遒真：纵论毛时代五年大饥荒大死亡:人类史第一大罪恶

遒真：纵论毛时代五年大饥荒大死亡:人类史第一大罪恶



【前言】

万物之灵不同于兽类，最大的区别是：唯有人有思想、讲道德、创造了历史。

有思想的人类不能不思考，讲道德的人类不能不诚实，创造了历史的人类不能不牢记历史——向后看是为了更明智地向前行。

人类由兽类进化而来。人类历史，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过程；人类历史，更是战胜兽性弘扬人性——道德理智的过程。

掌握权力的人——特别是掌握现代热武器和极权制度权力的独裁统治者，往往比食肉野兽更可怕——比猛兽凶残万倍。这些超级野兽，以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为代表，毛泽东后来居上，独占鳌头。

善良的人们创造了追求科学、博爱、公正——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恶魔创造了灾难、血腥、罪恶——令人惊骇恐惧的历史。

善良的历史，后人不应该遗忘；邪恶的历史，后人更不该遗忘——这是对遭受劫难的前辈的尊重，也是对灾难罪恶重演的警戒。

中华民族大不幸，出了个大灾星毛泽东。

毛泽东制造的罪恶，首推大跃进大饥荒——五年大饥荒大死亡。许多人不了解灾变史，称一起普通的灾害——1942年河南饥荒“惨绝人寰”。但若比起毛泽东时代的五年大饥荒大死亡，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小小巫见大大巫而已。

仅仅全球第一人口大国遍及各地的五年大饥荒，就是世界史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一起因人祸而饿死100多万人的信阳事件，更是惊天动地的人为大灾难；长达五年轰轰烈烈的全国大死亡，堪称无与伦比的大人祸；这场大人祸最少饿死四千万人~ 六千万人——可以确切地说，乃人类史第一大罪恶。

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张宏志、司马南、吴法天、林治波之流，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总想掩埋抹煞这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罪恶，然而，历史事实毕竟是历史事实，血写的历史事实，谁也休想掩盖，更抹杀不了。

不明真相的朋友们也应该看一看想一想，毛泽东值得崇拜吗？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社会吗？——受恶魔欺骗宣传颠倒的一切应该颠倒回来了。


【正文】

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反“反冒进”）～1960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跃进运动，全球为之震动。1958年初16省春荒随之而起，10月，一场空前绝后的全国大饥荒大死亡接踵而至，一直持续到1962年秋（四川），更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由于闭关锁国，世人了解这场特大灾难是在20年以后。1983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坦承 “我国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又过去了20多年，这场“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的真相却并没有完全揭露出来。它仍是一大谜团。毛左派总是挖空心思妄图将这场历史恶迹大而化小，甚至想化为乌有。因此，围绕这场灾难的争论波翻浪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今没有停止。而今，它已经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演变成了“该不该清算一党专制和毛泽东的罪恶？中华民族要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政治问题。

大是大非必须澄清！

一、当时世界：发生破天荒巨变：人类进入空前的文明时期

（一）、科技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世界科技史出现重大飞跃

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景观。及至1957年，各个学科研究成果喷涌而出，璀璨辉煌，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57年10月和11月, 苏联相继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从而开创了太空事业的新纪元。1958年晶体管计算机诞生，电脑从此进入了人类的生活空间。美丽奇妙的神话一一变成了现实。

（二）、世界经济史的黄金时期：各国经济如同百舸竞渡，迅猛发展

1949～1973年，被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经济史的黄金时期。其间，各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建设均呈高速发展态势。到50年代中期凸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高潮。如果1955 年的工业生产以100 为基准，到1965 年，英国增加了134，美国增加了149，法国增加了179.8. 西德增加了189.2，意大利增加了216.6，日本则增加了415.2。1960 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表“所得倍增计划”，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期。从国民生产总产值看，1955 年88646 亿日元， 1961 年便达到198528 亿日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二战大轰炸后破败不堪的日本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日本新农村

朝鲜战争后的韩国 20世纪70年代韩国新农村 当代韩国农村

其时，亚洲四小龙养精蓄锐，也开始昂首起飞。

台湾 农业连年丰收，工业生产水平节节提升，在岛内产品不断取代进口的基础上，从1960年起实行战略转移，在很短时期内建立起了生机盎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1957～1962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9.3 % ，台湾则是51.2 % 。

（以上数据根据《世界经济2000年回顾》推算得出。该书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麦迪森教授）

香港 1959、1960年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7. 4%、10 .3% .1960、 1961年不太景气,1962年5月港英政府推行稳定民生和激励经济的政策。1962～1964年间,香港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9. 0%、12 .2%和8. 6% ,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

新加坡1959 年 6 月成立以 李光耀为首的自治政府，初始时局势极为严峻，转口贸易日益削弱造成经济异常困难，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由此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李光耀启用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庆瑞任经济部长，1959 年 11 月， 吴庆瑞领导的经济开发委员会制订了总体战略目标，颁布了《新兴工业法》和《工业扩展法》，对投资者免征一定期限的所得税，获得新兴工业地位的工业企业在头五年内不必缴纳所得税。而且给予关税保护。1960 年 4 月，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开发裕廊区。为工业化打基础。同年政府还制订了 1961～1965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 年成立经济发展局，统筹实施五年计划事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新加坡经济取得很大的进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7％，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

（三）、比经济辉煌更重要更喜人的是政治巨变——破天荒的巨变

如果仅仅有经济辉煌，物质再丰富的专制社会也是畸形状态：因为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社会进步。

二战以后，出现了政治巨变——人类社会真正质的巨变！

地球上出现了主持正义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出现了规定“人权至上”的国际文告——《世界人权宣言》，出现了严禁武装侵略的新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出现了扶持贫弱国家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

民主化浪潮激越澎湃！

民主国家使世人看到了美丽的曙光：权力被关进了笼子里，人人政治地位平等，人人发展机会平等，人人法律面前平等！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终于摆脱了奴役，摆脱了屈辱，昂首挺胸，自由自在，活得象人了！

（四）、各国纷纷建立健全了福利制度。

总而言之，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社会文明。人类进入到了空前的自由民主文明的新纪元。

俯瞰1958～1962年间的人类家园，真可谓：毛泽东中国 “风景这边独糟”—— 一个极端荒诞而又暗无天日的社会——

二、毛泽东时代五年大饥荒：空前绝后的灾难

这场大饥荒，始于1958年初（云南等16省），终结于1962年秋（四川），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角落（除了权贵们的安乐窝和花天酒地之处）。无论从时间之长、面积之广、灾荒之惨烈、遭受毛共虐待戕害之残酷等任何一个方面看，在世界史上都无与伦比——真正的“惨绝人寰”。

大饥荒时期前赴后继络绎不绝浩浩荡荡的“大逃港”风潮——纷纷自愿投奔“资本主义”——哪里是地狱？哪里是人世？

（一）、中共前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先生（上世纪大饥荒之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回忆录（摘要）：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磪糠吃，头都被磪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 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 ……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

众所周知，福建在当时并不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其境况比许多省区好得多。

（二）、安徽省省委书记、政协主席（1959年副省长）张凯帆先生的回忆录：

到农村一看，群众缺粮叫苦不迭。我们的干部却到处搜粮食，甚至把农民草堆拆了找，群众家里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锅里全是青菜萝卜叶子，很少见到粮食……（第341页）

鉴于有人说农民们晚上偷着烧吃的，我和县农工部长陈建章同志一起坐车下乡察看。出了城，四周－片漆黑，许多群众当时连灯也点不起。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陈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烟为借口去察看。敲开了门，那家农民果然在烧锅，我揭开锅盖一看，全是青菜丶萝卜叶子，没有一点粮食！那个农民说，白天要干活，晚上不弄点吃吃就饿得睡不着觉……

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 都向我下跪:张省长, 救命！我们还不如鸡, 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丶麦而非米丶面), 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 层层克扣, 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 把自留地还给我们, 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 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 第一个饿死的, 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 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 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 埋的不深, 没有劲挖, 天又热, 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第346页)——请注意，这是1959年春季。

（三）、新华社记者陈大斌先生，这样描述当时他家乡（安徽淮北平原）的情景（引自《墓碑》）：

1960年，我正在邻省上大学。春节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回家过年！”我想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乡出了什么变故吧！可是，即使我从最坏处着想，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局面！

半年后我回到故乡，简直是被吓呆了！下了火车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废了，挖了深坎横沟，长满荒草荆棘；而新路没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条条深沟，一道道土岭.....绿油油的故乡大平原被挖得遍体鳞伤，成了“人造丘陵”！

还没进村，远远地就看到了村里的塌屋和断墙，过去村里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的绿树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许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乡的人呢？许多看着我长大的前辈们，甚至有一些同辈人，包括我的一些亲友在内，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饿死，母亲逃往准南，婶婶带着几个孩子逃往宁夏，父亲躲过这场大劫，吃草末树叶作下了胃病，几年后肠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来，我家的灾难还算轻的，村里好些正是壮年、青年人都饿死了。有几户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绝。。..

夜间，我躺在没有一棵树木、院墙几乎倒尽的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满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什么声响，父亲说，那是野狐子在蹿，人烟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里乱跑……

这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村庄破败……

（四）、周同宾先生的回忆录《饥饿中的事》（《良友周报》2003年8月9日）摘录如下：

全村人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粥倒是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榆树叶。连老太婆也能喝五六碗。大肚汉最多时一连喝12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锅；可尿几次，就瘪了。

一场饥荒，正在乡村蔓延。

到三月，草木发芽，就吃野菜、树叶。历史上荒年吃过的东西，全吃遍了。过去吃，是小锅煮，如今是大锅。大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历史上没吃过的东西也全吃了，比如干红薯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头的东西，取名“淀粉”，可以蒸成刺猬模样的团子。这是当时最好的食品。

几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产，而是分开吃饭。弟兄分家，父子分家。两口子也分家。谁弄来吃物谁吃，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后，带着5岁的女儿。每当从食堂打来饭，八怪总哀求女人给他倒半碗。女人从不给他。那天，每人分一个拳头大的菜团子。八怪几口就把自己的吞下，看女儿手中还有半个，夺过来就吃，女人和女儿骂他，还没骂完，他已把菜团子全部塞入嘴里。拴娃在麦秸垛底下扒出两把麦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嘣嚼，他爹爹看见了，说：“娃，给我吃点儿。”拴娃说：“你叫我亲爹，我也不给你。”饥荒中，亲情已淡得几近于无……

饥荒中，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人人都学会了偷，当然是偷集体的，私人已无东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儿菜、毛妮菜、麦子好吃。从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开花、结荚。再是偷红薯。有一窖红薯，本打算做种，开春后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干部派人看守，看守人偷。干部亲自守，干部也偷。四狗去偷，刚扒出3个手指那么粗的，干部发现，边打他，边拉他去大队部。打他，他也不丢下手中的吃物，边走，边把粘满泥土的红薯往嘴里填。走到大队部，已经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干部说，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脸。饥荒中，道德和脸面已无足轻重。

五爷是老直杠，从不沾集体的光。一直当饲养组长。他养的5头牛，个个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评比会上，5头牛的头上都缠上红彩绸。他每天给别的饲养员发伺料，直接倒进料水缸，防止他们拿回家吃。后来，他自己就把牛料装进口袋带回家、拍成饼，放在火里烧着吃。再后来，牛料没了，牛草也少。他的5头年和别的牛一样瘦瘠瘠的，卧下，须用人揪着尾巴才能站起。那天夜里，他竟用镰刀活活地在牛胯上割下一块肉。牛疼得哞哞叫，一直疼死。

干部去时，他已经把那块肉挂在裤带上，藏在裤裆里。问他肉在哪儿。他说，已经生吃了。干部扇了他两个耳光。拖走死牛。他自己溜回家，堵了窗户，拔下房檐上苫的干草，点火烧肉吃。饥荒中，真正善良的人也变得自私、残忍。

（五）、《大饥荒目击记》（作者楚辛《炎黄春秋》2010年12月网刊外稿）：

1960年的三、四月之交，我以“戴罪”之身，下了农村，因而目击了这场百分之百属于人为的惨剧。

那些日子，淮北农村阴雨连绵。村上除了几个干部的身影，到处看不到人。人都窝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到了中午，食堂打饭了，才从低矮的茅舍陆续走出人来，踏着泥泞去领饭。所谓“饭”，是只有一点山芋粉影子的糠加野菜（有时是水草）的稀汤。一家人可分到半黄盆。我亲眼见一妇女，端着一盆打到的稀汤，刚出食堂，就一跤滑倒在地。黄盆摔碎了，稀汤流进了稀泥中。这位妇女顿时魂飞魄散，趴在黄盆的碎片上，发疯似地号啕大哭起来。但谁也无权也无法补偿她的损失，因为锅里只有那么一点。

进入四月份，情况愈加严重。为了摸清农民究竟还有多少存粮，我们深入农户，不仅登堂，而且入室。有一次，到了一家。看房舍及摆设都堪称“小康”。男的是小学教师，不在家。我们提出要看一看。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地只好答应。老俩口屋里，空无一粟。另一间房挂有门帘，一位年轻女人站在门口，张开双臂，阻止我们入内。老×把她推开，我们进去了。从女人脸上惊恐的表情，知道必有奥秘。老×打开一只大箱子，伸手从一角掏出一只香肠般的长形口袋。就在这一刻，女人飞奔过来，双膝着地，死死地抓住这只口袋，哭喊着：“求求你，求求你，这是我孩子的命呀！”我的心猛的一酸。老×却发火了，顿着脚吼道：“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国民党。”直到把装着面粉的口袋还到这位少妇手中时，她才定心拭泪了。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这幅惨状仍然定格在我的心幕上：这是人民的苦难，这是母性的光辉啊。

我们所到之处，真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仅不闻鸡犬，大白天连人声也听不到。小孩子们老老实实地蹲靠在墙边，不仅神态象老头，连额上起皱的皮肤也简直是老头。一些正处在妙龄的姑娘，眼泡肿得半透明。妇女几乎无一例外地患有一种病，名为“子宫脱垂”——子宫韧带松弛，子宫垂到阴道外面。

五月初，天气晴和，气温还暖，就在这气候宜人的季节，农村的灾难却达到了高潮。有的村庄，全部死绝。记得是一个中午，阳光特别地艳，天气也特别地暖，我一个人从小路走到一个村庄。村庄被比人还高的黄蒿严严地围住。走进去，不见丝毫人影。跑了几户，都是杳无人迹。此时，太阳依然照临着这死一样静的村庄。我心里一阵发怵。但还是探险式地朝里走。突然，在深处的一幢房舍前，刷地站起来三个年轻人，个个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他们在这里晒太阳，我的到来，让他们吃了一惊，我也吃了一惊。随后，看看我，又蹲下晒他们的太阳。在我当时的幻觉中，这已不是人间，至多，是一座没有经历文明洗礼的荒岛，我只是偶尔碰到了几个野人罢了。走进一家房舍，依然毫无声息。当我从前厅向后走时，在中间的横过道里，看到这样一种异常的情景：摆在过道的一张窄窄的竹榻上，侧身向里蜷缩着一位老妪，也是全裸。那皮肤黄表纸一般，而且形成了鳞片。粗看象一截黄颜色的松木，或者是一具陈年的木乃伊。我同她说话，她身子未动，只是眼珠朝我这边轮了一下。我没敢向前走了，慌慌张张，快步出了村，心里塞着的是恐惧还是痛苦，我说不清楚。我只想面对苍天，竭尽气力地恸哭一番。但是，我不敢！！！

笔者当年是城里的中学生，住校，一天夜里，饿得实在难熬，曾经偷吃过学生食堂猪圈里的猪食—— 一些烂茄子。其情其景，没齿难忘。

（六）、大跃进后的“五风”猛于“虎”毒于“蝎”

小楚丑哥先生的《山东政治大跃进后的“五风”猛于“虎”毒于“蝎”》记述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滔天罪恶的另一面：

强迫命令风：这股恶风，特色如下。

特色1：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特色2：强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
特色3：强迫社员拆房，逼社员扒坟，寿张县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社员的房子、扒社员的祖坟，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官家兴高采烈，拆啊！扒的热火朝天。
特色4：乱批判，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
特色5：乱打及私刑，昌潍专区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年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昌潍专区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

1960年1月到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人。聊城专区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就打了70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据调查该公社，打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死6人，自杀未遂的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个小孩，大兵团作战（出工）时，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准假抱小孩看病，致使37个死亡。昌潍专区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济宁专区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天，一家8口被饿死4口。

（七）、社队办劳教

小楚丑哥先生的《大跃进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口调查与统计（六）大跃进时期的创举“社队办劳教”》：

在这大跃进狂热高潮中，由于毛泽东始终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社队办劳教”也就应运而生，各级领导异口同声地称赞，各种报刊大肆宣传，将社队办劳教赞誉为“消灭犯罪的创举”，是将犯罪消灭在萌芽始发之前的有效手段。1958年3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在河南召开了部分省市有关人员参加的“劳动教养工作大跃进会议”。会议认定“社队办劳教是对敌斗争经常性手段之一，对消灭违法犯罪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平原县双庙公社三个大队和夏津县郑宝屯公社四个大队。把社队办劳教当作干部惩罚群众的手段。对有缺点的群众（如迷信活动等）用劳教的办法解决。对给干部提意见的，也找借口劳教。对四类分子，不论守法和违法，除病老残幼外一律劳教。对打架斗殴，不服从领导，有海外关系的人也都一律劳教。这一特权使社队干部成为农村的土皇帝，拥有对社员生命悠关的绝对大权。

在劳教对象的批准权限上，文件规定由劳教指挥部决定，其实是社队干部说了算。说谁劳教，就谁劳教了，也批准了。没有程序，没有过程。不须备案，社队干部口头说了算。

赵新亭专员说：“我亲自去劳教现场看了，那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问那里的干部，那么多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是搞社队劳教的。我又问，搞社队劳教怎么还持着枪，又打又骂，还用枪托子捣呢？这不和二鬼子押着老百姓挖壕沟一样么？两个县集中一两万人，活逼着他们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还要坦白检举，坦白检举不够“标准”的，大会批，小会斗，又打又骂。有的人被逼的走投无路，上吊自杀。还有民兵在追赶逃跑的劳教人员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人命关天，把这样的严重事件说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据地委调查组不完全统计，两个县在社队办劳教中3千多人挨打，其中被打伤1千多人。开枪打死5人，打伤7人，因打致死13人，打后致病死亡5人。劳动教养本来是对那些失足者以挽救教育为目的，而现在搞的社队办劳教成了惩罚群众的手段。不分青红皂白，想劳教谁就劳教谁。“劳教”成了吓唬群众的大棒。有的群众说，“听见劳教就打哆嗦”。管劳教的干部说：“劳教的没好人”，这话很荒谬。有的群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可对他们劳教。干部也有不同的缺点，是不是也劳教呢？对四类分子，只要他们不违法犯罪，也不能随意劳教。说“社队办劳教是对违法犯罪釜底抽薪，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此话我不敢相信。消灭犯罪是长期的艰巨任务，搞社队办劳教是消灭不了犯罪的。这种劳教是哪里发明的？有的人脑子发热，乱来，甚至是非颠倒。高唐县一民兵开枪打死偷吃苜蓿草的群众。饥饿争食，何况争的是喂牲畜的草。要处理这个民兵时，县公安局长说：“要保护民兵的积极性”。开枪打死无辜百姓的人，还要受保护？

（八）、“搞不好‘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59年春，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在济宁会议上的讲话：

大跃进的热度高到一定程度了，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是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有人说：“得不偿失的说法不对”，我看就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这是党在历史上脱离群众最严重的一次。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不是一般的伤元气，是严重地伤筋动骨。恢复起来需要十年八年。搞不好‘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这样下去，别说增产，保产也保不住。现在是一触即发之势。有的群众说：“再过半年都成土匪了，有中央军我一定干。”我是党内反对派，党内缺乏孙安，要提倡孙安精神。

（九）、“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

荷兰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对中国的大饥荒做了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在2010年出版的《毛时代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一书中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他2010年10月1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安徽阜阳地区1958年人口有800万，三年后就有240万人饿死，其中很多人是被当地官员害死的。他说：“在临泉，县委书记总结（当时）暴力行为时说，民众挨打，被吊死，不让吃饭，或被活埋。一些人遭受酷刑和毒打，被割去耳朵，双眼被挖出，嘴被撕破等，经常有人死亡。我们开始调查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谋杀也很普遍。在临泉的大黄庄，19位村干部中有9人在大饥荒时期至少杀死一名村民，生产队长李凤英（音译）杀死了5个村民。村民有时还被故意蒙骗。1959年年底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阜南县粮食局属下的食品加工厂在庭院中置放了豆饼，而且大门敞开。饥饿的村民们试图抢豆饼时，身后的大门突然关上。县委书记说，抓住的人被塞进了麻袋，然后被用铁棍毒打，麻袋上全是血。有人脸还被刀划破，伤口抹了油。”冯客说，仅安徽阜阳地区在大饥荒期间的死亡人数就相当于红色高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屠杀民众的总和。

……

类似的资料，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关于1958年～1962年的大饥荒，官方公开的存档文件，同样汗牛充栋。举七例如下——

例一，《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一书的作者张宏志先生根据文件指出：“以河北省为例，如1958年9月省委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荒；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

例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张宏志指出：1959年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3天内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当时，15省的中共省委书记都没有解除此等紧急危机。人人都知道良策何在，但是，人人都不敢提出来。

例三，张宏志指出：1959年6月9日、11日、13日、7月3日、4日毛泽东连续批发中央关于大中城市副食、蔬菜会议的通知等。在大跃进中出现副食、蔬菜、日用工业品等严重紧张局面，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李先念副总理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时说：全国今年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到目前为止，粮食、蔬菜、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供应比较紧张，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例四，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的陈国栋粮食问题报告提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例五，张宏志根据《中国年鉴》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三年。”“1959年底—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205.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请注意，全国农村粮食消费量中包含种子粮、饲料粮和社办企事业单位用粮。

例六，1960年，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出十分罕见、十分特殊的显示粮食恐慌的紧急指示。如5月28日《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仅仅9天以后——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紧急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眼看秋粮将要成熟——9月7日，中共中央又紧急下发了《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紧急指示》—— 一个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一切定量供应的时代，全国人民再一次降低口粮标准，可见灾情之惨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大灾之年，城乡人民之间严重的不公平！学者陈东林先生在《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来源》一文中指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了20 %，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年消费量只下降了2.6 % ！”——请注意，农村人均口粮的实际下降幅度大大高于20 % 。

例七，1960年秋粮已经收割入库，这时，毛泽东时代中共中央最最特殊的一份文件轰然出世！——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号召全国城乡人民广泛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的紧急通知》称：“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推荐广大城乡人民采集制造“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旷古未闻！这是世界史上无与伦比最珍稀的中央文件！

需要指出：上述这些代食品，毕竟非常有限。吃光以后，饥饿的人们吃什么呢？吃野草、吃草根、吃树叶，吃树皮，吃观音土，人吃人！

1962年7月，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

上述《大饥荒目击记》写到了“人相食”：

一天下午，在大队部听汇报，有两件事特别引人注意：

一是某生产队长的小儿子突然失踪，全家人惊惶不安，夜不能寐。深夜，队长走出家门寻子，闻到了肉香扑鼻，便循着香气来到一户人家的厨房，掀开锅盖，发现锅里煮的正是人肉，小手小脚全在……

另一是一个名字古怪的村庄（这个村名当时一听，就感到毛骨悚然）有人死了，由四个男人抬（其实是拖）到村后去埋。正要动手时，邻村过来了八九个男人，不说话，眼里射着凶光。四个人丢下尸体就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把尸体架走了。

著名经济学家时寒冰《这是父母告诉我的老家的真实情况》：

这是一次让我心如刀割的谈话。母亲很平静地给我讲述往事：

“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

“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山东省资深检察官肖磊写的《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也指出：

人相食是饥饿到了极限、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发生。这时即便有一点树皮吃(笔者在山东益都县亲眼见到树皮树头都被吃光)，也不会吃人的尸体。真不敢想象那让人恐惧的可怕场面。

三年灾害期间，笔者工作在山东。人相食事件虽无全省数字，但从部分案例中，说明全省各地，特别是灾害重点县，均发生过人相食事件。

1960年春，山东日照县检察长发现本县和相邻的莒县，不但大批饿死人，且发生人吃人。为了情况可靠，他还亲自到事发地点作了核对。经初步核实，日照县一个生产大队发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尸体五具。莒县的三个生产大队均发生人相食的事件。

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

1961年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作案人供称：“二年内盗挖饿死后新埋上的尸体十多次。一具尸体能割十几斤肉。最初，因全家饿的快要死，吃了几次人肉没饿死。往后盗了尸体煮熟推到大集上当牛肉卖，每斤五元，都抢着买。”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内盗尸煮了当牛肉卖，共有七、八次。卖人肉的还有几个人，他们盗尸体卖比我多。”这两名罪犯各判徒刑四年。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莱阳县城相公社(城关公社)两位五十多岁的男社员，他们是邻居,白天他们二人还病恹恹地坐在门口石台上说话，都说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间死了一位。当夜其亲属将死者埋到莱阳城东南一里远的丘陵上。活着那位邻居饥饿难忍，在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带着铁锨和菜刀奔向城东南丘陵，掘开邻居的土坟，割下死者两条腿装进筐里。在背着人腿返回时，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后被过路行人发现，报告了城关派出所，经民警检验认为：盗尸人严重水肿，身体极其虚弱，加之偷尸劳累、恐惧，跌撞而死。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先生的《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记录》（《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同样写道了这种极端恐怖现象：

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

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煌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黄河清先生的《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相食史料一览》分省记录了人相食的惨状。摘录如下：

安徽人相食

1960年11月24日《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县委书记）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金辉：《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转自大饥荒档案chinafamine.net）

