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數人頭勝過砍人頭（3-5）

第三輯 統獨問題

1 論統獨問題

胡 平 (1997年9月)

　　在現實政治中，我們與其一味地追求“最好的可能”，不如著力實現”最可能的好”。因為“最好”的現實可能性偏低，稍加不慎就變成了不好，甚至變成了壞。“次好”倒可能更好，因為實現它的可能性更高。

——文章摘录

　　1、人民的自由幸福高於一切

　　我們主張統一，但是我們認為，統一本身并非最高的價值，并非絕對的價值。在統一之上，還有人民的自由幸福。

　　如果必須在“獨立(或分裂) 而自由”與“統一但專制”二者之間擇一，我們寧要前者。因此，在當前，我們同情那些為了獨立於中共專制之外追求自由而進行的努力。

　　由於中共當局堅持用暴力維護其專制統治以及維護其統一中國的目標，所以，現階段的獨立運動很難避免與中共發生武力沖突。這意味著在現階段，大規模的、公開的獨立運動很難發生，它更可能發生在中共專制陷入癱瘓之際或者是民主轉型開展之後。

　　假如中共專制陷入癱瘓，也就是說，它雖然繼續堅持專制，但其控制力已嚴重削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地區宣布獨立於專制的中央政府( 不等於獨立於中國) 而實行自由民主，我們可以表示支持，至少，當專制當局力圖以武力對之鎮壓時，我們應該表示反對。

　　歷史上有過類似的先例。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在隨後的七周之內，全國有十五個省宣布獨立。在這里，獨立是指獨立於專制的清政府。後來，這些宣布獨立的省又走到一起，和其他一些省共同組成民國。換言之，我們支持對專制的獨立，我們主張在自由民主之上的統一。

　　2、統獨之爭這道難題到頭來很可能是出給未來的民主政府的

　　不難想見，恰恰是在中國結束一黨專制、開始民主轉型之後，獨立問題即分離問題才更可能成為一個十分現實的嚴峻問題。

　　譬如講到臺獨，以前流行一句話：“大陸不民主，臺獨不可能；大陸民主了，臺獨不必要。”這話本身就表明，在大陸走上民主之後，臺獨的必要性會降低，但其可能性卻會增高。本來，分離主義意識的萌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專制逼出來的，但是，統獨之爭這道難題到頭來卻很可能是出給未來的民主政府的。我們知道，早在六十年代就有人預言，民族問題將是蘇聯制度未來危機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將從爭取真正的自治著手，在事實上以至在形式上脫離蘇聯，由此導致斯大林式的舊帝國分崩離析。三十年後，蘇聯果然解體。可是，那并不是“斯大林式的舊帝國”的解體，而是戈爾巴喬夫的“新聯盟”的解體。蘇聯的解體不是發生在專制之下，而是發生在民主化之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分為二也是發生在民主化之後。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并不復雜。首先，相比之下，專制當局并不那么害怕獨立運動，它更害怕自由民主運動。有時候，你只是爭自由爭民主，你還不是要求分離要求獨立，專制當局都要給你栽上一頂“分裂祖國”的帽子。因為它知道，要鎮壓自由民主運動，很難得到老百姓的贊同，很容易引起民眾的反感。要是能給對方扣上“分裂祖國”的帽子，從而使自己的鎮壓能夠假借“維護統一”的旗號，鎮壓起來還會更容易些。因此，在共產專制的鐵腕之下，獨立運動很難成氣候，很難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在專制結束，自由化民主化開展之後，分離主義的觀念才有機會獲得廣泛的傳播，分離主義運動才可能發展到足夠的規模；其次，民主的政府總會更尊重民意，不會輕易使用暴力；另外，初初建立起來的民主政府很可能是一個比較弱的政府，它面臨著很多的問題急需處理，內部又意見紛紜，彼此牽制，這樣，即便它反對分離主義運動，可能也難以調動足夠的力量去有效地制止。

　　由此引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現在我們就必須認真考慮，在大陸民主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包括臺獨、藏獨在內的各種獨立運動。我們之所以必須在今天就對這一問題加以認真的考慮，那不僅僅是因為未雨綢繆勝過臨陣磨槍，而且也是因為在當前，有些人正是看到了別的一些國家在民主化之後，由於未能處理好統獨問題而導致分裂以至內戰，故而對民主化本身產生疑慮；專制者也正在利用這種疑慮作為抵制民主化的借口，所以，我們必須向人們指出一種解決統獨問題的既合情合理又深具現實可能性的方案。

　　3、面臨統獨之爭，民主制也陷入兩難

　　也許有人會說，在民主社會中，解決統獨之爭應該采取民主的方法。這話自然不錯。但問題是：民主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說民主的方法就是用投票解決爭端，問題是誰來投票? 如果說是誰的問題就該由誰來投票。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應該由中國人投票，俄國人、美國人無權參與投票。那么，統獨的問題究竟是誰的問題? 譬如，四川人想從中國獨立出去，這僅僅是四川人的問題，抑或是所有中國人的問題? 到底是四川一億人說了算，還是全中國十二億人說了算?

　　一方面，我們有理由認為四川獨立的問題是所有中國人的問題，因此它應該由全中國十二億人共同決定。道理很簡單，既然國家是人們共同簽訂契約的產物，它要求訂約的各方都必須信守承諾，任何一方都無權單方面背棄契約，除非它得到了其他方面的認可。契約必須對有關各方都具有約束力，否則契約將不成其為契約。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上述道理也有明顯的漏洞。首先，在現實政治中，許多國家的建立都不是自由契約的產物，而是巧取豪奪的結果；人們當然有權否認他們從來就沒有承認過的東西。其次，既便是那些最初經由自由契約而組成的國家，某一代人做出的承諾，憑什么可以對以後的世世代代都保有不可改變的約束力?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把契約訂成這個樣子，在其中，承認組成中國的各部份有權退出中國這個共同體，獨立組成新的國家或者是加入別的國家。在1991 年8 月蘇共保守派政變前夕戈爾巴喬夫試圖通過的“新聯盟條約”中就明文規定，各加盟共和國有權退出聯盟( 只要有本共和國三分之二以上人民同意)。“新聯盟條約”這一規定看上去很開通，其實是中看不中用。倘若認真實行起來，勢必會造成極大的麻煩。因為它會使得一個國家隨時處於可疑的不確定狀態，這就會引起在有關權利和義務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巨大混亂。河南省發生了水災，湖北省該不該無償支援呢? 廣西壯族自治區遭受外敵侵犯，四川的小伙子該不該上前線流血戰斗呢? 如果別人無法確信大家同是一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們憑什么一定要為別人去解囊去流血呢? 如果一家人的關系松散到和鄰居間的關系差不多沒有區別，家就不成其為家。同理，如果一國之中的各個部份隨時處於可以彼此分離散伙的狀態，國也就不成其為國了。聯邦制的美國從來不曾立法承認各州有權退出聯邦。我們能說這是不自由不民主嗎?

　　一方面，訂立契約的任何一方隨時可以背棄契約，這是不應該的；另一方面，硬是禁止訂約者( 包括他們的子孫後代) 撤出契約，那也不合理。於是，我們就面臨到一種真正的兩難處境。迄今為止還沒有、也許根本不可能有兩全其美的辦法。如果雙方都同意合，則合；如果雙方都同意分，則分。這很好辦。問題是當一方愿合一方愿分時該怎么辦。當雙方意見對立而又沒有一種雙方公認的解決爭端的方法或程序，事情就會變得很棘手。倘若訴諸武力，自然是成王敗寇。倘若各方都自我約束不動武，其結果往往是“獨派”即分離主義者獲勝。這不足為奇，合，需要雙方自愿，分，只要一方堅持就行了。但是，民主國家并不是無政府。民主國家也需要運用強制性力量去維護自身的國土完整。因此，要一個民主國家事先就對統獨問題作出無條件不動武的承諾，應該說也是不現實的。

　　4、民族自決與住民自決

　　這就涉及到自決原則的問題了。其實，有關自決原則，歷來爭議很大。第一，所謂自決，究竟是什么意思? 第二，如果說自決是一種權利，那么，它應是哪一種性質的權利?

　　自決原則有兩說，一是說民族自決，一是說住民自決。民族自決是指一個民族有權與異族的國家相脫離，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住民自決是指任何一片大到足以構成一個獨立行政區的土地上的居民有權就自己想屬於哪個國家( 包括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 作出決定。民族自決原則把自決的主體限制在單一民族，鑒於當今之世，各民族混居的情形已然十分普遍，因此若普遍實行這一原則將會引出許多困難。不錯，之所以出現混居局面，有的是由於不同民族的人們自愿的你來我往，有的是由於專制政府的強制移民，但後者有時也可轉化為前者。僅舉一例，過去，中共強制推行知識青年支援邊疆政策和上山下鄉政策，大批漢族知青來到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後來，這些政策被終止，許多漢族知青又離開了這些地區，但仍有部分人選擇繼續留住原地。這樣，他們就從強制移民變成了自愿移民。如果原住地民族以實行民族自決為由，強行將這批“非我族類”者驅出本地，或者是剝奪他們在自決問題上的投票權，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更何況，我們知道，當年中共推行強制移民，除去少數被派往行使統治之權的官員之外，大部分還是普通老百姓，其中政治地位低下者占相當比例。所謂“支邊”，未必都是什么美差肥缺，有時它倒和“下放”相似，暗中帶有懲罰性質。另外在那時，也正是這些缺少關系和背景的支邊人員最難獲得機會重回內地，到後來變成自愿移民者恐怕也以這種人居多。這種人本來就是專制政權的受害者。假如在實行民主之後又把他們列入二等公民，禁止他們在自己的第二故鄉享有和原住民同等的政治權利。那無異於構成了對他們的再一次傷害。

　　因此，比較合理的辦法是，在廢除了強制移民政策之後，原先那批移民，愿意回去的應提供方便讓他們回去，愿意留下的則應允許他們留下并承認他們享有和當地原住民同樣的權利——至少是，一個移民若在當地居住了一定的時間，便應獲得當地的公民身份。也許有人會問：這樣做豈不等於是變相地承認了當初強制移民的某種既成事實嗎? 我們的回答是：一場自由主義的改革( 或曰憲政改革)，其目的在於創造一種新的開端，它要求我們向前看。不錯，對於過去歷史造成的錯誤，我們必須糾正，但是，這種糾正必須嚴格地依據憲政主義的原則和法律，我們不應該以糾正歷史錯誤的名義去侵犯無辜者的權益，否則只會引出極大的混亂并造成新的不公正。

　　5、中共的專制壓迫主要不是民族壓迫

　　應當看到，中共的專制壓迫主要不是民族壓迫，因為它不加區別地壓迫各種民族。事實上，在中共治下，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在暴政面前一律平等。中共統治集團固然以漢人占絕對優勢，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對漢人有任何格外的優待。中共并不曾把國人按民族分為三六九等，規定漢人享有某種特殊地位。中共始終是根據人的階級屬性，或者說，是根據人的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態度來確定人的地位，采取不同的對待。一個小例子可以說明大問題：過去，有不少人千方百計地向政府隱瞞或篡改自己的家庭出身或本人成份，譬如，把國民黨官員說成“舊職員”，把富農說成中農，以求得在政治上不被歧視不被迫害。如果這種隱瞞或篡改被政府查出，通常都要受到嚴厲的懲戒。有的人本來并不是故意隱瞞或篡改，只是出於不明情況而把自己的出身或成分報的好了點，查出後也可能要挨批評。可是，我很少聽說有少數民族的人故意隱瞞或篡改自己的民族屬性，也從未聽說有少數民族的人因錯報為漢族而遭到懲處的。我倒知道有些異族通婚的家庭的子女，在既可報漢族又可報某少數民族的情況下，自愿選報少數民族。若真有民族壓迫之事，上述情況又如何解釋呢? 穆勒早就指出，在有些實行專制統治的多民族國家，其專制政府“或許盡管出自其中的一個民族，但對它本身的權力比對民族感情感到有更大的興趣”，它就會“不給任何一民族以特權，并且不加分別地從所有這些民族中挑選他的傀儡”。中共專制正是如此。

　　民族壓迫應是指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壓迫。民族壓迫是指把民眾按民族分成兩類，有的民族扮演過施害者的角色，有的民族則僅僅是受害者。眾所周知，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發生過大量的群眾間的相互壓迫行為，從性質上看，這些壓迫行為都是意識形態型的而非民族型的，它總是以所謂革命與反動作為分界線，而不是以民族作為分界線，所以它不屬於民族壓迫。至於說在其中，有些人會暗中利用民族差異，那自然在所難免，那正象有些人會暗中利用地區差異、職業差異或山頭派系差異一樣，它們都不足以從整體上改變這種壓迫的意識形態本質。

　　6、不可人為地激化民族矛盾

　　那么，為什么有些少數民族的人——如西藏地區的一些藏人——又會產生民族壓迫的意識呢? 這或許是因為，他們那里起先沒鬧過共產黨，他們是被中共“ 解放”的，而中共又是以漢人占絕大多數，於是，他們就容易把共產制度看作是由異族強加給他們的一種制度，從而也就把共產專制的壓迫看作是異族的民族壓迫。另外，不少藏人把中共摧殘藏族的宗教傳統視為民族壓迫，但事實上，中共這樣做乃是出於其戰斗的無神論立場，它要摧殘的是一切宗教傳統，并非只是刻意地要和某些少數民族過不去。不過，同樣一種不加區別的壓制宗教的政策，當它不加區別地實施在不同的民族時，不同民族的主觀感受卻可能很不相同。有些民族( 如漢族)的宗教傳統原本就很淡薄，所以他們對這一政策少有切膚之痛；有些民族( 如藏族) 把宗教傳統當作安身立命之本，所以他們就會把中共的做法看作是徹底扼殺本民族的命脈。這就是說，在中共治下，有些少數民族人士產生民族壓迫的意識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意識并沒有準確地把握中共專制的特性。

　　指出這一點決非不重要。如果我們接受了所謂民族壓迫的觀點，那就等於承認了漢民族與其他民族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的對立關系( 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如果我們承認了有所謂民族壓迫的事實，那就邏輯地承認了進行民族斗爭的正當性，那就會鼓勵某些民族把斗爭矛頭不僅指向專制，而且還指向別的民族。這勢必會人為地分化各民族，并激起彼此間的對抗與敵意，從而導致極其嚴重的後果。

　　7、自決原則與自由民主的區別

　　有些人堅稱，自決權屬於基本人權。這是對人權概念的誤解。按照通行的人權理論，自決問題是在人權概念的范圍之外的。稍加思考便可發現，自決權和例如言論自由權這樣的基本人權是有所不同的。道理極簡單，發表自決的觀點，這是一回事；實行自決，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前者屬於言論自由的問題，後者是自決權的問題。如果人們僅僅是對統獨問題發表各自的主張，大家可以各唱各調，互不妨礙，誰也不能強制誰，誰也不必服從誰。就算大多數人主張獨立( 或統一)，他們也并不因此就有權力強制少數派服從。但若是實行自決，事情就不一樣了。如果投票結果獨派( 或統派) 贏得足夠的多數，獨立( 或統一) 就成為事實。該派就獲得了一種權力，少數派就必須服從。象言論自由一類基本人權涉及的只是權利，自決權卻會導致權力。兩者顯然不是同一性質或同一層次的問題。

　　還需指出，自決與民主也有區別。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民主都需要確立范圍，確立邊界。紐約州選州長，別州的人無權參與；紐約州通過的決議只適用於紐約州，對別州無效，且不能違背聯邦憲法，如此等等。可是，自決卻正好意味著要對這個范圍、這個邊界作修改，要質疑或否定這個范圍，這個邊界，所以它會陷民主於兩難，所以它和民主有區別。我們都知道，自由和民主是有區別的。這就是說，一個國家可以有自由而無民主，也可以有民主而無自由。只不過在有自由的地方更容易實現民主，在有民主的地方更容易確立自由。我們還要知道，自決和自由和民主也都是有區別的。這就是說，一個自由的、民主的國家完全有可能不承認自決原則而仍不愧為自由民主。美國不承認南方有權獨立，英國不承認北愛爾蘭有自決權，但美國英國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不錯，加拿大承認魁北克有權自決，但那只是近年之事。魁北克地區早就有人要求自決要求獨立。只是到了晚近，加拿大才同意魁北克自決，我們不能說此前的加拿大就不自由不民主。不錯，自由民主也有程度之別，但那和承不承認自決不一定相關，不承認自決不等於自由少民主少，承認自決不等於自由多民主多。自由民主與自決的關聯無非是，在自由民主的國家，由於民意表達無礙也更受尊重，由於人們之間更容易相互理解，因此，那些有著較充分的理由想獨立的人們更容易贏得別人的認可，有更多的機會實現他們的愿望。

　　8、自決原則的內在矛盾

　　細心推敲起來，自決原則本身就包含著一系列問題。

　　實行自決，意味著在該地區之內，少數必須承認多數的權威，但與此同時，它又意味著它不承認該地區之外的多數的權威。假如四川實行自決，多數人投票主張脫離中國獨立，那么，少數不贊成獨立的四川人也必須服從這多數人的意志；在四川省的范圍之內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假如全中國大多數人并不贊成四川獨立，四川人卻可以置之不理；在全中國的范圍之內卻又是多數將就少數。這不是有雙重標準之嫌嗎? 自決論者每每把統獨問題比作結婚離婚，要結婚，需兩人同意，要離婚，只要一人堅持要離就行了。然而問題在於，結婚離婚只涉及兩個個人，兩個意志；統獨卻涉及兩個群體，涉及千千萬萬的意志。都說要尊重人民的意愿，但人民的意愿是不一致的，尊重了這派人就沒法再尊重那派人。你說要尊重多數，但到底是哪里的多數呢? 接著上面的例子講，假如在四川全省的范圍內，獨派占多數，但在成都市的范圍內卻是統派占多數，那么，是成都人要服從全省人的意愿使自己成為獨立的四川國的一部份呢，還是四川人應該尊重成都人的意愿讓他們繼續當他們的中國人? 假如成都市的多數人決定自己又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那又該怎么辦呢? 假如成都市西城區的多數人不贊同其他多數成都人的意愿，他們是否也可以獨立行事呢? 假如四川省的其他地區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假如全中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那又該怎么辦呢? 住民自決會引出這些麻煩。民族自決也會引出許多麻煩，因為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在高度混居的地方搞民族自決固然是糾纏不清，就算是那些某一民族集中居住之處，其內部也常常還有別的民族。因此，不問青紅皂白地實行自決原則，在邏輯上完全可能把中國分裂成幾十個乃至上百個所謂獨立國家，而且各自的疆域錯綜交叉，彼此之間會為著承認不承認以及邊界糾紛財產糾紛一類問題陷入無窮的爭執。任何人只要順著自決原則嚴格地邏輯推論下去，只消推出三五步，就會發現它的荒謬與尷尬。

　　9、統一不是至上的，自決不是無條件的

　　無條件地實行自決原則是荒謬的，但有條件地實行自決原則卻可能是合理的、正確的。當甘地領導印度人民要求擺脫英國實現獨立，他們依據的正是自決原則。他們沒有做錯，盡管在獨立後，印度內部又有一些地區試圖依據同樣的自決原則要求再獨立於印度，至今仍使印度困擾不已，我們還是認為當初印度獨立是無可非議的。只要我們承認統一并非至高無上，也就是說，有些統一是不合理的，不合適的；我們就必須承認，有些自決或獨立是正當的，正確的。過去，許多地區的人民為了贏得自決贏得獨立，不得不采取暴力斗爭的手段；不但代價高，而且其後果也不好——因為那總是成王敗寇。自決原則的提出，提供了一種和平地解決問題的方式，避免了流血，也為較合理的一方實現自己的愿望創造了更多的機會。可見，自決原則，只要你不把它朝極端處推，大體上還是個好東西。

　　我要強調的是，自決原則是實行自決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一個地方是否應該實行自決，還需考慮其他的因素，例如歷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民族的因素，等等。

　　其實，上述這層道理，統派們——起碼是大多數統派——心中未必不明白。所以，統派們在反對某些獨派時，總還要提出歷史的、文化的、經濟的諸種理由。他們要強調某某地區早就是我國的一部分，某某民族早就和我們親如一家。他們常常還試圖說服別人統一比不統一對對方更有利。就連中共搞統一，也要提出“一國兩制”，表示要尊重對方的生活方式，保持對方現有的生活水平，還許諾“五十年不變”。這反過來也就是說，如果對方早先不屬於你這個國家，如果別人和你們本來沒有同胞的情份，如果他們在統一之下日子過得更糟糕，那么，人家是有理由不喜歡統一，拒絕統一的；人家是有理由自決，有理由獨立的。

　　其實，分離主義者們也明白這層道理。我們知道，不論是藏獨人士還是臺獨人士，當他們在鼓吹自決鼓吹獨立時，除了抬出自決原則這條大原則外，總還要從諸如民族、歷史或文化等方面列舉出更多的理由。可見他們也知道單憑自決原則這一條還是不夠的。倘若自決原則這一條就夠用，人們就不必再列舉其他的理由。這再次證明自決權和言論自由一類基本人權不是一回事。我們反對因言治罪，只消抬出言論自由原則即可，我們用不著還去證明那種言論有多么合理多么有益。再有，如果你舉出波士尼亞一類因鬧獨立而導致流血悲劇的事例勸說藏獨或臺獨人士，對方多半會分辨說他們的情況和那里不一樣。這等於是承認自決問題不可一概而論。

　　由此引出我們的兩個基本觀點：統一不是至上的，自決不是無條件的。

　　10、聯邦制是統獨之爭的最佳妥協

　　一旦我們接受了“統一不至上，自決有條件”這兩點，我們就為理性的解決統獨之爭提供了良好的開端——如果一方堅持統一至上，另一方堅持無條件自決，雙方連討論商量的余地都沒有。 不過那也僅僅是開端而已，畢竟，統與獨是互相對立的，無法兩全其美。最好是能求得一條中庸之道，這就是聯邦制。聯邦制是獨中有統，統中有獨，是統獨之爭的最佳妥協。近年來，海內外贊成聯邦制的人越來越多，不少學者還提出了具體的構架設計，盡管其中不無改善的余地，但總是反映了一種令人鼓舞的趨勢。當然，既是妥協，聯邦制很難讓兩派都十分滿意。統派嫌它太獨，獨派嫌它太統。但是我們應該記住，在現實政治中，我們與其一味地追求“最好的可能”，不如著力實現”最可能的好”。因為“最好”的現實可能性偏低，稍加不慎就變成了不好，甚至變成了壞。“次好”倒可能更好，因為實現它的可能性更高。

　　11、統派或許比較容易接受聯邦制

　　照我的猜測，對聯邦制方案，統派或許比較容易接受。原因有二：一、從傳統上看，國人的統一觀念本來就重表不重里。例如爭論西藏問題，藏獨人士聲稱西藏從來是獨立自主的，只是到了五零年甚至五九年，西藏才被中國“占領”；統派人士卻堅稱西藏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至少可以從清代算起。兩種觀點看來針鋒相對，但究其實，雙方卻只是對一個共同的事實安上不同的名字而已。這反過來或許說明，只要雙方關系維持清代那種狀態，獨派就認作是獨，統派就認作是統了。由於時代變遷，今天我們固然不可能全盤恢復當年那種雙邊關系，但那至少也說明，只要雙方能維系一種寬松的紐帶，統派就不難接受。( 相比之下，我倒擔心某些獨派人士未必愿意接受這種關系。以往的少數民族一般缺少現代國家觀念，對看上去只屬於名份上的東西不那么在乎，如今卻可能對之采取拒絕態度)。二、一旦中國步入民主，國人得以參政問政，他們的大一統觀念很可能會淡化。托克維爾發現，在民主社會，很多人都有一番抱負，但很少有人有特大的野心。在專制社會或貴族社會，大多數人沒有抱負，少數有抱負者往往氣沖云天。類似的，在專制社會，民眾不能腳踏實地的參與現實政治，這就使得那些政治意識強的人更容易或不得不“胸懷全國，放眼世界”。如果政治開放，人們得以積極而具體地參與，他們就更容易對切近的事情，從而也就是對他們能夠有效發揮影響的事情投入熱情和精力，而對那些看上去大而空泛的事情不大關心。可以預料的是，民主後的中國，地方上要求更大的自主權的呼聲會高漲，說不定內地也會有人要自決要獨立。民國初年的中國就發生過此類現象。前蘇聯也發生過此類現象，不只是其他的加盟共和國，就在俄羅斯，不只是車臣，許多地區都有過要自決要獨立的運動。倘如此，先前那種大一統觀念自然就淡下去了。

　　12、感情因素在分離意識中的重要性

　　如此說來，在未來民主中國要解決統獨之爭這道難題，難的不是統，難的是獨。為了解決獨的難題，首先需要理解它。不錯，在很大程度上，分離意識是讓中共專制逼出來的，但遺憾的是，它未必會隨著中共專制的消失而消失，至少是不會同時消失。因為在分離意識中，感情因素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感情是有連續性，有慣性的。

　　我們知道，人類中的某一部份之所以愿意同處一國之中，關鍵就在於他們有著共同的感情，而和其他群體則缺少這種共同感情。造成共同感情的原因當然和他們居住的接近，和地理界限有關；也和種族、血統、膚色、語言、文化與宗教有關；尤其和共同的政治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共同的回憶和集體的榮辱哀樂之感有關。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臺灣人中會萌生獨立之念了，那正是因為近半個世紀的兩岸分離與對立，臺灣人和大陸人缺了一段重要的共同經歷，這就減弱了他們曾經有過的共同感情。許多臺灣人多少已經習慣於把大陸人看作“他們”而不看作“我們”( 其實，大陸人何嘗不是如此)。某些少數民族產生分離的愿望則是出於把漢人看作“他們”的意識。本來，“長在紅旗下”的幾代少數民族，由於和同代的漢族人有著豐富的共同經歷，對漢人并沒有多少“我們——他們”的意識。中共專制固然惡劣，但它實行高度一元化的統治，使得大陸各民族的人民都具有高度一致的共同經驗，從而也就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共同感情。近些年來，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精神領域出現某種真空，不少人需要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於是，先前被壓制的傳統文化和宗教勃然復興，先前被淡忘的民族自我意識重新強化，這樣，在不同民族的人們之間開始出現了“我們——他們”的意識。

　　有趣的是，即使是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實現統一，某些較小的或較不富裕的地區的人們往往也不大熱情。人們是否注意到，偏偏是某些較小的、較不富裕的地區的人們每每倒更容易產生分離意識。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不是較富的捷克要甩掉較窮的斯洛伐克，而是斯洛伐克不肯和捷克一塊過。在俄國，是居少數的車臣人想獨立。原因在於，弱的( 小的或窮的) 一方，如果懷有很強的“我們”與“他們”的意識， 他們就會把和強的一方的統一看作是從屬，就難以滿足“我們”要當家作主的自我感覺，這就會影響他們對統一國家的感情認同。強的一方往往不理解別人的這種感情，他們只抱怨：當大國的國民難道不比當小國的國民更榮耀嗎? 我們給你們那么多好處，怎么你們還不領情呢? 強的一方即使有著同樣的“我們——他們”意識，因為強，不擔心被別人“化”掉，反而顯得很大度，不計較。古人說“有容乃大”；我也可以說“有大乃容”。強的一方很容易把國家看成是“我們的”國家；既然是我們的國家，那當然是越大越好。可是別人的感覺很可能不一樣。

　　13、給你一個機會，給我一個機會

　　如果有了自由民主，有了聯邦制設想，但仍然有某些地區的人民要求自決要求獨立。怎么辦? 比較穩妥的辦法是規定一個至少五年的過渡期、緩沖期。在這段期間內，不急統，不急獨；在暫時維持現狀的前提下，努力鞏固自由民主，推動經濟建設文化交流，并對聯邦制的具體構架進行廣泛磋商，與此同時，加強各民族各地區人民的對話和溝通。

　　我以為，統派是需要這樣一段時間的。他們需要利用這段時間努力增進和別人的關系，減輕彼此間的感情隔膜。他們要讓獨派相信獨立是不必要的，我們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幫助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新的共同家園。我以為獨派也是需要這樣一段時間的。不論我們對自決原則作何理解，有一點總是清楚的：一個地區的人民要實行自決，它不能不得到其他人的某種認可，起碼是不能抱有強烈的反對態度。如果其他相當一個多數的人抱有強烈的反對態度，那就很可能引發嚴重沖突，溫和的黨派很可能得不到足夠的支持而無力主導大局，強硬派則可能出動武力干涉，弄不好還可能給反民主的力量提供借口卷土重來，從而威脅到剛剛起步的民主進程。如果發生武力沖突，國際社會很可能會向對待車臣事件一樣，在道義上提出譴責，但并不采取實際行動去制止。因此，獨派不宜操之過急。獨派必須要有一段時間向別人做工作。以前沒有言論自由，獨派沒機會向公眾廣泛地宣傳自己的主張和闡述自己的理由。現在他們就應該大力開展游說，爭取盡量多的理解、同情與支持。規定一個過渡期、緩沖期對統獨雙方都有益。它避免了雙方在缺少溝通與理解的情勢下發生悲劇性的沖突。它既是給統派一個機會，也是給獨派一個機會。

　　至於說在過渡期之後又如何? 無非兩種可能：要么是獨派愿意共建聯邦，要么是統派同意獨派自決。事緩則圓。有了一段時間作緩沖，不論結果為何，那至少會使事情進行得更平穩些，更明智些。

　　14、幾句附言

　　世人無不欽羨美國開國先賢。他們手創一部憲法，行時二百余年而一字未易；他們組建的國家自由民主，長治久安。可資後人借鑒之處自然很多。這里只提一點：為了這部憲法，他們在費城舉行了長達四個月的制憲會議，隨後又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交付十三州批準；在此期間，他們對各種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公開研討，那本厚厚的《聯邦黨人文集》至今仍不失為政治經典。人性是相近的，人性的弱點也是普遍的。在美國制憲建國的過程中，只要有任何一步做得倉促草率，歷史都可能變成另一個樣子。

　　我這里講的問題是不是離現在還太遠了? 不是的。如果我們對未來的情況能看得更清楚些，難道不也有助於我們把握現在嗎? ◆

　　1997年9月　

2 要得公道 打個顛倒
——在維吾爾人權研討會上發言

胡 平 (2004年12月)

　　講三個問題。

　　一、一次學習和理解的好機會

　　維吾爾人權問題非常重要。我們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對這個問題都知道得很少。今天的會議，我們請到了很多維族的朋友和學者，請到了研究維吾爾人權問題的西方學者裴克凜，還有八九民運的代表性人物、同時又是維族的吾爾開希。這對於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和瞭解的機會。

　　二、民族認同問題　　

　　在中國大陸，漢人占95％以上，身為漢人，我們幾乎感覺不到民族認同的問題，也因此而常常感覺不到其他少數民族的身份問題或曰認同問題。現在我們到了海外，到了美國，我們在這里成了少數民族，於是我們才開始體會到這個問題。

　　有不少人說，越是到了外國，越是感覺到自己是中國人。這還用說嗎？中國人生活在中國，當然不會感覺到自己的中國人的身份問題，只有生活在外國人中間，你才會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的中國人的身份問題。在中國，我們漢人生活在漢人和漢語文化的海洋里，所以我們常常感覺不到我們的漢人的身份問題，但是那些少數民族呢？

　　特別是那些從外貌到語言都和我們漢人有差別的少數民族呢？他們在漢人和漢語文化的汪洋大海里生活會是什么感覺？我們想過嗎？

　　按說，美國既自由民主又繁榮富強，我們在這里生活得很不錯，但是很多人卻仍然感到不那么自在，很難把美國完全當成自己的家園，流亡者不用說了，但大多數不是流亡者的華人也有這個問題。很多華人在美國生活很多年了，也早早就入了籍，成了美國公民，可是在心理上感情上卻仍然不能完全投入。今年既是美國的大選之年，又是臺灣的大選之年，很多華人，不管是來自臺灣還是來自大陸，許多人已經是美國公民，但是他們對美國的大選不太關心，而對臺灣的大選特別投入，好像臺灣的大選是我們自己的事，而美國的大選卻不是我們自己的事，是別人的事。這就是因為陳水扁、連戰是華人，長得和我們一樣，說的是一樣的語言，我們就感覺親切，布希、凱瑞是洋人，從外貌到語言都和我們不一樣，我們就感到隔一層，就不那么容易認同。

　　第一代移民還有語言障礙，就不必說了，就連第二代第三代華人，所謂ABC 即美國出生的中國人，語言上毫無問題，但是由於膚色差異，還是不大容易完全融入美國主流社會。許多ABC 小時候不愿意學中文，因為他們在這里土生土長——不，洋生洋長，自然就認為自己和別人一樣是這里的人，中文對他們是外語，所以學習的興趣不大，可是等到長大了，意識到自己還是和別人不一樣，意識到自己的華人身份，常常又很想學習中文，瞭解中國的文化了。這樣一來，他們就可能產生一種和自己的民族與文化脫節斷裂的感覺，一種身份認同的困惑和苦惱——“我到底是誰呢？我應該是誰呢？”我相信在西方的華人對這種問題都不會感到陌生。那么，想想在中國生活的別的少數民族吧，在如此自由、如此民主、如此多元、如此包容的美國，作為少數民族的華人尚且有這樣的認同的問題，更何況在缺少自由民主缺少多元包容的中國大陸里的少數民族。

　　老話說：“要得公道，打個顛倒。”我們漢人應該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站在別的少數民族的立場上思考這個問題，很多問題就好理解了，彼此就容易溝通了。華人在美國，英文不過關，謀職就很不容易。也難怪，是在人家的地盤上么。可是一個維族人，一個藏族人，要是在自家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都必須學好漢人的語言才行，否則連個好工作都找不到，那又是什么滋味？我認識好幾個少數民族朋友，漢語好得很，和我們交流毫無困難，我們也一點不把他們當外人。可是他們自己呢？他們知道他們不是漢人，就象在美國長大的華人，他們很對自己脫離了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而感到難過。這不也是很自然的么？對於他們的這一層苦惱，我們是否感受到了呢？

　　在中國大陸，民族認同問題更由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破產而強化。過去中共實行的是意識形態的統治，馬克思主義和自由民主理論一樣是一種普適性理論，用毛澤東的話叫“放之四海而皆準”，適用於一切民族和文化。這套理論強調的是階級，強調的是路線。那時流行的口號是“親不親，階級分”，“親不親，線上分”。民族差異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則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曾經一度，這一理論確實產生了很大的效果，隨著冷戰結束，共產黨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原先被掩蓋被沖淡的民族問題，文化問題日益突出。現在，中共為了排拒自由民主，找不出別的理由，就宣稱自由民主只是西方的價值，沒有普適性，否認世上有任何普遍適用的價值，竭力強調特殊性，強調“國情”，大肆鼓吹民族主義。可是這種做法也是雙刃劍：你鼓吹你的民族主義，那就必然反過來刺激別人的民族主義；你講你的文化傳統，別人也會講別人的文化傳統。你大講特講“炎黃子孫”，大講特講儒家傳統，可是，象維族、藏族，人家不是炎黃子孫，也不屬於儒家傳統，你這樣講，不是刺激人家的疏離感，刺激人家的分離意識么？

　　官方講中華民族，可是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是個政治概念，不是民族學上的民族概念，再說，這個概念也只有一百年的歷史，要用這個概念塑造一種共同體的感覺，效果是很有限的。單一民族的國家有天然的凝聚力，多民族的國家就缺少這種天然凝聚力。美國不是靠講什么美利堅民族而凝聚人心的，美國是靠講人權自由民主的普適性理念凝聚人心的。中共拒絕這種普適性理念，所以它拿不出能夠凝聚各民族人心的東西，只有靠強力，而強力又恰恰是有反作用的。

　　我的意思是，作為漢人，我們應該設身處地地為少數民族著想，從而加深對他們的理解（其實，理解本身就意味著設身處地）。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找到妥善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方式。

　　三、非暴力抗爭問題

　　我強調非暴力抗爭，不但因為非暴力抗爭在道義上更可取，而且還因為非暴力抗爭在現實中更可行。由於“六四”屠殺造成了嚴重的恐懼效應，許多人對非暴力抗爭失去信心。有人以為，一旦人們認識到非暴力抗爭此路不通，他們就會轉而投身暴力抗爭。其實不然。因為從事暴力抗爭意味著你死我活，孤注一擲，除去少數勇猛者外，多數人在茍且可以偷生的情況下是不大會參加暴力抗爭的；再說，在今天的物質條件下，軍人與非軍人，武器與非武器的區別已經十分巨大，這就使得純粹由民眾方面發動的暴力抗爭幾乎沒有獲勝的可能。問題不在於人們是否擁有武裝自衛或暴力革命的權利，主要問題是人們是否擁有相應的手段。如果民眾失去了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念，從而放棄了採用非暴力的方式展開抗爭，實際上他們就是放棄了現實可行的抗爭手段，到頭來也就是放棄了抗爭本身。

　　不錯，如果中共幾千萬黨員、幾百萬軍警始終鐵板一塊，民間的非暴力抗爭確實難有取勝的機會。但是問題在於，民運可以激化中共內部的矛盾，促成統治集團的分化：許多官員可能會拒絕執行上級的命令；軍警可能會不愿意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甚至有可能發動兵變；另外，在民間的巨大壓力下，中共上層也有可能分裂，開明派可能戰勝強硬派，如此等等。一旦發生這些情況，專制權力即宣告瓦解，民主轉型就此啟動。◆

　　2004年12月

3 “數人頭勝過砍人頭”

胡 平 (2000年4月)

　　一千兩百多萬臺灣老百姓，在一張張小紙片上輕輕畫上一筆，於是臺灣就完成了最高權力的和平轉移。

　　當選舉結果剛剛揭曉，國軍隨即宣布效忠新總統。毛澤東的名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見鬼去!

　　舉世矚目的臺灣總統大選終於落幕，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獲勝。這是臺灣人民的選擇，全世界一切珍視自由民主的人民無不對此表示尊重。

　　我們從勝選者的衷心感言和落選者的可敬風度，從廣大選民的激情投入和整個選舉過程的和平有序，再一次目睹到臺灣民主的成熟。不論你對幾位候選人有什么傾向性，不論你對選舉結果是歡欣還是遺憾，最重要的一點是，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第一次，反對黨人士通過選舉贏得最高權力，執政黨和平交出政權。

　　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為了爭奪最高權力，你殺我，我殺你，骨肉相殘，滅門滅族，好戰黷武，血流成河。更不必說中共執政這五十年，僅僅是因為所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勤務員”自己疑心生暗鬼，生怕別人要“篡黨奪權”，就把幾百萬、幾千萬手無寸鐵的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淵，不管你是共和國主席，還是十幾歲的少男少女，都讓你死無葬身之地。幾十年的現代化建設，未能使大陸的政治變得多一點人性、多一點寬容，倒是把屠殺人民的武器從大刀長矛變成了坦克車機關槍。民主制縱有千般弱點萬種缺陷，單單就憑它用“數人頭代替了砍人頭”這一點，就勝過專制一萬倍一萬萬倍。

　　民進黨歷經多年奮斗，這次終於贏得了總統大選，可喜可賀。自不待言。不過在這里，我愿意對敗選的國民黨多講兩句。

　　國民黨這次敗得很慘，可是在國民黨百年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刻象今天那樣引起我由衷的尊敬。國民黨敗得光榮。俗話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本不足奇。問題是，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國民黨是第一個服從選票的裁決，將最高權力拱手相讓的執政集團。國民黨的這一次失敗，甚至比它以前的許多勝利還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意味深長的是，當國民黨以自己的失敗寫下這歷史的一頁時，輿論似乎并沒有給國民黨多少熱烈的贊頌。其實道理也很簡單，因為人們早就對國民黨的民主品質深信不疑，從而習以為常。在投票前夕，各類人等都對臺灣大選的前景猜測紛紛。不少人憂心忡忡，擔心中共動武，擔心股市狂跌；但是，我不曾見到有任何人擔心如果國民黨落敗會拒絕選舉結果，會軍管會戒嚴，會把坦克車開到大街上——連中共也沒擔這份心。國民黨自身的民主轉型已經成功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沒有什么人再把它看做優點，而是視為當然。這無非是證明了，國民黨能達到今天這等成熟的民主品質，并非一朝一夕之變，實在是百年來優秀的國民黨人長期努力的結果。我們當然不能把臺灣今日的民主完全歸功於國民黨，這中間有整個社會——尤其是反對人士——的巨大功績，但是, 我們決不會忘記國民黨的特殊貢獻。

　　臺灣民主的成功實踐，是民主的勝利，是文明的勝利。在此一時刻，任何對臺灣的威脅恐嚇都是對臺灣民意的公然挑戰，也是對人類主流文明的公然挑戰。有些人把今天的兩岸關系比作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南方與北方的關系，比作俄羅斯的車臣問題。這種比喻根本是錯誤的。兩岸關系首先是專制與民主的關系，統獨問題則是次要的問題。事實上，臺獨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正好是被中共專制逼出來的。臺灣當局早就呼吁兩岸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促成統一，中共當局卻置之不理。在這次臺灣大選期間，幾位候選人對兩岸關系都表現得溫和務實，中共卻發表了白皮書，提出第三個“如果”，使兩岸關系驟然升溫。可見，臺海形勢的緊張，主因在中共一方。唯有向中共施加壓力，加速大陸的民主化，兩岸關系才可能緩解，和平統一也才會有希望。◆

　　2000年4月　

4 和大陸朋友談“臺獨”

胡 平 (2000年4月)

　　1. 認清“臺獨”

　　本期，我們轉載了中國科學院政策與管理科學所的陳林先生最近寫的一篇題為“認清‘臺獨’，再談統一”的文章。文章對“臺獨”概念的本來含義及其來龍去脈作出一番與國內其他學者很不相同的解釋和說明，頗有見地。此前，我還沒有見過有其他國內學者發表類似觀點，所以非常值得大陸朋友們認真閱讀。我對作者的觀點并不全都贊同，但是我認為作者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如果我們連臺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沒有弄清楚，就去大反特反，就去大談統一，難免不隔靴搔癢，不著邊際。

　　陳林首先提出問題: 臺獨究竟是什么? 一般大陸人多半會不假思索地回答，臺獨就是主張臺灣獨立，就是走向分裂。陳林指出這種回答失之簡單化，“殊不知，分裂恰恰是國共兩黨爭奪天下、爭相‘統一’對方而相持不下的結果。分裂是既成的事實，‘臺獨’并非分裂的始作俑者。”陳林告訴我們，臺獨本來不是針對中國大陸，而是為了挑戰國民黨政權的法理性，拓展反對派自身的政治空間。國民黨政權退居臺灣，仍堅稱其全國政權的地位，從而在“萬年國大”的掩飾下繼續專制統治，回避島內民主問題，把反對力量打成“臺獨”。而反對力量方面，為了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源，自然也會訴諸本土情緒。這樣一來，反對力量就和“臺獨”結下不解之緣，民主化就和本土化相伴而行。因此，作者總結道，對於所謂“臺獨”，“站在大陸的立場不妨視之為一種地方自治，亦可聊以自慰，毋須庸人自擾”。

　　2. 臺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對於陳林的分析我有一點保留。我認為把當年國民黨一度堅持“萬年國大”的做法完全歸因於國民黨力圖維持專制的觀點也有簡單化之嫌。我寧可把它看成是臺灣民主化的一個內在兩難困境。

　　眾所周知，實現民主化，要求包括中央一級在內的各級民意代表都必須定期選舉和改選，可是，在國民政府已經失掉了大陸只擁有臺灣的情況下，臺灣省的省一級以及省以下的各級選舉可以正常舉行( 事實上，臺灣從一九五零年就開始各縣市長、縣市議員、各鄉鎮市長及鄉鎮市民代表的直接選舉，從一九五四年開始省議會的直接選舉)，中央級的民意代表又怎么選舉和改選呢? 代表臺灣省的中央民意代表自然很好辦，就讓臺灣的選民再選就是了，難辦的是那些代表大陸各地區的中央民意代表。由於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不可能進行這樣的選舉，這樣，代表大陸各地區的中央民意代表就無法經由正常的定期選舉而產生或替換。

　　解決辦法看來只有兩個: 要么，讓大陸地區的中央民代繼續行使職權，直到大陸地區也能實行自由選舉時為止；要么，國會全面改選，全部由臺灣選民選舉產生。前一種辦法的好處是，它使得國會保持了包括大陸在內的全國代表性之外觀。其弊病是，大陸地區的中央民代因其不必改選而成了終身制，成了“萬年國代”，這如何算得上民主? 反對派尤其不滿，因為在絕大部分中央民代無從改選因而不可替代的情況下，反對派只能爭奪那剩下來還不到三分之一的開放席位，即便全部拿下，也無足輕重。後一種辦法的好處是充分體現民主，但由此又引出另一個問題，一旦中華民國的國會完全是由臺灣地區的選民選舉產生，它憑什么還自稱為包括大陸在內的全中國的代表呢? 這樣的中華民國，若說它還是中國的中華民國就很勉強，它不是變成臺灣的中華民國了嗎?

