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奴隶制、自由与联邦的危机
1840 -1877
19世纪中叶，因国家受到奴隶社会和自由社会的撕裂，美国遭遇了历史上的最大危机。一个新的国家从内战中得以诞生，奴隶制被废除，对所有美国人而言，自由的内涵也发生了转换。
尽管一些建国者们曾希望奴隶制会自然消亡，但事实上随着19世纪的发展，奴隶制在规模和经济重要性方面都在增长。奴隶制随着年轻的共和国向西部蔓延扩张，奴隶人口在1860年时达到了400万。奴隶制在北部被废除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南部的"特殊体制"；在它的基础上，南部在经济结构和社会价值观方面愈加发展成为一个与美国其他区域不同的社会。那些主导南部生活的种植园主对联邦事务也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发展出一套为奴隶制进行辩护的理论，声称奴隶制是白人公民享有真实自由的基础。与此同时，奴隶们也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抱着终将一日从奴役中获得解放的希望，培育出一种半自治的文化。尽管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制仍然是一种全国性的体制。奴隶们种植的棉花，不仅是奴隶主们所拥有财富的源泉，也为迅速发展的北部纺织业提供了原材料，同时还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19世纪20、30年代，众多社会运动在美国兴起，力图改革美国社会。这些运动主要受到第二次大觉醒的激发而产生。这场宗教复兴活动席卷了北部和南部，不仅为打算赎罪的人提供了一条获救之途径，也推动了总体社会的改革。一些改革运动是全国性的，另外一些仅发生在北部。北部改革运动中最为显著的是一个新的激进运动，它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和将黑人作为平等公民纳入共和国的体制。废奴主义者推动美国人把对自由问题的讨论集中在自由与奴隶制所构成的尖锐矛盾之上。他们提倡一种新的对自由的理解，即自由意味着能够控制个人的身体，能够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他们不仅帮助把奴隶制问题推进到国家政治的中心位置，而且还在一些北部妇女中激发起一系列抗议活动；通过参加废奴主义活动，妇女们开始就自身所面临的缺少法律权利、教育机会和经济机会的状况提出了抗议。
19世纪40年代，奴隶与自由社会的冲突进入到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这是美国领土扩张的结果之一。美墨战争使美国获取了大片新的领土，也将奴隶制是否能够继续向西部扩展的问题提了出来。到19世纪50年代，这个问题最终葬送了辉格党，削弱了民主党，并创造了共和党这个完全崭新的政党，后者的目标是将奴隶制限制在该制度已经存在的各州范围内。共和党人竭力颂扬基于"自由劳动"原则之上的北部社会，认为其较之基于奴隶制之上的南部社会更为优越；1860年，他们选举亚伯拉罕·林肯担任总统，尽管林肯在南部大多数州内没有得到任何选票。7个南部州因林肯的当选而退出联邦，另外组成一个新的国家，即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States of America）。当南部军队向位于查尔斯顿港湾由联邦军队控制的萨姆特要塞（FortSumter）开炮时，他们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开始了这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冲突。
内战以一场捍卫联邦生存的斗争为起点，最终变成一场解放奴隶的运动，它为美国带来了林肯所称的"一个自由的新生"。内战的前两年，北部未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成千上万的奴隶们却采取行动，逃离种植园，进入由联邦军队控制的区域，这一切推动林肯政府走上了解放奴隶的道路。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于1863年1月1日颁布，尽管宣言在公布之日所解放的黑奴为数不多，但它却成为内战的转折点，因为它第一次宣称此后的联邦军队将扮演自由的使者（anagent of freedom）的角色。同时，宣言也第一次授权征召黑人男性加入联邦军队，提出了战后黑人公民权的问题。
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是一个充满激烈政治和社会冲突的时代，自由的定义和谁有权享有自由的问题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前奴隶们认为，自由意味着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和机会以及完全彻底地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同时要求政府保障他们获得土地的权利，为他们的自由提供一个经济基础。大多数南部白人则认为，黑人应返回到种植园中去劳动，只能享有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林肯的继任人安德鲁·约翰逊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北部共和党人的大多数则认为，获得解放的奴隶应该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1867年，他们赋予南部黑人以投票权。重建时期，共和党人改写了法律和联邦宪法，将所有美国人不分种族享有平等公民权的理想纳入其中。这是对自由内涵的一种极为激进的扩展。
在南部，重建经历了一个黑人与白人同时行使投票权并担任公职的短暂时期，这是跨种族民主政治的一个伟大实验。另一方面，因为北部不愿意重新分配土地，前奴隶们未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经济自由。其结果是，在惨遭内战破坏的南部，大多数前奴隶们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大量白人被迫成为分成租佃制农业工人，他们只能在他人拥有的土地上工作。然而，重建时期的一些真实的进步和建树，如对教育渠道的改良、政治权利的运用以及诸如独立教会等黑人社会体制的创建等，却引发了白人至上主义原则支持者的暴力反应。19世纪70年代，北部开始从原有的促进建立种族平等的立场上后撤。重建于1877年结束。此后，前奴隶们曾获得的许多权利遭到侵犯和剥夺。
1865年开始的重建仅延续到1877年，这一时期得以辩论的许多问题却预示了此后数十年内美国社会将面临的许多争议性话题。美国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的定义、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与州的关系以及在一个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民主的命运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建提出的问题，在随后而来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中，它们将再度发出回响。
内战解决了奴隶制存在于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土上的矛盾。如同美国革命将奴隶制问题留给19世纪的美国人一样，内战和重建也将奴隶制的后裔如何获得真实自由的挑战留给了未来的数代人。
第十一章 特殊的体制
［大事年表］
1800加布里埃尔起义
1822登马克·维西的奴隶暴动预谋
1830年代各州立法，禁止教奴隶读书和写字
1831纳特·特纳起义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解放者》开始发行
1832弗吉尼亚法律加强对奴隶制的控制
1833英国在其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
1838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逃离奴隶制
1839奴隶们控制了"阿米斯达德号"船
1841奴隶们在"科罗尔号"船上起义
1849哈里雅特·塔布曼逃离奴隶制
1855西莉亚的审判
旧南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出生时，奴隶制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古老的体制了。自第一批20名非洲人被一艘荷兰货船带入弗吉尼亚，两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北部废除奴隶制后，奴隶制就成为了南部的"特殊体制"------即南部社会特有的一种体制。18世纪两位土地测绘员划定的梅森-狄克逊线（Mason-DixonLine）起初是为了解决马里兰与宾夕法尼亚之间的边界纠纷，最终变成了奴隶制与自由的分界线。
尽管有些建国者希望奴隶制最终会自然消亡，但事实上这个体制从美国革命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并迅速向西部蔓延扩张。在道格拉斯生命的前30年中，奴隶人口数量和奴隶制的经济与政治影响继续增长。内战前夕，奴隶人口的数量增长到将近400万人。1808年，国会禁止继续从非洲进口奴隶，然而奴隶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弥补国会禁令所带来的奴隶人口缺失的需要。在整个南部，奴隶占总人口的1/3，在南部腹地的产棉州内，奴隶人口占州人口的一半左右。到19世纪50年代，奴隶制已经跨过了密西西比河，在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的东部境内迅速扩张。1860年，1/3的美国棉花产自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
棉花即国王
19世纪，棉花取代蔗糖成为世界上由奴隶劳动生产的主要农作物。尽管奴隶制在巴西和西班牙与法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上继续存在，但自1833年英国在其帝国范围废除奴隶制后，美国无可置疑地成为了新大陆的奴隶制中心。
以奴隶制实施的地理范围、被奴役者的数量以及奴隶制对于区域和国家的经济重要性来衡量，旧南部是近代世界所知的规模最大和力量最强的奴隶社会。它力量的基础在于对棉花的垄断，而棉花是南部的"白色金子"。棉花种植在世界各地有上千年的历史。征服者赫尔南·科尔特斯曾对阿兹特克人穿戴的棉布衣服的高质量印象深刻。然而在19世纪，棉花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
《路易斯安那的棉花打包》，刊于1856年的《巴卢杂志》（Ballou'sMagazine）的雕版画。为运输而将棉花压缩打包的过程仅仅只实现了半机械化，图的右边显示奴隶们在提供动力。
早期工业革命的发生集中在使用棉花作为原材料的纺织工厂，棉花因而变成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全世界棉花供应的3/4来自美国南部。世界范围内不计其数的工人日夜装卸和纺织棉花，还有不计其数的工厂主和商人的财富也来源于棉花贸易。世界各地的工厂主，无论是在马萨诸塞、英国的兰开夏、法国的诺曼底还是莫斯科的近郊，都依赖于稳定有序的美国棉花的供应。
早在1803年，棉花就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棉花的销售为美国赚取了国外资金，美国又用这些钱来支付进口的工业制造品。内战前夕，棉花占美国出口价值总额的一半以上。1860年，对奴隶人口的经济投资超过了对美国工厂、铁路和银行投资的总和。
第二条中间通道
如第九章所提到的，为取代1808年被国会禁止的非洲奴隶贸易，一个巨大的美国国内奴隶贸易得以发展。1820---1860年，有200万以上的奴隶是通过国内贸易被人买卖，大部分的奴隶买卖在各地进行，但南部腹地各州也从老州"进口"了成千上万名奴隶。奴隶贸易是一项大张旗鼓、源远流长的商业活动。南部城市商业区设有奴隶贩子的办公室，门上挂着"出售奴隶"或"此处购买奴隶"的招牌。奴隶的拍卖或者像新奥尔良那样在公共奴隶市场上进行，或在法院内进行。南部报纸刊登着各式各样贩卖奴隶的广告，南部的银行为奴隶贸易提供资金，南部的货船和铁路将奴隶从卖主运送到买主那里，南部的州和城市政府通过征收奴隶买卖税赚取资金收入。几乎每个奴隶主在其一生中至少进行过一次买卖奴隶的活动。如果没有国内的奴隶贸易，棉花王国的兴起是不可能的，类似弗吉尼亚这样的老州的经济对贩卖奴隶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
奴隶制与国家
"相对于美国盛行的总体自由来说,"亨利·克莱于1816年宣称，奴隶制"构成了一种例外"。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克莱低估了奴隶制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力。"自由州"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它们并未能逃脱奴隶制的影响。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联邦宪法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增强了南部的权力，要求各州归还逃奴。奴隶制直接影响着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它决定了他们在何处生活，如何工作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行使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
北部商人和制造业主参与了奴隶经济，并分享其利润。从棉花贸易中赚取的金钱资助了工业发展和北部的内陆改造。北部的船只将棉花运到纽约和欧洲，北部的银行为棉花种植园提供贷款，北部的公司为奴隶财产提供保险业服务，北部工厂将棉花纺织成布匹。在纽约市崛起成为商业重镇的过程中，它对商船航线的依赖与对伊利运河的依赖是同等重要的，这些航线将南部的棉花集中起来运往欧洲。"纺线伯爵"（新英格兰早期工厂的厂主们）依赖于由"皮鞭伯爵"（南部的奴隶主们）提供的棉花供应。北部的制造业主们，如布鲁克斯兄弟企业，向南部奴隶主提供廉价的布匹（称为"黑人布料"），用来制作奴隶们穿的衣服。
南部经济
奴隶制将南部经济的发展引上一条与北部大相径庭的道路，它限制了工业经济的生长，遏制移民进入该地区，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南部也未能分享到其他地区所经历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南部的大部分城市坐落在该区域的边缘地带，其主要功能是收集和转运棉花。南部的银行也主要是为了向种植园提供资金而存在。它们为土地和奴隶的购买、而不是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贷款。南部的铁路主要是由将棉花从内陆运到沿海地区的短线组成。
棉花王国中唯一具有重要规模的城市是新奥尔良。1860年时它拥有16.8万人口，是全国第六大城市。作为密西西比河沿岸种植的棉花和路易斯安那西南部种植园生产的蔗糖的集散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生产的农作物的出口城市。与其他带奴隶制的城市（除了位于南部边缘的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之外）不同的是，新奥尔良也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1860年时，该城40％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加之其深厚的法国文化传统和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密切联系，新奥尔良拥有一种与美国其他地方十分不同的地方文化，通过该城风格独特的音乐、舞蹈、宗教和烹饪而反映出来。
1860年，南部生产的工业商品不到全国的10％。许多北部人将奴隶制视为美国经济进步的一种障碍。新奥尔良却显示，奴隶制与增长可以齐头并进。总之，南部经济并不是完全滞留不动的，对于大多数奴隶主来说，奴隶制仍然非常有利可图。奴隶制给南部和整个国家带来的利润构成了废奴运动面临的一个力量强大的障碍。在谈到棉花时，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Henry Hammond）宣称道，"地球上没有任何权力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即国王。"
旧南部的普通白人
作为旧南部的经济基础，奴隶制强有力地决定了种族关系、政治、宗教和法律。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奴隶制的影响］，"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无论是物还是人。"事实的确如此，尽管大多数的南部白人------3/4的白人家庭------并不拥有奴隶。因为种植园主垄断了最好的土地，大部分白人小农场主居住在种植园地带之外的山峦地区，那里的土地并不适合棉花的种植。他们依靠家庭劳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而不是使用奴隶劳动力或雇工。
许多南部农场主过着一种远离市场革命、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为自己家庭圈养牲畜、种植粮食、在本地店铺中购买为数不多的几种商品。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地和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小块土地上的人经常处于穷困潦倒的地步，而且因为南部各州没有建立起公共教育的体制，相对于他们的北部同伴来说，这些南部人还经常是大字不识的文盲。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铁路和采矿业的到来，这些地区才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吸纳和整合。大部分的自耕农过着一种舒适的生活，许多人拥有一至两名奴隶。但是，即便是干得最好的小农场主也必须依靠家庭生产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与北部农场主不同的是，他们的存在并没有为制造业商品提供一个市场。这是为什么南部没有发展出一个工业基础的主要原因之一。
弗吉尼亚的一个乡村之家，家庭成员身着自己缝制的衣服。内战之前，南部许多白人家庭与市场经济处于隔绝状态。
一些贫穷白人对大种植园主所拥有的权力和特权十分反感。例如田纳西的安德鲁·约翰逊和佐治亚的约瑟夫·布朗（JosephBrown）这样的政客会自诩为普通人的代言人，借反对"奴隶主统治集团"之名攀上权力的高峰。大多数贫穷白人则避免与那些掌握了经济和社会大权的种植园主们发生冲突。种族主义、家族关系、对同一民主政治文化的共同参与以及在面临外界批评时必要的区域忠诚感，促成种植园主与南部白人"平民百姓"之间建立起根深蒂固的联系。此外，在种植园地区，小农场主还充当了监管奴隶的巡逻队，职责是寻找逃奴和盘查那些没有外出证明而在外旅行的奴隶。非奴隶主时常从种植园主那里租借奴隶，并定期选举后者担任南部的官员。与其他南部白人一样，大部分小农场主认为他们的经济和个人自由是基于奴隶制之上的。直到内战发生之时，白人内部的阶级对立关系才对种植园主的权力垄断形成了威胁。
种植园主阶级
即便在奴隶主内部，种植园主并非是多数。1850年，大多数拥有奴隶的家庭拥有5个或更少的奴隶。不到4万个家庭拥有20个或20个以上的奴隶，这个数字使这些家庭有资格成为种植园主。不到2000个家庭拥有100个或更多数量的奴隶。尽管种植园主不是典型的奴隶主或典型的南部白人，但他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主导着南部的生活。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到，种植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国家，［它］有自己的语言、规则、规矩和习俗"。这些规则和习俗决定了南部社会的基调。
拥有奴隶是拥有财富、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种植园主们不仅拥有奴隶人口的大多数，而且还控制着最肥沃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收入，在担任州与地方的公职以及占据两大政党的领导地位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小奴隶主们总是祈望上升，加入到种植园主阶级的队伍之中。那些获得财富的人几乎总是将钱投资到土地与奴隶中。随着"最优田野奴隶"的单人价格从1840年的1000美元上涨到1860年的1600美元（后一个数字相当于今天的4万美元），比较贫穷的南部人成为奴隶主的梦想却变得愈加难以实现。
表11.2 1850年拥有奴隶的情况（以整数计算）
| 拥有的奴隶人数 | 奴隶主人数 |
| 1 | 68000 |
| 2 - 4 | 105000 |
| 5 - 9 | 80000 |
| 10 - 19 | 55000 |
| 20 - 49 | 30000 |
| 50 - 99 | 6000 |
| 100 - 199 | 1500 |
| 200+ | 250 |
奴隶制当然是一种谋取利润的体制，奴隶主们密切跟踪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情况，投资于铁路和运河等事业，并仔细经营和管理他们的种植园。他们的妻子------即"种植园的女主人们"，她们所具有的女性感、美丽以及对男人的依附时常成为南部民俗进行理想化描述的素材------并非只是麻木不仁地待在家中。她们照顾病倒的奴隶，指挥家庭奴工的工作，并在丈夫外出时负责监管整个种植园的运营。内战之前最富有的美国人是那些居住在南卡罗来纳低地乡村和在密西西比纳齐兹附近种棉地区的种植园主们。弗雷德里克·斯坦顿（FrederickStanton）拥有444名奴隶，在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共拥有1.5万英亩土地。
尽管如此，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北部人喜好赚钱，南部人喜好花钱。"许多最富有的种植园主为追求奢侈的享乐和维持前往纽波特和萨拉托加度暑假的生活方式，大肆挥霍他们的财富。家庭奴隶的人数是如此的众多，一位到查尔斯顿来访的人写道，"查尔斯顿人必须动脑筋想出种种名目来雇用他们。"在种棉的边疆地区，许多种植园主居住在制作粗糙的木头房子里。在南部的老州里，随着安定有序的社会在南部腹地的发展，种植园主兴建了设计典雅的庄园大厦，并采用表现希腊复兴建筑风格的白色大圆柱作为装饰。种植园主们不主张他们的儿子们进入类似商业和制造业这样的"低等"行业，这是为什么南部始终主要是一个农业经济体的原因之一。
家长制的观念
奴隶种植园深深地扎根于与世界市场的体系之中，种植园主们所追求的是土地、奴隶和利润的积累。除在拥有奴隶方面的投资之外，许多人也在铁路和银行事业中投资。然而，种植园主的价值观并不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激烈竞争来炫耀，而是通过一个等级分明的农业化社会来表现，在这个社会中，拥有奴隶的绅士们要对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妇女、儿童和奴隶------的身心道德健康承担起个人责任。"主人，"一位种植园主写道，"作为这个体制的头儿，有权获得奴隶的服从和劳动，但奴隶也从主人那里获得一种对应的权利，即受到保护的权利、得到安慰和指导的权利、获得食物的权利以及在年老生病时得到照顾和关心的权利。"
早在18世纪，这种称之为"家长制"（词源来自拉丁文的"父亲"一词）的世界观就开始成为美国奴隶制的一种特征，当从非洲进口奴隶的贸易在1808年被禁止之后，它比从前更彻底和深入地融入到了美国奴隶制之中；海外奴隶贸易的关闭减少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迫使主人必须对奴隶财产存在的经济利益表示关注。与西印度群岛的不在位种植园主（absenteeplanters）不同的是，南部奴隶主通常居住在自己的种植园上，终年与他们的奴隶保持着接触，而前者中的许多人则长期居住在英国。
家长制的立场既掩饰了奴隶制的残酷现实，又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它帮助奴隶主把自己想象成为善良而负责任的主人，即便他们正在把人当成商品一样来买卖的时候------这种实践显然与奴隶构成了主人"家庭"的一部分的说法不相符合。有些奴隶主也企图改良这个制度，去掉其最具压迫性的特征。查尔斯·C.琼斯（CharlesC. Jones）牧师是佐治亚自由县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他将自己的邻居组织起来，推动一系列改良活动，包括给奴隶提供宗教指导、改进奴隶的居住、饮食和医疗状况、反对对奴隶进行过于严厉的体罚等。但即便是琼斯本人，他也认为，他的奴隶实在是过于"低贱"并缺少道德自律，他很难想象奴隶制最终会有终结的一天。
名誉规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部主流社会对"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明显地偏离了以追求平等、竞争意识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北部社会的路径。例如，在南部，上下层阶级的白人都严守一种与个人名誉相关的礼仪和规则；根据这种规则，男人必须捍卫自己和家庭的名誉，必要时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的方式。尽管决斗是违法的，许多大名鼎鼎的南部人仍然采用决斗的方式来回应他人对自己的侮辱和冒犯。亨利·克莱与约翰·伦道夫（JohnRandolph）都是南部最有分量的政治领袖人物之一。1826年，克莱对伦道夫的批评表示了异议，两人用手枪进行了一场决斗。幸运的是，两人都没有击中对方。20年之后，《里士满辉格党人报》（RichmondWhig）的主编约翰·普莱曾兹（JohnH. Pleassants）与一个同为对手的报业人士的儿子进行决斗，并因此而丧命。
《模范种植园》，刊于1864年2月6日《弗兰克莱斯勒新闻画报》。图中所显示的是路易斯安那州一座名为橡树坪的蔗糖种植园，园中带有在南部最大的庄园可见的各种建筑物，包括主人的住宅、奴隶屋、蔗糖加工厂和木工房，甚至还有医院和教堂。
如同南部男人对自己的名誉和男性特质持有一种高度的重视，南部的白人女性比北部女性也更严格地被限制在"家庭圈子"的范围之中。乔治·菲兹休（GeorgeFitzhugh）是弗吉尼亚的一位律师，曾写作了大量关于社会问题的书和文章，他曾写道，"一个男人爱他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是软弱的、无助的和依赖于他的。他爱他的妻子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如下一章将要讨论到的，许多北部妇女在内战前已经成为了蓬勃发展的、自愿性的宗教和改革团体为基础的女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在南部，与之相对应的现象却很少发生，种植园女主人们时常抱怨的是她们面临的孤独和与世隔绝。
捍卫奴隶制的理论
有些南部人对南部在外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尤其关心他人如何看待南部的精神生活。"对于欧洲来说，"一位南部人写道，"我们南部在智识修养方面肯定是继续落后于北部之后的。"在提供公共教育、大学的数量以及报纸、文学杂志和其他出版物的数量方面，自由州都远远超过了蓄奴州。尽管如此，精神与思想的生命仍然在旧南部得以蓬勃的生长，该地区并不缺少小说家、政治哲学家、科学家和类似的人物。
内战爆发前的30年里，尽管北部开始加强对"特殊体制"的批判，一种捍卫奴隶制的思想却逐渐生长并主导了南部的公众生活。越来越少的南部人继续认同奴隶制最多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曾为建国之父们所接受。"许多的南部人，"约翰·C. 卡尔霍恩在1837年时宣称道，"曾经认为它［奴隶制］是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邪恶......这种愚不可及的谬论和错觉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奴隶制的本来面目，把它看成是世界上自由体制最安全和稳定的基础。"
即便那些与奴隶制并无直接利益牵连的人也与种植园主一起分享着捍卫白人至上主义的决心。的确，种族主义------即认为黑人天生就比白人低贱、不适合在奴隶制以外的其他生活环境下生活的思想------正是亲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基础支柱之一。大多数奴隶主也从圣经的段落中，如仆人必须服从主人的段落，找到了支持奴隶制正当性的理由。其他人则声称，奴隶制对人类的进步是必要的和至关重要的。古代希腊和罗马共和国以及17、18世纪的欧洲帝国不都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吗？没有奴隶制，种植园主们就不可能培养起对艺术、科学和其他文明活动的追求。
奴隶制的捍卫者们进一步声称，对黑人进行奴役，等于为在白人内部争取"完美的平等"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因为奴隶制阻止了一个注定要成为非技能劳动力阶级的生长。它将白人从北部工资制劳工不得不从事的工厂劳动和家庭杂务这类"低贱的和体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奴隶制使得白人能够享有相当程度的经济自主（自由的社会条件），这种经济自主不仅为种植园主、而且也为非奴隶主的白人所享有。一位国会议员提到，因为有了奴隶制，南部的白人才能"如同在天空中穿云破雾的鸟儿一样的独立自由"。独立是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奴隶制也就成为"我们共和国大厦的基石"。
奴隶制与自由
许多南部白人自称是美国革命的真正后代。他们声称自己与建国之父们分享着"同一种对自由和独立追求的精神"的激发。同18世纪60、70年代的南部先辈一样，他们的语言中充满了自由与奴隶制的比较，也充满了对外来势力想要干扰他们的地方体制，从而把他们降为"奴隶"的企图的抱怨。南部各州的宪法都将自由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奉为神明，而且南部也全面参与了推动白人内部政治民主化的运动。
自19世纪30年代起，奴隶制的卫道士们开始对为美国其他地方所广泛分享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理念提出质疑。南卡罗来纳是南部唯一的、大多数白人家庭拥有奴隶的州，它对奴隶制做出了最坚决的辩护，否定了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的普遍权利的思想。独立宣言的语言------所有人生而平等和应该享有自由------是"所有政治错误中最虚假和最危险的"，约翰·C. 卡尔霍恩说。奴隶制的卫道士们重新回到关于自由的陈旧定义，将自由看成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一种"必须挣得的奖励，而不是一种可任意向所有人施舍的恩赐"。
随着区域争端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逐渐加剧，一些南部作者和政客开始从新的角度来为奴隶制辩护，即奴隶制不是白人平等的基础，而是一个有机的、等级社会的基础。许多南部的牧师为奴隶制进行了宗教意义上的辩护；他们认为，不平等乃至低贱者对优越者的屈服------黑人对白人的服从、妇女对男性的服从、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服从------是人类生存的"一条基本法则"。"人类社会中由不同级别和秩序组成的"等级制度，南卡罗来纳州的长老会牧师约翰·B.阿尔杰（JohnB. Alger）说，构成了"神所安排"的世界的一部分。
奴隶制与文明
弗吉尼亚的作家乔治·菲茨休把这种辩护引向了更为极端的结论，他不仅否定了杰斐逊的理想，而且也否定了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思想。他写到，"普遍自由"远不是人类世界的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是一个试验，先"在欧洲大陆的一个角落里"实践了"一小会儿"，然后转移到了北美大陆。纵观世界历史，对任何民族或任何肤色的人来说，只有奴役状态才是"文明社会"拥有的"普遍......正常和自然的"基础。菲茨休写到，事实上奴隶主与奴隶分享着一种为自由社会所不知的"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用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他提出，"南部的黑人奴隶是最幸福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在菲茨休看来，北部和南部的白人工人如果有自己的主人的话，他们的情形要好得多，不必生活得像经济市场中的"奴隶"一样。
《美国的奴隶制现状；英国的奴隶制现状》，1850年发表于波士顿的一幅石版画。为说明支持奴隶制的思想，作者将南部奴隶的生活描绘成幸福的、无忧无虑的，而包括孩子在内的英国工人却是具有压迫性的"工厂制"的牺牲品。画的底部是英国废奴主义者乔治·汤普森的画像，他曾到美国就反对奴隶制问题做巡回演讲。
可以肯定，没有多少非奴隶主的南部白人会同意这种说法，即受人奴役会带给他们更大的自由。菲茨休本人的立场也并非总是始终如一。他有时说所有的劳工如果都是奴隶的话会过得更好；在其他场合下，他又讲奴隶制只适用于黑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自由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
亚伯拉罕·林肯后来指出，亲奴隶制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为那些希望从这个极不平等的体制中获利的人的利益服务。他想象出有这样一位弗里德利克·罗斯博士，他是一位重要的亲奴隶制的南部绅士，正在考虑是否应该释放他的奴隶桑波（Sambo）。林肯写道，上帝在这个问题上的旨意并不十分清楚，也"没有人认为应该询问桑波的意见"。这样，罗斯博士就成了做决定的人。"如果他决定说上帝想要桑波继续成为奴隶，"林肯写道，"他就可以继续保持他自己舒适的位置；但如果他决定说上帝想要桑波获得自由，他就不得不从阴凉地方走出来，摘下手套，给自己做面包。"在这种情况下，罗斯博士觉得桑波继续留作奴隶是一桩明智的选择，不应该是令人感到惊讶的。
1830年后，南部的作家、报纸编辑、政客和牧师越加致力于传播为奴隶制辩护的理论。大多数南部白人也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白人的自由是基于对黑人劳动的控制之上的。用《里士满探索者》（RichmondEnquirer）上的话来说，"没有奴隶制，自由将是不可能的。"
奴隶制下的生活
奴隶与法律
对于奴隶们来说，"特殊体制"意味着终身连续不停的劳作、遭受野蛮的惩罚、时刻为因被主人出售而丧失家庭的担心和恐惧。在法律面前，奴隶们是财产。尽管他们也有一些权利（所有州都规定，除非是因为自我防卫的需要，杀死奴隶是违法的；如果奴隶被指控为犯有重罪，他们有权到法庭出席，向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和法官作证），但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从来就是随意而偶然的。奴隶可以依主人的意愿被随时贩卖或出租给他人，他们对于统治自己的制度不拥有任何发言权。他们不能在法庭作证反对白人，不能签署合同，不能拥有枪支，不能在没有白人在场的情况下举行聚会，不能在没有获得主人允许的情况下离开农场或种植园。到19世纪30年代，教奴隶读书和写字也为法律所禁止。
并不是所有这些法律都得到了有力的实施。一些奴隶主家庭的成员教年幼的奴隶学会了读书识字（但这个数字非常少；1860年的统计显示，90％的奴隶都是文盲）。在南卡罗来纳的稻田里，奴隶主违反地方法律，允许一些奴隶携带枪支，用来恐吓袭击稻谷种子的鸟群。在南部，奴隶们周日歇工时在位于交叉路口的村庄和乡村店铺聚会是常见的现象。在何种程度上法律得以实施或被忽视取决于个别主人的决定。
一部路易斯安那州法律宣布，一名奴隶"必须对他的主人......表示毫无条件的尊重和绝对的服从"。主人不仅有权从他的奴隶那里索取一部亚拉巴马州法律所称的"时间、劳动力和服务"，而且可以干涉他们生活中从婚姻对象的选择到如何打发自由时间的各个方面。整个南部的司法系统，从州国民自卫队、法庭乃至到各地的武装巡逻队，都是为了实施主人对奴隶的人身和劳动的绝对控制而设立的。在一桩十分有名的案例中，名叫西莉亚的女奴在反抗主人对她施行性侵犯时将主人杀死了，密苏里州的一个法庭对她的"罪行"进行了审理。该州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形之下的"任何妇女"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被视为是一种自我防卫，但法庭却宣布，西莉亚在法律眼中不是一个"妇女"。她是一个奴隶，她的主人对她的人身拥有完全的占有权。法庭判处她死刑。因她有身孕，死刑的执行被推迟到胎儿出生之后，以保证不会剥夺她主人后代的财产继承权。
奴隶生活的条件
随着19世纪的发展，一些南部州制定了防止虐待奴隶的法律，奴隶生活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南部的食物种类和野生动物非常丰富，许多奴隶用自己饲养的鸡群、自己种植的蔬菜、从森林中狩猎得到的动物以及偶尔从种植园的熏肉坊偷来的东西来补充主人提供的食物（主要是玉米粉和猪肉或熏肉）。与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同伴相比，美国奴隶的食物结构更加多样化，婴儿死亡率更低，预期寿命更长。许多因素对对于奴隶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发挥了作用。因素之一是种植园主家长制式的观念逐渐增长和强化。道格拉斯自己也提到，"即便在奴隶主内部，不让奴隶吃饱，会被认为是最卑鄙无耻的一种做法。"此外，南部的大部分在地理位置上都位于疟疾、黄热病、伤寒这类赤道病频繁发生以外的地区，所以，南部人的健康状况普遍比住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好。还有就是，在非洲奴隶贸易被关闭之后，对于奴隶主们来说，关心奴隶财产的健康和生活条件，在经济学上是有意义的。
改善奴隶们生活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奴隶制，而不是削弱它。即便大多数奴隶的物资环境得到了改观，南部对奴隶的控制却越来越严格。如果说美国的奴隶享有比西半球其他地方的奴隶更好的健康状况和饮食结构，他们获取自由的通道却更为狭窄。在巴西，主人时常把奴隶的释放作为一种欢庆的方式------例如，尤其是在主人家中举行婚礼的时候------或者允许奴隶通过赎身获取自由。尽管奴隶制在巴西一直延续到1888年，当地非洲裔人口的一半以上在1850年时已经获得了自由（相应的美国南部的数字是10％以下）。19世纪，越来越多的州对自愿释放奴隶的行动作出了种种限制，要求奴隶主从州议会获得采取这类行动的许可。"地球上所有的权力，"亚伯拉罕·林肯在1857年宣称，好像都在"迅速地联合起来"，把枷锁更加牢固地套在美国奴隶的身上。很少有其他的奴隶社会像旧南部这样如此系统地关闭了奴隶获取自由的所有通道。
表11.3 自由黑人的人口，1860年
旧南部的自由黑人
奴隶制的存在也帮助界定了那些享有自由的黑人的地位。在内战之前，美国大约有50万自由黑人，大部分居住在南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美国革命之后被南部主人释放的奴隶的后裔或者是通过北部各州的渐进解放法而获得自由的人。这个数字也包括了那些被主人自愿解放的人、那些被允许赎身的人和那些成功地从奴隶制中逃脱的人。当"自由"一词后面带有"黑人"（black或 Negro）时，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白人对自由的界定部分地是通过他们与奴隶制之间的距离。但对于黑人来说，道格拉斯写道，"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并不大。"如第十章所讨论到的，北部的自由黑人一般没有投票权，所能享有的经济机会也十分有限。南部的自由黑人可以合法地拥有财产，结婚，当然也不能被人买卖。然而，许多用来限制奴隶生活的规定对他们也是适用的。自由黑人在选举政府官员时没有发言权，他们不能养狗，不能拥有枪支和酒精，他们不能对白人使用武力，即便是在需要进行自我防卫的时候。他们不能出庭作证，不能成为陪审团成员，他们必须时刻携带证明自身自由的文件。那些贫穷的、要求获取公共救助的自由黑人往往会被送去与奴隶们一起劳动。1848年，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官宣称，"自由黑人属于社会中的一个低贱的阶层"，在言谈举止方面应该学会像"低贱者"一样行事。
如上所述，19世纪的巴西拥有一个很大的自由黑人群体。在西印度群岛，许多白人主人与女奴结合所生的子女获得了自由，变成了"自由有色人种"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与在他们之上的白人和与在他们之下的奴隶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缺乏一个低等的白人中产阶级，在牙买加和其他的加勒比海岛屿上的自由黑人开商店，并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低层职员。
在美国，因为"黑人"与"奴隶"被视为是等同的群体，介于两者之间的穆拉托群体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与此同时，自由黑人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群体和一种对奴隶制的潜在威胁。到19世纪50年代，大多数南部州明令禁止自由黑人进入本州境内，有几个州甚至立法将自由黑人驱逐出境，强迫他们在返回奴隶制和自动离开本州领土之间进行选择。尽管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多的自由黑人在奴隶社会中得以发家致富。威廉·约翰逊（WilliamJohnson）是纳齐兹的一位理发匠，他积攒了足够的钱，买下一个种植园和15名奴隶；他与上层白人社会的成员一起打猎，还借钱给他们，但他在法律上与他的种族一样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例如，当他的白人债务人不能如期偿还借款时，他不能在法庭上作证，并提出指控。在弗吉尼亚，那些由理查德·伦道夫（见第六章的讨论）通过遗嘱予以释放并给予土地的黑人，建立起一个富有活力的社区，被称作是伊斯雷尔小丘（IsrealHill）。尽管州对自由黑人设立了种种法律限制，但他们逐渐发展成为富有的农场主和掌握熟练技能的手工匠人。他们学会了如何在法庭中捍卫自己的权利，甚至还赢得了与那些欠债不还的白人所打的官司。
南部的北部地区与南部腹地
1860年，只有为数不多的自由黑人（约3700人，或少于当地黑人人口的2％）居住在南部腹地（LowerSouth），如威廉·约翰逊，他们中的大多数住在城市里面。密西西比主要是一个农业州，并没有什么真实意义上的城镇中心，内战前夕，它的自由黑人人数还不到800人。另一方面，相对发达富裕的自由黑人社区在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得以出现和发展，他们的人口大多是白人男性与女奴结合后产生的混血儿。有些人的确变得极其富有------如路易斯安那的安东尼·杜布莱特（AntoineDubuclet），他拥有100名奴隶。这些城市的许多自由黑人接受了教育，从事着裁缝、木匠和修理工等技能性工匠的工作。他们为自己的社区建立起教会，为子女建造学校。一些新奥尔良的自由黑人还把子女送到法国去接受教育。自由黑人中的精英分子竭尽全力，在自己与奴隶人口之间保持一种距离。例如，查尔斯顿的布朗联谊会（BrownFellowship Society）甚至拒绝接受肤色偏黑的自由人入会。即便在这些城市里，大多数自由黑人仍然是由贫穷和无技能劳工所组成。
南部自由黑人的大部分居住在南部的北部地区，他们一般是挣工资的农场工人。在这里，由于烟叶种植消耗了土地的资源，许多种植园主不得不改种粮食，他们也就不需要雇用全年劳动力。他们将许多奴隶卖到了南部腹地各州，也将一部分奴隶予以释放。1860年，马里兰州非裔美国人的一半是自由黑人。收获季节来临的时候，种植园主会雇用一些自由黑人来，与奴隶肩并肩地一起劳作。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自由黑人与当地的奴隶社区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时常还有仍然是奴隶的亲戚。有些自由黑人还拥有奴隶，但这种情形经常是获得自由的男人买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奴隶，因为州法要求获得自由的奴隶必须离开本州，所以自由黑人不能解放自己的妻子和子女。总的来说，用威利斯·A.霍奇斯（WillisA. Hodges）的话来说，自由黑人与奴隶们是"同病相怜"。霍奇斯来自弗吉尼亚的一个自由家庭，他的家庭曾经帮助过逃奴逃往北部。
奴隶劳动
奴隶制的首要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劳动力的体制；奴隶们的绝大部分时间是用于工作，他们"从日出到日落"，除了简短的吃饭时间外，一直不停地工作。大种植园经常是工作多样化的社区，奴隶们干的活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例如，一个种植园拥有125名奴隶，其中包括了1名男仆、2名女招待、1名护士、1名挤奶女工、1名园丁、10名木匠和2名鞋匠。其他种植园的奴隶中还包括了机械操作工、铁匠和纺纱工以及从厨子到马车夫之类的家庭佣人。
1862年，在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种植园里，一位女奴在晾晒棉花。男奴、女奴和奴隶孩童都同在棉花地里工作。
奴隶们还为蒸汽机船提供燃料，在铁矿和煤矿中工作，在南部港口城市的船坞里当装卸工以及铺架铁轨等。他们也被地方官员雇用来建造和修缮桥梁、公路和其他装备和工程，为联邦政府用来修建军事要塞和南部的其他公共建筑。企业家、商人、律师和政府官员都拥有奴隶，1860年，约有20万奴隶在南部北部的各种工业尤其是铁厂和烟叶生产厂里工作。在南部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奴隶被当成无技能的劳工和有技能的匠人来使用。对非自由劳动力的依赖已经大大超出了奴隶主群体的范围，如前所述，许多小农场主和制造商也从种植园主那里租用奴隶来使用。也有为数不多的主人赋予他们所信赖的奴隶以大量职责。西蒙·格利（SimonGary）的主人曾任命他为密西西比河上一艘商船的船员头领。他负责监管白人和黑人工人，销售主人的木材，并掌管着大笔的金钱。
结队劳动与包干劳动
格利的经历当然不是典型的奴隶经历。大多数奴隶------根据一项研究，75％的女奴和将近90％的男奴------是在田野里工作。奴隶劳动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根据种植作物和种植园规模而变化的。在小农场里，主人经常与奴隶们一起下地干活。
最大规模的奴隶群体是在棉花产区的种植园中工作和生活。在那里，女人、男人和儿童集结成队，在一名监工和一名充当帮手的驯奴手的带领下，在田野里工作。监工们因为其对待奴隶的残暴方式通常在奴隶中留有恶名。所罗门·诺瑟普（SolomonNorthup）曾被从北部劫持到南部在奴隶制中生活了12年，他写道："当一个监工的资格是要做到完全彻底的无情无义、残忍和残酷。他的工作是不计一切代价地生产大量的作物。"
在路易斯安那南部的蔗糖田野上工作的15万奴隶也是以集体劳作的方式工作的。这里的工作条件是南部最为严酷的，晚秋的收获季节要求奴隶们一刻不停地工作，抢在甘蔗变质之前，将它砍下来进行加工。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稻米种植园里盛行一种包干制的劳动，这是起源于殖民地时代的一种劳动体制。因为没有多少白人愿意冒险到疟疾横行的沼泽地去工作，奴隶们被派来做替代；奴隶主要求他们完成每日规定的工作任务，允许他们自行决定工作的进度。完成分派的任务之后，奴隶们可利用剩余的时间来打猎、钓鱼或打点菜园子。
在这幅年代不详的照片中，男人、妇女和孩子们在监工的监督下摘棉花。与蔗糖不同的是，棉花秆生长的高度不高，所以一个监工可以监视大批的奴隶劳工。
城市中的奴隶制
从奴隶的角度来看，南部不同地区的奴隶制在某些方面要"更糟糕"一些，在另一方面要"更好一些"。例如，在稻田里工作的奴隶虽然要面临恶劣苛刻的工作环境，但因为包干制的劳动形式和周围缺少一个大规模白人居民人口的监督，他们比其他田野奴隶享有更多的独立。掌握熟练技能的城市奴隶往往也享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多数城市奴隶是仆人、厨子和其他的家庭劳工。主人有时允许那些有技能的奴隶"出租他们自己拥有的时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与雇主单独进行雇用安排，工作所获工资的大部分当然是流进主人的腰包里。许多城市奴隶甚至可以独立居住。然而奴隶主们发现，如其中一人所写到的，都市技能奴隶"给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种最有伤害力的影响"。因此，许多奴隶主在19世纪50年代把他们的城市奴隶卖到乡村，而从白人技术熟练工人中寻找替补的对象。
在他待在巴尔的摩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能够"给自己找工作，签署自己的合同，接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与种植园的条件相比，他说，"我过得真的是不错。"但他很快加上一句，这种令他喜欢的待遇丝毫没有减少他对自由的渴望------"我所憎恨的是奴隶制，不是它偶尔带来的机会。"
秩序的维持
奴隶主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企图在奴隶中维持秩序和驯服奴隶们，并说服他们富有成效地工作。说到底，奴隶制是基于暴力之上的。主人几乎拥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对奴隶的惩罚，一个奴隶在他或她的一生中没有遭遇过一次鞭打的事情是极为罕见的。乔塞亚·亨森（JosiahHenson）逃到北部后，出版了他的自传，其中他写道，他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因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因出手打了一个白人而惨遭毒打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任何违反种植园规定的行为，无论如何的微不足道，都可能给奴隶们带来遭受鞭打的惩罚。一位佐治亚的种植园主在日记中写到，他鞭打了一名奴隶，因为他"没有给我的咖啡送上牛奶，［我］不得不喝下没有加奶的咖啡"。
更为隐秘的控制方法也被用来补充暴力的使用。奴隶主有意挑动并利用奴隶内部的不和，尤其是田野奴隶与家庭仆人之间的分歧。他们发明出一些奖励性的做法，对干活好的奴隶予以闲暇时间的奖励，甚至支付金钱作为奖励。一位弗吉尼亚奴隶主给他的奴隶一天发放10美分的钱，作为他们努力工作的奖励。他报告说这种方法使奴隶们"带有一种与白人同样的稳定和兴高采烈的情绪"去工作，他因此而"节省了所有的雇用监工的开支"。也许，奴隶主们掌握的最强大的武器是将奴隶卖掉的威胁。如果被卖掉，奴隶们将与他们的家庭相分离，与非裔美国人在南部的种植园上历尽千辛万苦而建立起来的社区相分离。
《1858年在密苏里列克星敦的当众鞭笞》，刊登在废奴主义刊物《被压制的关于奴隶制的书》中的插图。鞭笞是一种常用的对奴隶的惩罚方式。
奴隶的文化
奴隶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渴望，也从未丧失他们反抗白人、控制自己生命的决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成功地发展出一种以家庭和教会为中心的半独立文化。这种文化帮助他们能够在不放弃自尊的同时从受奴役的经历中生存下来，也使得他们能够将一套与奴隶主们压根儿不同的思想与价值观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奴隶文化吸收了非洲的文化传统。在奴隶的音乐与舞蹈、宗教祈祷的风格以及奴隶郎中（healer）使用草药来对付疾病等方面，处处可见来自非洲的影响（在当时的专业医疗条件十分原始的情况下，一些白人治病甚至也要找奴隶郎中，而不找受过训练的职业大夫）。在加勒比海和巴西，非洲奴隶贸易一直延续到19世纪，黑人人口大大超过了白人。与上述地区不同的是，美国的大部分奴隶是出生在美国，并生活在一个白人占多数的社会之中。奴隶文化是一种新的传统，分别受到非洲传统和美国价值观与美国历史经历的影响。
奴隶家庭
家庭在奴隶社区处于中心位置。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里，由于男性奴隶的人数大大超出女奴，奴隶们又是生活在兵营式的建筑物中，定居式的家庭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因为奴隶人口的增长来自自然繁殖，而不是依靠从非洲连续不停的进口，奴隶人口的男女比例显得自然平衡，这使得家庭的出现成为可能。当然，法律是不承认奴隶的婚姻的。在一个男奴和女奴"跳过扫把"（即象征奴隶结婚的仪式）之前，他们必须征得主人的同意，奴隶的家庭始终面临着被出售而遭受破裂的危险。
尽管如此，大多数成年奴隶都会结婚，只要不受奴隶买卖的干扰，他们的婚姻通常会延续一生。为了建立和巩固起一种家庭历史的感觉，奴隶们经常用堂亲表亲、叔父、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戚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奴隶家庭不是简单地模仿白人的族亲模式。例如，奴隶不会与自己的嫡亲兄妹结婚，而这在南部白人中是非常普遍的做法。然而由于连续不停的奴隶买卖，奴隶社区中的女性家长家庭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社区，与此同时，由祖父母、其他亲戚、甚至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负责照顾孩子成长的家庭比例也比白人社区高。
被出售的威胁
如上所述，奴隶如被主人出售，家庭关系将遭到破坏，出售奴隶的威胁则是奴隶主掌握的最有力的驯服奴隶的手段。随着棉花王国的兴起，国内奴隶贸易也得以扩张，在弗吉尼亚这样出售奴隶的州内，每3个奴隶家庭就有一户因为奴隶买卖而遭到破裂。许多儿童因此与父母分离。根据一项估计，在州际奴隶贸易中，南部北部的青少年奴隶中至少有10％的人曾被买卖过。担心被卖掉的恐惧始终弥漫在奴隶生活之中，在南部的北部地区尤其如此。"妈妈，主人是不是要在明天把我们卖掉？"一首非常流行的奴隶歌曲这样唱道。一些奴隶主鼓励奴隶们结婚，这样的建议反映出他们所尽的家长责任。其他的主人则对奴隶家庭内部的联系全然不知，他们对儿童奴隶的兴趣一般只停留在后者是否有能力到田野里去工作。联邦人口统计将白人人口以每5岁作为一个年龄分段，但在划分奴隶时，只用10岁作为唯一的年龄段，这是儿童奴隶加入田野劳动力队伍的起点。
奴隶贩卖者并不关心保存奴隶的家庭联系。1852年，一份"出售奴隶和牲畜"的公告宣布将拍卖佐治亚州一位刚去世的种植园主的财产。公告中列出了要出售的36个人，从婴儿到一名63岁的老年妇女，在结尾处，公告特意声明："根据买主的需要，奴隶可以单独出售，或者成批出售。"这类贩卖制造出无数的人间悲剧。"我亲爱的妻子，"一名佐治亚的奴隶在1858年写道，"我很遗憾地写信告诉你，我［又］被卖了......代我向我的父母问候，为我向他们道别，如果我们今生今世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次］相会，就让我们在天堂相见吧。我亲爱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我的笔无法倾诉因与你们的分离而隐藏在我心中的悲哀与痛苦。"
奴隶内部的性别角色
