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给刘云山同志的信

“人治”还是“法治”

——给刘云山同志的信

 

云山同志：你好!

你是中宣部部长，身负重任。我冒昧陈词，是见于形势，也是因已至耄耋之年，作为一个老党员，应尽匹夫之责，免于留下遗憾。

建国前我即在新华社工作。建国后做党报工作30年。“文革”后，在高校做理论教学工作，任教研室主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路之上，工作是紧跟中宣部的。

 

“人治"和部长的命运

我生活在这远离北京的江海一隅，对情况只是略有所知。我们党第一位宣传部长是李达，他是“哲学界的鲁迅”，参与主持“一大”。大跃进启动时，他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提醒说：“不能头脑发热呀，否则中国人民要受难了。”主席不快。“文革”中李达被批斗致死，根本原因在我们的社会当时谈不到法制。

我参加工作时，部长是陆定一同志，他也是一位理论家。他的文章《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短些、短些，再短些》是我终生的座右铭。l956年他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使我感到国家春天的到来。后来被解释为“百家”只有“两家”，兴无灭资，国家走了弯路。到今天，我认为“双百方针”仍应是建立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因为社会没有“法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陆定一部长被投入秦城监狱多年。他的难友，给我谈到他在里边吃了苦头，这儿不谈了。“文革”之后，落实政策，他有深刻的反思。他真是所谓“思想产生苦难，苦难产生思想”。这些情况，你一定是十分清楚的。

进而言之，少奇同志最后在中南海内被打得皮青脸肿后，举起《宪法》，认为应得到它的保护，但是来不及了。罗瑞卿同志(公安部长)工作中维护“人治”，忽视了“法治”，最后受到“人治”的打击。他当众跳楼自杀，跌断了腿，“文革”时用箩框抬着去接受批斗，惨绝人寰。事实证明没有“法治”，人人没有保障，看来是越在上层，越危险。恩格斯分析，党内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权力斗争。“有权就有一切”，权力斗争历代王朝都是残酷而血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概莫能外。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要举例了。群众中早流传着“跟着组织部不断有进步，跟着宣传部不断犯错误。”我就是跟着宣传部，“文革”中被称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而打翻在地的。我总是想，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建设“法治”，中宣部下一个李达，下一个陆定一不知是谁了。

 

国贵自主，民贵自由

改革开放，我们国家还是有了进步，朱厚泽部长提出“三宽：宽容、宽松、宽厚”的方针，这是对“斗争哲学”的彻底否定。我们这个小城市把“包容会通，敢为人先”定为城市精神。这是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对人民应取的态度，为建设人性化、法制化社会所必须。我想到邓力群，他也曾是中宣部部长。他的一本书《十二个春秋》(上册)自费印刷，听说只印200本。虽是人称“左王”，我认为他的书也应可正式出版。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应该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坚决支持你的发言权。”言论出版自由是《宪法》授予人民的基本的权利，可是我看中宣部这些年管得太多太细。年长的同志有比较，觉得超过了毛泽东时代。那时传媒平时还没有这样多的这样不准、那样不准的指令。对出版部门甚至明确通知涉及当代史实的记述和论述的著作“不作安排”，这就出现了“主张遗忘”和“拒绝遗忘”的矛盾。我们知道，一个不能和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科学的历史观，是谈不到科学的发展观的。说到底一个国家兴衰成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自由的程度。所谓“国贵自主，民贵自由”。所以我们应该致力于“法制”，而不是维持“专制”、“人治”。

到了信息时代了，要求一个民族遗忘自己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到的。禁书之举，效果是相反的。例如章诒和的书不禁还好，一禁读者十倍百倍的增加，为书商提供了商机，盗版满天飞。书价从30元，降到l0元。何况书都有了电子版。再用过去焚书禁书秦赢的办法，惟一的效果是丑化了自己的形象。这是科学发展了，是“赛先生”(科学)帮了“德先生”(民主)的忙。中宣部的工作不应该与时俱进了吗?

