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著
目 录
政府和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 要 旨 本 文 中庸要旨 说 明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 原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序言 中庸要旨 附 录（一） 自勉四箴 附 录（二） 中庸章句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第一章 退却、防御与攻击 第二章 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 第三章 攻心战术 第四章 矛盾战术 第五章 接触、渗透、组织战与群众运动 第六章 贸易战与基地战 第七章 伪装、诈术、奇袭与宣传战 第八章 和平谈判与停战协议 第九章 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第十章 联合政府 苏俄在中国 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第一章 绪论——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结果 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第一章 俄共侵略计划步步进展之主因——在其对方的错误 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的几个基本观念问题 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演变 第二章 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基本原则 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战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及其进行的方略——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 第四章 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 西安半月记 引言 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十二日 十二月十三日 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六日 十二月十七日 十二月十八日 十二月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十二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杂著（诗、联、歌曲、箴勉、题画） 咏 竹 述 志 穷理研几之联 海滨口占韵语一则 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养正气之联 更衣亭题字 沉潜仁义之联 福州军幕中所作箴言 生活生命之联 操心虑患之联 常平站感吟一绝 挽 总理联 挽阵亡将士联 四十岁生辰感言 出发校阅撰歌二则 集句联语 挽谭延闿院长联 游峨眉口占 挽天主教雷鸣远神父 大中华歌 挽戴笠将军联 六三自箴 四箴 阿里山祝山观日出 联 语 建党六十周年书勉全党同志联语 挽胡适之院长 挽陈辞修副总统 为夫人题画 家 谕 家谕 上编 家谕 下编 附录 蒋经国致母亲的一封信 中国之命运 第一章 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第二章 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第一节 清代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衰落及其对内政策根本的错误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与国民的反应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的教训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对社会的影响 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对伦理的影响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对心理的影响 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第二节 北伐的成功与革命的教训 第三节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 第四节 抗战对国内的影响 第五节 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抗战期间及战前对日战略与外交战的经过 第五章 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的撤废与平等互惠新约的意义 第二节 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 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建设与革命哲学之建立问题 第二节 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问题 第三节 自由与法治观念之养成问题 第七章 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第八章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结 论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序 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 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 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 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大学之道 上篇 下篇 附录一 大学章句 附录二 大学古本 附录三 王阳明大学问 附录四 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 中国经济学说 一、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与范围 二、中西经济学说的分别 三、中国古来的经济规模 四、民生主义的经济的道理 五﹑将来的经济理想 附录一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 附录二 土地国有的要义 国父遗教概要 说明 序言 第一讲 总理遗教概要 第二讲 政治建设之要义 第三讲 物质建设之要义 第四讲 心理建设之要义 第五讲 社会建设与民生哲学之要义 第六讲 研究 总理遗教之结论 抗俄基本论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一节 帝俄与赤俄对华相继侵略的传统 第二节 赤俄侵华的工具 第三节 俄帝侵华的方案及其亡华的三步骤 第四节 俄帝侵华的目的 第三章 抗俄战争的特质 第一节 抗俄战争的意义 第二节 中国国民革命的时代使命 第三节 抗俄形势的分析 第四章 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本质 第二节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第三节 国民革命的方略 第五章 三民主义的哲学观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 第一节 人类进化的原则 第二节 民生史观 第六章 三民主义现阶段的提纲 第一节 民族主义方面 第二节 民权主义方面 第三节 民生主义方面 第七章 汉奸必灭、侵略必败与抗俄必成 第八章 结论--抗俄的总目标 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 要 旨 本 文 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 第一章 序言 第一节 育乐两篇的补述 第二节 自由安全社会的建设 第二章 育的问题 第一节 生育问题 第二节 养育问题 第三节 教育问题 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一节 康乐的意义 第二节 康乐的环境 第三节 心理的康乐 第四节 身体的康乐 第四章 结论 第一节 民生主义建设的物质与精神条件 第二节 民生主义建设的最高理想政府和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
隶属章节：序言 先总统蒋公，惟睿作圣，承周孔道统，受国父感召，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尝言：「国父祖述汤武，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三民主义，一心物，合知行，通天人，赞化育，明德至善，光辉日新」，用是「终身秉持遗训」，壹以继志承烈，保国卫民，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光大固有历史，扫除国民革命一切障碍为毕生志事。是知公思想渊源，近本乎国父，而国父之思想，实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流也长，其积也厚，故发为论著，阐圣道，明典制，尽人性，穷物变，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揭橥三民主义本质三事，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前者明其体原，后者增其未备。又本知难行易之旨，创为力行哲学，谓「人之生也，为行而生，力行即是革命，革命之本务在行仁」。示人生以大道，启革命之周行，胜义宏纲，闻之者可以汗出泪下，行之者足以致修齐治平矣。 公自黄埔建军，东征、北伐，荡决群丑，一匡天下，旋倭寇启衅，CP跳梁，抗战、戡乱，兼筹并顾，戎衣宵旰，存亡俄顷。而几沈物先，虑周百度，庶物每出于神明，书告盖等于训传。言教育以变化气质为先，敦道德在日用寻常之际，并以礼义廉耻之四维，纳于食衣住行之生活，成效丕着，风气聿新，此韩昌黎所谓「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者欤？ 公道协时中，言为世则，巨制鸿篇，多自精勤淬砺、笃实践履中来，博切高明，金声玉振。然搉其大较，壹出善政善教二端，举凡治军、主政，建立制度，发展组织，以至于抗战建国，内安外攘一切言论，皆善政之属也。其对教育之指示，青年之训迪，新生活之倡行，以及峨嵋、庐山、复兴关、阳明山训练之所讲论，皆善教之类也。顾三民主义之善政，亦即三民主义之善教，内圣外王，交光互影，立论虽千门万户，原皆归本于民生，致力于仁爱，条贯于哲学、科学、兵学，斯盖公思想之全体大用，亦上承国父「历史之中心为民生，革命之大道曰仁爱，仁者仁民，爱者爱国」之训示，交推旁达，以自铸其崇论闳议。世之诵公功德者，必曰征伐戡乱，而不深觇其善政善教，则所见者犹管蠡也。 自CP肆逆，神州陆沉，赤水群飞，民随波沸。 公深悯生民之倒悬无告，又复困心横虑，重张区宇，奠复兴之丕基，为兆姓所托命，忧患纷乘，立言益复精切，以定静安虑得之涵摄，为危微精一中之操持，寓理帅气，主敬立极，尤益显其思想之邃密，人格之粹美，昔阳明弟子徐爱谓阳明先生曰：「先生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此言在当日阳明心目中之辞受不可知。顾五百年后，公则已尽践之矣。 民国五十五年，孝仪曾辑印「将总统思想言论集」，祝公八十纯嘏，距今已十八年，而公之升遐，亦近十年矣。羹墙如见，謦欬莫闻，每展遗编，怆然涕下！因复裒辑五十五年十月至六十四年四月之遗稿，及前此未曾公布之文件，分为专著、演讲、书告、文录、别录、谈话、书面致词等类，并系以总目录、大事年表及论著年表三种，都四十卷，计壹仟五百余万言，敬题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并先送请夙以文学侍从先总统蒋公之萧自诚、曹圣芬、唐振楚、楚崧秋、周应龙诸先生分别校阅，俾臻完备。 夫有其德者，未必有其言，有其言者未必有其功，三者备矣，又未必有其位与有其寿，并德功言于一途，合齿德爵于一尊，旷览瀛寰，盖无与俦。孝仪幸获亲见述作之美之富，又躬承编校之役，但觉蟠天际地，经纬万端，义理昭融，教戒深切，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将同尧典禹谟，周情孔思，长存于天壤之间，敢懿告乎万世。 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衡山秦孝仪谨序要 旨
一、全国各学校教职员及学生与政府完全是整个一体，彼此应肝胆相照，共同一致为救亡复兴而奋斗！ 二、当此外患紧迫，国难严重之际，全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表现浓厚之爱国热情，实为最可乐观之现象。 三、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与中日战争之始末： １、日本侵华，以南守（海洋政策主守）北进（大陆政策主进）为传统政策。 ２、东北之沦亡与今日华北之危机，即四十年来日本大陆政策演进之结果。 ３、中日战争之起因，经过，结果，及其影响。 四、中国国民党之传统政策——「收复高台，巩固中华」。 五、欲图御侮复兴，必先认清世界大势： 〔第96页〕 １、中国问题与黄白种界之歧视； ２、英美俄对日关系之分析； ３、第二次海军会议之决裂与日本之退会； ４、法俄协定与英法协定之用意； ５、意亚战争中英意之对立； ６、欧洲集体安全运动及其破绽。 六、日本之假想敌及其对中国之策略： １、日本之假想敌——海军敌对英美，陆军敌对苏俄； ２、日本对中国之策略——希望不战而屈，以达不血刃而灭中国之目的，其手段： 甲、反党反蒋——视国民党及蒋某为眼中钉； 乙、威逼利诱——压迫爱国之志士，制造卖国之汉奸； 丙、挑拨离间——使中国内部分裂，以便各个击破； 丁、利用汉奸——图逞其「以华灭华」之毒计； 戊、造谣生事——尽力摇惑人心，破坏政府。 七、中国对日外交情形与最近国家情势： 〔第97页〕 １、外交情形： 甲、「九一八」前后； 乙、「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协议」之内容； 丙、长城抗战后「塘沽协议」及所谓「申合事项」之内容； 丁、华北交涉： （一）六月忍痛撤兵之原因； （二）「何梅协定」之无稽。 ２、最近国家情势： 甲、赤匪踞赣时期之危险； 乙、统一川滇黔，乃国家最后生存基础之稳定； 丙、日本之战略在包围外蒙，战胜苏俄，对华不敢急进。 八、甲午之役中国失败之原因： １、内部不团结，军政不统一，帝后两党暗斗于上；翁李两派倾轧于下，既无强有力之中央政府，复无共同信仰之统帅。 ２、清庭之昏庸腐败与人民之愚昧无知； ３、无整个主动之政略与战略——对敌情认识不足，对外交运用失当。 〔第98页〕 ４、交通不便，一切无准备。 过去失败之原因即今后成功之宝训。 九、日本对我民族性与新近之进步和优点毫无所知，因而判断错误，吾人果能发扬民族精神，埋头苦干，必可复兴！ 十、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本方针： １、善用策略，充实国力； ２、忠党爱国，安内攘外； ３、一心一德，贯澈始终。 十一、御侮复兴之根本要件： １、信任政府，拥护中央； ２、服从统帅，统一指挥； ３、信仰主义，坚定自信； ４、修明内政，整军经武； ５、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６、训练民众，充实民力。 十二、政府之外交政策与本人之决心： 〔第99页〕 １、对日整个交涉——本人决负责解决一切纠纷； ２、努力保持和平——但决不签订断送主权之条约； ３、准备最后牺牲——自信必获最后之胜利。 十三、对于教育之意见——应即订定以国防为中心之非常时期的救国教育计划： １、提高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２、养成「明礼义，知廉耻」之德性； ３、养成「负责任，守纪律」之精神； ４、养成「劳动服务」之习性； ５、培养救国之体力与智能； ６、以学校为中心，推进各种救国工作。 十四、今后学生应注意各点： １、爱国青年必须持志养气，刻苦自励，以求最后的胜利！ ２、爱国必须能救国而不误国，救国在循正当途径，采有效方法，从事 实际工作。 ３、爱国者必先养成现代国民之高尚人格； ４、爱国者必须充分培养救国之智能与体力； ５、爱国者必须有「卧薪尝胆」，「自强不息」之精神。 〔第100页〕 十五、结论： １、严守纪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为救亡复兴之根本要件。 ２、多难正可兴邦，吾人应加紧的充分准备一切！ ３、人人应坚定「有我在国必不亡」之自信心，坚忍奋斗，以完成救国之责任。本 文
各位校长，教授先生，各学生代表： 昨天各位所提出的意见，已经逐项记载，分别整理，政府对各位的意见，已十分明白。今天兄弟负责对各位作一个总答复。在未答复以前，自己有一点意思，先对各位说一说：我以为就整个国家的立场而言，各位校长教授，不是某一个学校的校长教授，而都是国家的校长教授；各学生也不是某一个学校的学生，而都是国家的学生。再就政府的地位而言，各学生也就是政府的子弟，而各位教授先生就是政府所聘请来教授一般子弟的先生。各位都是爱国家的，所以今天到场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与政府完全是整个一体的。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以内的人，彼此都应该肝胆相照，一切意见都应该尽量交换，共同一致努力奋斗，向救亡复兴的总目标前进！ 此次各位到南京来向中央陈述救国的意见，同时来听政府救国的方针，本来是用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召集的。但是今天雅不愿以行政院院长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来对各位说话，各位都是教育界的人，兄弟也是教育界的人。中央军官学校和中央政治学校自创办以来，就是兄弟担任校长，自己平时对于教育很有兴趣，并且到现在已有十二年的经验，所以今天兄弟完全是以教育界一份子的资格，即中央政〔第101页〕治学校和军官学校校长的资格来和各位讲话，将我对于国事的意见贡献于各位，希望各位注意。 现在我们国家外患紧迫，环境险恶，国难严重，真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地步。所幸全国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各位青年学生都能一致觉悟，抱?满腔的血忱来爱护国家，并且迫切的要求政府明示救亡图存的大计，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这是政府在坚苦撑持之中，最感兴奋最抱乐观的一种现象。（鼓掌） 现在为使各位了解政府如何解除国难的大计，先要对各位讲明日本对华的传统政策与中日战事的教训。必须明白这点以后，纔能了解政府对日的方针和我们国家今后的出路。（鼓掌） 我们知道：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可说完全是一部惨痛的国难史。在这段国难史中，外交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日本。换言之：日本就是侵略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敌人！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并非从「九一八」起，更非从去年十二月华北事件起；远在公历一八七四年即亡清同治十三年，就侵略我们的台湾，到一八七九年即光绪五年又侵占我们的琉球，到一八九四年即甲午年再侵略我们的朝鲜；因此引起中日之战，中国一败涂地！于是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割与日本，到一九一○年，朝鲜也被他并吞。到现在再占领我们东四省，更进而侵略华北。推究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的经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自从明治以来，早就有一贯的政策，即所谓北进的大陆政策与南进的海洋政策。而两者之间，尤其以北进政策为主。他们整个的传统政策，可以名之为「南守北进政策」。所谓南守，就是向南只发展到台湾和南洋菲列宾为止，以防御英美封锁东洋为主；所谓北进，就是要占领满蒙并吞中国独霸东亚，作无止境的发〔第102页〕展。为什么要南守北进呢？因为向南发展，则为英美两强国的范围，极不容易达到目的；如果漫无止境，会遇到强大的阻碍，他们感觉此路不通，所以对于海洋政策，只取守势，相机行事，只在太平洋攫得各种利益，以为发展的根据。对于北进的大陆政策，则用全力来发展。因为北进只有俄国是比较强的敌人，日俄战后，俄国势力，一落千丈，日本人认为并不足畏，尽可自由发展。他们以为大陆政策如果成功，则海洋政策当然亦可随之成功。日本就可独霸东亚，称雄世界。他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就是灭亡朝鲜，早已成功。第二步就是所谓满蒙政策。以朝鲜和南满为根据，用全副力量来侵略东三省，即热、察、绥和蒙古以及贝尔嘉湖以东的俄国领土。他所要占的这些地方，除东三省有最大的经济价值，他们认为一经占领，足以与世界为敌，其重要可不言而喻之外，其它的地方，也有无量的富源可以开发，而且在战略上都是战胜苏俄与并吞中国所必取的地方。所以他要贯澈大陆政策，一定要侵占满蒙，一方面驱逐苏俄在远东的势力；一方面即以制中国的死命，然后可以长蛇封豕的姿势，从大陆与海洋两面来完成他独霸东亚的野心。这种野心，我们只要看看田中内阁对满蒙积极政策的奏章所说的几段话，就可以完全明白。奏章有云：「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张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由此可见日本之侵略满蒙，并不是现在纔发动〔第103页〕的，已经早具决心，早有计划，自甲午至九一八为止这三十五年当中，他们上自天皇，下至一般国民，用尽心血，想尽方法，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准备一切，来侵略我们，最后到「九一八」纔实际下手占领我们的东四省，最近更进窥外蒙察绶和华北。这是早在他们计划之中，并不是临时所发生的野心。东四省之亡，如果我们拿历史的眼光来看，所以说并不是亡于「九一八」，而是肇端于甲午之役，成熟于日俄之战，最后纔实际沦亡于「九一八」。所以我们现在的国难，是由甲午之役一贯而来；我们要认识现在国难的根源，研究解除国难的途径，必须研究甲午之役的始末。 讲到甲午之役，以我们这样一个堂堂大国，为什么会一败涂地，而屈服于小小的日本呢？今天我可以将他前因后果约略的报告。中日甲午之战，其根本起因，就是由于日本想并吞朝鲜，作为侵略满蒙灭亡中国的根据地，来实现他传统的大陆政策。朝鲜是几千年以来中国的藩属，我们对于朝鲜，当然有保护的责任，而日本要想吞并朝鲜，所以他头一步的手段就是使朝鲜与中国脱离关系；换言之，就是要使由中国的藩属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便可以实行并吞。因为日本有此决心，所以中日间的冲突，便无可避免。到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朝鲜有东学党之乱，请求中国替他平定，中国在派兵以前，据驻日公使报告，说日本政府和议会冲突甚烈，断定他一定无暇过问朝鲜的事情，中国便决心派兵前往，那知道日本政府得到中国派兵的消息，就立即将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件事，奏请明治天皇裁可，毕竟政争停止，派兵向朝鲜进发，并且占据汉城各要隘，先发制人。当中国军队开到牙山，东学党的乱事，即已平定。中国向日本提议同时撤兵，日本包藏祸心，坚拒不肯；反而向中国提议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第104页〕其蔑视中国的宗主权，与决心干涉朝鲜内政的心思，已十分明显了。这时中国仍想以外交途径解决。但是日本已决心和中国开战，迅速增兵，中国因准备不及，为避免战争起见，将军队概行撤回牙山。日本则??进逼，数日之间，陆海并进，遍布要津，在仁川汉城便有日兵七千多人，中国方面只有叶志超一军孤寄牙山，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不过当时因为中国所持同时撤兵的理由，非常正大光明，深得各国同情，而日本始终反对，各国都不以他为然，在外交上我们中国是居于主动的地位。当时中国负军事和外交责任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一方面知道中国的实力不够；一方面看见当时外交情势又大有可为，就想藉外交的方法来制胜日本。但是因为满清政府之昏庸与牵制，和日本人之奸险狡猾，后来外交亦复??落，一筹莫展。继而日本驻朝鲜公使大乌圭介以武力胁迫韩王宣布废除中韩条约，脱离中国，并开始驱逐中国在韩军队。情势演变，已到非决战不可的地步，中国方面纔?手准备战事，由李鸿章指挥一切，李鸿章调动陆军一万五六千人分由天津旅顺奉天进发，因日军已在汉江口遍布水雷，海道梗阻，只能由陆路自辽东分起前进，渡鸭绿江入朝鲜，兵机既钝，道途又迂，牙山军队待援甚急，李鸿章然后调济远广乙威远等舰并租英国商轮高升号装运陆军增援，但这些战舰被日本海军轰击，广乙首先受创，逃而触礁，济远逃回旅顺，高升号被日本兵舰击沉，从此朝鲜海上就不见中国兵舰的踪影。本来当时就海军而论，中国海军的实力比日本要强大得多，结果黄海一战，来远，扬威，致远，超勇，广甲等舰，又均被轰沉，从此全军覆没，其腐败的情形，可想而知！当中还有令人最可痛最可耻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海军舰队中，有所谓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之分。当时南洋有一只兵舰名「镇海」，在黄海附〔第105页〕近，为日本兵舰所俘获，舰长被俘以后，便跪在日本舰长面前求免一死，他说：「现在和日本作战的是北洋舰队，镇海是南洋舰队，驶到这里并不是和你们日本作战的，请你饶恕我罢」！这种没有国家观念没有骨气没有志节偷生怕死的人，那里配做国家的军人！各位想一想：同为一个国家的舰队，当本国和敌国作战的时候，还分你北我南，可以你打我不打，敌人只知凡是你中国的军队以及一般中国人，都是他所要消灭的对象；如果你们分南分北，是你们自己分散力量，自取败亡，正合他的意思。如果他的力量够的话，当然一举可以将你消灭；但是因为当时他知道中国海军实力比他大，没有这个把握，同时看到中国军人的弱点，所以极力声言只打北洋不打南洋，只打李鸿章，不打别人，来达到他各个击破的策略。果然中国人不争气，被人家料定，中国海军之惨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镇海舰长之廉耻丧尽，实在是我们中国人莫大的耻辱！至于陆军方面，因援军陆行迂远，海道隔绝，驻守牙山的叶志超军队，孤立无援，不待开战，一直退到平壤，只有聂士成在承欢抗战一次，势孤不支，也退到平壤和四部援军会合，援军之先到者，多不服叶志超，将士因此渐渐失和，又以为平壤易守，并不严于戒备，日军一到，便仓皇失措，一败涂地，一直退到鸭绿江，从此朝鲜境内便无中国军队，并且接连败退到辽河以西，弄得京师震动，清廷没有办法，不得已只好屈服，听从美国的调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日本议和于马关。结果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签订马关条约。凡十一款，其主要内容：第一，中国认朝鲜为完全独立自主国；第二，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与澎湖列岛让与日本；第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虽然辽东半岛经俄德法三国的干涉，退还了我们，但是仍旧增加赔款三千万两以为交换，并且俄〔第106页〕德法三国也乘机要索了许多权利。总之，自中日战后，中国东北边境和沿海的藩篱尽撤，国家的主要生命线，完全断送无遗；从此中国东北到东南，便整个的为日本势力所包围，国家的生命，时时在他控制和威胁之下，失了保障！日本占据了台湾，就成为他侵略华东华南的根据地。不必说空军，他的海陆军由台湾出发，只需几小时就可以到达福州厦门。只在十二小时以内，就可以占领福州厦门。他并吞了朝鲜，就成为他侵略满蒙和华北的根据地。再加以日俄战后，旅顺大连租借权及南满铁道又为日本所夺；并且压迫中国开放满洲各商埠，因此日本势力，便笼罩南满，而满蒙和华北便从此多事。一直弄到现在这样危急存亡的境况。所以大家要晓得：自从甲午战后，高台丧失，便是藩篱尽撤门户洞开，再不配讲真正的国防。要讲真正的国防，就先要收复高丽台湾，恢复我们国家的生命线！也必须如此，纔可以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鼓掌） 以上是讲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以及中日战后我们中国被他围困的情形。其次，再要讲到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大家都知道：专就武力而论，现在我们中国固然不够抵抗日本的侵略压迫，但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却大有足使日本传统政策不能安心遂行而时刻感觉忧虑者在。今天在座的各位想必很多人看过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所发的小册子，他那种小册子的内容，完全代表他们日本政府的意向。其中最露骨最注重的一点就是极刀反对中国国民党和我蒋介石；一定要想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一般日本人心目中认为要灭亡中国必先消灭国民党；而要消灭国民党，先就要打倒蒋介石。日本人内部不惮公开的说，打倒了蒋介石消灭了国民党，中国必然四分五裂混乱不堪，完全变成一〔第107页〕盘散沙，没有力量起来反抗，那时就毫不费力的可以灭亡中国。日本何以这样视国民党和我蒋介石为眼中之钉呢？使中国混乱分裂便于他们下手还是一种形式上的说明；骨子里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有他侵略中国的传统政策，而我们中国国民党也有一个挽救中国的传统政策，彼此的传统政策恰好针锋相对，绝对冲突。如果我们党的传统政策颠扑不破，日本虽然能够贯澈他的政策占据南满，也永远不能安心的。这就是日本人要极力反党反蒋的真正原因。所谓国民党的传统政策是什么呢！今天我对于在场的各位先生和学生，当作自己的先生和子弟看待，可以提出来明白的告诉大家：我们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就是总理中山先生定下来的两句口号：「恢复高台，巩固中华」？（鼓掌）我们国民党一天存在，这个政策一天不能放松！我们不仅要收复满蒙的失地，而且要收复高丽台湾，恢复我们国家固有的生命线，纔能够讲国防，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鼓掌）日本因为知道中国一天有中国国民党存在，这个政策就一天不能消灭；这个政策不能消灭，虽然他占了我们地方而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永远不会忘记，他就永远不能安心侵占我们的领土，安心做他大陆政策的迷梦，所以极力的来反对我们的党，压迫我们国民政府，使我们的政策根本不能存在，使我们一般国民以及子子孙孙不复知道高台和东四省是中国自己的领土，到这个时候，他纔可安心侵占，任意宰割。完全并吞灭亡我们的国家而没有人来反对他。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这种关系，坚定我们的信念，就是巩固我们精神的国防；不要为日本威胁利诱和种种煽惑所动摇。现在虽然我们国家一时力量不够，被他占领了东四省，拿不回来，祗好忍辱负重，发愤自强；所谓「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但是大家总要卧薪尝胆，坚忍刻苦，时时刻刻将恢复一切失地这一句话，牢〔第108页〕记在心！要知道：不仅满蒙是我们祖宗的基业，高台更是我们中国固有的生命线！一天不能恢复；我们国家便一天没有独立的资格，没有生存发展的把握！这次各位都希望政府确立安定华北的政策，现在我可以负责告诉各位：政府当局不仅对于华北以至东四省的事情没有一刻放弃责任，就是对于丧失了几十年的高丽（朝鲜）和台湾也绝对没有忘记！（鼓掌）收复一切失地的责任，政府始终担在肩上，一刻不忘；也惟有认真负起这个责任的政府，纔不媿为中国国民全体所拥护的革命政府！（鼓掌）如果我们只知道要收复东四省而忘了高台，就算东四省能够恢复过来，而在日本势力威胁之下，也没有安定太平的时候。所以我们挽救国家，复兴民族，一定要贯澈我们国民党「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传统政策。现在政府一切策略，都是根据这个根本国策来定的，决不是因循苟且，亦决不粉饰虚张，完全本此信念坚忍奋斗，尤望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我们一般知识分子都要明了政府的意思，大家要刻骨铭心，矢志记住我们「恢复高台，巩固中华」两句口号，共同向这个目标坚忍奋斗！虽然这种救国的远大事业我们未必能及身完成，但还有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继续不断的起来奋斗，只要我们将这个政策传之子子孙孙，使他们人人脑筋中都镌刻?永远不忘，「恢复祖宗的基业和国家的生命线，纔配做黄帝的子孙和中国的国民这一个信念」。如此我敢断言：我们国家和民族决不会亡！我们民族固有的地位和光荣，一定可以恢复，而且一定可以继续不断的发扬光大！（鼓掌） 我们要想恢复高台，巩固中华，使国家能够在国际间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而屹然独立永远适存于世界；就目前的情势而论，当然与日本势不两立，要和他来拼命奋斗。不过我们要知道：现在国际的关〔第109页〕系非常复杂，一个国家在这种复杂关系的国际环境中，要想求生存发展，尤其是要想从危亡中求复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直截轻便的事情，必须就各方面认清时代环境的诸般关系，从而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纔能看清自立自强之道，而妥筹适合时代应付环境的办法，达到御侮复兴的目的。中国自海通以来，因为国际交通和科学文明发达的原故，早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主要的一分子，而且是整个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一环，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各方面的演变，无不受国际环境的重大影响。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出路，一定要先认识世界大局。讲到现在世界的大局，当然内容复杂变化多端，不知从何说起，不过有几件特别重要的事实，可以说一说的： 第一就是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我们知道：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以前，全亚洲的黄种民族，都因为科学文明落后的关系，受欧美白种民族的欺侮压迫。因此欧洲人就产生了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以为世界上只有白种民族是聪明优秀的民族，有色人种都是劣等人种应该淘汰，世界应归他们白种人统治。后来日本人发奋为雄，努力维新，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头等富强的现代国家，凡是白种人所能做的事，黄种的日本人也能做；从此白种人纔转变从前的观念，不敢再轻视日本人，推而至于对一切黄种人都有戒惧之心。不论是畏惧或是轻视，白种人对于黄白种族之见，至今始终没有打破。尤其是我们中国天赋很厚，国内的进步太迟缓，白种人固然没有一天抛弃其垂涎并吞的观念，而同种的日本人，更是抢先下手，变本加厉的来侵略我们。白种人一方面恐惧黄祸；一方面又不甘心日本的横暴，因此，在黄白的歧视〔第110页〕以外，白种人又一齐的忌妒和怨恨日本人。总括的说一句，世界列强现在直接间接都为?所谓远东问题太平洋问题，即中国问题而彼此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其情势愈演愈凶，中国便愈将陷于危亡的地位。在欧美各国中与日本利害冲突最大的，除俄国外就是英国，因为他在远东向来很占优势，在中国所得的权益也特别大，在欧战前因为嫉妒俄德，乃和日本同盟，藉以保障其远东利益，但是又因此助长了日本的发展；尤其是欧战以后，更感受日本的威胁，日本积极的和英争取远东的霸权，不仅在中国发生根本的利害冲突，即在英国殖民地的贸易上的冲突，也日形严重。其次，就是美国，美国在日俄战争以前，是想利用日本防制俄国，以维持远东的均势，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结果，日本打败俄国，其势力便由朝鲜侵入满洲，而深入东亚大陆之本部，日本自从有了这个基础，在东亚便一天一天横行起来。原来美国在远东最恐惧的是俄国，那里料到日本把俄国打败以后，又利用欧战的机会发展国力，到「九一八」竟悍然不顾的以武力侵占中国的东四省，公然高唱所谓「东亚门罗主义」，排斥欧美在东亚的势力，尤其不许美国的资本和商品侵入满洲，于是美国在远东商业和整个太平洋势力的发展，就遇?重大的打击。日美关系，日渐恶化，而处于敌对的地位。总之，日本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在英美看来，完全与欧战前德国相同。不仅对于他们向东亚方面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敌人，而且将来还不免威胁到他们固有的领域和本国的生存，所以他们对于日本是很忌妒的。但是他们两国因为相互间的矛盾太多，要想联合制裁日本，目前却不可能。这一点我们大家还应该注意！以上是讲黄白之歧视与英美对日的态度。 其次，要讲到日俄的关系。原来俄国在近百年以来是世界上野心最大的国家，在他帝政时代，专讲〔第111页〕侵略政策，专以扩张领土为事。在西进政策失败后，便加紧的实行他的东进政策，一心一意的要侵略中国夺取海口，以实现其宰割东亚之野心。这和日本的大陆政策固然是正面的绝对冲突，同时和英国在远东的企图也根本不能相容。中日战争之后，日本排除了中国在朝鲜的全部势力，俄国很嫉妒日本；认为是他东进政策最大的障碍，因此联合德法两国逼迫日本退还远东半岛给中国，不久他又和中国缔约，租借旅顺大连，大有囊括满洲的野心。庚子之役，出兵东三省，延不撤退，企图永久占领，这时各国都表示不满，日本尤其不能忍耐，随即缔英日同盟，以谋对抗俄国，到一九○四年日俄之战，日本把俄国赶出南满之外，并获得俄国在南满一切权利。日本势力，从此深入满洲，笼罩南满。此后十多年间，俄国因战败与革命的关系，无暇和日本在远东竞争，日本势力便一天一天向北满进展，在俄国革命的时候，还联合美国出兵西伯利亚，阴谋占领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以东各省。后来虽因种种关系，不得不将进入西伯利亚的部队撤退；但是从此以后，总是自命为远东防赤的先锋，藉防赤的名义来掩护积极侵略满蒙的阴谋，并乘机伸张势力于西伯利亚。这样日俄关系，当然是日趋紧张。日本自从占领满洲以后，对于俄国更加紧侵逼，俄国因为他的第二次五年计划尚未完成，国力未能十分充实，同时西方的国际环境，还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对于日本一方面明示限度故作强调；一方面相机退让，加紧准备。彼此猜忌冲突，日甚一日。现在日本正作种种准备，非使俄国退出贝尔加湖以东之区域不可；俄国当然也竭全力在准备远东的战争。日俄之间，早已演成严重对立的局势，迟早必然爆发战争。最近俄国因为国力比较以前充实，对欧美的外交也??成功，对日的态度也就是日趋强硬，而日本军人对俄的战意，亦比以前更加深〔第112页〕刻而狂躁。所以日俄战争的危机，一天逼近一天，爆发必不在远。但是他们竞争的重心在中国，作战的地点也就在中国的境界，必须我们中国能够加紧自强，从各方面努力准备一切，将来纔可自主的决定国家的命运，不致随便做人家牺牲品！（鼓掌） 以上是就直接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来说明英美俄三国对日的关系。现在再就国际情势之间接对于中国有重大关系者略为说明：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海军会议。现在世界上海军最强的要算英美日三个国家。英国向来是靠超绝的海军实力，来握海上的霸权。不过自美国和日本海军的勃兴，在西大西洋与整个太平洋，便遇到不能制服的劲敌。大家竞争造舰。为避免这个竞争起见，先有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五，五，三，的海军比率。继有一九三○年的伦敦海缩会议，同意维持华盛顿海军条约的规定。不过这两种条约都已满期。继续召集的第二次海军会议，最近在伦敦举行，日本雄心勃勃，目无英美，竟因要求不遂，决然退会。英美因此拟成立单独的海军协议，这显然表示两国有合作对日的趋势。我们知道：如果英美真正能够联合起来，日本必不敢如此飞扬跋扈，一意孤行！所以英美能否合作对于中国的前途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关键。而海军问题，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便是英美能否真正合作的根本问题。 再讲国际间近来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最近欧洲国家几种重要的协议。现在国际的情势一天天复杂而严重，故纵横捭阖的情形，也就变化莫测，竞巧争奇，非可臆断！就已成的事实来说，最可注意的就是法俄协议和英德海军协议。在欧战以后，德国人忍辱负重，努力自强；同时英国依?对欧〔第113页〕陆传统的外交政策，也不时扶德抑法，于是德国有今日的复兴。法国感受德国的威胁，一天一天的严重，为防止德国报复起见，不得不联合利害关系一致的国家做他的与国，结成联合向德包围的战线以自固。最重要最新近的一件大事，就是利用德俄的冲突，拉拢俄国，使成为反德战线的柱石；并欢迎苏俄加入国联。同时俄国也因为德国的勃兴，为防制他东进的危险，保障西方国境的和平，也乐于结交法国加入国联，到去年（一九三四）五月二日法俄两国正式签订互助协定，其目的完全在对付德国。由此以法国为中心而结成之对德严密包围战线，就愈加巩固起来。 法国对德包围政策的成功，就是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之稳定。这在德国方面，当然感受莫大的威胁和压迫。在英国方面，他看到法俄结合，德国孤立，在这时候，也就乘机与德国缔结英德海军协议，以维持欧陆的均势，而力保欧洲的安定，以便应付远东问题。我们由俄法协议与英德协议这两件事来观察，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是现在各国都在努力寻求与国，准备战争，正是合纵连横结友孤敌的时候。第二，在欧洲各国间尽管旧仇新恨很多，悲欢离合不定，然而他们各人骨子里都有一个远东问题存在，都不愿白种人在欧洲再有战争。换句话说，将来再共同来解决远东问题。具体的说，就是大家来制服日本瓜分中国。 再次，要讲到最近国际间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意阿战争。大家都知道：在大战以后，列强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分赃，本来不均，尤其意大利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他积愤不平，兼以近年国力膨胀，所以这次才有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发生。这次意大利之所以敢于进攻阿比西尼亚，听说法国事先已有默〔第114页〕契，故意为难英国，示惠意大利。英国因为阿比西尼亚在地理上与经济上对于英国都有密切的关系。阿比西尼亚如果被意大利侵占，英国在北非一切属地以及地中海的航线都受到最严重的威胁，因此由意阿之战而演成英意对立的形势，英国一方面也准备军事；一方面极力拉拢法国，利用国联的力量来制裁意大利。直到现在意大利对阿的战争，因为地理上的关系不能顺利的进展，而国联的所谓「经济制裁」，又因为多方面的牵制，不能澈底实行，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未尝没有引起英意直接的冲突，而酿成大战的危机。自去年以来，因为意阿的冲突，欧洲已闹得纠纷难解；继此以往，乘机捣乱者大有人在，恐怕欧洲更要多事。欧洲多事则各国不能顾及远东，即予日本放胆侵略中国的机会。如果因意阿冲突而引起欧洲大战，我们中国前途的危险，更不堪设想！所以没有力量的国家，随时有被人家灭亡的可能。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务必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加紧努力来准备一切，以突破来日的大难！ 最后，国际间还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所谓「集体安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都饱受大战的痛苦和教训。凡是比较满意于现状的国家，都想维持现状以保持本身的安全。譬如英法两国的一切外交活动，便是以此为中心目标。但是因为现在国际关系的复杂，无论何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求一国的安全和国际的和平，必求之于多数国家的相互保证，（如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之缔结）与国际和平机构之健全充实，（即国联之充分运用。）因此，最近国际间盛倡建立所谓「集体安全制」。本来所谓「集体安全制」并不是现在新出的和平理论，所有欧战以后的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以及苏俄与各国所缔的互不侵犯条约，都不失为维持世界和平的工具，都是根据「集〔第115页〕体安全制」的理想。但是在事实上因为各国始终只是为自身利害打算，一到和他的利害发生冲突时，便不惜破坏集体安全制度，推翻一切国际条约，以遂其企图，而扰乱世界的和平。例如日本就因反对国联干预满洲问题而退出国联，为侵略中国以图独霸东亚而声明废除华盛顿条约，撕毁非战公约。德国为要求重整军备不遂而退出国联。意大利为要侵占阿比西尼亚而不顾非战公约。可见国际的集体安全制，还是不能真正发挥他的效用，要想藉以维持世界的和平，在目前还不过是一种理想。所以我们要抵御外侮挽救国家，完全靠自强自立，无论个人或一个国家，只有靠自己纔靠得住！亦惟有能自强自立自助自救，然后纔能得到人家的尊重、同情和帮助。有资格和人家为敌，然后有资格和人家为友！ 照上面所说的几点，我们对于世界大势，大体可以明白了；尤其日本在东亚的企图和列强的对立关系，显然是以侵略中国为其出发点。现在日本侵略中国独霸东亚，最大的敌人就是英美和俄国。英美俄三国对于远东各有其远大的企图，各有其特殊之凭借，并且都是世界的头等强国。英美在太平洋以海军威胁日本，俄国在北方以陆军空军威胁日本，日本要想并吞中国独霸东亚，必先征服俄国，制服英美。至于他在军事上对付中国是不成问题的，在他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中国；他所顾虑和畏忌的就是英美俄三国。非先将这三个国家压下，将太平洋问题整个解决，掌握太平洋的权威，就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日本一切军事准备，都是以英美俄三国为目标。此次在海军会议坚持海军实力的平等，因要求不遂而不惜退出会议，就是决心扩充强大的海军来对付英美，以争取太平洋的霸权。关于陆军一方的准备，完全在对付俄国，整个夺取满洲还不够，再要夺取外蒙，更要夺取俄国贝加尔湖以东各省。所以他的假想敌〔第116页〕人就是英美俄三国。以俄国为陆军的目标；以英美为海军的目标。而空军则同时以对付三国为目标。他们军部整备国防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准备最恶的场合」！意思就是说日本要准备和全世界作战！其自负之雄，野心之大，可想而知了！ 至于他对我们中国，并不和他对英美俄一样，他根本上就眼中没有中国，没有把中国算作他的敌人，因为中国的实力够不上做他的目标，所以对于中国的策略，也就不以军事为主，而是想利用中国种种弱点，以种种不同的手段来达到他不战而胜，不血刃而灭亡中国的目的。他第一个毒辣的手段，就是反党反蒋。为什么他要反党反蒋呢？前面我已经说过：因为国民党有「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传统政策，和他的大陆政策根本冲突，而且现在中国全靠国民党来负起领导安内攘外复兴救亡的革命责任。如果他不推翻国民党，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就不能消灭，中国的革命，就不能破坏；他的侵略政策也就不能遂行。即使他占领了整个的满蒙和华北，也不能安心。他又知道：我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军队的统帅，是立志要贯澈国民党传统政策的一个人，如果不将蒋介石打倒，中国便有军事的领袖和革命的重心，他就不能对中国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来达到他不战而胜的目的。中国有一个蒋介石，是日本人所最不甘愿最引为痛恨的事情。所以他对于中国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反党反蒋，并消灭中国的革命势力。第二个毒辣的手段就是威逼利诱。他对于中国政府和忠爱国家的有力分子，总是不断的以武力来威胁，要使我们屈服于他；而对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和个人意志薄弱的中国人，他就采用利诱的手段，使他渐渐变成汉奸；甘心受日本人的指挥来做种种危害国家出卖民族的事情。再有第三个毒辣的手段就是挑拨离间，利用〔第117页〕中国人向来你猜我忌争权夺利的恶劣心理，使甲反对乙，乙怀疑丙，使北方人恨南方人，使南方人不相信北方人，使地方反对中央，人民不信政府而且制造谣言，策动变乱，总使得你中国人互相猜忌，互相仇视，不能统一，不能团结，弄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永远不能造成统一的国家，他就可以枝分节解，各个击破。他总想利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达到他兵不血刃唾手而得中国的目的。现在日本人在中国各方面作种种活动的不知有多少；最显著的就是住在华北的土肥原和住在平津的多田，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那里想方法来破坏中央，分裂中国，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的一点。再第四个毒辣的手段就是利用汉奸，他收买一批无知无耻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人，使他们作汉奸，替他做侦探的工作，并且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做他的走狗，从事独立、自治这一类卖国运动。这就是日本以中国人来亡中国的办法。这些汉奸，就是敌人的内应，是我们家里的敌人，我们一定要严密防备，澈底铲除！最后还有一种毒辣的手段就是造谣生事。不仅破坏我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一切有知识有能力有血性的爱国人士，他都要斩尽灭绝。最普通的一个手段就是随便造作谣言，尽情诬蔑诋毁，使其不能立足。现在中国境内到处都有日本人，老实讲：都是侦探，都是天天在那边造谣捣乱，随时随地都含沙射影，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在这里便说那里已经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便说这里已有了什么变动。不是说党部政府如何如何，便是说某人如何某人又如何。总要使你人心惶惶，社会紊乱，尤其要使全中国国民特别是一般青年对于国民党和政府失去信仰，使中国政府没有统治的力量。然后他有机可乘，无往不利，到处可以利用汉奸使中国分崩离析，那时他不必调多少军队到中国来，只在各地派少数人指挥汉奸，就可以〔第118页〕假手傀儡组织，将整个中国统治起来，这样便可以灭亡中国！但是实在讲起来，与其说他毒狠，不如怪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国民缺乏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知识和自信力，更没有组织纪律，不能绝对遵守国家的纪纲，服从中央的命令，信任政府的政策，造成坚固统一的国家。如此，人家当然可以利用我们一切的弱点来分解我们，侵略我们，并吞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国民尢其是一般知识分子都有国家民族的观念，都能矢忠于国家和民族，有组织，守纪律，更能坚定民族的自信，发扬民族的精神，他就不能再作不战而亡中国的妄想！他要想扰乱我们的人心，摇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心和社会更加坚定；他要来煽动中国人破坏政府，鼓动内乱分裂国家，我们就格外要拥护中央，服从命令，精诚团结，巩固统一！大家一心一德，拥护政府，使能专心负责自由运用一切政略和战略。政府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退就退。如此，他日本就无所施其技，没有办法可以屈服我们！更没有办法达到不战而胜安然并吞中国的目的！（鼓掌） 现在再将「九一八」前后以至现在对日外交的情形提出来向各位报告。（鼓掌）刚纔讲过：我们东四省不是亡于「九一八」而是亡于甲午之役。这并不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话；现在政府不仅不避开这个责任，而且正如我刚纔所说：政府要担负收回一切失地的责任！而全国国民尤其是一般青年学生都要共同一致负起这个责任。本来自甲午年日本占了台湾之后，灭了朝鲜，便全国上下处心积虑图占我们的满蒙进而灭亡我们的中国。我们革命党感觉国家一天天的危亡，不能不推翻满清，复兴中华，所以在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起来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满清，恢复国权；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辛亥之役〔第119页〕，虽然推翻了满清，建立民国，应该可以贯澈我们革命的主张，但是不幸民国以来，国家完全落于一般假革命反革命者之手；酿成分崩离析，内乱相寻的局面，以致外患日急，国难益深。革命党继续奋斗，到民国十三年纔辛辛苦苦的得到广东做革命的根据地，十五年便出师北伐，来打倒一切军阀，以谋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只因当时革命的实力，非常有限，打到长江，已经觉得很费力；可是日本已十分惊惧，异常妒忌，后来我们打到济南，日本便直接出兵来阻碍我们革命的进展，经我们坚忍奋斗，毕竟打到北平，统一了本部十八省，然而已经很吃力，再想长驱直入，使革命的势力伸展到东四省去，实在做不到！我们能一直打到北平，这种成功，日本人是没有料到的。他看到我们革命势力这样膨胀，进展如此迅速，对于他的满蒙政策是一种莫大的威胁，所以我们革命力量虽然还没有达到东三省，而他已经十分恐惧，非常忌刻。对于我们革命的破坏，从此便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阴谋阻挠，实际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到民国二十年「九一八」的前后，他看到我们国家统一更见巩固，革命势力越加雄厚，认为此时不加以打击，将来更无下手机会，因此他便乘?国际多事，不暇东顾的机会，就悍然不顾国际间任何条约的关系，而公然占领东四省，其后国联仅有道德的制裁，欧洲各国也没有实际的行动，使他更无忌惮，到现在更进一步来侵略我们华北。由此我们应当知道：国难的加重是因为我们革命势力的增长；我们革命的势力愈增，反动的势力亦愈大，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大家要坚确的自信：只要我们革命势力能够继续不断的增强，最后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第120页〕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家力有未逮，没有办法和日本去拼命，这是无可讳言的。这次事变，当然是我们国家空前的耻辱和创痛！但是我们政府虽然不抵抗，却绝对没有放弃东北；绝对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东北！在「九一八」以后，接连就是上海「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之后，因为我们一切准备来不及，环境又很困难，我们政府为避免一时的牺牲，作将来整个牺牲的准备起见，便和日本成立了「上海停战协议」，这个协议纯粹是军事的性质。我们所受惟一的限制，就是承认在吴淞和上海不驻兵，并且不运兵经过这些地方，此外再没有什么秘密条款。后来长城抗战的结果，又订立了同样性质的「塘沽停战协议」。这个协议中，除关系停战的规定外，附带规定所谓「申合事项」，就是日本人要求与古北口、天津、北平这几个地方通邮通航。此外要求在日本军队未完全退出战地以前，指定几个地方让他暂时驻兵和采办给养而已。并无所谓「战区」的规定，更绝对没有其它秘密条款。为什么后来弄成所谓「战区」呢？原来「塘沽协议」成立以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就将暂时驻兵地的要求，强词夺理的当作一个正式条件，压迫我们要成立「战区」，所谓「战区」，完全是冈村口里讲出来的，我们政府并没有和他订约成立「战区」。又如去年六月，日本方面宣传说我们又和他成立了所谓「何梅协议」，其实那有这一回事！现在何部长本人在座，问他看有没有这一回事？我可以对各位说，绝对没有这个协定！这件事怎样讲起来的呢？就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消所有平津冀察党部与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但是他就拿了这封信〔第121页〕就无中生有张大其词，说是成立了什么「何梅协议」，其实并没有一点把柄给他。他这种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挑拨离间的作用，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他们惯用的诬蔑中伤的一箭双鵰的政策，如果我们国民轻信敌人这种宣传，那末一方面是政府大员丧失了信誉；一方面又加深了国民与政府间的隔膜，你们看这是多么恶毒呢！总之，我现在要告诉各位一句话，就是我们革命的国民政府绝对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鼓掌）日本人造作谣言，宣传说我们政府如何如何，完全是挑拨离间，不战而屈的策略！ 在这里我还要告诉各位：为什么去年日本忽然提出要求，要我们中央军队退出河北，并要求省市党部和特务机关都要撤消呢？当时我们中国并未和他发生一点纠葛，他只借口说在日租界的报馆有一个姓白和一个姓吴的被蓝衣社的人打死了，所谓「蓝衣社」根本就是日本人捏造的东西，我们现在且不必讲，但是这件事情是在他日租界发生的，中国的权力不能及于租界，租界里发生什么事情，和我们政府是不发生关系的。为什么这事会酿成去年撤退中央军撤消党部和特务机关这一回事呢？这个原因很简单明显，就是他们为实现传统的大陆政策所必然的一种阴谋。我们要明白这个阴谋的必然性，必然明白去年以来国家的情势。在去年以前，国内最大的危险，就是江西的赤匪，成为国家心腹之患。随时有冲出长江颠覆政府以至捣乱全国的可能。我们国家在这几年以来，因为有这种大患，一切建设都受了牵制，我们实在没有余暇可以培养国力，充实国防。同时每当剿匪的工作很有进展的时候，也每每因为外患的压迫而功亏一篑。历年以来，匪与外患，事实上成为两个内外策应互相利用的敌人，向我们不断的进攻！因此，国家的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一天天更加严重，全国的人心，日趋骚乱；国家的基础，渐渐动摇〔第122页〕，当时那种危险的情形，凡是稍微留心时事的人，未有不感觉忧惧！直到去年，国军纔以最大的努力，把江西的匪巢根本摧毁，赤匪一路溃窜由湘入黔，由黔入滇，最后入川，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的根据地。日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不安，以为这三省如果统一起来，中国便有了复兴的根据地，从此不仅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这就是日本将来的致命伤，所以他无论如何总要想方法来打破我们统一川滇黔三省以奠定整个国家生存之基础的计划。他的手段，就是要使我不能安心驻在四川来指挥一切，而使三省仍然不能走上统一发展的道路。他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所以就借题发挥，藉租界谋杀的事件，提出毫无理由的要求，并尽其所能向我们挑战，使华北局势突然恶化，逼我离开四川来应付华北的危局，以遂其破坏川滇黔三省统一的阴谋。我当时看穿日本的诡计，无论如何，驻在四川不动，专心肃清川滇黔三省的赤匪，并推进三省的政治。当时政府的决策，也就是无论情势如何危急，无论敌人如何阻挠、压迫，只好忍辱负重，必须完成川滇黔的统一，然后我们政府和国民，纔有御侮复兴的根据，国家民族的生存，纔有最后的保障。在这种决策之下，所以日本要求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我们政府就撤退中央军；他要求撤河北平津省市党部，我们中央就撤消河北平津的省市党部；他要求我们取消河北境内的特务机关，我们政府就取消特务机关。只要对于国家领土主权没有损失，只要是对于我们根本的政策妨害较小的事情，都不惜忍痛让步，权且退却。其实日本人没有想到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和第二师与二十五师并没有什么分别，番号都是由中央规定的，官长都是中央任命的，饷糈也都是由〔第123页〕中央发给的，所以实际上都是中央的军队。日本人还是以过去五年甚至十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军队，以为那几个军队，还是地方军队；那几个军队是中央的军队。将中央军队逼走以后，他就可以胁迫并利用地方军队，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看法，当然是要失败的。在第二师和二十五师撤退以后，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当然要对中央负责，自动的去接防，结果，和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没有撤退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同时，在这种和平让步之下，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之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我们的政策完全成功，日本的阴谋并未实现！这就是我们抗日最大的胜利！如果我们政府去年不顾国家民族的根本政策，对日不能忍气吞声，因一时愤激来和他冲突，我随便离开四川，来指挥作战，不仅川滇黔三省不能统一，恐怕现在国家已经被人家分成华北国，华中国，华南国，成为四分五裂非亡不可的局面！今天我们也不能在此聚集一堂讲话了！可是现在日本对我们的情形如何呢？在去年九月以前，我们一和日本交涉，他总要求中国首先承认「满洲国」，纔能谈到其它的问题，不承认「满洲国」就不能开口；九月以后，因为四川的局面已经稳定，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个生存基础，他便不再向我们提出要求承认「满洲国」，一切态度，都比以前和平得多，对于各种问题，也有和他交涉的余地了。同时，我们已有了最后奋斗的根据和把握，以后便没有后顾之忧，比较可以放胆做去。由此可知：当此国基未固，敌人谋我日亟，时刻要想来灭亡我们国家的紧急关头，我们何能不小心谨慎，老成谋国。全国国民更何能不信任政府，拥护国策，上下一心，共同努力！要晓得：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挽救国家复兴民族，这是一丝一毫不可移易的。至于达成此目的之一切政略和战略，则贵能因应时势，只要能够有效〔第124页〕的达到目的，当然可进可退，能屈能伸，有刚有柔，然后可以临机应变，因应咸宜。国家的事情，关系非常重大，牵涉的方面非常复杂，决不是逞意气走直线所能成功。一定要善用我们的理智，发挥我们的毅力，走很多曲线经过很多困难纔能成功。天下事物，必须善退然后能进，知屈然后能伸，能柔然后可以克刚。举个最粗浅的例来说：譬如我们要挥拳打人，一定先要将手收回，再握紧拳头伸出，然后有势有力，可以打击敌人，个人自卫的动作如此，一个国家政策与战略的运用也是如此。在某种场合，虽然表面上是退，而实际上则以退为进；表面上是屈，而实际上则为先屈后伸；表面上是柔，而实际上则是以柔克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看见政府向敌人表示退让与忍辱或是态度和柔一些，就以为是失败；也不可看见人家向我们进逼伸展，我们就怕他。就去年华北撤兵这件事情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在去年六月以前，我们国家可说毫无基础，朝不保夕，日本在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将我们中国整个的灭亡！所以在去年六月以前，我们国家真是危险万分！但是从去年六月以后，因为我们已经统一了川滇黔三省，国家生存之最后的基础，从此稳定！以后国家便有新的转机。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国家的危险时期已经过了，也难保日本不再侵略蒙古和华北，引我们到华北作战；而且毋宁说这还在我们意料之中。不过现在危机虽是四伏，而我们国家的情形，已和去年六月以前不同。我还可以告诉各位一句话：即使将来他再继续侵略华北，我们都有办法来抵抗和挽救，我完全负责任！只要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是教育界和一般青年学生能够团结一致，在一个政府命令之下，各尽己责，共赴国难，什么敌人都不必顾虑，国家决不怕任何威胁，相信国家决不致灭亡，一定可以在我们手里转危为安，转弱为强！（鼓掌）〔第125页〕 现在中央因为适应特殊环境，使行政便利起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负责的一个行政机关，这种组织，现在两广也有，而一般人对于冀察委员会却看作自治独立的政府，实在错误。刚纔讲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实际上是中央的部队，宋哲元是我的部下，他是绝对服从中央的，听我的命令的！现在日本人当然是企图在华北造成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绝对没有那样容易！殷汝耕在滦东设立自治政府，是因为滦东没有国军，政府的力量，不能贯澈，所以他在日本势力卵翼之下造成现在这个汉奸组织。这种卖国的汉奸，政府当然是要讨伐他的，不过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这并不是政府怕他，实在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刚才说过：我们革命的政略和战略，是可进可退有伸有屈的。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讲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看俄国的史例，俄国在革命的时期，四面都是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之中，也是因为力量不及，远东地方曾经被日本利用俄国的叛徒做他的傀儡来造成所谓远东共和国，和现在「满洲国」和「冀东自治」伪政府是一样的情形，但是到后来俄国力量增强，一切叛逆完全肃清，全部领土，依然完整。现在就华北整个局势来看，虽然是很觉得危险，却相信决不致再和从前俄国远东共和国一样的情形。因为平津两个地方，有很复杂的国际关系，如果日本不顾一切独占平津，造成「满洲国」第二，一定要和各国直接发生利害的冲突，结果，日本一定吃亏！所以现在他至多只能维持冀东的伪组织，不敢再扩充到平津来造成整个华北的伪组织。而且目前日本野心所最?重的地方，还不在华北平津，而是取包围外蒙的姿势进展。他对于华北之所以如此加重压迫，无非是要作进展外蒙，战胜苏〔第126页〕俄的准备。前面已经讲过：日本要灭亡中国，一定先要向北征服俄国，完成其满蒙政策。在满蒙政策完成以后，纔可安心并吞整个中国。这是他一贯的政策，我们应该注意。 关于日本侵略我们中国的情形以及我们国家最近的情势，已扼要的说明了。现在再要回头补述甲午年中日之战，我们中国失败的原因，以为今后御侮图存的前车之鉴。大家知道：甲午之役，我们中国以堂堂大国之优越的实力，惨败于蕞尔岛国之劣势的实力之下，这次失败的教训，凡是要想雪耻图强复兴国家的人，都不可不明白，尤其在现在外侮日亟国难严重的时候，大家格外要警心惕励，反省过去的错误，共同作最善的努力，我们国家纔有新的转机！甲午之役中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由于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当时无论军事政治都不统一，既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无共同信仰的统帅。就军事而言，则军心不统一，军令不统一，军制不统一。在陆军方面，就有所谓湘军，淮军，和巡防营之别；在海军方面，就有所谓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之别。各自为政，各不相谋，军制、军令既完全不统一，军心自然纷歧，力量自然分散。例如李鸿章统率淮军对日作战非常吃紧的时候，张之洞这些人却在东南方面宣言保障东南和平，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再看政府方面，在甲午以前，光绪已经临政，并且能够觉悟图强，励志维新；但是在慈禧太后控制之下，一无所施，宫中府中，分成帝后两党，总理大臣又贪污昏庸；再则户部尚书礼部尚书这些人都反对李鸿章。帝后两党暗斗于内，翁李两派倾轧于外，政治如此纷乱，要想决定一个国策，非常困难。总之，当时国内无论军事政治各方面，都是派别分歧，意见不一，权力不能集中，国力因之涣散，结果便只有被日本人各个击破，陷于惨败。这完全由于当时〔第127页〕一般负责的人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只知争权夺利，为个人而不为国家民族。直到现在，我们全国上下，还不能真正精诚团结共同一致，拥护中央政府，来统一军事政治，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日本人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毫无顾忌的侵略我们，压迫我们！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的第一点。其次，甲午失败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人民之愚昧无知。当时满清政府上自慈禧太后下至一般朝臣和各地方官吏，大都是昏瞶胡涂，骄奢淫佚，对于国际大势，冥然罔觉，而且妄自尊大，毫无振作图强的气象。一旦有变，又不能信任大臣，使能自由运用才智，行使权力。在甲午前后负外交和军事重要责任的是李鸿章，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和北洋大臣，他曾经到过外国，对于国际大势，当然只有他比较明了。在甲午战争将要爆发以前，他从各方面情形观察的结果，就知道：中国如果和日本开战，一定要失败，所以他不主张对日作战。但是满清政府一般人昏庸腐败，不明白敌我两方的情形，也不知道战争的利害，又不注意加紧准备，祗是虚骄自大，盲目主战，不愿和日本和平解决，结果一败涂地，失土丧师，种下现在国家危亡的恶因，使我们受到如此的耻辱和苦痛。这就是由于满清政府不能信任李鸿章，以为他是汉人，不放心给他军政大权，所以随时随事都牵制他，不许他自由行使权力，以致不能尽量发展他的才智，自由运用他的政略和战略。如果当时慈禧太后真能将全权付托于他，使他能自由行使一切策略，我相信甲午之役，决不致弄到这样失败的地步！这一段是讲当时满清政府应付外患的情形。再看当时一般国民对于国难的态度又是怎样呢？从刚纔所说，当时政府一般人之昏庸腐败，军事上一般人之无国家民族的思想，就可以推知当时一般人民之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尤其那个时期已经在满〔第128页〕清入主二百五十年之后，一般人民所受的奴化教育之影响很深，更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和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应该负一种什么责任，格外不知道如何自救救国的道理。毫无组织，无能力，无精神，无勇气来共赴国难。这种国民对于国家当然没有作用，尽管有四万万之众，也不能敌人家四五千万人，甚至在人家眼光里如同没有一个人一样。这样的国家，当然被人家侵略压迫；和人家斗争，当然要失败！由此可见：我们要御侮救国，一方面固然要政府一般人精明能干，负起责任；一方面更须全国国民都知道爱国家爱民族，都有组织，有纪律，有精神，更有民族的自信，然后可以发挥整个伟大的力量，突破国难，完成复兴的事业。再其次，甲午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对敌情认识不清，缺乏适当的整个政略和战略。要晓得：凡是决定一个政略或战略，第一必先将敌我两方一切的情形及其所有种种的关系认识清楚，从而推知其将来可能的变化，如此所决定的一切政略和战略，纔能适合应用。第二必须随时立于主动地位，不可陷于被动地位。所谓立于主动地位者，就是能进能退，能攻能守，可伸可屈，可刚可柔，一切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能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纔有运用之妙，能收克敌致胜之功。第三必须先发制人，攻破敌人的弱点，同时，注意补救自己的弱点。第四必须根据国家内部各种人事物力的现况以及外国环境的种种条件，就于全盘的利害得失详密打算，来决定整个的政略和战略。不可枝枝节节，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应付。根据这四大原则来决定政略和战略，一定可以发生最大的效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我们研究甲午之役的情形，便不曾如此决定整个适当的政略和战略，从开始冲突到战败为止，满清政府对日本的一切情形以及国际间的整个关系，始终没有认识明白。起首不知道日本早有〔第129页〕与中国开战的决心，以为中日问题总可以依赖外交的方法来解决，因此军事上的准备，??落后，使日本处处立于主动，得制机先。至于外交方面，当初中国在朝鲜乱事平安后，即约日本同时撤兵，日本坚持不肯，各国都不以为然，中国在外交上获得各国一致的同情，可说已占到主动的地位；但是后来只注重结好俄国一国而漠视其它各国的利害关系，因此惹起各国的妒忌，日本就乘机活动，使各国对中国的同情，渐渐减少，日本便由被动而转为主动的地位。一方面中国虽结好俄国，但俄国也很少帮助，中国因而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可见当时对于外交运用，完全失当。在外交上还有一件事情，事虽小而关系非常重大，就是在反对日本出兵到朝鲜的时候，便抗议说朝鲜是中国的藩属，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后来在反对日本干预朝鲜内政的时候，便抗议说朝鲜是自主。中国既以「自主」字样形诸公牍，日本自然更可借口侵略朝鲜。后来为这一点小错引起外交上的大纷争，这种失败，完全自取。至于军事方面，因为事先毫无准备，及至战端一开，便手忙脚乱，??失败。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远不及中国，如果中国海军能够先发制人，先以全力对付他的海军，一定可以消灭他们，夺得制海权。但是当时中国方面没有这种自信和识力，一切军事行动，事前既毫无准备，又因道路较远，交通不便，行动非常迟滞，非两三月不达。日本到朝鲜则非常便利敏捷，就此一点，凡是懂军事的人都可以知道，中国不宜和日本在朝鲜作陆地战，否则日本即可操必胜之权。但是当时中国当局不明白朝鲜实地交通的情形，要赶到朝鲜去作战。果然中国军队刚纔出发，日本军队已经在汉江口遍布水雷，断绝海道，并且占据很多要隘，以逸待劳，中国军队不得不由陆路绕道前进。当时牙山的中国军队孤立无援，非常危急，中国便用舰队护运军〔第130页〕队辎重赴牙山应援，竟为日本舰队所截击，全军覆没。同时陆路援军已不能赶到，牙山军队便一直退到辽河以西，不仅朝鲜完全丧失，旅顺大连威海卫以及辽河以东的地方，都被日本占领。陆军经平壤一战，一败涂地，海军经黄海一战，全军覆没。这完全是战略的错误，如果当初根据先发制人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先以海军的全力消灭日本海军，夺取制海权以后，再来运输陆军入朝鲜，在海上就毫无阻碍，更不怕被人家袭击，而安然登陆和日本陆军对抗，我们海陆并进，日本非败不可的。乃计不出此，而用兵舰护运军队，以致陷于被动地位，??受制于人，而归于失败。由此可知甲午之役之所以失败，并非中国武力不及日本，而是失败于武力以外的种种原因，这种种失败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御侮救国最宝贵最切实的教训。语云：「失败为成功之母」，只要我们全国上下切实反省，根据过去一切失败的教训，奋发自强，共同奋斗，国家一定可以挽救，民族一定可以复兴！ 刚纔讲过：我们要抵御外侮，打败敌人，必须先明白敌我两方一切的情形来决定对策。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谓「知己知彼」，就是我们对敌作战取胜的第一要诀。现在中日两国的情形是怎样呢？先就日本来讲，论他的实力，中国当然有望尘莫及之感；他现在已有九十万吨的海军，四百万陆军，两千架飞机，一切战争用品和军事设备都是现代化。除武力以外，无论内政之整饬，经济之发达，教育之普及，科学之昌明，一般社会组织之健全，人民爱国精神之普遍，都不愧为现代的国家。以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和他比较起来，我们还在革命建国的时期，因为人才物力的缺乏，和环境的恶劣，一切还不能尽量发展，顺利推进，概括的说一句，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第131页〕国家如果不成为现代的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就不够和人家竞争！各位要晓得：现代的战争，不是完全武力的战争，也不是要等到双方开枪开炮纔算战争，而是在平时整个国力的较量。所以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各方面，无时无地不在和敌人斗争之中。要能在一切斗争中发挥力量，赶上人家，第一紧要的条件，就是组织。所以现代的战争，就是组织的战争。军事和政治固然要有组织，就是经济也要有经济的组织，文化要有文化的组织，社会要有社会的组织。推之于一切人事、物力，都要有组织。有了组织，然后能统制，能统制然后可以集中力量，并发挥力量！现在我们和日本作战，在武力方面既不能敌他，惟有尽量发挥组织的力量来抵抗敌人！一切新式武器，如飞机大炮兵舰这一类的东西，固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充实得起来；但是只要我们大家真正觉悟，努力去做，要健全各方面的组织，并不是难事。还有一层，所谓战事，不是纯粹物质力量的战争，除物质力量以外，还有一种最根本的精神的力量。物质力量须以精神力量为基础，然后可以充分的发挥，所以精神的力量常能克服物质力量，而获得最后之胜利。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和科学落后，一切物质力量，一时虽来不及充实，而精神则为我们人人所固有。所谓精神，就是讲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生于民族的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只要我们全国国民能够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发挥民族固有的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一定可以战胜敌人优势的物质力量。如果说，人家有多少飞机，有多少兵舰，有多少大炮，我们也一定要有多少飞机，有多少兵舰，有多少大炮，纔能和人家作战，那就错了。我们武器不精良，物质力量不充实的国家，当?这样严重的国难，莫说我进一步，人家也进一步，而且重重牵制，重重困难，那〔第132页〕里还能够如我们的理想而从物质方面赶上人家呢？一定要从根本有效容易成功的方面去加紧努力，这就是要充分发挥组织和精神的力量；只要真能发挥这种力量，虽然武器和一切物质不如人家，也一定可以抵御外侮，复兴民族。这一段是我们就中日两方一般情形来比较国力并且说明我们抵抗外御的根本方法。以下再就日本人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和对于中国国情的判断，来判断彼此的成败。 我们要晓得：对敌作战，胜负之事，表面上虽属决于战时，事实上早已判定于平日。这就是说战争的失败，不是到失败的时候纔算失败，而是失败于失败之前；反之，战争的胜利，也不是到胜利的时候纔算胜利，而是胜利于胜利之先。胜败的重要关键，即在于平时能否「知己知彼」。所以我们平时不仅对于敌人的一切情形一切思想行动，务必洞澈于心，同时，对于本国的一切，也要估量精确。尤其是敌人对于我们国情的认识和判断，我们格外要知道；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就可以推测敌人对于我们所取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决定我们的对策。战争的事情，无论那一方面对于敌情的判断如果有一点错误，则全盘计划策略亦必随之而错误，结果他必然陷于失败。日本现在对我们的判断就是有不少的错误。他们对于中国一切情形，例如我们有多少军队，有多少枪械，有多少粮食，有多少其它出产，所有事事物物，一丝一毫他们都不放松的调查得明明白白，甚至于比我们自己还要清楚，而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一切，就莫明其妙。不过，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一切情形，虽然看得很透澈，但对于我们中国民族之历史观，却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就是判断我们中国民族是惯于做亡国奴的劣种。因为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以为宋朝末年被蒙古人侵略，经崖山一战，就归灭亡，而一般中国人并不知国耻，一样的称臣〔第133页〕纳税安居乐业。明朝末年被满人侵略，也没有激烈的抵抗，只经扬州一战，就归灭亡；一般中国人也若无其事，而称臣纳税，歌功颂德，不知有所谓国耻。由此他们以为中国民族，生成是亡国奴的劣种，只要以武力加重压迫，就可以随便灭亡；而且中国人大半都可以做汉奸，只要加以威逼利诱，或可以里应外合，为外族尽忠效力。这种判断、实在错误已极。这种错误的判断，就是引起他们压迫和侵略中国最大的一个动机。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作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他看透了中国虽有四万万人，实际上如同无人；凭借他们的武力要占那里，就占那里，没有一点顾忌的心理。除此以外，他们日本人尤其判断错误的就是民国元年以来看见袁世凯时代那一批军阀和官僚，都是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卑鄙恶劣，没有一丝一毫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一丝一毫救国救民的精神，他们就由此认定：中国官吏和军人都是如此的。中国人个个是劣种，什么人他们都可以收买利用，可以控制压迫。因为抱定这种偏见，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敢于横行无忌，以为中国，尽可不战而屈。他们日本人观察中国民族，只是就坏的一方面来看，对于优点，完全没有看到，或是看到而未能注意到。只看到宋亡而没有注意一般宋末殉国的忠臣烈士，更没有注意到明朝之所以兴者。只看到满清入关的情形而没有注意深蕴于民间的革命思想，更没有注意民国之所以兴。只看到民元以后袁世凯而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革命领袖 孙总理；只看到北洋军阀的军队，而没有注意我们革命军。他们看中国民族，是根据一部分坏的事实，抹煞一切，以为一坏便什么都坏，再没有好的了。这种逻辑的错误，固然由于他们民族狭隘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与偏见所造成，大半还是由于对事物的认识不清。因为他们认识不清，判断错误，到将来情形演变的结果，当然要出其意外〔第134页〕。譬如在革命军北伐以前，他们只看到北洋军阀势力很大，天天想法来控制北洋军阀，以威逼利诱的手段，使北洋军阀卖国，并且帮助北洋军阀来消灭革命的势力，以便安心侵略中国。当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的时候，他们以为革命党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起来的，誓师北伐，简直是笑话。后来我们革命军一直打到武汉，占领南京上海，他们便非常惊奇，不知革命党为什么能够如此摧枯拉朽的忽然从广东可以打到长江流域来！于是心慌的了不得！后来革命军又继续北伐，打到济南，他们日本看到大势不同，如果让革命党将北洋军阀消灭，统一了中国，对于他非常不利。所以他就直接出兵济南来阻止我们革命军前进，想要破坏我们革命；但是我们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毕竟又打到北平，并且用革命的政治方法恢复东三省，从此统一中国，这种革命的成功，他们日本人完全没有料到！这就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情形判断错误的一个例证。现在他们又以看北洋军阀官僚的眼光来看华北的一般军人和官吏，以为仍旧是自私自利只图升官发财，不顾国家民族的人，可以威逼利诱，可以挑拨离间，使其反叛中央，做他们的傀儡，造成第二「满洲国」。老实讲：他们这种看法又根本错误。现在华北地方政府和军队，绝对是革命的，尤其现在成立的政务委员会完全是听从中央命令对中央负责的。政府绝对不是独立的政府，军队绝对不是地方的军队。他们日本人认定华北军队是地方军队，不是中央军队，完全错误。各位要知道：现在华北军队和原来中央军队在编制、训练和历史方面虽然稍有不同，而系统和精神完全是一致的，尤其经庐山训练以后，意志格外统一，精神格外团结，抗日的敌忾心，格外强烈。我可以说二十九军在华北，无论日本势力如何压迫，一定听中央的命令，坚守不移，和中华共存亡，绝对不会脱离中央〔第135页〕，反叛国家。现在日本人不仅对中国政府军队认识错误，对于中国其它一切情形，至少还是以二十五年前的眼光来观察，尤其对我们中国知识阶级和国民教育的程度看得太差。要晓得：现在我们一般国民教育虽然还没有普及，知识水平却一年一年的提高起来，其它不必说，自从革命军北伐十几年以来，全国国民那怕是一般小学生，十有九至少都知这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至少都知道日本是我们国家的仇敌！现在一般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固不待言，未有不知道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就是一般不知不觉的同胞，他虽然不一定知道民族主义这一个名词，但没有不知道民族主义的实质，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的敌人是日本，这是他们日本人所不及料的！我们国民智识有了这种进步，就是国家最后胜利的基础，有了这种基础，自信我们国家决不会被日本所灭亡！总之，日本人对于我们的国情，在其它各方面都看得很透澈，只对于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最近特有的进步和优点，还没有见到，他们对于我们的判断错误，是他们的失败，也就是我们的利益。反之，如果我们一切都被他们料透，那就是他们的胜利，是我们的大不利。所以我们全国国民尤其青年学生要知道：我们一切事情，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对于敌人的一切情形，要一丝一毫都认识清楚，自己的一切情形，要力守机密，尽量隐蔽，更要以孤臣孽子之心，含沈?，切不可略露给敌人知道，最好使敌人所料想的与我们实际情形完全相反，使他们的策略根本失败，就可以保障我们的胜利和成功！ 中日战争的教训以及中日两方的国情，我们已经约略说明。现在再要讲到我们今后御侮复兴的根本方针和必要条件。所谓「根本方针」，可以分三点来说：第一要善用策略和充实国力。一个国家必须有〔第136页〕一个国家的策略。策略有「政略」和「战略」两种，无论政略和战略，都关系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尤其我国是一个弱国，在这样外患紧逼，国势阽危的时候，要抵御外侮，挽救危亡，更要善用革命的策略。策略之决定与运用，必须机敏稳健，不好丝毫轻妄。如果在这种危急存亡的关头，策略的决定与运用，稍有不慎，就要亡国。以后如果亡国，据我测度，至少要亡九百年，我们国民要做九百年的亡国奴！这话并不是随便说的，乃是从历史上的事实推算而来。我们知道：元朝灭亡了中国，不过九十年，明朝就复兴中国。后来满清入关，就差不多将中国灭亡三百年，比较元朝灭亡中国的期间，增到两倍以上。为什么中国在被元朝灭亡几十年以后，就可以复兴转来，满清灭亡中国以后，差不多要三百年纔能复兴呢？这就是由于军事、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各方面的情形前后不同的原故。在满清入关的时候，一切都已比较元代进步，所以灭亡人家的手段和统治人家的能力，比较厉害。到了现在，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各方面的进步，一日千里，和满清时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敌人灭亡我们的手段和控制我们的能力，不知道比满清要厉害几多倍；这样推算的结果，倘若中国被日本灭亡，不是至少要亡九百年吗？！——亡了九百年是否可以翻身，还是问题。因为现代强国灭亡弱国，最阴毒的手段，就是根本消灭他固有的历史文化。使亡国的国民忘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永远不发生国家民族的观念，只知道俯首帖耳，做他的奴隶牛马！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亡，一般国民因为知识不够，对于国家民族的观念，已经很淡薄。例如失了高台，还不过几十年，现在一般国民，就差不多忘记了高台是我们中国固有的领土；而且大多数人就根本不知道高台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一旦灭亡了我们国家，更用极毒辣〔第137页〕的手段一步一步的消灭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的子孙还会记得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和黄帝的子孙吗？由此看来，将来亡国九百年以后，我们中国能否复兴，尚不可知！如果不能复兴，岂止亡国，还要灭种！国家民族的前途，真是危险极了！古语云：「祸害要想到尽头」，我们既然知道将来的祸害，就要及时奋发，努力救国，而对于一切政策和战略的决定与运用，不可不小心谨慎，如果有了什么错误，就足以使国家民族灭亡，不必说同胞现在要受苦痛，将来子子孙孙所受的浩劫大难，更不知伊于胡底！今后要救亡复兴，当然我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人，如果大家同胞不能同心协力绝对拥护政府的政策和战略，共同一致来做救国的功臣，那就大家都要对国家民族和世世子孙负亡国的责任，而且也成为我们民族远祖黄帝的不肖的后裔和罪人！我们即使不为后世千万年子孙久远的利害打算，也要为自己以及现代四万万同胞眼前的祸害设想！务必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拥护政府贯澈革命救国的计划。 其次，大家要晓得：我们御侮救国，当然要靠政略和战略之妙用纔能成功；不过一切策略要能充分发挥功效，贯澈实现，还有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一定要有相当的力量以维护国家生存的基础。现在我们国势弄到这般危急，并不是由于政府没有国策和战略，也不是没有决心，完全是因为国力的基础太脆弱，不能使一切策略尽量发挥功效。要晓得：现在我们的革命政府成立不过十年，并且接二连三的经过若干次战事，直到现在，内部赤匪未清，外来侵略日甚，在这样内外交迫之中，虽然政府没有一时一刻不注意充实国力，但是毕竟因为时间精力财力和环境种种关系，至今尚不能达到政府所预期的目的。人家一切至少都有五六十年的基础，我们在最近这十年纔开始奠定基础，还要遭受内忧外患两重不断的打击〔第138页〕。所以如果大家将现在中国的政府视为寻常一切基础已完全稳固之现代国家的政府，而动辄以柔弱屈辱来毁谤，那就错了！现在有很多人说：欧战后的复兴国家如波兰、土尔其、俄国，人家革命最多十年便可以复兴国家，我们中国革命革了这多时候，为什么还不成功，甚至反而要被人家欺侮压迫，弄到现在这种危亡的地步？又说：意大利这样强大的国家进攻阿比西尼亚那样弱小的国家，为什么阿国可以抵抗意大利？阿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也是人，为什么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其实这些话大家都晓得讲，不过我们只要真实就一切客观情势作一个比较的观察，就知道一个国家的安危兴亡，不是偶然简单的事！就波兰来讲，波兰虽然亡了一百五十年，但是他复兴的根本条件始终没有消灭，这种条件是什么？就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民族历史和文化不仅没有消灭而且在外力压迫之下继续发扬，全国国民都知道有他们的祖国，都能同心协力，为祖国牺牲以求复兴。这种力量，就是最根本最强大的国力，比什么武力都要大！波兰有了这种力量，当然可以乘机复兴！现在我们看看中国一般国民的情形如何呢？试问有国家民族的观念而真能为国牺牲来团结奋斗的人有多少？！由此便可知人家之所以能复兴和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迅速完成的道理了。再讲土尔其和俄国：就可以晓得无论那一个国家的革命环境，都没有中国这样困难的。人家革命的目标很简单，只要推翻帝制，拿到国家唯一的政治中心地点，国家就完全统一，然后竭全国整个的力量来和外国抗战一次，国家便可以由稳定充实而复兴起来。我们中国就不是如此；内则推倒满清，又来一个袁世凯，打倒袁世凯，还有第二第三继续不断的袁世凯起来，为革命的障碍。外则有一百年来列强以无数不平等条约层层束缚，使国家成为积弱久困的情况。而一般国民又蒙昧无〔第139页〕知，一切反动势力更可以随时藉帝国主义做背景，来破坏革命！革命成功愈慢，国力就愈不容易培养。加以我们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辟，根本就没有国防，敌人可以随时侵入。尤其是日本的海陆军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就可以大举进攻中国，并且他的海军在我们内地，平时就已到处密布，随时可以开炮。俄国就不然；不仅他革命的时候一切基础已比中国好，而且根本没有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论天时地利，在自然环境上又占了优势。只要内部统一，国外的敌人要干涉或侵略他就不容易。俄国在一九一八年革命后，各国都出兵围攻他，但是一年之中只有六个月天气比较好，宜于进攻，其余几个月都是冰天雪地，并且交通不便，各国要输送军队和辎重，非常困难。俄国因为有这种天时地利，在一年之中，只有六个月和敌人作战，还有六个月可以休息和准备，养精蓄锐，尽可从容应付外患。所以各帝国主义者不能攻进俄国，俄国革命当然可以成功！但是他虽然有了这种优良的条件，在革命时期，还不免丧失西伯利亚，被日本人利用白俄造成所谓「远东共和国」。然而俄国上下一心，忍辱负重，革命力量不能及的地方，日本人要占就听他占，等到内部统一，力量充实，所谓「远东共和国」就自然崩溃。俄国的领土依然完整。土尔其也有同样的情形，在革命时，大半领土，都被帝国主义者和希腊军队占领，甚至连首都君士坦丁也不能保存，但是土尔其革命党领导全国国民从昂哥拉那一小块荒凉地方艰苦奋斗的结果，毕竟获得最后的胜利，完成伟大的复兴事业。这种事业，当然可以增加我们革命必成的信念。然而土尔其直接的敌人只有很小的希腊一国，土尔其本身境域不大，又没有层层外力的侵入，要全国统一集中力量来对外，自然也比较简便，比较容易，所以不能以土耳其的革命与中国的革命相提并论。再讲到〔第140页〕阿国，为什么他那样弱小落后的国家也能抵住意大利呢？我们要晓得：关系作战最大的有三件事：就是天时地利与人和。阿国之所以能够抵抗意大利，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三个条件。阿国的气候，每年只有六七个月便于作战，四月以后，便是雨季，惟有土人能自由行动，外国人没有方法可以作战。这是天时的优点。因为有此优点，所以阿国敢和意大利抗战，他只要支持到四月以后，便可以休养了。再则阿国多山，交通又非常不便，军队和一切辎重的运输，非常困难，不像中国一样，日本军队随便可以进到内地，所以利用地势的险阻，尽可以抵抗外患，这就是地利的优点。此外就国际的环境来说，英法和阿国，都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虽然法国为结好意大利，默认意大利侵略阿国的行动，而英国则完全反对意大利对阿的侵略，阿国如果真被意国灭亡，英国在北非和地中海方面所感受意大利的威胁太甚，所以不能不帮助阿国。至于阿国国民，虽然文化落后，但团结坚固，在阿王领导之下，都能同心协力，为国效死，也是值得赞叹的。这就是人和的优点。（按：阿国发现叛将，系以后事，）他有了这三个优良的条件，当然可以和强敌来决战，将来或许能得最后的胜利，亦未可知！反转来看我们中国就缺乏这些优点，天时地利，既没有特别可以阨止侵略的特点，而人和一方面，外乏与国，内缺团结，更是不必详言。因此抵抗外侮，也就不是阿国抵抗意大利那样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们为实行主义，挽救国家，复兴民族而革命，不能顾虑种种的条件，只要时机一到，自不惜任何牺牲，但是除牺牲的决心以外，一定还要有相当的准备，最要紧的根本条件，就是「人和」，必须我们全国国民能够发挥民族的精神，坚定民族的自信，在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同心协力，刻苦奋斗，纔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我们抗敌制胜，要能迅速〔第141页〕成功，也少不了外援，如果人家真来帮助我们，当然也是我们所愿意，但是必须先能自强自立，自信自助，然后纔能引起外国人的同情，得到人家的帮助。再就反面来说，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靠自己争气努力，靠人家总是不可靠的。俗语说：「东山老虎咬人，西山老虎也咬人」，这是我们讲外交所最应注意的一点道理。如果说，自己力量不够，非求助人家不可，难道人家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不能作战，不抵抗敌人吗？所以我们自己惟有坚定民族的自信，充实国家的力量，同时善用救国的策略，准备牺牲一切，以求最后的胜利！ 其次，我们御侮救国的根本方针，就是忠党爱国，安内攘外。这个方针，和日本维新时所定的方针相似。当时他们一般爱国志士，知道要救亡复兴，必须确立全国国民的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于是定了「忠君爱国」的口号；又为指明全国国民尤其军人努力的目标，于是定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果然他们全国上下都一致觉悟起来，在这两句口号之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整齐步伐，集中力量，奠定国家的基础，先打败中国，再打败俄国，由此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本来他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的，尤其所谓「尊王攘夷」更是我们中国东周时代的一句老话和当时诸侯立国的主要方针。日本拿这两句话去极力发挥和运用，就能转弱为强，转贫为富。现在我们国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国难已严重万分，我们要想抵御外侮，复兴国家，非将这种自古立国的根本精神恢复起来不可！现在没有君，当然谈不到「忠君」，但是我们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全国国民御侮救国的中心，如果没有国民党，国家就没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没有中心的领导，就不能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第142页〕力量来实现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国家民族就要灭亡。我们要爱国救国，就要忠于我们的党，也就是要尽心尽力实现三民主义而效忠的意思。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标明一个口号，悬为救亡复兴的根本方针和今后一切教育的主旨，就是「忠党爱国」。全国国民尤其国民的中坚之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今后要共同一致的效忠三民主义，爱护中华民国。其次，我们要御侮救国，一定先要统一内部，内部能够和平统一，然后纔可以培养国力，充实民力，集中全国的力量，奠定国家强固的基础。否则内部不能安定，对外动受牵制，例如长城抗战之际，后方赤匪，乘机猖獗，就影响到前方，不能专心一志的应付劲敌，我们必须内部团结巩固，一无顾虑，纔有把握来对付我们的敌人。所以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团结为御侮的根本。凡是中国人，只要不作汉奸，都要不分彼此，通力合作，向救亡复兴的总目标前进。如果内部不能先统一安定，一切力量便只有互相抵销，互相摧残，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自己先已丧失了立国的条件，还谈得上对外抗战么？所以我们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就提出「安内攘外」这个口号，唤醒国人，意思就是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然后复兴！我们对外能否攘除强敌，就看对内能否安定国家，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现在我们在这种危急存亡的关头，要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只有激励奋发，一致在「忠党爱国，安内攘外」的口号之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整齐步伐，集中力量来抵抗外侮。如此，我们相信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能灭亡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我们都有办法可以突破，在我们手里一定可以完成复兴的大业！ 此外还有一个御侮救国的根本方针，就是 总理遗训的两句话：「一心一德，贯澈始终」。我们全〔第143页〕国四万万人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应该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合四万万人之力为一力，向安内攘外救亡复兴的共同目标，努力奋斗，不达目的不止。决不因任何危难险阻而中馁，决不因任何威胁利诱而易操，永远要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到底。只要我们民族还剩有一个人存在，我们国家决不许人家随便灭亡！如此不必说全国同胞有四万万人之多；只要我们全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能够同心同德，为国奋斗到底，相信亦足以复兴国家而有余。反之，如果大家离心离德，不能同舟共济，或虽同心同德，而无恒心毅力，不能贯澈到底，那末，我们虽有四万万同胞，亦无法抵抗小小的敌国，达成复兴的目的。所以我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必须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忠党爱国，拥护政府，善用国策，充实国力，自强不息，奋斗到底！纔能完成安内攘外救亡复兴的大业！ 以上是讲我们今后御侮复兴的根本方针，至于要想根据这些方针达到救亡复兴的目的，更当遵循一定的途径。第一要信任政府，拥护中央。政府是发号施令为国为民来服务的机关，中央更为全国最高的首脑。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这个国家就根本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因为成立国家的根本要件，就是领土、人民、政府（即运用主权之机构）三者。如果只有广土众民而无政府的组织来行使权力，就只可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或是一盘散沙，不能说是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有这样的中央政府，必须一般国民对中央政府能深切的信任和忠诚的拥护。尤其一个弱国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能应付非常的时机，挽效非常的国难，使国家转危为安转弱为强，更非举国一致绝对信任政府拥护中央，服从命令，遵守法纪不可。对于中央一切革命救国的政略和战略，格外要〔第144页〕一致信任和拥护，政府纔能充分自由行使权力临机应变尽其运用之妙。前面讲过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一个根本关键，就是由于李鸿章受慈禧太后的牵制，不能自由发挥他的才智，运用他的政略和战略，实行他的一切主张。到后来战败了，又不能不负责任，忍气吞声，跑到马关去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现在可以想到那时候李鸿章所处环境是如何的困难！如果当时慈禧对于李鸿章能够言听计从，一意信任他去运用适当的政略和战略，我敢说决不致弄到后来那么惨败。其所以弄得如此惨败的结果，最大的一个原因，对是西后牵制李鸿章行使权力之自由。拿当时的情形和现在来比，现在已经是民国，上面没有皇帝，中央政府负责的当局，应当没有李鸿章所处的困难，尽可以自由决定一切，运用一切了。但是各位要晓得：现在政府当局的环境，比较李鸿章当时更加困难百倍。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李鸿章当时上面只有一个西太后来牵制他，现在虽然是民国，表面上没有皇帝，而实际上四万万人民就是四万万个西太后，政府随便实施一种策略，不是这个怀疑，就是那个反对，不是这个淆乱黑白，就是那个造谣生事，上下四方都来牵制他，使他毫无自由发挥才智运用策略的余地，再加以一般人民不体念中央的困难，不服从政府的命令，还要自己破坏各方面的秩序，弄得举国骚然，使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更不能专心致志对外！各位大家想一想！一个西太后牵制李鸿章，已经弄得一败涂地，种下现在国家危亡的祸根，使我们受痛苦受耻辱；如果四万万个西太后来牵制政府当局，那么，不知国家将来更要失败到什么田地，贻害后世子孙到什么程度！现在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主人翁，尤其各位青年学生更是主人的中坚分子，兄弟现在当行政院长，不过是一个公仆。好比一个大家庭，四万万人都是主人，兄弟是仆人，主人对于〔第145页〕家政，当然大权在握，不能放弃，但是要使家业兴隆，必须信任忠实有能的仆人代为负责去办理一切事情，至于一切事情最后的责任，主人当然要负起来。如果将责任义务都让仆人来负，主人对他，到处干涉，遇事牵制，用而不信，信而不坚，那么，国家这样大的责任，仆人是负不了的，纵使勉强负起，亦必不敢自由发展他的特长，尽量运用他的才智来相机处理一切事情，不是劳而无功，就要消极无为，这个家庭就要日趋衰落。就国家而言，也是一样。所以我们 总理孙先生主张权能分开，以致权（四权）属于国民，治权集于政府，国民应该信任政府行使治权，然后纔可以有效的办好国家一切事情。 总理对于这一点，曾经举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车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纔可以进步。进步纔是很快。如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我们由这段话看来，可知我们全国国民不好不信任政府，拥护中央，尤其在这个国家存亡绝续之交，好像汽车在悬崖绝壁的窄路上走，如果坐汽车的主人，不能一心一意信任车夫，而左右牵制他，不是自取覆亡吗？！所以我们要抵御外侮，挽救危亡，就要信任政府，拥护中央，要绝对相信政府〔第146页〕整个救国的计划，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政府要我们左就左，右就右；要我们进就进，退就退。同时全国国民都要坚定自信，确立互信，笃守共信，一致努力，这就是我们救国的基本要道。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日本侵略中国的一种手段，就是要使我们中国人反对政府，脱离中央，变成无组织无力量分崩离析紊乱不堪的局面，他就可以达到不战而屈的目的，灭亡我们国家！所以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对于这一点不可不特别看清。总要晓得：惟有建立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后可以统一国家，惟有统一国家，然后可以集中力量，达到救亡复兴的目的。 第二，要服从统帅，统一指挥。刚纔说过：我们要统一国家集中力量，然后可以挽救国家复兴民族。但是国家何由而统一，全国力量何由而集中，则必须有最高唯一的指挥者，这就是军事上所谓「统帅」。即普通所谓「最高领袖」。要由他来决定一切政略战略，发号施令，指挥全国军民共同奋斗。国家的强弱对外战争的胜负以及国策的成败，固然要取决于统帅之是否贤明能干，同时也就要看全国上下是否至诚一致信仰统帅，绝对服从统帅的命令。如果我们以个人的利害为转移，或轻易为敌人反动宣传所蛊惑，而不以整个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祸福为念，对于贤明的统帅不能一致信仰，共同拥戴，离心离德，各不相下，那就自己分散力量，自己灭亡国家！前面讲过：日本人为什么要反对我蒋介石，制造很多谣言来诋毁我蒋介石？就是因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的统帅，是领导中国革命军与全国国民和帝国主义奋斗，以求贯澈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实现 总理的三民主义！对于日本绝对不利，所以他总要想方设法来打倒蒋介石，打倒了蒋介石，中国军事上便没有首领，中国国民便失了重心，中国便回复到十三年以前的状〔第147页〕态，四分五裂，内乱相寻，他就可以达到不战而屈的目的，来灭亡中国。所以我们全国国民务必要看破敌人的阴谋，除非丧心病狂，甘心为汉奸或甘心做人家的奴隶牛马，要为虎作伥，供人利用者外，务必全国一致竭诚拥护统帅，统一指挥，纔能集中力量，完成我们安内攘外的使命！要晓得：拥护统帅并不是空口讲讲而已，必须见之事实。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绝对服从统帅的命令。譬如说：我自己，教的学生，到现在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他们都绝对相信我的话，听我的命令，我要他们左就左，右就右，要他们死就死，活就活，这样在一个命令指挥之下，团结精神统一行动，就可以发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力量，来抵抗敌人。语云：「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又云「众志成城」。不必说我们全国国民，只要我们全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真能服从命令，同生死，共患难，那这种力量还了得！从前少康以一成一旅而致中兴，我们现在有这样多的爱国志士联合起来，还怕不能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吗？我做统帅的人，自信有这个把握！而且决不使在我领导之下的人，作无代价无意义的牺牲。一定可以使他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自己一定和大家同患难，共生死，站在最前线来领导大家和敌人拼命！必不偷生怕死，躲在后方唱高调，只叫别人牺牲。从前北伐的时候，我随时都是处在前线，和一般学生一般部下在枪林弹雨之中冒死奋斗！我曾经对部下和学生说过：「如果我偷生怕死，躲在后方不和你们一般学生和部下同在前方奋斗，随便那个学生那个部下都可以打死我」！我能这样讲就能这样做，我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是永久一贯的！所以我的一般学生，可以绝对信仰我，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无论当前遇?怎样的危难，只要我的命令一下，他们没有不是绝对服从，誓死奋斗，不得到最后的胜利不止！我的一般学生因为能够绝〔第148页〕对服从，团结一致在我的命令之下来誓死奋斗，所以无论什么危难都可以打破！如果今天日本人出动陆海空军要来攻取南京，我可以相信，那怕南京只有军官学校五千学生和政治学校五百个学生，也可以和他抵抗，来坚守南京，为什么这少数人能够负起这个责任呢？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绝对信仰我，服从我的命令。人家说政府或蒋某个人如何如何卖国，他们很明白事实，绝对不相信，人家的高调怎样唱得热烈好听，他们也明白事实，决不动摇。总之，他们知道我是真正抗日的，真正救国的，我要他们左则左，右则右，死则死，活则活，那怕只剩下一枪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大家要晓得：日本人不怕我们人多，只怕我们全国人心能够安定，大家能够信仰政府，服从统帅，如果我们全国国民都能做到这一点，日本自然不敢再来侵略我们。即使全国国民不能完全做到，只要全国各学校的学生都能在各校师长领导之下，恪守校纪，服从校令，拥护政府，信仰统帅，共同一致为国家民族而奋斗，我们国家民族无论如何危险，不必待四万万人都觉悟，也有办法挽救，有把握复兴！所以现在我们要救国家，必先救学校，要救学校，必须各校学生在师长的教导之下拥护政府来实现救国的计划。也必须大家精诚团结，一致守纪律，注重秩序，然后可以发挥救国的力量，最紧要的一个起点就是学生一定要听师长的话，服从学校的命令，否则东听一句谣言，西听一句谣言，弄得心无主宰，随便乱叫乱闹，不仅学校不成学校，整个社会和国家也要骚乱起来，给敌人一个很好的侵略机会，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大家要晓得：我们要救国，必先团结精神集中力量；要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就必须遵守法律，服从命令。命令的「命」字，可以说与生命的「命」字同一意义。一个学校的命令，就关系于全校的生命；一个军队的命令，就关系于全军〔第149页〕的生命；政府和统帅的命令，就关系于全国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服从命令，而要自由行动，那就等于自绝生路，极其所至，不仅可以断送自己的生命，而且可以断送全校全军甚至全国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挽救国家的危亡，维持民族的生命，惟有信仰统帅服从命令。只要大家真能绝对服从统帅，在统帅一个命令指挥之下，共同奋斗，要我们进则进，退则退，要我们生则生，死则死，我做统帅的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老实讲：他们那一般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但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挥统一！ 第三，要信仰主义，坚定自信。现代各国，尤其是新兴诸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主义」。我们为发挥并集中国力起见，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和一个统帅存在，尤其是只容许有一个最精实确当切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主义。现在我们 总理的三民主义，就是最切合国情的一个救中国与救世界的革命主义。我们要挽救危亡，建设一个庄严灿烂的新国家，惟有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完全是和平的王道，和帝国主义的野蛮的霸道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王道克服霸道，所谓「仁者无敌」，「仁」就是王道的根本精神，亦即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我们以三民主义来抵抗帝国主义，一定可以获得最后最大的胜利。所以三民主义不仅是我们雪耻御侮革命建国最高的原则，而且是最大的力量。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文化和固有美德的遗传，所以三民主义就是我们国家的国魂，我们要救转国家，一定先要唤醒国魂，要发扬国魂，就是要信仰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的中心信仰之下，来坚定民族的自信，统一民族的意识，发扬民族的精神。〔第150页〕我们物质上虽然不及敌人，以我们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一定可以战胜敌人一切物质的力量。各位都知道：现代许多复兴的国家，论他们的武器实力，那里堪与压迫他们的敌人相比拟，为什么他们能够复兴？主要的原因，即在他们能够发挥民族的精神。能够发扬民族的精神，就可发挥一以当十，一以当百的革命力量。有了这种伟大的力量，当然可以突破危险，达到复兴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复兴民族，只有信仰三民主义，坚定自信，共同一致，向前奋斗！ 第四，要修明内政，整军经武。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政治和武备，如果没有政治和武备，便不成一个国家。因为国家最大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存和增进人民的福利。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政府来管理众人的事，有军队来保障国家的安全。我们国危民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原因当然很多，最显著而最主要的就在政治和军事不行。所以国家的基础未能奠定；国家的力量未能充实；至今还要受外国人的欺侮压迫，不能够抵抗。我们革命最主要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要修明政治；一方面就是要整军经武。必须修明内政，然后可以奠定国基，充实国力；必须整军经武，然后可以巩固国防，守护国土。这两件事就是我们自立自强救亡复兴的两大要道。修明政治，所应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急要的一点，就是肃清贪污，集中人才，造成廉洁有为的政府，然后可以从各方面来推进国家一切建设事业，为人民谋最大的利益，充实国家的力量，奠定御侮复兴之坚强基础。至于整军经武，主要的目的，在使现有国军能够为精强的部队，作国家的长城。但是我们要巩固国防，决不能专靠军队，一定要使全国一般国民都能够以军人的精神来尽到国民在平时与战时的一切义务。一般国民尤其是一般军人，应当如何来养成军人的〔第151页〕真精神以奠定我们国家之精神的国防呢？就是要发扬我们中国固有的武德——「智，信，仁，勇，严」。现在我们的科学、武器和一切物质方面的东西都不及日本，但是我们只要能够充分发扬武德，一定可以从精神方面来战胜他。我常常说：我们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战胜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这就是说，要拿我们固有高尚完美的武德，来打破日本偏颇残暴的武士道。我们晓得：日本的武士道，不过是偷袭了中国一部分的美德「智仁勇」之「勇」及「智」的一部分，根本就是一个偏跛不全的东西，他们的发展，也只能有畸形的发展，其成功亦止于一时的成功。如果我们今后能恢复并发扬固有整个的武德，其力量，当然比他们褊狭的武士道所发挥的力量要大过多少倍，还怕不能打破他们的武士道吗？如果把他们立国的基本精神的武士道战胜以后，他们只有向我们屈服，我们不必用武力和他们决斗，就可以达到我们御侮复兴的目的。 第五，要改进教育，发展经济。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臻于文明强盛之域，第一件紧要的事情，就是改进教育。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和民族的优劣，从根本上讲起来，可以说完全在乎教育之良窳和文化程度之高下。一个国家只要教育能不断的进步，文化一定能不断的发达，那么政治自然随之而进步，经济当然随之而发达，武力亦就随之而强大。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腐败，文化落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也一定都要腐败而落后，虽有十分强大的武力，亦将流为野蛮横暴而最后归于失败。现在我们中国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危急存亡国几不国的地步呢？