	1790.11	1824.37	1871.56	1911.05
出生率	34.2	29.9	33.3	28.7	27.5	27.3	19.1	37.7	38.1	36.2	33.9	30.3
死亡率	12.9	11.6	12.7	11.7	12.8	14.2	12.2	11.3	11.4	14	10.4	10.3
自然增长率	21.3	18.3	20.6	17	14.7	13.1	6.9	26.4	26.7	22.2	23.5	19.7
河北总人口	3529	3588.7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	3883.6	3956.2	3996.7	4087	4183
出生率	32.29	29.24	29.62	24.45	23.09	20.5	15.13	28.63	38.61	33.63	32.92	29.32
死亡率	11.64	11.34	11.3	10.92	12.29	15.84	13.63	9.06	11.2	10.91	8.74	8.69
自然增长率	20.65	17.95	18.32	13.53	10.8	4.67	1.5	19.62	27.41	22.72	24.18	20.53
湖南总人口	3472.83	3507.47	3602.2	3672.72	3691.95	3586.37	3507.98	3600.26	3715.2	3785.13	3901.47	4009.65
出生率	31.1	29.59	33.47	29.96	24	19.49	12.52	41.4	47.29	42.2	42.25	37.23
死亡率	16.36	11.51	10.41	11.65	12.99	29.42	17.49	10.23	10.26	12.88	11.19	10.16
自然增长率	14.74	18.08	23.06	18.32	11	-9.93	-4.97	31.16	37.03	29.31	31.06	27.08
福建总人口	1366.6	1400.4	1452.5	1493.4	1543	1572.6	1597.8	1639.7	1678.4	1703.5	1759.8	1813.7
出生率	27.28	28.67	38.24	29.12	27.56	25.11	17.42 4	0.16	44.96	38.33	41.18	37.04
死亡率	8.26	8.43	9	7.46	7.78	15.34	11.87	8.28	7.36	8.62 7	.34	7.11
自然增长率	19.02	20.24	29.24	21.66	19.79	9.77	5.55	31.88	37.6	29.71	33.84	29.93
云南总人口	1805.85	1841.83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08	2088.44	2160.36	2231.86
出生率	32.48	34.75	36.27	23.61	20.94	24.19	19.4	39.71	43.15	45.66	44.01	38.97
死亡率	13.6	15.22	16.29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15.23	12.99	10.08
自然增长率	18.88	19.53	19.98	1.99	2.98	-2.07	7.58	28.86	29.01	30.43	31.02	28.17
吉林总人口	1202.1	1224.5	1248.1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1595.1	1639.1	1679.3
出生率	41.57	32.64	35.46	33.31	28.04	32.51	26.45	40.7	47.03	44.19	40.46	34.58
死亡率	9.9	7.5	9.1	9.1	13.4	10.1	12	10	9.4	12.6	9.7	8.6
自然增长率	27.7	25.1	26.4	24.2	14.6	22.4	14.5	30.7	37.6	31.6	30.8	26
辽宁总人口	2261.5	2306.5	2395.5	2445	2501.8	2559.5	2519.3	2549	2653.1	2734.2	2808.3	2869.7
出生率	39.1	33.7	41.9	38.7	28	31.8	17.2	34.1	49.1	40.2	36.2	29.4
死亡率	9.4	6.6	9.4	8.8	11.8	11.5	17.5	8.5	7.9	9.5	7.1	6.2
自然增长率	29.7	27.1	32.5	29.9	16.2	20.3	-0.3	25.6	41.2	30.1	29.1	6.2
黑龙江总人口	1321	1418	1479	1564	1682	1807	1809	1893	1972	2053	2134	2198
出生率	40.4	33.1	36.6	33	30.4	32.5	27.3	35.5	45.1	42.6	40.4	34.3
死亡率	11.4	10.1	10.4	9.1	12.8	10.5	11.1	8.7	8.5	11.5	8	7.3
自然增长率	29 23	26.2	23.9	17.6	22	16.2	26.3	36.6	31.1	32.4	27
