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3）

下卷
第二十一章 七千人大会上的较量

大量饿死人的事发生后,各级领导人以保境安民为主,不大听中央的瞎指挥了。一 个突出的问题是粮食调不上来了。1961 年全国征购粮食 720 亿斤,中央上调 60-70 亿斤。 九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 亿斤。到 11 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 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 食供应全面告急,中央忧心如焚。遂决定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 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分 领导干部参加。因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分散主义。

大会于 1962 年 1 月 11 日开幕。没有隆重的开幕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把主题 报告的草稿发给大家,与会者在宾馆住地阅读文件。12 日-14 日分组讨论。各组议论纷 纷,反应强烈。集中到一点是不同意报告(草稿)中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调不上粮食 来当然是分散主义,但文章顺势做下去,把大跃进以来“政治设计院”的一切胡思乱想 所造成的恶果,都归结为分散主义,都要省以下负责,地方干部就不干了。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 问题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 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

一位县委书记感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 年心里憋着一口气, 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 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 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一种不 正常的心理,好像给蛇咬了一样,见草绳也害怕。1961 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 惊,关照群众多了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

许多省委书记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 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 原本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把饿死人的责任推下去,见地方各级干部顶得很厉害,就改变 了策略,16 日他提议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统一思想,然后再写稿子、起草委员 会有 21 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还有 5 人是执笔 的秀才田家英等。起草委员会 17 日开始工作,每天下午讨论。这个阵容包括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的主要成员和六个大区书记,毛泽东要观察每个人的态度。他重申三不主义,实 际上还是记账、钓鱼。

1 月 18 日,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 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 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大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的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伟 晶石。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我们党内 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 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

这时邓小平插话:“毛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 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 大家一起搞的。’”平心而论,彭真的发言,讲话,方向还是为毛辩护。没有毛泽东,就 没有劳民伤财饿死人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这个大错误,毛泽东应负 99%的责任,而不是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问题。要支部书记和毛泽东平摊责任是不公平的。革命胜利的功 劳为什么不这么平摊?就是这样一个小批大帮忙的讲话,成为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 个被打倒的原因。

把毛泽东琢磨透了的周恩来,绝不提毛泽东成立“政治设计院”让自己靠边站的旧 账,仍以自我批评为主调:“在目前的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 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 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 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 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 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 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 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知道, 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周恩来没有什么责任,他把自己摆进去,一口一个“我们“,就是动 员大家把责任承担下来,保毛泽东渡过这一关。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向彭真发难:“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 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 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 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 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 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陈伯达说他“编辑主席语录”是怎么回事呢?七千人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中央书 记处具体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以后这三年的文件和指示,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 说:“毛主席的出发点是这样:只讲过去我们错误的责任,应该是中央第一,省第二。。 各省去传达,就不肯讲中央有责任,自己担起来了,主席说,这不合实际,所以主席要 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 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 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 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 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得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 许多问题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书记处的责任。因 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陈伯达丑表功说他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 录,就是邓小平说的这个本本。这是书记处为毛泽东背过。将为讳过作为指导思想从大 量毛的讲话中选编只言片语,完全可以把毛泽东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先知。这是毛泽东在 文化大革命中对刘邓加以区别,对邓网开一面的原因。

周恩来、邓小平的高姿态、高风格一摆,各中央局书记就知所趋处了。起草委员会 同意报告草稿的框架,原来的三个问题不变,只是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 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多讲成绩,少讲缺点,还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只是把小标题改为 “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开了四天会最重要的成果是这 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 是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性意见,那么 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 地纠正。

1962 年 1 月 27 日子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 2 时,当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 东主持会议,他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刘少奇同志 报告。”

刘少奇的开场白是:“中央通过的书面报告已经发给了大家,我就不再宣读了。我准 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他只有一个提纲,一气讲了三个钟头。

  对于形势的估计,刘少奇讲了实话。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 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 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吃、穿、用都不足,为 什么不足?这是因为 1959、1960、1961 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少 的百分数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 1961 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 40%, 或者还多一点。1962 年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 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 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先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 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的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 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 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

这种困难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 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 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从 1958 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 要原因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 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 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 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 生产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 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 见那里天灾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 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 怎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宣传部门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饰错误的第一 块遮羞布,在饿死人最严重的 1959 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吧“人祸”压下去。1959 年秋天, 《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秋粮大丰收的消息:说江西取得了“桓古未有的大丰收”, 农民“生活显著上升”;河北“粮食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 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齐报秋粮丰收”。到 1960 年夏天,又报《从长 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农业大丰收的序幕》。到 1960年“十一”国庆节,才有高人指点, 把饿死人的“人祸”转嫁到“天灾”头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突然宣布:“两年来, 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接着又说:“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 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这篇社论 告诉人们:粮食紧张,压低定量是天灾造成的;饿死人的事情一个也没有,这是中央统 一的宣传口径,不管看到什么,也得按照这个口径说话,否则就要犯下攻击人民公社的 大罪。经过一番铺垫以后,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 1959 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 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点严重自然灾害。”后因情况未见好转, 又顺延一年,变成“三年自然灾害”。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 “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要老天为饿死人的事情承担 30%的责任,仍然是要减轻毛泽东 的罪责,因为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此事的科学数据见上海 学者丁辉撰写的长文《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发表在《方法》杂 志 1988 年第三期。该文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 1895-1979 年全国历年旱涝等级资料中 120 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 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但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让他承担 70%的责任他也受不了。毛泽 东提出反分散主义,就是要省、地、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为他背黑锅,由他—--这位 永不犯错误的领袖—--出来纠正全党的偏差。印发的书面报告罗列了 12 条成绩,4 条错 误,16 条经验教训。报告的基调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三面红旗光辉照 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前进。”羞羞答答地承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 难,还是相当严重的。”继续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公社化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灾难性后果 文过饰非,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批评下面说假话,不实事求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 这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极大反感。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是这次会议上的基层干部,大跃 进、公社化以来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虚报产量,强迫命令,拆房,扒坟,砸社员的 锅,共生产队的产,强迫老百姓搞深翻,放农业“卫星”,放钢铁“卫星”,反瞒产私分, 浮肿病,饿死人,他们都有责任,但难道不是上级硬逼着让这么干的吗?!想当初我们 不这么干,有多少人被拔了“白旗”,有多少人受了处分!(后来甄别平反时,邓小平说, 全国在反右倾、拔白旗、反瞒产三个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包括社队一级干部有一千 万人。)如今怎么上级那么马列,把屎盆子全扣在县以下各级头上呢?

刘少奇借用群众语言,说造成工农业大减产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际 上是对书面报告的否定。弄出七分人祸来,,三面红旗不那么光鲜了。他继续说:“过去 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和 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 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 湖南一个地方去,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 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听了这一番话心中大为不悦;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个指头 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是我说的,即使要纠正,过两天我讲话自己纠正,你刘少奇抢这个 头彩是什么意思?把我的威信打下去,把你的威信树起来!全国三七开还不行,还得说 有些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就是要动摇总路线。他心中暗暗记下一笔 账:黑暗风。后来在十中全会才出来算账。

“其次,讲一讲三面红旗问题。”毛泽东听到这里歪过头来看着刘少奇。只听刘少奇 说:“‘三面红旗’我们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 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 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你刘少奇要从根本路线上否定我,好,走着瞧吧。 毛泽东心里又记下一笔账:1962 年的右倾。

刘少奇这次讲话,引起毛泽东的嫉恨,却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家感到 中央讲了实话,不再戴着假面具教训人了。刘少奇每天都抽出时间,参加各省讨论会听 取意见,也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三年饥荒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 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己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 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彭德怀同志可 以平反,错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动,总不能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听说青年女 工刘桂阳(就是举着“打倒毛泽东”的标语牌闯中南海的那个)被郴州法院定为敌我矛 盾,判了五年徒刑,刘少奇还特意到湖南组嘱咐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回去要给那个女 工平反。

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 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舞台,他给毛泽东 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上再放异彩。林彪 1 月 29 日大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 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 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 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 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力 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人民翻了身,党 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正应该迈开大步向前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 当然在执行中,不能把总路线的各个部分分离开,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检一个,丢一个,那就错了。说明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 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 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 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 跃进。因为那种指标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的,用它衡量大跃进,首先就是不符合事实的。 要根据现实情况来比,根据各国情况来比,这是大跃进。即使去年今年和明年数字低, 仍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 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 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 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 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 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

  往下听,这个林彪,还有精彩的: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 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 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 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同志 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 是把事情往“左”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样,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 党外都是有的,如彭德怀就算一个,庐山会议暴露得很清楚。凡是“左”的右的,都是 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东西,是 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 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 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比之我们某些同志的只是一股蛮劲不 同,也与某些同志没有劲,不振作,没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中,最主要的 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 办事。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 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 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 更好起来。

这一段话如醍醐灌顶,把个毛泽东说的五体通泰,六神皆安。他底气更足了。只要 有林彪支持,就不怕你们—刘、周、朱、陈、邓联合起来反对我;刘少奇你胆大包天, 把你培养成为第二号人物,你竟然企图从路线上清算我,要否定三面红旗,好吧,走着 瞧吧。现在是困难时期,一些棘手的难题先让你们去解决,账将来再算。1967 年 4 月 12 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会上的自我批评,他的请求大家批评的高姿态,全是假的。 乱世奸雄林彪,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的谎言:一个是饿死 3700 万人,他还说

“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 没有一点责任,“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罪在 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这篇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林彪发完 言,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刘少奇和众常委迟疑了一下,他们没有勇气和毛林决裂, 也随着站起来鼓掌。随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 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与会者多数对林彪的讲话虽然表示捧场,但那是政治表态,实际上大家非常抵触。 就在这天,会场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打倒毛泽东!”毛泽东破例没有让追查,息事宁人 了事,严禁此事的传播和扩散。

在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时,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杨殿国的发言,代表了大多数人的 真实想法:

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 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 是呀!

有了林彪的讲话作铺垫,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加强集中 统一,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把饿死的 3700 万人说成是分散主义造成 的,是省地县各级干部没有听他的话造成的。他以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讲了一番推卸 责任的话。

去年 6 月 12 号,在中央北京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 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 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 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 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 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 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另一个稿子在“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后面是说:“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 二份的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份责任。依此类推,地委、县委、 公社党委则要负第四、第五、第六份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对手,出了问题也应由全党来 负责。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要端正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困难面前要表现出原 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当前正是考验全党干部党性立场的时候。本主席愿意和大 家一起接受新考验,适应新形势,学习新事物。对于被错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 可以甄别平反,恢复党籍和工作。但同时也要防止刮两股风:一是翻案风;一是黑暗风。 要保三面红旗,而不是砍三面红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非但不给平反,还要成立 专案审查,继续查清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等问题。”这篇讲话经过七次修改才发给县团 以上的干部阅读,发下来的文件把这些明显推卸责任的话删掉了。

他怕下面继续顶牛,摸完“老虎屁股”的晚上,他把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找到他的住处,讲了许多安抚的话,还古为今用,讲了个秦穆公的故事,他说:

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将军,这三个将 军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个人放走了。晋王发觉后就派人追,没有追上。 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 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

第二天,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原原本本地向省委书记和政府部长们传达了毛主席的 谈话和秦穆公的故事,省委书记们和部长们豁然开朗,只要我们把责任承担下来,“打了 败仗”不受责怪,将来依然会受到信任,受到重用。

在这样的氛围中,各中央局、各省的负责人,都纷纷出来承担责任,检查自己的错 误,听取地、县干部的批评。与会人员都敞开了思想,县级干部对省的领导人指名道姓 地提出批评。把压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气都吐出来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也都作 了自我批评,他们说:“中央把责任承担太多了,工作没做好,在下边的同志应负主要责 任。”地县委书记们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无不联系到自己工作的地方饿死人的事情, 许多人热泪盈眶,痛悔不已,发誓、诅咒,再也不搞“左”倾狂热那一套了。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没成为秦国的那三个将军,而是成 了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各地引向灾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 月 6 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要讲讲党的问题,一上场就说中国共产党有五 好,也就是说有五大优点:

第一、 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 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 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 想的指引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 进着。

第二、 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1937年1月 遵义会议以来,27 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第三、 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县以上的主要骨干, 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 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 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

第四、 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 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 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第五、 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 群众还是这样想的: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说:共产 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 无道理的。

邓小平看出来了,在饿死人几千万人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如不承担责任,反而发明 新的理论,转移目标整人,党有分裂的可能。他维护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党 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维护县以上领导骨干的团结,希望毛泽东能在保持面子的情况下, 主动地、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由刘少奇挂帅,彻底纠正错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渡 过这个非常时期。所以他讲话一个半小时,却巧妙地避开了对“三面红旗”作出评价, 避开了追究饿死人的责任问题。

邓小平之后是朱德在大会讲话。会前常委通过了他的讲话稿。1 月 29 日林彪讲话后, 他给毛邓写信,说前稿不适用,重写了一个讲话稿。他显然是要跟林彪的讲话对口径。 第二个稿子对毛泽东和“三面红旗”的赞美调子很高。反彭德怀以来,朱总司令因为袒 护自己的副手被毛泽东整怕了。

2 月 7 日,大会最后一天,周恩来讲话。他严格按照毛泽东定的基调展开: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

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 看。今后将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 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 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 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和 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 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 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 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都是有责任 的。

本来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政治设计院”指挥各口子瞎指挥、乱提指标、乱提口号 造成的这些恶果,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全担起来了。对此。毛泽东是满意的,这 也是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传位给江青不得不整周恩来、但又总是手下留情的原 因。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希望陈云也讲一讲,陈云说:“我不讲了。”

毛泽东要把中共全党各级领导班子通通打倒的荒谬念头大概也是滥觞于七千人大 会。他听了许多人的发言,看了各组的简报,看到了党内正汹涌着一股批评、否定、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潮,这股思潮一旦成了气候,将彻底清算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将彻底清算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将作为一次 错误路线的代表被狼狈地赶下台。会场上出现的标语事件使他刻骨铭心。参加七千人大 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共和国的四梁八柱,大多数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将来可能逼宫 的异己力量。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但还是没有把反对“三面红旗”,威胁到自己宝座 的汹涌潮流镇住。这么多的反对派,该怎么对付?怎样战而胜之?到哪里寻找依靠力量? 不能等你们打倒我,我要先打倒你们,问题是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这是七千人大会之 后,毛泽东日夜萦怀的中心问题。

  刘周陈邓想的是如何恢复生产,渡过难关,让人民吃上饱饭,使国家摆脱危机。

毛泽东想的是先让你们去恢复生产,等眼下的困难过去,不能等你们清算“三面红 旗”,我要先发制人,发明新的理论,组织新的力量,批你们的右倾,批你们要走资本主 义道路,使你们措手不及地陷入被动地位。

新的斗争在表面一致的掩盖下已经开始了。会议结束时,书记处安排呼两个口号:“毛 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以显示党的团结,安抚毛泽东因出现“打倒毛泽东”的标语 事件所受的创伤,同时树立刘少奇的威信,为权力交替做舆论准备。面对这种逼宫的形 势,毛泽东气得想杀人,但这位大阴谋家面带笑容,拉着刘少奇的手说:“我是三天不学 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 的,再说一次。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 重任,你早挑起来啦。”

据最近启封的邓颖超日记记载:七千人大会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1962 年 2 月 12 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要进一步搞清楚,各常委在大会上的表态是真心 拥护他继续当领袖还是礼送他下台?他诚恳地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 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欢迎毛主席辞去主席职务。周恩来坚持:“主 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以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这一票是决定性的。他 这一表态,一直受到毛的提拔重用的刘少奇,又最讲共产党员的修养,就说不出逼宫太 紧的话来,使毛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宝座。如众常委态度一致,作出同意毛泽东辞去主席 职务的决定,乘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 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 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 20 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样一 个悲惨结局。

如果众常委同意毛泽东退位,毛泽东有可能串通林彪发动军事政变。但他们取胜的 可能性很小。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惨状摆在那里,毛泽东人心丧尽,那时候摊牌,毛泽东 绝对无法造成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上的优势。如果失败,毛泽东就不是体面退休的问题, 而会遭到彻底地清算,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有可能接受体面退休,去当那个名誉主 席。

中共党史界有人说七千人大会“真正贯彻了三不主义(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 抓辫子),保证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进行。”只是就会议的 28 天而论,其实哪有什么三 不主义,清算和报复只是延期而已。

在全国人民陷入大饥馑的年代,毛泽东为了表示与人民同患难,宣布不吃肉。从 1961 年 1 月 1 日起不吃猪肉和鸡,坚持了七个月。他可能是受到隋文帝的启发。公元 594 年 秋,关中大饥,隋文帝杨坚前去视察并让扈从带回一碗灾民吃的饭----豆腐渣和米糠合成 的饭团子。“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期年。”(《纲鉴易知录》中华书局 版第三册,第 1058 页)隋文帝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传遍全国毛主席不吃肉的事是一种政治上的作秀。实际上在全国人民饥寒交迫的日 子里,毛泽东生活日益腐化。曾制止他选妃子的彭老总被他软禁了,没有人敢对他的私 生活说三道四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了“118 会议室”。据知情者评述,里面的装璜、 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女服务员密戏的 行宫。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 次,中南海里的女工作人员以及从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挑选伴寝对 象。毛这样做,一方面是政治上受挫折需要发泄;另一方面,也有装作沉迷女色,淡泊 朝政,等候去做名誉主席,麻痹刘少奇的意思。

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兴起了为毛泽东大修行宫之风。1959 年 6 月毛泽东回韶山时, 指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为他在滴水洞盖“几间茅屋”。后任的省委书记张平化、华 国锋在万绿丛中,背靠毛氏祖宗坟茔,面朝龙头山,仿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房式样,修建 了一座青灰色四屋脊的平房,内部装修和陈设极尽豪华。有回廊通二号楼,那里是客房 24 间。三号楼是卫队驻地和省委接待处办公的地方。还有可以防震、防毒、防原子弹轰 炸,长约百米的地下工程。这个别墅主体建筑 3638.62 平方米。从 1960 年下半年开工, 直到 1962 年底才完成。耗资 1.2 亿元。从此,一个连队守卫者滴水洞别墅,直到 1966 年 6 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 湖南饿死了 248 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1969年毛泽东如果稍一转念,用盖别墅的钱去买 粮食赈灾,可供 248 万饥民吃一年(1.2 亿元均分给这些灾民,每人可得 50 元。全国有 20%的农民年收入在 40 元以下),三湘子民一个也不会饿死。

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泽东扩建了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 林占地 1000 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额“414工程”。1962 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 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孚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 100 多人常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 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这些超级挥霍,使毛泽东那几个月不吃肉、穿一件带补丁的睡衣等艰苦朴素的事迹, 黯然失色。

毛泽东一生重权力,轻财物。他指使或默许各地在民穷财尽的最困难的年代,为他 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政治上的意义大于享受和占有的意义。他明知住不了几天,也明 知不能传给后代。他要用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地位,让全党知道,他虽然“退居”二线 了,但仍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他仍是全党供奉着的天字第一号尊神。

第二十二章 毛刘决裂

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和林彪的干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纠“左”问题,调整政策 贯彻不下去,据 1962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记载:“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 盲目乐观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 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高级干部 凭他们的政治经验,感到毛泽东一定会反右,所以按兵不动,单等毛泽东一反右再来个 大干快上。

针对这种情况,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休养,林彪在苏州休养,陈云请病 假)。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05 人。

针对全党存在的恐右病,邓小平说:“现在是有个右的问题,就是不要信心,情况看 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东西 呢?拖垮是“左”还是右?拖垮是右。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丧失信心,就是看见困难 不采取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见到了,不 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毫无办法,恐怕真正的右是这个。”

刘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 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

晋国近一年的调整,按照 1962 年代调整计划,同 1957 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 少 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 1952 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 9.6%,而其中 6 种吃的将减少 37%,14 种穿的将减少 39%。1961 年粮食(包括大豆)总 产量约为 2850 亿斤,比 1957 年减少了 850 亿斤。1961 年全国农村每人平均口粮只有 300 斤左右,比 1957 年大约减少 130 斤左右。粮食收支还有 80 亿斤的短缺要靠进口来解决。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报告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减人、平反和恢复粮食 生产问题。所谓减人,是为了解决商品粮危机,下决心减少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

会上印发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把裁减 1000 万职工和缩减 2000 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细周密的说明,细致地规定了各系统减人 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待遇等问题。

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是三年大跃进“大办”各项事业的直接结果。工业上到处铺摊 子,到处“大办”,是建立在 1958 年生产7000 亿斤粮食,棉花 7000 万担的错误估计上 面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厂,所以大量招收职工。1961 年底全国职工总 数为 4170 万人,比 1957 年的 2450 万人多 1720 万人。实际上 1961 年比 1957 年粮食产 量减少 23%,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 70%,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供养不起这么多职工。 以棉纺业为例,1962 年棉纱的计划产量这样 260 多万件,加上下一年增产的需要,仅保 留 500 万纱锭,一百个以下的纺织厂就够了。可是当时棉纺织工业有 1000 万个纱锭,236 家纺织厂。许多机器没有原料(棉花),工人没有粮食,停产下马就减工人势在必行。陈 云在西楼会议时说:“去年压缩城市人口 1000 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 要吃掉 40 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村征购 40 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 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 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大办教育还多招了一些学生,办起了许多根本不够规格的所谓“大学”。刘少奇特别 嘱咐:“减少学校的学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 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中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 我们也要准备出乱子。。。。。。。我想,我们是不是准备一种戒烟性的维持秩序的办法,大 乱子已经出了,秩序已经乱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 我们要有所准备,讲清楚,先要开会研究一番,中小城市也不要乱来,开枪打死人是不 行的。”

刘少奇还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 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状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 在以后恢复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除开这样搞, 还有什么积极措施呀?你说还要搞多少万吨钢,多少万吨煤,那才叫积极?这叫消极呀! 恐怕提出那样的高指标是最消极的。我们要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工业战 线是为了拉长农业战线。”

所谓平反,是给在三年大跃进中主张守生其实,被“拔白旗”、“反右倾”受到处分 的成千上万的干部平反。不给这些人平反,那些颇带有右倾色彩的各项政策上的调整, 就很难推行。人民心里有顾虑。想当年每个县办多少个工厂是有指标的,要求少办几个 工厂受了批判,犯了右倾错误;如今要关厂下马,比当年的罪过严重得多,中央政策一 变,再来一次反右倾,那还不得进监狱?干部有这样的痛苦经历,你批他观望等待也不 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错案翻过来。1962 年 4 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关 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请大家注意, 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 调动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 响群众,实际是影响很大量的群众。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比如河 南40 万,实际上不止;全国估计总有 1000 万,影响的人数有数千万。全国县以下, 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 掉帽子。(刘少奇插话:不要一个一个地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 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 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听到,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 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这件工作,请各个中央局告诉各省,凡是做了的, 继续做;没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较简便的办法。凡是这样做的,一定要向前走当面公布, 不止是当面,不止是对干部,一定要对群众。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 对。”

  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使六亿五千万人民吃饱肚子,摆脱饥馑,是国家的大政。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发言:“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尚未完全落实,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遗留问 题;房产、林权等也没有定下来,均应尽快解决。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 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个 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来造成两极分化,危险在那时候,在将来,危险不在当前。适当 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我认为,平均土地在二亩以下的,可以20%,二至四亩 的 7%,四至六亩或者六亩以上的不超过 5%。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 总数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 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 20%的小自由 就变资本主义呀?。广西龙胜县的小区有 10 万人口,土地不多,这个地区,现在 单干 60%。原因有多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我告诉他们,这样的地区不要 集体,就要他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粮食),有什 么不好?”

朱德说:“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现在下去的人,每一个人都分自留地,人没有地不 行,我们北京为什么要搞机关生产呢?就是因为吃靠不住。赚钱是小事,吃要紧得很, 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现在限制家庭副业 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农业和副业结合起来,社员的收入就增多了,生产队也就富裕了。 国家把生产资料统统拿到手里,不分给他,你有什么法子不让他偷?他不偷得不到东西。 你分给他,他就不偷了。”

包产到户,兹事体大,刘少奇不敢决断,说:“邓子恢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将来再讨 论。”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上上下下都明白,包产到户能救荒,能治穷。但这违背毛泽东思想。饿死百 姓事小,违背“思想”事大。各级干部都被整怕了,大多数信守这一条官箴,看住百姓, 不许单干。但在活活饿死的威胁下;仍有铤而走险的人。1959 年安徽省宿县褚兰公社苗 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老汉刘庆兰,73 岁,带着有肺病的儿子进了深山,做了桃花源中 的化外之民。父子俩开荒 16亩,第二年收了粮食 3300 斤,留下口粮、种子粮、饲料粮 1500 斤,给队上交了 1800 斤粮食和 60 元现金,以赎单干之罪。

附近灾区的农民闻之红了眼,于是兴起了单干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 进中跟得紧,安徽饿死人在 600 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曾希圣应该开除党 籍。曾觉得对不起安徽百姓,这次冒着丢官的风险同意了下边搞包产到户。为了应付中 央,他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 1961 年 3 月 6 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 85.4%。

安徽的包产到户风很快就吹遍全国。到 1962 年上半年,一般生产队占 20-30%,有 的达到 70%。1962 年 7 月 24 日,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上送《关于河南实行借 地渡荒问题的报告》称:豫东、豫北 400 万人口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 28.6%; 一般地区(约 4000 万人口)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 16.5%。农民交口称赞,说这是“救 命政策”,“拴人政策”(可以减少人口外流),“叫人政策”(可以把外流人口叫回来)。正 在河南负责查处吴芝圃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 义,也不要饿死人。”

1962 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带工作组到湖南韶山调查, 农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后,强烈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希望他把乡亲们的要求告诉 毛泽东,给农民一条活路。田家英回到北京,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湖南农民的意见。 同时向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作了汇报,他们都同意,并授意田家英起草文件。田家英 就起草了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但最后一关要通过毛泽 东。

7 月 8 日,陈云求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他在家乡的农民家里 15 天,开了 10 次座谈 会的情况,结论是:农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毛泽东未置可否。

陈云将毛后的一天,刘少奇带着常委多数的意见又去找毛泽东。这位宣称退居二线 的主席正在游泳池奔涛戏浪,似乎知道刘的来意,在水里吼起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 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觉得总不能这样谈工作,就在更衣棚坐下来,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 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 楼(1962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 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把想好的话端出来:“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 不办。调整政策还得继续,该退的要退够。”

毛泽东蛮横地否定了常委多数的意见,他把自己的面子和“一贯正确”看得高于一 切。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竟没有把这位独夫唤醒。如果说毛泽东开始推行合作化、公社 化是出于好心,饿死人的后果是他始料不及的,这时仍不改弦更张,则是出于私心恶意 了。

1962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是检讨三年来的错误, 实行各种调整政策以来,毛泽东进行反攻倒算的一次会议。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主 题讲话,大讲阶级斗争,严厉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 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 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为主就 是这样一个问题。”

于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上至陈云、邓子恢,下至田家英纷纷作出检讨。 开完北戴河会议,又回到北京开八届十中全会。从 8月 26 日开预备会议,先批邓子

恢的“单干风”,再批彭德怀的“翻案风”(彭德怀上了 8 万言的申诉书),最后借批小说 260

《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以平掉彭德怀的 西北山头。开了 29 天的预备会,八届十中全会于 9 月 24 日正式开幕。毛泽东不再捍卫 那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新提出了一条基本 路线,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 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 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悄悄地用这条“基 本路线”代替了那条“总路线”。毛泽东抓经济失败了,要在政治上赢回来。他不再为“三 面红旗”辩护,讲什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那样老打被动仗,他退出了不熟 悉的经济领域,转入轻车熟路的政治领域,他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他攻 击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领导国家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政权免于崩溃,使毛泽东的至高 无上的王位得以保持住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位领导人。

从 1960 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 1962 年底,取得 了显著成效,1963 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经济刚一好转,毛泽东迫不及待, 又开始折腾。毛泽东从政治上转入进攻,突破口还是选在农村。1963 年 2 月,他在北京 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群众提出的四清是清理帐目、清 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被毛泽东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毛 泽东危言耸听地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 案)》,一共十条,被称为前十条。前十条有厚厚的理论包装,但核心思想是要说明:“党 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前几年农村 中的一些坏事,虚报产量、一平二调、拆房伐树、反瞒产、浮肿病、饿死人,都是阶级 敌人和四不清干部在捣乱。因此,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等根本政策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 责任,转嫁到广大农村干部和那些被管制的地主、富农身上。部分农村干部确有作风不 好、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错误,但不是那些大灾大难的主要原因。被贬为贱民阶级的 地主富农更没有操纵政局的能量。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结 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一个浅显朴素的真理是:在全国政权 100%不在共产党手里的时 代,在国民党时代,在封建王朝各个时代,都没有饿死过这么多人!