在表面上看来，是由于我们国家贫困，武力不竞；但是国家为什么贫困，武力为什么微弱？探本穷源，完全由于我们教育腐败，科学落后！因〔第152页〕为教育不行，所以一般国民的精神道德，科学智识，体魄能力等一切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要退步，国家的一切事业当然也只有衰败而不能发展。其实，以我们中国这样高美深厚的文化基础，以我们中国这样优秀的民族，再加以土地之广沃，历史之悠久，在现代世界上应该比那一个国家或那一个民族都要进步和强盛，为什么到现在还比不上毫无文化基础的区区三岛，而反要受他的侵略压迫？就是因为我们教育不行；不能继续发扬我们民族固有高尚的道德文化和伟大的智慧纔能。试看日本，日本以毫无文化基础的落后国家，在几十年工夫以内，居然成功一个富强的国家，先打败中国，后打败俄国，现在更敢与世界为敌，随便侵略我们中国；其所以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的原因，也就是明治维新以后教育的成功。我们再看德国，从前德国之强盛，归功于教育，这是举世所承认的。欧战以后，受协约国严重的压迫，国几不国；但是不到十年，他又复兴起来，依然称雄于世界！他们的复兴，决不是靠武力！根本还是得力于教育。由此可见教育确是立国的根本要图。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挽救国家，必须由教育入手。我们中国新式教育差不多是和日本同时开始办起来的，为什么日本的教育在二三十年中能使科学进步，政治修明，经济发达，建设起一个现代的国家？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却得不到什么好的效果，国家至今还是贫弱衰败，要受人家的欺侮压迫？就是由于我们中国从前办教育的人，没有从根本上注意教育的要旨，或是注意到了而不能按照要旨去做，所以教育不能发生功效。最多只能有表面的发展，而少实质的进步。我所谓教育的要旨是什么呢？就是要普遍的增进一般国民「德，智，体，群」四育。一个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完全根源于国民的道德之高尚，智识之优良，体魄之强健和群性之发扬。现在我们中国〔第153页〕一般国民的精神道德之堕落，智识程度之低下，体魄之衰弱，社会之散漫，无一不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主要病根。这些主要的病根不除，决不能转弱为强救亡复兴！所以我们今后一切教育，一定要针对这些亡国灭种的病根来克治，就是要以「德育」来提高国民的道德，发扬民族的精神。使国民都要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能够「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坚定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养成宏毅勇敢、刻苦耐劳与为国牺牲的精神。要以「智育」来增进国民的智识，使国民都要有国民的常识，科学的头脑，清晰的理智，和自动的能力。要以「体育」来增强国民的体魄，使能养成强健的身体，活泼的精神，和刻苦耐劳的性能。要以「群育」来增进国民合群的德性，使能养成亲爱精诚的精神，组织的能力，与守纪律守秩序的习惯，更要养成「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为社会国家而劳动服务，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牺牲的精神。所谓「群育」，可说就是军事化，我们要使一切教育都普遍的军事化，就是要实施军国民教育，使一般国民发扬军国民的精神。这是现代国民必须的修养，亦为立国最主要条件。亦惟有以此种精神为基础，然后一切学术智能可以为国家民族而用。总之，我们的教育，今后必须根据这四育的要旨起弊振衰，切实改进，然后一般国民纔能健全起来，有健全的国民，然后纔可以共赴国难，挽救危亡，建立文明富强的现代国家！ 除教育之外，救国和立国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经济。经济是国家的命脉，所以发展经济，完成物质的建设，为建国复兴之本务。现在我们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民众多，但是国民经济一天一天的凋敝，弄得国贫民困，岌岌垂危；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内受天灾人祸的摧败，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最根〔第154页〕本最紧要的一点，还在我们一般国民不能尽量运用心思劳力，从事于生产的事业。所以我们要发展经济，必须提倡国民劳动服务，要全国国民刻苦耐劳，努力生产，务使「人尽其才」，以求「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和「货畅其流」。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多的金钱资本来做建设事业，但我们国民人数很多，这就是国家一切建设事业的资本。只要我们能领导国民共同一致为社会国家而劳动服务，则一切事业都可以兴办起来，所谓「以劳教民富」，实在是我们贫弱国家要求富强的不易之原则。我近来所提倡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其用意就在于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复兴国家。现在政府方面既极力推行，还希望我们教育界各位先生和学生以身作则，鼓舞群伦，领导民众，共同努力，来促进国民的经济建设，达成民生主义的目的。此外政府对整个的经济建设，已经决定整个的新计划和新政策，并且以最大的毅力，逐步施行，只要我们全国同胞本爱国救国的热诚，拥护政府的一切经济计划和政策，上下一心，努力实行，相信我们中国国民经济一定可以解除一切外力侵略的痛苦，而发荣滋长，我们 总理的三民主义一定可以实现！ 第六，要组织民众，培养民力。前面我已说过：现代的战争，不是仅仅武力的战争，而是整个国力的战争，也就是一切人力物力组织的战争。谁能组织得更好，谁的力量就更大，谁就可以得到胜利，这是一定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一切都散漫凌乱没有组织，被人家讥为一盘散沙，不成其为国家。平心而论，我们国家在组织方面，实在够不上一个现代的国家；不必说一般无知识的民众无组织无纪律，就是一般学校机关的智识分子，也一样无组织无纪律。譬如说在一个学校里，学生不服从师长的命令，师长〔第155页〕也每每不能尽到爱护和教育学生的责任，因此全校便无组织无纪律；学校尚且如此，则一般社会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形更不必说了。试问以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要来和人家有组织有纪律的国民从事斗争，怎么会不失败呢？现在一般国民不仅不能群策群力共同一致来积极的参加战争，恐怕敌人飞机一到上空，个个人就要手忙脚乱，惊惶纷扰，弄得一团糟。不晓得那些人应该如何防毒救火，那些人应该抵御袭击，一切都没有组织和准备，没有负责的人来领导指挥，不被敌人炸死，亦必互相蹂躏而死。现在一般人只顾高叫要抗日，这种爱国的热诚，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全国国民平时无组织无训练，无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习惯，到临时后方就要自相扰乱，不仅不能帮助军队，且要妨碍军队的行动，使军队失败。如果再使这种无训练无组织无纪律的国民和敌人作战，那就只有化作敌人的炮灰！所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如果听凭人民受这样毫无代价的牺牲，视国事如儿戏，将国家随便亡了，政府要不要负责任！各位看看他们日本人就很有组织，他们每一个人对于国家都负有他的特定的任务和作用。他们在国内的不必讲，凡是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也都有严密的组织。随便那一个日本人到那一个地方，都和当地的日本人和机关有密切的联络，这个人不论做什么职业，对于他们国家都负有特定的使命，具有特别的作用。譬如上海和南京，虽然相距五六百里，但是一旦有事，这两地的日本人就可在几小时以内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我们一般国民不仅在异地不能团结一致，即在同一地点甚至同一学校机关或团体之内的人也不能群策群力，精诚合作。尔为尔，我为我，各不相谋，各不相下，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样可以抗日！？这并不是我怕打战，不愿抗日，我当然不怕！并且当然要抗日！（鼓掌）日本〔第156页〕这样侵略我们压迫我们，难道我们堂堂大国民就是这样含垢忍辱让他宰割下去就算了吗？我们全国国民当然要和日本不共戴天，要起来抵抗他，拼个你死我活！（鼓掌）不过我们要抗日作战，必须先要有一个把握，尤其身为民国主人的国民之中坚的青年学生，格外要认清本身的责任和力量，远虑国家民族的前途，不好随便轻举妄动，必须励志图强，埋头苦干，先将国力充实起来。有了力量，然后才纔以谈得上和人家一拼，至于充实国力最紧要的基本方法，即在组织民众，准备一切。换句话说，就是要民众军事化，必须民众有了组织和训练，达到普遍的军事化，然后可以增进国家的力量，才纔以集中国家一切的力量，然后我们抗日纔有基础，纔有把握。我有两句话常常拿来训练军队的，就是：「用兵不如用民，教民要如教兵」。因为民众是军队的基础，必须先有健全的民众，然后有精强的军队；而且军队很少，民众极多，如果一般民众都有组织有训练，成功军事化的现代国民，不仅可以随时无限量的补充军队，而且全国皆兵，到处都有广大的军队可以捍卫国家。那么，敌人还能进到我们国内一步吗？所以我们要抗日，就要明白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而加紧充实与准备，如果不度势量力而贸然决战，结果只有失败，国家只有灭亡。所以我们在危急存亡之际，必须「持其志毋暴其气」，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鼓掌）尤其有血性的爱国青年男儿，格外要坚忍宏毅，发扬蹈厉，一面健全本身，一面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个个人都能成为为国牺牲的战斗员，如商鞅所谓「举国而责之于兵」，我相信：以我们四万万人的优秀民族，有这样悠久的历史，高尚的文化，广大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决不致为小小的日本所灭亡，他也绝对不能灭亡我们的国家！我们四万万人各有两只眼睛一个口和一双手足，不必说我们还有很多〔第157页〕枪炮可以利用，有一枪一弹，一定要和他拼到底！就是没有枪炮和其它武器，我们还有八万万个手和脚可以打他们，踢他们，手足断了，还有口可以咬他们，日本人绝对不能杀尽我们！现在一般人都不知道本身有力量，不把各人固有的力量发挥出来，只看到人家有力量，受人家的威胁，以为自己没有枪炮就不能抵抗日本人，这实在是太没有自信力了！所以我们要抗日救国，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之下无法讲国防，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一县有县防，一城有城防，一乡有乡防，一村有村防，一校有校防，这无论如何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做到这个地步，他们日本人一定不敢深入我们的国土，更不能灭亡我们！我们总理在北伐时曾经说过：「只要有三百个党员绝对听我的话，就可以横行中国，一切不怕！」现在我们一个学校，普通都有几百人，如果真能团结一致，已经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如果全国学生都能在政府命令指挥之下，团结一致，那这个力量何等伟大！再推到全国国民，如果都能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发挥各人本身固有的自卫力量，不怕任何牺牲，来和日本人拼命，国家决然不亡！（鼓掌）所以以后复兴事业的成败，国家民族的存亡，完全取决于我们有无这种自信力以及能否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 我们要抗日救国，必先训练民众和组织民众，纔能发挥伟大的力量，获得最后的成功！ 现在再将政府以后所采的对日外交政策和本人的决心，约略向各位报告。中日两国间自一八七九年日本灭琉球以后，纠纷一天天的增多，这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其它的问题又继续不断的发生出来，弄成现在这样复杂纠结万分险恶的情形。本来一切纠纷，未有不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可说都是日本一方面所造成的。他是利于有纠纷有悬案的，纠纷愈大，悬案愈多，他就愈有利益。如果一切纠纷不解〔第158页〕决，日本便有所借口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中国便永远无安然休养生息自立自强的机会。所以现在政府订了一个对日的外交政策，就是对日作整个的交涉，解决一切纠纷，不再和他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谈判。本人身任行政院院长，一定负起这个责任。外交部长已经将这个意见向日本当局提出，对他们讲过：以后两国间一切纠纷，不要就一件事或一个地方的问题来讲，要就整个的国交谋得调整，将一切纠纷全盘解决，在整国交涉中不管你们政府提什么条件，彼此都有商量的余地，祗要本?和平公正的精神诚心诚意来讨论，则无不可解决的纠纷。现在日本方面已有赞同的倾向。我们所以提议这个政策，乃是以堂堂正正的立场，来确保东亚的和平，使我们国家可以避免多少无谓的牺牲，亦即所以保存国家的元气和实力以为雪耻图强救亡复兴的张本。不过各位要绝对信任政府，政府虽然努力保持和平，要和日本整个解决一切纠纷，但决不签订断送主权的条约！（鼓掌）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鼓掌）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危急的非常时期中，都应该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一致作最后牺牲的最大准备，纔能达到我们和平的目的。（鼓掌）我刚纔已经讲过：从前那样毫无根基朝不保夕的危险时期已经进去，以后无论敌国外患如何压迫，国家的生命，已有确实的保障。如果全国上下真能团结一致努力准备一切，并且服从中央政府和最高统帅的命令，将来的抗日战争，必获最后的胜利！（鼓掌）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作有准备有计划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鼓掌） 在这里我还有一点意思要附带说明的，就是在「安内攘外」原则之下，只要中国人不作汉奸而赤心〔第159页〕为国，任何党派的人，我们都可以和他合作，并且不惜让与政权，使能参与政事报效国家，共同一致来完成救亡复兴的使命！ 关于国家的情势和政府救国的方针等项，已经尽可能的限度向大家宣示了。现在再要将本人对于教育的意见，扼要的与大家谈谈。大家都知道：我们救亡复兴的根本要图，在于改进教育。我以为国家民族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必须实施非常时期的救国教育计划，（鼓掌）换言之，就是要订定以国防为中心之教育计划而实施之于全国。一切教育都应以非常时期的国防为目标，本「德、智、体、群」四育的要旨，来训练一般青年学生和一般民众，使成为真正健全的战斗员！第一要养成并加强国民之国家和民族的观念。现在一般国民大多数不知道有国家民族，只知有个人和家庭，就是一般有知识的青年也很少有深刻的国家民族的观念。一个人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当然不会爱国家爱民族。甚至要为日本人所煽惑和收买，甘为汉奸，来危害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所以我们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起来救国家救民族，必须使他们养成浓厚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而激励其精忠报国的志气，来为国家民族而牺牲个人的一切，以尽国民之天职，求国家民族之复兴！（鼓掌） 其次，要养成「明礼义，知廉耻」的德性。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所谓「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精神上的国防。国民必须能明礼，尚义，守廉，知耻，纔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纔能建立起现代的社会和国家，如此，外国人自然不敢欺侮和压迫我们，就是要欺侮和压迫我们，我们也一定有办法可以抵抗他，战胜他！所以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第160页〕，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现在我们国家如此贫弱，社会如此紊乱腐败，就是由于一般人不明礼义，不知廉耻。一般青年以为讲礼义廉耻是陈腐空洞的东西，不足以救国，殊不知这种立国之精神的条件，比什么物质的条件都重要得多，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的条件做基础，就个人论，不成其为「人」，就国家论，不成其为「国家」，虽具有丰富优良的物质条件，亦终不足以自立！我们现在要救国家先要改良社会，要改良社会，先要转移风气，即须扫除纷乱麻木，自私自利，腐败苟且，卑鄙龌龊的积习，使人人能「明礼义，知廉耻」，造成自强自立刻苦耐劳，纯正刚健为国牺牲的新风气。有了新风气，然后可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造成新兴的气象，奠立精神的国防，发挥复兴的力量。我近年来提倡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就是在此。希望大家努力推行，来奠定复兴民族之基础！ 第三，要养成「负责任，守纪律」的精神。大凡能明礼义知廉耻的人，一定能负责任守纪律。如果全国国民在种种事业方面对于国家都能负起他的责任，在社会上都能遵守纪律，国家未有不强的道理。这些各位校长先生和学生代表，都是定了最大的决心，担负救国的责任，这是不待言的。但是我以为我们要尽到救国的重大责任，最重要的条件，即须大家养成重秩序守纪律的精神。这是现代国民应有的修养。现在的中国国民，尤其要注重这一点。因为有纪律有秩序，然后能发生伟大的力量；否则就如一盘散沙，不能团结。现在我们有四万万人，日本只有六千万人，他们应该怕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到处乱叫乱动，纷扰不堪；不能整齐严肃团结一致，所以人家不仅不怕我们，而且要来欺侮压迫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我们要晓得：团结就是力量，纪律就是生命，一个人必须守纪律，纔〔第161页〕能成为现代的国民！一个国家必须有纪律，然后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学校或团体，必须有纪律，然后成为一个学校或团体！希望大家要以身作则，做一般民众的表率，个个人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回校以后，更要劝告一般同学都如此做到。如果有那个同学违犯学校命令，破坏学校纪律而规劝无效的时候，大家就要对学校对国家负起责任，革除这种害群之马！因为害群之马不除，大家都要遭受他的祸害，同时又是大家的耻辱！譬如这次浙江大学少数学生鼓动风潮，赶走校长，不仅大多数学生不能负起责任来制止这般捣乱的同学，共同维持学校的秩序，就是一般教职员也不能挺身负责来处理风潮维持纪律，弄得全校乌烟瘴气，闹得不成样子，这还成一个学校吗！？这种学生在学校里既然要随便驱逐校长，到了家庭，岂不要随便凌辱父兄吗？！一个家庭出了这样的子弟，还成家庭吗？这实在是浙江大学全体学生最大的耻辱！我们全国学生要引为鉴戒！现在一般国民都缺少责任心，只要不妨害他个人的私益，就不管社会国家的事情弄得如何坏，都不负责。大家都是对于权利则互相竞争，对于责任则互相推诿，不尽本分，不守纪律，社会国家焉得不乱！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大家不重纪律，对于社会国家不切实负责，国家当然要灭亡。所以我们要救国，一定先要使一般国民养成「负责任，守纪律」的精神，尤其青年学生，一定要自任以天下国家之重，然后可以见危授命，见义勇为，担当起救国的事业！ 第四，要养成「勤劳服务」之习性。人类一切文明，一切功业，并不是自然成就的，都靠我们人力劳动创造出来的。所以一个国家之富强与否，即取决于国民劳动的程度如何。如果一般国民好逸恶劳，不肯用脑力或体力，只是得过且过，靠天吃饭，那这个国家一定日趋于贫弱以至于灭亡！如果一般国民〔第162页〕能刻苦耐劳，自强不息，努力向上，那这个国家一定是文明进步，日臻富强。所谓「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中国事事物物不如人家，弄成这样国危民困的情形，是什么原因？论民族的质量，本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论物质上的凭借，则有四千万方里广袤的沃壤，有极丰富的资源；论历史和文化更是光华灿烂有五千年之久！总之，一切天赋与历史的条件，都比现代列强好得多，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赶不上人家，贫弱到这个地步，要受人家的欺侮侵略呢？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自己养成了懒惰的习性，不肯尽心尽力，刻苦耐劳来研究一切学问和办理一切事业。所谓「得过且过」，这种苟且偷安的弊病，差不多已经成了我们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难怪一切科学和事业只有落后，没有进步！在这优胜劣败兼弱攻昧的世界，我们国家当然要被人家欺侮侵略，时刻有被敌人灭亡的危险！我们今后要想转贫为富，转弱为强，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必须使全国国民根本铲除好逸恶劳苟且偷安的劣根性而极力提倡劳动。惟有劳动然后可以创造文明，发展经济，充实国防，改造社会，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所以我常常提出「劳动，创造，武力」的口号，这就是我们御侮救国最紧要最根本的一个方针。现在我们的一切虽然落后，但是我们国民很多，物质的凭借很优越，只要大家以「人一己百」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尽量运用聪明才力，为社会国家而劳动服务，一定很快的可以迎头赶上外国，造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尤其是现在我们社会国家急待兴办的事业太多，而国家财政又非常困难，要想都靠政府筹出经费来办，实在是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靠全国国民大家起来本?为国牺牲的精神，为社会国家而劳动服务，运用我们国民的劳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这是我们自救救国最必要最有〔第163页〕效的途径。所以我近年来极力提倡国民劳动服务，在改革国民生活习惯和社会风气方面，就有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的组织之推行；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就有征工服役制度的实施。这都是我们在非常时期中服务社会效力国家之办法。本来我们革命的人生，必须以劳动为本分，以服务为目的。我们的教育，必须根据这种要旨，来养成国民「劳动服务」互助合作的习性，拔除以前懒惰自私的病根，然后纔可以发挥自力，救起国家！（鼓掌） 第五，要培养救国的体力和智能。语云：「健强的精神，寓于健强的身体」，如果身体不好，精神也一定不好；精神不好，当然聪明才智都要为之减损，一切学术便难望有精深的造诣；任何事业，也不能有伟大的成就。尤其是要做现代的国民，必须做一个健全的战斗员，如果我们身体不好，如何能刻苦耐劳，入死出生和敌人作战呢？何况我们的武器不如人家，在战术上最利于强迫敌人和我们短兵相接，决于肉搏，更须体力比人家健强，纔有最后胜利的把握。现在我们一般国民的体魄实在太差，一般学校也不注重锻炼学生的体魄，试问现在一般青年学生当中真是体魄强健，真能刻苦耐劳的人有几个！？民族的体格，这样一天一天的衰弱，实在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这种危机， 总理在民族主义中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挽救危亡，力图复兴，根本的前提，就是要具备救国的体力，就是要加紧锻炼国民的体魄。有了强健的体魄，然后可以养成刚健活泼的精神，刻苦耐劳的能力，任重致远的本领和艰难奋斗的勇气。现代国家尤其是复兴的民族，无不极力提倡国民的体育。所以人家国民的体魄非常高大健壮，精神非常刚健活泼，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力而为国家效用，担当得起救国建国的事业。如果〔第164页〕我国任令民族体魄衰退而不思补救，便不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是人家不来灭亡，亦必然受天然的淘汰而归于消灭。所以今后我们救国的教育，不能只注重「教」不注重「育」，一定要注重体魄的锻炼，精神的振作，使一般国民都能造成雄壮刚强的体格，真能担负起救国的重任。讲到锻炼体魄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天然。我平时训练军队和学生有一句口号：「日光，空气，水」，这三种天然的东西，是锻炼体魄和精神之最好工具。在夏季烈日如焚的时候，我们要不怕晒不怕热；在冰天雪地之中，我们要不怕冷；在狂风暴雨之下，我们要不怕风吹雨打！这样在平时和天然斗争的结果，我们的体魄精神一定可以好起来。以后遇?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致畏怯，而且必须能够这样征服天然，然后纔能利用一切天然的事物，成功一切事业。关于这点我不仅以此训练一般部下和学生，并且自己向来就是如此实行。我从前在日本高田留学，高田这个地方是很冷的，我看见他们日本人每天早晨起来就用冷水冲洗身体，毫不怕冷，习以为常。我的体格本来不好，后来也学他们那样锻炼，体格就渐渐好起来。虽然到现在已经五十岁，每早起来第一次洗脸，还是用冷水，无论怎么冷的天气都不改变。我现在虽然已经五十岁，我的体魄精神，自信无论比你们那一个青年学生都不会差！大家总要晓得：要救国家，必须先救自己，使柔弱萎靡的体格，练成刚强健壮的体格，纔能担当艰难重大的责任，完成所负救国的使命！其次，要养成救国的体力以外，还要养成救国的智能。现在我们一切事业办不好，就是由于我们智能不够。在科学时代，人类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完全以智能之高下为转移，譬如说：我们要救国，固然要有飞机大炮等一切新式的武器，要讲求一切攻守的方法，要改进社会和政治，要发展经济和交通，但是这些事情都非〔第165页〕有高深科学智能，不能办到。所以我们要救国，必先养成救国的智能。智能之养成，当然要靠教育。我们多受一分教育，多增一分智能，就是多增一分救国的力量。普法战争的时候，巴黎在敌人炮攻之下，法国学生还是弦歌不绝，拼命读书，读到「最后一课」，他们这样重视教育，无非为要养成救国的智能。后来毕竟藉教育的力量，洗雪国耻，复兴国家！可见努力读书，研究救国的实学，增长救国的智能，是我们青年学生救国的根本要务。至于智能的种类当然很多，并且需要同时发展，不过有几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我以为现在关于课程方面，文学院要特别注重国民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指导培养与鼓舞发扬！法学院要特别注重国家战时经济财政的研究，理工学院要注重国防化学工业与机械工程和一切防空防毒的研究。总之，救国的教育就是要以国防为中心，就治标与治本两方面同时注重。各位校长先生和一般学生，应该大家本此意旨，在政府指导之下来达到我们「教育救国」的目的！ 第六，要确定救国的途径。学校是训练国民的场所，学生是国民的中坚。而现在我们一般国民缺乏智识和组织，一般社会都是腐败不堪。我们要挽救国家，必先使国民都成为健全的现代国民，使社会成为现代的社会。尤其要使一般青年都要有革命的精神和救国的智能与体力，使一般民众都要有组织，社会的风气都要革故鼎新。如此，救国事业纔有真实的基础和把握。这个责任就是要由我们全国各地学校全体师生担负起来，即以学校为中心，就各校所属区域加紧的普遍的训练一般青年，组织一般民众，改良一般社会。我们一个大中学生，至少可以感化领导十个人，十个人就可训练组织一百人，以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师生来训练和组织全国青年和全国民众，一定不难成功。全国民众如果都有训练和组织，不仅〔第166页〕社会可以立即改良，而且要想做什么就可做到什么，这个力量何等伟大！虽然我们没有日本那样多精良的飞机大炮，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双手足，只要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日本人还能侵入我们中国一步吗？所以只要我们全国一般知识阶级大家能够努力于训练和组织民众，改良社会，用一分精力，一定发挥一分功效，产生一分力量，亦即做到一分救国的工作，尽到一分救国的责任。只要大家精诚团结，一致尽到这种重大责任，政府一定有办法，可以很快的复兴中国！尤其要知道：我们要救国，必须先树立全国的中心信仰，然后纔可以团结精神，产生共同一致的力量；必须认定一种至当不移唯一有效的救国方针，然后可以达到共同一致的目标。具体的说，就是要奉行 总理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必须全国民众都深切了解与实心奉行三民主义，然后可以产生救国的力量，达到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目的。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尤其国民中坚的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必须普遍的宣传三民主义，唤醒全国民众，一致起来救国。同时大家必须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集中力量，以从事于安内攘外的种种工作，达到救亡复兴的目的。此外，如铲除汉奸，防制敌探，组织民众，改良社会，推行新运等等都是我们救国的紧要工作，希望我们教育界负起责任，设法进行；更希望各位大学校长院长会同教育部共同讨论，以御侮复兴为原则，很审慎的订出一种非常时期救国的教育计划拿来实行，以期达到教育救国的使命！ 还有几点意思，希望各校学生特别注意的，我们一般青年学生是国民的中坚，国家的主人，对于国家民族之兴亡，要负最大的责任，应该知道国家环境险恶到怎么样，我们如果措置稍有失当，必至不可挽救而陷于灭亡。我们怎样可以轻举妄动，徒然逞快一时，而不顾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当此国家存亡〔第167页〕绝续之秋，我们有智识的爱国青年，必须以孤臣孽子之心为心，操心虑危持志养气，忍辱负重，以求最后的胜利。现在一般青年学生爱国的热诚，非常可贵，不过总要知道：第一，爱国与救国有别。爱国者不必能真正救国，如果爱国不以其道，必至害国；反之，凡能真正救国者必为真正爱国者。如果我们只知爱国而不知如何救国，更不愿为救国而切实努力，那就算不得真正的爱国者！所以我们要爱国，不可只在口头讲讲，尤其不好只顾喊口号贴标语，和罢课游行，这不仅不能救国，而且足以破坏社会的秩序，伤害国家的元气，更予敌人以可乘的机会，引起敌人更进一步的侵略和压迫。我们要爱国，一定要救国，要救国一定要知道救国的正当途径和有效方法，从实际工作行动上表现出来，然后纔可算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第二，爱国者必须有高尚的人格。要晓得：我们国家之所以贫弱，受人家的欺侮侵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缺乏现代国民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所以不但国家一切事情办不好，弄得这样贫弱，而且国家的人格地位也随之而低落，启外国人欺侮侵略之心。我们现在要救转国家，和外国讲自由平等，恢复国家民族的地位，使人家不敢随便轻视，和侵略我们，必须首先树立国家的人格。要树立国家的人格，即须首先养成国民的精神和人格。尤其我们爱国的青年是国家的中坚，社会的表率，格外非以身作则，发扬民族的精神，树立高尚的人格不可！要晓得：我们弱国和强国的国防的根本基础是不相同的，他们强国国防，除精神基础以外，特别是注重物质上的国防，可说他们的国防，是以物质为中心基础；我们弱国科学工业和经济等等都落后，要想和强国从物质上来竞争军备，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除尽力建设物质的国防以外，特别要注重精神的国防，可说我们的国防是要以精神为中心基础〔第168页〕。精神可以克服一切物质，一切物质必赖精神乃能发挥效用，所以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发扬民族的精神，树立高尚的人格，来建设我们国家精神的国防，一定可以抵御外侮，恢复我们国家民族固有的地位。亦惟具有高尚的人格，然后可以配讲爱国救国，负起救国的责任。第三，爱国者必须同时充分培养救国的智能与体力。我们爱国者不是空喊救国所能有济，必须具有救国的真正本领和体力，纔配得上讲爱国和救国。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如果说只要我们一喊救国，就可以救，说到什么就可做到什么，像这样轻而易举随便可以救国，那末，我们革命党又何必这样辛辛苦苦的革命这多年？各位这次也尽可不必辛辛苦苦的到南京来请示政府救国的办法了。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爱国者必须有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大家知道救国是最艰难的革命事业，既非轻而易举，尤非逞快一时所能成功。语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全国国民必须有卧薪尝胆坚忍图强的精神，共同一致，刻苦奋斗，忍受一时的屈辱，以图最后最大的胜利。如齐襄公复九世之仇，如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成沼吴之功，这类前例历史上正不知多少。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是我们要做爱国志士的人所必具的修养。总要知道：我们要复兴一个国家，决不是凭血气之勇而一蹴可几的，一定要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然后可以达到目的。更简明一点讲，我们要救国必先救己，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志士，必须真得自救救国之道而实实在在做到以上这几点，始足以言救国。 我们国家现在到了这个非常危急的时期，尤其在今年——世人所谓「一九三六」年危险的难关，不仅如「九一八」「一二八」以及长城之役和去年六月那样危难的事情随时可以发生，而且还有更危险更〔第169页〕艰难的国难恐怕都要出现。我们要想打破这些危难，决非随便讲几句话或罢课游行或逞一时血气之勇贸然牺牲所能有济；完全要靠全国国民尤其我们一般知识分子，血性男儿上下同心发愤努力。总要认清我们的敌人只是一个，大家救国的目标也只是一个，我们要抵御外侮，克服敌人，达成复兴国家民族的目的，必先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必须拥护中央政府，信仰最高统帅，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大家持志养气，刻苦努力，加紧的充分的准备一切来作最后最光荣的牺牲！（鼓掌）尤其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人人要坚决自信：『有我在国必不亡』，（鼓掌）虽然国家的前途危难正多，但是我们已经奠定了国家生存的根本基础，有了最后成功的把握，一定可以死中求生！我们不战则已，要战就非胜利不可！（鼓掌）我身为统帅，一定有办法！（鼓掌）老实讲，敌人愈压迫，国家愈危险，就愈是我们复兴民族最好的机会！（鼓掌）只要大家埋头苦干，切实准备在中央领导之下绝对服从政府命令，遵守纪律，我相信：一旦机会到来，一定可以达到革命救国的目的，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 今天兄弟已经讲得很多，关于政府救国的紧要方针，和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情形，以及本人的主要意见，都很诚恳坦白的告诉各位。不过，今天兄弟在这里所讲的话，都是负责代表政府所说的话，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关系非常重大，我告诉各位，各位只可默识于心，回校以后，也只好密告同学，切不可随便口传，更不可形诸文字。要知道：现在社会上不仅拿我所说的话要当作很好的宣传材料，就是各位回去所说的话，一般人都很注意，要想法打听拿作很好的新闻材料。万一不慎，泄漏一点，为日本人或汉奸知道，那就要使国家民族蒙受非常恶劣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向来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不守秘〔第170页〕密，因此不知坏了多少事情。关于个人的事情，我们不守秘密，只能影响到自己个人，倒还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如果事关国家民族而不能严守秘密，那就要误尽国家民族的事情，甚至酿成亡国灭种的大祸。现在在中国各处，都有日本的侦探，来刺探我们一切国情，尤其对于我们这次集会，他们一定格外注意，希望各位对于我所说的话，特别严守秘密纔好！前面曾经讲过：我们要救国，一定先要厉行军事化。所谓秘密，就是军事化最紧要的一个条件，亦即救国最重要的一个要诀。这是各位应该注意的！今天兄弟要想说的话还有很多，因为时间不够，就此作一结束，以后有机会再和各位面谈！（鼓掌）中 庸 要 旨
说 明
本书去材于秦孝仪主编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民国七十三年），内容来源、隶属章节、版面原件以及方括号里的页码均指向实体书，用以标定相关内容在实体书中的位置，方便引用查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
隶属章节：序言 先总统蒋公，惟睿作圣，承周孔道统，受国父感召，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尝言：「国父祖述汤武，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三民主义，一心物，合知行，通天人，赞化育，明德至善，光辉日新」，用是「终身秉持遗训」，壹以继志承烈，保国卫民，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光大固有历史，扫除国民革命一切障碍为毕生志事。是知公思想渊源，近本乎国父，而国父之思想，实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流也长，其积也厚，故发为论著，阐圣道，明典制，尽人性，穷物变，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揭橥三民主义本质三事，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前者明其体原，后者增其未备。又本知难行易之旨，创为力行哲学，谓「人之生也，为行而生，力行即是革命，革命之本务在行仁」。示人生以大道，启革命之周行，胜义宏纲，闻之者可以汗出泪下，行之者足以致修齐治平矣。 公自黄埔建军，东征、北伐，荡决群丑，一匡天下，旋倭寇启衅，共匪跳梁，抗战、戡乱，兼筹并顾，戎衣宵旰，存亡俄顷。而几沈物先，虑周百度，庶物每出于神明，书告盖等于训传。言教育以变化气质为先，敦道德在日用寻常之际，并以礼义廉耻之四维，纳于食衣住行之生活，成效丕着，风气聿新，此韩昌黎所谓「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者欤？ 公道协时中，言为世则，巨制鸿篇，多自精勤淬砺、笃实践履中来，博切高明，金声玉振。然搉其大较，壹出善政善教二端，举凡治军、主政，建立制度，发展组织，以至于抗战建国，内安外攘一切言论，皆善政之属也。其对教育之指示，青年之训迪，新生活之倡行，以及峨嵋、庐山、复兴关、阳明山训练之所讲论，皆善教之类也。顾三民主义之善政，亦即三民主义之善教，内圣外王，交光互影，立论虽千门万户，原皆归本于民生，致力于仁爱，条贯于哲学、科学、兵学，斯盖公思想之全体大用，亦上承国父「历史之中心为民生，革命之大道曰仁爱，仁者仁民，爱者爱国」之训示，交推旁达，以自铸其崇论闳议。世之诵公功德者，必曰征伐戡乱，而不深觇其善政善教，则所见者犹管蠡也。 自共匪肆逆，神州陆沉，赤水群飞，民随波沸。 公深悯生民之倒悬无告，又复困心横虑，重张区宇，奠复兴之丕基，为兆姓所托命，忧患纷乘，立言益复精切，以定静安虑得之涵摄，为危微精一中之操持，寓理帅气，主敬立极，尤益显其思想之邃密，人格之粹美，昔阳明弟子徐爱谓阳明先生曰：「先生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此言在当日阳明心目中之辞受不可知。顾五百年后，公则已尽践之矣。 民国五十五年，孝仪曾辑印「将总统思想言论集」，祝公八十纯嘏，距今已十八年，而公之升遐，亦近十年矣。羹墙如见，謦欬莫闻，每展遗编，怆然涕下！因复裒辑五十五年十月至六十四年四月之遗稿，及前此未曾公布之文件，分为专著、演讲、书告、文录、别录、谈话、书面致词等类，并系以总目录、大事年表及论著年表三种，都四十卷，计壹仟五百余万言，敬题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并先送请夙以文学侍从先总统蒋公之萧自诚、曹圣芬、唐振楚、楚崧秋、周应龙诸先生分别校阅，俾臻完备。 夫有其德者，未必有其言，有其言者未必有其功，三者备矣，又未必有其位与有其寿，并德功言于一途，合齿德爵于一尊，旷览瀛寰，盖无与俦。孝仪幸获亲见述作之美之富，又躬承编校之役，但觉蟠天际地，经纬万端，义理昭融，教戒深切，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将同尧典禹谟，周情孔思，长存于天壤之间，敢懿告乎万世。 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衡山秦孝仪谨序原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序言
内容来源：卷一 总目录 隶属章节：序言 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恭逢先总统蒋公八秩岳降之辰，因恭辑「蒋总统思想言论集」三十卷，迄今忽忽十有八年矢。先总统桥山长掩，至今亦将十年！爰再以五十五年十月以迄六十四年四月间遗稿，重加增益，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并仍以原序敬弁其端，庶几终始条贯之意云。 左氏记叔孙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总统蒋公盖以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之本体，伦理、民主、科学之贯通，与礼、义、廉、耻之新解，寓理帅气之修持，为我民族立不朽之德；以东征之校军，北伐之义师，全国之统一，对匪之围剿，对日之抗战，与戡乱、复兴之大业，为我民族立不世之功；以三民主义的本质、育乐两篇补述，科学的学庸，以及中国之命运，中国经济学说，苏俄在中国……为我民族立不刊之言；正唯其德盛而言亦盛，功大而道益大，故德被于国家，功洽于百世者，一皆见之于平日之叮咛周至，所以语大而天下莫能载，语小而天下莫能破也。 维我立国之远模，成教之指归，建军之基准，为政之极则，国父皆发其端，而总统承其绪；国父明其体，而总统践其实； 国父成其大，而总统浚其深，虽先圣后圣，其揆则一。 今奸匪毛贼，乃壹以破灭我五千年以来圣圣相承之道统心传，以为其盗窃乱贼、流毒据恶之资！毛贼且复腼颜无耻，敢以其所谓「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以祸我国家，祸我人类！其思想者何？则皆悖逆诈伪，淫佚作乱——盗贼、汉奸、蛇蝎、枭獍之思想是已！ 至于我总统之思想，则言必宪章国父，行必根于道义，虑必动关民生，其思想则天下之至明，天下之至公，天下之至诚——大智、大仁、大勇之思想也！ 以毛贼之邪恶，撼我总统之思想，乃直以其绵惙梦呓，以撼我五千年之伦理道德、历史文化，无以异于「蜉蚍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惟是毛贼之毒虽暂，而其行则险，如我国人犹不知相与愤发，体总统之用心，践总统之垂教，以上承总统复国、建国、救人、救世之志事，则大患大难，方未有已！ 爰体此义，谨尽裒。 总统自黄埔以来垂教、成军、秉轴、四十余年间之谟告、论著，纂次增益，得专著七卷，演讲十有六卷，书告三卷，谈话一卷，文录一卷，别录一卷，总目录一卷，分类目录及论著年表一卷，都为三十卷，谨颜之曰：「蒋总统思想言论集」，既所以别于以往之「汇编」、「选辑」，亦所以使读者知总统言论即总统思想之所在，思想者，乃所以成其言论之髓理者也。 在此三十卷中，有自反自修盛德之教，有可久可大功烈之方，有宜民宜人立言之则，苟我国人皆能蚤暮精严，诵习一章，操持一愿，躬行一事，循环往复「虽久不废」，则毛贼丑类不足诛，世变祸难不足定矣。当兹 总统八十嵩寿之辰，次第成书，所以祷我总统纯嘏不已，亦所以祷我中华民国，亿万斯年，以似以续，此之谓不朽。 秦孝仪谨识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中 庸 要 旨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75页，第76页，第77页，第78页，第79页，第80页，第81页，第82页，第83页，第84页，第85页，第86页，第87页，第88页，第89页，第90页，第91页，第92页，第93页，第94页，第95页，第96页，第97页，第98页，第99页，第100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 〔第75页〕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在南京陆军大学讲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在台北国防研究院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九月在阳明山第三次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八月在阳明山第四次订正 一、中国道统及其传授的心法。 二、训练军队的根本要务在造成无形的纪律——智信仁勇严，并以「仁」为中心。 三、孙子兵法所指的「道」，源于人人所同具的理性，就是中庸「率性之道」的「道」字。 四、研究中庸的方法与次第。 五、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谓道必须是至正不偏，所谓理必须是一定不易的。 六、中庸之体与用及道之体用的区别。 七、全书精义之析——（一）「天命」「率性」与「人心」「道心」的精义；（二）戒慎恐惧为军人致胜成功的要诀；（三）「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诠释与秘密的精义；（四）慎独存诚为造成大无畏精神的要素；（五）孙子所谓「民不畏危」，首要在自己存诚无畏；（六）中和位育的诠释；（七）率性之道的「道」字本质，以及其体用与功效。 八、顺应天性与克服自然是一贯的——惟合乎天理方能克服自然。 九、贯彻「率性之道」的要领，和克奏「民不畏危」的功效，就全在一个「诚」字。 今天要将我国四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哲学，亦就是总理所说的「中国道统」，自尧、舜、禹〔第76页〕、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即中庸的道理，讲授给大家。这是我们个人修己立身、成德立业之要道，我们将领要完成今天这样革命救国的艰巨任务，不可不透澈明了这个哲学及其理论。 在未讲到本题以前，先要说明我们训练军队的基本要务。大家都知道：军队所最重要的是纪律，无纪律即为乌合之众，就不成其为军队了，但纪律有「有形的纪律」与「无形的纪律」之分，有形的纪律，就是法纪严明，行动齐一，信赏必罚，这是军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要知道这种有形的纪律，必须另有一种更高尚、更健全的精神——无形的纪律贯彻其间，而后才能成为节制之师，发挥其军人最高的本能，否则即使法纪如何严明，行动如何齐一，因为他没有明了修己立身、做事处世的要道，具备「智、信、仁、勇、严」重德的修养，那这种军队亦可以凭借「纪律」之名，而做其自私自利、背越伦常的勾当。我在力行业书及庐山训练集中，曾说及总理所著军人精神教育中之「智仁勇」以及孙子所说「智信仁勇严」之武德，都是以「仁」为中心，这「仁」更是我所说「三信心」的根源，亦是无形纪律的基础。但这「仁」字，是有其一定的标准，如失其标准，或用之不当，必将陷于「宋襄之仁」。此即对敌人讲仁义，来放纵敌人，而致自己军队失败，国家丧亡，这样的所谓「仁」，就要变成不仁之至了（关于此仁与不仁的意义，我在军事哲学中已有解释，望加注意）。因为智、仁、勇三者的关系，可说是以仁为体（即如前面所说，以仁为中心），以智与勇为用的。如果军人只有智与勇，而缺乏其以「仁」为中心的要素〔第77页〕，就是失了体，那就不能称为一个健全的军人。但如仅具有其为体之「仁」，而缺乏智与勇以为之用，那亦就不能称为完备之「仁」了。所谓「仁者必有勇」和「仁者无敌于天下」之「仁」，乃必有其智与勇为之辅，方得称为完备之「仁」，这样的军人，亦才可成为一个健全的革命军人。否则有仁而无智，不能料敌制先、当机立断，就成为一个优柔寡断的庸将。如果有仁而无勇，不能勇往迈进，乘势决战，亦就成为一个犹豫不决的懦夫了。这样，无论其有形的纪律怎样好，结果不仅要损害军誉，而且要身败名裂。由此更可见我们训练军队的基本要旨，最应注意的，就是在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智、仁、勇三达德的重要，也可见你们做了将官要操几千万人的成败生死之权的，更不可不明白这国家最高尚健全的传统精神，及由此精神所产生的人生哲学与军事哲学的精义，而讲求其实践有效的方法。 讲到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要推孙子兵法为最精微。孙子十三篇中之第一篇提到五校之计，第一项目就是「道」，以下次第论到天、地、将、法等各要目。孙子说：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 这里所讲的道，其要旨就是在「令民与上同意」之中，这里所谓「民」，实在亦是指「兵」，古代田猎、戎事、农功，都是人民的天职，兵即是民，民即是兵——我们现在亦须做到民即是兵的程度，方能立国于今日世界。凡在管区内之一般民众，就是我们的士兵，故都要当他作为自己士兵一样的来爱护他们，来管教他们。孙子所谓「道」，既可以使民与上同其意念，共其生死〔第78页〕，则其必能因乎人人所同具的理性，就是天赋的中庸率性之道，而加以启导，使能同仇敌忾，发挥大无畏的勇气和杀敌致果的功效。不过孙子没有说明这一个「道」字的内容，而中庸全书，却可以说是完全在解释这个「道」字的意义，至于中间相通的道理，等到后面讲正文时，再加以阐说。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最古的哲学是易经，这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宇宙之理的要书，但是易理精微广博，不易了解，而中庸一书所讲的比较简易明白，而且其中有许多处足与易理相互发明，或者可以说两书本是从我国古代一贯的哲学思想出来的，我们如果能细心研究中庸一书而得其要旨，则立身处世，便可以受用不尽，也可以说是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现在我先要将研究中庸一书的方法和次第，以及书中最重要的第一章扼要的向大家讲述，关于研究中庸时，第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大学中庸二书是不可分的，一般所谓学庸，便是指这两部书互相贯通的要旨而言。程子谓：「大学者，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又言：「中庸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我们再看两书的要点，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就是可以看出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当然共匪与唯物论者，就要指其为唯心论或者斥之为封建时代的产物，而加以极力排除，甚之非使之彻底毁灭不可了。我对于大学之道，已经多次讲述，近来觉得中庸的道〔第79页〕理还要探本入微，简要精切，而与军事哲学更有密切关系，故我们做将领的人，对于中庸一书，不可不详读精思，并与大学参互研究，而后对于我国古哲学之精髓，与政治军事之要道，才可以洞察无遗。 其次，关于研究中庸的次第，我常对大家说，无论阅读何种书籍，最要是看他的序文，或是绪言，这就能得全书纲要之所在，而后再请全书，才能得到明体达用的结果。现在就中庸这一书来说，然朱子章句，全篇共分三十三章，而以第一章为全书的总纲。这一章就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而第一章之前，还有朱子传述程子的一段绪言，以及第一章后面朱子所附录的一段说明，也是必须首先阅读研究的。我们研究中庸，不仅要读其各章正文，还要细看其传注的解释，最好是先看程子绪言、朱子序文及其第一章附录之说明，然后再看第一章本文以及依次通观以后三十二章，读完全书之后，再来将朱子序文彻底精讨，这样必能得其所谓「大义微言」之要旨，而后乃能豁然贯通了。 现在先讲朱子所引程子的绪言：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第80页〕这里上半段是说明何谓中庸，就给中庸二字下了一个最确切的定义，所谓「不偏之谓中」，就是说「中」有一定的方向和位置，譬如一个圆形或三角形，其中心祇有一点而不能有二点，中就是不偏于上，不偏于下，不偏于右，不偏于左，现在物理学上之所谓重心，亦是不偏不倚而恰落于一点的，以形体言则有中心，在力学言则为重心。天下无论何事何物，未有无重心而能成立的，亦未有中心不定而能成事的。所以说是「中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所谓「主敬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故朱子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决非如世俗政客之流，依违两可，可左可右，首鼠两端，两倚两偏者，假借中庸或中立的美名，而实行从中取利，以掩饰其骑墙投机丑态之所为。所以孔子答子路问强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未达也）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惟有这样「强哉矫」者，方得称为中庸，亦才配称为中立，决不是今日左右两可、惟利是图的无耻之徒所可假借的。所谓「不易之谓庸」，朱子曰：「庸，平常也。」可知「庸」就是至正，日常所见，日常所行，而无可变易的意思，亦就是永久不灭之意。科学上所谓物质不灭，能力不减，这是不灭的定则，亦就是「庸」的精义。由此推而至于天空现象，如四时之运行，地球之旋转，日月之万古照临，都已证明其为不变不易的自然之定理。就人事上说，亦即自强不息之理。又如一个人见了不是我自己本分应得的事物，就不敢妄取，见了人家有患难危急的时候，就要设法营救，这是只有〔第81页〕一个心，一个理，而没有可以更改或变易的，这不可变、不可易，就谓之「庸」，所以说是「庸者天下之定理」。我们读了这「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语之后，不仅了解中与庸的意义，且可了解「道」与「理」的意义及其关系所在了，所谓「道」，必须是至中不偏之谓，所谓「理」，必须是一定不易之谓。关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尤其是应该明白，天下事物，都有一定不易的道理，而不是什么玩弄奇巧的方法，可以徼幸一时，投机取巧，而能成功的。所以我们越是到最危险艰难的时候，亦只要平平常常的照正常的道理做去，不要慌张，不要纷乱，只求合理，只要适度，这样，终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中庸之道。中段是说明中庸传授之由来，既称孔门传授心法，便知道是以心传心，不能用口头说明，因为他极其精要，所以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我今天所讲的，也不过为大家开一个研究之门径而已。末后一段，则说明此书所言之「道」，极精微，且极广大，因其本末一贯，所以广博的推演开来，可以弥纶六合（就是宇宙），无所不包，而其大无外，精约的归纳起来，又是退藏于至微至密之境（即人心之微妙），而其小无内。所以本书正文第十一章所说：「君子之道，费而隐（费、显也。是说显而微，现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中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亦就是说明中庸之道和革命之道一样，其对知难行易学说的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又如我们革命，尽管将这个革命道理（主义）到处发挥其一切事功，使全国乃至世界人类都受到影响和感应，而推究其由来，则皆出乎各人心中固有的传统精神及其同具的理性，亦〔第82页〕就是所谓中庸之道。由此可知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乃是融会贯穿，又是步步踏实。为我们人人所能实践笃行，祇要善读而玩索之，必觉得其味无穷、受用不尽了。 以上是讲明朱子传述程子的绪言，下面我要将本书第一章，向大家详细的阐说，这第一章是全书的纲要和精义，但必要先将朱子在本章后面所附录的说明，加以参照，乃可使大家更易了解。本章照朱子所说的略可分为四段： （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二）次言存养省察之要。（三）终言圣神功化之极。（四）最后总结「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袪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这是前三者之总结，亦就是求得道体的要领。我现在先将第一章的原文读一下：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句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此二句说明道之体，备于己而不可离）。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言存养省察之要的省察工夫）。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言存养省察之要的存养工夫）。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言圣神功化之极的功效）。」 〔第83页〕 不过这是就各节文字的内容分析而言，若将其各节意义综合起来，则自「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以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止，这段整个文字，皆不外阐明其「修道之谓教」的体与用的作用，及其「教」的具体工夫和最终所得的效果而已。 读完了全文以后，大家已可得到一个段落分明的概念，我现在先要说明「天命之谓性」的「天」是什么？大家应知，这里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所说：「良知即天也。」又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之外，去别求一个天。」学者必先了解这个「天。」的意义，而后才可以研究中庸而无误。 以下再把本文逐段说明： （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是一气相承的，乃是中庸全书之纲要，而中间「率性之谓道」一句为承接上下两句之枢纽。「率性」不应作任性解，而率是循的意思，率性就是循其性，亦就是顺应天性，所谓「道」就不外乎顺应着人人本身之天性而已。孙子兵法第一篇只言道之功用，对于道是什么，并没有解释明白。而中庸全书对这个「道」字的意义，特别在其第十二至三十二章中，解释更为彻底。尤其是玩索这开章的首三句，更可以了解天性与人性本是一体，率循这个天性，则日用事物之间，便莫不各有至当不易之理，此即所谓「道」。这亦就是孙子五校之计中的「道、天、地、将、法」的道之本质，而其所谓「智、信、仁、勇、严」五德，亦皆由此道而生的。依照朱子序文所说「率性之谓道」的「道」字，就是阐明「人〔第84页〕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信也）执厥中」，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的中国历圣一贯相传之「道」，我以为这四语，实在就是中国道统所传授的心法中之要诀。乃可名之为「道统四语诀」。亦如王阳明为便于传授其「致良知」而作的四句「究竟话头」一样意思。所以当时阳明说：「以后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可知道这「道统四语诀」，乃亦为便于传授道统，并为免于后来失了其道统宗旨而作的。至于道之本质，乃在于「允执厥中」的「中」字，这「中」字，即指中庸之「中」而言。而在修养工夫上说，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意思，亦兼而有之（据朱子说：这一句「允执厥中」，乃是最先由尧以传诸舜的，其它三句是后来由舜阐明这一句「允执厥中」的精义，而加以补充传诸禹的）。至于人心与道心之分，只要看朱子序文所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其后又说明：「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知此就可了解「天命」「率性」与「人心」「道心」和「精一」「执中」的精义，及其对「修道之教」的关系和中〔第85页〕庸全书概要所在了。这二段文字可说是中国道统，亦就是中国一贯相承的正统哲学的原理所在。我们做将领的人，尤其是应该切实研究，求其了解才行。在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明「道」与「理」的关系，在绪言中所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事亦物也），末复合为一理」，这三句连贯起来说，正是阐明「心物合一」的道理，而这篇绪言中三个「理」字，乃是指天命之「天」，亦兼指「天命之谓性」的「性」字而言，而与「率性之谓道」的「道」字相对的，亦就是说明中庸乃以理为体，以道为用，是理与道不能分离的。此乃言「中庸」整个的性质，并对道与理的关系之阐明，亦就是道不能离理之意，所以说「末复合为一理」了。因之亦就可知普通所说的「道理」这两个字，乃是不偏不易之谓，而且这两个字，总是相联并称的。如其一有偏差或可以变易的东西，就不成其为道理了。换言之，所谓「道理」就是不可偏差、不能变易的东西，亦可以说「言道则理即在其中，言理则道亦即在其中」，故能修明这一个本乎天性的道理，或是指正不合乎道理或不合乎天性之事物，而使之合乎道，合乎理，这就是所谓「教」。所以朱注说：「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因之我们无论教民教兵，都只要由其本有之天性而发挥之，便可收莫大之功效，即如我们抵抗日本强权，裁抑其不合天理之行为而纳之于理，也就是〔第86页〕一种「教」，普通所谓「使他受到一些教训」，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至于「天命之谓性」的意义，古今来许多经生学者，聚讼纷纭，都说得太玄妙而不着实际，依我看只是平平实实照字面讲，「天命」就是宇宙自然推演无尽之生命。我故曰：「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亦就是这个道理。这所谓宇宙自然无穷之生命，乃是天所赋予人类万物的，而决非任何人力所能作为，亦非任何科学所能解释的。故这天命之命。亦可作赋予之意来解释，因之所谓天命，就其本体言，就是天性。而其对于宇宙万物的功用言，乃是自然运行的天理。所以朱子亦批注其「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赋也，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此即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乃是天赋之性，我以为这是「天命之谓性」的正解。大家还应该知道这天性的「性」字，就是绪言中所说「其书始言一理的『理』字」，论其迹象，就是一切动植飞潜繁衍无穷的生命所在。我们总理曾说：「人类历史以生存为中心」，自然之理即是生存，反之即是死亡，这个最基本的自然之理，惟有中庸说得最明白透彻。 现在再说「率性之谓道」的意义。中庸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但在科学发达，天空现象，地层厚薄，以及日月距离都可以推测而知，但是宇宙存在如此之久，成毁生灭，已不知经过几多年了，而吾国吾族何以生存至今？为何今日有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为何又经过这许多盛衰兴亡的变迁？推而至于本身的我，适生在这个中国，又为何却生在这个时候〔第87页〕？而我的本务和做人，又是应该怎样？这就不是科学家所能说明的了。如要明白此理，就要应用到上面一句话，所谓「道不远人」。盖人道天道，本是一体，即人即道，道与人之间本没有丝毫间隔，所以说「反求诸身而自得之」，就是说道即在你本身的内心。只要你能自反于心，其道就能自得了。 至于自得的方法，只要将被外物所诱，私欲所蔽，自私自利的私心袪除尽净，则本然天性之善，就彰明较着，充沛自在。可知一个人只要能「存天理，去人欲」，即可「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合为一体，只要你真能「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阳明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赅，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性即心之体，言心则性即在其中。」又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又曰：「理一而已矣，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可知阳明所讲的心，不仅兼性，而亦指理而言，故阳明认为「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这就是朱子在第一章之后附录中所说「以袪乎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的自得之道，这自得之道，亦就是指「与生俱来」的天人自然之「仁」心。所以我们要穷究人生之理，即亦当求之于内心之「仁」。所谓「仁者人也」。人之性即天性，亦即自然之理，如违反自然之理，就是反乎人道，〔第88页〕拂乎人性，其人必败，其国必亡，有人性与无人性，即国家兴亡所由判，所以大学说：「拂人之性，菑必逮乎身。」总之，我们复兴国家，就要把自己汨没的人性与仁德修明起来，恢复转来，如此则道亦就在其中了，这就是「率性之谓道」的所在。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勉强的工夫，因为天命天性与天道本是一贯的，所谓修道，实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无论何事何物必有此理存乎其间，能研究此理而求合之，一切事业未有不成功的，大学所谓即物穷理的工夫，我们做将领的人不可不知，尤其是中庸所讲天命天道与人性一致之理，我们如能真实领悟，便可成为合乎天理、循乎人性、堂堂正正、俯仰无愧的一个人，这样自己立定做人的基础，再以做人的道理来教导部下，使之成功立业，只要这样来做，那教育就有把握，这亦就是「修道之谓教」的意义所在。 （二）「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朱子对此二语的说明，是说「道之体备于己，而不可离」，盖谓天命不过是道之本体，而吾人生存于宇宙之间，每个人便各具有其与自然之理——与天性相通的道，所以说道之本体，即具备于吾人本身以内，而不可须臾以离，一离开了道，便是违背天性，反乎自然之理，亦即违反天命，就要凌乱纷扰，茫昧昏迷，有如歧路，有如黑夜，不但人生本务，觉得茫然，而且妄行谬说，颠倒混淆，结果未有不败德丧身的。另一方面说：我们既知所谓「道」，必然合乎人之天性，纵使其一时为人欲私利所迷，而自童稚以至老耄，这个「道」存在我们各人心中，是没有一刻离开的。所以我们立身处世，要问所行是否合乎正道？更要自己省察我所萌的意念如何？我所做的这件事情自问良心安不安？譬如恻隐之心，羞恶之〔第89页〕心，是非之心，都为人性所本具的，有时为了某种私念所蔽，作了反乎人性的事，过后思量，总觉得有些不安，这就是道不可须臾离的证明，这亦就是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的所在。凡是合乎道的行为，当清明在躬时，必然觉得非这样不可，否则凡是违理背道的行动，虽然做了，过后总不免发生怀疑，乃至愧悔，觉得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这种行为，便是「非道」的行为，故说可离「非道」，而道是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离开的。 （三）「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是朱子所谓「存养省察之要」的「省察」工夫，实质上此「戒慎恐惧」，是对人心惟危而言，「不睹不闻」是指天命而言，因为人心乃出于形气之私，易为物欲所动，私心所蔽，甚至戕物圯类，骨肉相残，到了无所不为的危险时候。是故学者必须戒慎恐惧，常存天理之本然，而使之不离须臾。古之所谓「上帝临汝，毋贰尔心」是也。这戒慎恐惧的省察工夫，如洋析之，乃是属于省察之「省」的工夫，亦就是反省工夫。但就一般而言，所谓「省察」者，就是对于一切事物言行，都要时时内省，时时体察，不过大家要知道，这戒慎恐惧并不是害怕，而是求其所以不怕，「戒慎」就是警戒、防备、慎重的意思，「恐惧」就是「自反」「自省」「自强」的工夫，其在个人修养上来说，不但大众耳目彰闻的地方，不敢苟且，就是暗室之内，独居之地，也没有一刻懈怠。如拿到军事上来应用，就是时刻留心，时时戒备，对于容易忽略或没有发见的地方，更要严防密察、顾虑周到的意思。再进一步说，凡是已经所见所闻的东西，无〔第90页〕论他如何险恶，都不过是如此，只要我们能运用其人人所具有的理性与技能，总有克制他的方法，即使一时无法克制，那亦可设法来避免这已经发见的险恶，而不为他所克制或消灭。不过大家应知道这种主动的避免其不可克制的险恶，亦就是无形的克制险恶的一种方法，乃有其戒慎恐惧积极精神的作用，而决非如畏难却顾，被动的逃避者可比。但是你所未曾发见、未曾听到的东西，就是你所未曾料及或不及预防的东西，倒是更要特别小心，时时检察，不致突然的为敌所乘，而险遭不测之变，指致无端的失败，这真是最要戒慎恐惧的了。所以我们无论在作战之先草拟计划，或是临时与敌对战，都非戒慎恐惧不可，军情唯恐丝毫泄漏，时刻防范敌人窥知我方的虚实，而且要预防不测，所以准备唯恐有丝毫不周，或竟为敌人所乘，故一切准备设计，都要特别注重弹性与机动，这才是将领的本务、制胜的要诀。所以我常以无声无臭、主宰虚灵、不睹不闻、战战兢兢为箴，这就是指戒慎恐惧而言的。中国古今来多少成功立业的名将，据他们自己所说的，如诸葛武侯以至于近代的曾胡，其得力全在戒慎恐惧四字，运用其全副精神在计划与戒备方面，唯恐不周到，唯恐不严密，决没有一些慌张忽略的习性，反之凡是疏忽大意，骄矜自满，以不知为知，以不能为能，或未备而诡言已备，或小胜而夸张大胜，那未有不害事误国，乃至身败名裂的。 （四）「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是承上文而来，乃说明其「慎独」工夫的重要。所谓慎独者，就是「惟精惟一」的「精一」之谓。亦可说是慎者精也，独者一也。因为道心之微，如没有慎独精一工夫，不易显现。所以这莫见莫显的省察工夫，如详析之，乃是属于〔第91页〕省察之「察」的工夫。就是上面所说「精则察乎二者之间而不杂也」的精察工夫。此即古之所谓「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就在人所不见不闻的隐微之处，也不敢有丝毫忽略，时时保持其本性之灵明，而加以慎独精察，不使有违天逆理之所为。因之这莫见莫显四字，亦就是阐明其天性之本质，与天性隐微的状态，亦即指「道心惟微」而言。除此之外，再无法形容其天性与道心之真相了。但这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两句话，骤观之，似乎矛盾不可解，其实乃有至理，所谓「莫现乎隐，莫显乎微」者，是说天下显着彰明的事物，莫过于隐蔽与细微的所在。所以正文第十一章说「君子之道费而隐」，「费」就是「现」的意思，「隐」就是「微」的意思，这话怎样说的呢？诗经里有两句话：「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其意思是说无论掩藏在地下水底的隐蔽事物，虽然潜伏在底下不见不闻之处，也都是很明显的，这是说天下本没有隐蔽的事物，只要你能留心观察，没有一件不是很彰着显露的。所以我常常说，军事上无所谓特殊的秘密，凡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见之点，才是真秘密，才是最大的秘密，要从人人能知能觉而却容易为人忽略的所在，去寻求发现，才是探索秘密的最高方法！举例来说，前天遇到一位海军将领说：「他们举行参谋测验时，问牛起立的时候，其前后四脚是那一只先站起来？没有几个人答得出来，其实牛起立时，是两只后脚先站起来，乃人人所见的，这是很浅显普通的一件事，只是平常人不留意罢了！」又有一个陆军将领说：「他们从前考陆军大学时，其口试题目是问你刚才上楼的时候，楼梯共有几级？此极平常而易答之问题，你只要上楼的时候略为留心一点，就不难回答，但如你不〔第92页〕留心，就成为最难答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学习军事的，必须懂得「莫现乎隐，莫显乎微」的道理，刻刻注意，事事留心，一点不大意，一丝一毫也不肯疏忽随便放过，这样方可以致胜，而且就能立业。现在一般人所认为奥妙隐微的秘密，实在皆是日常浅显之事，有时或暴露在我们前面，而不加注意，更不知戒慎与恐惧，这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凡是这种「心不在焉」的人，决不能即物穷理，如此当然要以易为难，虽明亦昧，难怪他见到很平常的事，亦要作为极秘奥而惊恐了，这样那里可以任大事做将领呢？我还可再进一步的说，军事上无所谓奥妙隐微，总不外乎天理与人情，遇到极危险困难的时候，祇是平平常常诚诚实实的照天理人情做去，切不可有一些取巧的行为，亦不可存有一点徼幸之心，如果你平时只想取巧投机，或临到危险，仓皇无主，就想徼幸求免，那是未有不败的道理，我们只要存着「始终不渝」的诚意，和最后牺牲的决心，还有什么可怕！这在正文第十四章已说得很明白，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乃是指我们做官长的，指挥作战，当然随时可有出奇制胜，和冒险犯难的行动，但决不可投机取巧，越分犯礼，自居于「行险徼幸」的小人！以上是就「莫现乎隐，莫显乎微」的道理，说明我们军人对事对物注意之点，不可稍有怠忽之意。至于就个人修养上说：则所谓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其几已动，人虽未知，己则知之灼然，在这个时候，便应该痛下慎独存诚的工夫，这就是我所谓「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的道理。要知道存于中者，未有不形于外，若不趁你初有恶念私心萌芽的时候，诚诚实实的立刻戒惧，立刻遏止，则这个恶〔第93页〕念便会潜滋暗长，凡存有这样私心恶念的人去带兵，不但不会成功，而且必将失败，不但其心理要怕死，而且还要怕见其部下了。 要知道我们将兵之道，最主要者就在如何能如孙子所说：「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的一点上，如你真要使民不畏危，无他，那就在你自己先要无畏，就是先要你自己不怕死，如何能做到不怕死，那就要如总理所说的军人要「别是非，明生死」，而且要「以死为荣」「以死为乐」，亦就是古人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凡是这样能为道为主义而死，以身殉道、以死为荣为乐的人，必然是对其道与主义的认识，具有至诚，而毫无私心存于其间了。否则如其不能这样存诚袪私，并无诚意为国家为革命为主义来牺牲，而分心于身家生命做官发财的自私观念，则在临危之际，当然就要多所牵虑，亦就要偷生怕死，这样就是有私，即不能存诚，亦即不能有勇，临到危险的时候，就不能为其部下的表率了。因为你既心里怕死，则你虽不说，而你的部下看见你所表现的一言一行，早已知你心中存有不可告人的私念，则你的人格，必然为部下所鄙贱！即使你在表面上如何掩饰，即使你对上官可以欺瞒一时，而对部下是万不能隐瞒过去的。因为部下与你，是无时无地不在共同生活和作业之中，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如见肺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那样，亦就是等于你心里已着了鬼，就不但要时时怕死，要时时怕部下，而且又要怕上官怕同事，既然一切都怕，更提不起大无畏的精神了。所以我们要达成革命军人的最高本务，第一步着手之处，即在能慎独存诚，屏除自私观念，保持无〔第94页〕畏精神，视此自私观念，如同魔鬼蛇蝎一样，必须努力袪除这个毒害，而以慎独存诚来代这私欲恶念，随时随地，要以堂堂正正，做一个俯仰无愧的人来自勉，亦就是一切行动，都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决心为革命主义来牺牲，如抱定了这样不成功便成仁的大无畏的决心，即诚意之所存，行动之所著，必然光明正大，必能使部下信从，民众感服，如此即所谓「无欲则刚」。以身作则，来领导民众，统率部下，自然可以做到「可与之生，可与之死」的境地。因之我们教兵教民之道，第一要自己公正无私，存诚无畏；第二才可使部下与民众人人能信服无畏。换言之就是总理所说我们革命军人要学「不怕死」。譬如现在国势危急，民族被辱到此地步，我时常听到人说：「我们即使要打败仗，也须一战！」或说「姑且一战」。这种话最要不得，我们军人作战的决心，必须是不开战则已，若既开战打了仗，当然要操必胜之权，所谓「姑且一战」云云，便是徼幸和投机心理之表现，这徼幸和投机心理，其动机完全是一种失败主义，而其实就是一种怕死心理从中作祟所形成的。须知我们不战则已，如决心作战，就非打到最后胜利不可，所以作战必先要有必胜的信心，而且要上下一心，共同一致，发挥其大无畏精神，使部下知道只要有你这个上官在他上面领导，就必不致失败。这就是要引起部下对于你作将领指挥官的全人格的信仰，相信你能操最后必胜之权，无论其经过如何危险困难，遭受如何饥寒痛苦，甚至挫折失败，临到绝望时候，他们仍是相信你必能打破难关，挽救危局，虽死不畏，这样才算能做到了「民不畏危」的功效。所以我们修德立业，无论治兵治民，首先要在无私无畏、慎独存诚，而这无私无畏、慎独存诚的〔第95页〕工夫，就要在不睹不闻的地方做起，所谓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亦就是仰不愧，俯不怍，这样久而久之，自然人格光明正大，就没有可怕之事，亦没有不可告人之事，那样还有什么部下敢畏危怕死的呢？因为你自己这样无畏，那他人即使要畏危怕死亦有所不敢了，更没有不愿与你生死与共的部下了。不过这亦只有慎独精一的工夫，而能修养保持其率性之道者，乃克奏此「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的功效。综合以上三、四两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段来说，乃是阐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命」「性」与「道」的意义，这一段不仅说明「命」与「性」的本质，且亦说明「道」的本质所在，所谓「率性」乃是循性，即顺应天性，凡是顺应天性的事物，就是「道」。换言之，「道」就是在顺应天性的事物之中，所以特提「戒慎恐惧」以警惕学者，而又以「慎独」为「率性」与「修道」工夫之要领，以指示学者，希望大家对此加以特别注意。 （五）「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未发之中，与发而皆中节之「中」，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中」，亦就是说明这中和之「中」，乃是「修道之谓教」的基本工夫，以此修己、以此教人的道理。这一段朱子解为「圣神功化之极」的所在，其实功化之极，是指「天地位，万物育」两句而言，而「致中和」则为圣神之事，亦就是修道臻于功化之极的基础。因之必须先有圣神之功，而后乃能达到功化之极——「天地位，万物育」的效果。现在首先要说明「中」〔第96页〕是什么？「和」是什么？照原文所说：「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时的现象，亦就是我所常说的「无声无臭，惟虚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的现象，「和」是喜怒哀乐发现时，一切言行皆能中节，而并无过与不及之处，这样的「中」就是天下之大本，这样的「和」就是天下之达道，所谓大本，就是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故曰大本。所谓达道，就是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达道。于此我对于「中」与「和」的本义，还要补充说明一下，依照朱子所说，这「中和」的性质就是「中庸」的释义，「其所以变『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故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我以为这中和之「中」，只是形容其心理现象，而与中庸之「中」的性质及其范围是不尽相同的。因为这未发之中的「中」字，乃是心未发动时之本体，澹泊冲漠，本然自得，一切无所沾染无所执着的现象，此乃专对内心和精神而言。我们祇有在内心存?天理本然之善，而无外诱之私，更不为威武所屈，私欲所蔽，既不偏于悲观而失望，也不偏于乐观而放佚，止定静安，泰然自得，这就是未发之中，乃是存养省察的「存」的工夫所由致之，亦就是修身立业之大本，此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亦就是朱子所谓「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稍偏依，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的境域，这实是阐明「允执厥中」的精义。但他与中庸之「中」的性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中庸之中，所谓「中者，天下之正道」也者，这正道之「中」的范围，乃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分内外，亦不论心物，皆包涵于此道之中。所以这两个「中」字，即「中」者天下之正〔第97页〕道，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其含义虽有相同之处，而其范围，则后者（未发之中的中字）乃包涵于前者（中者天下之正道）之中，故其性质，亦不尽相同了。所以他说：「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则可」，但中和之义，并不能代表中庸二字整个的涵义。至于「和」的意义，乃是心理现象，已经发动时，其一言一行皆能中乎节度，就是喜怒哀乐都不过分，都能恰当，应喜则喜，应怒则怒，当哀则哀，当乐则乐。这中节之和的现象，乃是存养省察的「养」的工夫所由致之，亦就是处世接物的圭臬，此即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以军事来说，我们对部下，应用恩的地方则用恩，适当其量；应用威的时候便用威，不过其度；应赏则赏，赏当其功；应罚则罚，罚当其罪；这就是做到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亦就是朱子所谓「自慎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稍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的地步。就以上所阐述「中和」两字的意义而言，我认为是皆在发挥「允执厥中」一语的工夫及其致力之所在，其在静而言谓之「中」，在动而言谓之「和」，亦可说「中」为静中之「和」，而「和」为动中之「中」，故无论其言「中」与「和」，皆不出乎「允执厥中」的「中」字工夫之外。这是我最近研究所得的结果。今天我们有多少部下，待我来教育？有多少事物，待我来处理？如果动静云为，皆能中节适度，合乎情理，便是「中和」，亦便是「允执厥中」，则无事不举，反之若恩威倒置，赏罚不明，便是失「中」伤「和」，则处事无不舛错，更不能带好部下，建立军队了。我们看古之名将，有判处部下死罪，其至行刑的时候而部下尚且感激涕零的，这固然得力于其存诚慎独的工夫，养成大公无私〔第98页〕的人格，足以感动人心，但也是由于恩威赏罚、喜怒哀乐皆中乎节度之故。以上是讲明「致中和」的意义，而实是「修道之谓教」的准则。至于所谓「天地位，万物育」两句，不是简单的所能说得明白，大概的意义，就是说中和之极致，不但万物各得遂其生存，便是宇宙一切现象，也各循其合理轨范而无不得其所。譬如就天空现象来说，日球居太阳系之中心，没有日球便没有太阳系，这便是「中」为天下之大本，但天空中恒星各有其位置，行星各有其轨道与运用旋转之躔度，于复杂之中有和谐之致，所以能各循其度而不相冲突，这便是「和」为天下之达道，就是万物各循其性，各得其所，而不相悖，亦就是「率性之谓道」的批注。我们因此还可以说：天理人情本是人人所共具，此即经常万古不变之定理，人人皆有天赋之性，天性皆具有五达道与三达德的中庸率性之道，我们教民教兵，只要穷究天理人性之本原，就人人所本有者阐发而笃行之，此即所谓「率性而行」，凡率性而行者，决无畏危苟免之心，更无怕死贪生之理，其视世界一切，必事无难事，行无难行，此亦即大智大仁大勇之表现，吾总理之所谓「行之非艰」的大无畏精神，即由此中庸的「率性之道」所自出。因之就可知道孙子所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之「道」，亦就是中庸的率性之道。若再推演而用之于军事与政治，则不特可以驭众统军，而且就可以治国平天下。所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实际上这「中和」就是指「率性之道」，乃为治国平天下之大道。如其反乎中和，即为偏激，为暴力，为矛盾，为冲突，必使天翻地覆，斗争无已，国家就无安定，人民就无养育可言了，这是我们为将领者，所不可不知的要道。〔第99页〕 举例言之，我们如能秉持天理本然之性的中和之道，凡事凡物皆能反求诸身，以袪乎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即去人欲，存天理，至诚无息，择善固执，坚定信仰，贯彻始终，做到无念不正，无施不当，接物处事，修己教人，一切皆中乎节度，合乎事理，则不仅可以完成革命，保障民族的生存，还可以造成和平康乐的世界，使万物皆得其用，人类各遂其生。你们做了官长的人，如真要完成革命大业，必须有此修养，与实行此率性之道纔行。 最后，再要将率性之道的「道」字本质，及其体用功效，总括说明一下。第一章本文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一段，是说明道之本质。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句，是指道之体，所以其后说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乃指明「中」即为道之体。「发而皆中节」句，是道之用，所以其后说明「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乃指明其「和」即为道之用。大家如能将本文第十二至二十各章，详加研读，则道之精义，更可彻底了解无遗了（此与第一节中所说的「中庸」整个的内容，乃以理为体，以道为用，其以道与理合一并称，乃阐述「道理」二字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与此处所言「道」的体与用，乃是单指道的本质而言，故其与前者性质自不相同，希望大家对于这一点，不可有所误解）。至于戒慎恐惧与喜怒哀乐之发与未发，皆言修道工夫，而总结于慎独一点上。此外还要将朱子所谓「圣神功化之极」的意义补充说明，我在前面说过「致中和」则为圣神之事，而「天地位，万物育」乃为功化之极致，这个「圣神功化之极」的道理，就是「孔门传授心法」，只有心领神会乃能得之，惟综观中庸全〔第100页〕书要旨，其所以能致「圣神功化之极」的具体工夫，只是一个「诚」字，这个「诚」字，在第一章中虽未曾提起，但其所谓「致中和」，所谓「慎独」，所谓「率性」，所谓「修道」，无不是有「至诚」寓于其中。直到了第二十章，更阐扬了这个「诚」字的作用，乃是贯彻天下之五达道和智仁勇三达德的枢纽。至其功化之极的效用，则可举正文第二十三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读此就可知道实行此中庸率性之道，全在于行「诚」。所以第二十章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大家更应知道，这「诚」字，尤为智仁勇三达德所自出的原动力。所以朱子说：「五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此三达德（智仁勇），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所以程子曰「所谓诚者，止是诚实此三者（智仁勇），三者之外，更别无诚。」所以智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而至诚为行道之本，亦所以为实现中庸之法则。大家如能对于正文第二十至三十三章，切实研究之后，不仅可以了解其「诚」的精义，且可澈悟其「诚」与天道人道相互关系，果能体察而实行之，自能终身受用不尽了。 总之，中庸所说的道理，完全是天理人情之必然的正道，惟其关键即在「率性之谓道」，而贯彻此「道」的要领，全在乎「至诚」之道的一个「诚」字，就将我们修己立身处世作事的要则统统说尽了。大家或者以为「率性」二字既然作顺应天理解，未免与我们平常所说「克服自然」〔第101页〕与「人定胜天」的话有些冲突，其实这并不冲突，譬如自然之秘，必须由人来探索，天灾地变，必须以人力与之奋斗而战胜之，这正是发挥天性的本能，求其合乎自然之理。因为江河泛滥，是水性就下而有所壅阻，所以导水疏河，一方面是克服天灾，一方面也是顺应自然之天理。又如吾人应用蒸气做发动机关，一方面是改造交通，克服自然的障碍来缩短距离，但一方面仍然顺?液体汽化膨胀而生推动力量之物理，这物理亦就是天理，所以顺应天理与克服自然和人定胜天的意义，一些也不矛盾，而实在是一理。我们可以说明合乎天理者方能克服自然，唯顺应天理人情者，方能战胜一切困难，我们既然有这样古代传授下来的高深而健全的哲学，便是我们成功立业的宝物，我们陆大将官训练班的同志，将来都是要操千万人生命之权，司国家民族存亡之机者，决不仅以具有勇力技能为满足，必须彻底明了做人处事的大道，更要以「诚」贯彻始终——「至诚无息」，来教化部下士兵和民众，古人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诚之所至，不仅能以感格人心，而且能动天地泣鬼神。现在要问如何能做到「诚」字？其工夫如何着手？那就要分二方面来说：其（一）为内心修养的诚意工夫，此即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其（二）为行为修养的修身工夫，此即要从中庸所指「澹、简、温、微」的暗然日章中做起。中庸最后第三十三章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朱注云：「絅，禅衣也，尚，加也（即衣锦之外，加上外衣），古之学者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第102页〕然，衣锦，故有日章之实，淡、简、温、絅之袭于外也，不厌而文且理焉，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则暴于外而无实以继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了。远之近，见于彼者，由于此也，风之自，着乎外者，本乎内也，微之显，有诸内者，形诸外也，有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则知所『谨』，而可入德矣。」我以为这「所谨」之「谨」字，乃是至诚必谨之意——亦可兼作「诚」字解，则更为完备了。本章重引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又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这就是说明「诚」的工夫，是在人的不见之处，只求其内心不疚而已。换言之，就是对人不要表现其所能，不要表现其德色，更不要自我宣传。就是不矜不伐，不夸不妄，而以澹简温微，不求人知，为至诚工夫?手之处。此乃说明闇然日章之功效，是由隐而见，由微而显，实与第一章所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之意，互相参证，其意以为此三语，不仅为恶者之警戒，而亦为善者之勉励。凡事只要其能求诸己，存于内，则其诚于中者，必形于外，不患人之不已知了。所以下文又说：「不显惟德，百辟（僚也）其刑（效也）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最后结语又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朱子注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然后乃为不显之至。」惟有这样「不显」，即不求人知，才可算是「至诚」。我们修己教人，必须要由这样不见不闻，无声无臭中做起，才能做到诚意正心的「诚」字了。所以我的自修箴说：「不睹不闻，慎独诚意，战战兢兢，莫见莫显」，亦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须知，我们治军治国，无〔第103页〕论到如何境地，不怕国弱战危，只怕自己不诚，不能感格部下，只怕部下不诚不实，不成其为一个人，如真能教成人人有诚，人人能实，使其官兵都能做一个堂堂正正革命军人的军队，则其部队数量虽少，也就能发生极大力量，而且愈在非常危险时期，愈能发挥他天性所发的大无畏精神。我今天特地举中庸一书之要义为大家解说，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能再加共同检讨，或各自的研究透澈，真能了解人生的意义及其究竟所在，从此建立其一定不易的人生观，这就是我今天所要提出中庸之道特来讲授的意思，若大家真能本此努力，即知即行，那我相信大家就都能建功立业，雪耻图强，自不愧为我们 总理的革命信徒，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了。附 录（一） 自勉四箴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104页，第105页 〔第104页〕 一、养天自乐箴 澹泊冲漠 本然自得 浩浩渊渊 鸢飞鱼跃 优游涵泳 活活泼泼 勿忘勿助 时时体察 二、畏天自修箴 不睹不闻 慎独诚意 战战兢兢 莫见莫显 研几穷理 体仁集义 自反守约 克己复礼 三、法天自强箴 中和位育 干阳坤阴 无声无臭 主宰虚灵 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主敬立极 大中至正 四、事天自安箴 存心养性 寓理帅气 尽性知命 物我一体 不忧不惧 乐道顺天 至诚无息 于穆不已 王阳明致良知的「究竟话头」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第105页〕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附 录（二） 中庸章句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106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第113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17页，第118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1页，第122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25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30页 〔第106页〕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第107页〕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尹、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传，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说，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第108页〕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第109页〕中 庸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离去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岂率性之谓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见音现○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第110页〕，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乐音洛中节之中去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所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焉，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结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第111页〕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变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鲜上声，下同○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无难事，但世教衰，民不兴行，故鲜能之，今已久矣，论语无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声○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智愚贤不肖之过不及，则生禀之异，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贤者行之过，既以道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常明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道不可离，人自不察，是以有过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举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知，去声，与，平声，好，去声○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几，何以与〔第112页〕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声，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与避同，期，居之反，○罟，网也，擭，机槛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兽者也，择乎中庸，辨别众理，以求所谓中庸，即上章好问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祸而不知避，以况能择而不能守，皆不得为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举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颜渊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犹着也，膺胸也，奉持而着之心胸之间，言能守也，颜子盖真知之，故能择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难也，然皆倚于一偏，故资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于中庸，虽若易能，然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此民之所以鲜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问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与平声，○抑，语辞，而汝也。宽柔以教，不敬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宽柔以教，谓含容巽顺，以诲人之不及也，不报无道，〔第113页〕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也。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属，革，甲冑之属，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此四者汝之所当强也，矫，强貌，诗曰，矫矫虎臣是也，倚，偏着也，塞，未达也，国有道，不变未达之所守，国无道，不变平生之所守也，此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不能择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于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按素汉书当作索，盖字之误也，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此知之过，而不择乎善，行之过，而不用其中，不当强而强者也，圣人岂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己矣。遵道而行，则能择乎善矣，半涂而废，则力之不足也，此其知虽足以及上，而行有不逮，当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圣人于此，非勉焉而不敢废，盖至诚无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不为索隐行怪，则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涂而废，是以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尽，仁之至，不赖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犹不自居也，故曰，唯圣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故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废其一，则无以这道而成德矣，余见第二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费，符未反○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第114页〕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与，去声○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盖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侯氏曰，圣人所不知，如孔子问礼问官之类，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尧舜病博施之类，愚谓人所憾于天地，如覆载生成之偏，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鸢，余专反○诗，大雅旱麓之篇，鸢，鸱类，戾，至也，察，着也，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故程子曰，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读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结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计反○诗，豳风伐柯之篇，柯，斧则，法也，睨，邪视也，言人执柯伐木，以为柯者，彼柯及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犹有彼此之别，故伐者视之，犹以为远也，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着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张子所谓以众人望人，则易从是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违，去也，如春秋传，齐师违榖七里之违，言自此至彼，相去不远，非背而去之之谓也，道即其不远人者是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第115页〕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子臣弟友，四字绝句。求，犹责也，道不远人，凡己之所以责人者，皆道之所当然也，故反之以自责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践其实，谨□□其可，听不足而勉，则行益力，言有余而讱，则谨益至，谨之至，则言顾行矣，行之力，则行顾言□□慥慥，笃实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岂不慥慥乎，赞美之也，凡此皆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远人者，夫妇所能，兵未能一者，圣人所不能，皆费也，而其所以然者，则至隐存焉，下章仿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犹见在也，言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难，去声○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常声○此言不愿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易，去声○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愿乎外也，徼，求也，幸，谓所不当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正，音征，鹄，工毒反○画布曰正，栖皮曰鹄，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结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无子曰字者仿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第116页〕乐且耽，宜尔室家，乐而妻帑。好，去声，耽，诗作湛，亦作耽，乐，音洛○诗，小雅常棣之篇，鼓，琴瑟和也，翕，亦合也，耽，亦乐也，帑，子孙也。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夫子诵此诗而赞之曰，人能和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则父母其安乐之矣，子思引诗及此语，以明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愚谓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为德，犹言性情功效。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鬼神无形与声，然物之终始，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是其为物之体，而物所不能遗也，其言体物，犹易所谓干事。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齐侧皆反○齐之为言齐也，所以齐不齐而致其齐也，明，犹洁也，洋洋，流动充满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发见昭著如此，乃其体物而不可遗之验也，孔子曰，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正谓此尔。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诗作斁○诗，大雅抑之篇，格，来也，矧，况也，射，厌也，言厌怠而不敬也，思，语辞。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诚者，真实无妄之谓，阴阳合散，无非实者故。其发见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见不闻，隐也，体物如在，则亦隐矣，此前三章，以其费之小者而言，此后三章，以其费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费隐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与平声○子孙，谓虞思陈胡公之属。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舜年百有六岁。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第117页〕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材，质也，笃，厚也，栽，植也，气至而滋息为培，气反而游散则覆。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诗，大雅假乐之篇，假，当依此作嘉，宪，当依诗作显，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极其至，见道之用广也，而其所以然者，则为体微矣，后二章亦此意。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书言王季其勤王家，盖其所作，亦积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缵，继也，大王，王季之父也，书云，大王肇基王迹，诗云，至于大王，实始翦商，绪，业也，戎衣，甲冑之属，壹戎衣，武成文，言一着戎衣以伐纣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追王之王去声此言周公之事，末，犹老也，追王，盖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于无穷也，制为礼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而父母之丧，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达，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谓之孝，犹孟子之言达尊也。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继志述事之大〔第118页〕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礼，通于上下者言之。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祖庙，天子七，诸侯五，大夫三，适士二，官师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之属是也，裳衣，先祖之遗衣服，祭则设之以授尸也，时食，四时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杏之类是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昭如字，为去声宗庙之次，左为昭，右为穆，而子孙亦以为序，有事于大庙，则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焉，爵，公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职事也，旅，众也，酬，导饮也，旅酬之礼，宾弟子，兄弟之子，各举觯于其长，而众相酬，宗庙之中，以有事为荣，故逮及贱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毕而燕，则以毛发之色别长幼，为坐次也，齿年数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践，犹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亲，先王之祖考子孙臣庶也，始死谓之死，既葬则曰反而仁焉，皆指先王也，此结上文两节，皆继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庙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尝，秋祭也，四时皆祭，举其一耳，礼必有义，对举之，互文也，示，与视同，视诸掌，言易见也，此与论语文意大同小异，记有详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问政。哀公，鲁君，名蒋。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方，版也，策，简也，息，犹灭也。有是君，有是臣，则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夫音扶○敏，速也，蒲卢，沈括以为蒲苇是也，以人立政，犹以地种树，其成速矣，而蒲苇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举，其易如此。故为政在〔第119页〕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为政在人，家语作为政在于得人，语意尤备，人，谓贤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达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杀去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郑氏曰，此句在下，误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故又当知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故又当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声○达道者，天下古今共由之路，即书所谓五典，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德之理也，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谓诚者，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强上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谓达道也，以其分而言，则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吕氏曰，所入之涂难异，而所至之域则同，此所以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资为不可几及，轻困知勉行谓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第120页〕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并去声○此言未及乎达德而求所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为知，三行为仁，则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吕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故好学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对己之称，天下国家，则尽乎人矣，言此以结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经之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经，常也，体，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爱其子也，柔远人，所谓无忘宾旅者也，此列九经之目也，吕氏曰，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修身为九经之本，然必亲师取友，然后修身之道进，故尊贤次之，道之所进，莫先其家，故亲亲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体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国，故子庶民来百工次之，由其国以及天下，故柔远人怀诸侯次之，此九经之序也，视群臣犹吾四体，视视百姓犹吾子，此视臣视民之别也此。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此言九经之效也，道立谓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所谓皇建其有极是也，不惑，谓不疑于理，不眩，谓不迷于事，敬大臣，则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也，来百工，则通工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故四方归，怀诸侯则德之所施老博，而威之所制者广矣，故曰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第121页〕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齐侧皆反，去上声，远好恶敛并去声，既许气反，禀彼锦力锦二反，称去声，朝音潮○此言九经之事也，官盛任使，谓官属众盛，足任使令也，盖大臣不当亲细事，故所以优之者如此，忠信重禄，谓待之诚而养之厚，盖以身体之，而知其所赖乎上者如此也，既读曰饩，饩禀，稍食也，称事如周礼着人职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朝，谓诸侯见于天子，聘，谓诸侯使大夫来献，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来，谓燕赐厚而纳薄贡。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此九经之实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跲其劫反，行去声○凡事，指达道达德并九经之属，豫，素定也，跲，踬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诚，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诸身不诚，谓反求诸身而所存所发，未与真实而无妄也，不明乎善，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然。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并去声，从七容反○此承上文诚身而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择善，学知以下之事，固执，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有弗〔第122页〕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明者择善之功，强者固执之效，吕氏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善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之能立而已矣，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夫以不美之质，求变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以变其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明其所传之一致，学而措之，亦犹是耳，盖包费隐，兼小大，以终十三章之意，章内语始详，而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又按孔子家语，亦载此章，而其文尤详，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复以子曰起答辞，今无此问辞，而犹有子曰二字，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删有不尽者，今当为衍文也，博学之以下，家语无之，意彼有阙文，抑此或子思所补也与。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自由也，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第123页〕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虞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其次，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积中而发外，着，则又加显矣，明，则又有光辉发越之盛也，动者，诚能动物，变者，物从而变，化，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盖人之性无不同，而气则有异，故惟圣人能学其性之全体而尽之，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曲无不致，则德无不实，而形着动变之功，自不能已，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不异于圣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见音现○祯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祸之萌，蓍，所以筮，龟，所以卜，四体，谓动作威仪之间，如执玉高卑一其容俯仰之类，凡此皆理之先见者也，然唯诚之至极，而无一毫私伪留于心目之间者，乃能有以察其几焉，神，谓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导○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第124页〕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盖人之心能无不实，乃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无不行矣。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知去声○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 故至诚无息。既无虚假，自无间断。不息则久，久则征。久常于中也，征验于外也。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此皆以其检于外者言之，郑氏所谓至诚之德，着于四方者是也，存诸中者既久，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悠远，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博厚，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远，举内外而言之也，本以悠远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见音现，○见犹示也不见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动而变，以配天而言也，无为而成，以无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此以下，复以天地明至诚无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者尽，不过曰诚而已，不贰，所以诚也，诚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诚一不贰，故能各极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第125页〕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夫，音，扶，华藏并去声，卷平声，勺市若反，○昭昭，犹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处而言之，及其无穷，犹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盖举全体而言也，振，收也，卷，区也，此四条，皆以发明由其不贰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实非由积累而后大，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于音乌，乎音呼，○诗，周颂维天之命篇，于，叹辞，穆，深远也，不显，犹言岂不显也，纯，纯一不杂也，引此以明至诚无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纯则无二无杂，不已则无间断先后。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圣人之道。包下文两节而言。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极于至大而无外也。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优优，充足有余之意，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此言道之入于至小而无间也。待其人而后行。总结上两节。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谓其人，至道，指上两节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犹寻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第126页〕。倍与背同，与平声○兴，谓兴起在位也，诗，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好去声，灾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复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度，品制，文，书名。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行去声○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氏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后，征，证也，宋殷之后，三代之礼，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礼既不可考证，殷礼虽存，又非当世之法，惟周礼乃时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则从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王去声○吕氏曰，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过矣。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谓圣人在下，如孔子虽善于礼，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议礼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诸身，有其德也，征诸庶民，验其所信从也，建，立也，立于此而参于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所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者也。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第127页〕，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动，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则而言，法，法度也，则，准则也。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恶去声，射音妒，诗作斁○诗，周颂振鹭之篇，射，厌也，所谓此者，指本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骄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时者，法其自然之运，袭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内外，赅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帱待报反○错，犹迭也，此言圣人之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所，犹背也，天覆地载，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并育并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络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无穷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见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知去声，齐侧皆反，别彼列反○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而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条理也，密，详细也，察，明辨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周遍而广阔也，渊泉，静深而有本也，出，发见也，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也。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第128页〕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见音现，说音悦○言其充积极其盛，而发见当其可也。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施去声，队音坠○舟车所至以下，盖极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广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州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夫，焉于虔反○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肫之纯反，○肫肫，恳至貌，以经纶而言也，渊渊，静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广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渊其天，则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圣知之知去声○固，犹实也，郑氏曰，唯圣人能知圣人也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此篇言圣人天道之极致，至此而无以加矣。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衣去声，絅口回反，恶去声，暗于感反○前章言圣人之德，极其盛矣，此复自下学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极也，诗，国风卫硕人，郑之丰，皆作衣锦褧，衣，褧，〔第129页〕絅同，禅衣也，尚，加也，古之学者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暗然，衣锦故有日章之实，淡简温，絅之袭于外也，不厌而文且理焉，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则暴于外，而无实以继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远之近，见于彼者由于此也，风之自，着乎外者本乎内也，微之显，有诸内者形诸外也，有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则知所谨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诗言谨独之事。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恶去声，○诗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也，疚，病也，无恶于志，犹言无愧于心，此君子谨独之事也。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相去声。诗，大雅抑之篇，相，视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后敬信，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诗并言其效。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假格同，鈇音夫○诗，商颂烈祖之篇，奏，进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进而感格于神明之际，极其诚敬，无有言说，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钺，斧也。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周颂烈文之篇，不显，说见二十六章，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笃，厚也，笃恭，言不显其敬也，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輶由酉二音，○诗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谓不显之德者，正以其不大声与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为声色乃化民之末务，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则犹有声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显之妙，不若烝民之诗，所言德輶如毛，则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为谓之毛，则犹有可比者，是亦未尽其妙，不若文王之诗，所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然后乃为不显之至耳，盖声臭有气无形，在物最为微妙，而犹曰无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显笃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别有是三等，然后为至也。〔第130页〕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反求其本，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乎之盛，又赞其妙，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学者其可不尽心乎。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