湖北总人口	2896.7	2963.2	3064.8	3146.7	3173.2	3152.2	3182.96	3273.93	3350.09	3418.01	3504.54	3601.01
出生率	26.06	27.07	34.36	30.49	26.42	16.41	27.34	42.51	41.05	37.73	35.1	34.8
死亡率	11.55	10.85	9.64	9.64	14.5	21.19	9.19	8.76	9.83	10.39	10.04	9.63
自然增长率	14.51	16.22	24.72	21.01	11.92	-4.78	18.14	33.75	31.32	26.8	25.06	25.16
宁夏总人口	165.11	172.02	179.38	193.51	208.85	213.03	203.05	198.81	206.7	214.89	226.78	235.38
出生率	34.09	34.2	43.24	39.32	23.8	16.58	13.04	44.6	50.52	49.37	48.02	42.2
死亡率	10.24	10.58	11.06	14.98	15.82	13.9	10.71	8.49	10.22	13.44	9.27	9.35
自然增长率	24.66	23.62	32.18	24.34	7.98	2.68	2.32	36.11	40.3	35.93	38.79	32.85
江西总人口	1763.38	1799.97	1851.45	1912.89	1975.97	2009.85	2002.67	2039.91	2101.03	2143.63	2209.54	2283.65
出生率	32.33	29.01	38.34	30.28	28.64	26.78	21	37.19	39.56	38.05	38.85	38.13
死亡率	16.23	12.49	11.48	11.34	13.01	16.06	11.54	11	9.76	10.87	9.39	8.54
自然增长率	16.1	16.52	26.86 1	8.94	15.63	10.72	9.46	26.19	29.8	27.18	29.46	29.9
新疆总人口	511.78	533.17	558.01	582.35	648.98	686.33	710.06	698.97	713.12	744.18	789.1	837.99
出生率	30.67	31.1	31.48	31.03	29.87	28.13	25.16	32.02	35.14	42.21	41.7	38.08
死亡率	14.4	14.2	14	13	18.84	15.67	11.71	9.71	9.43	16.35	11.1	9.39
自然增长率	16.27	16.9	17.48	18.03	11.03	12.48	13.45	22.31	25.71	25.91	30.6	28.69
内蒙古总人口	843	896.6	936	986.1	1062.5	1191.1	1163.1	1171.8	1215.4	1253.7	1296.4	1329.6
出生率	37.5	29.5	37.2	28.4	30.8	29.4	22.1	38.2	45.1	41.9	40	36.1
死亡率	11.4	7.9	10.5	7.9	11	9.4	8.8	9	9.4	11.8	9.3	8.07
自然增长率	26.1	21.6	28.7	20.5	19.8	20	13.3	29.2	35.7	30.1	30.7	28
北京总人口	555.92	598.23	619.08	631.85	684.1	732.13	721.02	723.64	747.38	765.01	773.93	770.06
出生率	40.07	40.02	42.1	37.02	30.7	33.03	25.7	35.92	43.41	30.4	22.95	19.41
死亡率	9.6	7.57	8.19	8.08	9.58	9.22	10.08	8.71	8.11	8.27	6.75	7.24
自然增长率
天津总人口	487.3	506.9	529.5	548.2	567.5	583.5	584.2	595.6	615.3	629.5	637.7	640.8
出生率	37.12	34.39	37.28	34.56	28.49	27.38	20.42	33.68	40.61	28.72	24.33	21.02
死亡率	9.85	8.79	9.35	8.66	9.88	10.34	9.89	7.36	7.3	7.79	6.17	6.91
自然增长率	27.27	25.6	27.93	25.9	18.6	17.04	10.53	26.3	33.31	20.93	18.16	14.11
上海总人口	925.6	942.07	1009.58	998.82	1028.39	1054.08	1053.17	1057.86	1073.64	1086.72	1093.79	1095.83
出生率	41.7	40.5	45.6	36	27.8	27.6	22.4	26.3	30.3	20.6	17	14.6
死亡率	8.1	6.8	6	5.9	6.9	6.8	7.7	7.3	7	6.1	5.7	5.3
自然增长率	33.6	33.7	39.6	30.1	20.9	20.8	14.7	19	23.3	14.5	11.3	9.3