刘少奇没有参加五月杭州会议。他于 4 月 12 至 5 月 16 日子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 以共和国主席身份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回国后看到前十条,刘少奇 认为有些政策界限还不够明确具体,为了紧跟主席,他于 9 月 6 日至 27 日,在彭真的协 助下,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 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高度评价前十条“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但重点 强调团结两个 95%。在“团结 95%以上的农民群众”问题上,提出了“四个区别”,即“把 进行复辟活动的的阶级敌人同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 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 少量的贩卖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在“团结 95%以上农村干部”问题上,提出要做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教 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上中农 成分的干部和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表现好的还可以分配适当工作。农村刚搞完甄别平

反,刘少奇、彭真怕又把农村搞乱,想在政策上作些规定,尽量缩小打击面。为了取得 第一手材料,刘少奇还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社教工作 队副队长。

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 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 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 180 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1000 多人。这给毛 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 干部参加“四清”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 因此,他于 1963 年 10 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 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 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以诗文唱和,只对党外民主人士,像柳亚子、郭沫若等,与党内高级干部很 少题诗、赠诗一类的事。林彪又是个从无诗文雅兴的军人性格,毛泽东忽然题赠《神龟 寿》,有深意存焉。

毛题《神龟寿》一诗赠林传出来后,《解放军报》曾邀笔者写一篇注释性文章,介绍 一下这首诗。为此,笔者见到毛书《神龟寿》的影印件,并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曹操的 “龟虽寿”—答李祖建同志问》,共一千多字,发表在 1964 年 1 月 1 日《解放军报》文 化副刊上。当然当时只能是就诗文论诗文。时至今日,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毛泽东题 赠《神龟寿》,是向林彪进行“路线交底”,透露他改变接班人部署的初步决心。

诗的头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竞时。”是毛自比,虽目前健康,有望长寿,但总有 寿终的一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第二句是关键:“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乘雾的腾蛇指的谁?是暗指刘少奇的, 意在告诉林彪:别看刘在第一线很活跃,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他不是“真龙天子”, 是乘雾的“腾蛇”,对此你心中要有数。后四句则是林彪好生保养身体,准备担当大任。

林彪接此诗后,多日领悟、理解、着实兴奋了几天。后来拍成放大影印件给许多人 传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个高岗。

1964 年 3 月 3 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 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 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1964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 学方法的群众运动。郭兴福是南京军区第12 军第 34 师第 100 团第一营第二连副连长。 他带着敌情,带着仇恨,重难从严训练部队。叶剑英到镇江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 场表演。他写报告给军委领导人,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叶 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体壮,一 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红线,批道:“这一条我最感兴趣。”根据 毛泽东的批示,1 月 3 日军委发出指示,迅速在全军掀起了练兵高潮。1964 年是建国 15 周年,全国人民刚从大饥馑中缓过劲来,中共中央决定不举行阅兵。总参谋长罗瑞卿建 议组织一次全军大比武,检阅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训练成果。毛泽东同意,林彪、贺 龙等军委副主席也在报告上划了圈。组织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 《解放军报》发社论,发消息,声势造得很大。

从 5 月 15 日到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时各项调整政策初见 成效,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是: 基本建设投资一千亿元左右。预计 1979 年粮食产量达到 4300 亿斤至 4600亿斤;钢产量 1600 万吨至 1800 万吨。预计 1970 年工农业总产值 2330 亿元至 2610 亿元,平均每年增 长 8.1-9.5%。毛泽东在会上大造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舆论。

会议期间,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情况。毛听了很想地说:“有 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罗瑞卿调那些尖子分队来京给 毛主席表演。

6 月 15 日下午 4 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常委(陈云、林彪 请假)率领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来到北京 十三陵射击场,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同参加表演的 分队官兵合影留念。然后,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陪同下巡视了演 习场。当毛泽东看到沙袋上有蒋介石的漫画像时,上前用拳头打了几下,诙谐地说:“老 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

7 月 2 日,毛泽东同贺龙、罗瑞卿谈话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 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多久?”

贺龙答:“要两年。”

“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毛泽东叮嘱说。

从 7 月 16 日到 8 月 23 日,全军分 18 个区长陆地、天空和海上进行了比武,参加比 武的指战员和民兵 13700 人,参观者87000 人。通过比武,在陆海空三军掀起了军事训 练热潮。据统计,全军 1964 年在步兵武器训练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1963 年增加了 4 倍,投弹平均 40 米以上的师比 1963 年增长六倍。

总政治部兼主任罗荣桓于 1963 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逝世。1964 年 9 月 21 日肖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根据林彪的指示派出刘志坚副主任率领八个工作组到基层蹲

点,意在为否定大比武搜集材料。

1964 年 11 月 23 日,林彪派叶群带三个秘书来到在广东英德驻防的第 43 军第 127 师第 379 团。这个团队红二连是林彪发迹的老连队、叶群避开红二连,说是要在 1、4、7 连做调查。如果是好事。是树立先进典型,是少不了红二连的。一连是参加比武的尖子 连队。叶群在一连召开的支委会上说:“这次比武是林副主席不知道的,是背着林副主席 搞的,林副主席被架空了,说话不灵了。现在部队是军事冒尖,政治不浓,脱离了毛主 席的建军路线,是很危险的。”她在 1、4、7 连调查后写出了报告,把这三个尖子连队糟 蹋的不像样子。有些基层干部想不通要自杀。

1964 年 12 月 27 日《林彪日记》记载:

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 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 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 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 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 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按着有预谋的政治步骤,12 月 28 日,林彪来到了广州,召见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解 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 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 武以前的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的地位。”当晚,刘志坚给在北京的罗瑞 卿打电话通报了林彪讲话的内容,罗瑞卿听了很不安,当即在电话里说:“那今年我们岂 不犯了路线错误?”

这时(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央政治局正在北京召开有各大区 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下一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照例由刘少奇主持。邓 小平认为是一般的汇报情况,曾好意地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 不满意,但隐忍未发。后来讨论问题时刘少奇插话打断了毛泽东的高谈阔论,冒犯了毛 的权威,到 12 月 28 日的会上,毛泽东雷霆震怒。他进入会场时,一手拿着《党章》,一 手拿着《宪法》,上来就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 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 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意犹未尽,冲着刘少奇 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成为毛刘决裂的转折点。 分歧的焦点是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哪里的问题。

毛泽东主张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 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都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 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 臭,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这番话把自己摆在了代表贫下中农跟四不清干部做斗争的政治制高点上。

在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 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 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 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 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 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 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的农村复 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3750 亿斤, 比上年增加 350 亿斤,农业走出来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 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 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 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 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地 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 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 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 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 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 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提法,是 因为生产刚有所恢复,人民有口饭吃了;通过甄别平反,刚把干部情绪稳定下来。在形 势好转的情形下正该好好抓一抓生产。在全国到处抓走资派。势必又把局面搞乱。他在 会上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 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主当了权的。” 他想把斗争矛头引向阶级敌人,保护农村干部。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 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 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 各种矛盾交叉。”刘少奇想打乱仗。

毛泽东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

刘少奇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 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霖之就是。”毛泽东脱口而出。与会者面面相盱。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就凭毛泽东这一句话,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 28 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29 日晚 11 时,再次接见刘志坚和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 力的支持。其要点是:

1964 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 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 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 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造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 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 其自然,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 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 著作当做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 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 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

1965 年应当着重抓政治,首先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 风,发扬三大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继续搞四好。考核评比标准,第一是政治思 想,第二是三八作风,第三是军事训练,第四是生活管理。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式来评定 部队的工作。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 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 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彪 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够容忍林彪这 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 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 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 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 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 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 站在一边,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没有失望。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主席语录当作圣 经的带有宗教性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 300 万军队中兴起来了, 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1964 年 1 月 5 日《毛主席语录》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 1965 年 8 月 1 日,就发行了 1213 万 册。军队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解放军报》推波助澜 地宣传,很快压倒了《人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跃进文章的报章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毛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毛、忠 于毛的舆论,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毛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 位。毛泽东这时对军队的要求就是起这个政治作用,不是要打下台湾来。所以放松军事 训练,专搞突出政治,竟成为这一时期建军的大方向。

1965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领导人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 席语录》给大家看,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 23 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 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 5000 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 短文章。”当安徽省委领导人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泽东说: “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提。”可见,毛泽东对林彪主 持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非常欣赏的。从此,这本小红书推广到全国、至文化大革命 结束,《毛主席语录》最后发行量是 50 亿册。

1964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要打倒刘少奇之后,对全党的震动 太大了。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裂痕,刘少奇登门谢罪,向毛主席检讨。1965 年 1 月 13 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有 17 位政治局委员参加,自己检讨之外,大家 进行了批评帮助。由陈伯达记录向毛泽东汇报。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表面上刘少奇继续主持一线工作,作为国家主席从事日常 国务活动,但毛泽东不再与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暗地里指使林彪、江青等少数人进行 新的斗争的准备,实际上另立了一个党中央,另立了一个司令部。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江青夫妻店—党内另一个司令部

三年大跃进的失败成了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一个梦魇。饿死 3750 万人,损失 1200 个亿(人民币),这是历史上最昏聩无道的暴君都不能望其项背的虐政。无论过去多么英 明伟大,作出过多么伟大的贡献,也不能弥补这个天大的失误。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 上的那些情景,那是全党的一个缩影,对他的信赖,对他的拥戴,明显地动摇了。只要 刘少奇振臂一呼:三面红旗是路线错误!全党全民会闻风而动,跟着声讨。他不能消极 地等待刘少奇召开九大清算三面红旗的错误,他要积极主动地发起进攻,利用自己掌握 话语权的优势,颠倒是非,清算“三自一包”的“错误”。

1964 年 2 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访华,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时全盘否定了困 难时期的各项调整政策,他归纳为“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是:自留 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根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 王稼祥的意见概括出来的。1962 年王稼祥上书中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 意策略,不要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引到中国来;对苏联的斗争,要力图避免孤立自 己;中印关系要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的敌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要乱开支 持的支票。毛泽东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主义要和, 支援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说刘少奇等“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 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谈话在高级干部中一传达, 刘少奇立刻变得灰溜溜的。

反对“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这就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 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面红旗”还被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 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成了弥天大罪,成了修正主义?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 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 包”是正确的都得跟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 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为国为民做了件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 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 反正,纠正毛的政策,承认毛的话语权,高举“三面红旗”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 家,救了百姓,但毛泽东一翻脸,刘少奇就处于被审判的地位。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 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所代表的党政系统作战,他个人当然有极大的能量,但独 龙难布雨,他需要助手。林彪和军队只能起战略上配合的作用。进行这样一场大斗争, 他需要在战役、战斗上冲锋陷阵的斗士。毛泽东手里丢了真理,单凭权势压人,就很难 找到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知己了。政治局、书记处那么多才识超群的政治家竟然没有什么 人可用,多数跟着刘邓走了,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于是他决心培养江青,以江青为中心 在党内形成一个派系,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己站在她们背后,将大大加强这个 派系呼风唤雨的力量。

想那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 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 解毛泽东的,认为他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 过去 40 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 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盖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 达到了。例如有人说毛泽东的本意是反修防修,但他把打击对象搞错了;有人说毛泽东 仍在追求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他的方法有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 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等等。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 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 3750 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 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 鬼,借助钟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 侄子才靠得住。文化大革命是用最激进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掩护 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的实质。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

1938 年毛江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据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的 笔记,其内容主要是:江青同志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以内禁止在党 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岁月悠悠,24 年过去了。1962 年 9 月八届十中全会刚刚开过,毛泽东由经济上的退 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念着阶级斗争的符咒夺回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恰好此时印尼总统 苏加诺的夫人访华。按照外交礼仪,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出面接待。报纸上 发了消息登了照片。毛泽东突然决定他要接见苏加诺夫人。这就顺理成章地要把江青带出来。既然王光美能出台曝光,江青为什么不能?别人不好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于 是,9 月 30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标题是:“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哈蒂尼·苏 加诺夫人”。旁边是一幅半尺见方的照片,毛泽东与苏加诺夫人正在握手,江青笑容可掬 地站在旁边,画面的位置恰在中央。毛泽东巧妙地把江青送上了政治舞台。

后来,毛泽东对王光美表示特别“器重”。1964 年 7 月 27 日将王光美蹲点的《桃园 经验》批发全党学习,允许王光美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在 11 个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作报 告,一方面是为了麻痹刘少奇,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江青出台铺路。

果然,江青在王光美之后,踏着文革的政治风云参与朝政了。毛泽东给她的第一个 任务是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就势把现实 生活中的海瑞----彭德怀揪出来。1967 年 5 月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卢 库谈话中说到组织写文章的经过: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 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里 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 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 好,我看不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毛泽东自己承认批《海瑞罢官》是他的主意,江青只是执行者。

1965 年元旦刚过,江青乘坐专列沿津浦路南下。按中国的制度乘坐专列是政治局委 员及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高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这时江青是个 9 级干部(相当于地委一级),敢这样张扬,当然也是毛泽东同意的。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第 一书记柯庆施亲自到上海站迎接江青。安排她住在华山路 1245 号豪华的别墅里。这所宅 地极大,松柏错列,假山掩盖,腊梅盛开,虽是冬季并不显得萧瑟。进到里面,尽失大 都会喧嚣,真如世外桃源。毛泽东和江青都有别墅在这里。江青的别墅是一座二层西式 楼房,建在一个孤岛上,四面环水,虹桥连接,别有洞天。

柯庆施是著名的“左”派,大跃进积极分子,这几年正觉得日子不好过。听说毛泽 东要组织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进一步清算彭德怀,不禁眉飞色舞。他向江青推荐市 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张春桥又推荐了手下的处长姚文元。

1967 年 4 月 12 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无得意地回顾此事时说:“批判 《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 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 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写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所谓“对外保密”,这个“外”是谁?是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他常委 们。毛泽东这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是另立司令部,是分裂党,分裂中央。但他以攻 为守,强词夺理,说别人另立了司令部。

1965 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息。彭真利用列席常委会后的空档时间,向 269

毛泽东汇报文化革命小组的工作情况。文化革命小组是毛泽东在 1964 年 7 月一次政治局 会议上提议成立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开展学术批判。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 扬、吴冷西五人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 领导下工作。就在毛泽东要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刀、拉开文化大革命的 序幕的时候,彭真要保吴晗,乘机谏言说:“还是照主席讲的,首先分清敌我,划清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解放 16 年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我想,对那些犯 有一点错误的知识分子,还应该讲团结。我们还是多保护些文化界的朋友和历史学家好, 他们大多数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我们合作过,还要照顾一下感情嘛。有人把我们史学界看 得一团漆黑了,这太影响情绪。”

  “你指的是谁?能不能具体点?”毛泽东追问。

“还是不提名吧。我这个人性情直爽,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彭真说。

“你肯定是指江青他们嘛,因为江青是我老婆,所以你们都口里留情,是不是啊? 其实对她的话,我听的并不多。江青有她的优点,有她的缺点,我心中有数。我们两个 人,她是她,我是我,她并代表不了我嘛。就像张洁清同志,她能事事代表你吗?”

“主席说得对,大家也看出来你对江青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过对她还是有些反映。”

“嘔!什么反映,你说说看。”

“大家总觉得她有些观点很“左”,而且办事强加于人。”

“她总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她的问题没有那些人的问题严重吧?吴晗的情况你 了解吗?”

“基本情况都了解,他算是左派。”

“《海瑞罢官》你仔细研究过吗?”毛泽东点题了。

“清官戏。没有什么问题。”

“你对吴晗再了解一下,他在我们党内到底有多少朋友?和谁靠得最紧,你了解吗? 他和彭德怀同志有什么接触吗?”

“吴晗和彭德怀没什么接触。这事我和小平同志议过,他对吴晗同志也是了解的。 据说有人要批判他,我看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对这些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过不去, 知识界会寒心的。”

“是吗?你和小平同志议论过这件事,找过少奇吗?”

“没有。”彭真说。

毛泽东不阴不阳地送客了。

吴晗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席,1957 年 3 月经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和 副市长张友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 年 4 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要求高级干部讲真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的秘 书胡乔木从上海跑到北京,动员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吴晗遵命,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 登在 1959 年 6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上。九月份,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请吴晗写海 瑞戏,于是有了《海瑞罢官》。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完全是别有 用心,出了个直言敢谏的当代海瑞----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而如今又株连奉 他之命写海瑞的人了。

就在毛泽东与彭真谈话的时候,江青正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判《海瑞罢 官》的文章,成稿后经毛泽东审阅三遍,背着其他政治局常委,于 1965 年 11 月 10 日在 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为了表示对姚文元的鼓励,毛泽东在上海丁香别墅里“赐见”。在江青、张春桥的陪 同下,姚文元来到别墅,毛泽东一见姚文元,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照例是 用几句轻松的话开头:“我以为你长得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呢!原来也是位文质彬彬的秀 才哟,是红秀才。”他又面对江青、张春桥说:“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哟!你们要有足 够的思想准备。1959 年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撤了他的职,他很不服气哟。党 内那些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服气,一直吵吵闹闹地要翻案。如果他们翻案,就是我们错了 嘛。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该拔掉,那就让赫鲁晓夫上台,我们上山重新打游 击,所以说这是原则问题。《海瑞罢官》就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它的要害是罢官,彭德 怀自称是今日的海瑞,敢于为民请命。三百多年前的海瑞敢骂皇帝,所以嘉靖罢了他的 官。1959 年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所以就借古讽今,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呐!姚文元的 文章很厉害,很有辣椒味。”

当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将 11 月 10 日的《文汇报》摆在彭真写字台上的时 候,彭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对邓拓说:“这事我再三向中央和毛主席作解释,说明不 能批吴晗同志的道理,而且主席也认可了这一点,他们还是一意孤行,他们想干什么? 真是岂有此理!他们眼里还有中央吗?”

毛泽东隐身杭州别墅里,冷眼观察北京对姚文的态度。毛泽东自己承认发表姚文元 的文章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到 1965 年 11 月 20 日,北京各报还没有转载, 毛泽东指示江青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24 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 全国征订。彭真正在办公室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中宣部部长周扬、胡绳议事,邓拓匆 忙进来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单行本, 新华书店急电北京各书店,问我们订购多少。北京新华书店已经送来了请示报告。”

周扬说:“好家伙,来势这么大,肯定有大人物在幕后指挥。” 刘仁说:“我看上海市委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彭真看了刘仁一眼,迅速决断:“告诉他们,北京市一本也不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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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邓拓和在场的人一样,钦佩彭真天塌下来也敢顶的精神,但又为这样做的后果担心, 冷静地说:“上海接二连三这么干,肯定有更复杂的背景,我建议我们还是弄清楚为好。”

彭真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关键看真理在哪一边。中央开了好久的会,五个常委没 有一个说要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要跟上海跑?他们有他们的行动,我们有我们的 计划,除非中央有明确的指示,否则就是不理他们,”

刘仁大声说:“这不仅是彭真同志个人的意见,而且也是北京市委的决定,出了任何 问题,我们集体负责。”

过了两天,红色电话机铃声阵阵,这是中南海专线电话,彭真拿起听筒,是周总理 的声音:“毛主席指示我们,北京各大报刊都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且要加编 者按。对《海瑞罢官》的各种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

“我同意这个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彭真说。

“我们是不是开个会,研究一下转载的具体口径。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我们也要 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不能掉以轻心啊!”

彭真一怔,问道:“总理,你对吴晗同志也是了解的,现在突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你 的意见怎么办?”

周恩来机敏地答道:“现在不是听我的意见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落实毛主席这个决 定的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必须转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建议明天 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商量一下 转载的具体问题。”

彭真一向钦佩周恩来处理各种政治风波和复杂关系的高超技巧和斗争艺术,他能很 快找到摆脱危局的出路,答道:“我完全同意总理的决定,我马上通知有关人员明天下午 开会。”

1965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3 点,彭真的红旗轿车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厅前的停车 场。彭真进入人民大会堂,没想到冤家路窄,正赶上江青从楼梯上下来。她戴着金丝眼 镜,穿灰色中山装,披一件黑披风,高视阔步。

“江青同志,你从上海回来了。”彭真上前打招呼。 “想回就回,想去就去,怎么还要经过你的批准吗?”江青开始挑衅。 “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吗?”彭真尽量缓和。

“你开会是从来不通知我的,我怎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 此相遇啊!”

“话不能这样说。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 角。我们都是熟人了,难道还让我猜哑谜吗?”

江青冷笑一声,想到从丈夫那里摸来的底,气壮如虎,瞪着彭真说:“啊,你原来还 挺谦虚,我倒听别人说,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了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 收敛一点,别走得太远了吧!”

彭真对江青仗着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狐假虎威。一向反感,拿出中央领导人的威 严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讲话的,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 等些。如果你自命为领导,我倒是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 我还当一天市长,我是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的!”

“好,你说得很好。”江青脸色苍白,声音颤抖。“至于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 将来会知道的。”说罢将披风拉紧,跺着脚走了。这时毛泽东已在杭州“封了”江青出任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她不便说出来。

彭真主持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 章,明确提出是学术讨论,各报要写好编者按。会后,彭真把邓拓、范瑾(北京日报总 编辑)等留下,彭真交待:“明天《北京日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你们要写好按语, 要写出水平来,要在历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的时候,注意一律加同志二字,这是 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邓拓、范瑾领命而去。

1965 年 11 月 29 日,《解放军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强调:“《海瑞罢 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这反映的是林彪的 声音。

30 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转载姚文,按语说是要“对待历史人物 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反映的是周恩来的声音。

《北京日报》的按语更温和。彭真指示邓拓:“你再给有关方面布置一下,把《海瑞 罢官》的讨论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一个混战一场,不要把矛头对准吴晗同志。”

彭真宁掉乌纱,也要保护吴晗,这种精神真令人感动和敬佩。为保吴晗,他犯颜直 谏来到了杭州。毛泽东在接见彭真时,把康生也找来了,这是要设置对立面。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或直接联 系。”

康生阴沉地说:“起码是政治问题。” “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只是个学术问题或理论问题。”彭真说。

“彭真同志,你别忘了你是在毛泽东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点吧。”康生拉大旗了。

“正因为我是在领袖面前,我才敢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说心里话。”

彭真直视毛泽东:“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 上反党的帽子吧?!”。

毛泽东平静地听着彭康二人对话,后来彭真要求和毛泽东单独谈,毛才开了腔:“在 《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也许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你必须要听听大多数同志的 意见嘛。你还没有和春桥同志坐过吧?我建议你和他们坐一坐。我准备很快到上海,你 这个市长陪我一块去怎么样?”

彭真说:“能和主席一块到上海,这对我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当然同意喽!”

第二天,毛泽东单独召见彭真。彭真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毛正在读《警世通言》,见 彭真来,随手把手放在桌上,说:“今天我是准备好好听你的苦谏喽!”

彭真坐下来,简单介绍了吴晗的历史,又谈了胡乔木动员他写文章的经过。有些激 动地说:“人家是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写海瑞的,如今说人家写海瑞是为了反对主席,我 们不能这么办嘛!吴晗一直跟党走,后来又参加了我们党,整这样一个人,会令知识界 寒心的。”

  “少奇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呢?”毛泽东问。

“我找过他们,也向他们汇报过我和市委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对吴晗同志说来,有点不大合适。”

“噢!”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眼睛看着天花板,陷入了沉思。

“那您看吴晗同志的问题怎么办?”彭真想讨个“圣旨”。

“那先按你们议定的办。等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毛泽 东又转为轻松地说:“晚上我们要动身到上海了。你可以明后天赶过来。后天就是我 72 岁的生日,为了躲避人们给我祝寿,只好到上海避避难了。不过,你的祝酒我是要喝的, 彭真同志。”

“我一定准时赶到。”彭真告辞。

12 月 25 日彭真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 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前来迎接。

晚上,在丁香别墅的小客厅里,为毛泽东祝寿的生日宴会开始了。在大圆桌的主座 上坐着毛泽东,彭真隔着曹荻秋与毛泽东相望,市委和市府的领导都已入座,张春桥和

江青姗姗来迟,曹荻秋连忙站起来给江青让座,毛泽东却微笑着叫张春桥:“让我们这位 红秀才坐在我身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组织的。我 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面露得意之色,朝彭真瞧了一眼,然后在毛泽东身边坐定,江青上了另一张 桌子。

彭真明白,刚才这一幕,是毛泽东特意安排给他看的。但从容端起酒杯说:“今天恰 逢主席生日,我们大家敬主席一杯酒。”

毛泽东一饮而尽。然后他用湖南高腔说:“彭真同志,我也敬你一杯,希望你向上海 的同志们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深入。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 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希望你过好这一关。”

到此为止,毛泽东还想拉彭真。总要有几个有分量的政治家支持,文化大革命才撑 得起局面来。

彭真回到北京,继续把批判《海瑞罢官》引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他想搞一场百家争 鸣,批一通吴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无论如何不能搞成一场文字狱。为此, 在他的领导下,1966 年 2 月 3 日至 5 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钓鱼台连连举行会议,由 许立群,姚臻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并决定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任主任。

2 月 5 日下午 3 时,在刘少奇的官邸福禄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朱德、陈云、 邓小平五常委出席,讨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

刘少奇主持会议,扫视一下与会众人,然后说:“今天政治局常委大多数都在,主席 在外地巡视,林彪同志请了病假。彭真同志,你先把五人小组的意见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彭真说:“许立群同志是五人小组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让他先把大家的意见讲一下, 完了我再补充。”

许立群把五人小组给中央的《汇报提纲》的内容的重点段落又读了一遍。他拿着文 件打印稿念道: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 和以势压人。

朱德问:“查出吴晗和彭德怀有啥子关系没有?”

彭真说:“我特意到成都问了德怀,他根本不认识吴晗,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丝毫瓜葛。”

朱德说:“如果真到了连素不相识的人都为彭老总鸣冤叫屈,那可真是他的莫大荣幸。 我了解德怀,他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肚子里没啥花花肠子。吴晗写个戏也没啥子嘛。

海瑞的戏我就是爱看,老百姓都夸他是‘海青天’嘛!不管怎么说,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趁朱德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彭真小声对刘少奇说:“刘主席,一定要想法通过这 个提纲,把当前的浪头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要不然发展下去后患无穷呀!”

