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2）

第十一章 周恩来被剥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 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 再敢多嘴多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统一全党干部的思想。从北京的中央机关、国务院, 到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到 180 多个地委和专区,到 2000 多个县委县府, 到 80000 多个乡镇和 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党政领导,要用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从上到 下把大家统一起来,依靠各级党政机关再去发动和组织亿万人民,鼓足干劲,把主观能 动性发挥到极限,这个力量是可以移山,可以填海的。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 邦济世之才,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 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 支持,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继 1957 年 8 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住 1958 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 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 1956 年的反冒进会议,反对 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规律的 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批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 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党推行开辟了道路。

在南宁会议(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上,毛泽东下令将周恩来 1956 年 11 月 10 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周 恩来主持定稿经过政治局批准发表的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 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反冒进的罪证,并选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批判 的武器,一并引发给了与会者。

《登徒子好色赋》是古代词赋家宋玉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大意说,大夫登徒子在 楚王面前所:宋玉长得漂亮,口齿伶俐,又性好色,请大王不要让他出入后宫。楚王实 之宋玉,宋玉奏对:“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 有也。”并举事实为证:“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 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 女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而登徒子的妻子,秃头,呲牙。驼背,满身疥癣, 还有痔疮,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女子,登徒子与他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明察,究竟是谁 好色呢?毛泽东发古之幽情,是把周恩来比作华言喧听、并无真才实学的宋玉,说反冒 进所用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诡辩。

1 月 12 日,毛泽东住会上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 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加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加设计呢?过去这个五 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加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 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舆闻,事后没 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 是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 封锁、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 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这等于说周恩来要夺他的权。

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于 13 日到达南宁。在 16 日的会议上,大庭广众之前,毛泽 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指 点着周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能回答:“我 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 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在众多高级干部面前,与周恩来摊牌。 与会者得到的暗示是柯庆施可能要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到成都会议(3 月 9 日至 26 日)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 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 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还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 性。话的说法当然有毛泽东的风格:

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这 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 把我画得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 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共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 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 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 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 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 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崇拜自己。问题不 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 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 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好。

按实际身高,斯大林比毛泽东略矮些。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条约上签字,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一大批中苏高级官员在条案后站成一排, 摄影师拍照,待要按快门时,斯大林机警地向前迈了半步, 这样照出像来,毛泽东和斯 大林不相上下。中国画家是根据这个画的,两位领导人的身高谁也没有去量过。中共长 期以来的宣传是马恩列斯毛,把毛列在第五位,毛泽东则多次公开讲话,要求不要把他 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如今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 发出新的信息,借批评那位画家,批评党内同志不敢把他捧上斯大林那样高或比斯大林 还要高的政治地位。谁要是反对个人崇拜,轻则是屈服赫鲁晓夫的压力,重则是“要求 崇拜自己”。

柯庆施扮演新一轮个人崇拜的头羊,他竟然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其他人也跟着吹捧毛泽东,新一轮个人崇拜开始升温。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 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 是根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正式代 表 979 人,列席代表 389 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 区委书记、省辖市的省委书记、大企业的党委书记。这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

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基调,报 告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 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报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当然知道,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公开检讨,等于公开宣布取消自己的作为国家 总理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为准备这次检讨,他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中央领 袖集团中,周恩来是极少数的几个和毛泽东共事到底得到善终的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 为人了。他知道进入北京以后,与毛泽东作为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已经结束,而开始了一 种君臣关系。令由毛出,事由周办。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伴君如伴虎,随时可 能被虎伤害,他得慎之又慎。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眼看整个国民经济像野马一样狂奔, 凶险是可以预计的,作为总理,应痛切陈词,说服毛泽东,但好心不一定被理解,自己 很可能成为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的代表,毛泽东已经说“离 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并几次讲到准备党的分裂,就是表示一意孤行到底的决心。这条路 是不能走的。一条是辞去总理职务,不做违心检讨,让历史证明谁是谁非。这样做等于 和毛泽东摊牌。毛已经有了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能量,党内希图通过拥毛捧毛得宠高 升的人大有人在。这样做,自己错了要被打倒;如果对了更要被打倒。最后一条路就是 违心检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紧跟毛泽东,保持路线、政策的一致。将来出了乱 子,我再出来承担责任,收拾局面,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周恩来的思路定 在第三条上。他把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总理兼职秘书范若愚找来,夜阑 人静之后,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说得很慢,有时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中间陈云 来了一次电话,二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打完电话,周恩来说得更慢了,足见其内心的矛 盾冲突何等激烈。

检讨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又细细推敲修改,然后打印清楚,送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 阅。过了几天。稿子退回来了。毛泽东把一些过重的话删掉了,有些话改轻了,把问题的性质限制在认识的范畴以内,好像毛泽东并无撤换总理的打算。周恩来理解,毛泽东 这次逼他检讨类似七届四中全会让刘少奇做检讨一样,毛认为这对于巩固他的领袖地位 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刘、周挂不起帅来反对他,全党都只能跟着走。对,一块儿对;错, 一块儿错。

  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下,周恩来走上怀仁堂的讲台、他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 言中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 真正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 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 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 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也不要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 问题。这样建设和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 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毛泽东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 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 是多快好省地方法,也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路 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 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 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 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 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化 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 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 1956 年 11 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 我对于 1956 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 到一个指头的缺点扩大化,肯定 1956 年的年底计划“冒”了,并且提出 1957 年适当收 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 1956 年建设成绩是 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 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采取 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的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 1957 年的生产 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那最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 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对我国 1957 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造成的 两种结果。大跃进从正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所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党的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清楚了。”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 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 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

1957 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了反“冒进”的错误, 全面否定 1956 年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 1957 年 6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 1956 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 1956 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 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 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 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 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 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错误。

  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

周恩来这个检讨发言,听起来真诚、朴实、自然,定性准确、分寸适度,上纲恰当。 最后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 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 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 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 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把毛泽东定格为“真理的代表”,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大大强化了毛泽东 的专横独断的地位,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检讨过了关。

随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作了检讨发言。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1958 年 5 月 25 日召开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晋 升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党内盛传柯庆施将出任国务 院总理、知趣的周恩来向毛泽东上了辞呈,彭德怀与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1958 年 6 月 9 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彭的请辞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 邓小平一直对周进行挽留,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 变。”

由于周恩来检讨得“好”,毛泽东尊重常委多数的意见,没有撤销周恩来的总理职务。 但他深知周恩来是个讲“良心”的人,依靠一个讲良心的总理是不能完成大跃进的历史 任务的。据胡乔木回忆:

1956 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 1955 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 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追加 1956 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 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 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 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是管家人,知道 1955 年国家财政收入 增加了 7%,基本建设却要翻一番,增加100%,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恩来说服了刘 少奇和政治局的多数,把 1956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 200 亿元减少到 140 亿元。这才勉强 把日子过下来,没出大乱子。1056 年 11 月八届二中全会确认了反冒进的方针,周恩来把 基建投资预算从 243亿元削减到 111 亿元,减幅为 54%,这才使 1957 年成为建国以来少 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有这样务实能干的“贤相”本是毛泽东之福,但毛却认为周恩来妨碍了他。这时毛 泽东已下定决心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以便手里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 世界革命,使自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他要亲自挂帅到第一线来领导工 农业生产,组织和指挥大跃进。既不能搞大动作撤换周恩来,他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 来架空。毛泽东提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 12 人,陈 云任组长,谭震林任副组长;政法小组 5 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 6 人,陈毅任组长; 科学小组 6 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 10 人,陆定一任组长。6 月 10 日,专门发了一 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毛泽东在文件中明确规定: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 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 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 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

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 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 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 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 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毛泽东 亲临第一线,直接指挥那五个小组,组成了“政治设计院”,自兼“院长”,领导国家经 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果然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样干就 怎样干,只要他一句话,各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就闻风而动干起来。这就是大跃进的领 导体制和指挥班子。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九条发明了“生产计划两个两本账”的跃进工作法。 “中央两本账,一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 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 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地方”当然是指省市自治区一级,地、 县、乡三级怎么办呢?按照这个模式来套,计划就浮夸得没有边了。

对于两本账工作法,中央财政部党组 1958 年 5 月 1 日写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是这样 理解和贯彻执行的:“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一次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 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标准,打破第一次平衡,编制第二本账,组织第二次平 衡。这种计划的方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提出来的,它是我 国计划上的一次革命。”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组织第二次平衡”,实际 上是不顾财力、物力的条件,留下很大的缺口,硬干、硬上,干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 两本账工作法是给浮夸、虚报、造假披上计划革命的外衣,使高级干部可以脸不变色心 不跳地吹牛撒谎。

  根据两本账工作法,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作起来了。

六月中旬,李富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的钢产量,周恩来 2 月 18 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是达到 1600 万吨,如今李 富春提出的指标是 6000 万吨,翻了四倍。他还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 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 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打开眼界。”

6 月 16 日,李先念送上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财政收支的预算。第二个五年的财政 收入,初步框算为 4000 亿元,每年平均递增 33.8%。支出初步框算,为 4340 亿元。与 收入差 340 亿元,可以在动用预算外收入和仔细核算过程中解决。支出中,基建投资为 3050 亿元,占全部支出的 70%以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6 月 17 日,薄一波向毛泽东送上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说 1958 年的国民经济, 从上半年看全年,第二本账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这就使 1959 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 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 赶上和超过英国。对 1959 年的工业生产,估算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 60-70%, 钢达到 2500 万吨。毛泽东阅后批示:“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要 2-3 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 超过英国了。”

农业部也不敢落后,六月中旬送上报告,说“二五”期间农业方面的第二本账是: 1962 年粮食产量 8500 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 1200 斤,粮食作物总平均单位面积产 量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棉花产量 8000 万担,平均每人 11.5 斤,棉花单产超过资本主义国 家,大家畜计划发展到 1.5 亿头,猪 5 亿头到 7 亿头,羊 2.5 到 3 亿只。居然把第二本账 毫无根据的空想当成了马上就要实现的现实。

1957 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时制定的 1958 年经济计划,其主要经济指标是: 钢:624.8 万吨
粮食:3920 亿斤
棉花:3500 万担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靠边站,毛泽东亲临第一线主持党政合一的“政治设计院”,

经过两本账的戏法,制定了 1958 年的跃进指标: 钢:1070 万吨

粮食:6000-7000 亿斤
棉花:7000 万担
钢产量 1957 年是 535 万吨,1958 年指标为 1070 万吨,恰好是翻了一番。

从决策翻一番的经过可以看出,毛泽东治国真如同小孩做游戏。据陈云回忆:“6 月 19 日晚上开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注: 冶金部部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 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 6 月 19 日才决定搞一千一。”最后敲 定 1958 年钢产量的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王鹤寿关于钢产量的一些报告,也 是绕过周恩来,直送毛泽东或经刘少奇转。

追踪这个热昏的决策,又追到了那个正在为当总理创造业绩的柯庆施。他是上海第 一书记,还是华东协作区主任。据他在 5月 26 日至 30 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华 东五市(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钢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 800万吨。”柯庆 施送来的“好”消息成了毛泽东的第三本账,既然华东可以搞到 800 万吨,其他地方还 不能搞 300 万吨吗?!翻一番的指标是毛泽东的第四本账了。我们可以说,柯庆施误导 了毛泽东,但是,难道不正是毛泽东误导了柯庆施吗?

封建王朝留下的谚语是:吴王好剑术,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 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好什么呢?他好的是高速度、大跃进、一年赶上英国。下边 的各级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诱惑和保官的巨大压力下,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 创造奇迹,实在创造不出来,也得把奇迹编造出来,既然不能说办不到,就只好不讲“良 心”说谎造假。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 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王任重等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地方主管柯庆施、王任重、陶铸、李 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捷报频传;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 他荣升总参谋长)也相当积极。

为了把右倾保守(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打下去,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 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和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 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告诉大家要从组织上准备和调整大跃进的各级领导班 子。毛泽东点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安徽省委书记 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山东惠 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等,这些人都受到了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对省、地两级班子 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 步走向高潮的。

地方大员中迎合上意吹牛撒谎最不讲良心的要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中共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村发展纲要》。规定黄河以北粮食产量由 1955 年的 150 斤到 1967 年提高到 400 斤;黄河以南粮食产量由 1955 年的208 斤到 1967 年提高到 500 斤;淮河长江以南粮食产量由 1955 年的 400 斤提高到 1067 年的 800 斤。这就 是所谓的四、五、八计划。这个计划并不离谱,如果在 12 年内扎扎实实地去完成,粮食 产量将比 1955 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已经算是跃进了。河南地处中原,三种情况都 有。吴芝圃在成都会议上说:河南一年之内就能实现四、五、八,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被毛泽东封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3 月 20 日,毛泽东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 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在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 不更好!”农业纲要的重要一条是水利化。吴芝圃把河南水浇地面积虚报了 2.4 倍,也受 到毛泽东的表扬,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 4800 万亩、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 的斗争。”吴芝圃本是河南省省长,把讲良心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提出的农业发展计划 打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 5 月 23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点了潘复生的名,定为“右 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的支持下,揪出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全省抓出“小潘复 生”二十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 18 人。提了一批以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为代表的没良 心的“左派”,形成了河南大跃进的领导班子。八大二次会议还没开完,中共中央就发出 通知,任命吴芝圃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免去潘复生的职务,从北京揪回河南批 斗。

对河南问题的处理把各省的第一书记骇了一身冷汗。谁要是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 当了“观潮派”、“促退派”或“秋后算账派”,就要准备当潘复生,南宁会议时潘复生还 是座上客,如今成了阶下囚;同时也提醒各省的二三把手,盯着第一把手,只要他讲良 心,讲实事求是,你们升官的机会就到了,吴芝圃就是你们的榜样。于是,你左我比你 更左,你说谎我比你更能说谎,你吹牛我比你更能吹牛的政治环境形成了。为了迅速筹 集手里那一把米,把国外的鸡叫来,毛泽东要让国内人民做出最大的牺牲,他不仅需要 一批敢于杀鸡取卵的根本,而且需要一批能够画饼充饥的干部。

1958 年 6 月 8 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 2105 斤,这是全国 第一个“高产卫星”,新华社广播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全国“卫星”齐放 的局面。

6 月 11 日,河北魏县,2394 斤; 6 月 12 日,河南遂平,3530 斤; 6 月 16 日,湖北谷城,4353 斤; 6 月 18 日,河南商丘,4412斤; 6 月 21 日,河南辉县,4535 斤; 6 月 23 日,湖北谷城,4689 斤; 6 月 30 日;河北安国,5103 斤。

6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登载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 多少?”他是看了遂平县连发两颗“丰产卫星”的消息撰写此文的。他说:“今后,通过 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 的最终极限就等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 在的丰产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 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自己的养 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 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钱先生的文章影响了一大批醉心放卫星的干部,成为后来放亩产四五万斤的“科学”根据;连毛泽东也 相信了钱氏的理论,相信亩产几千几万斤是真的。这篇文章对大跃进推波助澜,起了很 坏的作用。

6 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 务”的方针,“卫星”就放得更大了。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 7320 斤。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蹵什克农场小麦亩产 8585 斤,这是小麦的最高 亩产量。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 36956 斤。 8 月 22 日,《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 43075.9 斤。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百湖乡长春社亩产中稻 43869 斤。9 月 1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 52599 斤。

9 月 5 日,《人民日报》广东蒲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中稻 60435 斤。9 月 18 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中稻 82525 斤。9 月 18 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 130434 斤 10 两 4 钱

(130434 斤,中国市斤,16 两为 1 斤,所以还有 10 两 4 钱的小数)。这是水稻的最高亩 产量。

  这些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我们解剖一个卫星就知其余了。

河南信阳鸡山公社的水稻,8 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党委于 8 月下旬连续开会,研究 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党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取决于党委的决 心,而且也取决于党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 对弄虚造假不能有任何怀疑,上级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共同欺骗上级、欺骗舆论,这 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放水稻高产卫星,必须要内定一个标准,经过党委 研究确定,不能低于 45000 斤。28 日晚,公社党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稻高产卫星动员 大会。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 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29 日早晨 6 时许,205 名 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30 日下午,6亩 6 分三厘试验田及其周围总 共 430 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 13 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9 月 1 日中午 12 点打 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 324375 斤 5 两。这本是 436 亩的产量, 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 6 亩 6分 3 厘试验田的产量(324375.5/6.63=48925),得出亩产 48925 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 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脱离常识的造假是很难统一群众的思想的,总有一些人说长道短,这就需要借重于 专政的威力。信阳事件后,陶铸、王任重前往调查,据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 7320 斤 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 7000 多人,打死 300 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造成的大跃进局面踌躇满志,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 了一番话:

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 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底 3700 亿斤增到 7000 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 3300 万担,今年大概有 7000 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 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 钢铁可能翻一番。如果今年搞到 7000 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 15000 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了,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 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 10000 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 2000 万吨。总 而言之,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把大话说出去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果非常严重。 当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决 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第一书记们要粮食,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 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就说他们 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这个反瞒仓私分,成为后来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第十二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在卫星竟放的高潮中,毛泽东南巡去也。

卫士长李银桥替他打点行装。毛泽东出巡,犹如孔夫子搬家—尽是书。根据需要, 李银桥找人特制两个大木箱,分层次的,可以分门别类地把各种书装在一定的位置,到 了驻地,又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把这些书摆放陈列起来,保证毛泽东随手可以找到要读 的书,做到不乱不丢。这次出发,除带上毛泽东正在读的《三国志》、《楚辞》等史书外, 还有冶金学、土壤学等。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第一站到徐水。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解 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毛泽东视察。八月骄阳似火,毛泽 东头戴一顶大草帽,走几步就汗流浃背了。步出车站,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个大标语牌, 上面画的是徐水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平面规划图。县委书记指指点点,向伟大领袖介绍 他们的宏伟构想。然后驱车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农业社的幼儿园和敬 老院(供养无子女依靠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毛泽东同老人们亲切握手问候。又看了农 业社办的集体食堂,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新生事物之一。最后,张国忠领路,陪伟大 领袖来看本县的杰作--丰产田。据几天后进行追踪采访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灈报道 说:

大寺各庄的卫星山药更是花样繁多,毛泽东看过的一种粪堆形山药(地),是用粪和 土垒起一个个堆堆,在堆堆上载满了秧子,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肥力厚实。还有毛 主席看过的一条埂道上分别是种四行、八行和十二行的山药,过去每亩两千棵秧子的耕 作方法发展到这里的每亩一万五千棵,计划产量是每亩 20-100 万斤。大寺各庄还有多样 化的沼气山药(地)。用粪垒成堆堆,外面使土封实,土上栽满山药;堆顶上插一根竹管 直通粪堆,从竹管上浇下水去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这样来养育土层和作物。或是 用粪垒成一个圆锥形的宝塔,再沿着塔坡把土围成一层层环形的梯级,在每个梯层上栽种山药,这后面两种沼气堆的顶部,也都插入了浇水的竹管。此外,大寺各庄的多样化 的沼气堆,现在已经发展到栽种徐水有名的大白菜,或者是栽种萝卜。所有这些利用沼 气或不利用沼气的卫星作物,不仅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洒生长素,大寺 各庄亩产百万斤的山药,甚至还浇狗肉汤。

看完亩产百万斤的山药地,毛泽东又来到了大寺各庄的七亩棉花地里。著名作家康 翟的追逐报道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每亩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谁看了都说那是 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 25 个,花蕾 45 个;成铃最多的已达一棵 110 个,眼前的情况就 可亩产皮棉两千斤。但人们还要叫棉花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 120 个棉铃,以保证亩产 五千斤皮棉。这七亩地的耕作是有疏密对比和早晚对比的,还有搭起棚子,晚上在棚顶 盖被单,棚底下用电灯光照明催生的一片。这里每亩施底肥 54000 斤;追磷酸钙 120 斤; 追硫氨 4 次,共用 170 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 锄八次,浇水两次,整枝 18 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 电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道要出现多少吓人的高产怪事那 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康翟的报告最后说: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成一片,要把这儿的粮食 亩产从去年的 214 斤提高到今年的 2000 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毛主席的视察,就是目前 争取 2000 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 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 一个二分地的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可除了几万人大的 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办得到?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 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 自由王国的时光。

这是当时在宣传工作上进行舆论导向的一篇代表作。毛泽东 8 月 4 日参观徐水,康 翟紧跟着追踪采访,写成《徐水人民公社颂》于 26 天后,即 9 月 1 日在《人民日报》发 表。如果河北省委和徐水县委弄虚作假露了底,毛泽东对看到的某些现象表示怀疑,表 示不欣赏,有所制止,有所批评,有所纠正,报道的舆论导向就是另外一种精神了。《人 民日报》这篇“本报特约记者”的报道告诉全国五亿农民和一亿城里人:徐水县的领导 和农民所干的这一切,已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徐水的方向就是 全国两千多个县的方向。

1958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记载下了毛 泽东与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一番对话: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 12 亿斤粮食,平均 每亩 2000 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植了春夏山药 35 万亩。

毛泽东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 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来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 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 9000 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 11 亿呀! 你们全县 30 多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人家不要你们的粮食呀!” 从此,毛泽东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着实发过一阵子愁:粮食多了怎么办?

事后查明,并不是徐水农民解放思想,有了冲天的干劲,创造了人间奇迹,完全是 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 15 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 罚。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取办法抵 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来一班人马检查,结果有 5 位小队长 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 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为了弄虚造假不被揭穿, 1958 年 8 月和 10 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 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 358 人。而张国忠 认为,逮捕人能起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8 年,徐水共逮捕 4643 人。4643 人种有包括 2 名支部书记在内的 31 人死去。

毛泽东视察徐水之后,刘少奇为了表示紧跟。8 月 6 日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 人率工作组来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

1958 年 9 月 15 日,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宣布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 算。9 月 20 日,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从 9 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 级每月 8 元,科局级每月 5 元,一般干部 3 元,平民百姓 2 元。同时宣布,对全县老百 姓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 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

于是,徐水这个不出名的河北小县,出了大名。当年先后有 40 多个国家、930 多名 外国人去参观;有 3000 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去“取经学习”。赫鲁晓夫知道后,特派塔斯 社记者前来看个究竟。赫鲁晓夫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

这年11月,县里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们发了第一次津贴及部分生活用品。 12 月,又筹了 90 万元,终因罗掘俱穷,点金无术,凑不起必要的款项,便挪用商业上的 流动资金 700 万元,发了第二次津贴和实物。实际是把县百货公司和供销社的东西给分 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试点就这样夭折了。后来查明,那个棉花树是人工嫁接的;山药山 是连夜堆出来的,山药只是上面几层,里面全是土疙瘩。

河南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发祥地。这给河南的领导人带来了 巨大的荣誉,也给河南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58 年 4 月间,河南遂平县嵖岈山 卫星社有四个乡、27 个小社合并而成,有 6000 多户,30000 多口人。

1958 年 6 月 16 日,谭震林副总理在郑州省委南小院会议室接见了遂平县委副书记娄 本耀。听完娄本耀的建社情况汇报,谭震林说:“你们这算啥哩?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 部那个部不和中央一样了吗?再说政社合一,社也大了点。法国有个巴黎公社,他们也 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看你们有点像巴黎公社。”

娄本耀根本不知道巴黎公社为何物,顺着首长的意思说:“对!对!俺们这个劳什子, 也是公社。”

谭老板大跃进中头脑也热得厉害,听娄本耀一说,庆幸自己发现了新事物,睁大眼 睛问:“你们真的是公社吗?”

