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林彪真相；毛泽东真相: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不久，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陈正中: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北京王老先生推荐:这是一篇难得的重量级文章，内容全面而深刻，客观而有说服力。感谢作者用了超人的精力和勇气，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对党史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功不可没。如果当权者也能有勇气对历史档案解密，许多问题就大白于天下了，极左的跳梁小丑也就嚣张不起来了
一、毛泽东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也不是党第一代领导人;
二、毛泽东贪他人之功为己功;
三、斯大林 毛泽东波尔布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四、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假做真来真亦假;
五、邓小平是经济改革的巨人政治改革的侏儒;
六、胡耀邦是思想解放的典范;
七、从《窑洞对》看毛泽东政治欺骗;
八、毛泽东是用共产党员的血染红了顶子爬上高位的;
九、毛泽东生活糜烂多次移情别恋 未婚先孕;
十、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
- 王实味—毛泽东“文字狱”第一个祭品;
- 毛泽东亲自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涉及2100人，92人被捕判刑;
-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就凭毛泽东这一句话，数十人入狱，七人被迫害致死;
- 评《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 田家英是自杀还是他杀？
- 逆境中的雄鹰——遇罗克之死;
- 开国后第一桩文化冤案—批判电影《武训传》;
- 批判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
- 毛泽东发起批判马寅初人口论，使人口多增加几个亿，后患无穷;
-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骗局使党的诚信滑落到谷底;
-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全国性大饥荒，四千万人饿死;
-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页
- 《海瑞罢官》作者吴唅，夫人袁震和小女儿三人被迫害死亡。
- 翻译家傅雷夫妇同时自缢而死。
- 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著名诗人闻捷和夫人杜梅芳，同时自杀；
- 著名摄影记者，《开国大典》拍摄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在“文革”初期双双自杀而死。武汉大学刘绶松，著名文史学家教授，与夫人双双上吊自杀；
林淵、白樺：還卜琴父以美麗！白樺接受他訪問時喊出：「還中國以真實，還卜琴父以美麗」，使王雲龍深受鼓舞，決心為歷史留下見證，這宗被中共掩埋四十多年的血腥荒謬事件終能漸見天日。昆明軍區女演員公開反對文革;臨刑前反抗批鬥，被割舌慘殺;蘇策、高音譴責文革六四的鎮壓
张轶东：七千人大会后的毛泽东和18大之后的中共
林辉：中共输出红色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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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真相；毛泽东真相
胡星斗 來源:電子郵件
《林彪真相》是我十三年前发表的被网友称为“最早讲述林彪真相”的网络文章。读者可与后来我写的《毛泽东真相》相互比较、剖析。林彪被毛泽东逼走、随后被安置在飞机上的定时炸弹炸毁飞机而摔死，真是千古第一奇冤！但林彪反而被宣传部门说成阴谋刺杀毛泽东，真是颠倒黑白以此为甚！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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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真相
胡星斗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被说成是“两面派”、“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极权制度的罪恶、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从此，毛认定林彪与刘少奇一样，本质上是否定文革的，必须整死。林彪多次要求面见毛泽东给予解释的机会，但毛拒绝，林彪大哭。在9.13事件发生前，毛泽东、江青为了稳住林彪，欲擒故纵，江青打电话让林彪来钓鱼台见面，林彪以为可以见到毛，十分高兴，结果去后只是照相了，林彪十分沮丧。不过林彪的照片刊登在了《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上，林彪误以为“关系缓和了”。
一向惯于韬光养晦的林彪为什么最后功亏一篑呢？原来，在文革初期毛泽东说：文革只搞三年，三年过后搞经济建设。1968年底很多造反派头头、红卫兵骨干被抓，林彪误以为毛真的要结束文革、恢复生产了，所以他与陈伯达起草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谁知毛看后大为震怒，认定林阳奉阴违，与他不是一条心的，必须铲除！
康生等人在庐山会议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只能由毛主席当，我不当。但毛利用这一机会，到南方四处“打招呼”、诬陷栽赃（其实，即使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正当权力）：有人要分裂党，提出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要接班，“四个伟大”讨厌，等等，矛头直指林彪，逼他出逃，而飞机上早已安置了定时炸弹等着他……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丘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在文革中听到武斗、抄家事件时多次冲出门外要见毛泽东，大骂江青，被叶群唔着嘴巴。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
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的集大成者和牺牲品。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我们认为，应当加强对林彪的研究，建立“林彪学”。
1999.12.15 20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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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真相
胡星斗 來源:電子郵件1、最早的大屠杀——苏区大肃反（毛泽东最早的大屠杀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大多数领导人的反感和反对，也曾经一度使得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权力。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30年代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数次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估计至少有十万多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主要领导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仅1931年底，湘赣处决AB团成员1210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难怪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好斗本性和独裁决策铸成的大错误——朝鲜战争（当时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反对出兵朝鲜）：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毛的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还曾经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或人民网：新中国对美外交内幕：如不一边倒，美国可给50亿美元援助2010年06月21日）。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毛泽东、斯大林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背离中央，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等到南北朝鲜统一之后，贫穷落后的北朝鲜人也将憎恨毛）。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于是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搞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不久，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新的顶峰——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4、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阴谋权术的大表演——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表演——大跃进；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以上（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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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饥荒年代的百姓2 |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可他们遵循的思想路线却自称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号称是“实事求是”。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马上要饿死了。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7582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6、集权力斗争、封建专制、极左思想于一炉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先是发动“四清”运动，称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然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其政治对手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万民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7、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皇帝——毛泽东：毛泽东性情放荡不羁，与100多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数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还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同时建造的毛泽东的另一个行宫在上海，西郊宾馆连同园林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四一四工程」，1962年毛住进去的时候，丝毫没有为在各地饥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饥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 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 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2007年12月11日，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透露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非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对于这种特权腐败人们熟视无睹。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党史文苑》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 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
毛害怕自己死后，周恩来会左右时局，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一方面“批林批孔批周公”，一方面加紧害死周恩来，其残忍本性再次用在了自己的“亲密战友”身上（参见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的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出版）。周患癌症，毛泽东竟亲自担任治疗小组组长，医生、专家皆提出必须给周动手术，周的秘书们也力争，可毛泽东竟然不准，批示说：中医治疗。秘书们看见批示后全哭了，周因此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周病重期间，毛拒绝探视，叶剑英等中央许多领导、将军多次劝说、联名上书毛泽东，请求毛去探视，也被拒绝。毛为了保住“文革”，怕周死在他之后，周会否定文革，所以不择手段让周早死。周死后，毛泽东允许张玉凤放鞭炮庆贺。可是，御用报纸却解释：因为好几年，中南海没有放鞭炮，张玉凤为了让毛春节高兴，擅自放的鞭炮。试想，如果没有毛的批准，周恩来刚刚去世，张玉凤敢放鞭炮？当时，北京全城百姓都在议论：周总理去世，毛主席放鞭炮庆祝！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周恩来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初步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
毛泽东的厚黑与残暴无与伦比：在井冈山反客为主，杀了井冈山的老大袁有才王佐；在延安，弄死陕北的老大刘志丹；与张国焘争权胜利后，让张国焘的部下和部队去送死，借刀杀人；通过苏区大肃反、延安整风让全党全军服服帖帖。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余万人）；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2%，而国民党时期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8、最早反思毛泽东独裁、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人——林彪：林彪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统治的封建主义实质，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进行表演的。其情形与周恩来如出一辙，林、周是两个为了自保而竟相吹捧毛泽东的人，他们希望像赫鲁晓夫那样靠着喊斯大林为“父亲”而躲过大肃反，并且最终成为党的领袖。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周恩来也面对“受?都大专学校红卫兵”故意贬损贺龙，称南昌起义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惟独不提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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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電子郵件 北京王庆元老先生推荐
这是一篇难得的重量级文章，内容全面而深刻，客观而有说服力。感谢作者用了超人的精力和勇气，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对党史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功不可没。如果当权者也能有勇气对历史档案解密，许多问题就大白于天下了，极左的跳梁小丑也就嚣张不起来了
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
——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
作者 : 陈正中
作者简介︰陈振中，1929年9月出生于北京市，1944年到49年就读于北京四中，1949年3月在北京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同年7月加入共青团，9月调四十一军政治部作摄影记者，1952年9月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电影摄影师，1957年错划右派，1961年摘帽，1970年“资遣回乡”插队当农民，1979年改正右派恢复军藉、职务，1987年离休。从1952年到1995年先后参加拍摄纪录片、故事片、电视剧30多部，三次获优秀摄影奖。
2004年“两会”召开期间，关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四位党的领袖是非功过问题，我曾上书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无回音。党十七大召开期间再次上书，仍无回音。这是我第三次上书。
我之所以一再冒着极大政治风险上书，是因为我是军人、共产党员；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美丽还是丑恶，既代表我，也代表你们。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所离休干部，离休前是故事片摄影师。我一生从事影视工作，对于党史和党内权力之争知之甚少。
毛泽东逝世后，对于新闻出版、报刊媒体的控制比过去宽松了，不再像毛泽东时代，大兴“文字狱”以言定罪，人们才有机会看到原汁原味，没有经过整容的党史资料。
尚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和死难者的知情人，拨乱反正，撰写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文章、回忆录，揭露了党史中没有记载，毛泽东亲手策划的多起重大政治冤案。他死后，受害者都平反昭雪，害人者却没有受到指控。
迟到的公正无法弥补血淋淋的事实。凡是有良知的人，看了这些冤案都不会无动于衷。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如醍醐灌顶，冲掉了蒙蔽我几十年的有色眼罩，改变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不择手段，搞阴谋，设陷阱，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千百万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精英，没有死在对敌斗争战场，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中央纪检部门对毛泽东搞三宫六院，强占良家妇女的违法乱纪、绯闻丑事，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以为常，不敢批评监督，有些人还投其所好，充当 “太监”，为他“拉皮条”提供方便。
既然伟大领袖喜好这一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凡是党内的大贪小贪被曝光后，除了经济问题外，几乎都有“包二奶”傍“小秘”的丑闻。上梁不正下梁歪，经济加二奶成了中国腐败的特色。毛泽东这颗毒瘤不切除，必然要在党的机体内扩散，党中央反腐败决心虽然很大，却越反越多，根源就在于此。
人平不语，水平不流。
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敢不敢正视毛泽东的罪恶，能不能与他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试金石。
毛泽东罪恶滔天，我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全面评价毛泽东我没有资格。只是将他逝世后三十多年来，我读书、剪报、摘抄、积累的零碎史料，归纳整理，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拒绝淡忘。
毛泽东已死，他的罪行可以赦免，但是，历史不能留白。
话说的直白。爱之深，责之切。我下面引用的事实、数据都是书刊上发表过的，均注明作者和出处
一、毛泽东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也不是党第一代领导人
江泽民文集中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词典解释“缔造”是创始，建立的意思。“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没有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他既不是党的缔造者，也不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江泽民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无原则地吹捧毛泽东，是想通过抬高毛泽东同时抬高自己，水涨船高，浑水摸鱼。否则江泽民怎么会成为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应有自知之明，自不量力，既可怜又可耻。
1，毛泽东与陈独秀谁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
半个世纪以来，陈独秀一直遭受着国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分子的不公正的诬陷与批判。时间和历史是公正的，几只乌鸦的翅膀遮不住真理光芒。
陈独秀是被污水泼遍全身的伟大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最早的工运领袖，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
十月革命前，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他所办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最先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
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同流派，在探索救国图存的出路问题方面发生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以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当时，陈独秀的观点是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
陈独秀1917年1月1日，在回答《新青年》读者楮葆衡的信中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可以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并 兼未盛也。”廖廖数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学说，理解是相当正确的。陈独秀早期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1917年“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列主义。“南陈北李”在创建共产党小组时，毛泽东只是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没有入党。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帮助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他非常想结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名人士，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北名学者、名教授。可是，这些著名文人不屑于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的湖南土话，毛泽东想方设法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哲学研究会，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 研究》文章，才有机会与陈独秀攀谈。
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毛泽东发表文章讨好陈独秀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豪末，并且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年于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为了给党的领袖陈独秀拍马屁。喊“万岁！”毛泽东是始作俑者。（摘自︰ 《党史天地》2007年第五期，张家康著︰《毛泽东与陈独秀》）
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操纵北伐运动。
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主要内容是清算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在斯大林的代表罗米那兹、毛泽东极左派操纵下，不让当时还是总书记的陈独秀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都归罪于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实际，毛泽东在农村发动的农民痞子运动，才是导致国共分裂根本原因。“八七 会议”之后，受到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派打击排斥，陈独秀先后被扣上“右倾”、“托派”的帽子，被陷害排挤出党。
在逆境中，蒋介石等曾多次以官位、金钱拉拢陈独秀，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刚直不阿。陈独秀是共产党内至死未做违心的检讨的第一人。
通过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第三国际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与陈独秀所谓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是错误的。陈独秀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六大”前的领导核心成员，是由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学者、文人组成，大都有留法、留苏、留德、留日高学历。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李达、王明、李立三、周恩来、朱德、陈毅、张闻天等都是留学生，有着鲜明的学者、文人气质。毛泽东土生土长，没有高学历，当时与这些人搭 不上调。毛泽东既羡慕，内心深处又看不起这些知识分子，他用“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的逻辑安慰自己，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阿Q阴 暗心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利瓦伊汉、谭平山7人组成中央政治局。 1928年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授意下，这次政治局常委变动是增加了三名工人出身的常委，常委名次排列为︰苏兆征、项英、周恩来、 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从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中间相隔十七年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在党内经历了残酷的斗争，是毛泽东篡党夺权的漫长的过程。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与国民党的斗争。
经过十七年血腥的斗争，1945年“七大”毛泽东把党内所有地位比他高的知识分子都整肃下去了，或置于他的脚下，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成了党和国家终身制领袖，直到1976年他逝世，终身未变。
2，为了混入党的创始人行列，毛泽东谎报入党时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始举行。出席代表共13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此外还有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但他们还不是党员。李达是会议主持人，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开会吧，回去之后再入吧！”。毛泽东虽然参加了“一 大”，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产党的。
据 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 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 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因为当时毛已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谁也不敢进一步追问。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
二、毛泽东贪他人之功为己功
江泽民在他文集中还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
党史记载，朱德、周恩来、叶挺、贺龙、陈毅等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
同年9月9日毛泽东擅自发动的攻打浏阳的“秋收起义”彻底失败，6000起义部队剩下不足千人，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不会打仗，不善于在战场上排兵布阵。
毛泽东走投无路，经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指点推荐，低三下四可怜乞求，才被景岗山根据地创始人袁文才、王佐收留。毛泽东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篡党夺权后，杀了袁文才、王佐。以后又去赣西南东固根据地篡夺领导权，又杀了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
30年代初，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打AB团，杀了10多万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其中包括21名军职高级干部。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7周年那天，中华苏维埃国成立，首都瑞金。由于斯大林欣赏毛泽东打AB团，共产党杀共产党有功，指名他为中华苏维埃国主席。毛泽东就是靠杀共产党人染红顶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起家的。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不择手段，利用马步芳、马青方、马鸿奎的力量消灭四方面军两万余人；41年“皖南事变”是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毛泽东命令项英 突然改变过江路线，故意扣压项英给顾祝同的电报，国民党第三战区不知他改变路线，引起误会。毛泽东把新四军军部一万人送入顾祝同的虎口。借刀杀人，手上不留痕迹。