在某些方面，奴隶制下的性别角色与外部世界有明显的不同。男奴和女奴在某种意义上都处于同等的无权地位。19世纪的"家庭生活崇拜"把家庭划定为妇女的正当领域，但这一条对女奴来说并不适用。男奴不能为自己的家庭提供经济收入，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不受主人和监工的性侵犯（这是在许多种植园里经常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他们的孩子应该去工作。
当奴隶们"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里工作时，更为传统的性别角色便得以盛行起来。男奴们会负责伐木、狩猎和钓鱼，而女奴们则负责洗衣服、缝纫以及负担起带孩子的主要责任。有些种植园主允许他们的奴隶拥有小块的土地，在上面种植一些粮食，用来补充从主人那里分配的食物；女奴们通常会负责照管这些"菜园子地"。不管内部的安排如何，家庭是奴隶社区的中心，它使得奴隶们的价值观、传统和生存策略------即奴隶文化------得以从一代人传至下一代人。
奴隶的宗教
在他们面临的艰苦环境之中，一种独特的基督教教义也给奴隶们带来了一种安慰和从奴役中获得解放的希望。一些自由和处于奴役中的黑人曾参与过殖民地时代大觉醒的活动，更多的人则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的宗教复兴运动中被吸收到了南部的浸礼派和美以美会派的教会之中。1801年，在肯塔基的凯恩里奇（CaneRidge）举行了吸引几千人参加的大型营地集会；事后一位牧师回忆说，在集会上，任何区分都不存在，"无论是年龄、性别、肤色，或者是其他任何带有临时性质的区别；老人和年轻人，男人与女人，黑人与白人，都具有同等的特权随意按照神对他们的指点来表现他们所接受的灵光的启示。"
1867年2月2日《哈珀周刊》所描绘的一个黑人牧师。尽管这幅雕版画制成于内战之后，但这种宗教仪式的情形与奴隶制时期是相同的。
尽管法律禁止奴隶们在没有白人在场的情况下聚会，但每个种植园内似乎都有一个黑人牧师。一般来说，牧师是一个"自我召唤的"（self-called）奴隶，他只受过有限的教育或者根本就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却拥有很好的演说能力，并对《圣经》了如指掌，这些条件使他成为奴隶社区里最受尊重的成员之一。在南部城市，奴隶们是在黑白共用的教堂里与白人牧师一起祈祷，奴隶们一般坐在教堂的后排或者是坐在教堂的楼台上。城市自由黑人建立了自己的教堂，有些时候，奴隶们也参加其中的教会活动。
对于主人来说，基督教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许多主人要求奴隶参加由白人牧师主持的宗教活动；白人牧师会在祈祷中提到偷窃是不道德的行为以及《圣经》要求仆人服从他们的主人之类的内容。一位奴隶后来回忆说，一名白人牧师在布道中告诉奴隶们"上帝是多么的贤明，把我们从黑暗和愚昧的非洲带到了这个国家，允许我们倾听福音的美妙声音"。当查尔斯·C.琼斯（CharlesC. Jones）在布道时提到上帝命令仆人要服从他们的主人、奴隶不应该逃跑时，有些奴隶起身离开了布道会。还有一名奴隶在布道结束时上前对他说："［你的］教义是一面之词。"
自由的福音
奴隶们对他们接受的基督教进行了改造，将其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奴隶的宗教是由非洲传统和基督教信仰混合而成的，奴隶们通常在种植园里夜间举行的秘密集会上进行实践，他们的"赞美会"往往是充满了大声的呼叫、舞蹈以及时常发生在布道者与听众之间的感情洋溢的对话。一位前奴隶在回忆典型的奴隶秘密宗教集会时说，"过去在奴隶制的日子，我们通常在礼拜日的傍晚悄悄地溜进树林，来到沼泽地，在那里按照我们的方式唱歌和祈祷。我们祈祷自由之日的来临。"
圣经中的出埃及记讲述了上帝选择摩西，由他带领在埃及被奴役的犹太人进入到一个自由圣地（promisedland）的故事，这个故事在黑人基督教传统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奴隶们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选民，最终将被上帝从奴役之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对奴隶们来说，耶稣基督代表了一种与他们相关的、真正关照受压迫者的救赎者形象。奴隶们在圣经中还发现了其他的英雄人物和象征，如克服了噩运从鲸鱼的腹中逃脱出来的约拿（Jonah）、战胜了比自己更为强大的歌利亚（Goliath）的大卫（David）以及从狮子窝里逃生的但以理（Daniel）等。在奴隶们眼中，基督教关于人类同胞情谊以及所有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教义正是对奴隶制的不可否认的定罪。
对自由的渴望
如果说他们的主人为了捍卫南部的"特殊体制"而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的话，奴隶文化则是建立在对奴役制度的非正义的批判和对自由的渴望之上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曾在美国革命时写道："没有人愿意被说服去当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将亲奴隶制的论调称为是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人们"羞于记忆的"一种"浅薄无知的胡说八道"。无论奴隶制的卫道士和牧师如何捍卫奴隶制，黑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成果被那些生活在骄奢淫逸之中的种植园主们以非常不正义的方式剥夺了。"我们烤出了面包／他们却只把面包渣扔给我们"，一首奴隶歌曲这样唱道。
大多数奴隶深知他们不可能直接挑战奴隶制。他们传说故事中没有与保罗·布利安（PaulBunyan）相对应的人物，这是白人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强大有力、具有传奇色彩的绿林好汉。奴隶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如兔兄（BrerRabbit）的故事，通常赞美处于弱势的兔子如何机智地战胜了像熊和狐狸这样强大的对手，而不是直接地向对手挑战。奴隶们的宗教歌曲或灵歌倾诉着他们生活中的悲哀和辛酸（"我被训斥了，我被羞辱了"），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最终获得解放的信念（"我的主难道没有送来但以理吗？"）。当他们唱着"我注定要去到迦南圣地"的时候，奴隶们的意思不光是他们在死后将从尘世痛苦中得到解脱，而且也意味着他们要逃到北部，或者在上帝的时间长河中，亲眼见证砸碎奴隶制枷锁时刻的到来。
"自由，"一位黑人牧师在黑人获得解放之后宣称，"早在自由诞生之前就一直在黑人的心中熊熊燃烧。"一位最终逃到北部的逃奴回忆说，在奴隶居住的圈子里"对自由的渴望"是奴隶们谈话的"经常性的话题"。即便是最不开化的奴隶，所罗门·诺瑟普观察到，"也不会不注意到他们自己在生存环境上与最底层的白人之间的差别；他们不会不认识到，正是不公正的法律使他们主人掌握了权力，这种权力不仅分配他们劳动所创造的利润，而且还强迫他们接受任意的和无缘无故的惩罚而得不到任何申述的机会。"
大多数农村奴隶的世界由他们的地方社区和亲族关系所构成。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地况、农作物和人口非常的熟悉，但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尽管如此，奴隶们不可能在面对由美国革命带来的思想变化或他们所处社会中的自由语言时无动于衷。"我是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1840年，从弗吉尼亚逃到加拿大的奴隶约瑟夫·塔铂（JosephTaper）写道，"在这里，人成为上帝原来希望他成为的那样......不像在南部，那里的法律把按上帝意愿造就的人放到了野兽的位置上。"奴隶解放后非裔美国人在重建时代提出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计划------强调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增强黑人社区的力量以及获取他们工作生活中的独立自治------都直接来自于他们在奴隶制中的生活经历。
对奴隶制的反抗
面对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捍卫奴隶制的决心，以及在人数上不敌整个南部白人多数的现实，奴隶们很少通过直接的起义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经历了无数次卷入上百人有时甚至是上千人的奴隶暴动，而在美国发生的奴隶暴动在规模上往往很小，而且也并不经常发生。美国没有发生像在海地发生的那种成功的奴隶革命（见第八章的讨论），也没有发生过1831年在牙买加发生的那种不成功的反叛，这场反叛看上去至少卷入了2万名奴隶。然而，这并不意味美国的奴隶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被迫在其中生活的制度。在旧南部，奴隶的反抗是以多种形式展开的，从个别的公开挑战的行动到偶尔的集体暴动。这些行动对奴隶主们自我描绘的慈父形象，对他们把奴隶们想象为唯命是从、并因得到主人的照料而感恩不尽的想法，都提出了一种经常不断的挑战。
反抗的方式
最普遍的对奴隶制的反抗方式是"每日的抵抗"或"无声破坏"------在干活的时候捣乱、毁坏工具、摧残牲口等------以及采用其他破坏种植园日常生产流程的方法。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Law Olmstead）来自北部，19世纪50年代他在南部巡游时记录道，"门大大敞开着，围栏的栏杆被黑人取掉了，骡子的腿被打瘸了，工具被损坏了，一艘平底船因缆绳被解开而在河面上任意漂流，那些为修建新的围栏运木头来的人，把运来的栏杆乱卸一地，修建围栏时［主人］需要花费两倍的劳工价钱。"许多奴隶设法使主人相信他们有病，由此可以避免工作（尽管几乎没有人在他们应该休息的礼拜日声称有病）。此外，奴隶们还采用了偷取主人食物的方式，这是在当时一种极为盛行的反抗方式，一位南部医生甚至由此而诊断说，这是黑人特有的一种遗传病。不太经常发生但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奴隶的其他犯罪行为，如纵火、下毒和用武器攻击单枪匹马的白人。
逃奴
对奴隶制稳定更具威胁性的破坏是奴隶的逃跑。潜在的逃奴们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同所罗门·诺瑟普所回忆的，"每个白人都可以随时捉拿他，巡逻队的人时刻在搜寻他，狼狗随时准备跟踪他的足迹。"奴隶们对地理知识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他们只知道朝着北极星所指的方向奔向自由。无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最终成功地抵达了北部或者加拿大------历史学家最常用的估计数字是每年约有1000人抵达。大多数成功抵达北部或加拿大的人，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来自南部的北部，尤其是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肯塔基这些与自由州交界的南部州。道格拉斯逃离奴隶制的时候是20岁，他的例子非常典型，说明大多数的逃奴都是年轻的男性。大多数的女奴不愿意抛弃孩子，并且带着孩子进行千辛万苦的逃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一幅常见的奖励抓捕逃奴的告示。
在南部腹地，逃奴们通常逃进类似新奥尔良或查尔斯顿这样的大城市中，在那里他们希望隐没在自由黑人的社区里。另外一些逃奴则逃入极为偏远的地方，如弗吉尼亚的大迪斯默沼泽地（GreatDismal Swamp）或者是佛罗里达湿地（FloridaEverglades），在这里西米诺尔印第安人在被迫迁徙到西部去之前为逃奴们提供了避难所。即便在田纳西这样的地方，一份地方报纸上刊登的抓捕逃奴的研究指出，大约有40％的逃奴是停留在本地，30％逃向了南部的其他地方，另外有25％的逃奴企图逃向北部。
地下铁路（UndergroundRailroad）为一些逃奴提供了帮助。这是一个由具有同情心的废奴主义者组成的松散组织，他们用自己的家帮助藏匿逃奴，并把逃奴送到下一个"车站"。还有一些勇敢的人冒险进入南部，去解救那里的黑奴。其中最为闻名的是哈里雅特·塔布曼（HarrietTubman）。她于1820年出生在马里兰州，1849年逃到费城。在随后的10年里，她曾20次返回马里兰州，带领她的亲戚和其他奴隶奔向自由。然而，大多数最终逃到北部的人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他们有时必须展示出令人吃惊不已的智慧和创造力。威廉和埃伦·克拉夫特（Williamand Ellen Craft）两人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有病的主人带着她的奴隶在旅行。亨利·巴克斯·布朗（Henry"Box"Brown）把自己装在一个柳条货箱里，直接从佐治亚通过航运抵达北部。
"阿米斯达德号"事件
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大群的奴隶会采取集体行动争取获得自由。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839年的"阿米斯达德号"事件，这艘载有53名奴隶的船在从古巴的一个港口驶向另外一个港口的途中，被奴隶们所劫持，奴隶们强迫领航员将船驶向非洲。"阿米斯达德号"在大西洋海岸上来回漂流，最终在长岛附近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抓获。马丁·范布伦总统希望将奴隶们退还给古巴方面，但废奴主义者将这个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庭辩论中，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争辩说，既然这些奴隶是在违反了禁止奴隶贸易国际条约的前提下从非洲购买的，这些奴隶应该被予以释放。最高法院接受了亚当斯的辩论，大部分的奴隶最后回到了非洲。"阿米斯达德号"案例对美国内部的奴隶制没有任何影响，但它可能激发起1841年的一次类似的奴隶起义。当135名奴隶在被一艘名为"科罗尔号"（Creole）的船从弗吉尼亚的诺福克运送到新奥尔良的途中时，奴隶们控制了商船，驶向英属巴哈马群岛的拿骚（Nassau）。领导起义的奴隶领袖拥有一个容易令人产生联想的名字：麦迪逊·华盛顿。令泰勒政府感到极为失望的是，英国人为"科罗尔号"的起义奴隶们提供了避难所。
奴隶的起义
对奴隶制的反抗时而超出个人和群体的反抗行动，而代之以纯粹的反叛斗争形式。美国历史上4次最大的奴隶反叛预谋都是在19世纪早期前后相距31年的时段里发生的。第一次反叛的预谋是由弗吉尼亚奴隶加布里埃尔组织的，已经在第八章中讨论过。11年后，新奥尔良上游地区的蔗糖种植园中发生了奴隶暴动。大约有200至500多男人和妇女手持甘蔗砍刀、斧头、棍棒，以及一些枪支，向新奥尔良城进军，他们一路上捣毁财产，吓得沿途的白人惊恐地向新奥尔良城逃命。两天之后，州的民兵和正规军与起义者发生交火，经过一场恶战，打死63人之后，才将他们驱散。事后不久，暴动的领头人统统被斩首。那些被活捉的反叛者对他们行为的唯一解释是，如同其中一个所说，想要"杀死白人"，但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受到了前不久海地奴隶革命成功的鼓励。
下一个预谋是由登马克·维西（DenmarkVesey）在1822年组织的。维西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奴隶木匠。他用赢得的彩票为自己赎得了自由。维西是一个敢作敢为、很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他对那些在街上给白人让路的黑人很不屑一顾，很快成为当地非洲美以美教堂的领袖。他的预谋反映出当时在大西洋世界流传的美国和非洲影响的结合以及正在出现的黑人文化。"他精心研究过《圣经》，"他的跟随者后来回忆说。他同时也引用了《独立宣言》，并研究了国会针对密苏里妥协的辩论记录，然后宣称道，"所有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拥有同等的权利。"他向参与预谋的人宣读了海地奴隶成功举行起义的报道。预谋的非洲传统通过维西的助手古拉·杰克（GullahJack）的角色来展现，杰克是一个来自安哥拉的宗教"巫师"，他宣称自己能够保护反叛者不受伤不丧生。但这项预谋还未变成现实便被破获了。
如同许多的奴隶预谋情形一样，关于维西预谋的证据是充满矛盾和令人质疑的。许多的证据是从法庭进行的一系列秘密审判中得来的，那些被指控的人并没有机会与他们的指控人对质。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小托马斯·贝内特（ThomasBennett Jr. ）的一些奴隶也被指控为卷入了这场预谋，他写信对州总检察长罗伯特·海恩（RobertHayne）抱怨说，法庭审理的程序违反了"文明国家所通用的规则"。海恩回答说，在这种的情况下如此审判一个"自由的白人"，将是对他的基本权利的明显侵犯。他接着说，但是"奴隶们并不享有这些权利"，因为"我们宪法中所有的保护自由的条款都只是为自由人制定的"。最后，包括维西和属于州长的3名奴隶在内的35名奴隶和自由黑人被处以死刑，另外35人被流放到州以外的地方。
纳特·特纳的暴动
最有名的奴隶反叛者是纳特·特纳（NatTurner），他是弗吉尼亚州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一名黑人牧师和一个神秘的宗教人物，自称得到上帝的选择，来发动一场奴隶暴动。特纳在州内四处周游，举行宗教活动。他说自己看见了黑天使和白天使在天空中打架，天堂中流淌着鲜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特纳最初选择在1831年7月4日这一天发动暴动，但并未能如期进行。8月22日，他和一小撮追随者从一个农场出发，向另一个农场进军，一路上对白人居民发起攻击。因为当地的许多男人跨过北卡罗来纳州的边界去参加宗教复兴活动，所以遭到攻击的多为妇女和儿童。到州民兵将暴动镇压下去时，大约有80多名奴隶加入了特纳的队伍，60多名白人被杀死。特纳随后连同17名反叛者被抓获，并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他被问到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悔改之意，特纳回答说："［耶稣］基督不也是被送上了绞刑架吗？"
纳特·特纳的暴动是南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奴隶反叛行动。如同加布里埃尔和维西的预谋，特纳的暴动发生在南部种植园的核心地带以外，而在核心地带，对奴隶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特纳开始只是与一小撮奴隶接触，所以他面临的被发现或被出卖的可能比起加布里埃尔和维西来说要小得多。尽管如此，他的反叛却清楚地说明，在一个白人人口多于黑人、白人社区又是武装和联合起来的地区与白人进行暴力冲突，奴隶将处于致命的劣势地位。只有一种来自外面的力量才能扭转南部内部的力量平衡。然而，奴隶的抵抗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特纳的反叛展现了直接暴动与更加隐秘的反抗方式之间的联系。在这之后，许多流传的报道提到了在弗吉尼亚农场和种植园中奴隶们所表现的"不听话"的行为。
一幅描绘1831年纳特·特纳奴隶暴动的雕版画，发表在暴动之后不久出版的一本书中。
弗吉尼亚立法机构不但没有朝解放奴隶的方向前进，反而在1832年决定进一步锁紧奴隶制的镣铐。新的州法禁止所有黑人------无论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充当牧师（这是一条几乎不可能实施的规定），加强了民兵和巡逻队制度的力量，禁止自由黑人拥有枪支，禁止教黑人读书识字。其他的南部州立即跟进，制定了类似的法律。在辩论结束之后，位于弗吉尼亚的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教授托马斯·迪尤（ThomasR. Dew）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指出将本州大批的劳动力逐出州外是十分荒谬的。他认为，弗吉尼亚面临着一个没有商量余地的选择：要么保留奴隶制，要么解放奴隶并将他们吸收到弗吉尼亚的社会中来。然而，即便是那些对奴隶制持批判态度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后一种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1831年代表了旧南部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英国议会开启了一场在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计划（这个过程要到1838年才完成），这项决定突现了南部在西方世界中所处的日渐孤立的地位。特纳暴动之后几个月，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Lloyd Garrison）在波士顿出版了他的废奴主义杂志《解放者》（TheLiberator）（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发展暗示，美国奴隶制将同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捍卫奴隶制的理论继续在南部的知识和政治圈子里渗透，而反对的声音却遭到压制。一些州把加入废奴主义组织法定为一种刑事犯罪行为，暴民们则可将批评奴隶制的人从家中赶出。南部的"伟大的反映"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压制言论自由的运动。即便当谴责奴隶制违反了基督教原则和美国基本价值观的改革运动在北部兴起之后，以及围绕特殊体制的全国性辩论变得更加紧张之时，南部社会依然采取封闭的态度，坚守捍卫奴隶制的立场。
********
阅读建议
********
Aptheker,Herbert.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1943). 迄今为止仍然是关于美国奴隶起义活动的最完整的研究。
Berlin, Ira.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1974). 一部关于自由黑人的细致研究著作，强调上南部与南部腹地的区别。
Clarke, Erskine.Dwelling Place: A Plantation Epic (2005). 一部关于佐治亚州琼斯家族种植园上主人与奴隶生活的翔实研究著作。
Clinton,Catherine. The Plantation Mistress: Woman's World in the Old South (1982). 探讨奴隶制如何影响了种植园主的妻子和女儿的生活。
Ely, Melvin P.Israel on the Appomattox: A Southern Experiment in Black Freedom from 1790sthrough the Civil War (2004). 讲述在弗吉尼亚被理查德·伦道夫释放的自由黑人的生活和他们所创立的黑人社区的故事。
Genovese, EugeneD.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ke (1974). 一部关于父权制道德规范与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文化的经典研究著作。
Gutman, HerbertG.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976). 一部关于奴隶如何在奴隶制的苛刻制度下创立和维持家庭的开创性研究著作。
Johnson, Walter.Soul by Soul: Life inside the Antebellum Slave Market (1999). 以新奥尔良奴隶市场为窗口来观察奴隶制的整体。
Joyner, CharlesD. Down by the Riverside: A South Carolina Slave Community (1984). 关于南卡罗来纳沿海地区奴隶社区的研究，强调非洲和美洲的混合影响。
Kolchin, Peter.American Slavery, 1619-1877 (rev. ed. , 2003). 一部仔细的、最新的关于北美奴隶制从起源到奴隶解放时期历史的概述。
McCurry,Stephanie. Masters of Small Worlds: Yeoman Households, Gender Relations, and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1995). 研究不拥有奴隶家庭中男人和妇女的生活，探讨他们与种植园主阶级的关系。
O'Brien,Michael. Conjectures of Order: Intellectual Life and the American South (2004).一部关于旧南部思想世界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Stevenson,Brenda. Life in Black and White: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Slave South(1996). 该书焦点集中在弗吉尼亚，研究奴隶如何适应州际间奴隶贸易的兴起。
Wade, Richard.Slavery in the Cities: The South, 1820-1860 (1964). 关于南部城市中的奴隶制的研究，同时讨论白人中不断出现的对都市黑人人口缺乏控制的焦虑。
Wright, Gav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 Markets, and Wealth in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8). 一部由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写作的著作，展示了产棉南部的经济发展和结构。
第十二章 改革的年代
1820 -1840
［大事年表］
1787第一个震颤派社区在纽约州北部建立
1816美国殖民协会建立
1824欧文派社区在新哈莫尼建立
1826美国禁酒协会建立
1827第一份黑人报纸《自由之报》在美国出版发行
1829戴维·沃克发表《向全世界有色公民发出的呼吁》
1831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解放者》开始发行
1833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建立
1833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发表《为被称作非洲人的美国阶级而呼吁》
1834女性道德改造社成立
1837哈里雅特·马蒂诺的《美国社会》出版
洛夫乔伊被杀害
1839西奥多·维尔兹的《奴隶制》出版
1841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建立布鲁克农庄
1845玛格利特·富勒的《19世纪的妇女》出版
1848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在纽约州创建奥内达
1852哈里雅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
1852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发表名为《7月4日对奴隶们意味着什么？》的演讲
1860政府税收支持学校制度的建立
改革的冲动
"在世界历史上，"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1841年时写道，"改革的理论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充满了希望。"废奴主义仅仅只是这个时代众多改良美国社会的运动之一。当他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访问美国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注意到，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政府的情况下，美国人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是通过自愿性组织------教会、兄弟会、政治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的团体------来组织的。改革的冲动正是这类自愿组织蓬勃涌现的结果之一。美国人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组织，有的是为了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酒，或禁止在礼拜日举行公共娱乐活动和递送邮件；有的是为了改善监狱的条件、扩大公立教育，改善工资劳动者的收入状况；还有的是为了在合作主义而不是在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重组美国社会。
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力图争取公众舆论对它们所提倡的改革事业的支持。它们派出演说家，收集签名和请愿书，并出版各种传单。如阿比·凯里一样，许多改良者同时活跃在好几种改革事业中。有些改革活动，例如限制和销售酒精、减轻盲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痛苦等，可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动和发展。其他的一些改革，包括争取妇女的权利、呼吁劳工组织工会以及教育改革等，在南部的影响十分微弱，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些运动在南部时常被视为是与反对奴隶制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改革也是一桩国际化的事业。鼓吹和平、禁酒、妇女权利和反对奴隶制的人经常为推进他们的事业在大西洋两岸来回地穿梭奔走。
一张罕见的废奴主义者在纽约州集会的照片，摄于1850年左右。图中央围着头巾的妇女可能是阿比·凯利。紧靠她右边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改良主义者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战术来推进社会改革。有些采用"道德说服"来劝导人们加入他们的事业。另外一些则企图利用政府的力量强迫原罪之人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因此而被对手称为是"恶魔的朗姆酒"。还有一些改良主义者决定从现行社会中彻底退出，建立自己的合作主义式定居社区，他们希望通过创建"地球上的天堂"，并在那里以身作则地展现一种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从而改变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改革者的人数从来没有成为过美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便在北部也是如此，但他们对美国政治和社会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影响力。
乌托邦社会
在内战发生之前的几十年内，大约有100个改良主义的社区得以建立。历史学家借用托马斯·摩尔（ThomasMore）于16世纪写作的描述理想中完美社会的小说《乌托邦》（Utopia）之名，把这些社区称作"乌托邦"（这个词后来也指不现实的和无法实现的计划）。这些社区在组织和动机上非常不同。有的社区要求所有人必须服从领导人制定的铁的纪律，另外一些则采用民主的运作方式。大部分的社区因受到某种宗教原则的驱动而兴起，另外一些则受到世俗理想的激发，它们企图对由市场革命引发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做出回应和反击。
几乎所有的社区都立志要在一种合作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美国社会，希望在一个个人主义泛滥成灾的世界中恢复社会和谐，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正是通过它们的活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词得以进入美国的政治语言之中。在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的是生产资料为社区而不是为私人所拥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大多数的乌托邦社区也力图寻求一种能够替代传统性别关系和婚姻模式的实践。有的彻底禁止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关系；有的则允许人们随意更换性伙伴。然而，几乎所有的社区都坚持认为，终止男人对妇女人身的"财产"要求必须是废除私有财产的内容之一。
震颤派
宗教性的乌托邦社区，如同建立在俄亥俄的琐珥（Zoar）的创始人所说，提供了"一个逃离罪恶之城所多玛（Sodom）的避难所"，因此它们对那些希望从罪恶弥漫的社会中寻求隐退的人十分具有吸引力。然而，作为最为成功的宗教性社区，震颤派对外部世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震颤派发展的顶峰时期，合作式震颤派定居点从缅因一直延伸到肯塔基，包括了5000多成员。震颤派是在18世纪后期由李安教母（MotherAnn Lee）创立，李安教母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铁匠家庭，后来成为一名宗教劝诫者，声称耶稣基督指示她，要她带领自己的追随者们前往美洲。1787年，第一个震颤派的社区在纽约州北部建立起来。
震颤派相信，上帝拥有一种男性和女性的"双重"人格，所以，两性之间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他们各自的工作也是同等的重要（尽管每个男人被分配给一个"姐妹"来照顾他的洗衣和缝纫工作）。"处女的纯洁"是震颤派信仰体系的一种重要支柱。他们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家庭生活。男人和女人分别住在单身宿舍式的大型房屋中，并在公共食堂里一起用餐。他们的人数是通过吸引改信者和领养孤儿而增加，而不是通过自然生育而增长。许多外来者到他们的社区访问，观察他们的宗教仪式，人们看到在仪式中，男女分开，在疯狂的舞蹈中不停地颤动着身体，这个群体因此而得名"震颤派"。尽管他们对个人积累财产的做法持否定态度，震颤派在经济方面却干得非常的成功。他们最早将蔬菜和花种以及草药之类作为商品引入市场，还为了赚取利润而养牛。他们精心制作的家具至今仍然广受大众的欣赏。
奥内达
另外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是奥内达，1848年由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Humphrey Noyes）在纽约州的北部创建。诺伊斯出生在佛蒙特，是一位联邦众议员之子。他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之后，学过一阵子法律，在一次宗教复兴活动中，他感受到皈依的体验，遂决定成为一名牧师。对宗教复兴派关于人可以达到一种极为完美的道德境地的教义，诺伊斯表示出极度的信任。他宣称说，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变得十分完美，以至于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完全的"心灵纯洁"或与原罪完全脱离的程度。
1836年，诺伊斯与追随者们在佛蒙特的帕特尼（Putney）建立了一个小的社区。如同震颤派一样，诺伊斯也禁止拥有私人财产，并抛弃了传统婚姻的模式。但是，与震颤派提倡的独居生活方式相对的是，他教导社区的所有成员组成一个相互平等的"神圣家庭"。他的社区因为实践诺伊斯所称的"复杂的婚姻"而变得臭名昭著，在这种实践中，任何男人都有权向任何女人提出要求发生性关系的邀请，而女人则有权接受或拒绝对方的邀请，女方的决定将记录在一部公共文件簿中。社区面临的威胁是"排他性的爱情"，诺伊斯感到，正是它破坏了社区的和谐。
1848年，诺伊斯因通奸罪被地方官员定罪，他把社区迁到奥内达，并在那里一直延续到1881年。奥内达社区的制度是极端极权主义式的。要想加入这个社区，人们必须展示对诺伊斯宗教教义的理解，并答应遵循他的规则来生活。成员之间相互监视，并对那些违反了诺伊斯规定的人进行公开的指责和批判。到19世纪60年代时，一个社区委员会甚至有权决定哪一对夫妇可以生孩子------这可谓是"优生学"的早期例子，后来的优生学正是为改进人种质量而对生育进行规范和控制的一种实践。
世俗社区
对于外部的观察者来说，类似与奥内达这样的乌托邦社区看上去如同是一种"自愿的奴隶制"情形。然而，由于成员们对领袖的教导和制定的规则具有一种无私忘我的接受，宗教取向的社区往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震颤派社区的存在一直延续到进入20世纪后很长一段时间。而那些更为世俗化取向的乌托邦社区往往受到内部分歧的困扰，存活的时间也相对较短。
1841年，新英格兰地区的超验主义者们在距波士顿不远的地方创建了布鲁克农庄（BrookFarm），希望由此来展示体力和脑力劳动可以和谐共存。他们的社区一部分是依照法国社会改良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Fourier）的思想而建的。傅立叶曾经设想过建立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同时又保留私有财产。傅立叶为其称为"法郎吉"（Phalanxes）的社区勾画了一幅蓝图，对每一个细节都做了精心的设计，从社区居民的人数（2000人）到从观光者那里收取参观费可以得到多少收入等。布鲁克农庄为演奏音乐、舞蹈、戏剧朗诵和学术讨论等活动提供了时间，它看上去好像是一所令人向往的微型大学。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曾是该农庄中的一员，他曾对派去清扫粪便而有所抱怨。布鲁克农庄在几年后就解体了。在他1852年发表的小说《比利瑟戴尔的罗曼史》（TheBlithedale Romance）中，霍桑对那里的生活做了一种颇持怀疑态度的描述。
欧文派
最有影响的世俗公社主义者（communitarian，意为愿意或已经在一种合作主义式的社区中生活的人）是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他是一个英国工厂主的儿子，对早期工业革命给工人们带来的社会地位的下降和恶化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在苏格兰的新兰纳克（NewLanark）建造了一个模范工厂村，将严厉的工厂纪律与舒适的居住和免费公共教育结合起来。1815年左右，居住在新兰纳克的1500名工人把此地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棉纺产品制造中心。欧文坚信，"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分享一种共同的利益"，他竭力鼓吹公社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保障工人获取劳动全部价值的和平方式。1824年，他买下了印第安纳州的新哈莫尼（NewHarmony）。这个社区最初是由19世纪初来自德国的新教领袖乔治·拉普（GeorgeRapp）和他的追随者所创建的。欧文希望在这里创立一个"新的道德世界。"
欧文认为，"每个人的素质无一例外都是由于环境造就的。"通过改变人们居住的环境，个人可以得到改造。在欧文的计划中，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应该与父母的照顾相分离，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们要学会如何将自己的个人野心服从于公共利益。欧文也支持妇女拥有权利，尤其是接受教育和提出离婚的权利。在新哈莫尼，他承诺，妇女将不再为她们的丈夫所"奴役"，那种关于性别之间存在内在差别的"虚伪说法"将被彻底抛弃。
然而，和谐并没有光顾新哈莫尼（新和谐）的居民们。在从社区的基本法到财产分配的一切问题，居民们一直争吵不休。欧文的定居点仅仅存活了几年，但它却对劳工运动、教育改革和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欧文的理想引起了一种为美国人广泛分享的信念的共鸣：新世界可以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由乔塞亚·沃伦（JosiahWarren）创办的短命的世俗社区与欧文那种事先设计的体制不同。沃伦是一个早期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针对个人行使的体制，包括政府在内，都是不正当的）。在俄亥俄州的尤托皮亚（Utopia）和纽约州的摩登蒂姆斯（ModernTimes），沃伦创办了完全不受规范和限制的自愿定居点。与其他的公社主义者一样，沃伦也力图寻求解决劳工暴动根源和妇女不平等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劳工问题，他发明了一种商店，不同的商品可以根据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劳动量相互进行交换，以此来避免类似银行家和商人这样的中间人来分享农场主、工人和制造业主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因为没有法律来规范个人的行为，沃伦社区的婚姻是一种完全自愿的安排。事实上，沃伦对美国式个人主义做了一种极端化的逻辑诠释。自由，他宣称说，意味着"允许每个人［成为统治自己的］绝对的暴君或君主"。
宗教与改良运动
绝大多数美国人把拥有财产视为获取经济独立------以及自由------的关键，把婚姻看成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几乎没有人愿意到那种需要他们放弃这两者的社区中去生活。相对于乌托邦式的改良而言，更为普遍的改革冲动来自那些力图将男人和女人从外部的限制（如奴隶制和战争）或内部的各种"奴役"形式（如酗酒、文盲以及犯罪倾向等）中解放出来的运动。酗酒之人，一位改良主义者宣称到，不能算是自由人；他们"戴着酒精的镣铐，必然走向魔鬼的朗姆酒"。许多这类的改良运动深受第二次大觉醒（见第九章的讨论）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正如复兴派的牧师所称，如果上帝把人创造成"自由的道德使者"，原罪之人不但能够自我改良，而且还能够重新创造世界。
宗教复兴将"完美主义"的观念广为传播，这种观念认为个人和社会能够永无止境地改良自身。纽约和俄亥俄的北部地区因为在19世纪20和30年代经历了大量的复兴活动，以"烤焦了的地区"而闻名。这些地区为这一时期改良运动和它们所期望的摆脱了原罪的社会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旧改良运动开始朝新的、更为激进的方向发展。禁酒运动（temperance，这个词的本义是指喝酒的时候要适可而止）就转变成为一场彻底废除饮酒的讨伐运动。与之相关的是，奴隶制的批判者们不再要求以渐进的方式来解放奴隶，而要求以立即和彻底的方式来废除奴隶制。
禁酒运动
对于正在北部出现的中产阶级的成员来说，参与改良象征着拥有一种受人尊重的地位，表明个人不仅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敢于承担道德上的责任。1826年，美国禁酒协会（AmericanTemperance Society）成立，其工作目标不光是挽救那些酗酒成性的酒鬼，也包括改造那些偶尔饮酒的人。该组织在19世纪30年代声称，它成功地说服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放弃了饮酒的习惯。1840年，个人的平均饮酒量减少到了10年前的一半还要多（在1830年个人饮酒量的顶峰时期，平均每人每年要喝7加仑酒，而现今每人的平均年饮酒量在2加仑左右）。19世纪40年代，华盛顿社（WashingtonianSociety）还把经过改良的酗酒者召集起来，举行"经验交流会"，由他们向公众讲述种种罪恶曾带给他们的痛苦。
禁酒运动和其他改良运动也招致了很大的敌意。一人眼中之罪恶往往是他人眼中之幸福或珍爱的习惯。与从宗教复兴中获得再生的、戒酒的和在礼拜日遵守宗教规范的人相比，那些喜好在礼拜日尽情休闲和娱乐的人或愿意不时饮酒的人决不认为自己比前者缺少道德感。
改良派的批评者
许多美国人把改良运动看成是一种对他们自由的攻击。饮酒是类如民兵聚会等各种欢庆活动和事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同殖民地时期一样，在19世纪早期的城镇里，酒店是工人们喜好的聚会场所，他们不光在这里饮酒，而且也讨论政治，这里还是供组织开会和开展大众娱乐健身的地方。一位住在马萨诸塞伍斯特（Worcester）的"热爱自由的公民"问到，一群公民凭什么规定其他公民应如何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
美国天主教徒的人数随着爱尔兰和德国移民的到来而不断增长；他们对改良运动充满了敌意。天主教徒对自由的理解与新教改良派非常地不同。他们把原罪看成是个人和社会无法摆脱的负担。在他们看来，那种认为罪恶可以从世界上消失的完美主义说法有悖于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毫不留情地反对改良派的努力，认为这种努力无异于一种将新教道德观强加于人的做法。当改良派大谈人是自由的道德使者时，天主教徒并不刻意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而更看重以家庭和教会为基础的社区的重要性。纽约市红衣主教约翰·休斯（JohnHughes）是美国最重要的天主教会的领袖人物，他宣称说，"人"并不是一个自主的生命，而"因他的天性，注定是社会的一员"。
改良主义者与自由
改良主义者必须要在创建道德秩序的愿望与对增强个人自由的追求这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妥协。他们为此采用了一种新的自由观，即自由既是解放人的，同时又是约束人的。改良派坚持说，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帮助美国人享有真正的自由。改良派看到，个人自由在当时越来越意味着得到机会、参与经济收入的竞争和改变个人的待遇，他们大谈将美国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这些不同种类的奴役形式------从奴隶制、酗酒、贫困到罪恶------使得个人难以获取成功。
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者又坚持提出通过自我约束而获得一种自我成就感。他们对自由个人的定义是一个能够把自制变成一种内在自觉行为的人。1843年从德国移民来到宾夕法尼亚的牧师菲利浦·沙夫（PhilipSchaff）写道，"从美国的观点来看，真正的民族自由"决不是"限制的缺席"；相反，自由是建立在"一种道德基础以及每个公民自我拥有和自我控制的美德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改良主义者认为，美国社会拥有过多的自由------类似于约翰·温斯洛普曾经在马萨诸塞清教时代警告过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然自由"，它们与富有道德正义感的公民应拥有的"基督教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自由。
许多东部的宗教群体担心，西部的定居者和外来移民缺乏自制的能力，过着一种充满恶习------如酗酒、违反礼拜日的教规和缺乏新教虔诚感等------的生活，他们组成了美国宗教手册协会（AmericanTract Society）、美国圣经研究会（AmericanBible Society）和其他类似组织，负责向东部城市和西部边疆地区发送圣经和鼓吹宗教价值观的传单。1825---1835年，手册协会发送的宗教传单加起来一共有5亿页。改良派对自由的理解，以及他们利用新型印刷技术的能力对这一时期的改革运动都产生了影响。
精神病院的发明
这一时期改良运动中的解放与控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新体制的创建过程中也非常明显。改良主义者希望通过这些新的机构把人改造成为自由的、道德高尚的公民。殖民地时期，对于犯罪行为的惩罚大多是采用鞭笞、罚款和流放的方式。穷人在自己家中接受救济，孤儿一般在本社区中安置，精神病患者则是由各自的家庭来照顾。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人开启了一个体制建设的计划，这些体制包括监狱、济贫所、精神病院和孤儿院。这些机构在许多方面很不相同，但它们与公社主义者和信奉"完美主义"的宗教改革派共享一种理念，即那些过去被视为无法救治的社会疾病是可以被消灭的。"治疗"这些令人反感的社会成员的方法，就是将受到传染的人和尚未成人的年轻人置放在一个能够转变他们素质的环境中。监狱和精神病院最终会变得十分拥挤，对犯人和病人的改造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些人关在这里，让他们远离社会。然而，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机构的确受到这样一种理念的影响，即那些在这些机构中呆过的人都会变成生气勃勃的、具有自律的公民。
纽约难民收容所。19世纪20、30年代建立的诸多机构之一，目的是通过帮助和改造罪犯与穷人来医治社会疾病。
公立学校
内战前最大的体制建设是建立公立学校的运动，即由政府税收支持的、面向所有儿童开放的学校体制。19世纪早期，大多数儿童是在地方资助的学校、私立学校、慈善学校或在家里接受教育，还有许多的儿童根本就无学可上。学校改革同时代表了改革运动的好几个目的。霍勒斯·曼（HoraceMann）是马萨诸塞的一位律师和辉格党的政治家，担任过该州的教育委员会的总监，他是这个时期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写作的年度报告在全国广泛地传阅，报告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解放与社会控制结合在一起。
曼无疑是支持在本州出现的新型工业秩序的。但他提出，要实施全民公立教育，让所有阶级背景的儿童拥有一个共同的学习经历，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争取进步，从而恢复平等在一个断裂社会中的位置。教育将会"使所有人的条件变得平等起来"------事实上，它可以是工业社会相对于移民西部去购买农场的另一个选择。早期的劳工运动也分享这种观点------免费的公立教育是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与此同时，曼认为，学校可以将学生从那些在管教孩子方面失职的父母手中拯救过来，增强社会的稳定。素质构建与阅读、写作和算术是同等的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学校的"无声课程"------即服从权威、严格守时、根据随上下课的铃声而变化的预设时间段来安排自己的时间------都在帮助学生为在新工业经济中求职做准备。
曼认为，学校是训练自由的个人的------即那些已经将自律自制的要求内化了的人。然而，他也遭遇了来自学生父母的反对，后者不愿把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权利拱手交给老师和官僚。尽管如此，在劳工组织、工厂主和中产阶级改良人士的支持下，每个北部州都在1860年建立起了面向本州所有儿童的、由政府税收支持的公立学校系统。公立学校运动第一次为妇女创造了一种真实的职业生涯，妇女们很快就主导了教师的行业。在南部，识字的黑人被不断看成是对当地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种植园主们又不愿意交税来支持面对贫穷白人孩子的教育，所以，公共教育就落在了北部的后面。这也是南北双方在发展上越来越走向分道扬镳的一个方面。
反对奴隶制的斗争
与酗酒、破坏礼拜日习俗和文盲相比，美国社会中的最大邪恶起初似乎并没有引起改良主义者的重视。很长一段时间内，向奴隶制进行挑战的唯一的一批美国人是贵格教教徒、奴隶和黑人。在由美国革命激发的反对奴隶制的改革热情消逝之后，奴隶制的问题逐渐从国家生活中隐退，只是偶尔地会爆发一下，如1819---1821年围绕密苏里的争论。
海外殖民运动
19世纪30年代以前，凡是愿意讨论终止奴隶制的白人几乎都把这个问题与获得自由后黑人的"殖民"问题------即将他们遣送到非洲、加勒比海或中美洲地区------联系在一起。1816年，这种思想的鼓吹者们创建了美国海外殖民协会（AmericanColonization Society），协会主张逐渐废除奴隶制，将美国黑人移居到非洲。协会很快在西非海岸建立了利比利亚（Liberia），这个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居民点的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是以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名字命名的。
在许多人看来，海外殖民纯粹是不现实的。19世纪30年代，当英国作家哈里雅特·马蒂诺访问美国时，她对詹姆斯·麦迪逊总统支持这样的做法感到十分惊异。"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会相信这样的说法：不把所有的奴隶逐出美国，奴隶制就不会终结，马蒂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的旅行游记《美国社会》（Societyin America，1837）中，她把海外殖民运动说成是，"那些因为把奴隶当成财产来拥有在良心上过意不去的奴隶主，通过把他们的奴隶送到海外，可以获得心灵的解脱，而不会冒犯他们邻居。"
尽管如此，杰克逊时代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包括亨利·克莱、约翰·马歇尔、丹尼尔·维伯斯特和杰克逊本人都是支持海外殖民协会的。许多北部人也把黑人的海外殖民看成是让国家摆脱奴隶制困扰的唯一方法。南部的支持者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说服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离开美国。他们坚持认为，自由黑人是一个"低贱的"群体，它的存在会对白人社会造成威胁。其他的殖民运动鼓吹者则认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美国生活中，如果他们获得自由并被允许留在美国，他们将永远无法争取到平等。与印第安人迁移政策一样，海外殖民活动预设的前提是，美国从根本上是一个白人社会。
黑人与海外殖民运动
内战之前，在海外殖民协会的资助下，有几千名美国黑人移民到了利比利亚。其中有些人是获得主人释放的奴隶，前提是他们必须离开美国。另外一些人则是自愿离开美国，希望到非洲去传播基督教或者在这里享受在美国被剥夺了的权利。在经历了"南部的法定奴隶制和北部的社会奴隶制之后"，一位即将前往利比利亚的黑人移民写到，他深知他"在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然而，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对海外殖民的思路表示坚决的反对。事实上，美国海外殖民协会的成立激发了自由黑人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作为美国人的权利的活动。1817年初，约有3000名自由黑人在费城聚会，召开第一次全国黑人大会。他们的决议声称，黑人是美国人，应该享有与白人同等的自由和权利。"我们不希望与我们现有的家庭相分离"，他们这样宣称道。随后几年，一些黑人组织从它们的名称中去掉了"非洲的"修饰语，不给那种要把他们从出生地上驱逐出去的做法留下一个可能的借口。
激进废奴主义运动
