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　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著
出版社：天地圖書
2007年 8月

简　介：

　　这是一部叫人看得心情沉重的书，作者杨继绳在“前言”中写下为书起《墓碑》一名的缘由：一为在一九五九年饿死的父亲立碑；二是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历史上一段最惨烈的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六百万中国人立碑；更要为造成大饥荒的极权制度立碑。他原打算把书名定为《天堂的路》，背后不无对专权“人祸”造成大灾荒的反讽。

　　杨继绳是著名作家、学者，在新华社当了三十五年记者、编辑，曾三度采访赵紫阳，曾为《炎黄月刊》副社长。他花了十年时间，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事实和数据揭露这惨绝人寰的史料。

　　该书分上下两篇，合共约一千页，上篇集中报导及揭露中国各省如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在大饥荒期间的真实情况，包括人吃人的惨况、官僚对老百姓的残酷逼害、制度的腐败等。下篇则是作者对中国持续三、四年大饥荒问题的专题论述，探讨酿成大饥荒的祸根、当权者对危机的应变、专横制度下的遗祸，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目　录

永久的墓碑（代前言）
上　篇
第一章　祸起中原
 　　一、信阳事件
 　　二、“潘、杨、王”事件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第二章　甘肃不甘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三、“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五、全省普遍大饥荒
 　　六、通渭问题
 　　七、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第三章　天府饥魂
 　　一、皇恩浩荡幸福无边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四、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七、吃青、刑罚、扣饭
 　　八、一股救命的潜流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十、四川饿死多少人？
第四章　安徽不安
 　　一、说凤阳，道凤阳
 　　二、无为风波
 　　三、亳县的惨剧
 　　四、跳出三县看安徽
 第五章粮仓里的饿号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三、守着粮库饿死人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二、这里“五风”也成灾
 　　三、干部横行乡里
 　　四、粮食短缺物资匮乏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六、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二、罗定事件
 　　三、高要闹剧
 　　四、南雄之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八、宝安无宝
 　　九、顺德不顺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十一、逃港狂潮
 第八章　齐鲁之难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五、馆陶事件
 　　六、济宁事件
 　　七、全省大饥荒
 　　八、舒同丢官
 第九章　浙江之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四、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五、“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六、边民外逃
 　　七、骚乱和暴动
 　　八、退回去就有生路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一、徐水闹剧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四、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一、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二、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三、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十一省以外情况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三、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第十四章　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
 　　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四、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五、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六，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下　篇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 米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三、“人民公社好”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五、城市人民公社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一、消灭家庭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第十九章“五风”肆虐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七、“五风”屡禁不止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五、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六、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五、残酷的高征购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七、压农村，保城市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一、农业跃进粮食减产
 　　二、以钢为纲搞乱全局
 　　三、工业跃进盲目建厂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五、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二、共产主义探源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
 参考文献

永久的墓碑（代前言）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 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 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 天，取出了3 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 年（光绪15 年）农历6 月6 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 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 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 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 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 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 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 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 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 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 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 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 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 年10 月1 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 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 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我1954 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 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 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 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 年5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 年8月到12 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 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 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 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 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 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 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 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 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 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 万人，饿死3600 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 年8 月9 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 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 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 年7月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 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 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 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 万人。中国1960 年一年就饿死1500 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 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 年全国22 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 万人。从1920 处到1936 年，17 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 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 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 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 万。1958－1962 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 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 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 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 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 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20 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从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 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62 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 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 年至1961 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 年至1961 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 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1955 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1956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1956 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1958 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1958 年底到1959 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1958 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1958 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 年10 月15 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 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 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 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 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 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1958 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上　篇

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 年7 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 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 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 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 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 平方公里，850 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至少有100 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 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 年9 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 年月11 月11 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 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 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 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 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 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 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 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 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 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 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 年6 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 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 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 月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2 分队平均亩产3530.75 斤的消息。7 月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 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 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1958 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40 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300 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150 亿斤，最后落实到72 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8 名认为1959 年比1958 年更丰收，1958年是56 亿斤，1959 年72 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30 亿到40 亿斤。

　　8 月底9 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72 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 亿到40 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 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 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 年6 月18 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 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1959 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 亿斤，比1958 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 亿斤，比1958 年多征4300 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 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 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 斤计，可吃4 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 斤原粮只有25 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180 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 多亿斤，却夸大为64 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 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10 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7 亿多斤，就有3751 个食堂仃伙（3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 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 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6000 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50 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200 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 年12 月6 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 年3 月，77 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 年6 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 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图1－1：（ lmag-15）

　　1999 年9 月10 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宾馆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 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 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1959 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 毒打，因伤势过重，5 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 年10 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 年10 月13 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 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 年10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 岁、10 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 年10 月1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 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 年10 月20 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 天后死去；

　　1959 年10 月24 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 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 年10 月25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8 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 天后死亡。徐一家6 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 年11 月8 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 年11 月10 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8 年11 月12 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3 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 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 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24 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 次，直至死亡；

　　1959 年12 月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 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 年12 月9 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 天后死亡；

　　1960 年1 月8 日，陈湾小队54 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 多个农民，打死4 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 年11 月28 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 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 斤，总产1191 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 斤，总产4610 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 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 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 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 人，8027 户。从1959 年9 月到1960 年6 月，死亡12134 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 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 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 人，死亡44 人，只剩下一个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 人，打过人的就有628 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 人（其中干部231 名），当场打死群众558 人，打后致死的636 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 人，打跑43 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 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 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 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 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 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 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 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 年9 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 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 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 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 年10 月30 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11 月17 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25 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 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 年6 月3 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 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 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 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 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22 人，小队干部39 人，作业组长44 人，当场打死1 人，打后死去的7 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 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 年，我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 年8 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 人，自杀的479 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 人，打残46 人。据防胡公社9 个大队统计，29 个干部打死群众91 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 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 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 人，他自己只承认3 人。

　　1959 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500 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45900 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 年12 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12 月4 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 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 个党员中，有21 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 户，死绝了的有39 户，原有人口1496 人，死亡555 人，其中，饿死490 人，打死55 人，逼死10 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 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 年9 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 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 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 个大队122 个生产队的291 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 多天。吴集大队在9 月中旬（农历8 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 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 年9 月有7645 户，34897 人，其中男15349 人，女19548 人。1960年5 月剩下6953 户，29438 人，其中，男14349 人，女15044 人。人口死亡5459 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 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 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 年9 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1999 年9 月10 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 岁的余德鸿（1959-1960 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9 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纽纽。”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5 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10 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 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 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 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 个8-12 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 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 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 万人。我认为，105 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 多万人死了18 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 万人死了2 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 人，1959 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 人，我家里死了6 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我采访余德鸿两年以后，他给我寄来一份他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其中写道：在全地区18 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轻有重，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 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 万，也有人说死了16 万或17 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30％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 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 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 户、75 口人，共饿死38 人。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 户人家死绝了9 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 多人，饿死了300 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 人，饿死107 人，其中死绝了6 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老家的共有6 口人，死了4 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我于1959 年12 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9 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10 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的4 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图1-2：余德鸿、余文海等照片

　　1999 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 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 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图1-3 死人坑上的大树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 年6 月18 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 月8 日统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4 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 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 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 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 年9 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 人，其中男4081717 人，女3960380 人，到1960 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 人，其中男3769499 人，女3878379 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 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 大队死亡的1464 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 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 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 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 户，占原有2373 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 个村庄合并为41 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 人，死亡18 人），社员1515 人，死亡404 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 户,没有死人的31 户,其中干部13 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 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 户，没有死人的6 户中就有干部5 户，炊事员1 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 人，死亡8 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 月这4 个月。1 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 年6 月3 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4 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 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 户、96 人，死50 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 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 户、119 人，死51 人，死绝3 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 具尸体。

　　全社10 月半开始停伙，到12 月7 日，共停伙53 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朱岗食堂，37 户，共138 人，死亡47 人，死绝5 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 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 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 多人。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 年10 月9 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4 月，息县共死亡104，523 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 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 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 万到14 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 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 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 个，现在只有4805 个，减少了639 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 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 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 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 月29 日，将他病重的6 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 月2 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 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 年10 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 月21 日到11 月25 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 月26 日到12 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 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 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 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 年5 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 斤，鸭子300 余只，鱼150 斤，羊15 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 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 亿多斤，当年产量29 多亿斤，共40 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 年6 月的统计数是436882 人，10 月的统计数是549171 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 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 月8 日统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4 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 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 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 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 年11 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 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 人，占全区总人口840 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 个县。在全区4473 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 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 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 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 年12 月6 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 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1999 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 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 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 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 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 人，小队干部47 人，党员11 人，团员61 人，基本群众848 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 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6 月，光山县的53 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 人（其中活埋1 人），这404 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 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 个大队干部、16 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 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 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 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 年10 月9 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226 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 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 人，打残46 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1959 年11 月28 日，将偷耕牛的7 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 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 名社员。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12 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 年11 月12 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17 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17 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 年11 月8 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6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25 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 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 个小孩，除14 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 个全都饿死；

　　1959 年11 月20 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 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 年11 月29 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 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6、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真相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 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 个党员饿死了20 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 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 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 年11 月到1960 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 多人，其中打死12 人，剥掉了195 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 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 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 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 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 人，多则10 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孤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 个，其中有4 个没有断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 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 年8 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 件，其中6 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 年3月12 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我1999 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1959 年12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1900 多人，当时死了300 多人，双柳公社从1959 年10 月1 日到12 月26 日死亡2363 人。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打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12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到阻止。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1960 年4 月初，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况。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

　　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 年5 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 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 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字如下：一队4 人，二队5 人，三队5 人，四队5 人，五队2 人，六队7 人，七队4人，八队2 人。”还下通知规定，12 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 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 人（后又改为2907 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 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 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 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 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 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 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信阳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揭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的材料中说：1960 年5 月，杨蔚屏到信阳检查工作。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接待并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杨书记一直没有提到去冬今春发生的问题。王秉林主动向他汇报信阳死人的问题，杨不表态。光山县秦河公社书记讲公社死人的情况，杨书记还是不表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向杨书记反映光山死了38800 人，杨书记指示：“弄清死人数字要心中有数，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灾荒，死人问题以后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说，杨书记这次来信阳共10 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顿招待饭以外，其余都是在县以上的机关吃的，每顿都是五六个菜和一个汤，有肉有鸡蛋，还喝酒，看了一次戏和三次电影。

　　王秉林说，1960 年5 月，地委向省委书面报告死人的数字，省委在地委报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内）”，以图缩小死亡人数，然后上报中央和下发各县。信阳地委在自己的检查报告中认为自己犯的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杨蔚屏改为“是粮食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杨书记这一改，就把信阳的错误性质大大减轻了。

　　1960 年7 月的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是捂盖子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瑞英向本书作者介绍：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刘名榜主持这次会议，信阳地委的领导人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减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阳事件上的责任。鸡公山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别墅，民国年间被达官贵人辟为避暑胜地。一望无边的绿色山头上掩荫着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别墅。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杨蔚屏在会上讲：“信阳的工作总的是好的，省委是满意的。一般地讲，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劲都很大，热情高，有力争上游的劲头。错误是暂时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潜力是很大的。”“ 至于死人数字，48 万或者45 万都没有关系，不是数字少3 万就好，多3 万就厉害。”“ 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如果上半年搞还搞不下去，现在可以了，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毛泽东主席给了我们一个指头的机会。”这是指毛泽东讲“三面红旗”中出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指头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文件：lmage-17

　　由于这“一个指头”的限制，会上不让彻底揭问题，很多与会者还没有发言，会议就开始作总结了。接着，由对地委的批评转为对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个人的批判。这时，地委党校副校长严仲儒发言，继续尖锐批评地委的错误。杨蔚屏对地委副书记王达夫说：“这个人（指严仲儒）观点不对头，要跟他谈话。”第二天，杨蔚屏在讲话中就不指名批评了严仲儒。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说：“你们党校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副校长？”在严仲儒发言之后，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也发言批评地委。杨蔚屏说：“固始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不作检讨，还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检讨。”根据杨蔚屏的指示，地委决定，将严仲儒的发言交给各小组进行“讨论”，叫杨守绩在大会上作检讨。在鸡公山会议捂盖子的时候，老红军、副省长王国华上了山，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路宪文，为张树藩和李瑞英夫妇说话，张树藩回忆中说：“王国华的发言在会上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说话的。”在鸡公山会议上，决定逮捕马龙山，并准备将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杀马龙山一个人来表示省委已经对信阳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2001 年11 月9 日寄给我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是这样介绍鸡公山会议的：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李坚、李振海等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105 万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心急如焚，从7 月20 日开始，信阳地委在鸡公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派杨蔚屏、李立、刘名榜参加。原来被打成右倾的干部对这次会抱着很大希望。希望能揭开盖子。但是，这次会议还是捂盖子。面对这种情况，张树藩同志连续做了三次发言（总计长达1.4 万字），揭出了信阳地区的实质问题，从而打乱了会议部署。路宪文、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等人，背着张树藩开了秘密会议，认为张树藩继续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决定将会议转向集中批张。后在杨蔚屏等的干预下，才没有进行。……会议开到8 月15 日结束，最后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拘留。

　　1960 年9 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名榜再次到信阳。由刘名榜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一个时期来说，至多也是三七开，至于广大干部党员，全区坏人也只占4%－5％，个别严重的地方也不过占10%－20％，不会太多。”“ 信阳地区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错误。”在这个传达会上，杨蔚屏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省委对路宪文的处理（当时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没指示，省委也没有权处理他。”

　　1960 年11 月，中央派来的李先念、徐子荣、王从吾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让张树藩在信阳步兵学校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对吴芝圃这种虚伪态度，张树藩毫不客气地反驳：“芝圃同志，你真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吗？对我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敢斗我吗？既然省委批准的，又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计产量时我说得少，反瞒产私分时我不仅没反出粮食反而拿出了700 多万斤粮食去给群众吃吗？我说干部强迫命令、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才给我扣上了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省委批斗我的根据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么说一点不了解呢？对我的批斗不是你安排的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吴芝圃的脸红得像一块红布，非常难堪。张树藩还要继续说，陶铸连忙阻止说：“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你批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

　　8、中央对信阳事件的调查和决策

　　据张树藩回忆，1960 年2 月，中央内务部郭处长到信阳作过调查，郭处长听说饿死了20－30 万人，立即回北京作了汇报。“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以后，向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马上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

　　本书作者从李坚那里得知，1960 年4 月，中监委接到河南省监委的报告，派调查组到河南调查，调查组成员有李坚、李振海等人。2001 年3 月，经过李瑞英老人的介绍，本书作者到万寿路李坚的家中，采访了80 多岁的李坚。中监委是中纪委的前身，李坚从中纪委副主任的职位上离休。这位老人思维还很清晰，但耳朵聋，交谈很不方便。经三次艰难的交谈，他告诉我他“三下河南”的情况：

　　1960 年4 月8 日，王从吾将河南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反映固始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4 月12 日，中央监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王从吾向董必武汇报的全国城市党的监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据董必武在会上的指示，中央监委派我们去河南固始。

　　在这之前内务部钱瑛反映浮肿病死人的情况，谭震林批评了内务部，说：“浮肿是不是粮食问题造成的还没有结论。”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顾虑的。我带了两个人去河南，在省里见了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他谈了一些情况，但谈得不多。省里又派了两个人，一共5 个人一起去信阳。我们5 个人都有顾虑：“彭德怀都挨整了，我们还能说话吗！”到了信阳，地委又派了两个人，一共7 人。我们出信阳，经罗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沟里都有没掩埋的尸体。

　　我们到了固始，说死了3 万多人。杨守绩在省党委校学习，我们就住在杨守绩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固始县城街上，看到十多个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游街，说是被抓的“流窜犯”，实际是逃荒的农民。

　　我们到商城，看到还在修水利。县委副书记告诉调查组，商城死了几万人。从商城到新县（将军县），路上看到一个妇女趴在路边不动，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还有气，就把她带到公社，让食堂给点吃的，活过来了。在光山县泼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谈，他们都说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山东肥城人，南下干部，他说的死亡人数少。从光山县回到信阳路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青年死在路边，尸体上趴满了苍蝇，天热了，尸体有气味。我们回到信阳地委，找到地委书记路宪文，希望他加强救灾措施。我问路宪文：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坏人破坏造成的？路回答说：不可能是坏人破坏。他说饿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于死这么多人。专员张树藩见到我哭了，我问死了多少人，张说40 万。这40 万是公安局说的数字。我怕这个数字站不住，我让我带的两个人在监委会上向各县监委书记分头核实各县死亡人数（后来告诉我105 万）。我再到确山看一看，又到许昌看一看。在许昌停一天就回到郑州。到郑州核对，也说信阳死了40 万。在郑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当时毛主席也在郑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饿死40 万，这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汇报这事。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去。我在郑州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省干部的活动。

　　吴芝圃让农业书记找我谈。我说，路上还有死人，救灾力度要加强，水利工程要缓一缓。我们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 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1960年10 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 万。我从信阳到新乡了解情况，看到原阳也饿死了人。我亲眼看到一个戴皮帽子的人饿死路边。在原阳我接到电话，中央要我回去汇报。我回北京后，安子文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派人作了调查。11 月15 日，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也要解决三分之一地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把信阳事件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样,就把大批基层干部集中起来“集训”。

　　1961 年1 月，王从吾到中央党校当校长去了，我又到河南调查。到新乡、开封，也发现饿死了不少人。还说老百姓暴乱了。到下面一看，原来一个妇女，说自己是“皇姑”，向群众说：“解放猪，解放羊，解放粮食散食堂。”这个“皇姑”被抓起来了。

　　1960 年10 月21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 月24 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 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这四名干部是不是李坚等四人？也许是李坚向我介绍时，大概时间太久，误将李富春错为周恩来；也许是从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给李富春。王从吾、徐子荣1960 年12 月1 日《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上呈的领导人中，有周恩来、李富春，可见，除了周恩来以外，李富春是过问过信阳事件的。河南省委党校乔培华1990 年10 月30 日上午访问王从吾记录提出了与李坚说的大体相同，是中监委通过安子文向周恩来汇报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70 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谈了信阳事件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区。中央工作组在信阳调查了一个多月，情况比较严重的县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又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附有零星报告和随时报告。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看，从1960 年2 月开始到1960 年10 月，中央不同的部门几次派人到信阳作过调查，10 月份，毛泽东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泽东是怎样看信阳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 号）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但是，毛泽东这些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文件上批的，我还没有找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徐子荣给“主席、总理、富春同志并子文同志、中南局陶铸、任重同志并省委”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西北局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达资料。

　　张德生传达说，毛泽东主席1960 年10 月27 日、28 日两次谈话，其中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主席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 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1960 年11 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张树藩回忆说，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不久，就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中央和省里来的干部亲自主持鸡公山会议揭信阳的盖子，搞民主革命补课。说信阳干部都不行了。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 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 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 名干部，一共4779 人（另一资料说中央派干部359 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 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 多人，特别集训5000 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 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 人，逮捕法办的275 人。已经有1327 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 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有开斗争。”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吴芝圃、戴苏理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 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芝圃这么重视杨守绩，显然是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量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 个公社中，6 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 个已蜕化变质。在178 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 个，占14％。在1710 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 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 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 人。中央专案组于1960 年11 月20 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 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

　　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 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 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 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 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 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0 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 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应当说，在极权制度下，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蛹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从中央派来大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信阳事件的看法。

　　1960 年12 月6 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王任重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主席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 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 万人。全县48 万人剩下38 万，但那是10 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 月到今年7 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 多人死了8000 多人，有500 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按照当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干的。事实上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调查组已有统计：信阳事件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他们在土改、镇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已经下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不可能干这么大的坏事。作为从事公安工作的徐子荣眼睛还是盯在这些人身上。徐子荣在这次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 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 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 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 人中，初步查出2 个当过汉奸，12 个蜕化变质，其中8 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 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 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 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 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 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 人，蜕化变质25 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 人，这29 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 人，小县杀400 人，每个大队杀3－5 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 年徒刑，8 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 岁，最小的3 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 年10 月21 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 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举。他步履蹣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主席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 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 年在郑州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 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 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 年农历11 月7 日晚上10 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 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 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茬：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 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 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 年才有人生孩子。

　　图1-4 石绍举夫妇照片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 年9 月到10 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 年12 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 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芝圃，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 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1993 年，离休已经10 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只不过信阳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而已。河南问题不是某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在1958 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 多万人受株连，100 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2001 年3 月到5 月间，我三次访问当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10 号5－14 号。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86 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 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 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1906 年3 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 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 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 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2 月，他衩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杨珏说，在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300 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汇报时说今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1、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 年下半年到1957 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 年下半年31 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 人。商丘地区1956 年12 月到1957 年1 月，130 个高级社中的242 个生产队和40 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 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 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 年7 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 条40 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 年6 月25 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 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 年4 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2、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 年8 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 年7 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 年5 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 月18 日到20 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 月18 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3、“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 月6 日到7 月1 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 年7 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4、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 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 年10 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 亿多张（原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 级降为11 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 级降为12 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1958 年7 月15 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 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怀疑派”是和“潘、杨、王”“ 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人说：“辩论他！” 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芝圃，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芝圃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自1957 年河南揪出7 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 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

　　水利事业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极权制度正好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掌握了全社会的资源，它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毛泽东主政的时候，中国的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受惠。但是，当时把事情做过了头，让老百姓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在搞水利工程时，不讲科学，只顾蛮干，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祸害。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造成了2003 年巨大的渭河水灾。

　　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1957年10 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 月到12 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 月7 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1500 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 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 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 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 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 万亩的高指标。1 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河南省投入1958 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 万，1957 年10 月至1958 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 亿立方，蓄水能力262 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 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 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 年度（1956 年10 月至1957年9 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 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 年度（ 1959年10 月至1960 年9 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 亿立方。80 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到80 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 万亩。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 亿元，1959 年度是2.1 亿元，至於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 年同时有9 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 亿立方米（其中7 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 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 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 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 年代后期或70 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 年11 月至1958 年7 月），宣传可灌溉1000 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 年3 月至1958 年8 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 年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 年5 月17 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2000 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 年10月以后，以及1959 年和1960 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年12 月6 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 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

　　2、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1958 年3 月8 日至26 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著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 月20 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 年实际指标的2.4 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 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 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 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浮夸风是从1958 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2 亩9 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3000 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 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 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 斤，按2.9 亩算，平均亩产3854 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 斤上报。第二天（1958 年6 月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 亩9 分小麦亩产3530 斤。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 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 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6 月8 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 日第一大队2 分队又有2 亩9 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6斤，平均亩产3530.75 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 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750 斤的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2 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6 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2 亩9 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120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 日，这2 亩9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 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 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2 亩9 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 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8 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3853 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7320 的卫星。”

　　周恩来于1958 年7 月19 日和8 月6 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7320 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7201 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 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7320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去核实。王秉林回来说是真的。1999 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就登了。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是可信的。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 斤、芝麻5600 斤，单产增长70 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1955 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表1-1 1957-1961 年河南省粮食情况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亿斤)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贸易粮(亿斤)	213.91	244.35	189.22	161.65	125.39
征　购(亿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销　售(亿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净拥有(亿斤)	196.29	218.05	194.77	175.35	134.04
总人口(万人)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人均净拥有(斤)	405.56	441.13	391.18	363.95	277.5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1-1 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 即是）。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 月－12 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 月1 日到次年6 月30 日）。例如，1958 年粮食产量244.35 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 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 年的秋收与1959 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本书其安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1958 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 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 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 亿斤，又浮夸到450 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 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 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 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 年征购67.65 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 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3、“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 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2500 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 万到5 万斤。7 月27 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 万亩，每亩施肥5 万斤。7 月到9 月，每天有3000 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 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 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 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 万户，7 月20 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大会，有10 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1958 年10 月20 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 年8 月初到10 月20 日止，被打人员共122 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 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 年3 月18 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 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 万吨”。9 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 月12 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月15《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 个，禹县高达4,396 吨。9 月17 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 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 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 万余座。10 月11 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 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 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 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 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 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14.16 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8 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378000 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 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 年4 月，在全国一度对1958 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1959 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80 万吨调为22 万吨，生铁由150 万吨调为80 万吨，粮食由500 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 亿元调整为13.6 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 万吨，生铁69 万吨，粮食只有97 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 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 年的实情，在12 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 年增长55.7%，粮食270 亿公斤，钢铁达到150 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 年2 月4日至19 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 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 年2 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32 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1959 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 月23 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1959 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 年农业产值35.55 亿元，比1958 年下降8.9%，粮食总产量97.45 亿公斤，下降22.9%；1960 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 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 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 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 年1 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 年、59 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 年1 月至2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59 年1 月20 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 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 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 两（16 进位，相当于10 进位的3 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 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 年2 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 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 年3 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 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 月15 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 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后。1958 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 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 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 1958 年6 月7 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 斤”的消息。6 月9 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 月20 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11625 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1959 年9 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60 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 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11 月21 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1960 年头11 月22 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4 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14 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 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 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1 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 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 岁），于1960 年4 月19 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 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 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究竟河南在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 万。到20 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 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　份	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25.58
1961	4811	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 年，第103 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 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 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 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 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 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 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 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 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 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 年，1965 年和1966 年。

　　用表1-2 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 年分别为10.17 万、17.31 万和141.8 万，合计169.28 万。1958-1961 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 万、32.99 万、101.54 万和93.62 万，合计235.78 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 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 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 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 底到1959 年10 月年和1961 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 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 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1959－1961 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 万人，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 年1 月30 日到2 月12 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 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 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 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 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 个，占全省104 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 个，占全省1193 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 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1 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 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 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 年4 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 年1 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 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 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 年8 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 年12 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1958－1960 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三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 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1958 年，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刚过，甘肃省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还喜欢用指挥军队的办法来指挥地方工作。2 月9 日，他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高兴地谈到，自1957 年6 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 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 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 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 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 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地而颇有成就感地说出的这些数字，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跃进！再跃进！”。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他自己觉得这是高明之举。

　　张仲良说，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辨清了两条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这是1958 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河南揪出了“潘、杨、王”反党集团；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健民、王卓如反党集团，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1959 年）为首的反党集团，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声（1959 年）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省揪出了“沙、杨、彭”（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反党集团，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反党集团……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 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孙梁陈反党集团却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今不如昔’。

　　他们不承认1956 年粮食增产26 亿斤的事实，反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在羊入社的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在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 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党外人士说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们就说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的反动主张。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人士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6 百条人命换来的’。梁大钧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购任务。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们的支持下，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在我们党内出现孙梁陈反党集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这里，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他说：“几年来，孙梁陈反党集团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的，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一直同党进行着斗争，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大讲阶级斗争。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批评“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把许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张仲良“郑重地提起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注意”，“孙梁陈反党集团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严重右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这是十分危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他说：“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内外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彷彿超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孙梁陈反党集团一直就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在1956 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1956 年下半年到1957 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洩了劲。省委提出了修300 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250 万亩分不下去，减到150 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130 万亩。但是到了9 月底，只完成了102 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 多万亩，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 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 年7 月2 日到8 月16 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 月15 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57 年下半年到1960 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 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 万多人。仅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 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 人中，有11 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 月11 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 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19 级以上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1959 年以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都到过甘肃，他们在视察中，对甘肃的工作持肯定态度。批判霍维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肃省的反右倾斗争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区就是一例。1961 年1 月5 日，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报告说，1959 年冬，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某些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乱斗乱捕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并且捕风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 年4 月才停止。据统计，全地区共搞了103 个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达700 多人。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达103 人。后经查明，这些集团全是假的。我们从镇原县“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可以看到这些假案的规模和后果。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百年潮》1999 年第4 期发表了“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写的文章：《“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在这里摘要引用。镇原县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49 年以后属平凉地区。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年年都征购过头粮。1954 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 年受灾减产，仍征购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1956 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43.6％。1957 年，大旱将近200天。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平均亩产只有82 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虚报为亩产95 斤，后又被加码到115 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1958 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 年1 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还没有完成的100 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 年5 月14 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 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宇、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 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 年7 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在7 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7 月下旬至8 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 天中，就以9 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 多名，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 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 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 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 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 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 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 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 月2 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 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 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 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 人。至10 月20 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 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 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 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

　　10 月22 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 日，县城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 名。10 月31 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 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 人(后死于狱中333 人)，管制147 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有3000 多人。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 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受批判。

　　30 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时，曾与刘伯承、张浩、李达、宋任穷、罗炳辉等红军将领友好合作，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在陕西宝鸡任职，肃反运动中，刘伯承、李达等证明他是民主人士。他与许国和、张万寿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见过面，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从宝鸡押回镇原，判处死刑，未及批准执行就死在狱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董其武部下团长慕介夫，1958 年在家养病，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死前在狱中哭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自食其言……”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两个月时间内，就将全县875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10 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抽调7 万劳力(占总劳力数的72.5％)到华亭等地大炼钢铁。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提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大炼钢铁之后，紧接着又集中8 万多劳力(占总劳力的83％)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口号是：“斩断三河，水上五原，大战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10 万眼，挖窖8600 个，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与此同时，又提出几个“大办”，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厂县”，“七天扫除文盲”，办起了700 所大学等等。

　　当时，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深翻地15 尺、亩施肥200 万斤、亩下籽180 斤、亩产粮40 万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种一年所产粮食够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笼了，以至于把1958 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确定为比上年的实产翻两番。与此同时，还大刮“共产风”，提出“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使，有债大家还，劳动不记工，分配平均摊”等口号，任意平调劳力、土地、牲畜、家禽、农具、房屋、树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都平调去了。如此“大跃进”，弄得群众苦不堪言，生活越来越艰难。

　　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经济上被肆意掠夺，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据1961 年统计，1958 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708 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1957 年的12.8 万，减少到1961 年的10.3 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4346 头，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实，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纯系子虚乌有。1961 年12 月4 日，平凉地委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省委于1962 年7 月17 日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但是，由于当时的甄别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大部分问题只作了内部纠正，未公开平反，而且结论材料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当，继续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阳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1981 年3 月19 日，甘肃省委发出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

三、“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1958 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1959 年6 月至9 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全民算帐，清理退赔），1959 年9 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甘肃省定西地区在1959 年秋后再度刮起的“共产风”有以下形式：

　　――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劳动力、畜力。陇西县北寨公社办农场，就从生产队无偿拿走土地2700 亩，牲畜132 头，羊2000 多只，猪150 头；

　　――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机关、学校，任意平调农民土地；临洮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有426 亩水地，被机关调走了311 亩；

　　――借大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为名，猪、牛一律无偿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陇西县的社队办的猪场，猪的死亡率达80％以上；

　　――借基建征地为名，多占地，占好地。临洮县级9 个单位，以基建征地的名义，占用城关公社土地92.5 亩，分文未付；

　　――借大搞协作为名，不分你我，乱调劳动力，工分不清理；

　　――借调整耕作区为名，队与队之间无偿调拨土地；

　　――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无偿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借公社搞储备粮为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粮食。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40 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40 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

　　敦煌县1958 年全县办成一个人民公社，县干部想快一点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1958年，想把生产队的羊三年内变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办法，即公社调走30％，大队调走20％，生产队留下50％。牛、马、驴也上调不少。1959 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经济来源只剩下积累提成一项，农林牧副渔都没有了。公社经济如此薄弱，共产主义因素怎么能发展起来？秋季正好赶上反右倾，乘机又把羊收上来了，当时按羊只总数的20％上调公社。在公社的影响下各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财产，如大队办牧场，调生产队的牲畜。结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队的羊只由于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调上来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马骥英在1960 年底总结教训时说：“如何对待共产主义？思想不明确。到底谁共谁的产？总认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应当是公社共生产队的产。认为社有经济大，过渡就快，快总比慢好。因此总是想从生产队上调，发展社有经济。”

　　郑州会议重新明确了所有制问题，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小队为基础），为的是从所有制上制止“共产风”蔓延。但是，甘肃省在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中，批判过“四级核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很多干部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中形成了过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多越好。因此，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持怀疑态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资金和物资从哪里来？只能从社员和生产队那里“一平二调”。

　　武威县永昌公社沈郁大队，自然条件优越，本来是一个富队。1958 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猛。县、公社从生产队里乱调劳动力，调牲畜；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生产大队把小队的牲畜集中喂养；各队之间互调劳动力不记工分，修居民点、搞沼气，拆了社员500 多间房子，花费了25000 多个工作日，15000 元；收回社员自留羊，砍伐社员的自留树。等等。结果，集中起来的60 多头小牲畜只剩下3 头。全生产队的牲畜不到1958年秋天的一半。社员积极性不高，畜力不足，生产下降，1958 年平均亩产250 斤，1959 年平均亩产157 斤，1960 年只有63 斤。1960 年1 月到7 月，死亡141 人。

　　民勤县新河公社西湖生产队也是一个刮共产风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队。这个队1958 年初共有381 户，1787 人，其中劳动力521 个，耕地2850 亩。这里本来是一个生活水平较高的队。1958 年冬季，刮起了强劲的“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以建社办工厂、幼儿园、食堂、兴修水利、建新村等种种名义，无偿调走社员和生产小队的土地、房屋、劳动力、牲畜、钱、粮、草、料、农具、家具。结果，从1958 年秋到1960 年底，大牲口由208 头，减少到160 头，羊由463 只减少到75 只。原有猪78 头，到1960 年底一头也没剩。大车由112辆减少到56 辆。1958 年粮食总产量54 万斤，1960 年只有19 万斤。1958 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32 元，1960 年只有10 元。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关于“五风”，请看本书第19 章），这些甘肃省和其它省份没有多大差别，甘肃省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集“五风”之大成，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8 月，我在临洮县和岷县采访时，一些老干部介绍了不少当年引洮工程的情况。后来，我又看到了《炎黄春秋》1993 年第3 期上杨闻宇的文章，使引洮工程的情况更加清晰。下面所叙述的，了我在两县采访得到的资料以外，都是出自这篇文章中的资料。

　　引洮的出发点，是因为陇中和陇东严重缺水；引洮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用行政强制办法去做没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说：“陇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没有水。这里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4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 多毫米，而这可怜的400 毫米的降雨70％以上集中于7、8、9 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很低。

　　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数是干涸的。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除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县不能受洮河之惠。

　　这样，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恶劣自然环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5－10 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过去，在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肃中部东部是黄土高原，土层很厚，只要有水，这里一定是富饶之地。据《岷县志》（1995 年版）介绍，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在其上游的岷县，平均流量120 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1500 立方米／秒（P＝5％）。2000 年夏，我到临洮采访，在县城旁边的河段，只见清流滚滚，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1958年2 月11 日，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东西长320 公里，南北宽200 公里，灌溉耕地1500 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150 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 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1400 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1150 公里，总干渠水面宽40 米，渠底宽16米，水深6 米，50 吨到100 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15 条，总长3500 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20 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273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4 万千瓦。当时设想，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20 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船只如梭。”引洮工程于1958 年6 月12 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 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修建。职工达3000 多人，民工10 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16 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劳动力：1958 年10.6 万人；1959 年11.2 万人；1960 年8 万人。截至1960 年底，两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 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1958 年9 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447 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评价。动工以后，全国20 个省、自治区的650 名代表到工地参观。1958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特地到工地视察，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在会川指挥部的山崖上，刻着朱德委员长的1958 年10 月9 日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作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 座隧洞，总长64 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竟达219 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2300 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3 亿多立方米，坝高42 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1958 年5 月第一次“土法”截流，发生决口而失败。7 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 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渠，大坝有被冲毁的危险，两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只好决口排洪。决口排洪救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10 月21 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马不到两年难以为继。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1960 年底，已无法进行下去。1960 年12 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1961 年6 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工作量估计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12 亿个工作日；2，技术问题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都没有解决。

　　1961 年8 月17 日至22 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1962 年3 月8 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1958－1959 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44000 万斤，销售粮食13390 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7500 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17％，占销售粮食总量的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6000 万元，国家投资1.6 亿元，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所谓投资1.6 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随意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劳动，是一个远大于1.6 亿的数字。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无数。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还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1960 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209 座。1960 年完成了191 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270万人。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的“东西干渠”是1958 年“大跃进”时开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后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县1960 年2 月开始建设的“红旗渠”于1969 年建成，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奋发图强的典范。为什么引洮工程留下骂名，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解释的。平心而论，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问题在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这种决策机制必然造成决策失误，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五、全省普遍大饥荒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 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110 亿斤，实际不到80 亿斤。1959 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 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1958 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表2-1 1957－1961 年甘肃粮食情况

产量 \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亿斤)	74.5	76.6	64.9	41.39	45.00
贸易粮(亿斤)	64.78	66.61	56.43	35.99	39.13
征　购(亿斤)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销　售(亿斤)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净拥有(亿斤)	60.95	64.79	50.61	41.59	40.23
总人口(万)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人均净拥有(斤)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甘肃分册》。

　　说明：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 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农村就有饿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接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张仲良一直认为甘肃是“余粮省”，不承认农村缺粮，听不进饿死人的情况。只要哪里反映这类情况，就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批判、斗争反映真实情况的人。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张仲良等却在基层干部的政治态度上找问题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1960 年7 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13 个，只报了9 个；报告还说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三四两粮食，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

　　一些干部在反瞒产私公中胡作非为。1960 年初，清水县食堂已经没有粮食，还搞反瞒产私分。张树驿公社派公社党委副书记徐效瑞去松河大队支“发动群众、狠抓斗争”。徐到松河以后，一方面到社员家翻箱倒柜地搜粮食，还向公社汇报说查出了11 万零920 斤粮食，按每人每月22 斤计，可以安排到6 月底。除口粮安排好了以外，还可以征购5 万多斤。为了让公社相信，让总支书记毛文清和生产队长造了一个名册，还代表社员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说口粮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个队1 月下旬就饿死了44 人。毛文清自杀身死。在反瞒产私分中，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荣指使总支书记王秉正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 多人，给有些被斗争的社员觜上戴驴笼头，身上驾上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 多人，并私设监狱，把3 个生产队干部关押40 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 多人，致死2 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 人。这个县有些社队比白驼公社更严重。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社员的吃饭权。这些人残害群众的刑罚有100 多种，其中有：在脸上刻字、拨头发、拨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淋开水，最普通的刑罚是扣饭、扣粮。问题被揭发以后，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清水县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并将补课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称之为“清水经验”。

　　1959 年在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何承华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一起，提出把农村供应比例由80％、90％压缩到20％。为了证明农村有粮，何承华让人写了《农村一瞥》，极力粉饰太平。1958 年省卫生厅到农村检查，写报告说浮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造成的。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对这个看法作了批判，说“这是攻击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群众向上级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就封锁、打击。高台县县委第一书记杨某派干部到邮局扣押、修改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信件1 万多份。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听之任之。从1958 春年到1960 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1300 多万人口中，有700 万人口每天口粮在7 两以下（16 进位，7 两相当于10 进位的4.375 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表2-2 和表2-3，对当年的死亡情况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两个表是甘肃省委有关部门1960 年12 月23 日制作的，现存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当年这个人口数据和1990 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的数据略有差别。

表2-2 1958 年－1960 年全省人口死亡情况1960 年12 月23 日统计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地　区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兰州市	1172840	9166	0.78	1236065	14586	1.18	1261521	7045	0.56
平凉	2226510	19317	2.20	2248230	42134	1.67	2303158	38856	1.69
天水	3230337	114331	3.50	3172816	46610	1.47	3033746	81607	2.69
定西	2480864	26483	1.07	2548531	55993	2.20	2392720	107972	4.51
张掖	2756347	59707	2.17	2800203	46982	1.68	2787016	73102	2.62
甘南	340206			377016	6687	1.77	351614	10384	2.95
临夏	874353	18511	1.55	898359	17384	1.94	882060	28992	3.27
总计	13081457	272465	2.10	13281225	228385	1.70	13011835	348388	2.68

　　说明：1957 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数：142044；死亡率：1.12%。

　　据表2-2，从1958 年到1960 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 人，1957 年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为14.2 万人，按这样粗略推算，在近85 万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约有43 万人。这样，从1958 年到1960 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仅有40 多万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临夏为例，表2-2 中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 年和1960 年两年死亡人数为46376 人。而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 人。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2-3，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多。又如，1965 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 中只有18.4％。1998 年1 月7 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员(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60 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1980 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１００万以上。

表2-3 1958 年－1960 年14 个县市人口死亡情况1960 年12 月23 日统计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市　县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白银市	223612	1519	0.68	239512	2150	0.9	252818	1191	0.47
玉门市	170050	1262	0.74	182372	1384	0.76	186891	2524	1.35
酒泉市	336317	9072	2.7	365291	5962	1.63	389643	11458	2.94
张掖市	359440	9848	2.74	343285	6787	1.98	386512	16380	4.87
定西县	230902	2882	1.25	239181	6098	2.55	220713	10561	4.78
通渭县	281091	4155	1.48	270494	10229	3.78	213992	39473	18.4
陇西县	367641	4553	1.24	360434	16249	4.51	336367	17454	5.19
岷　县	386228	4249	1.1	398279	6389	1.59	360146	23649	6.57
静宁县	489633	6823	1.39	485070	11421	2.35	455070	121581	2.76
武山县	573751	11374	1.98	578306	9420	1.63	542217	28253	5.21
清水县	335357	13566	4.04	340000	8041	2.37	283472	16425	5.79
高台县	168456	5222	3.1	167788	2282	1.36	151131	10635	7.04
民勤县	230036	6574	2.75	242183	3740	1.55	204576	5012	2.89
和政县	276661	6500	2.36	277368	5128	1.85	265588	13361	5.03

