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 碑（上 9-14）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1958 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2 亿到5 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年到1955 年度征购了51.24 亿斤粮食，1955 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 年到1957 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1957 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 年，上报粮食产量为320 亿斤（实际产量为142.1 亿斤），1958－1959 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58 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48 亿斤，到1959 年4 月20 日，实际征购57 亿零6 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37.6 亿斤，纯上调10 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20 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58 年上调粮食10 亿斤外，现又增加1.4 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 年的产量只有1957 年的86％。详见表9-1。

表9－1 1957－1961 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	145.00	157.00	155.00	129.00	125.00
贸易粮	126.09	136.52	134.78	112.17	108.70
征　购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销　售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净拥有	118.16	131.06	125.33	110.84	102.63
总人口(万人)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人均净拥有(斤)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9-1 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 年度，人均净拥有511.25 斤，其中口粮大约为340 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300 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尅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300 斤了。

　　1959 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11 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12 两的（即0.75 斤）占用膳人口的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80％以上，兰溪、桐庐占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60－70％，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50－60％。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 个食堂有168 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5 月1 日到7 日，全县193 个生产队中，有87 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5 月上旬10 天的统计，已死亡50 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5 月16 日开始有6 个大队62 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 到1960 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58.12 亿斤，统销指标为40.12 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18 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58％。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1959 年10 月1 日到12月7 日，只用67 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1960 年2 月10 日，共征购入库粮食59 亿零2 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60.2 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1960 年2 月10 日止只有24.82 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6亿斤（最后统计数为47 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 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1961 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帐：1955－1957 年度上调粮食23.98 亿斤，而1958－1960 年度上调了33.59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30％左右比较适当，1958 年这个比重为40.9％，1959年达43.2％。23 个重点产粮县1957 年每亩平均负担为220 斤，1958 年达260 斤，1959 年达290 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50 亿斤，统销36亿斤，纯上交14 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1955 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11.31 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1957 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1.08 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 年度，征购任务为45.8 亿斤，统销指标为34.5 亿斤，纯调出11.3 亿斤。同时动员30 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43.7 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9.6 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2100 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9-1 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9-1 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1961 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17 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17 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17 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9－2 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1959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47.4％，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9 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外流人口2800 多人，浮肿病人达8698 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9－2 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单位：万斤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嘉兴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宁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宁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绍兴	－489	742	－1076	－604	－2748	2709
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县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兰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温州	－8071	－9125	－11611	－8744	－7894	－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温岭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黄岩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临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华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1 万左右或1 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70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1953 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33.2％，临浦占24.48％，路桥占20.54％），中集镇占50％左右，小集镇占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9-3。

表9-3 1954 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　单位：亿元

	大集镇	中集镇		小集镇
	临平	临浦	路桥	天元	桥司	戴村	亭趾
私　商	46.8	28.1	25.2	5.4	6.6	2.2	1.9
合作社	14.4	4.4	2.8	4.5		5.0	2.6

　　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 年3 月18 日。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1958 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1957 年9、10 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 年12 月9 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12 月17 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2 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8、9 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 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1955 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响最大。1955 年4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53000 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 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 年9 月13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1958 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1960 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 年3 月3 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 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 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 年3 月21 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1500 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1958 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1959 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 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1961 年3 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20184.8 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 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 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154 户、695 人。1958 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1958 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 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91 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 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30 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1959 年11 月3 日至10 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63 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2 人，罚跪的14 人，被捆打的9 人，被吊的12 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500 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500 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500 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24 个批判对象，其中7 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 年10 月24 日到11 月1 日，共开了11 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 人当中，罚跪的16 人，被打的4 人，受伤的3 人。这个大队10 月13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12 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7 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13 小队的24 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1800 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尅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11 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35459 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4800 斤。

　　从1959 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 年5 月25 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 个食堂，已有168 个停伙，占75％。全社生病的1042 人，已死亡35 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263000 多人，据5月10 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12 两（16 进位，12 两即0.75 斤）以下的占55％；8 两（即0.5 斤）以下的占11％。大同公社上马大队5 月9 日到11 日，断粮3 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20 万零6 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12 两以下的占70.7％，8 两以下的占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 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28 个生产队有27 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100 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6 两（即0.375斤）， 91 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3300 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5 月1 日到7 日全县193 个生产队中，有87 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5 月上旬10 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50 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3047 人，占总人数的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5 月16 日开始有6 个大队62 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5 月17 日有26 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 年5 月25 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4 月分就发生41135 人。

　　1959 年6 月7 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 月10 日最高发病人数为1126 人，占总人口的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 年7 月26 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 年8 月4 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338 人，其中有176 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52.07％。

　　1959 年8 月9 日24 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4800例。

　　1959 年8 月18 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 月24 日统计，就有10985 人。

　　1960 年3 月30 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2263 人，死亡4 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13 个生产队。

　　1960 年5 月20 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4 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6 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1072 名病人。1960 年6 月4 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1－5 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11873 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 年到1959 年均有发生，1960 年突然升高。1960 年3 月1日以来，全省27 个县市的188 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11762 人，死亡365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11 个县79 个公社，病人6809 人，死亡233 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 个公社中就有7 个公社发病3869 人，死亡131 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15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76 个生产队有68 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3月2 日到24 日，18 天当中，共发现1120 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1960 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3 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 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 年12 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 年5 月10 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29 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3月1 日到4 月底，生浮肿病的有72600 多人，死亡270 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 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3.85 万、6.68 万和1.37万，合计为11.9 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113.14 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77 万人，少出生105.17 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116 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1.4 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 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 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 年，这

　　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650 斤，每个劳动日分红1.2 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1956 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1956 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12 个初级社合并为1116 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 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 年8 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5 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1639 户，长12 里、宽7 里的大核算单位。10 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1958 年10 月到1959 年3 月，整整吃了五个月。1959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12 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50 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 多人。

　　1960 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 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 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 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 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15000 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 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34 万斤，比“三包”产量53 万斤少了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72 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 年，全大队需要口粮265800 斤，种子33700 斤，只能卖粮51300 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127675斤，还上交储备粮5700 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1960 年2 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 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20 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4 两米（相当于0.25 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27 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4 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1958 年和1960 年先后死亡，只留下4 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 年全大队产量361363 斤，1960 年只有298317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1955 年的650 斤，降到1960 年的数57 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 年10 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 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 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 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 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 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 个大队。据1961 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 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 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 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 年和1958 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 ，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 人非正常死亡。有30 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 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 个浮肿病人和8 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 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 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 元，口粮只有255 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 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 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 多人。仅1960 年就死了46 人，其中31 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 人，干瘦病死亡14 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 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 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 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 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 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 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 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 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 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 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 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 ，1958 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 斤，1959 年亩产650 斤，上报1019 斤。1959 年粮食减产7 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 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 年和1956 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 年4 月调查，有189 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 人，干瘦病的28 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 人，子宫下垂的36 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 人。两年内死亡88 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 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 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 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 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 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 人，被拧耳朵的有175 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 户。1960 年1 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 年7 月，13 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 年10 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 天口粮，陈已怀孕8 个月的妻子带着5 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 年到1958 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 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 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 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 元：席床二件，4 元；织布机一部，4 元；铜火炉一个，3 元；铜盆一个，2 元。1959年9 月11 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 岁，一个4 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 年春，全家11 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26 件，得117.6 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 年3 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 口人只剩下8 人。从1959 年到1961 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 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51 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2002 年12 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 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 个半小时。在1958 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 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 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 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 万人。表10-1 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 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 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 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 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 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 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 年3 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 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 年5 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 多担。募乃粮库从4 月下旬到7 月8 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 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 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 年3 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 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 人（其中龙潭105 人，坝溜101 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 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 年7 月22 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 年3 月到9 月的6 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 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 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 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 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 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 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 斤，相当于1954 年实绩3672408 斤的1.35 倍。第五区1955 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 斤，相当于1955 年征购实绩2930081 斤的1.39 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 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 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 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 个，高级社18557 个，共计21572 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 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 个。经过9、10 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 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 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 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 户，最大的公社有3 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 月14 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 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 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 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 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 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 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 年8 月在云南内地108 个县（市）展开。8 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 人，捕了1342 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 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 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 年6 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 年4 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 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 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 。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 人。在1795 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 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 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 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 年4 月16－22 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 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 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 年4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 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 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 年1 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 万人左右（1957 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 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 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 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 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 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 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 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 亿斤，按180 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 亿斤也偏高（1956 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 年1 月1 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1月13 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 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 年完成；二、这3 年要为80 亿到100 亿方水奋斗；三、3 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 年1 月16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 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 月17 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 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 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 万人提高到263 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 。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 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 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 年2 月4 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 月15 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 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 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 年6 月18 日至10 月21 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 月18 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 万斤的卫星”（7 月22 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 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 月16 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 年9、10 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 月6 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 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 万斤水稻，3 万斤包谷，30 万斤薯类，1000 斤棉花，5000 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 月21 日到8 月4 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 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 斤到1300斤；生产铁70 万吨，钢10 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 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 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 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1958 年10 月3 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 月21 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 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 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 件，脱粒机12000 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 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 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 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 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 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 套。”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 年的3866 个猛增为1958 年的23110 个。半年就增长5 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 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 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 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 年的64.3 万人增加到1958 年的154.1 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7 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 万人，8 月下旬增加到25.7 万人，建成小土炉1 万多座，小高炉2000 多座；10 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 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 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 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 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 个，投产的只有234 个，出铁的只有84 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 元到3300 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 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 年到1960 年连年减产，1960 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 年，只比1953 年多一些。1961 年和1957 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 年后逐年下降，1958 年人均为72 元，比1957 年下降了4 元，1959 年为71 元，1960 年为70 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 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 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 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 年增加了8000 多万斤。1959 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 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 年多7.3 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 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2 1957－1961 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　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　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　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 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 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 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 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四、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 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 年11月14 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 年2 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 月中旬蔓延到36 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 月20 日肿病大量发生。7 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 多人，死亡1700 多人。从2 月到9 月，全县发病33319 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 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 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 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 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 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 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 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 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 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 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 年11 月20 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 户，现有2437 户。原有人口11204 人，现有人口9724 人。今年1－8 月全乡死亡1610 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 人，扣粮饿死的79 人，无粮而饿死的43 人，被迫自杀的4 人，肿病死亡的639 人，痢疾死亡的225 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 人。其它死亡306 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 户，死亡71 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 人。

　　1957 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 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 月19 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 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 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 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 卡到5000 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 个小时，有时达16 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 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 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 卡到5000 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 年8 月22 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 户，9510 人。从1958 年1 月到8 月16 日止，发病4081 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 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 人。死亡1594 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 户、1089 人，死亡272 人，死亡率为25％ 。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 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 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 月20 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 亩，1957 年产粮526.4796 万斤，1958 年产粮381.099 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 万斤。减产27.61％。1957 年人均口粮336 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 斤萝卜折1 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 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 月到8 月20 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 人，死亡18843 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 人，后改为5167 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 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 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 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 万斤，以15 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 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 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 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 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 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 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 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 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 年12 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 人，其它死亡3295 人，无病饿死3336 人，共计11775 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 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 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 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 月到8 月27 日共发生肿病8847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 人。其中圭山乡1 月到8 月28 日统计，肿病2267 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 人，占总人口的4.2％ 。“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 月到9月6 日，发生肿病8371 人，死亡867 人。曲靖县1－9 月共发病12032 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 人，其中劳动力800 多人。马龙县3 月到9 月10 日，共发病8608 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 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 个生产队长，只有6 个队长没打过人。20 个管理区的50 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 人，其中贫农313 人，中农264 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 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 多名社员中只有5 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 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 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 人，打伤后致死45 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 人，15 天后死亡的5 人。打残16 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 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 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 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 人，打死2 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 人，逼奸2 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 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 人，其中，致残6 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 人，吊打后死亡11 人，逼死2 人，关死1 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 人吊起来毒打4 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 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 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 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 人，打死3 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 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 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 个，其余14 个没打过人的有10 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 人，死亡2 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 月27 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 个专区（州）50 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 万多人，已死亡2 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 万多人，死亡1 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 万多人，死亡3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 。…… 另外， 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 月18 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 月10 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 多人，死亡39712 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 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 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 年9 月27 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 年11 月18 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 月25 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 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 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 年11 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 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 多人，死亡3000 多人。文山发病8700 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 人，死亡2975 人。弥勒发病25800 人，死亡867 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 多人，打残500 多人，自杀7 人。21 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 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 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 人，死亡3000 多人。现在还有1080 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 人，德宏1000 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 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五 、“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 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 月30 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 年1 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 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 多个公社划为1281 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 年8 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 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 月20 日到10 月28 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 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 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 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 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 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 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 年底和1959 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 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 亿斤（1957 年为116 亿斤，1958 年为108 亿斤，）， 钢25 万吨（比1959 年增长40％），铁45 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 万吨（相当于1959 年产量的3.4 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7 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 月底统计为18000 人，7 月底发展到28189 人。玉溪、楚雄、昭通、7 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 月份起到7 月底止，死亡人数787 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 人。”