（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

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墓碑》第259页）

（亳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墓碑》第273页。）

甘肃人相食

作家沙青在获1988年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的《依稀大地湾》文中记录：　

一户农家，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寺子村妇联主任说）“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

中共延安时期老干部李磊，1956年至1961年间，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书记处书记。她说：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据李磊著《悠悠岁月》，1999年，自费印制。转引自《墓碑》）

青海人相食……

河南人相食……

四川人相食……

贵州人相食……

湖北人相食……

江苏人相食……

广东人相食……

山东人相食……

云南人相食……

类似的资料，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连左派元老薄一波——薄熙来之父、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都说出了真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薄一波《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73页）

事实昭彰，所有史料都显示：毛泽东中国五年大饥荒是世界史无与伦比的最大灾难。

然而，在自己书中罗列了大量灾难现象的张宏志竟然歪着嘴说：“大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在这些“人”心中，究竟什么才是大灾难？必须严正指出：这是丧尽理性人性的浑话！

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全球第一人口大国里，全体普通国民长达四五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都要靠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填肚子，以至大量的人吃人，难道还不是空前的灾难吗？而且，饥肠轱辘苟且偷生的农民们还受罚还挨整还被打还随时会遭杀戮，难道还不是世界史无与伦比的最大灾难吗？——理应绝后！

三、文明现代的中国巨灾，彰显着反动统治者的巨大罪恶

前中共《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先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

中共中央常务副部长、1959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说：“（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60页）

大饥荒的成因是什么？不能不深究

（一）、“严重自然灾害”等三大谎言破灭

毛泽东不仅制造灾难，而且制造假历史。

当年毛泽东的宣传机器讲了三点：第一，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第二，苏联逼债；第三，毛泽东说：“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说，责任在老天爷在国外国内的“敌人”，与他自己毫无关系。——这些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企图推卸罪责忽悠人民的借口，是国家制造的三大谎言。

1、所谓的“严重自然灾害”

研究这个问题，应该建立时代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该充分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破天荒的巨变，充分了解世界经济史黄金时期（1949——1973年间）的巨大变化。

不妨请先看一看学者陈东林先生的论文《“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第二部分“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中的一段论述：“ 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

通常，人们把改革前的1978年还视为毛泽东时代。这就是说，正当世界盛世的中国毛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化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能力方面，毛时代已经今非昔比，不可与旧中国等量齐观。——即或遭遇一些自然灾害，本不至于造成粮食大减产，更不至于酿成大饥荒。之所以成为灾难，必有人祸因素。

其次，还应该了解，现代地球已经形成了经济大交流的局面，即使一国粮食减产，国民也不至于无饭吃，一个现代国家长达五年大饥荒，必为人祸而无疑。

当然，厘清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1958 ~1962年间，是否真的发生过特大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

中国是个领土辽阔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天灾年年都有，可谓司空见惯。至今，没有任何人说过，那几年没有任何自然灾害。可是——

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角角落落都在闹饥荒，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除了特权阶层，一个人口大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中苦苦煎熬，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漫长的四五年，大饥荒发飙近2000个日日夜夜，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

可以想想，1877夏～1878春（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年；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年），华北大旱，死亡200万人。这是中国皇权体制下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 ——请问：发生了全国性大饥荒吗？发生了全国性长达几年的大饥荒吗？

中华民国时期，两年三年一大旱，饥荒连连，可是，发生了全国性大饥荒吗？发生了全国性长达几年的大饥荒吗？

史上绝无此事！

刘少奇曾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坦言：“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在 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也说：“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河南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不要老说（错误）是一个指头。”

说得很明白：人祸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一勇敢的表述——只有“三分天灾”——后来也被揭秘的真相推翻。

1958——1962年间中国是否发生过大旱灾呢？毛左派拿粮食减产作证据予以“证实”——所谓“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这是循环论证，是非科学的。粮食大减产，并非必然由天气所造成。

究竟有没有特大自然灾害，主要应看有没有大旱灾——全国大旱灾？应看那几年降水量究竟少不少——是不是全国都严重偏少？这是厘清这一谜团之关键。

著名学者杨继绳先生的《1958—1962中国大饥荒》，谈了自己的调查：

教科书、中央文件上写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这样？我去了5次国家气象局，翻了一些资料，找一些专家进行座谈。中国这三年是风调雨顺？也不是。因为中国这么大，灾害还是很多的，年年有。国家气象局对350个站点40年的气象资料进行分析。有五条曲线。看这三年是不是偏离正常年景很大。

天灾天年年有，这三年是常年。但1959－1961这三年却饿死人了。

西方第一部详细揭示中国大饥荒真相的专著《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作者荷兰人贾斯柏 贝克 (Jasper Becker. 曾经是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在北京生活过15年。为了写作此书，曾经在中国国内做了大量采访调查，并查阅过大量中共官方资料。)书中指出： “中国中央气象局编辑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国旱涝气象资料显示，这几年气候没有异常。相比毛统治的其它多数年份，偏巧在大饥荒年代的自然灾害更少”。

中国著名学者金辉、王维洛等先生各自依据大量气象水文资料和灾变史资料，也明确指出：“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宏观而言（饥荒是全国性的，天象也应该看全国），当时气候非常正常。

中共的经济宰相陈云也如实而言：“我一直反对‘自然灾害’这个提法。‘自然’两个字不是马列主义求实精神，是对党、对群众的欺骗。”

其实，毛泽东也知道不存在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承认：“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祸。”（《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二期第１２页）

2、所谓的“苏联逼债”之说，早已真相大白，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杜撰。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中国欠苏联的外债和利息共计57.4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与中国每年600亿元的财政支出相比，并不是一个大数字，分年支付根本不可能造成经济困难。实际上，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还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不久，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3、所谓的“1 / 3地区坏人掌权”之说则更可笑。

中国1 / 3地区，就是3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近100个台湾、近15万个新加坡、32个韩国、近15个英国！如此大面积的“坏人掌权”，就世界史而言，岂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你毛某人的“正确”“英明”“伟大”到哪里去了？你独断朝纲，竟然有“1 / 3地区坏人掌权”，昏庸皇帝能辞其咎？——所谓的大哲学家，怎么一点逻辑知识都没有呢？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最大的坏人正是你！在极权制度下，在你领导下，全中国岂止“1 / 3地区坏人掌权”？

张凯帆回忆录指出：

毛泽东真是文过饰非的高手，一切功劳归自己，一切错误归他人。路宪文和县委书记们，害死了治下的百万生灵，一个个死有余辜，封建时代要下油锅烹了的。其中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就全家跳井自杀了。但是，他们有一千条罪，就是没有反毛泽东的罪！他们可都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干部，叫搞人民公社，就在遂平县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要办食堂就立即把百姓的粮食全收起来办食堂，叫反瞞产私分，立即刮地三尺搜刮粮食，条条都按最高层指示办事。怎么能出了大祸大批人饿死了，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呢

（二）、世界史奇迹——长达四五年遍及全中国各个地区的大饥荒，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薄一波说的真话还有： “‘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同上）——这是知根知底者的肺腑之言。

1、造成大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是1958年异想天开荒诞不经的大跃进运动　

当时分管经济的的副总理李先念指出：“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花了245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仅仅在1961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150亿元”。（ 《农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概况》第29页）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不过，大跃进的最大危害是浮夸风。什么是浮夸风呢？即贻笑千秋万代的放卫星运动——谭启龙所说的“发烧烧到说胡话”，也就是全国吹牛皮运动。——这是疯癫领袖的痿大杰作。

当时中国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靠指标指挥，指标建立在奋斗目标的基础之上。

1957年11月，毛泽东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在莫斯科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再用20—30年赶上美国。但短短几个月内这一时间表四大变，到9月5日，可笑的狂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豪情万丈地宣布：“明年基本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超过英国！”此前三天，9月2日他还写信给刘少奇等人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此时，离大跃进全线崩溃仅一个多月。

请看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目标的背景——

之一：1957年，中国与美英经济总水平相差很大。国内生产总值（GDP）英国是中国的1.66倍，美国是中国的11.9倍；人均GDP英国是中国的20.5倍，美国是中国的44.2倍。

之二：至今，很多人一直认为毛时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辉煌。其实，这是一种自我陶醉式的自身纵向比较法。若拿到国际上横向对比，便可清楚地发现这种看法明显的片面性。——1952年至1957年的GDP，日、西德、法、苏、意大利等国相当中国的倍数，分别由是中国的67.8%、1.23倍、1.56倍、3.16倍、75.7%扩大为83%、1.39倍、1.57倍、3.37倍、76.1%；人均GDP，美国由是中国的42.6倍扩大为44.2倍！英国由是中国的19倍上升为20.5倍！（推算所依据的基本数据引自《世界经济200年回顾》）

显然，在差距不断拉大的基础上竟幻想短时间内超英赶美，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了实现这个天方夜谭的“宏伟”目标，“折腾狂”大刀阔斧推出了一系列反科学的重大举措：批判1956年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倡导对他的个人崇拜；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科学家）；逼迫周恩来陈云等当众检讨；撤消了一批讲究实际的干部邓子恢、潘复生、沙文汉等的官职，重用善于拍马吹牛的柯庆施、李井泉、康生、谭震林、陈伯达、吴芝圃、舒同、张仲良等拥毛左派；创立三本账制度——经济指标层层加码——以至于变成了天上的星星月亮，可望而不可及；开展文艺大跃进，为工农业大跃进大肆鼓吹；发动积肥、深翻土地和密植运动——深翻土地达到一丈二，每亩下种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热情赞扬大力推广一批造假典型（如河南省以及河北徐水等——当年8月4日，毛泽东得知徐水粮食亩产上百万斤的消息后，还专门去到徐水视察了解，并予以了肯定。）；制定“统计工作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国家造假方针；在他主导下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大张旗鼓进行造假宣传，提出：“人定胜天！”“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终于，世界史奇迹——放卫星运动轰然兴起！——“小麦亩产8585斤6两（青海柴达木赛什克农场第一队。《人民日报》1958年9月22日）”、“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玉米亩产35393斤（河南省商丘县王楼公社第八队。《人民日报》1958年9月17日）……令人眼花缭乱的高产卫星似礼花一般炸响地球漫天飞舞。

人民日报头版 毛泽东对宣传高产卫星的批语 人民日报刊登的高产水稻卫星造假的照片

大跃进诗歌

两只巨手提江河 我来了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
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 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大跃进宣传画

浮夸，是这场中国闹剧——千古奇观——最鲜明的本质性标志。

轰轰烈烈激情燃烧歇斯底里的大跃进运动—— 一场经典的大规模国家造假运动，制造了一连串经典荒诞一连串经典笑料。

浮夸风严重败坏了古老中国的文化积淀和社会道德，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粮食丰收的假象进而导致农村留粮的大幅度减少，引发了一连串人祸灾难和罪恶。

引洮上山工程 工地上满面愁容衣衫褴褛的农民 千军万马改天换地

瞎指挥胡折腾，是大跃进另一个鲜明的本质性标志。

轰轰烈烈激情燃烧歇斯底里的大跃进运动，分明是一个疯子领导亿万傻子狂欢滥舞的瞎折腾—— 一场经典的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运动。

如“全民打麻雀运动”，完全是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一场瞎胡闹；再如深翻土地，根本没有意义；另如反科学的密植，反而造成减产……大跃进许多耗费巨资一哄而起实行人海战术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多都徒劳无功，如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的甘肃引洮上山工程，几十万农民大干苦干两年多，竹篮打水一场空。充分显示了瞎折腾的可笑可鄙可悲。

数以千计万计的劳民伤财工程，也极大地造成了粮食需求膨胀和浪费。跟浮夸风一样，它们都影响了大饥荒的生成。

2、造成大饥荒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极品“劳民伤财”——“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导致了1958年粮食大减收

全民大炼钢铁 全国遍地林立的土高炉群

劳民伤财最辉煌的经典是，永垂史册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发动者还是毛泽东。

大跃进发展到全民大炼钢铁阶段，灾难与罪恶随之加大：毁了大量生活用品（铁锅、铁锁、铁链、铁门、铁钉等——用以制造废铁），毁了全国的森林，毁了许多矿山资源……正如副总理薄一波所说：“1958年生产的‘1070万吨’钢里，有300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 “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

特别是，1958年秋收黄金季节，9000多万农村劳力，被迫撂下已经成熟的庄稼撒手不管，浩浩荡荡奔赴炼钢工地（荒唐透顶），“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 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直接导致了大丰产之年的秋粮大减收。比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一九八五年中国人口年鉴》第859、865页）河南省更为严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一九八五年中国人口年鉴》第34页）——无论从常识从良知从执政者的责任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3、造成大饥荒第三个直接原因是公共食堂化。

这是公共食堂的初期，短短三个月以后，吃食堂的人们就开始了端汤盆喝野菜汤的苦难日子

公共食堂的始作俑者也是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发动的准备阶段，毛泽东在中央各种会议上多次说：“三国的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搞过吃饭不要钱，在饭铺里吃饭，尽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由来已久了”。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中，他又说张鲁的吃饭不要钱是“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

实际上，张鲁的“吃饭不要钱”与毛泽东“剥夺人民的吃饭自由”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共毛泽东统治下，中国人民失去了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买卖交易自由迁徙流动自由等许许多多自然权利，最后连吃饭的自由也被粗暴地剥夺。失去了自由，自然失去了幸福。

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集第95页）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

不自由不方便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公共食堂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灾难——巨大的灾难。

原来——在粮食产量不高的大势下，一家一户做饭，可以算计，农忙一日三餐吃干的，农闲一日两餐喝稀的，细水长流。

公共食堂化以后，直接的结果是增大了粮食副食的消费，另一个严重的结果是全国农村开展荒诞的“吃饭大竞赛”——SB毛泽东被自己导演的吹牛皮风所蒙蔽，在视察徐水县时乐呵呵傻乎乎地问干部群众：“粮食这么多，吃不完怎么办啊？”，然后自问自答：“可以让社员们放开肚皮吃嘛，一日五餐也行啊！”。于是乎，全国农民“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于是乎，全国公共食堂实行“吃饭流水席”；于是乎，三个多月几乎吃光了全年的口粮；于是乎，大饥荒铺天盖地席卷全国。

更严重、令人恐惧的是，此后，干部和炊管人员的多吃多占风。《大饥荒目击记》：

我们在大队吃饭，大队有的是白面，还不乏牛肉（生产队冻饿死的牛，一律送大队，腌在缸里，供干部食用。）。一天两餐，早饭后下乡，一个庄一个庄地看，到晚回大队吃饭。面条、油饼，还有牛肉。饱餐之后，完全可以撑上一天。

1961年4月15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毛家乡韶山公社的调查呈上报告：“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也就是说，公共食堂是对农村生产及农民生活的破坏最为直接。报告指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4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均表示，在食堂问题上受了骗。他们一致同意胡乔木的报告，主张“当机立断”。周恩来说：“食堂不解决，什么也不能解决。因为自留地要人来种。”（《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然而，当决策改弦易张之时，惊心动魄的大饥荒已经延续了三个年头。　　

邓小平说： “1958年‘大跃进’……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4、造成大饥荒第四个直接原因是“统购统销”——国家对农民实行粮食高征购

毛时代连续五年大饥荒，不纯粹是毛泽东个人问题，而是制度性灾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根子是“统购统销”制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五年大饥荒不是发生于大跃进运动兴起以后，而是肇始于大跃进发动之初和之前——著名的云南曲靖事件和甘肃通渭事件即如此。其起因正是“统购统销”。

毛泽东中国，最根本的经济制度是两大项：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

斯大林说过，“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一切以其慈父马首是瞻的儿皇帝（毛194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七十大寿庆典上动情地尊称“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 谨遵严命，苏规华随，也将这一斯大林思想定作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行农产品高征购——低价高征购，同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共产党自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在农民交纳农业税（公粮）以后额外而专门剥削农民。并且，毛泽东政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又首创了统购统销制度。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一张画像

为了保障长期实行剪刀差制度——单独对农民进行农业税以外的剥削，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随后，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

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也阻断了粮荒之时农民取得食物的自由通道。特别是，农民自古以来自由买卖的权利被粗暴剥夺，只能任由国家低价强行收购过头粮。

从此以后，种粮食的人们陷入了长期半饥饿状态，逢到歉年，农村闹饥荒是必然的后果。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在《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文中披露：

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甘肃全省21个县断粮，严重的如徽县，人们把鸡、狗、猫都吃光了，多数人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该县有2031人患了浮肿病，其中一个合作社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发病人数的15％，4户人家死绝，全县因饥饿已死亡近800人。

主要依靠农业积累资金，是毛时代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毛鹦鹉学舌美其名曰：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牺牲。这是霸王话，混账话。权贵们、城里人为什么不跟乡下人一起做出牺牲？农民是自愿还是被迫做出牺牲？

请看：通渭县历年粮油征购统计（单位：万斤）

年度 征粮 统购粮食 征购合计 统购油品

1949 758 ／ 758 ／
1950 856 ／ 856 ／
1951 958 ／ 958 ／
1952 989 ／ 989 ／
1953 846 1137 1983 ／
1954 863 1760 2623 ／
1955 873 1837 2710 148.37
1956 1123 2476 3599 127.11
1957 1399 2897 4296 128.23
1958 1265 2785 4050 82.48
1959 1428 2398 3826 78.36
1960 140 36 176 0.34
1961 389 227 616 13.58
1962 384 225 609 2.06
1963 419 175 594 24.68
1964 485 675 1160 39.31

资料来源：《通渭县志》，第361页。（征粮即公粮，农业税）

由此可见，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受剥削掠夺之重——征购总量翻了一番又一番——“统购统销”制度何其残酷！

可以说，“统购统销”是造成毛泽东中国1953年以后几乎年年有饥荒的基本因素，也是造成1958——1962年大饥荒的基本因素。

5、造成大饥荒第五个直接原因是粮食严重减产

中国全国粮食产量，1958年是3980亿斤， 1961年减少到2677亿斤，减少了33% ！

1990年，著名学者林毅夫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上，提出过“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的说法。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也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

粮食严重减产，原因何在？

(1)、源自于毛泽东创立的根本性经济制度：农业集体化公社化

林毅夫先生在《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61年出现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业总产出在1959年下降了14%，1960年下降了12%，1961年下降了2.5%。更致命的是，1959年谷物产出缩水了15%，1960年继续减少16%，到61年仍保持低水平。”——其意思很清楚：正是人民公社造成了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我与林毅夫不同的观点是：制度性农业减产的原始根子不是公社化而是集体化。

历史事实证明：土地公有制——从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完全是一条邪路。

农业集体化，来自于苏联；人民公社，则完全是毛泽东所发明。这个可笑的狂人想超越苏联，使中国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由他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公有制，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直接造成了效率低下农作物减产。“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使这种弊端达到了极致，随之呼啸而起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挫伤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如江苏省扬州地区和盐城地区——《墓碑》：

1958年，扬州全地区共建立了123个农村人民公社，比较多的是5000户到20000户的大社。在并社过程中大刮“共产风”。“粮棉到处抛，农具、耕牛无人要，田头、仓库乱糟糟”，“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分，多做少做都一样”。自留地收归集体，见树就砍，把社员家庭的猪、羊、鸡、鸭、房子、家具、都归集体所有。有的干部公开宣传：“一切归公，连自己的骨头也是公家的。”同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军营生活引入农村，强迫命令成风。兴化县西鲍乡三大队唐朱社（原高级社），108户，452人，1958年9月将363间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来修水利、盖食堂、造窑厂和建大队部。这边开会，那边拆房，社员在一片啼哭。房子拆后，一部分社员在搭建的19间草棚子里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猪屋里，有的住在草堆肚里。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宁介大队有19个自然村，1113户、4956人，被强迫搬家的有370户，腾出的房子用于食堂、幼儿园、商店、农具厂等。并且要求当天晚上全部搬光，一毛不留，行动慢的社员挨了打。

盐城地区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自1958年以来，刮了五次“共产风”。第一场风是1958年10月大搞水利工程。当时县里提出“倾家荡产搞水利”的口号。公社党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车子化”、“轨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实现车子和轨道运土方。为了做车子、做轨道，组织100多人砍树，一共砍了10天，长了几十年的大树也被砍了。没有车道板，从社员家里搜出800多张长凳，锯掉凳腿。1958年，80％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为了搭工棚，就拆社员有房子。四队杭武珍头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带着新郎“回门”，家没有了，就在废墟上大哭起来，招来了干部一顿臭骂。第二场风是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拆社员的房子，拿社员的炊具；第三次共产风是1959年秋季农具改造运动，连小树都砍光了；第四次是1960年春扩建大队养猪场，又一次拆房子盖猪圈。拉走社员养的猪。猪前头被赶走，女社员在后面哭。第五次共产风是1960年6月办托儿所，需要什么都是从社员家里拿。五次共产风弄得社员家徒四壁。

再如山东省——小楚丑哥《山东政治大跃进后的“五风”猛于“虎”毒于“蝎”》：

聊城专区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带有铜、铁、锡的器具；第三次是倾家荡产要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社员一贫如洗遭浩劫。

与公有制相伴而生的还有前面提到的瞎指挥风，直接导致粮食减产，始作俑者还是经济白痴毛萎人。再谈谈他大力提倡的密植——河南省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21个青年干部，喊出“小麦亩产超万斤”的口号，搞起了一块“七七试验田”，计划亩产十万斤， 7分地播种700斤——即每亩1000斤，相当于正常下种量的近百倍，结果，麦苗稠得像牛毛一样，最后7分试验田只收了163斤秕麦。因密植而减产的实例当时中国比比皆是。

比瞎指挥风更令人愤慨的是强迫命令风，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山东省馆陶县，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还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的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秋庄稼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墓碑》）。

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其时，人民公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低到什么程度？从1959年3月23日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一封信可见一斑。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

不言而喻，公有制带来的强迫命令风也是农作物人为减产的重要原因。

而且，公有制——集体化公社化，增加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的粮食提取，从而大大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加重了粮食紧张。如1958年河南除国家征税7％以外，县社一级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就占26％ ；另如据江苏镇江9个公社，15个大队1959年调查，社员每人每年负担机动粮达31斤。有的大队为此不惜克扣社员口粮，本来每人年应得基本口粮只有226斤，竟被克扣去80斤，致社员实际到手只有146斤。（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而且，专制制度下的公有制是伪公有制，与专制制度一样，都是滋长腐败的温床——很快，干部贪污和拿公共农产品相互送礼便蔚然成风——大饥荒时期猖獗的多吃多占就是索人生命的腐败。

而且，它还催生了全国农民的偷盗风——特别在饥荒已经形成的形势下，半公开地普遍偷盗。因饥饿难耐而偷吃未长熟的粮食，以至偷吃青苗。上述谭启龙那封信还写道：“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最典型的是偷吃已经播种入土的种子——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政府按规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每人每天本来也只有五六两原粮，相当部分还是薯干，原本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就是这样一点粮食，还会被各级管理部门层层克扣，或是八个人的定量均分给了十个人吃。因此，许多饥饿的农民最后竟把刚刚种下的青苗、花生种都挖出来吃了。人力、畜力本来就极度虚弱，春耕已经难以进行，好不容易种下一些粮食，又被挖出来吃掉，春播、春种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这又直接埋下了夏秋和来年进一步发生更严重饥荒的种子。

《中共党史资料》（第39集第89页） ：1960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

恐怖的偷盗风，造成了粮食生产不断减产的恶性循环。

邓小平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带来大灾难。”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农业公有制和这种制度下遍及全国的共产风腐败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偷盗风是1958年以后中国粮食大幅度减产的主因。

（2）、由于大跃进大量抽调农村劳力，造成粮食严重减产

《通渭县志》: 把大量劳力调离农业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力179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当庄稼成熟，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调5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11576万斤，1959年8386万斤，1960年3632万斤。

（3）、人祸大饥荒大死亡，农业生产力下降，造成严重减产

1961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领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
（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230页）

“小楚丑哥”先生的《大跃进大面积饿死人时山东王舒同的“神仙日子”》指出：

1957年全山东省有2173万劳动力，1960年只剩下1790万，减少了384万劳动力。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而且剩下的还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总产量只有160亿斤，与1949年战争时期产量同水平。

丁抒先生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也指出：

从1959年11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因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大量史料显示，其时全国农村，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上述这些农作物的严重减产，都与老天爷毫无关系。可是，一些人——包括一些学者以及党报，却把粮食因之造成的严重减产当作自然灾害的证据，显然是错误的。

6、造成大饥荒第六个直接原因是毛泽东拒绝外援而且不许进口粮食

1953～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购销量与进出口情况表（万吨）

年份 总产量 征购量 返销量 净征购量 净征购率 出口 进口

1953 16683 4746.0 1157.5 3588.5 21.5 % 182.6 1.5
1954 16952 5181.0 2022.5 3158.5 18.6 % 171.1 3.0
1955 18394 5074.5 1457.0 3617.5 19.7 % 223.3 18.2
1956 19275 4544.0 1674.0 2870.0 14.9 % 265.1 14.9
1957 19505 4804.0 1417.0 3387.0 17.4 % 209.3 16.7

平均 18162 3324.3 18.4% 210.3 10.9

1958 20000 5876.0 1703.5 4172.5 20.9 288.3 22.4
1959 17000 6740.5 1983.9 4756.6 28.0 415.8 0.2
1960 14350 5106.5 2010.6 3089.5 21.5 272.0 6.6
1961 135.5 581. 0
1962 103.1 492 .3

（注：1961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工作，采纳陈云的建议，冒险拍板，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于是灾情趋于缓解。但由于先城市后农村及地区差别，全国大饥荒一直延续到1962年。上表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