　　这个资料虽然缩小了数字，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14 个县市的42.9％。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1960 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一书中提供了以下数据。详见表2-4。这些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虽然也缩小了饥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数据较接近实际一些。

表2-4 1955-1966 年甘肃省人口统计

年　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总人口(万)	1155.04	1218.71	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1	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资料来源：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据表2-4 中的数据，用本书作者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是，从1958 年到1961 年，甘肃省饿死人66.67 万，少出生人口80 万。显然，由于这里使用的是官方数据，这里算出的近70万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数。曹树基先生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 年－1961 年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2.3 万人。

　　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汇报材料的简报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饥饿的情况。

　　天水：天水地委1960 年12 月24 日在给“省委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马跑泉公社峡口生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病人占总人口24.2％。公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口粮每人每月按12 斤算，也只能到明年2 月份。这个报告说，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地区有1800 多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40％左右。

　　岷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1960 年8 月19 日给省委的《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中说，岷县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以理川、闾井、南川、南阳等公社最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5 万多人。死亡21900 多人，占总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难的1960 年情况不得而知，直到1962 年元月，这里的饥荒还相当严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 年1 月15 日向省委的报告说：“据永昌县委14 日电话汇报，该县双贝、朱王堡、红山窑、宗家庄、八坝、焦家庄、西坡、河西堡、水源、陈仓、流泉、西湾、龚家堡、南坝等14 个公社，有浮肿病等病人3255 人，断炊1876 户、8782 人，占总人口的11.9％……地委认为，永昌1961 年的粮食收成比1960 年好，粮食征购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在征购工作中部分社、队把口粮、种籽也征购了，部分社队有些问题是可能的，但总是不会太大。”从这个报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释和掩饰这里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报告问题。

　　甘南：直到1962 年4 月，这里还处于饥饿状态。1962 年4 月8 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报告说：“由于口粮安排紧张，人口外流现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长，宰杀耕畜的现象各地都有。由于种籽不足，今年粮食作物面积有完不成的危险。临潭县共缺粮369 万斤，州上仅给110 万斤，该县长川公社种籽缺142740 斤，口粮缺198956 斤，共缺341696 斤，县上给了114000 斤，口粮一颗不安排，只安排种籽26740 斤，……由于种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产队已停止下种。……由于生活所迫，一些农民变卖家产、以物易物。浮肿病、瘦病、小儿营养不良症大量发生。……最近夏河县拉卜楞公社30 多人在县里请愿，其它县也发生请愿情况。”

　　临夏：也是在全国形势正在好转的1962 年，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报告这处州保安族的困难：“在全县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的生活更为困难。……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屋解决，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为了保命，拆卖房屋，出卖家具、衣物，甚到卖子女，家的家具卖光，一贫如洗。疾病问题十分严重，患病者占总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陆续发生。外流乞讨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数字后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长期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在1956 年至1961 年间，她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由于说真话，一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 年12 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平反。在她81 岁的时候（1999 年），她自费印了一本回忆录《悠悠岁月》，这是一本很有资料价值的书，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完全可靠。其中，对临夏在大饥荒的情况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现摘录几段如下：

　　1959 年12 月9 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书第一书记是薛振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临夏向葛曼汇报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葛曼根本不相信，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我们脸上摸黑。我说，讨饭、吃树皮、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呀。他说，富裕中农不敢出头，故意让贫下中农那样干的。你说的饿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还让我去反瞒产私分，把粮食找出来，说在某公社搜出了几百万斤粮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办公室里，不下去看看群众吃什么，不看看群众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在临夏大兴土木，营造四大公园：红园、绿园、蓝园等。这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但他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临夏州委第一书记。

　　何承华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在泥里。群众看是省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泥水，把汽车推出来。他却认为群众能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农民报总编黄文清写了一篇为《农村一瞥》，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有粮食，就不供应了。

　　据中央派到临夏市工作组1961 年3 月18 日的报告，临夏市1959 年、1960 年两年共死亡人口41381 人，占人口总数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马集、韩集、红台、癿（读qie）藏四个公社。有些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 人，死亡414 人，占总人口的32％。癿（读qie）藏公社锦光9 小队106 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绝388 户，留下孤儿100 多名。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20 多人，人死后无人抬埋。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窖里就挖出60 多具尸体。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 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 个公社，41 个生产队，588 人吃掉337 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 人，吃掉尸体125 具、活人5 名。小沟门生产队8 个作业队，有6 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 户吃掉57 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 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 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 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读qie）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 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插入李磊信其书的照片：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 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 月3 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 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 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 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 多人，致死2 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 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1960 年12 月9 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7000 名职工当中，有60％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20％，已死3 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94名女职工当中有55 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8 人。主要病状是眼胀，发睏，四肢无力。中共白银市委1960 年12 月18 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从11 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12 月上旬，情况更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1960 年12 月11 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12 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14 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3132 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25％。症状：头晕头疼，脸肿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多，在家吃饭少。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1960 年12 月30 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从11 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51 个单位的68096 名职工当中，患病者3346名，占职工总数的5.6％。在市级财贸系统的士3313 名职工当中，患病者401 人，占3.32％。在宣教系统的21 个单位的1882 名职工当中患病者226 人，占12％。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5900 名职工中患病者544 人，占9％。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145 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31 名，占总数的21.3％。”财贸系统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11 月份兰州皮革厂23 人的蛋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6克（正常值）的有17 人。中等体力劳动每天需热量至少3500 千卡，据605 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2500 千卡左右。”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 年11 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265 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188 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77 人。饮马农场在11 月21 日一天就死亡34 人。饮马农场1960 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395 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尅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1957 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 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 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 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 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 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 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 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年）置县，有2000 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 年9 月21 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 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1935 年9 月2 日和9 月23 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9 月28 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9 月29 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24 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9 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1959 年到1961 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2000 年8 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关“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通渭问题”有关资料。加上老干部座谈会和个别访谈，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40年的真相。

　　据新修《通渭县志》，1961 年全县人口比1958 年减少了78462 人，减少人数占1958 年总人数的28.1％。1956－1958 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2.67％，1958 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 人（即1958 年年末人口和1957 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 年应有人口299506 人，1961 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 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 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 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 年2 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 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卫生厅组织的医疗队一份报告描述了人们是怎样因饥饿而致死：

　　通渭县从1959 年到1960 年整整一年口粮不足，以致壮人体弱，老人死亡，妇女闭经，小儿萎缩，发生了大量的瘦病。长期营养不足，大伤元气，油尽灯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发展就会浮肿。浮肿实际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低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成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状，是消瘦发展的表现。根据近一年所见，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营养，没什么症状，容易被人们忽视，认为浮肿可怕，没有认识到消瘦的危险。马营、榜罗、第三铺等公社发生的死亡大多是这一类。最突出的是城关公社东方红生产队五小队张家岔村，1958 年有人口204 人，从1959 年11 月起到1960 年底，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现有的128 人当中，有65 人生病，最近又死亡13 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与合并症：消瘦是缺乏营养使人体不能正常发育，甚至发生组织异变。消瘦除了营养缺乏外，也有伴随肠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泻、下痢，大量蛔虫寄生。这是因为缺乏口粮，饥不择食，饮食不洁而来。城关公社双堡生产队乔底湾，全村23 户，119 人，有70 人患病，除12 人外，其他都合并有肠胃病和蛔虫症。这个大队的申家岔小队共35 户，130 人，患者97 人，其中合并肠胃病的97 人，合并蛔虫症的93 人

　　根据通渭县的情况，对消瘦病产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生活不好，缺粮少米，吃代食品发病就高。

　　因病体弱，长期不能恢复健康，

　　第三，代食品选择不对。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荞衣，再经过风吹，就会全身发麻，皮肤发痒，面部发黑，很快就肿起来。吉川、义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轻者昏晕、肿胀，重则死亡。

　　生水、吃生粮、生菜，是产生寄生蛔虫、肠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于粮少，家庭虐待现象较为严重。大人虐待小孩，儿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轻女，父母虐待女儿、媳妇。受虐待的，消瘦就严重。

　　第六，据说吃了死人肉的人，不愿吃粮食，且“瘦得肉贴骨头”，这类人在消瘦以前，表现眼结膜充血。

　　通渭，这个古老的县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乡。但是，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里打汤，起初是一家一个罐或一个盆，后来汤越来越稀了，人越来越急了，家里派去打汤的人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喝，还不到家就已经所剩不多。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于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食斗争便在家庭里发生了。结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个罐，每到食堂打汤的时候，人人怀抱一个罐，一齐拥挤在门口守候，即使两口子也为争食而闹不和。食堂关闭之后，一人一口锅，各煮各的菜。那时在食堂里打饭时兴用脸盆或瓦罐（因为容量大），汤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无法舔，只有小孩会立即把头伸到罐里，舔不到的就用小指头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里。一天，公社食堂里做的洋芋菜，一个公社干部的碗里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却被这位干部踩在脚下了，孩子疼得大声喊叫，而那位干部好像没听见。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还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今后‘病’一个埋一个。”县委明确指示，要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1965 年7 月5 日中共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1959－1960 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60210 人，死绝了2168 户，1221 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 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 多头，羊被宰了40000 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 万多间，砍伐树木27 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2000 年8 月9 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志》上的数字是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1959 年初冬，全县饿殍遍野。城关公社五星大队旧店子三个生产队共700 人，每天饿死30多人，活着的人将尸体抬到木轮车上，拉到附近的水沟里集体掩埋。原鸡川公社马清凤（后为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一家八口人，除她在陇西师范上学没有饿死以外，其余7 人全部饿死。7 具尸体堆放一坑。后来县里要求“打扫卫生”，命令队里将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迹。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 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 年2 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到锅里正煮着什么，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锅里有只胳膊还连着一只手，看那手才知道是个小孩子。”后来又到襄南公社的吴家河，大队长董效元告诉他们说，黑石头大队的蔡东花吃过人肉。碰巧他们正好见着了这个女人，眼睛红红的，头发脱落得很厉害，一头的头发茬子，很可怕。她还吃了自己亲生的不到五岁的女孩。问她为啥要吃的时候，她说饿急了呀。

　　那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 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30 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2000 年8 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干部张大发在座，他是《通渭县志》的编者之一，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还可以查阅通渭的历史档案。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在我这本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收到了张大发的著作《金桥路漫》，他走访了很多当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关大队朱家峡生产队朱西，明里在草垛、地埂间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后来将一窝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儿子已经饿死了，剩下奶奶、儿媳和一个孙女。一天孙女也死了，年轻的妈妈望着死在院中的女儿发愣——她无力哭泣，哭也没眼泪。就在这时，奶奶从屋里爬出来，拖起孙女干柴一般消瘦的尸体，向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年轻的妈妈来到后院，发现孩子已被奶奶碎尸后煮进了锅。后来，这个煮食孙女的奶奶也没能活下来，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县中医大夫卢念祖(已故)回忆说：1959 年腊月，他三妈带着女儿到河沟里刮人肉，开始还颇有收获，后来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尸体，连骨头割下来几个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让其端出去。可当他三妈刚端出客房门，就被几个闻腥赶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她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的地埂下发现一双女人的小脚，从鞋袜上认出是他三妈的。

　　饥饿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陇阳公社车家岔大队卢家庄生产队社员卢雄娃在串亲途中被饥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鸡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员，丈夫在外地工作，听说家乡发生饥荒，寄来了十多斤粮票。这女人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数日不出。好些天过去了，村里的人还不见这家门里有人走动，翻墙进去，几个孩子早已饿死了，但不见这位女人，以后也不知下落。70 年代初竟东窗事发，原来这位女人弃下儿女，背着面逃走，但她还没走出村庄就被人杀后吃了。案发后，有人追查，但杀人者早死了，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原陇阳公社周店大队大湾生产队张四娃用木棒子将十二岁亲生女打死煮食，后来这一家四口人无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妇女牛某某把四岁亲生女儿弄死后碎尸煮食，也属同例。还有一位干部身份的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家的故事。他说，当时，我们家有六口人，父亲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亲拉扯着。母亲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点粮食，每当深更半夜，弟妹们睡熟了，母亲悄悄地把我叫醒，将一把用石窝（方言，即舂）踏细的熟面塞到我口里，然后用被子捂住我的头，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亲为什么只给我吃，而不给弟妹们吃呢？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只觉得妈妈偏心我，至于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见母亲望着皮包骨头的弟弟妹妹脸上显得非常痛苦，问她怎么啦，母亲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不久，弟妹们都死了。过了一年，大约是1961年春，父亲从洮河回来了，母亲把我交给父亲说：“没办法，我只给你拉扯活了一个，就……就一个了呀。”话没说完，便“哇”地一声哭倒在地上。父亲把母亲抱到炕上，也跟着哭。这时，情况已经好多了，可是母亲整天哭得爬不起来，任凭我和父亲怎么安慰也无济于事，不久，母亲的眼睛哭瞎了，那时，她才三十多岁。一天天，我也长大了，我终于悟出了母亲当年的用意，她是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铺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对夫妇养了五六个孩子，连他们自己一共七八张口，怎么养活？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母亲的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没有死，母亲看到那双翻动的眼睛，那双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来。可是抱回来还是活不成，为了保住惟一的儿子，最后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许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边的野草，竟然活下来了。她现在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想到那时的情景，她会有什么感慨呀！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煮吃了小女儿，大女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态更为严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着死，死了还有谁掩埋他们呢？幸好是冬天，尸体僵而不腐，否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里的老鼠，常常成群结伙出来行劫，将尸体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县副县长的白尚文，其母饿死了，曾任县人大主任的阎玉祥一家饿死6 口人，今寺子赵家山的一位老人(当时为大队干部)回忆道:“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长王秉祥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2、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1958 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 岁，新中国成立前因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

　　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 年5 月5 日至23 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席道隆由于“坚持运用马列主义辨别方向”，成了全省干部学习的榜样。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定了。

　　1958 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 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 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 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在公社化中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仅1958 年，全县共“拔白旗”565 人（其中县机关干部3 人，公社干部11 人，生产队干部66 人，作业队以下干部485 人）。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1959 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1965 年7 月5 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 年到1959 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错批判斗争农民10360 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990 多万元。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提出“四不种”、“五消灭”、“八登殿”，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 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 月，又抽调18000 多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 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 多天时间，集中5 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 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 月，又抽调25000 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 年，又调5 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 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 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 年粮食总产16423 万斤，1958 年11576 万斤，1959 年8386 万斤，1960 年3632 万斤。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虚报粮食丰收。1958 年计划总产38000 万斤，秋后上报数为26000 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25 倍），征购任务定为4360 万斤（实际入库4154 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36％）。1959 年计划总产24000 万斤，秋后上报数为18000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15 倍），征购任务为5400 万斤（实际入库3958 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47.2％）。当然，这些没有完成的计划数和浮夸的上报数也是上级逼出来的。

　　3、“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通渭县志》上记载的历年粮食征购数比上述报告要少一些，但两者还是比较接近。从县志上列出的历年数字可以看到从1953 年到1959 年通渭人民负担之重。到1960 年，由于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征购任务不得不大量减少，一直到90 年代还没有恢复到1959 年的征购水平。

表2-4 通渭县历年粮油征购统计（单位：万斤）

年　度	征　粮	统购粮食	征购合计	统购油品
1949	758	／	758	／
1950	856	／	856	／
1951	958	／	958	／
1952	989	／	989	／
1953	846	1137	1983	／
1954	863	1760	2623	／
1955	873	1837	2710	148.37
1956	1123	2476	3599	127.11
1957	1399	2897	4296	128.23
1958	1265	2785	4050	82.48
1959	1428	2398	3826	78.36
1960	140	36	176	0.34
1961	389	227	616	13.58
1962	384	225	609	2.06
1963	419	175	594	24.68
1964	485	675	1160	39.31
1965	455	844	1299	57.47
1966	526	833	1359	54.96
1967	527	802	1329	23.54

　　资料来源：《通渭县志》，第361 页。

　　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征购任务又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早在1957 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政府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公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 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 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 个大队中，就有102 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 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进入1959 年春天，定西地区粮食局势日趋紧张。到5 月20 日止，全区库存粮食仅有6208万斤。销售量每天平均达110 多万斤。由于上一年秋后征购了过头粮，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销给农民。5 月份，粮食供应面达45％左右（正常情况供应面10％左右），而且供应面继续扩大，有可能达到65％。由于1958 年上报的数都是大丰收，现在这么大的供应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农村有粮食，要求供应粮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面对农村大量需要的粮食供应，省委提出“需要服从可能，销售服从指标，安排服从调拨，农村服从城市”的原则。这就把向农民供应粮食压到最低位置。同时，要求各地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加强粮食征购。根据这一方针，定西地区一方面对各县提出了粮食控制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向农村要粮。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 剥树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坏”、“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还说“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粮、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帐，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又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指标高，不敢讲公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区从1958 年以来产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高。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1960 年春季，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正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省委决定将席道隆调往岷县任第一书记。岷县的条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这一调动对席道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省委有一个附加条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以后才能到岷县上任。为了早日到岷县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严厉地手段加强征购。

　　1959 年8 月开始，通渭县“反右倾“斗争，有1169 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县长田步霄到基层搞调查，回到县里讲了真话，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多次批斗。1959 年10 月29 日田步霄自杀身亡，时年35 岁。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誓死不改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对着尸体开批判会。

　　反右倾斗争是完成征购任务的主要手段，对讲真话的干部动辄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在斗争中普遍推、撞、打，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一方面睁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 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在讲话中强调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 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常河公社书记赵殿京听完全县电话会议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还坐在床边不说话。县团委书记孙毓业看他神情不对，问道：“怎么啦？”赵殿京说：“明天完不成任务，让我提两个人头来见。我赵殿京只有一个人头，哪有两个人头！”他们只好连夜下乡搜粮食。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如陇阳公社搜查了637 户，无偿拿走了农民杂粮43833 斤、面粉3235 斤，洋芋31089斤，菜150 斤，银元272 枚，铜404 斤，布30 匹。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160 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66 人。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 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 多万斤（大部分被“万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 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 多天。

　　1959 年11 月3 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 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 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1960 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 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 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 人。42 个公社主任中，有3 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 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 多枝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 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 人当中因伤致死4 人。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 年1 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 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 斤，油23斤，鸡蛋260 多个，粮食473 斤，糖及糕点62 斤，红枣320 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其实，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眼看着大批人饿死，席道隆也允许农民自找生路，1959 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出台的机会，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 年1 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他的这些良心发现以后的表现，后来为他带来了灾难。

　　4、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2000 年8 月，我在通渭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两位老人认为是一位学生匿名写信给谭震林，谭震林让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接待这个学生。但是，几十年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学生的名字，也没有人自称是当年的这位学生。也有人说，中央两位处长到过通渭，是他们向上面反映了情况。1960 年2 月8 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 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年，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 年３月１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 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情况：2 月9 日，我们到通渭动员所有的干部给社员送面粉、粮食上门，突击安排群众生活。2 月21日到3 月3 日，召开100 多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了席道隆为首的一批破坏分子在领导通渭工作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接着，各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解决公社领导核心问题。同时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坏分子的罪行，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的揭发批判。……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坏农业生产。早在1956 年初级社转高级社时，他们就提出“分队（小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缩小集体规模。将分配单位由原来的327个（初级社）变为644 个。公社化后实行“四级核算以小队为基础”，分配单位缩小为1195个。并给小队规定了许多不应有的权力。他们提倡大量土地“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牲口分户喂养。……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还把土地分给社员，强迫大量解散食堂。……包庇、重用五类分子，与他们勾结一起残害人民。席道隆一再强调说“通渭的镇反很彻底”，“五类分子破坏已经没有什么了”等等，1956 年，席道隆就一次释放160 多个犯人。在公社以上领导核心中有16 名五类分子。……

　　严重违法乱纪，对劳动人民实施打击报复。去年秋冬，他们为了掩盖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罪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借“整社”和“完成征购任务”的名义，在全县大搞“万人斗争大会”、“大兵团作战”抢劫群众的粮食和财物，并设立社办劳改队，关押拷打群众。……

　　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号召社员收割社里的庄稼，并宣布“谁收归谁”，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瞒产私分和贪污盗窃成风，直接影响征购任务的完成。……开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进行走私活动。在一些城镇市场上，投机商贩活动十分猖狂。商业局两次从新疆（不是从国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资。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 月19 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

　　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59 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造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嚣张，抗拒公粮入库，偷盗、私分、瞒产普遍发生。对此严重的问题，县委又采取了极端错误的作法，以整社检查团为名，组织大兵团不分贫富逐门逐户进行大搜粮，组织万人斗争大会，把贫下中农和五类分子一起斗争。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造中批评这个县1959 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指反右倾运动――作者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 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 年3 月10 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 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1960 年4 月20 日给省委书记张仲良写的《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列举了席道隆的几个错误：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条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一条中列举了划小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单位、对空闲土地谁种谁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分子（这一条中列举了席道隆1956年亲自主持释放了160 多个犯人等）；第三组织上拉拉扯扯，宗派主义；第四，在手段上严重违法乱纪（这里列举的是“万人斗争大会”“ 批办劳改队”等事例）。窦明海这个所告中还说“情况大为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稳定，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通渭的饥荒还在发展，大批农民正在死亡。

　　1960 年4 月6 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籽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的问题，省委工作组却认为是右倾造成的问题，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 年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 年的3.86 倍。

　　20 世纪90 年代，王秉祥在甘肃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上离休。我在甘肃调查三年大饥荒时，不少人提到他的错误。甘肃省原妇联主任李磊的《悠悠岁月》中，记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饥荒中不少的恶行。但是，90 年代出版的《通渭县志》上，王秉祥却是一位救饥民于水火的好官的形象。2000 年，本书作者到通渭采访时，《通渭县志》的编辑张大发对本书作者说，1998年，《通渭县志》编撰定稿之后，送到甘肃省地方志领导小组审查，当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通渭县志》的审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于对1958-1960 年发生的“通渭问题”，《通渭县志》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王秉祥的功过。王秉祥看了之后，《通渭县志》上不仅删去了记录的他错误的一段文字，还加上了这么一段：“1960年2 月8 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省、地委工作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况后，如实向中央、省委报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问题，并及时供应粮食，组织干部、教师下农村抢救人命。”

　　由此可见，在大饥荒年代主政的干部，如果在80 年代继续在当地主政或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这个地方的人口数据和历史记载，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时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 年4 月6 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持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个看法的提出比“信阳事件”以后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八个月。

　　5、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 年12 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 人的工作组和128 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 多万斤，救济金330 多万元，药品136 吨，棉布110 多万尺，棉花6 万多斤，还有食糖、蜂蜜、红枣等。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 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 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 万元，无偿投资270 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 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 万多件。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胥起云向省委的电话汇报说，为了救人，工作组作了十二点安排：

　　1，口粮一律按6 两吃（每天供应量，当时秤是16 进位，6 两即10 进位的3.75 两――本书作者注），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断粮现象发生；2，病人（即肿病和瘦病）每天增加2 两粮食（相当于10 进位的1.25 两），每月2 两油，停止劳动，免费治疗；3，买粮有钱给钱，没钱记账；4，发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尽快穿上；5，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6，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第9 条，要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关于社员回家做饭问题，由社党委提出意见，报县委批准；7，有问题及时解决，公社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8，对断顿、疾病、死亡、外流、干部违法乱纪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实情况，报告县委；9，隐瞒实际存在的问题、知情不报、不说老实话的，要严厉批评，不改的要给处分；等等。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济粮有“九个不供应”：地、富、反、坏、右、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不供应。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 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吃的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 年12 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也是在《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之后。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补课”和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通渭问题。当时总的估计是，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 年9 月9 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的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 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 名，占15.2％，30 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 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 年1 月19 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被“特训”的人被认为是问题更严重的人。“集训”和“特训”都是集中起来进行揭发、批判、斗争。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 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 年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层干部口头上表示承担责任，1962 年5 月13 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 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

七、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1960 年12 月上旬，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揭发了张仲良、何承华、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错误，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一私一左”，改组了甘肃省委，由汪锋代替了张仲良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新省委对部分地委书记如窦明海、刘逄皓、胡学义等也进行了揭发批判，改组了部分地委。同时根据信阳经验，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农村夺权，有几万人被批判斗争。信阳的一条经验就是对农村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新省委在1961 年2 月27 日发出了《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这个规定说：“凡是官僚主义分子，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其它有严重错误的分子，如不立即调离当地，就会阻碍整风整社运动，不利于发动群众者，可实行集训，凡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对劳动人民进行了阶级报复，残害人民，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应首先进行特训。”根据这个规定，全省共集训、特训了10869 人，其中集训6105 人，特训的4764 人。在集训队和特训队周围架上了机枪，他们在里面接受批斗。但据甘肃省的老干部说，被集训和特训的人数实际要比这个数大得多。

　　1962 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为自己翻案，张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们。他们批评西北局兰州会议“不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发批判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否定成绩，一切皆非，一味地揭发，一味地批判。”他们认为，“甘肃没有特殊错误，只有一般性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还批评“集训、特训打击面太宽了。”“ 信阳经验不符合甘肃的情况”“ 清水经验是错误的”。

　　不仅是上述干部要求翻案的，1962 年底，在执行错误路线而挨整的干部中很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甘肃省没有特殊错误，只是同其它省一样的一般错误。他们列举了中央领导人当时如何支持他们的事例，说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颇有委屈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省一级干部当中，在县以下干部中更为严重。在1961 年11 月28 日《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中，比较集中反映了基层干部的这种情绪。这个材料是定西地委1961 年11 月25 日报给甘肃省委的。现摘要如下：

　　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评价很高，却没有反映问题。

　　引洮工程中央知道，开工时发过贺电，朱德、习仲勋也视察过，没有发现问题纠正错误。谭震林同志是主管农业的，全国农业出了问题与他有关。他曾说过‘粮食已经过关’、‘绳索牵引是农业发展的方向’，还说‘货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是初级的按劳分配’。这些说法给下面的干部增加了糊涂认识。

　　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刘主席视察河南工作时提出一县一社，对下面影响很大。‘五风’是上面刮起来的，下面的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

　　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查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这几年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1962 年12 月3 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批评了基层干部抱怨上级的情绪。报告中说，这种说法“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恶毒的。”“ 甘肃的错误，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特殊性错误是主要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所谓特殊性，就是甘肃的错误，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张仲良等同志的个人思想品质所造成的。”

　　从留下的历史资料来看，说甘肃省的问题完全是张仲良的个人思想品质问题造成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道的。在当时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饥荒，但各地程度不同，其中严重程度决定于“甚”的程度。张仲良的“甚”在哪里？上述的报告中列举了几件事：1，中央曾规定国家给公社的投资，70％用于扶助穷队，30％用于公社。而甘肃省改为全部用于水利建设和社办企业；2，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张仲良不但没有贯彻执行，反而用自己的名义另发了“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来代替；3，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他们改为“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小型为基础，大型为骨干”；4，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党内进行，他们却在党外搞反右倾斗争；等。现在看来，这些“甚”并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为严重。张仲良后来调到江苏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由封疆大吏降为副省级执委官员。

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2000 年12 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一、皇恩浩荡幸福无边

　　1958 年3 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三面红旗”的中心内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是在著名的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安排，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可以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和绝对安全。从种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出行的气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是３月４日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人陪同他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毛泽东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当年全部拆除。

　　从小汽车的窗口中，毛泽东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这就是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从此，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3 月21 日毛泽东到灌县参观都江堰。他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毛又问：“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无言以对。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伟大领袖的深刻思想：“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插图片：李井泉陪同毛泽东视察都江堰lmage-46

　　3 月16 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直驶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迈开大步径直进入农院。大家只好跟在后头。毛泽东一低头进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温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她作了回答。

　　插图片：毛泽东访问成都农户。Lmage-42

　　1958 年3 月20 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40 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 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毛泽东两次提出他主张个人崇拜。一次是他在3 月19 日的讲话，一次是在3 月18 日陈伯达发言中的插话（见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成才会议的记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对毛多有吹捧。陶铸、柯庆施主张对毛泽东要有迷信。柯庆施还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成都会议是制造这两个祸因的重要一环。成都会议给天府之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灾难遍及全国。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面红旗”鼓起了横扫四川的狂飙。

　　首先是颳起了“浮夸风”。7 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 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出这颗卫星。

　　8 月5 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1030 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8 月27 日上午，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常委赶赴犀浦。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颗更大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是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28 日没有刊登犀浦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因为总编没有参加27 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28 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45217 斤5 两8 钱。

　　真实情况是，稻子是8 月13 日才并在一起的，比县委坚持说的7 月13 日并栽的时间整整晚一个月。也就是说，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后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9 月3 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 月12 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 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井泉，1909 生，江西人，1927 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 年到中央苏区，1931 年任红35 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120 师358 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52 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对他不在家时发“卫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李井泉对宋文彬说：“郫县的4 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

　　只要李政委一个暗示，下面会闻风而动。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放高产卫星”只不过是浮夸风的一个侧面。郫县的一个报告说：“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普遍而又严重。”浮夸风首先在产量方面，接着扩展到生产方面，从种到收，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浮夸上报的“神仙数字”、“跃进数字”。有的上报“平均每亩地下肥几十万斤”，“增种面积超过原有的面积几倍”，后来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风。

　　并社，人民规模越并越大。郫县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本来规模较大的社又多次进行了合并。两年大并三次，有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1100 多户（北方村庄大，1100 户不算大，四川的村庄，小居住分散，上千户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饭人口达1420 人。吃一顿要走七八里路。并一次社和并一次食堂，就打乱一次所有制，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并社以后干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边界，社员间互不认识。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50 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地抬去报喜。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开路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强大的政治压力扫除了障碍，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热情，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

　　“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也成了一股狂风。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改土程序为：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把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了身。

　　为了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一时间，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在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运动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10 万民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就成了家常便饭，特权发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荣县除了1958年大刮“共产风”以外，1959 年秋天种冬小麦时又刮一次，1960 年插秧时再刮一次。“共产风”和瞎指挥是同时发生的。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拔。“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在哪里天黑，就住在哪里，“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100 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 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8 华里长、1 华里宽的2000 多亩的面积上的180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12000 多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为了报复干部，有的社员捉一条活蛇放在米坛子里，干部搜查时，手伸进米坛子里，差一点被蛇咬伤。

　　“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1958年共有中型农具2686 件，到1961 年仅剩515 件，两年多共丢失2171 件，丢失了82％。农具严重缺乏使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该管理区第4 生产队原有晒席110 床，丢失了93 床，1960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2 万多斤，占总产量的18％以上。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106 架，丢失96 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80 亩中稻迟插20多天，还荒田30 亩、地60 亩，减少粮食产量3 万多斤。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共七个生队，470 户，1775 人，800 个劳动力，耕地面积2783亩。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1960 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5.7％。瞎指挥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强调“统一”、“一致”，强调“整齐划一”。在水稻育秧时，上级规定秧田必须“瓦背式”，通道必须很直，一些已经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的要求，让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一粒地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洋芋一律要带状种植，43 亩地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结果大幅度减产。插秧要求“对路开厢，顺路成行”，为了插得直，下田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11000 斤。还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谁挖红苕就说谁破坏生产或企图瞒产私分，结果，“霜降”过后气温很快降低，挖红苕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结果到了“谷雨”、“立夏”，过了水稻直播季节。

　　种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 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不宜种早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 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4万多斤。

　　1958 年，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7 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实行“军事化”，180 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60斤，结果收成还不够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它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队共有田129 亩、地172 亩，1959 年小麦只种了40 多亩，而且是在冬月（即农历11月）间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1958 年减少了63．14％。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把这个队的人调支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大批劳动力“东一站，西一站，抱着锄头到处转。”效率低，劳动质量差，大片土地被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芜土地5400 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1000 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4000 多亩。

　　长宁县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说是执行中央的“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将95.2亩的可耕地划为休闲地，致使粮食减产。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1958 年底到1959 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说一不二。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成都会议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这样，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王，还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为李井泉能从“最根本处”理解他的思想。1958 年夏秋的大跃进出了问题，1958 年秋冬到1959 年春夏，毛泽东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中央发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纠左的倾向。李井泉坚持不“降温”，不纠左。他这种态度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批评，7 月23日庐山会议转向以后，他成了最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李井泉这种“顶风”态度表现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李井泉从武昌开会回来继续坚持大跃进。1958 年12 月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了1959 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其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所谓管理区，就是在生产大队和公社之间的管理层次，比“队为基础”的“队”高两个层次。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四川省绝大多数公社实行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不久，他还对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区还心痛不已，他说：“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改变，按他们的意愿就把新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

　　其三，继续推行1958 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1959 年4 月19 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 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要大搞钢铁，明年搞150 万吨钢。”“ 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 年4 月的“八项规定”。4 月26 日，将这“八项规定”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转舵，有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只有四川没有转舵。最能表现李井泉“顶风”勇气的是他不向下传达毛泽东给小队干部的一封信。

　　1959 年4 月29 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1958 年底纠偏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对高指标、密植以及农业生产的其它方面，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降了温。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告诫人们：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共中央办公厅先用电话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传达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应当立即传达到小队干部。可李井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调，对毛泽东这封信“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项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1959 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1959 年5 月7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他们说：“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5 月14 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廖志高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毛泽东本意。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3×7 寸密植要坚持搞，他说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他就后一种假话辩解：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凭良心说，我们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吗？”如　　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的“反调”是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别人更理解毛泽东，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的确如此。

　　1958 年底到1959 上半年中央发布的一些纠偏措施，被一些干部看得过于认真。这样的干部事后吃了大亏，有的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实上，毛泽东在酿成1958 年大错的根本的问题上（即“三面红旗”）从来没有未动摇过，他要纠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风问题，方法和作风问题一经纠正，还要继续大跃进。

　　就在毛泽东唱低调的时候，李井泉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同时又表扬这些刮五风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李井泉不愧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能透过表面，揣磨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努力贯彻。毛泽东在《内部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59 年春到四川调查，发现四川对插秧有规定，即“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即只有行距，没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员不愿意，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据此就在他“蹲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分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上，他反对过分密植，同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还是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让田家英报在公社稀一点。

　　对一切在“三面红旗”方向上稍有后退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

　　1959 年5 月7 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四川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

　　1959 年5 月26 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当时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

　　1959 年6 月11 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

　　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总之，从1958 年底到1959 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1959 年的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提出了很多批评大跃进的意见。在揭露1958 年以来的问题时，李井泉却不轻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田家英的发言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7 月23 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进账了。7 月23 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 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 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1959 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

四、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 个食堂，除有8 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65个食堂、15146 人于1958 年12 月底到1959 年1 月底先后断粮。有25 个食堂、4644 人于1959年2 月15 日断粮，有25 个食堂、6708 人于2 月底、3 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389 人可以吃到5 月底。没有粮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数减少，干活只有5 小时左右，效率很低。

　　红旗公社1958 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抽5400 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45 斤米，上山5 个月，共带走66 万斤大米，折原粮94 万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 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160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60 多万斤。第四，去年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粮食30－80 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不相信没有粮食，1959 年2 月27 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3 月19 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300 万头，就算死了400 万头，我们全省12 月以前有3700万头，三千嘛，三百嘛，这是一笔帐。另外还有几笔帐，第二笔帐，大概300 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了占一半；第三笔帐，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该死的；第四笔帐，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帐，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100 万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1959 年4 月8 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就有22 人，其中16 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4000 多头减少到2600 多头。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10 个食堂，到5 月中旬就有8 个绝粮。其余2 个食堂到6 月初就没粮食了。现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

　　可悲的是，即使处于这种情况，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征购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1959 年4 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 月25 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4 月份饿死了219 人，到6 月份，又饿死了218 人。到7 月6 日，共死560 人，占总人口的6.64％。

　　1959 年7 月23 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1918 个，占食堂总数11437 个的16.9％，约有15万人。县委汇报说患肿病人数56289 人，占总人口的5％，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30－50％。截至20 日止，因肿病死亡197 人。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工之前，强令群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31 人，其中，新民管区60％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1959 年7 月29 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3 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2000 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10 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1959 年冬到1960 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 人，从1959年10 月，到1960 年5 月－7 月间，死亡946 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1958 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 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 斤红苕。吃了20 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2－3 两粮食（16 进位）。由于干部多吃多占、层层尅扣，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1958 年有420 户，1818 人，到1961 年统计，只有344 户，1138 人，两年间人口减少37.4％，劳动力减少了40％。其中1959年11 月到1960 年2 月三个多月内，死于干瘦病的有396 人，占总人口的21.7％。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141 人吃饭，到1961 年1 月只剩70 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 人，其中死绝8 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11 口人，死了10 人，只剩下一个小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 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1960 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2 月14 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指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要把食堂搞起来，粮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学习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证搞上去。我说四川的绝大多数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些办得像连队的伙食一样。主席说，那样难，要办得像连队伙食那样。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那些县委书记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粮食掌握在谁手中。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不好办。个人有粮，就不在食堂吃饭。我们要下决心，在三、四、五几个月内，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要进行激烈斗争。应该规定几条，如：干部一律到食堂吃饭，干部掌握的粮票一律要收回，他们到食堂吃饭，才会关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员会，召开食堂代表大会。粮食分配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的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主义是革命的平均主义。一个管区内的口粮标准要统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去年这一年我们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该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1960 年3 月26 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来越严重。

　　1960 年2 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 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2 月9 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 斤、19 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1962 年有一个统计数字。

表3-1 1957-1961 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单位：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　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8 月25 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1 月1 日――12 月31 日）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7 月1 日――次年6 月30 日）。

　　从表3-1 中可以算出，1957 年到1960 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较，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原粮除以1.15），减去征购数，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1957－1961 年分别为：352.64 亿斤；401.55 亿斤；292.35 亿斤；273.71亿斤；230.02 亿斤。按人口平均为：507.75 斤；567.08 斤；413.05 斤；396.84 斤；356.12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还保存他给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粮食部党组安排1960－1961 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118 亿斤，1960 年8 月5 日，李井泉给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108 亿斤。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1960－1961 年的粮食安排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购108 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采纳李井泉的意见，征购数为129.28亿斤。当然，李井泉不会直接向毛泽东讨价还价。在中央部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

　　用表3-1 的数据再加上人口数据，我们计算出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产量由原粮换算成贸易粮，（产量－征购量＋销售量）就是净留给四川省的粮食。再按总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净占有粮食。这不是每人的口粮，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

表3-2 1957-1962 年四川省人均净留粮食(贸易粮)

年　份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产　量（亿斤）	404.43	430.43	320.26	281.65	226.09
净留粮（亿斤）	352.64	401.55	292.35	273.71	230.20
总人口（万人）	6945.2	7081.0	7077.9	6897.3	6459.2
人均净留粮（斤）	507.7	567.1	413.10	396.84	356.39

　　资料来源：据表3-1 及相关人口数据计算。

　　由表3-2 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净占有粮食，1959－1960 年粮食年度只有413.10 斤（贸易粮），扣除工业用粮、扣除工业用粮、城镇的供应粮，扣除饲料和种子，大概不足200 斤。1960 年和1961 年的情况更差。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范眭回忆：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四川的粮食情况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32.24 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连续三年减产，1960 年产量比1949 年减少了30 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 年达到68.4亿斤，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从1959 年起，三年内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 斤猛降到260 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范眭这里“外调任务”比档案中的“征购量”、即上述粮食部提供的数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调任务以后，中央再给四川增加了调出任务，粮食部说的是贸易粮，也可能范眭说的是原粮，1 斤贸易粮相当于1.15－1.2 斤原粮。

　　当年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眭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7 亿斤，平均每年调出32.54亿斤。1958 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 年外调39.6 亿斤，1959年外调49 亿斤，1960 年外调68.4 亿斤。1959 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 年的512 斤降到1959 年的278 斤，1960 年又降到260 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1960 年4 月4 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4两粮食（相当于10 进位的2.5 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287 个劳动力，70 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80 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

　　1960 年9 月26 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207 人因浮肿病死了91 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180 斤；剩下的116 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