　　注：《中国人口·湖北》缺1955 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本表用公安部的数据补上。《中国人口·北京》中缺1955、1956、1959、1960、1962、1963、1966 的死亡率，表中数据系用公安部数据补上。另外，安徽数据中也缺大部分年份的死亡率，也是用公安部的数据补上的。公安部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人口·江苏》中数据有错，本书用《江苏统计年鉴》数据作了修正。

　　根据表23-2 中的数据，采用本章前面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后三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结果如表23-3。

表22-3 大饥荒对各省人口的影响（单位：万人）

地　区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总计
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数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	9.46	24.12 1	92.7			226.28
少出生人数	39.74	53.81	79.03	70.48		243.06
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数	9.89	17.18	139.38			166.45
少出生人数	7.44	32.79	101.25	93.52		235.00
山东非正常死亡人数	14.30	43.50	71.18	43.75	11.71	184.43
少出生人数	5.35	78.49	84.17	57.65		225.66
湖南非正常死亡人数	4.93	64.67	20.72			90.32
少出生人数	21.86	44.04	59.97	83.18		209.05
贵州非正常死亡人数	1.19	10.05	63.96	14.34		89.59
少出生人数	13.88	24.70	37.09	41.30		116.97
广西非正常死亡人数	1.43	14.07	40.23 1	8.23		73.96
少出生人数	7.41	25.84	36.87	40.20		110.32
甘肃非正常死亡人数	14.45	9.91	40.10	2.21		66.67
少出生人数	5.90	21.69	26.2	26.21		80.00
江苏非正常死亡人数	17.52	33.97	12.30			63.79
少出生人数	43.43	60.69	70.78	9.23	7.93	192.06
辽宁非正常死亡人数	2.42	9.89	9.36	24.63	1.77	48.07
少出生人数	21.64	12.53	49.65	6.72		90.54
广东非正常死亡人数	1.80	11.49	24.38	7.72	2.63	48.02
少出生人数	15.51	35.94	57.98	48.00		157
云南非正常死亡人数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数	28.53	33.96	27.6	36.5		126.59
湖北非正常死亡人数	13.11	34.28				47.39
少出生人数	6.30	19.28	50.92	16.41		92.91
河北非正常死亡人数	1.78	6.96	20.44	12.08		41.26
少出生人数	24.87	30.40	40.39	60.75	9.75	166.16
福建非正常死亡人数	11.56	6.26	0.58	18.40
少出生人数	8.84	11.48	15.59	28.06		63.97
江西非正常死亡人数	3.32	9.49	0.48	13.29
少出生人数	10.37	13.9	17.96	29.67		71.9
吉林非正常死亡人数	0.09	5.67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数	6.12	13.11	7.64	16.45		43.32
浙江非正常死亡人数	2.61	6.73	1.43			10.77
少出生人数	3.37	23.62	31.06	47.12		105.17
青海非正常死亡人数	0.61	1.56	7.77	0.35		10.29
少出生人数	2.18	3.65	6.36	6.13	0.49	18.81
黑龙江非正常死亡人数	5.71	2.13	3.29	11.13
少出生人数	7.46	12.17	9.42	19.16	4.44	52.65
山西非正常死亡人数	0.24	2.06	4.46	1.11		7.87
少出生人数	6.85	8.99	9.55	23.67		49.06
陕西非正常死亡人数	2.78	2.10				4.88
少出生人数	11.85	12.29	10.58	23.95		58.67
宁夏非正常死亡人数	0.91	1.15	0.79	0.12		2.98
少出生人数	0.47	3.63	5.33 5.99			15.42
新疆非正常死亡人数	3.45	1.62				5.07
少出生人数	3.67	5.17	7.48			16.32
内蒙非正常死亡人数	1.20					1.2
少出生人数	6.38	8.6	17.57			32.55
北京非正常死亡人数	0.98	1.55				2.53
少出生人数	5.39					5.39
天津非正常死亡人数	0.97	1.27	1.02			3.26
少出生人数	1.11	1.78	5.87			8.76
上海非正常死亡人数	0.49	1.44	1.02			2.95
少出生人数	2.5	8.01	3.91			14.42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172	475	1109	300	42	2098
少出生人数	365	735	989	1044	87	3220
人口总减少数	537	1210	2098	1344	129	5318

　　由表23-3 计算结果可知，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5318 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 万人）。各省的死亡率数据基本上是以官方统计为基础的。到了20 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省份对数进行了一些修正。应当比原有的统计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饿死人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省份用这些数据计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据，比调查者的数字偏小。例如，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300 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500 万人（见本书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计算的结果只有226 万人。薄一波对赵健民说山东饿死300 万人，这里计算的结果只有184.43 万人。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1200 万人，上表中只有787 万人。《福建党史月刊》2001 年第1 期载文认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万人数为22 万人，少出生65万人，该文是用省公安厅的数字计算的。而表23-3 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 万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要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按年度分布情况，见图22-2。

　　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 年，全国就有172 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 万，至1960 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 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 年为300 万人，至1962 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 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1960 年－1961 年非正常死亡2300 万，莫舍估计1960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 万至3000 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 万，同时有3300 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1958－1963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700 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1958－1963 年有2700 万人过量死亡，有2900 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1960 年，死亡人口为4090 万。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23-4。

表23-4 人口统计数字中不应有的差别（万人）

年份	总人口增加数(1)	自然增长人数(2)	(2)－(1)理论上应为0
1953	1314	1337	+23
1954	1470	1466	+4
1955	1199	1233	+34
1956	1363	1270	-93
1957	1825	1479	-346
1958	1341	1124	-217
1959	1213	677	-536
1960	-1000	-304	+696
1961	-348	249	+579
1962	1436	1794	+358
1963	1877	2270	+393
1964	1327	1927	+600
1965	2039	2026	-13