　　當年，圍繞著國會是否應該全面改選的問題，臺灣各派政治力量爭論得很激烈。主張全面改選的一派被對手扣上搞臺獨的帽子，反對全面改選的一派則被對手扣上反民主的帽子。也許，在前一派中確有一些人本心就是想搞臺獨，想脫離中國，在後一派中也確有一些人本心就是想反民主，想維持專制；但是，正象上面分析的那樣，在國會全面改選問題上，兩派意見就其本身而言，各有各的正當理由。這就是臺灣民主化特有的兩難困境: 要徹底實現民主化，勢必會影響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即它所堅持的全中國的代表性；要原封不動地維持中華民國政府是包括大陸在內的全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一所謂法統，就勢必會妨礙臺灣自身的民主化。臺灣百分之百的民主化和原封不動的中華民國法統，兩者幾乎不可能兼得。

　　在臺灣，畢竟還是要求民主化的呼聲更強大也有更多的理由，後來，臺灣終於實現了國會全面改選，以後又有總統從國民大會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這樣，臺灣的民主化便大功告成。那么，法統的問題呢? 中華民國還是不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抑或只是代表臺灣呢? 於是，在臺灣有了一個很有趣的說法，叫“中華民國在臺灣”。它表明，在眼下的現實中，中華民國有效控制的范圍只限於臺灣地區，其政府的合法性也只限於臺灣地區；然而在理論上，中華民國仍然是指包括大陸在內的全部中國，中華民國憲法中的有關條文繼續保留下來并未作修正。按照新的解釋，憲法就是法統。既然憲法相關條文保持不變，因而中華民國的法統也就保持不變。這種表達不是沒有勉強之處，不過要找出另外一種更好的、更圓滿的表達恐怕也不容易。

　　3.“中華民國在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

　　順便一提，臺灣存在的問題，大陸也同樣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稱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種合法性如何體現呢? 名義上，大陸最高權力機構是全國人大，全國人大由全國各地區的人民代表所組成，有四川的代表，有北京的代表，也有臺灣的代表，等等。盡管大陸的選舉根本算不上選舉，但是在形式上，四川的代表、北京的代表好歹總是由四川的選民和北京的選民選出來的。那么臺灣的代表呢? 臺灣的代表根本不是由臺灣省的選民選出來的，也不是臺灣當局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委派指定的，因此根本沒有合法性。倘若臺灣把一些外省籍人，根本不曾經過該省選民的任何選舉或委派就送進國會算成該省的代表，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大陸卻正是在不斷地上演這種笑話，只不過世人皆知中共政權根本不是什么“共和國”，懶得和你較真罷了。如此說來，現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也就只限於大陸地區而不及於臺灣地區。對應於“中華民國在臺灣”，你是不是應該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呢?顯然，兩邊政府的合法性都是不完整的。

　　記得在1968 年秋天，西藏地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大陸二十九個省市的革委會建立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報立即發表社論“全國山河一片紅”，郵局特地發行“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紀念郵票，上上下下很是熱鬧了一番。不知有哪位細心人寫信給中央，說臺灣還沒有“解放”，臺灣還沒有成立革委會，因此萬萬不能說“全國山河一片紅”，因為那等於說臺灣不屬於中國。中央看了，恍然大悟，馬上密令將剛剛上市的紀念郵票收回并立即毀版。已經賣出去的當然收不回來了。據說，在“新中國”發行的郵票中，就數這套“全國山河一片紅”最緊俏最昂貴，因為它一上市就絕了版。由此可見，中共其實也知道它的合法性是不完整的，不過它并沒有公開對“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說法予以更正( 這可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啊)，因為它不愿意讓一般民眾也意識到這一點。

　　4. 臺獨與臺灣本土徹底民主化

　　眾所周知，就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不久，民進黨領導機構內就有人提議取消民進黨黨綱中關於用公民投票方式決定是否建立“臺灣共和國”的條款。其實在此之前就有一些民進黨人提出過這條建議。他們的理由是，如今的中華民國，已經充分實現了臺灣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理想，再改國號已無必要。幾天前，二十幾位建國黨元老宣布退黨并提議解散建國黨，理由是建國黨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建國黨屬於臺獨原教旨派，其黨名便宣示其以建立臺灣共和國為己任。由此可見，在相當一批主張臺獨的人那里，他們的意圖與其說是要自外於中國，不如說首先地和主要地是要求在臺灣本土徹底民主化。這個目的達到了，臺獨的理想就差不多算實現了。我們大陸人應該注意從這個角度去認識臺獨，理解臺獨。

　　5. 關於“偏安思想”

　　八九年年底，我和一批大陸民運人士及學者赴臺訪問。大家對臺灣的自由繁榮印象深刻，但同時也對一般臺灣人對大陸并不象大家想象得那么關心而感到失望，於是有人就把今日臺灣比做昔日“偏安之南宋”。不過依我的觀察和了解，情況還要復雜得多。

　　若說國民黨政府一味偏安，這恐怕是冤枉了國民黨。自從四九年國民政府敗退臺灣，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國民黨都把“光復大陸”當做基本國策，把臺灣當做“光復大陸”的根據地，要求全島上下時時不忘解救大陸受苦同胞，臥薪嘗膽，整軍備武。但是這種做法越來越引起臺灣民眾、尤其是本省民眾的不滿，因為他們不愿意總是生活在這種非常狀態之中。他們認為臺灣是為臺灣而存在，不是只為“光復大陸”而存在。再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越來越懷疑“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從而也就更加懷疑為實現“反攻大陸”的理想而犧牲臺灣現實利益的必要性，於是，他們就越來越要求政府把臺灣利益置於首位，要臺灣第一，要認同臺灣。有人或許會批評臺灣老百姓這種想法很“庸俗”，但從老百姓的角度卻也勢在難免。這樣，國民黨政府要堅持它的基本國策也就越來越困難。更何況在這一過程中，還發生了美國拋棄臺灣轉而與中共建交的重大變故，臺灣感到自身存在都成了問題，它只好把“光復大陸”的理想朝後放，用大力氣自強自保，自求多福。在這種情況下，臺灣人的臺灣人意識越來越強，大中國意識則越來越淡。這就形成了我們大陸人看到的“偏安思想”或“臺獨傾向”。

　　6.“臺獨”的現實成因

　　以上我用了很多篇幅講述所謂“臺獨”的歷史成因。其實這還不是問題的重點。我相信，對於今日臺灣高漲的獨立傾向，現實因素比歷史因素還更重要。

　　正如陳林指出的那樣，“兩岸長期分治，缺乏交流，更兼各種文攻武嚇之下，臺灣民眾的‘中國心’日趨淡薄，一些人即便反對‘臺獨’，更多出於戰爭恐懼，而非有歸附之心和向往之意，於是偏安孤島的思想日益盛行。”陳林說:“我以為臺灣真正存在的問題，與其說是‘臺獨’泛濫，莫如說是這樣一種孤立主義的情緒在曼延。”我先前一再講過兩岸更行更遠，也是指的這層意思。

　　需要補充的是，在這里，缺乏交流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有時候情況正好相反，許多臺灣民眾是越了解大陸才越是疏遠大陸。大陸當局頑固堅持一黨專制，至今尚無任何民主改革的跡象，已經掌握了自己命運的臺灣人民，又怎么會愿意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把自己的命運再交給專制者之手呢? 如果臺灣和大陸的大小比例比較接近，象南北韓或東西德，臺灣可能會更有進取性，對統一可能會更熱中。但臺灣實在太小，大陸又實在太大，而且還有核武器，所以一般臺灣人不大愿意采取積極挑戰中共專制，促進民主統一的態度，他們更容易采取退避自保的態度。平心而論，臺灣人這種心理是“在情理之中”的。惹不起還能躲不起? 好在還能躲得起。

　　我從八七年來美，在這十三年間，我看到在臺灣，熱衷統一的力量越來越小。站在大陸人的立場，我并不希望見到這種變化。不錯，中共似乎也一直在肯定統派，鼓勵統派，但歸根結底，正是因為中共自身的惡劣，才把臺灣人越來越推向孤立乃至分離之路。

　　陳林用詞很謹慎。他不把現在臺灣人的心理稱做臺獨而稱做孤立主義。這就是說，現在大多數臺灣人的心理，主要還不是下決心永遠從中國分離出去，而是畫地為牢，自安自保，不肯被中共統了去。當然，決心臺獨的人是有的，不過對相當數量的臺灣人來說，他們現在唯一明確的意愿是拒絕被中共統一，至於大陸民主後又如何，如俗話所說，“人無遠憂，必有近慮”，一般人想事情不會想那么遠，他們現在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準主意。

　　7. 兩個中國與雙重承認

　　那么，兩國論呢? 有人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這不是搞分裂、搞臺獨、搞兩個中國嗎? 我以為事情并不如此簡單。應該說，兩國論無非是臺灣站在自己的立場對現階段兩岸關系的定位。我們知道，臺灣堅持自己是中華民國。中共說中華民國早已不存在，但臺灣自己顯然不會否認中華民國的存在。這實際上是兩岸分歧的一個關鍵之點。既然臺灣堅持自己是中華民國，那么，它是怎樣看待大陸的呢? 只有兩種選擇: 要么，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中共政權就是“叛亂團體”，大陸就是“淪陷區”，兩岸關系就只能是敵對關系；要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中華民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成了兩國論，成了特殊的國與國關系。所謂特殊，表明只是針對現狀，并不是要放棄一個中國的理想或原則。中共對兩國論大加批判，許多臺灣人抱怨說，過去兩蔣時代，我們不承認你們，你們倒不大在意；現在我們承認你們了，這分明是表達善意嘛，怎么你們反倒更不能容忍了呢?

　　同理，既然臺灣堅持自己是中華民國，它自然就不會放棄爭取國際承認的努力，不會放棄重新加入聯合國的努力。中共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把這些行為都斥之為搞分裂、搞臺獨、搞兩個中國。我們大陸人對此不論贊成與否，總是理解的。那么同樣的，臺灣方面要繼續從事上述行為，不論我們贊成不贊成，也應該理解才是。如果說在北京獲得較多國際承認和占有聯合國席位的今天，臺北想獲得國際承認和進入聯合國就是“搞分裂”、“搞兩個中國”，那么，在臺北獲得較多國際承認和占有聯合國席位的昨天，北京努力爭取國際承認和進入聯合國不也成了“搞分裂”、“搞兩個中國”了嗎?

　　一九六四年，法國政府決定承認北京，但條件之一是北京不得破壞法國與臺灣的關系。北京當然不會喜歡這個條件，不過權衡利弊得失，它還是答應了。可以想見，如果臺北也接受了這一點，國際上就出現了雙重承認，即把“兩個中國”合法化的一種模式或可能性。但是當年的蔣介石政府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下令撤回大使，與法國斷交。不消說，臺灣方面事後一定對當年這個決定後悔不迭。我提到這段歷史不過是想說明，若說爭取國際社會對臺北和北京雙重承認，北京才是始作俑者。

　　我們說兩岸關系存在著矛盾和沖突，這本身就意味著，兩岸基於各自不同立場提出的某些政策或說法，就各自立場而言各有其合理性，但彼此間卻又是不相容不一致的。這就叫“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話又說回來，如果都一致了，兩岸問題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

　　8. 臺獨與兩岸關系國際化

　　真正的臺獨無疑是存在的，但眼下一般人所說的臺獨現象卻是多種因素的復合體。它主要表達了臺灣人求自保的心理。

　　面對大陸的威脅，弱小的臺灣極希望獲得國際社會的保護。如果國際社會承認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么兩岸關系就成了國際關系，臺灣就免去了被中共統一的壓力；如果中共對臺動武，國際社會就會認定那是一國對另一國的侵略，如同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便可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有效干預。因此之故，許多本心不贊成臺獨的人也可能被臺獨的主張所吸引，如果宣布臺獨可以換來國際社會的有效保護的話。然而臺灣人又都知道，臺灣宣布獨立這一行為本身，在它還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之前就可能招致中共的強力攻擊，因此，就連真心主張臺獨的人也不愿冒那份風險。這樣，臺灣就必須找出一種辦法，它既可以使兩岸關系最大限度的國際化，同時又沒有承擔直接宣布獨立的那種名義，而且還為日後的自愿統一留有希望。這種辦法，獨者見獨，統者見統，進退有據，左右逢源。事實上，臺灣這幾年大體上就正是這么做的，這也是今次大選中幾位主要候選人大陸政策的某種共同之處。在中共眼里，它們都可歸為臺獨。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其中的復合因素。

　　9. 民主政治是階段性政治

　　有人說，陳水扁是喊過“臺獨萬歲”的，難道他不會在掌權期間努力把臺灣引向獨立嗎? 我在選前就講過，連、宋、扁三人，無論誰當選，其兩岸政策都不會有多大變化，這是臺灣主流民意使然。陳水扁在選前就承諾過不做的事情，當選後自然更不會去做，何況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制約下也不可能去做。這和他是否繼續堅持臺獨理想并不相干。

　　畢竟，民主政治是階段性政治。在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針對現實問題的政策和措施，不是長遠目標或最終理想。伯恩斯坦有句名言:“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沒有的。”話說得未免夸張，講的就是民主政治階段性的道理。好比旅游團走走停停，一會選乘這趟車，一會選乘那趟車。他們選上你這趟車，不是沖著你的終點站，而只是為了到下一站方便。有時候還有別的車也要經過同一個站，但他們看上你的服務好，駕駛技術高明。如果你想讓他們一直乘你的車，你就必須當“機會主義者”，一方面努力向游客推薦你認為最好的路線，另一方面又不固執己見，隨時準備必要的妥協、順應和調整。

　　附帶說明一下，民進黨的所謂臺獨綱領，是主張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臺灣是否獨立。可見民進黨在這個問題上不是僵硬的，還是有開放性。

　　10. 大陸民主後，兩岸關系會更緊張嗎?

　　我堅持認為，兩岸關系緊張的根源在於大陸不民主。不久前，老友甘陽在《明報》撰文“假如中國今天也大選”，甘陽說:“我敢斷定兩岸關系甚至會更緊張”。

　　我以為此論不合邏輯。怎么還會“更”緊張呢? 現在的緊張度已經達到臨界點，導彈早就發射過了，“無限期拒絕統一談判就要動武”的最後通牒也宣布過了，“陳水扁上臺就是臺獨，臺獨就是戰爭”的警告也講過了，只剩下還沒有實際開戰了，而沒有開戰的主要原因乃是中共意識到自己軍力有限( 這中間也包括對美國會不會軍事介入的考慮)，沒有獲勝的把握，擔心仗沒打贏，倒先把自己折騰垮了。因此，在這些因素相對不變的情況下，未來中國大陸，不論誰上臺，也不可能走得比中共更遠。若說統治者面對內部嚴重危機和民眾的強烈不滿如坐針氈，悍然發動戰爭以便轉移民眾視線，那明顯也只是專制統治者才玩得出的把戲，在民主體制下，這種人早就被民眾選下臺了。

　　甘陽的理由是，“因為任何想要在中國民主大選中勝出的政黨或個人，必然會在臺灣問題上表現強硬以爭取選票”。

　　這個理由缺少說服力。首先，我懷疑所謂現今大陸民眾一片喊打聲有多少真實性。好象大陸人對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對清算毛時代滔天罪惡不在乎，對平反六四不在乎，對腐敗不在乎，對下崗不在乎，對結束專制實現民主不在乎，唯獨對統一問題“是可忍孰不可忍”。同樣是主權問題，我也懷疑大陸人可以對釣魚島不在乎，對南沙群島不在乎，對江東六十四屯不在乎，唯獨對臺灣要“誓死一戰”。就算臺灣獨立了，肉爛了還在鍋里，總比自己的領土落在外族人手里好受點吧。

　　退一步講，即便我們承認目前大陸民眾要求不惜以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激情是真實的，那么，隨著民主化的發展，民意也很可能發生變化。經驗告訴我們，不要把民意看成是固定不變的東西，專制下的民意尤其變化多端。且以“革命”為例，過去一說起“革命”，國人無不熱血沸騰，六親不認，現在呢？

　　11. 民主與和平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里，專門講到“為什么民主國家的人民自然希望和平”。托克維爾說:“使民主國家的人民反對革命的那些利益、恐懼心理和激情，也在使他們不愿意進行戰爭。尚武精神和革命精神，是同時并由於同樣的原因而減弱的。”“愛好和平的不動產所有者人數的不斷增加，可以迅速毀於炮火的動產的增多，民情的純樸，人心的溫存，平等所激發的憐憫心情，很少被戰時產生的詩一般的強烈激情所打動的冷靜理智——這一切聯合起來，便足以抑制尚武精神。”托克維爾還指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涌向工商業，不僅他們的愛好日趨一致，而且他們的利益也逐漸交融，因此，任何一方加於另一方的危害都不能不彈回到自己身上來，從而使人們認識到戰爭是一種對戰勝者和戰敗者來說損害差不多相等的災難。所以，托克維爾斷言:“在所有國家的人民中，最愛和平的人民則是民主國家的人民”。

　　可以設想，伴隨著大陸民主化，大陸民意將發生深刻的變化。首先，由於言論開放，各種不同的觀點都有了公開表達的空間，這就有利於兩岸人民的互相理解。應該承認，現今許多大陸民眾對臺灣問題所持有的強硬主張和激烈情感，在相當程度上是被官方一手遮天，片面宣傳灌輸而形成的，因此，在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兩岸人民直接溝通和增進了解的情況下，這種強硬主張和激烈情感必然會有所軟化，有所弱化。一般來說，自由民主的社會有助於培養起人們的寬容心態和相互尊重的習慣。這對於任何一種偏狹、狂熱的極端主義都有消解作用。

　　其次，民主社會的人們會變得更內向，更關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因而更不容易被那些高調的“主義”所迷惑。不錯，民主國家的人民也會追求國勢強大，但與此同時，他們會仔細權衡，按照自己的需要安排各種事情的優先順序。在統治者心目中是豐功偉業的事情，在老百姓心目中很可能就沒那么重要。只要沒有明顯的外來威脅，民眾不會把擴充軍備置於發展民生之上( 象“不要褲子也要核子”一類“偉大”決策是唯有在專制制度下才可能出現的“奇跡”)。打仗是要死人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專制者高居於戰火之上，所以可能輕易發動戰爭，如果讓老百姓自己選擇，他們必然會更加謹慎。

　　再者，一旦人民得以參與政治，他們必然會把精力和熱情投注在他們能夠親身參與、能夠直接發揮作用的范圍之內，這就導致地方自治思想的發展，導致傳統的大一統思想的削弱。它一方面給兩岸的合作或統一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模式，另一方面則進一步減少了對臺動武的可能性。

　　12. 兩岸關系緊張的主因

　　現在有些朋友之所以認定民主後的中國會對臺灣采取更強硬的政策，無非是受到車臣事件的影響。記得幾年前，也有不少人擔心中國民主後會四分五裂，那也是由於聯想到了蘇聯的解體。這就怪了。怎么同一個因素竟會引起兩種相反的後果呢? 為什么同樣一個民主化，既可能導致一個大國和平解體和平分離，又可能促使它用武力統一呢? 可見，我們不能簡單類比，輕率地得出結論。這里需要作具體分析。

　　我以為，一旦大陸開始民主大選，選民首先關心的是各種切身問題，如腐敗、失業、體制改革的深化和配套、對舊體制所犯錯誤的清理、貧困地區的經濟改善、失學兒童的教育，以及諸如此類。任何政黨或個人，只有在這些問題上拿得出決心，拿得出辦法，才可望獲得選民支持。相比之下，臺灣問題不大可能成為選民的優先考慮。如果新政府能夠發展兩岸交流，使大陸民眾從中得到更多的實惠，我相信老百姓不會非逼著你政府強硬更強硬不可。

　　現在，臺海形勢相當緊張。問題的根本癥結在哪里呢? 甘陽認為是臺灣要獨立，我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而且在我看來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中共要急於統一，要以臺灣人民不肯接受的模式去實現統一，并且不排除用武力方式統一。不信，讓兩岸政府簽訂一項維持現狀的二十年協議，在此期間，臺灣保證不獨立，大陸保證不動武，試看哪一方更不愿意。

　　我們知道，臺灣的主流民意是不急統、不急獨，也就是說，臺灣民眾寧可維持現狀。問題是大陸當局更不耐煩。白皮書講得很清楚:“如果臺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大陸將動用武力。可見，兩岸關系緊張的根源主要在中共一方。

　　13. 大陸民主與兩岸統一

　　如果大陸走向民主，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又會如何呢? 我敢說，其前景一定比現在更光明——不可能不比現在更光明了，因為現在是一片黑暗，毫無可能性。現在，臺灣人民拒絕和大陸統一，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反感中共政權的專制、野蠻，是擔心中共這一絕對權力會侵犯他們的自由，侵犯他們好不容易才爭得的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力。一旦消除了這個原因，臺灣人民與大陸統一的意愿自然就增加了。就算這個原因不是他們拒絕統一的唯一原因，因此消除了這個原因不等於消除了統一的一切障礙，不等於統一的水到渠成，但它畢竟是消除了統一的一個極大的障礙，它無疑會使和平統一變得更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這總是無可爭辯的吧。

　　我完全承認，即使大陸走向民主，兩岸統一仍然存在若干障礙。由於長達半世紀的分裂以至敵對，臺灣民眾對大陸已經有了很強的陌生感、疏離感。他們已經習慣於自成一體。有人把臺灣比作從大陸這個大家庭里失散的一個兄弟。要還是兄弟倒簡單了，不管當初失散時吵過嘴打過架，好歹還有過一段共同生活的經歷。就象兩岸老一代的國共兩黨人士，一方面有著最深的恩怨，一方面又有著最深的統一情結。畢竟，恩也好，怨也好，那總是有情，有情總比無情、總比冷漠好辦。好比撮合一對分居多年的夫妻，哪怕彼此怨氣沖天，也比雙方視同路人更有希望。中共對臺發動柔性的統戰攻勢，其訴求對象主要是老一代國民黨人，理由就在於此。然而現在的問題是，當年失散的兄弟已然老去，如今當家的是兄弟的兒子以至孫子，他們對大陸倒是無恩無怨，但是也沒有什么情分了。大陸的情況不好，他們自然不愿和你統一；就算大陸情況變好了，他們恐怕也缺少統一的意愿。

　　有鑒於此，未來中國民主化後，統一也需慎重推行。大陸人應該理解臺灣的特殊性。除開政治、經濟的發展程度的差異外，還要考慮到臺灣人民自己的認同感，也就是對命運共同體的感覺。休謨說，自我就是自我的記憶。這是指個人的認同。群體的認同也是被群體的共同記憶所造成的。哈爾濱和昆明相隔萬里，但哈爾濱人和昆明人很容易互相認同，因為他們分享著共同的歷史記憶。相比之下，上海和臺北的地理距離就近多了，但由於兩地的歷史是如此不同，因此兩地人的心理距離要遠遠大於哈爾濱人與昆明人。所以，兩岸統一不是要把臺灣簡單地變成全中國二三十個省中的一個省。大陸一定要承認臺灣的特殊地位。好在現代統一的方式很多，除了聯邦、邦聯外，還有國協、共同體或聯盟之類。要順其自然，多方嘗試，循序漸進，使各方面逐漸適應。

　　14. 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

　　兩岸有可能實現和平統一嗎? 應該說是有可能的。因為大家同文同種，雙方的老百姓又沒有深仇大恨，走到一起來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有大陸人說，不是有些臺灣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并力圖用所謂臺灣文化排斥中國文化，甚至用臺語取代國語么? 我以為這半是誤會半是過慮。不錯，確有一些臺灣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但這種否認實際上是指國籍或國民，不是指種族。在種族上，他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過他們往往不用“中國人”這個詞，而寧可用“華人”這個詞。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他們否認臺灣文化屬於中國文化，但并不否認臺灣文化屬於華人文化，屬於漢語文化。這種在用詞上的精心區分一放在英文里就完全顯示不出來了，橫豎都是Chinese。

　　關於用臺語排斥國語，我不知是否有人提出過這種極端的主張，如果有，那注定也行不通。眾所周知，普天下中文世界的書面用語基本上都是以國語為基礎，口頭用語也是以國語最流行，最通用。在懂中文的外國人中，懂臺語的極少極少。這意味著，在臺灣，若是有人想強行規定把臺語作為官方語言，排斥甚至禁止國語，馬上就會造成莫大的混亂，使自己陷入和他人、和整個外部世界通通難以交流的癱瘓局面。如今的世界已經成了地球村，臺灣又是一個相當開放的社會，每時每刻都離不開與外界的交流溝通，絕大多數臺灣人怎么能放著一種現成的使用效率極高的語言不用，而故意要去用一種使用效率很低的語言呢? 我理解并尊重不少臺灣人為保存和發揚本土文化( 包括本地語言) 的努力。在全球化日甚一日，強勢文化愈來愈強勢的今天，本土文化是對這一趨勢的必然反彈和必要補充。我相信，在未來大陸各地的選舉活動中，許多候選人也會大講方言，以表示對地方有感情，表示和群眾打成一片。不過在更多的場合下，人們還是會繼續采用那些他們早已掌握的并普遍流行和廣泛接受的語言。這是交往的需要。

　　從長遠看，我對兩岸統一的前景還是比較樂觀的。同文同種是一種強大的親和力。臺商向外投資，首選往往是大陸。觀看體育比賽，除了臺灣選手對大陸選手，否則臺灣人總是為大陸選手喝彩助威。那些走紅的大眾文化，經常是兩岸三地通吃不誤。在生活中這類事情還很多，可見把我們結合起來的因素有多么豐富，多么強韌，多么深刻和多么奇妙。

　　現在，整個西歐都在穩步走向整合，那里的人民不但攜手走進歐共體走進歐盟，許多人甚至已經開始商討組成統一的共和國。可是倒回去五十幾年，你要問法國人是否愿意和德國統一，對方多半會憤怒的拒絕。人是可以變的，一部人類歷史就是人們變過來變過去的記錄( 否則就沒有歷史了)。人的政治觀點和情感是可以變的，尤其會隨著環境和對方的改變而改變，但是在環境和對方沒有改變之前，一般人常常預計不到自己也會變。所以在今天，在中共在大陸倒行逆施，對臺灣文攻武嚇的今天，你要問臺灣人愿不愿意和大陸統一，斬釘截鐵答“愿意”的人可能不會太多，但等到大陸真的變了，那就另當別論了。因此，眼下我們要做之事，一要努力制止戰爭，一是加緊推動大陸民主化。◆

　　2000年4月

5 兩岸關系悖論

胡 平 (2000年5月)

　　兩岸關系充滿悖論。很多問題，看上去不通的，實際上通；看上去通的，實際上不通。

　　有人大膽假設，別看共產黨大反臺獨，說不定暗地里正在悔不當初。如果在當初，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開展務實外交，爭取國際社會雙重承認，中共不去大力封殺，兩岸關系便可長期穩定。這種形式的臺獨( 如果你叫它臺獨的話) 對共產黨有什么不好呢?

　　第一，兩岸關系一旦穩定，雙方的經濟交流便可充分展開。這就不象現在，臺灣老擔心你大陸把它統過去，交流時不能不小心翼翼，戒急用忍。第二，象現在這樣，中共為了實現統一，或者說為了防止臺獨，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軍備競賽。如果干脆容許臺灣獲得國際人格，由於臺灣絕不會在軍事上威脅大陸，中共就可以免去軍備競賽的沉重包袱。第三，臺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系的最大麻煩，臺海形勢穩定了，中美關系也就理順了。第四，因為中共堅持臺灣問題純屬內政，因此臺灣發生的事情也就必然對大陸產生最直接的影響，譬如臺灣的民主化就對中共構成最直接的挑戰。如果臺灣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外國”，這種影響反倒隔了一層。再說，弱小的臺灣不肯得罪中共，它很可能會以不干涉別人內政的理由對中共反人權反民主的做法保持沉默。這對中共專制者不是更有利么?問題在於，容許這種形式的臺獨( 如果你把它叫臺獨的話，其實它還不算臺獨)，由於雙方都還保持了未來統一的目標，因此對中共來說并沒有失去什么，中共不會因此而背上所謂李鴻章的罪名。中共本來就從未擁有過臺灣，不曾擁有，何言失去? 若照眼下的路子走下去，今後十年二十年以至更多年恐怕也不可能實際地擁有臺灣，還不是一樣嗎?

　　我承認上述假設并非毫無道理，但事到如今，中共已在封殺臺灣國際外交空間的路上走得太遠，依慣性只有繼續走下去，沒法回頭了。我相信，當呂秀蓮說兩岸是遠親近鄰時，她的確是在向大陸表達善意，但中共卻不領情，還要對她大批判。因為這種說法觸犯了中共標榜的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是當今中共的意識形態，是它的“政治正確”。天知道中共是不是真心相信這套民族主義( 想一想釣魚島)。很可能，中共只是把民族主義當做權宜的工具，而且是有選擇性的應用，譬如在臺灣問題上一直是不遺余力的大事渲染，在釣魚島問題上則是一慣性的輕描淡寫，因此它可以把後者輕輕擱置，對前者卻欲罷不能。

　　臺灣方面也有它的悖論。本來，臺灣民主的成功實踐是對中共的強大沖擊: 臺灣能，大陸為什么不能? 可是在眼下雙方爭辯中，大陸卻好象占了上風，因為是中共出題逼著臺灣新政府回答。中共出題曰“一個中國”，臺灣新政府這樣答那樣答，中共都不滿意，頂多說你有點進步，但還是不能及格。我們知道，在爭論中，誰出題誰主動，誰出的題目能成為爭論的主題，誰就主導了爭論本身。問題在於，臺灣新政府知道現在還不能公開講獨立，它又不肯明確談統一，這就讓中共看出破綻，揪住不放，置對方於被動。當年國民黨政府就敢理直氣壯地講統一，它講的是在民主基礎上實現統一，這當然是踩到中共專制者的痛腳，對專制者而言分明是“來者不善”，但是因為它上順天理下順人心，既能獲得大陸人民的好感，還能爭得中共開明人士的認同，讓強硬派暗中惱怒卻難以發作，反而無法發出戰爭威脅。事實上，九八年辜振甫訪問大陸就打出民主牌，表達先實現兩岸民主化為未來討論統一議題創造條件。臺灣新政府完全可以延續此一政策。民進黨作為民主政黨，對兩岸未來走向采取一種更開放的態度，并不是自相矛盾。◆

　　2000年5月

6 從臺灣大選看臺灣的困境

胡 平 (2004年4-5月)

　　這次臺灣大選激起廣泛而熱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涉及三個層次，一是針對大選本身，例如選舉過程是否公正，有無大規模作弊，槍擊事件是不是苦肉計，還有所謂啟動國安機制的問題，等等；二是藍綠對立，族群分裂問題；三是這次大選對兩岸關系及其相關的國際關系的影響問題。這三個層次的問題彼此區隔又相互糾纏，千頭萬緒，一言難盡。本文試圖從另一種角度切入主題。我以為我們首先需要對臺海現狀的若干重大問題作一番梳理、說明與解釋，以期深化人們對有關問題的理解。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有力地建立自己的觀點和主張。當然，我們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抱持如此理性的態度，但是，除非我們盡最大努力提高爭論的理性程度，否則我們就無法使爭論獲得良好的效果。

一、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要認識臺灣，首先就要認識到，臺灣人——起碼是90％以上的臺灣人——把臺灣看作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臺灣人說：我們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軍隊；我們有自己的貨幣，很多外國也認的，可以自由兌換的；我們有海關，任何外人要進入臺灣都必須得到簽證。比照詞典上的“國家”定義，臺灣樣樣俱備，怎么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呢？如果來個火星人，手拿一本地球人的詞典，用詞典上的定義去考察臺灣，他一定會認為臺灣是一個國家。

　　臺灣的苦惱在于正式邦交國太少，屈指可數；又被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拒之門外。但我們能因此就否認臺灣是個國家嗎？哪家辭典規定過一個國家必須得到全世界百分之幾十的國家承認才算國家呢？不錯，不是國家就不能加入聯合國，但這不等于說不加入聯合國就不是國家。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政權的邦交國也只有二十幾個；直到1971 年，大陸都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難道此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算國家嗎？

　　臺灣人民，不分泛藍泛綠，都認定他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思考臺灣問題，必須牢牢記住這一點。從這一點出發，很多問題就順理成章，很好理解了（至于你喜歡不喜歡，贊成不贊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1、缺少國際承認是臺灣最大的苦惱

　　如前所說，臺灣人民認為他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也許有些民進黨人會說，它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可是，在國際社會，臺灣缺少國家的名分，臺灣缺少國際人格。這是臺灣人最大的苦惱。因此，臺灣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為自己爭得更廣泛的國際承認。

　　老報人陸鏗屬于統派，按照著名臺大教授胡佛的說法，陸鏗是“主張促統但不贊成急統”的。陸鏗常常寫文章批評李登輝，但是陸鏗也承認：“李登輝總統一直把開拓國際空間作為主要目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譬如他說：‘臺灣充滿自由、民主，經濟繁榮有目共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臺灣在哪里，更有不少人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這對臺灣人來說十分不公平，所以他要到世界各國大聲講出臺灣人的心聲。’而這一點恰恰是中共方面不能容忍的，因為他們根本不懂臺灣人的心。”

　　記得今年2 月份，北美最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登出了臺灣著名藝術家、云門舞集的林懷民的一段話。林懷民說：“不管誰當總統，只希望能夠讓臺灣人有尊嚴。現在臺灣在國際上被踩受辱。臺灣要走上國際舞臺。”林懷民并非獨派，《世界日報》更非獨派的報紙。應該看到，林懷民的講話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渴望臺灣獲得國家的名分，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這絕非僅僅是少數政客的野心，而是臺灣廣大人民的共同心聲。

　　需要反復強調的是，對于臺灣人民而言，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具有雙重意義：它不但能給臺灣人民帶來尊嚴，而且還能給他們帶來安全，因此其意義就格外重大。目前，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意味著，如果大陸對臺動武，國際社會都會認為那是中國內政而袖手旁觀，頂多口頭上抗議兩句，就像對待俄羅斯打車臣；只有美國政府可能拔刀相助。反過來，如果臺灣能得到廣泛的國際承認，臺海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能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大陸對臺動武，就會被看成是伊拉克打科威特或者是北朝鮮打南朝鮮，整個國際社會就會出面干預，聯合國就可能通過決議出兵制止。這就是說，只要臺灣得不到國際承認，它就處在中共武力威脅的陰影之下；只有贏得國際承認，臺灣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2、從不同的角度思考

　　高寒先生強調：“臺灣的最大優勢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能挑戰中共政權合法性而又無‘干涉內政’之虞的政府！這甚至是超過包括核武器等軍力在內的空前的政治優勢。然而，要具備這一所謂‘四兩撥千斤’的優勢，其政治前提就是旗幟鮮明鮮明地反臺獨！”說得對。但這枚銅幣的另一面是，臺灣的最大劣勢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可能被擁有核武器的中共政權武力侵犯占領而又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中國內政”不便干涉的政府！臺灣還有一個極大的劣勢，那就是在國際社會中，臺灣（中華民國）幾乎是唯一的一個不被當作國家的國家，它處處被否認被排斥，偶爾被允許出席，還不準打出國家的旗號。

　　問題在于，這些劣勢和上面高寒提到的優勢是同一枚銅幣的兩面，你不能只要它的優勢而不要它的劣勢，如果你不想要它的劣勢，你就只好放棄它的優勢。所以，毫不奇怪，多數臺灣人寧可不要他們的最大優勢，為的是能擺脫他們的最大劣勢。多數臺灣人寧可世人都把兩岸關系看成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我不干涉你的內政，你也別干涉我的內政；你可以以國家的名義加入國際社會，我也可以以國家的名義加入國際社會。如果你把這種愿望叫做“臺獨”，那么，其主要因素，與其說是為了永久地脫離中國，不如說是為了自保，為了自尊。

　　高寒先生上述觀點的問題是，他不曾進行換位思考，不曾試圖設身處地站在臺灣人的角度去思考。這就使他的思考陷入片面性。我不是說，思考臺灣問題就只能站在臺灣人的立場，我是說我們應該力求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誠如阿倫特所言：“政治思想是代表性的。一事當前，我從不同的立場加以考慮，使那些不在場的人們的觀點呈現于我的心中，由此形成我的觀點；也就是說，我代表他們。這種代表的過程并不是盲目地采納那些不在場的人們實際上提出的這種或那種觀點，而是從一種不同的視角觀察世界；這不是移情的問題，好象我要使自己成為別人或者是象別人那樣去感受，也不是數人頭，加入到多數一邊，而是以我自己的身份處在我實際上并不處在的位置上去感受去思考。當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時，我越是能在我自己的心中呈現出更多的人的觀點，我越是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那么，我的代表性思考的能力就越強，我最終的結論，我的見解就越堅實可靠。”

　　高寒先生對臺灣最大優勢的見解無疑是正確的，多數臺灣人基于自身利益而作出的價值優先選擇無疑也有它的道理。問題在于如何將兩者調和。這一點以下還要論及，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二、臺灣為什么不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觀察臺灣政治，很多大陸人最想不通的一點是，臺灣為什么不再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民進黨不必說了，現在就連國民黨也說它不再堅持一中原則。這是為什么呢？

　　如前所說，目前，臺灣最大的苦惱就是它缺乏國際人格，它被排除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之外，和它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寥寥無幾。然而曾幾何時，臺灣獲得過廣泛的國際承認，而且長期占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前年，臺灣退休外交官陸以正寫了一本回憶錄《微臣無力可回天》（2002 年，臺北天下文化書坊），其中講到當年退出聯合國以及和美國斷交等事件的詳情內幕，值得我們認真解讀。

　　1、蔣介石也曾決定接受“雙重承認”

　　1949 年，中共奪得大陸，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并未馬上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仍保有聯合國席位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由此，兩岸即為聯合國席位問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攻防戰。由于雙方都認定只有一個中國，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雙方都擺出“有我無他，有他無我”，“漢賊不兩立”的架式。這就使得聯合國相當為難。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本來大多是支持臺灣，反對中共政權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越來越認為，把占有整個大陸的中共政權排除在聯合國之外，讓只占有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繼續代表全中國，是不現實的，是不恰當的；同時，他們又都認為不能聽任中共武力“解放”臺灣。于是有不少西方國家主張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并且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同時保留中華民國的會員國資格；或者是讓臺灣人民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臺灣到底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并，還是獨立，或者是接受聯合國的托管。如果臺灣和大陸兩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這種安排，那么上述提議還有實行的可能，但問題是在當時，當事者雙方，臺灣政府和大陸政府都堅決反對這種安排，所以西方國家的這些提議就都宣告流產。

　　陸以正寫道，在1966 年，美國感到支持中共的國家越來越多，于是開始放出“兩個中國”的試探氣球。意大利等國提議成立特別委員會研究中共進入聯合國問題。然而那時大陸文革狂飆突起，“大陸亂成一團，無人敢在臺灣問題上表現任何彈性”；而臺灣方面“當時也誤以為中共政權真有可能垮臺，所以動員友邦反對，造成臺北與北京雙方聯手，打擊懷有誠意的中間派的荒謬現象”。這一次試圖讓兩岸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努力遂告流產。

　　等到了1971 年，國際形勢的演變更加有利于北京。在這一年的第26 屆聯大會議上，阿爾巴尼亞等國再次提議恢復中共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并出任安理會常任理事以及驅除臺灣。當時，中共在聯合國內已經獲得廣泛支持（當然，這也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聯合國有關），美國估計已經無力阻擋中共進入聯合國，于是與臺灣當局磋商，“變更策略，改以‘雙重代表權’為目標，希望一方面讓中共進入聯合國，并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我國（指中華民國——引者）在聯合國的會籍，仍能留在聯大。”陸以正透露：“雙方經過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蔣中正總統才勉強同意”。

　　陸以正寫道：“回顧1971 年那段經過，就事論事，我國當時已經準備接受與大陸并存于聯合國的安排。”這說明，早在1971 年，蔣介石就已經準備接受“兩個中國”了——當然，是被動的，不情愿的。

　　陸以正透露的這一內幕消息十分重要。以前，人們總以為蔣介石是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毫不妥協。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派人認為，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實際上是為了維護國民黨在臺灣的專制統治。因為如果蔣介石放棄了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說，接受了兩個中國，那么，他就沒有理由在臺灣繼續“動員戡亂”，繼續“暫停行憲”，他就不得不在臺灣開放民主，回歸憲政。為了維護國民黨在臺灣的專制統治以及自己的獨裁地位，所以蔣介石才始終堅持他的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派人則認為，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因為他有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有強烈的反共復國的使命感。不過根據陸以正透露的事實，還可以加上第三種解釋。你還可以說，蔣介石之所以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那也是因為他低估了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蔣介石以為中共暴政斷然不可能長久，所以他在臺灣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有朝一日反攻大陸，根本沒有在臺灣偏安一隅的長期打算。殊不知中共政權固然十分殘暴——這一點不出老蔣所料，但是并不短壽，中共政權的穩定性遠遠超出老蔣的預估（盡管共產制度注定是歷史上最短命的制度，但相比之下，對共產政權而言，越殘暴者反而越長命。不贅）。到后來，反攻大陸渺不可期，臺灣自身的存在反倒陷入困境。就這樣，當蔣介石發現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會導致臺灣在國際社會上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他也只好放棄這一原則。既然連蔣介石都不得不放棄一個中國原則，何況二十年后的李登輝，何況三十年后的阿扁和連宋。