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第一章 退却、防御与攻击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06页，第307页，第308页 〔第306页〕 本书各编中所叙述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与我们的「和平共存」，在实质上就是他侵略我们中国的一种基本策略。战争失败了，他就要求和平共存。待他实力长成了，他就要破坏和平谈判，发动武装叛乱。而且他正对我们和平谈判的时候，也就是他对我们准备武装叛乱的时候。这就是他「辩证法」所谓「矛盾的统一」和「对立物的转变」。所以我们对共作战，必须观察并把握他的战争思想及其行动规律，纔能判定自己所取的战略和战术是否正确。我们与共党相持三十年之久，第一个经验就是依据辩证法来研究其战争思想，并把握其行动规律。而且我们认为要拿这一实际经验所得的各种作战方式，公之于世，尤其是对于自由世界FG国家，更有其贡献。故特在本书各编之后，另成一编，为之补充，以供参考。 每次莫斯科提出「和平共存」的口号，一般人总以为苏俄是在退却。但从俄共和中共对华侵略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知道他「和平共存」的要求，有时他用作退却的掩护，有时他用作防御的手段，也有时他用作攻击的方法。 〔第307页〕 （甲）退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八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了「统一战线」的战略。CP即展开其「人民阵线」的活动。（注一）到了二十五年二月以后，匪军困处陕北，无法生存，乃自延安发出「停战议和」的通电。此后他就要求与国民政府和平商谈，至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订定了四项原则。这就是他提出「和平共存」的要求，来掩护他的退却，最显明的实例。（注二） （乙）防御 CP为了防御而要求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和平共存与合作，最早的事例，就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之后，鲍罗廷接受本党「整理党务办法」。（注三）中共这时的和平协议，其作用是保持国共合作，准备在北伐过程中，再对本党伺机反噬，这就是他运用「和平共存」来作政治上的防御战的实例。到了抗战时期，中共与国民政府五次和谈，他就从防御转变为反攻，第一次至第三次和谈，还是掩护匪军的发展，到了第四次及其后的和谈，那就是他政治上的攻击战了。（注四） （丙）攻击 CP以「和平共存」为攻击的手段，最显明的事例，就是抗战结束之后的和平商谈。（注五）这次和谈乃是他对国民政府的政治上积极的攻击战。 我们要判断苏俄及其国际共党的行动规律，首先必须把握他对于防御与攻击，以及退却与前进，是依据辩证法的矛盾律和质变律来运用的。谁都知道，军队的退却是为了反攻，防御是为了攻击。但是共党的战法不止于此。他的退却不仅是为了反攻，他的防御不仅是为了攻击，并且他的退却和防御，同时使用，而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就是分散敌人的力量而集中自己的力量，松懈敌人的斗志而加强自己的斗〔第308页〕志。尤其是他退却或采取防御的态势之时，乃积极施展其政治心理渗透战术，从敌人的内部瓦解其FG壁垒，并分化其FG盟友，而后施行其最后的一击。我们把握他这一特点，纔能看出为什么苏俄和国际共党，无论在其退却、防御或攻击之时，都可运用「和平共存」的口号了。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页，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〇至九三三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第二三节，第九八五至九八六页；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页；第三十二节，第九九九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六节，第一〇一〇至一〇一二页；第十四节，第一〇二五至一〇二六页；第十八节，第一〇三二至一〇三六页；第二十一节，第一〇三九至一〇四〇页。第二章 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08页，第309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3页，第314页，第315页，第316页 〔第308页〕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俄共与中共「和平共存」的斗争方式，就要对他的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加以检讨。第一节 中立主义
中立战术乃是国际共产党「和平共存」的主要战术。「和平共存」不过是一个口号与一种姿态，而〔第309页〕其中立战术纔是他具体的斗争方式。今分两项，说明如下： 一、先说明共党怎样施展其中立主义的斗争方式。共党对于中立者的要求，最初甚为平常。第一、他不要求中立者来帮助他，只希望中立者不去帮助他的敌人；第二、他不要求中立者附和他，只希望中立者反对他的敌人；第三、他只要求中立者不帮助双方，只希望其反对双方，就是要中立者对双方一齐批评，一齐斥责。如此第一步先使其中立化，再进一步就使其批评政府、反对政府，而在无形之中，使他离弃政府，自陷于孤立。一到匪势猖獗，政局动摇的时候，这些中立者乃自然而然，不得不向CP附和靠拢了。这样岂不是完全达到他中立战术的目的？其实例如下： （子）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以后，所谓「抗日救国同盟」的各种活动，就是中共对国民政府施展其中立战术。（注一） （丑）抗战的末期及战后，所谓民主同盟的各种活动，也是他的中立战术。而其在民国三十五年，对美国调处国共问题的外交斗争，亦不外乎这一中立战术之运用而已。（注二） 二、再说明共党怎样助长其中立主义的实施。共党为要克服敌人的意志，改变敌人的阵容，首先就要混淆你的耳目，变乱你的印象，使国家社会中，是非混淆，利害不辨，务使一般民众，惊惶恐怖，无所适从。而最后只有慑服他的淫威，接受他的意志。这种方式，可以助长中立战术与和平商谈，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其实例如下： （子）抗战胜利之后，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使一般人误认苏俄侵华第五纵队的变乱为中国的「〔第310页〕内战」，同时误认我政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戡乱军事为「制造内战」。（注三） （丑）就在这个时期，共党透过其外卫「民主同盟」，利用「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在政府和社会中，或正面提出主张，或侧面散布谣言，使一般中立者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对政府与CP一齐斥责，一样反对，而认为中国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进行和平商谈，组织联合政府。（注四） 中共这两次对于中立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用法。我们先对统一战线和孤立战术，加以说明，然后再分析这两种用法不同之所在。第二节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攻击战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中共曾经多次反复使用这个战略，来进攻我们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兹举其最重要的二个事例： 第一次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后，中共对我们本党提出统一战线的要求。十三年我们本党改组，中共即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之下，与我们合作，并使其党员加入本党。（注五）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以后，中共要求与我们「一致抗日」，并且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四项原则，实行参加抗战。（注六） 共党的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是联合盟友，共同对付一个敌人，但在实质上，他是在对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从盟友的背后，扼杀他这个共同作战的盟友，达到他自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一九二〇年，〔第31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社会革命党谈判合作，列宁对他的党徒说道：「要记住这一个不可靠的友人，也就是一个敌人。」（注七）一九二四年，季诺维也夫对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说：「我们不必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明：我们不与其它劳动党结成统一战线，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是反革命的话。我们宁可告诉他：我们准备与你们结成统一战线，只要你们的领导者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大家都知道，这些条件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中CP党，屡次与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和平合作，也就是这种态度和作风。到了后来，他无法在统一战线中并吞我们，于是就要与我们决裂而对我们作战了。这就是他的「统一战线」本来的目的。第三节 孤立战术与反孤立战术
要攻击一个敌人，先要孤立这个敌人。要攻击一个战场，先要孤立这个战场。孤立敌人的方法，是离间他的同盟者，瓦解他的阵营。孤立敌人战场的方法，是切断他的左右翼，破坏他的后方交通线。这是任何一个将领指导作战时，应有的军事常识。共党把这个军事作战的方法，应用于政治作战，而构成他的孤立战术。 共党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组织，绝对要封锁自己的战场，不许开一道门，甚至留下一点空隙，让敌人渗透进来。但是共党为了防制他自己的孤立，并展开他自己的工作，绝对反对其所谓「关门主义」。列宁在一九〇二年说道：「这里绝对需要的，是首先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划一条界线，只是单独的、特定〔第312页〕的、排他的、把无产阶级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必须宣布，我们要求所有的人解放，要向所有的人号召，要向所有的人申诉。」（注八）这就是共党的反孤立战术，而其所谓「既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也不过是他反孤立战术的最高方式而已。 中共的反孤立战术及其孤立战术，是他经常使用的政治斗争方式。今举其最显著的实例于下： 一、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赣南的匪军，化整为零，逃出我国军的封锁线。此后透过其中共的外卫「抗日救国会」，组织「人民阵线」，打破其政治的孤立状态。直至二十五年五月以后，陕北共军向我政府投诚，中共与其它政党，以同等地位，参加对日抗战，他的反孤立战术纔得到新的发展。（注九） 二、三十五年一月至五月，斯大林对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战术，同时亦就是孤立战术。他企图离间中美的合作，使我们中国陷于孤立地位。但是他这一孤立战术，当时为我们防止，故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注一〇） 三、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结束之后，CP通过其外卫「民主同盟」，以中立主义的伪装，对我政府施展其孤立战术。（注一一） 四、三十五年一月，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亦在会议的内外，展开其孤立战术，企图联合各党派，以「民主自由」的口号，和「联合政府」的要求，来打击国民政府。但是我们政府代表，在会议举行之初，即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并宣布其「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方针。这一着，打破了共党的孤立战术，反而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于是共党乃只有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以致国大召开的日〔第313页〕期，不得不从这年五月五日，延展至十一月十二日。（注一二）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会期，各民主党派应出席的代表都报到了，而中共及民主同盟仍拒绝提出代表名单，参加大会。（注一三）他所施展的孤立战术完全失败，就转而实行其全面武装叛乱了。第四节 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孤立战术的并用
CP与我们的「和平共存」，最显著的两次，都是把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孤立战术并用。这三者并用，乃使其「和平共存」与中立主义发生两种不同的作用。 一、民国二十五年以后，CP对我国民政府，是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攻击。具体的说，当时CP「和平共存」的要求，在战略上是为了防御我们对其残余部队继续围剿。所谓「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就是这个战略防御的口号。而其所组织的「人民阵线」，就是他这战略防御之中的一种反孤立战术。同时，他通过抗日救国会所施展的中立主义，却又是对于国民政府的攻击。在其要求「两党合作抗日」的运动中，把一切侮辱和诬蔑，如「法西斯」「不抗日」种种名词，加到我国民政府的头上，使我们国家与政府的信誉，受到莫大的损害，而为CP来开拓他政治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CP这次的「和平共存」，是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攻击。 二、抗战结束以后，CP对我国民政府的和谈，却改变为战略的攻击与战术的防御。换句话说，他的「和平共存」，在战略上是为了瓦解我们FG的势力，束缚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双手，以便利他的进攻〔第314页〕。但是他在战术上，却采取防御的态势，并提出和平的要求。他只是要求得「和平」，争取「民主」，只是要求党派退出军队和党派退出学校。他博得一般社会的同情，和一般投机取巧和随风转舵的人们的鼓掌和喝彩，来施展其对我国民政府的孤立战术。所以我们说：这次和谈，是他战略的攻击与战术的防御。 三、俄共指使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对我们中国屡次使用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孤立战术，由上述已可了解其大概。今再就俄共对整个自由世界，在其「和平共存」的烟幕之中，所施展的混淆国际视听，转变世界FG阵营的方式和步骤，亦略加说明： （子）一九一七年布尔雪维克政权建立之后，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成为严重的威胁；他的苏维埃制度和计划经济，亦对世界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破坏的作用。正在这个时候，世界FG运动之中，法西斯主义乃复乘机兴起。因之当时俄共就一面进行其和平外交，甚至加入国际联盟；一面更采取统一战线和中立战术，促成民主国家与轴心的斗争，于是极权主义的苏俄竟一变而为「民主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这个最民主的国家，在第二次大战中，乃乘其民主盟友以其全力对轴心国家作战的时机，在国际会议中，骗取他们的诺言，作为他战后侵略中国和并吞东欧的张本。 （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的侵略行为，迫使自由世界不得不结成反侵略阵线，以自卫图存。于是俄共重新施展同样的政治战术。他第一步，以「和平共存」的口号，来欺骗民主国家，使之松弛其〔第315页〕FG斗争，动摇其FG立场；第二步以中立主义的战术，来挑起东方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使自由世界自启分化，自相矛盾，而陷于一团混乱之中。于是侵略主义的苏俄乃竟自居为「和平势力」，而且是「和平」的代言人。 在俄共这一和平共存阶段之中，中立主义乃是其主要的枢纽。「中立」对于一个个人，好像是「自由」，其实他是要使之「是非不明」，不负其应有的责任。「中立」对于一个国家，好像是「独立」，其实他是要使之「敌我不分」，失去其应有的立场。俄共的中立主义，就是要叫自由世界一些国际政客们「是非不明」，一些非共国家「敌我不分」；而他更可在这错综纠纷的环境中，施展其矛盾战术：以其敌我不分，他就可混淆视听，扰乱阵线；以其是非不明，他更能颠倒黑白，以假乱真。然后他纔能对FG国家实施其各个击破的手段，对非共国家展开其「和平转变」的技术。 综括上述，在分析共党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孤立战术这三种斗争方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之运用。苏俄及其国际共党为了从群众中瓦解敌人的阵营而增强自己的盟友，他就运用其统一战线。他为了从群众中削弱敌人的组织而准备自己的进攻，他就运用其中立主义。所以在本质上，统一战线乃是共党对矛盾律的运用，而为其攻击战略的张本；中立战术乃是他对否定律的运用，而为其防御战术的张本。至于孤立战术和反孤立战术，则在其整个战略计划之中，发挥其攻击和防御二者并行不悖的作用。但在实际上，他把这三者综合运用，而形成上述两种斗争方式，其一为战略上的防御与战术上的攻击，其二为战略上的攻击与战术上的防御。于是和平共存与中立主义，也就发〔第316页〕挥其积极的作用，而都成为他攻击的武器了。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七节，第一〇三〇至一〇三二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二节，第一〇二二至一〇二三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三节，第一〇二三至一〇二五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及第八节，第九二〇至九二二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七）列宁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八册一四三页。 （注八）列宁全集第六册，五九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第十一节，第九六二页至九六五页。 （注一〇）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一节，第一〇二〇页至一〇二一页。 （注一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三节，第一〇二三页至一〇二五页。 （注一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一〇三九页至一〇四〇页。 （注一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第一〇四三页至一〇四五页。第三章 攻心战术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16页，第317页，第318页，第319页，第320页，第321页 〔第316页〕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以为「物质力量的行使，乃属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纔是目的」。（注一）苏俄和国际共党的政治战术，要从敌人的内部攻击敌人，其主要目标就是打击敌人的「意志」。 共党为了施行他这一攻心战术，首先要接触敌人。就是因为他要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必先要与他〔第317页〕接触。先有接触而后能渗透，有渗透而后能宣传，有宣传而后能动摇他敌人的决心，改变他敌人的政策，分化他敌人的阵营，最后在他对敌人接触渗透与宣传战的中间，使他能从容选择时机，予以决定的一击。中CP党在这一战术上所取的方式如下：第一节 对时间上的心战
CP要与你取得接触，纔能进行其说服的工作。CP的说服工作之特点，就是无限期的使用时间来游说你。今日说服无效，明日再来；本周说服无效，下周再来；今月今年说服无效，下月下年再来。他甚至于作五十次以上的说服，不达到其转变你的思想和决心而不止。他这无限期的利用时间来说服你，就是他要与你直接接触的方式。第二节 对空间上的心战
如果CP不能与你直接接触，或是你坚决拒绝他的游说，他还有其间接的接触的方式。他联络你的左右来说服你，或运动你的亲属子女来包围你。尤其是他渗透政府的决策机构或某些行政部门，来妨害你FG政策及其执行。换句话说，他无限度的利用空间，来包围你。这是他运用间接接触的方式，来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 〔第318页〕第三节 对敌人环境上的心战
这一种对敌人环境上的攻心战术，又可分二项来说明。 一、施用压力 苏俄的第五纵队国际共党，为了执行其侵略的任务，对于一个自由国家，要渗透他的政府，偷窃文件，采取情报，来供莫斯科决定其战略和战术之用。尤其要煽动群众，操纵舆论，造成一种压力，与苏俄对这个国家的压力互相策应，迫使这个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有利于苏俄侵略者的政策，或使这个政府采用其错误的战略。 列宁认为布尔雪维克不应该相信敌人自动的让步。一九〇三年，列宁说：「在会议中作战，不惜决裂，不惜一切代价。只有如此，反对派纔会让步。」（注二）这就是说，布尔雪维克只有不顾一切后果，对反对派施用压力，纔能使他让步，而这种让步才是可信的。这一方法，他们在中国所施用的最显明的事实就是： （子）民国二十五年，CP与我们取得联络之后，商谈如何收编共军，并使共党与其它党派在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共同参加抗战的途径，但是他就借此机会在社会上发动其所谓「抗日救国同盟」的组织，联络各省地方军队，煽动大城市的学生群众，游行示威，制造一种压力，企图迫使国民政府联俄容共。（注三） （丑）抗战期间，共党虽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但是他对于国民参政会，屡次以退席或拒绝出〔第319页〕席为要挟。例如二十九年新四军事件（注四）发生之后，以及三十三年西安谈判之时，（注五）他都曾采取这种手段，对我们政府使用压力，并企图引起参政会对政府的责难，制造一般国民对政府的误解。到了抗战结束以后，美国军事调处的期间，为了张家口事件，共党的代表即以「全面决裂」为威胁，而对马歇尔特使和我政府施用压力，企图迫使我政府接受其无理要求的条件。（注六）这都是最显明的事例。 二、制造恐怖与多方胁制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说道：「在资产阶级阵营里，他们是否相信，这没有先例的破坏之革命，能够从容、平静，以和平的方式，不加苦楚，不施痛苦，没有恐怖，也没有惨酷来进行么？」（注七）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从容、平静，以和平方式来进行，而必须采取恐怖和惨酷的手段。中CP徒亦是如此，而且比俄共还要变本加厉。CP为了控制他的组织和群众，其惯用的手段，一面是诈术，一面是暴力。而其使用暴力，又必制造恐怖并肆行胁制，使其党徒和群众不知其将置何人于死，且不知其死于何时，死于何地，死于何种惨酷的方法之下。并且他不仅掌握你的生命和自由，威胁你的财产、事业、地位和名誉；并且控制你的父母、夫妻、儿女，乃至你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使你顾虑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无论你的意志如何坚强，只要你听到他们的哀号，看到他们的惨状，如此百般的连累和多方的胁制，必使你的意志，由动摇而屈服，由屈服而丧失而后已。 （子）CP对于他暴力控制的匪区，将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混合使用，使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一般民众也就陷入恐怖，受其挟持。自民国十六年湘西赣南的农村暴动直〔第320页〕到今日，这种暴力控制，三十年间，始终是普遍的继续的实施无已。（注八） （丑）CP对于其匪区之外的自由地区，凡是他的组织之所在，也就是他对于党徒及群众使用暴力的处所。并且他利用人事的牵连和胁制，即令在他的组织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地区，亦可组织其外卫团体或是布置其间谍网来制造恐怖，胁迫群众，使他们不能不跟着他走。（注九）第四节 制造环境
CP为了要与你接触、商谈并举行会议，他不仅制造目标、转移目标，使你不能不与他接触、商谈乃至举行会议，并且他还要改变你FG的气氛，制造和谈的环境，使政府与社会上FG的意志皆为之动摇，FG的战线亦因之混乱和瓦解。最显著的实例，就是我们抗战胜利结束之时，CP一面实行武装叛乱，而一面推行其反内战运动。国际共党夸大宣传我政府制造「内战」，同时指责我国「内战」是国际和平的威胁。在这种气氛与环境之下，我政府不能不与CP进行政治协商并接受美国军事调处。（注一〇） 共党在其攻心战术中，特别运用其辩证法的否定律与质变律。共党攻心战术的作用就是他要动摇敌人的意志，而使其服从他的意志。所以他要对你施用一种压力，制造一种恐怖之外，还要制造一种环境，务使你的意志由动摇而屈服。尤其是在你与他的中间，制造一个中立地带，在表面上是和平、安全，乃至于志得意满，而实际上，只要你放弃其固有的立场，踏入了这个陷阱，那共党就可使你不知不觉之中，从量变到质变，而后不由自主的被他牵着你的鼻子来走，这亦就是他否定你的时候了。 〔第321页〕 （注一）战争论第一篇第二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册，第七九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三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七节，第九七五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二节，第一〇四一至一〇四三页。 （注七）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册，第一四〇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节，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页。 （注九）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一〇九一至一〇九四页，说明CP外卫团体及其间谍组织，渗透各种群众的情状，可以参看。 （注一〇）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一〇二二至一〇二五页。第四章 矛盾战术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21页，第322页，第323页，第324页，第325页，第326页，第327页，第328页 〔第321页〕 利用矛盾，乃是共党运用其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战术。他为了动摇敌人的意志，而改变其政策，分化其阵营，挑拨其内部的斗争，并在敌人的中间促成战争，其所采取的方式如下：第一节 制造矛盾
在敌人中间制造矛盾，而施展其渗透和颠覆战术。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说道： 〔第322页〕 「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最精细、最留心、最谨慎、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敌人中间的各种嫌隙（即令是最小的嫌隙，也要利用），利用各国中间及每一个国家内部各种资产阶级中间的各种利害冲突；而另一方面要利用各种可能（即令是极小的可能也好）以获得同盟者。」（注一） 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是一个社会，无论你怎样制止共党的渗透，只要你自己内部有了矛盾，被他利用；或是留下了一点空隙，使他在你的中间，能够制造矛盾供他利用，其结果，他就能在你中间煽起斗争，并且他利用这一斗争，不仅控制那被斗争的一方，并且控制那斗争的一方。这就是他共党「获得同盟者」的方法。 一、制造阶级的矛盾 共党要渗透一个国家，首先要分析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他就从各职业、各地域、各宗教、各团体的中间，发现其矛盾，利用其矛盾，并且制造其矛盾，乘机争取群众，或制造群众，而展开其阶级斗争的宣传，并建立其共党的组织。今略举CP的实际事例如下： （子）自民国九年中CP党成立以后，即在铁路职工和大企业中，进行其劳工运动。但是中国的社会阶级的分化，并不显明，产业工人的数量，在全国人口中更占少数，CP单是利用劳工运动来发展他的组织，并企图转化劳工运动为政治斗争，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所以CP必须依附我们的国民革命，透过本党的组织和机关来接触群众和组织群众。换句话说：CP不能单纯凭借社会运动来建立他的政治势力，而必须凭借本党领导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来发展他的社会势力。（注二）到了〔第323页〕民国十六年清党以后，CP脱离了我们国民革命，他再要在城市中发起暴动，就只有失败了。（注三） （丑）民国十三年以后，CP透过本党的组织和机关到农村去做农民运动。他的企图是要利用「农民革命」来推翻本党而建立其苏维埃政权。但是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再要在农村中制造暴动，也不可能，毛泽东的秋收暴动之失败，就是最好的实例。（注四）此后CP制造农村暴动，也只有采用流寇的方法，烧杀奸掳，极尽其残忍凶暴之能事了。（注五） 二、制造民族的矛盾 苏俄帝国主义者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对于亚洲各国的渗透和颠覆工作，利用民族问题，比他利用社会问题，更为重要。就CP对中国的渗透和颠覆工作来说： （子）俄共对中国民族运动的利用。民国十三年我们本党改组之后，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就是相信苏俄是来援助我们「民国统一之成功，及国家独立之获得」。（注六）但是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却就是他对我们国民革命渗透和颠覆的张本。如果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CP的阴谋叛乱成功，或是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本党的清党失败，那我们中国早在三十年前已成为共产主义的试验场。（注七）民国二十五年以后，CP再度利用我们民族抗战，来发展他的武装势力，并企图施展其民族失败主义来颠覆国民政府，转变中国为苏俄的附庸，但是他这一企图也没有成功。（注八） （丑）CP对中国国内民族的分化与煽乱。一九一三年，列宁对俄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提纲」，是一面要求「一切民族的自决权」来瓦解俄国的国家组织，而一面又坚持「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的最密切最圆满的联合。」，来建立布尔雪维克的统一政权。（注九）这一提纲也就是CP对中国国内〔第324页〕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的根据。 我们三民主义的民族政策乃是「国内民族一律平等」。这一原则是我们本党的政纲，也载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但是CP为了煽动边疆民族及省区以内的少数民族，使其反对政府，他诋毁我们是「大汉族主义」，而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来制造「民族自治运动」。到了CP控制了这些民族之后，他又划分其所谓「民族自治区」来分化他们，煽动阶级斗争来瓦解他们，并利用匪党的组织来控制他们。现在略举CP制造民族矛盾的实例如下： １民国九年以后，苏俄历次声明其对外蒙古，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并承认我中华民国在蒙古的主权。但他在另一方面，自民国十年起，即制造其外蒙傀儡组织。到了我国抗战结束时期，苏俄复侵入我热察，与中共互相勾结，制造其所谓「内蒙自治」运动，并制造内蒙傀儡组织。（注一〇） ２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苏俄军队侵入我热河察哈尔，与CP勾结，制造其所谓「内蒙自治区政府」。（注一一）实际上，三十五年十一月，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热、察、蒙古人民的代表，与其它各省代表，在一个会场上，共同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尤其是宪法上「边疆地区」一章，就是我们三民主义的民族政策，也就是边疆民族共同的愿望和要求。 ３自民国三十二年以后，新疆省边界上的事变以及伊宁叛乱，都是苏俄驻新疆的总领事馆及其间谍人员所制造的。这些事变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中华民国的国家组织，劫掠我新疆省的领土和资源。（注一二） 〔第325页〕 三、制造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CP为了转变我们民族革命为阶级斗争，使其乘机夺取国家的政权，首先就要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制造矛盾，煽动斗争。最显明的事例如下： （子）民国十三年以后，CP对我们本党内部制造矛盾。在他打击其所谓「右派」的时候，「右派」固然受了他的打击，而「左派」亦受了他的控制。（注一三） （丑）民国三十四年以后，CP为了分化我们政府及本党，乃制造其所谓「顽固派」和「民主派」的名词。当他对其所谓「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时候，而所谓「民主派」也就被他麻醉和操纵，最后也就不能不向他靠拢了。（注一四）第二节 制造目标
共党为了分化一个团体，乃至渗透一个政府，必先制造一个目标，才能煽动其内部的斗争，使他获得渗透与颠覆的机会。最显明的事例就是： 一、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后，本党与CP的「联合战线」的共同目标原为北洋军阀。但是CP为了要对本党渗透和操纵，企图假冒本党的名义，劫持本党的组织，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工作，乃在本党内，制造其各种目标，即指其所谓「右派」为「资产阶级」，而联合「左派」之「小资产阶级」来打击他。使我们抹煞其原定目标，而自启纷争，以供其CP份子的利用。（注一五） 二、民国十五年，CP在武汉，首先联合左派即其所谓「小资产阶级」，来反对南京的中央政府，〔第326页〕造成宁汉分裂。他再进一步，又以其所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来打击左派「小资产阶级」，而演成武汉的悲剧。（注一六）第三节 转移目标
苏俄及国际共党不仅制造目标，在其敌人的中间挑拨斗争，并且转移目标，使FG势力不能不与他接触乃至合作。他的「统一战线」就是这样构成的。最显明的实例，就是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之间，在欧洲则有纳粹主义的兴起，在中国则为中CP军的西窜，当时莫斯科为了打开他这个危局，乃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指使国际共党在西方各国，制造其「对法西斯的恐怖」，而发动「反法西欺主义运动」。同时在中国，共党本身已无法作公开的活动，乃透过其外卫团体，以中立的姿态，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之下，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这就是他转移目标的战术。（注一七）当时我政府对CP的五次围剿，已告成功，如再继续追剿，必能肃清其残余部队，消灭其党团组织。但是国际的「反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内的「停战抗日」运动，把我们FG的目标转换为抗日的目标，而我政府也就不能不决定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与其开始商谈合作了。（注一八）第四节 制造战争
莫斯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际共党最险恶的手段，就是促成战争并制造战争，而乘机扩张其侵略势〔第327页〕力，来并吞欧亚自由国家为其附庸。最显明的就是下列的事例： 一、民国二十八年即一九三九年八月，斯大林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助协议，促成欧洲战争。（注一九） 二、民国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四月，斯大林与松冈洋右订立苏日中立协议，促成日本的南进。（注二〇） 本来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以后，莫斯科是以其统一战线政策，在西方联合英法来对抗德义，同时在东方联合中国来对抗日本，但是斯大林却在其一只手联合民主各国之时，他另一只手又向轴心各国伸出，到了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之间，他就利用德国在欧洲对英法作战，并且利用日本在太平洋对英美作战，而使德日轴心国家完全替苏俄从火中取栗，到了民主集团对轴心同盟的战争展开以后，斯大林又摇身一变而加入民主阵营来对德日作战了。 以上列举共党的各种斗争方式，都是他运用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矛盾律。他使用这些战术，改变你的思想，转换你的环境，动摇你的政策，改变你的目标，促成你对他的敌人作战，役使你替他火中取栗，而其最后的目的，就是他扩张其侵略势力，向征服世界的目标前进。 （注一）列宁：「左倾幼稚病」，选集第十册，第一一二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九四一至九四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九四一至九四二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节，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页。 〔第328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〇至九三三页，第十四节，第九三三至九三七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九九〇至九九二页。 （注九）列宁：「民族问题提纲」，见「民族殖民地论纲」专册。 （注一〇）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节，第九七八至九七九页；第四章第九节，第一〇一五至一〇一七页。 （注一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第一〇一五至一〇一七页。 （注一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八至九七九页。 （注一三）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九二八至九三〇页。 （注一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〇五一至一〇五二页。 （注一五）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节，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页。 （注一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一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三页。 （注一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第九五六至九六二页。 （注一九）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 （注二〇）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页。第五章 接触、渗透、组织战与群众运动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28页，第329页，第330页，第331页，第332页，第333页，第334页 〔第328页〕 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战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其敌人从外部的进攻与从内部的颠覆之协调。为了协调这内外两方面的攻击，必须将军事的武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武器综合使用。为〔第329页〕了使用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战术，首先要对敌人的社会结构加以分析，来决定其如何接触这个社会、渗透这个社会，应该组织那些政治社会势力，而攻击那个政治社会势力。第一节 接触与渗透
国际共产党的组织战，第一个战术就是接触群众的战术。我们必须知道共党所谓「群众」，就是他进行争取的目标，也就是他企图建立的基地。无论是政府、军队、工厂、产业组织，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民众和社会团体，凡是他要争取同情，建立组织，或是他所要分化瓦解和破坏颠覆的目标，他就先要使用各种方法，接触他、渗透他。这种方法，也就是他施用颠覆战术的第一步骤。今举例如下： 一、民国九年以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中共）屡次要求我们中国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假借本党的组织与机关，来与一般革命民众取得接触，以便利他的渗透，而最后的一着，就是他假借国民革命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其赤化中国的目的。（注一） 二、民国二十三年，国民政府五次围剿已告成功之后，CP与我们不断的接触，屡次要求停战议和。此后抗战期间，他更是与我政府五次进行商谈。（注二） 三、民国十三年我们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而接受了苏俄第一次的援助。二十六年我们为了对日抗战，而接受了他第二次的援助。他这两度对我们的军事援助，当然有利于我们的北伐和抗战，但是我们接受他这种援助，同时也是他共党对我们北伐抗战中政治渗透的媒介，和颠覆我们国家的惟一导线。〔第330页〕（注三） 四、抗战结束之后，CP对政府一面和平商谈，一面武装叛乱，造成边打边谈之局。（注四） 总之，苏俄及中共对我们国家社会以及其对于我们革命抗战，最初乃是以和平共存的姿态，或道义与物质的援助，利用我们国家的需要与国民的好感，而施展其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渗透的方法。到了他的党的组织和武装暴力滋长蔓延的时候，那就是他对我们进行其斗争和颠覆的时候了。但是我们政府对共党及其匪军的方针，如能始终采取封锁隔绝，积极对他全力作战，即无论其武力增加至如何程度，匪区扩展至如何范围，他最后仍必失败在我们手里。否则假使我政府一旦容许他接触、商谈并举行会议的时候，那他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埋伏渗透、分化挑拨各种战术，就接踵而来，我们政府也就不能不中他的诡计了。第二节 组织战的各种方式
共党的非军事武器，以组织武器为其主要的一种。如他没有这个组织武器，那无论是宣传战、情报战、群众战，或是谋略战，他都无从做起。换句话说，宣传是一种组织，情报是一种组织，群众运动亦是一种组织，并且他要协调这宣传、情报与群众运动等各种组织工作，纔能发挥其总谋略战。共党的这些组织所构成的非军事武器的无形战力，其效用比任何有形的军事武器为更强。 CP的所谓「党的建设」，就是他在群众中建立党团的组织。但是他对敌作战，并不是直接使用他〔第331页〕这一组织。他要组织各种战线或外卫与前进岗位来作战，其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如下： 一、在我政府宣布CP为非法而禁止其活动的时期，他组成各种外卫团体，替他提出政治主张，煽动群众，并掩蔽CP的本来面目，而不用共党的名义来活动。民国二十四年上海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就是最好的实例。（注五） 二、CP为了接触广大的群众，开拓自己的前途，乃渗透其它党派，使其受他的操纵，替他做工作，而不居共党的名义。民国十六年武汉的「左派」，名为中国国民党，而实际上乃是CP的傀儡工具。（注六） 三、CP在特定的群众中，组织特定的团体，来执行其所赋予的任务。无论是工会、商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学生会，或是其它群众团体，只要是共党策动和操纵的，都是他的组织武器。例如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北平，以及其它各地的职业学生，鼓动学潮，群赴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政府肆行示威和侮蔑（注七）。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南京、上海、武昌、昆明等地的职业学生，到处煽动反美运动。（注八）关于中共的反美运动，将在下面第六章另作说明。 四、CP为了筹集政治活动的经费，并掩护其政治通讯和军事交通，乃组织各种金融商业机构。关于中共的贸易战，亦将在下面第六章另有说明。 五、CP为了采取情报，或进行其「兵运」与「城工」，而组织其间谍网。这种组织常以各种形式，如银行、商店、教会、学校、报馆、书铺、旅馆、妓馆、戏馆、黑社会，以及国际团体、科学团体，〔第332页〕为其掩护。 以上各种团体和机关，都是CP的组织目标之所在。但这些团体和机构的本身，虽已被其完全利用，而其中还是有许多仍在懵憧不觉之中，甚至毫不自知其已为共党所欺蒙与控制的，可是他对这些懵憧不觉的组织武器，亦就是他从敌人的内部攻击敌人最为有效的工具。而组织武器与其军事武器之综合运用，乃构成CP的总体战。第三节 群众运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对CP的群众运动，加以说明。我们民主法治国家里面，在宪法与法律保障之下，人民享有政治的自由权利。政府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居住、信仰和言论出版，不能加以干涉，且应予以保护。但是我们应当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只要有CP存在和发展的处所，他就要假借自由来破坏自由。凡是CP份子渗透的群众团体，和他发起的群众运动，都是利用他少数人的组织来对多数人控制和利用。政府如对这种团体，和一切为CP张目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集体请愿，各种暴行，加以取缔，或予以解散，一般人就不免直接间接的受CP的影响，反而指责政府不尊重人权，和不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权利。殊不知政府如不取缔CP及其外卫所组织的群众团体，并解散其所策动的群众运动，在实际上，即不能保障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甚至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宁秩序。最显明的事实，就是到了CP以其组织武器从我们政治社会的内部的攻击，与其以军事武器对我们军队的前线的攻击，两者协调，而〔第333页〕使我中国大陆关进苏俄共产帝国的铁幕的时候，我大陆上全体人民的自由权利也就在俄帝CP两重压迫之下，剥夺净尽了。第四节 矛盾律与质变律的运用
共党在其接触群众，渗透社会，而建立其党团的组织，并煽起其群众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与质变律之运用，不仅极尽其诡诈，并且是极尽其残酷的手段。他运用矛盾律，不只利用敌人社会政治组织已有的矛盾，并且使用狡诈残忍的手段，制造其矛盾。来进行他的渗透和发展他的组织。他运用质变律，要把群众的经济和社会的要求，转变为政治斗争和武装暴动，在这种转变的关头，他利用其组织的力量，对一般群众，造谣构煽，威迫利诱，使其游行示威，并激起其与军警的冲突，制造流血惨案，来扩大事变，到了最后，大多数群众是解散了，但是只要他共党能够把那些失去理智而盲目冲动的少数份子转入地下活动，受他的控制和指使，做他的武装暴力的器材，这就达到了他群众运动的目的。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页；第十节，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关于商谈各节，第九七二页，第九八五页，第九九二页，第九九八页及第九九九页。 （注三）本书第二编第三章，第四节；第一一〇七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关于政治协商及军事调处各节，第一〇二五页，第一〇二六页，第一〇二九页，第一〇三〇页，第一〇三二页，第一〇三七页。 〔第334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第九四八至九五〇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一〇四九至一〇五一页。第六章 贸易战与基地战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34页，第335页，第336页，第337页 〔第334页〕第一节 贸易战
在共党的渗透和组织战的各种方式中，我们对于其贸易战，要特加说明。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的一个演说里，解释他为什么特许外国工商业者以优惠条件，说道： 「我这演说的主要命题，是证明如下的两点：第一、每一战争都是平时政策之继续，不过是另一方式；第二、我们特许的条件，乃是战争的继续，不过是另一方式与另一手段。如若相信关于这些条件的和平协议，是对于资本家的和平协议，那是错误的。这种协议是等于战争的。」（注一） 我们要特别警觉的，就是这「对资本家的协议，乃是战争的继续」的一句话。中CP区对外贸易所用的斗争方式，更可作为列宁这句话的证明。我们从过去中共的贸易战中，所能发现的重要事例，略举于下： 一、抗战期间，中共突破我们国军对日军占领区的封锁线，来进行其走私。他走私所得的款项，乃〔第335页〕用作他的政治斗争与其组织宣传的经费。（注二） 二、中共在其匪区内种植鸦片，向自由区走私，并经营外来鸦片吗啡及海洛英的贸易。其目的为筹集政治斗争经费，尤其是毒化我们抗战的军民，使其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且趋于颓废。（注三） 三、抗战结束之后，我政府努力控制金融市场，来维持法币的币值。而中共从其匪区及其对外贸易中，大量搜刮黄金银元，以及法币，向我大城市金融市场，破坏政府的金融物价管制法令，以投机行为，助长金融物价的风潮。 四、一般投机商人，进出匪区，替他走私，或在我工商城市中，替他进行贸易。中共乃以控制他们在匪区中的存款或存货，或控制他们在匪区中的商店等方法，使其不能不为匪工作。 五、一般商人，如有商店沦入匪区，中共即控制其商店，而迫使其在上海或其它城市中的本店或支店，容纳匪干，且加以掩护。于是这些商店也就变成CP的城工特务机构。第二节 基地战
在前章中所说的中共群众运动的各种方式中，我们所应特别注意的，就是抗战结束之后，美国调处期间及其后来之反美运动。中共反美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军在中国的驻军问题。而他乃指为美军驻地为美国的基地，而加以攻击。他这一斗争方式就是今日各国共党对于美国基地争夺战的先例： 一、滥用国家主权的观念，作为其反对美国在华驻军的口实。谁都知道，美国派遣军队来华，乃是〔第336页〕根据盟约，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这并不能算是什么基地，因而对于我们国家主权行政的完整，是没有任何侵害的。但是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却是强词夺理，称之为美军侵华的基地，并指责美军驻华，是侵略我国的领土，损害我国的主权，并指责美军协助我军在天津、青岛等地受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注四） 二、诋毁中美条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契据，并诬蔑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援助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行为。（注五） 三、利用并制造案件，挑拨中国人民对美的仇恨。例如三十五年十二月北平发生沈崇案，中共即借口发起所谓「抗暴运动」，来煽动群众，使其反对美国在华驻军。（注六） 四、直接袭击美军，为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撤退驻华美军运动，提供宣传数据。（注七） CP在其贸易战中，对于矛盾律及质变律之运用，尤为显明。共党知道资本家乃至一般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匪区，一方面怀拖着恐惧的心理，一方面又愿与其通商。这一矛盾，遂为共党所利用。只要他们与共党在贸易上发生了关系，也就由无形而有形，由无意而有意，受其控制，供其驱使。到了他们全部的资产和营业，都沦入匪区，于是他们在CP三反五反，（注八）公私合营各种斗争方式之下，家破人亡，也就后悔无及了。 CP在其反美运动中，利用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感情，来排斥美国驻华军队，诬之为美国侵华的基地。但是到了他控制了中国大陆，整个献给苏俄，作为他东侵太平洋的基地的时候，他在苏俄的面前，〔第337页〕不仅不再提有什么国家主权，并且对于中国一般国民，更施用其极尽残酷的「洗脑工作」，要把民族感情毁弃无余。他这样假借民族主义来破坏我们中国的国际合作政策，然后再用苏俄的国际主义来摧毁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显然更是他矛盾律与否定律之运用了。 （注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册六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节，第九九六至九九八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节，第九九六至九九八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七节，第一〇一二至一〇一四页。 （注五、注六、注七）均参看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一〇四九至一〇五一页。 （注八）民国四十一年之初，CP由其「三反运动」发展为「四反」和「五反运动」。所谓「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这个运动乃是直接针对着他的干部，而间接打击工商业者。所谓「四反」，就是「反行贿」、「反漏税」、「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资财」。所谓「五反」，就是「四反」之外，再加「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种「运动」的目的，乃是对于工商业者的财富，展开其原始掠夺。第七章 伪装、诈术、奇袭与宣传战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37页，第338页，第339页，第340页，第341页，第342页，第343页，第344页，第345页，第346页，第347页，第348页 〔第337页〕 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政治战术之中，伪装与诈术有其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他要施展其任何一种战术，和他运用各种卑劣手段，都要先以这伪装与诈术为之掩饰，而其主要目的，又在使其政治军事的攻击能够发挥奇袭的效用。我们可以说，共党在其政治作战中，无论其一言一行，一静一动，以至于一颦一笑，一啼一哭，随时随地所施展的，无不是他的伪装，也无不是他的诈术。〔第338页〕 至于他共党的政治战术，可以说全部都是他军事的伪装；他的宣传，也可以说全部都是他政治的诈术。共党的外貌宣传，是与其实际行为和真正的事实，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伪装」和「诈术」的一节中，分析他在宣传战中所经过的事实。第一节 伪装
共产主义的伪装就是利用其它思想和行动方式，来隐蔽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三十年来，俄共及其侵华工具的中共，对于其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常利用各种伪装，来隐蔽其共产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现在略举其显明而且重要的事例如下： 一、思想的伪装 共党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三度和平共存的时期，都是以三民主义隐蔽其共产主义，而在三民主义的伪装之下，宣传其共产主义。 （子）在第一个时期，民国十三年一月，李大钊向我们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申明书」，代表共党份子声明其加入本党，是服从 国父的领导，为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来奋斗。（注一）但在实际上，中共党徒乃是假借三民主义来宣传马克斯主义。（注二） （丑）在第二时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发表宣言，表明「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注三） （寅）到了二十九年六月，毛泽东发表其所谓「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第339页〕两阶段革命」的谬说，而在其「第一阶段」中，解释其「新民主主义」为新三民主义，他仍然要伪装三民主义来隐蔽其目的。（注四）他在第三时期中，即是在这一伪装之下，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来进行其对我们政府和本党的政治作战。 二、民族的伪装 自民国十年，俄共制造其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组织，即是伪装民族主义，来隐蔽其国际主义的目的和内容。现在举其经过的事例于下： （子）十二年一月，越飞声明苏俄协助我们中国的统一独立事业。（注五）此后五年之间，中共的企图，就是要利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假借我们国民革命的名义，来达到其统一中国而实行苏维埃化的目的。（注六） （丑）三十二年，正是我国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就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的时期。莫斯科为了破坏我们抗战的成果，阻止我们中国战后的复兴，乃解散共产国际，以隐蔽俄共与中共的直接关系。（注七）当时中共已经进行其整风运动，提出「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表示其为中国的一个政党，而不是苏俄的工具。他披上了民族伪装之后，乃开始对我政府作全面的政治攻击，并准备其武装叛乱。（注八） 三、民主的伪装 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国民革命战争，在其实质上，就是民族独立自由战争。共党要把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利用民主的伪装，来施展其「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的政治战术。换句话说，他先要利用民主斗争，来分裂〔第340页〕我们民族革命的阵营，而后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之下，发展其阶级斗争，来颠覆我们政府，而建立其傀儡政权。今举其显明的实例如下： （子）民国十六年，共党在武汉所用的口号，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就是民国二十九年以后，共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前身。（注九） （丑）民国二十六年以后，共党参加我们抗战阵营，最初是利用民族的伪装，后来却为了转变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而改用民主的伪装。（注一〇）到了抗战结束以后，共党对我政府所施用的政治战术，更是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伪装之下，来进行其颠覆工作的。（注一一） 四、土改的伪装 抗战期间及战后，国际社会久已盛称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但是，中共的「土改」，实际上是他制造集体农场和军事动员的手段。（注一二）而国际共产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也就是替中共制造其伪装，以掩蔽其控制农民，全面动员，来建立其武装叛乱最后决战的根基。第二节 诈术
诈术的目的，是要敌人误解其对方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使其作战更易进行，且更有效力。 共党最怕的是中敌人的诈术，而又惯于对敌人施用诈术。无论是情报、宣传、和谈或军事，都是他施用诈术的领域。除了宣传上的诈术，留在后面再说以外，本节举其最显著的诈术，略加说明于下： 〔第341页〕 一、情报上的诈术 世界各国的共党，都是苏俄的间谍组织，中CP党当然亦是如此。他在我们政府中偷取情报，同时他封锁匪区的情报，更进一步捏造关于我中国政府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虚伪情报，供给西方国家，来紊乱其对我国的观感。这就是他在情报上最为惯用的诈术。 二、攻防并用的诈术 以防御的态势而施行攻击，这亦是CP在斗争中所惯用的一种伪装战术，同时也是他的重要的诈术。我们知道，CP的军事行动常取攻势，但是他惯常的战术，是采取防御的态势，来掩蔽他的攻击。在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之间，他就是使用这种诈术。他到处袭击我们国军，而于国军应战时，却在国际上诬蔑我们破坏停战协议。（注一三） 三、和战并用的诈术 CP另一个重要的诈术，乃是将战争威胁与和平商谈，交互使用，造成一张一弛的局势，或将两者同时使用，造成边打边谈的局势。这种诈术可以打击我们前方的士气，阻碍我们后方的动员，动摇我们政府的内部，混乱国际社会的观听。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CP对我们政府所施用边打边谈的诈术，就是最好的实例。（注一四）尤其是CP在其和战并用的时候，对于和平商谈，又有其全副的诈术。他屡次与我们政府进行和谈，都有其一定的方式。在商谈军事问题时，他必然提出政治问题，在商谈政治问题时，他必然主张召开一种会议。在举行会议时，他首先对议程作疲劳的争执，或者达到他拖延的目的，或者先在这初步的谈判上，争取其突击的胜利。至于他在战力不足或军事失败时，就要求和谈，来掩护其军事整理和战力的补充。这是他的一种通常的诈术，自然是不足为奇。但是他在胜利时，或战力相等时，也要利用和谈，来分化我们FG的阵营，使其胜利更加容易与彻底。这〔第342页〕是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希望大家对此特别留心才行。尤其是他在停战协议或和平条约上签字，就是要破坏这个条约来准备着随时翻案。他在和谈破裂时，更转嫁其破裂的责任于政府。所以和谈更是CP一种伪装的战法，亦就是他一种惯用的诈术。第三节 奇袭
秘密、机动、伪装、诈术，都是攻击构成奇袭的条件。这些都是中共所惯用的手段。所以他历来在政治战、宣传战和军事战上，常能施展其战术的奇袭。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在政治战上，中共对我们政府进行其斗争，常从一个方式转换为另一方式，而使其新斗争方式发挥其奇袭的效用。即如其在军事作战中，突然提出和议；又如其在和谈进行中，突然施行武装攻击，乃使我们政府陷于被动的地位。这都是他惯用的战法。 二、在宣传战上，共党认为「最好的防御是攻击」。这一原则在他的宣传战上更是应用得最得意的。当敌人对他的甲点施行攻势宣传，而使其无法辩护时，他转换一个角度，就是在其敌人猝不及防的乙点上，施行奇袭。如此乃使其敌人不能不放弃其对甲点的攻势宣传，而转换为对乙点的守势宣传，而其敌人的宣传战亦即从主动转为被动。这也是他惯用的战法。 三、在军事战上，CP自夸其「红军的作战，一般都是奇袭」。但这是在其敌人进入他匪军所组织的民众及其游击战所能达到的地区之内，不能不分兵防卫自己的阵地，因而陷于被动的地位，他纔能集〔第343页〕中其兵力，而施逞其突击和奇袭。反之，如其敌人步步为营，坚壁清野，使匪军无法展开其游击战，亦无从寻找空隙来进行其突击，那他的奇袭即无所施其技了。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国军第一次围剿开始，至二十二年一月第四次围剿结束，匪军的战法，是以游击战，牵制我们国军的正面或侧翼，而集中其兵力，向国军的两个部队之间的空隙，对国军实力比较薄弱的部队的侧翼或后方，迂回突袭。第一次围剿的龙冈之战，第二次围剿的富田之战，第三次围剿的良村之战，以及第四次围剿的黎川之战，匪军的奇袭，都得了手。 但是我们第五次围剿，采取战略的攻势，和战术的守势，处处设防，步步为营，束小了匪区的范围，使他的小部队不能展开其游击，而他的主力亦不能施逞其突击。以前四次团剿时期，匪军的一切调度，必期其第一个战斗能够得手，来影响其整个战局。到了第五次围剿时期，他第一个战斗，即第二次黎川会战，完全失败，以后他展转作战于我们国军的主力与碉堡之间，始终不能取得主动，获致胜利。到了最后，他就只有化整为零，向西逃窜了。第四节 宣传战
宣传战是使用文字语言或其它符号，影响敌人的心理和情感，使其依照我方的意志而思索和行动。我们知道，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宣传战乃是直接诉诸敌人的意志，使其动摇、改变或屈服。所以宣传战就是俄共不使用军事武器，不进入军事战场，而击败其敌人的主要战术。 〔第344页〕 要使敌人接受我方的宣传，必须将宣传隐蔽起来，使敌人不知其为宣传，他才能接受。俄共不承认宇宙间有什么真理。但他偏要用「真理」的名义来说服群众，或克服敌人的意志，这「真理」在其本质上，不过是隐蔽宣传，使群众或敌人不知其为宣传而予以接受的一种武器。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从俄共及其国际「同志」和同路人的文字语言中，发现任何真理。我们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共党的宣传，都是撒谎诬陷，欺世骗人的诈术。共党的宣传战的特征如下： 一、诡辩 共党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他的思想武器。他的唯物论是要打破他人的一切理想和信仰，他的辩证法就是运用其诡辩，使他人相信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矛盾和斗争，而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诡辩，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否认民族性，甚至否认人性，而认为人类只有阶级性，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点！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要准备我们中国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以便其出卖民族，制造其俄共傀儡苏维埃政权。所以他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整风运动的阶段，先使其一般干部丧失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然后才能达到其最后目的。（注一五） 二、造谣 听信谣言也许是一般社会的习性。共党利用这一社会弱点，乃以传布谣言来夸大他的力量，打击政府的威信，动摇国际观感，制造社会恐慌，瓦解FG心理，这是共党在宣传战中，最重要的一种战法。例如抗战期间，他时常散布谣言，说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进行和谈。更进一步，他又利用这种谣言，作为他对国际宣传的资料，使盟国人士相信我们国民政府内部有投降派，要对日妥协，乃是为了要对共党发动「内战」的原故。（注一六） 〔第345页〕 又如三十七年戡乱期间，共党及其外卫团体，散放谣言，说我们政府与他要求和谈，以造成社会的疑团，希望和谈的实现。到了他宣传奏效，一般人相信国家非和谈即无出路的时候，他又散放烟幕，说「蒋总统要下野，纔有和谈」了。（注一七） 三、撒谎 对群众的宣传要简单，要反复，才能发生影响。共党的宣传战，更进一步，惯用「假逻辑」，制造一种简单的口号，反复鼓吹，来欺骗群众。即如共党及其外卫团体所宣传的「FG即是法西斯」，就是一个假逻辑（注一八）。事实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反对民主政治的。我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中国为民主国家。所以我们FG，亦反对法西斯。但是共党为了破坏我们剿匪戡乱的政策，乃提出「FG即是法西斯」的口号，使一般人误信共党要民主，要自由，甚至误信他是民主党派，和土地改革派，反而指我们的FG是独裁、是法西斯。（注一九） 四、威胁 我们如对于某一问题，发表意见，提出两个以上的解决方法，这是讨论，而不是宣传。对于群众的宣传，一个问题，只给他一个答案，才能发生影响。共党对于这一要诀，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限。他的宣传，常为狂妄的武断，且带有猛烈的威胁性。他要屈服你的意志时，他就在中外的社会上，发动无数的报刊、无数的会议、无数的讨论、无数的耳语，无形的来攻击你，但在表面上，他好像是劝告你，而实际是威胁你。他一面与你和谈，而另一面对你威胁，这种威胁的宣传战，最显著的实例，就是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间，本党中央在广州时，一般党员几于没有人敢说一句FG的话，而本党中央到后来也就几于完全被他控制。（注二〇）又如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之间，一般政治和社会人士，几于〔第346页〕没有人敢反对和谈，也没有人敢提戡乱动员了。（注二一）由此可见共党的威胁宣传，在社会政治上的影响如何了。（注二二）第五节 矛盾律与否定律的运用
共党的伪装、诈术和宣传战，就是他对辩证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的运用。例如他以政治战术掩蔽其军事战术，以防御的姿态掩蔽其攻击的行动，以及其宣传战乃是诡辩与撒谎，诱惑与威胁的结合，都是基于「矛盾的统一」的原理。又如他以和谈否定敌人对他的战斗，同时又以战斗否定他与敌人的和谈，就是基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总之，共党的宣传战法，不仅是无恶不作，而且是无中生有。尤其是他虚构事实，捏造伪证，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更是他认为宣传的道德。他如以「人」为对象的宣传，乃可使魔鬼变为上帝来造就他，亦可诬上帝为魔鬼来毁灭他。他如以「物」为对象的宣传，乃可使地狱变为天堂来诱惑世人，亦可指天堂成为地狱来恫吓世人。因此更可了解共党的外貌宣传，是与其实际行为完全相反的。最显明的是他自己剥夺民众的自由，而对政府要求一切政治自由。他所侵占的地区以内，完全是黑暗和控制，而对外宣传他政治的民主和光明。他所谓「人民」，就是榨压人民的共党本身。他所谓「解放」，就是奴役。他所谓「和平」，乃是战争的另一方式。他所谓「共存」，就是由他单独统制的变相。所以他所扮演的笑容，亦就是他最狰狞的另一面目。这是我们自由世界，对俄共卑劣的宣传战法，应该彻底认识，而且必须予以随时戳穿和反击，那才可打破他一切宣传的邪恶伎俩，而不〔第347页〕为其挑拨离间的诡谋所乘，亦不为其威胁利诱的诈术所动。这是目前团结FG力量的第一要务。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八节，第九二〇至九二二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节，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四）毛泽东妄以三民主义为其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最低纲领」，而以社会主义为此阶段的「最高纲领」。其实，他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仍为过渡阶段，他要从此过渡到苏维埃的阶段，纔是他所追求的目的。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〇至九三三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五节，第九八七至九八九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十〕共党企图转变我抗日的民族战争为内战，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他利用「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来打击国民政府，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页。 （注十一）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一〇九一页。 （注十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四节，第一〇四五至一〇四八页。 （注十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〇三七至一〇三八页。 （注十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〇五三至一〇五四页。 （注十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 （注十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九八九至九九〇页。 （注十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〇五一至一〇五二页。 〔第348页〕 （注十八）勒朋所著「群众」，英译本，第六六页至六七页：「一连串的逻辑的辩论，是群众根本不能了解的。可以说，他们并不推理；或是说，他们是假推理，他们不受推理的影响。……群众所接受的判断，只是加给他们的判断，而不是他们讨论所达到的判断。」共党使用假逻辑作宣传，即是如此。 （注十九）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第一〇七〇至一〇八三页。 （注二〇）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九二八至九三〇页。 （注二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二节，第一〇二二至第一〇二三页。 （注二二）一九三三年德国宣传专家哈达莫夫斯基所著「宣传与国家机构」，以为「宣传与恐怖不是相反的。事实上，暴力可作为宣传中必要的一部分。暴力的作用，是激起群众的注意，使其受宣传者意志的操纵之闪电式的效力。」纳粹主义的宣传如此，共产主义的宣传更是如此。第八章 和平谈判与停战协议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48页，第349页，第350页，第351页 〔第348页〕 CP在「和平共存」的口号之下，有两种斗争方式，最容易使自由世界认为他真是争取和平，或真是实现和平的途径。第一节 和平谈判
一般人认为和平谈判是从战争转入和平的途径。凡是苏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谈判」的时候，自由世界的人们，立刻认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战争，而愿意和平了。其实共党的「和平谈判」不是和平的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和谈，不是为了达到和平的结果，而是为了达到作战的目的。以中CP〔第349页〕党与我们国民政府历次的和谈为例，和谈的作用有下列的几种： 一、和谈可以延缓我们对他的攻击。如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CP提出「停战议和」，就是缓兵之计。（注一） 二、和谈可以掩蔽CP的武装变乱。如抗战期间，第一次至第三次商谈，即是他武装变乱的烟幕。（注二） 三、和谈可以增强中立主义的声势，而扩张其外卫的后备力量。如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在重庆的和谈，就是这个作用。（注三） 四、和谈可以打击我们的士气。如抗战结束以后之和平商谈及军事调处，即是这个作用。（注四） 五、和谈可以使自由世界发生「两个中国」的印象。（注五） 所以俄共与中共都善于疲劳谈判。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信给他的「同志」说道：「你来信说，你疲于通信和商谈。我完全了解你，但是你必须耐烦。你一旦担任谈判工作，便不许你慌张或失望，否则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注六）他这话，就是布尔雪维克与其它党派商谈方式的教条。由此亦可见俄共与中共的疲劳谈判，也就是他共产集团的一种斗争方式。第二节 停战协议
「喘息战术」是俄共惯用的一种方法，他为了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不只与敌人和平谈判，并可与〔第350页〕敌人签订一个停战协议，甚至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协定。列宁对他的党徒说：「除非我被迫不得已，我并没有意思履行他。」又说：「这个条约是可耻的么？每一个真诚的农工将要说我是对的，因为他懂得和平是集结实力的一个手段。……历史告诉我们说，和平是为了另一战争的喘息，而战争乃是取得一个或者好些或者坏些的和平之方法。」（注七）这是俄共喘息战术的一个最显明的教条。 共党这个战术并不是单纯的防御。共党利用和谈与停战，来整补他的部队，准备下一次攻击，或是为了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分化敌人的同盟者，打击敌人士气，瓦解敌人内部的团结。这都是他和谈与停战的积极作用。 一、CP向我们要求停战，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五年，他从陕北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议和的要求。（注八）二十六年中共的四项诺言，也就是他所签订的停战协议。（注九） 二、CP与我国民政府签订停战协议，最后一次是三十五年一月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与马歇尔特使「三人小组」的协议。（注一〇）CP这次的和平谈判，接受了美国调处而又破坏这个调处，签订了停战协议而又破坏这个协议。他利用这一协议对我政府所加的约束，而他自己不受其中任何条款的一个字句的约束。于是他在政治和军事作战上，处处都能保持其主动，时时都可肆行其攻击。这一实例最足以说明他的「喘息战术」不是单纯的防御，而具有攻击的作用。（注一一） 我们如依辩证法的否定律来判断苏俄及CP的和谈与停战，即可把握其本质。为什么苏俄及CP对〔第351页〕于一个战争，要进行和平商谈，要签订一个停战协议，但是他一面尽管实行和谈而一面仍在进行作战，并且一面签订停战协议而一面随即破坏这停战协议呢？我们要知道，在苏俄及CP的思想上，认为和谈与停战乃是战争的否定，而破坏和谈与停战协议乃是他「否定之否定」。当他的武力战不能制胜的时候，他就否定战争而与其敌人进行和平商谈，甚至签订停战协议。到了他的政治战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动摇了敌人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士气，以至完成了他作战准备的时候，他再否定其和谈与停战，而实行其最后决战，以收获其战果。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第二十三节，第九八五至九八六页；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六节，第一〇一〇至一〇一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〇二五页以下。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九八九至九九〇页。 （注六）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册二四七页。 （注七）列宁「战争与和平」，选集第七册，第三〇一页至三〇二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页至九六五页。 （注十）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〇二五至一〇二六页。 （注十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〇五三至一〇五四页。第九章 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52页，第353页，第354页 〔第352页〕 共党「和平共存」的斗争方式，还有两种，不祇使自由世界误信他是争取和平，并且使自由世界误认他是争取民主。但在实质上，这两者仍然是共党惯用的战术。第一节 合法地位
在自由国家里，如果共党的斗争正在发展，他就要「转变合法为非法」——叛乱。如果他受了政府的打击，而不能不退却，他就要向政府争取合法地位。争取合法地位乃是他的防御战之一种方式。 民国十六年四月，国民政府实行清党。此后CP即成为非法的组织，而他们即在湘赣豫鄂皖等省的山区，以流寇的方式作武装暴动。到了二十三年十月以后，匪军从赣南展转流窜而到陕北，乃于二十五年五月乞降。此后，他每次商谈，必要求合法政党的地位。（注一）我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一面收编匪军，一面以政治方法解决共党的问题。其解决的方针，就是容许共党参加对日抗战，至于其政党的合法地位，要到宪政时期，依宪法办理。 为什么我们不许他享有政党的合法地位呢？因为CP惯用的伎俩，就是他利用其合法地位，在群众中发展组织，并准备武装暴动的各种条件，一有机会，就乘机而起。所以争取合法地位，乃是他防御战的一种方式，而随时准备着转守为攻。我们要防范他利用合法地位而实施其非法活动，亦就是要制止他〔第353页〕「转变合法为非法」的狡计，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给他以合法地位。第二节 议会政治
马克斯主义是反对议会政治的。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更确定「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革命唯一的政权形式。列宁说：「所谓专政的科学定义，就是直接基于暴力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绝对不受任何规程的限制。」（注二）这种暴力政权，当然是与议会政治和法治主义完全相反的。 但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共党并不是不参加议会。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说道：「布尔雪维克参加过最反动的国会。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参加，对于布尔雪维克准备第二次革命（指十月革命）不但是有益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共党参加议会，不是赞成议会政治，而是为了破坏议会。列宁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参加国会，不但无害于无产阶级，而且使我们更容易向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国会必须解散。」（注三） 在抗战时期，CP参加国民参政会。（注四）他的参加，并不是他赞成议会政治，而是他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当做政治作战的场所，而他最后的手段，乃是退席和拒绝出席，来抵制国民参政会不利于他的决议。这就是他参加议会而破坏议会的一种战术。（注五）到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大会开会，CP拒绝推选代表出席，企图阻止大会，破坏政府威信。他这一着没有成功，就公然发动全面武装叛变。（注六） 〔第354页〕 共党为了准备其非法叛乱而争取合法地位，并且为了破坏议会政治而参加议会活动，他这种斗争方式，如依辩证法来分析，也不过是矛盾律与质变律的运用而已。共党认为每一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而当其矛盾发展而由量变质的时候，这个事物必然转变为其相反的事物。所以他争取合法地位，是为了破坏法律，而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叛乱；他参加议会就是为了破坏议会，而转变民主政治为独裁专制。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第九八五页；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页，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册第四四一页。 （注三）列宁「左倾幼稚病」，选集第十册，第一〇一页及一〇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第一〇四三至一〇四五页。第十章 联合政府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54页，第355页，第356页，第357页 〔第354页〕 前面所说共党在其国内所施展的一切政治战术，都是为了他最后决战，来夺取政权。现在要说明共党和平共存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其最后的一步就是他所谓「联合政府」。 民主国家的一般人士误认共党所主张的「联合政府」，就是议会中两个以上政党联合起来，组织内阁。这联合内阁，或是网罗议会中所有的党派而成为举国一致的政府，或是联合其议会中的几个政党而取得议会中多数的支持。民主国家在紧急危难时期或是对外战争时期，往往成立这种联合政府，来克服〔第355页〕国难，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是共党他的所谓「联合政府」，乃是一个政治口号和一种渗透与颠覆的政治战术，而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采取的联合政府的精神。他这种战术是从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所采取的「两重政权」的战术，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这样「联合政府」，亦是国际共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主要战术之一。 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把这个战术应用于我们中国，演成了「联合战线」和「联合政府」口号的政治斗争方式。分析说明如下： 一、民国十三年，共产份子加入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形式上是采取其所谓「联合战线」，而在实质上，他的企图是要在「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中，煽起工人和农民暴动，来打倒本党，而制造其所谓苏维埃政权。（注一）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党制造中山舰事件，就是要实行政变，达到其组织苏维埃的目的。但是他这一企图是失败了。（注二） 二、民国十六年，斯大林指使共党，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要把武汉左派的政权转移到共党的手里，而后组织其所谓苏维埃。但是他这一企图又因武汉实行「分共」而失败了。（注三） 三、民国二十四年以后，中共奉行其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在抗战期间，始终以「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为其政治主张。（注四）但是他直到三十三年十一月，纔正式向我政府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我政府拒绝了他这一要求。（注五） 〔第356页〕 四、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伊宁事变之中，叛党向新疆省政府要求和平解决。新疆省政府为了和平解决事变，乃容纳伊犁叛党首领，并且任其为副主席。这可以说是斯大林在第二次大战最后阶段重新提出的两重政权战术的一个公式，在中国境内新疆省首先应用，亦就是他在东欧附庸国家所设立的「联合政府」的一个典型。（注六） 五、民国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所协议的国民政府改组案，就是要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注七）后来因为中共和民主同盟要求其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保持否决权，而为其它各党派所反对，（注八）并且他共党屡次拒绝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企图阻止国民大会的召开。（注九）直到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三十六年元旦，由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乃与制宪各政党组织联合政府，但没有共党在内。于是共党以「联合政府」的方式而实行渗透颠覆的企图，亦终于失败。（注一〇） 两重政权的战术乃是共党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质变律和否定律的综合运用。列宁与斯大林虽同样运用这一战术，但列宁所运用的力量是群众暴动，而斯大林所运用的力量是组织武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有「工农兵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并存的事实」，列宁的两重政权战术就是利用这一事实，促使两者的分裂和斗争，而以苏维埃的群众暴动来打倒临时政府，取得政权。到了第二次大战结束期间，斯大林却是定下一个「联合政府」公式，指使中共及东欧各国共党，来制造政变。第一步由共党要求参加政府，第二步由他利用其政府机关的掩护，制造和发展其反政府的组织武器，第三步再来实行政变。可是我们对〔第357页〕于斯大林这一公式，是看得特别清楚的。因为他这一公式是从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之间，中共在我们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斗争经验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政府也就依据这同一时期的痛苦经验，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中共乃又采取暴力决战的方式来发动全面叛乱了。（注一一）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〇至九三三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九至九八二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五节，第一〇二六至一〇二九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一〇三九至一〇四〇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第一〇四三至一〇四五页。 （注一〇）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〇五一至一〇五二页。 （注一一）关于CP的暴力决战，参看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一〇九一至一〇九四页。第一章 绪论——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版面原件：第13页－第18页 〔第13页〕 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距美国独立宣言之后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开始宣传其革命主义。至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创立其革命总部——兴中会于檀香山，成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就揭橥其推翻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的君主政体的主张。惟其当时的号召，虽为推翻满清专制，而其最后的目的则在使中国自列强侵略下获得解放，并使中国步入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革命成功以后，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遂相继而起，许多君主专制政治支配下的欧美各国，乃建立了民主政体，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若干曾为欧洲殖民地和保护国的亚非民族，亦获得了独立自由，其间两个主要的革命潮流，一个就是个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断争取，另一则为民族意识之逐渐觉醒，最后形成民族主义的怒潮，尤以在亚洲国家最为显著。〔第14页〕 故美国革命之成功，乃为全世界被统治的民众，及其各民族，要求独立自由的愿望，实创一历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国父孙先生正当此中国海禁初开，中西文化接触的时期，乃潜心中国典籍，复深受西方教育，故能从现代的革命潮流，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更从中国的政治哲学，来评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其具体的一例，就是他汇合中国古来的考试和监察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主义于五权宪法的理论之中。更显明的一点，就是他所手创的三民主义完全符合美国林肯总统所称「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以为建立其中华民国的惟一蓝图。故其政治思想，无疑的是受美国独立及法国革命的理想之影响。 一九一一年， 国父孙先生领导其革命党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断奋斗，在其革命运动十次失败之后，卒为中国人民建立了共和政体，就是产生了中华民国。惟在其革命政权初建，而基础尚未巩固之时，帝制余孽袁世凯乃凭借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结帝国主义，颠覆中华民国，恢复君主政体。于是国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体，因此而遭受其第一次的失败，这一帝制虽不久即归幻灭，惟北洋军阀割据纷争，使国家终陷入于混乱和破碎的状态，而 国父所手创的中华民国亦等于名存而实亡。 国父孙先生为尽其革命建国的责任，乃继续奋斗，致力于国民革命，直至民国六年，始以广州为基地，准备北伐，以期削平军阀，再造共和，恢复其国家独立与自由。当时西方国家与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不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积极援助军阀，以阻挠国民革命之进行。故此十年之中， 孙先生为了革命建国的事业而寻求外援，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第15页〕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在俄国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新政体，并且使欧亚两洲人文主义的文化，都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共产制度的思想，创始于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宁的手上，更有其显著的发展。列宁推翻临时政府而建立其苏维埃组织，在理论上自称其为「转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且宣传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大多数民众的解放」，好像布尔雪维克是世界上最前进的革命政党，而共产主义，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上，马克斯主义乃是法国革命中的一种反革命的运动，亦就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列宁所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后继者所谓「人民民主」的极权主义政体，自是师承马克斯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马克斯主义在俄国渗入了大斯拉夫主义及沙皇专制主义的特征，倘如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苏俄和中共所谓苏维埃制度的残暴行为，亦必将大为惊诧。 苏俄共产主义诱惑群众的宣传，就是使他们误信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为达到其乌托邦的惟一快捷方式，他为了世界革命，认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要他们的理想能够实现，即可为整个人类创造永久的理想国家。当时俄国革命对亚洲的民族运动，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因为一百余年来，西方殖民地主义的统治，在亚洲激起一般民众极端的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这一情势，对这些国家，施展其渗透和颠覆的阴谋，而推行其从亚洲向欧洲迂回的世界革命计划。 当时中国在列强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之下，沦为次殖民地国家。俄共认为这是他在东方散播共产主〔第16页〕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齐釆林报告，和民国八年加拉罕宣言，声明苏俄准备放弃其在华特权，立即引起中国人民之向往，并博得其空前的好感。于是苏俄一面派遣外交使节，与北平政府开始谈判；一面派遣其国际共党党员与我 国父孙先生联系。但在此必须注意的，就是苏俄同时更在另一方面进行组织其共产国际支部之中国共产党，并供给其财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导和操纵。 民国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孙先生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孙先生手订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国家统一的事业。俄共更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服从我 国父孙先生的领导，从事国民革命。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从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的联俄容共，至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的全面清党及国民政府对俄绝交。这一次尝试，就很快的归于失败。然而此后我们中国国民政府又经过了第二和第三次与苏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时期。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一年中苏复交，及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对日抗战发生，中共的乞降投诚，至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与五次和谈。第三次是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由中苏条约，政治协商，经共匪全面的叛乱，乃至大陆关入铁幕。而中共毛泽东在苏俄卵翼之下，凭借其武装暴力，来破坏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要骑在我全国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极权主义的统治。这不啻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为我们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时袁世凯挟帝国主义以击败 孙先〔第17页〕生所领导的革命新兴势力，而后帝制自为的历史重演，而其卖国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残暴方法，更不是北洋军阀所能企及。这就是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后结果。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第二次失败的惟一原因。 关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败之后，仍不得不与俄共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再作两度「和平共存」的试验之环境，及其经过之事实，我深觉其有向我全国国民和世界各国举实相告的责任。大家应特加注意的一点，就是在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们政府的决策往往对于国内和国际上各种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虑，而受其牵制，所以我们反共斗争的行动，亦就不能不经由曲折迂回的路线，以至于中途遭受挫折。 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们中国可说是世界上领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经历最久的国家，然而事势的演变与环境的压迫，使我们本党和政府虽看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仍不能不再三堕入侵略者的诡计。我们纵能确立坚决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与国际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而终于失败。所以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遍洒?我们爱国军民的鲜血和反共斗士的热泪。在另一方面，我在这反共斗争的经历之中，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本于 国父的遗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〇八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以及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广州参加革命政府，以至于今日，始终自矢为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而且确信中国全体同胞，对于革命建国的途径，亦惟有始终遵循着 国父所手创的〔第18页〕三民主义，乃为自救与救国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产、反奴役的斗争时期，更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我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的目标。 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如其能唤起我全国同胞以及自由世界爱护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认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对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与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过是要你单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让他俄共独自生存，并听其第五纵队自由发展，而最后任其从外部来武装征服，或从内部来「和平转变」之一个简单符号。他这个「和平共存」的符号，换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后统制世界，奴役人类的一个代名词而已。故本着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版面原件：第18页－第55页 〔第18页〕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时期（民国十三至十六年）