　　资料来源：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1881年3 月7 日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1958 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1953 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53 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 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 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1982 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 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 万人口中的约30 万名15 至67 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 年以来的41 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著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1952 年到1982 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23-5。

表23-5 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

年　份	出生率（‰)			死亡率(‰)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1954	43.44	44.4	41.91	24.20	29.1	19.96
1955	43.04	41.3	41.37	22.33	22.4	22.31
1956	39.89	40.02	38.28	20.11	20.8	16.85
1957	43.25	41.1	41.45	18.12	19.0	13.24
1958	37.76	37.7	36.22	20.65	20.4	15.98
1959	28.53	28.3	27.24	22.06	23.3	19.20
1960	26.76	25.2	25.65	44.60	38.8	40.76
1961	22.43	22.3	21.70	23.01	20.5	27.03
1962	41.02	40.9	39.79	14.02	13.7	18.28
1963	49.79	47.3	48.69	13.81	13.0	21.22
1964	40.29	40.7	39.82	12.45	13.5	20.82
1965	38.98	39.7	38.77	11.61	11.1	10.26
1966	39.83	38.3	39.52	11.12	10.4	12.27

　　资料来源：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2 期；Ansley J .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 1952-1982 》， NATIONALACADEMYPRESS Washington，D.C 1984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1955－1957 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1964－1966 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1959－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 年为300.1 万人，1959 年为386.8 万人，1960 年为1833.5 万人，1961 年为456.7万人。1958－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87.1 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 年199.7 万，1959 年为803.4 万，1960 年为921.33万，1961 年为1195.1 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3119.5 万人。

　　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2987.1＋3119.5） 万人，即6106.6 万人。

表23-6 班久蒂对中国总人口和增长率的修正

年　份	修正后的平均人口（百万）	修正后的总人口（百万）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1955	606.5		20.7
1956	619.1		19.8
1957	633.2		25.1
1958	638.85	646.7	17.1
1959	650.5	654.3	6.5
1960	652.5	650.7	－17.8
1961	647.75	644.8	－0.6
1962	653.3		27
1963	674.2		35.9
1964	696.1		27.8
1965	715.5		27.4

　　资料来源：彭尼.凯恩：《1959－1961 中国大饥荒》，郑文鑫、毕建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104 页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6.2‰，正常出生率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 年底总人口60266 万为基数)。

表23-7 科尔修订的人口数　

年　份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修正后的总人口(万)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万)
1955	18.90	61405
1956	19.22	62585
1957	22.10	63868
1958	17.30	65075	64522
1959	5.00	65400	65238
1960	-13.60	64510	64855
1961	1.80	64626	64568
1962	27.20	66384	65505
1963	34.30	68661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1958 年：64522×（20.4－16.2）＝271 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 年为463 万人；1960年为1468 万人，1961 年为278 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1 万人。

　　少出生人口：1958 年：64522×（40.2－37.7）＝ 161.3 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 年为776.3万人，1960 年为974.9 万人，1961 年为1155.8 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3068.3 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 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 年底总人口60266 万为基数)。

表23-8 卡洛修订的人口数

年　份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修正后的总人口（万）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万）
1955	19.06	61415
1956	21.43	62731
1957	28.21	64500
1958	20.04	65806	65153
1959	8.04	66335	66070
1960	-15.11	653430	65838
1961	-5.33	64994	65167
1962	21.51	66392	65693
1963	24.77	68037

　　依据表23-8 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 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5.96‰，正常出生率为39.87‰。1958－1962 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 万（1958 年为130.3 万，1959年214.0 万，1960 年1632.8 万，1961 年721.4 万，1962 年为152.4 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1958 年为237.8 万，1959 年834.5 万，1960 年936.2 万，1961 年1184.1 万，1962 年为5.25 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6048.8 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表23-9 根据三位外国学者的数据计算出的三年人口变动（万人）

年　代	班久蒂	科　尔	卡洛非
	正常死亡人口数
1958	300.1	271.0	130.3
1959	396.8	463.2	214.0
1960	1833.5	1468.9	1632.8
1961	456.7	277.6	721.4
1962	152.4
总　计	2987.1	2481	2850.9
	少出生人口人口总减少
1958	199.7	161.3	237.8
1959	803.4	776.3	834.5
1960	921.3	974.9	936.2
1961	1195.1	1155.8	1184.1
1962		5.25
总　计	3119.5	3068.3	3197.9
	6106.6	5549.3	6048.8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 万人。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我作一详细介绍。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 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 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1985 年6 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 年10 月生，1958 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 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 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 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 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由于此时的蒋正华已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算是国家领导人，找他采访很困难。于是，我找到了蒋正华就这个问题发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后来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 年第3 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复印件，也是这组数据。）二是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以《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为题的文章中的数据。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 页上的数据，李成瑞对我说，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列出三组数字列表如下：