　　2、從“漢賊不兩立”到“賊立漢不立”

　　讓我們再回到陸以正的書上來。按照陸以正的記敘，在1971年的26 屆聯大上，美國征得蔣介石同意后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把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分成兩段表決，先表決是否接納北京，然后再表決是否驅除臺灣。美國估計，因為贊成接納北京的國家不一定都贊成驅除臺灣，因此這就有可能保住臺灣的席位。可是美國的這一臨時動議被否決，臺灣代表知道敗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序問題要求發言，宣布退出聯合國，離開會議大廳。接下來，阿國提案被一攬子通過。從此，北京占據了臺灣原來占據的位置，臺灣被迫離開聯合國。由于在這一回合中，美國的策略未獲成功，臺灣方面無從表示他們對雙重代表權到底接受不接受，外人也就無從得知蔣介石已經同意放棄其一個中國立場。如果不是陸以正透露這段秘辛，我們還都以為老蔣始終堅持漢賊不兩立沒商量呢。其實反過來一想，事情本來是清楚的，如果美國事先沒有征得老蔣的同意，它何必煞費苦心地搞什么臨時動議，要把阿國提案分成兩段呢？

　　不過，陸以正補充說：“假如那年雙重代表權案獲得通過，中共肯定拒絕加入。頂多再拖個一兩年，在西瓜靠大邊的情勢下，我國仍然會被趕出聯合國，反而更加窩囊。”問題是，如果不是等到1971 年，而是早在1966 年或更早一些，臺灣就接受雙重代表權，不阻攔中共進入聯合國，臺灣是不是能保住它自己在聯合國的席位呢？對于這個問題，陸以正沒有明確回答；但是讀者可以感覺到，陸以正對臺灣當局在1966 年沒有支持、而是反對意大利等國關于讓臺海雙方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提議這種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把“臺北與北京雙方聯手”反對意大利等國的提議稱之為“打擊懷有誠意的中間派的荒謬現象”）。這似乎是暗示，假如臺灣當局能在早一些或更早一些的時候放棄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立場，臺灣就不會落到后來那么孤立的地步。

　　陸以正還告訴我們，在1977 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張，私下向美國方面試探有無可能采取兩個德國模式，也就是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承認中華民國。美方表示無可能。卡特總統的東亞事務顧問奧克森伯格說卡特總統已經表態支持上海公報（上海公報是尼克森簽署的，上面提到美國認知到兩岸均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無法更改。奧克森伯格還調侃地說：“零起點預算制度或許可行，但零起點外交政策就太不象話了。”意思是說，你們臺灣若早同意讓美國承認兩個中國還好辦，但你們先前一直不肯。現在才想起要從頭來過，要美國承認兩個中國，那就為時已晚，辦不到了。

　　美臺斷交對臺灣打擊甚大，一時間，臺灣的邦交國紛紛效仿，拋棄臺灣，轉而承認大陸。臺灣的外交部連連接到外國的斷交通知，被人譏為“絕交部”。臺灣成了國際棄兒。到了這時，臺灣想實行兩個中國原則以換取國際承認已不可得，于是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到了蔣經國時代后期，國民黨政府就開始推行務實外交，力圖重返國際社會。

　　3、爭取“賊立漢也立”

　　晚年蔣經國的務實外交主要是發展與無邦交國的非官方關系即經濟文化等實質性交流，同時也默認以“中國臺灣”或“中國臺北”的名義參加某些國際活動，在國際體育比賽中不再堅持升中華民國的國旗，等等。1988 年1 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很快地，臺灣就提出爭取雙重承認，突破外交困局的主張。當時，李登輝剛上任，其實權尚不足以主導決策；所以，這種轉變似不應看成李登輝的個人意志，而應看成國民黨上層的主流意見。聯想到當年蔣介石也打算接受在聯合國里的雙重代表權，我們就必須說，爭取雙重承認的主張正所謂其來有自，不足為奇。

　　蔣經國是1988 年1 月13 日去世的，我手頭恰好留有一份1988 年3 月24 日的臺灣《中國時報》的影印件（因此頁有該報記者對我的采訪），上面有一篇社論和一篇專論，題目分別是“‘雙重承認’與外交困局的突破”和“‘不兩立’與‘孤立’會是鄰居嗎？——從西德南韓經驗看外交雙重承認的可行性”（《中國時報》當時的老板是余紀忠，名列國民黨中常委）。社論引用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的講話，聲稱“我國政府從未排除‘雙重承認’；西德與南韓將‘統一’與‘承認’分開處理，是突破承認問題的關鍵”。社論說：“中共政權在大陸行使有效管轄權已達四十年，在相當期間內，我們無法光復大陸，中國也不可能統一，則為客觀的現實。我們制定政策，固然不能不重原則與理想，但也不能不顧及政治現實。”眼下采取彈性的雙重承認政策并不妨礙未來實現統一的長遠目標。

　　社論委婉地承認，假如在若干年前，在臺灣還有許多邦交國以及在聯合國等一系列國際組織中占有席位的時候，當局就準備接受雙重承認的政策，效果一定會更好。社論也清醒地意識到，希望國際社會按照東西德模式或南北韓模式對待兩岸關系是有困難的，因為臺灣和大陸大小懸殊，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也相差太大，你臺灣單方面放棄你的一個中國原則，不再堅持漢賊不兩立，人家大陸卻不肯放棄它的一個中國原則，大陸還要堅持大陸的那套漢賊不兩立，逼得外國政府只好在臺灣與大陸二中擇一，到頭來國際社會還是會取大陸而棄臺灣，臺灣還是擺脫不了被封鎖被孤立的境地。也就是說，臺灣單方面地放棄一個中國原則未必就能突破困境；但問題是，你叫臺灣怎么辦才好呢？再回到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上去，那不是更沒有出路嗎？

　　應該說，自八十年代后期起，臺灣的國民黨就已經在事實上放棄了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已經以“中國臺北”的名義加入了奧運會、亞運會、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臺灣可以說，我們雖然不是以中華民國的國家名義加入的，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就不是一個國家；但是臺灣不可以再說只有中華民國才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了，因為在這些組織中，唯一的一個留給“中國”的席位分明被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占據，而臺灣已經接受或默認了這一事實；臺灣這樣做，不等于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它確實等于放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4、關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同理，所謂“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對臺灣也是不利的，因為臺灣方面的“一中各表”只能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國際社會并不買賬，而且，只要臺灣不想自絕于國際社會，還想積極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它就必須接受或默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占據中國席位這一事實，它就不得不在事實上放棄自己的“一中各表”。也許在當初，臺灣方面沒弄清楚中共的一中各表到底是什么意思。臺灣以為那就是彼此不直接承認對方，但也不刻意在第三者那里，在國際社會中打壓對方，否認對方（這就像海外有的僑團鬧“雙胞胎”，彼此都說自己才是真的，對方是假的。社區要搞活動，主辦單位弄不清誰真誰假或是不想介入其中糾紛，干脆兩邊都邀請，于是雙方都得以出席，也都默認對方以社團的名義的出席，并沒有誰去向主辦單位施加壓力，要求非把對方趕走不可，否則我就不來）。誰知中共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共在一切場合不遺余力地排斥、打壓臺灣，恨不得趕盡殺絕，所以臺灣無法接受。

　　歷史的演變就是如此：當初，國民黨堅持“漢賊不兩立”，為的是“漢立賊不立”，殊不料后來形勢逆轉，倒成了“賊立漢不立”，于是只好改變政策，爭取“賊立漢也立”；然而等到這時，共產黨卻又用它的那套“漢賊不兩立”全面封殺臺灣，使得臺灣想“賊立漢也立”而不可得；于是臺灣就陷入極大的困境。

　　如上所說，臺灣放棄它的一中原則，爭取雙重承認，并未取得顯著成果；但也不是一無所獲。至少，臺灣得以參加一些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雖然其身份不尷不尬，但總比自絕于國際社會以至于被國際社會徹底遺忘要好。近些年來，臺灣每年都要鼓動幾個它的友好盟邦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重返聯合國。雖然屢戰屢敗，但好歹也是讓國際社會聽到臺灣的聲音，注意到臺灣的特殊存在。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大多數臺灣人都懂得，不管爭取“賊立漢也立”有多困難，它還是只有去不斷地爭取；它不能再回到原來的“漢賊不兩立”，因為后者是一條死胡同，而前者多少總還有一些希望。

　　5、關于住民自決和公民投票

　　陸以正在回憶錄里還講到一件事。在1971 年的第26 屆聯大會議上，沙特阿拉伯駐聯合國大使白汝迪曾經提出一個有關中國問題的草案：即邀請中共加入聯合國，并為安理會常任理事；但代表臺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的中華民國仍應留在聯合國內，將來可由臺灣人民就獨立、與大陸組成邦聯或聯邦三者之中，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白汝迪自稱這是解決中國代表權的最佳方案。不消說，這個提案遭到了否決。

　　注意：在這里，白汝迪談到了公投，談到了臺灣住民自決。原來讓臺灣公投和住民自決的主張早有人提出過，而這人還是個外國人。

　　其實，關于用公民投票解決臺灣地位等主張，都是早已有之。例如在1959 年9 月，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生就在電視談話上表示，反對美國阻止中國（中共）加入聯合國的政策，并對臺灣問題說：“臺灣的地位必須在聯合國的監視下，由住民投票才能決定”。英國首相麥克米倫也提議應讓中國（中共）加入聯國，同時把臺灣置于聯合國的信托保障之下。即蔣介石在世時由聯合國統治臺灣，實行民主政治，等到蔣介石死亡后，再由住民投票，而任其決定獨立，或由聯合國繼續信托保障，或與中共合并。1966 年3月，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舉行關于中國問題的聽證會，邀請許多中國問題專家，讓他們申述有關中國、臺灣的現狀及其對策。這些專家的大多數，均主張美國應該繼續推進“一臺一中”的政策，并堅持民族自決的原則，讓臺灣獨立。

　　那么，這些西方官員和學者為什么會主張讓臺灣人住民自決呢？顯然，他們不是簡單地援引抽象的人權原則和民主原則，推論說臺灣應該住民自決；否則，他們就該主張一切地區的人民都可公投自決，而不是只針對臺灣這一個案了。其實，這些西方官員和學者的考慮很簡單，他們無非是不愿意聽任臺灣被中共武力“解放”而已。所以他們希望由國際社會（通過聯合國）作出一種安排，為臺灣提供保護。因為國際社會不能越俎代庖，所以他們主張讓臺灣人民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自己作出決定，或者是自愿地與大陸以和平的方式實行某種形式的統一，或者是成為一個單獨的國家。上述提議由于遭到大陸政府和臺灣政府的共同反對而胎死腹中。現在臺灣人想住民自決公投獨立已不可得，不過正象李敖所說，在早先的國際形勢下，臺灣本來是有條件公投獨立的。

　　還需一提的是，在去年年底，美國眾議院通過340 號決議案，支持臺灣人民在不受武力威脅之下舉行公投。決議案強調，只有臺灣人民，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有決定臺灣前途的專有權利。關于這項決議案的背景和意義，以后再作分析。

三、一國兩制：從提出到破產

　　如今，凡略有頭腦者都知道一國兩制是行不通的了。但他們很少問自己：以鄧小平的務實和精明，當年怎么會異想天開地提出什么“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

　　我們知道，在毛澤東時代，對臺政策很簡單，那就是武力統一。毛時代不變的口號是“一定要解放臺灣”。1958 年毛澤東下令炮轟金門，未取得預期的成功，武統不得不擱置，但是“解放臺灣”的口號并沒有放棄。在毛時代，每年十一國慶游行，官方擬定的口號單上，最后一個口號永遠是“一定要解放臺灣”。盡管大家都知道現在一時根本解放不了。毛澤東在和尼克森、基辛格談話時，甚至把統一一事推到百年之后（毛對尼克森說：臺灣問題“一百年后由子孫后代去解決”），但是仍然不改變“解放臺灣”這個口號，因為毛澤東深知統一臺灣只能靠武力。“和平統一”？這不是空手套白狼嗎？臺灣自己呆得好好的，憑什么要讓你把它統一了去呢？人家還想把你給統一了呢？所以毛澤東從不做“和平統一”的白日夢。

　　那么，不可一世、愛發奇想的毛澤東都認定做不到的事，為什么務實而精明的鄧小平卻以為他能做得到呢？你說，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從而使和平統一成為可能。按照一國兩制，允許臺灣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多優惠呀。但問題是，不管一國兩制開出的條件多優惠，它畢竟是一個招降的方案（臺灣人說得好：“一國兩制就是把我們本來就有的變成是你中共給我們的”）。人家臺灣人有總統有國會，人家有人家的中央政府，憑什么要自動降格，臣服你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更何況今日的臺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憑什么要給自己戴個專制的緊箍咒，找個專制的太上皇呢？

　　1、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險棋

　　實際上，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既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險棋。它是專門針對當時仍處于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尤其是針對年事已高的蔣經國而量身定做的。

　　1981 年十一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明確講到：“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并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1982 年1 月，鄧小平在接見海外朋友時，第一次把上述設想概括為“一國兩制”。鄧小平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同年9 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談到收回香港問題，首次公開提出“一國兩制”。一般人以為中共是為了收回香港而提出一國兩制，然而才說一國兩制也適用于臺灣；其實，一國兩制設想首先是針對臺灣提出來的。

　　那么，中共為什么要針對國民黨，針對蔣經國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他們憑什么相信，那個和他們惡斗了好幾十年，彼此間有著血海深仇的老對手竟然會自動自愿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向北京俯首稱臣呢？因為他們發現了臺灣國民黨政權的一個嚴重而隱蔽的內在危機，他們發現了一個不戰而勝的機會。

　　八十年代初期的臺灣，內外交困。在外部，臺灣被國際社會所拋棄，絕大多數國家都和中華民國斷絕了正式邦交；在島內，以本土力量為主體的反對派雖然剛剛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潛流洶涌，后勁不可低估；隨著時間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黨國政要相繼過世。作為政治強人，蔣經國當然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實行其威權統治，但是這種局面又能夠撐多久呢？外有大陸的威脅，臺灣自身的安全越來越成問題；內有本土力量的挑戰，強龍越來越難壓倒地頭蛇。與此同時，大陸的中共政權卻走出十年浩劫重現生機，鄧小平大刀闊斧推行改革開放，在國際社會贏得廣泛的尊重（那時，戈巴契夫還沒上臺呢，更沒有發生“六四”）。一方面，美國利用大陸對抗蘇聯，另一方面，大陸則利用美國向臺灣施加壓力。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想出一國兩制這條妙計。他們對蔣經國和國民黨喊話：你們中華民國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們的一國兩制吧，我們保證你們可以在臺灣永久執政，保障你們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們愿意歸順我們，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反過來，如果你們拒絕一國兩制，那么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對力量就會起來取而代之，到頭來你們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我在1988 年5 月號的《中國之春》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中國統一之我見”，其中寫道：“有人說，共產黨對臺灣威逼交加，會把臺灣推向獨立的方向。可是，共產黨人可能會認為，臺獨的傾向越強，國民黨接受一國兩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所副所長李家泉在‘再論臺灣與大陸統一的模式’（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 年3 月29 日）一文中，告誡國民黨當局不要硬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撐下去，否則，‘將來被別人取代改一下‘國’的稱號，其結果必將是禍國殃民，成為中國的歷史罪人’。這句話的含義很清楚：既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不被承認，臺灣的處境將日益艱難，為了謀求生存和發展，臺灣要么只有統一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么只有宣布獨立，另改國號。照共產黨的分析，如果是后一種情況，國民黨將負‘歷史罪人’之名，并失去在臺灣執政之實，反不如取前一條出路，除了在名義上由一國政府降為一省政府外，其余一切不變。”

　　2、臺灣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國兩制

　　應該承認，一國兩制這一招果然厲害。如果蔣經國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與鄧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國兩制，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興中華”；既體面，又實惠。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盛情邀請，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同時大力推動政治改革，解除黨禁報禁，從而使臺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一旦臺灣實現自由民主，一國兩制就失去了著力點：統治者可能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而愿意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但是，獲得自由民主的人民決不愿意在自己頭上再來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開放民主意味著國民黨有可能被選下臺，意味著臺獨勢力將浮出水面。中國官方出版的《遏制臺獨》一書中指出：“蔣經國倡導并推動的政治革新，是臺獨的溫床，使臺灣社會從此走上臺獨的歷程。”中共勸說蔣經國接受一國兩制，責以“大義”，曉以利害，靠的就是渲染國民黨會下臺與臺獨勢力會上臺的可怕前景。說臺灣實行民主必將導致臺獨，當然是錯的；但要說臺灣民主使得臺獨成為一種可能，則是對的。蔣經國本人當然是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臺灣獨立的；但是他不會不清楚，臺灣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國兩制，而臺獨則成為一種可能。因此當蔣經國決心開放民主時，那就意味著：對蔣經國而言，寧冒臺獨之險，也不要統一于中共。這一價值優先的選擇，不知那些贊頌小蔣的人士是否都能理解？

　　不過鄧小平肯定是理解的，這就是為什么在1989 年5 月，鄧小平要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臺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緊接著就發生了“六四”事件，中共兇相畢露，臺灣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江澤民和胡錦濤未必不知道一國兩制早已徹底破產，只不過他們既沒有改變舊政策的勇氣，又提不出象樣的新政策，于是就只好按照老調子有口無心地繼續唱下去。

四、誰不肯維持現狀？誰不肯承認現狀？

　　許多人都認為，兩岸關系以維持現狀為好。那么，是誰不肯維持現狀呢？

　　不少人批評李登輝，批評陳水扁，一會兒是兩國論，一會兒是一邊一國，一會兒又是全民公投，總是不安于現狀，想單方面改變現狀。

　　這種批評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道理很簡單，維持現狀須以承認現狀為前提。彼此要互相承認：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不能侵犯我，我不能侵犯你。承認現狀，就是承認兩岸分裂分治，承認原來的一個中國現在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叫中華民國。承認現在兩岸是一國兩府甚至一邊一國。眾所周知，中華民國政府早就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早就放棄了反攻大陸；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始終沒有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武力統一臺灣。換言之，現在的臺海兩岸，一邊承認了現狀，另一邊始終沒有承認現狀。這才是兩岸關系不穩定的關鍵所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非但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而且還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對自己的承認，它不準中華民國政府以自己的名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它把這種承認（即一國兩府或兩國論或一邊一國）就叫作搞分裂搞臺獨。

　　中共始終認為臺灣是“叛離的一省”，是占山為王武裝割據，因此它認為它有權收復臺灣。收復的方式可以是和平招安，可以是武力征討。中共堅稱它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中共幾時說過你不獨我就不武？中共宣布臺獨就是戰爭，但是它并沒有說過不臺獨就不戰爭。中共明言，如果臺灣無限期拖延統一，大陸就將使用武力；什么叫“無限期”？帽子在中共手里，它什么時候想給你戴上就可以給你戴上。照中共看來，臺灣已經拒絕統一五十多年了，它已經夠耐心的了，還要繼續忍耐下去嗎？是可忍孰不可忍？

　　照中共看來，“現狀”就是臺灣堅持分裂，抗拒統一。這個現狀是不能承認的。既然中共始終沒有承認過現狀，因此它隨時隨地可以打破現狀而毫不為難，毫不尷尬，而且還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眾所周知，如果說直到今天，中共還沒有對臺動武，那絕不是它認為它還沒有動武的理由（對于中共，動武的理由早就是現成的，隨時可用），而只是因為它有其他的考慮或顧慮（包括它認為它還不具有動武的成功把握）。

　　中共元老汪道涵一向被視為對臺問題的鴿派。汪道涵說：“未來的‘一個中國’，當然是經過整合，實現和平統一、兩岸共同締造的新中國。但這絕不等于說，現在的中國就是‘主權分割，治權分享’的‘兩個中國’。”請注意：在這里，汪道涵只說了現在的中國不是什么，卻沒有說現在的中國是什么。汪道涵拒絕對臺海現狀作出“是什么”的正面描述。

　　這不是很奇怪嗎？你說你贊成維持現狀，可是你始終拒絕說明現狀是什么，天知道你要維持的是什么“現狀”。中共鴿派不肯明說的話，鷹派就直言不諱了。不久前中共《瞭望》周刊發表文章，明確說兩岸關系現狀是“內戰延續狀態”，武裝對峙一貫存在。這就是說，對中共而言，維持現狀就是維持戰爭狀態。正是在戰爭狀態才有說降。一國兩制的和平攻勢無非是說降而已，何況它已經破產。顯然，這種“現狀”和一般人所希望維持的現狀決不是一回事。一般人所說的維持現狀，意思是維持兩岸和平；但中共把現狀定義為內戰狀態，那恰恰不是和平而是戰爭。各方對現狀的理解如此不同，可見現狀本身就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

　　應該看到，現狀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臺灣在不斷地爭取國際承認，大陸在不斷地整軍備戰，雙方彼此刺激，相互強化。麻煩還在于，就算臺灣停下邁向獨立的步伐，大陸也還是要準備打仗，因為它知道統一只能靠武力；反過來，就算大陸放松戰備，臺灣也還是要繼續爭取國際人格，甚至還會加快動作，以免錯失良機。試問這樣的現狀如何維持？如果任隨這樣的現狀繼續維持下去，其結果必然是現狀的突破和劇變。

五、關于兩岸和談

　　也許有人會問：誠然，維持現狀須以承認現狀為前提，但既然中共始終不肯承認現狀，何以現狀又得以維持到今天？

　　原因很簡單：美國。臺海之所以能維持現狀，關鍵在于有美國人，有美國的對臺關系法。到目前為止，兩岸現狀是靠美國人維持的，不是靠兩岸自己維持的。過去好幾次中共對臺文攻武嚇，之所以虎頭蛇尾，半途而廢，并非中共愛和平能克制，而是因為美國及時地派出航空母艦。中共一直堅稱是美國在阻撓兩岸統一，那意思分明是說，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它早就采取“果斷措施”實行統一了。臺灣歷次民調顯示臺灣的主流民意是維持現狀，但那只是臺灣人在美國保護傘之下的心態，假如美國宣布對臺關系法將于明年1 月1 日停止，臺灣的主流民意必將發生巨大變化，主張維持現狀的人數必將急劇下降，因為大家都知道，離開美國的保護，現狀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

　　兩岸現狀是靠美國人維持的，這一點其實無人不知，只是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卻又常常被人們所忽略或忘卻。其結果是，人們既低估了中共對臺動武的意向，又低估了臺灣需要獲得國家名分的正當性。

　　在這次大選中，民進黨和國親的候選人都表示，如果自己上臺執政，將努力推動兩岸和談。美國方面也一直鼓勵兩岸和談。但盡管如此，未來兩岸和談的前景依然很不樂觀。

　　首先，大陸方面堅持，和談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進行，臺灣方面認為這個原則對自己不利，不肯接受。在臺灣方面，無論綠營藍營，都不會接受一中為前提，只同意一中為議題。其次，如今的兩岸和談，只能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談判，不可能是黨對黨的談判。這就有個地位問題。如果大陸擺出一副“我中央，你地方”的架式，臺灣方面斷然不肯走上談判桌。臺灣方面要求對等。然而對中共而言，一旦承認了雙方政府的對等地位，就差不多等于承認了兩岸分治狀態，等于承認了一國兩府。由于雙方很難在彼此的地位問題上達成諒解，所以你很難指望兩岸政府能共同走上談判桌，更難以指望他們能達成和平的協議了。

六、美國為什么不承認中華民國？

　　倘若兩岸和談很難進行，臺灣自然更希望從國際社會得到支持。我們知道，臺灣（中華民國）之所以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是因為中共的封殺。其實，中共的殺手锏也就一招：誰承認中華民國，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跟誰斷交。本來，許多國家是愿意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承認中華民國的，臺灣自然歡迎別人采取雙重承認，可是大陸卻擺出“有他無我、有我無他”的架式，逼迫外國二者擇一，由于大陸和臺灣在國際交往中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外國政府覺得和大陸斷交的代價太大，便紛紛選擇大陸而拋棄臺灣。

　　那么，美國呢？美國為什么不承認中華民國呢？美國為什么不對北京和臺北采取雙重承認呢？斷交是柄雙刃劍，你和別人斷交，你也要付出代價。如果美國在保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的同時，也承認中華民國，中共將如何反應？宣布和美國斷交嗎？中共自己也要付出沉重代價，是不是肯付，是不是付得起？怪不得每次臺灣方面一有動作，如提出兩國論、一邊一國和公投，中共首先關心美國的態度，首先向美方做工作，因為它最怕的就是美國放棄一個中國的政策，對大陸和臺灣搞雙重承認。

　　在美國，有不少人主張承認臺灣（中華民國）。他們認為，三十多年過去了，今天的兩岸現狀與國際形勢都和簽訂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1971 年大不相同，蘇聯解體，國際共產陣營崩潰，聯中抗俄的戰略意義已不復存在；臺灣成功地實現民主轉型，美國的兩岸政策應該有所調整，有所改變。

　　不過從目前的情況看，美國仍然不大可能再去承認中華民國。第一、在許多更緊迫的問題上（例如反恐問題、北韓問題），美國需要中共的合作——起碼是要避免中共的對抗，所以不愿意在此時惹怒中共。第二、美國擔心，一旦它承認臺灣，勢必會被北京利用來煽動大陸人的反美情緒，這就會損害美國在大陸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美國促進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長遠目標。第三、美國也許還會擔心，就算它不怕激怒中共而承認了臺灣，其他國家呢？如果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承認臺灣（中華民國），那倒好辦；問題是，如果其他國家還是不肯得罪中共，因而不跟進，那又怎么辦呢？如果那樣的話，臺灣還是無法獲得國際人格，還是進不了聯合國，臺海一旦開戰，肯拔刀相助的還是只有美國，其他國家還是袖手旁觀，那不和現在一個樣嗎？只是徒然地惡化了美中關系。

七、臺獨能提升臺灣的國際地位嗎？

　　既然臺灣在不改國號不改憲法的情況下難以突破外交困境，于是許多人便轉而主張通過制憲宣布獨立的方式以達到提升臺灣國際地位的目的。固然，綠營中確有一些人是為了臺獨而臺獨，但大部分泛綠的民眾是為了爭取國際人格才贊同臺獨的。換句話，他們是被中共逼向臺獨的。不少大陸朋友面對聲勢日漲的臺獨思潮，不是首先譴責中共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而是怪罪于李登輝陳水扁對臺灣民意的“操控”。這起碼是主次不分。

　　那么，通過制憲宣布獨立的方式能夠達到提升臺灣國際地位的目的嗎？

　　不少人深表懷疑。他們說，就算臺灣宣布獨立了，國際社會還是會不承認（當然，是因為中共施加壓力），奈何？

　　我無法確定如果臺灣宣布獨立是否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不過我以為，臺灣宣布獨立非同小可，它至少會促使其他國家重新評估其對臺政策。

　　以美國而論，美國以往的兩岸政策是建立在“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1971 年上海公報）的基礎之上，倘若臺灣方面明確對此表示否定，這意味著該基礎不復存在，因而先前的政策照理說也應當隨之調整。如果美國的兩岸政策變了，其他許多國家也可能會改變。當然，這只是“照理說”，因為美國也完全可能不管“照理說”而繼續堅持以往的兩岸政策。畢竟，在對外政策上，邏輯上的一致性并非絕對命令。事實上，美國現在的兩岸政策就有自相矛盾之處，這是美國官員也承認的。因此，我不敢說臺獨一定能使臺灣贏得國際人格，但是我認為臺灣宣布獨立多多少少會使得其他國家——主要是民主國家——的對臺政策產生某種有利于臺灣的變化。

　　再看中共方面。中共反復宣稱“臺獨就是戰爭”。為什么中共要說你獨我必打？因為它知道如果它不打，臺灣就算獨成了，以后再打就更不好打了。如果臺灣宣布獨立而中共沒有動武，其他國家見你中共不動武，觀望一段時間后就可能紛紛承認臺灣，到這時中共若宣布與別人斷交就不合適了，這樣，臺灣獨立便獲得成功。從此以后兩岸關系就會被國際社會認作是兩國關系，中共若要打臺灣就會被認作是一國對另一國的侵略，故而會引起國際社會的抗議甚至干涉，到那時中共想打也打不成了——起碼是更難打了。所以一般人都相信，如果臺灣宣布獨立，中共非打不可。

八、“螳螂捕蟬，黃雀在后”——一條和平獨立的錦囊妙計？

　　不過，據說某些臺獨人士有一套和平獨立的錦囊妙計。有不少臺獨人士相信，如果臺灣宣布獨立，中共并不會對臺動武。

　　為什么中共不會動武？因為中共推測它一旦動武，美國很可能會卷入，美國很可能會站在臺灣一邊抗擊中共，中共自忖無法取勝，所以只好從一開始就放棄動武。

　　那么，美國為什么會卷入呢？美國并沒有說過它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保護臺灣。相反，美國政府多次宣布它不支持臺獨，這等于是說，如果臺灣因宣布獨立而招致中共動武，美國不會出兵保護臺灣。但是這些臺獨人士相信，盡管如此，美國到頭來還是會幫助臺灣的。他們相信，如果臺灣宣布獨立，中共對臺動武，美國不可能介身事外，袖手旁觀。他們的邏輯是：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超強，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怎么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專制政權武力消滅一個民主社會而不出面制止呢？這和俄羅斯打車臣還很不一樣。第一，車臣本來就隸屬于俄國，臺灣卻從未隸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俄羅斯已經走上民主轉型之路，車臣的自由民主狀況并不比俄羅斯更高明；而民主的臺灣與專制的大陸卻是對比強烈，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按照這些臺獨人士的推斷，不論是基于政治現實還是基于價值理念，美國都會卷入沖突，幫助臺灣抗擊中共。

　　不錯，美國政府的對外行為主要是基于美國的國家利益而非價值理念，但是對于美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堅持其價值理念本身就是維護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其一。另外，美國若聽任中共政權耀武揚威，無形中也就降低了美國自己在全世界的威信。再者，按照臺獨人士的分析，美國政府不可能不知道一黨專制下的中國是美國潛在的最大對手，以臺灣的重要戰略地位，防止臺灣落入中共之手正是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所以，臺獨人士認定，為了維護自由民主的價值，為了維護超級強國的威信，為了維護美國的戰略利益，不管美國多么不情愿卷入臺海戰爭，到頭來它還是會卷入，會協助臺灣抗擊中共。

　　有道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如果螳螂事先就知道它背后還有黃雀，它就知難而退，不會去捕蟬了。因此，按照這些臺獨人士的推斷，如果臺灣宣布獨立，中共并不會對臺動武。所以臺灣完全可以和平獨立。

　　對于臺獨人士的這種推斷，中共方面是怎么考慮的？美國方面又是怎么考慮的呢？

　　先分析中共。我想，中共內部未必沒有明白人，他們未必不清楚臺獨的這番盤算。想來他們對此一定很頭痛。中共發現，一旦臺灣宣布獨立，它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不打，豈不證明了自己是紙老虎？那不是讓臺獨得逞了嗎？“臺獨就是戰爭”的的口號已經喊了很多年，這個臺階怎么下？打吧，美國出兵怎么辦？這次臺灣大選，中共表面上反應很低調，因為它知道文攻武嚇都于事無補。中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白宮身上。中共一再敦促美國表態不支持臺獨。但是中共還是不放心，因為它擔心不管現在白宮怎樣表態不支持臺獨，等到臺灣果真宣布獨立而中共又要發動戰爭的話，美國還是很可能卷入的。

　　中共知道，美國是很不情愿卷入戰爭的，對美國來說，最好是不發生戰爭。中共也知道，臺獨的這套計劃看起來是冒戰爭的風險，實際上卻是為了實現和平的獨立。在這套計劃中，臺灣只是希望美國發揮一種威懾與嚇阻的作用，并不是要真的把美國拖進戰爭。于是中共發現，要防止臺獨實行他們的計劃，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作出非理性的強硬姿態，讓別人相信，一旦臺灣宣布獨立，中共將不計一切代價對之宣戰，哪怕招致和美國的直接沖突也在所不惜。美國人越是相信一旦臺獨中共必將動武，從而會把自己卷入戰爭，它就越是會勸阻臺灣獨立。

　　不過中共也知道，要讓別人相信自己的強硬姿態并非易事，所以它編出兩套說法。一是說，它如果不打臺獨，老百姓不答應，它會被老百姓推翻。這種說法的說服力不強。另一種說法是，它如果不打臺獨，它就會被黨內的強硬派所取代，而強硬派也是反美派。估計這種說法對美國人會起點作用。

　　以上是中共方面的反應，下面我們再來看美國方面。美國不能不意識到，一旦臺灣宣布獨立，大陸對臺動武，美國就會左右為難：不拔刀相助吧，那確實會損害美國的威信和利益，不好。出兵助臺吧，也不好，因為那使美國陷入一場它本來沒打算進行的戰爭。

　　最近，美國方面頻頻發話，再三重申它不支持臺獨。美國人知道臺灣的計劃是和平獨立，在這一計劃中，美國只是發揮對中共的威懾作用，并不會真的卷入和中共的軍事沖突。實現這一計劃的關鍵是中共懾于美國的威力而不敢對臺動武，但若是中共不顧美國的威懾，硬是打臺灣呢？那豈不弄巧成拙了嗎？所以美國在勸阻臺灣時，反復告誡臺灣不可低估中共的動武決心，不要把中共的武力威脅當作虛聲恫嚇。美國駐臺代表包道格甚至舉“六四”為例，旨在說明中共的野蠻殘暴，不顧國際輿論，不怕經濟制裁，其行為不可以常理推斷，所以你臺灣還是不要行險，別到頭來真把我們美國拖進戰爭里去。

　　不論提出和平獨立錦囊妙計的臺獨人士對自己的計劃多么有信心，但由于美國是臺灣最重要的盟友和保護者，所以這些臺獨人士不大可能在美國一再發出明確警告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貿然實行它的和平獨立的美妙計劃。但我以為他們也不會輕易放棄這個計劃，他們會等待更合適的時機。

九、美國不支持臺獨有無道義理由

　　美國是多元社會，在臺灣問題上各種觀點紛然雜陳。有人根據美國的民主與反共的價值觀，主張無條件保護臺灣，即使臺灣宣布獨立也要保護。也有人反對美國為臺獨而戰。反對為臺獨而戰者多半是根據國際戰略的理由或經濟利益的理由，但也有人提出道義的理由。

　　《北京之春》2000 年5 月號曾經登出過一篇美國學者克里斯滕森（Thomas J. Christensen）的文章，作者列舉了幾條不支持臺獨的道義理由。作者指出：如果臺灣宣布獨立，變得和大陸不相干，那么，臺灣將失去作為中國民主化燈塔的示范意義。這不利于美國推動中國和平演變的長遠目標，還可能引發大陸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讓臺灣保持民主同時保持未來在適宜的條件下與大陸統一的前景，臺灣就給中共內部的改革派提供了強烈的誘因，使之承諾進行政治改革，并以此吸引臺灣走向某種形式的最終統一。換句話，如果人們相信，大陸不民主，臺灣就不會和大陸統一；大陸民主了，統一才有可能。這就使得中國人對統一的追求和對民主的追求合而為一，從而形成對中共當局更大的壓力。反之，如果對統一的追求和對民主的追求變成兩件不相干、甚至還互相沖突的東西，那么，不論是對兩岸關系還是對大陸的民主化，都是不利的。當然，這里所說的不支持臺獨的道義理由，并不是說臺獨本身就是惡，而是說臺獨會引出若干不利于我們道義原則的后果。

十、兩岸關系前景

　　展望兩岸關系前景，有以下幾種可能性：

　　首先，是大陸啟動民主進程，兩岸關系自然柳暗花明。這是我們要奮力爭取的目標，可惜在現階段還很難實現。

　　其次是兩岸政府舉行和談，達成類似兩德或兩韓的協議。這種協議說來要求也不算高，無非是雙方尊重（或承認）分治的事實，承諾不向對方使用武力，允許對方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和外國建立正式邦交。簽訂這種協議既能保障當前的和平，又毫不妨礙未來的統一。

　　臺灣方面不會拒絕這樣的協議，問題出在大陸。5 月9 日，新加坡報紙登出大陸前臺研所所長李家泉講話，說中共可能接受臺灣（中華民國）是一個單獨的政治實體的事實。那似乎表明中共有可能以兩德兩韓的模式對待兩岸關系。但李家泉隨即出面否定此一講話。這表明，即便中共內部確實有人希望以更理性的態度處理兩岸關系，但這種主張顯然還不占優勢。

　　第三，如果大陸堅拒以兩德兩韓模式處理兩岸關系，但是國際社會愿意對兩岸政府采取雙重承認和雙重代表權，那也可以使得兩岸關系形成比較類似于兩德兩韓的關系。這樣，臺灣無需獨立便獲得國際人格，大陸也更難對臺動武。不過就像我先前分析過的那樣，國際社會這樣做的可能性很小。或許，這次臺灣大選危機會促進國際社會對此進行重新思考。

　　第四，臺灣冒險宣布獨立。要么，臺灣獨立得以和平實現，要么，引發臺海戰爭。這兩種結果及其相關效應，先前人們（包括我這篇文章）已經有過很多討論，此處不贅。在現階段，由于美國的極力勸阻，臺灣走出這一步的可能性極小。但是，只要臺灣在不改國號不改憲法的情況下仍然無法獲得足夠的國際承認，臺灣就總會有走出這一步的沖動。

　　美國學者孟德邦（Michael Mandelbaum）指出：“臺灣海峽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他擔心的就是臺灣會不會進一步宣示獨立，從而打破現狀，導致戰爭。所以他主張維持現狀。但問題是，接下來又如何呢？孟德邦認為，關鍵在于中國大陸在改革的道路上能否繼續遵循自由主義，從而創造有利條件，獲致下列二個結果之一：或是中國放棄對臺灣的主權（我補充一句，其實只要彼此承認對方的治權即實際管轄范圍就行了，兩韓就是如此），或是臺灣不再抗拒與中國緊密聯合。他說，如果中國真正民主化，臺灣也就比較愿意與大陸統合。他認為，“大陸民主化的希望，應該大于武力進犯臺灣的機率”。倘如此，自然很好；但如果大陸民主化的速度趕不上中共專制的法西斯化的速度，那又如何是好呢？

　　近些年來，中共當局大力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很多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糾紛都得到解決，而且常常是以中國方面吃虧讓步的方式解決的，可見其對周邊國家息事寧人的態度。然而與此同時，中共又大幅提高軍費，強化戰備。試問，這不是針對臺灣又是針對什么？假如在若干年后，中共自恃軍力強大，下令“解放臺灣”，而美國則不肯正面交鋒，臺灣的命運不堪設想，中共一舉而確立地區霸權，整個世界格局都會為之大變。不能低估這種可能性，因為從這些年的情況看，中國的民主化的速度并沒有趕上中共專制的法西斯化的速度。

　　美國主張維持兩岸現狀，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地改變現狀。這種主張當然有它的道理。但問題是，弱小的臺灣其實沒有力量單方面改變現狀。臺灣若要改變現狀，必須要有其他力量支持呼應。臺灣要宣布獨立，如果其他國家都不承認，那還不是自說自話？更不用說如果大陸動起武來，臺灣甚至自身難保，如果沒有別的強國出兵相助的話。大陸則不然。大陸若下決心單方面改變現狀，不需要其他力量支持呼應，只要無人敢于或能夠正面抗衡就行了。這才是兩岸問題最大危險之所在。

不結束語

　　我在本文的開場白里講過，本文不打算對這次臺灣大選以及藍綠之爭的是是非非進行討論。我更關心的是超越這些是非之上的問題。此次臺灣大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顯出臺灣存在的困境以及臺海情勢的危險；而導致這種困境與危險的根源就是中共專制暴政。如果我們能夠較早地啟動大陸民主變革，結束中共一黨專政，臺灣本身的問題以及兩岸關系的問題都可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再壞也壞不到哪里去。反過來，如果我們聽任中共專制政權繼續存在并且變得更強大，那么，無論是臺灣的綠營藍營，還是大陸的民眾，還有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都難免卷入災難。一切珍視自由與和平的人們，都必須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催生大陸民主，終結一黨專政的正義斗爭。◆

　　2004年4-5月

7 家祭如何告乃翁？

胡 平 (2005年2月)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臨終前留下一首《示兒》詩：

死去原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
家祭勿忘告乃翁。

　　陸游死後不到七十年，“九州”倒是“同”了，但不是王師北定中原，而是北方的蠻夷滅掉了南宋。你說說看，家祭如何告乃翁？

　　是啊，家祭如何告乃翁？陸游的在天之靈，究竟是會為統一戰勝分裂而欣慰，還是為文明毀於野蠻而痛心？統一與文明都是好東西，問題是何者優先。陸游當然是把文明置於優先，否則，以當時北強南弱，蠻夷益懷吞併之志，南宋唯有偏安之心，陸游若是視統一為優先，乾脆號召投降算了。

　　由此可見，統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惡。事實上，沒有人會主張統一至上。統一不可能至高無上。在統一之上，必定還有更高的原則：統一，用什麼原則統一？誰統一誰？如果你說統一至高無上，用什麼原則無關緊要，誰統一誰無關緊要，那麼，你無非是主張成王敗寇，主張誰強大就站在誰一邊；你無非是理直氣壯地趨炎附勢罷了。

　　中國歷史上的統與獨

　　在中國歷史上，就像《三國演義》裡寫的那樣，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根據歷史學家葛劍雄先生的考證，在過去兩千多年裡，分的時候比合的時候還長。這就是說，在現在我們叫做中國的這片土地上，在大部分時期裡都不是只有一個國家，而是同時並存著兩個國家或兩個以上的國家。

　　那麼，在分裂的時候，是否各方都堅持統一的目標呢？當然不是。那時候沒有聯合國一類組織維護國際和平，要是分裂的雙方都力圖統一對方，分裂狀態怎麼還能維持那麼長時間呢？另外，在分裂的國家中，決不是各方都想統一。一般來說，國強主統，國弱主分。這層道理太明顯了，國弱還要主統，那不是找死嗎？

　　大概只有三國裡的蜀國是例外。蜀國弱小，卻力主統一，又是六出祁山，又是九伐中原。不過這個例外也很好解釋，因為劉備起家，憑的就是他姓劉，打的就是恢復漢室的旗幟，尤其是在奪了同為漢室宗親的劉璋的地盤西川之後，統一更成了蜀國政權合法性的根據。俗話說，“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其實蜀中人才甚多，只不過諸葛亮擔心本地人喜歡“蜀獨”，不熱衷統一大業，所以最後一定要找個外地人姜維接自己的班。