从上表可见，大饥荒之前，中国每年还进口十几万吨粮食，1958年由于工业用粮需求剧增，进口有所增加。但大饥荒发生以后，进口粮食反而基本停止，岂非咄咄怪事？

为什么呢？只因为“伟大领袖”的面子第一 。——1959年4月上旬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说：“现在的问题是，10500亿斤的（粮食）指标已经公布了，现在改也不好改，改了怕泄气，中国人、外国人（面前）都不好看。”

既然大张旗鼓宣传大跃进取得了“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粮食产量成倍翻番”怎么好意思再进口呢？——当时，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都曾表示，愿以优惠条件支援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度过饥荒要，毛否认饿死人断然拒绝。同时，中国的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倒黄金，但拒不进口粮食。——1960年6月，外贸部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毛泽东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272页）

混账主政者的面子高于人民的生命——在全球绝无仅有。

7、造成大饥荒第七个直接原因是粮食高出口——不让进口粮食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

注：1960年，赠送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赠送运往阿尔巴尼亚。

农产品，历来是毛泽东中国的主要出口物质。1958年10月底大饥荒已经降临，但此后粮食出口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不可思议的是，在大饥荒时期竟然创造了建国以来第一个粮食出口高峰！甚至为了粉碎国外出现的“中国大饥荒流言”而故意加大粮食出口。——实在是铁石心肠丧尽天良！

8、造成大饥荒第八个直接原因是巨灾降临之后变本加厉的粮食超高征购

1961年5月，刘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64页）丁抒叹曰：真是一语中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恩斯坦教授1984年发表的《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一文被公认是研究“大饥荒”起因的最早文献。他提出了“粮食的过量征购”说。

大大背离实际情况、在数量上超常规超负荷的粮食超高征购，是1958年全国吹牛皮风最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大饥荒死的绝大多数都是种粮食的人？这是基本原因。

大饥荒发生以后，粮食高征购不仅依然如故而且变本加厉，净征购量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1958年4172.5万吨，比此前的平均年征购量3324. 3万吨高出848. 2万吨。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又增加了14.7% 。

1958年底——整个1959年，各地灾情报告雪片似地飞到北京也没有纠正广大农民根本无法承受的粮食超高征购。

对外讨好，对内凶残。—— 一个洋人的哈巴狗，中国的活阎王。

9、造成大饥荒第九个直接原因是大饥荒之时储粮备战而拒不开仓赈济灾民

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指出：

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一面大量的死人，一面粮食库存不断增加，1960年6月，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安徽7.05亿斤；四川41.61亿斤……

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不赈济灾民？

中国历史有一个优良传统：遇到饥荒，皇帝——即使最昏庸的皇帝，都会紧急颁布圣旨，命令地方官立即开仓放粮。有的皇帝因为饥荒颁发罪己诏，向黎民谢罪。但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大灾之时连续三四年拒不开仓赈济灾民。

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何其不幸！

10、造成大饥荒第十个直接原因是开展罪恶滔天的反瞒产运动，从饥饿的农民手中抢粮

中国近代，有一项重大的救荒之举：蠲缓——减免或缓交田赋钱粮。它是灾害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毛泽东却与之相反，在大饥荒之时发起了残无人道的反瞒产运动。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指出：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

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1959年实产粮食1582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3500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49 %（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31 %）。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139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100页）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反瞒产运动，打人现象是普遍的。如四川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

《墓碑》：

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年冬起，连续搞了8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人，致残85人。

江苏扬州地区江都县黄思公社17名党委成员亲手打过人的占53％，7名常委中有4人亲手打过人。副书记陆某向下面干部说：“不打人就是右倾”。从1959年下半年算起，动手打人的干部就有228人，占干部总数的47.5％，被吊打的群众1602人，打伤多人，打死12人。这个公社三联大队的14名干部就有13人打过人。民兵营长张某一连打了73人，打死2人。孔北生产队共37户，被打的有32户。摧残社员的手段极为毒辣：穿鼻孔，跪田头，脱衣挨冻，火烫手心，针穿指甲，把人吊起来再在颈上挂重物，等等。

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59、64页）：

安徽凤阳县1959年的粮食产量是1.5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4.05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残废，还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

刘兴盛《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炎黄春秋》2008年）：

贵州湄潭县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上报为8.462亿斤，虚报5亿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在全县开展反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动用各种手段以至酷刑整肃打击不跟着说谎作假的干部和因饥饿偷吃食物的群众。这些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非法关押2729人，关死200余人。全县活活打死1324人，打伤致残175人。

作家沙青先生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我见过甘肃《通渭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958年，甘肃省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

在很多地区，抢走了农民的饲料粮种子粮甚至口粮，无数农民死于棍棒之下——这是前所未有的恶政，只有魔鬼才做得出的恶政。

毛泽东的喉舌曾煽动人民大骂国民党是“刮民党”，善良的国人睁开眼睛看一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刮民党？

11、造成大饥荒第十一个直接原因是批彭反右倾运动

诚如薄一波所言，这是大饥荒大死亡不断恶化延续四五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反右倾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各级干部吓破了胆，只能更加不顾一切地采用各种强力措施向农民催逼征粮；一是虚假信息更加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到的情况与实际愈加脱节和扭曲了。

12、造成大饥荒第十二个直接原因是针对农民创立恶法：举世无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这一恶法史无前例地将全国人口分割成“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群体，利用国家暴力严禁农民——中国的主体——自由迁徙。这就等于一旦遭遇灾害强制农民坐以待毙。实在丧尽人性！

特别是，大饥荒之时针对饥饿农民进一步创立恶法：城镇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严禁农民进城逃荒要饭，凶狠打击“盲流”“流窜犯”

“盲流” “流窜犯”是什么？即万般无奈不顾尊严逃荒要饭的饥民，是毛泽东政权对农民的蔑称——实际上，比对待犯人更残酷。

1959年初，面对“大跃进”以来农村灾民持续大量涌入城市逃荒要饭有增无减的局面，毛泽东要求制止，中共中央强化了流出人口的审批制度（注：《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标》，1959年2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1959年3月；《公安部关于贯彻中央有关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指示的紧急通知》，1959年3月）。这一恶法一步步强化。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写道：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广西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

不过，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据的。1959年3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1956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1956年底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驻马店市志》第一编·大事记第25页）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63页）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河南大旱，爆发了一场天灾饥荒。蒋介石专门给铁路部门发了一道命令：不许向河南饥民要火车票。

同样是饥荒，而且规模大得多，而且是自己所造成，毛泽东竟然剥夺了农民逃荒要饭的权利！为什么？官方答曰：这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

因此，逃荒要饭者一旦被发现便遭受批斗毒打强制劳改。广西环江县、河南光山县两个中共县委书记异口同声地说：不行，把他们（指进城要饭者）拉回来枪毙算了！

尤为令人发指的是，严禁饥民逃荒要饭的恶法引发了更残忍的许多地方恶法，如“不许求救”——

安徽亳县。农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为“反革命信件”，写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狱。（《墓碑》）

农民——全世界只有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地位低下、人格屈辱到了极点！

讨饭，已经丧失了尊严，可是，连已经丧失了尊严的这最后一点自由都要剥夺！还要施以酷刑！这是抹黑吗？本色就是黑的，黑透了！

这项恶法，致死了千千万万农民，直到2003年湖北省籍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审查站被活活打死，激起全国共愤，而被温家宝政府废止。

13、造成大饥荒第十三个直接原因是大饥荒之时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向”

城乡有别，是毛泽东根深蒂固的思想——其实就是贵族与草民有别的思想。

林毅夫与杨涛先生提出，人均粮食产出及供应量和城市偏向，都是决定大饥荒和死亡率的重要因素。

1961年初，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国开始大批量进口粮食。可是，这一年很多省区广大农村大饥荒依然如狼似虎般肆虐，这又是何因由？

1961年8月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

原来如此！面对大灾大难，竟然极端歧视农民！——学者陈子明先生说，“城乡二元结构”极端不公正。

1959年底，中央中共召开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在会上讲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正在闹饥荒的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这次会议，以及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往京津沪等大都市调粮的几次紧急指示，都使地位低下的农民为权贵们为城里人多死了数百万上千万。

1960年12月，周恩来特意从北京乘专机到安徽省，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他紧急调粮支持西北，因为西北研究原子弹的部队缺粮食。所以曾希圣，在安徽已经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紧急再次抢粮满足中共中央的要求。结果安徽省因此多饿死了上百万农民。

14、造成大饥荒第十四个直接原因是大饥荒之时严厉钳制“言论”压制打击“说真话者”

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对荒诞的吹牛皮风大惑不解：为什么几亿人说假话、信假话，都不讲真话？

鲁嘉宾先生的《“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指出：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的不愿说，有的不敢说。

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写道：“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著名信阳事件的（下级）主要责任人、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指出：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实信息传播受阻，即真话受压，假话畅通。

《墓碑》有一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时代“真话受压，假话畅通”的真实社会状态：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1959年打压彭德怀以后，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暴力高压管制，人们饥肠轱辘又恐惧万分，不敢说肚子饿，不敢为死去的亲人发出哭声，亲人饿死也不敢说饿死。

《墓碑》里有这样几段话：

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结果，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

“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

“尤太忠将军（上将军衔。曾任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极端严厉的文化专制，造成了极端可怕的后果：一是严重败坏了社会道德，二是使浮夸风盛行，推动了粮食高征购，三是下级不敢如实上报灾情，遂使大死亡的形势不断恶化。

如果有些许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出版的自由，有一定的舆论压力，大饥荒绝不会日趋猖獗更不会延续长达四五年——不会死那么多人。

15、造成大饥荒第十五个直接原因是大饥荒之时，欺骗海外世界

《墓碑》：

一方对外面封锁消息，一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骗从外面来安徽的人。（中共元老）董必武到安徽阜阳视察，安徽省事先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肿病号集中看管，不让董必武看到真实情况。1960年在新华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休假，国内部副主任方实陪同外国专家去合肥游览。安徽省委安排他们去逍遥津公园等有限的地方。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

《饿鬼──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　

虽然台湾的蒋介石确认中共大饥荒而要部署反共大陆，但是西方国家开始都不相信，特别是美国左翼记者斯诺、英国BBC记者格林、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还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应邀访问中国后，回来不是大赞中共，就是否认饥荒的存在。而长住在中国的外国专家，如路易．艾黎等，也否认中国有饥荒。到后来发现有问题时，要不要援助又一直争论不休，因为中共也一再表态不会“乞求”而拒绝外援。应该一提的是赫鲁晓夫曾怀疑中国有饥荒，但是毛泽东立刻出口几百万吨粮食到苏联。但是还有外国人论述毛泽东是结束中国饥荒的“救世主”。作者认为，在说谎方面，中共非常卓越。

对外封锁欺骗，造成了中国太平的假象，直接将几亿饥民置于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的境地，使大饥荒大死亡在国家权力的保驾护航下一路顺风高歌猛进。

不言而喻，上述大饥荒的成因——完全是人祸所致，展露了巨大的罪恶。

可以说，以上 “直接原因”，当时如果少一项或者纠正一项，大饥荒的灾难都完全能够挽救过来。

（三）、形成全国五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一个文明古国全国大张旗鼓比赛吹牛皮？为什么全国大干苦干拼命干砸锅砸盆炼废铁？为什么数以千计的大型工程，热火朝天震天动地却劳而无功？为什么如此愚蠢如此搞笑又如此疯狂？

为什么一个人—— 一个白痴一个疯子能独断朝纲？
为什么一个伟大民族全体人民都变成了傻瓜，听命于一个白痴一个疯子的瞎指挥胡折腾？
为什么灾难生成以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既得不到任何救济，又得不到任何慈善关爱？为什么不如所有的外国？也不如中国古代？
为什么得不到救济得不到关爱的饥民，反而遭受反瞒产抢夺饲料粮种子粮口粮？
为什么得不到救济得不到关爱的饥民，反而遭受扣饭遭受任意毒打？
为什么得不到救济得不到关爱的饥民，反而失去了逃荒要饭的自由？为什么逃荒要饭的农民被蔑称为“盲流”被视为“流窜犯”？为什么饿死的都是种粮食的人？
为什么饥肠轱辘不敢说饿？为什么饿死不敢说饿死？为什么亲人饿死连哭都不敢哭？
为什么中国之大却没有一个白修德？
为什么正不压邪？正义之士彭德怀扳不倒魔鬼毛泽东？
为什么一场人祸长期纠正不了？一直延续五年？
显而易见，在自由民主制度下，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发生全国性大饥荒——遑论五年大饥荒大死亡。

绝不可能！

媒体绝不可能按兵不动，反对党绝不可能袖手旁观，议会绝不可能麻木不仁，中央政府绝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方政府绝不可能颟顸跟风，人民绝不可能逆来顺受！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森在《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中尖锐地提出：“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此公所言极是。

制度！正是制度使其然！什么制度酿成了真正惨绝人寰的中国五年大饥荒大死亡？

一党专制制度：极权的政治制度和伪公有制的经济制度。

不过，当代中共中央也看到了这种制度弊端，一再提出：要深化改革，进行政治制度改革。

（四）、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其矛头所指，正是毛泽东。

前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说得更明白：（大饥荒大死亡）主要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错误。

制度是社会黑暗、灾难产生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

不过，在同样坏制度下，为什么波兰、古巴没有发生过大饥荒呢？为什么共产体制下也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这样一些好人呢？

显然，重大人祸的制造，还有一个必要因素：主政者丧尽人性，道德极其败坏。

因此，现代中国的大灾大难——特别是恶贯满盈的大跃进大饥荒，不能不追究毛泽东的首恶之责——既然是极权制度，独裁者一言九鼎独断横行，所有人都惟命是从，怎能不追究其个人罪责？

面对大跃进大饥荒的滔天罪恶，奇人张宏志的奇书《 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居然声嘶力竭地狂嚎：“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不掉的! ”

四、驳张宏志：“大跃进的丰功伟绩”——大跃进还是大跃退？

不过，其人又说：“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AAA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

岂不怪乎哉？——不管如何，绕过去绕过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奇人张，在铁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大跃进带来了巨大灾难。

现在，一切正直的人们都看得真真切切：所谓的】大跃进其实就是大跃退。

请看大跃进“超英赶美”的戏剧性结果：从1957年到196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英国由是中国的1.66倍变为2.15倍，美国由11.9倍变为15.2倍！人均GDP——英国由是中国的20.5倍变为27倍，美国由44.2倍变为53.9倍！

再请看世界及各地区、各国GDP（生产总值）增长（%）与中国的对比（1957——1962）

	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	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	南欧 次发达国家	拉丁美洲	亚洲	非洲	世界 平均	中国
1957—1962年	26.2	26.2	25.9	25	17.3	20.2	21.4	—9.3

国家 （地区）

德 国

台 湾

香 港

韩 国

菲 律 宾

泰 国

巴基 斯坦

日 本

南斯 拉夫

苏 联

埃 及

科特 迪瓦

巴 西

墨 西 哥

西 班 牙

注：以上数字根据《世界经济2000年回顾》的数据推算得出（该书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麦迪森教授）

非常清楚，在世界经济发展史的黄金时期，各地区、各国GDP都是正增长，唯独中国是负增长！由于三年大跃进的破坏，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落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全球所有国家！——至此，中国坠入了历史的最底谷，变成了全球第一贫穷国家！

对比当初超英赶美的目标，大跃进岂不真真切切变成大跃退了吗？

大跃进令人震惊，大跃退更令人震惊。然而，尤其令人震惊的还是大饥荒大死亡。

五、大饥荒大死亡的第一声惊雷：云南曲靖事件——皇帝不惊，谢富治反而因祸得福

1958年8月22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写道：

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

什么是浮肿病？薄一波说：这是“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的一种病。”

人们因长期营养不足而消瘦。一部分人大伤元气，油尽灯熄而死亡；另一部分由瘦发展为浮肿。浮肿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低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成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发展的表现。其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至此，生命垂危。

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1958年11月14日，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新任县委书记孔祥柱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1958年11月20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

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

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还写道：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是为“曲靖事件”——大饥荒大死亡爆出的第一声惊雷。

显然，它始于“统购统销”，但如火如荼的“大跃进”，直接推动了饥荒的迅猛发展。

这一惨剧，也有人称作“陆良事件”，其实它是“云南事件”。杨奎松在《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文中指出：

至10月10日止，云南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肿病而死的占半数。全省死人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

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写道：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1958年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

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1958年11月18日中共云南省委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

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

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发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弥勒发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残500多人，自杀7人。21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现在还有1080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云南曲靖事件，从年初1月发生以后，曾多次向北京报告，到11月底，将近一年，中央一直没有采取实际措施。

毛泽东接到云南省委第一个报告的时候（1958年春），正在豪情万丈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当他写批示的时候（11月25日），正在为争自己的面子而倾注全力地指挥大炼钢铁运动。从大跃进到大炼钢铁——11月底，大饥荒已经铺天盖地而降，他对于人民生活，毫不在意，而是反复鼓吹“大干苦干拼命干，定叫日月换新天”——夜以继日连轴转，几天几夜不睡觉（瞎折腾），当时是普遍现象。

一场饿死四万人的惊天大事件，根本没有使毛泽东惊醒——他根本没有认真反省。不仅几天后大炼钢铁规模扩大——发动了近亿人参与，而且两个多月后又发动了残无人道的反瞒产运动——他不承认缺粮，不承认农民挨饿。认为“不是缺粮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他的批示，只是敷敷衍衍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关心人民生活”的空话，反而，将饿死几万人的惊天大事件敷敷衍衍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肿病”。开了这个先例，以后谁也不敢轻言“饿死”二字。

在毛泽东眼里，大跃进的成绩始终是伟大的，是九个指头，问题只是一个指头。

正是因为他对民生的毫不在意，所以，四川事件（1958年四川饿死超过103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5页）、安徽灵璧事件、山东馆陶事件、河南开封事件、商丘事件、新乡事件……次第发生；所以，“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3517万”的事件接踵而至；所以，大饥荒大死亡如燎原烈火迅疾发展；所以，大饥荒不久在云南卷土重来，大死亡再度疯狂。

所以，全国人民更大的灾难相继又来——

六、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彭德怀的悲剧——全中国人民的悲剧

批彭反右倾是大饥荒大死亡趋向洪水泛滥烈焰腾天的一个重大节点

（一）、批彭反右倾的实质：表明毛泽东彻底的人性沦丧

评论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彭反右倾，一些人总是围绕着毛彭之间的个人感情纠葛进行阐述，这是一种世俗眼光，混淆了善恶是非。

我认为，毛泽东和彭德怀是共产党的两类典型。毛泽东集列宁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所有邪恶于一身：独断专横、残无人道、阴险诡诈、毫无诚信、荒淫贪婪。彭德怀则是共产党少数派的代表，有良心、讲道德、为人正派、光明磊落。

共产党的良心 ：彭德怀 彭德怀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人敬重的（左起） 张闻天 黄克诚 周小舟

1959年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与毛泽东先后回过一次湖南故乡，都做过一次农村调查，但结果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对比。

小楚丑哥先生的《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与毛泽东先后到韶山调查》写道：

饿死社员啦！这消息在饿怕了的中国人中快速传播，也传到部队，传到军官与元帅的耳朵里，军心波及，元帅彭德怀报告了毛泽东。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会决议中对于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农村长大的彭德怀元帅，想要了解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散会后来到湖南。

12月16日上午，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彭德怀回到其出生地乌石镇彭家围子，在众乡亲的簇拥下，来到田间地头，各家各户转了转，看了看，也问了问，他知道了1958年的亩产量是假的，是虚夸。因此大元帅断定，中央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一定有水分。第二天上午，彭德怀进一步核实了具体情况。他对故乡的基层父母官们提出了“八不准”的要求：不准瞎指挥，不准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折社员的房，不准毁林。下午，彭德怀一行赶往韶山，第二天上午，彭德怀来到附近的一个叫谢家屋场的食堂，看过后心情不佳，又到了韶山学校，正值开饭，彭德怀看到学生手中捧着的菜煮饭，碗中的米饭看得见，数得清。便对周小舟说：“唉！学生伢的口粮少，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下去身体会坏的”。离开韶山，在回长沙的路上，彭德怀说：“我们都是农材长大的……，要是老毛能兼听则明……，专车过了花明楼拐上了去平江的路，彭德怀要到平江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在平江他看到的情况比湘潭更严重，在座谈会上，一位退伍回乡的老红军递给他一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咙呼是当地土话，为大声说话意思）看罢，彭德怀眉头紧锁，无语。在湖南株洲碰到薄一波时，彭德怀对他说，估计将1200亿斤的年定购粮指标降到900亿斤比较合适，随后给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看法。

在赶往庐山的专列上，彭德怀看到途中一些车站站台上挤满灾民，心里难受得很久吃不下饭。

其后不久，毛皇帝衣锦还乡，他又是什么态度呢？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与毛泽东先后到韶山调查》：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故乡韶山，离别三十二年，警卫侍从一大帮，回家的路上有人清道，重返故居，心情真是畅快，吃家乡饭菜，讲方言土语，与故里旧人握手，也到父母坟前鞠躬行礼，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乡情乡味，在游泳队员的陪伴下在故乡水库中游泳，真是惬意，豪情满怀。毛泽东也到了故居附近谢家屋场的食堂，也到了韶山学校，他看到的是新中国的新天地，新气象，处处是美景，还有一大堆的颂词壮语，也还留下了著名的“系着红领巾与少先队员”合照，还有一首《七律•到韶山》的诗篇。诗云：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接待彭德怀与毛泽东，地方官员都造了假。彭德怀透过表象了解了实情。毛泽东也不是对真相一无所知，乡亲们也给他诉了新社会大跃进的苦，反映吃不饱,毛脸一沉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100克)，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显然，彭毛二人的根本区别是：彭德怀心里装着人民，敢为人民鼓与呼。毛泽东则视人民如草芥，是一个极端自私兽性勃发的冷血动物。

当大跃进人民公社美梦破灭以后，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威严而不惜进一步祸国殃民，坚持沿着罪恶的道路走到底，正是批彭反右倾的实质。

（二）、比彭德怀更伟大的民间上书人——张治水批判三面红旗，闪耀着灿烂的思想光辉

1、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生英才

李洪林先生的《1959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写道：

庐山会议上的两封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三面红旗”提了一点意见。其实就在同一个时间，山下还有一个民间的“彭德怀”，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批评“三面红旗”。这两封信，都关系到中国的前途。

　　彭德怀的信和故事已为人们所熟知，而那个民间“彭德怀”和他的信则被历史的灰尘所遮蔽，50余年来不为人知。

　　那个民间“彭德怀”，当时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名叫张治水。他的信是7月11日写的，全文约3万字。信寄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后，立即被转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政研室主任是陈伯达，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每半月出一期党内刊物《思想界动态》，只发给中央委员和省部级的一把手。我当时在政研室工作，专门负责编辑《思想界动态》，见到张治水的长信，觉得是很重要的群众思想动态，这个青年人很有见解，应该及时向中央反映，所以迅速加以摘录，刊登在7月23日出版的《思想界动态》第十九期上。

　　这一期《动态》印好后就空运到庐山。当时我们只知道中央正在庐山开会，并不知道具体议程。陈伯达这时正在庐山。他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助手，一向察言观色，此时已被毛的7月23日讲话吓得魂不附体，他一见到《动态》，不但全部扣下，而且打电话到北京，叫我们把这一期刊物全部收回。

　　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上还没有人提到张治水的信，可见与会者都没有看到《思想界动态》。

　　但是在政研室，这一期《思想界动态》却成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我就因为编印这期《动态》而犯了“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错误，遭到入党十多年来最猛烈的批判。

张治水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彭德怀的信，应该说对庐山会议的讨论和决策，极有参考价值。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张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他所提的意见，也是正确的。2011年，张治水的家属从湖南给我寄来了原信，我觉得，为了恢复历史真相，使错误不再重犯，不应该让这封信永久湮没。它不是故纸堆里的垃圾，而是一颗被人误丢的明珠！所以我将信件原稿进行了整理。

2、张治水精辟见解摘录：

党在1958年所犯的错误和原因——错误在哪里？

　　党在58年究竟犯了些什么错误呢？首先是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定律：事物的发展是平衡的，互有内在联系。强调一点忽视其它，就会彼此失顾，以致影响主要的。这就是党在58年所犯的主要错误。

我们知道在1100万吨钢中，其中优质钢占900多万吨，土钢占200多万吨（笔者注：其实，废品有300多万吨），这200多万吨土钢，几乎动员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力量，花的本钱就更加无法计算了，这种全国总动员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仅仅为了炼钢，却来了个全民运动，机关停止办公了，学校停课了，一些服务性行业半停止营业了，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其结果是钢铁的供应紧张并没有得到缓和，而促使其它各项物质供应紧张。有人说完不成1070（万吨钢）在国际上影响不好，这点我们不否认，但我们应比较一下，国际友人来到我们国家，看到饭店里没有饭卖，市场里各项物质都缺乏，人们过着半饱的生活，哪一个影响大呢？

应该算清两笔账

　　祖国已经解放十年了，建设一年年增长着，生活却下降了，现在连饭都吃不饱等等。有的说我现在最高的欲望就是能吃顿饱饭；有的说现在最幸福的人就是炊事员；有的说共产党是幻想家，去年还说种一年田打一年篮球，粮食吃不了酿酒喝，现在连饭都吃不饱等等。物质到哪里去了呢？只要给去年的钢铁算算账，就会发现我们失了多大的血本呵。就拿我们这里来说吧，二百多人，日夜苦战了一个多星期，总共炼了一百多斤铁，拿每人每天一元工资计算，光工资成本就二千多元，再加上木材、矿石、焦炭，平均每斤铁的成本不下于二十元，而生铁的售价也只二角钱一斤！一般的土炉子从捣观音土到烘炉至少也得四五天，寿命往往只有一天，炼铁数百斤，有的几个钟头就坏了，斤铁未出。既然是搞经济建设，我们就必须考虑它的经济效果，更何况我们是一个穷国。我们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觉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竟全民都去搞起14世纪的玩意儿，并且还频频不烦地去作着种种愚蠢的试验。