娄本耀连说:“是哩,是哩,俺们是公社!”

谭震林欣喜地说:“你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社。”

接见完毕,娄本耀连忙给遂平县委打电话,办公室主任高运坦接的,娄本耀说:“中 央肯定了我们是第一个公社。请你赶紧向蔡书记、赵书记汇报一下,让全县几个乡都挂 上公社的牌子,尤其是嵖岈山卫星社要改成卫星公社,把牌子挂出来,后天新乡七里营 的同志要去参观。”

  谭震林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为赞赏。

1958 年 7 月 16 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的把工(业)、农(业)、商 (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 会的基本单位。”

吴芝圃得风之先,抢先在全省办起了大社。8 月 2 日河南省委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 建立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说:“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自留地归 集体。大搞公共食堂,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在城市街道居民中,组织生产、办工 厂、搞集体福利事业。这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公社的雏形,但还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 农场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在城市里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社会主义大家庭。 直至《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同志所写《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证毛主席关于人 民公社的指示后,才明确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

毛泽东看罢河北的三个县,于 1958 年 8 月 6 日到了河南新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 省长吴芝圃、省委书记杨蔚屏、史向生前来“接驾”。

6 日下午,毛泽东在吴芝圃等陪同下来到七里营乡。全乡农业社合并成立七里营人民 公社。毛泽东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说:“人民公社名字好。”

在社干部引导下,毛泽东先看托儿所、敬老院、食堂,然后看麦粉加工厂和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听说这个小工厂两天生产出 5000 多个滚珠轴承极为称赞。

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问道:“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

社长王文生答:“七里营生产队 10500 亩,有 5000 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 1000 斤,争取 2000 斤。”

毛泽东笑着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7 日,专列在郑州停靠。毛泽东在车上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的汇报。史向生特别 说明,是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 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了三天,8 月 9 日到了山东。由省委书记谭启龙、裴孟飞陪同来到 历城县北园乡。当谭启龙谈到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消 息,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公社化的高潮。

在北园乡的稻田里,毛泽东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 当问到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 20000 斤,现在我们要争 取亩产 40000 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 的。

一路之上,毛泽东到处看到群众冲天的干劲,听到想不到的大丰收的美好前景,毛 泽东心醉了。

农业问题解决了,六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毛泽东视察三省农村获得的总 概念。

他对于沿途看到的红薯山、棉花树、计划亩产 25000 斤的玉米、计划亩产 40000 斤 的稻田,都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党内讲(8 月 17 日在北戴河开幕会议上宣布)“粮食产量 今年有可能达到 9000 亿斤。”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1958 年 9 月 5日)上打了折扣 地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 3700 亿斤,增加到 7000 几 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 7000 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 15000 亿斤。明 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 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 10000 亿斤。”毛泽东混混然纷纷然,对粮食的乐观情绪 溢于言表。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举行政治 150

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 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到会。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列了 17 个,主要议题是两个:一是人民公 社问题,一是大炼钢铁问题。

毛泽东在 8 月 21 日的会上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 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 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 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 月 29 日,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人民公社是什么?按当时舆论导向生动的表述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

梁”。《决议》对人民公社基础规模和内容有了十分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建立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 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通过建立“公共食 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 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

成立人民公社的基础:“打破地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生活集体化,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 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战胜了资本主义 道路之后。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 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 放。”

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也可以数乡并为 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人 民公社的组织成分: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

在 8 月 30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 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

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 工农商学兵,渔盐林木副,人民公社都有。 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 要社会主义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劳动妇女可以得到解放。。。。。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 掉,如自留地就搞掉了,看来只要把章程搞好,全国可能发展很快,秋冬可能差不多了。 当然实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还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 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一下出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 24 条,这是它的宪法。

人民公社的名字是河南的创造,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名字,吴芝圃心花怒放,干劲倍 增。到了北戴河会议中央作出决议正式要搞,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河南实现了 公社化。截止于 8 月底,全省农场在原有 38473 个农业社(平均每社 260 户)的基础上, 建成了 1278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 7200 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99.98%。他 这一带头,那个省敢落后?全国很快出现了公社化的高潮。

毛泽东表扬的公社“宪法”是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 这个文件表面上来自基层,是群众的创造,实际上是毛泽东授意陈伯达派《红旗》杂志 的编辑李友九“帮助”嵖岈山农民搞出来的,是越俎代庖伪造民意的作品。8月 17 日毛 泽东亲自修改,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具有了中央文件的权威。毛泽东对推广这个 章程很热心。他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了,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 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 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 你们回去也要这样吹一下。”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把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第七期(9 月 1 日出版)全文发表了。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就像受了“皇封”一样,具 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嵖岈山的共产经验一推广,共产风在中国广大农村就像十级台风一 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刮开了。

《简章》第四条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併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 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 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为公社负责偿还。”这就是将穷队和富队拉平。后来毛泽 东批评“共产风”,盖源于这个章程。

第五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 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禽和家畜,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 畜和林木转为公社所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第十三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第十五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十七条规定:“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一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第二十条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 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这个《简章》的要害是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房产、对农业社的投资、牲畜、 林木等等。得到的就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吃饭,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实行公社化,有决议,有样板,有章程,到 9 月 30 日,北戴河会议后的一个月,即 9 月 30 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运动简报》第四期宣布:

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有 12 个省、市、自治区 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十个省、区有 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四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 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十月底完成。

毛泽东对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准备是不够的,他也缺少领导经济工作的实际 经验。那时中央正在批判教条主义。林彪带头,贬低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在各方面都 超过了马克思,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叫做“洞察一切”。公平地说,毛 泽东在有些领域,例如军事领域,确实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是不懂打仗,不会打仗的;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但他不谦虚了,也飘飘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在经济领域搞“领袖意识那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当然,马克思的知识有 他的局限性,但至少在公社问题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写下了 这样一段话:

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 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社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 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 个记账员,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情;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 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个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 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 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 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 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 有时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 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 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 因为对木匠、铁匠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或三个,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

(《资本论》第一卷第 395-396 页)

在 18 世纪的印度存在着这种公社,与 20 世纪的中国公社何其相似乃尔!也是共同 耕种土地,也是政社合一,也是工农兵学商都有,只要把“首领”换成“党委书记”,把 管理治安的“官吏”换成“公社武装部长”,全套管理机构可以原封不动地运转。毛泽东 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沦于《张鲁传》和《大同书》,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 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新发展推倒历史前台,贻笑 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的印度公社是不能产生大生产的落后的生产方 式,是如何在经济史上被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会急于下“人民 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在北戴河海滨的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他闯下了滔天大祸,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前 途是充满信心的。这从他请张治中一起到南方视察一事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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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8 月末的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北戴河别墅吃饭、看电影。席间, 毛泽东说:“文白先生,我想到外地视察,你可愿同行?”张治中说:“能够有这样难得 的机会,那太好了。”于是,一言为定,相约先回北京,一起南下视察。在国民党营垒时, 张治中多次陪同蒋介石外出视察。毛泽东不邀别人,单邀张治中,显然是想让张治中看 看他治国安邦的手段和魄力。

9 月 10 日上午 8 时,毛泽东和张治中分别坐两架专机由北京飞武汉,11 点 40 到达, 在东湖宾馆下榻。

住下后,毛泽东对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交待;“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是我党老同志,一大代表、他比我大 6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 随时可见,你们不要挡驾。”

毛泽东急于会晤故人,是由于听够了属下的阿谀奉承之词,想从故人中听到对他发 动大跃进、使国家一日千里地进步的赞颂。没想到这次与李达见面大吵了一顿,不欢而 散。

事情缘起是 8 月 27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刘西瑞(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 了解情况的干部)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在文章中说:“这次寿张 之行,是思想上再一次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 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 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 部和群众,讲起来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 8000 斤、7000 斤,提 5000 斤 指标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之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湖北鄂城县政府大门口贴 出两条标语,一条是“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一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 大产!”这两条标语被搞社会调查的武汉大学学生发现并写进了调查报告里,送给李达校 长看。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是 有条件的,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为害不浅。决定立即去见老友毛润之。

这天,毛泽东正在会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谈论游击战问题,陈毅陪同在座。李达 在梅白陪同下来到东湖甲舍,稍候一会儿,毛泽东送别卡斯特罗,立即传见李达。

“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真是故人见面,李达一句客 套话没有,逼毛泽东对这个口号表态。

机智善变的高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这口号有两重性。”然后举红军长征的例 子,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 就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旁征博引:“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个口号有 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对打断他的话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 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 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 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到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达的腿, 示意他适可而止。

毛泽东看见了,冲着这位秘书长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你脑子发热,达到 39 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 40 度、41 度、42 度,这样中国人 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自大跃进以来,毛泽东听到的唯一几句忠言。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毛泽东的意思是,你敢这样 跟我讲话,实在是热昏了头。

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完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气头上,表示告辞。毛泽东 说:“小梅,你送李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

李达在梅白的陪同下上了汽车,在车中,“My Dear Xiao Mei(注:我亲爱的小梅), 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和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 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问题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 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 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的弄清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 毛主席吧。”

梅白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 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和李达干起来。”停了一下, 毛泽东又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 争论,我是错误的。”

梅白听伟大领袖在他这样一个晚辈、一个下级干部面前说这番话,很受感动,趁机 把李达在车上说的那些话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很动感情。他叫梅白教他英语中“我亲爱的鹤鸣兄”怎么发音。 然后说:“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只是 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你 先告诉李达同志,改日我们再谈,感激他的帮助。”

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李达说:“还是润之气量大。”

李达这一番谏言,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还没有完全清醒。他的“左”倾冒进思想 支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左”倾冒进情绪又反转来影响了毛泽东。 中国这艘大跃进航船体积太大,一旦起锚发动,无法减速掉头了。他还心存侥幸,认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固然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亩产几千几万斤麦稻可能 有浮夸,但 1958 年的大丰收应是无疑的,粮食过了关应是无疑的;看了那么多地方,难 道都是假的?!他无法想像全党各级干部都会欺骗他,他无法想像这是一场“自从盘古 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闹剧。

毛泽东有些悲凉,但还得撑着。九月中旬,他在王任重、张治中等人陪同下视察了 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大学之后,离开湖北前往安徽。

张治中被请到毛泽东专列上述话,见毛泽东书案上放着一本《冶金学》,就说:“您 也钻研科技方面的书?”

毛泽东莞尔一笑:“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张治中是见过世面的政治家,谦恭有礼地说:“主席日理万机,建议您少过问具体事, 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

  前面有了李达的犯颜直谏,毛泽东心态平和了许多,顾左右而言他。

书案上放的另一本书是《三国志》,书翻开,毛泽东正在读《吕蒙传》。话就从吕蒙 说起。在座的除张治中外,还有毛泽东每次出巡都随行保驾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 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打败关羽就是这个吕蒙。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 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以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车到安徽合肥,第一书记曾希圣前来接驾。毛泽东在曾希圣陪同下视察了舒荣人民 公社。当听到社干部介绍他们已经做到“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满意地说:“吃饭不要 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 服也可以不要钱了。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一个人,而不发给家长, 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又视察了江苏、上海,与 9 月 29 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出身农民,搞农民运动起家,一生以解放农民为己任,说他发动大跃进和公 社化运动,是存心跟农民过不去,要制造全国大饥馑,这绝对不符合事实,其初始(!) 动机绝对是好的。毛泽东犯错误主要是因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是“理性的过 度自责”(哈耶克语)。他当了半辈子“人民的大救星”,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深信只有 他给农民指出的道路才是金光大道,他带领农民走的道路能让农民得到万年幸福,进入 共产主义天堂。

1958 年 11 月 19 日,毛泽东真的发愁粮食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找不到出路, 批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决定将粮食播种面积由 19 亿亩减少至 15 亿亩。(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 542 页)各省执行的结果 实际减少 17386 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 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 8.5%。(《建国30 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 45-49 页)

两天以后,即 11 月 21 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

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看如何?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 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因为革命从马克思开始没有成 功,列宁完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搞了 41 年,再搞 12 年,还没过渡,落在我们后头, 现在已经发慌。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苏联脸上无光, 全世界无产者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渡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些 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可是一定要 让他先过。

今日我们读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仍可感觉到他当时的那份自信,年份陶醉,那份超 越马克思、超越列宁,开辟共产主义新纪元的成就感。

第十三章 “马克思和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游泳池里轻言 1958 年钢铁翻一番,使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1957 年的钢产 量是 535 万吨,翻一番就是 1070 万吨。8 月中旬北戴河会议最后决策此事时,钢产量指 标才完成了 450 万吨,剩下 4 个半月时间要完成 620 万吨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作出 翻一番的决定等于打造了一个紧箍咒套在了自己头上。一生谨慎,向来做事留有余地的 毛泽东,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意志了,只要他下决心,挥 巨手,全国人民赴汤蹈火去干,没有办不成的事。

1958 年 8 月 19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 令。他说:

  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 令。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 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债有主。。。。。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 械的头是赵尔陆。

我看 1100 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 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以翻一番?问题是 我提出来的,实现不了,我要做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 1100 万吨钢,是关系 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铁,暂时 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

笔者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传出的记录稿,没有看到原始记录,但精神是不会错的。 令笔者惊诧的是毛泽东似不应荒唐到下令拆铁路去炼钢,以凑数完成翻一番的任务,这 是建设呢?还是破坏呢?但记录稿上就是这么写的。他对自己说过的话看得极重,实际 是暗示中央和省的领导人,铁腕政策,强迫命令,不惜代价,把铁轨回炉,也要完成翻 一番的任务。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 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 倾保守”思想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 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

8 月 25 日至 31 日,在北戴河专门召开了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中央钢铁的头”、冶金 部部长王鹤寿向各省下达了钢铁生产指标。全国在本年度后四个月,九月要生产 200 万 吨铁,120 万吨钢;十月要完成 280 万吨铁,160 万吨钢;十一月要完成 32万吨铁,200 万吨钢;十二月要完成 350 万吨铁,220 万吨钢。总计在 1958 年 9-12 月,要完成 1150 万吨铁,700 万吨钢。

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戴河会议公报,用的是通栏大字标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620 万吨,比去年增加 85 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 不够了。今年 5 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850 万吨。 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 为在 1958 年生产1070 万吨钢,即比 1957 年的产量 535 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为了保证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了指挥系统:“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星期检查一次生产的 进度,采取最有效的方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 困难问题。”

全国人大决议正式通过的钢产量指标按法规来讲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共产党的政 治局无权推翻或撤销全国人大决议。要改变这个数字需经以下程序:中央政治局提出建 议,提交国务院认可,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新的议案,全国人大有接受或否决的权 力。如果全国人大有权否决 1070 万吨钢的指标,不仅避免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折腾,也 使毛泽东悬崖勒马,避免一个大错误。毛泽东当时可能感到很不舒服,但很快会清醒过 来,感激立法机关对他的制约,不幸的是毛泽东一意孤行,踢开国务院,踢开全国人大, 这些能避免他犯错误的保险装置都被他置于无用之地,他的历史性大错误也就不可避免 地铸成了。

根据毛泽东“要每周抓一次”的指示,9 月 4 日晚上,撇开国务院和省政府,中央书 记处召开各省市委书记电话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中央书记处领导炼钢,但总书记邓 小平没有出面,他把彭真和谭震林推到了前台。

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电话会议上说:“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提出了 这样的要求: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主席又提出了,1100 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一斤 也不行,少了就是失败了。这个要求也不能不完成,这就势必要逼得我们又要拿出相当 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

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最高国务委员会上主席说,钢铁上不去,其他就跟着上不去, 你不能光吃粮食。主席要求在 9 月 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 9 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跟得最紧,率先组织了本省钢铁大跃进,赶在 9 月 15 日放了一 颗钢铁卫星。据《人民日报》17 日报道,9 月 15 日,河南全省建成 45000 多座炼钢炉, 动员 360 万农民,出动 407000 辆各种运输车辆,“打了一个日产生铁18693.92 吨的打胜 仗。”而这个省在九月上旬,即 9 月 10 日前日产生铁只有 780 多吨。同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比老钢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黑龙 江三个省当时的日产量还要高。河南大捷证明,生铁这一关是一定能够突破的。要求各 地像河南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争取九月份根本扭转土高 炉生铁生产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九月份的产铁计划。

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这时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不相信河南的卫星,派工业秘书 顾明去抽查一个点。顾明曾经留学日本,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过,是个内行。他到放了 日产生铁 102 吨高产卫星的新乡,看了现场,向干部群众做了调查,还带回一块生铁样 品,向周恩来汇报说:“完全是弄虚作假。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 炼焦用煤要两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要十多吨。日产 102 吨生铁,原材料要 1000 多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理请看,最上乘的产品就是 这种海绵铁。”周恩来接过样品,良久无言,后来才掂量着那块铁说:“这哪里是铁嘛!” 这块卫星铁一直摆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封了“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等于不要周恩来管钢铁的事。 作为总理。周恩来还是每周开一次钢铁会议,以求加强领导,减少损失。冶金部部长王 鹤寿竟拒绝参加会议。在 9 月 14 日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汇报炼钢的农民不认识矿石,往 往把较重的黑石头当作矿石;农民没有“吨”的概念,把一吨当成一担,在计算产量和 投放原料、辅料时引起混乱。周恩来下令调了 13000 多名化学系的大学生,派往各地指 导。虽说杯水车薪,周恩来的力量也只有这么大了。

周恩来虽然发现了河南钢铁卫星有假,但当时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中央工业交通 部部长高扬奉命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大放“卫星”的地方了解 炼铁情况。他发现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向中央写了封信,对所谓“小、土、群”等违 背科学的做法提出异议,据理力争,提出看法。毛泽东看后龙颜大怒,把他打成“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携儿带女,发配到贵州劳动改造。这个标杆一立,就把各级干部的嘴都 封住了。眼睁睁地看着造假,承认造假。表扬造假,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因为“主 席要求在 9 月 15 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河南的钢铁卫星,是这样应运而放的。谁要敢 对河南的钢铁卫星有怀疑,谁要敢否定河南的做法,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跟毛泽东过 不去,就会使毛泽东发出的“伟大号召”变成空话而下不了台!而毛泽东的威信和面子, 这时候已被摆在了所谓“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时候各级干部都有一句自我解脱的话,就是:“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质言之,所

谓“政治账”,就是毛泽东的面子;所谓经济账,就是人民财产的损失。 河南这个样板一树,各地、市、县的书记们就知所趋处了。《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24 日报道了第二个典型—湖南省邵阳专区。报道说:

在工业战线上也是这样,谁发动群众最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最大,谁就能飞得最 快,跳得最远,奇迹也就出现最多。湖南省的邵阳专区,是一个土铁生产发展很快的地 区。邵阳专区是怎样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呢?最主要的,也是彻底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浩 大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了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钢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 右倾保守思想,使“为什么要发展钢铁,如果发展钢铁”的道理家喻户晓,从而在全区 组织了万余干部,93 万群众投入炼钢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 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七万多人找到 120 处铁矿和 51 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 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两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 6000 多吨焦 煤,当群众发动到这样的程度,奇迹就一定出现。河北武安县所以能在三天之内使生铁 产量从 100 多吨提高到 1000 多吨,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 12 万人投入 钢铁战线。山东等省为什么敢于提出万吨省的目标?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因 而满怀信心。

为了在 1958 年年底完成 1070 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按月按日计,9 月 24 日中央书记 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 30 日为止,全国钢的日产量必须达到 6 万吨,而生铁日产量必 须达到 10 万吨,“否则是不行的。”要求从省、地、县到乡,各级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亲 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钢铁大会战。为了完成这样的指标,计划 10 月份在全 国建起 30 几万座小高炉。中央书记处要求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东六省力 争在九月份以前达到日产生铁万吨的目标,要求全国有30-50 个日产千吨的县。

9 月 25 日,毛泽东南巡回京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 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 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 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 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 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 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评“还有一些同志”,是指各级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冶金部部长王鹤 寿坐不住了。10 月 7 日到 9 日,王鹤寿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土法炼钢促进会;11 日,又 在河南商城召开同类会议。据当时计算,在 1958 年最后三个月,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 铁,只能满足钢产量翻一番的四分之一,下欠的四分之三炼钢用的生铁,要靠土法冶炼。 冶金部连续召开两次现场会,就是要介绍、推广土法炼钢方法,宣传所谓小(小高炉、 小平小转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大搞群众运动),大破“保守思想”,“怀疑论” 和“条件论”。配合宣传的《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指出:

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许多地方的经验 证明:大办土高炉最能把千百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最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

9 月 1 日到 20 日生产出的全部生铁中有 50%左右都是土高炉生产的,这个比重还可 能提高。可见土高炉在当前钢铁的生产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许多地方九月份的生 铁生产上升得比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了土高炉。广大的群众,不管是五六十岁的 老太太,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现了男女老少一起动手的真 正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几万座土高炉铁水奔腾的兴旺局面。

有人认为土高炉耗费的劳动力太多,生产成本太高,不经济,不合算,是的,搞土 高炉必须要动员很多人,生产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问题在于速度,在于争取时间,就 是说必须保证今年拿到 1070 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

10 月 4 日至 11 月 14 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认为;两个月来以钢为纲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巨大的成就不仅 表现在经济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它的伟大政治意义,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线上大 搞群众运动的道路。从此,我国工业化事业将由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来搞。通过运动, 打破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打破消极平衡论,建立以钢为纲的积极平衡论。炼钢又炼人。 死全国人民都受到多种锻炼。会议要求今冬明春要广泛发动群众,把以钢为纲的群众运 动引向更高阶段,要调整、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小、土、群”进行调整、巩 固、提高的工作,为迎接明年工业生产更大的跃进而奋斗。

毛泽东不断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书记挂帅,党的组织系统成为最有权威、最 有效的系统。两次书记电话会议,两次工业书记电话会议,首先把全党、进而把全国人 民发动起来了。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动群众的魄力和能量果然不同凡响。 “为 1070 而奋斗”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强劲的主旋律。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钢铁 元帅升帐,其他一切都要让路。”《人民日报》9 月 5 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 社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当钢铁生产的发 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 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 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先为钢铁 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 需要;有劳动能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钢铁 工业搞上去,实现“1070”!