毛泽东最怕党内其它领导人的部队力量发展壮大，超过自己，一定不择手段消灭之，惯用手段就是借刀杀人，在这方面可谓“用兵如神”。
朱德元帅是我军创始人—历史和人民公认的“红军之父”；一直是我军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多年来，在一些影视及文艺作品中，却把朱德元帅塑造成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的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些游击战、运动战、抗日持久战的理论和经验都是朱德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最先提出的。可是，这些都被毛泽东剽窃，发明权成了他的，并且在毛选中公开发表出版。有些知情人向朱老总提出，16字诀等理论是您最先总结提出的，怎 么成了毛泽东的？朱老总博大宽厚地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个人迷信，造神运动，养成毛泽东贪天功为己功，剽窃别人的成果为己有，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作者是庄重。他是一位有70多年党龄，92岁的离休干部，是粟裕大将的部下，毛泽东审查该文时，只是把标题中“劝”字改为“敦促”，又在杜聿明后面加个“等”字，作者就成了毛泽东了。
1964年4月，出版的“毛选”四卷，他明目张胆地将别人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作者庄重说︰“我幸亏当时容忍没有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 否则文化大革命中就没命了。”庄重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64年出狱，“文革”期间被批判，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直到毛泽东死后33年他才敢于直言了，他要名正言顺地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收入自己即将出版的文集。（以上两例摘自2009年《炎黄春秋》第7期《朱德︰不可代替的总司令》作者︰赵于平；《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作者︰庄重。）
在“文革”中，有个中学生在作业中填写了毛泽东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一位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判作业时在毛泽东上打了叉，为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这个冤案就发生在我夫人执教的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中学。直到毛泽东逝世后，受害者戴立本老师才平反释放，由于受刺激太深，得了精神分裂 症，释放后不能继续上课提前退休，目前仍然健在。
打胜仗主要靠亲临战场，排兵布阵，审时度势，掌握时机，进退自如，才能百战不殆。只有通过战争掌握和熟悉上述具体军事技术的军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家。靠纸上谈兵，总结别人的经验，剽窃他人战果为已有，成不了真正军事家的。中国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十大元帅、几十位将军及成千上万的无名烈士浴血 奋战打出来的，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功臣。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名副其实，才是中国杰出的军事家。
三、斯大林 毛泽东波尔布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只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而已。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痞子精神，与斯大林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精神相嫁接的产物。
马克思出生于19世纪初,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阶段，他不能预知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他早期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对马克思的著作要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895年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彻底摈弃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暴 力革命和空想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继承和发挥了 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早年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空想共产主义，早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推翻了。《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几十年的最终结论。
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及执政后走什么路线的问题上，发生强烈争论和分歧，最后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以列宁为首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的第三国际，政党为布尔什维克政党；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主张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取得执政地位，保护私有制，承认资本家、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主张以和平手段消灭三大差别的第二国际，政党为社会民主党。
实践证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第二国际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苏联和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共产党退出执政地位，是最有力地证明。
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和奥地利、荷兰等十三个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正在实现。这些国家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逐渐缩小；政府官员、社会民主党党员没有特权；收入越多纳税越多；医疗、教育收费很低或免费；高工资，高福利︰瑞典普通工人的工资比罗马尼亚的市长都高。
我们国家一位领导人（王震）访问瑞典时感慨地说：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吗！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变动、大转型中没有失去执政地位，主要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挽救了中国。实际上，我们目前所走道路，执行的施政纲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资本家）可以入党，承认知识分子、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共同追求最美好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的理想正在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家实现。
毛泽东出身农民，没有完整系统地读马克思著作，根本没有弄请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把马克思丢掉的糟粕当作珍宝捡起来，并从极左方面修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杰作”，他还认为是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在天之灵哭笑不得。
《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说这就是整个《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不但要保留资本主义原有的民主、自由，而且“每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多，在这样条件下，逐渐达到“一切人自由发展”，最终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
俄国和中国先后在1917年和1949年以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斯大林、毛泽东执政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是多了，而是没有了。实际，在苏联和中国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是自由的，在最高层领导中也无自由可言；苏联和中国像两个大集中营，全国人民，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的生死命运，都掌握在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手中，他们想整死谁就整死谁。他对刘少奇说“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 倒！”；他威胁周恩来说“你离右派只有50步了！”。这就是毛泽东一手遮天情况下的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毛泽东挥舞着空想共产主义和领袖个人专政两把刀子，把俄罗斯和中国人民祸害苦了。为了巩固其封建法西斯终身制独裁统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他们个人，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和人民内部。整人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把党内的领导干部和大批知识分子视为敌人，无情打击，残酷镇压，共产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爱国的知识分子。沙皇、蒋介石想做没有做到的事情，斯大林、毛泽东替他们做了。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执行新经济政策，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篡夺了领导权，废除新经济政策，并在党内开展血腥的 阶级斗争，共产党杀共产党；先后杀了列宁时代全部政治局常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李科夫、布哈林。这个嗜杀成性的暴君，杀了政治局常委加米涅夫全家，连17岁儿子和保姆也不能幸免。
据统计，“十月革命”期间24名中央委员，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60名军事将领中，有54人被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有9名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
1934年苏共“十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有270名代表没有投斯大林的票，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票数却远远超过了斯大林，不久，基洛夫被杀，凶手也随即被杀；杀害凶手的凶手又被暗杀。接着，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干部统统被以暗杀基洛夫的罪名处决，以追查刺杀者名义，在全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十七大”代表1108人被捕，多数死在狱中，大会选出的中央和候补中央委员139人，有98人被枪毙了。
据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回忆，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有2000万人遭迫害，700万人被枪毙；为了灭口，有两万多特工人员被处死。他的同乡好友奥尔忠尼启则因为劝说和反对他乱杀人也被他杀了。他的夫人与布哈林的夫人是好朋友，布哈林被杀后，斯大林的夫人疯了，后来自杀了；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叛逃到美国，写了《给友人的十二封信》，揭露了父亲的粗暴、残忍、毫无人性。斯大林的极左路线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祸害苦了。亲者痛，仇者快。
斯大林掌权后，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城市消灭资产阶级，在农村农业集体化中，对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对他们家属子女采取扫地出门政策，数十万人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因得不到妥善安置，冻饿而死。由于农业集体化对生产力的破坏，造成全国性大饥荒，有数百万人饿死。
斯大林执政初期，鼓励告密，大义灭亲。
12岁少年帕夫利克告密父亲特罗菲姆是阶级敌人，其父被镇压。由于群众义愤，为特罗菲姆鸣不平，帕夫利克也被人杀死。当局怀疑帕夫利克是他祖父母和舅舅所杀，未经审判就将他们处决，并且株连了许多好人。其实，这是一起特大假案。当时，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苏联政府封帕夫利克为少年英雄，到处树他的铜像，街道、学校、集体农庄、飞机、轮船用他的名字命名；唱歌、绘画、出书、拍电影、邮票、连火柴盒上都印着帕夫利克的画像。
斯大林在全国掀起告密的高潮，机关、学校、军队、政府各个部门搞肃反扩大化，逼供信、秘密处决、乱杀无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斯大林密闻》、《莫洛托夫回忆录》、《苏联亡国的原因》、2007年10月《炎黄春秋》作者︰思源）
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波及到所有共产党国家，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被误杀。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的指示和影响，毛泽东在江西根据地打AB团，打托派，共产党杀共产党，错杀了十万。（《苦难的祭坛——1957年》胡平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著）
斯大林、毛泽东掌权后，不但没有消灭阶级，反而使原有的阶级更加对立，并制造了许多新的阶级。在中国连党和国家领导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都成了阶级敌人，被列入牛、鬼、蛇、神队伍。凡是与毛泽东看法不同的人，在党内外声誉好的人，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进行迫害。实际，被杀害的都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难道托洛茨基、布哈林、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共产党的敌人吗？难道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在党内自相残杀吗？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虽然有矛盾，只是都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而已；但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以暴力手段迫害政治对手和知识分子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柬埔寨原有人口700万，1975年—1979年，在波尔布特统治期间，有170万人死于非命，占全国人口25%。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后，波尔布特学习毛泽东“清理阶级队伍”的做法，比毛泽东更左，更残忍，把80%以上的人口轰出金边，进行大屠杀，在距金边11公里的CHEUNG,EK杀戮场的一个万人坑中就清理出8000具尸骨，其中有许多是未成年的儿童。像这样的的万人坑，在柬埔寨有多处。
2006年春天，柬埔寨政府宣布将CHEUNG,EK杀戮场出租给日本一家公司作为赢利性旅游地，以揭示波尔布特的罪恶。（摘自2005年11月2日《青年参考》和香港凤凰电视台报导）
1974年3月2日江青传达了毛泽东的新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 和政治倾向—藐视孔子，褒扬秦始皇。毛泽东要做中国的第二个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焚书坑儒的“秦家店”，比斯大林更独裁专制。
马克思根本就不知道秦始皇和“秦家店”的政体是什么。但是，他对欧亚洲类似政体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此书论述拿破仑第三如何恢复帝制。马克思批判波拿巴主义十大特征是：
1，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很难说是哪一个阶级专政。如果，非要说成是阶级专政，那就是官吏、军队、警察这个阶级的专政，依靠这三大杠杆无限制的君主专政；
2，波拿巴主义，不仅对人民大众专政，而且也对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
3，它也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但却不那么固定。本来革命消灭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发现消灭的不是君主专制制度，而是从君主制度所夺来的进步；革命所夺得的民主主义成果，被狡猾的骗子消灭的一干二净；
4，国家又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原始统治”状态，革命者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人民群众被奸污，被衣冠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毫无抵抗，甚至高高兴兴，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议会和选举不过是个装饰品，奉命表决，奉命执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点缀灰色的单调而已；
5，波拿巴可以随时任免高级官吏、将军、大使、法官；各级主要官吏都是任命的；
6，取消地方省、区的自治；
7，贿买军队是波那巴主义的法宝之一；
8，不听话的笔，要折断；乱说话的嘴，要封住；压制和消灭社会上、学校中能讲话和能写文章的分子；
9，彻底消灭出版的自由，彻底消灭不同调门报刊，报刊全部官办；把讲坛上，报刊的言论，变成一个音调，一样的面孔，一式的的穿著。
10，马克思所批判的波拿巴恢复帝制的十大特征，多么像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的“秦家店”，这十大特征几乎每一条都能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对上号。毛泽东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非常反感，因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无意却击中了毛泽东“秦家店”的要害。（《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与“秦家店”》作者︰尹振环）
结语︰毛泽东以斯大林为师，波尔布特以毛泽东为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比一代更独裁，更腐败，更残暴，杀人更多。他们是共产主义阵营内屠杀自己人最多的三大魔头。马克思在天之灵会承认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这些冒牌货和民族败类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先后所建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玷污了马克思主义，丑化了共产主义者的形象。
四、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假做真来真亦假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讲演，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共党史都是假的”。他的直言不讳使我震惊，冷静地想一想，他的话针砭到党史的主要穴脉和弊端。
说党史都是假的，群众难以接受。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总结他的宣传经验是︰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假话，比直接说谎，更能欺骗思想简单、幼稚无知的群众。
胜者王侯败者贼。由胜者书写自己的历史，撰写者精神境界没有司马迁的胆识和风骨,必然效仿戈培尔阿谀奉承，自吹自擂，给主子脸上贴金。
《中共党史》就是这样撰写。为了掩盖毛泽东的罪恶和错误，不惜文过饰非，歪曲事实，把一切功绩成就都记在毛泽东的功劳簿上，把错误、缺点、失败都推给别人，这样恶劣的党风至今仍然在延续。
清看以下例子︰
1，1981年11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是︰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你能说这两句话都是假的吗？可是，中国的戈培尔却巧妙地用十几个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把毛泽东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四人帮” 的黑后台身份中划分出来，变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中央人人有份，毛泽东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犯了错误的好人。
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首犯毛泽东不但不被指控，反而奉若神明，并把他的头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强迫群众顶礼膜拜。
江青在法庭上气焰非常嚣张地对法官说︰“你们所揭发都是事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主席指示办的，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讲的是真话，说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张春桥则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对审判不公正表示抗议—无论检察官、法官提问什么，一言不发。演出了中外司法史上最大的一幕丑剧与闹剧。
众所周知，“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的替罪羊而已，首恶不办，拿从犯出气。这样先例一开，上行下效，中国司法能公正吗？中国共产党能取信于民吗？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恶性案件接连不断发生，根源就在于此。
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政治上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善良的中国人欲言而不敢言，像卡在人们喉咙中的鲠刺，吐不出，咽不下。
2，“决议”对扩大了五千多倍的“反右派”运动仍然肯定是正确的；对受害者不平反昭雪；不补发工资，而称为“改正”右派；为了要肯定反右派运动，还要留下几个毛泽东点过名的右派不予改正。其实，这些人也不够敌我矛盾。只是用他们作为遮羞布，掩盖毛泽东罪行的而已。
由于肯定反右运动，对毛泽东的极左流毒没有肃清，在中国一旦被贴上右派政治标签，就像烤了的面包永远是黑的。朱镕基虽然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总理，在极左派心目中，仍然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按照毛泽东和极左派的逻辑，应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虽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的幽灵仍然笼罩着中国。“决议”可以用12个字概括：文过饰非，本末倒置，忽悠群众。
3，30年代初，毛泽东在景岗山根据地发动领导的打AB团运动。有十多万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被杀害，其中包括21多名军职干部。
4，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借刀杀人，利用“三马”的强大兵力，在河西走廊消灭四方面军两万多人。
5，1941年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突然命令项英改变路线，把新四军一万人送进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虎口，制造“皖南事变”。毛泽东在打仗方面不会排兵布阵，在借刀杀人消灭内部异己确实“用兵如神”。（关于三起重大政治冤案的详情后面还有专题说明。）
毛泽东死后，1991年5月由解放军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党史中，对这些重大政治冤案，有的根本没有写，有的轻描淡写，有的仍然被歪曲篡改。
世界舆论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他们是20世纪三大独裁者，杀人最多的混世魔王。（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
前西德总理勃兰特1961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纪念碑前跪下，他这一跪人虽然矮了半截，他的形象却无比高大，无需语言，却清楚地表明了他本人和西德政府彻底与希特勒的罪恶划清了界限。80年代末柏林墙拆除，东、西德统一了。德国虽然出了希特勒这个民族败类，德国民族还是伟大的；勃兰特憎恶分明，知耻改正，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940年4月斯大林下令在苏联的卡廷森林，集体屠杀波兰26000被俘军人。2010年4月8日，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时，俄罗斯总理普京在现场下跪。俄罗斯人民唾弃了斯大林和他的铁血暴政，融入了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普京原为苏共特务机构“克格勃”的官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的新政取信于民，俄罗斯人民正在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上突飞猛进。
只有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罪恶，仍然“宜粗不宜细”，捂着，盖着不让群众和受害者揭露批判。“文革”、“六四”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至今，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没有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罪恶划清界限。
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一些民主国家遭到抵制；去年，温家宝总理访英受到掷鞋的攻击。温总理无论在国内、国外人民心目中都是一个儒雅、和善、亲民、关心人民疾苦、平易近人的好总理。他宽容大度地处理了这一政治事件，显示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高尚风采。实际，德籍华裔杨姓青年的鞋是投向毛泽东、邓小平的；温家宝总理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建国后，毛泽东全面执政27年中，大兴“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数千万人被整死、饿死。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没有死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手中，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文化大革命中，枪毙政治犯前，怕他（她）们讲话、呼口号—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史云峰的嘴被缝起来；王申酉的舌头被竹签子别起来；林昭枪毙后，向她母亲收子弹费，其母悲愤自杀而死。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中说︰像张志新这样被错判错杀的有十四万八千人。
毛泽东对待自己战友和爱国青年，比对待日本、国民党战犯还要狠毒。不要说有党性，就是稍微有一点做人的底线，也不可能对自己人下这样毒手。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各届领导人中给中国人民造成最深重灾难的一代枭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打着党和国家旗号，毛泽东给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带来的不是美丽耀眼的光环。国际社会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评价是野蛮、愚昧、流氓、邪恶。让全党、全国人民背着这样骂名，是不公正的。
五、邓小平是经济改革的巨人政治改革的侏儒
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页。这场人为的政治瘟疫，使无数幸福家庭毁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却千方百计地保护毛泽东。理由是顾全大局，怕引起动乱。这种说法只是借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尽人皆知，没有毛泽东作后盾，“四人帮”成不了气候。万恶毛为首，“四人帮”所做的一切坏事，都是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的。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党的干部、迫害知识分子不择手段，民愤极大，很不得人心。
在逮捕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侄子毛远新时非常顺利，全民拍手称快。如果趁热打铁，审判“四人帮”时，指控毛泽东的罪恶，名正言顺。江青、张春桥大闹法庭的丑剧也不会发生。即便有少数极左分子闹事，也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因为，政权和军权并不在极左派手里。“文革”中所谓“二月逆流”的元帅、副总理就是反对极左力量的代表，粉碎四人帮时几位元帅、副总理均健在。当时，两个瘟神毛泽东、林彪、四只螃蟹已经先后“纸船明烛照天烧”了。在这样政治，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下，谁肯铤而走险，甘心为这群魔鬼卖命当陪葬品。
邓小平保护毛泽东实质是保自己，因为文革前他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深入揭批毛泽东，必然要联系到自己。
1971年林彪之死，给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元气大伤。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才被起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再次把“反革命黑后台”帽子扣在邓小平头上，二进宫。“永不翻案”的辫子抓在极左派手中；“文革”前邓小平也是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由于他背着两个沉重的包袱，毛泽东死后，第二次 复出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地与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决裂。