表23-10 蒋正华提出的三组不同的中国人口数据（‰）

年　代	《中国人口·总论》数		《中国人口年鉴，1987》数		《西安交大学报》数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36.54	17.23	37.32	22.54	37.98	12.68
1956	35.20	16.77	35.92	21.52	36.39	12.80
1957	36.45	16.55	36.84	20.53	37.19	13.01
1958	31.62	17.25	31.77	20.06	32.29	13.36
1959	28.46	18.96	27.86	26.91	27.77	17.29
1960	23.84	31.25	24.24	31.58	24.67	32.40
1961	20.78	24.57	25.03	24.38	24.50	16.52
1962	44.73	18.08	39.65	17.84	38.37	13.60
1963	45.57	16.72	46.23	16.35	45.37	13.27
1964	40.48	13.03	43.63	14.93	41.23	12.64
1965	38.46	11.28	39.51	13.04	39.43	10.86
1966	35.76	9.64	36.54	11.62	36.66	9.60

表23-11 蒋正华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修正（万人）

年　份	估计年末人口	估计年中人口
1954	60310	59468
1955	61484	60785
1956	62636	61873
1957	63893	63057
1958	64829	64354
1959	65476	64999
1960	65239	65504
1961	64926	64932
1962	66760	65489
1963	68749	67603
1964	70400	69461
1965	72358	71263
1966	74325	73356

　　资料来源：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 年，第618页。

　　蒋正华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 年到1963 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 万人；同时按这6 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 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 万人，约1700 万人。

　　读者可能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国外学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 年到1963 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 万人仅少327 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 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 万人高出662 万人）。

　　我不知道6602 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 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 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 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 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 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 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 年死亡总数8626 万人减去4685 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 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 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 万人；则6 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 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 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 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 万人。6 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 万人。

　　蒋正华在1987 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 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 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三次，其结果如下：

　　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1958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1959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1960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在1958 年到1961 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为2188.67 万人。

　　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 万人（ 1958 年为377.1 万人，1959年为674.7 万人，1960 年为883 万人，1961 年为886.3 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 万人（1958 年为204 万，1959 年为317.2 万，1960 年为1124.7 万，1961 年为681.1 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 万人（1958 年为359.1 万，1959 年为568.1 万，1960 年为875.1 万，1961年为1066.2 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 万人。

　　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 万人（1958 年173.1 万，1958 年620.1 万，1960 年830.8 万，1961 年455.2 万，1962年30.8 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 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 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 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 年6 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 年6 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10 月19 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1957 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 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 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 年到1964 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 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 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 年到1965 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 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 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1700 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 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 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 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 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 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1958 年到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3500 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 万。（ 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 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 年和1961 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 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 年和1961 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 万，根据1956 和1957 以及1962-1963 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 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 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 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 万。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 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 万到6000 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 年、1964 年和1982 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1953 年和1964 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 年和1961 年的人口。用1958 年人口减去1961 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 万。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 年到1959 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 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 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 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1700 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 万－3500 万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1959 年到1961 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23-12 1959－1961 年总人口和自然增长情况（万人）

年份	总人口	总人口增加数	自然增长人数
1958	65994	－	－
1959	67207	1213	＋677
1960	66207	－1000	－304
1961	65859	－348	＋2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83页。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135 万人，按自然变动算，却增加622 万人，两者差额为757 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分析，1959 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 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1213 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 万，增长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1960 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 万，自然变动减少304 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 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249 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1964 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 年人口应当是64508 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1486万人。这就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677 万人。1960 年和1961 年共减少2163 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1348 万人多减少815 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815 万人调整到1960 年和1961 年两年里。即将1960 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1000 万调为1500 万，1961 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348 万调整为663 万。见表23-13。

表23-13 王维志调整后的三年总人口数和自然增减数（万人）

年　份	人口数		人口增减数
	数　量	以1958 年为100	数　量	增减比例（%）
1959	66671	101.03	＋677	＋1.03
1960	65171	97.75	－1500	－2.25
1961	64508	98.98	－663	－1.02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 年1647.4 万人，1960 年1389.3 万人，1961 年1188.6 万人。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 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 万人