〔第19页〕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注一）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第一个典型的附庸。 如果不是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注二）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党，（注三）使中国的统一与独立，在我们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完成，那我中华民国早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布尔雪维克的试验场和苏俄的附庸国，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这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和四亿五千万人民，为其世界革命战争取之不竭、雄厚无比的基地与资源，向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战了。 今日世人谁都认识俄共侵华的结果，造成了今日世界这样的危机。而且谁亦了解唯有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纔对于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贡献。我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从「联俄容共」到「全面清党」与「对俄绝交」（注四）的历史，在今日应当重新估定其在亚洲反共史上的意义及其对自由世界所发生的影响。 （注一） 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五章中说：「吾国俗呼养子为螟蛉，盖有取于蜾蠃变螟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为『螟蛉』云。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蠃螟蛉蔽而〔第20页〕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蠃则生卵于螟蛉之体中；及蜾蠃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蠃之子也，是蜾蠃并未想变螟蛉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为己子之粮耳。所谓蔽而殪之者，即蜾蠃之蔽螟蛉于泥窝之中，并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于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却知觉，毫无自动能力，即使之活而不动，而暂保其躯体，不使腐烂。否则，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腐烂，不适于为粮矣。若其活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故蜾蠃者，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于螟蛉，而为将来适于其己子之食粮而已。」
（注二）本章第十三节，第九三〇至九三三页。 （注三）本章第十四节，第九三四至九三七页。 （注四）本章第十七节，第九四三页。第二节 中国的革命建国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〇至五〇），西欧的列强从海上叩中国的门户，帝俄亦从陆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东北。他们在中国取得租借地和租界为根据地，以领事裁判权与协议关税为保障，以铁路建筑及管理权，与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为线路，向内地伸张其经济政治的影响。一八九五年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计划如果实行，帝俄将取得中国黄河以北将近全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到了一九〇〇年，美国反对中国的瓜分，并提倡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在名义上乃得保持其独立而不亡。但是帝俄与日本对我们从东北〔第21页〕到西北的广大区域，仍不放松其领土要求。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以后，战败的帝俄乃与日本成立谅解，在这区域内划分其势力范围。 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倡导国民革命，其目的要从列强殖民地主义的压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建设独立自由的国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役，推翻了满清专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当时，革命建国的运动仍然没有完全成功。帝制余孽、北洋军阀——以袁世凯为首，凭借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专以恢复帝制、推翻民国为谋。尤以日本军阀从中鼓动各省地方军阀，割据自雄，以逞其干涉内政，宰割中国的野心。因而中华民国主权行政不能保持其完整，现代工业不能发达，而农业手工业趋于衰落。所谓民主政治者，不过是政客豪绅争权夺利的口实，一般民众的自由没有保障，生活益趋贫困。 民国三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主战场，西方各国与帝俄都卷入战争漩涡，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一时减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信心是逐渐恢复了，新工业乃有长足的进步，国民经济亦有显著的发展。这是我们国民革命发展的契机。那时中国国民党虽然没有什么革命的武力，也没有得到什么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其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却深植于全国国民的心中，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普遍而激剧的影响。第三节 中俄和平共存开始之前，苏俄对华第一次友好宣言
〔第22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接近中国西北边境的俄罗斯帝国内部发生了革命。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领导布尔雪维克政变的成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标榜，马克斯共产主义的号召，使世界为之震惊。 大战结束之后，西欧列强都转向中国，企图恢复他们的特权。苏维埃俄国却单独对中国作友好的表示。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釆林（Ｇ·Ｖ·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Ｌｅｏ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釆林这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它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 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他这一个宣言真是使中国全体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百年来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苏维埃俄国是首先自动撤废了，故其对中国影响之大，而其所收获之富，亦是史无前例的。但在实际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三月才到达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才派越飞（ＡｄｏｌｆＪｏｆｆｅ）来和北京政府谈判。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第23页〕，再派加拉罕来继续谈判。他们在谈判中间，屡次食言翻案，最显著的一着，就是否认宣言中关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的一段。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才得签订。 这一长期谈判所达到的中俄条约，从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来看，就是苏俄与我国「和平共存」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第一个根据。第四节 共产国际制造中国支部
莫斯科的对华外交计划是两面的。在一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到中国来组织其中国支部之中国共产党。苏俄对中国的交涉，虽极尽其反复之能事，但是中国国民心理从苏俄笑脸外交所得的印象，却被共产国际利用，来推销他共产主义，制造中国共产党。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春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长胡定斯基（即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到中国来，与李大钊及陈独秀等筹备中国共产党。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莫斯科再派荷兰人马林（Ｍａｒｉｎｇ又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来参加指导。这就是今日苏俄帝国主义者侵华工具中共匪党的起源。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结合，接受马克斯的教条，具有亲俄的感情，向劳工运动发展其组织。但是莫斯科并不听任中共自然发展，还要继续加工，揉造其为阴谋暴动的间谍集团。第五节 中共的「联合战线」
〔第24页〕早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宁亡命在布鲁塞尔。当时社会主义的「人民报」发表我们 国父孙先生宣示「中国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国目标之论文。列宁乃在「火星报」发表其「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论文，把国民革命比之于俄国民粹主义，并且说这是「亚洲的资产阶级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到了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订定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其第八条指使各国共党「从殖民地驱逐帝国主义」，并且「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煽动其武装部队，反对其对殖民地的压迫」。同时，列宁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规定了共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策略。于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更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目标。 民国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在他的宣言里，有如下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第25页〕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说，中共目前与国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战线，并且使他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共必须保持独立组织，不做国民党的附属品，并且防制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中，以「农民革命」来造成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注）列宁「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选集（英文本）第四册，三〇七页。第六节 国父联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为了进行这一秘密计划，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马林特到桂林谒见 国父，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 马林为了取得 国父的同意，向 国父陈述苏俄并不实行共产主义，而改取新经济政策。当时国父致廖仲恺等的电报说道：「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 到了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 国父离粤赴沪。十二月，越飞到上海谒见 国父，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条〔第26页〕就是 国父联俄政策的根据，其条文如下：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急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及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国父与马林谈话后致廖仲恺的电报，和他与越飞共同宣言，对于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显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国父认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二、中国最急要的问题是民国统一的成功及国家完全独立的获得。苏俄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乃对于此项大事业的援助。中国国民党与俄共合作，也就是为了此项大事业的成功。 孙文越飞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国共和平合作的根据。在这个宣言发表以前， 国父本已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准备改组本党。其时滇湘粤桂诸军，奉命进讨陈炯明，占领广州以后，乃恭迎 国父回粤，复行大元帅职务。 国父回到广州，在内即遭沈鸿英的通敌叛乱，而陈炯明又退踞东江，负嵎顽抗。尤其是外受西文殖民主义的压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实行。而党的组织亦益形涣散，虽有三十万党员散布全国，而有志者人自为战，不肖者挂名投机，革命建国事业更是无由着手；因而实行改组本党，并派我到俄国去考察俄国革命后的党务与政治军事的组织，以资参考。〔第27页〕第七节 我的游俄观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 国父。这时候， 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 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与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第28页〕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第29页〕诚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 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〇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它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 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 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釆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斯大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第30页〕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至于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而言，本团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份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杷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后，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为借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 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第31页〕。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西泽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 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至于当时革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只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乃为英法旧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里集结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里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家可觅。适于此时，俄国共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扶助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于他的援助，自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致疑。 国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第32页〕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 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但是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当年四月，复感于 国父函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复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我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第八节 李大钊的声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发表之后，共党份子首先加入国民党的就是李大钊。（注）其后共党份子纷纷入党。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制定党章，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与严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之中，就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等共党份子在内。在大会中，方瑞麟、江伟藩、黄季陆等提议，在党〔第33页〕章中加一条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乃代表本党内的共党份子，提出「申明书」，陈述他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其中说道：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 「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光是革命党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第34页〕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李大钊的声明好像是很坦白的。这是因为共党份子要加入本党，就不能不接受 国父所确定的条件和范围。这容共的条件和范围，是 国父对莫斯科历次派来的代表胡定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等郑重而周密的商讨，而确定下来的。李大钊的意见，不过是公开加以申述。但是他这一笑脸迎人的申明书，而又添上了以下的最后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党以公开的「跨党」为名，而为其它日颠覆本党的阴谋之伏笔。他说： 「我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加入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本党对于跨党分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于是共党以党团的组织与活动，来把持、操纵、分化和破坏，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注）李大钊，字守常，民国七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为陈独秀。民国八年冬，陈为北京政府所不容，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来北京，与李接洽，并由李介绍到上海与陈商谈，筹组中国共产党〔第35页〕。共党成立之后，陈为其中央书记，并负南方党务的责任，李负北方党务的责任。第九节 国父对共产主义的驳斥与三民主义的阐明及其建国大纲的颁布
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国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讲三民主义。自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学演讲一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各讲六次，民生主义只讲了四次，没有全部讲完，即往韶关督师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师，随即北上。 国父在演讲中，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共党份子对民生主义的曲解。他演讲民生主义的时候，第一讲就驳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认为历史的重心不是物质而是生存。他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都有贡献于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于大多数人的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主张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用和平方法，而不可使用阶级斗争与群众暴力。 因为要预防共党使用其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国父又于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发布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并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申述其确定三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影响及于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第36页〕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踰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后秩然不紊者也。」 建国大纲可以说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宪章。我们遵循这一宪章所规定的程序，以武力扫除革命的障碍，而以和平建设的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预防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方略和建国程序，不仅与共产主义没有相同之处，并且是国民革命过程中防制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 国父对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许任何人曲解的，而且其对于共党将来阻碍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不加考虑而预为设法防制的。所以我个人服膺 国父的教诲，始终相信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没有马克斯主义和俄国布尔雪维克的成分在内。第十节 共党颠覆工作的开始
本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分设八部，即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妇女部、海外部，后来又增加商民部与实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各部负责人选的时候，共党份子最注重组织、工人和农民三部，但他们为了避免本党党员的怀疑，竭力隐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谭平山为组织部秘书，冯菊坡为工人部秘书，林祖涵为农民部秘书，而不愿居任何部长名义。 当时八部之中， 国父本拟以共党份子一人林祖涵为农民部长，其它七部皆由本党老党员担任，并以廖仲恺为组织部长。后因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的党员担任其指导者为宜，故廖仲恺自〔第37页〕愿担任工人部长，而由他转推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因为谭原是本党党员，当民国九年共党组织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参加共党的。廖先生认为谭担任这一职务，必能忠于本党，为三民主义来工作。殊不知谭任组织部长以后，他就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马克斯主义者，于是组织部就在其共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共党的渗透工作了。 廖仲恺先生担任工人部长之后，以其兼职很多，部务皆交秘书冯菊坡办理。冯是共产份子，于是各地工会和总工会就多被共党份子操纵。 林祖涵任农民部长以后，推荐其共党分子彭湃为秘书。他自己乃辞去部长职务，以分散本党党员的注意。其后部长屡次更易，但部务始终由彭湃把持。其所设农民讲习所，皆由共党份子包办，录取的学生，都是共产派及其外卫分子。各地农民协会和「农团军」都亦为共产派操纵。 共党以「向导」周刊为其机关报，并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斯主义。一方面更渗透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共党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阶级斗争思想来曲解三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三民主义，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党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国父当时致力于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党，并鼓励其参加基层工作。即如广州市党部，就是本党的忠实分子所组成；又如广州机器工会始终是在本党的领导之下而共党无法渗透的。其它各省市的知识青年和各界民众相率集结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其所组成的党部，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究竟〔第38页〕不是共党分子所能完全操纵和把持的。 共党分子对于本党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党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党党员受了共党跨党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党分子才能乘机把持本党的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后，赤色气焰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第十一节 本党对中共的弹劾与国父的指示
十三年三月共党所刊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刊载其「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接受共党的指示，教育他的团员在国民党中进行组织和工作的方法，并明白规定：「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共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并且在此以前，共党早已指示他的团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于是广州市党部于六月一日，向中央党部提出跨党分子破坏本党组织的检举案。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亦于六月十八日，根据共党阴谋文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谴责跨党分子的弹劾案。他们郑重说明弹劾的主旨，不是反对共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之个人，完全是为本党的生存发展起见，认为不宜党中有党〔第39页〕，并且他们既有党团作用，即不忠于本党，而其行为又与李大钊申明书所表明的跨党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请从速处分。 国父当时曾对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明白指示说：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他们首先认为俄国革命政权，必须西欧工业国家的社会革命成功，才能巩固，后来他们认为东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对于中国，要帮助我们的民族革命，因而与本党合作。 国父看到了这一层，又在民国十年与十一年间，听到了马林和越飞等国际共产党人的话，相信他们要帮助中国国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所以才定下联俄容共的政策。故本党是以国民革命独立自主的立场，与俄合作互助而联俄，更不因为联俄而对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国父又对邓泽如等最后指示，说：「如果中共分子借本党的名义来推行其共产主义，从事阶级斗争，来破坏国民革命，本党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陈独秀想要破坏本党的组织，本党也不难加以制裁，而弃绝他于国民革命阵营之外。」这就是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们必须明白指出的，就是 国父的联俄政策，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不是认为共产主义可行于中国，更不应该为了联俄而受共党的要挟，或对共党有所姑息。所以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这一弹劾案之决议如下： 「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第40页〕第十二节 国父北上及逝世以后
如果 国父亲手领导革命的时间，能再延长五年至十年，同时本党的领导干部，能深切体会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对马克斯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训示和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北伐不会受到共党分子的阻挠，北伐时期国民革命阵营也不至发生分裂。不幸我们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不过一年， 国父离粤北上，随即在北京逝世。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国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开国民会议」的两大主张，唤起全国国民的觉悟，指出了唯有与国民结合的革命武力，才能永绝与帝国主义结合的军阀，达到中国独立自由和统一的目的。 国父本于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的宗旨，而直达北方军阀势力范围的中心之北平，这一刚毅果决的行动必将为全国国民所拥护，亦将为北方军阀所嫉忌。本党的一般党员都认为此行危险，且力加阻止。但是 国父仍于十二日起程，船经黄埔， 国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视军校，并到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第一期学生的筑城工事。他回来的时候，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我看见了这个学校的精神，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就是死了也可安心。」 在 国父起程之前，鲍罗廷（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ｏｒｏｄｉｎ）传达莫斯科邀请 国父访俄的表示。 国父问我的意见，我力加反对，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而与俄合作； 国父此〔第41页〕时访俄，将使共党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的耳目，更使我们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此后 国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访俄的计划了。 国父北上之后，共党分化本党的阴谋活动，益加积极。他们分化军校学生，并进而夺取军校的企图，更是显明。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分子发起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军校及其它部队中的跨党分子，甚至散布谣言，说我本人也加入了共党组织，来诱惑军校学生向他投靠。军校学生及部队中忠于三民主义及本党之官生，不堪其组织的压迫，于是陈诚等乃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广州，又发现滇桂军勾结北方军阀，以反对本党联俄容共为名，乘我党军未回广州以前，积极图谋叛乱。我乃再往潮梅，亲率党军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变，卒于六月十三日收复广州。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其时本党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第42页〕 共党这时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终受其煽惑，并在共产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于是共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于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第十三节 中山舰事变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残部负嵎东江，重起叛乱，我率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广东既告统一，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 东江战事初告结束，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对我诬蔑中伤。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后，汪兆铭对于北伐，均表示赞成，鲍罗廷亦未表示异议。惟开会后，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最后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划。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于是本党处境的阽危，已到了极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消极的引退以放弃革命的责任？还是积极的冲破难关，完成 国父北伐的志事，以报党国？忧思不能自决〔第43页〕。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九日复呈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等职。汪兆铭对我的辞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发者半月之久。我乃于二月二十七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李山嘉回俄。三月八日，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之所在。于是共党与季山嘉更肆无忌惮，明指我为背叛革命的新军阀。到了三月十四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辞呈，而间接的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 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第44页〕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于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注）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二十二日，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代表为了这一事件来见。他问我：「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我答以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汪兆铭的意见，决议令俄顾问季山嘉等离粤回俄。但是会后，汪即称病，迁居就医，并致函中央监察委员张人杰，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离粤，赴法养病。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于五月十五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这办法一共八点：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 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第45页〕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它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恪守 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所以我们的会商能够达到这八点的协议。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注）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广州的总工会发起对香港的罢工，乃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原由廖仲恺领导，而实际上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纠察队且持有枪械。共党认为这一罢工委员会，等于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的「工农兵苏维埃」，并认为这一工人纠察队等于俄国当时的「赤卫军」。共党把这种组织当做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第十四节 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这时候北洋军阀的势力：吴佩孚所部号称二十五万人，据有河南湖北，远及湖南四川贵州，并结纳〔第46页〕两广残余部队。孙传芳亦拥二十万众，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张作霖所部及依附奉军之直军鲁军，合计不下五十万人，据有东北、热河、察哈尔，及河北、山东诸省。国民政府既已统一两广，克期北伐，于是吴张妥协，共谋对付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孙虽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其实他与直鲁军仍是彼此呼应，反抗我们北伐的。我国民革命军无论兵力或财力，都远不如北洋军阀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务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 民国十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北伐军动员令。国民革命军的部署，是以第三军集中茶陵，第四军集中攸县，第五军集中桂阳，第六军集中安仁，第七军集中永丰，第八军集中衡山，而以第一军主力集中衡阳为各军的策应。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肃清湖南省境内的敌军，以便会师武汉。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表宣言，指出「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号召全国军人，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并要求全国人民，共负国民革命的责任。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克复长沙。于是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前进。中央军为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以武汉及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右翼军为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和独立第一师，由我亲自督师，以南昌及九江为作战目标。另以第一军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转进，再会合右翼军而以上海南京为作战目标。左翼军为第九军和第十军，以荆沙为作战目标。十月十日，中央军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军克复南昌。国民革命军声势之盛，进展之速，不仅使北洋军阀为之胆慑，亦且使世界为之震惊。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第47页〕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做他「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谓「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农民革命合而为一。」具体的说，就是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Ｍ?Ｎ?Ｒｏｙ）和谭平山来到中国。 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右翼军克复南昌时，我在前线督师，当即进驻南昌，策定讨伐孙传芳的计划。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戡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份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到了十六年三月，三中全会开会，我更向全会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表明我开诚布公，促成团结的〔第48页〕诚意。 三中全会之后，共产派更加猖獗。武汉「中央」在共党操纵之下，破坏二中全会「中央各部部长不得任用跨党分子」之规定，对于二次全会决定「共党交出跨党分子名册」，及「组织两党联席会议」等条款，都一笔勾销，似乎根本没有这一回事。我们至此更加认识，无论与中共或俄共签订什么协议，都是等于废纸，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当时本党在武汉的工运和农运的机关，全被跨党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变本加厉。于是武汉的总工会，和各地的农民协会，拥有武装，到处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业与乡村的农业，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胁之下，亦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而且对于江西浙江作战的部队，扣发饷械。右翼军要从长江上游调遣部队到江浙增援作战，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转战东南的国民革命军于绝境。但是我国民革命军右翼军，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奋勇迈进，克期完成其所负以上海南京为目标的作战任务。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南京市内忽发生军人侵入英美领事馆，杀害馆员，同时又有侵入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之事。当北伐军事开始之时，我以总司令名义于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对外宣言」，剀切声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统一中国，实为完成世界和平。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所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无论到了长沙、汉口，或是九江、杭州，从来没有违令杀害外人的行为。现在南京竟发生这种暴行，显然是〔第49页〕部队中的共党分子，制造事变，企图激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的直接冲突。 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上海本党所领导的劳工群众实行总罢工以为响应。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冲突。正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我即于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亲自镇摄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免为武汉之续。四月十二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于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吴敬恒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革命，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尔雪维克做试验场，更没有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党中央常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秉承 国父的遗志，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第50页〕第十五节 武汉左派的悲剧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中国问题决议案」原是斯大林的作品。斯大林对于武汉政权的构想，就是要组织其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它被剥削阶级的民主独裁制」，简单的说，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就是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接?在中国制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蓝本。 民国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产国际以本党国民革命形势，北伐进展之速，实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仅利用武汉左派的组织，和联席会议的名义，决不能与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达成其毁灭本党、阻碍北伐之目的。此时他唯有力促汪兆铭由法经莫斯科回国。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这一宣言显然就是斯大林的决策之重申。于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再容忍俄党的渗透和劫持，更不能听任赤祸的蔓延和持续，而毅然决然清党了。 此时莫斯科共产国际之内，托洛斯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左派」组织，以组织苏维埃。斯大林为了打击他的政敌托洛斯基，仍坚持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国组织苏维埃的时机未熟。他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就是斯大林在他〔第51页〕党争的气氛中强制作成的。 武汉以汪兆铭为首的「左派」中央党部及其政府，其会议完全受共党分子的劫持，其民众运动的部门亦都由共党及其同路人任首长。例如农民部长就是谭平山。他执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决议和指示。驻在两湖的国民革命军，其各级政治部大抵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各军之间，更饱受共党的挑拨离间，彼此意见无法融和。但是共党虽操纵着武汉政权，而莫斯科的党争，鲍罗廷与罗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内部的争议，又形成一团混乱。 实际上，两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党的恐怖政治和社会斗争，更不能忍受其「现金集中」与「粮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之后，各地农民蜂起反抗共党的操纵和控制。这些农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革命」的引诱而欢迎共党的农民。这一事件对于共党的农民运动乃是致命的打击。 武汉的「左派」和中共的内部，到了这时，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关于军事，有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是主张北伐和东征，企图打破武汉的孤立，力谋政治军事局势的扩张；一是主张南下，企图在两湖和两广发展农民革命，以巩固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并对东南采取包围的形势。鲍罗廷与「左派」主张前者，罗易则主张后者。 关于农民运动，他们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为保持国共合作，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一是主张农民的武装革命。鲍罗廷主张前者，罗易主张后者。〔第52页〕 这时候，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是什么呢？（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过火」的行动；（三）清除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军队；（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斯大林的电报是六月一日到达武汉的。鲍罗廷主张不要告知汪兆铭，罗易却拿给汪兆铭看。武汉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们国民革命来达到他赤化中国的目的之阴谋和野心，乃决定分共，而与中共决裂。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的政策，维持两党合作。七月三日，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于是鲍罗廷也就不能不离开武汉，经过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而回俄国。 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ｌｕｃｈｅｒ），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雪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国十四年底，应召回俄，由季山嘉继任其军事顾问团团长，竟演出中山舰事变。民国十五年春夏之间，我要求俄国派他再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与我相处，仍甚融洽。他在无形之中，对鲍罗廷所作所为，流露其深恶痛绝的心境。宁汉分裂时，他由南昌被召赴汉，直到武汉分共，他特来与我作别。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消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第53页〕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辞。后来中俄复交，我屡次要求斯大林派嘉伦来华，任军事顾问，终久未得斯大林的答复。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立法院长孙科赴俄，我托他当面问史，史乃答复说，布鲁辙已因犯日本女间谍之引诱而处决了。第十六节 斯大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动
武汉分共事件迫使斯大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张，就是采取苏维埃路线。他派遣纽曼（ＨｅｉｎｚＮｅｕｍａｎｎ）和罗明纳兹（Ｂｅｓｓｏ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来到中国，传达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会议」就是在纽曼指使之下举行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处处为斯大林作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谭平山的头上，指斥他们是「机会主义」。于是陈独秀丧失了中共「书记长」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为常委，领导共党，转向暴动政策。 斯大林为了准备在俄共十五次会议中打击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制造城市暴动，以图夸张中共的气势，证明他指导的正确，掩饰其消灭「反对派」的暴行。 南昌暴动是由罗明纳兹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本是一土共，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时乃受共党煽动，要抢劫南昌的财富和鎗械，再行拥兵南下，到广州设立「新政府」。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他本人是共党，其部队中的干部亦多为共党分子，此时接受共党的〔第54页〕命令，开到南昌。这两枝军队乘第三军和第九军分防各地，南昌守军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三十一日的暴动。从夜间起，匪军劫掠中央银行，并搜刮商店，拘捕国民党员。八月一日，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者，发出布告，其主席团列名者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但是不过四天，张发奎即与朱总指挥培德会同围剿匪军。所谓「革命委员会」内部又发生争执，谭平山等主张南退广州，叶挺坚持退往汕头，匪军到汕头，肆行烧杀劫掠之后，乃窜入海陆丰一带，与澎湃的土共会合，建立苏维埃。 「八七会议」之后，共党指派毛泽东到长沙组织暴动。其目的在利用共党「土地革命」的残余基础上，建立工农军，组织苏维埃。但是事实上，城市工人暴动绝不可能；在乡村里，除了零星的烧杀劫掠外，毫无成就。所谓「秋收暴动」完全失败。毛泽东与少数匪徒窜到湘赣边界上的井岗山落草。 南昌暴动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它都市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并由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执行的。这所谓「教导团」，就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训练所的学生改组，其中不少共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子。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军长李福林军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区，第四军薛岳亦赶回广州，而广州机器工会工人亦组织敢死队，参加作战，这一叛乱遂告消灭。〔第55页〕第十七节 对俄绝交——和平共存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 关于对俄绝交一事，我曾对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京沪记者高桥发表谈话，其中说道： 「吾人之对俄绝交，仅与俄国共产党政府断绝关系，而于中俄两国人民间之感情上并无变动。 「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 中国国民党为保持国家主权与自卫计，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计，为实现三民主义计，且为东亚和平计，出于断然之手段，自是当然之举。」 中俄两国的关系至此遂告断绝。五年来共产国际指使其中国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以图接近群众，煽起斗争，颠覆本党，然后他再假借三民主义的旗帜，由他来领导北伐，独占中国，这一野心企图，是失败了。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迟延了二十三年。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版面原件：第56页－第114页 〔第56页〕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个时期
（民国二十一至三十四年） 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在广州的制共定乱，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党，对中共颠覆本党，假借国民革命来赤化中国之阴谋与暴行，予以致命的打击。中共此后的苏维埃路线，至民国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于是他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指使之下，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采取中立战术，先求政治解围，再图武装发展，使其死灰得以复燃，更企图在我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以散播失败主义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达到莫斯科独占中国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对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号，及其对民主各国所用的政治攻势和中立战术，都是以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对我国民政府所用的方法为蓝图，因此我认为这一段历史事实，在今日尤有重加检讨的必要。第二节 中东路事变与李立三路线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正是斯大林于击败托洛斯基「左派」之后，转向布哈林「右派」斗争。为了进攻「右派」，斯大林的政策转向左倾。在他这左倾的动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继续其过去已告失败的暴动政策，并且更加激化。大会决议案以「推翻国民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第57页〕李立三路线」的根据。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军队侵入我东北之满洲里与海拉尔，压迫东北地方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订立伯力协定。苏俄承袭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对中共加紧鞭策，要他们承认「革命高潮是到来了」，要他们配合城市暴动与农村暴动，「夺取几个政治和工业的中心」，「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匪区内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组织叫做苏维埃，其土地政策由农民平分土地转向农奴式的「集体农场」。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匪军乘我们中央讨伐西北叛军的时机，乃侵入长沙，并企图进攻武汉。莫斯科共产国际兴高釆烈，炫耀其「工农兵联合行动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匪军被我们当地的部队进剿不支，乃于八月三日从长沙溃退，同时他进攻武汉的企图也化为乌有了。 李立三执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胜利了，那就是斯大林的成就。现在是失败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恶。于是这年九月以后，中共的党乃转入米夫（ＰａｖｅｌＭｉｆ）所领导的留俄的国际派之手。第三节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
民国十六年，中共「八七会议」的指导者纽曼，亦名纽堡，乃是苏俄的暴动专家。中共在当时的南昌暴动、汕头暴动和广州暴动，都是采用他俄共暴动的理论和方式来实施的。十七年以后，纽堡的「武装暴动」（ＡＮｅｕｂｅｒｇ，ＴｈｅＡｒｍｅｄＵｐｒｉｓｉｎｇ）乃成为中共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的教程。从我政府所〔第58页〕搜获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各地组织「行动委员会」煽动群众、实行武装暴动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据这个教程为其组织与行动的准则。 当时共匪对于城市，组织「赤色工会」为工人的基本组织。一方面在总工会之下，组织各种产业「同盟罢工行动委员会」，发动总同盟的政治罢工；另一方面，组织赤色先锋队，使其党员受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暴动。对于农村，仿效苏俄的贫农团（Ｋｏｍｂｙｅｄ），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当地团队武装，以武装其匪党农民队伍，实行「农民协会专政」。然后由其所谓「工农军事委员会」纠合城市与农村的武装暴力，组织「工农革命军」，来「争取数省或一省的首先胜利」。 但是共匪学会了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了中国旧时流寇式的暴动方法。据共匪自己的军事训练教材「中国红军发展小史」，说明民国十六年间共军流寇化的起源，是这样的： 「井岗山是湘赣边区的罗霄山脉。山里原有两股土匪，一个叫王佐，一个叫王文才。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到了这里，不能不和他们讲统一战线。」 此后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索、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 最初在「李立三路线」之下，共匪还是相信「以城市领导农村」的原则，而其在农村中所制造的武装暴力，仍以夺取大都市为其最后目标。这个时期，俄共的暴动方式还是占?优势。到了十九年九月「立三路线」被清算之后，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渐次抬头，而流寇式的方法〔第59页〕，乃亦成为共匪暴动的主要路线了。 不过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特别要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炙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 于是匪军每当侵入一个乡镇之时，他就肆行其烧杀劫掠，煽动其清算斗争，到了他从这一乡镇撤退之时，当地的壮丁被其裹胁以去，而残存的老弱妇孺，仍受其地下组织的控制和监视，不敢与国军交谈，更不敢与国军合作。 特别是其共匪所盘据的地区，他对于民众的控制与消息的封锁，乃是以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第60页〕学方法，混合使用，来发挥其暴行的效用。至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发生心理的变态和生理的畸形，为惟一的手段。他们这样的刑具，据当时各地民众向我政府所控诉的，乃有七十二种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详举这种恶毒秽亵，残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刑具名称及使用的残酷方法。这是他们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其在各省匪区制造暴动，以及今日大陆上，在各乡镇中控制民众的情景，自始至终，还是有加无已的在那里实施。我们在这一点上，认为中共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于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其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了。第四节 九一八以后之剿匪安内
国民政府于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两次集中兵力，围剿湘赣山区的匪军，都没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无端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沈阳。于是国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调剿匪的部队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机会，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动学生，集合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国民政府毁谤侮蔑，无所不至。同时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离间，造成「非蒋下野，无法对日」的局势，使我不能不于当年十二月下野。于是共党匪军重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此后中共匪军的活动，就是对准这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着着进展，无异是其双方对国民政府，内〔第61页〕外夹击，互相策应。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十一月，国民革命军击溃了豫鄂皖边区，徐向前匪部西窜川北。同时鄂西洪湖贺龙匪部亦败窜鹤峰。但是正在国民革命军决胜的关头，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又侵入了榆关；三月，长城之战继起。国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调大军北上增援。于是第四次围剿计划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长城之役停战以后，我即于当年十月，复在南昌召集剿匪会议，订定第五次围剿计划，对江西匪区，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一面禁运物资，封锁其经济，建筑碉堡，截断其交通；一面开拓公路，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正当剿匪??胜利的时候，共匪乃策动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琛等的叛变，在福州组织所谓「人民政府」。但是事变不到一月，迅归平定，剿匪工作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赣鄂豫皖五省匪区乃束小至赣南山岳地带，其面积不过四千方里，与二十一年相较，几乎是五十与一之比。〔第62页〕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赣南的所谓苏区，外受国民革命军的压迫和封锁，步步紧缩其包围圈，而其内部农业的集体化又造成农业生产的衰落，和农业人口的减退。到了最后，就只有流窜与崩溃的一条路了。第五节 匪军的西窜
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共匪奉行其共产国际命令，作成决议，认定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企图进攻长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究竟能否成功，俄共与中共内部屡起争执。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再度来到中国，视察匪区。罗明纳兹回俄后的报告，认为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必归失败，主张中共放弃瑞金，西走四川，作长期斗争的打算。斯大林对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到了二十三年，在我国民革命军围剿之下，八个游击区完全瓦解，残余匪军不能不化整为零，突围流窜。于是莫斯科共产国际过去在其六次大会指使中共的武装暴动、苏维埃组织、「土地革命」、对中国整个的赤化计划，至此乃告一结束。 徐向前部窜入川北，企图入陕，我国民革命军迎头截击，并由军事委员会参谋团联络川中各军，督率会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泽东部亦由赣南窜到贵州，企图偷袭贵阳不成之后，潜渡大渡河，与徐向前部会合于懋功松潘一带，两路残匪在毛儿盖会议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转入云南。毛泽东彭德怀率部北上，展转流窜，转入陕北，投靠当地土共刘子丹与高岗的老巢。其所残余部队共计不〔第63页〕过五千之数，在军事上实已不成问题了。第六节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势
民国十八年苏俄侵略者的满洲里事变，与二十年日本军阀的九一八事变，明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要从日俄两个邻国夹攻之中，打开一条血路前进。中东路事件虽以「地方事件」而暂告解决，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装暴动策应日阀的侵略行为，仍然是这两面夹击的变形。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安内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谋抗日。这一决策的坚持不变，就是第五次围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军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围剿政策，到了最后只有分股流窜。他到了军事已走到绝境的时候，乃假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口号，求作政治的解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对于中国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斯大林的决策，也当然成为大会的决议。中共此后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一决议，在斯大林指使之下，执行其「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新战术了。 这时候，朱毛匪军转徙川黔，渺无出路。八月一日，他们从毛儿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其所谓「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第64页〕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为了解救陕北的粮荒，派刘子丹部，伪称「红军抗日的先锋」，渡河侵入晋西产粮地带。但匪军在同蒲路被国军击败，刘子丹就歼。朱毛至此自知无力再作军事冒险，便不能不向国府乞降，要求「停战议和」了。第七节 共匪的中立战术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谓「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九一八」四周年纪念宣言，以中立的姿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种中立团体在共产国际操纵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国各大城市青年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立和发展。 就华北来说，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了反对日军在华北设立「冀察自治区」，游行示威。这本是爱国运动，却被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来执行其中立战术。单在北平天津和华北各省，就有所谓「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三十个以上的团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产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平津华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样的不能例外。 「人民阵线」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开政客式的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对政府与匪军，采取中立路线，来破坏政府剿匪安内的政策。〔第65页〕 「人民阵线」的作用是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第八节 中俄复交与中国的国际环——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军事上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后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阀在我东北制造伪「满洲国」，接?又制造内蒙自治，制造冀东特区，并且制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国二十三年之秋，发表一本「敌乎？友乎？」的小册，对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说明日本军阀如不彻底觉悟悔改，停止其对华侵略，则中日两国斗争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并且一再明白的说：「日本必能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但是日本军阀并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继续施用压力，企图孤立中国，以遂其军事的侵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兵变，威胁其天皇及政府。广田内阁成立之后，把他们侵华的计划，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这是我们对日外交的一面。〔第66页〕 九一八之后，莫斯科即不断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复交。二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颜惠庆与李特维诺夫在日内瓦公布中俄复交。但此后中苏关系没有进步，并且苏俄侵犯我中华民国主权的行为继续发生。二十四年三月，苏俄不顾我国抗议，出卖中东铁路于伪满洲国。这对于日本侵略政策，当然是一种鼓励。到了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广田三原则，我认为对苏交涉应该积极进行。我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亚和平的途径。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协定是公布了。鲍格莫洛夫企图阻止我国民政府的抗议，竟到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布秘密谈话相要挟，我政府对于他这一无赖的插曲，置诸不理，仍于四月五日，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 这时候苏俄的对外活动是两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缓和国际间对他的防范，故他对外进行?「和平外交」。而他的国际共产党部却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对西方各国进行?反战运动和颠覆工作，他的远东政策也就是这两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对中日冲突表现一种中立的姿态，并且对日本力谋妥协；他的共党对中国则通过其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各种团体，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时发起「联俄」运动。这是我们对俄关系的一面。 然而当时环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并不是单纯的日俄两国的斗争。具体的说：日本要求我们与他「共同防共」，并不是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对付苏俄。共匪及其外卫团体的联俄运动，也不是要求中俄两国联合对付日本。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要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第67页〕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固然各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但是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所以当时如果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又或于抗战发生以后，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停战议和，则日本究竟是北进，还是南进，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抗日而联俄，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的覆辙，则莫斯科究竟是为了独占中国而对日作战，还是挟持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促使日本南进，亦是不可得而知的。总之，当时我们中国无论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后受祸者总是西方国家。如果这样，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将要改变一个写法了。 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生存，并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后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蒋廷黻继颜惠庆为驻苏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第九节 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侵占芦沟桥事变发生。中苏的谈判更是加紧进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其主要的条款就是： 「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第68页〕，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它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第一条）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议，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第二条） 我中华民国是受侵略国。我国此后与日本的「冲突全部期间」是八年，中苏协议应该是这八年之内，两国和平共存的准则。我们且看协议订立后，莫斯科对于这个协议，实行到如何程度，并且看他这八年间的作为，及其所发生的事实与结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手对苏交涉，一面亦?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后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第69页〕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它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份子及其外卫组织的活动，于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第70页〕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的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即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立即下令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了圣〔第71页〕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即如今日在日内瓦代表匪伪与美国詹生大使举行谈话的王炳南，就是当时杨虎城的私人秘书，于此亦可了解共党对此案的策动及其关系为如何了。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么重要消息么？」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它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谣言，不要说他，自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么？」他忽现惊骇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果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第72页〕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它一切问题更为紧要。他就问我对于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目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它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第73页〕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于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于不伦，所以其它一切推断，亦就大错而特错了。 最后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划，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前所想象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第74页〕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于第三日才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卫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 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卫团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第十一节 中共问题的解决——「共赴国难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手收编共军；其关于党与政治的问题，由周恩来到南京续行商谈，仍以四项原则为根据。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商谈的结果，致电本党三中全会，提出如下的四项原则：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第75页〕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本党三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根绝赤祸案」，针对共党的四项原则，决定四点如下： （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义之武力； （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 （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兼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第76页〕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我为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于二十三日发表谈话，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它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 不料共党此后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大过，卒致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第77页〕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于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于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第十二节 国府收编投诚的共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军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三个师，其兵额是二万人。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长官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 此后又收编叶挺项英的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以叶项为副军长，共辖四个支队，其兵额是一万余人，列入第三战斗序列，归顾长官祝同指挥。 以上所述本党的「根绝赤祸案」，中共的四项诺言，以及共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战时期国共「和平共存」的根据。现在我们就拿这些根据，来检讨此后共党在和平共存的背后，他是怎样发展和转变的。第十三节 国民参政会与抗战建国纲领
〔第78页〕二十六年七月，长期抗战决策之初，中央召开牯岭茶话会，实即为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集会。抗日战事既已开始，中央复邀约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领袖，成立国防参议会，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其第一次大会即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这一纲领确定了三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最高统帅的统一领导权。 这一纲领确定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这一纲领确定了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这一纲领更是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据。 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议会。每当开会时期，政府提出军事政治报告；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政府亦随时提出报告，征询大会的意见，并取得大会的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建议案虽提供政府采择或参考，但其重大的决议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实施。 一般人常以为国际共产党反对议会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实际上，在这抗战期间，中共所坚持的战略原则及其最后目的，虽为「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是他亦与其它政党一样，仍然指派代表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我们看得出此后八年中间，四届国民参政会里，共党的议会战术是这样的：〔第79页〕 （一）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使一般国民相信共党是坚决抗日的，共军是勇敢作战的； （二）联合各党派无党派一部份参政员，以中立的姿态，在共党对政府作斗争，及共军与国军冲突时，转嫁其责任于政府； （三）在他的宣传不能发生效果，或一般参政员不予以支持时，共党即拒绝出席，或中途退席，来破坏或阻碍大会的进行。 但是国民参政会仍然得到一般国民的信任。抗战建国纲领更是全国国民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准绳。 我国民政府对于这个议会始终是尊重的，对于这个纲领始终是信守的。第十四节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80页〕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 （一）「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即共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 （二）「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 这就是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路线。此后八年之间，他的行动，当然是跟着这一路线。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斯大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后的行动，得到确切的证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开会的时期。斯大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二十七年，日德义三国缔结同盟已具体化。莫斯科对于我们中国对日抗战，认为可解其东顾之忧。莫斯科这时对中国抗战的长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后，日军企图进攻武汉之时，苏俄与中国的密切友谊，及其对抗战的援助，都是基于他这一希望。而中共对政府的态度不过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斯大林来函对中国抗战的必胜，表示其「坚决信念」。九月间，中共所谓「中央六次全会〔第81页〕」在延安开会。周恩来不待会毕，即携毛泽东函到武汉来见我。其中说道：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发生疑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们本党建议四点：（一）是停止两党的斗争；（二）是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第82页〕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间的惨痛经验，是不再上当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对着民族抗战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以及全体民众心理与舆情压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诺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来努力。第十五节 斯大林的转变
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内阁总理达拉第，为了安抚希特勒，而举行慕尼黑会议。这个会议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欧洲局势已临到爆炸的边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斯大林突然在俄共第十八次党大会发表演说，指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第二年，这个战争从上海到直布罗陀，卷入了五亿人民。」他强调苏俄今后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并且说苏俄为了和平而努力与一切国家保持和平，与邻邦建立亲切的友谊。这一演说就是斯大林从「统一战线」转变为「保卫祖国」的信号。 斯大林这一演说，显然鼓励了纳粹主义的侵略行为。三月十四日，希特勒分裂捷克，接?就把捷克整个并吞了。斯大林此后与德国秘密交涉，同时仍然公开与英法谈判。我们国民政府当然希望苏俄与英法的谈判成功，来阻止欧洲的烽火。这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莫斯科，于六月十六日与苏俄订立商约，他向斯大林转达我的一封信。我在这封信里对英苏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斯大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语句：〔第83页〕 「我们与欧洲诸国的谈判，如果这谈判可得圆满的结果——并非不可能——那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步骤，使爱好和平的国家在远东也可以联合起来。现在时机已到，使这种集团可以成功。」 这一段话的意义是含混的。他所谓「与欧洲诸国谈判」与「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可以解释为英美法苏的联合，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联合，但是他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德日义苏的联合，那就是日本军阀与德国纳粹所希望的了。 斯大林这时还不希望我们发生过大的怀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说道： 「因为两年战争，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开始慌张，不深加考虑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苏以及外蒙共和国。这实际已是日本力量是在衰弱的征候，日本此种行动将使大家一致对付他。苏联已给日本以应得的反击，英美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加害日本。我们不怀疑日本在很短的将来，会得到中国的一个一百倍的打击。」 他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我们抗战表示好感，并且标榜其俄日在我们东北诺门罕冲突的战役，来证明苏俄亦从事反日斗争。（注）但是他提到日本攻击「苏联和外蒙共和国」，这里面就伏?一个苏日谈判的根源，并且抵触我中华民国对外蒙的主权。 八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竟公开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助协定，促成了欧洲战争。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中立协议。 （注）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日俄两军在我东北与蒙古边界上之诺门罕，发生激战。这一战事延续至九月十五日，〔第84页〕日俄两方才成立停战协议，并且俄国与伪满洲国开始谈判「勘界协议」，至二十九年六月八日，「勘界协议」成立。第十六节 中共的转变——第一次商谈
国际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进行的。此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苏俄，竟一转而与纳粹主义的德国订立互助协议，促使其对西方民主国家作战，于是国际的共产党，不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并且要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之下，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互相策应，来破坏西文国家备战和作战的工作。中共此时亦跟随莫斯科而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赞扬苏德协定是苏俄外交政策的胜利。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以为「这个协议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义、德、日、反共集团对于苏俄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的和平，保障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进步。」到了欧战爆发之后，中共更公开指斥其为帝国主义战争。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演讲「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明白指出「不论是德、义、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争」。所以中共在这个时期，公开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攻击我们国民政府与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发起其联俄运〔第85页〕动，并企图将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其所谓「革命战争」即内战。 （二）在军事行动上，中共的「七分发展」，乃更趋于表面化，而在其实质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国际反战运动的一个支流。同时，毛泽东更企图从此实现他在抗战初期所预定的「三阶段论」之第三阶段计划。（注）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改名）进入山西。此后即自由行动，最先建立晋冀察军区及晋冀豫军区，并继续进入冀鲁豫平原，更到处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以扩充其实力。其进入冀中的吕正操部，在博野一带围攻中央的抗日民军张荫梧部。进入冀鲁边区的邢仁甫部，在盐山袭击中央的第五十三游击支队，杀害其司令孙仲文。刘伯诚徐向前部在冀中鲁西收缴团队枪枝，攻击河北山东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职权。 二十八年三月以后，中共的态度更是恶化。他组织了陕甘宁边区，成立特区政府，又在镇原宁县一带策画暴动。其「山东纵队」进入苏北，肆行暴动。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团军更成立「五台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又在晋南煽动韩钧部队叛变。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见周恩来叶剑英，规诫共军，应信守诺言，服从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解决各地的纠纷。二十九年一月，参谋总长何应钦对共军参谋长叶剑英提示：中共违令扩充之部队及军区应加纠正。但共党的要求是十八集团军的兵额扩充为三军九师；其「陕甘宁边区」不仅保持，且再加扩展。商谈乃陷于停顿。〔第86页〕 此后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锺麟部及朱怀冰部，为共军所迫，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晋西北之赵承绶部，河东之王靖国部，均为共军所袭击，全省局势更趋混乱。山东方面，鲁西之孙良诚高树勋各部亦为共军所迫，退至黄河以北。共军更从鲁西向豫东皖北伸展，企图与江南向北移动之新四军打成一气。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统帅部为消弭各地冲突，作成提示案，由何总长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同意，交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到陕北交朱德彭德怀等遵行。我统帅部同时命令各部队避免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冲突。提示案之要点如下：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战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 （注）参看本章第十四节，第九六七页。〔第87页〕第十七节 新四军事件
各地军队对于统帅部的避免冲突令，虽一体服从，但十八集团军对于提示并不遵守。这年（二十九年）八月，鲁西共军向鲁南进攻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之鲁村。省府主席沈鸿烈为避免冲突，撤出鲁村。同时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 统帅部鉴于共军在鲁苏各地造成的严重局势，乃于十月十九日，由何总长以皓电重新布达这个提示案，限新四军于十一月底以前，开赴提示案指定的黄河以北作战境内作战。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对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下令，将黄河以南的十八集团军，于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十二月卅一日以前，移至江北，并于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 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于三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将叛军解散。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拿获，交军法审判。第十八节 苏日中立协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于访德之后，访问莫斯科。苏俄外交部次长于〔第88页〕三月二十七日对我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四月十一日，驻华之俄大使潘友新对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议竟于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布了。 这一协定，日本承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俄亦承认所谓「满洲国」，不仅妨害中华民国领土主权，而且是更进一步粉碎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与中苏互不侵犯的协定。我们只要看他共产集团的首脑部——莫斯科破坏国际条约到了这个地步，而其中共对于他的一切诺言是怎样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第十九节 德俄战争与中共的态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战争爆发，迫使斯大林再转变。在斯大林转变时，毛泽东也就随着转变。中共此后对于国民政府，保持着一段平稳的态势。 三十一年八月，德军深入苏俄的高加索，进逼伏尔加河。九月，德军直迫斯大林格勒，由十月到十一月，俄军与德军就在城里逐屋作战。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派林彪到西安来见我。林彪陈述意见，极力表示中共拥护抗战建国，及其「精诚合作，永远团结」的诚意。他对我陈述，有如下的要点： 「毛泽东一再告学生，今后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精诚合作』，更求将来『永远团结』。此种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第89页〕治上全党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决不能照恩格斯马克斯列宁与斯大林之具体办法，依样实行。彼等所主张与实行者，决不能依样行之于中国。 「即如 孙总理在三民主义中所指示革命救国之方略，与中央对于抗战建国所决定之方针，凡此规定，中共均无异议。 「目前因为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吾人唯依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期无违国民之公意，而共趋团结抗战与统一建国之鹄的，此则中共所盼于 委座领导之下，奠立稳固基础以底于最后成功者。」 毛泽东这一态度仍然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反映。也就是这年十月，潘友新回俄述职。他返任时，携来斯大林十二月十一日函，斯大林和平共存的表示，显然就是毛泽东和平共存的意见的蓝本。这封信的要点如下：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艰苦尝试过程中，处处表现。将来必能坚而且笃，久而不渝。 「在战争完全胜利之后，此种友谊，必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之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第二十节 苏俄侵略外蒙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
