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述

毛泽东自述

李平在《自杀前夕的共和国第一夫人》一文中，谈到在林彪事件后，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有一次对白。在讲谁来当“接班人”时，毛泽东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内心自白。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一个林彪。……”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这是一句私房话、悄悄话，是摆不到桌面上的话，但却是一句“大实话”，是毛泽东一生处世哲学的高度概括（总结）。他在党内斗争中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一策略的。毛泽东这一套“处世哲学”，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一个在政治上搞“光明正大”的人，胸怀坦荡，就根本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的名堂。更不存在什么“输不输”的问题。可是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又是另一副嘴脸，说什么：“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人”！ 

毛泽东的自述，析毛泽东其人 对毛泽东的这段话的内涵，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第一、从党的性质来看：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一心为民，求发展”还是“一心为己，保皇位’”。这是区分真、假共产党的唯一标志。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新一代领导班子提出“以民为本”。这些都表明他们是“立党为公”的真正共产党人。这样的领导人必定是“胸怀坦荡”、“心口如一”。根本用不着“让人摸不透”，也根本谈不到什么“会输”的问题。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图发展，图国富民强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怎么会有“输不输”的问题呢？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怎么会是“屁的政治”呢？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凌驾地位”，念念不忘想做“当代的秦始皇”。为此，他确实是需要经常去捉摸他身边的哪些领导成员，谁对他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于是他就要千方百计去干掉这个假想的“政敌”，并置其死地而后快。这才有谁输谁赢的问题，才需要“让人摸不透”。这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在他的“辞典”里，所谓“政治”就是用阴谋诡计的手段去惩治那些对其“凌驾地位”构成威胁的人。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的“党”，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的党”！ 

第二、从理论方面来看：是以“社会发展”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夺取政权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怎么管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不辜负人民的重托，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执行一条怎么样的路线问题：是以“社会发展”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区分真、假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唯一标志！无论是当年中国的刘少奇和“文革”后的邓小平，都是执行一条以“社会发展”为中心任务的路线。这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 毛泽东之所以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说穿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凌驾地位”。每当他感到：他的“凌驾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举起“阶级斗争”这面破旗。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里，有滋生“当代秦始皇”的土壤。因此，毛泽东运用这个“武器”，还真能蒙蔽具有“子民意识”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得意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在于此。但是，他所执行的却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主义路线。 