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面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疯了”。七月底。用在钢铁工 业上的劳动力几十万人;八月底,增至几百万人;九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十月底, 增至六千万人;年底,达到九千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大炼钢铁的,全国投入的劳动 力超过一亿以上。

随着人数的激增,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按比例增长。七月,有三万多座;八月 底,增至 17 万座;九月底,增至 60 多万座;十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不但公社炼钢, 而且部队、学校、机关,甚至外交部和文联。以至于宋庆龄公馆的后院,都建起了炼钢 炉。那时你若有幸乘火车站神州大地巡游,真是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铁路两侧,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标语醒目,红旗招展。昼夜三班倒,人停炉不停。新建的一座座小高 炉拔地而起,还把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留下来 的碉堡、炮楼,也被改造为土法炼钢的炉具。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 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也有因农 民不认识矿石,把黑石头当矿石送入炉中冶炼的,当然,一样算成果,一样放卫星。实 在找不到铁矿石的地方,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锤、铁锨,庙里的铁香炉、铁鼎,殷 实人家的铁门、铁栅栏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铁器送到炉里去,炼出来的烧结铁,铁丝直 支楞楞,半个门环镶嵌在铁疙瘩上,这些都作为产量放了卫星。

到 1958 年 12 月 22 日,新华社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1070 万吨钢—党的伟 大号召胜利实现。钢产量 1108 万吨,生铁产量 1369 万吨,超额完成了 1958 年钢产量翻 番的任务。”

没有宣布的是,有 308 万吨钢。416 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 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补贴了 50 亿人民币(没有炼成的土铁和烧结铁 740 万吨,亏损 31 亿元;炼成能搭配使用的土铁 300 万吨,因成本过高而损失 11 亿元;炒土钢亏损 8 亿元)。 当时一顿钢的市价是 150 元,土法炼一吨铁的成本是 345 元,那真是赔本赚吆喝。这就 是所谓的“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大陆官方认可的统计数字是 1200 亿元人民币,周 恩来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共 550 亿元。大跃进浪费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 金。

1958 年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大放异彩的一年。世界观察家看中国,难免眼花缭乱, 目瞪口呆。这一年,毛泽东除了提倡钢铁大跃进外,还提出在全国城乡大办公共食堂。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指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 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 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 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县要把公社建成新乐园,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起点就是公共食堂。 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 1958 年 10 月 28 日子全县万人大会上作报告说:“让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 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一个县委书记,不懂经济,作此梦呓,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伟大 领袖”竟然认为这是可行的,11 月 6 日毛泽东在登载这个报告的《宣教动态》上批了这 样一段话:“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 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毛泽东的疲于和范县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告,在中共 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到 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 391 万多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 亿人,占人民公 社总人数的 72.6%。河南最彻底,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到社员总人数的 99%。

毛泽东热心提倡吃饭不要钱,决心要施这样的“大仁政”,是以粮食多得发愁为基础的。

  他想象的粮食有多少呢?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任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 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规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 年 8 月 25 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 年全 年粮食总产量超过 8000 亿斤,比 1957 年的 3700 亿斤,翻了一番还多。

9 月 1 日发表会议公报时留有余地,打了折扣,宣布:1958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6000-7000 亿斤,比上年增长 60-90%;棉花产量达 7000 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

10 月,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和陕西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主管农业的谭震 林在作总结报告时言之凿凿:1958 年全国粮食产量 8000 亿斤是肯定的,10000 亿斤是可 能的。

12 月初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西安会议估产有水分,打了折扣,12 月 10 日发表 的会议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75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 6700 万担左右。1958 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后来经过落实,1958 年粮食产量为 4000 亿斤,棉花产量 3938 万担,这就注定了公 共食堂是短命的。

一开始,公共食堂很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是真的。当时有 两个口号,一个是“放开肚皮吃饭”;一个是“吃饭不要钱”。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的甘 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了过路人走了多远,还强拉回来, 说天黑了还不吃饭?反正吃饭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看这种景象,正如《镜花缘》中 描写的君主国世界。

我们看看虚报产量最严重,后来饿死人最多的河南是怎样办食堂的?这是 1958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

河南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 300 多个人人夸、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九 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即使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粮,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 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 307 个食堂,有 279 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 五味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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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 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就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 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 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 经在 214 个食堂做到了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 酱面、油饼、蒸羔、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叫 五香纸卷馍,很像春卷,群众非常爱吃。做法是:把南瓜、红薯叶等五种家菜和野菜切 成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把白面杆得像纸一样,然后把拌 好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这些食堂并不是一开始就办得这么好,这么受群众欢迎。开办初期,有 150 多名地、 富、反、坏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混入食堂,把食堂搞得一塌糊涂。党委会发 动群众,把这些坏家伙从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彻底清除了出去,立即调配了 32 名共产 党员、63 名共青团员和 85 名“建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当炊事员和食堂管理人员。这个 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张金生还深入第十七食堂,亲自管理伙食,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创造 了上述“一堂三灶”以及许多饭菜新花样,马上召开现场会议,于是全公社 300 多个食 堂的工作都陆续得到了改进。

这篇报道虚夸是显而易见的,九十顿饭菜不重样,那是宫廷御膳的水平,公社食堂 肯定做不到。但不光是吹牛,食堂初期确实风光过。那是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左邻右舍 参观,开现场会、评比会等等。笔者曾有幸亲临胜境,在北京丰台区某公社吃过几天食 堂,大白馒头,大锅菜,还是很实惠的。因为我是去探亲的客人,当然享受吃饭不要钱 的待遇。据主事者跟我私下谈论:“干部、群众大多数人不愿意吃食堂,懒汉、二流子最 积极。但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毛主席的号召,谁行动慢了,拔谁的白旗(撤职处分)。 我们是拿出全社几千口子一年的口粮垫底,让大家放开肚子吃,吃到哪天算哪天。口粮 分到户,可以吃一年,这样吃半年就得吃光了。到时候上级总得想办法。”后来报纸上公 布的材料,在农村公共食堂,免费供应导致无节制的消费,有的把可以维持 6 个月的粮 食 3 个月就吃掉了;还有的地方两个星期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经济学家、当时的统 计局局长薛暮桥估算,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食有 1750 万吨,相当于 1958 年农村供应粮 食的 11%。这种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是后来导致大饥馑,饿死人的原因之一。

虽然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但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大锅饭,养懒人。农民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可以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勤劳的农民想: 起早贪黑,深耕细作,下多大力气,多产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自己混个“肚儿圆”; 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流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看不见的时候早收工, 今见啥也不干的二流子、陌生的过路人都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索性工也不出了。 广东新会县吃食堂的结果出现了“四多四少”,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 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如此坐吃山 空,岂能持久?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 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她:“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 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 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 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 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 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 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 老太太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当地农民 告诉阎书记:“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15 里,不算远。最远的有 30 里,每天骑上毛驴 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 县委书记不相信他的话,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的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 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 是另一个食物来源。1959 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 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 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 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么吃什么,食堂 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

1958 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为 了保钢,保那个图虚名得实祸的“1070”,把青壮劳力都赶上了钢铁第一线。农村的景象 就如湖南平江县一位伤残的老红军给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当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 3818 万人,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 的 13.8:1,下降到 3.5:1。大量的车辆和牲畜也被调用去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 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或运不出来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最保守的 估计,“1958 年底农作物估计有 10%左右未收回。”10%就是 400 亿斤。

一个虚报产量,一个丰产不丰收,一个吃饭不要钱,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败象到 1958 年底就逐渐暴露了。首先表现在那个吃饭不要钱的的食堂上,开始由干饭变成稀饭, 而且越来越稀,由粮食而瓜菜、野菜,终于难以为继了。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 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1959 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 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6-12 两(16 两为一斤),后又降至 3-6 两不等。”三两粮不 到 100 克,每 8 个人饿死了一个人。

1959 年 2 月 17 日,年高德昭的朱德元帅视察广东,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 “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生活如果这样长 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六月十六日他在吉林视察时又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 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 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7 月 9 日,他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去年最大的两 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吃大锅饭,我一 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些人以 为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7 月 11 日。朱德在长沙同湖南 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他们知道在家吃饭 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两年我们只强调 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产出一点东西 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朱德的讲话,虽无文件下达,还是流传开了。1959 年夏,发生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凯 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全部公共食堂的事件。他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即吃饭还原,房 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团设有鱼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 的锅灶,这个县共解散了 4000 多个公共食堂。

对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泽东勃然大怒,1959 年 8 月 10 日他亲笔写下了《对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 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个文件发到全党,全党震骇莫名。承 担分裂党的罪名是要有的资格的,一个省委书记解散了一个县的食堂,怎么能上纲这么 高?当时大家不理解,毛泽东的这则批语,是明批张凯帆,暗批朱德的。8 月 12 日他在 庐山会议常委会上讲,他担心“总司令可能闹乱子。”这就是指朱德对食堂问题说了几句 实事求是但是和毛口径不一致的话。毛泽东在巩固领袖地位问题上是非常敏感(甚至是 神经过敏),见微知著的。凡全局性的问题,他不能容忍其他常委先讲话,讲对了也不行; 他认为这是谁当家,谁说了算的问题。

公共食堂面临严重危机,毛泽东早已意识到了。他硬撑着不回头,但也需要了解真 实情况。1959 年 2 月,他派自己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率工作组前往四川调 查。

田家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才子。原名曾正昌,1922 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从 1948 年 8 月起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于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兼擅诗词,很得毛泽东赏识。田家 英率工作组来到成都北面的新繁县崇义桥,这是田家英的外祖家,他的一位舅母仍健在。 他来到这里,是希望了解真实情况。

田家英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他记下了与林的问答。 “你们每亩田能产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 24000 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广播了的,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 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实身份,为他急于 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 650 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 30000 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交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 才硬着头皮回答。

“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 谷堆,只觉松泡泡有弹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纷纷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洒了 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弄虚造假是出于无奈,没有责 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谷太多了。”恍谷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谷。

每到开饭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外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 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 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 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 田家英掏出自己的 5 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秤米。陈大娘感慨不尽,接过粮票,为了 多活几天,她秤的是连麸面。”

田家英,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叉着手,面对墙上“公共食堂万岁!”的大标语愤愤 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这 就是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的结论。田家英在崇义公社待了 6 个月,中间曾于 1959年 4 月 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如实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各省情况逐渐严重起来。由于粮食匮乏,劳累过度,从 1959 年下半年起,农村出现 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 年 2 月 18 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 据 2 月 15 日统计,全省有 44 个县、235 个公社、5600 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 10%), 发现浮肿病人 59000 多人,已病死 450 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 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 19000 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当属有良心的干部,及时把最初农民外逃、浮肿病、饿死人的严 重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如果把人民的生死忧患摆在第一位,紧急转舵, 调整政策,不至于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饿死几千万人。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把自己 的面子、威信摆在了几亿农民的生死忧患之上,顽固地坚持要把公共食堂办下去。他把 河北省委的报告压下来,却把贵州省委的报告批转全国,

贵州省委书记周林,摸准了“大方向”,于 1960 年 2 月 16 日至 18 日召开地委书记 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2 月 24 日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全省 13 万个食堂,有 80%是巩固的,20%左右不深巩固。“农村结果整风整社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公共食堂,去年贯彻 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 百计搞垮食堂,这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 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批示:“贵州省委 的报告写得很好。。。。。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 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该救灾放赈时候,继续不择手段搜刮农民的粮食,说这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 这个文件下去所引起的作用就是阻塞言路,各省有灾情也不敢报了。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措施成为以后大规模死人的直接原因。

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只许农民就地饿死,不许出村。民兵巡逻站岗,像看集中营那样看住农民。在旧社会, 遇有荒年灾月,农民扶老携幼“下关东”,到富庶的地方移民,到城市要饭,人挪活,树 挪死,多数能活下来。这条路一堵死,大大加剧了灾情。这是第一个损招。中央文件一 下达,全国都大抓起“盲流”了。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 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 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 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 返他们后,他们还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教农场。 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 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这 样我就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 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 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 350 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押的“盲 流”投入监狱,饿死了 200 多人。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 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61 年 1 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 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我们大队原有 5000 多人口,现在只有 3200 口人 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 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 六口人,死掉四口。”

第二个损招是改变粮食管理体制。1959 年 4 月 22 日,河北、山西、黑龙江、陕西、 甘肃、山东、江苏、上海等 16 个省市的财贸书记在合肥举行粮食工作会议。粮食厅长也 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改变农村粮食管理体制问题,过去,除了国家征购粮食以 外,留在农村的粮食基本上由承包单位(生产小队)管理,有些则分到社员家里。会议 认为,这种管理体制不符合兴办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的要求,不利于加强基本队 有制(生产大队)和逐步向公社私有制过渡。因而提出将留在农村的粮食全部由基本核 算单位(大队)统一保存和管理,如何动支都必须经过基本核算单位批准。这样一来, 种田的农民就根本看不到粮食了,家里有一点粮食都是非法的,完全失去了自救能力。

毛泽东在知道了全国严重缺粮的情况后,他的指导思想是:保住城市,牺牲农村, 1959 年 7 月 5 日,他在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 1100 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 主动的第一着。

下年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 1020 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 850 亿斤,似乎 也略微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 800 亿斤,或者 810、20 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 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二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 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干有稀,糠菜混吃, 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就在毛泽东决心牺牲农民、保全面子的这两年,许多拥护共产党、听毛主席话的农 民被活活地饿死了。那些贫苦农民多数人饿死不造反(小反发生不少)。,是因为他们认 为: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分了房屋和土地,叫办公社、叫办食堂也是为了老百姓好, 怎么能反对自己的恩人呢?他们至死也不明白,大救星毛主席为什么这几年光出馊主意 呢?

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按照中共 党内的术语,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这时,毛 泽东头脑清醒了,他想得很深、很远,他出奇地沉着冷静。如毛泽东自己所说过的,犯 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难就难在要自己否定自己。他要发明理论,组织队伍。为自 己的错误辩护。谁能为他的错误辩护,谁就是亲密战友;谁要准备纠正他的“左”倾路 线成为,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内的多事之秋从此开始了。

第十四章 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1958 年 10 月 25 日凌晨 3 时,彭真给湖北省委打来电话,秘书长梅白接的。彭真说: “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毛主席的专列将在明天即 26 日下午 4 时左右在湖北孝感站外岔道 停车两三个小时。与 15 军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通知廖冠贤同志;并要同孝感地委、 县委、区委和一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告诉任重同志准备 好。”梅白问:“谈什么内容?”彭真说:“毛主席对中央向湖北提的今年年产 600 亿斤粮 食要摸个底,究竟能搞多少?”梅白立即向第一时间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作了报告。

26 日下午,驻孝感的空降第 15 军政委廖冠贤周密部署了专列外围的警戒,与王任 重,、梅白提前赶到孝感车站东段岔道迎接一号专列。毛泽东先接见廖冠贤和 15 军的领 导干部。这时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和大队书记都来了,大家在外面等候。

送走廖冠贤等军队领导干向毛泽东汇报。部,叶子龙引导王任重等登上专列,进入 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简短寒暄后,由梅白代表王任重(因王发低烧)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

梅白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年产 600 亿斤粮食要摸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

毛泽东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梅白开始了他的讲真话的汇报:“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 60 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 4.2 两粮食(注:中国市制计量单 位,16 两为一斤,相当于 500 克,一两相当于 31.25 克)。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 均每人每日 4.4 两。黄冈地委还要从黄冈调出 40 万斤粮食,老百姓就要饿肚皮。我提议 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 1958 年 能搞到 200 亿斤左右,至多 220 亿斤。”

毛泽东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伤感地说:“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地区的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一级一 级压出来的。”

这时被指定晋见主席的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由于连日夜战,她感冒了。一到专列 前就打了个喷嚏。叶子龙怕她传染给主席,不让她上车,她说:“是组织通知我来的。” 正在交涉,毛泽东看见了,说:“快让她上来。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少年也没有传染给我。 来,小姑娘,请坐。”晏桃香怯生生地坐在毛泽东对面,主观上是想离主席远一点,别把 感冒传染给他老人家。不料刚坐下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了毛泽东一脸。地方官员们面 面相看,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脸都没擦,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紧,我是 60 多岁 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能打得死我 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这几句话,气氛顿时缓和了。

毛泽东问:“你怎么感冒了?”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毛泽东一摆手:“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接着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埂,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 之前我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三百瓦电灯,还有 20 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满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八千里。”
“那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委,地压 县委,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 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动了感情流着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 该同意给湖北 600 亿斤的指标。600 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 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毛泽东又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同叶子龙说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 那还了得呀!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这件事让晏桃香回家说了,全家都流了泪。

基层干部和群众离去了。毛泽东对省、地、县委书记们说:“多好的人民呀!我们对 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 此生。”

然而毛泽东是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从 1958 年 11 月初到 1959 年 6 月,这 8 个月中他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武昌会议(1958 年 11 月 21 至 27 日)、八届六中全会(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9 日在武昌举行)、第二次 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 八届七中全会(1959 年 4月 2 日至 5 日在上海举行)等一系列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的 重大失误。每次会议,他都作基调性讲话。在这几次会议上。他的姿态是“知足以拒谏, 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借用《纲鉴易知录》卷一 对纣辛的评价)综合他在几次会上的讲话,其要点有五:

一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广大农民是从公社运动和 1958 年大跃进中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 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笔者按:这完全是伪造民意!这和毛泽东在孝感火车站说的 ‘对不起人民’。‘国有流亡愧此生’的话,简直是判若两人。)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 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 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 私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 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 1958 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 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决心固守的一道防线,往后我们可以看 到,他要在这条防线上与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战。

  二是“一个指头”的错误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

“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 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 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 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 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记录)

举起群众运动的盾牌,毛泽东就避开了自己的责任。“一个指头”的错误没有他的份 儿!

三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给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以指导,纠正他们“急急 忙忙向前闯”所出现的偏差。

11 月 9 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印发了他给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四级干部写 的一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领导与会者读斯大林的书,边读边发议论说;“我 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 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这里批的是陈伯达。陈伯达主张产品调 拨固然该批,但所谓“理论家”陈伯达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自 己的灵魂的。他完全是靠刺探、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得先机之利,拉大旗做虎皮,在党 内冒充先知先觉的。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开始回头时,陈 伯达按毛泽东原来的思路继续往前走,碰了个大钉子。其实,违背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 主张产品调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他在 80 天前,即 8 月 18日 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计划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 强迫命令。”省委书记调东西的“条子要灵”。

毛泽东又批评说:“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 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 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 抵抗。”是谁把三级所有的界限模糊了?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又是毛泽东。他说人民公社 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所谓“一大二公”就是变生产队所有制为公社所有制。他钦定 的公社宪法--《嵖岈山卫星公社章程》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 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一交哪里还 有什么“三级所有”呢?后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毛泽东掩饰公社化运动失败的一块遮羞布,队为基础公社就名存实亡了,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不摘。

  四是他对强迫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必要性作出解释。

毛泽东在 1958 年 11 月 23 日武昌会议上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 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铁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 几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 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谁愿意画画就画画,谁愿意唱歌就唱歌,谁愿 意跳舞就跳舞,怎么行呢?如果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 了。”他的这种新颖的思路,新颖的语言,当时在党内是很得彩头的。但如果冷静一想, 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试问,1958 年以后和以前,没有强制几千万人的大炼钢铁,哪里出 现了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的荒谬现象呢?

毛泽东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0 日) 期间仍在提倡。12 月 7 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 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 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 30 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 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 1600 年 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 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 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 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想把公共食堂坚持下去,是一种政治上作秀。他 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在毛泽东时代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掩盖和歪曲 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生产和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仍然要参加劳动,而且这 种劳动必须要有所收获,农民才可能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并无区别。粮食仍然是农民 自己种出来的,收不到粮食就仍然没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 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 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恩赐给 农民饭吃,还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

1959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放了一炮,他 综合自己在六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所见所闻,以他惯常的坦诚和直率在会上 发言:“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 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是影响 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 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的意见影响别人,急忙插话表态:“德怀同志,你是管军队的嘛, 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 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下面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彭德怀忙声明:“主席,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 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泽东微微一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洞察幽微的周恩来会后找彭德怀个别交谈:“彭总,我们都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了, 如今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随之转变过来。主席不是多 次讲过,要树立党的威信和对待两种崇拜观点的问题嘛,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 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娴于辞令的周恩来这番话的要害是“一个班必须 崇拜班长”。按照中共党内的语言习惯,中央政治局的“班长”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怕彭 德怀闯祸,也怕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将吃亏,作此善意的提醒。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对总理的话理解了,但回了一句:“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 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稍顿,又说:“总理,我是个臭嘴媳妇,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 体面的时候,请主席和总理海涵。”

辞别周恩来,彭德怀回北京处理西藏叛乱问题。从 1959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13 日, 他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 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虽是出国访问,但国内形势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故乡之行的 见闻给他脑海打上的烙印太深了。无论是坐在飞机上,还是坐在火车上,一闭眼就回到 了湖南。

那是 1958 年 12 月 16 日,彭德怀元帅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回到阔别 32 年 的故乡。他穿一身青呢子服,圆口布鞋,全然是乡下老倌模样。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那 是元帅的家乡。彭元帅到来的消息传遍村村寨寨,乡亲们沸腾了。

按照接待中央首长视察的规矩,先把彭德怀请到公社办公室,由公社领导人汇报。 当公社书记谈到他们的“小、土、群”炼出了 640 多吨钢时,彭德怀追问:“是怎么炼的?”