刘少奇轻轻地点了点头。待朱总说完,刘少奇说:“我对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提不出 什么具体意见。我觉得,这是当前学术批判中最好的一个文件了。吴晗同志的性质怎么 定?根据现有材料还很难下结论。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注意划清两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文艺界的形势,16 年来总的形势是好的嘛。不要以为有一两出坏戏就能把我们 无产阶级政权颠覆掉,那除非我们的政权是纸做的,泥捏的。”

邓小平说:“这位吴教授我了解。去年 12 月 27 日报上登了他的自我批评,我看了, 态度还是好的嘛。他与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问题恐怕就是那么些,没什么别的大 问题了。彭真同志《汇报提纲》我也没有什么补充的,就这样吧。”

周恩来从康生泥雕木塑般的沉默中发现了什么,对彭真说:“看样子这个提纲还没有 来得及在你们五人小组中传阅,是不是?对了,一定要让大家都看一遍,把文字、内容 都搞得很严密,送交主席审阅。”

刘少奇接茬说:“不,要向主席汇报去,五人小组全体成员都去。”

“对,你们要集体向毛主席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才能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下去。 不管大家在会议上有什么意见,但一定要注意维护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我们 毛主席的威信。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常委们意见是一致的。”周恩来说。

根据中央常委的决定,五人小组又都仔细审阅了《汇报提纲》。

2 月 8 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来到武汉,下机后,早有 9 辆专车迎接, 把他们接到了东湖宾馆。

毛泽东同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以及许立群一一握手。让大家坐下, 点燃一支烟,幽默地说:“你们是掌管文化革命的五员大将,我今天是要听你们的了。听 恩来讲,你们准备了个《汇报提纲》,已经在北京议了议,好,今天我也见识见识。”

彭真说:“今天主要是请示主席来了。当前的学术讨论正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提了 些意见,请主席指正。”然后示意许立群读一《汇报提纲》。当读到吴晗的《海瑞罢官》 引起争论时,彭真插话说:“主席,我们都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学术之争,不能 和政治扯到一起。我们不能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漆黑,毫无是处。我们要保护历 史学家呀!”

“那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呀?”毛泽东闭着眼睛问。然后自问自答:“吴 晗的文章的要害是‘罢官’二字。也就是我们罢彭德怀的官嘛。这是康生同志向我讲的, 是他的发明权呐!”毛泽东睁开双眼注视康生,希望他证实这一点。

康生十分尴尬,急忙摇手说:“不,不,不是我的发明权。”

毛泽东有些不悦瞪了康生一眼:“明明是你的发明权嘛。早在 1964 年你就和我讲过, 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联系,和庐山会议有联系,难道你忘了吗?”

康生红着脸不说话了。

彭真继续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我们打算对学术界的左派们进行一次整风,帮助 他们进一步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比如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这些同志,都写过一 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都需要通过讨论改正他们的缺点。”

毛泽东挥手示意:“不,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吴晗的,其 他左派要保护。不要打击左派。”

  “那吴晗的问题要不要下政治结论?”彭真请示。

“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毛泽东环顾左 右而言他。

说完这些,毛泽东又伸手要过《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 遍。看完递给彭真,笑着说:“这个汇报提纲我清楚了,你们都是这个意见吗?”

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点了点头;康生坐在那里发怔,但也没有表示不同意 见,他方寸有点乱,猜不准毛泽东的意向。

毛泽东继续谈笑风生,说:“看来,你们五人小组的副组长还是陆定一当好。少奇同 志建议康生当,我改成定一同志了。中宣部长就应该抓文化领域里的大事嘛,你们说对 不对?”这番话更把康生说懵了。

彭真说:“主席,您对我们的汇报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我建议你们五人再议一次,争取统一思想,就这样吧。”

五人小组再加上许立群,六个人的共同感觉是:毛泽东同意了《汇报提纲》。辞别毛 泽东,回到五人小组住的宾馆,康生向彭真请了病假。说“你们研究吧,反正到时候我 画圈。”

  彭、陆、周、吴等人都很高兴。

陆定一说:“想不到这么顺利主席批准了这个文件,文件一下达,全国的风向就会跟 着转变。姚文元他们苦心经营的叫卖摊子该收场了。”他心悦诚服地佩服彭真,停了一下 又说:“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学问家毕竟比不上你们政治家。我发现在你身上有一种高超 的能力,善于洞察局势,抓住时机,巧妙地扭转危局。”

“别誇了,下一步的斗争还很难说。”彭真说。 “那除非他们摧毁整个中央,否则很难把这个问题再扳回去。” 彭真领导大家研究起草了一个中央批文。

1966 年 2 月 9 日下午 3 点,北京的常委们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又听了彭真 等人晋见毛主席经过的汇报。刘少奇拍板定案:“既然主席没有什么意见,我同意以中央 的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以上党委或党组,成为指导全国开展学术批判的纲 领性文件。北京的学术批判,你们五人小组要亲自抓,抓出经验来,然后用典型指导全 国的学术讨论。”这是常委多数为团结毛泽东、弥合分歧的最后努力。

2 月 12 日,经邓小平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级以 上党的组织。

3 月 11 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责问: “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毛泽东转移到了杭州汪庄别墅,冷眼旁观,看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做完了这一 切。《汇报提纲》已在全国层层下达,层层学习,层层贯彻。

刘少奇被毛泽东的表面认可所麻痹。以为毛还认可北京中央的地位,进而试探地提 出按照预定计划出国访问,毛也同意了。这就是承认刘少奇对外仍代表国家、于是刘少 奇于 1966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19 日在陈毅陪同下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

3 月 30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毛泽东打来电话,赫然震怒,责问: “彭真那个《汇报提纲》是哪个皇帝决定用中央文件名义发到全党的?!”

周恩来汇报了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经过,连连检讨,承担责任。毛泽东显然知道 决策过程的一切细节,嘱咐周恩来:“先要保密,怎么处理听我的招呼。”

《汇报提纲》下达以后,吴晗心情宽松了一些,他特意把这个文件拿给老朋友、著 名历史学家剪伯赞看。由于高兴,二人到北京烤鸭店吃了一顿烤鸭。为了理解整个中央 这一政策上的转变,吴晗告诉剪伯赞:“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 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

剪伯赞大感兴趣:“是吗?那姚文元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不可能吧,你听谁说的?”

“我听马连良亲口告诉我的。《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特 意在中南海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请他吃饭,马老板当场给毛主席演唱了几段。毛主席 很高兴,说:“戏编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很激动地对我说:“毛主席 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这怎么可能有假呢?”

吴晗告别老友剪伯赞回到家里。万里副市长来找他。他们住在一个大院,所以来往很方便。

“老吴,市委决定安排你下去参加社教运动,避避风头。”万里关切地看着吴晗。

“是不是最近又出了什么事,或者我的问题要升级?老万,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

“刘仁同志叫我来找你谈谈,别的事他也没有说。” “是谁作出让我下去参加社教的决定呢?” “这个我问过刘仁同志,他说是周总理。总理很关心你,让我们务必保证你的安全。” “好,我去,我听从总理的安排。”

毛泽东利用刘少奇不在国内的时机,以迅雷闪电之势,打倒了彭真和陆定一,架空 了中央书记处,使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陷于瘫痪。3 月 28 日至 3-日,毛泽东在上海找 康生谈话两次,找康生、魏文伯、赵毅敏、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一次,以空前激烈的 言辞批判《二月提纲》和彭真、陆定一,他说:

《二月提纲》不分是非,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 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剪 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 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3 月 31 人日康生从杭州回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周恩来、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康生已经先到了。他以会议召集人的身 份,提前二三分钟来到这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康生先叙述了这两天“伴驾”的 经过:“毛主席昨天和前天两次接见了我,和我进行了长达 7 个多小时的谈话,还共进午 餐两次,晚餐一次。毛主席有很多重要指示,他指定我先向总理和彭真同志传达。”说罢 开场白,康生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边找边读,断断续续:

毛主席说: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这个提纲是错误 的。

毛主席说:1962 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 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 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 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 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 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 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组” 也要解散。

4 月 9 日至 12 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做了传达。彭真主持会议(邓小平不在北京) 作出决定: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 组;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刘志坚担任副组长,康生担 任顾问。中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

代替《二月提纲》对文化工作作出评估的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了把江青捧上政治舞台,毛泽东借用了林彪的力量。

据 1966 年 1 月 5 日《林彪日记》记载: 婆娘(注:指江青)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

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 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肖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 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

1966 年 2 月 1 日,叶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来长途电话,说林总有几句话, 你一字一句记下来,明天转达给江青同志,然后就口授林彪的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 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 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 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根据江青“请尊神”的要求,2 月 2 日,刘志坚和李曼村(总政宣传部副部长)、谢 镗忠(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和一名秘书,一行六人到达上海。 当天。江青在丁香花园别墅接见刘志坚一行。刘志坚先把林彪吹捧江青的那番话告诉江 青,江青听了很高兴,微笑着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电影中 讲一点意见。我给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文艺界这些年愈来愈不像样子,让帝王将 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没有办法,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 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彪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上海发表了批《海瑞 罢官》的文章,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我们的座谈会,不 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江青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分为 2 月 2 日至 10 日、16 日至 20 日两段,主要活动是看电影 30 余部,看戏三场,江青对每部电影都有批评。差不多和张春桥有时也参加。开座谈会四次,说是座谈,主要是听江青。

座谈会结束了,刘志坚整理了一份给总政党委的汇报提纲,主要是追记江青历次讲 话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共约 3000字。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修改拔高, 经过大手术,题目叫做《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增加到5000 多字。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他看了修改稿后亲笔修改 11 处,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 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增加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有画龙点睛之妙,一下 子就把这个文件的分量给提上去了。三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上海找陈伯 达、张春桥再次修改纪要,增加到 10000 余字,加进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3 月 14 日,又送毛泽东审阅,毛再做修改。17 日,毛泽东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 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 志的意见。

3 月 22 日,林彪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附上了江青的《纪要》,收信人贺龙、叶剑 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元老,奉命画圈而已。

3 月 30 日,中央军委将林彪的信和《纪要》报送中共中央,那时彭真还主持书记处 的工作,叫刘志坚代中央拟了一个批文,无可奈何地于 4 月 10 日转发全党,要求全党认 真研究,贯彻执行。

《建议》危言耸听,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 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反 动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坚决进行一 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批来批去,从 30 年代至 60 年代, 文艺界只剩下两个好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江青。有了这个纪要,江青拉大旗做虎皮, 披挂上阵,杀向文艺界。从此,万木萧瑟,百花凋零,开始了一个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 的时代。

4 月 16 日至 24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书记被扩大进来。 毛泽东赫然震怒,主要对着彭真,说:

彭真要按照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 台的条件。历史教训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 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 彭真的本质隐藏了 30 年。

然后宣布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如此翻云 覆雨,如此个人专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彻底决裂。

刘少奇 4 月 19 日由仰光回到昆明,随即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他到杭州参加政 281

治局扩大常委会议。他面对的事实是:彭真、陆定一被打倒,北京市委、中宣部瘫痪,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解散,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

  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

(《光明日报》总编辑)、姚文元

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是江青。为了叫全党同志明白这一点,1966 年 8 月 30 日以中共 中央的名义发了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 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这样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 代理。”陈伯达是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迂夫子,他在的时候也是听江青的;康生早就是江青 的私人顾问了,以后几经淘汰,江青把看不顺眼的人都弄走了,剩下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关锋、戚本禹,江青的后党就这样形成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开始并没有吸 引人们多么大的重视,但是到后来竟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 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体核心部分,中共中央成了毛的夫妻店,江青爬上了权力 的巅峰。

第二十四章 罗瑞卿伴虎被虎伤

1965 年 1 月 3 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毛泽东这时已下了倒刘的决心,但他没有阻止刘少奇的再次当选。这是因为他觉 得自己在党内处于少数,扳不倒刘少奇。他在寻找新的力量,新的斗争方式。

根据宪法,刘少奇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提名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 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楷为国防委员会 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时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没有罗瑞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虽然是个 荣誉职务,并无实权,但是罗瑞卿这一提升意味着跻身于元帅行列。后来在一次公开场 合的谈话中,刘少奇说:“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的 警觉和不满。

4 月 22 日,林彪单独晋见毛泽东。告了刘少奇和罗瑞卿的状。说刘少奇在抓军权, 已经把罗瑞卿拉过去了。看来林彪说动了毛泽东。23 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 卿,信中说:

4 月 22 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第 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 个副秘书长,其中肖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副秘书长之一。

同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罗瑞卿同志有时不在京时、病时和太忙时, 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 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通气和商量 问题的便利。

  这是毛泽东和林彪不完全相信罗瑞卿的第一步:分权。

5 月 2 日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到达上海,向在苏州的林彪报告要去看林总,林彪 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杨成武一行到了苏州。按照电话里讲的,林彪先接见罗瑞卿。罗瑞卿一进 客厅,见茶几上摆着《毛泽东选集》和《党章》,顿觉气氛森严。林彪是东施效颦,学习 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脾气时的斗争方式,毛拿的是《宪法》,他换了毛著,另一本《党章》 是一样的。让座以后,林彪不阴不阳地说:“今后要加强通气,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 织原则。”说到这里,他打开毛选,念了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接着又打开党章,念了有 关组织原则的章节。然后,抬起头来,冷若冰霜地说:“我这也是唯物主义,要了解情况。 才能出主意。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还不够。比如说,今年一月你来了,二月又来了, 这两次距离太近,二月以后两个月都没有来,距离又太长了。现在给你规定五条,你也 好办事。”

罗瑞卿赶紧打开笔记本记录。林彪说:“一、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二、我在北 京时,X 日通气一次;三、我不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四、重大问题,立即通气; 五、来我这里,不要事先通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 不准阻拦。”

罗瑞卿合上笔记本,说:“我一定照办,一定办到。”

林彪说:“你办得到,那好。”说着起身握手送客。罗瑞卿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地退 出。

五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与会人员希望毛主席接见,但毛不 在北京。罗瑞卿提议在京常委接见一下,林彪同意。罗瑞卿问:“林总能不能去?”林摇 摇头说:“身体不好,不见了。”但是 5 月 19 日接见前林彪又突然到场。接见会由刘少奇 主持。中央常委们听了会议三位组长的发言。这三位组长的发言当然都是罗瑞卿审定的 稿子、接见将要结束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我还要讲话。”接着便讲了一 通,批驳三位组长的发言。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让杨成武他们讲去。”

作战会议于 5 月底结束,结束前与会人员建议由总参谋长罗瑞卿作总结发言,这件 事登在会议简报第 63 期上。5 月 25 日,林彪针对这件事作如下批示:“作战会议只能以 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为结论,不准任何人,以总结的名义讲 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 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 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 结发言的提法不妥。”

罗瑞卿看到秘书送上来的电话记录林彪批示全文,知道林彪对自己采取了更严厉的

第二个步骤:降格。

罗瑞卿正闷坐写字台前对着电话记录出神,理解这件事情的含义,电话铃响了。拿 起听筒,是叶群打来的,以非常关切的口吻说:“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 这件事。101 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我一回家,两个孩子就批评我:‘妈妈, 你今天可是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啊!’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 来谈谈。”罗瑞卿说:“我马上就去。”

车子拐进毛家湾大院,叶群在屋门前等候,引着罗瑞卿进便门,穿过一个卫生间, 来到一间屋子,是临时搬来的几张木椅,林豆豆和林立果两个孩子在屋里坐着,罗瑞卿 不解,光明正大的事弄得这么神秘干什么?客听主便,只好揀一张木椅坐下。

叶群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个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她指自己的一双儿 女)也叫来、”

罗瑞卿默然。

叶群继续说:“下午他可是大发脾气啊!站在电话旁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 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向各处打完电话。我是不在家,我要在家就可能不出这个事。我回 来后,一听说这事,连忙向他解释,并不是你自己要作总结发言,那天我在场嘛。大家 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做的。简报只是今天大发脾气的导火线。其实,他早就有一肚子 气。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呀!四月份你说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五月份,亚楼 同志刚死,刚刚做了通气的规定,又出了干部评级定薪的问题。干部的事情,他林彪要 负责呀!”

这时已经取消了军衔制,军队干部套改地方党政干部级别,所谓评级定薪就是这件 事。关于兵团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定级问题,总政拟了一个方案,并附名单,同时报给林 彪和罗瑞卿。罗瑞卿已阅,让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请示林彪。徐立清给林办打电话,请秘 书安排向林彪汇报,催问了几次,林办主任叶群答复:“101 身体不好,名单不看了,汇 报也不听了,军委办公会讨论即可。”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后,指示军委办公厅 主任肖向荣,将文件和名单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此文 件附名单送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传阅。林彪是常委之一,高级干部评定级别的方案和名单 又从中央办公厅渠道送到了毛家湾。叶群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件后,立即打电话给 罗瑞卿提出责问:“刚刚规定了要通气,为什么又不通气?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经过 101 就送中央?”

从诬陷迫害罗瑞卿开始,叶群登上了政治舞台。她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否认总政 副主任徐立清向林办几次请示,否认她对徐立清几天前说过的话。罗瑞卿、徐立清受委 屈、受诬陷,但有口难辩。知道愈辩解愈坏。现在无理可讲。徐立清被“捎”进去陪罗 瑞卿检讨也不是没有原因。1956 年授衔时,叶群想要个大校,总政经过反复衡量,还是 给叶群授了个上校,那时候徐立清就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因为有罗荣桓在上面顶 着,叶群只好把气忍下来,今天才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只听叶群又说:“今天这件事不要扩大,公开是不利的。我已经把所有电话记录追回 了,并交代秘书任何人不准讲。,连杨成武、李静(注:作战部长)现在都不知道。我向 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我怎么过关?”罗瑞卿终于开口了。

叶群眉飞色舞地说:“由我来转弯,说服他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 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什么意见。 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 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

罗瑞卿说了两句感谢叶群帮助转弯的应酬话,他是条硬汉子,说这一类话有点不情 愿,因而很不自然。叶群觉得一阵快意。

罗瑞卿回到家,对妻子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 算什么角色!”

5 月 26 日早饭后,叶群又给罗瑞卿打来电话,亲切地说:“总长,我和 101 谈通了, 你来吧,按照昨天晚上说的办。治平同志在眼前吗?我和她说两句。”罗瑞卿把听筒交到 了夫人手里,只听哪边叶群说:“我怪想你的,你也过来吧。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的,搞 不好又谈崩了。有我们女人在跟前,气氛就不一样了。要是出事,也好缓和一下。”

  “我还去吗?”郝治平问丈夫。

“叶群叫你陪我去,是去负荆请罪。你要是不去,等于不给她面子,不知她又生出 什么是非了。”罗瑞卿说。

于是罗瑞卿夫妇来到了毛家湾。林彪和叶群都来到院子里迎接。进入大客厅,叶群 把郝治平领到自己卧室里述话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两个“干巴巴”的男人。林彪很不自 然,招呼罗瑞卿坐在沙发上,这次茶几上没有毛选和党章了,只有一部“药典”,林彪经 常翻一翻,有时自己还开药方子。罗瑞卿按照叶群的导演,把准备好的话讲了一遍,最 后“请林总指示。”林彪说:“去讲一次好,就照这样讲,”罗瑞卿又问候了几句林总的饮 食起居,便起身告辞。

这时,院子里的牡丹、芍药盛开,叶群带着郝治平正在赏花。叶群突然说:“你们为 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郝治平没想到有这一问,有些不会应付,因为根本没有想 过要给林副主席送点什么礼物,党内同志关系从来不兴这一套,但叶群把这方面的“孝 敬”看作是不是真心跟林彪的表现。如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及其夫人胡敏,在这方面就 很机灵,很擅长。给林叶夫妇送睡衣、保温拖鞋、高级毛衣;一次送蘑菇、木耳就花了 800 多元,当然全是公家报销的。胡敏得知林彪要吗啡,密嘱 301 医院一位副院长负责提 供。派专人监督仿制“太尔登”20000 片,胡敏亲自检查了样品。罗瑞卿夫妇是“老正统”, 还不懂悄悄兴起的官场上的这一套,郝治平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给您送点什么合适?” 这一问就更外行了,只听叶群说:“就是送张孩子们的照片也好嘛!”

郝治平陪丈夫回到家里,二人商量一阵,还真在第二天给叶群送去了几张孩子们的 照片。叶群马上回电话说:“101 喜欢极了,已将这些相片装了镜框摆在办公桌上,”其实 叶群这时正在翻阅授意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送来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经过这一回合的斗争,林彪和叶群带着胜利感和满足感到呼和浩特避暑去了。

罗瑞卿又回到了作为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日理万机的第一线。一日,《解放军报》 送来一份社论清样,大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 感到不妥,就打电话请教康生,康生不知“最高最活”的提法出自林彪,很有分寸地说: “这是新的提法,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要问问主席本人。”于 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6 月 29 日,总政为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起草了 一篇用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又有“最高最活”的提法。照说,军委秘书长才改掉的, 又送文稿审查,应该不再出现这样的词语;又端上来了,显然是立此存照,改掉是你上 边的事情,追责任追不到我头上来。另外还有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又打电话给毛泽东的 秘书田家英请教,田家英心直口快地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 不好翻译。最高,那今后就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 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可能再 发展了吗?”于是,罗瑞卿又将“最高最活”、“顶峰”的词句勾去了。

为了和林、叶改善关系,罗瑞卿还采纳了夫人的意见,和郝治平一起看望了林立衡 和林立果。7 月 22 日,叶群打来感谢电话:“总长去看望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 天就给我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气这样热,还去看 小孩子,要总长注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七月下旬,罗瑞卿夫妇到北戴河短暂休息。8 月 3 日给转移到大连休养的林彪打电话, 叶群代表,罗瑞卿说:“我想最近两天去见林总,按规定通气。”叶群说:“你来吧,他在 想你,前两天还问你现在在哪里呢?”罗说:“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气象不好,大连天降大雨,沿途云层都很低,有雷暴。有人劝罗改变行期。 罗瑞卿令专机冒雨起飞。在大连降落时,但见机场白茫茫一片,只这一架飞机降落。乘 车来到棒槌岛林彪休养的别墅时,雨更大了。林彪一见面说:“唉呀!下这么大雨也来了。” 但事后又说罗瑞卿对他“搞突然袭击。”

196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20 周年。准备用林彪的名义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题为《人 民战争胜利万岁》。罗瑞卿先汇报这篇文章起草情况。他说:“为了写好这篇文章,军队 在三座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康老带着一帮秀才在钓鱼台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 最后将两篇稿子的优点集中起来,两稿合成一稿,一定要写出最高水平来。林总对这篇 文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新思想。请作指示。”

林彪摇头。

罗瑞卿接着“通气”:“今年用军队领导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有三篇。这是最重要的一篇。”

“还有两篇什么文章?”林彪来了兴趣。

罗瑞卿说:“一篇已在 5 月 11 日发表,题为《纪念战胜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 的斗争进行到底》,是用我的名义发表的。中央原想开个纪念会,后来又决定纪念会不开 了,把讲话稿作为文章发表。还有一篇是《光明日报》约稿,让我写一篇纪念军队三大 民主的文章,我组织写了一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送给总理审查,并建议用 贺龙的名义发表,总理同意了。此文经贺总审阅后拟在八一建军节发表。”

  林彪很注意听,点了点头。

罗瑞卿从大连回到北京,《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初稿已写出,罗瑞卿精心修改,印出 大字清样,送常委审阅,也送给了林彪。

8 月 21 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大连,林办郭秘书接的,郭秘书转达林副主席的话说: “中央同意发表就行了,我不看了。”

26 日,郭秘书又来电话:“林副主席说,我这次病比较久,身体比较虚弱。为恢复一 下身体,请总长两个月内不要来汇报了。等身体好了,我告诉他再来。这两个月总长可 安排其他活动,希望总长自己也注意身体。”

罗瑞卿的直觉是林彪在疏远他。他只对自己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 中央领导人的信任感到欣慰,对自己危机四伏的处境竟无察觉。作战会议期间发生的事 情,迅速传遍了三大总部和各军兵种总部。机关高层人员都知道罗瑞卿不受林总信任了。 总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或卖身投靠的人,要利用这种形势谋求自己的升迁,更何况有叶 群穿针引线地授意。

1965 年 9 月 30 日,林彪在日记中记载:

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造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 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 “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 中央不正确的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 才能大治,是我们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 整人、整垮人了。

10 月 15 日,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给林彪写了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说海军党委 给军委有一份报告提出:当肖(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苏(海军政委苏振华)不在时,由 王(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杜(海军副政委杜义德)负责,而罗瑞卿竟在这份报告上批 了“同意”二字。因为林彪指定的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是李作鹏,罗这样一批就是用王宏 坤代替了李作鹏,把李作鹏降格了。王宏坤是二野的,比李作鹏资格老。历史上任职也 比李高。1956 年授衔时王是上将,李是中将。所以 9 月 17 日罗瑞卿在同李作鹏、张秀川 谈话中说:“这份文件没有批错,常务副司令不等于第一副司令,你常务副司令管行政方 面的日常工作嘛!”

张秀川在揭发材料中说:“罗瑞卿说此事给林总报告过了。”

10 月 19 日,林彪在这份材料上批道:“纯粹造谣。”“从未报告。”林彪抓住此事,说 罗瑞卿要夺海军的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三座门写作班子又飞出了揭发罗瑞卿的尖端材料。材料是 写作班子成员、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的: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您汇报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叵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 六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

1962 年五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 认为他是坚决执行您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您最信得过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 年 5 月到今年 7 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 做法不对头,甚至他对您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您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 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 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直到今年七八月,在 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九月三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 现他是心怀叵测的。

雷英夫发现什么问题呢?捡短捷的说,他揭发罗瑞卿拍板,以林彪的名义于 1965 年 9 月 3 日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用了康生主持的钓鱼台写作班子的稿子,据 雷讲,三座门的稿子篇篇锦绣,字字珠玑,罗瑞卿不让往林彪文章上加,以便留下来充 实自己将要于 9 月 3 日在首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20 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人民战胜了 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报告。

开这样一个会,让罗作报告,在 9 月 4 日的报纸上全文发表罗德报告,这都是刘少 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一线工作的常委决定的。林彪认为,今年 5 月 11 日罗发表了 一篇大块文章,又在 9 月 4 日发表更引人注目的一篇,在分量上是二比一,超过了林彪, 军队的重心到底在哪?到底是谁?是林还是罗?!林彪认为这是军队中重心转移到信号, 所以下黑手要打倒罗瑞卿。

据雷英夫讲,他们写作班子觉悟高,决定“三座门的稿子一个字也不准用到总长的 讲演稿中去。”因而阻止了罗的讲演稿见报,以免罗超过了林。

1965 年 11 月 26 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首相郎诺。这是罗瑞卿 在文革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接见郎诺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让罗瑞卿也参加。周恩来谈完,罗 瑞卿说:“我准备明天到苏州看看林总。”毛泽东弦外有音地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 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对于毛泽东这番话,周恩来听懂了,而罗瑞卿没有听“懂”。周恩来说:“请罗总长把我向主席汇报的事情向 林副主席报告一下。”罗表示谨记在心,遂起身向毛泽东敬礼辞行。他没有料到这是与敬 仰了一辈子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见面。

  当晚,一位不速之客来罗瑞卿下榻的宾馆拜访,这就是江青。罗瑞卿热情接待。

江青说:“现在文艺界问题颇多,被古人、洋人、帝王将相、公子王孙统治着,一条 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想请罗总长在部队帮我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罗瑞卿又没有听“懂”,他说:“部队文艺界还是好的,政治方向已经解决了,现在 的重点是提高艺术性。现在在部队搞文艺界整风恐无必要。”

江青又说:“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总长看过了吧?” 罗瑞卿说:“我要来一本小册子,还没有来得及看。” 江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什么?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说:“回头我要《解放军报》加按语转载。” “总长,我想要套军装穿穿,请你给我批个条子吧!”

