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刘少奇的悲惨结局
与中南海汪东兴管辖区内对刘少奇生活上的虐杀相配合,那边厢江青为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少奇制造着伪证。
1966 年 12 月 18 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谢富治、汪东兴召集从中 央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四名干部开会,宣布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名称 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任组长。1967 年 3 月 21 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把有关刘少奇的 材料“叫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谢富治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 专案组”。1968 年 2月 26 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文件上批示: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 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打倒辽宁造反派的报告,说刘少奇 1929 年曾在奉天纱厂 被捕过,是否也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1967 年 7 月 28 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 人赴沈阳组织 300 红卫兵,三人一组,分 100 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 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看见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 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 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 15 人的 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 50 天地时间里,查了 1929 年前后的 245 万卷档案和报刊资 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 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江青不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 彻查办把 1929 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 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 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公室成立了 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 查找 1929 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担任过职务的就列 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画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 “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 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 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 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 一次次的威胁恐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 目的不罢休。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 1967 年 12 月 14 日至 1968 年 1 月 10 日的 27 天里进行了 38 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 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 “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你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在反复 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按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 立即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 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关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 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1968 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 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 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 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 “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 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 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 想“918”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 1929 年 8、9、10 三个月发 生的大事。要他一个月一个月地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 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说:“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 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 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塘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刘少 奇被捕地点的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者的身份,刘多荃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 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 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 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 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的职 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 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多荃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 狱之后,就于 1979 年 5 月至 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 1968 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 “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 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 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 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 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 71 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定刘少奇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 8 份主证中 7 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 京的孟用潜(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1929 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与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奉天警察局 逮捕。因没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被取保释放。为了将刘少奇打成叛徒,1967 年 5 月 22 日,江青控制的专案组宣布对孟用潜进行“隔离审查”。据“刘少奇、王光美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交代,审讯取证是这样进行的:“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 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时讲不出了,或者讲的不符合专案组的需 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胁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漫骂他老顽固, 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 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 7 天。 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供了。”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 先后写了 20 份申诉,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没有事实根据。” 但定案材料附件上还是把孟用潜被追逼 7 天,在强大压力下写出的假供当作定案的依据。
根据康生的高见,王光美和刘少奇是一案。只要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刘少奇就是内 奸。1946 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王光美当过军调部共产党代表团的英文翻译。突破口就 在这里了。谁介绍王光美进的军调部呢?中共地下党的崔月犁。文化大革命初期崔月犁 是北京市副市长,于是,祸从天降,崔月犁被关起来了。对他的审问是这样开始的:
问:“你知不知道美国在北京的特务机关所在地?”
答:“不知道。”
问:“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
答:“我也不知道。”
问:“你数数字,从一数起,数!” 答:“1、2、3、4、。35、36、37、38.。” 啪!一个嘴巴,把崔月犁打了个趔趄。
崔莫名其妙,问:“为什么打人?”
答:“你还装糊涂!东四六条 38 号,你不知道怎么能说 38?你早知道 38 号,为什么
答:“不知道。”
问:“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
答:“我也不知道。”
问:“你数数字,从一数起,数!” 答:“1、2、3、4、。35、36、37、38.。” 啪!一个嘴巴,把崔月犁打了个趔趄。
崔莫名其妙,问:“为什么打人?”
答:“你还装糊涂!东四六条 38 号,你不知道怎么能说 38?你早知道 38 号,为什么
不说?然 后又拿出一张照片,叫崔月犁辨识。 崔说:“不认识。”
“会背百家姓吗?背!” 崔月犁像个启蒙童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 审问者又开打。把刚才的照片翻过来,叫崔月犁念写在背面的名字。 崔念:“杨成祚。”
审问者:“你知道是杨成祚为什么不早说?”
杨成祚,解放前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成祚夫妇有亲属在美国,就变成 了美国特务,被投入监狱。要杨成祚承认是他发展了王光美成了美国情报局的“战略特 务”。但这还需要旁证。又找出一个无辜的人张重一,让他证明老朋友杨成祚夫妇是美国 特务,这样才能把案定死。
那年张重一 67 岁,患有肝癌、1967 年 11 月 9 日专案组写给江青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 做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 月 26 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 日转入解放军总 医院,经大力抢救,我们创造了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 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的 27 天中,突审了 21 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审讯录音带有 80 多盘。最精彩的是最后的对话。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答:“我。有这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答:“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咱们政府公报上我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咱们政府公报上我知道的。”
这就是江青领导的专案组制造伪证的一个断面,掐头去尾的运用这些口供,内幕之 黑暗超过军统。
粉碎“四人帮”后审判江青时,1980 年 12 月 3 日上午,法庭还就江青伙同康生诬陷 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肖孟在 1967 年 5 月至 11 月间,曾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
肖孟在法庭上作证说:“1967 年 9 月 3 日晚上,康生打电话通知我到钓鱼台的住处去 一趟。等了很久,康生叫我上楼,楼上只有康生和江青二人,江青说:‘今天晚上不能专 案组要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 问题可以定案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赶快搞出来。’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很多调查 工作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报告很难写。但是明知这不写不行,又不敢不写, 便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管写了‘基本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 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但是江青看后划了个‘?’”
肖孟说,他知道江青生气了,不敢再去问。拿着报告去找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 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体会我和江青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康生说:“报告你 们不用搞了,我亲自写好了”。后来,这位制造伪证不力的专案组组长被江青清除出专案 组,并被关进监狱五年之久。
肖孟说,事后我们看到康生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 情报局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和“蒋帮特务”。在康生的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 签名。“由此可见,诬陷王光美是‘特务’,完全是江青、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江青在炮制完毕对刘少奇诬陷、栽赃的三份所谓“罪证材料”时,1968 年 9 月 16 日在材料上作批示,记录下了自己的“成绩”,她半得意半疯狂地写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 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 的阶级敌人。
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
江青只顾眼前不顾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刘少奇提到这样高的位置的?提拔 刘少奇的这个人如此失察,一定是个大白痴、大混蛋;长期以来领导刘少奇的,也就是 刘少奇的“上线”,一定是个更大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江青 丑表功,想给自己的丈夫脸上擦粉,却把丈夫的面目涂黑了。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原中央 委员97人,
去世 10 人,被打倒 47 人,实到中委 40 人,不足法定半数。从候补中委 19 人中, 挑选了 10 人(而不是按顺序)递补为中央委员,使中央委员人数达到 50 名,稍稍超过 半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各大军 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 74 人列席会议。
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通盘考虑:“我们估计大概要 搞三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 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 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人证、物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 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 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 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 行。
公报说,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通过时没有表决器,也不 是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在毛林高压之下许多人只好违心地举手;只有一个人没 有举手,她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这说明了在中共党内人心不死, 正义尚存。
刘少奇并没有及时听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直至24天以后,即11月24日, 刘少奇 70 寿辰这一天,江青安排专案人员给他播放《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录音,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 呕吐,血压陡然升高 260/130,体温升高到 40 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为共产主义理 想摩顶放踵的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人,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自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在自己救人民于水火, 扶大厦之将倾,挽救了毛泽东所造成的亡党亡国的危机之后,竟是这么一个离奇、荒谬 和悲惨的结局。
1969 年 10 月 17 日晚上 7 点,奄奄一息的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 痰器,身上扎着输液针,用一条棉被裹身,被抬上了担架,让共和国主席卫士长李太和 护送,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秘密送往开封。
在开封市人民政府大院(已经清空无人)的东北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解放前看 是金城银行的金库。小院的每个屋门,都由厚厚的钢板制成,窗户上装有拇指粗的钢筋, 是插翅难飞的地方。为了万无一失,还在小院四面的屋顶上架了四挺机关枪,派了两个 排的解放军看守。这就是囚禁刘少奇的最后一个地方。小院外设有中央文革派来的专司 监管刘少奇的“特派员”办公室,从开封陆军 155 医院调来一位姓刘的医生,两名男护 士和两名女护士,组成监护小组。
18 日上午 8 时,经过反复审查挑选的刘医生率领护士们来到刘少奇住的房间。在检 查身体之前,先拿出毛主席语录,刘医生念一句。护士们跟着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 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这算是站稳了立 场,和病人划清了界线。然后,北京随来的曹护士递上一叠病历,并介绍说:“他原来患 有糖尿病,长期用维生素和 D860,已经停用了。他现在还患有心脏病和大叶肺炎。”
这位刘医生,当然是坚定的左派。但在左的面貌下面,他仍有一颗人道主义的心。 这从他写的监护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第七天---1969 年 10 月 23 日,刘少奇咳嗽复发、刘军医提出为病人化验,透视拍片 建议。
第八天---1969 年 10 月 24 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拍透视片不行。
第九天---1969 年 10 月 25 日,刘医生为刘少奇化验尿样和血样,他在监护日记中写 道: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他得的病本来不是什么难症,只是治疗不及时,才引起多 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也被扎 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力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 角度似乎是难以解释的。
第十天---1969 年 10 月 26 日,刘医生提出给病人勤翻身、擦洗,防止生褥疮。又准 备向上级提拍透视片和会诊。
第十一天—1969 年 10 月 27 日,刘医生要用 D860,但上级不准用。 第十三天—1969 年 10 月 29 日,病人咳嗽复发。刘医生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 第十四天—1969 年 10 月 30 日,病人轻度发烧,开封药品告急,上级不准购买。 第十五天—1969 年 10 月 31 日,上午给病人翻身擦背,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适宜
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
第十六天—1969 年 11 月 1 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已经过去第二周了。这一
第十六天—1969 年 11 月 1 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已经过去第二周了。这一
周末,他的病情明显恶化。这不能不说与药物的减少有关。同时,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 的透视、拍片、会诊的建议。我算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监护,而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 务。
第二十一天—1969 年 11 月 6 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 年纪,身体又那么衰弱,高烧 40 多度,已近生命的极限。可他的神智似乎还是那么清醒, 还是那么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持续在 37.2度。他 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第二十二天—1969 年 11 月 7 日,从北京来的卫士长李太和和曹护士被送回北京。临 走时,李太和俯下身子,把嘴凑到刘少奇耳边,轻轻地告诉他要走的消息。
刘少奇脸上表情木然了,两颗混浊的泪珠从他的眼中流出。 曹护士也将脸贴上刘少奇,轻声叮嘱:要活下去,活下去!
第二十四天—1969 年 11 月 9 日,刘少奇的体温是 39.7 度。而退烧药已用完,上级
第二十四天—1969 年 11 月 9 日,刘少奇的体温是 39.7 度。而退烧药已用完,上级
不准买,北京带来的 D860 也被带走。
第二十六天—1969 年 11 月 11 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第二十七天—1969 年 11 月 12 日,凌晨 6:40 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
第二十六天—1969 年 11 月 11 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第二十七天—1969 年 11 月 12 日,凌晨 6:40 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
脏停止了跳动。两分钟后,刘医生和护士才赶到、刘少奇是在没有得到抢救的情况下死 亡的。
当李太和赶回开封为共和国主席收尸时,停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白 被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扭曲变形,嘴角流出一片淤血。。他保 卫了多年的共和国主席,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死了。他带来一把剪刀,给死者剪 去一尺多长的白发,剪短了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专案人员照了相,以便向江青和毛 泽东交代。然后,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短身长,死者小腿露在外 面,拉到了火葬场。一个排的兵力警备森严,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姓名是:刘卫黄, 无业。办完以后,专案组宣布:谁也不准泄露出去,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
直到 1972 年 8 月 16 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要求看望父母,毛泽东在专案组的报告上 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刘少奇的死讯才透露出来。
历史应该用浓墨重笔记下:毛泽东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非法囚禁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将其迫害致死。
第三十二章 林彪志得意满认真要接班1969 年 4 月 1 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代表 1512 人,
代表党员 2200 万人。主席台上左右两派营垒分明。毛泽东、林彪居中,右首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 面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 温玉成。按毛泽东的说法,陈毅等老革命家是“以右派代表的资格”出席会议。
开幕式上出现一个戏剧性场面。毛泽东出语惊人,他玩笑似的微笑着说:“我提议林 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忙把嘴凑到 扩音器前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 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忙站起,笑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 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举起手臂。林高喊:“通过!”掌声如雷,“毛主席万岁!”的口 号声随之而起。毛接着说:“他这个人啊,讲客气了。那就请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 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代表大会上主席团主席就是将要选出的中 央委员会主席,这是惯例。毛这个又似玩笑,又似正经的姿态,给与会者的印象是:充 分信任林彪,随时准备让出主席位置,交班给林彪。
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 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 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
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 最近披露的《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8 年 3 月 21 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 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 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 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和江青串演的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 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据原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回忆:
1968 年 10 月 17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 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1968 年 10 月 27 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 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1969 年 4 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 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 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版第 113-115 页)
这件事可评可点。
第一、 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 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 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 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4 月 24 日举行选举。到会代表 1510 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 1509 票。林彪为 了表示不能和毛平起平坐,与叶群投了自己的反对票,获 1508 票。江青盘算,减去丈夫 和自己的两票,应得 1508 票,实得 1502 票,少了 6 票,一定是林彪和黄、吴、叶、李、 邱没投自己的票。后经秘密查票,果然如是。从此对林彪、叶群心结日深。
九大共选出 179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中央候补委员。在这 279 人中,八届中委、候 补中委继续当选的只有 53 人,占九届中委、候补中委总数的 19%,许多功勋卓著的领导 人被淘汰了,大量造反派头头突击入党涌入中央委员会。
据陈伯达狱中自述:“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 年 4 月 30 日,主席请了总理、 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 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 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 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 起步,斗争还有反复,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 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主席思想的 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 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 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 棒,要一棒一棒地传递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时候经济建设问题才能提上 日程。但这回林彪没跟上主席,认认真真地想接班,刚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让运动停 下来。所以九大进行当中,后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就开始 了。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 没有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找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 泽东是不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当。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 21 名:毛泽东、林彪;以下按 中文简体字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 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 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 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 寒暄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没 有听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你看江青怎么样?”毛泽东拿张春桥说事,是想让林彪 推荐江青。
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 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此事见《晚年周恩来》,高文 谦著,香港明镜出版社第 276 页)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913”事件, 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的,可以讨论的;但真理再向前多走一 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我指的是不能给林彪平反,这个案 不能翻。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 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延续毛姓王朝与建立林姓王朝均非中国人民之福,林彪反 对江青后党临朝固然是对的,但他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 就会沦为北朝鲜,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反对任何家天下的 民主宪政的立场,林彪集团被粉碎,是清除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大障碍,既消除了 建立林氏王朝的可能性,又削弱了延续毛氏王朝的可能性,这对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 向民主宪政是有利的。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 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 16 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 54 人出身于四野系统。九大的中央委 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 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 了。林彪没有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 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林彪却浑然不觉。听说毛泽东 1965 年曾重上井冈山,并填《水调歌头》,他也要步 伟大领袖的后尘。林彪要用重上井冈山的壮举,振奋自己的拥护者,平息党内外对他孱 弱的身体的议论和猜测。他对随行的亲信说:“毛主席批二月逆流时说:‘你们可以把王 明请回来,把张国焘请回来,当你们的领袖。我和林彪同志重上井冈山,我们重新搞革 命。’我要让天下人知道,我还可以翻山越岭,还可以领兵作战。”
1969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林彪带着叶群、吴法宪、林立果和 100 多名工作人员、警 卫人员,分乘两架“子爵号”专机和一架“伊尔 18”飞机抵达江西省樟树机场,江西省 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程世清带着警卫部队和一大批服务人员前来迎接。 次日换乘“安-24”型小飞机在吉安机场降落。然后,乘汽车上山。叶群下令,从北京空 运林、叶的专车到吉安这是两辆美造卡迪莱克高级轿车,林彪那一辆大一些,叶群的一 辆小一点。后面是十几辆轿车、吉普、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
上山后,在井冈山宾馆下榻。人心情一好。身体就好。这时林彪也不怕风了,也不 怕水了。连日在各处寻踪怀旧。他看了黄洋界,看了步云山,看了七溪岭,看了和毛泽 东第一次谈话的攀龙书院。想想在井冈山的斗争,自己是朱毛麾下的主要战将、在前四 次反围剿作战中,崭露头角,军界成名。在朱毛发生分歧的时候,坚决拥毛反朱,成为毛泽东的头号亲信将领。井冈山时代唯一的遗憾是不该给毛写那封“套磁”的信。本来 是拜年的话,本来是虚心求教的意思,引出毛泽东那样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大议论。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疵点。将来如果接了班,当了领袖,在历史上怀疑过 星火燎原,也就是政治上曾动摇过,起码是一度不那么坚定。这个“一贯正确”怎么说?! 这个案必须翻过来。他想好了,在季后赛宾馆召见了一位随来的清客,此人姓朱名彦, 是叶群物色找来在帅府帮忙的,主要是教叶群写毛笔字,讲解诗词格律,帮她改诗,也 奉命替她作诗。
朱彦 40 多岁,颇具文人气质。这是第一次见林彪,他有点紧张。林彪起身握手,以 礼相待。然后就回顾井冈山的斗争,讲红军怎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他特别爱讲第四 次反围剿,那是他的得意之笔。大约讲了 20 分钟,林彪疲劳了,握手送客。朱彦惶惑不 解,这次副统帅召见,给我讲了这么多,是要我做什么呢?他去请教叶群,叶群这才把 题点透,是请他代作一首诗或词什么的。毛主席 1965 年重上井冈山有《满江红》一首, 林副主席也应该有一首类似的作品传世。叶群强调说:“1929 年末,林彪同志给主席写信, 是反映别人怀疑红旗能打得多久,主席误会了,把林彪同志也说在里面了。你想,林彪 同志打仗那么坚决,怎么会怀疑星火燎原呢?”朱彦这才明白了这次跟着上山的艰巨任 务。
朱彦冥思苦想,几乎寝食俱废,用了三、四天的时间交给叶群几首词。叶群展卷吟 诵,还能上口,基本满意,又作了一些推敲修改,就定稿了、原词如下:
西江月
一、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二、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顽敌埋葬。
三、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起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四、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这四首《西江月》虽是朱彦作的,但应由林彪负政治上的责任。后来,叶群又请作 曲家杰夫谱了曲,邱会作附庸风骚,练毛笔字,就“恭录育蓉同志《西江月》”。
回到北京,林彪为了取悦毛泽东,叫秘书将这几首词誊录清楚送进了中南海。毛泽 东展卷一看,是林彪作的,他浏览两遍,略作沉吟,拿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 星火燎原”两句下面,划了两条粗杠,批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后来问江青:“林彪长进了,会作诗了。这几首词是他写的吗?”江青莞尔一笑:“林彪懂什么对 仗平仄呀!叶群找了一些清客,教她练字作诗。这几首词准是请人代作的。”附庸风雅也 就罢了,又翻腾历史旧账干什么?1948 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他听说要把批评 他那封信收进去,赶紧打了个电报来,要求删掉他的名字,为了照顾他的情绪,采纳了 他的意见;如今干脆提出反驳,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毛泽东说:“林彪要树 立一贯正确的形象。他一贯正确,我对他的批评就错了。”林彪东施效颦。非但没有给毛 泽东留下好的印象,反而在毛心中结下一个疙瘩,但他隐忍未发。
1969 年 3 月 2 日中苏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苏交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 势。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召开了“三北”(按: 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作战会议。8 月 27 日,中央做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 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组织群众“深挖洞”,准 备防空,战备费用比上年猛增 34%。9 月上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 月 26 日,毛泽 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则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 一切。”林彪认真地把打仗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他调整指挥机构,将解放战争时期的 老作战科长阎仲川调任总参作战部长。国庆前后,战争的空气愈来愈浓。9 月 22 日,周 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形势,谈到10 月 20 日中苏准备进行副外长级会谈。10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苏军动向,得到情报说,苏联同意举行副外长级会谈是个烟幕, 苏军内部有人主张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党中央讨论决定,在 10 月 20 日前,必须将在京 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包括受审查的)疏散到外地安置,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 州,只留周恩来在北京坐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陈毅等,都是在这种背景 下被疏散出京的。许多文章、回忆录把这次疏散和林彪的“第一号通令”联系起来,认 为是林彪迫害老同志,这是不确切的,从下面林彪口述命令的原文中可以看出,纯属军 事行动,没有迫害老同志的内容。
林彪 10 月 17 日被疏散到苏州。同是疏散,待遇不同,林彪仍住在豪华的南园别墅 里。第二天(18 日)下午,他让秘书张云生给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了个电话,口授六条内 容,原文如下:
(1) 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的所谓代表团预定明(19) 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 19、20、21 日应特别注 意。
(2)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军区,对重型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 散隐蔽。
(3) 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 意。
(4)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生产,如40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82 无后坐力反坦克炮)。
(5) 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 (6) 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当晚 7 时左右,张云生照林彪口述记录向北京的黄永胜电话传达。黄永胜和作战部 长阎仲川研究后,关于抓紧军工生产,不普遍下达。只向有关单位下达。其余内容向全 军下达。下达时。阎仲川将林彪的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令前指作战组的参谋向全军下达。阎仲川定的这个名字给林彪帮了一个很大的倒忙。如果朴朴实实传达 林彪指示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当叶群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 时,住在武汉东湖的毛泽东阅后面色阴沉,一根火柴把文件烧掉了。毛泽东没有否定或 撤销这个命令,而是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分寸适当地表达了他的不满,
这个信息传回苏州,林彪惶恐不安数日、他想起 1967 年 6 月,有个军区请示一个连 的调动问题自己都没有擅自做主,请示了主席才定下来。这回调动千军万马,竟然一个 电话就捅下去了,太草率,太不谨慎了。当日(19 日)他就写了内容相同的两张条幅, 一幅挂在自己起居室的墙上,另一个送给叶群: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1969年10月19日
林彪这里突出“克己复礼”的意思,是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对毛泽东的谦恭和尊敬, 不可越位,不可擅权。后来“批林批孔”中那些批判“克己复礼”的文章,是隔靴搔痒, 言不及义。
林立果在战备中也有突出表现。林立果 196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有一定的科 技知识和动手能力。他曾在一个连队里用两个小时教会战士开坦克,受到林彪的表扬。 在空军他搞过一些科研项目。他参与设计了一种小型喷气歼击机,让江西飞机厂试制, 当时没搞成。后来经改进搞成了,制造出来的第一架,保存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林立 果还组织研制过小型天线,防飞机撞山器,穿云指示器等。他还让人把张家口北面的黄 阳山劈去一半,对着莫斯科方向装上雷达兵部研制的新式雷达,据说苏联一发射洲际导 弹这部雷达就能马上发现目标。1969 年 10 月,林彪将这一方案亲批“呈主席阅”。这一 工程尚未完成,就使毛泽东高兴不已,专门写了批示,夸奖林立果是敢想敢干的小将, 还接见了他,与他一起合影。毛泽东对林立果的恩宠轰动了空军。
1969 年 10 月 2 日,林彪在毛家湾召见吴法宪,二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传达您的指示,把您的指示运用 的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 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立果同志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
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同志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
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
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角的。豆豆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 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这次谈话之后,1969 年 10 月 17 日,空军司令吴法宪、政委王辉球签署了空军(69) 政干字第 94 号命令,任命 23 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大 区首长的任命权最高到副师)。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 王飞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这一命令,并说:“林立果同志是来自最革命 的家庭,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最有创造性和发展性。作为林副主席的接班人, 我们要无条件地学习林立果同志,无条件地服从林立果同志。空军的一切立果都可以调 动,空军的一切林立果都可以指挥。”与此同时,林立衡也被任命为《空军报》副主编。 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已经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 彪、叶群心里不平衡。急于把儿子推上政治舞台。为了确立儿子的地位和形象,1970 年 7 月 23 日,林彪亲自出面,带上儿子和几员大将去国防科委审查某工厂。在事先安排好 的夹道欢迎仪式上,林彪居中,黄永胜在林彪右侧,林立果在林彪左侧,吴法宪;李作 鹏、邱会作等依次往下排列,拍了照片,摄制了录像,在军内广泛宣传。
1970 年 7 月 31 日,在周宇驰,刘沛丰的“帮助”下,林立果在空军直属机关作了一 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报告分五部分,约 7 万字。第一部分是中国一定要富 强;第二部分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三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第四部分是 空军作战使用方面的几个问题;第五部分是调查研究的体会。许多观点和材料是从为林 彪准备的“九大”报告素材中移植过来的,所以听起来挺唬人。林立果口沫横飞,从上 午讲到下午,一共讲了 7 个多小时。
讲完后,吴法宪说:“林立果同志这个讲用报告,是我们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 立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的杰出代表。”
主持会议的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吴司令一向很欣赏林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 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立果同志在行 政上不是我的上级,但他政治上强,是林副主席的代言人,在政治上是我的上级、认识 一个领袖不容易。林立果同志具有领袖的条件,现在认识了,就要跟一辈子,风吹浪打 不回头。”
办公室主任周宇驰说:“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注:第一 个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主义,第三个里程碑是毛泽东思想,的事 个里程碑就是林立果这个报告)”。“立果同志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会后将林立果报告印制了 70 多万册,在军内广为散发,适值空军召开三代会(学习 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四好连队代表大会、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有 5000 多人参加,又 把林立果讲话的录音拿到会上反复播放。
两天后,活用报告录音带送到了毛家湾。林彪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连连夸奖:“思想 像我的,语言像我的,连声音都像我的。”
有人向毛泽东报告了空军大捧林立果并附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毛泽东把江青、康生、张春桥叫到自己的书房,让他们传阅这些材料。大家都浏览 了一遍,毛泽东才说:“你们看到了吧?人家已经开始吹上了,我还没有死呢。林彪同志 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 这不是我们这个党的天然领袖吗?讲天才,名曰树我,实际是想树自己的儿子。这就是 我那个接班人哪!”