公社书记说:“为保钢铁元帅上马,我们是不惜血本的,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青 壮男女齐上阵,县里还从外地调来劳力支援。燃料主要靠砍伐森林,还拆了一部分房子, 挖了一些坟墓。”

听到此处,彭德怀火了:“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炼铁,真算得是天下奇迹, 哪朝哪代见过?”

公社书记吓了一大跳。

彭德怀又耐着性子询问粮食的产量。公社书记说:“今年是大丰收,亩产上千斤的队 不少。”彭德怀接住话茬:“附近有没有千斤队?”答复是“吴公塘就是个千斤队。”彭总 叫把生产队长找来。队长听说公社书记汇报时碰了钉子,先就有些胆怯,支支吾吾地回 答彭老总的问话说:“亩产怕会有。千把斤。”

彭元帅笑了:“一队之长,连本队产量数字到现在还无得底,不太好吧。”队长说:“劳 动力都炼钢铁去了,忙不过来,收回的谷推在禾坪至今无晒,还有几丘田收都无收。”彭 德怀一听,明白了,说道:“你领我到无收的田里看看。”队长带路,来到一片禾叶枯焦 的稻田,彭德怀数了数一丘田的褐篼数,又蹲下拔出数了数棵树,然后对跟随的干部说:

“你们看,禾篼这么小,种得这么浅,能有上千斤的产量吗》我那时候在家作田,一亩 田收上 500 斤就算好禾咧!”有人低声插话说:“现在的产量都是喊出来的。”彭德怀接着 说:“我最近看了很多地方,都说亩产上千上万,我就不信那一套!你们是信了‘人有多 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鬼话了吧?说假话,吹牛,无一点好处,既害国家又害百姓。”

回到村里,彭德怀被少年时代的伙伴拉到了幸福院。彭总进了幸福院,见锅灶正在 冒烟,上前接口锅盖,见是一大锅野菜,几粒米上下翻滚着。他黑着脸,坐在灶旁一个 小凳上不说话。

彭德怀盯着这位老伙伴蜡黄浮肿的脸,说:“我看看锅里,看看你们的脸色就明白了。 你们这名字好听:幸福院,饭都吃不饱算什么幸福院?”

这里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三场孤寡老人都围了上来,其中有几个老红军挨着彭总坐 下。附近的群众闻讯也来了,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

“彭总啊!”一位老红军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 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乡亲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 样子,每人每天二三两米,毛主席知道吗?”

一个抱着娃娃的老婆婆说:“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年人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 他们忍不住饥,要叫哇!”

彭德怀上前看看这个孩子,骨瘦如柴,头显得特别大,不禁掉下眼泪来。脑子一闪, 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饿死的小弟弟,想起了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一双小脚。带 着两个弟弟出去讨饭的情景。可那时候,还能讨回一些剩饭,记得最多一次讨回了三升 米,如今到处是揭不开锅的公共食堂,讨饭都没处去要。32 年前,因为贫困,因为没饭 吃,领着穷人造了反,那是平江起义,南征北战。如今打下了天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 自己被封为元帅,可家乡成了这个样,对不起父老乡亲啊!这样下去,江山能稳吗?正 是这种江山不稳的责任感促使他在上海会议放炮,在庐山会议上书。

“老彭啊,你回来就好了,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天灾我们能对付,现在兴的那些 规矩,都说是毛主席叫这么办,我就不信,改一改不行吗?”

又有人说:“别的地方不是一亩十几万斤稻谷吗?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动员他们支援 一下我们嘛!”

彭德怀苦笑:“你们这里报纸上登的不也是亩产万斤吗?”

  “那才是哄鬼的!一万斤,在地上铺一层要占多少地?”在场的人愤愤然。

“万把斤哄鬼,十几万斤就是真的吗?”这算是彭德怀对那位要从别处调拨粮食支 援湘潭的答复。

  大家不说话了,有的叹气,有的掉泪。

“老彭,你说为啥子搞成这样?”

“老彭,这里的事毛主席知道吗?” 彭德怀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真实情况,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离开乌石,彭德怀又去了韶山,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周小舟悄悄告诉他, 这个大队吃了“偏饭”(意思是省里给了特殊的照顾),1958 年也只增产 14%。彭德怀看 到,韶山的百姓在食堂也吃不饱饭,苦不堪言。

1958 年 12 月 21 日,彭德怀到了平江。这是他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对于军事统帅 来说,这比家乡还亲。平江县委的王书记跟这位平江人引为骄傲的彭元帅说了实话。彭 德怀掏出小本,一一记下。

“平江 1958 年开始大跃进。九月,将 953 个高级社合并为 15 个人民公社。公社实 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砸烂千家万户的 锅灶,城乡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根据大跃进的精神,全县提 出‘212’的口号(即稻谷亩产 2000 斤,红薯亩产 10000 斤,人均收入 200 元)同时提 出 40 天大办工业的口号,到年底建国营工厂 23 个,由手工业社组扩建的集体工厂 128 个,国家对县里的工业投资 469 万元,添置各种机器设备 110 多台套,但由于土法上马, 追求高指标,不顾质量,产品大部报废。根本不能用。全县为支援大炼钢铁,发动 10 万 劳力上山砍树烧炭 50 万担,烧掉木材 10500 立方米,另砍木材 50 多万立方米。毁掉的 林木,超过 15 个正常年景的生长量。粮食亩产最高的 800 斤,年景本来不错,但丰产不 丰收,壮劳力都被调上山烧炭,炼钢,许多庄家没有收回来,烂在地里。因为虚报了产 量,上面征购征调的多,全县年人均原粮(带壳的稻谷)274 斤,大家吃不饱,还得继续 苦战,继续跃进。”

年底,彭德怀到了株洲,恰与薄一波相遇。谈起经济形势,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把在 湖南的所见所闻,都对薄一波讲了。彭德怀说,:“上个月武昌会议时讨论公布 1958 年的 粮食数字时,谭老板(指谭震林)的报告,建议公布数字可定为 10500 亿斤,我就不赞 成;又有的同志说粮食有 9000 亿斤,哪有那么多!后头谭老板问我:‘老总啊,你这也 怀疑,那也怀疑,你说怎么办?’我说:‘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 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 7500 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 是有怀疑的。”彭德怀迟疑了一下,又说:“今年征购 1200 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 购了过头粮,农村会饿死人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估计征购 900 亿斤为宜。一波同 志,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对彭总说的情况深有同感。但他 1953 年财经会议被 整,1957 年跟周恩来一起反冒进又挨了批评,觉得自己说话,主席不一定会听。或许联 系以前的事又批一顿。转念至此,就说:“彭总,还是你来打这个电报,可能会引起主席 的重视。”彭德怀说:“好,请你写吧。”于是由薄一波起草,彭德怀签名,给中央发了电 报,建议统购粮减少 300 亿斤。

彭德怀在上海会议放了一炮就出国访问去了。1959 年 4 月 2 日至 5 日,会议转成了 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 18 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作出了 1959 年“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宏伟计划”,钢产量 1800 万吨,粮产量 10500 亿斤。

会议进行中,每天晚上有舞会、电影、戏曲等文艺节目。一天晚上,演出湘剧《生 死牌》,因为是家乡戏,毛泽东专门去看了。演的是明朝的海瑞,秉公断案,大义凛然的 清官戏。从剧场回到华山路 1235 号别墅,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借一部《明史》来。这天晚 上,他专心阅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

4 月 5 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工作方法 16 条。但旁征博引,议论 纵横,极有吸引力。他号召各级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扫视会场,双目如 电,接着说:“现在党内说假话成风,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看风转舵,风(看风)马 (拍马)牛(吹牛)盛行。要学习海瑞。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批评嘉靖 皇帝说:‘嘉靖,加价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上疏里。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有一天, 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他刚刚吃下去,从牢头嘴里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便嚎啕大哭起来, 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了。可见,海瑞虽然对嘉靖批评得很厉害,但他对嘉靖还是 忠心耿耿。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 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 用右手举起《海瑞传》说:“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大家可以学习这本书,尤其是我们一 些领导干部,更应该学习海瑞精神。我送了《民生·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 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 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看一看,又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 个好人,但终究把他送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 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 《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 了。)”

海瑞(1514-1587)明嘉靖举人。嘉靖 45 年(1566 年)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 不理朝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很生气。吩咐侍臣,看住海瑞,别 叫他跑了。侍臣回奏说:“海瑞上表前,连棺材都买好了,打发走了家中僮仆,与妻子行 了告别礼,现独居一室,就等万岁爷抓他杀头了。”海瑞坐牢半年,嘉靖死,新皇帝隆庆 继位,赦免海瑞。隆庆三年,任命海瑞为应天巡抚。海瑞为民做主,抑制豪强,被誉为 “海青天”。

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急急忙忙赶回北京,找到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向吴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两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对 毛泽东素来敬重。1948 年他出版《朱元璋传》特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选集》出版后, 毛也曾亲笔题款向吴晗赠书。这些文字交往使吴晗对毛泽东的信赖无半点保留。听完胡 乔木的传达,吴晗说:“主席号召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1959 年 6 月 15 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谈海瑞》;第二天,他又用笔名刘勉之 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这时候,彭德怀还没有罢官。1960 年底,他又应京剧表演艺 术家马连良之请,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演出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奉命做事 的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海瑞罢官》导致他家破人亡。此是后话,按下慢表。

历史人物海瑞,被毛泽东一鼓吹,在中国文化历史领域活跃了十来年。开头是被歌颂,后来又受批判。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动机何在?是真希望有人上书提意见,批评 当今皇帝,还是钓鱼?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是钓鱼。但是他最初要钓的不止是彭德 怀,还有周恩来、据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在军队系统传达:“后人写了海瑞 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 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 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风就是 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 定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这一谈话很有深意。他在鼓动周恩来对 他“大胆批评”。他深知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造成了目 前的严重困难局面。1956-1957 年周恩来反冒进是正确的,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整治是错误 的,周恩来一定不服。一定有话要说。他认为在核心领导层,刘少奇已经在反高饶斗争 中被制服,朱老总是个招牌,挂不起帅来;只有周恩来,在国际威望、国内威望、党内 追随者等等方面,都有资格出来挂帅与他抗衡,批判和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斗争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要因势利导,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先发制人。这些年毛泽 东读《三国志》,研究曹操,研究司马懿,他心中的丘壑机关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在几次 中央全会上,他见周恩来态度含蓄深沉,于是打出海瑞这张牌,以观动静。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 东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败象渐露的时候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职务。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前夕, 4 月 15 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 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 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说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 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 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 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 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 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 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国家的 巨大危机叫刘少奇背上。因为,知道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大跃进原来毛泽东亲自 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带领六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 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决策核心之外。至于具体工作, 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 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册第 506 页);工业上他 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 下达指标钢产量 1070 万吨、如今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 乱了套,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从此在形式上退居二线。

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逐渐恢复工作的。第二次郑州 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 年 2 月 27日至 3 月 5 日举行。会前并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 快散会了,3 月 2 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函,与陈云一起飞抵郑州参与讨论毛泽东的 会议总结和《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草稿。

4 月 30 日。周恩来接到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通知。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说: “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形势很好,但产量指标搞高了,打被动战。总想知道 一点,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闷、不安。去年定的 1959 年敢的生产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 上海会议和人大又把指标提出,还是问题。要注意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向党提出的东西, 自己没有把握,不能泄气,要想办法,情况让大家了解后,大家想办法,共同努力。”这 番话道出了大跃进以来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的苦闷和彷徨。

5 月 11 日,周恩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上,陈云建议将 1959 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 1300 万吨。关于 1959 年钢的生产指标,1958 年北戴河会议提出了 3000 万吨,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降至 2000 万吨,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降至 1650 万吨。周恩来支持陈云的 意见,建议降至 1300 万吨。并发言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 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周恩来还建议由他 会同八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 定。

5 月 16 日。周恩来约八位副总理谈话,建议在 20 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的重 点地区视察,六月十五日左右返回北京。他还郑重其事地向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报告:“视 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 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问 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除此以外,对市 场供应,农业生产等问题也就近进行一些了解。”这是大跃进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管工业, 管钢铁生产。一个国家总理过问一下钢铁生产情况,本是份内工作,却要如此小心谨慎,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扭曲了的领导体制所造成的。中央经济小组组长是陈云,副 组长是谭震林,按毛泽东 1958 年 6 月 10 日所说“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的规定,中央 经济小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位在国务院之上,所以,总理、副总理的调研结 果,是“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而总理去过问一下钢铁生产,要事先向总书记 报告,否则就有擅权、越位之嫌。1959 年 5 月 23 日周恩来出发到河北天津、邯郸、石家 庄等地视察,6 月 1 日致信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来天津 8 天的工作情况。明 确地对干部和群众讲去年农业确实大丰收、大跃进,但由于一时吃多、用多、花多了, 今年才出现一时,一部分物资不足的现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彻底地讲增产节 约是大跃进中的两条腿走路,这是结合生产和消费、结合局部和全面、结合今天和明天 的必不可少的积极的绝非消极的方针。9 月 13 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采纳了周恩来、 陈云的意见,确定 1958 年钢的指标为 1300 万吨。1958 年 10 月 25 至 26 日,国务院召开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继续跃进”的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1960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0 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破例没有在 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只作了《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而会议主题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是由计委主任李富春作的。直至 1960 年 6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时,才给周恩来恢复名誉,并破 例地请周恩来谈农业方面的问题。这之后,周恩来才负起总理责任,把国民经济全面抓 起来。

第十五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因为对 1958 年“大跃进”的成果盲目乐观,公布的粮食产量是 7500 亿斤(实际产 量是 4000 亿斤),按照这个基数安排出口,所以 1958 年出口粮食 266 万吨,比 1957 年 度(192 万吨)增加 38%;根据 1958 年 12 月 10 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1959 年 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1959 年底粮食产量是 10500 亿斤。粮食出口量也随之大增,达到 419 万吨,比 1957 那增加118%。国家粮库急需补充,各省的粮食却迟迟调不上来。

从 1958 年夏天起。政府和农民就展开了夺粮大战。1958 年底粮食产量,毛泽东钦定 为 7500 亿斤,这个数字是根据省、市、地、县吹牛、撒谎、放卫星的产量综合起来的, 根据各级自报的产量征购粮食,大家都得认账。

粮食征购任务是怎样逐级下达直至发展成为政府与农民的夺粮大战的,我们看看河 南省遂平县的情况就可知一般了。

据当时任遂平县委副书记的娄本耀回忆:“1958 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 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吴芝圃 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调子就很高,他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 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 粮食征购,除了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也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 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于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会下,信阳地委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书记、 市委书记表态提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 500 斤。标杆一定,人们都往高报,唯独 平兴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 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 ‘老娄,你看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 300 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这么多粮食呀。’ 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 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百姓吃啥哩?’蔡中田说:‘过了今天这 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说:‘九千 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购 800 万斤。’蔡中 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样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 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一亿斤了。’”

遂平县 1958 年粮食产量是 2.44 亿斤,大豆 4964 万斤,芝麻 904 万斤,总共 3.0268 亿斤。可县财委账面上记载着上报的粮食产量:10.279 亿斤,比 1957 年增长 3.1 倍。按 这个账面产量计算,全县人均产量 1565 斤,根本吃不完。蔡中田悔不该当初吹牛,如今 把自己套住了,只好报 9000 万斤。

省、地、县三级干部离农民较远,在升官的诱惑和撤职的压力下,眼一瞪,心一横, 把高征购指标接下来了,到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就很难落实了,特别是小队长们,他 们是农民选出来的当家人,和社员们同呼吸,共命运。

和兴公社第 11 小队队长吴国祥,是条硬汉子。征购开始时,会计问他:“是先交征 购粮,后留种子粮?还是先留种子粮,后交征购粮?”

吴国祥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

吴国祥一拍胸脯:“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 硬是吧着留下了万把斤种子和口粮。这样一来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公社一次次催交, 吴国祥说是没有,硬扛着不办。乡里急了眼,派出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棚里挖出 了存粮,当场把吴国祥队长五花大绑地带走了。乡亲们不敢拦,流着泪默默地为他送行。 吴国祥因为流着泪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沈寨公社二十个大队,最高亩产 129 斤,最低 77 斤,公社原来报的平均亩产 435 斤, 按照这个“丰产”比例交征购粮,农民就得挨饿。该社三大队六队队长李如意,在征购 开始时召开社员大会,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 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办?我做主,咱村先藏七十觔(注:一觔十斗,一斗十五市斤) 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 死也不能说。”经过社员大会商定,把七十觔大麦放在最老实可靠的社员陈宽家里。不料, 队里出了“叛徒”,跑到公社把藏粮的事告发了。上面一追问,李如意如五雷轰顶,“哇” 的吐了一口鲜血,昏倒在地。

据统计,在遂平县和兴、诸市、沈寨、文成等公社,在征粮的头几天里,受批判的 干部和群众 264 人。

尽管政府采用高压手段,农民的藏粮斗争仍在进行,这是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一场 斗争啊!

卫星公社第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重新掺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垛重新 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麦子。

  周庄大队让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垛,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放破衣服。

  杨里怀村杨凤珍把粮食用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十几个锅盖大的烙饼,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 盖好。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

还有的将粮食化整为零,分成小包,趁夜晚无人时爬树放进鸟窝里;有的把粮食放

在风箱里;有的把墙推倒,把粮食垒进墙里。

  藏粮人道高一尺,搜粮人魔高一丈。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反瞒产运动的指示,中共各级组织,政权机关公、检、法各个 部门,都紧张运作起来。

在大跃进中出了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反瞒产动员大会正在进行,到会的各级干部 和会计 54 人。大家眼观鼻,鼻观心,谁也不说话。会议主持者,公社书记陈丙寅为打破 沉默开始引导。那时的各级干部,既挨过整,又整过人,都是老运动员了。对付藏粮的 农民都有一套办法。

一个队的当家人就是队长和会计。来参加会议之前,他们藏好了粮食,订好了攻守 同盟,甚至发了毒誓,谁也不能说。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是没人开口的,于是宣布生产队 长和会计分开,队长进一间屋,会计进一间屋,由公社干部一个一个地过堂。六连连长 (即生产大队队长)刘贺圈没有经过这阵势,吓得拉了一裤裆,当即招认藏了 600 斤谷 子。那边厢是审会计的会场。一连科技包根一入会场就害怕,上牙打下牙咯咯作响。公 社干部一眼把他看中,作为重点突破对象。这种会一般选在傍晚开,进行夜战,增加森 严恐怖的气氛。说是“教育”运动,大辩论开路,实际场面是让受教育者在会场中间一 站,一群民兵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把人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再把这人拉起来, 继续进行“教育”。过了子夜 12 点,这拨人睡觉,换一拨人接着斗,被斗的人是不能睡 觉的,这叫“熬鹰”,直到把受教育者的肉体和精神全部摧垮。包根没经过几个回合就全 招了,供出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藏粮 500 斤的经过以及藏粮地点。朱遂平在队长会场还 在为老少爷们扛着,揭发材料一到,立即被揪了出来。他开始昂首挺胸站在屋中央,一 阵拳打脚踢,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起来。有人搬来一条凳子,让朱遂平 站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这叫“金鸡独立”,他晃晃悠悠还没有站好,有人一脚踹翻了 凳子,朱遂平从上面跌下来,又是一顿暴打。就这样他仍然不肯承认藏粮。于是他被捆 了个“小鸡凫水”,细麻绳勒进肉里,吊在院子里的树上,只消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已 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脸呈猪肝色。终于,朱遂平也被这种“坚决的教育”制服,大喊: “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这两个典型一树立队长会计们谁还敢硬扛呢!