　　1960 年10 月22 日，中共壁山县委报告，本月18 日统计，1－10 月13 日止，全县共死亡15544 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1962 年1 月19 日报告，1961 年，大兴公社死亡839 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1962 年1 月2 日报告，自1959 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 年死亡13058人，占总人口的3.2％，1960 年死亡约20000 人，占总人口的5.9％，1961 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农村死亡20987 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550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1958 底和1962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1959 年到1960 年两年共死亡1528 人，占1958 年总人口的13.2％。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 年死亡1443 人，死亡率为7.1％，出生294 人，出生家庭多为干部。连山公社1960 年死亡1268 人，死亡率为7.7％，1960 年2 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1000 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6 个病人。这里的7％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1958 年到1959 年的死亡数，1961 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1961 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1961 年8 月31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 多户人家，有15 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 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 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 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262 户人家当中，就有214 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 月23 日止，他们挖回9840 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 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 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 人。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食中的成份，连动物也不吃。从1959 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 年冬到1961 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从1960 年底到1961 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区10 个公社的了解，1－6 月份死亡率4－5％的有4 个公社，5－6％的有3 个公社，6－7％的有2 个公社，最高的顺兴公社为8.28％。10 个公社1－6 月共死亡3362 人，占总人口的6.23％。

　　到了1962 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1962 年1 月21 日，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1962 年1 月20 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 月1 日至15 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 人，比前15 天增加了2.1％。江津地委1 月29 日报告称，江北县1 月5 日，有病人112190 人，10 日上升为120635 人，15日上升为133801 人，20 日上升为141523 人，25 日上升为147560 人，占总人口的22％，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84％。1962 年1 月25 日，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1月15 日，肿病人达36000 人，比上年12 月下旬增加了1.57 倍，到22 日又增加到41000 人，占总人口的9.2％，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25.5％。1 月上半月的15 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 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 户，占总户数的37.8％。秤砣公社有24 个生产队靠挖观音土充饥。1962 年1 月26 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1 月23 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1 月16 日）上升了17.87％。1 月17 日到23 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25.3％。

　　1962 年3 月2 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城北公社共有9818 人，1960 年全年死亡548 人，占总人口的7％，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589 人，1961 年死了102 人，现有肿病58 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143人，仅1961 年11－12 两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3％。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7 户37 人，已死12 人，患肿病住院11 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7 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这个报告还说，江北县1961 年12 月统计，浮肿病人79469 人，1962 年1 月15 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133610 人，占农业人口的22.1％。全县死亡27305 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1961 年1－10 月平均每月死亡1678 人，11 月增加为3387 人，12 月死亡增加为7225人，1962 年1 月上半月就死了2805 人。壁山县1960 年死亡两万多人，1961 年又死亡两万多人。进入1962 年还在继续死亡。

　　1962 年3 月17 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144 万人，11个特重灾县从去年7 月到今年3 月就死亡145800 人，占农业人口的2.3％。1962 年1 月底，60 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人14.7 万人，占总人口的24.6％。这个县去年12 月一个月内就死亡7225 人，占总人口的1.5％，今年3 月上旬每天死亡100 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12％，兴隆大队231 户，781 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13.8％。其中9 户死绝，另有9 户只留下11 个孤儿。

　　1962 年5 月27 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1962 年7 月25 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234 万多人。据7 月20 日统计，现有肿病人51 万多人。

　　1962 年9 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2000 以上，占总人口的4％（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有3034 个病人，占总人口的5.6％）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1000 名以上，约占总人口的2％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口的20％。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20 户，初级社时有107 人，现在连迁进的3 人，共55 人，死亡率竟占50％，目前有孤儿13 人，占总人口的23.6％。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 岁，于1960 年4 月23 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永安，9 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 岁， 1960 年3 月16 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 元一斤，共卖了11.75 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 岁。1960 年3 月16 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 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 月16 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 年5 月23 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 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 万人，死亡6700 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 月至4月14 日，发生肿病病人77.9 万人，死亡618 人，仅4 月1 日至11 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 月到4 月20 日，发生肿病15.3 万人，死亡2000 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1 两以上（正常日需3 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1960 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3 月1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1961、1962 这三年做出显著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

　　1961 年2 月1 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因饥饿所致的病态和其它常见疾病混在一起，用常见疾病来掩盖饥饿致病。并且笼统地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四川省委看到卫生部这个报告，立即下发通知，用“疾病”来掩盖饥饿，用“卫生工作”来代替对饥民的救济。通知说：“在抢治浮肿病、妇女病、小儿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进行四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更进一步做好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化卫生工作，防止传染病的流行”。接着提出了三项措施：一、开展防治肿病突击运动，迅速清理现有肿病病人，集中免费医治、营养、休息三结合的办法突击抢治；二、进一步加强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卫生工作，办好公共食堂；三、围绕防治肿病这个中心，结合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季节性传染病。这些措施洋洋大观，就是不提给农民增加粮食供应。从此以后，各地上送的报告，都把饥饿致病、致死，都说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1959 年8 月9 日上午，四川省委杨万选自南溪报告说，长宁县流行的水肿和腹泻，自6月下旬以来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13％。兴晏公社一个生产队今春以来死亡率达17％。发生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医说是缺乏维生素B 以及食堂不卫生造成的，中医说是湿气和脾胃不和造成的。这个报告也提到粮食不足，就是不敢说因饥饿而致病致死。1959 年秋后不久，古蔺县因饥饿出现大量浮肿病人，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这时，从县委到地委省委，统一口径说古蔺出现了“疫情”。12 月7 日，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的汇报中，将发病人数缩小为403 人，还说前次所报数字不准（实际前次报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把一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农闹粮无病叫病等都统计进去了”。这个报告还夸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缩小肿病的比重。说钩虫病占86.6％。“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这个报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肿病和钩虫病往往结合着发生，在注意肿病的同时，要首先治钩虫病。请卫生厅对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个批示进一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饥饿引向钩虫病。12 月12 日，“泸州专区古蔺疫情调查工作组”上报了一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没有粮食不足和饥饿的影子，还批驳了“有些人认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种种错误论调”，说是钩虫病占31.9％，一般慢性病占25.8％，感冒占19.8％，胃肠道病占13.8％，其它病占8.7％。结论是：“当前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除害灭病运动，大力抓好钩虫病的防治，大搞食堂卫生和积极预防冬季多发病和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工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杜心源于1960 年1 月2 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结合开展春节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检查和防治工作。”这是一场掩盖事实真相的闹剧，用“爱国卫生运动”代替了对饥民的救助。

　　然而，爱国卫生运动救不了饥饿的农民，“疫情”继续发展。省委除灾灭病办公室1961年1 月18 日报告，泸县到1 月8 日止，有肿病人20626 人，比去年12 月下旬增加30％以上。资中县1960 年12 月下旬肿病人比10 月份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还不是肿病人数的全部。各地都少报、瞒报。长宁县原报肿病人4000 多人，经查至少在8000 人以上，江安县上报7709 人，实际至少有2 万名。在一个公共食堂，干部上报16 个肿病人，实际有116个。泸县死亡率已占总人口的7％，死亡还在继续，1961 年1 月4 日到8 日，五天就死281人。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疗。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组织医疗机构，加强治疗病人。其实，治这种“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粮食。由于政府把住粮食不松口，要求供应粮食就是“闹粮”，而“闹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各地开出了治疗肿病的种种药方。

　　1960 年4 月16 日，内江地区一份给省委和内江地委的报告中讲到资中县肿病又有所发展。当地的治疗处方是：鸡蛋一个，白酒（50 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三者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复发，无负作用。1960 年10 月23 日，万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在开县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提出了治肿病的多种验方：

　　水夜合、荀儿皮各适量，熬后去渣，用汁煮稀饭吃。可消肿、健脾。

　　复方糠丸。细糠1 斤，黄豆4 两，车前子4 两，陈皮一两，将糠、豆磨细、炒熟后，混合做成5 钱一丸，日服三次，每次2 丸。

　　老虎姜、猫儿皮（草药名）何首乌、臭草根、路边姜，兑红糖熬水喝，或用汁炖黄豆吃。

　　夜关门、饿马黄、炮桐子树根、山胡椒根、川牛夕熬水兑红糖喝。

　　高梁杆根熬水喝，可消肿强心。高梁篼切成一寸长，加水煎（一斤湿高梁篼加2 斤水，干高梁篼加4 斤水），煎一半后放红糖5 钱，为一日服量，分三次服用。

　　各地发现的药方都向省委汇报，由省里向其它地方传播。但药方都离不开红糖，黄豆，药材，有的还要鸡蛋，一般农民是得不到这些极为珍贵的东西，而干部却从这里得到了鸡蛋、红糖、黄豆的供应源。

　　四川省委曾多次发出突击抢治肿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各地利用中小学教室、祠堂，牛棚建立临时病房。1961 年3 月，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说，全省已办起临时肿病医院27005 个。已集中治疗病人952000 多名。

　　但是，这些所谓临时医院条件极差。一是缺医少药。涪陵县黄旗公社集中了600 多名肿病人，不分重病轻病，一律吃大锅煮的草药。荣县有些临时医院，病人集中了10 多天后，没有药吃。二是经费不足。有的公社医院垫付资金，连工资都发不出，南充县95 个公社，有42 个公社医院发不了工资。农村医务人员70%－80％都集中治疗肿病，没有业务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后没人管理。有的临时医院管理不好，接连发生事故。合川县永兴公社在半个月内就发生6 起烧伤和跌伤事故，烧死3 人。

　　江北县仁睦公社中建大队医院集中了病人158 人，只有一个医生，而且生病卧床，三个护理员不懂业务。医院没有菜吃，没有开水、热水，冬天病房没有烤火，病人也没有药吃。江北县石坝公社六耳大队医院集中了172 个病人，只有8 间病房，30 多张病床。只好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地铺上，地铺上草很少，30％的病人感冒，没有燃料，有的病人长时间没有洗脸洗脚。

　　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收有63 个病人，其中重病人53 个，不懂医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院长，两个医生中一个原来是会计，两个护理人员中一个是11 岁的孤儿。病房臭气难闻，连护理人员也不愿进去。

　　涪陵五马公社医院粮食不足，病人上顿不接下顿，经常断炊，没有菜，以盐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后工分挣得少，粮食分得少，出院后生活下降，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芦山县清源公社芦溪大队的临时医院，病人自己做饭，缺炊具、缺柴烧，20 多个病人用一个洗脸盆轮流做饭。雅安天全县大坪公社住院88 个人，两个月后，死亡33 人，转重的4 人，没有改变的16 人。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90％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一人，“保育员”两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地铺，男女病人混住一房。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处理，同室的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250 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了解情况时，已死亡97人，去的当天又死2 人，第二天死3 人，他离开时只剩下的67 人，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把妇女们的身体完全摧垮，妇女病广为流行，最常见的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妇女们突然之间都不来月经了，正常的生理活动周期中止了，伴随而来的是头晕脑胀，脚酸手软，腰腹胀痛，面黄肌瘦，乡下人称之为“干病”。同样因极度虚弱和劳累的原因，导致子宫悬吊组织松散，脱垂出体外，乡下人称之为“吊儿肠”（“儿肠”即子宫），长期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温江县除害灭病办公室1960 年6 月份作了一个调查，全县18 到45 岁的“经期妇女”5 万多人中，停经的达两万多人，另有子宫脱垂的2000 多人，他们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小”。据他们在金马、永兴两个公社重点了解，前者停经妇女占经期妇女一半，后者达60％。金马公社896 名停经妇女中，18 岁到25 岁的青年妇女有334 人。一份来自温江涌泉公社华丰管区的调查说，全管区15 到50 岁的124名妇女中，停经的达90 人，占妇女的70％以上。

　　妇女病也要求集中突击治疗，但大部分“医院”和肿病医院一样条件恶劣。明明饿出来的病，却得不到营养的供应；治不好，又要治医生的罪。情急之下，医生就下猛药，结果酿出大祸。邛崃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医生李明征，将草乌、南星等有毒草药加进处方，护理员又未按操作方法泡制，就让病员服了。医院条件太差，医护人员晚上都在外面去住。两小时以后，服药的29 人全部发作，呼天抢地，无人照应。凌晨五点钟，医生李明征闻讯赶到，发现已经有四人死得硬梆梆，还有一些奄奄一息者，他就跑出去投河自杀了。“医疗”解决不了饥饿。“疫情”继续发展。1961 年7 月5 日，宜宾地委除害灭病小组“关于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称，自6 月中旬以来，我区肿病又有发展，从6 月18 日到7月2 日，15 天上升了29％。死亡情况也比较严重，7 月2 日比6 月18 日死亡增加了40％。宜宾县月波公社光辉大队金竹生产队去年年底总人数是192 人，到今年7 月2 日，只有147人，减少45 人，将近死了四分之一，最近几天又死了主要劳动力6 人。由于大量死人，田土大版荒芜。宜宾县安边公社总耕地面积13171 亩，抛荒2506 亩，占总面积的19％。中共宜宾地委一再声称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饥荒还继续发展，1962 年2 月2 日发出的“宜宾地委关于当前治病情况的电话汇报”中说：“我区病情到1 月29 日止，全区出现肿干病123832 人，比5 天前上升了10％，死亡还在上升。”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 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 人私分黄谷14000 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 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 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 桌酒席，请了160 人，吃掉集体粮食100 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 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 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 多斤，还拿300 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 名干部1962 年1 到8 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 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 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尅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100 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 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 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 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垫江县界枫公社共揭发出177 人有盗窃行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137 人，占盗窃人数的77％，占干部总数的82％。这些干部除了盗窃集体的粮食和财产以外，还对社员明火执仗。石花管理区大队长夏某，竟在白天以没收富裕农民财产为借口，将老上中农夏炳盛家的被盖2 床、蚊帐3 笼、桐籽110 斤、麻20 斤、漆1 斤、红海椒2 斤、烟叶1.5 斤全部拿走，连一床草席也不放过。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 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 多斤。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另一对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和独柏管区的支部书记游福群。他们的干部食堂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1960 年过元旦，杀了一只猪重130 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60 斤，当时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叶，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宴席三桌，为其一周岁的儿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60 斤鱼，刘绍元、游福群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30 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1960 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而少数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

七、吃青、刑罚、扣饭

　　饥饿难耐的农民，出于生物的本能，见到可吃的东西难免要吃。当时可以吃的东西无非是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如青麦穗、青稻穗、青玉米等。但是，这种“吃青”行为一旦被干部看见，轻则罚款、扣饭，重则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致死。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农民没有偷吃，却被干部诬为偷吃而受到惩罚。

　　荣县五一公社新进大队二队社员朱玉发1961 年春天拿了地里的胡豆2.5 斤，被罚款120元（相当于科级干部四个月的工资），除了把他家里的衣服、被子、席子、红苕及口粮供应证全部没收外，还将他身上衣服脱光，进行批斗。朱玉发每天还要付给向他“追赃”的人粮食每人1.5 斤，工分10 个。地委向县里下达了“追赃”任务120 万元，县委又将这一任务下达到各区，各区又加码下达到公社。各公社、大队为了完成任务，采取了“人跟人、脚跟脚”的“追赃”活动。有的公社规定“倾家荡产，卖巾巾片片，卖儿卖女，都要缴清赃款”。因此，在乐道、成佳、龙潭、唐山等区的农村，“追赃”的干部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什么拿什么，社员的衣服、棉被等都被拿走。有的“追赃”干部借机大发横财。社员童光前趁给食堂打柴之便，拿了一点柴回家，公社令其赔款270 元，童无钱赔，公社将他家老人的两具黑漆棺材当即抬走，生产队里还拉走了他的一只大母羊，抓走了一只鸡和一只鸭。有的公社用评议的办法确定偷盗的数字，富南公社三大队在255 户中就评议出偷盗户254 户。

　　1960 年春，古蔺县的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多日，能吃上漂汤（汤内有少量菜叶）就算改善生活。人口大批死亡。龙美公社金坪管理区去冬今春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4.7％。没死的人很多患有肿病，边干活边呻吟。饥饿的社员被迫偷吃粮食。彰德公社二管区一队84 户，偷盗和私拿粮食的就有77 户。干部对吃青、私拿的处理也十分严厉。潭庙公社一社员偷了2斤红苕，支部书记计算：这2 斤红苕下种后可产3000 斤红苕，其价值30 元，当即罚偷苕的社员37 元。除了高额罚款以外，扣饭、罚跪、捆绑、吊、打、劳改、搜查、没收财物。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六生产队全队70 户人家，就有64 户被扣过饭。社员说，这个队有“三扣”：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还有“三不扣”：干部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这个六一管理区在1960 年1 到6 月，就有29 人被捆绑吊打，其中有4 人致死。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古蔺县飞龙、彰德、玉田三个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44 人中，有三分之一打过社员，被他们捆绑吊打的社员有124 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的和逼死的有33 人，致残6 人，重伤7 人。据对古蔺县德跃、摩尼、太平、白沙等6 个区22 个公社调查，1960 年1 到6 月，干部打社员造成严重后果的有76 起，因吊打致死的16 人，致残的6 人，重伤7 人，扣饭饿死7 人，自杀多起。新建公社白沙管理区1 月至3 月，受到种种不同程度肉体惩罚的社员119 人，其中，吊打逼迫19 人，打残1 人。圣灯公社第九管理区第五生产队队长张某常吃双份饭，1960 年3 月23日，社员黄文先没有出早工，张队长当即扣黄的早饭。黄说：“为什么要扣我的饭？有人还吃双份饭呢？”张队长认为黄伤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员毛学友拿些大粪，将黄按倒在地向黄的嘴里灌，弄得黄满头满嘴都是大粪。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工作团在上报省委和地委的一分报告中写道：1959 年底到1960 年初，在全县大抓生产、生活和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中，罚款、扣饭和算损失账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在1960 年二、三、四月，全县大搞“突击落后”，合并大管区、大食堂等运动中，罚款、扣饭、捆绑、吊打社员群众，以及“洗毛芋头”、“留学”、“开富裕中农座谈会”（即白天监督劳动，晚上轮流批斗）、乱捕、乱扣、乱撤干部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普遍。逼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直到六、七月“新三反”期间，这股风势稍有缓转，但在8 月至11 月的粮食核产工作中，在县委部分主要负责干部分别主持的淮口等地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又发生了打人、“洗毛芋头”、罚跪等行为，直到这次会议期间仍然没有刹住。

　　“洗毛芋头”在河南、甘肃称为“炒豆子”，这个报告介绍，1960 年12 月13 日晚上，龙王公社四管区社员曾本春到食堂请人给小孩看病，被武装队长罗某与支部书记吴某碰上，被他们诬为“偷东西”，当即遭到毒打，并搜查其家，曾取刀刎颈自杀，经急救未死。12 月14 日，民校教师贺某发现竹篙公社联盟管区社员罗龙利偷鸡，贺将罗龙利及其母捆送队上，狠打了三次，又将其父家中搜刮一空，逼得罗龙利跳井自杀未遂，其父于15 日上吊死亡。这个报告介绍说，仅竹篙区1960 年2 月到11 月，在少数公社、管区、生产队干部的主持下，活活打死社员6 人，被他们“洗毛芋子”、吊打之后自杀的83 人，被扣饭饿死1 人。据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 年1 月到12 月,就有241 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 户被搜查，99 人被罚苦工，68 人被罚款，27 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 人，致残者3 人。

　　“洗毛芋子”又称“打肉皮球”。长江流域的农民洗毛芋是将毛芋放在木桶里，装上一些水，再用一根带把的木棒在桶里来回推动，使毛芋相互磨擦而去掉表皮。这里说的是：将被惩罚的若干人围在中间，四周的人将他们推来推去。这种刑罚和北方称为“炒豆子”的刑罚相似（本书甘肃章、河南章、山东章都提到这种刑罚）。

　　这份报告介绍，龙王公社人和管区有3 被人整死，2 人被整残。贫农社员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罚扣饭15 天，他饥饿无奈，挖了一些红苕，被“洗毛芋子”而成重伤，送回家后上吊自杀。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某，强令有病的社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轮流三次给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 年8 月，土桥管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被干部迫害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某，在1960年一年内就逼死社员两名，“洗毛芋子”10 多人，扣饭300 多人，罚款罚苦工20 多人。又新公社社员周玉明因得肿病，管区主任周某强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诬陷他偷吃红苕，当即毒打，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从1960 年1 月到11月，由于干部扣饭饿死8 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洗毛芋子”而后自杀26 人，被干部活活打死2 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宁县桃坪公社总支书记、委员、支书与乡干部15 人当中，关过社员的就有9 人，占60％。全社伙食团长以上的干部441 人当中，扣过社员饭的212 人，打过人的19 人，捆过人的48 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31 人。被他们扣过饭的社员不计其数。他们私设劳改队，私设监狱，不准病人吃饭，强迫病人劳动。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4 人病在床上，10 天不给饭吃，死了3 人。中坝管理区的劳改队中有一个叫陈玉秀的11 岁女孩，她被迫干了5 天5 夜的活，疲劳过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后，队长说他装病，踢他几脚，回家即死。

　　1960 年二、三月份，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饥饿，群众“吃青”现象比较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某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先后开会毒打6 人以示范。还在会上公开说：“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 整这些人要有斗争性，不执行就反右倾。”并规定偷一棵胡豆或一个包谷罚一元，偷一个红苕罚5 元。从此，这个公社打人、扣饭、罚款、抄家成风。据统计，全社159 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就有89 人，占56％。被打的社员565 人，被罚的478 人，被抄家的588 户。对社员施的刑罚有：“吊半边猪”、“鸭儿浮水”、“猴子搬疙瘩”等。据检查团调查，有44 人在吊打和扣饭后致死，有19 人打成残疾。另据樊执中1961 年11 月13 日对南屏的报告：一，该公社伤亡496 人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 人，打伤、打残的62 人，因病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而致死的有392 人；二，被罚款的有387 户，罚款额为12400 元。白鹿管理区社员张绍荣拿了7 根红苕，被干部捆绑吊在树上，罚款20 元。张妻交了19 元请求放人，干部们不仅不放人，还拿出5 元罚款买酒办菜，在旁吃喝。

　　1960 年2 月至3 月，太平区委副书记唐某（农民称他为“唐阎王”）在“突击落后”运动中，搞所谓“拆散落后窝”，强令他认为的“落后”院子的178 户社员“大搬家”，不愿搬的66 户都被斗争，有19 户被重点批判，8 人被捆，当场逼得社员钟相成投水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合川县南坪公社被打死逼死496 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残、打伤的有62 人，因病但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的有392 人。这些非正常伤亡大都是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主持或下令造成的。另据乔志敏报告，公社党委书记谭某不仅在干部会上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他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生后开会毒打6 人示范，在会上说：“劳动力多得很，打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全社队159 名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有89 人，占干部总数的56％，被捆打的社员565 人被罚款478 人，被抄家586 户。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食堂事务长徐建民从1959 年12 月到1960 年4 月，先后吊打过社员18 人。社员徐文普偷吃了两个红苕，被徐建民吊打后5 天即死。这个管理区还组织了一个“劳改队”，凡是犯了“错误”（偷吃了东西）都被送去“劳改”，“劳改”时间有一个月的，也有两个月的。“劳改队”劳动繁重，每晚加夜班，不能回家。社员陈素华夫妻二人都被“劳改”，有一次偷偷回家给小孩喂药，被干部发现后，揪着头发拖回了“劳改队”。社员郭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队长强令其出工，3 天后死亡。社员周代珍的儿子从修铁路的工地病重抬回，生产队长让社员马上挖坑埋掉，不准抬回家，经社员多方说情后，抬回去多日才死。

　　有了公共食堂以后，干部就掌握了农民的饭碗，扣饭是干部整治农民最常用的办法。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落实到每个人的肚子里。1960 年1 月，金堂县农民因饥饿而外出逃荒。1 月19 日，金堂县委向各区、公社、管区发出了《关于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紧急通知》，文中规定：“外流劳动力，其家属应写信找回，到期不回，伙食、粮食自行负责，公社一概不管”。农民外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粮食定量省下来留给家里人吃，现在外出的人粮食定量被扣，对外出农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后又加以发挥，要外出人员家属天天写信，哪天不写，就扣哪天的饭。有的公社规定了各种扣饭的条款，扣饭就成了社员的家常便饭。在饥饿的时代，管食堂的人常常决定社员的生死。

　　江北县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区党支部委员贺某，在该管理区长河堰食堂工作期间，对患肿病的社员普遍扣饭，饿死病人数人。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贺连续扣饭两个月，第一个月每天只给三两原粮，第二个月只给二两，到最后5 天一颗粮食也不给，朱被活活饿死。社员蓝权在水库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 天饭，蓝没办法，每天挖野菜充饥，不久饿死在山坡上。社员冯银山一家7 口人，有4 人因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结果7 口人全部死绝。江津县大河公社龙会管理区社员范如英，患有严重肿病，支部书记李某强令他挑粪，在挑粪中倒在路上死亡。荣昌县社员李洪英患有严重肿病，干部强令他下水田干活，其妻苦苦哀求干部不要派李下田，结果，李妻被干部打了几个耳光，还扣饭两天，李洪英下田后几天死去。荣昌县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区50 多岁的女社员杨慈民被干部怀疑为偷鸡，押送到管理区吊打一顿，第二天放出，杨在回家路上晕倒，神志不清，管理区支部书记高某即令将杨埋掉，临埋时杨还在呻吟挣扎，结果还是活埋了。

　　农民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其借口除了“偷吃”、“不服从领导”、“散布右倾言论”以外，反“瞒产私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959 年，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到10 月份，秋征任务才完成了70％，在上面的压力下，县委慌了神，企图通过打人、捕人来完成任务。10月2 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这是一个残酷斗争的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于是打人就普遍化了。这个会上吊打了30 多名社队干部，10 多人致残，捕了3 个公社干部。10 月25 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 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打人比长山会议更普遍、更残酷。这个会有30 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 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 人，撤职8 人，受其它处分2 人。该公社大小干部被打的有142 人，当场打死1 人（贫农，生产小队长）打残病死1 人（新下中农，财经大队长）。县委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农村如此，城镇如此，机关、工厂、学校也如此。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 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 人。

　　1960 年9 月，永川县水碾公社，在党委书记叶某（县农水局长兼）主持的一个会上，作出两条决定：一，凡干部有瞒产私分的，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二，凡社员有小偷小摸的也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会后作出60 户迁移的计划。这个公社在叶某的主持下，被搜查的社员占全社总户数的60％，被吊、打、捆绑的有48 人，被扣饭的有76 户。当时，叶某任县委工作组长，这个工作组的15 名干部就有13 名干部亲自打人、罚款、抄家，叶亲自吊打过7人。

　　一份报告称，涪陵县马鞍公社，县里安排社员每天的口粮为6 两（相当于10 进位的3.75两），但是这个指标还经常被干部扣除。太乙大队有一个作业组6 户人家就有5 户被扣过口粮。社员夏道珍由于在青黄不接时拿了队里的一点苞谷，被干部发现，七算八算，算出要扣口粮1700 斤。此后，每次拨口粮都按20％扣除。有人说这样扣是要饿死人的。队长说：“一年扣不完扣两年，两年扣不完扣三年。饿死一个抬出去，饿死两个挑出去！”另外，大队将还没有收割的作物分配给社员看守，如被别人拿走，就成倍地扣除看守人的口粮。大石大队第三生产队郑得荣看守的苞谷被人拿走了一百多个，就扣他口粮96 斤。因此，这个公社继续出现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大石大队1－9 月上旬死亡51 人，占总人口的6．3％。社员体质很差，90％以上的妇女都停经，今年只出生两个小孩（干部家属）。

　　江津县双龙公社对社员罚款名目有十多种：吃青胡豆罚款，开会缺席罚款，逾假不归罚款（社员离村外出必须请假），死猪罚款，死猪不报罚款，完不成包产数罚款，中午休息时捉鳝鱼罚款，插秧间距大了（不符合上级的密植标准）罚款，小孩损坏庄稼罚款（即小孩饿了偷吃青庄稼），等等。铜梁县西郊公社二管区规定，摘一颗青胡豆罚款一角（当时社员一天的工分才几分钱）。安居公社葫芦管理区规定，社员外出超过假期，每天罚款1 元。

　　1961 年1 月4 日到6 日，省委刘文珍和江津地委张凤伍到大足、铜梁、壁山等县检查了14 个食堂，看到的都是停伙、饥饿和死亡。1960 年的死亡率都在7％以上。狮子公社糖房管区三食堂，社员万子民的小孩扯了几棵牛皮菜吃，队长不仅扣了万全家4 口人两天的饭，还把万子民捆走来游街示众。壁山公社借阁管区党支部书记对社员实行抄家、罚款、扣粮、扣饭。社员拿一个苞谷扣口粮10 斤，拿一个红苕扣口粮6 斤。他让一个8 岁的孩子一次要挑120 斤煤，挑不够就要扣饭。这个管区70％的社员被扣过饭。刘文珍等从壁山回永川的路上，看到三个社员担着箩筐，其中有一些坛坛罐罐。停车一问，女社员叫周敬明，是马坊公社的。她丈夫生病没有吃的，她去找炊事员要点吃的，炊事员答应让周自己去拔点萝卜。拔萝卜时被作业组长发现了，说她偷。退回了全部萝卜，还罚款37 元。这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一个多月的工资。她丈夫又饿又急，死了。她还不起罚款，只好带着几个小孩改嫁给永川的社员丁树林。丁树林把自己节约下来的一点米拿出来请作业组长吃了一顿饭，请求免去罚款。作业组长坚持要罚，把女方的一些家具作价18 元作抵偿，还剩下19 元用公债券补齐后才放他们离开马坊。刘文珍等没想到一个作业组长就能对农民如此作威作福。

　　在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里生活的农民，一切生活资料都被干部所控制，一切生产活动都得听从干部安排，一切行动自由都被干部剥夺，个人行为，家庭生活都被置于干部严密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对农民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迫害。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十分严重，有的地方情况要好一些。情况好坏取决于农村干部的素质。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干部素质是不高的，再加上上级各种任务的沉重压力，因此迫害不是个别的。毛泽东把这种大规模的暴行归结于“民主革命不彻底”（见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即认为这些暴行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所为。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推卸责任的托词。在整风整社中，这些有过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曾受过严厉的处置（如举办集训班、特训班，反过来又对这些干部施以残酷的刑罚），大批干部被撤职（如新繁县河屯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被打下去和“冷落”的占干部总数的66％），由于干部大量撤换影响基层工作，1962 年以后，这些干部的处分也都撤销了。

八、一股救命的潜流

　　与李井泉所倡导的提高公有化程度、坚持办食堂相反，在四川省的基层，有着另一股潜流，这就是分田到户、增加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正是这股潜流，对减少人口死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却受到残酷打压。

　　1959 年8 月4 日，省委检查团泸州分团叙永检查组安法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们发现，在天堂公社部分生产小队推行了红苕“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支持这种办法的人说，它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减少了干部调工的麻烦，劳动力强的户非常赞成。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集体生产调不动工，食堂无法恢复，劳动力弱的户吃亏。8 月31 日，李井泉对报告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材料，印发到会干部阅，供讨论反右倾参考。并发各县委参考。”1959 年9 月1 日，省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又送上一个长达万言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泸州专区的右倾作法：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五月上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之后，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公共食堂问题，方针是解散。会后，各县布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说口粮、烧柴困难，说公共食堂浪费粮食，是“贪污盗窃的漏洞”，说“公共食堂虽然有优越性，我们现在优越不起”等。为了解散食堂，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层层布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准备，七天散完”。在这“一风吹”的布置下，很多县的大部分解散了……5 月22 日，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第一书记限期恢复。并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

　　关于自留地问题。隆昌县等地方1 月和5 月两次划地给农民。出现了以下问题：占耕地面积多了，超过了高级社时自留地的水平；社员对自种地的经营管理越来越积极，对集体生产关心少了；影响了食堂巩固；影响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

　　关于猪的喂养形式。5 月上旬地委在布置解散食堂、下放猪只给生产队的同时，又布置将一部分公有公喂猪退还社员私人，可以公有私喂，也可以私有私喂。

　　这个报告最后说：以上这些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主张单干，反对集体，夸大口粮困难，反对公共食堂，要求猪只退给个人，领导上一方面感到这是一股邪气，也曾给以批驳，另一方面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作了让步。有的负责干部向下级干部宣传所谓“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把集体生产和个体生产相提并论（原来邓小平的“猫论”源自他的家乡四川）。

　　9 月2 日，李井泉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

　　看来泸州专区在公共食堂、自留地、猪分散喂养、几个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全专区性的，是从上而下的，是有不约而同的共同主张的，是直到现在还未基本纠正的，是很值得开展讨论，并且要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纠正过来。

　　泸州专区的不少领导干部丢了官，一批人受到批判。在两个月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副书记陈怀堂，在全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并没有止住这股潜流，它在农村还在悄悄地发展，还在悄悄地为饥饿的农民缓解困难。四川省委每年都要发出“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但包产到户还是没有纠正。

　　两年以后，1961 年9 月19 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组上报的《关于江北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错误后的情况报告》中说，江北县接到省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以后，于7 月下旬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派出干部下去进行纠正，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纠正包产到户右倾错误是不彻底的。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社员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尤其严重的是，从8月底以来，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思潮又在全县范围内抬头，较7 月之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右倾倒退活动。突出的表现是：包产到户的面积不断扩大；一部分大队把大春粮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业组或院坝为单位进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户和社员占用集体耕地种植秋菜的现象相当普遍；部分大队将小麦种子全部分到了户；扩大了自留地。报告说，“在群众中，主张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兴隆区10 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一个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这个报告说，右倾倒退错误已经是一股顽强的势力，稍不注意，就会旧病复发。因此，“有必要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纠正包产到户右倾倒退错误的群众运动”。

　　1961 年9 月25 日，李井泉对上述报告作了很长的批示，同意报告的建议：在农村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制止住这股救命的潜流。一年以后，又是这个江北县，“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普遍而严重，在全区591 个生习队中，去年红苕几乎全部包产到户，今年小春约占60％”。这里不仅大搞包产到户，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干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细；搞集体生产人多心不齐，活路质量不好，进度不快。2，包产到户，谁劳动好，产量就高，谁就能多吃粮，谁懒谁挨饿，这才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3，包产到户后，粮食损失是自己的，看得严，不会出小偷；集体的粮食损失了没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产到户用不着干部派工，不要熬夜评工记分，更不会因评工记分而吵架。5，集体生产小队干部两头受气，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社员骂娘；包产到户以后省心多了。6，搞集体生产没饭吃，一搞包产到户粮食就多起来了，就不会饿死人。“黄鳝没手没脚都会弄吃的，人还搞不到吃的？”“ 你把田荒起来不让我们搞单干，怎不饿死人？”其它地的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1961 年8 月，屏山县清流公社五一大队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农户，这个县所属的地区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地委领导人牟海秀说：“第一次摸只有百分之几，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几，现在摸的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产队，估计还不一定摸清”。

　　为了纠正包产到户，四川省委搞了一个“三包一奖”，想用此取代包产到户。所谓“三包一奖”就是“包产量，包工分，包投资，包奖励”，生产的粮食多，记工分就多，农民不能支配粮食。这实际是一种记工分的改进办法。包产的指标很高，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取代不了包产到户，还没有全面推行就流产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个年代，对包产到户来说，是没有“春风”的，但还是顽强地在地下生存着，发展着。这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细胞，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基础，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显然，这股潜流的顽强生存是以不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为代价的。在一次又一次“反右倾倒退”的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无法统计的。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四川饥饿时间最长与这里不停顿地反右倾有关。

　　1959 年8 月17 日，历时46 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国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李井泉对反右倾是很积极的，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他也是坚决反右的。庐山会议之后，有了毛泽东的令箭，他的劲头更大了。

　　1959 年8 月30 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干部传达了庐山会议。他在传达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粉碎”，“四个保卫”，即“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重申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他说：

　　公社化运动是伟大的运动，是几亿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搞起来的，大办钢铁是几千万劳动大军。这样巨大的群众运动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国革命有革命战争运动，有民主革命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但这些运动的范围窄一些，时间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办钢铁、公社化规模那么大，范围那么宽，时间那么集中。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本来巴黎公社是失败的）是革命的创举，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后方向。按照这一看法，中国的公社化、大办钢铁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着大跃进，可以超过以往的速度，不仅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速度。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是钦佩不已，赞扬不已，应当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马克思都赞成了，难道我们这成功的经验就不应该赞成吗？

　　接着，他讲“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说：

　　人民公社运动是如何来的呢？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不采取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至于小社变大社，我们原来就有大社的，如张泗洲的社一千多户，现在一乡一社两千多户，这是大跃进以来必然要做的。大跃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办起了食堂，这样一天可以多劳动一、两小时，可以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公共食堂办了，猪在社员家里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猪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谓一大二公就从此而来。……这些是为了生产发展而采取的措施，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凭主观愿望所采取的。至于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这是合乎广大贫雇农、首先是30％劳动力少儿女多的贫雇农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贫苦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全国有1.5 亿，全省有2000 万人。有这样的阶级基础才办起来的。既然符合多数农民的要求，首先是30％贫苦农民的要求，我们党就应当领导这个运动。……我党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后下心领导这个运动是正确的。不领导这个运动还要出乱子。不信，解散了试试看。今年解散了，明年还会办起来。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他的这些话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层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着很重的主观色彩。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井泉这个报告透露了“三面红旗”以外的事情。李说：彭是高饶联盟的漏网分子。张闻天也给高饶联盟当过军师。彭也承认自己是高饶联盟的忠实成员。与其说是高饶联盟，不如说是高、饶、彭联盟。高岗在东北，彭德怀在朝鲜掌握志愿军，他们两人相互利用。彭德怀先后同人谈过党内有人反对党。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他们的后台是刘少奇同志。并说从主席到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这显然是诬蔑，为的是想达到推翻刘少奇同志的目的。高、彭、黄对刘少奇同志是不满意的。彭德怀到处散布说刘少奇是篡党的后台，完全同高岗讲的有个圈圈是一样的。

　　几年以后的“文革”证明，李井泉讲不是空穴来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个“叛徒集团”捆在一起被打倒了。从这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反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之间，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 年9 月7 日，金牛坝地委书记会，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会上的讲话，一再强调“坚决贯彻总路线，坚决继续搞大跃进，真正向着人民公社万岁这个方向来搞。”为此，要坚决整顿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左的问题，右的方面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解释毛主席分析1959 年形势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说，右派分子把“问题不少”理解为刮“共产风”，认为我们没有纠正；实际上，“问题不少”是指右倾抬头，右倾活动，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的问题不是刮“共产风”，不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是右倾问题。李大章说，右派分子说反左比反右难，实际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话：反右是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阶级影响问题，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报告最后强调，现在我们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

　　1959 年的8 月到9 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 次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第一阶段在成都开，第二阶段在重庆开。会议一开头搞了一个“政治测验”：到会的1300 多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意见书》，然后人人必须表态。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态后，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 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动摇的共49 人）。会上选择了8 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他们是：邓自力（沪州地委书记）、陈怀堂（沪州地委副书记）、张戟（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星（重庆钢铁公司代总经理）、杜石生（重庆望江机械厂厂长）、高毅（宜宾造纸厂党委副书记）、夏戎（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家义（成都军区11 团政委）。作为军区团政委的张家义是怎样成为省级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呢？这是他一次回乡探亲招来的横祸。第11 次会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参考文件：“张家义的材料”上说：“原11 团少校政委张家义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苏铜山），给军区干部部写回两封信，其中对当地农村工作发泄了极为不满的情绪。”这是两封什么样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同志的信

王科长请转牛部长：
　　我十二号从成都动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么问题。到家后困难重重，没饭吃，有钱买不到，吃了几顿草子菜叶对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难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绪很不好，对生产没信心，对领导抵触很大（说毛主席共产党好，下边干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较好，吃得饱饭外，余皆挨饿。现在正处于农忙，每日大人10 两，小孩6 两到半斤。绝大部分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动路。我们这个村七百人口，在五六两个月分（那时日食4 两）因病无粮而死、饿死、上吊、投水自杀了三十余人。医生看病在处方上都是建议领导上给病号增加几两粮食，这样救活了十几个人。
　　我家人口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饿死外，全家20 余口均平安无事。我到家后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闹，要求把他们带到外边来。二老有钱，但是买不到东西，我一个月给的三、四十元钱花不掉，因此，曾几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带走他们有饿死吊死的可能。这种情况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静，埋怨地方干部领导无法（这都是思想活动没说出）。
　　上述等等情况，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粮不吃，给老人吃，使他饿得不像样子），带往成都过一段时间。因为寄的钱到家不起作用，买不到东西。上述请求可否，请速来信告诉我。如果可以，请给迁户口的证明。不能去也告诉我，不会闹问题，这种困难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说的上述情况，是真的，没有扩大之处。
　　我家乡的生产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够做活的很少，20 多条牛死的只剩一条小牛，土地荒芜面积很大，很危险。
　　此致
敬礼
　　张家义7 月19 日