康生说:“这个林彪,怎么能够允许底下的同志这么搞呢!昏了,昏了,已经昏了头 脑了。”
江青说:“我看这是想建立自己的家天下,这和封建皇帝传宗接代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哪有什么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罢了。一个人只要脚踏实地 接受教育,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多积累一些经验,多吸取一些教训,就会逐步地成长 起来。当初林彪说我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就 对那三个副词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党的九大删去了那三个副词,就是要逐步纠正林彪的 错误,可是他还要继续这么讲,不但用到我的头上,连他的儿子也成了天才了,而且是 超天才!”
张春桥说:“关于这个问题,是否要和林副主席打个招呼?”
毛泽东说:“首先是你们把好关,要带领宣传我的这些思想;其次,是和林彪同志打 招呼,这个招呼在九大期间讨论党章的时候已经打过了,现在是需要在更大更广的范围 内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林彪知道了毛泽东说的那番话,对叶群说:“毛主席搞的这些名堂,我看是受了江青、 张春桥的蛊惑。江青早就说不要那样宣传了,影响不好。什么影响不好?无非是打倒刘 少奇了,用不着这些舆论了。但取消了这些舆论,中国马上就会乱。”
听林彪这么一说,叶群心中又有底了,她继续忙碌儿女的婚事。叶群重男轻女,主 要精力放在给林立果找对象上,最后选中了张宁。
林彪对毛,以“大拥,大顺”为总诀。毛泽东实在抓不住林彪反毛的把柄。经过多 日思考,毛泽东决定布设一个陷阱,作为打击和削弱林彪集团的突破口。
1970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据吴法宪口述:
70 年 3 月 8 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 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 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 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 黄永胜和我跑到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 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
(《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 年 11 月 18 至 25 日》)
汪东兴在他的回忆录中,把上面那段话简略为“3 月 7 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 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专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官方正史也都 如是说。隐瞒了“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这句关键的话。因为有了这句 话,才引出林彪的三条意见来。这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逼得林彪非表态不可。
汪东兴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修宪和国体的意见确使林彪为了难。毛的意见包括两个要 点:1、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2、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林彪要不表态就等于默认 自己有资格出任国家主席;他要同意不设国家主席,又与毛泽东在这之前跟他达成的君 子协定相悖。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 中披露,林彪在“913”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口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 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 议。我是奉命做事。
4 月 11 日,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被毛泽东的“红布”撩拨,一反“不建言”的方针, 口授三条意见由秘书于运深记录,并电话报告中央政治局:
一、 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担任。这样 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 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 大。
三、 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政治纲领”的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转达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 议不妥。”
4 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彪和黄、吴、李、邱的面明确表示:“我不 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 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林彪的亲信更感兴趣的是汪东兴后来隐瞒了的毛泽东那句话:“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 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他们积极鼓吹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想用劝 进的办法换毛泽东一句话:我不当,让林彪同志当吧。但毛泽东不再说这句话、斗牛的 红布只能显一次,显多了会被牛撞倒的。
7 月中旬,叶群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宪 法修改委员会上,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意见:吴法宪主张设国家主席,张春桥主张不设。 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张春桥成了反对设国家主席的代表,毛泽东叫他充当斗牛士的角色。 拿到毛泽东那里裁决,毛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明确表态。
后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林彪的人不好再提设国家主席公然和毛泽东唱对台戏,改 在三个副词问题上大做文章,迂回进攻。又掉进了毛泽东布设的“天才论”的陷阱。修 改宪法,康生是原则抓总。具体条文的斟酌推敲落在了张春桥身上。一开始就遇到一个 大难题,在宪法总纲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不要写上三个副词?如果写上, 毛泽东不会同意;不写上,林彪那边不好交代。张和康反复权衡,还是要听毛泽东的, 就没有写三个副词。8 月 13 日子怀仁堂讨论宪法修改稿,吴法宪拍了桌子,说张春桥否 认毛主席是天才,“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林彪得知说:“吴胖子放 炮放得好!”
13 日晚上和 14 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分别准备关于天 才和“四个伟大”的语录。他们想揪出张春桥,扫清设国家主席的障碍。
陈伯达本来就属于后党。江青要打倒陶铸,他出了力。毛泽东一方面承认了打倒陶 铸的既成事实,一方面又批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吓得陈伯达要自杀; 1967 年毛泽东追究《红旗》第 12 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江青把他抛了出去,他 差点又吃了安眠药。经过这两件事,他觉得江青跟毛太危险,早晚是林彪的天下。就悄 悄改换门庭,和江青拉开了距离。和林彪挂钩。叶群得知老夫子想吃螃蟹,就派秘书把 空运来的大闸蟹给送一篓子去。正如叶群所说:“螃蟹里面有政治。”果然把陈伯达拉住。 所以林彪这边是两个常委了。
1970 年“81”建军节“两报一刊”(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联合社论是陈伯达起草的。几句关键的话是这样表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 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讨论中张春桥说:“我几次听毛主 席说过,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了吗?把缔造者排除在指挥之外,是哪家的规定?”他 和姚文元改成了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 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7 月 25 日,政治局讨论这篇社论的送审稿。陈伯达发言:“过去,我们都是这样提: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 怎么现在突然改变了字样,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极大的误会和混乱。为了不产生负面影 响,我主张还是回到原来的提法中去。我的文章初稿中没有这样的话,现在又要加上这 样的字句,容易在国外产生巨大的后果,好像我们国内有发生什么内部矛盾了。”
张春桥针锋相对:“不能改。现在的提法比以前的流行提法,实际上是更科学、更准 确,仅仅把林副主席作为指挥者并不科学呀,难道毛主席没有指挥权吗?”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支持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支持 张春桥,别人都不表态,周恩来不好决断,让张春桥写个报告,请主席拍板。
7 月 29 日,周恩来和黄永胜陪外宾到了上海,到别墅看望毛泽东。一见汪东兴就问: “报告批了没有?”汪东兴说:“还没有圈阅,你们直接问主席吧。”到了毛的书房,周 提起社论送审稿的事,毛很不高兴地问汪东兴:“我不是让你把这件事办好吗,你怎么没办?”汪说:“两种意见,你到底赞成哪一种?你没有说清楚,我怎么敢画圈呢!”毛还 不想摊牌,说了个模棱两不可的意见:“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 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汪东兴不知怎么听出了毛的倾向性意见,当着毛泽 东、周恩来、黄永胜的面,把“毛泽东和”四个字删去,恢复了陈伯达初稿的提法。
周恩来回到北京,把圈阅件给了张春桥,并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张春桥跟江青说:“汪 东兴怎么能这样替主席画圈呢?他这不是明白无误地支持陈伯达吗!”江青说:“我早就 看出来了,汪东兴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对这件事,陈伯达很得意,军委办事组的人捧他, 他也觉得为林的幕府立了一功。上庐山开会之前,劲头更足了。毛泽东故意退让一步, 压一下张春桥,是要诱敌深入,让林彪一伙发起足以导致全军覆没的更大的进攻。
第三十三章 毛林庐山决斗1970 年 8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到会 253 人。
8 月 19 日毛泽东上山,住在庐林一号—新修的别墅里。19、20、21 三天,他读书休 息,是一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姿态。
8 月 20 日,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上山,林立果以军委办公厅“宋 秘书”的身份跟着。周恩来指定黄永胜留在北京“看家”,所以黄没有来。在林彪的驻地, 架设了六条军用专线指挥着全国军队,还有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
周恩来 20 日下午上山。当晚拟就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第二天向毛泽东、林彪提出报 告。
22 日,在毛泽东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 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 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 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草案时,也这么 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 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 舞。”
林彪没多说话,符合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 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 准。袁世凯就是在“两推两让”后答应做皇帝的。
前章所引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的林彪在“913”前夕曾对黄吴李邱 说的话,其实尚有下文。兹全引于此: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口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 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 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 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春桥当了 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 下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 主席团主席来看,毛泽东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 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 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 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 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 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 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做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 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 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 年8 月 28 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 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传》第 1596 页所公布的原始记录)
“913”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 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国 家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 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来,为什么 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 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做国家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 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 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毛泽东在 1971 年 11 月 14 日在成都与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谈话时说:
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党的)主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 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传》第 1608 页)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九大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党章,选举主席团时毛在大庭 广众面前的动议,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 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 3750 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 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 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 矛盾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对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 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的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 20 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 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
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 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 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 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有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 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 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 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叶群和林彪手下的将军们对待林彪当国家主席是热衷的,特别是叶群,是颇想领略 一下元首夫人的风光的。在他们看来,毛直接交班,由林出任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更好, 如毛还想再干二年,林彪第一步出任国家主席是必争的。他们认为,刘少奇原来是党的 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林彪全力支持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这两个职务都给他是理所 当然的,对他的安排不能低于原来的刘少奇。只是“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文学语言, 不是法律语言,是私人友谊,不是国家职务。要是出国访问,人家怎么称呼?“毛泽东 的亲密战友来了!”在不像话。林彪集团有一种受利用、受欺骗、受愚弄的感觉,对毛泽 东十分不满。国家主席他们是要力争到底的,一定要争取到刘少奇原来的地位,并不多 要什么。他们估计到一定时候毛泽东会让步的,汪东兴 3 月 8 日的传达(毛说“要设国 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给了他们这样的信心;然而, 他们估计错了。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位常委在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方面都有过人的精明,他们不 顾毛四次“不设不当”的讲话,而坚持“要设要当”,自有其内心的根据和道理。
还有毛的近臣汪东兴,上层官员把他看作是老佛爷跟前的“李莲英”,是毛泽东真实 意向的晴雨表。他也摸错了脉,成为“要设要当”的急先锋。
为了诱敌深入,为了让林彪集团陷入被动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把四个常委和最贴近 的心腹都耍了。他表面上说“不设不当”,背后又说“要设要当”,大家都认为他的真实 意图是“要设要当”,要经过几推几让,“迫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戴才不得已而屈就之,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一幕。
据陈伯达回忆,大会之前,林彪单独和毛泽东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谈话以后, 叶群给吴法宪打了个电话:“开会前,林总同毛主席谈话,向毛主席报告了讨论宪法草案 时你同张春桥的争论。林总说,想就这个问题讲几句话。毛主席说,你可以讲,但不要 点名。”
林彪在讲话前,仍然认为江青推举张春桥当总理,她想当党的主席,是加强对个人 野心,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有分寸地打击一下张春桥是符合毛的意图的。自己的接班人 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林彪走错棋路的根源。
1970 年 8 月 23 日下午 3 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场开幕。毛泽东主持会 议。林彪首先讲话。这是一种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斗争方式。毛泽东在讨论九大新 党章时勾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主席的伟大谦虚,林彪不能反 对;但在修改宪法时张春桥公然反对将三个副词写进宪法,吴法宪跟他拍了桌子。今日 讲天才,批张春桥,就是重申自己的权威,是和毛泽东暗中较劲,又使他不便公开反对。 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然后重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 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明着说不当,暗中又说当地暧昧态度,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 彪也说得比较暧昧:“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 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 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林彪想说的是:毛泽东当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是宪法 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一条,应该写上。
林彪讲完,康生说:“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 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以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 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注:康说了这个话而没有被追究,是因为毛也说过)。如果 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毛泽东没有吭气, 他在静观事态的发展,考虑对策。
8 月 24 日早晨,叶群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找到一起,传达了林彪的四点意见: 1、对林总的讲话要表态拥护,坚持天才地观点;2、坚持设国家主席,让毛主席当国家 主席;3、可以串联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发言,注意不要点名;4、把主要 矛头对准眼镜蛇(注:给张春桥起的外号),不要扩大打击面,张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 发言中半个字也不准涉及江青。
24 日上午 8 时。根据吴法宪等人的提议,全体与会人员在礼堂听林彪讲话录音。由 汪东兴主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两遍,11 点半才散会。下午, 各组讨论林彪讲话。叶群到处散布,林彪同志的讲话时经过毛主席同意的。
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 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写上这 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 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陈伯达讲完,主持会议的华北组组长李雪峰说:“现在请东兴同志发言。”
汪东兴虽然不是常委,但他身份特殊,大家认为他的话最能表示毛泽东的真实意向, 都洗耳恭听。只听他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 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 8341 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 国家主席。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还 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 的代理人。根据我们中央办公厅机关和部队的意见,热烈希望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
华北组的人觉得这下摸准了毛泽东的“龙脉”,原来他屡屡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伟大 的谦虚”,于是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对毛劝进,对反对的人要“千刀万剐”,后来就产生 了华北组二号简报,结尾是这样说的: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 主席的计划,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 同志在小组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竟 然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 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思想反动的人,情况是严重的。这种 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刘少奇 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 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 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宪法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
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说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 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观点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 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补充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 章也是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中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 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 往下吹。”
吴法宪秘密串连空军的中央委员王维国、陈励耘等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观点。他自 己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 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八届 十一中全会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全面地继承和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还 讲这个问题?一定是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 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这几个人一讲,各组就哄起来了。华北组二号简报一发下去,群情激愤,要揪那个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
陈伯达正在观山景,汪东兴过来找他,惶恐不安地说:“我碰上江青了,她说我们的 发言是跟她分道扬镳,这是怎么回事?”
陈伯达满有底气地说:“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不要怕。张春 桥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总放在眼里,他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你放心,毛主 席不会只要老婆,不要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这也是大局。”
汪东兴连连点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
这时陈汪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 抛弃老婆,也不好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 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 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 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 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 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 权杖传给江青,把加强推上主席宝座的人,一个弱一些的二、三流政治家,绕来绕去, 几经曲折,他找到了华国锋。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此 是后话。
我们仍然回到庐山、江青一看要揪出张春桥“千刀万剐”,急了。25 日上午,她带着 张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进入别墅就喊:“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25 日下午,毛泽东找林彪个别谈话,林彪在叶群的陪同之下来到庐林一号。一进门 叶群被挡住了,只让林彪一个人进入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满脸严肃,开门见山:“林彪 同志,我一上山就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团结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这两 天,气氛不对头嘛!”
“主席,出什么问题了?”林彪故作惊讶。
“陈伯达带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 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 劝你也别当。”
“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是让主席当,不是我想当。”
“我知道你和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你们两个情况不一样,他是 混入共产党内的反共分子,我今天跟你打个招呼,要好他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好,我向军队的几个中央委员打打招呼。” 毛泽东故意将这场斗争说成是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斗争,假装公允,把陈伯达抛出来，到同时,又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高 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 300 页)这个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把林彪暂时 稳住了。
毛泽东又找周、陈、康谈话,他一票否定了四票,众常委又都同意不设国家主席了。
然后,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组组长都参加)。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花絮和插曲, 毛泽东严肃地宣布了三条:
第一、 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 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第三、 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精神的。
第二、 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第三、 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精神的。
会议一个急转弯。毛泽东当然清楚发难挂帅的人是林彪,但他稳住林彪,拿陈伯达 开刀。一方面是因为陈伯达原来是他的驯服工具,如今他的船还没有“漏”,陈伯达改投 新主,意味着林彪的行情看涨,他要把这种颓势扳回来;另一方面,林彪在他的别墅里 架设六条电话专线,指挥着全国的军队,两架云雀式直升机在山上待命,不能一下子把 林彪逼急了。
毛泽东稳住林彪以后,为防万一,他又把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召去 谈话。据说一见面,毛泽东把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意思是 没有发烧,不是说胡话)。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 主席。”当然,还说了些别的,许世友将军不会传达。
8 月 26 日至 30 日,各小组暂停开会,让与会者看戏看电影,游览庐山。8 月 26、27 日,周恩来、康生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他们做检讨。
吴法宪 27 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又没有错,不要做检讨。”
8 月 29 日,毛泽东指示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做第一次检 讨。陈伯达已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检讨是好。他这个检讨是康生帮助写的,因为他的口 音难懂,是由周恩来代读的。其要点是:24 日在华北组作了煽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 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林副主席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讲天才,乱编语录。
吴法宪则强调上了陈伯达的当,把一切推给陈伯达,保护林彪和叶群。
8 月 31 日黄永胜上山,立即召集军委办事组几员大将开会。
叶群流着泪对黄永胜说:“你不知道,这几天的日子可难过了。多亏你晚来,没有卷 进去。”她又转头对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和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他 们二人就好办。林总在主席那边说话了,你的职务不会动。”
林立果还打电话给北京的周宇驰,让他代表林家去慰问吴法宪的夫人。
8 月 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继续保林打陈,表明毛泽东政治斗争手腕 的高超。他说:
这个材料(注:指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几条语录)是陈伯达 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 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 其中第五条说,已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 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 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 30 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 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要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 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六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 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采取突然袭 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 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 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 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人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 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 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 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 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 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有继续研究, 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 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这一番宏论,固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大道理。但我们要问毛泽东: 您早干什么去了?林彪鼓吹天才论,谣言和诡辩横行,于今十年矣!这十年,毛泽东靠 天才论支持,靠谣言和诡辩,压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三面红旗”祸国殃民,饿死 3755 万人,硬叫全国人民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该纠“左”时他反右,否定了实事 求是的原则,制造了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 17 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 了所谓“文艺黑线”、“教育黑线”、体育“黑线”等等,罪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毫 无道理地打倒和整死那么多忠心耿耿的各级领导干部,那么多热爱国家、拥护共产党, 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所罗 织的罪名,是不是谣言?是不是诡辩?毛泽东知道,人民对林彪鼓吹这一套早就厌倦了, 不仅是厌倦,是一种厌恶的逆反心理,如今他高扬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反对天才论,当 然是得人心的,说出了大家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样,毛泽东先从纵容天才论中得 到好处,后从反对天才论中得到好处;既享受个人崇拜的成果,又成为反对个人崇拜的 哲人,真所谓左右逢源,炉火纯青,搞政治搞到这个份儿上,手段当然是极高的,但他 没有想到,既今是而昨非,人们必然要把过去十年的事情翻过来,此是后话。
9 月 6 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陈伯达被隔离审查。
下山以后,毛泽东把汪东兴树立为检讨后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的样板,威逼和诱导
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检讨,进而威逼和诱导林彪检讨。
9 月末的一天,毛泽东派汪东兴去毛家湾现身说法,临行前交代:“和他好好谈一谈, 争取让林彪写出检查来,只要他能认识他的错误,我还是欢迎他的。这个检查要联系历 史上的错误,不要让人家说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嘛。”汪东兴硬着头皮进了毛家 湾。
林彪正看录像,叶群陪着。
汪东兴一脸忠顺的样子,足将进而趔趄,嘴将言而嗫嚅。叶群起立让座。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麻烦。怎么办呢?”汪东兴沉重地开口。
“汪主任,这不是我们找麻烦,是江青、张春桥他们捣乱。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 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听东兴讲。”林彪这一吼,汪东兴也不讲了。
林彪起身在地毯上踱步,转了两圈才说:“现在我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联系了, 其中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又怕江青、张春桥他们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 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我无法想像,为什么主席会听他 们的谗言!东兴同志,你说呢。”
汪东兴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 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双目放着寒光,直射汪东兴:“怎么,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是你个人关心我 还是有人派你来当说客的?”