邓小平从毛泽东极左路线上悬崖勒马，挽救了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他的经济改革没有与政治改革同步，形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平衡、不匹配的局面。邓小平既要改革开放，又舍不得彻底抛弃毛泽东思想这块裹脚布，羁绊着自己的双足，作茧自缚，不能大踏步前进。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像扭秧歌一样走三步退两步，拦路虎和绊脚石是邓小平自己设置的。胡耀邦总书记被气死；“六四”反腐败爱国运动被镇压；赵紫阳总书记被迫辞职，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切都是保守派与改革派在较量；左爷爷们随时都想打着毛泽东的左旗兴风作浪，企图拔掉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水火不兼容，互相矛盾。改革就是彻底否定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主要是政治。邓小平的跛足改革站不稳，走不快，在意识形态方面改革派一直没有话语权，毛派随时可以说三道四，指责改革派“走资派还在走！”
党中央至今仍然不肯承认“六四”是爱国反腐败行为；不肯给胡耀邦、赵紫阳总书记正名平反。“六四”的枪声打掉的是正义和人民群众爱国反腐败的热情，破坏了胡耀邦总书记创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此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了。
公正是温润人心的爱；对胡、赵的不公正，使人感到心灰意冷。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独断独行的作风，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一言九鼎，不受任何约束，更不会考虑受害群众的心声和疾苦。邓小平袒护毛泽东，保极左路线也是为了保自己；维护旧神，是为了树立新神。
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独裁者》一针见血，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第二个大独裁者。
邓小平采用诬陷“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名将魏京生逮捕，判刑15年。后来，作为邓小平访美交换条件，释放魏京生、方励之等政治犯到美国才获得自由。
《伤痕》作者卢新华说：“我宁肯在地狱的泥泞中做一头可以自由滚爬的猪，也不愿意在“天堂里”听一个人发号施令。“
邓小平定调，对毛泽东的罪恶既不能揭露批判，也不受法律制裁，理由是毛功大于过，这个先例一开，上行下效。按照邓小平的逻辑类推，凡是功大于过的权贵们，整死几个平头百姓，与毛泽东整死国家主席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也可以逍遥法外。这就是邓小平遗留下来的政治上最大不公正，有这个最大不公正作为先例，中国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功过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的一生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 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看来，邓小平还是个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但是，他与斯大林、蒋介石死后，赫鲁晓夫、蒋经国的政治改革、转轨走向民主的思想差距太大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邓小平整得死去活来，并没有把他从昏晕中唤醒，如果没有“文革”一记沉重耳光，也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
结语︰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挽救了中国，立了大功。他是政治改革的拦路虎，绊脚石。至今，他的极左思潮仍然阻碍中国走向民主之路。
六、胡耀邦是思想解放的典范
最近，我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和纪念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讲话。在党校讲话要点是四个坚定不移，为首是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这个问题说易行难。衡量是否真正解放思想的标准有两点：首先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其次，也是最难的，要敢于突破陈旧的条条框框，为人民的利益，敢给最高统治者 提意见；为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不怕丢乌纱帽、坐牢、杀头。
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元帅、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是解放思想的典范；为此，他们献出了生命。多有些像彭德怀、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党员，“文革”浩劫是可以避免的；执政党以权谋私，带头贪污腐败的怪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实事求是，讲真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衡量党风正确与否的准绳；是验证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也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总书记在纪念建军80周年讲话中，提到对建军贡献时，十大元帅中只提了九位没提林彪，却四次提到江泽民；在两次讲话中，对胡耀邦大胆突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功绩，只字未提。
我认为，总书记的两次讲话既没有解放思想，也不够实事求是。
论对建军贡献，江泽民无法与与林彪相比；更不能与十大元帅相提并论。
林彪只是“文革”的替罪羊而已；毛泽东才是主犯。不能因此就抹杀林彪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军理论方面的贡献。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大决战》时，并没有歪曲丑化林彪的形象，而是把他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员正面形象在银幕上出现的。军事博物馆许多展出，也没有把林彪的事迹一笔抹杀；最近，出了一套13枚开国元勋纪念金币，其中也包括林彪。这样做就是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
论对建党理论上的贡献与突破，江泽民也无法与胡耀邦相比。
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时期，确实做了许多工作，人民不会忘记的。但是，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建军理论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只是“月亮走，我也走”而已。
把江泽民拔高到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高位，并把“三个代表”写进党章，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能令人心悦诚服。这种不切合实际，无原则、庸俗地吹捧，是继续搞新的个人迷信，是党风不正的表现。这样做对党、对江泽本人都没有好处。江泽民与胡耀邦相比，谁轻谁重，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对他们的评价，希望党中央能深入群众，听听群众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人民的评价是最公正的。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高举两个“凡是”盾牌，企图继续维护毛泽东的封建专制体制，抵制拨乱反正，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逻辑，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都不能平反；“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总后台”的结论，是毛泽东钦定的铁案，当然，更不能平反复出；不攻破两个 “凡是”封建土围子，是什么局面可想而知。
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部长期间，他以巨大的勇气和智能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建党理论上的大胆突破，扭转了当时的政治局面，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是党史上的里程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使毛泽东、华国锋的极左路线土崩瓦解，才解放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毛泽东打倒的数百万已经死去和活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回到人民中间，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解放了生产力。胡耀邦才是反封建、反独裁、解放思想的典范。
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头面人物，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从上到下彻底反腐败，当选为总书记咬牙切齿地说“看他那德性！”，称他为“胡乱帮，是邓小平的走狗！”
胡耀邦坚持“五四”运动精神，相信科学，发扬民主，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深入群众，平易近人，关心人民的疾苦，在党内外开创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是建党以来最受人民爱戴的总书记。
胡耀邦、赵紫阳坚决拥护改革开放路线。是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左膀右臂；胡耀邦担任总书记，赵紫阳担任总理的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早春天气，被毛泽东冰封多年的神州大地开始解冻，在文学，艺术，电影，小说，科技方面出现许多优秀作品，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青年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
可惜，好景不常。胡耀邦总书记在肮脏的政治污泥浊水中沉没了，带着满腹委屈与不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会永远活在千百万受毛泽东极左路线迫害者和他们亲人的心中。
人民为胡耀邦鸣不平，是引发“六四”爱国、反腐败运动的导火线。邓小平动用野战军和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并再次废黜了反对他的赵紫阳总书记。
邓小平为什么像毛泽东一样，把自己认定的接班人扶上台，又把他打下去。主要是因为胡耀邦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反腐败铁面无私，不讲情面，主张苍蝇老虎一起打，不但触犯了邓小平，也触犯了许多权贵们的切身利益。
请看胡耀邦亲自抓的两起反腐败要案是怎么夭折的。
青海省委办公室主任杨某26岁的儿子杨小民，与17岁的少年王强打架，杨小民追到王家将王强扎了14刀而死亡。地方法院判杨小民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其父会同省委书记以权压法，青海省高级法院改判死缓，没有多久又改判15年，杨衙内很快就“取保候审”释放回家。
王强的父母告到最高人民法院，高院明确表示，不同意改判死缓，因有省委撑腰做后盾，省高院拒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指示，省领导对王强父母说︰“我们就这样定了，你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没有用，还得回来由我们处理，你再闹下去，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了，性质就变了……”此案最后告到党中央，胡耀邦非常气愤，组成以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为首的工作组前往青海处理此案，工作组冲破各种阻力，杨小民终于伏法。
杨衙内伏法，大快人心，群众燃放鞭炮庆祝，高呼︰“真共产党又回来了！”。当乔明甫决心继续追究省委书记和省高级法院包庇杨衙内的罪责时，工作组却被撤回了，胡耀邦虽然是总书记。因上有太上皇邓小平垂帘听政，他无能为力，反腐败不能继续深入，只好半途而废。
胡耀邦办的第二起腐败大案是：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巨额诈骗案。当这个案子反映到中办后，胡乔木本人和许多高干曾多次向胡耀邦求情，希望以中央的名义给公安部打招呼，对胡石英网开一面，胡耀邦拒绝了。此案，经济数额巨大，证据确凿，影响极坏。公安部的警车第一次进入中南海将胡石英捉拿归案。
在中国权大于法的情况下——有权能使法推磨；有钱能使党推磨。依法办案，只是一句空话而已。胡衙内关押数月后释放，此案在特权干预下，最终，不了了之。有人编了一首打油诗在首都流传︰“京都演出‘捉放曹’，民怨沸腾如海啸，有权能使法推磨，再不相信鬼乱嚎！”
胡耀邦自上而下彻底反腐败，使胡乔木等一大批权贵受到威胁，因为，许多高干子女，乘改革开放路线转轨初期，法制不健全之机，利用其家族的权势，采用非法手段发财成了巨富。当时在民间流行一首顺口溜“一等公民掌大权，国外银行存美元；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三等公民大沿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这首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的社会现状。
胡耀邦想彻底根除腐败，没有打到狐狸却弄了一身臊。权贵们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的廉政措施，大公无私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胡乔木等经常向邓小平挑拨离间，说胡耀邦的坏话，他们串联了王震、邓力群、陈云、彭真、薄一波等革命元老，采用开生活会的方式，在胡耀邦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搞突然袭击，群起而攻之︰诬陷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在党内的代表”；“不听话”；“不配担任总书记的职务”；“我们可以把你扶上台，也可以把你弄下去”……像训斥小孩一样训斥胡耀邦，逼迫他辞职。
只有习仲勋挺身而出，指责这样做违反党的原则——总书记是经过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不能通过生活会采用“逼宫”的方式就决定总书记去留。但是，他人单势孤，爱莫能助。胡耀邦回家后，抱头痛哭。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会场上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4月15日死亡，终年73岁。（摘自《天魂——胡耀邦下台前前后后》师东兵著）
毛泽东时代任意扼杀精英，为什么他死后，这种恶劣党风依然如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的阴魂未散，仍然依附在邓小平身上。
七、从《窑洞对》看毛泽东政治欺骗
我第一次知道毛泽东的名字，是在1947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中。当时，我是北平四中高中学生。那时，毛泽东是我崇拜的偶像，认为他是自由之神，全国人民把建立民主新中国的梦想寄托在他身上。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主张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独裁的国民政府。
毛泽东与蒋介石针锋相对，主张：通过普选，建立包括所有民主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军队不属于党派或个人，由联合政府统一指挥调度……。（因为他与黄炎培和路透社记者甘培尔两次关于民主对话都是在毛泽东的住处——延安枣园窑洞内进行的，史称“窑洞对（话）”。）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八个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解放战争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势如破竹，胜利在望，面临建立新政府。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信中说︰“一旦中国革命胜利，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复电中提出反对意见。从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蒋介石一样︰一旦夺取政权，也要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府。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的理论高峰。可是，他只是利用这些理论作为沽名钓誉，欺骗中国人民的政治手段，并不准备兑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毛泽东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组成包括所有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有三位党外人士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两位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八名民主党派领袖被任命为正部长。
当时，中国人口只有四亿多。如果，毛泽东能采纳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并按照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多数领导人的意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充分发挥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团结党内外的同志，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不瞎折腾，也许在早在70年代，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人口也不至于增长到目前的十三亿，台湾也许早就回归祖国。果真如此，毛泽东将和孙中山一样是世界伟人。
新中国建立还不到一年，隐藏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的帝王思想逐渐暴露。1950年审查五一劳动节口号时，“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李锐著︰《如何看待毛泽东》）
孙中山先生1912年4月20日到福建考察，船到马尾码头时，他看到岸上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横幅和旗子，他很不高兴。对前来迎接他的福建总督孙道仁说：“太不象话了，我已让位，退下来就是平民；再说‘万岁’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清王朝的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称呼，对得起那些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撤了这些横幅和旗子，否则决不上岸。通过上面两位领袖鲜明对比可以看出：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是打着反封建旗号，内心深处想当皇帝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世界上农民革命，没有能改变政权性质的，都是夺取政权后，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过瘾，毛泽东就是典型代表。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肆无忌惮，原形毕露，政府中的党外人氏，除了宋庆龄，大都被党员所代替，并把民主党派中一大批精英打成右派—在民盟中央打右派59人，其中副主席2人，中常委11人，占中委三分之一。
第一届民主联合政府只是昙花一现，新民主主义在中国没有兑现。
毛泽东执政后同样执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领袖”的独裁统治。一个在台湾做蒋独裁；一个在北京做毛万岁。毛泽东与蒋介石相比，政治上更独裁更腐败，生活方面更糜烂，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更深重。
1999年9月，一位笔名“笑蜀”的知识分子将1949年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主张民主自由的文章汇集成册，取名《历史的先声》，由汕头大学 出版社出版。文章都是建国前由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理论家撰写的，谴责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控制新闻舆论，破坏民主自由，专制独裁的。耐人寻味的是该书成了禁书，出版社被停业整顿，编者也被迫害离开原来执教的大学。（《雾锁中国》作者︰何清）
查禁原因︰此书暴露了毛泽东是个政治骗子，使当今执政者也感到尴尬。
八、毛泽东是用共产党员的血染红了顶子爬上高位的
1，谁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人？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记者沈嘉禄采访了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研究会会长、党史专家丁仁祥。写了《追寻红色起点》的回忆文章，追寻了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后真实的党史。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同年9月9日，毛泽东擅自发动了攻打浏阳的“秋收起义”，6000多起义部队只剩下1600多人，撤退途中在芦溪再走 “麦城”，兵员又减员500多人。他被撤消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委员的党内职务。走投无路，遇到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他向毛泽东介绍说：“退到安源，不如到井冈山去，那里藏得下千军万马，我还有两个结拜兄弟在那里，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毛泽东写信给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人袁文才，表达上山投靠的意愿。袁文才回信婉言谢绝：“敝地民穷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遭拒后，毛又修书一封，诚恳表示：愿意“结为友好，联合一致……”并选好枪三支，托信使带给袁文才。袁感其诚，同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带着陈浩单刀赴会，再送上步枪100支作为见面礼，袁文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10月27日，毛泽东又被王佐接上了大井驻地，毛泽东用同样方法送枪70支给王佐，又取得了王佐的信任。
至此，毛泽东的不足千人的队伍被袁文才、王佐收留，驻进了茨坪，在井冈山安了家。
袁文才，江西永新县人，清末的文人，1926年入党，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他和王佐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当时，袁、王的两支部队加起来有三个团的兵力，比毛泽东当时不足千人的兵力多数倍。
毛泽东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反客为主：“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篡夺了根据地的领导权后，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袁文才、王佐被扣上 “盗魁”的帽子，1930年2月被杀害。善良、朴实、带有书生气的袁文才，轻信毛泽东的甜言蜜语，不知《农夫与蛇》的寓言，引狼入室，招来杀身之祸，并殃及了好友王佐。（2006年8月11日《作家文摘》作者︰沈嘉禄；《袁文才是非功过》作者︰晓农《炎黄春秋》2003年10期）
请看，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对这段历史是怎么说的︰“1927年冬，两个以前盘踞在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个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摘自《毛泽东自转》）
毛泽东是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他在自传中极力美化自己，本来是是自己走投无路，两次写信，恳求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者共产党员袁文才收留，进入人家的根据地，然后篡位夺权，把他们杀掉。他在自传中却颠倒是非，说袁、王是“盗魁”加入他领导的红军，并且把杀害袁、王的罪行推给 “农民”。
毛泽东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后，再次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痞子运动，打家劫舍，“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有几十亩田，穿长袍子的都被定为“土豪、劣绅”，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乡，然后割脚筋，割耳朵，活活打死；每次开胜利大会必定要杀人示众，搞红色恐怖。
1928年2月18日攻下了宁岗县城，21日，毛泽东组织召开万人庆祝大会，大会高潮是处死县长张开阳。会前已搭好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索，挂上标语，张开阳被吊在三叉木架上，众人用梭镖将其刺死。
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泽东亲自给大会会场写了对联，上联︰“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下联︰“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劣绅”郭渭坚被众人“刀上加刀”处死。毛泽东组织群众看杀人，不去是不行的。
袁文才和当地干部看不惯毛泽东打家劫舍，嗜杀成性的痞子行为，却不敢公开反对。和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的共产党员陈浩，企图带着自己的队伍脱离毛泽东，被追回后，当众处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
彭德怀一直背着错杀袁文才、王佐的罪责。1962年6月1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数万字的信，详细地叙述了袁文才、王佐被杀经过。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24日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传话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省公安厅长王卓超，以及袁文才，王佐的亲属到他的住处—井冈山宾馆115号房间。由汪东兴组织座谈关于袁、王被杀的情况，汪在会上读了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这样做，是想通过这次座谈取证：杀袁文才、王佐的是彭德怀。结果，适得其反，参与座谈会的都证明杀害袁、王的责任不在彭德怀。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袁文才就是共产党员（不久王佐也入党了），是井冈山根据地最早创建人，湘赣边区政府主席，红四军参谋长，如果不是毛泽东提醒，做手脚，别人怎么会把袁文才、王佐往“匪首”上联系。当时，毛泽东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前委书记，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保谁杀谁他说了算，事实非常明显，决定杀袁文才、王佐、宛希先的是谁，不是非常明显吗！（《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马社香；摘自︰《作家文摘》2006年11月）
2,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打AB团运动，错杀共产党员十多万，其中包括二十一位军职干部
毛泽东在井冈山先后篡夺了袁文才、朱德、彭德怀三支红军队伍的领导权，由溃不成军的数百人的小头目，一跃成了统帅四、五两支红军的前委总书记。
他并不满足，眼睛一直盯着赣西南的东固根据地。红色江西根据地的领袖叫李文林，是个读过私塾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根据地有一个军兵力——红二十军。
1929年2月，毛泽东统领的红四军来到李文林创建的根据地首府东固，李文林热情地接待这批“阶级弟兄”们。
毛泽东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上级，并派他弟弟毛泽潭做红色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泽潭很憨厚，没有毛泽东争权夺利的劲头和野心。三个月后，毛又派他的湖南老乡和亲信刘士奇做了毛泽潭的上司。刘士奇和毛泽东性格相似，到东固不久就把毛泽潭的未婚妻贺怡夺走，结为夫妻，刘和毛成了连襟，他们联合起来，不择手段地抓权，企图吞并李文林创建的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毛宣布在陂头召开“联席会议”，时间原定为1930年2月10日，毛故意将开会原定的时间提前到2月6日，等抵制他们抓权的代表赶到时，会议已于9日结束了。会议授权毛做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红色江西根据地，刘士奇为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红军创始人李文林只被任命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职务。这就是党史中的“陂头会议”，实质上是两连襟一唱一和演双簧，炮制的篡党抓权会议。
江西的共产党人当然不服，毛用恐怖手段镇压，四个江西根据地领导人被宣布为“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这是以革命名义报私仇，第一批被毛杀掉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夺权而杀害自己的同志，毛泽东是始作俑者。
党中央并没有授权毛泽东管辖江西红军。当时，党中央与江西之间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书信往来汇报。毛、刘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中央巡视员江汉波，冒江之名写了“陂头会议”的报告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
党中央发现上述情况后，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并指派蔡申熙为军长，毛用手段打击蔡，不让他就职，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让他的连襟刘士奇当政委。党中央没有办法，4月3日发通知给全国红军，措词严峻地命令他们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中央：“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特别批评了毛泽东擅自编管江西红军的行为。
毛对付党中央的办法是终断与中央的联系，中央多次催他到上海开会，他置之不理。这时在报上发表一条消息说“毛泽东病死了”。共产国际的杂志还发表了瓖着黑边的讣告。后来，中央发现毛泽东不但还活着，而且，抓到了江西红军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思想核心是“我”高于一切，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党中央的存在，凌驾党中央之上，不请示不汇报，不择手段到处抓权，中央对他无能为力。