　　1959 年8 月19 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1200 人左右，6 月份增加到3000人，7 月份增加到5000 人。从3 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16208 人，死亡532 人。

　　7 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15000 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7667 人，楚雄上升到3073 人。大姚县弥兴公社7 月1 日到25 日就死亡313 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57000 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7 月17 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 年以来公余粮从40 多万斤增加到87 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1960 年9 月3 日报告说，从2 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 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 多人，死亡4541 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180 多个点进治疗。到8 月，全县还有病人13165 人，8 月就死亡1358 人，平均每天30 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1960 年统计，1959 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3 两以下的61个队、8127 人；3－4 两的有343 个队、50092 人；5－6 两的有357 个队、40890 人。平均口粮4 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5％，6 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2.3 两，今年5 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9个人，才按5 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500 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6 月5 日，砚山全县16 万亩稻田只栽了6 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 人，其中打死4 人，打残9 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 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 天没有口粮，全队76 人只好吃菜根。86 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 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 人，干瘦病、肿病205 人，死98 人。71 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 年吃了猪肉162 斤，牛肉260 斤，鸡46 只、鱼173 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 斤。一母狗下了6 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 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 年就打社员，1959 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 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 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 年。1961 年6 月26 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 个小队，23 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 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 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 两粮食。

六、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 年4 月14 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 月底，共外逃644 户，2433 人。4 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 年4 月16 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 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 多人。其中澜沧1600 人，孟连998 人，猛混70人，猛腊166 人，江城10 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 年9 月到1959 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 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 多人。1959 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 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 年9 月到1960 年11 月，全县8 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 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1958 年4 月16 日22 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 年4 月15 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35 人。该县得悉后，于16 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 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1 人。上午9 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 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200 多发，打伤对方7 人，我牺牲1 人，伤1 人。

　　1958 年12 月6 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1 月到11 月20 日止，已外逃56267 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 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 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189 人，工作干部62 人，小学教员46 人，乡干部75 人，州直机干部3 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3 人。农村党员外逃181 人，占党员总数的16.1％。据　　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 月，共外逃6529 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 月末到10 月初，外逃3065 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 年4 月26 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 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七、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 年6 月5 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 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 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1956 年4 月12 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 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 多人；毛牛坪300 多人；华荣庄300 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 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 多人，4 月6 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 余斤，菜900 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 人，公安4 人）及马帮20 多、马50多匹，除逃出4 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 人，抢走长短枪4 支、物资全部。当晚200 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 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 多人、枪200 多支。于4 月8 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 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 多人，于4 月8 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3000 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 月7 日敌1000 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 月8 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 月28 日报告：

　　1956 年4 月6 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 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 多人。从4 月6日到4 月27 日，大小战斗36 次，歼灭敌人1230 余人（敌亡363 人，伤397 人，俘470 人）。

　　云南省公安厅4 月28 日报告：

　　自4 月6 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 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 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 年9 月25 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 年10 月7 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 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 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 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 个寨子86 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 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 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 年12 月13 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 月8 日，维西县民警11 人护送粮食6 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 人伏击，民警牺牲5 人，重伤2 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 年12 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 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 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 名。我亦击毙喇嘛1 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 个区、20 个乡，46 名土匪暴乱。1958 年11 月25 日晚，46 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 人、服务员2 人。26 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 人，打伤7 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 天，共捕获匪180 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 多名。打死12 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 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 年10 月26 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 人，打伤致残36 人（致死7 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 年12 月27 日晚8 点30 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 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 多人，持火枪15 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 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 人、售货员1 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 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 年11 月30 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 年12 月24 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 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 个管理区的37 个生产队，共417 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 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 人、支部书记7 人，党员47 人，团员45 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 人、群众1 人，抢走短枪11支。25 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 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 月28 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 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 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 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 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 月25 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 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 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 年12 月2 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 起，其中四川5 起，贵州5 起，云南2 起。”

八、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 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1960 年11 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 年11 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 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 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 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 月9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 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 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 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 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 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121.34 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56 年的120.27 亿斤。猪肉从1964 年9 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 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1964 年增加了1800 多个品种。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围，离皇城最近，能够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泽”。这个省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跨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东临渤海，西枕太行。河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土地开垦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耕地1 亿亩以上。但由于城市多，还是一个粮食调入省，直到1969 年才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不仅是粮食增产，而是因为天津市1966 年成为中央直辖市，不属河北管辖。在1958 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年，河北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徐水闹剧

　　徐水县距北京只有100 多公里，属保定地区。1958 年，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县份，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1958 年2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来到徐水，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当他听到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立即给以肯定和赞扬。

　　反右斗争胜利以后的1957 年12 月，谭震林参加了水利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否定了水利部过去的以大型为主、排泄为主、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提出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新方针，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向全国宣传。各地农村积极响应，利用冬春农闲期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部根据这个新方针，于1958 年1 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但是，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几十个典型，却没有谭震林新发现的徐水。

　　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人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3 月14 日，徐水经验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题目为《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说，徐水从1957 年11 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 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到三套灌溉设施。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1，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恰巧就在3 月13 日，即陈正人报告送上去的前一天，谭震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毛泽东看到他井冈山时期的两位老战友的报告十分兴奋。3 月21 日，他作了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在4 月17 日隆重推出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就这样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读者在《人民日报》这篇介绍徐水经验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以下内容：1，敢说大话。如“以前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 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2，大兵团作战。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 万人口的小县，实际能投入的劳动力不足10 万人。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 万人，多时13 万人的劳动大军”，他们“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成为一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化为“军事化”。3，强迫命令之风。用“大辩论”推动建设，“辩论以前，1400 名民工14 天开渠300 公尺，辩论后，1000 名民工3 天就开500 公尺。”4，共产风。“南隆重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发动社员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0 斤，麻绳650 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自愿投资665 万元。”中国读者都知道“自愿”是怎么回事。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1　　958 年7 月1 日，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向各级干部发出了号召：开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其内容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具体要求是：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这“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建立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即司令）、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部书记、队长分别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营长、连长和后勤部主任。后勤部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由乡党委分片包干。

　　张国忠一声令下，各级干部闻风而动。几天之内，全县就建立了93 个团、299 个营、1099个连、3365 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上下工要列队并喊口号行进，开工有战地动员，收工有评比总结。食堂也由原来的300 个猛增到1693 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93 人，占全县人口的72.9％。一时间，徐水全县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毛主席到了徐水

　　徐水的创造吸引了毛泽东。1958 年8 月4 日，他亲自到徐水视察。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兴奋得跳起来，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毛主席“不时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康濯写的报道至8 月11 日才发出，其所以晚发一个星期，是因为送中央审定耽误了时间。报道还说：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了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十一亿斤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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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计划为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红专大学；主席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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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又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粮食真的吃不完吗？实际上，徐水当年粮食亩产最低为200 斤，最高为350 斤，当时有耕地86 万亩，按350 斤算，总共可收3 亿斤，只有张国忠说的12 亿斤的四分之一。毛泽东称赞这里的食堂，称赞这里的军事化组织，称赞这里的水利建设，称赞这里的幼儿园。这一切使他十分兴奋。他情不自禁地说：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出不了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

　　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最后，毛泽东向张国忠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据辛平考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领导干部提出人民公社。但是，毛泽东向高级干部讲人民公社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晚上7 点半，毛泽东的车队刚离开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都在电话会议上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8 月5 日，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立即把全县248 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几天以后，又将20 个乡镇合并为7 个乡，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共产主义试点

　　8 月6 日，陈正人给徐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对河北省委的领导人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在县委会上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深刻领会共产主义的意义。同时，他还带来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并将它分送给县委领导。

　　8 月22 日，徐水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提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奋斗的目标是：1960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 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再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 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 斤，食油20 斤，肉类50 斤。1963 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 斤，食油50 斤，肉类300 斤，棉布100 尺，奶品150 镑，蛋品800 个，糖240 斤，水果147 斤。主要生活资料基本实现各取所需。

　　1959 年消灭30 岁以下的文盲，1963 年达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再过5 年或更短一点时间，即从明年算起7 年至10 年内，30 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为此，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张国忠在会上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 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有的干部还宣传：“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9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8 月17 日到30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徐水。他在8 月21 日下午的讲话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8 月30 日上午又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据毛的秘书李锐说，毛实际是很赞成军事化的。

　　由于毛泽东鼓励了徐水“全民皆兵”的作法，国家决定给徐水的社员发枪。8 月13 日，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1100 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向生产战场。报道说，这些民兵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 亩，拔草340 亩，追肥95 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高了很多。

　　在北戴河会议的鼓励下，9 月15 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公社总社（后改为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9 月20 日，向全县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从9 月份起，脱产干部、工人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十五项开支全由县人民公社统一包下。干部另发津贴：县级每月8 元，科局级5 元，一般干部3 元，勤杂人员2元。与供给制相适应的是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分配权全掌握在公社手里，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把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全部改为全民所有制。

　　徐水的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参观的人。1958 年9 月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康濯的长篇通讯《刘少奇同志在徐水》。刘少奇高度赞扬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看到这里的密植作物，刘少奇说：“你们这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刘少奇视察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时，鼓励他们：“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除毛泽东、刘少奇以外，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粟裕、杨成武、安子文、程子华、钱俊瑞、张鼎臣、胡耀邦、杨献珍等中央领导都到徐水视察过。此外，还有40 多个国家、930 多名外国人也参观了徐水。国内有3000 多个单位派人到徐水“取经”，从3 月到10 月，全国有32 万人到徐水参观。当然，这些人到徐水后看法是不一致的，邓子恢回到北京后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幻梦的破灭

　　共产主义试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席卷徐水。

　　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员们认为“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干不干都吃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全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 万元，根本没有能力搞“十五包”。原来说每人每年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一条。当年11 月间，徐水县曾筹款550 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支付过一次“十五包”的费用和津贴。12 月，又筹款90 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 万元，致使商业资金无法周转。以后，由于财力枯竭，供给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全民所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全县统一核算，统收统支。劳动力和物资全县统一调配，造成了全县的“一平二调”。开始，县里不考虑资金能力，办起了30 家工厂、1348 个小型企业、11 所大学，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上。后来由于资金跟不上纷纷垮台。

　　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口号下，有些村庄将鸡、猪、树木全部归公，把社员家里的锅砸了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连箱箱柜柜都归了公，社员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农民修建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公社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在很短时间内，全县就有32000 多所房子被拆除。除了大寺各庄盖起了39 栋300 个居室外观美丽、质量很差的楼房以外，其它地方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纪律化”造成了瞎指和强迫命令。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5 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社员觉得这样太密，又不敢抵制，只好在地头密植，在地中间按正常密度种植。被张国忠发现后，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3个月就死了。1958 年8 月和10 月，张国忠搞了两次捕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1958 年，全县共捕4643 人，其中，一些人死在劳改队里。到徐水来参观的人多，中央机关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人也多。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发现了这些问题。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到里来劳动的干部将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1958 年11 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在郑州会议上，毛多次批评徐水。11 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看了又看，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批完后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从此，徐水的报道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目光转向安国县

　　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徐水转向了安国。8 月间，毛泽东到河北视察时，听取过安国的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1956 年就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提出了“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后来在“反冒进”中有所收敛。1958 年听了南宁会议传达之后，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在传达贯彻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6 月30 日，召开了5 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粮食亩产1500 斤，争取2000 斤，皮棉200 斤”。7 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定了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平均亩产3000斤，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1000 斤。8 月5 日，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涞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4500 斤，棉花亩产定为400 斤，争取450 斤。6 月30 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 斤。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1 月，安国县上报了亩产3361 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330 斤高出10 倍以上。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顺从，对一些社员和干部进行体罚和人格侮辱。有29％的公社脱产干部有过体罚的行为。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的经验，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轻则辩论（即批判），重则体罚。