汪东兴窘迫无言。
林彪接着说:“我要写了检查,主席马上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面前承认了我的所谓‘错误’。不!我不会上那几个笔杆子的当,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 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
“那我们该怎么收场呢?老这么僵着不是个办法。”汪东兴说。
“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都 在接受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 明果断。”
林彪像打仗下了最后决心一样,坐在沙发上再也不说话。汪东兴讪讪告辞,叶群送 客。
林彪是军事家的性格,只有胜败,没有折中、妥协。回想解放战争初期,他和彭真 在战略方针上发生分歧,彭真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 联军政治委员,自己虽是司令员,但党内只是个中央委员,东北局领导层大多数唯彭真 的马首是瞻,彭真背后还有刘少奇的支持。最后拿到毛泽东那里去裁决,毛力排众议, 改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让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 治委员,彭真降格为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建国以后,罢谭政,撤 罗瑞卿,谁跟我林彪唱反调谁倒霉。江青算什么?张春桥算什么?靠娘们、秀才能镇得 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淘淘反对的洪流吗?能封住人们的嘴不翻腾饿死几千 万人的老账吗?只有靠我林彪,靠我的四野,没有我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就 没有你毛泽东今天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越想越觉得陈伯达的话是对的:毛泽东不能只有 老婆不要接班人。
10 月 8 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短信,令人高深莫测地说:“秋风又起,保重身体。” 林彪以退为进,10 月 12 日给毛泽东信:“我深感在路线上,思想上跟不上主席教导,不 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适合再做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拥护主席 的决定。”
毛看完后又回一信:“此议不妥,党章的规定,党的决定,我不能违反。你我在路线 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还是基本一致的。”毛的策略是先稳住林彪先剪羽翼,把 军委办事组几个人搞倒搞臭。
林彪和陈伯达对毛泽东都做了过高的估计,以为他无论如何不会糊涂到搞家天下, 传位给江青。他们错了。毛泽东打击削弱林彪集团,就是要为江青后党临朝扫清道路。 11 月 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中央组 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 李德生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 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 工作。”康生这个组长是挂名的,纪登奎、李德生都有数个军政要职在身,列为组员是个 陪衬,中央组织宣传大权实际落在江青手中。这个组织,是九大后撤销的中央文革的借 尸还魂,是中央书记处的雏形,是与军委办事组相对抗的“中央办事组”。
11 月 16 日,这个“中央办事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反对天才论在全党公开化。
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斗争,他自己总结的高招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在叶 群、吴法宪等人的检讨上批示:通报全党,这是“甩石头”;派非四野的纪登奎、张才千 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所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将司令员郑维山,第一政 委李雪峰撤职,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这是“挖墙角”。
1971 年 2 月 20 日,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检讨报告, 毛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的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 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批陈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要他们揭发批判林彪。
4 月 15 日至 29 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地方和军队负责人共 99 人 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主要解决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 林彪 19 日回到北京,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听说你们过不了关,林总回来坐镇,必要 时他要出来讲话。”
29 日毛泽东授权周恩来做会议结论,基调是:“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 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 民内部的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的性质根本不同。”
毛泽东逼迫林彪检讨的目的仍未达到。林彪给毛写过一封信,不是检讨,是讲条件。 据说这封信是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林彪认为他和毛泽东还是有共同利益的,这就 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劝毛 10 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 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所以没让发。林彪觉得自己有理,是奉命行事,一 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和毛见面,当面把事情说说清楚。毛自知理亏,像当年对付高岗 一样,就是不见。为了稳住林彪,毛叫江青于 6 月 9 日为林彪拍摄了大幅学习毛著的免 冠像,登在 1971 年七、八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封面上,作者署名“峻 岭”。向林彪暗示:尽管“批陈整风”沸沸扬扬,黄吴叶李邱做了检讨,但到此为止,不 会动摇你的接班人地位。同时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表明毛林之间亲密无间,掩盖 上层深刻的政治危机。
第三十四章 将军百战声名裂
在毛泽东和林彪逐渐决裂的过程中,林立果推波助澜起了重要作用。吴法宪说:“空 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并向下普遍传达, 实际上把空军的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正因为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才能建立“联合舰队”;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 周宇驰才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空军内部建立 14 个秘密活动据点;有了“两个一切”, 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才草拟出《“571 工程”纪要》,准备“实行暴力突变”以夺取全国政权; 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密令林立果动用空军的兵器、火器,从轰炸机到火焰 喷射器、40火箭筒,图谋杀害毛泽东;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指使林立果私 调三叉戟飞机,妄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在最后仓皇北飞叛逃。
林彪对林立果是寄以厚望的。林立果的类似特务组织的那个小舰队也是在林彪的卵 翼下形成的。林立果当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后,林彪向儿子面 授机宜:“一员猛打猛冲的大将,充其量只有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帅才。真正的帅才应该 会组织人、指挥人、利用日。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笼络人。要得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 任之以重权。”
林立果按照乃父的指导行动起来了。首先抓人事,抓干部,抓队伍。空军军以上干部的提升,要由林立果代表林彪接见谈话。他在空军司令部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自任 组长,成员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刘世英、 处长刘沛丰,副处长于新野,这是小舰队的雏形,
1970 年 5 月 2 日晚,林彪破格召见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刘沛丰和他们的妻子, 看内部电影,并合影留念。这四名中下级干部当然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闲谈中林彪 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周心领神会答道:“当然是立果领导我喽。” 这次接见的意义是林彪批准了小舰队的成立。
第二天,小舰队第二号人物周宇驰召集受接见人员开会。他说:“一个单位,一个集 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 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 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 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这一段文字是周宇驰亲笔,作 为罪证留在人间。
林立果继续发展他的组织,调动各方面人才,先后加入进来的骨干分子有:上海空 四军原政委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武汉陆军某师 政委关光烈、广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顾同舟、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杭州空五军 政委陈励耘、空四军组织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 德全、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计划处处长郑兴和、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空军司令部雷达 兵部副处长许秀绪、空军司令部外事秘书兼英语翻译陈伦和、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 兼汽车队队长王琢、南京空军司令部气象处副处长陈玺等。
1970 年 10 月,林彪庐山受挫之后,要搞武的,联合舰队正式命名。某日,林立果约 周宇驰、刘沛丰、王永奎、王琢、许秀绪等到毛家湾看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 海军》。受了电影的启发,林立果提议:“我们的组织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 精神!”从此,调研小组变成了联合舰队,又称小舰队。林立果的代号是康曼德(司令官 的英文音译)。组织内部进行了分工:周宇驰是参谋长,协助林立果总管舰队事务;刘世 英是办公室主任联系各方;刘沛丰负责空直机关和广州方向;于新野负责民航总局和杭 州方向;李伟信负责上海方向、广州民航和外贸部门;程洪珍负责济南方向;刘沛丰和 于新野共同负责成都、昆明方向;王永奎负责情报;许秀绪管理电信器材;郑兴和负责 武器供应;陈伦和负责翻译;王琢保障用车。
林立果强调,组织原则是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个别做工作,不能同不 清不白的人来往,看准了再打招呼,正面提高觉悟,不要轻易点破,先过渡到舰队外围, 然后再加入舰队。活动原则是以北京为中心,兼顾沪穗,技术掩盖政治。上上下下都要 保密,泄密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加制裁,要让他们掉脑袋、杀子绝孙。
1971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突然决定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叶群大为恐慌,叫林彪 早拿主意。林彪集团内部有两大块,一个是以黄吴李邱等人为首的老字辈,这些人跟随 林彪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都是亲信将领;但在毛林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顾虑多多,不敢冒险犯难。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军 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黄永胜以下就更不行了。所以林彪虽有“反”意,始终没有和黄 吴李邱说破。另一个是以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成员,这些人中像周宇驰、王飞、李伟信、 于新野等,是林彪集团的铁杆死硬派,是些小野心家,他们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 拼个鱼死网破。在毛泽东步步紧逼之下,小舰队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叶群的秘书兼内 勤王蓝多回忆说,她在叶群的枕边发现过一张被叶群一直保留的写着“与其坐以待毙, 何若起而伐之”的纸条。(参见焦烨所著《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天地图书公司 1993 年版)这张纸条反映了当时林彪集团内部的主导思想。林彪曾对叶群说过:“一个权 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 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这 样专诸的刺客也最难最难最难。”这是林彪研究政变经得出的体会。(参见少华等人著《林 彪的这一生》)只要能找到专诸那样的刺客,“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杀毛成功,就能把 政权拿到手。那时再运用军委办事组这个现成的机构,整合军队,控制政局。政变的第 一阶段,林彪靠儿子的小舰队,不动用黄吴李邱,自有他的道理。
3 月 21 日至 24 日,在上海巨鹿路 889 号一幢日式楼房的地下室里,林立果接受父命, 找上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起草了“武装起义计划”,林彪策划的武装政变进入 了实施阶段。
林立果说:“现在首长(注:指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 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 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 B-52(为毛泽东起的代号), 实行武装起义。根据目前形势,要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直视于 新野,接着说:“这件事我已和首长谈过,就由你先写。”林立果把这个计划定名为《571 工程纪要》,571 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纪要》的核心杀毛夺权。说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 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说与毛的斗争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何时动手?“战 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 把我们吃掉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纪要》制定的策略是 “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的力量。”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先斩爪牙,既成 事实,迫 B-52 就范”;或“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 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杀害毛泽东。
《571 工程纪要》写成后,林彪、叶群看过没有?看过。据李伟信 1971 年 10 月 13 日交待:
“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 1971 年 9 月 11 日,曾自己夸耀说, 林立果把计划和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了北戴河首长(林 彪)主任(叶群)那里。
刘沛丰 1971 年 8 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睡觉,吃不消。” 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的代号也全部要去了。”
3 月 31 日夜。在上海新华路一幢小楼里,被林立果命名的“三国四方”会议正在进 行。参加这次会黑会的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林彪拟任命他为空军政治部主 任,毛泽东未批准,说“此人不可重用”林就叫江在空军政治部当党委书记,行使政治 部主任职权,但无军委主席的任命。江腾蛟升官受阻,对毛非常仇恨)。上海空四军政委 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上海,杭州,南京谓之 “三国”,加上北京的江腾蛟,谓之“四方”。《“571 工程”纪要》的第 17 页“实施要点” 里,记载着“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三姓即: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
会上议论了一阵形势。林立果提出要加强地面武装力量。“上海要成立一个教导队, 对外用培训基层干部的名义,选一些可靠的人,多配汽车,机枪,增加机动能力,作为 骨干力量。”
“人好办,地面武器不够怎么办?”王维国说。
江腾蛟说:“空军总部给你拨一点,你们想法自己生产一些。还可以把飞机上的枪炮 改装成地面武器。飞机要进行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高炮要训练平射打地面目标。”
林立果说:“京、沪、杭是我们的根据地,上海是我们的大本营。今天定的各项任务 要很快落实。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以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我们要有应付反复的准 备。以后,你们几个要互相支持,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 耘为头。由江政委拉总。咱们这个会议,就叫‘三国四方会议’。”
王维国回到上海空四军,立即组建了教导队,下有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 12 人。 选人的条件是身强力壮,身高 1.70 以上,老实服从,不要高干子弟,不要学习毛著积极 分子,不要城市兵。班以上干部都由王维国审批。由小舰队成员蒋国璋统领教导队。组 建起来以后驻在新华一村,这里的房子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修建的。每人都配轻型 冲锋枪和手枪,班有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两辆吉普。经常进行擒拿格斗和射击训 练。政治上灌输“对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无限忠诚”,成立第一天每人发一本林立果的《讲 用报告》,强调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不许有丝毫怀疑和动摇。5 月 22 日,组织全体队员 宣誓,誓词如下: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林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拒绝用鲜血和生命 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主持者是要教导队为林家父子效忠,为了掩人 耳目,虚提了一句“永远忠于毛主席”,这成了反叛者欲达成目的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几 年来林彪掀起的对毛崇拜的狂热,有的战士把毛的像章别在胸脯的皮肉上。没有军官敢 下谋杀毛主席命令,没有士兵执行谋杀毛主席的命令。这是他们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林彪集团要闹乱子的蛛丝马迹。1971 年 8 月 15 日他又南巡了。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劝说各路诸侯与林彪划清界限。8 月 16 日,他到达武昌,停留了 12 天,于 16 日、17 日、25 日和 27 日先后找刘丰(武汉军区政委)、王新(河南军区司令 员)、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 委会主任)谈话。他指名道姓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 在庐山搞突然袭击。他说:“我看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 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当国家 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介绍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位大将作了检 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 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是林亲自指挥的, 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他还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 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8 月 28 日专列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党政军负责人华 国锋(华国锋是北京赶到武汉和长沙听毛泽东谈话的,兼有保卫毛的重任)、卜占亚、刘 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当着各方面负责人的面,毛泽东点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 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这一方面是叫丁、刘与黄永胜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是叫在座的其他的党政军领导人与丁、 刘以及黄永胜等划清界限。毛泽东在长沙说的最有分量的话是:“预计我于 23 日回京, 15 日至 29 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上要端出林彪的错误,要增补张春桥、李德生进政 治局常委,张春桥增补为副主席。”华国锋很快就把这个重要精神打电话告诉了周恩来。
8 月 31 日,毛泽东到南昌。在南昌,他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 韩先楚、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谈话两次。他说:“1970 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 袭击,搞地下活动,可见心里有鬼。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 除了那几位大将之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 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是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 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 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 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 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 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回北京以 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 改也难。”
为林家办过一些事情的程世清要求向毛主席单独汇报。他揭发了三件事:第一件是 庐山会议刚开,叶群找过他,告诉他坚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第二件是 7 月上旬周宇驰来南昌,将委托江南修造厂仿造的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 第三件是林立衡过去来南昌在他家里住过,曾严肃地对他妻子说:“以后少同林家来往, 搞不好要杀头的。”毛泽东提高了警觉。
9 月 3 日零点,毛泽东从南昌到了杭州。他在专列上,召见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林立果指定的杭州的“头”,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一见陈励 耘,毛严厉质问:“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 上海的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你们空军有 8 个中央委员。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陈励耘不敢仰视,狼狈不堪。毛泽东说:“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
393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毖后,治病救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要求大家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团结起来 到明天”,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谈到军队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注: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 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 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 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 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羽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还不彻底。”陈励耘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如五雷轰顶,哪里还敢执行小舰队的任务啊!
这时,躲在北戴河海滨别墅的林彪和叶群,千方百计地刺探毛泽东的南巡路线,在 各地的行止时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以便选择动手的时机。广州空军参谋长顾 同舟,把毛泽东同华国锋、丁盛、刘兴元谈话的内容要点,于 9 月 5 日密报“联合舰队 参谋长”周宇驰,周的电话记录达 15 页。6 日下午,周驾直升机到北戴河,将记录交给 林立果。林彪、叶群阅后,忧心如焚,当读到“毛主席要在 8 月 23 日回京。25 日至 29 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上要端出林彪的错误,要增补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 张春桥增补为副主席”时,林彪气疯了,决心拼个鱼死网破。9 月 6 日凌晨 6 时,陪外宾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来武汉的李作鹏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密谈。当天返回北 京。将刘丰密告毛泽东湖北谈话内容报告黄永胜,黄永胜用保密电话密报叶群。
9 月 7 日,周宇驰驾机回京,向舰队成员下达林立果的“一级战备”命令。他首先找 到江腾蛟,给江讲了形势的最新发展,然后说:“先下手为强,很快就开三中全会,张春 桥要当副主席;开人大,重建政府班子,首长的国防部长可能被拿掉,这样首长就被架 空了,说不定被搞下台。就算首长能过关,他们把黄、吴、李、邱搞下去,我们再组织 力量就困难多了。”
“怎么下手?”江腾蛟问。
“一组(注:管理毛泽东警卫和生活的班子在中南海被称为一组)现在正在杭州, 很快要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是动手的最好时机。”
尽管江腾蛟已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林彪的船上,尽管他对毛泽东充满了仇恨,事 到临头,真叫他到上海去组织指挥刺杀毛泽东,他还是打怵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掩饰自己心脏的狂跳,尽量平静地说:“那就叫王维国干吧。“
周宇驰拿出了“舰队参谋长”的身份,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王维国太粗。”
“那谁合适呢?”
“我就是同江政委来商量这件事的。我们现在都是有进无退。要是别人上了台,你 这个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还能当下去吗?”
周宇驰这一挑拨,江腾蛟又想起了毛泽东对他的终身判决:“此人不可重用。”不除 掉毛泽东,没有我江腾蛟的出头之日。转念至此,他掐灭烟蒂,凶狠地说:“我去。”
“江政委能亲自去,首长就放心了。你办成这件事,这可是开国元勋的功劳。事不 宜迟,要去就快点去。”
毛泽东在汪庄住了一个星期,据汪东兴说:“9 月 8 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 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专列 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汪东兴午夜打电话给陈励耘安排专列转移 事,陈励耘竟然“有事”,派秘书来见。这使汪东兴感到蹊跷。主席在杭州,作为地方大 员,天字第一号的事情就是伺候主席,除非他得了急病不能来,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呢?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果断转移绍兴。10 日 13:40 专列由绍兴返回。14:50 进杭州 站,15:35 离开杭州,18:10 就到了上海。
9 月 8 日晚 9 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乘坐 256 号三叉戟专机,连夜飞回北京。 林彪的手令用红铅笔写在一张 16 开的白纸上,从右向左竖写: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9月8日
林彪 9月8日
在法庭上江腾蛟供认,9 月 8 日晚林立果给他看了林彪的武装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 “坚决干”,并担任了在上海地区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
9 月 10 日,林立果、周宇驰又把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飞在“必要时” 送给黄永胜。这封信没来得及送出被查获了。庭审时当场用幻灯投影出示了这封信的原 文:“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信中的“有事时”,是他们搞政变的隐语。
林立果亲自向江腾蛟、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传达林彪手令,研究行动计划。9 月 8 日晚上 11:30,他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 火箭筒打 B-52 的火车;二是用 100 毫米口 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 B-52 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 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又为江腾蛟鼓劲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林 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专列停 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再一个方案是,在专 列行经上海与苏州之间时炸硕放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周宇驰(他是“联合舰队 的参谋长”规定:江腾蛟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与林立果约定:“如果B-52 到了上海, 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他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但江色厉 内荏,迟迟其行,不到上海去。
毛泽东到上海,不下火车,住在专列上。汪东兴下令。当地的警卫部队一律撤到外 围。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了中央警卫团的人。他带了 100 名精兵强将,前卫、后 卫车都上了部队;还特别在据专车 150 米的机场油库放了双岗。毛泽东令汪东兴打电话 通知南京的许世友司令员立即来上海。11 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与王洪文一起被引 到专列上与毛泽东见面。王洪文这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负有谋杀使命的王维
国把手枪放在了汽车后备箱里,好像被识破了,不允许他接近火车。中午,毛泽东叫王 洪文请许世友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去吃饭,王洪文特意把王维国也拉去吃饭去了,一 顿饭就吃了两个小时,王维国哪也不能去。
9 月 11 日 13:12,毛泽东下令,谁也不告诉立即发车,就在王维国他们在多种谋杀 毛泽东的方案举棋不定、互相推诿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上海沿津浦线疾驰。第 一站就是苏州。硕放桥在苏州和无锡之间,小舰队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放都测量设计 好了,他们是按毛泽东于 9 月 23 日返京组织实施的,一切都还没有到位,毛泽东的专列 安然在桥上通过。18:35 抵达南京,停车 15 分钟,许世友在月台上保卫专列通过。
过了南京就脱离了危险区域。毛泽东的专列于 12 日列车 5 点到达济南。停车 50 分 钟。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打了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站 接毛主席,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1971 年 8 月 12 日 13:10,毛泽东的专列安抵丰台。饱经忧患的毛泽东,头脑一点 儿也没有衰老。在斗争中还是那样敏锐机智、高人一筹。他安然回来了。因摸不清北京 虚实,毛泽东先不进北京。他在车上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 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去,询问了北 京情况,说:“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命令李德生从 38 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南口待命。专 列 12 日 16:05 到达北京站,在严密的保卫下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根据鲁珉在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出庭作证的证词:“9 月 11 日晚约 8 时,江腾蛟和 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林立果见到我们就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 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桥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炸火车。” 林立果这时仍是按照毛泽东 23 日回京安排行刺计划的。
9 月 11 日深夜,王维国打电话给周宇驰,代号、暗语也没用上,直白地说:“毛主席 的专列已经在中午离开上海。”
林立果闻讯大哭:“首长(他称自己的父亲从来是叫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 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在北戴河莲峰山 96 号别墅里,林彪闻讯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像个泥雕 木塑。
谋杀毛泽东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了、林彪决定实行第二个方案,带上黄、吴、叶、 李、邱五个政治局委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在法庭供认,1971 年 8 月 12 日晚上,他参加了周宇驰在 空军学院一座小楼上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有:周宇驰、于新野、王飞、他和 李伟信。周宇驰说,明早 8 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沙堤机场;7 时周宇驰先带 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和他在早晨 6 时到 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就说林彪找他到机场来,带黄永胜来后,再要他打 电话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说林彪要到某地开个会,要他们来机场。周宇驰制定机上的警卫由江腾蛟负责。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 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了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 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周宇驰作为“舰队参谋长”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他干了四件大事:1、命令胡萍准 备五架飞机,配好机组人员。2、和广州顾同舟派来的人接头,要广州方面做好接机的准 备,并在白云山准备好房子。3、把王飞、鲁珉、贺德全、刘世英、于新野、朱铁铮、郑 兴和等召集在一起,研究确定了联合舰队南逃名单;4、令李伟信给上海的王维国打电话, 通知他 13 日早晨有一架伊尔-18 在上海着陆,让机上的警卫团二中队下机,空四军教导 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在审判林彪反党集团作证时交代了为南逃广州安排 8 架飞机的情况。他说:这8架飞机是三叉戟256号和254号两架,伊尔18型703号和902 号两架,安 12 型 231 号一架,安 24 型 402 号一架,云雀直升机两架。
林立果和他的姐姐林立衡对于父亲的政治出路有一场争论。林立果说:“上策是谋杀 毛泽东;中策是割据局面,到广州另立政府;下策是逃往苏联。”林立衡三条都不赞成, 她提出:“父亲能不能像朱老总那样,靠边站,什么也不管。”林立果说:“他只能是刘少 奇的结局。像咱们老头子那身体,住三个月监狱就得死。”
林立衡很关注家里的动向。9 月 12 日下午 3 点,叶群让林立衡和男朋友张清林举行 订婚仪式,“让父亲高兴一下。”林立衡顺从了。晚上 8 点在 96 号楼放映室放映香港电影 《假少爷》和《甜甜蜜蜜》。把不执勤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吸引到那里去了。林立衡和未 婚夫也在那里看,8 点 10 分,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背着手枪,献给姐夫一束鲜花作为 祝福。然后,林立果就到林彪房间里去了。林立衡悄悄出来,发现情况有异,他们真的 要跑,就决心向中央报告,阻止这个家庭的毁灭,挽救父亲的半世英名。
中央警卫团派出保卫林彪随驻在北戴河的是二大队的四个区队,共 160 余人,相当 于一个加强连,由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编制相当于营,但干部配置的都比较高) 姜作寿统领,林彪外出都是二大队执行保卫任务。林彪家人和他们熟了。
林立衡找到二大队值班室见到姜作寿,像正规军人那样向前一步说:“姜大队长,我 有事报告。”姜大队长让她坐下,她也不坐,眼睛看着值班参谋等人。姜会意,把豆豆(即 林立衡)带到隔壁一间空房子里,豆豆仍觉隔墙有耳,于是两人走出楼房,到一片空旷 的小树林里。
“什么大事啊?你慢慢说,别着急。”
“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他们要带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 你看怎么办?”
姜作寿一听,头都大了,再看林立衡,精神没毛病,就问道:“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
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啊!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
“他们骗他,他哪里会知道。”
回到值班室,姜作寿马上向副团长张宏报告。张宏要通中央警卫团的电话,找到中 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林立衡的话如实报告。
张耀祠说:“我立即向东兴同志报告。”
汪东兴报告毛泽东以后,毛命令中南海和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22 时左右,接汪东兴电话: “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 邬吉成问。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 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挖好工事, 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
9 月 12 日 22:30,汪东兴向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报告。
过了一会儿,张宏又给汪东兴打来电话,说林立衡第二次报告:“有一架三叉戟飞机 停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汪东兴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突然停止了 开会,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的办公室,要通了吴法宪的电话,叫吴法宪立即查清。隔 了一会儿,吴法宪向周恩来报告:“我问了一下胡萍,确实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胡萍 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点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周恩来挂断吴法宪的电话,因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又打电话给李作鹏。周对李交 待:“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 放飞。”李作鹏知道事情严重了。周恩来的机敏老练实在令人钦佩,他这一个电话把林彪 集团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粉碎了。所谓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实际上是 要经周恩来批准才能放飞,说四个人一起下令,使林彪集团无法抗拒,也无可挑剔。
当晚 11 时半,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电话:“不好了,总理查 256 号飞机了,总理要把 它调回北京去。”正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商量对策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叶群拿起耳 机是熟悉的周恩来的声音。
“叶群同志,林副主席好吗?”