　　既然明知蜀弱魏強，勝算很低，諸葛亮為什麼還非要堅持統一不可呢？在《後出師表》裡，諸葛亮講得很清楚：“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伐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唯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可見，諸葛亮堅持北伐，實際上是以攻為守。你不打他，他要打你，趁現在漢朝剛亡，曹魏的江山還坐得不夠穩，人心多少還有思漢之情，王業還有一絲成功的希望。再拖下去，不但恢復漢室（統一）成為虛話，就連偏安自保（獨立）亦不可得，只有被別人滅掉，被別人統一的份了。可見，蜀國這個例外其實不算例外。諸葛亮是何等聰明之人，他不是沒打過“蜀獨”的算盤，但是他知道“蜀獨”行不通，所以只好爭取統一了。◆

　　2005年2月　

8 時間會站在誰一邊？
——也談反分裂法

胡 平 (2005年3月)

　　中共的反分裂法尚未正式出臺，就引起臺灣朝野和國際社會的一片反對之聲。且不論即將正式通過的法律文本是什么樣子，單單是它的名稱就足以招致反對。因為目前兩岸恰恰處于分裂狀態，反分裂就意味著反對此一現狀，就是要單方面地改變這一現狀，而且還立法宣布要以非和平的手段改變這一現狀。這怎么能不招致廣泛的反對呢？

　　什么是分裂？什么是獨立？

　　我們知道，一個原本統一的國家，分裂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的政治實體，政治學上就稱之為分裂國家。分裂國家和高度自治不一樣。例如現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享有比內地更多的獨立，但仍然隸屬于北京的中央政府，隸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狀態和內戰狀態也不一樣。固然，很多分裂狀態都是由內戰狀態演變而來，但是和內戰狀態相比，分裂狀態是指那種經歷了較長時期的事實上的休戰而形成的比較穩定的狀態。假如說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兩岸是處于內戰狀態的話，那么，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客觀地說，兩岸關系就很難再說成是內戰狀態了。幾十年來，兩岸政府在各自實際管轄的地區實行著有效的統治并且大體上能做到互不侵犯；特別是近十幾年，海峽兩岸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已經相當密切，人員交流也與日俱增。這就是說，兩岸關系已經從內戰狀態演變為分裂狀態。只不過這種分裂狀態還沒有得到雙方——其實主要是大陸一方——在法理上的承認。

　　這里再談談臺灣獨立的問題。什么叫獨立？一個地區爭取獨立，那就是試圖擺脫在它之上的更高的權力的統治，就是試圖解除它和那個更高的權力的隸屬關系。當年印度人爭取獨立，是為了擺脫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如今的車臣人爭取獨立，是為了擺脫莫斯科的控制。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有藏獨問題，有疆獨問題，因為西藏和新疆都歸北京管；但是并沒有所謂臺獨問題，因為臺灣和大陸并不存在被統治與統治的關系，臺灣本來就獨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控制之外。既然如此，所謂臺獨又是從何談起呢？臺灣獨立，是獨立于誰呢？也就是說，是要擺脫誰的統治呢？早先的臺獨運動，按照他們自己的解釋，是部分本土反對勢力反對國民黨政府，要求臺灣擺脫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政權”的統治。隨著民主化在臺灣的全面實行，中華民國政府成了臺灣人民自己的政府，于是，擺脫中華民國的統治的問題就不復存在。所以在現在，許多（不是全部）原本屬于臺獨的人士都宣稱臺灣不需要獨立，因為臺灣早已經獨立。

　　“臺獨”與“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或“兩個中國”

　　既然嚴格說來，并不存在所謂臺獨問題。那么，中共所說的反臺獨又是指的什么呢？實際上，中共所指的“臺獨”，主要是指“兩國論”，是指“一邊一國”。但嚴格說來，“兩國論”和“一邊一國”屬于“一個國家，兩個政府”；或者是屬于“兩個中國”。這和臺灣獨立是區別的。中共也并非不知道。1972 年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雙方回顧了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可見，中共很清楚，“臺灣獨立”是“臺灣獨立”，“一國兩府”是“一國兩府”，“兩個中國”是“兩個中國”，彼此并不等同。現在中共竭力反對的其實主要是“一國兩府”和“兩個中國”。

　　那么，什么是一國兩府呢？且以南北韓為例。外界常常把兩韓關系說成兩個韓國，不過按南韓政府的說法，現在的南北韓關系是一國兩府。南北韓雙方都堅持衹有一個韓國，雙方在談到自己的領土范圍時都把對方實際管轄的那半壁江山算入其內。此即主權不容分割；但與此同時，雙方又都承認自己的治權即實際管轄權只限于自己這半壁江山，并且尊重對方對它那半壁江山的實際管轄權，也就是尊重或承認分裂分治的現實，承諾不向對方使用武力，允許對方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和外國建立正式邦交，并表明在未來和平統一的意愿。這也就是把分裂狀態予以法理上的承認。如果分裂的雙方（或其中一方）不再堅持衹有一個韓國，在談到自己的領土時不再把對方那一部分包括在內，并對未來的統一與否不置一詞。這就不是“分裂”而是“斷裂”了。相比于上面講的“一個韓國，兩個政府”，這就是“兩個韓國”了。

　　反分裂法有無新意？

　　今日臺灣，政派林立，民意多元。不過我們可以說，在兩岸關系的問題上，臺灣的主流民意還是明顯的，那就是：希望臺灣能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獲得更多的國際承認，反對中共封殺其國際活動空間；希望兩岸能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尊重分裂現狀，承諾不向對方使用武力；未來的統一須建立在臺灣人民的同意之上。可是，臺灣民意的這些愿望均遭到中共當局的堅決否定。

　　依照末代港督彭定康一派觀點，反分裂法實際上是中共在去年臺灣立法院選舉前擬定的。當時中共預測民進黨將贏得立法院多數席位，從而加速所謂臺獨步伐，故而決定制定反分裂法以期嚇阻。然而在去年立法院選舉中民進黨并未獲勝，不久前陳水扁更與宋楚瑜達成在扁任期內“不宣布臺獨”，“不提兩國論”等十條共識。這就使得中共的反分裂法失去了由頭，可是中共又不肯改變原先的計劃，反分裂法不通過不行，盡管其內容并無多少新鮮之處，但總是進一步暴露出中共的暴力本性，從而使自己陷入某種困境。兩個月前，美國與日本發表共同聲明，將臺灣納入其戰略利益范圍。這就是對中共打算制定反分裂法的一個有力反制。這次中共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有兩點最引人批評。其一是對采用非和平手段的底線和方式給出的說明含糊其詞。什么叫“‘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什么叫“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缺少明確的界定，全憑中共自己說了算。其二是軍方被授權可以“先斬后奏”。這無疑極大地增加了中共武力犯臺的危險。不過也有人認為反分裂法并無新意。因為中共早先提出的對臺動武三條件同樣是含混模糊的，任意解釋的余地也很大。至于說軍方被授權“先斬后奏”，考慮到中共本身就是高度集權的，黨政軍大權統統集中在幾個人手里，有沒有這個授權其實都一樣。事實上，臺海至今風平浪靜，不是中共不想打臺灣，也不是中共還沒找到對臺動武的藉口。中共始終不承認兩岸是分裂狀態，堅稱兩岸關系是“內戰的繼續”，這就等于說它什么時候想打就可以打。之所以拖到今天都沒打，主要是自知羽翼未豐，擔心美國介入，不敢和美國正面沖突而已。

　　時間會站在誰一邊？

　　如此說來，這次由反分裂法引起的風波很可能掀不起什么大浪，就像以前的幾次風波一樣。記得在四年前哥大舉行的一場兩岸關系討論會上我就說過，在短期內，兩岸關系雖然會不時地引發緊張，但基本格局不會發生什么變化。簡單說來就是：

　　1 、衹要大陸依然一黨專制，臺灣就不會自愿和大陸統一；

　　2 、衹要臺灣依然拒絕接受中共安排的統一方案，中共就會積極準備武力統一；

　　3 、衹要臺灣依然受到中共打壓而無法獲得國際人格，臺灣就不會甘愿放棄修憲制憲等嘗試與努力；

　　4 、衹要美國依然不愿意與中共直接沖突，美國就不會支持臺灣的這種嘗試與努力；

　　 5 、衹要美國依然是世界超強，中共就不敢對臺動武。

　　在上述5 條中，由于2 和3 ，兩岸都有改變現狀的沖動，所以兩岸關系會不時地引起緊張。但由于4 和5 ，兩岸這種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的局面得以繼續維持下去。如果1 和5 發生了變化，兩岸關系就可能發生變化：如果大陸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臺灣就會比較愿意與大陸統一；如果大陸的軍力增長到相當地步而不怕與美國交手，大陸就可能武力犯臺。有人說，大陸現在并不想打臺灣，因為大陸現在一心忙建設。也許如此。但這衹是現在，將來呢？有人建議，大陸與臺灣簽訂條約，臺灣不“獨”，大陸不武。但問題是，一旦大陸軍力發展到某一程度因而不怕和美國交手，它還會遵守不武的協定嗎？如果到那時它動起武來，誰奈之何？

　　所以，一切就歸結到時間上。時間會站在誰一邊？不少人會說，時間會站在臺灣一邊。因為臺灣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過這是對較長的未來而言。在較短的未來也有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關鍵是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陸是會變得自由民主呢，還是會變得十分強大但依然專制？結論：必須大力催化大陸自由民主。大陸能否及時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關系到大陸人民的切身利益，關系到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關系到臺灣自由民主的生死存亡。◆

　　2005年3月

9 台灣要打民主牌

胡 平 (2005年5月)

　　這次連宋訪問大陸，給台海兩岸帶來巨大沖擊，幷激發起有關兩岸關係未來走向的多種想像。

　　許多人對這次國共和解十分看好，他們認為國共這兩家宿敵能夠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那就意味著整個中華民族開始走上和解之路，不少人還指望著由此而能推動大陸的政治改革與多黨民主。不過也有一些人不這麼樂觀，尤其是大陸內部的異議人士。我以為後一種意見更值得重視。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在這裏，異議人士本身就是衡量大陸政治變化的最靈敏的指標。

　　道理很簡單，倘若共產黨果真有意推動民族和解，那麼，它首先應該從大陸自身做起，確保基本人權，終止政治迫害。既然共產黨仍然在嚴厲打壓大陸的異議人士，在大陸內部的朝野之間毫無和解的跡象，它僅僅是對一個本來就鞭長莫及的宿敵說了一聲和解，那又能有多大意義呢？更何況它這樣做還帶有明顯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目的。如果共產黨果真打算逐步開放民主，那麼，它也首先會從允許大陸人民組黨開始，它一定會把台灣的國民黨親民黨先拒之門外。因為一旦開放民主，執政黨就要面對反對派的有力挑戰，單單是本土的反對力量就夠它頭疼的了，共產黨何苦還要從台灣引進具有長期選戰與執政經驗的國民黨親民黨來和自己作對呢？你可以說國共和解有其正面意義，但倘若由此引出全民族的和解與民主改革的巨大期盼和想像，那就未免陷入一廂情願。

　　這次連宋大陸之行，共產黨幷未在它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上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讓步。即便有了“一中各表”，但衹要共產黨方面繼續堅持它自己的那套表述，繼續堅持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代表”這一原則，那就意味著，它將繼續封殺台灣爭取國際人格，它不會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會接受一國兩府的安排。有些人以為這是因為目前台灣是民進黨執政，所以共產黨才拒絕與台灣政府直接對話。如果國親上臺，兩岸的政府與政府的對話就可能啟動，共產黨就可能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和接受一國兩府。這種猜測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共產黨決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接受一國兩府，除非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也就是說，除非到了你不接受一國兩府就可能導致兩個中國以致台灣獨立，共產黨才會考慮接受一國兩府。假如說在一年前，由於民進黨再次贏得總統大選，其聲勢有增無已，共產黨內部或許曾有人建議：與其讓臺獨獲勝，不如承認中華民國，接受一國兩府。可是到了現在，共產黨發現它根本用不著作出如此重大的讓步就可以達到遏制與打擊臺獨勢力的目的，它何苦再去考慮承認中華民國，接受一國兩府呢？

　　和平是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然而以目前的形勢，要讓兩岸政府簽訂和平協議仍然有很大的困難，因為雙方很難在名分上達成諒解。進一步講，就算兩岸政府簽訂了和平協議，誰來監督實行呢？共產黨什麼時候遵守過它自己訂立的法律、條約乃至憲法？迄今為止共產黨尚未對臺動武，主要是它自知軍力不夠（這中間當然包含有美國介入的考慮）。一旦共產黨自以為羽翼豐滿，它要打台灣，誰能阻止的住呢？這就涉及到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問題了。我堅信，一個自由民主的強大的中國非但不是對世界和平與自由的威脅，而且還是對世界和平與自由的保障。但是，一個強大的專制的中國必定是威脅，是對世界和平與自由的威脅，首先是對中國人民自己的威脅。

　　所以，歸根結底，在分析和處理兩岸關係時，我們必須把自由民主置於首位。台灣人民應該認識到，不論他們對統獨持何種態度，台灣的命運無可避免地是和大陸緊緊相連的。你當然可以對台灣的民主提出種種批評，但是正如我早就指出的那樣，民主制縱有千般弱點萬種缺陷，單單就憑它用“數人頭”代替了“砍人頭”這一點，就勝過專制一萬倍一萬萬倍。在兩岸關係經歷了連年的起伏跌宕之後，我想，一定會有更多的台灣人意識到他們必須向共產黨政權打出民主牌。這一點恐怕是共產黨機關算盡，始料未及。◆

　　2005年5月

10 聽馬英九講臺獨有感

胡 平 (2006年4月)

　　這次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訪問美國，引起各方關注。大陸的媒體雖然也有一點報道，但是太簡略，很多重要內容都被刪掉。在訪美期間，馬英九對兩岸關系、對所謂臺獨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尤其值得大陸人民詳加瞭解和認真思考。

　　臺獨的成因

　　按照馬英九的說法，臺獨的成因相當複雜。臺灣人民經歷了三個大的傷痛。第一是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當時簽約大臣李鴻章又對臺灣有“鳥不語、花不香”的不當批評，臺灣人感到被祖國所拋棄；第二是“二. 二八”事件，國軍一上岸就搞砸了，大批臺灣人被殺被關，所以不少臺灣人不把中華民國政府視為自己的政府；第三是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成了國際孤兒。因此才產生了臺灣意識，臺灣認同，因此也才有部分臺灣人產生和中國大陸永久分離的意識。

　　馬英九說，現在，這三個問題解決了兩個：臺灣光復，解決了馬關條約的問題；臺灣的民主化解決了二. 二八的問題，國民黨為二. 二八事件平反道歉賠償，臺灣人民已經當家作主，可以自己選自己的國會和總統，於是，許多原來把中華民國視為外來政權的臺灣人轉而認同中華民國。現在祇有國際地位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盡管臺灣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是由於中共的封殺，臺灣在國際舞臺上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處處受到排擠，所以有不少臺灣人要主張獨立。

　　馬英九批評陳水扁的“終統”，然而他批評的理由幷不是說臺灣人民祇可以選擇統一不可以選擇獨立，因為他先前也講過臺獨也是臺灣人民的選項。馬英九說，“終統”議題丟出來，若真的能把臺灣國際空間撐大，或者凝聚更多共識，未嘗沒有價值，但事實幷非如此；是壓縮臺灣原本就嚴重受限的國際空間，反而更降低臺獨的可能性。馬英九認為，就算臺灣宣布獨立也不一定能解決臺灣的國際地位的問題，有時反而會更糟糕，畢竟全世界幾乎沒有國家不接受一個中國的。

　　所以，馬英九向國際社會喊話，呼籲國際社會應瞭解臺灣意識背后的痛苦歷史經驗，二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值得享有應有的國際空間及尊嚴。馬英九也向中共喊話：臺灣需要在國際外交上獲得更多認同，如果中共連這個空間都不給，是把所有臺灣人逼反，不一定是臺獨人士，“我們這些人都會反，這和獨不獨沒關系，你沒有給我生存空間嘛！”

　　不是獨不獨的問題，是臺灣需要國際空間的問題

　　馬英九的這些講話在臺灣島內引起很大反響，也引起不少爭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不待言。我這里祇提兩點。

　　馬英九說，臺獨的第二個成因是二. 二八，而臺灣的民主化已經消除了這個成因。這是有事實根據的。早在2000 年臺灣總統大選時，民進黨領導機構內就有人提議取消臺獨黨綱。理由是，如今的中華民國，已經充分實現了臺灣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理想，再改國號已無必要。更有二十幾位建國黨元老宣布退黨幷提議解散建國黨，理由是建國黨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建國黨屬於臺獨原教旨派，其黨名便宣示其以建立臺灣共和國為己任。由此可見，在相當一批主張臺獨的人那里，他們的意圖與其說是要自外於中國，不如說首先地和主要地是要求在臺灣本土徹底民主化。這個目的達到了，臺獨的理想就差不多算實現了。

　　第二、馬英九說，造成臺獨的三個原因現在已經解決了兩個，如今祇有國際空間這一個問題還沒解決，由於中共封殺臺灣的國際空間，才逼得越來越多的臺灣人傾向於所謂臺獨。其實這不是獨不獨的問題，臺灣需要國際空間嘛。我認為這話講得不錯。試想，假如臺灣能在保持原有憲法和國號的情況下獲得國際承認，那么還有多少臺灣人非要堅持改國號改憲法不可呢？正因為中共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封殺臺灣的國際空間，所以許多臺灣人就會想，祇有改憲法甚至改國號，臺灣才能在國際社會爭取到自己應得的一席之地。而臺灣人的這種想法就被中共視為搞臺獨，就要以戰爭相威脅。臺灣人怕打不過而不敢有什么動作，但是心里必定是不服氣的，是要產生逆反心理的。這祇能使更多的臺灣人傾向於所謂臺獨。

　　據報道，就在馬英九發表上述講話后不久，臺灣民進黨主席游錫坤表示，祇要北京放棄“一個中國”政策立場，民進黨愿意討論放棄長久堅持的臺灣獨立黨綱。這話恐怕讓很多大陸朋友看不明白：你們民進黨要求中共放棄一個中國立場，那不等於是讓中共承認你們搞臺獨嗎？怎么你們又說你們愿意討論放棄臺獨呢？其實，游錫坤的意思是，祇要中共放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接受中華民國的存在，容許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進入國際社會，那么民進黨就愿意討論放棄臺獨黨綱。換言之，民進黨之所以主張改憲法改國號，主要是為了使臺灣獲得國際承認。如果臺灣在不改憲法不改國號的情況下就能獲得國際承認，那么他們也就不一定非改憲法改國號不可了。

　　馬英九對中共說：如果你們繼續封殺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那連我馬英九也要被逼得贊成改國號了。游錫坤對中共說：如果你們不再封殺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那我們民進黨也可以不要求改國號了。你看，兩人的說法不是很相似嗎？

　　我們的主張

　　不錯，國民黨主張“一個中國”，共產黨也主張“一個中國”，看上去國共兩黨的主張是一樣的，但是國共兩黨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卻是相反的，是針鋒相對、勢不兩立的。國民黨的“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非我們祇承認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否則，我們就祇能說現在是“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甚至是“兩個中國”）。雖然兩方大小懸殊，但地位是平等的，因為事實上誰也管不著誰。照這樣說，大陸政府就應該承認臺灣政府的對等地位，不再封殺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

　　馬英九幷不指望中共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因為那就成了兩個中國，和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相矛盾）。他無非是希望中共方面不再封殺臺灣的國際空間而已。這就象海外有的僑團鬧雙胞胎，彼此都說自己才是真的，雙方互不承認。社區要舉辦活動，兩方都要求參加。主辦單位弄不清誰真誰假或是不想介入其中糾紛，乾脆兩邊都邀請，而雙方都參加，也都默認對方以社團的名義的出席，幷不擺出有他無我的架式。這就叫不承認而接受，這就叫彼此尊重。

　　但問題是，一黨專制的大陸政府拒絕采取這種彼此尊重的開明立場，它總是封殺臺灣的國際空間。大陸政府堅稱兩岸關系是內戰的延續，臺灣祇是一個“叛亂的省份”，它要求臺灣接受一國兩制的招安，否則就用武力解決問題。都說要維持現狀，但維持現狀總是以尊重現狀或承認現狀為前提的。可見，大陸專制政府才是兩岸關系不穩定的根源。可見，大陸專制政府就是對臺灣的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脅，也是對臺灣正當存在的最大威脅。

　　記得在1994 年11 月，海外民運團體和民運人士（署名者有于大海、王若望、王炳章、杜智富、吳方城、汪岷、岳武、胡平、馬大維、徐邦泰、倪育賢、盛雪、張伯笠、項小吉、萬潤南、楊巍、薛偉）曾發表共同聲明，講到臺灣問題時指出：“我們主張兩岸政府共同承認大陸和臺灣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幷承認兩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現實。我們反對幷譴責中共把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矮化為地方政府和排斥中華民國國際活動空間的橫蠻行徑，中共統治大陸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這個政權雖然在國內缺乏經由人民選舉的合法性的基礎，但是，在國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是一個被國際社會包括聯合國承認的擁有主權的國家實體，中國民主運動幷不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國家實體的存在，我們否定的祇是中共一黨專制的政府在國內政治范圍內的程序合法性。同樣，我們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在臺、澎、金、馬地區的主權地位，我們堅決反對中共政權用武力來幷吞臺灣的企圖和行為，我們認為，在統一問題上，兩岸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是我們考慮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應該說，上述主張在今天仍然是正確的、適用的。

　　附：

　　2005 年4 月8 日，國內人民網發表一篇《解讀國民黨參訪團的大陸之行》，記錄了4 月1 日中國社科院臺灣所研究員王建民在強國論壇與網友的對話。其中兩處是：

　　網友黃河飛流：王建民嘉賓，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能否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同屬一個中國？

　　王建民：這個問題提的有水平，有觀察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這樣理解的。

　　網友老灰貓：咱當時為什么不和臺灣討論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嗎？

　　王建民：你的觀察力不錯，大陸不少學者也提出了這種觀點，祇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覺得也有不少遺憾。但歷史不能重復，我們希望我們以后把握好歷史機遇。

　　可見，大陸的臺灣問題專家里也有不少明白人，他們知道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是合理的。祇是中共當局冥頑不靈，拒不接受一中兩府的合理方案，反而給別人扣上“臺獨”帽子，所以才導致兩岸關系的持續緊張。◆

　　2006年4月

第四輯 民主轉型

1 “愛國”與“賣國”

胡 平 (1999年7月)

　　最近一段時間，中共當局打出“愛國主義”的旗號，掀起一股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與此同時，他們又把國人爭自由爭民主的正義行為，只因為它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而扣上“賣國”的罪名。有鑒於此，我們必須對誰是愛國誰是賣國的問題展開一番辯論。

　　一

　　要問“誰賣國?”首先應該問“誰能賣國?”

　　誰能賣國? 很簡單，只有那些手里有國的人才能賣國。國家在政府手里，只有政府才能賣國。老百姓手里沒國，想賣也沒的可賣。

　　說只有政府才能賣國還不準確。應該說只有專制政府才能賣國。民主政府不可能賣國，因為民主政府作出的決定必須要人民認可人民同意。除非人民同意政府賣國，政府才能把國賣出去，可見民主政府不可能賣國( 起碼是不容易賣國)。專制政府不然。專制政府把國家當做自己的私產，人民無權過問，它想賣就可以賣，所以只有專制政府才最可能賣國。

　　不過話又說回來，專制政府既然把國家當做自己的私產，出於自私自利的心理，它當然不愿意把國家拱手送給外人。你甚至可以說皇帝是全國最愛國的人，因為他把國當做家，對他來說，愛家就是愛國，愛國就是愛家，所以皇帝最愛國。

　　慈禧太後有句名言，叫“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一般人都說是句賣國的口號，其實不那么簡單，因為說“寧贈友邦，勿與家奴”，那意思分明是說“贈友邦”和“與家奴”都不是什么好事，要是能既不贈友邦又不給家奴才是上上之策。換言之，慈禧太後打心底里是不愿意把國家“贈友邦”的，只不過遇到特殊的困難，迫使專制者在“贈友邦”還是“與家奴”二者擇一時，也就是說，當專制者面臨著要么保全專制而不得不出賣國家和要么保全國家而不得不放棄專制的時候，專制者總是寧可出賣國家也不肯放棄專制。

　　還要補充一句。說平民百姓不可能賣國，這話也不盡然。有一種人，這就是立志打天下坐天下的造反者，或者說在野的暴力革命黨，以實現“革命專政”為目標的暴力革命黨。這種人雖然眼下還不掌權，雖然眼下還不是專制統治者，但是他們正在不擇手段的奪取政權，正在努力建立專制制度，努力使自己變成專制統治者，國家眼下還不是他們的，但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或落入他們手中，因此他們也可能賣國——預支賣國。他們可以對外國權勢者們說，給我們錢給我們槍，等革命成功後我們給你們大大的回報，反正那時候國家在我們手里，我們想給你們多少就能給多少。當然，這種買賣不是現金交易，買主是有很大風險的，不過由於利潤特別高，所以會有外國人買這個賬。

　　二

　　以中共為例，中共起家鬧革命，依靠蘇聯的支持，所以革命一成功，中共立刻宣布向蘇聯“一邊倒”，在“友好互助”的包裝下，把大量的國家利益讓給了蘇聯人；因此，中共正是賣國的典型。不錯，後來中蘇交惡，毛澤東大反蘇聯霸權主義，搖身一變，儼然捍衛國家尊嚴的民族英雄。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普天下的賣國者都不甘心賣國，不甘心當別國的附庸，當初賣國只是出於不得已，只是為了換取支持攫取權力，一旦大權在手而又羽翼豐滿，他們很可能會翻臉不認人。既然到現在，國家成了自己的，他們當然會變得很“愛國”。這樣的“愛國”固然有風險，要付代價，可是這代價卻是由老百姓來付，專制者何樂而不為? 毛澤東在反蘇斗爭中贏得民族英雄的盛名，然而考查毛澤東反蘇的真正原因，實際上是為了抵制由蘇共二十大帶來的改革浪潮，尤其是為了抵制由反個人崇拜而造成的對毛本人在中共內部的絕對權力的威脅，是為了借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名義壓制中共內部的務實派改革派( 例如以“里通外國”的罪名始終壓住彭德懷)。到頭來，毛澤東把中國引入了比斯大林時代還要嚴重的大饑荒(1959-61) 和大清洗( 文革)，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空前慘重的代價。可悲的是，許多中國人還為毛澤東敢於對抗蘇聯，敢於在國際共運中獨樹一幟而感到驕傲，把毛的光榮看成自己的光榮呢! 一般人只知道，當專制者賣國時，是為了自己的權力犧牲人民的利益，他們不知道，當專制者“愛國”時，也常常是為了自己的權力犧牲人民的利益。

　　三

　　民運人士民運團體不可能賣國。因為民運不是打江山者坐江山，民運勝利了，一切人士和團體都可以和平地競爭權力，誰能贏得多數人民的支持誰才可能掌權，而不論是誰掌了權，他們也不可能任意胡來，他們所作出的每條決策都必須經過人民的認可才能生效。所以民運團體不可能賣國，連“預支賣國”都不可能。假如有某個“民運團體”竟然異想天開地試圖“預支賣國”，它肯定連半個買主都找不到。天下哪有這樣的“冤大頭”呢? 假如有某個“民運團體”對某個外國政府或外國基金會或外國財團許諾說，將來我們事成之後，我們會把中國的旅順港( 或別的什么) 送給你們( 或者是至少送給你們用幾年)，你們現在先把錢付給我們。外國人只要不是白癡，一定會明白這筆生意做不得。外國人會盤算道，中國實現了民主，你們這伙人就一定能贏得選舉掌握權力嗎?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們掌了權，你們要履行諾言把旅順港送給我們，中國的人民會同意會批準嗎? 要是中國的人民不同意不批準，我們的錢不就白花了嗎?

　　那么，為什么還有外國人愿意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呢? 無非是兩種動機，一種是純粹的理想主義，一種是基於外國自己的國家利益。畢竟，一個民主的中國要比一個專制的中國更符合西方的利益，更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所以，那些從本國利益出發的西方人也會愿意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有人攻擊說，中國的民運既然接受了西方的支持，因此就一定會迎合西方的利益，損害中國的利益。他們不懂得，只要中國實現了自由民主，那本身就符合西方的利益；但是，中國人并不是為了西方的利益才去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中國人爭自由民主首先是為了中國自身的利益。簡言之，中國實現了自由民主，對中國人有利，對西方人也有利。這是一場互利的游戲，雙贏的游戲，而不是零和的游戲。

　　四

　　有些人把西方政府關心中國的人權民主視為霸權主義，這是對霸權的莫大誤解。所謂霸權，不是指把自己的價值應用於別國，恰恰相反，霸權意味著歧視，意味著把別國看成劣等民族，只承認自己國家的人有價值，不承認別國的人也有同樣的價值。過去許多西方政府，一方面在自己的國土上，在自己的人民中實行自由民主，保障人權，另一方面卻對別國實行壓迫專制，不把別國的人當人看。這才叫霸權。現在的西方政府是在把應用於自己的基本原則同樣應用於別國，這正好是霸權的反面，它完全符合圣經上“待人如待己”的道德律令，怎么能說成霸權呢?

　　順便講一講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中共拼命反對這個原則，可是，中共卻找不出反對的理由，不論是根據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還是根據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不是重國家，而是重天下，不是重主權，而是重文化，重文明，重“道”。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中，以有道伐無道，用文明克服野蠻，是許可的，也是正當的。共產黨意識形態也不主張國家主權至上，它主張“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主張“英特納雄耐爾( 國際主義) 一定要實現”。按照共產黨意識形態，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支持援助別國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中共很難從中國傳統文化或共產主義理論那里找到為國家主權至上辯護的依據。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說，中國反對一國干預它國主權。她說:“各國的問題，要各國人民自己解決”。這話看上去并不錯，問題就出在“人民自己解決”幾個字上。眾所周知，要落實“人民自己解決”，就必須建立起一套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這就是說，要保證主權不受干預，前提是主權在民，主權建立在人權之上。可見，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邏輯，它也不得不承認，那種不是建立在人權之上的主權，那種不是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主權，其實是站不住腳的，絕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如此，它還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對“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呢? ◆

　　1999年7月

2 民主選舉二三議

胡 平 (2000年11月)

全民參與的政治教育

　　總統大選，歷來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一臺大戲。今年的大選尤其富有戲劇性。在這里，連一般平時不關心政治的華人都津津樂道，議論紛紛。這正是選戰的意義所在。

　　選戰的意義不僅在於以民主的方法產生出國家的領導人，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權力轉移——這都是選戰的結果。選戰的意義還在於選戰的過程。

　　選戰以它的戲劇性吸引了公眾的關注和投入，以它的競爭性激起了人們的思考和參與。選戰造成了政治人物彼此之間平等而開放的對話與交流，造成了政治人物與民眾的平等而開放的對話與交流，造成了民眾相互之間的平等而開放的對話與交流。

　　丘吉爾說得好:“對於政治人物的教育而言，沒有什么比選戰更重要的了。”唯有通過選戰，你才能深刻地把握社會的脈動，真切地了解人民的需要；也唯有通過選戰，你才能清晰地測試出你的理念和政見，測試出你的說服能力和領導能力，迅速地傳出你的信息，及時地調整自己。

　　選戰是政治家的課堂，也是人民的課堂。選戰是民主社會的盛大節日，是全民參與的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雖然在平時，學校里一直有公民教育和政治知識教育，書刊上媒體上有大量的政治研究和政治討論，社會上也有大量的政治活動，但總有不少人不關心不介入。可是，選戰卻能以其戲劇性和競爭性吸引住他們。我們可以斷言，在民主社會中，大部分民眾的政治知識、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不是在教室里和圖書館里進行和完成的，而是在選戰中進行的和完成的。

　　據報道，一位北京的出租車司機說:“中國人還不能象美國人一樣搞選舉，因為美國人熟悉政治，熟悉他們的領導人，中國人不熟悉，讓我們選也不知道該怎么選。”這位司機說的也許是實情，但恰好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中國人不熟悉政治，是因為我們無權參與政治；美國人因為能夠參與政治所以才熟悉政治。不錯，選戰要求人民是公民，但正是選戰使得人民成為公民。

　　有人批評選戰“勞民傷財”。此話不對。選戰并不破壞人們正常的生活與工作。人民完全是自發地、主動地參與選舉活動。這和共產黨搞的強迫人們參加的各種政治運動——如所謂“社教”、“三講”——根本不同。不錯，選戰是要花錢的，但選戰花的是候選人自己的錢，是支持者志愿捐出的錢。政府也對正式候選人給與一定的資助，其數量受到明確限制，譬如在美國大選之年，政府的資助不到全年總支出的百分之一。這和專制國家中名目繁多的各種慶典所花費的巨大金額實不能相比。

民主與共和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贏得多數選民票數的高爾可能敗選——如果他得到的選舉團票數低於對手的話，得到較少選民票數的小布什倒可能勝出。照許多人看來，這算什么民主? 這簡直是笑話。

　　批評美國總統選舉不民主當然有它的道理。但批評者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問題是，美國不但是民主制，同時也是共和制，是聯邦制。美國總統與其說是由全美人民選出來的，不如更準確地說是由全美五十個州選出來的。

　　舉個例子，假如聯合國要用投票的方式選出一位負責人，有張三李四兩個人競爭，誰得的票數多誰當選。這算不算民主呢? 當然算民主。可是我們都知道，聯合國是由一兩百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不分大小，一國一席，一國一票( 這里暫不考慮幾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問題)。假定聯合國有一百個成員國，如果張三贏得七十票，李四只得三十票，那么當然該張三當選。但是，張三得的七十票是七十個小國的票，其人口加在一起還不到世界總人口的30%；而李四的票卻是得自三十個大國，其人口加起來超過世界總人口的70%。這就是說，在聯合國這個世界性的機構的民主選舉中，得到世界總人口70% 支持的人卻要輸給那個只得到世界總人口30% 支持的人( 假定各國人民都贊同該國政府代表投的票)。這不是又不民主了嗎? 可是反過來想一想，如果在聯合國里投票是根據國家的人口數量，人口多的國家票數相應地多，人口少的國家票數按比例地少。這樣，單單一個中國的票數就比一百個中小國家的票數加起來還多；因此，一大批小國在投票時簡直無足輕重，等於被排除在決策之外，那它們干嘛還要加入你聯合國呢?

　　眾所周知，美國最初是由十三個獨立的州聯合而成的( 從國名即可看出，美國叫 United States ，對照聯合國，聯合國叫 United Nations。這表明一個是以州——state——為基本單位，一個是以國——nation——為基本單位)，現在則增加到五十個州。在美國，州權很重要。在首都華盛頓的政府不叫中央政府，而叫聯邦政府。作為聯邦政府行政首腦的美國總統，從理論上講，主要是由各州選出來的，而不是由全美的人民選出來的。考慮到各州的人口有差別，所以在選舉總統時，各州的票數也不相等。大州的票數多，小州的票數少。實際上，美國的選舉團制度就是在大州權益與小州權益之間的一個妥協。各州選舉團的人數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死名額，不分大州小州，每州兩個( 如同每州有兩個參議員)；另一部分是活名額，大體以人口比例，大州的名額多一些，小州的少一些( 如同每州的眾議員有多有少)。這既是民主，又是共和。這是民主加共和。

　　和其他任何制度一樣，美國的選舉團制度也是有利有弊。這次總統難產，再度引發選舉團制度存廢之爭。主張廢除選舉團制度的一方無疑也有很多的道理。畢竟，美國建國已有兩百多年，很多情況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想當初，各州之間以鄰為壑，地方主義很強，現在則淡多了。再加上人口和物資的流動性大為增加，更削弱了州與州之間的矛盾，加強了各州間的相互依賴以及全國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開國先賢們所擔心的一些問題( 如大州依仗人多勢眾而罔顧或侵犯小州利益) 或許已經不再成其為問題，故而全民直選總統可能已無甚弊害。但盡管如此，主張維持選舉團制度的人仍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認為，廢除選舉團制等於改變美國的聯邦性質，那怎么行? 我對這一問題研究不夠，眼下并不打算介入美國人的這場爭論。我只打算由此討論中國的問題。

　　和很多中國朋友的看法相反，很多中國朋友見到美國總統難產，都認為美國的選舉團制度落後、可笑，最不值得為中國借鑒。我的看法相反。我認為，如果未來民主中國也實行總統制，那么，美國的選舉團制最有參考價值。

　　在中國，人口分布極不平衡(注)，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口比例也相當懸殊，且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地區。這意味著，如果在中國以全民直選方式選舉總統，候選人很可能都會全力以赴地在人口密集的東部地區展開競選拉票，把精力都化在漢人身上，沒人肯在西部、在少數民族身上下工夫，因為西部的選票、少數民族的選票微不足道。總統在施政時也會竭盡全力滿足東部地區的、漢人的要求和利益而無暇西顧，甚至可能犧牲西部的和少數民族的利益去迎合東部，迎合漢人——反正他不稀罕你們那點點選票。可見，在中國實行總統制，唯有認真借鑒( 當然不一定照搬) 美國的選舉團制度，我們才能避免上述局面。

　　最近，中共中央提出“開發西部”的號召。想一想，改革開放都二十多年了，為什么到現在才想起要開發西部? 固然，西部的貧窮落後有許多歷史的、地理的和人文的原因，但是那也和中央政府長期不重視有關。為什么長期不重視? 因為那里人太少，在政治上不重要。據知內情者說，現在中央提出開發西部，還是政治的考慮多於經濟的考慮，因為西部那里又有藏獨又有疆獨，再不對西部下大投資，拉住人心，只怕當地更多的人都跟著藏獨疆獨跑了。我不知此說是否真確，不過西部長期不受中央重視倒是實情。

　　中共不靠選票上臺，所以它對人數多少并不在意，只在意你的政治能量。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農民占人口的絕大部分，而農民的利益卻一再被忽視、被犧牲的原因。要是在民主制下，誰敢? 說起中國農民被忽視被犧牲，那真是一言難盡。共產黨搞工業化是以剝奪農民利益為代價。三年大饑荒，城里人雖然吃不飽，好歹還有一份低定量供應，鄉下人就只好活活餓死了。直到今天，中共還不取消城鄉戶口二元制。問題是，在中國，農民雖然人數多，但居住分散，聯絡不便。在嚴禁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情況下，農民們很難組織和發動大規模的抗爭。盡管各地農民“鬧事”不斷，此起彼伏，但很難連成大片，連成整體，對政權難以構成重大威脅。簡言之，農民好欺負，所以共產黨總是欺負農民。

　　共產黨的邏輯是，誰好欺負就欺負誰，一切以維護自家政權為準。這里還有一個例子。本來，高考制度也許是當今中國相對而言最公平的一種制度，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共產黨在這里也還忘不了搞點歧視，不同地區的分數錄取線不一樣。照理說，首善之區的北京，各方面條件好，每個中學生頭上攤到的政府教育經費比外地的高，因此在全國統考中，北京考生比外地考生占便宜。如果要平衡各種因素給不同考區規定不同的錄取線，那么，外地考生的錄取線理當比北京的低一些才是，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北京考生的錄取線反而比外地的低，而且低很多。這不是明擺著欺負外地人嗎?其中奧妙在於: 因為高考關系到青少年的前途，涉及幾乎所有家庭的利益，在競爭激烈、供不應求的條件下，當局寧可得罪外地更多的民眾，以便收買安撫北京的人心。當局更怕北京人“鬧事”，不大怕外地人“鬧事”，因為北京人鬧起事來對政權的威脅更大更直接。

　　還是回到選舉制度的問題上來。如前所說，如果未來民主中國要實行總統制，我認為在選舉制度上應該認真參考借鑒美國的選舉團制。不過我以為，根據中國的情況，采用總統制不如采用內閣制( 也叫議會制)。在內閣制下，總統是虛位，由議會間接選舉產生。這也就不存在是否實行選舉團制度的問題了。至於說實行內閣制的利弊以及在內閣制下宜采用何種選舉制度，我先前寫過幾篇文章討論。這里就不多說了。

論鐘擺現象

　　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執政八年，政績頗佳，可是，他的副手高爾在今次大選中卻未見比其共和黨對手占什么優勢。有許多選民在上兩次大選時投票給克林頓，此次卻回過頭去把票投給了共和黨的小布什。這就怪了，如果民主黨總統干得糟糕，選民們自然想換個黨做做看；既然民主黨總統干得滿不錯，為什么選民倒要見異思遷了呢?

　　其間原因很多，應該說，那也和相當一部分選民求變的心理有關。許多選民認為，你民主黨都干了八年了，這次該輪到人家共和黨了。

　　在民主政治中，常常發生政黨輪替的現象，一會兒甲黨上臺執政，一會兒乙黨上臺執政。在老牌民主國家里，常常是兩黨輪流執政；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有人把它叫做民主政治的鐘擺現象。問題是，民主政治為什么會出現所謂鐘擺現象呢?

　　有人解釋說，這是為了防止權力的腐化。一黨一派執政的時間太長，可能會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特殊利益集團，從而對分權制衡的體制有腐蝕破壞。也有人把鐘擺現象歸因於人性的喜新厭舊，不是你做了什么錯事，只是大家對你煩了膩了。

　　美國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 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The Zigzag of Politics”(Zigzag 是之字形、Z 字形、鋸齒形的意思)，對鐘擺現象提出一種解釋，很有趣，我以為也很有道理，不妨略加介紹。

　　諾齊克強調，在政治上，人類追求的價值和目標是多種多樣的。遺憾的是，天下的好東西不可能都裝進一個籃子里。不同的價值和目標不可能都兼收并容、面面俱到地納入一套政綱之中。有些價值和目標是彼此沖突的，熊掌和魚不可兼得，你不能不有所取舍；有些價值和目標雖然可以并存共容，但你不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使它們得到同等充分的實現，因而你不能不有所側重。由於人們的價值偏好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黨派。

　　至於廣大選民，有些選民強烈地認同這一黨或那一黨的價值目標，他們總是投票給自己認同的黨派。但也有相當一批中間派選民，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價值偏好，既要熊掌也要魚。在熊掌和魚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他們往往在這次選舉中投票給甲黨，以滿足對熊掌的優先需要；等甲黨執政一段時期後，他們感到對熊掌的需要已經相對滿足，於是就把對魚的需要置於優先，轉而把選票又投給乙黨。

　　打一個粗淺的比方，好比睡覺。人睡覺常常來回翻身，因為沒有一種睡姿可以讓身體的每一部分都得到充分放松。一種姿勢睡久了，身體的某些部分舒服了，另一些部分卻越來越感到擠壓，感到別扭，於是就要翻翻身，換個姿勢，這樣，原來不舒服的部分倒是舒服了，但原來舒服的部分恐怕又慢慢不舒服了，因此還要再換姿勢，很可能還要再翻回去。當然，有些睡姿要比另外一些睡姿更舒服些，但是，再好的睡姿也不能睡一輩子。少數鐵桿黨員希望自己的價值偏好永遠占上風，希望自己的黨派永遠執政，萬歲萬萬歲；但大多數選民是要求變化的。主流民意象鐘擺，一會偏左一會偏右，其道理就和人睡覺要一會翻來一會翻去差不多。

　　如果執政黨認識到主流民意的周期性擺動，自覺地根據民意改變自己的政策取向以適應於民意的變化，那豈不是可以長期執政下去了嗎?