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废奴主义运动与它拘谨保守的先行者有着非常深刻的差别。新一代改革者们一方面吸收了宗教改良主义的思想，将奴隶制看成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罪恶，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更为世俗的改良主义观点，认为奴隶制与独立宣言所推崇的价值观是相矛盾的；他们抛弃了传统的逐步解放黑奴的策略，而要求代之以立即废除奴隶制的主张。与他们前辈也不相同的是，他们采用了一种措辞尖锐的激烈语言来抨击奴隶制和奴隶主，并坚持认为，获得解放的奴隶应被作为平等的公民纳入到共和国中来，而不应该被逐放海外。一个完美的美国社会，在他们看来，不仅仅意味着应该将奴隶制连根拔掉，而且也需要彻底铲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
1829年，戴维·沃克（DavidWalker）发表了《向全世界有色人种公民发出的呼吁》（AnAppeal 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首次传递了新废奴主义运动的精神。沃克是一个出生在北卡罗来纳的自由黑人，当时在波士顿经营一家旧衣店。《呼吁》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号召美国黑人为废除奴隶制而行动起来，并在必要时采取暴力的手段；它对白人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改正它充满罪恶的种种行径，将面临神的惩罚。沃克在书中启用了圣经和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但他超越了这些人们熟悉的论点，呼吁黑人们要为古代非洲文明的成就感到骄傲，要以美国人的身份争取他们所有的权利。"不要再给我们提什么海外殖民，"他对白人读者写道，"因为美国既是你们的国家，也同样是我们的国家。"
加里森的出现
沃克的语言使得奴隶主和奴隶制的批评者都感到惊恐不安。当自由黑人海员在南部秘密地散发沃克的传单时，南部一些州开出高价，要索取他的人头。然而，沃克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废奴主义组织，并于1830年在一个颇为神秘的情景中去世。直到1831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周刊《解放者》在波士顿出版后，新废奴运动才拥有了一个持续而永久的声音。"我将如同真理一样的严酷无情，"他宣称说，"我将如同正义一样决不妥协。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来思考、演讲或写作......我不会含糊其辞------我不会原谅任何人------我决不后退一寸------我要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声音。"
的确，他的声音被人听到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充满挑衅性的语言（他的一篇社论中把奴隶主们称作是"犯有通奸罪和道德败坏的一代人，一群阴险狠毒之徒"）激怒了南部人，他们在当地报纸上重印了加里森的一些社论，目的是要谴责他的言论，但此举却使加里森转眼之间闻名南部。加里森的一些观点，如他建议北部废除联邦宪法、解散联邦，从而终结一切与奴隶制相关的纠缠不清的复杂关联，遭到了许多废奴主义者的反对。但他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的呼吁却在反奴隶制队伍中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加里森的传单《关于非洲人移民海外的思考》（Thoughtson African Colonization）说服许多反对奴隶制的人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美国人必须将黑人看成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不能将他们当成外国人运送出国就算了事。其他反奴隶制刊物也随之出版，然而，在所有废奴运动的刊物中，《解放者》始终是最为光彩夺目和最具影响力的。
加里森的《解放者》杂志的刊头，展示了描绘奴隶制和自由的雕版画。
传播废奴运动的声音
废奴运动由为数不多的几个积极分子发起，但它很快在整个北部迅速发展起来。印刷技术和公立教育带来了识字率的扩大，废奴运动的领袖人物抓住这一机会，迅速传播他们的声音。同美国革命时期激进派传单作者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福音派牧师们一样，他们意识到了印刷产品所孕育的民主潜能。废奴主义者利用了新近发明的蒸汽动力印刷技术，印制了数百万份传单、报纸、请愿书、小说和海报。从1833年美国废奴协会（AmericanAnti-Slavery Society）成立到这个10年结束之时，约有10万北部人加入到废奴运动之中。大多数人是普通的公民------农场主、小店主、手工匠人、劳工和为数不多的类似纽约的阿瑟和路易斯·塔潘（Arthurand Lewis Tappen）兄弟这样的有名望的大商人。
如果说加里森是这场运动最著名的宣传鼓动者，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Weld）则为运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追随者群体。韦尔德是一个年轻牧师，接受了福音派牧师查尔斯·芬尼的感化而皈依。他本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还训练出了一大批演说家，把废奴主义的信息带到了北部的偏远乡村和小镇。他们所采用的是宗教复兴使用过的方法------充满激情的布道、冗长的会议、从听众中呼唤个人前来当众坦白并宣布抛弃自己不道德的行为------他们的信息非常简单：奴隶制是一种罪恶。"在讨论奴隶制问题的时候，"韦尔德写道，"我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当成是一个道德问题来表现，以此来拷问国家的良心。至于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来讨论时，我只是简单地点到为止。"
废奴主义者编写的儿童读物的插页。废奴主义者希望将奴隶制的罪恶传达给对少年人和成年人。
韦尔德的道德说教方式远不止是出于一种宗教正义感层面上的关怀。将奴隶制与原罪等同起来，对于用立即废除奴隶制的目标来取代渐进废奴和将奴隶移民海外的目标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奴隶制原罪唯一正当的回应，废奴主义的演讲者们声称，就是立即废除这一体制。韦尔德同时还负责管理出版一些废奴主义运动的传单，包括他自己的《奴隶制的本来面目》（SlaveryAs It Is，1839），这是一部关于奴隶们遭受各种虐待的文献汇编。韦尔德引用的所有例证都取自南部报纸，所以它们不可能被随意当成北部虚构的不实之词而加以否认。
奴隶制与道德劝诫
许多南部人害怕废奴主义者会引发新一场奴隶的暴动，纳特·特纳暴动在《解放者》首版后几个月的发生更加剧了这种担心。然而，事实上不但特纳对加里森全然不知，而且几乎所有的废奴主义者，尽管都曾使用过激进的语言，却都反对使用暴力作为结束奴隶制的手段。废奴运动中的许多人是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的强制性做法应从人类关系和体制中予以消灭。他们的策略是采用"道德劝诫"，他们想利用公共空间的场合。奴隶主们必须被告知并承认自己的罪行，北部也必须被告知并承认它也因为容忍这个所谓特殊体制而犯下的同盟罪（有些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种方式除了让奴隶们坐等国家的道德更新之外，没有给他们留出任何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应有的位置）。
废奴主义者们置身于官方体制之外，还采取了一种激进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他们首先认识到，公共舆论在一个大众民主的社会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对现存政党体制施加影响方面，而是集中在启发和唤醒整个民族对奴隶制道德邪恶的认知上面。他们的语言带有一种刻意的煽动性和刺激性，目的是为了赢得公众的注意力。加里森说，"如果没有煽动，如果没有一种最为淋漓尽致的煽动，奴隶制是不会被推翻的。"
废奴主义者与自由的概念
废奴主义者的斗争同时强化和挑战了杰克逊时代对自由的理解。废奴主义者帮助广泛地传播了一种为市场革命所鼓励的观念，即个人自由不光来自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来自对自身的拥有和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能力。对这一时期为劳工运动大肆宣扬的"工资奴隶制"的思想，废奴主义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与奴隶相比，一个为工资而劳动的人是一种拥有自由的象征：一个拥有自由的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变换工作，积累财产，享受家庭生活。唯有奴隶制，废奴主义者威廉·古德尔（WilliamGoodell）写到，剥夺了人们所拥有的"最大的核心权利------天生的、拥有自身的权利"。
一面废奴主义者的旗帜。废奴组织采用自由钟作为他们将自由延伸到黑人的运动的象征。
另一方面，废奴主义者们又强调，奴隶制已经非常根深蒂固地嵌入了美国生活之中，废除它需要对北部和南部进行彻底的改造。他们坚持认为，为不分种族的所有人争取获得个人自由的内在的、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比争取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公民的权利、积累和拥有财产的权利或在地方政治社会中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占有更为优先的位置。
一种新的美国观
当公民权利越来越紧密地与白人的肤色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反奴隶制运动则力图重新恢复自由的思想，将自由视为一种真正的普遍权利。美国人民的构成不应受到种族界限的限制，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不是或多或少与奴隶制达成了某种交易的建国者们，而是废奴主义者。废奴主义的斗争将被奴役的和自由的黑人都一并视为是美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1833年，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出版了一部极有影响的著作，其题目《为被称为非洲人的那个美国阶级而呼吁》就展示了这种立场。蔡尔德认为，黑人是同胞，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一个永远处于低贱位置的等级；他们不应被看成是非洲人，如同白人不能再被看成是英国人一样。这种由出生地而不是由种族来决定谁应该成为美国人的原则代表了一种激烈的与美国生活传统的分离，这一原则将在后来被写入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1832年，《新英格兰杂志》（NewEngland Magazine）宣称，"我们并不认为，美国对于被奴役和自由的黑人，与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同样的国家。"但废奴主义者坚持认为，奴隶一旦获得自由，他们就应该被赋予全面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权利。
安杰利娜·格里姆克（AngelinaGrimké）是一位重要的废奴主义者演说家。她写道，反奴斗争是美国社会最重要的"调查和研究......人权情况的学校"。废奴主义者对宪法与奴隶制的关系进行了辩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将联邦宪法付之一炬，将其斥之为一份与魔鬼签订的契约；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认为宪法并没有从联邦的角度为奴隶制提供保护。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废奴主义者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权利取向性的宪政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将自由看成是一种普遍性权利。为了寻求一种对所有美国人应该享有的核心权利的进行定义的方式------即自由在具体的法律意义上的内容------废奴主义者创造发明了一种新的概念：不分种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内战前美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前所未闻的概念。废奴主义者的写作也扩展了残酷的定义。那些对毒打、用烙铁打印记和其他奴隶们经历的肉体折磨的令人惨不忍睹的描述提醒人们，奴隶制也侵犯了奴隶们拥有的保持人身完整的基本权利。
尽管他们被对手斥之为美国原则的敌人，废奴主义者有意识地将他们的运动与革命的传统联系起来。在共和国早期的公众演说中，独立宣言远不像后来那样显赫与重要。正是废奴主义者紧紧地抓住宣言，把它解释成为对奴隶制的一种谴责。为了把他们的原则与开国元勋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废奴主义者把自由钟用来作为一种象征，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在这之后，自由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庄严珍贵的自由象征之一（19世纪30年代以前，它只是被称作"旧州议会钟"，用来宣布显赫公民的逝世，或召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回到教室，或庆祝爱国活动的节日等）。当然，所有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美国人都声称自己拥有美国革命的传统。那些冲击废奴主义集会活动的暴徒也启用"1776年的精神"为名，南部奴隶制的卫道士们也是如法炮制。废奴主义者的人数始终是北部人口的一个极少数，但随着奴隶制的争论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废奴主义者圈子以外的人开始认识到，奴隶制与这个国家的自由传统是根本对立的。
黑人与白人废奴主义运动
黑人废奴主义者
黑人在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早在《解放者》出现之前，北部的黑人已经通过反对美国殖民海外协会的斗争开始组织起来。詹姆斯·福滕（JamesForten）是费城一个事业有成的黑人船帆制作者，曾在《解放者》创办初期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加里森对殖民海外运动的反对和对黑人平等权利的提倡吸引了众多的黑人读者，至1834年，这份周刊订户的大多数一直是北部的黑人。有几位黑人曾经是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董事会的成员，北部出生的黑人和逃奴很快成长为废奴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演讲者。
许多前奴隶都出版了关于他们在奴隶制下生活的记录，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其中之一。这些记录向无数北部人揭露了奴隶制的邪恶。的确，反对奴隶制文学中从头到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哈里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 Cabin），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根据逃奴乔塞亚·亨森（JosiahHenson）的自传而创作的。1851年，小说开始在华盛顿一家废奴报纸上连载，次年以书的形式出版。至1854年，《汤姆叔叔的小屋》卖出了100万册，还带动了无数部戏剧版本的产生。小说把奴隶们描写成具有仁爱同情之心的男女基督教徒，却处在被奴隶主任意宰割的境地当中；奴隶主撕裂了他们的家庭，放出狼狗去咬无辜的母亲和孩子；斯托的情节剧赋予了废奴主义者的信息一种强大的人性感染力。
废奴主义与种族
废奴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白种族交融的社会运动，也是第一个将赋予黑人平等权利当成核心政治议程的运动，但这个运动仍然是它所处的时代和空间的产物。如我们所见到的，种族主义在19世纪的美国十分盛行，无论是在北部还是南部，都是如此。白人废奴主义者不能完全摆脱种族偏见。白人垄断了决策的关键位置，黑人领袖马丁·德莱尼（MartinR. Delany）批评说，把黑人贬到了"一种次要的、听命于他人的位置上"。19世纪40年代，黑人废奴主义者开始寻求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他们经常举行自己的集会。黑人废奴主义者亨利·海兰德·加尼特（HenryHighland Garnet）在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与父亲一起从马里兰逃离奴隶制；1843年，他在一次黑人集会上宣称，奴隶应该行动起来，用暴动的方式来打碎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他的立场与当时废奴主义者们十分信奉的道德劝诫是矛盾的，会议记录在发表的时候不得不将他的讲话全部删除。直到1848年，加尼特的讲话才与戴维·沃克的《呼吁》一起在一份传单上得以公布，该传单的赞助者之一正是当时尚属无名之辈的约翰·布朗。
应该令人感到震撼的不是白人废奴主义者如何反映出他们所处社会的种种偏见，而是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力图超越这些偏见。"只要'白人'这个词继续留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上，"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亲密同事埃德蒙·昆西（EdmundQuincy）说，"马萨诸塞州就是一个蓄奴州。"面对重重困难，废奴主义者在北部发动了许多反对种族歧视法的政治斗争，但这些斗争只是取得一些偶然的胜利，如马萨诸塞州在1855年终止了该州隔离教育的做法。废奴主义者不仅努力推翻北部那些歧视黑人的法律，而且拒绝在黑人是依上帝形象所创造的道德本体这一原则上做出任何让步。废奴主义运动的标志图------一个戴着镣铐的奴隶，配有一句质问："我难道不是一个人吗？我难道不是你的兄弟吗？"------迫使美国白人去面对一种现实，即与自己并无不同的男人和女人都正处于被人奴役的境地之中。
反对奴隶制必须重新定义自由和美国性这两个内容，对这种思想持最坚定的支持态度的是废奴事业中的黑人成员。黑人废奴主义者发展出了一套自己对自由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同时代的白人对自由的理解。他们对种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展开批判，力图证明那些谈论黑人低贱的伪科学理论是多么的荒谬。他们也对将非洲描述成为没有文明的大陆的做法提出质疑。许多黑人废奴主义者号召自由黑人去寻找有技能的和有尊严的工作，来展示黑人种族具有争取进步的能力。
奴隶制与美国自由
黑人废奴主义者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对同样荒谬的、把美国看成自由领土的说法提出批判。许多自由黑人非常大胆地逆转了将美国与自由的进步相联系的惯用做法。北部黑人社区设计出了自己的"自由日历"，把1月1日（在1808年的这一天，从非洲进口奴隶的贸易被宣布为非法贸易）和8月1日（西印度群岛奴隶解放的纪念日）作为自由的庆祝日，而不用7月4日（在许多地方，他们被禁止参加当天的庆祝活动）。通过这样的举动，黑人对美国白人自诩为生活在自由领土上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一群费城黑人废奴主义者宣称说，因为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废除了奴隶制，所以它变成了一个自由和正义的榜样，而从英国手中"夺回自己的自由"的美国，却仍旧以一个专制的国家而存在。
黑人废奴主义者比他们的白人战友更为坚定地提出了不承认肤色差异公民资格（color-blindcitizenship）的理想。"自由与奴隶制的真正战场，"塞缪尔·科尼什（SamuelCornish）写道："是对肤色的歧视。"（科尼什是一位长老会牧师，1827年在纽约市创办了美国的第一份黑人报纸《自由日报》。报纸的第一任主编约翰·拉斯沃尔姆（JohnRusswurm）两年后关闭了报纸，移民到利比利亚去了，理由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国家谈论享有公民权实在是浪费口舌。"）黑人废奴主义者也比白人废奴主义者更多地关注自由黑人中存在的普遍贫困状况，并将此看作奴隶制所带来的恶果之一。他们认为，自由必须要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在查理·里森（CharlesL. Reason）看来，反对奴隶制斗争"伟大工作"必须"不只是废除人身奴隶制，而且也要废除其他形式的奴隶制，正是后者将受压迫的人民世世代代地锁定在依附和贫困的状态之中"。
《我是一个人和你的兄弟吗？》这幅画是废奴主义者最常用的对奴隶的描绘。
关于美国奴隶制与美国自由的最伟大的演说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52年在罗切斯特发表的。他在每年一度的独立日庆典结束后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个问题："7月4日对于一个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是，7月4日的庆典暴露出美国的虚伪；美国声称自己崇尚自由的理想，而实际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令人震惊和血腥的实践"。与其他废奴主义者一样，道格拉斯对开国元勋的传统表示了认可。革命给美国留下了一笔关于"正义、自由、繁荣和独立的内容丰富的遗产"，但后来数代人却偏离了这个方向。只有废除奴隶制和将独立宣言的"伟大原则"从"狭隘的种族或民族局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美国才能够重新驾驭自己本来的历史使命。
拥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绅士
起初，废奴主义运动在北部人中引起了强烈的敌意，人们担心这场运动会导致联邦的解体、打断由奴隶劳动所产生的利润、颠覆白人至上主义的实践。在"有产有地位的绅士"（ 通常是那些与南部有商业关系的商人）的领导下，暴徒在北部城市不断地骚扰和打断废奴主义者的会议。1835年，一群波士顿人在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绳索，拉着他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加里森为此差点丢了性命。次年，辛辛那提的一群暴徒捣毁了詹姆斯·伯尼（JamesG. Birney）的印刷厂。伯尼原来是一个奴隶主，在西奥多·韦尔德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废奴主义者，他被迫从肯塔基逃离到北部。
为1881年出版的伊莱贾·洛夫乔伊传记制作的雕版画，展示1837年暴徒攻击他的报纸《奥尔顿观察家报》的情形。
1837年，废奴报纸编辑伊莱贾·洛夫乔伊（ElijiaP. Lovejoy）在伊利诺伊的奥尔顿（Alton）为保卫自己的印刷厂被一群暴徒杀害，成为废奴运动的第一个烈士。洛夫乔伊出生在缅因，是一位长老会牧师，他的主编生涯是在蓄奴州密苏里开始的，但他很快就被迫离开密苏里，迁居到伊利诺伊。他曾宣告，"黑人奴隶制度是一种可恨的邪恶和罪行，"他的话在阿尔顿并没有赢得多少听众。当时，奥尔顿是伊利诺伊州最大的城市，与南部保持火热的贸易来往。他的印刷厂曾被暴徒捣毁过4次。每次被捣毁之后，洛夫乔伊又恢复了报纸的出版，但第5次袭击却以他的死亡而结束。
在其他地方，一群群南部人在安德鲁·杰克逊的邮政总监阿莫斯·肯德尔（AmosKendall）的默许下，焚烧了从邮寄信件中收缴的废奴主义者的宣传材料。1836年，当废奴主义者开始向华盛顿大量寄送要求解放奴隶的请愿信时，众议院决定采用和实施臭名昭著的"钳口律"，禁止在众议院宣读和讨论这些请愿信。这条规定直到1844年才被废除，这主要归功于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始终不渝的反对。自1831年起，亚当斯一直在众议院担任马萨诸塞州的代表。
奴隶制与公民自由
暴徒的攻击和对废奴主义者言论自由进行压制的企图不但没有阻止运动的成长，反而使许多北部人意识到，奴隶制与美国白人社会崇尚的民主自由权利是互不相容的。洛夫乔伊遇害之后，西奥多·韦尔德发表了一篇演说，其中谈到美国人对自由充满自信的享有与反废奴主义者暴力活动两者之间构成的巨大反差："到处都是徒有虚名的名称------自由的政府，自由的人，自由的言论，自由的学校，自由的教会------这一切都是空洞的不实之词......其中的内涵早已不复存在。"洛夫乔伊的遇害促使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Phillips）投身于废奴主义的事业之中，他最终将成为这个运动最伟大的演说家。"当我们开始目前这场斗争的时候，"废奴主义者威廉·杰伊（WilliamJay）宣称道，"我们是为奴隶争取自由；当我们被迫将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是为了保存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现在是在......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良心自由而奋斗。"
废奴运动此刻扩大了自己的诉求，以赢得更多北部人的支持，这些人并不怎么在乎黑人的权利，但对奴隶制将损害他们钟爱的自由却十分在意。众议院的钳口律在北部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一旦政府开始决定什么是正统学说，什么是异端邪说，"并非废奴运动支持者的《纽约晚间邮报》（NewYork Evening Post）写道，"那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自由说再见了，一个长久的再见。"
许多年内，美国公共空间排除了对奴隶制问题的讨论。托克维尔注意到，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敢于在多数舆论的巨大威力面前表达个人的不同意见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人是珍视言论自由的，他写道，但"总体来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拥有比美国更少的思想独立性和讨论所需的真实的自由"。在争取以不受打击报复的方式对奴隶制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权利的斗争中，废奴主义者把"自由（表达）意见"------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请愿的权利------提高到加里森称之为"自由的福音"的中心位置上。在捍卫言论自由的时候，废奴主义者变成了"每个自由人的权利"的监护人。
女权主义的起源
公共女性的兴起
"当真正的反奴隶制斗争的历史写成之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后来回忆说，"妇女们将在这部书中占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废奴运动的草根基础力量来自于成千上万的北部妇女。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福音派新教徒、新英格兰的公理会教徒或贵格教教徒，而且正如佛蒙特的马莎·希金森（MarthaHigginson）所写到的，她们认为奴隶制是"这个充满基督灵光和自由土地上的一种耻辱"。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妇女后来享誉天下之外，反奴运动妇女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不为人知的状态。其中一位便是露西·科尔曼（LucyColman）。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从母亲那里听到了反对奴隶制的歌曲。她的生涯表现了这一时代各种改革运动相互交叉和交会的历程。科尔曼后来变成了一位废奴主义运动的演说家、纽约州北部地区黑人学生的老师、女权运动的活动家以及死刑的反对者。
与大门紧闭的政府和政党政治不同的是，公共空间对妇女们来说是开放的。早在她们获得投票权之前，妇女们便参加了散发请愿书、参加会议、参加游行以及发表公共演讲等活动。她们成为了禁酒运动、创办精神病院和其他改良运动的积极分子。例如，当时精神病患者一般与债务人和屡教不改的犯人一起关押在监狱里，来自马萨诸塞的小学教师多萝西·狄克斯（DorotheaDix）呼吁，要对精神病人给予更为人道的医治和待遇。因为她的努力，28个州在内战前建立了精神病院。1834年, 纽约市中产阶级妇女组建了女性道德改良社（FemaleMoral Reform Society），目标是挽救那些生活在罪恶之中的妓女，保护单身女性的道德纯洁。她们将那些不时光顾妓院和虐待妇女的男人的名字公之于众，以示对这一时代的性别双重标准的批判。1840年，无数个美国社区都建立了类似的社团。
妇女与言论自由
所有这些活动都使得妇女在公共空间中占有了自己的位置。但真正激发早期女权运动的动力来自妇女们对废奴运动的参加。在为奴隶们争取权利的斗争中，许多妇女对自己所处的受人控制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有了新的理解。安杰利娜和塞拉·格里姆克姐妹是南卡罗来纳一个奴隶主的女儿，在访问费城时先是改信了贵格教，后又投身于废奴运动。19世纪30年代，她们开始到处发表受人欢迎的公共演讲，从亲眼见证奴隶制的角度，对奴隶制的邪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
格里姆克姐妹并不是第一个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的人，也不是第一个被那些自封为女性道德规范卫道士所公开谴责的人。弗朗西丝·赖特（FrancesWright）出生在苏格兰，是罗伯特·欧文的追随者，19世纪20和30年代，她曾在纽约市的科学厅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包括公社主义、奴隶制、妇女权利和北部劳工面临的苦难等。一家纽约报纸因为她"不知羞耻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公众的"而将赖特称为一个"女魔鬼"。1832年，波士顿的黑人妇女玛丽亚·斯图亚特（MariaStewart）成为第一个对男女混合听众发表演说的美国妇女。她也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斯图亚特写道，"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她接着写道，"我们需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包括在公共场合下进行演说的权利。
《女奴大会的五月会议》。刊于1859年6月11日的《哈珀周刊》。一位女演讲者在对听众发表演说，阳台上的捣乱分子企图扰乱会议。
1833年，斯图亚特离开了波士顿，从此以后很少发表演说。格里姆克姐妹则将由她们演讲引发的争论变成一个跳板，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辩论，对那种认为参与公共集会、游行和演讲就是非女性化的说法展开了严厉的批判。一群马萨诸塞的牧师看到妇女们牺牲了"循规蹈矩和精巧纤丽"、出现在演讲台上大为光火，对格里姆克姐妹进行了公开的指责。在她们的回应中，格里姆克姐妹不仅坚决地捍卫妇女参与政治辩论的权利，还捍卫了她们应该分享仅为男性所享有的社会和教育特权。"我在调查奴隶的权利问题时，"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写道，"我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更好的认识。"她的妹妹塞拉则发表了《关于性别平等的通信》（Letterso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1838），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发出了极为有力的呼吁，对分离领域的思想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这本书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存在的问题，包括被后人称之为"（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塞拉·格里姆克问道：为什么男教师的工资都比女教师高？而且，尽管"他们的手艺是同样的好"，为什么一个男裁缝挣的钱要比一个女裁缝"高出两到三倍"？
妇女的权利
格里姆克姐妹是首先将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废奴主义原则运用到改变妇女地位的斗争中的人。很有名望的作家凯瑟琳·比彻（CatherineBeecher）曾指责她们走得太远，超出了"家庭和社会领域"的范围，敦促她们接受上帝指定男人为"优越者"、妇女为"服从者"的现实。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回信。她写道，"我不知道什么是男人的权利，什么是女人的权利。我的原则是，只要在道德上适合男人做的事情，在道德上也适合女人做。"如她们的先行者弗朗西斯·赖特和玛丽亚·斯图亚特一样，格里姆克姐妹在安杰利娜与西奥多·韦尔德结婚后不久就退出了这场争论。然而她们的写作帮助点燃了将在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美国女权运动。
1848年塞尼卡福尔斯大会（SenecaFalls Convention of 1848）的主要组织者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Cady Stanton）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Mott）都是废奴斗争中的老战士。19世纪40年代，她们曾经作为世界反对奴隶制大会的代表专程前往伦敦，但因为她们的性别所限而被禁止参加会议。塞尼卡福尔斯大会是在斯坦顿居住的纽约州北部的小镇上专门针对妇女权利而召开的会议，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妇女的选举权问题。斯坦顿模仿独立宣言，以主要作者的身份，起草了塞尼卡福尔斯感情宣言（SenecaFalls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这份宣言在杰斐逊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之中加入了"妇女"一词，并在列举乔治三世所犯罪行的地方，加入了谴责"男人对女人造成的种种伤害和对她们的权利所进行的掠夺"的词句。首要伤害便是对妇女选举权的剥夺。如斯坦顿告诉大会代表说，在一个民主社会，如果一个人没有走向投票箱的通道，不可能享有自由，所以，只有选举权才能使妇女"像男人一样的自由"。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和不容置疑的：用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的话来说，"要么我们政府的理论（即政府是基于人民的意愿之上的民主原则）是一种谬误，要么妇女就应该拥有投票权。"塞尼卡福尔斯大会标志着长达70年之久的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开始。投票权并不是大会所讨论的唯一问题。感情宣言对整个性别不平等的体制进行了谴责，因为这个体制剥夺了妇女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权利、赋予了丈夫控制妻子的财产和工资以及在离婚时监护子女的权利，并在妇女结婚后剥夺了她们原有的独立的法律地位，把她们的"行动的领域"限制在家庭的范围之内。
女权主义与自由
如废奴主义、禁酒运动和其他改革一样，女权运动也是一场国际运动。由于在国内缺少支持的力量，早期女权主义者在国外找到了同盟军。"只有妇女自己才会说出她们想要的自由，"一篇发表在《自由女性》（TheFree Women）（1832年在巴黎创办）杂志上的文章这样宣称说。随着工业商品的出现和家庭仆人的使用，许多中产阶级的妇女对她们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感到不满，这些限制阻止她们接受教育、进入职业性的工作行业以及通过其他方式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无论她们是否结婚，早期女权主义者声称，她们都应该享有范围广泛的个人选择------即实现自我的可能性------正是这种选择的可能构成了自由的核心内容。
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Fuller）写道：妇女应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去发挥自己的天分，拥有"为争取自由和不受阻碍的生活......而成长"的权利。富勒是杰斐逊时代一位国会议员的女儿，从小在家受到教育，先是在她父亲的指导下（她在6岁之前学会了拉丁语），后来靠自学。她后来成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圈子里的成员，并在1840---1842年间，担任宣扬该团体观点的杂志《日晷》（TheDial）的主编。1844年，富勒成为《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的文学编辑。她是美国新闻史上取得如此重要位置的第一位女性。
女奴主义者玛格丽特·富勒（1810---1850）的银版照片，拍摄日期不详。
在1845年出版的《19世纪的妇女》（Women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富勒采用了超验主义者的自由观------即自由意味着一种对个人发展的追求------来讨论妇女的自由问题。自我实现的"每条通道"，她写到，应该"对妇女自由的开放，如同对男人一样"。富勒把阿比·凯里比作一个"温文尔雅的英雄"，尽管因"闯出了她的领域"之外而遭到男人们的指责，凯里依然坚持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讲。因为担心嫁给一个美国人她会不可避免的成为男性控制的对象，富勒在作为《论坛报》的记者前往欧洲旅行时，与一个意大利的爱国者结婚。1850年，她在与丈夫带着他们的婴儿返回美国的途中死于一场海难。
妇女与工作
妇女们同样也要求获得参与市场革命的权利。在1851年举行的一次女权集会上，女黑人废奴主义者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Truth）要求运动关注穷困和工人阶级妇女的悲惨状况，批驳了那种认为妇女因太羸弱而不能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的说法。特鲁斯生为奴隶，1799年左右出生在纽约州，在1827年纽约州的奴隶解放法完全实施后才获得了自由。一位聆听了她在1851年的演讲（当时没有录音记录）的人事后回忆说，特鲁斯讲述了她多年艰苦体力劳动的经历，挥舞着胳膊，展现她的力量，高声问道："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
《妇女的解放》。1851年8月《哈珀月刊》刊登的讽刺雕版画，展现被人诟病的"布卢默装"。
尽管参加塞尼卡福尔斯大会的人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的背景------当时并没有正在日益扩大的"工厂女工"和家庭女佣的代表参加会议------但会议参加者拒绝接受家庭是妇女的"领域"的思想。波林·戴维斯（PaulineDavis）在1853年写到，为了将自己从"奴役"之中解放出来，妇女们"必须参加工作"。19世纪50年代，一些女权主义者力图推广由阿米莉亚·布卢默（AmeliaBloomer）设计的一种外套，它由宽松的束腰上装和裤子组成。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在1898年的自传中回忆说，穿着布卢默外套的妇女遭到媒体的嘲笑和羞辱，被称为是"街头的一群男孩儿"。妇女们发现自己"所享有的行动上的自由不足以补偿她们经过每个街角时所遭遇的贬损和烦恼"。"布卢默装"成为许多男性讽刺挖苦的材料，但它却表达了一个严肃的观点------即那些被认为是正规女性服装的长裙、紧身衣以及无数的小内衣等对妇女的身体构成极大的限制，以至于妇女无法在公共场合拥有自己的空间，或无法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
在某种意义上，女权主义者要求的是自由的范围的扩展，而不是自由的概念的重新定义。一位改良主义者说，女权主义要求妇女能够享有"那些每个'自由的白人公民'所享有的由上帝赋予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即便是启用流行的妇女自由观来争取妇女的权利，女权主义运动对当时社会的一些核心思想------即独立自主和具备理性思维是男性的特征、世界自然地被划分成为公私两个领域、正义与自由的原则不适用于家庭关系等------也提出了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挑战。在包括家庭在内的每一个生活领域中，斯坦顿说，"没有自由，便没有幸福"。
性别奴隶制
自由与奴隶制的对立对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政治语言有着极大的影响。如北部工人借用"工资奴隶制"的比喻揭露了市场定义的自由所包含的内在不平等的现实，"性别奴隶制"的概念给予妇女运动以强大的力量，使其发展出一整套全面批判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现象的思想。19世纪40、5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也指出，婚姻法的存在，本身就使所谓家庭是独立于公共权威之外的"私有性"体制的说法显得荒唐可笑。当露西·斯通（LucyStone）和亨利·布莱克威尔（HenryBlackwell）结婚时，他们决定拒绝接受纽约州的婚姻法，因为这些法律给予丈夫一种"无人应该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力"。
《我难道不是一个女人和你的姐妹吗？》1849年刊于《解放者》上的插图。自由妇女将自己与女奴的命运等同，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不平等。
女权主义者并不是婚姻与奴隶制比喻的发明者。这个类比是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在18世纪90年代在《为妇女权利的辩护》一书中（见第八章的讨论）提出来的。随着围绕奴隶制的辩论不断加剧，自由妇女与黑奴的类比也就迅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女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是一个奴隶，"欧内斯廷·罗斯（ErnestineRose）指出，"主人们------父亲、监护人、丈夫------把她像一件财产一样，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南部奴隶制的卫道士们也经常将奴隶制与婚姻看成是不平等的自然的和合理的形式。废除前者，必然会威胁到后者。
婚姻当然不能简简单单地等同于奴隶制。但已婚的妇女的确不能享有她自己劳动的果实------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正是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1839年从密西西比州开始，许多州制定了有关妇女财产的法律，保护女方带入婚姻的财产不为丈夫的债权人的侵犯。这些法律的初衷不是为了扩大妇女的权利，而是为了保证家庭在1837年开始的经济萧条期间不丧失财产。1860年，纽约州通过一部范围更为广泛的法律，允许妇女签署合同、买卖财产以及保留自己的工资。在其他州，婚后积累的财产和妻子挣得的工资仍然被置于丈夫的控制之下。
"社会自由"
在废奴运动的影响下，女权倡导者将自由认知中的另一引人注目的内容------拥有自身或拥有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方向。废奴主义者的写作十分强调，女奴时常遭受主人对她们身体的侵犯，这种强调为拥有自身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同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描述自由妇女的境地。处理家庭关系的法律总是预先假定在性关系上丈夫拥有对妻子的享用权。在涉及女性身体受到侵犯的案件中，只要伤害不是"太过分"或"不能容忍"的话，法院一般不情愿去加以干涉。"妇女的权利，"一次于1859年在波士顿举行的集会宣称道，包括了"在家庭中的自由与平等权利"。女权主义者提出，妇女应该享有规划自己性活动和生育活动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应该受到政府的保护，使之免受丈夫的暴力伤害，这样的思想从根本上向那种认为对正义、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要求不能用于家庭生活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妇女的隐私自由问题暴露女权运动内部的分歧。内战前女权主义思想中同时存在着两种观念：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和对性别间天生差别的承认。即便她们进入到了公共空间之中，即便她们向当时的"家庭生活崇拜"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挑战，许多早期女权主义者继续接受了其他的内容。她们认为，在公共空间中允许妇女们扮演更大的角色，将会鼓励妇女把她们"天生的"母性直觉带入到公众生活中来，使全社会受益。
一般来说，即便那些对现行婚姻制度持批评态度的女权主义者也尽量避免公开谈论有关妇女"隐私"自由这类爆炸性问题。在女权主义领袖的私人信函中，这类问题却经常被提及。"社会自由，"苏珊·B. 安东尼给露西·斯通写道，"......处于一切（事物）的最底层------在妇女得到它之前，她必须在所有其他的事情中继续充当男人的奴隶。"安东尼终身未嫁，斯通则与她的丈夫创造了自己的婚姻定义；类似于她们的女性与那些加入到公社主义实验的女性一样，也对传统的家庭生活表现出同样的不满意。直到20世纪，这种要求将自由延伸到生活中最隐秘方面的呼声才最终激发起一场群众运动。19世纪婴儿出生率的骤然下跌，说明许多妇女在她们最隐秘的关系中悄悄地运用着"个人自由"的权利。
废奴主义运动的分裂
即便在改良派的圈子里，妇女是否应该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也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马萨诸塞的医生塞缪尔·格里德利·豪（SamuelGridley Howe）是治疗盲人和教育改革的先锋，也是一个富有热忱的废奴主义者，但他并不支持妻子参与妇女选举权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弄得她"忽视了家庭关系"。1840年，组织化的废奴主义运动分裂成为两个分支，起因是关于妇女在反对奴隶制工作中应扮演的角色。阿比·凯里被任命为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这导致了另外一个废奴主义组织------美国和海外反对奴隶制协会（American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的建立。新组织的成员认为，由妇女担任重要的职务是错误的。反对奴隶制的诗人约翰·格林利夫（JohnGreenleaf）甚至将凯里与夏娃、迪莉亚（Delilah）和特洛伊的海伦等为男人的毁灭播撒了种子的女人相比较。
分裂的背后掩藏着某些废奴主义者的担忧：加里森在妇女权利问题上的激进主义以及他拒绝支持废奴主义者参加公职竞选的态度，阻碍了运动的成长。为了把废奴主义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从加里森运动中退出来的人组成了自由党（Libertyparty），提名詹姆斯·伯尼（JamesBirney）作为总统候选人。他只赢得了7000张选票（相当于全部选票1％的1/3）。1840年，反对奴隶制的北部选民看不出将选票"投给"一个第三党的候选人有多大的意义。
女权运动的大多数要求要等到未来才能实现，但这个运动却成功地将"妇女问题"变成了横跨大西洋社会改革运动的一个永久性内容。至于废奴运动，在奴隶解放得以实现之前，它将一直是北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至1840年，废奴运动完成了它最重要的工作。此刻已有1000多个反奴隶制的社团分布在北部各地，它们代表了一个范围广泛的、对奴隶制道德问题已经有所意识的北部选民群体。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1837年宣称道，"自由的伟大责任"就是"开放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废奴主义者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在于粉碎了一种沉默的阴谋，即企图通过压制公众对奴隶制问题的辩论来保存国家的团结。
********
阅读建议
********
Bestor, ArthurE. Backwoods Utopias: The Sectarian and Owenite Phases of CommunitarianSocialism in America (1948). 一部对内战前美国的一些大型公社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著作。
Boylan, Anne M.The Origins of Women's Activism: New York and Boston, 1797-1840 (2002). 讨论城市中产阶级妇女如何组织其不同的社会改良组织，从而在公共空间中争取到地位和影响。
Burin, Eric.Slavery and the Peculiar S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Society (2005). 关于将身为奴隶和自由人的美国黑人送返非洲运动的最新研究。
Goodman, Paul.Of One Blood: Abolitionists and the Origins of Racial Equality (1998). 探讨反对奴隶制斗争中种族平等主义的起源。
Harding,Vincent. There Is a River: The Black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America (1981). 该研究将奴隶反抗与黑人废奴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视做争取自由共同斗争中的一个层面。
Hersh, BlancheG. The Slavery of Sex: Feminist Abolitionists in America (1978). 讨论废奴主义运动如何导致了早期女权主义的兴起。
Jeffrey, JulieR. The Great Silent Army of Abolitionism: Ordinary Women in the AntislaveryMovement (1998). 讨论妇女在废奴运动的基层中所扮演的冲锋陷阵者角色。
Kaestle, Carl F.Pillars of the Republic: Common Schools and American Society, 1780-1860 (1983).对在美国实行免费公立教育制度的运动做了概述性介绍。
Kraditor, AileenS. Means and Ends in American Abolitionism (1969). 一部关于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政治策略的重要研究著作。
McGreevy, JohnT. Catholicism and American Freedom (2003). 内容包括天主教徒如何回应新教主导的改良运动的精彩讨论。
Nye, Russell B.Fettered Freedom: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Slavery Controversy, 1830-1860(1949). 讨论了群氓活动和其他侵犯公民自由的违法活动对废奴运动成长的影响。
Richards,Leonard L.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Anti-Abolition Mobs inJacksonian America (1970). 一部针对由北部城市著名市民领导的反对废奴主义暴力事件的研究著作。
Rothman, DavidJ. The Discovery of the Asylum: Social Order and Disorder in the New Republic(1971). 讨论了监狱、孤儿院和精神病院的兴起以及它们的共同特征。
Stewart, JamesB. Holy Warriors: The Abolitionists and American Slavery (rev. ed., 1996). 一部关于反对奴隶制运动历史的近期概述。
Tyrrell, Ian.Sobering Up: From Temperance to Prohibi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 1800-1860(1979). 追溯禁止销售和使用酒精运动的起源，讨论了禁酒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的变化。
第十三章 分裂的国家
1840 -1861
［大事年表］
1820年代新教摩门教会建立
1820摩西·奥斯汀接受墨西哥土地赠予
1836阿拉莫战役
1837得克萨斯宣布从墨西哥独立
1846---1848美墨战争
1846亨利·戴维·梭罗被监禁
威尔莫特附文
1848自由土地党成立
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
内华达山脉脚底发现黄金
18501850年妥协
1850逃奴法
1853加兹登购买
1854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一无所知党成立
奥斯坦德宣言
1856血腥堪萨斯
1857德雷德·斯科特案
1858林肯-道格拉斯辩论
1859约翰·布朗发动对哈珀斯费里的袭击
1860南卡罗来纳退出联邦
1861林肯就职
萨姆特堡遭到炮击
天定命运的成果
北美大陆的扩张
19世纪40年代，奴隶制进入到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这种情形的发生并非源自道德劝诫的语言，也不在立即废奴主义运动的预计之中，而是由于国家领土扩张的结果所致。至1840年，随着印第安人迁徙的完成，密西西比河以东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落入白人手中。1837年开始的经济萧条激发起一场巨大的、向更遥远的西部领土推进的移民定居运动。有些人奔向俄勒冈，那里的威廉特河流域（WilliamettValley）以北美大陆最美丽和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而闻名遐迩。直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在该地区的人数有限，主要是为数不多的皮货商人和探险者。1840---1850年，约有5000移民从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不同起点出发，组成大篷车队，走完了2000英里的艰难旅程，到达了俄勒冈。1860年，将近30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勇敢地战胜了疾病、饥饿和落基山脉的天险以及偶尔发生的印第安人的袭击，经由陆地抵达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