“林彪同志很好。”
“北戴河有架飞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是我儿子坐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要上天转一转。”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林彪同志很好。”
“北戴河有架飞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是我儿子坐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要上天转一转。”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些冷了。”
“晚上飞行不安全。”
“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语带双关,主要是提醒他们 政治气象不好,冒然行动不安全。然后又说:“我要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非常紧张地说:“总理不要来,你一来,林彪同志就紧张,总理千万不要来。”
林彪和叶群认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周恩来一到。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得 你哪也不去,等着当俘虏。林彪当即下了决心对叶群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 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平静的别墅马上乱了营。
夜里 11:40,林彪的避弹“大红旗”以时速 100 多公里的速度呼啸而出。大队长姜 作寿站在马路中央打手势要停车,叶群在车里命令:“8341 部队对首长不忠,冲过去。” 若不是姜作寿身手敏捷就被轧死了,坐在司机旁边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被蒙在鼓里,还 以为是去大连呢,后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李大喊停车,司机老杨 习惯听他的命令,车停下来,李文普跳下车,喝问:“你们要把首长带到哪里去?”林立 果拔枪就射,李文普一侧身,膀子上中了一弹。大红旗疯了一样,穿过海边大桥,向机 场奔去,13 日 0 时 18 分驶进山海关机场。
林立衡为父亲洗刷,说林彪是服了安眠药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被叶群、林立果架上汽 车逃亡的。也有研究者认为李文普是自伤。即使是这样,有人下车、开枪这样大的动作 和声音,是足以把林彪惊醒的,他在老婆、儿子面前还是有绝对权威的,只要他说声不 走,汽车就得转头开回去。
林彪一行,包括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迅速登上 256 号三叉戟专机,在没有副驾 驶、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的情况下,于1971 年 9 月 13 日 0:32 强行起飞,向苏联伊尔 库茨克方向飞去。256 号专机起飞时,山海关机场报告了李作鹏,李作鹏没有采取措施, 推脱说:“可以直接报告总理。”这样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差,把 256 号放走了。
大陆有一本记述“913 事件”的书,说 256 号“飞机起飞 20 多分钟,留在 96 号楼林 办人员听到飞机返航的声音,96 号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 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飞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谁都料想不到中央 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意思是林彪 飞上天,又后悔了。想飞回来,但毛泽东、周恩来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即禁空令,不 让他降落。这是个重要的历史关节,不可不澄清。
当时李德生作为中央代表在空军坐镇,空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朱秉秀协助他上承下达。 这位朱参谋是下达禁空令的见证人和执行者,他提供了准确详细的史料。历史的真相是:
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按:256 专机驾驶员)沟通联络, 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 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飞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 的回答。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 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 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起笔做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 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 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 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 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按:空军参 谋长梁璞)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我与徐心德(当 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从 1:56 到 2:20 左 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禁空令传达完毕。
问题的关键是禁空令下达的时间。256 号专机起飞的时间是 9 月 13 日 0:32,就算 是 20 分钟以后林彪想返回山海关机场,那是 0:52 左右,这时并没有下达禁空令,他完 全可以下得来;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即 1:50,256 号专机飞出国境,进入外蒙领空以后, 周恩来才让李德生下禁空令,作战参谋拨通第一个电话时已经是 1:56 了。所以,根本 不存在林彪出逃升空后向回来,毛周不准他的专机降落的问题。
当周恩来正在与毛泽东谈论林彪出逃的经过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给汪东兴打来电 话,说“林彪的飞机将从张家口方向飞出河北,进入内蒙,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 东兴说:“你等一等,我马上报告主席。”汪东兴向主席报告后,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 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要他飞吧。”
下达禁空令以后,13 日凌晨三点多钟,空军司令部报告: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 走,机号是 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驾驶员陈修文,副驾驶陈士印五人。 汪东兴马上又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因陈修文巧妙地同小舰队的几个人周旋,不执行他们叛逃的命令,在空中转了一圈,又 回到京郊怀柔上空,在沙峪降落。周宇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陈士印装死躺下。三个小 舰队成员相约开枪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死亡。李伟信放了空枪被捕。
9 月 14 日下午,周恩来接到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徐文益的报告:9 月 13 日凌 晨 3 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 10 公里处,中国民航 256 号三叉戟 飞机一架坠毁,机上 9 人,8 男 1 女全部死亡。
后经鉴定,1 号尸体上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二号尸体是林立果,三号尸体是刘沛 丰,四号尸体是机师邵起良,五号尸体是林彪,六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八号尸体 是叶群,九号尸体是飞行驾驶员潘景寅。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何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蔷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辛弃疾:《贺新郎》)
林彪半生征战,盖世英名,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只能使故人长绝了。
林彪出此下策,孰令致之?林立衡说:“真正逼爸爸出逃的是毛泽东。”这话是对的, 但不全面。往大里说,毛泽东、周恩来,往小里说,叶群、林立果,都是影响他思想行 为的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他自己。直到爬上飞机,林彪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是一个特 立独行的人,没有人能够强迫他。林彪读到毛的南巡谈话后作出的决定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对着干;是周恩来那个 256 号专机四个人批准才能放飞的电话,四两拨 千斤,打乱了林彪集团南逃广州的计划;后来周恩来又要到北戴河来看望林彪,林彪认 为林立果的杀毛行为可能已经暴露,周恩来是来抓捕他的,这成了促成林彪马上出逃的 直接动因。林彪如果不出逃,最坏是刘少奇的结局。但刘少奇临终前有信心地说:“好在 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和人民都没有辜负刘少奇。林彪就没有底气说这句话。他支持极 “左”路线,大跃进饿死了 3000 多万人,毛泽东本该下台以谢国人,恰在这时林彪鼓吹 对毛的个人崇拜,以 300 万人民解放军撑住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后来又成为毛泽 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与全党作战的强大后盾。离开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离开文化大革命, 就没有林彪后半生的历史和业绩,就没有他的政治地位。他想反毛,就像《571 工程纪要》 写的那样,做纠正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救世主,这个角色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党和人民 对他的后半生,不敢恭维,不会原谅。临到最后,林彪陷入拥毛拥不上,反毛反不了的 尴尬境地。他无颜见全党同志和全国父老,只有离开这个国家了。那时,中苏对立,林 彪反对毛泽东与美国和解,借用美国的力量反制苏联。或许能够在苏联反华反毛的舞台 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可能是林彪飞往伊尔库茨克时的“活思想”。
林彪死后,无端生出许多谣言。海外出了一本书《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姚明理著), 说林彪死在北京西山,是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纯属天方夜谭。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 年 3 月 8 日报道,29 岁的自由撰稿记者彼得·汉纳姆为 了解开林彪死亡之迷,从 1993 年 5 月开始,用了 6 个月的时间往返于苏蒙等国,查清了 林彪死亡的真相,向世界发表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6 个月过去了,汉纳姆足迹所至 6 个国家。最后在莫斯科的一个军事资料室里,他获 得了一份克格勃档案。那份档案当时仅有 4 个人看过:两位苏联病理学家,以及已故苏 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后者为当时的克格勃头目。据档案记载,前苏联在 事发地点秘密进行过仔细的尸体解剖。结果证明:林彪及其夫人和儿子在坠机事件中确 死无疑。
新近披露的这一证据,结束了多年来关于林彪神秘死亡的种种虚妄猜想和离奇的分 析。
第三十五章 尼克松给毛泽东送上一把核保护伞
1971 年 9 月 13 日上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 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防止各种突发事件。周恩来还亲 自给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叛逃,要求各地采取紧急措施, 控制局势。
10 月 3 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逮捕了林彪死党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成员有 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矩、张才千、刘贤权共十人 组成。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 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个国家的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 利,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26 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 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 26 届联大?毛泽东过去说 过:中国不怕孤立,不急于进联合国,中国自己就是个“联合国”。这种思想影响着外交 部领导人,所以竟然提出回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感谢他的邀请,中国目前不派代表团 去参加的意见。正在这时毛泽东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党组的意见, 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 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辉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 “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注: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做团长,熊向辉可以 做代表团副团长。”
“913”事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毛泽东试图在外交上 打开新局面,给人民一些振奋,稳住阵脚。毛泽东决心打开中美关系。
中美改善关系的背景,要从珍宝岛事件说起。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发生 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 17 辆,击毙苏军 58 人,击伤 94 人。苏军吃 了亏。对此,苏军高层反应强烈。国防部长格列齐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 地消灭中国威胁。”
8 月 20 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询美国意见。尼克松总统召开国家 安全会议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 方的战略利益。尼克松总统采取两项重大措施帮助中国。一是把这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即 使告诉中国。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名义上美帝国主义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采取什 么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中国呢?8 月 28 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 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内容如下: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 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 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基辛格在发这条消息时曾说:“但愿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 掉。”中国没有掉以轻心。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后,命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进入临 战状态。美国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用最明确的信号把美国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 情况下将要作出的反应告诉苏联。尼克松亮出了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 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美军发出准备对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地、 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打击的总统指令。苏联领导人得到这个消息还有些将信将疑, 拨通苏联驻美大使馆的电话,多勃雷宁大使告诉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 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对我国 130 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 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的第一颗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勃列日 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听完就泄了气。中国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核危机是在美国的 帮助下化险为夷的。
尼克松是一位著名的反共分子,他是有是一位最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总统。他在中苏 交恶时保护中国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他深知毛泽东“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 双打方针是不能持久的,他期待着毛泽东的橄榄枝。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会晤了在保安结识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明确表明 了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他是这么说的:
他(注: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保密呀。他对于波 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 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谈到和苏联共产党的争论,他对斯诺说:
他(按:指苏方)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 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 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 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义的赫鲁晓夫同志” 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 们请他来住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 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 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
毛泽东嬉笑怒骂,关上了与苏联和解的大门。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经过中美都信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巧妙安排,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北京。7 月 15 日,一则公告在北京和 华盛顿同时发表,全世界大吃一惊。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据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8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 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 意见。
尼克松总统为了这次访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史料,从政治、 经济、军事、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的诗词,他都有所涉猎,并请教了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本国的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
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等。
马尔罗是与毛泽东直接交谈过的一个中国通。这年 70 岁了。他从 29 世纪 30 年代以 来,断断续续地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五年前他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了 中国。马尔罗告诉尼克松:
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 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
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党内需要的反映。
五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 10 颗原子弹就可以 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 50 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讲:“当我 有 6 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又接着讲: “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 人不懂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话。
有一次我还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 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做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 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 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是将是在对死神说话。。。。。总统,你去 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1972 年 2 月 21 日 11:27,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 落。
舱门开启,尼克松总统和穿红外衣的尼克松夫人缓步下机,其他人被命令暂留机上, 以突出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握手的历史性场面。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星红旗在机场迎风 飘扬,太阳冲出云层给机场铺上一片金光。350 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周 恩来率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中国官员沉着冷静看着尼克松缓步走下舷梯。当尼克 松不下扶梯走完一半的时候,周恩来像个乐队指挥一样开始鼓掌,其他中国官员随着发 出一阵掌声。尼克松也已鼓掌答礼。尼克松回忆说:“我知道,1954 年终日内瓦会议时福 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受了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 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说:“总 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了啊!”随后下机的 是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代表团成员。
乐队奏两国国歌。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登上一辆防弹红旗轿车进城。尼克松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 宾馆六号楼下榻。这是清朝乾隆皇帝住过的地方。奇花异木,假山怪石,小桥流水,匾额对联,集中国园林的精巧构思,尽东方帝都的皇家气派。
午宴是丰盛的。尼克松和夫人帕特熟练地用筷子得到主人的赞许。帕特说:“这是我 们半年前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后休息了片刻,中南海给周恩来打来电话:“主席要会见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 博士也来。”
一辆高级红旗轿车,由钓鱼台驶过西长安街,从金碧辉煌的新华门驶入中南海。四 个门卫行庄严的军礼。这座门具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神圣象征,平时是没有人出入的, 在中南海上班或者开会的中国官员走府右街西门。汽车绕过影壁,但见苍松翠柏,宫殿 巍峨,汉白玉石栏环绕中南海。尼克松想通过认识毛泽东所生活历史氛围认识毛泽东。 汽车在中南海西岸“游泳池”门口停下。这是外表看来很普通的一个院落,里面有个游 泳池。因为身体缘故,毛泽东早就不游泳了,池子盖上了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一 个大厅。这个院落是毛泽东最后十年居住的地方,不像丰泽园那样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响亮名字,工作人员习惯地称之为“游泳池”。毛泽东没有迎出院中,并非有意怠慢美国 总统,他的腿力不从心了。
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是这样描写中国最高统治者会见他们的这间房子的:
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 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 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的 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节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 加以保护一样。每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 V 字型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 手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 方。沙发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作为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 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是,他需要两个护理 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当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进来时,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上前一步把手伸 出来,紧紧地握着。尼克松将左手搭上去,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两人相视而笑。接 着毛泽东又跟基辛格博士以及专门来担任记录的洛德握手。担任翻译的是唐闻生小姐。 经过基辛格的亲自面试,她的英语水平是无可挑剔的。在座的另一位女士是王海容,她 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这时的职务是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周恩来挑选她参与 接待尼克松总统,一方面是她可以在毛周之间起一个很好的联络员的作用;另一方面, 毛有一个可靠的管道了解中美会谈的一切细节,可以免除误会和猜忌。
分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 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毛在这里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这就 把苏联勃列日涅夫排在后面去了。中苏论战,引经据典,义正词严,说到底所争的就是 这个“头号”、毛此时仍在追求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可是他比他所批判的苏联修正主义 走得远得多。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所谓“九评”等大块文章,是不值得认真 对待的。
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您介绍给我们的。 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您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 坏。可是,叶海亚·汗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的约 翰逊,而您不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 你的前任几位总统。中间有 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 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 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 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 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继续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只是在这间房子里谈谈—为什么苏 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 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 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的防御好 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绝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 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 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 须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你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毛泽东和任何人谈话都是紧紧掌握 主动权的,他决不跟着别人谈话的思路走。
机智的尼克松马上转换话题:“主席先生,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懂得‘只争朝夕’。”
当翻译介绍,总统引用了主席的诗词时,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在中国,引用毛 的话是表示对他的尊重。
尼克松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 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 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晤。”
毛泽东说:“‘只争朝夕’,我这个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 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微笑着引火烧身。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毛泽东又指指基辛格:“这个人也不属于被 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您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 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 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 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在美国总统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的不错。”
这次会见,原计划 15 分钟,实际上谈了 65 分钟。毛泽东大病未愈,但思想敏捷, 谈锋甚健。临别,毛泽东送到书房的门口。他脚擦着地毯慢慢挪动脚步,要是在前几年, 他会送客到院子门口目送客人登上汽车的。
尼克松也学了中国式的奉承:“看上去主席先生的气色很好。”
“那是骗人的。”毛泽东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全中国各大报都在头版上用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大幅照片, 以及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总统面带笑容伸着右手走过来的照片、8 亿中国 人民才从林彪叛逃事件的惊诧中镇定下来,一看这天的报纸,有一种天朝大国的自豪感。 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承认中国凡 25 年,如今它的总统来到北京,像来朝觐一样。 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在这一天老百姓这种感情特别强烈。林彪算什么,叛逃 也罢,摔死也罢,无关大局。我们有毛主席,我们有周总理,这两个人在,中国人民就 有主心骨。毛泽东巧妙地通过尼克松访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声望。马尔罗 等观察是敏锐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某“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美国人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价值观念。当周恩来总理回拜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尼 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 很自然地帮助周恩来脱下呢子大衣。周恩来微笑着感谢总统的有货举动。这个场面被随 团访问的美国电视记者摄入镜头,霍尔德曼安排通过卫星的电视转播中连续播放好几次。 美国人民看了电视很赞赏尼克松的做法。好几家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张美国总统为周恩来 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 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在尼克松游览故宫、长城和杭州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宾馆中为中美联合公报 字斟句酌,斤斤计较。最难通过的是“台湾海峡”,中美立场尖锐对立。
周恩来定下的基调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 15 年也一 直僵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解决台湾问 题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与乔冠华,态度时而严峻,时而和缓,争来争去就卡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 强调:“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所以, 想了多少措辞,都因涉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为中方所坚 决不能同意。最后,基辛格终于在他的助手洛德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基辛格对周 恩来和乔冠华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 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此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 量和军事设施。
周恩来重视、回味着这段话的每一个字,脸上露出了笑容:“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 是一项奥秘的发明。”僵局就这样打开了。
2 月 27 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了协议。28 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这个公报被称为“上海公报”。
28 日早晨,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送走了尼克松。
在返回的伊尔-18 总理专机上有位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
在返回的伊尔-18 总理专机上有位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
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比分来比喻,21:2,可以报道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 未来。”
美国总统访华,表面看来,像是番邦国王朝觐天朝大国的皇帝一样,给中国人民的 自尊心和虚荣心极大的满足,中国得分多多。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招是 美国战胜苏联,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阶段性步骤;这也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开始。 尼克松—这位温文尔雅、给中国总理脱大衣的美国总统,影响了 20 世纪后期的历史走向: 苏联解散,东欧巨变,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美国成了领导世界潮流的头羊、如果美国要 用军事手段达成这个战略目标,得准备牺牲一百万人,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尼克松对 自己谋求的目标是底气十足的,这从他晚年的一部著作《1999 不战而胜》可以看出来。
又有记者说:“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那样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球外 交(注:中美往来是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的)我就没看准,是主席 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这些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功则归君过则归己。这就是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方主角是周恩来。但没 有毛泽东的首肯,任凭周有多大能耐,这件事也不能办,也办不成;周恩来随时坚持“功 则归君”的原则,后来还是差一点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第三十六章 请邓小平当“军师”
1972 年 1 月 6 日,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因九大以后,陈毅只是中央委员,没进政 治局,追悼会规格低,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 因此之故,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想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也奈难同意。1 月 10 日午饭后,毛泽东不睡午觉,烦躁不安。这天下午要开陈毅的追悼会。他想到了反对“二 月逆流”的那一场斗争,为了江青,他与陈毅等元老们几乎全部闹翻了,还说过要和林 彪上山打游击等过头的话。如今林彪摔死了,历史已对谁忠谁奸作出了结论,要挽回人 心,今天下午是个机会。转念至此,他下令:“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后,立即决定提升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宋 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参加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这年 79 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林彪事件给了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临时 要出门,秘书张玉凤、护士长吴旭君帮助他换衣服。他下身穿一件薄毛裤,要给他套上 制服裤子,他嫌罗嗦,说:“不要换了,我在睡袍外面套件衣服就行。”结果就在睡袍外 面罩了件灰色中山服。张玉凤和吴旭君怎么看也觉得出不了门,这像个什么样子呢!就 又给他穿了件大衣,才算把睡袍盖住了。然后,张玉凤搀扶他上了那辆吉斯牌防弹轿车。
毛泽东进入八宝山殡仪馆大休息室。周恩来、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 聂荣臻等迎上前来向他问候;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也不得不来参加。西哈努克亲王和 夫人受到特别邀请,是唯一的外宾。不一会儿,陈毅夫人张茜率四个子女晋见毛泽东。 毛泽东握住张茜的手。张茜泪如泉涌,努力控制感情,收住泪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的意外出现,当然给死者增加了极大的哀荣,所以张茜有此一说。毛泽东也凄然 作哭灵状(据一位细心的目击者说,毛泽东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让张茜坐在自己身边, 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张茜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 主席。”毛泽东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接过话茬说:“不能这么说,也不能全怪他,他 是个好同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的,这已经做了结论 了。”
毛泽东又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向他通报了林彪去年 9 月 13 日乘飞机叛国外逃,在 蒙古温都尔汗摔死的简要情况。又对着大家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二 月逆流是陈老总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又说:“邓小平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 盾。”周恩来是何等的机敏,密嘱张茜和孩子们,把“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 话传出去。”他知道,启用邓小平的时间不会很远了。
追悼会仍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改由周恩来致悼词。毛泽 东与大家一起向陈毅遗像三鞠躬。追悼会结束,周恩来等送,毛泽东上车,张茜搀扶毛 泽东走到车前。毛泽东下肢开始萎缩。迈了几下竟上不去车。张玉凤前去扶了一把才上 了车。
这时候的周恩来真是中国的擎天一柱。内政外交,还有亟待恢复的国民经济,千钧 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他的日益消瘦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国家。送走尼克松回到北京,周 恩来又把主要精力转到内政上来。1972 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 5000 万,工资总额突破了 300 个亿,粮食销售量突破了 800 亿斤,这三个突破是个 警号,不注意解决就会出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他总要有几 个助手啊!然而,副总理们、部长们,几乎都被打倒或半打倒,不能工作了。谁能砥柱 中流,帮助他撑起这个局面呢?周恩来想起了邓小平。他根据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说 过的话,开始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邓小平是 1969 年 10 月 20 日被流放到江西的,作为第二号“走资派”,林彪和江青 都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毛泽东不松口,连报纸上点名都不行,所以他们谁也动不了邓小 平。周恩来对于哪些人不能保,哪些人能保,保到什么分寸,和毛泽东的配合非常默契。
1969 年 10 月 18 日,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打电话,是办公 室主任程惠远接的。周恩来要江西安排邓小平夫妇的住处和“锻炼”的地方,并要他们 办好了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江西报上来的方案是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19 日周 恩来又在电话中明确指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 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 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按照 总理指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让邓小平住上南昌市郊望城岗原南昌步校校长的房子,二 层楼,独家独院。“锻炼”就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省革委会保卫部长陈昌奉(毛 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亲自管理,严格保密。看管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都对邓保持 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劳动活不重,只干半天,分配他当钳工。年轻时留法勤工俭学,邓 小平干过这个话,所以很熟练。工人们称赞:“老邓起码有四五级工的水平。”劳动之余, 邓小平可以读读书,散散步,在院子里侍弄蔬菜。夫人卓琳和继母夏培根仍跟邓小平生 活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虽然子女们受牵连跟着吃了不少苦,长子邓朴方摔成残废, 但邓小平的流放生活没有造反派的批判揪斗和肉体摧残,比起刘少奇、彭德怀、陶铸来, 就有霄壤之别了。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邓小平是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 听的传达。厂长罗明知道他耳背,叫他坐在前面,和县工业局长坐在一起。邓小平身板 挺直,两手扶在大腿上,两眼平视,眼睛会神,给他斟了一杯茶也没顾上喝一口。回到 将军楼住所,他对卓琳说了 8 个字:“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 年 8 月 3 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对中央关于林 彪事件的处理表示拥护。8 月 14 日,毛泽东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应与 刘少奇加以区别。1、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 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将《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2、 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3、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时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 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 修。这些事我过去也讲过几次,现在再说一遍。
8 月 15 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12 月 18 日,周恩来致信 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就邓出来工作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纪、汪向周恩来提议, 邓小平仍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3 年 3 月 10 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出了《关于恢复 邓小平同志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县团级以 上党政军各机关。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重登政治舞台。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举行。修改了九大 的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由 40 岁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念的。对林彪反党集团作了组织 处理。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一起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 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 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十大闭幕式上出现了一个尴尬场面。代表们起立鼓掌欢送伟大领袖退场,但毛泽东 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叫两个卫士上来架着主席出场,又怕冷了大家的心,造成人心党心 的不稳定。面对如潮的掌声,周恩来机警地解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 场。”
1973 年 12 月 12 人,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 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 和15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 桥和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 “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 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 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军区司令员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 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 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 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 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有,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 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 打倒 7 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提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 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 对这次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 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 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 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
邓小平治天下。这是邓第二次复出後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目前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 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 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军区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 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 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 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帐,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 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个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 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 东确实是把邓小平当做“秘密武器”,如今用上了,不仅他要代替林彪,而且他要代替周 恩来。
1973 年 12 月 22 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 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 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 令员对调的命令:
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任命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任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 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任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任命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任命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 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个杀手锏, 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泽东无法向全党交代, 搞了 8 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 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 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 排周”的策略是一厢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处,1973 年 4 月 9 日邓小平夫妇到玉 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 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住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 破坏了。
1974 年 4 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 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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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 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 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 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 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 使外交部的报告中 26 日得以通过。3 月 27 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 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 月 6 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启程时,周恩来下令组 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 1964 年,为 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1974 年 9 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 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 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批周,说: 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 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 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 邓小平只划了个圈。10 月 17 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 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 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 突、
散会后江青等连夜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去告状。18 月 18 日,王洪文晋见在长 沙休养的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 邓还是搞过去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带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 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 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 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正期待着江青与邓小平联手将周恩来排除出局的局 面,这个江青,又一次破坏了他的安排,听了王洪文话十分不悦,当下批评道:“这么搞 不好,要跟小平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 要注意她。”
经过两天的考虑,毛泽东决定让步,叫陪外宾来长沙的王海容、康生回京向周恩来、 王洪文传达他的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 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 委员长一、二(注: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第一副委员长)再考虑。总之,方针要 团结,要安定。
在筹组四届人大之初,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负责,出任组织工作小组长, 没有明确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只是叫张玉凤直接通知王洪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告周恩来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毛不仅没有追究,反而亲切地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而且叫周名正言顺地过问人事安排,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退却。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有意压一压江青。1974 年 11 月 12 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 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 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 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 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江 青有野心,她想让王洪文但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 的理论依据。
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10 个字被删去了。这句话毛泽 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 1956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 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 观众就烦了。”这个话正式发表时也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 红》。
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 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在握的中共主席。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 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 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 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野心家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 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1974 年 12 月 23 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吗的报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23、 24、25 和 27 日,汇报了四次,毛泽东有许多重要指示。26 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单独谈话。 这是周毛之间一次重要摊牌、周谈到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毛表示已经知道了。 周恩来不掌握确凿的证据,是不敢碰江青、张春桥的,特别是毛泽东已经表露要让江青 做党的主席的时候。这个重大历史关节点,官方公布的唯一史料是《周恩来年谱》下卷 第 688 页:“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这次摊牌,达成了一种妥协:毛满足了周的要求,保证四届人大国务院领导权没有落入 “四人帮”手中;周满足了毛的要求,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保持缄默。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张春桥 是叛徒还作此任命,说明他要捂盖子。如果江青、张春桥一倒,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几 乎都是坏蛋,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就更加令人生疑了。