第三、从政治实践方面来看：是国富民强，还是民不聊生、让人民饱受大灾难？作为一个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事事处处不让他的同事（指常委们）摸透他的“思想”，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政治实践已经向人们证明了：按照他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不妨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1957年初毛泽东亲自召开座谈会，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对党的整风提意见。不久毛泽东就发表党内指示：要准备反击右派进攻。人家说他搞“引蛇出洞”是“阴谋”。他诡辩说是“阳谋”。其实这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让人摸不透”所带来的恶果。如果从后来的异变情况看，毛泽东的“让人摸不透”，还不在于打出几十万右派分子。他并不就此罢休，而是在紧接着掀起反“反冒进”，乘机狠整了周恩来。之后，通过“八大二次会议”就一举彻底推翻了1956年“八大”制定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的路线和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凌驾宝座”。这才是毛泽东当初以“整风”为“切入口”，最终达到打“翻身仗”的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让人摸不透”的处世哲学，实在是令人深不可测。 其二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先后跟国外记者和胡志明谈话时透露：他在1962年就有了“倒刘”的想法。只是由于当时老百姓饿肚子，成千万人饿尸遍野，不能动手。在经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集体的倾力扭转局面，摆脱困境，到1964年底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经过一年半时间背着党中央大搞“地下活动”（详见上面有关章节），让刘少奇们（即在京主持工作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摸不透”的背景下，终于在最后把刘少奇推入毛泽东所设置的“陷阱”并受尽最惨不忍睹的、绝灭人性的迫害！ 本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或分歧，发生在1962年这一极其特殊的一年，刘少奇在看到“三年人祸”导致活活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又刚好毛泽东退居二线，由他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他才下定决心：在明知毛泽东不满意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了以“发展为纲”的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有悖于毛泽东意志的方针政策。从毛与刘的“矛盾”本身来说，说到底，刘少奇主张以“发展为纲”，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也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刘少奇绝对没有“取毛而代之”的思想，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找一个“理由”（借口），把他撤下来就可以了，何必非得置人于死地，而且又是死得那么惨！毕竟是几十年并肩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如果毛泽东稍有一点人性，是决不应该这么狠毒到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地步！ 写到这里，借用叶永烈的两句话：“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第四、对“核心”的定位：是“紧密凝聚”、“同心协力”，还是“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现在还经常提： “毛泽东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按词义，所谓“核心人物”理应承担起把这个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紧密凝聚在一起，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康壮大道这一神圣的使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政治素质。这就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这一套手法，更谈不到什么“输不输”的问题。这个核心人物，理应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工作中遇有分歧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通过讨论、相互沟通，取得共识。大家都是共产党最高领导班子成员，都是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什么事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谈，决不应该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更不应该搞阴谋诡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从建国后的第一个领导集体成员来看，除了这个“核心”和林彪外，后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陈、邓等人，都是非常杰出的、能驾驭全局的、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的领导人。他们在三年“人祸”之后，力挽狂澜，扭转局面，取得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毛泽东这个“核心”是怎么对待这批长期并肩战斗过来的“战友”呢？被他打倒的有刘少奇、邓小平，最后连他的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折戟沉沙（林彪清楚：他如果不外逃，最后的下场也许比刘少奇更惨）。德高望重的朱老总是长期“坐冷板登”的，被毛泽东称为“老右派”，“文革”中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厄运。陈云被毛泽东诬为“老右倾”，几度“靠边站”。周恩来一辈子无私奉献、为顾全大局而忍辱负重，一生受毛泽东的多次迫害，连身患不治之症（癌症）时，毛泽东也不放过。最后留下毛泽东独个儿，一个孤家寡人。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一个能与他共处的“战友”。这还谈得上什么“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调什么第一代的“领导核心”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还可以补充一点，也许更能暴露毛泽东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一面。建国初的“五大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的任弼时，死于1950年，他的遗孀在“文革”中也惨遭迫害。原因是在二十年代，任弼时曾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说：“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他曾表白：受这一刺激，到延安后就发奋读马列著作。因此，任的遗孀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确实，毛泽东每次整人，他都没有“输”，但最后又留下什么呢？他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呢？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对这样一位孤家寡人的最高领导人，还谈得上什么“核心”呢？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除了继续欺骗老百姓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谓“核心”一说，其内涵在本质上是含有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还是把它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新一代领导班子已不再沿用这汇（桂冠），无疑这是英明的！

附1：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

张玉凤、汪东兴交出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 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摘自去年九月出版的《争鸣》杂志。张玉凤等所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是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后于去年七月才搞到的。当然，这种绝密材料，在国内是不可能再泄露出来的。《争鸣》杂志在两个月后就将这份绝密档案公之于众，让世人及时知道内幕真相，真是难能可贵！这是在当今信息社会时代，才能办到的。由于所涉及的问题至关重大，又无法进一步核实。从所述的情节看，这一史料是可信的。尽管如此，这里只做转录，不加评议，仅供参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击查访汪东兴、张玉凤 毛泽东晚年档案九十三份不翼而飞：今春（注：指2005年，下同）三月，1993年刑满释放的毛远新被借调到中央档案局，参与整理毛泽东晚年档案资料。毛远新在整理期间，发现有关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讲话、指示等档案资料残缺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经三个多月整理，证实毛泽东晚年档案遗失了九十三份。

今年7月16日，在中央派行动组突击“查访”下，汪东兴和张玉凤交出了私藏的毛泽东临终前的二十二份档案材料。张玉凤收藏的十九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为身后人事安排的谈话和指示。中纪委、中组部曾找了当时能接触到这些档案的汪东兴、华国锋、张玉凤及李纳多次，但都以“对情况不了解”或“已上交”为由，予以拒绝了。中央的“七·一六”行动：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央警卫局派人在7月16日晚，分成三组，对汪东兴、张玉凤、李纳三家住宅，采取了突击性查访，责令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档案。

汪东兴交出涉及其自身的三份档案材料 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三次谈话中，说汪东兴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层”等。

（据张玉凤说：“在‘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华国锋、汪东兴召见我，说：‘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关讲话、指示的档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来保管好。没有我和东兴同意，不能动。’汪东兴提出要审查一下档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档案资料给了汪东兴二十二份。过了一周，汪退还给我十九份。他说：‘另三份，中央政治局要用来调研’。大约过了二周，我问汪：‘什么时候交回那三份档案？’汪答：‘已交给华主席，你不要过问。并要我思想有过准备，交代和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关系。’”）

张玉凤交出十九件毛档案材料 毛预言死后一年内会有政变

张玉凤所收藏的十九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从1975年12月以来，为身后人事安排、权力分配，焦虑重重，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谁都不信任,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以下是部分档案的摘要：