摩门教的迁移
另外一场移民运动将成千上万耶稣基督后世圣者教会（Church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或摩门教（Mormons）的教徒带到了今天的犹他州。摩门教是这一时代众多希望在地球建立上帝王国的宗教流派之一，19世纪20年代由约瑟夫·史密斯（JosephSmith）所创办。史密斯是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一个年轻农场主，自称获得一位天使的指引，看到了一堆刻有奇怪文字的盘子，他把盘子上的文字翻译成摩门教圣经。他声称自己的教会是古以色列迷失部落的后代。
史密斯对追随者们所行使的绝对权威以及摩门教对政教分离实践的拒绝，引起了他们邻居的警觉和不安。更令主流社会感到不能容忍的是摩门教实行的一夫多妻制，这种实践允许一个丈夫同时拥有几个妻子，这是为传统基督教教义和19世纪道德规范坚决反对的做法。当地居民更是群起而攻之，把摩门教徒赶出了纽约、俄亥俄和密苏里等地。1839年，摩门教徒来到伊利诺伊的诺伍（Nauvoo），希望在那里等待基督的再次降生。5年之后，史密斯被指控煽动一场骚乱和捣毁一家反摩门教的报纸，因而在诺伍被捕。他在监狱中等待法庭审判的时候，被一群冲入监狱的人谋杀了。他的继承者布里格姆·杨（BrighamYoung）带领1万名追随者，穿过大平原和落基山脉，来到了今日犹他州的大盐湖岸边，希望找到一块不受干扰地实践他们信仰的地方。摩门教的遭遇揭示了19世纪美国宗教宽容的局限性。
19世纪40年代拍摄的罕见照片，展现大篷车队在前往俄勒冈的途中。
19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与英国共同管理着俄勒冈地区，而犹他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人进入这两个地区去定居。对于西进的人来说，国家边界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19世纪40年代见证了传统信仰的进一步强化：即上帝希望美利坚民族占领直到太平洋海岸的所有地方。如同在第九章提到的，用来概括这种扩张主义精神的缩写词就是"天定命运"。
墨西哥边疆：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
在俄勒冈的定居并不直接牵涉到奴隶制的问题，但从墨西哥获取领土的做法却引发了有关奴隶制的争执。1821年，墨西哥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当时它的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一样大，拥有650万人，相当于它北方邻居人口的2/3。墨西哥的北部省份------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却是穷乡僻壤、人烟稀少之地，只有为数不多的被印第安人领土包围的定居点。墨西哥独立时，新墨西哥的人口中有3万人是西班牙人的后裔，1万人是普韦洛印第安人，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野生的"印第安人------即以游牧为生的阿帕切人、卡曼切人（Comanches）、纳瓦霍人（Navajos）和犹他人（Utes）。1821年圣菲通道（SantaFe Trail）开通后，圣菲城与密苏里的独立城（Independence）得以连接起来，新墨西哥与美国的贸易很快超过了与墨西哥其他地方的贸易。
1821年，加利福尼亚有非印第安人3200人，主要由传教士、士兵和定居者组成，与在传教士拥有土地上居住和工作的2万印第安人和散居在内陆地区不定居部落的15万印第安人的数字相比，这个数字实在是微不足道。1834年，为了减少天主教会的影响和吸引墨西哥人以及外国人到加利福尼亚来定居，墨西哥政府将大宗的由传教士控制的地产予以解体，并释放了为传教士工作的印第安人。大多数的土地最终落到了由墨西哥养牛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的后裔------组成的一个新阶级手中，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不同于周围的印第安人。他们把自己称为是通情达理之人（gentede razóo＇n），而当地的印第安人则是不讲道理的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印第安人必须继续为新的地主工作。
1840年，加利福尼亚已经在商业上与美国联系在一起。新英格兰的商船已经与这一地区开始了贸易上的往来，正如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Henry Dana）的畅销小说《桅杆前的两年》（TwoYears before the Mast，1840）所表现的那样；小说描述了一个年轻人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航程和他在那里的经历。加利福尼亚也吸引了一小批美国的新移民。1846年，从波士顿移居而来的阿菲尔·鲁滨逊（AlfredRobinson）出版了《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Lifein California）一书。"在这个兼并的时代，"他写道，"为何不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兼并来扩展'自由的空间'呢？"
得克萨斯的反叛
第一块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定居的墨西哥领土是得克萨斯。墨西哥独立时，得克萨斯境内具有西班牙人血统的非印第安人（Tejanos）只有2000人。为了开发这一地区，墨西哥政府接受了出生于康涅迪格的农场主摩西·奥斯汀（MosesAustin）提出的建议：接受美国人来此地居住和开发。1820年，奥斯汀得到了一大笔土地赠予。他随后很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斯蒂芬继续实施这项计划。他将土地分成小块，以每亩12美分的价格卖给从美国来的定居者。1830年，该地区的美国定居者人口达到了7000人，大大超过了西裔非印第安人的人数。
墨西哥政府开始为自己对这一地区控制权的减弱感到担心，于1830年废止了既存的土地赠予条款，并禁止美国移民进入该地区。在斯蒂芬·奥斯汀的领导下，美国定居者要求从墨西哥政府那里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当地的西裔非印第安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美国人的队伍中来。这些人多为牧场主和大农场主，他们对伴随定居者而来的经济繁荣表示欢迎，并与美国商人一起组成了经济上的联盟。奴隶制问题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墨西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当地政府却允许美国定居者将奴隶带入得克萨斯。1835年，墨西哥统治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将军（GeneralAntonia Lopez de Santa Anna）派出一支军队，前来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威，一个地方委员会抨击他的做法是"把自由赋予给我们的奴隶，把我们变成了奴隶"。
桑塔·安纳军队的出现引发了得克萨斯的一场混乱的反叛。反叛者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该政府很快提出了得克萨斯独立的口号。1836年3月13日，桑塔·安纳的军队对阿拉莫------位于圣安东尼奥的一个传教士据点------发动了攻击，杀死了包围据点的187名美国人和西裔非印第安人。"记住阿拉莫"于是成为了得克萨斯人的战斗口号。4月，由前田纳西州长山姆·休士顿（SamHouston）带领的军队在圣哈辛托战役（Battleof San Jacinto）中打败桑塔·安纳的军队，强迫他承认了得克萨斯的独立。休士顿很快当选为得克萨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837年，得克萨斯国会提出要与美国合并。安德鲁·杰克逊和马丁·范布伦总统却担心，在联邦中加入另外一个蓄奴州，定会引发新的政治争执，所以两人都将这一要求搁置不理。美国定居者却继续大量涌入这一地区，许多奴隶主占据了当地最肥沃的土地。至1845年，得克萨斯的人口已经达到15万人。
1844年总统选举
兼并得克萨斯的问题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约翰·泰勒（JohnTyler）总统任职期间它才得以重新提出；泰勒的目的是希望借此挽救他失败的政府，并为自己赢得1844年总统大选提名争取南部的支持。1844年4月，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的一封信被泄露给了报纸。卡尔霍恩是泰勒任命的，他的信将兼并得克萨斯与增强奴隶制在美国的影响力直接联系起来。一些南部领袖人物甚至希望把得克萨斯划分成几个州，以增加南部在国会的代表权。当月晚些时间，亨利·克莱和范布伦在肯塔基州克莱的农场见面。两人分别是辉格党和民主党预期中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美国政党体制中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两人同意分别发表公开信，反对立即兼并得克萨斯的行动，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会挑起与墨西哥的战争。显然，克莱和范布伦仍在使用传统的方式来面对奴隶制问题------即企图将这个问题排除在全国政治之外。
克莱按计划得到了辉格党的提名，但对于范布伦来说，公开信却如同一场灾难。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些倾向于兼并得克萨斯的南部人抛弃了范布伦的计划，他也因此而未能得到提名所需的2/3多数的同意。代表们于是转向支持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前田纳西州州长詹姆斯·波尔克（JamesK. Polk）。波尔克的主要可取之处在于他对兼并的支持和他与安德鲁·杰克逊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杰克逊在当时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民主党领袖。与他之前几乎所有的总统一样，波尔克也是一个奴隶主。他在田纳西和密西西比都拥有大片的棉花种植园，那里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儿童奴隶中仅有一半的人可以活过15岁，成年奴隶则大批的逃跑。为了安抚因拒绝范布伦的提名而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北部民主党人，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提出，不仅要"再次兼并"得克萨斯（意即得克萨斯是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的一部分，等于历史上曾经属于过美国），而且还要"再次占领"整个俄勒冈地区。"要么五十四度四十分，要么开战"------即美国要控制俄勒冈地区内直到美国北部北纬54°40'的边界------成为了一句时髦的竞选口号。然而，北部民主党人中的范布伦派将南部的行径视为一种出卖，并因此怀恨在心。他们的仇恨在未来几年中将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政治。
波尔克是总统大选历史上的第一位"黑马"候选人------即他的候选人提名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年秋季，他在一场实力极为接近的竞选中击败了克莱。波尔克所得民选票的多数少于2％。如果不是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再次参选的詹姆斯·伯尼从纽约州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手中赢得了16000票，克莱将赢得这次选举。1845年3月，在波尔克就职的几天之前，国会宣布，得克萨斯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通向战争之路
虽然詹姆斯·波尔克几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但他走马上任就任总统时，却带着一整套定义非常清楚的目标：降低关税，恢复独立财政体制，解决关于俄勒冈拥有权的争端，将加利福尼亚纳入到美国的版图中来。国会很快针对前两个目标进行了立法，第三个目标通过一项与英国签订的协定而得以实现，该协定将俄勒冈地区在北纬49°处一分为二。许多北部人对这个妥协非常失望，把它看成是波尔克对自己竞选承诺------即决不在不放一枪的情况下放弃俄勒冈的任何一部分------的背叛。但是，总统保住了他的主要目标，获得了威廉特流域和极为壮观的皮吉特海湾。
获取加利福尼亚则显得更为棘手。波尔克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墨西哥去商谈购买这一地区，但墨西哥政府拒绝谈判。1846年春季，波尔克已经开始计划采取军事行动。4月，扎卡里·泰勒（ZacharyTaylor）指挥的美国军队已经进入到努埃西斯河（NuecesRiver）和里奥格兰德河（RioGrande）之间的地带，这一地带处在得克萨斯和墨西哥的边界上，两国政府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这一行动使美国与墨西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军事冲突。战争打响之后，波尔克声称墨西哥人"把鲜血撒在了美国的土地上"，他要求国会对墨西哥宣战。
美墨战争与它的批评者
美墨战争是第一场主要在外国领土上进行的美国战争，也是第一场美国军队占领了外国首都的战争。在天定命运扩张主义思想的刺激下，大多数美国人对这场战争表示支持。他们相信，如同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小说《白色的外套》（White-Jacket，1850）中所写到的，既然美国人"驾驭着［全人类的］自由方舟"，"对于世界来说......民族的自私自利是一桩无边无际的慈善事业"。然而在北部，却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少数派对战争表示了异议；他们担心，政府真正目的远不是所谓扩展"伟大的自由的帝国"，而是为奴隶制的扩张获取新的领土。曾在美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S. Grant）后来回忆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所发动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它标志着美国的行为开始变得像"欧洲的君主制国家"一样，而不像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应有的行为。1846年，亨利·戴维·梭罗拒绝纳税，以表示对战争的抗议，他因此在马萨诸塞遭到监禁。在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时，梭罗写下了一篇重要论文"论公民不服从"（OnCivil Disobedience），这篇文章成为了像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后来主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的一个思想源泉。"当身处一个可以极不公正地拘捕任何人的政府之下时，"梭罗写道，"一个真正能够容纳正义者的地方也就是在监狱之中。"
美墨战争的批评者中也包括了1846年从伊利诺伊当选的国会众议员亚伯拉罕·林肯。同许多辉格党人一样，林肯对波尔克所称的墨西哥人在美国领土上造成了伤亡的说法表示怀疑；1847年，他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总统指出战争的首发流血事件发生的具体"位置"。与此同时，林肯对波尔克的美国有权侵入墨西哥的说法也深感不安。"如果允许总统在他认为有必要击退外来侵略时有权侵入外国，"他宣称道，"等于允许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如果今天他说他认为有必要进攻加拿大以阻止英国人对我们的入侵，你又如何能够制止他这样做呢？"林肯的立场在伊利诺伊是不受欢迎的。他原本答应只担任一届国会议员，即便如此，当民主党人在1848年重新夺回国会众议员席位时，许多人仍然将这个结果怪罪于他对战争的批评。然而他所提出的总统"任意发动战争"的权力问题将继续在20世纪和21世纪回响于美国政治之中。
在墨西哥的战斗
6万多名志愿入伍的人是战事的主要承担者。战争在三条战线上展开。1846年6月，一群美国反叛者宣称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获得独立，并任命约翰·弗里蒙特（JohnC. Frémont）为领袖，弗里蒙特当时是在西部的一支小型科学考察队的领队。这些人的最终目标是将加利福尼亚合并到美国联邦之中，但在此刻，他们采用了一面印有一只大熊的旗帜来象征该地区的独立。一个月之后，美国海军开进了蒙特雷和旧金山海湾，升起了美国国旗，结束了"大熊旗共和国"的历史。几乎在同一时候，由斯蒂芬·卡尼（StephenW. Kearney）指挥的1600名美国军队在未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圣菲，并接着向加利福尼亚的南部进军，在那里他们镇压了一场墨西哥人发起的反对美国统治的起义活动。
主要的战事发生在墨西哥中部地区。1847年2月，泰勒在布埃纳维斯塔战役（Battleof Buena Vista）中击败了桑塔·安纳的军队。当墨西哥政府继续拒绝停火谈判时，波尔克命令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指挥的美国军队由陆路从维拉克鲁斯港（VeraCruz）向墨西哥城进军。斯科特的军队击败了墨西哥的抵抗力量，于9月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1848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Treatyof Guadalupe Hidalgo），确认了得克萨斯的兼并，并将加利福尼亚以及现今的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内华达和犹他州割让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则向墨西哥支付1500万美元。这片后来被称作"墨西哥割地"的领土建立起了今日北美大陆除加兹登购买（GadsdenPurchase，1853年从墨西哥购买而来的一片领土）和1867年从俄罗斯获取的阿拉斯加之外的领土范围。
在许多的美国历史记忆中，美墨战争仅仅是一个脚注而已。与其他战争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建造多少歌颂这场战争的公共纪念碑。然而，墨西哥人却将这场战争（或者用墨西哥人话来说，是一场对墨西哥的"肢解"）看成是他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和墨西哥民族对美国始终抱有怨恨的原因之一，这种民族怨恨在战后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如墨西哥政府的谈判者在1848年指出的，一个国家因为邻国不愿将领土卖给自己，便发动战争，这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做法。
种族与天定命运
美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获得了50万平方英里的墨西哥领土，相当于整个国家领土的1/3。这个曾在过去数个世纪是一个整体的地区被一分为二，家庭被分离，贸易通道被打断。在墨西哥割地上居住着7.5万到10万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还有人数超过15万的印第安人。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保证这一地区的"男性公民"享有"拥有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以及美国人所享有的"所有权利"------这是为了保护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大土地主的财产而制定的条款。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他们的家园和狩猎场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国领土，但条约只是把他们称之为"野蛮人部落"，并承诺要防止他们越过新的国界线对墨西哥发动越境式的偷袭。
天定命运的精神为种族优越的思想带来了新的鼓噪之声。19世纪40年代，领土扩张被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具有天生优越性的证明（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概念基本上依它的对立面而界定的：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天主教徒等）。"种族"，约翰·奥沙利文的《民主评论》宣称道，是"所有国家的历史以及所有帝国兴盛和衰落的关键"。
19世纪的"种族"概念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大杂烩，涉及肤色、文化、民族血统和宗教等内容。报纸杂志和学术研究等大肆宣扬，美国自由与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热爱自由的内在素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对得克萨斯的兼并和对墨西哥大片领土的征服被看成是文明、进步和自由战胜实施暴政的天主教会和天生无能的"杂交种族们"的辉煌例证。的确，一些扩张主义者曾经竭力鼓吹要兼并整个墨西哥，但这种鼓吹最终遭到失败，原因在于美国担心自己将无法同化一大批非白人的天主教人口，而这些人在美国白人看来是不配成为共和国公民的。
重新界定种族
将美国的种族制度强加于人，对于生活在新近获取领土上许多人来说，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伤害性。得克萨斯的情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墨西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并宣布西班牙裔、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克萨斯独立之后制定的宪法不仅保留了奴隶制，而且还剥夺了该地区印第安人和非洲裔居民的民事权利。法律规定只有白人才能在当地购买土地，并彻底禁止自由黑人进入该地区。"每一项对自由人来说最重要的特权都被夺走了，"一位在得克萨斯居住的自由黑人这样抱怨道。
各地的环境对前墨西哥领土上的种族界定有所影响。得克萨斯将"西班牙裔"墨西哥人------尤其是那些拥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的人------界定为白人。居住在新墨西哥地区的墨西哥裔和印第安人长期以来被认为"太墨西哥化"而不配享有民主的自治政府。由于白人移民的人数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国会直到1912年才准允新墨西哥加入联邦。
淘金时代的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的非印第安人人口在美墨战争结束时不到1.5万人。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移民到俄勒冈的美国人比起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多出10倍。然而，这种情形在1848年1月之后骤然改变，当月，瑞士移民约翰·苏特（JohannA. Sutter）在位于内华达山脉脚底自己的锯木厂里发现了黄金。在关于早期移民一夜之间变成巨富的新闻报道的鼓动下，一场疯狂的淘金热便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新来者从陆路和水路潮水般地涌入加利福尼亚。1852年，非印第安人迅速上升到了20万人。8年之后，增至36万人。
加利福尼亚的淘金人口极为多元化：有来自墨西哥和南美洲经验丰富的矿工；有成千上万的来自美国东部的移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金矿是什么样子；还有来自海外的爱尔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澳大利亚人。1849---1852年，还有25000中国人也在这里登陆。他们多为年轻的男性，与中国商人签订了长期劳工合同，商人们又把他们出租给采矿和铁路公司和其他雇主。1848年的旧金山是一个只有1000人口的小镇，此刻却变成了通向加利福尼亚北部黄金城（ElDorado）的关口。1850年，旧金山拥有3万人口，它可能是世界上种族和族裔成分最为多样化的城市。与由家庭组成的农业边疆定居地不同的是，大多数的淘金热移民都是年轻男人。妇女在西部的采矿社区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开办餐馆，充当厨子或妓女等。然而直到1860年，加利福尼亚的男性人口仍然以3:1的比例超出女性人口。
一幅展示一位华人移民的照片，他挑着在加利福尼亚淘金时使用的工具。
加利福尼亚与自由的界限
早期的表层矿被很快采尽之后，金矿的开采转向地下矿，而这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这种经济发展导致加利福尼亚地区的许多种族和族裔群体发生了激烈竞争，由此产生的冲突也不断恶化。淘金时代加利福尼亚的法律极为脆弱。1851---1856年，所谓的"警戒委员会"控制了旧金山，推翻了现存的法院制度，对那些被控犯有罪行的人进行审判和处死。白人矿工组成了非法的团体，负责将"外国矿工"------墨西哥人、智利人、华人、法国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从有金矿的地区驱逐出境。州立法机构向外国矿工每月征收20美元的税，这项立法迫使许多外国矿工离开了加利福尼亚。
美国人对加利福尼亚将长期保留这样一种想象，即这是一个拥有无穷无尽机会的地方，新来者尽可在此开始崭新的人生。然而，自由的界限在这里却是以非常严格的方式进行划分的。1850年的州宪法将投票权和在法庭作证的权利限制在白人范围内，将印第安人、亚洲人和为数不多的黑人（该州的黑人人数在当时为962人）排斥在外。加利福尼亚那些具有西班牙血统的或与美国定居者通婚的地产拥有者被界定为属于白人。法院在审理从墨西哥时代遗留下来的地产争执案时，将大量的土地判定卖给从美国东部来的新移民。
对于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来说，淘金热和并入美国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寻找金矿的人把印第安人的社区翻了个底朝天。矿工们、牧场主和治外治安人员杀害了无数的印第安人。为了减少印第安人的人口，州政府官员向私立民兵队伍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奖金，支持他们对印第安人发起的攻击行为。尽管加利福尼亚是一个自由州，地方法院却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儿童宣布为孤儿和流浪汉，可被当成奴隶一样被人买卖。美墨战争结束时，加利福尼亚有将近15万的印第安人，到1860年，这个数字减少到3万人左右。
一剂砒霜
美墨战争的胜利为美国增加了100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即获得了一片大于路易斯安那购买的领土。然而，这片巨大领土的获取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联邦是否将允许奴隶制扩展到西部区域------这个问题将打乱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并将整个国家带入一场内战之中。后来的事件很快验证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预言：如果美国吞掉墨西哥领土的一部分，"这就将如同一个人吞掉了一剂砒霜......墨西哥将毒死我们"。
威尔莫特附文
1846年之前，奴隶制在美国领土所有区域内的地位问题，或者通过州法，或者通过密苏里妥协（决定了奴隶制在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的地位问题），都已有定论。获取新的领土则重新开启了关于奴隶制扩张问题的争论。1846年初，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国会众议员戴维·威尔莫特（DaveWilmot）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禁止奴隶制进入所有将从墨西哥获取的领土之中，奴隶制扩张问题所包含的潜在的分裂主义危险性立刻随威尔莫特的议案清楚地展现出来。所有北部议员不分民主党还是辉格党都对这项后来被称之为"威尔莫特附文"的决议案表示了支持，而几乎所有的南部人则表示反对，此刻原有的政党分界线也就随之崩溃了。威尔莫特附文在北部议员占多数的众议院获得通过，却在自由州和蓄奴州力量持平的参议院遭到了失败。威尔莫特附文，一家报纸说，"好像是通过魔力，把这个即将分裂美国人民的重要问题摆在了首要的位置。"
1848年，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人组成了一个自由土地党，提名马丁·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并提名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Francis Adams）为他的竞选伙伴。民主党则提名密歇根的路易斯·卡斯（LewisCass）为总统候选人。卡斯提出，奴隶制是否能进入新领土的问题应该由当地的居住者来决定（这个思路在后来被赋予了"住民自决"的名称）。范布伦参加竞选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报复南部在1844年对他的玩弄，但他的竞选在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北部人中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最终赢得了30万张选票，占北部选票总数的14％。1848年总统选举的胜利者是扎卡里·泰勒，他是美墨战争的英雄，也是路易斯安那的一名蔗糖种植园主。然而，当一名前总统和另一名前总统的儿子抛弃了各自的政党、以自由党的纲领参加竞选的时候，这说明反对奴隶制情绪的蔓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废奴主义者的队伍。"反对奴隶制，"纽约州国会参议员威廉·苏厄德（WilliamH. Seward）评论说，"最终成了政治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
自由土地的诉求
在北部，自由土地党（theFree Soil）的立场比废奴主义者提出的即刻解放和黑人平等权的立场更具有吸引力。虽然国会没有宪法权力来废除一州内部的奴隶制，但许多著名的先例说明，联邦政府有权禁止奴隶制进入联邦领土（即那些还没有以州的身份加入联邦的地区）。国会曾在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中这样做过，并在1820---1821年的密苏里妥协案中再次做过类似的规定。许多北部人早就对南部长期把持联邦政府的现象耿耿于怀。北部人所希望实施的政策，如保护性的关税和政府对内陆改造的资助等，长期受到大多数南部政治领袖的反对；所以，对这些北部人来说，防止南部组建新的蓄奴州的思想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对于更多的北部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移居到新的西部领土上去，这将给他们带来获取经济进步的一种美好前景。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再次强化了传统的思想，即要获得经济自由，必须拥有土地。劳工运动也把获得进入西部领土的可能看成是一种解决东部失业和低工资问题的手段。"土地的自由，"亲劳工的报纸编辑乔治·亨利·埃文斯（GeorgeHenry Evans）宣称道，为美国的工人提供了一条摆脱永久性经济依附的出路。
这样的观点可以十分便利地融入反对奴隶制扩张的运动。如果奴隶种植园占领了西部的肥沃土地，北部移民事实上就被阻挡在进入西部领土的大门之外。"自由土地"一词有两层意思。1848年，自由土地党竞选纲领在呼吁禁止奴隶制进入西部领土的同时，也要求联邦政府为进入新领土中的移民定居者提供免费的宅基地。与废奴主义运动不同的是，"自由土地"思想也迎合北部社会极为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威尔莫特自己认为，他富有争议的附文不是出于"对奴隶处境的病态般的同情"，而是为了推进"自由白人的事业和权利"，他的一部分动因是防止白人不至于落到不得不与"黑人劳动力"进行竞争的地步。
对于南部白人来说，禁止奴隶制进入从墨西哥获取的领土范围，如同剥夺了他们作为联邦成员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在他们看来，为了赢得这些领土，南部人曾经冲锋陷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应该有权分享胜利的成果；单把奴隶制这种财产形式排除在西部区域之外，是对南部及其他特殊生活方式的侮辱。1848年，奴隶人口的大多数都居住在那些制宪时尚不存在的州内。许多老种植园地区的土壤肥力已经几近耗尽。如北部人认为西进对于他们经济生活的改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样，南部领袖人物则认为，奴隶制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于扩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此外，吸收新自由州加入联邦将会打乱不同区域之间的政治平衡，把南部变成一个永远的少数。在一个由不实施奴隶制的州所主导的联邦中，南部的利益将不会获得安全感。
危机与妥协
在世界历史上，1848年被记忆成为"民族国家的春天"，这是一个以反抗欧洲王权国家为目标的民主暴动活动此起彼伏的时代，也是一个少数族裔要求民族独立的时代。自由和自治等美国原则似乎在旧世界高唱凯歌。英国的宪章运动组织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支持一部要求民主改革的宪章。法国人用共和国取代了君主制国家。匈牙利人宣布从奥地利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爱国者们，尽管被分割在许多不同的邦国中，却要求实现民族的统一。然而民主的浪潮却消退了。宪章主义运动变得销声匿迹。在法国，第二共和很快为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所取代。在布达佩斯、罗马和其他城市发生的起义和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一些美国人也在担忧，他们自己的民主政府是否也会像欧洲大陆上失败的革命一样，逃脱不了失败的厄运？
随着奴隶制问题越来越成为一种不祥之兆，主要政党的领袖们开始采取行动，解决区域之间的分歧。一些分歧历来已久，但它们的近因却是来自于美墨战争之后获取的新领土的处置。1850年，加利福尼亚要求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许多南部人反对这一做法，担心这样会打破国会中区域力量的平衡。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包含四个主要内容的计划，这就是后来被称为1850年妥协（Compromiseof 1850）的方案：加利福尼亚将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废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贩卖奴隶的贸易活动，而不是奴隶制本身；制定一个更加严厉的新联邦法，允许奴隶主重新抓捕逃跑的奴隶；最后，在剩余的墨西哥割地领土上的奴隶制问题将由居住在当地的白人居民来决定。
大辩论
在参议院关于妥协案的辩论之中，不同的区域立场通过滔滔不绝的雄辩得以阐述。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们也纷纷就赞同或反对这一妥协方案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来自马萨诸塞的丹尼尔·维伯斯特宣布说，如果这是争取区域和平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他愿意放弃威尔莫特附文，接受一部新的逃奴法。代表南部的约翰·卡尔霍恩因病得太重而无法亲自发言。他的一位同事代他宣读了他拒绝接受妥协的发言。卡尔霍恩坚持说，奴隶制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必须被允许扩展到新获得的领土之上；北部必须让步，否则联邦将不可能生存下去。来自纽约州的威廉·苏厄德也反对妥协。针对南部人提到的宪法权利，西沃德回答说，一个比宪法"更高的法"------道德之法------在谴责奴隶制。这是废奴主义运动的声音，此刻也进入到了美国参议院的辩论之中。
《喧嚣的大锅》，一幅1850年的漫画，大致取材于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巫婆场景，对威胁联邦生存的北部和南部区域主义者提出批评。
与安德鲁·杰克逊一样，扎卡里·泰勒总统是南部人，但却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为那些关于联邦解体的谈论深感不安。他谴责国会内的南部领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立法目的，把加利福尼亚当成了人质。他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仅是将加利福尼亚吸收进入联邦。1850年7月9日，泰勒因肠道感染而突然去世。他的继任者是纽约州的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Fillmore），他对克莱的妥协计划表示支持。在菲尔莫尔的推动下，国会打破了僵局，保证了1850年妥协方案的通过。
逃奴问题
政治领袖们最终将充满危险性的奴隶制问题从国会辩论中排除出去了，但这样的回避将是最后一次。然而，新的逃奴法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进一步的争议。逃奴法授权特别任命的联邦官员，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甚至在缺乏被控告人证词的情况下，决定受到指控的逃奴的命运。新逃奴法还禁止地方官员干扰抓捕逃奴的行动，要求公民应联邦官员的要求协助对逃奴的抓捕。南部领导人通常以捍卫州权和地方自治权而著称，此时他们却对这一法律表示了支持，因为这项法律将允许联邦官员进入整个北部社区，并确保将抓捕到的逃奴归还给主人，有权否决地方政府的执法命令和司法审查的程序。对于南部人来说，保障奴隶制的生存比坚持在州权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更为重要。所有自由州都受到了逃奴问题的影响。例如，抓捕者可以进入加利福尼亚境内，去抓捕那些从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逃出的、希望借道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去寻求自由的奴隶。这个问题把类似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这样的个人也带入到政治中来。他虽然反对奴隶制，从前却一直游离在反对奴隶制的事业之外。爱默生和其他受超验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把逃奴法看成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例子，即联邦政府为了听命于南部而不惜于扼杀个人根据自己良心来采取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爱默生看来是真正自由的基础。
19世纪50年代，联邦法院审理了300多例案件，命令将157名逃奴送回到南部去，许多遣送都是由联邦政府出钱进行的。逃奴法继续扩大了区域间的分歧。在一系列激烈的对抗中，逃亡的奴隶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对抓捕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851年，一大群人将逃奴杰里从纽约州锡拉丘兹的监狱中救出，然后把他送到了加拿大。同年，一个企图抓捕逃奴的奴隶主在宾夕法尼亚的克里斯蒂娜被谋杀。当年晚些时候，从肯塔基与家人一起逃跑到俄亥俄的女奴玛格利特·加纳（MargaretGarner）因不愿看到自己的女儿被联邦执法官送回到奴隶制中，亲手将她杀死（20世纪末，这桩事件成为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著名小说《宠儿》［Beloved］的原型）。
一幅1855年的宣传画，描绘一名逃奴安东尼·伯恩斯（AnthonyBurns）的一生。他在波士顿被捕，并于1854年被遣返回南部。
在北部，几千名逃奴和自由黑人担心自己在逃奴法的严厉条款下遭到逮捕，纷纷逃往加拿大去躲避。如此众多的逃亡者在国外寻求自由的情景，对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是自由的避难所的形象提出了挑战。"家庭遭到分离，"一家多伦多的报纸在1850年10月这样写到，人们"离开他们的家庭，从各个方向奔加拿大而来，在英国的旗帜下，寻求被那个自由共和国所剥夺了的保护"。
道格拉斯与住民自决原则
1850年妥协看上去恢复了区域间的和平和主要政党内部的团结，至少暂时是如此。在1852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Pierce）大胜温斯菲尔德·斯科特，他的竞选纲领把1850年妥协看成是解决奴隶制问题争议的定论。皮尔斯接受了范围极其广泛的选民支持，赢得254张选举人票，而斯科特只赢得了42票。然而皮尔斯政府却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透顶的一届政府，亲眼见证了自杰克逊时代继承而来的政党体制的彻底崩溃。
1854年，旧政治秩序终于在区域分裂主义的重压之下解体。那年的早些时候，伊利诺伊国会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关于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者均位于路易斯安那购买的领土范围内）建立领土政府的议案。随着卡尔霍恩、克莱和维伯斯特（伟大的"三巨头"）相继在1850---1852年去世，年仅41岁的道格拉斯把自己视做参议院的新领袖。他对西部开发充满信心，希望修建一条穿越堪萨斯和内布拉斯的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线，但他深知，除非在这两个地区建立起正规的领土政府，否则他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南部的国会议员对组建新自由州表示坚决的反对，他们害怕这样做会进一步打破区域间的力量平衡。道格拉斯提出使用住民自决的原则来满足南部议员的要求。这样，奴隶制的地位将由当地定居者的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由国会来决定。在道格拉斯看来，住民自决表现了地方自治的思想，在极端对立的南北立场之间提供了一个中间原则。这也是一个能促使民主党各个派别团结起来的原则，而党内团结则有助于他争取获得1856年总统选举的提名，以继承极不得力的皮尔斯总统。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与从墨西哥割地所获领土不同的是，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和西进移民必经之路的中央地段。此外，根据密苏里妥协的规定，这一地区早已禁止了奴隶制，道格拉斯的提案实际上将密苏里妥协中的禁奴条款予以废除了。一群反奴隶制的国会议员发表了《独立民主党人的呼吁书》，对道格拉斯的提议做出回应。呼吁书是由来自俄亥俄州的两名反对奴隶制的国会议员------众议员乔舒亚·吉丁斯（JoshuaGiddings）和参议员萨蒙·蔡斯（SalmonP. Chase）------写作的，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雄辩力的政治文献之一。它把道格拉斯议案定性为是一种"对一个神圣承诺的公然践踏"，一个"阴险毒辣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阴谋的目的是将自由领土转换成为一片"由主人与奴隶居住的、暴政当道的、令人沮丧的地区"。呼吁书使成千上万的北部人意识到了南部领袖的真实意图，即将他们的特殊体制延伸和扩展到整个西部地区。
经过道格拉斯的有力斡旋，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最终变成了法律。然而该法案却破坏了民主党内的团结。就在国会进行辩论的时候，各种抗议集会纷纷在北部各地举行。由于担心选民对这个议案的反感会影响到他们的连选连任，众议院中有一半的北部议员投了反对票。另外一半出于对皮尔斯、道格拉斯和民主党的忠诚投了赞成票。很难想象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任何其他议案比这个议案更为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议案通过之后，美国政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重组。随后两年中，辉格党因无法对这场政治危机做出统一的回应而迅速解体。南部从一个原来由两党平分秋色的地区变成了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天下。北部辉格党人的大多数与成千上万的极为不满的民主党人一起，加入到一个新的政党组织------共和党（RepublicanParty），这个新政党决心要阻止奴隶制在联邦领土上的进一步蔓延。
共和党的兴起
北部经济
奴隶制对传统政党体制带来的破坏性冲击是19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转型的近因。但共和党的兴起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市场革命的完成和欧洲移民大批来到美国的开始。从1843年经济繁荣的回归到1857年另外一次经济萧条的发生，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出现了迅速增长，在北部尤其如此。铁路网络的建成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动力。铁路里程从1848年的5000英里增加到1860年的3万英里，大部分的线路在俄亥俄、伊利诺伊和旧西北领土其他州的境内修建。四条大的铁路动脉将东部城市与西部的农业和商业中心连接起来。铁路的建成帮助完成了西北地区贸易从南部转向东部的路径转向。1850年，大多数西部农场主仍然通过密西西比河将产品运送到南部。10年之后，铁路将他们几乎所有的粮食产品都运送到了东部，而运费则只是从前的一小部分。例如，1860年，6000万蒲式耳小麦经由布法罗（Buffalo）运到了东部城市和国外市场。西北部和东北部经济一体化的完成为这两个地区通过共和党的组织而形成政治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1860年，北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统一的经济体，东部工业主将他们生产的工业产品向西部农场主推销，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城市迅速发展，其居民成为西部人生产的粮食的消费者。北部社会处在新旧社会的交界之处。人口的大部分并不居住在大城市里，而是居住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在那里经济独立的理想------即拥有自己的农场或店铺------仍然可望实现。然而大部分的劳动力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工业革命的影响已经得到迅速的扩散。
两大工业生产基地开始兴起。一个位于大西洋沿岸地区，从波士顿一直延伸到费城和巴尔的摩。另一个则集中在五大湖及邻近地区，包括布法罗、克利夫兰、匹兹堡和芝加哥这样的内陆城市。在铁路建设发展的推动下，煤矿开采和生铁生产迅速增长。芝加哥是西北铁路网络的枢纽，也是前往大平原定居的移民的出发点，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复杂的制造业经济的中心，每年生产出5000台收割机，还有铁丝网、风车、预制式"气球骨架"房，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的西进移民定居提供了方便。1860年，纽约市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金融、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尽管南部的经济在继续增长，棉花生产的继续扩大给奴隶主们带来了财富，但南部并没有分享到这些范围广泛的经济变化。
一无所知党的兴起与衰落
如同第九章所指出的，本土主义------对移民尤其是对天主教徒表现出的仇视态度和做法------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一种地方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的。1854年，当原有政党体制陷入危机时，本土主义随着美利坚党（AmericanParty）或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Party）的出现而突然跃居到全国政治的视野之中（一无所知党起初是一个秘密社团组织，当其成员被问及与该组织相关的情况时，他们应以"我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回答来应对，该党因此而得名）。一无所知党宣扬自己的目标是将政治公职保留给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担任，反对天主教会的"攻击性行动"，如它对公立教育制度的破坏等。1854年，一无所知党在一些州一级的选举中获得胜利，赢得了马萨诸塞的州长席位、该州所有的国会众议员席位和几乎所有的州立法机构的席位。一无所知党人还赢得了费城、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城市的市长职位。在许多州，一无所知党成为由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选民组成的"反内布拉斯加"联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北部，一无所知党的政治纲领将反对天主教和反对奴隶制的情绪结合起来，有时还吸引了支持禁酒运动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如前一章所讨论过的，大多数天主教徒对受福音派新教主义激发而产生的改良运动一直在进行顽强的抵制，对反奴隶制和禁酒运动的抵制尤其强烈。1854年的选举，一位观察家说到，揭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喜好人类自由的情感，［同时也揭示了］一种美好的决心，即从此之后只有美国人才能统治美国"。
尽管在就业、住房和教育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对爱尔兰人的歧视，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要求将新移民排除在政治社会的范围之外。所有的欧洲移民因为是白种人而受益。19世纪50年代，自由黑人发现，即便是在争取类似于家庭佣人和普通劳工这样先前可以获得的工作机会时，欧洲新移民也正在将他们排挤出去。新来者很幸运地在白人男性普选权成为现实之后来到美国，所以他们自动地获得了投票权。尽管新英格兰地区的州企图减少移民的政治权力（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将识字作为行使投票权的一个资格要求，马萨诸塞还规定在移民完成了归化手续后需等待两年的时间才可正式参加投票），急需劳动力的西部各州则允许移民在远没有成为公民之前就可以行使投票权。在美国，投票权对于自由的理解具有关键的意义，许多白人男性移民几乎是在踏上美国领土的那一刻就获得了选举权，这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那些其祖先在美国土地上居住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并非白人的美国人，却不能参加投票。
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
至1856年，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共和党------一个由反对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北部辉格党人、自由土地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组成的、反对奴隶制继续在联邦领土上蔓延的政治联盟------将在北部成为民主党之外的另一个主要的政治选择。共和党人成功地帮助多数北部选民认识到，所谓"奴隶制势力"（SlavePower）------这是共和党人对南部亲奴隶制政治势力的称呼------实际上对北部选民的自由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向往构成了一种比"教皇"和新移民更为迫近的威胁。共和党的诉求是以"自由劳动"的思想为基础的。在共和党人的眼中，"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对立被转化和上升成为一种综合性的世界观，它把北部社会当作进步、机会和自由的家乡来赞美和歌颂。
共和党人宣称说，北部社会的特征在于，它为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能够成为拥有土地的农场主或享有独立自主的手工匠人的机会，劳动者因此可以获取对于自由来说至关重要的经济独立。与之相反的是，奴隶制却繁衍出另外一种社会秩序，它的成员是由人格遭到贬损的奴隶、经济和社会地位无望获得提高的贫困白人以及不劳而获、无所事事的贵族所构成的。针对西部领土的斗争是一场较量，即两种相互对立的劳动制度的较量，看哪一种制度最终能在西部或国家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奴隶制蔓延到西部领土，北部自由劳动者的进入将遭到禁止，他们获得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也将大大减少。共和党人认为，奴隶制必须被禁止在西部领土的范围之外，只有这样，自由劳动制度才可望茁壮成长。