1 月 8 日至 10 日,毛泽东托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 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关于免去他所担任的中 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李德生在一次介绍领导人时把江青放在了老帅 的后面,被江青大骂一顿,受到免职处分。这是警告朝野,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对江青 稍有不敬就得免职,谁若敢提她的历史问题小心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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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至 1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 抱病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 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 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臣、蔡畅、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 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 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 党政军满朝文武中,毛泽东把邓摆在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1975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除 12 位副总理外,还请中 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明确了副总理的分工。然后,扩大 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 宣布:“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2 月 2 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副总理的分工,其中说道:“邓小平:主管 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 这封信。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九年文化大革命,又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 年 3 月 5 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是政府工作报告, 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 1980 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 25 年时间,把我 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 全国都要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复出以后。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毛泽 东在观察他,周恩来也在观察他;“四人帮”和造反派在观察他,老干部和党内的民主派 也在观察他。以上这段话是邓小平的施政纲领。请读者注意,邓小平的大局不是“反修 防修”,也不是“批林批孔”;既不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又不是“坚持法家路线”, 他的大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他所根据的不是“最高指示”,而是周恩来的政府工 作报告。自从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周恩来就是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如今周恩来病 重不起了,邓小平接过了接力棒,成为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在会上一讲, 在座的领导干部听了耳顺心服,觉得国家有救了,不抓生产,成天研究儒家法家,全国 人民非喝西北风不可!经过九年折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周恩来、邓小平 所坚持、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所坚持、所代表的空想 社会主义路线,误国误民,害国害民,所谓“反修防修”,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为后党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是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思想基 础。
当时的国民经济,百业待理,百废待兴。邓小平说:“毛主席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分析的结果,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 乱,整个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 1975 年 3 月 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
周恩来、邓小平选任万里为铁道部长。万里所面对的铁路形势是严峻的。造反派拦 截火车,中断运输,制造事故,哄抢物资,挑起武斗,停工停产,猖狂极了。1974 年至 1975 年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750 多起,比文革前增加了 8.5 倍。全国 20 个路局都不能完 成运输计划。非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万里是不是“利器”,这次整顿铁路是一个严峻 的考验。他率领工作组先到了徐州。徐州造反派不是那么好惹的,用停工停产迎接他。 刷出大标语:“万里不倒,火车不跑!”有邓小平撑腰,万里豁出去了。在做了大量说服 教育工作仍不奏效时,他下令抓了挑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召开 10 万人 大会公审。结果,万里没有倒,徐州这个联结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被打通了,火车跑起 来了。然后他又到太原、郑州、长沙等路局,反复宣传中央九号文件,批判派性,解放 干部,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对坏头头坚决打击,逮捕法办。经过两 个月的整顿,全国铁路形势改观,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 20 个路局除南昌路局外, 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列车正点率大大提高。
邓小平上台,第一板斧劈到铁路上,铁路通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这 个老邓,听说他有本事,以前没看出来,这下看出来了。整顿这个乱局,非他莫属。”这 是笔者当时听到的街谈巷议。
1975 年 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 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 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 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3 月 1 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 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 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 社会基础》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借批林彪影射现实,说“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 月 1 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 4 月 5 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 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的干部都 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 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 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 江青后党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4 月 18 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
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 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 3 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 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 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 年 5 月 3 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 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了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
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 林彪、彭德怀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 毛、谢、古。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东,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 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 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 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搞呀?为什么不和 200 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 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 经验主义。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 拖着不办。直至 5 月 27 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 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 我一仗”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邓 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 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蕭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 平没有迎客,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蕭何”。
1975 年 5 月 8 日至 29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十七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铁厂及国 417
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邓小平在李先念陪同下一进会场,与会者都站 起来,在前排的负责人都准备和昔日的总书记握手,只见邓小平严肃地说:“不拉手了, 等钢铁生产搞上去再拉手。”大家一看这架势,这回是真要抓生产了。万里在会上介绍了 整顿铁路的经验。邓小平两次发表讲话。在 29 日的计划中,邓小平提出了与“四人帮” 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泽东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 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不能分 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当然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科学的说法应该是在毛泽 东坚持错误主张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执行毛的错误主张中的正确部分。在当时“四人帮” 正在大批“唯生产力论”,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 平心目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是纲,其余都是目;后来毛泽东号召批邓,提出“什么 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恰恰说明邓和毛是两条路线,互不能容, 调和是不行的,掩盖也是不行的。
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7 月 14 日, 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抓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是 臃肿、庞大要减人;“散”是不统一,派性,有山头主义;“骄”是骄傲;“奢”是奢侈; “惰”是懒惰,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邓小平抓工 作像个高明的针灸大夫,每一针都点在了穴位上。会后把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作了调整, 把一些追随“四人帮”闹派性的人调开。叶剑英还和各大单位的一、二把手谈话,据一 些当事人回忆:“叶帅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四人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 队掌握好。”他还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 乱了,你们要抵制。”毛去世后,军队不分裂,同仇敌忾对付“四人帮”,这次会议打下 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经过邓小平大刀阔斧几个月的整顿,1975 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0 月 17 日 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个月来,工业生产和 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 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 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 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 的 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邓小平治国安邦的魄力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信服。
第三十七章 周恩来—江青临朝不可逾越的障碍
1972 年 2 月 12 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 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 全昏迷。经过 20 分钟紧张的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 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 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
当毛泽东转危为安的时候,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
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 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 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 有体会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泽东交权的许诺,若真交 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 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 答是:
“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 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走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上传下达 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 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 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祠说:“请你向 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探球又扔给了毛。
尼克松访华后,外国媒体大捧周恩来、在中美首脑会谈期间,对周恩来的一颦一笑, 举手投足,都有生动的描绘,好评如潮,称之为“周恩来外交”。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 毛泽东因眼疾每天听人读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对周恩来自处理林彪事件到接待尼克 松总统,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已超过自己大为不安,加上上次交权一幕周没有交出满意 的答卷,决心要整治周恩来,把周的风头压下去。
自“913”事件以来,周恩来协同毛泽东挽救了中共政权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接着 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为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拨正了航向,建立了旷世之功。毛泽 东为未来家天下的布局迷住了心窍,视周恩来为建立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碍,大功不赏反 而加害。
1972 年 5 月 18 日周恩来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与上海、天津的 专家共同认为,患者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 80-90%的治愈率,如错过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医疗小组给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早期治 疗方案,上报给中央办公厅。等了几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医疗小组的专家们传 达了中央的(实际是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第一、 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 不要检查;
第三、 不要开刀;
第四、 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378 页)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 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出面拦回,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护总理的”,“你们要 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周恩 来的病便拖下来了。一拖九个月。1973 年 2 月一天早晨,周恩来小解时大量尿血,把整 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当医疗小组向汪东兴反映总理的病不容再拖时。这位大内总 管坚决贯彻毛的意图,说什么“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是叶剑英直接面陈 毛泽东,毛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通过汪东兴继续搞小动作。告诉医疗组,只准做膀胱 镜检查,不准电灼。这是很内行的破坏治疗的意见。吴阶平为首的专家组冒着抗命的风 险,在检查中悄悄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但已过了早 期治疗的时机,一切都无可挽回了。1974 年 5 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 月 9 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 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恩来“是党、政、军、 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直至 6 月 1 日,周恩来才住 进 305 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尽管专家们尽心尽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 后刀口愈合良好,但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大量尿血,这是癌症进一步转移的信号,8 月 10 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听了汇报,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了。
毛泽东所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 江青后党临朝,如果毛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后党不 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泽东晚年心理时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鄙的。 他决不允许周恩来平静地疗养,接连对周进行了三次打击,第一次是 1973 底政治局扩大 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浒》,又回到 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来,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毛让周“先走一 步”的阴谋计划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伟大人 格和光辉形象,反倒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1974 年 6 月 1 日至 1975 年 10 月下旬。这是 周恩来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一年零五个月。在这个关键时刻期,周恩来最后奋起, 与毛泽东和“四人帮”周旋到底,不使政府落入“四人帮”手中,捍卫民主共和国,阻 止毛泽东搞变相的封建世袭,实现家天下的阴谋。1975 年“4.5”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 投票:要周恩来,不要毛泽东!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 的脚。“4.5”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第一次打击:1973 年 2 月 15 日至 19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中方谈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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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的问题、周恩来接见了他。美方强调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 湾。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当 然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这本是无懈 可击的外交辞令,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至今仍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毛泽 东根据王海容的汇报,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 土匪子,不打他就不投降。”政策基点放在“打”字上当然是对的,周恩来拒绝对美作出 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对此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找茬。
1973 年 6 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 153 期发一篇评论文章,就美苏达成防 止核战争协议一事,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认为这等于说他与尼 克松和解后没有达到“联美反苏”的目的,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 月4 日,他召 见王洪文和张春桥,点名批评外交部,借题发挥,矛头直指周恩来:
都说此文(注:指《新情况》第 153 期)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
你们贵部(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的意见 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 乔老爷(注:乔冠华)、姬老爷(注:姬鹏飞)的贼船。
凡是这类狗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 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海容、唐闻生两位通天的小姐在 11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贼船的含义,说主席 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单位。
7 月 4 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7.4 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赶 紧写检讨,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送了检讨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 春桥把批周的经典性语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写进 了十大的政治报告,但他绝成不了毛的接班人,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引用汉 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宣示了自己家天下的意图。与会者联系现 实一想就明白,毛的意思是“非毛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不留下话柄,毛又接着说: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把王洪文这个小混混抬 出来,彻底堵死周恩来继任主席的可能。
毛泽东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后,由这个造反派领袖代表 中央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宝座。但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名列第一 副主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惧怕毛,爱戴周,希望在毛谢世后由周出来领导。十大选 举副主席时。许世友提出只设一个副主席,就是名列第一的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周恩 来、九大后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整治林彪的问题;十大以后,如何整治周恩来又成了毛 泽东昼夜萦怀的心事。
1973 年 11 月中旬,基辛格(当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 日周恩来与基辛 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 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 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 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 策的制定者。
11 月 13 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 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没有达成什么协议, 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的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 定”等,这都有会议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 为“右倾投降主义”,说是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 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 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每个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家连日开 会对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 月 17 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在后 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 18 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没有执 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
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的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 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 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 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洪文、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 会议进行遥控。
从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转移,出现血尿。带着重病来接受批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 无情无义的政治动物。大跃进他搞砸了,周恩来任劳任怨地给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 他搞乱了全国,周恩来几乎是独木支撑使国家没有跨;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来帮他稳 住了局面,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他要争当国际共运 的领袖,与苏联彻底闹翻,差点儿招来一场核战争,美国向中国示好,他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邀请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他的“联美整苏”的方针下,出色的完成了中国 的战略转变,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说周恩来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 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会议的开法就不寻常。首先让唐闻生做了 8 个钟头的报告。细说毛泽东一年多以来 对外交部和周恩来的批评,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 有执行伟大领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她传达毛的话 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 466 页)简直是要把周恩来置于死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借用这两首唐诗谈玄可以,作为外交方针, 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执行?这两句诗作为外交方针提出来就是荒谬的,怎么做都可以说 你不对,只有具有最终解释权的毛泽东永远是对的。
江青提议病情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所谓“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开过几次会议,汪、华退出,剩下王张江姚 四人,自此形成“四人帮”。
江青说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抖出 1972 年毛泽东病中交权之事,歪曲成 为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有口难辩。跟着起哄的有王海 容、唐闻生、章含之以及章含之的新任丈夫乔冠华。乔是周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外交人 才,从此上了江青的贼船,为外交部正直人士所不齿。
毛泽东每天听联络员的汇报,知道与会者都不敢跟周恩来打招呼了,在高层搞臭周 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周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已达极限。他也不想在制造了一个“卖 国贼”林彪之后,再制造一个“儿皇帝”周恩来,真这样干,自己也会翻车。于是,叫 联络员传话:“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还制止了大字报上街的做法。他对会议的总结 是: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 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 不及待。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635 页)
这几句批评江青的话,要正话反听才能搞懂。毛澄清了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地要 取代主席”。真要“迫不及待”那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要全党共诛之的。是江青“才 是迫不及待”。江青迫不及待的表现是提名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没有批准。 这就是说,江青有资格当主席,只是“迫不及待”不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推 背图”式的语言向党的高层宣示,他的接班人是江青。
毛没有说透的话让邓小平来说,邓州会议最后对周恩来提出忠告: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 希望你能十分警惕这一点。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 472 页)
这是十天批周会议的点睛之笔,批周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都在这几句话里边。
周恩来理解毛的用心,要求见毛泽东当面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坚持要周知会上 检讨。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这份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 这时的形势比大跃进前那次挨整还要严峻,那时还允许范若愚帮忙。周曾向王海容、唐 闻生提出,自己年岁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 帮助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周企图通过联络员摸主席的底、连王、唐两位小姐在总理 面前都敢如此飞扬跋扈,可见周恩来政治上的处境是多么困难。12月 4 日周恩来在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检讨末尾提出自己只能做助手,政治局的工作 应交别人主持、这才过了关。毛泽东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批周会议的情况,使 大家明白要“跟线不跟人”。所谓“跟线”就是紧跟毛主席定革命路线,“不跟人”就是 不能听周恩来的。
12 月 9 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谈笑风生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 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又拉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 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会见以后,两位小姐发牢骚:“他做脸, 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第二次打击:
1973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注:郭沫若)在《十 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 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 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 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9 月 23 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 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 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 年 1 月 18 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 1974 年第一号《中 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家大事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 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的反 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 思想武器。”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 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 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古人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 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 月 25 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 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 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 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迟群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 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言论的 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 问道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 材料送给主席看看。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看得非 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 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谈到了奉江青之命到驻浙江的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说:“我们当 天到达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 读了信(注:江青致二十军防化连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了大家。他们认为,江青同志 那封信,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 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是单单是写给一个 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 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谢静宜还嫌不够,又补充说:“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 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 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
迟群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么联系实 际呀?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 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部纪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很 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 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 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 不需要联系实际吗?!”这个片子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安是意共党员,与中国 友好,是周恩来批准他来华拍摄这部影片的。周恩来一番苦心,想借一个外国人的手说 明文化大革命没有毁灭中国文化,给毛泽东粉饰一下,结果呢。照迟群信口雌黄,安东 尼奥尼成了“间谍”,周恩来成了“汉奸”,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要清算周恩来。
迟群接着说:“教育战线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 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一个中学发生的 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15 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 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是昏头昏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死者是该校初二(一)班学 生张玉勤。1973 年 7 月 10 日下午,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文考试,张玉勤 交了白卷,在试卷后面写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 ABC,也当接 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校长罗天奇 12 日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也批评了张玉勤。张当日离校,14 日在水库 中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究竟这个女学生是自杀,是他杀,是事故死亡,并没有搞清楚, 就一口咬定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这个学生如此富有“造反精神”,她可以罢课, 退学,斗老师,受点批评就投河自杀,十分不近情理。江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罗天 奇、杨天成被批斗,关押判刑二年,唐河县大抓“罗杨式的人物”,共批斗了 280 余人。 在全国掀起“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斗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教 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下放、撤职甚至判刑。造成学校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 不敢进行考试,学生纪律废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打骂老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 80 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 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 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 460 个儒,就是儒生啊! 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 4 万 6 千个反 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 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江青念的是一张纸,看来 她有准备,把毛泽东这段话抄来宣讲,以壮声势。
25 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 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 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 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 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加入 反周恩来总理的行列,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 笃。今至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 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帝王面南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 泽东暗中信奉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通过江青传出一首诗: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甚至一天不如一天了。发起批林批孔 运动不久,他的表亲王海容去看望他,他说:“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 接近了;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 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
两人讲了一阵闲话,又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 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 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 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 惊的话:“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 东的秘密口喻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 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 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 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 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 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力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 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 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加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 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 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 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4 年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 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 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 1974 年第四期《红旗》 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71 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 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 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犬”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 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 1974 年 5 月 17 日《北京日报》上,文 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1939 年夏,周恩来在延安党校 作报告,骑马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作为毛的新夫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策马和周恩来 并肩而行,她突然扬鞭疾驰,使周的坐骑受惊,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臂。治好后落下终身 残疾。周习惯性地端着右臂,别具风采)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 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 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 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 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不能阅读,请北京大学的一位女教授给他读《水浒》。突然于 1975 年 8 月 14 日发表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 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姚文元 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毛批准这些意见,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 式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8 月 28 日,《红旗》杂志第九期 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场评《水浒》的飓风又吹遍神州大地。8 月下旬,江青 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深恨邓小平没有成为他的家臣而倒向了周恩来、所谓宋江让人招安,是影射这件事情,说邓被周恩来“招安”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恩 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帅,邓小平是披挂上阵的急先锋。评《水浒》的谈话,一箭双 雕。
9 月 7 日,周恩来强撑病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说:“我已 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接替我的工作。”把邓小平继任总理, 作为一个既成事实通过外宾向全世界宣布。他还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出任总 理。毛泽东后来要改变总理人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引发了“四五运动”,自己差点翻车。
躺在医院里的周恩来敏锐地感到“架空晁盖”、“投降派”的暗箭是冲他射来的。这 使他非常伤心。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7 月 6 日,20 日。他强撑着病体主持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疾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为了给毛使用一种新眼药水。他 甚至拿自己的眼睛做实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给毛使用。23 日为毛实施白内 障治疗手术时,一直守侯在旁。这些表现居然一丝一毫没有感动毛,在周恩来走向黄泉 的途中,毛泽东又捅来一刀。8 月下旬,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
9 月 20 日,周恩来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审阅修改 1972 年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示”的专题说明的记录稿,并给毛泽东写 了一封信,请求把这份毛曾经批准印发省部级而又没有印发的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绝有人在他死后往他身上泼污水。毛扣下这份文件始终没 有印发;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1974 年 6 月,毛泽东把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九篇 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这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是对 30 年代在苏 区周恩来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的历史老账的总清算。他把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 给亲信们传阅。并允许毛远新吧其中涉及批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作为秘 密武器收藏着。(根据陈锡联 1980 年 8 月 6 日的揭发材料)准备在他死后继续批判经验 主义。
在周恩来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他特意把邓小平叫到跟前,用力握住邓小平的手。他 异常激动,尽管声音嘶哑而颤抖,但他用最大的音量当着许多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 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在平车靠近手术室大门的一刹那,他用尽平 生力气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自以为聪明,他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以为周恩来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 没想到周恩来反应如此强烈,那天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集聚了许多高级干部和医务人员, 周恩来以鞠躬尽瘁之身,满腔悲愤的抗议,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历史上的任何暴君, 对辅佐自己一辈子的宰相临终时都是优渥有加的毛泽东此举比暴君还要无道,使自己失 尽人心。
守在周恩来身旁的邓颖超平静地向在场的汪东兴说:“将恩来的话报告给主席。”
第三十八章 “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
1976 年 1 月 8 日 9:57,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官方宣布成立毛泽东、王 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 107 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9 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 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10 日和 11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要求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有几十万。本来可以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 或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仪式。满足人民的要求。当局有意要降低规格缩小影响。选在位 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告别厅一个狭小的场地。周恩来并不是在北京医院去世的,安排在这 里举行告别仪式毫无道理。11 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护送到 八宝山革命公墓火花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东西数十里的长安街上,出现了百万群众 哭灵送殡的场面。
要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周恩来去世在中国党政军各级干部和亿万百姓心灵中引起的重 大震撼,笔者的答卷是:恩来去世,神州陆沉。笔者当时在京汉路火车的软席包厢里。 那时乘车讲级别,这个车厢都是地师级以上干部。9 日凌晨火车上的早间新闻一播放哀乐, 大家心头一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一播出,整个车厢哭声一片。那绝对是真情实感的自 然流露。总理走了,小平靠边站了,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这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车到汉口,在我出站坐上汽车前往军区招待所的大街上,行人表情肃穆,有的流着泪, 或戴白花,或戴黑纱。一队队群众,捧着周恩来画像,捧着花圈,去参加追悼会。机关、 工厂、学校遍设灵堂。一家新华书店门口出示告白“总理画像售完,请到别处购买。”
预告 15 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 毛泽东是否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
周恩来去世后,有 40 名军队高级将领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出席追悼会, 哪怕到场一下。毛泽东看了信说:
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 革命。
(据张玉凤提供的资料)
后来政治局讨论毛是否出席的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表态,请主席 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 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最后拍板时圈了华国锋等人的意见。对由谁 主持追悼会的争论,毛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据这次会 议的参加者姚文元解释,“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毛“抬邓压周”,封邓小平 为毛派的代表,一路提拔。就是想把邓小平争取过来,为己所用,辅佐江青坐天下、由 于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认同,坚持为百姓不为君王。反对毛泽东搞家天下。还是成了 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从此不再是“毛派的代表”。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 大败笔。他只好用自己不出席追悼会的办法表示他对周恩来的嫉恨,并为日后批周埋下 伏笔。
1 月 12 日,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 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了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 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 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根据张玉凤提供的材料)
在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对周恩来盖棺定论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悼词中原来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毛泽东勾掉了。在共产主义的神庙里,“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高规格的谥号,只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一贯正确如毛泽东者才 能当此殊荣。对此群众硬是不服,因为毛泽东犯的错误比谁都大。后来在清明节悼念总 理时,群众对周恩来的第一个谥号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谷牧在一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对周公的历史贡献有公正的评价,是悼词之外的悼 词: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人民共和国的 诞生出生入死、履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 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 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 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周恩来死后声誉鹊起,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抵制毛泽东家天下的阴谋,反对江 青后党接班,坚持民主共和的斗争旗帜。
就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痛悼周总理的感情, 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栏发表《大批判带来大变化》的文章,强奸民意,硬说全国 人民最关心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教育战线带来的大变化。长期以来,宣传报 道的主旋律是和民心对着干。1 月 13 日一天之内,姚文元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不要 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还指示说“这几天报纸登 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并具体指示以后唁电版面往后放。人们对压低总理丧事的宣传 规格不满。心中的怒火淤积着。
3 月 5 日,上海《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一篇通稿时,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 题词;在 3 月 25 日自编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 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一看,一箭双雕,要把死去的周恩来和活着的邓小平都打成“走 资派”,人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文汇报》数日之内接到抗议电话 1000 多次。抗 议信件、电报 421件。这一事件成了“反昏君,颂贤相”的“四五”运动的导火线。为 捍卫周恩来的一世英名,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发生群众自发地抬着周恩来巨幅画像的示威 游行。
在北京由于不许各单位设灵堂祭奠。人民群众发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最 好的祭奠场所。3 月 19 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在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 的花圈,随着越聚越多,铺天盖地,成了花圈山,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诗文悼词,贴在纪 念碑上。执勤人员奉命每天清理撤走花圈,引起群众不满,轮流派人看守自己的花圈。4 月 2 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们做了一个搬不动、撕不坏的钢花圈。用起重机送到天安 门广场、中国科学院 109 工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竖起四块钢铁做的巨大诗牌:“红 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有妖魔喷毒火”、“自有擒魔打鬼人”。矛头直指 “四人帮”。
4 月 4 日是清明节。市政府当局宣布要移风易俗,不许纪念,等于是火上浇油、这一 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人次。上午 7 点。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路纵队,共一 千多人。抬着 34 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
曙光电机厂 300 多名工人,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队伍开过来了。 中国科学院的队伍开过来了。 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开过来了。 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也送来了花圈。
朋友,如果您对“历史潮流”、“人心向背”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缺少具体的、感性 的认识,就请看看这堵不住、截不断的人流吧!这就是“历史潮流”!这就是“民心向背”! 人民的抗议使毛泽东认识到“反周国必乱!”打消了批周恩来的念头。据公安局统计,那 天在纪念碑前献花圈 2073 个,单位 1400 多个、诗词、悼词、小字报不计其数,有 48 起 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诗词中的上乘之作以陈明远的作品为代表。陈明远幼时学诗,得到郭沫若、田汉的 指点,有诗坛神童的美誉。其作品 19 首,因气派宏大,格调卓绝,文革初期被误认为是 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在群众中辗转传抄。被打成“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天安门传抄张贴他的诗词几十首(当然未署名),现录其《沁园春》、《总理魂》以饗读者。
沁园春 清明祭总理一首
春涌回声。三虎总理,万泪纵横。集岗兰庐菊,斑斑带雨;1 银花铁蕊,耿耿含晶。 2 海角天涯,朝思暮悼,亿众凝目望碑亭。灰云漫,亦难遮伟迹,正大光明。
惊涛直上黄庭,3 君可见,江山意不平?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 生。民望崇山,民心洪水,谁敢欺凌谁敢轻?传花信,指殷红遍野,堪慰英灵!