1975年12月16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风说：“我走后，不用一年，会有政局翻天覆地。……结果无非三种：走资派重新上台；右派势力翻天；军事政变，内战展开，一打，十年八年不会有结果。”

1975年1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我还没有走，已有多个派要抢班夺权。主席一职，总会争的、闹的，互不买账的，历来如此。我走前开个党组织会议，人选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年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说“……接班人选搞不好，会有内战，搞不好有反复。我看纪登奎、华国锋、江青，还有毛远新，都能做。但很难做好。”

1976年4月12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国锋不是党主席的材，他软弱，怕事，对党很忠诚。江青做主席，老的不会服。她得罪人不少，也过于自负。要问一问军队意见，很重要。”

毛恐鞭尸嘱将遗体火化

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毛泽东最后拟定两份接班人名单 1976年7月2日，毛泽东用手示意汪东兴退出后，对毛远新、张玉凤说：“拟二份名单留着，由你（指张玉凤）保存，到时候交国锋在会上宣读，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这两份接班人的名单是：
一份是：江（青）、国锋、纪（登奎）、毛（远新）、陈（锡联）；
另一份是：毛（远新）、国锋、纪、王（洪文）、陈（锡联）。军队老将不服江。江上，要国乱。

附2：《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2004年5月20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登出《乔冠华被“四人帮”内定“副总理”之后》一文，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因此，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容怀疑，随即在报纸上公布。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附3：揭开毛泽东稿费的内幕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一直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在毛泽东去世30年后的今天，能够公开，能够解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议论，无疑是社会的进步。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截至2001生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1亿3121万人民币。至今又已六年过去，当又增加不少。

汪东兴为什么敢于违抗毛泽东的“旨意”？ 汪东兴还是“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570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编者的话：为什么没有执行？这叫“演戏”，是毛泽东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泽东已有明确批示，在那个“一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不执行。岂不罪该万死。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这个当代的“大太监”，居然敢于违抗“旨意”，拒不执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宫廷密诀”，汪东兴“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图。

拒不执行，是为了迎合主子的真实意图，即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写到这里，想起了当年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事。 原来张玉凤最初在毛泽东专列上仅仅是一般的乘务员，有一次被毛泽东看见后，就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这一情节被汪东兴发现后，就马上将张玉凤调到毛泽东专列车厢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泽东。以后又从专列，调入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不愧是贴身的“大太监”。跟慈嬉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相比，绝不逊色！可惜，这是发生在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事，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谓予不信，且看他是怎么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纳、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为什么毛泽东的稿酬能免税？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

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绝。李纳、李敏申请过，中办先后给她们两人200万。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

一、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二、作为党的资产；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编者的话：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众人评说毛泽东的稿费问题

丁远先生认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而对毛泽东的稿费收入特许不纳税。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论家邵燕祥认为：当时破例给一人巨额稿酬，性质属于非法收入。他提出了“应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获得赔偿者的抚恤金，以解决对所谓“走资派”平反进行了经济补偿，而对其他冤假错案反而没有补偿的‘双重标准’问题”。

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如是说：“全国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酬，这是他个人问题吗？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发。发到500多万时，毛泽东觉得不太好，说缴党费吧，但没有人执行。也可能觉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执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别人都没有，他何以面对国人？这是以常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错了，错了。

毛泽东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伟大领袖，……至于称‘万岁’又是和过去一样的。……至于说‘慎独’，这要求怕是太高了。” “认为‘把稿费只发一个人，并无不可’。证明当时的道德底线！‘几十年间，毛泽东居于君和师的地位’（冯友兰语）。

所谓‘君和师’是封建社会国人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君和师’。毛泽东并不讳言。……既如此，抓住一桩稿费小事作评说，是否已属多余？……” “问题在于我们标榜什么？我们标榜马克思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一专门利人’，还致力于‘社会主义’。以此对照‘言’、‘行’，天壤有别，这就是问题了。”

编者的话：丁弘先生这一翻宏论，无疑是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但对毛泽东提出这样要求，似乎是“对牛弹琴”。他是什么人？是当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错，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撕掉画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丁弘又说：“‘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著，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编者的话：丁弘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发人深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的事，但却却在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了。

这是铁板顶顶的事实。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变质了，她被毛泽东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附：一点说明：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写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篇长文（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第476—536页）。本文除最后几段是直接摘录丁弘的原文外，其他都采取摘编的形式。所有的小标题是笔者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