对南部提出的奴隶制是自由的基础的说法，共和党人提出的回应口号是"自由是国家的体制"------此话并不意味着他们主张废除奴隶制，而是要求终止联邦政府对奴隶制的支持。在自由劳动的旗帜下，不同背景和利益的北部人联合起来，捍卫他们自己社会的优越性。共和党人承认，有些北部的工人，包括大多数的爱尔兰移民，被锁定在工厂工人和非技能劳工的地位中，很难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然而，共和党人认为，贫困移民劳工本身的"依附性本能"------即一种新教和中产阶级美德的缺失------是导致他们处于困境的原因。
共和党人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的目标集中在阻止奴隶制的扩散和蔓延，而不是在它已经存在的任何地方对它发起攻击。然而，许多党的领袖人物却把因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对立而出现的日益加深的国家分裂看成是一场"不可压制的冲突"------这是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在1858年使用的语言------这场冲突必须要有一个了断。这"两种［社会］制度"，西沃德认为，在同一个国家中是互不相容的。他认为，市场革命通过一个交通运输和商业的网络将整个国家联结得更为紧密，加剧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对立。他预测说，美国"必须而且迟早要变成一个或者完全实行奴隶制的国家，或者完全实行自由劳动制的国家"。
血腥堪萨斯与1856年总统选举
共和党人的自由劳动世界观有力地表现了为北部社会备受推崇的价值观，它所产生的强烈共鸣有助于解释共和党何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发生在1855和1856年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对共和党的成长壮大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堪萨斯在1854---1855年举行选举时，无数支持奴隶制的密苏里人跨越该州的边界，投下了舞弊和不实的选票。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却对由此而产生的亲奴隶制立法机构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当领土总督安德鲁·里德（AndrewH. Reeder）（宾夕法尼亚人）对此表示异议时，皮尔斯将他革职替换。来自自由州的移民很快建立起一个对立的政府，堪萨斯随即爆发了一场时打时停的内战，最终致使约200人丧生。在1856年5月发生的一次事件中，一群亲奴隶制的人对自由土地党人大本营的劳伦斯城发动攻击，放火焚烧了那里的公共建筑，并将一些私人住宅洗劫一空。
道格拉斯的政策是由各地居民来做出有关奴隶制问题的决定，"血腥堪萨斯"（BleedingKansas）的发生使这项政策的可行性面临破产，但却为共和党人提供了支持。与此同时，共和党也从发生在国会大厦中的一桩前所未有的事件中获益。马萨诸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Sumner）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名为"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的演讲，对奴隶制进行严厉谴责。在演讲结束之后，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Brooks）竟然挥舞一根带有金套头的手杖，将萨姆纳打得昏死过去。许多南部人为布鲁克斯的行为高声叫好，还有人送给他一些新的手杖，上面刻有"再狠狠地揍他一顿！"的字样。
《自由，堪萨斯的女佣，被"边界的流氓"活捉》。这幅漫画指责民主党挑起了1856年的堪萨斯暴力行动。
1865年大选中，共和党推选约翰·弗里蒙特作为候选人，起草了一份坚决反对奴隶制继续蔓延的竞选纲领。民主党人为北部社会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做出的反应颇为震惊，提名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为总统候选人。布坎南曾于1854年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因此与这个极具争议的法案没有任何干系。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对住民自决的原则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奴隶制争议的办法。与此同时，一无所知党提名前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作为总统候选人。弗里蒙特在北部大胜布坎南，赢得16州中的11个------对一个其存在历史不过两年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成果。然而，布坎南赢得了整个南部以及具有关键意义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宾夕法尼亚等几个北部州，保证了他的当选。菲尔莫尔只赢得了马里兰。他在上南部的前辉格党选民中和较为保守的北部地区里很有竞争力，这些地区的选民不愿加入民主党，同时也担心共和党的胜利会威胁到联邦的生存。
1856年选举清楚地表明，不同政党已经根据区域利益的分界进行了重新的组合。一个主要的政党被摧毁了，另外一个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还有一个新的政党已经兴起，正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捍卫北部利益的事业。
林肯的出现
旧政党体系的最终崩溃发生在一位代表旧政治秩序的总统的任期内。詹姆斯·布坎南出生于华盛顿执政的时代，曾在宾夕法尼亚立法机构中担任议员，并分别在国会两院中担任过议员，还担任过詹姆斯·波尔克的国务卿。他是一名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下定决心要扑灭熊熊燃烧的区域主义的烈火。作为总统，在实现其预定的目标方面，无人遭遇到比布坎南更具灾难性的失败。
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
在他就职之前，布坎南已经注意到，联邦最高法院即将宣布一项判决，其内容有希望为奴隶制问题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德雷德·斯科特（DredScott）案。19世纪30年代，斯科特曾陪同他的主人约翰·埃默森医生从密苏里进入到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领土。根据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奴隶制在伊利诺伊遭到禁止；密苏里妥协则禁止奴隶制在威斯康星的存在。返回密苏里后，斯科特提出诉讼，要求获得自由，声称他在自由土地上的居住经历赋予他获得自由的资格。
德雷德·斯科特判决是联邦最高法院漫长的判案历史上最有名的------或最为臭名昭著------的判例之一。1857年3月，判决结果在布坎南就职两天后公布。大法官们讨论了3个问题。一个黑人能否成为公民，并因此有权在联邦法院起诉？斯科特在自由州的居住是否使他获得了自由？国会是否有权禁止奴隶制进入联邦领土？9名大法官都发表了个人的审判意见，但这基本上是一个6对3的判决（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大法官罗伯特·格里尔［RobertC. Grier］在布坎南的幕后敦促下，加入了一个由南部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派）。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代表多数派宣称说，只有白人才能成为美国公民。坦尼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黑人"无权享有白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因为黑人来自不同的祖先，缺少一个追求和享有自由的历史，他继续说，所以他们永远也不能成为美国"政治家庭"中的一员。
图为刊登在1857年6月27日《弗兰克莱斯勒新闻画报》上的德雷德和哈里雅特·斯科特画像。三个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宣判说，他们必须仍然是奴隶。
既然斯科特无权起诉，判决原本可以到此为止；然而因为他想要解决奴隶制的问题，坦尼继续借题发挥。他宣称说，斯科特将继续保持奴隶的身份，在他返回密苏里后，伊利诺伊州的法律对他来说不起任何作用；至于他在威斯康星的居住，在宪法的原则下，国会无权禁止奴隶制进入联邦领土；最近刚由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取而代之的密苏里妥协法是违宪的，其他任何阻止南部人将奴隶带进西部领土的法律都将是违宪的。这个判决实际上将共和党限制奴隶制蔓延的党纲宣判为违宪。判决同时也否定了道格拉斯的住民自决原则。如果国会都无权在联邦领土上禁止奴隶制，由国会创建的联邦领土立法机构又如何有权在其领土上禁止奴隶制呢？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家佐治亚的报纸欢呼道，"从对南方有利的角度出发覆盖了所有的有关奴隶制和定居者的问题"。
判决的后果
也许，受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直接影响最小的是起诉的斯科特本人，因为他的新主人马上就释放了他和他的妻子哈里雅特。两人在内战发生前夕相继去世，只享受到很短一段时间的自由。此案的判决对政党制度的冲击则是非常广大而深远的。判决的受害者包括了最高法院本身的名声，此刻已经降到了全部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共和党人不但没有放弃他们反对奴隶制蔓延的立场，而且将最高法院视做被奴隶主势力控制的工具。
"根据宪法，"布坎南宣布说，奴隶制从此"将存在于所有的联邦领土"之内。1858年，他的政府企图将堪萨斯按勒康普顿宪法（LecomptonConstitution）的要求，将堪萨斯作为蓄奴州纳入联邦。勒康普顿宪法是由一个支持南部的领土制宪大会起草的。道格拉斯对这种违反住民自决原则的行为十分愤怒，他与国会共和党人结成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政治同盟，阻止了国会通过布坎南的立法建议。勒康普顿的斗争也使南部民主党人认识到，他们决不能相信民主党的这位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
林肯与奴隶制
美国人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在1858年举行的一次竞选中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这是美国历史上记载最为详细的竞选之一。作为住民自决原则的倡导者和成功阻止了政府将奴隶制强加于堪萨斯人民头上的人，道格拉斯当时在寻求联邦参议员的连选连任；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了来自共和党的强劲对手亚伯拉罕·林肯的挑战。当时，在伊利诺伊之外的地方，林肯尚不为人所知。1809年，林肯出生于肯塔基的一个小康农场家庭，年轻时移居到印第安纳的边疆地区，而后又移居到伊利诺伊。尽管他从21岁起就开始竞选公职，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注定要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曾担任了四届州立法机构的议员，并在1847---1849年担任过一届国会众议员。
林肯在1854年因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原因重新进入政治。他曾经说过，他"对奴隶制如同对废奴主义者一样的痛恨"。与废奴主义者不同的是，林肯愿意为了保存联邦而与南部进行妥协。"我不愿看到那些可怜的家伙被人捕捉，"他曾就逃奴的问题这样写道，"但我会闭紧我的嘴巴，保持沉默。"唯有在一个问题上，他决不让步------即停止奴隶制在联邦领土上的蔓延。
林肯发展出一整套对奴隶制及其蔓延带来的后果的批判，这种批判表达了正在兴起的共和党和数百万忠于共和党的北部人的核心价值观。他的演讲将废奴主义者的道德热忱与更为保守的北部人对秩序和宪法的尊重结合起来。"我之所以憎恨它，"1854年他在谈到奴隶制的蔓延时说道，"是因为奴隶制本身所包含的巨大的不正义。我之所以憎恨它，是因为它剥夺了我们共和国在世界上应具备的正义的影响力------鼓励起自由制度的敌人们得意洋洋地把我们当成伪君子一样来嘲笑------引起自由的真正朋友们对我们的真诚表示怀疑。"如果允许奴隶制蔓延，他警告说，"对自由的热爱"之火将被熄灭，美国所肩负的成为全世界民主象征的特殊使命也将随之而去。
尽管林肯生活的世界处在市场革命的进程之中，他自己偶尔为伊利诺伊中心铁路公司（当时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担任律师，他所处的美国仍然是一个由小生产者组成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他个人的经历就是自由劳动意识形态和北方社会为劳动者提供机会这一承诺的化身。19世纪50年代，伊利诺伊州内拥有财产的农场主、匠人和店主在人数上超过工资劳动者。林肯为类似乔治·菲兹休（见第十一章的讨论）等奴隶制卫道士们的写作感到吃惊和愤怒，决心起来捍卫北部社会。"我想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林肯说道，"而且我相信黑人也有权拥有这样的机会，那就是在这个机会中他能够改善他的状况。"黑人也许并不是在所有方面与白人是平等的，但在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的"自然权利"方面，他们"与我和其他人的权利是平等的"。
林肯-道格拉斯辩论
道格拉斯是北部有名的政治领袖，与他进行竞选给林肯带来了全国范围的知名度。1858年，在接受共和党的提名时，林肯深刻地解释两人的区别。"一幢内部分裂的房屋，"他宣称说，"是不可能站立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久地忍受这种半奴役和半自由的状态。"林肯的意思不是说内战即将来临，而是说美国人必须在支持和反对奴隶制之间进行选择，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在他看来，道格拉斯的住民自决政策反映出一种道德上的冷漠无情，其后果将会是奴隶制蔓延到整个美国。
一幅将斯蒂芬·道格拉斯描绘成角斗士的雕版画。
林肯-道格拉斯辩论在7个伊利诺伊城镇中举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前来聆听；至今为止，它仍然是美国政治演说历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辩论的核心问题是针对自由相互冲突的定义。对于林肯来说，自由的内容就是反对奴隶制。美国需要重新点燃建国之父的精神之火，他说，建国之父们曾企图将奴隶制置于一条"最终走向灭亡"的道路之上。道格拉斯则强调说，自由的精髓存在于地方自治和个人的意志自决之中。一个庞大而多元的国家唯有尊重每个地方选择自己体制的权利，才能得以生存。在弗里波特（Freeport）的辩论中，道格拉斯在回答林肯提出的一个问题时，坚持认为住民自决原则并非完全不能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相兼容。在他看来，尽管联邦领土的立法机构不再可能以立法方式直接禁止奴隶制，但如果人民想要把奴隶主赶出去，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是限制政府为奴隶制提供法律保护。
亚伯拉罕·林肯，摄于1858年，即举行林肯-道格拉斯辩论的那年。
道格拉斯不仅对反奴隶制运动同时也对从宗教复兴运动衍生而来的整个改良运动传统进行了批判，他坚持认为，政治家没有权利将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我否认国会有权，"他宣称道，"去强迫人民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好事情，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好事情的话。"如果一个社区希望拥有奴隶，它就有权这样做。当然，当道格拉斯提到"人民"的时候，他指的只是白人。他在辩论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将林肯描绘成一个危险的激进派，说林肯所持的立场将把白人降低到与黑人同等的地位，从而贬低美国白人的社会地位。美国政府，道格拉斯宣称，是"由白人为白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受益而创建的。
林肯分享了他所处时代的许多种族偏见。他反对给予伊利诺伊州内黑人以选举权，反对允许他们加入州的民兵队伍；他经常提到将黑人移居到海外是解决奴隶制和种族问题的最好办法等。但与道格拉斯不同的是，林肯并没有借助种族主义的诉求方式来争取选票。他拒绝将黑人排斥在人类大家庭的范围之外：黑人与白人一样，都拥有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独立宣言是适用于"任何和所有地方的任何人"。
伊利诺伊的选举结果显示，如全国政治一样，州政治的划分也是一分为二。南伊利诺伊的居民主要来自南部，他们大多把选票投给了民主党，急速发展的北部地区则是该州共和党的坚强堡垒。在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于20世纪初实施之前，联邦参议员是由各州的立法机构选举的。1858年，州立法机构的共和党候选人在全州范围内赢得了多于民主党候选人的选票。然而因为立法机构议员席位的分配仍然依据1850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而这一统计数字未能反映出自1850年后北伊利诺伊地区人口增长的现实，所以民主党人在州立法机构中赢得了一个非常微弱的多数，道格拉斯也因此获得连选连任的成功。1858年，共和党人赢得了北部其他所有各州的参议员，道格拉斯的胜利因而显得更加重要。对布坎南政府堪萨斯政策的不满使民主党内部产生了分裂，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两个民主党候选人（分别支持道格拉斯和布坎南）同时与一个共和党候选人竞争。这种情形与1857年开始的经济萧条结合在一起，帮助共和党人在印第安纳和宾夕法尼亚赢得了胜利，而在两年之前，这两个州都为民主党人所赢得。
约翰·布朗与哈珀斯费里
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Brown）对位于弗吉尼亚哈珀斯费里（HarpersFerry）的联邦军火库发动的武装攻击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对立。布朗曾长期地卷入了反对奴隶制的活动。19世纪30、40年代，他曾参与帮助逃奴的活动，尽管长期处于欠债的境地，仍然不停资助反对奴隶制的出版事业。与其他废奴主义者一样，布朗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宗教人士。但他的上帝不是那个死而复活、宽恕罪恶、并告诫人们要通过信教来自我拯救的耶稣，而是旧约全书中的那个充满复仇情绪的上帝。堪萨斯内战期间，布朗曾来到这里。1856年5月劳伦斯遇袭事件发生之后，他和几个追随者在波特沃托米小溪（PottawatomieCreek）附近杀死了5名亲奴隶制的定居者。随后两年内，他来回穿梭于北部和加拿大各地，筹集经费，招募追随者，为发动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做准备。
约翰·布朗，1847年由一位名叫奥古斯塔斯·华盛顿的黑人摄影师拍摄。
1859年10月16日，布朗带领21个人，其中7人是黑人，夺取了哈珀斯费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场袭击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布朗的队伍很快被罗伯特·E.李中校带领的联邦军队所包围、杀害或活捉。弗吉尼亚以叛国罪为名对布朗进行审判，在受审中，他始终保持了尊严和勇气，赢得了无数北部人的欣赏和尊重，尽管他们对他的暴力行为并不表示赞同。弗吉尼亚州州长亨利·怀斯（HenryA. Wise）拒绝了要求宽恕布朗的请求，命令将他处死。对于大多数北部人来说，怀斯的决定把布朗变成了一个烈士。亨利·戴维·梭罗把布朗誉为"一个被送上绞刑架的英雄"。布朗死后，左右两派的激进分子都将布朗尊奉为为了反对他认为是不道德的体制而敢于采取行动的人。黑人领袖们则一直把他看成是一个稀有的、愿意为种族正义事业而献身的白人。
对于南部来说，布朗的军事失败是次要的，更为可怕的是他所激发的北部公众对他的崇敬。他的袭击和被处死进一步扩大了南北区域之间的裂痕。布朗留下的遗言是一段简短而带有预言式的文字："我，约翰·布朗，对此坚信不疑：唯有鲜血才能将这片罪恶土地上的罪行冲刷干净。"
南部民族主义的兴起
当共和党继续在北部发展壮大之时，随着1860年大选的临近，民主党必须对党内的团结予以高度的重视。此时，相当一批南部人开始考虑，他们的区域在联邦之外的发展前景也许比留在联邦之内更好。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富有影响力的作者和政治家不断地抱怨南部面临的种种问题。许多种植园主的后代曾期望继承父业，期望进入上层社会的农场主们也认为凭本事就可变成种植园主，但昂贵的奴隶价格使得两者的希望化为泡影。许多南部白人感到通过拥有土地和奴隶来获取经济独立------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的机会正在减少和消失。这些主张退出联邦的人指责说，北部收获了棉花贸易的利润，而南部则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债务的困境之中。继续留在联邦，等于继续接受北部的"奴役"。而一个独立的南部则可以成为一个奴隶制帝国的基础，这个帝国将包括加勒比海、古巴、其他的西印度群岛、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的南部人开始公开地谈论向更为南部方向的扩张。路易斯安那的皮埃尔·索尔（PierreSoulé）是美国驻西班牙的大使，他说服英国和法国的使节与他一起签署了奥斯坦德宣言（OstendManifesto），呼吁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购买或者占领古巴，当时奴隶制在古巴仍然是合法的。与此同时，军事探险家威廉·沃克（WilliamWalker）带领一连串"鼓动叛乱"（filibustering，此词来自西班牙语，指海盗）的探险队前往中美洲。
沃克出生在田纳西，曾参加过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在发财致富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不知为何突然决定要成为一个拉美国家的领袖。1853年，他带领一队人马，"夺取"了下加利福尼亚地区（BajaCalifornia）------一个位于加利福尼亚以南、由墨西哥拥有的一个半岛，并将自己命名为一个独立共和国的总统。墨西哥海军的到来迫使沃克和他的追随者们落荒而逃。沃克随后决定立自己为中美洲尼加拉瓜的统治者，并允许实行奴隶制。尼加拉瓜当时正处于内战之中，其中一派邀请沃克加入他们的阵营，让他指挥一支300人的武装队伍。1855年，沃克占领了格林纳达城（Granada），次年，便宣布自己为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政府对沃克的政府予以了承认，但周边国家却派兵入侵格林纳达，把沃克强行赶走。他的行动明显地违反了美国的中立法，但在南部他却受到热烈的赞扬。1858年，联邦官员将他带到新奥尔良进行审判，结果陪审团却将他予以无罪释放。
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南部的领袖人物使出浑身解数，来增强各州因奴隶制而结成的联系。"奴隶制是我们的国王，"一位南卡罗来纳政客在1860年宣称说，"奴隶制是我们的真理，奴隶制是我们的神授权利。"新的州法进一步限制了通向自由的渠道。一位路易斯安那的人说，"这部法律通过之后，本州没有任何奴隶将会获得解放。"有些南部人要求重新开启非洲奴隶贸易，希望新奴隶的流入会降低价格，从而增加在特殊体制中拥有既定利益的白人人数。至1860年初，南部腹地7个州以书面形式要求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承诺，保护在所有尚未加入联邦的领土上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一名北部政治领袖会接受这个立场。如果南部领袖人物一定要坚持这个立场，那就意味着作为全国性政党的民主党行将遭到毁灭。然而南部的民族主义者，即所谓"走火入魔者"（fire-eaters），则希望分裂民主党和国家，从而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南部同盟。
民主党的分裂
1860年4月，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道格拉斯的支持者虽然在会上占了多数，但没有达到总统提名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因为道格拉斯在堪萨斯的勒康普顿宪法问题上持反对立场，并拒绝对将奴隶制强加于所有联邦领土的国会议案予以支持，南部腹地的政治领袖们不能接受他。他们仍然打算要将堪萨斯以奴隶州身份接纳进联邦。当大会通过了一个重申住民自决权原则的竞选纲领之后，南部腹地7个州的代表中途起身，离开了会场，大会在一片混乱之中暂时休会。6个星期之后，大会重新开始，道格拉斯的支持者们取代了党内的抗议者，提名道格拉斯为总统候选人。南部民主党人则做出回应，提出了由肯塔基的约翰·C.布雷肯里奇（JohnC. Breckenridge）为首的候选人班子。布雷肯里奇坚持认为，西部领土上的奴隶制必须得到保护。
作为国家团结的最后的重要纽带，此刻的民主党遭遇了彻底的崩溃。传统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运作者们化解分歧、为赢得秋季大选构建必需的党内团结的地方。1860年，北部和南部的民主党人对化解争端都不再感兴趣。南部民主党人再也不相信他们的北部同伴。对道格拉斯的支持者们来说，他们也决不会接受一个注定导致他们党在北部被击败的竞选纲领。
林肯的提名
与此同时，共和党人聚集在芝加哥，推选林肯作为他们的旗手。大会开始的时候，林肯拥有的支持代表人数比威廉·苏厄德少，但他没有像苏厄德那样成为自己过去积攒的政治累赘的牺牲品。前一无所知党的大多数人此刻都加入了共和党，他们对苏厄德任纽约州长期间用州经费资助天主教教会学校的做法十分痛恨。苏厄德还因发表过"更高的法律"和"不可压制的冲突"等演讲从而拥有一个事实上并不完全真实的激进派的名声。
对于温和派共和党人来说，林肯致力于维护联邦的决心和目标很有吸引力，对区域争端中道德问题的强调，使得他成为共和党中那些有废奴主义运动背景的人可以接受的人。他从未与一无所知党运动有过关联，因此他对移民选民来说，也是具有吸引力的，而本土主义者宁可选他，也不愿选择他们深为痛恨的苏厄德。最重要的是，林肯来自伊利诺伊州，他处在一个可以赢得具有关键意义的"没有把握的州"（doubtfulstates）的更好的位置，而这些州对于共和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在第3轮的投票中，林肯获得了提名。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否认了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的合法性，重申了共和党反对奴隶制蔓延扩张的立场，还加进了一些经济政策的承诺------包括在西部提供免费宅基地、实行保护性关税和对修建横跨大陆铁路提供政府资助等------以争取更大范围的北部选民的支持。
1860年总统选举
实际上，1860年有两个总统竞选的活动同时进行。在北部，林肯与道格拉斯是竞选的对手。在南部，共和党没有代表，另外三人------道格拉斯、布雷肯里奇以及田纳西的约翰·贝尔（JohnBell）------在竞争。贝尔是临时应急组成的宪法联邦党（ConstitutionalUnion Party）的候选人。这个新政党为支持联邦的前辉格党人提供了避难所，它的竞选纲领只有一条承诺------保存"现有的宪法［即容忍奴隶制］和现有的联邦［即不带区域之间的冲突］"。
选举结果的最明显特征是它的区域性。林肯赢得了除新泽西之外的所有北部州，获得180万张民选票（占北部民选票总数的54％，占全国民选票总数的40％）和180张总统选举人票（一个不容置疑的多数）。布雷肯里奇赢得了大多数的蓄奴州，尽管贝尔赢得了上南部的3个州以及整个南部的将近40％的民选票。道格拉斯只赢得了密苏里，但他赢得了130万张民选票，仅次于林肯。道格拉斯是唯一的在全国各地都赢得了相当规模支持的候选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他为推动超越区域分歧的政治所做的长期努力的一种肯定。然而，他未能赢得任何一个区域的现实说明，一个传统的、仅以维护联邦为目的的政治生涯已经不再具有在联邦政治中继续生存的空间。林肯在南部10个州没有得到一张选票，但他却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他也没有得到全国民选票的多数。然而因为北部在人口方面的优势，即便他3个对手将所得选票都集中投给其中任何一人，林肯仍然可以赢得选举人团票数的多数，仍然可以当选为总统。
即将来临的危机
退出联邦的运动
在许多南部白人的眼里，林肯的胜利意味着，他们的未来将被置于一个对本区域价值观和利益极度仇视的政党的任意摆布之下。那些鼓吹退出联邦的人并不相信林肯政府会立即对各州已经存在的奴隶制采取行动。如果1860年的大选标志着权力的根本转移的话，那么这也意味着一个漫长的共和党统治时期的开始，至少看上去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在此后5年甚至10年内，共和党人可以按照北部反对奴隶制势力的要求，说后者想说的话。此外，奴隶主们还担心，共和党会将其组织和影响延伸到南部，吸引那些并非奴隶主的南部人的支持。与其在一个由他们的对手控制的国家内接受一个少数派的地位，还不如实行区域的独立，南部腹地的政治领袖们大胆地提出了这一主张。他们相信，面临威胁的不单是一次选举，而是南部的整个生活方式。
林肯当选后的几个月里，从南卡罗来纳到得克萨斯的7个南部州宣布退出联邦。这些棉花王国范围之内的州，相对于南部的北部来说，这些州的奴隶人数在各自的总人口中占有一个更大的比例。首先宣布退出联邦的是南卡罗来纳州，它的奴隶人口在州人口总数所占的比例最高，与此同时，该州也拥有一个长期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历史。1860年12月20日，州立法机构全票赞成做出了退出联邦的决定。它的《关于退出联邦的近因的宣言》（Declarationof the Immediate Causes of Secession）将奴隶制作为危机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北部已经"篡夺了决定我们内部体制是否正当合理的权力"。林肯是一个"对奴隶制抱有敌视意见和目的"的人。历史经验证明，"当蓄奴州屈服于非蓄奴州的意志时，它们是不会感到安全的。"退出联邦分子将他们的事业与美国争取独立的事业等同起来。亲奴隶制的思想家乔治·菲兹休后来声称，南部的退出联邦比起1776年的"共同事件"来说，更加具有意义，因为南部所反抗的不光是某一个特定的政府，而是那个错误的、基于"人类平等"和"自然自由"之上的现代思想。
退出联邦的危机
随着联邦的开始解体，布坎南总统看上去一筹莫展，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否认州有权退出联邦，但他同时也否认联邦政府有权使用武力制止州 ［退出联邦］的行动。其他政治领袖们竭力寻找一个解决危机的方案。地处南北交界的蓄奴州肯塔基的国会参议员约翰·克里滕登（JohnJ. Crittenden）提出了一项妥协计划，这是退出联邦的那个冬季获得最多支持的妥协方案。克里滕登的计划包括了一系列的不可修正的宪法修正案，保证各州内现存奴隶制的未来发展不受干扰，并将密苏里妥协线延伸到太平洋海岸，将所有"现在拥有的，或此后获取的"联邦领土划分为实行奴隶制的和自由的两个部分。退出联邦的州拒绝接受这项妥协，认为它提供的妥协太少了，而且也来得太迟了。但上南部和北部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区域争端和避免内战的出路。
克里滕登的计划遭到了林肯的反对。林肯愿意在退还逃奴等问题上与南部协商，但在反对奴隶制扩张的问题上，他不做丝毫的让步。在这个问题上，他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他打算"做到立场坚定，如同一条钢铁的链条一样"。林肯相信，此时此刻，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处于危急之中。"我们刚刚在清楚的向人民宣示的一系列原则的基础上赢得了一场选举，"他写道，"现在我们被提前告知，除非我们在掌权之前，向那些被我们击败的人投降，政府将遭到分裂......如果我们投降的话，这将是我们的末日，也将是这个政府的末日。"此外，林肯还担心，克里滕登妥协中使用的"此后获取的"领土的词语会给南部留下一个几乎不加遮掩的邀请，它们有可能借此在将来要求获取古巴、墨西哥和其他适于实施奴隶制的领土。
在林肯于1861年3月4日就职之前，7个退出联邦的州组成了美利坚邦联国，制定了宪法，选举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总统。南部同盟的宪法基本上是模仿联邦宪法制定的，除了在几个地方做出的改动之外------总统的任期为每届6年；如同英国的体制一样，内阁成员可以参加国会的会议。然而，它与联邦宪法的明确不同在于，它保证了奴隶财产在各州和在这个新国家今后获取的所有领土上不受侵犯。南部同盟的"基石"，戴维斯的副总统、佐治亚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宣称，是"这样一个事实：黑人与白人是不相等同的；奴隶制，即对优越民族的服从，是黑人应有的自然和正常的境地"。
战争的来临
即便他否定了克里滕登的妥协计划，林肯并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当他成为总统时，南部北部的8个州继续留在联邦之中。在这些州里，奴隶和奴隶主人口在州人口的比例数要比南部腹地各州低很多；这些州的许多白人也不认为，林肯的当选是解散联邦的正当理由。即便在南部同盟内部，白人之间对退出联邦也存有分歧，相当一部分不拥有奴隶的农场主对退出联邦也表示反对。林肯相信，过不了多久，退出联邦的活动会在内部不攻自破。
1861年3月4日，当他发表就职演说时，林肯力图使用一种和解的基调。他拒绝承认州有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否定了联邦政府干扰各州既存奴隶制的可能。至于重新夺回遭到南部同盟占领的联邦军事要塞、弹药库和海关设施，林肯只字未提，尽管他保证将"控制"那些留在退出联邦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与此同时，林肯也发出了含蓄的警告："我的心怀不满的同胞们，涉及内战的重大问题是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而不是在我的手中。"
在他作为总统的最初一个月里，林肯几乎是在走钢丝绳。他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导致更多的州退出联邦的行动，鼓励支持联邦的南部人在南部同盟内部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力图遏制在北部不断增长的要求对退出联邦行为采取军事行动的呼声。考虑到战争的危险继续存在，林肯力图做到，如果战争发生，打响第一枪的是南部，而不是联邦。这正是1861年4月12日在萨姆特堡发生的情形。萨姆特堡是南卡罗来纳州内查尔斯顿海湾中的一个由联邦军队控制的地盘。
在这几天之前，林肯曾知会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说他打算给缺少粮食的萨姆特堡补充供给。杰斐逊·戴维斯把萨姆特堡看成是对南部民族主义的一种挑战，他也希望对摇摆不定的上南部加入南部同盟施加压力，于是下令对萨姆特堡进行炮击。4月14日，要塞的指挥官投降了。次日，林肯宣布，南部出现了叛乱，需征召7.5万人的军队对此进行镇压。内战从此拉开序幕。几周之内，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加入了南部同盟。"双方都反对进行战争，"林肯后来说道，"但其中一方想要发动战争，而不是让联邦生存下去；另外一方必须接受战争，而不能让联邦消亡。于是，战争就发生了。"
1842年，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Wadsworth Longfellow）出版了《关于奴隶制的诗选》（Poemson Slavery）。这是一部诗集，其中包括了一首名为《警告》（TheWarning）的诗。在诗中，朗费罗将美国的奴隶与力量巨大无比的圣经人物参孙（Samson）相比较，参孙在遭遇双目失明和镣铐所困的迫害之后，设法捣毁了他的迫害者的庙堂：
********
-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可怜的、双目失明的参孙，
他此刻被铁镣束缚，失去了力量，
在某个可怕的喧嚣之时，他将举起手来
摇晃这个国家的支柱，
直到我们这幢庞大的自由庙宇
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废墟和瓦砾。
********
1861年，朗费罗的警告变成了现实。建国者们创立的联邦被毁灭了。重建联邦的斗争将会带来美国自由的新生。
********
阅读建议
********
Anbinder, Tyler.Nativism and Slavery: The Northern Know-Nothing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1850s(1992). 一部关于北部的本土主义与废奴运动政治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著作。
Bushman, ClaudiaL. and Richard L. Bushman. Building the Kingdom: A History of Mormons inAmerica (2001). 一部关于美国摩门教历史的概述。
Cronon, William.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1992). 一部研究芝加哥的崛起及其该城对农业性内陆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Current, RichardN. Lincoln and the First Shot (1963). 讨论林肯与杰斐逊·戴维斯两人的决定和策略如何导致了萨姆特要塞炮击的发生，萨姆特要塞是内战的起点。
Davis, WilliamC. Lone Star Rising: The Revolutionary Birth of the Texas Republic (2004). 一部关于得克萨斯争取独立战争历史的最新著作。
Earle, JonathanH. Jacksonian Antislavery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 Soil, 1824-1854 (2004). 强调在反对奴隶制政治中北部杰克逊派人士所发挥的作用。
Foner, Eric.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the Civil War (1970). 一部讨论1850年代将共和党人联合起来的基本思想的著作，尤其讨论了共和党人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
Haas, Lisbeth.Conquests and Historical Identities in California, 1769-1936 (1995). 包括了一段针对美国之获取加利福尼亚的过程如何导致了该地区人口群体多元化的细致描述。
Holt, Michael F.The Fate of Their Country: Politicians, Slavery Expansion, and the Coming ofthe Civil War (2004). 一部关于1850年代的简史，强调政治领袖们的决定如何将国家引向了内战。
Johannsen,Robert W. To the Halls of Montezuma: The Mexican War in the AmericanImagination (1985). 该书讲述了美墨战争的历史，并讨论它在结束之后如何为人们所记忆的历史。
Levine, Bruce.Half Slave and Half Free: The Roots of the Civil War (1992). 一部对内战来临之前历史的概述，强调北部与南部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
Potter, David M.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1976). 迄今为止仍然是关于内战发生之前美国历史的标准著作。
Sinha, Manisha.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lavery: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ntebellum SouthCarolina (2002). 该书深入研究了维护奴隶制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南卡罗来纳演进的，这种意识形态为该州退出联邦的决定提供了支持。
Stampp, Kenneth.And the War Came: The North and the Secession Crisis, 1860-1861 (1950). 一部讨论北部在联邦分裂危机中的行动和态度的研究著作。
Stephanson,Anders.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1995).讨论了美国立志向全球传播自由和民主的决心如何影响了贯穿于美国历史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
第十四章 自由的新生：内战
1861 -1865
［大事年表］
1861第一次布尔河战役
1862莫尼特尔号与梅里马克号的海战
七日战役
安蒂特姆战役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
1863解放黑奴宣言
宅地法
纽约征兵骚乱
葛底斯堡战役
维克斯堡战役
林肯提出"十分之一"重建计划
1864格兰特将军发起消耗战
韦德-戴维斯法案
谢尔曼将军向佐治亚海岸进军
联邦太平洋和中央铁路获得修建许可
1865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
联邦军队攻占里士满
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将军投降
林肯遇刺
1866米利根案判决
第一场现代战争
美国内战被称为是第一场现代战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大量的、为工业革命所生产具有致命杀伤力武器所装备的军队在战场上对峙。战争是以军队对军队的较量开始的，到后来变成了一场社会对社会的交锋，军事和平民目标之间的区别被彻底抹杀了。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政治领导的效力、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以及整个社会在遭受失败挫折情况下愿意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对于整个战争的结果和每个具体战役的成功与失败，都是至关重要的。
两个对手
无论怎样将联邦与南部同盟进行比较，前者看上去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占优势的。1860年，北部各州和忠于联邦的边界州的人口总和是2200万人，南部同盟只有900万人，其中还包括了330万奴隶。在制造业、铁路里程和金融资源方面，北部远远地超过对手。另一方面，联邦也面临了更大的任务。为了恢复被分解的国家，联邦必须侵入并占领一个面积大于西部欧洲的区域。南部同盟的军队是由斗志高昂、随时准备保卫自己家园和家庭的勇士所组成。如美国革命时期华盛顿的军队一样，南部军队尽管可能输掉大部分的战斗，但如果一旦对手出现厌战的情况，它们仍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南部同盟的将军P.G. T. 博勒加德（P.G. T. Beauregard）后来声称，"没有其他人比南部同盟拥有更多的相对优势。"
战争的爆发在南北两地都掀起了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浪潮。新兵们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希望打一场短暂而辉煌的战争。当最初的热情消退之后，两边都诉诸强制性征兵的做法。1862年春，南部同盟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征兵法，北部迅速跟进。至1865年，先后在联邦军队中服役的人数达到200多万人，先后在南部同盟军队中服役的人数也达到90万人。双方军队的构成如实地展现出南北社会成员构成的剖面：北部军队主要是由农场主家庭的儿子、小店主、手工匠人和城市工人组成，南部军队的士兵主要部分由不拥有奴隶的小农场主组成，军官队伍则主要由奴隶主们所控制。
南北双方的绝大部分新兵并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自美墨战争之后，15年已经过去，战争的概念通过小说、杂志文章和那些表现出无上荣光的军人画像而被高度浪漫主义化了。1862年，一位士兵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他对于战场的概念来自于他曾看过的描述战争的图画："士兵们排成一条直线，站在一块平坦战场上作战，一些妇女在帮助照顾受伤的人等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兵们也没有为接受严格军事化管理和生活做好准备。"开始的时候，失去了自由，让人觉得受不了，"一位伊利诺伊的士兵写道。连续不停的队列操练、挖掘战壕和干其他杂活成为军队活动的主要内容，只为战场上偶尔爆发的战斗所打断。根据一项估计，在战争的前两年，作为联邦军队主力的波托马克军团（Armyof the Potomac）真正投入战斗的时间只有30天。
战争的技术
对于战争技术将带来的战争形式和规模的转换，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事先都没有思想准备。内战是第一次使用铁路来运送军队和供给物资的现代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类似于亚特兰大和彼得斯堡这样的铁路枢纽第一次变成了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1862年发生在联邦舰船莫尼特尔号（Monitor）与南部同盟舰船梅里马克号（Merrimac）之间的著名海战第一次展示了铁壳船相对于木船的优越性，革命性地转化了海战的方式。内战开始将电报用于军事通讯，创造和使用了用于侦察敌人队形的观察气球，还发明使用了原始的手榴弹和潜艇等。
也许，最重要的武器革命是用更为现代的来福枪取代了传统的只能在近距离才能命中的火枪，来福枪因枪膛内凿制了沟槽而在600码甚至更远的射程内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这个发明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修建重型防御工事和大量的战壕变得十分重要，并给予了处于防御位置的军队------经常是南部军队------相对于进攻军队的一种巨大优势。"我的士兵们，"南部同盟将军托马斯·"石墙"·杰克逊（Thomas"Stonewall"Jackson）说，"有时无法将敌人从他们的阵地赶走，但在坚守阵地方面，他们从未失败过。"使用来福枪和战壕的战争给内战的战斗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死伤数字。如果用今天人口数字比例来计算，内战中丧失的62万人相当于今天500多万人。内战的死亡人数几乎等于美国参与的、包括从独立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在内的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
南北双方也没有做好应对现代战争其他方面的准备。医疗救护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我相信，医生杀死的人比他们救活的人要多得多，"一位亚拉巴马的士兵在1862年写道。麻疹、痢疾、疟疾和伤寒等疾病在各军营中蔓延，因病死亡的人数超过阵亡人数。内战也是大量美国人成为战俘、并被囚禁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军事监狱中的第一场战争。约有5万人因饥饿和疾病死于这些监狱之中，其中包括死于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监狱中的13000名联邦军队的士兵。
公众与战争
内战的另一个现代特征是，南北双方都得到旨在动员公众舆论的巨大宣传活动的支持。在联邦一方，由爱国组织和联邦战争部制作的石版画、纪念品及传单等大量出现，宣扬北部的价值观，让民主党背上背叛联邦的罪名，谴责南部对联邦士兵和忠诚联邦的平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南部同盟内也出现了类似的宣传活动。
与此同时，战争的残酷现实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呈现在公众面前。战地记者伴随军队同行；战斗开始的第二天，报纸就报道了战斗的结果，并公布了长长的伤亡人员的名单。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摄影技术将战争的画面带入到数百万美国人家庭的客厅之中。自1862年初，摄影家们开始进入战场，在安蒂特姆（Antietam）拍摄令人震惊的阵亡者的照片；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照相机"把那些尸体运了回来，停放在我们每家每户的前院里"。马修·布雷迪（MathewBrady）组织起一群摄影家来报道内战，他本人也因此而名利双收。就摄影业本身的发展而言，内战是它成长为一门艺术和一种商业的转折点。
资源的动员
当战争爆发时，双方都并没有做好准备。1861年时，联邦没有统一的铁路轨距（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标准，在一条铁路线上运行的火车不能在另外一条线路上运行。联邦也没有全国性银行体系，没有为资助战争而筹集资金的税收制度，甚至于连一幅准确的南部各州的地图也没有。在萨姆特堡遭到炮击之后不久，林肯宣布对南部实行海上禁运，这是所谓的"蟒蛇计划"（AnacondaPlan）的一部分，计划的目的是在经济上让南部处于窒息状态。但是，负责在3500英里长的海岸线上进行巡查的联邦海军只有90艘船只，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船使用的是蒸汽机动力。直到战争的后期，联邦海军才行之有效地实施了海上禁运。
此外，双方还面临了购买和发放士兵所需食物、武器和其他供应物资的问题。联邦军队最终将成为历史上吃得最好、供给最充足的军队。然而在战争的第3年里，南部军队却因为食物、军服和鞋子的极度缺乏而备受煎熬。不过南部同盟军械局的总监乔塞亚·戈嘎斯（JosiahGorgas）（一个移居南部的北部人）却在装备南部军队方面展现了非凡的才能。在他的指导下，南部同盟政府从国外进口了武器，并建造了能够自产来福枪、迫击炮和弹药的军工厂。
军事战略
双方都企图找到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优势的战略设计。总体来说，南部同盟采用的是一种防御性战略，辅之以偶尔发起的对北部的进攻。南部同盟军队的主要指挥人物罗伯特·E.李将军（RobertE. Lee）是一名出类拔萃的战场战术家，对自己阻挡联邦军队发动大型进攻方面的能力充满自信。他的战略目标是，用联邦军队遭受的一系列失败来打击和削弱北部的决心，从而迫使其放弃战争，承认南部同盟的独立。
林肯的将军们在战争初期未能成功地在战场上展现联邦在人力和技术方面的优势。1861年4月，联邦正规军人数仅为15000人，大部分驻扎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军官们所受的训练局限于带领小规模的、由职业军人组成的队伍参加战斗，而不是指挥像在1861年集合起来的那种大批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在军事眼光方面，北部也曾一度为短视所困。起初，联邦将领们将战略目标集中在占领南部领土、攻占南部同盟首都里士满上。联邦军队漫无边际的发起进攻，打完一仗之后就后撤，无法体现北部的人力资源优势，而南部则可以在每场战斗来临之前利用时间来调集和部署自己相对弱小的军队。
相对于他的将军们来说，林肯更早地意识到，仅靠占领领土和攻占首都是不会赢得战争的；彻底打垮南部的军队，而不是占领它的首都，必须是北部的战场目标。当林肯最终决定采用解放奴隶的政策时，他事实上已经承认南部同盟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已经强调过的一个事实：即奴隶制是南部同盟的"基石"。要赢得战争，联邦必须把这个支撑整个南部生活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作为军事打击的目标。
战争的开始
在东部战场，大部分的战事发生在从华盛顿到里士满之间的一条------仅100英里距离------狭窄地带上。在这里，一连串的联邦将领指挥波托马克集团军（联邦在东部战场的主力军队）向南部同盟首都发起进攻，但每次都被南部军队挡回去。第一场重要的战斗，即第一次布尔河战役（Battleof Bull Run），于1861年7月21日在弗吉尼亚北部展开。战斗的结果是联邦士兵溃不成军的撤退，跟随撤退的还有前来观战的观光客和政客们。约800人在布尔河战役中丧生，尽管这个数字将会在今后几年内被比它高出若干倍数字所超越，但在当时，它超出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斗中的丧生人数。这场交锋使双方都打消了那种认为这场战争不过是一场简短游戏的看法。
布尔河战役之后，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B. McClellan）成为波托马克集团军的指挥官。麦克莱伦是一名军事工程师，曾在弗吉尼亚西部发生的一场小规模的与南部同盟军队的遭遇战中取胜。他是一名卓越的组织家，成功地将他的士兵训练成为富有战斗能力的军队。然而他总是过高估计敌军的规模，使人感到他很不情愿将军队投入到实际战斗之中。作为一名民主党人，他希望通过妥协来结束战争，不必付出大量的生命代价，也不必削弱奴隶制。布尔河战役后的数月之中，联邦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进攻的行动。
1862年的东部战事
直到1862年春，共和党报纸、国会议员和林肯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要求联邦军队采取行动，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麦克莱伦才带领10万多人组成的军队进入弗吉尼亚。在这里，他们与由南部同盟李将军带领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Armyof Northern Virginia）遭遇。李将军是一名卓越的战术指挥家，林肯曾邀请他出任联邦军队的总指挥官，但他出于对弗吉尼亚的忠诚，选择为南部同盟而战。1862年6月，在里士满以南的半岛上展开的、由一系列交锋组成的七日战役（SevenDays' Campaign）中，李挫败了麦克莱伦的连续进攻，迫使他退守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郊区。1862年8月，李又在第二次布尔河战役中，战胜了由约翰·波普（JohnPope）指挥的联邦军队。