硬的一手之外还有软的一手。公社干部在会上宣布:谁要主动揭发别的队的藏粮情 况,挖出的粮食给揭发者分一半。三连连长贾守业最先受不住诱惑。他们队 200 多人已 经断粮了,社员们吃糠,吃野菜,甚至剥树皮吃。他自己太老实,没敢藏粮留一手,都 上交国家了,对不起父老乡亲们。他太想弄点粮食给那些哭爹叫妈的孩子们,给那些饿 得下不了床的老人们。贾守业狠了狠心,揭发二排长(小队长)赵德文在皂角树旁挖了 红薯窖,藏着 2800 斤红薯。公社干部找赵德文谈话,他还装得若无其事,指天发誓没藏 粮。当上级把他藏红薯的地点和数量都准确地指出来时,他一下就瘫在地上了,随即发 疯似的蹦起来,大声喊叫:“日他奶奶。我也揭发,刘耀西在村东头有六个红薯窖,他只 报四个,瞒了两个,也有两千多斤红薯。”刘耀西为弥补损失。幻想从揭发别人立功中分 一半回来,当即揭发:“我揭发五排长李春华,他家藏了 400 斤扁豆。”互相揭发的结果 是国家又挖出一批粮食来,过些日子,农村又多饿死一批百姓。

据当时的《简报》记载:一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世俊成为反瞒产运动中的光荣 旗帜。上大会当典型之前,公社领导找他谈话,说:“陈世俊,上级知道你瞒产了,就等 着看你的行动,你要是积极带头报粮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陈世俊吓得两天没吃饭, 左思右想,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被整,不如当一回典型,争取上级宽大。 他一口气报了两万一,粮食品种、藏粮地点,都不含糊。大小队干部在陈世俊的带动下 胡乱报起来。三连三排长赵德志说:“我在阮成金北屋的芝麻叶下面放了 15000 斤豌豆。” 三连一排长钟保才说:“我在陈书青家里放了 1800 斤黄豆,11000 斤黑豆,在靳新春家放 了 4000斤高梁。”钟清同、钟德江交代:“在刘庄的菜园旁挖了个地道,从屋里一直挖到 后山,共放小麦 20 万斤,稻子 30 万斤。”公社按照藏粮地点派人去挖粮,一两没挖到。 反瞒产运动中继续搞虚夸,遂平县委不光不纠正,而且把这些虚假藏粮数字认下来,与 实际挖出来的藏粮数加在一起,向信阳地委报喜,完成了 9000 万斤的征粮指标。这样做 的结果是给上边一个错觉,以为反瞒产的潜力还很大,农村粮食还很多,农民的承受能 力远远未达到极限。农村的严峻形势通过了千丝万缕的管道传到城市,传到党政机关, 传到军队。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再也不能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了。

1959 年 5 月,传达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实事求是,讲实话,反对“风、 马、牛”,江西省委党校 80 多名县级干部,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讲了实话, 其要点是:

▲“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粮食、副食供应紧张,就是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 ▲人民公社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人民公社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中

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 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 思主义原理。

▲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决议本身就提出先 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会议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 河会议提过工资制改供给制等等。

▲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 术、设备、产品、销路等等环节,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

▲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食、浪费粮食,现在不要, 将来也不要。

  天津市各区党员说出了如下看法:

▲否定“大跃进”,认为是冒进了。

▲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 展,

▲大炼钢铁有四大坏处:1、影响秋收;2、影响整个工业生产;3、炼出的钢铁不能 用;4、国家赔了 23 个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张。

  ▲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
  ▲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

  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认为:

▲办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快太猛。 ▲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 ▲“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 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

提,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要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 失,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会使政治影响不好。

广州军区第 42 军政治部报告说:

▲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 决的。

  ▲有人说:中国大跃进世界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

▲公社成立太早了,太快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 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 40 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 10 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 ▲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 ▲经济社会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

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有位排长听战士们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很反感,说:“算了,不要唱了,我

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 ▲海南军区一个政治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年不如一年。” ▲一位排长说:“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

  在国务院工作的党外干部和技术专家也议论纷纷,据统战部搜集的综合反映如下:

▲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 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 ▲有人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 ▲有人说:“现在物质供应紧张,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四位工程师谈论大炼钢铁,一个说:“炼钢损失了 23 个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

鞍钢。”一个说:“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个说:“去 年炼钢到街上去挖砖,这叫一面建设,一面破坏。”一个说:“给钢铁让路的提法不恰当, 不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一机部一位工程师说:“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 有些人不懂装懂。”

▲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于 1959 年 3 月 29 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山西各县人民公社五 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所谓“五级干部”是指县、区、社、队、小队五级干部,每个 县到会都有四五千人。会前向大家宣布“言者无罪”、“不戴帽子”,“放手发动群众,有 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比较尖锐的意见是:

▲有人说:“你们十个指头都烂了,还说九个指头是好的。” ▲有人说共产党的工农兵学商相结合,还不如阎锡山的兵农合一。 ▲有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

以上这些情况,通过专题报告和《内部参考》、《经济消息》等党内刊物送到颐年堂 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他阅读后心情很沉重。一日,用毛笔挥毫,以他那别具风骨的毛体 字抄了鲁迅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槁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当时他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他听到了中南海地下党的隆隆雷声。

庐山会议前夕,神州大地已经是饥民遍地,怨声载道了。1959 年春,山东、江苏、 河南、河北、安徽等 15 省发生春荒。4 月6 日,国务院秘书厅将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和 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绘制的关于 15 省春荒情况统计表上送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常委。毛 泽东阅后,心情异常沉重。一年的大跃进,放了那么多的高产卫星,到如今 2500 万人没 饭吃。4 月 17 日他写信给周恩来,全文如下: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1)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 15 省的表,一件是 5 省 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即印 30 份,以 15 份,在 3 日内,以飞机送到 15 省委第一书记 收,请他们迅速处理,以救 2517 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的地方已 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 还未处理。(2)由你找人大代表中 15 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 5 省),每人发文件 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15 省 2517 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1959年4月17日下午11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 209 页)

周恩来遵办,并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一封信:“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落实情 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 2517 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

毛泽东决定 7 月初上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 月 23 日,毛泽东到湖南长沙,24 日 下午畅游长江,25 日由周小舟陪同到韶山。28 日到武汉,乘船到九江,29 日上庐山。

牯岭的东谷河东路 180 号,无论就所占的地势,就建筑的风格、气派,就室内的豪 华讲究来说,均为庐山众多别墅之冠。这是一座两层楼房,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墙上 爬满生长多年的凌霄藤。站在二楼阳台眺望,右有日照峰,左有吼虎岭,极目之遥是汉 阳峰,庐山佳绝美景,尽收眼底。这原来是蒋介石的别墅,那时叫“美庐”,盖以夫人宋 美龄命名也。山河易主,人去楼空已十余载,今日迎来了新主人,这就是打败了蒋介石, 在中华大地上主宰沉浮的毛泽东。

毛泽东进入 180 号,那里的一切都由汪东兴精心安排就绪,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风格 和习惯对室内陈设家具作了改造。席梦思搬走了,换上宽大厚实的木床;锦被毛毯撤走 了,换上里面都是白细布的棉被;要看的书籍已经在习惯的位置摆好;写字台上文房四 宝已经备齐。毛泽东登山路上得句,在酝酿一首诗。进屋坐在书案前,展纸挥毫,成诗 一首: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又抄在韶山宾馆作的一首七律:

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给胡乔木、周小舟写信一封,附两诗征求意见。通过胡周两人,这两首诗在庐山 流传开来。知诗者欣赏诗文,不知诗者也恭恭敬敬地抄在本子上,从字里行间去猜度最 高领袖的微言深意。从这两首诗的意思来看,毛泽东一路南巡,看到的是一片丰收、祥 和的景象,绝对没有饥荒。这表示他已经调整好情绪,换了一副面孔:坚定、自信、绝 不认错、还要整人。他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顺应民心,改变错误政策,而是在庐山画符 念咒,呼风唤雨,刮起 12 级台风和万钧雷霆把他听到的地下的滚滚惊雷压下去,坚决压 下去。

刘少奇和朱德是 7 月 1 日上山的。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住在东谷河西路 124 号。这原是中华民国时代江西省主席朱培

德的别墅。刘少奇下车以后,服务员出来列队迎接,齐声说:“刘主席好!”

“同志们好!”

刘少奇说着进入别墅大厅,坐在迎面的大沙发上。一个服务员捧上一杯茶来。刘少 奇说:“你告诉同志们,以后就叫我少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自 1954 年七届四中全会作了检讨以后,小心谨慎,亦 步亦趋,紧跟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发烧 39 度,他绝不停留在 38.5 度。北戴河会 议后,有一天机要秘书刘振德给他送来一份《简报》,说是水稻亩产 4000 斤,刘少奇看 来了笑着问:“你相信吗?”刘振德说:“我对南方的水稻不了解,北方的谷子、玉米、 高梁这些作物,最高亩产四、五百斤。”刘少奇说:“南方的水稻比北方的谷子、玉米产 量高一些,也不会亩产四千斤。人家在骗我们。请你查实一下这份《简报》反映的情况。” 刘振德奉命认真地查了,实际亩产不到 1000 斤。这时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离谱,出了亩 产几千斤的小麦和几万斤的水稻。有一次他当着秘书刘振德、吴振英的面很激动地说:“什 么放卫星,万斤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浮夸、大话,骗人就是了!敢想、 敢说、敢干也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嘛!”后来一打听,毛泽东对这一切都是肯定的,连‘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肯定的,还为这个口号跟李达吵起来了。刘少奇赶紧出巡, 于 1958 年 9 月19 日至 28 日,在省长惠浴宇陪同下,视察了江苏城乡。据《人民日报》 9 月 30 日报道,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四亩试验田里,刘少奇弯下身子数了一下一蔸 有多少棵稻谷,然后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公社书记说:“可以打一万斤。” 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注:深翻是毛 泽东提倡的),还能多打些。”当政治家就得当两面派,真难、真累呀!听了假话不敢批

评纠正,还要装作天真,说更大的假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他的内心痛苦 和难处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他深知就是毛泽东错了,也得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毛泽东 自己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的时候,才能根据他定的步骤和分寸,协助做补救的工作。如 果他当时就把窗户纸捅穿,把和平公社的书记批一顿,对一切高产卫星表示怀疑,并出 来纠正浮夸风,他也许就当不上国家主席了。从当上共和国主席那天起,他更加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时刻警惕自己,一定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大事小事都要一致,同时要 避免造成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印象。不许服务员称呼“刘主席”,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 映。

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牯岭东谷河西路 359 号。这是民国时代另一位江西省主席熊式辉 的别墅。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朱德改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本来 朱德是有资格出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恐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不让他做,还逼他作了 检讨。虽然朱毛共事多年,毛泽东知道,就私人感情来说,朱德更倾心于周恩来。如果 朱德当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手,权力中心就可能转移。朱德在党内的地 位,不是靠毛泽东提拔;而刘少奇是靠毛泽东的提携,上升到第二号人物这个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位置的。在当时来说,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做,毛泽东更放心些。上得山 来,朱德醉心林泉,神游物外,他知道自己戎马半生,与战友们一起领导党、军队和人 民,打下了这个天下,如今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作为总司令该退隐了。只希望在经济建 设上不要发生大的偏差,政通人和,使国家富强起来。7 月 7 日,朱德作诗一首,与董必 武唱和。诗云:

  庐山面目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婉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元老林伯渠,填词《浪淘沙》一首,词云:

  牯岭雨声喧,气象万千。爱听东谷水潺湲。日照香炉知何处?雾里云端。
  智慧何人先?卡尔开山。重峦叠翠更新鲜。一二三四大手笔,宝藏兴焉。

所谓“一二三四大手笔”,指《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林老的词落脚到对领袖的 歌颂上,这同朱德的心境是一样的,他们知道大跃进搞得天怒人怨,但还得歌颂大跃进; 知道毛泽东犯了大错误,还要歌颂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当时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处在这一 种矛盾状态中。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 7 月 1 日上山。他给自己挑选的是 446 号。这不是别墅小楼, 是一幢筒子楼,原来是英国人盖的一所医院,是平房,解放后加盖了一层,改为庐山交 际处招待所,接待中档客人。“高档”的住别墅,“低档”的这里也进不来。周恩来住楼 上 201 房间,邓颖超住对面 207 房间。在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周恩来受命主持会议, 为了处理会务方便他住在了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也住在这幢 楼房。

陈云因为健康原因未上庐山。邓小平因运动中不慎腿骨挫伤正在疗养中。 秀才们特别活跃。一日,田家英、陈伯达、康生结伴同游。走的路线是从含鄱口经

植物园到五老峰。陈伯达、康生结交田家英,主要是想通过田家英探听毛泽东的动向, 他在读什么书,说了什么话,表扬了什么人,批评了什么事,以弄清方向,摸准气候。 关键时候表态,惊四座,立头功。他们预感到,随着大跃进的的失败,必有一场大的党 内斗争。陈伯达在郑州会议摸错了脉,把话说反了,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这回无论如何 不能再搞错。不料田家英口风很紧,只谈诗。但见云雾低迷,峰峦隐现,田家英提议联 句。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成五古一首:

  三人结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见鄱阳湖,恨无拿云手。
  鄱阳忙开言,不要拿云手;只因圣人来,羞言难抬首。
  五老牛马走,鄱阳紧闭口;东海圣人来,群山齐拱手。
  若请诸葛亮,西风去借来;晴日君再来,畅饮浔阳楼。

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是小有诗名的。他的一首初上庐山的记事 诗,概括了会议初期所谓“神仙会”的轻松气氛,诗云: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今古句,高谈且饮雾云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庐山会议前期(7 月 2 日至 6 月 1 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候补委员,各省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部长,约百余人。一年多 的大跃进,大家都心劳力拙,疲惫不堪。这次有机会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白天浪迹山 水,晚上有戏看,有舞跳,自是一件乐事。“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就是 指的这种升平景象。“弥撒堂尖”是指东谷中路的庐山俱乐部,原是个基督教堂,误会就 在这里举行。从江西省歌舞团、赣剧团中,经过严格的政审,挑了几十名女演员来,再 加上能登大雅之堂的女服务员,舞伴就齐了。会议前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也经常在这 里流连。

7 月 2 日,毛、刘、周、朱开常委会一次,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此次会议的十八个问 题。

一、读书。中央、省、市、自治区三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三版)。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 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来说,湖南省委有三句话:成绩伟大,经验丰富 (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三、任务。今年钢是否 1300 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以后年增 400 万吨, 二千三百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 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 1000 亿斤,1964 年达到 10000 亿斤。恢复农业 40 条,还是 12 年达到。15 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

  四、体制。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收回,归中央、省两级。

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能保持 30%也是好的,形式 可多种多样。

六、学会过日子。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 4800 亿斤标准过日子。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 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
十三、质量问题。 十四、去年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 120 万基层干部,40 万犯错误,3600 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

这十八个问题,反映了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羞羞答答地在对缺点的 估计上让了一小步,即由“一个指头”变成了“一、二、三个指头”,90%,80%,至少 是 70%的成绩和光明面。这是他让步的底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即 第二条“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要坚持,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左”。对于自杭州 会议至八大二次会议他整治周恩来、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周恩来等 “反冒进”就是主张综合平衡,周在八大作报告时就提出了“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思 想,毛泽东抛开哥伦布,第二次发现新大陆,作为自己的一大发明。

在中共党内,真正把毛泽东的丘壑机关看透了的是周恩来。1958 年在上海举行的八 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并把《海瑞传》送给周恩来看,希望 周恩来像海瑞那样,挺身而出,再反一次冒进,底下毛泽东就可以翻脸做文章了。但周 恩来唯唯仅受教,自己决不当海瑞;同时关照彭德怀,要“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上了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包括编组、日程 安排、编辑整理影响会议方向的简报等等。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亲自披挂上阵,把主管 经济建设的总理抛在一边,现在经济建设出了严重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让周恩来主 持会务,即是说让周恩来去引导会议方向,毛泽东冷眼旁观,看周恩来挂什么旗,引什 么路,还是等着周恩来出来“反冒进”。

老练稳健的周恩来,严格按照毛泽东划定的框框去引导会议。各省第一书记和北京 来的部长们按摩足底定的基调发言。大讲大跃进的成绩,然后讲一点缺点(而且已经改 了),落实到明年怎样继续跃进上来。田家英在西南组谈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了解到的一 些真实情况,受到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评和制止。比较“右”一点的, 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是以严格的自责为主调,决不涉及中央的路线和毛泽东的 领导。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吃透了毛泽东为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错误轻描淡写,掩盖农村严重缺粮的基本事实。,成绩是大的,水利、钢铁都了不起,“左”的一套要坚持 下去。他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 层干部违法乱纪者 3600 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都算了细账,退赔了。 由于得到群众的谅解。已有 95%的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 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一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 改革炊具,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 的,全省有 90%发工资,从六、七元到一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 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了一些经验。最大变化在水利。去年 600 万人上山找铁,从小土群 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修配 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以完成 60-70 万吨,钢 5 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 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了。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 不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的不讲,领导没讲的不讲, 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 丰收和大跃进。”

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过七次言,有些尖锐的话,如“人民公社办早了。”“北戴河会议 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炼钢铁’这个口号对不对?”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 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但这些意见整理印成《简报》后,被协助 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棱角磨平了,以致彭德怀看了还不满意, 私下对周小舟讲:“有些意见在小组会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彭 老总不理解这是周恩来和杨尚昆在暗中保护他,决定向毛泽东直言上书。

第十六章 彭德怀为民请命

毛泽东每天阅读《简报》,看每个人的发言和表态,但没有人跳出来,毛泽东心里很 是着急。对于党内、军内和人民中汹涌而起的的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暗流他寝食难 安。必须要打倒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才能把这股暗流压下去。

7 月 14 日下午,彭德怀的“致主席信”送上了毛泽东的书案。毛仔细看了两遍,心 中窃喜,提起毛笔在信上加了个眉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大会秘书处,作为 会议文件印发与会全体同志。

意见书分甲乙两部分。甲的题目是:“1958 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 当时公布的各种数字。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地总路线是正确的。”“在 全民大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 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 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 20 余亿), 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的题目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开头说:“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 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

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下面谈了两个问题:

一、 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干 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 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 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 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部门各地区,一些 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二、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 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 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7 月 16 日,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议事,决定会期延长,要评论 彭德怀这封信的性质,通知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上山。薄与安都是“七大前 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批评彭德怀的当事人,这时候毛已下了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清算彭德怀 的决心。

对于彭德怀的信件,毛泽东并不亮明自己的观点。在党内斗争中,任何时候他都注 意掌握多数,跟一些他认为该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利用各种机会召见一些人,首先是各 大军区的负责人,例如,邀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问题时,说:“我现在不发言。”

从 7 月 17 日至 22 日,各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讨论。

第六组(东北组,组长欧阳钦)22 日上午讨论,对彭德怀信件的评论是这样记载的: “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 胆忠心的。有的人说,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 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 ,如果再多说几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对于后来被抓住不放, 上纲为反对毛泽东的几处提法,即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影响城市各阶层和农民各阶层 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问题;处理经济问题不如金门打 炮、平定西藏叛乱那样“得心应手”问题,大家也表示了看法。有的人说:“从实际工作 执行中,从一个时期发生的具体情况看,如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说它 是政治性问题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说:“有些问题热得过火,如有的县提出‘两年进入 共产主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过分,但这是局部的暂 时的现象,不要说成是普遍现象。”有的人说:“说我们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不像平定西藏 叛乱、金门打炮那样得心应手,指我们这方面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

第四组的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某 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 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 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当然非右即‘左’,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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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的主要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 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 ‘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 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也在第四组。他是带了一箱子“海绵铁”上山的。大跃进以来他 和王鹤寿的关系很紧张。王是钢铁工业的“头”,赵是机械的“头”,这是毛泽东在北戴 河封的。王把炼出来的钢铁交给赵尔陆。赵尔陆想展览这一箱子宝贝,后来一反彭德怀, 没敢拿出来。赵尔陆在小组会上是这样说的:“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社会中的脱节现象, 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 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 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个 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政治性的,容易引起误会。”

四组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食堂问题上继续护短(因田家英在毛泽东 面前揭了老底)。他说:“应该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四川实行包两头,对 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 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 10-20%,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 小时。半供给制和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李显然知道,田家英的“御状” 没有告倒他,他对彭信没有正面评论,但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李先念也在第四组,跟组长唱了对台戏。他说了四个问题:“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 加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食堂的好 处是可以节省劳动力,但有三个问题要考虑:1、是否多吃和浪费粮食?360 斤口粮肯定 不够,在家吃饭可以糠菜半年粮;2、燃料问题,北方用煤肯定要增加,今年预计要销八 九千万吨;3、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会下降?(有人插话:肯定要下降。)二、公社问题。 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这是大跃 进中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并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要注意三方 面的平衡:各部门内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钢,不能只看有多少高炉、平炉和转炉,还要 看矿石、轧钢能否跟得上;左邻右舍的平衡;最后集中在物资、综合财政和劳动力的平 衡。去年计划工作在这三方面都有缺点。四、小高炉问题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去 年小高炉贴了 40 个亿,也不可惜。但有的同志认为 40 亿搞 1000 万吨的生产能力,比武 钢用 15 亿搞 300 万吨并没有多大不合算,这一点要研究。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具有现代科技意识的聂荣臻元帅在六祖发言,委婉地反对两小无猜(注:毛泽东把 小高炉、小平炉称为“两小无猜”)他说:“大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向现代化、机械化、 自动化方向前进,而不是搞土设备、土机床。今后必须注意提高质量。目前我们钢的品 种只有 300 多种,而世界上钢的品种已达 3000 多种。应该对钢的品种规定出一定的比例, 特别是合金钢最低应占 10%以上,而现在只有 3%。现在有些特殊钢厂为了完成数量任务, 在炼普通钢。”

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黄克诚 19 日在第五组发言。他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人民公社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 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要是只挂个牌子就好了。去年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 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 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材料转到省委后,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 点不愉快。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 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 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现在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 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大跃进以来,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 到影响。主席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三组组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 了好的作用。党内应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晦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 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 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 信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 阶级狂热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 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群众 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否可靠。”

二组组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发言中没有正面提及彭德怀的信,说华东一 切都好,仍是太平盛世、他说:“就得失关系,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 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1959 年华东 428 万吨生铁任 务,就是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土群’设备完成的。农村粮食真正紧张一点的是山东济 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 紧张,都已做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关系不像 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不得了。”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二组表态:“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截了 当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 于信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吹遍了各地 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贺龙元帅在第三组发言,他说:“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个国家,这么 多人,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就纠正,这是党中央 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 有关向应、陆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 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 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 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 觉得这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 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

  从贺龙这个发言看,毛泽东给他交底了。贺龙元帅虽然文化不高,但有丰富的人生
阅历。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贺龙作
为二方面军的统帅,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一般会采取“疏不间亲”的原则,不轻易介入

毛彭之间的争吵。如今不仅介入,而且调子比谁都高,毛泽东自己都承认有一个指头到

三个指头的错误,他却说连一个指头都不到;又回顾历史,批王明路线反衬毛泽东的英
明领导;对彭德怀,不仅有批判,而且有揭发,这是对彭德怀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的信
号。

7 月 21 日,张闻天在华东组(柯庆施为组长)作了长篇发言。在众多高级干部猜度 毛泽东的心理,窥测会议方向,以求作分寸适当地表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 张闻天说话了。他仿佛又回到了遵义会议时代,想唤醒全党的迷狂,端正会议的方向。 他说: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但是从各方 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够,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 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 说的一样。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 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 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工业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
的讲话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 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 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 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 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 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 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 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 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 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 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 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 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 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

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三句话,“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 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 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 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民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 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 谦虚一点有好处。

讲缺点并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 如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改补充,达到完整, 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账。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 光要求不怕杀头是不行的。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要遗 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 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 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 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

  总之,民主空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
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
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东西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
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
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
一个重要条件。

  张闻天发言长达三小时,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以上是他发言的重点。通篇发言摆
事实,讲道理,逻辑严谨,充满了作为执政党一员的主人翁的善意。饥荒开始蔓延,农
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参加庐山会议的大员们,没有一个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有
不识时务的,把人民的命运摆在个人荣辱之上的张闻天。

当天晚上,华东组组长柯庆施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是大事不好,主席要是再不 明确表态,人都被他们拉走了。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入夜,180 号宽敞的书斋他仍觉得憋闷,到外面竹林里去踱步。, 边吸烟边走,走完一圈又一圈,吸完一支又一支,脑子里 36 计想了个遍,柯庆施说得对, 是该亮明旗帜组织队伍了。

他知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在挨饿,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各级干 部在向上面追究责任,公社埋怨县级领导,县级领导埋怨地区领导,地区怪省,省怪中 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都在看着自己,怎样收这个局?

要是周恩来能出来该多好啊!那时可以将一切罪过归咎于政府,自己以正确路线代 表的资格,反对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偏偏这个周恩来拒绝扮演 海瑞的角色,只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整顿被搅得一塌糊涂的国民经济,无半句怨尤, 更不提“反冒进”的旧账。回想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1070 万吨钢,公社化运动,全民 办食堂等等,都是自己在大庭广众之前拿的主意,周恩来处于半靠边,既没有建议,也 没有反对。在保持一致方面,我说一百,他不说九十九,也不说一百零一,实在无辫子 可抓。

跳出来的这两个人,一个彭德怀,一个张闻天,彭是管军事的,张是搞外交的,经 济建设上的失误,怎么拐弯也拐不到他们的肩上。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 众的看法,都是实情话,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但危险也就出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 他们的观点一旦统一了上下的思想,自己的地位还能保持吗!虽然彭德怀承认总路线基 本上是正确的,张闻天说缺点是一个指头,但遵义会议不是也说博古的政治路线是正确 的吗!?