　　对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毛泽东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细。他轻听了某些汇报，就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 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大跃进大跃退大破坏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仅“红旗棉海”就有42 万亩，涉及到8 个公社404 个生产队。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800 亩地、8400 多个工。这个公社的10800 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30 斤籽棉。“红旗粮海”总面积40 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111 户、603 间，用工6 万多。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1200 多只，结果死亡95％。修衡南灌渠造成213 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1500 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100 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400 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流图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还将44000 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400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 斤，亩产马铃薯24000 斤、亩产小麦1176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4 亿零735 斤，人均占有粮食1770 斤。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1958 年搞瞎指挥，1959 年和1960 年还继续搞瞎指挥。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58 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586 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313 万亩，废弃面积占46.6％。1959 年计划插秧450 万亩，完成290 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257 万亩，废弃面积占11％。1960 年计划插秧500 万亩，完成290 万亩，收获不到200 万亩。1960 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60 万亩水稻，用了760 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12 万亩，收获稻谷120 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958 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1959 年冬和1960 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30 万亩小麦丰产方和8 万亩甘薯丰产方。1960 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1500 万亩，后又增加了1700 万亩、2200 万亩，最后定为2000 万亩。可是下面都是按1959 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1959 年种1800 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有的地方到7 月底、8 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350 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1500 亩的任务，结果荒地1200 亩。1958 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2000 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130 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10 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4000 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风和瞎指挥，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破坏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 年到1952 年发展最快。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发挥；第二个阶段，1953 年到1957 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由农民家庭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第三阶段，1958 年到1961 年，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1962 年7 月1 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材料，名为《沧州地区10 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调查人员选择的10 个大队是：沧县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庄子、张辛庄；献县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宁津县杜集公社的大苏；肃宁县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县于里王公社的后赵和庆云县城关公社的冯家。自然条件和管理上兼顾了上、中、下三等，因而这10 个大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材料对上述三个时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1950 年到1952 年，三年共生产粮食1784.36 万斤，平均年产574.78 万斤。粮食产量三年平均递增14.3％。1952 年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683 斤，每人平均口粮416 斤。

　　1953 年到1957 年，五年共生产粮食2378.74 万斤。平均年产粮食476.15 万斤。年产粮食比上一个时期下降了17.2％ 。1955 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由1952年的683 斤下降到609 斤，减少了74 斤。

　　1958 年到1961 年，四年共生产粮食1354.78 万斤，平均年产338.69 万斤，比第一个时期下降了41.4％，比第二个时期下降了28.9％。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1958 年为421 斤，1959年为492 斤，1960 年为269 斤，1961 年为238 斤。1961 年的人均社会占有粮食和1952 年.1957年比较，分别减少了65.2％和56.4％。

　　西甘河大队是一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第三个时期比第一个时期还是增产的。1952 年粮食总产量22 万斤，国家征收1.6 万斤；1959 年粮食总产量30 万斤，国家征收9.3 万斤。由于人口增加，社员口粮由1952 年的370 斤减少到1959 年的280 斤，而且1959 年的口粮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

表11－1 1957－1961 年河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	182.00	201.00	181.00	146.50	131.97
贸　易	158.26	174.78	157.39	127.39	114.76
征　购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销　售	52.80	64.01	66.06	43.62	36.98
净拥有	167.95	174.43	151.91	139.50	119.23
总人口（万人）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0
人均净拥有（斤）	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11-1 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 年度，人均净拥有为467.35 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27.15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10 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粮食产量计划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兑现，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多是算如意账，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产量计划：1958 年，从上年10月提出208 亿斤，夏收后又提高到300 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出保证450 亿斤、争取500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变了8 次。按最后确定的450 亿斤的计划算，比1957 年的195 亿斤增长了1.3 倍。最后确定1958 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240 亿斤。1959 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先后变动7 次。最高曾设想1000 亿斤，下达600 亿斤，5 月间修改为348.6 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214 亿斤。1960 年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为320 亿斤，实际产量只有165 亿斤。表11-1 中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还要低。

　　1958 年河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当时估产总产量450 亿斤。由于上报的产量高，国家的征指标也相应提高，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1958年12 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到了1959 年初春，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说缺粮的呼声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省委继续提出了1959 年的高指标。1959 年3 月14 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1959 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由去年的400亿斤增加到600 亿斤，争取800 亿斤。”征购指标是：“中央确定我省今年收购86.7 亿斤到102.1亿斤（包括大豆）。”“ 如果我们能实现收购86.7 亿斤的计划，1959－1960 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 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1959年1 月，徐水县有2447 个浮肿病人，死亡262 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23％ ，经过检查的20 个病人中，有3 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1958 年4月到12 月共死亡57 人，占该村人口的9.6％。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405 斤，总产38 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 万斤，比估产少10 万斤。应给农民留10 万斤口粮，只留给4 万斤。

　　1959 年4 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380 亿斤左右，比1957 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300 亿斤以上，比1957 年增产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年3 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80％以上。邯郸地区的7969 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6650 个生产队，占83.4％。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127 人中毒，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 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1959 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1959 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在1958 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60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70％以上的甘薯（5 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1960 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 年1 月5 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14 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 年11 月26 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1960 年12 月4 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4 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 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 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

　　1960 年2 月18 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2 月15 日，全省有49 个县、239 个公社、5600 多个村（约占10％的村），发现浮肿病人59000 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 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 岁以上的老人占50％，壮年占30％，青年儿童占20％ 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1960 年1 月26 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34 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1959 年共播种粮食6018 亩，亩产平均292 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445 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96.34 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700 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 年10 月18 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170 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175 亿斤。”“ 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190 亿至205 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170 亿斤安排生活。”

　　1960 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 月17 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1 月到11 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58 万多人，死亡4759 人。现有患者18.3 万人，其中城市8.5 万人，农村8.5万人，较重的占17％。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20 万以上，其中11 月发病15 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1，城市骤增；2；平原多于山区；3，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4，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衡水县1960 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3－1957 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20％以上。牲畜死亡5795 头，致使牲畜总数比1956 年减少了44％。据衡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1960 年人口死亡率为19.2‰，比常年高出约9 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1960 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其中12 月一个月就饿死4082 人。

　　1960 年张家口市死亡58877 人，死亡率为1．89％（1958 年为1．31％，1958 年为1．64％ ）。12 月，张家口市死亡9584 人，1961 年1 月上半月又死亡4619 人，1 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 年10 月13 日报告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11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109671 人，已死1216 人（缺交河数字）。10 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800 亩，实际只种了400 亩，而今年仍按800 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7400 万斤，实产5800 万斤，亏产1600 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6 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573 次，开支公款4000 多元。该县11 个公社，有8 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44 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11 个管理区有10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20 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12 斤、大米40 斤、白面25 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1960 年11 月8 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11 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作。今年粮食征购，各地必须在保证47．6 亿斤的前提下，力争完成49 亿斤。”

　　除了饥饿浮肿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农民饥不择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1960 年4 月29 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报告：1 月1 日至4 月26 日，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423 起，中毒人数达14756 人，致死416 人。

　　1960 年5 月15 日省防毒工作检查组报告：今春以来至5 月上旬，涿县、宁晋、唐县三个县共发生中毒事件63 起，中毒2139 人，死亡59 人。唐山市委1960 年10 月7 日报告，截至10 月7 日，因食苍茸籽中毒共计15790 人。将这四个县、市的数字推向全省的114 个县市，其总数显然大大超过省公安厅的报告。

　　1960 年9 月21 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报告：五、六、七三个月，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802 起，中毒22033 人，致死519 人。

　　两难：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购任务

　　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 年12 月28 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说：

　　省委再次吁请你们严密注意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文题。前此，我们曾揭发了宁晋、衡水县和博野公社的死人问题，最近又发现了涿县、安新部分社队死人问题也很严重。但是，这些地方死人问题，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检查才发现的，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 年9 月15 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 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 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 年10 月5 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 月16 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 亿斤。”“ 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 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1961 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8 月12 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进入7 月以来，全省114 个县、市中，有67 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6 月底上升了5％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10％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20％至30％。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1961 年10 月24 日报告：1961 年9 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份死亡401 人，6 月死亡682 人，7 月839 人，8 月1184 人，9 月2054 人，10 月半个月1414人。9 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41 万多人，少出生166 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 万人。

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 年和1961 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1959 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 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1959 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 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1959 年12月25 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16018 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622 人，占与会干部的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871 人，占与会人数的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9214 万斤，棉花13 万多斤，花生291 万多斤。”

　　中共张家口市委1960 年1 月16 日《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中说：“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1959 年11 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和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10133人，占农村总人口的0.4％”

　　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确定霸县、宁晋等20 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霸县胜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闻名。浮肿、妇女闭经、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要给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续长岭对找他谈话的工作组队员安振英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县委意见办，后果会更加严重。”工作组查明，霸县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面做的更严重。胜芳的稻田移栽的高产卫星，省委负责人多数去参观过，中共中央有的负责人还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纪念。县委有规划、中央和省领导人来参观、鼓励，来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追究下级干部的责任了。

　　但是，在全省还是有大批基层干部当了替罪羊。1960 年冬至1961 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 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 名，占干部总数的2.98％。“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 年4 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共‘集训’了6763 名”。

　　1960 年河北省还在邯郸市搞了32 个农村“三反”试点。这也是农村整风整社的一种形式。这32 个大队都是三类队，即落后队，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从试点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落后原因的分析。报告认为，这32 个队有以下四种情况：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占12．5％；属于领导核心严重政治麻痹或犯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富、反、坏的占15．6％；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领导权被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占40．6％；属于领导核心能力薄弱或组织涣散的占3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比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从1963 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1 年整风整社的作法，很类似于两三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例如，“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河北省委1960 年的整风整社就提出“农村整风的重点是党内，而党内又是领导核心的正确性。”在运动的作法上也为以后的“四清”运动开创了先例。

　　1962 年1 月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头脑清醒了一些，1961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子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

　　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是给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在这以后，其他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是，事过半年，1962 年9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还批评了翻案风，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在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的估价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认识。在省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讲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算收场。“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无法向中央上报。

　　在对被错误处分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 年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 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启地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 人之多。

　　当时，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甄别平反的人。他们抓住省监委在甄别平反时对被错误处分的干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对省监委“拆庙搬神”，让省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管监委。1965年11 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对省监委书记裴仰山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裴仰山以“老右倾”被省委抛了出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也在劫难逃。

四、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大饥荒期间，有一些干部敢冒政治风险为民作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是其中之一。《炎黄春秋》杂志1991 年第2 期发表了晓凌、柳铮的《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从胡开明的女儿胡晓燕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情况。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1959 年9 月底，河北省委派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到张家口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同年12 月，又任命胡开明为中共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1958 年，实际亩产只有100 斤，却冒充平均亩产400 斤，成为全省粮食高产的“元帅县”。1959 年10 月，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23 万人，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 斤。

　　胡开明到张北县以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看了几个粮食“高产”社队：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碗酸溜溜（草）汤。人们喝一口汤，咬一口土豆。胡开明手中的材料却明明白白地写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 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没有粮食。而按上报的“卫星”，说这里的粮食成十倍地超过了粮仓的库存能力。

　　1959 年秋收前，张北县总人口23.4 万人，就有21.4 万人缺粮，缺粮人口占农业人口的93％。1960 年形势更加严峻。而各干部却大喊“形势大好”，大张旗鼓地反右倾。通过调查，胡开明发现，全张家口地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200 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胡开明走马上任以后，首先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当然这只限于地委有权限的一批干部。像葛启那样省里管的干部，他没有权这样做。

　　1960 年饥荒严重。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看到这里的农民饿得没办法，春播时，前面播的种子，后面就有人一边扒出来，一边往嘴里填。生产队没办法，只好种子拌上农药，并通告了全体社员。可是，饥饿的痛苦，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在吃以前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个别村庄没有力量把尸体从屋子里抬出去。