　　1960 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 万人

　　1961 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 万人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5721.3 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 年死亡人口为781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268 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781 万人作为1959－1961 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1959－1961 年三年正常死亡为2343 万人，总死亡人数5721.3 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 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3367.9 万人。即三年饿死3378.3 万人。

　　其实，1958 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 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 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 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 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 万人扣除2174.7 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 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 年的死亡率应为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25.43‰。44.33‰这个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38.8‰，更高于蒋正华的31.25‰（《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 万到3500 万之间，他们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 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1958 年冬和1962 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 年和1962 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 和1962 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 年为181 万，1962 年为42 万，共计223 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 万到3700 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 万。

　　据我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我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 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例如，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数在1200 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797 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 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226 万）。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 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 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3600 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 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 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 万。

　　附录：（可删去）

蒋正华先生台鉴：

　　请恕我称您为先生而不称副委员长，这是因为我看重作为学者的蒋正华更胜于作为官员的蒋正华。古人云：“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何况您的文章不会是“草草”之作，应是精心研究的学术著作，其影响更为深远。

　　是李成瑞推荐我找您的。据李老讲，您原来住19 层，他住8 层，经常交谈。对大跃进期间中国的人口变动，国外学者研究很多，有科尔，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独推崇于您。他认为您是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大跃进人口变动第一人。李老已发表了专门推荐您的文章。我是新华社退休记者。退休后想研究一下大跃进期间人口变动问题。李老建议我必须找您谈。

　　经李老推荐，我拜读了您的论文。现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于您：

　　第一个问题：您提供的三组数据为什么不同？是同一方法算出来的吗？这三组数据哪一组代表您最后的看法？为什么要对前一组时进行修正？

　　现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 年第3 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也是这组数据）。二是《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第94－106 页。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 页，据李成瑞讲，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仅列出死亡率一项三种出处的差别。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中国人口总论	16.55	17.25	18.96	31.25	24.57	18.08	16.72	13.03	11.28
中国人口年鉴	20.53	20.06	26.91	31.58	24.38	17.83	16.35	14.93	13.04
西安交大学报	13.01	13.36	17.29	32.40	16.52	13.60	13.27	12.64	10.86

　　第二个问题：您推算出来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数为1700 万，是用哪一组数据为基础？是用什么办法算出来的？

　　一般说来，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数（按统计年鉴两个年底数之和除2），就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数。

　　各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怎样确定正常死亡数呢？科尔以1957 年和1964 年的死亡率两点，取其中数。也有人取1955－1957 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数作为起点，取1963－1965 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数为另一点，再用科尔办法取其中数。这比科尔数要准确一些。也有人用1955－1957 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样确定正常死亡人数的？

　　以上问题如能给我以启蒙，将不胜感谢。

　　找您很难，王维志提供了您夫人办公室的电话，我两个星期四都打电话，没找到人。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了您夫人，也未见回音。给人大常委打电话，把我当成信访的。所以，只好写这封信。

　　敬祝

大安！

　　杨继绳2002 年6 月

　　2005 年8 月再发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 年到1962 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 年8 月16 日到3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1958 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17 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 月31 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

　　1957 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 亿美元，日本只有297 亿美元。1961 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 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 年的3000 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 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74 亿斤。1996 年才突破1 万亿斤，以后一直在1 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30 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 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1957 年10 月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 年1 月，增加到1 亿人左右。到1958 年4 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130 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250 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1 米厚、66 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 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 年，全国人口为65994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5303 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 亿人，即每2.65 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 年10 月到1958 年4 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 万亩，比解放后8 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29.3%。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80 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1958 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 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20 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 年相比，1961 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51.2%，三种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28.8%，中小农具减少了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40%左右。1959－1961 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 年和1961 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 年。详见表24-1。

表24-1 农业总产值及其指数年份农业总产值（亿元）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以1952 年为100	以上一年为100
1952	461	100	115.2
1953	510	103.1	103.1
1954	535	106.6	103.4
1955	575	114.8	107.6
1956	610	120.4	105.0
1957	537	124.8	103.6
1958	566	127.8	102.4
1959	497	110.4	86.4
1960	457	96.4	87.4
1961	559	94.0	97.6
1962	584	100	106.2
1963	642	111.6	111.6

　　资料来源：1980 年《中国经济年鉴》第五部分和1983 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部分。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1957 年钢产量535 万吨，1958 年计划620 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700 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1070 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24-2 大跃进以前各年的钢产量（单位：万吨）