毛泽东的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当前形势是反“左”还是反右?彭德怀要求彻底纠“左”, 提反“左”的口号,顺乎党心民心,让整个国民经济从“大跃进”的癫狂中退下来。休 养生息,但自己呢?当反“左”成为汹涌潮流的时候,自己还能在这象征对全中国的统 治权的昔日的“美庐”,今日的 180 号发号施令吗?

一条饿死人的“左”倾路线是要有代表人物的。反“左”反到最后不就是引火烧身 反到自己头上来吗?!自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千辛万苦,家破人 亡,前不久大儿子死在朝鲜战场上,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吗?不能!绝对不能!

保住自己的“帝位”是高于一切的,这就是结论。鉴之于历史,为巩固帝位,那些 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是不择手段的。他想起了庐山锦绣峰下的御碑亭。朱元璋做了皇帝以 后,洪武十三年杀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又杀大将蓝玉,其家族、同僚、部属,因 胡蓝党案株连被杀者达四万余人。最无道理的是杀韩国公李善长。因占星官报告:“会有 星变,其占为大臣当灾。”“勋臣第一”的李善长,为此全家七十余口满门抄斩。朱元璋 几乎杀尽了为他打天下的功臣,然后,建造了这个御碑亭,说自己做皇帝是天意,流传 至今。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毛泽东得到历史的启示后回到了现实。

毛泽东又点燃支烟,一个亮点在竹林中游荡。新的一轮踱步、新的一轮思考开始了。

要从根本上扭转会议的方向,扭转全党的方向,扭转全国人民的方向。当前的形势 不是反“左”,而要反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保 卫这三面红旗,要组织队伍同一切反对派作战,把这股汹涌蔓延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压 下去。然后,在实际政策上,悄悄地纠正“左”的偏差。

看来要牺牲老彭了。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第二号元帅, 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英雄,这样一个人物倒下去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有相当震撼作用 的。谁再提反“左”,谁要再翻腾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看看彭德怀的下场。

还有那个洛甫(张闻天),在延安当了十年“开明君主”,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扳倒他可以防止在三“左”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干部(这个数字不小)重新在他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22 日天亮以后,180 号一位值夜班的老工人在竹林里看到数不清的足迹和几十个烟 头。毛泽东下了决心了。该纠“左”时他反右,这一念之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 入了绝境,只要他活着,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在他一念之差的后面,是亿万生灵涂炭,上千万人活活饿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 灾和兵变。

又想了一天一夜,7 月 23 日早晨,会议秘书通知大家开会,九点听毛主席讲话。连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不知道毛泽东要讲什么。这是毛泽东对全党的一次突然袭击。 会议在庐山交际处招待所西餐厅举行。毛泽东提早几分钟来到会场,坐在铺着白台布的 桌子前吸烟。他吸的是一种特制的熊猫牌香烟,据说尼古丁含量很少。又重新开了一包, 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他的讲话提纲。他有这个本事,第一支香烟引路,有不尽的才思, 足以使他的听众目瞪口呆,像接受催眠术一样入其壳中。

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和部长们都到齐了,毛泽东自拉自唱,也不用人主持会议, 平静地开了腔。这是一篇“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代表作。以下是李锐记录的讲 话全文: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 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辉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 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 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 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 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 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 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 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 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 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 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 “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 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 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 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 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 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

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 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 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 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 30 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 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数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 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 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 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 30 万人 朝山进香,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 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 胖子。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 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 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 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 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也可以。不愿意的只 30%。 总之,30%加 40%为 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 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 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 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三 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 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 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 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 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1 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 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 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 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 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 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够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 一个多月就息下了这股风,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 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 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 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 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 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教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 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 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 15 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注: 梁朝的曹景宗),打了胜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兢;借问过路人,何如霍 去病?”还有北朝的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注: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译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 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 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 11 月郑州会议以 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 去。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 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 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青年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 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 的事。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 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 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 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 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路线站不稳, 扭秧歌,他们忧心似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 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 年、57 年的动 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切切的泄气性,悲观了。那 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 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 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 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 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 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 几万个生产队。70 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 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办一张专讲 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登 70 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 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人没有人这样主张。 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 那我就走,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 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法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 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 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有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 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 56 年下半年、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 30 公里了。现在他们这 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 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讲,两方面的 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 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 20 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 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 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 河南等省有一半食堂还在,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 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三分之一农民,坚持下去就了不起,第二个希 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 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 众创造的。河北 56 年就有办的,58 年搞得更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节 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 一套机械化搞起来,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 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差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 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 点,不及其余。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缺点。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 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 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 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 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 了,忽然在此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 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会自己走路,要 车马运,这点真没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自己开脱一下。我不是计委主任。 去年 8 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 明领袖”,没有领导,哪来英明。58、59 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 实在是一大摊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呼?”我无后呼?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 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 600 万吨,我 6 月讲 1070 万吨。北戴河会议发表公报,薄一波建 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了大祸,9000 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我,一个 儿子在朝鲜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补贴 80 亿,搞小洋群、小土群。“得不偿失”,“得 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 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碳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主义 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 有 12 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 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 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 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的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 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 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 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 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 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江西党校那些意见就是驳。始作俑者,其无后呼。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 万吨钢, 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 写的、当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 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 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个虚的, 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 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党讲快,在河南讲起,江 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 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 钢铁、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 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点,也许要 20 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说是就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 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宁时候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巴黎公社起义之 前,马克思反对,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看出这是第一个 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 1927 年那样的失败?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了?不能这 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果讲责任,富春、 鹤寿有点责任,谭老板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你要搞 600 万吨,是我要搞 1070 万吨,9000 万人上阵,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 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说到此处,毛泽东嘎然而止。

第十七章 林彪助毛为虐

毛泽东的讲话,真如一声惊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观望者总算 摸到了底,知所趋处,知所依归了。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阅历尚浅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却怎么也拐不过弯来。他们 不能忘记 12 天前,7 月 11 日的晚上,毛泽东把他们三个湖南人找到 180 号。说是“开个 同乡会”,进行了无拘束的谈话。周小舟在延安时代给毛泽东当过秘书,所以有幸被任命 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大跃进中他的主要德政是,全省修了五万个小高炉,他下密令, 有两万个没让点火,避免了很大的损失。对形势的看法,周小舟说:“成绩很大,问题不 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很为毛泽东欣赏,成了庐山会议的基调。周惠是湖南书记处书

记,主管粮食。没搞“放开肚皮吃饭”,湖南后来饿死人较少、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1957 年力排众议反对修建三峡大坝。毛泽东赏识他不随风倒,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缓建三峡 工程。后来要他当自己的兼职秘书,以便随时有所垂询。

在这次同乡会上,毛泽东十分坦诚,引咎自责。他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 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 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哩!”说到这里,毛泽东和他的三个湖南老乡哄堂大笑 了一阵。

  “万斤亩,主席怎么也相信了呢?”李锐插话。

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植物如能利用照射到一亩地上的太 阳光能的 30%,就能亩产几万斤;接着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许多事情我都要 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 就登了报:‘人民公社好!’”

三位老乡说:“下面乱传话,传得快,还是形成文字为好。”

毛泽东说:“讲得不对,文字也一样不好。钢翻一番,谁知当成了法律,党比人代会 厉害得多。北戴河规定翻一番,索性登报,是薄一波和乔木的建议。”

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 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注:毛泽东在 1958 年 9 月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一为 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虚怀若谷地说:“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周小舟说:“农业是根子。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 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 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往下传。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 故此没有失收的问题。现在会议还有压力,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也插话:“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 见,免得一个地区还是唱一个调子。”

毛泽东欣然同意:“那好。”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 7 月 16 日以后,人员就打乱混 编了,但组长没有动,仍分六个组。

李锐乘机进言:“二五计划轮廓要定下来,否则不好办事。”

毛泽东说:“打麻将 13 张牌,基本靠手气(注:李锐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指客观规律 不易掌握)。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李锐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二周也附议。

毛泽东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 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陈有长处,也有短处。”

这次召见,使周小舟、周惠、李锐如坐春风,他们简直忘记了毛泽东九五之尊的身 份,忘记了“伴君如伴虎”的宫廷戒律。周小舟信口开河,竟说出了“上有所好,下必 甚焉”这句在中国历史上专用于讽喻帝王的话。而毛泽东竟心平气和,不以为杵。三位 忠君大臣得出了一个结论:主席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错误,很能听得逆耳忠言。

7 月 12 日上午,周小舟进入 176 号别墅,向彭德怀介绍了 11 日晚上毛主席召见的情 况,关于会议多谈缺点还有压力,建议混合编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及郭嘉、 蒋干故事等都谈了。周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总去找主席谈谈, 更引起主席的重视。”

彭德怀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 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

周小舟说:“那些发言加以充实整理,就很好了。”

周小舟也是封疆大吏,中央委员,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在他忠心耿耿地要帮助主席 虚心纳谏,走出困境,使大跃进实现软着陆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本人充当了钓 彭德怀这条“大鲨鱼”的鱼钩,而鱼钩一旦搭在鱼的身上,就再也不能解脱,自己的政 治前途要和彭德怀一起葬送在庐山。

24 日听完毛泽东亮明旗帜的讲话,三个湖南人在周小舟处放言高论。 周小舟说:“我怀疑主席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

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

周惠说:“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

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

周小舟说:“180 度的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到 底是为什么?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劝阻说:“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了也没法谈。”

周小舟提议到黄克诚那里谈谈,黄克诚是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是周小舟的老上级。 他上山后,为工作方便,也住在 176 号,与彭德怀同住一幢房子。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思想极为沉重。周小舟拨通电话后,黄克诚婉拒, 因周小舟坚持要去,黄认为周李都是毛主席的心腹近臣,或许不要紧,就答应了。三人一进入客厅,惯常的让座倒茶全免了,就站着说话。

周小舟说:“主席可能受了蒙蔽。袁世凯称帝前,筹安会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 看。”

李锐说:“主席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闻言大惊失色,在他这里说这种话还了得吗!连忙截住话茬:“你们是主席身 边的人,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想想,可 以做检讨。”

这时是晚上九点多钟。彭德怀手持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车辆的电报推进门来,他是来 找总参谋长黄克诚处理军务的。周小舟上前打了个招呼:“老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 30 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又谈了几句,三人告辞出来了。偏巧在归路上遇见了罗瑞卿。罗瑞卿回去向毛泽东 报告:“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於是,由思想批判深入到追查反党集团。

7 月 26 日傍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在彭德怀的观念里,君臣的关系很淡薄。他 和毛泽东的关系好像还停留在井冈山时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毛不称“主席”,直呼“老 毛”。对于毛泽东在 23 日的讲话中,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他反感极了。谈话中二人各 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骂街了:“在延安你操了我 40 天娘,我操你 20 天娘不行?” 这位元帅指的是“七大”前的华北座谈会,因为打了“百团大战”,你组织人批了我 40 天,如今你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庐山会议开了 20 天,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给你提了 点意见,为什么就不行?这个话没有录音,没有记录,但原版保存在毛泽东的脑海里。 三年之后,1962 年 9 月 24 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 年 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 40 天娘,我操你 20 天娘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搞乱了,工作受了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 了。”这话是有录音、有记录的。

谈话谈崩了,彭德怀大不敬,辱骂了“今上”。这样一个事态发展恰是毛泽东所需要 的。於是彭德怀的问题“升级”了。

7 月 27 日凌晨,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 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同意周的意见。毛泽东一票否决三票,要挟说: “看来我只好上井冈山了。“於是三常委屈从毛,同意打倒彭德怀。

7 月 27 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 周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与他长期以来是三分 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将原来的 6 个小组,合并为 3 个大组,任务包干。第一组组长李井泉,领导批彭德怀;第二组组长张德生,领导批黄 克诚;第三组组长柯庆施,领导批判张闻天和周小舟。

也在这天上午,汪东兴召集各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人员和秘书及江西省接待委员会的 负责人开会,宣布:

一、 这几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及其追随者)不能擅自进 入毛主席、刘主席住地。

二、 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示,九江机场的飞 机不能起飞。

三、 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另外,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名字传出去,这是纪律。

7 月 30 日,聂荣臻和叶剑英奉命劝说彭德怀检讨认错,叶剑英流着眼泪说:“主席还 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然后二人又劝彭,不管“事实”,抛开“细节”, 要从“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的高度去认识和检讨。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意思是 说,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而揭露和批评毛的错误,即使 是有“事实”根据的,从“细节”上看批评是对的,但“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不利”,因 而也是错误的。

林彪于 7 月 29 日应召上山“勤王”。他一上山就参加了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的常委 会。两次常委会都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四常委出席;政治局委 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在党内的地位实际是副总书记)上山后,从 7 月22 日起接替周 恩来领导会务工作,所以列席参加常委会;另一个政治局委员贺龙因为第一个站出来揭 发彭德怀在火车上的谈话,也被吸收参加常委会。在当时。能列席常委会,是受到主席 特殊信任的标志。贺龙列席常委会,不能不对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全体与会者发生影响。 大家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在路线上坚定地支持他,就有希望升入党内更高的层次。 于是各大组的批判会迅速出现一边倒的局面,批判发言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彭德怀是 以受审判的身份参加常委会的;另外还有四人列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 们是来受教育,以便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的。彭真指示李锐兼作会议记录。

在 8 月 1 日的常委会上,朱总司令发言,他希望彭德怀的检讨认错能够得到毛泽东 的谅解,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说起,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奋斗了大半辈子, 不要就此分手。

突然,毛泽东将左脚抬高,超过了面前的茶几,他右手拿着烟,用左手去抓圆口布 鞋的鞋面。与会者一看就懂了,这是说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 令脸一红,停止了发言。

林彪以他那特有的尖刻湖北嗓音,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 子,冯玉祥式的人物。”一语惊四座,一下子就把纲提上去了。然后缓缓地展开他的意见:

不少人说你传假话,有野心。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在党内藐视一切,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根本问题要从世界观解决,你是 经验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有个人野心,没有脱胎换骨,是个不驯 服的党员,危险在此。入党后独立为王。滕代远是个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 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的独立性。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级看不起,项羽 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 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是有的。长期笼统 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 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 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 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 关炮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 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少奇)谈不上。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 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 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 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彭德怀:就是一稿),一方面肯定成 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确定基本,成绩次要。目的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 东插话: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期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 抗美援朝也没有写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 产阶级的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你 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告状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 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 与形式总消防,采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 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 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一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 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另搞一套,自 以为有正确的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哲学 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跑掉个人过分 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泽东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 是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我都是丘八,就是 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最重要的是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 马克思主义。

林彪的发言,通篇以“野心”二字立论,抛开具体的是非,大合了毛泽东的胃口, 频频插话,心痛唱和。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各路英雄哪个没有救中国舍我其 谁的气概?这种雄心大志,换个贬义词就是野心。从这里下手,能诱导彭德怀承认错误; 而一旦彭承认了这个错误,就被打中了要害。一个有个人野心的元帅,在朝中还能立足 吗?当彭德怀表示辞去军职时,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林彪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彭德怀承认:“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做过检讨。洗脑筋不 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发展下去就危险,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 23 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说:“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还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看环 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烈火金刚的彭元帅,在毛泽东和林彪一打(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三顶致人死命 的大帽子)一拉(“还是你干”,不撤军委和国防部的差)之下,终于软化了,由进攻变 成了防御,由原告变成了被告,由提意见的人变成了被清算的人。由斟酌给别人戴个什 么帽子合适变成斟酌自己领哪一顶帽子合适,此次走上了漫长的检讨认罪的道路。

毛泽东在制服了彭德怀之后,腾出手来收拾张闻天。8 月 2 日深夜,他提笔给张闻天 写了一封信。怎么答复张闻天在发言中论列的 13 个问题,毛泽东是费了一番思考的。就 事论事,叫洛甫牵着鼻子走,和他讨论经济形势和大跃进的得失,自知心虚理短,洛甫 发言后曾很自信地对秘书讲:“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但毛泽东想起来他 运用纯熟的军事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根本不着当前经济 形势的边,却议论起汉代学士枚乘的文章《七发》来,嬉笑怒骂,几分霸气,几分痞气, 把张闻天奚落一番。这封信也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于是,张闻天变成了旧病复发的楚 太子。连自己也得承认得了病。信是这么写的:

闻天: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得是 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 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 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 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病了。 昔人咏疟疾诗(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 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麽哥,真个是寒来暑 往人难过。”

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 34 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 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 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 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箦, 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 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违我悃忱。

张闻天接信,对这种文不对题的论战虽然不服,但这时庐山会议的气氛,他的处境, 已不允许他再说什么饿死人的事情,只有“谢主隆恩”,按毛的调子检讨了。

参加会议的大员们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见到主席给张闻天的信及随信附枚乘《七 发》原文复印件反复研究,相互切磋,以求领会其中的要言妙道。他们的思想离开了已 经破产的经济和正在挨饿的人民,离开了前几天还在争论的大跃进的得失和经验教训, 一下子被毛泽东引到了汉朝,更加敬服毛泽东的博学和高深。

从 8 月 2 日起,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了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 委员和候补中委 147 人,列席会议的 15人。这次中央全会是斗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 诚、周小舟的大会。

8 月 13 日上午召开大会,周恩来同志奉命主持会议。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 子,承认陷入了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疟疾原虫”复活。从张闻天的检讨可以看 出人性、党性被扭曲成什么样子。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 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 由于教条主义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 上结合起来,我也就有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走到反党。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 志的学生。”

8 月 13 日下午的大会是斗争“反党集团”的头子彭德怀,仍是周恩来主持会议。积 极分子都被发动起来了,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昔日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以低沉、 悲沧的语调发言。按照毛泽东在小会上算的历史旧账,他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 解、不赞同或者支持不力,贯彻不力,上纲为几次路线错误。

谈到现实问题,他无可奈何地承认:“7 月 14 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 中央和毛主席的。”他知道,不承认这个罪名过不了关,而认了这条罪名自己也就完了。 可怜的哦电话像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把稻草那样,他咬文嚼字地用了“事实上是”四个字, 意思是说主观动机不是;“事实上是”就够定罪的了,谁管你的善良动机呢?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 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夸大,说成是‘左’的 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 9000 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 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这次攻击,正是党处于内外夹攻的 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 党的有力武器。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 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 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接着,彭德怀逐一交代了他和“军事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 关系。按照中共党内生活的程式,彭德怀还深挖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检查了自己 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纲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 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这样的高度。在检讨的最后,彭德怀这样表示自 己的决心:“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解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 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 东同志,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 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时候彭德怀对毛泽东还没有完全失掉幻想,甚至幻想着将来刘少奇接了班在刘的 领导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他清楚记得在 8 月 1 日的常委会上他说请罢兵权的话时,

毛泽东当着众常委的面说:“还是你干。”林彪也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你,工 作要你做。”彭德怀幻想用自己的深刻检讨换取毛泽东的宽容大度,毕竟我为你打江山 30 年,你老毛要是真能宽容我,再说一句“还是你干”,我肝胆涂地地一如既往,保你的江 山。政治上的翻云覆雨,彭德怀还是小学生。毛泽东阴险地微笑着。他要一步一步地收 拾这位桀骜不驯的元帅。

彭德怀检讨后,李井泉第一个发言,说彭“态度有所进步,但没有交代新内容,而 且对野心家、伪君子的问题,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都回避了。主席在公社化 和全面炼钢这两件事上,有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不是两条大罪状,而是两条大功劳。”

康生说:“彭德怀还在耍两面派手法,只承认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下去会成为野心家, 而不承认已经是野心家、伪君子,共产党内的野心家必定是伪君子,最后采取阴谋手段 分裂党。彭不承认这一条,就不能使全党相信你不会造反。”

谭震林说:“我看平时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刮共产风,是我要负责任,要追究 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当的。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又有许多人急于表现,站起来慷慨激昂,对彭上纲很高,同时表白对毛泽东的忠诚。 为追逼彭德怀,刘少奇还拍了桌子。

只有朱德、刘伯承等少数人保持沉默。面对此情景,两位元帅内心非常痛苦,由心 底生出了“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凉。一年前,彭德怀奉旨蛮横地整了刘伯承。熟读经 史的刘元帅此时此地没有一点幸灾乐祸之心,他只为功臣们的命运担心,下一个倒下去 的该是谁呢?!

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彭德怀元帅,因为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 倒下去了。麦克阿瑟也和他的总统杜鲁门有过激烈地顶撞和争吵。他在朝鲜前线公开批 评杜鲁门的亚洲政策,杜鲁门总统下令撤了他的职;更使他感到丢脸的是总统竟然没有 事先打个招呼,麦氏是在收听新闻广播是听到自己被解除一切指挥权的消息。政府是有 权威的。军人,包括麦克阿瑟这样卓越的军人,也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事情的一 方面。另一方面,对麦克阿瑟的处分,仅此而已。麦克阿瑟不服,回到美国后,在国会 和全国各地演讲,抨击杜鲁门的亚洲政策,尔后又参加了总统竞选,企图取杜鲁门而代 之。虽未当选,但体面地度过了晚年。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一切活动,都被思维正当, 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并没有被认为是“野心家”,更没有加诸什么“篡党篡国”的罪 名,批倒批臭。

中国元帅和美国元帅晚年的不同遭遇,反映了两种政治制度、两种历史传统、两种 文化背景的不同。制造彭德怀冤案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但又不仅是毛泽东,是一 种制度、一种传统、一种文化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强化这种历史合力的人,让刘少奇、 林彪、贺龙、陶铸、罗瑞卿、李井泉等人,在后来的几年中,又都被这种由他们自己强 化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合力整得家破人亡。中共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必须进 行以扩大党内和党外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保证能及时改正错误,避 免全局性、全国性的大错误,实施对国家,对人民的正确领导的先决条件。

1959 年 8 月 16 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的错误的决议》,宣称:“在 1959 年 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 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 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 进攻。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 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 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竟然说:“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 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 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在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一光荣道路勇往直前, 为新的伟大的胜利而奋斗。”这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中共惯说的套话,实则不然,它有划分 历史阶段的意义,它以中共文告堂而皇之的名义,宣告中国共产党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决 裂。错误可以说成正确,失败可以说成胜利,六亿人民深恶痛绝的“三面红旗”硬说是 他们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党的认识、党的决议完全和党心民心的良知背道 而驰、此次。中共走入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死胡同。为了改变这条给中国人民带 来深重灾难的“左”倾路线,继彭德怀之后,一大批为民请命的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 代价。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单一个包产到户,多少想要老百姓吃顿饱饭的好干部被整得 家破人亡啊!