〔第90页〕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苏俄乘德苏战争的时机，进一步并吞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梁海，本节略述苏俄侵略我外蒙古的经过，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的步骤。 民国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发表宣言，明白表示苏俄放弃其在蒙古的特权。但是民国十年，西伯利亚俄军即借口追击白党，侵入外蒙。这年七月，俄军进入库伦，即由俄共所制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设立其所谓「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国十年八月，西伯利亚俄军侵占我外蒙所属一部之唐努乌梁海。苏俄政府即制造其「土文独立国」，并公布其俄式「宪法」，乃成为苏俄的第一个附庸。 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成立，其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俄政府并承诺两国将来商定有关苏俄由外蒙古撤退其驻军的问题。 但是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其俄式「宪法」，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的条款，一笔抹煞。于是外蒙古乃成为苏俄的第二个附庸。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军侵入苏俄。土文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式的「呼鲁丹」大会，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苏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请愿」，并入苏俄领土。至三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才正式宣布其为苏俄的一个自治区。于是唐努乌梁海乃从苏俄的一个附〔第91页〕庸，转变成为苏俄赤色版图的一个自治区。这一转变，也就是此后苏俄处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历史先例。（注） （注）苏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乌梁海，并为其一州，实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时期，帝俄策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成立所谓「大蒙古帝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帝俄公布其所谓「俄蒙协约」，并由其驻华大使要求中国承认其协约有效。民国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与帝俄订立「中俄协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民国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与俄蒙签订「中俄蒙条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而实际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独占贸易与建设铁路的特权。同时复将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分离，而纳入帝俄的版图，直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称为唐努土文。民国六年，俄国革命爆发。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愿，重回中华民国的怀抱。但苏俄仍袭取帝俄的传统手段，卷土重来。第二十一节 新疆归向中央
苏俄并吞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的同时，新疆脱离苏俄的控制，而归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盘据东北，窥伺冀察的时期，也正是苏俄侵入新疆，操纵行政，掠夺资源的时期。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苏俄策动新疆政变，以盛世才为督办。苏俄对新疆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说是步步加紧。 二十三年一月，马仲英部队围攻迪化，苏俄派遣红军侵入新疆，助盛攻马。这就是他对新疆的初步军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苏俄以防止日本侵略为借口，派遣正规军「红军第八团」进驻〔第92页〕哈密。于是苏俄对新疆的军事控制计划，及其隔绝中央与封锁新疆的企图，完全实现了。 苏俄对新疆的侵略，是军事与经济并进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苏俄假借「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中国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获效果。二十七年，苏俄引诱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产党。此后苏俄对新控制更为加强。全省各机关密布苏俄人员。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苏俄乘德苏协议之后，欧战方殷之际，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签订「租借新疆锡矿条约」，托词开采锡矿，将新疆全省随地设置铁路、公路、电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与驻扎武装守卫等权，一律归于苏俄，其期限为五十年。此无异是苏俄并吞全新野心的一个铁证。 前面（注）说到毛泽东残部，于二十四年八月，从川北向西北流窜，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图从新疆取得苏俄的支持。后来因为他在陕甘边境被我国民革命军中途阻截，才转往陕北，依附刘子丹和高岗的土共。 新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久已列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亚洲心脏部的战略基地，只有完全隶属于我中华民国主权之下，才有贡献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民政府虽在这抗战期间，全副力量都用到对日作战，而对于我大西北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仍尽力保持，决不许苏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国际路线，与苏俄打成一片，来改变整个亚洲的形势，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苏俄对新疆压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胁。三十一年四月间，苏俄在新疆的领事及特工人员共同制造政变，企图推翻盛世才，来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我在是年八月间，巡视〔第93页〕西北陕甘宁青各省，并派蒋夫人同朱绍良将军飞往新疆省会之迪化，慰劳当地军民，乃与盛世才商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与还政于中央问题。于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机，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输诚了。此时苏俄闻讯，立派其外交次长赶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苏俄所作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之诺言，并以此相要挟，未得结果，怅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军政各机关主管长官入新到任，于是新疆之收复工作，大体就绪，乃由我中央要求苏俄将其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及在迪化郊外头屯河飞机装备厂之驻军及其它机关，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与主权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苏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军进驻哈密。此正苏俄宣告第三国际解散的时候，也正是苏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国家强作笑貌的时候。 但是斯大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势已不可挽回，乃令苏俄大使潘友新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递一个节略，指责盛世才对俄的措施为「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另外他把「盛苏密约」交给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坏中央对盛世才的信任，同时制造盛世才对中央的疑惧。但是这个密约，盛世才在决定归顺中央的时候，已经全部报告了，所以他这种反间计不曾得手，徒然显出他自己邪恶的无赖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复新疆以后，莫斯科立刻策动苏俄与新疆阿尔泰山区域的哈萨克游牧民族，发生边界上的武装冲突，来寻找他侵略的借口，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间，苏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员，又发动其挑拨反间的惯技，从事活跃，几酿政变。但是中央立即采取宽大政策，公正处理，旋即平定；并调盛世才到中央〔第94页〕服务，将新疆军政事权直接听命中央，纳入常轨。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苏俄认为其在迪化，已无隙可乘，乃只有利用其潜伏在伊犁之俄谍及共产分子，给以大量军械，突袭伊宁城市，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嗣后并攻陷我飞机场军事据点。三十四年迪化苏俄总领事馆人员，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态和方法，促使伊犁叛党对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决。省府为谋取暂时的平定，乃允其叛党首领，加入省府，任为副主席。在中央以为此一宽大之处置，可以化除当地反侧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的阴谋，自有其一贯的步骤。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战局不利之际，这一「联合政府」中所收容之分子，遂首先策动叛变，推翻中央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我们必须指出：这第一个俄共所倡导的小型「联合政府」，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在其附庸国家所设联合政府之典型。 （注）本章第五节，第九四九页。第二十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在华特权的撤销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同时进攻菲律宾、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造成了中美并肩作战的形势，也注定了日本侵略主义失败的命运。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华民国与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表示共同作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我们认为这一共同宣言签订之〔第95页〕后，全世界只有一个战争，一个同盟和一个前途。而我们中华民国的任务，不仅是与同盟国共同「解决日本事件」，并且要与同盟国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这年十月九日，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向我国驻美英的大使馆表示，两国政府为了加强其对中国盟友的友谊与合作，决定放弃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并将于最近期内，向我国提出新约的草案。次日为我中华民国国庆节，美、英两国政府复同时就此一决定发表声明。 我在战时首都重庆各界庆祝国庆纪念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并且说明：「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 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期无愧为同盟国的一员。」这时我全国国民，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国必成的热望。 但是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却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战争未爆发以前，俄共希望中国长期抗战，阻止日本的北进。中共更要在长期抗战过程中，发展他的武力，扩大他的地盘，达到他分裂中国和征服中国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国参加华盛顿同盟宣言以后，斯大林就要打算怎样破坏中国抗战胜利的成果，阻止我们独立统一而强大的中华民国的复兴。毛泽东也就要替莫斯科这一全面转变作准备。而其首先的一着，要使美英两国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的重大步骤，不影响中国国民，使其发生任何亲西方的倾向。莫斯科及其国际共产党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苏俄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引起中国国民对俄的好感，乃成为中共组织建立与发展的契机。而美英两国在中国抗战艰苦的时期，作如此重大〔第96页〕的宣布，这在俄共对我们中国正在进行及将要进行的野心企图，不只是对其政治阴谋上一大阻力，而亦对于其历来虚伪宣传上一大讽刺。所以俄共与中共从此集其全力，要在国际间，破坏我们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誉；并在中国国民中间，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此其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但是中国全体国民都珍视盟国美英这一历史性的友好行动，而且竭诚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对于他们这些反宣传，都认为是谎谬怪诞，更知其用心叵测，故在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丝毫影响。不过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恶意宣传，却指摘这一平等新约的行动，是美英「对中国统治阶级的安抚政策」，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向日本投降」，并且是「为了增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帮助他战后对于全国的控制」。这一派的国际共党同路人的论调，可以爱卜斯坦所著「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作为他们的代表。 （注）这当然是对于我们国民政府有意的毁谤，同时也是对于我们盟国歪曲的诬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与中英平等新约公布。我全国各界人士热烈讨论战后建设的各种问题。我政府确立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方针。我更提出战后十年建设计划，要求全国国民集中其意志与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准备抗战胜利之后，善用独立自由的地位，欢迎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合作，建设中国为统一民主的现代国家。这一要求，得到全国国民一致的支持，却受到国际共党恶毒的攻击。当然，我〔第97页〕们如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以独立完整的主权，本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与西方盟友合作，来开发我国家丰富的资源，提高我国民生活的水平，建设中华民国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自是我们全国国民所企及的。这一计划却是莫斯科及其侵华工具中共党徒所不能容忍，而必须加以阻挠和破坏的。 （注）爱卜斯坦所著「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对于盟国撤废其在华特权之诬篾，乃有露骨的叙述。 （Ｌｓｒａｅ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Ｔｈｅ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ｐ?３４１－３４３）第二十三节 第二次商谈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军驱德军于斯大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军开始肃清高加索区的德军。就在这个时候，中共的态度又转强横。江苏山东的共军乃重新起而袭击各地的中央抗日部队。 其在长江北岸新四军残部，复乘我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部与日军正在激战之际，他们就在我江北作战基地之涟水，袭击中央军的预备队一一二师。同时十八集团军亦在山东方面袭击中央所指派的于学忠部队。 而其周恩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晋谒何总长时，亦提出四项新的要求，即（一）共党取得合法地位；（二）其军队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三）其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改组；（四）黄河以南各军〔第98页〕开入中央指定之作战区域，请俟战后。何总长重申二十九年皓电提示的原则。周恩来表示其对原则业已接受，但对开拔的时间与军队的数量，要求重新商谈。 这次商谈，周林显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而没有得到具体结果。第二十四节 中共全面转变的准备——整风运动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这整风运动乃是中共准备全面叛变的基本工作。在这抗战期间，民族意识发展到最高潮。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必须从他每一个党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于民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其对于党徒的最后要求，就是「以阶级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说了一句话：「斯大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的检讨，最后是失踪了。这「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第一个宗旨。 中共这次的整风开会，参加的干部前后总计三万人。自三十一年二月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中间还举行了四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建立「毛泽东的一元领导」，就是整风运动的第二个宗旨。〔第99页〕 苏俄布尔雪维克以其自己的模型，来制造各国共产党。所谓「毛泽东主义」就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的一元领导」也就是斯大林个人独裁的中国型。自斯大林格勒之战以后，斯大林更加彻底使马克斯主义俄罗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废弃了的帝俄时代一些偶像重新标榜起来。例如彼得大帝、古图佐夫（Ｋｕｔｕｚｏｖ）、沙伏洛大（Ｓｕｖｏｒｏｖ）、米宁（Ｍｉｎｉｎ）、波兹哈斯基（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这些俄罗斯民族战争的人物，至此都成为民族英雄，而斯大林亦俨然自比于彼得大帝，于是共产主义也就成为大斯拉夫主义的外衣。中共为什么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为什么要建立「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显然出自斯大林的指使，要共党杷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好叫他翻云覆雨，卖国害民，不仅要将现在四亿五千为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并使我中华民族灭绝人性，世世充当他大斯拉夫的奴隶牛马，而不复自觉其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他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及其实质之所在。第二十五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使全世界为之震动。我亦信以为这是俄共对美国精诚合作的表现，而决不是伪装的姿态。因为我相信，如果像共产国际这样各国共党的司令台，并且是他们共同信仰的中心，而斯大林竟将其撤销，这还不是真实的而是伪装的话，那就是他对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产，此后就没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为了。所以我当时曾对罗斯福总统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这第二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第100页〕 不料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在表面上，是针对?德日义三国反共盟约，而促进世界反轴心的民主战线之团结。但在实际上，这仍然是斯大林的政治战术与宣传手法，也就是他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得到胜利之后，对世界施展其国际阴谋的张本。因为共产国际既已「解散」之后，各国共党在莫斯科的战略计划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阴谋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负任何政治责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其统一战线以后的决议，共产国际系统之下的劳工国际、青年国际以及妇女国际这一类的组织，逐渐改变为区域组织并改变其名称，以便利其在外卫群众中发展。直至此时，共产国际本身亦转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布其解散，完全是斯大林当时运用其「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政治战术与宣传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战略计划之中，我们中国仍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他为了开始对这一目标进行攻击，首先就要隐蔽莫斯科与中共的直接隶属关系。于是延安的整风运动，提出了「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指出「毛泽东思想」，认为他就是「中国的马克斯主义」，这一着亦是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作准备。所以中共的整风运动是从三十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为止，而共产国际也就在这年五月宣布「解散」了。 自此时起，在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宣传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产党，不再是苏俄的工具，而是中国农民的「民主党派」和「土地改革者」。自此时起，莫斯科与延安就开始对我国民政府毫无忌惮的作猛烈的政治攻击。〔第101页〕 美国共产党接着亦改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以掩蔽其苏俄间谍的本质。但莫斯科赋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美国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乌托邦的理想实现了。第二十六节 罗果夫通讯——「两个」中国之说的由来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Ｒｏｇｏｖ）批评中国政府的长篇通讯，诋毁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说「他们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想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动」。他在通讯中明白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导致美国朝野误信中国国民党内，真有一班制造内战的「顽固派」。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积极为中共全面转变时作宣传的准备。于是美共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及其它二三报纸转载罗果夫的通讯。中共的通讯社「新华社」更引用这篇通讯，说是「同盟国家的舆论，猛烈攻击重庆当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学会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远东研究」，刊载毕生（Ｔ.Ａ.Ｂｉｓｓｏｎ）「中国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更提出「两个中国」的论调，指中共匪区是「民主的中国」，中华民国是「封建的中国」。今〔第102页〕日国际社会中所流行的「两个中国」的论调，也就是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旧调重弹。 自此以后，国际共产党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独裁」的名词，反复积累，加以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于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于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图，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第二十七节 日苏瓜分中国的蓝图和两个战争合流的征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革命之后，列宁乘德军的神秘棚车，穿过德军的前哨，回到俄国，策划改变。「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宁立即发布两道命令：一道是土地归于农民：一道是对德表示和议。这一种利用失败主义来取得政权的阴谋故智，中共于民国三十二年整风运动结束之后，即企图其在中国照样实施。 远在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湘沪战争爆发之后，苏俄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由虹口迁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苏德协定激起了欧洲战争，俄总领事馆又由法租界迁回日军事区虹口的原有馆址。此后日本军部特务机关与俄领馆之间，联系日密，亦并不因苏德战争而有所间断。其实当时南京汪伪政权之成立，乃是受到苏俄的鼓励。因为俄总领事透过日军特务机关，表示莫斯科对汪伪组织，将于适当时间予以承认。〔第103页〕 日本与苏俄秘密谅解的基础，就是两国瓜分中国领土的计划。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日本参谋本部驻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立即与汪兆铭积极进行其「组府」的谈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说明了日本军阀与俄共分割中国的全盘企图。他们在北方以东北伪满洲国为其大陆政策的根据地，而割取其所谓「蒙疆自治区域」及「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与山东各省；对华中，以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沿长江而上，直达宜昌；在华南，以台湾与海南岛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据地，而以福建广东为其外缘。至于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则承认其为苏俄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为苏方所谅解的条件。当时我获得这个情报，并不为奇。我相信苏俄之志，决不在此，日本军阀出此一着，徒见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来，而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乃大白于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苏中立协定」不过是这个野心计划的一角。上海苏俄总领事对汪伪组织的支持，更是不成问题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段之战，中共将我国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后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抗战根据地。所以国际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的全面宣传攻击，其幕后还有全面军事攻势，着着进行。 在中共与日军呼应的时候，苏俄亦与日军侵华战事相呼应。三十三年三月，日军对华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蔓延粤汉路。其时陕北共军集中兵力，企图乘此时机，侵入甘肃，打通延安与苏俄〔第104页〕的交通路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也就在这一年内，策动新疆一联串的事变。（注） 这是中俄及国共「和平共存」中的一个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对华直接而公开的战争，与苏俄对华间接而无形的战争，这两个战争合流的一个事实及其内容。 （注）本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九页。第二十八节 第三次商谈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苏俄对德军的夏季攻势，恢复了俄境以内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国的最后失败已见端倪。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全盘的计划，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确立。他拒绝参加开罗会议。他于这年十二月，怀抱?整套阴谋，到德黑兰与美英首长举行会议。在欧洲方面，他击败了丘吉尔所主张的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提议，促成了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划。这是斯大林世界战略第一回合的胜利，注定了战后东欧沦亡的命运。 三十三年一月，俄军解了列宁格勒之围。二月至三月，俄军收复了畿夫，从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进，并击退了克里米亚的德军。在这个时期，中共对我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当然也更进一步的积极展开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谈，中共的要求，愈谈愈高，最后更完全变质。从这一谈判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全面政治斗争的动向。〔第105页〕 中共代表林祖涵于五月四日至八日与政府代表王世杰等会谈中，提出十七条，其内容还是与过去两次要求，相差不远。关于军事问题，中共要求四军十二师之数，于战后转移至指定的防地。关于边区，要求改为行政区，隶属行政院，不受陕西省政府指导。关于党的问题，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此外则首次提出「撤除陕甘宁边区军事封锁」。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乃将历次商谈的内容，几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关于共军数目，改变为要求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改组行政区，改变为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关于移防问题，改变为「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中共关于边区问题，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二、「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消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此次更提出「关于全国政治」的条件如下：〔第106页〕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这次商谈，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变，其所提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当然得不到何种结果。第二十九节 史迪威事件——中共对魏德迈将军的排斥
我对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别说明的，就是中共关于盟国军援的分配及边区封锁之解除两点。这两点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症结。 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工作，在缅北作战，我时时感怀他的劳绩，对于他平时的各种建议，亦无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缅战场的时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爱国民主党派」，同时诬蔑我个人是顽固和反动法西斯的时期。他也是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之一人。他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他向我要求把国军和共军同等装备起来，将共军开出边区作战，同时也将晋、陕两省被共军牵制而防备其叛乱的国军，开出作战。可惜他对于共党的阴谋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后，将取何种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史迪威将军后来对我的争执，完全是共党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两国军队在中缅战场上的合作，几乎因此而完全破坏。〔第107页〕 我自己觉得我对史迪威将军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他来华服务之初，不管他对我所说的话，信与不信，我应该把俄共对中国革命与抗战的阴谋及其目的，以及经过事实，明白告诉他，使他事前能够了解和预防。但是我以为自己与他初次共事，互信的关系并未完全建立，所以没有向他切实说明。惟有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错误。这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迈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Ｃ?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来华就职之后，纯粹尽心于军事的反攻，而中共问题则由赫尔利大使接洽和处理。（注） 但是魏德迈将军对于中共问题，仍然继续研究其实情，把握其焦点之所在，并且赫尔利大使就其对共商谈所得的经验，和史迪威将军在华任职的经过事实，予以分析，作为左证。所以魏德迈将军深切了解中共的阴谋，而毫未受其任何宣传与包围的影响。他与赫尔利大使二人，在华任职期间，对我中国军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无间，而其成绩亦更是优越显著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迈将军为了策划全面的反攻，巡视华北，遍历陕西绥远的前线。他途经延安，却拒绝了中共的邀请，没有在延安下机访问朱毛。因为共党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阴谋诡计的人，魏德迈将军就是了解共党真相的一人。于是中共对他怀恨在心，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也就毁谤他，反对他在华任职。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国在中国调解国共，统编共军的时期，而魏德迈将军亦就不能不调任离〔第108页〕华了。 （注）赫尔利将军初以美国总统特使来华。三十三年十月，罗斯福总统任命其为驻华大使，三十四年一月八日，呈递国书。第三十节 中共的军费和政治资本
（一）军费转作政治活动 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指责国民政府歧视十八集团军，不按照他扩充的兵员给予待遇，并且不给以国军同等的待遇。实际上，国民政府所核准为第十八集团军，其所编成的三军六个师及五个补充团，即是依照国军同等的待遇，按期发给军费的。但是中共从国民政府所领取的军费，并没有用到他的军队，却在就地津贴其外卫团体和文化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营的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工作的政治作战经费。如重庆新华日报，各地的生活书店，以及群众杂志、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都是由我国民政府发给他十八集团军的军费来支用的。而其各地共军的粮饷，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区」和「边区」民众，以及就地用土改斗争与制贩吗啡等各种税捐征发而来的。 （二）走私为其经费来源 中共的政治作战经费第二个来源，是日军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走私贸易。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封锁日军占领区，中共却由五条路线走私。〔第109页〕 第一条路线是由包头经绥德入陕北，再由陕北往陇东宁夏。如绥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就是买卖日货的总机关； 第二条路线是陕北边区沿黄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团军驻防的渡口，都有日货运入河西，向陕西的中部及陕南倾销； 第三条路线是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 第四条路线是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 第五条路线是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 中共走私贸易所筹得的利润，就地使用其为对自由区作宣传战、组织战和颠覆工作的经费。 （三）推销鸦片与私发伪钞 中共走私之中，破坏国民政府禁令，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种贸易，就是推销鸦片。鸦片的来源有二： 第一是从日军占领区特别是热河等产烟地区，经十八集团军驻守的道路与渡口，向自由区倾销，中共收取过境税，每两鸦片要缴纳法币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 中共由其「特区」向自由区运销鸦片的路线有二：一条是由特区运至宜川韩城；一条是由「特区」运至耀县柳林。〔第110页〕 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上述的事实，可以说明中共指责国民政府对其十八集团军不发军费以及克扣军费，乃是他完全伪造的谎言了。第三十一节 第四次商谈
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从第三次商谈以后，更加积极展开，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无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断的邀约美国特使赫尔利将军亲赴延安，商谈要务。赫尔利将军乃于七日，偕林祖涵飞往延安。十日赫尔利将军偕周恩来飞回重庆，携有毛泽东与赫尔利共同签署的「协议」。这一协议显示了什么是中共的政治条件：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中国所有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立即宣布一新民主政策，规定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之改革，并使其发生实效。军事委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组织之。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 孙总理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施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第111页〕及民主，树立正义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项军队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之合法地位。 这一「协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所最爱听的名词，并且把「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等西方国家所感觉其为冠冕堂皇的字句，亦全盘托了出来，而要求其订为条款。当然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失为国共和平合作的一个很进步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后灭亡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战术。我们今天是在波兰被卖和捷克政变之后，自然是已经熟悉「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统制东欧的这一个公式，我们只是拿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国共合作的历史所得到的教训来处理。我决定对这个协议中「联合政府」一点，拒绝同意之外，其它各项尽可一一商谈。但是周恩来回延安后，致函赫尔利将军，谓中共中央对所商各条都不同意。第三十二节 第五次商谈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来到重庆。这次商谈，完全是他一种政治的宣传〔第112页〕攻势，其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联合政府」。其所摆出的面貌亦愈变狰狞。而他在此次宣传攻势之中，不但公然诋毁政府，而且公然诬蔑赫尔利大使。因马赫尔利大使曾经声明：「美国不以武器支助中国拥有武力之政党」，所以他到了最后亦成为中共攻击的对象。 这样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谈，自然无法得到结果，至五月遂告停顿。第三十三节 宪政实施的决定
我们中国国民党秉承 国父孙先生的遗教，国民革命的目的，对外求国家的独立平等，对内为建设民主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本党的训政，乃是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对日抗战的发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大会即已召开，民主宪法早已实施。当抗战之初，本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举行于武汉，发表宣言，预期抗战胜利之后，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间，抗战虽极艰苦，而胜利已经在望。我战时首都重庆对战后建设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共惟恐我国民政府获致胜利的果实，所以他在此时破坏抗战、颠覆政府的阴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我为了完成民主政治，准备战后建设，决定提早实施宪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演说，宣布政府准备于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制颁宪法。七月七日，国民参政会开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但是中共对于这一决定民主政治进行步骤的会议，反而拒绝出席，并且另筹召开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对抗。〔第113页〕第三十四节 中苏谈判中之共党企图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的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胜利。关于波兰问题、德国占领问题，以及联合国宪章上的否决权问题，都是斯大林占了优势。特别是我中华民国在外蒙的主权与东北的主权行政完整，竟成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牺牲品。同时，斯大林对我中华民国的整个阴谋策划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国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其「反华倒蒋」的宣传活动；同时中共及其外卫党派在中国的任务，是政治颠覆和军事变乱。此后的事实都是确切的证明。 这年六月，正是中苏谈判互助同盟条约的时候，陕北的共匪煽动淳化保安团队，占据县城，与当地国军冲突。同时浙东、浙西与绥南、绥北等地匪军到处袭击国军。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机大肆宣传，反诬蔑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以军火援华。美共与中共执行斯大林所赋予的任务，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第三十五节 第二个时期的结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时期，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发展，及其所得的结局。他们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对我政府输诚求和时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与卑恭的笑脸，以及其在抗战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项诺言，毛泽东所谓「永远团结，精诚合作〔第114页〕，彻底统一」等谎话，到了抗战末期，乃就转变为其全面的武装叛乱与颠覆国家的张本。这时候，中共何尝不想蹈袭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败主义颠覆其临时政府的故智，来夺取我国家的政权。但是我全国国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终是集中的。国民政府对于战局的控制，始终是稳固的。而且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共军的防范，始终未稍松懈，再加以抗战胜利之提早来临，未曾给予中共以颠覆政府的机会。但是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划，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时，便全面展开了。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结果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版面原件：第114页－第167页 〔第114页〕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三个时期
（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与支持之下，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乘日军深入我后方之际，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因为我政府与全国军民，上下一心，抗战精神始终坚定，不受共匪的煽动，不为国际阴谋所乘，卒能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又因抗战胜利提早到来，日军专诚向国民政府缴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达成其藉抗战来夺取政权的目的。于是俄共和中共重弹「和平共存」的旧调，来束缚国军的双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动员和全面叛乱，最后乃揭破其狰狞的面目，撕毁中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条约和各种协议。三十年来，中俄与国共之间三度和平，三度决裂，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关进铁幕，〔第115页〕作为苏维埃帝国征服亚洲侵略世界的基地。第二节 国府受降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请降书，由瑞士瑞典转达盟国，声明「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国代表盟国，请瑞士转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实施投降条款，最后并声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在开罗会议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罗斯福总统亦能谅解此意，乃赞成此议。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缴械投降。同时日本国内秩序，亦以其天皇为之维系，得免于混乱与破坏。 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华民国、台湾及越南的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我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处理全部日军投降事宜。总计日军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人。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就是盟军总部将我们中华民国东北领土上的日军，划归苏俄受降。事实上，日本政府于八月十日声明请降，苏俄直至八月八日纔宣布自九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苏俄军队是〔第116页〕在日军投降以前三天之内纔进入我东北和热河察哈尔。这一事实乃成为第二次大战役，苏俄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中共对国民政府的颠覆工作之新起点。第三节 中共的七道「命令」与六项要求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日本宣布投降后，立即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其颁发第十八集团军的电令并详明指示：「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勿擅自行动」。 但是共匪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亦于八月十日，发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军全面暴动。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军动向是这样的： 一、「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李运昌部由河北热河现地，向辽宁吉林进发；?韩共军随同进入东北； 二、「为配合外蒙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贺龙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三、山西全省的共军「由贺龙统一指挥，进据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 四、为占据及破坏全国「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沧石路、正太〔第117页〕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它解放区一切交通要道两侧之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议和条约时，须事先和解放区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商得一致意见」； 二、「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受降办法，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 三、「解放区及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代表，参加接受敌人的投降，及处理敌人投降后的工作」； 四、「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代表，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请蒋委员长制止内战，其办法是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一切政治经济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项要求，其企图极为显明，就是破坏国家统一，破坏军令系统，采取自由行动收缴日伪武器，占据及破坏交通要道，扩大匪区地盘，特别是依附俄蒙军队，割据我东北及热察绥，分裂我国家，并以「联合政府」的口号，向国民政府展开其政治斗争与颠覆活动。〔第118页〕第四节 和平建国方针
我们中国百年来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民生贫困，国力衰弱。中国国民党为革命建国而奋斗，北伐统一之后，致力于建设事业，但外患内忧，接踵而来，终竟不能不奋起抗战。在这抗战八年之中，征发兵员一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支出军费计法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亿元，一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尚不计算在内。所以抗战既经结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复员，国家所需要的是建设。尤其是日本侵略主义已告失败，我中华民国与西方各国之间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只要我们国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环境，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革命建国的事业必可成功，所以抗战胜利之日，我们政府就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根据这方针，来决定对外对内政策。 我们对外政策是为求国家统一独立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虽对国家权益有所让步亦所不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 国父孙先生说道：「为万国互助者，当能有成；为个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当消灭于无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也抱定这同一信念。下列几项原则就是基于这一信念而来的。 一、我们是联合国宪章起草国之一，联合国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我们应以维护正义的立场，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二、我们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应以宽大政策，为促成对日和约而努力；〔第119页〕 三、我们应力谋与苏俄和平共存之道。我们知道，在日本侵略主义消灭之后，对亚洲的唯一侵略强权是苏俄，我中华民国唯一的外患在苏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四、我们对于韩国，依照开罗会议宣言，努力助成其独立与统一，以保障东亚的和平和安全； 五、我们对于泰国，希望其恢复战前固有的独立平等地位，与中华民国重建其正常友好的关系； 六、我们中华民国两度派兵入缅甸作战，但为尊重盟邦主权，恪守国际信义，我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任务一经完成，立即撤回本国； 七、我们中华民国依同盟国的协议，派遣军队入越南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军投降。但是我们对越南没有领土和其它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独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序安定以后，所有国军全部撤回本国； 八、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划入中国战场之香港，不愿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们对内政策，是以建设现代民主统一国家为总目标。下列几个原则必须在这里特为叙述： 一、我们要完成民主宪政。在抗战期间，我们预定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这一决定为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所阻挠而中止实行。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决定于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第120页〕 二、我们要保持国家统一。我们要把全国军队化为国家的军队，不许再有私人军队和一党的军队。党派的政见应该遵循民主宪政常规，取决于议场，不能再以武力作政争； 三、我们要以国际资本与技术合作，发展生产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尤其要把东北的资源，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提供于世界，以贡献于人类的福祉。 我在九月三日（胜利日）曾以如下的语句，申明和平建国的方针如下： 「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所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抗战期间的牺牲真正有其代价，更必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 「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的工作，实行国父的三民主义，纔能同臻于国力充沛，民生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这个最大最后的成功。」 国民政府对外和对内的设施，即依上述方针进行。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也就集中力量来破坏国民政府这个和平建设的方针。第五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第121页〕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的密约，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拘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革政策所加于中苏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三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华民国代表团赴美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已携带着对苏谈判的方案。当然我们的方案是沿袭民国十三年「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两大根据，寻求战役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我们并没有准备着莫斯科一笔抹煞这两个协议，而完全恢复一九〇四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 但在莫斯科中苏谈判中，我们仍然对于下列的国家权益，不得不作重大的让步： 一、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苏俄在这条约及其附件中对于中华民国所承诺的各款，则如左记：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份，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第122页〕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关于苏俄参加对日本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撤退之问题，「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并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现在我们把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和斯大林的诺言，作为苏俄外交与军事上的国际行动的尺度，来衡量此后事势的发展。第六节 毛泽东的重庆会谈
国民政府与苏俄谈判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与中共商谈和平共存的途径。自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我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大使亲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泽东飞抵重庆。 此后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内，举行了五次会谈，至十月十日发表「会议纪要」，其重要事项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第123页〕 「蒋主席所倡导之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问题，未获协议，双方同意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提出政府应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区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之下，中共愿由现有数目缩编为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并将应整编的部队移至陇海以及苏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于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之」。 五、关于受降问题 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第124页〕 毛泽东离重庆回延安的前夕，发表演说，依中共机阅报之新华日报十月九日的记载，有如下语句： 「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口头上说他不作「其它打算」，但在事实上，他正在作「其它打算」。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此后的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复。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协议及其一切诺言，都彻底破坏无遗了。第七节 共匪阻挠受降
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蔽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并威胁了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九月十一日之后的一个月，正是国军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间。总计国军在十一个受降区内，受降的日军为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人，均依照盟军总部的规定，遣送回日。但是匪军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包围缴械的日军，将近三万人，均扣不遣送。〔第125页〕 共匪一方面阻挠国军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区积极扩大反美的宣传。 抗战结束以前，中美两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并肩作战。日本投降之后，美军协助中国军队受降。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美军与我军共同作战，以及协助我军受降，都是衷诚信任，热烈欢迎的。但是共匪横蛮指斥美军在天津、秦皇岛和北戴河、青岛、烟台等地协助国军受降的活动，是「干涉中国内政」。 共匪的宣传者说：俄军从东北撤退，美军却在华北登陆，美军显然是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们这种宣传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响美国的舆论，压迫美国政府撤退其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军队：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国军到华北受降，特别是阻止国军到东北接收主权。 共匪在这一大宣传运动的背后，做了一些什么？他做的是： 一、破坏交通：所有北方各铁路的干支线，都遭受共军破坏，总计数百次，其破坏最为严重的处所，需要长时间始能修复； 二、决溃黄泛堤：河南省太康一带，造成数百里灾区； 三、炸毁及拆毁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矿场； 四、焚毁及捣毁工厂：单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厂被其破坏五百余家； 五、烧平村镇：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到处都发生这种暴行； 六、屠杀人民：张家口附近崇礼的屠城，尤为惨酷； 七、强拉壮丁：凡共军到过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被迫「参军」；〔第126页〕 八、扩大地盘：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谓解放区已由七十县扩大为二百余县； 九、滥发「抗币」和「边币」等伪币，强迫人民使用，破坏国家的币制。第八节 苏俄在东北的违约背信
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苏此次共同作战，苏俄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役，苏俄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 第二条及第五条规定如下：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之领土执行左列任务： 甲、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 乙、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合作。」 「（五）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直至八月三十日，赫尔利大使以美国驻俄大使哈立曼电文相告，斯大林对哈立曼还是说：「迄至现在，红军并未与中共取得接触」，又说：「在东北之红军并未发现有何共军游击队。」但在事实上苏俄军队乘日本投降的机会，进入我东北，收缴日军的武器，扣留日俘，同时，对于我国民政府派遣军队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处处阻挠，并正式拒绝，而为中共匪部进入东北争取时间，并将其所收缴的日军百余万人所使用的武器给予共军。〔第127页〕 十月一日，苏俄大使彼得罗夫通知我方，谓苏俄政府决定十月上旬开始撤兵，请我派员于十日以前，到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接防办法。我政府即派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飞往长春，并通知彼得罗夫，谓我方决定于十月十日自九龙船运部队往大连登陆，进入东北接防。五日，我驻俄大使傅秉常电告，苏俄外交部表示：「大连马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俄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我军在大连登陆的计划因而中止实施。熊主任到长春后，于十三日及十七日，两度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提出我军在葫芦岛与管口登陆的计划，马答以「并无意见」。但至二十七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葫芦岛，竟遭岸上匪军射击，不能登陆，折回青岛。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转往秦皇岛登陆，循北宁路向山海关前进。 十一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芦岛已被共军占据，营口已有共军进入，他对于国军的营口登陆，不能负责。他又说俄军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他对于我方编组地方团队，及派联络员偕同我政府人员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绝同意。这时中共由山东海运北上的部队已进入安东。十一日竟有共军进入我东北行营所在之长春市。同时沈阳亦有共军准备作战。第九节 苏俄盘踞外蒙并侵占热察
前章说过，民国三十年六月，苏俄对德作战，唐努乌梁海的傀儡组织亦即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于是唐努乌梁海也就并入苏俄的版图。（注）到了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将这一公式，应用〔第128页〕于外蒙古。这年八月九日，苏俄对日宣战。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组织亦对日宣战。次年（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俄蒙重订新约，于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谓「独立」的名义之下，并归苏俄的统治。 苏俄对日宣战之后，其军队随即侵入我东北。外蒙对日宣战之后，其军队亦即侵入我察哈尔。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匪军在俄蒙军掩护之下，窜入张家口。俄共与中共乃即制造「向蒙自治」的运动。俄军更以外蒙傀儡组织的名义，向「内蒙」输送军火，并派遣其所谓「苏蒙军使节团」到张家口，对匪军予以训练和装备。三十五年一月，竟在兴安之南的葛根庙，召开其所谓「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其所谓「东蒙人民自治政治」。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东西蒙的傀儡举行会议，将东蒙自治政府并入其所谓「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企图于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时期，亦举行其所谓「内蒙人民代表会议」，设立「内蒙自治区政府」。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苏俄的红星飞机掩护外蒙军队，从蒙古与新疆边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后三十七年一月至四月，这一冲突，仍继续发生。我政府对苏俄政府屡提抗议，莫斯科反而栽诬我国国军侵入外蒙边境。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政府为了中俄两国友好，并望长期和平关系，乃接受苏俄所提外蒙独立的要求。我政府对外蒙的政策，向以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指导原则，如外蒙从此真能独立自由，而为中俄两国互不侵犯之中介与保障，虽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不料我们承认其独立之后，苏俄对外蒙的控制，更变本加厉，而我外蒙民族乃沦入奴隶牛马的境域。并且外蒙傀儡〔第129页〕组织，在苏俄指使之下，即于当年策动我内蒙的叛乱，同时不断扰乱新疆，而且历次参加新疆事变。可知外蒙这种傀儡组织不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并且完全是苏俄侵略中国和破坏东方国际和平的工具，绝对不能构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注）本编第三章第二十节，第九七七页。第十节 斯大林采取行动
三十四年八月以后，苏俄违约背信，对我热察及东北领土的野心企图，及其对中共叛国阴谋的指使与策划，暴露无遗。至于俄军对于我东北人民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更不忍在此有所叙述。 我们认清了俄方对东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诈手段，乃决定将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自长春撤退，移至山海关。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项决定通知俄使彼得罗夫。同时我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指出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纔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杜鲁门总统表示其必与我密切合作，妥商办法。 我政府关于东北行营撤退长春的决定发表以后，俄方态度乃临时转变，而突然软化，对我方极力表示友好，并声称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而无不可以协商解决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针，令行营移驻榆关，所有调往东北的部队，决定放弃大连、营口等港登陆计划，皆由陆上沿锦榆〔第130页〕路两侧前进。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军从榆关进驻锦州，占领葫芦岛。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沈阳前进。我政府对东北，决心不再进行接收工作，一任俄军非法占据，再看他将来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和平安全所关的东北问题。 但是当时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国政府同时复以诚意拨给大量运输舰只，协助我从海道运兵进入东北，期待我早日接收东北主权。于是我原定停止接收东北的政策乃又动摇，而改取积极进行全面接收的行动。十二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亦派员与我方谈判国军由锦州向沈阳推进时双方联络问题。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军进驻沈阳。 至此，斯大林忽亦采取行动。他邀经国访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以我私人代表的资格往莫斯科，至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国。斯大林在其与经国两次谈话中，表示他对于中、苏及国共两党和平共存的意愿，并且表示他赞同中美苏三国的合作，但反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第三者的势力进入东北，而力劝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 斯大林最后对经国表示其希望我访问莫斯科，或在中俄边境上适当地点会谈，实则此次斯大林邀经国访俄，其目的全在于此。我曾以此事征询马歇尔特使的意见，马歇尔特使的答复是「如有助于中俄的邦交，他无不赞同」。于是我对他亦未便再道其详，否则，他或许以为我有挟俄自重的心理。我乃决定婉谢斯大林的邀请。 到了五月五日（三十五年），苏俄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接莫斯科来电，要见经国。六日，经国与罗〔第131页〕申晤谈，得知斯大林再度邀请我访莫斯科，与他会晤，其时间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后。七日，莫斯科又电罗申，催我答复。这个时候正是华盛顿对华五亿借款突然停止的消息传布于中国的时候，亦正是马歇尔特使行将回华而未回的时候。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后，认为这是我国今后外交政策成败上，一个最后决定关头。如我接受其邀请访俄，则今后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对华一贯的策略，就是国共合作，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向苏俄一面倒，以达其对我「和平转变」的目的。我们如果走上这一条路，那就是断送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以及整个民族命脉。否则，拒绝他的邀请，使其断绝对我的希望，则他对扶植其傀儡共匪侵华的行动，必更表面化，而再无回旋的余地。但是当时国际舆论已在共产国际宣传笼罩之下，民主各国对于中苏关系，多半姑息苏俄，其对我政府的态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极度悲观，而其对中国的前途及其本国在华的利益，几乎都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国当时，无论采取苏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线，其所得后果如何，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最后，我与中央干部更加以彻底检讨，佥认为今日我国的外交，只有以本国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祸福阅系为基础，来决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政策，而决不能以国际上一时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为转移。自中苏同盟条约订立之后，我们在这样重大的牺牲之下，尚不能餍足其欲望，那他非彻底统制我中国，灭亡我民族不可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苏俄未能履行此条约，以事实证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线希望之前，我实无与斯大林会晤的必要。 这时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危机，正以我们东北为起点，而在加速发展之中。大家认为这一危机，〔第132页〕非中美彻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继续恶化。莫斯科当然知道，为了他要独占东北，并促成中共的叛乱，必须要先破坏中美的关系，而使中国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们不能拒绝他的邀请，而与他会晤，无异于提供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离间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数据。当时中美关系已潜伏?一股国际暗流，中国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双方要以其两国对俄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来商讨共同对俄的政策，实不可能了。所以此时，我们只可不问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态度和政策如何，而坚持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对俄共侵略者作孤军奋斗，与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对于斯大林第二次的邀请，乃再度决定予以委婉的拒绝。 后来美国驻华大使馆员却来向我探询，说是我两次要求会晤斯大林，而皆为斯大林所拒绝，其内容究竟如何？我纔把经过事实告知他。由此更可见斯大林这一举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疑云，中伤中美两国关系。苦是我在当时，真是接受其邀约的话，那他对中美挑拨离间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亦是我们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个深刻的教训。第十一节 斯大林对中国的建议——中国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仅消极的中伤中美的关系，并且积极的企图操纵中国的外交与内政。斯大林屡次对我政府表达下列的意见： 一、他说明他与中共的关系时，希望中国不再认定苏俄与中共混为一体。他与中共在政治上并无任〔第133页〕何关系，只是俄共在国际上对各国共党一样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认苏俄曾有代表驻在延安，但此时已经召回。他自称其对中共派遣军队进入东北一点，曾经拒绝同意； 二、他不仅要求中国拒绝「第三者」进入东北，并且希望中国采取「独立政策」。他指责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并要求中国实行与苏俄积极的「共同防日」，并希望中国重新采取民国十三年的「联俄」与「容共」的政策。当时他所谓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其实就是要求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陷于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一面倒」。 三、他表示苏俄对中国的道义与物质的援助，决不给予中共，而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如果对国共和解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认为必要，则苏俄必不愿参与其间。他希望国民政府对中共的要求，多作让步。他主张中国国民党与中共作「和平竞争」。 四、他极力说明第二次大战之后，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内，没有世界战争。 这是苏俄在抗战胜利之初，三十五年的阶段，对华的中立战术，亦即为斯大林的一个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当时只要我采取他的所谓「独立政策」，对外以美苏两国和东西南方的桥梁自居，采取中立路线，而对内经由莫斯科的调停而与中共及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是整个中国「和平转变」为苏俄的附庸，苏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个中国，从此他不仅可以和平的征服亚洲，而且更可以转化太平洋为俄罗斯的内湖。因此我乃决心拒绝斯大林这一切建议。〔第134页〕第十二节 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
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知道，要在战场上征服中国，必先在美国的舆论与外交上击败国民政府。同时他亦知道，非推倒中华民国亲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贯的谋略，作有计划有程序的逐步实施，来排除美国的势力，以达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 在抗战结束时期，共匪的军队虽自称四十七万人，但若国民政府顺利推行其复员建设计划，全国国民趋向于还乡复业，各安生计，共匪虽欲以武装力量分裂国家，夺取政权，终必为国民所共弃。他只有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国民政府放手动员作战，亦必能重获十年以前在赣南五度围剿最后的胜利。这一胜利足以保持国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对于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与破坏。国民政府对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我在当时选择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同时对共匪的武装叛乱，亦有控制与戡定的把握与自信。 共匪当然知道，国民政府无论是和平建设或是动员戡乱，只要是顺利进行，都足以打击他的企图，甚至消灭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对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装叛乱，以武装叛乱助长其政治攻势，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的地位，堕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呆境。 当时国内外人士如能作公平与冷静的观察和评判，必然达到如下之两点。但是他们受了共产国际及〔第135页〕其同路人宣传活动的影响，对中国问题的本质，没有明确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装叛乱，就是苏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战争的执行者是中共匪军，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众口同声，指为「内战」，并诬为国民政府所制造，以掩蔽其侵略主义的本质。 二、在法律上，国民政府与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一样，对于国内的叛乱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维持政治社会的秩序。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政府的权力。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反内战」的宣传，竟使国内外人士抹煞国民政府的应有职责和合法权力，误认国民政府为穷兵黩武的侵略主义的法西斯，而加以诋毁；同时误信共匪的叛乱为民主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而寄予同情。 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传活动，在国际间造成一种逻辑。当然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共匪制造武装叛乱迫使国民政府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而一般人士却指责这种军事行动即为挑起「内战」，而「内战」乃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以耸动世界的观听。在这种逻辑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国际的谅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待共匪到处袭击，扩大叛乱。其结果，国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国家秩序的权力，于是共匪的武装暴力全面发展，而乃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了。第十三节 共匪对中立主义的运用
在这国际共党对中国一面制造「内战」，而一面又「反内战」的政治宣传攻势之中，共匪再度展开〔第136页〕其中立战术。抗战以前，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到了抗战期间，更与几个政团结成所谓「民主同盟」。 抗战结束之后，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态，扩大活动。三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临时全国大会发表宣言，自己承认其为中立主义者。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即以独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场，对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有继续不断的努力。」 同时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内战」与「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宣言说道： 「中国今天还是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对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后，对立的形势更增加了内战的危机。倘若这种形势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便谈不到和平、统一、团结，更谈不到民主。」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谓「联合政府」的主张，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当时的局势如果是「国共两党对峙的局势」，而有人采取独立的中立的立场，为国家「和平、统一、团结与民主」来努力，这个人是何等时髦？于是这一宣传攻势之中，一般游离的政客，失意的军人，以及一般对政治无远见，和对苏俄的侵略主义与共匪的颠覆活动无认识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个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机。就是在这样中立主义的空气笼罩之下，社会反共的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于孤立地位。〔第137页〕 同时在无形中，共党既孤立了我们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这些中立者本来是对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对共产主义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机取巧，混水摸鱼是图，他们就是这样在政府与中共两者的中间，纵横捭阖，过?骑墙的生活。他们以为即使共匪得势，亦可待价而沽，不患无利可图。不料到了我们政府遭受挫折之后，这些自命为中立者一经沦入铁幕，却就丧了其「使用价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汇的宰制了。 三十五年这一年中间，国际调处与政治协商，更是造成一种姑息妥协的气氛，使中立主义愈益猖狂。这中立与民主的伪装，掩蔽了共匪的军事行动，伸张了他的渗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后破坏了政府动员戡乱的政策。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动，发生了更大的效力。第十四节 美国调处的开始与第一次停战令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其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特使就在这一天启程前来中国，执行这一声明所赋予的使命。 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商谈，这次是第七次。从前六次商谈，都是以失败为结局。这次商谈的前途，中外人士自然亦不抱乐观。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与马歇尔特使首次在南京会晤之后，有一位美国将军即问我，马歇尔特使此次来华调处国共问题的前途如何？我当时很简单的答他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全在苏俄，应该问莫斯科纔行。」我又反问这位将军说：「你看莫斯科是否能允许你美国在华调处国共问题〔第138页〕成功呢？」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将这意思，直告马特使呢？」我答道：「现在尚非其时，待后再说吧。」不过，当时我仍相信马歇尔将军在世界上的信誉和地位，是可完成他这个使命的。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马歇尔特使以调解人资格参加之三人小组，举行了六次会议，停战命令全部得到协议，并于十日，由政府与中共双方将停战命令下达于各指挥官。其要点如下： （一）一切战门行动立即停止； （二）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之行动必须停止； （四）为实行停战协议，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第十五节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就在停战命令发布的这一天开幕。我在开会词中，诚挚表示：「政府对于本会的决定，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有裨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同时我宣布了政〔第139页〕府对于保障人民自由，尊重政党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及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决定实施。中国国民党代表更首先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之前，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均将容纳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准备实施宪政。 政治协商会议，在二十一天之中，成立了五项协议。其要点如下： （一）政府改组案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定为四十人。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 二、国民政府委员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由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 三、行政院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二）和平建国纲领案 在国民政府扩大组织之后，宪政实施以前，以和平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施政的准绳。这一纲领对于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文化、善后救济、和侨务诸般施政，广为规定。其总则之四条如左： 一、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二、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三、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第140页〕国必由之途径； 四、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 （三）军事问题案 军事问题协议案分为四项：一为建军原则；二为整军原则；三为实行以政治军办法；四为实行整编办法。其重要原则如下： 一、军队属于国家； 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秘密的党团活动； 三、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国防部内设一建军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 四、军事三人小组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 中央军队应照军政部原定计划，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 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 （四）国民大会案 国民政府原定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因中共及民主同盟坚强反对，逐至延期。政治协商会议关于这一问题，得到协议，其要点如下： 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二、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台湾及东北等新增区域及职业代表一百五十名；〔第141页〕 三、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五）宪章修改原则案 政治协商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公布的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提出修改原则十二项，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修改原则，参酌各方提出的意见，加以整理，制定五五宪草案。第十六节 军队整编及统编案
在这五项协议中，关于军事问题，另由三人会议及军事小组继续会商。二月九日，三人会议召开恢复交通会议，其全部协议，由国民政府公布。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军事小组连开五次会议，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中共在双十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中，要求共军编为二十个师。整编统编方案协议为第一期十二个月的整编，政府从三百五十四师缩编为九十个师，中共可保留十八个师。第二期六个月的整编，政府保留五十个师，中共十个师。政府军队对中共军队始终保持五比一之比例。 二、共军编入国军的步骤，协议为第一期统编为四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以政府军与中共军各一军编成。至第二期，始以师为单位，统编为军，即国防军二十个军中，有六个军由政府部队与中共部队合编而成。〔第142页〕 三、共军与政府军的配置，协议为第一期，华北配置政府军与共军统编的四个集团军之外，再驻三个政府军。东北配置五个政府军，一个中共军。华中配置一个中共军，九个政府军。至第二期，华北配置中共军七个师，政府军十一个师；东北配置政府军十四个师，中共军一个师；华中配置政府军十个师，中共军两个师。 一般人以为停战令及恢复交通办法的颁布，军队整编与统编共军为国军方案的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设立与开始工作，及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使国家从此进入和平建设的阶段，人民从此得到复员还乡安居乐业的机会。马歇尔特使也自觉他的调处工作告一段落，回国述职。国民政府亦决定整编方针，无论共党执行协议与否，政府必按照既定的办法和程序，切实实施。但是共匪对于他自己参加议定的命令、办法、方案和协议，是不是实行了呢？下面所说的各项事实，就是确切的答复。第十七节 美国调处与中立主义
马歇尔特使第一次启程回美之时，我对他与吉伦将军说：中共认定武装军队是他「革命的资本」。今天的统编计划虽于他们最为有利，但是要把中共的军队统编于国军之内，可以说是「与虎谋皮」。如果我们真要希望中共履行这个统编方案，那只有仰赖上帝，能使中共「弄假成真」。 马歇尔特使回美之后，共匪乃即从事破坏停战命令，对于恢复交通与军事整编统编案等所订的各条款，一概抹煞，拒不执行。而且匪军大量窜入东北，扩大叛乱。当马特使由美返华时，我鉴于停战令以〔第143页〕后三个月之中，中共对于所有协议与重要条款几乎破坏殆尽，乃特别对马特使说：「这次美国参加国共和谈，调处军事冲突，务须中美两国政策互相协调，更要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互相了解，免为共党离间中伤的奸计所乘才好。」我始终坚持这个方针，并时加警觉，所以我对于共匪反复无常，荒谬狂妄的要求，总是委曲求全，忍耐到底，无论如何不使中美双方发生裂痕，使苏俄共匪乘机得逞。 但是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这一件事，是关乎美国、中国与苏俄三方面的。因此，他的调处工作对于中国的局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影响，也要从这三方面来考察。 从美国来看，他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调虚国共冲突，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使其战后复员建设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十分诚意的，并亦自认其为十分公正的。但在这调处进行的中间，美国为使各方接受调处并遵守协议，不得不施用其政治影响。他这一政治影响，对于中共的匪区，以及苏俄的铁幕，都不能发生什么效用，而其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民心理以及我们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却造成重大的结果。这是当时美国政府预料所不及的。 在苏俄方面，他对于美国的调处，是作为「中立战术」来利用的。第一是他所供给中共之百余万人的日军武器，还要有补充编训约需一年以上的时间，方能发动全面叛乱，故其利用美国调处机会，来争取这一年余的缓兵之计。第二、他利用这个调处，不仅要求施展其普通的中立战术，乘机来分化中美关系，瓦解我们反共的阵营；而其中还另有一个最大的企图，就是他决不允美国调处有所成就。因为在俄共看来，如果马特使在华调停有所成就，那就是苏俄对华政策的根本失败，所以他不只是破坏这一调处〔第144页〕，而且他希望中美两国在此调停期间，发生冲突，而致破裂。于是他指使中共一面背约捣乱，另一面且对美国恣意指责，时加污辱，到了最后阶段，其反美的诬蔑狂妄态度，更令人不堪想象。这是莫斯科预定阴谋的实现。他要在美国无法调停，而马使离华回国之后，乘机来调处国共冲突，干涉和操纵中国的政局。但是俄共这一个企图，早已为我们所看破，而卒成幻想。第十八节 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俄军从长春撤退，中共匪军随即擅入长春市。国军受了停战令的限制，不能抵御，更不能攻击，只得退避。二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宣布东北有所谓「民主联军」三十万人。共匪发言人更提出解决东北问题办法四点： 一、要求政府改组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与各省政府，吸收东北「民主人士」及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 二、承认并整编东北的「民主联军」； 三、承认东北各县的「自治政府」； 四、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部队，其数量应予限制。 依据一月十日停战令，国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不受停战令限制。苏俄装备匪军并帮助其接替俄军，占据东北的县市，显然是违反中苏协议；共军阻碍国军接收主权的部署，并攻击接收主权的国军，乃〔第145页〕完全违反停战命令。而且根据这一次共匪发言人所发表的正式谈话看来，那他们简直对于一月十日以前三人小组所订立的一切协议，已经一概抹煞，毫无实行的意向，亦就很明显了。 马歇尔特使回国的前夕，三人会议于三月十一日集会，商谈东北问题。马特使提出「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其第一至第三条，规定军事调处的程序。其第四及第五两条有如下的规定： 「（四）政府部队有权占领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并特别指明政府军队在沿中苏条约中所载明两条铁路之两侧三十公里，有单独管辖之权。」 「（五）政府军队为重建主权所必须占领之地区（包括煤矿）需要共军由之撤退；苏军所撤出之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 中共代表周恩来对于第四条不肯同意。马歇尔特使回国后，由吉伦将军参加三人会议，继续商谈。依照周恩来自己所拟订文字，将四五两条改为三条如下： 「（四）政府为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路两侧各三十华里在内；」 「（五）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执行小组协议行之；」 「（六）以后东北驻军地区依整军方案另定之。」 周恩来携本案回延安请示，延安竟不予同意。最后中美双方作最大的让步，将马歇尔原案四五两条〔第146页〕历次修正文字一概删去，只存留第一至第三条关于军事调处程序的规定，周恩来始肯由延安回到重庆。于是三月十一日马歇尔特使回国前所定「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案」之协议，完全被共匪违抗破坏，不能执行，而无效了。此后三月二十七日及四月八日与九日之会谈，更无任何结果。 这时匪军在东北扩大变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往东北的小组，对于俄军支持之下的匪军行动，无由进行调处。匪军并集中四平街，阻止国军从沈阳北上接收主权，遂引起战争。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它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三年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后，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时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在此时，马歇尔特使，初由美国返华，遂与我进行商讨如何停止战争与继续和谈的方法。我乃于五月二十一日，亲飞沈阳，视察战局，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痛深之余，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议等诺言，仍可予其悔祸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 五月二十四日，我从沈阳致马特使函，表示国军在东北可以接受停战的决心，只要中共能实践其停战协议与恢复交通办法，以及实行统编方案等条款。我回到南京与马特使讨论数度之后，乃于六月六日〔第147页〕接受马歇尔特使的建议，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并将已经越过小松花江停止在双城附近的追击部队，乃复调回至陶赖昭与德惠县一带，仍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同时并发表声明如下： 「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议。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中美双方与中共之间，在这十五日之内，对于东北停战与整军问题，以马特使「结束东北之战争」方案为底案，反复商谈，未能得到协议。至六月二十一日，我再度宣布，将停止前进攻击的命令延长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为止。 但在这八日之内，中共又提出其更高的条件，以致商谈毫无成就。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苦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 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这不仅是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第148页〕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第十九节 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
就在这个期间，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加紧进行，而其对东北经济独占的企图，更是露骨了。 俄军进入东北后，即开始拆迁重要工业设备。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俄方更向我方提出：日本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俄军认为其应作战利品；其伪满及中国人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交还中国政府；至日伪合办的工厂企业，由两国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马林诺夫斯基对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再度声明「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军事工业，动产部门应为红军战利品。但为对中国表示友好起见，苏方愿将战利品之一部（工矿）财产权之一半，分让中国，并由双方共同经营。」又说：「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迅速办法解决，并不愿第三者参加，尤不愿东北再成为反苏的根据地。」这一声明，显系破坏我政府对东北的门户开放原则，而其排美的独占政策更是鲜明。 二月一日，我方就经济合作问题提出具体对案。我对于俄方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一切事业资产皆为红军战利品一节，不能承认；关于「合办」，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合办之列。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声称：「苏俄不愿使东北再成为反苏的根据地。此种经济合作计划，仅为对自身安全之一种戒备手段。」他对于我方从合办案中剔除各处厂矿，均不同意。〔第149页〕 恰在这时，我政府所派之接收工矿特派员张莘夫，率领技师及警员九人前往抚顺视察，被共匪拒绝接收，折返沈阳，中途在李岩车站，被匪军加以杀害。这一事件更激起我国一般民众的愤慨，我东北同胞尤为悲愤。 美国国务院于二月十一日，向中苏两国政府致送照会，认为东北工业绝对由中苏共管，使美国及其它盟国人民未能获得参加东北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为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 美国对我东北门户开放的主张，是与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经济政策相合的。但是美国的照会并未能阻止苏俄对东北工业及资源的劫掠暴行与独占企图。经济合作的谈判固然没有结果，工业装备的劫掠和破坏，一直继续进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关于东北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说道：「估计该地于俄军占领期内，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质量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这个数目就是苏俄对东北产业和资源劫掠的成绩。第二十节 匪军的全面攻势
三十五年五月，匪军为策应其东北的军事行动，在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等省，到处破坏停战协议，发动攻势。〔第150页〕 一、热察方面 一月十日停战令颁布之后，匪军进入赤峰，国军受停战令的限制，只得退避。六月六日停战令颁布后，匪军又进入承德。九月二十日，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到张家口的小组，在匪军压迫之下撤退。 二、山东方面 六月六日停战令后，匪军于九日进占枣庄，十日进占德州与泰安，以及高密、胶县、南泉、蓝村等城镇，同时在青岛外围结集部队五万人，在济南外围结集十余万人，向两市进攻，于是激起青岛济南两处的战争。 三、苏北方面 六月三十日，政府发布政治解决的声明以后，匪军结集十六个团的兵力，围攻泰兴，国军仓卒应战，伤亡惨重。匪军于攻陷该城之后，续向泰县及长江北岸之口岸镇攻击，企图威胁首都的安全。国军被迫抵抗，于是发生苏北战争。 四、晋绥方面 一月十日停战令后，匪军攻占侯马与集宁。六月六日停战令后，复攻占闻喜、朔县、新绛、榆次、介休等二十二县，逐步完成其对太原与大同之包围，于是激成晋南与大同的战事。 政府至此为保持平津的安全，要求匪军退出承德。为打通南北交通，要求其撤离津浦。为保持首都〔第151页〕的安全，要求其退出苏北。但共匪态度蛮横无已，使军事调处无法进行。第二十一节 国民大会延期与八一四文告