在成功地赢得防御战之后，李开始发起了一场对北部的入侵。他希望借此将边界州带入到南部同盟中来，说服英国和法国对南部同盟予以外交承认，从而影响北部的选举，甚至占领华盛顿市。在马里兰的安蒂特姆战役（Battleof Antietam）中，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集团军击退了李的进攻。在一天的战斗中，约有4300人丧生，18000人受伤（其中有2000人后来因伤而死）。那些死去的人，一位幸存者事后回忆说，在战场上重叠了三层，他们"像草一样的被镰刀"割倒在地。1862年9月17日在安蒂特姆战役中丧生的美国人人数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天死亡的美国人人数，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日（D-Day）和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发动一连串攻击的2001年9月11日。事实上，在安蒂特姆战役中丧生的美国军人人数也超过了19世纪美国在所有其他战争中丧生人数的总和。
李将军被迫撤回弗吉尼亚，北部因而可以把安蒂特姆称为是自己的一场胜利。这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联邦在东部战场的最后一场胜利。事后，安布罗斯·伯恩塞德（AmbroseE. Burnside）将军取代麦克莱伦担任波托马克集团军总司令。1862年12月，他指挥联邦军队，向埋伏在弗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高地战壕中的李将军队伍发动进攻，结果遭遇了内战中联邦军队最为惨重的一场失败。"这不是一场战斗，"一位联邦士兵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屠杀。"
西部战事
战争的前两年，联邦军队在东部战场几乎是一无所获，但在西部，事情却是按照另外一种轨迹发展。在这里，联邦军队早期胜利的构建者是尤利塞斯·S.格兰特。格兰特毕业于西点军校，1854年从军队退役，部分原因是被人控告饮酒过度。格兰特的平民生活过得很不顺利。战争爆发时，他在伊利诺伊加里纳（Galena）他兄弟的皮货商店里当店员。然而，在被任命担任一个伊利诺伊团的上校团长之后，格兰特很快就展示他的胆识、逻辑严密的思考以及对战略的领会能力，他的这些素质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得以始终如一的展现。
奴隶解放的来临
奴隶制与战争
人们常说，战争是革命的接生婆。的确，内战给美国生活带来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南部社会核心体制的奴隶制的灭亡。从1831年英国废除奴隶制起，到1888年巴西的奴隶获得解放为止，西半球上一共有600万奴隶获得解放。在这600万人中，将近400万人或2/3居住在美国的南部。从数量、规模和奴隶制的经济权力来看，美国的奴隶解放使得其他国家都相形见绌（尽管当亚历山大沙皇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更多的人得到了解放）。
战争开始时，林肯启用了北部的传统惯例来动员公众的支持。在给国会的咨文中，他将联邦的事业与"全人类大家庭"的民主事业等同起来。他使用一种大家熟悉的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语言来比较北部和南部的区别："这从根本上讲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在联邦一边，这是一场是为了在世界上保持这样一种政府的内容和形式，即它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的生活条件......为所有人在生活的竞争当中提供一个不受限制的开始、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
但是，尽管他诉诸自由劳动的价值观，林肯最初却认为奴隶制与内战并不相关。在战争的第一年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保证几个位于南北交界的蓄奴州------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继续留在联邦之内和在北部构建最广泛的支持战争的公众支持。他担心，采取反对奴隶制的行动，可能会把一共拥有260万人口和50万奴隶的几个边界州推向南部同盟一边，而且会失去北部保守派的支持。
奴隶制的解体
所以，在战争初期，国会几乎全体一致地接受了由肯塔基参议员约翰·克里滕登（JohnCrittenden）提出的决议，确认联邦无意干涉奴隶制。北部的将领甚至将逃奴归还给主人，这项早期的联邦政策曾遭到反奴隶制人士的强烈反对。然而，当南部同盟把奴隶当成军事劳动力来使用以及当黑人开始逃跑到联邦军队控制的境内时，那种忽视奴隶制的政策便开始解体了。至1861年底，联邦军队实施了一项由本杰明·巴特勒（BenjaminButler）将军在弗吉尼亚创造将逃跑黑人当成敌产------也就是说，具有军事价值的、可以被没收的财产------的做法。巴特勒的命令为内战词汇增加了一个新词。逃跑的奴隶从此被称为是"战时逃奴"(1)。军队把他们安置在"战时逃奴营地"中，让他们在新建的"战时逃奴学校"里接受教育。
与此同时，奴隶们也采取了行动，推动并不情愿的美国白人走上解放奴隶的道路。无论政府的战争政策如何，黑人把内战的打响看成是等待已久的奴隶制终结之日的来临。早在林肯将解放奴隶界定为战争的目标之前，南北两地的黑人都把内战称作是一场"自由战争"。1861和1862年，当联邦军队占领了南部同盟领土后，成千上万的奴隶主动投奔到联邦军队的警戒线内。与从前的逃奴不同的是，此刻逃跑的奴隶也包括了大批的妇女和儿童，整个奴隶家庭抛弃了种植园，一同逃跑。许多奴隶还为联邦军队提供了军事情报和关于南部地形的详细知识介绍。"我们最近得到的关于本地敌人动向的最有价值和最可靠的情报，"联邦将军丹尼尔·西克尔斯（DanielE. Sickles）提到，"来自于进入我们警戒线内的那些奴隶们。"在路易斯安那南部，1862年联邦军队抵达时，奴隶们将种植园主的房屋抢劫一空，并拒绝在没有工资收入的情况下去工作。一位北部记者写道，"不管林肯先生或其他任何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如何，［那里的奴隶制］已经被彻底消灭了，并已经变得毫无价值了。"
解放奴隶的步骤
起初，黑人抓住内战带来的机会争取解放的决心对军队来说是个包袱，对政府来说是一件十分难堪的事情。然而，传统战略在获取战场胜利方面的无能为力增强了北部的反奴力量。因为奴隶制是南部经济的基础，他们声称，解放奴隶因此也就成为了削弱南部继续进行战争能力的必要举措。
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是在奴隶制问题上最不愿妥协的人，此刻他们迅速提出，奴隶制必须成为联邦军事打击的一个目标。"情况已经很显而易见，"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激进共和党人、众议员撒迪厄斯·斯蒂文斯宣称道，"现行的所有政策都不能制伏反叛者。"在国会之外，无人比善于雄辩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更为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奴隶的事业。从一开始，他就指出，"将奴隶的自由与政府的胜利相分离"是徒劳的。"对付火，必须用水；"他宣称说，"对付黑暗，必须借助光明；对付消灭自由的战争，必须借助消灭奴隶制的战争。"
这些呼吁在一个因缺少军事成功而备感沮丧的国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862年3月，国会立法禁止军队遣返和归还逃奴。随后，国会又相继废除了哥伦比亚特区和联邦领土上的奴隶制（在前者的实施过程中，对奴隶主采取了金钱补偿的方式）。7月，国会通过第二部敌产没收法，将联邦军队占领区内背叛联邦的奴隶主们所拥有的奴隶和逃入联邦军队境内的奴隶予以解放。
在这几个月中，林肯一直力争控制解放奴隶的事务。1861年8月，密苏里州内亲北部与亲南部势力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游击战，该地区联邦指挥官约翰·弗里蒙特将军下令解放当地的奴隶。林肯担心这个命令会对边界州造成不利影响，立即下令收回弗里蒙特的命令。11月，总统建议各边界州考虑采用逐步解放奴隶的方案，由联邦政府向奴隶主们支付因此而给他们带来的财产损失。他同时再次提出了将黑人移民海外的建议。1862年8月，在白宫会见一个由黑人领袖组成的代表团时，林肯敦促他们推动将黑人移居出美国的方案。"你们和我们是不同的种族，"他宣称道，"分开对我们双方都是更好的做法。"直到当年12月，总统还与一个信誉不佳的企业家签署合同，打算把前奴隶们运送到海地附近的一个岛上去定居。
《亚伯·林肯的最后一张牌》。刊登在1862年10月18日的英国杂志《庞奇》上，将"解放奴隶预备宣言"描述为一个绝望的豪赌者的最后行动。
林肯的决定
1862年夏的某个时候，林肯最终认识到，解放奴隶已经成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许多原因对他的决定产生了影响------联邦在军事上迟迟未能获得必需的成功，获得解放的奴隶有望提供新的人力资源（这方面的需要正在日渐增大），北部公众舆论发生了有利于解放奴隶的转向；另外还有外交上的考虑，即将奴隶制作为战争打击的一个目标，可以遏制英国内部要求承认南部同盟的呼声。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劝说林肯将宣布解放奴隶的决定的时间推迟到联邦获得一个军事胜利之后，以避免让人认为该决定是一个绝望之举。1862年9月17日，即麦克莱伦的军队迫使李的军队从安蒂特姆后撤的5天之后，林肯颁布了解放宣言的预备文告。宣言警告说，除非南部在1862年底放下武器，否则他将下令废除奴隶制。
《获得解放的黑人欢呼林肯颁布的解放法令》。1863年3月21日刊于法国《世界画报》，凭想象而制作。
最初的北部反应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在1862年秋季的竞选中，民主党将反对解放奴隶作为竞选的基调，威胁说北部将被"非洲化"------即获得自由的黑人将如同洪水般的融入北部来竞争工作机会，并寻求与白人妇女结婚。共和党人因此遭遇到严重的挫败。他们失去了对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两州立法机构的控制，也丢掉了纽约州州长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其他州的多数迅速减少。12月初，林肯在递交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力图减少北部民众的种族恐惧感，重新提出逐步解放和将黑人移民海外的计划。但在结束时，他发出了一种具有更高境界的呼吁："同胞们，我们不能逃避历史......我们正在经历的猛烈考验，无论是带着光荣还是耻辱，都将指引我们走向下一代人......在赋予奴隶以自由的同时，我们也确保了自由人之自由------我们所给予的，与我们所保存的，都是同样的崇高。"
解放宣言
1863年1月1日，林肯在每年一度的白宫新年招待会上向来访者表示欢迎问候之后，回到书房中，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这份文件并没有解放所有的奴隶------的确，在宣言签署的当天，因它的生效而能立即获得解放的人寥寥无几。因为宣言的合法性来自于总统作为打击南部反叛军事力量的总指挥所掌握的权力，它将那些已经为联邦牢牢控制的地区（在那些地方，战事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排除在宣言所覆盖的范围之外。同理，宣言不能适用于那些忠于联邦的边界蓄奴州，因为它们从来没有退出过联邦；宣言也不能适用于那些已经处于联邦军队占领之下的南部同盟地区，如田纳西、弗吉尼亚和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地区。然而，解放宣言宣称，南部奴隶的绝大部分人------包括300多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从此将获得自由"。此刻，这些奴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居住在为南部同盟控制的区域内，所以，他们的解放还需等到联邦军队取得众多军事胜利之后才能得以实现。
尽管它有局限性，北部自由黑人、废奴主义者、南部的"战时逃奴"和奴隶为宣言感到欢欣鼓舞。"铃鼓的巨大响声回荡在埃及的黑色海洋之上，"在波士顿的庆祝集会上一位黑人牧师吟诵道，"耶和华终于胜利了，他的人民终于自由了。"宣言把联邦军队变成了解放奴隶的执行者，将保卫联邦与废除奴隶制的目标合为一体，它对奴隶制宣判了最终的死刑。
宣言不仅改变了内战的性质和美国历史的进程，也代表了林肯本人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没有包括任何关于对奴隶主予以补偿或将获得自由的人移民海外的词句。它第一次表示，政府将征召黑人士兵加入联邦军队。此刻，林肯真正地从思想上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解放者"（theGreat Emancipator）------也就是说，他接受了历史突然抛给他的角色，而且力争扮演好这个角色。他在后来将不止一次地拒绝接受那些以争取和平为名要他收回或修改宣言的建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我将受到时代和历史的谴责。"
美国内战是为保存战前的联邦而开始的，此刻它预示着南部的生活将发生意义深远的转型和美国自由的重新界定。将奴隶解放与黑人移民海外脱钩，意味着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将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一种新的关于劳动力、政治和种族关系的制度将取代被打碎的奴隶制体制。"直到现在为止，"远在伦敦注视着内战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写道，"我们只是看到了内战的第一幕------战争在宪政意义上的发生。第二幕，即革命意义上的发生，即将开始。"林肯解放奴隶政策的演进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战时领袖的特征------他所具备的与时俱进的素质以及他为自己政府构建起广泛公众支持的能力。
组建黑人军队
在解放宣言的所有条款中，最具有激进含义的是征召黑人加入联邦军队的条款。在战前，海员是对自由黑人开放的为数不多的职业之一。在解放宣言发布之前，海军部长吉地恩·威尔士（GideonWelles）已经允许非裔美国人在联邦舰船上服役。然而，如华盛顿在美国革命初期将黑人排除在大陆军队之外一样，内战时期的黑人也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参加陆地战斗的权利。战争初期，弗吉尼亚的奴隶哈里·贾维斯（HarryJarvis）逃到门罗要塞，要求加入联邦军队。然而，贾维斯后来回忆说，本杰明·巴特勒将军"说这不是一场黑人的战争。我对他说，在他们打完仗之前这场战争将会变成一场黑人的战争"。
最初，联邦军队拒绝接受北部志愿要求入伍的黑人。政府担心，白人不愿意与黑人并肩作战；还担心征召黑人入伍会引起那些尚留在联邦内的边界蓄奴州的反感。至1861年底，联邦军队已经把黑人当成厨子、洗衣工和劳工来使用了。1862年，联邦军队开始在南部几个地区采取步骤，征召和组建黑人军队。白人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Wentworth Higginson）被派往早些时候为联邦海军占领的南卡罗来纳海岛地区，招募黑人入伍，组建南卡罗来纳第一志愿团。然而只有在解放宣言生效之后，征召黑人士兵的工作才真正得以有效的展开。
至内战结束时，有18万多名黑人已在联邦军队中服役，还有24000黑人已在联邦海军中服役。他们中1/3的人在战斗中丧生、受伤或死于疾病。有15名黑人士兵和8名黑人水手获得了国会的荣誉奖章，这是联邦政府对美国军人的英勇无畏所给予的最高奖励。有些黑人部队赢得了响亮的名声，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军团。这是一支由来自北部各地自由黑人组成的队伍，担任该团指挥官的是年轻的改良主义者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Gould Shaw），他来自波士顿的一个著名世家。1863年9月，第54志愿军团在南卡罗来纳州向瓦格纳堡发起攻击的时候，全团损失了包括肖在内的将近一半的官兵。该团的英雄事迹帮助驱散了原来广为流传的一些怀疑，即黑人士兵是否能够在战场上顶住压力（肖和马萨诸塞第54志愿军团的故事通过1989年制作的电影《光荣》而广为人知）。
大部分黑人士兵是获得解放后从南部入伍的奴隶。1863年，联邦军队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富饶种植园领土之后，洛伦佐·托马斯（LorenzoThomas）将军组建了50个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团------总共有76000人。另外一大批黑人军队来自不为解放宣言所覆盖的边界州。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内，参加联邦军队是这些州内的黑人获取自由的唯一通道。在这里，黑人加入联邦军队的行动也打击了奴隶制，因为国会扩大了解放宣言的适用范围，将黑人士兵和他们的家庭都纳入到被解放的范围中来。
黑人士兵
对于黑人士兵来说，在联邦军队中服役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解放意义的经历。"所有当过士兵的黑人，"一位北部军官在1865年写道，"将不再会任人欺凌；他们懂得了自由是什么，他们会把自己的感受传播给其他的人。"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为黑人士兵成为黑人社区的领袖奠定了基础，为他们争取政治上的发展打开了大门。重建时期许多黑人政治领袖就出自军队。至少有130名前黑人士兵在内战之后担任了公职。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士兵的军事贡献将在美国白人的集体记忆中逐渐消退。在北部矗立的成百上千座内战纪念碑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座刻有黑人士兵的形象。然而在美国黑人的家庭中，一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始终以他们父辈和祖父辈曾为争取自由而战感到十分的自豪。
联邦海军对待黑人水手基本上与对待白人水手一样。船上的条件无法实施种族隔离。黑人和白人水手在同一船舱内同吃同住。他们的薪金是同等的，晋升的机会也是一样的。但在陆军中，黑人士兵并没有享受到与白人士兵同等的待遇。他们被编排在实施种族隔离、由白人军官指挥的部队中，白人军官中的一些人时常会滥用职权。最初他们薪金低于白人士兵（每月10美元，白人士兵为16美元）。他们更多的是被派去修工事，而不是上前线。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他们才获得了晋升成为委任军官（commissionedofficer）(2)的机会。如果被南部同盟的军队抓住，他们面临的命运不是被卖回到奴隶制中就是被立即处死。1864年，在一场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由内森·福斯特（NathanB. Forrest）指挥的南部军队攻占了田纳西的皮洛堡（FortPillow），杀害了262名黑人士兵中的200人，其中有些人是在投降之后遭到杀害的。
尽管如此，黑人士兵不仅在赢得内战的胜利，而且在界定战争的后果等方面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只要让一个黑人戴上了印有'美国'字样的军徽，"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鼓励黑人入伍时写道，"地球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否认他挣得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如道格拉斯所预见的，部分地由于黑人在战争最后两年的参战，许多共和党人逐渐认识到，不分种族的平等法律保护必须伴随和紧跟奴隶解放的行动而来。在承认这一原则方面，联邦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1865年初起给黑人士兵补发平等的薪金。种族主义在国家生活中并没有被消灭，然而如《哈珀周刊》的主编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William Curtis）所说，内战和奴隶解放将这个"白人的"政府变成了"所有人的"政府了。
黑人士兵的行为也影响了林肯本人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黑人士兵在被捕后所受到的待遇应该与白人战俘一样；当南部拒绝将黑人士兵包括在交换战俘的范围之内时，林肯终止了与南部的战俘交换。1864年，战前从来没有对黑人选举权表示过支持态度的林肯写信敦促路易斯安那联邦占领区的州长，要他力争将选举权赋予一些黑人，尤其是黑人士兵。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写到，他们也许会被再度召集起来，"保卫自由大家庭中自由的宝石"。
第二次美国革命
"旧的东西正在消逝，"一位加利福尼亚的黑人在1862年写道，"旧的偏见最终也将随之而去。革命已经开始，只有时间才能决定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美国黑人地位的改变，只是这场为有些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由内战所带来的美国政府与社会的转型------中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
自由与联邦
在内战期间，自由的本质所包含的争议性得到最为明显的展示。"我们都宣称是为了自由而战，"林肯在1864年说，"但在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却不是同一件事。"对于北部来说，自由指的是"每个人"能够得享"他的劳动成果"。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做主人的权威和地位------即拥有"任意处置其他人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力。联邦的胜利将北方对自由的理解转化成为一种正常的国家形态。
在北部人看来，南部对萨姆特堡的攻击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正面交锋明朗化了；而这正是废奴主义者们在过去数十年中坚决主张的做法。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1862年就意识到的，战争将"奴隶的事业和这个国家的事业"合为一体了。"自由与联邦，"他接着说，"已经变成相互等同的东西了。"如同在美国革命时期，来自宗教和世俗方面的自由理解也加入到这场关于国家命运的大合唱中来。"如耶稣为使人变得神圣而去牺牲，让我们为使人获得自由而去献身，"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这样唱道。这首1862年发表的歌曲名叫《共和国的战斗圣歌》（BattleHymn of the Republic），是由朱丽叶·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创作的。奴隶解放也表现了美国历史包含的进步主义本质和内在的全球性意义。《芝加哥论坛报》写到，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可以真正"按照我们前辈所设计的模式------一个自由的家园、受压迫者的避难所、正义的所在地和法律面前权利平等的土地"------而存在下去。
林肯的设想
将内战与对北部社会最深刻的信仰相互联系起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林肯本人。有人说，美国内战是19世纪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民族国家构建运动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在类似于日本这样的旧国家得以发展成型，新的民族国家在原先并不存在的地方涌现出来。有人把林肯比喻成马志尼（GiuseppeMazzini）或者是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后两人于同一时代在分散的地方政体群体中创建了意大利和德国这样的民族国家。但林肯的民族国家与在欧洲创立的民族国家是不同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将分享同一种族裔血统、文化和语言传统的某个民族联合起来。对于林肯来说，美利坚民族代表了一整套具有普世意义的、以政治民主和人类自由为核心的思想。对于世界来说，美国代表了这样一种原则，即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同意，所有人应该是自由的。这些理想，林肯宣称道，允许来自国外的移民变成彻底的美国人，即便他们无法"追溯自己［与这个国家的诞生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
1863年11月，在葛底斯堡------内战中最重要战役的发生地------为修建一个军人陵园奠基仪式上，林肯发表一个简短演说，其中总结了自己关于内战意义的思考。葛底斯堡演说被认为是林肯写作的文字最优美、思想最优秀的传世之作。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他将美国的使命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等同起来，谈到内战带来一个"自由的新生"，界定了民主政府的内涵。联邦军队士兵们所做出的牺牲，他宣称道，将保证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从联邦到民族国家
为打赢一场现代战争而进行的资源动员也使联邦转变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拥有得到极大扩展的权力和责任。美国仍然是一个主权在州和联邦政府之间进行分割的联邦共和国。然而内战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自我意识，"nation"（民族国家）------即一个统一的政治联合体------一词取代了由分离的州组成的"Union"（联邦）而不断为人频繁的使用。1861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林肯使用了20次"Union"一词，一次也没有使用"nation"。1863年，在他269字的葛底斯堡演说中，"Union"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而林肯提到"nation"的地方有5次。
"自由，......真正的自由，"作者弗朗西斯·利伯尔（FrancisLieber）写道，"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是爱德华·埃弗里特·海尔（EdwardEverett Hale）186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TheMan Without a Country）中包含的哲理。海尔的主人公名叫菲力浦·诺兰（PhilipNolan），他在突然发作的愤怒之中，诅咒了自己出生地。他因此遭受到惩罚，被发配到一艘船上去生活，不准再踏上美国的土地，再也听不到人们提及"美国"的名字。他后来才明白，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也就失去了对自我的认知。
战时的自由
这种高度的、新型民族主义思潮将对内战的批评------或者对林肯政府政策的批评------变成了足以与共和党人眼中的叛国罪相提并论的东西。尽管在美墨战争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对反战争分子处理和起诉的零星事件，但自革命以来，内战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时期限制表达反对意见的问题。在战争时期，共和党的《纽约时报》宣称说，"国家的安全是最高法。"任意逮捕的案例在千次以上，遭到逮捕的人包括反对党报纸的主编们、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以及一些平民百姓（如一个芝加哥人因为骂了一声总统是个"混账的蠢蛋"而遭到短暂的拘留）。宪法对谁有权终止人身保护令（也就是说，允许将被监禁者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予以关押）的实施这一问题并没有作出清楚的规定，但林肯声称，这种权力从总统战争权中衍生而来，并且两次宣布，在北部地区，终止那些被指控为从事"不忠诚行动"的人享有人身保护令的权利。
联邦法院通常对联邦政府的做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军事法庭以叛国罪的名义对克莱门特·L.瓦兰迪加姆（ClementL. Vallandigham）------一名以经常发表抨击反战言论而著称的俄亥俄州民主党领袖人物------进行处置时，联邦法院拒绝进行干预。在林肯的命令之下，瓦兰迪加姆被送到南部同盟去流放。1861年，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曾命令总统释放约翰·梅里曼（JohnMerryman）------一名遭到军事法庭逮捕的马里兰州的平民------但林肯对最高法院的命令不予理睬。直到1866年战事结束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才在米利根（Exparte Milligan）一案中宣布，在民事法庭依然运行的情况下，在军事法庭审理犯罪嫌疑人是违宪的做法。大法官戴维·戴维斯（DavidDavis）宣称，宪法在战争时期并没有被终止------它始终是"一部约束统治者和人民的法律，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一样的"。
林肯不是一个暴君。遭到逮捕的大多数人很快就被释放了。民主党报纸照常地出版，竞争性选举也在整个战争期间得以继续进行。然而，林肯政府的政策和做法（在后来战争中还会被多次重复使用）的确也证实，在强制性爱国主义的浪潮和全国团结一致的战时要求的咄咄威逼之下，公民自由的原则是十分脆弱的。
北部的转型
即便他启用的是传统价值观，林肯为北部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联邦动员战争资源的活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权力，而且也增强了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的权力。南部在战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经济衰退，而北部所经历的则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
在战时通货膨胀和政府合同的培育下，工业利润蓬勃增长。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日以继夜地开工，为军队生产军毯和被服；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和铁厂也迅速扩大了它们的生产规模。许多工业领域中的机械化程度飞速提高，尤其是在皮靴、制鞋和肉类加工等行业，它们负责满足来自军队不断增长的军需要求。农业发展也十分迅速，即便有许多农村青年加入了联邦军队，但借助机械化和填补空白的移民劳动力，边疆地区的种植业继续向西部推进。威斯康星向联邦军队提供了9万人的兵源，但它的人口、粮食产量和农业收入仍然继续获得了增长。
政府与经济
如当时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内战中出现的新美利坚民族国家也是致力于追求快速的经济发展。国会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些政策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金融体制。因为南部不再在国会有代表权，立法者们有机会制定了那些长期以来为北部人推进的政策。为了推进农业发展，宅地法（HomesteadAct）向移居西部的定居者提供160英亩的联邦公有领土。这部法律与解放宣言一起，在1863年1月1日同一天生效。与解放宣言一样，它也希望勾画出一种自由的远景。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约有40万户家庭通过这部法律获得了农场土地。此外，大学赠地法（LandGrant College Act）帮助各州建立起了"农业与机械学院"。
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
国会还在内陆改造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土地赠款，其中包括对联邦太平洋公司和中央铁路公司的多达1亿英亩土地的赠地款。两家公司在1862年获得国会的特许，负责修建一条从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的铁路（这是1816年第二次联邦银行之后由联邦政府颁发的第一批公司特许状）。
横跨大陆铁路的想法最初是由企业家阿萨·惠特尼（AsaWhitney）在1846年提出的，最初国会认为这个想法"过于巨大"和"完全不现实"。的确，这个项目的规模是无比巨大的。由于内华达山脉所呈现的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施工开始后的前三年里，中央铁路公司年进度只有20英里。工程需要约两万人在大平原上和高山之间铺设铁轨，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合同工，他们被许多美国人称为"苦力"。成百上千的华工在爆破隧道和修建穿越地形险要地带的桥梁时死于非命。1869年完工后，这条从内华达的奥马哈通向旧金山的铁路，极大地扩展了全国性市场，推动了西部地区定居和投资的分布发展，也预示着大平原地区印第安人厄运的开始。
一个新的金融体系
支付战争费用的需要带来了联邦政府金融政策的重要变化。为了筹集资金，联邦政府将关税提高到了空前的高税额（这也推动了北部工业的继续增长），对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征收新税，并第一次立法征收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还通过发放有息债券向公众借贷了20亿美元，因而也制造出一笔巨大的国家债务。联邦政府还印制发行了价值相当于4亿美元的纸币，人称"绿背纸币"（greenbacks），并将其宣布为合法货币------即在几乎所有的官方和私人资金支付与债务偿还中必须接受的货币。为了合理的组织银行体系，国会建立了一个由联邦特许银行组成的国家银行体系，特许银行必须购买政府债券，然后获得发放可以作为货币使用的银行纸币的权利。各州发放的货币因为联邦政府征收的一项重税而被迫停止使用。在战前，因各州和地方银行可以随意发放货币，全国的货币供应呈现出一种极为混乱的状况；而此刻，全国基本上只有两种通用的纸币------由联邦政府直接印发的绿背纸币和由新的联邦特许银行发放的纸币。
连同利润丰厚的战时军需品合同，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得北部从事制造业和经营铁路业的人以及金融家们受益甚多。那些将主导战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美国人都是在内战期间创造或集中了他们的财富，在他们中间有钢铁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JohnD. Rockefeller）、金融家杰伊·古尔德（JayGould）、J. P.摩根（J.P. Morgan）以及菲利普·阿穆尔（PhilipD. Armour），后者从为联邦军队提供牛肉的合同中挣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这些和其他"工业船长们"想方设法地躲过服兵役的义务，有时是通过花钱购买不服役的豁免权，或者是花钱雇一个替身去服役，两种做法都是征兵法所允许的。
《在马萨诸塞州沃特尔城联邦兵工厂给子弹填装弹药》，刊于1861年9月21日《哈珀周刊》。北部的男人和妇女都被吸收进蒸蒸日上的与战争相关的工业生产中。
总之，联邦经济政策极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规模。1865年的联邦预算是10亿美元------是1860年的20倍。因为雇用了大量的职员、税收官和其他官员，联邦政府成了全国最大的雇主。尽管这些扩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暂时性的，但联邦政府再也没有回到战前那种软弱和分散的状态之中。
妇女与内战
内战为许多北部的妇女打开了新的机会大门。妇女们抓住战时劳力短缺的机会，进入到工厂去工作，并进入一些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行业中，尤其是护士行业。联邦政府职能的扩大也给妇女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员创造了机会。这些战时出现的收获大都是短暂的，但在政府部门的白领工作行业、零售业和护士行业里，妇女获得了一个永久的位置。
有些北部的妇女直接参加了军事战役的活动。内战开始时，克拉拉·巴顿（ClaraBarton）是位于华盛顿市联邦专利局的一名职员，她与北弗吉尼亚集团军一起行进，一路上帮助组织物资供应线，照顾伤员。巴顿所做的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而不是女护士部（Departmentof Female Nurses）的一部分；她从来没有从政府那里接受过任何的工资补偿。
成千上万的北部妇女参加了各种组织，筹集资金和士兵所需的医疗用品，寄送书籍和衣物，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提供食物等。美国卫生委员会（United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中管理的全国性救助机构，负责协调北部的后方支前活动。在联邦一级，委员会的管理掌握在男性手中，但大部分的基础工作是由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妇女们来完成的。在组织"支前募捐会"（SanitaryFairs）方面------这是一种大型的义卖募捐集会，人们在这里展示各种各样的军旗、军服和其他的战争纪念品，并为筹集帮助士兵的资金而进行义买义卖的活动------妇女们发挥了领导作用。1864年纽约市举办的一场达三个星期之久的义买会吸引了3万人前来参加，总共筹集了100万美元的资金。
许多男性把妇女们为战争所做的工作理解成为她们善于自我牺牲的"自然"能力的一种延伸。但是，志愿参加地方援助士兵社团的工作这一行动本身将许多北部妇女带入了公共领域，使她们尝到了独立的滋味。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战时停止了工作，从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联邦和奴隶解放的事业之中。随着妇女对战时工作的参与越来越多，政治上继续无权的状态使得她们的地位更加尴尬和难堪。
从战时的动员工作中走出了战后女权运动中的许多领袖人物。例如，玛丽·利弗莫尔（MaryLivermore）是芝加哥一名牧师的妻子，她走访了许多战地医院，调查那里的需要，照顾伤员和奄奄一息的士兵，还组织了两场卫生博览会。内战中的经历使她对妇女在法律和政治上所处的服从地位感到极度的愤怒，在战后组织了本州的第一次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大会。妇女们，她得出结论说，必须"为了自己而思考和行动"。在战后，克拉拉·巴顿不仅变成了妇女选举权的积极鼓吹者，而且还利用她所担任的美国全国红十字会主席的身份，游说美国支持1864年的第一次日内瓦公约，公约要求对战场的死伤者提供人道主义的待遇。在巴顿的努力之下，参议院在1882年批准了这项公约（20世纪的日内瓦公约将对战俘和战时的平民的待遇问题做出规定）。
图为1862年在纳什维尔的一所战区医院中一位女护士与两名伤兵在一起。在内战期间，有许多北部的妇女前往军队，担任护士。
分裂的北部
尽管林肯拥有老练成熟的政治技巧，战争和他政府的政策仍然在北部社会制造出许多分歧。共和党人把那些反战的人称作是"铜头蛇"（Copperhead），这个名称是根据一种事先没有动静而突然咬人的毒蛇而取的。不断增加的死伤人数和急速发生的社会变迁都进一步分裂了北部。不满情绪最强烈的人群来自于居住在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内、出生在南部的人群以及在东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天主教移民。
随着战事的发展，战争不仅加剧了既存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且还引发了不少新的矛盾。联邦政府的权力日益增大，对传统的地方自治形成了威胁。联邦的征兵法允许个人提供一个替身或者交钱获得豁免，这些规定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制造业主和金融家借内战大发横财，而工人们的实际工资收入却因通货膨胀而下降，工人们对此极为不满。劳工运动在内战期间重新抬头，并组织过好几次争取高工资的罢工活动。北部社会感到，黑人的地位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前景在北部的许多地方引起了充满种族主义偏见的反响。在整个战争期间，民主党对林肯的政策一直在进行尖酸刻薄的批评，但它始终分裂成为两个派别，即支持采用军事手段但不赞同奴隶解放的"主战民主党人"一派和主张立即停火、与南部谋取和平的一派。
反战派的批评偶尔也会演变成为直截了当的暴力活动。1863年7月，联邦征兵法的实施在纽约市引发了一场长达4天的骚乱。骚乱的人群主要由爱尔兰的移民组成，他们攻击了那些因内战而出现的新秩序的象征------包括征兵办公室、富有共和党人的豪宅、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和市里的黑人居住区。许多黑人不得不逃到新泽西和中央公园去避难。直到联邦军队前来镇压，骚乱才被平息，但在这之前已有1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
南部同盟国家
领袖人物与政府
肩负着动员公众力量以支持南部同盟重任的人注定是要有辱使命的。杰斐逊·戴维斯于1808年出生在肯塔基，与林肯的出生仅有8个月的时间距离和100英里的空间距离。戴维斯在年轻的时候移居到密西西比州，后来进入西点军校学习，购置了一个大规模的种植园。他为人孤傲冷漠，固执己见，毫无幽默感，缺少林肯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善解人意的素质和政治灵活性。虽然在战前，他在国会以滔滔不绝的雄辩而享有"参议院的西塞罗"的美誉，但与林肯不同的是，他未能将战争的意义有效地传达给南部的普通大众。此外，南部同盟内缺乏政党体制，这是它政治上的软肋之一。与美国共和国的创建者们一样，南部领袖们把政党视为是对国家团结的威胁。其结果是，戴维斯缺乏一个类似于共和党这样的组织有方、辅助林肯政府进行战争动员的对应组织。
在戴维斯的领导下，南部同盟变成了一个比旧南部还要集权的国家。南部同盟政府从零开始筹建军队、控制铁路和建造制造业工厂等，但它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有效利用棉花这个南部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支持战争的方式。战争初期，戴维斯政府曾有意减少棉花生产，鼓励种植园主们种植粮食，并禁止棉花的出口。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推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没有南部的棉花纺织厂就无法运转的英国施加压力，强迫它介入美国内战，站在南部同盟一边。
"棉花国王外交"（KingCotton diplomacy）的实施并不有效。1859和1860年的大量进口使英国拥有大量的库存棉花。1862年，当制造业开始感到原材料缺乏的压力时，帕默斯顿首相领导的政府仍然决定不介入美国内战，部分原因是英国同样需要从北部进口小麦，其重要性不亚于从南部进口棉花。然而南部同盟的政策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全球性后果。当意识到它们对南部棉花的过分依赖之后，其他国家便开始扩大棉花的生产。英国在埃及和印度竭力推广棉花的生产，与此同时，俄国在中亚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努力。结果，美国棉花生产在战后的恢复直接导致了一场世界范围内棉花过剩的危机，造成棉花价格的暴跌，使世界各地的农民陷入贫困之中。
戴维斯也没有能够有效地应对类如佐治亚州约瑟夫·布朗（JosephE. Brown）这样刁难自己和设置障碍的州长。布朗把南部同盟的征兵政策斥为是一种对州权和个人自由的"充满危险的篡夺"。总之，作为一个战时领袖，戴维斯是完全无法与林肯相提并论的。有位历史学家甚至说，如果南北双方的总统互换一下位置，南部有可能赢得内战。
同盟的内战
随着战争的发展，南部同盟也遭遇了社会变化和内部动荡带来的冲击。许多南部的白人在开始的时候都集合起来，支持南部同盟的事业。南部士兵们在使用自由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事业时，一点也不比北部军队逊色。"我们是为了我们的自由，"一位志愿者写道，"而拿起武器来反对北部的暴君们......他们决心要摧毁［我们的］奴隶制。"写信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想法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但是，公众的不满最终变成了南部同盟政府的一个问题，其严重性远远超过了联邦政府所面对的类似的问题。
虽然南部在进行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它的内部却越来越陷入一种分裂的境地之中。抱怨之一是因征兵法而起。如联邦一样，南部同盟也允许个人寻找替身来服役。因为奴隶制解体的危险增加，同盟采取了一项在每个种植园以每20名奴隶免除一名白人男子的兵役政策（从而免除了许多奴隶监工和种植园主的儿子们的兵役）。这个"20名奴隶"条款使得许多自耕农南部人相信，这场为南部争取独立的战争正在变成"一场由穷人充当炮灰的富人战争"。
经济问题
经济资源和物资的匮乏也导致了不满。随着联邦海岸封锁线的收紧、联邦对南部同盟地区的占领日渐扩大和奴隶生产力的下降，盐、玉米和肉类等基本商品的短缺开始成为严重的问题。战争使众多的农场、种植园、商业和铁路变成一片废墟。南部面临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结果之一，与北部的经济繁荣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然而南部同盟对自己的经济政策的效果估计过高。战争要求付出牺牲，民众对战争的支持部分地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牺牲是公平分摊的，但许多不拥有奴隶的人感到，他们承担了一种并不公平的战争负担。
刊于1863年5月23日《弗兰克·莱斯勒新闻画报》的版画，展示了在南部同盟首都里士满发生的面包骚乱。
如联邦一样，南部同盟也大量举债来资助战争。与联邦立法不同的是，由种植园主们控制的南部同盟国会不愿意征收种植园主们必须支付的税收。它主要依赖发行纸币。邦联政府一共发行了15亿美元的纸币，远远超出北部发行的绿背纸币的数额。国会也授权军官征用各类农场产品以补军用，用不断贬值的同盟纸币予以支付。农场主对这种"强行充公"的做法尤其痛恨。"反叛军对我们的态度比起［联邦的威廉］谢尔曼［将军］对我们的态度更加糟糕，"一位佐治亚的农场主后来回忆说，"我原来有一头肥猪、一头骡子和一匹马，全都给他们抢走了。"许多自耕农曾经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独立而走上前线，但他们的家庭却陷入贫困之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许多地方发生了抢购食物的骚乱，包括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在内。1863年，一大群妇女在那里抢劫了军队的食品供应物资。
1862年，来自亚拉巴马北部的奴隶主乔舒亚·穆尔（JoshuaMoore）谈到了奴隶制对南部同盟的战争努力的威胁："那些在奴隶制中无利可图的人，"他写道，"不会打一场持久的战争来挽救奴隶制------绝对不会的。他们将对此感到厌烦，并且会退出战斗。"随着战事的发展，逃兵问题也成为一名南部军官所称的南部军队的"大声疾呼的邪恶"。到战争结束时，逃兵的人数达到了10万人以上，几乎所有的逃兵都来自"非奴隶拥有者中最为贫穷的阶级，他们的劳动是他们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支撑"。另一名政府官员写道，"人们是不愿为一个让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忍饥挨饿的政府去打仗的。"
南部的联邦支持者
1864年，好几个有组织的和平活动在南部的几个州开始出现，一些类如美国英雄（Heroesof America）的秘密组织也在群众中竭力煽动不满的情绪。南部同盟的军事法庭将成百上千的联邦支持者投进监狱。其他人则被野蛮地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还有少数人被军队或当地政府处死。但是，南部那些忠于联邦的人对北部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战争结束时，约有5万南部白人参加了联邦军队。
最有名的联邦英雄之一是里士满的伊丽莎白·范卢（ElizabethVan Lew）。1843年她父亲去世时，她说服母亲释放了家中的奴隶。内战期间，她经常到位于南部同盟首都（里士满）的利比监狱中去探视，给关押在那里的联邦战俘带去食物，并帮助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监狱中逃脱。玛丽·伊丽莎白·鲍尔斯（MaryElizabeth Bowers）原来是范卢家中的奴隶，后来在南部的白宫里当佣人；在她的帮助下，范卢把一些关于南部同盟军事计划的情报传递给了联邦军队。
妇女与南部同盟
战争给南部白人妇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她们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了北部的白人妇女。她们孤独地留守在农场和种植园上，不得不行使起那些从前属于男性的责任，如处理商业上的业务和管教奴隶等。同北部一样，南部妇女也参与了一系列的支前活动，走出了她们传统的"领域"，管理商业机构和在军工厂里工作等。在里士满，新建立的同盟政府机关中的大多数职员位置都是由所谓的"公家姑娘们"（governmentgirls）来承担的。罗斯·格林豪（RoseGreenhow）是一名前美国外交官的寡妇，在华盛顿市组织和领导了一个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圈子，曾在战争初期将许多有关联邦军队行动的重要情报传送给南部同盟政府。即便在她被捕之后，她在监狱里还设法送情报出去，直到1862年她被流放到里士满为止。杰斐逊·戴维斯用2500美元对她的工作予以奖励。
南部妇女为同盟的事业甘于作出自我牺牲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传奇。然而随着战争的延续，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意识到，为南部的独立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值得的。在写给前线亲人们的信中，南部白人妇女表达出日益强烈不满的心情。她们的情绪给平民百姓的士气造成了负面影响，也鼓励了一些士兵逃离军队。
为南部同盟而战的黑人士兵
白人人力资源的短缺最终导致南部同盟政府做出一个在战争开始时无人能够预见的决定：他们决定武装奴隶，让他们为保卫南部而战。早在1863年9月，一家密西西比的报纸曾提出解放奴隶和征召身强力壮的黑人入伍的建议。这份报纸写道，"将他们宣布为自由人，让他们加入军队，告诉他们说这是在为他们的家园和国家而战"。然而许多奴隶主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同盟国会的参议院也拒绝了这个建议。直到1865年3月罗伯特·李对这个计划表示支持后，同盟国会才下令对黑人进行武装。
还未等到征召黑人入伍的工作开始，战争就结束了，但南部军队雇用了许多黑人为其充作劳动力，几乎所有被雇用的黑人都是奴隶。这个事实导致人们在黑人是否为南部而战这一问题上的一些误解------事实上，除了极少数被"当成"白人的黑人士兵之外，没有任何黑人作为士兵参加了保卫南部的战斗。南部筹建黑人军队的决定表明，战争不仅摧毁了奴隶制，而且也摧毁了支持奴隶制的意识形态。"从你把他们变成士兵的那一天开始，［南部的］革命也就是到此为止了，"佐治亚的种植园主和政治家豪厄尔·科布（HowellCobb）宣称说，"如果奴隶们可以被变成优秀士兵的话，那我们关于奴隶制的全部理论都是错误的。"
转折点
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
尽管奴隶制灭亡在加速来临，南部的士气也日渐低落，但在战争的第三年和第四年中，战争的最后结果仍然处于一种并不明朗的状态。1863年4月，"乔勇士"·胡克尔（"FightingJoe"Hooker）带领波托马克集团军来到弗吉尼亚的中部与李的军队决战。胡克尔早些时候接替安布罗斯·伯恩塞德成为了联邦东部战场的指挥官。在兵力方面，胡克尔以2:1的优势胜出，但李却在钱瑟勒斯维尔（Chancellorsville）击退了胡克尔的进攻。在这场战役中，他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石墙"杰克逊。杰克逊因自己士兵的误伤而丧生。
尽管他的战略目标并不十分明朗，李打算再进行一次入侵北部的赌博。也许他认为，让北部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遭受失败，会彻底击垮北部军队和北部公众的士气。无论如何，这两支军队于1863年7月的前3天在宾夕法尼亚的葛底斯堡遭遇了。此刻联邦军队已由乔治·G.米德（GeorgeG. Meade）将军指挥。参加葛底斯堡战役的军队总共有165000人，至今为止它仍然是北美大陆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事。这一次，李十分反常地处在向固守在战壕的联邦军队发起进攻的位置。经过两天的战斗之后，他仍然无法突破联邦军队的防线，李于是决定向联邦防线的中部发动进攻。7月3日由乔治·皮克特（GeorgeE. Pickett）带领的突击师从一片不带任何隐蔽的田野向联邦军队徒步进攻，结果遭遇了联邦军队的猛烈炮火和来福枪的反击。皮克特军队的大部分士兵根本没有抵达联邦军队的防线。在参加进攻的14000名官兵中------这是李最精锐的部队------只有不到半数的人幸运地返回了阵地。"皮克特的冲锋"（Pickett'sCharge）后来被记忆为"南部同盟的高潮"，但它是李在军事上的最大败笔。李的军队撤回弗吉尼亚之后，从此再没有进入过北部领土。
李从葛底斯堡后撤的同一天，联邦军队在西部战场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胜利。1862年底，格兰特的军队顺密西西比河向维克斯堡城的边缘挺进。在维克斯堡的高地上，同盟军队建造了数英里长的战壕和工事，控制着密西西比河的中段。在直接攻城和挖掘隧道分流河水的方案相继失败之后，格兰特发起了围城攻势。1863年7月4日，负责防守维克斯堡的南部将军约翰·彭伯顿（JohnC . Pemberton）及3万守军一同投降，这对南部同盟来说是一个承受不起的损失。此后，联邦军队控制了整个密西西比河。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同时失利给南部的士气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今天绝对的毁灭似乎降落在我们头上，"一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同盟正在摇摇晃晃地走向灭亡。"