　　八月六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长同志请转牛部长同志：
　　部里来信，我于八月三日收到，四日离家返成都，原准备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买票困难，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带父母问题遵照部里来信指示办,请勿念。
　　从来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对当前农村问题认识不足，甚至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这样及时的关心和提出的批评，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乡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否则，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我的思想不好来负责，那么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说实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请求带我父母去成都，作为反映几个村庄甚至于一个乡的情况，的确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况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绪、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干劲和干群关系等作比较，我家乡比上述地区差远了。什么原因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
　　我认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好转了，因为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现在又进行整社了，处分了不少干部，撤职停职的（乡以下干部）也不少。据说也有法办的。以此来大力发动群众（那里的群众非常落后）。
　　我到家后把我了解的情况，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向乡党委和县委某一干部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对整社有很大帮助，然后也参加了整社活动。动员群众积肥、生产，并亲身到地里作些有关生产活动，和耕作区的干部交谈整社、生产情况。由于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总的感觉是这样的：学习有关人民公社文件时，对于其优越性这方面领会较深，但由于客观问题（干部作风、生活不好、不能多劳多得、党的方针政策群众领会不深）的影响，公社中存在严重的困难（家乡那里，不是全国）和建设公社的复杂性了解不够，这次探亲解决了；关于紧缩开支、厉行节约比听几次报告还解决问题；党的政策不能被群众所掌握，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在那里都需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斗争的激烈，是过去未所预料到的，群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深蒂固等等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不少。我认为这是我极其主要的方面，否则也不全面。事情多，见面再说，不对请批评。
　　此致
敬礼
　　张家义八月六日于郑州市

　　从这两信中还可以看出，张家义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然而，就是这两封信，使这位团政委成为四川省八个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当时的政治斗争逻辑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 次会议，除了揭露出来了61 个各种“分子”、批判了8 个重点人物之外，还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区以邓自力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 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告》十分重视。1959年10 月13 日批转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9]807 号），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只是少数，但是他们不仅会在他们所主管的工作范围内妨碍总路线的执行，而且他们的思想在适合其发展的气候下，会像病菌一样向外扩张、传染。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为了教育干部和群众，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倾错误的同志，都必须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加以扫除。

　　这个按语中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连用了三个“一切”，可见其态度的严厉和坚决，文件下达之后，全国的反右倾斗争升级。中共四川省委第11 次会议之后，全省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全省的反右倾斗争热烈展开。

　　在农民正在大量饿死的农村，是怎样反右倾的呢？早在9 月2 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这个文件指出了农村右倾思想的表现：1，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把增产计划指标定得越来越低；2，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少报产量，瞒产私分，有粮闹粮。既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尽量扩大销售指标；3，在公共食堂上，他们不主张积极办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制造混乱，以达到他们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单干的目的。文件说，“上述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倾向，也是实现各项任务的主要障碍。”“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实质上是党内一小部分不坚定分子在生产、粮食、食堂、抗灾等斗争中的动摇，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分子，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不满的反映，并且有的就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为了保证增产，节约粮食，战胜灾荒，必须系统地彻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从9 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农村展开一次反对右倾思想的大辩论。”“ 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极少数右倾分子……”

　　从这里列出的右倾的几项表现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还是主张高指标、高征购，还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而这些都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些正是大饥荒的根源。他们不仅不改弦更张想办法缓解饥饿，实际上还在继续制造饥饿。

　　指导思想既定，就在农村开展大辩论、大批判。“通过这次辩论，使右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坚定分子坚定起来，使右倾思想失掉市场”。我已经在本书其它处作过介绍，大辩论、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头游戏，而是拳脚相加、捆绑吊打，而是眼泪加鲜血。

　　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把一些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规格要求的，报产量低了的，说落后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理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是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杨在外逃期间因没有吃的，患了严重的肿病。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个重叠起来的板凳上斗争，斗争后没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据万县地委龙宝工作组9 月20 日报告，龙宝公社在反右倾中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排队，在全社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234 人当中，坚决拥护总路线的占42.3％，在个别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占44.9％，右倾思想严重的占10.3％，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占2.5％。通过排队确立了“依靠谁、团结谁，批判教育谁”的阶级路线。辩论前对骨干队伍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因此，在辩论会上，右倾思想严重的人“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公社和食堂的优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干部和社员100 人。然后，进行组织整顿，“保证了贫雇农和促进派占领导优势”。

　　在反右倾斗争中，各地报上来挖出多少瞒产私分粮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 年12 月18 日向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据万县统计，在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自动交待瞒产私分粮食达740 多万斤。自贡市区双塘等8 个公社自报出隐瞒粮食620 多万斤，占总产量8％。巴县各人民公社在扩大干部会上批判的76 人当中，彻底低头认罪的有71 人，占93.2％。这个报告说，“大批判带来了大跃进”，巴县各人民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共收到保证书决心书2344 份，竞赛挑战应战书1260 份。会后生产上“一跃再跃”。邛崃县采取大兵团作战，改造冬水田40 万亩。事后证明，这些数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虚假的。这些隐瞒的粮食是子虚乌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粮食征购的任务。

　　除了农村以外，工厂、学校也开展了批右倾斗争。1959 年11 月7 日，在重庆潘家坪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上，李井泉进一步扩大斗争面。他自问自答地说：“机关那些非党群众要不要搞？总而言之是要搞的。职工群众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农民的观点都带到工厂里来了，工人队伍中也不纯洁，也需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进行改造。学校看来也要反右，但中央讲，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有些人实际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 年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定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倾不只是在1959 年。从1958 年到1962 年的整个饥荒年代，是不断地批右倾的，不过没有1959 年那么集中罢了。

　　在反右倾斗争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举一些官方数字：

　　截至1959 年11 月20 日，全省省、地、县三级机关干部共有197015 人，在反右倾斗争的运动中，参加运动人数为127694 人，共有9425 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73 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有6452 人。重点批判对象占干部总数的4.78％，占参加运动干部数的7.38％。这组数据不包括成都市非党干部数和泸州、凉山各县的数字。见表3-4。

表3-3 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1959 年12 月22 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制表）

	干部总数	参加运动干部数	重点批判对象
			三类			四类			三四类合并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r>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合　计	197015	127694	6452	3.27	5.05	2973	1.51	2.33	9425	4.78	7.38
省级机关	22287	22148	689	3.10	3.15	205	0.91	0.92	903	4.05	4.1
地专级机关	52938	27617	1371	2.61	4.96	550	1.05	1.99	1921	3.66	6.95
县级机关	121790	77929	4383	3.6	5.62	2218	1.82	2.85	6601	5.42	8.47

　　说明：1，本表数字是各地截至11 月20 日的统计，还不是最后的定案数字；2，地专机关干部总数中缺成都市的非党员干部数；3，县级机关中缺泸州、凉山各县数字；4，表中三类即“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 年11 月21 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数字与上表数中，省级机关的数字与上表一致，地、县两级数字略有差别：地专机关：共有干部51248 人，其中，严重右倾的1332 人，占干部总数的2．59％；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24 人，占干部总数的1．02％；两类合计1856 人，占干部总数的3．62％。县级机关（缺两个专区县人数）：共有干部116840 人，其中严重右倾的4076 人，占干部总数的3．48％；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081 人，占干部总数的1．78％，两类合计6157 人，占干部总数的5．26％。

　　除了省、地、县三级机关以外，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05 人（不完全），占区级干部总数的3.46％；公社党委书记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030 人（不完全），占干部总数的7.18％；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为1204 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99 人；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的人数为384 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3.99％，占参加运动党员干部总数的4.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62 人。

　　公社以下干部受批判的人数没有全省的统计数字，但个案统计数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县以上大得多。1962 年10 月13 日中央工作组情况简报写道：合川县1959、1960、1961年三年间，由于反右倾扩大到基层，整风整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共处理了干部5184 人，占全县干部总数25283 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干部17716 人，处理了4699 人，占26.5％。各级干部处理面是：公社级：党委书记占60％；党委副书记占35.7％；正副社长占36.7％；一般干部占28.6％。大队级：正副书记占57.2％；正副大队长占38.7％；一般干部占31.6％。生产队级：正副队长占24.8％，一般干部占11.8％。江北县兴隆区自1958 年到1962年，全区大队一级的干部328 人当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40％；在454 名生产队长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51％。

　　以上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后面却是血淋淋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是无情的摧残折磨和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

　　1961 年9 月，四川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对在1959 年反右倾以来被错整的人给予“甄别”。对致死、致残、自杀的干部和社员，区别情况经济上给予轻微的补偿，政治上给予安抚。但对在运动中自杀的干部不予抚恤，被开除了党籍、团籍的，不再恢复党籍团籍，并应指出自杀行为是错误的。

　　四川省的反右倾并没有结束。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重庆市团委的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联系四川省实际，谈到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团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于克书提议向中央写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况，其他几位团市委副书记都同意。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署名写了一封匿名信，为了避免查出笔迹，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出来。

　　1962 年6 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于克书到北京出席会议。会上，他们向胡耀邦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胡耀邦和他们二人的谈话被整成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约廖、于二人谈话。他们向杨尚昆作报三个半小时的汇报。杨尚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得知情况后主持会议，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得知这些情况后，利用八届十中全会抓阶级斗争的机会施行报复。1962 年4 月23 日－5 月8 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是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是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认定他们是四川省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

十、四川饿死多少人？

　　在饥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损失？我手头有一份四川省统计局1962 年5 月提供的统计表。详见表3-5。

表3-5 1955-1961 年四川省粮食、生猪、耕牛和油料产量统计

年　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粮食(亿斤)	404.6	445	465	492	368	323	260
生猪(万头)	1907.3	2000	2500	2600	2000	1200	1100
耕牛(万头)	492.6	509.7	515.5	525.3	556.3	516.1	496.5
油料(万担)	842.6	814.4	814.6	843.8	1000	500	400

　　据表3-5 可以算出，1961 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 年减少了44.1％，生猪少了56％，耕牛减少了5.7％，油料减少了51％。然而，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对我说，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损失，四川省统计局得看省委的脸色行事，提出的数字都是领导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会少于70％，生猪按头算不能说明损失多大，因为剩下的猪只有骨头没有肉。四川省计划委员会认为统计局的粮食产量数偏高，1962 年7 月，他们对1957－1961 年四川省的粮食产量作了回顾性分析，分析结果是：1957 年430 亿斤；1958 年470 亿斤；1959年390 亿斤；1960 年323 亿斤（他们认为此数还是偏高）；1961 年260 亿斤。按这个数字，1961 年的产量也比1957 年减少了40％。

　　四川是中国的养猪大省，其猪肉供应全国很多大城市。死猪比较集中的时间是1960 年，1960 年10 月份，内江只有猪52892 头，比1959 年减少了43.6％，比1960 年6 月份减少了37.2％。1960 年1－10 月，全县共死猪47298 头，占1959 年底猪只数的58.5％，相当于现有猪只数的89.4％。其中61.2％是瘦弱死亡，27.2％是疾病死亡。

　　新繁县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时为10650 人，1962 年3 月降为8500 人；牛从400 头降为343 头；猪从4700 头降为1684 头；拌桶从1576 个降为750 个；晒席从5340 张降为785张。大型农具共减少了70－80％。又如九大队四小队30 户人家只剩下三个箕，两个烂箩筐一个装干肥用的口袋。新繁县位于成都平原，得都江堰之利，又离省会成都不远，其情况在全省不应当是最坏的。这个公社1959 年水稻亩产457 斤，1960 年下降为380 斤，1961 年又下降为277 斤。1961 年收益分配的结果是，“倒找户”占68％，即68％的农户忍饥挨饿劳动一年，不仅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还欠集体的钱！

　　当然，损失最大的是死人。各地死人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邛崃县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区1958 年十一月建立公社时有840 人，到1960 年底出生19人，迁入11 人，应有870 人。大规模的死亡从1960 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五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后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三个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员汪齐洪、廖文兰（女）等六人死后，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尽。年底工作组统计，全管区死亡262 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516 人，较公社化初期减少人口40％。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 … ”，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

　　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温江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因实报所下放公社的粮食产量，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当社员。1960 年3 月，县上又要求他们一批下放干部到邻近的新都县马家公社“突击落后”。他后来在个人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突击落后”时，目睹的可怕一幕：

　　我先去二大队，我从马家中学后面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长得相当不好，特别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顶上只有几个小花苞。田里看不见人出工，只有几个女社员在淘苕菜。我走近问她们：“你们男社员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人做活路？”她们回答说：“男社员住居民点去了，只有我们几个女的还在做活路。”我心里一诧，问：“你们还修了居民点？在哪里？”他们用手一指，说：“在河边上，你们去看嘛！”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了一里多路，到河边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后规划的集体坟园，两片坟茔，几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这个大队的三生产队公共食堂，在食堂门外红苕窖里看到丢了一个死娃娃。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把那个死娃娃找个地方埋了。”他找到几个社员把死娃拖到红苕窖里，下边还有个死了的老太婆。生产队长为难地对我说：“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人死了都顾不得埋了。”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当年正在第一线采访农业。他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是1961 年冬天。当时我重点跑川西。川西平原有一种肥料叫苕子（绿肥），平时也可以作猪饲料。那时有的农民饿极了就偷苕子充饥。一次我我在郫县采访，早晨起来地上满是白霜。我看到一块苕子田里有一个人爬在那里不动，走到跟前一看，他死了。嘴里啃了一嘴苕子叶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记者李世义到一个地方采访，看到一个老农民大骂共产党，我们很奇怪，一打听，原来是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不是他，谁敢骂？人家追问他，他就说：我骂我儿子！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在回忆中写道：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的情况。苗前明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在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县委书记说他那里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子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埋人的人饿死了，只好再从其它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报中央，但我刚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涪陵专区丰都县，三年死于“肿病”的就有十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

　　荣县仅1960 年，两次青黄不接的季节，就饿死了6 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10％以上。这还不算1959 年、1961 年和1962 年死人的数字。

　　根据1989 年出版的《郫县志》，1958 到1961 年4 年间，全县人口由28 万降至23 万，净减5 万，如果考虑这几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在8 万人左右。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1958 年减少近20％，其中有七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 年上半年有855 个劳动力，现有500 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 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 亩土地，现负担13 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 年为494 万人，1961 年为433 万人，4 年净减61 万人。考虑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约为90 万人。

　　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 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社，1958 年有4020 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3 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50 人，净减1245 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一书中，提供了各年度年末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数据。见表3-6。

表3-6 1955-1966 年四川省人口数据（单位：万人，‰）

年　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年末总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长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资料来源：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根据表3-5 中的数据，采用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中提供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数，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时，取前3 年（1955－1957）和后3 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正常死亡率为11.12‰；正常出生率为35.90‰。计算结果如表3-7。

表3-7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万人）

年　份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合　计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数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资料来源：据表3-6 计算。

　　计算结果表明，在大饥荒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 万人，少出生人口600 万人。《中国人口》这套书中的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与实际情况有差距。因此，上面计算的结果也比实际发生的要少。

　　事实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饿死人的数字。这是因为，在大饥荒期间，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强了人口统计工作”。1960 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县为例，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社队干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1800 多，死亡3800 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有的公社的统计报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刘宗棠说，文化大革命中传出来的数字是饿死800 万。廖伯康在他的书稿中说饿死1250万人，东夫的书稿中说是饿死了1000 万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说“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都在10％以上”。1962 年7 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 年7300 万人，一说是7175 万人；1960 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 万人；再加上1961、1962 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 多万人，减少17％左右”。如果按萧风说的净减少1200 万人，则饿死人则在1200 万这个数字之上。人口减少的数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计大约500 万），但这几年还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 万人）。出生人口数和外流人口数可以相抵。曹树基先生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认为，从1959－1961 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亿口为940．2 万人。如果加上1958 年底和1962 年的数，非正常死亡应在1000 万以上。我认为，四川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人1000 万到1200 万之间，少出生人口在400 万到800 万之间。

第四章　安徽不安

　　20 世纪90 年代，我利用几次去安徽采访和开会，收集了一些安徽大饥荒年代的资料。2001 年5 月，我借在合肥讲学的机会，又花了七八天时间，专程到合肥、蚌埠、凤阳进一步查阅资料。从凤阳回来后，又得到了无为、亳州等地的资料，再加上对原中监委李坚老人的几次访谈，安徽情况就很清楚了。在这一章我先介绍几个县的情况，然后再介绍全省的情况。

一、说凤阳，道凤阳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凤阳花鼓”反映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大饥荒年代，凤阳农民连“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没有。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地处淮河中游南岸。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在明朝开国功臣的91 人当中，凤阳籍的就有41 个。这里至今还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当和尚的龙兴寺等古迹。站在中都皇城南门的残垣上北望，想到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难，使我感慨万端。

　　在800 多页、120 多万字的《凤阳县志》中，留下了凤阳历史上很多光辉的篇章，而对1959－1961 年那场空前劫难只含糊地记下以下文字：

　　1960 年2 月15 日全县采集代食品906.8798 万斤，其中有薯根、鸡爪菜、茅草根、掐不齐等。

　　1960 年2 月15 日据统计，1959 年和1960 年，全县农村外流人口11196 人，占农村原有335698 人的3.3％，发病人口102994 人，占农村人口的30.7％，有孤老1580 人，孤儿2280 人。1960 年粮食产量9507 万斤，比1957 年的22760 万斤减少了13253 万斤。

　　1961 年8 月4 日，中共凤阳县委学习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了凤阳两年来刮“五风”的失误和教训：1，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了过头粮。2，封锁消息，掩盖死人真相。3，是非不分，反右倾中错斗争了一些好人。4，界限不清，共产风一刮再刮。5，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削弱了农业战线。6，乱出主张，生产瞎指挥。7，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劳逸失当。

　　这本县志是1999 年出版的，离大饥荒年代已经40 年，还是极力淡化那场大饥荒的情景，后人很难从中了解当年的历史悲剧。作为县志，不敢记录这个县发生的空前悲剧，本身就是悲剧。

　　1、凤阳的大跃进

　　在凤阳，大跃进实际是大灾难。对这场大灾难，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7 年凤阳是个丰收年。实收产量为20624 万斤。在一般情况下，1958 年粮食计划定为2 亿斤是比较合适的。县委却上报了8 亿斤的指标。1958 年实收为1．5000 亿斤（《凤阳县志》数为1．64086 亿斤），但县委估产为4 亿斤。1959 年，实际产量只有1．8 亿斤左右（《凤阳县志》数1．06918 亿斤），但又上报为4．0500 亿斤。本来是连年减产，却上报连年增产。

表4-1 凤阳县1957 ─1963 年粮食产量

产　量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单产(公斤)	58	38	30	28	42	43	50
总产(吨)	113801	82043	53459	47534	65701	66449	62345

　　资料来源：《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第178 页。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1958 年产粮82043 吨，即1．64086 亿斤，国家征购了7102 万斤，即拿走了43．28％。由于留下的粮要扣除工业用粮、非农业人口供应粮、种子和饲料，剩下才是农民的口粮，所以，通常国家拿走了30％就显得紧张。现在拿走40％以上就更紧张了1959 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6918 亿斤，却征购了5974 万斤，国家拿走了54．49％。板桥乡淮东社1959 年1 月份调查，全社240 户、1172 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 人。大溪河乡断炊的很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说：“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据不完全统计，外流人口10529 人，肿病达3 万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布严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原有利于163 人，非正常死亡率558 人，占30％；刘府公社双山大队官帝村原有577 人，死亡104 人，占18％；太山大队曹端村原有435 人，死亡38 人，占8.7％。”

　　在农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高征购任务，只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行横征暴敛。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逼交征购粮食任务。县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报：早上报粮食入库计划，中午报粮食入库情况，夜里报入库实绩数字。每天晚上对入库多的社队进行表扬，对入库少的社队严厉批评。一级一级地向下施加压力，压力一级一级地放大。1960 年春节期间，板桥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江山大队党总支书记邓某，在县委的压力下，在安子集召开80 多名干部的征购会议，要求各生产队交出粮食。谁说没有粮食就打谁。张信成、狄为朝等10 人被打。会后，这些干部就分头到农民家中搜粮食。1960 年午季（即收小麦的季节），小溪河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搜查粮食，被搜查的有8046 户，占总户数的73.4％。长塘大队只有一家没有被搜查。山河大队组织一个17 人的“挖粮潜力专业队”，人手一棍，到各家东捣西戳，翻箱倒柜，发现社员王坤锅里有烙饼，便一涌而上，开锅吃光。

　　“共产风”一刮再刮，刮地三尺。“共产风”开始是1958 年秋颳起来的，引起了混乱，1958 年秋、冬，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想刹住“共产风”，但怎么刹也刹不往。这股风从上面层层往下颳，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1960 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赵玉书检查说：“上级虽然下令刹共产风，但没有刹住，原因在县委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我的指导思想上。我们总是想快点向高一级的所有制过渡，我们曾计划把全县14 个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过渡。我们总是希望社有经济发展快一些，供给制尽可能早一些，公共积累尽可能多一些。”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当时认为公社所有制比生产队所有制更接近共产主义），大量集中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大队也以“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名义，把生产小队和社员的财产集中起来。山河大队实行“五集中”：猪集中，把小队和社员的猪集中起来办“万头养猪场”；鸡集中，规定每户或每个劳动力交2 只鸡，兴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3 只；鸭子集中，大队在一个早晨趁人不备，统一行动，把鸭子集中到大队集中饲养；厕所集中，扒掉社员的私人小厕所，一个庄建一个大厕所；山芋种子集中，把社员已经育好的山芋种子集中起来。这些集中起来的猪、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来的山芋种子也烂了。山药、毛芋、生姜是凤阳小溪河地区的经济价值高、产量大的特产，过去是家庭种植。干部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不让社员种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见苗要犯法”的说法。

　　为了尽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自1958 年以来，搞了很多“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土铁路，大办文教卫生事业，大办土化肥等等。这些大办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劳动力都是通过“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办法，剥夺生产队、剥夺农民而得到的。

　　“共产风”颳的范围很广，从社队集体的土地、劳动力、畜力、农具、资金、粮食、以及社员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树木、家具等。扒社员的房屋，捉社员的家禽，砍社员的树木，收社员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庄稼。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里的南瓜苗拔出来栽到集休的地里，结果全部死光。强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强行把东西扔到外面。强行收走各家做饭的锅，甚至当着社员的面把锅砸烂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水也不行。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由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为了给“共产风”造声势，到处树牌坊，扎“跃进门”，在屋顶上、田埂上、山头上，路边上，到处都写上大标语，形成了一个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热烈气氛。公社以建设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强行拆掉社员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于拆房并庄，有7 个大队的25 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 个村庄并成1 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 个村庄，1960 年6 月，总支书记梅某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6 个庄子，拆掉房子300 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说是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没有建，社员无家可归，100 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14 户40 人住在3 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1958年底全县共有房子224143 间，两年来共拆掉、倒塌39555 间(其中倒塌25266 间，拆掉13400间)，占17.7％。全县有29 个村庄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庄并大庄时，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

　　荒唐的瞎指挥。在生产上追求形式，不求实效。要求红旗插满田间，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调到公路铁路两旁，调到社与社、县与县的交界处，做出样子，而里面却是大片土地抛荒。全县只有耕地141.2万亩，1960 年春夏种上报播种面积184.8 万亩，超过了耕地总面积40 多万亩。

　　农民一早起来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连生产队长也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生产指挥权和调度权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县里统一指挥，公社或县领导人像战争年代指挥淮海战役一样，组织“大兵团作战”。小溪河公社13 个大队，1960 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 个小队、284 个小组、3395 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40 天，有的持续达3 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900 个劳力，参加“大呼隆”劳动的就有700人。有一天，代圩生产队干部带领100 多个社员，抬着2000 多把秧，到大韩家庄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抬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12 里，空跑4 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

　　在凤阳，瞎指挥到了荒唐的地步。违背农时，不按节令种植，有些地方出现了春节种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种麦子、立秋栽烟叶的离奇事情。这是因为，虽然农时错过了，但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还没有撤消，虽然违了农时，但计划还是完成了，向上级也好交待了。为了完成县委定的70 万亩水稻的任务，有些地方把没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经长得不错的旱粮栽水稻。门台公社宏光大队本来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强令“旱改水”。1958年旱改水1600 亩，平均亩产50 多斤；1959 年旱改水850 亩，平均亩产31 斤；1960 年旱改水900 亩，平均亩产只有2－3 斤。为了种水稻，本地无水下秧，派了48 个人、25 条耕牛运了3 万斤稻种到60 里外的总铺公社去泡种育秧，干了29 天，连种子也丢了。第4 生产队有500 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社员不愿意，还是犁掉了480 亩。结果每亩只收300 斤山芋，而剩下的20 亩黄豆每亩产200 多斤。还是门台公社宏光大队，1960年春，麦子一版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500 多个劳动力去黄湾支援。行程两天，到那里安了一天家，找工具一天，口粮没运到饿着睡了一天，回来又走了两天，花了8 天时间，只干了半天活。结果，自己的麦子遇上了雨，损失很大。

　　这样荒唐的事还有很多：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8 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200 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80 亩，用种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队秦塘小队1960 年3 月种麦子7 亩，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100 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驻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3 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250 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32 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120 亩，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25 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仅1960 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烟叶，结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7000 多斤。

　　县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个不种”：不“条播”不种，下不足多少种子不种，不施多少肥不种，不“畦田化”不种。在农业上还要搞很多“化”，如车水风力化，运输车子化，车子轴承化。结果一化不化，劳民伤财。刘府公社下令一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刘府大队生产队长汪贵珍因地制宜打了一亩半旱秧，公社王书记知道了，开会斗争汪贵珍。汪辩解说：“我电因地制宜，为了多打粮食。”王书记说：“听党的话，就应该打水秧，一粒不收也是好干部；不听党的话，打多少粮食也是坏干部。”结果撤了汪的职。

　　由于全县统一指挥，不断地有“中心任务”。每一个中心任务来了以后，就要动员社员不分昼夜“突击苦战”，在工地“安营扎寨”。要求社员“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大雨小干，小雨中干，不雨大干”，不少妇女因饥饿和劳累过度，患了闭经、子宫下垂等疾病。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调农业劳动力，削弱了农业生产。凤阳从1959 年11 月10 日到1960 年5 月8日，全县农村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的每天就有3 万到5 万人，最高时达7 万人，占当时劳动力总数的63％。此外，还常年修土铁路的劳动力3700 多人，修公路的2000 多人。县委计划1959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 亿元，比1958 年增长14 倍，工业职工从1957 年的924 人增加到1961 年的8724 人。还抽调了25000 多农民搞工业。秋种没结束就动员农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还不让农民回来。留下来搞农业的全是妇女和小孩。

　　大办钢铁运动最高峰时，共有63000 多人赴钢铁前线。县委的总结报告说：全县“建成平炉3000 余座，1 立方米高炉875 座，1.5 立方米高炉163 座，6.5 立方米洋高炉2 座，冲天炉18 座，红炉129 座，炼钢炉3290 座之多。现在临淮、门台两地的钢铁基地已初具规模。”

　　2、三年饿死九万人

　　凤阳，一个不到40 万人的县，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9 万人，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新修《凤阳县志》，1961 年全县人口比1957 年净减少了89113 人，减少的人数相当于1957 年总人口的23.41％。全县人口直到10 年以后的1967 年才恢复到1957 年的水平，即全县人口为38 万人。如果按1952 年到1957 年人口平均增长率2.44％计算，1961后全县应有人口419315 人，照这样计算，1961 年比应有的人口少了127353 人，这个数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应当出生却没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虑外流人口，死亡人数会小一些。

　　以上说的是全县总人口，若单看农村人口，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凤阳县志》同一资料，1961 年农村人口比1957 年减少了89125 人，相当于1957 年总人口的26.56％，即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7 年，即10 年以后，人口才恢复到1957 年的水平。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人口减少远远高出26.56％。在这期间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时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净外流人口一万多人。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 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按郭书田四分之一的估计，以1957 年380711 为基数，则饿死95178 人。这和陈振亚说的1959－1960 年两年饿死60245 人大体相符。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写道：“1960 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1961 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沁岗村，“全村34 户，175 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10 户，39 人。”

　　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 年2 月1 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59 年和1960 两年，共饿死60245 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武店公社，原有53759 人，饿死14285 人，占26.6％，这个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 人，饿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 人，死亡48 人，占68．6％。全县死绝8404 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 个。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 户，死绝4 户。小溪河公社饿死14072 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 人，饿死1139 人，占24.2％。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 人，饿死48 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 户，占总户数的3.4％。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的村庄27 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 个村庄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 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 口人，死去30 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孤老与孤儿。

　　时间已经过去了40 多年，现在很难了解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1961 年1 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目的是纠正“五风”，会上发动参加者“大鸣大放”，揭露问题。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发言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泪。现摘录1961 年1 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58 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300多人就死了87 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60 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4 月份仅10 天时间就死了27 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59 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3 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 年我们收35000 斤粮食，叫征购58000 斤，结果我们交33000 斤，社员只吃2000 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 人，死后还剩170 人。我家5 口人，死掉4 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 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 多人，现在只剩1300 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说；“这两年尽说鬼话，以上压下。58 年谁讲真话就揪谁。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报的都是千斤田、万斤田，这颳的是鬼头风，颳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们那里北山下有一户叫曹玉乐的，一家34 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 人。曹泽祥死了没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湾公社荷花大队生产组长杨大松说：“59 年我们队实际只有2000 斤粮食，大队干部周友香硬叫我们报10000 斤，我说没有这么多，就说我思想右倾，批我两天。结果，我们庄子原来582 人，死了80 多人。”张湾小队支部书记崔厚军补充说：“大队书记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说影响不好。有一次，黄德良替人家抬了一个死人，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60 年春天，工作组钱轩家里死了11 口人。开始死人时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让讲，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3 个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示领导把3 个孩子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3 个孩了也饿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朴说：“张牙庄原来42 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我母亲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带血，用草棍捅。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三大万岁，诬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写了6 份检查。要不是徐部长，就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 口人都死了，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病死了算了，只好睁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发言说：“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 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我家20 口人，去年（1960）死掉10 口。我的4 岁的小孩有一天对他娘说：‘把我送走吧，再过几天我就要饿死了!’”

　　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生产组长陈守先说：“60 年春天，光蔡庄一个地方就死80 多人。当地干部还组织一个送病专业队，专门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会上发言13 人，就有4 个伤心痛哭。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 人，现在只3200 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6 口人，死掉4 口，还有两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没有死，12 个喂牛的人都死了。”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队姚营生产队社员代表姚继山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凤阳县委不好。58 年秋种每亩地下种四五十斤，甚至几百斤，结果搞的不能收。59 年没有粮食硬叫报，没有办法就报空。说这里有几千斤，那里还有几千斤。报过不算还要兑现，朝屌上兑！我们光明原有1630 多人，死了800 多人。姚正会家饿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泪往肚里流。这都是县委一手造成的，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名誉。”

　　殷涧公社社员代表发言指出他那里饥荒的严重情况，殷山生产队，原来有217 人，一冬春就死了95 人，小殷家一个庄子39 人就死了22 人，夏黄小组原来70 多人，死了48 人。曹店公社中心大队上宋小队耿沈小组社员代表耿＊说：“今春上（指1960 年）上宋小组劳动力死得太多了，没有人埋，从我们耿沈抽人去埋。我们埋了半天只埋5 人。这么惨的事由谁负责呀？我看主要是县委。” 府城公社社员代表洪冠群说：“金传之因偷几只山羊，队长葛＊＊不给饭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饿死。”杨学群（小队书记）说：“马玉新生病还叫犁田，跟不上犁说是装病，结果被绑打，扣饭致死。她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小孩还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没吃着也饿死了。”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说；“我们宫李家80 户不到，就死掉59 人，牛、驴死光了，房屋倒塌50 多间，全队1400 多亩田，去年就荒掉1000 亩。干部还像活阎王一样，排着队打社员，哪有百姓过的日子！” 山河大队1958 年有5536 人，现在只有2970 人，其中死亡1558 人，占总人口的28.1％；劳力下降1375 个，占整半劳力的48.8％。

　　武店公社凤龙大队生产组长唐秀棋说：“60 年我们那里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一半，门西、武庄两地，一家一家全死光了。现在我们那里犁田的都是小孩。”

　　与会代表还揭露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事实。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饿病），找生产组长花某要点面给母亲吃，花说：“还给她饭吃？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没回来给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没办法，只好把没断气的母亲埋掉。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仅不准戴白布，还叫人披红！

　　由于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儿。据不完全统计，1961 年底全县孤儿2389 人，其中男1493 人，女906 人。以年龄分：1-3 岁48 人，4-6 岁296 人，7-9 岁798 人，10-15 岁124人。孤儿已收容247 人，未收容1964 人。孤老1527 人，其中男658 人，女869 人。按年龄分：60 －65 岁910 人，66 －70 岁359 人，70 岁以上258 人。孤老已收容258 人，未收容1269 人。1962 年全县有孤儿3304 人。其中:公社收养702 人，大队收养704 人，群众代养908人，单独生活990 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没有死，睡在死人怀里一两天。

　　从1959 件到1960 年，全县发现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记载的就有63 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 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棋说：“有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头，放在锅里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一瓢在门口吃，他说，我已经吃掉几个了。现在庄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

　　1961 年8 月9 日晚，拖拉机站王站长在科局长整风会议上的发言说：“1959 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前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上有六七具尸体。”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对人吃人的现象，县委书记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还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 人，关死33人。

　　不过，中国农村有一种传统，认为人肉是不能吃的。有人说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长，也有人说吃了人肉会生病。所以，吃人还是个别现象，多数人宁可饿死也不吃人肉。即使是个别现象，由于中国人口多，从总的数字上看，吃人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农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是因饥饿而死的。县委领导人赵玉书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总是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回答说：“少一味粮食！”赵、董二人立即决定，将王医生交大会批斗后逮捕。

　　农民大量死亡，而各级干部却向上级向外面封锁消息，隐瞒情况。1960 年端阳节，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张少柏在临准化名“石求明”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我打跑了个人得失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得失为重，才下决心反映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的4 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其惊人的。一个死亡5％，一个死亡率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亡5－6 人。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已死了的有100 名左右。”结果，张少柏一度受到迫害。

　　1960 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长马骞听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队）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从蚌埠市支援豆渣1 万斤，运到临淮关，通知家乡来运。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杨云春、副县长缪坚的拒绝，阻止群众起运。而且缪坚还去信给地委检举了马骞，说马“思想右倾，有问题!”

　　1961 年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在总结两年经验教训的三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对死人的情况，我们大家基本是了解的，开始个别死人的时候，认为是个别情况，对上不讲，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就算了。以后死的人多了，问题搞大了，就惊慌失措起来，对上更不敢讲了。死人明明是饿死的，而说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说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还不允许死者家属哭丧带孝，不准埋坟，对反映死人情况的来信加以扣压，甚至对来信者进行打击；有的干部因为如实向组织反映了死人的情况还挨了斗争。”“ 因为怕犯错误，怕受处分，怕摘掉乌纱帽，而不敢暴露真实情况；越不敢暴露，问题就发展越大；问题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3、饿死农民，撑死干部

　　在1961 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与会者揭露，一方面社员大量饿死，一方面干部生活特殊化。1960 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 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某，1960 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干部们却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一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某，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县委工作组林兴甫说：“县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细粮，还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饭，用油炸锅巴吃。赵政委一家不吃粗粮。”赵政委就是县委书记赵某。武店工作组杨义全说：“县委生活特殊，东西都被他们吃了，吃细粮。这叫什么‘四同’？群众有肿病，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每人一包。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都给他们吃了！”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公共食堂没有饭吃，赵楼两天饿死13 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早晨12 个菜，中午24 个菜。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的浮肿病人，被锁在家里，怕外人看见。”总铺工作组贵（档案字迹不清）说：“59 年冬60 年春，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常委，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招待所随便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饿死多少人？”

　　当时凤阳社员中流传一句话：“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理员。”“一两”、“一钱”指的是县里给社员的粮食定量。既然小队长和管理员饿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见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和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后来整社时初步统计，仅几个大队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 多斤。1960 年5 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某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食堂断炊、群众死亡不闻不问，竟与梅某等人在大赵小学吃肉喝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书记端了一碗饭给他。缪竟把饭夺了下来，批评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样教育社员的？”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直单独起小灶，从1960 年7 月到11 月，只在食堂吃过6 顿饭，家里不少腊鱼腊肉。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乔山大队书记梅某和会计梅某，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 人，其中7 人被他们奸污

　　4、政治高压，鱼肉百姓

　　上述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其所以泛滥成灾，主要原因是通过政治运动，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消灭了不同意见。

　　政治高压从“大跃进”以前就开始。自1957 年10 月至1958 年6 月13 日止，通过整社、鸣放、揭发检举，搜集整理了“地、富、反、坏”分子单人材料4196 份。其中，经研究批捕1327 人，管制1406 人，斗争批判和监督生产1025 人，不予处理的127 人，尚未研究决定的313 份。此外，通过侦察破案、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逮捕366 人，内部肃反和搜捕外逃共捕45 人，对国家机关、企业、学校清除出来的“反、坏”分子及城镇“反、坏”分子，集中劳教59 人。综上，地富反坏分子受到各种打击的共4214 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89％，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强。其中，依法逮捕1736 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6 ％，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43％；依法管制1406 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3％，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35％。如果说以上是对当时所谓“敌我矛盾”的打击，那以，从1958 年开始，就重点打击“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在办人民公社过程中，全县共辩论和斗争722 人，其中贫农96 人，下中农58 人，上中农438 人，富农63 人，地主32 人，其他35 人。1959 年反右倾时（在农村称为以两条道路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不同意见的打击更是变本加厉。一些说真话的人，一些对上述胡闹提出的人，被扣上了“反党”、“右倾”、“怀疑派”、“保守派”、“否定成绩”、“攻击三面红旗”等政治帽子，对这些人以开辩论会的名义进行批判斗争。县长赵从华由于对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有些看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反右倾斗争中,共排出有问题的党员和干部41 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8 人，严重右倾思想的10 人，严重个人主义的8 人，右派分子14 人，坏分子1 人。省级劳动模范陈学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反对生产上的瞎指挥，被戴上了“资本主义”和“右倾思想”的帽子。而对那些有不同意见和因饥饿而偷吃的普通社员则是取捆、绑、吊、打、关等残酷手段。

　　在1961 年以后的纠偏中，群众揭发出前两年违法乱纪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有1920人，占干部总数的34％。被体罚的群众达28026 人(包括扣饭的15001 人)，占农村人口的12.5％。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441 人，残伤383 人。赵玉书曾在一次电话上布置说：“凡吃山芋种、油菜苗的，给我打!”杨某在总铺公社“蹲点”时，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大队干部不给饭吃。县委候补委员、原检察院院长陈某，亲手打人17 名。1960 年全县逮捕和拘留2078人，经过正式批准手续的只有300 多人。在2078 人当中，1076 人是因饥饿偷吃的。由于关人过多，牢房拥挤，死在牢里的就有382 人。

　　以上是全县的数字，一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某、板桥公社的季某、总铺公社的宋某等县委委员，私打手铐、私设公堂，擅自关押群众，成立劳改队。1959-1960年，武店公社被体罚的群众有1285 人，其中被处死95 人，被扣饭的1622 户，3760 人。小溪河公社犯有各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有391 人，占干部总数的39．1％。受体罚的群众3175 人，占人口总数的9．4％，被打逼和扣饭致死的有96 人，致残的103 人。乔山大队总支书记李某、大队长张某，在1960 年夏季的一天就活埋4 个小孩，埋到腰深才经人再三劝说，才扒出来。1960 年5 月，大溪河大队牛同生产队长岳某将一个拔玉米秸吃的岁小孩丢到水深3 尺的田头窖里，幸亏其母发现才被救出。小溪河公社小溪河大队北夏庄生产队有社员240 人，挨过大队长打的就有237 人。下放在山河大队工作组的展某，先后在大赵生产队捆绑吊打群众33 人，扣饭30 多人，罚款27 户。一次社员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却说她装病偷懒，不给打饭，王妻饿得到食堂要饭，展看见后，强迫来打饭的社员每人用筷子刮她一下鼻子，谁不刮不准谁打饭，结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烂。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母亲有病，常找生产队长花某为母亲要点吃的，花说：“还给她吃的？都快要死了，还不如把她埋了算了。”常介翠不同意。花说：“你不想埋，就让她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介翠无法，只好把没的断气的母亲埋掉。大溪河大队尹陈生产队社员郭传良放牛时牛吃了庄稼，队长陈某当即用劈柴将郭的手指砸断三根。

　　1960 年2 月，殷涧公社白云大队赵窑生产队，社员赵小锅，17 岁，有一个7 岁小弟弟，因饥饿偷了一些山芋，被生产队干部韩某用棍子打得晕死过去。因饥饿无奈，又偷山芋2斤，韩将赵小锅的手指头砸烂四个。赵又疼又饿，两天内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5 天不让7 岁的弟弟吃饭，也随之饿死。这位姓韩的队长，共打了23 人，骂了60 多人。