“批套军衣穿可以,不过不能发给你领章、帽徽,你没有军籍呀!”江青因为罗瑞卿 答应转载姚文引起的满面笑容顿时收敛。变得冷若冰霜,起身告辞。罗瑞卿送她到走廊, 江青头也没回,扬长而去。

孔子说:“刚毅木纳曰仁。”是说君子的好品德。这位罗瑞卿大将真够得上刚毅木纳。

罗瑞卿没有想到,得罪了江青就是得罪了主席。江青此来,可能就是毛泽东派出的 侦察兵。毛要弄清楚,在未来“两个司令部”的决战中,作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到底站 在哪一边?这次考核的结果,罗瑞卿“不及格”。

江青回到了丁香别墅,就给叶群打了个电话,通告了这次在罗长子(注:“长”音 chang, 罗的绰号)会见的经过。

叶群接完电话立即兴冲冲地告诉林彪:“罗长子的路是走到头了。刚才江青来电话说, 她要罗帮助在部队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罗说没必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正,不需要整 风。她跟罗要套军衣穿,罗说给套军衣可以,不能发领章、帽花。”

  “你怎么说的呢?”林彪很严肃。

“我是说给她定做两套的确良军服,过两天连领章、帽花一起给她送去。她的衣服 尺寸我知道。江青高兴的不得了。”

“那召开文艺座谈会的事呢?”林彪问。

“这事我没答复。” “赶紧补个电话去,告诉江青,我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命令。 叶群大悟:“还是101,一下就把要害抓住了。”说罢去打电话。 罗瑞卿的苏州之行,同样不得要领。 他向林彪汇报:“最近空军一个飞行员驾机投敌,吴法宪急得满头大汗。” 林彪说:“吴法宪这个人责任心就是强。”

这使罗瑞卿想起海军在 1962 年 3 月也跑了一架飞机,林彪批肖劲光、苏振华“四个 第一”不落实。有现成的药方(指四个第一这一套)不用,另开药方子。把总参作训部 长李作鹏派去当常务副司令,把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派去当政治部主任,改组了领 导班子。罗大将不明白:怎么肖、苏跑了飞机就是“四个第一”不落实,吴法宪跑了飞 机倒落个“责任心强”呢!所以罗瑞卿半天没说上话了。

林彪问:“你怎么了?”

罗瑞卿正闹牙疼,他倒不是随机应变,真的在闹牙疼,就说:“这两天牙疼。”

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燉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疼了。” 这是林罗最后一次见面林彪的临别赠言。

就在路边对罗瑞卿说完“莲子燉鸭子”以后的第三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负责的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 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 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 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1965年)

信中没提罗瑞卿一个字,但随信附去的 11 份材料都是揭发罗瑞卿反毛、反林、反 对突出政治、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报告,对罗瑞卿已经心中有数了。他把罗瑞卿不给江青发帽徽、

领章,看得比罗拒绝为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还重。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罗瑞卿 这个人原则性太强。原则性本来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但在与刘少奇摊牌的这场斗争 中,不需要刚直不阿的君子。需要的是随风转舵的机灵人。像罗瑞卿这样爱论个是非曲 直,办事爱讲个“理”,这么一个人在未来这一场大搏斗中让他无条件地支持自己是不 可能的,而军队如果分裂,林拉一股,罗拉一股,就可能破坏了自己的全盘战略部署。 他要牺牲自己忠心耿耿的大卫士长了。

11 月 30 日。叶群乘坐吴法宪派来的专机秘密地到杭州。这时杨成武住在空军疗养 院,叶群在这里落脚。杨成武把张耀祠找来与叶群见面。

叶群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林彪同志叫我带一封面交毛主席的信,请你带 去交给主席吧。”

张耀祠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

张耀祠与杨成武谈话,叶群出去了一会儿,回到客厅又说:“我给林彪同志打了个 电话,他说让我亲自交给主席。”

张耀祠又把信退给了叶群。说:“我回去给你向主席报告一下。”

据张耀祠回忆:“第二天早晨五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给叶 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第二天是 12 月 1 日,叶群在汪庄别墅晋见毛泽东。毛泽东看来林彪的信,然后听 叶群作了五个小时的汇报。

因为只有毛叶两人在场,具体内容和情节就成为永远的秘密了。毛泽东听完汇报后, 收下了材料,吩咐叶群立即回苏州,不要在杭州停留,并派汪东兴动用毛泽东专列护送 叶群回去,回程时把林彪接来。

毛林 12 月 1 日这次深夜会见,颇有些“阴谋”气氛,坊间有资料透露,谈了罗瑞 卿的问题,彭真的问题,刘少奇的问题。毛意在倒彭倒刘,嘱林“抓紧军队的指挥权, 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要保证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正常进行。”林说“不解决罗瑞卿 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我不能保证这个人听话。”促使毛泽东下了整倒罗瑞卿的 决心。

毛还说:“这几年你的进步很大。有马列主义。你和我们这些人比较,你是年轻的, 今年大概 58 岁吧?”

林彪说:“主席说的丝毫不差,我是 1907 年农历 11 月初三生的。”

毛泽东说:“希望你再作一次像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的报告,说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必要。”

林彪会意地答道:“我回去就考虑准备。”这是一次“路线交底”,林彪明确地知道

了打倒刘少奇以后他将成为主席的接班人。

1956 年 12 月 2 日,毛泽东在林彪送来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 55 师紧急备战中突出 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 (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兰州军区的报告说林 11 月 18 日送给毛的。毛避开了林彪 11 月 30 日的那封信,在 兰州军区的报告上批,也是要掩盖近日杭州与苏州的联系。这个批示和林彪信一样没点 罗瑞卿的名,但这是置罗瑞卿大将于死地的“御批”,林彪和叶群告罗瑞卿的状告准了。

12 月 8 日至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到会 38 人,除 7 名常委外,有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31 人被扩大进来。但罗瑞卿却被剥夺 了参加会议和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一些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高级将领列席 会议,毛泽东叫林彪主持。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叶群登上了讲台,揭发罗瑞卿阴谋篡党夺权,逼迫林彪让贤。她 说:

同志们:

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回来,没有很好地准备,(笔者批注:叶群说了谎,隐 瞒了她在杭州见过毛主席,有充分的准备,给毛汇报了五个钟头等重要情节)只讲我了 解的情况。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同林彪同志的关系搞得那么紧 张。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过硬,三怕给中央 军委常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的个人野心已发 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 地位,这是无底洞。1964 年罗即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曾听主席 说,希望林多活 20 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呆了十几分钟又走了,并 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林多活 20 年, 因有点马列主义。

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 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后廊上路过,听到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我 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 能让给他。

最蛊惑人心的一段是把已于 1965 年 5 月 7 日逝世的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扯了进来, 292

说刘亚楼对叶群说了这样的话:

63 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待的。 四点意见是:

一、 林总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 台的;

二、 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三、 今后林总不要再多管军队的事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四、 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

长是不会亏待你的。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 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 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回家 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 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叶群“创作”这个剧情的背景是上海医院刘亚楼的病房,而刘的俄国夫人翟云英在 场。为了给叶群的材料提供旁证,叶群叫吴法宪去找翟云英,连吓带诱,翟云英说:“没 听刘亚楼说过四条,只见他去世前伸出了四个指头。”秘书写下来,叫翟云英签上 名,这就成了说过四条的旁证材料。但叶群这个剧本有个漏洞。她说带着女儿林豆豆去 的。豆豆还有台词。事后翟云英咬定不认识林豆豆,豆豆也说不认识这位俄国血统的阿 姨。这样就把叶群编造的话语和情节都揭穿了。当然,这是在以后,在当时。林彪主持 会议,毛泽东双目似电扫视全场,撤销罗瑞卿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 全部职务的议案还是通过了,不过不是全票通过。常委表决时,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投了反对票。政治局表决时,彭真、刘伯承投了反对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贺龙、 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弃权。

到了小会上,刘少奇说:“难以置信。”

邓小平说:“死无对证啊!”曾提出要让罗瑞卿到会对质,毛泽东不准。

朱德长叹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很多人,怎么 得了啊?”

罗瑞卿作为“被告”,始终没有出席上海会议,开会时他在西南边防视察。接到开 会的通知,他与夫人郝治平立即飞往上海。12 月 11 日下午 2 点在虹桥机场降落。陈丕 显和吴法宪来接,被安顿在建国西路 618 号(原波兰领事馆)。周恩来、邓小平奉命与 罗瑞卿谈话。然后,就被软禁起来了。

他怒发冲冠,满腔悲愤,要求见毛主席,毛泽东不见他;要求见林彪,林彪北京厅。 12 月 17 日罗瑞卿回到北京,闭门思过。从1966 年 3 月 4 日起,军委设专案组审查批斗 罗瑞卿。他受不了栽赃诬陷,18 日气得跳了楼,摔成残废,从此倒下了。

第二十五章 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在 1966 年 4 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问题,被扩大进来的人都有表决权。毛是想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左”派干将弄到会上示威。刘少奇强调党内人事变动必须经中 央全会通过。如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不一定能取得多数的支持。毛觉察到这一点,所 以坚持不开中央全会。不让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毛紧紧抓住林彪,抓住 军队,决心必要时“枪指挥党”挽回颓势。抓军队主要是拉林彪,建立毛林联盟,以压 住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三个多数。但毛对林彪也防着一手,并不用林彪的 亲信部队。最高奖的一颗棋子毛抓住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并不是林彪的亲信, 在战争年代杨林有过龃龉。第 63、65 军是杨成武指挥过的华北部队。全面代替罗瑞卿, 跻身于党、政府和军队重要领导人行列的希望吸引着杨成武,杨成武这时是绝对忠于毛 泽东的。1966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叶剑英和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与 国防军统一编组。盖因罗瑞卿当过多年的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 月 15 日毛决定 设立首都工作组,以叶剑英为组长,以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成员还有刘志坚、李 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付崇碧、万里、苏谦益等,这十一个人中起决定作用 的是第一副组长杨成武。杨推荐第 63 军政委丁莱夫为广播事业局第一书记,第 63 军参 谋长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5 月 14 日周恩来指示北京广播电台脱离北京市领导, 由广播事业局代管。这样就牢牢地把对外发言的喉舌控制起来了。杨又建议调第 63 军 驻石家庄的第 189 师和第 65 军驻张家口的第 193 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由付崇碧任卫 戍死了,均获毛泽东批准。在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或期间完成了部署。毛以自己枪 杆子的优势成功地压住了常委的多数,孤立了刘少奇,挫败了刘少奇召开中央全会的企 图。

1966 年 5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政 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 76 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指定会 议仍由刘少奇主持,但由康生保持和毛泽东的联系指导会议的开法,这样一来刘少奇只 起一个司仪的作用。

5 月 5 日下午和 6 日上午,康生以传达“圣旨”的神秘身份在会上讲了 8 个钟头。 康生其人,战场上披坚执锐,和平时期治国安民,他百无一能,唯独有搞阴谋权术的天 赋。从延安整风他背弃王明投靠毛泽东,只是在促成毛江婚姻上起了一点作用,其他方 面寸功未立。毛泽东豢养着他,八大给安排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无任何实职,1962 年让 他进书记处,作为牵制邓小平、彭真的一颗棋子。在这次会上,康生挑大梁,起了沟通 南北。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是得意非凡。康生传达了 1962 年 9 月以来,特别是 1965 年 11 月以来毛泽东批评彭真、陆定一,要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等历次谈话,又着重 炫耀 1966 年 3 月与他个人的两次谈话和一次集体谈话。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 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 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 中央到底出没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 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这次会议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伯达、春桥等同志起草的。一开始主 席就指出,这个通知不应该是技术性的,而应该是理论性的。主席亲自做过多处修改和 增补,比较重要的地方有: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 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 作,这是非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 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 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 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康生停顿几秒钟,叫与会者体会这些话的含义和分量,然后说:“这个文件的通过, 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党内这么重要过,透过近 视镜片,一双小眼睛扫视全场。

此时此处,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的,知道毛泽东决心要搞倒刘 少奇的,据陈伯达后来在狱中回忆称,“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 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几位常委就像听天书一样不得 要领。一般地讲反修防修,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又不便于反对,。毛泽东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既要打倒(或半打倒)又要叫他们举手通过。

毛泽东在杭州秘密地会见林彪时,嘱其“像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再讲一篇。5 月 18 日,林彪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叠打”。

毛主席最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 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说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 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谈过这个问 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 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 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 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 年以 来,先后发生 61 次政变,搞成的 56 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 8 次,留当傀儡的 7 次,废 黜的 11 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 11 次。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 年、20 年、30 年、50 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 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队包围王宫,逼成 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 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 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 15 年,秦始皇只有 12 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 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 26 人。汉高祖在位 12 年,后来吕后专权,夺取了刘家的政 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 25 年,以后爆发了巴望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 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 24 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 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宋朝赵匡胤,在位 17 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 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此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 16 年,他的儿子铁木真在位 13 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 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取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 31 年,他的儿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 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 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 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还把他的好多兄弟都杀了。

辛亥革命,苏州市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 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 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 3 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直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少次找负责同志 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最近有很多鬼事, 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 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详细去说了。你们经过 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注:陆夫人严慰冰因为给叶群写匿名信成为 轰动一时的反革命案件),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者,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 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林彪说这一番话的背景是所谓“窃听器案”。1961 年 2 月,毛泽东乘专列南巡,来到湖南长沙,车停北站一条支线上。毛的专列由 11 节车厢组成,有毛的卧室、办公室、书房兼会客室、餐室、医疗室等,其他为工作

人员车厢。

  毛正在会客室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都到月台上去散步。

一个专管无线电设备的工作人员突然心血来潮,对毛身边的一位漂亮女服务员开了 个玩笑:“我听到你在主席卧室里的声音了。”

女服务员大惊失色,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睡房里有人窃听!”

毛泽东挥走张平化,把随行的杨尚昆和罗瑞卿找来,查问:“你们在专列上安装了什 么机关?谁叫你们这么干的?”

杨罗面面相盱,只好说实话:“大跃进以来,主席经常在列车上接见各地负责同志, 即席发表讲话,秘书记录不全,许多重要指示遗漏了或失真了。为了能够跟上主席的思 想,中央书记处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列车上安装一套设备。”

毛泽东控制情绪的能力是惊人的,他知道这个时候----全国到处饿死人,自己众叛亲 离,正是统治权最薄弱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发作,不能摊牌的,但是要把情况问清 楚,遂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是一番苦心喽。我不责怪你们。设备是哪里产的?是老大 哥提供的?”

杨尚昆说:“是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过有关渠道,从海外进口的。”

  “很先进啰。什么时候装上去的?”

“1959 年 1 月。”

毛泽东又是一惊,但依旧平和地说:“哦,哦,整两年了,你们还真能够保密。我的 那些工作人员知道吗?”

罗瑞卿说:“秘书们是知道的。但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保守机密。”

毛泽东哈哈大笑着说:“既然大家都知道,还算什么机密?也算不上阴谋喽,顶多算 个阳谋。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阳谋,自己也搞过几次阳谋。”

罗瑞卿补充报告:“只有进出主席房间的服务员不知道。他们经常轮换。流动性大。” 毛泽东像是漫不经心地交谈:“这么说少奇、小平同志也是事先都知道的?” 杨尚昆说:“经他们同意的,中央书记处有个内部决议。”

“恩来呢?还有汪东兴,他们都知道吗?”毛泽东要弄清楚每个关键人物对此事的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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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答道:“总理知道,还指示过:‘既然是从全党利益出发,就一定不要闹出误 会来才好。’汪东兴同志曾有过保留意见,后来书记处做了说明,他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笑着说:“还是恩来虑事周全。现在本人已经不误会了,前嫌尽释,如何?”

  谈话一结束,杨尚昆带着一身冷汗赶紧给刘少奇打了个电话。

刘少奇马上飞抵广州,向已到广州的毛泽东负荆请罪。他交上了 1958 年 12 月中央 书记处关于在毛主席卧车上安装录音设备的决议文件,上面确有书记处成员的签名,还 有周恩来画过的圆圈。刘少奇想以此证明,此举确是阳谋,目的是为了紧跟主席,学习 主席,绝无别的意思。刘少奇还提出。由汪东兴负责清查、检视、销毁存放在中央办公 厅保密室的所有录音带及其文字整理资料。刘少奇说,此事最初虽是书记处的主意,但 是经过了他点头的,应由他个人负责,向主席检讨、道歉,并请求纪律处分。

毛泽东深藏不露,面带笑容地说:“少奇呀,你知道广州有个六榕寺吗?在弥勒佛大 殿有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我就喜欢那个 大肚弥勒佛。明天我们拉上罗长子,还有尚昆,一起去游六榕寺。你们是好心办了件不 太好的事。事情讲清楚了,就算了结了。你放心好了,那件事就按你讲的办,今后在党 内任何人都不准再提。我也不会提请中央处分任何人。法不责众嘛。目前最重要的是全 党团结,一心一德,稳定军心党心,共渡难关。少奇呀,历代的农民起义,多因饥荒而 起。千万不要闹到陕北出李自成,四川出张献忠,洞庭出杨幺;蒋委员长再从南边一攻, 苏修从北边一压,我们就霸王别姬了。当然,我不会去自刎乌江的,至多上山重新拉队 伍。”一席话稳住了刘少奇。

杨尚昆一直强调是录音不是窃听,是中央工作需要,不是个人阴谋活动。他自己也 没有对此作出检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从此,毛泽东对刘少奇和中 央书记处整个失去了信任,是毛刘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

林彪继续说: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 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 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 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 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够搞反革命政 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无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 搞得起来了。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 说,16 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会就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 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也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 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 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 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 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 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 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 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实现进一步革命化。 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都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 64 岁,恩格斯活了 75 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 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过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 只活了 54 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 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也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 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 最伟大的任务。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 些人不承认是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 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不承 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 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 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的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 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 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中共中央的 516 通知和林彪 5 月 18 日讲话,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 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是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元首。绕开宪法,绕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军队支持的群 众运动废黜国家元首,这本身就是一场政变。毛泽东和林彪是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这篇讲话真像是一颗政治原子弹,把全党炸懵了,炸 服了;把全国人民炸懵了,炸服了。使毛泽东彻底摆脱了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尴尬和被动, 把他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终身领袖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众神殿里,他被摆在了马、 恩、列、斯之上,极大地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没有人敢再追究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 连想都不敢再想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潜意识地感觉到只有对毛主席无限信 仰、无限崇拜,自己才会有人身安全,家庭才有安全,这个政治上的队非站不可。一个 全民性的个人崇拜高潮,既是被逼的也是自愿的,像滔天洪水一样席卷了神州大地。

对林彪这篇讲话及其在党和人民中的震慑作用,毛泽东是相当满意的。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先说行踪:“自从 6 月 25 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 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 10 天了。”武林 是指的杭州,“西方的一个山洞”指韶山滴水洞别墅,“白云黄鹤的地方”是说又到了武 昌。接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 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 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 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 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 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的朋友 的讲话”是指林彪的“518 讲话”。这里没有责备林彪讲政变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妥, 是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吹得太高、太离谱了。既然“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只能违 心地同意,先吹上一阵子再说。毛把这封信给周恩来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 作为见证人。

毛作为权谋家,他当然知道林彪那样吹他是别有用心的,是要用这篇讲话换取毛泽 东手中的“神器”,换取他的“江山社稷”,换取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不知道毛泽东 在三年大跃进中说了那么多的昏话,走了那么多的臭棋,犯了那么多的错误。这种鼓吹 作为打败刘少奇的一个攻势,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是有用的,也是有效的,但作为对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能长久的,将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写这封信是要预先挂 上先见之明的“号”,在他充分享受个人崇拜的丰硕成果的时候,挂上一个反对个人崇拜 的“号”,以便将来从反对个人崇拜中得到另外一份好处。这是一层意思。

毛把写给老婆的私信给周恩来看,是用不经意的形式告诉周:我和林彪之间是有嫌 隙、有距离的,作为执掌大权的总理,你心中要有数,不可与林彪走得太近。这是第二 层意思。周恩来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立刻领悟到,在毛泽东已经是众叛亲离,只剩下 林彪一个“亲密战友”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比林彪还要“亲密”的战友,这就是江青。 周恩来一方面不露声色地、分寸适度地与副统帅拉开了距离,绝不犯陈伯达那样的错误; 另一方面,施出浑身解数与江青曲意周旋,绝不硬碰硬顶,但又绝不允许江青成为吕后, 坚决阻止毛泽东世袭传家的图谋。毛泽东晚年,党内斗争出现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政 治局面,盖源于此。

毛泽东在个江青写信之前,即 1966 年 6 月,还有七律一首,题为《有所思》: 正当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园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洒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江青先是拿这首诗向叶群炫耀,又说:“主席在武汉还给我写了一首诗,讲了一些很 重要的观点,可以作为这首诗的注解。”叶群赶紧把诗抄下来,回家拿给林彪看。林彪仔 细琢磨后说:“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有所思。他到底怎么想的,我们得搞清楚。 一定要找江青把信要来看一看,这点面子她会给的。”叶群找到江青说:“林彪同志想看 主席写给你的那封信,好跟上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江青说:“这 事得请示主席。”过了些日子,毛泽东当作一件大事,派周恩来拿上那封信的原件送给林 彪看。那时正是伏天,林彪在大连休养,周恩来为此事专门上了一趟大连。林彪看得很 仔细,半天才说话:“伟大领袖出于谦虚,不让我们那样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 能够因为主席谦虚,就不树立毛主席的权威吗?我认为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越是这样讲,我们就越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请总理向主席转达我的一点意见,这封 信销毁为好,落到右派手里,对大局不利。我们知道主席的意思,以后在讲话中适当注 意就是了。”

“好吧,我就这样告诉主席。”周恩来说。

周向毛泽东报告后,毛同意把原件烧掉以安抚林彪,但留下了一份经毛亲自校阅的 抄件存档。这里就潜伏着毛林分手的危险。

近年海外学者对 1966 年 7 月 6 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是 913 事件后康生、张春桥伪造的,也提出了一些言之成理的理由。2004 年戚本禹接受学者余 汝信访问时说:

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 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了这封信,觉得应该在党内高层 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在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抄了一份。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 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 年 5 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 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 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么,在江青处的抄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 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 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 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 好有个人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时, 叶才离开。”

  查《周恩来年谱》下卷第四十页,有这样的记录:

7 月 11 日、12 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 7 月 8 日给江青同志的信后,建议 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 月 14 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 5 月 18 日讲话。15 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戚本禹的证言和《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是可信的。就是说,7 月 8 日这封信是有的。 问题出在,印发全党的信件和烧毁的原件上不同的。因为没了原件,根据秘书的抄件印 发这封信,这就留下了增删修改的可能性。康生、张春桥作伪不是无中生有造了一封信, 而是修改了信的某些关键字句、段落。

康生在 1971 年 9 月 21 日的日记中说:“为了维护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崇高

威望。在一些材料上作出补救、增加,是革命事业、对敌斗争的需要。”

据张玉凤在 16 大前夕披露的材料说:“1972 年 12 月 26 日。主席又提及 1966 年 7 月 8 日给江青的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 目的我理解。’”

毛泽东说“在信中做了文章”和康生说的“补救、增加”刚好吻合,精神是一致的, 是先有一封信,在信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至于“补救、增加”了哪些内容,只消把下发 件和抄存件对照就清楚了。这有待中央档案馆公布那个抄存件。

我听到关键是要弄清楚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打“接班人”这张牌的深意。准确地说, 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接班人”的说法,是个诱饵,是个烟幕,他实际要找的 是辅佐“皇后”的辅政大臣。他意中的接班人是江青,但深藏不露。要一步一步地过渡, 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江青。没有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也要找别的理由把林彪废掉。不 是毛泽东真要把班交给林彪,林彪出了事情,毛选错了接班人下不了台,才造出这么封 信来,而是林彪在发表“518”讲话时(这时林彪对毛的支持是真诚的),毛就对林留下 了一手。在树立林彪的时候,预留了打倒林彪的底牌。毛泽东是把林彪当作打鬼的钟馗 使用的,刘少奇被打倒了,林彪的使用价值就没有了,就成为毛泽东实现既定目标的障 碍了。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林彪被毛泽东耍了。有这封信是顺理成章的事。

1966 年 9 月(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林彪被封为“接班人”不久)的一 天,林彪秘书张云生在人民大会堂亲眼见到毛泽东把两本线装书《郭嘉传》、《范晔传》 推荐给林彪看。郭嘉是曹操的谋臣,履立奇功,38 岁英年早逝,范晔为南朝宋国左卫将 军、太子詹事,“詹事”的职责是“掌皇后太子家”,因谋反被诛,时年 48 岁。毛泽东以 古喻今,告诉林彪,要学郭嘉,忠于主公;不要做范晔,要忠于皇太子,否则小心你的 脑袋。林彪看后口述了感谢主席的信。从事后林彪对行动来看,他拒绝扮演“太子詹事” 的角色。从未接见过毛远新,对江青的扶持也是在毛威逼之下的敷衍。

就在毛泽东和林彪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术语制定《516 通知》和发表《518 讲 话》,导演文化大革命这一幕历史大戏的时候,江青和叶群的一次私下谈话说出了她们对 她们的丈夫那些闪闪发光、道貌岸然的理论的理解。

那是 1966 年 10 月 4 日,江青来到了毛家湾,叶群奉为上宾,迎入自己的卧室。那 里门窗隔音,是个说私房话的好地方。二人嘻嘻哈哈一阵,江青忽然正色道:“你说什么 叫文化大革命?”

叶群一时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谦虚地望着江青。 “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的仇人统统打倒。”江青咬着牙,绷着嘴,看叶群的反映。 叶群连连点头,表示心领神会。 江青接着说:“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去整他们。我的仇人,告诉你,你要想办法帮我去打倒。”

叶群想了想说:“我倒没什么事,只是在反高岗的斗争中,高岗说过一些不利于林彪 同志的话,全是他的诬陷,林彪同志一贯反对串门子,是个守纪律的人。那些个材料不 知存放在哪里?”