　　然而，上级自欺欺人地把农民的饥饿当作疾病，让卫生部门解决。宣化市委书记芦起到农村调查群众生活情况，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炕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老人没有回答。

　　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

　　老人看了看他，还是没有回答。

　　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

　　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书记。”

　　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

　　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说给胡开明。胡开明笑不起来。他觉得老人骂的不只是芦起，还有自己......。

　　1960 年冬天一个深夜，卢起打电话向胡开明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疗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服下去，就能治疗和减轻哮喘。胡开明承担风险，果然发放了一些大烟土，也真正治好了一些人。

　　1960 年冬，河北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安排的负责人和省委商量做出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四两（16 进位，相当于10 进位的2.5 两）。省委负责人还说，吃四两者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河北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这也是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奇谈。最实际的还是寻找代食品，1960 年12 月，张家口有50 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采回玉米芯、高梁杆、土豆藤、榆树叶等2 亿3 千多万斤。26400 多台加工机械粉碎这些原料。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就可点燃。因吃代食品而生病的人日益增加。

　　胡开明亲自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说：“请你们下去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负责人说：“全省都是四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 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吗？”“ 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 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说的是实活。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食。但是，没有人敢负责把它用于救济饥民。然而，与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态度相反，在张家口的蔚县一个公社，却有人敢于负责，做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决定。这个人就是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

　　蔚县县委书记赵某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3 两。这3 两粮食还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经过层层克扣和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多少？因此，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这个县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公社书记武万升想：难道饿死人才是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而见死不救，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他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10 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 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家里食用。预计全社放粮40 万斤。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 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服，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开会前刚领到的88 元工资全捐献了。

　　武万升是准备丢官的。但是，胡开明不仅没让他丢官，还把他提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1960 年冬，胡开明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人。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家口地区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渡荒，请省委领导开绿灯。这种请求使这位领导人为难。他不敢决策。恰好这时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于是，这位省委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毛汇报了张家口地区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难以统计。

　　1960 年1－10 月，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 人，平均每月饿死460 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 月就饿死了1059 人，1961年1 月，饿死1891 人。1961 年1 月21 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 人，死亡率为1.89％（1958 年为1.31％，1959 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从今年1 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12 月全市共死亡9584 人，日平均死亡309.2 人。今年1 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 人。1 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 人…….据《内部参考》3133 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 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5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 两，再加上2.5 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1000 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在这封信中，胡开明建议：“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比较顺利渡过灾荒。”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的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 两。

　　粮食定量提高到6 两以后，胡开明注意力转向公共食堂。他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就不能免于饥饿。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约了粮食等等。还引用了很多社员赞扬公共食堂的话。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问：“省委调查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调查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胡开明对王洁波说：“不要你现在作明确的回答。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个别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一个星期以后，王洁波送上一份报告，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存在十个问题。

　　胡开明来到坝上，要亲眼看一看公共食堂的情况。等到吃饭时间，他看到几个食堂。他顶着“白毛风”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公共食堂设在一个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避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他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在这段时间，他调查了几十个食堂。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请省委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他的提议遭到否定。但是，胡开明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在张家口解散了食堂。一两个月以后，由于胡乔木等在湖南实事求是的调查，经毛泽东同意，全国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在蔚县常宁公社推行“包产到组”。群众进一步要求搞“包产到户”，但胡开明认为还是包产到组好。1962 年6 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得到平反，回到张家口任第一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但他还在张家口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7 月30 日，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胡开明就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发了言。会议简报送上了中央。8 月8 日，胡开明又把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这时正在北载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了调子。8 月16 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胡开明已明显地感到，此时风向已变，对责任制多持否定态度。其实，就在8 月9 日，即收到胡开明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评了胡开明。毛泽东说：

　　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讲解散集体农庄。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又指名批评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 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传达，下面不知道，胡开明也没有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被公开出来，成了“最高指示”。胡开明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期间的1969 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每一个公社轮流批斗。但是农民在给他送饭时，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猪肉和豆腐。

　　1978 年，胡开明被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万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胡开明是真开明还是“胡”开明？张家口的一位老干部送给胡开明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

　　附记：2004 年10 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资料，有不少收获。但其中“控制”档案不让看。我所看到的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目录有：

毛主席对徐水县商庄公社的批示。（1958 年，档号：855－４－1270）；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 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 年，档号：855－４－1271）；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1960 年，档号：855－９－4003）；
河北省委关于省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 年，档号：855-9-4005）；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 年，档号：855－６－2005）；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档号：855－6－2008）；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 年，档号：855－6－2016）；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 年，档号：855－6－2021）；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 次会议材料。（档号：1961 年，855－6－2056）；
省常委第一届132 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 年，档号：855－６－2051）；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 年，档号：855－６－2249）；
可能还有其它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等将来档案开放以后，利用控制档案，这一章的内容会更加丰富。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 年贵州省共有1700 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 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 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 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 年非正常死亡174．6 万人。

　　2002 年12 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 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 年12 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 年2 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 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一、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 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 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 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 年7 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 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 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 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 年比1957 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 年起，5 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 年3 月和8 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 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 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 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 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 亿斤，比1957 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 亿斤，比1957 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 年减少35 斤。

　　1959 年和1960 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 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 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 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 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 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 斤（原粮），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215 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 斤，平均每天只有0.4 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 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 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 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 年的征购数为23.53 亿斤。

表12-1 1957－1961 年贵州省粮食情况项目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亿斤)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亿斤)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　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　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 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1961 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 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 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 年7 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 年8 月27 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1959 年8 月30 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 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 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 斤降到25 斤，接着又降到23 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 年3 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 多人，还有2000 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 户，已死去122 人，有6 户死绝，浮肿人数200 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 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二、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 年2 月16 日到18 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 月24 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 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2，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2，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 月4 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 月6 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 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三、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1960 年11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1960 年4 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5000 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20 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22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36%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1960 年8 月以来，有4000 人患病，8、9 两月死亡150 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8000 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1960 年1 月到6 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93个，动用国家资金400 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 年冬起，连续搞了8 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250 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69%。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 人，致残85 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

　　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1958 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13－20 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1960 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8000 多元。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59 年冬至1960 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59 事件”），是一次以10 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 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18 个人民公社，下设136 个管理区，776 个大队，5901 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 年11月到1960 年4 月初，历时5 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 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 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 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 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 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 年粮食只收了3.22 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 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 亿斤，虚报5 亿多斤。为了兑现8 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 年11 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 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 年12 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 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 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 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 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 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 人（经批准的有65 人），关死的就达200 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 万民工（实际集中7 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 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 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 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 年4 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 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 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 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 人。1960 年4 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 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 至3个，住院病号6300 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 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 所，把4735 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 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 个，组织不纯的51 个，共82 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 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 年6 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 年8 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 年3 月平反）； 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 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 年6 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 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十一省以外情况

　　本书前面十二章介绍了十一个省和城市的情况。这十一个省是我一一考察过、并阅读过档案资料的。还有一些省份我没有专门考察，却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这里作一些介绍。

　　1，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 年贵州省共有1700 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 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 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 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 年非正常死亡174．6 万人。

　　2002 年12 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 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 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 年2 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 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以后查档者也许有用。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 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 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 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 年7 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 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 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 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 年比1957 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 年起，5 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 年3 月和8 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 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 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 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 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 亿斤，比1957 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 亿斤，比1957 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 年减少35 斤。

　　1959 年和1960 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 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 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 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 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 斤（原粮），降到1949 年以来最低水平。215 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 斤，平均每天只有0.4 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 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 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 亿斤，而是33.50 亿斤。1960 年的征购数为23.53 亿斤。

表13-1 1957－1961 年贵州省粮食情况项目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　粮(亿斤)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亿斤)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　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　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3-1 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1961 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 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 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 年7 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 年8 月27 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1959 年8 月30 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 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 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 斤降到25 斤，接着又降到23 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 年3 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 多人，还有2000 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 户，已死去122 人，有6 户死绝，浮肿人数200 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 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 年2 月16日到18 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 月24 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 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2，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2，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 月4 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 月6 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 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1960 年11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1960 年4 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5000 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20 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22 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36%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1960 年8 月以来，有4000 人患病，8、9 两月死亡150 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8000 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1960 年1 月到6 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93个，动用国家资金400 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 年冬起，连续搞了8 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250 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69%。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 人，致残85 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1958 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13－20 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1960 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8000 多元。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59 年冬至1960 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59 事件”），是一次以10 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 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18 个人民公社，下设136 个管理区，776 个大队，5901 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 年11月到1960 年4 月初，历时5 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 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 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 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 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 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 年粮食只收了3.22 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 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 亿斤，虚报5 亿多斤。为了兑现8 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 年11 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 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 年12 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 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 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 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 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 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 人（经批准的有65 人），关死的就达200 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 万民工（实际集中7 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 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 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 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 年4 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 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 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 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 人。

　　1960 年4 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 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 至3个，住院病号6300 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 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 所，把4735 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 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 个，组织不纯的51 个，共82 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 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 年6 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 年8 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 年3 月平反）； 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 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 年6 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 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2，山西寿阳事件

　　在中共中央大跃进的号角下，中共山西省委于1958 年1 月向全省人民发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号召，指出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同时对全省工业、农业方面提出了后来曾被称作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2 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 的号召，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间实现，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消了，从而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轻工业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热潮，谁对“三面红旗”有半点疑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9 年10 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10 月29日和11 月16 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15840 万斤就难以完成。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 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 万斤，实际完成9363 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 万斤。按16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158 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万到1500 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 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 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 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 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 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

　　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王之一首先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一浪高过一浪。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批斗中还组织有130 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甘肃、山东称此刑罚为“炒豆子”，四川称为“炒毛芋”――本书作者注）；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 人，斗后死亡24 人，斗后自杀19 人，畏斗自杀16 人，饿死24 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 人，共计156 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全村952 人中，有121 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 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 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 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 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生小孩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 人，推打后死亡6 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 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 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 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 人，致死10 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打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 年10 月底发动，到1960 年1 月被中共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 个管理区中，有259 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 户被抄家搜查，24063 户被集资，3116 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 人之多。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133 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 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人被处以死刑。对受到摧残的人员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属以及其他困难户拨专款派人上门进行安抚，集资物款退还原主，国家拨出3000 万斤粮食返还农村，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尽力挽回极左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3，广西环江事件

　　在大跃进以前，广西就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

　　1957 年7 月8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西因灾死人事件给予有关党员干部处分的决定》中指出，广西省于1956 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当时广西省委和有关地、县委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灾荒的发展，造成了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亡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中央决定，1、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委委员陈漫远，对严重自然灾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造成群众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惩事件，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人委委员的职务。2、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郝中士（代理省长），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作好救灾工作，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3、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肖一舟，负责领导财粮工作，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救灾中粮食供应工作，使灾情严重化，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4、平乐地委书记杨林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给予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等有关责任者都给予了党纪处分。

　　据中纪委李坚向本书作者介绍，广西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民主党派负责人反映强烈，邓小平负责处理这件事，用专机把广西的领导人接到北京作了上述处理。

　　事后毛泽东说：“广西事件让民主党派钻了空子。”可见，毛泽东广西饿死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广西的干部更是没有吸取教训。1958 年重犯了比1957 年更为严重的错误。

　　1958 年9 月9 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 万斤的“大卫星”。环江县位于广西北部，总面积4500 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水族、汉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多种民族。环江是个产粮食的大县，县内森林资源丰富。

　　1957 年以前在这里任县委书记的王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介绍了环江事件。本节资料取自此文。

　　1956 年，全县初级社全部并为高级社，实行集体的生产和统一分配。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就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在分配中也出现很多弊端，群众反映强烈。根据实际情况，1956 年，这个县实行了“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作法。1956 年11 月5 日，王定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地委以文件形式批转给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准环江县可以搞试点。后来，这一方案被戴上了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环江县委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成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

　　清除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以后，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就放开手脚“大跃进”。他们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宣布，粮食产量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为了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篼的办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已改属柳州地委）向县里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恐怕是放不出去的。”

　　根据地委亩产十万斤的意图，县里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等一批人，于1958 年8 月22 日前后，召开专门会议，8 月23 日开始行动。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 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的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 月28 日到30 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地县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近千人，从几个生产队的一百多亩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篼。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并篼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篼过程中，为了使禾苗不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方格子中。移植的禾苗不透风，就用喷雾器改成的鼓风机，由十个人轮流鼓风，昼夜不停。此外，还用纹帐将粪水过滤后，用喷水壶喷洒。