　　让我们再算另一笔账，由于投资过大，施工过多，去冬至今很多工厂企业建筑公司，因原料不足形成半停工状态，而工人的工资还是要照发，设备大量地被积压着，这又是多大的浪费！看来多快好省的口号也应改为省、快、多、好了，贪多嚼不烂有什么用。

产生错误的两个主要原因

　　党内滋长着一种骄傲情绪，不愿听听反面的意见。譬如，去年有人提出过，这样办钢铁不合算，要亏本；也有人提出过这样搞会破坏平衡。党不但没有接受这种善意的意见，反而给加上一顶“算账派”、“保守主义”的帽子，批判一顿。当善意的意见被拒绝了，只好观潮了。

产生错误的另一原因，就是我们党不愿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没有认真深刻地去总结它。56年假如我们不是用简单的反冒进的作法，而是更深刻地冷静地去总结产生不平衡的原因，也就不会犯下58年的错误。因此今后每一年我们都应专门地去总结一下错误和缺点，成绩谈漏了也不要紧，这只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好处。

几个过左的口号

　　去年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提出了“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有原则性错误的口号。这样一个口号会束缚青年人的思想，也是始终没有为广大群众内心所接受的。

　　“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也没有提出的必要。反右以后，党在高等学校和各个部门已经是绝对领导了，一些担任领导的民主人士和各党派人士，已经不敢再大胆说话了，我们又何必把口号提得过左呢？

据说在政法系统提出过党的政策就是法律，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口号！

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党和群众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我们却向群众提出作党的驯服工具；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是党天下，而我们却提出党的绝对领导；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没有国法，我们却提出党的政策就是法律。这不叫做不打自招么！！！

应当辨清假象

　　有一位做过多年党的工作的领导同志感慨地说：“往往有些我们估计执行不通或者执行起来会有问题的措施，拿到下面去顺利地执行了，领导的思想真赶不上群众！”假如他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群众中一些中间和落后的人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有意见也不敢提。而群众中一些先进的人，虽然没有意见，但往往也是脑子发热。

　　由于我们对待不同的意见，一味采取批判的办法，也由于我们把一些口号提得过左，这种假象就越来越严重。我们只要背后仔细观察，就会听到一些轻轻的埋怨声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声。而这种声音作为党的干部是再也听不到了，这说明我们党是走着一条脱离群众的多么危险的道路！！！

怎么办

　　这种假象不但严重地在群众中存在着，甚至在我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中也存在着，甚至刮得我们的老舵手毛主席也有点掌不住舵了。我们党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整风，但不能再用自上而下批判的办法，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坐下来谈一谈，摆事实说道理，不同的意见可以和平共处。党也应该找党外一些人谈谈心，对于那些做错了的地方或不够的地方，应大胆承认错误。

关于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也是在去年一股风下办起来的，既未经过试验，也未经过充分酝酿，不足月的产儿往往是很难活下去的。我国的农村，基本上还是封建经济的解体，而这种解体还是我们用土改的办法，促使它完成的。由初级社升高级社，这已经跳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再要组织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就必然产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严重脱节现象，从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将来的事实将会说明这一点的，因此可以说，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付怪胎，不如早点打掉它。

关于运动和矛盾

我们总喜欢采用运动式的工作方法，农民把它叫做打摆子忽冷忽热，显然这是一种不好的工作方法，使人感到忽东忽西，晕头转向。原因是我们不能随时随地主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一直等到矛盾突出以后，才来集中全力解决一下，这种工作方法非常被动。

关于按劳分配和物质鼓励

　　去年我们过分强调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些人甚至认为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也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投降，这是错误的。

在这样一股风下，工厂的计件工资全部取消了，我们的按劳分配不是做得过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假如政治工作不是以经济作基础，政治口号不是和物质刺激相配合，我们的口号将变成空洞的口号。事实上群众对政治挂帅、大跃进等口号已经不那样感兴趣了。我们不能永远靠一股风来进行工作。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为什么解放以来几乎没有看到高级知识分子有什么创造呢？要设身处地想一想，解放以来，几乎每次大的运动都把他们打击和批判一顿，这样做使他们有苦说不出，特别是拔白旗后，大多数老教师走路都抬不起头。

　　知识分子看问题比较敏感也比较深刻，说话也比较慎重，比较客观。应该看到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是由于不听正直知识分子的忠告而倾于崩亡。我们不应该只愿听赞扬声，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不会过多地去歌功颂德。

关于科学研究工作

对于在学术上出现的唯心主义，我们不应一棒子打死，这对于我们追求真理是有利的。假如唯心论者提出的道理，唯物论者无法说服时，就会促使唯物论者去寻找更充分的科学根据；假如唯物论者根本就无法说服唯心论者，也许唯心论者就是不自觉的唯物论者。历史上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牛顿和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成就，黑格尔在哲学上的造诣，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允许这种矛盾存在。假如没有人提出错误的假设，恐怕真理也就不会存在了。

关于民主生活

　　和部队复员转业的战友们闲谈，都有一种感觉，认为在地方还不如在部队自由，为什么部队的组织纪律那样严格，反而会感到自由些呢？这关系到我们的民主空气。

　　人们现在不但感到物质生活紧了，政治生活也感到紧了，谁要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发了几句牢骚，就要受批判，或者拿到大会上去辩论。党应该使每个人都感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一天天更加美好自由。

关于干部政策

　　人们为什么对曹操那样感兴趣，因为曹操是历史人物，说错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是学术问题。对现实问题谁也不敢谈，唯恐犯错误。写文章的人一致称赞曹操的用人唯才，不分阶层，我想或许有些暗示，只是不便说罢了。

近来有些地方在选拔干部时的确有忽视才的倾向，或者认为学识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听党的话就行了。无产阶级不应当害怕敢于提出反面意见的人。德的标准不应当就是听话。

关于党报

　　记得党中央关于在党报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作过专门的决议，编辑现在似乎都忘记了或者怕登批评的稿件，过去还经常可以看见在报纸上揭发一些虚假现象，一些有正义感的人还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情况向报社反映，只要基本上符合事实，就会得到党报的支持，而现在不但不敢反映不好的现象，甚至连个人的申诉也很难得到支持，一切相信基层，群众有不满也只好埋在心里。党报的虚夸现象非常严重，稻谷亩产三万六千斤的事，记者是否也深入地作过调查，似乎是指标越高越好，也不过问事实，这样下去将严重地影响党报的威信。
……

3、在劫难逃的“小彭德怀”

《1959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

　　和彭德怀同时上书的张治水是个青年团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考上大学。他身处底层，“看见大跃进带来的萧条景象以及各种议论”，感到忧心忡忡。他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含泪述说他们农村粮食已经没有了，她几天未吃饱，乳汁断了，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张治水见她向邻座乞讨饼食的情景，“我的心酸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其根源在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出了问题，在于左的思想在统治着一切”。

　　于是他“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寄党中央，另外抄了一份交党支部转送上级党组织。他很清楚此举的可怕后果。“我也知道，这篇文章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触及的都是党的一些根本方针政策问题，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评起来了。”但他还是下了决心，哪怕“这样做可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利”，“但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祖国总多少会有一点好处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庐山会议后，在席卷全国的“反右倾”高潮中，张治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作为“小彭德怀”，成为武汉地区一个重点对象。湖北省委秘书长亲自到华中工学院去召开全院批判大会。自此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和“辩论会”，不知进行了多少场，特别是反复追问他受了谁的指使，哪些人与他合谋。他说独自写的，但是没人相信。同时各种议论对他也形成巨大的压力，什么“漏网大右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暗藏很深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等等，使他感到无法再活下去。有一天晚饭后走在马路上，他一头撞向一辆大卡车企图自杀。多亏司机及时刹车，才幸免于难。司机大喝一声：“你想找死啊！”强行把他拖开。这时他才清醒过来：“我为什么要去死？我死了不如一条狗，死了只能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成为说不清道不白的冤死鬼。”

这一“挺”就是20年。不但他自己因为背着“政治问题”的黑锅，被打入“另册”，到处遭歧视，连他的儿女也都受到株连，想参军或入团都不可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治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重见天日。

4、智、仁、勇 “三达德”的集中体现

《1959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

　　张治水在大学是学机械的。平反后，在一个机械厂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得以发挥所长。只可惜由于长年在政治高压下备受屈辱，又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生活和劳动，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平反后能施展才华的时间，只有十几年，不久就疾病缠身，如今已经瘫痪在病床上失去意识很久了。

　　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来看，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虽然身处基层，学的是工程技术，但是眼界开阔，对不少现实问题都能提出独到见解，有些看法还很深刻，而且对弱势群体和底层苦难的关怀溢于言表，应该说具有“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心怀。更加可贵的是，他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明知批评共产党将给自己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但还是把信送出去了，充分说明他具有“勇者”的骨气。智、仁、勇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三达德”，在张治水身上可以说集中体现出来了。比如，他当时就断定：人民公社是个“怪胎”，应该早日解散。这是多么犀利的眼光，多么大胆的结论！那个时候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有这种眼光？又有谁敢说出这样的话？

通过张治水的卓越思想和悲凉遭遇，人们可以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劳民伤财祸国殃民，也可以认识到反右倾乃至毛泽东整体统治的反动黑暗。

若拿这位杰出英才的思想与所谓的伟大导师相比，实在犹如云泥之别。

想一想，当年用goupi思想挂帅，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毁了多少精英，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和耽误！

（三）、反右倾运动的残忍和严重后果

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写道：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笔者注：实际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见《党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第21页）。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反右倾”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后果。8月16日，毛主席在《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是毛主席对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理论概括。他以为是发展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严重地扩大化了。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其根源就在这里。

“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等，在城市则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等等。9月24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决定新开工230个限额以上项目，使全年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又达1000项以上。1960年1月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0万吨，粮食6000亿斤。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加强调钢铁的重要性。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及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搞得厉害。两年持续“跃进”，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需要指出，上述许多中肯而入木三分的论证，实际上大多都是《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执笔者、党史专家郭德宏先生的思想——该书出版后，品质卑劣的薄一波对郭德宏的创造性辛劳连提都没有提过。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新华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号第168页）

《河曲县志》（第26页）：

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产量后征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反右倾时不仅被撤职，中共中央还发了个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

1961年1月5日，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1959年冬，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某些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乱斗乱捕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并且捕风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年4月才停止。据统计，全地区共搞了103个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达700多人。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达103人。后经查明，这些集团全是假的。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唐河县陷入大饥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因为反右倾南阳地委无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自杀，还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泽东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让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间，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结余全部归己”。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并把和他一样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云云。（沈家善《农村公共食堂始末》，《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页）

张凯帆作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酷、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

1959年的庐山会议，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极其恶劣的思想品质。随之兴起的反右倾运动，掀起了更凶猛的大跃进狂潮，也掀起了更恐怖的反瞒产运动。

全国各地，原来正在纠正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借势又起，且愈加猖狂，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更大危机之中。

由是，世界灾变史上一个人造精品轰然出世——


七、信阳事件：——“惨绝人寰“之经典，文明现代的滔天罪恶

管辖18个市县的信阳专区位于中原腹地，河南省的南部，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 “豫南粮仓”。然而，这方沃土在毛泽东时代的1958年冬——1960年春却创造了世界史上异常显赫真正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史称“信阳事件”。

山青水秀的豫南宝地

（一）、“信阳事件”何时为世人所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和大量黑幕揭秘，“信阳事件”被披露。作为国家高度机密，一直封锁了20年。此后，迅即轰动海内外。然而，当时公开的仅只是皮毛而已。

21世纪初，这起重大惨剧的内幕才大量曝光——丁抒、鲁嘉宾、朱健国、余德鸿、张树藩、李兴濂等众多学者、记着、作家、亲历者都奉献了可贵的努力。特别是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乔培华女士贡献尤为卓著。其力作《信阳事件》的内容，被大量引用于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之中。杨先生这部巨著——不朽之作的问世（2007年8月），终于使信阳事件的真相——骇人听闻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死亡（饿死打死处罚死）人数

作为惊动北京的一起重大事件，其死亡人数经过了几次大规模调查——由刻意捂盖到被迫上报，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5万人。这时，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河南省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107.0321万人，占总人口13.2%。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

据乔培华教授的同事说，她的调查统计结论是150多万。可能是出于讲真话的畏惧而没有写明。

《毛刘李邓在“信阳事件”中的秘密表现》的作者朱健国先生认定饿死150万人。

不过，这已无关宏旨，饿死打死100多万人足以使信阳事件置于世界灾变史非常耀目的地位。而且，它引人注目的是——

（三）、信阳大饥荒纯属人祸造成——典型人祸——这是真正惨绝人寰之所在

1、“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是谎言

鲁嘉宾先生的《“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指出：

“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

一目了然，1958、1959两年的信阳地区，天公作美，气候宜人——其实，1956——1959连续四年都是气候非常正常的好年景（宏观而言）。那么，1959年信阳全地区粮食减产、大饥荒从何而来？——无灾何以生荒？

2、无灾而生荒的主要原因

（1）、大刮浮夸风，带来高征购

信阳地区，1958年在毛泽东掀起的大跃进狂潮中闻名遐迩。年初2月，信阳地区开始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发动全面跃进，制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规划三十条》，提出：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600亿斤，争取800亿斤，亩产4000斤，两年内实现机械化；推广双熟或三熟制，培养亩产5000斤的丰产田150万亩，6000斤的200万亩，7000斤的150万亩，万斤以上50万亩；水利建设1960年达到一年不雨确保丰收。——可谓：千军万马大跃进，豫南一马当先；山吹海侃浮夸风，信阳先声夺人。

不久，它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很快，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而后，又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

信阳的饥荒，始于1958年秋末冬初——大炼钢铁造成的秋粮大减收和公共食堂的放开肚皮吃喝，再加上粮食高征购，其时信阳农民已经开始了苦难的岁月。《“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写道：“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信阳事件的主要罪人 ： 毛泽东（罪魁祸首）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

“浮夸风，高征购”怎样造成了灾难？

丁抒先生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一文指出：“五九年减了产，全省实产975万吨，但（由于浮夸风）省委的估产高出实产数一倍多，征购了375万吨，占实产数的37% 。这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鲁嘉宾先生说得更确切：“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墓碑》做了诠释：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多亿斤，却夸大为64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亿斤（笔者注：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

《墓碑》写道：

“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斤计，可吃4个月。但因为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这4个月里每月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

可是，在1958年10月以来饥荒的基础上，公共食堂做饭很难受每月人均25斤商品粮的限制，再加上干部炊管人员的多吃多占，这就是1959年从6月初小麦收获到9月底农村留粮基本全部用光的原委。

《墓碑》还举例说明，由于高征购，有些地方农村留粮连吃一两个月的粮食都没有，如：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

（2）、瞎指挥、胡折腾，造成大减产

《“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写道：“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他认为这是灾荒的另一大原因。

3、信阳大饥荒的其他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如前所述，不再重复。

* * *

信阳事件更令人震惊的是——

（四）、在灾民与死神艰难抗争之时，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社会的任何慈善关爱。

苏州大学教授池子华先生在《近代灾荒赈济的几个侧面》文中指出：

临灾赈济,自古已然,历代统治者均极重视,建立了一整套灾害保障体系,即“救荒之法”。

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救荒之法”也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办理赈务组织严密,立法严格,陟黔分明,载之于《大清会典》、《户部则例》,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赈,所谓“身之所不至而心至之,心之所不至而法已至之。庶几弊无萌生,泽可下究耳。”

“救荒之法”的赈灾措施,名目很多,有蠲缓、正赈、加赈、补赈、施粥、施放棉衣、医药、掩埋尸体、坍房修费、借发籽种、收养耕牛、购粮平粜、以工代赈;有赈济(赈谷、赈款、工赈、贷赈)、调粟(移民就粟、移粟就民、平粜)、养恤(施粥、居养、赎子)、仓储(义仓、常平仓、正仓、太仓)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

（五）、万恶的毛泽东时代罪恶的信阳当局适得其反：不仅在灾荒之年征过头粮，而且，令人发指的是——

1、信阳地区国家粮库充实但拒不济民

大饥荒时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鸿德先生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

普天之下，哪有这样残忍的？——如果毛泽东早有此举，何至于饿死100多万信阳农民？

然而，更残忍的是——

2、“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挖野菜，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

这是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当时给各县下达的死命令。而公共食堂又不开伙，农民只有活活被饿死——实在残无人道！

然而，更残无人道的是——

3、大饥荒之时，竟公然开展从饥民手里野蛮抢粮的暴力反瞒产运动——奉毛泽东之命令

杨继绳先生指出：“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丁抒先生指出：“‘反瞒产’把农民逼上了绝路”——是怎么把农民逼上绝路的呢？许多资料提供了大量事实。因篇幅所限，本文摘录几例如下：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

《墓碑》：

1959年冬天，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县社干部吼道：“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

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9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

　　槐店公社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残无人道！残无人道！

同样残无人道的是——

4、大灾荒之时，开展疯狂的阶级斗争——将早已被踩在脚底下长期受欺压受奴役的所谓阶级敌人和下层干部当做替罪羊进行残酷打击

关于光山县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丁抒先生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指出：

“信阳事件”本是共产党干部的“业绩”，可是中共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共中央，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言外之意，坏事都是混进共产党的“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干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毛泽东把该报告批发全国，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全国“都应照此执行。”这样，千百万人饿死的人祸被悄悄拨到一边，全国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路宪文把持的中共信阳地委制造了信阳事件，路宪文垮台后，新的中共信阳地委又制造出地主富农“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的神话。既保护了大批极左残民的干部，也保护了毛这个造成大饥荒的最大祸首。

　　鲁嘉宾的《“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写道：

信阳地区对“右派”的惩罚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场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墓碑》一书写道：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同样残无人道的是——

5、大灾荒之时，肆意残害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的饥民

《墓碑》一书写道——本文摘录一段：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

1959年11月20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在同一段，《墓碑》还写道：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12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

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17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17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敌人残害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1961年1月）：

前冬去春阶级敌人采取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罚、手段，残害贫雇农和广大群众，不少群众被致死，人身遭受到极大的摧残。现将运动中揭发的主要刑罚、手段，简要汇集如下：

(1)、 锄头砸大脑：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父亲当过20年伪甲长），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在脑门上猛打，打的头破血流，当场伤（丧）命。
(2)、 剁手指头：达权店公社付社长陶幼卿，去冬到小店大队看见社员柯子文拿食堂一点东西，便逼柯自已用斧头将手指剁掉两个。
(3)、 火剪夹耳朵：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瑞江，前冬逼迫社员雷显生投资，雷说没钱，当即剥光衣服，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以后死去。
(4)、 铁丝串耳朵：钟铺公社观店管理区妇联主任易守青，前冬进城开会时，社员陈开元拿了她两件小东西，回去去后即把陈关起来，用烧红的粗铁丝把双耳打通，又用细铁丝拴在●●上，后伤残。
(5)、 脸上刻字：伏山公社月塘大队贫农衬员高少银于60年 6月份摘了几个豌豆角，被大队长陈德珍知道后，先吊起来打，后用小针在脸上扎“小偷”二字，血迹内涂上黑墨。
(6)、 缝咀：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付支书●先华，前冬把贫农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而死。
(7)、 咀上拉弓：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伪甲长）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嘴里，当即把孕妇的嘴撕成两半。
(8)、 大针扎咀：何店公衬官●大队生产队长涂族荣，把一个因为没饭吃而拔几个罗卜的妇女拉到管理区，用大针把嘴扎一圈子，以后死去。
(9)、 割咀唇：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付支书汪守兴，于60年 2月分审讯贫农社员李世有时，用小刀将李的上、下唇割开，鲜血直流。
(10)、称钩子勾咀：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土匪，伪军班长），前冬把雇农余培●的儿子（15岁），用称钩子从咀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被钩死。
(11)、铁铣铲胫（颈）脖：上石桥公社周寨大队治保股长张●芝，前冬将社员申利海的母亲捆绑起来，先毒打，后用铁铣在胫脖上狠铲，被铲得鲜血直血，当场昏死。
(12)、铁丝烙肛门：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支书王克干，前冬把作业组长梁祖海吊起来，用烧红的铁丝向肛门里通，当即通死。
(13)、松枝扎阴道：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荣，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以后死去。
(14)、通肛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中农社员傅万江，于1959年11月分挑了一担稻回家，这情况被住队干部彭帮后知道后，用一尺五寸长的铁条，对准傅万江的肛门通进去，当场通死。
(15)、踢阴道：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生产队长蔡文清，前冬逼迫社员左右珍说出杀牛人的姓名，左说不知道，蔡即对准左的阴道口踢几脚，当即踢的鲜血直流。
(16)、煤油烧：钟铺公社王平塘大队干部丁祖琴，前冬把贫农社员徐正清，先弄到大队打，打死后抬到山上，盖上稻草，浇上二斤柴油，点火燃烧。
(17)、干柴焚烧：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特务份子），把社员陈祖更、徐正舟二人拉到大队部，硬说杀死了耕牛，把衣服扒光，用湿绳绑起来，燃上干柴，燃烧烈火，活活烧死。
(18)、火烧婴儿：余集公社杨湾大队中队长杨国和，在锅灶里煮了一罐饭，社员胡月英的小孩（三岁）抓了一点吃，杨看见即把小孩摔在院子里掼，后又将小孩塞在锅灶里烧，活活烧死。
(19)、火锅烙：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前冬“盖大锅”时在食堂烙馍吃，被贫农社员刘保山的六岁小女儿看见，吴当即把小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脚、腿、臀都被烙伤，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20)、火灰灌肠：长竹园公社武畈大队油厂会计张泽迪（国民党员，特务组长，47年杀害解放军二名）将外队逃来的贫农社员周某某吊起来，身压青砖用火灰灌在周咀里，并把咀唔住不准吐出，当场致死。
(21)、大椒面渗烟薰：长竹园公社岳卜大队支书张之友，前冬把贫农社员汪晋亭吊在餐厅里，用燃着的纸烟撒上大椒面对鼻空里薰，当场薰死。
(22)、吊大拇指：上石桥公社金●大队贫农社员潘●●，前冬没饭吃捏死一条小牛，被该大队支书刘炳荣知道后，即将潘的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而死。
(23)、稀饭缸里烫：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小保队，已法办）前冬打饭时，12岁的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来，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当场烫死。
(24)、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余集公社文桥大队干部余良方，前冬按其反革命父亲的吩咐，将社员余前责的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起来进行毒打，打后死去。
(25)、吊起来用石头压：上石桥公社崔寨大队支书胡力（富农成份，伪兵痞）前冬强迫贫农社员林殿云承认偷稻，林不承认，即将林双手反绑吊在梁上，剥光衣服，身泼冷水，胫脖上挂两张铁犁（约60斤）身压一块40余斤大石头，当场即死。
(26)、两头吊，中间骑人：上石桥公社●●大队付支书刘道立，把因没饭吃而杀牛的社员毛德●，双手绑在一起吊在屋梁上，双脚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在腰上骑个人乱颠，咀里塞生牛肉吃。
(27)、铁棍吊打：上石桥公社张●大队●●生产队长●发龙（已法办）前冬把因饥饿而吃死人肉的社员傅●田，衣服扒光，吊在梁上，让十六个社员，用铁棍打 200多棍，当场打昏死，次日死去。
(28)、身压石条，再上人踩：何店公社四顾孜管理区总支书记刘乃发（已法办）前冬把社员候传轩捆起来，绑在凳上，身压一块百余斤石条，再上人踩，当即压的口吐鲜血，三天后死去。
(29)、跪磁瓦砾：何店公社下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扒光，先毒打一顿，后拉到大路边，跪磁瓦砾。
(30)、头朝下掼：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已法办）前冬把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个人抬起头，头朝下使劲掼，头脑掼破，当即死去。
(31)、从高坎往下摔：伏山水库民工队长赵承鳌，前冬把民工陈东●从五尺高的大坎子上往下面摔，当场被摔死。
(32)、灌大粪：达权店公社九曲河大队队长吴宜学（伪保丁、小保队，已法办），去春把贫农社员刘瑞成拉到大队部，先进行吊打，后把刘摔倒，弄一碗大粪灌在嘴里，当即呕吐不止。
(33)、逼迫吃屎：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已法办），前冬硬叫社员谢昌玉投资银元六百元，谢拿出四十五元，徐说不老实，把谢拉到厕所，逼迫吃屎，不吃就打，谢被迫吃了一堆屎，次日即死去。
(34)、逼迫社员装狗吃食：何店公社峡口大队支书芦永民，前冬把十个因没饭吃而拔菜拔罗卜的社员，拉到大队部，每人给一碗稀饭，强迫社员跪在地下，装着狗吃食的模样吃饭，不这样就毒打。
(35)、戴“狗头”游乡：何店公社卜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拔了几棵菜的贫农社员杨允新，捆到大队部，用纸做个“狗头”，戴到头上，到各食堂游乡。
(36)、头顶方桌，再上人压：伏山公社七里冲大队红专学校教员高运芳，前冬逼迫社员甘世发头顶方桌，方桌上又上四个人压，当场压倒。
(37)、结发抬：上石桥公社五岔塘大队支书张保铎，于是年强迫社员余国富、张泽海投资，因无力投资，便将其二人的妻子头发结在一起，中间插上抬杠，两个人抬着跑，边跑边摔。
(38)、手脚捆在一起抬着跑：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前冬派两个民兵，把因饥饿而杀牛的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四里多路，活活抬死。
(39)、耳朵扎通拴在牛尾上：余集公社雷冲大队原治保股长刘义民，于前年春节晚上，把衬员花●昌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牛尾巴一摆动，三个人即跟着挣扎，当场死去一人。
(40)、冰田拉犁：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已法办），前冬硬强迫社员王天福、蔡振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犁，杨手持木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当场致死三人。
(41)、雪下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前冬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一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一夜冻死。
(42)、雨淋：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成良，前冬把贫农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捆大绑，推在外面淋雨，连淋带冻而死。
(43)、摔在塘里淹死：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食堂会计黄盛年与其老婆偷烙油馍吃，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当即把小孩捆起来，用罗筐盖着，半夜时摔在塘里淹死。
(44)、活埋：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付队长陈恩建，前冬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在山上，用锄头对头脑猛砸，接着埋掉。
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土匪），去春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个塘子活埋掉，幸被人得救未死。
(45)、剥人厅、落魂厅：城关公社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已法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国民党员、伪县政府书记处书记，已法办）两人为主，在机关“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落魂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群众抬到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二千九百多人，致死一百二十多人。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同样残无人道的是——