江青说:“这个你放心,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调谁的档案都能调出来。”

叶群说:“您有什么事叫我办,尽管吩咐就是了。”

江青仰在沙发上,眼睛里露出凶光,咬着牙说:“有个叫严朴的(注:严朴,江苏无 锡人,生于 1898 年,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是中共六大代表),这个人 也是你的敌人,他是严慰冰的父亲,1938 年他从上海写信到延安,阻止主席跟我结婚。 这个人死了,葬在万安公墓里,要把他的坟扒掉。还有孙维世,她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 在延安夺走了我心爱的人。”

叶群插话:“你说的孙维世是不是孙炳文的女儿?” “正是她。”江青说。

叶群接着说:“她也是我的仇人。她在苏联追过林彪同志,后来林彪同志跟我结婚好 几年,都有了豆豆和老虎了,打四平时她从苏联回国,专门到司令部去找林彪同志。我 一看两人谈话的神色就不对。林彪同志还想把她留着东北,我找了政治部(注:她不说 找了高岗),坚决不能留她。”

江青大感兴趣:“还有这事,我也为你出这口气。”

  江青接着说,叶群很注意地听着。

“当前比较急迫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海公安局处长王济普,他保存了我的历史 材料。1935 年我在上海被捕,那次是误捕,我叫他把这份材料清出来给我。他卖关子, 不办,不过此事张春桥可以帮我办。另一个人是郑君里,他手里有我一封信,很重要, 你要想办法给我追回来。”

“是封什么信呢?有个目标好查。”叶群问。

“你不要管什么内容,他家里要是有我的信,都弄回来就是了,还有些 30 年代的杂 志、书报、海报什么的,我那一段挺红,演戏比较多,现在我们身份不一样了,那些东 西散落在民间不好。”

叶群连连点头。 送走江青,叶群把江青说的一些人和事告诉了林彪,但她没说孙维世的事情。 江青要追回的是封什么信呢?1957 年 5 月,曾是杨开慧的同学,时在长沙第十中学任教的李淑一(他的丈夫柳直荀追随毛泽东搞农运,任湖南农民协会秘书长,1932 年终 洪湖牺牲),给毛泽东写信,附赠怀念柳直荀的词一首,并索要毛泽东年轻时写给杨开慧 的一首词。5 月 11 日,毛泽东填词《蝶恋花》随信赠李淑一。李淑一接到毛主席的信和 词,如获至宝,同事相互传抄。后征得毛泽东同意,在报刊上发表,还影印了毛泽东《蝶 恋花》手迹,在文坛是引起很大反响。

江青读报至此,醋海波澜,闹了个天翻地覆。她跟毛泽东摊牌:“你怀念你的杨开慧, 我还怀念我的唐纳呢!”毛泽东说他“胡闹”骂她“混”,她说:“你怀念前面的老婆写诗 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载报上。我无官 一身轻,怕什么呀!”

一怒之下,江青真的写了一封信,不过不是给唐纳—她不知道唐纳在何处—而是给 唐纳的好友,名导演郑君里,请郑君里帮忙找唐纳的下落。这封信由一位可靠的密使送 到了,在大上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今要爆炸了。

1966 年 10 月上旬的一天,原上海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应召来京。他是林彪集团中的核 心人物之一。寒暄过后,叶群说:“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 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搞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一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 赵丹、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凡是书信、笔记本、三十年代的书报杂志都拿来。”

“是!”江腾蛟说。

叶群补充:“关于一封信的话,到你这为止,怎么向下交代任务,你再想别的词儿。”

“是!”江腾蛟俯首帖耳,一片忠心。

“就按我刚才说的五个人的顺序,把他们编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抄 家的时候,用这个代号把抄来的东西分别装起来。行动要绝密,慎之又慎。”

“请要求停止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江腾蛟懂规矩,上边说多少记多少,再不多 问一句。

回到上海,他挑选了空军机关一些年轻干部、战士和干部子弟,分成五个组,每组 都有处长一级干部带领。带队人佩戴手枪。编组完毕,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打 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叫大家假扮成红卫兵去抄那五个人的家,江腾蛟在巨鹿 路空军招待所坐镇指挥,并挑选了一个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帮他听电话。

11 月 9 日夜 11 时,抄家小分队集中在上海空军大院图书馆,又进行了临战动员,检 查了着装。戴好红卫兵袖标,分乘五辆大卡车,于 12 时 15 分离开营门,按照姓名和地 址,分头奔向各家。

郑君里就是妇孺皆知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因与江青的特殊关系,文 革兴起之后日子很不好过。张春桥亲自找他谈话三次,暗示他交出江青那封信来。郑君 里当时收到那封信,就像收到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不知如何是好。真帮助找唐纳,他不敢;把信给江青寄回去,万一落到别人手里后果严重,他也不敢;亲自给江青送回去, 见面说什么?怎么说呢?他更不敢。过来好长时间,左思右想之后,一根火柴把这封信 烧了。所以他告诉张春桥:“那封信我随手烧了,没有保存下来。请江青同志放心,运动 过后,我们都搬到农村去落户。在乡下搞文化馆的工作,了此残生。”等于私下保证不再 提这件事情,但张春桥、江青就是不信。

在劫难逃。9 日深夜,一队“红卫兵”闯入郑君里的家。领队的是空四军政治部秘书 处长刘世英和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他们封锁楼道,砸开了房门。郑妻黄晨问道: “你们属于哪个单位?通过电影厂的关系没有?”

刘世英回答:“不准问东问西,”命令带来的人:“抄吧,动作要轻。”

赵丹家被抄过好几次了,上一批红卫兵在箱柜上贴了封条,见又来一批,幽默地说: “欢迎红卫兵来抄我的家,帮我破四旧。”“敢不欢迎!”带队的人说着,就去扯封条,黄 宗英大叫:“来人哪!有人撕革命组织的封条了!”

“不许嚷,再嚷毙了你!”带队的人拍了一下腰间的手枪。

等这批“红卫兵”走后,赵丹对黄宗英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的 一套,像当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搞我们一样。”

抄来的东西经过筛选,装了五个麻袋,编上号,由江腾蛟乘飞机押送北京,先存放 在空军司令部保密室。后来江青在谢富治陪同下来到毛家湾。叶群叫赵秘书把材料从空 军司令部保密室取来。三人一同来到后院的开水房,叶群令赵秘书把锅炉捅开,把火拨 旺,由谢富治拆封,由叶群一份一份地送入炉门,江青离着十几步远,走来走去,亲眼 看着将这些材料变成一堆灰烬。

过了两天,江青告诉叶群:“高岗诬蔑林副主席那些材料,我调出来,一根火柴,烧 了,为这事还跟陶铸吵了一架。”

为了感谢江青,林彪亲自下条子,把江青的级别由行政 9 级提为 5 级。当时中共的 女干部,级别最高的是蔡畅,是四级;周恩来压低邓颖超级别,给定了个六级。江青的 级别比邓颖超还高了一级。

  两个女人的行为给两个男人的理论作了绝妙的注释。

第二十六章 利用学生把国家主席拉下马

在毛泽东觉得有把握(这个把握是林彪的“5.18”讲话给夯实的)控制和操纵中央全 会的时候,他下令于 1966 年 8 月 1 日至12 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是在中 南海书记处大楼召开的,在忠于毛的 8341 部队的严密保卫之下。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就代替刘少奇的人选问题征询意见。相约五人同时在手上写了

一个字,伸开巴掌一对,都是一个“林”字。

但林彪端着架子躲在大连不肯到会。这件事迷惑了很多人,认为林彪不热衷于当接 班人,如果这样,这些年来林彪那样卖力气为个人崇拜造势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8 月 6 日毛泽东派汪东兴去请,晚上林彪才从大连飞抵北京,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与毛 一见面就作揖,说是:“身体不行,不能当此重任。”毛泽东对林彪的假谦虚生气了,斥 责道:“你想当明世宗(注:明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 的。”解放后,林彪在卧室挂的条幅是“张良范蠡,急流勇退”。他经历了高岗领受毛的 密旨但谋刘太急,毛翻云覆雨,又叫刘主持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问题的前车之鉴,一定要 沉住气,火候要看老一些,绝不可急躁莽撞,所以出现了这样一幕。

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41 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了会议。写了第一张所 谓“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也非常显眼地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宣布预备会决定的会议日程:1、通过《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 重大措施;3、通过会议公报;4、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 请读者注意,议程中没有改选常委,撤销副主席的内容。

然后,由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作工作报告。他对前一段往大专院校派工作组问题 主动承担责任,连连检讨。毛泽东频频插话,语言锋利,当众出他的丑。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修养去了,叫刘少奇、邓 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 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 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 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红卫兵和刘邓对立,大轰大嗡, 大吵大闹,缠住不放。逼刘邓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假如刘邓都不出来管,不派工 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 东会说,打砸抢抄,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 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变 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 料定刘邓是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斗争,地方各级党员干部—这是刘 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劵,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 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刘少奇谈到派工作组的着眼点时说:“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 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厉声说:“工作组,不到 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不管 怎样是做了错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 用,起了坏作用。”

刘少奇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尖刻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插话说我们有解放军,不怕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 在座的就有。”

一个现代政党的中央全会,开成了金銮殿上的御前会议,没有一点民主气氛,中央 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个个面面相盱,战战兢兢,只听毛泽东在 那里颐指气使,嬉笑怒骂。

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最初他 是写在一张《北京日报》的边角上,由秘书誊清,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大家的。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

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 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 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 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 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 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8 月 5 日下午,刘少奇还在履行共和国主席的职责,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赞比 亚代表团,回到家后,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刘少奇知道,这是传达毛泽东的声音。

没有经过常委、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任何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 论通过,就凭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写在一张旧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停止了国家主席的工作。 在做足了铺垫之后,毛泽东在常委会上宣布他要改变接班人:“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紧迫了, 万一发生战争,发生突然事变,或者我马上见上帝,谁来主事?得从我们中间选个最年 轻的,林彪就可以。”

刘少奇早就看出了这步棋,率先表示赞成。他说:“相比之下,林彪同志比任何人都 合适。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 线。在我们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关头,都是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同历史上的各种‘左’ 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建国以后,特 别是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 了加强军队工作的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开展了全党全军全国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 著作的群众运动,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所以,他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一定 会得到全会的拥护。”

  刘这样一表态,全体常委都投了赞成票。

8 月 8 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16 条)。从 8 月 8 日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主席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江青扮演前线 指挥官的角色,向一些政治局委员交底,动员他们向刘邓开炮。会议后期,毛泽东开列 了个 11 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未经常委讨论,只给林彪、周恩来、江青看过,让中央委 员们投票选举。选举后的名单排列,几经修改才正式公布。

最初的名单根据陈伯达和王力的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 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邓小平因为在选举时得全票,所以列周恩 来之后,居第四。江青看了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 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上升到第四位呢?不行,这样排不行。”然后, 去找林彪提意见。林彪一直认为邓小平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与江青一拍即合,由林 彪向毛泽东建议,将陈伯达调到邓小平前面,成为第四位,邓小平排第五。江青看了调 整后的名单,仍不满意,找到毛泽东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 把陶铸调上去。”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最后圈定的名单排列成这样: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谁会想到,这个神圣的名单竟是江青排列的,或者说是江青指挥着毛泽东排列的。

毛泽东将刘少奇、朱德、陈云排到陈伯达、康生的后面,即不想再保留他们的副主 席职务。他想设林彪、周恩来两位副主席。此时周恩来主动提出,只保留林彪一人为党 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原来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 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周恩来主动退一步,既免去了毛林的猜忌,又极大地赢得了 人心。

全会还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 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彭真、罗瑞 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 记处书记,陶铸为常务书记。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参与最重大、最核心的党国机密—改组政治局常委—来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是将江青作为继承人来培养的。邓小平被打倒,中央书记 处瘫痪后,毛以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江青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总书记, 后来传说的毛如何讨厌江青,如何批评江青,那都是毛作秀给外人看的,也有老同志因 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而夸大渲染的成分。据戚本禹近距离观察,“毛、江关系一直很好, 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接受余汝信访问时的谈话)

8 月 12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林彪发表讲话,他说: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能力和我的工作是不相称的,意料要出错误的,但是,要 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诸同志,依靠文革小组的同志,以毛泽东为轴心, 我们做磐石,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说的办。大事不干扰, 小事不麻烦。有时候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的思路怎么办?那就是朝朝夕夕的不 坚持错误,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革命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和他比差别很大,错了赶快 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思之再三,既然中央主席都决定了,我就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随时也准备交给别的同志。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北京到全国,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对毛泽东 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 很不得力,两头热,中间冷。所谓两头热,上头是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下头是被蒙蔽、 被利用的红卫兵小将们;中间冷是说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动不起 来,是一种顶牛状态。笔者就参加了工作队被派到北京艺术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维持秩序。学生要写大字报,没笔 墨纸张不行,工作队要负责解决;写出来没浆糊贴不出去不行,工作队得提供;墙上贴 不下了,工作队又张罗用杉蒿芦席在操场搭起一排排的席墙;炊事员起来造反没人做饭 了,工作队员下厨房和炊事员一起做饭。中央音乐学院上千名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 汉”那幅对联,辩论中发生武斗,差点把钢琴家刘诗昆打死,是工作队把刘诗昆救出来 的。两派学生都说工作队是亲人。听说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学生们一 夜之间就变了脸,要揪斗工作队,说我们对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就出来跟 他们辩论,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所以,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广大干部中 批不起来。

刘少奇背后有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使毛泽东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10 月 1 日,毛泽东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组织力量,向刘邓“资 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

1966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 17 周年大会和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合并进 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人数最多,达 150 万人。就在这一天,一队受领秘密任务 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 邓小平的口号,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在全国掀起了 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在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高压下,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毛泽东主持的中 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的报告。 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承认犯了路线错误。23 日,刘少奇在会上检讨,他说:

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 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 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 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 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时间虽然只有 50 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

按照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 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他说;

在 1962 年犯过右倾错误,在 1964 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1962 年 1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 一个书面发言,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中,都 肯定 1958 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 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组的缺点和 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 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我的书面报 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 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 论了 1962 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 认为“我们现在经济上是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 2 月 26 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 3 月 18 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该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 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 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这样一来,发动大跃进、公社化运动饿死 3750 万人的毛泽东成了一贯正确的,领导 国家走出危机、使人民摆脱饥饿的刘少奇倒犯了路线错误,理应被打倒。毛泽东要的就 是这个结果,见主要目标已经达到,趁势收蓬,说:“刘邓主要还是 50 天的问题,能认 识、检讨就可以了。”在七千人大会结束时,他不得不拉着刘少奇的手承认两个“万岁”, 今天,他要依靠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拉下马去。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值得一评。他说:

17 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 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 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 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 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 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 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 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手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 1949 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17 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 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 3755 万人, 损失 1200 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 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 一点。17 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天下,以谢国人。从 今以后,毛泽东又亲临第一线了,他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干起,建设一个红彤彤 的新世界。

在审判张春桥时,蒯大富出庭作证说:“1966 年 12 月 18 日上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给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打电话,要我下午两点到中南海西门去一趟。下午两点 前,我乘清华大学一辆小轿车到中南海西门,对警卫说:‘有人找我,让我进去吧!’此 时,从中南海里来了一辆车停在西门里,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绿色军大衣的人,我一看是 张春桥。张对警卫说:“让他进来吧,是我找他来的。”张春桥领我进了传达室,和我谈 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谈话过程,除了张春桥和我。没有其他任何人。”

“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 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说:“我一听就明白,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 长的身份向我交底。是表示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回去以后全力以赴,坚决贯彻。”

蒯大富说:“12 月 25 日,我亲自率领清华大学五千余名师生员工,开着两辆广播车, 步行进城,游行示威。贴标语、大字报,发传单。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是清华大学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而这后面的 罪恶黑手就是张春桥。”

1967 年 1 月 6 日,发生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智擒王光美”的事件,成了轰动世界 的新闻。这是江青一手导演的。这天下午,刘少奇的卫士长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北京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说刘平平(刘少奇的女儿)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 需马上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手术之前家长必须签字,要请刘平平的父母到医院来 一下。

因为周恩来一再关照刘少奇、王光美不可走出中南海,卫士长决定先让刘源源和刘 亭亭到医院去看看,如需手术。由他们代家长签字。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源源、亭亭没 有回来,也没有电话。这时医院又打来电话催促,卫士长只好把事情报告王光美。王光 美请刘少奇拿主意。刘少奇无论如何想不到毛泽东、江青会这么下作,一切都信以为真, 马上调车去医院。

那时刘少奇国家领导人的待遇还没取消。卫士组立即把刘少奇要出行的消息报告中 央警卫局,并通知北京市公安局。

到了医院,急诊室里都是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他们抓住刘亭亭为人质,目的是把王 光美引出来,就到清华大学去批斗。刘源源、刘亭亭到医院后也被扣押。刘少奇的出现 使这些穿着白大褂的红卫兵有些慌乱,他毕竟还是国家主席。

王光美简直气疯了,大声说:“我抗议你们制造这种骗局!”

红卫兵头头自知理短,说:“抓你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办法是我们想的。” 王光美想到刘少奇的安全,马上说:“既然是冲我来的,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卫士们簇拥着刘少奇立即返回。

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园批斗,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放回。1 月 13 日深夜,毛泽东派 秘书徐业夫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共和国主席的专车—苏制吉斯牌防弹 高级轿车已经被封存了。刘少奇随秘书来到人民大会堂。这是毛刘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假意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刘少奇看清了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冲他而来,向毛泽东提出:

1、 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 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2、 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 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吸着烟,呆了一会儿才说:“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 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器人》值得一读。”

临别,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从刘少奇回来的境 遇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些言不由衷的话是多么样的伪善。

1 月 16 日子夜 12 点过后,周恩来给王光美打来个电话:“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王光美很激动地说:“总理,你真好。”这个电话看来被窃听了。第二天,中南海造反派 奉命来拆电话。刘少奇抗议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你们 不能撤,也无权撤。”造反派回去请示汪东兴,又过了一天,还是撤了。这是迫害升级的 信号。

4 月 10 日,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 30 万人参加的批判王光美 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批斗。这天早晨 六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 穿上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大的项链给 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这一幕恶作剧充分体现了江青的狭隘、嫉妒、心理阴 暗、人品下流。1963 年 4、5 月,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 加诺总统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 巨幅画像,王光美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出现在各种宴会、酒会和晚会上,中外报纸、电 视、纪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出国前江青帮王光美作形 象设计,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戴项链。后来王光美竟敢不听她的,戴了项链(缅甸总 理奈温夫人送的),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这次批斗会开了一整天,中间还在清晨六点,下午一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 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纪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世界的 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毛泽东对这种有失国家体面的事情没有一句微词,是要纵容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 刘少奇。6 月 30 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等十几个 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宣告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到 7 月 初,中南海西门,北门、直至故宫北护城河沿岸,连营接寨几十里。搭起七千多个棚子, 架起 500 多个高音喇叭,树起 3000 多面旗帜,代表 700 多个造反派,除北京的以外,还 有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山东、安徽、新疆等省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常住人数在 1.5 万人以上。歌声、口号声,高音喇叭宣读的声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沸沸扬扬,昼夜 不断。7 月 4 日凌晨 3 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到“揪刘火线”,钻进北京建筑 工程学院的帐篷,声称“代表中央文革向你们表示支持和慰问!向小将们学习,向小将 们致敬!”传达了江青迫害刘少奇的密旨。

7 月 4 日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 团”写一份书面检查。国家主席立即遵行。五天以后,即 7 月 9 日他交出了认真写的检 查。他在检查中说: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的。由于去年 8 月 5 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所以我的几次讲话,都 没有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

  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表示赔礼道歉。

毛泽东亲自坐镇,满意地看到刘少奇陷入红卫兵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揪斗刘少奇的 前夜,1967 年 7 月 13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巡去了。

两天以后,即 7 月 15 日,红卫兵给国家主席一道“勒令”,这是一篇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奇文,有实录下来千古流传的价值。文曰: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 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帐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 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励大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 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 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这些的红卫兵不是好惹的,你这个不齿人类的狗屎堆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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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 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 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代表作。

1967年7月15日

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刚开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揪斗刘少 奇?一点造反精神也没有。怕什么?等什么?还看不出来吗?斗!现在正是时候。”

中南海的机关造反派,根据江青指示研究了批斗方案,准备于 7 月 18 日(星期二) 下午 3 时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批判刘少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15 日将报告送交戚 本禹。戚本禹批了一句:“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转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在报告的标题上勾掉了“少奇”二字,加上了“邓陶夫妇”四字,批斗会就变成 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江青和康生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个圈。会 前,戚本禹对中南海机关造反派面授机宜:“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 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 低头弯腰。”

1967 年 7 月 18 日,中南海的批斗会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所住的院子里进行, 同时,抄了他们的家。

批斗会的情况通过专线电话报告了住在武汉东湖的毛泽东。毛说:“我不赞成那样搞, 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让汪东兴同志把这些话传给在北京主持 工作的林彪。林彪和江青是知道毛泽东处置刘少奇的腹案的。自然知道毛泽东这个温和 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离开北京,就是要造反派放开手脚。

8 月 5 日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在天安门组织了百万人 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又分别在各家院内组织批斗会、康生的夫 人曹轶欧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专人录音、照相、拍电影。这一场批斗会下来,把刘少奇 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丢了,他穿着袜子被押回办公室。他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尊严。睡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国家。”

1967 年 9 月 12 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小小(六 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 昔日的办公室里,成了囚禁他的牢房。他不知道后院的变化,老是站在后窗前睁大眼睛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盯着后院,侧耳细听,想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从这天起, 他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又过了几天,来了两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 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 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 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 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毛泽东还是顾及到宪法和法律的。他绕开宪法,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利用学 生的恶作剧,使刘少奇威信扫地事实上打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看,我并没有 下令逮捕刘少奇把他关入监狱,也没有派人暗杀他,更没有下令处决他。他还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还呆在他的主席办公室里。至于群众不拥护,要造他的反,那是自发的 群众运动,怪得谁人?!如果追究共和国主席受迫害致死的案子,你还真抓不住毛泽东 的把柄,很难定他的罪哩!他没说过要刘少奇停止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没说过要揪斗 刘少奇,没说过要关押刘少奇,在文字上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 奸、工贼,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不签字,叫周恩来代表中央签字,自己逃避了责任, 还把周恩来拉下水。这种流氓政治是毛泽东政治品德的堕落。然而,道德法庭的审判毛 泽东是逃不掉的。刘少奇专案是在江青一手控制之下,人身自由和安全是在汪东兴的一 手控制之下,这两个人是毛泽东的两只手,谁都知道刘少奇的命运是掌握在毛泽东的魔 掌中。

迫害在步步加紧。一日,江青的爪牙迟群代表中央文革来给昔日保卫共和国主席的 警卫队训话,明确告诉他们:“现在,你们的任务已经根本改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 刘少奇。要肃清刘毒、划清界限。”

刘少奇这年 69 岁了。几次揪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臂战争年代受过伤,经 过扭打已不能自由运转,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食堂吃饭,短短 30 米距离, 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地蹭,要走 50 分钟,看守的战士们被告知谁要上去搀扶一把就是失 掉阶级立场。后来他根本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了,就由看守人员打饭,打饭的战士被称 为“保皇兵”,因此谁也不愿意干这个差使;后来就打一次饭,让他吃几顿,馊霉变质不 管。刘少奇只要七颗牙齿,这样的伙食,使他常拉肚子,又不能洗换衣服,室内臭味难 闻,

就这样还要每天接受批评,室内贴满了打倒他、侮辱他的各种标语,他的名字被打 上红叉,被写成“刘少狗”。他气愤满腔,但又不能发泄;他需要休息,又不得安眠;他 有病要看,但每次医务人员要先开批斗会,跟他划清界限,用听诊器抽打他。逐渐地, 他神志恍惚,精神崩溃了。

看看那些关押战犯的监狱吧。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写了一本《战犯改造所见 闻》,盛赞在共产党监狱里所受的人道待遇。他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各个 地方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 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 16 元 1 月底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戴有脚镣手铐的一律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 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当时四川物价低,16 元一月的集体伙食, 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经常买鸡鸭等。”当然,这些 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政策。毛泽东可以宽容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死仗的战犯杜聿明、王耀 武、沈醉等,却一定要将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等置于死地。

毛泽东还泽及废帝溥仪。1964 年 2 月 23 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章士钊说:“对 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边的百姓。听说溥仪 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 180 多元薪水,怕是太少吧。我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 善生活,不要使他‘长剑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送钱给溥仪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溥仪感激涕零。

毛泽东这个人真是个千佛面,令人难以认识,难以理解。刘少奇的罪恶怎么也超不 过溥仪吧!末代皇帝溥仪,被推翻了,后又在日本的扶持下正二八经地复辟成为满洲国 皇帝。刘少奇主席,照毛泽东给定的罪名,至多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吧,并没有复 辟成,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宽容呢?你做过溥仪的臣民不能忘,你正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拥 戴下成为中共领袖的,难道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要解开毛泽东处事哲学中这个似乎不可解释的矛盾,只需吃透他一句话:“要善于团 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对溥仪和战犯们他能宽容,因 为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反对共产党,反对他,是反对错了,他是胜利者。在延安整风中, 他也能团结张闻天、秦邦宪等党内同志,历史也证明这些人反对他反对错了,他是正确 路线的代表。但历史、实践如果证明,毛泽东错了,反对他的人对了,她一定要将这个 人弄死,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毛泽东手里有真理的时候,是 能够容人的,是能够团结反对派的;他一旦输了理,发现自己错了,对反对派绝不容情。 刘少奇、彭德怀对他的“三面红旗”提出质疑,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毛泽东也知道他 的“三面红旗”祸国殃民,惹了大祸,但认错就得下台,与其我下台,不如你们下台, 不仅要你们下台,而且要置你们于死地,以免我死后翻这个案。《三国演义》上有个田丰, 袁绍的谋臣、袁绍在官渡与曹操决战,别驾田丰上书袁绍:“今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 兴大兵,恐有不利。”袁绍不听,将田丰下狱。后来果然大败。狱吏来见田丰:“与别驾 贺喜。”丰问何喜?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田丰说:“吾今死矣!”狱 吏问何故?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 吾不望生矣。”“狱吏未信。忽使者齋剑至,传袁绍命,欲取田丰之首,狱吏方惊。”毛泽 东其人,“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这一点很像袁绍。

第二十七章 人民在红色恐怖中战栗

民国以来,自有了新式学校就有了学生运动。从北洋军阀到蒋委员长时代,学生运 动都是以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 还没有那一位统治者能利用学生干坏事。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他利用青年学生去 搞乱整个社会,把各级党政机关摧毁,假学生之手去摧残他旧日的战友、今日的政敌。

这也是他“高”于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的一个方面。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1966 年 5 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写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通过江青将这三篇大字报的底稿和一封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敏锐地感到,青年学生可 以利用,“红卫兵”可以利用,他终于找到了捣毁刘少奇经营了多年的盘根错节的党政系 统的天兵天将,乃于 8 月 1 日回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了三个“热烈地支持”。 3 日,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毛主席的 亲笔信。很快,红卫兵在北京、在全国就成了气候。

8 月 18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建国后第一 次穿上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包括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几十万红卫兵,北京师 范大学附中女生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向毛主席敬献红卫兵袖章,并给毛泽东戴在左 臂上,毛泽东问她姓名,宋答:“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泽东说:“要武嘛!”按照 封建时代的礼教,皇上赐名,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面发展,毛泽东 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还将造反最凶的五个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 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 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群众游行队伍,他还命令将 1500 名红卫 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上。总之,红卫兵小将被捧上了天。那天笔者作为工 作人员在东观礼台维持秩序,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对毛主席那份虔诚的敬仰和热爱,他们 面对城楼上的毛泽东,双泪长流,拼命还挥动着小红书,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既然造反就能上天安门,文革胜利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大的官可以做呢,这在青年学生当 中引起了无穷的幻想。当学校讲唯成分论,分配工作时许多好位置都被干部子弟占据, 广大平民子弟气氛难平的时候,毛主席号召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 是打倒那些包揽好位置的同学的老子,平民出身的学生们把毛看成了贴心人,立即起来 造反了。干部子弟为了摆脱被动,以更“左”的姿态出现,他们不好直接揪斗自己的父 亲,但大方向又要造走资派的反,于是去揪斗父亲的上级、同级或下级,揪斗外单位和 外地的走资派。不管是平民子弟或干部子弟,全疯了!上天安门,这诱惑力太大了。这 种造反虽然高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这“皇帝”是指刘少奇,毛泽东支 持并下令保护这种造反。成群结伙,揪斗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名作家、名演员,他们 没有还手的力量,因此,绝无任何危险而有说不尽的好处。这就是红卫兵运动深层的思 想基础。