　　1958 年9 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报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10 万斤的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广西自治区党委、柳州地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织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以及有关科研院所的水稻种植的专家教授。

　　1958 年9 月9 日上午10 时，举行了有6000 多人参加的开镰仪式，收割时把田里收下的谷子一担一担地挑起排成长队，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两圈后，再挑进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上街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粮库里挑出的谷子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这样，挑谷子游行的队伍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 亩，当天收割了1.075 亩，收到干谷140217.4 斤，折合亩产130434.14 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 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 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 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 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环江县向上汇报的数字是，1958 年粮食总产量是3.3 亿斤，而实际只有1.05 亿斤（这个数字也有水份）。产量高，征购也就多。1958 年的征购任务是1957 年的4.8 倍。这么高的征购任务肯定是完不成的。于是就反瞒产私分，把农民仅有的口粮都搜罗尽了，但是催交征购粮的压力不减。到1959 年春，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份死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广西自治区党委给环江批了100 万斤统销粮，才免强渡过1959 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 年8 月庐山会议以后，更加紧了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的政治运动，新一轮高浮夸、高征购的浪潮超过了1958 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9 亿斤，比1958年的3.3 亿斤又增加了两倍，而当年实际总产量只有0.828 亿斤。上级分配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 亿斤（折合原粮1 亿斤），超过了全县粮食总产量一千多万斤。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将原来报的粮食总产量由9.6 亿斤调整为2.4 亿斤，征购任务调整为0.385 亿斤贸易粮。10月20 日，在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洪华报喜：已完成征购任务0.388 亿斤，后来才知道实际放库只有0.1881 亿斤。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广西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 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当场宣布开除崖日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 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这个县的反瞒产私分是以反右倾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展的。在会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最高的生产队为标兵，要其它生产队向这个队看齐，达不到的就算瞒产私分，就要挨批受斗。让报得多的生产队干部去批判报得少的生产队干部，在批判时，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粮食的就要送去“小劳改”，不给饭吃。在县委书记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竟逼死13 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几个不要紧。”

　　面对群众的灾难，有良知的人冒着危险为民请命。1959 年3 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要求上级到环江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令分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谭被查获后，在全县轮流批斗，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为了掩盖死人真相，洪华给邮局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有的环江籍战士回家探亲，见家人饿死，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情况被封锁，得不到外界救助，饥荒愈演愈烈，因饥饿造成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下垂等病人不断增多。在1959 年到1960 年间，环江县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作过统计。1954 年环江县人口15.7 万人（人口普查人数），1959 年全县人口已增至17 万，而到1962年，全县人口只有12 万人（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粗算起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另有一种分析是环江县当时死亡5 万人。1959 年到1960 年死亡率是：城关公社陈双大队为26％，付点公社中山大队为46.57％，驯乐公社康宁大队为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绝了。据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 人分析，其中饿死的有1500 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有82 人，当场斗死的有15 人，开枪打死的5 人。全家死绝的5 户。

　　后来，广西区党委觉察出环江县的问题，1960 年3 月，派出一个检查团到环江调查。洪华等极力封锁情况，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洪华指摘调查组“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专找死人的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县委副书记韦某腰挂手枪，威胁反映情况的人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困难重重，检查工作无法进行。后来因环江县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广西自治区党政领导亲自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经调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饿死人的事实被认定。1960 年6 月，县委书记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 年冬，在整风整社（有的地方称民主革命补课）中，被揪回环江县批斗。1960 年3 月2 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洪华的党籍，并逮捕法办。后被判有期徒刑5 年。1980 年，洪华被平反。

　　4，中宁事件

　　宁夏中宁县是个小县，1958 年人口只有11 万，当时属甘肃省银川专员公署。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在全县范围内发生了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惨痛事件。据官方公开披露的资料，全县死亡1801 人，浮肿2605 人，外逃8518 人。和其它地方的饥荒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为什么死亡人口这么少却成为向中共中央和全国通报的“中宁事件”？我们只能对这个数字存疑。

　　问题还是发生在粮食方面。1957 年，银川专员公署下达粮食产量计划为8553 万斤，12月，在批判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的“右派反党罪行”时，中宁县委书记齐丕文称1957 年粮食产量达9000 万斤。县长贺锦绣提出异议，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实际上，1957 年粮食产量只有6948 万斤，完成征购任务2144 万斤，占实际产量的30.8％。

　　1958 年原定粮食计划指标为1.1 亿斤，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大会上，改为1.6亿斤。会上再一次批判了县长贺锦绣，并被调离，由齐丕文一人兼县委书记和县长。接着，中宁又放了两个“高产卫星”，秋收还没有结束，就上报粮食总产量达1.68 亿斤。中宁县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齐丕文进京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会。实际上，1958 年粮食产量只有7736 万斤，完成征购任务3126 万斤，占总产量的40.4％。

　　1959 年1 月，全县三届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1958 年粮食总产已达1.8 亿斤，1959年要达到3.8 亿－4 亿斤。最后确定粮食产量计划为2.896 亿斤，征购任务为7130 万斤。由于偏离实际太远，7 月，将两个指标下调为1.1526 亿斤和4300 万斤。11 月中旬，自治区召开六级干部会，齐丕文率队参加。会上借反右倾运动的政治压力，强行落实粮食征购任务。渠口公社渠口大队总支书记汪金山反映粮食估产过高，征购任务难以完成。还说不少社已外出逃荒。汪受到批判，上级还给中宁县增加了105 亿斤的征购任务。12 月2 日到29 日，县里召开五级干部会，采取追、压、斗等手段，让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交待“瞒产私分”的粮食数字。在五级干部会上。逼迫全县社队干部承认瞒产私分粮食2800 万斤，让他们保证1960 年春耕期间不缺口粮，不缺种子，不缺饲料。齐丕文在会上说：“种子、口粮不要考虑，先完成征购任务再说。将来没有吃的最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们有的是解放军。”还威胁说：“谁完不成任务，是党员的先开除党籍再逮捕。” 12 月12日，渠口公社党委副书记陈钰被逼自杀身亡。陈钰死后，全家老小成了“反革命家属”，逃到内蒙古以乞讨为生。

　　1960 年3 月，县委干部苏忠深随县长巫克强到黄河北岸两个公社检查春播。但没有看到一个社员在地里劳动，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当时口粮不分给个人，社员家庭不设锅灶。1960年1 月，绝大多数食堂断粮。但食堂还是社员的流动中心。苏忠深随巫克强到食堂。只见20多个社员饿得皮包骨头。看到县委干部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全都跪下，有气无力地喊：“救命，救命！”

　　1960 年1 月9 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中宁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在按语中说：“从中宁的情况来看，隐瞒私分粮食的现象是严重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各地应注意这一问题，把粮食工作做好。”实际上，1959 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566 万斤，却完成了征购任务4973 万斤，占实际产量的75.73％。

　　1960 年3 月，自治区党委在查处“中宁事件”的报告中认为，事件是由于中宁县委“拒不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生产、粮食、统购统销、安排社员生活、整风整社等许多指示、决定，长期隐瞒真实情况，抗拒上级检查，以整风整社为名，打击党员、干部，压制和威逼社员群众”而造成的。认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县委领导班子被坏人把持，是坏人做坏事”。

　　中宁县委彻底改组，县委书记齐丕文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齐丕文被枪决的真正原因是，他有外遇，离婚不成，1959 年12 月23 日将妻子杀死。除齐丕文以外，县委其他成员，有2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在处理时死去；逮捕4 人，受其它处分3 人。另有20 多名科级干部受到处理。

　　5，福建省的灾难

　　相比较而言，福建的饥荒是比较轻的。我没有到这个省作专门考察。林强先生发表的《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一文，称福建省遭受空前的灾难。下面是摘录林强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大跃进”的年代，福建省的“共产风”是年年刮，季季刮，边处理边刮。几乎每搞一个运动都刮“共产风”，大兴水利，大修公路，大炼钢铁，大开“万宝山”，大造林，大养猪，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大办学校，大搞技术革新等等，都要无偿地调劳力，占土地，拆房屋，调家禽家畜、各种生产资料及各种农具。“共产风”是从省到生产小队层层刮，从农业到工交、财贸、文教卫生、部队，各个部门都在刮。乱用义务工，平调劳动力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连江县鳌江公社仅1960 年1 月至10 月，县、社就调用义务工394332 工（不包括已付工资的），每个劳动力平均月31.8 工；宁德县六都大队1960 年负担义务工6.6 万工，占全队全年总工日的40％，平均每个劳力负担38 工。

　　“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瞎指挥、乱指挥生产主要表现三个问题：（l）劳力使用“一边倒”，生产顾此失彼；（2）生产季节“齐步走”，不分地区、气候条件，要求进度一致；（3）生产措施“统一化”，缺乏实事求是。如闽侯县城门公社1960 年入春以来全社性的统一行动就搞了4 次。生产队干部说：“我们行动要随大队旗走，指东走东，指西走西。”杜国大队社员说：“现在领导生产是大队听电话，小队听指挥，社员听广播。”

　　由于瞎指挥、乱指挥，有的连种子也收不回来。霞浦县盐田公社公社春花生下种556担，只收回224.58 担。

　　1958 年“大跃进”时“放卫星”，浮夸离奇，1960 年上半年继续“大跃进”时，浮夸之风再度盛行。从上到下，都是如此。如宁德县七都公社六都大队种麦700 亩，上报1200 亩；闽清县东桥公社洋头大队支部书记汇报一个小队12 个劳力一天积肥2000 担，种麦20 亩，深翻土30 亩，切地瓜25 担。社员说：“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干部吃饱饭没事干，在家作假报告。”又说：“大跃进”是“成绩骗上级，粮食骗农民，浮夸得奖励，实事求是挨批评。”“大跃进”期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龙岩适中公社在“大跃进”时，施用捆绑、吊、打、关、跪、停膳和批斗等手段，摧残群众1938 人次，其中被摧残后自杀的有14 人，伤病交加致死60 人。

　　在大跃进期间，福建省县以上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突出表现为：

　　（1）会议多。据统计，省级机关1960 年1 月至3 月份就召开有下边同志参加的会议266次，累计1519 天、28359 人；现场会议145 次，累计819 天、16015 人；电话会议107 次，广播大会25 次。

　　（2）临时机构多，表报、汇报多。省、地临时办公室与日俱增，且都要上下对口，都有定期的汇报制度，致使下面无暇应付。福清县干部反映：上面要材料是“一多、二急、三细、四全面”，下面的应付是“一看、二估、三推、四吹牛”，表报不仅数量多，而且项目繁杂，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例如下发的表格中有“妇女怀孕数’、“子宫下垂数”、“尚未消灭鼠雀数”，还有“母鸡下蛋情况”等等。

　　（3）文件多。据南靖县统计，仅1960 年第一季度就收到省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2492件，地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3134 件，省地各部门下发的电报847 件，县里发出文件784 件。这些文件很大一部分文字冗长，质量不高，或者照抄照转，可有可无。

　　“大跃进”运动使福建省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陷入了极度的困难境地。

　　1960 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完成9.21 亿元，比1957 年下降了18.7％；粮食生产从1959年开始，连续3 年减产。1960 年全省粮食产量37.95 亿公斤，比1957 年下降了14.5％，降到了1951 年的水平；油料产量66 亿公斤，比1957 年下降了29.3％，甚至比1949 年还低；甘蔗产量下降得更利害，1960 年仅6.633 亿公斤，比1957 年减少近一半。

　　1957 年全省粮食产量43.5 亿公斤，1960 年降到35 亿公斤，3 年减产8.5 亿公斤，“等于4 个福州没有饭吃，等于300 万人没有饭吃”。对此问题，作为省委书记的叶飞，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省大组讨论时，作了如下检查认识：“1958 年粮食估产，报得最高时达170 亿斤，1959 年上半年还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报告。1958 年11 月龙岩会议是头脑最热的时候，曾提过搞万斤县、万斤省，造成的许多错误我是要负责任的。后来主席和中央发觉有浮夸风，估产过高，几次提出要我们不要相信高指标。高估产，头脑不要发热，要压缩空气，而我们总是改不过来。对1958 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由170 亿斤降为130 亿斤，第二次又从130 亿斤降到105 亿斤，还提出‘三八线’，不能再缩了，到后来究竟多少也搞不清。”“有了高估产，才有高征购，高征购最严重的1959 年，一年征购30 亿斤，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当时决定任务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还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法，这是不对的，这个责任我要负。后来问题清楚了，那样不切实际的高征购，必然发生不良的后果。”