6、凶狠打击逃荒要饭者——“盲流” “流窜犯”

《“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逃荒）社员40多 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 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

1959——1960年大饥荒时期的信阳当局，肆无忌惮随心所欲毒打饥饿农民，猖狂到何种程度？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六）、终于，一场大惨剧被轰轰烈烈推向高潮

继1958年冬的饥荒以后，1959年10月——1960年的大饥荒来势更凶猛。

《墓碑》写道：

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资料和文章书籍都记录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饿殍遍野”“人吃人”现象。略举几例如下：

1、“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政治诗人毛泽东这两句诗，生动的描绘了他创造的中国广大农村破败荒凉的景象。

丁抒先生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

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作家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墓碑》：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信阳专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回忆说：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也有人说死了16万或17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30％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饿死38人。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人家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多人，饿死了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

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第二次发表讲话：我到光山县看过，房屋倒榻、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

2、 “饿殍遍野”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

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回忆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作者为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人，现是浙江平湖一个中学的物理教师，是 “荷塘月色”博客的博主）：

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营的西边一个沟滩（音“wen jiang tan”谐音：汶讲滩？），那里在1959年冬扔的饿死的人较多。横七竖八，饿殍一片。

《墓碑》：

余德鸿回忆说：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下去检查农业生产，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5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10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

《毛刘李邓在“信阳事件”中的秘密表现》（作者：朱健国 2008-01-06博客中国）：

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

3、“人吃人”

《回忆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写了四大段“吃人肉”，本文撷取一段：

吃人肉（二）——煮人肉，炼人油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附]小记：有一次，姜树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沟滩，割了五个人头（有大人有小孩），背了回来。他把人头劈开，取出脑来煮吃。据他说，人脑易熟且味美，香如猪脑。

《大饥荒记忆:信阳1959》（博主：鲁山老泉 　博客日报2012-11-30 ）：

我家在信阳市息县小茴店公社鲁老寨。下面就我听到的悲惨事件记述如下——

我哥哥：59年咱娘让我去大舅家，走在去黄湖集的路上，亲眼看到一个年纪大的人和一个年轻人栽倒在路边，回来的时候又死了一个。上午死的那个年轻人屁股上的肉被人割去……

鲁中业：知道鲁长梦为啥得水肿病（肾脏炎）吗？59年吃人肉吃的。59年他父母都饿死了，没人管他，饿极了就把坟地里的死人肉割回来吃，哎呀，你看他如今……那病治不好。

刘学安：59年我亲自吃过人肉，是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有一回我跟我大伯睡觉，半夜饿醒，闻着屋里香喷喷的，就问大伯煮了啥。大伯说别吭声，过来吃吧。原来大伯用公共食堂里的炒菜锅煮了一锅人肉……我靠诉你吧，被煮的是一个女孩儿，他爹饿死了，跟着他娘又来到我们村。那时候都那样儿，哪儿能活命呀？结果也饿死了……

我堂哥：59年我从三门峡工地回来，走到岗李店被一群人截住，他们把我绑了起来，我知道我是活不成了。碰巧，一位干部发现了，不让他们吃我，才放掉。当时天色已晚，我在前头走，就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原来他们又追了上来。巧的是我赶紧藏在一个小石桥的下面，那伙人从桥上走过，却没发现我……

《墓碑》：

余德鸿回忆说：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他说：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当时，也有杀活人吃的。

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荷塘月色”博客的博主指出：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这个丧尽人性的恶魔终于制造出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且不说全中国五年大死亡，一起信阳事件，已经把他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必定遗臭万年。

信阳事件乃至其时之中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毛泽东政权极端的残无人道，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毛泽东政权极端的腐败丑陋——这是大饥荒大死亡滔天罪恶的另一面——

八、一方土地两重天：大灾大难之时大小皇帝们依然幸福欢乐

毛左派最大的本领是说谎，不说谎他们根本无法存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特权没有腐败”就是谎言家们的一大拙劣之作。请看大饥荒大死亡之时的事实：

（一）、基层干部的腐败

《“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百姓大批饿死，干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干部吃干的，群众吃菜，干部吃肉。

饿死农民，撑死干部

当时凤阳社员中流传一句话：“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一两”、“一钱”指的是县里给社员的粮食定量。既然小队长和管理员饿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见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和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后来整社时初步统计，仅几个大队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

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直单独起小灶，从1960年7月到11月，只在食堂吃过6顿饭，家里不少腊鱼腊肉。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乔山大队书记梅某和会计梅某，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其中7人被他们奸污

小官小腐败，大官大腐败。

（二）、中层干部的腐败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1960年7月河南信阳地区在鸡公山召开会议，开会是为了掩盖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势”，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鸡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权力极其腐败，当时干部的权力那么不受制衡，当然会腐败，这也正常，这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品质的问题，品质再好，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自制。

在安徽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与会者揭露，一方面社员大量饿死，一方面干部生活特殊化。1960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某，1960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干部们却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一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某，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县委工作组林兴甫说：“县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细粮，还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饭，用油炸锅巴吃。赵政委一家不吃粗粮。”赵政委就是县委书记赵某。群众有肿病，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每人一包。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都给他们吃了！”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公共食堂没有饭吃，赵楼两天饿死13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早晨12个菜，中午24个菜。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的浮肿病人，被锁在家里，怕外人看见。”总铺工作组贵（档案字迹不清）说：“59年冬60年春，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常委，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招待所随便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饿死多少人？”

1960年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某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食堂断炊、群众死亡不闻不问，竟与梅某等人在大赵小学吃肉喝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书记端了一碗饭给他。缪竟把饭夺了下来，批评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样教育社员的？”

（三）、高级干部的腐败

1、高干疗养院
上：北戴河 下：庐山

2、中共中央常委首都以外的居所——
山东济南南郊宾馆

3、 高干特供
《大跃进时期大面积饿死人时“干部特供制度”》：

革命家们进入中南海后，公安部设食品专供站，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由苏联特供专家设计和监督建造，设四科一室，管辖几个专门生产基地，规模大的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及其它副食品。基地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皆属苏联最先进的。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各环节，皆有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必须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一丝不苟，全力以赴，万无一失。1956年这项“政治任务”由公安部移交北京市负责，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划归二商局，机构正式名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为保密不叫全名只称“34号”。

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有所差异，分为一级首长，二级首长，三级首长……等等。如简称四副双高的首长，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级的，除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等。正副司局长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按级规定特供明确严格。还有“军特供”“国宴特供”“两会特供”等名目繁多的特供，规格明确，标准各异。最高层的特供更是严密，但不受标准限制。

4、高干医疗保健—— 一小撮高干占用全国医疗经费的80%多

5、穷奢极欲

四川——《1958—1962中国大饥荒》：（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安徽——《墓碑》：与群众大批因饥饿而死相对应的是，干部们却照样享乐。留下来资料是这样记载的：“曾庆梅到蚌埠检查工作时，一到蚌埠就要跳舞，还以书记的名义让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当时蚌埠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影响很坏。”曾庆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主管党纪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员就更放肆了。“1960年安徽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6、玩女人，包二奶——乌七八糟，肮脏不堪

中共中央华东局1960年12月中旬在山东主持揭发批判舒同错误的省委扩大会议记录：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带着女护士到青岛开会（关于灾荒问题），舒同根本不与其他书记往来，他只参加非参加不可的会议，其余时间就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还要给女护士打胎，打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长。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只到陈云要来济南，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才催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责任在舒同

金钟先生的《毛泽东情人自白录》：

毛泽东用公款包养的“四奶”陈慧敏（现名陈露文）被金钟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她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陈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搞儿媳妇，告到毛那里。下级为了巴结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

享有一切特权，腐败的典范，还是那个谆谆教导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革命“导师”——那个脑满肠肥一肚子男盗女娼的领袖

（四）、毛泽东的腐败

《墓碑》：

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页。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看来，“毛泽东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传。即使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吃肉，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与民共苦。

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后建造的。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在国家极端困难时期，耗费了大量财富（笔者注：在这方面，毛泽东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帝王）。和这些巨额投资相比，少吃一顿肉算什么？

另外，还有一大奇迹：在全国大饥荒大死亡之时，中南海竟然舞会不辍，笙歌不停。中南海的舞会，原来每周一次，这时，大淫棍淫性大发，改为两次。舞后拉上美女上床，继续寻欢作乐。其时其人的性放荡也创了一个高峰.——这个用公款包养二奶三奶四奶五奶的带头人，性伴侣数以千计。——在荒淫无耻方面，也堪称世界史第一。

咖喱大虾 奶油鸡 特供给乇的“什邡雪茄” 7501特贡乇瓷复制品

（注：一支特供的“什邡雪茄”，在当年相当于几头猪的价格。这一套御用瓷器，在当年让景德镇花费了二十万元）

江青与张玉凤 中南海舞会上的毛泽东 ——淫翁之意不在舞也 孟锦云与毛泽东

陈慧敏 吴旭君与毛泽东 毛泽东身边的女服务员们。前排右三是陈惠敏,右二是张玉凤

毛只住过11天的现代行宫：韶山滴水洞。

武昌东湖梅岭一号行宫

密云水库行宫

上海西郊行宫

毛泽东专列（铁道上的行宫）与女服务员 中南海菊香书屋 中南海游泳池

这个一贯教导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伪人”，最令人震惊的腐败壮举是，巧取豪夺，聚敛了富可敌省的巨额私人财富——其著作基本上都是党政文件（属于职务工作，国家已经付过高工资——在民主国家决不允许再用这些文件谋取私利。），而且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他人执笔写成，而且从不纳税，而且强迫国民购买——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反复购买，特别是，当全国取消稿费制度以后，他独自一人享有稿酬——而且是高标准，而且外加版权费 ，因此，在被他整得全国人民都一贫如洗的全球第一穷国里，诞生了一个世界级大富豪！此人竟被颂扬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是“goupi”!

这是后话。不过，在在大饥荒之时，他的私人存款已经高达数百万元。这个衣冠禽兽大把大把撒银子给女人，却没有掏出一文钱接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况且，灾难是他一手造成。

换个角度，这也是“惨绝人寰”——奄奄一息的饥民，倘若知道这些内幕看到这般情景，能不立马气死吗？——老百姓用生命供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们，竟是这种卑鄙的东西！——实在罪大恶极！

这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罪恶累累的掠夺集团——

九、如何进行欺骗宣传与如何对待民族敌人、如何对待本国人民

前面已经论述过的，不再重复。

（一）、面对空前的大饥荒大死亡，他们如何进行欺骗宣传？

1、1959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帝国主义世界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世界一天天好起来。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发生伟大变化的一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构成了这一年的史无前例的辉煌的成就。……

１９５８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实践。通过这个实践，我们不但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且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就使得我们不但有可能在１９５９年继续跃进，而且可能跃进得更好。……

2、1959 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一九五八年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总路线展开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在我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成就。在大跃进中，全国农村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尽量夸大缺点，把目前国内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借以达到否定成绩、否定总路线的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大跃进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是“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他们把全国各地大办钢铁说成是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几千万人在一九五八年为钢铁翻一番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巨大成就；他们把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说成是又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这是几亿农民的伟大社会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完全不是共产党人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站在群众运动的旁边指手划脚，利用早已克服了和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的情绪，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3、1959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公社万岁》：

人民公社这个在亚洲东部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正越来越强烈地发出它的巨大的热力和灿烂的光辉。

去年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后，马上就面临空前的秋季大丰收和大办钢铁运动。今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夏收，我们就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获得了比大跃进的1958年的夏季更大的丰收。据陕西、河北、河南和江苏四个省的初步统计，小麦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五百斤的达六十五万多亩。公社化以前的1957年，全国没有一个县的小麦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二百斤，而今年已经有六个省、市超过了这一水平。农业生产如此，其他方面的生产，工业方面以及林、牧、副、渔方面同样如此。

4、1959年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为第二个十年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

……在庆祝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感到信心百倍的是，领导着我国人民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是我们的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和我国各民族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的舵手，我国人民才能顺利地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然提出只有一年多，但是去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及今年的继续跃进的辉煌成就，也充分地证明了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事实已经证明，我国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

5、196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

……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根据初步的统计，1959年的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可惜，即使帝国主义者愿意这样作，他们也绝对不可能作到这一点。

6、1960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社会主义中国，在“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响彻九州四海的口号声中，高擎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战无不胜”的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入1960年。

7、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胜利闭幕了。……大会批准的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大会批准的１９６０年国家预算，是保证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预算。根据已经确定的计划，１９６０年工农业总产值将较１９５９年增长２３％，其中工业总产值将增长２９％，农业总产值将增长１２％。

目前，我们国内是一派大好形势，国际上也是一派大好形势。东风浩荡，西风日衰。社会主义力量、民族革命力量和和平民主力量在同帝国主义力量的反复斗争中，已经取得重大胜利.

我国宣布１９６０年经济计划的指标，宣布要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宣布要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又一次使西方世界感到吃惊。请看，那些在两年前断定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将要“崩溃”，一年前断定中国１９５９年经济计划是“异想天开”的帝国主义算命瞎子们，现在又在发表预言了。看来他们输了两次还嫌不够。在我国人民看来，帝国主义的诽谤和诅咒，对于我们是一种激励。这说明我们做得对，做得不错。否则，如果他们一味称赞我们，尽是说我们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那岂不是我们做了有利于敌人的蠢事吗？

事实胜于雄辩。帝国主义的一切诽谤、诅咒以至帝国主义本身，终将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旗帜，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向新的伟大目标继续跃进吧！

8、1960年人民日报国庆社论：《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

今天，当全体人民欢腾热烈庆祝祖国的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两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在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的主要指标之后，又取得了继续跃进的新的巨大胜利。

……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

9、1961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持续跃进的第三年。

10、1961年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高举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争取新的胜利！》

……在三年大跃进中，党对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有了很大的加强，群众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成就表明，我们在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道路上，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年的伟大实践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的方针，人民公社的道路，都是完全正确的。……

11、1962年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在三年大跃进中，党对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有了很大的加强，群众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成就表明，我们在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道路上，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年的伟大实践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的方针，人民公社的道路，都是完全正确的。……

站在今天看昨天，毛泽东宣传机器制造的这些社论，分明是彻头彻尾的胡扯八道，一派自欺欺人厚颜无耻的谎言。尤为可笑的是，1962年与1961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相比，再三重复，显然，理屈词穷了。

透过弥天大谎，彰显了恶魔誓将三面破旗高举到底誓将灾难制造到底誓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坚强决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社会党领袖、后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1961年访问中国，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彭真1961年10月，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公开宣称：“中国没有饿死一个人”。

冷漠残忍，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饥荒大死亡的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淫窟诗兴大发写了一首goupi诗：“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又是“寻扇子”, 又是“对美人”,又是“欢迎有晚莺”，好不快活！再看看同一时期其人的其他一些诗作：什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什么“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什么“红霞万朵百重衣”“、芙蓉国里尽朝晖”等等，一派闲情逸致，一派潇洒欣喜，哪有一丁点关心人民疾苦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领袖”的慈悲情怀！

（二）、超常优待日本侵华战俘

2005- 6月27日　南方周末《最大日本战犯抚顺改造营揭秘 超常优待让他们认罪》：

“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在采访中几度落泪。他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我们主张尊重战俘的人权，可是，在“超常优待”中华民族敌人的同时，毛泽东又是如何对待自己人民的呢？

（三）、极端虐待同胞：中国农民——再论：为什么说，毛泽东是1958—1962年大饥荒大死亡的罪魁祸首？

请看看其人张扬兽性的表现——

1、大饥荒初期——1958年春季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怕犯右倾，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简报在行文中对缺粮、断粮强调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闹粮”一词，并且把缺粮、断粮与“闹粮”相提并论。因为把缺粮、断粮与“闹粮”混为一谈，结果，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存在着严重渎职的现象，也未必会引起高度重视。如简报中明确讲，甘肃全省21个县断粮，严重的如徽县，人们把鸡、狗、猫都吃光了，多数人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该县有2031人患了浮肿病，其中一个合作社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发病人数的15％，4户人家死绝，全县因饥饿已死亡近800人。简报称，该县并非没有粮食可用来救急。县委因为不相信下面缺粮，把2000万斤销售粮和存粮“全部扣在县上不下发，这些粮食可供应两个半月”。正是由于把徽县县委的此种严重渎职行为视为判断错误，简报不仅没有要求惩处该县县委，而且还特别表扬了甘肃省委，说甘肃提出的“‘全党动员，苦战三昼夜’，尽速解决问题”，是一种极好的态度。

显然，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在现代民主国家，此类事情根本不可能出现。但毛泽东、中共中央却举重若轻漠然置之。——请注意，此事发生在大跃进启动之初。

再请看主管农业农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在回复毛泽东5月24日询问山东农民缺粮情况时是怎么写的：　　

“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引自上文）

这叫鬼话。年平均原粮360斤，日均0.98斤。折成成品粮（七五折），日均0.72斤（城镇工人的定量是其2倍），从事重体力劳动，又没有蔬菜肉蛋水果，怎么能够吃？山民200多斤，日均成品粮只有0.4斤！而且，在伪公有制下，七扣八扣，最后到农民嘴里，还能剩多少？——显然，这是国家政府逼迫农民饿死！

2、1959年，毛魔推动大饥荒疯狂发展

（1）、全国大饥荒大死亡已成燎原之势以后——1959年春季——开展穷凶极恶的反瞒产运动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1959年1月22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呈上《馆陶县发生逃荒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

1月中下旬已经有14个省报告因水旱灾害，有些地方减产，甚至绝收。山东省委即报告称，馆陶、金乡两地从中秋节到这时一直没有粮食吃，“吃地瓜、吃红薯渣，有的连地瓜、红薯渣都吃不到。”谭震林派人去查，证实2万人逃荒，已经饿死了23人。　　

1月20日，谭震林在中央电话会议上通报说，全国浮肿、干瘦发病人数490多万人。还有两个省没有报上来，实际人数应该超过500万了。他得到的数字，已经死了7万人。他报告给周总理，总理说他的消息是12万人。

这是经过官方查实认定的灾情，不言而喻形势十分严重。可是，中共中央没有出台任何救灾措施，反而，1959年2月初，毛泽东将广东省委关于征集粮食所做的报告批转全国，批示指出： “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就是这样，在大灾大难风狂火热饥民引颈乞援之时，中共领袖发起了恶贯满盈的反瞒产抢粮运动。

由是，大饥荒迅猛发展。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1959年三四月，春荒时分到来，往年的灾难不仅重复上演，而且变得更加凶险了。

最严重的如山东济宁、聊城地区，1400多万人缺粮、断粮，三四十万农民四出逃荒，患水肿病的累计达到55万余人，且已报告的因饿病而死亡的人数即达1526人。其中，“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163人，占10.4％；患水肿病致死的953人，占62.4％；因吃糠秕过多，大便干结致死的95人，占6.2％；因饿致死的315人，占20.6％。”另外，“卖婴弃子事件已发现者达58起”，仅金乡、单县两县即已死亡耕畜35600余头。　　

类似的情况并不止于山东一个省。国务院秘书厅这时送来报告，说明全国15省发生严重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

此时（3月28日），在上海会议上，当李先念报告说“有些省粮食还收上来”时，毛泽东又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2）、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无视大饥荒时期人民的疾苦，确定粮食要“多购少销”的方针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粮食要“多购少销”。 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

（3）、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不顾人民死活一意孤行，掀起丧尽天良的反右倾运动，罪恶的大跃进重振旗鼓

面对大饥荒，除了食物救济以外，最重要的是休养生息。然而，人性泯灭的恶魔却反其道而行之。

毛泽东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心中根本没有人民，唯有自己的地位、特权和面子。为了维护长期造神运动塑造的“正确英明伟大”的个人形象，在大饥荒大死亡迅猛发展的大势下，断然拒绝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中止纠左，变本加厉，不惜国家彻底崩溃，决心大折腾，将人民陷入更恐怖的深渊，将祸国殃民早已破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到底。

《党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第21页）：1959年，毛泽东发动“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反右倾运动发起以后，反瞒产运动益发猖狂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难很大，但还是要求地方必须完成原定的征购任务。他甚至强调要动员农民照顾大局来达成任务。无论如何，他都要求切实把粮食征上来。谭强调，工作做到家，任务就能完成。

因为各地干部尽心竭力地为完成中央交付的“多征少销”的指标而努力，1959年秋冬到1960年初，国家购销指标完成得异乎寻常地好。粮食部为此极为兴奋，在1960年1月26日给毛和中央的报告中，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当前粮食局势好得很。”

根据粮食部报告称，按照1959年度（即从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的征购计划，不过半年时间，即到1959年12月25日，就已经完成了计划的94％了。加上1960年5月－6月会征购到的新夏粮，肯定将要超额完成计划。粮食销售计划的执行也十分稳定，1959年7月至12月仅销售了401亿斤，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42亿斤。同样，粮食出口供应计划也顺利完成，而且超额。报告说：“从以上情况来看，多购少销，争取粮食工业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已经做到了。

看一看，粮食大减产大饥荒之时，强盗们如何掠夺农民的粮食，他们何其兴奋！

这里，需要认真讨论一个问题：粮食高征购到底是怎样造成的？

前面我谈过，“大跃进浮夸风——吹牛皮风，直接造成了大饥荒时期变本加厉的高征购，致使农村留粮大幅度减少”。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全国吹牛皮大竞赛荒唐闹剧开演以后，广大农民都知道是假的，广大中共基层干部都知道是假的，广大县级干部都知道是假的，广大省部级干部都知道是假的，唯独中共中央是大傻，唯独毛泽东是大傻，这可能吗？一个农民出身的人，他真的相信一亩地能收十几万斤稻谷吗？

答案只能是：他不傻，绝不会相信那种扯淡的神话。

如果这样探究，问题就严重了——太严重了！那就是说，毛泽东根本没有受什么蒙蔽，实行粮食高征购是故意为之。

事实的确如此——

大跃进以前，他不是早就实行粮食高征购了吗？1953年建立统购统销制度后，农民被征购的负担不是早就翻番了吗？其后，不是年年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吗？高征购不是年年依旧吗？

再说，1958年春大面积饿死人，他知道（云南事件）；1958年秋全国公共食堂喝大锅青菜汤，他也知道（1958年11月郑州会议）；1959年春，更大面积闹饥荒，他还知道（山东馆陶事件、河南开封地区事件、商丘地区事件、新乡地区事件及15个省没饭吃）。

再说，浮夸风的危害，他清清楚楚（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武昌会议）

可是，1959年春季，他却发动了残酷的反瞒产运动；庐山会议又进一步确定“多购少销”的方针；八届八中全会开展反右倾运动后更加大了反瞒产运动的力度。

不是故意是什么？还能怎么解释？

只能说：人性丧尽，残忍至极。

3、全国大死亡最惨烈的1960年——毛魔与人民为敌，对大饥荒火上浇油，使祸国殃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和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再度狂烧至高潮

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新的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布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一九六○年初，还在发疯的人已没几个，唯独毛泽东豪情不减，还在发跃进烧。又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继续大跃进，“到一九七二年我们钢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一九六○年的钢产量计划则几度加码，成了二千二百万吨。

这个计划本无完成的可能。到了七月，毛见计划要泡汤，着急了。他将主管计划和工业的两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冬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上天。（裘之倬《中共党史人名录》第180页）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能否完成钢铁产量计划是个“政治性问题”，要求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争气”，完成钢铁生产计划。

在全国经济已经崩溃的形势下，毛泽东的疯癫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胡开明《难忘的三年》］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集第436页］

另一方面，在反右倾运动助推下，凶残的反瞒产运动如火如荼益发猖獗。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渠道发现问题。像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就还在零星地反映报道一些比较真实的基层情况。比如它在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就接连反映了江苏、甘肃、湖北、宁夏、贵州等地出现农民断粮逃荒、浮肿干瘦、非正常死亡、弃婴死婴、妇女子宫脱落，乃至于人吃人的事件等情况。

这一年3月，中央发现山东再度出现春荒，农民外流十余万人，肿病9万多人，死亡1000多人。

几乎同时，周恩来读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大批饿死人的群众来信。

此时，越来越多地方因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鉴于无数群众来信雪片般地飞往北京。

3月中旬，江苏省委上报了所属“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

4月初，河南信阳地委上报，“从去年11月以来，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计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包括正常死亡在内），占总人口的0.85％。”

事实上，凡是这时地方自报的死人情况，都有隐瞒。如中央信阳工作组6月调查即发现，信阳地委上报的死亡数字被人为地大大缩小了。实际死亡人数超过43万，其中正常死亡人数只占三分之一多，非正常死亡人数竟然达到28万之多。

从1960年5月开始，全国性粮食紧张的情况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大量发放粮食救急，国家各地粮库也日渐露底了。

国务院财贸办并粮食部从5月下旬开始，接连四次向各地发出“紧急指示”要求迅速调运粮食，但各地自顾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始终不能照中央要求行事，以至于中央负责供应的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三市一省也面临断粮之危了。