　　事情沒那么容易。首先是不愿意變，因為那有悖於自己的理念。其次是想變也難，如果你發現主流民意正在偏向對手，於是就調整自己的競選綱領，放棄某些本黨歷來堅持的價值目標，變得和對手沒什么區別，這在本黨內就很難通得過，從而在黨內初選時就可能出不了線。再說，變了也沒多少用，如果你變得和你歷來反對的對手沒有什么區別，那無異於證明對手的正確，選民憑什么不投票給你的對手而要投給你呢? 除非你在個人魅力和能力上遠勝過對手。事實上，當執政黨發現民意出現背離之勢時，它往往是努力把民意再爭取回來，而不是匆匆地向對手靠攏。當然，一個成熟的黨并不拒絕作調整，比如說，西方的社會民主黨就先是放棄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理念，繼而又放棄了福利國家的理念，但是它并沒有放棄它的基本價值取向和偏好，因而和它的對手還是有所區別。

　　以上簡略的說明，或許對我們理解政黨輪替現象有所啟迪。

　　【注】地理學家胡煥康在1935 年告訴我們，如果從東北黑龍江的愛暉縣到云南的騰沖縣劃一條直線，把中國分成東西兩部分，那么，東部的土地面積占36%，西部占64%( 當時包括外蒙)；而東部的人口占95%，西部只占5%。到了1985 年，東部的面積占45%，西部占55%( 不再包括外蒙)；而東部的人口占96%，西部只占4%。◆

　　2000年11月

3 美國是第一第二故鄉

胡 平 (2002年7月)

　　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移民西方，尤其是移民美國，再次引出了中國人能否融入美國的話題。為了使這一討論有所進展，我以為我們首先要給出定義，給出標準。 我們首先要確定的是：哪些條件得到實現或滿足，我們就認為一個中國人已經融入了美國的主流社會？在美國就不再是外國人？

　　常聽人對那些一心想要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中國人潑冷水，說：“只要你改變不了你的黃皮膚，你就永遠不會被美國人當成美國人。”照這樣說，中國人按定義，按標準就是不可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除非整容術能改變人的膚色，或者除非混血以消除膚色差異，或者除非美國改變顏色，不再以白人為主體——這倒不是不可能。

　　顯然，上述定義或標準對於我們討論問題是不合適的，因為大多數人關心的問題實際上是：如何才能使具有天然差異的不同族裔水乳交融。融入是個相對的概念。即便你宣稱黃皮膚的中國人永遠不可能融入以白人為主體的美國主流社會，嚴格分析起來，你的意思無非是說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融入而已。

　　一位名叫劉柏川(Eric Liu) 的美國出生的中國人，也就是所謂ABC(American-born Chinese)，三十歲那年出了一本書《偶然生為亞裔人》(The Accidental Asian，1998 年)，描述了他力求“同化”，真正打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奮斗過程和心路歷程。劉柏川于一九六八年出生于紐約，畢業于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法學研究所，擔任過美國參議員助理，因撰寫一系列時論文章而被視為X 世代的重要代言人。劉柏川曾受邀至白宮為克林頓總統撰寫講演稿，出任白宮內政委員會副主任及總統的內政副顧問，并娶一猶太女子為妻。單單看這樣一份履歷，我們還能說劉柏川沒有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么？

　　誠然，劉柏川也寫到了他在同化過程中的彷徨、苦惱和面對的各種問題。其實，單單是他要把自己這段經歷寫成書這件事本身，就已經證明了中國人的特殊困難。那些歐洲白人第二代移民通常就不會寫這樣的書，因為對他們而言，融入美國幾乎是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融入美國對來自歐洲的白人基本上是個不成其問題的問題，對華人則是成問題的問題。這種差別本身就說明問題。

　　第一代移民融入的首要障礙是語言。第二代不存在語言問題，只存在膚色問題。所以，劉柏川的書名是《偶然生為亞裔人》，而不是《偶然生為中國人》。語言障礙很難克服但畢竟可以克服，膚色差異則是不可消除。膚色差異，顧名思義，當然是膚淺的差異，但膚淺的差異卻可以導致深刻的后果。

　　其實，種族問題對某些白人也是問題。都說猶太人在西方社會如何吃得開，可是我們也聽到不少猶太人抱怨他們在西方國家受排斥。據說有位非猶太人記者不相信猶太人受排斥，於是他對外冒充猶太人，看別人有什么反應。結果他發現別人果然對他另眼看待。他的結論是，猶太人在西方國家確實受排斥，只不過這種排斥來得很微妙，外人不大看得出來，而猶太人自己才有感覺。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 是猶太人，照說他在英國混得很不錯，既是學界泰斗，還被女王封爵；可是伯林卻說，他沒見過有一個猶太人在所處的國家里——當然不包括以色列——能感到水乳交融、毫無隔閡的。

　　說起在特定背景下針對某族裔的猜忌，例如911 后對阿拉伯裔的猜忌，那也不限於亞裔非裔。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的有組織犯罪活動中，新入籍的意大利移民多得驚人。例如坦內斯、科洛西莫、托里奧、卡彭這幾個大名鼎鼎的黑社會頭子都出生在意大利，從小來到美國。在當年的國會調查會上和移民履歷報告書中，存在著強烈的反意大利人的偏見。

　　美國的種族問題嚴重嗎？嚴重。就象美國的車禍嚴重一樣。在美國，每年死于車禍的多達五萬余人，平均每天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人。然而，美國的車禍為什么這么嚴重？是美國的公路質量特別差嗎？是美國人開的汽車特別差嗎？是美國的交通規則最不健全嗎？是美國人開車最不遵守規則嗎？不是，都不是，是因為美國的車太多。同樣地，美國的種族問題嚴重是因為美國的種族最雜最多。事實上，美國在種族問題上的法律和規則是最平等的；相比之下，一般美國人的種族歧視觀念也是最淡薄的。

　　有些華人抱怨，在美國，自己被主流社會排拒，感覺自己是外國人。其實，一個人感覺自己被主流社會排拒，這是一回事；感覺自己是外國人，這是另一回事。兩者并不等同。

　　譬如在毛澤東時代，黑五類處處受欺負，被視為異類，但是他們并不會有身在異國的感覺，并不感到自己被別人當成外國人。他們仍然感到中國是自己的祖國。文革期間，馬思聰為了躲避政治迫害而逃亡西方，他在西方的日子比在中國要好得多，但是他仍然無法擺脫客居他鄉的感覺，仍然會認為自己在西方是外國人。

　　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可見，一個窩的條件好壞，這是一回事，一個窩是屬於自己的還是屬於別人的，這是另一回事。“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這句話揭示出歸屬感對人的重大意義。

　　關于歸屬感，德國詩人兼哲學家赫爾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Herder，1744-1803) 的闡發最為有力。赫爾德強調歸屬感。他認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動自由，也需要歸屬某個群體。假如沒有可歸屬的群體，人會覺得沒有依靠，孤立，渺小，不快活。鄉愁是最高貴的一種痛苦感。所謂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夠有回到家的感覺，會覺得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他只談鄉土、語言、共同記憶、習俗。寂寞不是因為沒有別人共處，而是因為周圍的人都聽不懂你的話；必須是屬於同一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費力地——幾乎是出自本能地——溝通，才可能真正聽得懂。赫爾德不相信有所謂世界主義。他認為人們若不屬於某個文化，是無從發展起的。即便人會反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個變樣，他還是屬於一個源源不斷的傳統。新的潮流會產生，但追根究底，人還是從自己的那條河而來。這個在潮流底部的固有傳統源頭，有時候雖然會整個改頭換面，卻始終在那兒。然而，這源頭如果干沽了，例如，有些人生活在某個文化里，卻不是這文化的產物，他們在生活環境里找不到歸屬，不覺得和某些人有親切感，不能講自己的本地話，這會造成一切人性特質嚴重脫水的現象。

　　美國的情況有其特殊性。正象美國歷史學家丹尼爾. 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 指出的那樣：“美國從未完全喪失不同民族各自聚居的味道。其他國家把不同民族的人融合成一體；而美國則容許不同民族的人依然故我地成為一體。”艾賽亞. 伯林(Isaiah Berlin) 也說：“唯獨在美國，許多族群保留了各自原有的文化，大家也都相安無事。”

　　一個中國人在美國定居，不一定非進入主流社會不可，他完全可以安于支流，畢竟，支流也是流；在美國，自外于主流社會并不等於自外于社會。換成別的國家就不行了。在別的國家，主流之外別無支流，在主流之外就是在社會之外。

　　唯有美國與眾不同。美國既是大熔爐又是大拼盤。特別是在紐約、洛杉基這些大城市，多種族，多文化，多中心。在紐約，非英文的周刊有一百五十七家，比英文周刊多得多，在洛杉基的小學，有八十一種語言在使用著，其中極少是歐洲語言。在紐約、洛杉基這些地方生活，誰都有外國人的感覺，誰看誰都是外國人。

　　作為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美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方言。這在大國里是獨一無二的。新英格蘭口音和南方口音是有差別，但兩者的差別比北京話和山東話的差別還要小。另外，也只有在美國，一個人不講英語也能過下去。還有，不論你英語講得好壞或者帶什么口音都能被接受，沒人見怪，不會感到壓力，不會因此被人瞧不起。

　　總而言之，在美國，一個外國人或少數族裔，要進入主流社會相對不太困難，不進入主流社會也能把日子過得不錯，所以，美國是最適于異國異族人生活的地方。

　　據載，當希臘領袖聚集在一起，為獎勵保衛希臘有功人員而投票表決時，每一個人為自己投下第一票，第二票都投給了一位名叫狄密斯托克斯的英雄。

　　如果一個人要在同文同種、本土本鄉之外的某個地方安身立命，要在第一故鄉之外選擇第二故鄉，美國無疑是第一選擇。所以，我說美國是最佳次佳居住地，美國是第一第二故鄉。◆

　　2002年7月

4 民主轉型期間的政黨
——中國政黨政治展望

胡 平 (1999年10月)

　　儲安平曾經說過，對國民黨，自由是個多少的問題；對共產黨，自由是個有無的問題。

　　恰恰是一黨專制，會把政黨可能有的弊病推向極端。恰恰是在一黨專制之下，才造成徹底的政黨包辦，使主權在民原則徹底抽空，導致一黨利益至高無上，壓倒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也恰恰是在一黨專制之下，黨員才徹底淪為黨的工具，領袖的工具，黨員的自由和獨立才遭到徹底的剝奪。

　　一個黨主觀上宣佈自己代表某一群體，這是一回事；該群體是否認同這個黨，投這個黨的票，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婦女黨未必能吸引足夠的婦女選票，勞工黨不一定能得到多數勞工的支持。

　　“政治活動非組織化，組織活動非政治化”。這個口號表達了同樣的策略思想。政治活動首先要採取非組織化的形式才有稍多的活動空間，組織活動首先要採取非政治化的形式才有起碼的存在餘地。

　　團結工會並不以政黨自居，而到它衝開專制大閘，開放自由選舉，它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政黨，並在選舉中大獲全勝。這就是說，一個組織是不是政黨，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它能發揮的作用。姓“黨”不一定就是黨，是黨不一定非姓“黨” 。

——文章摘录

　　這篇文章的題目很大，寫成一本書都未必講得周全。以下，我只打算針對幾個和現實聯繫較多、爭議較多以及被共產黨扭曲得較多、同時也為國人困惑較多的問題加以討論。

一、有關政黨政治的幾個一般性問題

　　(1) 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

　　民主政治通常又叫政黨政治。

　　現代政治學對政黨的定義很多，不過大同小異。美國學者蘭尼和肯達爾(Austin Ranney ， Willmoore Kendall) 給政黨下過一個很有名的定義:“政黨是利用提名和競選的方式，以期取得並操作政府人事及政策的控制權的自律組織團體。”

　　在現代民主政治實行初期，有不少民主政治家是反對政黨的(例如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麥迪遜)。他們認為，政黨可能包辦政治，排除黨外賢能之士，並使得主權在民原則淪為空話；有黨派就會有黨性派性，就可能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就可能出於黨派性而爭鬥不休，彼此之間為了反對而反對，使國家陷入紛擾，甚至可能導致分裂；另外，有黨則必有黨紀，因而限制了黨員的自由和獨立，等等。

　　平心而論，上述反對政黨的種種觀點並非毫無根據，但在民主制下，政黨終究還是出現了，而且成為民主政治的常態。在今天的民主國家中，沒有一個不是通過政黨來實際運作的。這是因為政黨實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為民主政治所必需。

　　眾所周知，現代民主制基本上都是間接民主制而非直接民主制，人民選出政府代行主權。誰想要執政，誰就必須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按照熊彼特(J.A.Schumpeter) 對民主的定義，所謂民主，就是“為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為了贏得選舉，個人單打獨鬥固無不可，但一般總不如借助於組織的力量。為了使自己的主張變成政策，變成法令，有組織作後盾通常總是勝過無組織。換言之，如果志同道合者能組成政黨，互相幫助，共同奮鬥，就能形成更大的力量，在政治上就更能取得成功。再有，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以政黨的形式進行運作，有的黨在台上執政，有的黨在台下制衡，責任歸屬比較分明。這也是採用政黨制的一條優越性。

　　從選民的角度看，有政黨，更便於選民進行選擇。不同的政黨為選民提供了不同的選擇類型，選民可以根據一個人的政黨歸屬比較容易地確定他的政治傾向，這就比起在沒有政黨的情況下選民必須面對每一個單獨的候選人分別進行選擇來得簡便明瞭。有時候，從政者自己還沒有組織起成形的政黨或劃分明確的派別，民眾卻往往要按照他們的認識給從政者貼上不同的黨派標籤，可見，從民眾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的角度出發，政黨也是難免的，必要的。

　　我們知道，一黨專制的統治者一向反對多黨制，詆毀政黨政治；但是，他們否定政黨政治的理由和華盛頓、麥迪遜的理由根本不同，甚至正好相反。恰恰是一黨專制，會把政黨可能有的弊病推向極端。恰恰是在一黨專制之下，才造成徹底的政黨包辦，使主權在民原則徹底抽空，導致一黨利益至高無上，壓倒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也恰恰是在一黨專制之下，黨員才徹底淪為黨的工具，領袖的工具，黨員的自由和獨立才遭到徹底的剝奪。

　　(2) 政黨的代表性問題

　　在為自己的一黨專制作辯護時，共產黨常常混合使用兩種不同的說詞。通常，它強調自己的階級性，宣稱自己代表了無產階級，因而把其他政黨統統打成“資產階級”，扣上“反動”的罪名予以鎮壓。但有時，它又強調自己的全民性，雖然中共從不自稱全民黨，當年還對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黨大加批判，但這並不妨礙它以另一種方式強調自己的全民性。中共宣稱無產階級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全體人民利益相一致，因此共產黨也代表了全體人民，因此其他的人民就沒有理由再組織另外的政黨。

　　這套說詞現在大概是沒有人再相信的了，不過其中包含的政黨代表性問題卻依然是一個問題。一個政黨究竟是社會上某一特定群體的代表呢，還是全社會的共同代表? 黨是階級的呢，還是全民的?有的政黨聲稱自己是某階級或某群體的代表，或者說，首先代表、主要代表某階級某群體。有的黨甚至從名字上就寫明自己的這一特殊代表性，譬如工人黨、農民黨、婦女黨。有趣的是，很少見到有什麼黨取名資本家黨、地主黨或男性黨的。這或許是因為，像工人、農民和婦女這類群體，或者是為數眾多，或者是處於弱勢地位，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以他們的名義為號召，可能吸引該群體的支持並贏得其他群體的同情。反過來，你要是打出人數少又佔強勢的群體的旗號，等於自我孤立，所以少見人採用。

　　然而，問題在於，一個黨主觀上宣佈自己代表某一群體，這是一回事；該群體是否認同這個黨，投這個黨的票，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婦女黨未必能吸引足夠的婦女選票，勞工黨不一定能得到多數勞工的支持。有人說中國不能實行政黨政治，理由是中國農民佔多數，實行政黨政治勢必導致農民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從而導致農民利益壓倒其他群體利益的局面。從經驗上看，這種耽心並沒有什麼根據。

　　其間道理並不複雜。第一，你主觀上願意為某群體謀利益，但是，如果你對該群體的利益的理解有偏差，你提出的政策客觀上未必對該群體真正有利，因此你未必能在政治上獲得成功。或者反過來，你提出的政策對某群體確實最有利，但可惜的是它們不被該群體的多數成員所理解，因此你還是不能擔保一定成功。另外，即便有些人都主張為某一群體謀利益，但各自對該群體利益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樣，提出的具體政策也可能很不一樣，因此彼此之間都可能互不認同，因此要各立門戶。在台灣，登記註冊的婦女黨就有兩個( 中國婦女黨、中國婦女民主黨)，勞工黨有三個( 工黨、中華勞工黨、全國勞工黨)。同類性質的黨都可能有好幾個，你又怎麼能指望下面的群眾都說一不二、從一而終呢?

　　第二，在社會上，不同階級、不同群體的利益並不總是對立的、矛盾的，它們常常是共存的、互補的。如果你片面強調某一階級某一群體的利益，對人家未必真的有利，人家未必領你這份情。舉個例，如果你主張大幅增加產婦的福利待遇，不說男人，恐怕許多婦女都不會贊成。因為她們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產婦的福利待遇越高，別人，包括當丈夫的經濟負擔就可能越重；丈夫的經濟負擔加重，當妻子的利益也會受影響。同樣是婦女，少育或不育的婦女並不能從這個政策中得到多少好處，倒是讓多產多育的婦女沾了大家的光。馬克思主義堅稱勞資利益根本對立，主張用打擊和消滅資本家的方式保護和增進工人的利益，可是，大部分工人知道勞資利益並非只有對立性而無一致性，所以號稱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在工人中不一定受擁戴，而且越來越不受擁戴。

　　第三，同一階級、同一群體的成員固然有著重大的共同利益，但也可能存在利益分歧和利益衝突；有時候，這種內部的利益分歧和衝突甚至比外部的分歧和衝突還來得更直接，更明顯。當你提出一項旨在增進某階級或某群體利益的政策時，到頭來受益的很可能只是該階級或群體中的一部份人，另一部份人的利益反而可能由於這項政策而直接受到損害。經濟學家普遍承認，提高最低工資——這看上去對低工資工人有利，由於它會使得資本家少雇工人，從而會導致首先是低工資的工人減少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它在使一部份低工資工人得利的同時而使另一部份低工資工人受損。

　　(3) 駁斥共產黨的一個神話

　　順便駁斥一個關於共產黨的神話。不少人至今都以為，共產黨打下江山，是因為當初它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贏得了廣大貧苦農民的熱烈支持擁護。其實不然。杜潤生在回憶鄧小平的一篇文章裡寫到，1947 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除了行軍打仗外，另一個任務是要解決新區土改中的政策問題。起初，他們的做法是“邊行軍，邊土改，分浮財，打土豪”，實行這樣的政策，按照杜潤生的說法，是“忘記了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脫離了群眾”。後來，“鄧小平同志親自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了個報告，提出，第一，用減租減息代替平分土地。第二，取消分浮財”。毛澤東批准了鄧小平提出的新政策，這才使得解放軍在新區作戰的地位得到大大的改善( 見《讀書》雜誌，1997 年4 月號)。由此可見，在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採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並沒有為自己贏得多少群眾的支持擁護，相反倒造成了“脫離群眾”的後果，因此也沒有堅持採用。只是到了革命勝利、共產黨獨掌大權之後，不再顧忌脫不脫離群眾，它才真正地徹底地實行了這一政策。

　　當初，共產黨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讓佔多數的貧苦農民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為什麼不但沒有為自己贏得群眾的支持，反而導致“脫離群眾”了呢? 原因很多。首先，在當時的中國農村，窮人和富人的關係不一定那麼緊張( 這中間還有宗族親情的潤滑作用)，你平白無故地打擊富人，窮人也未必都看得過去。其次，共產黨強調說，窮人對富人的權勢有一種習慣性的恐懼，怕“還鄉團”報復。這條解釋也不是毫無根據。不過，我以為更重要的一點是，私有觀念根深蒂固，一般人，包括窮人，也承認私有產權的合理性，所以他們也未必歡迎共富人的產，哪怕這樣做會給他們帶來眼下的某種利益。盡人皆知，最早起來積極響應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中，正經農民很少，多半是流氓痞子，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裡寫到，“在這些人心目中，' 共產共妻' 是天底下最好的口號和理想”。大多數農民並不歡迎這個口號。共產黨把這種觀念稱為“落後”、“不覺悟”，其實那反映了農民樸素的公正意識。

　　由此，我們也就解釋了另一件歷史現象。有人納悶，為什麼同樣是在農村推行集體化，蘇共遭遇到強烈的反抗，以至於在集體化的過程中充滿血腥和暴力，而中國農村的集體化則顯得相對順利和平? 不是說農民把土地當做生命嗎，為什麼中國的農民，在當局沒施加多大壓力的情況下就乖乖地把自己剛剛得到的土地又交出去了呢? 原因就在於土改。從表面上看，土改似乎是實現“耕者有其田”，是建立小農的土地私有制。其實不然，因為中共領導的土改本身就是對私有產權的粗暴踐踏，所以它不是鞏固了、而是破壞了私產觀念。共產黨殺富濟貧，分到土地的窮人不能不意識到自己的土地是共產黨恩賜的，因此當共產黨“號召”農民交出土地，走集體化道路時，很少有農民敢於正面的反對和抵制。

二、一黨制、兩黨制與多黨制

　　(1) 一黨制即一黨專制

　　所謂一黨制， 並不是指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黨，而是指由一個政黨長期執政。譬如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所謂民主黨派，問題是，從1949 年至今，中國一直是由共產黨執政，所以中國是一黨制。

　　但是，一黨制又不同於所謂一黨獨大。在很長一段時期，日本一直是自民黨一黨執政，民主化後的台灣，至今仍是國民黨執政。問題是，在日本和民主化後的台灣，不但存在著其他的政黨，而且這些政黨也能夠以政黨的名義和執政黨進行和平與公平的競爭；在理論上，其他政黨完全有上台執政的機會。像日本和台灣的情況可以稱為一黨獨大，但並不是一黨制。

　　因此，所謂一黨制，其實就是指一黨專制。在一黨制下，並不是沒有別的黨，而是不准有別的黨；並不是沒有別的黨向執政黨的地位挑戰，而是不准有別的黨向執政黨挑戰。“沒有”是一回事，“不准有”則是另一回事。一黨制下的一黨長期執政，實際上是執政黨用暴力禁止其他政黨出現，禁止其他政黨平等競爭權力的結果。常聽到這樣一種為共產黨專制做辯護的論調——“畢竟，中國共產黨是目前中國大陸唯一的一支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當然了，既然它拚命地扼殺“唯二”、“唯三”。

　　(2) 有一黨民主嗎?

　　一黨制下可否實行民主? 有學者認為是可能的，例如麥克佛森(C.B. MaCpherson) 認為，如果該黨能在吸收黨員上較具開放性，黨員在黨內確實享有某種政治權利，黨內確有民主，包括黨內允許存在不同的派別，那麼，一黨制在原則上也確有可能實行民主。但也有很多學者不贊成此一觀點。薩托利(G. Sartori) 指出，政黨內部的派別鬥爭從原則上不同於不同政黨之間的相互競爭，因為前者至多不過是爭取黨員的支持，只有後者才是爭取民眾的支持。另外，黨內的派別鬥爭往往只是爭奪權力，與民主政治並沒有必然聯繫。

　　我不相信有所謂一黨民主。不錯，在古代民主的希臘，在近代民主的初期，民主都是少數人的民主，一部份人的民主；但是，不完全的民主畢竟也是民主，它從根本上不同於完全不民主。因此，針對那種以所謂中國國情為理由，認為中國的經濟落後、文盲眾多，所以不能實行民主的論調，人們可以反詰道，既然在經濟改革上，可以“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那麼在政治改革上，為什麼不能讓“一部份人先民主起來”呢? 據悉，中共內部一直有人積極鼓吹黨內民主，鼓吹一黨民主，甚至某些所謂極左派人士，大概是痛感自己被擠到邊緣，也在鼓吹黨內民主。這種對民主的積極態度無疑是值得支持，值得鼓勵的。

　　不過，我也要指出，黨內民主在事實上很難成立，因為黨員資格不是一種客觀的界定。過去西方國家實行不完全的民主，對參政權的限制是以諸如財產狀況、文化程度、以及種族或性別一類客觀條件為標準。這樣的限定才有意義。黨員資格則不然，只要你志願加入，黨組織又同意接受，你就可以成為黨員。如果執政黨宣佈只有黨員才有參政權，那麼，所有想參政的人就可能都會要求入黨；既然在這時黨內派別已經合法存在，那麼，黨內各派都可能為了壯大自己一派的實力而拚命將黨外人士拉入黨內，黨內民主很可能馬上就變得和全民民主沒什麼兩樣。如果黨試圖控制內部的派別鬥爭，限制黨的開放性，以黨紀或意識形態的理由開除或剝奪黨內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士，那勢必就連黨內民主都談不上了。再說，一個黨要能在內部包容不同的派別而不致於分裂，要求黨的意識形態具有相當的包容性，但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包容性本來就很低，更何況它已經被大多數黨員所拋棄。

　　事實上，一黨制不但意味著執政黨用暴力禁止不同政黨的出現並與之和平競爭，而且還意味著執政黨最高領導用暴力禁止黨內不同派別的出現並與之競爭黨的權力。共產黨用專制的辦法治國，首先是它用專制的辦法治黨。所謂共產黨一黨專制，決不是說整個共產黨在對全國實行專制，而是說黨內最高領袖在對全國實行專制，包括對全黨實行專制。因此，取消一黨專制，實際上就是要取消執政黨最高當局的絕對權力，這不但對黨外人民有利，也對絕大部分黨員有利。

　　(3) 關於兩黨制和多黨制

　　如前所說，一黨制即一黨專制。反過來，自由民主制必然會是兩黨制或多黨制。

　　所謂兩黨制，並不是指一個國家之內只有兩個政黨，而是只有兩個政黨勢均力敵，輪流執政，如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在美國也有第三黨，第四黨以及其他政黨，但它們一般不具有和兩大黨分庭抗禮的實力，基本上沒有執政的機會。多黨制是指一國內政黨在三個以上，而沒有一個政黨具有絕對優勢，法國即為一例。

　　美國學者雷(D.W.Rae) 提出過一個簡明的分類標準。他把在國會中兩個最大政黨所佔席次的總和占90% 以上，且無任何一黨的席次超過70% 以上者，稱為兩黨制；如果有一黨的席次超過70%以上，叫一黨獨大制；如果無一黨席次超過70% 以上，兩大黨席次總和也未超過90% 以上，叫多黨制。

　　需要說明的是，其實，並沒有一種特殊的制度叫兩黨制或叫多黨制( 或一黨獨大制)。政黨的出現乃是民主制下自由結社的產物，其間並沒有數量的規定或限制( 在只有兩千多萬人的台灣，登記註冊的政黨就多達七十幾個)。在相關制度都不變的情況下，選舉的結果完全有可能發生變化。譬如在民主化後的台灣，國民黨有好幾次贏得70% 以上的席次，因此依照雷的標準，你應該把台灣叫做一黨獨大制；但在另外幾次選舉中，國民黨的席次低於70%，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席次總和超過90%，這又成了兩黨制；新黨一度異軍突起，再加上其他力量，也出現過把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席次總和壓倒90% 以下的局面，那豈不是說又變成多黨制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一個實行民主的國家裡，究竟是容易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還是兩黨爭雄的局面，抑或還是多黨角逐的局面，也不是純粹偶然的。它和兩個因素的關係很大，一是該社會的歧異程度，一是選舉制度。如果一個社會內部有比較嚴重的種族、語言、宗教、文化、地域或意識形態等衝突，那麼，很可能會出現多個其實力不相上下的政黨，這就會呈現多黨角逐的局面，也就是平常人們說的多黨制。如果該社會內部的歧異性不顯著，那麼比較可能成為兩黨相爭的局面，也就是所謂的兩黨制。但這又和選舉制度有關，如果採用比例代表選舉制，仍有可能成為多黨制。

　　(4) 選舉制度對政黨多寡的影響，杜維熱法則

　　我們知道，選舉制度主要有兩種，一曰單一選區制，一曰比例代表制。另外還有一些選舉制度介乎二者之間，如半比例代表制( 包括限制連記投票制) 和混合制。限於篇幅，我這裡只講前兩種選舉制。

　　按照單一選區制，每一選區只選出一個人。在這種制度下，小黨的候選人當選機會極小，原本支持小黨候選人的選民為了不使自己的一票白白浪費，通常會把票轉而投給其政綱政見比較接近的某一大黨的候選人，於是就容易形成兩黨對峙的局面。按照比例代表制，各政黨根據得票多少的比例分配席次，小黨也有分得少數席次的機會，故而容易形成多黨的局面。上述選舉制度與政黨關係的規律，一般人稱之為“杜維熱法則”(Duverger's Law，按: 杜維熱是一位法國政治學家)。

　　需要補充的是，如上所述，在單一選區制下，容易形成兩黨對峙的局面，如果各選區的歧異不大，那麼，各選區的兩黨將大致上是同樣的兩黨，於是全國就成了兩黨制。比如說，假如在絕大部分選區都是甲黨和乙黨爭雄，那麼整個國家就將是甲黨和乙黨爭雄的兩黨制。但假如各選區的情況差別很大，在一些地區的兩黨不等於就是另一些地區的兩黨，比如說，在有些地區是甲黨和乙黨爭鋒，而在另一些地區是甲黨和丙黨、或乙黨和丙黨、或丙黨和丁黨爭鋒，因而從全國範圍來看，並沒有哪兩個黨特別佔優勢，則全國仍可能呈現為多黨制的狀態。不過，這後一種情況並不常見。以美國為例，美國內部的歧異性不可謂不大，照說很容易成為多黨制，但美國正是典型的兩黨制。我們知道，美國實行單一選區制，可見，選舉制度會對政黨多寡產生很大的影響。

　　當然，美國之所以成為兩黨制而沒有成為多黨制，還有其他的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早先，在美國，有權參與政治的主要是來自歐洲的白人，而且主要是新教徒，內部歧異性並不大，更加上單一選區制之助，故而形成兩黨制。後來隨著美國社會的多樣性發展和民主的擴大，其內部歧異性顯著增加，但由於先前的兩黨格局已經形成，而美國的政黨又一向講實用不拘泥，善於吸納新生力量，大部分新生力量也樂得採用直接進入原有的兩黨格局的辦法實現自己的要求，所以美國的兩黨制就這樣成功地一直維持到現在。

　　常有人抱怨，說中國人不善團結合作，搞政治總是山頭林立，各自為政。其實，“寧為雞首不為牛後”乃人之常情，非獨中國人為然。杜維熱法則告訴我們，在小黨也有勝算的情況下，一般人都寧可堅持小黨，彼此之間不肯輕易妥協合併成大黨；只有在小黨不可能獲勝的情況下，理念接近的小黨才願意合併成大黨。這就是說，理念接近的小團體是否願意整合成大團體，那和所謂民族性或文化傳統的關係較小，倒是和政治態勢及政治體制的關係更大。

　　單一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各有利弊。未來民主中國適宜於採取何種選舉制度，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必須認真研討。本文暫不論及。

三、民主轉型期的政黨

　　(1) 政黨之名與政黨之實

　　共產國家民主轉型期的政黨問題，在歷史上是一個新問題。

　　在前面引述的蘭尼和肯德爾的政黨定義中，有“利用提名和競選的方式”一條。按照這個定義的政黨，實際上是指民主制下的民主政黨；不包括以暴力方式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革命黨與專制黨，甚至也不包括在非民主制下的以民主政黨自居的組織。譬如在依然堅持一黨專制，不存在和平的開放競選的中國大陸，雖然有民主志士組成了反對黨，但無法“利用提名和競選的方式”爭取權力，因而無法發揮政黨的功能，扮演政黨的角色，所以還談不上名副其實。它們在現階段所能起到的作用，實際上和其他名稱的民運團體相差無幾。

　　儘管在不存在開放競選的階段，反對黨還不能發揮反對黨的功能，但仍然一直有人積極組黨。他們認為，組黨意味著向“黨禁”發起直接衝擊，它明確地表達了要和共產黨用民主的方法競爭政權的決心和意圖，所以還是和其他爭取民主的活動方式不一樣，和一般的民運團體不一樣。他們聲稱，過去沒有人堂堂正正打出反對黨的旗號，人民除了共產黨別無選擇，所以只好接受共產黨。如今有人公開打出反對黨的旗號，為人民提供了在共產黨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對象。這就能把民主運動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也有很多人出於策略的考慮不主張現階段組黨。他們強調，在共產專制下，人民並不是沒有選擇的對象，而是沒有選擇的權利；不是沒的選，而是不准選。黨內也是如此，黨代會上又選出江澤民、李鵬，那當然不是由於黨代表們都認為除了江、李，再無更好的選擇對像——他們起碼都知道還有趙紫陽，可見，問題不在於給人們提供選擇的對象，而在於和人民一道爭得選擇的權利。因此，民運的當務之急，應是爭取基本權利。另外，以爭取基本權利為號召，當局更難壓制，群眾更敢參與，鬥爭更容易贏得突破，贏得勝利；一旦基本權利到了手，民主化便水到渠成了。

　　在前蘇東各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上述策略得到了出色的驗證。眾所周知，在最早取得突破的那些共產國家，反對運動都是以爭取基本權利為號召，並採取了諸如論壇、工會一類非政黨形式。如果波蘭的反對運動當初不是採取團結工會的形式，而是直接採取政黨的形式，它還能匯成千軍萬馬之勢，迫使波共當局承認其合法存在嗎? 正像瓦文薩所說的，那就是“用另一種形式達到同樣的效果”，“譬如說，出現一個強大的養鳥組織，實力雄厚，效率高，能夠把人們動員起來，舉行罷市，但名義上它不像政治性的。”“舉個例說，這個養鳥組織告訴人們，上次的選舉辦得不對——因為鳥兒們沒有參加投票。……養鳥人通過輿論推動了新的選舉，作用是一樣的。”當西方記者問：“你們不願意用更正式、更明顯的政治方式達到這個目的嗎？”瓦房文薩答：“不。不願意，既然可以用錘子敲，為什麼非要用頭去撞呢？”瓦文薩深知黨國機器的弱點所在，他強調問題不在於叫什麼名字，關鍵在於怎樣做才能贏得廣泛的參與，造成強大的實力，從而才能發揮作用。

　　過去，我們提出過一個口號，“政治活動非組織化，組織活動非政治化”。這個口號表達了同樣的策略思想。政治活動首先要採取非組織化的形式才有稍多的活動空間，組織活動首先要採取非政治化的形式才有起碼的存在餘地。到時候，從非組織向組織轉化，從非政治向政治轉化，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團結工會並不以政黨自居，而到它衝開專制大閘，開放自由選舉，它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政黨，並在選舉中大獲全勝。這就是說，一個組織是不是政黨，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它能發揮的作用。姓“黨”不一定就是黨，是黨不一定非姓“黨”。

　　(2) 轉型期政黨的若干特性

　　在西方國家裡，政黨一經形成，通常就有很強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因為在那裡，政黨的形成是自然的。人們之所以分成不同的政黨，是因為他們認同不同的政治綱領，或者是因為他們在某一重大問題上堅持不同的主張；而在這種不同的認同或不同的主張的背後，常常深刻地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哲學甚至不同的政治氣質政治傾向。同一個黨的人，不僅對過去的問題和當下的問題持有相同或相似的觀點，而且對日後出現的新問題常常也自然而然地持有相同或相似的觀點，所以他們之間的同志關係來得比較穩固，所以那裡的政黨內部不容易出現大的分化改組，同時，各個政黨在選民中的地位以及在政治上的份量也很少急劇起伏。

　　共產國家在民主轉型期間產生的政黨卻不然。在這裡，政黨內部很不穩定，各政黨的地位也很不穩定，不斷發生重大的分化或改組。像波蘭的團結工會，有著團結戰鬥的光榮歷史和久經考驗的傑出領袖，本來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還能保持作為一個整體，一旦民主化實現，反而迅速分化分裂。

　　在《後共產主義社會的制度設計——在大海上重新造船》(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 一書中，作者指出:“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是過渡性現象和臨時性現象。它們是過渡性的，因為它們是靠著轉型過程本身應運而生，而不是由它們引起轉型。它們主要是衰敗政權的副產物，它們並不是產生於舊的共產社會內部，並不具有一致的綱領、確定的意識形態、清晰的改革計劃或紮實的組織基礎。它們是臨時性的，因為它們在政治格局中的最初的地位是為了應對轉型的需要，所以當新的格局出現後，它們就不可避免的面臨解體或重組的命運。”

　　這層道理不難理解。以反對派為例，比如團結工會，團結工會是把大傘，在這把大傘之下，聚集了政治利益、政治觀點和政治傾向很不相同的各色人等。他們當初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僅僅因為他們都反對共產黨專制。好比一群形形色色的囚徒，他們唯一共同的願望就是都想衝出監獄，故而形成鬆散聯合的團體或運動，一旦衝出監獄，囚徒們便不可避免地各奔東西了。在轉型的最初一段時間裡，團結工會、公民論壇一類組織成功地扮演了政黨的角色，但政局的發展很快地就證明了它們其實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因為它們的成員並沒有統一的政見，它們的成員都對共產黨持不同政見，但他們彼此之間的政見卻並不相同。以前，他們沒有必要去檢查彼此之間的不同，甚至不清楚、也不注意彼此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同。一旦專制垮臺，原先把大家聯繫在一起的共識便不復存在；面對著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之間的分歧顯露了。於是，在新的形勢下，他們不可避免地分化、改組。

　　反對派要分化，原執政黨也要分化。如果說早先的共產黨人是基於共同的政治理念，那麼，這種共同理念早已破滅；黨員的觀點早就變得五花八門，只是在黨紀的硬性約束下其分歧隱而不顯。一旦實行政治開放，面對著各種政治問題，黨內的分歧必將公開化。有些人會留在黨內，試圖用自己的主張改造原先的黨——畢竟，原先的黨總還擁有一筆可觀的資源可以繼承利用；但也有些人會脫離老黨另組新黨——因為老黨有可觀的遺產也有龐大的負債，另外有些人則會和前反對派中的這一派或那一派結合。

　　從俄國東歐各國的情況來看，轉型期間的政黨還有一些特點。比如說，它們的組織化程度常常比較弱，個人化程度往往比較強。

　　這兩個特點一般在原反對派身上要比在前共產黨身上更明顯。前共產黨在外部衝擊和內部造反的雙重作用下，掙脫了專制束縛，但由於歷史慣性，其內部的組織性常常還是比新成立的政黨強一些。至於前反對派方面，許多人出於對專制政黨的深惡痛絕，因而對嚴密的組織形式相當反感，每每傾向於鬆散的運動式的、論壇式的或網絡式的一類結構。像哈維爾、米奇尼克等人更主張能讓選民從獨立的候選人中間進行選擇，而不是從政黨提出的候選人中間進行選擇。另外，在轉型期間，出現了很多政治明星和新星，借助於大眾傳媒，他們在選民中享有很大的影響；相形之下，這些黨組織的作用倒不大重要。

　　最後再講一講轉型期的政治光譜。在轉型期，各種色彩的政黨都紛紛出場亮相，政治舞台上可謂五光十色。問題是，主要政黨之間的關係如何? 我們知道，在冷戰之後的西方，主要政黨間的對立在減弱。按照法國學者福亥(Fransois Furet) 的觀點，傳統的左派與右派的對立，由於失去了原有的參照物( 譬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在很大程度上都放棄了國有化的主張)，雙方的界限變得模糊。在俄國和東歐，前共產黨基本上都放棄了共產的主張；各主要政黨在堅持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方面看上去沒有太多的對立，但在具體政策和輕重緩急等問題上仍有重大的區別。有時還會出現某些極端的黨派，利用部份民眾的急躁或挫折情緒，提出某些蠱惑人心、危言聳聽的主張( 最常見的是提出極端民族主義的主張)，一時間還頗有聲勢，導致政治的兩極化傾向，引發社會緊張甚至流血衝突。前南斯拉夫即為一例。

　　以上，提到轉型期政黨政治的一些特點。令人欣慰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消極現象逐漸得以克服。考慮到從共產極權到自由民主這種轉型的巨大艱難，尤其是考慮到共產專制遺留下的巨大負債，我們必須說這一轉型還是進行得比較成功的。

　　(3) 共產政體和威權政體的又一區別

　　講到在轉型期間政黨的分化改組，台灣的情況頗值得注意。在台灣，國民黨依然執政，民進黨依然是最大的反對黨，或者說，唯一的對執政黨構成威脅的反對黨。從民進黨衝破黨禁，宣佈成立之日至今十餘年間，這種格局基本未變。

　　當然，在台灣，政黨的分化改組還是有的。在國民黨內部，主流派先後把一些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排出黨外，更有一批非主流派拉出人馬另外成立新黨。在民進黨內部，有些創黨元老因政見不和而退出或淡出，有人嫌民進黨太偏台獨，另組中華社民黨，有人又嫌民進黨不夠台獨，另組建國黨，等等。不過和前共產國家的情況相比，台灣政黨的分化改組要小得多。

　　照我看來，這正好表明共產政體和威權政體的差別。儲安平曾經說過，對國民黨，自由是個多少的問題；對共產黨，自由是個有無的問題。在民主問題上也是如此。共產政體下毫無民主，威權政體下有少量的民主。台灣在正式宣佈解除黨禁報禁之前就有自由競選，有民間刊物，這就為反對人士傳播理念、協調行動、聯繫選民以及磨煉實際參政問政的能力和經驗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或舞台，從而不僅為日後的組黨準備了更紮實的條件，而且也使得組建的政黨比較穩定。我們知道，政黨本來就是在選舉和實際問政施政的過程中形成的。換言之，只有通過選舉和實際參政問政的試煉磨合，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比較穩定的政黨，以及比較穩定的政黨格局。

　　這裡尤其要講一講選舉的意義。如果我們把民主等同於競選，那麼，有競選就是有民主，有多大程度的競選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所謂競選的程度問題，有兩個相關指標。一個指標是誰能參加選舉?是所有成年公民，一人一票? 抑或有某種資格限制( 如財產、教育、種族、性別)，只是成年公民中的一部份人? 另一個指標是能選舉什麼? 是所有該選的公職都用選舉產生，還是只開放其中一部份自由競爭?