　　1960 年3 月中旬一个中午，在板桥公社安乐大队山西生产队，队长缪某硬说15 岁的女孩小苗偷山芋种吃，将她捆起来，用铣把和毛竹乱打，小苗当场晕过去两次，醒来又打，尿一裤裆，胳膊被打断了。被缪打过的人有35 人。1960 年3 月24 日早晨，52 岁的社员叫刘金友。队长缪某说刘金友放牛去晚了，不让刘吃饭，刘只好下田挖野菜吃，又说刘破坏生产。这天天气很冷，缪强行脱掉了刘的棉衣棉裤，捆绑起来用棍子毒打。刘疼得喊“爹爹饶命”，始终没有松绑。胳膊被打断，全身青紫。打后卧床不起，两天不给饭吃，5 天后就死了。

　　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被干部捆绑、打骂、吊罚、扣饭、游庄的群众就有1078 人，占总人口的36.3 ％，被打死2 人，逼死1 个。北夏生产队共有社员240 人，被队长李某打过的就有237 人。社员王功良死后，工作组展某叫王的老婆去燃灯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愿去，展要斗争她。这个妇女被迫上了工地以后，小孩就在家里死了，小孩死后几天无人问，尸体被老鼠咬得不像样子。大队副书记史某，借口寡妇王氏母女俩要外逃，不给饭吃，并罚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个男社员捆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里。第二天，王氏母女俩外逃后，史又把她家的三间房扒掉。工作组李某发现社员庙永产偷了几个山芋，就把庙捆起来，把几斤山芋挂在庙的颈子上“游庄”。三官庙生产队团员鲁维安，从水库工地上回家看小孩时，生产队长史某一连两天不给饭吃，还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灌秫秫。鲁维安饿急了，偷了半碗秫秫，史某就把鲁绑了两天不给饭吃。不几天，鲁就病死了。

　　1960 年麦收时，山河大队总支书记陈某叫社员苦战三昼夜。有一天鲁殿发在场上打瞌睡，被陈用开水浇头，颈子上面皮都烫烂了。乔山大队长邓某，去年春天以劝阻外流为名，将一个过路人捆到大队吊打，从身上搜出12 斤粮票和12 块钱，自己入腰包了。总铺公社凤兴大队生产队长王某逮到小偷李某，用铁火叉烧红了烙嘴。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韩某，逮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 个手指。黄湾公社淮丰大队小队长张某逮到偷青的社员王小脚，用铁丝穿上耳朵，并用铁丝捆着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队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饿得偷吃青苗，支书黄某指使打手用铁丝把两个小孩的耳朵串在一起，并对小孩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星火大队支书钟某利用妇女偷青的过错，在田里强行奸污。板桥公社浙塘大队长孙某，逮到一个偷青妇女，打倒在地，用枪捣妇女的阴部。

　　李武大队社员徐开兰曾当面批评过队长苏某贪污病院的油，当徐开兰发生严重浮肿病后，苏不叫医生进行治疗，说：“痨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趋严重。之后，苏乘乡里来人检查病院的机会，企图将尚未断气的徐开兰活埋。当时徐的小孩在场大哭，不好下手。就用饼乾将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盖上，抬到外边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还惨叫：“给我稀饭吃！”

　　武店公社赵楼大队副大队长赵某说：“群众是奴隶，不打不骂不扣饭就不行。”1960 年，他打过30 多个人，有的被打伤，就的被处死。全社原生产小组以上干部1163 人，犯有违纪错误的有265 人，占22．2％。被他们捆绑吊打、拘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有1285人，其中被处死的95 人，被扣饭的1622 户、3760 人。

　　5，在水利工地上

　　大跃进以来，凤阳搞了不少水利工程。兴修水利应当是好事，但由于缺乏科学态度，不少水利工程劳民伤财却得不到“水利”。在水利工地上，农民的处境不如奴隶，他们饿着肚子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大批人在饥饿、疲劳中死去。

　　建设电灌站是凤阳当年的一项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工地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还克扣民工口粮12 万余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道厚提出“三天三夜不吃饭，工效还要翻三番，下雪还要光着脊梁干”的口号。县委委员、副县长杜某，看到民工不脱衣服干活，就骂人家没有干劲。水利工地上还规定：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10％。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的不给饭吃。民工生病就撵回家，被赶回家的病号因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队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两个民工架着他去抬土，被折磨致死。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民工2474 人，占民工总数14293 人的17.3％。这还不包括折磨得奄奄一息抬回家后死亡的人数。利民公社上电灌站的500 人，死掉307 人，占60.4％，宋集大队上电灌站的40 人，死掉29 人，占72.5％。群众叫杜思俭“杜阎王”，把电灌站叫做“阎王殿”。县医院周医生到电灌站检查病情，向地委汇报说浮肿病人较多，张政委把桌子一拍，说：“这个傢伙扩大病情，思想右倾！”县委委员兼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在燃灯水库私设“法庭”、“牢房”，“劳改队”，任意关押民工。他指使人打了20 多副手铐，专门对付所谓“调皮捣蛋”的社员。被他关押和上铐的群众有70 多人，被整死的有28 人。在这个水库工地，白天强迫劳动，晚上不分男女关在一起。规定每头牛、半里路每天要拖480 趟，完不成任务就送去劳改。牢房里的刑罚多种多样：罚站，捆绑，吊打，用铁丝穿耳朵。大溪河社员王占满，还没断气，就叫民工把他埋掉。民工把他放在外面没有埋，他苏醒过来爬了4 天，爬了20 里路才回家。燃灯大队黄庄小队社员丁学然因偷宰了老母猪，被李某押到水库工地劳动，白天强迫干重活，晚上铐上铐子关禁闭，一个月后，丁学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队南刘家生产队社员宋维勤因从水库偷跑回来，李某知道后，就把这个社员抓起来，白天劳动扣饭，晚上关禁闭，被折磨致死。民工病死了不上报，不通知家属，随便把死者埋掉。

　　1960 年春，山河大队副队长缪某带民工上水库，强迫社员像奴隶一样劳动，他亲手吊打社员100 多人，并先后死去35 人。新华大队副队长张某把社员许山友捆绑送水库，许不愿去，张将许反绑，用牛拖，许被拖得皮开肉绽，直到许惨叫“愿意”后才放下，接着就捆绑送水库，不允许有病送回，第4 天死去。张某对在1957 年整风运动中向他提过意见的社员史前山进行报复。他利用民工上水库的机会，将史家两个劳动力分别调去修水库和铁路，还强迫在家的老母和两个孩子像男人一样，每天交70 斤野菜，否则不给饭吃，同时规定：不准家里冒烟，否则没收。与此同时，又诬史家两个小孩偷东西，将两个小孩捆绑吊打。第二天，两个孩子就病了。孩子的病越来越重，老母哀求张，请求住院治疗，张某竟恶毒地说：“还住什么医院！我非叫你家死得没有开门的没有关门的!”没几天，两个小孩死去，接着老母也连气带饿死去。

　　6，分田到户渡过难关

　　食堂断炊，饿殍遍野，外出逃荒又受到层层“劝阻”，即使通过重重关锁逃了出去的也找不到活路，因为其它地方也是大饥荒，没有粮票吃不上饭。外逃的人不少饿死路旁。在这生死关头，有些生产队不顾共产主义思想的禁锢，偷偷地把田分到户，让农民自己在土地中找吃的，以渡难关。1961 年，府城公社四凤大队实行了“三包四定”的办法，平均亩产超过了1957 年的水平。县里总结这个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当时，安徽各地也搞起了分田到户，在全省范围内搞起了“责任田”，当时农民称为“救命田”。到1962 年改正责任田时凤阳县委报告，凤阳县的2993 个生产队中，集体经营的只有564 个，只占18．8％。包产到组的有1254 个，占41．9％；实行责任田的有1176 个生产队，占39．3％。实际上实行责任田的比例比这个数字大得多。这些分到户的田的确救了农民的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全家老小在地里精耕细作，当年就可以吃饱肚子，两年形势就好转起来。刘府公社有的社员说：“单干单干，快活一年，四两烧酒，两个鸭蛋，逢双赶刘府，逢单赶车站”。他们认为搞责任田有三大好处：一是政府省心，生产不要问；二是干活的人多全家老少一齐干；三是粮食产得多，家家有余粮。“但是，分田到户毕竟和共产主义目标是相悖的。中共中央很快“纠正”了这一作法（安徽称为“改正”）。1963 年，工作组在凤阳“改正”责任田和包产到组时，人们也比较理解干部的苦衷，有人说：“责任田是瓦上霜，是见不得太阳的；是看鸭船，是经不起风浪的”，也有人说：“人随王法草随风，中央要这么做，你不随也不行”。但在改正中还遇到了重重阻力。黄泥铺公社有的小孩在街上唱：“成乡长，你想想，没有责任田，哪有米和粮。”城南公社的农民说：“前年我们像雀子一样，关在笼子里闷死了，刚放出来溜了两年，现在又要把我们关起来了。”也有人很坚定地说：“我不改，坚决干责任田。”也有人准备搬家到山沟里去搞责任田。原来搞责任田的积极分子和坚决反对“改正”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全省有10 万农村干部被斗争、关押，有的家破人亡。尽管如此，但没有消灭农民搞责任田思想，10 多年以后，又是凤阳的小岗村最先搞起了责任田，并且在全国得到了普遍推广。

二、无为风波

　　无为，在风景秀丽的黄山脚下，是安徽的一个大县，面积有2900 多平方公里。1950 年，人口为943397 人，1369302 亩耕地。它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

　　1，大步奔向共产主义

　　1955 年春，全县成立了1119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账算清楚：有大军渡江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这一连串的“帐”，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没有敢说退社了。

　　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干部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当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没有各级政府开具的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数量很大。

　　1958 年9 月，全县原有435 个农业社并为31 个人民公社。县委又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不到10 天的时间，“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在全县普及。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划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除实行“供给制”外，还大刮“平调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繁、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3 人于1960 年12 月12 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 间，拆掉房子109 间。平调土地119.9 亩，平调耕牛21 头，平调水车119 辆，母猪21 头，手推独轮车35 辆，船1 条。”该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 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 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 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 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公社提几个“万”，大队跟着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要实现这些目标，层层要从下向上调集物资和财产，千方百计集中凑数，最终剥夺的还是社员。从1958 年秋到1960 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 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家禽家畜几乎绝迹。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农民家贫如洗。

　　共产风给无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无》中写道：“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 人，1960 年饿死126524 人。1957 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 人，1960 年底只有662557 人，减少了320422 人。再加上1961 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 万以上。”谢贵平调结果是，全县饿死20 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1957 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 头，到1960 年只有28100 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 付，到1960 年只有118561 件，减少176244 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 到1960 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57 年为6.7亿斤，1958 年为6.2 亿斤，1959 年为4.4 亿斤， 1960 年为4 亿斤，与1957 年比，减少36.5％。

　　2，父母官从农民嘴里夺粮

　　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 亿斤，却上报13 亿斤；1959 年总产量是4.4 亿斤，上报11 亿斤。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4]回忆说，1958 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3 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 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120 斤、中等田80 斤、下等田40 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报，但区里干部怕影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

　　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姚奎甲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姚书记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闹粮”，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1958 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 年12 月11 日，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2 月12 日，他在红庙公社召开的生产队芳以上的干部会上，用斗争、吊打、扒掉衣服罚冻、打嘴巴等刑罚，威逼催粮。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不久，红庙公社就饿死7600 多人，其中，闸北大队原有4944 人，饿死2260 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5.7％。

　　14 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姚奎甲怀疑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瞒产3000 斤稻子。姚找刘个别谈话，严加追逼，姚说：“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一回家就自缢而死。姚奎平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 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 人，以后又捆吊打12 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抓粮入库。1960 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 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

　　1959 年10 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 你回去，如3 天完不成24 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夜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 万斤种子送进了国库。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无为县委不顾农民死活，大量的饿死人。但几年来连连得到上级表扬；1958 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 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上级的表扬使姚奎甲有恃无恐，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挨饿。1959 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仍布置加快粮食入库，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 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 万斤。

　　3，农民的苦难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个个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摇摇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无法下田劳动；即使被干部用棍棒驱赶下田，农民两腿也深陷淤泥中而无力拔出，只好在田块四周播种、插秧，消极应付，于是田块中央长满了稗草。

　　上行下效。为了从农民口中夺粮，县里逼公社，公社逼大队。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就采取种种手段摧残农民。一份调查报告称：该公社严重强迫命令的干部35 人。他们对农民打骂捆吊来完成征粮任务。被他们捆绑吊打的达2049 人，致伤14 人，致死5 人，被逼自杀1 人。

　　1960 年11 月，县委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尅扣伙食，罚跪、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有的还采取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缝嘴巴等等令人发指的刑罚。”下面是这个材料中列举的具体事例：

　　1、新河公社公路大队第二小队妇女熊德兰，因饥饿难忍，偷了一点蚕豆，被指导员宋某发现，当场狠打了一顿，晚上开辩论会，随后把她调到另一生产组劳改，因羞愤自杀而死。

　　2、汤沟公社姜桥生产队农民龚维经，患浮肿病，生产队长江某叫他参加劳动，他因体软无力未去，队长一天不给他饭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边。

　　3、姚沟公社共产党员李某捆打14 人，1960 年利5 月，在第7 队，把偷吃蚕豆的女社员叶玉英的嘴巴用针线缝上。

　　4、红旗公社花疃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张某，全生产队47 户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余46 户都被他扣过饭，并摔碎社员的打饭盆10 个、小饭桶一个和一些其它打饭用具。社员蔡大喜有病，把田沟整理得粗糙了一些，就遭张某毒打他一顿，回家上吊而死。春季栽早稻时天气很冷，浮肿病人张本胜、张成年不能下田，生产队长张某硬要他们下田，张本胜上午下田，下午死去。

　　5、羊山公社阮井生产队长任某捆打社员19 人，其中被迫外逃15 人，死1 人。社员周可法有病，1960 年4 月的一天，他牵牛跌进水里，任某硬说周可法不想下田劳动，故意把衣服跌湿。周不服回了嘴，任某当即打了他两个耳光，并且扣饭，周当天中午上吊而死。

　　6、陡沟公社官圩大队队长蒋某，1960 年前后，共捆打社员24 次，打伤致死2 人。1959 年10月的一天，蒋召开会议，因下雨，徐村有7 名社员迟到，蒋即打每人一大棍，到会场还给5人罚跪。社员许以民因妻子被罚跪不服，说：“你就搞我们贫下中农”，蒋某即抓住许以民，施用“人搭桥”的刑罚。即把人脚放在一个桌子上，手扒在另一桌子上，全身悬空，然后将两张桌子同时向两边拉开，使人跌下。许以民摔伤后几天就死去。

　　7、《无为县三级整风运动开展情况》中写道：全县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1554 人。石涧公社陈闸大队第6 生产队队长江某从1958 年3 月到1960 年3 月，共捆打吊过社员164 人次，其中被打伤9 人，致死4 人。

　　8、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某，1960 年上半年不到100 天的时间，就打了35人、达153 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5 斤稻，傅将倪华吊起来打，将纳鞋底的大针烧红，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一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队长将倪华的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文明因病不能参加劳动，被傅一顿毒打，伤重致死。

　　9、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塘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丁某，1960 年3 月，小饲养员丁玉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丁玉脸上剪掉了一块肉，当时血淋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加上挨饿，半月后死亡。

　　10、1959 年春节刚过几天，襄安公社青龙大队宣村生产队长宣某就要社员下地干活，有三位社员迟到，宣队长开口就骂：“你妈的弄x，你们想吃不想吃饭？今天你们三人就给我站在池塘里，不要你们干活！”三人还未来得及说明情况，宣队长就一个耳光，说：“你们不想干活还有理由？你们不站到池塘里，就别想拿到饭票子！”三人为了中午吃到那碗稀饭，虽然穿着棉裤棉鞋，只得站到水塘里去，水漫膝盖，冻得三人满脸青紫，浑身发抖。

　　11、大江公社官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某、小组长张某，人称他们是“活阎王”，1959 年冬，57岁的社员陈长河，因患浮肿病不能劳动，被扣饭一天多，陈饿得没办法，便向张某磕头要饭吃，张讽刺地说：“你脸上有肉，不吃没关系。”孙连气带饿，当场昏倒在地，醒后爬到食堂就死了。

　　无为县南乡有一小孩，因饥饿难耐，大白天爬到生产队田边偷食田中稻种，被生产队长发现，冲上前去，一锹铲下去，将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齐刷刷铲断。查阅1957 年到1961 年无为的气象资料，无论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不存在旱涝灾害。在这样基本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饿死了30 万人。

　　家里饿死了人不敢声张，不去报告，让死者仍躺在床上，用被子盖得严严实实、平平整整的。别人问起，就说生病不能起床。家里活着的人照样到食堂给他领回一份浪打浪的稀饭或代食品，以保全活人的生命。饿死的人虽然是骨瘦如柴，尸体干瘪，春夏气温虽高还可保存一段时间，冒领死人的饭的天数就多一些。但存放久了，引起干部的怀疑，上门检查，揭开被子一看，常常是尸体上的眼珠被老鼠吃掉了，脸、耳、鼻、脚趾被老鼠咬得露出了骨头。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2003 年8 月19 日，谢贵平先生到无为县昆山乡莲花靠山村访问了时年60 岁的苏秀芳。苏秀芳回忆说：当年她住在苏老村，苏老村至昆山街沿途3、4 里路，每天都见无人收埋的尸体十几具，要么是其家人已全部饿死，要么是家人因饥饿无力挖坑掩埋亲人的尸体。她说，苏老村原有570 人，到后来因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 百多人，好几户人家死绝。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 人，其中饿死和被折磨死53 人。她母亲死后，她的弟弟时年2 岁，依偎母尸旁，嗷嗷待哺；为了多领得一勺稀饭（当时他们村按人口到食堂领取口粮），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亲的尸体，与家人同卧一床，不让别人知道她的母亲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领取一勺粥水，从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据苏秀芳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当年在县粮食局任职的夏可文对谢贵平说，无为县城有一货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当时叫“投机倒把”），经常将赚的钱换一些食物藏在货郎担子里自己食用，从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吃；每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向他求食时即遭他的毒打，并扬言要杀掉他们母子俩；妻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趁丈夫熟睡之际，与儿子一起用绳子勒死他，以夺取食物。据昆山乡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追问之下被迫说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4，谁讲真话镇压谁

　　县委人民来信办公室，1959 年、1960 年共收人民来信1173 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对笔迹没有查出，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截获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钱怕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凯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3 人写信给毛泽东，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 级降为25 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关押一年零8 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1959 年7 月至10 月3 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斗争结果，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这个人吓得逃走了。

　　一些干部因讲真话处分后，即送劳改。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90 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强迫劳改人员于重活，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这90 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21 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

　　1960 年初，周恩来收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的来信，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函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敬礼！
? 周恩来一九六Ｏ、三、二十九

　　以后揭露的事实证明，这些来信反映的情况，不仅不是像周恩来说的“夸大其词”的“个别现象”，而且情况要严重得多。

　　张凯帆“大闹无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张凯帆，说他“大闹无为”，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无为的老百姓，一直把张凯帆当英雄，当清官海瑞。

　　张凯帆1927 参加革命，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了无为“六洲暴动”，1933年9 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时被叛徒出卖后逮捕，关进了龙华监狱。他在龙华狱中作诗言志：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他在狱中睡双人床上铺，他用铅笔将诗写在墙上，位置比较高，监狱管理人员没有发现。解放后，解放军在清理监狱时，发现了这首诗，误以为烈士写的。萧三在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收集了这首诗，署为“佚名”。后来，出版社得知是张恺帆写的，便来信说明并道歉，张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1959 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不断得悉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1959年7 月4 日，他一到无为，就有农民拦住他的车子，有的人向他叩头，要求他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目睹农村的悲惨情况，十分伤心。7 月7 日，张出席了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说：

　　在去年大跃进中，浪漫主义太浪漫了，本来长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亩产400 斤，硬说是800 斤，1000 斤，你多我比你还多，横竖越多越好。我们有些同志为了面子又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请问，你们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农民吃饱肚子呀！？这次，我从石涧那边过来，见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肿病人多，粗腿的多，妇女子宫下垂的多，闭经的多。.

　　如果要走贫穷的道路，哪个去干革命？我张恺帆也不干！农民吃什么东西，一家大小平均不过二两。我们有些同志胆大妄为，乱改粮食标准，置群众生死于不顾，还有一点人性吗？食堂一般不要搞了，这并不影响人民公社的性质.....现在食堂办得并不好，很多人愿意回去吃，只要你们把粮食、柴草、菜园地给他，给他们解决锅，他们会举双手欢迎的，愿意单吃的。他建议把库存几百万斤粮食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农村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他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考虑农村食堂是否暂时停办。

　　他在无为的20 天里，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状况。他看到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张凯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县委书记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他得知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打人骂人无计其数，且一次即逼死3 条性命，但此人为姚奎甲所宠。张凯帆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打碎社员的锅，张凯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

　　最能表现张凯帆胆识的是他在无为提出的“三还原”、“两开放”。他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另一位书记桂林栖商量以后，果断地提出：占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饭），公社化中没收的社员自留地还原；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充饥）。但是，他这些救农民于水火的做法却招来了弥天大祸。

　　1959 年8 月1 日，中共无为县委给地委写报告，并将此报告上报省委。报告说：“张恺帆于7 月4 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9 日下午在大队检查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到7 月15 日，全县六千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 个食堂坚决不散。”

　　8 月2 日，芜湖地委立即向省委报告：“我们认为张凯帆提出的三还原，特别是命令解散食堂，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方针和政策的。”报告还揭露“张凯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研究。”

　　8 月4 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一事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作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

　　8 月10 日，毛泽东在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的目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显然，毛泽东这里不仅仅是批评张凯帆，主要是借机批评彭德怀。但张凯帆也难逃过一劫。

　　1959 年8 月27 日至9 月21 日，曾希圣主持召开了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对张恺帆进行了批判。接着，又批判了省委候补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因为陆对浮夸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同意张恺帆在无为县的作法。

　　随着斗争的深入，省委把张恺帆和陆学斌定为“反党联盟”，作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一大批说真话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 天，关押200 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还有在抗日时期曾任皖江参议员、老民主人士王试之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对这些人进行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

　　“七千人大会”以后，张恺帆平反，官复原职。文革中又受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省纪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省政协党组书记、省委顾问等。

三、亳县的惨剧

　　亳县（现为亳州市谯城区――属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边陲，东、北、西三面与河南接壤，南面与东南与本省的太和、涡阳县毗邻。全县面积2200 多平方公里。1957 年耕地面积273 万亩，农业人口73.7 万人。1958 年到1961 年，由于同全国各地一样的原因，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大饥荒期间担任这个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县委和县人委合署办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 年和2005 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 2003 年第一期）、《亳县统购统销反右的后果严重》（2003年第7 期）、《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2006 年第3 期）。另有三篇稿件《炎黄春秋》编辑部觉得很好，但不敢发表，即《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安徽亳县大办共产主义食堂》。后两篇发内部版《春秋文存》，印数只有几十份。在已发表的稿件中，由于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编辑部删除了部分敏感的内容。征得梁志远先生的同意，本书这一节全部取材于梁先生上述作品的原稿。

　　1，放“卫星”，高征购

　　1958 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所属各县大放“卫星”。亳县闻风而动，并抢先在各县前头。9 月27 日召开的县党代会上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里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水田里，并在田埂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苦战，园满完成了水稻特大“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委、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了亩产40803 斤的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消息，省地委迅速发来了贺电。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形成高潮。在秋收季节，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全县数不清放出了多少“卫星”。有的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放在一起，上报成很小面积的收成。特别是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薯挑出来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要求上级来验收，以放特大“卫星”。

　　经过一段狂热的浮夸，亳县知名度大大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亩产4 万多斤“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出席了1959 年的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了国务院的奖励。

　　产量报得太高，征购指标也随之提高。1957 年实际征购1.3 亿斤，1958 年提高到3 亿斤。到1958 年底，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大会追，小会逼，干部群众人人过关，拔白旗，批右倾，把征购粮食多少当作衡量干部左、中、右的标准之一。虽然食堂多数停伙，浮肿病大量发生，但县委还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硬说无粮是“假象”，是“西北风”，到处翻箱倒柜，大搜粮食。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真相，县委才勉强承认没有粮食，安排了农村粮食返销。但是，返销粮食很少，十天口粮三天吃光。在打击说真话的人的同时，大力表扬说假话的人。1958 年，县委让一位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宋某去分包五马公社，他很快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某放出亩产4 万斤的水稻高产卫星，全社粮食产量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收“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的“帅旗”。1960 年3 月4 日，正当农民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给该公社的人均每天4 两（相当于十进位的2．5 两）的返销粮4500 斤退回给县里。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结果，五马公社是饿死人最多的公社之一。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8 月29 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县委的头脑又膨胀起来。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凡是反映过农村粮荒、饥饿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 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1959 年粮食进一步高征购，征购量和总产量的比率由1958 年的33.2％，提高到39.5％。1960 年春，大批饿死人的时候，返销粮每人只有二两左右，相当于十进位1两多。

　　“五风”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是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1958年10 月, 县委书记为了更方便推行其意志，将县委和人委（即县政府）合署办公，县长、副县长下农村蹲点，以党代政达三年之久。1959 年春，农村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以后，如实反映情况的人都遭到残酷打击。

　　2，亳县的公共食堂

　　1958 年9 月7 日到17 日，在10 天之内，全县就实现了公社化。在公社化的同时，全县办起了4700 多个公共食堂。食堂一般由生产队长负责，司务长由会计兼任。食堂所需的房子、器物都是用“共产风”刮来的。刚开办的一个多月，一日三餐有干有稀，门前红旗飘扬，男女老少一起进餐，像民间办喜宴似的，社员家中来客和路上行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饭，一律不收钱和粮票。当领导参观、记者采访的时候，一片欢腾，高喊“食堂万岁！”

　　但喊“食堂万岁”的毕竟是少数典型。大多数食堂是开饭时社员排长队领饭，食堂门口蹲着大片吃饭的人群。排在队伍前边吃完了饭，排在后面的人还没有领到饭。雨天要踏着泥水去领饭，冷天领到饭以后吃冷饭。对老弱病人无法照顾，乳食不足的婴儿难以补贴。更重要的是，吃粮无计划，粮食浪费十分严重，秋收后不久就没有粮食了。多则两三个月，少则一个多月，大部分食堂就被迫停伙。此时，1958 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方面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搜粮，一方面在县内主要干道和周边县市设立“劝阻站”，查缉逃荒农民。1959 年2－3 月间，全县因缺粮，食堂停伙，浮肿普遍发生。大批农民逃荒到邻近的河南省。到1959 年3 月上旬，全县只有几十个食堂起伙，春耕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直到麦收季节，食堂还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麦收后不久又出现夏荒，食堂还是难以正常开办。当时农民私下传顺口溜：

食堂没有粮，
饿得人脸黄，
浮肿像黄牛，
干瘦像螳螂。

　　1959 年8 月29 日，县委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和省委反右倾会议，全县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保卫食堂”是反右倾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委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对食堂特别强调：“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会被一风吹掉？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一片黑暗，有人在动摇军心。”县委认为，办不办食堂，农民参加不参加食堂，是拥护不拥护共产党、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农民绝对没有“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即使是无粮下锅，喝清水，吃菜汤，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停伙的食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对那些所谓“污蔑食堂、攻击食堂”的给予严厉打击。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小陈庄生产队长程中德曾编过顺口溜：“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因此将他定为右倾，撤销了队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进行了多次批斗。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还对时开时停的食堂，要求一村一堂地全面起伙。为了巩固食堂，采取了分户不支粮和收尽社员饭锅的“两头挤”的办法，做到不漏户，不漏人，农民全部到食堂去吃饭。为了显示“一大二公”，把食堂合并起来，越办越大，农民到食堂吃饭越来越远，吃一顿饭要跑好几里路，雨雪天苦不堪言。观堂公社沙土集850 人一个食堂，锅小笼少，经常不能按时开饭，晚饭经常等到9 点多钟。有人编了打油诗：“早饭等到日正南，午饭红日偏西山，晚饭等到更鸡叫，不知明日再多晚。”为此，在干部和教师中广泛排查，要找出编这首打油诗攻击食堂的“坏人”，最后没有查出结果。

　　农民为了生存，搞些野菜、树皮，但是，没有锅成了社员家庭的一大难题。有些生产队把锅部分还给社员，但一到粮食收获季节为防止吃青或上级检查时又把锅收回来。农民白天不支锅，把锅藏在柴草中或沉放在河边的水中，等到晚上再拿出来煮些野菜、树皮充饥。靠反右倾恢复起来的食堂口粮标准很低，一般日均每人2 两左右。大部分食堂两年没有吃油，更谈不上吃肉。有的食堂几个月没有盐。冬天不供应热水和开水。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80％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10 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

　　1959 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扣饭”是：病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的人扣饭，偷吃青苗的扣饭，偷庄稼的扣饭。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上吊自杀而死。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宿某，除满足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卖私馍，并利用馍饭诱奸妇女10 人，全队饿死80 多人。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部书记乔某，扣饭致死农民11 人。亳县农村流传着：

刮大风，
起大雾，
饿死社员留干部。

　　当时，也有一些好干部坚持与农民同甘共苦，不用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其中不少人饿死。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的苏如章等四名党员全部饿死。这个公社颜集大队有一位生产队长也死于饥饿。

　　1960 年11 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 对食堂有所宽松。在冬季为分户取暖，县委规定：“经县委批准可采取食堂统一管理、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接到指示后，县委原打算分两批报地委批准以后实行分户做饭，但没等到报批，食堂就一哄而散。据11 月底统计，全县4438 个食堂，没有分的只有287 个，全是小农场、敬老院等不宜分开的食堂。1961 年4 月26 日，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 号，文件宣称办不办食堂由农民自愿，在这之后共食堂才正式解散。

　　3，全县饿死20 万人

　　饥饿使人口大量死亡。当时农村流传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1960 年冬整风整社以后的若干年内，县委曾经研究过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梁志远见到过三组数字：

　　1961 年3 月17 日，县委在亳县三级干部会上整风检查，在一份绝密材料中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4.4 万人；

　　1979 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编印的《解放以来30 年（1949－1978）农业统计资料》，其中亳县1959 和1960 年两年全县农业人口减少了28824 户，占原有户数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

　　1996 年2 月出版的《亳州市志》第75 页刊载：1960 年城乡总户数比1958 年减少了29400户，总人口负增长9.6 万人。

　　那么，究竟1959 年和1960 年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梁先生用自己当年调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

　　1960 年5 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数，让他安排一个中等大队人口死亡比例调查。他选了古城公社李8 大队作为调查对象，并拟好分姓名、性别、年龄、成份、死亡时间五项内容的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王心斋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大队原有3130 人，1960 年1 月至5 月8 日，共死亡719 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回报后，县委认为，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调查。

　　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梁志远派县生活检查组组长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是：从1960 年1 月1 日到5 月15 日，共死亡909人（缺东关分支三个生产队，没查），占被调查村队原有人口的29.15％，同时还继续死亡。这两个生产队如果加上1959 年和1960 年1 月到12 月底的死亡人数，总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1960 年底，梁志远带领姚志远等，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饥荒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原有127 户，575 人，两年死亡239 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绝18 户，占原有户数的13％，小李庄原有75 人，死亡36 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 人，占原有人口的49％。更有甚者，1960 年底，梁志远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原有68 人，除4 人外流未归外，全庄仅剩18 人，两年死亡46 人，占原有人数的70％以上。

　　1960 年3 月中旬，古城公社李腰小学课间休息时，两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坐靠在教室门前的墙根前死去。3 月19 日一次降雨，检查主要公路，发现19 人饿死路旁。

　　梁志远根据以上调查判断，全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应当在20 万人以上，有近3 万户彻底毁灭。留下了一大批鳏寡孤独，仅观堂一个公社，就有孤儿400 余人。有的孤儿被收养后饿死。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11 个孤儿，饿死10 个。

　　据典型调查，1960 年1－5 月间，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贫农占本阶层的28.25％，中农占本阶层的12.5％，地主富农占本阶层的44％。

　　在地方上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死于饥饿之中。例如，魏岗公社后孙湾生产队饿死了烈士的母亲孙＊氏，烈士的弟弟孙石头沦为孤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五马公社草寺大队彭小庄，1960 年3 月饿死了归国华侨彭广胜夫妇，彭在饥饿无奈时曾给他旅居40 年的法国友人去信，待友人回信时，彭已死数月。十九里公社明洼生产队知名人士李琴丹（清末秀才）饿死，李已编入1996 年出版的《亳州市志》名人传略，但其死因则写为“病故”。有的家庭死人不报，继续到食堂领饭，有的死人无法抬埋，留在家中。大杨公社许洼生产队，1960 年3 月有一农妇将其死去的丈夫和女儿用被子盖在床上5 天，多领两人5 天的稀饭，使她和另一个孩子没有饿死。没有饿死的人饥饿无力，不能掩埋饿死的人。在路旁、田间、集镇街巷、食堂门口、学校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

　　1960 年春，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薛竹园村因没有劳动力抬埋，就用一车多尸的办法把尸体拖往地里。双沟公社高范生产队，因无力挖坑，就把不少尸体投在田间的枯井里。1960年10 月，梁志远在十八里公社集南杨庄的肿病“治疗点”上看到，浅埋在河坡上露头露脚的尸体就有7 具。

　　由于饥不择食，全县因吃野草、蘑菇等中毒而死的人数以千计。五马公社丁双庙生产队高思曾家因吃臭大麻籽，一家五口全部死亡。1959 和1960 年，每当新粮接口季节，饥饿过度的农民因暴饮暴食而死亡也相当多。张集公社北曹大队早庄生产队， 1960 年月5 月15－24 日10 天之内，因暴食青麦、生麦，撑死10 人。

　　4，饥饿之外再加摧残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各级党委都闭眼不承认，还说是假象，是“西北风”，是“右倾势力的反攻”，不准返销粮食。1960 年春人口大量死亡时，才开始返销粮食，但每人每天只有2 两左右。农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为“反革命信件”，写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狱。

　　不让饥民外出讨饭。县、公社、大队遍设有“劝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的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

　　1960 年春，立德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书记乔某，在食堂以各种名义经常对社员扣饭，致使11 人死亡。观堂公社观堂大队夏庄夏耿氏和古城公社油河大队梁景志，都是在因有病不能干活，在1960 年春天被扣饭后上吊自杀死亡。

　　五马公社泗合大队四个村庄，大队副书记焦某不喜欢其中的一个30 多口人的小村庄，对这个村庄的缺粮、饥饿、病死不闻不问。到1960 年这个小村庄30 多口人全部没有了，房子拆了，树砍光了，蒿草满庄，80 亩地全部荒芜。

　　1960 年初春，五马公社党委在罗庄大队召开扒茅草根（找代食品）现场会，为了不让参加会议的人看到罗庄大队的浮肿病人，就把这些病人集中驱赶到边远的荒野里，到会议结束时，数人冻饿而死。

　　农村基层干部对饥饿而“吃青”的农民或拿庄稼的农民进行逮捕、拘留、劳教，不少人死在狱中。个别地方对农民施行惨无人道的刑罚：对妇女打掉裤子不准穿，裤裆里装麦芒，系头发将人悬空吊在梁上，用铁丝穿耳朵.....