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和粮食部负责人不得联名求助于李先念，要求救急。李先念随即先后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乃至于向毛泽东告急，说明：“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四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六天，如果不加速调运补充库存，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这时，仍旧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坚持要大大增加国家征购粮的数量。1961年度的征购数字被进一步增加到了1325亿斤。

到了最危急的关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然不顾农民死活，在增加粮食征购量。

请注意时间：从1958年初发生饥荒以后，长达3年，竟然毫无作为！竟然不采取任何救灾措施！反之，竟然不许开仓放粮！竟然大量出口粮食援外！竟然实行粮食高征购！竟然开展反瞒产运动，从饥民口中野蛮抢粮！竟然严禁饥民逃荒要饭，要农民生生饿死！

4、1961年终于开始进口粮食，但却继续实行城市偏向政策，致使农民继续大量饿死

5、1962年中共中央两条路线博弈

（1）、春荒仍然严重

3月，粮食部报告：《全国约有一亿人平均每天吃粮在半斤以下》。报告说，全国农村人口约有50%，即2.5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半斤到8两；有30%，即1.5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在8两以上，广东、吉林、等省达到9两以上；有20%，即1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在半斤以下，大体分布在河北、沧州和张家口、邯郸、唐山地区的部分地方，河南安阳、新乡、商邱、开封地区，山东德州、惠民、聊城，湖南常德、湘潭、衡阳地区，福建龙溪、福安、晋江、闽候，浙江金华、温州、宁波和嘉兴、杭州地区的部分地方，江苏苏州、芜锡、扬州里下河地区，湖北孝感、宜昌、荆州，四川万县、涪陵、江津，陕西关中中部和西部的13个县市。

饥饿的人们，继续逃荒。

（2）、七千人大会上的交锋

为缓解党内强烈的不满情绪，对既往历史和新的政策做出说明和阐述，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五级主要负责人，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负责干部共7018人。

问责成为党内变相交锋的焦点。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报告对中共建政以来12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刘少奇脱稿讲话三个小时，他引用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七千人大会，正式宣告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破产。

可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却狠批分田到户的单干风，许多地方被迫收回了救命的责任田。

（3）、七千人大会后，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改变毛泽东路线，经济形势好转

毛泽东退居二线，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周恩来等人改变了毛泽东路线，曾被批判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农村经济得到复苏，国民经济形势好转，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1962年夏收，农作物开始增产，粮食问题纾缓。全国大部分农村，农民的吃粮水平大致接近1957年。当年秋收，全年粮食生产总产量比1961年增产125亿斤，其他经济作物也有相应增产和发展，全国已有1/4的县份，农业总产量恢复和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

（4）、然而，曾几何时，在“折腾狂”强力干扰下，一场新的大灾大难又开始扑向中华大地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领导下，国民经济在举步维艰中继续调整，农村经济有所复苏。

可是，1962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理论，大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农村又被迫改变“三自一包”；强力扼杀了这场起于大饥荒的社会改良运动，农村经济被严格管制于人民公社体制之中。

1963年，杭州会议又制定了《前十条》——全国农村又开展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把中国社会拖进新的灾难，成为最终走向“文革”的起点。

真是千古一恶魔！

让我们探索一下这个“非人”政治家的奇特心理——

（四）、魔鬼的语言

1958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打起仗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1958年12月9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不夠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1959年3月25日上海锦江饭店绝密会议记录）

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

在1961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又说：“有一点损失，我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言为心声。这是魔鬼思想的自然流露。

在恶魔独裁者这样人性沦丧的的心态主宰下，骇人听闻的云南惨案后，大饥荒自然不可能消除；惊心动魄的信阳事件后，大死亡也不可能止步。反而，无论广度和深度都迅猛扩展：全国人民（包括城市居民）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九、全国大死亡惨祸举例：地狱一般的村庄、乡镇（公社）和小县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指出：

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下。广西横县，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

（一）、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吴围子村

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与他的父亲吴永宽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2004 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了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以下是隽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 文

1959 年我刚满15 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得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还有吴德桐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几个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受到队长吴永寿的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11 月3 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候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根本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1959 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12000 斤，豆类3500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30 斤，秋季水稻提留30 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那个时间仍然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120 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0 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也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的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

1959 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120 人中有72人饿死。

名 单

死者姓名 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注
1 李兴奎 男 李传如 祖父
2 吴德勤 男 吴永富、吴永炳 父亲
3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4 吴根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5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6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7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8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9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10 余才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11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12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13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14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15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16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17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18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19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20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21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22 吴德润 男 吴永明 父亲
23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24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25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26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27 冯长友 男 绝户
28 冯小二 男 绝户
29 冯云毛 女 绝户
30 杨世英 女 绝户
31 吴永昌 男 绝户
32 潘秀英 女 绝户
33 吴小成 男 绝户
34 吴二毛 女 绝户
35 吴德立 男 绝户
36 吴永恩 男 绝户
37 吴德刚 男 绝户
38 徐乃典 男 绝户
39 徐乃韶 男 绝户
40 徐之太 男 绝户
41 余敦海 男 绝户
42 余陈氏 女 绝户
43 余小富 男 绝户
44 余自明 男 绝户
45 王福汉 男 绝户
46 李明奎 男 绝户
47 李福喜 男 绝户
48 李刘氏 女 绝户
49 李小毛 男 绝户
50 徐安义 男 绝户
51 徐小照 男 绝户
52 吴永清 男 绝户
53 吴小成 男 绝户
54 吴二娌 女 绝户
55 吴大孩 男 绝户
56 吴云毛 女 绝户
57 陈友来 男 绝户
58 陈刘氏 女 绝户
59 吴松山 男 绝户
60 吴华厚 男 绝户
61 吴王氏 女 绝户
62 徐乃珍 女 绝户
63 吴小油 女 绝户
64 吴舍毛 女 绝户
65 吴四毛 女 绝户
66 吴向山 男 绝户
67 吴桂氏 女 绝户
68 吴永才 男 绝户
69 吴王氏 女 绝户
70 吴永堂 男 绝户
71 吴马氏 女 绝户
72 吴向成 男 绝户
合计72 人，分别在1959 年农历10 月，11 月死亡。

（二）、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

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为四川省涪陵县马鞍公社妙音二队。当时有73户家庭，299人。1959年至1961年间，除孤身老人朱吉云在敬老院病故属正常死亡外，因食物短缺，先后患浮肿病致死的有44户、75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60%和25%。其中男51人，女24人，有10对夫妇双双死去（其中青壮年6对），留下孤儿；有28个青壮年男人丢下孀妇或尚未婚配；有11个儿童、少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详情见统计表：

户　主 家庭人口 死亡人数 死者名录
况吉祥 8 2 况吉祥、况道芬
李绍云 3 1 李绍云
朱代贤 2
郑群一 5 1 郑群一
何素芳 6 1 何素芳
朱吉云 1 1 朱吉云
胡宗义 6 2 胡宗义、胡正兵
吴春山 6 2 吴春山、冉翠娥
吴新民 4 1 吴新民
尹慎终 5
张青云 7
张增义 2
张庆云 3 2 张庆云、罗纪淑
胡良民 4
刘世义 7 2 刘家明、一女孩
刘世禄 4 3 刘世贵、刘郑氏、 刘世成
张焕江 5 1 张焕江
张焕湘 2
张绍成 4 2 张绍成、张钧华
冉相成 8 2 冉相成、冉均武
何建章 6
唐万全 4
雷纪先 4 2 蒋树贞、雷毛毛
贺光明 3 1 贺光明
王传武 4 1 王传武
徐世贵 1
张茂周 5
张茂青 1
卢治芳 2
罗吉永 6
吴庆祥 5
张益吾 3 2 张益吾、张书流
张书云 2
刘有才 4 1 刘有才
蓝顺禄 2
刘有成 3 2 王正华、牛　儿
熊心玉 2 1 李素华
刘　俊 4 2 刘　俊、何映莲
傅苑声 7 4 傅子清、子清妻、孙朝芳、傅以杰
罗富民 6 1 罗母
王寿全 4 1 王寿全
张有禄 6
王明高 4 1 王明高
王春木 4 1 王春木
王宝卿 5 2 王宝卿、吴庆芳
张增祥 4 1 张树云
王顺元 6 1 王顺元
游平安 1
刘朝高 3
张绍明 7
吴银章 3 1 吴银章
叶万发 4
冉子云 7 3 冉子云、冉兴贵、冉兴贞
况银廷 8 2 况银廷、一女孩
夏庆余 4 1 夏庆余
王孝龙 4 2 王孝龙、王正良
张治华 5 2 张治华、贺林贞
王明武 5 4 王炳田、炳田妻、王明武、姜均芬
郭炳成 6 3 方素贞、郭金祥、韩善华
彭银章 5
瞿宝成 3 2 瞿宝成、瞿妻
唐银山 3 2 唐银山、唐二娘
李金胜 3 2 李金胜、张书华
刘树槐 2
何炳武 3
张治秀 3 2 刘箴刚、一男孩
魏玉清 3
罗宗禄 2
刘凤池 2 1 刘凤池
卓世贵 3
赵炳武 5 1 赵炳武
张增福 3
张时韩 3 1 张时韩
总计73户 299人 饿死76人

（三）、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同心村四组——官田坝

余习广先生的《荥经惨案调查之<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大饥荒记实>》：

《荥经惨案》如果能够放映，那本片将从杜治中祭奠其父衣冠冢和母亲坟茔开始：

转发治中兄的一文：

《左祸肆虐的年代 ——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大饥荒记实》作者：杜治中

大难不死，足以为证，我要控诉那个恐怖年代。

杜治中与余习广 壮丽迷人的荥经

我家住在县城边（现在已经是城中）一个叫官田坝的村子里，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叫城关营同心连第四排，五九年时叫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四生产队，现在叫四川荥经县严道镇同心村四组。

五九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全队男女老少二百八十多人，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粮食维持度日，拼凑些五谷杂粮，磨成面粉加糠做成馍，全劳力每日八两（十六进位），次劳六两、半劳及小娃娃四两。凡是猪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吃。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来淘干净，加上食堂里打回的二两谷面搅和在一起充饥。有能力的还可去捕捉老鼠、摸鱼、逮蛇或泥鳅、黄鳝，逐渐又扩大到捉癞格宝、蝌蚪、枇杷虫、蜗牛、田螺甚至蚂蚱、蚯蚓、蚂蚁等。

小春终于收成，大家以为可以把命逃出来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征购粮交完后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面糊茶汤汤，于是伸长脖颈望大春。

在玉米地里垒埂子栽红苕藤时，刚打蔫头，起“麻索子路路”的玉麦苞苞掰来就下连核核啃，红苕藤的尖尖也往口里塞，大家都学会吃生的，不管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各种蔬菜都能吃，就象牲口一样见啥吃啥。收拾庄稼时，大家还是掰玉米吃玉米、挖红苕、啃红茹、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一是在家做吃的不方便，因为根本没有炊具；二是监管很严，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且一旦被发觉，还要挨打受辱。

等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之后，就只剩下些间种的五谷杂粮和风桶尖上的二仓秕谷作社员的提留粮了。

天，是风调雨顺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官田坝，可上边说我们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

人的营养严重缺乏，一个个由皮包骨头变成了黄肿烂熟的大头和尚，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双腿象木头棒棒，小腿上一按一个深窝。山上坝头的土地几乎都丢荒了，全县各公社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现象。

最残酷的时刻终于来临，59年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许多人嘴上都叨念着一个最高理想：能吃一顿干饭死了也值得！

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二完小”上六年级，除了有三分之一属居民户口的在坚持上学外，农村的几乎都饿得不能上学了。就在那年冬天，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一个叫兰术生，是个高大结实的胖娃，他与我同一个生产队，在他爸、妈、叔、婶都先后饿死没几天，他也饿死了。还有同队的兰琼芸同学。家在五队的郑登琼同学，在到五里山挖蕨鸡根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位，一个叫王文珍，一个叫谢少全也是在那个冬天饿死的，他们都才十一、二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

还有好些人是没被饿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庄稼的，偷猪牛的，偷刚播在地里浸过农药、大粪的种子的，去撬保管室门的，偷食堂馍馍的，总之都围绕一个“吃”字而受尽凌辱。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树德堂的院子里，有几个社员冒死去宰杀耕牛，被发觉后，把他们四个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开泰手握一丈多长、茶杯子粗的铁头子金竹竿（院里原来做过粉条，有许多晾粉竿），气势汹汹的站在廊檐下，挥动竹竿，风声呜呜响，猛朝天井中的人劈去，两人立即倒地，张着嘴，半天叫不出声来。接着又选好角度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全都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换一根，一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来爬在地上奄奄一息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群众的叹惜声，小娃娃的吓哭声，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另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一个当时才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的。同心五队的孤儿艾云华（现在县福利院）的母亲周国勋，当时才三十岁，就是被打手丁××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

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耖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说被打死的是坏人，来标榜其打人的合法性。

其实被打死的都是一贫如洗的好社员，当时称为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成分不好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整怕了，宁饿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断言在农村凡是活下来的下层人没有一个没去偷吃过庄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来的人何尝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时的情况就是全民皆“偷”啊！

三年的大饥荒中，我们这里从59年冬到60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

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收尸。

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当时叫大三队、小三队），每天一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

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多点，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现在已四十多岁了。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

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生活直到去世。在太平公社还发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我想，在讲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了。

兹将我们官田坝四队五九—六二年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锡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曾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芬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全村280多人，饿死91人。

(四)、安徽省肥东县大李大队

肥东县大李大队1960年饥荒调查（作者：管怀伦《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今属肥东县杨店乡向阳村），十二个生产队不完全统计，灾前180户868人中，381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139户，其中22户人口死绝。作者本人当年只有10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本文记录了381名死难者的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

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当时所管辖的范围，如按自然村落布局划分，有“三管”、“两白”、“一李”，三管即后管、中管、前管，两白即后白、前白，一李即大李集。如按行政建制划分，共有14个生产小队：三管中的后管较大，所以分为管东与管西两个生产队，大李集作为自然村落范围更大，所以分为八个生产队，前白户与后白户各为一个生产队。

饥荒调查分单元统计数据表

后管东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26 灾中绝户数 5 灾中残户数 17 灾中全户数 4 灾前人口数 132人 灾中死亡数 70人 灾中存活数 62人 死亡率（%） 53．03 存活率（%） 46．97 绝户率（%） 19．23 残户率（%） 65．38 全户率（%） 15．38

后管西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24户 灾中绝户数 6户 灾中残户数 17户 灾中全户数 1户 灾前人口数 121人 灾中死亡数 70 灾中存活数 51 死亡率（%） 57．85 存活率（%） 42．15 绝户率（%） 25 残户率（%） 70．83 全户率（%） 4．17

中管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9户 灾中绝户数 2户 灾中残户数 6户 灾中全户数 1户 灾前人口数 42人 灾中死亡数 16人 灾中存活数 26人 死亡率（%） 38．09 存活率（%） 61．90 绝户率（%） 22．22 残户率（%） 66．67 全户率（%） 11．11

前管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3户 灾中绝户数 0 灾中残户数 12 灾中全户数 1 灾前人口数 83人 灾中死亡数 43人 灾中存活数 40人 死亡率（%） 51．81 存活率（%） 48．19 绝户率（%） 0 残户率（%） 92．30 全户率（%） 7．69

后白户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21户 灾中绝户数 2户 灾中残户数 12户 灾中全户数 7户 灾前人口数 87 灾中死亡数 29人 灾中存活数 58 死亡率（%） 33．33 存活率（%） 66．67 绝户率（%） 9．52 残户率（%） 57．14 全户率（%） 33．33

大李一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2户 灾中绝户数 1户 灾中残户数 8户 灾中全户数 3户 灾前人口数 50人 灾中死亡数 21人 灾中存活数 29人 死亡率（%） 42．00 存活率（%） 58 绝户率（%） 8．33 残户率（%） 66．67 全户率（%） 25．00

大李二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3户 灾中绝户数 0户 灾中残户数 6户 灾中全户数 7户 灾前人口数 64 灾中死亡数 17人 存活人数 47人 死亡率（%） 26．56 存活率（%） 73．44 绝户率（%） 0 残户率（%） 46．15 全户率（%） 53．85

大李三队资料
1——1 陆 氏 女 70岁上下该户共8人，死8人，绝户。
2 李应模 男 40多岁 陆氏子。 3 陆 氏 女 40多岁李应模妻。 4 李光文 男 20多岁 李应模子。 5 李光斌 男 10多岁李应模子。 6 李光？ 男 10多岁 名字不详，李应模子。 7 李光？ 女 7、8岁 名字不详，李应模女。 8 小四子 男 2、3岁乳名，李应模幼子。

说明：第三生产队除了该户之外，其他农户及死亡人数已经无人能够回忆清楚。有鉴于此，本表统计数字不纳入总统计范围，列此仅供参考。

大李四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2户 灾中绝户数 0户 灾中残户数 7户 灾中全户数 5户 灾前人口数 59人 灾中死亡数 18人 灾中存活数 41人 死亡率 30．50 存活率 69．49 绝户率 0．00 残户率 58．33 全户率 41．67

大李五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0户 灾中绝户数 0户 灾中残户数 8户 灾中全户数 2户 灾前人口数 45人 灾中死亡数 17人 灾中存活数 28人 死亡率 37．78 存活率 62．22 绝户率 0．00 残户率 80．00 全户率 20．00

大李六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2户 灾中绝户数 3户 灾中残户数 6户 灾中全户数 3户 灾前人口数 58人灾中死亡数 26人 灾中存活数 32人 死亡率 44．83 存活率 55．17 绝户率 25 残户率 50 全户率

大李七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3户 灾中绝户数 1户 灾中残户数 11户 灾中全户数 1户 灾前人口数 71人 灾中死亡数 27人 灾中存活数 44人 死亡率 38．03 存活率 61．97 绝户率 7．69 残户率 84．62 全户率 7．69

大李八队资料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5户 灾中绝户数 2户灾中残户数 7户 灾中全户数 6户灾前人口数 56人灾中死亡数 27人灾中存活数 29人 死亡率 48．21 存活率 51．79 绝户率 13．33 残户率 46．67 全户率 40．00

前白户资料
据介绍，前白户生产队在1960年饥荒发生前共有30多个农户，120多人，1960年的饥荒后有8——9个人搬迁离开，剩下60个左右的人，其他均因饥饿而死。

由于该村姓氏复杂，人员流动性大，难以形成较严格的自然谱系，加之当年饥荒的主要经历者多已过世，确切的农户数目已经无人能够记忆清楚，具体的死亡者姓名也无从细考，但根据一般概率推算，该村死亡人数应不低于40%。

十二个生产队的总统计数据表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80 灾中绝户数 22 灾中残户数 117 灾中全户数 41 灾前人口数 868 灾中死亡数 381 灾中存活数 487 死亡率（%） 43，89 存活率（%） 56．11 绝户率（%） 12．22 残户率（%） 65 全户率（%） 27，78

管怀伦先生的调查非常细致，被调查人的情况及死者的资料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罗列，请朋友们自己在网上浏览。

（五）、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

始兴公社位于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但也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景象。《墓碑》：

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自杀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害自杀1人。

为什么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在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六）、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

《墓碑》：

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郫县红光公社，1958年有4020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3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50人，净减1245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如果加上那几年的人口自然增长，该公社饿死的人数约为1800人，死亡率应约为65% 。

（七）、甘肃通渭县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

据新修《通渭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数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

杨继绳《墓碑》摘要（注：小标题为笔者添加）：

1、“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加强粮食征购”：索农民的命——中共官员以百姓为敌，心里只有党的任务

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征购任务又逐年增加，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

进入1959年春天，定西地区粮食局势日趋紧张。省委提出“需要服从可能，销售服从指标，安排服从调拨，农村服从城市”的原则，把向农民供应粮食压到最低位置。同时，要求各地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加强粮食征购。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剥树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坏”、“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还说“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粮、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帐，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又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指标高，不敢讲公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 “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1960年春季，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

2、反右倾运动，造成大灾难

1959年8月开始，通渭县“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县长田步霄到基层搞调查，回到县里讲了真话，县委书记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多次批斗。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身亡，时年35岁。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誓死不改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对着尸体开批判会。

反右倾斗争是完成征购任务的主要手段，对讲真话的干部动辄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在斗争中普遍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

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一方面睁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在讲话中强调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 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3、“万人整社团”—— 万人抢劫团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如陇阳公社搜查了637户，无偿拿走了农民杂粮43833斤、面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银元272枚，铜404斤，布30匹。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160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66人。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万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作“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枝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

4、惊人的特权和腐败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5、 以左制左，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灾难继续发展

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年，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因为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其实，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眼看着大批人饿死，席道隆也允许农民自找生路，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出台的机会，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他的这些良心发现以后的表现，后来为他带来了灾难。

1960年３月１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

席道隆后来采取的那些利民措施就成了他的主要罪行，受到严厉批判斗争。

因此，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的问题，却认为是右倾造成的问题，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1961年还在继续饿死人。

（八）、贵州省湄潭县

《墓碑》（摘要）：

被称为“湄潭事件”（又称“59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当时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全县有18个人民公社， 776个大队，5901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

“湄潭事件”发生在反瞒产私分运动展开以后。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

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1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实际上是以“左”反“左”，因此事态重新扩大。

（九）、广西环江县

1958年，中华大地热火朝天，吸引了全球的目光。9月，放出水稻亩产13万多斤的“粮食卫星王”，10月，又放出日产万吨的“钢铁卫星王”。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广西环江县。然而，曾几何时，便沦为了人间地狱。

环江，全县90%为山地，原来就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县。农民相当贫困。1955年农业合作化，，人心惶惶，生产积极性受挫，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的5618万公斤，下降到4749万公斤，减产15．47%。1956年8月，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远和景阳两个高级社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一个求实爱民的干部，他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大社划小”、“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三包一奖”、 “小作物下放到户”等办法，有效地改进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可是，1957年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王定及县委副书记东丙庚等一批好干部受到严厉批判，并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

1957年12月，洪华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从此，环江县人民开始了大跃进暗无天日的苦日子。

洪华其人，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忠诚的共产党员，环江人民凶恶的敌人。其语录摘抄如下：

“党叫咋干就咋干”，“誓死当左派”

“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

“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饿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六亿人口。饿死的人是体质问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嘛。”

越级上告，向报社投诉，是“坏人攻击三面红旗，一定要查出严办。”“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一种表现！”

　 “外逃人员经动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死人也不动摇，一定要拿到粮食交国家！”

于是，在环江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姆指，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伤口中搓盐；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点燃引线……

全县因断粮，扒仓库、偷粮食而被打死的有几十人。

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急偷粮的学生，决定把他就地枪毙，以杀一儆百。于是，干部下令把这个只有12岁的小孩按倒在他偷粮的地方，开枪射击。小学生在枪口下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胆，催人泪下。因枪老打不响，杀人凶手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把枪打响。小孩被一枪打中，倒在地上，鲜血四溅。三天后终于不治死去，成为高征购和反瞒产的牲祭。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大队长，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竟惨无人道地把他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父母和其他群众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了。

注：引自余习广、李君先生的《哭天：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第二篇“环江悲歌”。

王定先生回忆录：

1957年全县人口17万，而到1962年，全县人口只有12万人（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粗算起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另有一种分析是环江县当时死亡5万人。1959年到1960年死亡率是：城关公社陈双大队为26％，付点公社中山大队为46.57％，驯乐公社康宁大队为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绝了。据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分析，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有82人，当场斗死的有15人，开枪打死的5人。全家死绝的5户。

应该说，环江全县最少饿死5万人，死亡率不低于30%。因为除了净减少4万多以外，几年间还有一部分新生人口。

（十）、贵州省江口县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引自《墓碑》）

（十一）、海南文昌县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是宋庆龄的故乡。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引自《墓碑》）

（十二）、安徽凤阳县

凤阳，一个不到40万人的县，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9万多人，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新修《凤阳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7年净减少了89113人，减少的人数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3.41％。全县人口直到10年以后的1967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即全县人口为38万人。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长率2.44％计算，1961后全县应有人口419315人，照这样计算，1961年比应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这个数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应当出生却没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虑外流人口，死亡人数会小一些。

以上说的是全县总人口，若单看农村人口，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凤阳县志》同一资料，1961年农村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89125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6.56％，即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

（十三）、安徽省无为县

杨金声先生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中写道：“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饿死率近三分之一。

（十四）、安徽省亳县

中共亳县干部梁志远先生（大饥荒时任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该县大量人吃人的惨状：

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 年4 月达到顶峰。

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1960年）吃了其（饿死）侄女的肉。

儿子吃父亲。1960 年5 月……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 元卖掉。

父母吃儿子。1960 年3 月28 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 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 口人已饿死3 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1960 年春，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在1960 春因饥饿……将女儿打死煮吃。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1960 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 口人先后死光。

……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 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哥哥杀吃弟弟。1960 年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亳县大杨公社前瞿庄石某家是一个18 口人的家庭。1960 年春，18 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1960 年春，（古城公社沼北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 年3 月3 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 多户有25户吃人肉，……。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 年4 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 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责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1960 年春，……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 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 年3 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 月17 日至21 日，共扒掘3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 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 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 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 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 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十五）、江苏省宜兴县

江苏是中国最富饶的省，宜兴又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但是，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

（十六）、四川省荥经县

四川荥经县超过53%的人口死难，是全国死亡率最高的县。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850人。三年饿死3. 3867万人，饿死率53%！——如果考虑到几年间自然新生人口，饿死人的总数应接近四万人，饿死率近64% ！

是以，被称为“荥经五九事件”，又称“荥经惨案”。荥经惨案中，许多村庄灭绝人烟。

就在“荥经惨案”发展至最高潮之际，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震惊四川高层的凤仪“反革命武装暴动”案。其案情就是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带领饥饿的农民武装抢夺国家粮库。