　　共產黨專制在名義上肯定普選權，實行一人一票，但共產黨的選舉根本排除競爭，從而使選舉根本不成其為選舉，因此共產黨專制的選舉程度等於零，民主程度等於零。至於中共用作“民主櫥窗”的村鎮選舉，由於村鎮並非政權單位，所以村鎮選舉並不具有民主的意義。

　　在西方國家早期，該選的公職都經選舉產生，但不是一人一票，只有一部份人才有選舉權，因此西方國家是民主的，不過是不完全的民主。在過去，台灣實行一人一票，但公職席位只有一部份對外開放競選，譬如立法院，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只有一小部份席位對外開放競選。這意味著，即使反對人士在自由競選中贏得全部席位，立法院的多數席位、從而也就是立法院的主導權仍舊保留在國民黨手裡。這種選舉當然極不公平，但畢竟勝過不選舉無選舉。重要的是，在對外開放的那部份席位上，選舉基本上是真實的。起碼是在選舉期間，反對人士可以名正言順地以獨立於執政黨之外的身份，與執政黨競爭，選上後也能發揮一定的制衡作用。所以台灣也可以算得上有民主，只不過也是不完全的民主。如果你要問上面兩種不完全的民主哪一種要更民主? 應該說前一種要更民主。

四、小結

　　中國的民主轉型尚未開始，政黨政治也還沒有開始。未來它將如何開始，眼下還不能斷定。現在可以斷定的一點是，中國終將走上民主政治之路，走上政黨政治之路。作為後來者，我們理應認真參照他人的經驗，認真學習和掌握政黨政治的理論和觀念，否則我們就只能使自己的思想和實際運作總是停留在較低的層次，從而延誤中國的民主進程。◆

　　1999年10月

5 “經濟自由主義”是怎樣背叛自由的？

胡 平 (2004年10月)

　　 不久前，香港學者郎咸平發表講話，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提出強烈批評。他指出，國企改革導致了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對于郎咸平的批評，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度沈默不語，而后有幾個人反唇相譏，力圖為現行的國企改革路線辯護。從網上的反應看，90％以上的人是堅決支援郎咸平對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批評的。盡管他們未必贊同郎咸平的正面主張。這實際上表明，在中國，權貴私有化已經泛濫成災，天怒人怨。

　　 稍有常識者都不難理解，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應該在有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前提下進行。那么，為當局出謀劃策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是怎么看待這種主張的呢？

　　 有的主流經濟學家也承認，如果能在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條件下實行私有化，當然更好；只不過這種方案太不現實。

　　 這真是十足的幕僚心態——因為他們評估一種方案有無現實性的主要考慮就是：這種方案投合領導者的心意嗎？領導者愿意接受這種方案嗎？

圖窮匕首見——“次優選擇”的路徑依賴

　　按照這些幕僚經濟學家的觀點，在有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條件下實行私有化固然很好，但是不具現實可能性，而我們又不能放棄對國企的改革，現在這種改法既然有效地推進了私有化進程，雖然也造成一些不公正的流弊，但畢竟不失為一種次優選擇。

　　 “次優選擇”？聽上去不錯。但接下來又如何呢？在沒有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條件下推行私有化，權勢者們勢必會借機大發改革財，把國有財產揣進自己的腰包里。有幕僚說，國有財產本來就是無主的財產，落到誰的腰包里無所謂，只要能提高經濟效益就好。此論似是而非。不錯，我們原先也說過，所謂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實際上等于是無主所有制。但我們說國有財產是無主的財產，意思是說沒人操心沒人管，以至于任其荒廢。但是，國有財產是屬于全民的財產這一點并無疑問。全民所有制的財產當然是全民的財產。因此落到誰的手里，變成誰的私產決不是無所謂的事，而是至關緊要。此其一。

　　 第二，權勢者化公為私，把全民的財產變成自己的財產，這就是對全民的剝奪。說來也有趣，當這種剝奪剛剛開始的時候，一般民眾并沒有太強烈的反應，大多數人并沒有馬上意識到自己的財產遭到剝奪。這中間的道理也很簡單。小偷或強盜從人們的口袋里拿錢，從人們的家里拿錢，人們很容易感覺到，很容易知道這是偷竊，是搶劫。可是小偷們強盜們要是從國庫里拿錢，一般人就未必能馬上意識到這也是偷自己的錢搶自己的錢，因為國庫里的錢本來就不在我們自己手里，一般人忘記了國庫里的錢原本是有他的一份的。國庫里的錢來自人民交的稅，但是在以前，中國人領工資買東西都是不交稅的，曾經一度我們還以為不交稅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后來才明白共產黨不收我們的稅是因為它早就扣下了，大大地扣下了。記得在國企改革之初，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現象就已經露出水面，可是有些自以為聰明的人還在那里拍手叫好。他們說：看哪，共產黨在挖社會主義墻腳啦！等共產黨自己把社會主義挖倒了，中國的和平演變就大功告成了。這些人居然沒意識到，在共產黨挖走的所謂社會主義墻腳里面，就包含著他自己的一份血汗錢！過了幾年，圖窮匕首見，謎底終于揭穿。如今，就連最愚鈍的老百姓也明白了，共產黨搞的國企改革，就是剝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大批大批的失業下崗，一下子就成了新窮人，成了可憐的、需要政府發慈悲的“弱勢群體”。于是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

　　 第三，權勢者化公為私，被剝奪的民眾不能不起來抗爭。這在權勢者看來自然是“犯上作亂”，所以政府就出手鎮壓。那些幕僚經濟學家們呢？他們發現自己已經騎虎難下，為了維護“改革成果”，他們也只好默許乃至支持政府鎮壓。這就叫路徑依賴，你說了一就得說二。強盜只是想搶東西并不是想殺人。強盜只是害怕別人告發才殺死被搶者和目擊者。人世間一切大的過錯，幾乎都是為了掩飾先前的一件過錯，一件較小的過錯而犯下的。幕僚經濟學家把權貴私有化路線稱為“次優選擇”，可是這個所謂“次優選擇”，不但導致了巨大的社會不公正，而為了保護這種不公正，為了防止被剝奪者追究剝奪者，它不得不進一步強化對民眾正義抗爭的暴力鎮壓。這就是次優選擇所必然帶來的更大的罪惡。這哪里是“次優”？分明是“極劣”。權貴私有化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必定是極殘酷極血腥的。你支持一個人去偷去搶，你就不能不支持他去殺人，去殺那些被他偷被他搶不肯服氣的人以及那些有正義感挺身而出的人。所謂“借用威權統治推行私有化改革”，那還用說嗎？你要搶人家的東西，手里不拿支槍怎么行呢？

　　 不錯，也有一些幕僚經濟學家對權貴私有化的現狀感到不安，他們也試圖呼吁當局實行法治，著手政治改革。可是，你們既然支持了、起碼是認可了或默許了權貴私有化路線，你們的呼吁就沒有什么意義了。按你們的說法，這不是更“不現實”、太“不現實”了嗎？如果在改革之初，你們就和我們一道向當局施加壓力，迫使當局實行分權制衡，保障基本人權，那還不過是要求當權者放棄他們不應有的政治特權，大不了無非是和反對派和平地、平等地競爭權力，因此，要當權者們接受我們的要求還并不特別困難。可是等到現在，權貴私有化已經泛濫成災積重難返，再要他們這樣做，那就不僅僅是要求他們放棄政治上的特權，而且還是使他們面臨經濟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們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經濟犯罪的法庭，這難道不是更困難得多嗎？中國的改革早就走上一條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經是越來越艱難。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以后我們勢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只會更大更大。

“經濟自由主義”背叛自由

　　回到文章的題目上來，我給經濟自由主義打上引號，因為主導中國國企改革的并不是什么經濟自由主義，它也不是任何一種經濟學的什么主義。它不過是巧取豪奪，明搶暗偷罷了。和許多人早先的好心期待相反，在今日中國，現行的經濟改革路線非但不是在為政治民主化奠定基礎，而是成為維護專制統治的最大基礎和阻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本來，亞當. 斯密開創的經濟自由主義是有其堅固的道德基礎的，它的基本信條是：唯自由最經濟。可是到了現今中國的所謂“經濟自由主義”手里，經濟成了壓制自由的理由，自由成了經濟的犧牲品。這是對自由的背叛，也是對真正的經濟自由主義的背叛。

　　 也許有人會說，今天中國人的自由度還是比以前大多了嘛，在經濟活動上已經很自由了嘛。不對。因為自由之中最基本的自由乃是表達的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見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在表達自由仍然受到嚴厲壓制的情況下，經濟活動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不可能是有保障的。在今日中國，有許許多多的人，僅僅因為堅持自己的政見或信仰，就被剝奪了從事正常工作的權利，其個人財產也常常被政府無理侵奪。中共當局分明還在繼續實行“不服從者不得食”的原則，這怎么談得上經濟自由呢？至于一般平民大眾，哪怕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經濟利益，由于缺少表達自由，故而在權勢者侵犯自身經濟利益時無法有效自衛，稍作抗爭便可能招致殘酷的打擊報復，被打被關，直至逼死人命。此類事例，比比皆是，舉不勝舉，都是對“經濟自由”的有力否證。◆

　　2004年10月

6 把改革拉回正道
——談中國的經濟腐敗與民主改革

胡 平 (2006年3月)

史無前例的中國腐敗

　　中國官場之貪污腐敗，早已舉世皆知。但是一般人還是嚴重地低估了它的惡劣程度與惡劣性質。許多人，甚至包括許多揭露批判腐敗現象的學者，總是習慣於把今天中國的腐敗現象和歷史上的或其他社會的腐敗等量齊觀，做不恰當的類比，忽視了兩者之間的原則區別，反而在某種意義上，掩蓋了或淡化了現今中國腐敗的極端惡劣性質。譬如，常有人把現今中國比作“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把特權者化公為私的行為比作“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把特權者瓜分國有土地比作當年英國的“圈地運動”；或者是把今日的中國和拉美相提並論，如此等等。必須看到，今日中國的腐敗有它的獨一無二的特點。首先，它是發生在從共產向私產的轉型過程之中，這就和其他時代、其他國家發生的情況根本不同。

　　我們知道，官員貪污，主要是利用職權之便侵佔那些掛在國家名下的資產以及從那些政府直接干預的經濟活動中搾取利益，因此，國有資產越多，政府直接干預的經濟活動越廣泛，官員貪污的機會也就越多。中共搞了三十年的共產，控制了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積累了空前龐大的國有資產，這是那些沒有搞過共產的國家望塵莫及的，所以中共一旦貪污腐敗起來，勢必也是前無古人。其他社會（包括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拉美，或菲律賓、印尼等）基本上是私有制，在傳統社會，即便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實際上政府直接控制的資產和直接干預的經濟活動都還是有限的，就算官員們拚命貪污，也只能在一個有限的範圍之內，其所得仍屬有限。共產黨卻不同，共產黨一度把全國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把幾乎一切資產都集中到了政府手中，把幾乎一切經濟活動都掌控在權力之下，這要貪污起來那還得了!

　　其次，在中國，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權力沒有制衡。有人說，有民主有制衡未必就沒有腐敗，如菲律賓；沒有民主沒有制衡未必就一定腐敗，如五十年代的中共，起碼在經濟上還稱不上腐敗。這話不是毫無道理，因為產生腐敗的直接因素和民主與否無關，而在於其他的社會條件。但問題是，當社會提供了產生腐敗的若干條件而又缺少民主缺少制衡，其腐敗勢必更加惡劣。

　　再有，如今的共產黨，不但缺少民主與法治的硬約束，而且也缺少意識形態的軟約束。早先的共產黨多少還有些理想主義，故而其成員多少還有幾分道德自律，相互之間也多少還有些監督。如今的共產黨早已蛻變成一個赤裸裸的利益集團，十官九貪，無官不貪，上下串通，官官相護。太石村事件說明，連查一個小小的村官的帳目都如此艱難，可見腐敗之癌已經擴散到何種地步。

　　在這裡，六四又是一個關節點。六四之前，民意高漲，政府官員的腐敗尚在初期且多有忌憚；六四之後，民意受到嚴厲打壓，官員腐敗遂有恃無恐，變本加厲，一發而不可收拾。再加上蘇東劇變的警示，權勢者對未來沒有信心，於是更加緊眼下化公為私的步伐，這就促成了腐敗的惡性發展。

　　還須一提的是，中共的某些措施，本來是有積極意義的，殊不料卻對腐敗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廢除終身制，於是產生了所謂 59 歲現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飽官方去，餓官又來，臨退休前狠狠撈一把。過去，貪污腐敗的官員還發愁有錢沒處花，錢多沒處藏。如今中共實行對外開放，這就為資金外流，攜款外逃大開方便之門。

　　如前所說，今日中共之腐敗之所以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是因為它發生在化公產為私產的改革背景之下。那麼，原先的這個“公產”又是誰搞起來的呢？不是別人，恰恰就是中共自己，是共產黨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用血腥的暴力消滅有產者的私產造成的。倘若要回到私產制，就該物歸原主才是。或者，掌權者鞠躬請罪，在民主機制的監督下對公產公平分配。正像我多次指出的那樣，中共先是用專制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制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全做了。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的五十年間。用秦暉的話就是：“同樣依托專制強權，先以‘左’的名義搶劫，再以‘右’的名義分贓。以‘社會主義’為名化平民之私為‘公’，以‘市場經濟’為名化‘公’為權貴之私。‘國有部門’在‘左右循環’中成為‘原始積累之泵’：以不受制約的權力為強大的馬達，一頭把老百姓的私產泵進國庫，一頭又把國庫的東西泵進權貴的私囊。……橫豎都是他佔便宜而別人付‘代價’。”這種性質的腐敗，在古今中外都是沒有先例的，是極其惡劣的。

“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在歷史上，確實有過不少專制國家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獲得成功，但是從未有過一個高度腐敗的政權自動改革，還政於民的先例。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國家僅僅是專制的、獨裁的，那麼其中的大部分官員都是在依照這個政權所頒布的法律和政策進行工作並得到相應的待遇。一旦最高統治者要進行改革，改變原來的法律和政策，一般官員用不著擔心自己會受到處罰，他們只要照新法律新政策辦事就行了。他們可以把過去做的錯事壞事推給先前的最高領導者，推給原來的法律和政策，推給舊體制，他們自己則可以免予被追究。因此他們不必擔心改革會給自己帶來什麼災難，頂多是使自己的利益受一些損失罷了，所以他們也不會拚命反對改革，不會拚命維護舊體制。畢竟，他們與舊制度還沒有到生死與共的程度；與新制度也沒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但是一個徹底腐敗的政權就不是這樣了。因為腐敗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法律被貪官的意志所架空。徹底腐敗，意味著大部分官員都處在所謂無法無天的非法狀態違法狀態。即便按照現行的法律和政策，他們也是罪犯。雖然說現行體制為官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但畢竟，腐敗不腐敗是個人的選擇。你不能，起碼是很難把自己的腐敗罪過全都推給上級領導者，推給原來的法律和政策，推給舊體制。你終究無法免於罪責。可以想像，一旦實行民主改革，還政於民，不要說再有什麼新的，更公正廉明的法律，即便按過去的法律，大部分中共官員也很難避免因腐敗問題而被清算。因此，他們就會對民主改革充滿恐懼，充滿敵意。他們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抱成一團，共同抵制民主改革。早在那本影射陳希同案件的小說《天怒》裡，作者就通過書中一位貪官之口指明，中共現政權正是讓大小官員們享有貪污腐敗的大好機會，從而贏得他們對政權的支持維護，這就叫“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在六四之後十幾年的今天，經濟改革非但不再是促進政治改革的動力，而且還變成政治改革的阻力。

溫鐵軍道破天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去年在福建寧德有一次講話，對腐敗與民主改革之間的關係作了相當坦率的表達。

　　我必須說，溫鐵軍這篇講話很精彩，好就好在坦率。畢竟，溫鐵軍是學者，學者就要講道理，以理服人。哪怕他是在為不講道理的專制政權辯護，他也必須講出為什麼要為不講道理的專制政權辯護的一番道理。換言之，他必須講出不講道理的道理。

　　溫鐵軍說：

　　“我們去年關門討論了一次，當時提出，執政黨轉型期間要加強執政能力，要格外防範政治風險。什麼政治風險呢？第一，現在要想推進美國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碼的健康力量。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 90% 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問題，大家都滿天飛地走穴講課，拿的錢難道都報稅了嗎？越是大腕學者，越是可能有大額的非稅收入，比較普遍地有偷漏稅問題。其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而既然中產階級主要是官員、企業家、知識分子這三部分。在這種三部分都有問題的條件下，能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嗎？不能，那怎麼辦呢？目前只能加強執政黨的一元化領導。”

　　在這裡，溫鐵軍明白地告訴大家，中國之所以不能推進民主化改革，就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已經大面積的深度腐敗。推行民主改革，等於是要把他們送上經濟犯罪的審判台，所以他們當然不願意。

　　溫鐵軍這段話實際上也是告訴大家，所謂加強執政黨一元化領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護腐敗，維護腐敗分子的非法既得利益。注意，當溫鐵軍說中國缺乏健康力量，無法搞出良性政治，這實際上已經承認腐敗的精英集團不是健康力量而是不健康力量，眼下的政治不是良性政治而是不良政治。溫鐵軍如此坦率，這無疑是值得稱許的。

　　但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腐敗的精英集團是從哪裡來的呢？他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嗎？不是，都不是。他們恰恰是這十幾二十年來改革的產物。在改革之初是沒有如此大面積的深度腐敗的（這裡主要是指經濟腐敗）。這就是說，如果在改革之初，或者在六四之前就推進民主化改革，由於那時還沒有強大的不健康力量，中國會比較容易地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如果在改革之初，大家就共同向當局施加壓力，迫使當局實行分權制衡，保障基本人權，那還不過是要求當權者放棄他們不應有的政治特權，大不了無非是和反對派和平地、平等地競爭權力，因此，要當權者們接受我們的自由民主要求還並不特別困難。可是等到現在，權貴私有化已經氾濫成災積重難返，再要他們實行自由民主，那就不僅僅是要求他們放棄政治上的特權，而且還是使他們面臨經濟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們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經濟犯罪的法庭，這當然就更困難得多了。溫鐵軍不是所謂異議人士或民運人士，但是他對當今中國現實的認識和我們卻相當一致。這真叫英雄所見略同。

拖延民主改革就是犯罪

　　然而溫鐵軍和我們的一致也僅此而已。他的結論和我們正好相反。溫鐵軍最後的結論是加強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這就大錯特錯了。既然先前共產黨就是因為拒絕自由民主，堅持在所謂一元化領導即一黨專政之下進行經濟改革，這才導致了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內就產生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大面積深度腐敗的精英集團，使得今日中國缺乏健康力量而很難走上良性政治，那麼，繼續堅持一黨專政豈不是火上加油，變本加厲，將錯就錯，錯上加錯，一錯到底，一條道走到黑，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

　　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就走上一條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經是越來越艱難。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以後我們勢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只會更大更大。更何況，如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不付出代價。事實上，代價天天都在付。共產專制從不吃素，它必須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維持生存，它必須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淪才能維持生存。因此，任何對民主改革的拖延都是犯罪。不錯，權貴者們恐懼清算，因此千方百計地抗拒民主。但正如劉曉波指出的那樣，權貴者們的恐懼，其效果也有兩面性，它既可能使權貴者頑抗到底，也可能使權貴者順從民意——“只要民間要求社會公正的道義壓力足夠強大，設計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為底線”。這無疑是當前中國最重要的問題。◆

　　2006年3月

7 為什麼成王敗寇？

胡 平 (2006年6月)

　　一旦我們確立了政權合法性概念，並且把民主作為政權合法性的標準，我們就跳出了成王敗寇的陷阱。我們堅持認為：一個政權，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則就是不合法的，無論它看上去有多強大，也無論它在某些領域有多成功。我們不能讓成功成為我們的裁判。

　　 我們不能讓成功成為我們的裁判。我們反對用權力裁判良心而堅持用良心裁判權力，這並非祇是阿Q 式的精神勝利法，因為我們知道，祇要我們堅持用良心裁判權力，那麼我們就總有一天會控制權力，馴服權力，也就是使民主從理念變為現實。

——文章摘录

1、從“一個王朝的背影”談起

　　 在《山居筆記》中“一個王朝的背影”一文裡，作者余秋雨寫道，儘管滿族的康熙皇帝曾經以大興文字獄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和精通漢族文化，因此，就連當時最有牴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這一戲劇性的和解，以與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黃宗羲的軟化作為歷史標記。曾以武裝抗清聞名的黃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禮儀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兒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在講述了這段故事後，余秋雨寫道：“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的那麼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麼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這種解讀未免太輕浮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如果因為滿族皇帝認同了漢文化，因而漢人就失去了抵抗滿族政權的正當理由，那當初千千萬萬為抵抗滿族侵略者而死難的漢人豈不是白白犧牲了他們的生命？那些拒絕屈從、繼續堅持抗爭的志士豈不成了破壞安定團結，唯恐天下不亂的害群之馬？豈不成了不希望國家強大，不喜歡讓老百姓過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敵？

　　 日本人可是從一開始就聲明要尊重漢文化的，連區區小隊長鳩山都能隨口念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詩句（比土八路、軍宣隊的水平高多了），可見別人對漢文化是何等熱愛與精通，更何況日本人從不搞什麼“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直到日本戰敗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針都是以華治華，在東北，台前的是滿洲國，是溥儀；在華北，台前的是汪精衛。日本人並不曾像滿族人那樣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邏輯可以成立，那麼，中國人又有什麼正當理由非抗日不可呢？

　　 撇開上述矛盾不談，不過我們應該承認，余秋雨這段話確實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歷史的人，都不難體會到當年黃宗羲一類知識分子的尷尬：隨著清政權的鞏固，他們發現，他們原先據以反對清政權的價值基礎正在迅速地消失。

　　 我們知道，明末遺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於明室，志在復明。不過這個理由從一開始就不夠充分。滿人說得不錯，大明帝國早就讓“流寇”滅了，滿人不過是從“流寇”手裡奪得中原而已。再說，明末的腐敗盡人皆知，這樣的政權為什麼還非要恢復不可？於是，顧炎武便提出“亡國”與“亡天下”之辯。顧炎武認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換句話，在顧炎武看來，“國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國不亡國和我們一般老百姓沒有多大關係，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則不然，所謂“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們賴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脅，那就和我們每一個人都密切相關了。這就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遺憾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現在被改成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幾乎顛倒了顧炎武的本意）。

　　 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這個理由看上去要比忠於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兩個問題：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內部發生的爭奪權力，改朝換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謀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極地接受其結果，誰贏了就歸誰。這豈不荒唐？二、如果被視為蠻夷的滿清政府不但不消滅黃、顧等人視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還對這種文化、文明表現出更大的尊敬與認同，那等於釜底抽薪，消解了黃、顧等人藉以反抗的價值基礎，試問，黃、顧等人將何以自處？

　　 據說近些年來大陸興起的清宮戲熱，其實頗有借古諷今之意。按照這些人的說法，雖然中共在“六四”開槍殺人，但它並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後還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們知識分子為什麼就不能轉而與中共和解，支持和認同中共呢？

　　 我讀過楊魯軍在香港出的一本書《中共第三代批判》，裡面寫到，鄧小平九二年南巡，使“六四”後的中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原來因擔心改革夭折而產生種種憂慮和失望情緒，甚至想回歸毛澤東時代的人，看到國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發展的軌道，也就從低迷的‘懷舊’情緒中走了出來，放心了。對於平息‘動亂’一直懷有不滿甚至牴觸情緒的人，看到共產黨改革的勇氣不減當年，氣也就平了下來——他們意識到，與其對著幹不如順著來，還是在共產黨的體制內有步驟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較現實。即使心沒有平下來的人，現在也作出了新的選擇，政治抗議不如下海撈錢。新的改革浪潮把人們引向緊張的市場競爭，原來以社會批判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群體分化了，人們的注意力轉移了，分散了，再沒有時間去回味過去了的一切。‘六四’漸漸從人們的記憶中隱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沒有什麼文章可做，這樣，那些走到對立面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就漸漸失去號召力，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

2、成王敗寇是怎樣造成的？

　　讓我們暫且放下現實，先回到歷史。

　　 其實，像黃宗羲、顧炎武們所遭遇到的狀況，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情況就與之十分相似。

　　 當初，那些矢志忠於大宋王朝的漢人，滿懷著無比的道德自信抗擊強大的蒙古軍隊。他們自以為佔有無可爭議的道義制高點。難道不是嗎？他們堅持的是正統反對的是篡奪，堅持的是自衛反對的是侵略，堅持的是文明反對的是野蠻，道理全讓他們佔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這還政治正確的行為了。他們知道，也許他們會失敗，甚至肯定會失敗，但是他們堅信他們在道義上永遠是勝利者，他們必將永遠贏得人們的敬重。

　　 然而，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僅僅過了十幾年二十幾年，一切就都變了。他們輸掉了戰爭，輸掉了政權，到頭來也就輸掉了道德，輸掉了人心。失敗了，徹底地失敗了；但是在起先，他們還被眾人敬仰，可是不久，他們就被眾人冷淡，然後是被憐憫，繼而被嘲諷，最後甚至被譴責。不錯，死節的文天祥仍被視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種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後仍在堅持抗元的志士們就被視為匪寇了。一個非法的強權就轉化為合法的權力了。

　　 南宋遺民鄧牧，懷著無限的悲憤與沉痛，給後人留下這樣一句名言：“成王，敗寇”。這就是中國的歷史，這就是中國的政治。你贏了，你就對了；你輸了，你就錯了。當然，這裡有個時間差，成者不是馬上就被尊為王，敗者也不是馬上就被斥為寇。但通常不超過一代人的時間。

　　 我想，當鄧牧寫下“成王敗寇”這四個字時，他心中一定也充滿困惑。他當然不能接受這句話，但是他發現自己又找不出反對它的堅實理由。隨波逐流最省心，因為隨波逐流本身就意味著放棄思考，放棄對原則的尋求與堅持。抗拒潮流則不然，除非你能為自己找到一種堅實的理由，否則你是不可能繼續抗拒下去的。

　　 顧炎武母親為明朝盡忠自縊，給兒子信中責成兒子“無仕二姓”。這條要求多半祇有一代人的約束力。老子當過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當愛新覺羅家的臣子；兒子沒有當過明朝的官，故而無礙於當清朝的官。這或許就是中國人少有韌性的反抗的原因，因為我們的文化為反抗提供的精神資源祇有一代人的時效。

　　 在中國人的政治詞典裡，“漢奸”是最厲害的貶義詞之一，可是偏偏對這個詞最缺少明確的定義。通常我們可以把“漢奸”定義為投靠異族侵略者的人，但問題是，祇要這個異族侵略者佔據了中原坐穩了江山，異族就成了我族，敵朝就成了本朝，於是漢奸就不再是漢奸而成了英雄，說不定還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敗寇就是這樣造成的：因為除了“成”和“敗”之外，我們就再沒有其他可以區分“王”與“寇”的標準了。

3、確立合法性概念

　　這就逼出了政權合法性概念。所謂政權合法性，就是為了解答“應該由誰來統治”的問題。我們知道，古代中國和其他文明國家一樣，政權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論或君權神授論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國家，伊斯蘭國家，以及日本這樣的神道國家相比，在古代中國，君權神授的觀念是比較淡薄的。從史書記載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到神話小說《西遊記》裡“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之類俗語可見一斑。這就造成了古代中國帝制的兩個相反的特點：一是其脆弱性。由於君權缺少足夠的神聖光環，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產，上至外戚權臣悍將，下到梟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覬覦王位之輩。在中國，從秦始皇稱帝到清宣統退位這兩千一百多年，改朝換代竟然多達二十幾次。這在世界各國歷史中是很少見的。另一個特點是嚴酷。既然天下都是搶來的，搶到手的人唯恐別人有樣學樣，篡黨奪權，所以對臣民格外嚴加防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嚴酷又脆弱的惡性循環，愈嚴酷則愈脆弱，愈脆弱則愈嚴酷。

　　 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所謂天子受命於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帶有濃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釋為人心、民意（所謂“順天應人”）。這就是說，一旦君主被認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麼，如何來判斷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從這裡出發向前推進一步，本來是可以得出主權在民的觀念以及再由此發展出一套確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進。由於缺少和平競選多數票決這種形式或規則，到頭來難免不墮入暴力。不興“數人頭”，遂成“砍人頭”，凡是能打贏能保住的政權就可以自我標榜為得民心，凡是沒打贏或者沒保住的政權就被宣判為失民心。這就又走到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路子上去了。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治道而無政道。這就是說，古人祇提出過“應該如何統治”（施仁政）的問題，卻沒有提出過“應該由誰來統治”的問題。有鑒於此，新儒家極力主張學習和引進西方民主，因為祇有民主才能解決現代人關於政權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和唐君毅等在1958 年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該宣言被稱為“當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的同時，對西方的民主憲政表示高度讚賞。他們承認，缺少民主憲政的思想與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這並不表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對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聲稱，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發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國。順便一提，近來，國內有些學者倡議把儒家學說立為國教，而他們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於儒家的仁政學說不關心為政者的權力是如何獲得的，祇關心為政者如何運用權力；也就是說儒家學說缺少合法性概念，這就能給正在發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當局維護其專制權力提供了一條出路。這種主張在理論上是對新儒家的嚴重倒退，在實踐中則是為專制政權效勞，故不足道。

　　 一旦我們確立了政權合法性概念，並且把民主作為政權合法性的標準，我們就跳出了成王敗寇的陷阱。我們堅持認為：一個政權，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則就是不合法的，無論它看上去有多強大，也無論它在某些領域有多成功。我們不能讓成功成為我們的裁判。我們反對用權力裁判良心而堅持用良心裁判權力，這並非祇是阿Q 式的精神勝利法，因為我們知道，祇要我們堅持用良心裁判權力，那麼我們就總有一天會控制權力，馴服權力，也就是使民主從理念變為現實。◆

　　2006年6月

第五輯 開卷有益

1 被遺忘的真我
——推薦汪建輝長篇小說《中國地圖》

胡 平 (2004年8月)

　　《中國地圖》這部小說是一個深刻的政治寓言。它揭示出極權社會中人們生存的虛假性、欺騙性和荒誕性。

——文章摘录

　　有的小說，單單是構思的奇特就決定了它的成功。例如《阿Q正傳》，《好兵帥克》，《唐吉珂德》。我相信，四川作家汪建輝的長篇小說《中國地圖》也是如此。我剛剛讀完第一頁，就忍不住拍案叫絕。

　　一個年近七十的老頭，在公安局門口猶豫了一陣，終于走進去，坐在公安局接待室昏暗的燈光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而后平靜地說：“我是來自首的，我坦白交待，我是一個特務”。

　　“特務”辦案人員吃了一驚，精神也為之一振，他向四周望了望確定沒有可疑的人，對這個年近70 的老頭說：“說具體一點”。老頭說：“政府，你們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務。我填過表格，宣過誓效忠國民黨，等待著任務，準備著，一生都在做著準備。雖然沒有接到過命令，沒有傳遞出情報，沒有參加過暗殺、爆炸、綁架、破壞，但我確確實實地是一個特務。我的心是一顆特務的心，我的身體是特務的身體，我這一生——50 年來都在準備著為我的事業獻身。開始的潛伏是痛苦的，難熬的，我每天想的都是立功、授獎。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覺得自己潛伏的越深，覺得自己的作用會越大，份量越重。大的特務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候才會跳出來，干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這才是潛伏的價值，十年磨一劍，一劍斷咽喉……我等待著……我時常一個人偷偷地笑著：一個大特務隨時都有可能跳出來在你們的面前出現。可是到了后來——現在，我已經老了，就快要走不動了，有一天有一個念頭忽然出現在我的腦海：我是否是被遺忘了？這世界每天都有東西被遺忘，每一個小時，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會有東西被忘卻，而我的特務身份是否也在這其中的某一個時間里被遺忘了。我很害怕，我就要死了，如果我真的被忘卻了，那么我這一輩子就徹底地白活了，做了那么久的準備，受了那么多的委曲、驚嚇……這一切都成了虛無……白白地……所以，我請求政府把我抓起來吧。我老實交待，我是特務……”

　　這是多么可怕的故事，多么荒誕的故事！一個人用假面具度過了整整的一生。他隱姓埋名，改頭換面，擔驚受怕，忍辱負重，在生活中處處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一個要在未來實施的目的。可是到頭來，那個目的沒有了，這樣，過去所做的一切也就都失去了意義。他的一生不但是白活了，而且是活反了；沒有活出自己，而是活成了別人，而且還是自己拒絕的別人，還是和真實的自己截然相反的人。

　　問題是，當他意識到這一點時已經晚了，他已經老了，“快要死了想要再回頭也來不及了”。事到如今，他“惟一的希望就是讓一個部門證實我是特務”。“只有成為了特務，我這一生才沒有白過，才會有歷史的價值”。可是，公安局不相信他的自首，不相信他是特務，因為他從來沒有做過特務的事情，一無人證，二無物證。過去五十年的潛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后來他想讓別人知道他是特務都沒人信了。公安局的人不相信他是特務，只覺得他是神經病。

　　他沒有辦法，只好去殺人。他想通過一件犯罪行為證明自己。可是公安局只把他當作刑事犯，還是不把他當特務。他苦苦哀求公安局改判特務罪，“我請求政府判我特務罪，這對你們只是在判決書上改幾個字，只是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就算誤判吧。可是這五十年以來，你們制造的冤案你們數得清嗎？有誰能做做好事、數數看看……你們就成全了我這個老人吧，判我是特務吧，這對你們也許只是一次小小的誤判，可是對于我，卻可以決定我的一生是正確的一生、不悔的一生。我這幾天總在想，如果我這一生不是為了特務這個目標，只要隨便抓住那個機會都可以生活的很幸福，比如說我做過人民教師、我還當過干部、我也有過妻子、最后我還可以成為一個破爛王，可這些我都放棄了，我把它們一個一個親手拋掉了。政府，判我是特務吧……判我是特務吧……判我是特務吧……否則我這一生就白白的浪費掉了。是一個虛無、黑洞、白紙……政府，判我是特務吧……判我是特務吧……判我是特務吧……”

　　最后，他被處決，以刑事罪、以殺人罪被處決。他的特務身份至死也沒有得到承認。曾經一度，連他自己都疑惑起來：我真的是特務嗎？我真的填過那張特務表格，參加過特務組織嗎？抑或那只是一個夢，一個幻覺，一個騙局？

　　虧得汪建輝能想出這樣一個故事！太離奇，太荒誕，又太平凡，太真實。在某種意義上，這個特務老頭的悲劇也是當代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悲劇。在中共暴政下，我們都戴著假面具生活，用假面具掩蓋真面目，然而問題是，如果我們的真面目始終不曾公開顯示過，如果我們顯示給別人的永遠只是假面具，我們如何如能證明那個顯示出來的自我不是真實的自我，我們如何能證明我們在假面具之外還有一個真面目？我們的真實的自我由于埋藏得太深太深，以至于被遺忘，等同于消失，等同于不存在；而那個偽裝的自我，虛假的自我，由于它占據了我們整整的一生，到頭來就變成了我們自己，變成了真實的自我。小說中的特務老頭，為了使自己的真實身份得到承認，寧肯拋棄平靜的生活去公安局自首，寧肯讓公安局把自己抓去判刑。可見，人追求生活意義的意愿是何等強烈，人要求被承認的意愿是何等強烈。這部小說最令人悲哀的地方倒不在于主人公最后被處死，而在于他的真實身份到死也沒有得到承認。

　　在生活中，有許多假信徒也像真信徒一樣說話行事，以至于到頭來和真信徒沒有兩樣。在這種情況下，真假之間還有什么區分呢？這種區分還有什么意義呢？你自己認為你是什么人，這一點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表現出來是什么人，重要的是別人認為你是什么人。假如說人的一生首先就是要成為你自己，而我們的悲劇則是我們沒有成為我們自己。對大多數人而言，我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真實的自我。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比不上那個特務老頭。特務老頭始終清楚自己的真實身份。他知道什么是真實的自我；而我們大多數人的悲劇則在于，那個真實的自我在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被扭曲了。我們從來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實的自我，我們一直渾渾噩噩地活著，因此不覺得有什么真我和假我的尖銳沖突和內心分裂，因此，也就不像特務老頭那樣有那么強烈的不被承認的痛苦。讀《中國地圖》是一種強刺激，它使讀者猛然醒悟到自己生活的虛假與荒誕。讀者不能不反省自己的一生是否真實。

　　如果不是在垂暮之年寫了那本《思痛錄》，誰能知道真實的韋君宜？如果不是在“六四”后說出“決不在刺刀下當官”并破門而出寫出了一篇又一篇弘揚自由主義的雄文，李慎之給世人留下的印象無非是一個中共學官而已。

　　《中國地圖》這部小說是一個深刻的政治寓言。它揭示出極權社會中人們生存的虛假性、欺騙性和荒誕性。這部小說的另一深刻之處是，它讓讀者從一個特務的角度看世界，看五十年的中國。作者通過特務老頭五十年的遭遇寫到共產中國五十年的歷史，這也是一部相當獨特的當代中國史。

　　《中國地圖》一書的作者汪建輝是福建人，因參加八九民運坐過幾年牢，后來在四川成都工作和定居。現在是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成員。《北京之春》雜志發表過他的一篇文章，用的是他女兒的名字汪一眾。文章的題目是“清醒者永遠不可能再醒來”——單單從這個標題你就可以掂出它的份量。汪建輝的作品大都能從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網頁上讀到。這部《中國地圖》完成于2002 年，目前還沒有正式出版，我是在網上讀到的（多虧了互聯網）。這里，我向大家熱烈地推薦這部杰作，同時也希望有眼力的出版社早日將它出版。

　　大陸著名異議作家廖亦武說：“老汪不出名，上帝就瞎了狗眼。”◆

　　2004年8月

2 最是英雄　燈火闌珊處
——讀《情義無價》有感

胡 平 (1998年8月)

　　《情義無價》能對讀者的心靈產生巨大的衝擊，它迫使我們去感受、去思考、去直面我們自己、直面我們的處境。

　　如果把理想主義者比作火種，那麼，他們最寶貴的作用難道不正在於，當四周已經熄滅的時候，自己仍然在默默地燃燒。

　　真正的英雄，對英雄的真正煉獄，卻是在燈火闌珊處。文學藝術足以表現戲劇性衝突中的英雄，但很難描繪落莫中的英雄。因為前者是眼睛能夠看到的，而後者卻唯有靠心靈才能發現。

——文章摘录

　　劉丹紅的長篇紀實文學《情義無價》（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描寫了在“6.4”之後，一群豪邁仗義的朋友，為了保護被當局視為“天安門廣場黑手”而列為全國頭號通緝要犯的王軍濤，和當局鬥智鬥勇的驚險過程，以及在事敗之後，面對法庭與監獄堅持抗爭的非凡經歷。由於整個事件的曲折，更由於它的真實，也由於作者的出色文筆和一腔真誠，《情義無價》能對讀者的心靈產生巨大的衝擊，它迫使我們去感受、去思考、去直面我們自己、直面我們的處境。

　　鄭義在本書導讀中說：“在這個普遍墮落的時代，劉丹紅筆下的這些血氣豐沛、俠肝義膽的男人和女人，正是引領我們走出黑暗與泥濁的丹柯的心。”

　　王軍濤在導讀中說：“自發地行動起來，公然掩護欽定的要犯，類似這樣的事，在中國的歷史上，一向是鮮見的。但是哪怕鮮見到只有這麼一個特例，也把人間正道給揭示足了，哪怕鮮見到只有這麼一小群人，中國的一段沉默的歷史也會因之而增添光彩。”

　　其實，像《情義無價》裡的人物和故事，在“6.4”之後的一段時日裡並不罕見。正如在89 民運中，我們從千千萬萬普通人的身上，看到了人類良知的偉大復甦和理想主義的絢爛光輝。可是，後來呢？

　　在《情義無價》一書正文之後的《劉丹紅訪談》裡，作者引錄了書中主要人物之一鄔禮堂來信裡的一段話。他說：“我們這群人，從來不敢自命不凡，89 年的護王行動也是一種平常心作出的選擇。它既不是衝動，也沒有什麼投機心理，只是作了一個正直的公民起碼應該做的事情。這也算是對時代呼喚的一種響應和實踐，本不想抹上英雄主義的色彩。但事隔多年，當有人對我們不以為然地加以嘲弄時，當有人試圖否認我們當年的行為時，我反倒要由衷地自賞自讚，我們為自己當年選擇了獨立的人格和崇高的境界而感到自豪！”

　　讀這段話，我感到，鄔禮堂們沒有變，但是他們周圍的氣氛好像變了。

　　年輕時讀過高爾基（？）的一個短篇小說，背景是俄國的1905 年革命。一位青年工人忘我地投身運動，他的岳父——一位老工人——無比振奮地說，“你說出了我們大家的心裡話，你洗刷了我們世世代代的屈辱”。後來，革命失敗了，年輕人被抓捕、被解雇，但他的岳父依然為自己的女婿而驕傲。再後來，隨著苦難的持續，一般人的態度逐漸變化，連岳父也開始向女婿發出了抱怨，抱怨他好逞強，抱怨他不安分守己，不好好幹活養家。

　　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的醫生托馬斯，在“布拉格之春”時期發表過一篇文章。後來他拒絕為此向當局“自我批評”，於是被醫院開除，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起初一段時間，他受到人們十分熱誠的款待，售貨的姑娘們一有機會就幫他幹活，他先前的病人一個接一個地邀請他作客，為他乾杯，再給他簽上十幾個櫥窗的工單。可是再後來，這些都慢慢地消失了。昆德拉寫道：“這種落魄知識分子的處境不再顯得優越，已變成了一種必須正視的永恆，以及令人不快的東西。”

　　無須奇怪，甚至也無須憤慨，如果大家都能固守良知，在持續的壓力下毫不變形，這世間那裡還能有罪惡的容身之地？天下也早就沒事了。如果把理想主義者比作火種，那麼，他們最寶貴的作用難道不正在於，當四周已經熄滅的時候，自己仍然在默默地燃燒。專制政權總是標榜道德，但是專制政權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全世界的道德水平。

　　淺薄之徒，只知道在鎂光燈下尋找英雄。但是，真正的英雄，對英雄的真正煉獄，卻是在燈火闌珊處。文學藝術足以表現戲劇性衝突中的英雄，但很難描繪落莫中的英雄。因為前者是眼睛能夠看到的，而後者卻唯有靠心靈才能發現。◆

　　1998年8月

3 《反美主義》評介

胡 平 (2001年11月)

　　911 恐怖襲擊發生后，不少中國人竟然幸災樂禍。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一股反美思潮。這次對恐怖襲擊公然表示幸災樂禍就是反美思潮的登峰造極。有識之士無不擔憂，同時也提出疑問：為什么中國會出現如此強烈的反美情緒？

　　手頭正好有一本書，值得參考，特加評介。這本書的書名就叫《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作者叫保羅. 何蘭德(Paul Hollander),美國麻省大學教授，是一位匈牙利移民。何蘭德在一九八一年出過一本書《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對上個世紀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向往蘇聯、中國、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心態給予了詳盡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這本《反美主義》是何蘭德教授的又一部力作，全書厚達 504 頁，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 年出版，內容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論述的是制度背景，講的是美國國內持續多年的激進批評；第二部份描述了這種激進批評在美國國內造成的影響和結果；第三部份介紹和分析了在美國之外的其他地區或國家對美國的激進批評。