年　份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钢	61	90	135	177	223	285	447	535
钢材	37	67	106	147	172	216	314	4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225页。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 年11 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15 年赶上美国后，于11 月18 日，就在64 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15 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 年3 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8 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5 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 年2 月3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624.8 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 年4 月14 日，又把指标提高到771 万吨，比上年增长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 年5 月30 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800 万－850 万吨。比上年增长49.5%－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 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 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 万吨，华北600 万吨，西南310 万吨，东北1100 万吨，西北150 万吨，并预计到1962 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 月17 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 月22 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 年，也不是7 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 年达到2500 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 月19 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 月19 号才决定搞一千一。1958 年钢产指标为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 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6 月19 日到8 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8 月16 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8 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8 月21 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100 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20 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8 月30 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110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2500 万到2700 万吨，争取3000 万吨，其中2500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200 万－250 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9 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600 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1070 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9 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9 月5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顶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1070 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 月4 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 月15 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 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 月2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9 月30 日，要达到日产钢6 万吨，铁10 万吨。9 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 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 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 多万座。10 月，达6000 多万人，最高达9000 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10 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 年9 月24 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 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6000 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 月14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 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 个营，174 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 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 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50 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13 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168 个，炼铁炉2846 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9.34 吨，铁3078 吨，实际多为废渣。这13 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 月15 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 月14 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 吨，提前完成了9 月份的9000 吨生产计划。

　　9 月17 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9 月15 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 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 吨。

　　10 月1 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 月29 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 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 万吨，出现了9 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 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5 千吨钢、一个日产4 千吨钢的省。

　　10 月18 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 多吨。

　　10 月26 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 月15 日到21 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 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 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37 万多吨。

　　12 月23 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0 七0 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12 月19 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1073 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12月31 日，全年累计产钢1108 万吨。《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90%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 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37 年以后的1995 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 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 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1958 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致于在1978 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 年四季度和1959 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2%、3%，有的高达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1958 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 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150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250－300 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1958 年9 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200 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1959 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 年10 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 年“为生产300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 万吨，对外公布1800 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 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 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 万吨。1960 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1800 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1800 万吨，而是要搞2000 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1958 年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 年到10 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 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 月7 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5 年到10 年缩短为5 年到7 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8 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 年8 月17 日到30 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 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1000 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1958 年到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 年1 月到3 月，全省建厂1000 多个；3 月到5 月，建厂3500 个；5 月到6 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 个。其中，省办的2500 多个，县办的15000 多个，社办的185000 多个。全省出现了10 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 多个百厂社。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1530 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35 个工厂投入生产。只有13 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厂矿307 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1958 年新建厂矿可达1267 座。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1980 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1959 年时92%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508 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 处、设计能力7484 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77%，因此从1960 年4、5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1%，1960 年提高到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 年比1957 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 年达到105 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 亿元。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1957 年的53：47下降到1960 年的33：67。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 年138 亿元，1958 年267亿元，1959 年345 亿元，1960 年384 亿元。从1958 年到1960 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 亿元，比1957年高出1.4 倍。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 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587 个，1959 年1361 个，1961年1815 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1384 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 年至1960 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 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246 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0%，其中1960 年国民收入减少2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38.8%，木材为14.8%，水泥为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40.7%。在编制1959 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50 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 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 亿元。

表24-3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年　份	总　计	基本建设投资
1954	102.68	99.07
1955	105.24	100.36
1956	160.84	155.28
1957	151.23	143.32
1958	279.06	269.00
1959	368.42	349.72
1960	416.58	388.69
1961	156.06	127.42
1962	87.28	71.26
1963	116.66	98.16
1964	165.89	144.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301 页。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 年到1961 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35 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1 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 年和1960 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 年为76.3%，1960 年为73.3%。见表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24-4 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

年　份	出口额 (人民币,亿元)	进口额 (人民币,亿元)	出口商品额构成(以出口总额为100)			进口商品额构成(以进口总额为100)
			工矿产品	农副产品加工品	农副产品	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1956	55.7	53.0	26.1	31.3	42.6	91.5	8.5
1957	54.5	50.0	28.4	31.5	40.0	92.0	8.0
1958	67.1	61.7	27.5	37.0	35.5	93.1	6.9
1959	78.1	71.2	23.7	38.7	37.6	95.1	4.3
1960	63.3	65.2	26.7	42.3	31.0	95.4	4.6
1961	47.8	43.0	33.4	45.9	20.7	61.9	38.1
1962	47.7	33.8	34.7	45.9	19.4	55.2	44.8
1963	50.0	35.7	32.9	42.9	24.2	56.0	44.0
1964	55.4	42.1	32.9	39.1	28.0	55.5	44.5
1965	63.1	55.3	30.9	36.0	33.1	66.5	33.5
1966	66.0	61.1	26.6	37.5	35.9	72.2	27.8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 年，Ⅷ－32，经济管理出版社，第33 页。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 年6 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1957 年的3101 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 万人，三年增加2868 万人，增长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 年，城镇人口总数为9949 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 年为10721 万人，1959 年为12371万人，1960 年达13073 万人。三年共增加3124 万人，增长31.4%。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2218 万人。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1954 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1959 年9 月国庆10 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1958 年到1960 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 年的财政收入竟比1957 年增长了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30%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1960 年81.8 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 年财政收入比1960 年减少37.8%，1962 年又减少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180 亿元。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300 多亿元，180 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 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 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 年达74.8 亿元，1961 年仍有26.9 亿元。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1957 年的5.2 元降到1961 年的4.1 元。1962 年2 月26 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24-5 大饥荒年间的财政状况（亿元）