　　由于浮夸风盛行，根据虚报的高估产来确定农村粮食征购任务。福建省1959 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 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 年比1957 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 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 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 年为16.8％，1959 年、1960 年分别上升到31.9％ 、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 年的294 公斤，下降到1959 年的240 公斤，1960 年只215 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乡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人们跑步进入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饥饿。城市基本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农民的口粮被一挖再挖，职工月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饥饿难忍的群众只能到山里去挖野芭蕉根，采集“野猪肝”等各种野菜。野果，在池塘泥潭中捞浮藻充饥。

　　大饥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 年l-11 月，全区9个县185 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 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 人，死亡率高达3.95％。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三年“大跃进”前后几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 万人，而这三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 万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 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 万人。两项相加，1959 年到1961 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80 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这就是福建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本书下篇第23 章根据《中国人口.福建》中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期间，福建省非正常死亡18 万人，应当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64 万人。与林强先生的计算结果相近。可见，福建饿死20 万人左右，少出生65 万人左右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当然，在“大跃进”中，由于广大群众的艰苦劳动，也留下了一些积极后果。在“大跃进”期间，为福建地方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机械、电力、化工、燃料、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直到20 世纪末，福建省许多还在发挥作用的重点基础设施就是在那时建设起来的。如古田溪水电站、鹰厦铁路、福州第二化工厂和第一化工厂、福州抗菌素厂等。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就是突出的一例。“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1959 年全省在新建扩建水利工程1 万多处的同时，还完成上千万立方米水库2 座，总蓄水4.4 亿立方米。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如今在各地仍发挥重大效益。当然，如果不发动“大跃进”运动，福建的工农业将发展更快、更好。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由于中国当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着一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那时，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制度性的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所以，大饥荒是覆盖全国的。

　　因此，在这一册介绍各省的情况时，读者会发现，各省情况是那么样地相似：浮夸，多报粮食产量――在虚报产量的基础上的高征购――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大搞反瞒产私分――大办公共食堂――食堂停伙――农民饥饿而死。“五风”在各地横行，“卫星”在各地升空，大办钢铁在各地都是同样荒唐。

　　但是，各地饥荒轻重程度有所不同，非正常死亡率因地而异。全国非正常死亡率较高的省应当是四川、安徽、甘肃、河南、山东、青海、湖南等省，较低的有山西、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就1960 年死亡率而言，据各省官方统计，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 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 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 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据各省官方数据，1960 年，在全国29 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 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 年) 。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1960 年代曾在公安部三局工作的王维志研究员给我提供的1960 年各地死亡数据。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 个。这些县分布在12 个省区：江苏48 个，安徽68 个，山东68 个，河南63 个，湖北38 个，湖南64 个，广西72 个，四川75 个，贵州43 个，云南60 个，甘肃53 个，青海23 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 个。其中：

　　安徽省11 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

　　广西一个县：环江县131.66‰。河南省10 个县：商城县224.5‰，汝南县103.24‰，新蔡县114.07‰，固始县121.85‰，遂平县110.15‰，息县169.24‰，正阳县137.68‰，上蔡县109.40‰，光山县246.77‰，唐河县100.40‰。

　　四川省11 个县：南溪县101.37‰，资阳县117.50‰，荣县164.68‰，垫江县136.06‰，

　　酉阳县124.81‰，秀山县138.52‰，石柱县168.12‰，乐山县100.34‰，犍为县102.88‰，

　　沐川县107.31‰，荥经县175.41‰

　　贵州省4 个县：桐梓县131.46‰，湄潭县240.16‰，赤水县199.20‰，金沙县188.88‰。

　　青海省3 个县：湟中县138.36‰，正和县113.43‰，杂（朵？）多县136.10‰。

　　从我掌握的情况看，王维志的数据并不完全。例如，1960 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16.3‰）、蒲江（107.9‰） 等。河南淮滨的死亡率高达383.2‰。死亡率超过20‰遗漏得更多，显然不仅是王维志记载的675个。王维志记载的100‰县中，有一些是超过200‰的县，如凤阳、亳县、石柱县、荥经县等。因为王维志的数据是各省官方上报的，显然有缩小的成份。

　　曹树基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虽然我对他的方法中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他提出不同省份的灾情严重程度还是可供参考的。但是，我认为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率应当在安徽之上。因为四川饥饿时间最长，而安徽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缩短了饥饿时间。不管怎样，我还是将他计算出的各省非正常死亡率列表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14-1 曹树基计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省　名	非正常死亡人口（万）	非正常死亡率（%）	排序
安徽	633.0	18.37	1
四川	940.2	13.07	2
贵州	174.6	10.23	3
湖南	248.6	6.81	4
甘肃	102.3	6.45	5
河南	293.9	6.12	6
广西	93.1	4.63	7
云南	80.4	4.19	8
山东	180.6	3.38	9
江苏	152.7	2.88	10
湖北	67.5	2.20	11
福建	31.3	2.02	12
辽宁	33.0	1.71	13
广东	65.7	1.71	14
黑龙江	19.0	1.21	15
河北	61.0	1.10	16
江西	18.1	1.06	17
陕西	18.7	1.02	18
吉林	12.0	0.94	19
浙江	14.1	0.55	20
山西	6.0	0.37	21
合　计	3245.8	5.1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第282 页。

　　用以上数据划一个中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不同的死亡率地区。此图放在此处。（插图）可借用曹树基《大饥荒》一书中的图并据本书资料加以修订。

三、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在高度集中的国度里严格执行着统一政策下，各地会出现轻重不同的差别？李若建认为，饥荒轻重不同与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内陆省份的饥荒重于沿海省份，山区的饥荒重于平原。

　　曹树基认为，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他认为，民间饥荒记忆强的地方，对新的饥荒的抵抗能力就强。江西在太平天国时死人最多，山西、陕西近百年内曾出现过大饥荒。在这样的省份，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所以，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死人就少。

　　我认为，李若建、曹树基两位学者提出的看法值得重视。不过，我认为下面两个原因对造成地区死亡率的差别起着重要作用：

　　哪里的地方的官员对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哪个地方的饥荒就越重饥荒程度的轻重主要是以各省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强弱不同而异。总的来说，各省的省委书记对北京，特别是对毛泽东有政治向心力的。有政治离心力的干部早被视为异端而受打击。没政治向心力的干部也早被淘汰出局。但是，各省的政治向心力的强弱是不同的。政治向心力越强的省份，饥荒程度就越重；政治向力较弱的省份，饥荒程度就相对轻一些。通俗地说，在“大跃进”中紧跟毛泽东、并且“创造性地发挥”的省委书记，这个省的灾情就重。1959 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那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认为这些政策从根本上不符合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有的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有的拒不执行。到了1959 年下半年、特别是1962 年，毛泽东果然批评1959 年春的让步政策，说明这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和毛泽东心有灵犀，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政治向心力和毛泽东距离、与官员的地位高低有关，但这些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位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毛泽东的亲合程度。和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亲合力强的干部，不管他在哪一偏远地区，不管他是省级还是县级，都会加重当地的饥荒程度。他们虽然远离北京，虽然只是县级干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听到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所以，在省委书记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强的省份，全省总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下面也可能发生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寿阳事件，宁夏的中宁事件，广东的罗定事件等。

　　对多数省份来说，都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三面红旗”的路线和政策，但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挥，灾情就处于中等或较轻的状态。就1960 年死亡率而言，山西14.2‰，陕西12.3‰，河北15.84‰，江西16.09‰，吉林10.1‰，黑龙江10.5‰，辽宁11.5‰，江苏18.41‰，浙江11.88‰，广东15.12‰，福建15.34‰。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过千分之二十。东北三省灾情较轻，不仅与省委书记的态度有关，也与这里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历来是中国的粮仓。

　　饥荒最轻的应当是比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15.67‰（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它省份高，如1955 到1957 年死亡率均为14‰以上)、内蒙古自治区(9.4‰)和西藏自治区。同属自治区，但广西壮族自治区（29.46‰）和民族自治县较多的云南省（26.26‰）的灾情重于前三个自治区。因为后两个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汉族干部，政治向心力强于前三者。

　　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态度的亲合力以外，还有由干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对形势跟得紧的干部提拔得快，不紧跟形势，不仅得不到提拔，还有政治风险。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当时形势下，他们的行为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官员是非做不可的。如，粮食征购指标必须完成，人民公社必须建立，必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但是，对这些必须做的事，也有执行程度的不同。如征购指标可以同中央粮食部门讨价还价，也可以不顾农民死活尽可能多上交；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顾条件地劳民伤财。在这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官员可以激进些，也可以保守一些。显然，激进还是保守，对地方官员的仕途是有影响的。

　　其二，有的事虽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当时的强大政治压力和舆论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风险的，多数官员随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发展工农业和各项事业，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员是有决定权的。由于速度定得过低有右倾危险，所以多数官员宁可选择高速度；又如大办公共食堂，开始中央强调社员自愿参加，但中央向全国发布统计，报道各省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占全体社员的比例，为了不落后其它省，就只好剥夺社员“自愿”的权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没有要求这样做，但社会上有一股风，报刊不停地造势。社会上的风可以不跟，报刊上的话也不一定非听不可。但是，跟风可以得到先进，不跟风可能被说成落后。如高产放卫星，农民在食堂吃饭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规模大小等。

　　其四，在对饥荒的反应方面，地方官员也有不同的态度。当粮食已经严重不足时，是不顾农民死活继续完成征购任务、还是要求中央减少征购指标？灾难出现以后，是缩小或隐瞒灾情，还是如实上报、争取中央帮助？当发现食堂给农民带来灾难时，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实际上给农民以生火做饭的权利，还是坚持办食堂？农民在死亡的边缘时，敢不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对农民自发的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自救措施，是坚决反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支持？这一切，是依地方官员政治态度而异，依地方官员素质高低而异，也是对地方官员人性和良知的考验。只有那些和毛泽东向心力最强的地方官员，才会不顾人性和良知。

　　山东省昌乐县县委书记王永成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山东省是饿死人较多的省份之一，而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山东省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1959 年，山东省昌潍地委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并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到昌乐后首先到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鬃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低，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 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他们划少小队的户数。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 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 户。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哪个地方粮食征购多、返销少，哪个地方的饥荒就重

　　1962 年8 月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表，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各省的粮食产量（表14-2）、征购数（表14-3）和销售数（表14-4），利用这个资料，再利用《中国人口》一书中各省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各省人均拥有粮食数。

表14-2 大饥荒年代粮食（原粮）产量单位：亿斤

地　区	1957 年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全　国	3639	3980	3400	2881	2677
华北区	532.1	409.3	362.4	269.91	284.27
北京	15.7	17.7	11.6	11.04	12.16
河北	182	201	181	146.5	131.97
天津	4.2	3.1	3.5	1.96	2.35
山西	71.1	92.5	81.3	67.41	69.79
内蒙	59.1	95	85	70	68
东北区	338.4	421	394	259.8	289.4
辽宁	117.4	140	126	69.8	81.4
吉林	86	105	108	80	88
黑龙江	133	176	160	110	100
华东区	1052.2	1111.4	973.7	867.99	806.87
上海	20.4	23.2	21.9	23.2	21.97
江苏	220	230	201.8	195	180
浙江	145	157	155	129	125
安徽	204	184	147	150.48	121.75
江西	132	135	125	122.08	118.15
福建	88.7	95.2	80	65.8	60
山东	242.1	287	243	182.34	180
中南区	1002.4	1068.1	887.7	785.9	721.2
广东	229	235	193	190	195
广西	105	106	101	92	88
湖北	196	200	154	158	134
湖南	226	245	221.7	160	160
河南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西南区	693.8	720.3	555.5	488.9	423.83
四川	465.1	495	368.3	323.9	260
云南	121.6	110.8	102.4	97.23	100.33
贵州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西北区	222.3	249.9	226.7	182.13	171.9
陕西	88.8	107.5	97.8	83.1	74.5
甘肃	74.5	76.6	64.9	41.39	45
青海	11.7	11.3	9.9	8.2	7.3
新疆	36.3	40.6	41.4	40.34	36
宁夏	11	13.9	12.7	9.1	9.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8 月25 日。