原注释: 1“岗兰庐菊”,指井冈山之兰,庐山之菊。“岗兰”高洁清香,是朱德和周总理共同喜爱的花;“庐菊”傲霜耐寒,象征彭德怀的高尚品格。 2“银花铁蕊”,当时群众献的花圈,多为纸花或绢花,也有工人们用金属做的花圈。 3“黄庭”,《云笈七签》云:“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
这首词的后半阙,是给毛泽东下的战书。译成白话文就是:坐在黄庭上的人,你是 否知道天下人义愤难平?你所保护信任的四人帮,人民咒他(她)们早死;你所嫉恨迫 害的周恩来,在老百姓心中永生。民心如载舟覆舟的洪水,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玷污总 理的英名,将被席卷以去。看来是“惊涛直上黄庭”,天安门二百万群众的呼声毛泽东听 到了,所以才有“反周国必乱”的指示,使四人帮策划的批周阴谋胎死腹中。
陈明远有律诗八首,在群众中传抄,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
总理魂(八首)
一 天下安危系此身,伍豪海量敌千人。一生吐哺归完璧,九死回旗阻逆轮。1 墓表山川谁敢诋?碑文星月莫能焚。从今更爱在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 二 临没难忘地母恩,里程终始天安门。弱冠去国惟怀夏,引剑横眉誓护春。 黄埔乱云杨浦夏,梅园骤雨枣园晨。血花尽洒天涯路,处处皆存总理魂! 三 遍野哀鸿微夜闻,倩谁拂晓净烟尘。长沙火海泪焦迹,重庆刀山血透痕。 心展虹桥严铁石,目随云席扫妖气。群情满仰春归日,处处皆存总理魂! 四 铁斧丛林开混沌,纺车窑洞纺经纶。拼将赤县天将亮,定使黄河浪不混。 手执钢铁铜粹美,汗挥水库水甘醇,山川锦绣谁描绘?处处皆存总理魂! 五 革命前驱昼夜奔,笑赢敌手誉如神。御仇争寸干喉舌,援友传戈卫当唇。 名共国名扬宇宙,志同众志劈乾坤。环球仰慕真君子,处处皆存总理魂! 六 手植青苗深扎根,足追红迹勉儿孙。惯教孺子开门笑,频对奸人怒眉嗔。 未现宏图三代恨,无名金字亿民尊。百年所树待林立,处处皆存总理魂!2 七 五岳巍峨烈士坟,一声总理泪纷纷。血溶国脉连心跳,灵入民身暖体温。 广场披襟何坦荡,丰碑挺骨益坚贞。熏风化雨颂无尽,处处皆存总理魂! 八 衣未戎装真赤军,笔无遗嘱壮诗文。毕生风韵注川海,终古征程耀火云。 曾唤小名公笑永,常怀巨影我心沉。此生誓献中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3
一 天下安危系此身,伍豪海量敌千人。一生吐哺归完璧,九死回旗阻逆轮。1 墓表山川谁敢诋?碑文星月莫能焚。从今更爱在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 二 临没难忘地母恩,里程终始天安门。弱冠去国惟怀夏,引剑横眉誓护春。 黄埔乱云杨浦夏,梅园骤雨枣园晨。血花尽洒天涯路,处处皆存总理魂! 三 遍野哀鸿微夜闻,倩谁拂晓净烟尘。长沙火海泪焦迹,重庆刀山血透痕。 心展虹桥严铁石,目随云席扫妖气。群情满仰春归日,处处皆存总理魂! 四 铁斧丛林开混沌,纺车窑洞纺经纶。拼将赤县天将亮,定使黄河浪不混。 手执钢铁铜粹美,汗挥水库水甘醇,山川锦绣谁描绘?处处皆存总理魂! 五 革命前驱昼夜奔,笑赢敌手誉如神。御仇争寸干喉舌,援友传戈卫当唇。 名共国名扬宇宙,志同众志劈乾坤。环球仰慕真君子,处处皆存总理魂! 六 手植青苗深扎根,足追红迹勉儿孙。惯教孺子开门笑,频对奸人怒眉嗔。 未现宏图三代恨,无名金字亿民尊。百年所树待林立,处处皆存总理魂!2 七 五岳巍峨烈士坟,一声总理泪纷纷。血溶国脉连心跳,灵入民身暖体温。 广场披襟何坦荡,丰碑挺骨益坚贞。熏风化雨颂无尽,处处皆存总理魂! 八 衣未戎装真赤军,笔无遗嘱壮诗文。毕生风韵注川海,终古征程耀火云。 曾唤小名公笑永,常怀巨影我心沉。此生誓献中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3
1 “九死回旗”:《三国演义》载: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撤回川中时仍高举 诸葛旗号,吓退司马懿大军。今民众高举周恩来旗帜,成功地阻止了江青后党临朝。
2“无名金字”,人民英雄纪念碑主文为周恩来书写。 3 周总理生前见过陈明远,亲切地叫他“小远子”。
广大群众的诗文,直白犀利,直刺四人帮。
其中有一首《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眼看要垮掉。 请示总理,是拆还是烧?
有题名《赠某女士》的新诗,直指江青:
某女士真猖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奋又作浪;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也有直批毛泽东的诗词: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自诩为中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是正在走的“走 资派”,朱德是“老机”,陈云“一贯右倾”。林彪成了“叛徒、卖国贼”,连周恩来都不 是,七个常委六个被他打倒或半打倒,剩下自己唯我独左,可人民群众不认同,认为他 搞的是“秦始皇的封建社会”,是假社会主义。在毛泽东家天下的布局日益明显的时候, 人们终于明白,成天叫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原来他要搞封建主义复辟!
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歌颂周总理,批判“四人帮”。北京铁路分 局工人王海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示血书:“誓死保卫周总理的英名不受玷污!”群众 中还传唱一首歌曲:“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 和总理心连心。”
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斗争是全国性的。南京、武汉、杭州、太原、西安、 郑州、洛阳、天津、合肥、成都、广州、兰州、银川、昆明、贵阳、抚顺、上海以及青 海、西藏都出现了群众性的自发斗争。
3 月 28 日深夜,安徽师范大学一位学生,芜湖一中的一位教师和芜湖缝纫机厂的一 位工人,用“党的儿女”署名,在芜湖市安徽师大附中墙壁上刷出三条大标语:
周总理革命精神万岁!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
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有?遭此不幸!
还有三条没贴完,就被当做罪证把他们抓起来了。后三条更厉害:
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保住邓小平同志,挽救我们伟大的党,挽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 族!
春桥春桥,放屁造谣,诬陷总理,罪责难逃!
江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
4 月 4 日晚,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治理活动是什么 性质的问题?认定:“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 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四人 帮”认定“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在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 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 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 请示毛主席。”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情况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张玉凤在场。据 张披露,毛说:
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 要推翻文化大革命。
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常在会议战争年代的生活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 我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 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反周批邓,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他太迷信自己权威了,太迷信自 己的威信了。“913”事件后,是因为他倚周用邓,全党继续拥护他,全军继续拥护他, 人民继续拥护他。当他抛弃这两个人要把班交给江青的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跟 他翻了脸。
毛泽东决心一意孤行到底,批准镇压在天安门前表达民意的群众。
4 月 5 日下午 6 点 25 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反复播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 的讲话,宣布:“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动员群众 离开,“不要上当。”晚 9:35,卫戍部队五个营、公安干警 3000 人、民兵10000 人,对 尚未撤离的群众大打出手,当场逮捕 38 人,“四五”前后共逮捕 388 人,收走花圈,刷 掉了大小字报。
4 月 7 日上午 8:05-9:15,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听取民意在汇报。根据毛远新的手记, 毛泽东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后又补充 说:“兼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的这些指示,需要政治局在形式上通过一下才合乎 组织原则。他特别叮嘱,不叫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会议,以保证决议一致通过。 由此可见,毛虽沉疴在身,但头脑清醒,大事绝不含糊。有人说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 是“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重病的毛“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为尊者帏 过。4 月 7 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决议》在 4 月 8 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人心硬是不服。12 日报社收到署名“一 个现场工人民兵”的群众来信,寄回 8日的《人民日报》,在决议和社论旁批着:“令人 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的传声筒!”并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 西斯机关党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辛辛写信 给《人民日报》:“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北京部队某部副 营长王勤,听完广播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营房附近十字路口一颗白杨树上:“邓副主席 是我们的贴心人!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当局为了壮胆,下令北京和各省省会,组织大规模游行,表示拥护两个决议。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 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人生 70 古来稀,我 80 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 棺也快了吧,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 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 紫禁城,的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 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 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 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干了两件事, 一件是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从 1949 年到 1965 年,17 年建国他没有插手,什么事也没管,什么事也没干。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 饿死 3755 万人,损失 1200 个亿,把 17 年代一切错误、责任全部推给刘少奇。这个大的 历史框架,文革之初他就想好了,一以贯之,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希望后人这样写他的 历史。
实事求是地说,在 1953 年以后,毛泽东推行了一条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特征的“左” 倾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比历史上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危害大得多,那只是 局部的革命失败,丢掉几个县的革命根据地,损失了几万部队,而毛的错误路线的后果 是 3755 万人被饿死。一个将解放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挂在嘴边的党的领袖,犯下 如此罪行,拒不认错,拒不引咎辞职,反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他胡来,抵制过 他,对他提过不同意见,约占 80%以上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撤职、打倒甚至斗死、害死, 这与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较起来,要残酷多少倍,无情多少倍!如果 没有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乃至取得主导地位,他真的退居二线,垂拱而治, 没有 1953 年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没有 1955 年批邓子恢的“小 脚女人”,没有 1958 年反周恩来的右倾,没有公社化和三年大跃进,没有庐山会议反对 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决不会造成饿死 3755 万人的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毛泽东驱 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跟着他胡折腾四分之一世纪。到 1978 年又回到新民主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才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建设时期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应该是坚持党的“八大”路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心中的改革开放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十九章 毛泽东让江青“挑大旗”
毛泽东很看重自己的身后名。他的“武功”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他是胜利者,这一 点他有充分地自信。他的“文治”却一塌糊涂。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没有能够建设 一个新世界。他想把人民送入天堂,却把人民送入了地狱。1955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 值占世界的 4.7%,到 1980 年跌落到 2.5%。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 2 倍,1960 年与日本相当,到 1980 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 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 分之一,1980 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 呢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 4600 亿美元,到 1980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36800 亿美元。1949 年以前的上海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 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上海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在 亚洲属于领先地位。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比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好许多。但是到 1976 年,上海人均 GDP 只有 400 美元,而香港的人均 GDP 达到 7000 美元。上海已完全沦为 亚洲二、三流的城市。1979 年中国大陆人均 GDP416 元(人民币),同期台湾人均 GDP1895 元(美元),按当时汇率,台湾 GDP 比大陆高 6.8 倍。1978 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 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 20 位。誇下海口赶英超美, 落后的却越来越远,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造成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比如 要被历史所淘汰。
特别令他午夜心惊的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了 3755 万人。刘少奇跟他说:“人吃人,你 我要上书的。”他太怕这件事上书了。有学者统计,毛时代饿死人的数目超过中国历史上 任何一个朝代,比各朝各代 2000 多年饿死人的总数还多。这个数字若上了书,毛泽东还 是人民的大救星吗》他还是人们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吗?他还是人民的伟大领袖 吗?他还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挥斤运斧创立的新制度,开辟的新道路, 还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还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3755 万人被活活饿 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最 残暴的假社会主义。每念至此,毛泽东不寒而栗。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刘少奇和省、地、县、社各级“走资派”替他背这个黑 锅,当他的替罪羊。这些人是毛的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忠实早就被打倒了),是大 跃进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饿死人的直接责任者和见证者,是老百姓最恨的人。七 千人大会上,这些县以上干部不愿当替罪羊,要跟他论论责任,分分是非,逼着他作了 检讨。散了会他就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制造党变修、国变色的舆论。当他占领政治上 和道德上的制高点以后,登高一呼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各级走资派。连连得 手,几年之间,他把从中央到公社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换掉了。他年复一年地宣传,是刘 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误了中国,害了百姓;是那些走资派制造了大饥 荒,让老百姓手二遍苦,遭二茬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 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 担饿死 3755 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 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条件,就是能忠实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 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 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 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 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 —就能涂掉了 3755 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的幌 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 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 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其实,毛泽东 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 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 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 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 我启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 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579页)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 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 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执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 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 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 60000 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 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 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1974 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 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体”。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 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 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 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0世纪 70 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 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坚持。这样 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蜕变成为 20 世纪的刘邦,一个建 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毛泽东晚年患有多种疾病:下肢萎缩,双脚浮肿,行走困难;心脏病日益严重;眼 睛患白内障,近乎失明。但他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党国大事最后都得他最后拍板定案。 他不相信外人了,只信得过家里人,把侄子毛远新调到身边。毛远新进中南海之前是中 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是以准太子的身份出现的, 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毛泽东对身后事的布局。从 1975 年 10 月 10 日起,让毛远新当“主席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传达“主席口喻”。小毛曾说:“我 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王洪文十分不服气, 说“我到底是党的副主席”。
1975 年 11 月 2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分析形势,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一、 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一、 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二、 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主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
二、 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主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
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一大堆;
三、 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三、 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 72 年批极左还凶些。
1975 年整顿,路线有问题,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 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 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 17 年中各条战线上的修正 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 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 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对文 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 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 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 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这一番话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如果要邓小平主政,将来他会不会翻 文化大革命的案?虽然他说对自己被打倒受批判的事情“永不翻案”,但如果把整个文化 大革命的案给翻了,他自己不就翻案了吗?毛泽东决定,一定要摸清邓小平对待文化大 革命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叫毛远新把汪东兴、陈锡联找上,三个人一起同邓小平谈一次 话,嘱咐毛远新:“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看他怎么说。”
毛远新当天就照办了。邓小平果然提出异议,他对自己不批 17 年各条战线的修正主 义路线的解释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于自己二 次上台以来的工作,他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 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整个否定文革前的 17 年,把各条战线都说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说可能否 定一些不该否定的成绩,但最重要的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 3755 万人,损失 1200 个亿 这笔历史大帐转到刘少奇头上,我老毛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绕了那么大的弯子, 花样翻新的大批判搞了九年,就是要做这个文章。这个邓小平是真不开窍呢,还是硬要 跟我对着干呢?毛泽东作如是想。
11 月 20 日,毛泽东指示由文化网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 题。这时毛对邓仍采取“拉”的政策,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 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要答应这一条,邓小平就有了和江 青混蛋合作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对邓还没死心,还想把他(她)们捏合在一起,江青监 国,邓小平执政。
这对邓小平确是一次重大考验。只要他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可以高官厚禄,安富尊荣,终此一生。想想江西流放的日子,用汽油去洗那些锈迹斑 斑的零件,照顾年迈的继母,给高位截瘫的儿子翻身擦澡,经纶满腹,报国无门。重返 政坛,不易啊!一般政治家都会屈从的,但邓小平属于大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些,想得 更深些。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不否定,别人会否定的,子孙后代会否定的;三年大 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笔历史大帐终究要向人民作出交代的。想一人掩天下人耳目是 不可能的。违背人民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他下了决心,宁可第三次 被打倒,也不接受毛泽东的条件。话说得还是很婉转的:“由我主持写这样的决议不适宜。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晋魏?”意思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打倒的人,你 那些“战略部署”,我一概没有参加,一概不知道,我不能稀里糊涂出来给文革唱这个赞 歌。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对邓小平深深地失望,乃决心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11 月 15 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 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 文同志主持。”毛这时对邓有一种用之不放心,弃之不甘心的矛盾心理,环顾朝野上下, 再也找不出一个“萧何”来了。对邓的请辞报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 儿再说。”
11 月 24 日,召开 136 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并宣读经毛泽东 批示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共三条:
毛泽东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 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 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 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 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26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这个《打招呼讲话要点》发到全国。从此,持续了 九个月的对文革乱局的整顿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始。
躺在医院的周恩来焦虑地注视着政局的发展。12 月 28 日,邓小平来医院看望周恩来。 据毛毛记述: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能否顶住这 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回答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 了!”这一次交流,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 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 430-431 页)
周恩来的问题很含蓄,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会不会改变态度,接受毛的条件, 去做“辅政大臣”?邓小平心领神会,说“永远不会!”就是庄严表态,宁可第二次被打 倒,也不会辅佐江青坐天下。
12 月下旬,叶剑英来到 305 医院,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密嘱:要注意斗争方法, 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
1975 年 12 月 26 日,康生病死。康生死前有一个大动作,他向毛泽东揭发了江青、 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章含之于 1976 年4 月 25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概述了此事的 经过:
去年(注:1975 年)夏天,大约 8 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 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 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的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 去的。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他们转报毛主席。 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经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 给他看的,康生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 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是叛徒。
康生老奸巨猾,两面投机。1975 年夏天他看邓小平主政风头正劲,估计最后收拾文 革局面的是邓小平。乃向邓揭了江青、张春桥的底,以求将来写历史时把他列入反后党 的行列。邓小平要避嫌,说江、张的事情他不便向毛进言,要康生另觅上达途径。这才 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康生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王观澜和吴仲超当时都还健在,随时可 以调查取证。
毛泽东要决心处理江青、张春桥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所谓 “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云云,纯属欺世盗名。他借重叛徒江青把不是叛徒的刘少奇 打成叛徒,而把真正的叛徒保护下来,做自己的接班人,他保护叛徒张春桥,把“亲密 战友”林彪逼上绝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受蒙蔽,不是失察,是不可原谅的。应 该打破“奸臣祸国,皇上圣明”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毛泽东启用邓小平是为了给江青找一个辅政大臣,当邓小平拒绝扮演这个角色时, 他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但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为了逐步加压,逼邓就范。
1975 年 12 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在邓小平主持下批判邓小平。“四人帮”气 焰嚣张,措辞激烈,全面否定了九个月来的整顿工作。其他人跟着帮腔。邓小平静静地 听,大家说完了他就宣布散会。
12 月 20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他说: 440
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
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先谈我的思想状态。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 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 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较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 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打派 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当时我觉 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 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 以用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 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 以,当着有些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 绪。
这个检讨,实际上是对整顿工作的辩护。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并附上他的 “检讨”记录稿。“四人帮”说整顿工作是“翻案”,是“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干部和全 国人民不这样看。整顿工作的成绩他们都看到了,都感觉到了。这是文革九年来国民经 济发展最好的一年,
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1.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4.6%,工业总产值增长 15.1%, 粮食、钢、原煤、电、财政收入比上年都有较大增长。经过全面整顿,重建规章制度, 生产迅速恢复,派性受到抑制,干部群众信心大增,形势十分喜人。一场“反击右倾翻 案风”,整顿带来的成果被彻底否定,刚刚看到希望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了不安和迷茫, 突变的政治形势和新一轮的批判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更不 能紧跟。
1976 年 1 月 20 日夜,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我 12 月 20 日和 1 月 3 日两次检讨,主席批示政治局讨论。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 在讨论之先要我讲讲要面见主席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 日)晚点会议上做了一个 简短的发言。现送上请审阅。
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主席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我的工作问 题。批判时提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十分犹豫。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 有什么恋权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面谈这些问题好些。再不提会影响中央的工作, 增加自己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请予 以批准。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不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 我自己,一切听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 448-449 页)
第二天,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 20 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
(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 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意做自我批评,而刘、林根本不愿。
毛远新汇报说:“邓小平要求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他自 己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 棍子打死。
毛远新试探性地问毛泽东:“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1976 年一月底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 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 “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 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他又强迫叶剑英“生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政治局早已是毛泽东的 军机处,遵旨于 1976 年 2 月 2 日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全军、全国县级以 上单位从此,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 解。
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 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 实证明确实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 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 就结在这里。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 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这是汪东兴提议的,附议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 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 席。江青“谦让”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 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 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 我看不是真诚,是江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 死后。”
2 月 25 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号召 大家在“批邓”问题上转弯子,“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对邓小平 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批邓公开化。
3 月 2 日,江青擅自召集 12 个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说“邓小 平是个谣言公司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 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就是对 着邓小平”。毛泽东既然说了江青可以“挑大旗”,她也就肆无忌惮地说:“有人给林彪写 信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1975 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社会 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 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骨干分子重新杀回,各地 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燃,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 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了。一些铁路干线重新瘫痪,交通堵塞,列车晚点,物资积 压,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的局面。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的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 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 4 月12 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 小平仇恨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恨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 击邓小平。4 月 7 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 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 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 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 老 8 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邓小平能够稳住 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 得意,那份伪善,就可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 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 情。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脚,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 经过两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 抗战时期是 129 师政委,而 129 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 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 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驱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如果再害死 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 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76 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 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 的,在清算我 27 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 基础,有军方保护。”
这就是毛泽东不敢害死邓小平的原因。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 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里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之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 年)4 月至 7 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 画,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江青、陈 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 1976 年 7 月 15 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 政治局常委名单,有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 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 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
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 不停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在 1976 年 8 月 1 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江青要求讲话。本来,江青没有 任何政府部门职务,华国锋是可以拒绝江青到场讲话的,但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 还是让给了江青。没想到江青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胡乱点名。不仅大骂万里(时任铁道 部长),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小平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公开点名批 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跑。这就给与会者也给全党一个信息,她的地位在华国 锋以上。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中央军委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江青内定的名单值得评点的有三:一是根本没有准太子毛远新的位置,连政治局委 员、候补委员中都没有毛远新,这是违背“先帝”遗嘱的;二是把华国锋架空了,只保 留一个副主席的虚名,国务院和军委,他没有任何发言权;三是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 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三个职务,掌控党政军实权。这个名单在后党内部 就摆不平,蕴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
第四十章 毛死江囚
1976 年 9 月 9 日 0:10,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 造者,伟大的革命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毛泽东逝世。
丧仪是超级隆重的。11 日至 17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 7 天隆重的吊唁,30 万群众 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18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大 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广大人民群众行礼如仪,感情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 对毛迷信很深,他们接受了“奸臣祸国,皇上英名”的公式,许多人拭泪的场面是真实 的。就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来说,对毛的敬畏多于爱戴但敬畏不是为了祈福,而是为了 免祸。文革初期最崇拜毛泽东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些红卫兵小将们,南抄北打,东砸西 杀,为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各级走资派,当年许诺他们当革命接班人,后来才知 道这个革命接班人的当法,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而是与那些成分不好的“狗崽子”一起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的心中充满了被利用、被愚弄、被欺骗 的愤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是他们觉醒的证明。天安门追悼会一结束,在返回 的路上,大多数人有一种轻松之感,好像参加完“十一”游行一样,那感情同周恩来逝 世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心的向背由此可见。
追随了毛泽东一辈子的广大中高级干部开始觉醒。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正军级) 董铁城是“三八式”老干部,笔者的老上级,彼此能说过心话而不必担心被出卖。他对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亲口对我说:“党内同志希望毛主席早 点走,他不死,国家没有希望。‘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
就准备上山打游击。“他说这话时时严肃而沉重的。他说联系的更高级的军队将领对” 四人帮“上台应变计划没有问。我隐约感觉到”四人帮“真的上台会有一场血战。
那时军队中还流传一首“枪杆诗”:
娘们秀才太猖狂,三起三落不应当。
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枪。
“三起三落”、“诸葛亮”指的邓小平、这首诗说是出自许世友将军,我看是假托他的名义。不管版权是否属于他,这反映了军队的一种情绪—要跟“四人帮”动武的情绪。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文章,讲了亲历的一件事:
1976 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 月 10 日下午。我正在乡下家里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讣告。消息来的太突然,我吃了一惊。我的邻居,60 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 我连忙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复一遍。他连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后毛泽东的一套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 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骤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 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苞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合江农村属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死,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当地委书记, 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农民。
有一首民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面子好,世界穷国齐来朝。粮食给人做工事,自己百姓饿死了。
毛泽东时代工厂好,物资奇缺都要票。产品质次只求量,反正不怕卖不掉。
毛泽东时代工人好,饭碗铁做砸不了。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敢动我一毫毛。
毛泽东时代农民好,种植计划官管了。大寨工分大锅饭,天天开会好睡觉。
毛泽东时代学生好,无法无天把反造。阶级斗争天天讲,国家主席命难保。
毛泽东时代媒体好,党的喉舌墙头草。昨日最最敬爱的,今天口诛笔伐讨。
毛泽东时代大家好,全国人民一个脑。主席挥手我前进,刀山火海往前跑。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是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黯淡下来。“八大”形成的人才济济阵容强大的领导班子忽然全不行了,政治局常委全修了,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全修了,中央委员会 79%以上被打倒了。这样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才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够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看清这一切之后,深深失望,摇头叹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追悼会一结束,尖锐的争权斗争就开始了。
关于接班的安排,毛泽东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江青是党的主席, 后两个名单又把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究竟谁当第一把手,后党内就引起了纷争。这就需要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推举确定,江青还不能在“先王”殡天之后立即就“女皇”位,仍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就留下了变数。
毛泽东晚年多疑寡信,刻薄少恩。他没有一个亲密战友,没有一个可以“托孤”的重臣。后党集团内部首先发生了分裂。华国锋、汪东兴站出来在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的支持下,于 1976 年 19 月 6 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四人帮”的被捕,标志着祸乱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197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 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 年 3 月 17 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批林彪、江青集团的问题。最后确定,林彪、江青集团 16 名主犯,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六名已死,只列入起诉书,不审判。出庭受审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十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确定彭真为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中纪委书记王鹤寿。
1979 年 2 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七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 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是“;‘案”审判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调阅了对林彪、江青集团的起诉书后其他材料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深思熟虑,他在 1980 年 3 月底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方案的会议上提出: 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 不应过问这件事。他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 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据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彭真曾多次找 他到家里谈话,强调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党的路线错误分开。路线错误 是党犯的错误,不能审《我的一张大字报》、九大决议等问题。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的旗帜表面上不能倒,不能丢,但又要让千 千万万受害者和中国人民出一出十年的恶气,让毛泽东的威信扫地以尽,从今以后再没 有阻止改革开放和左右党的路线政策的影响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审判毛的未亡人江青, 让江青代毛受过是最妙的办法。这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中国政治的矫情.京剧里有一 出戏叫《打龙袍》,是说皇帝犯了错误,但不能责罚皇帝,用打他的衣服来代替。这次审 判是演出现代版的《打龙袍》。幕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台前的审判官,台下的阶下囚, 旁听席上的文革受害者们,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又都激昂慷慨地坚决 否认说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彭真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 16次会议,于1980年9月29日决定:
一、 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二、 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二、 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任命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进行检 察起诉。
公元 1980 年 11 月 20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永志史册 的日子。这天下午 3 时,在北京正义路 7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九亿人们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
这是全国人民期望已久的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 一到,一定要报。这是中国人笃信的格言。为了等待这一天,中国人民走过了心惊胆战、 苦难艰险的十年,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法庭庄严肃穆,审判台灰色幕布中央高悬的特大国徽,天安门上方的五颗金星闪耀 着耀眼的光辉,使人感到今天的国徽特别神圣而威严。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880 名旁听代表分别在一楼和二楼的旁听席上就坐,其中有:刘少 奇夫人王光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贺龙夫人薛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还有许多遭受江青迫害的 30 年代文艺界人士。王光美回忆说,1967 年夏,刘少奇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受尽迫害的贺龙多次向薛明说过:“林彪、康生、江青等,不是好人,他们没有好下场。”今天他的预言也应验了。当时传抄一首《好了歌》据说是赵朴初所作,颇能反映人们的心情,今照录如下:
好了歌--《红楼梦旧曲新编》