从 8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全国来京串连的红卫兵 1300 万人,对毛的个人崇拜的狂热达于沸点,毛作为“风眼”,使造反的红色风暴成了气候, 席卷六亿神州。

8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指出,:“红卫兵充当了文化大 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8 月 31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全国各 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进行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 事情,我们支持你们。”那时候,只要穿一身旧军装,扎上腰带,手执红宝书,上火车不 要票,到各地政府接待站免费招待食宿。解放军总参和总政于 8 月 21 日向各军区、各野 战军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公安部队文告经毛泽 东圈阅也于 22 日发到各级公安局直至派出所,明确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 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胁也绝不允许。”

“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红卫兵按自己的理解,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一 队杀向王府井的红卫兵砸了百货大楼的化妆品柜台,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一位女士从四联理发馆烫发出来,几名女红卫兵手持剪刀按住她给她剪了个鸳鸯头、冲 进清华园浴池的小将用皮带将一个搓澡的老头打出来,并要搓澡工起来“革命”打他的 顾客。笔者那天就在王府井,我的任务是“观察社会动态”。接下来就是改名热,把王府 井改名为“反修路”,把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把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

8 月 23 日,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像。以此为开端, 北京市 1958 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 6843 处古迹,有 4922 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

一队一队的红卫兵杀向了社会。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带领,全国各地响应,发起了“南 下、北上、西进、东征”的大串连。

红卫兵大串连最大的恶迹是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约有 1000 万户人家被抄。 北京市有 11.4 万户被抄。上海抄了10 万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是个 50 万人口的小县,有 7800 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8000 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也有 565 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 275 户被抄家。

曾与毛泽东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 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 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 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 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 边说‘我们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红学家俞平伯 50 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 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 楼梦》研究资料。

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 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昼夜取暖烤火的燃料。 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红卫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烧字画 文物不计其数。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 84 岁的沈老伯怕自己的“反 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 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攥成纸团, 让家人深更半夜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的文物,如宋 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征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 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 50 尺的《鱼乐画册》, 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 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破四旧”造孽最为严重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她带领 200 余名红卫兵到山 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 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 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 1966 年 11 月 9 日到 12 月 7 日,仅谭厚兰率领的这一支红卫兵,共毁坏文物 6000 余件,烧毁古书 2700 余册,古字画 900多轴,历代石碑 1000 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 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 1000 多册,个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诸葛亮墓、 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 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

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 11 年(公元 68 年),明嘉靖年间(1556 年重修)。 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 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柬埔 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 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

四川乐山背靠乌龙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 70 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乌龙 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

山西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 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 289 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 2500 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洱讲学 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 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士们剃头刮须,还俗回家。

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 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那些破四旧的提倡者、鼓动红卫兵造反的文革新贵们对四旧却爱得如醉如狂,经常去文物管理处(保管红卫兵抄家物品的地方)挑选四旧中的珍品。1970 年秋,江青约上康生到文管处选“购”珍品,江青挑了一件 18K 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嵌着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但请注意,江青并没有白拿,她付了 7 元人民币。康生珍爱字画,他化 10 元买走汉朝蔡邕书写的诗经的宋代拓本,花五元买走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 还有汉朝大将军韩信的印章,《红楼梦》最早的刻本等等。据康生死后清点,被他掠入私 囊的文物多至千件。

当代著名画家叶浅予获平反后,许多珍贵字画和文物无法归还给他。文管会给了他 一个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9 件),林彪(11 件),康生夫妇(8 件),江青(3 件), 汪东兴(1 件),李作鹏(1 件)。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还制造了一场红色恐怖,放手让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杀害“黑七 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就像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初 期迫害犹太人一样,也不是犹太人妨碍了他什么,而是杀鸡给猴看,压服全国人民的反 抗。毛泽东为了向家天下过渡。要打倒或半打倒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让江青等新 贵上台执政,人心是不服的。为了封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必须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怖、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 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派出所将辖区内黑七类(地主、 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名单提供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横扫一 切牛鬼蛇神”。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向发展,被打 死的人数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增至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 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 11.4 万户居民离开北京。8 月 25 日,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位不 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业主拿菜刀要自杀,红卫兵把他打死了,反诬他用菜刀要杀红 卫兵。这一事件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 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乘坐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 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橄榄市事件”。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网上的一篇资料《京城东厂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作者王友琴)真实地记录了红色 恐怖的一个镜头:

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 年时是东城区东厂胡同 6 号的居民。胡同里的人一直叫她们 “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1966 年 8 月 24 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 并毒打了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 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她们的惨叫。当天 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 房子,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别人的 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们夫妇都已经70多岁了。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 徒。左先生曾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 里。马大娘的丈夫是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做家务挣钱。

1966 年 8 月 24 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 3 点多钟左右,中学红卫兵来抄了左 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 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 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 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在左先 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里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 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她们头 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她听到她们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 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 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听到她们凄厉的惨叫声。到了 夜半三点钟,声音静了下来、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 “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 扔上车的声音。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她们的时候,声音像杀猪一样。实际上她们受到的待遇比猪不 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 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 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 月 24 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被红卫兵打死。孙 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 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 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 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 年 8 月 24 日那一天,东厂胡同至少有 6 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 年夏天的北京,那么多的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 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 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作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做过 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曾经有过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市的守法市民。他们从 来没有反对过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 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 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险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被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 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国有单位中 的职位或者帮助提高她的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 Q 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 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 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 情况下,她做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 事提醒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活活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 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有“现代史研究所”(注:中国社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设在那里),可是他 们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 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在那里)在将来 去做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怎么被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 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道者”。可是 1966 年夏天被 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她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残忍?一位叫陈向阳的当年红卫兵在网上发了个帖 子:《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 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红卫兵 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残忍。 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去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 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 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 多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相信了。 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1966 年 8 月 26 日,大兴县公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县内 13 个公社。48 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从 1966 年 8 月 27 日开始。有三个大 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 53 人,马村死 34 人,六和庄死 11 人,共计 98 人。

1998 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年代的我们》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 进马村劝停杀》,他是 9 月 1 日跟随大兴县县委书记,靠边的“走资派”王振元到马村制 止杀人的,亲眼见到了杀人的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 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 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 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问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 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 反绑双手跪在一个 70 多岁的奶奶身边,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 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 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 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噗”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 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接着又逼 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 上,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 没有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他们要一位 30 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所在家中东屋顶棚 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去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内没有,又指挖房山墙影壁、 院墙都没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 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 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被扎得 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们在村 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 场,随捉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 8 月 27 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 至 9 月 3 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 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 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李恩元反复强调的就是:“不 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从下午直到 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这位“走资派”冒死救出马村的 108 个“黑五类”分子。

北京是首都,是全国学习的榜样。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在农村, 成分不好的人,所谓“地富反坏右”都被推上了祭坛、湖南省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道 县文革初期发生的事情,不仅在湖南有代表性,在全国也有代表性,它可以让人们看清 楚什么是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记者在零陵地区监狱接待室访问了道县大屠杀的主要指挥和凶手。

关有志,原道县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他 1950 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1958 年转业回道县,先在县邮电局当指导员,后被提升为区 武装部部长。他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 党和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 能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 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在‘红联’这一边。”他作为总指挥,1967 年 7、8 月份, 带领民兵,用锄头、鸟铳、扁担等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207 人。因为抓阶级斗 争有功,当年他被评为省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袁甫礼,原道县祥林铺区区长,他组织基干民兵 120 人,亲自主持誓师大会,作动员报告,要杀尽本区的四类分子,来一个大扫除。三天后,民兵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 共杀四类分子 569 人。袁甫礼不认罪,他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 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说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 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塘坝大队贫协主席。他说:“文革杀人那阵,上面说 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的干部和 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大家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 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 下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 人就护唐姓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姓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渡富农周玉 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 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唐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 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 要末一个不杀,要末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 12 个全部杀光。”

“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 100 多名民兵分 5 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拿梭镖、棍棒的站 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排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 不敢打,我就让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 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求情:‘你们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 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中国喊了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 ---放!’光保一声喊。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 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怦怦乱跳。刚躺一 会儿,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起来互相解绳索了。我一翻身爬起来, 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 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看见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 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 唱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 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 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 5 块钱。’ 那个时候,5 块钱做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个复员军人,胆子大, 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 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 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巾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 条子领了 5 块钱。”(这张条子 1986 年还存放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档案中)

陈登义,下蒋大队贫协主席,杀人和轮奸案的主犯。他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 妻子漂亮,嫉妒“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起了歹心。

1967 年 8 月 26 日晚上,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传唤到大队部。陈高肖一进大队部,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朝他腿上刺了一枪,疼得陈 高肖大叫:“哎哟!那么远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 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陈高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被打死 的地富子弟的头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的妻子是贫农的女儿,为躲避噩运,第二天一早就逃回娘家朱家湾。

陈登义派民兵陈高友把这个女人追回来。然后就造舆论:“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 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 的道理呢!”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撰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吃饱喝 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出来,头一个上的是陈高友。女人死死护住下身,拼命反抗。 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说:“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想到前天被砍头的丈 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动手 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 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 有什么要紧!”

他发泄完了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 20 元钱和 4 仗布票、第二个就是陈登义, 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漂亮女人垂涎三尺,经过精心策划,今日如愿以偿。第三 个是陈锡位,第四个是陈高和,第五个是陈吉光,第六个是陈高仇,第七个是郑 XX,第 八个是陈 XX,第九个是陈 XX,第十个是陈积登,第十一个是郭发清,第十二个是陈高辉。

贫协主席陈登义带领民兵们开完“大锅饭”,还没忘记党的政策,要彻底改造这个地 主婆、第二天,命令民兵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抬到贫农老光棍陈月高家,强迫她嫁给 这个老贫农。当晚,她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女人恢复神志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 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唐兴浩,原横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硝眼杀人案组织指挥者。

在道县源山沟横岭中心小学,有一个叫周群的女教师。她出身贫农,丈夫蒋汉正出 身地主,头天被民兵抓走了。他们有三个孩子。1967 年 8 月 26 日深夜,周群带着孩子们 已睡下。只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即门被踹开,大队党支部书记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 文明闯进来。说是叫周群去开会,把她抓走了。来到大队仓库变得禾场上,点着火把, 只见四围民兵环列,手持马刀或鸟铳。被围在中间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女,共 14 人, 蒋汉正也在其中。周群以为要把这些人押到区里去。没走多远,有人提醒支书,蒋汉正 还有三个崽。支书返回小学宿舍,把三个孩子带来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 周群被绑着双手,与其他被绑的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三个孩子跟在后面。

到了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不许动。然后,他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 高法院,今天要判处你们死刑!”

这里属岩溶地貌,山上有许多溶洞,有的十几米深,有的几十米深。当地群众叫硝 眼。处决的方法带有本地色彩,让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抡起钢棍朝后脑打下去,然 后一脚踢下溶洞。支书唐兴浩开始点名。

第三名是蒋汉正,他见这个场面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双腿迈不开步,被民兵拖到洞 口,三个孩子见状大叫,连哭带喊,眼睁睁地看着爸爸被推下硝眼。

下一个受害者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他从容赴死,要讨口水喝,民兵喝 道:“哪有水给你喝!”蒋文凡说:“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 包子哩!”话刚说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八名,孩子们眼睁睁看着妈妈被害,哭得极惨。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叫“妈妈”的声音,她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和另 一个四岁的女孩也一起被扔下了硝眼,因为已经扔下了许多人,她和孩子们掉在死人身 上,没死。

“快,快给妈解开绳子。”八岁的女儿用力解开了捆绑妈妈双手的麻绳。周群发现, 她的一个本家兄弟也没死。凭着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青年爬出硝眼,但立刻碰上 了大搜捕,他东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杀人者发现有人还活着,就往硝眼里扔石头。原来周群和大女儿在洞 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入底层,复杂的溶洞结构有些死角,她发现丈夫和两个孩子都 在这里,他们侥幸活了下来。一家人在这里团聚。像在阴曹地府又见了面一样。这里又 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死尸上。要睡觉也只能睡在死尸上。

丈夫蒋汉正已经精神失常,铁丝捆住他的双臂怎么也解不开。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 忽然说:“你看,你看,高梁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梁呀!。”

周群拉住丈夫:“汉正,哪来什么高梁,这是在硝眼里面。”蒋汉正听了,立刻不作 声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道过了几天。两个男孩没有声音了,不动了。大女儿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 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紧紧地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不久,也死了。

蒋汉正还没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血水里浸泡,拧水给他喝,他 喉头动了一下,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一人了。后来她的两个学生把她救了出来。她在硝眼里呆了 七天七夜。因为她活下来了,这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才曝了光。

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道县的 1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2778 户,共 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杀 4193 人,被迫自杀 326 人。

我长期不解在土改后,毛泽东为什么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挑起农村的阶级对立? 看了一位网友的文章使我茅塞顿开:

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 5%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 是稳定另外 95%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统 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 95%,又惶恐于坠入 5%,于是在诚惶诚 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资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 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

第二十八章 毛泽东的痞子政治

对红卫兵如此放纵究竟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当我后来听说彭德怀元帅被红卫 兵打断了两根肋骨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前一段的放纵,就是让这些大孩子练手练胆, 然后去摧毁那些失去法律保护的毛泽东的政敌们。

彭德怀庐山罢官,京西挂甲屯挂甲之后,眼看国家经济形势越来越坏,提笔给毛泽 东写了封信,请求回家乡看看,做些调查研究。毛看了彭信,颇费踌躇。不让这个老倌 子乱跑乱说吧,不妥,他是在“休息”而不是坐监牢,于是毛泽东批道:“可以,去什么 地方都行。”杨尚昆特派中央办公厅的金石做彭总的临时秘书,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一名护 士做保健工作,又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了电话,告以彭德怀要回湖南看看,地 方要提供方便,保证安全。

1961 年 9 月 16 日,彭德怀一行南下了。在萧瑟的秋风中,彭德怀穿了一身打了补丁 的黑制服回到了故乡湘潭县乌石寨。乌石轰动了。乡亲们不势利眼,还叫他彭老总。一 连四五天,彭德怀自己花钱买了 500 斤米和 300 斤面,招待大家,很快就吃光了。

11 月 9 日,彭德怀从锰矿回到湘潭县委招待所。看到听到的事情使他满腹惆怅。这 天傍晚为排遣胸中郁闷,他来到湘江边散布,见一收网的打鱼人,彭德怀上前搭讪:“老 倌子,你好啊。”

渔夫抬起头,看了一眼彭德怀,信口答道:“好!好!谁敢说个不好呀,老倌子。”

  “老倌子,你是在发牢骚吧?”

“牢骚?哼,谁个敢发?寨里那些打了点粮食斗上交了,上级给他发块大红布,他 披着大红布站在大桌子上一讲就是半宿,胡吹现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倒吃甘蔗 节节甜。呸!孽种。”

“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嘛。”

“反映有屁用?堂堂彭德怀元帅说了真话,结果怎么样?惹了一身祸,把官都给撤 了。”渔夫凝视江面,抬手指着一条满载难民的船,对彭德怀说:“老倌子,你看,又要 扯崽拉女出外讨饭了,这和过去有啥子两样嘛?有哪个当官的出来管哪?那喇叭里唱得 满响‘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叫人民吃饱了,江山坐得牢。。。。。。’哼,这样下去能坐得牢吗?”

  彭德怀无言以对,心如刀绞。

近两个月,他走访了四个公社,九个生产大队和一座矿山。在煤油灯下写了四份共 九万字的专题调查报告,告诉秘书金石,誊写清楚,叫湖南省委转给中央。金秘书劝他 别报了,他说:“要报,明人不做暗事,有话我还要说。”11 月 16 日彭德怀返回了北京。

在毛泽东心目中,彭德怀是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有这面黑旗在,他早 晚要否定“三面红旗”,彻底翻庐山会议的案。问题是怎么处置这个老倌子,既不能关, 又不能杀。凭他写的那封信治罪,实在上不了台面,连刘少奇都说“一个政治局委员向 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 命要从《海瑞罢官》入手,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先把彭德怀揪出来。

1965 年 9 月,江青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正在上海紧张地炮制着。9 月 23 日早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来,约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放下电话,兴奋得像

个孩子,立即吩咐:“备车,去中南海。”

到了丰泽园,毛泽东在院子里踱步。彭德怀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叫了一声“主席”。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晓得你要来,早 在这里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毛泽东把彭德怀让进书房。

  为了存真,现在把彭德怀事后追记的这次谈话,实录如下: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 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 8 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 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 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 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 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些名堂来。建立党的 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去西南,这是党 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 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 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 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 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情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 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 的军队,这件事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 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 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中午时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来到颐年堂。毛泽东说:“我们两人谈了多时了, 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 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刘少奇说:“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主 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作起来。”

  然后,毛泽东招呼大家一起吃中饭,毛还向彭敬了酒。

下午三点,彭德怀辞别出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送他上汽车。坐在车 里的彭德怀一回头,见毛泽东站在丰泽园门口,目送他的汽车绝尘而去。

彭德怀委实受了感动。在车里对参谋景希珍和司机赵凤池说:“主席说,我们共事几 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庐山会议,真理可能在你那边。。。。。既然主席这 样说了,我还有什么不通的呀?我能不高兴吗?”

又过了几天。杨尚昆打来电话,通知彭德怀到怀仁堂小礼堂开会。彭德怀按时出席。 这是毛泽东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西南局、西南建委和四川省领导人参加的特别 会议。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钱敏、 李大章、任白戈等地方领导人参出席。李井泉介绍了西南大三线的情况。毛泽东亲自宣 布:“西南三线要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 有程子华同志。”他转头对着李井泉说:“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要快点给我送来。 对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他要到哪里去,要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要对下面说,多创造 条件,方便他的工作。德怀同志这个人你想让他有职无权是不行的,他会不干的。要叫 他有职有权,这样才好干工作嘛。光有职没有权,那是养老,怎么能叫工作呢?”

  西南同志纷纷发言,欢迎彭总去大三线工作。

会议开得很认真,但只凭口讲,没有任何文字的命令、通知、决定。盟员新闻记者 参加,当然更不会登报公布。

一个多月过去了,彭德怀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11 月 12 日,侄女彭梅魁来看望彭德怀,见伯伯闷闷不乐,就问:“又怎么啦?”

彭德怀抬起头,愤愤地说:“鬼知道怎么回事,前天我给中南海办公厅打电话,没想 到就在这一天。杨尚昆的办公厅主任给撤了,由汪东兴接任。主席说叫我到西南工作, 我的行期一直定不下来,中央办公厅说那边房子没有准备好。不知你看了《文汇报》没 有?十日那天发表了一篇叫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把剧 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吴晗是为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树碑立传,虽然没有点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我嘛。真扯 他娘的蛋!”

梅魁说:“伯伯,你不要多心哪,既然主席让你出来工作,下面的人谁敢反对?再说, 文艺界今天批一部电影,明天批一出戏,不是常见吗。不就是那么一篇文章吗、嘛,有 什么了不起。”

梅魁安慰伯伯,心里也有疑惑,就问:“伯伯,中央在最近的一次会上,讲过您没有?”

彭德怀摇摇头:“到目前为止,除了主席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参加过一次西南三线有 关人员的会议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要出来工作。咳,两人说的话有什么用?既没有 正式文件,也没有向外透露,有什么证据?谁能知道?”

梅魁说:“伯伯,你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复杂了。”

彭德怀说:“梅魁呀,伯伯我一生胆大包天,可也有时心细如发。事情本来就不简单 嘛。”

11 月 25 日,彭德怀终于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他可以于近期赴川。

1965 年 11 月 27 日,彭德怀离京赴川。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党校的代表 前来为他送行。挂甲屯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地都来了。当汽车开动的时侯,送行的队伍里 传出哭声,似乎在预示彭德怀这次入川凶多吉少。随他一起入川的有参谋景希珍,秘书 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他的夫人浦安修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与他分手了。

30 日,彭德怀一行风尘仆仆到了成都,住在永兴巷 7 号。第二天,即 12 月 1 日,他 被完到一天的《人民日报》吸引住了,那上面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一切都像是有意的安排。

赵凤池义愤地说:“有些人就是靠整人起家,耍阴谋,设陷阱,杀人不见血!这边让 人出来工作,他们同时在那边又来这一套。”

彭德怀越烦越抽烟。他深吸了一口又急于说话,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等平复下来 才平静地说:“我早就知道我的事还没有完。唉,无非是再一次把我搞臭嘛!我等着。” 彭德怀思想上有些准备,但准备还是很不充分的。他不知道这次调虎离山--应该说是纵虎 上山,是为了要他的命。关在北京动物园里的老虎无人敢伤害,倘若把老虎放到四川大 山里,就变成了任人捕杀的野兽。彭德怀不是消极地等待。1966 年上半年他以毛泽东口 头任命的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身份,跑了 20 多个县市,视察了15 个工厂、矿山、水电站,拼命工作以不负毛泽东的委任。他希望 1965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与他的谈话是真诚的,

他不敢想像那是一个把他诱出北京任由红卫兵虐杀的骗局。

1966 年 12 月 13 日,江青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江青对北京地质学 院“东方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 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她看了一 眼林彪,又高声朗朗地说:“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他说:‘如林身体不好,还由 你来当国防部长。’他要是再当国防部长,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12 月 15 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 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等,戚本禹指着造反派整理的打倒叶剑英的材料说:“你们的攻击点没 有选对。你们先不要搞叶剑英,‘海瑞’还没有斗嘛!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 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指示,已经 毛主席同意。”

于是,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了“专揪彭德怀战斗团”。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了“赴川 揪彭敢死队”,各自出发了。两支揪彭红卫兵在成都经过一番较量,11 月 24 日凌晨,北 航的红卫兵绑架了彭德怀元帅,后又被上过天安门的王大宾率领地院红卫兵抢走了。

秘书綦魁英把彭德怀遭绑架的事情报告了北京总理办公室。根据周恩来指示,成都 军区派某师参谋长谷正岭率少许警卫分队监督地质学院红卫兵护送彭德怀回京。12 月 27 日晚 8 时彭德怀乘坐的火车进站,一个军人登车,向谷正岭参谋长敬礼,交出卫戍区证 件,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卫戍区算了吧参谋王金岭,奉总理指示接彭德怀同志。”周 恩来巧妙地把彭德怀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了,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安排彭总住在五 棵松东北五团团部,给保护起来了。1967 年上半年彭德怀没有遭什么罪。

1967 年 7 月 13 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已代替了中央书记处 的职能),当晚乘车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然后到武汉东湖别墅休息。14 日周恩来乘飞机先 到武汉,因原来的党政系统都乱了套,周恩来要亲自面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各有 关方面负责人,安排警卫部队,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和生活供应。毛泽东抵汉后,见周亲 自来汉检查布置一切,心中不无感动。毛周在东湖宾馆见面时,周恩来有意识地谈了几 位老帅的处境,特别讲了彭德怀。毛泽东逐个表了态:“聂荣臻同志,那可是个厚道人。 徐向前同志过去的事情不能搞了,河西走廊失败,他要饭回延安;在草地时,他反对红 军打红军。”唯独对彭德怀不置一词,周恩来心中一凉,彭德怀是保不住了。

大凡毛泽东离京,就是让江青后党放手干坏事。周恩来心中明镜一般。他要摸到毛 泽东的底,知道哪些事情自己可以干预,干预到什么分寸,哪些事情根本不能管。看来 彭德怀的事毛已下了决心,根本不能管了。

7 月 26 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联合 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 子彭德怀”,名字上面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 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 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唾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卡车,有红

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愕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8 月 4 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 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之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的党委副书记)以 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 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叫喊:“你们打我吧。 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 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 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 有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 如今两人此时此地见面,太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 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 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 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 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 嘴唇咬出了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那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 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拋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 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 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开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你们这样 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 车。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也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 100 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到,一次次又站起来; 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 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 胸部瘀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1967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关于以彭 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但删去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面的“同志”二 字,这是昭告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彭德怀是敌我矛盾。其实敌我矛盾的话,毛泽东早 在三年前会见金日成时就讲到国际上去了。后来让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谈话、 会议,完全是一场骗局。

1970 年 11 月 3 日,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审阅了专案组的报告,签署了这样的批文: “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3 年春,彭德怀患直肠癌,4 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关怀下,让他住进了 301 医院。这时候,林彪已经折戟沉沙,黄永胜等四员大将也进了监狱。如果是林彪集团执 意要害死彭德怀,而毛泽东的态度不是如此,这是一个转圜的机会,宣布 1970 年 11月 3

日黄永胜的批文是“背着伟大领袖干的”,一切推到林黄头上就算完了。反正彭已失去工 作能力,沉疴在身,也活不了几年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迫害如果中途罢手,这是个机 会,但毛决心置彭于死地。

1974 年 9 月,彭德怀处于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的状态。一次医生来查房,问:“你感到 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说:“医生,听我说,庐山会议我没有错!不是不怕提意见吗? 不是让说真话吗?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 逻辑?为什么不让我革命啊!我要见毛泽东。”

癌扩散了,彭德怀疼得厉害,打打止疼针,减轻病人痛苦,原属普通的人道主义治 疗。但医院奉命:治疗还要为政治服务,不给用。专业人员和看押人员昼夜在病房监视 着。

他的病房北向,把玻璃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没有光,不通风。彭德怀元帅忍 受着人间的最后痛苦。他疯了。给他输液,他把针头拔掉,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 他喂饭,他把饭碗推到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高声骂毛泽东!