红色江西根据地的人民因为有党中央4月3日的指示，开始反对毛、刘的统治。毛、刘宣布反抗是由AB团领导的。（AB团名词来自苏联，AB是ANTI- BOLSHEVIK的缩写，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不到一个月，几千个所谓“AB团”和反动“地主富农”就死在毛、刘的屠刀下。
8月初，毛泽东带着他的队伍北上长沙去兼并彭德怀的红五军。江西共产党人，在李文林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开会时群众情激愤，控诉毛、刘乱杀人的罪恶，要求开除毛、刘的党籍。
江西的共产党人没有像毛刘那样心狠手辣，没有杀刘士奇，而是让他去了上海，中央把他派到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张国焘就把刘士奇枪毙了。刘死后，他的妻子贺怡与毛泽潭破镜重圆，结婚了。
毛泽东失去刘士奇，等于砍掉了他抓江西军权的手，他从长沙打马回头，要重新控制江西。十月十四日，他给中央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存在严重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的报告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斯大林是打“AB团”、杀“托派”、消灭“富农”、肃反扩大化乱杀人的祖师爷。毛泽东既然有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大开杀戒的时机到了。
毛泽东打AB团的具体执行人是他的得力干将李韶九。据群众反映，此人整人心黑手狠，逼供信无所不用：用钉子将手钉在桌子上、用竹签子插入手指甲、坐轿子、坐飞机、疲劳轰炸、虾蟆喝水、猴子牵缰、仙人弹琴、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折磨人的酷刑有120多种。这些残忍逼供手段流传至今，有些方法仍在运用。杜培武、畲祥林、聂树斌、孙志刚、赵作海……等恶性冤案连续不断发生，根源在于对毛泽东的流毒至今没有肃清。
毛泽东打“AB团”是从红军开始的。1930年11月，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有人能逃走。他首先宣布彭德怀的红五军有“AB团”组织，为首的叫甘棣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企图抵制毛泽东的兼并，逮捕和大屠杀从此开始。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一年多以前曾把他选下台，借打AB团之机，也要大开杀戒。
据萧克将军回忆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的时候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就这样滚雪球，越滚越大。在江西根据地有数万人被杀，光从红军内就抓捕“AB团”分子一万多人，大多数被杀。毛泽东排斥异己，公报私仇的目的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整完红四军，红五军，又转向红色江西根据地。他给李韶九一张名单，上面都是开会把他的连襟刘士奇赶下台的共产党人。毛说：李文林领导召开的哪个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是反毛泽东的。他下令，要全部扑灭，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把他们杀掉，哪个区域不捉不杀，哪个区域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必是“AB团”，就可以把他们捉起来讯办。
12月7日，李韶九来到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晚就抓人用刑。大批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无辜群众被血腥镇压。
暴行引发了一场公开反对毛泽东的兵变—就是党史中的富田事变。一个名叫刘敌的军官曾经写信给党中央：“中国共产党和临时政府主席是向忠发同志，而毛泽东总是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出布告”，还说毛泽东是“阴谋家，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12月12日，刘敌集合部队救出一大批被关押准备杀害的同志，在富田召开反毛泽东的士兵大会，出现“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和声讨毛泽东罪行的报告。李韶九逃跑了，后来死在复仇者手中。
江西党组织派代表和受迫害的同志到上海汇报，给中央看他们的遍体鳞伤。但是，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莫斯科的指示，昧着良心说毛泽东“根本是正确的”。莫斯科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给毛泽东，康生在莫斯科的指示文件上批示︰“译后退还毛泽东处理”。毛泽东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在红色江西根据地再次掀起杀人狂潮。首先处决了刘敌和其它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游街示众，行刑时，组织基层干部观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提出“团结国内，共赴国难”的政策；9月21日，南京政府作出决定：“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号召全国搞“民主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共回绝了南京政府的号召，9月30日发表声明说，任何外面传的朱、毛愿意一致对外说法都是“可笑万分的谣言”。
蒋介石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部队。中共于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因为打AB团有功，斯大林指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曾经受他排挤夺权的江西红色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是第一个叫他“毛主席”的，毛泽东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他是用共产党员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获得“毛主席”这个终身头衔的。
毛泽东虽然当了“主席”，他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是苏区的书记。周到瑞金后，发现毛打AB团、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影响极坏。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反对共产党的统治，街上出现反动标语，拒绝使用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反革命势力开始抬头，不到几个月又改变政策，“加紧肃反”。毛泽东又大开杀戒，第一批被杀的就有江西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后，1983年江西有238844人被追认为烈士，大部分是30年代毛泽东打AB团搞肃反扩大化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3．碧血黄沙—关于西路军的特大冤案
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22日，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
当时，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四方面军还有21800人，毛泽东领导的一、二方面军不到一万人。毛泽东进驻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他以中央军委名义，命令四方面军向河西走廊方向前进，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在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
河西走廊一带地势平坦，黄沙遍野，当时，已接近冬季，天寒地冻，四方面军缺衣少粮，没有条件在荒原上建立根据地。
另外，在这一带，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魁有骑兵12万人，装备精良。四方面军与“马家军”相比，在数量与装备上相差悬殊，毛泽东的命令等于把四方面军推向覆没的绝境。军令如山，只能服从。
西路军与“马家军”苦战，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红三十军军长均战死在战场，他们的首级被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到最后两万多部队只剩下400多人。
西路军有个女子团，有1200人，都是20岁上下女青年，大部分战死。被俘者强迫嫁给“马家军”的军官。
王泉媛，女子团团长，被俘时24岁，被迫嫁给工兵团团长马进昌，马步青认她为干女儿，后来，逃回西安，却三年不收她归队。
陈淑娥，孙玉清军长的夫人，被俘后孙玉清被砍头，陈淑娥被迫嫁给马军军官，后来逃回延安，不承认她为烈属，解放后第二次入党，49年前党龄不被承认。
张琴秋解放后是女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自杀。
陈昌浩（1906—196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四方面军政委，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回到延安。按照他在四方面军的地位和级别应当与徐向前是同等的，因他坚持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军委路线错误，不被重用，55年不给他授衔。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凌辱，于1967年7月30日服毒死亡，1980年8月平反。
毛泽东在位时，一直不承认西路军幸存者是红军，不享受红军待遇，“文革”中被批斗、挂牌子、游街、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在毛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却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最后破产”。
四方面军西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命令，这次行动与张国焘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张国焘已经下台失去指挥权，指挥红四军西进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一贯用兵如神，为什么要把四方面军置于风口浪尖上，送到“马家军”的铁蹄下作无谓的牺牲，至今是个谜。是指挥上的失误还是别有用心，令人困惑不解，如果是决策和指挥失误，毛泽东就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做检讨，他不但没有承担责任，反而倒打一耙，在《毛选》中诬陷西路军，被敌人吓倒，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
毛泽东歪曲事实，血口喷人，许多领导人心知肚明，多年以来，却忍气吞声，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揭露毛泽东的谎言，为两万多红军烈士正名。
毛泽东死后，徐向前元帅的工作人员朱玉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毛泽东给徐帅多封电报，这些电报充分证明，四方面军西进并非被敌人吓倒，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而是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命令。
朱玉和原国防大学丛进教授，先后写文章揭露毛泽东的诬陷和谎言，到处踫壁，无处敢发表他们的文章。经过多年奔走，总算在历史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上发表了。文章发表后，却遭到某高层领导的指责和干预，命令将这期收回，使用原来序号以别的内容另编一期，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结果是弄巧成拙，越抹越深，影响越来越大。
排除各种阻力，丛进教授的文章《西路军问题提出和解决》终于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发表。
2005年凤凰电视台配合丛进的文章，拍摄了多集长记录片《碧血黄沙》—西路军魂。影片编导采访多位四方面军尚健在男女老战士，他（她）们讲述了当年与“马家军”苦战，血染河西走廊的悲壮往事。
被毛泽东颠倒、篡改的党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不过，这只是有良知的知情人和媒体所做的努力而已，官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至今，对这个重大政治冤案，党中央依然保持沉默。
徐向前元帅，有电报证据在手，却长期忍辱负重，带着一肚子委屈，直到1990年9月21日去世，一直没有揭穿毛泽东的谎言与污蔑，为自己、为四方面军辩护。如果他不甘心臣服于毛泽东的脚下，能还让他活着，并给他元帅军衔吗？
请看，四方面军另外两位领导人，参谋长李特与黄超之死。
4，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高级将领黄超被秘密处决之谜
李特，原名徐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其父是清末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李特1921年考入唐山大学。1924年，经中共中央选送 到苏联留学。192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先后在苏联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发展师哲等多人入党。由于他的英语水平很高，同学门通常不喊他原名，而以英语称他︰“Ｌｅｔｌｅ”，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
1930年回国后，周恩来派李特到鄂豫皖担任中共特委书记、红25军副军长，长征中李特任四方面军参谋长。
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黄超等率领四百余名幸存将士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迪化，回到自己的队伍，找到了党；1937年11月，李先念等奉命调延安；李特、黄超等被莫须有地诬陷为“托派”，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
李特、黄超既不是“托派”也不是反革命，被杀主要是因为1935年9月11日，在长征路上他们奉张国焘之命追赶毛泽东，劝说他不要北上，和毛泽东发生过争吵。
另外，在《西路军往事漫记》中说，在西路军幸存者回到新疆后，有人问李先念︰“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李先念回答：“去延安”。后来证实，那次问话，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李特，除了远在家乡的母亲再没有别的亲人。1949年解放军南下渡江，路过李特的家乡，他年迈的母亲多年没有儿子的音信，思儿成疾，步行8里到白庙集 上，双手举着“寻李特儿”的牌子，等了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回家。可怜妈妈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爱子早在11年前就魂断天山了；她更没有想到，杀害她儿子的却是共产党内最大的野心家。（刘士洪着︰《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被错杀案追踪》，《炎黄春秋》1999年1期）
5，毛泽东进入陕甘根据地前，导演的一幕《苦肉计》
刘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在榆林中学读高中时加入共产党，并发表反映人民疾苦的小说《官逼民反》，是一名有才华有抱负的杰出青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后，回陕西故乡。1928年5月，发动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国民军，与高岗、习仲勋等共同创建陕北根据地。
1932年至1934年，先后成立红26、27军，刘志丹为总指挥。1935年，粉碎国民党五、六万人的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管辖陕北22个县，习仲勋任政府主席。
正当陕甘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1935年9月，毛泽东这位瘟神来到陕甘根据地。
进入根据地之前，毛泽东导演了一幕“苦肉计”——先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逮捕入狱，街上贴了布告，挖好了坑，准备活埋，就在这时毛泽东来了，大喊︰“刀下留人”。不巧不成书，刘、高、习等落难者，有惊无险，被天神毛泽东解救了。据说这是党内左倾分子所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总书记，毛泽东是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当时王明、博古、张国焘都已经没有实权，只有毛泽东大权在握，能指挥一切。“苦肉计”的导演者是谁，不言自明。
1936年2月，毛泽东安排刘志丹率领红28军东征抗日。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国民党部队狙击，刘志丹牺牲，终年32岁。毛泽东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到底是什么“意外”，细节已无从了解。（2000年《炎黄春秋》第11期《刘志丹的悲壮人生》作者︰傅国涌）
50年代中，高岗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头目，自杀而死。
60年代初，就凭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一句话，习仲勋坐牢12年；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坐牢10年，其妻李建彤是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等7人被迫害致死。另一作者何家栋被打瞎一只眼睛。（详情见下节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
1965年秋，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30周年，新华社派记者杨克现到陕北子长县采写瓦窑堡市新气象。瓦窑堡是长征后，中央红军驻入陕北根据地之前，第一个进入的历史名城。1935年12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杨记者采访了陕北老红军赵通儒。他介绍说：当年，中央红军达到瓦窑堡时，大多数人衣不遮体，破烂不堪。冬季已经到来，陕北红军动员一切力量，安排驻地，赶制棉衣、棉被，杀猪宰羊，把最好的食品拿出来欢宴中央红军。没有想到，却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对中央红军的腐蚀”。老人对这样指责很有意见，并带他去瞻仰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住过的窑洞，全部锁着门，没有任何标记，墙壁挂满蜘蛛网，冷冷清清。
作者把上述情况整理了一篇“内参”，没有想到这篇“内参”却给赵通儒老人带来了杀身之祸—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中，老人被批斗毒打致死；子长县委也遭到批判。罪名是：宣扬陕北红军挽救了中央红军。（《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作者：杨克现）
6，“皖南事变”︰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增选的三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常委只剩下项英一人，斯大林对他非常器重，并将刻有斯大林名字的手枪送给项英。项英在党内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前一直高于毛泽东。
毛泽东与项英结下不解之仇，是因为30年代项英反对和制止毛泽东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则诬陷项英是AB团的后台；其次是项英极力反对毛泽东移情别恋，甩了贺子珍与江青结婚；另外，就是项英对于毛将他一手创建的皖南根据地拱手让给蒋介石，并将游击战16字诀剽窃为己有，极为不满。项英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勉强接受了。
毛泽东记仇，故伎重演，依然采用借刀杀人手段。利用新四军北上，将项英送入国民党虎口，是消灭政敌的绝好机会。
新四军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北上，在繁昌、铜陵一带渡长江；另一条路向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镇江渡过长江，这一线要通过国民党顾祝同的驻防区，而且路程较远。
经过双方协商，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同意走繁昌、铜陵线过江。1941年1月3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叶挺军长，重申皖东路线，并说︰“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出发前，毛泽东突然发电报给项英改走镇江线，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改变路线的事，4日赶紧给蒋介石发电报告知改线的原因。当时有规定禁止中共将领直接与蒋介石联系，电报是通过毛泽东转的，毛泽东故意把电报扣压。
6日下午项英的一万新四军进入顾祝同的驻防区，对方因没有接到改变路线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慌张的项英一封接一封电报给毛泽东，要他与国民党交涉停火，毛泽东毫无动静。
6日到9日，项英发给驻苏北新四军刘少奇的电报都收到了，刘打电报给毛，问项英的情况，毛谎称没有收到项英乞援的电报。
10日，再次电告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的情况：“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面临绝境，干部全部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直到13日，毛泽东才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救，军事上立即大举反攻。
经过七天七夜的激烈战斗，新四军一万部队除三千人突围，从约定的繁昌线撤到苏北，其余的都伤亡被俘或失踪。军长叶挺被俘，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打散后逃到一个山洞里，夜间熟睡后，被他的警卫员刘厚忠杀害。刘携带财物枪支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怀疑是特务，在监狱中自杀而死。女作家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她的书中专门有一章《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揭开了这个历史迷雾。
胡耀邦任总书记时，要出一本有关中共领导人的百科全书，条目中有项英，因毛泽东对项英有评价，作者不知如何写，请示胡耀邦。总书记说：不要局限过去的条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有总书记的解放思想精神，80年代初，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写了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 准备再版。
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同名彩色宽银幕上下集故事片。我是该片摄影师。导、摄、美、制片已经到原新四军驻地安徽泾县选景，体验生活。突然下令停拍，小说也被收回，到底为什么？当然，这又涉及到党史和毛泽东了。
建国前，党内权力之争激烈程度不亚于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给党造成的损失比对敌斗争更大。毛泽东为了篡党夺权，不择手段，最后失败和受害者都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毛泽东的矛盾并非敌我矛盾。如果说他们有“罪”，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发动”就是毛泽东要消灭他们的理由。另外这些人，有的在党内职务比毛泽东高，有的领导指挥部队比毛泽东多，这更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和必须打倒的。
九、毛泽东生活糜烂多次移情别恋 未婚先孕
1，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第一次移情别恋，与18岁的贺子珍结婚，抛弃了结发妻子杨开慧
贺子珍，1910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县，在县城教会学校读书，文弱、活泼、年轻、漂亮，在校时参加学运，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是袁文才妻子的表妹。她总是身穿红军军装，能双手开枪，大家都叫他“女司令”。在长征路上，遭遇敌机扫射轰炸，她扑在独腿将军钟赤兵政委的担架上，为掩护这位老红军，身负17处伤。
贺子珍的父亲是永新县海天春茶楼的老板，是开明绅士，她的哥哥贺敏学是共产党员。贺子珍与妹妹贺怡分别嫁给毛泽东和他的胞弟毛泽潭。
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后，喜新厌旧，第一次移情别恋。1928年与18岁的贺子珍结婚。抛弃了当时正在长沙带着三个孩子与敌人斗争的结发妻子杨开慧。
杨开慧，190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比贺子珍大9岁，是北京大学杨昌济教授的女儿，1920年与毛泽东结婚，为毛泽东生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1930年8月，湖南省军阀何键悬赏大洋1000元，缉拿杨开慧，10月14日被捕，同时入狱还有8岁的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何键提出，只要杨开慧在报上公开声明，与毛泽东断绝关系离婚就释放她，杨开慧宁死不屈，1930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年仅29岁。
贺子珍年轻，体质柔弱，承受不了毛泽东的过度的淫欲，结婚不久，就下决心离开毛泽东。据当时她最好的朋友曾志（陶铸的夫人）回忆：贺认为与毛结婚很“倒霉”，是“重大牺牲”，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本来活泼英俊，年轻未婚的毛泽潭是贺子珍的追求者，他对贺子珍说：“我哥哥有嫂子，跟我吧！”。弟弟竞争不过哥哥，泽潭才找了子珍的妹妹贺怡为未婚妻；到东固后贺怡被毛泽东的亲信刘士奇抢占，刘死后，贺怡才与毛泽潭破镜重圆，结为伉俪。
1929年毛离开井冈山时，贺子珍想抓住这个机会离开毛泽东，她死也不愿意下山，哭着喊着被警卫员和马夫拉上马的。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九年，七年中她给毛泽东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一个生在长征路上，大都夭折或送给别人，只剩下了一个女儿李敏。
毛泽东到延安不久，恶习难改，第二次移情别恋。当时，贺子珍才27岁。毛泽东先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勾勾搭搭，后来又与电影演员蓝苹（到延安后改名江青）未婚先孕，贺子珍难以承受毛泽东的不忠，要枪毙这两个“妖精”，吵得毛泽东无法工作，毛说贺“疯了”，后来，被送到苏联“治病”。
江青大闹党中央，因已怀孕，党中央迫不得已，批准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与江青结婚。才有了“下不为例”和“约法三章”的说法。
毛泽东进京后，强占别人妻女，“包二奶”搞“小秘”更加肆无忌惮，无人敢批评监督，有些人还投其所好，为其提供方便，充当“皮条”客。毛泽东生活霉烂不堪入目，关于写他生活糜烂方面的书和文章有十多种，只好“宜粗不宜细”了。（摘自︰《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作者：斯诺；《家世，家书，家风—毛泽东的 亲情世界》丁晓平着；《李志绥回忆录》李志绥原为毛泽东保健医生；《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京夫子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
2，毛泽东一手炮制的“潘、杨反革命集团”冤案
1983年，党中央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平反。对冤案形成的说法是“康生伙同江青一手制造的”，江青在此案中推波助澜，确实起到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同意、拍板，要想把潘汉年、杨帆这样高级干部定为反革命，长期关进监狱是不可能的。此案形成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延安时代。
1938年11月，经过江青的“闹”，毛泽东的“权”，党中央不得不批准毛泽东、江青这桩有争议的婚姻。
1939年5月，正当毛泽东新婚燕尔与江青甜蜜蜜的时刻，延安接连收到来自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两份绝密电报。一封是发给党中央的，另一封则是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的。内容都是反映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在上海被捕和一些不光彩的绯闻，对毛、江的婚姻提出异议。
项英在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报刊上看到，电影演员蓝只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的消息，还刊登了蓝只在上海当演员时，个人生活方面的绯闻。单凭国民党报刊的传闻项英岂能轻信，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于政治责任感怎能等闲视之。他向原来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杨帆了解江青的情况。杨帆解放前，在上海是专门做文化工作的，与江青的前夫唐纳（马季良）很熟悉，对江青婚变、与多人同居、被捕、审讯、释放情况非常清楚。项英让杨帆将所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在材料上注明，是由曾在上海地下党做影剧工作的殷扬提供。（殷扬是杨帆在上海工作时用的名字）项英将这份材料作为他的电报附件一起发往延安，由当时担任机要秘书的叶子龙直呈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牢牢铭记在心里，寻找机会打击报复。
上海解放后，杨帆、潘汉年由新四军调到上海工作，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长，潘汉年解放前也是上海地下党员，是杨帆的领导，对江青的情况也非常清楚。
1949年5月到51年2月，杨帆主管上海肃反工作曾经出现过某些失误，根据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需要，利用起义、投诚或被捕后有立功赎罪表现原敌特人员，协助公安人员进行肃反工作，实行“以特制特”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工作中也出现过失误，如忽视了内外有别的界限，处理过宽，经上级指出及时做了纠正，公安部早有结论，认为这些失误，属于工作性质错误。
1953年初，杨帆到苏联治病，遇到正在苏联疗养的江青，她认出了当年写材料的殷杨就是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杨帆，认为他一定掌握着敌伪档案中她被捕受审判时的材料，这是她最大心病。
1953年夏天，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到南京视察工作时，毛对罗说︰“上海是帝国主义老巢，杨帆包庇了很多坏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安部派两名大员到上海采取背靠背的秘密调查，收集材料，杨帆被撤消党内外职务。