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但是共匪主张国大开会要在政府改组之后，而对于国民政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力争共匪与民主同盟共占十四名，即超过府委四十名的三分之一，使其对于国府委员会重要决议，有否决权。这一蛮横的争执，为其它党派所反对，因而不能解决。共匪也就迟延不提国大代表的名单。国民政府遂不得不将国民大会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当时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必须军事问题解决，再谈政治问题。共匪却借口苏北的行政问题，要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综合小组，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同解决。这是五月五日国民大会延期之后，双方争执的焦点。 八月十日，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为军事调处遭遇困难，发表联合声明如下： 「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以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几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渴望终止战争。但有若干立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于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第152页〕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于军队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八月十四日，我为了打开僵局，乃发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项主张：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国民大会，必须如期召开。 二、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必衷诚遵守，尽力推行。关于宪法草案，只求荟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见，提供国民大会讨论抉择，以期制成完善可行的宪法。 三、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务求迅速实现，并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的准绳。 四、关于停止冲突，仍必遵守原议，忠实履行。而且我们并不要求共军全面退出在停战令后所攻占的地区，只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的地区。 五、关于政治纷争，仍采取政治解决的方法。只要共党军队忠实执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成议，遵行调处，实施统编，使军队国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层一有保证，政府随时可与之具体商谈所有未决问题。 六、当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于安居乐业，所以政府必当尽力解除和平的威胁，更必竭尽职责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第153页〕第二十二节 中共对美国调处之正面拒绝——调处工作无形终结
九月三日，我接受马歇尔特使的建议，于三人会议继续调处军事冲突之外，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这是政府的一大让步，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得以平行的商谈和解决。 但是九月二十日，军事调处小组被匪军所迫，退出张家口。匪军这一举动不仅破坏停战协议，而且企图割裂我热察领土，并威胁我华北之平津重镇，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平津，使其免于威胁，不得不对侵占张家口及集中于其周围的共军作战。但周恩来竟肆行要挟，向马歇尔特使作强硬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即认为政府已公开宣布全面破裂。」他随即离京赴沪，回避交涉。 十月五日，我又接受马歇尔特使的意见，决定停战十日，在此十日之内，由三人会议商谈军事问题，由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 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商谈，原是共匪的要求，但在政府接受其要求之后，共匪又藉张家口问题翻案。至此，政府已宣布张家口停战，而共匪的条件又复增高。 这时，政府提出的条件，仍依政协的协议及整军方案，为如下两项： 一、中共应即提国府委员中共方面之名单，及国民大会代表名单； 二、为实施整军方案，先行迅速规定中共十八个师的驻地，并遵照规定期限，进入驻地。〔第154页〕 共匪提出的条件，则如下列： （甲）关于军事问题的三条： 一、双方部队，在关内者恢复一月十三日之位置；在关外者恢复六月七日之位置； 二、从现在起至军队整编之期间，双方部队之位置应予确定； 三、一月十三日政府军队凡曾移动者，应归还原来位置，俾便利军队之缩编。 （乙）关于政治问题的八条，其重要者如下： 一、中共及民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内必占十四席； 二、国府委员会组成后，应即进行改组行政院； 三、在中央政府改组完毕后，各党即依照改组后的政府所同意的国大代表席次，提出名单。 十月九日，马歇尔特使为图打开僵局，前往上海亲晤周恩来，邀其回京继续商谈。但周恩来坚持下列各点：其一为政府对张家口必须无限期停止攻击；其二为中共与民主同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保持否决权；其三为国民大会的日期与代表名额，要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解决。周恩来更一转而对马歇尔特使提出责难。他对马特使「申述」两点如下： 一、「中共对于美国政府适于内战进行间所给予国民党政府之支持，不能同意，至于美国驻华军队之不能如诺撤退，更为反对」；〔第155页〕 二、「我更注意阁下与司徒大使每次发表声明，辄在共党拒绝政府条件之后，而绝不在政府拒绝共党条件之时。阁下声明文内对共党虽无显明之谴责，但其发出之时机，则实引使外界人士产生误会。」 他这第一点，不是针对马特使的调处，而是针对着美国驻华军队。至此共匪已不把马特使当做第三者看待，反而把他做对象来打击。他的第二点，更是明白指责为马特使的调处是偏袒国民政府的。这就是说，共匪不再信任他了。 因之马歇尔特使这次到上海，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回南京。这亦就是他中共所需要的缓兵时间已经争取获得了，也就是他欢迎美国调停的笑脸时期已经过去了。从此以马歇尔特使为中心的和平商谈与军事调处，都为共匪彻底破坏，而无形宣告结束。这一年余的和平商谈，竟与从前六次商谈是同样的结果。第二十三节 第三次停战令与国民大会的举行
停战十日之期已满，中共仍无恢复协商的表示，国军乃收复了张家口。十月十六日，我发表「关于处理目前时局声明」，重申和平解决的政策，并主张一切军事问题，均依照三人会议的成议来解决，其中共所指的地方行政问题，可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来解决。但中共代表仍悍然拒绝。 这时政府及中共以外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第三方面」的地位，出面调停。十月二十五日、二〔第156页〕十九日及三十日，连续举行会谈，其所提条件也不为共匪所接受。同时，共匪及其外卫民主同盟在平津京沪各城市发起了反美运动。 十一月十日距国大开会只余两日，周恩来对马歇尔特使提出「或者国大延期，或者单独进行召开国大，任何政治会议即将无举行之余地」。至此，共匪的真正企图，是阻止国民大会的召集，破坏民主宪政的实施，同时从根本上破坏和谈与军事调处，揭开其武装叛乱，颠覆国家的阴谋，其用意已极显明。但我总希望他中共天良未泯，最后仍能悬崖勒马，参加国大，恢复协商，以挽救民族的危机。故于国民大会召开的前几日，（十一月八日），作最后的呼吁，以期其在开会之前，或开会期间，仍能提出其在国大应有的名单，参加会议，达成举国一致实行宪政之目的。因此发表如下的声明： 「政府一贯之政策，在促进国内和平，全国统一，以求达到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之目的。政府真诚期望我全国能获得永久之和平及政治之安定，为实现此种期望，兹已明令关内外国军，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止其它军事行动。」 「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唯一合法的步骤，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 「余在十月十六日之声明，实已表示最大之忍让，希望中共予以接受，以解决一切未决问题。政府对于中共，期待其与各党派，同循民主之轨辙，而在军事上，须使任何政党皆不能拥有军队，而任何军队均应为国家之军队。」〔第157页〕 「因此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之代表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各种会议，根据余十月十六日声明所提之各点，商谈停止冲突办法与今后军队驻地分配以及恢复交通与整编统编等办法，以期从速施行。」 「关于国府委员会之改组，望能早日获得协议，俾能正式改组成立。至于行政院则为实际负责之机构，其改组必须更加慎重。故国民大会闭会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变更。」 「关于宪草，政府拟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会未完成之修正草案。此次大会闭会六个月内，即依照宪法举行全国普选，各党派与全国人民届时均可自由竞选，以产生下届国民大会，根据宪法所规定而行使其法定之职权。故各党派在下届国民大会对于宪法如有修改意见，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这时各党派国大代表都报到出席大会，只有共匪代表拒绝提出国大代表名单，民主同盟也撕毁他自己独立的中立的面幕，跟随中共，拒不出席。政府再接受社会贤达建议，立即决定延会三天，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开会，等待共匪及民盟代表出席，仍无结果。第二十四节 中共土改的手段及其最后目的
在和平商谈的期间，共匪的「土地改革」正在剧烈转变。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的四项诺言，声明「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战期间，共匪在其共区之内的土地政策，是一面减租减息，〔第158页〕一面交租交息。这就是他利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控制地主，同时控制农民的生活。到了三十四年四月，共匪「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其战后的土地政策，是「首先在全国实现减租减息，然后有步骤的达到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在表面上是温和的。但在实际上，他所谓「耕者有其田」，就是共匪在江西苏维埃时代以「平分土地」的口号，发动斗争和清算的办法。 三十五年十二月，共匪撤回其驻京的代表团，随即在延安召开各地高级干部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定「彻底复查土地改革」。所谓复查，就是复查地主的田地、房舍、财产，交给「贫雇农」平分。土地复查运动，是「一切由贫雇农小组为主体，领导斗争」，达到经济上政治上的「大翻身」。 到了三十六年九月，共匪公布「土地法大纲」。这一大纲，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贫农团为改革土地制度的机关，分配土地。在「平分土地」、「彻底翻身」的口号之下，「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至「查三代」。每一个农民都陷入恐怖。 为什么共匪要在匪区普遍发动三查四查运动，以平分土地、挑起斗争呢？因为他的土改运动同时就是参军运动。匪区的农会告诉农民说：「今后不准地主阶级，封建富农，当八路军。必须把武装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上。农民都应当踊跃参军。」这就是说，土改运动发展到高潮，就转变为参军运动。所以共匪的土改运动，其实就是军事的动员。 共匪自称其为农民民主改革派，自夸其「土改」是要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并高唱其所谓「工农联盟」，以保障工农共同利益。而且他至今在大陆上更强调其匪伪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第159页〕」的把戏。其实这些都是他在二十三年以前，共匪在赣湘等省的农村中骗诱农民的一种幻术，不过他的手段毒辣，至今更是变本加厉而已。须知他假借这个「工农联盟」的名义，不仅诱骗了农民，且亦诱骗了工人，徒然在政治斗争上供他驱使，及在经济关系上供他压榨的工具罢了。其实他的所谓「土改」，及解决农民问题，乃与真正之农民的利益，并无任何关连。他的「政权」乃是以恐怖屠杀的手段来控制民众的暴力，更无「工农联盟」可言。与其说是他为了工农关系的话，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匪农间主奴关系较为确切。更进一步，戳穿的说，这亦就是共匪所惯用的「统一战线」与「和平共存」的幻术中，用来骗取农民另一套的变相手法而已，那有什么「工农联盟」保障工农共同利益可言？须知依照其共产党之理论，凡持有生产资料或为经营主体而非藉出卖劳力为生者，均在资本主义阶级之列，连农民小手工业者亦包括在内，故其列宁说「农民为最后之资本主义阶级」。（注）资本主义阶级为共产主义之敌人，故农民当然亦为其共产主义之敌人。共产党对一般资本主义阶级，采取没收、合营或集体化的手段来消灭他们。因此，他对农民亦只有采取剥夺与没收的手段，以期消灭其农民阶级最后之存在。惟以「农民为最后之资本主义阶级」，尤其是因为农民数量巨大，平时饱受地主商人及官僚之压迫，且有不满现状与反抗现实之普遍情绪，因此当他武装叛乱未完成以前，他就要利用这农民雄厚之潜力来供其驱使，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他对此种利用的关键，就是通过这「工农联盟」的名义来遂行其阴谋的。同时，复因其农民本身间经济条件，亦有若干不同程度之差别，故匪对「工农联盟」之运用，乃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之分化策略为基础。所谓依靠贫农，即以其从打击地主富农所得之财物，〔第160页〕利诱贪农，以激发其积极之斗争意志；所谓团结中农，即以贪农对中农之威逼与胁制，专为共匪夺取政权与「改造」经济制度而献身。 共匪这一策略在全面叛乱时期，乃至其「土地改革」阶段及「集体化」初期，均已收得相当的效果。惟自「农业集体化」进入其所谓「高级社」即「集体农场」阶段后，地主富农已告绝迹。农工商人皆成为共匪之奴役，而其农民间所谓贫农中农，在经济条件上之基本差别亦告消失。于是农民之间已无利害冲突的存在，故共匪之分化策略，不复发生作用，而其共匪与农民间之对立与仇恨，亦自必日益明显。于是匪农之间的利害冲突，就自然形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即划分为主奴两个敌对的阶级，而构成其共匪与民众的总矛盾之中最尖锐的矛盾。这样最后共匪政权，只有葬殉于农民反共革命之中，此乃必然之结果。回顾当时共匪在赣湘苏维埃区内，他最初亦以分田诱骗一般农村无产者，对地主富农斗争，到了其所谓贫雇农分田之后，他更进一步强制农民，以合作的名义，组织集体农场，一般农民都变为农奴，而一切农产物都收归匪党的控制之下。于是农场减产，农民逃亡；其不能逃亡者，也没有耕作的兴趣。并且由于私产没收和贸易的停顿，更增加其农村生产的衰败及农民的恐慌。于是匪军在赣南老巢，到了最后只有溃败之一途。这一过程，说明了中共是起于骗取农民，而亦败于农民之手。今日大陆匪区重演其二十三年以前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我们对此更可以断定其没落和崩溃之必然趋势，而且为期决不在远。这是三十年间历历可数的事实，无论他任何的辩证，亦决不能逃避这个败亡的实例。 （注）斯大林着「列宁主义问题」，中文本，第四五七页。〔第161页〕第二十五节 中立主义者的转变——反美运动
在中共尚未拒绝马歇尔特使调处之前，他早已指使其外卫民主同盟发动其反美宣传。到了他正面拒绝马特使调处的时候，这个民主同盟亦即改变其所谓「和平运动」为反抗政府，附随共匪全面叛乱，而其反美宣传亦即进一步为公开侮辱，且见诸实际行动了。 民主同盟素以独立的中立的政团自命。实际上，中共所赋予这个外卫政团的任务乃是掩护共匪的颠覆工作，且为共匪对内对外宣传工作的应声虫。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决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共一面在华北扩大其非法的武装暴动。一面对国民政府作和平的政治攻势。在他这非法斗争与和平运动双管齐下的阴谋之下，民主同盟以其中立主义的伪装，「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欺骗一般国民，和国际人士，使其误认为他们真是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团。于是中共乃利用他们间接的从事挑拨中美两国政府的关系，而又暗中指使们组织「反美运动委员会」，实施反美运动。 远在三十五年七月，军事调处尚在进行。中共的所谓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匪部，在河北省香河县西之安平镇，召集民众，举行「反美运动大会」。至七月二十八日，匪部在安平东南一带断绝交通，并武装戒备。二十九日，自天津往北平之美军陆战队护送队官兵三十余人乘车行经此处，匪部突然以步鎗、机关鎗及迫击炮，向美军射击。美军死三人，伤十七人。匪军直接袭击美军的这一暴行，显然是制造事变，来策应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迫使美国政府撤退其驻华军队的宣传运动。其间所最为遗憾的，〔第162页〕就是自这年四月间，中共破坏停战协议，而美国政府反停止其对我国民政府的五亿贷款，至此共匪的反美运动正在开始的时候，而美国政府反停止其军械运华。但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共破坏停战协议的暴行，并没有采取何种行动；即对于当时苏俄在我东北，利用日军的武器装备匪军的事实，亦没有施用任何措施。这事实更使反共力量日趋瓦解，中立主义益加猖獗。 这年十一月四日，中美商约全文发表。这是中美两国依据三十二年一月中美新约的精神，采取平等互惠的原则来签订的。但是中共指使其各地所谓「反美运动委员会」，发起「反中美商约运动」，在南京、上海、重庆、成都各城市中，以座谈会、游行示威等方式，扩大其反美运动。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女学生沈崇案。中共及其外卫组织乃更藉此大肆宣传。首先是上海共匪职业学生组织其所谓「抗暴联合会」，并发起全国抗暴联合会，宣言「美军在中国一日，即反对一日」，并诋毁中美两国之间订有美军驻华及军事援助的秘密协议，而提出其要求「公开中美秘密协议」的口号。到了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共匪职业学生组织其所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总会」以为各地学生反美运动的总机关。这个机关随即发起一个签名运动，其名称就是「为敦促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全国学生签名运动」。 当时中共，因见反对中美商约的运动，对我一般工商界并无任何影响，乃一转而为抗暴运动。复以抗暴运动对一般社会仍无多大反应，亦无以为继，乃再转而为「抵制美货运动」。当时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国军援剩余物资，以及善后救济物资，对于战后物资缺乏的市场，自有其重要的效用。他这一运动〔第163页〕更不发生什么作用。而在实际上，中共所谓「抵制美货」，就是反对美援。三十六年二月，民主同盟又在上海劝工大楼，继续号召「抵制美货」运动。此在表面上虽为仿效过去排斥日货来排斥美货，而其实际作用，乃是以「反对美援」及「驱逐美军出中国」为其唯一目的。 因此，美国政府就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各地的美军，并停止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于是中美两国六年来对日共同作战，共同受降，共同维护东亚和平，这一段并肩作战的光荣历史，就为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肆意侮蔑，尽力摧毁，而中美两国百年来传统的亲善无间的友谊，亦留下黯淡悲惨的一页。第二十六节 宪政与戡乱的并行
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于三十六年元旦由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一面制定各种选举法规，以期各种选举如期举行，宪政政府如期成立，一面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与行政院，由各党派人士与中国国民党共负国家的责任。 改组后的政府，乃是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国民党共同组织而没有共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宪法上的各种选举就是由这个联合政府来筹备选举事务并监督举行的。但是中共的武装叛乱，继续发展。政府不得不一面开始宪政，一面动员戡乳。 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政府下令动员戡乱之后，国军对个别战役，如延安的收复，沂蒙山区的决战，〔第164页〕山东半岛的战争，乃至三十七年夏季的豫东战役，都获得胜利。到了三十七年十月以后，正值徐蚌之战严重关头，而一般社会乃至政府内部皆受共匪渗透的影响，竟流行着一种「口号」，以为「非蒋总统下野，则美援不来」，并且「非蒋总统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我乃不能不于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从此我大陆军民就失却了重心，于是政治局势、社会秩序与人民心理，都受了共匪无形的控制，而军事作战也就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第二十七节 苏俄破坏美国调停的目的
本章第十一节曾提到斯大林对国共的和解，苏俄是否参加调停的问题，（注）本节对此再略为说明。在三十五年春夏之间，民主同盟和自命为中立的报纸，已提出「美苏调停」的主张。此后他们接着发出一种论调，指责美国扶植日本。这一「反美扶日」的论调，与「美苏调停」的主张，互相对照，就可以看出莫斯科蓄意破坏美国的调处，而企图以其苏俄代之，最后由其单独出而调解，来操纵我们中国的政局。 三十五年十二月，美国宣告放弃调处，马歇尔特使乃即回美，中共匪军亦就公开的全面叛变。但在马歇尔特使回美以后，苏俄与共匪即继续不断的向我政府作试探和谈的要求。特别是在三十六年秋季，国军向烟台、威海卫、蓬莱等地——渤海沿岸进展的时候，他们重开和谈与停止国共冲突的要求，更为迫切。〔第165页〕 尤其是国内一般中立主义者，众口一词，以为国共冲突非由苏俄调停，不能停止，同时造成一种气氛，使社会中遍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使一般人认为剿匪戡乱没有胜利之可能，唯有要求苏俄出而调解，纔是国家的出路。 但是我个人三十年与俄共相持的经验，看透了莫斯科企图调停的作用和后果。如果我接受了他对我们的调停，我们中国早在三十六年已成为波兰以「联合政府」而招致灭亡之续。所以对于他们历次的要求或试探，毅然决然，皆一律拒绝。 （注）本章第十一节，第一〇二〇至一〇二一页。第二十八节 和平共存的结果
国民政府于抗战结束以后，接受了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的要求，同时与中共作一年余的商谈，以谋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之和平共存。但是每次和平商谈，政府的让步愈多，共匪的要求愈高，到了最后，就是俄共指使其第五纵队——中共发动全面叛乱，替他达成其独占中国大陆的任务，以此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其苏俄共产帝国肥美无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们所谓世界革命取之不竭唯一富庶的基地。 在共匪执行莫斯科所赋予任务之过程中，他们对和平商谈有怎样作用呢？前面说过，他于美国的调处是作为「中立战术」来运用的。（注）换句话说，他运用美国调处来助长中立主义的发展，并且利用〔第166页〕停战协议来掩护共匪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只要停战协议一经订立，就达到了他接受美国调处的最后目的。他从头至尾，就没有履行或实施这协议中任何一条规定的条文。而我们国民政府为了遵守这个协议，乃使国军处处陷于被动地位，束手坐待匪军的袭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的说，共匪当初之所以接受美国调处，就是要破坏这个调处；他之所以签订停战协议，就是要破坏这个协议。由此造成了一种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局势。这亦正是他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运用其辩证规律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及其所预定的行动路线。因之三十五年这整整一年的岁月，完全是替他争取时间，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期，来对政府作最后决战的准备。 中美两国国民素来都是崇尚信义、爱好和平的国民，尤其是两国明达之士，面对?这个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局势，都感觉惶惑失措。而国际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更从中施展其虚伪的宣传，甚至制造其虚伪的情报，挑拨煽动，破坏中美合作，孤立中国政府，各种伎俩，无所不至。于是自第二次大战以来，对我政府，积非成是，无中生有，诋毁诬蔑，造谣生事，有组织有计划的国际宣传攻势，发生了他预期的效果。而莫斯科对华的国际大阴谋，就是他独占中国大陆的幻梦，亦几乎完全实现了。 但是俄共对于统治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么？不，绝对没有解决。我们不必多说，西起康藏，东迄鸭绿江的全国同胞，无时无地，不与他们作殊死战，决不为俄共所征服的事实，而只要看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率领全体军民，始终在我们自己本国领土之上，继续与他们积极战斗到底的实际行动就够了。我们敢说，俄共对这个中国大陆新殖民地的迷梦，毕竟还是一场幻想，不久就要为我们中华民国〔第167页〕全体国民的反击而幻灭的。 （注）本章第十七节，第一〇三〇页。西安半月记
内容来源：卷三十五 文录 隶属章节：文录＼甲﹑文录＼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67页－第192页引 言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于溪口——〔第167页〕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冑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督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第168页〕，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迭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即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罣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其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媿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托其概，以代口述。亦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会餐，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日来见时受余责斥，因之不快欤？或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第169页〕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闻间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等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岭，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稍择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第170页〕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纔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祗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见骊山下已满布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自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第171页〕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士兵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它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第172页〕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第173页〕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媿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餐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无损害，惟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即告退而出。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前来。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将移地疗伤矣。」其时，张虽退去，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阖之。宋遽〔第174页〕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亦不敢阖户也。」余知其监视，亦置之。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长转张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邵见余已决心牺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次辞职，但均以党国需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乃就床睡。郡再四珍重而去。 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唯人格，余今日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作。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第175页〕十二月十三日
八时起，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以委员长方睡，不敢惊动。余命再请邵主席来。未几，张又来，执礼甚恭如昨，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答以疲甚，无精神说话，彼无言退出。 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谓：「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昨已终日未进粒米，今日务请纳我等诚敬之意，勉为进食。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余曰：「多谢尔等之意！余此时尚不觉饥饿，如需食时，当再告尔等也。」是日，仍竟日未食。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懃，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挚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十一时，力子又来见，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乃坐床侧与余谈。宋营长仍在旁监视，如昨日状。余命其暂退，宋谓：「奉张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务请原谅！」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邵曰：「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住。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谒。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邵言毕，余告以「决不能迁住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邵又言：「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每见必严词诃斥，致不能尽所欲言；如再进见，盍少假以词色？」余告邵曰：「余对汉卿期许过殷〔第176页〕，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甚至谓事余如父，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可告汉卿，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须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无论何国、何人皆不以为友，直将为举世所不齿耳。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信仰余，应知凡自称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汉卿日前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如再晤张时，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盖陈炯明之叛，总理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总理命，参加陈氏戎幕，陈氏初信任余，嗣陈氏知我信仰总理之心无法撼动，乃忽变态，时时加余以难堪，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一日共餐，叶举在座，大言诋毁总理，谓『孙大炮』如何如何，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余愤不可遏，置箸离座，邀陈至别室，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何以任令毁谤总理而不纠正之？陈漫词慰解，终无诚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总理，立即束装归里。迨陈炯明实行叛变，总理蒙难，余冒险犯难，驰赴黄埔，随侍总理于永丰舰中，与陈氏作殊死战，势不两立。凡人信仰领袖，必绝对服从；不可有丝毫之怀疑，更不得持中立态度。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朝一夕，乃仍矢言信仰余，服从余；此真未闻革命大道，宜其一切轻率，毫无诚意与定见，殊可悲也！」旋问力子：「曾见虎城否？何不令其来见？」并〔第177页〕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住，力子诺之，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令即以此室外大厅为茔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媿，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象而知，昔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时时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十二月十四日
〔第178页〕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媿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向，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侍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署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置。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即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张又泣下，久之始去。〔第179页〕 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祇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它。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祗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苦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第180页〕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余责其食言无信，令勿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余谓：「今日余既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悔，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张半向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余问：「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第181页〕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久之，张又谓：「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想，而祇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祇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我今日若祇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第182页〕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十二月十五日
余甚盼黄仁霖来见，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张来时，余以此意告之；讵张不欲黄来见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同囚絷之真情，而归告中央，故令黄候于机场。对余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因天气不佳，恐飞行误时也。」余对张此种举动，意大不怿，遂不与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纳出告张，责其不应如此。张乃使黄来见余。黄未入前，张请余「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余不之答。黄来时，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媿对余妻，亦决不媿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书就后，为黄朗诵者再，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盖张本欲余妻来陕向余劝解，而余函尾有「切勿来陕」之嘱，则其计将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乃商于端纳，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盖〔第183页〕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下午，鲍文樾来报告，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仁霖：事后，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二）入山为匪云云。 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郁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胡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第184页〕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群情激愤，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陕，知陕、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 是晚，张挽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即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在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少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明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旋张又来见，言：「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其意在以「退却」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以相恫吓，余置若罔闻。〔第185页〕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而味张「余事再议」一语，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迁宕之伏笔，然亦听之而已。十二月十八日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阅墨子自遣。 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于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称：「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第186页〕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臂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前日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料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毕，不禁泫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第187页〕彼此近状。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蒙眬中几不辨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便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颔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切勿来陕！」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曰：「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第188页〕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 今日张来见，余询以：「前次遗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况，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寝。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甚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它。〔第189页〕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非义之言托以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如余签一字，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且更无离此之希望；即离此，亦虽生犹死也。」妻急慰余曰：「君千万勿虑！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审；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余决不强君有违背素愿之举。然余来，则君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余妻并为余言：「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念诸人以身殉职，均不媿余平日之教诲；然变起仓皇，忠良同殒，殊为之凄怆不止。而萧生乃华以文职人员，抗贼不屈而死，为尤可悲也。十二月二十三日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徼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媿，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第190页〕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份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第191页〕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命、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媿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以自分殉国之身，乃得重莅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同胞之垂爱，〔第192页〕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始。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杂著（诗、联、歌曲、箴勉、题画）
内容来源：卷三十五 文录 隶属章节：文录 版面原件：第293页，第294页，第295页，第296页，第297页，第298页，第299页，第300页，第301页，第302页，第303页，第304页，第305页咏 竹
——中华民国前十三年就读嵊县葛溪溯源堂作——〔第293页〕 一望山多竹， 能生夏日寒。述 志
——中华民国前三年留学日本题赠表兄单维则以近照——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尽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穷理研几之联
——中华民国三年——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 〔第294页〕 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海滨口占韵语一则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五日于福建鼓浪屿—— 明月当空，晚潮怒汹，国事混蒙，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溪口雪窦山—— 雪山名胜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养正气之联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于福建鼓山—— 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更衣亭题字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于福建涌泉寺—— 〔第295页〕 其介如石沉潜仁义之联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于上海—— 从容乎疆场之上 沈潜于仁义之中福州军幕中所作箴言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过恶满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后，庶葆天真。生活生命之联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八日——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第296页〕操心虑患之联
——中华民国十三年夏于广州—— 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 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常平站感吟一绝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十日于广东东征军次—— 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挽 总理联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三十日于广东兴宁—— 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星。 横额曰：「高明配天，博厚配地」。 〔第297页〕挽阵亡将士联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讨逆立功先我死，冲锋摧敌尽人惊。」 横额题：「主义之花」「革命结晶」「死而荣」四十岁生辰感言
——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于江西奉新—— 德学功业，一无所成，马齿徒增，盛名虚拥，上不克完成总理使命，下未能报答父母深恩，负疚良深，可不自勉乎！（按：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系农历九月十五日）出发校阅撰歌二则
其一曰：五月三日是国仇，国亡岂许尔优游，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快来共奋斗，革命革命，牺牲牺牲，黑铁赤血，求我国家独立平等与自由，独立、平等，中华民国乃得真自由。 其二曰：北伐虽完志未酬，男儿壮志报国仇，报国复仇在革命，革命未成死不休。 〔第298页〕集句联语
——中华民国十八年于南京—— 气节千载一日； 精神万古常新。挽谭延闿院长联
——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于南京—— 持颠扶危，一片苦心垂党国； 忧时悯世，千秋公论在人寰。游峨眉口占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朝霞映旭日，梵贝伴清风；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游金顶有感） 步上峨眉顶，强消天下忧；逢寺思慈母，望儿感独游。（自金顶下山，回新开寺） 〔第299页〕挽天主教雷鸣远神父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于重庆—— 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 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大中华歌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九日于重庆—— 战胜强权，复兴中华。协和万邦，威振迩遐。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平等自由大中华。 民族解放，民权吐葩。民生乐利，自由开花。实现三民主义，建立富强康乐大中华。 五权并立，五族一家。民国万岁，宪政孔嘉。厉行五权宪法，建立统一独立大中华。挽戴笠将军联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于南京——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第300页〕六三自箴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台北—— 虚度六三，受耻招败，毋恼毋怒，莫矜莫慢。 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 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四箴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天自强箴 中和位育干阳坤阴 至诚无息主宰虚灵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 主敬立极克念作圣 养天自乐箴 澹泊冲漠本然自得 浩浩渊渊鸢飞鱼跃 〔第301页〕 瀀游涵泳活活泼泼 勿忘勿助时时体察 畏天自修箴 不睹不闻慎独诚意 战战兢兢莫现莫显 研几穷理体仁集义 自反守约克己复礼 事天自安箴 存心养性寓理帅气 尽性知命物我一体 不忧不惧乐道顺天 无声无臭于穆不己（编者按：三十四年六月，蒋公有五箴之作，来台后修改如上）阿里山祝山观日出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 云海云山云面寺； 〔第302页〕 道天地道道中人。联 语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五月—— 千秋气节久弥着； 万古精神又日新。建党六十周年书勉全党同志联语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匡复中华的起点； 重建民国的基地。挽胡适之院长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三月一日——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第303页〕挽陈辞修副总统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三月五日——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觞，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为夫人题画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 （一） 四十二年，夫人为余写一巨帧即代称觞为乐云 笔意虽近仲珪，而才气过之，丘壑纵横，自成别趣，殊足珍也。 （二） 癸巳生辰，夫人为余写第二巨帧并献词 半壁雄即墨，神州企宝岛。 （三） 癸巳十月三十一日，夫人为余写第三巨帧 〔第304页〕 风雨重阳后，同舟共济时。青松开霁色，龙马动云旗。 （四）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生辰，夫人为余写第四巨帧 云写松态，风写松涛。春瞻松色，山羡松高。青松自若，天意为劳。 （五） 乙未三月经儿四十晋六生日父题母画 雪筠彰清节，耸翠傲岁寒。 （六） 乙未仲秋，夫人画荷第一幅 风清时觉香来远，坐对浑忘暑气侵。 （七） 辛亥春，夫人写兰都二十有四页，辑刊成册，皆为其得心应手之作，诚大涤子有所未及。盖写兰之难，在乎气韵温穆，笔墨浑厚，前贤能兼擅此长者，未易多得，余乃以此而怡悦其清芬，并以此为夫人寿。 中华民国六十年三月八日 （八） 〔第305页〕 壬子岁首，夫人写竹，继去春刊出之兰册，皆二十有四页，其清妙相同。夫竹性直节高，而凤且非竹不食，今纤手成竹集册，正待有凤来仪尔。 中华民国六十一年 （九） 癸丑春，夫人继兰竹二册之后，辑刊其所写山水二十有四页，虽清逸处落笔草草，而灵气浮动，沉厚处则笔墨苍浑，气象宏阔，是乃取径山水，发其内蕴，故机抒独运，走造化于毫端也。 中华民国六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十） 近三年来，夫人所写兰竹山水，相继成册，甲寅春，再选印花卉二十四页，所喜笔墨沈酣，敷色古艳，质象淳朴自然，此犹之璞玉浑金，光华内敛，神韵自高，非尽力学所可至也。家 谕
家 谕 上编
内容来源：卷三十五 文录 隶属章节：文录 版面原件：第306页，第307页，第308页，第309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3页，第314页，第315页，第316页，第317页，第318页，第319页，第320页，第321页，第322页，第323页，第324页，第325页，第326页，第327页，第328页，第329页，第330页，第331页，第332页，第333页，第334页 〔第306页〕 （一） 经儿知之：去年顾先生清廉来上海时，言「汝已有启悟之意，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云云，闻之略慰。以后在家，当听祖母及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在学堂要静听各教习讲训，时自细心领会，务求明白，读书总以烂熟为度。 父 字 中华民国九年二月九日 （二） 经儿知之：兹寄汝说文解字四本，可请王先生照予所定课程教授也。此书每日能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便算。汝在家，对亲须要孝顺，对长上须要恭敬。走路不可轻佻，须要着重。与同学须要和，不可相打相骂。年岁渐长，更要自知道理，力求上进，不可再像从前小孩时一味贪玩弄也。此问近佳！ 再：买段氏说文一部寄汝，恐许氏说文太略，以此备参考；至认字，则仍依许氏说文可也。 父 示 〔第307页〕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四日 （三） 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尔雅读完时，小学书，可认许氏说文，或后读尔雅亦可，随尔先生定夺，余不遥制也。汝父在此甚忙，战事已得胜，并闻。 父 示 中华民国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四）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它之挂系。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既与家人脱离关系，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惟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父 泐 中华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308页〕 （五） 纬儿：我今日在桂林过旧历的新年，心里很想慕家庭今日的乐趣，自叹不能在家聚笑一堂，因之更加想念你的活泼神态，不能忘怀，又想起我的母亲逝世，不能再生，与我在家中过年，可怜我的人又少一个了，欢喜你的人亦少了一个了，从此以后，我永世不能与我母亲在家享受过年的乐趣，而且永远不能见我母亲的面，尽一些孝心了。想到这里，更加悲伤，但愿你在家要好好的孝敬你的母亲，友爱你的哥哥，少年立起一个做人的模样，不致如你父亲的伤悲老大才好。我在桂林， 孙公公及胡、许、吴各位伯伯，往来极其亲热，亦极其有趣，而且我住的八桂厅，亦极其幽雅，为桂林省城第一个好地方，今日在此地同各位伯伯拍几个照相，将来晒好了，我还要带二张来给你看，但是我的心里，无论如何快活，终不能忘记家庭的乐趣，及母亲逝世的悲痛，不知你们在家中亦有此感想否耶？我心里很想回家，但不知果能回来否耳？去年家中的帐目，及上海汇来银若干，最好写一封详细信来。你一月一日发的信，我已于前日接到了，远在他乡度岁之时，得见你们的笔迹，真是如获至宝，以后还要你们时常写信，来解慰我旅中的冷静为盼。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六） 经儿、纬儿知之：我前日接到你们上月十一日所发的信，方才晓得你们快要搬到城中去过年了。过〔第309页〕年是在溪口家乡最热闹最快活的。你们不在家中过年，是错过了。近来仍旧搬回到溪口住了么？我家中当店屋改做学堂，我已经同校长陈先生商量妥当了。如楼上房屋有空余，你们只管去住在里面；否则，你们不如到新屋去住便当些。 我大约下个月就要到湖南去了，你们有信，只管寄到桂林来，清明节边，我大约不能回到家中来拜扫祖母的新坟，心甚怏怏不快。到清明一日，要你托才火伯伯，到祖母坟上多种几百株树。至于如何种法，我已经告诉才火伯伯了，你只托他去买树秧去种就好了。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五日 （七） 经儿、纬儿知之：我接到你们正月十五日所写的信，非常欢喜。我到桂林，已有四十多天了，精神天天好起来，旧病亦已经好了。但是一天到晚，事情很忙，心思亦很烦。我近来天天骑马，而且骑得很高兴。将来我回家时候，必定给你买一匹小马，教你骑马，我自己买一匹大马，同你骑了游行就是了。你今年不晓得有否读书？你如其会写字的时候，还要你写几个字来，给我看看，或者我的心里可以快活一些，我清明决意不回来了，你快快把家里及学校里的事情，详详细细，写封信来，使得我可以放心。余言下次再说。 父 示 〔第310页〕 中华民国十一年三月三日 （八） 经儿知之：我三个月没有见你了，心里非常记挂。我今日看见人家小孩子，在大本营前空地放风筝，我更加想起你去年在城中放风筝的趣味，不晓得你今年在家有做风筝去放没有？我在抽屉里，找出两张画图贺年片来，一张是富贵花，一张是小孩游戏，其中也有放风筝的，所以寄给你白相，不晓得你快活么？我下个月就要去湖南了，以后来信，请你寄把广东省公署古厅长转寄好了。 此刻已七点半钟了，想必你还没有睡罢？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一年三月八日 （九） 经儿知之：来信已经收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语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每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定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定书方法，只消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了。不要忘记！ 父 示 〔第311页〕 中华民国十一年八月四日 （十） 经儿知之：我明日由甬上起程，要到福建去了，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你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所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子不当心呢？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过，你再自习，总要以澈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读熟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理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切不可厌倦懒学，遇有疑难问题，务求彻底了解。须知目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够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你上半年没有脱课，是最好的好处，我很喜欢，以后还要这样才好，如果从现在到毕业，不脱一课，则你的学问品行，自然而然会好了。学生最要紧的，就是上课时候，不顾闲野，教员所说的话，句句听得明明白白，则功课自然容易精专，学业亦自然容易进步了。寄我奖状附还，望你检收。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十一） 〔第312页〕 经儿知之：你托世和带来的信，我已经接到看过了。你每逢星期日没有功课的时候，应把读过的孟子读一章，挨次读完，使不忘记。其余英文、算学，均应随时学习。对师长要敬重，对同学要和气。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十二） 经儿知之：你五月一日来信，我已经收到了。你的信，比从前写得好，如五字写错至五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后遇有写错的字，虽落笔已发觉，亦应写个完全，再为抹去。你的英文，既然有进步，更要当心学习。此次运动会，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欢。体育最是要紧的，以后还须常常练习才好。你每逢星期日，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个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了出来告诉我；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存储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的。再嘱你请果夫哥哥寄陈舜＠银二十元，给其做学费为要。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十三） 经儿知之：我现在已经到了莫斯科，路上很平安，你可勿念。你近来读书，自己觉得有无进步，须〔第313页〕常常禀我知道。如有信件，可托果夫哥哥写个封面寄出。你弟处，亦应常常通函问候为要。 父手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四日 （十四） 经儿知之：我上次托果夫转交你的信，想必已经接收了。我在这里很好，可勿念。你现在的学业，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么进步？我很系念。要文章做得好，总须名词记得多，尤其双个字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记?，做文章的时候，就随笔可以写出来；无论中文、英文，都是一理的。如果平时名词记得不多，临时作起文来，就觉得无从下笔，这是读书为文最要紧的秘诀，你试学之，自有领悟。我在此不能常写信与你，你随时到环龙路四十四号林焕廷伯伯处去，问我电报消息，就知道了。如得到电报消息，便须写信转告你弟纬国。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十五） 经儿知之：我接到你九月二十四日晚间所写的信，非常喜欢。你说你的身体，比上年不好，又觉很是愁闷。我前次写信给你，要你身体自己当心，并且要勤习体操。你每日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练习柔软体操，或哑铃体操；亦可叫铣夫同练，必于身体有很大的益处。你出鼻血同头晕，是十五六岁的人，身体发育时候必有的象征。但是你要时常自己当心。看书到一个钟头的时候，必定要休息游戏十分钟。〔第314页〕因为用功读书，总是低下头来，低头的时候太久了，自然要头晕的。就是出鼻血，也是这个缘故。你以后可以买一个看书的书架子，就是像从前你祖母看经的经架一样的东西。所看的书，或学字的帖，摆在那架子的上面，那么头脑不要低垂，头晕、鼻血这类的病，都不会发生了。如上海买不到这种书架，托守梅伯伯向奉化习艺所去做一个来，也是很便的。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十六） 经儿知之：近来两个星期，没有接?你的回信，心里非常记挂。不晓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了么？你要知道；我费了许多工夫及许多心思，就是要你听信里的话，可以增进你的学问及智识；亦可使你照信里的话，学些写信的文字及格式。一个人第一要遵守规则，就是自己「道德高尚」，这个道德，并不是拘拘谨谨束缚不动的，只要守?一切规则，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帮人家忙的时候，自然要尽力去帮忙，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除了依循道德以外，总要时时活动，使得心里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觉得苦了，就放下书本，去游玩一刻，再来求学，那脑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来看看。但是小说不能作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郁、发性灵的读物罢咧。 父 示 〔第315页〕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十七） 经儿知之：我接到你七日的信，非常快活；你的国文确已有了进步，我更加喜慰。但是你这信里还有错字，并且也欠清爽。现在我将你几个错字，拿红笔圈出来，望你自己改正。以后写字，总要笔画清楚，而且不可错落才好。你说「游安乐城记」，拿这城里的快活景况，来譬喻中国的政事不良，这个譬喻，就是不适当的。比方说，中国政治能够改良，要得到像这「安乐城」一样景况，如此说法，或者对些。凡做文章的意思，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如其正面意思说完了，篇幅还觉得太短，就把反面来说，因为反面的意思，能够显出正面的文章来。譬如说：「中国政治能够改良，人们就享福了。」这句话，就是说中国现在政治不良，所以人民不能幸福的反面话，更加可以证明中国政治不良的意思出来。你避暑雪窦寺记中，因山路难走，譬如求学一样，这就对了。这一篇文，必定是好的，将来我要看看。我写给你的信，你可藏?，时时拿出研究，于你的作文很有益处。但是你信里的字，要放大些，纔好看。如同我写给你的信里的字一样大就好了。你英文不知有进步否？英文不但是要讲究文法，而且要多说话。譬如同学会面的时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说英国话，你就常常同他说英国话，那就容易长进了。凡百学问，总要熟练了以后，才可应用。学英文能常常讲话，那就是熟练，后来就可与人家对谈，那就是应用了。不但英文如此，就是算学、国文，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记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我们家乡话叫做「书独头」，官话叫做「书呆子」，就是这类人〔第316页〕的绰号。总之，这些话，是说书读得多不能应用的人，就是虽多无益，也是越读越呆。所以读书求学，总要使得心里十分明白，拿一句话，实地可以使用?就好了。演说也是最要紧的，如遇开讲演会的时候，你可以想定一个题目，上去演讲，不拘话之长短，只要说得事理透澈，层次井然；临场不要怕羞，讲完从容下台。如此多讲几回，也就不以为难了。切记！切记！我二十九日由莫斯科起程，大约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可以到上海，并告。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八） 经儿知之：我现在住在黄埔，你有信寄到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可也。你今年功课，须注重英语，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圣约翰学校二年级；否则亦要考入一年级也。写字，笔画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的一样大，不可太小。纬儿在沪出疹，你去看过否？现在有否痊愈？你近来对于功课，有何心得？曾看「曾文正公家训」否？每日学字几个？均须一一告我，并把最近所学的字，寄我几张，看有进步否。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一日 （十九） 〔第317页〕 经儿知之：你九日来信，我已接到。日前改正之文二篇，即于当时寄还，想可收到。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大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摹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二十） 经儿知之：你抄来陈公革命计划及事略一篇，其中多有错字，如「请」字误写为「清」字，是太潦草不留心之故也。凡抄东西，须先读一遍，将其意思领解，然后再着手抄写，如有文章不通之处，即当改正；倘有疑难而不能自决者，即须问人，则抄写才有益处。如慌急慌忙，不管正误，祗要抄完就算，有何益处！凡事总要认真实在，不可当作还债看待。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手、耳五者，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凡读书写字，皆应当作办事看也。你须记之！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二十一） 经儿知之：上月二十八日来禀已接阅。附来文体语体二篇文字，亦批改附还，意思与文法，皆无错处，欣慰之至。但字体嫌欠大，且欠清楚，以后切须格外留心！你没有看过「曾公家训」吗？为何来信总未提及？注意英文，只要将学校里的读本熟理便得；先要每日读几页，每页读几遍，以暑假日数，与〔第318页〕书之页数对计，必于暑假期内温读熟烂才好。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切勿视为等闲也。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二十二） 经儿知之：我接到果夫的信，知道你已经到上海了。前日闻纬儿亦已到了上海，但是他到了上海之后，没有写信给我，不知为何？你须同果夫兄到朱家去看他一看，写信告我。今日将你来信寄还，给你自己保存，将来拿出来看看，很有趣味的。我写给你的信，亦要封封存起来才好。父示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二十三） 经儿、培甥知之：经儿三十日来禀，文字比较皆有进步，若能专心向学，则三个月后必能复旧或较前更有进步也，现在要文章进步，第一还是要多读古文，并须读得烂熟，背之再背；大约每篇古文至少要读一百遍以上，到月底并须将从前所读书全部理习一遍；如尚生疏，则再诵读，必将再能背诵，毫无阻格，然后方休。如此则三个月之后，约可三十篇长文可以背诵，则文笔必畅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烂熟于胸中，则能成文豪矣。习字尤为紧要，培甥之字较一般青年为秀丽；但尚须用工练习，以其字仅得之于天性，而未下苦工，故无根底也。我定今明日回沪，约住数日，待补牙完妥，即赴牯岭休息，以体未复元也。你们今年避暑可在相量冈厂内，较之他处为佳，且读书用工仍可不致间断也。 〔第319页〕 父 舅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六日 （二十四） 经儿知之：八日来禀比三日之禀进步甚大，字体尤然，甚慰。你以后看书应多注意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具体之表现，译文决不能澈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之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了二遍之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与民权各主义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及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斯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主义之后，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集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你信中所说之家谱，是否为我之年谱，即「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乎？你看此书与家训，每日约可看几篇？你看书目力之快慢如何？可于下次详禀为要。牙痛之病，不如拔除为佳；以宁波牙医不但无正式之医师，而且其器具皆污秽不肯切实消毒，故医牙必被其医坏也。如果医镶，则一切器具必须亲见其消毒也。你所写报告不必等待全部写完，整个呈阅；可将每一段写完者，陆续另呈也。体育甚重要，每晨体操，每傍晚可拍球，不必乘骑也。 父 母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第320页〕 （二十五） 经儿知之：十二日来禀：其文字反不如八日之禀为佳也。无论写字、作文、与做事，皆要有始有终，不可先勤后怠，亦不可先正后草：尔所来各禀，皆前正后草，即是有始无终之象，以后更要当心「精神始终贯注」，不分先后，写字尤要「平匀」。凡同行与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有左右歪斜，此乃学字初步之基本也。尔现在不必看自反录，应急看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原文，盖我之思想与言行，皆本于总理之哲学也；待以上诸书看完之后，再看我近五年来所讲授之庐山训练与峨嵋训练各集，则尔可以窥见革命之大道也。我下星期离沪，其地点未定，故暂时不必来禀，余再谈。 父 母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二十六） 经儿知之：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省览，以为你历史之开始，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我身体大好，可问培甥即知其详。你今年一年内安心在家读书，与研究农村利弊，如有余暇，或可从易处略加改正，造福乡人；但不可开始时即用强勉方式，只可劝导之，使渐能改良，使之信仰，则以后当易为力也。你身体不甚健康，应于暑期时多注重体育运动，务于此半年内体格使之强壮为要。其它读书办法已述于徐先生信内，你可照办。暑期将到，应即上妙高台或相量冈避暑，如徐先生住妙高台或雪窦寺，你们住相〔第321页〕量冈，则每日可彼此朝往夕归，亦健身之法也。 父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四日 （二十七） 经儿知之：近日在庐山颇忙，但见尔等来书文字思想皆有进步时，以此心为之一慰。倭寇今又来扰乱，令人嫌恶不堪，终必有以制之也。 父 示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二十八） 经儿知之：来禀改正寄回，希详加研究。旅俄报告请人不如自译，以自己不能自着国文，反要请人来译国文，亦一耻事也。惟待国文着成后，可请一懂俄文者修正则可也；我正代觅中，将来当介绍来家相见。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与习字着书，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近日在京虽忙，但精神甚佳，上星期日在赤炎之下，露天演讲有二小时之久，尚不觉疲乏；可知身体已完全复元，此则可为党国与民族自慰者也。 父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晨 〔第322页〕 （二十九） 经儿知之：得电悉已产生孙女平安，甚慰。其命名为「孝章」可也。望产母保养珍重为要。 父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家 谕 下编
（三十） 经儿：昨谈小组会议之重要，如编着时对于小组会议指导之要领与议案内容及其性质之分析，以及解决议案之讲评，皆应述其大概；而会员之在小组会议中之态度精神，对事理之分析，与服从多数之精神及其习惯，亦应详述。对于总理著作中民权初步一书，亦与此会议规律有密切关系，你可先行参看；将来在序文中可叙述民权初步与小组会议之关系为要。 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三十一） 敬电刻始接阅，莲姑逝世，甚悲痛。希代我经理其丧事，但战时应格外从俭，切莫奢侈，或暂厝殡；待培甥回国，再出丧亦可。 父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323页〕 （三十二） 前托萧王庙孙表卿先生编着周公全集一书，未知其编至如何程度？如有便可到其家一询，并代候其起居。毛勉庐先生之病如何？亦代访候。周公全集事本由毛先生托孙代辑，即问毛先生亦可知也。我约日内到重庆。 父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 （三十三） 经儿知之：所拟县政意见，可照余在全会讲稿一加研究，即可知其详。县政最要的是民政与土地及财政，应设民政与财政各科，而民训则可归并于教育科也。你如有志于政治基本工作，则可先任县政多得社会经验，做一番切实工作；则以后对于政治，当更能认识也。敌军昨晨在九江与星子之间姑塘附近登陆，谅已闻知，望努力为要。 父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三十四） 经儿知之：十三日来禀误写为「三十」，想以事忙所致。建设新赣南提纲草案，大致可用，间有字句不妥之处，已加修改；托俞秘书另函寄还，待收到后酌量改正。惟作事应注重当地实际工作，不必施〔第324页〕以对外宣传；以吾家子弟愈能隐藏，则愈不受人忌嫉，亦即吾家愈能积德种福，亦即所以报答祖先之福泽，为后世子孙多留余荫也。此乃壮年人，尤其汝等不可不知也，日前蒙巴顿来渝访问，会议交涉甚费心思，昨日辞去；今日得在黄山静养，顿觉清快无比。 父 母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三十五） 马电悉。祖母阳历忌辰十三日已过，未知阴历计算忌辰在阳历何日？查报。望于阴历忌辰日，在赣遥祭。以后自祁增公以下各先人忌辰，皆应在赣照常设祭，以慰先灵，而尽孝道。 父 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三十六） 赣县蒋县长转姑丈姑母：闻胞姊与姊丈到赣，甚慰。途中劳顿，老年辛苦，思之至为悬系！尚祈在赣静养，勿念乡事；惟望尊体康健，同胞早得团聚，则幸矣。嫂嫂有否同来？安否？甚念。 弟中正妹美龄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二日 （三十七） 〔第325页〕 我等星期一到成都，主持军校纪念典礼。昨日参观都江堰水利，甚有心得，惜儿未侍游耳。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切勿因誉生骄，盖善始者实繁，而克终者甚寡，不能不深警惕，勉为人子也。得电有感，特覆。 父 母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三十八） 经儿知之：乡间亲友来赣者不论亲疏，皆应善为招待，总使之衣食住经费，皆不致困难；此种费用不可节省，在此患难时期，尤应表示同甘共苦也。儿文句用字颇有进步，惟字体仍须抽暇熟习，最好习写行书为宜。余近来每日必拨冗读易经，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非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益耳；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有时能选古文观止二三十篇，使之熟读成诵，能随时默识背诵，则提笔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亲族中在乡间不能远离者，如其生活困难，有法秘密接济时，亦可设法转给；但恐被敌奸察觉，反累亲友，则不如不寄也，安安之儿孝佐来函求接济，不知彼在何处？如有便可给其壹仟元也，余不一一。 父 母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三十九） 〔第326页〕 经儿知之：华秀回赣派员陪送，以慰悬念。七日来禀已接阅，勿念。本月二十六日即旧历十月八日，为祖父诞辰，余不能回家拜祭纪念，思之凄然！幸姑母在赣，你可团聚家人，在赣遥祭，以慰先灵；但不可有所举动，以免外人送礼。明年如能驱逐敌寇回乡纪念，则正为祖父百岁足寿，亦一幸事也。送上老参二支，转奉姑母服饮，劝其早服为要。鱼肝油两瓶，你父子皆可服用，但幼童每餐后只可服一小匙，不可太多，每日服一小匙，以后逐渐增加更好。近日事忙，不能多写，希自保重！各位亲戚均代为照料，以慰悬虑是盼。 父 示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四十） 此间近日气候已转凉，姑母康健甚慰。今春携赣之鱼肝油丸，壮年人每日可服一粒，则孝文幼孩，每日亦只可服一粒；其实此丸原料为各种维他命所制，而鱼肝油之分量甚少也。未知姑母服此丸相宜否？不妨一试之。夏令营结业后，纬儿在赣多住几日亦可，未知其习字工夫，每日能继续不断否？ 父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六日 （四十一） 经儿：宋姑丈逝世，丧事想已粗毕，思之悲戚不已。你来禀称，每日学习英文与算学约占六小时之〔第327页〕时间，此欲速助长之弊，为学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则必不达，助长无异揠苗，不仅无益而反有害也。你学数学只要知其基点，例如代数之方程式，几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种学问时与应用数学时，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必求其精进，亦不必牢记熟习，故每星期有六小时学数学为最多，如事务太忙，则减至 三小时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时至六小时之学习，每星期继续不断，则两年之内，凡普通之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皆可毕业，故不必过急求速也。至学英文则每星期亦以六小时为限，先注重文法与生字，然后再进一步注重会话；总以先能看其文字为主，再进一步则习会话。你俄文已有基础，则学习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国语文之进步，只要有恒无间，而不在贪多务得耳。总之你年已过三十，记忆力已退，而悟力增强，若持之以恒，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脑太过，致蹈揠苗助长之害；故各种学问，不必强求不忘，但求其领悟学理与了解其应用方法可也。 父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七日 （四十二） 铣电悉。数学与英文有否继续学习，望勿间断为要。 父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四十三） 〔第328页〕 寝电悉。敌机来时为何不远避，而尚在宅？后此应切实改变！孝文微伤何处？盼复。 父 母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四十四） 经儿知之：昨覆电谅达，你身任专员，此时自不能离职，甚为欣慰！如果专员已派员替代，而赣州人口亦疏散已毕，则当即日飞渝；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也。否则为小事而误大局，亦非得计，以你主要职务全在于渝也；但专员未交替以前，自当留赣负责也。孝文上星期以喉疾发热三日，今已复元，勿念。 父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时 （四十五） 其一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此程伊川先生之言。适、往也，主于此事，则不移于他事，是之谓无适。余以为主于一，即主于理，使此心以此理为主，凡处事接物皆一本乎天理则几矣。」 其二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录程若庸语。 其三曰：「穷理至本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此语出草庐学案。余平生最爱读者，至本二字，原文本为知言，为余所修正。〔第329页〕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春节书此以示经儿，愿玩索之。中正。 （四十六）「寓理帅气」跋文 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五年来，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又尝玩索存心养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无声无臭，惟虚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为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未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寓理帅气」，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跋 （四十七） 刘蕺山曰：功足以格天地赞化育，尚矣。其或际之屯、亦无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终，幸矣。其或濒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爱，而死生两无所憾焉，斯已矣。而此之谓立命之学。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万物以为一体矣。此求仁之极则也。余于蕺山与梨洲之师徒，愿终身私淑，而继其绪统矣。 中正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于日月潭寄于经儿 （四十八）「主敬立极」跋语 民国三十八年初春，方下野乡居中，适值经儿四十生辰，乃书「寓理帅气」，以勉其卓然自强，无〔第330页〕愧为蒋门之后。今寄寓台湾，忽忽亦已十年，而国难党仇，耻辱重重之际，又逢经儿五十初度，甚感岁月如驰，复国有待，不禁忧喜系之。因书「主敬立极」，用锡其寿。夫敬，正也，极，中也。十年以还，我父子惨遭无端之毁，历受横逆之来，其感戚酸楚，有非世人所能想象及之。今后更在革命将成而未 成途中，其艰险痛苦，自将百倍于往昔，乃特书此致勉，以期益扩充往日寓理帅气修养工夫，其意在不褊不激，盈科渐进，事事皆能忍辱负重，尤望能逆来顺受，一以大中至正，无忧无惧处之，以期有成焉。己亥三月十八日周泰书于日月潭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日月潭 （四十九） 为纬儿五十生日作书勉之：恕人责己，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立业之要道也。 中正于桃园慈湖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五十） 经儿：明日为你五十晋九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其「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为无极之说近似也。故我国古先圣哲，对宇宙之理，早已发明于先矣。今日又重阅「宋元学案」一书，此为我国儒学〔第331页〕正传，余早岁曾用心穷究，以其书之内容太繁，恐妨碍公务，故未令你研阅。今观正中书局印行本之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十五则，约二十五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但此书仅供中国哲学研究，存心养性，尽性知命之用，虽于格致治平有益，但究不如实用科学之急要耳。总之，此书为程朱陆王二派对理学异同之研究，最为扼要，其实皆不出于孔孟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而已。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至于朱晦庵则尚程明道与程伊川二程之穷理致知之说，则象山认为支离错综，更使学者入于迷妄而难解。但究其二者结果，均不外穷理以尽性，惜乎其只能尽人之性，而皆不重尽物之性。如其当时以讲求尽人之性者，并研究其尽物之性，则我国五百年前，已能发明今日之科学，则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 父 示 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四月十四日于日月潭 （五十一） 武孙：七月十日来信刻已接到，对于你自述忧虑太多之缺点，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异常，此乃你人生之一大进步也。你六月十四日来信，余本想修改之后一并与覆信寄还，因为近来太忙，总无暇修〔第332页〕改，故延稽至今，拨忙中抽暇先覆，但仍未能修改来函并寄为念。近日因故乡慈庵为毛匪炸毁，无限悲痛，此乃余一生最大不孝之罪孽，望你们亦应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一家仇国耻也。 祖父 七月十五晨于角畈旧宅 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五十二） 勇孙：昨午电话未尽所怀，以你足疾延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病既如此，祗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强勉「自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祗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制与强勉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记毋忘。 祖父、祖母示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五十三）「精一执中」跋 余三十岁生辰，总理亲题教子有方一额，以赠先慈，嘉慰其守节抚孤劬劳报国之忱，而又授余静敬澹一四字，以为训勉，至今虽已事隔五十余年，而始终惕励，不敢或忽。今岁为经儿六十初度，犹〔第333页〕忆当其四十岁时，余正下野乡居慈庵，乃题寓理帅气以勉之。及其五十之年，父子同在日月潭避嚣，又以主敬立极勉之，使其能领会我民族传统之大道与实践之门径，有所自焉。时光流转，葱葱又且十年，在此十年期间，余对于我国中道哲学之研究，自觉有进一步之心得，乃以精一执中之语以授之，为其六十生辰纪念，并期其能身体力行有所传承也。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乃我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道统之正传，朱子序中庸章句曰：盖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器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尔，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乎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稍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余以为朱子此说，乃阐述道统危微精一中之正解，尤以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一语，以阐明中字之义，诚为开示蕴奥明且尽者矣。故余每晨默诵此篇，切己反省，未尝有所间断，今于经儿六十生辰，特手题此四字以训之，期其对我国道统深切自勉，而毋或怠忽，则庶几乎！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己酉三月十八日中正亲题于台北 （五十四） 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手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它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之丧，余〔第334页〕当亲自吊祭，故你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 父 示 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附录 蒋经国致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像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 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已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以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从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 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但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能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人饿死的事吗？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从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 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的人民的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作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10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地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工人和集体农庄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的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4万名工人工作着。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220卢布，今年增加到310卢布。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权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 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记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敌人。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那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祝您 您的儿子蒋经国 1935年1月23日中国之命运
第一章 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页-第7页 〔第1页〕 我中华民族建国于亚洲大陆，已经有五千年之久了。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国，到现在多成了历史的陈迹，惟有我们中国，不独巍然独存，且正与世界上爱好和平反侵略各国，为世界的正义公理，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共同努力于历史上空前的战争，并正向光荣的胜利与永久的和平之大道迈进。 我们知道：民族是自然成长的，国家是群力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在自然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集中群力以缔造其国家。中华民族因其宗支不断的融和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限，亦从没有向外伸张其国家武力的时候。如有外来侵略的武力，击破我们国家的防线，占据我们民族生存所要求的〔第2页〕领域，则我们中华民族，迫不得已，激于他所受的耻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图恢复，达成其复兴的目的。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软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秦汉时代，中国的武力彪炳于史册，而迹其武功，在北方则是为民族生存求保障，在南方则是为民族生活求开发。中国西北沙漠草原地带的宗族，往往向中原农业地带流徙，引起或大或小的战争，当时政府对于这些游牧宗族，于其侵犯则御以武力，于其归顺则施以文治。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领域，北度沙漠，东至辽东，西达于葱岭。同时，逐渐开发东南的农业，因之而西南的高原地带，与中原的经济已有密切的联锁。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南方的领域，南至于南海，东至于吴越，西南至于交趾。由于生活的互赖，与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数宗族，到此早已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 三国时代，中原虽陷于割据分争，然而三国政府仍各为民族的生存，继两汉的余绪，或整顿边陲，〔第3页〕或开发荒僻。西晋遭五胡之乱，汉族南渡，黄河流域为匈奴鲜卑诸族所割据。然而此诸宗族，皆渐趋于汉化。故苻秦与元魏，虽统一黄河流域的时间有短有长，莫不袭中国的衣冠，行中国的政教。隋唐大统一的局面，实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民族融和的总收获。这个时期，民族之内，宗支之繁多，文化之丰盛，举葱岭以东，黄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领域的宗教、哲理、文学、艺术、天文、术数、法律、制度、风俗、民情，亦已网罗综合而冶于一炉。 宋代的国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领域。契丹（辽）与女真（金）都是中国北部与东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同化的宗族。他们乘宋代民风委靡，政治纷乱，军事衰颓之际，并吞四邻各宗族而成为强悍的势力。他们虽先后入据中原，然他们仍先后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蒙古的兴起，与契丹女真，事同一例。成吉斯汗马蹄践踏的版图，超越了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称帝以后，中国固有领域以外的部分即与中国的国家组织分离，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独同化于中华民族之内。满族入据中原，其宗族的同化，与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 由于上述，可知中华民族意识的坚强，民族力量的弹韧，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华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异族入据中原，中华民族必共同起而驱除之，以光复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华民族于解除他互相轧轹互相侵陵的痛苦与祸患的同时，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邻的宗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简言之，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被以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里面最为显?的特质〔第4页〕与特征。 就民族生存的领域来说：我们中国国家的领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维系为界限。故我们中国在百年以前的版图，一千几百万方公里之内，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所必需，亦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国文化之所浸润。版图破碎，即为民族生存的割裂，亦即为民族文化的衰落。故全国国民必引为国耻，非至于河山光复，不能停止其雪耻救亡的运动。 在中国领域之内，各宗族的习俗，各区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习俗，以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合各区域的生活，以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为中国历史上显明的事实。这个显明的事实，基于地理的环境，基于经济的组织，基于国防的需要，基于历史上命运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 以地理的环境而论，中国的山脉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统。试由西向东，加以鸟瞰：由亚洲屋脊之帕米尔高原，北路沿天山阿尔泰山脉以至于东三省，中路沿昆仑山脉以至于东南平原，南路沿喜马拉亚山，以至于中南半岛。在三大山脉之间，有黑龙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诸流域。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即在这几个流域之间，没有一个区域可以割裂，可以隔离，故亦没有一个区域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局面。 以经济的组织而论，在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之下，各个区域各有其特殊的资源与特有的土壤，所以各区域的生活，或为狩猎，或事游牧，或进于农工，或宜于矿冶，或专于鱼盐；其分工基于自然的条件，其交易出于生活的必需。故远在铁路轮船发明使用之前，彼此之间，商业往，即至为繁密。此经济共同生活，亦即为政治统一以至于民族融和的基础。 〔第5页〕 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汉之间，无一处可以作巩固的边防，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更由立国的资源来说，东北的煤铁与农产，西北的马匹与羊毛，东南的钢铁，西南的钨锡，无一种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素。这些资源的丧失，亦即为国基的毁损。 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中国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四邻的「朝贡」，中国常答以优厚的赐与，从没有经济侵略的企图。四邻的战争，中国常保持「继绝世，举废国」的大义，从没有乘人之危以并吞其领土的政策。所以四邻各宗族，其入据中原部分，则感受同化。其和平相处的部分，则由朝贡而藩属，由藩属而自治，各以其生活的需要与文化的程度为准衡。并且每一藩属内附与同化的过程，常各有长期的历史。即如蒙古，由周代的玁狁，秦汉的匈奴，已开内附与同化之端。自此以后，突厥之在初唐，契丹之在晚唐与两宋，蒙古之在明清，皆迭有内附与同化的历史。新疆则春秋时代，秦国称霸西戎，继之以汉代之通西域，唐代之定天山，而成之以元清两代的开拓。这两个区域，归化中国的期间，皆绵互至二千余年之久。西藏则自吐藩改宗佛教，内向隋唐以来，元代则隶于宣政院，清代则隶于理藩院，其向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至于东北，则比其它边区之内向更早，肃慎的内附，始于周代。汉族的开发，盛于两汉。中经隋唐宋元明，都是汉族与东胡共存的区域。迄于清代，则农工商业的经营，更全赖汉族的努力，即满族亦同化于〔第6页〕中华民族之中。台湾、澎湖列岛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屹峙东南，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迄至明末，乃为荷兰人所侵据，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其事迹真可歌可泣。中国对于中南半岛各宗族关系更深。存亡继绝的义师，济弱扶倾的战役，真可谓「史不绝书」。总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此共同之记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 这一部悠久的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我们知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在这八德和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所在，则纤介无私。不畏强梁，不欺弱小。积五千年的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知耻，故能自强。循分故不陵侮异族。自强故不受异族的陵侮。惟其忍辱，故民族的力量是内蕴的而不是外着的。惟其负重，故民族的志气是持久的而不是偶发的。由此种德性的推演，故中华民族的各守派及其国民皆能为大群牺牲小体，为他人牺牲自我，而养成其自卫则坚忍，处世则和平，更进而以「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仁爱之心，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忠恕之道。所以五千年来，东南亚各民族或内附而同化，或相依而共保，或独立而自存，各顺其民志民心，各随其国情民俗，各发展其文化之所长，以贡献于人类共同的进步。 近百年来，中国国势陵夷，民气消沉，开五千年从来未有的变局。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既忍〔第7页〕受割裂的痛苦，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与压迫，更斲丧我国家民族的生机。纵观我五千年悠久的历史记录 ，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存亡，虽相乘而迭见，然而这一百年间，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与心理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若非由我国父倡导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则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命脉，必已在日寇蚕食鲸吞之下，为朝鲜之续。幸赖我先知先觉的国父鹰扬其大仁大智凝结而成的武勇，以中国的自由平等为目的，唤起民众，奋斗至四十年之久，乃纳全国国民一致的要求于正轨；并在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和全国的国民，继续奋斗，迄于今日，终获初步的成功。于是民族复兴之机，国家再生之望，摆在我们全国国民的面前。中正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重新发轫之初，抚今思昔，策往励来，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尤望我全国国民深切认识我中国的命运，担在我全国国民的双肩，而决于战局发展的今日，绝没有瞻顾徘徊的余地，更不容有盲从倚赖的心理。愿我全国同胞共同体察而力行之。第二章 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第一节 清代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衰落及其对内政策根本的错误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7页-第11页 〔第7页〕 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不平等条约订立的经过，全〔第8页〕为中国国耻的记录。而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国父说道：「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满清征服。」又说：「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人来做皇帝。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后来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字都不准人提起了。凡是书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要一律删改，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籍，一概定为禁书，完全把他消灭，非特不准人民阅读，而且不准人民收藏。」但是比之于日寇今日统治朝鲜，其手段的毒辣，犹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朝鲜亡国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而其国内的人民早已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鲜原有的历史文化，都已毁灭无余，不许朝鲜人存留一点民族意识。所以朝鲜人至今听到「韩国」这个名词，亦不知其意义了。我们看见了现代帝国主义者对于他所灭亡的国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祸患之惨酷，实在寒心。 在满清这样一面奴化，一面残杀之下，中国固有的优良学风，乃为之大坏。当明代开国时期，所提〔第9页〕倡的朱学，到他中叶，这一派的学术，发生了流弊。一般学界中人，应科举者固然是寻章句，作八股，讲义理者，亦不过造语录，看话头。王阳明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要矫正这种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学者从烦琐的文体与支离的思想解放出来。这一派的学说不久也流于空谈无实。张江陵当政，又提倡「实学实用」的学说，兼救朱王两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际，虽有王学的狂禅，东林的虚矫，然而科学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等于天文历数，农政工艺，莫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颜（习斋）、傅（青主）诸大儒，更是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推衍，尤招满族之忌。几回文字狱之后，经世之学遂衰。到了干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考据之学，本由黄顾开其源，在黄顾本人，这种学问实在是经世之学的一个部门，离开了经世的大义，便失去本来的价值。干嘉的学者，舍弃他们实用的精神，专求学问于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学问既与人生脱节，亦与政治分离。一般学者于支离琐屑的学风之中，复误解「中庸」的道理，养成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风气，造成曾涤生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此二百六十年间，正是欧美现代各国，脱离中古黑暗时期，开国创业，发愤图强的际会。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第10页〕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决不致遭受此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耻辱，亦不致任日寇为祸于亚洲，乃可断言。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无如满清不惟见不及此，而且他专用一种残杀与奴化的政策，来统治各宗教。所以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虽乾隆时代号称郅治，然而满大臣之当国者，如和珅之流，私心自用，贪婪成风。自此以降，一般满官，大抵贿赂公行，诛求无厌；而投效满清为奴才的汉官和学者，又相习于崇尚虚文，不务实际，敷衍粉饰，聊以自保。尤其是一般寡廉鲜耻的豪猾，更不惜认贼作父，以编入「汉军旗」为荣幸，倚势横行，鱼肉同类。所以社会的黑暗，学术的败坏，皆日甚一日。而其对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发指。就是满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间，专施其挑拨离间的毒计，使之互相轧轹，和自相残杀，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克相制的状态之下，坐收渔利，维持他满清皇室的地位。所以他对于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灭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绝灭其宗族的人种。他对于汉回各族，则从政治与宗教制度上讲求箝制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制国内各宗族的手段，最为显著。然旗兵最大的缺点，亦就在于兵民之间，在宗族上有鲜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悬殊的距离。清廷以为汉人纳税以奉养旗兵，旗兵习武以镇抚各族，认为惟一的良策。殊不知兵农既分，则旗兵流于游惰。满族固举族皆兵，然其风气之所趋，乃到后来举族皆成为浮食的游民。到了太平天国时代，旗兵与绿营皆腐败无能，于是湘勇淮勇遂为地方军队的滥觞。 满清政府这种害人自害的对内政策，相沿至道光同治之间，遂致立国的精神沦没，开国的遗规失坠〔第11页〕，政治解纽，国防废弛，瓦解土崩，大势已成。于此时期，中国在列强侵略之下，遂造成了「不平等条约」，继续不断有加无已的国耻，卒使我国势日蹙，而满清皇室的本身，亦难免于覆灭。我国父看了满清这种对内政策，足以致国家民族于灭亡，所以自兴中会至同盟会，即以此为革命的唯一对象。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国父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义，以解除国内各宗族的轧轹，而致之于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于今日，我国民政府仍一本我国父的遗教，以及中国国民党历次宣言，一扫满清对内的卑劣政策，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赋与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俾我中华民国，日益富强康乐，而三民主义亦得发扬光大于世界。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一贯精神，亦即是中国国民党对内政策的唯一使命。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与国民的反应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11页-第25页 〔第11页〕 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南京条约就是这第一个国耻所造成的。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天津条约又是这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这个时期，列强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为基点，设立各种的特权。他们最初开辟的通商口岸是广〔第12页〕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就是所谓「五口通商」。他们取得的权利是他们的人民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居住贸易，反客为主，并在协议关税之下通商往来，漫无限制。其后英法等国，在他们各自企图扩张商业势力的地点，增开商埠，又利用满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权。每一国在他和中国订立的条约里面设定一个新特权，其余各国便援引「最惠国条款」的恶例，同享这个新特权所给予的利益。条约里明白规定的特权，又可以由他们在文字上的解释，加以扩充，或由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承认，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权。即如租界，在中外条约上本没有什么特权的明文规定，后来变成了喧宾夺主的怪象，却是由领事裁判权扩充而发生出来的。 何以说天津条约是这一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呢？南京条约订立之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对中国通商，以广州一口为最繁盛；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济上思想上的影响，以两广为最深，民众的反响，亦以两广为最烈。广州的民众，反抗开辟商埠，反抗外轮进口，情绪至为激昂。南京条约订立后九年，为道光三十年（公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广西的金田起事，由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几至于颠覆满清。正在这个时期，英法联军，袭击广州、攻略天津，进扰北平。清室昏愦，在联军强制之下，而订立了这个天津条约。在此以前，清廷对外来的压迫，一本其传统的自大心理，藐视外国，以反抗洋人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清廷在国内民族革命，与列强的压迫之间，加以权量，乃渐趋媚外，于是与列强所订的条约，多已含有自动让与的作用在内。而汉族的士大夫对于列强的认识，于此也有重大的变迁。在此以前，他们对于列强抱有自大的心理，亦与清廷相同。到了此时，其大多数还在〔第13页〕浮夸蒙昧之中，鄙视洋务，不值一顾。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枪炮轮船的厉害，渐怀戒惧之心，乃主张模仿西洋，盛倡「格致」。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是此后清廷新政的先驱。然而所谓洋务，初不过设工厂来仿造西洋枪炮与交通的工具，设学校来教习西洋的语言文字。而通晓语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无整个计划之制造轮船以至修海防，筑铁路，亦不过震于西洋之「船坚炮利」，并非为全部国防计划与国民经济打算。但是他们所筹的新政经费，多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穷奢极侈之私欲。所有官员亦相率视新政为肥缺，舞弊营私，以图自饱，「海军衙门」在实际上忙于颐和园的内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挂名分肥的处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二百余年来满清上下积累而成的衰风敝习，遂暴露于天下。而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的各约共为一期，英法联军之后的各约又为一期。前一期的各约，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谓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条约，咸丰元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取得各种的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子）纯粹外国人案件，中国官员不得过问。〔第14页〕 （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由外国领事馆先行调处，调处不成，则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理」，公平讯断。 （寅）中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其各本国领事官按其各本国法律审断。 列强既在中国设定领事裁判权，则中国的司法权为之破坏，国家主权亦因而毁损；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交易往来，更不复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国计民生两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击。 乙、关税协议权