反美現象值得研究

　　按照作者的界定，所謂“反美主義”，或者簡單地說“反美”，乃是對美國和美國的社會的一種帶敵意的偏見，是對美國社會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制度，對美國的傳統和價值的嚴厲批評；特別是對美國文化及其在世界上的影響的反感；這中間也包含著對美國的國民性( 或者是被想象出來的國民性) 的批判，對美國人的厭惡，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作者指出，反美情緒往往基于民族主義，政治的民族主義或文化的民族主義；由于美國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因此，反美情緒常常也包含著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現代化的意思。

　　何蘭德教授指出，反美現象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就不象反納粹現象，反納粹現象不值得研究，因為納粹作惡多端，反納粹是有充份道理的；同樣地，反共現象也不值得研究，因為共產主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極大的弊病，反共是合情合理，所以反共現象也不值得研究(值得研究的倒是共產主義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人追求，而且直到今天還有人留戀)。反美現象值得研究，因為美國決不象反美派所說的那么十惡不赦。美國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繁榮、最慷慨、最多元、最寬容的國家，成千上萬的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民源源不斷地尋求進入美國，然而這樣一個國家卻又遭到廣泛的憎恨，可見反美思潮中必然包含著大量的非理性成份，情緒化的成份。

　　何蘭德教授強調，反美和反對美國的具體政策不是一回事，所謂反美，其實和美國的具體政策與行為關系不大，反美派反對的是美國本身，反對的是美國所象征所代表的東西，所以，反美總是籠統的，是不問青紅皂白的，常常是把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不加區分一鍋煮的，是歇斯底里的。例如這次911 事件，恐怖分子分明是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美國人分明是無辜的受害者，而且其中還有好幾十個中國人受害，但是仍然有許多中國人幸災樂禍，可見這種反美是何等的非理性，何等的情緒化。

樹大招風

　　在《反美主義》一書里，作者搜集了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零年間世界各地的反美言論和觀點。作者指出反美思潮存在于世界各地，西歐有，第三世界——包括拉丁美洲、中東地區——有，美國的鄰居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美國國內也有。作者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國人自己，提供了反美主義的絕大部份思想武器。看一看今天中國流行的反美思潮，大部份不是都來自美國產生的這種主義那種主義么？鼓吹反美思潮最力者，不是那些在美國學習過的留學生么？

　　順便插一句，說到中國留學生鼓吹反美思潮，當然以文科出身的為主，其中又以文學系出身的占多數。這是否和美國學術界的狀況有關呢？如今的美國學術界，在經濟學、法學和政治學等領域，對美國的或西方的基本價值和制度持批評反對立場者固然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沒有誰還提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替代方案，故而不成氣候。于是乎，激進批評的角色就落到了一班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何蘭德還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雖然反美主義的聲勢不小，但人數其實很有限。根據多年的調查統計，反美的人數并不多，在大多數國家，大部份人民對美國還是友好的，有反美情緒的主要不是老百姓，而是某些精英。

　　作者認為，在很多國家，反美思潮的出現固然和政府的新聞封鎖和政治宣傳有關，但是應當看到，反美思潮也有自發性。事實上，本書作者最感興趣的正是自發性的反美思潮。乍一看去，反美情緒最不可理解，不過換一種角度看，反美情緒又是很自然的。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的經濟的、軍事的和文化的影響力遍及全球每一個角落，樹大招風，注定了要成為來自各方面批評的目標。美國總是各種批評的對象，不管這些批評有道理沒道理。

　　相比之下，倒是前共產國家開始民主轉型的，如俄國、東歐等國，反美情緒最少。作者沒有專門講到中國的情況，這也難怪，截止一九九零年，中國還沒有出現反美思潮。作者專門講到中東地區，指出，以色列的存在是中東地區阿拉伯人反美的主要原因，另外他也指出，自七十年代興起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使這個地區的反美主義火上澆油，更加富于進攻性。

　　《反美主義》這本書，用了很大的篇幅評述美國國內和西方內部的反美情緒。作者認為，這種反美情緒常常是把個人的問題與社會的問題混在一起造成的。在西方生活的人，尤其是一些知識分子，常常對社會有一種疏離感或曰異化感，面對著高度現代化的、世俗化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既無衣食之憂，更苦于生活缺少目的和意義。這實際上是個老問題：我們不可能一方面擁有豐富的物質享受和廣泛的個人自由，讓社會對形形色色的思想觀念都通通開放，允許和鼓勵人們自由表達，可以選擇任何宗教，嘗試各種新鮮經驗，采納多樣生活方式；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擁有牢不可破的社群紐帶，持久不變的共同信念，被全社會公認的不受懷疑的價值標準和堅定不移的目的感或意義感。

　　反美主義是當今世界一大奇觀，然而，針對這一問題的專門研究尚嫌不足，何蘭德教授的《反美主義》稱得上是這一專門領域里的厚重之作，雖然由于成書較早，不能反映九十年代以后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但是它對于我們理解今天的世界仍然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2001年11月

4 贊《911人性輝煌》

胡 平 (2002年4月)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和有世界之都之稱的紐約，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面對突如其來的巨大災難，美國人，尤其是紐約人，表現出了無與倫比的堅毅、團結和理性。一時間，涌現出多少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展示出令人感慨贊嘆的人性光輝。

　　這里，我向讀者鄭重推薦香港明鏡出版社最新出版的《911 人性輝煌——來自恐怖襲擊現場的報告》。書中收錄的文章，大部份先前在多維新聞網上發表過，我當時讀了就很感動，現在重讀，仍然忍不住心潮激蕩。

　　《911 人性輝煌》一書共295 頁，正文分為上下兩輯，上輯的名字是“我的911”，下輯的名字是“我們的911”。兩輯共收入三十八篇文章。正文之前有一篇導讀“讓世界充滿愛”，之后有一篇后記“911 永久地改變了美國，也改變了我們”。另外還有四篇關于911 事件的材料附錄。作者有施雨、夏維東、胡亞非、季思聰等十四人。

從911看人性

　　《911 人性輝煌》中講到的故事，主人公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美國人。正象在書前的導讀所寫的那樣，一個一個普普通通的美國人，平時才不出眾，貌不驚人，像海洋中的一滴滴水珠彼此相似，引不起媒體和公眾的注意，當天崩地坼的生死關頭，或則英雄氣壯，或則兒女情長，一滴滴水珠都閃爍出人性的光芒，自有其驚天地動鬼神的力量。作者忍不住要問：“是什么樣的教育和熏陶讓人性如此積聚成長？是什么樣的環境和機制讓人性如此迸發升華？”

　　書中寫到消防隊員。紐約市曼哈頓街區的消防隊員，一夜之間在這個他們所看守的城市里成了最受人矚目的名人和最受人愛戴的英雄。在搶險救災過程中，共有343 名消防隊員以身殉職，其中包括隊長副隊長。危險是非常明顯的，那么大的火，那么高的樓，可是沒有一個人退縮不前；別人都在拼命逃離現場，他們卻向前沖過去。消防隊長甘奇在現場指揮，后來他意識到大樓的結構不穩定，于是命令隊員們大家快撤，往北撤！可是許多隊員已經沖進大樓里邊去了，聽不見隊長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甘奇隊長沒有往北跑，而是一個人往南跑，他要去向他的隊員傳達向北撤的命令，他沖進了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再也沒有回來。文章寫道，一個剛剛逃離災難現場的人看到一個消防隊員正在往里闖，他說，不能進去，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險。那個消防隊員說，我得去，這是我的工作。“這是我的工作。”你相信嗎？紐約消防隊員的所有英雄行為，都基于這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道理。別無其他。

　　書中寫到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朱利安尼和消防隊員們一道在第一時間出現在極度危險的災難現場，并且象戰士一樣沖在最前沿。這位再過四個月就要離任的市長，在世貿大廈二號樓猝然倒塌時，差點成為數千死難者中的一員。他并沒有因為危險而退縮，更沒有以“首長”的藉口躲在辦公室里進行安全的遙控指揮。他一直留在現場，在市民們最需要安慰的時候，他以一個充滿責任和愛心的父母官形像留在現場。在憤怒和悲傷中，他仍然不失從容地指揮搶救，調配警力，探望傷員，安撫驚恐不安的市民和遇難者的家屬( 包括特意派出武裝警察保護中東移民住宅區)。作為連任兩屆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過去給人的印象是：能干，有魄力，是個稱職的市長，盡管有婚外戀。911 恐怖襲擊事件使朱利安尼充份顯現出他的另外一些個性，一些在和平時期、正常時期難以顯現的個性：英勇，鎮定，剛強，充滿仁愛之心。就連最挑剔的人也對他在危機面前的完美表現感到無可挑剔。常聽人批評說民主選舉只能選出平庸之輩，選不出有突出個性和非凡才能的人，可是，看看朱利安尼吧。

　　最令人感動的是911 事件后阿拉伯裔美國人的遭遇和經歷。是的，911 事件剛過，我們從媒體上聽到很多報導說阿拉伯裔美國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件；但是，這決非主流。我們聽到的更多的是，穆斯林教徒們說，911 以后他們接觸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來自社區的和來自個人的善良舉動，這使他們感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華盛頓地區某地有一個穆斯林教徒開的書店在911 后不久被人扔磚頭砸壞了玻璃窗，磚頭上還寫有辱罵性的字句，店主隨后收到了十五束鮮花和五十多張慰問卡向他表示同情與歉意，還有一位不肯留下名字的商人為他出了修理門窗的花費。在許多清真寺或伊斯蘭活動中心，為了防止個別人搗亂攻擊，附近的居民自發地組織起來站崗守衛。一位來自巴勒斯坦的醫生說得好：美國的偉大不在于它軍事上或科學上的強大或先進。美國的偉大在于它的善良、友情、援助和寬容。

　　對于不少人來說，911 事件改變了自己的一生。在“世界變了，我也變了”這篇文章里，寫到一個紈绔子弟，出身富家的吸毒狂，他這一生從沒有認真地工作過一天，也沒有任何期待、責任和進取心，完全是一具醉生夢死的行尸走肉。那天他正在出事地點附近瞎逛，聽到爆炸，看到起火，十分興奮：這下可有熱鬧看了。一個消防隊員大聲命令他：“快離開，危險！”說完自己便轉身沖進樓里救人。幾分鐘后，大樓在這個吸毒狂的眼前轟然倒塌了。他嚇得沒命地狂奔，一路上還慶幸自己走運撿了條小命，忽然，想起剛才命令他馬上離開危險地帶的消防人員，此刻已經被埋在廢墟之下了。一向玩世不恭的他突然淚如泉涌——生命如此脆弱，又如此神圣。他知道，從今往后，他的世界變了，他自己也變了，他再也不是原來的他了。

　　在《911 人性輝煌》一書里也寫到了華人。其中一位曾姓青年，在爆炸發生后，別人都在驚惶地朝北撤離時，他卻趕到自己的辦公室取出救護用品，沖進濃煙與灰石籠罩的現場。一家電視臺在當天播放現場搶救場面時，他救人的鏡頭持續了十秒鐘之久。那以后，再沒有人見到曾。紐約時報把這位舍己救人的華裔英雄稱為“一個完全無私的人”。

從911看美國

　　911 是一次浩劫，也是一場考驗。正所謂“疾風知勁草”，布什總統說：逆境“使我們重新認識自己，也重新認識我們的國家。美國人民的寬宏仁愛、機智應變、英勇無畏。我們看到了美國人的國民性。”

　　911 恐怖襲擊是突發事件，美國人事先既無物質準備，也無思想準備；然而他們臨危不亂。這不能不讓人佩服。

　　最令人驚嘆的是美國人民在沒有具體領導的受災第一線所表現出來的高度組織性紀律性，自發，自動，自覺，自愿；善于合作與協調。在沒有任何人組織、動員、命令和監督的情況下，他們完全知道他們該做什么，該怎么做，發揮出非凡的忘我精神和英勇精神。

　　恐怖襲擊突如其來，政府不可能立刻作出統一的籌劃和全面的部署( 盡管我們必須說，美國政府——特別是紐約市政府——在危機時刻的反應已經是相當迅速、相當果斷的了)；再者，美國的政府不是全能政府，其直接掌控和能夠調用的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都是很有限的；因此，搶險救災的繁重工作不能不依靠廣大民眾的志愿參與。我們知道，在美國，人民享有極大的獨立，在守法的前提下，美國人是“沒人管”的；在緊張混亂的受災現場更是如此。這就是說，如果你不去參加搶險救災，你并不會受到譴責或懲罰，你參加搶險救災通常也不會得到表揚和獎勵。以往中國也流行過志愿的、義務的公益活動，不過那多半是在政府或單位領導的組織下監督下進行的。美國人參加搶險救災完全出于自覺自愿。這是真正的自覺自愿。正是通過這種真正的志愿活動，我們才能夠衡量出一個國家的國民道德的真正水平。

　　《911 人性輝煌》證明了美國人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覺，證明了美國人具有足夠的自我控制的能力。這種自律的精神已經內在化了，美國人不需要他人發號施令。這種自覺，這種能力，這種精神，只有在自尊、自主和自治的制度下才可能穩固地形成，才可能穩固地發展。這就是美國偉大力量之所在。

從911看紐約

　　《911 人性輝煌》記敘的故事基本上都發生在紐約。這尤其不同尋常。

　　紐約是世界上最不尋常的城市。在紐約，居住著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們，他們有著不同的膚色，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政治傾向，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習慣。就在皇后區的小小的艾姆赫斯特街區，其居民據說來自一百四十幾個國家。這次世貿大廈的遇難者，據統計來自多八十個國家。

　　更不尋常的是，許許多多的紐約人都頑強地保持著各自的生活方式，只舉一個數字就夠說明問題的了：在紐約地區，單單是非英文周刊就多達一百五十七家，這還是幾年前的統計數字了，那時當然沒算進電子網絡媒體。

　　可以說，在當今世界上，凡是稍具規模的種族、語言、宗教、意識形態、政治主張，紐約無不具有；而我們知道，就是這些不同的種族、宗教、政治黨派，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處于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狀態。

　　世界上沒有比紐約更多樣、更異質、更分裂、更相互隔膜、更良莠不齊、更魚龍混雜、更缺少共同記憶即共同歷史傳統，更缺少天然一致性、因而更不好治理的城市了，而偏偏這樣的一個城市又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最大的開放。

　　在大紐約居住的一千多萬人中間，不要說有許許多多人不具有美國公民身份，連不具有在美國合法居留身份的非法移民都不知有多少！許多北京人一談起社會治安不好，首先歸咎于外地“盲流”；每逢節假日，當局為保障“安定團結”，必出面驅趕“三無”人員。其實，所謂“盲流”、所謂“三無人員”，都是貨真價實的中國公民，而且是祖祖輩輩的中國人。

　　毫無疑問，紐約人集中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但與此同時，它想必也容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小人壞人，其中大概少不了作奸犯科之輩、雞鳴狗盜之徒。紐約人并不是經過某種篩選的天之驕子，紐約人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在911 恐怖襲擊后，在紐約也出現過一些壞人壞事，有趁火打劫的，有借機行騙的，還有個別的種族與宗教歧視和斗毆現象。令人意外的，不是發生了這些事情，而是這些事情竟然那么稀少。同樣是這些人，如果放在別的地方，如果也是沒有“老大哥”的嚴密監管，并且也享有如此廣泛的自由，他們還能做到這一步么？

　　我們已經不再年青，也頗有了些閱歷，對人類整體在道德上能達到怎樣的高度已經不再抱有不切實際的非非之想。911 后，紐約人的表現是如此優秀，又是如此實在。人類不是天使，對于平凡的人類，你還能指望什么呢？

從911看對美國的認識誤區

　　美國擁有的外在的物質的強大，歷來少有人懷疑；然而，美國擁有的內在的精神的強大，卻一再被人低估。例如講到美國的富裕，一般人常常把它歸因于美國的得天獨厚，歸因于美國本土免于兩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炮火。實際上，美國的富裕主要應該歸因于美國人民的勤奮。在西方各國中，美國人的勤奮是其他許多國家望塵莫及的，不數一也數二。一位荷蘭經濟學家寫過一本書，被很多名牌大學選作教材的，書名就叫《過度工作的美國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by Juliet Schor)。另外，美國的富裕也要歸因于美國制度的自由、平等、開放，鼓勵進取。

　　中國人來到美國后，十之八九都會發現，美國跟他們原來想象的很不一樣。不少中國人想象中的美國，遍地摩天大樓，到處燈紅酒綠；想象中的美國人則是吃喝玩樂的花花公子，耽于享樂，貪生怕死，沉迷物欲，沒有信仰，驕奢淫逸，精神空虛，人與人之間弱肉強食，冷酷無情。有好幾位久居美國的朋友都對我講起他們回國后感到的不適應，目睹國內的浮華勢利，性關系上的混亂以及對窮人的缺少同情，感到很不滿，很不習慣，可是國內的朋友卻常常不以為然地反問他們：“我們這是資本主義呀。你們美國不就是這樣的嗎？”

　　《911 人性輝煌》一書的十幾位作者，大多數并不是專業的作家或記者。他們住在紐約或新澤西，對911 事件有親身感受。他們是被911 事件激發出的人性輝煌所深深打動，所以才寫下這些文章的。《911 人性輝煌》記錄了普通美國人的精神風貌，這對于糾正國人對美國的認識誤區大有裨益。

　　由于語言、習慣和膚色的差異，中國人，包括加入美籍的中國人，甚至包括ABC 即美國出生的中國人(American-born Chinese)，要想融入美國、認同美國都有相當的困難。然而，911 事件卻不期然而然地拉近了在美華人和美國的距離。當北京的劉曉波、包遵信等在得知911 恐怖襲擊事件后寫信向美國人慰問，說“今晚，我們都是美國人”時，那引起了多少在美國、在紐約的中國人的共鳴啊！911 恐怖襲擊激發了美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林肯說得好：愛美國不但是因為它是自己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十九世紀的英國作家約翰遜博士說：“誰厭倦了倫敦，誰就是厭倦了生活。”十九世紀的倫敦，是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在那里，每日每時，都有重大的事、新奇的事和有趣的事發生。在那里生活是不會感到厭倦的，除非你對生活本身感到厭倦。

　　二十世紀的一位美國人說：“誰討厭美國，誰就是討厭人類。”這話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自高自大，其中未必都是贊美之意，它也包含著批判，還包含著無奈。把美國和人類相提并論，無非是說，美國的優點體現了人類的優點，而美國的缺陷尤其體現了人類的缺陷，美國的局限尤其體現了人類的局限。在經歷了911 事件后，我們對這句話是不是有了新的感受了呢？◆

　　2002年4月

5 經濟發展與政治秩序究竟是什么關系
——讀赫契曼《激情與利益》有感

胡 平 (2004年2月)

　　資本主義是怎樣興起的？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流行的解釋有好幾種。

　　按照馬克思，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原有的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不能適應其需要，資本主義便應運而生。馬克思的解釋著眼于歷史進程中的物質性因素，故而被稱為唯物史觀。

一、資本主義的興起不只是物質發展的結果，而且也是意識改變的結果

　　我們知道，許多西方學者不贊同唯物史觀。他們認為，用生產力的發展去解釋資本主義的發生——因為馬克思用它解釋一切生產關系的變化——未免失之泛泛。再有，當馬克思斷言生產力的發展勢必要突破阻礙其發展的舊的生產關系時，這已經暗中假定了，在任何社會，人們都是把經濟發展置于首位的；然而眾所周知，這種“向錢看”的心態恰恰只是資本主義下特有的心態。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普遍對賺錢逐利的行為不以為然，有意識地去抑制這種沖動，不讓其自由發展。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興起不能只從物質方面的變化去解釋，還必須從精神方面的變化去解釋。

　　據說，今天的日本人要比一百年前的日本人高出十公分。這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可是，今天的中國女人的腳比一百年前的中國女人的腳大，那主要不是生物進化的結果，而是廢除了纏腳舊習的結果。資本主義的興起不只是物質發展的結果，而且也是意識改變的結果。當社會的主流觀念不再限制而是鼓勵人們發財致富時，資本主義就登上了歷史舞臺。現在要解釋的問題是，這種觀念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

　　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發生在西歐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動機，但新教倫理所表現的現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倫理生活卻無意中促進了經濟活動的開展。新教倫理賦予了經商逐利行為以相當的正面意義，只要不是為了私欲享樂，而是為了獲得救贖，為了在現世榮耀上帝之名。于是，那種在過去頂多在道德上被容忍的經商逐利行為就變成了富蘭克林意義上的神圣天職。從此，賺錢成了高尚的事情，光榮的事情，這并不是說賺錢本身高尚光榮，只因為它被視為實現靈魂得救的正當手段。

　　打個比方，有的孩子迷戀打球，不肯好好上課，老師家長都很憂慮。當然，小孩子蹦蹦跳跳對身體有好處，但若是整天光惦著打球，把學業給耽誤了，總不是好事。可是后來老師家長發現，球打好了可以當運動員，可以參加比賽，為本單位本地區甚至為本國爭光，于是他們就不再限制孩子打球而轉為熱情鼓勵了。在這里，打球不是因為本身、而是因為成為達到一個光榮目標的手段而使自己變成正當，甚至變成光榮。于是，一種原先不被當成正業的事情終于變成了一種正業。韋伯的理論頗有說服力。它向我們解釋了當時人的思想觀念是怎樣變化的。問題是，除了新教倫理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思想觀念促進了資本主義呢？

二、用利益取代激情

　　美國學者赫契曼（Albert O. Hirschman）從另外一種角度，對資本主義興起的意識形態背景提供了一套富于啟發性的解釋。鑒于大多數中國學人對赫契曼的理論相當陌生，我這里不妨略加介紹。赫契曼指出，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之所以鼓吹資本主義，乃是為了“啟動人性中某種溫和的傾向，以替代那些邪惡的傾向”，與其讓人們放縱暴烈的激情去征討殺戮，追求霸業強權，熱衷于對人的控制壓迫，不如讓他們轉而追求金錢，追求物質利益。赫契曼論文的標題就是《激情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該書出版于1977 年。1997 年出版了紀念本書問世二十周年的新版本，阿瑪蒂亞. 森（1998 年諾獎得主）為它寫了前言，稱赫契曼是一位“我們時代的偉大知識份子”。

　　阿瑪蒂亞. 森用一個比方來說明赫契曼的觀點。好比一個人被狂熱的種族主義者（或原教旨主義者）追殺，你一邊逃跑一邊扔下錢財，追殺者見錢眼開，只顧撈撿錢財，結果放了你一條生路。這就是暴烈的激情被相對無害的物欲所取代的一個例子。

　　文革前有一部電影《奪印》，其中描寫到農村中的“地富份子”如何用“糖衣炮彈”腐蝕拉攏干部。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無非是遭受政治壓迫的人試圖用物質利益去軟化壓迫罷了。“念念不忘階級斗爭”揭示的邏輯是，“筷子頭上有階級斗爭”，“吃了人家的嘴軟”，貪圖物質利益會對僵硬嚴酷的政治秩序產生軟化消解的作用。《奪印》的故事正好反過來證明，激情可以被利益所取代；相比于己于激情，利益可能更無害。

　　赫契曼引用了孟德斯鳩、斯圖亞特等人的言論說明他的觀點。其實，象孟德斯鳩這類思想家們未必喜歡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可是他們發現資本主義有助于把人性中暴烈的激情轉移到較為無害的追逐物質利益這上面來，利益有助于馴化激情，故而才大力鼓吹資本主義。或者說，激情很難受理性控制，一種激情只可能被另一種激情所取代，而賺錢謀利則是一種文靜的激情，如眾所知，賺錢是很容易上癮的，人很容易為賺錢瘋魔，商場也可以象戰場一樣扣人心弦，令人如癡如狂，這樣，人的激情有了發泄處，就可以不去為征戰討伐和謀求霸業王位上癮瘋魔了。換言之，他們無非是希望用商場代替戰場，用商人精神代替武士精神，用追求金錢代替追求權力，用統治錢包代替統治同胞。

　　孟德斯鳩等人認為，資本主義有助于形成一種和平的、文明的政治秩序。這也是當代一些思想家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一個理由。譬如熊彼特認為，和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必將導致戰爭這一論斷相反，領土野心、擴張殖民地的沖動以及好戰精神都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們倒是前資本主義心態的余緒。資本主義并不愛好征服和戰爭。資本主義的精神是理性的、精打細算的，因而不喜歡打仗冒險，不喜歡逞英雄。凱恩斯也認為賺錢發財要比追求權勢和自我擴張來得好。“統治錢包要比統治同胞來得好，雖然有時候人們是把前者當成實現后者的手段，但至少有時候前者會成為后者的替代。”

　　現代人一談起資本主義，無不強調它的高效益，好象資本主義的出現純粹是為了滿足人們對經濟更大發展的愿望，好象人類自古以來就是在一心一意追求經濟的更大發展；在現代社會科學中，幾乎都把追求個人利益當作理論的前提預設，殊不知這只是現代人特有的心態（想一想“存天理，去人欲”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一類口號）。現代人常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庸俗感到極其不滿，殊不知當初的有識之士之所以歡迎資本主義，恰恰是為了用這種和平的庸俗取代過去殘酷的崇高。許多資本主義的批評家們常常忘記這一歷史教訓，他們試圖用崇高取代平庸，結果稍不留心卻是摧毀了和平與自由，恢復了殘酷血腥的斗爭或戰爭。

三、“穩定壓倒一切”與“發展是個硬道理”就是為專制暴政大開方便之門

　　然而，赫契曼提醒人們注意，雖說經濟擴展常常有助于改進政治秩序，但兩者之間并無必然聯系。不錯，相比于追求權力，追求金錢較為無害；但問題是，“只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在玩賺錢的無害游戲，因而當絕大多數人在一心賺錢的時候，還有少數人仍然野心勃勃，熱衷于追求權力的更高目標，那么，這少數人將比任何其他時候都更容易實現他們的野心。換言之，如果一個社會安排得使其中大多數人根據利益代替激情的原則而一心逐利，這就會導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嚴重副作用，從而為專制暴政大開方便之門。”

　　赫契曼引述弗格森的觀點。弗格森指出：“自由賴以建立的那種基礎，同時也可以服務于專制暴君。”“當人們一味地把有效管理下的穩定視為衡量國家興隆的標準時，自由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險之中。”赫契曼還引用托克維爾的言論：如果人們只顧自己的工作，不愿意操心公共事務；如果我們過分注意自己的個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應當做自己的主人；如果人們僅僅追求物質福利的增進，因此只要統治者能夠在一段時期內搞好各項物質利益，他們就聽任統治者去做任何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是善是惡，是好是壞；如果人們一味熱心物質享樂，在沒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們獲得物質福利之前常常是先發現自由的濫用如何破壞物質福利，因而唯恐公眾的激情會影響到他們私人生活的小小安樂，一看到騷亂就準備放棄自由，那么，他們就已經為獨裁者的上臺打開了通道。“如果一個民族只要求他們的政府維持秩序，則他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是奴隸，即已經成為自己財富的奴隸，而將要統治他們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現了。”讀上面幾段話，你不覺得說的就是今日中國嗎？“一個民族只要求他們的政府維持秩序”, 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穩定壓倒一切”:“人們僅僅追求物質福利的增進”，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發展是個硬道理”。如果一個民族把“穩定壓倒一切”和“發展是個硬道理”奉為圭臬，那么,“他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是奴隸”, 那“就會導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嚴重副作用，從而為專制暴政大開方便之門。”

四、規律與機制

　　這里引出一個嚴肅的問題：經濟發展和政治開明到底是什么關系？為什么“自由賴以建立的那種基礎，同時也可以服務于專制暴君”？這難道不是互相矛盾的嗎？

　　在生活中，我們隨時可以見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說法，它們都是正確的，因此它們也都不是那么正確。“窮則思變”，說的是貧窮能使人奮起改變現狀，“人窮志短”，卻又是說貧窮會使人沮喪消沉。“衣食足而知榮辱”，說的是人在物質需求獲得滿足的條件下才會有道德心：“飽暖思淫欲”卻又是說，人吃飽喝足才容易墮落。人類社會如此複雜，以至于任何兩種因素之間都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愿望越強烈。在這里，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漠不關心。在這里，經濟發展卻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爾斯特（Jon Elster）否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機制（mechanism），據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

　　2004年2月

6 活歷史，真傳奇
——推薦司馬璐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

胡 平 (2005年1月)

　　海外久負盛名的中共黨史學家司馬璐先生，以85 歲的高齡，完成了他的近四十萬字的大部頭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實在令人驚歎，令人佩服。

　　司馬璐的一生極富傳奇性。司馬璐本名馬義，生於五四運動那一年即1919 年，是個私生子，又是個孤兒，生活貧困，只上過幾年小學，在顛沛流離中刻苦自修，好學不倦，從小就關心時事，參加左翼秘密讀書會，十八歲加入共產黨，后來投奔延安，當過抗大圖書館主任，曾受陳云指派到敵佔區做地下工作，還當過朝鮮義勇隊的中共代表，由於目睹黨內斗爭的殘酷，司馬璐於1943 年退出中共，繼續爭取自由民主，又參加了民主同盟，創辦《自由東方》雜志，組織中國人民黨，1949 年中共建政逃至香港，在香港組織過中國自由作家聯誼會，成立自聯通訊社，出版《展望》雜志，創立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先后出席過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應邀訪問西德、蘇聯等國。1983 年六十四歲移居美國，開始學英語，主持《探索》雜志，創建中華學人聯誼會，八十歲還學習用電腦，真是活到老學到老。

　　司馬璐先生一生著述甚豐，1952 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斗爭十八年》，寫出自己從投奔共產黨到醒悟，到選擇自由的曲折歷程，轟動一時。五十年后，余英時教授在寫給司馬璐的詩里還提到“曾讀斗爭十八年，香江反共萬人傳。”司馬路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的研究，他主編的一套《中共黨史暨文獻精粹》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此外，他還對若干中共領導人物，如瞿秋白、張國燾等作過深入的專門研究。這本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按內容分為三篇，第一篇是寫個人經歷，第二篇寫中共第一代人物，第三篇專論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斗爭，最后是結尾，作者表達他最后的愿望，學習蔡元培，不斷學習，不斷創造，敢於挑戰舊教條，迎接一切新思想，不斷進步。

　　司馬璐先生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詞典”。他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共產黨人中我見過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博古、劉少奇、張聞天、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彪、陳云、鄧小平、江青、康生、高崗、潘漢年、王稼祥、柯慶施、董必武等。民主黨派中見過章伯鈞、羅隆基、張瀾、沈鈞儒、張申府、張君勱、梁漱溟等。國民黨人中見過蔣介石、蔣經國、陳誠，還結識過徐複觀、雷震。中共黨內的幾個著名的知識份子，王實味、鄧拓、田家英，都是司馬璐在延安時期的好朋友（順便一提，司馬璐和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也相當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關系稱作“亦師亦友”）。事實上，司馬璐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當代中國歷史，他非同尋常的經驗與閱歷，他多年積累的學識和眼光，還有他的高夀以及一位飽經滄桑者寵辱不驚的晚年心境，使得他這本回憶錄具有獨特的、他人不可替代的并且多方面的寶貴價值。

　　司馬璐先生對我說，他這本書中有些怪事、怪人、怪話，都是有關當事人口述。

　　這些口述很重要，但在一般正史中是查不到的。譬如書中寫道，他在莫斯科時，一位王明身邊的陳女士告訴他，劉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說：“你千萬不可冒犯毛澤東同志。”王明說：“我們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是很正常的嗎？”劉少奇說：“中國國情不同，批評毛澤東就是犯上。”王明說：“黨章上有這一條嗎？”劉少奇說：“毛澤東成為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領袖，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形成的，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的領袖權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說是：“你這么說，毛澤東同志豈不是成了皇帝。”劉少奇說：“是的，你說的一點都沒有錯，毛澤東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國革命的皇帝。”司馬璐還寫道，在1943 年11 月底的一次會上，周恩來向毛澤東沈痛檢討，突然向毛下跪，連聲說：“我認罪，我認罪。”毛一驚，厲聲罵道：“你這不是罵我是封建皇帝嗎？”周說：“主席的確是中國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這兩段話非常重要，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在中共最高領導人那里，馬克思主義到底占什么地位，黨章到底占什么地位。像這樣的對話與場景，一般黨史書上是沒有記載的，那些身居黨國高位的老革命在寫回憶錄也不會說的。這只是信手拈來的一個例子。司馬璐此書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原《新觀察》主編，大陸著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今年八十七歲的戈揚女士給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提起司馬璐與戈揚兩人的故事，那真是比童話還優美，比戲劇還感人。司馬璐與戈揚是江蘇海安同鄉，少年時代一起參加過左翼秘密讀書會，以后又都加入了共產黨，時聚時散，1940 年兩人在重慶又見了面，皖南事變后天各一方，彼此失去了聯系，由於兩人都改了名字，所以互相都不知道對方的下落。作為三八式老干部和黨內著名才女，戈揚女士從1950 年起出任《新觀察》雜志主編，但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四人幫”垮臺后平反，重新主辦《新觀察》，熱心鼓吹自由化，八九民運期間應邀訪美，“六四”后開始流亡生活，和分離五十年的司馬璐在紐約相聚，戈揚詩云：“青梅竹馬來相會，竟是斑斑白髮人。”2002 年，八十三歲的司馬璐與八十五歲的戈揚在紐約結婚。這一段充滿傳奇與浪漫的因緣，正像著名學者周策縱在賀詩里說的那樣：“找遍古今中外，也找不到你們的樣。”

　　借寫此書評之機，謹向司馬璐先生和戈揚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5年1月

7 學習《入獄須知》
——讀歐陽懿的《獄後雜談》

胡 平 (2005年7月)

　　朋友中不少人坐過共產黨的牢，聽他們講起在監獄中的遭遇和各自的應對及其效果，我常常忍不住對他們說：你們實在有必要把自己坐監獄的心得體會寫下來，編一本《入獄須知》，給今後可能進監獄的朋友提供指導。許多有過“二進宮”經歷的異議人士（例如劉曉波、哈維爾）都表示他們對自己第一次入獄的表現不夠滿意，第二次入獄的表現就強多了。可見，有經驗和沒經驗大不相同。因此，有經驗的人應該盡可能地向沒有經驗的人傳授經驗。

　　數年前，四川異議人士歐陽懿在《北京之春》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別樣的俄羅斯，別樣的中國》，描述了在異議人士背後默默地承受苦難與犧牲的母親們與妻子們。文章質樸無華，感人至深。不久前，歐陽懿又寫了一篇《獄後雜感》，正好就是一部《入獄須知》。作者明確寫道：他這篇文字“希望給那些還在努力要讓現行憲法文本承諾過的權利真正落實而終將被弄進去的人們和他們的家人墊一個底”，“希望為那些和我一樣不斷被騷擾、被迫害的人們，提供一點力所能及的幫助”。

　　第一條：“過馬路走人行道，吐口水入痰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和流氓禽獸打交道，你就要把自己也變成流氓禽獸。歐陽懿不信這一套。他認為這等於是變相的失敗和投降。歐陽懿的主張是：坦坦蕩蕩，誠誠實實地做人。“過馬路走人行道，吐口水入痰盂”（這是蕭雪慧女士的一句名言）。歐陽懿說得好：“‘奇正’之術，人們只看見‘奇’的方便，沒有多少人領會‘正’的妙處與博大。”

　　眾所周知，共產黨監獄的管理人員大都人品低劣，共產黨又常常利用刑事犯管理政治犯，因此有時候一個書生落到他們手裡就格外受欺負。於是有些異議人士就擺出另外一副模樣——“老子不是儒生，老子是高陽酒徒！”有時候這一招還真有點效，這使你比較容易得到對方的接納或者少受點氣。但相反的情況也很常見，你是一個政治犯，是一個知識分子或有教養的人，反而能受到一定的尊重。所以很難一概而論。不過總的來說，歐陽懿的告誡是不錯的。在非常的環境下，保持自己的本色，總比自己扭曲自己要好一些。正像古人說的，寧失之拙，勿失之巧。

　　第二條是，“在你被抓捕前先建成必要的通訊聯繫”，“要在抓捕來臨的短時間內讓你的親友知道你失蹤了，你被抓捕了，然後盡可能廣泛地引起媒體和其他機構、人士的注意。”

　　歐陽懿指出的這一點很重要。過去很多人總以為，既然中國還不是法治國家，既然當局一貫無法無天，因此當自己或自己的親友被抓了，還是盡量悄悄地托關係，走內線，疏通關節以求得當局高抬貴手，網開一面為好。若是立時就聲張開來，只怕當局更加惱羞成怒，反而整得更凶。

　　應該說有這種顧慮並不奇怪，它也是來自過去時代的、主要是毛澤東時代的痛苦經驗。但畢竟時代不同了。今天的中國畢竟已經不再是閉關鎖國而是對外開放。哪怕僅僅是為了吸引外資，當局也不得不在對待異議人士的問題上多少有所忌憚。歐陽懿指出：“國內和國際的關注，對待不同政見者和自由知識分子的保護很重要。對於迫害者而言，那是一個無法克服的壓力，不得不考慮”。“因為在眾目睽睽之下，你比較安全而你的對手多少有所顧忌。誰說只有大清的官吏怕洋人，那些習慣於魚肉百姓的官吏，都害怕按照國際慣例行事的壓力”。

　　過去，有很多人就是由於未能在第一時間廣泛地通報海外媒體，反而造成了不利的後果。另外，也一直有人認為國內的和海外的人士為被捕者大聲疾呼是“作秀”，甚至是“幫倒忙”。歐陽懿以當事人的身份現身說法，告訴我們及時引起外界關注的必要，格外有說服力。

　　第三條是“充分認識和把握最初 24 小時的重要性”。這一條又包括兩點。一是要預防被抄家，為了不讓你覺得重要的東西成為你或你的朋友犯案的證據，你最好什麼也不要保存，要保存就保存在自己的記憶裡。二是要認真對付審訊，千萬要防備對方的誘供，不論對方怎麼奉承你。零口供是最好的選擇。

　　這一條看上去不新鮮，早就有人總結道：“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不過歐陽懿提出這一條卻並非多餘，因為它針對的是異議人士。異議人士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光明磊落，襟懷坦白，自以為無事不可對人言。然而在專制者眼裡，你那些正大光明的言行就構成了你的或你的朋友的“罪證”。所以最好的應對方式是沉默，或者近於沉默，拒絕回答問題，要堅持自己的沉默的權利。另外，要堅持刑法規定了的“自行書寫”的權利，寧可自己用筆寫下回答，不要自己講，讓審訊者在一旁記錄，防止他們肆意歪曲篡改。

　　接下來，歐陽懿講到了怎樣對付被關押，怎樣克服被關押的巨大壓力以及如何自我保護。他強調要有耐心和親和力，避免各種衝突，尊重他人，保持適當距離，不沾染壞習氣。另外，必要的物質或經濟支撐也很有必要。歐陽懿特地指出，最好能有一個始終想你愛你的家庭作後盾，所以他不主張家人直接參與或參與得太深，以便保留一個較好的次生存環境。再有就是朋友的理解和幫助。寫寫信，寄寄明信片或幾本書籍重要至極。歐陽懿甚至不忘記提醒一些極為細小的事情，例如他講到，戴眼鏡的人要記住，要樹脂鏡片塑料鏡架，不要玻璃鏡片金屬鏡架，因為玻璃鏡片和金屬鏡架是要被沒收的。

　　歐陽懿這篇文章是我迄今為止讀到的最好的一部《入獄須知》。同時它也讓我們知道了，為了那許許多多身陷囹圄的英雄志士，我們這些在監獄之外的，在海外自由世界的人們可以做些什麼，應該做些什麼。

　　謹向歐陽懿先生和所有為了自由民主的偉大理想而寧可選擇監獄的志士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5年7月

8 讀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

胡 平 (2004年12月)

　　不要跟我說毛澤東有什麼功勞貢獻，單單是他把中國變成他一個人獨霸的舞台，害的其他幾億人無從獨立發展自我實現枉生一世白活一場，就罪無可赦罪該萬死。

　　毛時代的中國沒有思想史，那當然不是毛時代的中國人沒有思想，那是因為在毛時代，一切不同於毛思想的思想都沒有登台亮相的機會。就連大右派的思想，譬如章伯鈞、羅隆基的思想，也都還是藉著毛發動整風運動號召大鳴大放才得以出籠的。無怪乎章伯鈞、羅隆基在被毛翻手為雲復手為雨而打成右派後反倒感謝毛，因為要不是毛搞這場陰謀或陽謀，他們便無從向公眾公開表達他們的自由民主思想，也無從以頭號二號右派的身份“被歷史記上一筆” 。

　　寫作是對人生的補償，對命運的反抗。極權政治糟蹋了我們的人生，我們至少可以通過寫作來做一種糾正一種反抗。我們需要大量優秀的個人歷史流傳後世，非如此不足以與那個黑洞式的政治權力史即獨裁者的個人歷史相抗衡。所以有時我要想，也許，我們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價值的文字就是自傳了。

　　有才能的人生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才是難以想像的可怕。不只是對有才能的人，沒有才能的人的日子也很不好過。大饑荒奪取了四千萬人的生命，其中絕大部分難道不是平平庸庸？不過，極權統治既然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壓抑個性摧殘精神，因此，那些有著比較突出個性與才能的人便是首當其衝，在劫難逃。

　　在毛時代的中國，有才能的人有幾個沒挨過批挨過整？

　　應該說，像章伯鈞、羅隆基這樣的人要算是很“幸運”的了。至少，他們的個性與思想早已在較為良好的環境下發展成熟，他們畢竟在人生舞台上有過正式的演出。當章伯鈞得知1957 年反右運動被寫進大英百科全書，他們的言論被評價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激動得徹夜難眠，“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

——文章摘录

　　我愛讀同時代人的自傳，如果作者是熟人，是朋友，那就更好。作為那個恐怖時代的過來人，我和章詒和一樣，很想知道別人——尤其是那些和我比較類似的人——到底“是怎樣熬過來的”。不少朋友知道我有此癖好，所以老康這本自傳一出，就有朋友向他建議：讓胡平看看這本書，他一定有興趣。

　　一

　　自傳是個人的歷史。不過在一般人心目中，歷史是一個大寫的詞，普通人的個人歷史是不能算做歷史的。然而正如波普（Karl Popper）所言：如果有一部人類的具體歷史的話，那一定是所有人的歷史，也必然是人類的一切希望、鬥爭和受難的歷史。只是這種具體的歷史是不可能寫出的。我們必須有所省略，有所選擇。我們可以寫藝術史，或語言史，或飲食習慣史或傷寒病史，如此等等。一般人所說的歷史，無非是政治權力史，即罪惡與謀殺史（其中也包括制止這類行為的某些企圖）。為什麼偏偏會選中政治權力史呢？因為權力影響大，權力影響到每一個人；其次，人們易於崇拜權力；再者，掌權者喜歡受人崇拜，並且能夠把他們的意願強加於人，很多歷史家就是在掌權者的監視下進行寫作的。