1954年3月，毛泽东和江青在杭州逗留期间，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材料送中组部，你应向中组部交代……江青看信后十分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整她。当时，罗瑞卿也在杭州，江青向毛泽东哭闹“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整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她主动提出一个应当追查的写匿名信者的名单，为首的就是杨帆。
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和干预，本来在两年前就有工作失误结论的杨帆，很快就升级为包庇坏人的反革命分子。此案一经定性，上挂下连，被捕关押700多人，
有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上挂的是潘汉年、饶漱石（作另案处理，定为：“高、饶反党集团”）1955年潘汉年、杨帆被捕，定性为“潘、杨反革命集团”。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的讲话︰“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过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由于毛泽东的“宽容”潘汉年得以继续活下去，1963年2月3日潘、杨刑满出狱。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奉命又把他们抓回监狱，宣布：改判无期徒刑，未说明有什么新罪行。
1983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潘、杨反革命集团”平反，他们蒙冤坐牢长达28年之久。（尹骐：《江青复仇和杨帆蒙冤》2002年第一期《炎黄春秋》；秦福荃：《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2006年第10期《炎黄春秋》）
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作风上，腐败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多次抛弃结发妻子，移情别恋，进京全面掌权后，更肆无忌惮，到处招花惹草，全国大城市都有他的行宫“包二奶”；到了晚年，他喜好“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从年龄上讲都是他孙女或曾孙女辈的。对毛泽东这种恶劣作风不但没有人敢批评监督，有些官员还投其所好，随时为他提供方便，充当“皮条客”。
四方面军西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命令，这次行动与张国焘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张国焘已经下台失去指挥权，指挥红四军西进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一贯用兵如神，为什么要把四方面军置于风口浪尖上，送到“马家军”的铁蹄下作无谓的牺牲，至今是个谜。是指挥上的失误还是别有用心，令人困惑不解，如果是决策和指挥失误，毛泽东就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做检讨，他不但没有承担责任，反而倒打一耙，在《毛选》中诬陷西路军，被敌人吓倒，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
毛泽东歪曲事实，血口喷人，许多领导人心知肚明，多年以来，却忍气吞声，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揭露毛泽东的谎言，为两万多红军烈士正名。
毛泽东死后，徐向前元帅的工作人员朱玉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毛泽东给徐帅多封电报，这些电报充分证明，四方面军西进并非被敌人吓倒，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而是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命令。
朱玉和原国防大学丛进教授，先后写文章揭露毛泽东的诬陷和谎言，到处踫壁，无处敢发表他们的文章。经过多年奔走，总算在历史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上发表了。文章发表后，却遭到某高层领导的指责和干预，命令将这期收回，使用原来序号以别的内容另编一期，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结果是弄巧成拙，越抹越深，影响越来越大。
排除各种阻力，丛进教授的文章《西路军问题提出和解决》终于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发表。
2005年凤凰电视台配合丛进的文章，拍摄了多集长记录片《碧血黄沙》—西路军魂。影片编导采访多位四方面军尚健在男女老战士，他（她）们讲述了当年与“马家军”苦战，血染河西走廊的悲壮往事。
被毛泽东颠倒、篡改的党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不过，这只是有良知的知情人和媒体所做的努力而已，官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至今，对这个重大政治冤案，党中央依然保持沉默。
徐向前元帅，有电报证据在手，却长期忍辱负重，带着一肚子委屈，直到1990年9月21日去世，一直没有揭穿毛泽东的谎言与污蔑，为自己、为四方面军辩护。如果他不甘心臣服于毛泽东的脚下，能还让他活着，并给他元帅军衔吗？
请看，四方面军另外两位领导人，参谋长李特与黄超之死。
4，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高级将领黄超被秘密处决之谜
李特，原名徐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其父是清末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李特1921年考入唐山大学。1924年，经中共中央选送 到苏联留学。192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先后在苏联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发展师哲等多人入党。由于他的英语水平很高，同学门通常不喊他原名，而以英语称他︰“Ｌｅｔｌｅ”，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
1930年回国后，周恩来派李特到鄂豫皖担任中共特委书记、红25军副军长，长征中李特任四方面军参谋长。
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黄超等率领四百余名幸存将士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迪化，回到自己的队伍，找到了党；1937年11月，李先念等奉命调延安；李特、黄超等被莫须有地诬陷为“托派”，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
李特、黄超既不是“托派”也不是反革命，被杀主要是因为1935年9月11日，在长征路上他们奉张国焘之命追赶毛泽东，劝说他不要北上，和毛泽东发生过争吵。
另外，在《西路军往事漫记》中说，在西路军幸存者回到新疆后，有人问李先念︰“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李先念回答：“去延安”。后来证实，那次问话，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李特，除了远在家乡的母亲再没有别的亲人。1949年解放军南下渡江，路过李特的家乡，他年迈的母亲多年没有儿子的音信，思儿成疾，步行8里到白庙集 上，双手举着“寻李特儿”的牌子，等了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回家。可怜妈妈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爱子早在11年前就魂断天山了；她更没有想到，杀害她儿子的却是共产党内最大的野心家。（刘士洪着︰《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被错杀案追踪》，《炎黄春秋》1999年1期）
5，毛泽东进入陕甘根据地前，导演的一幕《苦肉计》
刘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在榆林中学读高中时加入共产党，并发表反映人民疾苦的小说《官逼民反》，是一名有才华有抱负的杰出青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后，回陕西故乡。1928年5月，发动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国民军，与高岗、习仲勋等共同创建陕北根据地。
1932年至1934年，先后成立红26、27军，刘志丹为总指挥。1935年，粉碎国民党五、六万人的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管辖陕北22个县，习仲勋任政府主席。
正当陕甘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1935年9月，毛泽东这位瘟神来到陕甘根据地。
进入根据地之前，毛泽东导演了一幕“苦肉计”——先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逮捕入狱，街上贴了布告，挖好了坑，准备活埋，就在这时毛泽东来了，大喊︰“刀下留人”。不巧不成书，刘、高、习等落难者，有惊无险，被天神毛泽东解救了。据说这是党内左倾分子所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总书记，毛泽东是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当时王明、博古、张国焘都已经没有实权，只有毛泽东大权在握，能指挥一切。“苦肉计”的导演者是谁，不言自明。
1936年2月，毛泽东安排刘志丹率领红28军东征抗日。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国民党部队狙击，刘志丹牺牲，终年32岁。毛泽东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到底是什么“意外”，细节已无从了解。（2000年《炎黄春秋》第11期《刘志丹的悲壮人生》作者︰傅国涌）
50年代中，高岗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头目，自杀而死。
60年代初，就凭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一句话，习仲勋坐牢12年；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坐牢10年，其妻李建彤是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等7人被迫害致死。另一作者何家栋被打瞎一只眼睛。（详情见下节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
1965年秋，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30周年，新华社派记者杨克现到陕北子长县采写瓦窑堡市新气象。瓦窑堡是长征后，中央红军驻入陕北根据地之前，第一个进入的历史名城。1935年12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杨记者采访了陕北老红军赵通儒。他介绍说：当年，中央红军达到瓦窑堡时，大多数人衣不遮体，破烂不堪。冬季已经到来，陕北红军动员一切力量，安排驻地，赶制棉衣、棉被，杀猪宰羊，把最好的食品拿出来欢宴中央红军。没有想到，却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对中央红军的腐蚀”。老人对这样指责很有意见，并带他去瞻仰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住过的窑洞，全部锁着门，没有任何标记，墙壁挂满蜘蛛网，冷冷清清。
作者把上述情况整理了一篇“内参”，没有想到这篇“内参”却给赵通儒老人带来了杀身之祸—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中，老人被批斗毒打致死；子长县委也遭到批判。罪名是：宣扬陕北红军挽救了中央红军。（《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作者：杨克现）
6，“皖南事变”︰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增选的三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常委只剩下项英一人，斯大林对他非常器重，并将刻有斯大林名字的手枪送给项英。项英在党内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前一直高于毛泽东。
毛泽东与项英结下不解之仇，是因为30年代项英反对和制止毛泽东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则诬陷项英是AB团的后台；其次是项英极力反对毛泽东移情别恋，甩了贺子珍与江青结婚；另外，就是项英对于毛将他一手创建的皖南根据地拱手让给蒋介石，并将游击战16字诀剽窃为己有，极为不满。项英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勉强接受了。
毛泽东记仇，故伎重演，依然采用借刀杀人手段。利用新四军北上，将项英送入国民党虎口，是消灭政敌的绝好机会。
新四军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北上，在繁昌、铜陵一带渡长江；另一条路向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镇江渡过长江，这一线要通过国民党顾祝同的驻防区，而且路程较远。
经过双方协商，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同意走繁昌、铜陵线过江。1941年1月3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叶挺军长，重申皖东路线，并说︰“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出发前，毛泽东突然发电报给项英改走镇江线，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改变路线的事，4日赶紧给蒋介石发电报告知改线的原因。当时有规定禁止中共将领直接与蒋介石联系，电报是通过毛泽东转的，毛泽东故意把电报扣压。
6日下午项英的一万新四军进入顾祝同的驻防区，对方因没有接到改变路线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慌张的项英一封接一封电报给毛泽东，要他与国民党交涉停火，毛泽东毫无动静。
6日到9日，项英发给驻苏北新四军刘少奇的电报都收到了，刘打电报给毛，问项英的情况，毛谎称没有收到项英乞援的电报。
10日，再次电告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的情况：“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面临绝境，干部全部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直到13日，毛泽东才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救，军事上立即大举反攻。
经过七天七夜的激烈战斗，新四军一万部队除三千人突围，从约定的繁昌线撤到苏北，其余的都伤亡被俘或失踪。军长叶挺被俘，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打散后逃到一个山洞里，夜间熟睡后，被他的警卫员刘厚忠杀害。刘携带财物枪支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怀疑是特务，在监狱中自杀而死。女作家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她的书中专门有一章《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揭开了这个历史迷雾。
胡耀邦任总书记时，要出一本有关中共领导人的百科全书，条目中有项英，因毛泽东对项英有评价，作者不知如何写，请示胡耀邦。总书记说：不要局限过去的条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有总书记的解放思想精神，80年代初，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写了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 准备再版。
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同名彩色宽银幕上下集故事片。我是该片摄影师。导、摄、美、制片已经到原新四军驻地安徽泾县选景，体验生活。突然下令停拍，小说也被收回，到底为什么？当然，这又涉及到党史和毛泽东了。
建国前，党内权力之争激烈程度不亚于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给党造成的损失比对敌斗争更大。毛泽东为了篡党夺权，不择手段，最后失败和受害者都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毛泽东的矛盾并非敌我矛盾。如果说他们有“罪”，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发动”就是毛泽东要消灭他们的理由。另外这些人，有的在党内职务比毛泽东高，有的领导指挥部队比毛泽东多，这更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和必须打倒的。
九、毛泽东生活糜烂多次移情别恋 未婚先孕
1，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第一次移情别恋，与18岁的贺子珍结婚，抛弃了结发妻子杨开慧
贺子珍，1910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县，在县城教会学校读书，文弱、活泼、年轻、漂亮，在校时参加学运，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是袁文才妻子的表妹。她总是身穿红军军装，能双手开枪，大家都叫他“女司令”。在长征路上，遭遇敌机扫射轰炸，她扑在独腿将军钟赤兵政委的担架上，为掩护这位老红军，身负17处伤。
贺子珍的父亲是永新县海天春茶楼的老板，是开明绅士，她的哥哥贺敏学是共产党员。贺子珍与妹妹贺怡分别嫁给毛泽东和他的胞弟毛泽潭。
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后，喜新厌旧，第一次移情别恋。1928年与18岁的贺子珍结婚。抛弃了当时正在长沙带着三个孩子与敌人斗争的结发妻子杨开慧。
杨开慧，190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比贺子珍大9岁，是北京大学杨昌济教授的女儿，1920年与毛泽东结婚，为毛泽东生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1930年8月，湖南省军阀何键悬赏大洋1000元，缉拿杨开慧，10月14日被捕，同时入狱还有8岁的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何键提出，只要杨开慧在报上公开声明，与毛泽东断绝关系离婚就释放她，杨开慧宁死不屈，1930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年仅29岁。
贺子珍年轻，体质柔弱，承受不了毛泽东的过度的淫欲，结婚不久，就下决心离开毛泽东。据当时她最好的朋友曾志（陶铸的夫人）回忆：贺认为与毛结婚很“倒霉”，是“重大牺牲”，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本来活泼英俊，年轻未婚的毛泽潭是贺子珍的追求者，他对贺子珍说：“我哥哥有嫂子，跟我吧！”。弟弟竞争不过哥哥，泽潭才找了子珍的妹妹贺怡为未婚妻；到东固后贺怡被毛泽东的亲信刘士奇抢占，刘死后，贺怡才与毛泽潭破镜重圆，结为伉俪。
1929年毛离开井冈山时，贺子珍想抓住这个机会离开毛泽东，她死也不愿意下山，哭着喊着被警卫员和马夫拉上马的。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九年，七年中她给毛泽东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一个生在长征路上，大都夭折或送给别人，只剩下了一个女儿李敏。
毛泽东到延安不久，恶习难改，第二次移情别恋。当时，贺子珍才27岁。毛泽东先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勾勾搭搭，后来又与电影演员蓝苹（到延安后改名江青）未婚先孕，贺子珍难以承受毛泽东的不忠，要枪毙这两个“妖精”，吵得毛泽东无法工作，毛说贺“疯了”，后来，被送到苏联“治病”。
江青大闹党中央，因已怀孕，党中央迫不得已，批准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与江青结婚。才有了“下不为例”和“约法三章”的说法。
毛泽东进京后，强占别人妻女，“包二奶”搞“小秘”更加肆无忌惮，无人敢批评监督，有些人还投其所好，为其提供方便，充当“皮条”客。毛泽东生活霉烂不堪入目，关于写他生活糜烂方面的书和文章有十多种，只好“宜粗不宜细”了。（摘自︰《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作者：斯诺；《家世，家书，家风—毛泽东的 亲情世界》丁晓平着；《李志绥回忆录》李志绥原为毛泽东保健医生；《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京夫子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
2，毛泽东一手炮制的“潘、杨反革命集团”冤案
1983年，党中央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平反。对冤案形成的说法是“康生伙同江青一手制造的”，江青在此案中推波助澜，确实起到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同意、拍板，要想把潘汉年、杨帆这样高级干部定为反革命，长期关进监狱是不可能的。此案形成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延安时代。
1938年11月，经过江青的“闹”，毛泽东的“权”，党中央不得不批准毛泽东、江青这桩有争议的婚姻。
1939年5月，正当毛泽东新婚燕尔与江青甜蜜蜜的时刻，延安接连收到来自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两份绝密电报。一封是发给党中央的，另一封则是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的。内容都是反映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在上海被捕和一些不光彩的绯闻，对毛、江的婚姻提出异议。
项英在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报刊上看到，电影演员蓝只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的消息，还刊登了蓝只在上海当演员时，个人生活方面的绯闻。单凭国民党报刊的传闻项英岂能轻信，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于政治责任感怎能等闲视之。他向原来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杨帆了解江青的情况。杨帆解放前，在上海是专门做文化工作的，与江青的前夫唐纳（马季良）很熟悉，对江青婚变、与多人同居、被捕、审讯、释放情况非常清楚。项英让杨帆将所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在材料上注明，是由曾在上海地下党做影剧工作的殷扬提供。（殷扬是杨帆在上海工作时用的名字）项英将这份材料作为他的电报附件一起发往延安，由当时担任机要秘书的叶子龙直呈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牢牢铭记在心里，寻找机会打击报复。
上海解放后，杨帆、潘汉年由新四军调到上海工作，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长，潘汉年解放前也是上海地下党员，是杨帆的领导，对江青的情况也非常清楚。
1949年5月到51年2月，杨帆主管上海肃反工作曾经出现过某些失误，根据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需要，利用起义、投诚或被捕后有立功赎罪表现原敌特人员，协助公安人员进行肃反工作，实行“以特制特”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工作中也出现过失误，如忽视了内外有别的界限，处理过宽，经上级指出及时做了纠正，公安部早有结论，认为这些失误，属于工作性质错误。
1953年初，杨帆到苏联治病，遇到正在苏联疗养的江青，她认出了当年写材料的殷杨就是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杨帆，认为他一定掌握着敌伪档案中她被捕受审判时的材料，这是她最大心病。
1953年夏天，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到南京视察工作时，毛对罗说︰“上海是帝国主义老巢，杨帆包庇了很多坏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安部派两名大员到上海采取背靠背的秘密调查，收集材料，杨帆被撤消党内外职务。
1954年3月，毛泽东和江青在杭州逗留期间，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材料送中组部，你应向中组部交代……江青看信后十分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整她。当时，罗瑞卿也在杭州，江青向毛泽东哭闹“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整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她主动提出一个应当追查的写匿名信者的名单，为首的就是杨帆。
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和干预，本来在两年前就有工作失误结论的杨帆，很快就升级为包庇坏人的反革命分子。此案一经定性，上挂下连，被捕关押700多人，
有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上挂的是潘汉年、饶漱石（作另案处理，定为：“高、饶反党集团”）1955年潘汉年、杨帆被捕，定性为“潘、杨反革命集团”。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的讲话︰“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过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由于毛泽东的“宽容”潘汉年得以继续活下去，1963年2月3日潘、杨刑满出狱。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奉命又把他们抓回监狱，宣布：改判无期徒刑，未说明有什么新罪行。
1983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潘、杨反革命集团”平反，他们蒙冤坐牢长达28年之久。（尹骐：《江青复仇和杨帆蒙冤》2002年第一期《炎黄春秋》；秦福荃：《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2006年第10期《炎黄春秋》）
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作风上，腐败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多次抛弃结发妻子，移情别恋，进京全面掌权后，更肆无忌惮，到处招花惹草，全国大城市都有他的行宫“包二奶”；到了晚年，他喜好“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从年龄上讲都是他孙女或曾孙女辈的。对毛泽东这种恶劣作风不但没有人敢批评监督，有些官员还投其所好，随时为他提供方便，充当“皮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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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美女伴毛泳照疯薄毛淫乱好色 |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到达目的，不择手段，直到临终对自己所作所为从未做过反思和自我批评，反而觉得自豪，心安理得。
3，毛泽东宣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请看，他身边工作人员郭金荣在《毛泽东晚年生活》中的一段记述︰
1975年8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多，晚饭后与张玉风、孟锦云、李玲师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情节是，员外的漂亮女儿掉进后花园的枯井里，员外出布告表示︰谁能把他的女儿救出来，就嫁给谁为妻。有两个青年同时来援救，他们决定一个在井上，一个坐箩筐到井下，并协商好等救出来后，嫁给谁由小姐自己选择决定。到井下的青年发现小姐已经昏迷，生命垂危，他把小姐抱到箩筐里，当箩筐拉到中间时，一只白缎绣花鞋从上面掉到他头上，他拿着绣鞋等待箩筐再下来拉他，但头顶上的亮光没有了，井被盖起来了。他在下面呼喊，没有人来救他。小姐身体恢复健康后与井上面的青年结婚。
一天，小姐在后花园赏花，忽然从云中有一只绣鞋飘落到她的脚下，正是自己丢失的，刚要去捡，鞋不见了，一个青年拿着绣鞋站在她面前，向她讲了自己被陷害的遭遇，小姐想与他对话，青年突然消失了，小姐一着急醒了，原来是梦。小姐觉得这个梦蹊跷，莫非是真的。她正在回忆刚才的梦，有人敲门，进来的正是梦中的那个青年……。小姐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与其父商量将他的丈夫轰走了，与井下青年结为伉俪。
看完影片主席向三位女士提了一个看起来很可笑的问题︰“你们说说看，这两个青年那个好？”
“当然是井下那个青年好啦！”李玲师脱口而出。
“这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孟锦云也谈自己的看法。
“小张，你自然也和她们一样看法了？”主席笑着把头转向张玉风。
“差不多，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什么要问这么个问题？”张玉风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主席说到这里停下来，等待她们反驳。
“为什么？我们不明白。”小孟直接反问。
“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他太愚蠢了，还是井上的青年聪明。”
“呕，他聪明，他太狡猾了，这种人不老实。”小张首先表示反对主席的意见。
“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主席谈着自己的见解。
“那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害别人。”小孟又说。
“就一个小姐，他不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狠！”……
郭金荣为什么要详细记载毛泽东晚年与他身边三个年轻女人这段生活插曲，目的非常明显，因为，这段对话最能透析毛泽东的灵魂深处的道德准则了——为了追求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可以放弃做人的底线，不择手段，落井下石，什么缺德事都可以做。毛泽东临终前还要向他的小妾们宣扬他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处世观点。说明他临终对他一生所作所为，没有丝毫反省，自责的精神。
1975年临死前，还与他亲信安排他死后，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问题。班子名单排列︰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陈锡联、张玉风。
十、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
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比历代王朝都厉害，不知有多少人因一篇文章、一封信、一本书、一部电影被关进监狱，迫害致死。毛泽东的“文字狱”，早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拉开了序幕。当时，逮捕入狱者有200多人，许多人被秘密处死，王实味就是其中之一。
1，王实味—毛泽东“文字狱”第一个祭品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胡风是他的同班同学），1926年入党。作家，翻译家，被捕前，为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休息》、《杨五奶奶》、《陈老四的故事》等；杂文有：《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1937年到延安后，翻译了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其中有︰《政治经济学论丛》、《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中的第2、4、11卷等作品。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大批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王实味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知识分子当中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青年，她们当然就成为已到结婚年龄的干部们的追求对象，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有些人虽然已有家室子女，却想抛弃糟糠之妻，换个年轻洋气的妻子。当时，曾经发生过老干部黄克功由于谈恋爱受挫，枪杀城市女青年刘茜的恶性事件，影响极坏。