　　5，人吃人的惨状

　　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

　　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 年4 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这种处理是先严后宽，以后就不告不理，不了了之。这种案件能办不能说，对外只字不漏，对上汇报慎之又慎。稍有泄露，就大祸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及此事的人也受到打击。因此，这些情况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 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时不知如何处理。一位副局长向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作了汇报（当时梁志远在场听了汇报），当即定为“破尸案”，并决定逮捕“犯人”。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于是未经请示县委，发了两个馍，将“犯人”教育释放。县委知道后，李庭芳受到严厉批评。李又让公安局将“犯人”抓回，重新入狱。经过半个月的审讯，确定“犯人”没有政治目的，县委批准将其释放。本案到此终结，但办理案的派出所所长李玉贤，因向别人说过历史剧《打銮殿》中的剧词：“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在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李庭芳也被调去带民工到皖南修铁路，再没有回亳县工作。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 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 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1960 年5 月25 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 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

　　父母吃儿子。1960 年3 月28 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 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 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

　　据张催粮回忆，1960 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 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 年生人）在1960 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 年代初还健在。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 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 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 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 口人死去5 口。

　　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 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 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 年3 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 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 口人的家庭。1960 年春，18 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据古城公社沼北大队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马占坤回忆：1960 年春，该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 年3 月3 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 多户有25 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社队都知道此事，认为无法制止就听之任之。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即回忆本村张韩氏杀吃女儿的张催粮），张催粮现已年近半百，有时还谈论这方面的事。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 年4 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县城到西北角、南京西路北）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梁问杨医生：“公安人员怎么处理？”杨说：“我已向公安局反映过多次了，没人表态。”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据立德教育办公室会计、中共党员李士远回忆：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 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大队、生产队制止不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了抓典型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的办法。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要求人人参加，不参加者食堂扣饭。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还说：谁再这样（指吃人肉），就把谁关死在监狱里。批斗会后，吃人肉的就少了。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 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 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1960 年3 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 月17 日至21 日，共扒掘三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 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1960 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 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 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 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四、跳出三县看安徽

　　介绍了三个县的饥荒情况，再看一看安徽省当年的全貌。安徽是毛泽东重视的地方，1958年9 月16 日毛泽东到安徽视察，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热衷。人民日报记者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对毛泽东活动的报道是要经过中央、甚至毛泽东本人审批以后才能发表的。这则报道是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等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农业和茶叶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7200万斤，平均亩产1600 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粮1900 斤，比去年增加136％。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后，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毛主席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可以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同志告诉毛主席说，舒茶人民公社8600 户现已养猪32000 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猪肉，将来全社计划养猪6 万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两猪肉。曾希圣同志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指示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都不要钱。这对几辈子缺衣少食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基层干部认为自己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感到无比自豪。人们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急切地希望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将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既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私有制一定是正义之举。“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而率先反对“共产风”的干部就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刘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倾使“五风”迅速蔓延。

　　1，“五风”是怎样摧残农民的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1958 年的安徽可谓意气风发。这一年安徽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安徽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是“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大话说得没边儿。1957 年秋，淮北水利建设动工，按当时的能力，整个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4 亿方土，计划用10 年时间，完成40 亿立方任务，基本解决淮北水旱灾害。开工以后，省委制定了一个冬春完成8 亿方土的计划。据当时报纸报道，这个任务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过了一个月，第二个8 亿方土的任务又完成了。1958 年2 月，省委又下达了第三个8 亿方土的任务。为此，《安徽日报》发表了《八亿，八亿，再八亿》的文章。文章写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8 亿土方算得什么！”可见口气之大。

　　在这五风中，“共产风”处于灵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风”的出发点，也是其它“四风”的认识依据。所谓有“共产风”，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搞的一种群体性、强制性的行动，他们将私人和小集体的财产无偿变为大集体的财产。当时的说法是“一平二调”，即从小集体和农民家庭中，无偿拿走各种财产（物资、资金、劳动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满足兴办公共事业（如办公共食堂，办养老院，幼儿园、办学校，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调”是为了兴办公共事业，又消灭了私有财产，因此，搞“一平二调”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们不仅不负疚，还有一种自豪感。

　　在安徽，共产风像其它各省一样，是从1958 刮起来的。毛泽东在安徽讲供给制无疑会给这股风增加了动力。

　　1959 年蚌埠大办土机床，没有原材料，就让社员将家里的门板、门框、板凳、甚至连棺材都拿去做机床架子。做出来的土机床全是废品。1960 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区5个公社建立15 个万头养猪场，每个大队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每个生产队建立一个百头养猪场，还要建立若干个养鸡场、养鸭场。为此，强迫社员交出自己家庭的猪羊鸡鸭，还强迫社员搬家拆房盖猪圈。结果，集中起来的猪羊鸡鸭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数干部偷吃偷卖了。和“共产风”相关的是“浮夸风”。浮夸风就是吹牛说假话成风。这种说假话的风气是强大的政治压力的产物，也与当时全社会的气氛有关。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在安徽活动的报道，其中说的粮食产量和养猪数量显然是浮夸的。曾希圣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说假话，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这种假话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对各地干部当然会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各地、县在省委的压力下，说假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1 年3 月，蚌埠市委书记程光华代表市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谈到浮夸风时说：“我市盲目赶风头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甚到为赶风头而造假。1958 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粮食高产‘卫星’，我们郊区也假造了一块‘卫星田’，将三亩半稻子移栽到6 厘面积的稻田里，实际亩产只有200 斤，却吹嘘为11000 斤，并拍了照片，开了现场会，登了报纸。……我们提出‘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组织干部翻阅种种报纸，寻找新鲜报道，并派出干部常年在外地取经，强调‘先进经验不过夜’，听到风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问需要，就盲目跟着干起来，就造成了严重的浮夸风。”程光华的话反映了当时干部们的心态。既然粮食产量这么高，征购任务也就相应地高了。而实际情况是，从1957 年到1961年，粮食产量农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提高，农民口粮逐年减少。

　　表4-2 1957－1961 年安徽粮食情况

项　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粮(亿斤)	204.00	184.00	147.00	150.48	121.75
贸易粮(亿斤)	177.39	160.00	127.82	130.85	105.87
征购(亿斤)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销售(亿斤)	40.95	59.10	50.67	32.44	23.16
净拥有(亿斤)	149.92	160.63	121.40	128.23	103.35
总人口(万)	3356.00	3426.70	3445.50	3085.60	2987.70
人均净拥有(斤)	446.72	468.76	352.34	415.57	345.9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安徽》。

　　注：表中粮食产量为生产年度，购销为粮食年度。

　　表4-2 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从人均净拥有量来看，人均口粮（贸易粮）：1957－1958 年度，为312.7 斤，1958－1959 年度为312.7 斤；1959－1960 年度为246.64 斤；1960－1961 年度为291 斤；1961 年1962 年度为242.1 斤。这里是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1961－1962 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曾希圣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饥饿从1958 年冬天就开始了，1959 年春天已经很严重了。可悲的是，广大农民因饥饿濒于死亡，而从省委到中央还不相信农村没有粮食。1959 年，《经济消息》第9 期发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题为“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文章一开头就说：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县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况，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粮食工作。

　　这篇文章援引调查报告的材料说：“所谓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原来各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且瞒产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平均亩产1700 斤，只报700 斤，有的搞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一夹壁墙中藏粮3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斤粮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干部带头集体私分，有一个生产小队每户分粮200 斤。”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瞒产私分”的情况以后写道：

　　为什基层干部普遍瞒产和带头闹粮呢？据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宣传工作没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泽东注）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以后一切都要归公”，再加上卖粮时采取了“小社卖粮，大社结帐”的办法，使小社到卖粮以后粮钱两空；某些公社又对增产的大队几次追加征购任务，使基层干部对统购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几怕：一怕实行“三包”办法，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量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公社在各队间调剂余缺；四怕自己报实产量而别人不报，自己队吃亏。这样，瞒产私分就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吃糠，吃菜，叫喊没有粮食吃，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目的在于希望不再追加他们的征购任务。

　　文章接着讲，在做好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停伙的食堂恢复了起来，原来吃糠吃菜的又变成了两干一稀，暗仓变成了明仓，干部群众闹粮变成了议论丰收，无精打采变成了兴高采烈，田野里又开始出现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局面。”

　　毛泽东真是相信了这篇奇文中讲的情况。相信瞒产私分，相信农村粮食很多。他比一般干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论事地反对“瞒产私分”，而是从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 年2 月28日，他在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语：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 年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这篇文章，加上毛泽东的按语，转发全国。虽然对抑制“一大二公”的“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国各地的高层干部对粮食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加强了全国各地对农民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从而加剧了农村的饥饿。死人越来越多。

　　1960 年安徽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现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楼里的陈大斌，他的家乡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这样描述当时他家乡情景的：

　　1960 年，我正在邻省上大学。春节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回家过年！”我想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乡出了什么变故吧！可是，即使我从最坏处着想，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局面！

　　半年后我回到故乡，简直是被吓呆了！下了火车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废了，挖了深坎横沟，长满荒草荆棘；而新路没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条条深沟，一道道土岭.....绿油油的故乡大平原被挖得遍体鳞伤，成了“人造丘陵”！

　　还没进村，远远地就看到了村里的塌屋和断墙，过去村里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的绿树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许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乡的人呢？许多看着我长大的前辈们，甚至有一些同辈人，包括我的一些亲友在内，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饿死，母亲逃往准南，婶婶带着几个孩子逃往宁夏，父亲躲过这场大劫，吃草末树叶作下了胃病，几年后肠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来，我家的灾难还算轻的，村里好些正是壮年、青年人都饿死了。有几户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绝。

　　夜间，我躺在没有一棵树木、院墙几乎倒尽的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满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什么声响，父亲告诉我，那是野狐子在蹿，人烟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里乱跑……

　　这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村庄破败……

　　与群众大批因饥饿而死相对应的是，干部们却照样享乐。留下来资料是这样记载的：“曾庆梅到蚌埠检查工作时，一到蚌埠就要跳舞，还以书记的名义让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当时蚌埠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影响很坏。”曾庆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主管党纪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员就更放肆了。

　　“1960 年安徽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产风”的人们有一种“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么，对于他认为阻碍这个伟大目标实现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基层干部素质本来很差，有了这种为了共产主义而横扫一切的心态，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对共产风不满、或有与共产主义风格相反的行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监委书记曾庆梅1960 年8 月4 日的一份报告反映了一个公社干部迫害农民的情况。萧县马井公社有专业组长以上的各级干部909 人（公社一级34 人，大队一级161 人，生产队一级403 人，专业组一级311 人），据揭发的材料统计，犯有不同程度的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有368 人，占干部总数的40.5％。其中，公社干部违法乱纪的占33％，大队干部违法乱纪占64％，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占50.4％。违法乱纪的具体表现是：

　　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全社被捆绑、吊打、关押的有1026 人，占全社总人口的3.8％。打人的花样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让人自己打自己，让人互相打，带驴笼嘴，冷水浇头，等10 多种。更加疯狂的是以下刑罚：活埋人。郝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民今年春天埋过5 个小孩，土埋齐腰深，社员苦苦哀求才扒出来。用针剌。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念堂麦收前发现两个10 多岁小孩在地里吃豌豆秧，因为这两个小孩太瘦，身上无肉，就用针剌耳朵。脱女人裤子。陈坡生产队队长吴某看到社员陈徐氏搓了几穗麦子偷放在裤腰里，吴即当众把陈徐氏的裤子撕掉，陈徐氏羞得当场投河，被救回家后晚上自缢身死。让社员吃屎。郝庄大队郝庄生产队社员郝明良在地里摘了几根豆角吃，支部书记硬逼他吃下一块牛屎，吃下去后还逼郝说“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灶砸锅。不准社员在家生火做吃的。据不完全统计，仅生产队干部直接砸锅的就有151人，共砸锅234 口。

　　扣饭。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饭的就有537 户、1558 人，其中因扣饭而饿死多人。有的还采用“一人犯错，全家扣饭”、“一户犯错，邻近四户都要受辩论”的连环保制度。社员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饭，当即扣饭10 天，不到10 天，朱宗道就死了。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萧县，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情况。农民在下面挨整与干部在上面挨整是并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因张恺帆而被牵连的人达两万八千多人。此外，还有大批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蚌埠为例，这个以交通枢纽为特征的城市，1958 年10 月，彻底清算罗霞光（市委第二书记）、王荣华、杜宏本、李世农、史坚、李斌、吴正等反党联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1959 年11 月，又揭发出以市长朱德兴等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次被批判的干部有236 人。蚌埠共有1000 多名干部受到批判斗争。1962年甄别时，这些被打下去的干部全被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原级别。在“共产风”最为猛烈的时候，这种以打击不同意见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把“共产风”推向了极端。

　　2，捂盖子和揭盖子

　　安徽省的饥饿状况一直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捂着盖子，既不向上面汇报，也不让下面说真话。毛泽东很相信他，还让他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到山东揭盖子。但安徽的盖子不能长期捂下去。严重的饥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军人、学生、干部回安徽家乡探亲，发现乡亲大批饿死，不断有人向中央写信。但写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盖子的指导思想下，各级领导都封锁消息。

　　1960 年3 月13 日，省委财贸部向省委了一份《关于当前粮食工作上的几个主要情况》，当时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作为主管粮食的部门财贸部的这个报告只字不提死人的情况，却对人民反映饥饿的来信百般曲解。请看：

　　从人民来信的数字看，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1 月收到182 件，2 月收到283件，计476 件，比去年一二月增加187 件。以阜阳、蚌埠最多。从已经检查的31 件内容看（省查2 件，地委查17 件，县查12 件）部分属实的8 件，占26％，完全不实的23 件，占74％，其中13 件匿名信有12 件是揑造的，是恶毒攻击的。例如，江西省军事医学科学院何承才（安徽人）来信说：金寨县关庙生产队政府不给一点粮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当即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地方群众每月都能吃到35－40 斤粮食，每天一干两稀，外有蔬菜，没有一个人因生活困难而外流或死亡。这封信及调查结果已转该学院。一件匿名信说定远县沛河公社荒沛大队，从去年6 月到现在光吃青菜和树皮，有的还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经查对结果，这个队从去年6 月到8 月，每人每天吃1 斤小麦，9 到12月吃1 斤杂粮、4 斤菜，今年1－5 月每人安排12 两原粮，另外还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没有因生活问题外流和死亡。

　　朱升平来信说，凤台县清泉集附近有两个月吃不到粮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一个村就死了十几个人。又说，上河堤的只吃到6 两粮，在家的还吃不到6 两。经查结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庄、孟庄，老姚湖等村庄，每人每天吃粮6 两、淀粉6 两，加上干菜，合1 斤以上。清泉集整个大队3 个月来死了23 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圣的指导思想促使财贸部写出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这样的报告使曾希圣坚信没有饿死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说假话的情况是上下互动的。

　　回乡探亲的人因反映真实情况大都受到迫害。1960 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回到家乡凤阳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了南毛小队和石马大队大韩小队饥饿的惨状，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并且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小队买种子。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向福州空军连发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缪坚亲自向福州空军写信，说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军第一次来调查，县里还编造假情况欺骗调查的人，福州空军第二次来调查，才得知这个小队饿死了66 个人。但是，潘在部队还是受到不应有的处分。

　　1960 年7 月2 日，蚌埠地委办公室转来一封信，这封信是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另一资料说他是凤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少柏化名“石求名”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死亡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收集起来被大人遗弃的儿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一百名左右。”事后才知道，饿死的人这个数字还要多，但此信被定为“反动信件”由公安部门追查，对张少柏横加迫害。

　　一方对外面封锁消息，一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骗从外面来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阳视察，安徽省事先作好准备，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肿病号集中看管，不让董必武看到真实情况。1960 年在新华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休假，国内部副主任方实陪同外国专家去合肥游览。安徽省委安排他们去逍遥津公园等有限的地方。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

　　由于捂盖子，民众饥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1961 年秋后，饥饿还相当严重。地处交通枢纽的工业城市蚌埠一份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浮肿病有2330 人，干瘦病141 人，子宫脱垂2936 人，闭经病2895 人，小儿营养不良尤其突出。据卫生部门9 月份对9 个幼儿园、托儿所、五个居民段、二个铁路职工住宅点的调查，在3181 名7 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的就有1176 人，占总数的36．9％。其中有328 个儿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软骨病。

　　越是弄虚作假，死人就越来越多，情况也就越难封锁。反映安徽问题的信件有一部份送到了中央。1960 年4 月，中央监委派审查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长张珉去安徽潜山了解群众生活情况。8 月，中央监委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群众生活情况。11 月，中央监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情况。这几次调查得到了一些真实情况，但由于从上到下封锁，他们没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况。12 月，中央根据中央监委反映的情况，派以中央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工作组去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参加工作组的有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监委、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等部门的干部。不久，安徽省委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和蚌埠地委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说工作组听信坏人的话。工作组被撤回。

　　1960 年12 月28 日到1961 年1 月3 日，王从吾主持中央监委会议，听取派往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安庆地区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生原因，以及有关当地领导封锁消息的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安徽省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反映情况不实。

　　由于安徽省委不让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的活动，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因此，在这次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之前，王从吾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接着，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批评了他们，把张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检举材料向他们谈了，他们表示认错。

　　1961 年1 月3 日，王从吾在中央监委会常委会上说：昨天，我与曾庆梅、单敬之同志谈话，指出：第一，你们回去以后，一定彻底揭开盖子；第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也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央监委；第三，对张少柏应给予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老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对他不打击报复；第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说，他完全同意检查组的意见，他们准备检查处理。扣压人民来信问题他们有责任，向中央写信反映检查组的问题是错误的。

　　1961 年4、5 月间，中央监委又派农村处处长李坚、张珉等人去安徽进一步调查。李坚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况，他们得知蚌埠15 个县、阜阳8 个县、肥东、肥西宣城等28 个县大量饿死人情况。蚌埠监委书记邓衍才告诉他们，蚌埠地区15 个县就饿死了100 万人。李坚等又到凤阳、定远，得知更多的情况才回到省里。他把省监委的人集中起来，要求他们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委怕从监委打开缺口，对监委施加压力。曾希圣看到李坚的调查材料，拍桌子骂：“他们在安徽搞特务活动！”老红军翁可业（省监委副书记）调查了蚌埠15 个县，曾把调查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置之不理。翁可业把调查汇报的底稿交给了李坚。李坚向王从吾作了《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 万人。王从吾将这个材料以调查组李坚的名义送给了中央书记处。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曾希圣辩解说，是下面向他封锁情况。中央监委王从吾拿出翁可业给省委的报告底稿，对曾希圣说，已经有人向你们报告了，怎能说下面封锁你们？曾希圣才无话可说。

　　安徽的盖子迟迟没有揭开，所以饿死的人很多。直到1962 年1 月7000 人大会上，才彻底揭发了安徽的问题，中央批评了曾希圣的错误，曾希圣作了检讨。

　　2001 年春，83 岁的李坚对本书作者说：盖子揭开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盖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盖子一直没有揭开，死人就更多了。

　　3，欺骗肚皮

　　在粮食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骗肚子法。一种办法是让同样的粮食多出饭，营养价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显得更饱。

　　改进做饭的办法，同量的粮食多出饭。粮食严重不足，不少食堂创造了“先进的”做饭方法，1960 年1 月26 日，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发文推广。文件说：“这些先进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饭率，最高达到一斤米出饭8 斤，山芋干出饭达四斤四两，都较原来的出饭率提高了二三倍。”对此事“必须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对各种右倾思想应给予坚决的反对和批判”。这个文件介绍的方法如下：

　　净米饭先进制作方法：

　　高温双蒸法。每碗放米1.25 两，再兑入开水5 两，然后将碗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时，再兑入开水4 两复蒸，前后约60 分钟即成。每斤米可出饭8 斤。

　　一炒三蒸法。先将米入锅炒10 分钟，再用开水浸泡10 分钟，泡透后再将水除去，入锅干蒸20 分钟，再盛出摊凉后加水（每斤米放4 斤7 两水）复蒸10 分钟后，再盛出凉干（10 分钟），最后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6 斤饭。

　　浸泡双蒸法。先把米用开水浸泡半小时，连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蒸，半小时后拿出摊凉（约10 分钟），每斤米再加水4 斤6 两，再蒸40 分钟，每斤米可出饭6 斤2 两。双蒸法。每碗放米1.25 两，参水6.6 两，放在开水锅内蒸煮，30 分钟后每碗再加水2.5 两，复蒸20 分钟后，每斤米可出饭7 斤半。

　　泡米复蒸法。先把米用水泡10 分钟，水除去摊凉以后，将米放入锅内蒸20 分钟，再拿出摊凉并再进行复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饭6 斤半。

　　蒸煮法。先用热水将米浸泡20 分钟后，入锅煮，到米涨开时捞出复用笼蒸，每斤米可出饭5斤4 两。

　　干、湿双蒸法。将米干蒸后，以1.7 两米兑2.6 两水的比例，加水复蒸，每斤米可出饭5 斤6两。

　　山芋丁饭先进制作方法：

　　双泡双蒸法。先将山芋丁用水泡2 小时再蒸，蒸后1 小时取出，用凉水浸泡后，再放入笼内兑水复蒸，每斤可出饭4 斤4 两。

　　浸软复蒸法。先用温水洗淘山芋干，待浸软后，入锅干蒸，蒸熟取出摊凉，10 分钟后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1 斤1 两）复蒸，一个半小时后成饭，一斤山芋丁可出饭4 斤4 两。

　　山芋面饭先进制作方法：

　　炒烫法。先将山芋面干炒，炒后用开水烫，山芋面凉透后用水拌合，制成馒头，入笼蒸后，每斤山芋面可出饭4 斤4 两。

　　发酵蒸馍法。将山芋面进行发酵，制成山芋面包，一斤山芋面可蒸出馒头3 斤。

　　小苏打拌制法。用混合面做饭时，先用水烫一烫后加小苏打拌合，做出馒头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馒头4 斤。

　　豆粉面制饭法。先将豆粉面炒熟，冷凉，用开水烫后，用温水拌合制成馒头蒸出，每斤面可出馒头4 斤4 两。

　　很明显，上述“先进”制作方法，并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一些，膨胀得厉害些，而且反复蒸煮，破坏了营养。农民说，这是“欺骗肚皮的”的办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装得满一些，农民还是愿意接受的。这种量不增多、营养下降，而显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为减肥食品。因为它可以满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营养。

　　大力寻找代食品。上述“先进”的制作方法，还是需要粮食（包括山芋）的，到后来粮食完全没有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只好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号召，当时的各级党报也大力宣传某些代食品的营养如何丰富。

　　1960 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为例，1960 年11 月29 日，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全市小秋收会议上作了《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的专题报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为中心的小秋收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过好生活搞好生产的一个关键性措施，我们必须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61 年3 月26 日，中共蚌埠市委以发出了《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61]52 号），文件一开头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来，我市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报告进一步强调野菜的好处，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住清明前后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掀起一个采集野菜的新高潮。1960 年11 月29 日，蚌埠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的报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表4-3 一些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品　种（公斤）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热量（卡）
玉米芯（粗粉）	66	25	68	812
红芋叶（粗粉）	185	58	128	1900
红芋藤（粗粉）	168	59	116	1785
红芋茆（粗粉）	90	70	113	2273
黄豆荚（粗粉）	100	47	113	1356
榆树叶（干粉）	185	47	101	1663
桑树叶（干粉）	163	92	40	1853
化生桔（粗粉）	122	32	91	1221
红芋叶（淀粉）	92	66	294	2260
红芋藤（淀粉）	101	49	470	2727
黄豆荚（淀粉）	103	27	394	2227

　　资料来源：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1960 年11 月29 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与庄稼有关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树叶、桑树叶之类。几个月之后，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当代食品了。1961 年3 月26 日，中共蚌埠市委发出的《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这些代食品的营养。

表4-4 每1 市斤各种代食品的营养成份

代食品名称	脂肪（克）	蛋白质（克）	糖分（克）	热量（卡）
地豆子	3.75	27.9	32.4	275
猪牙菜	1.5	17.9	2.5	95.5
荠　菜	0.5	36	35	288.5
香荠菜	1.5	24.9	22.5	203
豆瓣菜	1.75	23.8	19.6	180
芙莉苗根	1.25	12.4	95.7	443.5
拉拉藤	1	21.9	24.6	195
野辣菜	4.25	18.6	17.9	157
蒿兰菜	1.75	18	27.3	197
草鞋底	1	20.6	16	155
双叶苗	2	23.2	35.5	253
剪子股	2.45	22.6	13.9	168
面条菜	1.15	25.7	19.5	191
羊蹄棵	0.2	31.1	20.7	209

　　资料来源：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 年3 月26 日。

　　蚌埠市留下来的上述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一个月有数十万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树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树皮没有了，野菜也没有了，代食品也很难采集了，人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我在凤阳看到一份文件：《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0.10.1）》，粮菜混吃，是节约粮食、保证吃饱吃好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产、大种萝卜的同时，还应大搞各种代食品，以弥补当前蔬菜之不足。每亩约计可采集豆叶100 ─150 斤。采后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挤出绿水，变成豆叶块，煎、炒、熬菜或兑粮食做饭都可以。

　　4，“救命田”救了农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回来。1958 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乐观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风”造成了很大破坏，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来，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是指公社、大队、生产队，即人民公社的财产由这三级共同所有，而生产队是基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遏制“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改变“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的状况。生产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责任田酝酿于1960 年秋，试点于1960 年底，形成于1961 年春，结束于1962年底。对于安徽的责任田，毛泽东态度暧昧，他前后四次表态值得玩味。

　　1960 年8 月28 日，曾希圣提出了在生产队下划份三个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10 月，他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这年10 月，曾希圣接替舒同，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1 月，安徽省委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曾希圣从山东赶回安徽，在会上他强调：“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是半级所有，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此后，这个办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广。但以生产小组为单位还是没改变“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只不过是“大锅”变得小了一点。

　　1961 年元旦后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长张祚荫和郑锐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情况。曾希圣听完汇报后向他们讲了几件事：第一，关于恢复农村经济问题，他说可以走包产到户的路子，并说已给黄岩同志打过电话，请他亲自去金寨县搞包产到户的试点。第二，已经向毛主席请示，农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让社员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问题，主要责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请示，拟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回安徽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安徽生产搞起来。

　　看来，曾希圣深知安徽问题的严重，他捂盖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问题之前，自己把问题先解决掉，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

　　1961 年2 月，曾希圣从山东卸职回安徽，路经蚌埠时，在此地驻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向他谈了一件事：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73 岁的农民刘庆兰带着有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没有牛，没有犁，只靠一把锹，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 斤，除了口粮种子外，还卖给国家1800斤粮食，向公社交了60 元钱。可见，包产到户不仅是农民的要求，而且的确能解决问题。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办法。“劳动底分”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10 分，妇女为6 分，少年为5 分，是事先评出来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劳动能力包地。这样，就把土地分包给劳动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粮食就行了。曾希圣强调，这不是单干，因为土地和大型农具还是公有，包产得到的粮食还是统一分配（超产的归自己）。他强调“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超产部分归自己），大农活和技术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尽管开始推广，但干部还是有顾虑，怕说是分田。1961 年3 月15 日和16 日，在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作法。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曾希圣立即叫秘书把毛主席的话电告诉省委，并说：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样，安徽就全省搞起责任田来了。正在全面推广的时候，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让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看到毛泽东态度和上次表态有所不同，3 月20 日，曾希圣又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作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这个办法的缺陷。信中说“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单纯接受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毛泽东看信后没有表态。3 月28 日，曾希圣回到合肥，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简要传达广州会议，说：“这个办法（指责任田），现在看来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增产，我们就今年试验一年，如果实践证明是好的就继续搞，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4 月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说：“我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是从3 月6 日开始的，到3 月20日接到希圣同志由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即行停止。总计个省试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39.2%。”这里说的广州来电后“即行停止”应当是一种谨慎的试探。因为毛泽东在广州说了“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实际上此时并没有停止。为了消除中央的疑虑，这个报告对外面的批评作了解释：“在试行中，有些地方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数群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到误解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产粮，故意把它说成包产到户写信给工厂做工和给部队服役的亲属回家生产。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1961 年7 月，曾希圣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曾希圣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继续推广责任田。到10 月中旬推广面达84.4％。

　　责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区一年就消灭了荒地（1959－1960 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抛荒）。牲畜农具很快增加（1958－1960 年农具大量破坏，牲畜大量死亡）。1961 年10 月份36 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 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一年增产38.9％。粮食多了起来，交了公粮以后基本能够吃饱。因此，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为了吃饱，第一年种的主要是红薯。当时不少河南人到淮北来捡地里没挖净的红薯。

　　在形势刚有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变。1961 年12 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还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1962 年继续推行责任田。但是，为了怕人家说责任田是资本主义，就再三强调“五统一”。

　　1962 年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7000 人大会）。大会结束后，中央留下安徽省的代表揭盖子。和吴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圣不仅要为安徽省大量饿死人承担责任（在这方面还有他压制民主的霸道作风，毛泽东讲不要走“霸王别姬”的路就是说曾希圣的），更要为责任田承担责任。责任田虽然经过毛泽东的首肯，但毕竟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方向。中央当时的说法是，责任田没有经过试验就全面推广。中共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派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为他领导下的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百姓怀念他，是因为他搞了救命田。而党内的正统派，却对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资兴人，1904 年生，192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 年，他参与创建中央军委二局（即军事情报局），并担任首任局长。由于二局提供的大量的准确的军事情报，对粉碎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几次围剿和以后的长征中摆脱国民党的追击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执行左的政策，给安徽造成了严重后果，又到山东反左，揭开了山东的盖子。1965 年8 月，中共中央调他到西南局任职，不久就“文革”爆发，他在四川被揪斗。后来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传奇性的军情工作，而是责任田。1968 年7 月15 日逝世。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责任田要改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对李葆华说，责任田是走回头路。回合肥以后，李葆华在安徽省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安徽的责任田，一种是中央的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证明，按中央的办法做不会走回头路，按责任田的办法做要走回头路，而且后果很坏，会把农民引向单干道路，发展下去会两极分化，出现高利贷。”1962 年3 月20 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责任田与中央的六十条背道而驰，它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是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现了争论。一些了解基层情况的干部上书毛泽东和省委，主张继续搞责任田。这样的干部不仅安徽有，中央也有。1962 年6 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表示支持责任田。同年7 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派人到安徽符离集调查，写出了《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调查报告》，肯定了责任田的好处，主张对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时，邓子恢直言指出，生产责任制好，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可以在农村普遍推广。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又一次推荐这个调查报告，因而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但是，邓子恢还重申：“对责任田，我现在还这样看。”1962 年9 月24 日至27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邓子恢的职务，一起被撤消了。这个会议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省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而受到批判。

　　1962 年底，安徽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1 万多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到农村强制改正责任田。省委要求“1963 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产队，其余部分在1964 年春耕以前改正过来。”不过，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办法，延长责任田的实行时间。中共中央将《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转发全党，以期推动全国各地改正“责任田”的工作。这个文件介绍了改正责任田的进度，列举了“责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单干风”时，一大批干部受到批判。随着“四清”、“文革”，这种批判变本加厉、日益升级。全省从上到下有几十万人因责任田的牵连受到了批判斗争。15 年以后的1978年，安徽省又在全国率先搞起了责任田，最后在全国普遍推广。

　　5，安徽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期间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本书作者据《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结果，为226.28 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243.06 万人。（见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这本书的基本数据来处官方，显然是缩小了的。这里我再按1989年《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 万人；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计算过程如下：

表4-5 安徽人口统计资料（单位：万人；出生率、死亡率：‰ ）

年　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人口	3201	3243	3337	3394	3426	3043	2988	3234	3232	3181
平均人口			3366	3410	3235	3016	3111
出生率	27.7	33.2	29.7	23.8	19.9	11.4	12.3	53.3	50.7	39.9
死亡率	11.8	14.3	9.1	12.3	16.7	68.6	8.1	8.2	7.9	8.6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1989 年，第40 页，41 页。

　　正常死亡率＝[(11.8+14.3+9.1)/3+(7.9+7.2+7.1)/3]/2=9.55(‰)

　　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8 年：3366＊（12.3－9.55）‰＝9.26（万人）
　　1959 年：3410＊（16.7－9.55）‰＝24.38（万人）
　　1960 年：3235＊（68.6－9.55）‰＝191.03（万人）
　　1961 年：实际死亡率低于正常死亡率。可以说没有饿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 万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 年：3366＊（35.55－23.8）‰ ＝ 39.55 （万人）
　　1959 年：3410＊（35.55－19.9）‰ ＝ 53.37 （万人）
　　1960 年：3235＊（35.55－11.4）‰ ＝ 78.13 （万人）
　　1961 年：3016＊（35.55－12.3）‰ ＝ 70.12 （万人）
　　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41.17 万人。

　　《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统计年鉴》数据一样，但历年总人口数略高于《安徽统计年鉴》，所以用《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略高于用《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由于这两本书的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缩小了饥荒严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61 年5 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 万人。2001 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作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 万，而是500万。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 年到1961 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0.6 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18.3％。

　　当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口学家王维志，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分析，1960年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过100‰县有11 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这些数字是官方上报的，从梁志远的亳县调查就可以证明，显然是缩小了的，但比后来出版的《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虑三年的情况，总的死亡率超过15％是没有问题的。安子文说的500 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5％左右。综上分析，从1958 年冬到1962 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在500万到600 万之间。

　　户籍管理部门的分县市死亡人口统计显示，仅1960 年一年，安徽省就有192 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无为、宣城、亳县、宿县、凤阳、阜阳、肥东、五河、宿松、濉溪、灵壁、涡阳、全椒等县。安徽各县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布见图4-1。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中部，全省有耕地面积6083 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1％，另有可垦面积432 万亩。吉林地多人少，当时全省900 万人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6.76 亩，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从历史资料看，大跃进年代的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吉林是产粮大省，征购任务重。1957－1958 粮食年度，由于粮食征购任务偏重，1958年春天，全省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情况。在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群众叫喊缺粮，找乡社干部要粮请愿。有的地方发生群众抢购副食品，个别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抢粮分粮事件。长春市南关、二道河子两个区，每天有二三百人，最多达四百人，半夜就到豆腐房门前排队抢购豆腐渣。双城县群众夜里11 点就开始排队抢购煎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1957 年布置征购任务之后，省检察院就积极配合。1957 年10 月，省检察院就指示全省各级检察院，注意及时打击破坏粮食征购和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1958 年1 月9 日，又与省法院、监察厅联合召开了专署及重点县的三长会议，会后公安、法院、监察等部门，密切配合征购粮食工作队。1958 年1 月29 日和23日，分别召集的24 个县检察长汇报。据汇报材料，各地共处理了427 件粮食犯罪案件。除了公安机关逮捕的96 件和法院决定逮捕的52 件以外，检察院侦察处理了279 件。其中套购粮食56 件，粮食投机倒把的50 件，抗交公粮拒售余粮的51 件，贪污盗窃粮食的43 件，密打私分粮食的71 件，其它8 件。追缴回粮食481.1 多万斤。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仅公主岭地区7 个县、市的统计，从1957 年9 月到1958 年1 月初止，检察院、法院、监察厅三家共侦破破坏粮食政策案件189 起，其中属于套购、抢购进行投机倒把的8 起，隐瞒产量私分粮食的130 起，抗缴征购的19 起，盗窃粮食的2 起。使国家粮食损失73.94 万斤。这些“犯罪”，实际上是农民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自发的斗争。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包含着农民多少血和泪！

表5-1 1957－1961 年吉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产　量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	86.00	105.00	108.00	80.00	88.00
贸易粮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征　购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销　售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净拥有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总人口(万人)	1248.1	1280.9	1313.0	1397.1	1414.3
人均净拥有(斤)	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吉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以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向毛泽东叫苦：粮产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征购任务的增长。与1957年比较，全省1958 年－1960 年平均分配产量增长15.8％，纯征购任务增长了75.6％；在分配产量中，征购的比重由28.2％增长到51.8％；留粮比重由71.8％下降到48.2％。特别是大豆种植面积多、商品粮比重大的粮豆产区，由于大豆没有单独定产定购，每遇歉收减产，即须以粗粮抵交大豆任务，更加挤了群众的口粮。

　　“分配产量”是上级分配的产量任务，实际产量的增长达不到增长15.8％的幅度。吴德算的这笔账和粮食部的账略有差别。

　　有些地方，粮食产量下降，征购任务却大幅度增加。例如，怀德县1960 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 年减少了38.3％，但征购任务还高于1953 年。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 年约占80％，1960 年占67.46％。

　　在这个粮食大省，省委领导人每年却为粮食发愁。1959 年6 月9 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1958－1959 粮食年度，吉林省征购入库（贸易粮）49.27 亿斤，城乡销售预计32 亿斤，到1959 年5 月底已实销28.68 亿斤。纯调出计划16.8 亿斤（到5 月末已调出15.2 亿斤），军需供应8900 万斤，粮食损耗4000 万斤。这样，预计6 月末库存为4.99 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8200 万斤。

　　从1959 年7 月到接上新粮前（主要城市到11 月15 日，县城到10 月底，农村到9 月20日），城乡销售最低需要11.35 亿斤，其中，城镇需要销售7.63 亿斤，农村非农业人口缺粮供应3.44 亿斤，军需供应2800 万斤。这样安排，收支相抵，赤字为6.36 亿斤，再加上最低库存2.5 亿斤，共差8.86 亿斤。

　　尽管农民口粮不够，但国家的征购任务还是必须完成。由于征购任务太重，逼得农民自杀事件多有发生。为此，1960 年2 月20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通报说，“全省自征购粮食以来，自杀事件已达43 起。”自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错误地采取所谓‘追、逼、压、扣’等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不降低征购任务，只讲征购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下一个年度的征购任务还是减不下来。

　　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1960 年10 月31 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分管粮食的省财贸书记栗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粮食供求紧张的“底”，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工作的艰巨性和支援全国、支援灾区的重大意义”，强调“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我们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全国，支援灾区，同时还必须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粮食工作的“五条方针”：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

　　农民口粮低，国家的征购任务也很难完成，到了11 月12 日，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的28.64％。11 月14 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送上《关于粮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先向上级算了细账：1960-1961 粮食年度，全省粮食估产550 万吨，扣除25 万吨（自留地、啃青），按525 万吨进行分配。国家征购任务248 万吨，拿走了总产量的47.2％。农民口粮147.2 万吨原粮，平均每人320 斤。这对吉林省这个粮产区来说，口粮标准是很低的。这还不包括几十万山东移民。算账以后如实地讲了困难：“我省每年春粮食向外调，到六月以后，就需要从外省向省内调，由于调拨不及时，每年三季度城乡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内粮食库存逐年减少。1956 年六月底库存为69 万吨，1957 年为52 万吨，1958 年为31.3 万吨，1959 年为38.7 万吨，1960 年为27.4 万吨，今年库存更难增加，这样就更加难以周转。希望能在上交任务中，给我省留下15－20 万吨，作为明年三季度的周转库存。”上级是否同意他们有要求，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是，他们敢于向上讲困难，和四川、河南和贵州等省的领导人相比，还算不错的。一方面向上级叫困难，另一方面还得抓紧完成征购任务。11 月18 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接着又抽调3 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大抓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到11 月25 日统计，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74.32％。吴德还要求不能松劲，进一步完成征购任务。到1961 年1 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表示：“征购已经宣布结束……大量入库已无可能。”征购任务结束以后，“只给农民留下口粮7.8 亿斤，今后8 个月，每人平均只有85 斤。……不少地区把一部分口粮交了征购粮，有的地区还交了一些饲料粮。目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销粮达7 亿斤……各地上报目前就没有粮食的已达219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3.8％；到七月末缺粮人口473万人，占农村人口54.1％……由于口粮紧，目前人的体力开始减弱，患浮肿病人数，据去年12 月末统计有两万人左右，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饲料不足，牲畜死亡增加。”

　　到了1961－1962 年度，粮食征购更加困难。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220 万吨，到了11 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80.4％。到1962 年2 月15 日，征购粮食共入库201.1 万吨，就宣布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实际上征购粮入库还在进行，到2 月底征购入库为202.5 万吨）。征购任务完成后，农村人口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平均235 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体分配口粮300 斤以上的占农村人口的33.6％；200－300 斤的占28.2％；100－200 斤的占24.2％；不足100 斤的占12.6％；没有分配口粮的占1.3％。从2 月15 日到接上新粮（9 月20 日）还有7 个月零5 天，以200 斤口粮计算，平均每天只有口粮9 两，还算过得去。如果不足100斤，每天口粮就不到4 两6 钱，饥饿就很严重了。镇赉县反映，结束征购后，该县平均每人分配口粮96 斤，全县570 个生产队中，有78 个生产队没有分配口粮，有176 个生产队口粮在50 斤以下，两者占生产队总数的44.5％。中共延边州委反映，敦化县全县534 个生产队中，分配口粮在200 斤以下的有113 个队，其中有43 个队现在有的吃饲料，有的吃种子。镇赉县嘎什根公社有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先后13 次到附近的新生农场强取粮食，参加人数达75 人，共拿走粮食5300 斤。榆树县在粮食集运中，连续四次发生乘机偷粮事件，参加偷粮的有23 人，拿走粮食1300 多斤。1961 年以后，县以下的干部吸取了前两年浮夸的教训，上报产量一般都留有余地，对征购任务也讨价还价，征购任务不得不减少。由于有了自留地，集体分配的口粮不足，由自留地产的粮食补充。完成征购任务最困难的是梨树县。省调查组认为，这个县是社员过多地搞自留地、搞小片开荒，影响了集体生产，造成粮食减产。“有的队实际走上单干道路了”，集体完不成征购任务，社员自留地的粮食却多了。双马大队第五小队，社员自留地、小片荒地产的粮食最少的每人有300 斤，平均有500 斤。夏家堡子大队第六小队25 户有19 户种了队里的熟荒地，多的三亩半，少的也有半亩。有的户小片荒地、自留地多达7 亩、产量最多的达7 担。所以，省里虽然上向面叫苦，农民的生活还是比前两年好。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多了，这是摆脱饥荒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粮食短缺，就寻找代食品。据1960 年12 月底统计，全省已收储各种代食品原料51 万多吨，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点4 万多个，组织了38200 个代食品生产专业队，参加专业队的人数有46 万多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15％，已制成淀粉3 万吨。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20 多种，有玉米叶、玉米杆楷、玉米瓤、稻壳、豆杆、柞树叶、榆树皮等。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运动，即动员100万人（指主要劳动力），大干100 天，为全省农村人口每人生产100 斤代食品。

　　不仅是吉林，在整个富裕的东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运动。1961 年1 月18 日，东北局在向中央、主席的报告中说：“据各省报告推算，全区在扣除征购粮、种子、饲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粮食以后，今年1 到9 月，农村每人的口粮相当多的地区不到120 斤，辽宁省平均每人只有92 斤。为克服困难，在东北全区开展一个以制造人造淀粉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并已初步取得成效。据年前统计，全区参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548万多人，已采集各种代食品原料640 亿斤，加工出淀粉3.6 亿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杆做成的。全区80－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 月17 日到20 日，东北三省财贸部长又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了代食品问题。会议要求在3 月底以前达到农村每人干湿淀粉100斤，要像抓粮食一样抓代食品的进度。会议还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钱人造肉精。会上还介绍了一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经验。如辽宁省锦县建业公社四合大队，全队310 户，1500多人，有一半人参加了制造淀粉，按现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淀粉4200 斤。黑龙江商学院建立了一个人造肉精厂，日产60 斤到100 斤，全校四个食堂、2000 多名师生，平均每人每天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钱到五钱。辽阳市第一高中，去年11 月有31 人发生浮肿病，后来每人每天吃一到二钱人造肉精后，师生健康情况大有好转。

　　其实，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组织，不用动员，在肠胃的压迫下，人们会自发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 年，食品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绿化中寻找代食品。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自1961 年5 月以来，市内不少树被扒了皮。据统计，仅南关、朝阳、二道河子三个区，被扒了皮的树有1036 棵，绝大部分是榆树。一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连片的。除了扒树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撸榆钱、树叶作代食品。长春市扒树皮的情况在4 月以前就开始了，4 月7 日，市建设局发出了禁止乱种菜、损坏树木花草的紧急通知，但扒树皮现象还继续发展。接着，市长出面召开了公安、教育、团委、建设局等单位的会议，禁止扒树皮及在市区乱种菜。市公安局、建设局组织了300 多人，分赴各公园和树木多的地方，由早4时到晚11 时，轮班巡逻，对于扒树皮、毁坏树木的人，则行政拘留。在长春以外的地方剥树皮的情况更为严重。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以外，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都被剥光。

　　除了寻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大力推广“做饭增量法”，同样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饭。农民说这是哄肚皮的办法。吉林省在推广时却说，据辽宁、陕西两省若干个科研机构，将增量法和原来做饭的办法对比试验证明，增量法既能把粮食中的养分发挥出来，容易消化，增加热量，有利于增强体质，又能吃饱吃好，节约粮食。按全省农村一年消费口粮238.5 万吨计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饭，就等于增产粮食75 万吨，可够全省900 万农村人口吃4 个月。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渡过了山海关，在东北大地肆虐。这“五风”本来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哪里有“三面红旗”飘扬，哪里就有“五风” 肆虐。而“五风”之所以毫无阻拦，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运动使说真话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从1957 初年到1959 年末统计，吉林全省有19611 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占全省党员总数的2.49％，其中开除党籍的7243 名（内有反革命分子446 名，各类坏分子1103 名，阶级异己分子1101 人，右派分子857 名）。在这些受处分的党员中，中央管的党员干部25 名，省委管的党干部125 名。

　　1959 年8 月26－9 月10 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运动。吉林省反右倾批判的对象：李树仁：省委委员、公主岭地委第一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李晨：通化市委书记处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委员，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张书田：四平市委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袁小平：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严重警告，撤职；宋均：长春市基建交通部长，撤职；崔世臣：辽源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保留市委委员；闻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杨光：白城地委书记处书记；石达：省林业厅副厅长。

　　从这个名单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对象层次比较低，最高的是地委级。而相当多的省里，批判对象中有省级。这说明吉林省反右倾斗争不如有些省那样激烈。

　　1959 年12 月31 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彻底揭发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树仁和李晨，并批判了其他一些人的严重右倾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决议：省、市、地、县机关以及厂矿、企业、学校领导干部中的反右整风已经开展了的，应继续深入；没有开展的，应及时开展；无论开始先后，一律搞深搞透。在农村中，继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党整社运动。集中弄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彻底揭露和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以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个决议，把反右倾斗争从省级干部中推向基层。