（子）进出口之外国货物，除茶叶木材金属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余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国商船进口，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征船钞五钱，百五十吨以下者每吨一钱。 自关税协议之后，中国的经济财政权于有形无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计为之凋敝，而国家的命脉亦因而断绝了。 后一期的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有咸丰八年（公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十年中俄续约，咸丰十一年中德天津条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条约，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条约，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条约，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条约，同治五年中义北京条约，同治八年中奥北京条约，同治十三年中秘华盛顿条约，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六年中美条约。光绪七年中巴天津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增辟了沿海沿江多数的〔第15页〕商埠，并增取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列强在这些条约里面，除重申前述之领事裁判权各点之外，更确定下面两种特权： （子）观审权 南京条约以后各约所谓「会同审讯」的一句话，原由于满清官员翻译约文的误译。到了天津条约订立之时，列强即凭此误译，确定其观审权：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案件，外国使领官派员观审。 （丑）会审权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与英美领事议定「洋泾?设官会审章程」。自此以后，不独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民刑案件由「会审公廨」会审，即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亦归「会审公廨」会审，以后各国纷纷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汉口「洋务公所」，哈尔滨「铁路交涉总局」，鼓浪屿「会审公堂」，都是这样的畸形的机关。自列强驻在中国的领事官员取得了观审会审特权，于是外人不独消极的回避中国的法律的管辖，亦且积极的干涉中国的司法；不独消极的不受中国法院的审判，且积极的审判中国的人民了。 乙、租界〔第16页〕 在这个时期，各地的租界先后划定。除上海公共租界于道光二十五年划定，上海法租界于道光二十九年划定外，如光绪八年划定营口英国租界，咸丰十一年划定汉口英国租界，九江英国租界，镇江英国租界，厦门英国租界，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同治五年划定烟台公共租界。 领事裁判权本来是对人的，不是对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后，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乃适用于其所划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国领土之内，设立了多数的国家。 丙、军舰行驶停泊权 外国军舰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岸，以前的条约原无明文，然而强曲解条约文字，已有行驶停泊的事实。天津条约以后的条约则有定为明文。 自外国军舰自由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之后，中国不复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无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之下了。 丁、海关税务管理权 天津条约之前，上海海关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实。天津条约以明文规定中国海关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由此中国海关以英人为总税务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布「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许总税务司募用外国人，于是各口的税务司都用外国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们中国的海关，不独税率受列强的支配，即税款亦受他们的支配；不独进口〔第17页〕的外货受其庇护，即出口的国货亦受其检查和限制了。 戊、协议关税权 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重订中国的关税制，其要点如左： （子）修改税率，实行值百抽五。 （丑）规定子口税为正税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减船钞为每吨四钱。 （卯）定十年修约一次。 此次修约的用意，在使外货进口的关税，依照实价征收，货价跌落，则税价亦相随减少，而子口税的规定，更使外货在中国各埠之间，可以自由转口，而不致加重负担。总之，中外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的规定，每有一次修改，则其对外货的保护，即必更加一层严密！ 己、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 南京条约以后之各约所开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强的轮船有沿我国海岸航行的事实，而未明订于条约。至天津条约订立的时期，条约上面始有明文规定。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增开长江一带各口，于是列强更取得内河航行权。 列强在中国既有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不独外货可以遍销中国各地，并且中国航业的经营权，亦落在外人手里；不独外货由外轮运输各地，即国货亦倚赖外轮为我运输了。 〔第18页〕 自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公历一八九四年）至八国联军，为中国国际关系「第二个时期」。列强乘日寇欺我之余，竞取中国的领土为租借地，画分势力范围，或修盖兵营，或建筑军港，或取得铁路建筑权，或取得矿山开采权。琉球、香港、台湾、澎湖、安南、缅甸、朝鲜沦亡的惨剧，尚在眼前；领土全部瓜分的大祸，复迫于眉睫。于此雪耻图强的运动，奋起于中国国民之间。在此时期，士大夫亦渐知中国之所以衰敝，不单由枪炮轮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的积习腐败，而君主专制又为政治积弊的本源。要怎样才可以改革政治？见到这一个问题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国父顺应时代与民族的要求，主张革命，乃组织兴中会于檀香山，招集同志，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积极进行革命。其它各党各派都见不及此。即如康有为就维护君权的地位，组织「保皇党」，主张立宪，造成光绪二十四年之「戊戍政变」。戊戍政变的失败，更激起清廷的反动。以满洲皇族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讳谈洋务，排斥新政。其愚昧顽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强的武器，提倡愚民惑众的所谓「义和团」，以招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公历一九○○年）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公历一九○一年）的国耻。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之中，中日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这个时期的特点，则为满清与列强之间的各租借地的租约，各铁路借款合同，列强单独发表有关于「势力范围」的宣言，以及列强彼此之间订立有关「势力范围」的条约。今举其要目如左： 甲、势力范围、租借地、铁路建筑权、铁路附属地、矿山开采权〔第19页〕 （子）英国 在甲午之前，列强已有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英国于割取香港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还舟山条约，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岛给与他国」的字句。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缅界务及商务专约亦明定清廷「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甲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威海卫租借条约划威海卫为英国租借地，九龙租借条约划九龙为英国租借地。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范围。这时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丑）法国 法国占据越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光绪二十四年又取得「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在这个时候，他先后取得延长龙州铁路，建筑滇越铁路及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之权。光绪二十五年，他又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广州湾为其租借地。 （寅）德国 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并允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矿产。 （卯）帝俄〔第20页〕 帝俄于光绪二十二年与清廷订立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与东三省铁路合同，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复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租借旅顺大连湾，并以续约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分长城以北，为帝俄建筑铁路范围。 （辰）日本 日寇于占领我澎湖台湾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的保证。 列强划分中国各地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亦即为瓜分中国的准备。瓜分的惨剧，虽未实现，而路矿工商等权已经被列强分割净尽了。 乙、租界 这个时期续划的租界，光绪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国租界，汉口德国租界，光绪二十二年有汉口俄国租界，汉口法国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三年有苏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汉口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五年有厦门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国军队驻扎权 在这个时期，帝俄在中东铁路一带强制驻扎所谓「中东铁路队」。从此以后，列强在中国就有了驻兵权。〔第21页〕 丁、邮政洋员任用权及外国邮局 法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强迫清廷在邮局内任用洋员，而列强复各在中国自设邮局。从此以后，中国的通讯，就受了列强的控制。 戊、设厂制造权 日寇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缴纳所订进口税」。其在中国各口所设工厂出品，依进口货减免各项税捐。其它各国援用「最惠国条款」，就都享有这个特权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至辛丑和约遂入于「第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在「第二个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而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光绪三十年（公历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寇亦从此遂树立他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如辛丑和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马凯条约，光绪二十九年中美商约，中日行船续约，光绪三十一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光绪三十四年中国瑞典条约，均增设特权。其要目如左： 〔第22页〕 甲、使馆界 辛丑和约规定，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划定各国使馆境界，由各使馆共同管理和防守，这就是「东交民巷使馆界」。在界内，有外国兵常川驻守，有特设的警察常川戒备，俨然成了「国家之内的国家」。 乙、外国军队驻扎权 依辛丑和约，除使馆界由外国军队驻扎外，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亦驻扎外国军队，来保护他们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线。并撤除我国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带炮台，剥夺中国建设海防的权利。 丙、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俄之战以后，日寇占据旅顺大连和中东路的南部及其支线。清廷以所谓「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承认这种事实，致东三省南部所谓「辽东半岛」，乃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而旅顺大连亦成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这个时期增辟的租界，光绪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国租界，天津比国租界，重庆日本租界，光绪廿八年有天津义国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九年有天津奥国租界。 戊、海关税务管理权〔第23页〕光绪卅三年，日寇取得大连海关税务司的管理权。 己、关税协议权 辛丑和约与马凯条约对于关税制度有所变更，其重要的项目是： （子）将进口货从价税实行值百抽五，并兼用从量税。 （丑）各口岸之常关收入，由海关管理。 （寅）规定裁厘加税的办法，即厘金裁撤后，进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这些规定，仍以减免外货对中国政府应缴的税厘为宗旨。辛丑和约既榨取中国巨额的赔款，中国要付赔款，自必加重税捐，然而外货则享有减免税厘的特权，因此赔款的负担，皆加于国货之上。从此国货更无法与外货竞争于中国境土以内了。 庚、关税的支配权、关余的保管权 关税为庚子赔款的抵押，故关税由外人充任的总税务司支配，即每年关税摊还庚款之外的余款，亦存入外国银行，而由其管理。从此以后，不独中国经济的精华，为帝国主义者所吸收，即帝国主义者的馂余，亦为其所并蓄兼收，点滴无余了。 辛、整理内河及使用外国引水人建造灯塔浮标等项之权 辛丑和约以北河（即由大沽进口之河）黄浦（即由吴淞进口之内）两内河的修浚权，给与外国〔第24页〕，并将通商各口使用外国引水人，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之权，给与外国。从此以后，中国重要的海港及内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实情，险要的真相，皆为帝国主义者所熟知，亦且为其所控制，还说什么海防呢？ 在此时期，初则辛丑条约，赔款议和，清廷之威信固从此扫地，而人民的生计亦从此日蹙一日。中国在此险恶的瓜分潮流之中，虽因列强国际政策的转变，徼幸于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惧外的心理，已达于极点，且因之进而发展其媚外的心理。继则日俄之战，日本竟胜帝俄，实予中国朝野以深切的影响。清廷既感于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强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于是废科举，立学堂，练新军，设兵工厂，开造币厂，修造船厂，并进而准备颁宪法，开国会，以粉饰其政治的腐败，外交的屈辱，而欺骗国民。国民看了国家外患如此迫切，满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愦无能，所谓立宪运动实际所得者不过清廷欺民的诰谕。于是 国父所倡导的革命主义，纔在蒙昧无知的无民族思想之社会中植其根柢。君主立宪派与保皇党的信念日坠，革命排满的怒潮日益趋于澎湃。举凡清廷所设施的新政，学堂则为革命思想传播之处，新军乃为革命运动发源之地。一般国民对于国父的革命主张，更加强信仰。国内的实际行动，以会党为首；海外的声援，以侨胞为主。内外情势的激荡至此，革命风潮遂不可遏制。但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宁赠朋友，不给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国民认识帝国主义与专制政治两重的压迫，已融会为一体，而民有与民治的要求，事实证明其决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图强，倒满即所以雪耻。中经我国父所创造的同盟会诸先烈提义兵，举义旗，洒热血，掷头颅，前仆后继，再接〔第25页〕再厉；从此革命的目标，愈益鲜明，国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于是辛亥年（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其间外患内忧，相因迭乘，经过的波折虽多，而历史的教训惟有一个：非国民奋发不足以雪耻图强，非国民革命不足以适应民心，齐一民志，以从事于雪耻图强的工作。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战建国，皆依此路线，不徘徊，不退转，勇往迈进，不达目的决不中止。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的教训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25页-第30页 〔第25页〕 国民革命虽为一般人士所追随，而一般人士对于国民革命根本的意义，认识仍然不深。他们知道了单是枪炮轮船的仿造，并不可以图强。他们也知道了君主专制与封建割据，如果继续下去，则国家必不能自强自立。然而君主专制既已推倒，五族共和，既已宣布，他们便以为民族革命成功了。民主政治实现了。他们只知道摹仿西洋民主制度的形式，他们只以中央政府有总统，有内阁，有国会为满意。他们不知道民族革命的对象，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尤在于国民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养成骄奢淫佚的习惯，和媚事外国倚赖外国的心理。他们不知道民主政治的真理，更不知道民生主义为革命主要的目标。他们推倒了君主专制政体，他们却不能够改革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养成的泄沓贪婪，偷生苟活的恶习；为学做事，不?实际，发言立论，不顾实践的风气。在这种心理与风气之下，仿造西洋的枪炮，必至于用泥沙〔第26页〕代火药；推行议会制度亦必至于改约法，行贿选。即投身革命党的党员，积习既深，把握不定，一遭失败，亦不免信仰动摇，志气沮丧，畏难就易，行不顾言。所以中华民国虽在民国元年成立，而至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代，其间十有三年，不知道国民革命历尽了几多的磨难，受尽了几多的挫折！抚今思昔，真不禁怅惘之深。这十三年间的经过，约而言之，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说明。 由辛亥革命起义到民国五年袁世凯之死，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 国父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其志乃在废除我们中国三千余年君主政体，至于他建立民国的主张，并不以为只有总统，有国会，有约法，有内阁就算为民主政治。因此他把总统的地位让给袁世凯。他主张革命党人，应以纯粹的在野党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从国民心理和国民生活上树立三民主义的基础。党中人士理解这个意思的极少。一般的眼光，集中于约法的文字，以为只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就可以箝制袁世凯使其不能够滥用总统的职权。又以为只要组织有力的政党来运用国会，即可以支持责任内阁，使其达成限制总统职权的任务。他们更从形式上摹仿英美政治，以为只要有两大政党并立，就是民主政治的雏型。殊不知两大政党虽一度组成，并无补于国会职权的提高。即令有多数党人在国会里面作法律上的活动，也不足以树立责任内阁，更不能支持责任内阁，以对抗袁世凯那样滥用职权的总统。袁世凯所顾忌的不是国会，而却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革命党的势力。故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于赣粤闽以后，解散国会者，就是国会所选出的总统，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者，亦就是对国会负责的内阁总理。待到国会一经解散，那副署命令的内阁也就坍台。从此以后，所谓国会，所谓内阁，乃至于约法的本身，在袁世凯的手，任意扮演，任意摆布。而〔第27页〕我们国父早已看出了袁世凯必推翻约法和他帝制自为的野心，所以自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时，立即主张问罪讨伐。可惜当时党中干部同志理解 国父主张者又是很少，而且精神颓丧，并无决心，只有坐待袁世凯借款备战，策画完成，任其宰割，于是革命遂遭惨败。民国三年，国父乃于一般同志沮丧之余，以严密的纪律，组织中华革命党，坚决的贯彻国民革命的宗旨。比及袁世凯洪宪称帝，则全国国民又信仰国父当时革命主张为不我欺。换句话说，历史的事实又证明了惟有国民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澈底的路线，也就是最正确的主张。 袁世凯之死，使国内形势，转入第二个时期。全国的军阀由分化而入于混战。北洋派武力统一的梦想无从实现。封建割据的面幕之联省自治运动亦毫无结果。军阀政客交织而成的政治局面，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从这个最黑暗最悲惨的阶段里，获得了一线的生机。在此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绵亘四年，主要的战场，在欧洲大陆。英法德义俄土诸强正集中全力于欧洲的战场。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战场上面。美国正向欧洲贷借战费，运送物资，最后也派遣军队参加大战。于是中国国民在心理上，激起了绝大的希望和绝大的自信。以为中国从此可以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自立自强以进于独立自由。而且在经济上，中国的新工业，一时繁盛起来，尤以纺织业得到顺利的发展。清末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常为入超，至此却转为出超。社会经济的好转，更加增强国民的希望与自信。然而军阀政客，不识现代政治与经济为何物，更不能顺应国民的要求，不能发扬国民的意志，竟造成更大的国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第28页〕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就是白纸黑字的各种宪法运动，也不值国民的一顾。皖系的势力既倒，直系奉系的势力也得不到国民的支持。贿选事件，更不啻直系军人自掘坟墓。事实发展至此，除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以外，再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顺应国民的希望，代表国民的要求，集中国民的信心了！于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势力，乃顺乎天而应乎人，随世界潮流的汹涌澎湃，全国一致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万众一心，起而奋斗，力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以奠定复兴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初基。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以日寇所提「二十一条」最为凶狠。最为毒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变为独占政策了。现在略举其要目如左： 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各条。 第一号的四条，要求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胶州湾和胶济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与日寇；并划山东及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又要求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的铁路建筑权；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总之，日寇要划山东全省为他的「势力范围」。 第二号是关于东三省南部与内蒙东部的各条。 第二号的七条，要求延展旅顺大连湾和南满与安奉两铁格的租借权九十九年；要求日本人在「南〔第29页〕满」和「东蒙」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借权，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之权，及采矿权；要求在两地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要求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之权，并不许他国在两地筑路或投资。总之，他要划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为「势力范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各条。 第三号的两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两国「合办」，并要求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的矿山，概归日本人独占开采和经营。 第四号和第五号是关于中国全国的各条。 第四号的一条，要求由日寇独占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第五号的七条，要求中国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中国内地享有土地所有权；合办中国的警察；供给中国的军械并合办中国的兵工厂，取得武昌与九江南昌，南昌与杭州，南昌与潮州之间的铁路建筑权，划福建全省为势力范围；及日本人在中国宣教。总之，日寇要获占及中国的全国，为他的藩属和奴役。 「二十一条」的提出，固使国人为之共愤，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考其作用，实与历来中外不平等条约，并无二致。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条款，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而「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所以我常说「二十一条」的精神，实际上乃是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大成而已。国父说：「政〔第30页〕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我们也可以说：往日各国零星片段，陆续不断的压迫满清和北京政府订立他亡国卖身的条款，一般国民是不易生感觉的。而像「二十一条」这样整个明显的条款，是容易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压迫，就激起了国民全体的公愤，一致的反抗。殊不知过去满清和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这些不生感觉的亡国卖身的契券，却在国民麻痹之中，敲骨括髓的危险，比之「二十一条」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三民主义的革命，一方面要与日寇独占的侵略作生死的斗争，而同时一方面对于其它各国屡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亦同具恐惧的心理，非要求他彻底的废除不可，亦就是这个道理。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30页-第35页 〔第30页〕 国家的忧患与国民的痛苦之所在，即为我们国民革命的要求的起点。革命失败，则国家的忧患与国民的痛苦只有加深。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未能由破坏而进于建设。第一欧战时期，中国又未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进于国际的自由平等。民国十年华府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太平洋国际关系再建的机缘，北京政府仍不能充分把握这个机缘，作积极的奋斗。九国公约虽确定门户开放领土完整的原则，而不平等约上重要的项目，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撤退外国驻军，或否决，或迁延，都不能获〔第31页〕得确实的解决。中日之间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订立，尤历尽困难而仍不能彻底。于是门户开放领土完整的原则，适足以加深中国国民倚赖外国而自恃不亡的怠惰心理。 自天津条约后，满清的专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由对抗而转为勾结。辛亥以后，军阀的专横和割据，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进一步，其事实尤为显明。袁世凯的帝制，与日寇的二十一条件，本有交换的意义。大隈重信「赞助中国帝制」的谈话，更显然助长袁世凯的野心。这是我们熟知的一个实例。 帝国主义者除以各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勾结军阀取得特权之外，其它直接干涉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尤以边疆问题为最着。外蒙古受帝俄的操纵，在满清宣统三年宣布独立，内外一切实权，都归俄人掌握。俄国革命之后，蒙人撤销独立，实行内向，归还中国。其时正日寇利用所谓「中日军事协议」，策动蒙匪和白俄，以窥我外蒙。西藏问题一样受外来的影响。藏人与川滇的冲突，亦为英人所利用。而英人之操纵达赖，与俄人之利用班禅，事正相同。我在民国元年「军声杂志」中公开的表示说：「征抚蒙藏，不可仅视其形势之难易，状况之利害，拘泥于战术之一隅而已。要当深省英俄之现况与关系于蒙藏之如何而决定……当英俄要求干涉之际，吾国虽无力宣战，亦宜据理力争，要求其归还我国主权。……何吾政府计不出此，一再隐忍，甘为退守，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一段话，把当时中国边疆问题的症结，明白的指了出来。 边疆如此，内地又何尝不是如此？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西太后）对废立问题，已有受列强驻华使节干涉的恐怖。这种恐怖，即为「义和团」事件之由来。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期，日本即在幕内从中〔第32页〕鼓励，而他在表面上却明加警告和非难，你看帝国主义者的用心与手段是如何的阴险与毒辣？当时慈禧的昏乱，袁世凯的悖逆，固为中国国民所共弃，然而列强的干涉实开实际的恶例。而北平的使馆界，东北的铁路附属地，津沪的租界，实为干涉内政的策源地，保侨护商又为其干涉内政的口实。其干涉地方事件的实例，最著者是民国十四年郭松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于南满铁路附属地，阻止郭军通过，这一件事使日阀对东北的操纵，又更进了一步。 帝国主义者在各地秘密的活动，实为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最大的原因。治外法权足以掩护其间谍和特务人员。租界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等特殊地域，与列强赋有特权的铁路航线，又足以供军火储藏与贩卖以接济土匪助长内乱的便利。我们还记得北平的使馆界与北宁路上国际列车，及天津的租界，在北京政府时代，是军阀政客策动政变的大路通衢：成功由此，失败亦由此，上台由此，下野亦由此。至于大连豢养满蒙的王公显宦，津沪收容失意的军阀官僚，使其俯首充作外人的傀儡，随时供帝国主义利用，而恬不知耻。最可痛心的就是本为中国领土，而中国的国法不得行施，中国的军队不得通过。足见不平等条约之为害，不只是使我国将不国，而且使我民亦非民。真使我们中国人格丧尽，廉耻扫地。试问有这种不平等条约存在，中国政治如何能上轨道？中国经济如何能够建国？言念及此，能不痛愤！ 不平等条约且更进一步积极破坏我们中国的国防。清光绪初年，李鸿章筹办海防，一方面训练海军，一方面在重要的港口建筑炮台。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失败了。辛丑条约更以明文规定，削平「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通海路线之各炮台」。于是首都的防卫，根本废除，而国家自卫权，亦完全放弃了。 〔第33页〕 外国与英美法日的天津条约，既许外国军舰驶入中国任何港口，并在通商各口岸停泊，其它各国亦依「最惠国条款」享有这种特权。由此中国的领海与内河，任凭外国军舰行驶停泊。而中国至此，真所谓「堂奥洞开」，而帝国主义者乃亦「行所无事」。他们集中的港口，都是经济发达的都市，或为政治文化的区域。遇有交涉事件发生，外国的海军可以卸下炮衣，威胁中国的官吏和商民，强制中国政府或地方官员承认他们要求的条件。在「炮舰政策」之下，中国只好听他们予取予求。 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驻扎，有依条约，与不依条约的两类。租借地驻兵，与辛丑条约所定使馆界与北宁路沿线驻兵，是依条约的。其余外国驻兵都不是条约明文所规定。如中东路俄国驻兵，南满路日本驻兵不独驻兵不见条约的明文，即「铁路附属地」亦为曲解条约所造成的事实。租界驻兵更不见于条约，亦是由事实发展而成的。 外国领事馆警察及租界警察，同样为条约明文所未定。因各国领事借口于领事裁判权的行使，必有警察执行判决，乃设置警察；而上海租界「会审公堂」的警察之外，竟还有「工部局」的「巡捕房」。 军警的配备更使「使馆区」与「租界」成为中国「国家内的国家」。中国国家里面，从此发现了许多的国家，设立了许多的政权。而外国军警的活动又不限于界址以内。军警的数量与职务，更超过了领事法庭执行判决的需要。日寇在东北的军警，尤肆横行。如民国五年的郑家屯事件，八年的长春事件，福州事件，九年的庙街事件，珲春事件，都是日寇驻扎中国领土上的军警，任意行动，任意鎗杀中国人民，任意鎗击中国军队的实例。此外，租界警察与外国军队威胁中国军队，鎗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亦指〔第34页〕不胜屈。例如民国四年的老西开事件，十四年上海公共租界的五卅事件，汉口租界的惨案及广州沙基惨案，这尤其是国人熟悉深记的耻辱。 在中国领土上面，帝国主义者的军警，可以向中国军警商民任意开鎗。而中国军警睁目举手不得还击。否则中国军警如有动作，帝国主义者就以战争相恫吓。他们的军队立即出动，各国的炮舰同时升火；他们的强硬外交文件，乃至于「哀底美敦书」即相继而来。中国政府与民众相习于惧外，奸吏愚民复乘机活动；而豪家富户的资财更要立即搬移到租界内，托庇于外国军警保护之下，相沿既久，则中国的银行、仓库、贪吏、巨商，都以租界为安身立命之区。因而少数外国军警，原不过帝国主义者的象征，而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竟有搤吭扼喉的威力。故帝国主义者恫吓与射击之来，中国官兵不仅无还击的勇气，甚至无还击的想念。国运的悲惨，竟到了这个地步！军人精神受了不平等条约的压，国家观念亦因之消失无遗了。 列强对于中国收回法权的运动，常以中国司法制度与监狱制度不良为口实而加以反对，或予以延宕。然百年来中国司法权不行于外国租界。所以租界竟成为犯罪者的渊薮，由此以破坏中国法律的威信与尊严，损害中国人民守法的习惯。而租界里面的法庭和监狱，对人命法律的轻，对诉讼程序的玩忽，比之中国的法院与监狱，其缺点更不胜枚举。尤其是租界巡捕房对于华人的虐待，惨无人道，不忍卒述。华人被捕之后，即使经过公开的审判，受审之后亦不易获得公平的判决。其富者可以重金交保，逍遥法外；其贫者则在刑讯与虐待之下，沉冤莫白。其惨酷黑暗，即在中国改良司法制度与监狱制度以前，〔第35页〕亦所罕见。中国官员对于外国人的诉讼固无权过问，即对于租界捕房之内的中国人民，欲探问其冤枉拷剥，黑暗痛苦的情形，亦不可复得，更无法使中国人民受我本国法律的保护和制裁。由此可见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司法的影响，不独损害中国人民的正义与人权，亦且破坏世界人类的公理与人道。所以收回法权与关税自主运动就成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中的两个基点。这是中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亦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目标。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对经济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35页-第38页 〔第35页〕 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亦以外国租界与驻兵区域为根源。协议关税与治外法权可以说是列强经济侵略的两翼。而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口岸设厂权，铁路建筑权，矿产开采权，以及银行纸币的发行权，更助长他们经济侵略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受莫大损失，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畸形的状态。 国父指示我们说：「经济力的压迫，比较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政治力的压迫是看得见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易生感觉。」国父首先指出海关受外人管理及关税与外国协议的损失。自辛丑和约规定中国对列强的赔款，中国海关税收就作为抵押。于是海关的管理权落在外人手里，就是关税中偿债所余的余款，所谓「关余」，也不免受外人的支配。其次海关税则由列强协定，致使外货进口，税率极低，而中国的生产事业，不能受关税的保护，以自维其生存和发展。其结果外国货物充斥我国〔第36页〕内市场，本国货物反而不能推销。于是固有的手工业从此衰落，新兴的机制工业亦无法繁荣起来。所以在国际贸易上，入超的趋势与年俱进，中国的经济祇有枯竭了。海关之外，盐务由外人稽核，盐税由外人支配，重要的铁路由外人管理，重要的航业由外人经营，即全国的邮电亦由外人监督。凡于中国经济与交通上重要的事业，无不掌握于外人之手。其结果中国不独是民生凋敝，并且整个国民经济都受帝国主义者的操纵。其次国父指出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使中国又受一重大损失。然而本国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却要信用他们外国的纸币。于是外国银行就用他们的纸币，换取中国的物资。此外国父指出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中国所受最大的损失。中国人把钱存到租界里的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即以中国人的存款向中国投资，吸取利息和利润。此外租界的赋税、地租、地价、和投机事业，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的营业，皆恃其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侵夺中国的利益。综计各种的损失，使我们社会事业疲敝不堪，使我们人民生机日竭一日，游民盗匪因之日多，而国势就亦从此日蹙了。 我们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历史上本有三期的演变，秦汉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处所，是在黄河流域。自三国以至于隋唐，黄河流域的经济，稍形衰落，长江流域的经济发达起来。由宋到清，国家逐渐仰给于东南的财赋。元朝亡后，欧亚两洲陆路的交通中断，中国西部的都市日就衰。西葡荷英诸国海上通商的活动，直达我沿海的各区，东南的都市相继趋于繁盛。所以千年来中国大一统的规模，大体上可以说是「以东南之富，养西北之兵」。然而我们立国的基础，本是农业。全国的农业，除边疆省区外，分布既不失均衡，故全国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远。政府对全国交通的计划，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经济的〔第37页〕趋势，虽起自河流而倾向海岸，然而建国的成规，并不见有什么偏枯的现象。自从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各埠的租界为新兴工商业的中心，年复一年，成为我全国经济精华所汇萃。铁道航路，以通商口岸为起点，向内地伸张。我国固有的手工业破产，农业亦开始衰落下来了。在农村贫困之中，沟洫失修，堤防颓废，灾荒所至，邱里为墟，这都是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真使我们「老弱转死于沟壑，壮者散亡于四方」。然而租界里面，顺利发达的，祇是推销洋货，经理原料的买办商业。所以这些口，市场虽极繁荣，建筑虽称富丽，人口虽渐集中，而生产事业不能发达，因亦不能容纳农村散亡的人口。人口过剩的趋势，造成土匪，造成流寇。兵灾匪患，又驱使内地的游资，集中于这些口岸，尤其是租界的市场。生产事业既不能吸收游资，于是投机行为，风起云涌。这种行为，并没有生产事业做基础，以致盛极必衰，造成钱庄风潮，交易所风潮，信托银行风潮，标金风潮、接踵而来的破产惨剧。 国防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部门。国防经济建设，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在如此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下，国防经济建设固无由?手进行；而国民经济畸形的发展，与国家自卫的需要，亦不能适应。我们的工商业，以租界驻兵区为中心，最繁荣的租界驻兵区大抵在沿海的口岸。大连、天津、胶州、上海、厦门、广州各都市，无一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控制之下，尤易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封锁。重要的交通干线，即以这些易受封锁的都市为据点，贯通内地各区。而我内地各区之间又缺少彼此往来的现代交通工具，甚至于内地各区彼此往来，还要经由国境以外的外国铁路和航线。于是中国的国民经济，割裂为几个区域经济，每一区域以一两处租界驻兵区为中心，受其支配，恃为门户，试想在这种经〔第38页〕济状况之下，中国若与帝国主义者作战，则帝国主义者封锁我少数口岸，即足以停滞我全国经济的命脉，阻塞我国内交通的血管。在这种经济状态之下，国防无从说起，这是最显明的事实。 我们中国的经济受了不平等条约这种影响，所以造成了国不自保，而民不聊生的危机。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对社会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38页-第40页 〔第38页〕 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从社会组织和社会风气看得出来。现在先说社会组织所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榖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实际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农村生活日趋于衰落，而都市生活复日趋于浮华。家族乡社〔第39页〕的组织，为之分解。自治的精神丧失，代之者为自利与自私。互助的道德沦亡，代之者为斗争与倾轧。一切公共的设备，昔归废弛。一切公共的业务，无人过问。不独社会丧失其自动自发兴利除弊的能力，即国家亦丧失其严肃整齐施政立业的基础。 至于社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他们知道社会风气的转移，足以影响国家的治乱与民族的存亡。所以他们尽心于「树人」，致力于「种因」，以煦育忠厚笃实的人才，涵养温和质朴的习尚。所以历史上虽治乱相乘，兴亡递见；然而社会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我们分别检讨社会上的习尚，立即可以看见一般国民无秩序的恶习，则表现其放荡浪漫的现象；无条理的颓风，则表现其杂乱胡涂的现象。人人不笃实，事事不敏捷。处处皆见其轻浮虚伪，与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顾，丧失信念，不下决心。损人利己，重私轻公，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礼义扫地，廉耻荡然。民族道德之堕落，可以说莫此为甚！ 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每一个国民，必须在日常生活之中，检点他的思思行为；去私尚公，尽己为人；事事以国家为前提，处处以民族为本位；质朴无华，诚实不欺；纔可以尽人生的意义，为社会国家谋幸福。更要知道：历史上圣哲英雄，没有一个不是有功于社会国家，然后受国人的崇敬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就是社会上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效法圣哲，要崇拜英雄，〔第40页〕更要「尚友古人」，以培养自己的德性，砥砺自己的气节。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国民的日常生活，陷溺于颓风恶习之中。于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以其私欲定善恶。合于私利者为是，合于私欲者为善。于是刁玩者得势于乡里，狡狯者横行于都市，以公共的安全与他人的幸福，供自己欲利的牺牲。学说政论，更从而加以文饰，或进而予以利用。文饰者以利欲为个人的自觉而颂扬之，利用者藉利欲为社会的斗争而煽动之。效法圣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不独趋于消，亦且受人鄙弃。更相率以歌颂外国的人物，敝屣祖国的历史。共信沦亡，自信亦失其重心。民族因此成为一盘散沙。国家由是陷于分崩离析。殊不知民族国家濒于危亡，则个人的生存即无所寄托。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言念前途，能不战栗，能不惭愧！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对伦理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40页-第42页 〔第40页〕 租界与领事裁判权对于中国的伦理，更有无穷的恶影响。我们知道南京条约订立于「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由于湖广总督林则徐禁止鸦片输入广州。当时鸦片进口每年值银二千余万两至三千余万两，真有如黄爵滋所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林则徐又痛心的说道：「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失败于鸦片战争之后，海关对于鸦片与其它毒物的进口，既无法制，而租界与领事裁判权更为其运输与储积的掩护。即令国家法令严禁吸食，而租界为国法所不及，吸食仍可以公开。且自〔第41页〕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领土的野心，以毒化政策为其实施的手段之一种。这种毒辣阴狠的手段，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中国政府事前无以预防，事后亦无法加以裁制。其毒化的方法，愈趋于简单，毒化的程度，亦愈趋于深重。鸦片之害不及红丸，红丸之害又不及白面。在东北与河北山东，若干区域，几至于全镇全村，没有不吸食白面的人。即在沿海与长江流域。日人贩毒。亦深入于川鄂。日寇更驱策朝鲜人横行天津，台湾人横行福建，各以贩毒为专业，以毒害我国民，非使我国亡种绝而不至。 租界不独为毒化的策源，亦且为娼赌盗匪的渊薮。以言娼妓，则由于农村生活衰敝，内地经济萧条，人口向都市集中，而都市仍难寻职业，以致流民卖儿鬻女，沦于魔窟，奸淫诱拐，习以为常。于是百年以来，凡是繁华的市场，即成糜乱的地狱。以言赌博，则为害不止于豪富，亦普及于贫民。豪富固荡产倾家，贫民亦丧身沽祸。赌风所被，社会秩序荡然无存。驯至于国民的心理麻痹，伦理灭绝，而赌风的扇扬更不以赌场为止境。由彩票以至于市场上各种投机行为，举凡不依于生产交易的法则，徼幸于不确定的条件，以求意外的赢余者，无不是赌博的风习。租界为游资所汇聚，租界复无充分正常的产业以运用游资。于是人无论富贫，皆相率而活动于赌博，浪费于妓馆，麻醉于毒物。破产倾家之后，流为盗匪，仍复以租界为渊薮，肆意横行。中国五千年来，重勤劳，尚俭朴，布衣蔬食，女织男耕的风气，在烟赌娼妓盗匪的租界流风之下，乃洗扫净尽。 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第42页〕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百年来，租界流风之所至，一般人士对于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弃。于是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尊卑长幼之间，邻里乡党之际，不复有相亲相爱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谊。遇事惟物质的利益是图，随处无道德的标准自律。义之所在则推诿，利之所在则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无所顾恤，贫病无所 济。视骨肉如路人，视同胞如敌寇。甚至于认贼作父，腼颜事仇，逆伦反常，而不自知其非。举中华崇礼尚义之邦，使化为寡廉鲜耻之域。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中毒之深，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民道德日就于衰败，且更影响于国民的体格，使其日就于萎弱。都市里面无数的失业民众，体力固易于耗竭，即一般的商民，沈溺于浮华颓废的生活里面，其身心的健康，也只有衰退下来。最迫切的危机，则为一般学校青年健康，不易保持。学校的体育，既不能遍施于全校的学生，学校的德育，复久已为校长教师所忽略，校外浮华颓废的生活，引诱学校青年，使其陷溺；刺激学校青年，使其颓靡。而都市传染病花柳病又从而袭击其生理的组织。身心颓败的青年，出校以后，如何能够昌明学术，改造民风，使之担当国家的任务，振兴社会的事业？国家的败亡，民族的衰落，诚不知其所止。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对心理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42页-第46页 〔第42页〕 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是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一样的创巨痛深。有些人列举外国人〔第43页〕在中国各地传教兴学的事实，以为这就是文化侵略。又有一些人看见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有许多办得很好，对于社会民众未始无益，便以为我们中国并没有受所谓文化侵略。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明了近百年来中国思想与文化问题的焦点。 从历史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德性，是自尊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所谓「高而不亢，谦而不卑」，正是我们民族德性的正确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宗教和学术，即根据这种德性来定其趋向和态度。 就宗教来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因此，魏晋以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输入中国；宋元时代，伊斯兰教输入中国；明末清初，基督教输入中国，皆有裨益于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民族能够如此，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欧洲中古时代那样的宗教战争。近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对于科学知识的灌输，与社会风气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以基督教义为思想的根本。即国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种而植其因。然而近百年来，基督教的教会，因为他有不平等条约的凭借，享有特殊的权利，而且不注意中国国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视外人传教为文化侵略，致其疑虑，甚至加以仇视和反对。这是基督教会受不平等条约的旧影响，以致教义受了莫大的损失。所以我尝说，不平等条约对于基督教会，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就是这个道理。〔第44页〕 若以中国固有的学术而论，中华民族的智能，在历史上着有伟大的奇迹。如河淮江汉的疏导，远源于大禹。长城宏伟的建筑，成就于秦朝。运河的开浚，完成于隋代。其它如指南针、火药、武器、印刷文物，尤其是律数音乐医药以及各种机巧的工艺发明，只要翻阅我历代的史实，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学术的兴盛和悠久，当非现代西洋任何强国的历史所能比拟。虽然如此，但是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文化和学术，仍能尽量的吸收和接受以求进益。惟其能够如此融会各种的文化，所以他的文化愈能博大。惟其能够如此吸收各种的学术，所以他的学术乃能日新。然而中国文化与学术自有其固有的系统。中国能够吸收各种的文化和学术而融会贯通，就是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的。中国能够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融会贯通各种的文化，所以外来的文化移植于中国，即成为中国的国计民生的一部分。亦惟外国的文化能成为中国国计民生的一部分，而后可以长存于中国文化之中，近百年来，西洋的科学对于中国文化，实有很大的裨益，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以为外国之所以富强，在于鎗炮轮船，就去学习外国的鎗炮轮船制造的技术。甲午之战以后，中国人又考察外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西洋的社会科学名著，始有中文的译本。西洋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亦始见于杂志和报章。自此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介绍传习比较观摩之中，都有进步。有些部门，且有伟大的发明，以贡献于世界学术之林。科学的权威，且能屹立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中。 然在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第45页〕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要知道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经甲午，历庚子，以至于辛亥革命，国民一致的要求，是雪耻图强，国民一致的努力，是富国强兵。质言之，我们当初要学西洋的文化，是不甘于做奴隶。所以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应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学，亦当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用。最不幸的就是辛亥以后，一般国人雪耻图强的志气，亦随革命的失败而消沉，而不平等条约的影响，更随我革命的失败而加深。国民于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倚赖盲从的风气。于是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之所在，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止于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各国的学说，既不断的变迁，所以他们无论那一派的学说，也是不得不随之不断的变化的。他们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他人的尾巴随时摇摆，随时变化，而其所变化的又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试回想辛亥〔第46页〕革命以来，流行一时的学说和政论，没有一派不是因袭外国的成说的。民国二年国会制、内阁制、总统制之争，只是英国、法国、美国中央政制之争。民国九年单一国与联邦国之争，也只是法国与美国地方制度之争。袁世凯的帝制，惟一的依据是美国人的一篇论文。曹锟的贿选宪法，又何尝不以德国的「威玛宪法」为蓝本？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纔易于实施。于是中国的学系政，或明目张胆，或旁敲侧击，或有意，或无意，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甚至对社会作宣传如此，对国民施教育亦如此，而使国民把帝国主义者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侵略和压迫，视若固然，漠然无动于。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我们国民应该及时觉察，彻底改革，方得救国自救，以造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中国和自立自强的国民。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47页-第51页 〔第47页〕 国父自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来，有鉴于革命屡次之失败，深知非健全党的组织，不足以顺应国民革命的要求，乃于民国八年十月，改定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十二年十一月即发表改组宣言，十三年一月乃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组始告成功。 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 国父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里就这一点指示我们说：「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了实行这个主义。」所以国父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期，惟致力于订定实行主义的方法。国父说道：「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好方法。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智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智识，有了智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 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国父的指示，虽在研求方法，实践力行，然而我们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时制宜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国父在民国十年已明白指示我们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类错误的艰难呢？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到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革命的方法已经有了充分的指示和讨论，革命的行动已经是知而后行，国父仍然指示我们说：「如果我们立意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做去，总是可以做得到。」由〔第48页〕此可知：革命的行动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动亦可以改进革命的方法。所以说：三民主义是不变的，而实行主义的方法不是不可变的。 从前革命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对国父的学说没有真切的认识，和一致的信心，所以国父组织中华革命党，由他一人担当起来。国父追述那个时候的情形，说道：「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而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之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纪律，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又说：「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击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所以国父改组中国国民党，要我们有一致的认识，坚强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依照国民革命的目标和方法，实践实行。 国民革命的目标，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更有详明的规定。在政治方面，宣言说道：「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则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我民以求逞。」在经济方面，宣言说道：「内乱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中国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第49页〕，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国外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所以国民革命的目标，为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其工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军阀，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的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步骤是由军政训政以达于宪政。这个步骤，是自同盟会以来，相沿不变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撮其要义，就军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与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更就训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族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在使三民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国父指示我们说道：「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又说：「有一种的志，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立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又说：「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策动众志，集中群力，首先要使国民对于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有了真知。本于真知，国民的思想便可以改造，国民的志气便可以齐一，国民的力量便可以集中。所以国父说：「从前所以不能行的缘故，是由于不知。」又说：「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第50页〕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国父本于知难行易的学说，在这个时期，订定建国方略，写成建国大纲，演讲三民主义，永为国民革命的典范。只要我们的同志能够接受国父的教训，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实践实行，领导国民发挥人类合群的天性，协力同心，则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大业，必然底于成功。 主义已明，目标已举，步骤已定，方法已有具体的指示，国父对于我们的期望，只是立志有恒，与实践实行了。就于这一点，国父说道：「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就「立志」来说，国父要我们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就「有恒」来说，国父指示我们：假如真正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废止。」 由此而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更有不同于各国政党的特点。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而国民革命的原动力是「诚」。由「公」来说，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由「诚」来说，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的力行实践，必求「择善固执」，必使「贯彻始终」。故其行动必遵循国民革命的方略。必遵守中国国民党的纪律。简括的说：中国国民党对党员只要求其行动不违背党的纪律，不违反三民主义的原理，而对其个人思想的自由，则不加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国民党里面，有曾为国家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凡是向来政见不同的人士，即令其〔第51页〕曾为政敌，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乃即毫无芥蒂，亦不问其既往如何。凡是党员，就同心一德，互助合作，深信其为忠实的同志。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有这样「天下为公」的精神，正因为他是为整个民族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之故。所以凡是中国的国民，对于中国国民党都享有入党的权利，亦应尽其入党的义务。而中国国民党，因为他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所以他对于全国国民和全党党员的地位，都是一律平等，毫无差别，决不有所歧视，且负有训导的责任，要他们人人有尽力于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机会和能力。故中国国民党不偏重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亦不舍弃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详细的说：中国国民党对于全体国民并无男女职业宗教阶级之分，且更进一步，非特爱护和培植国内每一个国，而且更不忍遗弃国内每一个人才。中国国民党欢迎全国有志革命的人，和全体国民，都要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一致，为革命建国而奋斗，来完成他国民革命应有的使命。总之，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出于至诚，所以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对不像过去其它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所以中国国民党自国父组党以来，至今已历四十八年之久，真若泰山北辰，昭垂屹立，不动不摇，再接再厉，永为中国惟一的革命政党，与其它无数党派为时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这是中国国民党无我无私与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致，而决非偶然的。第二节 北伐的成功与革命的教训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52页-第57页 〔第52页〕 自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皆归于国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恐慌接踵而来，各国的革命运动，亦相随并起。苏俄的革命由战时的共产主义改取新经济政策，而苏俄建国的基础乃得以奠定于列强环伺之中，土耳其于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更使我亚洲民族激昂奋发。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在这震荡世界的风潮里面，发扬民族的精神，统一民众的意志，集中革命目标，增强革命运动，克服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军阀妨害革命的阴谋与活动，当时革命的根据地虽只限于广州的一隅，而革命的风气已风靡于全国。于是国父一方面在革命发源地训练国民革命干部于黄埔，并自领各军誓师讨曹。而一方面在曾锟既倒之后，乃抱病北上，本于国民的要求，号召全国各民众团体，主开国民会议。国父在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里面，告我国民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故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于国民会议之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并期望各地觉悟的军人，能以其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化国内所有的一切军队为国家的武力，亦即为国民的武力。 当时北京政府没有诚意接受国父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又溺于媚外的心理，怵于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惧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父为了这两个主张，在北京反革命的空气笼罩包围之中，不顾一切，坚决奋斗，而未能成功，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饮恨长逝。但国父临终的遗嘱仍谆谆以开国民〔第53页〕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任，留给中国国民党全党党员和全国国民，期其实现于最短时期之内。其时国民革命军正讨伐陈炯明逆军于广东的东江，乃于极端哀悼悲惨之中，削平陈逆，统一广东，奠立军政时期的基础。到了十五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继国父的遗志，就誓师北伐。北伐的目的，就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所说的：「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所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民族主义的运动遂蓬蓬勃勃的风起云涌了。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承接五卅惨案、汉口惨案与沙基惨案所激起的潮流。英国政府看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不可遏阻，乃以备忘录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一俟中国成立有订约权的政府时，立即商谈条约的修改。即在此项政府未成立之前，各国仍当采取与九国公约精神相符合，且与现状相适应的政策，并尊重中国国家的愿望。」美国政府亦在国务卿凯洛格正式文告中，表示尊重中国之统一与独立：「美国愿与能代表中国之政府商谈中国关税自主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不料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之初，又发生了南京不幸事件，并有英美日法义五国的通牒，提出严重的要求。然而中国与英美法义之间，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就于这些事件，都能得到相当的解决。惟有日本军阀冥顽不灵，始终没有认识中国国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南京事件直到七七抗战发动以前，犹未能获得解决。至于长江流域北洋军阀各派的势力，在这九个月之间，皆为我国民革命军所消灭，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树立了澄清扫荡的初基。 在此时期，我们要沉痛回忆国父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于此不能不重加复述的，就是〔第54页〕开会词里面所说的：「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并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全党的团结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这就是说：没有内忧，则外患便无由侵入。一国如此，一党亦是如此。当国民革命中心力量集中与统一的时期，不独军阀望风崩溃，即列强对中国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可以深入一层，外交进行更是顺利。不幸正在这革命成败的重要关头，而国民革命军内部遭遇了分裂，国父付嘱的重任，国民共赴的大业，几至失败于中途，这是一件最伤心的痛史。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但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这件事情始终是成了一个谜。然而汪共同谋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尤以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为最着。但当时的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违背了他个人资格入党的信约，而且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乘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又以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政党，不过是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要乘国民党的发展，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响导」各刊物里面对于这种理论，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详尽无遗。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动上，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第55页〕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它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因此国民革命军内部竟告破裂，而北伐军事亦遂陷于阻滞与内讧之中。这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深刻的教训，亦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总之国家大事，只有出于至诚，本于大公，方能成功。否则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于狼狈勾结，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时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后，毕竟是不能逃于「诚者自成」与「不诚无物」的公例，其结果是没有不失败的。何况革命是一件国家民族惟一的大事，决无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了。如果没有这六七年的内乱，则今日抗战局势，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势，亦必因之大变。敌寇决不敢向中国这样大举侵略；即使他来侵略，也早已被我们逐出国境之外，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所以这段教训是活泼泼的、是现实的、是最宝贵、最值得研讨的、是不会随事实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的。我要使国内爱国者，和有志于革命的分子，都能惩前毖后，引为殷鉴，那对于我们以后革命的前途，必有补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第56页〕 中国国民党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为策国民革命的进行，为保障我中国民族精神，为护卫我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乃于十六年春季毅然从事于清党。其时国民政府虽在此悲惨险恶，分崩离析之环境中，仍本国父革命的精神，卒能定都南京，继续北伐。然而革命中心一经动摇，故北伐工作当时虽有一度发展，仍不能以此停顿。直至次年三月重行举兵北伐。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见了中国的统一就在眼前，乃直接进兵济南，以阻止我国民革命军北进，要使我们的北伐计划根本消除。我们国民革命军洞察他这个阴谋，毅然不变初衷，仍依照预定的计划，百折不回，向北挺进，竟于六月初旬克复了古都北京，达成了北伐的目的，而东北各省亦于同年年底易帜归心。于是统一事业，遂告初步的成就。 济南的五三事件，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受尽了日寇的侮辱，也受尽了国内的指摘。我当时就对我全军将士告诫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达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域，亦非难事。」这一段话，是在「五三」事件中，我们国民革命军里面，上自统帅，下至士兵，复仇雪耻，含茹蕴积的惟一箴言。十五年来，我们的将士是没有一天忘怀的。 北伐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重重压迫之下，翻转身来，写成这一页悲痛而壮烈的历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气的激昂，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础。回忆当时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势力破坏国民政府的手段之猛烈毒辣，尤其是流言蜚语和各种含沙射影的〔第57页〕诬蔑与谣诼，无所不至。然而一般国民对于国民政府排除万难，缔造独立新中国的信心，及其拥护的热忱，实令吾人感奋无已，为之深印脑海，而有终身不能忘者。所以国民政府精诚坚毅，百折不回，始终遵奉国父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向前迈进，决不间断，誓必完成使命，来安慰我们国父与先烈在天之灵。第三节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57页-第64页 〔第57页〕 北伐的任务，从忧患危亡，困顿颠沛之中，初步完成。国民政府从此以为可以由破坏而进于建设，更期以国家统一的力量，树立民族解放的基础。在国民革命军收复平津的时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并祭告国父灵前。其最后两事，尤所以寄衷心的愿望。其一，关于战后的建设，说道：「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总理遗着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显明之规定，祇须全体同志笃信力行，即不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关于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说道：「溯自我总理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欲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捍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数逾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第58页〕今以往，宜使全国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惟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彻 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嗣后，国民政府虽在艰危困厄之中，而始终一贯的本?这个原定方针，着着进行。到了今日，我们中国还能对敌寇作如此长期的斗争，这个力量仍旧是由于这种革命建设的精神所产生的。 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其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准则。至于宪政时期的开始，又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权衡，程序井然，无可争议。然而国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事实与理论两方面，都有足以妨碍训政的基本工作的进行，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在此十年之间，不独训政工作如何实施，成为问题，即训政阶段应否存在，训政时期何时结束，亦起了激烈的争辩。此种纠纷，不独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党中同志无意之间皆呈动摇的现象，竟使议论愈为滋蔓，而行动愈为纷歧。大家知道，训政是达到全民政治必经的阶段，非此即不能树立民权的基础，否则将来的宪法必徒为白纸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后，国民不知建设的革命为必需，惟致力于约法的条文与政制的形式，致启军阀窃国的阴谋，并授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张其侵略。前车之鉴，至此遂无人记忆，且亦不为身亲痛苦之同志所记忆，诚可痛心。 实业计划为中国物质建设的宝典。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第59页〕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要知道济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第60页〕。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国父有十年国防计划的著作，毁于陈炯明叛乱之中，如今只存目录。然国父的意旨，在军事方面，具见于创设军校的训词之中；在经济方面，具见于实业计划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见于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之中。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力求所以达其和平统一与国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国家的外患与内乱相乘，统一与独立亦相因，故始终不为彼以外交的难关而为内争的口实者之各种的批评与攻讦所动；卒使军事的准备略具根柢，乃能发动全面的长期抗战。 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政府之间，到这个时期，已濒于总清算的阶段。国民革命失败，即是他们的成功；如果国民革命成功，则帝国主义者势力即将永绝于中国的境内。在此一阶段之中，国民政府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相因互乘，明争暗算，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而侵略者的各种势力，彼此之间，复在我领土上面，钩心斗角，埤阖纵横，或强迫，或阴韧，极尽其光怪陆离的奇观。为祸之烈，可以说是百年以来所未有。若果国民政府当时处理稍一不慎，或方针略一动摇，则辛亥以后革命失败封建势力横行的历史，势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乱，是非颠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年来一致的要求，为雪耻图强；而雪耻图强的方法，以国民革命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已为事实所明证。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诋毁国民革命为过渡的、改良的、不彻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对，予以阻挠。大家也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三十年来的一致要求为统一，而统一的方法亦以〔第61页〕国民革命最为和平，亦最为合理。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暴乱，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之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甚至如汉奸汪兆铭之流，假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且冒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军之名，以破坏我三民主义与反叛国民革命，此尤为其十五年以来卖国叛党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贯惯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种的思潮，历史上所有各种的口号，皆曾为这些败类蟊贼来分化我民族国家之用，以宣传鼓吹于国民之前。国民的众志与群力，亦即相随分化，或趋于狂激，或流于颓废。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险，颓废者消极自弃。而尤以文化与道德方面之影响为最烈。北伐成功之后，对于国民心理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至此遂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经济国防所受的障碍，所感的痛苦，更难罄述。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的十年间，对于分化我国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动，犹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以教育而论，民国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国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趋重于民族思想的灌输，民族精神的激发，且必使学术文化能切于国计民生之用，欲一扫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影响下的支离忘本、浮华无实的积习。迄于今日的抗战，国民能够如此坚忍不拔，为国牺牲，仍有赖于此十年之中，三民主义教育所树立的基础。 〔第62页〕 内乱对于革命之损害，其影响及于外交的尤为重大。自国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的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复特别声明自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关税自主，并颁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准备实施。然其时北伐军事受外患与内忧的阻碍，而日寇更乘机倡议，反对新税则的实施，其它各国亦纷纷援例，革命外交遂归于停顿。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际，国民政府复作重订新约的声明。其条约满期的各国均开始谈判新约。条约尚未满期的各国，亦分别谈判，而以关税自主为中心问题。中美两国之间，「整理中美两国关系之条约」首先成立。其它各国亦先后与我国签订关税条约。惟日本帝国主义者屡加延宕，及至民国十九年，始签订中日关税协议，而于税则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在民国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内乱发生，各国即意存观望。国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权，皆受内乱的影响，以至于无成。二十年五月颁布的「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本定于二十一年元旦实施，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也就延宕下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消极的延宕之外，更积极的向我们中国借口挑衅，横施压力。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十年之间，列强对我们中国的民族运动，认识虽感不足，然而每当中国政治统一具有希望，国民政府着其威信之时，即能作相当的让步。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第63页〕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芦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开始的时期，我们中国的外交上中心问题，是对日问题；内政上中心问题，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对日。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为科学的战争，然而中国的科学发明与工业技术，自觉幼稚，不逮日寇。现代战争为全民的战争，然而中国的封建反革命势力尚酖于内乱。国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持忍辱负重的态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的方针。在政治上，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在社会上，发动新生活运动，振作国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军事上，励行保甲，训练壮丁，以期举全国皆兵之实。更在敌寇间谍横行之下，扩充军用工业，储备军事器材。中国为久居帝国主义者处处干涉重重束缚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间，我国内真能为国民政府设想的人士，实在不多。我中枢与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国内党争之烈，士气之浮，比之于宋末明末且有过之。其颓废的一方面，欲苟安于日寇之下，倡为不战论。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内哄之效，倡为催战论。他们忘记了宋末的和议，曾陷民族于危亡。他们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战，曾致边兵的巨创，乃至一败而不可收拾的亡国惨状。国民政府在此时期，亦不愿用口舌求谅解于各方，以自白战备于帝国主义者之前。此时国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个民族，在三百年满清专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识，在一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要求雪耻图强；与渴望统一独立的四万万五千万〔第64页〕国民，到了最后关头，必能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作我们国民政府的后盾。国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时代潮流，破坏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国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终必为时代潮流所淘汰，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国民革命的正确性，与现实性，亦终必为最后事实所证明。第四节 抗战对国内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64页-第66页 〔第64页〕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借口演习，强占我芦沟桥，夺取我宛平县，以截断我南北的交通，企图将我华北惟一重镇的旧都北平完全置于日寇控制之下。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亦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且知道日寇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不是轻易可以求得，不能不认为中国已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更知道最后关头一到，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而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亦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我们确定了全面抗战的国策，而抗战一经发动，就只有贯彻到底。 在中国历史上面，民族战争，先例不少。然而此次的抗战，规模之广，牺牲之大，工作的艰难，关系的重大，五千年来，实无伦比。抗战的性质，尤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民族战争有所不同。要知道这次抗战，不但是国民革命必有必至的阶段，且将使国民革命随抗战的胜利而成功，将使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建设，毕其功于此役。故在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即确定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而其条〔第65页〕目订定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通过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复为国民参政会所接受，实为我全国国民，皆当共循。举其要义不外四点：在国际的外交方面，我们要本于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世界为和平人类所能共存的世界。在国内的政治方面，我们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的准备，并在宪政实施以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的意志，以利我国策之推行。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要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共同发展，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在文化思想方面，我们要发扬固有的道德，提高科学的知识，挽救颓风，使其日就于笃实，启迪民智，使其日趋于精密。由此可知抗战建国纲领实为三民主义的原则与国民革命的方略的结晶。故五年以来，虽国内外的形势，历多次的变迁，而纲领的条目，仍可以一贯无间。只要我全国国民同心协力，实践笃行，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如所期，毫无疑义。 自七七以后，全国上下在不变的国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会的风习，政治的气象，莫不丕然焕发。而其影响之所及，在国内不战论者或潜形而默息，或露骨为奸宄而屏弃于人寰。而催战论者亦无所用其浮嚣。民族精神，随抗战的发展而蹈厉。民族意识，受抗战的洗炼而纯一。因此而军政的整饰，军令的统一，有空前的进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规划，亦能渐收运用灵敏的实效。且因此而生产的计划化，企业的社会化，亦有长足的进步，民生主义的经济得以树立根基。同时思想的分裂。言论的纷歧，亦泯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认识之中。于是抗战之初，国内各社团各党派，〔第66页〕即一致宣言，拥护政府，共赴国难。而中国共产党之宣言，并确切申述四项诺言：「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取销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销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责任。」当时中正发表谈话，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北伐告成之后，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遭受无穷的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乃日趋危殆。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贯的统一御侮政策，忍辱负重，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前提。而国人昔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一。保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总之，中国共产党此次发表的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由此可以证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一点显明的事实，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彻底认识的。第五节 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抗战期间及战前对日战略与外交战的经过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67页-第72页 〔第67页〕 我们中国的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可分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列强对于我国抗战的认识。 就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而论，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国民政府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在世界大战未爆发之前，我们中国决不愿诿卸其对于国际和平的责任；在世界大战已爆发之后，我们中国亦不望减轻其对于世界战争的负担。五年半的抗战，已经把日寇平分世界的狂妄企图和他的主动地位打破了。从今以后，我们中国还要继续努力，与同盟友邦共期于彻底根绝日寇及其轴心伙伴扰乱世界的阴谋和实力。 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根据他的大陆政策。提出所谓「三原则」来强迫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所谓「三原则」，就是「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而「中日亲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合并我们中国。「经济合作」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独占我们中国。「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我们东北四省为据点，蚕食中国领土，挟持中国政府，与欧洲轴心诸国互相策应，集中东西的兵力，来夹攻苏俄。我们国民政府觑破了这是日寇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始终以坚毅的态度，拒绝这「三原则」的要求。故于二十六年八月间与苏俄签订不侵犯的条约，以打破日寇的阴谋。日〔第68页〕寇乃改变外交谈判的手段，企图在「地方事件」的名义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断平汉路，占领平津，划永定河东北为后方基地，北进攻取苏俄的西伯利亚，我们国民政府不仅不为其所动，而且毅然决然地派兵北上，增援我平津的驻军，坚决抗战。到了「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以后，那日寇侵略大陆的阴谋，便完全为我们长期抗战的国策所破坏了。从这时候起，中国单独抗战了两年，始见欧战的发生；四年之后，纔有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中国的国策始终一贯，没有一点动摇。而反观日寇的国策，终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后，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国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来一贯的大陆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说：由「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间，中国全面抗战的发动，在政略与战略上，已打破了日寇传统的国策，而确立了我们胜利的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及抗战到底的决心，已明白昭告于世界。日本帝国主义者冥顽如故，仍不愿放弃他预定的阴谋。近卫内阁仍再三宣布其所谓「不扩大方针」。第一步他还想乘我首都危急的时机，利用德国的调停，达到速和速决的目的。比及我们国民政府拒绝言和，重申抗战的决心，他第二步又想以武汉会战为侵略军事的止境，一面向中国以和平攻势与政治攻势，结束战争，一面仍不舍他北进的冲动。张鼓峰事件与诺孟罕事件就是这种冲动的波纹。然而日寇对于中国已不得不变蚕食为鲸吞，已不得不以国家的全力来应付「中国事件」。他的「不扩大方针」，乃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不得不根本改变其为「长期作战」。而以「日支亲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三原则为基本条件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至此乃亦不能不揭开面幕，出现于所谓近卫内阁的声明之内。我们国民政府对于近卫的声明，又揭〔第69页〕穿其阴谋至体无完肤。于是近卫内阁至此乃不得不因之倒台。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日寇以「平沼」组阁。德国向日寇要求以共同防共协议为基础订定三国军事同盟，企图以此同盟发动世界大战。然日寇受中国抗战的牵制，已失去他主动的地位，不得不推宕迁延。直至秋季，希特勒乃幡然改图，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欧战旋即爆发。「平沼」内阁乃于八月，亦不得不在其举国惶骇之中崩溃，继起的「阿部」「米内」两个内阁，祇得声明「不介入欧战」以敷衍一时。在此时期，日寇于这年二月扩大其侵粤的军事，占领海南岛的港湾，树立日寇武装南进的先声，太平洋战略的形势，至此乃为之一大变。日寇的国策至此乃又不得不变其北进而为南进，而南进还是脱离不了我们中国抗战的牵制，于是徘徊瞻顾，又延误他对英美进攻的计划，将近三年之久。我们须知日寇他这一个基本国策的转变，就是我们国策整个的成功。这是日寇大陆政策失败的焦点，乃为世界有识者所公认的。 当在民国二十九年五六月之间，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相继失陷于德军之手，日寇乃为之震惊。三国军事同盟的要求，又发动于军阀的内部。近卫再度投机，起而组阁，不久就订立了所谓三国同盟的盟约。其第一步的计划为北守南进，于是有三十年四月苏日中立协定。这两个文件，使他松冈洋右成为日寇内部所谓「超第一流的政治家」。曾几何时，苏德战争突然爆发，松冈去职，而近卫第二次内阁改组，军阀的气焰，不可复遏。故近卫第三次内阁乃于平沼被刺之后，亦不得不于当年十月宣告死刑而解体。于是东条以陆军大臣组阁，决然施行其所谓「先南后北」的战略，乃于当年十二月八日〔第70页〕，在美日谈判的骗局之下，突然攻击英美太平洋上的领土和战略的据点。 综观以上所述，日寇国策与战略变更之过程及其必至的结果，不仅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日本军阀本身，也还是莫明其妙。时至今日，我不妨公开的说：日本军阀虽自以为机诈百出，实际上是冥顽不灵。他对我国作侵略战争，自以为他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且自以为他完全把我们中国控制了。所以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殊不知他的国策与战略，自开战以来，始终是受我们的控制。所以他们的作战行动，根本上受我们的支配，处处陷于被动的地位，追随?我们战略的指导方针，而向他们自然崩溃的道路前进。他始则陷于泥沼，不能自拔；而终至自投罗网，无法幸免之一日。因之，我们须知一国的政府，所定的国策之得失，对于国家的存亡，其无形的影响，比之于有形的战争胜负，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国民对于遵循国策的精神，与奉行国策的行动，尤应特别注意，切勿轻忽。否则正确的国策，执行偶一不慎，或被浅薄鄙陋、浮嚣狂暴之流所煽惑而破坏，则国家民族的前途，就会陷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必致后悔无及了。