8 月 17 日,还是在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工 作会议,上山的高级干部都参加了。他说:“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 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 不然就没有力量。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 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 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毛泽东以小喻大,单讲领袖的重要。

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刘少奇作主题讲话,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他说:“在苏共 20 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 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 劳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20 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 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 提高毛主席的领袖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 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 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有人 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 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恩 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 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

在紧跟毛泽东这一点上,刘少奇与周恩来不同。如果说,毛泽东说 100,周恩来绝不 说 99,也不说 101;刘少奇则不然,他总要过一点,说 101,甚而至于 102.所以在文革中 他被打倒时多了一条罪名,叫做形左实右。这次讲话是毛泽东三天以前交待的,说是“大 约在 17 号,我将讲‘班有班长’,不讲多了,我讲过了,你接着讲。”这次刘少奇又来了 个 102,毛泽东叫他讲对毛一个人的崇拜,他却大加发挥,说“还要搞林彪同志、小平同 志的个人崇拜。”这是个最犯忌讳的问题。刘少奇要对三个人“搞个人崇拜”,有窃弄名 器之嫌。因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你刘少奇,他没讲刘以后的接班人立谁。刘少奇如 今讲要搞对林、邓的个人崇拜,俨然是把毛泽东尊为太上皇,自己就皇帝位,指定自己 身后的接班人。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的推出,名词的上下,这个权只能操在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这就是具体 化的“名器”,这个权是不能分割、不能转让的,帝王南面之术所谓“惟名与器不可假人”, 毛泽东是谨记在心的。毛泽东在政治局、在政治局常委中,任何时候都能操纵多数,其 秘诀就在于他掌握着这个权。这个权如果丢了,他就失去控制多数的能力,不能控制决 策机构的多数,下一步就会丢掉政权,被赶下台。刘少奇出言不慎,以为是按摩足底示 意的方向,多发挥几句,但在毛泽东心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不料,刘少奇还有惊人之论,仿佛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发挥,但来了个 103,他说: “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 人崇拜’他要反对;对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 看他是高兴那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 东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 党,我看就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篡党,我一定‘篡’, 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庐山人民剧院悄然无声,寂静得可怕。与会者凝神静气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毛 泽东一声咳嗽,震掉了手上寸把长的烟灰,打破了全场的宁静,也掩饰自己心头的微微 一震:难道我搞掉彭德怀,是在为一个赫鲁晓夫扫平道路么?人心难测呀。

庐山会议闭幕了。在全党和全国,一场保卫三面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所谓“路 线斗争”的大幕又拉开了。

毛泽东在与彭德怀作战的时候,始终用一只眼睛盯着周恩来。他所以在大跃进问题 是,横下心来顶住不退,就是因为退下这一步来,跟着就要承认周恩来的“反冒进”是 正确的,于是都能正确路线的代表就转到周恩来身上。庐山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示编 一本哲学小辞典,书的主体,那些条目其实是附件。真正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定的书名 和作者 的序言。书名定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序言中说:“为了从理论上 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 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给彭德怀戴的也是经验主义的帽子, ,说是为了深 入批彭,也说得过去。但中共党内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延安整风时,经验主义这个名 词,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庐山打倒彭德怀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现在的主要 危险是经验主义。”其潜台词就是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与他争夺领导权的主要人物是周恩 来。他要不断地念经验主义的紧箍咒,才能控制周恩来,而周恩来以他在国内外的巨大 声望来支持毛泽东,又是毛不可缺少的。

周恩来反冒进,是以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综合平衡为立论依据的。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承认了这一条,尽管他把发明权抓到了自己手上,但毕竟是承认综合 平衡出了问题。回到北京。他有后悔了,觉得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会被人从这里打 开缺口,否定大跃进。这对继续大跃进,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是非常不利的。于是,9 月 6 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伯达,要他邀集国家统计局的人员开一次座谈会,讨论 1958 年 国民经济比例是否失调的问题。这是强迫专业机关作伪证。7 日陈伯达召集国家统计局的 国家和业务人员

开座谈会。8 日下午,陈伯达给毛泽东回一封信,说:“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 业、重工业化轻工业的全部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 当的。第一类内部,第二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去年大跃进式按比 例地向前发展的。”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国家统计局座谈会的材料。在 1959 年 9 月 11 日《内部参考》第2868 期(发给地委以上党员干部阅读的秘密刊物)上发表了。国家 统计局虽然衙门不大,但在评论大跃进是否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问题上,是最 权威的机关。这个材料一发表,像猫盖屎一样,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 掩盖起来了。毛泽东知道,这是自欺,也是欺人,但斗争需要,只好如此。

这一切文章做完之后,毛泽东又吹响了新的大跃进的法螺。1960 年元旦,《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说是“根据最近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1 月 7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 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8 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 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 1959 年跃进得更好,会议规定, 1960 年钢产量为 1840 万吨,粮食产量为 6000 亿斤。会议设想 8 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 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会后,各省纷纷响应,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 养猪场,为继续大跃进,为提前实现过渡创造条件。1960 年 3 月 9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 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说是“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 广州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应该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 心。”到七月底,全国 190 个大中城市。建立了 1064 个人民公社,参加城市公社人数 5500 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的 77%。

毛泽东铤而走险了。他要办的事,一定要办成;他要走的路,一定要走通。然而, 经济规律是不接受任何长官意志的,等待他的将是更惨重的失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 义造成的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像世界末日一样来临了。

第十八章 共产主义地狱(上)

就在 1958 年 8 月 21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宣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 们要实行”以后的四年里,发生了饿死3755 万人的人间悲剧,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为害最烈的一次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毛泽东亲自设计、亲自领导建造的共产 主义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本章史料取自互联网,笔者做了一些去粗取精的整理,所 有的典型案例,必具姓名、地点、时间三大要素,都是身当其时、身经其事的人留给后 世的信史。

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第一次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前,1958 年底就陆续发现了大跃 进问题严重如能及时纠“左”转弯子,也就是饿死几百万人。庐山会议后,为了证明三 面红旗正确,毛泽东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二 次跃进作孽最大,时间长达一年多,就是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底。第二次跃进又 失败了,粮食产量更低了。

1958 年 9 月 3 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 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 3700亿斤,增到 7000 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 到 7000 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 15000 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 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 能超过 10000 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 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 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 1959 年 2 月 22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 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仓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问题, 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凡教育必是和 风细雨、循循善诱。毛泽东用“坚决”修饰教育运动,有深意存焉!怎么“坚决”法, 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了充分地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为手段“反 瞒仓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 1958 年秋收有 50%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1959 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 量仅 195 亿斤,省委书记吴芝圃却按各地委虚报的 450 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 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 的伟大,将当年产量的 75 亿斤交了国家。

信阳地区 1959 年实际产粮食 40 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 83 亿斤。省里要征购 9.6 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 了 10.4 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掠夺而去,平均只剩下100 多斤口 粮,仅够食用 4 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 3 个月。还不到 1959 年底,大批 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

  据原信阳行政公署专员、党委副书记张树藩回忆:

1959 年 8 月底 9 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 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地委书记)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 委集体讨论定的 72 亿斤总产(量)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上谈的意见。这便引 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 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 记开始都低头不语,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了嘛,还报什么?”路 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 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 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 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 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经把我定为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 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兴县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 1958 年的大丰收的标准征 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 16 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季刚完,许多地 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的现象。很多石头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 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 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 县委还在召开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 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有大问题。于是我就到下面两个公 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其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 上已经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 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 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 他们县超征购了 700 万斤粮食,就让他们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 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 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 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 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到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一些 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围着许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面一层稻子, 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 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 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 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 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 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 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 12000 多封。即是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 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 个党员饿死了 20 个,剩下的 3 个党员,给 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的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 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边缘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 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尚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 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 1959 年 10 月,杀牛吃的越 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的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 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 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产包工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帐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 此将息县、淮滨数县农村工作部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 让副书记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 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 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福鸿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

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和我一样(被撤职)了吗?过来谈话也好嘛。与进屋了, 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 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时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 我说怎么半个月四个老人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 统说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 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还对我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 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留一会儿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 的。听后我也难过的掉了眼泪。接着我又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 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饿死都没有人埋。

张树藩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在他还当专员的时候,派他到遂平县反瞒产,挖粮食, 他开仓放粮,遂平县在 1958 年秋天没饿死人。十月他被罢了官遂平就开始饿死人了。一 贯倡导“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只保护谎报产量、残害百姓的干部,却 不保护张树藩这样的好干部。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解决的教育运动”的精神,我们看看信阳专区的干部是怎样“坚 决”地整治农民的。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演出《刘介梅》的戏,批评农民“忘 本”,以体现“教育”;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主持,在会上斗真了 60 多人,并从监狱中提 出 4 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 6000 代表,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其中有 40%患浮 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一个人,抬走尸体后继续开会反瞒产,以体现“坚决”。 会议结束后,又有 19 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 40 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次万人大会, 第一次要每人带 5 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带鸡、鸭、鹅、猪向大 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其他东西向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 服、棉被等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大会。有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的破棉 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1959 年 11 月 8 日,光山县槐店公社梨树大队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认为“有粮不交”, 为“教育”群众,大队干部派民兵把徐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六天后死去。徐传正一家 六口随后全部饿死。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粮不交,遭到毒打,五天后死去。晏妻 黄秀英给孩子们偷炒麦子吃被发现,开群众大会批斗,会后捆绑起来,11 月天气,往身 上泼冷水,被折磨致死。家中留下 5 个孩子,除 14 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 4 个 小的被活活饿死。有多少农民被这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教育得家破人亡啊!

  据原遂平县委副书记嵖岈山卫星公社创始人娄本耀回忆:

大约在(1959 年)11 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群众一封来信,信上写道:娄书 记,俺庄已经死了 62 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的有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气,你快 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一惊,摇摇晃晃地出了医院,到县委找到办公 室秘书赵文亮和通信员徐文堂,由他俩架着我向刘班庄走去。天下着大雪,路很不好走。 我们一口气走到八里杨的场地里,准备靠到麦秸垛上休息一会儿,忽然发现麦秸垛下有 个死人。我们也顾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天已经灰 灰的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见当门处坐了一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 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有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她家三个小孩 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头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我又走 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屋里冷冷清清的。我们 就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家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两个孩子活蹦乱跳的哩。我到 乡造纸厂,找到了魏厂长,想让他弄点粮食给老百姓吃,魏厂长作难地说,厂里也没吃 的了,十几个男女工人都饿跑逑了。我打电话找到公社书记魏祖提,让他找几个人。把 村南头几间屋子打扫一下,把村上所有浮肿病人都背到那里去治。我把群众的生活安排 好,又继续往西走,先是到酒流村,一打听,村里死了九口人。又走到小岗村,一问村 里死了十口,又走到一个村,村里死了三口。我们连夜走到关帝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 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个人就急忙往苗庄赶,走到苗 庄东地碰上公社妇联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苗庄安排群众生活了。我问 她安排的咋样?她说有吃有喝,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得去看看。她慌忙劝 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一直奔了苗庄。苗庄很静,连声 狗叫都没有了,狗都没有力气叫了。月光冷冰冰的,雪仍在不停地下。走着走着碰到一 个光屁股小孩,在雪地尿泡。我问他队长家在哪儿住?小家伙说往东走第三个门就是哩。 我找到队长家,队长叫苗长富,49 岁,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你看我这腿肿了, 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人口,已经饿死 20 多口 了;全村 200 多亩地。全年打五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子就征购了十万斤,村里连块红 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 姓。可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早就开始吃红薯秧子了, 又苦又涩,人在 8 月份就浮肿了,小孩饿得到地里拾豆子吃,天天拉稀,社里还在反瞒 产,挖粮食。”我连夜赶回公社和别守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长在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康健,毕业于嵖岈山高中,曾在北京某部队当 兵。复员后在驻马店地区宣传部、报社工作,以其亲身经历以及不懈地调查、采访,写 了一部反映家乡在这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纪实著作《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1998 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下面是本书的片段摘录:

12 个活蹦乱跳、天真可爱的娃娃,把张庄村闹腾得分外热闹。一向贫困的张庄村解 放以后,村民的日子逐渐富裕了,山外的姑娘争着往张庄跑,把张庄的光棍汉们乐得合 不拢嘴。新媳妇一过门,不出一年都养出一个白胖胖的娃娃,把个打扮的花团锦簇的娃 娃往外一抱,全村上下生动活泼。老人们擦着喜泪说:“托共产党、毛主席老人家的福啊, 张庄人丁兴旺。”可是,一入这年(1959 年)冬天,12 个娃娃再也出不了门,村里不见 了娃娃们的笑声、闹声,娃娃们都被饿得坐在家里站不起来了、生产队会计苏全明把娃 娃们的口粮减少一半。每顿只给孩子们半勺饭。这半勺饭也是清水煮红薯叶,放了一点 盐。娃娃们饿得哇哇直哭,在地上爬来爬去找东西吃。抓着草根,吃;抓着草虫,吃。

看着娃娃们饥不择食的饿相,大人们的眼泪往肚里流。村东头的小强吃了糠,几天拉不 出屎来,他连拉屎的气力也没有了,疼得哭爹叫娘,最后活活地憋死了。村后的毛旦瘦 得只剩下一根筋,临死时嘴里吞了一把黄土。12 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月里死了 8 个,剩下 4 个也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这一年的爆竹声没有了,人们出门拜年问好声没有了,村村都静静的,没有一点声 音。唯有风雪扑向原野。这就是 1960 年的春节。雪原上艰难地蠕动着几个人,张吴楼大 队民兵营长董运秀背着老套筒枪,押着一根绳子拴着的 6 个人,向大队走去。这六个人 都已经浑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有倒下的可能。他们全都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 被民兵营长董运秀抓住狠狠打了一顿,押送大队听候发落。走着走着,高秀亭一头栽倒 在雪地,嘴急急地地吞着雪。董运秀走过去给了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拉他起 来时,高秀亭嘴里含着雪,人已经硬了。这五个人被押到大队,关在房子里,董运秀锁 上门扬长而去。等几天以后,干部们把门打开,五个人全部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 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中的破套子,有的满嘴是黄土。遂平一中退休教师魏玉 超回忆说:“我在韩楼住队,看到一个富裕中农老头,饿急了眼,把队里的羊偷杀了,煮 到半生不熟时,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的脖子 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往树上一吊,不管了。从上午一直挂到夜里。老头不停 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 兵营长蛮横的说:“这事你别管,死了与你无关。”夜里,老头被吊死了。民兵营长派人 用绳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点麦秸,一把火烧了起来。”

1960年春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 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 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 年 11 月间,路宪 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 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要求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 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许收留 农村来的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 之所以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治下的 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曾经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怕个鸟?!

(揭盖子以后)据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信阳 地区饿死老百姓 100 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 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 639 个。饿死 8 万人的正阳县,不少 人家绝户了。饿死 10 万人的新蔡县,至今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仅 4 万人,三个月期间就饿死了近 4000 人, 占总人口的 10%,有的队竟高达 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竟达 12000 人之 多。

河南省饿死 200 万人(比较准确的统计是 293 万人)以上,死亡牲畜 74 万多头,扒 毁民房 160 多万间。

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有的年轻人想当然地不相信上个世纪 60 年代发生过那样一场大饥荒。认为那是“右 派学者”编造谎言诋毁毛主席。他们振振有词地叫板,要求列出一个名单来。认为中国 没有一个村子能提供这样一个名单。

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与他的父 亲吴永宽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 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2004 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 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了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 做一点点见证。”以下是隽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文

1959 年我刚满 15 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 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 有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 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得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 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 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 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还有吴德桐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 就找几个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 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 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受到队长吴永寿的批斗,直到连气 带饿于 11 月 3 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候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 任务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1959 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 12000 斤,豆类 3500 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 30 斤,秋季水稻提留 30 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 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开始, 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那个时间仍 然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 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 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 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 120 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 70 多人。这些惨 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也不是实实在 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 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的亲身所见,望 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 2004年4月

名   单

1959 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120 人中有72人饿死。

死者姓名 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注
1 李兴奎 男 李传如 祖父
2 吴德勤 男 吴永富、吴永炳 父亲
3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4 吴根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5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6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7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8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9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10 余才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11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12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13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14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15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16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17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18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19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20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21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22 吴德润 男 吴永明 父亲
23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24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25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26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27 冯长友 男 绝户
28 冯小二 男 绝户
29 冯云毛 女 绝户
30 杨世英 女 绝户
31 吴永昌 男 绝户
32 潘秀英 女 绝户
33 吴小成 男 绝户
34 吴二毛 女 绝户
35 吴德立 男 绝户
36 吴永恩 男 绝户
37 吴德刚 男 绝户
38 徐乃典 男 绝户
39 徐乃韶 男 绝户
40 徐之太 男 绝户
41 余敦海 男 绝户
42 余陈氏 女 绝户
43 余小富 男 绝户
44 余自明 男 绝户
45 王福汉 男 绝户
46 李明奎 男 绝户
47 李福喜 男 绝户
48 李刘氏 女 绝户
49 李小毛 男 绝户
50 徐安义 男 绝户
51 徐小照 男 绝户
52 吴永清 男 绝户
53 吴小成 男 绝户
54 吴二娌 女 绝户
55 吴大孩 男 绝户
56 吴云毛 女 绝户
57 陈友来 男 绝户
58 陈刘氏 女 绝户
59 吴松山 男 绝户
60 吴华厚 男 绝户
61 吴王氏 女 绝户
62 徐乃珍 女 绝户
63 吴小油 女 绝户
64 吴舍毛 女 绝户
65 吴四毛 女 绝户
66 吴向山 男 绝户
67 吴桂氏 女 绝户
68 吴永才 男 绝户
69 吴王氏 女 绝户
70 吴永堂 男 绝户
71 吴马氏 女 绝户
72 吴向成 男 绝户

      合计 72 人,分别在 1959 年农历 10 月,11 月死去。

河南干部作风如此之坏,是反右倾、拔白旗的直接结果。1958 年,河南曾发生过震 动全国的“反潘杨王事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纠集“左派”, 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 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撤换了一大批具有老革命传统的、说实话 办实事的好干部(包括不脱产的基层干部整了 20 多万人),把一批风(看风)马(拍马) 牛(吹牛)干部提拔起来,是大跃进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 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 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是“左”倾路线下面的一个“好”

干部的典型,是吴芝圃的爱将,也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多次表扬、向全国推广的第 一个卫星公社就是路宪文抓出来的。农民深恶痛绝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不就是依靠 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路宪文式的干部才得以在全国推行开吗!他在信阳地区干那些伤天害 理的事情,还真不是为了自己,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 1959 年代产量不如 1958 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他是在忠实地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不把粮食挖出来,怎么能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呢? 让大城市的人饿饭,在城市如果饿死人那还得了吗!反正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为自己的 面子又迟迟不批准进口粮食,总要有一部分人饿死。宁可农村饿死人,也要完成征购指 标,支援城市,这是没写成文件的中央精神。路宪文是这一精神的忠实的铁杆执行者。

信阳事件曝光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下令逮捕路宪文和信阳地区 16 个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撤职查办下面的干部 983 人,逮捕法办 275 人。吴芝圃将罪 孽深重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 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改成了死缓。就这样受处分的干部还是不服。杨守绩 向省委申诉:“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 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西屋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 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被查处的县委书记们不服是有道理的。他们执行的是省委的 指示,不择手段地搜刮粮食是要完成省里压下来的高指标,他们是吴芝圃的替罪羊。吴 芝圃执行的是北戴河会议精神、庐山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从根 本上说,饿死人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秦始皇”—空想加 暴政的政治体制,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在救济灾民问 题上,毛泽东的暴政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恤流亡的政治 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 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返流民、设粥场施粥、 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今日的总督巡抚 —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 是负责关注救济饥荒、抚恤流亡的,关注的是饿死人以后如何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 不受和少受损失。因为饿死人的事传到外面去就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 而毛泽东的威信是高于一切的。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 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干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 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 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报灾求救的 信件有 10000 多封;不是抚恤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不许饥民逃荒和把逃 到城镇的饥民抓起来。毛泽东建立起来至今受到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信阳事件惊动了北京。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 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1960 年 5 月,董必武将两位处 长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常委,毛泽东看到报告批示定调子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 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又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责 成讲“良心”的总理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来称之为“十二条”)。 可见毛泽东知道信阳事件是党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作出反革命定性的判断,是用阶级 斗争掩盖路线错误。根据毛的批示,中共中央派出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组部副部长 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为首的由几十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河南,中南局第一 书记陶铸也率领庞大的工作组下来了。中央工作组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首先统一河南

干部群众的思想,给信阳事件定调子,第二位的任务才是救济灾民。他们造舆论说信阳 事件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漏网的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 革命阶级复辟”所造成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 权夺过来。”

路宪文领导的遂平县出了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然后, 粮食产量放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瞒产,继续跃进,他们 无一不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如今被中央工作组“点金成土”,这 些“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好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 的“漏网的地主、富农”。这种做法,有深义存焉。

在改组后的信阳地委 1960 年 12 月 22 日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说: “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 ‘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必须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补课任务是艰巨的,应该掌握 以下几个重要环节:(1)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2) 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补课,同时,还要彻底 反‘五风’,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3) 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 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这一独具匠心的“理论创造”,要害是破除认为 “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的观点,树立“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的观点。 这一破一立,使毛泽东这位饿死几千万人的罪魁祸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高扬 阶级斗争的旗帜,再次成了人民的救星。

信阳地委的报告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 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 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 诚地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 就是说,整个领导信阳地区大跃进、公社化的是“假共产党”,现在来的这一拨工作组, 才是真共产党。毛泽东接信阳地委报告如获至宝,于 1960年 12 月 31 日批发全国:“这 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 407 页及注 3)信阳报告转发全国,就是告诉各地。用阶级斗争掩盖“左”倾路线,巧妙地转 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信阳的经验和这两句“御批”使毛泽东瞒天过海,由这场大 灾大难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由此得到启发,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 范围的“四清运动”。

吴芝圃炮制信阳报告这一“功”,抵了饿死294万人的罪,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灰溜溜地坐在后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各省大 员的面作了一个不寻常的政治姿态,以他那湖南高腔喊道:“之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 要抬起头来,坐到前面来!”