　　吉林省委领导人虽然不像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委领导人那么狂热，但还得跟着政治潮流走。“五风” 肆虐和反右倾运动是同时发生的。

　　1959 年3 月，吉林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批评和制止横行了半年的“五风”。与会的发言者揭露了不少农村“五风”的情况。在1958 年大跃进中，由于平均主义，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等多种原因，粮食大量浪费。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粮食没有收上来。海龙县吉乐公社的吉祥等三个队，仅在乱草中就打出稻子128000 斤，占水稻总产量的18％。有些队的水稻，到1959 年3 月还堆在场院里没有扬出来。杏岭公社大兴第三队损失的水稻，每亩地至少25 斤以上。大家估算了17 个生产队的损失，约有270000 多斤，相当于1958 年700 亩地的产量。双辽县三巨管理区有一垧（一垧等于10 亩）多高梁，50 多椽子，到1959 年3 月还没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地上有2 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产队“见堆就有粮”（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荛堆里都有粮食）宏伟管理区一个生产队的90 垧高梁一天一夜就打完了，只打出600 多担，至少七八十担粮食没打下来。柳河县凉水河子公社第六队到1959 年3 月还有14000 多捆稻子放在场院没有管理，任凭“鸡刨猪糟”。靖宇县榆树川公社有两千捆莜麦直到初春还放在地里。另外，不少生产队大量的萝卜、白菜、土豆、甜菜，由于没人管理，放在地里冻坏。不少生产队牲畜丢了没人管，认为跑也跑不出公社范围。因此，牲口大量死亡。农具破坏丢失也十分严重。

　　在这次六级干部会上，延边、通化、吉林等地区的干部认为平均主义在吉林有八大表现：1）分配拉平，富队尽量多积累少分配，穷队少积累、多分配；2）评级拉平，在评定劳动力等级时，不分特产专业队和一般专业队的不同情况，均按统一的比例；3）劳动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干活多少，只要出工，就记一个工；4）生产资料拉平，富队的财产多调，穷队少调或不调，把富队的财产往穷队里调；5）细粮拉平，不分朝鲜族、汉族，不管稻田多少，细粮一律按20％供给；6）口粮留量拉平，不管增产队还是减产队，一律按人均480斤留粮；7）菜金标准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一律3 角；8）年节供应猪肉拉平，不分养猪多少、好坏，春节期间一律按一斤肉供应。

　　吉林市郊区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风”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这个公社原来是一个先进单位，整风整社时发现问题严重，才认为是“被地富反坏分子把持了领导权”。这个公社的张久管理区的干部们，经常以“向党开炮”、“放毒”、“资本主义分子”、“破坏分子”、“不服从党的领导”等罪名，任意打骂群众。他们经常威胁农民：“凡是不老实的，就得专他们的政！”动不动就说：“专他们一下！”专政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训练班”，即集中起来强制劳动，不给报酬；一种是“养病房”，对自称有病不能劳动的，就送养病房，睡凉炕，喝寸米粥（极稀的粥，一寸粥只有一粒米）；一种是插白旗，游街、吊打。全管理区共308 户，被专过政的就占总户数的20％左右。农民王德潤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干部们还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摆着，死两个挑着，死三个垛着！”生产上瞎指挥，全公社有6000 多亩不宜种菜的土地硬让种了菜，如地势低洼的840 亩地强行种洋葱，种子花了10800 元，仅收700 元。“五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这个公社大荒管理区为例，粮食产量1959 年比1958年减少了44.2％，1960 年比1958 年减少了58.55％。

　　在大刮“五风”当中，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比较严重，1959 年春夏整社时进行了整顿，情况有所好转。1959 年秋反右倾以后又有发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报告，少数基层干部欺凌老百姓的情况：1）威胁、逼供甚至造成农民自杀；2）捆绑、吊打农民；3）乡社办“教养队”、“集训班”，实际是劳改队；4）随意拘留；5）以食品不能外流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干部没收。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情节也相当严重。中共吉林省委在1960 年12 月28 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中说，如果有人不让“一平二调”，不听瞎指挥，干部就手拿几种“武器”对付：一是扣“帽子”：“右倾”、“不听党的话”、“富裕中农思想”、“本位主义”等等满天飞，吓得农民不敢说话；二是辩论，社员说，“一辩就没头，非把人眼珠子辩得冒汗（流泪）不可。”三是扣粮、扣饭、扣工分，罚款；四是撤职，梨树县榆树台公社一个管理区的书记，三个月撤了9 个生产队长；五是硬逼，逼小脚妇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劳动；六是打骂和各种形式的体罚。

　　1959 年3 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以后，接着进行了整风整社，吉林省的“共产风”在一些地方一度平息。但是，1959 年秋反右倾以后，又刮了几次。1960 年12 月28 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中将全省463 个公社排队分析后的结论是：过去“共产风”纠正得比较彻底，以后没有基本再刮的占28％左右；过去“共产风”纠正不彻底，或者1959 年冬季又刮起来的占54％左右；过去“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继续刮，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的占18％左右。为什么“共产风”一刮再刮呢？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认为，这是由于“不少同志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风’，怎样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等根本问题，没有从认识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掌握不稳。”吴德说，1959 年冬，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社有经济，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一级所有制）创造条件，产生了急躁情绪，又刮了一次共产风。

　　1960 年3 月，省委又召开了一次六级干部会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压下去了。但是省委的会议，不可能扭转庐山会议造成的形势，“共产风”在发展。吴德在报告中列举了“共产风”的几个方面：一，在1959 年冬大搞水利建设中，无偿抽调管理区的劳动力、运输队力和物资、器材；二，在发展公社一级所有制经济中，从管理区又调上了不少东西，有的地方把穷区和富区合在一起；三，许多公社要管理区以物资和生产资料上缴公积金；四，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五，农村中小学搞勤工俭学和自给性生产，发动管理区献土地、车马、农具；六，在整顿食堂和大办福利事业中，有些地方没收社员员自留地，全部放到食堂，无偿占有社员房屋、家具；七，有些地方在解决粮食问题时，没收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蔬菜，甚至翻箱倒柜；八，有些公社无偿调用管理区的车马，成立运输队。吴德认为，1960 年下半年的“这次共风刮的比过去面广，有的是从公社内部刮的，有的是从公社外部刮去的，有大集体‘共’小集体的，也有全民‘共’集体的，有集体‘共’个人的，也有全民‘共’个人的。有些地方，外部来的风比内部刮的厉害，党、政、军、民、学都有份。”

　　1961 年，“共产风”还继续刮。1961 年1 月14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有些地方违反中央指示重犯“一平二调价”错误的通报》，通报指出，“有些地方在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同时，又发生“一平二调”的错误。”通报列举了一系列“一平二调”的种种事例后说：“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帮助公社党委纠正这一错误，并且通过这个事实教育干部，以避免类似错误继续发生。”但是，半年以后，“一平二调”还是发生了。1961 年7月15 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再发文指出：“去冬以来，省委在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过程中，关于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问题曾发出多次通报，三令五申地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不许再刮共产风，必须维护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但是，还有少数的党组织和干部对省委的指示不重视，而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五风”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959 年4 月末全省有猪187 万头，比1958年6 月的239 万头减省了22％。鸡鸭鹅减少更多。农安县农安镇人民公社五里界管理区，1957年以前第一生产队有大小牲畜35 头，到1959 年6 月只有17 头。1957 年有猪240 多头，1959年6 月只有28 头。1957 年一垧地（10 亩）能打8 担，1958 年只打6 担，还向上报增产几倍。为此，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等文件的精神，发出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解决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员只要养一头猪（包括现养的和计划养的），就给1 分到2 分自留地。自留地收益除缴农业税以外，不抵口粮，不上缴积累，完全归个人所有。此外，大牲畜死亡和瘦弱问题也比较严重。通榆县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大牲畜普遍瘦弱、大量死亡，特别是幼畜成批死亡。

　　从怀德县可以看到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及1958 年以来的“五风”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情况。1961 年5 月10 日，吉林省委传宣部长宋振庭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说，怀德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吉林省的重要产粮县之一。但从1953 年以来，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逐年下降（1960 年和1953 年比，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0％，单产减少了36％），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60 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 年减少了38.3％。历年粮食总产量数字如下：

　　1953 年：31.2154 万吨；
　　1954 年：26.4796 万吨；
　　1955 年：32.0271 万吨；
　　1960 年：19.2702 万吨。

　　1958 年和1959 年粮食产量浮夸很大，数字说不清，大约20 万吨左右。

　　怀德县饲养大牲畜条件好，范家屯的马市全国闻名，过去南方各省都到这里来买马。但是，1960 年的大牲畜比1953 年减少了36.5％。剩下的大牲畜瘦弱不堪，按拉犁的牵引力算，三头才能顶过去的一头。部分社队已经无力种地。与此相应的大车也减少了51％。

　　部分社队群众收入逐年减少，不少地方房屋失修，漏雨。南崴子公社一半左右的房子漏雨，不少房子在屋子里可以看到天。刘房子公社湾沟8 户中有3 户房子透天。

　　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征购任务加重，剥夺了农民的口粮。1958 年和1959 年，怀德县粮食产量大约20 万吨左右，却虚报为31.3262 万吨和25.1644 万吨。征购任务按上报的产量数确定，1958 年和1959 年的征购任务都为16 万吨。1953 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 年约占80％，1960 年占67.46％。征购任务刚完，就等着返销粮下锅。

　　1958 年以来社员口粮标准很低，群众体质很弱，据初步调查，全县已有浮肿病人16000多人。经过检查确认的由于浮肿病和合并症死亡的有68 人，未检查确认的死亡人数就不清楚了。

　　吉林是中国主要的人参产区，其中抚松县又是人参的重点产地，其中东岗为最。1958年以来，由于强调人参产区粮食自给，强调人参种植以国营和公社为主，因而人参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 年，东岗人参产量81741 斤；1961 年只有23518 斤，只有1957 年的28.77%。由于人参产量降低，社员收入减少，人参产区的人口外流，希望“找个农业生产好的地方，能够吃饱肚子。”

三、守着粮库饿死人

　　粮食减产、过重的征购任务和“五风”的折磨，使得吉林省这个富饶的省份，也发生了饥荒。

　　1961 年春，由于浮肿病人不断增多，省卫生厅派医疗队到洮安县福顺人民公社的福安管理区和德顺人民公社的全保管理区救治。这里社员体质很弱。自1960 年10 月以来，大量发生浮肿病。1961 年3 月6 日至9 日，医疗队在这两个管理区按门逐户进行了检查，共检查了1457 人，发现浮肿病322 人，占被检查人数的22.1％。福安管理区共有劳动力187 人（女86 人），就有84 人（女44 人）患浮肿病，占劳动力总数的44％。福安区被查出的155个浮肿病人中，初发者64 人，占发病数的41.3％，其中较重者7 人；时肿时消逐渐恶化的86人，占发病数的55.4％，其中较重、体力非常衰弱者25 人，已有腹水或消肿后干瘦、身体极度衰弱者5 人，占发病人数的3.2％。入冬以来，福安管理区死亡12 人。经调查除其中5人因年老体衰或患其它疾病死亡外，4 人是浮肿合并其它疾病死亡，3 人纯是浮肿后腹水或干瘦而死。范海庭，59 岁，患浮肿后消瘦，死前一天晚上精神还好，第二天突然死亡。王进城，36 岁，患浮肿后干瘦，死的前一天产野外拾柴，第二天突然死亡。于留柱，52 岁，也是患浮肿病后消瘦死亡。

　　1961 年3 月5 日，中共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从延边打电话向州委富书记汇报说（兰干亭记录），在延边，2 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有1 万多人，图们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的7％，延吉县朝阳公社占总人口的7.5％，有些学校、机关占的比重更大，医学院占15％，州报社占10％。在3899 名妇女干部中调查，患妇女病的就有1154 名，占被调查人数的29.6％。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把树干中间的一段剥光。目前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都被剥光。

　　1961 年6 月2 日，吉林省卫生厅党组报告，根据省卫生厅工作组到吉林、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区的检查和从部分地区的工作报告看，目前全省农村浮肿病的情况仍很严重，部分地区病情还有发展。有些浮肿病人时消时肿，由轻转重或呈干瘦状态，重病人日渐增多。一般地区重病人占现有浮肿病人总数的2％左右，重病区的重病人占病人总数的6％以上，并继续发生死亡现象。此外，全省患子宫脱垂的病人约两万多人，闭经病的发病率约为农村青壮年妇女的0.5－3％。另据典型调查推算，1961 年6 月全省农村重症浮肿病人，约3 万人左右。省委发出通知，要加紧对这部分人治疗。这个数可能偏小，怀德县1961 年7 月下旬有浮肿病人1 万人，其中重度的有1348 人，浮肿人数还有上升之势。吉林省当时有43 个县，怀德县的人口和灾情处于中等情况，按这个县的情况推向全省，重度肿病人应当有5、6 万人。

　　浮肿病不仅发生在农村，城镇也出现不少。据吉林省卫生部门资料，自1960 年11 月中旬到12 月中旬，吉林市全市（缺船营区）发现浮肿病人4179 人(市内3874 人，外县305 人)。主要情况是：1）城乡、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饮食行业、地段居民中均有发生。据21个单位调查，只有三个单位没有发现。患者性别无差别，壮年比例较大，壮年占患者总数的40－50％；2）部分单位发病率比高。据21 个单位调查，有四个单位达5％以上。最严重的是市实验小学，占30％。在一部分重体力劳动工人当中，比重较大；3）从发展趋势来看，从11 月起到12 月有显著上升。据吉林铁路医院就诊人数统计，11 月下旬为313 人，到12月上旬就发展到550 人，到12 月中旬则发展到780 人；4）浮肿患者的症状是：下肢及颜面有不同程度的浮肿，全身软弱无力、头昏、面紧、多尿（一夜可达四、五次甚至有尿急现象）等。个别患者出现昏迷，但从全市情况看，还没有发现因浮肿致死的情况。

　　1960 年10 月到1961 年3 月6 日，省直机关共发生不同程度的浮肿病人976 名，省直医院采取积极措施先后治愈246 名。发病较高的单位有人民检察院占职工总数的80.9％；卫生厅，占61％；机械工业厅，占49％；省委组织部、轻工业厅，占48％。发病率较低的单位：新华社，5.9％；财政厅，7.7％。吉林虽然也出现了饥饿和浮肿病，虽然有个别饿死人的记录，但还没有发现大批饿死人的历史档案。据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计算，从1958 年到1960 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有12.78 万人，另有因营养不足少出生人口43.32 万人，详见表5-2。与有些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显然要轻得多。

　　表5－2：大饥荒期间吉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

年　份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　计
年末总人口	1224.5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出生率	32.64	33.31	28.04	32.51	26.45	40.70	47.03
死亡率	7.5	9.1	13.4	10.1	12.0	10.0	9.4
非正常死亡		0.09	5.64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口		6.12	13.11	7.64	16.45			43.32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吉林》

　　注：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参见“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在大饥荒期间，吉林面临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自由流动人口”。吉林是丰饶之地，自然是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人们的首选。大饥荒年代，“闯关东”的人会更多一些。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向本书作者介绍，1960 年进入吉林的流动人口最多，但我没有找到这一年的资料。1961 年关内饥荒有所缓解，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口流向吉林。1961 年10 月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报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48700 多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 万多人。在收容的48700 人当中，关内各省有23000 多人，东三省的25700 人。关内人当中，山东人占60％。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流入吉林的，辽宁人最多。流入农村、矿区的18 万多人多数是携带家眷投亲靠友的农民。中共吉林省委11 月13 日批转这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动。并说：“当前我省正是严冬季节，对逃荒来的灾民，需救助者，都要适当予以照顾，不能饿死冻死人，不要怕因为这样做会招引来的人更多”。吉林省这个态度使不少流民免于冻饿而死。不过，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回忆，当年还是有一些流民冻死在冰雪之中。他们的记忆是有据可查的。仅1961 年1 月1 日到2 月8 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就死亡38 名。关内流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据中共四平地委1960 年6月15 日报告，自1960 年2 月以来，该区双辽及怀德、梨树、伊通的少数公社，先后发生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况。据5 月21 日统计，总计外流45314 人，其中男女劳动力18250人。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龙江、内蒙和吉林省其它县（与此同时，从外地流入的人口为19263人）。外流人口中，不仅有社员，还有干部、党员、团员。据卧虎公社统计，外流人口中有队长以上干部51 人，党员52 人，团员145 人。外流原因主要是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五两口粮。对寒冷的吉林来说，四五两口粮不到700 千卡的热量，生存是很困难的。延吉县也发生过人口大批外流的情况。

　　为了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 名干部中就有19 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有拳打、脚踢、拧耳朵、竹条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冻等十几种刑罚。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头破血流！凡是进四平收容站的必须直腰对面坐着，不许乱动。书记、站长、管理人员看见谁不顺眼就打。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 平方米的房间住72 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被收容者在屋里大小便，虱子成群滚成蛋。由于环境太恶劣，11 月份3 天就死了5 人。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面对1958 年以来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及其同僚们小心翼翼地“踩钢丝”：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尽可能不过分地伤及农民利益；在解决农村困难、保持管区的社会稳定时，千方百计地维护“三面红旗”。

　　1958 年以来，吴德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一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实现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同全国一样，吉林省在1958 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个战线都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形势”。所以，吉林省在公社化、大办钢铁、深翻土地、密植等诸多方面，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在这些方面，吉林省没有新的创造，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吉林的新闻也不很突出。当“三面红旗”的问题暴露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吉林省也积极跟着中共中央纠偏，但在纠偏的同时，吴德们还是小心地维护“三面红旗”。对中共中央1958 年冬天到1959 年春天的一系列纠正“五风”的措施，吉林省贯彻得比较认真。从1959 年1 月到7 月（庐山会议之前），吉林省进行了整社工作。从1 月到3 月，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1959 年3 月到7 月，省里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县里开了五级干部会议，公社也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揭露批评了“五风”，落实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包产落实”、“分配社员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等指示。对“一平二调”的财产，也进行了清算，并退赔了一部分。这些措施，落实了包产单位部分所有制问题，调整了生产和生活方面大集体和小私有的关系。在整社中也退回了农村干部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一小部分。

　　省委在纠正1958 年错误时，特别注意维护“三面红旗”。吴德在六级干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强调：“我们在估计本省情况时，首先必须肯定1958 年的巨大跃进，必须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肯定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情和高度积极性。如果有谁企图否认这些，谁就是违背最明显的事实，谁就是否认了全省人民和广大干部的努力，他就一定要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驳斥。”

　　在大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问题上，对1958 年的过激问题也有所纠正。1959 年6 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文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首先调整了供给制，提出1959 年不搞供给制。文件认为，1958 年秋收以后，吉林省绝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由于供给制占的比例过大，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执行，因而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到1959 年6 月，中共吉林省委认为，大多数公社供给制的部分仍然过大。一般的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部分的60%－70％，少数公社占80％左右。因此，凡是供给部分所占比重过大的地方，应当进一步调整。调整1958 年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工资部分应占60%－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40％左右。在这个原则下，条件好的可以采取伙食供给制，条件差的可以不实行供给制。1959 年秋收分配中，如果还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供给部分应不超过30％左右。凡是实行供给制的地方，为了约束二流子、懒汉，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可以实行“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的办法，或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

　　这个文件对公共食堂的问题看得比较早，而且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办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须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认真整顿公共食堂，必须真正达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就全省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来看，以办劳动力食堂为最好，并且灵活着办，春耕、夏锄、秋收三大忙季可以办，其它季节可以少办或不办。凡是家无辅助劳动力做饭要求在食堂吃饭的，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凡是有辅助劳动力做饭而要求退出食堂的，应允许退出。食堂规模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

　　这个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一是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二是食堂只能按劳动力的情况做饭，很难照顾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饭，使社员的伙食水平趋于平均了，吃细粮多了，收入少的社员顾不上穿；吃粗粮多了，收入多的社员有意见。四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在家吃饭可以掺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在食堂就有困难。五是我省气候较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办全民食堂也得烧“两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强坚持。不论办什么食堂，口粮都应以人定量，分配到户。愿意到食堂吃饭的，再把粮食交给食堂。其它很多省强调口粮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粮分到户，显然对农民有利。

　　1960 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此时，吉林省也同全国一样，宣传“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同时还继续强调：“我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农村居住分散，给办常年的、全民的较大的食堂，带来一定困难。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照顾群众习惯，目前，对全民食堂不宜要求过严，应采取灵活的方式，可以办大一点的，也可办小一点的；还可以平日集中办，冬季分散办（伙食小组）。”

　　到了1961 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吴德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现有条件下，全民食堂已经证明行不通，仍在坚持的极少。现有的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总是：管理不善，费柴、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户90％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都应由当地群众讨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请注意，吴德这封信发在1961 年5 月10 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之后。这个中央文件是4 月26 日发的，其内容是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湖南调查，是准备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时，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省委书记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吴德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显得有点暧昧。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底里是爱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问题上暧昧一点，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这正是吴德踩钢丝的技巧所在。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吉林也比较彻底。和全国各地一样，1958 年以来，吉林省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过快。1960 年8 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职工增加到170 万人，比1957 年增加了95.6 万人，增了1.28 倍。另外还有城乡公社办的工业增加的职工19.6 万人。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1958 年每人担负耕地26.4 亩，1960 年担负36.5 亩。因此，根据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实际情况，吉林计划精简职工15－18 万人，从城市压缩31 万到34 万职工回农村。在以后的两年内，吉林继续下放城镇人口，总的下放指标是81.2 万人，实际下放98.0万人。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1958 年到1961 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 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 年5 月5 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

　　5 月8 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 月23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 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 月27 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 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 年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 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 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 年的13 倍。

　　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 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 亿万，我看得死3 万人；曾希圣讲稿200 亿方，我看得死2 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 亿方，而是搞了43 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1958 年8 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 年生产1070 万吨钢，即比1957 年产量535 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 月20 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 万吨钢的任务，按18 万～20 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 月2 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 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 万到6 万吨生铁和2 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 个省日产生铁1000 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 吨，河南达到1.8 万吨，而江苏才910 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 月23 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 月22 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 吨，29 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 吨是“小卫星”，8000 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 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 年9 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 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 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 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 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 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 月30 日“3 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 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 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 吨、烧结铁4000 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帐，1958 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 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 万元，省里补助9000 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全省一度办起30 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 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 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 万个，参加农户48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当时的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了苏军的恶劣行为。1947年9 月17 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被带上了“反苏”的帽子。1948年8 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还担任要职，十分不满。1949 年7 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1953 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找到了刘顺元，并于1954 年9 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刘顺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积极并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所以柯想批判刘顺元。江渭清没有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办，他向柯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 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 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

　　但是，大势所趋，全省从上到下还是层层搞了“反右倾”运动，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 年底到1960 年春夏，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一度下调过高的指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 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 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1960 年粮食总产380 亿至400 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 亿斤，比上年减少6.58 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 亿斤的水平；棉花600 万担，实际只完成248.5 万担，比上年减少93.1 万担，低于1953 年294 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 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 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 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 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 万余人。到6 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 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宝应县为例。从1959 年冬到1960 年4 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 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 名，其中死婴153 名。

二、这里“五风”也成灾

　　2002 年，我专程到江苏调查大饥荒的历史。从六十年代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江苏大饥荒的情况比《江渭清回忆录》中说的要严重得多。

　　1958 年开始，江苏各地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这一股股歪风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58 年，扬州地区全地区共建立了123 个农村人民公社，比较多的是5000 户到20000户的大社。在并社过程中大刮“共产风”。“粮棉到处抛，农具、耕牛无人要，田头、仓库乱糟糟”，“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分，多做少做都一样”。自留地收归集体，见树就砍，把社员家庭的猪、羊、鸡、鸭、房子、家具、都归集体所有。有的干部公开宣传：“一切归公，连自己的骨头也是公家的。”同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军营生活引入农村，强迫命令成风。兴化县西鲍乡三大队唐朱社（原高级社），108 户，452 人，1958年9 月将363 间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来修水利、盖食堂、造窑厂和建大队部。这边开会，那边拆房，社员在一边啼哭。房子拆后，一部分社员在搭建的19 间草棚子里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猪屋里，有的住在草堆肚里。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宁介大队有19个自然村，1113 户、4956 人，被强迫搬家的有370 户，腾出的房子用于食堂、幼儿园、商店、农具厂等。并且要求当天晚上全部搬光，一毛不留，行动慢的社员挨了打。泰州县大泗镇把街道拓宽到汽车可以对开为标准（当时没有汽车），两边还要留人行道，强行拆掉了一批民房。

　　盐城地区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自1958 年以来，刮了五次“共产风”。第一场风是1958年10 月大搞水利工程。当时县里提出“倾家荡产搞水利”的口号。公社党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车子化”、“轨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实现车子和轨道运土方。为了做车子、做轨道，组织100 多人砍树，一共砍了10 天，长了几十年的大树也被砍了。没有车道板，从社员家里搜出800 多张长凳，锯掉凳腿。1958 年，80％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为了搭工棚，就拆社员有房子。四队杭武珍头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带着新郎“回门”，家没有了，就在废墟上大哭起来，招来了干部一顿臭骂。第二场风是1958 年大办公共食堂，拆社员的房子，拿社员的炊具；第三次共产风是1959年秋季农具改造运动，连小树都砍光了；第四次是1960 年春扩建大队养猪场，又一次拆房子盖猪圈。拉走社员养的猪。猪前头被赶走，女社员在后面哭。第五次共产风是1960 年6月办托儿所，需要什么都是又从社员家里拿。五次共产风弄得社员家徒四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共产风也是共刮了五次，但内容不同。第一阵风是大办钢铁；第二阵风是深翻土地，大搞绞绳犁；第三阵风是“四集体”和“十个不要钱”（四集体：集体吃饭，集体住宿，集体劳动等。十个不要钱是吃饭、吃菜、洗澡、看戏、看病、上学等）；第四阵风是“倾家荡产搞水利”；第五阵风是大办万头养猪场。刮共产风时对劳动力“一平二调”，命令一下，说走就走。一个社员正在理发，头才剃一半就被干部拉走。吴金才等9 个社员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粪，半路上干部让他们丢下船拉走，船再也没有找到。

　　1960 年11 月16 日，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的详细资料。现摘引部分如下：

　　五里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队举办的万头猪场，三年来无偿调用第八大队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现金、物资、粮食、劳动力、耕牛、猪子、农具等折价达24300 元，相当于全大队去年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80％，相当于今年预计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90％，向其它大队调用的东西也很多。盖猪舍就拆社员的房子，砍社员的树，调社员的砖头，砍社员的芦苇；没有猪就把大队和社员的猪调来；需要劳动力，就叫生产队派工；没有土地就让生产队划拨。...

　　共拆去社员房子37 间，砍树51558 斤，大前庄一个生产队就砍了1000 多棵树。第六生产队社员周国柱是一个穷母孤儿户，被砍掉树木48 棵。社员房子被拆、树被砍，虽然心中不满,还得放着鞭炮、喊着口号，把木料、砖头送到猪场。从去年11 月底到今年3 月底，八大队经常有50％－70％的劳动力被抽去建设猪场。第三生产队和第五生产队由于没有劳动力收获，六七万斤山芋烂在田里。这个大队去冬今春既没有冬耕，也没有积肥，六、七月间，遍地皆草。

　　这个万头猪场里的生猪大量死亡，仅今年1 月份就死了150 多头。现在只剩下生猪170头，还难以养活。

　　这篇报告中提供的在生产中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上有关播种面积、作物布局、播种规格、技术措施、种子选择等，统统由上级命令决定，生产小队和社员无权过问，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干部任意打骂社员群众。

　　今年春天，市委召开了一次有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出席的春播现场会议，强调大面积连片种植，规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书记刘如高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地说：“你们就这么干，如果出了问题杀我刘某的头，如果你们不执行就杀你们的头！”五里公社第二生产队因没有执行上述规定，公社就召开辩论会把大队书记斗争了一番。第八大队按照上级指示，确定一、三、四小队是“山芋区”，六小队是“饲料区”，第一生产队共有土地470 亩，硬要他们种250 亩山芋，结果玉米和山芋大减产，每亩山芋只收90 斤，连种子也不够。第三生产队有20 多亩高梁已经长到1 尺多高了，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连片种植棉花的面积，硬要他们拔掉高梁，改种棉花，造成了很大损失。相反，这个小队有一片80多亩地适合种棉花，上级却硬要他们种甜菜，结果没有出苗。第五生产队有30 多亩适合种高梁的地，为了连片，硬要他们种玉米，结果每亩只收玉米30 斤。由于瞎指挥，产量大减。社员愤怒地说：“只要我们能当半个家，生产也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

　　在丹阳县大泊公社，干部个人的决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得照办，达不到干部的要求就“训”人是“修正主义”、“右倾思想”、“不服从党的领导”。被公社领导人“训”过的小队干部不计其数。小队干部只能被动地听指挥，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产。社员说：“大队干部多头多脑，小队干部没头没脑，普通社员昏头昏脑”。在麦收时，公社第二书记提出“两天突击，一天扫尾”的要求，麦子还没割完、已割的还没脱粒，又决定70％的劳动力“只准插秧，不准割麦”。生产队提出不同意见，公社第二书记说“麦子烂了公社党委负责”，还一天五个电话会议、四次电话检查，强迫下面按他的意见办事。结果很多青麦被割掉了，7000多亩小麦霉烂。

　　常熟县莫城公社是共产风比较严重的一个公社。据中共苏州地委调查，这个公社“平调”的物资按最低价格计算，总值达57.5 万元，平均每户损失82.5 元。被“平调”的有耕牛、农船、农具、房屋、家禽、猪、粮食、家具、柴草、现金等。被平调的财产用于大钢铁、大兴水利、发展集体经济、盖礼堂、盖办公楼、修干部宿舍等，也有一部分被干部混水摸鱼据为已有。“一平二调”是在强迫命令下进行的。群众稍有不满就扣政治帽子“姓共还是姓资？”、“对党是什么态度？”、“促退派”、“老右倾”等。公社要东西时“一条线”（电话）、“一个印”（通知）、一声命令，要马上送到指定地点。如果生产队干部稍有抵制，还有“四个法宝”：辩论斗争，靠边休息、撤职查办、劳动改造（公社自办的劳改队）。公社要盖礼堂，一天开三次广播会，说：“北京盖人大会堂全国支援，公社盖大礼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时送砖送瓦送木料。为了完成任务，闯将大队五小队三个自然村一昼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员还在床上睡觉，拆屋队就上房揭瓦。农民说：“共产风是龙卷风，是破产风，刮一阵，穷一次。由于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难。扬州地区1958 年有房350 万间，到1960 年7月只有300 万间。其中，因1958 年到1959 年水利民工要自带工棚，拆掉房屋12 万多间，搞居民点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53000 间，办养猪场拆了5 万多间，机关单位占用民房24 万多间，办社队工业占了15000 多间，大队办公室占了50000 多间。食堂占用13 万多间，粮库占用35000 间，民办学校占用25000 多间。江都县高徐公社1958 年建大礼堂9 座，都是拆民房盖的。民房拆得多盖得少，大批农民无房住。兴化县有14110 户没房住。高邮县二沟公社合兴大队芦家小队21 户65 口人只有三间大房，四间小房。有的农民只好露天过夜。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在1956 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曾经是一个富社。1958 年10月，建湖县委书记陈豫华在南京开会时打来一个电话，要各地一定把粮食产量报上一千斤。当时早、中稻已登场，产量已成定局，许多人感到为难。支部书记孙喜来在郑南小队开了一次现场会，叫胡达成把五、六亩田的稻子堆在一个场上，说是一亩田产的，并且“验收”，结果产量达到了1340 斤，以此为样板，让各地向郑南大队看齐，这样，建湖就成了“千斤县”。1958 年陶明任工区书记时，汇报粮食产量只准多报，不准少报。结果有的报亩产1000斤，有的报2000 斤，有的报1 万斤，两万斤。最后，小队长沈文柏报了15 万斤。陶明表扬沈文柏，说：“还是沈文柏气魄最大”。1959 年大队粮食核实产量为60 万斤，但公社党委书记朱士凯一定要按73 万斤算，结果全大队30 多天没粮食吃，造成社员不正常死亡50 多人。这个公社1956 年粮食产量是127 万斤，1959 年降到60 万斤，1960 年预计53 万斤。粮食减产，社员收入下降。社员编了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常熟县莫城公社1959 年全社水稻平均单产实际是605 斤，而公社偏要各大队按800 斤的产量制定分配方案。结果征购多了，社员口粮少了。没有粮食，就在小队和社员中反瞒产私分，硬分配任务：强迫不同生产队的社员承认每人偷吃了200 斤，300 斤，400 斤，甚至500斤。群众思想不通，干部带头承认。公社副书记陈根兴、副主任张甫生分别承认了自己偷吃了400 斤和800 斤。社员说：“浮夸风让人人都戴上了賊的帽子。”

　　常熟县的浮夸是在“核实产量”的名义下进行的。1959 年10 月14 日，常熟县委在《关于开展核实丰产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全县“出现了千斤以上的公社4 个、大队53 个、小队687 个。”是怎样“核实”的呢？请看白茆公社。在这一年收割中稻的时候，常熟县委书记和白茆公社书记在白茆召开了“核高产、立标兵现场会”，用“加压力”的手段，弄虚作假，确定十一大队七小队是中稻千斤小队，然后让各队以此为“标杆”报产量，产量越报越高。县里又开全县大队、小队会计会议，让会计们“核实”产量，会计会上报的产量更高。县委认为会计“觉悟提高了”，让阿各公社书记到车站去欢迎会计“胜利归来”。产量报上去了，为了找到粮食，就大反“瞒产私分”。这样做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减少”。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1959 年本来只产粮食96 万斤，大队党支书马其银却上报产量为107 万斤。上级就按107 万斤下达征购任务。征购任务完不成，就到社员家挨户搜查，把自留地的粮食、口粮全都搜走了。社员只好吃野菜充饥，造成了浮肿、死亡、外流和弃婴。农民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干部说大话，我们送小命”。

三、干部横行乡里

　　在江苏省档案馆，我看到一份1960 年7 月间一份“整风整社”的会议简报。不少发言者一针见血。双圩公社团结大队社员代表唐汝贵说：我们真像小媳妇，一句话说不到，大队干部就批评“你破坏”，“你造谣”，“你是右派”，“你落后”，“你右倾”。这些帽子都吓死人。还动不动就说，“要辩论你！”兴西公社南沙大队社员代表史增祥说：田里忙得要死，秧栽下去还没醒棵，草长过秧头不让我们去除草，却让我们去熏土。我对干部说，要先除草，后追肥。他说：“你不听党的话！”吓得我再不敢讲话了。有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绑人，扣饭，任意摧残社员。双圩公社曹杨大队代表说：我们那里的支书、队长狠得不得了，群众背后称他们为“活阎王”。安丰公社仇家大队社员仇正安身体不好没有参加劳动，干部不让他吃饭。一天早上仇正安已经把粥打回去，又被干部倒下来。仇正安回去就上吊死了。海南公社蔡新大队代表李洪德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 双圩公陆祖大队代表反映，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王某，大哥当副业主任，二哥做大队长，老婆做出纳会计，家属一共14 个，个个都不下田。社员说：我们过去养地主，现在养干部。

　　扬州地区江都县黄思公社17 名党委会成员亲手打过人的占53％，7 名常委中有4 人亲手打过人。副书记陆某向下面干部说：“不打人就是右倾”。从1959 年下半年算起，动手打人、吊人的干部就有228 人，占干部总数的47.5％，被吊打的群众1602 人，打伤多人，打死12 人。这个公社三联大队的14 名干部就有13 人打过人。民兵营长张某一连打了73 人，打死2 人。孔北生产队共37 户，被打的有32 户。摧残社员的手段极为毒辣：穿鼻孔，跪田头，脱衣挨冻，火烫手心，针穿指甲，把人吊起来再在颈上挂重物，等等。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的五个大队干部打过社员近90 人。在强迫65 岁的女社员劳动时，又拖又拉，还用牛屎堵觜。18 岁的女社员胡二保劳动不合干部的要求，被罚脱光衣服，只穿短裤头在田间挨冻4 个小时。这个队干部常用扣饭的手段来处罚社员。有20 多位社员被扣过饭。这个大队自公社化以来没有给社员分过钱。1960 年夏收后分过一次，但社员所得极少。有人编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而干部享有特权。社员的顺口溜：“社员苦做死做，没衣没裤；干部场上站站，有肉有饭.”干部还可以随意挪用公款，而社员有急用苦苦求干部，也拿不到钱，社员说：“书记要钱手一伸，会记拿钱不作声，社员要钱两腿奔。”

　　兴化县夏家大队自从办了高级社以后，连续三年没有给社员分配,，社员的农具折价一文未给，社员的家具要拿就拿，社员的房子要拆就拆，社员的家庭要搜就搜。在1958 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时，把洋（脚）车、船、犁等大中小农具和社员自养的猪、禽实行了大集中。为了建居民点，大拆房，大砍树。共拆房了70 间，庄子周围的270 多棵树全部砍光，一棵不留。九月底、十月初，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却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劳动力调到白山去种麦、到宦家去砌居民点，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结果粮食“大丰产没有大丰收”。平均亩产只有279 斤，却向上报亩产1600 斤。大队饲养的400 多只鸭子，被干部吃掉了300 多只。一年间，干部仅夜宵就吃掉大米500 多斤。社员没有饭吃，有的干部是“一人当官，四户冒烟”（自己、姐姐、岳父、姘妇）。社员住房只拆不盖，住房从422 间减少到229 间，减少了42％。到了1959 年冬和1960 年春，走进庄去，只见残垣断壁，通天破屋，废般坏车，触目即是。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无床无被，无垫无盖。社员说：“到了夏家，从人的脸色就可以分出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干部没有面黄肌瘦的。大肚子，生小孩的，都是干部家属。”从1959 年腊月27 日到2 月28 日，食堂72 天没有开饭，造成人口外流和死亡。非正常死亡56 人。1960 年1－3 月，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又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1957年，夏家大队人口从939 人降到858 人。在这期间，死了162 人（1959－1960 年间死了142人，生了81 人（1959－1960 年间生了21 人）。

　　据1960 年秋初步统计，吴县东桥公社有41％的干部犯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有1284 人受到他们的伤害。从1960 年1 月24 日到8 月5 日，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20 起，其中已经查明被干部逼死人命的有6 起。有些坏干部横行霸道，任意扣粮、扣钱、罚工、罚饿。公社党委委员兼一大队党委书记李某，1960 年1 月，在“消灭小自由”的口号下，抄家44 户，夺去了77％的家庭锅子，处罚了51 人，斗争了10 人，有4 人被逼自杀（其中二人获救）。五好社员查小妹被抄家时搜出了一点大米（这是查小妹省下的口粮，留给小孩做粉吃的），让查小妹交待。查小妹有口难言，上吊自杀。她死后小孩无人照顾，不久也死去。公社党委副书记鲁某，在他分管的第9、第12 和第13 三个大队里，打了40 多人，罚饿101人，罚款1158 元，罚粮200 斤，罚工102 次，抄家121 户。他还指使小队干部没收社员的多种财物，铲掉20 多处自留地，夺走28 户的锅。这个公社的领导人认为，“凡是自留地种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们强迫社员把自留地里的肥土挑到大田里去。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报实施复，先后打过15 人，停伙22 人，逼死两人。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饭，还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谢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懒汉！”卜回家后就上吊死了。谢还说：“死了活该！”保江大队勤劳小队60 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 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 年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的草沟里。这个小队12 岁的小女孩林小絮子，体弱不能上工，队长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两粮，饿得不行就到田里偷萝卜吃，被打得头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亲周秀英也被队长打过22 次，经常被扣饭，有一次几天不给饭吃，不久也饿死了。社员林海州，因患哮喘病，病情严重时不能上工，经常被队长郭某停伙，停伙时他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有一次，林饿得倒在街上。家里人把他抬回来就死了，临死前说：“叫队长给我吃些！”郭听到后骂：“吃你妈的屁！早死早好！”保江大队大小队干部共41 人，除了一个小队长没打过人以外，其他都打过人，全大队的劳动力28％的劳动力都挨过干部的打。干部对社员如狼似虎，自己却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社员说：“过去养肥猪，现在养干部”。对集体财产，级别越高的干部控制权越大。社员说：“公社干部要钱张张口，大队干部要钱伸伸手，小队干部要钱得研究，社员要钱磕破了头”。