受审公堂,当年趾气扬;今日惶惶,曾醉歌舞场;横行十年露锋芒,栅栏今却在铁 窗上。说什么人正红、屁正香,为何炎日又降霜?昨日四人聚谋藏密室,今朝万民声讨 遍城乡,钢满箱,帽满箱,到处扣人人遭殃;整人嫌人命太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巧伪 装,原是叛徒装贤良。厌膏粱,听不见怨言在城街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铁枷扛;能绕 三寸舌,却断九廻肠。乱哄哄你吹我捧闹登场,反诬他人野心狼。甚荒唐,撕下来只有 一层马列外衣裳。
本书作者释:毛泽东曾批评江青开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到处整人。
法庭人员均已入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 他的右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边是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他们都身着 藏青色毛料制服。坐在左侧的,是出庭支持公审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 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他们均身穿灰色毛料制服。 审判席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席。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身材魁梧的法警分 列两旁。
今天出庭的辩护律师是:甘雨霖、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王克昌。
下午 2:56,书记员郭志文向庭长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 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 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下午三时整,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法庭强光灯齐放,光明耀眼,法庭一片肃穆。 庭长江华威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十名主犯被押进被告席上的铁栏里,左起: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 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恰在正中。
下午 3:18,计划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
法庭上下一片肃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 前交替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 48 条罪行。
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的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 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第一审判庭在公安部礼堂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包括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五名罪犯;第二审判庭在空军俱乐部(现空军学院)审判林彪 反革命集团,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五名罪犯。
庭长江华在法庭上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规则》,告知他们: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取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人有辩护权和最后陈述权。
1980 年 12 月 23 日,第一审判庭开庭继续审问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 60 斤重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殴打—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法庭陈述说: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29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 年 12 月 14 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被关押的 33 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 52 次。1967 年 1 月 21 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 30 多处,头部被打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谁都知道毛刘决裂最后摊牌时的争论,刘少奇问:“谁是走资派?”毛泽东答:“张霖之就是。”是毛泽东“钦点”,使张霖之成为红卫兵第一批冲击对象,最后被活活打死。江青是在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
如今只追究走狗的责任,不追究那个发纵指令的人的责任,显然有失公道。
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 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 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起诉书中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罪证,证明林、江勾结,好像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林彪心血来潮委托江青搞了这么个文件。《纪要》的主题是“专政论”说什么“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1967 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要》的贯彻执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根据,打着所谓批判“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打成毒草,诬陷、迫害、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全国文艺 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 26000 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建 国 17 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 17 个省、市受诬陷、 迫害的教师就有 142000 多人。
事实真相是: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三次,亲笔修改 11 处,加了“林彪同志委托” 六个字,文件的名称原来是《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一改,文件的分量就提上去了。经毛批准认可,作为中发(66)211 号文件,于 1966 年 4月 10 日发至县团级。
起诉书指控江青、康生勾结迫害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说 1968 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 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对!毛泽东在本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做叛徒、内工贼的结论,永远开除出党。如果按照民主程序办事, 八届中央委员会肯定通不过,这才需要先对中央委员会动大手术,使其中的多数人不能到会,换上新选的革委会主任和造反派头头滥竽充数,以便毛泽东为所欲为。不是江青和康生,是毛泽东要给八届中央委员会大换血,江康只是执行者。
1968 年 7 月 21 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江青这时是个普通党员,九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康生是把她当作皇帝的代表—皇后来伺候的。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她(他)们俩敢办这种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 88 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 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 名和“有错误 的或历史要考查的”29 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193 名中的 70%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肖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 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欧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建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詰伯、廖志高、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共 123 名。
打倒 123 名中央委员,居然说是背着毛泽东干的,这可能吗? 毛泽东晚年心地阴暗,虚伪狡诈,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把坏事做绝,又希望万古流芳。封建王朝老皇帝要传位,废立之争往往引起流血冲突,但这局限在宫廷范围内,与百姓无干。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这么简单的事,他把它搞得比春秋战国还要复杂。他要以革命的名义搞帝制,实在说不出口,说出来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 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 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妄图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不能永远为尊者讳过, 时至今日,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毛泽东的卵翼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江青后党,一个婆娘几个秀才,没有毛泽东在后面撑着,怎么会有摧毁全党搞乱全国的能量?!江青在与公诉人江文对簿公堂时有惊人之论。江青说: “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 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那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 100%都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只有这几句是实事求是的,是说明了事实真相的。盘踞金字塔顶端作威作福,破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各级领导干部,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止是那四个人,而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
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1981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从此,江青开始了漫长的、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狱生活。江青在秦城监狱呆的地方就是彭真多年住过的牢房。让毛泽东的未亡人活着,就是为了羞辱那个躺在纪念堂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让她偿还毛泽东所欠下的罄竹难书的孽债。
1989 年 11 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过软禁生活。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护士陪同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加强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
1991 年 3 月 15 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表示她对毛泽东的怀念。“李”是江青的本姓,“润”是毛泽东早期使用的字,“青”则是江青的“青”。
5 月 13 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25 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 1966年 5 天 13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她叱咤风云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权势,荣耀, 享受,风光无限。如今,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 12 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政治舞台的迹象。今昔的反差使她气愤、悲哀、绝望。5 月 14 日凌晨 1:30,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从卧室来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栓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将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以便将头伸进手帕打成的绳套里,接着又踢开垫脚的被子等物。。。。。。3:30,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两脚悬空吊死在铁架上。其他的护士和医生闻讯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差一点成了中国女皇的毛泽东的妻子,在她 77 岁的时候离开了被她捣乱了十年的中国。当天下午,李纳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纳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 5 月18 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纳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官方发表了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 1991 年 5 月 14 日凌晨,在北京她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 1981 年 1 月 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 年 1 月改 判无期徒刑,1984 年 5 月 4 日保外就医。
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 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
文化大革命死了 2000 万人,整了 1 亿人,浪费了 8000 亿人民币。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 3755 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 1200 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 2000 万人。浪费了 8000 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 说的国民收入损失 5000 亿,浪费和减收共计 13000 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 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者在 5755 万人以上,经济损失 14200 亿元。近 30 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 6500 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 30 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治理国家的总成绩单。
1992 年春,香港《镜报》报道,北京市某宣传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采用问卷笔答方法,让被调查者写出自己最尊敬的十位领导人,按照获选票高低排出的前十位是:
一、 周恩来,获选率100%;
二、 邓小平,获选率97%;
三、 邓颖超,获选率90%;
四、 刘少奇,获选率88%;
五、 朱德,获选率84%;
六、 万里,获选率835;
七、 胡耀邦,获选率80%;
八、 杨尚昆,获选率78%;
九、 江泽民,获选率76%;
十、 彭真,获选率72%
二、 邓小平,获选率97%;
三、 邓颖超,获选率90%;
四、 刘少奇,获选率88%;
五、 朱德,获选率84%;
六、 万里,获选率835;
七、 胡耀邦,获选率80%;
八、 杨尚昆,获选率78%;
九、 江泽民,获选率76%;
十、 彭真,获选率72%
答卷中提到毛泽东的不到 2%,看到这里,笔者心中有些茫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 怎么?文革中地动山摇地被亿万人民三呼“万岁”的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竟跌落得这么惨么?然而这是事实。细思之,也在情理之中。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视人民为刍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全党为敌人,犯了滔天大罪,民心党心的变化是必然的。回想文革十年,兴师动众,开动全国的舆论工具,辅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结果呢,历史才过去了 15 年,文革中被打倒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获选率 97%,刘少奇获选率 88%,大批判的幕后主持者毛泽东获选率不到 1%。正是:一时是非在于力,千古是非在于理。刘少奇临终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信哉斯言。人民既已觉醒,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 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置,使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次民意测验有一点值得注意。人民群众是把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了区别的。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威信骤降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任。选出来的前十位最受尊敬的领导人,还都是共产党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要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在维护毛泽东错误的基点上,改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大,全部改正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
结束语:团结资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
本文摘要: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 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32 页)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 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 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 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 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 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 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 起来,实行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 极性,实行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 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2002 年 11 月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提出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的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自提出“三个代表”以来,为防备“左派”攻击, 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其深刻含义没有为广大人民所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新意是: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各级地方官员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敢于在本地区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敢承认这是发展资本主义。年轻创业者陆诒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论证“资本家”的非法性。法院一审判决维持被告决定。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中共的纲领路线与人民的沟通。本文要把在中国现阶段可会意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彻底敞开说一说。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产力维持生产线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平衡地运转;先进生产力要打破旧的平衡,创造新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使生产上一个新的台阶。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这是被生产力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
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初期,反对一种织带子花边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机器是在德国发明的,它能同时织四至六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派人将发明者处死。1629 年,荷兰莱顿工场主采用了这种机器,引起花边工人暴动,迫使市政当局下令停止使用这种织机。荷兰国会还通过了禁用织机的法令。1676年织机传入英国,也引起了织工骚动。1685 年 2 月 19 日,德皇颁布敕令,为了社会的稳定,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当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了一家风力锯木场被民众捣毁。1758 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十万名由它所造成的失业者焚毁了。五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发明的梳毛机和梳棉机。1779 年兰开夏的工人展开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者达 8 万余人。19 世纪最初 15 年,以英国诺丁汉的“卢德运动”为代表,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了大规模地破坏机器的运动。卢德是一个失业工人领袖,他带领自己的弟兄们疯狂地捣毁机器,直到政府武力镇压才遏制住这个破坏的狂潮。
青年恩格斯在考察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区之后,对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他义愤地指出: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越大,工人失业的就越多。因此,每一种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0 页)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却一天天地被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 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大量的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 1830 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第一卷,第 441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 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的就业,保持工人的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第一卷,第 434 页)1870 年英国总人口是二千一百万,如果只靠人力纺车,不仅工人一个不会失业, 加班加点一辈子也干不完;就是从国王到臣民都去摇纺车也干不完二亿人的活来。有了纺纱机,五万人能顶替二亿人,生产率提高了四千倍。英国的国民收入,十八世纪末叶是一亿二千万英镑,1870 年达到 12 亿镑,增加了 10 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发展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着物质基础。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不是工人。在由机器和工人的辅助劳动合成的生产力中,工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希望在生产劳动中维持现状,挣稳定的工资,过稳定的生活;害怕由于机器的改进或新机器的发明被迫改行甚至丢掉饭碗。工人们本能地仇恨新机器,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新机器、新技术被普遍推广使用后,先进生产力就变成了普通生产力,更高级的新机器、新技术又在发明中。于是,工人们又去反对那些将要发明出来打乱他们甫告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更高级新机器和新技术。先进生产力是个相对的、变动的概念它永远同工人的既得利益处于对立地位,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又寄托在生产力无限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的无限增加中。过去我们一直宣传工人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是最先进的阶级,理所当然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资本家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俈。这是不正确,是既不符合历史,又脱离现实生活的。股份制使生产的规模可以无限地扩大,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经理或厂长成为企业的灵魂,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营运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科学技术外化为各种不同用途的机器设备,“变成一种独立的劳动生产力”。(《 资本 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第一卷,第 365 页)机器设备虽说是手工工具的进一步 发展,但它同工人的关系与手工工场时期工具同工人的关系不同,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手工工场时期,工人是劳动劳动的主体,工具是工人身体的延伸,是起辅助作用的配角。当然,机器设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发明创造,是科学家、工程师们艰苦劳动的结果,是这些科技人员赋予了机器设备“人”一般的生命,我们可以把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看作广义的机器人,所以机器设备也具有劳动者的意义,它是一种以化身形式存在的劳动者,机器设备本身是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先进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 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 秘密就在这里。
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是先进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但停留在这一阶段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从前述花边织机的遭遇可知,要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件阻力重重的事情。最热心、最积极、甘冒风险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是受超额利润驱动的资本家,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是把科研成果引入生产线的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认识和承认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资本家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的推广普及者。现代的一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一些托拉斯,为了研制新产品,都设立专门研究机构,把引进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看做是企业的生命线。新产品比起老产品来物美价廉,只有拿出新产品来,才能取得高于本行业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会在一定时期内给这个企业带来额外利润;但同行们很快就会起而效尤,使整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普遍地提高起来,又把利润率扯平,进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时又有新企业拿出新产品来,追逐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社会生产力就这样在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一百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新产品目不暇接地涌现,社会财富无止境地增加,资本家或资产阶级都是首功。
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是以生产不大发展、社会财富匮乏为基础的,它将被先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消灭贫困的正确途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先进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面才能得到充分地发展。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在 2003 年 8 月访华时接受《环球》杂志专访,谈到罗马尼亚与西欧的差距时讲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在罗马尼亚当总统不如在德国当失业者,因为一个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是 2300 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 1250 马克。”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 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阶级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市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 30 岁,恩格斯 28 岁。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这个原型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此为题目写了一本小册子。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分,并没有改变。“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暴力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把形式当作本质,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 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 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手段的有效性实现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目标的现实性幻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从 1945 年到 1991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 45 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这 45 年是 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 45 年。45 年的比较,谁优谁劣?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谁用大话和空话欺骗了民众?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没收私营企业,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 1945 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向西德逃亡。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制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 1961 年跑了 270 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
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 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的 7%。统一后, 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的反思。(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率更高的一种形式”是欺人之谈。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在国营企业干活时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 45 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124-125 页)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依靠力量,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 1957 年到 1978 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 20 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 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 1957 年的 582 元下降到 1978 年的 549 元。(刘仲藜主 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1 页)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从 1951 年到 1973 年,日本 30 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 1955 年的 314%提高到 1970 年的 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 页)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的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最根本的教训。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1836 年至 1852 年,德国有一个密谋起义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思想领袖、裁缝魏特林“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49 页)这是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因理论不完备,同盟会求助于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虽然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却没有为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恩格斯后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宣言》“虽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二版 396 页)“从 1852 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241 页)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德国工人运动第一阶段从此画上了句号。
1849年欧州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 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
(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88 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改变曲高和寡的状况,1852 年 11 月 17 日解散了共产主义同盟,他们没有建立共产党,转而支持拉萨尔领导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上的重大转变,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转变。在他们指导下,1869 年 8 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这个德国工人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阶段。
为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李卜克内西解释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唯一可能形式。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包含着我们的纲领。(《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 年版第七、八页)
此后,欧洲国家新建的工人政党都叫做社会民主党(个别的叫工党),而不叫共产党。
恩格斯在 1894 年 1 月 26 日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的信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将《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
原文是: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479、502 页)
修改后的文字是: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 515 页)
这一重要改动表明,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人”没有被欧洲工人运动所接受,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自从 1864 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有两条道路:
在新堡和巴塞罗那,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不良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
(1871 年 7 月 3 日《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七卷 638 页)
1871 年巴黎公社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血战后,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普遍采取了让步政策,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看到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多次发表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使他们的学说更全面、更能反映欧洲国家的实生活。1872 年 9 月 8 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告诉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支部的追随者和工人们: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179 页)
1866 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第二版,第 504 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 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 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31 页)
这就是在教科书中我们常讲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除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剥夺者之外,社会生活还没有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别的方法。
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历史局限性。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创造了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相匹配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占有形式。马克思不是抱残守缺、维护过时论断的“权威”学者,而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革命家。在研究了股份公司之后,他马上作出了新的结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中文版第 502 页)
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所设想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业股份,具体地讲,这种公有制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270 页。)
政治上,英国、美国、德国等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逐年增多。1893 年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 1895 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629 页)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 19 世 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 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 年六月出版。
经济上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定: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 1883 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 1889 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会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273 页)
1895 年 3 月 6 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要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 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年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 在资产阶级籍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利用来对这些结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 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595,603,607 页)
说完这些话还不到五个月,1895 年 8 月 5 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有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
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他的忠实学生倍倍尔、伯恩斯坦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898 年和 1899 年,以伯恩斯坦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为标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十月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暴力革命派的地位,列宁另树旗帜,1918 年 1 月 18 日,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暴力革命派攻击“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道路”,批判伯恩斯坦说资本主义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其实伯恩斯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说过的话。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体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枷锁,一切从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改良社会的先进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1951 年 6 月 20 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了国家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通过了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宣言》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即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团结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运动。代表们把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看作是“1864 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新阶段”。
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 19 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 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是厌弃布朗基主义的,他说: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 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
(《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 580-581 页)
列宁及其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布朗基主义,把对一个国家的领导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专政,把共产党专政变成了党的领袖集团的专政,把领袖集团的专政变成了最高领袖一个人的独裁(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奠定了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这种极权体制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也窒息了执政党的生机,导致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全面衰退。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 年8月10日答记者问)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 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32 页)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暴力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经典文献,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藉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考茨基说:
社会主义也只能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职能发挥得愈好(资本主义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
那种认为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会大厦,必须把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消灭掉的说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消灭旧东西的做法只意味著消灭新东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 为新东西创造条件,而是强迫我们再一次重新建立旧东西。它不是使我们前进,而是使我们后退。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一卷,1927 年德文版)
这就推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打碎旧世界,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 15 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 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 年 4 月 16 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的见证下,欧洲联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的局面的终结。欧盟的魅力来自入盟国人民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 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标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历史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地、理性地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 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该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的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1965 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营运方略》,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7 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势不两立的劳资对立,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既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美欧巩固同盟国关系的要求。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 年 6 月 3 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 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会议公报强调: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第 290-291 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 61 名民主党议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简称 DSA,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政党,但结合了许多左翼组织。DSA 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s International)及其附属青年部(Young Democratic Socialists)的成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后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谁削减社会福利谁丢掉选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能够通过投票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政党上台的。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2000 年冬,布什、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记者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根时代的主要经济顾问弗里德曼,这位88 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出语惊人: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溜得快一点。(《南 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8 日第十五版)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 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 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革命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 2003 年 9 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为 1500 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 1: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 1000-1200 欧元, 白领阶层月薪为 1800-2000 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达 8000 欧元, 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当过德国社会民主党顾问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 J.A.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资本 主义将向社会主义进化。他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劳资关系的变化将导致资本主义 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作用的突显将导致资本家退出生产经营舞台的论点,都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引用和阐发。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19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曼彻斯特那样压迫工人阶级的老资本主义社会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经过社民党的能力, 不断改良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这种已经变化的社会, 在社民党执政事情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其他党执政时期是新资本主义时候。这里举一些数据说明这一点:2004 年,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政府是 42%,英国政府是 49%,加拿大政府最好,是 52%,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是多少呢?7.4%。就教育而言,中国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才 1500 亿元,而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 9000 亿元。2005 年 12 月 7 日《报刊文摘》报道:公车一年花销 3000 亿元,“远远超过我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医疗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在 191 个国家中排名 188 位。唯独行政管理费开支,中国“赶超英美”:从 1978 年至 2003 年的 25 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 87 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 1978 年为 4.71%,到 2003 年上升到 19.03%,而英国占 4.19%,美国占 9.9%,加拿大占 7.1%。我们还好意思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质永不变,只有我们中国才是社会主义吗?还好意思讲资产阶级政府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只要中国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还好意思讲我国那些更多统治色彩、更少服务色彩的官员特权是由于学了美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应该有勇气承认,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在为百姓谋福利方面,比中国政府做得好!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清正廉洁方面比中国官员做得好!中国离民主社会主义差得远!中国的执政党一个向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执政党学习,民主执政、廉洁执政,扎扎实实地为全体国民谋福利,从善如流地完成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这种和平演变将使百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福利,使官员丧失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抗拒和反对这种演变,所“保卫”的不是百姓的福利,而是官员的特权。这种和平演变不是输给了杜勒斯,而是输给了恩格斯;不是输给了帝国主义,而是输给了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平、理性、建设、不输出革命,不强加于人,没有批判的锋芒,只有示范点魅力,不损害任何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威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所以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美国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
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使资本主义增加平 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
(《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 卷【下】第 1180 页)
历史正在这样发展。这个碰头的交汇点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走瑞典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由于极左理论长期灌输造成的干部队伍中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派出许多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考察的地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他非常重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击节三叹:“人家这才叫社会主义!”