1974 年 11 月 29 日 15 时 35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伟大的民族英雄、为民请命 的清官彭德怀逝世,终年 76 岁。

火化后,专案组奉王洪文之命将彭德怀的骨灰运往成都,骨灰盒上的名字改为王川, 暂存成都殡仪馆。

假手红卫兵杀死政敌,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第一,当权者可 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第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 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玩的 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 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的处 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 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 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 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 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付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如仇仇。”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 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 谈不上“政见之争,宛如仇仇”,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借红 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揣着崇高 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另一个毛泽东阴谋诡计杀害的元帅是贺龙。

林彪“518”讲话讲了半天政变,总要被现实生活印证一下,才显得不是无的放矢, 不是危言耸听。于是,林彪和叶群开始算计贺龙。林彪知道,算计贺龙是符合毛主席心 目中的革命大方向的。

那是 1964 年 10 月 16 日,赫鲁晓夫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赶下台,撤销了第一书 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

为争取和苏联缓和关系 ,这年十月革命节,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 副团长,伍修权、刘晓、乔冠华为团员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 年庆祝活动,并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改善两国两党关系的可能性。

在 11 月 7 日阅兵之后的国庆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贺龙元帅正同崔可夫元 帅交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我 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赶下台去。这样我们 就能和解。”贺龙听完翻译,敛容变色,当场提出抗议。马利诺夫斯基讪讪而去。贺龙当 即找到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指出: “这是严重的挑衅。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以后解释说:“马 利诺夫斯基今天喝多了,是酒后失言。”他代表苏联党和政府表示道歉。

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于 11 月 13 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 朱德和一大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向毛泽东和常委们如实报告了宴会 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以及代表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处理虽然表示满 意,但心底留下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他做出判断:在中国党内如发生推翻他的政变, 是可以得到苏联支持的,苏联支持的第一个对象原来是贺龙,而贺龙是周恩来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恩来使政府的基本职能 在全国大混乱是形势下艰难地维持运转,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是周恩来使中国政府在 世界面前保持了稳定、完整的形象,并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 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人望维系了党心、军心和 民心,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惧怕毛泽东,爱戴周恩来;是周恩来所代表的务实的 社会主义路线寄托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寄托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希望。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强化党的系统,弱化政府系统,在强化党的系统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 线的过程中与他的主要助手刘少奇、邓小平发生分歧,在周恩来不厌其烦地检讨“反冒 进”的错误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冒进”路线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异议; 在毛泽东决心将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嫡系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他的新的支持 者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又没有治国安民能力的时候,他只能依靠周恩来支撑住国家局面, 使江、林集团有一个稳固的地盘大闹天宫,与刘邓司令部作战。所有这一切说明,毛泽 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合作与支持。毛泽东愈要依靠周恩来,也就 愈要防范周恩来。

毛泽东和林彪认为,刘邓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有能力发动军事政变的 是周恩来。马利诺夫斯基游说贺龙使毛泽东和林彪念念不忘。周恩来在贺龙的心目中有 极高的信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已经持续了 40 年。周恩来如果来个新版的“南昌起义”, 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五位元帅会跟着走。徐向前对西路军问题心怀怨恨, 也会跟着走,叶剑英是参谋长出身,没有自己的山头,他在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 时,投了毛泽东的票,如今毛泽东如果跟周恩来摊牌,他很有可能投周恩来的票。自己在红一方面军的两大支柱之一--彭德怀元帅被打倒了,他要站出来也会支持周恩来。罗荣 桓元帅过早地去世了,这样一算,在世的 9 个元帅,有 8 个会跟周恩来走,毛泽东无论 如何难以抗衡这一巨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将军们跟着走的会更多,党政干部、知识界 会出现闻风景从的局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最危险、最可虑、最担心的。

当然,周恩来从历史上一贯忍辱负重,没有争夺领袖的野心,他不会乘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异军突起,加重中国的政治危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根据多年对 周恩来的了解,有相当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他才敢把相当多的党政大权交给周恩来。 但毛泽东是法家的崇信者,把韩非子的“自恃勿恃人”,“恃术不恃信”(《外右下》)作为 巩固君权,驾驭臣下的基本原则,他要谨防万一。这就是毛泽东把基点放在从根本上破 坏发生新版的“南昌起义”的任何可能性上,而不是放在相信周恩来的忠诚上。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毛泽东复杂的心理背景下,贺龙元帅的厄运就是不可避免 的了。在南昌起义的诸帅中,别人或转到了政府部门,或政治上受过伤已退出第一线。 如朱德、陈毅都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做过检讨,刘伯承经过 1958 年反教条主 义斗争已一蹶不振,只有贺龙,在政治上没有伤痕,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共掌兵权,成 为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但罗瑞卿对林彪说:“毛主席看你身体不好,要贺老总多 多管一些军队工作”时,林彪说:“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南昌起义时。贺龙是军长,总指挥,林彪才是个连长。林彪与自己的老长官共事, 虽然自己更受毛的宠幸,但总觉得如锋芒在背,坐卧不安。贺龙还兼任彭德怀专案组组 长,这个组长虽非要职,但代表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毛林看来也是“闹事”的资本; 而且贺龙有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亲信部队。不管贺龙有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须先 褫夺他的军权,把他打倒(可以制造任何理由),这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步骤”中是秘 而不宣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义”就搞不起来 了。

倒贺的藉口终于找到了。

1966 年 7 月 27 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发表讲 话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 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 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此,“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在北京市各个学校、各个机 关,在街头巷尾,辗转传抄,“二月兵变”的主角就是贺龙,闹得风雨满城。

八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受林彪指使写了诬陷贺龙的材料, 说贺龙要在空军和海军夺权。

1966 年 9 月 14 日,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他的新住所游泳池谈话。毛泽东把吴法宪等人 的揭发信给贺龙看了,然后宽慰地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 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并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19 日,毛又找贺谈了一次,开门见山地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毛泽东当面保了贺龙曾使贺龙激动不已,贺龙的夫人薛明至今对毛感恩戴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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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是林彪害死了贺龙。

检验毛泽东保一个人是真是假?有两种办法。一是看毛泽东的谈话是否印成中央文 件正式传达下去,如传,是真的;不印不传,是假的。再一个检验的办法,是看毛对诬 告材料的态度。如真保贺龙,就会对吴法宪等人的诬告材料采取严厉态度。如 1967年 8 月 7 日王力在外事口鼓动打倒陈毅,夺外交大权,毛泽东在王力的讲话记录稿批上一句: “大、大、大毒草。”王力就被踢出了中央文革。,进了监狱,陈毅就保住了。吴法宪第 一次诬陷彭德怀,第二次诬陷罗瑞卿,第三次诬陷贺龙,其人可恶,其心可诛。以毛泽 东的睿智对吴法宪当能看透,但他对吴法宪没有任何责备,这就说明他保贺是假的。其 目的在于稳住贺龙,弱化贺龙斗争反抗的决心 (如果贺龙准备有所行动的话),抱着“毛 主席会给我做主”的幻想,一步步进入牢笼。

在 1966 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在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大中学校革 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江青突然出语惊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了?我有 大堆的资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了。你们不 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她这个文不对题的发言使与会者 大惊。

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 江青以爱妃兼爱卿的身份,半滇半恼地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宣布散会。

1966 年 12 月 30 日,江青、姚文元到清华大学,专门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 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们可要触动他啦!”不久又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一般认为, 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动贺龙,光有林彪,分量是不够的,江青在清华表态后,贺 龙的家就被抄了。

到了 1967 年 2 月,李作鹏接见为查清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问题的装甲兵两个干 部。装甲兵干部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参谋长,这是事实吗?”

李作鹏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 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李答:“去年二月兵变,贺龙要 X 军(贺龙的老部队)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 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

至此,“二月兵变”就由空穴来风变成全须全尾的事实了。

说二月兵变是空穴来风,这个“穴”需要介绍一下。1966 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 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战时作为 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

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派人先到大兴、 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学校大学生下 去“四清”,有空房。卫戍区干部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 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供部队暂住。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 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以后,住到了郊区一个 靶场。1966 年 7 月,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见 5.25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出尽了风头, 遂捕风捉影地贴出了《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那时邓 小平还没有倒,他亲自到北大、人大做工作,说“没有二月兵变”。但林彪、江青再加上 康生,存心要把水搅混,大肆演绎“二月兵变”,先把贺龙放倒再说。

贺龙被抄家以后,周恩来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暂住。1967 年 1 月 18 日,周 恩来与贺龙正式谈话一次。为解除毛泽东的疑心,他约江青参加;为防止江青造谣生事, 他又约李富春陪他谈。到时候,李富春来了,江青没有来。她组织红卫兵把高音喇叭的 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呼“打倒贺龙!”的口号。在这样的气氛中,周恩来很为难地 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 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 来。”又说:“毛主席和你谈过话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 !”

1967 年 1 月 19 日凌晨三点,周恩来派杨德中把贺龙夫妇送到西郊云岗半山坡。周恩 来精心安排,像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那样,中间还还换一次车,以甩掉跟踪者。他把贺龙 藏起来,过了几个月的平静生活,

7 月 9 日,叶群在中央碰头会利用武汉 20 中学教师晏章炎的诬告信,说贺龙“在湘 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这件事的真相是 1933 年 12 月贺龙在众多指战 员面前,杀了前来策反的国民党政客熊贡卿。当时就报告了中共中央。这段本是清楚的 历史又被搅浑了。叶群代表林彪,建议立案审查,9 月 13 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贺龙 专案组,专案组组长是康生。

专案组找到了 1934 年 3 月 17 日写,4 月 18 日送到中共中央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 件》,内称:

去年 12 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 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认为要得到蒋 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 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 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夏曦、贺龙、关向应 (1934年)3月17日

  这样有力的证据,专案组隐匿不报,另找一些人,大搞逼供信,为贺龙罗织罪名。

10 月,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又两次派杨德中来看望贺龙。杨德中说:“贺龙总,今 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为你烧暖气。”

从 1968 年 6 月 14 日开始,贺龙由中央办公厅管理保护的对象,改为中央专案第二 办公室的监护对象,处境迅速恶化。这是因为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案审查。 到这年秋凉以后,不仅不给烧暖气,竟收走了床上的被褥枕头;藉口供水困难,连续 45 天,限制用水,每天只给一壶,不洗脸,不漱口,保证贺龙饮用。贺龙患有糖尿病,限 制饮水等于慢性杀害他。为了能够喝上水,赶上雨天,他们就把洗脸盆、洗衣盆都摆在 屋檐下接雨水。一次接满一大盆,贺龙与薛明去抬这盆水,71 岁的元帅又重病在身,他 气力不支摔倒了,扭伤腰胯,18 天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根据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黄永胜的授意,贺龙专案组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个 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无限忠诚”的护士,来给贺龙当医生,他一到就收缴了薛明从家 中带来的给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会神经衰弱的药品 37 种计 3000 多片、用药由他另 开,但他连降压灵也不给,实际上中断了治疗。使贺龙的健康迅速恶化。

专案组来提审贺龙,追问:“1933 年蒋介石派熊贡卿找你谈判,参加谈判的都是谁? 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胡子气得胡子乱颤:“见他妈的鬼,人都叫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专案组给留下纸,叫他写交代材料,他只写两个大字“冤枉!”

元帅近乎精神崩溃了,大声喊叫:“想整死我,想拖死我,杀人不见血哟!现在搞成 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

就在这天夜里,元帅翘首望天。“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呀。。”一个低沉的男中 音唱的这首《洪湖赤卫队》主题歌由远而近。贺龙一阵激动,真像在敌人的营垒里接到 了前来接头的地下党的暗号一样。后来又明白过来,自己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不是在 敌人的监狱里。“这他妈的算什么事?共产党的监狱关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解放军部队 看押解放军的元帅。”他断定唱歌的人是看押部队的战士,这说明人民、战士,没有忘记 贺胡子,给了他活下去斗争下去的勇气。

  贺龙很想见一见唱歌的人。

  上级指示看押部队严厉追查唱歌的人。因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连长管东春找到了在贺龙囚室门外站固定哨的战士宋根立,问道:“上岗时听到有人 唱《洪湖水》了吗?”

宋根立答:“听到了。”

  “是谁唱的,你看到了吗?”指导员问。

“可不许乱讲。”连长补充道:“看清楚就说看清楚了,没看清楚就说没看清楚,这 可不是小事情,你明白吗?”

宋根立很机灵,答道:“我听到有人唱了,好像在东南墙角,我过去看,没发现人;

这时,又听到北边墙角有人唱,我又转回来,还是没有看见人,又不能走远去找。” “贺龙听到了吗?”
“我看他扒在小窗上,认真地听。” 后来传下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的命令:“查不清楚就别查了。” 等风波过去,专案组不查了,宋根立才悄悄告诉连长,唱歌的是咱们副连长孙旺。 连长正色道:“小兔崽子,不许再提这件事。” 孙旺是河南襄阳人,父亲是军区副参谋长。连长怕他再出乱子,找他谈了一次话。 连长说:“你小子想蹲监狱了是不是?也光荣光荣。”

孙旺说:“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父亲说,他一家人不但冒死投靠了共产党,还背负 着家乡父老的重托,带着数千名家乡子弟兵投奔了红军。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他的姐 姐被敌人俘虏后,用集束手榴弹放在两腿中间,人全炸飞了,连尸首都根本没法收。贺 家宗族,死了不下几十口。到全国解放,他所带领的将士,活下来的不过百分之几,现 在说他是大军阀、大土匪,关押批斗,侮辱,人心能服吗?连长啊连长,这世上还有天 理吗?”孙旺的一对不大的眼睛像是要喷火,瞪着连长。

连长说:“你是个党员,又是副连长,你老子是高级干部。这时候我们下级干部能说 什么!不理解,但是你得执行。人心是秤杆,让后人去评论吧!”

不久,专案组认为这支部队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把他们撤了。换了一拨“忠” 的来。贺龙的处境愈来愈坏了。

贺龙望穿秋水,希望周恩来能在秋后派人来接他。白天听见汽车喇叭声,他说:“总 理派车来了。”晚上看见远处路灯摇曳,他说:“那是总理派来的汽车的车灯,你看愈来 愈近了。”夫人薛明抬头望去,知道这是年迈的丈夫的幻觉,但不忍把事情说破,让他多 存几秒钟的幻想,就是几秒钟慰籍呀!贺龙终于作出结论:“如果总理不派人来,说明总 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1969 年 6 月 8 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 毒的现象。直到晚上 8 点才来了 2 个医生,说是肠胃炎,治疗方案是输葡萄糖液,吊上 瓶子就走了。这一切都是在专案人员监视下进行的。整整输了一夜,输入葡萄糖 2000 毫 升,血糖高达 1700 度。这不是庸医造成的医疗事故,是在“医疗为专案服务”的原则下, 给患者输入足以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液。6 月 9 日上午 8:55,贺龙被送入 301 医院第 14 病室,住院簿上患者姓名是王玉。下午 3:09,这位英雄一世、叱咤风云的元帅与世 长辞。

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贺龙是被害死的第一个元帅。 建国以后,贺龙小心谨慎,很注意迎合上意(如庐山会议),对毛泽东没有不忠的表现。 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提醒了毛泽东,必须除掉贺龙,防止一场新的南昌起义。毛泽东有 点像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但他唱的是红脸,当面说要保贺龙, 背后纵容林彪一伙夏收,置贺龙于死地。贺龙没有反毛,这一点毛心里清楚;先害死再 平反,这也是他的“战略部署”。

周恩来一生有很多遗憾,但他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保住贺龙,而逮捕贺龙的命 令竟是在毛泽东的威逼下由他签署的。所以在 1975 年 6 月 9 日,贺龙逝世 6 周年之际,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以憔悴疲惫的重病之身,向他的老战友 贺龙元帅的遗像一连鞠了六个躬,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因贺龙案受株连的干部就是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他是谣传中“二月政变” 的“总参谋长”。从 1967 年 8 月至1969 年,在长达 18 个月的时间里,许光达受审 416 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直至他含冤离开人世以前,还被专案人员从病床上拖下来“请 罪”。他患癌症得不到治疗,于 1969 年 6 月 6 日惨死在马桶上。

第二十九章 第四号人物败在江青脚下

陶铸,湖南祁阳人。1908 年生命 926 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调中央工作之前是中南局第一书 记蒋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毛泽东说陶铸是党内的一头牛,头上长角,谁都敢顶。在历史 上“顶”过刘少奇两次。在延安大庭广众之前说“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有本事。”在 1953 年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陶铸又向刘少奇放了一炮,对刘在土改工作中的“左”的 错误和天津讲话提出批评。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锁定的目标是刘少奇。把陶铸调来中央, 破格提拔为第四号人物,显然是要靠这头牛冲锋陷阵,在摧毁刘少奇的“司令部”的斗 争中起大的作用。

1966 年 6 月 1 日,陶铸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 9 号楼。这时江青、陈伯达、康生都 在钓鱼台有别墅。他们看望陶铸,进行拉拢交底;陶铸也礼貌性地回访。一个多月下来, 陶铸总觉得自己和中央文革这帮子人格格不入。7 月 24 日,他离开钓鱼台,住进中南海 卍字廊原来杨尚昆住过的房子。这下惊动了江青,跑到卍字廊来问个究竟。

江青一身戎装,春风得意。坐下来单刀直入:“才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 了?”

“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住这边和总理联系方便,可 以多协助他搞些工作,”陶铸压低惯常的大嗓门,有礼貌地回答。

  “你还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嘛,怎么可以不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那边有会我就去参加,尽量两边都顾着。

  “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

“文革那边我只是顾问,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有具体职责,而且我还兼着中宣 部长,也是很具体的一摊子。”

“办公室设在哪里了?”

“在西楼。”

“哦,你刚来中央工作,情况不熟悉,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江青仍然对陶铸寄以 希望。

陶铸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央文革和这帮人。认为文革小组是临时设的非编单位,算哪 一级?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我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 岂能在你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石榴裙下辱求保护?所以对江青发这番好意很反感,没有表 态。

“好了,说正事。政治局生活会上的发言,你准备好了吗?”江青指的是即将于 8 月 1 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期间毛泽东要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发动政治局委员 们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显然是传达毛 泽东的意思,要陶铸带头向刘邓开炮。

“我正在准备。这次运动来的突然,我思想没有跟上,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我也有错 误。”

  陶铸有些怯阵,江青看出来了,接茬说:

“你是左派,这一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清楚。你早就同刘少奇有斗争么!这次生 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我是一个传令兵。”传谁的 令?当然是毛泽东。

陶铸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沉重地说:“江青同志,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也不了 解。”

江青截断他的话,说:“是啊,所以我来向你交底。多少人想摸底我们不说,不能随 便告诉。可我们先来找你了,因为你是左派。主席很器重你,信任你。林彪同志也很看 重你。他说过,你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在东北他就很看重你。”

派工作组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后,就到杭州西子湖 畔隔岸观火去了。1966 年 5 月 29 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开 会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 记张承先率领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周恩来当场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表示同意。为 慎重起见,5 月 30 日,刘、周、邓联名致信毛泽东书面请示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一事,信是刘少奇亲自起草的,毛泽东在信上批复:“同意这样做。”陈伯达工作组于 5 月 30 日 进驻人民日报,张承先工作组 6 月1 日进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驻北大的消息于 6 月 3 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其电讯稿是周恩来起草的,发稿前向毛泽东请示,毛看了这则 电讯稿表示同意。刘周邓看出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态度暧昧,在向北京市大中学校 普遍派出工作组之前,于 6 月 9 日三人同乘一架飞机飞到杭州想向毛泽东讨个准主意。 陶铸也于这一天单乘一架飞机到杭州。

会议在毛泽东的别墅刘庄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和六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 峰(华北局)、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魏文伯(华东局)、李大章(西南 局)。毛泽东主导会议,进行不着边际的漫谈,就是不说运动怎么搞,对于党委已经瘫痪, 学生无法无天的大中学校,到底派工作组还是不派工作组这个当前最紧迫、最尖锐的问 题,就是没有准话。

刘少奇在毛云山雾罩的谈话的间隙,提出派工作组的问题,陶铸也发了言,他说:“我 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 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请他回京主 持工作,他说先不回,让在京的常委临机处置。刘周邓陶 6 月 12 日回到北京,13 日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派工作组便在北京和全国铺开。

想到这里,陶铸说:“我不行,讲不出什么,更不能开头炮。”他怎么也想不通,派 工作组,怎么会成为路线错误,而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不是罗织罪名整人吗?

到了会上,陶铸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结果谢富治打的头炮,立了头功。但陶 铸主持会议秘书处,竟没有批准在会议简报中刊登谢富治的发言,这使毛泽东和江青很 失望。但毛泽东继续在陶铸身上下工夫,用高官显爵笼络他,希望他为己所用,成为后 党的台柱子。江青门下只有几个秀才,是撑不起大局面的。

最使陶铸没有想到的是他当选为常委,窜升到第四号人物,在邓小平靠边以后,毛 让他以常务书记的身份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陶铸对伟大领袖又生出了极大的幻想,认 为自己没发言,如此得到重用,可见毛主席任人唯贤,是正派人,肯定是江青假传圣旨, 今后要与中央文革拉开距离。毛泽东的意图是让中央书记处淡出政治舞台,把江青和中 央文革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又让陶铸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陶铸的兴趣在中 央书记处,他把王任重、张平化调来准备充实书记处的班子,自己准备像模像样地当总 书记。书记处如果重建成功,就把文革小组压下去了。陶铸自己想搞一摊而不与江青合 作,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陶铸后来被打倒的根本原因。

陶铸也想拍一下马屁,平衡一下关系,不料拍在了马腿上。他向周恩来建议:“江青 在党政机关均无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从这个建 议的提出,可以看出陶铸是多么迟钝,落后于政治形势有多远,他好像还没有进入文革 时代。他竟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党政机关,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不是个“官”(职务), 他把文化部副部长看得比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大,还显赫。这个建议如果在五十年代 提出,江青会欣然接受。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提出,江青当女皇帝野心已经萌发,她的 中央文革小组将要代替中央书记处,所以江青不但不领情,而且气得要命,找到陶铸说:

“你们碰到鬼了。”

1966 年国庆节,新华社要发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陶铸审稿时发现没有刘 邓的照片。他认为刘少奇虽然下降到第八位,但还是国家主席、还是政治局常委,就令 新华社补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又令在一组领导人照片上作技术处理,加 上了邓小平。因为书记处并没有撤销,邓还是总书记。陶铸认为,对人民群众,对外国 人,还是要显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这和毛泽东要公开化刘少奇的矛盾,把刘作为 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群众打倒的所谓“战略部署”是南辕北辙的。

10 月 9 日至 28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23 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 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他们革命, 准许改。说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会后在全国掀起了批 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6 年 10 月 21 日,陶铸在中宣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讲:

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路线错误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们是打不倒的,他们的错误 是认识问题,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很不赞成有些人给他们张贴大字报的做法,这和 中央精神是不一致的。你们要问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 我是要保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第一步是把刘少 奇拿下来,逼他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然后再慢慢收拾他,直至将其置于死地。他要扮 演“和稀泥”的角色,赢得人心。背后通过江青的文革小组鼓动红卫兵小将“造反”,对 刘不依不饶。上纲上线,步步升级。最后再“尊重群众意见”将刘少奇彻底打倒。这个 底陶铸并不知道,认认真真地保起刘邓来,所以成了“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公开化江青闹翻是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主编

,是中国社科学院学部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 在他的观念里,他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而中央文革是隶属中央政治局 的一个临时机构,他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的上级。可一进会议室,江青瞪着眼睛直呼其名: “陶铸,你为什么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有历史问题,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 个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同时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 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条原则只有康生跟得上。北大聂元梓写了第一张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后,调查 组向康生汇报聂元梓政治上、作风上都有问题。康生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乌龟王八蛋也 要支持!”陶铸这位正人君子哪懂这个,坚持认为吴传启是国民党员,不能支持这样的左 派。不料江青冷冷地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再也忍不住了,反驳江青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我是第一次国共 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革命军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候毛主席也是国民党; 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他们都是我 的顶头上司,我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 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江青一拍沙发扶手,杏眼圆睁,高声尖叫:“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 你非去不可!”

啪!陶铸的大巴掌不是拍沙发,而是拍面前的茶几,茶杯都跳起来了,他怒不可遏 道:“我就是不去!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也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潜台词 是:我是为党工作,党是有组织系统的,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指挥政治局 常委?这话本不错,摆在桌面上是这么个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 成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店。江青是以皇后的身份发号施令的,对皇后大不敬,就是对 皇上大不敬,毛泽东岂能善罢甘休?

江青打出意料,没想到这头牛对自己冲过来了,她愣愣地不知所措。自出任中央文 革副组长以来,没有人敢这样顶撞他。她认为假如败在陶铸手下,还怎么向其他政治局 委员和常委们发号施令!旋即大哭大闹起来,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说 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江青决心倒陶,当然得经过毛泽东默许。1966 年 11 月 28 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 的会上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同志,以及其他 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按照常委名单的排列, 陈伯达前面是陶铸,康生前面是邓小平,略去这两位常委不提,意味着将新提升的陶铸 置于邓小平那样的地位,不属于“亲密战友”,是可以“炮轰”、可以打倒的。瞪着眼睛 观察上层动态急于立新功的造反派们,一读《人民日报》上登的江青讲话立刻就懂得了。 请读者注意,这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的一次讲话在中国政局中竟有了这样的分 量,她不提陶铸,这位第四号人物就面临灭顶之灾。

偏就在这时候,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允许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 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辞去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目前主要是治病。陶 铸和王任重都是毛泽东为江青后党笼络的重臣。陶王摆出了一付与后党不合作的姿态。 江青指责王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注:实际 是没有请示江青)。”王任重心情不舒畅,肝病又发作,天天低烧,到十月份就去广州养 病去了。不料毛泽东在陶铸的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 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这个表面温和的批示是 要把“不识抬举”的王任重搞臭。

王任重抱病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联席会”。会议于 12 月 28 日召开,由周恩来主持。 除政治局委员外,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了与 政治局委员相等的政治身份。政治局委员们沉默着,只听文革小组成员激昂慷慨。王力、 关锋、戚本禹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为中锋,江青、陈伯达、康生做总结性发言。先是批王任重,后来风向一转向陶铸开炮了。说他支持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 派,是中国最大保皇派。是刘邓反革命路线的代理人。政治局委员就两个人发言。 李先念说:“陶铸同志工作方式跟不上形势。”李富春说:“我看老陶同志也回中南海算了。”

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进会议室,毛泽东就说:“陶铸, 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着又对众人说:“陶铸来中央後,工 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又转头批评江青:“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 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 党的组织原则的。 ”

散会时,又把陶铸留下个别谈话。让他过年以后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巡视各省,还亲 自拟了一个 20 多人的名单交给陶铸,郑重地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 不要烧焦了。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 要把他们保下来。”陶铸接过名单十分激动,起身说:“我马上报告总理,过了年就下去。”

陶铸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追记毛泽东的指示,然后连同那个要保的省委第一书记 名单,一起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看过之后,唯恐吃不准精神,又当面请示毛泽东:“具体 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毛泽东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宣布:“把主 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但陶铸走不了了。

12 月 30 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下 通令要陶铸交出王任重。陶铸刚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了保一批省委书记的指示,其中就有 王任重,自持有“尚方宝剑”,不怕当保皇派。他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北造反派。

对造反派的通令,陶铸十分反感,他努力克制自己,平静地说:“同学们,红卫兵小 将们:王任重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是你们采取揪的办法,揪啊斗啊,我们不主 张。”

造反派立即炸了窝,高呼口号:“陶铸必须交出王任重”、“陶铸当保皇派绝没有好下 场!”