　　干部们对群众作风十分恶劣，却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15 岁参加土改斗争，为了组织高级社，他和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时他打人的作风发展了起来。每月要打二三十人，有时每天要打几个人”。但是，他“听党的话”，“为了算帐兑现，他可以几夜不睡觉，为了检查备耕生产，他可以少吃一顿饭，备耕的中心任务是保养耕牛，他连夜不睡觉跑遍全大队所有牛棚检查耕牛，春节后，县委号召消除赌风，他一连几夜不睡觉去抓赌”，“他开会老坐在公社温书记旁边，看脸色行事。温书记说，1960 年丰收，他也说，粮食多。温说，试验田可收5 万斤，他便说，5万斤不多。温说，麦子要赶快割掉，他马上回来命令社员：青的也得割”。他所在的大队一再谎报产量，卖过头粮，直到这个大队发生严重的肿病（201 人）、死亡（75 人）、弃婴（22个）、外流（13 人）时，他还谎报有3 万斤粮食。另据省委检查团扬州分团报告，农村干部中“积极工作，执行上级决议，搞试验田，干劲大，热情高……这是普遍的、主要的情况。……根据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大队排以上的102 个干部调查，88％的干部能积极工作，坚决执行上级决议，这是取得大跃进和重要因素之一”。

四、粮食短缺物资匮乏

　　《江苏五十年》一书的“综合篇”中谈到，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起来，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一批工厂下马，集市物价猛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特大困难。

　　江苏省的粮在大跃进期间是减产的，1960 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57 年的81.8％，而征购任务一直居高不下。从下表可知，江苏省净拥有粮食连年下降。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表6－1 1957－1961 年江苏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	220.00	230.00	201.80	195.00	180.00
贸易粮	191.30	200.00	175.47	169.57	156.52
征　购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销　售	63.82	70.56	73.14	49.41	40.70
净拥有	189.43	196.04	174.35	160.22	153.17
总人口(万人)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人均净拥有(斤)	452.86	460.40	406.41	377.34	360.99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江苏》。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江苏各地都有粮食困难的记载。

　　丰县1953 年粮食总产量是30787 万斤，1960 年只有25000 万斤，沛县1955 年粮食总产量是34986 万斤，1960 年只有26000 万斤。大牲畜也是连年减少。丰县1955 年有大牲畜72000 头，1960 年只剩31000 头。1960 年12 月，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徐慎行给陈部长和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个县当年粮食清仓入库的数字为1 亿7587 万斤。泗阳需要的粮食是：种子3620 万斤，饲料670 万斤，社员口粮1 亿4002 万斤（11 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151 斤，共计8560 万斤。12 月1 日到明年6 月10 日，每人每天以半斤计算，共5442 万斤），城镇供应和行业用粮1500万斤。共1 亿9792 万斤。需要和产量相抵，还缺粮2205 万斤。其中山芋4 斤折粮1 斤，稻谷1 斤顶1 斤。如果按规定山芋5 斤折1 斤，稻谷打七五折，则缺粮3314 万斤。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还要求泗阳调出粮食1500 万斤。县委多次开会研究，为了分担国家困难，不向省地委要粮，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600 万斤榨油后的豆饼、花生饼、棉籽饼充口粮。社员平均口粮标准由半斤降为6 两2 钱（16 进位）。这是县委定的标准，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太低了。实际上能吃到社员嘴里的远远低于这个标准。

　　本来口粮指标很低，各级干部还要千方百计地尅扣社员的口粮。以准阴市王兴公社为例，尅扣口粮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层层留机动粮。公社安排给沿河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0.4348 斤，口粮总数为106514 斤。但大队在向小队安排时，又从总数中扣除1 万斤为大队机动粮。这样，社员的口粮降为每天0.3971 斤。小分配给社员时，又扣下一部分作为小队的机动粮。第二，套包产指标，分空头粮。两淮大队每人每天口粮标准为0.5 斤，但所属12 个生产队山芋没有过秤，而大队是以核定山芋产量计算口粮的。因此，大队给各生产队12月份的口粮中有99800 斤山芋的包产指标（折粮19960 斤）。山芋过秤后，实际只产山芋63800斤，缺3500 斤（折粮7000 斤）是空头数字。第三，倒算过去多吃的粮，扣发今后的口粮。在口粮安排落实以前，社员多吃了一些。在安排今后口粮时，把过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后分配的指标内。第四，归户计算，分配到各户的口粮加总起来比大队分配给小队的粮食总数要少。第五，尅扣超支户和地主的口粮。两淮8 队社员厉秀英等五户因人口多，劳动力少，年终决算时超支（欠队里的钱），家里拿不出钱还队里的债，队长就不发粮票给他们。此外，发给地主的口粮每人每天比社员少一两。

　　尅扣口粮的情况不是个别的。1961 年1 月20 日，省委干部李树仁在给陈副省长、逢部长、省委办公厅并淮阴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兴公社有些生大队正处于饥饿状态。沿河大队“集体加个人的胡萝卜只能吃到春节，山芋叶子只有2000 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计算，只能吃四、五天”，连省委工作组在这个公社的28 名干部也有10 人患了浮肿病。李树仁在这封信说，在口粮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有的生产队还克扣社员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克扣口粮的方式有多种：1）公开克扣。如两淮大队第8 生产队发放1 月份口粮的时候，竟将占口粮总数40％的山芋干扣而不发；2）将口粮挪作它用。水利工地上每人每天补助的半斤粮食、生产队长外出卖柴吃掉的粮食都摊到每户社员家中，在发放1 月份口粮时扣掉了；3）干部认为粮食有蚀耗和秤耗，在分口粮时扣除；4）干部克扣尾数。分粮食时只给社员整数，小数点以后干部留下；5）大月发小月粮。去年12 月本来是31 天，却只给社员发30 天的粮食；6）在粮食的运输和保管中舞弊。将舞弊中损失的粮食在分配社员口粮中扣除。等等。被克扣的社员口粮有很大一部分被干部多吃多占了。李树仁在信中说，王兴公社是一个经历了四个月的三反运动、并有工作组驻扎的公社，尚且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尅扣口粮现象，其它公社就更难说了。昆山县有些地方规定：外流人口扣口粮，不出工的扣口粮，偷红花草的扣口粮，不请假的扣口粮，生病的扣口粮，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扣口粮，不在食堂吃饭的扣口粮。农村饥荒，城市物资十分匮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业部门拥有分配物资的权力。那时名义是凭证供应，实际上，经常有证券买不到东西，有限的物资就全凭商业部门分配了。商品越匮乏，他们的权力越大。这时，商业部们就利用特权谋私肥己。1960 年11 月4 日孙海光、邱路二人写的《关于苏州市副食品市场供应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揭露了苏州商业部门开后门、多吃副食品、乱搞协作、铺张浪费的问题：

　　苏州市商业局所属的蔬菜、水产、食品三个公司，所有干部个个开后门，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1 月到8 月，开后门卖掉的洋芋、长豇豆、荸荠、大白菜、胡罗卜共339000多斤。该公司水果批发部1 月到8 月，共购进苹果2000 多斤，给内部人员吃掉的就有1500多斤。水产公司114 个干部1 月到9 月共私买鲜鱼4693 斤，平均每人41 斤，其中买了100斤以上的有12 人。今年1 月到9 月，市场上欠群众肉票58 万张，折合猪肉、禽肉17 万斤，而食品公司内部人员购买和开后门卖掉的肉食就有28000 多斤，折合肉票40 多万张。该公司鲜肉批发主任夏某在今年4 月份就买猪肉猪五脏96 斤。金阊区菜场人员共有494 人，其中参与集体私分蔬菜的就有432 人，占员工总数的87.5％。原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节前私自从仓库中运走一车大白菜，“五一”节供应居民的油豆腐也被他们一夜分光。朱家庄菜场人员在国庆节每人偷分10 斤藕、5 斤菱、3 斤毛豆。据估计，这个区每天被菜场人员分掉的蔬菜约在2000 斤左右。

　　孙海光、邱路的这个报告还揭露，1960 年上半年，苏州市财贸部门，拿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的副食品去与无锡、内蒙古、东北等地乱搞协作。计有：肉5 万多斤，鱼3 万8 千多斤等。在协作中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商业局去年请客76 次，75 桌。今年请客36 次，59 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严重饥荒的情况下，大量食品霉烂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这个报告称，半年多来，蔬菜公司由于保管不善，烂掉的食品计有：梨子15 万斤，桃子2 万斤，桔子2万斤，萝卜干3 万多斤，猪肉及猪五脏2 万6 千斤，鱼虾5 万斤，虾酱6 千斤，皮蛋20 万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部门不是做买卖的，而是国家分配物资的权力机构。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权力，没有不腐败的。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由于“共产风”和生产上瞎指挥，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民留下的口粮很少。到了1959 年春天，各地就出现了饥荒。徐州地委、淮阴地委、盐城地委、南通地委、扬州地委等纷纷给省委打报告，要求省委调粮食支援。靠近江苏的山东、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给江苏省委写信，说江苏省不少农民外流到他们那里，给他们增添了压力，要求江苏省迅速解决。

　　1959 年1 月28 日，山东省临沂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近几天来，江苏省邳县、新沂等地部分群众流入我区郯城、苍山等毗邻地带，仅据郯城报告，现流入该县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们说，没饭吃，才外出逃荒。还说，江苏一天只发4 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10 天没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1959 年4 月4 日印发的《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 号》记载了以下情况：

　　兴化县：种子吃光，在临播种季节，各地没有种子。人口大量外流。大营公社八一大队有3700 人外流，动员回来后，只安排了2500 斤粮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三四万人，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职。

　　高淳县：3 月底统计，到5 月底共需口粮259 万斤，种子1073 万斤。除去存粮，共缺824万斤。目前群众吃粮标准为：1－3 岁每天3－4 两，3－7 岁每天4－6 两，7－15 岁每天6－8 两，16 岁以上劳动力每天11－12 两（这里说的都是16 进位，是原粮）。由于层层尅扣，实际社员还吃不到这个数字。全县患有浮肿病人3000 多人，外流人口3000 多人。

　　溧阳县：据3 月19 日统计，吃到5 月底还缺粮120 万斤。到小麦收割（6 月上旬）还缺粮400 万斤。浮肿病发展较严重，开始出现死亡。

　　1959 年3 月25 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紧急电话汇报”中说，全地区有2955 个食堂的生活没有安排好。由于食堂停伙，加上干部“压服”，全地区2 月份以来（主要是3 月份）发生自杀事件57 起，共死掉17 人。自杀身死的情况是：1）年龄大，食堂又不开伙，自杀身死的4 人；2）没有吃的，到处找东西吃，中毒身死的2 人；3）因瞒产私分被干部发现，干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杀身死1 人；4）从水利工地上开小差回来，食堂不让吃饭，气愤自杀而死4 人；5）因挖社员余粮，社员实在没有，被迫自杀身死5 人。这个电话汇报中说，如皋东城公社有99 个食堂每天只吃一顿粥。海门县东新公社五工区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饿昏在床上。不少地方发现浮肿。由于粮食紧张，海门县三阳公社社员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党委，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人民公社？过去叫我们吃萝卜，现在又叫我们吃薄粥！”

　　1959 年3 月24 日，《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说，县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区不许层层扣留机动粮，但据了解，公社、工区、食堂都从社员的口粮中留下了“机动粮”。在社员口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还用挨家摊派的手段，从社员口粮指标中强行扣下各家交粮任务，让社员在交粮计划表上盖手印，最后张榜公布。八工区四连第十三生产队，28 户，出榜公布以后，就有14 户因无口粮而哭泣。第四生产队28 户，有18 户为无粮而哭泣。这份调查报告还披露了几起饥饿的事例：

　　黄吉姑娘，女，30 岁，中农成份，住16 工区，属第5 食堂。家中有5 口人。其夫黄义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15 岁、13 岁、3 岁三个孩子在家，4 口人每月供应30 斤粮食。该食堂饭票每10 天发一次，3 月2 日，是第10 天中的第8 天，饭票用完了。当日中午，黄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里正在煮胡萝卜。她向炊事员和队长请求打一点胡萝卜给孩子吃。队长说：“这胡萝卜是给干活的人吃的，没你的份。”她眼泪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绞颈，被第二个孩子发现，喊了社员徐明英、工区主任任国安去，她已气绝。解开绞绳，灌了热水以后才苏醒过来。

　　刘治科妻，29 岁，中农成份，住11 工区，属第7 食堂。其夫去九圩港开河，她带两个孩子（一个9 岁，一个2 岁）在家。每天供应粮食12 两（16 进位，相当于0.75 斤）。3 月2日早晨，两顿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 人各吃一碗粥后，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将食堂分的一点胡萝卜煮了给孩子吃。她吃了一点擦菜就去食堂开会，因饥饿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兰，男，71 岁，下中农成份，住9 工区，属第15 食堂。他家有儿、媳和15 岁、8岁两个孙子。3 月3 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 碗粥，5 人各吃一碗，儿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孙回家发现祖父服了农药，当即请医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药，并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省点粮食给你们吃吧。”最后还是给抢救过来了。

　　1959 年冬至1960 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宝应县4 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在1959 年上半年，本来很富庶的高淳县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 多人。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 年12 月31 日，中共徐州地委《关于第四次生活安排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个别地区因多种疾病引发的浮肿病约有15000 人，妇女子宫下垂3000 多人。

　　1960 年夏天，食堂还是大面积停伙。扬州地委估计，夏粮入库情况不好，部分地区到秋收的口粮还要缺15 天左右。江都县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顿粥，粥很稀，群众说跟喝水一样。兴化县“三无食堂”（无粮，无草，无钱）127 个。粮食质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见泥石不见米”。江都县有个食堂在40 斤粮的粥锅里竟捞出麦芒4 斤多。社员说“喝粥满嘴攻，吃饭卡喉咙”。由于吃的质量太差，严重影响社员健康。兴化县昭阳医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开刀后发现肠壁上粘着许多麦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员不断增加。据高邮县调查，从1955 年到1958 年人口出生率一般为3.3％－3.7％，死亡率一般为1.3％－1.5％。但1959 年死亡率上升到3.5％，出生率下降到1.8％，死亡率大大超过了出生率。1960 年上半年死亡率2.85％，出生率1.08％。这个县1960 年上半年总人口为59.4 万人，比1957 年减少了7 万人。由于妇女子宫下垂、月经闭塞影响生育，很多地方近两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县竹家墩农场有45 名妇女，几年来只有两个人怀孕，其中一个还是干部家属。

　　距南京不远的茅山人民公社西冯大队，稻麦两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也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1957 年以来，连续三年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很低。干部尅扣社员的口粮的现象相当普遍。出现了浮肿、消瘦、子宫下垂等疾病。从1959 年开始，就改变了过去生多于死的规律，变为生死相平，1960 年上半年死多于生。

　　县志是官方定稿的公开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据《溧水县志》1990 年版第94 页记载的数字推算，三年间有13000 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据《常熟县志》1990 年版第1030 页数字计算，在3 年间非正常死亡11000 多人。据《高邮县志》第61 页及162 页数字推算，1959 年非正常死亡16000 多人。高邮县两位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 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 多人。1961 年，又有4000 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 多人中，17000 多是儿童。

　　苏北里下河地区1961 年与1957 年比较，人口减少了5.5％，劳动力减少了12％，发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据兴化、高邮、宝应、建湖、阜宁、盐城、东台七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1200 多人，占七县总人口的4.5％，而且发病人数还在增加。从1959 年10月到1960 年3 月，宝应县全县死亡11643 人，占总人口的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3.8％，和桥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两个生产队共470 人，死亡46 人，死亡率达10％。宝应县望直公社望直大队原有人口2182 人，到1961 年6 月，只剩下1094人，这1094 人当中还包括县、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 年7 月，兴化县全县222 个食堂开开停停，全县病人达4 万，其中浮肿病、青紫病11046 人，妇女子宫下垂8790 人，失去父母的孤儿1423 个。社员一生病当即减少口粮，病还没有痊愈就要下田劳动。垛田公社营业所主任假借医生名义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来集中排队，手里拿着竹板说：“这就是医生！”用竹板逼着大家下田劳动。有的病人挑了一担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 年10 月9 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仲家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度，对于风行各地的合并生产队，这里也是“上动下不动”，而且从来不开夜工，保证社员8 小时睡眠。这个大队除了少数人患浮肿病以外，没有饿死人。全大队757 人，1958年到1960 年人口没有减少，还增加了8 人。而条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队情况就严重得多。1955年，这里“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粮590 斤。可到了1959 年冬、1960 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之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内天天有死人。从1959 年冬春之间，食堂72 天没有开饭。这个人口935 人的大队，就有315 人外流，75 人患浮肿病、青紫病、干瘦病，56 人非正常死亡。1960 年春天，这个大队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外流、肿病、死亡情况比1959 年更严重。几年来，夏家大队人口生死相抵减少了9％。夏家大队是典型的“人祸”。

　　1960 年10 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办公室杨主任奉柯庆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丰县、沛县和东海县。10 月30 日他在徐州市南关招待所向地委汇报时谈到，三年来，这几个县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牲畜大幅度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员口粮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干7.3 两，地瓜四斤折一斤粮食）。县里对浮肿病不认帐，到下面去看浮肿病不少。老农民说：我们这些人三分这一过不了冬。杨主任说：连续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肿病是身体入不敷出的结果。以沛县为例，1958 年有人口587049 人，1960年上半年只有534528 人，从1959 年到1960 年上半年，净减少了52521 人。高淳县1958年全县人口为28 万，劳动力为12.3 万，从1958 年到1960 年8 月，死亡近两万人，其中劳动力1 万多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0％。该县东坝公社两年死亡劳动力94 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4.6％。

　　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仅1960 年1－6 月，就死亡76 人，其中患浮肿病、干瘦病、黄病和干部尅扣口粮而死的62 人，占总人口的3.7％。1960 年9 月，患有浮肿病、子宫下垂、消瘦病等病人107 人。社员孟庆和饿得不行找干部要点吃的，干部不但不给，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说他装死，结果，孟庆和活活饿死。他死三天以后，三岁的女儿因无人照料也死了。而干部却大量多吃多占，还拿食堂的粮食回家喂猪。

　　位于省会南京不远的溧水县，从1958 年开始，除了大刮共产风以外，还把大量的劳动力调离农业，要求全县的“十大水库，全面开花，一气呵成”，有的公社还大搞“二十个万”（万鸡山，万亩桑，万亩茶等）。结果，粮食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1957 年的21300 万斤，1959 年减少到14000 万斤，1960 年又减少到12000 万斤。但县委领导人觉得粮食产量“低于邻县说不过去”，不承认粮食减产。1959 年粮食刚刚入库，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发给社员，东屏的三位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哭诉无粮，县里不理，反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将反出来的220 万斤“空头粮”（被逼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没有粮食）当作社员口粮分配。有80 个大队从12 月起停发口粮，大批食堂停伙断炊。群众只好吃树皮、草根、青麦苗。生产停顿，肿病蔓延。县委还认为“病情比去年轻”。为了让倒里供应粮食，东屏公社主任把路边的弃婴送到县委，县委批评说这是对抗县委的行为。到1960 年3 月初，全县发病人数至少23000多人，死亡人数至少3500 多人。此时，县委还向地委写假报告，说浮肿病是“原来有这个基础”，是“群众不卫生”，群众外流逃荒是“喜工厌农”，弃婴是“重男轻女”，还不向上级反映缺粮问题。1960 年1－6 月，全县浮肿病人达29200 人，青紫病1840 人，死亡6831 人，弃婴420 人，外逃4730 人。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此数。如东屏公社原来上报死亡400人，后来核实为619 人。有的公社由于死人太多，太集中，无棺无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组刘振国到东屏公社检查工作时，就有社员把两个小孩丢在塘里溺死。《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 多人非正常死亡，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

　　溧阳县委第一书记颜景詹1959 年春下乡慰问浮肿病人时看到10 个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 岁的农民周目中，从水利工地回来以后，晚上吃了两碗粥，过一会儿出去小便时就倒地死亡。丹阳县大泊公永安大队书记派社员汤志元到铁路上去做工，汤志元粮食不够吃，三次回来请求解决，这位大队书记大骂：“大队不是饭店，你给我滚出去！”汤志元没办法，喝了六七天咸菜汤，结果饿死在路上。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也会饿死人。但是，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 月1 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孙海光在这份报告中说，1959 年，宜兴县年人均口粮290 斤左右，1960 年为314.7 斤。宜光县粮食总产量1957 年为5.1 亿斤，1958 年为6 亿斤左右，1959 年为4.8 亿斤，1960 年预计粮食总产量为3.97 亿斤。在1960 年的3.97 亿斤总产量当中，种子4300 万斤，饲料358万斤，社员口粮1.885 亿斤，国家征购1.6145 亿斤，储备粮45.7 万斤。到他们写报告时，1960年的口粮部分已经吃掉了9623.8 万斤。还剩9227.2 万斤，按全县59.898 万农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154 斤，这点粮食要从12 月底吃到明年6 月。当然，这只是干部在办公室里算账，扣除浮夸后再经过层层尅扣以后，吃到社员嘴里的‰低于这个数字。这里说的还是带壳的原粮。青菜、胡萝卜已经吃光。孙海光看了几个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13 斤水，粥实在太稀。因此，入冬以来浮肿病、消瘦病人数逐日上升。据38 个公社统计，11 月下旬为6120人，12 月上旬为6973 人，12 月中旬为10673 人，12 月下旬仅27 个公社就有14650 人。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断上升。如高塍公社9 月死亡44 人，10 月死亡49人，11 月死亡61 人，12 月前20 天就死亡66 人。

　　江苏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作一下推算。设某年平均人口为上年底人口和当年底人口的平均数。1959、1960 和1961 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 万、4267.59万和4244.52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4.55‰、18.41‰和13.35‰，而1957 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0.26‰。以1957 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18.33 万、37.78 万和13.12 万，合计则为69.23 万。（此外，由于饥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采用同一套数据进行计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 万人。二者相加，则是大饥荒结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272.12 万人。《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和《江苏统计年鉴》略有差别。依据这套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79 万，少出生人口192.06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255.85 万人。

　　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 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 万人。这两本书中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显然，上述计算结果是最低数。

六、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由于贯彻中共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精神和落实中共中央12 条政策，扭转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作法，同时放宽了政策，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政策，农民种自留地也放松了，1960 年底到1961 年初先后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到1962 年，江苏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起来，从集市贸易上可见一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价格多数回落。到1962 年夏天，过去市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有了，过去很少的东西，现在多起来了。市场上多年不见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荠、芡菇、以及家庭副业小商品都有卖的。6 月份上市品种比上年同期增加60％左右。吴江县震泽公社的集市情况如表6-2。

　　表6-2 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情况

	1961 年二季度	1962 年二季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　果	1217（担）	2819（担）	＋131.6％
鲜　鱼	338（担）	883（担）	＋161.24％
家　禽	2701（只）	5281（只）	＋95.52％
菜　兔	2015（只）	10286（只）	＋410.97％
鲜　蛋	12115（担）	16576（担）	＋30.37％
绵　羊	1003（只）	4521（只）	＋350.47％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 年7 月15日。

　　这些商品不是农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急需用钱。到集市来买东西的大多是城镇里有工资收入的人。1961 年集市贸易价格很高，比国家牌价高出很多倍，当时有“一个八级工不如一捆葱”的说法。随着上市东西增多，价格逐渐下降。集市价格和国家牌价之比可见表6-3。

表6-3 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价格与国家牌价之比（%）

	畜禽蛋鱼	蔬菜类	日用杂品	生产资料	柴草类	鲜果类	苗禽苗畜
1961年初	347％	374％	167％	200％	87.7％		265％
1961年5月	311％	291％	174％	222％	277％	223％	327％
1961年6月	275％	364％	187％	236％	282％	153％	328％
1962年5月	249％	289％	213％	313％	306％	173.3％	260％
1962年6月	197％	184％	208％	347％	248％	130％	222％

　　资料来源：同表6-2。

　　从表6-3 可以看出，食品类的价格是随着产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于社员种自留地和自养家禽家畜的积极性提高，生产资料格和苗禽、苗蓄的价格上升。由于解散食堂，社员恢复了家庭生活，日用杂品和柴草类价格上升。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研究

　　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 年2 月22 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 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 年1 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1958 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 年1 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 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 月11 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 万公斤到1 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1959年2 月25 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 万公斤粮食和1.2 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 月23 日，雷南县召开4000 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 亿至30 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 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 月25 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 人被拘捕，2 人被监禁，109 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 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 年1 月27 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 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 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 年1 月31 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 年2 月22 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 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59 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 亿斤，比1958 年减产15.71%。1960 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250 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 个月的口粮；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吃不到10 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1960 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9～9.5 公斤米，3 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20 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1 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2 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饼，4～5 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1957 年的10 多倍。

　　4 月20 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43181 人，激增到127821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 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13％。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1959 年3－4 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 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 月6 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007.15 万吨。1958 年下降到975.55 万吨，1959 年为830.35 万吨。1960 年为814.05 万吨。1960 年，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1953 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50 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 年的死亡率比1957 年增加了7 个百分点。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1962 年3 月10 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9 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81 户，234 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1096 户，2227 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已经断粮的有9468 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卖家具的有2463 宗，卖小孩的25 宗，自杀的一宗。

　　据广州市和93 个县的官方统计，1962 年4 月，有35834 人患上水肿病，64461 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 3 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63839 人，比2 月份增加20.4%；海丰县4 月上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5553 人，比3 月份增加了2000 多人。

　　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8 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157 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 年到1961 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7 万人。

二、罗定事件

　　1998 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1960 年9 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1999 年4 月28 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1958 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到1959 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 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 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 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毛主席在7000 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 年9 月20 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 年1 月到8 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 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 月统计，死亡达17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 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 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 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 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 个公社，共死亡8566 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 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 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 个公社1 月死亡711人，2 月死亡932 人，3 月死亡1162 人，4 月死亡1623 人，5 月死亡1027 人，6 月死亡884人，7 月死亡607 人，8 月1 日到15 日死亡301 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 年1 月到8月死亡1278 人，其中劳动力589 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 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 个，10％以上7 个，8％以上14 个，6％以上26 个，6％以下72 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 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 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180 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 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猪11000 多头，1960 年8 月只有1000 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2.6 元。一个鸡蛋3 角，一只鸡5 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 月3 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8947 人，死亡915 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2325 人，死亡人数压到606 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14 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1960 年2 月17 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24 人，水肿86 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1955 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 年7 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 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1370 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109 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20 个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109 人？”硬要公社党委把109 人改为6 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7 月3 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47 人非正常死亡7 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 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 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有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三、高要闹剧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1958 年－1961 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2002 年投稿《炎黄春秋》杂志，详细记述了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情况。由于受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杂志只能发表他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现我据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卫星”

　　1958 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一股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传到广东时，早稻已收割完毕。要放早稻“卫星”已经来不及了。10 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 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 斤、4000 斤、5000 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省委各部门奖励10 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刘某调到高要县任县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从新兴县调到高要县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对刘某来说，“放卫星”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很大的。

　　刘书记尝到了放卫星的甜头，一到高要县，就组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到新兴县去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黄东文同去。

　　新兴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向来参观的人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要超过3000 斤！”吃过午饭，他们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经割完，田头整齐排列着已经脱粒的100 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纸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 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 多斤。参观的人都说：“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没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要黄东文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参观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领导在场，大家说话没有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 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是！”接着，莲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有才冲着黄东文吼道：“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黄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过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 多斤，特向县委报喜。”黄东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刘书记，刘书记看了十分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纷纷放晚稻高产卫星，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这时，到高县要蹲点的地委副书记徐瑞沉不住气了。他在新桥公社道悦大队搞了一块晚稻高产卫星田，是用白沙大队一个生产队早稻错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过来插下的。早造误播晚稻品种是不会和早稻同时抽穗的，由于生长期延长了一倍，可以高产。加上用十亩已经拔节了的禾苗移在一起，徐书记认为实现高产就很有把握了。于是就把计划指标定为6000斤。为了十拿九稳，这块田一共施了20 车猪屎肥，田底里埋了20 根凿通了的大竹子通气。为了加强通风和日照，四周还架起了十多台大电扇往田里吹风，架起十多面大镜子把太阳反射到田中间。在全县大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推动下，徐书记把原来报的6000 斤亩产计划一下子改为10 万斤，并立即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去参观。不久，广东省委组织晚稻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 年1 月21 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4200 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委“查黑仓、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当时临近春节，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8 万斤左右吧。”黄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200 多人听得很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1.2 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帐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1959 年2 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 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数的5％以上。到7 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 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11 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13％。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268 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184 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6 两改为3 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 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1960 年4 月30 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 多人（黄东文是其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5 月1 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判了刑。7 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48 名。第一名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只3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1 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200 多个。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 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48 人的党籍、团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四、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 年7 月31 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 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 年1 月到1960 年5 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 人的9.9％。1959 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 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 年秋季到1960 年上半年。其中1959 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 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 年1 月到1960 年5 月，共死亡440 人（其中1959 年死亡217 人，1960 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 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 户。罗坡小队42 户人家死亡40 人，占原有总人口229 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 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 户。这10 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 人，妇女闭经495 人，子宫下垂379 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 月26 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 个大队在内）1959 年1 月到1960年5 月共死亡5070 人（1959 年死亡3075 人，1960 年死亡2035 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 人，女2479 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 人，中农1400 人，富农305 人，地主211 人。从年龄结构看，1－15 岁1394 人，16－40 岁668 人，41－50 岁629人，51－60 岁901 人，60 岁以上1478 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 个大队死亡的1580 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 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 人，水肿病死的553 人，干瘦死的129 人，老弱死亡199 人，婴儿死亡32 人，麻疹病死亡78 人，心脏病死亡120 人，痢疾死亡40 人。

　　死亡时间：1959 年1 月140，2 月192 人，3 月328 人，4 月316 人，5 月257，6 月245人，7 月240 人，8 月342 人，9 月240 人，10 月224 人，11 月237 人，12 月274 人；1960年1 月318 人，2 月400 人，3 月600 人，4 月379 人，5 月338 人。

　　由于饥饿，1959 年很少出生人，1960 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 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 年有508 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 人；1960年1－5 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 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 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 人，被迫死亡的20 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 人，共95 人。其中贫农60 人，中农19 人，富农3 人，地主13 人。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 个大队调查，自1959 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 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 人，占这10 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 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 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 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 人，共70 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 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 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 岁小孩，也有70 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 年3 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 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 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 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 年3 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 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 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 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 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 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 人，被迫致死1 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 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 年1－3 月，就殴打群众70 人，其中，打死1 人，被迫致死1 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 年10 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 户、932 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 座，总面积2 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 斤炸药、360 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 人。

　　1959 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 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 两、1 两半米，少的只吃7－8 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 冬和1960 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 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 年9 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 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 年12 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 月底只发下41200 担，扣下419 担，1960 年2 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 担，公社又扣下3646 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 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 年各大队卖粮款60 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 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 年12 月26 日到1961 的1 月6 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 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 年粮食总产量19270 多万斤，1958 年比1957 年减产11％，1959 年比1958 年减产11％，1960 又比1959 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 年死亡人数2756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 死亡率为1.2％，1959 年为2.4％，1960 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 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 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 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 人，瘦弱病88 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 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 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 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 年抽调7 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 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 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 亿斤，实际只有1.728 亿斤，多报了62％；1959 年上报2.32 亿斤，实际只有1.55 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 年1 月21 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 人死亡率是：1958 年0.86％，1959 年1％，1960 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 人，妇女病89 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 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 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 年12 月26 日到1961 年1 月4 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 年就死亡690 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 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 年10 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 个公社。1958 底又将32 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 年初再由7 个公社分为16 个公社，后又变成24 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 年比1956 年减产18740 万斤，减产23％。农民的口粮标准1960 年比1956 年降低了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1959 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160 亩，并包锄田40 亩。社员被迫从早晨3 点钟干到晚10 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7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7 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 年1 月3 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 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 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 个大队中，1960 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 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 年病人2786 人，1960 年达6322 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 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 人，其中水肿病67 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 人，闭经的18 人。1960 年非正常死亡8 人。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1957 年每人每月40 斤下降到1960 的24 斤，杂粮由20 斤下降到5 斤，食油由14 两下降到1.5 两，肉从半斤下降到2 两6 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 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5427 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 年为1％，1959 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 年1 月3 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 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 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 年12 月份开始的，到1960 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 月1 日到5 月3 日，共死亡8382 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 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 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 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 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 所，集中病人42916 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 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 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 年，而是发生在1961 年和1962 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 年7 月20 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 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 年3 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 人的规定（自从1958 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 人），仅宝安县就从5 个增加到11 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 次，带回5 斤东西，价不超过5 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 多万人口，其中200 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 年4 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5 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 月1 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 月31 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 万人，其中机关316 人，农村11231人。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 月13 日至17 日），平均每天有96 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 月7 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 万人；增城2458 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 年4 月底到5 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 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 月15 日达4977 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 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 万多人，其中6 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 月27 日到6 月24 日，港英当遣返4 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 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5 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 年5 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 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 日，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 月6 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5 月中旬开始，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 倍。到6 月1 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 月5 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 月6 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 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6月12 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 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第八章　齐鲁之难

　　在上世纪60 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99 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60 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 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 年入党。1933 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 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 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 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 年10 月21 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 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 年8 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 年12 月14 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 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 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 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 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 万。后来薄一波对说，山东饿死了300 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 年7 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 年4 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 年4 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 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 年9 月5 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 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下午3 时到4 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 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 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

　　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 月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 月9 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 月13 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 月9 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 月9 日错抄成9 月5 日，也许9月5 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1958 年7 月14 日到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 万至5 万斤的玉米，3 万至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 年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 万斤、10 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 千斤、7 千斤，提5 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对山东如此鼓劲，山东在“大跃进”中自然不会落后。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1958 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 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8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10 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12 月初达到887 万人。甚至在1960 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1959 年、1960 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 万至6000 万亩。”山东的大跃进是很有声势的，以泰安地区为例：

　　1958 年8 月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 年1 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14 处公社388 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2610 处，就餐人数76.65 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98％。

　　1958 年9 月29 日全地区动员144.95 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6 家，矿工5000 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19758 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烧缸炉等计462983 座。日产铁由44 吨达到5.93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 年9 月，中共泰安地委下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全区始办人民公社。至1959 年1 月，境内建成人民公社103 处，入社农户102.69 万，占总户数的98.2％，入社人口412.32 万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其规模5000～10000 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办社初，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至1959 年，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和财物总值近2.5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 年10 年12 月16 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

　　共产风

　　共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随便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县级，下至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一平二调”风不是只颳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颳。自1958 年以来，连续三年，越颳越猛。日照县刮了15 次，玉莲县洪凝公社颳了29 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家荡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 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冬到1960 年春，合并了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不少社、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 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 亿斤，最后落实到287 亿斤；1959 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 多亿斤（原来是420 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 亿斤，舒同不听，报400 亿斤），后来落实为270 亿斤，后来又说是243 亿斤。1960 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 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 亿斤（亩产405 斤，粮田面积9261 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 亿斤（过秤入库174.97 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 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 年上报平均亩产5000 斤，总产31 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7斤，总产量只有4.05 亿斤。1959 年上报平均亩产700 斤，总产8 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8斤，总产量只有3.6 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1960 年修建大中型37 座，结果1959 年冬到160 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122 处，800 万人上阵。第二个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1958 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1959 年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1959 年收成仍然不错，但由于估产偏高，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 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

　　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36 户，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31 户社员卖了103 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53000 间，扒坟38000 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 年以来，撤换基层干部192 名，经调查，其中撤换错了的有80 多名。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60％，全队54 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 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 天，一家8口被饿死4 口。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 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年1 月到7 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 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70 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 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 人，自杀未遂的11 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 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 个小孩，在大兵团作战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 个。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的东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50 人，从1960 年3 月到8 月，就吃肉1360 斤，平均每人27 斤。1960 年10 月12 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5 斤。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30 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20 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 多斤，书记每人分5 斤，每个常委分2 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1960 年3 月，山东省召开了有12000 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 年3 月21 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3 月22 日、23 日，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 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但是，一直到1960 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1962 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8－1：1957－1961 年山东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	242.10	287.00	243.00	182.34	180.00
贸　易	210.52	249.57	211.30	158.55	156.52
征　购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销　售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净拥有	215.14	259.17	203.34	174.43	154.50
总人口(万人)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人均净拥有(斤)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8-1 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页“祸起中原”――页码待定稿后由编辑定）。表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

　　从表8-1 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 年粮食产量242．10亿斤，1961 年只有180 亿斤，三年减少了62．1 亿斤，即减少了25．66％。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加，1959 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44 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12.87亿斤。1960－1961 年征购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8－1 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 年的182．34 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174．97 亿斤，其余7．37 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 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1959 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 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 月至4 月10 日，发生肿病人77．9 万多人。死亡618 人，仅4 月1 日至10 日，即发生肿病人17．3 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 年3 月8 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 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 年、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生产队、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2 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批示是2 月22 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2 月28 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1959 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节，就闹起了粮荒。

　　1960 年按220 亿斤产量安排：种子30 亿斤，饲料20 亿斤，农村口粮食130 亿斤（包括统购返回15 亿斤），征购55 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口粮130 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 斤，每天只有12 两（老秤，16两为一斤，12 两即0.75 斤）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9 月20 日到明年6 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 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区不平衡，约有1000 万人每天只有8 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55 亿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20 亿斤，今年只能安排15 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25 亿斤，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20 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2 斤，还有降低2 斤）。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8-1 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数都比前者小。

　　1960 年7 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7 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烟台、临沂）有5210 处食堂停伙。

　　1960 年12 月20 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15 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12 月20 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164.6亿斤，估计今年粮食产量180 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274 亿斤减少了94 亿斤。征购任务到12 月20 日已完成42.8 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70 亿斤少27 亿斤。种子留了23.8 亿斤，饲料留了4.3 亿斤，口粮留了93.39 亿斤，全省农业人口4640 万人，平均每人一年201 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粮食总收入为54.82 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5亿斤，调给种子1 亿斤；华东支援2 亿斤；征购42.6 亿斤；1960 年6 月底库存4.22 亿斤）。粮食总支出为54.70 亿斤（其中：统销50.20 亿斤；军粮1 亿斤；种子1 亿斤；损耗2.5 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1168 万斤。他说，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50.20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2.5 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19.1 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31.10 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 亿斤。

　　1961 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 年4 月20 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 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 亿斤，国家返销6.41 亿斤）。从4 月21 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 两多一点（16 进位，6 两相当于10 进位的3.75 两）。其中5 两（相当于10 进位的3.125 两）和不足5 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 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 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五、馆陶事件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1959 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 年12 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1959 年1 月16 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1 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1 月10 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7 个公社已有6 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1195 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82 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 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 月全吃萝卜，12 月29 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1 月9 日、10 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发生。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 年10 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13000 多人。检查组访问了5 个公社的20 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写道：“1958 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4 亿亩，成灾面积1 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来临。从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六、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 月21 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22 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6 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 月23 日，他从钜野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 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 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 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 头，死了5000 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 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 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 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 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 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 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 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 多斤，有100 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 万斤，会后只搞出200 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 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 人，现在12000 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 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 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 年4 月11 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 头，死亡10669 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 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 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 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 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 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 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 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 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 万多人，单县4 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 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 户260 人，患病的达227 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 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 个，36140 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 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 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 斤、800 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 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12 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 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 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 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 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 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 月29 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 多人，到3 月发展到39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 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 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 月26 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 人），死亡792 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七、全省大饥荒

　　1958 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 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1959 年1月到1959 年4 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839925 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 年和1959 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1960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1958 年秋曾提出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到1959 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流行，饿死了不少人。

　　临朐县大峪大队，1959 年秋收，40 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4 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4 斤顶1 斤，菜叶子5 斤顶1 斤，南瓜2.5 斤顶1 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40 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40 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357 斤。但一天4 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 年冬到1960 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 万人，外流109 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 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 年山东人口5400 万，1960 年只有5200 万，从1954 年到1957 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 万，以1957 年为基数，1960 年应有人口5700 万，而实际只有5200 万，少了500 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 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1960 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 年12 月23 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 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 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 年劳动力只剩1790 万人，比1957 年的2173 万人减少了384 万人；1960 年耕畜比1957 年减少了237 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 年减少了1900 万亩。盐碱地由1500 万亩增加到2000 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 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 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 年到1962 年非正常死亡184.43 万人，少出生225.66 万人。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 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 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八、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1955 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对谭启龙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局。1960 年10 月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10 月29 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1，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160 亿斤，回到1949 年的水平；2，口粮严重不足；3，病情严重，420万人水肿；4，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5，耕地减少；6，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40 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对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0 年12 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12 月16 日，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五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1960 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把指标压下来，把1959 年粮食产量落实为320 亿斤，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把产量落实为400 亿斤，征购任务为70 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 年7 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8 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40 多天,一直开到10 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 月10 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12 月13 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961 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16700 人，9 月份上升到35600 人，到10 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 万，卖儿卖女者985 人，有夫改嫁者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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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22, 2016

杨继绳：墓 碑（上 1-8）

墓 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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