王实味、丁玲对这种不正之风颇有感慨。王实味发表了散文《野百合花》，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他们的文章得罪了毛泽东，被认为是政治问题，是反党，骂共产党。延安整风中，他们当然就成为“抢救”的重点。丁玲没有辫子可抓，毛泽东当时没法将她置于死地，解放后却没有饶过她，50年代初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头目，57年反右中又定为“右派分子”。
王实味翻译过《托洛茨基传》，历史上曾经与“托派”王凡西（王文元）有过接触，关于这些历史，他早已向组识交代清楚。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亲自给他定性为“托派、反革命奸细”，抓捕入狱。1947年撤离延安时，在山西兴县，他未经审判被秘密砍头，尸体被推进一口枯井中。王实味被处决后，毛泽东还假惺惺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来！”（摘自，野百合花丛书之一《王实味》作者：黄昌勇）
2，毛泽东亲自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涉及2100人，92人被捕判刑
1954年7月，胡风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关于文艺问题意见书，怎么也没有想到却把自己和众多亲友送上了政治断头台。
毛泽东亲自给《人民日报》写按语：“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有人在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三长联席会议上多次提出，把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法律根据不足。因为案子是毛泽东亲自抓、亲自定性的，权大于法，不唯实，只唯上，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仍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此案涉及2100人，株连者近万人，被捕判刑92人，胡风 先判14年，刑期满释放。“文革”中没有任何新罪，又改判无期徒刑，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法律。
1988年6月，党中央为胡风平反。他一生为党的文艺事业和正义战斗，终年83岁，其中有24年，是在自己的监狱中度过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于2004年10月8日逝世，这对相依为命的夫妻的苦难一生终于划上了句号。
写到这里我想起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这是当年奉毛泽东之命签署胡风逮捕令的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
文章说︰“谁也不会想到，当年梅志同志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11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公安部长的儿女们。……当然，我不是在把两个悲剧进行比较，因为实际上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个悲剧加在一起的分量，这确实是在我们党历史上存在过的触目惊心现象……”（沈国凡采写，法官王文正口述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胡平著：《1957年—苦难的祭坛》）
秦城监狱是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专用监狱；像张志新，遇罗克这些小政治犯，是没有资格进这样监狱的。
毛泽东、江青夫妇凭借他们手中的特权，曾经将许多党和国家的精英关进秦城监狱，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毛泽东死后，这些政治犯都平反昭雪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死后，他当年的爱卿、爱将、包括他的妻子、佷子都被关进这座监狱，江青就在服刑期间自杀了，不知李妠为其母亲办后事时，是否也会有罗点点的反思与感慨。
毛泽东生前有句名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话正好言中了他自己—毛泽东的一生，陷害过许多好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也毁了自己一生的辉煌。
3，“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就凭毛泽东这一句话，数十人入狱，七人被迫害致死
60年代初，刘景范（刘志丹的胞第）之妻李建彤与何家栋根据刘志丹的事迹写了小说《刘志丹》，并未出版。
1962年春天，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送审书样。因为他也是陕北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是刘志丹的战友，所以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他又看到在《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小说部分章节，他认为小说涉及1935年在陕北根据地肃反，被毛泽东挽救等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赞成出书，并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栽。
康生知道这一情况后，断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就凭毛泽东的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十六人被捕，李建彤等七人被迫害致死，另一作者何家栋被打瞎一只眼。
罪状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为高岗翻案”—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书中的某个人写的就是习仲勋，写他年轻能干，是为他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
1962年8月八届六中全会，为此定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1967年贾拓夫被整死，又改成“习、马（文瑞）、刘反党集 团”，习仲勋为此坐牢12年，刘景范10年，马文瑞5年。阎红彦“文革”未开始前被暗杀，他的死是否与此案有关，不得而知。（《刘志丹悲壮人生》2000年11期《炎黄春秋》作者：傅国涌；《习仲勋与刘志丹》作者：田方，《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4，评《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感到群众再也不敢推心置腹地讲心里话，他想通过明史专家吴唅打开万马齐喑的局面。
1948年，吴唅写完《朱元璋传》就呈送毛泽东审阅，他们之间早有交往。毛泽东通过胡乔木转达他的意见，希望吴唅写关于海瑞敢于讲真活，敢于给皇帝提意见的作品，宣扬海瑞精神，广开言路。吴唅奉命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作品。
毛泽东出尔反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他指使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文章一出笼就给吴唅定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的性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党内外及一切正直人们的强烈反对。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抵制下，北京市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姚文元的文章），后来主席生气了，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仍然未表态，主席火冒三丈……”
11月末《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彭真并没有放弃原则，在姚文元文章前加了按语，强调了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学术问题应当展开讨论。
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了《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写作组，先后在《北京日报》发表了邓拓化名为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唅商榷》的文章；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化名为李石东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文章；吴唅在《北京日报》发表两篇自我批评文章，企图缓解矛盾。其实，他们无论怎么检讨也没有用，因为毛泽东早已内定吴唅和北京市委是彻底摧毁的目标。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部队五人的座谈会，会后发表冠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陈伯达、康生多次修改后，毛泽东在1966年3月17日作了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用意非常明显，毛泽东在搬动军队力量。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海瑞罢官》性质的争论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营垒，以北京市委彭真、中宣部陆定一为首的一方认为︰《海瑞罢官》跟彭德怀罢官没有关系，即便有错误也属于学术问题，应当本着“百家争鸣”方针进行讨论；以毛泽东、江青为首的一方认定︰吴唅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既然，毛、江夫妇这样认定，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
1966年4月，毛泽东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发动了万炮齐轰“三家村”的战役。邓拓、吴唅、廖沫沙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的帽子，罢官撤职，关押，隔离审查。
邓拓于1966年5月16日“文革”中第一个自杀而死。（这天《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檄文《5·16通知》）
不久之后是吴唅和他夫人袁震及他们小女儿的全家自尽。
再后是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自杀。
继之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在中南海永富堂含冤自杀（？）而死。他的罪名是“篡改毛主席著作”，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部分。
他们都是因写文章批判姚文元为吴唅辩护，得罪了毛泽东而获罪的，人们称他们为“丙辰五君子”。
5，田家英是自杀还是他杀？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说田家英是自杀，谁也不敢澄清事实真相。毛死后，田的家属上书邓小平、胡耀邦要求汪东兴澄清田家英是自杀还是他杀？警卫朱国华为什么自杀？
黄克诚代表中央纪委找汪东兴谈话，让他三天内写出交代材料。汪态度生硬地说“你们查到主席头上来了！”黄克诚表明是邓小平、胡耀邦决定。汪东兴才写出交代如下︰我奉毛泽东之命，带着卫士朱国华到中南海永堂与田家英谈话，田愤怒摔了茶杯，朱国华开枪打死田家英，后来，朱国华自杀了。
汪东兴只说出是朱国华枪杀了田家英，不是自杀。至于，谁指使朱国华杀田家英，朱国华之死是自杀还是灭口，仍然是个迷，其中奥秘自己去想吧！
6，逆境中的雄鹰——遇罗克之死
遇罗克是个有思想，有才华的杰出青年，父亲遇崇基原为水电部工程师，母亲王秋林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57年均被打成右派，遇罗克才华横溢，学习成绩虽然优秀，因是右派子女却被拒之大学门外。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遇罗克先后写了三篇文章，批驳姚文元对吴唅的歪曲与污蔑——《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从马克思一封信想到的》、《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把遇的文章作为反面材料发表了。
“文革”初期，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1966年冬，遇罗克写了《出身论》在《中学生文革报》上发表，在青年当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毛泽东和“四人帮”一伙，对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恨之入骨。遇被冠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1968年1月1日被捕。遇罗克在审讯中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1970年3月4日，英勇就义，为反对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贡献出短暂的一生，死时才22岁。（《我所了解的遇罗 克冤案》作者：苏双碧，《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十一、毛泽东的文化专制主义
1，开国后第一桩文化冤案—批判电影《武训传》
解放后，江青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成了毛泽东在文化领域的“哨兵。”
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先后送中宣部、文化部审查，同时在中南海请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审映”，其后，毛泽东也调看了此片，均被肯定通过；1951年2月，影片在全国公映，好评如潮。
4月25日，报刊突然对电影《武训传》展开批判，并扩展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影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本来属于文艺思想认识问题，由于毛泽东的介入，成了整人的政治运动，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影片主创人员的大围剿，拉开了对知识分子清洗的序幕。
影片已经审查通过，毛泽东看过并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事过两个月后，他又亲自写社论挑起这场政治运动？是江青从中做了手脚。江青为什么对已经去世的陶行知也不能放过，还要从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绯闻说起。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省徽州，1909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1914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享誉海内外。抗日救亡身先士卒，争取民主急流勇进。1946年7月，民主运动领袖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暗杀，陶行知也被列入暗杀黑名单，他无所畏惧，答称︰“我等着第三枪！”李、闻被暗杀8天后，陶行知脑溢血死亡；当时，陶行知被誉为“民主魂”。
陶行知生前，把武训当作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把《武训先生画传》介绍给电影导演孙瑜希望他改编成电影。
三十年代江青与前夫唐纳婚变，重新投入旧情人俞启威（黄敬）的怀抱，唐纳失恋，两次自杀获救，陶行知曾作《送给唐纳先生》一诗，劝慰好友唐纳︰“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如果拖泥带水，不如死了您的心……”江青为此恨上了陶行知，虽死也要“批倒批臭”以解心头之恨。
由江青发起，毛泽东介入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迫害知识分子的序幕；先是思想清洗，跟随的是政治清洗，陶门弟子纷纷中箭落马；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夫妇，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61年死于饥饿；高足张宗麟、方与言反右同样被打成右派；导演孙瑜、主演赵丹及夏衍等一大批参与影片拍摄人员在“文革”中再次被批判、监禁，有的被迫害致死。这个大冤案直到85年才彻底平反。（《江青：插手“开国第一次文化冤案”的隐情》作者：唐少权，《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2，批判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县人，父亲俞阶青是前清探花。俞平伯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英、美留学。曾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他在1923年出版《红楼梦辩》，加上解放后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两万字文章综合而成。由文怀沙写跋，并用毛笔写书名，1952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共13万字。书出来后，俞平伯颇受读者注意，毛泽东喜读《红楼梦》，知道俞平伯是研究《红楼梦》的，在他的授意下，把俞平伯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大学两个大学生蓝翎和李希凡写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寄北京《文艺报》及其它报刊，到处踫壁，只好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刊物上发表。校刊寄给山东籍的中央领导，人手一份。江青看到了，把这篇文章在北京到处不发表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斗争，也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它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点燃了向俞平伯开火的序幕。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质问文艺报》；接着中国作协主席团作出决议，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文怀沙写的《红楼梦研究》跋也被毛泽东点了名，质问文怀沙党性那里去了？文怀沙有党性，是资产阶级党性！并把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原本是学术争论问题，由于毛泽东夫妇的干预、介入，成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文革”一开始俞平伯就被抄家，扣发工资，只给少数生活费，把他赶到一间又破又小的房子里住。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逐渐增多，有许多人打听他的下落，要求与他见面。当局不得不给他调整房子，补发工资。他点完钱后，非常幽默地对来人说：“这只是本钱，利息哪？”来人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发给我的，扣这么多年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俞老的幽默说得几个来人，无言答对，面红耳赤，狼狈不堪。（摘自：《俞平伯的风骨》作者：胡天培，2007年1月11日《北京晚报》）
文怀沙当时在中宣部工作，也倒了霉，“文革”中被认为是俞平伯向党进攻的同伙，被抄家，作为漏网右派和漏网胡风分子被关押十年。
毛泽东支持的两个“小人物”之一蓝翎57年也成了右派分子。
3，毛泽东发起批判马寅初人口论，使人口多增加几个亿，后患无穷
马寅初作为经济学专家，非常关心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严重性。50年代初，他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他的长篇五万字《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后，全国为之轰动，纷纷来信对马老的远见卓识表示赞同。
毛泽东信奉斗争哲学，他的名言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好大喜功。他非常欣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神话，要搞“三斗”没有大量的人，怎么实现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野心。在他心目中，人的文化层次越低、思想越简单越好。所以他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读 书越多越愚蠢”；因为这样人头脑简单，容易蒙蔽，不会说三道四，好指挥、好摆布。他需要的人是“驯服工具”、打手、炮灰。他不怕打核战争，说：“中国人死几亿，还有几亿。”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人的价值，为了实现他的野心，死多少中国人，对他而言都是无所谓的。
基于毛泽东关于人的价值观，对马寅初的建议，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组织报刊进行大批判；康生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布置说：“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批完了北大校长要换人的。”
马寅初忧国忧民的好心，变成了驴肝肺，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给马寅初定性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野心家。批判他的文章总数超过200篇。
包括周总理在内许多好心人，担心马寅初的政治前途，劝他写个检讨认错，并示意胳膊拧不过大腿，批判是毛泽东组织的。马老铁骨铮铮，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屈服，并声明：“历史将证明我是正确的”，并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人口论：毛泽东与马寅初》作者：辛平《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毛泽东不懂经济，又不听专家建议，独断专横，错误批判马寅初，使中国人口多增数亿。
毛泽东死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增长率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去年达到11.7%，世界第一。虽然如此，我国仍然是一个低工资、低福利的贫穷国家，增长率再高，被13亿一除就微乎其微了。
毛泽东在人口和农民问题上，给后人留下的后遗症，恐怕几个世纪也难以恢复。农民问题，城乡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最大的政治隐患，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处理不好会亡党亡国的。
4，是百花齐放，还是一花独放？
建国初，刘少奇看过电影《清宫秘史》，赞扬“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因为与毛泽东看法不同，也成了他被定为“内奸、工贼”的罪行，口诛笔伐。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连这样一点自由都没有，更何况一般平民百姓。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天真的知识分子，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春天来了。其实，不过是“引蛇出洞”的钓饵而已，57年55万知识分子落入毛泽东设下的陷阱，成了政治上的死囚。
60年代毛泽东对文艺界两个批示：把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所有的协会都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又把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定性为“阎王殿”；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音乐、美术、电影、戏曲小说都成了封、资、修的大“毒草”，它们的作者都成了牛鬼蛇神，批判、专政，入狱，迫害致死。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孔孟的儒家思想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的思想，毛泽东却粗暴地、不加区别地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人类善良美好的基础，假、恶、丑代替了真、善、美。从此，中国人民的文化、道德素质下降，邪恶上升，假、大、空话、套话充满人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际成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局面。
百家音声绝，万花齐凋谢，
八个样板戏，独唱寒江雪。
我们曾经有一个不美好的时代，还要我们赞美它，这就是产生粗鄙的虚伪，这是真正的虚伪。（作家：曹文轩）
十二、一代枭雄毛泽东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有多次农民起义取得了政权，结果都是改朝换代，最后，农民领袖坐龙廷当皇帝。毛泽东的革命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掌权后也是如此。
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有“进京赶考”之说，意思是要接受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革命领袖的教训，要经得起掌权的考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没有经得起掌权后的考验，建国后，不到十年他就原形毕露，完全蜕变为政治腐败，生活糜烂的封建法西斯暴君。在他执政27年中，有数千万人被整死，饿死，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1957到1966不到十年，毛泽东打着党中央到旗号，发动了三次政治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政策一次比一次左，死人一次比一次多。使无数幸福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三次政治运动像瘟疫一样，给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和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1，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骗局使党的诚信滑落到谷底
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没有大专、留学学历，也没有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罗隆基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的言论刺伤了他没有学历的自尊，他对有高学历和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阿Q心理。他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多越愚蠢”；“秦始皇只坑了460个儒，我比他多一百倍”；树立白卷先生张铁生为全国青年学习榜样；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中国八大阶级敌人排列为︰地、富、反、坏、右、敌、特、叛。知识分子排列第九，界于敌我之间，要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中国最高领导人有这样思想偏见，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可想而知。轻视知识，排斥、仇视知识分子，是毛泽东一贯思想。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都是党内外知识分子。
毛泽东觉得通过个案，整肃知识分子还不够，必须通过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许他们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不许说三道四，杀鸡给猴看，才能使所有知识分子都臣服于自己的脚下，才便于他搞终身制独裁统治。大规模围歼知识分子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的计划。
1957年整风是虚，反右是实。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承诺。这些花言巧语是“引蛇出冻”设下的钓饵。天真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55万知识分子跌入毛泽东设下的陷阱，成了政治上的死囚，中国四大阶级敌人的队伍又扩大了一个新成员—右派成了牛、鬼、 蛇、神队伍中的“老五”。
反右斗争结束后，承蒙毛泽东对右派的“宽恕”，对右派没有像斯大林那样肉体消灭，而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数十万右派，被押送到全国各地的劳改农场进行思想改造：如东北的北大荒，甘肃的夹边沟等荒凉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带。在60年代初大饥荒中，由于冻、饿、伤、病，有成千上万右派死在远离亲人的异乡。他们的尸体被草率地埋在冰冷的荒原上，连一片芦席也没有。由于周恩来总理及时关注纠正，才使死亡没有继续扩大。实际，劳改农场的条件还不如监狱，在监狱关押的犯人有刑期，表现好的，还可以提前释放，病了还有“保外就医”，不会饿死、冻死。右派在农场劳改是没有期限的，许多人在农场劳改了22年，直到毛泽东死后才摘帽释放。（戴煌著：《流落到北大荒的右派们》；邢同义著：《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没有送劳改农场者，人身也无自由可言，除了群众监督之外，对每个右派还指定专人随时打“小报告”汇报他们的言行，包括夜间说的梦话。右派子女、亲属政治上受歧视，不能参军、入党、出国、提级、上大学……在我国一旦被贴上“右派”的政治标签，摘帽，改正，入党也无法恢复清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右派就像烤糊了的面包，永远是黑的—朱镕基已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左”爷爷们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与毛泽东所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同义语，是打倒和革命的对象。
有些右派虽然熬过了57年，却死于文化大革命；请看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的毁灭︰
林昭—女，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的别名，苏州人，1932年生，57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下降到猪、狗不如，仍不肯“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期间她给中央写信，为刘少奇、彭德怀和她的同学谭天荣（北京大学男生，右派，57年毛泽东点过他的名）鸣不平，结果被判刑20年。其父听到这个判决后自杀。林昭不服，喊冤绝食，因“态度恶劣”被枪毙，公安部门收子弹费，可怜的妈妈也自杀而死。
王冰—八一电影制片厂有才华的青年电影导演，我关“牛棚”时的难友。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期间，带着他和弟弟王杰（音）全家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王杰当时是小学生，玩“捉汉奸”时总是让他扮演汉奸，在游戏时说过反动话，在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抢救”，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王杰承认反动话是父亲教的，其父被捕，未经审判被秘密处决。