表14-3 大饥荒年代各粮食年度粮食（贸易粮）征购数单位：亿斤

地　区	1957－58 年	1958－59 年	1959－60 年	1960－61 年	1961－62 年
全国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华北区	80.48	124.4	137.82	72.71	75.33
北京	4.31	4.22	2.9	1.21	2.09
河北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天津	2.43	1.75	2.09	1.18	1.35
山西	14.4	26.39	29.33	15.32	17.95
内蒙	16.23	27.68	31.96	23.49	21.43
东北区	116.11	174.55	193.36	131.66	109.83
辽宁	26.13	39.71	44.4	25.09	25.77
吉林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黑龙江	60.4	85.23	97.19	62.02	45.45
华东区	286.4	304.72	336.72	215.93	198.84
上海	8.26	8.78	10.08	6.96	7.69
江苏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浙江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安徽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江西	30.74	33.21	41.28	35.25	30.97
福建	19.94	20.23	26.06	17.34	14.53
山东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中南区	229.26	281.36	273.81	176.56	147.31
广东	50.81	48.97	61.09	47.76	42.09
广西	18.89	22.8	29.81	21.5	17.85
湖北	49.97	56.64	55.43	45.71	33.74
湖南	45.7	53.18	59.83	35.01	31.01
河南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西南区	153.12	171.58	189.58	138.48	101.47
四川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云南	20.15	22.22	26.8	19.56	20.04
贵州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西北区	54.74	68.83	83	45.52	46.36
陕西	21.98	24.27	30.78	13.72	22.32
甘肃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青海	3.1	4.47	5.2	3.59	1.64
新疆	9.19	13.33	16.59	13.13	10.17
宁夏	3.56	4.56	5.34	2.74	2.58

　　资料来源：同表14-2。

表14-4 大饥荒年代各粮食年度粮食（贸易粮）销售情况单位：亿斤

地　区	1957－58 年	1958－59 年	1959－60 年	1960－61 年	1961－62 年
全国	842.09	1052.01	1119.13	836.97	736.32
华北区	123.24	150.62	166.05	128.87	109.85
北京	19.99	24.93	29.53	23.96	22.75
河北	52.8	64.01	66.06	43.62	36.98
天津	15.32	19.32	19.8	17.21	16.38
山西	20.17	23.6	27.85	21.47	17.33
内蒙	14.96	18.76	22.81	22.61	16.41
东北区	120.31	136.23	156.59	153.13	128.98
辽宁	55.28	58.13	67.75	62.38	54.27
吉林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黑龙江	38.76	45.76	55.48	55.43	44.1
华东区	267.57	326.85	326.61	237.23	203.71
上海	32.63	36.65	40.14	34.55	34.09
江苏	63.82	70.56	73.14	49.41	40.7
浙江	34.48	42.23	43.81	31.66	26.9
安徽	40.95	59.1	50.67	32.44	23.16
江西	22.61	25.77	28.48	26.42	21.7
福建	17.42	21.12	23.64	17.31	16.23
山东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中南区	193.44	234.62	249.37	175.32	145.05
广东	47.3	49.28	54.15	45.04	37.52
广西	20.88	22.38	23.76	18.1	15.93
湖北	44.95	51.68	53.17	39.77	32.66
湖南	34.04	37.79	45.09	32.13	27.61
河南	46.27	73.49	73.2	40.28	31.27
西南区	92.08	143.05	152.85	133.55	100.15
四川	59.09	92.7 1	01.37	87.43	69.68
云南	17.85	24.82	24.2	19.79	16.22
贵州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西北区	45.45	60.64	67.86	58.87	44.02
陕西	18.03	20.53	22.8	19.77	17.83
甘肃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青海	3.48	5.08	5.96	4.97	3.27
新疆	8.72	11.19	16.07	13.5	9.87
宁夏	2.14	3.46	3.76	2.69	2.3

　　资料来源：同表14-2。

　　农民生产出粮食以后，除了上交农业税（征收粮食）以外，农民留足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以后就是余粮。统购统销以后，国家规定，余粮必须全部卖给国家（即收购）。征收和收购两项加在一起，称为“征购”。但实际上，收购的不是农民的余粮，而是按国家的需要分摊到各省。把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也当作“余粮”收购了。最后还不得不返销给农民一部分。国家每年通过征购把粮食集中到国库，再从国库向外销售。从粮食部的角度看，前者为收入，后者为支出，收入减支出就是库存。从各省的角度来看，征购是支出，销售是收入，产量减去征购加上销售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

　　我们用表14-2、表14-3 和表14-4 中的数据，计算出各省可以支配的粮食。为了使于省际比较，我们再算出各省人均可支配的粮食。

　　计算有两点说明：其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比较，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 即是）。其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某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 月－12 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 月1 日到次年6 月30 日）。例如，1958 年安徽省粮食是量184.00（原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 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 年的秋收与1959 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某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

　　表14-5 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这个人均口粮是全省城乡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1961－1962 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很多地方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表14-5 大饥荒年代各省人均可以支配的粮食（贸易粮） 单位：斤

地　区	1957 年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河北	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山西	426.03	478.76	415.34	379.93	351.28
内蒙	535.47	747.29	609.51	503.65	465.22
辽宁	547.86	573.25	531.30	382.85	394.08
吉林	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黑龙江	635.63	726.15	579.19	492.86	473.24
江苏	452.86	460.40	406.41	377.34	360.99
浙江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安徽	446.72	468.76	352.37	414.21	345.92
江西	576.03	574.78	485.33	486.26	466.73
福建	513.67	560.27	435.19	363.67	337.15
山东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广东	544.51	557.38	430.28	429.25	432.24
广西	434.59	419.69	370.84	352.66	345.50
湖北	539.71	536.91	433.79	417.01	362.68
湖南	513.19	539.14	482.24	379.91	386.92
河南	405.56	441.13	391.18	363.69	277.52
四川	507.75	567.08	413.05	396.84	356.12
云南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贵州	512.70	569.12	386.00	375.72	330.20
陕西	406.38	489.14	409.68	402.83	306.20
甘肃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青海	515.54	464.00	360.40	342.25	377.40

　　资料来源：表14-2、表14-3、表14-4 和《中国人口》一书各省人口数据计算。

　　我将表14-5 中1959－1960 粮食年度和1960－1961 粮食年度，人均拥有粮食420 斤以下（即人均口粮大约294 斤以下）用黑体字标了出来（1961－1962 年度，由于有了自留地、小开荒和部分地区包产到户，国家掌握的粮食数字可能低于农民实际拥有粮食数字，所以不作为依据）。

　　1959 年、1960 年连续两年人均拥有粮食420 斤以下省份是：河北省（400.6 斤；369.13斤）、山西省（415.34 斤；379.93 斤）、江苏省（406.41 斤；377.34 斤）、安徽省（352.37 斤；414.21 斤）、山东省（378.45 斤；366.22 斤）、河南省（391.18 斤；363.69 斤）、四川省（413.05斤；396.84 斤）、贵州省（386.00 斤；375.72 斤）、甘肃省（391.46 斤；334.31 斤）、青海省（360.40 斤；342.25 斤）。

　　从1959 年和1960 年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那些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和人均拥有粮食420 斤以下的省份绝大部分是重叠的，如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另外还有湖北、湖南、福建三省仅1960 年人均拥有粮食低于420斤，饥荒也较严重，但比上述10 个省轻一些。饥荒严重程度与人均拥有粮食数也有不重叠的情况。如江苏、河北、山西三省，人均拥有粮食也很低，当然也有饥荒，但其严重程度远不如前面几个省。这说明，人均拥有粮食是造成饥荒最基本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它原因有：政策上是不是允许农民靠自己寻找食品，即对自留地、三边地的放宽程度；水利工程是不是太多，是否过度超过农民的体力支出；是坚持办公共食堂还是允许农民回家做饭等。这些都与对毛泽东的向心力的强弱相关。

第十四章　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城乡分割，城镇居民和农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两个社会群体。国家计划部门每年根据预计粮食产量安排下一年度粮食收支的“盘子”。“收”是指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和进口粮食，“支”是指城镇居民口粮、农村非产粮人口用粮、工业用粮、出口和军事用粮，收入减支出就是粮食库存。中央政权对粮食库存十分重视。由于“收”过了头（即征购了过头粮），在“支”中还包括“返销”给农民的口粮。“支”有强大的刚性，除了农民的口粮以外，是很难压缩的。政府安排的顺序是，先保证了粮食支出以后，再考虑留给农民多少口粮。由于“支出”盘子太大，所以经常在农民那里征购“过头粮”。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政府强迫农民做出最大的牺牲。所以，在大饥荒期间，饿死的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那么，能够享受粮食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普通人是按劳动强度大小不同来确定粮食定量指标的，高级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则是按权力等级享受特殊供应的。权力层次不同，享受的供应水平不同。广大普通市民，虽然不会饿死，但只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表14-1 大饥荒时期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地　区	1957－58 年	1958－59 年	1959－60 年	1960－61 年	1961－62 年
全年	422.43	546.82	592.65	524.89	467.87
下半年	211.86	257.38	281.30	266.61	233.66
三季度	105.40	113.97	136.80	142.87	11.44
七月	34.64	36.13	43.97	49.24	40.30
八月	34.87	37.19	44.55	47.44	39.15
九月	35.92	40.61	48.28	46.19	38.99
四季度	108.46	143.45	144.58	123.74	115.22
十月	34.09	43.99	44.20	40.17	35.78
十一月	34.94	46.14	46.60	39.42	36.91
十二月	37.43	53.32	53.76	44.15	42.53
上半年	210.57	289.44	311.35	258.28	234.21
一季度	101.04	146.15	152.69	125.22	117.06
一月	34.36	53.35	53.05	41.22	42.78
二月	31.14	41.84	46.33	39.47	32.12
三月	35.54	50.96	53.31	44.53	42.16
二季度	109.53	143.29	158.60	133.06	117.15
四月	36.23	50.63	54.90	44.44	40.61
五月	36.80	47.87	52.74	44.20	39.49
六月	36.50	44.79	50.96	44.42	37.05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8 月25 日。

　　从表14-1 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镇供应的数量大体是均衡的，这和国家向农村供应的粮食随月份变化有所不同（见本书“粮食问题”章）。其二，后几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城镇供应的粮食比1957－1958 年度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减少的原因。其三，1960－1961，1961－1962 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大大减少，其原因一是2000 多万城镇人口被赶向了农村，二是城镇人口粮食定量减少。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 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 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有10 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 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 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 年。1960 年9 月从我县城中学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0 个月了。入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 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 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 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的大饥荒。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稍微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城市的饥荒相对农村而言，有一个时间滞后，简称为“时滞”。1958 年冬和1959 年秋，农村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记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 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7 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 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 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 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7 月20 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 人次，竹林小餐2706 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 人次，7 月21 日，香雪海饭店3331 人次，竟成园4658 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 斤，糖果400 斤，面包800 多个，蔬菜2000 斤，煤油20 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联合成立“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成都的情况。不过，作为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 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 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天津、保定、石家庄）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

　　到1959 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进大批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到了1961 年秋冬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 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由于农村一度放松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给农民以自留地，允许农民开荒种“十边地”，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农村粮食多了起来。到了1961年秋冬，大部分省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而城市好转的时间滞后。此时，城市居民反而羡慕农村了。

　　据1962 年8 月20 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 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 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 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 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5 千斤，成交70%－80%。山东郯县城关每天上市瓜2 万多斤，成交5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1962 年，安徽合肥市22 个自由市场中，平均每天上市粮食3200 多斤，80%是商贩卖的，农民占13%，生产队占7%。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 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城市和农村情况好转的时间差，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