1864
葛底斯堡战役距离战争的结束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1864年，在他被调到东部战场担任联邦军队总指挥后，格兰特开始发动了一场针对李的弗吉尼亚军队的消耗战。这就是说，为了赢得胜利，他不怕付出高伤亡的代价。格兰特深知，北部可以补充损失的兵力，而南部则做不到这一点。格兰特懂得如何将北部的人力资源优势引入战争中来，他必须连续不停的"沿着［敌人的］防线"发动进攻，防止敌人的力量进行集结或者在战斗结束之后可以安全后撤。
1864年5月，波托马克集团军的115000人渡过拉皮丹河（RapidanRiver），准备在弗吉尼亚与李的军队交战。内战中最为血腥的一个月的交战接踵而至。格兰特与李在怀尔德尼斯（Wilderness）遭遇。在这片野生的、灌木丛覆盖的荒凉地带上，一位参战者回忆说，"基督教徒们好像都变成了魔鬼，地狱本身好像占据了地球的位置"。格兰特军队的死伤人数达18000人，李的军队的伤亡数字要小得多，有7500人。此前，联邦军队的损失达到这个规模时就会停止与敌人交锋。然而格兰特却并不停止，而是继续向前，先后在斯波齐尔维尼亚（Spotsylvania）和科而德哈伯（ColdHarbor）发起进攻。在6个星期的战斗结束时，格兰特方面的死伤人数达到6万人------相当于李的整个军队------李方面的死伤人数为3万人。在弗吉尼亚进行的这场连续战是现代战争的转折点。随着战斗的日日发生和令人感到恐怖的死伤数字，相对于战争开始时的那种近乎于绅士交锋的作战，内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更为相似的特点。
格兰特成为联邦将领中唯一对李占据主动权的将军，他所付出的代价导致批评家们送给他"杀人屠夫"的称号。然而胜利迟迟未能光顾他。格兰特打算占领彼得斯堡，从而控制连接里士满的铁路，但李已经捷足先登，格兰特决定就地安营扎寨，进行一场长期的围城战。与此同时，威廉·T.谢尔曼将军已经率军队从田纳西进入佐治亚，一路上遭遇了来自南部同盟军队的顽强抵抗。1864年9月，他才最终进入亚特兰大城，占领了佐治亚的主要铁路枢纽。
随着联邦军队伤亡人数在1864年春夏的飙升，北部的士气在此刻降到了开战以来的最低点。林肯甚至一度担心他无法在当年赢得连选连任。5月，激进共和党人提名约翰·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他们的竞选纲领的内容包括：通过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联邦政府为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权利提供保护，将主要南部同盟官员的财产没收充公。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乔治·麦克莱伦将军，但他的竞选从一开始就遭到竞选纲领的损害，竞选纲领提出要立即停火，召开求和会议------即便在那些对战争已经感到厌烦的人来说，这项要求等同于投降。后来，弗里蒙特退出了竞选；在谢尔曼成功夺取亚特兰大的辅助下，林肯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他赢得了除肯塔基、特拉华和新泽西以外的所有州。这个结果意味着，战争将继续进行，直到南部同盟的失败为止。
重建的预演与战争的结束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越来越多的南部同盟领土落入到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中，联邦官员开始处理从奴隶制过渡到自由的事务。在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围绕一些新问题------包括土地的获取、劳动力的控制、政治权力的新结构等------的辩论已经展开。这些问题将在战后的世界中持久地回荡。
在海岛的实验
最著名的"重建预演"发生在南卡罗来纳海岸线外的海岛（SeaIslands）地区。1861年11月，战争打响几个月后，联邦海军占领了这里的岛屿。当地的白人几乎全都逃走了，把大约1万名奴隶留在岛上。跟随海军而来的是其他的北部人------陆军军官、财政部的官员、潜在的棉花地投资人，还有一群被称为"基甸社"（Gideon'sBand）的人，包括了黑人和白人宗教改良派人士以及决心帮助获得解放的奴隶摆脱愚昧的教师。每群人，包括岛上的黑人，对如何组织从奴隶制到自由的过渡都抱有自己的看法。新闻记者每日都将岛上的每一个发展报告给北部社会中那个急不可耐的大众读者群。
在夏洛特·福滕（CharlotteForten）和劳拉·汤（LauraTowne）等北部教师看来，教育是将前奴隶转变成为自信、自立、有创造力的公民的关键。福滕来自费城的一个有名的黑人家庭。汤是来自匹兹堡的白人妇女，曾于1862年在圣海伦娜岛（St.Helena Island）建立过一所佩恩学校（Penn School），并在那里当教师，直到1901年去世为止。与许多基甸社的成员一样，福滕和汤都认为，奴隶们需要有外人的指点，才能懂得和欣赏自由。他们对前奴隶的愿望非常同情，奴隶们最大的愿望是获得土地。
《在诺福克的自由民学校的教师们》，摄于1863年。图为一群白人和黑人教师，她们为居住在弗吉尼亚州为联邦军队占领的部分领土上的前奴隶带去了教育。
其他的北部人则认为，从奴隶制到自由的过渡，不应该是给黑人分配土地，而是帮助他们在更人道的条件下成为工资劳动力。但联邦政府将海岛上的土地公开拍卖时，大部分的土地不是为前奴隶所购买，而是落入北部投资人的掌控之中。这些投资人倾向于展现北部自由工资劳动力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又希望赚取一大笔利润。1865年，海岛试验被看作是成功的。黑人家庭为工资而劳动，他们获得了教育；比起在奴隶制之下的生活，居住和穿戴条件改善了许多，饮食结构也更加丰富。然而这个试验也遗留下来一个在战后重建备受争议的问题：土地的拥有是否应该伴随黑人的自由。
战时西部的重建
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重建预演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在规模和人数上都超过海岛试验。在占领维克斯堡之后，军队官员要求那些获得解放的前奴隶与宣誓效忠的种植园主们签订工作合同。与战前不同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必须以工资形式来支付，他们必须获得教育。体罚被减少到最低，家庭因不再被人任意买卖而获得了安全感。
双方对这种新的劳动力体制都非常不满意。黑人对恢复为白人工作、被迫签署劳工合同而感到愤怒。种植园主抱怨说，他们的工人不愿服从管理。他们声称，如果不允许使用鞭刑，劳动纪律就无法贯彻执行。尽管如此，只有在极其个别的情况下，军队官员才寻求实践另外一种不同的自由观。密西西比州戴维斯·本德（DavisBend）是杰斐逊·戴维斯和他兄弟约瑟夫拥有的庄园的所在地。格兰特将军决定在这里建一个"黑人的天堂"。这里的黑人不再被强迫为白人工作，而是将庄园的土地分给他们分开耕种。此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先前的奴隶被选举出来担任自己社区的法官和警官。
战时重建的政治
随着内战的发展，非裔美国人未来的政治地位问题成为公众辩论的重要分界线。在联邦占领的路易斯安那所发生的事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863年，林肯颁布了他的名为"十分之一的重建方案"（Ten-PercentPlan of Reconstruction），希望借此在路易斯安那建立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平民政府。他基本上大赦了几乎所有宣誓效忠联邦的南部白人，恢复了他们拥有的全部权利，包括除奴隶之外的财产权。当1860年选民人数的1/10完成效忠宣誓之后，选民们可以选举产生一个新的州政府，新的州政府按要求必须废除奴隶制。林肯的方案没有给黑人提供一个对后奴隶制时代秩序的形成施加影响的角色。他对南部白人所表现的宽大似乎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许多前奴隶主会主动前来接受他的条件，从而可以削弱南部同盟的力量，缩短战争的时间，为废除奴隶制争取白人的支持。
另外一群人此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新奥尔良的自由黑人；他们把联邦的占领看成是一个为争取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为自己争取在政府中的角色的黄金时机。他们关于林肯的重建方案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抱怨在国会激进共和党人中引起了同情。到1864年的夏天，对路易斯安那事态的不满导致国会提出以国会两名共和党领袖人物的名字命名的韦德-戴维斯法案（Wade-DavisBill）。这个法案要求大多数（不是1/10）的南部白人男性在各州的重建开始之前宣誓效忠联邦，并保证赋予黑人平等的法律保护，但不包括选举权。法案为国会所通过，但因林肯拒绝在国会休会之前签署而夭折。随着战争即将结束，形势已经变得很清楚：虽然奴隶制的死亡已成定局，但它将由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来取代，此刻尚无定论。
胜利的来临
林肯连任之后，战争迅速走向结束。1864年11月，谢尔曼和他的6万人大军从亚特兰大出发，开始了"向大海进军"。在佐治亚的心脏地带，谢尔曼的军队劈开了一条60英里宽的行军路线，并将他们不能使用的铁路、建筑物和所有的粮食和供应物资统统摧毁。他的目的，谢尔曼写到，是"狠狠地鞭打这些反叛者，打掉他们的傲气，对他们穷追不舍，一直到他们最隐秘的藏身之处，让他们对我们充满恐惧，在我们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尽管并没有什么平民受到身体上的伤害，谢尔曼的进军却呈现出现代战争所包含的所有的破坏性。1865年1月，在攻占了萨瓦纳之后，谢尔曼又进军到南卡罗来纳，在那里造成了更大的破坏。种植园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瘫痪状态之中，奴隶们借机奋起将留下来的白人监工赶走，捣毁种植园主的家园，将烤肉房抢劫一空，并将土地划为己有。
1865年1月31日，国会通过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废除了全国范围内的奴隶制------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也第一次将"奴隶制"一词写入联邦宪法。3月，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对南北和解发出呼吁："不对任何人怀有怨恨，对所有人做到慈悲为怀......让我们......修复国家的创伤。"他同时也对美国的过去做出了一个极为严厉的判断。"这场可怕的战争，"总统宣称，是对奴隶制罪恶的惩罚。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250年内由奴隶劳动创造的所有财富都被摧毁掉，"每一滴被皮鞭抽打出来的鲜血必将由另外一滴被战剑刺杀而流出来的血来偿还，"后者同样也是一项正义的事业。
1865年4月带给我们一些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事件。4月2日，格兰特最终击破了李在彼得斯堡的防线，强迫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抛弃这座城市，从而使里士满处于没有防御的境地之中。次日，联邦军队攻占了南部的首都。走在一支黑人军队队伍最前面的是这支队伍的随军牧师加兰·怀特（GarlandH. White），他曾经是一名从奴隶制中逃跑的奴隶。当一大群人要他发表演讲时，怀特后来回忆说，他"第一次在这座城市中宣称：自由属于全人类"。话音刚落，"所有奴隶关押圈的门都打开了，几千人跑出来，大声地喊叫着，赞美上帝、耶稣或者亚伯拉罕主人。"
4月4日，林肯不顾自己的安全，仅由十来个水手陪同，走上里士满的大街。他每走一步，都为前奴隶们团团围住，有些人甚至在颇感尴尬的总统面前跪下来，林肯一个劲儿地请他们站起身来。与此同时，李和他的队伍正在向西行军，格兰特的队伍早已对他们形成了包围之势。李意识到，再抵抗下去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在4月9日，在弗吉尼亚的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用作县法庭的小楼内，他向格兰特将军投降。尽管还有一些同盟军队继续留在战场上，但内战就此已经结束了。
林肯没有能够活到品尝胜利滋味的时候。4月11日，在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他第一次公开呼吁赋予黑人有限的选举权。3天之后，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观看一场演出时，总统遭到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Wilkes Booth）------一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演员------的致命枪击。林肯在次日清晨去世。载着总统遗体的列车驶向伊利诺伊的终点，整个旅程蜿蜒曲折，一共长达1600英里，由此可见北部各州此刻已经为铁路网络紧密地连接成一体了。悲痛的人群矗立在铁路沿线，在主要的大城市里，庄严肃穆的列队抬着总统的遗体供人瞻仰，前来吊唁的人群向总统致以最后的敬意。据估计，在费城有30万人前来瞻仰遗容，在纽约和芝加哥瞻仰遗容的人分别为50万和20万。1865年5月4日，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入土安葬。
内战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
内战为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它保证了联邦的永久性，摧毁了奴隶制，将权力重心从南部转移到北部（更明确地说，是从南部种植园主手中转移到北部资本家手中）。它极大地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力，加速了北部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它还将界定和保护非裔美国人的自由的挑战带入了战后的政治议程之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北双方都失去了它们企图通过战争而力图捍卫的某些东西。奴隶制是南部同盟的奠基石，但内战无情地导致了奴隶制的彻底毁灭。在北部，内战将林肯的美国------一个崇尚自由劳动的世界，一个由小店主和独立自主的小农场主组成的世界------加速转化为一个工业化的巨人。美国人，用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的话来说，将"再也......看不到我们出生时的那个共和国了"。
1865年5月，林肯去世一个月之后，参加联邦军队检阅典礼的20万老兵在华盛顿举行游行，这是庆祝联邦胜利的最后一项活动。当时的场面激发了诗人布雷特·哈特（BretHarte）的灵感，他构想出一幅非常不同的游行画面------一个由死去的联邦士兵组成的"幽灵的军队"：
********
- 在莫尔文山丘牺牲的英雄们，
在葛底斯堡和钱瑟勒斯维尔献身的烈士们，
这些人的鲜血流尽的躯体填满了
全国的爱国者坟墓......
与其他人一同行进的还有
在皮洛堡战斗中英勇献身的黑人烈士们
********
对哈特来说，战争的意义最终包含在每个士兵所付出的牺牲之中。他在自己的幻想中加入了对黑人军队的记忆，包括那些在皮洛堡战斗中被杀害的黑人士兵。哈特似乎是在说，黑人在死亡之中赢得了平等。但是，这个国家能够将平等赋予给在现实中生活的他们吗？
这正是美国在被称为"重建"的战后时期开始时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宣称的，"工作不是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
阅读建议
********
Ayers, Edward L.In the Presence of Mine Enemies: War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1859-1863 (2003). 该书讲述了关于内战初期身处两个县的美国人的经历，一个县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另一个位于弗吉尼亚州。
Berlin, Ira, ed.Slaves No More: Three Essays on Emancipation and the Civil War (1992). 一部关于在内战期间奴隶解放的原因和后果的深入研究著作。
Faust, Drew G.Mothers of Invention: Women of the Slaveholding South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War (1996). 探讨了南部妇女不断减弱的热情如何从内部削减了南部同盟的力量。
Freehling,William W. The South vs. the South: How Anti-Confederate Southerners Shaped theCourse of the Civil War (2001). 该书讨论了南部同盟内部的分歧及其如何影响了南部争取独立的斗争。
Glatthaar,Joseph T. Forged in Battle: The Civil War Alliance of Black Soldiers and WhiteOfficers (1990). 讨论了内战中黑人士兵和他们的军官的复杂经历。
Lawson, Melinda.Patriot Fires: Forging a New Nationalism in the Civil War North (2002). 讨论了公共和私有群体为了动员支持战争的资源，如何推动了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的思想。
McPherson, JamesM.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1988). 一部关于内战的来临、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标准著作。
Mitchell, Reid.Civil War Soldiers (1988). 一部从普通士兵的观点和经历来观察内战的著作。
Neely, Mark E.The Fate of Liberty: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Liberties (1991). 探讨林肯政府在内战期间如何应对保障公民自由的挑战以及在这一方面的失败。
Quarles,Benjamin. Lincoln and the Negro (1962). 一部针对林肯关于奴隶制、奴隶解放和非裔美国人权利的政策的立场中肯的研究著作。
Richardson,Heather C. Greatest Nation of the Earth: Republican Economic Policies duringthe Civil War (1997). 讨论了联邦在内战期间采取的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
Rose, WillieLee. Rehearsal for Reconstruction: The Port Royal Experiment (1964). 追溯了内战期间重建问题在南卡罗来纳海岛地区的最初展现。
Rubin, Anne S.Shattered N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nfederacy, 1861-1868 (2005). 一部关于南部同盟经历的最近研究著作。
Silber, Nina.Daughters of the Union: Northern Women Fight the Civil War (2005). 讨论北部妇女对内战的参与以及这场参与在什么方面改变或没有改变她们原来的生活。
Weigley, RussellF. A Great Civil War: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1861-1865 (2000). 一部关于内战军事史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第十五章 "何谓自由？"：重建
1865 -1877
［大事年表］
1865第15号特别战区命令
1865---1867总统重建
1865自由民局成立
1866民权法案
三K党成立
1867重建法
内阁成员任期法
1867---1877激进重建
1868弹劾约翰逊总统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生效
1869女权组织发生分裂
尤利塞斯·格兰特就任总统
1870海勒姆·雷维尔斯成为国会第一位黑人参议员
1870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生效
1872自由派共和党成立
1873全国性经济萧条开始
屠宰场案
18751875年民权法
1876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
18771877年的交易
拉瑟福特·B.海斯就任总统
自由的含义
随着内战的结束，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在1865年宣称，美国成为了一个"新国家"，第一次变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然而奴隶制的灭亡也将自由的界定问题推向国家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什么是自由？"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Garfield）在1865年问道，"自由难道仅仅是一种不被带上镣铐的特权吗？如果这就是自由的全部内容的话，那么，自由不过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嘲讽，一种残酷的欺骗。"自由仅仅意味着废除奴隶制，还是说它包含获得解放的奴隶应该拥有其他一些权利的内容？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些前奴隶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平等的公民权利，选举权，还是财产拥有权？在重建时代，自由变成了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地带，它的内容充满了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解释。正是从这些针对自由的争论中，南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和一种新的适用于所有美国人的权利界定得以产生。
黑人与自由的含义
非裔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深受他们曾为奴隶的经历的影响，也受到他们对周围自由社会的观察的影响。首先，自由意味着不再承受奴隶制下种种非正义的实践------如遭受鞭笞的惩罚、家庭的被迫分离、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奴隶主对女奴的性剥削等------和享有其他美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机会。"如果我不能像一个白人那样地生活，"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名叫亨利·亚当斯的前奴隶对主人说，"我就不是自由的。"
黑人们利用一切机会来展现他们挣脱了那些与奴隶制相关的各种规定------不管这些规定是多么重要还是多么琐碎------对他们的约束。他们公开地在没有白人监视的情况下举行祈祷会和宗教仪式，他们开始养狗、获取枪支、购买烈性酒等，所有这一切在奴隶制下都是被禁止的。他们不再需要从主人那里获得外出旅行的许可证，许多的前奴隶离开种植园，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与家人团聚，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品尝一下个人自由的滋味。许多人迁居到南部的城市和城镇之中，他们感觉到那里的"自由好像更加自由一些"。
获得自由的家庭
奴隶制死亡之后，那些在战前存在的体制，如黑人家庭、自由黑人的教会和学校以及地下黑人教会等，都得到了加强和扩展，并摆脱了白人的监管。在获得解放的黑人社区中，家庭占据了中心位置。前奴隶们为寻找在奴隶制下被迫分离的家庭成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865年，一位北部记者遇到一位自由民，他为了找寻战前被卖掉的妻子和孩子，步行600英里从佐治亚走到北卡罗来纳州。与此同时，黑人士兵的寡妇们也成功地获得了阵亡者遗属的抚恤金，强迫联邦政府承认奴隶制力图否认的战前奴隶夫妻关系的合法性。
然而，当家庭关系在重建时期得以稳定发展时，自由也微妙地改变了家庭内部的关系。奴隶解放增加了男性黑人的权力感，将19世纪流行的男女应占据分离的"领域"的思想带入到黑人家庭之中。内战结束后不久，种植园主们立即开始抱怨说，获得自由的黑人妇女"退出了"田野劳动，而改做家庭佣人。许多黑人妇女愿意将比奴隶制下所允许的更多时间花在照顾家庭上，男人们也把妻子可以留在家中不外出工作看成是一种体面的标志，但黑人社区的极度贫困将迫使黑人妇女以远高于白人妇女的比例外出为工资而工作。
教会与学校
与此同时，黑人抛弃了由白人控制的宗教体制，创办了自己的教会。内战前夕，南卡罗来纳州黑白混合的卫斯理派教会中共有42000名黑人成员，重建结束时，只有600名黑人教徒继续留在这些教会中。独立的黑人教会------其中卫斯理派和浸礼派的人数最多------的兴起改变了南部的宗教版图。作为独立于白人控制的主要体制，教会在黑人社区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教堂不仅是祈祷的地方，而且也是开办学校、举行社会活动和政治集会的地方。黑人牧师们开始在政治中扮演领袖人物的角色。大约有250名黑人牧师在重建时担任了公职。
获得自由的人民追求个人和社区进步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们对教育的渴望。教育，一位密西西比的自由民宣称说，是"获得自由的最好东西"。对教育的渴望来自许多的原因------渴望能够阅读圣经，需要为进入市场经济和在1867年机会出现之后为参与政治做好准备。所有年龄段的黑人纷纷前往北部传教士社团、自由民局和前奴隶们自己开办的学校去学习。1865年，北部记者悉尼·安德鲁斯（SidneyAndrews）访问了南部，对许多课堂之外的教育活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经常看到，店铺的搬运工、库房的劳工以及街上赶车的人，都随身带着识字课本，在他们工作之余时拿出来自学。"美国的第一批黑人大学院校也是在重建时期建立的，其中包括田纳西的菲斯克大学（FiskUniversity）、弗吉尼亚的汉普顿学院（HamptonInstitute）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HowardUniversity）。
政治自由
在美国社会中，政治参与被视为自由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于前奴隶们来说，选举权也因此不可避免的成为他们获得政治力量和享有平等权利的根本。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只有在黑人得到选举权之后，奴隶制才会被彻底废除。"在一个"君主制的政府中"，道格拉斯解释说，如果人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并不觉得是一种"特别的"耻辱。但在一个"奉行全民选举权"的地方，将任何群体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等于给打上一道"低贱者的印记"。内战刚一结束，在南部的一些地方，自由黑人与获得解放的奴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在公共空间中争取自己的位置，他们联合起来，通过群众集会、游行活动、递交请愿书等方式来要求获得选举权；他们有时还组织起自己的"自由投票运动"。
黑人领袖们声称，如果新生的美国不能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资格和权利，将是对其承诺的民主理念和内战意义的背叛。在全国黑人大会上，发言者纷纷提醒全国记住在波士顿屠杀中丧生的克利斯普斯·阿塔克斯、黑人士兵为1812年战争以及"在我们刚刚经历的流血斗争中"所做的贡献。为了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南部的黑人组织了庆祝7月4日的活动。内战之后很多年，南部白人在独立日这一天"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位查尔斯顿的白人居民在日记中写到，而前奴隶们则会组织起来庆祝这个节日。
土地、劳动力与自由
与世界上所有的农村人口一样，前奴隶们的自由观与拥有土地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土地，一位来自密西西比的名叫梅里蒙·霍华德（MerrimonHoward）的前奴隶写到，才将使"穷苦阶级享受到自由的甜蜜"。在土地上，他们将发展属于自己的、不受白人控制的社区。许多前奴隶声称，在经过了许多年的无偿劳动之后，他们已经拥有了获得土地的权利。"他们拥有的财产，"亚拉巴马的一次黑人集会宣称，"几乎全是由我们头上掉下来的汗水挣来的。"1865年，在南部的某些地方，黑人夺取了奴隶主的财产，认为这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在田纳西的种植园上，一位种植园主抱怨，前奴隶们声称他们是庄园财产的"共同继承人"，甚至还搬进了"我房子里的一些房间"来住。
就自由的具体内容和大致使用的语言来看，前奴隶们对自由的定义与美国白人很相似------自身的拥有、家庭的稳定、宗教自由、政治参与和经济独立自主。他们将这些内容合在一起构建出他们自己的自由前景。对于白人来说，无论如何定义，自由都是一种自然习得的东西，一种如出生权一样的必须捍卫的东西。对非裔美国人而言，自由是一个开放的过程，首先是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必须经历的一种转型，是对那个曾经支撑着奴隶制的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改造。尽管获得自由的人民并没有完全争取到他们所期盼和理解的自由，但他们的自由界定对发生在动荡不定重建时期中的关于自由的全国辩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失去奴隶的主人
大多数的南部白人对军事上的战败和奴隶解放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恐惧与失望，不仅因为南部遭受了普遍的破坏，而且还因为他们必须听从北部对他们的指手画脚。"士气彻底地崩溃了，"一位佐治亚的女孩写道，"我们是一败涂地，这已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和一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对南部所有阶级的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近26万人------占南部成年白人人口的五分之一多------为南部同盟的事业而丧生。用于生产的牲口、农场建筑和机器被大量破坏，预示着经济的恢复将是缓慢而痛苦的。1870年，南部的财产，除去奴隶所代表的部分之外，比战前减少了30％。
种植园主的家庭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家庭不仅失去了奴隶财产，而且也丧失了毕生的储蓄，在爱国主义热情的冲动下，他们将这些钱投资于购买南部同盟毫无价值的战争债券之中。奴隶们离开种植园之后，有的种植园主被迫第一次亲自下地干活，感受劳役之苦。布拉克斯顿·布拉格（BraxtonBragg）将军回到他"曾经富饶繁荣的"亚拉巴马老家后，发现"除了我的债务之外，所有的一切都被毁掉了"。布拉格和他在"富裕环境中长大的"妻子不得不在一个奴隶木屋中住了一段时间。
南部种植园主们企图实施一种与前奴隶们所理解的十分不同的自由概念。当他们被迫接受奴隶解放的现实的时候，大多数种植园主将自由使用了最狭隘的定义。如同记者悉尼·安德鲁斯在1865年底所注意到的："白人似乎完全不能理解，自由对于黑人来说，是一种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完全相同的东西。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接受联邦政府给予黑人自由这样的结果，但好像又在坚持他们仍然有权行使过去那种对黑人的控制。"南部白人领袖们力图恢复战前那种自由的定义，好像一切照旧、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对他们来说，自由仍旧代表了等级和主人的为所欲为；自由仍是一种特权，不是一种权利；自由是一种仔细界定的法律地位，而不是一种开放式的、人人应得的权利。自由当然不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也不包括政治和公民地位的平等。"一个人可以是自由的，但并不一定是独立的，"1865年，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园主塞缪尔·阿格纽（SamuelAgnew）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家肯塔基的报纸对大部分南部白人的立场作了这样的总结：前奴隶们的确是获得了"自由，但只是劳动的自由"。
自由劳动的前景
除了前奴隶和前主人之外，获胜的北部共和党人也希望推行自己的自由观。在他们的自由定义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自由劳动的原则，此刻，这个原则因北部的胜利而被进一步认定为是一个好社会的标准。根据自由劳动的原则，在重建时期的南部，获得解放的奴隶将与北部劳工一样，享有同样争取进步的机会，并会抱有同样谋求自我完善和自我进步的动机，发挥出比当奴隶时更大的劳动热情，会更富有成效地工作。与此同时，北部的资本和移民将源源不断地进入南部，为当地经济带来活力。南部最终将逐步发展成为像北部一样的"自由社会"，拥有自己的州立学校、小城镇和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移居美国、后来成为共和党领袖人物之一的卡尔·舒尔茨（CarlSchurz）宣称，当南北社会在自由劳动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时候，美国将变成历史上"一个比任何国家都更伟大、更繁荣、更强大的共和国"。
种植园主想建立一个尽可能的与奴隶制相似的劳动体制，而前奴隶们则要求经济自主和获得土地，这意味着，在整个南部的种植园上，两者之间将展开一场围绕劳动力的组织和控制的漫长斗争。建立自由劳动体制的重任最终落到了1865年3月由国会建立的自由民局的肩上。
自由民局
指导自由民局工作的是奥利弗·O.霍华德（O.O. Howard），他毕业于缅因州的鲍德温学院，是内战时期的一名老兵。在他的指导下，自由民局要完成的任务只能用令人望而生畏一词来形容。这个机构是政府推行社会正义政策（socialpolicy）的一种试验，它似乎更应该属于20世纪30年代新政和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的产物，而不像是19世纪美国的政府机构。该局官员的责任包括建立学校，为贫困和老年人提供救助，解决发生在白人和黑人以及黑人之间的纠纷，并保证前奴隶们支持联邦的南部白人能够在法院享有平等的法律待遇。"你们手中的权力......不足以完成这个局的创建者指望你们要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威廉·谢尔曼将军写信对霍华德说，"我担心你承担了赫拉克勒斯的工作(1)。"
《自由民局》，刊于1868年7月25日《哈珀周刊》，描述自由民局的官员在内战后充满暴力凶险的南部扮演了推动种族和平的角色。
自由民局的历史从1865开始到1870年结束，即便在它发展的顶峰时期，它在整个南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超过1000人。然而，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尤其在教育和卫生健康方面是极为出色的。虽然自由民局本身并没有建立学校，但它负责协调和资助了北部那些致力于推动黑人教育的组织所开展的活动。1869年，将近3000所学校在南部建立起来，使当地15万学生得以入学。自由民局还接管了战争期间建立的军队医院，将它们扩建到新的社区中去。他们为南部的黑人和白人提供医疗保健和药品。在经济关系方面，该局所开展的活动则暴露出许多问题。
土地改革的失败
"自由劳动"的思想，一位自由民局的官员写到，是"地球上最崇高的原则"。在南部建设一个和谐的种族关系，所需要做的就是保证公平的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机会。然而，黑人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在种植园中充当劳动力。国会建立自由民局的法律曾规定，该局有权将弃置的和没收的土地划分成每40英亩一块，出租给前奴隶们使用，并最终卖给他们。
然而，1865年夏，继承林肯担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命令将几乎所有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的土地归还给它们的主人。一连串的冲突随之而起，尤其是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当地不得不动用军队将已在"谢尔曼土地"上安居乐业的黑人强行迁出。当自由民局局长霍华德前往海岛地区，去向那里的黑人传达这一消息时，人们都不敢相信他的话，并对此提出抗议。由一群前奴隶组成的委员会向霍华德和约翰逊总统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我们需要宅地，"他们宣称说，"政府曾经向我们承诺，要分给我们宅地。"自由民们坚持认为，土地对于理解自由的内涵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土地，他们说，"我们的状况［与生活在奴隶制下的日子相比］并没有得到改善"------"你会看到，这不是真正获得自由的人的生活状况。"
因为没有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南部乡村地区的绝大部分自由民在重建时期继续处于贫困和无产的状况之中。他们除了到白人（并经常是他们前主人）所拥有的种植园中去工作之外别无选择。男性黑人远远未能通过努力的工作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工作范围大都被局限在农场工作、非技能的劳工和服务性质的工作；黑人妇女的工作则局限于私人家庭的厨师和女佣。他们所挣的工资微薄，不足以有任何的积累。到19世纪末，有相当一部分南部黑人设法获得了小块的土地。然而，土地改革的失败使前奴隶们和他们的后代在重建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有一种深深的遭到背叛的感觉。"不，先生，"一位年迈的名叫玛丽·加夫尼（MaryGaffney）的前奴隶在20世纪30年代说道，"我们除了自由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走向新南部
通过种植园上的斗争，新的劳动制度在南部不同区域中产生出来。原来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稻米王国实施的包干制（tasksystem）------工人的责任是完成被分配的日工作量。在路易斯安那南部蔗糖种植园上实行的监管严格的工资劳动制度。分成租佃制最终成为棉花地带和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地区烟叶种植地带的主要劳动体制。
分成租佃制最初是介于黑人对土地的渴望和种植园主对劳动纪律的要求之间的一种妥协。这种体制允许每个黑人家庭租种种植园的一块土地，年终时将作物收成在工人和地主之间进行划分，各有所得。分成租佃制保证了种植园主有一个稳定的居住在种植园上的劳动队伍。前奴隶们更愿意（相对于集体干活而言）接受这种制度，因为他们可以在不受白人每日监督的情况下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分成租佃制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随着农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的长期衰落，分成租佃农民的经济机会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白人农场主
战后南部小农场主所面临的困境并不局限于黑人种族。战时的破坏带来一系列的事件，永久地改变了南部白人自耕农的独立生活方式，最终导致了被人认为的自由的丧失。内战以前，大多数小农场主主要是为自己的家庭准备粮食，偶尔种些少量的棉花。他们的财产遭到战争毁坏之后，许多自耕农看到战后一连串的农业歉收使他们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为了从商人那里得到资金、种子、工具等供给，农场主被迫种植更多的棉花，并承诺将一部分收成拿出来做抵押（所欠的债务没有还清时、债权人可以没收的财产）。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作"庄稼抵押制"。因为利率很高，但棉花价格又持续下跌，许多农场主在年终卖出棉花之后，还是无法还清债务。他们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种植棉花，以获取新贷款。1860年，白人小农场主仅仅耕种南部棉花的10％，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所种的棉花达到了南部棉花总产量的40％；许多原来拥有土地的人此刻也沦落到分成租佃农民依赖他人的困境，只能租种他人的土地。
黑人和白人农场主都发现自己陷入了分成租佃制和庄稼抵押制的困境。在南部，租用而不是拥有土地的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白人。然而，从1880到1940年的每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白人分成租佃农民的人数多于黑人。分成租佃制和庄稼抵押制的运作通过马特·布朗（MattBrown）的经历展示出来。布朗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农场主，他每年从当地一名商人那里借钱。1892年，他在前些年欠下的债务累积为226美元。1893年，尽管生产了价值171美元的棉花，但因他借了33美元买食物、29美元买衣服、171美元买生产必需品、112美元买其他的东西，他欠的债累计增加到402美元。布朗再也没有还清债务的机会。他于1905年去世时，商人账本中记在他名下的最后一笔债务是他的棺材费。
南部的城市
尽管南部乡村的经济发生了停滞和萧条，内战后南部城市却经历了快速的扩张。随着铁路深入和渗透到南部的心腹地带，位于亚特兰大这样的市场中心的商人可以跨越曾一直垄断南部商业的沿海城市，而直接与北部展开贸易来往。一个新的由商人、铁路推销者和银行家组成的中产阶级，开始从战后南部迅速扩大的棉花生产中收获丰厚的利润。
重建见证了发生在包括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等不同群体南部人生活中的深刻变化。战前南部社会由主人、奴隶和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组成，战后取代这个世界的是一些新的社会阶级------拥有土地的雇主、黑人和白人分成租佃制的农民、种棉花的白人农场主、挣工资的黑人劳工以及都市中的企业家。这些群体中的每一群体都转向重建政治，力图将奴隶解放之后的政治推向有利于自己优势的方向发展。
激进重建的形成
1865---1868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危机之一------围绕重建问题发生在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与国会之间的一场冲突。这场斗争给一系列问题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包括公民资格的本质、宪政权威的结构和美国自由的内涵。
安德鲁·约翰逊
恢复联邦的任务落在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的肩上。约翰逊出生在北卡罗来纳，自幼家境贫寒，年轻时候做过裁缝。移居田纳西之后，他通过从政获取了成功。他从当镇政府官员起步，然后上升进入到州议会和联邦国会，曾两度当选为州长。约翰逊把自己说成是本州"诚实可靠的自耕农"的支持者和大种植园主的仇敌，他把后者称为是一个"洋洋自得的、腐败堕落的贵族集团"。他是一个坚定的联邦捍卫者，也是1861年内战打响后唯一留在华盛顿的来自退出联邦各州的国会参议员。北部军队占领田纳西之后，林肯任命他为该州的军事州长。1864年，共和党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作为一种象征，表示该党希望将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南部。
从个性和眼界来看，约翰逊都不能胜任林肯去世之后落在他肩上的重任。他是一个性格孤僻、固执己见的人，不容任何异见，也不愿做任何妥协。他缺乏林肯的政治才能和对公众意见的敏感和关切。约翰逊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州权主义者，他认为既然退出联邦是非法，南部各州就从来没有真正的脱离过联邦，或者说，从来没有放弃过它们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此外，林肯将奴隶解放界定为内战的目标之后，约翰逊对此表示支持，但他始终保持着种族主义的观点。他认为，重建政治中没有任何非裔美国人可以扮演的角色。
总统重建的失败
1865年5月，也就是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一个月之后，国会正处于直到12月的休会期间，约翰逊对外界勾画了他重建国家的计划。他颁布了一系列总统宣言，开始了所谓的总统重建时期（1865---1867）。约翰逊对几乎所有宣誓效忠联邦的南部白人都给予大赦（即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和除奴隶之外的财产权）。他将南部同盟的领袖人物和那些战前的财产价值在2万美元以上的富有种植园主排除在集体大赦之外。这种安排显示，约翰逊计划进行一个比林肯的方案更具有惩罚性的重建。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大多数人很快从总统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大赦。约翰逊还任命了军事州长，命令他们召集各州的制宪大会，由白人选民选举产生大会代表，建立忠于联邦的州政府。除了要求各州废除奴隶制、谴责退出联邦的行动、拒绝支付南部同盟的债务之外------所有这些要求都是南部战败之后不可避免的后果------他赋予各州全权处理州内事务的自由权。
起初，大部分北部人认为，应该给约翰逊的政策一个试验的机会。然而，总统重建方案下新建南部政府的所作所为将大多数北部共和党人变成了约翰逊的反对者。总的来说，白人选民将原南部同盟中的显赫人物和旧南部精英阶级的成员选出来重新掌权。关于南部发生的针对前奴隶的暴力事件和对北部来访者进行伤害的报道更使共和党人深为震惊。
黑人法典
然而对约翰逊重建政策最强烈的反对是由黑人法典引发的，这是一系列由新南部州政府颁布的法律，目的是管制前奴隶的生活。这些法律赋予了黑人某些权利，如合法的婚姻权、拥有财产的权利以及有限的司法权等，但拒绝给予黑人在法庭作证反对白人的权利、参加陪审团和在州国民自卫队服役的权利以及选举权。此外，为了回应种植园主提出的自由人必须到种植园去工作的要求，黑人法典规定，那些没有签署年工作合同的人有可能遭到逮捕或出租给白人地主使用。有些州限制某些行业对黑人开放，禁止他们拥有土地；另外一些州规定，法官可以在不征求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将黑人儿童分送到前主人那里做童工。
显然，奴隶制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自由的自动降生。因为黑人法典完全违背了自由劳动的原则，北部共和党人打算做出一个严厉而有力的回应。战争------尤其是内战------经常会产生极大的敌意和深刻的仇恨，但历史上没有其他反叛者比战败的南部同盟所受到的待遇更为仁慈和宽大。只有一小撮南部领导人遭到逮捕，大部分人很快得到了释放。被处死的只有安德森维尔监狱的监狱长亨利·沃日（HenryWirz）一人。有数千名联邦战俘在这所监狱中丧生。绝大部分联邦军队迅速地解散了。促使北部起来反对约翰逊总统重建政策的，不是北部想要"惩罚"南部的白人，而是南部政治领袖在接受奴隶解放这个现实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彻底无能。"我们必须保证，"内华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斯图亚特（WilliamStewart）说，"那些为美国宪法所赋予自由的人一定能够成为真正自由的人。"
《为还清罚款，自由人在佛罗里达蒙特斯洛被出售》，刊于1867年1月19日《弗兰克·莱斯勒新闻画报》。
激进共和党人
1865年12月国会复会时，约翰逊宣布说，鉴于南部各州都组建了正在运作的政府，修复联邦的工作已经完成。国会中的激进共和党人早在夏天和秋天就对约翰逊表现出极大的失望，此刻他们要求解散这些州政府，重新组建将"反叛者"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并赋予黑人选举权的新的州政府。激进派所代表的地区主要在新英格兰和为宗教复兴、废奴主义和其他改革运动"烧光"了的北部乡村地带。尽管激进派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却分享一个基本共识，即联邦的胜利创造了一个将不分种族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转化成为法律的机会。
激进派也十分欢迎在内战期间得以扩展的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认为，传统联邦制和州权必须不能阻挡为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权利而进行的全国性改革。国会中最有名的激进共和党人是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和撒迪厄斯·斯蒂文斯。斯蒂文斯是一名律师和铁厂业主，在众议院中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内战之前，两人都曾是坚决的反奴隶制者和黑人权利的捍卫者。内战初期，两人都曾敦促林肯解放和武装奴隶。1865年，他们又都赞成给予南部黑人以选举权。"这个曾用来粉碎奴隶制的同样的国家权威，"萨姆纳宣称，"必须保证，不能允许其他的借口［种族不平等］继续生存下去。"
斯蒂文斯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没收反对联邦的大种植园主的土地，然后将它们分给前奴隶和移居南部的北部移民。"南部社会的整个结构，"他宣称道，"必须要进行改变。没有这种改变，这个政府如同过去一样，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然而，即便是对他的激进派同志来说，他的将前奴隶变成"独立的小土地拥有者"的计划也过于激进了。自然，1862年，国会已经通过宅地法为西部的定居者提供了免费土地，但这些土地是联邦政府所掌握的，不是由私人拥有的（当然，尽管这些土地最初是由印第安人所占据的）。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对财产权的神圣性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他们无法同意将土地从一群拥有者手中夺过来，把它分配给另外一些人。斯蒂文斯的建议没有能够被接受。
民权的起源
因为南部尚未回归，共和党人在国会拥有一个绝对多数，但共和党内部并非是团结一致的。大多数的共和党人士属温和派，不是激进派。温和派认为约翰逊的计划是有缺陷的，但他们愿意与总统一起来对这个计划进行修正和补充。他们担心，北部和南部的白人都不会同意赋予黑人以选举权。温和派与激进派联手拒绝接受南部最近选出的议员进入国会，但他们在另一个问题上与激进派分道扬镳，允许约翰逊重建的南部政府继续存在。
1866年初，伊利诺伊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LymanTrumbull）提出了两个法案，意在表示温和派共和党人要修正约翰逊政策的愿望。第一个法案提议延长原先有效期为一年的自由民局的任期。第二个法案，即民权法案（CivilRights Bill），一位议员描述为"需要众议院接受和采取行动的最重要的议案之一"。法案将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定义为美国公民，列举了他们不分种族将享有的权利。法案的核心内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州不得再通过类似黑人法典这样的法律将黑人和白人公民区别对待。自由劳动价值观也是该法案的中心内容之一。根据这个法案，各州不得剥夺任何公民的如下权利：签订合同、到法院起诉或寻求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这些权利，特朗布尔说，是"属于自由的美国人的基本权利"。该法案却没有提到黑人选举权问题。从宪法的角度来看，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民权法案则第一次企图为这条修正案加入具体的内容，从法律上来界定自由的内涵。
令国会意想不到的是，约翰逊否决了这两部法案。他说，两者都将使权力集中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剥夺各州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此外，他还强调，黑人不配享有与公民资格相关的权利。国会为保障黑人的权利而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对"白人种族"造成了歧视。总统的否决使得他与几乎整个共和党的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国会以一票之差而未能以三分之二多数来推翻总统对自由民局法案的否决（尽管在1866年晚些时候，国会将该局的任期延长到了1870年）。1866年4月，民权法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推翻总统否决后得以生效的主要法律。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此刻国会开始制定自己的重建方案。6月，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法案，送往各州去批准。这条修正案将所有出生在美国的人界定为美国公民的原则写进了宪法，并且授权联邦政府对所有美国人的权利进行保护。修正案同时禁止各州剥夺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或拒绝给予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这种定义宽泛的语言为未来国会和联邦法院把具体的内容纳入到平等法律保护的原则之中打开了大门。
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达成了一个妥协。这条修正案没有赋予黑人以选举权。然而它提出，如果一州剥夺了任何一群男性公民的选举权，该州的国会代表权就将相应的被削减（这一条并不适用于州禁止妇女参加投票的情况）。奴隶制的废除将增加南部的政治权力，因为在分配国会代表权的时候，所有的黑人都将被计算在内，而不再以五分之三的奴隶人口比例来计算。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给南部白人的领袖提出了一个挑战------要么允许所有的男性黑人参加投票，从而保证州在国会获得全部代表权；要么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范围内，牺牲州的部分政治权力。