　　於是，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一個國家越是自由越是民主，則該國家的歷史就越是五光十色，越是呈現多元化多樣性。例如美國，政治權力一直受到約束，因此一部美國史便豐富多彩，其中，權力史或掌權者的故事只佔很有限的部分，其他各種類型的風雲人物層出不窮。在當代美國，比爾. 蓋茨的歷史地位就遠遠超過總統們和將軍們。重要的是，比爾. 蓋茨是獨立地發揮其偉大作用的，他不需要沾權力的光，他的成功不是某一掌權者英明政策的產物，端的是“帝力於我何有哉”。反過來，一個國家越是專制越是極權，則該國家的歷史就越是被權力史所霸佔。梁啟超說：一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族史耳（司馬遷的《史記》要好一些吧）。“新中國”，尤其是毛時代的“新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一切，毛時代的中國史，如果你要按照老式的方法書寫的話，那幾乎就是毛的個人史。不要跟我說毛澤東有什麼功勞貢獻，單單是他把中國變成他一個人獨霸的舞台，害的其他幾億人無從獨立發展自我實現枉生一世白活一場，就罪無可赦罪該萬死。

　　毛時代的中國沒有思想史，那當然不是毛時代的中國人沒有思想，那是因為在毛時代，一切不同於毛思想的思想都沒有登台亮相的機會。就連大右派的思想，譬如章伯鈞、羅隆基的思想，也都還是藉著毛發動整風運動號召大鳴大放才得以出籠的。無怪乎章伯鈞、羅隆基在被毛翻手為雲復手為雨而打成右派後反倒感謝毛，因為要不是毛搞這場陰謀或陽謀，他們便無從向公眾公開表達他們的自由民主思想，也無從以頭號二號右派的身份“被歷史記上一筆”。

　　按照老式的歷史觀，毛時代的中國史幾乎就是毛的個人史。不錯，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的標準，否定官方對毛的歷史評價，但僅僅這樣做還是很不夠的，因為不管對毛是褒是貶，那總還是圍繞著毛一個人打轉。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讓當代中國史總是圍繞著獨裁者一個人打轉，不能讓當代中國史總是圍繞著毛核心或鄧核心或江核心或胡核心打轉，不能讓當代中國史總是被權力史所霸佔。我們必須要有另外的歷史。謝天謝地，儘管中國的所謂正史常常是政治權力史，但一般人並不是只從正史中瞭解歷史，我們還通過各種野史，通過文學，甚至通過民間傳說去瞭解歷史（譬如通過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民間傳說去瞭解秦始皇的暴政）。這就是我為什麼特別重視當代中國人的自傳的原因。哪怕你只是個小人物，哪怕你沒做出過任何足以進入歷史的事情，你也可以給我們留下一部個人的歷史。在這裡，個人歷史的寫作是對否定個人獨立價值的極權政治的反抗。寫作是對人生的補償，對命運的反抗。極權政治糟蹋了我們的人生，我們至少可以通過寫作來做一種糾正一種反抗。我們需要大量優秀的個人歷史流傳後世，非如此不足以與那個黑洞式的政治權力史即獨裁者的個人歷史相抗衡。所以有時我要想，也許，我們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價值的文字就是自傳了。

　　二

　　普希金說：“對於一個有才能的人，生在俄羅斯是多麼可怕呀！”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哪裡比得上共產時代的中國（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有才能的人生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才是難以想像的可怕。不只是對有才能的人，沒有才能的人的日子也很不好過。大饑荒奪取了四千萬人的生命，其中絕大部分難道不是平平庸庸？不過，極權統治既然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壓抑個性摧殘精神，因此，那些有著比較突出個性與才能的人便是首當其衝，在劫難逃。

　　在毛時代的中國，有才能的人有幾個沒挨過批挨過整？有報道說，文革後清理知識分子的冤假錯案（當然“知識分子”和“有才能的人”並不全等），竟多達860 萬件。注意：這還只是毛時代的數字，還只是官方後來承認的數字，還只是官方承認的冤假錯案。兩千萬地主富農（他們中間該有多少有才能的人！）不在其內，章伯鈞、羅隆基也不在其內，因為當局始終不承認那些是冤假錯案。應該說，像章伯鈞、羅隆基這樣的人要算是很“幸運”的了。至少，他們的個性與思想早已在較為良好的環境下發展成熟，他們畢竟在人生舞台上有過正式的演出。當章伯鈞得知1957 年反右運動被寫進大英百科全書，他們的言論被評價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激動得徹夜難眠，“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

　　相比之下，像康正果這樣的人就更不幸了（這樣的人成千上萬），他們象花苞，還沒來得及開放就遭到冰霜的摧毀。他們還沒來得及使自己成熟，使自己發展，還不曾向社會發言，更談不上影響社會，影響歷史，就被捲進極權暴政的絞肉機。你因思想言論而受難，但社會並不知道你想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再說了，在那樣的環境下，在那樣的年齡上，你又能想些什麼說些什麼呢？無論是在思想史上還是在政治史上，你的思想和言論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因而你的受難也就不可能具有多少歷史的意義。你的青春，你的才華，你的前途都被糟蹋了，白白地糟蹋了。你的全部苦難頂多是在龐大的受難者數目中充當一個無名的零頭，而且還是常常被忽略不計的零頭。這該是多麼可怕啊。這種可怕的程度，豈是普希金想像得到？

　　老康受迫害的故事很荒誕，但是在那個時代也很尋常。

　　從少年時代起，老康就熱衷於讀書與寫作。1964 年，老康在陝西師大中文系唸書，校領導號召同學“向黨交心”，老康因為一向表現“落後”，再加上出身不好，成為重點教育對象，被逼著一次又一次地寫檢查還過不了關，系上又進一步要求老康交出他的日記以及和朋友的來往信件，老康拒絕交出，因為他知道那等於自投羅網，結果被扣上“思想反動”的罪名開除學籍，不得不進入一個公安局辦的建築材料廠當了就業工人。文革中的1967 年，老康從報上讀到蘇聯批判“反動小說”《日瓦戈醫生》，一時心血來潮，用俄文寫了封信給莫斯科大學，想要一本《日瓦戈醫生》自己翻譯，此信不消說被政府截獲，據此給老康定下“妄圖與敵掛鉤”的罪名判處勞動教養三年。勞教期滿後，城裡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去西安郊區農村落戶，認一個老貧農為養父，改名李春來，當了農民。

　　在老康的苦難經歷中，最可怕的還不是被孤立、被監視、挨批判和寫檢討，最可怕的是長期的繁重的強迫勞動和卑微忙碌的日常生活，其力量足以徹底摧毀人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興趣與能力。老康在建材廠當就業工人時就非常擔心“有一天我也會變得像那些老就業工人一樣木呆，慢慢被改造成幹活的工具，最終對文字失去興趣。”因此，“每天下了工，哪怕只有隨便翻上幾頁的精力，我也要堅持讀下去，惟恐放任自流，荒廢了時日。”（127 頁）然而堅毅如老康者，也很難經得起歲月的消磨腐蝕，後來他成了農民，成了個很蹩腳的農民，三十出頭了，才娶了個山溝裡的老婆，“從此淹沒在勞碌的農家生活中”。“結婚三年生了兩個娃，不知不覺間，我已經習慣了‘老婆娃娃熱炕頭’的生活。”“我驚奇地發現，父母的制止，勞改隊的改造，一切強制手段都不能迫使我戒除的文字積習，如今居然在平庸的夫婦生活中日漸磨損，消蝕殆盡。真是歲月不饒人，激情易衰老呵！”（插一句，我覺得老康這段描述不夠準確，“平庸的夫婦生活”只不過是壓垮老康文學夢的最後一根草）老康擔心，“再這樣荒廢下去，真有那麼一天，學校要找我回去上學，我也許早已喪失學習的興趣和能力。”（356－357 頁）這種麻木和擔心還是發生在毛死後，中國出現轉機之時，倘若毛澤東象鄧小平一樣活到九十幾歲，老康恐怕就給廢掉了，“新時期”湧現出的許多才俊之士，恐怕都給廢掉了。

　　三

　　“四人幫”垮臺後，中國出現了一個空前的文學熱潮。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苦難把多少人逼成了作家，舉國上下都為文學而如癡如醉。自學成才的報告文學，反極左路線的先知先覺的報告文學，傷痕文學，勞改文學，知青文學，反思文學，老幹部老知識分子的回憶錄，其中還有種種愛情與婚姻的悲劇故事，以及被壓抑的性苦悶性飢渴的文學描寫，凡此種種，都盛極一時。不難看出，上述幾種文學，幾乎都具有我在前面說到的個人歷史的性質。老康既有出色的文學才能，又有沉重的苦難經歷，當然也少不了這樣的寫作衝動。現在一般人只知道老康是個學者，寫過不少學術專著和論文；其實老康原來一直最想寫的是小說，是以自己經歷為藍本的小說。

　　老康產生這個念頭已經有二十幾年了。1979 年是老康的春天，多年的“反動”罪名一風吹，一考兩考，從農民一躍而成為研究生。那時候報刊上正流行報告文學，報道了不少平反後得到新生的人物，有朋友帶記者找老康採訪，打算把他寫成一個受盡打擊而自學成才的典型。老康一想起自己多年的學業荒廢就是氣，怎肯把自己還塞進那個“自學成才”的俗套裡。老康說：“你們真想寫，還是聽我講我被打成反動分子的故事吧，可以寫我到底怎麼反動起來，後來又怎麼不反動了。”雙方話不投機，採訪一事遂作罷。不過這倒激發起老康要寫自傳的念頭。但是老康遲遲未能動筆。因為他覺得，“我要寫的與那些報告文學或小說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不是一回事。應該說，遭遇的事件都有類似之處，但他們講述事件的腔調和品味卻讓我覺得不太對頭。”（2 頁）

　　這就是老康的與眾不同之處，也是我最欣賞老康的地方。眾所周知，當年那些報告文學和小說大多有一套流行的模式，譬如寫到受迫害，那就一定要寫主人公如何對黨堅信不疑，越受迫害越是忠誠；譬如寫到下放勞改，那就一定要寫到勞動人民具有如何的優秀品質，如何保護了幫助了落難的知識分子；最後的結局照例是一片光明，受迫害者照例對黨的“撥亂反正”感恩戴德，對未來充滿信心。這類作品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最容易誤導讀者。老康終於沒有加入“新時期”文學大合唱。直到今天，他才拿出這本打了二十幾年腹稿的自傳。時過境遷，老康這本書自然不可能引起什麼轟動效應；不過我敢說，老康這本書要比絕大部分當年轟動一時的同類作品更真實，更有價值。

　　老康雖然不是“生在新社會”，但卻也是“長在紅旗下”。與絕大多數同時代人不同，老康從少年時代起就是“新社會”的游離分子，他幾乎從不曾進入官方的話語系統，他只希望能擺脫紅色政治的干擾，並不指望得到官方的承認。這多半要歸因於老康在十幾歲的時候從祖父的書房裡閱讀到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化著作。如余英時教授指出的那樣，古典文化為少年的康正果“建構了一個強固的精神堡壘，因而決定了一生的價值取向”。（ＩＶ頁）

　　老康寫到周圍的許多人物，著墨不多，但依據我的經驗判斷是真實可信的。例如他那位養父、貧協組長李寶玉，要是落在張賢亮一類作家手中，那還不寫成恩深義重的再生父母？處處閃耀著勞動人民的純潔光輝。還有那些“社會渣滓”，如小偷、流氓，老康既不美化也不醜化，因為他並不想印證什麼概念或理論，既不想媚上也不想媚俗。他只是寫下他的經歷和感覺。

　　很多遭受迫害的人，在平反後對共產黨，尤其是對鄧小平感激涕零。老康則不然。當一位共過患難的朋友向他灌輸對共產黨對鄧小平的感激之情時，老康不肯附和，“我說我根本就沒有犯錯誤，要不是他們給我製造了‘反動’的罪名，我在大學都教了好多年的書了，哪會落戶到農村？捆了人家多年才給鬆綁，又有何感謝可言！”（370 頁）老康這段話講得實實在在，然而在那時竟沒有多少人講得出來。一般人只知道嘲笑阿Ｑ，挨了別人的打不敢還手，只好轉過臉罵一句“兒子打老子”。可是，這比起我們那麼多右派，挨了共產黨的整，事後還要說是“母親打兒子”，不是有骨氣多了嗎？魯迅尖刻有餘，深刻不足，他想像不到有些受迫害者事後竟然還要向迫害者認同。老康的幾個有類似遭遇的熟人，平反後都迫不及待地站在了黨的一邊，有的原來不是黨員的還積極爭取入了黨。這看上去很不可思議。一個人受到共產黨那麼殘酷的迫害，到頭來還要宣誓對它效忠，這不是十足道地的受虐狂麼？其實問題沒這麼簡單。當一個人遭受黨的殘酷迫害時，他很容易產生兩種感受，一是怨恨黨的殘酷，一是深感黨的強大。前者驅使你反抗，後者驅使你依從。假如你發現自己沒有勇氣或沒有力量反抗迫害者，那麼你就會覺得，免除迫害的最穩妥辦法就是贏得迫害者的接納，使自己成為迫害者隊伍中之一員。所謂成為迫害者隊伍中之一員，那倒不一定意味著你自己也非要參與對其他人的迫害不可——很多原先的受害者在重新被黨接納後都拒絕或避免參與對他人的迫害，他們只是希望不再被黨視為異己，只是希望被黨視為“自己人”而已。

　　四

　　老康不肯像別人那樣，“在平反後老實當我的教授，厚著挨過耳光的臉，喜孜孜接受黨恩浩蕩的撫摸，努力在純學術上做出應有的貢獻”。（370 頁）所以他的故事就沒有隨著重歸學院而以喜劇收場。此後老康的生活依然麻煩不斷，先是在碩士學位論文中評析“艷情詩”觸犯清規，差點畢不了業，繼而又在八九期間參加遊行而受到審查；最後，在老康已移居美國，執教耶魯的2000 年，老康回國開會探親，被安全部非法扣押，其罪名是向國內郵寄和攜帶《北京之春》等“反動刊物”。老康的這些遭遇固然證明了他秉性難移，但更加證明了的是江山未改。等平安回美後，老康趕快入了美國籍，從此安下心來定居在這片自由的土地。

　　就這樣，老康的自傳以一種既非悲劇也非喜劇的方式結了尾。它不能不令讀者深思：究竟要到哪一天，中國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老康還是樂觀的。他深信：“魔高一丈的日子拖不了多久了”（462 頁）。◆

　　2004年12月

9 讀吳思《潛規則》與《血酬定律》

胡 平 (2005年11月)

　　北京學者吳思的兩本書《潛規則》和《血酬定律》很受讀者歡迎，在大陸歷史作品排行榜上一直居高不下。吳思先生善於發明新概念。他提出的幾個概念，例如“潛規則”，如今已經成為流行詞。

　　吳思的書富於啟迪兼妙趣橫生。這兩本書都是提出一個大觀念，試圖用它來解釋歷史和社會——起碼是用來解釋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不過你要是不同意作者的大觀念也沒關系。你依然會認為吳思的書是有價值的，因為它能刺激你的思考，另外也因為吳思的書經得起拆卸：即便吳思的思想作為一臺整體的機器不能運作不能成立，但其中很多部件還是很閃光很靈便的。

　　吳思的思想可簡述如下：所謂潛規則，是指在主流意識形態或正式制度所明文規定的規則之外，人們私下認可的行為約束。所謂血酬，就是流血拼命所得的酬報。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所拼搶的東西，這就是血酬定律。吳思還從西方學者那里借用了元規則概念。所謂元規則，就是那些決定或選擇規則的規則。什么是元規則呢？按照吳思，那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而暴力最強者的選擇，體現了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吳思看來，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為此不惜使用暴力，暴力最強者勝出，根據自己的最大利益制定規則，甚至以此來定義正義觀念。其他人也同樣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與暴力最強者發生種種互動關系，從而間接地影響統治者對法規的選擇以及對正義觀念的定義。這就是人類行為的邏輯。這就是歷史經驗。

　　吳思的這套理論聽了讓人很不舒服。吳思自己也說，當他發現了這一思想后，“感到了心臟的抽縮”。但不舒服歸不舒服，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未必總是討人喜歡。吳思執意追求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令人不愉快。這種精神是值得贊許的。據說吳思的這套理論贏得很多人的贊同。不過在我看來，那恐怕幷非吳思的著作有多強的說服力，而是因為當今中國人本來就流行類似的這套看法，兩者一拍即合而已。我疑心吳思的思想是和六四分不開的。它帶有六四后中國的時代烙印。八九民運功虧一簣，理性終於敗給了暴力。於是一般人很容易由此得出結論，理性是無力的，道德是無力的，暴力才是一切。

方法論的缺陷與一元論的固執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發現人類行為的基本規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哲學的，一是歷史的。哲學的方法是對人的本質，對人性，對人的存在進行分析；歷史的方法是對全部歷史進行通盤的考察和研究。可是吳思的方法兩者都不是。吳思只是挑選出一部分歷史和故事，然后從這些歷史和故事中分析歸納出一套道理。這種零碎的取證和論證方式是不足以支持他所提出的那種大觀念的。

　　我們可以把吳思算成一元論者。我們知道，一元論者——例如黑格爾、馬克思、弗洛伊德——總是企圖把人類的全部行為歸結為一種動機。要駁倒一個頑固的一元論者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總是有辦法在其他的動機背后找出那種他們認為是更深刻、更真實的某種單一的動機，把其他的動機統統還原為他們自己提出的那種單一的動機。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勢必把自己提出的那種觀念的內涵無限擴大，以至於面目全非。

　　例如弗洛伊德，什么都歸結到性。到頭來連那些和性八桿子都打不著的東西也成了性。吳思也有這樣的問題。吳思的理論甚至不能解釋吳思自己的行為選擇。作者自己也多少意識到這一點。吳思說到對自己的評價：“我寫出一個好東西來，它比起一萬塊錢來是值得還是不值得？”吳思說，那就意味著我對我自己認為是什么，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對我來說，利是什么，害是什么？什么東西最體現我的本質、我的需要？這就等於說，凡是一個人追求的東西就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不管他所追求的東西和我們平時所說的利益是多么的不相干。利益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這樣定義利益無疑就太牽強了，而且它還會引出另外的問題，即不可證偽的問題。人類的行為分明多種多樣，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明明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行為卻硬被裝進同一個概念去解釋，一個概念可以解釋所有的問題，以至於在邏輯上就不可證偽。這樣的概念還有什么意義呢？

吳思理論的盲點

　　從內容上分析，吳思理論的弱點就更明顯。如果人人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那怎么還有好人和壞人的區分呢？有的只是會算計和不會算計的區分。功利主義者邊沁講過一句話：“罪犯就是數不清數的人。”這或許適用於小偷強盜，但決不適用於思想犯政治犯。用利益最大化是無法解釋那些甘冒風險而為某種理想理念抗爭的人們的行為的。

　　吳思說：血酬就是流血拼命所得的酬報。但既然是“拼命”，那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命給拼掉，如果自己的命都拼掉了，酬報從何談起？吳思說：“人們的核心計算是，為了一定數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生存危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傷害到什么程度？”但問題是，一個人投入生死的斗爭，幷不都是為了獲取生存資源。有些人是身陷絕境，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但大多數人的處境不是這樣極端。大多數人不是不拼命就活不成所以不得不拼命。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拼命是有把握活得成的，拼命才有生命危險，不拼命就沒有生命危險。那么為什么還有人愿意選擇拼命一戰呢？為什么有人要“寧肯站著死，不愿跪著生”呢？其實，貪生怕死就是奴性。奴隸就是寧愿受奴役也不選擇拚死抗爭，此所以奴隸之為奴隸。自由人是通過勇氣與奴隸區分開來。近些年來，常常發生農民工因工資被拖欠憤而行兇殺人的事情。當事人都說得很明白，他們幷不是沒那份工資就沒法活下去，他們是受不了那份窩囊氣（這當然不意味著他們殺人是對的，尤其不意味著被殺的人都是該殺的）。最讓民工們憤憤不平的還不是貧窮本身，而是因為貧窮而被人瞧不起，被人侮辱，被人不當成人。古今中外，驅使人們鋌而走險的，常常不是利益，而是自尊心，是那股子氣，那股子血性，是要求得到承認的意志。

　　吳思說：“在發生爭執的時候，如果在肉體上消滅對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來，問對手想死想活，任何爭執都不難解決，任何意見都不難統一。”“在挑選規則的時候，擁有讓對手得不償失的傷害能力的一方，擁有否決權。”問題在於，情況往往是，你有刀，對手也有刀，想死想活的問題不但擺在對手面前，也同樣擺在自己面前。歷史上，那些起初擁有較少傷害能力的一方最終擊敗本來擁有較多傷害能力的一方的事例比比皆是。動物界是弱肉強食。在動物界，強弱之勢是固定的，狼永遠強於羊。人類社會卻不然。在人類社會，強者與弱者常常是互相轉化的。秦始皇一統天下，建立起史無前例的強權，但二世而亡。賈誼總結道：“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此論未免簡單化，但至少說明暴力不是終極因素，還有別的東西影響以致決定暴力。

　　吳思的理論明顯受到經濟學的影響。九十年代以來，經濟學成為中國的顯學。在九十年露出水面的其他許多思想或理論，包括政治自由主義，很少有不受到經濟學的深刻影響的。例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把理性等同於算計，把各種規則的產生歸結為不同利益的多次博奕，都是從經濟學中得來。問題是，在經濟領域里有效的種種假定，搬到經濟領域之外就不一定有效。老話說“在商言商”，這就說明人在商業上的行為和在其他領域上的行為是有區別的。有的經濟學家甚至把經濟學理論應用在家庭和婚姻上，雖不乏閃光的靈感，但畢竟是以偏概全。愛情、親情，不論其中包含有多少利益的考慮，但畢竟不能完全化約為利益。

　　其實，還在吳思理論問世前，國人就已經流行一種類似的觀點。這種觀點把人的行為解釋為欲望與理性的組合。欲望讓人追求自己所欠缺的事物，理性或算計則告訴人獲得它們的最佳方法。簡言之，人類行為的基本原理就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這種觀點，連自由民主的建立也無非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們相互之間多次博奕的產物。然而，這種觀點既不能解釋統治者的控制欲，更不能解釋反抗者的冒險抗爭。必須看到，人除了有欲望和理性之外，還有別的某種東西。

　　吳思理論的最大盲點就在於它幾乎完全無視人的精神性，無視人的道德自主性，無視人之要求被他人承認的特性。這恰恰反映出當前中國流行的犬儒主義。所以格外值得我們注意。◆

　　2005年11月

9 我們時代的見證文學
——閱讀廖亦武《證詞》

胡 平 (2005年6月)

　　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
　　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
　　　　　　——作者手記

一、一部傳世之作

　　《證詞》這本書就放在案頭，我常常翻閱。很多段落是讀過的，但再讀之下仍然被感動；很多章節是熟悉的，但再讀之下仍然會有一些新發現，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節或深刻的議論。作者具有一種罕見的才能，他能把別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雖然注意到了、但卻不會寫在筆下的一些現象和感受，準確地表達出來；盡管其中某些現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義，但是憑著敏銳的直覺，他把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來，這就使得他的這部作品包容了遠比一般同類作品更為豐富的內涵，幷啟發讀者做更深一步的闡發和引申。愛讀書的人都知道，有些好書是需要一讀再讀的，每讀一次都會有新的感受，新的領悟。這一來是因為好書的內容很豐富，你只讀一次未必能完全領會。二來是因為閱讀過程是一種互動的過程，閱讀也是創造；好書能刺激你的聯想，善于閱讀者可以從一本好書中獲得的東西，常常要比這本書本身提供的還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書才會有這種啟發與刺激的力量。《證詞》就是這樣的一本好書，我相信它必能流傳后世。

二、我們時代的見證文學

　　1990 年3 月，中共國家安全部宣稱在四川重慶破獲了一起自“六四”以來全國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狀是在六四之夜創作錄制配樂詩歌朗誦磁帶《屠殺》，以及創作拍攝詩歌電視藝術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 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廖亦武的這部《證詞》就是對這段監獄生活的描寫。

　　廖亦武把這部書取名為《證詞》，這表明了一種深刻的文學自覺。誠如納粹集中營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 威塞爾（ElieWiesel）所言：“如果說希臘人創造了悲劇，羅馬人創造了書信體，而文藝復興時期創造了十四行詩，那么，我們的時代則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見證文學。我們都曾身為目擊證人，而我們覺得必須為未來作見證。”

　　1994 年一個隆冬的夜晚，出獄不久的廖亦武拜訪老右派、著名詩人流沙河。流沙河對他說：“我曉得我曉得，你再也寫不出過去那種想像力發達的詩了！像你我這樣受過命運重創的人，內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棄詩人去做一個歷史的證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蒼卻給了你一支比眾人有天賦的筆，幷且知道你不會撒謊。他讓你墜入煉獄，讓你目睹幷忍受種種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塊蒙難，而只有你有機會爬出來幷神志清醒地回憶、記錄一切。有時候，經歷絕望也是一種福份呀！你要老老實實地寫，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夠被當作證詞或資料，存在檔案館里，借人們查閱，引證，就很不錯了。作偽證者必遭天譴！”

　　流沙河說：“受過命運重創的人再也寫不出那種想像力發達的詩”，這句話使人想起阿多諾的名言——“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后寫詩已變為不可能”。這是為什么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釋，那是因為“在中國，現實每每超出想像，所以我們不再虛構，我們只是一筆一劃地實錄”。這話說得不夠準確。我以為，在中國，現實或許每每超出一般人對現實的估計或想像，但不可能超出人們的想像力本身。換句話，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比我們經歷過的最黑暗恐怖的現實還要十倍百倍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說，我們可以想像專制者動用核武器屠殺上億的人民乃至于毀滅整個人類），但那個世界是虛構的，它只是想像力的產物。另外，我們知道，在中共掌權五十多年的歷史上，“六四”還不是最殘暴最血腥的，畢竟，“六四”發生在極權統治的后期。但也正因為如此，一般人已經習慣了相對于毛時代的略為寬松的政治環境，因而往往會想像不到在我們的生活中竟然還有象《證詞》所揭露的那種恐怖與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仍然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重要的是，作為一場現實災難的親歷者，廖亦武最想告訴讀者的是他所經歷的那場災難現實，在這里，任何一點夸張編造都會損害其描述的可信度，所以他拒絕虛構，拒絕在事實之上再發揮想像添油加醋。

　　所謂“奧斯維辛之后，寫詩已變為不可能”，意思是說，親身經歷過一場大災難之人，如果他過去就喜歡文學，喜歡詩歌，那么他會發現，以往的任何文學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經受的苦難。他會痛切地感到文字的無力與溝通的困難。他不能不寫，可是他深深地懷疑他寫的一切是否能被別人理解。他意識到藝術必須將本身“非美學化”以證明其存在價值。一個親歷苦難與罪惡的人深知，現實的苦難與罪惡常常是沒有詩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現實塞進某種傳統的美學形式之中，如果你努力將自己的經驗改頭換面塞進原有的、也就是大眾習慣接受的文學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現實，落入媚俗的老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拋棄美學形式，因為內容總需要借助于形式來呈現。這就需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學。這就是所謂見證文學。見證文學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從廣義上講，一個人，只要他把自己目擊到的苦難與邪惡記錄下來，寫成文字，那么，這種文字或文學就可以稱之為見證文學。見證文學的特點是，它所描述的內容應基本上立足于第一手經驗。如此說來，那種根據他人敘述或提供的材料而寫成的文字就不能算作見證文學（這自然不妨礙其文學價值）。從狹義上講，見證文學的作者必須是苦難與邪惡的親身經歷者，而不僅僅是在場的旁觀者。

　　猶太哲學家馬伽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記憶的倫理學》（The Ethics of Memory）一書里提出“道德的見證者”（the moralwitness）這一概念。按照馬伽利特的定義，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邪惡以及邪惡所制造的苦難的人才可能成為道德的見證者。在這里，見證邪惡與見證苦難二者缺一不可。在這里，作者本人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邪惡迫害的對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難與邪惡的背景下著手寫作，也就是說，當作者開始寫作時，那個制造苦難的邪惡仍然存在，仍然在繼續作惡，作者還沒有真正擺脫邪惡的控制而獲得自由，作者是冒著巨大的風險著手寫作的，那么，這樣寫成的文字就是最純粹的見證文學。不消說，這種寫作多半是秘密的。他不是為當下而寫作，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在當時當地他不可能公開發表他的作品。他是為將來某一天發表而寫作，或者是暫時先在其他某一地方，在此處的邪惡勢力鞭長莫及之別處發表，但最終仍是為了將來某一天在此處發表而寫作。廖亦武的《證詞》是見證文學，而且是最純粹的見證文學。

三、《證詞》背后的故事

　　單單是《證詞》一書的寫作過程，也就值得寫成一本書。廖亦武告訴我們，“本書前兩卷初稿寫于獄內。我在雙層鐵床的上鋪卷縮了幾百天，被子上覆滿應付檢查的花花綠綠的雜志、短文和家信。我鶏婆似地聳起雙肩，在一頁紙上盡可能多地寫字（有一頁紙上密密麻麻寫了近萬字——引者），心快要跳出來了，連標點也蹦蹦地搏動起來，我已辨認不了自己的筆跡，我越寫越不像個文人，不知道將來的讀書階層能否容忍這樣的作品。”由于手稿經常被獄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邊寫作，一邊把所寫下的文字默記下來，抄走一次，重寫一次，百折不撓地從頭寫起。出獄后，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監控。廖亦武說：“面對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寫過的東西盡可能地複制，多藏幾個地方”。“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個同案犯對他說，“警察不搜你搜誰？”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專門為警察創作的文人。”“1995 年10 月10 日，警察突然襲擊成都的住所，搜繳了已近尾聲的《證詞》手稿，幷宣布實行監視居住二十天，絕境之下，我只得重寫此書，耗時達三年。”

　　這是怎樣的一種寫作啊？這是用生命在寫作，這是用寫作支撐著生命。然而這還只是故事的一半：書好不容易寫成了，如何出版呢？

　　廖亦武寫道：“我曾把索爾仁尼琴題在《古拉格群島》上的卷首語抄了十幾遍：‘幾年來，我懷著壓抑的心情沒有把這本早寫好的書付印，對生者應付的責任超過了對死者應盡的人事。但是現在，當安全機關反正已經抄走了這本書稿的時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外，就別無他法了。’我到哪兒去公布？剛出獄時，我曾把冒死捎出的大量獄中文稿托故人帶到海外，均一一杳無音訊。我給同案犯，加拿大人戴邁可寫信求援幷告知創作計劃，邁可捎給我400 加元，‘我只能給你這么多，’他說，‘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同中共做交易，討價還價；媒體的關注點也是抓人放人，各類明星炒作。在冷戰之后的國際結構調整中，獨裁者的日子太好過了。誰又能把誰怎么樣？作為你，一個詩人，除了保持自己內心的真實，不叫苦，又不說謊，還能指望什么？’”

　　對廖亦武們，寫作既是如此艱難又如此危險，那么，為什么還要寫作？這樣一種寫作的意義何在？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捷克異議作家克里馬（Ivan Klima）說：“經常有人問我正在寫什么，但還從來沒有人問過我為什么寫作。也從來沒有人問過我最基本的問題：文學對我意味著什么以及我對文學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會中從事寫作的人多半不會面臨這樣的問題；那些在專制社會中從事鳥籠寫作的人可以回避這樣的問題。但是，那些在專制暴政下堅持自由寫作，幷因此付出沉重代價，但依然不愿放棄的人，卻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知道，寫作可以有多種意義或目的，例如賺稿費謀生，例如追求一種美學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們的寫作才可能觸及到寫作這一人類行為的最深層的意義。

四、寫作何為？

　　俄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斯大林大清洗時期，她天天去監獄門口排長隊，給關在監獄里的兒子送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隊探監的老太太認出了她，悄悄地問道：“你會把這記下來嗎？”阿赫瑪托娃回答：“我會的。”從老太太那憔悴蒼白的臉上掠過一絲微笑。

　　這就是見證文學的偉大意義：對于那些深受苦難幷從現實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們，被記載是他們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只要記下來，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難友所說：“處境再難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卻被人忘記。”文字真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它使得人可以戰勝時間與空間的阻隔。長期從事秘密寫作的索爾仁尼琴說得好：寫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記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為后代人知曉。索爾仁尼琴堅信，“我的工作不會是徒勞的，我的作品矛頭所向的那些人終究會垮臺；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見的潛流奉獻給另一些人，而這些人終將會覺醒。”

　　語言的世界是一個奇妙的世界。在中文里，“道”這個字既是指言說，又是指方法、道理、道義。這本身就揭示出語言與方法、道理和道義之間的密切關聯。它告訴我們，語言本身就內在地蘊含著標準、邏輯、理性和正義。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當代的哈貝馬斯，都對語言與理性，與公理或正義的關系作過很精闢的說明。人一旦言說，一旦寫作，他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進入了一個充滿著理性、公理和智力標準的世界。不論在俗世中正義是何等貧乏，邪惡是何等猖獗，但是你只要進入語詞的世界，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語言的世界里，永遠是理性占上風，正義占上風。文字的王國就是正義的王國。語言是受難者的庇護所，是人類良知的最高法庭。把一樁罪行如實地記錄或表述，那不但是對罪行的起訴，而且也就是對罪行的判決。在獄中飽受淩辱的廖亦武寫道：“一個文人不可能以牙還牙，但能夠通過文字的巫術詛咒造就劊子手的世道。”這絕非阿Q 的精神勝利法，看一看暴君們是怎樣地害怕言論自由就清楚了。

　　廖亦武也向自己提出了“為什么寫作”的問題。讀者想必以為他一定會給出一個慷慨激昂、氣壯山河的回答。殊不知廖亦武的回答相當低調。“寫作何為？”廖亦武自問自答：“寫作不何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廖亦武說：“世上還有比寫作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來不及做，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個東西。”他特地提到流沙河家里的一個擺設——一只大南瓜，上書“瓜娃子”（四川方言，意為白癡）。

五、神圣的單純

　　廖亦武的回答何以如此低調？因為他經歷了太多太多的失望與幻滅。和索爾仁尼琴不一樣，索爾仁尼琴堅信人民終將覺醒；廖亦武們卻擔心“清醒者永遠不可能再醒來”（汪建輝語）。

　　這使人想起猶太作家、大屠殺見證者埃利. 威塞爾的一段沉重的敘述。威塞爾講到：大屠殺的幸存者把自己視為見證人，相信外部的世界——自由世界——對他們的惡夢與苦痛一無所知。他們要為歷史作證，揭開劊子手的面具，把那段過去變做一個警戒。“他們以為奧斯威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世界不知道，因為罪犯們在暗中操作，在黑夜的掩蓋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為世界一無所知。但，隨著1945 年的解放，那些少數幸存者們驚訝地認識到他們的錯誤：世界對所發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卻聽任它發生。這一覺悟改變了一切。他們受到了震撼，他們開始懷疑。‘揭露’久已為人所知的事實有什么用？至于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實的本質，去談論無人會理解的事又有什么用？”

　　崔健歌云：“不是我弄不明白，這世界變得太快。”廖亦武寫道，曾經狂熱投入國家變革的廣大群眾，一夜之間竟然變得如此現實，如此齊心愛錢。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轉瞬間化作泡影，政治犯成了一份不光彩的社會遺產，被標榜“不過問政治”的絕大多數人所拒絕，而就是這些人，曾經成群結隊，狂熱地投入街頭政治！死了的，白死；活著的，白活。歷史老人聽不見永恒黑暗下的哭泣。正像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經歷了二度大屠殺，“六四”的受難者也經歷了第二次打擊。按照廖亦武的描寫，“‘六四’政治犯一出獄，就成為不瞭解國情的怪物，一個脫離民眾的人”。甚至連親人也離你而去。妻子阿霞結緣于文學，本是一對恩愛夫妻，想來早先對先鋒派詩人的丈夫崇拜得五體投地，常常象個奴隸一樣辛苦地為廖亦武謄寫文章，如今卻是一看見他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這個有著不平凡追求的女人再不好高騖遠，現在只是“努力爭取腳踏實地的普通的生活”。很多政治犯出獄后發現自己比在監獄中更孤單，因為在監獄中你還可以幻想自己與同志們同在，與親人們同在，與當初街頭上千千萬萬的群眾同在。沒有孤立就還沒有失敗，沒有背叛就還沒有失敗。失敗不是發生在失敗的當天，失敗發生在失敗的第二天。

　　在這樣的環境下，要一個人不憤世嫉俗也難。難得的是，廖亦武還力求理解，力求包容。他理解西方社會對“六四”的日趨冷淡：外國人有著他們自己的許多事要操心，怎么可能對中國人的“六四”總是耿耿于懷？年復一年地為中國的事情呼籲，時間長了，那份道德感也就疲倦了。至于說國內的民眾，既然面臨社會大轉型，生存危機困擾著每一個人，舊的政治觀念逐漸被應接不暇的新的“制造熱點”所取代，這樣，“六四”政治犯就很難避免被遺忘，被邊緣化的命運。面對鋪天蓋地的只求過日子的螞蟻王國，寫作還能有多少意義呢？可是，不寫作又怎么樣？對于廖亦武，生存如刀尖，他所選擇的只有下海、寫作、自殺三種。他選擇了寫作，寫作成為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不但承擔起歷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還承擔起現實代言人的角色。廖亦武幷不信上帝，然而在94 年那個隆冬的夜晚，當他告別詩人流沙河時，他覺得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上帝”。與此同時，“文字的野心卻被吹散了大半”。他不再把寫作當成獲取世俗名利的手段，也不再奢望自己的一枝筆就能產生神奇的社會效果。他只是決心老老實實地一筆一劃地寫下去。如廖亦武所說：“國內相當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里選擇無望的寫作，沒有人來救你，理解、承認你，把你捧在手心上，這就是你內心真實之外的真實。”這種寫作似乎是低調的，但透過這種低調，我們可以感受到那種神圣的單純。

六、尊嚴的悖論

　　王力雄指出，當今中國監獄的“中國特色”就在于，“執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對犯人實施全面淩辱與虐待。”

　　《證詞》一書詳細地描述了在監獄中政治犯受到的種種非人待遇，包括政府故意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包括幾十種川菜肉刑。還有專為“反改造尖子”準備的“小間”，長兩米，高一米，人一旦塞進去，就只能象動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種姿勢，且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一年半載你可能抗得過去，三年五年你肯定報廢。讀來真讓人不寒而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斷言：“人無論任何境遇，都適應得了。”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心理學家維克多. 弗蘭克（Viktor E.Frankl）對此的回答是：“對！人什么都適應得了，不過別問我是怎么適應的。”在這里，肉體的折磨固然痛不可當，精神的淩辱尤其忍無可忍。當然，這兩者幷不是截然分開的。獄方往往是通過肉體折磨以迫使你接受精神的淩辱，你常常是不堪忍受皮肉之苦而不得不低頭屈膝。時過境遷，肉體的痛苦就淡忘了。俗話說，好了傷疤忘了痛。但精神的淩辱卻沒齒難忘，司馬遷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王力雄講過：“中國監獄的目標似乎就是把人的尊嚴消滅一凈。而一旦人曾經徹底喪失尊嚴，也就很難再找回尊嚴。”為什么絕大部分深受非人虐待的受難者都不愿意完整地講出自己的遭遇？他們不是怕講出自己受到的肉體折磨，而是怕講出自己的精神的屈辱。感謝廖亦武，以極大的勇氣，淋漓盡致地寫下他遭遇的一切，包括他的抗爭，也包括他的屈從。如果你不幸而面對各種酷刑，除非你決心一死，否則你很難硬抗到底；而只要你想活，獄方就總有辦法讓你低頭討饒。廖亦武在獄中飽受淩辱，有一次他撞墻自殺，沒死成，此后就打消了自殺的念頭。他深感自己在獄中失去了尊嚴，他寫《證詞》的目的之一就是贏回失去的尊嚴。

　　這里有一個悖論：象廖亦武這樣是因為爭取自由反抗暴政，或者說堅持人的尊嚴，而被抓進監獄，受折磨，被剝奪人的尊嚴。簡言之，他們是為了堅持尊嚴因而失去尊嚴。一個人為了堅持尊嚴反而失去尊嚴，這不是很矛盾的嗎？如同自由斗士，自由斗士就是為了更多的自由而寧肯失去僅有的自由。反抗壓迫，就是不甘忍受壓迫而寧肯招致更大的壓迫。這些難道不都是自相矛盾嗎？這就引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因為反抗暴政而被監禁不堪折磨被迫寫檢討書認罪書的人，和那些因為不參加任何反抗暴政的斗爭因而也不曾被當局迫害不曾被強迫寫檢討寫認罪書的人，誰個更沒有尊嚴？

　　維克多·弗蘭克堅稱：“即使是置身于集中營，一個人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嚴。”面對各種非人的待遇，你可以用坦然的、從容的態度去接受。這不是喪失尊嚴而是堅持尊嚴。是的，你在受辱；但你是在為理念而受辱，為信仰而受辱，或者說，為自己的不肯屈從強權而受辱，為自己的堅持尊嚴而受辱。它當然證明了你的尊嚴，體現了你的尊嚴。當我們看到在一群奴隸中有一個奴隸被套上鐐銬，我們一下就明白了這個奴隸最不是奴隸。在暴政下，唯有反抗才體現自由，體現尊嚴。暴政之為暴政，就在于它規定了臣民的存在方式，否認臣民是獨立自由的主體，也就是說，它不把人當人看。你有幾分反抗，你就有幾分尊嚴。反抗是尊嚴的集中體現，離開了反抗就談不上尊嚴。縱然你因為反抗而招致不堪忍受的懲罰，甚而被迫低頭屈膝，那也遠遠勝過根本不反抗。好比一群青年學生遠游，遇到一夥手持兇器的歹徒。歹徒要強暴女學生，大多數男同學們都被嚇住了，只有一個男生挺身而出，結果遭到歹徒毒打，直打得遍體鱗傷，甚至一度低頭討饒。然而我們都清楚，和那幾個袖手旁觀因而毫髮無損，看上去仍然體面光鮮的男生相比，這個被打得狼狽不堪的男同學才更像是一個男子漢。

七、人類尊嚴最美好的紀念碑

　　不久前，廖亦武寫下一首短詩，題目是“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親死了，情人死了
兄弟姐妹也死了
如果人心都死絕了
你不投降又有什么用？
時光流淌，陰雨連綿
大地卻一片荒蕪
太陽有毒，看客是豬
你無家 無國 無底氣
羞恥
羞恥——又有什么用？
你說你活著是為了記住
可記住——又有什么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什么用？

　　這首短詩表達的，一方面是英勇的堅持，一方面是對堅持的意義的深刻懷疑。不投降有什么用？當它看上去什么用也沒有的時候。然而，不投降在沒有用的時候最有用。所謂“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所謂“時窮節乃見，一一書丹青”。在這里，不投降的意義就在于不投降，成敗利鈍，非所計也。一個人有多高貴多人性，就取決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超越趨利避害的動物本能，面對強權永不屈服。

　　著名意大利作家、女記者法拉奇說：“我認為人類尊嚴最美好的紀念碑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那個東西。它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幟，而是三個希臘字母：OXI，意思是‘不’。”“為什么還要忍受痛苦，為什么要斗爭，為什么要冒從山上被狂風刮到井底與魚為伍的風險呢？因為這是作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總之是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作為一只綿羊而生存的唯一方法。”◆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