凰仪位于荥经县城西南部，距县城20公里。1960年春，凰仪公社各食堂都断粮绝炊，短短几个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干活，倒地就断气了，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驻地凰仪堡的小街上，几乎天天有死尸。偏桥沟、木沟岩一带村子村民几乎死绝。

当时李文中是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的婶娘死后，叔叔带两个儿女去逃荒，还没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几天后有人告诉他才去收尸。他把三个尸体背上，轻飘飘的加起来没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

（十七）、湖南省祁阳县

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透露，该省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计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

（十八）、湖南省湘潭县——毛泽东家乡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文件——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　央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一起去了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信力健:《三年饥荒死亡人数远超八年抗战》：

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占22.3%。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
……

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十、全国大死亡惨祸举例：水深火热中的行政省和大区

五年大饥荒，全中国每个省区都有饿死整死人的现象，只是程度轻重有别而已。《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指出：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

（一）、风水宝地“广东”，大饥荒时一片凄惨

广东省是中国的富庶省份，但大饥荒时期也发生了大量饿死打死人的事件。

风光绮丽的广东农村

1、罗定县

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省委报告：

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以上7个，8％以上14个，6％以上26个，6％以下72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个。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

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

《墓碑》：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的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

2、高要县

黄东文先生（1958年－1961年任县委书记秘书）回忆录（摘抄）：

高要县是西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

1959年2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到7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13％。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268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6两改为3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3、江门市郊

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饿死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4、中山县

《墓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5、顺德县

1961年1月3日《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披露：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

6、合浦县

《墓碑》：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7、宝安县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个大队中，1960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达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肿病67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人，闭经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二）、天府之国“四川”：饿死1200多万人，饿死率17 %

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 大罪人：毛泽东 李井泉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一千多万人。

“四川事件”堪称全国大死亡的极品，不仅在于其饿死人数居于榜首，更在于其十分离奇：它饿死人最早——1958年饿死103万人，但始终没有被中央发现（川籍中共中央大员很多，按说绝不可能。），直到1962年还饿死26万人——四川是全国饥荒时间最长饿死人最多的省份；然而，“四川事件”的主角李井泉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一直官运亨通，居然在大死亡汹汹扩展之时，又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

1、李井泉——中共官僚的典型代表、毛泽东的好学生、左派大将

中共称“不顾人民利益，不实事求是”为左倾，实际上，毛泽东就是货真价实的左王，而李井泉则是左派先锋。作为毛的爱将，此“人”不同于良知未泯的曾希圣、吴芝圃，也不同于他的下属席道隆，实属十恶不赦的奸佞之鬼。研究“四川事件”，必须认真研究李井泉其“人”。

李最大的特点是极其善于揣度左王毛皇帝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然后像个高明的赌徒一样，果断决策出手不凡。 无论是造假吹牛皮，还是公社化、食堂化、大炼钢铁、深翻土地，还是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还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四川都比一般省区折腾得更厉害。

如《墓碑》所述：

1958年7、8月，毛泽东曾视察过的郫县，紧锣密鼓地开展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粮食高产卫星。8月27日上午，犀浦又要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这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但《四川农民日报》第二天（28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45217斤5两8钱。

真实情况是，在稻子成熟以后几块地的稻株移栽到一起的。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然而，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对他不在家时发“卫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李井泉对宋文彬说：“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

与众不同的是，当全国大饥荒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被迫纠左之时，李井泉却认为，这并非左王本意，只是权宜之计，因而他独树一帜按兵不动，甚至做出更左的举动。

《墓碑》：

就在毛泽东唱低调的时候，李井泉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同时又表扬这些刮五风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毛泽东在《内部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实际上，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
……

对一切在“三面红旗”方向上稍有后退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

总之，从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1959年的庐山会议。7月23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也彻底扭转了全国纠左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进账了。7月23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但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却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

2、反右倾反瞒产加剧了饥荒

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四川又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杨继绳先生指出：四川饥饿时间最长与这里不停顿地反右倾反瞒产有关。

在极权制度下，凡是独裁者喜欢的哈巴狗，无一例外，都是骑在人民头上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横征暴敛穷凶极恶的霸王。

《墓碑》：

在农民正在大量饿死的农村，是怎样反右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这个文件指出了农村右倾思想的表现：1，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把增产计划指标定得越来越低；2，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少报产量，瞒产私分，有粮闹粮。既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尽量扩大销售指标；3，在公共食堂上，他们不主张积极办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制造混乱，以达到他们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单干的目的。

从这里列出的右倾的几项表现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还是主张高指标、高征购，还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而这些都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些正是大饥荒的根源。他们不仅不改弦更张想办法缓解饥饿，实际上还在继续制造饥饿。

我已经在本书其它处作过介绍，大辩论、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头游戏，而是拳脚相加、捆绑吊打，而是眼泪加鲜血。

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把一些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规格要求的，报产量低了的，说落后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是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杨在外逃期间因没有吃的，患了严重的肿病。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个重叠起来的板凳上斗争，斗争后没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3、四川交过头粮是毛泽东、中共中央逼迫所致

《墓碑》：

当年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7亿斤，平均每年调出32.54亿斤。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可见，四川饿死那么多人，主要责任还在于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身上。

4、水深火热中的四川人民

在毛泽东中国，极端不公正的是，一场大饥荒饿死的绝大多数都是种粮食的人。同样不公正的是，饿死人数多的都是对国家贡献大上交粮食多的省份——天府之国真不幸，首当其冲。

《墓碑》：

（1）、死讯连连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红苕。吃了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2－3两粮食（16进位）。由于干部多吃多占、层层尅扣，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1958年有420户，1818人，到1961年统计，只有344户，1138人，两年间人口减少37 .4％，劳动力减少了40％。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个多月内，死于干瘦病的有396人，占总人口的21.7％。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141人吃饭，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绝8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11口人，死了10人，只剩下一个小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

1960年4月4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4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287个劳动力，70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80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

1960年9月26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207人因浮肿病死了91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180斤；剩下的116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

1960年10月22日，中共壁山县委报告，本月18日统计，1－10月13日止，全县共死亡15544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1962年1月19日报告，1961年，大兴公社死亡839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1962年1月2日报告，自1959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年死亡13058人，占总人口的3.2％，1960年死亡约20000人，占总人口的5.9％，1961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农村死亡20987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5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1958和1962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1959年到1960年两年共死亡1528人，占1958年总人口的13.2％。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年死亡1443人，死亡率为7.1％，出生294人，出生家庭多为干部。连山公社1960年死亡1268人，死亡率为7.7％，1960年2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1000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6个病人。这里的7％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1958年到1959年的死亡数，1961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
……

从1960年底到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区10个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4－5％的有4个公社，5－6％的有3个公社，6－7％的有2个公社，最高的顺兴公社为8.28％。10个公社1－6月共死亡3362人，占总人口的6.23％。

这些数字，同样不包括1961年以前和1962年的死亡数。

（2）、吃观音土

1961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多户人家，有15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当中，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们挖回9840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食中的成份，连动物也不吃。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

（3）、母亲杀子与人吃人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很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岁，于1960年4月23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岁， 1960年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

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岁。1960年3月16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

（4）、本应救死扶伤的医院加速病人死亡

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

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一人，“保育员”两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地铺，男女病人混住一房。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处理，同室的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250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了解情况时，已死亡97人，去的当天又死2人，第二天死3人，他离开时只剩下的67人，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
……

“医疗”解决不了饥饿。“疫情”继续发展。1961年7月5日，宜宾地委除害灭病小组“关于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称，自6月中旬以来，我区肿病又有发展，从6月18日到7月2日，15天上升了29％。死亡情况也比较严重，7月2日比6月18日死亡增加了40％。宜宾县月波公社光辉大队金竹生产队去年年底总人数是192人，到今年7月2日，只有147人，减少45人，将近死了四分之一，最近几天又死了主要劳动力6人。由于大量死人，田土大半荒芜。宜宾县安边公社总耕地面积13171亩，抛荒2506亩，占总面积的19％。中共宜宾地委一再声称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饥荒还继续发展，1962年2月2日发出的“宜宾地委关于当前治病情况的电话汇报”中说：“我区病情到1月29日止，全区出现肿干病123832人，比5天前上升了10％，死亡还在上升。”

（5）、如狼似虎的恶官酷吏凶狠残害饥饿的农民

饥饿难耐的农民，出于生物的本能，见到可吃的东西难免要吃。当时可以吃的东西无非是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如青麦穗、青稻穗、青玉米等。但是，这种“吃青”行为一旦被干部看见，轻则罚款、扣饭，重则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致死。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农民没有偷吃，却被干部诬为偷吃而受到惩罚。

荥经县五一公社新进大队二队社员朱玉发1961年春天拿了地里的胡豆2.5斤，被罚款120元（相当于科级干部四个月的工资），除了把他家里的衣服、被子、席子、红苕及口粮供应证全部没收外，还将他身上衣服脱光，进行批斗。朱玉发每天还要付给向他“追赃”的人粮食每人1.5斤，工分10个。

地委向县里下达了“追赃”任务120万元，县委又将这一任务下达到各区，各区又加码下达到公社。各公社、大队为了完成任务，采取了“人跟人、脚跟脚”的“追赃”活动。有的公社规定“倾家荡产，卖巾巾片片，卖儿卖女，都要缴清赃款”。因此，在乐道、成佳、龙潭、唐山等区的农村，“追赃”的干部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什么拿什么，社员的衣服、棉被等都被拿走。有的“追赃”干部借机大发横财。

社员童光前趁给食堂打柴之便，拿了一点柴回家，公社令其赔款270元，童无钱赔，公社将他家老人的两具黑漆棺材当即抬走，生产队里还拉走了他的一只大母羊，抓走了一只鸡和一只鸭。

1960年春，古蔺县的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多日，人口大批死亡。龙美公社金坪管理区去冬今春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4.7％。没死的人很多患有肿病，边干活边呻吟。饥饿的社员被迫偷吃粮食。彰德公社二管区一队84户，偷盗和私拿粮食的就有77户。干部对吃青、私拿的处理也十分严厉。潭庙公社一社员偷了2斤红苕，支部书记计算：这2斤红苕下种后可产3000斤红苕，其价值30元，当即罚偷苕的社员37元。除了高额罚款以外，扣饭、罚跪、捆绑、吊、打、劳改、搜查、没收财物。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六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社员说，这个队有“三扣”：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还有“三不扣”：干部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这个六一管理区在1960年1到6月，就有29人被捆绑吊打，其中有4人致死。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古蔺县飞龙、彰德、玉田三个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44人中，有三分之一打过社员，被他们捆绑吊打的社员有124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的和逼死的有33人，致残6人，重伤7人。据对古蔺县德跃、摩尼、太平、白沙等6个区22个公社调查，1960年1到6月，干部打社员造成严重后果的有76起，因吊打致死的16人，致残的6人，重伤7人，扣饭饿死7人，自杀多起。新建公社白沙管理区1月至3月，受到种种不同程度肉体惩罚的社员119人，其中，吊打逼死19人，打残1人。圣灯公社第九管理区第五生产队队长张某常吃双份饭，1960年3月23日，社员黄文先没有出早工，张队长当即扣黄的早饭。黄说：“为什么要扣我的饭？有人还吃双份饭呢？”张队长认为黄伤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员毛学友拿些大粪，将黄按倒在地向黄的嘴里灌，弄得黄满头满嘴都是大粪。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工作团在上报省委和地委的一分报告中写道：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全县大抓生产、生活和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中，罚款、扣饭和算损失账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在1960年二、三、四月，全县大搞“突击落后”，合并大管区、大食堂等运动中，罚款、扣饭、捆绑、吊打社员群众，以及“洗毛芋头”、“留学”、“开富裕中农座谈会”（即白天监督劳动，晚上轮流批斗）、乱捕、乱扣、乱撤干部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普遍。逼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

这个报告介绍，1960年12月13日晚上，龙王公社四管区社员曾本春到食堂请人给小孩看病，被武装队长罗某与支部书记吴某碰上，被他们诬为“偷东西”，当即遭到毒打，并搜查其家，曾取刀刎颈自杀，经急救未死。12月14日，贺某发现竹篙公社联盟管区社员罗龙利偷鸡，贺将罗龙利及其母捆送队上，狠打了三次，又将其父家中搜刮一空，逼得罗龙利跳井自杀未遂，其父于15日上吊死亡。

这个报告介绍说，仅竹篙区1960年2月到11月，在少数公社、管区、生产队干部的主持下，活活打死社员6人，被他们“批斗、吊打之后自杀的83人，被扣饭饿死1人。据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批斗，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

这份报告介绍，龙王公社人和管区有3人被整死，2人被整残。贫农社员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罚扣饭15天，他饥饿无奈，挖了一些红苕，被打成重伤，送回家后上吊自杀。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某，强令有病的社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轮流三次批斗，第二天，肖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年8月，土桥管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被干部迫害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某，在1960年一年内就逼死社员两名，“洗毛芋子”10多人，扣饭300多人，罚款罚苦工20多人。又新公社社员周玉明因得肿病，管区主任周某强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诬陷他偷吃红苕，当即毒打，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从1960年1月到11月，由于干部扣饭饿死8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洗毛芋子”而后自杀26人，被干部活活打死2人。

长宁县桃坪公社总支书记、委员、支书与乡干部15人当中，关过社员的就有9人，占60％。全社伙食团长以上的干部441人当中，扣过社员饭的212人，打过人的19人，捆过人的48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31人。被他们扣过饭的社员不计其数。他们私设劳改队，私设监狱，不准病人吃饭，强迫病人劳动。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4人病在床上，10天不给饭吃，死了3人。中坝管理区的劳改队中有一个叫陈玉秀的11岁女孩，她被迫干了5天5夜的活，疲劳过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后，队长说他装病，踢他几脚，回家即死。

1960年二、三月份，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饥饿，群众“吃青”现象比较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某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先后开会毒打6人以示范。还在会上公开说：“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整这些人要有斗争性，不执行就反右倾。”并规定偷一棵胡豆或一个包谷罚一元，偷一个红苕罚5元。从此，这个公社打人、扣饭、罚款、抄家成风。据统计，全社159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就有89人，占56％。被打的社员565人，被罚的478人，被抄家的588户。对社员施的刑罚有：“吊半边猪”、“鸭儿浮水”、“猴子搬疙瘩”等。据检查团调查，有44人在吊打和扣饭后致死，有19人打成残疾。另据樊执中1961年11月13日对南屏的报告：一，该公社伤亡496人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伤、打残的62人，因病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而致死的有392人；二，被罚款的有387户，罚款额为12400元。白鹿管理区社员张绍荣拿了7根红苕，被干部捆绑吊在树上，罚款20元。张妻交了19元请求放人，干部们不仅不放人，还拿出5元罚款买酒办菜，在旁吃喝。

据不完全统计，合川县南坪公社被打死逼死496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残、打伤的有62人，因病但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的有392人。这些非正常伤亡大都是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主持或下令造成的。另据乔志敏报告，公社党委书记谭某不仅在干部会上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他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生后开会毒打6人示范，在会上说：“劳动力多得很，打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全社队159名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有89人，占干部总数的56％，被捆打的社员565人被罚款478人，被抄家586户。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食堂事务长徐建民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4月，先后吊打过社员18人。社员徐文普偷吃了两个红苕，被徐建民吊打后5天即死。这个管理区还组织了一个“劳改队”，凡是犯了“错误”（偷吃了东西）都被送去“劳改”，“劳改”时间有一个月的，也有两个月的。“劳改队”劳动繁重，每晚加夜班，不能回家。社员陈素华夫妻二人都被“劳改”，有一次偷偷回家给小孩喂药，被干部发现后，揪着头发拖回了“劳改队”。社员郭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队长强令其出工，3天后死亡。社员周代珍的儿子从修铁路的工地病重抬回，生产队长让社员马上挖坑埋掉，不准抬回家，经社员多方说情后，抬回去多日才死。
……

5、“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致命的权力——掌控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
……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

6、1962年四川还在大量饿死人

到了1962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

1962年1月21日，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1962年1月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人，比前15天增加了2.1％。江津地委1月29日报告称，江北县1月5日，有病人112190人，10日上升为120635人，15日上升为133801人，20日上升为141523人，25日上升为147560人，占总人口的22％，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84％。1962年1月25日，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1月15日，肿病人达36000人，比上年12月下旬增加了1.57倍，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占总人口的9.2％，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25.5％。1月上半月的15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户，占总户数的37.8％。秤砣公社有24个生产队靠挖观音土充饥。1962年1月26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1月23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1月16日）上升了17.87％。1月17日到23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25.3％。

1962年3月2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城北公社共有9818人，1960年全年死亡548人，占总人口的7％，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589人，1961年死了102人，现有肿病58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143人，仅1961年11－12两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3％。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7户37人，已死12人，患肿病住院11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7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这个报告还说，江北县1961年12月统计，浮肿病人79469人，1962年1月15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133610人，占农业人口的22.1％。全县死亡27305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1961年1－10月平均每月死亡1678人，11月增加为3387人，12月死亡增加为7225人，1962年1月上半月就死了2805人。壁山县1960年死亡两万多人，1961年又死亡两万多人。进入1962年还在继续死亡。

1962年3月17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144万人，11个特重灾县从去年7月到今年3月就死亡145800人，占农业人口的2.3％。1962年1月底，60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人14.7万人，占总人口的24.6％。这个县去年12月一个月内就死亡7225人，占总人口的1.5％，今年3月上旬每天死亡100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12％，兴隆大队231户，781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13.8％。其中9户死绝，另有9户只留下11个孤儿。

1962年5月27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

1962年7月25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234万多人。据7月20日统计，现有肿病人51万多人。

1962年9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2000以上，占总人口的4％（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有3034个病人，占总人口的5.6％）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1000名以上，约占总人口的2％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口的20％。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20户，初级社时有107人，现在连迁进的3人，共55人，死亡率竟占50％，目前有孤儿13人，占总人口的23.6％。

7、四川饿死多少人？——最少1200万

中国共产党的正直之士 ：廖伯康 胡耀邦 杨尚昆

《原重庆市委书记：天府之国饿殍不止一千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何三畏）（摘要）：

廖伯康，1985年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后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向中央报告大饥荒而付出了个人代价，此后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离休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政治元老，从2000年开始，整理有关四川大饥荒的回忆录。

2010年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辑录了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事件”回眸》。

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廖伯康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中国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打定主意，要向中央反应情况。会议期间，在前门饭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过3个小时。胡耀邦没有带秘书，他带着铅笔和稿子，自己记录。胡耀邦没有就事件表态，但他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他告诉杨尚昆，感觉廖伯康跟他虽然谈了许多情况，但言犹未尽。

1962年6月28日下午，团中央给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个共产党员”于克书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见杨尚昆去了。

廖伯康向杨尚昆报告称，四川已经饿死1250万人。

杨继绳说：“廖伯康不是通过科学的数据来算的，他是党政干部嘛。”此说不当。

请继续看《原重庆市委书记：天府之国饿殍不止一千万！》：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四川大饥荒死亡数字的经典对话。公元2000年后，这段话流传出来，对不知情的新生代产生了震动。

杨尚昆说，四川死亡数字的详情，无从证实。中央要求四川报，四川没有报。找民政部问：你是管救济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四百万。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厅问的，中央不相信。然后找公安部问，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勾，死一个就抹一个，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

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如何得来的？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县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办，我为什么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样——你看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

于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一份省委行政编制小组的文件，后面附有各地区人口数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比较表明，3年之内，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

但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杨尚昆又问此话怎讲？

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长人口；二、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基于这两点，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于克书汇报后第四天，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向邓小平汇报了四川的情况，邓小平同意“按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级干部中提了16人名单。

后来实际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萧风，刚从《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调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长。

当时的调查人员给中央的报告至今尘封整整50年了。能够查到的，只有萧风的一份报告，流落到民间。

下面这段文字，是萧风报告第一页上的：

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非常清楚，廖伯康绝非信口而言，他根据的是四川省委两份文件，言之凿凿，而且与杨尚昆保密资料本上的数字完全吻合，而且经中央调查组调查证实（调查组成员萧风作证）。“四川饿死1200万人”，作为下限，这一数字千真万确，无可置疑。

（三）、青海省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一九九〇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88页，一九八九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81页。）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二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四）、江苏省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

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

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

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

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题外话：石臼湖是笔者当年“接受再教育”、并萌发写作《人祸》愿望之处。）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一九六〇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〇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

兴化北边的宝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当年粮食实产十七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点五万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死者长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五）、安徽省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凤阳、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〇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

《墓碑》：

1960年7月2日，蚌埠地委办公室转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凤阳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另一资料说他是凤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少柏化名“石求名”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死亡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收集起来被大人遗弃的儿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一百名左右。”事后才知道，饿死的人这个数字还要多，但此信被定为“反动信件”由公安部门追查，对张少柏横加迫害。

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查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2001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作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万，而是500万。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0.6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18.3％。

安徽省政协主席张凯帆说的也是饿死500万。（《张凯帆回忆录》）

（六）、广西壮族自治区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50万。”

（七）、黑龙江省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八）、天津市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三万五千多。

（九）、吉林省——中国的粮仓

号称“中国粮仓”的吉林省也在劫难逃，当时同样饿死了不少农民。据《中国人口·吉林》的记录，1958、1959、1960、1961、1962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2.49 、 6.8、3.49、 5.27、 3.40 万人，总计21.45万人。

（十）、西藏

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1959年到1963年也饿死了70万人，死亡率约在10%左右。

1962年5月，西藏班禅喇嘛曾上书中共中央，说：“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是拙劣的，严重的。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事情。”（降边嘉措《悲剧英雄班禅喇嘛》第213页。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降边嘉措，班禅的汉语翻译）

（十一）、湖南省——毛泽东家乡

《湖南省志》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卷(上册)第256页：

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150万以上.

（十二）、北京市——国家首都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毛泽东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三点六万人非正常死亡。
……

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十一、悲惨社会悲惨时代里最悲惨的人群

毛泽东中国的农民，是世界史地位最低下的农民。

然而，比起另一个群体——所谓的“阶级敌人”、所谓的“五类分子”、所谓的“牛鬼蛇神”，他们还算是人上之人。如果说，毛泽东中国是个大地狱的话，五类分子们就是十八层地狱最底层的“人”——实在连猫狗都不如！

他们时时处处受歧视，随时随地被骂挨打，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还要被“饿饭”——毛泽东的指示。

不幸的中国人！最不幸的五类分子——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

翟禹钟、梁胜明著《丝路潮》：西北民族学院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又因与朋友议论大跃进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着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

萧复兴《柴达木传说》）：“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饿死了。”“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躯紧贴在沙滩上。”

文坛才子丛维熙也被划成了右派。不久，他和其他右派一样，被劳动教养，参加劳动改造。

丛维熙《走向混沌：反右回忆录，劳改队纪事》：

起初，在建筑工地，严冬零下20多度，狂吼的寒风似刀片，如针尖，一个个细皮嫩肉的知识分子抡起大铁镐拼命刨地，一镐下去一个小白点，不停地刨，胳膊震得酸痛难耐，但在监视之下，不敢稍微懈怠。一个个手背皴裂、红肿，渗着血，有的还流着脓……半天四五个小时，中间只有15分钟休息。干活时，不能说话；休息时，也不敢说话，——祸从口出之人深知出口之言的可怕。

右派们全都住在棉帐蓬里，打地铺，被窝阴冷又潮湿，为了抗御严寒，以防冻僵，他们睡觉时都戴着棉帽，围上毛巾，捂着口罩。

1958年4月，这批右派被装上卡车，运往北京西郊贾鲁峪公社，任务是挖坟坑。这是一片古荒之地，到处都是坟头。

我无法描述干这活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的难以忍受。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抡镐刨着沙石，已使人昏昏然如同木偶……，我一生闻过各种臭气，但却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

苦难是难以忍受的，更难以忍受的是人们鄙夷嘲弄的目光。吃饭，是右派分子最难捱的时间。他们在围观的人群中不敢抬头，但完全感觉得到，人们叽叽喳喳地在嘲笑他们，指手划脚地议论他们，象欣赏猎物一般在审视着他们。而他们，犹如笼中的猎物，犹如被捉住的小偷，犹如受伤的老鼠，在刀子似的目光中躲躲闪闪，羞愧不已。

然而，更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则是繁重劳动以后疲惫不堪之时，每日不辍的夜间思想改造批斗会。

右派斗右派，绝不亚于积极分子斗右派。因为批判是受到鼓励的，谁表现好，就有被解放的希望；而表现差，则会加重惩罚。所以，受形势所迫，在苦海中挣扎的右派分子，竟失去了同病相怜的人性，变成了在窝里互相嘶咬的困兽。与社会上的运动积极分子一样，他们也两眼紧盯同伴，常常从鸡蛋里挑刺，进行揭发检举；批判也是无限上纲上线、怒不可遏；情之所至，也往往拳脚相加。

漫画家李滨声，为农村绘制壁画，被时时刻刻都想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们发现了，指责为居心险恶，故意把牛驴画瘦，其他右派愤怒地吼叫起来：“公社的牛，都是膘肥体壮，你故意画瘦，心怀鬼胎！”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这是立场问题，你反动至极！”“反动透顶！”……

这样的思想改造会，每每开到深夜，第二天照样起早干活，天天如此。

比起这些折磨，最最难以承受的，毕竟还是饥饿。劳教场的饥饿简直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恐怖境地。

　　“胡风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起入狱，一年后获释，被发配青海，旋又因“攻击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电影《智取华山》的导演巴鸿，及另外几位演员的劳动任务稍有不同：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男高音歌唱家兼音乐指挥莫桂新（女高音独唱家张权的丈夫）葬身的坟穴，就是他们几位电影工作者挖的。劳改犯死得太多，连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够用了。兴凯湖边埋葬他们的的小丘岗上，所谓墓牌只是一块红砖，用粉笔书写着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数百名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教员……还有在国外留过学的学士、硕士、博士或旧军官”，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劳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来，发现身旁的人死了，应该向组长报告：‘组长，某某人死了。’千万不能说：‘啊，组长，又死了一个！’”