一造反派头目跳上来,指着陶铸的鼻子说:“陶铸,你听着!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 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需要老实回答。”

陶铸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种态度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 今天是接见会。”

造反派后面有林杰,林杰后面有关锋,关锋后面就是江青,这次来就是奉了皇后密 旨,故意寻衅,要把陶铸拉下马。一个造反派头头“勒令”陶铸回答问题。

陶铸要维护第四号人物的尊严,严正表示:“我拒绝接受质问。我今天来这里是参加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接见我们?”“你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接着就喊起了口号:“陶铸与群众对抗绝无好下场!”“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陶铸怒不可遏,说:“我以个人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陶铸抗议群众就是抗议毛主席!”“陶铸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造反派开始了口号战,夹杂着质问、侮辱、围攻陶铸六个小时。

陶铸是个硬汉子,横眉冷对。造反派上前要揪陶铸,警卫人员理所当然要保卫中央 首长,局面失控,引起混乱。推拉中造反派发现警卫人员身上有枪,有意扩大事态,大 喊:“陶铸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弥天大罪由此构成。1967 年 1 月 4 日下午,江青、陈伯 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陈伯达唱主角,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 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 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比如 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 北京接见你们那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从 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 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站起来走到造反派中间,表示她与群众站在一起。她告诉这些造反派:

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那,先不要赴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 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劲去 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新的代表人物。

当晚 9 时,住在中南海卍字廊的陶铸夫人曾志听到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 “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的口号声。广播车一遍又一遍播放着陈伯达的讲话,但不播江 青的讲话,为追究责任时给江青开脱埋下了伏笔。陶铸,这位中共第四号人物,就这样 被揪出来了。

1 月 7 日凌晨 1 点,“批判陶铸联络站”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周对陶铸问题表态。 周恩来郑重表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 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

是真保陶铸还是假保陶铸,问题尖锐地提到毛泽东面前。若真保,就支持周恩来的 讲话,若假保,就支持陈伯达讲话。形势逼着他非表态不可。1 月 8 日,毛泽东召集会议, 研究陶铸被打倒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的问题。出席者有江青、陈伯达、王力、关锋、 戚本禹、唐平铸(《人民日报》总编)、胡痴(《解放军报》总编)。毛泽东指定王力为中 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毛泽东 10 天前保了陶铸,如今又承认打倒陶铸这个既成事实,他怎么解释呢?他说: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来中央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 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和电视 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 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得 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自己揭穿了自己。十天前的常委扩大会上,他不是不想保陶铸,“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在周恩来主持的联席会上,只文革小组的人猛攻陶铸,政治局委员多数不发 言,发言的两个还是同情陶铸的。这种情况表明,要开政治局会议,按党的组织程序表 决罢免陶铸,是不会得到政治局多数支持的。江青后党,除陈伯达、康生外,少壮派还 不是中央委员,离进政治局还远,他们在政治局暂时还不能控制多数。所以毛泽东演了 一出戏:保了陶铸,批了江青。然后看准陶铸的弱点,鼓励他胆壮气豪地去当保皇派, 陶铸果然上当,和红卫兵顶起牛来。机器利用红卫兵吧陶铸打倒,在全国造成既成事实, 毛泽东立即出来承认,陶铸一倒,书记处就没有人了、毛还趁倒陶的余威,逼周恩来就 范。据王力披露:

一次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 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逼得总理只好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 事。”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下卷第 984

页)

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本来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尊重大多数人 的意愿,毛泽东在这方面确有伟大的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都被扭曲了。许多违 反党纪,违反国法。甚至于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情,都是假手“群众”的名义干出 来的。毛泽东假手红卫兵小将,打倒了第四号人物陶铸,解决了他“没有解决得了”的 问题。

1 月 8 日,有关部门停止给陶铸送文件。一个月后政治局的红色电话机被拆除。卍字 廊增加了四个哨兵。得罪了江青的第四号人物,一下子变成了囚犯。陶铸和刘少奇、邓 小平一起,每天在武装人员监押下到中南海西门去看大字报。

武汉 7.20 事件发生后,硬说半年前就失去自由的陶铸是黑后台。受江青操纵的中南 海造反派突然闯入卍字廊,把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押去批斗。晚上回来,见箱子被撬开, 柜门被砸坏,文件、书籍、信件、笔记本都被抄走。

1968 年 3 月,根据江青的指示,看管陶铸的兵力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三道岗, 一个在房门口,一个贴在陶铸身边—走路跟在身后,写字站在桌旁,睡觉站在床边,24 小时不许离人。

8 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批判刘邓陶大会。根据江青的指示,中南海分三个 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陶铸金刚怒目,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被拳打脚踢,伤痕累累。

陶铸被打后。蒙垢忍辱,在卍字廊过了两年多的囚禁生活,对他政治上、生活上的 迫害步步升级。1968 年底,他患了胰腺癌。1969 年 3 月,在周恩来的关怀和直接干预下, 为陶铸切除了发生癌变的胆囊和十二指肠。

1969 年 10 月 15 日早晨 7 点钟,中南海“大总管”汪东兴找曾志谈话说:“陶铸要疏 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 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第二天,中直 机关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又来雪上加霜,他来到病榻之侧告诉陶铸:“正在审查你的历史, 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以随意 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作出 说明。”

陶铸拒绝妻子陪同他去合肥囚禁终生,希望她活下来,能有自由之身,争取与独生 女儿陶斯亮生活在一起。生离死别之际,有诗一首相赠: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于 1969 年 10 月 18 日离京,11 月 30 日子合肥去世,只活了 43 天。

  得罪了江青就是陶铸的下场,这是给高级干部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

陈伯达的一篇讲话,广播车一广播,传单、小报一登,就打倒了中共第四号人物陶 铸,虽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但他极为敏锐地感到,陈伯达的位置太突出,权力太大 了,这样下去他有大权旁落之虞。1967 年 2 月 10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 参加者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毛泽东在会上发火了, 他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同志之间进 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他有转过头来批评江 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 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 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江青走到造反派中间说的那些话没有了,板子主要打在陈伯达 身上。消除这件事的后果本来很简单,让他在辞职就完了。但这样做,中央文革必然威 信扫地,他还要运用这个机构做很多事情;况且从根本上说,陈伯达是奉旨办事,江青 不把毛泽东的底交给陈伯达,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老夫子是绝不敢造次的。陶铸要重 建书记处,是违背毛泽东的意图的,这是他失宠的根本原因。毛要用中央文革代替书记 处,这个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加强中央文革,是要给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搭梯子, 不是要加强陈伯达的地位,所以毛把板子主要打在陈伯达身上。

根据毛的指示。14 日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会场在钓鱼台 16 楼中央文 革的会议室,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耍 娘娘脾气,拒不到会,成了专批陈伯达的会。陈伯达沉痛地作了检讨。大家进行批评帮助,从下午 3 点开到 7 点。张春桥、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话心领神会,说主席 10 日的讲话, 对陈的批评和对江的批评有性质上的不同,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问 题。陈伯达当然听出了毛泽东雷霆之怒的锋芒所向,觉得很委屈,闹着要自杀,经王力、 周恩来劝说,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陶铸以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打倒,为各省市的群众组织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谁也 不敢保党委了。省委书记和省长原来还都拉一派群众保自己,这下彻底孤立了。原来森 严的省委省府机关,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冲了个七零八落。

1967 年 1 月 6 日,上海市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在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领导下, 根据毛泽东 1 月 2 日批示,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这时原市委书记兼市长柯 庆施因病逝世,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养,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工作。造反 派发布《第一号通令》说:“从 1967 年 1 月 6 日起,时候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 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把曹荻秋绑在消防车云梯 上游街示众。陪同游街的还有大批市委、市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教授、演员,有 的高帽子长达三尺,演员一律穿上戏装,著作家们捧着自己的“黑书”,在造反派的呼叫 声中,站在大卡车上通过繁华市区。“当权派”的威信扫地以尽,广大市民目瞪口呆,惊 诧莫名。这一幕历史闹剧被称为“一月革命”。

1 月 11 日,中央文革起草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 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称“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 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此,一个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榜样 的夺权运动,相继在其他省市自治区展开。这个贺电是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齐名发布文告,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中央文革的地位超过了过去的中央 书记处。

为了给各地造反派壮胆,让他们放手起来打倒原来被他们视为神圣的党政机关和书 记、省长们,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 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有这样精彩的段落:

一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的伟大号召之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 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 得很!就是好得很!

  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海夺权的样板一树立,《人民日报》社论一号召,全国大乱。何谓“展开全国全面 的夺权斗争”?从横的方面说,包括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共产党掌权的地方;从纵的方 面说,要“炮打九级司令部”,这是湖南造反派提出来的,九级者:中央、中央局、省、 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之谓也,即各级的权都要夺,出毛泽东继续当最高领 袖,整个的改朝换代。

1 月 14 日,山西夺权。

1 月 25 日,贵州夺权。1 月 27 日,山东夺权。1 月 28 日,北京夺权。1 月 31 日,黑龙江夺权。

经 20 个月社会大动乱和夺权反夺权的斗争,中国大陆 29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 革命委员会,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长大部被打倒,个别的参加革委会新班子,各地一把 手多为当地的驻军首长,一批造反派头头进入了新班子。如上海的王洪文,原是时候国 棉 16 厂的保卫干事,一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马上成为副省级干部,就有了专车,有了秘 书。这太有诱惑力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以疯狂的热情投入了夺权斗争。但这派要 夺,那派也要夺,一颗政府大印几易其手,于是为夺权展开了全面内战。开始是木棍铁 棒,后来造反派抢了军队的武器,或是军队武装了自己支持的造反派,武装的群众动用 了自动步枪、手榴弹、机枪以致大炮,成都还出动了坦克。

毛泽东不是疯了?这样自毁江山,他到底为什么?他没有疯。他心目中的目标就是 要整个地打倒七千人大会上那一批人,以及那一批人的各级同僚,给他们安上“走资派” 的罪名,统统打倒。他要把饿死 3755 万人,损失 1200 亿人民币这样一笔历史孽债转嫁 到他们身上,转嫁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走资派”身上。是他们歪曲毛泽东的“三面 红旗”,把事情搞糟了。如今毛泽东要直接领导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革命造反派”, 打倒各级“走资派”,把人民群众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于是,毛泽东 更加英明,更加伟大,他又当了一次“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从上而下的大 夺权的政治背景。

通过 对各地夺权的承认还是不承认,支持还是不支持,通过对各省市的新政权—革 命委员会—的组建,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大显神通,拉人抓权,初步建立了对全国的控 制。毛泽东搞政治斗争不按规矩出牌,借助于红卫兵,借助造反派,把刘少奇的权力根 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权力根基—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九级司令部,全部摧毁了。林彪对此评论说:

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 B52 授权眼镜蛇(注:指张春桥)、婆娘搞的,从上到 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 B52 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 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林彪日记》1967 年 1 月 9 日)

第三十章 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处代替了军委

中央文革支持各地造反派乱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在南京 被造反派抓住,装进一条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 8 颗牙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 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上海舰队招待所不明不白被人头朝下塞进井里,溺水而死(这个案 子至今没有破)。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这些情况报到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和军委秘书长叶剑英那里,徐向前和叶剑英等心急如焚。

1967 年 1 月 19 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 “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 不相让。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 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 别。陈、江矛头指向肖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政治部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 总政主任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解放军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责令肖华当晚到他 们已经布置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深知批 肖就是批自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聂荣臻也提前退出。叶在退出会场后,立 即向周恩来汇报此事。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江青继续在会上纠缠肖华的问题, 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叶剑英为昨晚收 留肖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 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 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的状。

  在听完叶的汇报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要江青来一趟。

根据吴法宪回忆录的记载,下午 3 点,江青来到林彪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 的问题,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责问江青:“你 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 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 委领导同志的诬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 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了。不干了!我 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 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 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这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是,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 停,江青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 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组员,我没有权力制止他 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 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 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 也是真的。”听到这里,林彪火了,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说:“什么叫清规 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 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 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个时候,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 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拦在他们中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 即使见到了毛主席,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 彪面前跪下来,拉住林彪的腿不让林彪往外走。叶群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 朋友,肩负重担,在这困难时期不要闹,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影响太 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 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 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 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 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 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说道:“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 闹了吧。”

林彪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定下来了。叶群又向江青 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紧接着在 21 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通知陈 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传达毛主席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了肖华本人到场。 江青派关锋到会,其他人都没有来。关锋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 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 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 作了检查,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 青。

1967 年 7 月 23 日《林彪日记》记载:

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 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 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林彪坚决抵制了毛泽东要江青在军队挂职的图谋。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 安排江青在军委办公厅或总政治部挂个副主任的职务,我问:“谁的主意?我不相信主席 有这样的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

1967 年 2 月 11 日、16 日下午在怀仁堂开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 者有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元老重臣和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文革派。这两次会议是在陈伯达、江 青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批评以后召开的,江青暂时失势,请假缺席;老帅和副总理们胆气 较壮。几位元帅和副总理跟文革派唇枪舌剑,还拍了桌子,被文革派称为“二月逆流”。

11 日会议上,陈伯达坐定后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 八条命令,搞定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怎么 就送主席批了?”

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 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

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了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 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注: 原军委文革组长)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 不了解吗?”

在 16 日的会议上,谭震林单挑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北京)了吗?”(陈丕显是 华东局书记,周恩来关照把陈丕显接来北京,保护起来)

张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 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 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 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40 年来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 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 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捕鱼问题(注:1966 年 12 月初,谭震林指示担任海上捕捞任务 的渔轮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只能轮流进港学习。陈伯达说这是生产压了革命,逼谭 震林做检讨)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 成反革命。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那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

“我就不让她保!我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谭震林站起来:“照这 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 底。”说罢夹起皮包要走。

周恩来拍了桌子:“不要走,你回来。” 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 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 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 了一个刘少奇,现在怎么样?

周恩来听了赶紧表态:“我有错误,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李先念说:“《红旗》13 期社论(注:说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来后,干 部都被打倒了,我们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 95%还 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会是 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注:联动全名是“北京市中学生联合 行动委员会”,是北京八一中学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因为干部子弟较多,主张保老干 部,反对打倒一切。江青指使蒯大富组织一万多大学红卫兵,砸了八一中学,抓了很多 人。)

聂荣臻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 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 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周恩来接过话问康生:“13 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 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总理目光盯着陈伯达时,陈说:“我也没有看。”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 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

  余秋里正被计委造反派“勒令”检讨,气愤之下也拍了桌子。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回到钓鱼台,马上对笔记,由王力整理成一个完整 的会议记录,就到 11 楼找江青汇报。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次新的路线斗争,陈 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符合错误路线的, 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秘书徐秉夫接的,江青说: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秉夫回电话:“主 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他们。”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都去了,谈了大约两个小时。 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一些话时,毛泽东发了脾气。谈到周恩来责问康生、 陈伯达,《红旗》十三期社论应该给“我们”看看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 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 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谭震林这次担当了与后党斗争的主将,回到家中他余怒未息,提笔给林彪写了一封 信,信中说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封 信,我所以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 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大 批老干部,省级以上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 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等同志 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 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 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 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但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 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

......(此处复印稿缺 2 页—原书 584,585 页。)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反对文化大革命,让刘邓上台办不到!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 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 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 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 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 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 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待毛泽东发完脾气,周恩来出来转圜,主动承担责任,说怀仁堂风波是自己没有掌 握好会议,并建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毛泽东同意了,要政治局召开扩 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从 2 月 25 日到 3 月 18 日,召开了7 次政治局生 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 率领她的文革成员对四位元帅三位副总理逐个批斗,并布置蒯大富、聂元梓等造反派, 在北京市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标语、大字报,声讨“四帅三副” 的游行示威每天不断;3 月 14 日,中央文革组织了 10 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喊出“用鲜 血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

批判“二月逆流”,使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七 位政治局委员处于“半打倒”的状态,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 德、陈云早已是“半打倒”状态,刘伯承沉疴在身,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 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再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政治局瘫痪了。从此, 在中央高层权力机关,与文革派相对立,能对文革派有所制约的元老派阵营不复存在, 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代替了书记处,而且代替了政治局,成为行使党内 最高权力的执行机关。名义上周恩来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好像他是代表毛泽东 领导中央文革,实际上是江青代表毛泽东领导和监督周恩来。毛泽东的交班部署,明修 栈道,暗渡陈仓。林彪那个接班人,是个摆设,是震慑刘邓集团和老干部的,实际上最 高决策权在毛手中,最高执行权在江青监督下的周恩来手中,林彪什么权也没抓到。党 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悄悄地在向江青手中转移。

2 月 19 日凌晨。叶群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把毛泽东天威震怒说的那些话一句 一句念给林彪听。林彪反复听了三遍,才开口说话:“主席说我的地位不稳,有人要夺我 的权,这是要我彻底解决军队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不止是两个司令部,是五个司令部的 问题。”

  “哪有那么多司令部?”叶群不懂。

“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司令部,还有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这不是五个司令部吗? 现在我的权力主要在北京,在空军、海军和总后,连总参、总政的权都没有完全在我手 里。杨成武、肖华不知为什么一个劲儿往周恩来那里靠。除了北京,南京军区、武汉军 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你算算看,哪个军区司令能像吴法宪那样死心 塌地地跟我走?”

“广州军区黄永胜没有问题,能死心塌地跟你。”叶群说。

“现在不是算不跟我的嘛!说我是接班人,能不能接班靠什么?靠实力。如果多数 军区不支持,还是接不了班。那些有二心的军区司令,每人后面都有个元帅支持,不消 除这几个元帅的影响,我统不起来。”

毛泽东一句林彪地位不稳的话,离间了林彪和其他元帅的关系。从此,林彪以叶、 徐、聂元帅为盟友抗御中央文革的局面不复存在。当林把矛头对准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 的时候,毛泽东又做好人出来保护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林彪在军队孤立了。这 时候他还没有看懂毛泽东更深一层的考虑,不知道自己是毛泽东为了打鬼而利用一下的 钟馗,认认真真地想接班,他以为这样想,这样做,是符合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 的。

“要解决大军区的问题,要从武汉下手。武汉军区那个政委钟汉华,在延安就整过 我的黑材料,说我参加三青团的那个材料就是他写的。1965 年我们到武汉,那个司令陈 大麻子不露面,是黄永胜从广州赶到武汉接我们,要是徐向前到武汉,你看陈再道接不 接?!”叶群越来越精明了,很能跟得上林彪的思想。

于是,林彪接见吴法宪,说他最不放心有两大军区,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吴 法宪立即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说:“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能跟 大军区跑。”

南下串连的军内外造反派打着北京来的旗号,在武汉市刷出大标语,“打倒陈再道, 解放全中原!”武汉大乱特乱起来。

群众迅速分裂成两大派。一派叫“工人总部”,受中央文革支持。戚本禹明确告诉“工 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要揪出陈再道(注:武汉军区司令员)、孔庆德(注:副司令 员)、韩东山(注:副司令员),后台是徐向前。”另一派叫“百万雄师”,多是党政系统 的机关干部,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大量街道居民,全武汉市的共产党员有 85%参加了这个 组织,人数达到了 120 万,故称“百万雄师”,受到军区的支持。他们认为,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 17 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党政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支 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派都有后台,都想把对方压下去,武 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武斗愈来愈升级,军区抓了朱鸿霞,宣布“工人总部”是反动组织。 一场大乱酝酿着。

1967 年 7 月 20 日,王力和谢富治到了武汉,代表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支持“工人总部”, 激怒了“百万雄师”,酿成两派群众组织全市性大武斗,20 日这天,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 万雄师”,上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排成四路纵队,进行武装 游行。高呼“打倒王力!”“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 汉,王力靠边站!”游行队伍冲击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他们不知道你知道住在这里)。 武汉军区第 29 师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也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和群众一起造反了。 他们冲进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把王力揪出来,塞进汽车,拉回军区大院,痛打一顿,秘密 扣押。这就是所谓“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将领,徐向前的老 部下,据此推论,说徐向前是“720”事件的黑后台。

7 月 20 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要见林彪。这时毛家湾修房子,林彪住在人 民大会堂浙江厅,叶群住在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

继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相继到达,江青叫把 叶群找来。最后,周恩来也来了。

这是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林彪主持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碰头会。会议的内容 和结论,据叶群会后对秘书张云生讲:

武汉出大问题了!王力和谢富治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天了!王力是中央文革 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 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 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 种反动逆流打下去。

会后林彪还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由张云生记录,经陈伯达、戚本禹等修改后, 署上林彪、江青两个人的名字,送信的特使选中了邱会作。临行前江青亲自交待:“你的 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邱会作把这封信装在贴身的衣袋里,于 7 月 20 日下午两点十分飞抵武汉。五点多钟, 邱晋见毛泽东时说:“林副主席、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毛主席。外面形势 不好,可能要发生兵变,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希望给林 副主席、江青同志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

周恩来到汉后,立即和汪东兴等商量,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毛泽东每临大事 有静气,不失幽默,谈笑风生。21 日凌晨 2点,毛泽东坐空军的汽车,在武汉空军司令 员刘丰的陪同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讨回信,毛泽东说:“不 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

毛泽东的专机在上海降落,张春桥从北京赶来“接驾”。据张春桥说,主席到了上海 的别墅里一夜没有睡觉。当晚,外电报道“武汉发生反毛叛乱。”毛泽东对张春桥说:“不 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还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 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这里面说的“他们”,前一个指的是外国人的报道,后一个 指的是在北京的林彪和江青。毛泽东在政治上确有超凡的锐敏和洞察力。他感觉到林彪 在“调动”他,在北京要甩开他行使中央的权力。

第二天他睡足了觉起来,见送来了一大摞各地的报纸,就坐在沙发上翻阅,见各种 报纸,中央的、地方的,各种红卫兵小报,反复出现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 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翻着翻着,念念有词,又 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在场的人,他说:“谁封了我四个官啊!”在场的人,从杨成武 以下直至卫士,大家面面相盱,谁也不敢问话。本来,谁封的,报纸上印得明白,毛泽 东心里也清楚,不需要谁告诉他。只听毛泽东又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 吗?”

毛泽东放下报纸,要杨成武陪他到院中散步。在修葺整齐的林荫道上,毛泽东问杨 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答。

  “他会反对我吗?”毛又问。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杨成武回答得体。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从武汉就出不来了。”

  这时,林彪正在北京得意忘形。

王力在武汉叫群众揍了一顿,回到北京成了英雄,江青决定要在天安门开百万人大 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7 月 25 日下午 3 点,离大会开始只剩下 2 个小时了,林彪亲自打电话给江青:“我经 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 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际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议,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 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中央文革的人当然一致拥护,“请”林总一定参加。 关锋还建议:“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可以参加,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注:指军委副 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就可以不参加了。”江青把这个意见告诉林彪。林彪同意了。

下午 4 点多钟,林彪像众星捧月一样在中央文革成员和他的几员爱将的簇拥下登上 天安门城楼。虽然还是右手挥舞着小红书,但今天他是主角,所以兴致很高、由蒯大富 给林彪戴上了“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红卫兵袖标。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 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目 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极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 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 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在谈话中, 王力点了徐、叶两帅,点了南京、福州两个军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他们不满意。 蒯大富冷眼观察林彪,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都 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 达林彪、王力的指示。蒯大富在会上说:“林副主席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 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高级干部多。‘720’事件就是四方面军陈再道搞的,后台 是徐向前。林副主席提出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这些人来的。林副主席对我说要 做大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 路。”这位“蒯司令”对形势的分析,是相当透彻的。

7 月 27 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 的职务。任命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随后武汉军区下面 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

正当对陈再道和钟汉华等人的迫害步步加紧的时候,杨成武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 “主席有指示,请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 (注: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于是周恩来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了。 但林彪不甘心。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指使吴法宪去放炮,发言时一 定要涉及徐向前,同徐向前划清界限。到了会上吴法宪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 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然后提 高嗓音咆哮:“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写了个条 子给周恩来,愤而退出会场。

谢富治发言说:“720 事件是陈再道这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 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当陈再道起来检查时,吴法宪、刘丰带着几个打手冲上来,撕掉了陈再道等人的领 章、帽徽,带头动手打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江青却说:“吴法宪 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

1967 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八一”前夕,毛泽东把代总长杨成武叫去吩咐:“建军 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顶上的‘八一’ 军徽砸掉。”

“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 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觉得口说无凭:“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紧拿起纸笔,只听毛泽东说道:“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 年,中央苏维埃做 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今年建军节招 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杨成武说:“还是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述一遍,毛点点头说:“就这样。”杨成武带着重大使命回去 了。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否定了林彪在北京主宰一切,发号施令的地位。改建军节,林彪 和江青鼓吹得最起劲。毛泽东的“打响第一枪”的经典式表述后来上了社论,从此林、 江再不敢提此事了。

“揪军内一小撮”本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途他改变了主意,要团结“军内一小 撮”抑制林彪。毛泽东是想削弱徐向前的势力,但并不想加强林彪的势力。他要利用林 彪削弱徐向前的势力,当林彪要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展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巨 大作用的时候,毛又适度扶持徐向前和保护四方面军的干部,使林彪在政治上的得分大 大打了折扣。

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不让他致祝酒词,让杨 成武致祝酒词;不是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而是让他向总理报告;明确指示让朱德、陈 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元帅都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四两拨千斤,把林彪 在 7 月 25 日天安门城楼上那点威风全打掉了。

这年 8 月 1 日《红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说:“中国 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八 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定稿,陈伯达签发的。林彪正在拉关锋,叫他当了总政 治部副主任,兼管“解放军报”。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彪同志直接指挥,有军 权转移的危险,这是毛不能容忍的。所以一见社论,毛泽东脸就拉长了,说了一句:“原 来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军队呀!”再往下看,落脚到“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斗争的大方 向”。照武汉的局势看,既然军队支持的造反派敢把王力打了,再揪下去,矛盾激化,可 能会出更大的事情,如果军队挑旗子造了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他决定改变“揪军内 一小撮”的既定方针,对武汉军方采取安抚政策。想到此处,他提笔挥毫,在《红旗》 社论的天顶上写了“大毒草!”三个字,又批“还我长城!”毛泽东把军队比作长城,说 “揪军内一小撮”意味着毁掉这个长城。8 月 12 日周恩来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 的批示。文革小组见毛泽东对军队文化革命改变了方针,知道有人要为此做出牺牲,一片惊慌。

王力被毛泽东封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后,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处在昏昏然的状态。8 月 7 日他竄到外语学院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夺陈毅的权。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 姬鹏飞、乔冠华就被夺了权,被红卫兵押着到王府井卖《批陈战报》,外国记者纷纷拍照, 消息传到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8 月 22 日,外事口各路造反派火烧了英国 驻华代办处。周恩来忧心如焚。派杨成武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带去了王力的“87 讲 话”、国际上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反应等材料。毛泽东考虑了两天,把杨成武找去说:“我 考虑好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周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 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正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话。临回京前,杨成武去辞行,毛泽东又说:“先抓王 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杨成武记下,又念了一遍。毛泽东说: “就这样。”

  杨成武回到北京,按毛泽东的交代报告总理,由周恩来通知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找到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 席指示也要由他传达,你回趟上海,摸摸主席的底。”

风风火火,姚文元从上海回来告诉江青:“主席说,这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1967 年 8 月 30 日下午,在钓鱼台 16 楼召开中央文革内部生活会。周恩来被请来参 加。坐在主席位置上,陈伯达、康生左右相陪。江青主持会议,由王力、关锋检讨,大 家作批判发言。最后江青宣布:“根据主席批示,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周恩 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给了江青面子,事情办得漂亮。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与陈 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不同,陈毅等只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起来、关锋被 关进了秦城监狱。

毛泽东居中操纵,左右开弓,先打了“二月逆流”,又打了中央文革,是为了保证实 现他的主要目标:顺利召开九大,彻底打倒刘少奇。

由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没有彻底摧毁,打倒“九级司令部”的任务还没有 完成,他还要借重林彪的支持,所以对林彪制约的同时又有所让步,他批准林彪成立军 委看守小组的建议。军委看守小组于 1967 年 8 月 17 日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 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组成,吴法宪为组长。军委看守小组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 处理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陈毅、徐向前、刘伯 承、叶剑英、聂荣臻诸帅不再过问军务、但几位元帅并没有倒,他们在军中影响力依然 存在,林彪并没有一统军权,他所耿耿于怀的“五个司令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67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军委看守小组,改名军委办事组, 由杨成武任组长,组员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是对林彪的小班子掺沙子。 杨成武几次随毛泽东外出,执行毛的指示,每次回京只向周恩来报告,不向林彪报告。 林彪不能容,半年以后,即 1968 年 3 月,他伙同江青制造“杨、余、付事件”,逼毛泽东同意,打倒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林彪提名 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 毛泽东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