解放后，王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57年整风中他向党交心—由于当时年幼无知，经不起逼供的折磨，说假话害了父亲。反右运动中，王杰被划为极右分子，年青的大学生经不住这样打击，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专政关进“牛棚”，自杀而死，终年43岁。
林昭、王冰两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毁灭于毛泽东极左路线。像这样血淋淋的家庭悲剧，在毛泽东时代成千上万，无法计数。
毛泽东的湖南老友罗稷南，非常大胆地向他提出：如果鲁迅还在世，57年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根据鲁迅先生的性格，也许等不到57年，55年就和胡风一样成为阶下囚了。
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视为蛇蝎，他把“引蛇出洞”的骗局说成是“阳谋”，不管毛泽东怎么诡辩，从此，群众再也不敢推心置腹讲心里话，“沉默是金” 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党籍、职务、地位只能做逆来顺受的羔羊，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成了他们的护身符。
毛泽东的“引蛇出洞”骗局使党和国家的诚信滑落到谷底，他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变成了阴险可怕的伪君子。
1957年反右运动，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大转折。从此，毛泽东给知识分子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头衔；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敌、特、叛之后，称为“臭老九，请看一首打油诗—咏“臭老九”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名曰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口吐真言遭批判，反动皆因知识有。
假如孔孟生今世，也要挂牌满街斗。
毛泽东死后，根据1978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给所有右派摘帽，并对错划者改正。复查结果，全国55万右派只有97人没有改正。
可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仍然肯定扩大5700多倍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给改正者补发工资。
2007年6月，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
海外爱国华侨纷纷发表文章，纪念这段苦涩的历史，凤凰电视台接连一周有所报道，其中有两条值得注意。
新加坡国家报纸专门发表社论，呼吁中国政府应当彻底否定57年反右运动；
1957年毛泽东鼓动民主党派大鸣大放，刘少奇找当时的统战部长利瓦伊汉说：有些问题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章伯钧在人大、政协讲一讲。李向章转达了刘的意思，这就是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发言的初衷。章为此被打成右派后，他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刘少奇，一直守口如瓶，直到50年后才真相大白。（2007年6月9日到17日，凤凰电视台杨锦麟《有报天天读》）
2，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全国性大饥荒，四千万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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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饥荒年代的百姓 |
陕北农民李有源发自内心唱颂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欺骗了中国农民，掌权后他把农民踩在脚下。
我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中国农民从来没有享受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毛泽东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中国宪法成了点缀粉饰社会的一纸空文而已，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何况农民。
中国共产党把农民从封建地主剥削下解放出来，不久，毛泽东又把农民收进更为狭窄的牢笼。用户籍制度，统购统销政策，将农民死死钉在农村的土地上，他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农民成了三等公民。农民劳动收获的成果，没有自主处理权，农副产品由政府廉价统一收购。农民是种粮食的，却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50年代初，民主人士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中为农民讲了几句公道话，作为党和国家领袖毛泽东，没有等梁老把话讲完中间打断，像泼妇一样当面辱骂梁老是：“伪君子”；“你美！你比西施还美！”……并当众把老人轰下讲台。
土改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毛泽东就逐步把才分到的和农民原有的土地，强迫收归集体所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毛泽东对农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剥夺，连锅、碗、瓢、盆都交公社吃大锅饭，数亿中国农民成了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生产，生活资料的农奴，连养几只鸡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头脑发热，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有些领导者投其所好，争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
毛泽东是搞阶级斗争，整人的行家里手，是搞经济建设的白痴，管理国家的败家子，主观武断，不懂又不听专家劝告。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对于这些浮夸之风，不分析调查辨别真假，反而提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于是，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并狂妄地提出15年超英赶美。把农民组成班、排集体劳动、把男女分开居住想消灭家庭。
瞎折腾的结果是几千万农民被活话饿死。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把中国农民祸害苦了。
辛子陵的巨著《红太阳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在“共产主义地狱”中，对农民对苦难有详尽的论述。
三年大跃进全国共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大部分是农民。
饿死人最多是四川省：九百四十万二千人，占总人口13.07%。按百分比最高是安徽省：六百三十三万人，占总人口18.37%。
四川省温江专区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共四百九十一人，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幼女四十八名。
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提供了有名有姓，有死者亲属证明的名单。全队一百二十人中有七十二人饿死,占61%。（名单略）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剥夺与祸患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农民发出痛苦的呼吁：“想社会（主义），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上书毛泽东，为民请命，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大炼钢得不偿失。与会者心里都明白真理和正义在彭德怀一方。毛泽东恼羞成怒，暴跳如雷，7月23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激烈的讲话：“话有两种，好话坏话都要听，对于坏话要硬着头皮听，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我不放弃”；“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军队！”毛泽东的不讲理，惹不起的无赖痞子性格在大会上做了充分表演。邪恶战胜了正义，真理屈从谬误。讲真话为民请命的彭德怀、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薄一波著《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挺身而出，斥责吴法宪对彭德怀的诬陷，当场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
由于同情支持彭德怀被划为“军事俱乐部”成员，被撤职的还有邓华、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
毛泽东虽然用他的特权打倒了彭德怀，是非曲直，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彭德怀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为民请命的彭青天，身经百战的民族英雄，共产党员中的精英。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群众不服，为彭德怀翻案。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前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庐山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往邪路越走越远—一场更大的政治瘟疫即将在中国地大上发生。
3，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页
农民革命领袖一旦掌握了权柄，无不想方设法使自己神化起来，无不想方设法使老百姓愚昧无知，因为文化层次越低越容易蒙蔽、欺骗、任人摆布。毛泽东和历代帝王一样，坐稳龙廷后，为了给自己独裁统治扫清道路，都要清官侧，杀功臣，斩良将，灭知识分子，使所有的人都臣服于自己的脚下，以巩固其终身制统治。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打着党中央“防修，反修”的旗号，其实，并不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完全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终身制独裁统治。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方设法抬高、美化自己，掀起全国、全世界对他的崇拜，他不但要使自己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秦始皇，还想输出毛泽东思想，称霸全世界，实现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野心。为了实现他的黄粱美梦，死多少中国人都无所谓。正像他自己所表白的：“中国人死几亿，还有几亿！”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轻如粪土。
四十五年前，由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政治瘟疫，比前两次运动规模范围更大，波及到全国每个角落，涉及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连托儿所的娃娃也不得不介入这场动乱，规模之大，死人之多，时间之长，是史无前例的。
十年“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叶剑英元帅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及其创建这些文化历史的新老知识分子，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下至当今的吴唅、邓拓。实际，被他革掉的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毛泽东把中华民族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传统美德弃之如敝履，不分糟粕与精华一概摧毁。其结果是：党的威信跌落到低谷，文化断层，经济崩溃，邪恶上升，人民的道德素质大倒退；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中国成了愚昧、无知、野蛮、没有人权、邪恶、流氓国家。
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整好人，他要打倒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是外行，搞阶级斗争整人却是行家老手；他就是靠这个起家，坐上龙廷的。
他知道用党内正常的组织手段，将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干部置于死地是不可能的，必须把他过去搞运动伤害群众的积怨转移到刘少奇身上，挑起众怒，制造混乱，搞痞子运动，借刀杀人，才能实现他蓄谋已久的阴谋计划。
文化大革命初，他故意离开北京，到南方休闲，横渡长江，游山玩水，特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刘少奇，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他很相信刘少奇。实际，这是他为刘少奇设下的陷阱。
刘少奇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按照以往搞运动的经验，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大中院校和文艺单位。工作组当然不会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当权派，而是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和群众—挖“黑帮”、抓右派、把牛鬼蛇神扫地出门，轰到农村去。过去和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都是这样干的。当工作组干得正起劲的时候，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起驾回京，指责刘少奇执行了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7月24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全国的工作组，解放了受到工作组打击的所有“反革命”、“右派”、“黑帮”。连被轰回农村的“黑五类”也被接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成了受害者的大救星。被解放的受害者流着热泪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群众对刘少奇的怨恨的怒火已被毛泽东煽动起来了，他审时度势，先后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他自己的《炮打司令部》。他自己搞阴谋，反而倒打一耙，在他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何其毒也！”
毛泽东放出的毒箭，使刘少奇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众矢之的，毛泽东不愧为是整人的高手，他阴谋得逞了。
毛泽东整人经常使用的另外一个手段是“借刀杀人”，手上不留血迹—蒙蔽利用青少年学生的纯真、热情、年幼无知，鼓动他们起来造反夺权，打倒各级党委，砸烂公、检、法，搞无政府主义，制造混乱，在混乱中实现他的阴谋诡计。他身穿军服，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在接见女红卫兵宋彬彬时，给她改名为“宋要武”，鼓动她文化大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江青与他密切配合，北大附中17岁女红卫兵彭小蒙，当着江青的面，用皮带抽打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的脸，江青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拥抱、亲吻彭小蒙，以示鼓励；同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毛泽东、江青夫妇和社论的煽动鼓励下，那些正处于花季的孩子们，像着了魔一样，打、砸、枪、抄、抓、抹黑脸、戴高帽、喷气式、剃阴阳头、罚跪、挂牌子、游街，血雨腥风，一场民族浩劫从天而降；由毛泽东一手策划指挥的痞子运动开始了。
北京市远郊区有些公社、生产队，为了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向毛主席献忠心，一夜之间，把四类分子（地、富、反、坏）连同他们的家属都活埋了。
据王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回忆文章中写道：“1966年8月27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先后杀害四类分子352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38天，有22户全家被杀绝。”；芦成公社新立村杀了56名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反而诬陷四类分子杀了50多名贫下中农。周总理派记者林晰去调查，不许进村，杀红了眼的农民说：“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我亲身经历的文革》作者：林晰，2006年第9期《炎黄春秋》）
首都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地、富、反、坏、右被推上毛泽东设下的祭坛。湖南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零陵地区道县永祥铺区区长袁甫礼组织基干民兵120人开誓师大会，动员要杀尽本区四类分子，三天杀了569人；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长关有志，指挥带领民兵杀害207人；下蒋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妻子漂亮，1967年8月26日，杀死陈高肖后，造舆论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呢！”他组织12名民兵“开大锅饭”轮奸了陈高肖的妻子。因此女是贫农女儿没有杀她，为她“落实党的政策”，把她抬到老贫农陈月高家，强迫她嫁老光棍，当晚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辛子陵著；《红太阳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文革”结束后，我厂的《万水千山》摄制组到延庆黑山寨公社拍外景，当地人以为我们是中央来的调查组，向我们反映：“文革”初期，一天夜里全公社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都被活埋了！
北京市郊区，一个老奶奶抱着孙子一起被推进坑内被活埋时，不懂事的小孙子︰“奶奶，我的眼睛进土了，很难受。”奶奶︰“孩子！等会就好了！”（2007年5月27日，凤凰电视台《世界论中国》杨锦麟）
描写一个人的死是悲剧；笼统地说一百万人被杀害只是一个概念化的数字。在“文革”中，每个家庭的苦难与死亡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
成批活埋中国老百姓的罪恶，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中曾经干过，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市远郊区也发生这样惨案多起。
又如，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下脔割支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野蛮暴行。仅在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6人，割生殖器的13人。（文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我夫人的姨父黄雨声，是北京市宣武区虎访桥小学校长，57年右派，文革初入狱，后期押送回原藉，自缢而死。我夫人大舅张容寿就因为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死。三嫂表弟媳黄佳馨，北京市女一中校长、党支部书记，文革中自杀。我的同事，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丁善发的岳父孙琢良和他妻子同时被红卫兵打死，孙琢良是北京王府井大街“明明眼镜公司”高级技师。
著名作家老舍、邓拓、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言慧珠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受不了这样人格侮辱，在“文革”初期自杀而死。
在红卫兵抄家破四旧高潮中，光是北京市就有九万多人被扫地出门，轰回农村老家，许多人到农村后就被当地农民活活打死或自杀。
毛泽东这个迫害狂对这些野蛮、残忍、没有人性的行为，带有煽动性地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
有许多家庭全家或夫妇双双死于“文革”︰
萧光琰1920年出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妻子甄素辉是孙中山秘书的女儿。萧光琰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搞科研工作，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建国初，广招人才，萧光琰夫妇响应号召回归，为新中国服务。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怀疑萧光琰是美国派遣回来的特务；57年反右当然也少不了他，原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了解萧光琰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萧、白两家一直关系很好，在白介夫的保护下，萧光琰渡过了多次政治运动关。
文化大革命中，白介夫自身难保，萧光琰首当其冲被迫害致死，他夫人甄素辉和他们14岁的女儿萧洛洛一起服毒自杀。几天后，当人们发现母女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相抱，已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2005年7期《炎黄春秋》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海瑞罢官》作者吴唅，夫人袁震和小女儿三人被迫害死亡。
翻译家傅雷夫妇同时自缢而死。
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著名诗人闻捷和夫人杜梅芳，同时自杀；
著名摄影记者，《开国大典》拍摄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在“文革”初期
双双自杀而死。武汉大学刘绶松，著名文史学家教授，与夫人双双上吊自杀；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系主任、指挥家杨家仁与他的妻子程卓茹副教授二人同时自杀……这样的家庭悲剧，在毛泽东时代成千上万。（《“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作者︰赵淮青，《炎黄春秋》2000年1期）
当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各级党委和公、检、法被砸烂后，红卫兵作为杀人，制造混乱的工具已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毛泽东提出：“是红卫兵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强迫红卫兵上山下乡，美其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此，天真的娃娃们才明白，被毛泽东当枪使上当受骗了。
毛泽东鼓动红卫兵和青年造反，但是，他对那些头脑清醒，能独立思考，善于辨别是非的的杰出青年是恨之入骨的。对他（她）们的镇压，比对真正敌人更狠毒。有些人因为对文化大革命有疑意，为彭德怀刘少奇鸣不平，被以“现行犯革命恶毒攻击罪”，处以极刑：枪毙张志新前，怕她呼口号，割断了喉管；枪毙大学生王申酉前，用竹签子穿舌头；枪毙林昭后向她母亲收子弹费；李九莲被枪毙后，家人不敢去收尸，曝尸荒野，被流氓割去乳房和阴部；枪毙钟海源（李九莲的女教师）、黎莲前活体取肾。李九莲、黎莲是女中学生，被杀害时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摩罗著《自由的歌谣》）
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江青多次来厂干预、指挥八一厂的运动，她在全厂大会上，像泼妇一样骂著名导演严寄洲是“王八蛋导演”，并从中南海的8341警卫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战士充实到各个基层部门指导运动，所谓“掺沙子”加强领导。
全厂有200多领导干部、电影艺术家、技术骨干被以各种罪名分别关进“黑楼”（私设的牢狱）、“牛棚”和在中队（科、室、车间）实行三级专政。除了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侮辱人格的非法手段外，八一厂的造反派还利用制片厂特殊设备，私设监狱，进行残无人道的拷打审讯逼供。
八一厂拍摄的《怒潮》是写湖南平江农民起义的优秀故事片，却被认为是歌颂彭德怀的，编剧郑洪、导演史文帜、作曲巩志伟均被关进“牛棚”专政。郑洪被迫自杀。批斗导演史文帜时，他的眼楮被打伤，胳臂被打骨折；批斗著名演员王晓棠时，她的脸被打肿，还往她的身上抹桃毛；连三四岁的小女孩也被批斗，逼供信。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厂有三位导演、一位编剧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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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批斗专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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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千秋功罪，能不能与毛泽东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由于邓小平千方百计地掩盖、保护毛泽东的罪恶，毛派分子非常嚣张，公开宣称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推翻现政权，为“四人帮”平反。
据内参披露，目前，社会上活跃着一股极端的政治势力，内参称“另类”毛派，之所以称“另类”是想与体制内的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派区分开。
因为，体制内毛派和“另类”毛派都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有共性，你说我假，我说你假，纠缠不清。
“另类”毛派组织全国有58个，成员3000到4000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个，他们以推翻现政权为活动目标，称现政权是假共产党政权，他们政治纲领和口号是︰打倒邓小平，为“四人帮”平反，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推翻现政权。
因为“另类”毛派拉着毛泽东这面大旗当虎皮，对于没有经过“文革”浩劫的青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党中央虽然想取缔，由于都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意识形态上纠缠在一起，态度暧昧，难以下手，还没有把这些明目张胆反动组织的领军人物，绳之以法。
2005年4月16日，李成瑞等73人上书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企图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并在网上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的毛泽东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
2005年9月10日，极左派在天津集会举办“缅怀主席，革命不息”大会，领军人物，部队作家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并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中宣部虽然派观察员参加大会，却不敢制止。为了壮威制造声势，会议主持人大放《造反有理》语录歌。
像这样的集会在北京、昆明、郑州、延安等城市都召开过，与会者情绪激动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
一个叫马宾的部级干部给中央写信，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改革开放，不抓阶级斗争，污染了毛泽东创建的共产主义天堂。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在网上炒作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平反……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们指控现政权推行“五假”路线—假人民政权、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假马克思主义、假科学发展观。
从政治纲领和口号看，“另类”毛派是货真价实的毛派。对“另类”毛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当务之急，是全面评价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人民，才能拨开被蒙蔽者心中的迷雾，使极左派政治上孤立，没有毛泽东这根稻草可捞。
党中央越软弱，极左派越嚣张。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在“另类”毛派向党中央进攻之际，民间出现“零八宪章”建议。要求落实包括宪政在内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博爱，平等，人道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涵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在内的普世价值持肯定态度。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公正、平等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普世价值观无非就是引导教化人们，以人为本比以其它为本好。
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自由比奴役好；民主比专制好；法治比人治好；普选比终身制好；平等比特权好；尊重比歧视好；和谐比斗争好；仁爱比冷漠好；多彩比单调好；这一切美好的愿望，是全世界人民追求的真谛。
《零八宪章》凝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识，得到海内外开明人士的签名支持。但是，起草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博士被捕并判了11年刑。
吴邦国委员长却公开宣布︰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搞多党轮流制。
自由、民主、人权、博爱、平等、人道主义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财富，我国不执行没有道理，不能把这些文明成果说成是“西方那一套”；吴邦国作为国家领导人，过于愚昧无知，世界上没有“多党轮流制”，民主国家由哪个党执政，是通过民主普选产生的。普选产生的政权比一党专政进步。
中国主流媒体对普世价值的声讨越来越升温，不仅一些著名学者口诛笔伐，连一些权势显赫的政要也纷纷出马，公开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普世价值观挑战。