英国是个什么国家?我们定型的认识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 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老年、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尊重英国工党领袖的自我陈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工党政府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制,对英国和欧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后来保守党执政并不改变工党的社会福利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 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 50 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队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经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的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照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 1:5.91 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 591 元,电梯工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 886 元。王震那时的每月工资不到 400 元,周工资不到 100 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拙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对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 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75-176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 42 倍。
据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王震对英国的评论在驻英使馆引起了震动,也促使大家更加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状况。”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一位市委书记访问了瑞典,回来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这位市委书记对“人家”搞的那一套,有些羡慕,又有些迷茫,为了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敢承认“人家”搞的是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正在推行《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试图让工人占有企业的股份,成为有产者,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法案》规定:每年从资方超出五十万克朗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 20%交给本企业职工设立的基金会,再将资方为职工代缴的养老金增加 1%,就能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成为股东,成为有产者。据《法案》的设计者麦德内尔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百分之十至十五,转移到职工名下的“雇员投资基金”可在 25-30 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随着“雇员投资基金”在企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可以从经济制度上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私人资本构成,实现社会民主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理想。通过“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这并不是为争取选票糊弄工人阶级的甜言蜜语。1982 年社民党竞选胜利,社民党主席帕尔梅正是在台上执政的首相,而社民党在议会又是第一大党。所以,尽管资本家反对,1983 年 10 月 4 日以六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 198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第一年提取十五亿二千四百万克朗,1985 年提取了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克朗,1986 年提取二十七亿一千万克朗,三年累计工人股份基金五十四亿六千五百万克朗。瑞典民主社会民主党实行“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的政策是真的,他们把这一政策叫做“基金社会主义”。1991 年保守党等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取消了雇员投资基金,这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严重斗争; 但这时候工人阶级已普遍成为本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尽管是小股东,在 1994 年的大选中瑞典民主社会党以百分之四十五的得票率夺回执政地位。社民党上台后,没有再恢复雇员投资基金,推出科技福利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以及社会公平来说至关重要。为了纠正现存的社会不公平,公平的分配受教育的机会比事后再分配社会财富更有效。瑞典社民党不屈不挠地为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尊重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布兰亭。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理论。同所有其他科学理论一样, 其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2001 年 11 月 6 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1920 年,瑞典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 济困难,1924 年下台。由于政治上存在优胜劣汰的民主选举机制,所以,生产资料公有 制由于自身“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的内在弊病而被自然“劣汰”了。民主政治机 制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错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管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 年再次上台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 44 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创新方式来解决企业的劳资矛盾问题。摒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化政策后,致力于劳资妥协。1936年,工会联合会(LO)和雇主联合会(SAF)开始进行谈判,到 1938 年双方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协议规定双方代表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为期一至三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果协议到期以前两个月内,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话,就继续有效;如果一方提出异议,争执不下,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劳资协调合作的新时代,对以后瑞典社会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6 年又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废除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 32 款,就是原来由雇主单独决定问题,改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工会有权参与决定投资、生产战略等过去由资方单独决定的问题。其要点是:(1)企业主在决定对企业经营作出重大改变之前和决定雇员劳动条件以前,要和工会进行谈判,工会可以要求对任何其它问题,举行地方一级的谈判或中央一级的谈判,这种要求一经提出,企业主就应推迟作出决定或推迟决定的实施,直到谈判结束为止。(2)要求企业主将经济技术情报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导原则,经常向工会通报。(3)工会有权查询帐目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文件。《劳动生活共决法》大大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
瑞典工人阶级队伍共有四百二十万二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产业工人有三百万,体力劳动者百分之九十都参加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白领人员另外组织“中央职员组织”,有七十万人。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二十五个分会,二百五十万会员。三十多年来,每次大选,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工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它是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和坚强后盾。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出身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
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四倍,瑞典的机械设备甚至高出十四倍,它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5%。瑞典的工业企业 92%都是私营的。国营企业的比重并不影响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全部交通、能源、卫生、教育等公用事业,大部分采矿、炼钢、造船业,一个最大的银行,共同组成一个由每个部门行业参加的全国企业委员会,职工达一百四十万。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瑞典的学校全部是国立的,没有私营的,医院也没有私营的,教育卫生部门没有盈利任务。
瑞典的农业基础是十一万户家庭农场,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只有一万二千人,主要的重担落在农场主机器家庭成员身上。瑞典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3.8%,而从事农业加工、储存和食品生产的人员则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多三倍。瑞典农产品自给绰绰有余。粮食、肉类、油类等有 30-50%的剩余,出口给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也有合作社组织,是为家庭农场服务的。每个农场主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比如种子合作社、奶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等等,社员自己推选领导机构。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瑞典农场主联合会。国家向农场主联合会协商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签订经济合同。国家在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或降低消费者的支出的时候,才对价格的形成进行干预。这时国家往往要从国家预算当中拿出数十亿克朗用来补贴。国家通过经济政策,扶持小农场主,“管束”大农场主。
2002 年瑞典人均 GDP 为 25400 美元。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 度。一个瑞典公民,从出生到 16 岁,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的未成年补贴,生病享受医疗保险,上学从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学费,成年人就业后又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直到耄耋之年进入养老院,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瑞典是个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收入最高的 10%国民与收入最低的 60%国民,税前收入差距有的高达 144 倍,政府这个平衡杠杆竟做到了税收后人的绝对平均差距是三倍。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 2000 美元。,教授的月工资是四千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四十平方米,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车。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赋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赋税是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它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实现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瑞典是个最廉政的国家。据一位瑞典检察官说,三十二年没有一起官员贪污受贿案件。“透明国际”每年都按各国政府的廉洁程度进行一次大排行。在 2002 年排行榜上,瑞典排在第五位,满分为十分,它得了九点三分。瑞典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绝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国家配备的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不允许使用公车。整个社会和谐安宁,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瑞典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阶级合作政策是独特而成功的。英国学者库尔特·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瑞典:“人们常把瑞典看成异乎寻常的国度。因为她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福利政策,劳动市场的安稳与和谐,和平政策,一致与妥协。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国家。”(《瑞典社会发展 300 年》,第 225-226 页)瑞典模式包括以下要点:
A. 瑞典社会民主党恪守民主宪政,但依靠自己的政策正确和人民拥护,连选连任长期执政,主导社会进步,实现自己的纲领。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 1889 年,1917 年大选后参加联合政府,1920 年单独执政。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通过竞选,一次一次地得到选民的认可,从 1932 年到 1976 年,曾连续执政 44 年,短暂在野后又重新执政,把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公正、最廉洁、最稳定的国家。
B. 解决公平和效率这一对矛盾的瑞典经验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全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由于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三大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建立劳资双赢的和谐社会。
C.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2001 年 11 月 6 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又不损害私有制,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赢的结局。
这就是“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 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 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毛泽东于 1940 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上主张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保护私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这时已经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他说:
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1944 年 3 月 22 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据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1944 年 8 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 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 商人,也不会再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 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中 国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
(谢伟思:《在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0 页)
到“七大”时,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路透 社记者问,“自由民主党新中国”如何解说?毛泽东回答: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 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 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 27 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带有很严重的自由主义色彩,一下子就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中间势力吸引过来了,这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借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004 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 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私财产有制是民 主政体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是因为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团结资产阶级,不是支持它“剥削”,而是把它作为经济管理层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作出贡献。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一定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平、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要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和谐地、理性地进化过程,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剥夺有产者,而是让工人、农民富起来,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工人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这是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出口总额在 GDP 中只占 20%,而 GDP 中 80%要由“内需”来消化。如果没有本国广大农村对工 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在本国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所以中国对“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这次修宪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衔接,意义重大。过去纠“左”,每次都是在承认“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这次修宪,从根本上纠正了暴力社会主义的错误,回到了建国时的政治基础—和资产阶级合作。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 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 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 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修改宪法,是对《共同 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表现在:
(1) 恢复我们建国的政治基础,承认和保护私有制,恢复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2) 承认民营企业家(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暂时允许存在,若干年后就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
(3) 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民营企业代表新建的生产关系,对他们不再是利用、限制、改造,而是鼓励、支持、引导。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重新评毛,此其时矣!
建国以后,毛泽东最大的失误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实现建立大同社会的梦想。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以宣传加暴力实施社会改造。《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社会主义模式。从 1956 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 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年是民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是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草率形成、恶性发展和彻底崩溃的二十年。
1981 年 6 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有伟大功绩,起了历史作用的;但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即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遗留的“纠左”不彻底性。
1993 年 1 月 15 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会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邓小平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 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这一代走后,做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这件事过去了十三年,党内外都有强烈的呼声,重新评毛的时机成熟了。
《决议》最大的后遗症是肯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给了它一个历史正统地位,从而使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罪。从实施“包产到户”到把保护私有制写入宪法,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突破“三大改造”的框框进而完全否定它的历史。为了和《决议》保持一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要“打左灯,向右拐”,步履蹒跚,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战战兢兢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以《决议》为根据写出的《毛泽东传》,仍然肯定“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毛泽东传》(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上卷第 461 页)给回归“左”倾路线、推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左派”看来只要你承认这个“空前的创举”,改革开放就是“背叛了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大大鼓舞和增强了他们推翻改革开放新政的信心。这像一把利剑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许多做大的民营企业家把总部移往香港或境外,表明他们的惶恐和疑虑,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些年国内众多民企借道英属维尔京等国际避税地纷纷“外资化”,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后转而收购境内企业。整个面积仅 154平方公里的西印度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
2005 年 4 月 16 日李成瑞等七十三名“左派”上书中央总书记,提出所谓《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分裂党,企图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极左路线。配合这种要求,“左派”网站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说改革开放把事情搞坏了,鼓吹回到毛时代去。
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彻底破产; 现在最重要的要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青年。
改革开放是对“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条极左路线的否定而不是对它的继承。划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路线才有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历史正统地位。维护毛泽东的错误既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
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拨乱反正前夕,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的绝对贫困化。这期间中国搞了 20 年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每次运动都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从吃的方面看,1956 年人均消费粮食 408 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 年为 380 斤,减少 28 斤;食用植物油 1956 年人均消费 5.13 斤,1976 年为 3.19 斤,减少 1.94 斤。从穿的方面看,1956 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 29.17 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 年为 23.55 尺,减少 5.62 尺。其中 1968 年每人只发了 9 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 年) 第 477页)从 1957 年到 1978 年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实际下降 5.7%。职工的年平均工作从 1957年的 582 元下降到 1978 年的 549 元。(《奠基》, 刘仲藜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6 页)据国家农林部1973 年统计, 有 72 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 40 元以下。这些队基本上没有现金分配。有的队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 年 6 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 28 万多个生产队,只有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百分之六十七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 60 元,40 元以下的约占 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 1998 年 4 月 30 日《中国经济时报》) 据比较准确的统计,三年大跃进安徽 73 个县饿死 633 万人,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省份。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 3755 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 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 5755 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有人瞎起哄,罗列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虚夸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为毛泽东时代粉饰。判别制度优劣,政策好坏,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发展速度。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赶美。赶超的结果是: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 1980 年跌落到 2.5%。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 2 倍,1960 年与日本相当, 到 1980 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 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 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 1980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誇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历史宣告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彻底破产。
毛泽东想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提出“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急切地想把生产搞上去,办法却是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具体政策上跟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办法过不去,如反对“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 一包是包产到户),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给工人发奖金,八级工资制他都反对。在经济领域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即人们追求多劳多得的发财致富的努力)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要想富必须给这个批了多少年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正名。“掐尖灭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暴力社会主义的死穴, 是毛泽东领导经济失败的根源。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决不改弦更张。可为什么按他的一套理论去发展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呢?按《共产党宣言》去改造国家, 越改造国家越穷,人民越苦呢?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想为人类做好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悲剧。
奥地利学者哈耶克 1944 年在他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善意地提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追求目标的反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想把人民带入天堂,却“不知不觉中”把人民送入了地狱。
当这位“大救星”死去,解散了人民公社,农民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充分发挥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摆脱了公社的桎捁,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量九千亿斤的梦想。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八千四百万担,至此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用占世界近 10%的耕地,供养了占世界 21%的人口,并自 1997 年以后,每年农产品出口达 50亿美元。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四万人。在 2006 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人口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据 2006 年 2 月 5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共和政府必须摆脱“替农民作主”、“为农民指路”的思维定势,不要总觉得比农民高明。只要把应有的权利和 自由还给农民,他们自己会现在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灿烂未来。
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毛泽东所主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迟滞了社会的发展,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是子孙万代应该牢牢记取得惨痛教训。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2004 年 5 月 26 日温家宝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 1979 年到 2003 年,国民生 产总值有 3624 亿元,增加到 116900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 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 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090 美元,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水平”,中国的标准是(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500 元(按 1980 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 元相当于 900 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400 元;(3)农民人均纯收入 1200 元;(4)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 12 平 方米;(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 15 平方米;(6)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 75 克; (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 8 平方米;(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 85%;(9)恩格尔系 数(食品类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50%;(10)成人识字率 85%;(11)人均预期寿命 70 岁;(12)婴儿死亡率 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 11%;(14)电视普及率 100%; (15)森林覆盖率 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 100%;(见 2002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全面小康什么样?--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1979 年 至 2003 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 1979 年的 400 元上升到一万余元,增加了 25 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 1979 年的 150 元提高到 2003 年的 2800 元,增长近 20 倍。1999 年,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将中国的级别从“低收入”国家提升到了“中低收入”国家。这种魔幻似的生产力来自哪里?来自混合经济共同发展,主要来自民营经济,也就是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想赶尽杀绝的那个资本主义经济。有人说今日之成就全赖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事实:1958 年大跃进发动 9000 万人砍树炼钢,浪费 23 亿人民币,炼了 600 万吨海绵铁,凑足 1070 万吨,圆了毛泽东的面子。到毛去世的 1976 年全国钢铁产量不超过 2600 万吨,而 2003 年全国钢产量已经达到 2.2 亿吨,连续 8 年世界第一,到底伟大的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完成的还需要论证吗?!苏钢(苏南某国营钢厂) 是一家大型国营钢厂,职工 12000 人,总资产 53亿,永钢(全国十大民营企业之一江苏永钢集团)有职工 2000 人,总资产 15 亿。苏钢对国家贡献的利税不到永钢的一半。据调查,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至少是国营企业的四倍以上。中国城乡人民 1993 年告别票证经济时代。国内市场物价稳定,商品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们走进百姓家庭看一看,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话、手机、电脑,哪一件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毛的暴力社会主义阻碍了、阻滞了、滞缓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2005 年 6 月 30 日,第一部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问世。根据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结果, 从三次产业划分的角度看,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第一产业企业仅占 1%。在第二产业中。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74%) 和建筑业(3%);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业、综合类和房地产业。蓝皮书预测,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未来 5-10 年我国民营经济将会保持年均 10％ 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将保持在 60%以上;二是民营经济领域的工业增加值也将保持 15%左右的增长速度;三是民营经济每年将吸纳 1000 万左右的新增从业人员;四是民营经济的出口将保持 30%的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已经取代传统国有经济成为出口的主力。
对农民最大的德政是减免农业税。农业税在历史上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建国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渐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 1950 年代 41%下降到 2004 年的不到 1%。据新华社报道,截至 2005 年 1 月17 日,已有 22 个省市自治区全面停征农业税,预料明年全国将实现全面停征农业税。这种德政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安徽省来安县邵集乡松呈村 67 岁农民葛美和 2005 年春节写的春联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25 年来, 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 20%以上来自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目前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粮食年产量从三亿吨增长至五亿吨,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据国家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已从 1978 年的 2.5 亿(只是继承毛泽东的公社化“遗产”)减少到 2003 年 的 2900 万,25 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 88.4%,贫困发生率从 30%下降到 3%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05 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从 2005 年春季开学开始,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免除了杂费和课本费,并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因贫困辍学的孩子又回到了课堂;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共同支持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到 2005 年 6 月底,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 641 个县 (市、区)的 2.25 亿农村人口中,已有 76%的人自愿参加了这项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尝到了看病报销的甜头。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能有这样的财力物力,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的结果。
据美国专家预测:“到了 203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大体达到美国和欧洲的水平。每个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只有美国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会比现在有显著提高,上亿的中国人会在旅游、教育、文化和住房等方面感受到中国的变化。”(美国《财富》杂志 2001 年 5 月号《变化的中国》)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走苏联式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 2003 年创造了高于 1978 年33 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 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 2003 年 11 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做起的。在一定时期内对“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采取“不 争论”的对策是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许多事情是经济发展以后才能说清楚的。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说清楚的“硬道理”。胡锦涛及时地提出在意识形态上正本清源,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性任务。从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扬弃暴力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糟粕,提取民主社会主义精华,清理毛泽东思想,让新民主主义理论发扬光大,应成为这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核心部分。废止了暴力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不触动产生和维护这些路线和政策的极左理论是不行的,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变革。明确地、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否定改革开放的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左”的教条。2005 年 6 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他说: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以人为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都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广告怕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为中国腾飞创造最好的国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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