　　1961 年4 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 年一年共跑了2800 多名工人，1961 年1月到4 月上旬就跑了1700 多人。1961 年私自离厂的工人逐月增加，1 月跑了327 人，2 月跑了468 人，3 月跑了558 人，4 月上旬10 天就跑了423 人。石钢1961 年1 到4 月上旬就跑了845 个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无独有偶，1961 年5 月16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辽宁省各煤矿自春节到四月底，工人自动离矿人数达9100 多人。黑龙江省各矿1 月到4 月20 日，离矿工人达7399 人。吉林省仅通化煤矿四月份离矿工人就达700 多人。从3 月29 日到4 月27 日，鞍钢运输部就有142 名运输工人自动离职。

　　在这种逆向“时滞”面前，城市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一个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 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12 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1961 年底，已办起了30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21705 亩，收获饲料、粮食127.4 万斤，蔬菜253.4 万斤，养猪4632 头、牛659 头（其中奶牛492 头）、羊1066 只，鸡38600 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现在已能自给。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这时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1961 年4 月17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通报说，“省委认为，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等部门，利用工余时间，种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产，争取自给或部分自给，对于这种积极性，应当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不得雇用工人或调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土地自己开荒，不能占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种子、畜力、肥料自己解决，或与公社等价交换，不能从农村搞平调。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 年6 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1962 年11 月9 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6%－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今年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据晖江市三个林业局统计，这几年开荒种地占用林地和采伐基地达51.9 万亩，占三个局总面积的10.3%。许多生产队和职工家属为了生产粮食，不惜毁林开荒。景山林场职工家属开荒的300 多亩的小片地中，属于毁林开荒的占13%。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30－50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以外，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是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年5 月到1962 年6 月，城市下乡人口共1800 万人，减少职工1700 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000 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1958 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1962 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也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1960 年9 月7 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 月10 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这个会议上讲话说：“1.3 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590 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620 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540 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29.5 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2 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3 斤？为什么不压4斤？如果按全国平均29.5 斤，再压3 斤也对，再压4 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 个月算，就可以节约15.6 亿斤粮食。”

表14-2 35 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斤）1960 年11 月4 日

定量水平	定量初期	压缩前	压缩后
平均定量水平	25.34	28.45	26.83
特重体力劳动	51.18	50.97	47.79
重体力劳动	41.09	41.52	39.00
轻体力劳动	32.06	33.41	31.40
职工及脑力劳动者	28.88	29.96	27.52
大、中学生	32.00	33.36	31.14
一般居民	25.80	28.87	25.78
儿童	13.20	14.40	14.19
其它	31.66	39.10	31.66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8 月25 日。1963 年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还是很低，详见表14-3。

表14-3 1963 年8 月份40 个城市居民口粮定量（市斤）

平均定量水平	26.55	大、中学生	31.83
特重体力劳动	50.46	10 岁以上	26.52
重体力劳动	39.98	6－10 岁	22.59
轻体力劳动	32.47	3－6 岁	16.09
职工及脑力劳动者	29.03	3 岁以下	8.91

　　资料来源：同表14-2。

　　在今天看来，30 斤左右的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2 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热量来源。表14-2 中的数据是粮食部公布的，实际上，各地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地减少了粮食定量。例如鞍山钢铁公司轻体力劳动的定量只有27.5 斤。

　　在定量中供应的相当一部分是红薯。1957 年9 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它地方搭配红薯比例更大一些。进入大饥荒时期以后，红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矿企业由于粮食很紧张，工人闹粮事件时有出现。1960 年五六月份以来，辽宁省的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辽宁省委工业部10 月24 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反映：“闹粮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用这一办法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401 厂原有85%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9000 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闹粮，到底怎么闹，闹到什么程度，报告没有提及。但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信息：闹粮是靠政治压力平息的。把闹粮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归结为“五类分子的造谣生事，大辩论，说闹粮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在这样政治高压下，谁敢再闹？工人闹来闹去，不仅粮食没有增加，反而定量减少了，看你还闹不闹！12 月30 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锦州的经验很好，可以在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也可推行。请各组同志讨论一下。”

　　401 厂的闹粮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长周扬说：“一方面对广大职工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对少数闹得特别厉害的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辩论，逮捕了三个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强了食堂工作，解决了贪污、浪费和用粮无计划等问题。”看来，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慑力量。毛泽东于1961 年1 月10 日，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广，但要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

　　在鞍山钢铁公司，由于社会上的“闹粮风”对职工家属影响很大。据分析，在闹粮中，能够顶得住的约占职工家属的25%－30%；在闹粮中表现动摇、情绪不正常的占职工家属的60%－65%；在闹粮中闹得最凶的占10%左右。闹得凶的家属故意刁难职工，回家只叫喝稀粥，骂他们是“熊包”，甚至不给饭吃。挑唆鼓励职工到工厂去闹粮。有的说，“共产党好，肚子吃不饱”，“人民公社好，把人饿跑了”，“生产大跃进，啥也没有了”，“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此，鞍山市在职工当中开展了“以粮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发动出身贫苦的“忆苦思甜”：“看看旧社会穷人的下场。在旧社会哪个穷人一个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时找一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为辩论对象。如第二炼钢厂铸锭车间工人祝守义的老婆何秀英，伪满时期是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在闹粮中她编了一首打油诗：“二十七斤半，饿得冒虚汗，上楼腿打颤，有钱也完蛋”。铸工车间就组织全体家属对她“辩论”，她不得不认错。这种辩论会实际上是批判会，斗争会。

　　由于营养不足，城镇居民浮肿问题也相当严重。城市的幼儿也严重的营养不良。1962年6 月，成都市在机关、厂矿、街道的9个托儿所所中检查了572个幼儿，缺乏营养的占18.8%，患佝偻病的占5%。重庆比成都更为严重，托儿所的患病率达9.4%，街道幼儿园的幼儿发病率达40%，有的已双目失明，死亡率也高。

　　城市里饿死的人很少，但由于营养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一些该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用《中国人口》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几年间，京津沪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总共不到9 万人，而少出生人口总共为28.57 万人。

四、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 年11 月9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 年7 月30 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齐燕铭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11 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 斤，白糖2 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 斤，白糖2 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2 斤，白糖1 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 斤。

　　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第二类和第三类照顾人员名单，各部门应分别报经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审查送国务院批准后，按照名单供应。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按语中还有有这样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

　　中共中央这个批语是很清醒的，反映了执政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的自觉。好干部一般能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数干部能身体力行。

　　1961 年12 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国务院财贸办和北京市委的的报告中规定：

　　1、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糖1 斤，大豆3 斤。科学研究机关九级至八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十级至八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十二级至九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九级至八级编辑人员；新闻界十三级至十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十一级至九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九级至八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七级至五级教学人员；中等学校四级至三级教学人员；小学一级教学人员；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十七级至十四级行政干部。

　　2、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2 斤，鸡蛋2 斤，糖1斤，大豆3 斤，纸烟2 条。科学研究机关七级至三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七级至三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八级至三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七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九级至四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八级至三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七级至三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四级以上教学人员；中等学校二级以上教学人员；全国人大在京代表；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在京常委；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的其它人员。

　　3、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4 斤，鸡蛋3 斤，糖2斤，大豆5 斤，甲级烟2 条。科学研究机关一级、二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一级、二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一级、二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一级、二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一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文艺界一级、二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一级、二级教学人员；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大、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实行本办法后，中央1960 年11 月9 日发字927 号文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人员，即改按上述标准供应。该指示中第一类人员除按原定标准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应大豆5斤。

　　1961 年这个规定除了照顾面更宽以外，对高级干部增加了5 斤大豆。这次没有提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特需供应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这种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和批判对象。

　　由于市场上没有食品供应，餐馆几乎停业，仅靠这些特需供应，也难解决食品的不足。何况在一个家庭中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4 斤肉，也难以维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这种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1960 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的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这次调查了123 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定等33 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 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 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 人。这些人当时是中国知识界的顶尖人物，知名度非常高。调查结果是，这些顶尖人物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这123 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比较正常的34 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有49 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 人，因工作不能离开勉强工作的7 人，共占被调查人数的32%。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宽特需供应面，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好处。1960 年10 月7 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信中说：“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3 两）。”“ 中秋节，全市干部市民和工人连个月饼渣子也没吃到，而领导干部们却每人发二斤。”“ 邯郸市里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应商店，群众很有意见。走进商店一看，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要特供证。老百姓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一问即说是供应领导干部的，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五、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在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饥饿程度不同。饥饿最严重的是在街道工厂工作普通市民、政治上受到打击又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在校大学生的状况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

　　大中学生的生活城镇里的中学生也吃不饱。1959 年到1960 年，我最后一年的中学生活是在饥饿中渡过的。当时正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学生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劳动：到农村割麦，到工地挑沙，到码头挑煤。兴修水利、开荒种粮，中学生也是廉价劳动力。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是31 斤，但副食供应很差，肚子里没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热量入不敷出，整天饥肠辘辘。食堂用瓦罐蒸饭，一个人一个瓦罐，4 两米蒸出来的饭几口就吃完了。学校用槐树花等代食品混在米里一起蒸。老师的定量比学生低几斤，他们饿得更厉害。我记得一位姓叶的历史老师，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在学校的菜园里拔了一棵菜，恰好被姓胡的一位同学碰见了。叶老师扑通一下跪在胡同学面前磕头如捣蒜，求胡同学不要告诉别人。结果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叶老师受了处分。大饥荒时期的清华大学，条件比中学好一些。每月定量31 斤左右。女同学比男同学低一些。每人每月发一个硬纸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90 个小格（大月则是93 个小格），每顿饭一个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顿饭，划一小格，多吃是不行的。卖饭处专有一个人“划卡”。尽管定量有31 斤，但由于副食品少，每到第四节课，肚子里就咕咕作响。我班一个同学，平时表现很好，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有一次吃饭时，划卡的同学还没划卡，他拿了一个窝窝头就离开了。不一会儿，划卡同学赶上来查看他的饭卡，果然没有划。这事闹到系里，让团支部开会批评，还撤销了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八十年代，他担任一家大公司的领导。我们老同学去看他，他请我们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饭桌上盘子摞盘子，怎么吃也吃不完。我们都理解这丰盛背后表达的含义，但谁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在粮食定量以外还供应半斤糕点，凭“糕点票”供应。这半斤糕点的美味，至今还给我留下深深的回忆。

　　由于营养不良，一些同学患上了“甲肝”病，个别也有浮肿的。1960 年，清华大学有一个代号为488 的科研项目（为保密起见，当时清华的科研项目都有代号），实际是培植小球藻。当时说小球藻营养价值如何如何高，我们期待着这种营养品以补营养不足。有一天，系里通知今天午饭里有小球藻，但要对外国留学生保密。我们心里暗暗高兴，吃饭时才发现，只是窝窝头里有一点点绿色，吃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老师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要低一些，饥饿比我们严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北院平房教室（这片教室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数学辅导课，上课的是一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师。在课间休息时，他到北院的小河边拔了一把野菜放在讲坛的抽屉里，我们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说：“这可以做馅饼。”

　　清华大学是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这里供应情况应当是较好的。高级干家庭的生活韦君宜是一位著名作家，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她的丈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结合的家庭。韦君宜用作家的文笔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是1959 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 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

　　新华社高级记者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1961 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经历了饥饿的折磨。崔济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感情的细腻笔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1961 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有记号的菜团子。

　　核武器研究人员的生活

　　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试验的张开善写道：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1959 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六，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在20 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一再宣传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2002 年夏天，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告诉本书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2002 年底，我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一个资料，这是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又文的一个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6 月15 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

 牛佩琮1960 年6 月15 日上午电话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财贸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我曾经十分感动。毛泽东能够以身作则，值得敬佩。但是，近年不断批露的资料，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吃什么？他的私人厨师回忆道：

　　记得1960 年的10 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 年底。

　　这些名为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达到较好的烹调效果，必须使用较多的植物油。这样一来，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都是十分丰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 年4 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 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 年4月26 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 页。

　　看来，“毛泽东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传。即使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吃肉，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与民共苦。1959 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后建造的。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在国家极端困难时期，耗费了大量财富。和这些巨额投资相比，少吃一顿肉算什么？

　　天津迎宾馆位于天津河西区，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毛泽东家乡那个投资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1959 年6 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不知道是周小舟不会拍马屁，还是几个月后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没有机会，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下文。1960 年5 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O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历时两年，1962 年竣工。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1958 年10 月到1961 年3月，三个大队死亡707 人，占总人口的13.5%。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县约死3 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