2008年6月16日，被称为“反伪科学斗士”的司马南在《经济观察报》题为《普世价值很像神话》的访谈中批判“普世价值传销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以我多年与骗子打交道的职业眼光看，普世价值传销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大大甚过图财害命的神功大师”︰“普世价值是和平演变的毒药”。像他这样攻击普世价值的文章还有︰
8月29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9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9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
吴邦国的讲话︰“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搞多党轮流制”的声明，也是针对普世价值的。
此外，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长陈奎元；副院长侯惠勤；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徐天亮。他们都认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自由、民主、人权、公正、平等、人道主义是封资修产物，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改革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天城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批判普世价值阵营公开宣称温家宝总理是“赵紫阳集团”新领袖。张德勤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凶恶的敌人》。
只有重新评价毛泽东，把他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向人民讲清楚，从根本上揭穿毛泽东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画皮，改革派才有话语权。
不批毛，改革开放永远没有话语权；不批毛，中国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不批毛，台湾和大陆除非动用武力不可能统一；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死路一条。
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千秋功罪，是端正党风，深化改革不可逾越的政治大事。毛泽东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迟早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越早越主动。全党，全国人民都希望早日实现邓小平同志的遗嘱。全面评价毛泽东是时候了。
2010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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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樺：還卜琴父以美麗！
作者： 林 淵 更新於︰2012-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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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樺喊出：還中國以真實，還卜琴父以美麗 |
金鐘按：我在本刊二〇〇九年十月號《春城往事》中曾提到這件慘案，但不知其詳。感謝王雲龍導演不辭辛勞，終於將這野獸般的暴行公諸於世。「還中國以真實，還卜琴父以美麗」！文革魔影迄今未散，中國還有多少林昭、張志新、卜琴父的冤魂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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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軍區文工團演員卜琴父 |
導演王雲龍花了近十年時間走訪眾多知情人士，遇到不少拒絕迴避，甚至質疑，一度心灰意冷，但曾與卜琴父一起工作的著名作家白樺接受他訪問時喊出：「還中國以真實，還卜琴父以美麗」，使王雲龍深受鼓舞，決心為歷史留下見證，這宗被中共掩埋四十多年的血腥荒謬事件終能漸見天日。
昆明軍區女演員公開反對文革
卜琴父原名卜莘雲，湖南醴陵人，一九三一年生於農村，父親早逝，有一姐一弟。據其弟稱，卜性格剛烈，有正義感，少時已有小鋼炮之稱，日軍入村時曾擋在敵人軍刀前捨身救母，使日軍感動得下不了手。十八歲時曾在國民黨文工團的演劇隊工作過兩個月，後轉投中共賀龍的部隊，輾轉成為昆明軍區文工團的話劇團演員，丈夫是原籍廣東的馬漢昌，為昆明軍區歌舞團的首席大提琴手。導演王雲龍於一九五九年以十六歲之齡報考昆明軍區文工團當學員時，遇上時任文工團教員的卜琴父。卜的親切熱誠，及經常激勵學生奮發向上，令王雲龍留下深刻印象。
卜琴父在演技歌唱各方面都表現出色，唯因身形嬌小，無法在劇中擔任主要角色，但她依然敬業樂業，認真做好每個角色，又樂於助人，多次被文工團評為「三好團員」，曾與她共事的人都對她讚口不絕。現年八十歲的白樺在五十年代曾在昆明軍區和總政治部創作室任創作員，他形容卜琴父為人單純正直，正因如此，才不知避險而犯險惹禍。
文革爆發後，卜琴父於一九六六年九月被捕，不久送入精神病院，昆明軍區直屬軍事法院在六八年以反革命罪，判處卜琴父有期徒刑十五年，開除軍籍，投入當地監獄。據悉因卜對文革十分反感，公然寫大字報指責中央政策失誤，反對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反對改組北京市委，為吳、楊獻珍和周揚鳴不平，又指姚文元是自動跳出來的反面教員，她還到話劇團專門張貼大字報的大禮堂，動手撕毀「革命群眾」的「革命大字報」，甚至揚言要把大字報房燒毀。
同期因反革命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昆明軍區文工團女團員還有當時團中的名演員鍾耀美和趙彥，二人飽受折磨，最終熬過文革的黑暗歲月。現時她們已年近九十，雖然往事不堪回首，仍勇敢地面對王雲龍的鏡頭，痛陳當時精神病院和監獄內的種種不人道慘況，包括脫光女犯人的衣服來羞辱她們、吊在樹上毒打、強迫犯人吞下令人神志不清的藥物、只供應報紙給女犯人當衛生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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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導演王雲龍及太太韓翊 |
可是，卜琴父無法像她們一樣，還能親述自己在精神病院的可怕經歷。雲南省公檢法軍管會於一九七零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卜琴父死刑，終年三十九歲。
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和軍管會當年的聯合公報指：卜琴父，反動地主家庭出身，國民黨演劇隊隊員……猖狂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獄中大唱國民黨反動軍歌，氣焰特別囂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曾在大街遠處目睹卜琴父被押往刑場的王雲龍記得，當時卜的口中塞著滴著血的毛巾，他頓感震撼萬分。近年他多番追查，找到宣判大會上的工作人員，才知道卜琴父當年被拉進宣判會場時，最初還不清楚大難臨頭。當她知道自己快被槍決，就叫嚷起來，很快便有人衝上去捂住她的嘴，她拼命掙扎，有人指示士兵用手中的槍刺直捅她的嘴巴，絞斷她的舌頭，頓時，鮮血直冒，慘不忍睹，但卜仍在叫喊，有人就找來鐵絲勒住她的嘴，又有人找來一條白毛巾塞進她嘴裡，斷絕了她的聲音。那條毛巾很快就被鮮血浸透，她的頭則被死死地按在地上，宣判大會才得以順利進行。
直到一九八零年五月，卜琴父才得到平反，昆明軍區軍事法院宣告她無罪，恢復軍籍。可是她的遺屬僅收到一張「因公死亡」通知書。卜的獨子馬渝那年正在四川音樂學院唸書，他表示：「話劇團的人把關於撫恤金的文件拿給我，我一看寫著『因公死亡』，沒有寫『烈士』，也沒有『烈士證明書』，我就不簽字。」
之後，卜的遺屬，包括在她被捕不久便跟她離婚的丈夫馬漢昌，多次向文工團申訴，指卜琴父的事蹟較張志新的表現還站得高，應該追封烈士，並宣傳其事蹟，可是被昆明軍區政治部拒絕。一直想為母親討回公道的馬渝無奈地說：「軍區黨委一級、政治部黨委一級都沒有人幫著說話。張志新後台硬，有人說話才受到重視。母親明明是被槍決的，怎麼現在連怎樣死的都沒交待！實在太黑了！」
蘇策、高音譴責文革六四的鎮壓
一九八七年因大裁軍而轉業到電視台工作的王雲龍，一直對卜琴父的慘死難以釋懷，進而深刻反思整個國家社會的命運。他和妻同心協力，克服不少困難才完成的紀錄片《還卜琴父以美麗》，除了披露了鮮為人知的卜琴父慘案，還令筆者大感意外的是，結尾時訪問的兩位老人竟從文革談到六四事件。
曾被劃為右派，在文革中又被投入監獄八年的知名紅軍作家蘇策表示，歷史是繞不過去的，但現階段還不是適當時候設立一個文革紀念館，因為共產黨仍在一黨專制，即使有個這樣的紀念館，肯定內容都是由共產黨操控。另外文革要設紀念館就會引發其他問題，那中共建政以來歷次害人無數的政治運動，以至六四事件，又要不要也設紀念館呢？六四是鄧小平下令開槍的，共產黨會否承認這個責任？
另一位老人是曾與卜琴父同事的文工團小提琴手兼政治指導員高音，他帶點激動地說：六四槍聲一響，自己才徹底醒悟過來，這個黨已經不是我年青時候所追求的黨，它不再值得我尊重，所以六四之後，就決定退黨！
這是大陸紀錄片罕見地直接展現有關六四事件的言論，而且蘇策、高音二人還是體制內的退休幹部。王雲龍曾詢問高音要否刪掉退黨的言論，高音卻說讓越多人知道越好，自己已活得差不多了！
更特別的是，此片去年十月參加在南京大學舉行的民間活動第八屆中國獨立影像展，獲評為十佳紀錄片之一，今年四月又在廣州的獨立影像活動放映了兩場。可說是大陸民間紀錄片的一次大膽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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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轶东：七千人大会后的毛泽东和18大之后的中共
來源:電子郵件 20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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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
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新世纪特稿2012年12月7日】中共18大一个星期的戏唱完了。胡温毕竟成功地当上了“万历”，把亡国之君“崇祯”的龙椅甩给习近平了。胡温暂时还不便于到国外去当“寓公”，但他们就得赶紧去抱一抱那即将被送往国外的孙儿孙女了。
但是中共就能这麽消停地过下去吗？18大之后的中国大陆已进入“不确定状态”。中共自己表示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那就是要走死路了。但是中共将在何时和如何死呢？国内外许多人已开始为它“算命”了。这个“命”怎麽“算”才比较准呢？
毛泽东有一句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话现在太有用了：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63年里，曾经也有过一个“不确定状态”的时期。这就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到同年9月末中共8届10中全会之间的半年多时间里。正是这半年里的事态发展，决定了后来14年中许多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吧：三年大饥荒刚结束。早在1960年末的11月3日，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即下令停止大跃进。在整个1961年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一线中央”（所谓“一线中央”和“二线中央”是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搞出的玩艺儿）又重新走到了前台，开始逐步扭转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的那些胡作非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了。
加之在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召开了苏共22大。苏共22大不仅通过了新党纲，而且搞了一个猛烈的“三反”（反斯大林，反莫洛托夫等的反党集团和反坚持个人迷信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背后的中共）。这一下对毛泽东的冲击是非常厉害的了。
中共如何应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呢？这时中共采取一切行动的主动权是在“一线中央”手中。而且根据八大通过的中共党章，中共的代表大会5年召开一次（党中央无权提前或延期）。更有意思的是，八大党章有一条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共可以选举一名党的“名誉主席”。谁有资格当这名誉主席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和蒙哥马利谈话时就对这“名誉主席”一职耿耿于怀。既然这时“一线中央”已经掌握了制定政策的主动权，他们就可以当机立断：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完全废除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政策，直至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名誉主席。如真这样作，中国人民后来14年（1962—1976年）的灾难或许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一线中央”的人们是缺乏魄力的。他们先不是根据八大党章在1961年末（那怕是1961年12月31日晚开幕），而是在1962年初召开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七千人大会”。这个“七千人大会”在党章上没有任何地位规定，它也无权作出任何对于党有约束力的决议。它只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毛泽东则说是“两干一稀，全是放屁”）。虽然如此，刘少奇在大会上所说的大跃进灾难是来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毕竟取得了与会者们的共识。这就否定了毛泽东“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说法。虽然毛泽东和林彪在会议后期表演了一个双簧，表明“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但那已不是大会的主流了。
“一线中央”（毛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二线中央”（毛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式较量时期是“七千人大会”闭幕到1962年9月末中共中央8届10中全会召开的这几个月内。在这段时间里，中共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格局是：“一线中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获得了几乎全部调整国民经济的权力。而致命的则是毛泽东仍拥有最后的裁定权。“一线中央”开过什麽“西楼会议”，“广州会议”和搞过甄别右派等等，力图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刘少奇甚至对毛泽东说过：“人吃人，要上书的！”因此这时“一线中央”从总体上是处于优势，而毛泽东则处于劣势的。但是只要“一线中央”不借七千人大会的东风趁胜追击，开党的代表大会选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开中央全会选出，代表大会追认也可嘛！），剥夺他的最后裁定权，则一切调整都是保不住的。
人们或许可以说：虽然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处于劣势，但是兵权在林彪手里，“一线中央”不敢轻举妄动呀！然而人们也应知道，这时离1959年庐山会议不过三年，林彪掌握的只是所谓“四野”部队，而一，二，三野部队他并没有控制住。何况军队中彭德怀余党都清除干净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因素：1962年8月，因为据说台湾国军要进攻大陆，赫鲁晓夫表示“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这就是说如果这时“一线中央”及时把毛泽东抬上“名誉主席”（不用像苏共批判斯大林那样批判他），就能马上得到苏共的支持，赫鲁晓夫甚至会致电毛泽东“祝贺”他当选“中共名誉主席”哩！这样，1962年9月份以后的中国和中共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中国人民有可能免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了。
但历史事实是残酷的：1962年9月末，善于把握战机的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10中全会（其实根据党章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已过了），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时起，中国人民的灾难（包括“一线中央”那些人的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说了半天1962年的事，那和今天2012年中国大陆的形式有什麽相似呢？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和2012年中共18大之后的中国的共同点都是全国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个“不确定状态”的基本情况则是这时存在着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是两个“中共中央”之间的博弈，而在当前中共18大之后则是世界民主大潮（普世价值）和中共一党专政制度（即它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博弈。
那麽有人会说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半年多里，毛泽东虽然暂时处于劣势，但是他毕竟反败为胜了。那麽今天的中共就不会“反败为胜”吗？
记得有一位哲学家（可能是黑格尔，但马克思也引用过这句话）说过：相似的历史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悲剧出现，而第二次则是以喜剧出现的。根据这一历史规律，中国的民主就大有希望了。的确，1962年时和2012年在中国大陆上的“两种力量博弈”是大有不同的：在1962年时，只是两个“中共中央”之间的“暗斗”，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中共党员都毫不知情。加以毛泽东虽权威受到冲击，但并未根本动摇。老谋深算的他击败毫无胆略的刘少奇等人是有机可乘的。但是今天呢？世界民主大潮汹涌澎湃，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13亿人民（包括普通党员和军警）正在加速觉醒。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抱残守缺，在世界上像是一个即将被涨潮淹没的孤岛。加之，中南海那“七头蒜”中哪一头有毛泽东那样的胆量呢？对他们乃至对中共还寄希望岂不是瞎扯蛋吗？
又有人会说：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中共的手中还有军队呀！有枪呀！是的，你记不记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发生过什麽武汉的“陈再道事件”，“杨余付事件”，最后那个“跟毛泽东”最紧，“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副统帅”还是坐飞机跑了。你不要只看见今天军队喊“坚决拥护党中央”喊得震天响，武昌起义一个团就弄的全国响应了。
当然这不是说，民主一方对专制政权的最后挣扎就可以放心大意了。要记住：垂死狮子的最后反扑的确是非常猛烈伤人的。中共警方不是放言说：一旦中共政权有崩溃危险时，他们就一夜活埋在册的大约200多名大陆异议人士吗？民主一方的斗争原则始终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消灭，打击对方，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最后有人要问：1962年时“不确定状态”延续了半年。那麽现在的“不确定状态”会延续多久呢？我是不相信什麽等到习近平的第二任期（2017--2022年）民主才开始到来的迷幻药的。就拿今年来说，如本文发表于12月15日，还有15天嘛！要知道，苏联的解体正是发生在1991年年底，即那一年的最后几天的。我的意思是：从现在起，中国哪一天都可能发生大事件，哪一天都可能结束“不确定状态”的。
本文作者总喜欢搞一点“以毛攻毛”（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用一句毛泽东诗词来激励一切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2012年12月1日与美国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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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系列】
林辉：中共输出红色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2012年12月13日讯】 中共自其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其杀人的历史，尤其在其1949年建政后，屠戮了众多无辜的中国人，而且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受到过其迫害。迄今为止，约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
中共掌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其输出对像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根据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红教授2006年撰写的《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中共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
据该文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后，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据悉，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及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上了毛语录和毛画像。根据新华社的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共在很多邻国设立的华侨组织、友协和华侨学校，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为“革命者”。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推翻本国政权。具体包括：
一、支持在东南亚国家发动武装革命。这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中共不仅从金钱等物质上给予支持，而且提供武器、军事指导、广播电台等。
比如，中共曾给马来西亚共产党大量资金，让其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广播。
在新加坡，中共利用东南亚华裔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故此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其后在1963年的选举中新共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新共随之走上了暴力之路，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并参加了马共控制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也因此被李光耀政府镇压。
对于一直与中共友好的泰国和缅甸政府，中共也没有放弃输出革命。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多次要求老挝共产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并声称“一定要打到泰国去”。毛还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就能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而中共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定，承诺中共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还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
在菲律宾，中共通过提供军火等帮助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国受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被其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
在印尼，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总统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了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但最终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1965年被镇压，据估计有25万至300万党员、左派份子甚至是普通华人被杀，其中包括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其结果是印尼共产党一蹶不振，大批华人逃往中国，幸存的华人则被迫归化印尼国籍，放弃原有中文姓氏，在多方面受到种族歧视至今。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却十分高兴，认为这样印尼共产党只能“上山”搞武装斗争了。
中共输出革命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可以说，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他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照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的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据王贤根撰写的《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二、支持南亚国家的暴力革命。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和斯里兰卡。
印共在60年代中期发生过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马祖达为首，称“印共（马列）”。马祖达完全按照毛的暴力革命那一套，并模仿毛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印度一些地区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该运动被称为“那夏里特运动”，其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时期却被中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1967年7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那夏里特运动”翻译成本国文字，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那夏里特运动”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加尔各答的学生造反从砸毁塑像开始。学生们就像那夏里特运动在农村砍下受害者的四肢和头颅一样，把很多塑像的头砍下来，一时马路上乱滚着很多这样残缺的塑像肢体和头颅。印度政府不得不在甘地的塑像前设置了24小时的警卫。此后，学生们开始袭击学校负责人，损毁文件，破坏校园秩序，焚烧书店和书籍等。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斯里兰卡（1972年以前叫锡兰）是中共长期的友好国家。因为斯里兰卡是个佛教国家，政治上保留了君主制，经济上是大地产制（茶园和橡胶园），又曾经是殖民地，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十分密切。不过，在文革期间，斯里兰卡依旧成为了毛主义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1971年，受毛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并扬言这是呼应中国的“文革”，斯里兰卡无产阶级要坚决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打下首都科伦坡，推翻现政权。1972年，斯里兰卡再度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无证据表明中共支持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三、向拉丁美洲国家输出毛式“革命”。在拉美，毛派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武装暴力斗争。
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思想。回国后他成立了名为“光辉道路”的暴力组织。该组织不择手段，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因为“光辉道路”认为，这些人都是为现政权服务的。“光辉道路”还把一些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农民的手指砍掉。他们毁坏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公共汽车、电站、邮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机构等的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此外，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
四、向非洲输出毛式“革命”。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关联，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西方媒体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不过，受历史等原因所限，毛式革命在非洲并没有如火如荼地展开。
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以及红色革命而和中共发生了外交纠纷。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遗祸却并未肃清。目前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就自命为毛主义，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也被国际舆论称为“毛主义叛乱”（泰米尔组织帮助训练了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尽管他们并非由中共支持。
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伴随的还有巨额资金的付出、大片领土馈赠给邻国。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这样一个为祸中国、为祸世界的政党，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吗？
中港台时间: 2012-12-13 04:46:16 A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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