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而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反侵略共同宣言，实为人类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之结晶。我国民政府乃本于革命既定的国策，亦在这一天与反侵略各国共同签字，而我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 在此时期，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准备不足，遂使日寇侵略的烽火到处燃烧，几成了「无往不利」的局〔第71页〕势。但是他在这个一帆风顺的时机之中，不料我军在长沙会战，给他一个歼灭战，使他在中国战场上一蹶而不能复振。这一会战，实在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战初期，精神上所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打击使他知道我国的军队实力所在，而始终是他的致命伤。因此他的军队对于西线，则于马来半岛与缅甸占领之后，就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对于南线，则于占领荷属南洋群岛与菲律滨之后，亦放弃了他进占领澳洲本土的野心；对于北线，则于侵袭阿留申群岛之后，更不能贯彻其处心积虑的北进攻苏的阴谋。在此日寇徘徊瞻顾之中，英美乃得从容布置其西亚细亚、南太平洋的战线，并充实美洲北部的国防，而苏俄亦得以专心致志于对德的战争。三十一年十一月以来，同盟国在各战场的胜利，使日寇真陷于束手无策四面包围的绝境。即轴心方面亦不能不致恨于日寇背盟失信，屡误时机。然而日寇之所以不能再向东西南北各线全力进展，以达成其「大东亚战略」任务的惟一的阻力，乃为我国的长期抗战；而我国抗战对世界贡献之大，不得不为各国所公认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局中的地位，古语所谓「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这两句话，实在是可以当之无愧。 中国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既如此重要，故列强对我们国家民族的认识，亦随抗战的发展而益加深切。在抗战初期，列强以为我们的抗战在短时期内必告结束。英美等国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他们在华利益如何始可以不受日寇的摧残，如何继续保持其东亚的地位于中国抗战结束之后。至于德义等国则企图停止敌我的战事，使日寇得以跳出中国抗战的泥沼，与他们共同发动世界战争。比及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为事实所证明，德义等国乃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梦想，而英美苏俄诸国亦认识了中华民族力量之伟大，更认〔第72页〕识了中国的抗战，不独是出于中国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要求，不独是亚洲的安定力，亦且是世界集体安全与永久和平之坚强的一环。欧战爆发，轴心诸国与日寇暴露他们平分世界的野心，英美苏俄诸国始知道中国的抗战，牵制了世界最凶狠的一个寇盗，分担了同盟国最重大的一分负担。因之中国的抗战，不独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而同时亦是世界反侵略战争在亚洲方面的中坚，乃亦为事实所证明了。第五章 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的撤废与平等互惠新约的意义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版面原件：第72页-第78页 〔第72页〕 列强对我们中国的认识，随抗战的发展而加深，已如上述。然由此以达到不平等条约撤废的目的，仍有赖于国民政府外交的奋斗。五年以来，国民政府的外交，以宣示我立国的精神与抗战的目的为方针。这个方针，不因国际形势的变迁与国内批评的纷歧而有所动摇，所以能贯彻今日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宗旨。 先言中国立国的精神。中国虽为不平等条约束缚下积弱的国家，欲抗御强寇的侵略战，自不能不取得国际的助力，然而国民政府本于「尽其在我」的古训，自抗战发动，即标明「自力更生」的主旨。抗战五年半以来，其间国际形势曾有多次的变迁。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始终一贯，决不以环境的黯淡而悲观，亦不以局势的险恶而馁气；不轻于树敌，亦不甘于迁就；不放弃可以要求友邦援助的机会，亦不〔第73页〕丧失「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精神。 再论抗战的目的。中国不仅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而战，亦为世界不可分的和平与不可磨灭的公理而战。自抗战发动之初，这两大目的就已经确定了。国民政府深信世界的和平不可分，故能从列强的悲欢离合之中，知反侵略的国际阵线终必可以形成。国民政府更深信世界的公理不可磨灭，故能从盟邦的艰难挫折之中，知侵略主义者的强权终必归于失败。中国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必与世界正义和平的恢复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胜利同时获得。而中国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亦即为世界正义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条件。抗战的目的如此，所以国民政府的外交，在消极方面，不诿卸负担，亦不倚赖外援；在积极方面，不独「尽其在我」，亦将「推己及人」。 由此可知，中国的外交，在过去所以能渡过重重的难关，以独立自由国家的地位，与同盟各国共进于最后胜利的坦途，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幸致的，乃是我全体国民历尽最大的痛苦，国家蒙受最大的耻辱，纔达到的。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列强与中国之间，关于撤消治外法权的交涉陷于停顿。民国三十年五月，中美之间，有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换文，美国同意于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的特殊性质的权利，但谈判的时期，留待「和平状况恢复之后」。至同年七月而中英之间，亦有同样的换文，英国同意于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其谈判时期，亦留待「远东之和平恢复时」。到了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美国与英国政府，同时通知我国民政府，废除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的特权，并〔第74页〕依平等互惠的原则改订新约。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及中英平等互惠新约签字。在签字的这一天，我告诉我们全国的国民说道：「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民国三十一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的目的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国战斗的力量，尤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以最大的打击」。我在这里更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个新约即将为中国与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各国之间的平等互惠条约的蓝本。并且在此次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与各国之间还要根据这两个条约的文字和精神，续订广泛的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因此，所有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文字和精神，从这一天起可以说是根本扫除了。综计这两约所撤废的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一）领事裁判权 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 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第75页〕 （三）租界 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权 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 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 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 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它问题 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第76页〕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关税自主运动，北伐之后，已见成效。而收回法权运动，今日又达成目的。并更进一步，使平等互惠的精神，充满于中国与英美各国之间，使各种关系各种问题，莫不可以获得圆满的解决。只要国民把新约与从前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互相对照，就可以认识新约意义之重大了。 然而吾人对于此次新约之成立，亦不无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但我国政府于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即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保留有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惟国人所当知者，即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确有相依恃的连带关系，且不能不同时解决。今日英国之有所待者，其故当在于此，无待详述。吾人且信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邦交，盖可断言。 在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民国十三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之中，撤销其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中国在此时期，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尚在广东一隅，而中苏之间平等的条约，所以未见完全实施。比及国民政府迁都于南京，外患内忧，复相因迭乘，故中苏两国边疆的问题迄未圆满的解决。现在反侵略同盟各国相继撤废其对我的特权，则中苏本有传统的友谊关系，两国之间各种问题，自将获得正义公平的结果，当无容疑。 在绪论里面，曾说到中华民族的德性，是忍辱负重，明廉知耻。因为我们能够忍辱负重，所以中华民族能够从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坚毅的精神与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独立自由的地位，使我们〔第77页〕的国家卒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使我们的国民亦能重新做了独立自由的国民。因为我们能够明廉知耻，所以国民政府对于撤废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独立自由的地位，和中国以后对世界的态度，不认为是权利，而认为是义务与责任。率直的说：我们的民族对于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反应，不取功利主义。而我们民族的反应，乃是义务感的激发，与责任心的加强。这是我要首先对我们国民指明的一点。 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图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所以这些主张和运动，或以一年半载为一幕，或以三年五年为一期。甚至于欧美的国际形势有一度转变，各国的国内政治有一度的改革，某种思想一度抬头，某种学术一度演进，都可以在我们中国国内起一度的风潮。惟有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中国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份子。其行动的试炼，乃经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察往知来，我们只有格外惕励，特别奋勉。 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我们中国的建国工作有国内的与国际的两方面。 在国内方面，中国惟有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以后，纔能够实现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理想。换句话说，革命建国的工作，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实现。在民权主义方面，以「地方〔第78页〕自治开始施行法」所定的工作为基础，以至经过训政，完成宪政。并且我们对外建设中国国家为坚强的国防体，不陷于所谓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之弊；对内要训练全国国民行使全权，不偏于一阶级，使中国的政治为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政治。在民生主义方面，要继续抗战以来的生产建设，并准备战后实业计划的实施，要使生产为全民的生产，不流于阶级斗争，亦不陷于生产无计划的状态，以致不能存立于今日托拉斯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之中。 在国际方面，中国的抗战已与世界反侵略战争合为一体。中国抗战的胜利，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亦相因相乘而不可分离。大战以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解放，必须中国与同盟各国共同奋斗，始可以求得。故中国于国家的建设以外，对于世界和平的奠定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更要准备分担重大的责任。第二节 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版面原件：第78页-第100页 〔第78页〕 国民如不能竭尽其对国家的任务，则国家无由建立，民族无法生存，而对于世界问题，更无从过问，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中国国家今后责任的重大，既如前节所述，国民对于国家与世界的任务，自亦日加繁重，当不待言。 「天下无易事，天下无难事。」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是中国全体国民百年来继续不断的奋斗，与五年来坚苦抗战的收获。由此可见「天下无易事」。但是最近三十年间，国民革命卒能将二千年君主政〔第79页〕体推翻，三百年满族专制颠覆，乃至于世界上最残忍最坚强的不平等条约撤废。由此可知只要是我们国民能群策群力，信仰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向国民革命的大道迈进，是没有不成功的。国父说：「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倒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万世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成功）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失败）者，此心败之也。」而今日不平等条约之撤废，以及今后抗战建国之必胜必成者，亦由于吾人遵奉国父遗教，继承遗志，贯彻始终的精神之所致。所以可以说是「天下无难事」。 革命之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的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着。革命的成败，到今日又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照方略，顺?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来应付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变局，而与全体人类分担世界改造的伟大事业，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 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不能有一点伪言妄行的卑劣行动，亦不能存一点取巧投机的徼幸心理。古人说：「诚者成也」，又说：「不诚无物」。何谓诚？「诚」就是无伪无妄，精益求精的力行。所以不诚则天下无能成之事，至诚则天下无不成之事。我常说：诚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简单说：「能公必能诚」。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就是打破个人利己主义，而要救最痛苦的人民，最危急的国家，就是以利他为目的。所以我们今日要完成主义，要尽人类一份的责任，求得人生最完满的境界，我们的所作所为，皆要本乎至诚。如此我们所贡献的劳力，所贡献的智慧，乃能创造，能进取，能建设〔第80页〕，而真正能有益于国家民族，亦真正能尽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把「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来确定我们的思想，认清革命的方向。就我们的本性，来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决心力行，一往直前，充其行之极致，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古人所谓「以杀身以求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本义。这样力行，就是革命。亦惟有其真正革命的行为，方能表现力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革命者为实行三民主义救国救世的唯一精神。总之，「诚」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不知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的做去，做到成功为止。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在革命运动上的意义，亦就是在此。 我在前面说过：现在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是建国工作的真正开始。换句话说：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须知革命的破坏工作，不可以幸致，必须有百折不回的信心。自强不息的至诚，始可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而革命的建设工作，只要我们全体国民有不矜不伐的笃行，实事求是的实践，未有不可以如期完成的。国父有言：「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辛亥以后，建设的工作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忽视建设，并认为建设无须乎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我们今日切不可再蹈这个覆辙，我们必须使破坏与建设相需并进。我们对于建设，必须以革命与抗战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手段来进行。 国父分革命建国的程序，为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而贯通于三个时期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这三个工作在本质上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可以说，三者并举则国〔第81页〕家富强，三者偏废，则民族衰败。不但是现代各国建国的基本原理如此。就是依照我们中国历代的建国史实来说，亦无不如此。我们现在要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以求生存于世界，并要进而尽我们对于世界的责任，故必须先求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方得完成国家整个的建设。若论教育，我们必须本于中国六艺教育的精义，以自卫的实力与求生的本能，训练国民，使每一个国民，都能致力于生产，献身于国防，手脑并用，智德双行，一改过去萎靡文弱虚伪浮夸的弊病。至论经济，我们必须本于中国获得的独立自由，使国民经济平均发展，以为国计民生的基础，而纠正过去破碎偏枯而有害于国防与民生的错误。对于军事，就是我们国防与文化必期于合一，而国防与民生，亦必凝为一体。能够这样，中国纔能够成为坚强的民族国防组织，以自存于世界，并尽其保障世界和平共求人类解放的责任。 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政治受经济的影响，甚至为经济所支配。我们要改造百年来次殖民地破碎偏枯的经济，而为独立自由的经济，且期于适合国防之所需，则必以政治的力量转移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政治建设健全而有效，则必须社会建设，能为政治设施作切实的基础。至于社会建设的成功，又必须改变国民过去消极和被动的心理，与提高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故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五项建设有效，方能使教育、军事与经济合一的建国工作成功。 以上所说建国的原则与程序，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小册里面，已有详细说明。我〔第82页〕在这里，更就此五项建设，指出其重点，确定其方向。成年国民，应各就其职业与职位，把握此中一个重点，以推进其业务。青年国民，应当各就其学业与志趣，选择此中一个方向，以发展其能力。每一国民都能如此，国家的建设方能够成功，国家的命脉乃有所寄托。 （一）心理建设方面 不平等条约对于我国民心理的影响，为丧失自信，为依赖盲从，为惧外媚外，为虚伪自欺，为中国固有文化系统的破碎。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了，国民应抚心自问：我们心理上种种弱点，是不是已纠正了！国民如果不能纠正这种种弱点，不能养成独立自主的思想，重新来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则思想上仍不免为人奴役，政治上仍不免为人藩属，为人殖民地。故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以言民族固有的精神，则中国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实为我民族德性的结晶。而国父的思想更远承百代悠久的源流，会通世界进步的学说，以为中国建国最高原理。其中尤以国父所著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对症下药，这是心理建设最宝贵的指针，故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必以此为准则。以言科学的知识，则不独采取西洋的科学方法原理，亦将一扫百年来倚赖盲从的积习，以恢复民族固有的创造力。综括的说，要我们的国民积极创造，自主自动，务化冷酷的态度为热烈进取的情绪，更化消极萎靡的精神为积极果敢的行动，养成整齐严肃践履笃实的风气，方能巩固革命建国的心理。〔第83页〕心理建设的最大的责任，尤在于我全国中小学校的教师，因为中小学教师乃是少年学生的德行知识和体格的保傅，其影响于青年和未来的国民，比大学教授更深更大。少年学生性情未定，知识尚浅，恰如一张白纸，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少年时代陷溺于颓废或狂激的一途，则青年时代便不易受国家思想民族道德的陶铸。青年时代不能自爱自强，则壮年中年时代又如何能担当国家建设复兴的重任？所以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存亡，系于此多数教养中小学生的吃苦耐劳的「无名英雄」之手；必须此少年学生的保傅，自觉其掌握国家命脉的责任，在次一代国民里面，播下国家生存民族独立坚忍不拔的种子，使国家民族一二十年之后，有接续不断为国应用的器材。政治社会各方面，更须深切认识此中小学教育使命的重大，特别加以尊重与爱护，予以鼓励与奖励，使中小学教育能与大学教育在经费与人材上平衡发展。中小学教育能够益臻于健全，则心理建设，自可以成功。抗战牺牲所获得的独立自由，始有其坚实的基础，而革命建国的理想，乃不致落于空谈。今日有志于教育的青年，不仅不得轻视中小学教师之职业，而应认此为报效国家第一等大事，与复兴民族最基本的急务。故青年能以担任中小学教师，特别是教育基层的小学教师为志节，埋头苦干，敬业育才，勿沽誉钓名，勿好高骛远，是为今日建国工作无上之至宝，如此国民的心理建设乃可以有成。 （二）伦理建设方面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规定的项目，为建国的信仰和精神的改造，尤注重于救国的道德。此〔第84页〕后伦理建设的工作，即应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五千年来我中国国民所以能够保持民族的生命，维护国家的生存，并能够屡从危亡丧乱之中，拯救民族国家，致之于复兴的境域，就是我们国民所蕴积而益厚的，所锻炼而益精的救国道德的功能。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须知个人惟在国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发展。故国家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生命所寄托。而国家政府的命令，应引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国家民族的要求，且应成为个人自主自动的要求。逃法玩法固为国法所不容，避重就轻，亦当为国民所不取。每一个尽忠尽孝的国民，必敢任他人所不敢任的任务，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而后国家民族的命脉，始可维系于不坠，而国家民族的前途，始可以充实而有光辉。尤以我全国的青年，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为社会服务则必深入农村，为国家工作则必?重基层，一扫现在平时优游于都市，战时速避于后方之恶习，纔可以做一个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的国民。青年今后立志的方向，本节里面，各有说明。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个目标，作为青年爱国的典型。古人说：「战阵无勇，非孝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第85页〕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民国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三）社会建设方面 新生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其目的在求中国国民之「现代化」。国民惟有现代化，纔配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民能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家纔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民族精神的焕发，国民道德的修养，必见之于国民日常生活，始不落空谈。而地方自法的推行，国民经济的建设，亦必以国民日常生活为依据。所以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五项建设的总运动，应为今后社会建设的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地方自治的训练，与公共之「乐」与「育」的设施。以言地方自治，要知道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助。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故国家建设的基层，实在于乡社。因之，我们中国国体虽久为君主，而民本民治的精神，实贯注于民间。可惜三百年来乡社的成规，竟废弛于满清一代。清末以降，一般学术思想，驰心外求，早忘却乡社是建国的根本。现在我们要?手于社会建设，仍必实行地方自治。乡镇的建设，又为地方自治的中心工作。乡镇建设着有成效，则地方自治乃可健全。而地方自治之健全，即为民权与民生主义实现的基础。以言民众的「乐」与「育」的设施，仍必为乡社的事业。娱「乐」与养「育」的两项，与食衣住行四者同为根本的民生问题；乐与育更超越于物质生活，而为精〔第86页〕神生活的基础。求乐与育设施普及而深入于民间，惟有乡社自主自动以从事于实施，始可以期成。如乡社的托儿所、保育院、俱乐部、公医院各种公共福利事业，必须合乡社的群策群力，以求充实。必以此为基点，始可以造成「老有所终，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新社会。 由此可知社会建设的责任，首在于乡社自治员。惟有乡社自治员，始能深入于农村，负起指导乡社自治的责任，更于自治之外，倡导娱「乐」与养「育」的设施。所望我全国有志建国的人士，认识一切报国事业，皆应经历此自治员之一阶段，实习地方自治工作，认清乡社自治员和保甲长，为社会建设基层的职位；勿流连于都市，勿眩惑于虚荣；以简单朴素的生活，任建国的基层工作；则在个人为建立平生一切事业的基础，而在国家则军事、教育、经济各项的建设，乃有确实的保障。 （四）政治建设方面 「抗战建国纲领」对于政治建设有具体的规定，五年以来，已??见于实施。然而国民对于政治制度与法令规章，必须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而把握其重心之所在，始可以措政制与法规于健全有效之域。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则自主自动的精神，尤为独立自由的国民所必具。我常说：「自强始可以自由，自立始可以独立」。国民如不能自强自立，则独立自由的地位，必有得而复失之一日。故国民实为政治建设的原动力，而自主自动的精神，即所以充实政治建〔第87页〕设的基础，然后中国的国家组织始可以健全，而国家行政，始可以提高其效率。所以今后的政治建设应以国民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为基础，而其最基本的项目为培植民主制度与健全国防体制。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我国政治的建设必须树立五权宪法与全民政治的基础，不受空洞的口号所愚，不被虚伪的形式所惑，循序渐进，笃实践履，始可以使中国臻为现代的民主国家，而跻于国际社会之林。在这一方面，我希望全国有志于政治工作的青年，本于国家的需要与时代的潮流，确定其远大的目标，树立其崇高的志向。我们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都市有畸形的发展而为人口所集中，政治建设亦相率而趋于少数之都市。因之国土荒废，边疆空虚，以致国不成国，侵陵频至。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则今后的政治设施，必一扫过去偏枯的积弊，而期于全国全区域皆有平均的发展。故边疆的开发，应为全国就学青年立志的目标。所望我有为有守的青年，要恢复马伏波（援）班定远（超）的精神，立志在边疆，致力于政治建设，埋头苦干，做一个手脑并用的屯垦员。国父教训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须知边疆屯垦乃为今后建国第一等大事，而边疆屯垦员之贡献于国家的政治建设，论功效与品格，超越于大都市里面工作人员声价之上，何啻十倍？青年如要为国家做大事，为民族造大福，必须不求近效，不急近功，先要立定这个目标以为报国救民终身的抱负。 （五）经济建设方面〔第88页〕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方案」早已指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的要目。这个方案，是本于国父实业计划的精义，规定具体工作，以期中国的国民经济能适应于国防的要求。抗战五年半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趋向于国防与民生的合一。不平等条约的撤废，更能使中国以独立自由的地位，迈进于经济独立「自力更生」的大道。而中国之「自力更生」，尤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故今后国民的经济建设，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其最重要的条目，为准备实业计划的实施，由此以完成我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至于国父的实业计划，其规模远迈汉唐，其精神更有以会通现代世界经济的变局，实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惟一的宝典。而其准备工作，自甚艰巨。故全国国民必须自今日起，立定决心，积极进行。 于此有应为我全国有志于经济事业的青年指出一点。不平等条约的撤废，已为我们中国的工业解除其重重的束缚。然而中国今后的工业，仍须以最速的进步，与最大的努力，始可与先进诸国高度的技术与集中的经营，并驾齐驱。所以我全国的青年，必须立志为工程师，提高其技术的知识，致身于工业的发展。更要从实际的工作里面，求创造求发明，然后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方有完成的把握。 总之，建国规模、计划，及其树立规模、执行计划的志节与本能，当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教训，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的地理环境，参之以世界形势的进化，而体会研求。至于实行，更须由小而大，由近及远。而实行之程序，又必须有重心，有基点。要知道：没有远大的志节，伟大的本能，则必至于忘本〔第89页〕逐末；不求切近的实践力行，则必至于好高骛远。所以我在本节里面，就建国的计划与实行，择其重心与基点提示于我全国国民之前，并指定明白的方向，作为我们全国青年立志的指针。 在今日以前，我们中国的各项建设，都不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可以求其原因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然而从今以后，不平等条约束缚既已解除，则各项建设如再不能突飞猛进，其责任当在于我们为国家主人翁的国民全体。我们全国的国民要负起各项建设的责任，必须先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更须先问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试看那一种建设，不需要有能力和有信心的人才？试问我们中国现在所有的人才是不是足够担当各项建设的责任？建设的计划与实施，须有重心有基点。我们所说五项建设，自当同时并进，不可缺一，而其重点则不能不置于经济。国父曾指示吾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之基础为经济。经济不仅为各项建设之重点，而且为一切建设之先务。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本于「民享」的原理。我们要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尤须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实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至于经济建设必须以实业计划为准则。我们要完成实业计划所定的业务，首先要有实行实业计划的人才和完成实业计划的物资。今举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用的人才与物资，分别列表如下： 一、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本表仅就土木、机械、电机、空运、水利、建筑、衣服、卫生、矿冶等九项计其数量，其它从略） 项目全部工作量最初十年内工作量 〔第90页〕 （甲）土木 铁路一四〇、〇〇〇公里二〇、〇〇〇公里 （实业计划原列十万英里，折合十六万公里，现已有二万公里） 公路一、五〇〇、〇〇〇公里二二五、五七〇公里 （实业计划原列百万英里，折合百六十万公里，现已有十万公里） 筑港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吨 （吞吐量）（吞吐量） （乙）机械 机车二四、〇〇〇辆 三、〇〇〇辆 客货车三五二、〇〇〇辆 四四、〇〇〇辆 自动车七、六七七、二一〇辆 四五一、五七〇辆 （自动车数量包含各年折旧补充量，以维持三百万辆之数） 商船一四、四一七、四〇〇吨 三、〇四三、三〇〇吨 动力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力 一〇、七〇〇、〇〇〇马力 工具机四、五〇〇、〇〇〇部 一五〇、〇〇〇部 各类机械七、〇〇〇、〇〇〇部 一、五〇〇、〇〇〇部 〔第91页〕 （丙）电机 电力（火电水电）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千瓦六、二〇〇、〇〇〇千瓦 电信 电信线路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里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里 无线电台三、〇〇〇所三、〇〇〇所 收音机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具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具 （丁）空运 民用航空机一二〇、〇〇〇架一二、〇〇〇架 （折旧补充在内） （戊）水利（水力发电工作量与火电工作量合并计算于电力项内） 水运 通行轮船者三〇、〇〇〇公里一八、〇〇〇公里 通行帆船者五〇〇、〇〇〇公里二〇〇、〇〇〇公里 新辟运河通轮船者五、〇〇〇公里一、〇〇〇公里 设商埠一、二〇〇处七〇〇处 防洪堤防一八、六六〇公里一八、六六〇公里 〔第92页〕 灌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市亩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市亩 水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千瓦 二、〇〇〇、〇〇〇千瓦 （己）建筑 居室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间 （庚）衣服 棉纺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枚三、〇〇〇、〇〇〇枚 棉织机三二〇、〇〇〇台九六、〇〇〇台 麻纺锭三七七、〇〇〇枚八三、一〇〇枚 麻织机一五、七〇〇台四、七一〇台 毛纺锭五八〇、〇〇〇枚一七四、〇〇〇枚 毛织机一六、五〇〇台四、九五〇台 缫丝机二三六、七〇〇台七一、〇〇〇台 织绸机九四、〇〇〇台二八、二〇〇台 漂染印整机甲种一一四单位三四单位 乙种二八〇单位八四单位 针织机一六、五六〇台四、九七〇台 〔第93页〕 缝纫机三〇〇、〇〇〇台九〇、〇〇〇台 （辛）卫生 大卫生院二〇〇所一〇〇所 县卫生院二、〇〇〇所二、〇〇〇所 乡镇卫生院一六〇、〇〇〇所八〇、〇〇〇所 （壬）矿冶（十年后达到之年产量） 煤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吨 石油一、七七四、〇〇〇吨 钢铁五、五六〇、〇〇〇吨 铜二五、〇〇〇吨 铅一三、〇〇〇吨 锌二、〇〇〇吨 铝一一、五〇〇吨 钨砂二五、〇〇〇吨 纯锑二〇、〇〇〇吨 精锡三〇、〇〇〇吨 〔第94页〕 精汞五〇〇吨 二、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各级干部人才数目（本表系就铁路、公路、空运、水利、机车、自动车、电力、矿冶、港埠、电信商船、食品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卫生、机械、印刷等十七部门所需人才计算） （甲）大学或专科学校各科毕业生之人数 一、土木科毕业一一〇、〇〇〇 二、机械科毕业四一、九〇〇 三、矿冶科毕业八、六〇〇 四、电机科毕业一二、四〇〇 五、水利科毕业一二、〇〇〇 六、建筑科毕业二五、〇〇〇 七、化工科毕业七、二〇〇 八、纺织或染化科毕业三、六〇〇 九、轮机或驾驶科毕业七、〇〇〇 一〇、航空机械科毕业七、二〇〇 一一、地质或地理科毕业二、四〇〇 〔第95页〕 一二、医科毕业二三二、五〇〇 一三、文法商经济等一般学科毕业三一、〇〇〇 （乙）高初级职业学校各科毕业学生之人数 一、土木科毕业七七、五〇〇 二、机械科毕业九四、五〇〇 三、矿冶科毕业二三、三〇〇 四、电机科毕业二〇、四〇〇 五、电信科毕业四一、二〇〇 六、航空机械科毕业一二、〇〇〇 七、水利科毕业二五、〇〇〇 八、建筑科毕业二五、〇〇〇 九、化工科毕业八、一〇〇 一〇、纺织或染化科毕业八、二〇〇 一一、印刷科毕业一七、〇〇〇 （丙）航空驾驶学校毕业四三、二〇〇 （丁）高中或高级职业学校一般学科毕业学生之人数一〇三、四〇〇 〔第96页〕 （戊）初中或初级职业学校一般学科毕业学生之人数一八六、六〇〇 （己）高初级医药或护士学校毕业一、〇七〇、〇〇〇 （庚）助产学校毕业二二五、〇〇〇 共计二、四六四、二〇〇 三、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各项主要物资之数目（本表系就铁路、机车、公路、自动车、空运、水利、商船、电力、电信、居室、日用器皿、机械等部门所需各项主要材料计算） 铁七、九九二、〇〇〇吨 钢二五、八八三、〇〇〇吨 铜一、〇八〇、〇〇〇吨 铅一、一一九、五〇〇吨 铝五四一、四〇〇吨 煤五〇五、五〇五、〇〇〇吨 汽油一三、一三四、二〇〇吨 柴油二四、八二四、四〇〇吨 机油一、〇七三、〇〇〇吨 沥青二八八、〇〇〇吨 〔第97页〕 油漆二八三、四〇〇吨 水泥五六、五四六、三八〇吨 一、九七七、五〇〇吨 玻璃一四六、九〇〇、六○○平方公尺 三、三九〇立方公尺 五三、七〇〇吨 橡胶二、七〇九、四二○只（轮胎） 三九、二〇〇、〇〇〇根 木材二四五、〇〇〇吨 四九四、二八〇、〇〇〇立方公尺 实业计划全部的完成，要积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上表所列的工作、人才和物资，祇是最初十年之内所要作要用的数量。国民初见这些数字，或不免认为太大，而以为不易成功。殊不知这些数字，比之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少，决不为多。即就棉织机的数字来说，棉织机全部完成之后每人每年平均可得棉布亦不过十八公尺，而最初十年之内完成者，只有十分之一，则每人每年平均不过得到棉布一、六公尺。又以自动车而论，全部完成之后，平均每一百五十人纔有一辆，而最初十年之内完成者不过十分之一，则平均每一千五百人纔有一辆。更以人才而论，四万万五千万〔第98页〕人在十年之内，供给各级专门学校毕业生二百四十六万人，决不可以说是太多。只举现在所有军队的官长之数来说，已受过普通与高等教育而有充分管理技能的，就有五十万以上人数。这些官长将来复员时，若再授以专业的短期训练，就可成为经济建设现成的干部人才。大家只看这一点，就可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才，是如何的众多，只要我们大家有信心，能努力的去做，各项建设，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否则我们国民锢于旧习，如仍有「不易成功」的感想，这就是由于大家不能深切领会国父「行易」的学说，不能彻底体认「力行」的道理。三千年的君主政体，三百年的满族专制，甚于一百年的不平等条约，我们的国民有了一致的信心，共同的努力，就可以在短期间之内，或推翻，或废除。若以同样的信心，实行实业计划，决没有不成功的理由。更以中国与日本来比较，我将国父于民国七年在三河坝阵地上曾对我说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个计划必能成功的道理。国父说：「日本的人口与土地，皆少于中国八倍至十倍，所以日本八年或十年可以完成的工作，将来我们中国只要一年或二年就可以完成。」我们如果是国父的信徒，相信他的至理明言，那为什么还要存这些畏难怀疑的心理？中国过去建国工作的失败，乃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压迫。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了，只要我们全体国民能够力行，则上表所列十年计划成功的程度，我们相信只有超过这里预定的最低的数量，而决不患其太多，更决无不成之理。如照各国已往建设的经验，再征之我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十年间在内忧外患中修筑铁路公路的事实，则依我的估计，其中有几个部门，如铁路、公路、航空、筑港、堤防、灌溉、电力等项，将来实际的成绩，或可超过预定之数一倍以上，实至为平常之事。 〔第99页〕 但是就人才来说，实业计划的实行，要有大中各级学校教养的人才，有如上表所列的数字。我们现在的学校是不是能够训练这些人才，来供经济建设之用？就我们现有的大学专科高初中等各校来说，从民国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五年之中，各级毕业学生只有四七一、七三九人，而实业计划实行的最初十年就需二百四十六万毕业生，实业计划以外各方面的需要，自不在内。所以我们在抗战期间，这几年之内，务必赶快加强教育，扩充学校，来准备充分的人才。就此乃可知道，抗战以后，我们同胞只要他有一技之长，就不患没有贡献其能力于建国工作的机会。尤可知道各方面服务于建国工作的人员，必须能以一人来做二人的工作，一天要做二天的业务，纔可以供应国家社会的需要。那里还可以苟且因循下去？那里还有徘徊犹豫的时间？先哲说：「见贤思齐焉。」谚云：「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我们看见了世界上各国的富强，更必须发奋为雄，来求我们中华民国同他们一样富强，而且我们的民生更要比他们康乐。我们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对于民生的福利，必须达到我们国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二条规定的标准。就是「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房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这是我们建设的惟一目标，亦是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一步工作。我们中华民国既要建设这样一个富强与康乐的国家，就要我们每一个国民真有「惟日不足」之感。人不自弃，必不见弃于国家；人能自勉，始可以策同胞，共同奋勉。所以我恳切的期望全国国民自立自强，互相策励。尤希望全国的青年能立定志气，抱定决心，认定目标，朝?建设的方向急起直追，来完成这千载难得的建国使命〔第100页〕。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建设与革命哲学之建立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00页－第104页 〔第100页〕 在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建国工作真正开始的今日，国民一方面对于国家独立自由地位的获得，或不免有「骄矜自慢」和「一得自足」的错觉；而他方面对于今后应做的工作，亦不免有「畏难却顾」和「避重就轻」的心理。我对于这两方面，在前章已经有详明的解释。现在再在本章里面指出几个建国的基本问题，亦就是建国成败的关键所在。希望我全体国民有所警惕，而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我国民如果能领受这个深切的教训，今后建国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把中国三千余年的君主政体，满清二百六十年的专制政治，在极短的时间以内，澈底推翻。自此以后，袁世凯的帝制，张勋的复辟，莫不失败。所以我们不能说革命没有绝大的成功。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十几年间，又遭逢了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机，我们不但不能得到自立自强，而外患反而更深，内忧反而更凶，我们怎么不承认革命是失败呢？就说当时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知道这只是革命破坏方面的成功，而革命的失败，亦就是建设方面的失败。破坏的革命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满清末叶，国民的心志，集中于反对丧权辱国的专制政府。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对于革命必须〔第101页〕建设与破坏二者并行的道理，没有真切的认识，即有认识，也不能够趋于一致。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国民就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以为无须再用革命手段，从事建设了。不独国民如此，革命党中的同志也是如此。所以军阀政客得以为所欲为。初则假借约法，继而破坏约法；初则树立政党，继而割据自雄。在国家民族大有可为的时期，反而过醉生梦死，自杀自伐的生活。他们误国的过失，卖国的罪恶，固然不可胜诛，而一般国民，尤其是智织阶级文人学士，一面受军阀的压迫，一面受帝国主义工具反革命派的宣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因之多不能了解国父的主张，更不信奉三民主义。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不是旁观冷漠，即为反对敌视，更不能够认识中国国民党与整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生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也要负绝大的责任。所以国父在此时期，看出国民的心理建设，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设的要义，就是要党中同志和一般国民明白「知难行易」的道理。 破坏的革命所以成功，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的缘故。 国父曾明确指示，这完全是由于国民的「知」与「不知」的关系。 国父说道：「夫破坏之革命成功，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革命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于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何以谓之容易？因破坏已成，而阻力既灭；阻力一灭，则吾人无〔第102页〕所不可，来往自由，较之谋破坏时，稍一不慎，则不测随之之际，何啻天渊？然吾人知革命排满为救国之必要，则犯难冒险而为之。及夫破坏既成，则以容易安全之建设，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续矣。此建设之事业所以失败也。」这一段话，把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本源，指示得何等的透彻，何等的真切！可惜当时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仍然不能够完全领悟！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完全领悟呢？这是由于我们国人深中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古说之害，而不知哲学的真理是「行之匪艰，知之惟艰」。国父说道：「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之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远而避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辛亥革命以后，一般国民与党中同志，不知建设的必要，更不知中国的建设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实行。虽有 国父真知，作我们的指导，一般同志和国民仍然以知为易，以行为难，忽视建设，尤不能了解民生主义，而只以具备民族民权主义的形式为满足，所以建设的革命就失败了。 「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心理。在社会上，人人都依照自然的法则而行，然而知道自然法则的人很少。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者固然依自然法则而行，不知者仍然依自然法则而行。所以孟子说：「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第103页〕矣！」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足见得天 地万物，遵循的法则，是易行而难知的。 古人的知，是从累代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所以我常说：「不行不能知。」惟有从力行得来的知，纔是真知，惟有真知，方纔易行。孔子以六艺教人，就是要学者从六艺的实行得到真知。洒扫应对，射御书数，都可以使学者得到下学而上达的真知。后世的学者，把古人累世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真知，看容易了。所以他们以知为易，以行为难。「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因而深入于人心，发生知行分离，与以易为难，以难为易的流弊。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意在纠正知行分离的流弊。然在科学时代，「即知即行」的道理，仍不足为人生指导的原理。依照科学的方法，每一个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专职的原理，知者与行者虽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须分工。故惟有 国父知难行易之说，纔是指导人生的真理。 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然而就实质上说：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惟有「有得于己」的知，纔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易行。为什么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呢？他们笃信祇有革命纔可以救国救民，他们就力行革命的工作，死生荣辱，置于度外。他们的「知」本于天性，他们的「行」发于真知，纔造成了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体，与二百多年满清专制的伟大之业。为什么〔第104页〕辛亥革命以后，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不能够继续先烈的遗绩，接受 国父的指导呢？他们的理论与主张，都不过东抄西抹，人云亦云，反求诸心，无得于己。他们的「知」，不由于至诚，他们的「行」，不出于大勇。所以民元以后，社会政治，就在扰攘喧哗之中，过了十几年。而误国殃民的军阀，反革命派之所为，亦就横行无忌了。 何以事实的经过已确切证明了正确的路线，而国民仍不能够有一致的认识？揆其原因，正由于在理论方面，他们自己既不能「实事求是」以探讨真切的学问，又不能虚心接受事实已有证明的真理。在行动方面，他们既不能够自拔于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风气，更不能追随先知先觉的指导，毅然决然的力行。总之，理论上的不正确，是由于不能真知，行为上的不振作，是由于不能力行。惟有至诚，始可以无要而达于真知；惟有至诚，始可以不息而见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顾，不迟疑，勇往直前，笃实践履。中庸说：「不诚无物。」国民的心理，社会的风气，不返于朴实诚笃，建国复兴事业，断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 国父自辛亥革命以后，在最艰难困穷的时期，以「行易知难」的学说，指导同志，晓喻国民，永为我国民革命建国复兴的基本哲学。即今日以后，建国工作的成败，亦必以我全国国民能不能领悟这个哲学为权衡。只要我们全国国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训，领悟国父「行易」的哲学，一致起而力行，则我们完成五项建设，以造成文化国防与经济合一的国家大业，是一定能如期成功的。第二节 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05页－第113页 〔第105页〕 过去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我们的建国工作，不能够自由发展。这些失败，还可以归其责任于不平等条约。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我们今后的建国工作，得到了独立自由，如果再有失败，那我全国国民就应自负其责任了。 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常以社会风气为转移。我们中国的社会风气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以租界为根源，表现为各种的颓风恶习。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租界不复存在，则社会风气转移的责任，又将在谁的手里？ 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期其完成。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常系于少数政治家与学者的倡导和努力。历史上的先例如此。然而此所谓少数人的产生，决不是由于「神迹」，亦不是由于「气数」。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这少数人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天下为公」的抱负，以救国家救人民自任，即可以为转移社会风气的枢纽。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些话都是指示我们：只要看见了救国家救人民的本分，就应当引为自己的责任；随自己聪明才力的大小，力行实践，即可以转移风气。 国父说：「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至于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第106页〕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务。」我们可以说：无论聪明才力大小，只要立志救同胞，决心救国家，力行实践，则行之于一乡，即可以转移一乡的习气，行之于一县，即可以转移一县的风尚；推之于一国，莫不皆然。只要此少数人士，能够力行于前，则一乡一镇以至一国的民众，习焉不察，行焉不着，自然收风动草偃之效，而社会风气就能改造成功。 在我们中国，当民族盛衰绝续之交，必有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兴起，来担当这旋乾转坤，改造风气的责任。东汉之末，豪家大族兼并土地，贫户细民流离失所，思想则趋于老佛，文学则崇尚浮华。黄巾之乱既起，中原残破，群雄分立，蜀地独得偏安，其风俗的奢侈，势豪的跋扈，更甚于东汉时期。诸葛武侯辅佐两朝，十二年间，在军事上以攻为守，在政治上以猛济宽，以讨贼雪耻，激励国民的志气，以循名责实，纠正浮华浪漫的风俗，故能以巴蜀一隅，抗曹魏中原全盛之局。后世的俗儒，以武侯实行法治而加以讥评。殊不知武侯为人，淡泊宁静，大公至诚，品格之高远，决不是俗儒所能企及。唐末五代，割据纷争达二百余年。赵宋虽收藩镇的兵权，开统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则流于佛道，文学则限于排偶，科举则局于注疏，政事则操于胥吏，经济则土地兼并，军事则内重外轻，以至于外患侵陵，内乱频发范忡淹首着四论以纠正颓废的思想，继上十事之奏，兴学校以养经济之才，改科举以取经济之。当时文学则欧阳修苏轼之流，经学则胡瑗孙复之辈，人才辈出，蔚成风气。张（载）程（颢、颐）的理学，王荆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兴。在明朝末叶，朝廷受制于宦官，社会相习于浮华。朱（熹）学既不胜其烦琐，王（守仁）学亦渐趋于玄虚。张居正秉政十四年，以「实学实用」指导思想，既以「循名责实〔第107页〕」整饬吏治，以「返本复始」挽救民风；其信心之强，志趣之笃，力行之勇，不计个人的成败，不顾一时的毁誉，比之于诸葛武侯与范忡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 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学者转移风气的功效，其有关于我固有文化之兴废与民族精神之盛衰者更大。当战国初期，其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流行于一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天下不归于墨则归于杨」。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明「知言」「养气」之学，阐发恻、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以严人兽之别，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自东汉末年以降，佛老学说盛行，儒家学说闇然不彰；王通讲学于河汾之间，斥佛老之学，严夷夏之辨，初唐政制之宏伟及其学术之昌盛，亦皆受其影响。中唐时代，韩退之（愈）改文体，辟佛老，斥割据，倡集权，遂远开北宋道学的先河。比及道学既盛，学者习于空虚的性理，锢于烦琐的名词，于是王阳明（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论，「穷理致知」之说，一时翕然成风。到了明末清初，则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中孚）颜习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辈出，皆斥玄虚，重实用，以经世之学救民族，以性命之学导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从此蕴积于民间，历二百余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 〔第108页〕 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存养，和固有德性的锻炼，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业。国父所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的根基」，他们便是我们建国救世的模范。我们中国才智之士，要效法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首先就要从「穷理」和「知言」入手。我们革命最应该留心注意的，就是对于所处理的大小事物，都要「穷理」研讨。我们对于当前所见闻的学说主张，更要「知言」明察。所谓「穷理」，要看清楚现实，要认织环境，要剖析事物的内容，要把握问题的焦点，不含糊，不虚伪。所谓「知言」，要把各种学说主张，察其动机，明其意义，考其所用的方法，求其证据于事实，不模棱两可，不附和盲从。这样的做去，无论众说的理论怎样纷纭，辞句怎样巧妙，一到了我们的面前，就可以很明了的判断他的是非得失，乃至福祸成败。尤其要知道，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其为害愈大，其持论愈巧。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他说道：「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言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由此可见不正确不澈底的妄行邪说，必以巧妙的理论和动听的词句为掩饰。但是，他们的误谬和弊害，决不是巧妙的理论或动听的词句所能掩饰的。即令他们力图掩饰，我们也可以就他们所掩饰的论点，看出他们的毛病和错误来。所以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即如法西斯纳粹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理论，都是振振有词，头头是道的。他们的辞句是非常动听的。但〔第109页〕是我们要溯求他们这些主义发生的动机，更来考察民族思想消灭的实例，就可以知道在中国提倡这些主义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的。就纳粹法西斯和世界主义发生的动机而言。 国父说道：「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就民族主义沦亡的实例而言， 国父说道：「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以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便不知道自己是高丽人了。」所以 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里面，把那些抛弃民族思想来谈世界主义的人，比之于得了彩票，却把收藏彩票的杠子抛弃的苦力。足见在我们中国，不讲民族主义，而讲纳粹法西斯主义或世界主义，便有亡国灭种之忧。由此一例，即可知「穷理」「知言」的重要。可怜这二十年来，我们中国才智之士，为这些巧妙的学说所陷害，以致误用其才力，枉过其一生的，不知凡几。这实在是国家最大的损失，亦就是革命惟一的不幸。往者已矣，惟望今后国民尤其是一般趋向未定的青年，更要特别知道「穷理」和「知言」的重要。这实在是青年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因之对于各种事物与学术的研究必须注重这一点。如此乃能认清方向，确定思想，不致走入歧途，以免后悔无及。 满清以来，积二百六十年颓风恶习，加以大都市之中，租界领事裁判权之下，累百年骄奢淫佚的生活，麻醉渲染，遂使贫民则铤而走险，富户则倾家破产。其影响之所至，文官爱钱，武官惜死。人民视官场为罪薮，官吏亦自视为傀儡登场，敷衍应酬于案牍与奔竞之中。这种风气，自满清以来到民国初期〔第110页〕，还是有加无减。截至今日，他们的心理，仍旧不肯彻底的觉悟，痛加改革，这实在是我们政治上的奇耻大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树立民众的信仰，恢复政府的信誉，必须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能够秉承国父的遗教，实践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是不是能够誓不虚浮，崇尚笃实？假如反省而可以自信，正不必计外人的毁誉，顾一时的荣辱，以致重形式，轻实行，假如反省而不可以自信，则必须痛加悔改，免蹈过去军阀官僚的失败。 更要知道；抗战发动以来，我们的力量虽是愈战愈强，不平等条约虽是已经取消，然而敌寇还在我们国境之内，还要我们作最后的努力，和最大的牺牲，方能收回我们的失地，救出我们的同胞，纔能说是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国家争取真正的独立，欧洲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剧烈变动之中。中国的前途，光明与黑暗，实相因而俱在。时至今日，同盟国的力量已能够转守为攻，侵略主义者的败征已显而易见。中国抗战胜利的光明亦已在望，而独立自由的地位之取得，更使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相随而愈重。预计世界战争的结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后，而今年的一年即为战局的决定关头。我们中国的主奴荣辱，生死存亡，决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以华府会议为最后的决定。质言之，中国主奴荣辱生死存亡的命运，不决定于战争结束时期的国际会议，乃决定于战局发展至于最后关头之今日。而全国上下能否自力更生，尤在于社会风气与国民生活能否涤旧更新，不愧为现代的国民。更必使抗战有胜利的把握，建国有成功的基础，纔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且以实现我们「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三民主义。如果我们像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瞻顾倚赖，苟且因循，则已〔第111页〕失的权利未必能恢复，已复的权利亦未必能够享有。总之，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国民本身是不是能够自立自强，以达成抗战建国的使命。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必须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痛切觉悟，彻底革新，袪除虚浮，务求笃实，力戒因循，崇尚果敢。思想必切实际，生活必循纪律，任事必负责任，行动必守秩序，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而后乃能树立现代国家的基础，使中国跻于国际社会，共负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 政治风气的转移，于尤赖社会风气的改造，而教育实为改造社会风气 的动力。须知学术的讲授，与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不独思想的改革，直接影响于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即文学的改革亦发生重大的效果。古人说：「文学之变与政通。」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汉魏之间，轻笃行，重辞藻，士风从此趋浇薄。唐末宋初，文礼反于质实，则力行实践的风气因而复兴。明清以八股为思想的桎梏，为官者不习政事，于是权归胥吏之手。总之学术的讲授为国家命运之所系，历史的教训具在，无可推诿，亦无可置疑。 须知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效果，无疑的归结于文化。所以此次战争，亦可说是文化战争。欧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兴亡，皆在此一役。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兴废，亦以此役为试金石。此战若不失败于侵略主义者的魔手，则人类文明即将刮垢磨光，而中国文化亦必发扬光大。务望我学术界真能了解今日实为我中国文化继往开来存亡绝续的最大关头。自清末维新，中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于国民革命时期，因讲学而改变学风，举凡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第112页〕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世界各国所有的思潮，都经试验。若深加考察，虽有不少的进步成分，散在社会，然而真诚笃实的风气，终竟没有造成。治学的人士，不能实事求是，身体力行；或思而不学，闭目空谈，自逞胸臆，妄立门户。或学而不思，东涂西抹，人云亦云，无有定见。崇西化则舍己从人，尚国学则闭关自大。讲学的人士，轻于发言，不负责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在这种潮流之中，求「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人，真不多得，为学讲学的风习既然如此，而欲求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之改造，岂不是缘木求鱼？然则今后学者与大学的师生应如何以自处，使在此国民革命时代中尽其革命一份之义务，我在前章「心理建设」一节内，已述其概略，总望我国学者，务使学术切于人生的日用，文化归本于建国的基业，切实体验 国父「行易」哲学的真理，与革命「力行」的精义；智育与德育兼施，文事与武备相应；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如此，则社会与学术的风气，方能根本的改造，而过去萎靡虚伪，浮燥夸诞的积弊，亦可以完全扫除，必须这样，而后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与智能，和国家本来的地位，乃可以真正的恢复，而立国的基础，乃能臻于巩固强大。 国父说：「建屋不能猝就，建国亦然，当有极坚毅之精神，而以极忍耐之力量行之。」此极坚毅忍耐的精神与力量，要有实践力行的学术风气和质朴敦厚的社会的习尚，纔可望其发生。官吏是建国的工匠，教师更当为建国充实优良的人才。这两种人对于学术与社会乃至于政治风气的改造，比一般国民，〔第113页〕负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责任。从今以后，只要每一个官吏，每一个教师，能激发其义务感，能坚定其责任心，能够以改造风气的志士学者自任，则建国的坚强精神与忍耐力量，就可以发生，建国的大业就可以成功。 国父说：「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要使我中华民国渡过阽危，趋于巩固，则必须全国的教育家以国家观念为中心，以民族思想为第一。我全国的教师应当首先以此自勉，方可勉励一般的国民，相率以转移政治风气，来为建国工作，树立可大可久的初基。第三节 自由与法治观念之养成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14页－第118页 〔第113页〕 在改造社会风气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改造国民对于法律和自由二个观念。 合群是人类的天性。个人离开了人群，便没有生存的方法，所以自有人类以来，个人就是生于群，长于群，没有一天可以绝对离群而孤立，所以群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所寄托。群有发展，个人纔能够得到发展。在人群的里面，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体与全体之间，自然有其共守的规则，而后群的生命纔可以维持和发展。这种规则，在一方面是道德，在另一方面就是法律。人群的组织，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所包容的人口愈多，则道德与法律亦相随而益密。其维持道德的信仰者，为社会的公论。其执行法律的制裁者，为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讲求得最为详明。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道德与法律兼〔第114页〕用，不过有先后之分。贾谊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董仲舒说：「先德而后刑。」都是说道德先于法律，却并不专谈道德而舍弃法律。至于我们 国父的三民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更有精深的研究。要知道三民主义是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的。简单的说：「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救世的极则，无过于「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就是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法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三民主义的实行，则必依于法律。在军政时期，我们要行军法之治；在训政时期，我们要行约法之治；在宪政时期，我们要行宪法之治。由此可知三民主义的政治，是本之于道德，而行之以法律的。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也有详明的分析。孟子说国家要有「法守」，要有「法家弼士」，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就是说国家没有法律，便不能够治理，不过法律的施行，仍然是存乎其人。王荆公所谓「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张居正所谓「行法在人」，也都是这个意思。我国的国民革命，是要建设中国为法治国家，不过其本源则在于国民的心力。所以 国父说：「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惟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又说：「国家之所以成立，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常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为之主宰而纲维之。」由此可知国民革命是集合国民的心力，以建设法治的国家，并且是以国民的心力厉行法治的。 〔第115页〕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情理与法的关系，尤为注重。中国的政治哲学以为情理必依于法治而后可以得其公平。所以诸葛武侯说：「法行而后知恩。」又说：「吾心如秤，不可为人作轻重。」中国的政治哲学，又以为法律必本乎情理而后可以合于实用。所以吕新吾说：「法者，本天理人情而定之。」又说：「法者，体其必至之情。」我们的三民主义，是会通情理法三者而并重的。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里面说：「我们人类所以异于一切动物与高于一切动物的原因，而且能够不断的自求进步，不断的进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感情，有法纪，而且又有理性的缘故。感情、法纪、理性这三种东西是维系人类生存，促进人类进化，所缺一不可的。我们通常论一件事，总说是情理法三者俱当，而后纔算是圆满。依照三民主义，就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感情；因为民族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是全民政治——即民权主义政治；要规定各个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就全靠法治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大多数利益相调和，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它主义完备，而且比其它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它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此。」由此可知三民主〔第116页〕义是情、理、法并重而各得其宜的。总括以上所说，我们知道有些学者，以为中国的政治哲学重礼治，主人治，而反对法治，是一种误解。我们又可以知道法治在三民主义里面是有重要的地位，有重大的功用的。 自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从外国的学说。于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鲁索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殊不知鲁索的学说，并不合于历史的事实。 国父指示我们：「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人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鲁索所说的那种人权事实。这就是鲁索的言论，没有历史的根据。」鲁索的学说既没有历史的根据，其所以流行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成为欧洲人民为「自由」而战争的指导理论，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点，……人民久受了那样残酷的专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解除那种痛苦，一听到有人说『自由』，便很欢迎。」返观我们中国历史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所以国父说中国革命的目的与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要革命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抵抗外国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换〔第117页〕句话说，我们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像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更详细一点说：我们中国在战争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建立民族的国防体；在战后要与世界上独立自由国家共同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求得人类的自由解放，亦必须有同样坚强的组织。所以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说，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更就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说，自由与法治是不可分的。我们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国民共同组织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要求四万万五千万个国民之中，每一个国民都有「自由」。所以必须规定每一个人「自由」的限界，不许他为了他一个人的「自由」而去侵犯别人的「自由」。这种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念，我们建国时代，必须积极的养成，纔可使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能享受他自由的权利。所以「自由」必须在法定的限界之内，方是「自由」。若出了法定的界限之外，便是放纵恣肆。人人如可以放纵恣肆，必至于强欺弱，众暴寡。人人谨守法定的限界，始可以达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要人人都有「自由」的国家，纔可以说是「法治」的国家。所以法治国家决不许国民有放纵恣肆，强欺弱，众暴寡的现象。由此可知自己破坏国家的法律，而要求国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守法律，而批评国家不崇法治，都是不合理的言论。这种言论，只有混淆国民对于法治的观念，助长国民不守法律的风气，如不彻底纠正，则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世界上最放纵恣肆的人，要算「吉普西」人了。大家知道「吉普西」人的自由，不过是放荡，不过是流浪。他们内部没有法律，他们对外也不能结成团体，以自保他的安全。所以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低下〔第118页〕最堕落的一群，到处受人唾弃，受人欺侮。我们中国国民断不可一面自陷于「吉普西」人的自由行径，而一面还高谈现代化，法治化。要知道国家是祖宗百代的遗产，民族是子孙万世的根基。抗战是神圣的工作，建国是庄严的事业。我们绝对不应当存一点玩忽的观念，有一点儿戏的行动，而必须以神圣庄严的心理来接受法令，以自主自动的思想来执行法令。我们怎样还可以自比于「吉普西」人？ 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不尚法治的观念所以养成，不守法律的风气所以传布，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以及封建割据的存在，为其重要的原因。租界驻兵区域为中国法律的力量所不及，一般人士在那里面，可以放纵恣肆于本国法律范围之外，对于国家作违法犯纪的言论和行为。相沿既久，养成了一种消极则不负责任，积极则破坏法治的习惯，流行于国民之间，犹不自觉其非；不独不以为非，而且自以为是。封建的割据，更使法治的观念与守法的风气，荡然无存，一般军阀政客，以拥甲倒乙为事业，以朝秦暮楚为生涯，不独不知法治为何物，亦且以毁法乱纪为光荣。在这种情形之下，法治的观念如何可以养成？守法的风气如何可以造就？ 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不复存在，封建割据亦早归没落了。我们国民必须痛自反省，互相督励，以守法为道德，以负责为光荣，不以个人的利益，妨害国家的公益；不以个人的「自由」，侵犯别人的「自由」。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质；崇尚法治，必先修养法治的习惯。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人人必须养成此种自由与法治的观念，纔能把国家建设为法治的国家，进而建设为坚强的国防组织体，以与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各国，共同负起世界和平，人类解放的责任。第七章 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19页－第128页 〔第119页〕 由上面所说，我们知道建国成败的关键，在于社会风气的转移。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又系于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有见识，有志气，有血性，负责任的人士，以真知力行为倡导，使一乡一县一省乃至全国的国民，行焉不着，习焉不察，则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能达到成功。前面又曾指出，只要我全国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险犯难，进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边疆僻壤，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充实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国家社会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在这里，我还要作再进一步的讨论。要知道社会风气的改造，建国工作的实施，乃是民族复兴中最伟大的事业，必须恒久的力行。如以单独的个人，作孤立的奋斗，其成效必不能大，其事功亦不能久。所以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的成年国民和青年志士，必须有共同的组织，有系统的联络，以为国家建设和个人立业的总机关。个人惟有在这个总机关之内，纔可以做到 国父所说：「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 我们中国的成年国民，不能作广大的团结，即团结亦不能够持久，所以有「一片散沙」的耻辱，受「五分钟热血」的讥诮。须知不能团结，是由于自私，而救私莫如「公」。团结不能持久，是由于虚伪，而救伪莫如「诚」。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与。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惟有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发于至诚。故中国国民党的思想，能兼容并包，而中国国民党的行动，则「择善固执」。这在我〔第120页〕述中国国民党改组经过的时候已切实的指点出来了。 现在一般青年，最大的毛病和他个人「百事无成」「潦倒一生」的总 因，根本当然是教育未得其道之故。而青年不受师长的指导，不知「组织」对于他个人成败的关系之重要，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纪律」的什么，所以行动流于浪漫，思想不切实际。他们一入社会，乃就自觉其没有担当实际工作的能力和信心，更说不上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了。所以青年要成为刻苦耐劳，任重致远，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人才，其思想必经科学的训练，其行动必受严格的锻炼。因之，抗战发动以后，我就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适应全国青年迫切的需要，而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和中华民族新动力的根源。 国父对于全国国民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明切的指示说：「全国国民不但人人有入党的权利，也有入党的义务。」全国青年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亦是一样的有入团的权利，和入团的义务。要知道革命建国是整个民族和全体国民共同担负的大事业。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纔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族永久的安危。所以他们对于入党入团，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时，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有志气，有热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国民和青年，有要求他们入党入团的权利，也有容许他们入党入团的义务。要知道我们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遗产，都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改造，来整理，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亦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开创，来充实。本党本团，为了完成续往开来的责任，所以有权利要求全国国民来共同负责，也有义务容许全国国民来共同革命。〔第121页〕 在今天以前，我全国的国民对于雪耻图强的运动，虽有一致的认识，而对于建国的方针，和立业的途径，还有纷歧的见解。到了今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初步工作，是已经做到了，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成绩，亦已经昭著于国民的面前了。我以为时至今日，各方面爱国的革命有志之士，都应该作深切的反省，和彻底的自觉，并肩携手，共赴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亲爱精诚的同志。要知道现在的时机，真是千载一时，也确是千钧一发。具体的说：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换言之，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国内政能统一，国力能集中，而全国国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就归纳于「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如此中国的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否则就是「诈欺虚伪，毁法乱行」八个字，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不独继续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华民族世代子孙将尽为奴隶牛马，永无翻身之日，更无复兴之望。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但是中国复兴是已经成为「命定」的事实，无论任何反动势力，亦不能为之摇撼。今日的中国，正是在中国哲理所谓「否极泰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江宁条约正满百年，甲午国耻亦足五十年，而我们民国二年第二次革命失败，至今亦正是一世——三十年了。凡是一个民族，只要其人心不死，精神不灭的话，那「剥极而复」「周而复始」的宇宙法则，是可以相〔第122页〕信他永远不会变更的。不过这个「命定」的事实，仍要看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是全国革命份子的努力与觉悟的程度如何了。换句话说：「事在人为。」一切事业，决非株守坐待者所可期成；一切机运，亦非怯弱自弃者所能幸致；必须我们为之自动的创造。如果我们能够勇猛精进，发扬蹈厉，则自然现象，无不可以克服，而社会现象，亦无不可以改造。否则我们必致坐误时机，只有剥极不复了。所以国家民族之存亡兴废与团体个人之成败祸福的命运，仍在我们自定与自择，而决不可听天由命，自误其事业的前途，甚至自忘其人生的意义。所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常说「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其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我人类全体的生活。」这句话就是说：宇宙间一切新的生命，皆要由人来创造，亦要由人来决定。而国家的命运更要由我全国国民之本身来创造来决定，自无疑义。一八四二年以来，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致我国家民族于衰败与奴辱者，由我国民自启之；而今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使我国家民族获得平等与自由者，亦由我国民自得之。人生的意义之伟大和国民力量之雄厚，有如此者，我们可以不自勉自重自立自强么？我深信我们今日之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是决无问题。而且从此以后，凡违反民族利益，背逆时代潮流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反动势力，不只没有徼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在的余地。否则，国家的命运就要因此断送了。你看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到了今天的大时代中，而且又有我们 国父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指导的原则，岂有灭亡之理？ 全国同胞们！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祸福，就是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就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所抉择。国际形势与世界潮流，都不容我们有瞻顾观望，或徘徊犹豫的余地。所以我全国国民，尤其〔第123页〕有志报国的革命志士，为国家的独立，为民族的自由，为雪耻，为图强，为后世子孙不沦入奴隶牛马的悲运，那就应该要共同一致的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中，来完成我们国民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关于全国青年之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更当有正确明了的认识。今后全国青年们如果真要发展你革命大志，完成你建国大业，必以加入青年团为立身与报国唯一的程序，而且是必取的途径。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撤废与抗战胜利之后，唯一的目标，乃为建设三体合一（文化、经济与国防）的新国家。而建设基本的方案，为 国父手订的实业计划。实业计划所需要的人才之多，由前面略举的几个实例，就可明了了。此种基本工作的基本人才，皆要由我们现在就学与最近毕业的全国青年来充任。故每一青年在今日每一分钟的写读，每一分钟的练习，都是国家民族新生命新动力的来源。我青年何幸而生于此世界第二次大战之今日，又何幸而能实际参加此空前剧变的舞台，更何幸而能参加此伟大无比的建国事业，置身于此独立自由的历史前页？我青年在此人生发轫之初，就逢着这样千载一时的机会，务须冷静的考虑你个人的前途，和彻底认识现代国家的需要，再不可如往昔之盲从冲动，误入歧途，以致错过一生，造成永生的遗恨。须知三民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亦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而青年团为三民主义青年统一的组织，我全国青年惟有在青年团指挥之下，方能端其趋向，循其正道，而不致于自误以误国家。亦惟有在青年团工作计划之内，纔能依正确的方向，定一生的事业。我青年团团员，在青年团中所受者为严格的训练，所守者为严肃的纪律。而其所培植者为民族整个的生命，所保全者为国民全体的利益。他的事业为振衰起废；他的任务，为雪耻图强；为国家尽全忠〔第124页〕，为民族尽大孝；为圣贤，为豪杰，为民族的血管，为国家的骨干，皆在于此。故全国青年不独须认识其入团为事业的发轫，而且感觉其入团为光荣的开端。所以全国青年更应知青年团的生命即是我全国青年的生命；青年团的健全，即是我全国青年的健康。由此所造成的国家民族的新生命新动力，纔足以当此伟大的时代，尽其伟大的使命。 总之，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不必再加分说。但这里还有一点，应该为我国民重行申述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如果全国革命份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与国家共存亡，和民族共荣辱，以国家的事业为个人的事业，以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那就应该要一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纔能够尽到国民最崇高的责任，达到人民最完备的境界，亦必如此，纔得完成我们共同建国的伟大使命。 〔第125页〕 上面的说明，或不免引起国人两种感想：有一种感想，以为这不过是劝导中国国民党党外的一般人士入党。还有一种感想，更进一步，以为这是对于中国国民党党外的各种党派或各种组织，积极的有什么作用的心理，甚至消极的有什么妨碍的意思。我对于抱前一种感想的，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期望全国革命份子，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和这个义务。只要他们有救民族救国家的意志，他们就应该要自主自动的来入党入团，不必要我来劝导。我对于抱后一种感想的，也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我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的定见，是固执不变的。但是我对于任何思想或任何的组织，决没有什么成见的。不过我为了国家，为了主义，亦为了人民和朋友的关系，无论为公为私，都不能够不掬我的赤忱，尽我的天职，向国内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竭诚忠告：我先要请教今日对中国国民党持反对态度的各位朋友们：你反对中国国民党，是不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不良？还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不对？如果你认他的政策是对的，主义是好的，他的革命是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利益的，若只以为他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而不应该因此就反对他，破坏他，甚至不惜因破坏中国国民党，以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谁都知道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就是破坏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孙永久的生命，这个关系太大了。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历史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国家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第126页〕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除此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真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国家独立自由，所以他们在中国百年来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都已自动的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我是始终主张国民政府对国内的各种意见，和各种纠纷，都要用很宽大的态度来容纳，和很合理的方法来求得解决。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么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国家，爱民族的志士仁人，过去〔第127页〕各方面无论其有何种歧异的见解，或有任何敌对的行动，无不可以为国家的生命，为民族的前途消除他个人的成见，和彼此的芥蒂。使我国政治能够真正的统一，早上轨道，不致使外国人再讥笑我们是落后国家，是劣等民族；更期望训政能顺利推行，宪政可尽速实施；国家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国家；人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公民。这样纔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纔配得上成为民主国家的政党。我们革命党人要讲实话，做实事。而且要时常记?「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格言。我以为这样集团组织，名为革命，其实是破坏革命；名为爱国，其实是害国；不仅于国家民族不利，于革命建国有害，而且与个人的前途只有妨碍，而个人的事业亦只有归于失败。我很精诚很坦白的不惮重复的对各位再进忠告：大家如果仍旧保持过去的态度，继续过去的作风，无异于妨碍你们自己的前途，阻止你们自己的事业，而且使国家力量不能完全集中，建国不能圆满进行，真是于个人毫无利益，而于国家和民族有莫大的损失。我们须知国家的命运，正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凡是国家每一个人才，都不容他任意自弃；每一分力量，都不容他随便浪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国家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一致团结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之中。因为这是大家的权利，也是大家的义务，并不是我为了中国国民党对大家有什么企图或妨碍的意思。大家还应该知道：五十年来，中国国民党从不因为各党派的反对或妨碍，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所以纔有今日初步的成功。今日以后，中国国民党亦决不因为有各党派的反对或破坏，来阻止他的革命事业，而且他非至于最后的成功不可的。我们都知道，最近五十年来，凡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论其为如何强大的党派，或为如何雄厚的武力，尤其那过〔第128页〕去依赖日本帝国主义的凭借、作后盾的军阀与党派，他最后的结果，没有不失败的。须知这并不是中国国民党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时代与历史的使命所造成的。这时代与历史的使命，决不是任何势力能反对或破坏的。反对愈力，只有使他们成功愈快；破坏愈烈，只有使他们力量愈大。所以我常说：如中国国民党有自败之道，那不待有人来反对他，而他自然会失败的。否则对他的任何反对或破坏，决不会生效的。所以各方面各党派的反对，于中国国民党本身革命的事业，决不致有所损害，亦不会被其阻止。但是中国建国工作，又恐受到不良的结果，我全国国民痛苦牺牲所得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亦未免因此遭受极不利的影响。而国内才智之士，不能够共同努力于如此伟大的建国工作，且将误用其才智，错过这机会，在个人实是最可惜的事情，而在中国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他对大家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不得不再三的唤起大众，共同勉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体谅我的话是肺腑之言。第八章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28页－第132页 〔第128页〕 我们知道：科学不发达，技术不进步，是我们中国衰弱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百年来，中国人士因为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遂至于崇拜外国一般的文化，不知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与国民德性，自有其优秀和特长之处。而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尤为民族固有的精神所汇萃。中国的政治哲学，在使战争与生产的技术，为人生服务，而反对战争与生产技术来役使人生。孟子说：「仁民而爱物」，就是说国家应为人民的生活而支配物资，不应为物资而役使人民。大学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第129页〕此有用」，就是说生产制度要归本于民生，更不应以生产技术而汨没人性。三千年来，这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原理支配中国国民的心理，而国民的德性，亦即与这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原理相因而并存。前面说过，我们中国国民固有的德性，是八德四维陶铸而成的忍辱负重，明廉知耻。中国国民有了这种德性，所以能不畏强御，亦不侮寡弱，且本其传统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所以历数千年能为亚洲民族「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柱石。因之在中国强盛的时期，亚洲民族从没有经济侵略与政治兼并的史实，亦不见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分。这种政治哲学与政治道德，为欧洲近代社会所蔑视而不具。其资本主义者，役使人生于生产技术之下，以为利润的追求。其帝国主义者，役使人生于战争技术之下，以求殖民地的开辟。因而在这些思想交织之中，国内的阶级战争，国际的民族战争，乃充满近代世界的篇幅。比及大战结果，人类临痛定思痛之时，厌战争论者又丛怨于科学，以为科学适所以改进杀人的工具，致战争的残酷，惨彻人寰。殊不知战争的终止，在于澄清战争的本源，而不在于限制战争的工具。孟子说：「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如果人类不能发挥其终止战争的思想与德性，则弓矢的杀人与飞机大炮的杀人，又有什么差别？更不知人类科学的进步，本以服务人生为动机。科学发明的滥用，致令人类因科学的进步而增加残忍，并不是科学的罪恶，而是我们中国高尚伟大的政治哲学不昌明，深远悠久的政治理想不树立的过错。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技术役使人生的制度和思想的结束，始可以奠定永久的和平，而向大同世界迈进一步。必须这样，我们反侵略战争纔有真价值、真意义。 英国有一政治学者曾说：「吾人如不终止战争，战争必终止吾人。」这句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将〔第130页〕近三千年前，我国老子已指出「佳兵不祥」的定论。而中国的先哲，莫不以「扶弱抑强」为武德，莫不以「战以止战」为战争的目的。依于「佳兵不祥」的古训，黩武主义者必自趋毁灭于人类的正义公道之前。依于「战以止战」的原理与「扶弱抑强」的武德，我们反黩武主义与反侵略主义的同盟诸国，亦必于此次大战结束之同时，共同努力，以袪除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不能袪除，则第二次大战之后，必有第三次大战接踵而来，正如第二次大战之继续第一次大战毫无异致。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凡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带有侵略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意向与行为，及由此种意向与行为所构成的关系和制度，都是战争的原因。率直言之，战争的原因即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以为第二次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帝国主义的结束，世界永久和平纔有坚实的保证。 我们中国所受于民族被压迫的痛苦最久最深。所以我们中国要求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亦最急最切。我们中国向世界提出这个最急最切的要求，并不如怀疑中国的人士所说，「中国要领导亚洲」。须知五千年来，中国对于四邻，只有民族自卫与「存亡继绝」的「义战」，没有侵略他国的「佳兵」。百年来雪耻图强的运动，出于中国国民一致的要求。然而中国雪耻图强有两种意义，要我们自己认识，也要世界各国共同认识。第一、中国自立自强之后，决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于他国之身，更不肯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传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衣钵，有「领导亚洲」的意向和行为。第二、中国的自立自强，质言之，就是求中国自己首先站得起来。中国要自己首先站得起来，必须在精神上物资上求自由，求独立；亦必在国防、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求进步，求发展。中国的自立自强，亦不是由于中〔第131页〕国的自私。所以中国求自由求独立，求进步，求发展，其目的在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更在与世界各国担负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换句话说：中国的自立自强，以义务感与责任心为出发点，而不以权利欲与功利心为出发点。所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存在于世界，亦决不肯自循帝国主义的轨迹，再蹈帝国主义者的覆辙。 我们中国本于百年来自己的痛苦经验，依于传统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并鉴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实为世界战争的原因，故对于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不得不倍加关切。亚洲的面积，居全世界面积四分之一。亚洲的人口，居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亚洲各民族又多与我们中国有同样被压迫的痛苦经验，且其被压迫的痛苦，亦同样的至久而至深。中国不能独立自由，则亚洲各民族均将同陷于敌寇铁蹄之下，而世界的和平即不能有坚强的基础。故中国的自立自强，即所以安定亚洲；而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即所以保证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袪除世界战争的根源，使战争的恶魔不再发现于世界，以毁灭我们人类的安全和幸福。 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的原则，应适用于战后的国际和平组织。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成立的国际联盟，所以终于失败，以抹杀这个原则为主因。所谓「世界强国」，所谓「势力范围」的观念，及由此观念所构成的制度，应该不使复见于第二次大战之后，国际和平的组织之中。 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的原则，更当适用于战后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在世界经济的方面，资源的互助与贸易的自由，固为各民族各国家共遵的原则，而各国家民族生产能力的平衡发展，尤有重〔第132页〕要的意义。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亚洲企图实现其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亚洲」的野心，比之于纳粹德国所谓「大欧洲计划」，其毒辣正复相似。如果世界上各国家民族生产能力不能有平衡的发展，则政治的自由平等，仍将为经济的差别，甚至为经济的侵略所毁损。在世界文化方面，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以文化的自由独立为要素。日本帝国主义者倡导所谓「大日本主义」，与纳粹主义者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同为破坏世界和平的思想。自今以后，文化优越种族优越的理论必须永绝于世界，世界和平始可以保持于不敝。 上述的理想，从中国抗战发动之日，已开其实现的端倪。而欧战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同盟国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联系，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沟通，更使其进到了具体实现的前夕。而理想的最后完成，乃须我中国全体国民，遵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依据抗战建国的信条，继续作艰苦的奋斗。结 论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32页，第133页 〔第132页〕 综上面各章所述，撮其要义可分两方面：一、从历史的演进上来说：百年来由国耻所造成的不平等条约，激起我全国国民一致要求的雪耻图强运动，革命倒满由于此，抗战建国亦自此而来。在雪耻图强运动之中，事实的经过，已证明惟有国民革命的路线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时至今日，国民革命已着有初步的成功。今后我中国国民自惟有遵循此成功的路线，以达到抗战的目的完成，建国的理想实现之境域。二、从世界的变局上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时期，有中国的抗战而后亚洲各民族坚定其反〔第133页〕侵略的信心；而亚洲各民族的努力实为世界战争胜负之所系。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必以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为起点。而亚洲的民族自由及其各国平等，又以中国的独立自由为先河。申言之，中国能获得独立自由，然后亚洲纔可以安定而进于自由平等之域。亚洲的安定，为世界和平的保证；亚洲人口的解放，亦即为世界人类的总解放。 今日中国独立自由的地位，已随不平等条约的撤废而获得。然而我们中国国民正确的反应，是义务感的激发与责任心的加强。国家的责任与国民的任务，从此更加重大。建国工作的完成，建国理想的实现，皆有待于我们的奋斗和牺牲。 「天下无易事，天下无难事」。只要我全体国民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有至诚的信心，对于建国的原理三民主义作热烈的爱护与积极的笃行，对于国民革命的宗旨与目的，有一致的认识，作共同的奋斗，如此则今后纵有排山倒海的艰难，亦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全国同胞们！不平等条约已经取消了！我们一回想到百年来的痛苦，更要继续我们殉国的军民同胞和革命先烈的遗志，祖述五千年立国的精神，恢复我们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气，抱定决心，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笃行国父「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各就其职业地位，各依其聪明才力，来改造社会习尚，刷新政治风气，养成法治观念，共同一致，指向建国的目标——就是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五项的建设，努力实行文化经济与国防合一的整个建设计划，期与同盟各国，来分担其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类的责任。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