张天珩《回忆霍维德同志二、三事—在与霍老共患难的日子里》：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名叫夹边沟的地方，“一九六〇年……有两千多名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饿死。”该农场由于人犯基本死光而变成了荒凉的丘墟。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清河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仅其中的“五八三”分场就死了三百多。他们大多是北京西郊学院区送去的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工业学院……

　　这批死者中，没有名人。除了笔者的校友、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心涛、刘雪峰外，能追寻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当年稍有名声、平反后被人提及，在人世间留下了一点痕迹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曲家陈歌辛，死于安徽；自美国归来的化学家、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死于甘肃武威黄羊河劳改农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如今青年学子们所不知详的时代。

郭维敬《共和国早期的故事》：

反右结束后，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谭家河建立了“万胜山林茶场”。共送去右派二百多人，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荒山；幸存下来的则多是伤残，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感到毛骨悚然！山林茶场的几个负责干部，都把右派当作不可宽恕的重刑犯，对之毒打，任意饿饭，迫使不分昼夜地超强劳动，达两年以上，以至一批批自杀、饿死、累死。基建大队长徐蓝宇与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同被人称为“活阎王”。一次强令右派在恶劣天气中翻山越岭去扛木料，途中倒毙、滑入山涧及大粪坑、走不动冻死的达8人（另一说17人）之多。当年死了右派，还不如死了家禽家畜。其它分散在各县改造及送劳改农场的右派，其处境也同样恶劣，死人亦不在少数。如平舆县共划右派729人，改正时有129人已死去，占右派总数的17%。

下面，我想向朋友们介绍一位——

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伟大中国女性——顾晓云女士——现代孟姜女

顾晓云，上海人，医生。丈夫董坚毅，也是医生。

1957年，董坚毅响应毛泽东、共产党的号召，不远千里奔赴甘肃兰州，支援大西北建设，供职于甘肃省人民医院。然而，这位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年轻知识分子，不久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沦为社会贱民，并被押送至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所谓的“劳动教养”，是毛泽东创立的又一项恶法。

彼时，有多少右派前辈在毛泽东淫威之下妻离子散家庭破碎。董坚毅的确幸运，夫人顾晓云坚贞不屈，不离不弃，坚守着真挚的爱情。一个弱女子，每隔两三个月从东海之滨的大都市到荒凉的大西北，千里迢迢探望苦海中的丈夫，无视世俗白眼，不顾旅途艰辛，始终坚持不懈。

1960年晚秋时节，冒着凄凉的寒风，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又一次来到劳教农场。但四顾苍凉，没有见到丈夫，问难友，一个个支支吾吾，她终于知道，七天前丈夫已经饿死！日思夜想，深情期盼，到头来却是“生死两茫茫”！

号啕痛哭，低声抽泣，不吃，不喝，不睡，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难友们震惊了，天底下真有如此痴情之人！

顾女士提出要看丈夫的尸体，难友们又是面面相觑，支支吾吾。

原来，众人有难言之隐：在劳教农场，死一个犯人，如同死一只猫一只狗一般。况且，董坚毅身上的被子毯子和衣服早已被人剥光，臀部还被割走了两块肉，谁还忍心让顾女士目睹此番惨状？

顾晓云去找农场领导，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坚毅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吼道：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线，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

顾晓云只好又回到犯人的窑洞里，要借一把铁锨，自己去挖坟坑，一个一个挖，一定要见到丈夫。

实在无奈，难友们只得帮着去找。顾晓云终于见到了董坚毅的尸体，又是一番伏尸痛哭。

她雇人将丈夫的尸体火化，但因条件所限，并未化成骨灰。

最后，她用一条毯子把董先生的全部遗骨打成一个行军包，背在背上，背回了上海。

这个凄惨悲痛的故事，引自于杨显慧先生的《夹边沟纪事》“上海女人”一节。我被感动了很长时间。

这段文字是否偏离本文主题？不。我认为，它表现了，在暗无天日的毛泽东时代，万恶的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制服所有的中国人，崇高的人性还在！美丽的爱情还在！高尚的情操还在！

它还表现了，恶魔不仅残害了几千万人，而且，还毁灭了多少纯洁的情爱，摧残了多少幸福的家庭！

罪恶滔天！罪恶滔天！

罪恶终于登峰造极——

十二、饿死4000万~ 6000万人：人类史第一大罪恶

（一）、驳斥毛左派在大跃进饿殍数量上的谬说

几年前，毛左派曾经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在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问题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矢口否认在毛泽东时代存在“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只要有人提及这一点，就会受到攻击和辱骂。他们说，大饥荒时期只饿死了几百万人；甚至有人说，“较为可靠的已有重要旁证资料的是20万”。

在这方论坛上，毛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张宏志和巩献田。

不过，往昔的喧嚣已经式微，张狂已成昨日黄花。

1、张宏志说 “‘饿死3000万人’纯属捏造”——谁捏造了？笑话！

（1）、毛左派张宏志在《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书中说：“‘饿死3000万人’纯属捏造”。蹊跷的是，谁捏造了？是海外敌对势力？抑或是国内“阶级敌人”？非也！非也！那么，真奇了怪了，莫非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说的？正是。

并且，它不是普通中共党员之所为，而是专司调查统计的中央权威职能部门——国家统计局。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该局打破多年的沉默，庄重发布共产党中国历年人口数据——

历年 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年　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64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08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68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83页

不难发现，《中国统计年鉴》的几大项——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在相互对照上有一些差错。但是，1958—1961年间，总人口显著地出现了“消失”，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显著地表现了“降低”，死亡率显著地呈现了“上升”， 在历年人口持续增长的曲线图上，突然下陷了一个大低谷。显然，这不是疏忽，而是集中反映了一个客观存在的重大问题：在这几年间，中国反常地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消失。

1958—1961年人口非正常消失的数量有多大？

从总人口上看，1960年、1961年人口分别净减少1000万人和348万人，而此前正常的1053—1957年间每年平均增加1442万人。故而，这两年人口非正常消失了2442万和1790万。1958、1959年的人口增加数都低于1442万，分别只增加了1341万和1213万，故而，这两年人口非正常消失了101万和229万。合起来，四年人口非正常消失了4562万。

从人口自然增长率上看，1953—1957年间平均增长率是34.7‰,1958—1961年间的自然增长率都低于这个数字，分别降低了17.46‰、24.51‰、39.27‰、30.92‰ 。它标志着四年人口非正常消失了1128.8万、1617.5万、2639.2万、2047.1万，合计7432.6万。

这里，有两大因素需要关注：

其一，隐瞒少报死亡人数——基层、县级、省级和中央都存在隐瞒死亡人数的问题——原因下面讲。

其二，人口非正常消失，并非完全是非正常死亡。当时，许多农村育龄妇女因饥饿而断经，暂时丧失了怀孕能力，导致1958—1961年的出生率大大下降。此前，正常的1953—1957年间，年平均出生率是34.7‰ 。1958—1961四年的出生率分别是29.22‰、24.78‰、20.8‰、18.86‰——它表明1958—1961年的人口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分别少了5.48‰、9.92‰、13.9‰、15.84‰ 。四年减少新生儿分别为354.3万、654.7万、934.2万、1048.7万。合计2991.9万。

显然，上述的人口非正常消失数减去少生人数，还有一个“数千万人”的巨大人口空洞。

总之，纵使存在着严重的隐瞒现象，纵使年鉴的制作有明显的差错，纵使以上的推算不能算作科学推理——因为年鉴有差错，《中国统计年鉴》也反映了一个可怕的世界奇迹：承平之世，在1958及以后的几年间，中国人饿死了了几千万！——没有战火袭扰，没有疫情爆发，人口大规模非正常减少，只有一个原因：大饥荒——饿死。——毫无疑问。

由是，举世震惊！也引发了海内外研究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的热潮。

日本共同社惊呼：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丁抒指出：1984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

不言而喻，如果系人祸所致，那么，它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反人类罪恶，制造这起灾难的政权和统治者必是全人类的公敌。所以，当内幕逐渐曝光以后，毛泽东被海外学界斥为：世界史第一大恶魔。

这也正是大跃进时期人口资料长期秘而不宣的原因——其时被视作国家的最高机密。

（2）、张宏志以《中国统计年鉴》制作粗糙为由，否认大跃进大死亡的历史事实，现在也已变成了无聊的话题。

第一，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的不朽大作《墓　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已于2007年8月轰然问世。杨继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查阅了大量中共档案资料，并走访了许许多多知情人，依据翔实的史料，《墓碑》得出结论：大跃进最少饿死了3600万人——其中所述各省各县的灾情都有实实在在的证据。

第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是中共重要知情官员的郑重宣称；并且，不止一个中共重要官员如此宣称；并且，这些中共官员指称的数字远远大于“3000万”！如：

a、王维志先生，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是中国人口统计的权威专家。

王维志指出：“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他的研究结论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请注意，这一结论不包括1958和1962年。

b、如前所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廖伯康1962年向中央报告，四川饿死1200万人。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和安徽省政协主席张凯帆先后指出，安徽饿死500万。

如前所述，信阳事件发现后，信阳新地委向中央最后报告，饿死人数是107万。

这些都是杨继绳、王维志的有力证件。

c、袁隆平先生，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1年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

袁隆平指出，大跃进饿死4000万人。

d、廖盖隆先生，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共建政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朱德秘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全国党史研究会第一、二届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2000年他在《炎黄春秋》第三期曾撰文指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

e、陈一咨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四大核心幕僚机构之一的负责人。受赵紫阳指示，调查大饥荒期间的死亡人数，其结论是，在4300万~4600万之间。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方面自己证实，大跃进最少饿死了4000—4600万人。这是不容置疑的——对于关系到执政合法性的如此重大问题，在恐怖的专制体制下，哪一个官员敢于无中生有妄自胡言？

打口舌官司有一项规则：谁主张谁举证。

妄图抹杀大跃进饿死人的张宏志们，谁能否认以上知情的中共重要官员所言的权威性？谁能将《墓碑》所述一一证伪？尔等有本事吗？

其实，何止杨继绳先生，看看网上，有多少人举出了多少饿死人的血的事实，谁能证伪？尔等有本事吗？

仅就笔者而言，本人亲耳所闻的较小规模的饿死人事件就有：

河南省漯河地区舞阳县问誓公社西庄大队1959年冬成立一个埋人队，几乎天天埋尸体。到1960年春，最多时一天埋四五十具。以后就演变为吃尸体。与其相邻的西平县 簸萁张公社、吴城公社情况更严重。

河南省郏县城关公社后二大队，原269人，三年饿死208人。

四川省蓬溪县蓬莱区新桥公社化二大队六队原330余人，三年饿死160人，余170人。

山东省章丘县明水镇王井村，原600多人，三年饿死150多人。

四川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 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出去要饭了。

……

仅仅以上所述，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大量饿死人”吗？

很多网友诘问张宏志以及司马南、吴法天、林治波们：饿死几千万人就是饿死几千万人，铁的事实，也是共产党自己承认的，有什么好说的？这一小撮人有什么权威否认？——不无道理。

2、巩献田等人降低大跃进的死亡数字，并以死亡数字划线。把死亡人数定为二千万以上的，称之为自由化知识分子，把死亡人数定在二千万以下的，就属于左派知识分子——荒唐之极！

数字有意识形态属性吗？岂有此理！——科学研究理应实事求是，岂能由政治观念决定。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毛左派领军人物、前国家统计局局长、反对“走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的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大跃进饿死2200万人——这一数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2倍多！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死亡人数的3倍多！

这是打在巩献田们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是打在张宏志们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请注意，大跃进饿死2200万人这个数字，已足以证明毛泽东是世界史第一大恶魔，足以将他钉在最显赫的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其实，纵使大跃进只饿死1000多万人，又何尝不能证明毛泽东是世界史第一大恶魔？因为，除此以外，他还整死杀死了几千万人，中外史上，哪个魔兽能与之比肩？——用心良苦的毛左派实在荒唐可笑！

需要谈谈李成瑞以及蒋正华的研究。

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研究了中国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1986年公布的研究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因此，其人宦途顺畅，其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了国家领导人）。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认定的数字，远远低于海内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以至于连李成瑞都感到太离谱，1997年，李成瑞修正了蒋正华的数据，将非正常死亡人口（超线性死亡人口）确定为2200万。

杨继绳发现蒋正华的研究论文居然有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数字，蒋正华没有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而且，杨继绳根据蒋正华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一项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研究成果，如此不严谨不严肃，岂不怪乎哉！

诚如杨继绳所言，蒋正华的“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李成瑞亦然。

其实，从逻辑上看，孰真孰伪？一目了然。这个涉及中共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无论说饿死3000多万，还是说饿死4000多万，沸沸扬扬，已经长达多年，中共中央没有一家权威机关出面辟谣，说明什么？难道还不明白吗？

很多网友正告巩献田、蒋正华、李成瑞们：要诚实地面对历史——不无道理。

尚且崇拜毛泽东而又知情的毛左派人士，实在是昧了良心。

（二）、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1、“这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余习广先生如是说，许多研究者亦如是说。

2、中共关于大跃进人口问题资讯的可靠性

中国是一个尊重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的国家，官方和民间都有保留历史资料的良好传统，自古以来传衍了两千多年。可是，中共又如何呢？

中国共产党有一整套档案管理制度，非常重视资料管理——不过，它所重视的主要是歌功颂德的资料，对于于己不利的资料，则焚而毁之。

《墓碑》：

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

按说，毛泽东中国是全球户籍管理最严格的国家，特别是严禁自由迁徙。因此，人口统计理当最容易，再加上当时中国是票证社会—— 一切生活用品凭票供应，与户籍互相对照，人口数字理当最接近真实——倘若不是大饥荒大死亡，也的确是这样。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出现了大人祸大死亡，危及了执政根基，一个依靠谎言治国的执政党对外宣传自然要撒谎造假，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期间的人口资料也就自然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对此，杨继绳先生依据大量事实，做了深刻犀利的分析——《墓碑》：

（1）、基层隐瞒少报

杨继绳先生在书中写道：“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61年年随刘去湖南省作调查，她也发现“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2月13日，王光美的文章）

（2）、地方官员隐瞒少报

杨继绳先生在书中指出：

“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其仕途。”

王维志先生，人口统计专家，他曾对作者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 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

在处理信阳事件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说过：“不要再查了，越查越多”，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说过：“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要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3）、中央隐瞒

杨继绳先生指出：“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中央隐瞒”最生动的例子是上述的“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的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立即销毁”之事。

（4）、领袖隐瞒

“立即销毁统计表”之事与毛有直接关系。再如前述，毛泽东和彭真公开宣布：大跃进“没有饿死一个人”。

（5）、国家统计局隐瞒

研究毛泽东时代大死亡事件的统计专家谢文斗先生说：全国汇总的人口统计资料，有掩盖或冲淡饿死人这类突发问题的特点。

杨继绳：“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表中也的确存在饿死人数少于实际的现象”

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629万”，比四川省的记录少一半，就是一件铁证。

其实，一个以“统计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方针（毛泽东1958年制定）的所谓统计机构，怎能对外不隐瞒不撒谎不欺骗呢？

所以，众多知情的中共重要官员异口同声指出，“大跃进最少饿死四千万人”，应该说，下限确凿无疑。但是否还有所隐瞒？从逻辑上说，极有可能，值得深入探讨。

3、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1）、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内外的研究

1984年，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最早拿出研究结论：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481万。其后，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拿出了结论，分别是：1958－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87.1 万人、2850.9万人。杰勒德·卡罗特认为，1958－1963年过量死亡人口为4090万。

中国国内和海外华裔学者，除上述的蒋正华、李成瑞以外——

代表人物是：金辉先生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教授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

（2）、21世纪研究的新成果

a、丁抒——旅美华裔著名学者。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写道：

　 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数是212万，其中196万是农民。1960年至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是1778万、1190万和291万。连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3500多万。

这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这一假定出发得出的结果。但是，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与逐年人口数完全不吻合。

怎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错呢？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不无根据地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那么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假设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不实，而人口增长率却是真实的，结果会怎么样？

因1964年底时饥馑已结束，又经过了人口普查，故一九六四年底的人口数可信。以此作基数，用人口增长率倒推前几年的人口数，得出一九六○年底的人口仅64402万，因一九五九年底的人口数67207万亦可信，可见人口在一九六○年内减少了2805万，而这一年里人口本应增加777万的。这样，仅1960年一年里，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就高达3500多万了。用同样的方法推算，1961年有599万人非正常死亡。整个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则高达4400万！

总之，若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非正常死亡数是3500多万。若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为依据，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万。

b、冯客（Frank Dikotter），荷兰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为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 中国浩劫史》一书作者。

该书获2011年度英国约翰逊（Samuel Johnson Prize）图书奖。

冯客用4年时间查遍中国全国解封档案，写成这部大作并于2010年9月出版，他在书中指出：大跃进共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c、余习广先生——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从1978年上大学起，即倾心倾力于土地改革历史、反右斗争历史、大跃进.苦日子历史、文化大革命历史和当代史的研究。

余先生说：

上上下下的有关历史材料，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县、社、队大饥荒惨案祸首当事人及受害者，我有着30余年的调查、采访、查阅档案的阅历见闻，有着主持《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的阅历见闻，有着主编《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责任人认罪书集》和《信阳事件责任人认罪书集》的阅历见闻，在大饥荒死难者数字的问题上，无疑有着自己言之有据的定论和可信性。

余习广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大跃进饿死5500万人。

d、谢文斗先生——统计专家。长期从事统计工作和经济研究工作——指出：饿死5496万人

谢文斗的《论“5496”——再议“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5496万人》写道：

坚持以《统计年鉴》为根据。但这些数据是基本数据，不能直接反映非正常死亡人口，以江苏省1957～1962年年末总人口为例：1958、1959两年人口没有减少，后两年减少也不多，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解开这个谜，要用人口增量比较法。这是因为1949年后，中国社会很快稳定下来，经济逐渐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因此，人口在“一五”时期各年基本上是稳定增长，形成了一定的人口增量（也即是人口繁衍趋势）。“二五”时期如果生活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仍这样发展，人口定将沿着“一五”末期人口增量（趋势）进一步增长；反之，人口将减少。因此，只要把1958年至1962年人口增量与“一五”末期人口增量（还要剔除人口出生量减少因素）进行比较，就可计算出人口非正常减少数量了。

中国的统计资料分为三级：县（市、区、旗），省（市、自治区），全国。三级人口统计资料，由于人口容量差距很大，对于饿死人这样的突发灾害，其敏感程度是很不同的。某县如果饿死几千上万人，占人口的比例就不小，就是个大问题。但全国汇总起来，由于其它县的人口仍在增长，就把某县饿死人问题掩盖了，或者冲淡了。

县级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二五”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从理论上说最重要，把当时全国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县的资料汇总起来就行了。但现在的《统计年鉴》缺乏“一五”、“二五”各年的分县人口资料，若要重新收集，由于种种原因，根本不可能了。

各省汇总的人口统计资料，对于饿死人这样的突发灾害的敏感程度，介于县与全国之间，比县的敏感程度迟钝一些，比全国的敏感程度高得多，在统计年鉴缺分县人口的情况下，可以作为研究“二五”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的基礎资料。根据人口增量比较法计算公式计算出的“二五”时期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汇总得到全国非正常死亡5496万人。

e、我的朋友钟波先生——毛泽东研究专家、《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一书作者——研究结论：饿死6000万人

在该书“大死亡”一节中，钟波先生写道：

按照王维志先生的粗略计算，以及杨继绳先生附加的一点精细计算，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总死亡人数5,721.3万人中，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546.6万人，毫无疑问，这些死亡的人可归于饿死人的集体中。剩余2,174.7万所谓“正常死亡”的人，又有多少属于饿死的呢？

还有，加上大饥荒启动年份1958年饿死的人数、大饥荒刹车年份1962年饿死的人数，毛泽东人祸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根据杨继绳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1958年和1962年饿死人数为181+751.8=932.8万。

在大饥荒时期死亡的人，大多数在靠近人生终点的时候都是饿着肚子的，就算即将死亡阶段吃了止饥丸、糠饼之类的东西肚子不空，也应该归类于饿死。从简单对比数据来看，“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数远远超过所谓“正常死亡”的人数（3,546.6：2,174.7≒1.63:1≒62:38）， 那么，这“正常死亡”的人数里面，无疑绝大多数也是饿死的人。

如果1959至1961年大饥荒时期所谓“正常死亡”的人90%是饿死的人，即2,174.7万中的1,957.23万，加上这三年“非正常死亡”的 3,546.6万，三年（1959、1960、1961年）饿死5,503.83万；再加上1958年和1962年饿死人数932.8万，五年（1958-1962年）合计饿死6,436.63万人。

如果1959至1961年大饥荒时期“正常死亡”的人80%是饿死的人，即2,174.7万中的1,739.76万，加上这三年“非正常死亡”的 3,546.6万，三年（1959、1960、1961年）饿死5,286.36万；再加上1958年和1962年饿死人数932.8万，五年（1958-1962年）合计饿死6,219.16万人。

如果1959至1961年大饥荒时期“正常死亡”的人70%是饿死的人，即2,174.7万中的1,522.29万，加上这三年“非正常死亡”的 3,546.6，三年（1959、1960、1961年）饿死5,068.89万；再加上1958年和1962年饿死人数932.8万，五年 （1958-1962年）合计饿死6,001.69万人。

4、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的思考与计算：大跃进饿死5700万人

（1）、对以上中外学者、中共官员相关研究及说法的评论

由于以上各位先生（包括李成瑞、蒋正华）的卓著贡献，使得中国毛泽东时代一场最重大的灾难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成为世界史上一座巍巍罪恶高山——岿然屹立，不可动摇，更无法抹杀。

杨继绳先生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是依靠计算论述而是主要依靠铁的事实宣示于世：中国1958—1962年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的滔天罪恶无与伦比——实在功不可没。

（2）、我思考的基础

这项工作，我是在2008年进行的。2005年，我写成了两部批判毛泽东的论著，得到中共党史专家的首肯。2008年完成了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的篇章以后也收了进去。但尚未出版，故只在个人朋友圈子里传阅，没有公诸于世。

我思考的基础，是王维志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什么？其一，他是研究大跃进死亡人数首屈一指的专家，绝对权威；其二，他最了解中国人口数字的实情；其三，从他的论文看来，他不同于其同事，敢讲真话。

王维志的结论是：将总死亡人口5721.3万人扣除正常死亡2174.7万人，则1959 ~1961年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另外，补充上杨继绳先生考证的1958与1962年的饿死人数181万和42万（按《中国人口》各省官方数据计算），合计223万人。

1958—1962五年共计饿死人3546.6万+223万==3769.6万。

（3）、我的独立思考

1、对于饿死人的数量，在专制体制下，上上下下都隐瞒，这是客观事实。
2、饿死4000万人，作为最低限，无可置疑。
3、我不认同王维志先生“1959—1961三年正常死亡2174.7万人”的说法。

道理很简单：在正常年景里，正常死亡主要是一般的因病死亡——那几年没有地震等其他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也没有重大传染病流行。可是，在长达四五年全国大饥荒的环境里，除了少数权贵，人人都在挨饿，营养极其缺乏，身强力壮的中青年农民都大量饿死，何况有病之人——本来应该多活几年，则必然地提前命赴黄泉。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病人死亡都与食物严重短缺有直接关系——即：他们都是饿死的。

如果，所谓正常死亡的2174.7万人的95%算作非正常死亡，那么，大跃进大饥荒五年饿死的总人数就是：3769.6万+2174.7万x 95% =5835.6万

如果，所谓正常死亡的2174.7万人的90%算作非正常死亡，那么，大跃进大饥荒五年饿死的总人数就是：3769.6万 +2174.7万x 90% =5726.8万

（4）、结论：大跃进大饥荒五年饿死的总人数是：5700万。

“饿死5700万”这个数字，可以与余习广（饿死5500万人）、谢文斗（饿死5496万人）、钟波三位先生（饿死6000万人）的研究结论相对照。

（5）、饿死“5700万”人的重要佐证

杨继绳《墓碑》：

“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估计就是周伯萍这个数。”

十三、为什么说，1958—1962年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是人类史第一大罪恶？

第一，完全是一场大人祸。

第二，太残忍！太残忍！——既然造成了大灾难，又见死不救，不开仓放粮，不进口粮食，反而粉饰太平拒绝外援，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反而开展反瞒产运动——从饥民口中野蛮抢粮，反而严禁饥民逃荒要饭，反而虐待毒打戕杀饥民！……

第三，死亡人数——饿死整死杀死——大大超过了世界灾变罪恶史的记录——

无论饿死6000万、或是5700万、或是5500万、或是4300万、或是4000万、或是3755.8万，（后三个是数字为中共自己所揭秘，前三个数字是学者的研究结论），都远远超过斯大林、希特勒之所为，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1000多万），远远超过14年抗日战争（1945年二战结束时,盟国统计的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难者数字是约220万，中国国民政府宣称国内军民共死亡600万人。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提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2000余万人。若按伤亡比2:1估算，死亡人数也是六七百万人。），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死亡人数（1000万），也超过了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2129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总和（共死亡2991万多人）”

十三、十四世纪蒙古铁骑罪恶滔天，但并非一个政权一人所为，若分解开来，任何一个恶魔，都只能望毛泽东之项背，甘拜下风。

崇毛邪教鼓噪什么，毛泽东是“开天辟地第一伟人”，必须纠正过来：这个嗜血的冷血动物乃“开天辟地第一恶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