 

公权的滥用和不作为

这些年中宣部的权力范围好像大多了，不仅是党的一个宣传机构，而且做多方面的管理工作。党政不分，该管的没有管，不该管的滥用了公权，这不是加强法制，而是削弱了法制。

我离休已20多年，早已边缘化了，按理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因写了几本书，接触到你们的工作。现在出书都是买出版社的书号。有书号才是所谓“正式出版”。书号的买卖是权钱交易，“无本万利”，本来是非法的，近些年泛滥起来，而且形成了推销书号的“中介”。这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的一部分，你们也不当一回事了。成为出版业的中国特点。

你们有内部通知。有些书不准出，叫人难以理解。何方老(张闻天总书记的秘书)的《党史笔记》《延安一路走来的思考》是党史的宝贵史料，却只能在香港出版；王观泉先生的历史巨著，你们审了两年没有下文，最后还是在台湾出版了。他说：“其实，我是给共产党正本清源的呀!”历史学家靳树鹏和另一位同志合作撰写了全面介绍顾准的一本书，不准出版。顾准何人?他是我们中国的大思想家呀，你们为什么怕他呢?是因为他在毛的时代曾被视为另类受到迫害吗?更奇怪，《胡耀邦传》内地不能出，作者陈利明从香港买回一万元的这本书带回来，被没收。这本书是在耀邦夫人和子女的帮助下写成的，都认为是权威的材料。这些书，不仅是作者辛辛苦苦写成，而且都是对党和社会有益的先进文化的载体。你们所限制的不仅是一本书，而是体现党的政策思想和政治品位。扼杀一本书，其性质是剥夺了作者的“公民权”。按理，剥夺公权是要法院判决才行的。你们没有“法”的概念，这是对法治的破坏。

法律都是明文公示于众的，而你们的决定、通知是对社会不公示的，暗箱操作的，随意性的，可以朝令夕改的，甚至是可以不负责任的。所以本身就是非法行为了。上海一位吴先生经数年努力撰写“托派史”一书，从书的《后记》中可以看到出版社同意，认为是宝贵的史料。送到你们那里仍然通不过，最后还是在新加坡出版了。其实，苏联早通过法院给托洛斯基平反了。托氏是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被斯大林追到墨西哥杀害。毛泽东把中国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作为对斯大林的献礼，其实托氏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是正确的。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心，陈独秀一再反对这种右倾思想，反而成了替罪羊。中国的托派分子是一些革命者，许多被关押27年。不准出《托派史》，不还是为了掩盖历史吗?对历史只能是虔诚地面对；对错误应有真诚忏悔的态度，才能取信于民。

 

“预审制”和“追惩制"的矛盾

 现在出现了一个案例。我把近些年发表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引起了波澜。虽是发表过的，但是加起来还是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历史曲线的反思。现在反思历史特别是对当代史成为禁忌。有人建议送香港出，我总难以接受。正好香港一个出版社有些书是在内地各处印行的，他们按香港的规矩，方便地给办了“国际书号”“条码”和“委托准印证”。没想到现在自由的空间收紧了，印制的书如同《胡耀邦传》似的被没收。营销者告到法院去，还不知会如何处理。一些国家的传媒，作为一个“事件”报道。影响可想而知。

这件事的确是有新闻价值，它是“一国两制”结合部碰到的发人深思的问题。对书籍的出版，香港和西方国家是“追惩制”，即自由出版、文责自负，出了问题追究法律责任。我们这儿是“预审制”，即事先审查通过才能出版。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如果借此机会对这个问题认真掂量掂量，是很有意义的，不妨看看哪一种科学，哪一种有利，甚至哪一种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追惩制”很清楚，个人自由，最后是“法律"把关，不触及法律就算了。“预审制”是人治，能否通过看审查者的态度。态度决定于学养、政治倾向，甚至兴趣。这两天刚看到萧建生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书的《后记》中说：“经审查，虽已大量修改，但最后还是被禁止发行，”“今天该书终于得以在保持原貌的情况，在海外出版发行，非常欣慰。”从中可以看到既有经济损失，又有精神折磨。我认真看了这本书，作者对历代文化现象进行了梳理，提出自己的见解，颇有创见。实在找不到对中国、对党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可能审查者看到题目上的“反思”就反感了。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他在30岁血气方刚时，也曾激情满怀地提出什么“两个决裂”等过左的口号。但他对社会最终的理想还是强调个人的自由，认为应建立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他对言论出版的自由极端重视，对审查制度的批判是毫不含糊的。这些合理合法的、品位很高的书，不能在中国出版，不是有损中国的形象吗?

我们这个社会早晚也要向“追惩制”过渡。这种制度是相信群众、尊重人民，限制了为官者不应有的权力，这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这本书引发的矛盾是“一国两制”间的矛盾，是“追惩制” 和“预审制”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人治”和“法治”之间的矛盾。我这本书，虽有阻力，但短时间内，国内外已有四种版本问世。这也反映出时代潮流。

许多国家没有中宣部这样的机构。你们的存在是中国社会主义特有的风光。你们权力大，责任也大。工作做得好，惠及天下；做得不好，殃及苍生万民。希望你们能为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做出贡献。

此祝顺绥           南通丁弘

2010．1．15

时年八十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