年　份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收支差额
1957 年	310.2	304.2	＋6.0
1958 年	387.6	09.4	－21.8
1959 年	487.1	552.9	－65.6
1960 年	572.3	654.1	－81.8
1961 年	356.1	367.0	－10.9
1962 年	313.6	305.0	＋8.3
1963 年	342.3	339.6	＋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417页。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1958 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1960 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1961 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70%。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18 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15%，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 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24-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30%，有的地区上涨了40%。

表24-6 四川省简阳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 年3 月） 单位：元/斤

品　名	国家牌价	自由市价
大米	0.093	0.93
菜油	0.67	8～10
红苕	0.015	0.15
胡萝卜	0.05	0.20
棕片	0.21	1.10～1.20
莲花白菜	0.08	0.20～0.30
白布	0.28	3.00～3.20
猪肉	0.67	8.00～8.50
水牛肉	0.46	5.00～5.50
鲫鱼	0.47	4.80～5.00
鸡蛋	0.64	7.50～8.00

　　资料来源：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大饥荒网站”。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 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5 斤，上海3.6 斤，北京、武汉2 斤，天津、广州1.7 斤，西安1.3 斤，沈阳0.6 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12 斤，上海、北京3.5斤，重庆2.8 斤，天津、武汉、沈阳1.3－1.8 斤，西安不到7 两。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537 元，比1957 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1957 年下降28.7%。根据全国大、中、小13 个城市、526 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1961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17.07 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15.53 元，比1957 年减少了1.87 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 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1962 年3 月底，在27 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21 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3 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3 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 年4月16 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 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1960 年7 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8 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1961 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1960 年9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 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1960 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1960 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8 月和12 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1860 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1961 年1 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1961 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1，900 万吨，比上年增长1.6%；原煤产量43，100 万吨，比上年增长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4，100 亿斤，比上年增长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 年8 月下旬至9 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9 月15 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40 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1962 年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 天，1962 年2 月21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5 月7 日到10 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1962 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1961 年已经减少1000 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873 万人）的基础上，1962 年又减少1000 万人（其中职工850 万人）。1961 年、1962 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 万人以上。精简工作1963 年还继续进行。从1961 年1 月，到1963年，三年共减少职工1940 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300 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1963年6 月，共减少城镇人口2600 万人左右。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 年基建投资完成384 亿元，1961 年减到123 亿元，1962 年计划减到46 亿元，后来实际完成56 亿元加上自筹完成67 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1960 年的39.6%降到1961 年的19.2%，1962 年进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1960 年的1815 个减到1961 年的1409 个，1962 年进一步减至1003 个，许多工程下马。

　　(3) 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1960年钢产量1866 万吨，1961 年压到870 万吨，1962 年最初的计划是750 吨，后来调整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 万吨。煤炭，1960 年实际产量39700 万吨，1961 年完成27800 万吨，1962年计划25100 万吨，后来调整为23900 万吨，实际完成22000 万吨。关、停、并、转，1961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 年已经比1960 年减少25000 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1962 年继续减少了18000，两年合计减少了43700个，相当于1960 年96000 个的44.8%。

　　（4）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农村劳动力1960年只有17017 万人，1961至1962 年两年，增加到21278万人。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1961 年和1962 年两年，净进口粮食160 多亿斤。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1962 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1957 年的水平。1961 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 年粮食价格提高25%，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20 亿元。

　　（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1960 年520 万吨，1962 年575 万吨，化纤1960 年10600 吨，1962 年13600吨，1965 年达到50100 吨。

　　（6）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18 类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 年9、10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报告称，截至1961 年9 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1035 项，建筑面积334.4 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95.4 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132.9 万平米，占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 万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31.4 万米，占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3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2600 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 年8 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10285 吨，木材10900 立方米，水泥12650 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138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 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10 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10 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1960 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13 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5 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 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8、9 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