1866年选举时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使用的一张宣传画，采用种族主义的图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即政府对懒惰的前奴隶的帮助是以对剥夺勤奋工作的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在政党之间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分界线。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无一人投票支持这项修正案。175名共和党人只有4人投票反对。激进派为修正案未能保障黑人选举权而感到失望（修正案远不是完美的，斯蒂文斯对众议院说，但是他打算支持它，"因为我生活在凡人中间，而不是生活在天使中间"）。即便如此，这条修正案将这样一个原则写进了宪法，即在法律面前不分种族一律平等是所有美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仅凭这一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就对宪法做出了自权利法案以来最重要的修改。
重建法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在1866年政治竞选中成为一个主要议题。约翰逊发起了一场周游北部的演讲旅行，有的新闻记者们将此称为"竞选旅行"。他呼吁选民选举那些支持他的重建政策的人。他对那些批评自己的人痛加谴责，甚至不着边际地指责激进共和党人在筹划暗杀他的预谋等。约翰逊的言行使他进一步丧失了公众的支持；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等地发生的骚乱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当地的白人警察和白人居民在骚乱中杀害了数十名黑人。
在那年秋天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反对约翰逊政策的北部共和党人大获全胜。然而在约翰逊的鼓动下，除田纳西外的所有其他南部州都拒绝批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约翰逊和南部大多数白人表现出来的顽固不化把温和派共和党人推向了激进派一边。1867年3月，国会推翻了约翰逊的否决，通过了重建法，将南部暂时划分为5个军事区，命令各州在赋予黑人以选举权的前提下，建立新的州政府。激进重建的时期由此开始，并将一直延续到1877年结束。
激进重建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前奴隶们对选举权的要求、激进派对平等思想的追求、对约翰逊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普遍不满和厌烦、保卫南部共和党阵营的需要以及将前南部同盟分子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决心等。然而约翰逊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重建法的通过而结束。
约翰逊的弹劾与格兰特的当选
1867年3月，国会通过了《政府官员任期法》（Tenureof Office Act），禁止总统在未经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将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某些政府官员解职。约翰逊将这个法律看成是对总统权力的一种违宪性的侵犯。1868年2月，他将国会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盟友、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解职。众议院做出回应，通过了弹劾条例------即向参议院提出了对约翰逊的指控，参议院将决定是否将总统解职。
那年春天，一位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被以"重罪和轻罪"在参议院接受审判。此刻，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将约翰逊视为一个失败的总统。然而，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对本杰明·韦德（BenjaminF. Wade）并不喜欢。韦德是一个激进共和党人，也是参议院代议长；如果约翰逊被解职，他将接任总统(2)。另外一些人则担心，判约翰逊有罪有可能严重损害国会与行政部门权力分离的宪政原则。约翰逊的律师向温和派共和党人保证，一旦被判无罪，约翰逊将不再干扰国会的重建政策。参议院审判的最后表决结果是35对19，距将约翰逊解职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只差一票。在投票时，7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判约翰逊无罪。
投票几天之后，共和党提名联邦最有名的军事英雄尤利塞斯·格兰特为1868年总统选举候选人。格兰特的民主党对手是纽约州前州长霍雷肖·西摩（HoratioSeymour）。重建成为这场恶战中的重要问题。共和党人把他们的对手与退出联邦和背叛联邦等同起来，这个战术被称为"挥舞带血的衬衫"。民主党人则把重建斥之为违宪的举动，将赋予黑人选举权称作是对美国政治传统的一种违背。他们诉诸于种族主义的情绪。西摩的竞选伙伴小弗朗西斯·布莱尔（FrancisP. Blair Jr. ）指责共和党人要把南部置于"一个半野蛮种族"的统治之下，而这个种族一心想要做的事就是"把白人妇女屈从于自己毫无约束的淫欲之下"。
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
格兰特赢得了1868年总统选举，但他所赢得的多数之小------600万张选票中的30万------让许多共和党人感到很不舒坦。这个结果导致国会通过了这一时代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宪法修正案。1869年2月，国会批准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联邦和州政府以种族为由剥夺任何公民的选举权。虽然民主党人对修正案表示竭力反对，但它在1870年得到批准而生效。
尽管它为那些被基于种族原因之外的限制选举权的做法------识字能力测试、财产资格和人头税等------打开了大门，而且它也没有将选举权赋予妇女，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象征着40年反对奴隶制斗争的最终成果。直到1868年底，即便在国会已经赋予南部黑人选举权之后，只有8个北部州允许非裔美国人投票参加选举。随着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的生效，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也解散了。它的成员认为，这个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所有历史上，"废奴主义运动的老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欢呼到，"没有什么可与这个将400万人如此美妙、悄悄地和突然地从......拍卖场转移到投票箱前的事件"相提并论。
"伟大的宪政革命"
重建时期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反映了内战的两种产物的相交------一个新的具有权威的联邦国家和一个推崇建立享有法律平等的联邦公民实体的理想。这场被共和党领袖人物卡尔·舒尔茨称之为重建的"伟大的宪政革命"转换了联邦制，并随之改变了对美国政治文化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的语言。
内战以前，美国公民资格与种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790年第一届国会曾将外来移民归化变成美国公民的权利限制在白人范围之内。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中宣称，所有黑人，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不能成为美国公民。重建时期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否定了公民资格是唯有白人才能享有的权利这一思想。此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只是仅仅适用于南部各州。重建宪法修正案也废除了许多北部的种族歧视法律。如一位国会议员指出的，这些宪法修正案扩展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自由，包括那些"成千上万的出生在外国的、将涌到我们的海岸来的人"。
这幅由托马斯·纳斯特创作的版画《山姆大叔的感恩节晚宴》，在格兰特刚当选总统之后刊登于1868年11月20日《哈珀周刊》上。它形象直观地描述了自由的范围在重建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新的宪法修正案也改变了联邦政府与州的关系。权利法案将公民自由与州的自主权联结在一起。它的语言------"国会不得立法"------反映出当时的思想，即集权的联邦政府会对自由形成最大的威胁。重建时期宪法修正案的作者们却认为，公民权利需要由国家权力来予以实施。用查尔斯·萨姆纳的话来说，联邦政府不再是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变成"自由的监护人"了。
重建宪法修正案转换了宪法的功能，将其从一个基本上关于联邦-州之间的关系和财产权的文件转换成为一种工具，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成员可以借用它来要求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并用它来反对各级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20世纪，许多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关于扩展美国公民权利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基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之上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4年的将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宣布为非法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判决（参见第二十四章）。
自由的界限
重建重新划定了美国自由的界限。将公民权的特权限制在白人范围之内曾一直是美国民主实践中的重要内容。只有在一种危及国家生存的危机之中，它们才会被一种同时包含了黑人和白人、主张人人平等的共和国理想所取代，尽管这种取代是暂时的。美国是一个"白人的政府"，这种思想在内战前流传的非常广泛，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在他的一个否决咨文中声称，联邦政府对黑人权利的保护违背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民的全部历史经验"。
重建共和党人的权利普世主义也有自己的局限性。1869年，在他那篇极为精彩的名为"混合民族国家"（CompositeNation）的演说中，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谴责了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和歧视。美国的命运，他宣称说，就是超越种族，为"来自全球每一个角落的、为一个共同追求民族自由的理想所激励而来到这里"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一年之后，查尔斯·萨姆纳提出，将"白人"一词从移民归化的资格要求中废除，但遭到来自西部州参议员们的竭力反对。在后者的坚持下，联邦政府对归化法作了修改，允许外来非洲人有资格获得公民资格，但亚洲移民仍不能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国籍的种族界限被再次重新划定，而不是被废除。修改后的归化法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同时存在在亚裔-美国人的社区中制造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割状态。进入20世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外来亚洲移民不能成为公民，但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子女却可以自动地成为美国公民。
妇女的权利
"摧毁奴隶制的这场斗争，"来自费城的律师悉尼·乔治·费希尔（SidneyGeorge Fisher）在日记中写道，"极大地增加了公众对自由和平等的热情。"然而，妇女权利的鼓动者们却遭遇了重建时期对追求平等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妇女运动的参加者把重建看成是争取自身解放的一个黄金机会。妇女们与黑人一样，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宣称，也已经进入了一个"从奴隶制进入自由制的转折时期"。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奥林皮亚·布朗（OlympiaBrown）也指出，对宪法的改写为把种族和性别与自由的恩赐相分离提供了机会，也为将"黑人和妇女融合在公民群体之中"提供了机会。
《妇女选举权代表团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演说》。1871年2月4日刊登在《弗兰克·莱斯勒插图新闻报》的版画。
奴隶制的灭亡促使女权主义者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使自由劳动的承诺对妇女来说成为现实。新女权运动的杂志《鼓动者》（TheAgitator）是由玛丽·利弗莫尔（MaryLivermore）主编的，利弗莫尔在内战时期曾经领导过为救助联邦士兵而进行的筹款活动。杂志的每一期都刊登相关的报道，批评妇女所面临的有限机会和妇女在进入劳动市场之后所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其他女权主义者则探讨如何争取"已婚妇女的自由"。许多女权主义者所关切的主要问题包括放宽离婚法的限制（这些法律通常要求出具通奸、丈夫抛弃家庭或妻子受到极度残酷虐待的证据，才能终止婚姻）和承认"妇女有权控制她自己的身体"（包括保护自己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和为后代称为"节制生育"的权利）。"我们这个腐朽不堪的婚姻制度，"一位俄亥俄州的妇女写道，"是妇女自由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女权主义者与激进派
有关妇女选举权和婚姻关系的重新设计之类的话题在男性听众中几乎找不到同情者。即便是激进共和党人也把重建看成是"黑人的时刻"（Negro'shour，即此刻只为黑人男性争取权利）。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有一条款对州剥夺任何一群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做出了惩罚的规定，但它同时也第一次将"男性"这个词引入宪法之中。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只把基于种族之上的选举权歧视视为非法，而对基于性别之上的歧视却置之不理。这些法律在女权主义者与激进派之间和在女权主义者内部都带来了极不愉快的分裂。
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领袖，如斯坦顿和苏珊·B.安东尼，对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表示反对，因为它没有赋予妇女以选举权。她们对自己原来的废奴主义运动的盟友进行了谴责，将女权运动与其早期废奴主义传统割裂开来。她们偶尔会诉诸于带有种族和族裔偏见的语言，强调本土出生的妇女比非白人妇女和移民妇女更应得到选举权。"帕特里克（Patrick）、桑波（Sambo）、汉斯（Hans）和容桐（YungTung）之类根本就分不清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斯坦顿说，他们根本无权"为［女权主义者领袖］柳克丽霞·莫特制定法律"。然而其他的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如阿比·凯里和露西·斯通等，却认为，尽管重建宪法修正案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代表了走向真正的全民选举权的开始，应该得到女权运动的支持。争论的结果是女权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9年产生了两个相互敌视的女权运动组织------由斯坦顿领导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和由露西·斯通任主席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merican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直到19世纪90年代，两者才得以重新联合起来。
即便重建否定了从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对自由的种族性界定，但它基本上没有触动自由的性别界限。当妇女们企图利用改写的法律和宪法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时，她们发现，联邦法院对她们的请求毫无同情之心。迈拉·布拉德韦尔（MyraBradwell）曾启用自由劳动的思想来挑战伊利诺伊州的一项只准男性从事法律行业工作的法律，但联邦最高法院在1873年驳回了她的要求。大法官们声称，自由劳动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妇女，因为"上帝的法律"已经指定妇女只能待在"家庭领域"之中。
尽管它们有局限，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和1867年重建法代表了美国和世界历史一个富有激进意义的开端。在所有的于19世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中，美国在解放奴隶后几年之内，就赋予了前奴隶与白人同等的公民权利。"我们与那个死亡的过去彻底分手了，"来自威斯康星的共和党参议员蒂莫西·豪（TimothyHowe）写道，"我们锁定了［未来］100年航程的前进方向。"1867年的重建法也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跨种族民主的试验。
南部的激进重建
"自由的警钟"
重建法通过之后，前奴隶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在大型群众集会上------由男人、妇女和儿童参加的社区集会------非裔美国人声称拥有平等的公民资格。亚拉巴马的一次黑人会议宣称，黑人应该享有"与白人完全平等的特权和豁免权。我们不要求更多的权利，但我们决不会接受更少的权利"。
这些集会激发起要求补偿黑人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的直接行动。在南部的城市里，成百上千的黑人参加了"静座"（sit-in）示威，要求废除马拉公交车上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植园的工人也组织起来，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男男女女的演讲者在整个南部动员群众。弗朗西斯·艾伦·沃特金斯·哈珀（FrancesEllen Watkins Harper）曾是一名黑人废奴主义者，此刻她开始了一次两年之久的演讲旅行，就"读书识字、土地和解放"等举行演讲。詹姆斯·林奇曾在1865年与其他黑人领袖一起会见过谢尔曼将军，成为了共和党集会的组织者。他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用当时一位白人的话来说，以"流畅和优雅"的演讲而闻名，他能在他的听众中"激发起阵阵激情"，而"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
黑人们决心要行使他们作为公民的新权利，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与共和党有密切联系的联邦同盟（UnionLeague），绝大部分合格的非裔美国人参加了选民登记。詹姆斯·格林（JamesGreen）曾经是亚拉巴马州黑尔县的奴隶，此刻他担任了联邦同盟的领袖，后来还在亚拉巴马的立法机构中任职8年。19世纪80年代，格林在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我原来处于一种完全的蒙昧无知的状态，除了服从主人之外，我什么也不懂；我们中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但是自由的警钟响了，敲开了我们的门，我们肩负着责任，像自由人一样走出来。"
1870年，所有前南部同盟州都被重新接纳返回了联邦，在这个战前共和党根本不存在的区域，所有的州政府此刻都为共和党所控制。新的州宪法是1868---1869年由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包括大批黑人选民参加的公民机构起草的。这些宪法与它们所取代的旧宪法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它们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的公共责任，建立起南部第一个由州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体制，建立起新的监狱、孤儿院和精神病院。这些州宪法也保障了公民的民事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废除了战前的一些做法，如惩罚犯罪所使用的鞭刑、竞选公职所要求的财产资格以及因欠债而导致的监禁等。有几个州开始曾禁止前南部同盟的官员参加选举，但这项限制很快为新的州政府所废止。
《南部的选举动员》，这幅刊登在1868年7月25日《哈珀周刊》上的版画描绘了一个演讲者在南部乡村的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讲的情形。妇女与男人一起参加了这类基层活动。
黑人官员
在整个重建时期，黑人选民构成了共和党的主要支持力量。与他们的对手所指责的不同的是，非裔美国人并没有能够控制重建的政治。最高的职位几乎全由白人担任，只有在黑人占人口60％的南卡罗来纳州，黑人议员才构成了州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尽管如此，重建时期有2000多名非裔美国人担任公职，这一事实代表了南部政治权力的一种根本性的转移，也代表了美国政府历史上一个新的开端。
在每一级政府中，非裔美国人都有代表。有14名非裔美国人当选进入了国会众议院。两名黑人在重建时期进入了国会参议院，两人都来自密西西比州。海勒姆·雷维尔斯（HiramRevels）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在伊利诺伊接受教育，内战期间在联邦军队中担任随军牧师。1870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参议员。第二名黑人参议员是布兰奇·布鲁斯（BlancheK. Bruce），他曾经是一名奴隶，于1875年当选为参议员。从那时起，只有3名非裔美国人------马萨诸塞的埃德华·布鲁克（EdwardW. Brooke，任期为1967---1978年）、伊利诺伊的卡罗·莫斯利·布拉姆（CarolMoseley Braum，任期为1993---1998年）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任期为2005---2009年）------在参议院担任议员(3)。
路易斯安那的平克尼·B.S. 平奇贝克（PinckneyB. S. Pinchback）出生在佐治亚，是一名白人种植园主和一名自由黑人妇女结合所生的后代；他曾在1872---1873年冬短暂地担任过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州长。一个多世纪之后的1989年，L. 道格拉斯·怀尔德（L.Douglas Wilder）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才有了第二名黑人州长。重建期间，约有700名黑人担任州立法机构的议员，许多人担任了地方官员，职务包括地方治安官、警长、税收官和警察等。黑人官员和他们的白人盟友的出现给南部的生活带来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变化，他们的存在保障了审理受到刑事犯罪指控的黑人的陪审团中包括了黑人陪审员，保障地方政府在修建公路、估算税收和救济贫困等方面做到公平和公正。
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两州聚集了南部最富有的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黑人社区，最有名的黑人官员并没有经历过奴隶制。除此之外，一些重建时期的黑人官员是在战后才移居到南部去的，如担任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法官的乔纳森·赖特（JonathanJ. Wright）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大部分黑人官员都是由前奴隶构成的，他们在当地黑人社区中通过参加联邦军队、担任牧师、教师或有技能的工匠，或参加联邦同盟的组织工作等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名气。罗伯特·斯莫尔斯（RobertSmalls）是最知名的黑人官员之一。内战前，他曾在查尔斯顿的码头上当奴隶劳动力，1862年他秘密地把南部同盟的一艘命名为"种植园主"（Planter）的舰船中引出查尔斯顿海湾，送交给联邦军队，此事使他名声大震。斯莫尔斯在南卡罗来纳的海岛地区成为了很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人物，连续5次当选为国会众议员。
"携带皮囊者"和"无用的牲口"
新南部政府也将一批新的白人带入了权力中心。许多重建官员是北部人，他们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决定战后在南部安家定居。他们的敌人把他们称为"携带皮囊者"（carpetbaggers），意指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行装都打包装在一个皮箱里，离开家乡，到南部来捞取官职。一些"携带皮囊者"无疑是腐败的冒险和投机分子，但大部分人是前联邦军队的士兵，他们在战后政治前景尚不明朗的时候就决定留居南部。还有一些人是土地和铁路投资人，他们把战后南部看成是一个机会，希望自己既有可能在其中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进步，又能在帮助南部"用文明取代奴隶制"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教师、自由民局官员和其他抱着帮助前奴隶的理想而来到南部的人构成了"携带皮囊者"中另外一个大的群体。
然而白人共和党人中的大多数是出生在南部的人。前南部同盟分子把这些人视为南部和白人种族的叛徒，把他们称为"无用的牲口"（scalawags），并对他们表示出最大的鄙视。一些南部出生的共和党人实际上是很有地位的富人，如詹姆斯·奥尔康（JamesL. Alcorn）。他是密西西比州最大的种植园主之一，也是该州的第一名共和党人州长。
"无用的牲口"中大部分人是来自南部乡村的白人农场主，他们不曾拥有过奴隶，许多人是战时的亲联邦派，此刻他们与共和党人进行合作，防止"反叛者"重新回到政治权力中心来。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则希望重建政府能够帮助他们收回战时发生的经济损失。他们希望州政府停止收缴债务，立法对小财产所有者进行保护，避免他们的房屋落入债权人的手中。在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等州，共和党人开始曾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白人选民少数群体。即便在南部腹地，一个小规模的白人共和党选民群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南部的人口几乎非常平衡的被划分成两个部分：黑人（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投票支持林肯的政党）和白人（绝大多数都投民主党的票）。
当权的南部共和党人
从它们所面临的不可思议的挑战来看，激进重建时期的南部政府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不是它们如何在许多方面遭遇了失败，而是它们如何尽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也许，它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南部建立起了第一个州政府资助的公立教育体制。这个新教育体制同时为黑人和白人儿童提供教育，尽管学校通常实施种族隔离。在重建时期，只有新奥尔良市的公立学校实行的是黑白合校制；只有在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才接受黑人学生（在其他地方，种族隔离的大学得以建立）。内战之前的南部，教奴隶识字是一种犯罪活动，南部政府对贫穷白人的孩子接受教育的事情几乎不闻不问，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南部的白人和黑人儿童都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学。新的州政府在民权立法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州政府将在铁路、旅馆和其他的公共场所实行种族歧视的做法定为非法。这些法律的实施因地而异，差别很大，但重建第一次在州一级建立起一种平等公民资格的标准，对黑人享有公共设施的平等权利予以了承认。
各州的共和党政府还采取行动，对乡村劳动力予以支持，推动南部经济的恢复。政府立法保障了农业工人和分成租佃农对收获的庄稼有优先的处置权，而不是土地的商业债权人。南卡罗来纳建立了一个州土地委员会来处理相关问题；到1876年时，这个委员会将14000户黑人家庭和少数贫穷的白人家庭安置到他们自己拥有的农场上。
追求经济繁荣
在追求南部的经济增长和为非裔美国人和贫穷白人创造机会方面，重建时期的州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而不是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它们认为，修建铁路是将南部转化为一个拥有兴旺发达的工厂、蓬勃发展的城市和多元化农业的社会的关键。"一个自由的和有活力的共和国，"一位田纳西的共和党人说，将"从铁路的轨道中跳跃出来"。每个州在重建时期都拨款资助铁路的修建，并通过减税和其他的刺激手段，吸引北部的制造商到南部来投资。这些计划带来了正面和负面相间的结果。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疲软的状态，因为西部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很少有北部的投资者愿意到重建时期的南部来冒险。
对于它们的支持者而言，激进重建的政府呈现了一个既有成就、又充满失望的复杂模式。南部没有出现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大部分的非裔美国人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然而另一方面，一个跨种族的民主政府，作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生事物，在南部的许多地方进行有效的运作。公共设施得以修建和扩展，公立学校体系得以建立，法律法规将种族主义清洗出去。从殖民地到1867年一直主导南部政治的保守精英势力被排斥在政治中心之外，与此同时，贫穷的白人、北部的新来者和前奴隶们参与了政治投票，组成了法庭的陪审团、制定和执行法律。"我们经历了我们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一位南卡罗来纳的律师在1871年写道，"这［种变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正因为这场变化进展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重建才会遭遇如此极端的反对。
颠覆重建
重建的反对派
南部的传统领导人------种植园主、商人和民主党的政客------非常痛恨新的重建政府。他们把这些州政府斥为是腐败的、无效的，是"黑人至上"的典型。公共生活中的"知识、美德和爱国主义"，一位有名的南部民主党人愤怒地抗议说，被迫让位于"愚昧、愚蠢和邪恶"。重建时期的确存在着腐败现象，但这不是只发生在某一种族、区域和党派的事情。迅速增长的州政府预算以及从公共资助获取的利润在一些州创造出一种对影响力的争夺，衍生出行贿、内线交易和迅速致富的气氛。南部出现的营私舞弊与那些年里由"威士忌帮"（WhiskeyRing）和纽约的特威德帮（TweedRing）所实践的种种舞弊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前者牵扯到格兰特政府中的许多高官，后者则是由民主党控制，其窃取公共资金的数量达到上百万美元（见下一章的讨论）。为了支付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的费用和为了资助铁路的修建，南部政府增加了税收，这也成为反对重建的另一个原因。一些原来支持重建政策的贫穷白人，当看到自己的经济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时，反过头来加入到反对重建的阵营中。
然而，反对重建最根本的原因是南部白人中的绝大部分不能接受前奴隶们可以参加投票、担任公职和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思想和实践。为了恢复南部公共生活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实践，保证给他们自己准备一支受到严格控制的、可靠的劳动力队伍，南部的种植园主认识到，他们必须推翻重建。反对者们为了结束共和党的统治，发动了一系列使用暴力手段的攻势。他们的行动给南部的重建政府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恐怖统治"
内战虽在1865年结束，但暴力活动继续在南部的许多地方存在。重建初期，暴力活动基本上是地方性的和无组织的。如果黑人在城市街道上拒绝给白人让道，或使用"侮辱性"的语言，或对年终结算的劳动合同表示异议，或企图购买土地，他们都有可能受到攻击，甚至被谋杀。1867年后出现的专门针对新建共和党政府的暴力活动则更加深入全面，并完全受到政治原因的推动。在南部的广大地区，各种各样的秘密组织纷纷出现，目标在于阻止黑人前去投票，并通过暗杀地方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来击溃共和党的基层组织。
这类组织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三K党（KuKlux Klan），它事实上一直扮演着南部民主党军事工具的功能。从1866年在田纳西建立后开始，三K党一直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它很快蔓延到了南部境内各州。在种植园主、商人和民主党领袖等自命为南部的"受人尊敬的公民"的领导下，三K党进行了美国历史上许多最残忍的犯罪行为。在许多县，它发动了一场被一位受害者称之为"恐怖统治"的运动，打击黑人和白人共和党人中的领袖人物。
受三K党迫害的白人共和党人中有在内战时期支持过联邦的人、地方官员、教师和政党组织者。威廉·卢克（WilliamLuke）是一个出生在爱尔兰的教师，1870年他因在黑人学校教书遭受私刑摧残而死。然而，暴力袭击的主要受害者是非裔美国人------地方的政治领袖、设法购买了土地的人以及其他以不同方式对白人至上主义传统进行挑战的人。在南卡罗来纳的约克县，几乎全县的白人都加入了三K党（妇女参加了为三K党成员缝制其穿戴的白袍和头罩的工作）。这里的三K党进行了11次谋杀和数百次的鞭刑。
有时候，暴力活动会从对个人的攻击上升成为一种群体参与的恐怖主义活动乃至地方性的武装反叛。1871年，在密西西比的默里迪恩（Meridian）有30多名黑人，连同一名白人共和党人法官，一起遭到残忍的杀害。重建时期最为血腥的暴力事件是1873年在路易斯安那的科尔法克斯（Colfax）发生的。当地的武装白人用一门小型迫击炮攻打这个小镇。数百名前奴隶被杀死，包括50名已经投降的黑人警卫队的成员。
因为它们无法镇压三K党的暴力行动，新南部的州政府向华盛顿发出呼吁，请求帮助。1870---1871年，国会通过了三个实施法，将恐怖主义组织宣布为非法，授权总统动用军队镇压恐怖主义组织。这些法律继续扩大了联邦政府在重建时期的权力。它们将那些意图剥夺公民民事和政治权利的行为定义为触犯了联邦法律的罪行，而不是对州法的违反。1871年，格兰特总统派出联邦执法官，并在一些地方还派出军队予以协助，去抓捕数百名被指控为犯有罪行的三K党成员。许多三K党的头目们纷纷逃离南部。在经过了一系列广泛报道的审判之后，三K党逐渐销声匿迹。1872年，自内战开始之后，和平第一次回到了前南部同盟区域内的许多地方。
自由派共和党人
尽管格兰特政府对三K党的恐怖主义做出了有效的回应，在19世纪70年代，北部对于重建的支持却在逐渐减弱。许多激进派共和党人，包括1868年去世的撒迪厄斯·斯蒂文斯，离开了政治舞台。他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另外一些政客所占据，而后者并不热心于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北部人同时也越来越感到，南部应在没有华盛顿的干扰之下自行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联邦政府已将奴隶们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赋予了他们公民地位，还给了他们选举权；现在黑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而不应再要求联邦政府给予进一步的帮助。
1872年，一群很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组成自己的政党。他们对格兰特政府内部的腐败十分痛恨，认为联邦政府在内战中和战后所扩大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钳制。这些自由派共和党人包括了曾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的莱曼·特朗布尔和类似《民族》杂志主编戈德金（E.L. Godkin）这样赫赫有名的编辑和新闻记者等。他们把自己称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并提名《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Greeley）为总统候选人。
起初，自由派与格兰特政府的分裂与重建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声称，北部腐败的政客们通过操纵移民和劳工选民的选票而进入获得权力，而像他们这样才能出众的饱学之士反被撇在一边。民主党对重建的抨击在自由派那里遇到了知音。如同在北部，他们自认为是南部的"最优人才"，但却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而那些"愚昧无知"的选民却控制了政治，产生出大量的腐败和恶性政治。南部的权力应该回到这个地区的"自然的领导人"手中。在1872年的竞选中，格里利反复呼吁美国人忘记内战和重建，要"跨越流血的鸿沟，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格里利一直在痛斥民主党人，开始是以辉格党人的身份，后来又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共和党的分裂给民主党人带来了一个修复自己政治命运的机会。所以，民主党也加入到支持格里利的阵营之中，把他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许多基层民主党人感到难以接受格里利，在选举那一天干脆待在家里，不去投票，结果导致格里利惨遭失败。格兰特所获得的多数票高达70多万张民选票，这是19世纪总统选举中最大的胜负差额。然而，格里利的竞选将一个自由派改良主义者和民主党人都赞同的一个问题提上了北部的议事日程------一个新的南部政策。
北部的退却
自由派对重建的攻击在1872年后继续进行，导致了北部种族主义思想的再度兴起。新闻记者詹姆斯·派克（JamesS. Pike）是格里利最得力的支持者之一。1874年，他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名为《被征服的国家》（TheProstrate State）的书，记述了他对南卡罗来纳的访问和所见所闻。在他的笔下，这个州陷入政治腐败的汪洋大海之中，财力为政府的铺张浪费所耗尽，政权掌握在"一个由黑色野蛮人构成的群氓"手中。南部的问题，他认为，来自于"黑人政府"。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将政治权力重新交给白人领袖们。那些曾经长期支持重建的北部报纸此刻开始谴责黑人对南部政府的参与。它们也通过图画来表达它们的观点。那些原来将前奴隶描述成内战英雄、挺身而出的公民或南部暴力受害者的版画，此刻逐渐为讽刺画所代替，新的图画把黑人描画成与毫无节制的动物相差无几的人。种族主义的抬头为重建的所谓"失败"提供了一种非常便利的解释。
其他事件也打击了北部继续支持重建的决心。1873年，美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在经济问题的压力之下，共和党人没有心思继续对南部问题给以更多的关注。经济萧条也给南部带来沉重的打击，使共和党人企图恢复南部经济活力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在1874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重要的斩获。自内战以来，民主党第一次赢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在新的国会开始之前，旧国会通过了重建时期的最后一部立法，即1875年民权法。该法废除了如旅馆和戏院这类具有公共职能场所中的种族歧视实践。显而易见的是，北部公众正在从支持重建的立场中后退。
联邦最高法院也削弱了国会制定的对黑人权利的保护。在屠宰场案（1873）中，路易斯安那州的一群屠宰场主因遭到州垄断政策的排斥，向法院起诉，声称他们享有的、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平等法律保护权遭到了侵犯。大法官们拒绝了他们的诉求，宣称这条修正案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联邦制。大多数的公民权利，法院的判决说，仍然为各州所控制。三年之后，在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对实施法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将一些对1873年科尔法克斯屠杀负有责任的人的有罪判决宣布为无效。
《早期的种植园家园》，1872年由纽约市著名的柯里与艾夫斯公司制作的版画，表现一种怀旧情感，把奴隶制时代当成黑人享有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来描述，而此刻重建正在进行之中。
救赎者的胜利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重建已经处于守势状态。在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民主党已经拥有大量的白人选民支持，重新赢得了州的控制权。获胜的民主党人把自己称作是"救赎者"（Redeemers），因为是他们将白人的南部从腐败、不良政府治理、北部和黑人统治之中"拯救"了回来。
在那些共和党政府得以幸存的州内，暴力活动再度频频发生。这一次格兰特政府不再希望进行干预。从前三K党的活动是在夜间由遮头蒙面的人进行的，这次却不同，1875---1876年的暴力活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似乎是在高调宣扬民主党的自信，他们对华盛顿不再有任何畏惧感。1875年，在密西西比州，来福枪俱乐部公开进行操练，侮辱和谋杀共和党人。当缅因出生的州长阿尔伯特·埃姆斯（AlbertAmes）近似发疯地向联邦政府求助时，格兰特总统回答说，北部的公众已经对南部问题感到"厌烦"了。在选举日，武装民主党人捣毁了投票箱，将前奴隶们从投票站赶走。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大获全胜，密西西比州的重建也因此而终结。"一场革命在这里发生了，"埃姆斯写道，"一个种族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将被遣送回到......一个遭受第二次奴役的时代。"
1876年，同样的过程在南卡罗来纳发生。民主党人提名前南部同盟将军韦德·汉普顿（WadeHampton）为州长候选人。汉普顿承诺要尊重本州所有公民的权利，但他的支持者们受到密西西比州民主党战术的影响，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威胁和恐吓攻势。民主党人一定要赢得选举，一个种植园主告诉一个黑人官员说，"即便我们不得不从没膝深的血水中蹚过去"。
富有争议的选举和1877年的交易
南卡罗来纳的事件直接影响到1876年的总统竞选。共和党提名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特·海斯（RutherfordB. Hayes）继承格兰特的总统职位。民主党选择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SamuelJ. Tilden）作为海斯的竞争对手。此时，南部的州政府中只有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继续留在共和党人手中。三个州的选举结果都非常接近，谁赢得了这些州就将成为下一任总统，但两个政党都声称自己赢得了这些州的选举。
因为这些州无法自行解决选举的争执，国会于1877年1月任命了一个由参议员、众议员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内的共15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共和党在委员会中占有8对7的多数。所以，委员会不出所料地以这个优势决定：海斯应该获得所有有争执的选票，从而当选为总统。就在委员会讨论如何解决选票争端的时候，两党领袖们也在幕后展开了谈判。海斯的代表认可了民主党对整个南部的控制，并同意联邦政府不再干预地方的事务。他们同时保证，海斯将任命一名南部人在内阁中担任邮政总监的职务，还将为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争取联邦资助，这条铁路线预计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南部线。民主党人则承诺，不会干扰海斯就任总统，并会尊重黑人的民事和政治权利。
1877年的幕后交易就这样达成了。交易的所有内容并没有全部得到落实，但海斯顺利就职成为了总统，他也任命了田纳西的戴维·基（DavidM. Key）为邮政总监。海斯很快命令负责保卫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两州州政府所在地的联邦军队撤离，为民主党的竞争者当选为两州州长扫清了障碍（与传说相矛盾的是，海斯并没有从南部撤除最后一名联邦士兵------他只是命令他们撤回到当地军营中）。然而，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公司从来没有得到联邦土地的赠予。更为重要的是，获胜的民主党人并没有保持他们做出的将黑人视为平等公民的承诺。
重建的结束
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对奴隶制消亡之后对国家秩序所做的一种调整------重建将1877年之后一直继续进行下去。黑人继续参加投票，而且直到19世纪90年代继续在一些州里担任公职。然而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即由共和党人控制着相当一部分南部区域，黑人行使着很有分量的政治权力，联邦政府承担起保护所有美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这种意义上的重建此刻走到了尽头。尽管它有其内在的局限性，重建是美国自由故事中的一个辉煌篇章。要等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才会再度努力，将平等权利赋予美国奴隶的后代们。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时会被称作是"第二次重建"。
当重建尚在进行时，它已经揭示了19世纪对自由的讨论中衍生而来的一些问题。给黑人选举权，但拒绝让他们享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这种政策强化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由的公民有可能是一个贫穷的、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力。重建将一个即将主导未来半个世纪的政治讨论的问题放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之上------即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如何界定自由的经济内涵。
********
阅读建议
********
Carter, Dan T.When the War Was Over: The Failure of Self-Reconstruction in the South,1865-1867 (1985). 该书是对总统重建时期的南部历史的深入研究。
Du Bois, W. E.B.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935). 第一部对重建史学"传统学派"观念和历史写作中的种族主义提出全面挑战的著作，传统观念将重建描述成为是一个不良政府统治的时代，而导致不良政府的原因在于黑人获得了权力。
DuBois, Ellen C.Feminism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s Movement inAmerica, 1848-1869 (1978). 探讨了宪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对妇女的排斥如何导致了一个不再与废奴运动传统相联系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产生过程。
Edwards, Laura.Gendered Strife and Confus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Reconstruction (1997). 讨论了与性别相关的问题如何影响了南部重建的进程。
Fields, BarbaraJ. Slavery and Freedom on the Middle Ground: Mary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Century (1985). 一部关于奴隶制与奴隶解放在一个关键的边界州的历史。
Foner, Eric.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1988). 一部关于重建时代的最全面的近期研究著作。
Hahn, Steven. ANation under Our Feet: Black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Rural South fromSlavery to the Great Migration (2003). 一部关于黑人政治活动的研究著作，强调民族主义的意识和离开南部的移民活动。
Hyman, Harold M.A More Perfect Union: 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on theConstitution (1973). 该书分析了重建时期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如何改变了美国宪法以及所有美国人的权利。
Litwack, Leon F.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The Aftermath of Slavery (1979). 一部关于奴隶制刚结束之后的情形的深入研究著作，讨论了不同种类的黑人和白人对奴隶解放的反应。
Rable, George C.But there was No Peace: The Role of Violence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1984). 关于重建时期南部暴力活动的唯一一部全面性研究著作。
Ransom, RogerL.,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Emancipation (1977). 两位经济史学家讨论南部产棉地区的经济体制从奴隶制到分成租佃制转换的过程。
Richardson,Heather C. The Death of Reconstruction: Race, Labor, and Politics in thePost-Civil War North (2001). 一部研究导致北部从支持重建事业中后撤的各种原因的著作。
Rodrigue, JohnC. Reconstruction in the Cane Fields: From Slavery to Free Labor in Louisiana'sSugar Parishes, 1862-1880 (2001). 该书是关于经常被忽略的南部地区在奴隶制结束之后的经历的研究。
Summers, Mark W.Railroad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Gospel of Prosperity: Aid under the RadicalRepublicans, 1865-1877 (1984). 该书细致研究了南部州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以及伴随有时这种努力的政治腐败现象。
Trefousse, HansL.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Lincoln's Vanguard for Racial Justice (1969). 一部关于激进重建的政治史，覆盖从内战前到重建结束这一时期。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