  这样,吴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南局书记。

第十九章 共产主义地狱(下)

河南并不是饿死人最多的,整个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据四川省原政 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人超过 1000万。(见《文摘周报》2005 年 12 月 30 日文章《我 向中央讲实情》)以下是记者采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后发表的文章摘要:

1960 年 11 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胜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 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当时重庆所属 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 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踩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 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 中的重灾县,1960 年饿死人数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 劳动力丧失,只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 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杆扎起来 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 子。

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四川省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 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 231 亿斤,比 1958 年的 449 亿斤下降了238 亿斤,甚至比 1949 年还少 30 亿斤。可是受 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 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 外调粮,仅 1959 年至1961 年三年就往外调 157 亿斤,几乎相当于前 5 年外调粮食的总 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 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2 年 6 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 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许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 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 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同志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 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 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 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 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作者注:中央 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找省里一个干部谈话。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为什么要“掩 人耳目”呢?怕谁知道呢?怕毛泽东知道。那时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已隔阂日深),团中 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 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以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 真话。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 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 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 400 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 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 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 800 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 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 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 6236 万, 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 年的四川人口是 7215.7 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 千万。在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 1957 年到 1960 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 1960 年底的数字,从 1960 年到 1962 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 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 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经县委书记所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 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来就收回去 了,别说中央,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副部长刘恩,早在 1959 年就 到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出材料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 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 250 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 1000 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 室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 你这个数字!”(引者按:由此可见,中央书记处有一本反映饿死人数真实情况的底账。 后来这被毛泽东认为中央办公厅要搞他的黑材料)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 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没有 认真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 年 6 月中央下发《关于 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 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 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 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 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说,谁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 年四川人 均占有粮食 630 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 1961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繃面子,狠心 克扣农民的口粮。四川城镇居民每月的口粮是 21 斤,干部只有 19 斤,农村社员每天的 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 两为一斤)的 4-5 两原粮(即谷子),打出来只有 老秤的2-3两,折合新秤只有1-2两,城里居民每月供应二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 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的指标没有粮食。1960 年 7 月 1 日,省委突 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来的 4800 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 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粮食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来 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 这么搞怎么能不死人!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 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粮食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 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寄了 100 元钱去。”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汇报的第四天,即 1962 年的 7 月 2 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 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 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 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 17 名干部都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 处进行调查。17 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这次调查很 关注,所有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 1962 年 8 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 8 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 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成了 9 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 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展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 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汇总到萧泽宽(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 “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 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 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 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 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 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 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从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 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五个副书记被 撤了四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 务,下放到重庆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 20 年后的 1982 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人以上,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罪责难逃。这里需要点评的是,在清查他的罪行时,他为什么气那么粗,腰杆那么硬?他为什么敢和中央书记处对着干? 中央书记处为什么连廖伯康等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李井泉将 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其原因在于有一只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盖子,这就是毛泽 东。,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大组组长李井泉是引为知己的。就是四川省饿 死人最多的时候----1960年9月,毛泽东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 一政治委员,掌管云、贵、川三省,成为中央书记处“惹不起”的西南王。

四川遗留下一些人吃人的案例。据四川灌县县委办公室 1960 年 3 月 26 日给温江地 委办公室的报告:

案例一:“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41 岁,地主成分。51 年丈夫病死, 为逃避改造,52 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3 月16 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现, 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 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剖、菜刀、背篼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 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逮捕法办。”

案例二:“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 39 岁。周对现实极为不 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3 月 16 日下午竟将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这两个案例是县委作为抓阶级斗争的政绩上报的,所以将报告留存下来了。至于贫农吃贫农,父母吃孩子的案例,则隐瞒不报了。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顾说:“那是一 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 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 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 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你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 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去看:为什么不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粮食哪里去了?你 贪污!你破坏!你。一级一级都在竭尽全力抹杀事实真相。言路闭塞至此,一个不 清醒的领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温江专区崇庆县离休老干部郑大军回顾这段痛史时说出来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

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 的交待。

1958 年我 26 岁,是县委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 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 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 覆。

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几个方面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 二条》(即 1960 年 11 月 3 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 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 1958 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 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 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 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舂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 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才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 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 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家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 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 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 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 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譃,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 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趁我们发愣,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 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背诵: “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 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 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农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 的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 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家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 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 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 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 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都调查研究,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呦。”大队支书吧胸脯擂得 崩崩响:“100%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 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 新“敌情”通报派往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 82 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 占全队同一年龄线产生女童人数的 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 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 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 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约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 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 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能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 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 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地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 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 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 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 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为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 挛,有效的救治方法灌服超量泻药:

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走向胀 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点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所以人们掏山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 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尿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 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 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 通群众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 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又说:他 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 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人家是 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 8 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反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 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我们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 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 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准动! 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 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 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扑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 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小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 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卷裹成诱人的一 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的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 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块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 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 口,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 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 嘴壳戳进去,吱吱呪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檐装了一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 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篼,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面无 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 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有喝饱过, 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 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 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树才妹呦,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 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压下这起吃 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 一放,大伙私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 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抄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摸把泪,与邻居约定 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 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死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 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 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闻声赶 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 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 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 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 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 1962 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 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 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 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农民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 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 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 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 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包谷杆、稻草、麦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 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炕饼子,很香。还派人收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 莹莹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 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 30,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 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1961 年春荒过去,地里依旧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 浮肿了,一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 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再深度 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 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 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这一轮新的吃人案件,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 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 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 抓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判断、定罪。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铁的事实是,吃人比 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 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都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的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 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芻,侵不进肚肠,还 是倒灌来的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 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涨破肚皮强。我再 能说啥呢,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有造 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 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三年大饥荒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在历史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中山大学 教授李若建搜集公开资料,写成《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一文在网 上发表,揭露了人民反抗的冰山一角:

1960 年 12 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 180 起,据查清的 96 起统计,抢走粮 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 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 13 个县 22 起抢 粮事件调查,参与者 5495 人。甘肃省在 1961 年 1 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 5-6 百起,损 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1961 年在张掖市发 生 3000 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1961 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 粮食事件。四川省的石柱县在 1960 年 5 月发生百余人的暴乱,吊打干部,抢夺粮食。贵 州省雷山县在 1960 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贵州黎平县 1960 年 12 月-1961 年 1 月期间发生 4000 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 体粮食事件。

1958 年甘肃的广河、东乡等地发生大规模反革命叛乱。1960 年甘肃泾川县发生反革 命叛乱 6。1963 年甘肃嘉裕关市发生反革命叛乱。四川省阿坝地区从 1956 年到 1961 年 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1960 年四川开县发生武装暴乱。1958 年云 南鹤庆县在三县的结合部发生土匪骚乱。大跃进中,云南丽江地区部分藏族、彝族群众 暴乱,红河、曲靖地区都有小规模暴乱。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 8 万人。 1958 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1958 年云南禄劝县 发生暴乱。1959 年云南建水县发生暴乱。1961 年云南省南华县发生暴乱。1958 年 9 月云 南西盟发生武装叛乱,1962 年云南镇源县发生 30 余人的暴乱。1958 年 11 月贵州水城县 发生暴乱,1960 年贵州织金县、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发生暴乱。1962 年贵州盘县发 生暴乱。1958 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1958 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 年和 1959 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1958 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1959 年安徽 岳西县发生暴乱。1960 年安徽绩溪县发生反革命暴动。1958 年湖北五峰县发生暴乱,同 年湖北竹溪县发生暴乱。

  据杨小凯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一文中披露:

史实是 1960 至 1963 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 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 大饥荒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后来都在 1969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一个重要史实。改 革开放前一直严密封锁这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1983 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 1949 到 1982 年户口登记 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 1960 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 1000 万吨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91 年 8 月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 十年》一书出版,以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指出: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 年的粮食产量仅 为 3400 亿斤,比 1958 年实际产量 4000 亿斤减少 600 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 5400 亿 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 1958 年产量 5000 亿斤增加 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 173 亿斤,达到 1348 亿斤,超过实际产 量的三分之一。1960 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 2870 亿斤,比 1959 年又减少了 530 亿斤, 跌落到 1951 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 1951 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 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 9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人 均消费量减少 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 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 70%。许多地区 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 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 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 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 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 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见该书第 368 至 369 页)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地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 300 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一期,后由相关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 司于 2005 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的,作者自 述引用地方志 1050 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 的真实情况。能取得这样的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长地方志修撰工作的 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 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 1462 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 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表一、 1958—1962 年 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单位:万人)

省名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97        2   
贵州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2009.9       93.1         4.63         7
云南      1918.3       80.4         4.19         8 
山东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6644.6      61.0          1.10         16 
江西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63474.9   3245.8        5.11

据表一,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 3245.8 万人。全国各灾区省(不 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 5%。在华东地区,安 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 18.4%,江苏占 2.9%,而浙江只占 0.5%,江西略高, 也只占 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 的 6.8%,湖北只占 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 4.7%,广 东只占 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 13.1%,贵州 10.5%,云南只有 4.2%。在西北地方, 甘肃占 6.5%,陕西只有 1%。在华北,河南高达 6.1%,山东为 3.4%,河北(含北京和天 津)只有 1.1%,山西更低至 0.4%,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 跃进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 有些年轻人认为,如果饿死 3000 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 20 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 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他们生活在城市或较好的省份,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没有发现饿 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都是如此,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 的这种极大的不平衡性。

2005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 1959 年至 1962 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 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 年,全国 17 个省级地区,有 522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95 万 8 千多人。

1960 年,全国 28 个省级地区,有 1155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272 万多人。

1961 年,全国各地区有 1327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217.7 万多人。

1962 年,全国各地区有 751.8 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107.8 万多 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 3755.8 万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 并无夸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 说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实事求是的,无文过饰非之心。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 大气候灾害,死亡 2992 万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 年第十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 历史上首位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 总数是 3755.8 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 764 万人。这不是 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 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 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1959 年 6 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 343 亿斤,折合 1715 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 3000 万吨(600 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却决定出口 419 万吨粮食换取黄金 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 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 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 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 年全国缺少 2400 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 320 市斤作为维持 生命的基线计算,和 76.8 亿斤,384 万吨。如果不出口那 419 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 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杨威世 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 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 是 3750 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 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 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 其美的结果。1961年又动用外汇进口粮食750万吨,就更加证明1960年出口419万吨粮 食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所以,饿死人的事情是决策错误,是人祸,是毛祸,是毛泽东 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排挤周恩来,亲自担任 “政治设计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的直接结果。这样说不是免除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省、 地、县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说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 就如同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正确领导一样,大跃进饿死 人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错误路线、错误领导造成的。历史应该这样写、

在民主体制下,议会是民意机构,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其任务是对政府 决策是代表还是违背人民的利益作最后的审查把关。执政党是不能左右议会的,议会不 通过,政府的政策就不能出台。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不 通过钢铁生产翻一番的高指标,不通过公社化的体制,或有权力断然制止祸国殃民的大 跃进,是可以避免和大大减轻这场大灾大难的。令人遗憾的是在 1960 年 3 月 30 日到 4 月 8 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2000 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 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 “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在我们的政治体 制下,毛泽东的决策,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人置疑, 没有一票反对。党外没有民主,党内也没有民主。这种政治体制是非改不行了。诺贝尔 经济奖得主、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

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 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 1958 年至 1961 年间差不多饿死了 3000 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 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 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以自由看待发展》)

第二十章 三代贫农的女儿高喊“打倒毛泽东”的标语牌闯中南海
1960 年 6 月 10 日至 18 日,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 至 1962)的补充计划问题。

18 日下午,毛泽东以《十年总结》为题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 的路线。1957 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 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8 年 5 月党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 1958 年的大跃进。是年 8 月发现人民公社 是可行的、赫然挂着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 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 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 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8 月底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 月 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 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 11 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 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 产、生活两样抓。12 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 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 的界限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 3000 万吨钢在 1959 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降至 2000 万吨,1959 年北京 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 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 1650 万吨 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 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 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 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 1300 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 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 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9 年夏季庐 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 击,获得胜利。1960 年 6 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 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 得。1956 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 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致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 在今年 7 月的党代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 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 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 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 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 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 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 同意了 1650 万吨。例如,1959 年 3 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 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 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 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 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 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 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 10 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 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 对整个世界也应如此。

这篇讲话,据毛泽东自己说是用了 2 个多小时写成文字的讲稿,问题的提法、分寸 到都是经过斟酌的。这是大跃进失败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承认自己有错误。这次毛泽东 没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是充满感情地说:“1956 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 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二五”计划是 周恩来在八大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是“右倾保守”,“消极 平衡”,不符合“两本账”的工作方法。如今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迂回 地撤销了原来的批评。毛泽东对 1958 年 8 月以来大炼钢铁问题上的失误所作的回顾和检 讨,是避重就轻的“杰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 2 是坚持要在 1958 年实现钢铁 产量翻一番,完成 1070 万吨钢;他不提 1070 万吨,大谈不该提出 1959 年完成 3000 万 吨,而后又一次次递减,直减到 1300 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如此 说来,在大炼钢铁问题上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批评下边,“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 商业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县、社、队的同志”,不懂 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是把自己摆在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的一贯正确的位置上,强调“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 基本上做得好的。”这种说法下边是很难心服的。

开完上海会议,7 月 3 日毛泽东到了避暑胜地北戴河。他在继续思考怎样既转好弯子, 又保住面子,这时候,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扫地以尽。

一天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 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 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地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 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 墙外的便衣警察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铐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 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 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说明有照片 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 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 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 初中,1956 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 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 5 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 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 30 几口。 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 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 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 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 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 我、枪毙打靶,也有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 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 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 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 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 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 一个村就饿死 30 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 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 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 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 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 “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 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 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泽 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 份简报是别有用心。1960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扔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 1800 万吨 钢、6000 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才勉强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 荒的事实。真的死人了吗?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粮食紧张吗?死了一些人,值得这么 大惊小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 的农村人口在成千上万、成十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这个 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 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 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 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 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修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同意为 100 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 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 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总司令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全会(1960 年 7 月 5 日-8 月 10 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 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 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全会正式通过党内文件, 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总书记邓小平在 7 月 31 日会议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 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归我们处理了。”邓宣布后,毛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 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此次,毛泽东退居二线(但绝对不是放权),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 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头下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处理灾情。只有毛泽东、 林彪两人没有下去。毛泽东去了杭州疗养, 林彪常住苏州养病。

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的问题平反,恢复名誉,似乎是让他放手整顿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机敏地接受了毛泽东的信号。在 8 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 1961 年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 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同意计委的意见,并增加了“充实” 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个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 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的终结。

从 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大跃进,后果是极端严重的。各种比例失调,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

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 33.9%、43.9%、 39.6%,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 24.2%的水平。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钢铁工业畸形发展。1958 年至 1960 年,重工业增长 2.3 倍, 而农业却下降了 22.8%。

第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

第四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增加了几千万职工生活保障的开支,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最后是商品粮的供应能力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严重失调。以农立国的中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周恩来做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甚至自己拨拉算盘,总算弄清了三年粮食产量的糊涂账。

1958 年,庐山会议“核实”为 5000 亿斤,经再次核实为 4000 亿斤。

1959 年,原估产 5400 亿斤,比庐山会议“核实”的 1958 年产量增加 8%,实际不但没有增加,还大幅度减产,实际产量为3400 亿斤。由于估产偏高,这年征购粮食比上年增加 173 亿斤,达到 1348 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各地饿死人的事情日趋严重。

1960 年由于农业上调整政策不落实,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为 2870 亿斤,比 1959 年又减少 530 亿斤,跌落到 1951 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 1949 年的水平、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

  面对这样的局面,周恩来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责任心和卓越的治国安民的能力。

在 1958 年 5 月至 1960 年 6 月两年时间国务院脱离周恩来掌控的情况下,国家战略储备粮被掏空了。作为总理,他首先要让全国人民吃上饭,不能再让饿死人的势头蔓延。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1960 年 6 月底报告称:入夏以来,北京存粮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队十个城市的存粮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艰难地与产粮省商量,调运粮食给几个大城市化工业区,保证这些地方没出大乱子。周恩来在陈云的支持下,冒着政治风险,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建议进口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第一批运粮船 1961 年初从澳大利亚抵达天津港。为了及时向灾区分发调拨,他指示外贸部紧急进口 1200 辆卡车,交粮食部专用。1961 年进口粮食 580 万吨,减去出口 136 万吨,净进口 444 万吨。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恢复职权太晚了,他 1960 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数字, 尽管火速行动,在 1961 年初第一批粮食紧急调往灾区时,又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了。

1960 年是国家经济形势最糟的一年,是死人最多的一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出现信仰危机的一年,是毛泽东应该退出政治舞台的一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年 9 月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一个挺毛的决议,有这样一些石破天惊的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在 1945 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主席接班人刘少奇的专利。别人只有跟,不能超越。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年一直提“学习毛泽东著作”,直至 1960 年 9 月 28 日中宣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宣传和学习报告还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要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还没有什么大动作,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出了这么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里抢过了“个人崇拜”的大旗,中共上层平静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了。全军乃至全党都得跟林彪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调子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形成了又一个司令部,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相对立的另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而毛泽东是站在路边那一边的,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最初形成。因此, 林彪此举是向八大通过的党章挑战,是向刘少奇、邓小平挑战,是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挑战。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人敢再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人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只能悄悄地纠正“下边”的错误。

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农业生产,“左”的高调再不能唱了。他亲于 1960 年 11 月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 1961 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允许社员经验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加上“至少 20 年不变”);恢复农村集市等。

当时妨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大问题是“穷过渡”的政策。“共产风”是它的表现, 共产风的出发点是穷过渡,落脚点还是穷过渡。毛泽东认为农民穷,没有什么财产的拖累,愿意共产,容易过渡。1958 年北戴河会议通过的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亲自规定“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到 1960 年上海会议他还“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如今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中加上“从 1961 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是对上海八年过渡完的重申。这就为日后的再一次折腾埋下了伏笔,《紧急指示信》在农村的贯彻,起了稳定人心,恢复农业生产的作用。

在 1960 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随即问在座的人:“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 1961 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大跃进,接受了八字方针。1961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

福建龙岩地委发现毛泽东写于 30 年代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后来正式发表毛泽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会前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如获至宝。在会上借题发挥,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的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言下之意是他早就是实事求是的,有三十年代的文章为证。这几年的不实事求是、吹牛、撒谎、弄虚造假,绝不是他煽起来的,是忘了他多年的教导。错在各级, 只有领袖最正确。他又站在一个正确的制高点上。

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命令他的三大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率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下到生产队做调查。

1961 年 4 月,刘少奇来到湖南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进行调查。他选择的住处是生产队养猪的一间破旧空房。一张铺着稻草的旧木床,两张油漆剥落的饭桌和四条长凳,构成刘少奇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全部陈设,窗户漏雨用雨布遮挡,没有电灯用蜡烛照明。他和王光美就住在这里,开始了 44 天地湖南调查,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省委第一书记们也纷纷下去了。

毛泽东在林彪的支持下牢牢地控制着局面。尽管他是这几年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 犯了大错误,制造了大麻烦,本该引咎辞职,但他摇身一变,成了置身事外纠正全党错误的教师爷。因为林彪说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全党都得跟着他的魔笛跳舞。

  这时候,农村的集体食堂还被当作“社会主义阵地”艰难地固守着。

4 月 14 日,胡乔木给毛泽东送来报告称:“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河北有一位农民当面毫不客气地对周恩来总理说:“再吃两年大锅饭,连你们也得饿死了”。(《羊城晚报》1998 年 3 月 11日,第十版)5 月 7 日,周恩来从邯郸给毛泽东打来电话:“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问题。”

5 月 9 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给毛泽东来信:“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如何勉强。。。。。当前即是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5 月 9 日朱德从四川给毛泽东写来亲笔信,为民请命,再次建议解散农村的食堂,说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 40-50%。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主要讨论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和粮食问题。

在讨论修改公社条例的过程中,取消公共食堂达成了共识、条例(修正草案)中是这样表达的: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由社所有制退回到生产大队所有制,即是说在所有制问题上,由人民公社退回到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在中共的文件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这以前是指生产大队。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找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解学恭,管农业的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 邢台地委书记刘琦,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山东省委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农村工作 部部长程怀仁开座谈会,征询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大家认为,“农业六十条”规定的大队是经营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仍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张实行大包干制,即生产队承包农业生产任务后。除了上缴给国家、大队的部分外,剩下全归生产队支配,绝大部分分配给社员,实行这种办法的,人心稳定,生产都比较好。毛泽东口问心写,亲自作如下调查记录:“三包一奖制度是繁琐哲学:你看,有 37 道工序。49 个百分比。1128 笔账。光定额就有 400 多个。”回到北京,29 日他给常委们写了一封信,说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问题。。。。。 我的意思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 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从此,在所有制问题上又退了一步,退回到 1955 年初级农业社的水平。所谓“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名存实亡了。毛泽东要面子,公社是他提出来的,名存实亡可以,但不能说搞快了,更不能说搞糟了,公社的牌子还要继续挂着。所有制放在哪一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农民自己能够解决好的问题,被毛泽东搞得十分复杂,十分玄虚,好像全党都不明白;如果 1955 年听邓子恢的话,不批“小脚女人”,不办高级社,不一误再误进入人民公社这个迷宫,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多的脑筋,既要说明进入迷宫是正确的,又要从迷宫里走出来。

1961 年 9 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时毛泽东住在武汉的东湖甲舍。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奉周总理派遣于 9 月 22 日到达武汉,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辉谈到:“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敬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 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 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北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 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 不是马粪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第二天.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你知道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讲话,而且公之于众, 有多方面的意思,但是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 他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他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 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 了,刘少奇要对 1958 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第二, 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 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 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 年夏天,毛会见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 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这份简报,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头疼,烦躁, 坐卧不宁。产生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恐惧感。他对叶群说:“搞得不好我真会是高岗的下场。”

  党内老狐狸康生,自告奋勇要当《刘少奇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

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和《人民日报》1962 年 8 月 1 日全文发表经刘少奇修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刘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戴德,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来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局。

(上卷完,接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